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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很清楚，近在咫尺的卸磨杀驴行为换了谁都得心寒。郭药师并不是孔门弟子，凭什么要求他像后来的武穆王一样？这个指责没道理。郭药师降金，被重新任命为幽州城防司令，另外赐给他金牌、完颜氏的姓氏。这些待遇远远超过了宋、辽两国曾经给他的好处，让他这一次的投降加倍的舒适愉快心情大好。于是，他进一步有了新的表示。他建议完颜宗望大胆穿插，根本不必去管宋朝河东的精兵，一来有完颜宗翰的西路军去牵制，二来宋朝的军队和官场一样烂熟了，从来只顾自己死活，绝不理会旁边的安危。当此时，应该全速渡过黄河，过河之后一马平川，都是金军骑兵的天下。这是郭药师当了三年宋朝将军积累下来的业务知识，每一点都戳中了宋朝的软肋。当然，河东那边儿最精彩的事他是料不到的，别说是他，宋、金两方面都被震撼了。义胜军叛变了。叛变成了流行词，不仅降军复叛，连宋朝本国的军队也争先恐后地倒了过去。义胜军是宋朝得到燕云区域之后就地招募的一批民兵，大约有十几万人，参与河东的军事布防。宋朝从内地拨款养他们，这期间难免压缩了河东正规军的军费。时间一长，正规军愤怒了，生活质量全面下降，民兵抢了正规军的饭碗！一怒之下，难免骂街，各种威胁式的垃圾话喷了出去。义胜军听见了。他们不是宋朝内地的居民，是刚刚接收的原辽籍汉人，归属感本就不强，面对可能的危险，这帮人直接选择了叛变。金兵的西路军两天之内连下朔、代两州，全是义胜军内部搞鬼，朔州是他们在战事正酣时打开了城门，代州更直接，他们把守城的将军给绑了，送到完颜宗翰的面前！西线是这种局面，就算河东军想支援河北也做不到，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完颜宗望直扑黄河。而在黄河之前，宋朝还有几座河北路的军事重镇。保州（今河北保定）、中山府（今河北定县）、北京大名府等，它们是最后的屏障。当战火烧到保州城附近时，消息终于传进了赵佶的耳朵里。这是个奇迹吧，局势已经到了当年澶渊大战的程度了，宋朝的皇帝居然才刚刚知道！之所以会这样，一来是到了年底，每年的郊礼在即，每个官都盼着大红包呢，谁拿烦心事去恶心皇上？二来是赵佶本人曾经下过御笔，谁也不许“妄言边事”，破坏大好局面。于是，谁都憋着，下边的告急求救信堆成了山，也坚持不去打扰皇上……这时问题捂不住了，一下子让宋朝全体上下都跳了起来。每当读史看到这一段，我都忍不住欢呼。好，实在太好了，这是二十年以来最大快人心的事，这是战报，是噩耗，是不醒的梦魇的开始，但也是让人振奋的喜讯！看看下面一连串发生的事，相信每一个正常心理的人都会笑得很开心。先是赵佶被吓傻了。这个顶级的公子哥继方腊起义事件之后，不得不下了罪己诏，把自己犯过的错一一历数，记忆力空前好，哪件也没落下。接着，他把花石纲、应奉局等一大堆的混账衙门统统关闭，把骗来抢来的地契还给百姓。这些做完了，他派出使者去向金国求和。陕西转运判官李邺带着万两黄金上了路。几天之后回来，金子不见了，求和被拒绝，问他都见到了什么，这人的回答很好玩。他一定是个新物种，受到极大的惊吓之后居然文采大发，这样说：“金军人如虎，马如龙，上山如猿，入水如獭，其势如泰山，中国如累卵。”赵佶更害怕了，这直接导致了狂欢的开始。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段里，之前所有不可一世的大臣权贵豪强们，如蔡京、童贯、梁师成、王黼、朱冲、朱勔等人都原形毕露，他们是什么，都只是些在体制内部作威作福狐假虎威的废物！第十九章靖康最先倒台的是蔡京。恐惧是最好的清醒剂，赵佶惶惶不可终日，回想前尘，他一下子想到了谁是始作俑者。蔡爱卿……没有你，哪有今天？他派人去蔡京家，勒令蔡京写辞职报告，从此退出官场，不许在体制内生存。这就是赵佶所能想到的最凶狠的报复了，他仍然没想过要杀人，哪怕是罢官，也准许蔡京自己辞职。而且，他派去的人很有趣，一个是童贯，另一个居然是蔡京的长子蔡攸。蔡氏父子真是对活宝，老爹倒霉，儿子居然要亲眼见证。更好玩的是双方见面的时候，童贯说明了来意，蔡京就哭了，这时他七十九周岁了，白发苍苍老眼昏花，觉得自己特别的委屈。他哭着对童贯说：“皇上怎么就不允许我再过几年好日子呢，这一定是有人在诬告我。”童贯板起了铁脸，吐出来三个字，“不知也。”到这地步了，蔡京仍然不死心，他继续哭，对两位钦差大臣说：“……我忠心耿耿，二公要为我说句公道话啊。”话一出口，周围一片笑声。蔡攸是他儿子，居然被尊称为“公”。蔡京从此退出了官场，其他的人还在观望中，突然间传来了一个消息，把一切的侥幸心都狠狠地摔得粉碎。北方前线传来最新战报，金军在保州、中山府遇到顽强抵抗，无法攻破，完颜宗望当机立断不再纠缠，率领金军绕过了这一带，直奔黄河北岸。计算路程，只需十天，就会杀到开封城下！十天……开封城一下子全都乱了，每个人都跳了起来，寻找各自的生路。富商们、百姓们、部分官员们紧急租车雇船南逃，做皇帝的也想到了这一招。赵佶想逃，不是那么简单，怎么逃、逃向哪里，开封城是不是不要了，留下谁守城看家连带着阻挡金军当盾牌，这些都要考虑到。区区十天之内，这些都得做完。赵佶想到了大儿子赵桓。赵桓，生于公元1100年，这一年二十六岁。看资料，他是幸运的，同时也是悲哀的。说幸运，他是宋朝自宋仁宗之后唯一确立的皇太子。除他以外，英宗、神宗、哲宗、徽宗，哪一个都是上一届死了，临时竞争上岗的。说悲哀，在荣耀的背后，他没有半点的幸福。首先，他的妈妈去世太早了。他的生母王皇后，是赵佶的第一任太太，他能荣膺皇太子大位，也是子以母贵。但可惜的是，王皇后死得太早，年仅二十五岁就走了，留下他孤零零地活在皇宫里。那一年，赵桓年仅九岁。悲剧开始了，赵佶有了第二个皇后郑氏，郑氏也生了皇子，叫赵楷。赵楷被封为郓王，迅速成为父亲最宠爱的儿子，爱的程度达到把祖宗家法都改了。宋朝规定，“宗室不领职事”，永远只吃白饭，赵楷却当上了提举城皇司，不限早晚，随时出入大内。明眼人都看出来了，赵楷总有一天会取代大哥，当上宋朝皇帝。这也是林灵素敢在皇宫里骑着青牛跟赵桓抢道的原因。这样长大的皇太子，是非常合适的替死鬼嘛。赵佶思前想后，慎重考虑，决定迅速把赵桓推上前台，由他去当肉盾，自己带着郑皇后、郓王远逃江南。赵佶下令，任命皇太子兼职开封牧。这个任命下达之后，他要逃跑的事就再也捂不住了，京官们都活动了起来，上至宰相下至门吏都回家打包收衣服，好跟着皇上一起跑路。当此时，却有一个人逆着人流，走进了皇宫。泱泱大国，无论人才凋零到何种地步，总会留存着一丝火种，去照亮民族前途的。这人是给事中、权直学士院兼侍读吴敏。他对赵佶说，逃跑是可以的，但事情要做好。开封是京城，不仅是社稷宗庙所在，更有百万子民的生命，无论如何要处理完善。你想让皇太子留守是吧，那就得给出相应的名分。有皇帝在，皇太子命令不了军队；只是开封牧，没法号召全国支援京城。为今之计，最起码的权限是监国，最好的位置是皇帝。也就是说，吴敏要赵佶禅让皇位，从此滚下神坛。并且他着重强调了一下时间，仅有十天，金军就会杀到开封城下，那么皇位的交接必须要快，三天之内必须解决，不然新皇帝没有时间收拾烂摊子。赵佶一切同意，当天他们两人谈了很久，把之后需要做的事都想到了，包括退位的理由。必须要有突然性，还得很合理。于是，只有一个理由了——病倒。宋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宋朝君臣聚在一起开会，赵佶突然间拉住了蔡攸的手，哭着说了一句话：“朕平日性刚，不意金人竟如此猖獗！”说完，他立即昏迷，从床上翻到地下。皇宫大乱，御医瞬间赶到。抢救了好一会儿，他醒了，发现右半边身体失去知觉无法动弹。御医确诊，他中风了。这样的身体明显没法再继续皇帝的工作，他看了看左右，所有的宰执都在场，可没人敢说话。这时，他提起了左手，以笔代言，说他“已无半边身也，如何了得大事”，只有皇太子立即继位，他以“教主道君”的身份退隐龙德宫，从此不管世间事，国家才有转机。于是，赵桓出场。这是个标准的突然袭击，事前赵桓一点消息都没有得到，突然间被告知老爹昏倒了，病得很重，他一步三跌地跑了过来，没有缓过神来，突然间又被告知你现在是皇帝了！赵桓蒙了，凭着本能，他极力拒绝。搞什么，从来没给过好脸，一下子把皇位扔了过来……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他拒绝，赵佶强迫。父子俩在病床前讨论了一下什么才是“孝”。父亲写：“汝不受则不孝矣。”儿子说：“臣若受之，则不孝矣。”关键时刻，皇后也出现了，说：“官家老矣，吾夫妇欲以身托汝也。”老……赵佶是很老，他今年都老到四十三岁了！不管怎么说，赵桓就是不当这个皇帝。赵佶火了，给脸不要是吧，拉出去。几个内侍一拥而上，架起赵桓就走，目标福宁殿，大臣们在那儿等很久了，到了就即位。赵桓玩了命地挣扎，根本无效，没人把他当什么新皇帝，他激动过度昏了过去，也没用。昏了吧，让他自己醒过来。醒了吧，架起来再走，目标福宁殿。赵桓就是这样被架到了文武百官的面前，再经历了拒绝、强迫、就范，才当上了宋朝的第九位皇帝。这些事情都发生在二十三日当天。赵桓当上了皇帝，向四周看了一下，谁是员工呢？员工们都很忙，要去龙德宫向道君教主请安，要陪护，要安慰，很久之后才会顺道去福宁殿看一眼新皇帝。看完，基本就可以散了。赵桓发现没人帮他办公！就连一直为他的上位奔前忙后的吴敏都不见了，这位给事中先生起草禅位诏书时曾被问过，以后是跟着新皇帝混，还是跟老皇帝走？吴敏很愤怒，说他建议立新皇帝不是为了自己的前程，是为了老皇帝的出路、整个国家的安危，如果就势跟了新皇帝，那么当初的动机是不是很龌龊？你们现在问我这个，是不是更龌龊？于是，没人问他了。赵桓差点又哭出来，这不真成了替死鬼肉盾牌吗？闲得心慌，就手翻了一下这些天的应对措施，他突然间吓得魂不附体，死去活来。他看见有这么一条，全京师的禁军精锐都派出去了，到黄河岸边的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南）驻守。……想在那儿顶住金军吗？北宋京城里的禁军是开封城最后的依仗，这种时刻居然派了出去，想和金军来场野战对决吗？如果挡不住的话，偌大的京城由谁来守卫？何况看一下领军的人物，是内侍、威武军节度使梁方平，一个太监。这都是什么人出的昏招。宋朝到了这种时刻，居然是这种局面，纵然秦皇汉武复生又能怎样，难道能自己挽袖子亲自上阵吗？手边总得有人才能去办事。这个人是存在的，由于种种原因，之前他一直隐身在别人的身后做事。直到这时，才由那个“别人”推出来。吴敏，他想了想，在走之前又转回身告诉新皇帝，他之所以那么坚定地提出皇帝内禅，是一个人的提醒。那人名叫李纲。李纲，字伯纪，生于公元1083年，祖籍福建邵武人。在公元1112年时他考中了进士，工作了五年之后，当上了监察御史兼权殿中侍御史。这个官很不小，能站在金殿上给国家挑错了。于是，李纲的人生开始坐电梯。这个人秉性刚烈疾恶如仇，看不惯的事太多了，而当时六贼当朝，除了没法看的事之外，根本没别的事。李纲向恶势力宣战……李纲被恶势力下放。他成了一个闲散小官——起居郎。被重创的李纲没有沉沦，当起居郎也有话要说。公元1119年时京城发大水，他趁机上书说这是因为京城里阴险小人太多了，提请有关当局注意。有关当局很注意，他被踢出京城，到南剑州的沙县管税务。到这里，李纲坐电梯的速度堪称创了纪录，短短的七年之间，他从一介考生升到了国家纪委主要干部，又迅速下滑，到边远地区负责毛分级别的税收，这种落差，比当年的电梯王寇准还要大得多。可他根本不在意，平稳、平静地在外县生活着。六年之后，命运把他召回开封。电梯又升了，把他带到了太常卿的位置。这仍然是个闲散的官，负责国家的礼乐、郊庙事务，说白了就是个场面活儿，给国家的大型户外演出节目增光添彩。当时是公元1125年的八月份，距离金军伐宋还有一百天左右。百日之后，金军逼近，举国慌张，冠盖满京华，全都成了缩头乌龟，没一个能提出起码的对策来。整个民族的上层建筑全体烂透了，当此时，不必是一个有能力有抱负的中国人，只需要是个有脾气的中国人，应该怎么做呢？李纲选了个最直接最彻底最大逆不道的方法，要赵佶彻底下台，给好人腾地方。可是他的官太小了，声音根本达不到上层，所以他找到了吴敏。吴敏的官也不大，但兼职侍读，和赵佶走得非常近。力挺赵桓上台，给宋朝换一个最高领导人，这是李纲能想到的最好办法了。客观地讲，在这一点上，金军帮了他的大忙，要不然赵佶肯定至死不放权，最多只给赵桓一个监国的名分。那样的话，啥事也不顶。赵桓紧急召见了李纲，向他咨询这时的国策。李纲很清醒，他非常明白地告诉新皇帝，金军来犯，不外乎五个目的。一，上尊号；二，归还叛逃的金人；三，增加岁币；四，犒军；五，割让土地。这五点里，尊号可以给到之前辽国的程度，也就是称“兄”；金人可以归还，而且不要藏私自找麻烦；岁币已经加倍，况且金军把燕云重新收回了，没理由再增加；犒军是题中之意，得给，但要有限度；至于土地，尺寸不予外人！赵桓很兴奋，看年龄，他这时是二十六岁，没经过大事，平时活得还窝囊，基本上没有自己的主见，属于一捧就高兴，高兴能上房；一吓就倒塌，塌了扶不起的状态。这时，他兴奋，觉得李纲是上天赐给他渡过难关的人，立即就给了他新的头衔。兵部侍郎，马上就职，去研究开封的城防问题。李纲却高兴不起来。他是有职位了，却没有实权，更没有威望。在这个时刻，一个突然冒升起来的小官，在一个仍然由蛀虫、懦夫、奸贼组成的政府里能起什么作用呢？谁会听他的话？关键时刻，一群本来与体制无关，与政治无关的年轻人站了出来。他们给了李纲，给了新政府最大的帮助。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这些人，就没有之后李纲的成绩，甚至赵桓也坐不稳这个突然间硬塞过来的皇位。太学的学生们。太学，是宋朝官方开办的最高学府，相当于今天的清华、北大与中央党校的结合体。它是为了官场准备后备力量而存在的。在这个性质上可以看出，它的学员们必须紧跟着宋朝官方的脚步，一切行为以最高当局的利益为准绳。归纳成一句话，就是官场的下属，是当局，也就是蔡京、童贯等人的尾随者。但是这时，他们走出了学校，自发集会游行，要求国家严厉惩办祸国殃民的六贼！他们的领袖名叫陈东。陈东，字少阳，镇江丹阳人。生于公元1086年，家族往上数五代，都是传统的儒生。他自己在这方面做得更到位，看年岁，这时他已经三十九岁，比李纲只小三岁，还是一个太学生。不是他不好学，更不是他成绩差，而是他天生就不是个官胚子。陈东成名极早，洒脱不拘，在知识学者界很有名望，结果每一次聚会上，他都成了太阳。他把蔡京、童贯一伙人的罪恶挂在嘴上，到处宣扬，煽动弹劾，他这么搞，谁敢往他身边坐呢？结果，太阳越来越亮，他的出路越来越窄，临近不惑之年，仍然在学校里当学生。当此举国大难临头时，陈东的头脑非常清醒，在宏观角度上去看，目前的局势是用导致腐败的政府去挽救腐败到烂的国家，这纯粹是找死，没有一点点成功的可能！体制内全烂掉，只能用体制之外的力量去解决。用什么呢，环顾周围，他只欧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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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开了一个碰头会，会议速战速决，定下来三件事。第一件，决定起义时间为1911年10月6日，即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那天。为何选在八月十五？从元末以来，中国一直有句传言“农历八月十五杀鞑子”，他们选中这一天就是为了利用传言的威力，讨一个彩头。第二件，主要领导分工。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任务很重，压力很大。孙武担任副手，主抓装备和后勤业务，副手也不好当，劳心劳力还不一定讨好。第三件，安排好了作战计划。比如，战斗目标、行军路线、如何协同配合等。开完会以后，大家各归其位，联络相关人等，静待10月6日的到来。时机选得很好，责任也明确到人，对地形又再熟悉不过，看起来一切都很顺利，似乎一切都向着完美的方向前进。第一个意外1911年9月24日夜，武昌新军驻扎在南湖的炮队发生了一宗意外，首次打破了起义前表面上的平静。几名士兵和自己的长官因为个人矛盾打了一架，史称“南湖炮队事件”。当兵的人打架，自然是抄着吃饭的家伙上。但这里说的可不是锅碗瓢盆，而是能要人命的枪械。这几名士兵本想灭了长官泄愤，可惜长官溜得太快，很快就喊来了数目可观的帮手，寡不敌众之下，只能逃命去也。“南湖炮队事件”惊动了瑞澄和张彪。虽说二人对此事的处理很简单，只是将那几个闹事的士兵开除军籍，并没有问责闹事士兵的相关领导，但事件的后遗症很明显——打草惊蛇，湖北新军的领导班子成员瑞澄和张彪决定为自己疏于监督管理新军的行为亡羊补牢。瑞澄和张彪先是对南湖炮队实行戒严，加强出入管理，严禁士兵以会餐、开生日party等名义搞团队建设。之后瑞澄和张彪又搜缴了除值勤士兵之外的所有新军的武器弹药，并统一锁放到楚望台军火库集中保管。这两位仁兄的本意是给新军来个抽薪止沸，但他们万万不会想到，这个看似英明的决定即将把他们送上穷途末路，帮了革命党的大忙。最最要命的是，在中秋节前一天，或许是为了防止有人闹事，或许是某些嘴巴不严的革命士兵不经意间泄露了“八月十五杀鞑子”的计划，瑞澄和张彪突然下令新军换防，打了革命党一个措手不及。换防，即军队换一个地方驻防。很多起义军官正好赶上换防，连总指挥蒋翊武也在换防名单中，这一下子完全打乱了起义军的部署。湖北这边进展不顺，共进会的湖南领导人焦达峰也在此时函告武昌起义指挥部：“原本计划配合武昌发动起义，但湖南准备未足，请延期十天。”还能有别的办法吗？没办法，总指挥蒋翊武只好宣布将起义日期推迟十天，也就是在10月16日发动起义。又一个意外本来以为无事了，结果又生意外。1911年10月9日下午，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的秘密据点，懂点化学的孙武自告奋勇，打算制造几颗超级炸弹给瑞澄尝尝。就在孙武专心致志干活的时候，发生了一起后果严重的爆炸事件。关于爆炸的原因，史学界一直有两种主流观点。其一，肇事者是共进会核心领导人刘公的弟弟刘同。这小子是一个比较“二”的革命青年，事发当日，这位仁兄一边欣赏孙武制造炸弹的过程，一边漫不经心地在一旁抽烟，结果不小心将纸烟火屑弹入火药中，引发爆炸。其二，肇事者是孙武自己。这位兄台高估了自己的实力，以为自己是“炸弹大王”喻培伦，结果因为自己的水平不够格导致操作不当引发爆炸。不管是哪种可能，结果是肯定的，确实发生了爆炸。不得不说那时的革命者确实有些无组织无纪律，既不懂得保密，也不懂安全生产。乌龙事件就这么发生了。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孙武还未参加起义，就把自己炸成了重伤。之后，军警闻声而至，好在孙武被同志们迅速转移逃过一劫。但并非所有的人都那么幸运，在这个据点碰头的不少革命党包括肇事嫌疑人刘同都落网下狱。对革命党来说，同志们的被捕所造成的损失显然十分巨大。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后果，最严重的后果是军警从该据点查获了革命党名单！接下来，瑞澄拿着查获的名单，充分发挥了草包的本色。这位仁兄一边严禁不同营队的士兵之间互相串门、同营队士兵聚在一起说悄悄话等有造反嫌疑的行为，一边放出狠话：要按照缴获的名单大肆搜捕革命党人！逮捕所有的革命党人，真是大手笔！事实证明，瑞澄同志只是在演戏，他抓捕完几个革命党头头之后就收手了，毕竟法不责众，抓光了革命党，他手下的新军也得散架。但令瑞澄没有想到的是，他导演的这场戏又帮了革命党一个大忙。众所周知，任何一种造反或者起义，都需要做动员。动员的力度越大，成功的把握才越大。比如，一般都要搞一个声势浩大的誓师大会，领导先发言，揭露敌人的罪恶，概述造反的伟大意义，并介绍抚恤金安家费之类的问题解除士兵的后顾之忧。然后由士兵、群众代表补充发言，大家鼓掌表示理解。再然后宣誓出征，开打。但这还不是最好的动员，最好的动员莫过于形成一种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有了这样的气氛，士兵们就会因为性命受到威胁而勇于在战场上玩命。士气起来了，成事的概率自然就高。这就是历史上的造反起事发动者往往需要搞些封建迷信、散布点谣言的原因所在。瑞澄放出围剿的狠话，的确造成了人人自危的气氛。只可惜这种自危没能让新军士气高涨，反而使众人开始考虑是否要彻底地投入革命党的怀抱。而此时，拥有了人心优势的革命党，只差一根导火索即可起义。还是意外在这关键时刻，被换防至岳州（今湖南岳阳）的蒋翊武及时赶回武昌，并立刻找来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等骨干商量对策。会议上，蒋翊武镇定地告诉众人：“大家不要慌，时间还来得及！今晚十二点就以南湖炮队鸣炮为号，城内外各军同志同时起义。还有，那个谁？邓玉麟同志，就是你，麻烦你跑一趟，给南湖炮队送起义命令吧。”等蒋翊武安排好一切，众人终于踏实下来，养精蓄锐，只等造反。可是，到了午夜十二点，大家期待的起义炮并未响起，这是怎么回事？原来南湖炮队戒严，出入管制很严，等邓玉麟想尽一切办法将命令送到革命党同志手中时，时间已过十二点，最后只好决定放弃起义。起义计划居然流产！革命党人正在郁闷的时候，前面因爆炸案被逮捕的刘同已经叛变，毕竟打死也不说的革命同志还是少数。这小子熬不住酷刑，把他所知道的几处共进会、文学社的机关和活动地点和盘供出。就此，蒋翊武他们所在的据点暴露了！于是，起义的炮声没等来，倒等来了搜捕的军警。身手矫健的蒋翊武侥幸逃脱，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等人被抓，凌晨便被枪决。1911年10月10日上午，湖广总督瑞澄自以为大案告破，局势已定，遂得意地电告朝廷请功，说自己危机管理能力出色，智勇双全，指挥若定，成功将革命党的叛乱扑灭于萌芽状态。不过瑞澄高兴得太早了。一切都是意外1911年10月10日晚上七点多，突然一声枪响，顿时划破原本宁静的夜晚。枪声来自武昌城内紫阳桥南的工程第八营。原来，第八营的起义召集人熊秉坤在得知领导人遇害、革命党人相继被抓后，心急如焚，决定不再等待那该死的起义命令，而是以枪声为号，带领同营的革命士兵当晚立即起义，不再拖延。就这样，在革命党领导人缺位、指挥系统完全被破坏的情况下，那些基层的革命士兵勇敢地站了出来，主动承担起发动起义的责任。这就是人心和信念的魔力。在绝境之中，面对着强大的敌人，他们始终坚定着信念：宁可战斗至最后一息，也绝不言放弃。10月10日当晚七点，轮到工程营一名叫陶启胜的排长查寝。陶排长向来责任心很强，做事一贯秉承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当他发现一个叫金兆龙的班长手持步枪而卧时，立刻怀疑金兆龙图有造反的罪恶企图，于是要缴金兆龙的枪，两人当即动起手来。就在陶排长企图扑灭革命之时，跟金兆龙住在一个寝室的同班革命士兵程正瀛上前帮忙，开枪结果了陶排长。陶排长挂了，估计他死也不能瞑目，两百六十多年的大清王朝，居然即将葬送于他这个小小排长的认真工作态度。士兵程正瀛的这一枪便是武昌起义的第一枪，也是辛亥革命的第一枪。至于教科书上把第一枪的功劳归于熊秉坤，是因为孙中山先生后来写国庆社论的时候，把“第一枪”之功给了熊秉坤。国父这么说，大家自然跟风。不过话又说回来，从组织士兵发动起义的角度看，熊秉坤荣膺“第一枪”当之无愧。程正瀛的这一枪，正式宣告大清王朝即将落幕！清脆的枪声打破了宁静，子弹的火花灿烂了夜空，如流星般划过沉沉长夜，照亮所有仰望的明眸！其他等待起义枪声的革命士兵们，一听到枪声响起，就纷纷抄起家伙冲出营房，有弹药的开枪，没弹药的放火，凡敢于阻挡的人一律往死里整。前面说过，因为瑞澄扬言要大肆搜捕革命党，结果是闹得新军人人自危，现在有人带头造反，那就跟着反吧，这叫置之死地而后生。不知不觉间，革命者的队伍之中又增加了不少人。除了人心可用，起义军还应该感谢一下楚望台。之前讲过楚望台是武器弹药库所在地，因为害怕新军起义，瑞澄和张彪将搜缴到的武器弹药存放在这里。起义军极其缺乏弹药，因此起义的第一步就是拿下楚望台以补充武器弹药。正是楚望台的存在，使得来自城内城外、四面八方，且群龙无首的起义军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从而避免了起义军各自为战以致被分别击破的危险。从这个角度看，瑞澄同志在一定程度上也算是革命党的好朋友。新军士兵的起义不同于孙中山和黄兴组织的会党及学生起事，他们都是久经军事训练的专业人士，一旦行动起来，威力非同小可。果然，革命士兵很快便拿下了楚望台。拿下楚望台之后，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不仅人手齐整——汇集了三千多人，还选出了临时总指挥吴兆麟，而且弹药充足。如此一来，事情就简单了，直接攻打总督府！攻占总督府，这是一场血战，因为有张彪率兵作困兽之斗。好在关键时刻，清政府湖北省最高长官瑞澄再立殊功，这位仁兄眼见形势不妙，立刻脚底抹油率先跑路。在瑞澄的模范带头作用下，随后张彪也躲了起来改搞地下工作。第二天上午十一点，雄踞武昌城的蛇山之巅飘起了一面铁血十八星大旗。武昌落到革命军手中，武昌官府灭亡。“带头大哥”没想到一场组织如此混乱的起义，居然成功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整个进程几乎没有一件事情在预定轨道上进行，一次次足够灭顶的偶然，竟然都没有影响到起义误打误撞地走到胜利终点。这只能用“偶然的背后也有其必然——清朝已经无药可救”来作解释。战斗终于结束，但新麻烦来了，谁来领导大家走接下来的路？共进会、文学社的所有重要领导人，几乎没一个在起义现场，蒋翊武在逃，孙武伤，刘复基死……至于另一名领导刘公，若是用之搞点革命经费还说得过去，若用之领导群雄，他的号召力太不够分量。驾驶“革命”这条船乘风破浪，如果没有一个镇得住场面的“带头大哥”，船随时可能倾覆，那样的话，大家一块儿玩完。因此，找个“带头大哥”出面组织新政府便成了最紧迫的问题。就在众人愁眉不展的时候，一个叫做蔡济民的下级军官站了出来，他在简单分析完当前形势之后说：“现在起义初步告捷，我们的当务之急是马上通告全国，希望各地响应武昌起义。所以，现在推出一个带头人是极其关键的事情。如果不能找到令人信服的人来挑头做领导，号召天下，任凭我们这些无名之辈折腾，其他省份可能就会把我们的起义想象成普通士兵的‘兵变’，那样的话，我们在道义上就站不住脚，群龙无首的革命军可能很快就陷入内乱。”这么一个小人物，居然有如此的政治远见，实在是一个人才！这下简单了，能符合“名气可号召天下”这个条件的人并不多。无论是名气还是立场，孙中山和黄兴都是很合适的人选，但问题是，他们有两个致命的短板：第一，缓不济急。孙中山远在国外逃亡，黄兴因为黄花岗起义伤了指头在香港疗伤。距离太远，时间上赶不回来。第二，受地域主义限制。有不少湖北革命党人认为，我们湖北人打下来的江山，为何要让没有参与起义的外地人当头？既然如此，从湖北本地的实力派中选拔“带头大哥”，便成了当前唯一的选择。湖北省数得上号的实力派人物，首推立宪派的领袖汤化龙。那就让士兵去请汤化龙过来吧。武昌起义发生之前，汤化龙进京在盛宣怀面前力争路权，但是没有结果。起义爆发时他正在家里生闷气——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士兵很快就找到了汤化龙。汤化龙的态度很明确：“瑞澄逃走后肯定会电告朝廷，派大军来攻打我们。兄弟一介书生，不晓军事，都督一职，万万不可受。行政事务，兄弟一定尽力帮忙。”汤化龙的表态自然是考虑到了都督这个岗位风险太高的缘故。但他说得也有道理，秀才领兵确实不行。好在革命党还有一个备胎——黎元洪。这个黎元洪到底是何方神圣，居然入得了革命党的法眼？第二章水陆两栖的“带头大哥”黎元洪

苦命孩子黎元洪

慈禧太后当年接班时一样大。而且慈禧安排了隆裕皇太后和载沣搭班，相当于1860年慈禧太后和恭亲王搭的班子。隆裕比慈禧太后当年接班的时候还大了十几岁。这个叔嫂结构是一个良性的结构。隆裕皇太后的作用，在《清实录》里讲得很明白，就是在重大问题上拥有否决权。摄政王载沣如果遇到了重大的事，还是要找嫂子商量。如果要说弱，可能载沣的班底比较弱。慈禧接班时特别是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朝廷的大臣都是位高权重的。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在1860年的时候，都处在上升的状态。1908年是另外一种格局，摄政王上台的时候，张之洞死了，袁世凯退下来了，端方、岑春煊等朝廷几个权臣都下来了，朝廷上来一拨年轻的大臣。如果载沣接班后，不把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疴，不把岑春煊和端方开了，可能不会发生后来的失误。不是摄政王弱，而是他的班底弱。你看皇族内阁出台之后，强一点的就只一个庆亲王奕劻，其次就是徐世昌，只是幕僚出身，和一个理想的内阁班底差距太远。这就和载沣底气不足有关了。南都：载沣开掉这些能臣是因为他底气不足？马勇：对。因为载沣没有打过仗，没有丰功伟绩。只是因为血缘的关系和自己儿子的关系做了摄政王，底气太不足了。如果这些有本事有实权的大臣不配合，他是完全没办法。开掉端方时他找了一个借口，端方在慈禧的丧礼上拿着照相机到处去照相(那个时候照相机刚刚传到中国不久)。开他的理由就是他在丧礼上不庄重、不严肃。端方那个时候已经从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就以这种理由把他开了。上来的都是一些乱七八糟的皇族，怎么能和端方比呢？开岑春煊的理由是怀疑他和康有为、梁启超有关系，其实是一个造假的照片。革命党合成了一个他和康梁合影的照片，结果朝廷就信了。南都：开袁世凯又是以什么理由？马勇：1908年清廷为什么把袁世凯以脚疾的名义开除了？我们过去的解读都是说摄政王要报仇，因为袁世凯1898年秋天向慈禧告密，使得变法失败光绪被软禁。载沣是光绪的弟弟，所以上台之后要向袁世凯报复。那都是康有为的瞎扯。载沣就是没有底气。一朝天子一朝臣，一开御前会议，一个权柄在握的重臣在旁边，摄政王怎么施展呢？袁世凯确实有脚病，在慈禧和光绪活着的时候，袁世凯就因为脚疾请过好几次病假，这个材料我是从许宝蘅日记里面看出来的。另外一个理由，当时袁世凯在外交上有一个失败，这个后来很少被披露出来。南都：是什么样的失败？马勇：1908年，在中国东北开仗的日本和俄国谈妥了，又把英国和法国拉进来，利益均沾，共同开发东北。这样一来，中国国土上的权力都归人家了。德国找到中国，建议和美国搞一个三国联盟，对抗四国。这时袁世凯是外务部尚书，他请示了慈禧和光绪，认为这是一件好事，至少可以牵制日本。所以1908年10月，就派了吉林巡抚、袁世凯的老搭档唐绍仪出使美国。当时走海路，去美国必须经日本。到了日本，日本人拉着唐绍仪不让走，拖了一个多月才走掉。结果等他到美国，日本和美国已经达成协议，美国被拉到东北利益团体中了。唐绍仪只好灰溜溜地回来。这次外交失败袁世凯吃了一个哑巴亏，只能以外务部尚书的身份承担这个责任，有点引咎辞职的味道。南都：你认为隆裕也不是没有见识之辈？马勇：隆裕皇太后或许没有慈禧太后那样老辣的政治手腕，但是慈禧太后将大清王朝交给她，也有其道理和依据。如果我们仔细研究隆裕皇太后的全部资料，就不难看出她并不是传统理解中的妇道人家。辛亥革命能够从一个武装暴动转化为一场和平的权力交接，没有发生大的流血冲突，应归于暴动发生后各方的妥协和让步。隆裕并没有在最后时刻鱼死网破摧毁国家，而是接受现实坦然让步。我认为这表现了中国人一个很重要的智慧。南都：所以隆裕在最后关头的让步是一种明智的表现？马勇：如果不是她的态度与决断，南北之间不可能走上谈判桌。鱼死网破孤注一掷，是概率比较高的可能。根据袁世凯的建议，隆裕皇太后召开了三天御前会议，像铁良、良弼这些强硬派都是掌握军队的，他们说我们有枪，不接受南方的条件。隆裕问担任过军咨大臣的载涛，那你能打下来吗？载涛说，我没打过仗，不知道。这个时候隆裕皇太后的姿态就非常重要了，她觉得庆亲王、袁世凯是真诚地护着王室。当历史潮流往这儿走的时候，你要顺势发力，保全皇室。所以你去看《清帝退位诏》，大意是说，人民都要求共和，我不能逆历史潮流而动，我接受这个结果了。这就是明智。立宪欲速不达要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来渐进式改革。梁启超讲过，应该用三十年的时间准备。因为日本从1867年开始改革，到了1897年的时候才宣布明治宪法，用了三十年才建成一个立宪的体制。南都：清廷一直被质疑是假立宪，没有诚意，但你认为它是有诚意的。马勇：说假立宪，基本上是在海外的革命党人说的。我有本书的开篇就叫《革命与改良赛跑》，孙中山一个人的革命主张从1901年开始有很多跟随者，因为清廷那几年确实不给力，有很多问题。但是当1905年五大臣考察宪政回来，清廷踏上了立宪之路后，一大批原来支持革命的人就回归了。朝廷已经说了通过和平的改良走上立宪道路，干吗一定要砸碎，一定要制造恐怖和流血呢？皇族内阁出台，清廷到最后时刻确实没有处理好，这是一个事实。但是你不能因为最后他没有处理好，就回过头来说它不真诚。立宪党人都是什么人呢？汤化龙、汤寿潜、张謇、赵凤昌，这都是当时中国最厉害的人，他们的地位和智商远远高出革命党。当然也不能低估革命党的功能，如果没有革命党在外部的压力，清政府也不一定就真的改革，任何政治改革都是有惰性的。南都：你提到，清政府派员出洋考察宪政，最初目的并不是真的想立宪。马勇：晚清的改革基本上都有外力的推动。1904年日俄双方在中国东北打仗，1904年底1905年时，美国人召集日俄等国开会，处理东三省善后问题，却没有让中国参加。美国人的理由是，这是立宪国家之间的事，而中国还不是。况且虽然日俄两国在你的土地上打仗，但你是保持中立的，与此无关。早在1904年3月，盛宣怀等官员就曾建议清廷，为了防止日本战后霸占东三省，应该马上派遣大臣，以考察新政的名义出访欧美国家，真实目的是与各国进行外交斡旋，争取各国在东三省问题上的支持和同情。当时清廷没接受。但到了战后会议把中国排除在外，从各省督抚到各部大员开始纷纷请求变法立宪。清廷才回头采纳盛宣怀的意见。因为考察宪政是西洋各国普遍欢迎的事情。名义上说是去考察立宪，实际上是去主谈外交问题。当然在五大臣出发之前，在日俄战争刺激下，关于立宪的呼声在清廷高层内部也已经成为主流了。南都：外交方面有效果吗？马勇：外交没谈出什么名堂来，但是这几个出洋的大臣都被洗脑了，回来之后就认为中国应该走君主立宪之路。深受慈禧太后欣赏的大臣戴鸿慈讲了立宪的三个“有利于”：有利于皇权巩固，有利于消弭革命党，有利于百姓监督官员。最不利的只是中下层官员，因为把权力释放之后，人民有监督他们的权利。这就说服了慈禧，开始真的准备立宪。南都：五大臣出洋时，还遇到革命党的袭击？马勇：1905年9月24日，革命党人吴樾在五大臣的专列上搞爆炸，载泽等人只是受轻伤。后来吴樾被誉为革命英雄，其实在当时他是引起国内外舆论的普遍谴责，被认为是置国家前途于不顾，用恐怖手段遏制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革命党之所以要阻止立宪，是因为清廷发起立宪运动之后，获得上下的一致支持，使得革命被严重边缘化。所以当时革命党人一方面批评清廷是假立宪，是欺骗人民，另一方面就是阻止立宪，打击那些骨干和领袖人物。但吴樾的做法反而使清廷意识到改革迫在眉睫，坚定了政府的决心。正如五大臣之一的端方在致上海报界的一份电报中所说，这个炸弹表明，从速实行宪政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程度。所以我讲吴樾是临门一脚，把清政府立宪的球踢进去了。随后，进展很快，到1908年就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南都：既然清政府真的想立宪，那为什么定预备立宪期是九年那么长？马勇：当时都有分析，就是要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来渐进式改革。最早提出的是十几年、二十年。梁启超讲过，应该用三十年的时间准备。因为日本从1867年开始改革，到了1889年的时候才宣布明治宪法，1890年开始实施，仅制定宪法就用了二十多年时间，至于建成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立宪体制，可能时间还要长。后来清廷公布的时间是九年，有形势逼迫、立宪派人强烈要求的因素。1908年8月，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稍后又提出一份《九年预备立宪逐年推行筹备清单》，根据这份清单的规划，九年当中会逐步举办各省咨议局，进行咨议局选举，办地方自治，办教育提高识字率，设置律法等等。如果我们不带政治偏见的话，应该承认这个立宪日程表是可行的，它规划了详细方案、责任目标、每年应该办的事项。比如当时格外重视提高识字率的要求，规定到第九年识字人口要达到二十分之一。但后来有立宪派三次国会请愿事件，摄政王载沣不得不将年限缩短了。南都：立宪派为什么要求提前开国会？马勇：与外交危机有关。九年立宪是一个有计划、有步骤推进的过程。到1909年各省都完成了咨议局选举，咨议局的成员基本都是当时的精英，或者海外留学回来，或者毕业于国内新式学堂。他们确实做了许多参政议政的实事，在地方政治经济改革方面提出很多好的议案。但1909年9月，中日两国达成《中韩界务条款》，相当于日本扩张了在东北的势力。这一危机导致当时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等立宪党人联合江苏、浙江巡抚，要求清政府改变九年规划，提前召开国会，以救国难。各省咨议局组织请愿代表，三次到北京请愿。1910年7月，日俄两国又签订第二次《日俄协定》，背着中国瓜分东三省。之后日本又正式吞并了朝鲜。这些来自外界的危机很大地刺激了国内的国民情绪，要求尽快立宪的声音更加强烈。8月，各省咨议局在北京成立各省咨议局联合会，汤化龙任主席，要求清政府在两年内召开国会。东三省总督锡良也向中央发电报，表达请愿民众的诉求。他还联合了十几个省的督抚联名致电清政府，要求立即组织内阁，明年开设国会。南都：清政府对此态度如何？马勇：前两次请愿的要求，清政府都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从摄政王的立场看，九年预备立宪是各方认定的日程计划，不能说改就改。他反复强调，朝廷从来都希望宪政早日达成，只是考虑到国家至重，宪政至繁，必须慎思而后动，不能贸然行动。但这些解释没能说服请愿代表，反而被认为是缺乏诚意，敷衍拖延的表现。到第三次请愿的时候，摄政王终于让步了。各省督抚的联名电报应该给了他比较大的压力，他召集政府要员王公大臣讨论，最后宣布将九年缩短为五年，也就是1913年正式立宪。但这一让步，反而不可收拾了。南都：请愿仍没有结束吗？马勇：有很多人认为既然可以让步，为什么不能一步到位，立即召开国会呢？代表们接着发动了第四次请愿，要求第二年立即召开国会。清政府采用强力压制的手段把第四次请愿压下了。所以这一个让步就如同推翻了多米诺骨牌，人民的要求如潮水般地一个接一个。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皇族内阁出来之后，摄政王不愿意退让，就和这次国会请愿运动有关。国会请愿运动之后，你让了，并不能平息下去。共和大势所趋1894年的时候，中国人确实不知道怎么开会，但是到了1912年的时候，中国人太知道怎么开会了，因为有了十几年的民主宪政的训练。南都：我们都知道，最后终结清王朝的，袁世凯是关键人物。他早期是倾向立宪的，后来的态度是怎么转到民主共和的呢？马勇：南北议和过程中，袁世凯一再向南方声明，民主共和并不是中国最需要的，应该君主立宪——保留皇上有什么不可以呢？皇上可以是国民的向心力。袁世凯身边的那些幕僚，都不是简单人物。晚清政治家的幕僚群体当中，都是研究多轨策略的。武昌起义爆发的第二天，袁世凯还在河南老家，他的幕僚班子各种意见都有，就拿出了三套方案。君主立宪、民主共和、推翻清廷，这几套都有。都不会单边下注，都是多边下注。南都：他会有好多个方案？马勇：袁世凯派去谈判的人当中，就有主张共和的，主打的就是谈判总代表唐绍仪。他一定是多元选择，顺势发力的。武昌起义不久，南方有人就出主意说，我们要把袁世凯从清廷当中拉出来，怎么拉呢？有两个办法，一个是给他诱饵，我们请你做河南、河北大都督。不行的话成立新政府，让你当总统，这是第二个诱饵。另外他们就散布谣言，说你看朝廷对你不信任。这一点确实让清廷和皇族中的一些人上当了。袁世凯在这个时候，对朝廷没有二心。但武昌打下来之后，袁世凯在那儿按兵不动。后人多以为袁世凯是想利用南方的形势压清廷，又用清廷的变革压南方，目的是自己坐大。但这不能代表袁世凯当时的想法。袁世凯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保持军事高压，但最终还是要用谈判解决问题。但是皇族的强硬派就不干了。南都：他们认为袁世凯有异心吗？马勇：强硬派认为，袁世凯已经打下了一个有利的地形，为什么不继续往前打呢？袁世凯讲，我可以踏平武汉三镇，我可以踏平两湖，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干掉张謇、赵凤昌、汤寿潜，因为他们在人民中间。袁世凯讲的道理很明白了，就是最终一定是要政治解决，因为哗变的新军不是要求加饷，他们的要求是政治改革，你打死几个人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但是明显可以从这个争论当中看出来，南方瓦解的战术在袁世凯那里也有一点影响。南都：包括杨度这些坚决的立宪派，到了清帝退位前夕为什么也转向支持共和了呢？马勇：1912年杨度在北京发起成立“共和促进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他与袁世凯关系密切，所以他的转变在某种程度上也预示着袁世凯态度的转变。杨度当时强调，之前大家主张君主立宪是以救国为前提，而不是以保存君主为唯一目的。现在中国已经错过了君主立宪的良机，武昌起义之后，就意味着君主立宪走到了绝境。现在面临南北分裂，国将不国。要保全中国，唯一的出路就是接受南方的条件，走向共和。南都：早年清廷要各省成立咨议局，其实也是为自己埋下了强劲的对手。马勇：那是培养了一大批职业政治家。各省的咨议局都是光绪时代培养出来的。这拨人都是经济上的中产阶级。按照宪法大纲规定，咨议局的议员要选举。竞争非常厉害，贿选、拉选票、造假都有。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人民的政治情绪确实被调动起来了，对政治介入的热情提升了。大概到了1908年清廷宪法颁布前后，各省的咨议局已经成为行政首长很头疼的一件事。总督和巡抚动不动就被咨议局叫来问询，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和那个问题。南都：这些人都是什么背景的人？马勇：一个是有家底的人——你整天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没有文化，肯定是不行的。咨议局议员选举的时候，就有一项财产申报。比如你要想竞选上海选区咨议局的议员，你需要在上海居住十年以上，有十年的纳税证明，才有资格参加选举。而且你的财产也要登记出来。这种状况下，他就成为一个职业政治家。其中很多人是1901年新政之后到日本留学的。比如李大钊、杨度这些人到日本去都是学的法政，回来只有当官一条路。最初的起步必须从议会起步，所以这一拨留学生都在各省的咨议局里面混事。这拨职

莱）建立舰船基地，集中一部水陆两栖部队，随时准备经黄海、由鸭绿江口北上，袭扰后金以赫图阿拉城为中心的腹心地区。四，除以上三方面外，派游击队潜入敌后，进行扰乱、破坏。看起来，如果按熊廷弼这套进行，那么努尔哈赤肯定就完了，但事实上，如此配置需要二十万有战斗力的部队，本书第四章中，熊廷弼在奏折中都说了辽东军队的实情，这种军队岂能完成熊廷弼的战略规划？因此，实际上熊廷弼的战略部署成了一纸空文。拿下辽阳、沈阳后，努尔哈赤开始对辽西发难了，广宁成了他的首选。广宁巡抚是王化贞，他面对努尔哈赤，打算主动进攻，他说只要有六万精兵就能荡平努尔哈赤。但辽东经略熊廷弼却不同意，熊廷弼主张集中力量坚守广宁以控制辽西走廊，等后金军疲惫时再反击。于是两人争了起来，熊廷弼虽然是经略，节制辽东，但是他驻扎在山海关，实际上只能指挥山海关的明军，而王化贞却能指挥得动整个辽东的明军，此外，内阁首辅叶向高、兵部尚书张鹤鸣、魏忠贤等都是王化贞的坚强后盾，所以熊廷弼根本无法让仅仅在官位上是自己下级的王化贞听招呼，于是只能按照王化贞的方案来。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十八日，努尔哈赤率军五万进攻广宁。面对努尔哈赤的兵锋，王化贞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三岔河。沿河呈一字形防线。第二道，镇武堡、西平堡、闾阳驿。呈品字形防线。第三道，广宁城的国字形城池防线。外围两道防线总兵力才三万人，不可能挡住努尔哈赤。相比之下，还是熊廷弼的方案可行，广宁城墙坚固，附近有山可以作依托，对于善于野战的后金军来说，是可以挫败其攻势的，可惜熊廷弼没有实权。二十日，努尔哈赤对广宁开战，他迅速突破第一道防线。二十一日，努尔哈赤进攻西平堡。罗一贯坚决抵抗，李永芳在城下招降，派使臣劝说，罗一贯说：“难道不知罗一贯是义士吗？”随后斩杀来使，并针锋相对，在城上竖起招降旗，让李永芳投降，因而遭到后金更猛烈的进攻。此时熊廷弼派刘渠来援，王化贞派孙得功、祁秉忠增援，三路会师前进。努尔哈赤分兵一半拦截援军。二十二日，刘渠率军与后金军交战。八旗铁骑拈弓搭箭万箭齐发，明军几百人被箭镞射伤，于是明军纷纷举起盾牌，此时孙得功却大喊：“兵败了！为何不逃，难道兄弟们不要性命吗？”打仗的时候，对于处弱势的一方，如果有人喊一嗓子兵败了，后果就会像家禽听见鞭炮声炸了窝一样。孙得功边喊边逃，明军迅速溃散。刘渠的坐骑被绊倒，他栽下来后惨遭杀害。祁秉忠身中两刀、三箭而死，援军三万人全军覆没，孙得功仅以身免，他趁乱逃入广宁城。努尔哈赤在歼灭援军后，集中兵力攻西平堡，后金军用楯车撞城、竖云梯攻城。罗一贯知道，不会再有援军，不会再有希望，对于胜利，他已不再奢求。但他仍然决定坚守，因为他认为自己有这个责任，于是他下令坚决用火炮和弓箭抵抗，后金的死尸堆得与城墙齐平。激战中，罗一贯的眼睛中箭，此时城内的士兵已放出了最后一支箭，发射了最后一枚火炮。后金军一听没炮声了，纷纷竖起云梯登城，罗一贯对京城行叩拜礼，说：“臣力竭矣！”自刎而死。剩余将士继续抵抗，在城墙上短兵相接，在城里巷战，肉搏厮杀，明军全部战死，血肉横飞，尸横遍野。罗一贯以三千人抵御后金五万人的进攻，杀敌七千人（据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为广宁的陷落书写了悲壮的一笔。得知西平堡失守消息后，王化贞连夜督促加强防御，然后就睡觉了。但还没等他睡着，就听见随从大叫：“快跑！”王化贞跑出卧室，看见城内士兵百姓夺路而逃，于是也跟着跑了。到了城外，却发现一个敌军都没有。这莫名其妙的一切，起源于两个月前王化贞派孙得功劝降李永芳，而孙得功却被李永芳策反成功。于是就有了前文他喊败了的一幕，他这次逃回广宁后将城门打开，于是有了城内的混乱。随后孙得功派人请努尔哈赤入城，努尔哈赤不信广宁来得这么容易。他率军来到城外，让大军进城，他自己则在城外观望，怕中伏兵。此时孙得功带着剃成猪尾巴辫子头型的一帮人，吹喇叭，奏唢呐欢迎努尔哈赤入城，努尔哈赤还是不信。几十年戎马生涯，使得努尔哈赤除了自己之外，不会相信任何人，幼年不幸的他只认可经过殊死搏杀后取得的胜利，胜利来之不易是常态，来得太容易的东西，往往并不应该属于自己，所以努尔哈赤仍旧拒绝进城。就在孙得功等人吹拉弹唱的同时，在广宁居住的女真人也来迎接努尔哈赤，欢庆广宁城“回到人民的怀抱”，可他仍半信半疑。毕竟这些女真人已经在广宁城多年，是否归化明朝都是未知数。最后，努尔哈赤派自己的儿子们入城搜查，得报一切正常，他才放心进城了。努尔哈赤几十年戎马倥偬，到目前未尝一败，与他生性谨慎有很大关系，谨小慎微地周密计划下一步的行动，而真到了危急时刻也敢于放手一搏，押上赌注，正是这种胆大心细的风格使得努尔哈赤每战必胜，而政治与军事的手段往往是不同的，就打仗而言需要的是心思细，而就搞政治而言需要的则是心胸宽，从而能得人心，这一点，都被努尔哈赤拿捏得恰到好处。就在努尔哈赤进入广宁城的同时，仓皇逃窜的王化贞与率军五千来援的熊廷弼在大凌河相遇，熊廷弼说：“你不是说六万大军荡平努尔哈赤吗？现在如何？”王化贞脸红了。广宁已经失守，该怎么办呢？王化贞想趁努尔哈赤立足未稳，夺回广宁，熊廷弼说：“现在讲这个为时太晚，只有护送溃逃民众入关这一种选择。”于是，他把手下五千官兵交给王化贞殿后，然后尽焚军资，掩护广宁城死里逃生的难民撤退，辽人相随逃入关内者有数十万之多。当时正是隆冬时节，数十万辽西难民，“携妻抱子，露宿霜眠，朝乏炊烟，暮无野火，前虞溃兵之劫掠，后忧塞虏之抢夺，啼哭之声，震动天地”。本来，此时如果熊廷弼安排得当，仍可坚守锦州、宁远等地，步步为营阻击清军。然而熊廷弼不知怎么想的，一路撤回关内。至此，关外只剩宁远一座孤城。朝廷斥巨资在辽西打造的各种战备物资，不是被努尔哈赤抢走，就是被熊廷弼烧了。熊廷弼的做法给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广宁之战战败后，明熹宗追究责任，王化贞由于魏忠贤的袒护没被追究，熊廷弼则被斩首。本来能够在辽东力挽狂澜的第一个人物熊廷弼没有死在沙场，连将功折罪的机会都没有，就这样死在了自己人手中。袁崇焕得知熊廷弼遇害后，作诗道：记得相逢一笑迎，亲承指授夜谈兵。才兼文武无余子，功到雄奇即罪名。慷慨裂眦须欲动，模糊热血面如生。背人痛极为私祭，洒泪深宵苦失声。（《哭熊经略》）太息弓藏狗又烹，狐悲兔死最关情。家贫资罄身难赎，贿赂公行杀有名。脱帻愤深檀道济，爰书冤及魏元成。备遭惨毒缘何事，想为登坛善将兵。（《无题》）至此，抚顺清河之战、萨尔浒之战、开城铁岭之战、沈辽之战、广宁之战，明朝五战五败，明熹宗觉得既然在地面上要想击败努尔哈赤不太容易了，那就往地底下入手吧。他派人到房山金国陵墓群，欲挖断后金龙脉，明军把金国陵墓地面建筑全部砸坏，然后掘开墓道、地宫，把完颜阿骨打的睿陵所依靠的九龙山的主龙龙脉（也就是最突出的一条山脊）的龙头部分砍掉半截，在咽喉部位挖了一个洞，里面填满了鹅卵石。此外明熹宗还下令在金国陵墓群中建了多个关帝庙，想以关羽来压住金国王气，以关羽来镇住阿骨打，在睿陵建牛皋坟一座，牛皋是岳飞部下抗金名将。打仗打不过敌人，刨人家祖坟，也可见明熹宗想象力非常丰富，你这辈子牛是因为你祖上阴德，我把你祖坟刨了，让你的王气无所依托，那你就败了。起码明熹宗是这么想的。得知祖坟被刨的消息后，努尔哈赤雷霆震怒，他率领八旗铁骑兵锋直指关外孤城宁远，只有扫平辽东，才能杀进山海关，最终为父祖报仇，恢复女真先代帝王陵寝。然而在宁远城下，四十三年戎马生涯未尝一败的努尔哈赤的连胜脚步被一个书生终结。关于这场书生的胜利，有人说他干掉努尔哈赤一万七千人，也有人说他干掉努尔哈赤五百人，甚至有人对这场战役这个书生是否胜利都有所怀疑。这仅仅是针对这场战役，对于这个书生将近四百年来的争议更是从未停止，有人说崇祯因为杀了他而自毁长城，最终导致了明朝灭亡，也有人说，他杀毛文龙就像秦桧杀岳飞一样，最终自毁长城，导致明朝灭亡。一个人身上兼具秦桧与岳飞的评价，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他一人，关于他，人们已经争论得太多，现在就让我们来还原他的真面目。第八章袁崇焕的奋斗先看一份个人简历。出生地：广东东莞。学历：进士。生平事迹：上得了百姓平房，下不了自家厨房。写得了作战大纲，查不出四周异常。斗不过朝廷肮脏，打不过东北野狼。百年后清秀面庞，真面目丑陋皮囊。本想要扬帆起航，最终是全都白忙。真历史古籍掩藏，三百年早已沧桑。性格：穿别人的鞋，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找去吧，让后人猜去吧。相貌：当时人说他是矮穷矬，后世人画他是高富帅。座右铭：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死亡方式：被一千五百刀凌迟处死。生卒年：1584—1630年。姓名：袁崇焕。袁崇焕小时候跟那时大多数读书人没什么两样，走科举方为正途，科举考试首先要报名，报名表叫“家状”，上面写籍贯、三代名讳、本人体貌特征（此项包括高矮胖瘦，眼睛大小，鼻梁高低，有无胡须等，因为古代没有照片，所以擅长自述相貌很重要）。填完“家状”后还要上交结保文书，结保文书有两种途径，如果你有当官的朋友，就让他给你写，如果没有的话，就让已经考上举人的三个人给你写，写的内容就是担保你人品上没问题，如果没有人担保你的话，对不住了，你没有报名资格。报完名后就能参加考试了，但能参加考试不代表你就能答卷子，科举考试最缺德的是避讳，唐代大诗人李贺就因为他去世的父亲叫李晋肃，“晋肃”与“进士”谐音，所以他就终生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了。等进考场后，考卷发下的那一刻是最紧张的，因为如果考试题目有跟自己的父亲和爷爷的名字的字相同或重音的，那么你就不能答卷了，只能离场，来年再战，当然，无论如何这也比李贺一辈子都不能科举要强。那你会说，重名怕什么，我接着写就是了。别忘了，科举报名时就写了三代名讳，混是混不过去的。明朝时科举分为童试、乡试、会试、殿试。童试分为三个阶段：知县主持的县考、知府主持的府考和省学政主持的院考，这三道关考下来者方为秀才。乡试逢子、午、卯、酉年在各省城举行，每三年一次。考中者为举人，第一名称解元。会试是各省乡试胜利的举人参加的考试，会试考中者称为进士，会试的第一名称为会元。殿试在会试后举行，是最高一级的科举考试。殿试考中者分为三个等级：一甲、二甲、三甲，一甲取三名，即状元、榜眼、探花，二甲、三甲共取人不等。二甲、三甲中的第一人又称传胪。乡试和会试都考八股文，这是明朝朱元璋定下的规矩，殿试则真正考策论，考军国大事。八股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破题是用两句话将题目的意义破开，承题是承接破题的意义而说明之，起讲为议论的开始，首二字用“意谓”、“若曰”、“且夫”、“尝思”开头，入手为起讲后入手之处，起股、中股、后股、束股才是正式议论，以中股为全篇重心。在这四股中，每股又都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故名八股文。题目主要摘自“四书”、“五经”，所论内容完全据南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不得自由发挥、越雷池一步，如此极大束缚了读书人的思想。正因此，顾炎武说：“八股之害，等于焚书，其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坑。”要想从秀才一直考到状元，几乎比登天还难，科举真称得上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这是多少读书人的期待啊！详细介绍科举的过程，就是为了让您明白袁崇焕的青年时代有多么不容易，袁崇焕十四岁时就通过了县考、府考和院考，成了秀才，二十三岁通过了乡试，考中举人，下一步就该参加会试了。会试考试的地点在贡院，就是现在的北京站北面，有九千多间号舍，这是全国各省参加高考的前九千多名，号房如同蜂房一样密密麻麻，每间号房只能供一个人勉强容身，房顶高六尺，有人则因此说个子高的人一抬头就会被撞晕，从而考不了试了，其实不然。中国历朝历代的度量衡是不同的，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记载，商朝一尺=16.95厘米（一丈=1.695米，大约相当于当时男人的普通身高，因此管男人叫丈夫）。秦朝一尺=23.1厘米。三国两晋一尺=24.2厘米。北魏一尺=30.9厘米。隋朝一尺=29.6厘米。唐朝一尺=30.7厘米。宋元一尺=31.68厘米。明朝一尺=34.1厘米。清朝一尺=35厘米。所以明朝时六尺大约是2.046米，除非姚明那样的考生，不然不会在号房里撞头的。考试分三场，每场三天。贡院的号舍每间里面有上下两块板，下面的板做凳子用，上面的板作书桌用，晚上把上面那个板撤下来，两块板拼到一起，做一个简单的床，供休息用。考生进去之后，就被关在里面，每一间号舍门口有一个兵看守，防止作弊。每天只有到吃饭的时候才可以出来，伙食当然要自己解决，没有人给你准备，你要提前带好九天的干粮，到饭点可以到房外南墙檐下的锅灶去煮饭，或者到巷尾上厕所。最靠近厕所的号房从来都是臭气熏天。考生进入考场时必须搜身进入，我们根据明朝艾南英《天佣子文集》的记载可以想象袁崇焕在参加会试时的场景。会试三年一次，袁崇焕二十三岁第一次参加会试不中，之后二十六岁、二十九岁、三十二岁、三十五岁先后五次参加会试方才胜利。这期间有时在冬天考试，有时在夏天考试，冬天督学在堂里烤着火炉，而秀才们却必须脱光衣服让人全身检查一遍，要好几个时辰才能全部检查完，最后个个冻得够呛。夏天考试时督学在阴凉地喝茶扇扇子，秀才们却挤在太阳底下。秀才们只许带笔墨、干粮、卧具进考场，进考场后更是被臭气与秽气熏蒸，大汗淋漓，考试时不能乱动、说话、歪坐，因为如果有上述任何举动，就会被在卷子上打个记号，文章写得再好也要降级。此外也不敢喝水，除非到饭点才能上厕所，可是胃口与肾从来都不一定是同步的，那时也没有成人纸尿裤，喝水多了就只能汗尿齐流了。总之是“三场辛苦磨成鬼，两字功名误煞人”，多少青年学子就期待着这几天最后冲刺后的大功告成啊！以上这些苦难袁崇焕经历了五次，他也想过放弃，有一次他没考上之后，作《下第》诗云：“遇主人多易，逢时我独难。八千怜客路，三十尚儒冠。出岫云应懒，还枝鸟亦安。故园泉石好，归去把渔竿。”他有一点灰心了，不想考了，想回去持竿钓鱼了。古往今来有多少人屡试不第，最终鲤鱼跳龙门都没成功，都被挡在门外，李白、杜甫因为没有名人举荐而科举失败，因为唐代取士，不仅看考试成绩，还要有著名人士的推荐。张继连续六次参加科举失败而作《枫桥夜泊》，那是一个深秋之夜，明月西沉，树影朦胧，寒鸦啼叫，渔火闪烁，寒山寺的钟声沉重而悠远。张继愁思满怀，提笔写下：“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然而在三年后的科举考试中张继一举胜利，此后却再也写不出一首好诗了。黄巢屡试不第，便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离开长安时赋诗《咏菊》：“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尽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随后他就造反了，最终带兵杀进长安，“天街踏尽

。”“不，不行。五千日元，这是最低价了。我不是在跟您做买卖。五千日元这么亏本的价格，真是亏本价了，我也没法计算是赚是赔。就凭心情敲定的亏本价，也只有心情能缓解我抛下心爱之物的悲痛。我不能坏了心情，我不能像做买卖那样，干那些您砍价我折价的事儿。”亮作抬起他那张狂乱的哭脸，盯着野口，虽然还有些畏畏缩缩，平日冷笑中的那种阴霾却不见了。“我要是用五千日元买下来，您今天就能搬走吗？不，请您在今天搬走。”“今天怕是不行呀。这几天我跟车站商量好了，明天才会把行李送过去。东西已经收拾好了，我们明天下午就搬走。”“您确定？”“当然确定。那您呢？打算什么时候付我那五千日元？”“等您搬走的时候。”“不，不行。要是您改了主意，我就得推后再走，去找别的买主，我就怕逃难逃晚了。现在您就付我那五千日元吧。”“不，这样不公平。”“您这人真奇怪。对您而言，也应该在今天以内趁早办完登记手续才对呀。这样一来，您就是这里的主人了，就可以安心啦。”于是野口的别墅就成了亮作的别墅了。第二天，野口把行李送到车站后，提着镐、镰刀、柴刀、铲子等农具来了。“一套一百日元给您呗？一套木匠工具，连抹泥刀都有。您要是用不着，就在车站前抬价卖了吧。”“一百日元有点贵。”“真的贵吗？连桶带天秤，就连喷雾器都有呢。您就算找遍了，也找不到卖农具和木匠工具的地方呀。而且，现在没有比这更贵重的东西了，有备无患嘛。我也想带走，不过您这边要是什么都没有，就算有田地也不好耕种呀，所以我就考虑让给您吧。您要是嫌贵的话，我就拿走了，重点儿就重点儿呗。”“这些是田地的附属品。”“那家具就是房子的附属品了？”“不，是在屋外用的东西。”“啊哈哈。”“不扯了，我买啦。”亮作不情不愿地从包里掏出一张百元钞票。野口一家走了。自从野口建了这处别墅以后，女佣房间里就住着一个古怪的看门人。这附近的人都管这人叫“金时”[13]，其实这是一个年方二十四岁的女人。这女人不管长相还是身材都圆圆胖胖的，力气特别大。金时会种田，但不会做饭。让金时做菜，她就会烧一锅热水，把调味料扔进去，然后米饭也好，蔬菜也罢，不管什么玩意儿都一股脑儿丢进去，再拿饭铲搅来搅去。其他吃的，她做不出来。然而金时在田里能干好几个男人的活儿，轻松耕完两百来平方米的田。比起搅饭菜，她更喜欢搅粪池。因为没有哪个男人会品位独特到找金时私会，所以再找不到比金时更适合看守田地和别墅的人了。亮作对种田一窍不通，就把金时留下了。田地有两百多平方米，收获颇丰，因此在敌人登陆之前，光靠金时一个人干活两人也能过得很自在。短短一天内就发生了如此不可思议的变化。一无所有、住在鸡棚里的亮作如今变成了真正的富豪。虽说这是亮作就敌人登陆盘算好的交易，但在敌人登陆之前，他都是别墅的主人，这是不争的事实。亮作满足了。随后他迈进已经属于自己的房间发呆。战争期间确实有人会在闲下来的时候发呆，而亮作发呆的时间则要更多一些。金时进了房间，站在他的身后。“给我买被褥。”“被褥？”“还要蚊帐。”“你没有吗？”“你不也没有嘛。”亮作胸口泛起一阵微苦，他还是一无所有。亮作不由得怒气上涌。“我把我的毛巾分给你一条，这就足矣。”“冬天会冷的，现在买。”“背着被褥怎么在战场上逃命啊。”“我来背。再买顶蚊帐。”“不需要蚊帐。不久我们就会住在洞穴里了。洞穴里挂不了蚊帐。”“能挂，我挖一个能挂的洞穴。还要买炒锅和饭锅。”“我有。”“太小。”“不小，四个人都够吃。”“不够吃。”“你真笨得可以，那口饭锅能煮一升米呢。”“得煮三升。”“你一顿吃得了一升吗？！”“我一天吃五顿。”亮作无话可说了。金时盯着他，目光中似乎含有些许怜悯，语气也仿佛是在劝告他。“都买了吧，现在很便宜啊。我会少花点儿钱的，把你身上有的钱都拿出来。”“你要干什么？”“拿所有的钱去添置东西。”“你白痴吧。一分钱没有，能活得下去？”“别担心，包在我身上。”“收电费的来了怎么办？”“我会卖田里的东西抵钱，不用你操心。”“是吗，真的不要紧？”“不要紧。”“你买这么多，打起仗来，能带着逃命吗？”“包在我身上。”亮作觉得金时的这番话听起来比较可靠，就解下包裹，把命根子拿出来了。还剩下两千多日元。两人一起去买东西了。金时先买了一辆板车。这车是人家不要的，已经丢在仓库深处多年了，在翻山越岭的逃难时刻派不上用场。金时之前就看上这辆车了。金时告诉亮作，这车只要修一修就还能用。因为逃难，涨价最猛的就是板车，不过这辆格外便宜。即使如此，这辆板车到头来也是最大一笔消费。买的东西堆满了整辆板车。“你喜欢喝酒吗？”“嗯。能买酒吗？”“我来酿。”金时买了酒壶和酒杯，买了两个酒瓶。亮作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激，他想感谢上天。“你也喜欢喝酒吗？”“我不喝。我喜欢吃得饱饱的。”最后两人买了一套钓鱼工具。“种田我自己来。你没事做，无聊的话就钓鱼吧。”“这样啊，不知道能不能钓上鱼。”“应该能吧，不想钓就不钓。”“我试试。”不久后，战争结束了。亮作在梦里都没描绘过这么幸福的场景。他一直希望跟满满一板车的行李还有金时一起躲在洞穴里活下来，回到废墟上，赶紧开始种田，过上安定的日子。仅此而已，未来就洋溢着希望，更何况还有房有地。亮作每天都在街上走来走去。他没法安下心来坐着，因为他在孤独的房间中左思右想，很难真切地体会到自己是房子、田地，以及温泉的主人。一旦意识到了，眼泪就不由自主地往下掉，这不像是身为所有者的满足感。于是亮作赶紧出门上街，每天他都在街上走来走去。街上各种地方发生了小小的变化，这些小小的变化在单调的战争时期是未曾有过的。亮作把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这些变化跟亮作沾不上半点关系。没有一点迹象能让他感觉到自己成了别墅的主人。即便如此，他还是很迷恋这些变化。每次这些小小的变化都会让他眼前一亮。他的心在变暖。有一天晚上，他觉得有必要挂个门牌。他之前一直没有挂过门牌。没有人会给他写信，他也没有什么信想收。他对过去的一切都不再留恋。梅村亮作死了，再挂一个崭新的他人的门牌吧。这么想着，亮作就喜不自胜。他敞开窗户，仰望澄澈的夜空，自由畅想着。战争结束前，他藏在小溪的岩石边，悄悄地享受垂钓的乐趣。那时总是有水鸟在旁喧闹。这是一条有很多小鸟的小溪。酒也叫水鸟[14]，这很有意思。把酒这个字拆成两半，就是三点水的水加上鸟（酉）。金时酿的浊酒极为难喝。话虽如此，能酿出来算是酒的东西也行，但大多数时候只能酿出来甜酒。金时有诚意却没有什么上进心，因此酿浊酒的手法也不见长进。每次酿出了甜酒，亮作就很失望，但也没想过自己来学着酿酒去酿出好喝的浊酒。或许每天喝着好喝的浊酒也会很开心，不过亮作能喝到金时酿的超难喝的浊酒或是甜酒就已经满足了。亮作也觉得，比起一直单调地喝着好喝的浊酒，自己更喜欢有所期待——“这次瓶子里会酿出什么酒呢”。虽然金时做什么都粗枝大叶的，但这种粗枝大叶的地方还透着点纯粹的人情味。对亮作来说，他更珍惜金时粗枝大叶酿出来的失败浊酒，而不是别人酿出来的美味浊酒。“嗯，水鸟亭，挺好。”半轮明月挂在了山边。“水鸟亭山月。嗯，就这个。”于是，亮作砍了段竹子，用小刀刻了字，当作门牌挂上了。伊东附近的群山上有无数的洞，这些洞都是战争期间为防敌人登陆而挖的。这些洞不同于防空壕，是陆战专用的，所以特别大，大到能把部队、坦克以及卡车都一起藏进去。离城市最近的一个洞穴成了乞丐窝。伊东有些地方田里冒着温泉，有旅馆，有渔民街，这些地方都会扔很多乞丐能吃的东西，所以这里就成了乞丐和野狗的天堂。住在上野地下通道里的人们听说有这等去处，一批人就开始往伊东搬，没过多久这里就住了六十来户人家。其中有一位六十来岁的老爷子，原本是中学（相当于现在的高中）老师。整体来说，或许在这里要饭营养比较全面，所以老人家气色很好，不胖不瘦，而且兴致来了还能去田园的露天温泉里泡个澡，所以老人家仪表整洁，要比战争期间那些逃难的人更干净利落。他们走起路来总是背着桶、军用饭盒、锅和裁缝用具等一整套日用品，这也是用以判断他们身份的标志，不知内情的旅人甚至会把他们看成登山家——还有这么新潮的居民呢！这位原本是中学老师的老爷子过去一直被大家叫作老头儿，现在却精气神十足，看着像是现任中学老师，而且还很有威严。这份威严主要来源于他鼻子底下的小胡子，还有他那看似在沉思冥想的眼神。充分的营养保证了他皮肤的光泽和精气神，如果没有这份精气神，这份威严可能就要减半了。他似乎热爱孤独与逍遥，总是扛着一套日用品在大街小巷走来走去。他的脚步安静而沉稳，似乎跟他职业方面的目的毫无关系。不过他偶尔在路上瞥到正在工作的工人，就会念叨道：“道路扩建，道路扩建。”要是他看到路边冒出来的温泉，就会念叨道：“温泉涌出，温泉涌出。”有一次，这位老爷子偶然从水鸟亭前经过。他是第一次路过这里，但他的沉着与逍遥似乎与职业并不是全无关系，他以往应该没有机会走在这种孤立于田园中的水鸟亭前的小道上。他沉着的脚步忽然在水鸟亭门前停下了。是什么让心如止水的哲人停下了律动的脚步？是门牌。“水鸟亭山月，水鸟亭山月。”他反复朗读了两遍，又迈开步子，然后一边走，一边又念叨道：“水鸟亭山月。喔，是浪曲师[15]的别墅呀。”他又念叨道，“浪曲师别墅，浪曲师别墅。”亮作当时在围墙边种田，悄悄地看见、听见了这一切。于是一股说不清是恐怖还是震惊的情绪向他扑了上来。战争已经结束好几年了。市场上已经能买到各种各样的东西了。人们好像已经忘记了那个给人配给猪食都还欠了一个多月的时代。那个把自家田里的东西视作无上美味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只要出钱就有肉，有砂糖，还有外国的奶酪，连苏格兰威士忌都能买得到。就在几年前，一条沙丁鱼还是令人仰望的奢侈品，如今在伊东的渔民街上，那些晒干的竹筴鱼和鲭鱼连野狗都不会看上一眼。温泉街上那些只动过一筷子的伊势虾菜肴都被扔到了垃圾堆。住在洞穴里的这一批乞丐越来越接近圣贤之士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们不操心居住，更何况吃得还很有营养。只有亮作一个人，不，只有改名后的水鸟亭山月，他得到的，而且一直在拼命守护着的东西只有那一间房子和一小片田地，他的衣食住行跟战争期间完全没有变化。他除了吃自己田里种出来的东西以外，什么奢侈享受都不能有。他没有钱，也没有工作。不，他自负自己是这温泉别墅的主人。说来很不可思议，这种心境应该就叫作斜阳族[16]吧。他已经有了自尊，不可能去捡地上的东西吃，就连找份工作也低不下头来。他之前就知道在洞穴居民里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老头儿。他也看见过他安静又逍遥地念叨着道路扩建、道路扩建的样子，也听说过他原来是位中学老师。他刚知道老头儿这个人的时候，也确实觉得心中有种讽刺的满足感。自己前半辈子愿望就是当中学老师，虽然没能当上中学老师，却成了这温泉别墅的主人。而原本的中学老师也不过是洞穴居民而已。然而，随着战争阴影的淡去，他的生活越来越窘迫，因窘迫而生的悲哀也就越来越浓烈。他比谁都更常想起那个老头儿。这是他心里的一个可怕秘密，而且，他只有这个秘密不想为任何人所知晓。相较于老头儿安稳的生活，他的生活非常不安稳。没有任何收入，还被税金和捐款追着跑，只能咬紧牙关在世人面前死要面子。虽说他是这温泉别墅的主人，但换个角度看，那个老头儿也能算是这温泉别墅的主人呀。露天温泉是他们的，不光田地，海里的渔场和山野里的牧场也都是他们的，他们能找出所有山珍海味来吃。然而他看不起乞丐，忘不了自己身为别墅主人的那份骄傲。或许是因为忘不掉，亮作才会如此无可救药。他越来越畏惧心里的秘密——老头儿这个人的存在本身已经把他打垮了。“浪曲师别墅，浪曲师别墅。”老头儿念叨着走了。他似乎察觉到了在围墙边干活的亮作，然而他对浪曲师什么的好像完全不感兴趣。打乱他那沉着的脚步的，主要是“水鸟亭山月”这个门牌。这一点，亮作也注意到了。“水鸟亭山月……”老头儿的身影彻底消失在远方后，亮作忽然念叨了一句。老头儿察觉到的是水鸟亭山月这个门牌，并不是他这个人——这一事实在亮作心里渐渐复苏了。亮作觉得，这再当然不过了。“这门牌，不是我的。”亮作想把水鸟亭山月的门牌摘下来。然而，亮作转到门前看着门牌，又觉得很悲惨，实在没法把它摘下来。想了又想，还是放弃了，怎么也摘不下来。第二天，门牌没有摘，而他自己被人发现已在鸡棚的旁边上吊死了。[1]大日本产业报国会的简称。成立于1940年11月23日，在内务省和厚生省的指导下用战时体制统一管理劳动者的组织。——译者注[2]一种定置网，由拖网和袋形网构成，体积非常大。——译者注[3]日本“二战”时期为了解决因征兵导致的劳动力不足和军需问题，曾经强行征用百姓劳动。[4]指B-29轰炸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到朝鲜战争时期都是美军的主力轰炸机。——译者注[5]约3.3平方米。——译者注[6]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官方对大本营的战况所发布的公告。大本营即中日甲午战争起，至太平洋战争期间日军的最高统帅机构。——译者注[7]意为“天下一家”。——译者注[8]古代人类生吃贝类，丢掉的贝壳就堆成了贝冢。贝冢里不仅有贝壳、野兽和鱼的骨头，还有破损的石器等。——译者注[9]日本军队的部队编制单位之一。比旅团和团大，比军团和军小，人员大概在六千到两万左右（根据时代有所不同）。——译者注[10]指《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译者注[11]指伊豆大岛。位于伊豆群岛北部，是伊豆群岛中最大的岛屿。——译者注[12]日本南北朝和室町时代的农民武装集团。他们一般潜伏在山野之中，抢夺物资，参与战斗。——译者注[13]指坂田金时。即金太郎，源赖光麾下四天王之一。——译者注[14]在日语中水鸟是酒的别名。——译者注[15]浪曲是一种主要随着三味线音声高低，通过唱词和曲调讲述故事的表演艺术。——译者注[16]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因为世间情势急剧变化而没落的上流阶级，没落阶级。出自太宰治的小说《斜阳》。——译者注玩具箱总体来说，艺术领域存在一些只能靠这门手艺吃饭的人，像围棋将棋这些就需要特殊的天分才能在十四五岁拿到初段。因此有些人虽然在这条道路上有天赋，但让他做点别的事，就比国民学校的孩子还不中用，简直就跟白痴一样。不过也有一家之言认为，这种特殊的畸形儿最多也就能达到四五段，而那些能成为高手中的高手的人，在其他道路上也不会陷于平庸。就文学而言，偶尔也会出现这种作家。一般世人都容易对艺术的世界抱有迷信般的偏见，认为艺人、艺术家都是一些疯子。就工作性质来说，不能按时，没有规律是一方面，但工作性质本身就是没有规律。晚上工作白天睡觉，不能凭这个就认定人家是疯子。本来艺、艺术这种东西就不能用家常便饭的心态去搞。我前几天看了将棋名人战的决战，当时塚田（八段）第一手想了十四分钟，于是观战的土居（八段）问他说，像第一手这种不是应该前一天晚上就想好吗？而

们在一起谈过你们都有什么感觉吗？煮茶治痔疮，互相偷偷地给盐舔、给铜锈吃吗？我怀比莉·狄利亚的时候特别想吃小苏打。你怀我的时候也一样吗？别的有孩子的年长妇女，比如已经有四个孩子的阿伦的老婆萨莉，给你出过主意吗？爱丽丝·普立安呢——她丈夫当时还不是牧师，但他已经听到了召唤，决定做牧师了，因此他们在还算年轻时应该有些慈悲心，有些圣洁的感情。他们是不是当即就欢迎你，还是等到大炉灶被重新安装好，或在下一年潮流回来时给你洗了礼，以便他们能够与你直接交谈，与你面面对视呢？“在那次锡安山祈祷野餐活动中爸爸对你讲过什么？就是为驻扎在田纳西基地的有色人种士兵举行的那次。你们俩是怎么弄明白对方所说的话的？他讲路易斯安那话，你说田纳西话。音乐完全不同，声音来自身体的不同部分。准是像听两个不同的作曲家记在乐谱上的抒情曲。但当你们做爱时，他一定说了我爱你而你听懂了，这也是真的，因为我看到过从那时起他眼中的绝望神色—不管他想出了什么投资生意。”帕特停下笔，揉着中指上的茧子。由于握笔太紧，她的肩和肘都疼了。她听得见穿过房门、走道对面她父亲的鼾声。像以往一样，她希望他能做个高兴的梦——能够缓解白天不快的梦，能够补足他不快乐的日子的愉快的梦。除去娶了她母亲，她想不出他还破坏了什么规矩，使他得巴结那些不尊重他的人。他有一次曾向她描述从军队回来时黑文的那副样子。他说，他坐在他父亲的门廊上咳嗽，这样别人就不会知道他在为我们哭泣了。他父亲福尔顿·贝斯特和他母亲奥利夫都在屋里悲伤之极地读着他给G.I.比尔基金会填好的申请书。他想接受高等教育，好进医学院，可他又是父母唯一幸存的孩子，别的全都死于流行性感冒了。他父母无法忍受去设想他再次离家外出，或者待在除去心性各方面全都会永久衰灭的镇子里。他正在前前后后地看着主街水泥路面上的裂缝时，爱斯·弗拉德和哈珀·朱里朝他走来，说是有个计划。迪克和斯图亚特·摩根有个计划。听完计划是怎么回事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那个在战争中怀上他孩子的长着淡褐色眼睛和淡棕色头发的姑娘写了一封信。多亏他没跟他们说起我们。不然的话，他们会像后来劝阻米努斯那样不让他结婚。说不定他知道他们会反对，所以只是捎信给我们。“亲爱的狄利亚，快来吧。马上来。这是汇款单。我会有不少麻烦，让我无法心安。你们全都到来之前，我会是个疯汉……”我们到达时，他们的下巴大概都气掉了，不过除去斯图亚特，没人直接说什么。他们根本用不着说什么。奥利夫上了床。福尔顿不停地哼哼唧唧，还一个劲儿揉着膝盖。唯独斯图亚特有胆子大声说出口：“他把我们撇下的破烂捡回来了。”多薇嘘住了他。索恩也是。费尔里·杜波列斯则骂着他：“上帝不喜欢丑陋的方式。当心他也会不认可你所爱的呢。”这番话多薇一定想过很多，直到一九六四年那番咒骂变成现实。可惜她们都是些女人，她们的话是很容易被那些勇敢的好男人在上天堂的路上忽略的。他们也去了那里，最终心满意足地看着那破烂被埋葬了。反正是大多数吧。也有一些还留存着，用一种他们长辈永远达不到的智慧教育他们的子孙。帕特舔着牙，把贝斯特的资料放到一边。她挑了一个笔记本，既没做标记又没写引言，继续写下去。“她不肯听我的话。一个字也不听。她在丹比的一家诊所工作——我想是当清洁工吧，但她看上去像个助理护士，因为她必须穿制服。我不知道她的日子是怎么过的。我的意思是说，她说她在一个好人家的房子里有一间屋子，但我不信。反正不是全信。普尔家的一个男孩——也许是他们两个——去看了她。我知道这个，是因为那家最小的女孩狄娜告诉全班同学，说她哥哥指给她看了一座用圣诞老人和许多圣诞灯缀满前廊的房子。嗯，那肯定是鲁比之外的一处地方。她在说谎，而我宁可让蛇咬，也不愿意有个撒谎的孩子。我不想过分伤害她。我不知道我伤害过她。我只想制止那张撒谎的嘴，别告诉我她什么都没干。我看见他们了。三个孩子全在大炉灶的背后，她就在中间。再有就是我，在附近洗床单。”帕特放下笔，不写了，并且用一只手捂住眼睛，把她眼见的和她怕见的隔开。床单和那事又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在不该有血的地方有了血，或者在该有血的地方没有血呢？那是一年多以前，她觉得一切都在她的记忆中被淡忘了。在一九七三年的十月间发生了打架的事件。事后，比莉·狄利亚跑掉了，在女修道院里待了两周零一天。她在上午课间回来了，当时帕特正在教十二岁以下的孩子，她没待一会儿就要走。母女俩说了些愤恨的丑话，可谁都不敢离对方太近，以免像以前那样由动口而动手。她和普尔家的一个男孩走了便一去不回，直到今年年初才说及她的工作，写下她的地址。从那时起，帕特见过她两次：一次在三月份，另一次在阿涅特的婚礼上，那天她既是伴娘又是女傧相，因为阿涅特没有别人可找了，而且别的姑娘也不想得到和比莉·狄利亚一起走过通道的荣幸。或者只是帕特这么想。她只出席了婚礼，没去招待会，但她在大炉灶处看到了那些从女修道院来的姑娘，目睹了全过程，什么也没漏过她的眼睛。她看到了她们。她看到了普尔家的那些男孩，也看到了比莉·狄利亚坐下来和其中一个姑娘像老朋友似的聊天。她看到了普立安牧师、斯图亚特·摩根和那几个姑娘争论着。等她们开车走了之后，她还看到了比莉·狄利亚把她的花束扔进安娜的垃圾桶里并走开了，阿波罗和布鲁德·普尔紧随其后。比莉·狄利亚第二天就开着她自己的车走了，没和她提一句婚礼、招待会、女修道院姑娘的事或别的什么。帕特竭力想记起，那熨斗是怎么到了她手里的，又是什么话使得她抓着一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通用公司生产的叫作“皇室悠闲”的电熨斗，跑上楼去，砰地打到了她女儿的头上。她这个最重温情的母亲，只差几英寸就把女儿杀死了。她这个人宠爱孩子，不仅要保护他们不彼此伤害，还要保护他们不受那些背后中伤她女儿的太心狠的家长们的伤害。她这个人曾经要求自己要理智，要态度温和，要有判断力和自尊心，这次却从楼梯上摔下来，磕得周身青肿，只得停了两天的课。她上过学，也自修过，心里很清楚人人都知道那个长着浅色皮肤、没有姓氏的女人的杂种女儿不仅可爱，而且十分有用，价值不可估量。她在努力弄清自己怎么会抄起熨斗的过程中，才明白过来，还早在比莉·狄利亚是婴儿的时候，她就多少把她当成一种责任了。她基本上不可能成为帕特丽莎·卡托那样的淑女了。是因为当街脱掉短裤那件事吗？比莉·狄利亚当时才三岁嘛。帕特深知，她女儿若是个八层石头，他们也不会抓住那件事来对付她。他们也就是看到什么是什么——无非是个不懂事的小孩做了件傻事。我是不是漏掉了什么？是不是还有别的情况？但这个沉寂的夜晚，她要考虑的问题在于，她是保护了比莉·狄利亚还是牺牲了她。她是不是还在继续牺牲她呢？她手中提着电熨斗跑上楼梯去揍的，是活在八层石头心目中的小姑娘，而不是她女儿。帕特舔了舔下嘴唇，尝到了咸味，不知那泪水到底是为谁而流。内森·杜波列斯，鲁比公认最老的男性，对听众表示了欢迎。他跟堂弟摩斯争论了一番每年选一个德高望重的人一事，然后说西蒙·加里牧师是个更恰当的人选。但他最终还是被镇上的人说服了，因为加里牧师讲话太长，何况又不属于鲁比初创家庭，他搬来这里不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是与朝鲜战争有关。内森高大结实，和蔼可亲，连斯图亚特·摩根都佩服他。他娶了埃尔德·摩根的女儿摩丝为妻。由于他们的孩子都死了，他特别爱惜别人的孩子：主持一年一度的儿童节野餐，精心指导节目排练的时候兜里揣着咳嗽糖和提神丸来救急。此刻，还带着刚跨下来的马的气味，他爬上讲台，环视着听众。他清了清喉咙，却大吃一惊：原先准备好要说的话全都想不起来了，而脱口说出的似乎适合别的场合。“我五岁的时候，”他说，“我们离开了路易斯安那；我六十五岁的时候，跳进了卡车，离开黑文来到这个新地方。我知道，要是摩丝还健在或是我们的四个孩子有一个还活着，我就不会那么做的。你们都认识我的孩子们，他们——一个不剩地——在一九二二年被龙卷风夺走了。我和摩丝在一块陌生人的小麦地里找到了他们。但我从来没后悔来到这儿。从来没有。这片土地上的蜜比我知道的任何地方的都甜。我在一些地方砍过甘蔗，地里土的味道就像甘蔗，这种土还真不少。不，我从来没后悔过一分钟。但现在我心里有伤心事，也许在我主诞生的这个季节，我会弄明白那是什么。我嗓子眼里的干渴，眼睛里存着的泪水。我知道我见识的岁月超过了上帝通常应允一个人的年限，可这种嗓子眼里的干渴是新鲜的。眼里的泪水也是。我把这情况想了一遍，我能想出来的只有我不久前做过的一个梦。”在倒数第二排，娄恩·杜波列斯挨着理查德·米斯纳坐着，米斯纳的另一边是安娜。她前倾着身子瞥了一眼安娜，想看明白她是不是也走了神。安娜莞尔一笑，但没有转头看她，于是她便靠回去，忍受着老内森又一个支离破碎的梦境。内森用手指捋着头，闭着眼，仿佛想把细节理顺。“在豆畦里向我走来的是个印第安人。沙伊安人，我相信。豆蔓嫩绿。开满了豆花。他看着豆畦，摇起头，满脸难过的样子。然后他对我说糟透了，水不好；还说水多的是，可惜是臭的。我说，瞧瞧这儿，瞧瞧所有这些花，依我看就像是头等的庄稼。他说，最高的棉株不一定结最好的棉桃；再说，那些花颜色不对头，是红的。我看了一眼，确信花在变粉，然后变红。就像血滴。有点让我害怕。但我回头看时，他已经走了。花瓣又成白色的了。我琢磨着那景象就像今晚我们在这儿打算再讲一遍的故事。那表现了我们庄稼的力量，要是我们明白的话；但也可能伤了我们，要是我们不明白的话。而且会让我们沾上血污。愿上帝降福给纯净和圣洁，愿什么都不能拆散我们大家、都不能把我们从降福的主那里带离。阿门。”内森离开讲台后，在一片如果不是感激也是善意的唧咕声中，理查德·米斯纳趁机对安娜耳语了一些话，便离开了座位。他希望缓解一下刚涌起的幽闭恐惧症，自从他和三十八个人一起被关进阿拉巴马的小地牢以来还没出现过这种症状呢。当年他本人甚是狼狈，又是出汗又是恶心，那模样把他的狱友都吓坏了。那是一次无情的教训：不管他冒着什么样的风险，多么急切地期待着危险的对抗，一间拥挤不堪的地牢还是能够在十多岁的少年面前毫无怜悯心地羞辱他。此刻，在这间坐得满满的校舍里感受到窒息的围攻，他就来到了帕特·贝斯特的身边，站在过道里，从门洞看着里面的演出和观众。在她身后，沿墙摆着的一张长桌子上堆放着糕点和混合甜饮料。“你好，牧师。”帕特没有回头看他，只是调整了一下站位，给他在门洞里腾出地方。“晚上好，帕特。”他边说边用手帕擦着脖子上的汗水，“在这外边感觉好一些。”“我也是。从这儿可以看清一切，而不必抻着脖子从两顶帽子中间去窥视。”他们从观众的头上看过去，这时，用高级棉布做的大幕——洗得干干净净且仔细熨过——抖动起来。一群穿着白色长袍的儿童从两页拉开的大幕之间鱼贯而出，他们一本正经的面孔和光亮无瑕的头发构成了一幅完美的画面，只是偶尔齐膝的袜子滑落到脚踝或蝴蝶领结歪到右边，造成了点小破坏。他们向凯特·戈莱特利看了一眼，一齐吸了口气之后，便开始唱起：“噢，神圣之夜，明星闪烁……”唱到第二段时，理查德·米斯纳向帕特凑过去问：“我问你一件事没关系吧？”“没关系。说吧。”她以为他要请她捐助，因为他在筹钱的问题上一直有困难（就他希望的数量而言）。他想集资支援在诺曼被捕的四名少年的法律辩护，那几个十多岁的孩子被控犯有私藏毒品、拒捕、纵火、扰乱治安、煽动等一系列罪行，这些指控可能超出法律范畴而达到针对说“不”或想这么说的黑孩子的地步。理查德·米斯纳告诉过他的教众，他们在监狱里关了快两年了。在传讯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坐了二十个月的牢了。审判日就要确定，而需要付给律师的服务费虽然已有着落，但还要再努把力。到目前为止，理查德只收到了妇女们的捐助。妇女们想得更多的是那些少年的母亲的痛苦，而不是她们儿子处境的不公。然而，男人们，如弗利特伍德、普立安、萨金特·波森和摩根兄弟，都始终坚决拒绝。显然，理查德没有足够审慎地阐明他的请求。他应该设立一个浪子儿孙基金，而不应仅限于政治目的。那样的话，他站在卡尔瓦里山教堂门外继续请求时，也就不会从那些一辈子摆弄枪支的男人嘴里听到“我不赞成暴力”或者“不守法的小黑鬼拿着枪又没有家教，理应关进监狱”。这话当然是斯图亚特说的。不论理查德如何一再解释他们没有枪，他们的游行也并不违法，那些男人的钱袋依然不肯打开。帕特已经想好，要是牧师直接请求，她就倾力捐助。想到他需要她的慷慨，她还是很高兴，因此当听到理查德·米斯纳脑子里想的满不是那么回事时，她不禁有些厌烦了。“我正在设法摆平普尔家的事态，而且我想，如果你不介意，我也要和比莉·狄利亚好好谈谈。今天晚上她来了吗？”帕特手托着臂肘，转过脸来看着他。“没法帮你，牧师。”“你肯定？”“我敢肯定，不管那儿发生了什么事，都同比莉·狄利亚无关。何况，她已经不住在这儿了，搬到丹比去了。”她本想就此对他不客气地闭口，但提到她女儿与普尔家那些男孩的关系，她就控制不住了。“她的名字被提到了一两次。可是威斯顿·普尔不肯再跟我继续说什么了。有些事情把那个家拆散了。”“他们不喜欢打听，牧师。这是有关鲁比的事。”“我明白，但像这样的事总会不胫而走，涉及的就不只是一家人了。我刚来这里的时候，事情很清楚：如果出了什么问题，就组织一个代表团来处理，使人们不致彼此反目。这都是我亲眼所见，而且我也是解决问题的成员之一呢。”“我知道。”“这个居民区曾经像蜡一样紧密。”“仍然是这样。在遇到危机的时候。不过平时他们就各顾各的了。”“你不会指的是‘我们’吧？‘我们各顾各的’？”“如果我是这个意思，你会不会要我解释一些事情？”“帕特，求你了。不要曲解我的话。我不过是想起来，《圣经》班的年轻人在谈起他们的家长时，总是说‘他们’。”“《圣经》班？更像战争班。从我听到的来看，有种军事性质。”“军事性质，也许吧。不是军队性质。”“不是黑豹党（美国的一个黑人激进组织，始创于1966年。）的幼苗吧？”“你是这么想的吗？”“我不知道该怎么想。”“好吧，我来告诉你吧。与这里大多数乡亲不同的是，我们读报、读各色各样的书。我们坚持下来了。不错，我们讨论过防御战略。不是进攻，是防御。”“他们懂得其中的区别吗？”他用不着当即作答了，因为掌声和欢呼声已经响起，而且一直延续到儿童唱诗班的最后一个人消失在幕布后面。有人关掉了天花板上的灯。黑暗中全是轻轻的咳嗽声。大幕通过润滑充分的滑轮徐徐拉开。在侧灯的照明中，四个戴毡帽、穿着极肥大西装的身形站在桌边，点着特大张的钞票，身后拖着巨大的黑影。每张面孔都遮着黄白相间的面具，上面画着闪亮的眼睛和咆哮的大嘴，红得像是刚刚割破的伤口。那张桌子的前脸上贴着一个招牌，上面写着“小旅店”。他们在招牌上方不停地数着钱，弄出噼噼啪啪的响声。这时，衣装破烂的神圣家族排成一行走了上来，缓缓地迈着两步一并的台步走向他们。七

将为万国师矣。”显而易见，梁启超的意思不仅中国应该走上联邦制道路以解决中央集权危机，而且中国的实际情况也最适宜联邦制，最具有实行联邦制的内在要求和外部条件。传统研究以为梁启超这些意见代表了立宪党人的普遍看法，其实这种似是而非的判断相当值得怀疑。据梁启超1902年4月写给康有为的信中解释他之所以提出联邦制设想思想背景时说：“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弟子誓焦舌秃笔以偿之，决不能弃去者也。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弟子所见，谓无以易此矣。满廷之无望久矣，今日日望归政，望复辟，夫何可得？即得矣，满朝皆仇敌，百事腐败已久，虽召吾党归用之，而亦决不能行其志也。先生惧破坏，弟子亦未始不惧，然以为破坏终不可得免，愈迟则愈惨，毋宁早耳。且我不言，他人亦言之，岂能禁乎？不惟他人而已，同门中人猖狂言此，有过弟子十倍者，先生殆未见《文兴报》耳。徐（勤）、欧（渠甲）在《文兴》所发之议论，所记之事，虽弟子视之犹为詟栗，其《论广东宜速筹自立之法》（后来署名为“太平洋客”之《新广东》）一篇稿凡二十七续，‘满贼’、‘清贼’之言，盈篇溢纸。檀香山《新中国报》亦然。《新民报》之含蓄亦甚矣。树园，吾党中最长者，然其恶满洲之心更热，《新民报》中《扪虱谈虎》一门及《人肉楼》等篇，树园笔也，同门之人皆趋此。夫树园、君勉，岂肯背师之人哉？然皆若此，实则受先生救国救民之教，浸之已久，而迫于今日时势，实不得不然也。”也就是说，联邦政治理论的提出，在梁启超一方面是基于戊戌后对清廷的失望，另一方面表明以康有为为领袖的保皇党人在政治理念上已严重分化，激进如徐、欧者，虽不愿背弃师说，但迫于形势，不得不提出新的救国方略。由此看来，保皇党人并不存在着全体一致同意的联邦制设想。更有甚者，对于梁启超、徐勤、欧渠甲等弟子联邦政治、革命自立的理想，康有为自始至终予以反对。他在《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之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指出：“夫考之欧洲之事，则各国皆行立宪而国势安固，民权自由之乐如彼；法国独为革命，印度分省自立，而国势陵夷丧乱灭裂之害如此。”在《与诸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中，康有为还指出，“且夫欧洲十余国，皆立国千年，日相竞争，少不自振，立即败亡，故国土虽小，皆尚武事，其精神意气，日提振不敢懈，武备既已竟修，彼此互知而不敢妄发，乃于其文学工艺，日竟美而不敢劣，既各皆小国，难于吞并，故能自立。甚至小者，又有诸大之相牵相忌，立均势之法以维持之，故能久而不灭，积此千年，国界久定，国势久立，人心久坚，故能历久相持。近乃有商战学战而无兵战，凡此皆惟欧洲千年之老国能之。若中国各省真能自立，则基址浅薄，国界不定，国势未立，人心未坚，争乱而已，尚未能比印度各省藩臣之自立，而乃妄比欧洲千年之老国，岂不谬哉？况其必不能成而徒取乱乎？且人民才智未开，北地西边，闭塞尤甚，无其人才而妄立国，而欲以欧洲诸国自比，何其傎也。且荷、比、瑞、琏诸小之于欧洲，惟白种均势能之，若在亚洲黄种未定之国，而欲妄为引例，则为吕宋、波国而已，为印度、安南、缅甸而已，无论如何妄例，无论如何结援，终亦必亡而已。……而不知者，妄言广东自立，与欧洲日本相类，犹以团沙而比之坚金，以新生之婴而比之壮佼之夫也，夫谬或甚矣！”一句话，中国不能采取欧洲式的革命，不能建立欧洲式的联邦国家，依然是由于中国特殊国情所决定的。国情是一个最不易捉摸的字眼，它的内涵可以说从来都是由谈论者个人立场所决定。我们看到，提倡中国应当采纳联邦制的是基于中国国情特殊考虑，而反对者的根本理由也莫不由此而立论。基于如此对立的分析、论证，中国政治发展当然无法遵循任何一方，而其必然结果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是折中调和，或走到另外一条道路上去了。就中国政治实际发展来说，中央集权严重危机在晚清最高统治者那里也早有预感，尤其是在戊戌后不太长的时间里因义和拳而引发的“东南互保”，对清王朝的统治实在是沉重一击。因此如何建立集权、分权新模式，晚清当局实际也在思考和探索。1906年由清政府策划的筹备立宪运动，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如何重建、划分中央与地方权限问题。出使各国考察政治的诸大臣在参观考察了英国情形后曾向清朝最高统治者报告说：“至其一国精神所在，虽在海军之强盛，商业之经营，而其特色实在地方自治之完密，全国之制，府分为乡，乡分为区，区有长，乡有正，府有官司，率有各地方自行举充，于风土民情，靡不周知熟记。凡地方民居，沟渠道路，劝工兴学，救灾恤贫诸事，责其兴办，委曲详尽，纤细靡遗。以地方之人，行地方之事，故条规严密，而民不嫌苛；以地方之财，供地方之用，故征敛繁多，而民不生怨。而又层累曲折以隶于政府，得稽其贤否而奖督之，计其费用而补助之，厚民生而培民俗，深合《周礼》之遗制，实为内政之本源。惟其设官分职，颇有复杂拘执之处，自非中国政体所宜，弃短用长，尚需抉择。”（《清末立宪档案史料》，11页）如果循此思路而发展，中央与地方分权新模式一定能够重新确立，中央集权危机也势必能得到有效控制与克服。不论后来的中国政治发展实际效果如何，载泽等人提出的改革思路应该说是基本可行的，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政治发展大趋势、总方向，是当时中国可以一试的政治性选择。因此，清廷在1906年9月1日宣布“预备立宪”的上谕中基本上认可了载泽等人的改革思路，中国政治发展极有可能以此为契机而转到一条新的轨道上去。上谕说：“现载泽等回国陈奏，深以为国势不振，实由于上下相睽，内外隔阂。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知所以卫国。而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军民一体，呼吸相通，博采众长，明定政体，以及筹备财政，经划政务，无不公之于黎庶；又在各国相师，变通尽利，政通民和，由来久矣。时处今日，唯有详细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众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且从事，徒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将各项法律，详慎厘订。”（《光绪朝东华录》，5564页）期望以官制改革为突破口，解决清政府所面临的内外困境。应该承认，仿行立宪运动突破口选择大体上并不错，如果照此发展，将官制改革进行下去，将中央与地方的权限重加规范，虽然尚不能说完全解决中央集权严重危机，但这势必有助于此一问题进一步解决。然而，由于清廷毕竟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政府，它出于“家天下”的利益考量，势必在根本性问题上不愿主动作出实质性让步。重新认识联省自治辛亥革命后，中华帝国解体，两千年来的“超稳定”政治格局被打破，没有皇帝的中国究竟应该怎样往下走，确实面临很多困惑。所谓帝制时代，对于中国来说，就是适合农业文明的一种政治统治方式。之所以经过1911年一场大革命而被摧毁，实际上也是因为进入近代，西方资本主义逐渐进入中国，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也在改变，换一种统治方式，寻找一种更好的治理模式，其实在辛亥革命之前半个世纪已经悄然发生。19世纪70年代主流话语不断重申坚持“中体西用”不动摇，如果用历史主义观察，就意味着早已有人怀疑有人动摇。民国十年左右，章太炎等一批深度介入辛亥革命的老人都有一个反省，普遍认为1911年底和1912年初的政治选择可能过于草率了。他们觉得十四省独立对中国来说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中国在那个时候通过制宪会议制定一个全新的宪法，重构中央与地方的权力边际，然后重建统一，中国后来的许多问题或许就大不一样了。人生没有涂改液，历史无法遗憾。走过的就是历史，历史学家能够做的就是检讨历史发展的偶然与必然，寻找多种可能性是怎样错过的。辛亥革命是中国走出“历史三峡”的第一站，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一个共和国家。但是这个共和国家的基础确实不太牢靠。袁世凯的“第一共和”确实没有构建一个有力的统治秩序，新轨未立，旧辙已破。皇帝的威权不存在了，共和国总统的威权又没有建立起来。中国政治实际上陷入一种极其混乱的无序状态。革命无法完成秩序的重建，人们便自然试图恢复到旧有轨辙，政治强人袁世凯以为凭借国内外支持，可以通过重建“汉人的帝国”恢复秩序，不料共和的理想久已深入人心，人们宁愿做徒有虚名且混乱不堪共和国的公民，也不愿再做宁静有序专制帝国的臣民，于是袁世凯的帝制只能以失败而告终。袁世凯之后，中国的政权把持者更没有袁世凯的威权和能力，但他们的民主共和信念在袁世凯正反经验启示下愈加坚定，除了鲁莽的张勋，没有哪一个真正的政治强人还敢轻易变更国体，直至孙中山在苏联经验启发下找到了一条党治路线，用党治替换帝制，用党治构建新帝制，方才使中国重回威权统治，重构一个全新的政治架构。这是后话。在袁世凯之后，北洋系军人拥有国家的权力，但他们没有一个人具有袁世凯的力量和手腕。他们只能像走马灯一样轮流登场，既无力弥合派系之间的利益冲突，更无力统一全国。在南方，虽有非北洋系军人和孙中山革命力量继续活动，但孙中山的力量和策略不能统一中国至为明显，而南方军人与北洋军人如难兄难弟，除了纷争，就是抱团取暖。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恢复和重建中国政治秩序、社会秩序，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无疑成为国人重大关切。尤其是统一帝国旧秩序既然已根本不可能恢复，那么智者阶层必然要在传统解决方案之外寻求突破口，于是乎，联省自治、邦联政治一时间成为知识界、思想界热门话题，并很快由理论探讨转化为实际的政治运作，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似乎只在于此。历史主义地说，联省自治在理论上并无大错。如果基于正常情况下的理智选择，这种方案未尝不可以作为中国现代化的一种选择方案。然而由于背景复杂，由于各方面利益冲突，作为实际运动的联省自治、邦联政治最终流产了，结果与人们的期待近乎完全相反，而且加剧了威权统治。这确实是中国的宿命，是帝制两千年“超稳定”的报应。理论上不错的联省自治没有成功，历史虚无主义或许会说本该如此。其实，历史主义地检讨这套理论，检讨联省自治何以败，可能对未来中国中央与地方权力边际的重建不无裨益。清政府为什么启动司法改革1901年开始的新政，一个最重要的诉求就是司法改革。一百多年之后回望这次改革，应该承认晚清新政为中国司法体系的重建贡献巨大。这场改革大致确立了现代法律体系，彻底改变了两千年中国传统社会得以存在的法律依据，为现代民族国家重建、新生提供了法律上的支援和制度上的保障。清王朝和历代王朝一样，其政治基础和制度凭借的就是三权合一的君主专制。也就是说，中国自古以来的法律制度、政治架构并不缺少三权分立的意识和制度设计，行政权、司法权和立法权，在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中自有其地位和意义，三权之间的相互制衡、相互牵制几乎从一开始就存在。只是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架构中的三权分立不是一种西方意义上的绝对化，不是一种至上的和不可动摇的，而是在皇权主导下的三权分立，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的权力来源和法律凭借，最终都落实到皇帝一人。三权合一的君主专制当然不利于私人资本的发展，不利于自由经济体制的建立。这一点在中国步入现代化轨道之后数十年一直有争议，也一直有许多很清醒很明智的认识，至少在19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比较好的时候，许多冷静的思想家如马建忠等人就意识到中国传统法律体制和政治架构虽然有利于行政效率的提升和保障，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中国进一步发展的阻碍。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维新运动中，康有为曾明确指出旧有的法律已经不能治理变化中的中国社会。过去是强调天不变道亦不变，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天变了，在强大的西方社会文化影响下，中国之天已经不再是过去的天，所以中国的治道也就是法律体制必须随之变化。在康有为等维新思想家看来，法律制度、司法体制的变动不是先前数十年小修小改的枝节改良，而是从根本上从整体上参照西方，学习西方。即便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如张之洞虽然反对全盘承受西方的制度和文化，但他也在那时认为中国的法律制度有进一步改善的必要和空间，强调中国应该吸收和引进西方各国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改善和进一步完善中国的法律和制度。只是由于大的格局没有发生变化，新的政治架构没有形成，所以新的法律制度建设也就无从着手。《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面临巨额战争赔款的压力，西方国家其实也对中国是否有能力偿还这笔巨额款项持有某种程度的怀疑和焦虑，在《辛丑条约》谈判过程中和随后的商约修订谈判中，西方各国刻意诱导中国改善、改变自己的法律制度和政治架构，与世界接轨，与国际同步，鼓励中国尽早采纳在东西各国行之有效的自由经济制度。这样，就能够吸引外国资本在中国投资，就能够改善中国的经济构成和税收状况。市场经济、自由经济，本来就不是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资本的本质从来就是趋利性的，是没有国界，不分民族的。自由竞争要求司法独立，要求跨越国界，要求国际一致，否则，资本的趋利性不会接受政治、法律的强制束缚，不会像国有资本、官办企业那样进行什么不计成本、不期待赢利的政治性投资和政治性贷款。所以东西各国在与中国进行的一系列谈判中，认为中国旧有的法律制度已经严重阻碍了国际资本在中国的投资，中国如果不能尽快改善投资环境，修订相应的法律条款，重建与东西各国大体一致的法律制度，中国在经济上可能会受到很大损失。反之，列强不止一次向中国政府暗示，如果中国政府的法律制度能够作出重大调整，如果能够尽快与国际社会与各国法律相一致，那么各国可以考虑放弃在华享有的领事裁判权。中国人奉行的所谓“中华法系”或许在过去两千年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与已经传入中国的西方法律相比较，与传教士和外国商人、西方外交官熟知的西方法律体制相比较，似乎确实存在许多弊端。在中华法系中，法就是刑，民刑不分，诸法合体，实体法和程序法不是一般的分不开，而是紧密地纠葛在一起，凌迟、斩首、刺字、戮尸、缘坐等非人道的酷刑依然想当然地被大清国执行着，实践着，被西方人视为野蛮，却被中国人视为严惩。这大概就是当时中西法律之间最大的区别。列强对中国的暗示和表态，自然深深地吸引了清政府的改革兴趣，而中华法系似乎也确实到了不能不改地步，旧有的法律体制不仅严重影响了中外交涉、中外贸易和中外之间的政治往来，而且严重束缚了中国社会发展、经济进步。张之洞、刘坤一在“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第三折中就提醒清政府应该高度注意现行法律与东西方各国法律不太兼容的问题，这些法律大致包括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及刑律等。稍后，袁世凯也在1902年初建议清政府注意司法体制、法律制度方面的改革，注意向日本学习，借鉴日本1899年成功修订条约并全面重建法律体制的经验，甚至可以考虑借助于日本法律专家的帮助，修订或改造中国法律中与现实不太吻合的内容。封疆大吏的建议、列强的

昆都仑汗。在此之前，人们只知道他是淑勒贝勒。从1607年到1616年，他被称作淑勒昆都仑汗。到1615年，随着其雄心与成就的不断扩大，他又开始寻求一种新的更好的权力标志，以便最终高居于他从未真正信任过的其他部落首领和自己的子侄之上。他在曾经统治过中原的本族祖先的历史中找到了这一新权力的依据。满族是通古斯人的后裔。通古斯人曾建立金朝（1115—1234），将宋朝赶到南方，而统治了中国北方大部地区。当时，金朝统治者也面临这样的问题：汗，不过是众多部落首领中地位最高的一个，因此，要实现建立帝国的野心，就必须仿效南宋制度，努力创造一种等级更为森严的君主权威形式，以便削弱其他部落首领的竞争力。如今，谋士额尔德尼——可能也是明朝的境外居民——又一再向努尔哈赤进言：1612、1614和1615年多次出现于夜空的虹光，都是天命将移的预兆。于是，努尔哈赤于1616年宣布建立后金王朝，向着征服天下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努尔哈赤创立金国，并不意味着他对明朝已持完全敌对的态度。然而明朝早在他于建州、海西一带称汗之时，便已警惕起来了。曾于1608—1611年间任辽东经略的熊廷弼，很快就意识到努尔哈赤的威胁，并于1609年建议朝廷同这个潜在的敌人进行谈判，以便争取时间加强东北防务。但熊廷弼因主张不得已时可对努尔哈赤作出暂时让步，而使自己陷入了与朝中“言官”对立的极大危险之中。后者认为，这一主张带有怯懦、绥靖的味道，只会鼓励而不能阻止努尔哈赤的入侵。两年后，熊廷弼被弹劾，调离辽东，努尔哈赤征服天下的势头则在继续发展。明朝非但没有同努尔哈赤谈判，还关闭了与满族的边市贸易；1613年，叶赫受到威胁时，明广宁总兵张承荫又出兵援助叶赫，要求努尔哈赤放弃攻打叶赫的企图。也许是迫于经济上的压力，也许是由于明朝对叶赫的庇护，1618年，努尔哈赤决心进军辽东，直接与明军对抗。这年5月7日，努尔哈赤列述了对明朝的“七大恨”，次日便率领1万军队直扑抚顺。

吞并辽东

满汉种族冲突

新式武器和进攻策略

，嗣准文部省所拟章程十五条抄稿送来，寻读全文，有为整顿学校者，亦有间接管理学生者，实无苛待之意，旋即公布……”杨枢的这份奏折，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意思：“……日本文部省考虑到中国到日本的留学生越来越多，这些人良莠不齐，而日本有坏人，开办了不少野鸡学校，引诱中国留学生去读，真是败坏学风，因此，日本政府打算立一个法，整一整这个歪风，日本政府的用意良好，当然，至于日本人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我就不知道了，于是，我亲口告诉日本文部省：整顿学风，当然是好事，但是因为对我中国的学生有直接关系，所以我希望贵国能在这个法律公布之前，先给我看一看。于是，他们果真就送给我看了，我看了之后，觉得那条文确实是整顿学校、监管学生的，没有虐待中国留学生的意思，于是，我就同意日本颁布了……”将法案草稿交给清国公使杨枢审阅并且征得杨枢的同意之后，1905年11月2日，日本政府出台了《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以下简称《规程》）。这个《规程》的条文很长，读者不必一一研读，它里面有相当多的条文是约束日本人开办的“野鸡学校”的。在这个规定当中，关于监管清国留学生的，主要有如下四条的规定：第一条，清国学生需要清国公使馆的介绍，方能入读日本公私学校。第四条，清国学生转学、退学，需要征得清国公使馆的同意。第九条，清国学生到校外租房子的，所在的学校需要加强监管。第十条，因品行不端被学校开除过的清国学生，其他学校不准录取。颁布了这个《规程》之后，1905年12月15日，日本文部省次官木场，在《读卖新闻》上发表了这样的评论：“……（清国）留学生之中，属于革命派者甚多，他们经此次省令，必然蒙受一大打击……”木场的这个评论，进一步旁证了日本出台这个《规程》，是为了讨好清政府，帮助清政府监管在日本的清国留学生，防止他们被革命党策反。《规程》出台之后，日本的中文报纸《新民丛报》发表了一篇旅日华人撰写的名为《记东京学界公愤事并述余之意见》的社论，其对《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作了以下七点的评论：1.此规则之名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也，故无论内容奈何，吾辈义不可忍受，何以故？以损辱我国权故，日本人留学于欧美各国者，宁乏人？何以不闻某国有取缔日本学生之规则？即我国人留学他国者，宁止一日本？何以不闻某国开日本之先例？别为规则以取缔我也，若是夫彼日本明蔑视我国权也。2.此规则之名，原清韩留学生取缔规则也，不过恐我国不认，姑为朝三暮四之计，去韩留清之尔，夫其使我与受被保护之韩国为伍，是可忍孰不可忍也。3.规则第一、第四条言入学、转学需要经公使之介绍、承认，明侵害我入学自由。4.规则中有侵害我书信秘密自由之件。5.规则中有学生卒业后将姓名通告于我国政府，清其登用之语，使日本人欲结好我政府，愚弄我学生，以握我教育权，且渐干预我用人行政之权。6.规则第九条剥夺我居住自由权，查日本唯待娼妓乃有勒令居住于指定场所之制，是娼妓我也。7.规则第十条性行不良一语，不知以何者为不良之标准，广义狭义之解释界说漠然，万一我辈有持革命主义为北京政府所忌者，可以授意日本污指为性行不良，绝我入学之略，其设计之狠毒不可思议。《新民丛报》这七点评论，其中第一点是值得读者注意的：(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此规则之名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也，故无论内容奈何，吾辈义不可忍受。”这句评论翻译成现代中文，是这样的意思：“日本政府出台的这个规定，叫作《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无论它的内容是什么，我们都不能接受！”评论的意思是：因为它起名叫“取缔规则”，“取缔”二字十分刺眼，十分侮辱人，而至于这个规定的内容，就不再重要了，总之，一部连名称都叫作“取缔中国人”的法律，无论它的实质内容是什么，我们都是要反对的。《新民丛报》这七点评论中的最后一点也是值得读者注意的。依照这个规定，日本学校可以根据清政府的要求，以“品行不端”的名义将和革命党有瓜葛的清国留学生开除，而且不准这些有革命倾向的学生再入读任何日本学校。这无疑是断绝了众多革命派留学生的前途。但是，从文字上而言，这部法律本来名叫《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为何下发到了旅日华人那里，却改了名字变成了《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呢？原来，这是日本报纸“标题党”惹的祸。日本报纸在报道这个新闻拟定标题的时候，或许为了吸引读者，或许出于排版原因，总之，日本报纸采用了一个简化了的新闻标题，将《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简称为《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以下简称《取缔规则》）。其中，“取缔”二字十分刺眼。报纸一出，留学生和旅日华人哗然。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没有网络，没有电视、电台，日本政府出台一个新法规，许多清国留学生其实是很难有机会接触到法规的原文的。许多时候，除了读报，甚至要靠口口相传，三人成虎因而在所难免。这里有一个不太显眼的陷阱：在日语里面，“取缔规则”的意思是“管理规定”。日语里面的“取缔”两个汉字，并非是“取缔”的意思，而是“管理”的意思。例如，日本企业里面的“取缔役”是“董事长”的意思。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不小的误解。可是，当时在日本的许多清国留学生，吊儿郎当，日语学得并不精，他们直接把日语的“取缔”理解成了汉语的“取缔”，换言之，他们是把“管理”错误地理解成“开除”和“禁绝”。这个新规定一出台，顿时在东京的清国留学生之中掀起了轩然大波。清国留学生纷纷扔下课本，蜂拥般冲上街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课、游行、示威、抗议活动，风风火火，沸沸扬扬。其中，依据张篁溪在《1905年留日学生罢课运动始末》的记录，以秋瑾为代表的部分清国留学生，鼓动全体清国留学生罢课回国，一些清国留学生更是组成了“纠察队”，带上棍棒武器，满东京跑，看到清国留学生就威胁他们：“你回不回国？”说“不回国”的，立即被群起围殴之。但是，终归还是有明白人。黄尊三《三十年日记》记录了有一个清国留学生站出来说：“我们连那个所谓《取缔规则》的原文都还没有读过，发什么怒呢？我们是否应该先调查、研究，搞清楚之后，再反对也不迟呀！”愤怒的留学生们当即这样回应他：“不用查了，还有什么好查的？！我们认为是这样，就是这样！”而依据亲历者吴玉章的《辛亥革命》，鲜为人知的是：在这场留日学生的抗议回国潮中，汪精卫一派革命家，和秋瑾一派学生代表，立场是对立的。汪精卫是不主张留日学生回国的。因为，汪精卫的上司——孙中山——担心这批革命派的留日学生回国之后，会被清政府一网打尽。于是，孙中山让汪精卫在东京办了一个叫作“维持会”的组织，规劝留学生不要跟风回国，尽快回归课堂，恢复学业。与此同时，清国留学生胡瑛则成立了一个“联合会”，公开和“维持会”叫板。“联合会”私设法庭，对反对回国的汪精卫、胡汉民等一些革命党人判处了死刑。当然，他们没敢实际执行死刑，当时的日本已经是法治国家，随便杀人可不行。在这次罢课回国的风潮当中，先后一共有八千二百名清国留学生离日返国，日本《东京朝日新闻》1905年12月14日发表了这样的社论：“……要回去的，随便他们回去，别让他们在这里无理取闹，这种学生，就算我们有心培养他们，也是白费心机……”在中国湖北这边，湖广总督张之洞对闹事的学生进行了这样的批评和指责：“……盖此次中国学生八千余人先后全行退学，实为革命党所煽惑威逼，其中胁徒者十之八九，倡首滋事者不过十之一，特以乱党凶顽过甚，良善不能与抗，钦使监督避祸不遑，无从理论，近日本学生种种逆谋真情毕露实堪发指……”这篇文字可参《张文襄公全集》。清国留日学生陈天华在细细耕读了日本政府这个《规程》之后，发表了这样的评论（收录在杨源浚《陈天华殉国记》）：“……规则之颁，其剥我自由，侵我主权，故不待言……（然而）此次规则，出于文部省，专言我国学务，且细观条文，重在办学方面，与前报迥乎不同……”这时，同在日本的公共知识分子梁启超，也认真地研读了日本政府的这个所谓《取缔规则》。读完之后，梁启超认为：“此规则利大于弊，与中国国家主权没有关系，也并没有侵犯我们中国人的地方。”相关文字收录在《饮冰室合集·集外集》。同在日本的章士钊读完这个所谓《取缔规则》之后，也评价道：“与我国国体毫无关系”、“留学生是误解、胡闹”。不久，日本报纸又有评论员发表社论，认为清国留学生根本没有认真理解，甚至根本没有读过日本政府这次出台的新《规程》，就蜂拥罢课闹事，真是——“放纵卑劣”。这里，“放纵卑劣”四个字，对陈天华的刺激很大。隔了没几天，陈天华跳海自杀了。陈天华是不是为了抗议这次《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而自杀？不是。因为陈天华的遗书，把自己的自杀动机写得十分清楚。陈天华留下来的《遗书》（又名《绝命辞》），白纸黑字，是这样写的：“……诸君而如念及鄙人也，则毋忘鄙人今日所言。但慎毋误会其意，谓鄙人为取缔规则问题而死，而更有意外之举动。须知鄙人原重自修，不重尤人。鄙人死后，取缔规则问题可了则了，切勿固执。唯须亟讲善后之策，力求振作之方；雪日本报章所言，举行救国之实。则鄙人虽死之日，犹生之年矣……”陈天华这段文字，翻译成现代文，是这样的意思：“……（我死之后）大家如果想起我，就请大家不要忘记我今天说的话，但是也请大家千万不要误会我，我陈天华跳海自杀，并非为了抗议这次《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进而做一些意外的事情，要知道：我向来认为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自己争气，而不要怨天尤人，我死了之后，《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这个问题，能了结就了结它，不要太过偏执，只是要做好善后工作，要使大家中国人振作起来，不要再让日本人在报纸上侮辱中国人，大家要尽力救国，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尽管是死了，也虽死犹生啊……”可见，陈天华跳海自杀，根本就不是为了抗议《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陈天华跳海自杀的消息传出来以后，清国留学生更加悲愤，发动了规模更大的罢课闹事活动，并且放出狠话：“（留学生）谁敢不跟从（罢课），给我狠狠地打！”这就是那场“取缔清国留学生事件”、“陈天华自杀事件”的基本经过。梳理上述的史料，我们可以大概还原本案的发展逻辑如下：1.清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帮助监管在日本的清国留学生，防止清国留学生被革命党策反。2.日本政府在征得清国驻日本公使杨枢的首肯之后，出台了《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3.这个规程在入学、转学、退学、在校外租房等方面对清国留学生进行了监管，限制了革命党活动的自由，而且规定一旦清国留学生因涉嫌革命党被开除，则再也不能入读日本的任何学校。4.《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先后被日本报纸和中文报纸《新民丛报》错误地报道成《取缔规则》。“取缔”二字的中文、日文字义的区别使误会进一步深化。5.《取缔规则》的出台使在日本的清国留学生哗然。清国留学生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罢课、回国运动。6.一向忧国忧民的清国留学生陈天华，目睹日本媒体对中国人“放纵卑劣”的评论，同时也目睹留学生中“维持会”和“联合会”之间的内讧等诸多原因，悲愤交加，跳海自杀身亡，但是，他在遗书中自述：他并非为了抗议日本政府的《取缔规则》而自杀。我认为，这就是“取缔清国留学生”事件的基本事实，供读者鉴。

辫子真相

范围又大于经济整合的范围。用来排斥野蛮民族的北方边界，也是一种界线，在它之外，同样大小的耕地、同样规模的城镇和官府，却不属于这个国家；在它之内，主要是实物、运输代价又不太高的规定贡品，能由国家集中起来；而在它之外，贸易基本是离心的，输出大于输入。”欧文·拉铁摩尔：《边疆史研究》，第487页。?明初对蒙古的防御采取了非常积极的姿态。明将徐达以元朝都城（北京）为幕府，年年出兵北上讨伐蒙古残部。但1372年，徐达和李文忠被扩廓帖木儿打败。1373年，明太祖遂令徐、李二将固守边界，不再深入蒙古境内进行追剿，并将山海关两侧的居民迁至河北内地。1380年，明朝又改变了策略，并在1387年至1388年，派遣20万大军北出长城，彻底击溃了东北地区的蒙古军队，并继续沿松花江追剿，最后在勃脑尔（Buirnar）杀死了蒙古幼汗。T.C.林：《明帝国的满洲里》，第2—10页；匡顿：《游牧帝国》，第263—264页；侯仁之：《明代边境地区的马市》，第311—313页；法默：《明初两京制度》，第61—63页。?傅吾康：《15世纪初期中国对蒙古的征讨》，第82—88页，及其《于谦》，第95页。已有学者指出，在永乐帝不断迫使蒙古人向西伯利亚大平原远徙的时候，明朝没有必要在大同以外设置峰火台——一种报警系统。然而明朝一旦放弃了积极进攻的军事姿态，蒙古人便会驻兵长城之下，并在无人报警的情况下直逼大同和北京。吉斯：《明代的北京》，第57—62页。?傅路德和房兆楹编：《明代人名辞典》，第6、530、1304—1305页；毛里斯·罗塞比：《1368年以来的中国和亚洲腹地》，第45—46页。三边指甘肃、宁夏和延绥。其总督府设于固原，肃辽都督则驻守密云。阿勒坦汗联合了东部蒙古各部落，并重建了克拉廓热姆（Qaraqorum）旧都。匡顿：《游牧帝国》，第278页。?罗荣邦：《政策和决策》，第66—68页；吴缉华：《明代北边防御》，第11—12页；黄仁宇：《明代大运河》，第123页；《明代人名辞典》，第7页。?《明代人名辞典》，第6页；塞路易斯：《明朝反对蒙古人吗？》，第137页。在公众眼中，与蒙古互市的安抚政策，总是同声名狼藉的仇鸾联在一起，而英勇抵抗则同其政敌杨继盛联在一起。当皇上宠幸仇鸾时，杨继盛受到贬黜，一度消声匿迹。不久，仇鸾私自与蒙古互市，并献上80颗普通边民的头颅冒充敌军首级，谎称在古北口大败蒙古军，故而失宠。于是杨继盛得以重返朝廷，但不久又遭严嵩弹劾，于1555年被定死罪。当时杨氏之妻上疏皇帝，愿替夫受刑，还说死后要率鬼魂之军为明朝而战。严嵩于中途将此疏扣留，但其内容后来却广为流传。1656年，清朝顺治帝还在正式场合称赞了杨继盛的忠诚。吴乃荪：《董其昌》，第264—267页；赫伯特·A·翟理斯：《中国人名辞典》，第168、187页；《明代人名辞典》，第1503—1505页。杨继盛认为，忠同孝一样，是不可推卸的义务；人臣应既孝且忠，既事奉父母，又全心全意为君主效力。杨继盛：《杨忠愍公集》第二五七卷，第9页。?黄仁宇：《明代大运河》，第123页。?在蒙古人看来，严嵩只有在认为阿勒坦汗及其军队不过是一群“寻食之徒，无须忧虑”这一点上，是现实的。塞齐·亚格齐德：《中国与蒙古游牧民的贸易和冲突的样式》，第197页。在17世纪的民间传说中，沈炼被比作李林甫。E.B.豪威尔译：《今古奇观：沈小霞相会出师表》，第318—320、412页。明末“三言”中有个题为《李谪仙醉草吓蛮书》的故事，也表现出关于华夷关系的一种陈腐观点。故事说，渤海王要求唐玄宗（713—755年在位）将高丽的176城让给渤海国。作者借李白之口回答说：“自昔石卵不敌，蛇龙不斗……况尔海外小邦，高丽附国，比之中国，不过一郡，士马刍粮，万分不及。若螳怒是逞，鹅骄不逊，天兵一下，千里流血……毋取诛僇，为四夷笑。”豪威尔译：《今古奇观：庄子休鼓盆成大道》，第79—80页。?王崇武：《明朝商人殖民制度》，第301—303页；泽恩道弗尔：《“新安名族志”》，第194—195页。?16世纪后期，有大约50万军士和10万匹战马驻守北边，每人每月基本生活费约为2两。16世纪50年代，募兵每人每年的佣金约为6两；至17世纪初增为18两。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85—290页，及其《明朝的军费》，第43—44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40—42、55页；赵翼：《甘二史札记》，第750页；黄仁宇：《明代大运河》，第280页，及其《明朝的财政》，第112—116页。?褚华：《沪城备考》第一卷，第5—6页；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163页。?九边指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延绥（陕西的延安和绥德）、太原、固原、宁夏和甘肃九个军事重镇，是设于各省及都司之上的不固定的军事机构。朝廷根据需要拨给它们军队，并从中央都督府的权要中选派其将领。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65页；侯仁之：《马市》，第309—311页；黄仁宇：《明朝的军费》，第44页。仅辽东一边之军饷就需银324万两，粮108万担，马草21.6万捆，料豆97.2万担。弓每张需银2两，箭每支需银6钱。将这些物资自天津北运的船只仅有700条——而非预定的4000条，以至大量物资不得不用速度慢、代价高的牛车运送。黄仁宇：《明代大运河》，第127—131页。?如1624年，修建城墙6240丈（约11000公尺），敌台321座；1625年，修城费用又继续上升。《明实录》天启朝，第五十一卷第17页，第五十五卷第19—20页。据贺凯统计，1618—1627年间，明朝在同后金的战争中花费饷银约6000万两，约占明朝在此期间全部收入的一半。贺凯：《明代的监察制度》，第158—159页。?米彻尔·卡蒂尔：《14—17世纪中国价格变动史评述》。这一时期的价格指数是不可靠的。?褚华：《沪城备考》第五卷，第5—6页。1639年9月，广宁总监高起潜报告说，五个月来，“额饷分文未解”。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237页。?1644年1月21日，是史可法纪念日。见万言：《崇祯长编》，第57页。?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9—30页。巡抚原是监察官带提督军务之职，统各省提刑按察使司。?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47—48页。?拉铁摩尔指出，汉语称东北地区为“口外”，从而提出如下意见：“当问题是移居口外——而非移民海外——之时，人们会产生某种与华侨类似的体验。最初是感到失去了长城的保护，因而缺乏安全感。其后，一旦定居下来，又感到自己已处在高于中国的位置上。他不再受长城的保护；而长城所保护的正是中国；长城使他和同伴与之分离的正是中国。这就是说，地域情感部分地取代了种族的或民族的情感，这一变化令人费解，但意义深远。”拉铁摩尔：《满洲里——冲突的发源地》，第8页。拉铁摩尔进一步指出，这种地域情感集中表现为一种“夷”、汉皆有的特殊社会心理，即回过头来，将中国视为可征服的希望之乡。“冒险家们背对中国而向荒野出发，而其成功的标志，却是能够掉转身来，作为特权发源地之特权居民的一员，面向中国；于是，中国取代荒野之地成了‘希望之乡’，成了财富的源泉和行使权力的合适场地。”同上书，第60—61页。?张居正支持戚继光、李成梁等将领组建私人武装（戚继光曾举行传统仪式，与部下同饮兽血酒，立誓同生共死）。海因里希·布希：《东林书院及其政治思想意义》，第16页；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85页。17世纪初曾任辽东经略的熊廷弼提出，欲实现有效的边防策略，须使边将久于其职。见《乾坤正气集》第二八二卷，第41—42页，1609年9月8日条。?陈子龙：《陈忠裕全集》第二十三卷，第12—15及第23—26页。?边地居民处于一种临界状态，举个普通的例子——边境通过对进出口货物征收关税表现其存在，而对边境两边的许多居民来说，走私是十分正常的事情。边民对其国家的政治忠诚，会因与越境外国人进行非法交易以谋取私利而明显削弱。即使仅仅出于经济方面的动机，其行为也不可能只限于经济方面。他们不可避免地会形成自己的社会圈子和共同利益。边境两边的人们就这样一起共事，变成一个用“我们”指称的群体，而其本民族的其他同胞，尤其是本国官府，则被称为“他们”。因此，人们常常把这些结合在一起的边境两边的居民看作一种共同体，它虽然无法从制度上加以限定，但可从功能上加以识别。边地居民的这种矛盾心理，常常是明显而重要的历史现象，这并不奇怪。拉铁摩尔：《边疆史研究》，第470页。?这种现象并非近古历史所特有。西汉就有不少典型的叛国者，卫律（公元前1、2世纪人），一个突厥血统的著名乐师，就曾投奔匈奴，受封为王。汉武帝的大将李陵（公元前1、2世纪人）的事迹更为人所熟知。他数次率军深入匈奴腹地，最后陷入重围，被迫投降，并向匈奴传授中原兵法，娶单于之女为妻，留居匈奴长达20年。翟理斯：《中国人名辞典》，第450、865页。?罗塞比：《中国和亚洲腹地》，第41页；亚格齐德：《中国与蒙古游牧民》，第199页。有些蒙古人成了著名的明朝将领。满桂（1630年卒）自少移居内地，后从军御边，并不断升迁，1623年成为宁远守军将领。他作战勇敢，1627年7月接防宁远后，曾负重伤；1629年又率众抵抗金军，保卫北京，后在北京南城外战死。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61—562页。20世纪30年代，拉铁摩尔曾注意到，蒙古人与汉人之间存在很大不同，并指出，在内蒙古地区的旧屯田户、流民、商队和翻译当中，存在蒙汉两族的“混合阶层”。其中某人若不是蒙古人而是汉人，那么他多半出自一个已被蒙古传统所同化，或已同蒙古人通婚的家族，是个正式娶蒙古人为妻、遵守蒙古习俗而抛弃了汉族文化特征的人。然而在结束了遵守蒙古习俗的青年时代后，他又常常会在晚年返回汉族社会。他的一生好像被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一个是青年，一个是老年。拉铁摩尔：《满洲里》，第54—60页。?侯仁之：《马市》，第313页。李怀——“李猴子”，1515—1516年间投奔蒙古，并作为蒙古将领率军入关。塞路易斯：《明朝反对蒙古人吗？》，第137页。?谢：《明代后期的宗教与社会》；丹尼尔·L·奥弗迈耶：《抉择》，第162—163页。晚期小说对此也有描述，见豪威尔：《今古奇观：沈小霞相会出师表》，第414—417页。明朝在巴哈纳集开始同蒙古谈判时，要求蒙古归还逃兵。1570年，蒙古向明朝交还了9人，皆在北京斩首示众。侯仁之：《马市》，第321—322页；又见罗塞比：《中国和亚洲腹地》，第46—47页；《明代人名辞典》，第6页。?明朝边将把女真人分为三个主要部分：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常到开原进行贸易的野人女真。建州女真即后来的满洲。王钟翰：《明代女真人的分布》，第2页；罗塞比：《中国和亚洲腹地》，第50—51页；曲瑞瑜等：《清入关前对东北的统一》，第115页；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的发展及其建国》，第99页。关于建州女真的迁徙，见郑天挺：《探微集》，第36—38页；薛虹：《明代初期建州女真的迁徙》，第54—64页；林：《明帝国的满洲里》，第13—14、17—19页。满洲一词首见于1613年的记载中，1627年出现在朝廷给朝鲜国王的文书中，1635年被正式使用。薛虹：《试论满族共同体的形成》，第9—10页；郑天挺：《探微集》，第33—34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的兴起》，第10、13页。此前，满族人的《实录》多称其人民为诸申（Jusen）；此后，建州女真被努尔哈赤统一起来，并逐渐以“满洲”闻名于世。为方便起见，建州女真在文书中遂被称为满洲。?普雷斯顿·M·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5页。?拉铁摩尔并不了解17世纪20年代的种族冲突，故声称：“满族从一开始就不具备蒙古人那样强烈的部族意识和深厚历史传统。他们似乎是从外部无人区渗入到这片‘发祥地’中来的。虽然他们自己随即就承袭了女真之金朝的反叛传统，但他们崛起得太快了，以致始终未能彻底吸收这片‘发祥地’的传统与精神；他们创造了自己的‘发祥地’和地方传统。正是这种不成熟状态促使他们以惊人的速度和彻底性获得了汉族的特征。”拉铁摩尔：《满洲里》，第44页。拉铁摩尔的独到之处，是将地理因素与经济因素放在一起进行观察。汉人远涉东北，是作为商人寻求奢侈品，因而没有在那里定居。满族人穿过其“发祥地”南下，则是为了狩猎和牧养驯鹿。对他们来说，农业还是一种园艺活动，是狩猎经济的补充。到了学会汉族的耕种方式后，他们便逐渐发展为农业民族，形成许许多多村庄围绕着一个个城镇的格局。因此满族能幸存并繁荣起来，应归功于其文化适应性，与蒙古族在一起便遵守蒙古规范，与汉族在一起便符合汉族传统。同时，他们也保持了自己善于组织狩猎和作战的能力。拉铁摩尔提出：“满族对汉族经济文化的迅速吸收，以及缺乏使之与汉族进一步融合的内陆河流和沿海贸易，可能是引起边境冲突并最终导致满族征服汉族的主要原因。”同上书，第19页。?1685年，在总督德农维尔从加拿大写给路易十四的信中，提到有关在北美印第安人中的法国人的情况：“长期以来，我们总是说，为了使这些野蛮人成为法国人，应尽量让他们接近我们。但是我们有充分理由承认这是个错误。那些同我们频繁接触的野蛮人没有变成法国人，而常到他们当中去的法国人却变成了野蛮人。他们喜欢野蛮人的服饰和生活。”阿列克斯德·托克维尔也强调了这一点：“这些法国人很快就和当地少女勾搭上了。但不幸的是，在印第安人的特征与他们自己的法国人特征之间，有某种神秘的亲和力。不是让野蛮人体验和习惯文明生活，而是他们自己常常变得酷爱野蛮人的生活了。他们为赢得印第安人的友谊而对其陋习和美德同样大加称赞，并已成为当地最危险的居民。”阿列克斯德·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第329—330页。德农维尔的信在此也被引用了。?有一段时期，明朝兵部规定，每献一颗满人首级可得赏银150两。结果辽东百姓常被误认为满人遭明军捕杀。詹：《明朝衰亡》，第149—150、156页。“境外居民”（trans－frontiersman）一词是菲利普·柯廷（PhilipCurtin）创造的。艾伦·伊萨克曼用它来描述佩里拉（Pereira）族之类的群体。该族于18世纪初从果阿移居三比西河流域，并与彻瓦（Chewa）王族通婚，最后渐渐承认了彻瓦王为其君主。因此，境外居民不同于“边境居民”（frontiersman），因为后者或许有妻子在境外，但对留在欧洲社会的亲属仍保持着基本的忠诚。边境居民最终可能会发展出一种混合文化，而境外居民若也这样便会完全失去欧洲人的特征。19世纪，像佩里拉族那样的境外居民确

申明：儒佛殊途同归，是“爱河之舟楫”，可以“涤除昏妄，调伏魔冤，天人洗心于度门，龙鬼受职于神印”。也就是从此时开始，李豫的信仰开始改变，只是他的这种改变有些过度，以至于让元载和王缙等人利用皇帝信奉佛教的机会大肆敛财。李豫佞佛除了受元载和王缙的影响之外，个人生活际遇和多情的性格也有间接的影响。幼年丧母、第一任夫人沈氏离散、华阳公主夭亡、贵妃独孤氏早逝，这一切都让李豫很难在现实中找到可以寄托哀思的载体。所以当元载和王缙在他面前大肆宣扬信奉佛教的好处后，李豫很难找出相应的理由来排斥佛教。应该说多种因素促使李豫从大历二年开始逐渐推崇佛教，甚至一度出现佞佛的局面。但随着他渐渐看透元载和王缙专权乱政，李豫瞬间对他们鼓吹的佛教产生了一丝怀疑，因为在李豫看来，如此信奉佛教的元载和王缙，他们的实际行动和信誓旦旦所说的话完全不符，所以李豫清除元载和王缙不能不说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当元载和王缙彻底倒台后，李豫佞佛也就走到了尽头，开始重新回到那个所谓正统的儒道治国的道路上来。值得一提的是，在唐代历史上，李唐皇帝对于佛、道二教因为历史时代的不同，存在着很极端的态度，在后边我们还会详细说到。不过，在这两种信仰之间开始产生动摇的应该始自李豫。事实上，每一个历史人物的心态大多受到三方面条件的制约，一是所处的历史时代，二是社会地位，三是个人的教养和性格。李豫因为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所以拥有一颗仁慈之心；一生情路波折，又让他养成了多情的性格；而时事的混乱，又使他必须树立坚毅的信念，去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从他整个的一生来看，李豫其实是在一种极其复杂的心态下度过的。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在位已经十六年的李豫忽然一病不起。五月二十一日，自感大限将至的他下诏让皇太子李适监国，当天晚上五十四岁的李豫病逝于长安宫紫宸殿，两天后皇太子李适正式继承皇位。继位的这天，李适刚满三十七岁，从先前的经历来看，虽然他没有经历过太多的磨炼，但也非昏庸之辈，如今顺利登上皇帝宝座，这个年轻的君主踌躇满志，决心大有作为。第十章初示天威戏剧性的变化随着皇太子李适的继位，所有人开始将目光投向这个已经走向中年的帝王，有的人无比期待，有的人仍在迟疑。可以说摆在李适面前的是父皇留下来的一个不算动荡的局面，而之所以朝臣内心对李适态度不一，是因为这位皇帝虽然即位时已经不算年轻，但先前并没有经过太多的锻炼。李适出生于天宝元年（742年）四月，那个时候正是大唐帝国的黄金时代，沐浴在盛世中的李适尽享安定富足的皇家生活，这种生活到十四岁时却瞬间宣告结束。安史之乱的爆发不仅让大唐帝国陷入一片腥风血雨之中，更让李适和生母沈氏离散。前边我们说过一直到后来李适继位，他也没能找到生母沈氏，应该说失去母亲是李适人生的一个转折点，这也让他那年少时开朗乐观的性格逐渐蒙上一层阴影。随着年龄的增长，李适亲身经历了马嵬驿兵变、平定安史之乱、李辅国兵变等影响帝国命运走向的一系列事件，虽然在父皇李豫继位后，李适接过了天下兵马大元帅的职位，但坦白地讲，由于身份所限，这个官职对于他来讲只是个名誉职务。李适的经历如果和他祖父李亨相比，那自然是差了很远，甚至他也不如父皇李豫那样经历过战场的厮杀和宫廷斗争的骇浪。史料记载李适为数不多的一次独立完成任务，是在宝应二年（763年）十月，李适以天下兵马大元帅的身份前往陕州与赶来支援唐军的回纥登里可汗会合。没想到李适就是这么仅有的一次外出执行任务的机会，却遭到回纥登里可汗的侮辱！当时还是雍王的李适接受父皇李豫交给的任务，前往陕州与登里可汗会和。到达陕州后，李适知道回纥军队驻扎在黄河北岸，所以率领十余名亲兵前往北岸回纥大营，与登里可汗见面。本来李适是带着诚意去见登里可汗的，他以为对方也会以诚相待，但当他来到回纥大营之外，让侍卫药子昂进去通报时，登里可汗的表现可以用傲慢无礼来形容。“你们雍王为什么不在帐前跪拜？”“我们元帅是肃宗皇帝的嫡孙，现在两宫去世尚未安葬，按照礼法不应该行跪拜礼。”面对登里可汗的刁难，药子昂不卑不亢地说道。登里可汗还没说话时，他身边的宰相和车鼻将军再次刁难说道：“大唐天子与我们可汗已经约为兄弟，所以我们可汗就是你们雍王的叔父，现在侄子来见叔叔，为什么不赶快进帐来拜见，还在外边等什么？”药子昂实在没有想到回纥的人居然这么不讲道理，但他并没有立即发作，而是稍稍加强些口气说道：“我们元帅是大唐的太子，也就是国家的储君，哪有国家的储君跪拜外国可汗的道理？”没想到药子昂情急所说的话，让登里可汗大为恼怒，这一次他不再斗嘴，而是让手下人将药子昂及其随从全部按倒在地一顿痛打。药子昂等人的惨叫声让身在帐外的李适听得十分真切，这也让第一次走出深宫大院的他一时间惊慌失措，他本能地想到了逃跑，可是在他刚刚转身准备离开大帐时，就被回纥士兵拦住了去路。一直到药子昂等人被鞭打了一百下之后，登里可汗才派人走出大帐告诉李适，说看在他这个侄子年少不懂事的分上不予以处罚，暂时放回本营以观后效。就这样李适搀扶着浑身是伤的药子昂勉强回到唐军大营内，好几个随从因为伤势过重死去。由于唐军急需回纥人的援助，所以李适不得不暂时压制住怒心中的怒火，但第一次走出深宫就遭受这样的羞辱，还是让李适受到了强烈的刺激。一定要让我的国家强盛起来，只要国家强盛了，对待意欲羞辱者才能以强硬的手段还击！这是通过本次耻辱的经历，李适悟出的一个对他日后行为方式产生至关重要影响的道理。在此后的日子里，李适虽然名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但并没有参与到具体的实战之中，在父皇李豫去世以前，他都一直待在深宫之中，安心地做一个等待接替老爸皇位的储君。现在皇帝老爸突然撒手西去，李适终于登上了皇位，属于他的时代已经到来，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治理这个国家了。还在居丧期间的时候，李适为了显示自己遵守礼法，在饮食丧服等细节上十分注意，目的就是为了给大臣们一个良好的印象。尤其对对他抱有迟疑态度的那些人，李适更是谨小慎微，生怕让那些人挑出毛病，甚至他与弟弟韩王李洄一同吃饭时，居然撤掉了酒肉，只有马齿苋一种野菜，并且不放任何调味品，以粗粝的饭食表示自己对丧礼的遵守。但让李适想不到的是，在他如此精心在意的情况下，居丧期间还是发生了一起戏剧性事件。事情的起因源于宰相常衮的多事。很长时间以来，朝臣们因为常衮性格固执急躁而对他颇有微词，更对他亲自过问鸡毛蒜皮小事的做法不以为然。李豫的灵柩停放在大殿上，大臣们早晚都要到灵堂前致哀，这其中的细节有很大的规矩。但常衮在致哀时，却哭得特别悲伤，按说皇帝驾崩，臣子哭得悲伤应该说是件好事，这至少说明君臣感情甚笃，但常衮的哭法儿实在有失身份，众人发现这位老先生哭着哭着居然在地上打起滚来，颇有些市井泼妇撒泼的感觉。你爹死时恐怕都没哭得那么厉害，现在面对新皇帝你作什么秀？当时一起在灵堂前致哀的大臣全都对常衮的做法嗤之以鼻，但绝大部分人只是冷眼旁观，即使有天大的不满也埋在心里，而且很多人还出于息事宁人的态度，准备将常衮从地上搀扶起来，但时任中书舍人的崔佑甫却偏偏是个大炮筒子，看到常衮的表现后，立即当众发飙：“臣子在君主灵堂前哭泣，怎么还有让人扶持的礼节呢？”常衮听到这句话后，立即从地上站起来准备和崔祐甫理论，结果被众人拉住，才没有当场发作。崔佑甫的话犹如尖刀般深深扎进常衮的心窝中，要不是碍于自己的身份，以及诸多同僚的面子，常衮早已经和崔佑甫对骂起来。面对崔祐甫的挑衅，常衮硬生生地忍下了这口气，这件事情本来可以到此为止，但不久后一场关于皇帝服丧时间的论战，使两个人的矛盾彻底爆发。在灵堂祭拜事件的七天后，朝臣们在私下的场合讨论作为大臣究竟该为代宗皇帝李豫服丧多长时间的问题时，常衮第一个站出来发表意见：“陛下！按照礼法臣子要为已经逝去的君主服丧三年，到汉文帝时改为三十六天，我朝从高宗皇帝以来，都遵守汉朝的制度，一直到玄宗、肃宗皇帝去世才改为二十七天。臣认为至少二十七天是不能变的，虽然先帝有‘天下吏人，三日释服’的遗诏，但既然皇帝都服丧二十七天，所以朝臣也应当一样。”常衮的声音还没落地，他最讨厌的崔佑甫便站出来反驳：“常相别忘了，先帝遗诏中所说的‘天下吏人’是包括所有的公卿大臣和天下所有的百姓，我认为应该按照先帝的遗愿去做，只服丧三日足矣。”“祖宗的规矩是不能破的，难道崔大人不明白吗？”常衮厉声问道。“现在是讨论为代宗皇帝服丧，理应考虑先帝生前的遗愿！”崔佑甫据理力争。“你……”“常相如果认为我说得不对，可以到皇帝那里去告我的状！”言罢，崔佑甫转身头也不回地离去，只剩常衮站在原地气得浑身颤抖。“好！我现在就到陛下那里去！”常衮冲着崔佑甫离去的背影气急败坏地咆哮着。然后，他便真的去面见李适。老油条常衮明白，如果他真的按照崔佑甫所说的到皇帝陛下那里去陈说两个人吵架的事情，皇帝陛下不仅不能理解，反而还可能会因为服丧期间心烦意乱而被治罪，所以常衮面见李适时并没有直接说和崔佑甫争执的事情，而是祭出了礼法这件利器。当然，精明的常衮更明白在皇帝陛下面前，一定要保持淡定的态度。“陛下！今日众多朝臣讨论该为先帝服丧多长时间时，大臣们各抒己见很是热情，只有崔佑甫随便耍性子，轻议国典！”常衮坚信“轻议国典”这四个字，一定会触碰李适敏感的神经。“轻议国典？他是怎么说的？”果然，李适对常衮说的话，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崔佑甫说为先帝服丧三日足矣，臣却认为虽然先帝确实说过‘天下吏人，三日释服’的话，但那是先帝体谅众臣，做臣子的万万不可失去礼节，就是因为这件事，崔佑甫当着众人的面不断奚落臣。”常衮说这番话的时候，情绪并没有过于激动，似乎在用自己的淡定向李适传达一种完全就事论事的态度。“崔佑甫如此轻易说出这种话，是不是事出有因呢？”“陛下！不管怎样，崔佑甫作为朝臣，也不应该轻议国典，他说的话影响实在不好，臣建议外贬崔佑甫为潮州刺史，以树天威。”“嗯……这件事容朕慎重思考后再做决定，卿退下吧！”……应该说常衮在皇帝那里说的话，产生了一定作用，至少皇帝陛下没有当场驳斥。不过对于常衮来讲，他并不想就此打住，他决定趁热打铁，上一封奏章，让李适下定决心外贬崔佑甫。转天，李适便收到了常衮的奏章。奏章中将崔佑甫轻议国典的事情重叙一遍，然后进一步述说崔佑甫这么做的危害，最后继续建议将其外贬为潮州刺史。值得一提的是，奏章的落款是三个人的名字，分别是：常衮、郭子仪和朱泚。朱泚最初是幽州卢龙军节度使李怀仙的部将，后来其其部将朱希彩取代李怀仙后，朱泚又得朱希彩的信任。大历七年（772年），朱希彩为部下所杀，众人推举朱泚为留后，朝廷即授他为幽州卢龙节度使。大历九年（774年），朱泚入朝以示恭顺。朱泚赴京师，以其弟朱滔留管州务。不久，他察觉朱滔有自立野心，遂上表请留京师，李豫命他统领汴宋、淄青人马以防吐蕃。大历十一年（776年），朱泚加同平章事，出屯奉天（今陕西乾县），从“同平章事”的官职来看，朱泚算是宰相班子的成员。李适看到常衮的奏章中落款是三个宰相的名字，心中不由一惊，本来想息事宁人的他开始对这件事情重视起来，因为三个宰相同时建议外贬一个人还真是不多见，最终李适认为仅凭“轻议国典”就贬潮州刺史有些过重，于是他大笔一挥改为外贬河南少尹。按说这件事情本来可以到此为止，但李适一定想不到这封奏章落款的三个人名，除了常衮是亲笔签名之外，郭子仪和朱泚居然不知道内情，更搞笑的是，这也不是常衮有意欺骗李适，完全是因为当时唐帝国的公文制度存在严重漏洞。最初肃宗李亨在位时，因为平叛军情紧急，所以让几个宰相轮流值班，值班时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可以马上处理，由值班宰相代替休假的宰相班子成员署名上奏，久而久之这种做法成为惯例。李适继位后，朝廷内实际行使宰相职权的只有常衮一人，郭子仪、朱泚都只是以军功进位宰相之职，并无对朝政的处理决断之权，所以常衮在给李适的奏章上按照以往惯例也写上了两个人的名字。可问题正是出在常衮事先没有和郭子仪、朱泚沟通这件事，他本以为外贬崔佑甫是小事一桩，但郭子仪和朱泚恰恰却不这么认为。崔佑辅的被贬在郭子仪和朱泚看来有些冤枉，所以二人联名上疏李适请求从宽处理。他们的奏章递上去后，搞得李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于是李适询问两个人既然已经在常衮所呈的奏章上签字为什么又反悔。皇帝陛下的发问，让郭子仪和朱泚也是一头雾水，两个人害怕被治罪，立即解释说根本没在奏章上签字。直到此时，李适才明白原来这其中一直是常衮在搞鬼，盛怒之下，李适立即召见常衮询问事情的原委，可是他没想到常衮来到后居然振振有词，说自己是按照惯例行事。既然你是按照惯例行事，朕就偏偏打破惯例！“你这是假借他人名义欺骗朕！”常衮那无所谓的态度让李适异常震怒，他向常衮咆哮道。说完后，李适狠狠地拍了下桌子，然后起身退回内室，而此刻早已吓呆的常衮，立即意识到自己的前程很可能就毁在这件事上。大历十四年（779年）六月五日，也就是在李适怒斥常衮的转天，李适召见群臣亲自下诏，贬黜常衮为潮州刺史，同时即刻召回已经被贬上路的崔佑辅回来担任门下侍郎并加封同平章事，这等于是让崔佑辅顶了常衮的位置。常衮虽然先前已经预感情况不妙，但当他听到皇帝陛下的决定后，还是几乎要晕倒过去。他没有想到原本准备留给崔佑辅的那个潮州刺史的职位，居然最终会落到自己头上，受到打击的常衮被迫离开京城前往潮州赴任，两年后转为福建观察使，于贞元元年（785年）病逝于福建。李适下达追回崔佑辅的命令时，崔佑辅已经走到了长安东边的昭应县（今陕西临潼），接到皇帝的诏书后，他立即赶回长安重新接受任命，算是进入了宰相班子。服丧事件是一个偶发事件，虽然最初这不是李适有意为之，但从结果来看，谁也不会想到李适一朝宰相班子的调整工作居然会以这么戏剧化的方式来完成。最关键的是，崔佑辅回来后只干了不到半年的时间便病逝，在病重期间他向李适推荐了一个能够代替自己做宰相的人。这个人就是我们前边提到过的杨炎。在此之前，杨炎因为身为元载的同党，被李豫外贬为道州司马。这些年他一直远离朝廷，如果没有崔佑辅的推荐，杨炎很可能会终老于道州，但现在他必须收拾行囊赶赴京城接受皇帝的陛下的任命。不过，当时谁也没有想到，杨炎重新回到朝廷后，居然完成了一件唐代历史甚至是中国经济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这件大事就是杨炎制定和实施了对后世财政税收制度产生深远影响的两税法！两税法大历十四年（779年）八月，杨炎从道州赶到京城，被李适破格提拔为宰相，开始了他崭新的仕途之旅。杨炎出任宰相期间的最大政绩当属实行两税法，但为什么大唐历史偏偏行进到李适这里时，两税法才应运而生呢？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还得从唐代的赋税和财政制度变迁说起。高祖武德七年（624年），朝廷颁布了均田制和租庸调法作为唐代的基本赋税制度。均田制规定：十八岁以上的成年男子，每人由国家授予

国大事，进行多种语言文字交流。和珅对乾隆来说，是一个没有人可以代替的陪伴和助手。四、贪得无厌，打击异己仗着乾隆的宠信，和珅用各种手段聚敛钱财，比如侵吞、纳贿、索要、放债、开店、收税、盘剥盐商等等。凡是外省进贡皇上的礼物，都要经过和珅这一关，他从中截取，以致他所藏的珍珠手串，比皇宫的还要大、还要多。据说，在和珅被查办的前一天，乾隆的七阿哥派人来求和珅想个办法救救他。原来，这个王子不慎打碎了皇宫中一个直径尺许的玲珑剔透、光彩夺目的碧玉盘。这是皇帝平素最心爱的珍宝器皿，七阿哥怕嘉庆龙颜大怒，怪罪下来，所以赶紧派人来求和珅，和珅随手取出一块精美玉盘，对来人笑笑说：“这有何难，看看这个玉盘可否代替？”来人一见，顿时就乐得两眼眯成一条线，手捧这块不知比皇宫那块强多少倍的玉盘，一路小跑带回去给了七阿哥。当时的官员们想得到一个肥缺，或想保住高官禄位，或想飞黄腾达，或欲免除牢狱之灾、杀身之祸，无不走和珅的门路，并付以重金行贿。另外，他还明里暗里敲诈勒索各地官员。有一次，闽总督伍拉纳等，为报效给和珅的财宝，竟然公开吊打州县官员，聚敛钱财。这样上行下效，各州县官员严刑拷打公差、衙役，公差、衙役又去加重对老百姓的盘剥和搜刮，这种一层压一层的腐败，最后引起了大规模的起义。他们以“官逼民反”为口号，把矛头直接指向和珅。和珅谙熟官场之道，但他的所作所为并不是始终不露痕迹，总有一些人来弹劾他，为此，和珅千方百计地堵塞或拦截通向皇帝的信息渠道，对异己力量打击报复，如御史曹锡宝想参劾和珅家人刘全，以打开缺口参劾和珅，但他不慎走漏了消息，被人连夜向和珅告密。和珅知道后，在乾隆跟前预先作了铺垫，曹锡宝因此反被革职留用。嘉庆帝对和珅专权贪污早有耳闻，心中极为不满，但碍于乾隆的情面，投鼠忌器，敢想而不敢言。乾隆去世后，嘉庆主持朝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迅速查办、处死了和珅，抄没了家产。有张流传的抄家清单这样记载着和珅的财产：田地八千顷，当铺七十五家，银号四十二家，古玩铺十三家，带花园的楼台一百零六座，还有大量金银、珠宝、器皿等；仅各种各样的衣服就有：貂皮的一千五百零二件，杂皮的一千二百四十三件，其他衣服五千三百一十六件。他的整个家产，折合白银竟然达九亿多两，这么大的数字远远超过了清廷十余年的总收入（每年七千万两），其贪污款项之多，数额之大，真是前所未有。自古以来，无论是王恺、石崇都不及和珅的十分之一，就是中外的皇帝，也没有这么大的家私。【点评】和珅依靠乾隆的宠信，贪得无厌，在他通向财富的巅峰时，也为自己掘好了坟墓。大贪官和珅的事情表明，乾隆盛世的外衣下，清廷内部已腐败到了何种地步！第十一章“浓墨宰相”刘墉宰相刘墉，民间广为流传，野史上记载颇多的是他与乾隆、和珅斗智斗勇的逸闻趣事，说来令人捧腹，几至绝倒。历史上也确有这个人。刘墉（1719—1804），字崇如，号石庵、青原、香岩、石砚峰道人等，山东诸城人，系乾隆进士，官至吏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其父刘统勋也是大学士，刘墉的仕途还算顺利，这里面多少有些他父亲的功劳。据说刘墉持躬清介、行为放诞、不修边幅，穿着破衣烂衫，虽然露肘踵也一点儿都不在乎。一天上殿，有个虱子沿着他的衣领而上，慢慢地将要爬到丫胡须，乾隆看见不禁偷偷地发笑。刘墉见了心里纳闷，不知道乾隆笑什么。回到家后，外人看见了提醒他，要给他捉虱子，刘墉才明白乾隆暗笑的原因，于是对外人说：“不要杀了这个虱子，此虱几次爬上胡须，曾经为皇上御览，福分大佳，你们也没有它那么好的福气！”其怪诞如此，刘墉居官数十年，家资清薄，门可罗雀；而与他同时的满相和珅却专权恣肆，富可敌国，就连他家的看门人，也有银子百多万两。刘墉常常悄悄地把自己的朝服拿到和珅开的当铺里去典当换钱，而和珅的门人一点儿也不知道。有一次正逢元旦朝贺，同僚皆狐裘貂套，只有刘墉穿着破衣服，状极瑟缩，乾隆见了很不高兴，认为刘墉是装的，便责问说：“刘墉你为什么有衣服不穿，装成这副穷样子？”刘墉叩头回答说：“我的全部衣服，都在和珅的当铺里。”乾隆把和珅召来问，和珅茫然不知，于是刘墉出示当票说：“我有票据在，怎么能说没有呢？”和珅大窘，哑口无言，乾隆于是说：“刘墉的衣服，你还了他吧，你看他冻得怪可怜的。”从朝堂出来后，和珅老大不高兴，刘墉掩嘴偷笑说：“皇上问得凶，我一时找不出话说，只好把老兄抬出来，莫怪莫怪。”和珅哭笑不得，对刘墉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刘墉就是这么幽默滑稽，谁的玩笑都敢开，谁却又奈何他不得，人们都称他为“小诸城”。刘墉不仅怪诞幽默，而且书法诗文很好，甚至超过了他的政绩，被称为“浓墨宰相”。尤其是他的书法，在乾隆、嘉庆年间，与翁文纲、梁同书、王文治并称“清四家”。据徐珂《清稗类钞》记载：诸城刘文清书法，论者譬之以黄钟大吕之音，清庙月堂之器，推为一代书家之冠，盖以其融会历代诸大家书法而自成一家。所谓金声玉振，集群圣之大成也。泗州扬文敬公士骧所藏文清真迹甚多，盖其自入词馆以迄登台阁，体格屡变，神妙莫测，其少年时为赵体，珠圆玉润，如美女簪花。中年以后笔力雄健，局势堂皇。迨入台阁，则绚烂归于平淡，而臻炉火纯青之境矣。世之谈书法者，辄谓其肉多骨少，不知其书之佳妙，正在精华蕴蓄，劲气内敛，殆如浑然太极，包罗万有，人莫测其高深耳。这段话，恰当地评价了刘墉的书法，正和他的为人一样，怪诞幽默，劲气内敛，殆如浑然太极。刘墉的字好，而且自成一家，别人极难模仿成功。他当尚书的时候，每写完判词，就画一个“十”字，有下属模仿，刘墉一眼便能认出，说：“我的字是不可模仿的。”然而刘墉对自己的评价却是：“吾平生有三艺：题跋为上，诗次之，字又次之。”那么，刘墉的诗如何呢？法式善《梧门诗话》中说：“刘石庵先生小诗最有远致。”阮亨《瀛舟笔谈》说：“石庵刘相国书法冠冕海内，而诗不多见，所传诵者大率从卷轴传抄而得，字字遒劲，非深于少陵者不能读也。”看了别人的评论，我们再来看其两首小诗，风味你自己去评说吧。康熙、乾隆曾数次派人去寻找黄河之源，终于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探定，探源者鄂弥达自绘寻源小像以志其事。对此，刘墉有一首应和之作，名为《题寻源小像》，其诗如下：三万与图驿使通，远探星宿被恩隆。一源迢递求天上，九曲分明到眼中。密勿陈情归圣鉴，飞腾绝域嗣家风。斯人宛在无今昔，鲸背游仙向海东。再看其一首《题寺门》的小诗：强将佛法困英雄，禅榻蒲团一扫空。今日清凉山下路，杏花深处酒旗风。书画如其人，诗亦如其人。中国文论有句名言：“文如其人。”凡是一个人的自成风格的作品，无不是其人格的反映。看来此言不虚。【点评】刘墉做官方正，为人圆通，锋芒藏于愚中，骨力隐于拙内，这与他的书法、诗文声气相通。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他都是一个很有趣的人物。但这种趣，似乎透出一种历史的悲凉，为盛世危机中一种无可奈何的昭示。第十二章白莲教和天理教起义和珅的腐败导致清王朝上下官员贪污成风，几个清廉的官吏都寄情于诗文书画，明哲保身，百姓怨声载道，一些反抗残酷剥削和压迫的社会组织在民间兴起。在湖北和河南一带，兴起了白莲教。最初是一个叫刘松的安徽人，到河南传教，利用给百姓治病的机会，劝人入教，后来被官府发现抓获并将他流放到了甘肃。刘松的徒弟刘之协和宋之清逃到湖北，继续传教。他们向人们宣传说：清朝快要灭亡了，将会出现新的世界，入教的人都可以分到属于自己的土地。贫苦的农民听了这个宣传，纷纷参加了白莲教。参加白莲的人越来越多，震惊了乾隆帝。乾隆帝命令官府捉拿教徒。一些官吏本来是敲诈勒索的老手，趁机派出差役，挨家挨户地查问，不管你是不是教徒，都得拿出一笔钱来“孝敬”他们，有钱的出钱买命，没钱的便被抓到监狱里严刑拷打，甚至送了命。武昌有个官员向百姓敲诈勒索不成，竟然罗织罪名，加害百姓几千人。为此，白莲教首领刘之协在襄阳召集教徒开会商量应对之策。大家纷纷说：“这个世道真是官逼民反了，我们不如索性起来造反吧。”经过一番商议，他们决定用“官逼民反”的口号，发动群众起义，并且派出教徒分头到各地去联络。1796年，也就是嘉庆帝继位那年，白莲教徒在湖北宜都、枝江等地举行起义。襄阳地方有个白莲教首领齐林，原定在元宵节起义，不料走漏了消息，遭到官府的袭击，齐林和一百多个同伴被杀害。齐林年轻的妻子王聪儿，是个江湖卖艺的女子，从小练得一身武艺，她十六岁与齐林成亲，丈夫死后，她决心给丈夫和起义的同伴们报仇，于是她和齐林的徒弟姚之富一起，重新整顿起义队伍，不到一个月，组织了一支四五万人的起义军，他们到处打击官府，惩办贪官污吏。当王聪儿在湖北起义的时候，四川、陕西的白莲教也起兵响应。起义的怒火在三省广大地区蔓延开来。嘉庆帝见此，连忙命令各地的总督、巡抚、将军、总兵等大小官员，派出大批人马镇压起义军。王聪儿的起义军在湖北、河南、陕西流动作战，打破了清军的围剿。1798年，起义队伍到了四川，与当地的起义军会师。清军有个将领明亮向嘉庆帝献了一条“坚壁清野”的计策，要各地组织武装民团，修筑碉堡，起义军一来就把百姓赶到碉堡里去，叫起义军得不到粮草供应与人员支持。嘉庆采纳了他的计策，下令各地全都采用这种计策，起义军的处境果然越来越困难。嘉庆三年（1798）初，清军在川北一带围攻王聪儿，王聪儿摆脱清军围攻，带领两万人攻打西安，不料在西安打了败仗，再打回湖北的时候，明亮率领官军紧紧追击。起义军后有官军，前有武装民团的拦截，在勋西（今湖北省内）的三岔河地方陷入敌人的包围圈，王聪儿指挥起义军退到茅山的森林里，准备组织突围，又被官军密密麻麻地围住山头，大举进攻。最后终因敌我力量相差悬殊而归于失败，王聪儿和姚之富等跳崖身亡。此后，各地起义军继续进行反抗官府的斗争。清王朝共花了九年工夫，才把白莲教起义镇压下去。白莲教起义虽然失败，却唤醒了更多的人起来反抗，仅十多年的时间，又爆发了李文成领导的天理教农民起义。李文成出生于河南滑县谢家庄一贫苦农民家里，早年他家就与官府结下了深仇大恨。其大哥李文山给官衙修建花园，完工后，衙役监工不但不给工钱，反而诬陷他偷东西，他大哥因此被捕入狱，受尽折磨，奄奄一息时被放出狱，不久后死去。二哥李文林，因带头拒缴官税，被活活打死于狱中。李文成十多岁时，曾念过几天私塾，因为反对宣传孔孟之道，以对孔孟不尊之罪名，被赶出了学校。为了谋生，他年纪轻轻便做起了木工、泥瓦匠。有一次，他被县署招去修建寺庙，工钱皆被衙役毛天庆私自侵吞，他站出来替几位穷苦工人说话，据理力争讨要工钱，毛天庆反诬他惑众闹事，煽动罢工，于是县官判了他企图谋反罪，关进了大牢，后为乡亲们多方营救而获释。后来河南、河北、山东各省连年灾荒，饿殍遍野，想造反的人很多。于是李文成抓住时机，串联组织了天理教。其教义是：平民百姓要想不受官府欺压，除非改朝换代。李文成以为人看病、算卦为掩护，在百姓中间传播天理教。他先与勇于造反的牛亮臣结为盟兄弟，接着又与天理教首领黄兴宰兄弟商议谋划如何发动民众起义。李文成、牛亮臣和直隶天理教首领林清、山东天理教首领冯克善商定，林清在河北、冯克善在山东、李文成在河南，三处在同一时间举行起义，起义成功后，并建立政权统归李文成领导。嘉庆十七年（1812）正月，李文成、林清在滑县道口镇召集众人召开天理教大会，制定起义军纲领和各项纪律。起义军的纲领是：“反清复明，替天行道，杀富济贫，平分土地。”纪律是：“违反纲领者杀，泄露机密者杀，打骂百姓者杀，调戏妇女者杀，掠夺民财者杀。”老百姓见此，说李文成是“李自成”转世，纷纷要求参加天理教。同年十月，各路起义军首领商定，在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十五，三省同时起义。不料，距起义还有一个月的时候，起义机密被泄，李文成、牛亮臣被捕。于是天理教首领召集紧急会议，决定在九月初七提前起义，到了这天，起义军大队人马攻破滑县县城，救出了李文成、牛亮臣等人，并杀死了县令强克捷和巡检刘斌。随后，李文成同众首领议定建立农民政权，任命牛亮臣为军师，宋元成为大元帅。义军严惩贪官污吏、恶霸地主，开仓济贫，受到民众的热烈拥护和响应，民众纷纷投奔起义军，队伍不断壮大。但林清领导的河北起义军，因不知山东、河南提前起义的消息，仍按原定时间起义攻打紫禁城，由于没有援军协助而失败。后来，李文成所率领的起义军又陷入清军和地主武装的重重包围之中，最后寡不敌众，也很快失败了。【点评】嘉庆帝在平定了白莲教和天理教起义后，虽然意识到了“玉杯饮尽千家血，银烛烧残百姓膏。天泪落时人泪落，歌声高处哭声高”，表现出了儒家仁君爱民的态度，并采取了一些措施缓和激烈的社会矛盾。但是，他把这一系列危机事件仅仅作为个案看待，认为天下的问题都是由于和珅不好、百官不好造成的，没有也不可能从制度上去寻找滋生百官腐败的根源，并加以解决。他胸中没有大格局，掌上没有大手笔，因此他虽然一件一件地解决了乾隆盛世留下的危机，却又一步一步地陷入更深的危机，到他的接班人道光皇帝时，清王朝已陷入内外交困、四面楚歌的境地。第十三章鸦片战争始末清朝后期，中国的专制皇权制度已经陷入没落时期，这种腐朽的社会制度严重地阻碍了历史前进的脚步。而这时西方世界由于出现了新的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制度，迅速地壮大了起来。经济的高速发展使他们开始寻求对外扩张，并很快地把目光投向了清朝统治下的中国。一、罪恶的鸦片贸易起初，由于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限制着中外贸易的发展，使英国的工业品在中国很难倾销，几乎没有什么市场。而中国的茶、丝等土特产在国外却备受青睐，出口量逐年递增。在中英贸易中，中国长期处于出口大于进口的有利地位，白银内流，这种发展趋势，使西方列强很恼火。当一般商品在中国打不开市场时，英商很快就又找到了新的商品，那就是鸦片。鸦片，俗称大麻，是用罂粟汁液熬制而成的一种麻醉剂，是吸食的毒品。鸦片不仅具有高出成本很多倍的高额利润，而且长期吸食，还有成瘾的后果，能够让人数众多的中国依赖鸦片，那无疑是为自己开拓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利润就会长期滚滚而来。于是英商就开始向中国大量走私鸦片。美、俄等西方列强见了，也纷纷加入到这种一本万利的“贸易”中。鸦片走私到中国，给中国社会、清政府和广大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祸患，中国人的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损害，社会生产力急剧下降。鸦片一到中国首先被很多清朝文武官员接受，由于吸食成瘾，这些官员再无心思处理政务、军务，结果使吏治更加黑暗腐朽，军队战斗力一度削弱。为了满足吸食鸦片的耗费，官员们又拼命在百姓中间索取钱财，百姓的生活更加贫困。同时，由于鸦片的大量输入，国内的白银开始大量外流。鸦片流入，由来已久，雍正时每年走私进口鸦片二百箱，乾隆时增至一千箱，嘉庆时增至四千箱，到道光时，鸦片走私更是嚣张得突破三万箱，流失白银三千万两，这使清政府本来就很紧张的财政更加拮据。罪恶的鸦片贸易给中国

自身命运——也许想到康熙帝曾答应他，如果投降便可得到宽赦——之时，他仍将范承谟囚在福州。在1674年范承谟及其家人、部属初入狱时，他曾试图绝食自杀，从而立刻结束自己的生命。但不久以后，他决定不用这种方式自杀。相反，在几个月的监狱生活中，范承谟开始为一种更为高尚的牺牲作准备。他对身边的僚属和追随者大声说道：他的希望是法王和如来佛将拯救他们摆脱磨难。为将这种冥想付诸实践，他还将自己及身边的人们比作比丘（能创造奇迹的游方僧）和沙门（和尚）。在其牢房（他称之为“蒙谷”）的墙壁上，范承谟用木炭大书忠臣田横和苏武之名，并反复诵读屈原（公元前？343—？280）的《离骚》。屈原的形象尤其使他着迷，他一遍又一遍地同其文吏嵇永仁讨论屈原之死，从而进一步加剧了他对这位南方诗人政治家的迷恋。屈原通过自杀获得了一种特殊的精神上与历史上的不朽，而范承谟如今认为这也将是他的命运。在与其随从颂扬屈原的同时，在牢房中范承谟开始将自己的衣服视作忠和孝的象征。每月的初一和十五，范承谟都要恭恭敬敬地戴上皇帝赐给他的官帽，穿上他最后一次见到母亲时所穿的长袍，以示对其君主的忠和对父母的孝。他那羸弱多病的身体使他成了追求其狂热信仰中这两种崇高目标的牺牲者。他写道：“既委身事主，父母之身，即君之身。古云：‘君忧臣辱，君辱臣死’。”当范承谟在福州监狱中逐渐产生以身殉国、做清朝模范忠臣的愿望之时，耿精忠得知杰书正南下进攻驻守衢州的马九玉部。1676年9月，杰书攻克此城。耿精忠开始意识到他必须立即向这位清朝将领妥协。然而，如果他打算投降，不让那些可能有朝一日会证实他以前的叛逆行径的见证人留在世上便是重要的。因此，10月22日，耿精忠下令将范承谟及其随从人员杀死。当晚，刽子手就来到牢房，执行这项任务。范承谟为之准备了700个日夜的最后时刻终于来到了。他穿戴好那神圣的衣冠，平静、庄严地面对刽子手；但当其中一人轻蔑地从他头上摘下那顶御赐的官帽时，范承谟悖然大怒。他举起带着枷锁的双手掐住了这位狂妄之徒的喉咙，若不是卫兵及时相救，他几乎扼死了那个家伙。于是，这些已被镇住的刽子手默默地站到一边，范承谟从容地戴好他的帽子，整理了一下衣服，面向北而跪。他不慌不忙地叩了九个头，又朝北大声颂扬了他的母亲和远在京城的皇帝，然后挺身受死。范承谟刚刚完成他的仪式，刽子手们便上前将他一刀砍倒。在这同一个晚上，他们还杀死了范承谟的53名部属。第二天一早，尸首被秘密移至野外火化，以掩盖其丑行。几个星期后，即1676年11月9日，延平城被杰书攻克后，耿精忠向清朝投降了，并主动要求帮助清军平定其他藩镇。

清朝的忠君思想

据光绪时所修昆山和新阳两县县志中的风俗条记载：江南士绅因“奏销案”“半归废斥”；“然里巷狡猾不逞之徒见绅士无所畏避，因凌轹之，绅士

从，风风光光地离开新郑，前往京城去了，从此他被郑国人叫做“京城大叔”。这种叫法多少有些戏谑的成分。据传，段在离开新郑的时候，武姜还私下找段谈了一次心，大致是说，你哥哥寤生为人刻薄，完全不顾同胞之情，这次给你封京城，是我再三恳求，他才不得不从，心里肯定不舒服。你到了京城之后别闲着，要习武备战，一旦有机会就派兵袭击新郑，我来给你做内应，打他个措手不及。武姜还说，如果段取代寤生做了郑国的国君，她就死而无憾了。按照武姜的意思，段大张旗鼓地干起来了。他到京城之后第一件事，是命令京城附近两座边城的地方长官听命于他，又以狩猎为名举行军事演习，将两座边城的士兵编入自己的部众。有位叫公子吕的大夫，对这种情况深感不安，他对寤生说：“天无二日，国无二主，我不知道您葫芦里面卖的是什么药。如果想把国家拱手让人，那我不如直接投奔大叔好了；如果没那个想法，就赶快制止他，别让百姓三心二意，不知道谁是郑国的主人。”公子吕的担心并非多余，京城大叔的所作所为，不只是在军事上威胁中央政权，更在政治上造成了另立中央的事实，势必导致国内民心不稳定。但是寤生只是抬了抬眉毛说：“不着急，还不到时候。”没多久，段干脆将两座边城收作自己的领地，还派兵占领了鄢（yān）和廪（lǐn）延两座城池。这回动静有点大，公子吕又坐不住，跑去对寤生说：“是时候啦，再拖下去，大叔的实力越来越强大，依附他的人也会越来越多。”寤生仍然是不动声色，说起话来就像一个迂腐的老学究：“不亲不义之人，依附他的人越多，灭亡得越快。”就这样，在寤生的纵容之下，新郑和京城两个政权虽然互相戒备，竟然相安无事地并存了二十二年。郑国的百姓谈起自己的国君和京城大叔，已经习惯于用“宫中这位”和“京城那位”来代称，就连宫中最重要的几位大臣聚在一起喝酒聊天，也会不小心说漏了嘴：“京城那位前几天又举行了大规模的狩猎，宫中这位还是不当回事呢！”“宫中这位还真是沉得住气啊！”只有祭仲捏着为数不多的几根山羊胡子，半眯着眼睛说：“请不要低估宫中这位的智慧。”这一年的冬天，众臣的担心终于变成了现实。蛰伏京城二十二年之久的段终于作好充分的战争准备，发动了叛乱。他写了一封密信给武姜，要武姜作为内应，在指定的时间打开新郑城门，同时又派自己的儿子公孙滑前往邻近的卫国请求援军，许诺事成之后给予厚报。这之后，段便带着部队从京城出发，朝着新郑进军了。和当年离开新郑一样，他的心情既轻松又愉快。这位从小受到母亲溺爱的人物并非泛泛之辈，更非只知道追逐声色犬马的公子哥儿，他有思想，有口才，有组织能力，更兼武勇过人，而且还有英俊潇洒的相貌和肌肉匀称的身段，深得京城妇女界的青睐——如此之多的美德集于一身，不用来造反真是太浪费了。如果要问他有什么缺点，那就是缺乏对传统秩序的尊重与敬畏，也缺乏对他那位外表懦弱、看似无所作为的哥哥的正确认识。他没有想到，自己的那封密信在送到武姜手上之前，先被送到了寤生那里——信使既是段的亲信，也是寤生的间谍。自打段搬到京城去居住，他的一举一动，就从来没有逃脱过寤生的眼睛。寤生不止提前知道了他要起兵的消息，甚至连他抵达新郑的时间都摸得一清二楚。寤生在看到那封信之后，闭上眼睛，做了一个深呼吸，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是时候了！他把大夫们召集起来开了个简短的军事会议。令公子吕们感到惊奇的是，面对突如其来的重大事件，寤生的表现依然是不慌不忙，他井井有条地将任务分配给列位重臣，三言两语交代好必须关注的细节。寤生的态度之从容，计划之周密，只能说，对于京城大叔的反叛，他是早有准备，而且早就作好了应急预案的。按照寤生的安排，公子吕带兵车两百乘前往京城附近埋伏。等段的大部队走远了，公子吕突然杀出来，兵不血刃地占领了京城。京城被攻破的消息很快传到段的队伍里，段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继续前进，新郑已经有准备，偷袭肯定是不成的了，强攻则毫无胜算；如果打道回府，后路被抄，京城已经易手，公子吕防备周密，再夺回来几乎没有可能。就在段傻了眼的那一阵功夫，他手下的士兵发生动摇，呼呼啦啦跑了一大半。仓皇之中，段带着几名亲信逃往鄢城，又辗转逃回旧封地共城。共城只是区区小城，抵挡不了寤生的大军。眼看城门将破，段哀叹一声“老姜害我”，弃城投降。一场蓄谋已久的造反阴谋，转瞬间宣告失败。段逃到共之后，寤生有没有乘胜追击且致其于死地？这个问题在历史上有较大的分歧。在阐释《春秋》的三本传记中，《左传》只记载段逃到共城的事，没有明确的下文，但是从寤生后来的一些言行分析，段似乎没有死，而是逃到别的国家，过起了流亡的日子；而《谷梁传》和《公羊传》则都认为寤生杀死了段；《史记》对此的记载也语焉不详，只写到段逃到共城就草草收笔，没有后文。不管是何种结果，这位一心想取代自己哥哥的漂亮人物，在历史上扑腾了没几下，就灰飞烟灭了。回想起来，他的命运好像一直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推动，这只手似乎是母亲武姜的，又似乎是哥哥寤生的……寤生如愿以偿地杀死了自己的弟弟。多少年来，他一直忍耐着，等待着，就是期待这一天的到来。我们不难理解他为什么对段有这么深的仇恨。这种仇恨植根于他多年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中，植根于得不到应有母爱的失落感中。童年的阴影影响了他人格的形成。在段一步一步走向谋反的路上，他有很多机会对段进行规劝。如果段不听规劝，他还可以用强硬的手段进行制裁。然而，如果那个时候就动手，他不可能将段置于死地，社会舆论对他不利。他不怕段谋反，就怕段不谋反。他像蜘蛛一样，一动不动地趴着，看着自己猎物一步一步走进自己布下的大网。只在最后一刻，他才骤然出击，而且一招致命。段举起反旗的那一天，他在道义上获得了置段于死地的权力。没有人能指责他什么，包括武姜都无话可说。他已经一让再让，仁至义尽，无可挑剔。然而，记载历史的史官却洞若观火地看穿了他的心思。《春秋》记载这件事，只有六个字：“郑伯克段于鄢。”别以为这是平铺直述的记录，我们来听听《左传》里对这六个字的分析：第一，段以下犯上，违反了孝悌之道、君臣之义，所以直呼其名，以示警诫；第二，寤生和段两兄弟相争，如同一国二君，分庭抗礼，所以用了“克”这个字；第三，称寤生为郑伯，而不按惯例称为郑庄公（寤生死后被谥为庄公），是讽刺他没有尽到兄长的责任，不但不教育弟弟，反而养成其恶，这也说明他本来的动机就是想杀死弟弟；第四，不写段“出奔共”这部分史实，是因为如果写了，好像罪责全在段身上了，其实寤生同样有责任，只是不好下笔罢了。这就是所谓的春秋笔法，微言大义，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都有其特定的含义与价值判断；该写什么，不写什么，都有其深思熟虑。读史至此，喟然长叹，寤生固然歹毒，史官的笔触更毒！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还有一段花边。段失败后，寤生多年来积聚的对母亲的怨恨来了一次总爆发，他命武姜从新郑搬到城颖去居住，临行还叫人给武姜托了一句话：“不及黄泉，无相见也。”黄泉，就是地中之泉。他这句话的意思很明显，不到死了埋葬到地下那天，他是不愿再见到武姜了。武姜无话可说。这一切，毕竟是她亲手种下的苦果。然而没过几天，寤生就开始后悔了。这种后悔，不能排除寤生打心里边对自己的母亲仍有深厚的感情，但更多是政治上的考虑。民意调查显示，全国上下对于国君流放母亲的做法一边倒地表示反对，寤生的支持率急剧下降至历史新低。而且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其他国家也知道了这事，对此纷纷发表意见，谴责寤生的行为，友邦人士，莫名惊诧！如果不及时作出补救措施，势必动摇政权的统治基础。问题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何况是堂堂的国君？狠话既然说出去，想要收回就没那么容易了。寤生很伤脑筋。颖谷地方的小领主颖考叔前来朝觐国君。按照礼节，寤生请他吃了顿饭。每上一道菜，颖考叔先用荷叶将菜包起来，放在怀里。寤生白了他一眼：“还没开吃呢，就打包了？”颖考叔诚惶诚恐地说：“您有所不知，小人的老母亲年纪大了，这辈子只吃过小人领地的食物，还没尝过国君赏赐的食物，我想带回去给她尝尝，让她也享受享受您的恩泽。”寤生听了，长叹一声：“你还有老母亲可以服侍，我如今却没那个福气。”颖考叔故作惊讶道：“怎么可能呢？”寤生把自己的烦恼向颖考叔倾诉了一番，忍不住掉了几颗眼泪。颖考叔听了，安慰道：“这事其实好解决。”颖考叔的意见是，不妨派人挖个隧道，一直挖到有泉水的地方，把武姜接到隧道中，再由寤生亲自驾车将她接回来，这样也就算是黄泉相见了。这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掘地见母”的故事。寤生派颖考叔带了壮士五百名，跑到一个叫做牛脾山的地方，掘地数十米，直到有泉水涌出，又在泉边支起木头架子，营造了一座洞室。颖考叔将武姜接到洞室之中。寤生则在一群朝臣和外国使节的簇拥之下前往洞室迎接武姜。母子俩举行了简短的相见仪式，抱头痛哭。寤生亲自驾着马车，将武姜接回宫去。这场政治走秀获得圆满成功，一夜之间，寤生的支持率又恢复到百分之百的水平。颖考叔因此受到了寤生的重视。《左传》评价颖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说他对母亲的爱泽及君主，是大大的孝子。还用“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这样的诗句来赞扬颖考叔。据说寤生在洞室之中做了首诗：“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武姜和了一首：“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算是当时母子相见的心情写照。后人把其乐融融当做一句成语来用，最初大概就出于此。【第一个吃螃蟹的郑庄公】周朝的政治体制是分封建国的封建制。周天子是天下的共主，同时直接领有王室的土地（王畿），诸侯则受封于周王室，在各自的领地上建立国家。这种封建结构，好比一家总公司在各地开设了数十家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分公司。各诸侯国在内政方面有很强的独立性，在正常情况下，周天子基本上不予以干涉。但是，在军事和外交方面，各诸侯国均要听命于周天子，即所谓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除此之外，诸侯国还对天子负有进贡和朝觐的义务，如果不按时进贡或朝觐，天子可以“削藩”。对于不服从领导的诸侯国，周天子还可以派兵攻打，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号召其他诸侯出兵协助进攻。周朝的统治者深谙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为了确保对大大小小同姓、异姓诸侯国的统治，建立了严格的军制。按照周朝的军制，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周天子有六军，大的诸侯国有三军，中等诸侯国有二军，小诸侯国则只有一军。对于各诸侯国武装力量的规模，在制度上有明确的规定，以此保证王室相对于诸侯的军事优势。这一切的前提是周王室本身强大，具备雄厚的政治和经济实力。如果说犬戎之乱之前，周王室至少看起来仍有那么强大的话，犬戎之乱之后，周平王依靠了秦、郑、晋等诸侯之力才将都城从镐京迁到雒邑，实力就明显下降了。王室丧失了旧关中平原地区广阔而富饶的土地不说，东迁之初拥有的方圆约六百里的王畿，也随着赏赐、分封和被外敌侵夺，逐渐缩减至方圆约两百里左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这样狭窄的土地上的产出，要维持满员的六军，显然是不现实的。在这种情况下，周王室很可能还是维持了六军的编制，但形式重于实质，无论人数还是战斗力，都大打折扣。号称六军，实际上可能只有二军甚至一军的战斗力。而一些逐渐强大起来的诸侯国，即使只维持三军以下的部队编制，实际上人数和战斗力都远远超过了表面的规模。此消彼长，王室实力的下降既是经济和军事上的，同时也是政治上和心理上的。发生在公元前771年的犬戎之乱和公元前770年的周平王东迁，使得周王室在诸侯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凭什么还要咱们顶礼膜拜啊？这样的疑问开始在诸侯的心中悄悄产生。当然，传统的力量还是很强大的。这样的疑问，一开始大伙只是悄悄地埋藏在心里，带着一丝兴奋、一丝好奇、一丝不安，同时还有一丝蠢蠢欲动，脸上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不动声色地观察着王室的变化。这头自远古走来、浑身披着绿锈的青铜巨兽，难道真的不再具有那种慑人心魂的统治力量？谁，又将成为第一个手持长矛冲向巨兽的堂吉诃德？前面说过，寤生的祖父姬友在周幽王年代担任了王室司徒一职，寤生的父亲掘突则在周平王年代担任了王室卿士。所谓卿士，是王室的首席执政官，用现在的说法，叫做内阁总理大臣或是首相也未尝不可。掘突死后，寤生继承了郑国的君位，同时也继承了他在周王室的职务，成为了周天子的卿士。这里必须先了解两个信息：第一、周朝的官基本上是世袭的，子承父业，代代相传，一家子都当同一个官或同一类官，可以传几代甚至十几代。在春秋时期，如果有人说“我们家三代为官”，那不是吹牛，而是谦虚。第二、卿士是王室政治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自古以来，担任王室卿士的人，多半是周王室的同姓贵族，也就是周王室的近亲，他们作为周朝宗室的组成部分，与周天子共掌朝政，有效地扩大了周朝的统治基础。在周朝的历史上，有很多代天子的政权都由执政的卿士把持，以至于这些卿士的权势和名望甚至超过天子本人，比如：周成王时代的周公旦、召公奭（shì）。周康王时代的召公奭。周穆王时代的祭公谋父、吕侯、毛公。周厉王时代的召公、周公（他们创立了著名的“共和执政”）。周平王时代的郑武公、郑庄公。……郑庄公自然就是那位在梦中出生的寤生啦。寤生虽然也姓姬，但是作为周平王东迁后出生的一代，他对于周天子基本上没有什么畏惧之心，对王室也谈不上什么感情。所以，首席执政官的位子他占了，人却总是呆在新郑治理他的郑国，很少去打理王室的事务。他这样做，和周朝卿士的代表人物周公旦比起来，实在是差得太远了。周公旦是周朝的实际创建者周武王的弟弟，周武王去世之后，继承王位的周成王年龄很小，不能当朝执政，所以根据周武王的遗愿，王室的大权由周公旦和召公奭代为执掌，这也是周朝卿士执政的历史起源。周公旦也是双重身份的人物，一方面是王室的执政卿士，另一方面则是鲁国的第一任君主。但是，为了不辜负周武王的重托，终其一生，他都没有去鲁国享过清福，一心一意扑在王室的工作上，公务繁忙的时候，吃饭洗澡都顾不上（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说的就是他），成为勤政爱民的楷模。东汉末年著名的诗人、军事家、阴谋家曹操曾经写过一首名为《短歌行》的诗：〖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在这首诗中，曹操通过“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诗句，一方面矜夸自己不辞辛苦、平定天下的功绩，另一方面也表白了自己不想取天子而代之，只是想像周公旦一样辅佐天子罢了。毫无疑问，周公旦是周朝卿士政治的一座丰碑，周平王不能强求寤生也像周公旦那样勤于王事，也不能要求寤生像他的祖父姬友那样以死报国。他的要求很简单，寤生身为王室的卿士，郑国

丑的东西。”“你指的是肿瘤吗？”“对。别的小孩都笑我。卡伦的妈妈跟大家说我快死了。”“你可能还不知道，不过有个好医生已经切掉肿瘤，把你的脸治好了。你再也用不着遮遮掩掩的。”“我不相信。”“你自己看吧！找找看，肿瘤在哪里？”西娅当真摸摸自己的前额，寻找肿瘤。“不见了，”她惊讶地说道。“是啊，不见了。”我暂时不说话，让西娅接受肿瘤消失的事实。“西娅，你能告诉我你是何时诞生的吗？”我借着提问引导西娅转移对肿瘤的注意力。“我生于1965年，我6岁。”“你上几年级？”“幼儿园。我就是那时进医院的——这也是我存在的目的。现在我必须走了。”卡伦的表情转为空白。西娅离开了。※※※※“我妈要我别再来找你，”卡伦说。“为什么？”卡伦扭过头，脸庞因羞愧而泛红。“她说你只是为了要……要上床。骗我上床。她说我们一直在乱搞。她说我以前就喜欢这样。”她看起来相当困窘，也很无助，仿佛此刻最重要、也是她最希望得到的帮助是干脆直接羞辱她，让她彻底毁灭。“她的意思是？你以前就喜欢这样？”“我不知道。我不记得了。我根本不在那里！”“也许我们能通过催眠找到答案。”卡伦准备好，我们立刻开始引导程序。“你想找我说话？”“你是谁？”“桑迪啊，要不然是谁。”“桑迪！你能告诉我卡伦到底碰上什么麻烦吗？”我一脸严肃，看看桑迪能给我什么消息。“卡伦她妈说卡伦跟你上床。她说卡伦不过是妓女。她还说你应该付钱给她。”桑迪漠然陈述，呈现“神情淡漠”的状态（对令人震惊的事情表现出的事不关己、漠不关心的态度）。“她凭什么这样想？”“噢，我觉得她只是在嫉妒。不过我们也一直在做这种事啊。念高中的时候，卡伦她爸会偷偷替我们安排类似的约会。男人付钱给她爸，然后我跟他们上床。”她瞪大眼睛看着我，眼中没有情绪。“这不是女人存在的目的吗？给男人使用，让男人感觉爽快。”她环顾办公室，我仍静默不语。“我们很小的时候，大概11岁左右吧，就开始接受训练了。学习一些性技巧。”她看看我，“假如我们不照他的意思做，早就被他宰了。”桑迪转头面向窗外。眼前的状况颇值得玩味：卡伦羞于启齿的话题，桑迪却有办法如闲话家常般说出来。我依然保持沉默。我不想打断她说话，也不想使她分心。“他们拍了一大堆照片。所以我才想变胖——这样他们就不会找我了。”她再次用空虚的双眸望着我，“卡伦她妈说，你压根儿只是想跟卡伦睡觉而已。卡伦、安和我都听见了。我不知道她说的是不是真的，至少以前我都不在场。但是昨天我又吃了一堆东西，我只是为了保护自己。安祷告了一整晚，快把我逼疯了。”“哦，这不是真的，桑迪。关于我，她的话没有一句是真的。”我试着保持冷静，正面迎战，但也尽可能避免极力否认。“另外，我会建议你，假如下次她再这样羞辱你，与其用吃来保护自己，你不如躲起来，什么都别听。”“也许我应该来训练莎拉。卡伦她爸常常这样说，‘你必须尽早开始训练她们。’你觉得我该这么做吗？至少，想到对象是你，我还蛮高兴的，也不会觉得受伤。不过，我想我最好不要再想这些了。”“现在最重要的是你和莎拉必须受到保护，不能遭受任何伤害或性侵害。你何不多花点时间跟迈尔斯、凯瑟琳相处？他们会帮助你更了解你母亲。你觉得你做得到吗？”“当然，说不定很好玩。”桑迪受创太严重了。第二部分身第15章分身相处圣诞节后，度假归来的我立刻致电卡伦，确认下一次诊疗时间，同时提醒她处理拖欠的款项。她保证会尽快支付，但态度似乎有些惊讶且疏远，仿佛我提及此事很伤感情。我试着以平常、就事论事的态度与她讨论费用事宜。1996年新年过后，我接到卡伦的电话，其实是安打的电话，她说她没办法再来就诊，而大家也都同意，该是停止的时候了。“出了什么事？”我问。“对我来说太意外了。上次我们聊过以后，出了什么事吗？”“没有，”安说，“是你，你说的话。”我脑子里思绪乱成一团，试图回想我到底说过什么，竟然引发如此严重的反应。“抱歉，安，我被搞糊涂了，”我说，企图隐藏“事情不好办了”的焦虑。“我不知道我说了什么让你这么生气。你能告诉我吗？”“你提到钱。”“你是指我请卡伦支付诊疗账单这件事吗？”“跟你说话的不是卡伦，是凯瑟琳。迈尔斯偷听到，马上就告诉其他人了。”好样的。我鼓励他们共享时间，结果他们用来对付我了。“对不起，安，我还是不明白。支付费用何以让你们如此生气？”“除了凯瑟琳和霍尔顿，大家都不知道卡伦一直都在付钱给你——直到你亲口告诉他们。”安停下来，似乎在想该怎么帮我。然后她又开口了。“那些男人付钱，然后跟卡伦上床。现在她竟然付钱给你。卡尔想伤害我们。”我绞尽脑汁，急着想办法扭转我造成的伤害。“也许我应该跟卡尔聊聊。你介意吗？安？”“好吧。”电话另一端沉默下来。还是沉默。我渐渐有了不祥的预感。“卡尔？”“你为什么要人家付你钱？”卡尔的声音苦涩、压抑而尖锐。“我是医生，卡尔。帮助卡伦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帮助别人是我的谋生方式。”“对你来说，我们只是一笔生意！”“你们的意义远远超过这个。”我知道卡尔是真心想信任我，但他自觉被背叛了。“我知道这很难理解，但是我跟卡伦、你，还有其他人之间不只是生意关系，还有互助伙伴的关系。你觉得这两种关系能同时存在吗？”“不行……我不知道，”卡尔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付钱给我为什么不好？你心里是怎么想的？”“那些人付钱给卡伦的爸爸，逼卡伦做他们要她做的事。”“她爸爸都怎么安排？”“男人把钱给卡伦，卡伦交给她爸爸。”卡尔情绪激动，愤怒得快要爆炸了。我得尝试用同理心抚平他的创伤，再融入一些现实。“现在我懂了。你怕我要求卡伦付钱会变得像她父亲向别人索费一样，破坏我们的关系？”“对！”“甚至夺走你对我的信任？”“对！”“卡尔，我是治疗‘情绪’的医生。我跟其他医生一样：我们帮助病人，但是要收费。我和卡伦就是这么回事。支付费用不一定都是坏事呀。”对方一阵沉默。“卡尔，你还在吗？”“卡尔，我向你保证，你可以问问凯瑟琳或霍尔顿，让他们帮你了解这个状况。他们两人都同意这项安排。”“好吧。”卡尔冷静多了，但仍持保留态度。“咱们走着瞧。”※※※※讽刺的是，卡尔气我向病人收钱的这件意外插曲，碰巧发生在我必须终止临床治疗工作的那段时间（由于诊所营运紧缩），除了卡伦，我得将所有的病人转介出去。我和卡伦都不想中断长期以来的治疗与努力，所以唯一的办法是另觅诊疗场所。可惜，妻子和我最近协议分居，所以我的公寓不能用，而我又负担不起租用临时办公室的管理费用（况且只有一个病人）。总之，经过一段混乱磨合期，卡伦逐渐适应治疗环境的各种变化，于是我们终于得以重新开始。※※※※2月初的会面，卡伦稍微迟到几分钟，这很不寻常。她说，昨晚她参加一场疯狂保龄球之夜，等她回过神来，她只知道自己人在咨询大楼，在我办公室附近。每次一想到卡伦是如何度过每一天，我总觉得相当不可思议。她得向人问路，想办法到我办公室来（因为其他分身可能会带她到我家）。她在打保龄球之前就已失去意识（其他分身比较常打保龄球），但她总会在离开球场前醒过来。我告诉她，我不知道这次为什么不一样，但或许其他人能提出解释。“卡伦一进球场就越来越不舒服，”霍尔顿说，声音透露着愤怒，“她胸口痛。我代她打完最后两局。卡伦平均拿100分，我是208分，所以她的朋友都很惊讶。”霍尔顿望着窗外比邻的摩天大楼。“我喜欢把车停在咨询大楼下，”他继续说，“我走过来，然后再让卡伦出来。”霍尔顿咳了几声。“你还好吧？”我问。“我开始咳嗽——半数以上的人都在咳。我不知道我们之中有些人为何不会生病。但我嗓子沙哑的情况最严重。”“希望你早日康复，”我说。“不知道有没有其他人想跟我说话？”霍尔顿理解我的暗示，点头道别，然后闭上眼睛。当卡伦的双眼再度睁开，她立刻摆出迈尔斯令人熟悉的“准备大吵一架”的姿势。“我也生病啦！”迈尔斯生气地说，“好多人都生病了。我们从来不曾同时生病。”过去这段时间，我们努力的方向是让大多数独立人格分享彼此的经验。我曾要求安花时间与迈尔斯、凯瑟琳相处，协助缓和迈尔斯的怒气。然而照目前这个状况看来，以前各自独立的生理经验也逐步进入共享阶段了。我没说话，等着看迈尔斯还想说什么。“安最近常常跟我和凯瑟琳一起做事。她很愿意听我说话。我已经把我的事，你知道，就是那些发生在我身上的事，都告诉她了。”他挺直腰杆。“可是他们一天到晚跟在我旁边，害我不能做我想做的事。”“我大概能了解这种挫折感。他们不见得总是帮得上忙。”若要让他接受我的同理心，首先得让他接受：大多时候，其他伙伴也是很有用的。一分钟后，安出场，但她表示迈尔斯很烦人。他不听话，她说，她不禁质疑自己为何应该跟他一起行动。因为他需要你，安，我说。安不买账。她说她不想失去独立性，并且害怕她再也不可能独处了。我说我能理解她的恐惧，但我也必须为其他人着想，找出对大家最好的办法。她明白我的想法，但仍忿忿不平。她说，有时她不得不离开去上厕所，但迈尔斯会突然开始惊慌，不让她去。可是他得让开，她才有办法去上厕所呀。“安，融合过程似乎充满了挑战，请你多担待，”我略带歉意地说。她笑了几声，但是并不开心。“迈尔斯的确跟我分享了他被关在殡仪馆棺材里的回忆，”安说，“真搞不懂这些人究竟是怎么回事？”※※※※卡伦狡诈地望着我。嘴角隐约挂着一丝微笑。“我不是你以为的那个人，”她说。“哦？”我大吃一惊，“我认识你吗？”“当然啰！我是卡伦2。”她靠向椅背，一派悠闲自在，与我四目相对。“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来啦？”她不拘小节、无忧无虑、充满自信的态度再次令我惊艳。她拥有其他人缺乏的所有特质。“我注意到咱们这个系统正在改变，”卡伦2说，“我不常出来，但我也不喜欢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比方说，我们的身体。今天我一照镜子就觉得特别沮丧。”“你能观察别人出来的样子？”“当然。而且只要我想出来，我就会出来。卡伦3根本不知道我的存在，但我能把我的想法放进她脑袋。其他人会受某些事情影响，但我除外。还有，我也不像卡伦3一样得了支气管炎。我认为其他人最好统统消失，让我接管这一切就好啦！”她斜视我一眼，眼神调皮得几近恶毒。我纳闷，假如她真能随心所欲，想出来就出来，为何不干脆一直待在外面（如果她当真这么希望）？我没提问。因为我不想建议她这么做。“假如你希望在外头待久一点，为什么不跟卡伦3共享时间，多跟她分享你自己呢？”我认为卡伦3应该用得上她的某些特质，例如无忧无虑和自信。“嗯，我是办得到啦，不过她生病时我就得闪开。”“生病？”“我不像她，又是糖尿病又是咳嗽的。所以只要她生病，我就退回去。”她再一次挂上诡异的微笑，看着我。“你不觉得，心灵力量真的很了不起吗？”我觉得她好像在嘲笑我。“可不可以让我跟卡伦3说话，把我们刚才讨论的告诉她？”“悉听尊便。再见！”卡伦闭上眼睛，我带她离开催眠状态。她再度睁开眼——先看了办公室一圈，最后定在我身上——立刻瞪大双眼，吓坏了。“另一个人来找我，”我说，引起她注意。“以后会有一个叫卡伦2的人——她说你是卡伦3——跟你一起共享时间。她说不定能让你更有自信。”卡伦点头。然后我说，虽然“她”才刚到，可是我们的诊疗时间已经结束了。我觉得很抱歉。她再次点头，转身准备离开，眼眶满是泪水。她颤巍巍地走出房门。※※※※转眼过了几个月。这段时间，我多半与朱莉安对谈。朱莉安的举止态度令我惊艳：她拥有某种微妙但不可忽视的女性魅力与自信。膝盖并拢斜靠在椅子边缘，上半身正对着我；说话时，头部微微偏向一边，眼神沉静安详。尽管我过去也曾跟她说过话，但今天的她令我彻底倾倒。她全神贯注地聆听、思索我的话，然后利用这些新鲜信息向我提出更多问题。我发觉，这是我头一次对卡伦这个人产生兴趣，仿佛我们可以边喝咖啡边聊天，而她是如此低调而优雅。我在想，她能表现得如此平静沉稳，或许是因为她如实反映我当下的态度；意即，如果我认为她优雅迷人，那是因为她能揣摩我的心态，调整她自己迎合我。为此，我隐约感到不安，我想她可能比我还要懂得利用同理心，而我已经算是个中高手了。“我觉得跟你说话很自在，朱莉安。你随遇而安，有一种从容不迫的气质。”“我喜欢学习，”她说，扬起一丝微笑——完全感受不到焦虑或尴尬。“我是冷静、独立型的。”“你负责替卡伦处理什么事？你诞生的理由是？”“我是为了应付来找卡伦的男人而诞生的。我们常常聊很久。我借着聊天了解这些人，然后才引诱他们。”“然后呢？”“然后另一个人会出来代替我，跟他们发生性关系。”“你何苦去招惹他们？”“如果能让他们多了解我们一点，他们就比较不会故意伤害我们，”她说。果然明智，我心想。※※※※“詹森，你在烦恼什么？”卡伦——也是詹森——频频发抖，瞪大双眼望着我，有点吓人。“我气疯了！”他说。有趣。卡伦平时都是冷静、被动、不成熟的模样，很少表现如此激烈的情绪。她暴怒得快抓狂。为了稳住她的情绪，我必须好好利用“成熟男人”（相对于还是“小男孩”的詹森）的身份——说得更精确一点，就是运用父亲的权威和自信（某种程度承袭我父亲，再经过我儿子琢磨粹炼而成）控制小男孩的怒气。我很明白，无论我儿子有多生气，我都有办法制住他。我儿子也很清楚这一点，而他也信赖、依靠这种关系。“看得出来你很生气，”我说，冷静对上他愤怒的目光。“何不说给我听听？”“我的心墙被破坏了。现在我想重新盖好，竟然办不到！”“你想重新立一道墙？”“对，我不想在外面。我想把他们全都杀光！我再也不想出来了！”“原来，墙是你砌的？”我不理会他的愤怒。“对。”他暂时转移注意力。“我花了好几年才把墙盖好。每次只要一发生事情，我就会在我的感觉、我的记忆外围放上一块砖头。”“有人跟我说，那墙有些部分是你自己拆的？”“对，但我也盖了一堵石墙，把我自己围起来。”“石墙能保护你不受伤害吗？”我问。詹森吃惊地望着我，一副做坏事被逮到的神情。我看看他，仿佛答案早已揭晓。他垂下头，长长叹了口气。“这么多年来，我筑墙，我想保护大家。可是现在，墙要垮了，”他垂头丧气地说。“我能理解。只要一想到其他人可能身处险境，而你却不能像以前那样帮助他们，这对你来说真的很恐怖。”“对！如果没有墙，我们一定会受不了的！”“可是詹森，你的处境跟以前不同了。你现在很安全，你必须相信我。卡伦不再像以前那样受人欺负，其他人也想走出那道墙。不会有事的。”詹森一脸狐疑，感觉受伤又难过，但我也看见他脸上闪过一丝宽慰。我无法理解这项改变对詹森而言究竟激烈到什么程度，我也无法体会他身为隔离经验守护者的感觉。但我隐约认为，詹森还得花上好一段时间才可能完全改变原本的独立态度，走向融合。满心怀疑的詹森静静退回卡伦体内。第三部人格融合第16章霍尔顿的办法“头痛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了，贝尔医生，”霍尔顿/卡伦压低声音说。卡伦尽可能坐得又挺又直，举止严肃而正式，但她的声音却透露着急迫。“我们有太多人在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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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类命姚令言为侍中，李忠臣为司空，源休为中书侍郎兼首席宰相，彭偃为中书舍人。没有来得及逃出长安的李唐皇室成员，纷纷表示抗议，却遭到了大肆诛杀。据史料记载，在几天之内被朱泚杀掉的李唐皇室的王子、王孙多达一百七十七人之多。初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后，朱泚在源休的建议下，开始向奉天进攻。此时身在奉天的李适身边仅有不到万余人保护，当得知朱泚叛变准备进攻奉天的消息后，立即派使者到河北向攻打田悦的唐军告急。结果马燧率领人马回救奉天，由此开始了奉天保卫战。十月十日，朱泚留下李忠臣守卫长安后，亲自率领大军向奉天进军。邠宁镇留守韩游环和庆州刺史论惟明得知奉天危急，急忙各自带领三千人马援救奉天，走到礼泉（今陕西礼泉）时，正好与朱泚的大军不期而遇。论惟明本想和叛军交战，但却被韩游环阻止，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韩游环迅速带领人马绕过朱泚的大军，急速进入奉天城，但即使是这样，由于目标太过明显，在韩游环和论惟明刚刚进入奉天后，朱泚率大军已经到了奉天城下。叛军将奉天城围得水泄不通，韩游环见固守不是长久之计，于是率军主动出击，在东门城外与叛军展开激战。但朱泚的人马声势浩大，韩游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只有招架之功，无奈之下被迫退回城中。朱泚趁机向东城门发起冲击，唐军在城墙之上抵挡着叛军的攻城，双方展开了一场激战。虽然唐军接连打退叛军的几次攻城，但叛军丝毫没有退缩的迹象，守城将领浑瑊见死守不是办法，于是利用城内几辆装有干草的大车，命令士兵们推车塞住城门，然后点燃干草，顿时城门之下烈火熊熊，趁着这个机会浑瑊带领士兵趁着火势直冲朱泚的中军大营，叛军万没想到唐军会直冲过来，顿时阵脚大乱，被迫后撤30里安营扎寨。唐军虽然勉强打退了叛军的进攻，但并没有解除叛军对奉天的包围之势。而且守卫奉天的唐军兵力远不及朱泚人多势众，如果就这样守下去，奉天城沦陷是早晚的事情。迫于奉天城形势危急，李适急令距离奉天较近的灵武镇留后杜希全带领人马入援。杜希全即将到达时，李适召集朝臣商议杜希全究竟该走什么样的路线才能避过朱泚的大军进入奉天城内。当时浑瑊认为奉天城西北的漠谷道险谷峡，叛军容易在那里埋伏，不如从乾陵北面绕过，行军到奉天城东北扎营，这样可以与城内遥相呼应。但卢杞却认为，从乾陵边上通过，会惊扰陵寝，现在奉天危急，杜希全究竟是个什么想法，谁也拿不准，所以一定要谨慎。生性本就多疑的李适最终还是采纳了卢杞的建议，让杜希全从漠谷行军。但事实证明，朱泚早已经在通往奉天的各个要道埋下伏兵，其中就包括漠谷。十一月三日，杜希全带领1万人马经过漠谷时，遭到了朱泚人马的伏击。叛军用弓弩巨石在山上向峡谷内的杜希全的人马进攻，杜希全损失惨重，不得已退到榷州（今陕西彬县）驻扎，第一波援救奉天的人马就这样在李适和卢杞君臣二人的猜忌之下，被朱泚轻而易举地打败。奉天城从十月初被围到十一月初为止，一个月的时间城中粮食已经基本耗尽，李适派人出城打探敌军的情况，得到的消息是朱泚完全没有退却的意思，这期间叛军也曾几次攻城，但均被唐军打退，后来朱泚干脆来个围而不打，目的就是想困死李适。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十一月八日李怀光领兵5万从河北启程赶赴奉天援救，渡过黄河后在朱泚身后的蒲津城驻扎。与此同时，身在河北助战的神策军将领李晟也带领人马赶来援救。由于叛军将奉天通往关东的道路封死，所以李晟只能翻越太行山的飞狐关（在今山西涞源县），昼夜兼程经代州（今山西代县）雁门关南下，从河中府西渡黄河进入关中，进驻长安以北的东渭桥，在朱泚的西侧形成威胁。两天后神策军兵马使尚可孤领兵三千从武关（今陕西商南县）成功偷袭朱泚在要道埋伏的守军后，进占长安东南的蓝田（今陕西蓝田）。镇国军节度使骆元光趁着朱泚围攻奉天之际，领兵从潼关收复长安东侧的华州（今陕西华阴县），成功扼制住了朱泚大军东去的要道，朱泚多次派兵攻打骆元光，却因为分兵太少的缘故未能得手。从战略角度来看，潼关和华州的成功坚守，对于阻断朱泚与身在河北、河南战场的田悦、王武俊等人的联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说由于各路援军的援救，唐军在战略上渐渐对朱泚形成合围之势。朱泚十分清楚奉天城对于每一路人马的关键意义，如果奉天陷落李适被俘，则意味着唐军无论有多少路援救人马也是白搭。所以他不顾留守长安的李忠臣的一再求援，决定集中全力攻陷奉天，为了攻陷奉天朱泚将可以利用上的攻城利器全部用上，但由于李适曾经对奉天城加固，使得朱泚一连五次的进攻均被打退。十一月十四日，朱泚改变策略，由先前的集中攻打一门，改为分兵攻打各门，其中着重攻打南门。韩游环知道朱泚是想分掉奉天城的兵力，于是率领人马在城东北部严密布防。转天叛军利用云梯开始向城墙逼近，朱泚为了防止出现首次攻城时遭遇的火攻，提前让士兵用浸湿的毯子覆盖在云梯上，并悬挂水囊防止城上投下火种，叛军人多势众，爬上云梯开始登城，守城将士拼命向下射箭和投掷火炬，但因为朱泚事先做了准备，所以对云梯基本没有损伤，与此同时叛军在奉天城各门均采用此种方法攻城，本就兵力极少的守城唐军不得已与登上城头的叛军展开肉搏战。身在行宫之内的李适隐约可以听见厮杀声，这位缺少历练的皇帝担心城将陷落，不禁痛哭起来。虽然守城的士兵一次次大量砍杀已经登上城头的叛军，但由于连日作战伤亡极大，看起来奉天城似乎危在旦夕。就在这危急存亡关头，李适得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消息，进驻蒲津的李怀光正在向奉天急速赶来，其先头部队已经到达泾阳（今陕西泾阳县）。李怀光的到来让李适看到了一丝希望，于是他发布诏书鼓舞奉天军民坚守城池，告诉他们李怀光带领人马即将前来援救，在这样的一种鼓舞下，奉天城始终在坚守，终于在五天后迎来了李怀光的人马。李怀光率军从蒲津关直指长安北面的泾阳（今陕西泾阳县），沿着关中平原北面向西突进，十一月二十日，进抵奉天以东的醴泉（今陕西礼泉），由于其行军速度极快，完全超出了朱泚的预料，所以其在要道埋伏的人马被李怀光成功偷袭，进而形成李怀光与奉天城对叛军的夹击之势。直到现在为止，叛军围攻奉天城一连四十余天也已经呈现出疲态，所以在得知李怀光前来援救后，朱泚担心受到前后夹击，所以不得已下令撤回长安。值得一提的是，朱泚撤走的时候，奉天城内已经是弹尽粮绝，如果李怀光再晚到两天，奉天城定会陷落。李适被困奉天是他平生最危险的关头，由于他在对待河北、河南藩镇的决策上浮躁冒进，从而犯下了一个又一个战略错误，使自己几乎陷于绝境，更让大唐帝国自安史之乱以来第二次险遭覆没。奉天城解围后，很多朝臣纷纷上表向李适祝贺，但汴滑行营兵马使贾隐林却上疏李适，提出了不同意见：“陛下性太急，不能容物，若此性未改，虽朱泚败亡，忧患还在前头。”事实证明，贾隐林的眼光十分独到，他所说的话在不久的将来即将变为现实。第十二章动乱余波避难山南李怀光从河北迅速率兵入援解救了奉天之围，使得李适转危为安，这让李适十分高兴。但李怀光生性鲁莽，在从河北向关中进军的途中，经常对手下人说，宰相卢杞、户部侍郎赵赞、神策军使白志贞都是奸佞之徒，现在天下大乱都是这帮人造成的，等到解了奉天之围面见天子时，一定请求诛杀他们。这些话很快传到了宰相卢杞等人的耳朵里，由于李怀光手握重兵，所以以卢杞为首的朝臣们很惧怕李怀光。奉天解围之后李怀光认为自己立下大功，皇帝李适一定会用最高礼仪接见自己。而李适的本意也是如此，但卢杞等人却担心李怀光见到李适后，会真的请求皇帝陛下诛杀自己，所以卢杞、赵赞一起面见李适，开始为李怀光挖坑。“李怀光解了奉天之围，确实立下了大功，现在朱泚士气低落，如果能让李怀光一鼓作气收复长安，则可以一举平定叛乱。但现在要是让李怀光觐见陛下，他在奉天停留时间过长，等到朱泚做好了防守长安的准备，再想收复恐怕就不容易了啊！”李适刚刚摆脱奉天之围的尴尬处境，生性急躁的他无时无刻不惦记长安的情况，听到卢杞等人的建议后，李适认为很有道理。于是没有过多思考，就下诏告诉李怀光不必觐见，迅速领兵进驻长安西面的西渭桥，和神策军将领李晟共同收复长安。李怀光收到皇帝陛下的诏书后，彻底愤怒了！作为郭子仪的老部下，李怀光在李适即位后逐渐冷落郭子仪的情况下，心中始终存有心结。虽然李适并没有用“站队”的概念来看待李怀光，依然重用他，但性格直率的李怀光依然为老领导郭子仪打抱不平，认为郭子仪受到冷落是因为卢杞、赵赞等人向皇帝进谗言的结果，他始终想为郭子仪报仇，所以才说出请求皇帝诛杀卢杞等人的话语。现在皇帝陛下居然都不和自己见上一面，这让李怀光十分恼怒，而且感到前途黯淡，于是在简单整顿兵马后，李怀光离开了奉天，在长安西郊咸阳屯兵不动。进驻长安西郊后，李怀光迟迟没有收复长安的意思，他向李适上疏陈述卢杞等人的卑劣行径，希望李适能够警醒。诸多朝臣也纷纷上疏，认为现在国家动荡卢杞等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李怀光和诸多朝臣的努力下，十二月二十九日，李适不得已下诏贬卢杞为新州（今广东新兴县）司马，白志贞为恩州（今广东恩平）司马，赵赞为播州（今贵州遵义）司马。按说李适已经做出了姿态，但李怀光在咸阳足足屯兵两个月，丝毫没有向长安进军的迹象。这两个月的时间使得朱泚在长安重新稳定住阵脚，将国号改为“汉”，自称汉元天皇。看到朱泚逐渐强大，让逼迫皇帝的李怀光内心十分不安，在他看来，目前皇帝还需要自己平叛，所以自己有充分的利用价值。如果朱泚一旦败亡，自己定会遭到秋后算账，于是他开始有了叛唐之心，秘密地与朱泚开始联系。李适见李怀光迟迟不肯动兵，多次派使者前去督促，但李怀光总是找理由推三阻四，让李适十分不满。为了防止出现变故，李适让神策军将领李晟带领人马进驻咸阳，名义上归李怀光统辖。但李晟察觉出李怀光有异心，上疏请求李适让自己移军长安西渭桥驻扎，却并没有得到李适的批准。不过李适这次吸取了一些先前的经验教训，并没有立即动怒，而是让翰林学士陆贽去咸阳宣慰李怀光。名为宣慰，实为窥探。应该说陆贽很好地完成了李适交给的任务，回来后为李适提出了一个对后来战局发展影响深远的建议。陆贽在宣慰李怀光的同时，他看到了李怀光虽然按兵不动，但其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每次部下提出迅速进兵长安的建议时，都会遭到李怀光的痛斥，而且对于李晟的到来，李怀光显得十分轻视。陆贽认为现在皇帝李适已经对李怀光十分容忍，但李怀光的所作所为对李适实乃大不敬，如果现在不采取措施节制他，一味姑息求安，恐怕最后变故难测。现在李晟请求移兵，李适应该赶快同意，否则李晟的人马定会被李怀光兼并。陆贽的建议得到了李适的批准，于是李晟得以从咸阳撤出，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李晟的人马挽救了再一次深陷困境的李适。李适对于李怀光的态度可谓是十分矛盾，他意图前往咸阳督军各镇收复长安，却被李怀光认为是效仿汉高祖游云梦。所谓汉高祖游云梦是指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有人上报韩信谋反，结果刘邦采用陈平的计策，巡游云梦泽大会诸侯，等到韩信前来拜见的时候，一举擒获韩信。李怀光认为李适前来咸阳恐怕也怀有当年刘邦的想法，所以加紧了叛唐的准备，在给李适的各种奏疏中言辞颇为不逊。李怀光的态度让身在奉天的李适大为惶恐，不过他并没有意识到是自己决定前往咸阳的想法让李怀光忧虑。在李适看来，李怀光越来越不敬的态度，恐怕是他怀疑有人在自己面前进谗言，为了打消李怀光这种顾虑，李适在兴元元年（784年）二月二十三日，特地下诏升迁李怀光为太尉，并赐他免死铁券。李适本以为外贬卢杞等人和升迁李怀光的官职，会让安抚住李怀光，但事实却是当使者到李怀光那里宣读诏书和赐给铁券时，李怀光愤怒地将铁券扔在地上，然后说了句彻底与朝廷决裂的话：“皇上难道怀疑我吗？人臣造反赐给铁券，怀光没有造反，今天却赐铁券给我，这是要我造反啊！”使者连夜回到奉天将李怀光的态度告诉李适，李适听后大为惊讶，他本来指望自己一连串的忍耐，会换来李怀光的悔过，但却事与愿违。现在的局势是朱泚在长安仅有自保的可能，但李怀光如果回师反攻奉天，那将是天大的麻烦。所以，李适产生了离开奉天的想法。当时韩游环在奉天掌兵，韩游环是李怀光的老部下，所以李怀光派使者和韩游环联络，想让他在奉天叛变，充当自己的内应。一直对唐廷忠心耿耿的韩游环上报李适，并建议李适名义上继续提升李怀光的官职，但罢去其兵权，让各军将领不再受他的调度，这样即使李怀光发动叛乱，危害也会减轻，但对这个建议，李适始终摇摆不定。李怀光动员韩游环造反，可是迟迟等不到这个老部下的行动。于是在二月二十六日他又准备派遣部将赵升鸾潜入奉天，让他在奉天城中充当内应。可是赵升鸾也将李怀光的计划报告给了奉天城中的浑瑊，鉴于李怀光距离奉天实在太近，浑瑊建议李适立即前往梁州避难。梁州即是今天的汉中地区，位于秦岭南坡和大巴山之间，当时与关中地区的交通以栈道相连，可谓是险阻异常，而且距离长安更为遥远。李适其实是不想去梁州的，但在朱泚和李怀光的双重压力下，似乎也只有这一条较好的退路，所以他只能委曲求全地前往梁州避难。离开奉天城的那一天，当走到渭水河准备南渡的时候，李适遥望京城长安的方向，不住的对身边的大臣哽咽地说道：朕之此行，莫同永嘉之势，言罢李适的眼泪夺眶而出。当时谁都明白李适是在比喻自己未来可能会像东晋的司马睿那样偏安一隅，其实朝臣们心中对今后何去何从，以及平定叛乱重回长安同样怀有深深的忧虑，这个问题犹如沉重的石头压在李适及其诸多朝臣的心上。李适在前往梁州的路上一度想效仿先辈李隆基避难成都。如果不是神策军将领李晟极力劝阻，恐怕当时大唐帝国的命运就会是另外一番景象了。收复长安李适在李怀光的威胁下前往山南避难的消息传到长安后，留在长安的诸多唐朝官员顿感唐室复兴无望，纷纷出来投靠朱泚，可以说朱泚在长安已经将自己的“国家”经营得有模有样。反观李怀光这边，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威逼皇帝李适避难山南之后，他的许多部下认为李怀光实属大逆不道，所以纷纷背叛了他，其势力日益弱小。先前朱泚看到李怀光实力强劲还颇为忌惮，等到李怀光犹如秋天的蚂蚱时，朱泚于是用皇帝的身份给李怀光下诏，将他当作自己的臣子。面对朱泚的欺辱，李怀光十分愤怒，但苦于实力无法与之相抗，于是烧掉军营向东进发，抢掠关中东部的泾阳（今陕西泾阳县）等十二个县，最后撤到黄河东岸的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县）驻扎。李怀光和朱泚反目，对李适是个好消息，但当时很多军队不是按兵不动坐观其变，就是跟随李适一同前往山南，能留在关中坚持抗敌的只有神策军将领李晟。李适在前往山南的路上时，让李晟的部将向其传达口头诏命，任命他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就是希望李晟能够跟随自己前往山南护驾。但李晟接到口谕后，却哭拜在地说道：“长安是京城，是大唐的根基所在，如果都跟随陛下去避难，那谁来收复长安呢？”也就是从此时开始，李晟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收复长安迎回皇帝。我们不能否认李晟的决心，也不能否认李晟的兵马之强壮，但其四周皆

指秦国的军队。死人不会说话，卜偃说这句话，背后必定有人指使。这个人有可能是狐偃，也有可能是先轸，总之是晋国的鹰派。这句话也不是凭空猜测，而是有准确的情报作为依据。两年前，秦国与郑国签订秘密盟约后，秦将杞子等人就一直留守在郑国，成为了秦国的驻外部队。听到晋文公去世的消息，他给秦穆公写了一封密信，信上说：“郑国人对我们很信任，要我们担任新郑北门的守卫任务。如果派大军潜行而来，里应外合，消灭郑国易于反掌。”这无疑是个馊点子。当年烛之武游说秦穆公不要打郑国的主意，最重要的理由就是秦国离郑国太远，中间还隔着晋国，就算消灭了郑国，好处也只能让晋国得到，对秦国没有任何意义。秦国的大夫蹇叔则进一步指出：“劳师袭远，是兵家大忌。部队从秦国出发到郑国，有千里之遥，怎么可能‘潜行’？不但郑国人会知道这个计划，晋国人也会知道。”坚决反对杞子的提议。用现代管理的语言来说，杞子的计划，不但目标的设定有问题，操作起来也不具备现实性。但秦穆公显然将晋文公的去世当做秦国称霸的一个契机，听不进蹇叔的劝阻，决定派百里孟明视、西乞术和白乙丙三人带部队前往郑国。孟明视是大夫百里奚的儿子，西乞术和白乙丙则是蹇叔的儿子。关于百里奚这个人物，《左传》与《史记》的记载有较大的出入：第一，公元前655年，晋献公灭虞国，俘虏了虞公和他的大夫井伯。后来晋献公将女儿嫁给秦穆公，将这两个人作为陪嫁的奴仆，一并送到了秦国。在《左传》的记载中，这两个人自此没有下文。而根据《史记》的记载，晋献公俘虏了“虞君及其大夫井伯百里奚”，则井伯即为百里奚无疑。《史记》又记载，百里奚在前往秦国途中，趁人不注意，偷偷地跑出了送亲队伍，而且流亡到楚国，被楚国人当做三无人员给抓了起来。秦穆公听公孙枝说百里奚有德有能，想花重金从楚国人手里将他赎回，但又怕动作太大，引起楚国人的警觉，于是派下人出面到楚国交涉，说：“我国有一个逃亡的奴仆百里奚现在贵国，请允许我们用五张羊皮将他赎回，以惩戒逃亡之人。”五张羊皮，在当时应该就是一个奴仆的价格。楚国人听了，也没怀疑什么，就把百里奚交给了秦国人。到了秦国，秦穆公亲自来迎接百里奚，一问年龄，已经七十了，老是老了点，然而满腹经纶，秦穆公和他谈了三天，如同当年周文王得到姜太公一般高兴，拜为大夫，令他主持国政。当时国人都戏称他为“五羊皮大夫”。百里奚又向秦穆公推荐了自己的朋友蹇叔，秦穆公于是将蹇叔也找来，拜为上大夫。虽然《史记》言之凿凿，但百里奚与井伯究竟是不是同一个人，在《左传》中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第二，公元前628年，秦国打算派兵袭击郑国。根据《左传》的记载，当时只有蹇叔站出来表示反对，则百里奚无疑已不在人世。秦穆公坚持要派兵，蹇叔牵着孟明视的手，说：“大侄子，我恐怕只能看见你出师，不能看见你回来了哟。”秦穆公知道了，派人警告蹇叔说：“你这老头子胡说八道个啥，如果不是活得长，你坟墓上的树都可以双手合抱了！”言下之意，我听你歪歪叽叽几十年，早听厌了。秦国大军从东门出发，蹇叔前往送行，看到自己的两个儿子雄纠纠、气昂昂地站在战车上，忍不住哭泣，嘱咐他们说：“此去郑国，一定要小心晋国人在殽（xiáo）地偷袭我军。殽地有一处山谷，地势险要，南边山麓是夏朝后皋的陵墓，北边山麓是周文王当年躲避风雨的地方。你们倘若死在那里，就由我这个老头子来替你们收拾尸骨吧。”但是根据《史记》的记载，当时反对出兵的不止蹇叔，还有百里奚。而且在秦军出发的时候，两个人都参与了“哭师”。仔细推敲起来，《史记》的记载有点不靠谱：公元前655年，百里奚已经七十岁，到公元前628年，百里奚如果还活着，则已有九十七岁。在那个年代，一个人活到九十七岁恐怕不太容易。因此，我们还是采用《左传》的观点，即：百里奚与井伯是两个人，孟明视出征的时候，百里奚已经去世。言归正传。公元前627年春天，偷袭郑国的秦军部队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了离郑国很近的王城雒邑。经过雒邑北门的时候，为了表示对天子的尊重，孟明视令战车上的弓手和持戟之士脱掉甲胄，下车步行。然而刚一过城门，秦军将士就纷纷跳上战车，动作十分彪悍。当时王孙满尚幼，站在城楼上看到这一幕，说：“秦军轻佻无礼，必定失败。轻佻则少谋，无礼则防备不周。身处险境又没有防备，且无谋略，哪能不败？”秦军公然经过雒邑，其用心已经昭然若揭。郑国如果有常驻雒邑的间谍或是外交人员，只要轻车快马走小路给新郑送去一封密报，秦军偷袭新郑的计划就得泡汤。然而，直到这个时候，郑国官方似乎仍然对近在眼前的危险毫不知情。新郑城内，一切有如往日般平静，秦将杞子等人带领的小支秦军部队仍然负责北门的警备，一丝不苟地检查着可疑人员的行李和证件。如果不是那个名叫弦高的郑国商人的出现，秦军这次千里奔袭郑国至少在战术上是成功的。弦高是来往于新郑与雒邑之间的商人。他的生意很简单，在郑国收购牛，贩到雒邑去卖，从中赚取差价。春秋时期，商人的政治地位相当低下，在“士、农、工、商”四大职业中属于垫底。但是，郑国的商人地位特殊，某些商人自郑桓公年代就与公室保持了良好的关系，甚至“世有盟誓”，休戚与共。据《国语》记载，郑桓公在王室担任司徒，听了史伯的建议，向东经营自己的势力，用大量的金钱贿赂雒东诸国，收买人心，背后想必就有商贾巨富为其撑腰。再加上郑国地处中原心脏，是南来北往的交道要冲，商业远比其他诸侯国发达，郑国商人地位因此比别国商人高也不足为奇。弦高是否与郑国公室有交往，《左传》没有明说。但是当他途经滑国，听到秦军入侵的消息之后，第一反应就是派人赶回新郑去，向郑穆公报告敌情。弦高自己则装作郑国的使者，带了四张牛皮和十二头肥牛前往秦军大营。见到秦军主将孟明视，他神态自若地说：“寡君听说您将带兵经过蔽国，特命在下来犒劳大军。”古人献礼，讲究先轻后重，弦高先以四张牛皮献给孟明视等人，然后再以十二头肥牛犒劳秦军将士，搞得像模像样。秦国人对他的身份没有产生任何怀疑。既然派使者前来劳军，说明郑国已经有准备，偷袭显然是不可能了。孟明视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他考虑再三，对西乞术和白乙丙说：“郑国有了防备，我们如果硬攻，很难攻克；如果围城，又没有后援，只能回去。”孟明视不想白跑一趟，顺手将滑国灭了，掳获大批财物，一路迤逦西行。而在新郑，郑穆公收到弦高的情报之后，派人到杞子等人居住的宾馆打探，发现秦军正在厉兵秣马，作战斗准备。他派人前去拜访杞子，说：“各位在敝国久居，将敝国存粮吃得也所剩无几了。现在听说你们将要远行，也没什么相送，郑国有块原圃，和秦国的具圃一样，是打猎的胜地，各位可以到那里自行方便，打几头麋鹿作为粮食，也好让敝国轻闲一下，如何？”话说得很客气，杞子等人听了却是满头大汗。没过多久，密探又送来孟明视大军撤离的消息。杞子知道机密泄露，大势已去，逃亡去了齐国，逢孙和杨孙则逃往宋国，驻守新郑北门的秦军部队也一哄而散。秦军劳师袭远，已经是一错；袭远不成，顺手灭掉滑国，又是一错。这两错的理由相同：郑国和滑国离秦国千里，就算灭了这两个国家，也无法管理，只能让他国得利。至于获得些许战利品，更不似大国所为，反倒像鸡鸣狗盗之徒。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孟明视自滑国起程的时候，晋国也正在酝酿袭击秦军的计划。刚刚继承君位的晋襄公主持了军事会议。先轸非常兴奋，说：“秦伯不听蹇叔的劝告，因一己之贪而劳累全国，是上天给我们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咱们必须讨伐秦军。”“我们尚未报答秦国人的恩惠，反而攻击秦国的部队，难道先君才死，你们就忘了他的立场了吗？”栾枝反驳道。“秦国不对我国先君的去世表示哀悼，还讨伐我同姓诸侯，是秦国人无礼，还谈什么报答？我听说一日放纵敌人，后患将波及几代人。祸及子孙，难道是先君的立场吗？”辩论的结果，先轸占了上风。晋襄公身穿黑色孝服发兵，并且策动姜戎部落派兵相助，前往殽山拦截秦军。秦军从雍城出发的时候，蹇叔一再叮嘱他的两个儿子要提防晋军在殽山打埋伏。但西乞术和白乙丙都没有将他的话放在心上，孟明视也放松了警惕，加上秦军在滑国掠夺了不少辎重，经过殽山山谷的时候，部队拖拖沓沓地，竟然拉了近十里长。从殽山的地形来看，恐怕只能说，秦国人完全是为了让敌人伏击才摆出这种长蛇般的行军队列。晋国人等秦军完全进入山谷后发动进攻，将秦军截成几段，分割包围。这一仗，秦军几乎全军覆没，孟明视、西乞术和白乙丙也成为了晋军的俘虏，从滑国抢回来的战利品，不消说，也成为了晋国人的战利品。获得“殽之战”的胜利后，晋国上下才为晋文公披麻戴孝。自晋献公年代，秦国与晋国就互相通婚，不是晋国将女儿嫁到秦国去，就是秦国将公主嫁到晋国来，双方借此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友好关系。后人将婚姻称为“秦晋之好”，就是出自这一段典故。然而，再好的婚姻也不过是政治的附属物，一旦政治利益发生冲突，两国就不免拔刀相向，将几十年的交情全部抛到了爪哇国。在这些错综复杂的政治与婚姻关系之中，女人虽然是弱者，却时常以其柔弱的力量影响着历史。公元前645年的韩原之战，晋惠公成为秦国的俘虏，正是因为他姐姐在秦穆公面前以死相挟，他才得以免受耻辱，并最终被释放回国。十八年之后的殽之战，秦军三帅成为晋国的俘虏，晋文公的遗孀文嬴希望能为秦国做一点事，便向儿子晋襄公请求释放这三个人，她说：“就是这三个人离间秦、晋两国君主，导致两国交兵。秦君如果得到这三个人，恨不得扒他们的皮，吃他们的肉，哪里用得着你动手？不如让他们回秦国去受死，以满足秦君的愿望。”文嬴是秦穆公的女儿，按照《左传》的记载，应当就是当年被立为夫人的怀嬴。晋文公死后方获得“文”的谥号，因此现在将怀嬴改称为文嬴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晋襄公听了文嬴的话，就把孟明视等人释放了。第二天上朝，先轸问起秦国战俘的事，晋襄公如实回答说：“母后为他们求情，我已经放他们走了。”先轸一听，暴跳如雷：“战士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战场上捉到他们，妇人用一两句话就将他们放跑了，这是损己利人的事，晋国离灭亡不远啦！”说完竟然不顾礼节，在晋襄公面前就吐了一口痰。晋襄公也醒悟过来了，命大夫阳处父去追孟明视。阳处父一直追到黄河边上，孟明视等人已经在秦国派来接应的船中。阳处父急中生智，解开战车左边的马，对孟明视说：“主公派我来送您一匹好马，请回来将马载走。”傻瓜才会回来。孟明视站在船头作了一个长辑，说：“感谢贵国国君的恩惠，没有将我们杀掉祭战鼓，使我们得以回秦国去接受惩罚。如果我回国被处以死刑，那是死而不朽；如果万幸得不死，三年之后必定回来拜谢（三年将拜君赐）！”秦穆公得到孟明视等人回国的消息，穿着白色的衣服亲自到雍城郊外迎接，见到他们就大哭说：“都怪我没听蹇叔的话，使得你们遭受耻辱，罪责全在我一人。”当场宣布孟明视仍然官复原职，并且说：“是我的过错，大夫何罪之有？我不会因为一次失败就埋没一个人的优点和能力。”【父子相残的人伦悲剧】春秋时期，王室衰微，各诸侯国你攻我伐，争夺“天下”这个有限的市场。周平王东迁到齐桓公兴起的近百年间，中原诸国虽有大小，然而实力相差并不十分悬殊，用现代市场理论来说，是完全竞争时期。待到齐桓公兴起，凭借雄厚的国力，通过军事与外交手段，以“尊王攘夷”为口号，胁迫或诱使其他国家听命于他的领导，霸主政治也随之产生，春秋的历史进入垄断竞争时期，少数几个寡头先后崛起，各领风骚数十年，产生了所谓的“春秋五霸”，即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当然，后人对“春秋五霸”这一说法，历来有很多不同意见。比如说，齐桓公被称为霸主，自然当之无愧。可是，与齐桓公同时崛起的楚成王，无论在实力上还是成就上，都不输于齐桓公，在某些方面似乎还略胜一筹。若论春秋之霸，楚成王不应被排在门外。比如说，宋襄公志大才疏，失仁失义，丧师辱国。若论斤两，充其量是一个鼻子上贴白药膏的丑角，可是仅仅因为曾经召集过一两次并不成功的会盟，便也将他列入五霸，有滥竽充数之嫌。又比如说，郑庄公挟天子以令诸侯，联合齐、鲁二国，纵横河雒之间，所向披靡，虽无会盟诸侯之举，已有号令诸侯之实，是否应该考虑将其也算作春秋一霸，而且是首霸？就算是齐桓公、晋文公两位最不受争议的入选者，后人也还是有诸多争议，焦点是：谁更胜一筹？站在不同的角度看，焦点问题也有诸多解读。比如说，在应对楚国的扩张这一问题上，齐桓公始终没有勇气与楚国放手一搏，在战略上处于守势；晋文公主动求战，而且大获全胜，有效地遏制了南风北渐。以此观之，晋文公胜。然而，齐桓公之所以不与楚国正面交锋，自有其不得已的原因。召陵之盟貌似不如城濮之战辉煌，但在其有限的条件下，也许是可能获得的最好成果，单以战争的成败论英雄，不能令人信服。若论及扶危救难，发扬国际人道主义精神，齐桓公似乎又胜晋文公一筹。如是争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恐永无定论。(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我的意见是：齐桓晋文，俱为豪杰，单以个人成就论，难以区分伯仲。但齐桓之霸，仅为个人之霸，由于不注重接班人的培养，在他死后，齐国陷入混乱的局面，国势每况愈下，齐国的霸业也被雨打风吹去，成为明日黄花。而晋文之霸，乃是晋国之霸，虽然其霸业甫成即撒手西去，晋国的霸业在一大批能人志士的共同努力之下，不但没有衰落，反而日益强盛。殽之战是在晋文公的葬礼尚未举行的情况下进行的。殽之战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晋国霸业方兴未艾的标志性事件。站在全面的、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晋文公完胜齐桓公。完胜的主要原因在于他坚持了以人为本，注重人才的使用和国民素质的培养。晋文公的人力资源战略其实很简单：大胆起用非公族的士大夫，让他们掌握实权。晋文公死后，正是狐偃、赵衰、先轸等非公族贵族作为晋国的主要支柱，继续辅佐晋襄公，维护了晋国的稳定和发展。晋文公用人唯贤，到了不拘一格的地步。《左传》记载，某年晋国的大臣胥臣臼季奉命出使他国，在冀（晋地名）的郊外住了一宿，看见一个叫郤缺的农夫在田里劳动，其妻为其送饭，态度十分恭敬，夫妻相敬如宾。臼季觉得很奇怪，于是向人打听，才知道这位郤缺原来是罪臣郤芮的儿子。（公元前636年，吕甥、郤芮密谋放火焚烧公宫而谋害晋文公，事败被杀。）臼季将郤缺带回绛都，向晋文公汇报了出使的情况之后，介绍郤缺说：“我找到一个有德之人，特此向你推荐。”晋文公一挑眉问：“你怎么知道他是有德之人？”臼季描述了一番他在冀郊田野里看到的现象，说：“敬重，是有德行的表现；夫妻相敬如宾，其人必有大德，可以帮您治理民众，恳请您一试！”见晋文公仍在犹豫，又说：“出门如见大宾，办事如同祭祀一般慎重，这样的人心地仁厚，可用！”晋文公沉吟了半晌，不无疑虑地问道：“他父亲犯有重罪，这样的人也可以用吗？”“此人是国之栋梁，不应该计较其先人的罪恶。当年鲧治水不力，

订类似条约。由于此时朝廷并不认为“关税协定”、“治外法权”有损于中国主权和商业利益，反而认为是“天朝上国”不战而屈人之兵“羁縻政策”的胜利，因而尽管也有人反对这样不战就将优惠的商业利益转让给美法，但清政府主流派依然我行我素，自鸣得意。他们的理由非常简单，中英订约通商了，战争远去了，“值百抽五”的税率让中国不费劲坐地收获，中国有什么理由拒绝美、法呢，为什么一定要诉诸战争然后才同意议和呢？更何况，我们不将给英国人的贸易优惠让渡给美国人和法国人，我们有什么把握防止美国人、法国人冒充英国人来与中国人做生意呢？假如美国人、法国人都靠着英国人做生意，他们势必团结一致对付中国，那样的话，中国必将面对一个整齐划一的对手，没有办法像过去那样分而治之，以夷制夷。中国将贸易好处分赏给各国，各国必将感激中国。中国就有机会利用各国之间的矛盾维护自己的利益。处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期，又因为中国那时对国际公法、国际贸易体制、规则并不理解，穆彰阿、伊里布、耆英、黄恩彤等人的建议与决策确实问题多多，中国也确实因他们先后签订的那些协议丧失了不少经济利益，丧失了一些主权甚至尊严。但是，应该肯定的是，作为近代中国最早一批与西洋人直接打交道的政治家、外交家，他们的贡献和失误，其实都是那个大变动时代的一笔精神财富，值得珍视，不必总是以后见之明去指责他们媚外、卖国，更不能简单将那些早期条约一律视为不平等。假如真有不平等的话，那也是因为时代，因为无知，因为我们中国那时还远远没有现代意识，远远不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原载于《法治周末》2012年8月30日，作家文摘2012年9月11日转载，改题为《鸦片战争后的中外合约》。）大清终结的朝鲜因素2013年初，朝鲜不顾中国政府强烈反对，悍然进行第三次核试验，激起中国朝野近乎一致的反对，六十多年来由中国领导人小心翼翼维护的中朝友谊至此大揭底，朝野反朝声音获得释放，甚至有放弃朝鲜，任其自生自灭的呼声出现。作为中国近邻，和意识形态、政治体制大致相似的国家，假如朝鲜有一天结束了，比如被韩国统一了，或者被美国，被日本，甚至最有可能再一次被“联合国军”侵入了，终结了，究竟会对中国发生怎样的影响？我们当然无法完全准确预测未来，但我们知道在历史上，正是因为朝鲜被吞并，方才引发中国政治的多米诺骨牌。大清王朝的终结，即便不能说是朝鲜亡国的直接刺激，但朝鲜亡国和大清终结之间所蕴含的因果关联，还是清晰可见。在慈禧太后晚年，中国终于在经历了甲午战争、义和团战争、日俄战争十年风风雨雨之后，踏上政治变革不归路。日俄战争还没有结束，清政府就追随俄国开放政治，实行变革，改良开始与革命赛跑。1905年，流亡世界各地的革命者面对世界大变局也开始新的觉醒，放弃山头，放弃门户，汇集在日俄战争战胜国日本，朝圣般那样虔诚向日本取经，集思广益，团结一致，共举孙中山为总理，共创中国同盟会，加快了中国革命进程。也是在这一年，清廷决心加大改革步伐，比较欣然接受宪政改革的建议，选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第二年，慈禧太后、光绪帝主导的宪政运动如火如荼在中华大地全面铺开。积贫积弱的中国终于找到了政治上的办法，也终于迎来了新的机会与希望，中国民众自发庆祝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新事物，据记载，在预备立宪之前还不曾有过。短短两年，中国的政治改革进展迅猛，九年立宪清单不仅发布，而且逐年落实，逐年检查，如果不发生意外，中国再有几年时间，最多也就是后来民国五年前后，一个类似于日本、英国的君主立宪体制必将诞生，古老的中国必将迈出重要一步。然而就在这个时候，1908年，当《钦定宪法大纲》发布不久，光绪帝、慈禧太后两位当家人在不到一天时间里相继死亡，一个强势的领导班底让位于一个比较弱势的组合——年轻的摄政王与光绪帝的遗孀隆裕太后。弱势的新班底缺少的是魄力、魅力、决断和执行力，在随后两年间，中国的政治改革表面上还在进行，其实已经渐渐脱离了既定轨道，摄政王—隆裕太后的“新政”只是徒有其表，政治改革渐渐陷入困境，改革已死，改革未生，渐渐成为热心中国政治变革那些人的共同认识。僵硬的体制很难从内部打破，日子还在一天一天的流逝。统治者渴望明天的太阳照常升起，和今天一样灿烂；被统治者，尤其是那些忧心忧国的知识人则热切渴望不论内外都应该或者说为什么不闹出点大事？他们坚信，不论内外，只要有事，就有打破僵局的机会，有机会就会有变革。只是谁也想不到的是，机会来自东邻朝鲜。1910年8月22日，韩国总理李完用与日本代表寺内正毅签订《日韩合并条约》，规定大韩帝国将朝鲜半岛的主权永久让渡给了日本，朝鲜半岛遂成为日本的殖民地。8月29日，条约生效。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朝鲜不复存在。朝鲜曾经是中国番邦，而且时间可以追溯很远。只是到了近代，由于中国没有适时调整好与西方的关系，没有弄明白西方势力东来的真实意义。因而中国也就没有及时主动转变，不存在引领各番邦共同进步共同发展的可能，也不存在团结各番邦一起抵抗西方势力。中国在浑浑噩噩中度过了将近两百年，直至1840年的鸦片战争，直至两年后被打败，中国被迫开放了五个通商口岸，但依然没有弄明白西方东来的意义，也就不知道怎样指导这些属国面对西方。又过了二十年，直至1860年中国被再次打败，痛定思痛，睁眼看世界，突然发现中国与世界的差距不是几十年，而是几百年。中国从此有了焦灼感、紧迫感，在对周边各番邦的关系上也就渐渐转变，由先前的王道主义、天下主义演变成孤立主义，对于各番邦的事务也就不再热心，任其在西方势力面前自生自灭。到了19世纪80年代，中国南部边陲各个番邦渐渐成为英国、法国的殖民地，中国尽管在1884年为越南前途不惜与法国一战，但不论是越南，还是法国，都清楚中国战争的目的不在越南怎样适应西方，而是中国的宗主权。中国这种心态当然深刻影响了朝鲜，朝鲜在随后几十年与中国的关系时好时坏，尤其是袁世凯常驻朝鲜强势管理，既没有收抚人心，也没有真正引领朝鲜走向世界，建设一个与东西方一致的现代国家。当然，中国自身此时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意识，而是陶醉在“中体西用”的成功中。所以，等到甲午战争爆发，中国不仅在战场上一败涂地，而且在外交上也无可称说，中日宣战，朝鲜政府率先发布公告，请求日本政府出兵驱逐清军，中国在道义上彻底被动。等到《马关条约》成立，朝鲜脱离中国而独立，对于中国来说，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了。甲午战争，原本是为了朝鲜的前途而战，结果却让中国鸡飞蛋打，赔了夫人又折兵，三十年发展与骄傲一夜之间化为一股青烟，中国由此进入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场战争虽说还不是大清王朝历史的终结点，但十几年后的历史节点在这里不难找到某些因果关联。朝鲜在战后名义上走向独立，其实只是与日本更亲近，这也是后来日韩合邦的原因。而中国在经过甲午战争的打击后并没有一蹶不振，知耻而后勇，中国很快丢掉洋务的包袱，轻装上阵，开始维新，再经义和团战争、辛丑条约、日俄战争，中国在变革道路上虽说波折不断，但大方向似乎并不太错。只是到了两宫大行，朝廷弱势，中国的政治改革再度陷入停滞状态，而恰当此时，日韩合邦剧烈刺激，让相当一部分中国人随时受不了，以为亡国灭种，于是引发巨大的政治冲击。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将日韩合邦理解为朝鲜亡国，这部分中国人借着这个由头大力推动停滞已久的改革。一个月后（9月22日），吉林巡抚陈昭常迅即奏请朝廷将东三省向列强开放，强调除日俄两国外，大力引进欧美列强向东三省投资办厂，以此抵制日本。与此同时，各省督抚相继建议朝廷重启政治改革，加大变革力度。9月30日，广西巡抚张鸣岐向朝廷上了一个奏折，以为筹备宪政，一定要从本源入手，加快落实责任内阁，加快筹备和召集国会，加快司法改革，尽快让司法独立。建议修改九年筹备立宪清单，加快教育、警察、地方自治等方面改革，以改革重建一个新国家，防止朝鲜教训在中国重演。10月20日，东三省总督锡良向清廷报告了日俄两国对东三省的威逼，建议清政府倾全国之力以谋东三省。五天后（10月25日），锡良又与湖广总督瑞澂、两广总督袁树勋、云贵总督李经羲、伊犁将军广福、江苏巡抚程德全、安徽巡抚朱家宝、山东巡抚孙宝琦、山西巡抚丁宝铨、河南巡抚宝棻、新疆巡抚联魁、江西巡抚冯汝骙、湖南巡抚杨文鼎、广西巡抚张鸣岐、贵州巡抚庞鸿书等联名致电朝廷，要求立即组织内阁，定明年开设国会。理由就是“日俄协约成后，一举亡韩。列强均势政策，将皆一变方针。时局危险，已远过于德宗在位之日。缓无可缓，待无可待。此即阁会克期成立，上下合力，犹恐后时，奈何以区区数年期限争持不决乎？”（《东方杂志》宣统二年第十一期《中国大事记》）各位重臣请求朝廷圣明独断，亲简大臣，立即组织内阁，特颁明诏，定于明年开设国会。朝鲜亡国直接刺激清廷重启政治改革。利用朝鲜亡国机会推动朝廷重启政治改革的，不仅有朝廷内外重臣，而且有在野各种势力。原本鉴于东北亚政治危机而发动的国会请愿运动，也在这个时候大张旗鼓加紧进行。10月9日，国会请愿代表孙洪伊等至资政院递交速开国会请愿书，理由也是“日本遂吞并朝鲜，扼我吭而拊我背”（《东方杂志》宣统二年第十一期《中国大事记》），今中国不迅速实行宪政，决不足以拯救危亡。朝野各界呼声日高，在这种情形下，朝廷广纳善言，于1910年11月4日宣布将九年预备立宪缩短为五年，并先组织责任内阁。谁能想到，朝廷的善意实际上启动了大清王朝终结的多米诺骨牌。半年后，责任内阁出台，引发政治动荡；再半年，湖北新军发难；再过几个月，延续两百多年的大清王朝不得不进入历史。追根溯源，大清王朝终结，原因固然不止一端，但自甲午至朝鲜亡国，再到大清终结，总觉得其间有一条剪不断理还乱的线。回望甲午：经验与教训甲午战争的失败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后世中国在检讨这一事件时总是归因于日本人在东学党起义爆发后对中国的诱导，以为中国政府没有看清日本人的阴谋，轻易接受日本政府的建议向朝鲜派兵。这个检讨其实还有很大的再检讨空间，因为中日双方的政策走向并不因对方的一个建议而发生根本逆转。1894年6月6日，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两千淮军精锐登陆朝鲜，准备参与镇压东学党。中国军队的动向引起了日本政府的兴趣，或许这就是日本政府所期待的结果。日本政府获知这一消息后立即进行战争动员，成立战时大本营，日皇睦仁亲任统帅，日军参谋总长有栖川炽仁亲王为幕僚长，陆军中将川上操六为陆军参谋，海军中将中牟田仓之助为海军参谋。日本立即进入战争状态。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宗光训令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视情况许可施行“适当的临机处分”，显然是让大鸟圭介寻衅闹事，寻找战争的理由。日本的动向立即引起了中国方面高度关切。6月7日，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行文照知日本外务省，表示中国政府依据朝鲜政府书面请求出兵，依据十年前天津专条约定，派兵应先行文照知。汪凤藻在照会中表示，派兵援助乃我朝保护属邦旧例，一俟事竣，仍即撤回，不再留防。日本外相陆奥宗光接受了这份照会，但对照会中“属邦”之说很不以为然。汪凤藻与陆奥“大费辩论”。稍后收到李鸿章的电报指示，以为“我朝保护属邦旧例，前事历历可证，天下各国皆知。日本即不认朝鲜为中属，而我行我法，未便自乱其例，固不问日人之认否”。凭着自己的良心做事而已。由于日本是执意要利用此次事件一决雌雄，因而对中国方面的任何解释都不愿意接受。6月8日，日本政府向朝鲜派遣七百名军事人员。中国驻朝鲜最高负责人袁世凯即设法查询，日本方面解释说此举只是为了保护日本使馆和侨民。中国政府对此答复日本政府说，日本此举只为保护公使馆、领事馆和商民，暂且可以理解，但希望日本政府适可而止，不要多派，更不宜派兵深入内地。日本政府已有足够准备，当然不会听从中国政府的劝告。6月10日，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统兵抵达仁川，不顾朝鲜方面反对，强行进入首都汉城。针对日本人的挑衅，袁世凯强硬以对。立即请求驻扎在仁川海面的济远舰管带方伯谦率部进入汉城与日本人对抗。对于袁世凯的决定，李鸿章似乎并不太满意，他在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指示袁世凯：汉城平安无事而日本人不听劝阻执意妄为，各国公使当有公论，我宜处以镇静，若各调兵作声势，徒自扰也。李鸿章不希望因朝鲜问题与日本发生冲突，但日本人并没有善意理解中国的立场。日本在随后不断向朝鲜调兵遣将，各国使节似乎也对日本的做法略有怨言。6月12日，大鸟圭介找袁世凯面商撤兵事宜，表示自己已经年过六旬，岂有惹是生非的动机？他表示将阻止日本政府继续向朝鲜派兵，同时希望袁世凯也能阻止中国继续用兵。大鸟的态度影响了袁世凯和李鸿章，李鸿章指示袁世凯，既然大鸟愿意将已到汉城的日军暂驻即撤，那么我们也就不必加派军队，叶志超、聂士成部，亦不要添兵，更不要在朝鲜节外生枝，假如东学党人已经被驱散，我军当陆续回撤，以免朝鲜疑怨，日本借口，继续向朝鲜用兵。李鸿章的主张并没有得到朝廷的同意。6月14日，李鸿章电告总理衙门已命叶志超部缓进暂扎，整理归装；并命袁世凯与大鸟协商，中日两国同时撤兵。总理衙门不这样认为。总理衙门在复电中指出，如果日本不肯与我同时撤兵，那么我兵宜仍前常驻，叶志超、聂士成部仍以进剿东学党为是。日本政府当然不会轻易撤兵，当东学党起义平息之后，日本政府仍在寻找继续用兵的理由。日本政府决定向中国政府提议两国携手，共同改革朝鲜内政，且共同平定朝鲜内乱。很显然，日本的理由就是为了不撤兵，他们也很清楚中国政府不会答应这样的请求。但日本政府由此可以摆脱在国际上的困境，以“改革朝鲜内政”获取国际社会的认同。6月16日，日本外相陆奥宗光约见中国公使汪凤藻，表达了“中日共改朝政”的意思，第二天又以外交公文正式表达。对于日本政府的建议，李鸿章非常敏感，他当即指示汪凤藻对日本人“共改韩政”的建议给予严厉驳斥，不要留有丝毫实施希望。李鸿章说，朝鲜内乱大致平定了，我军不必进剿，日军更无会剿之理。十年前伊藤与我订约，明确规定“事定撤回”。且日韩《江华条约》也规定朝鲜内政自主，外部势力不应该利用朝鲜的内乱危机过多干预。所以中日之间并不存在“共改韩政”的任何可能性。对于日本来说，“共改韩政”的动议或许是一张好牌，中日交涉确实由此进入一个复杂阶段。日本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必须加大在朝鲜的军事存在，他们期望以军事上的优势和先发制人，掌握朝鲜事务的主导权。日本军队并没有像大鸟告诉袁世凯的那样逐步回撤，相反在随后的日子里不断加大派兵力度，且刻意刺激中国官员的神经。袁世凯、汪凤藻等将这些情形随时报告朝廷和李鸿章，但李鸿章依然不为所动，劝告朝廷日本人生性浮动，若我再添兵厚集，可能正中日本人的圈套，适启其狡逞之谋，殊非伐谋上计。在发给袁世凯的电报中，李鸿章以为日本政府的用意现在还很难准确预测，我方只能冷静观察，谨慎出手，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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