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扒开双腿疯狂进出爽爽爽视频继祖母包办的，而绝非自由恋爱。”注338关于京剧，包平的“澄清”一文称：“听我父亲说，祖父喜欢京剧，而且请人教过戏，就是现在所说的戏迷、票友。祖父与载涛(涛贝勒)、言菊朋(蒙族，内称言三爷，曾在蒙藏院供职，当时尚未下海成为专业演员)一起唱过戏。父亲曾对我说：‘老爷子唱戏时，我不能坐着看，只能站着听。’我小时候在家里看见过唱戏用的靴子、髯口、刀枪、胡琴等。父亲也爱好京剧，会拉胡琴。但我从来没有听说四大名旦来我家唱过戏。”注339德王，名德穆楚克栋鲁普，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人，1908年袭扎萨克多罗杜棱郡王爵。1913年北洋政府授为扎萨克和硕杜棱亲王。1919年执掌旗政。1924年任锡林郭勒盟副盟长、察哈尔省政府委员。德王熟悉儒家经书，是泛蒙古主义的主张者与推动者，鼓吹民族自决和民族自治。1934年4月，经南京国民政府批准，蒙古地方自治政府在乌兰察布盟百灵庙成立，德王任秘书长，实际主持政务。1937年七七事变后投靠日本人，出任伪蒙疆傀儡政权首脑。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寓居北平。1949年初假道兰州去阿拉善旗定远营(今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鼓动阿拉善旗的扎萨克达理扎雅等内蒙古上层人士发起“蒙古自治”，成立“蒙古自治筹备委员会”。1950年初，德王、李守信逃往蒙古人民共和国，后被蒙方逮捕并送回我国，被关押直至1963年被特赦释放，任内蒙古文史馆馆员。1966年在呼和浩特过世。注340李守信(1892—1970)，字子忠，蒙古族，内蒙古卓索图盟土默特右旗人。早年参加地方武装，1922年投向奉系军阀张作霖，镇压过嘎达梅林起义。1933年率部投降日本。后参加以德王为首的伪蒙古军政府，任伪蒙古军副总司令(后任总司令)、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副主席。1949年返回内蒙古，追随德王在阿拉善旗参与组织“蒙古自治政府”的活动。失败后出逃至蒙古人民共和国，于1950年被逮捕并引渡回国受审。1964年获特赦，任内蒙古自治区文史研究馆馆员。1970年病故。注341白云梯，字巨川，蒙名布延泰，喀喇沁中旗人。1918年前往广州参加孙中山召开的非常国会，追随孙中山从事国民革命。1924年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受孙中山之命在内蒙古地区开展国民党党务工作。1925年10月参加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该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1927年投向国民党，历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执行委员、蒙藏委员会委员等。1947年7月任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12月任委员长，解放前夕前往中国台湾。金崇伟，国民党辽蒙党部主任特派员，国大代表，解放前夕前往中国台湾。注342据冯其利先生述，1923年达赉贝子以15万现大洋将和敬公主府(达贝子府)卖给直鲁联军司令张宗昌。注343帽儿胡同东起南锣鼓巷，西至地安门外大街。13号是冯国璋的住宅。注344关于包家在北京的住所情况，“澄清”一文称：“帽儿胡同的住房是租的。听父亲说，1930年从东北回京后，家已搬到汪家胡同，但父亲认为汪家胡同的房不好，又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住房，故办完丧事以后，暂在帽儿胡同租房。后才买了秦老胡同住房。”注345梓潼庙，即梓潼庙文昌宫，位于帽儿胡同21号。文昌帝君是文昌君与梓潼帝君合二为一的文教之神，都被道教尊为主宰功名禄位之神。该庙始建于元代，清朝嘉庆年间曾大修。今仅存遗址，庙前半部今为帽儿胡同小学。注346包家兄妹所述与察奎垣所述是相符的，即所谓的“索家花园”正是包家买下的这个院落，但这个院落并不是一个像样的花园。详见本书察奎垣口述。注347嘎达梅林：蒙古名那达木德，汉名孟青山。在达尔罕旗王府任梅林职，掌管军事，即包平所说的小官。1929年在达尔罕旗领导反对张作霖和蒙古王公屯垦开荒的起义，旋即失败被害，后因有关他起义的叙事长诗和民歌广泛流传而著名。注348达理扎雅(1903—1968)，阿拉善旗亲王。1949年9月通电起义。解放后曾任宁夏省阿拉善旗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兼宁夏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巴音浩特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巴音浩特蒙古自治州州长、巴彦淖尔盟盟长兼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内蒙古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等职。1968年11月18日死于“文革”批斗会。注349达理扎雅的妻子名金允城，的确是载涛之女、溥仪之堂妹。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由慈禧许配给达理扎雅为妻。注350上文已经提到，此时的卓王名贺西伊尔图墨尔根。卓王与包家即达赉贝子家均属蒙古科尔沁左翼中旗，关系当然比与其他王公更近。注351汉王即蒙古王汉罗扎布，光绪十七年(1891年)袭扎萨克辅国公，民国元年(1912年)晋封镇国公、固山贝子、多罗郡王，娶庆亲王奕劻第十一女为福晋。据冯其利先生考察，汉王府位于东直门南小街慧照寺旧门牌15号院，今为瑞普发展公司所用，新地址为东四十三条53号。见《寻访京城清王府》，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248页。注352这里所叙有误，燕京大学在抗战时期的迁址是四川成都的华西坝。迁到云南的是西南联大。注353阿拉腾奥其尔当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副研究员，对于新疆的蒙古族情况非常熟悉。他参与了我为两位蒙古王公后裔做的访谈。注354满珠习礼，科尔沁左翼中旗达尔罕亲王，孝庄皇后生父。色布腾巴勒珠尔是其玄孙。注355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后称为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1949年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北平入城仪式；2月15日，东北野战军致电中央，报请在平津两地招收一万名知识青年参加军队工作，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其中“七千学生，条件是初中以上，年龄18岁，男女均收；另三千人拟招收技术工人与职员和各种专业技术人才，由两市委负责动员，待遇从优”。26日登报考试招生，至6月初结束，先后组建三个分团。谭政任总团长，陶铸任副总团长，实际工作由陶铸主持。南下工作团与华北大学、华北军政大学、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等校学生的最大不同，是后者身着灰色粗布干部服，前者身着第四野战军的绿色人字呢军服，配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字样的胸标，因此在青年学生中颇具吸引力。1949年4月四野70万大军分3路南下，7月29日—8月3日，南工团近万名学员递次出发，大部至湖北武汉，被分别派往第四野战军各部队以及华中局参加地方工作。9月28日，南下工作团结束历史使命。注356抓“内人党”，即“挖肃运动”，“文革”时期以挖肃历史上曾有活动解放后早已解散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为名，残酷迫害少数民族干部，是内蒙古最大的一起冤假错案。内蒙古军区是重灾区之一。后经纠正平反。注357即朝阳区东坝村西口北京第十六中学侧。按和敬公主与额驸色布腾巴勒珠尔就葬在这里，他们的后人也都陆续葬在此地而没有其他坟地。据说日军占领北京时期该坟地被地方恶霸聂洪儒盗发，目前遗留的只是一片松树林。注358札奇斯琴，喀喇沁旗人，北大毕业生。曾在蒙疆自治政府任职。后去中国台湾，在台湾政治大学任教，组建边政研究所，现移居美国。刘澍在有关清朝历史的学术著作、通俗读物、历史小说汗牛充栋的大环境下，要想重写一部清朝通史是需要勇气的，然而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我，却尝试着来把大清朝的历史重新建构，是为《大清棋局》一书的由来。大清王朝是中国历代王朝中国家政策最为成功，国防军队保持战斗力时间最久，中国少数民族政权中执政时间最长的政权。之所以如此，与大清朝有意识地构建国家体系有极大关系，大清用满人来作为各省总督和军机处主要领导人以控制国家核心机构，用汉族文人来作为自己的官僚体系主要组成，用汉族农民上缴的赋税来建庙宇和各种优厚待遇笼络藏传佛教的领袖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和章嘉呼图克图，用藏传佛教格鲁派来羁縻蒙古人，再用喀尔喀蒙古的骑兵来保卫大清政权。就这样无限良性循环，有了“康乾盛世”。从1759年乾隆平定大小和卓木之乱到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这将近一百年的时间是大清这种民族国家体系构建最为成功的时期（1840年鸦片战争对大清只是隔靴搔痒，几乎没有多大影响），而自从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满洲八旗和汉族绿营战斗力低下，曾国藩湘军崛起，随后湘军、淮军人员充任全国各地督抚，大清的民族国家体系构建开始出现危机。1865年高楼寨之战，僧格林沁的蒙古马队被捻军全歼，使得大清所有有战斗力的部队都是由汉人领导和组成，自此，大清的崩溃就只是时间问题了。满、蒙、汉、藏的四角体系中满洲贵族彻底颓废，蒙古骑兵全军覆没，藏传佛教日益衰落，汉人督抚却强势崛起下，此后无论大清洋务运动有多大成就，无论甲午战争是胜是败，无论清末新政幅度多大，最后汉人重臣夺取满洲贵族的政权，都是必然的。写中国近代史的各种著作不讲这一点，都是毫无意义的。本书把大清构建这套体系的过程和结果称作“大清棋局”，此即本书书名，本书写的就是这个格局从萌芽、建立、巅峰、衰落直至崩溃的全过程。《大清棋局》这套书不止写民族国家体系的构建全过程，写大清的12位帝王，写那些著名的大人物，还写了面对苦难奋起抗争的人民，饱经灾难哭泣无助的妇女，死里逃生呻吟哭号的难民，人与人的明争暗斗，公开的秘密，农民运动的风起云涌，衣衫褴褛、孤苦伶仃的在造反边缘的人们，在战争中蒙羞受辱的人们，被主流史学界唾骂的人物的伟岸形象，被教科书光环笼罩的人物的阴暗面，这些都在《大清棋局》为您呈现。我怀着一颗虔诚的心去阅读历史，以公正的态度去感受人物，去触摸历史人物的心灵深处，无论他是丑陋肮脏的人还是光明正大的人，无论他是流血动武的人还是哭泣咒骂的人，无论他是忍气吞声的人还是无恶不作的人，无论他是功成名就的人还是一事无成的人，都在我的笔下一一呈现。总之，本书将大清一朝的所有政治、军事、思想、文化、科技、生活、制度的历史为您呈现。中国历史是个不断循环的过程，经历过光荣的征服，也接受过多次屈辱的蹂躏，经历过被周围国家众星捧月的尊敬，也经历过和周围蛮族无休无止的争逐，经历过李世民那样伟大的君主的统治，也经历过石虎那样的万世暴君的酷虐。这个民族什么都经历了，见得太多了，中华文明是个太早熟的文明，两千多年前就有了极为发达的纯原创文明，但也正因此使得中国思想在此后两千年没有自发性大的飞跃。不论遇到什么事都难以改变中国优哉游哉、自由散漫的脚步，不论发生什么情况她都能从自己的记忆中找到应对的成例，正如中日甲午战争时朝廷大臣还从明朝抗倭援朝战争中寻找灵丹妙药一样。我写的是大清历史，历史如同那些我们曾经爱过的人，如今皆已远去。每当我们回首往事，顿感尘缘苦短，叹世事沧桑，因此，我们应该通过阅读历史，来知晓古往今来的人生经验，以便指导自己的现实人生，让自己通过阅读历史，重新活一遍诸位先贤的人生，以使自己少犯错误。我在褪色的史书中似乎看见了金戈铁马，感受了刀光剑影，听见了鼓角铮鸣。而后那一个个鲜活的面容等待着我以自己的秃笔呈献给大家，从前几多兴废事，不止应在渔樵闲话中体现，也不止留在暗黄发脆的纸张中，而是需要我这杆笔来还原，来展现给大家历史最真实的一面。历史，只能被证伪，不能被证实，只能无限接近，却不能完全重现，但我的确尽力了，尽最大努力还原一个真实客观的清朝历史。如今忙于应酬、看电视的现代人有多少人还看历史，还去了解自己的国家昔日的光荣与耻辱？大家在白天去追求自己生活中所需要的，晚上去享受自己工作中所得到的，于是再没有人去思考，我们这个民族现在需要的是什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强大？国人为什么有那么强的劣根性？过去中国人是不假思索地喊口号，喊万岁，现在是不假思索地乱花钱、玩游戏，每个人只忙于自己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没有几个人塌下心来想想，自己现在做的是什么？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自己的所做到底值不值？于是，中国人在这种非主流价值冷漠中离强国梦越走越远。因此，现在太需要我们去反思了，我们需要在历史中找到自己的精神源头，以此知晓我们在现实中究竟应该做什么，以历史的经验来重新审视我们的来路，以便更好地走我们的去路。历史的纵向发展并不意味没有横向联系，在历史的前进轨迹中可以找到无数的交叉符号，然而后人在研究历史时往往会把这些交叉符号忽略，而本书重视的恰恰是这些交叉符号。余秋雨说：“历史是坎坷，历史是幽暗，历史是旋转的恐怖，历史是秘藏的奢侈，历史是在雨中的泥泞，历史是在悬崖的废弃，因此不能太轻易进入。”但是我还是禁不住诱惑，进入了历史中寻找真相。龚自珍云：“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这正是历史的重要性。章太炎1935年演讲《论读经有利而无弊》说：“夫读史之效，在发扬祖德，巩固国本，不读史则不知前人创业之艰难，后人守成之不易，爱国之心，何由而起？”可见只有多读历史，才能更让人激发爱国心。李大钊则把全民学历史作为一个时代进步的征兆，他的《史学要论》说：“研究历史的趣味的盛行，是一个时代正在生长成熟，正在寻求聪明而且感奋的对于人生大观的征兆。”历史是什么？历史是一座永不落幕的旋转舞台，许多人物、事件会重复出现。但是，舞台下的人在当看客的时候往往不吸取舞台上的人的教训，于是，当他们成为舞台上的演员后，便重蹈台上人的覆辙，从而再被台下人看笑话，尤其是中国历史，就在这不断循环悲剧的情况下走到了近代。丘吉尔说：“历史犹如一位老人，带着一盏闪烁的灯，沿着过往的陈迹踉跄前进，试图重现它的情景，再次响起它的回声，用黯淡的光激发昔日的感情。”罗宾·W·温克在《历史的价值》中说：“控制历史和控制如何写历史的人就控制了过去，而控制过去的人就控制了现在。”民主国家记叙真实的历史以启迪现在生活，从而创造历史。专制国家虚构过去的历史以维持现在统治，终将没有未来。那些历史罪人仿佛贪心的秃鹫，而为了掩盖这些历史罪人而生的历史记录者与为了真相而生的真正史家又好像互相用黄金舌头攻击的蛇，使历史真相欲盖弥彰，扑朔迷离。历史无法厘定，好像无法解开的长链，无论如何，许多细节无法掌握，而我尽我所能还原清朝历史真相，至于还原得如何就看我的水平了。历史是零碎的，是无数个日日夜夜物换星移的片段。历史是完整的，没有任何人能超出历史外，不在历史中，所以每个人构成了历史的每一个瞬间。历史是复杂的，光荣与梦想，生与死、爱与恨、光明正大与阴谋诡计交织在一起。历史是简单的，尤其是中国历史，简单到用一治一乱就可以概括。历史事件犹如过眼烟云，所有的心酸荣辱都早已定格为历史的陈迹，化作历史的尘埃。商场、官场、情场、考场、战场，历朝历代哪个场不是充满着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说到底，这些场上的争斗都是男人的游戏。金钱、官位、美女、名次、战果则是这些场最后角逐的成绩。然而无论在哪个场春风得意，最后终究逃不过进入坟场的命运。历史
容：拒和、迁都、练兵、变法。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朝廷不可能都同意。拒和、迁都不用考虑，练兵和变法嘛，倒是可以考虑考虑。慈禧和光绪也是这么想的。大清董事长慈禧当然不会承认战败有自己多大的罪过，即使心里承认嘴巴也不会说。她老人家总结出来的战败理由只有一个——将领指挥不力，军队战斗力不济。坦率地说，慈禧说出了一部分事实。盛极一时的湘军、淮军确实都已是明日黄花，军队重蹈旗兵、绿营的后尘：训练荒废、纪律松弛；吸食鸦片、克扣军饷；扰民有余、打仗不足。这边，慈禧和光绪都不看好自己的军队；那边，官员和举人们也觉得应该练兵。于是“编练新军”的决定由此产生。袁世凯发家第一步会忽悠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仔细回忆一下，“编练新军”是清军继八旗世兵制、绿营募兵制、湘军模式之后的又一次改制了，这一次又改成什么呢？答案是按照西方强国的模式成军。因为大家都认为日本人取胜的原因就是“专用西法”。在众人眼里，练新军是一个前途光明的项目，是一笔很好的风险投资。看看曾国藩、李鸿章，哪个不是权倾天下？一切有实力、有野心的官员们都蠢蠢欲动。袁世凯正是这一群人中的一个。袁世凯离开朝鲜回北京后，暂时还没有分配工作，就在北京闲住。虽是闲住，却不甘寂寞，经常外出活动，结交朋友，接近名流。刚好因为甲午之战被削职为民的李鸿章也闲居在北京贤良寺，袁世凯没事的时候就去探望下老领导，顺便联络联络感情，请教为官之道。一段时间之后，袁世凯走了点关系，终于找到了一份正式工作：管辖温州、处州两府的道台，大概相当于现在分管两个市的副省长，还算不错。不过袁世凯并不怎么喜欢这个位置，他还是更喜欢跟军队打交道。现在，举国上下讨论练新军，袁世凯也意识到了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于是，他向他的好兄弟菊人大哥求教。话说徐世昌当年与袁世凯结拜之后，便在义弟的资助下北上参加科举，终于在31岁那年参加殿试——皇帝亲自出题、亲自面试的“公务员考试”，考中进士，而且还是庶吉士。这个庶吉士来头很大。在所有的进士中，只有一甲三人——状元、榜眼、探花，可直接进入翰林院。二甲中的头几名又进行一番考试，合格后才可成为庶吉士，进入翰林院实习，三年后再参加一次考试，决定是否可以转正。成功者可担任翰林院编修一职，工作内容是给皇帝讲解经史书籍，并帮助皇帝起草诏书，换句话说就是皇帝的秘书，权力很大。而这个徐世昌现在就是庶吉士，你说他厉害不厉害？袁世凯很心急，急问徐世昌：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把练兵的工作搞到手？徐世昌说了一句颇有意思的话：在机会到来时，一定要显出你与常人的不同之处，机会只青睐有准备的人！袁世凯听得似懂非懂，在故作高深的徐世昌指导下，两人合伙走了两步好棋：第一步，他们刊行了几本书。那个时候应该没有什么版权意识，出书也不叫出版，叫刊行。除了一本书之外，其他书都是袁世凯高价请枪手直接翻译过来的德、美、英等强国的军事教材，署名当然是袁世凯了。至于那本比较特别的书——《练兵要则十三条》，则是袁世凯参照此时的欧洲第一陆军德军军制，并结合自己这些年在朝鲜的带兵经验创作出来的。西方的先进军事理论联系本国实际，中西合璧，确实是货真价实的袁世凯出品。第二步，大搞宣传攻势。袁世凯想办法把他的这些书递到了督办新军的最高领导——编练新军委员会主任恭亲王奕訢（甲午战争结束后被起用，但身体已垮，加上又毫无斗志，已不复当年之勇，几乎就是混吃等死），副主任庆亲王奕劻，委员翁同龢、荣禄等人手中。客观地说，袁世凯在朝十二年的集外交与军事于一身的经历、周旋于西方列强之间不落下风的资历以及对西方近代军事制度的了解程度，放眼满朝军事将领，绝无可望其项背者。资望够了，加上《练兵要则十三条》确实是一本出色的军事理论教材，袁世凯的实力征服了大佬们。一传十，十传百，袁世凯“知兵”的美誉就在朝廷大佬中间流传开来。袁世凯和徐世昌就靠着这几本非法出版物成功地忽悠住了所有人。其实在此半年前，朝廷就已经内定了一个练兵的人选，叫做胡燏棻，这位仁兄当时已经初步练成了五千人的队伍，叫做“定武军”。非常蹊跷的是，袁世凯一番活动之后，朝廷就宣布这位活干了一半的胡燏棻调去修铁路，他修的是津芦铁路，值得注意的是，海军战士詹天佑正是其中的一名工程师。在如此关键的时刻，这个调令的出现实在是非常不合情理。如果说是袁世凯趁机上下活动了一番，让分管编练新军事宜的朝廷大佬们觉得，他袁世凯比胡燏棻更适合这个位置，那一切就合理了。当然这只是猜测，总之最后的结果就是袁世凯得逞了。1895年12月，袁世凯被保荐到天津小站练新军，而徐世昌也在袁世凯的要求下作为其助手一同前往天津。“北洋三杰”袁世凯到小站后，首先成立了新建陆军督练处，然后又将“定武军”改为更现代化、更朝气蓬勃的名字“新建陆军”，并将兵额招足到七千二百五十人。当然，袁世凯也不是什么兵都要。他有几个硬性条件——年龄必须在20至25岁；身高一米六以上；力大能举百斤；每小时能行军二十里；抽鸦片、心浮气躁、有案底、残疾人士均不收。这要求也不算太高，兵还是好招的。可优秀的教官去哪里找呢？他现在可用之人只有兄弟徐世昌，非常缺乏精英人才！幸好，在北京赋闲期间，袁世凯结交了一个满洲贵族出身的朋友，叫荫昌，此人是李鸿章开办的天津武备学堂总办（校长）。知道袁世凯缺人，于是荫昌给他快递了两个人才过来。后来，又有一个人才自己送货上门。于是，袁世凯一时间获得了三大高才。这三个人日后为袁世凯立下功劳无数，下面就请他们上场。第一个人叫段祺瑞。段祺瑞，字芝泉，1863年出生于安徽合肥，李鸿章的老乡。段祺瑞的父母都是农民，算上他一共有四个孩子，全家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家里的一块薄地。那时没有科技种田，全靠老天吃饭，要养活四个孩子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要不是段祺瑞的爷爷以前是个小官，积攒了一点灰色收入，时不时地接济他们一下，全家就只能坐等饿死。年少时的段祺瑞过得说不上有多好，但尚有口饭吃，勉强能读上书，还算幸福。可惜，从他16岁那年开始，厄运、不幸一一降临。这一年，最疼爱他的爷爷离世了，段祺瑞被迫辍学。一年后，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吃完了，眼看就要饿肚子了，家里急需段祺瑞站出来分担一些压力。于是他怀揣着家中能拿出来的所有财产——一块银圆，去山东威海投奔一个当兵的叔叔，谋一份工作养家糊口。从段祺瑞家到威海有两千多里路，他的经济条件大家都知道，就一块银圆，明显只能走路了。他一边赶路，一边讨饭。风餐露宿，穿城越村，挨家挨户乞讨，每敲开一扇门，对他都是一场难忘的考验，因为他收到的往往只是白眼和嘲讽，对段祺瑞来说，敲开那扇门或许意味着失去尊严，但不敲开那扇门就只有饿死。沿路乞讨，衣衫褴褛，段祺瑞最终靠着意志力撑到了威海。直到多年之后，他自己都不敢相信：几十年前那个衣衫褴褛、沿街乞讨的自己居然会成为一个大帝国的统治者。苦难没有白受，叔叔帮段祺瑞在军营之中谋到了一份工作。就在生活有了好转之时，不幸却纷至沓来。19岁那年，父亲在看望他的归途中被人杀死，没过多久，母亲也因悲伤过度去世，只留下三个还无法自立的弟妹。如此巨大的不幸，如此巨大的痛苦，使段祺瑞从脆弱变得坚强，他知道没有人能救他，除了他自己。从此，段祺瑞一边辛苦工作养活弟妹们，一边挤出一切可用的时间来学习，终于在22岁那年考取了李鸿章开办的天津武备学堂。几年后，段祺瑞又以第一名的成绩争取到了去德国深造的机会。从德国学成归来后，段祺瑞被分配到重点军校做了一名教官，终于彻底地解决了全家的温饱问题。在当了三年的教官之后，他在天津武备学堂的老师荫昌将他推荐给了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凯。段祺瑞本身的学识不错，又有德国留学的经历，要知道袁世凯现在正打算以德军为模子练兵，因此练兵伊始段祺瑞便获得了重用。或许因为经历过重重苦难的原因，段祺瑞性格果敢坚毅，手段凶狠，权欲极强，在袁世凯麾下的高层干部中被称作“北洋之虎”。第二个人叫王士珍。王士珍，字聘卿，1861年出生于河北省正定县牛家庄。此人没有段祺瑞那样的洋学历，也没有段祺瑞那么强的权欲，外表看起来还有几分潇洒超脱。经常超脱地以“名士”自居，一时主持大局，一时隐没山林。王士珍同志纵情于山水之间时，段祺瑞则在军营中与士兵打成一片，所以王士珍同志在本书中的出镜率那是远远比不上热衷权力与武力的段祺瑞。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虽说没有段祺瑞混得那般风光，却是这三人之中最受袁世凯信任的一个。虽说王士珍学历不出彩，但好歹也是天津武备学堂的毕业生，本事自然也差不到哪里去。毕业之后王士珍也有一段当教官的经历，更重要的是，他作为炮兵统领参加了甲午之战，而且指挥有方，是有实战经验的难得人才。不仅如此，此人还善于动脑子，胸中颇有韬略，因此袁世凯一般都把比较麻烦的项目交给他做。王士珍当然也是荫昌推荐过来的，不过因为此人智勇双全、风度更佳，所以给他的荣誉也高得多，称作“北洋之龙”。第三个人叫冯国璋。冯国璋，字华甫，1859年1月出生于河北沧州，比大哥袁世凯还年长几个月。对了，他的嫡系后辈中有一名叫做冯巩的著名相声演员。26岁那年，冯国璋进入天津武备学堂学习，由于学习成绩很好，毕业后得以留校任教。甲午战争中清军招人，冯国璋也就离开学校赶赴前线，他加入了聂士成的队伍，做了一名随军参谋。冯国璋的发迹就从这里开始。虽然甲午之战以清军大败结束，不过冯国璋在战场上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所以他不仅没有被砍头，还升了官，最重要的是获得了一个去日本学习的机会。老师一般都有写教案的习惯，冯国璋也不例外。走到哪里写到哪里。从日本回来之后，他的那本教案已经是厚厚的一本了，里面不仅有与日本人干仗的战地经验，也有在日本学到的现代战争知识，再配合他深入浅出的注解，端的是一本非常可贵的教材。墙上的标语“发展才是硬道理”告诉我们：一个公司能不能招揽到真正的人才，不是看你现在给他多少钱，而是看你现在能给这种人才多大的发展空间。同理，有才学的人，最怕明珠暗投，没人识货不就白忙活了吗？于是，冯国璋把这本教案送到了老领导聂士成的面前，希望领导能识货，给自己更大的表演舞台。但是冯国璋失望了，聂大人看完之后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看过了，写得不错！可没有露出半分欣赏的表情。满怀期待的冯国璋知道在聂士成这里没戏了。这时，有人告诉他：袁世凯正在天津小站练兵，你不如去试试看。于是冯国璋找到了袁世凯，再一次满怀期待地推销了自己的那本教案。袁世凯看过之后大喜过望，惊叹道：这本书真是个好宝贝（鸿宝），你是我见过的科班出身的人当中最厉害的！遂将冯国璋留在身边练兵。士为知己者死，袁世凯的赏识让冯国璋感激不已。冯国璋既有能力又肯努力，还比较忠心，很有一股狗的忠勇和疯劲，人送外号“北洋之狗”。上述三个人全部出自天津武备学堂，最后也都成了袁家班的嫡系干部，算是开了近代军队以学校为基建立派系的先河。袁世凯有了这四个帮手，应该可以大干一场了！微胖界的“好人”，练兵界的奇才袁世凯十分清楚，这些年来清军逢战必输的原因，除了武器装备差、士兵综合素质低，最主要的原因当数纪律松散和缺乏训练，导致战斗力太差。要想打胜仗，成为强军，只有加强训练，严格纪律。所以，袁世凯决定从整顿军纪开始拉开练兵的大幕。但袁世凯并非简单地从军事角度去强调军纪，因为他在前辈曾国藩、李鸿章的身上看见了这种做法的弊端：湘军和淮军都只能一时强硬而不能永远强大。幸运的是，经过苦苦思索，袁世凯终于找到了导致清军军纪败坏的根本原因：思想政治落后。为解决士兵的思想政治问题，袁世凯和徐世昌开动脑筋，编了一首内容可归纳为“一大纲领七项注意”的军歌《劝兵歌》，向士兵灌输当兵的目的是报效国家；军人的天职是绝对服从命令；战胜敌人的法宝是军民一家亲；不遵军纪的下场是轻打重杀。注意，此歌的旋律后被红军军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采用。士兵、军纪都有了，该看教官了。袁世凯一方面聘请德国教官训练新军，另一方面重用接受过新式军校教育的年轻将官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还有更年轻的曹锟等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了袁世凯的得力干将。袁世凯采取来自德国的先进训练手段，使部队训练更加科学化，同时向德国采购武器以供新军装备。通过政治强军、人才强军、科技强军三大手段，不到一年，军队的战斗力较之以往大幅度提升。大家都知道袁世凯之后是靠这支军队发家的，可袁世凯是如何把这支部队牢牢抓到手里的呢？秘密就在他的三大神功之二“善于用细节感动人心”身上，这门神功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可以利用一些小细节激起千重巨浪，收到意想不到的厚报。袁世凯记忆力惊人，对人名、地名和别人的性情爱好烂熟于胸，哪怕是只有一面之交的人，多年后他还能一口叫出人家的名字，道出对方的经历和爱好。他的这一本事经常让对方心中吃惊，既感到荣耀有面子，又觉得此人精明不可欺。所以袁世凯没事的时候就深入各营，接近下级军官和士兵，叫他们的名字，搞得这些人又是高兴又是吃惊。这还不算，他不仅能叫出对方的名字，还记得住对方的性格和优缺点，以便量才为用。至于身先士卒，和士兵一起吃苦训练、一起吃大锅饭，亲自给士兵发工资以杜绝贪腐和保证士兵福利、热切慰问困难士兵、送温暖之类融入了以人为本的人性关怀理念的活动，袁世凯更是没有少搞。袁世凯明白，他送的不只是温暖，送的是感情，更是尊重！对于自己刻意要拉拢的人物，袁世凯更是用心。比如，他在家吃饭，看到有红烧大蹄髈或者是奶酪，就会吩咐随从端一份送到冯国璋家里，交代说：袁大人用饭时，想起这个菜冯将军也爱吃，所以送过来请将军品尝。有这样的上司，哪个部下能不感激涕零？如此一番运作之下，袁世凯那微胖、略憨、面带微笑的好好先生形象深入人心，他在这支军队里也树立起了绝对的威信。袁世凯背后的男人们一年的时间就在辛苦劳碌中匆匆过去了。这一日，袁世凯的直接领导、新任兵部尚书荣禄决定检验一下袁世凯的成果，荣禄知道中国一向有“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的传统，只有突然袭击才能看见最真实的情况，于是不打招呼就来到了天津小站。荣禄看到了操练场上的新军。军容整齐、士气高昂、军事过硬、器械鲜明，给人的感觉太震撼了！荣大人当了一辈子的军人，从来就没有见过如此优秀、如此现代化的新式部队。荣禄不由得暗自感叹：真正的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就应该是这样的吧！于是爱才之心不免油然而生。刚好袁世凯也想找个靠山，于是饭桌上一番推杯换盏之下，袁世凯就成了荣禄的心腹。至此，袁世凯已经有了两座靠山：李鸿章、荣禄。一个是汉人大臣里的第一人，另一个则是备受慈禧宠幸的满洲贵族实力派大臣，可谓是双保险啊。虽然袁世凯的这支新建陆军很厉害，但美中不足的是人数偏少，只有七千多人，威慑力还不够大。但无论如何，史书都将永远这么记载：中国第一支真正近代化的军队——新建陆军的缔造者，叫袁世凯。以“小站练兵”为起点，我们中国军队才逐渐从冷兵器时代走向了热兵器时代，这种时代的更替，绝不是简单的
是中国自甲午战争以来第一次主动出境作战。
国境之南，有士死战
在沿途民众的热烈欢呼声中，第五军二〇〇师的将士们，身穿单衣，脚踏草鞋，登上战车，向西进发，烟尘相接，浩浩荡荡地踏上了缅甸的土地。蒋介石不是准备了三个军吗，为什么只有一个二〇〇师？那是因为蒋介石先走了一步棋。之前，虽然英国人不让中国军队进入缅甸，但蒋介石还是有所准备，他让战斗力强悍的二〇〇师提前屯兵云南边境，以备随时入缅。其余的部队在二〇〇师进入缅甸后，也陆续上路。情况大概如此——国军第五军余部为前锋，新六军居中，六十六军殿后。如果早些入缅，远征军是可以从容布设防守阵地的。但因为英国人的狂妄自大，远征军已经失去了最好的时机，所以现在只能在哪儿碰到在哪儿打了。更要命的是，第五军的三个师也是挺进速度不一，根本无法配合作战。戴安澜的二〇〇师已经开到仰光附近的同古，廖耀湘（接替调职升官的邱清泉）的新二十二师还远在腊戌，九十六师竟然还在云南保山。这么说可能有人不太明白，用中国的地名替代一下就清楚了：二〇〇师已经到了广州附近，新二十二师还远在长沙，九十六师则被甩在武汉。说到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几个即将反复出现的地名的相对位置，从北向南，从东向西，大致如此：东边：中缅边境，如云南的福贡、腾冲，以及缅甸的景栋。中间（北边）：缅甸国土，野人山—密支那—腊戌—曼德勒—仁安羌—同古（又称东吁或冬瓜）—仰光。西边：印缅边境，如印度的英帕尔。二〇〇师是奔着保卫仰光去的，因此日夜兼程，千里急行军。当部队终于赶到了同古时，映入远征军眼帘的那片属于仰光上方的天空，已映成了令人恐惧的红色！仰光已在熊熊大火中陷落。火是英国人自己放的。一是为了不给日本人留下物资，二是利用大火阻敌便于自己逃命。英国人全部撤离仰光，一路向西北逃窜，目的地是印度。英军屁股后面，是陆空一体、四面开花的日军追兵——甩开两条腿一路狂追的、开着战车狂飙的、借助战机天上飞着扔炸弹的。总之，除了水里游的，能想到的追击方式统统都有。也就是说，英国人正和日本人比赛马拉松。英国人是属兔子的，除了跑什么都不会，但日本人可不是乌龟，是鬣狗。戴安澜的二〇〇师刚好在同古碰到鬣狗追兔子，兔子向国军求救。蒋介石看在英国人是友军的份上，尤其是看在英国人承诺援助国军物资的份上，下令戴安澜向英军伸出援助之手。追击的鬣狗是日军五十五师团，人数两倍于中国最精锐的部队二〇〇师，重武器也全面领先。好在二〇〇师的战斗力和意志力极其强悍，依托自己抢修的防御工事，顽强地挡住了日军头几天的反复进攻。但孤军作战，后援困难，补给跟不上，戴安澜也没有绝对的把握守住同古。他问手下一个叫黄景升的团长：你有战胜日寇的把握吗？黄景升答曰：成功虽无把握，成仁确有决心！戴安澜深受感触。深夜，在检查完阵地之后，戴安澜在孤灯之下挥笔给夫人写下遗嘱，他要交代一下身后事。亲爱的荷馨：余此次奉命固守东瓜，因上面大计未定，其后方联络过远，敌人行动又快，现在孤军奋斗，决以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战死，事极光荣，所念者，老母外出，未能侍奉。端公（戴安澜叔祖父）仙逝，未及送葬。你们母子今后生活，当更痛苦。但东、靖、篱、澄四儿，俱极聪俊，将来必有大成。你只苦得几年，即可有福，自有出头之日矣。望勿以我为念，我要部署杀敌，时间太忙，望你自重，并爱护诸儿，侍奉老母！老父在皖，可不必呈闻。战况在之后的几天里变得越来越坏。二〇〇师陷入了三面被围的危险处境。孤城落日，孤军奋战的二〇〇师已经到了最危险的关头。戴安澜决定收缩兵力，依托工事和有利的地势，全力固守同古城。在调整兵力部署的时候，戴安澜环顾四周，用沉重沙哑的声音大声对着到场的指战员宣布：只要还有一兵一卒，亦须坚守到底。如本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以参谋长代之。参谋长战死，以某团长代之！孤军，也要奋战到底！战场之上，求生者死，求死者生。将为兵之胆。将士们从戴安澜的声音中感觉到了战死沙场的决心和力量。主将拼命，三军用命。日军非但不能突破中国军队的阵地，还死伤惨重。日军无可奈何之下，又抽调五十六师团一部前来夹击。五十六师团（由日军第一师团主力扩充而来）与日军十八师团都极其擅长丛林作战，号称“山地之王”。日方有生力军加入，人数数倍于己，重武器的火力远超己方，还有空中支援。但那又如何！戴安澜的字典里只有六个字——誓死抵御到底！他亲自执轻机枪与日军对战，决心以死报国，全师各级指战员也誓与同古共存亡。工事不断被日军的炮弹摧毁，将士们则利用残垣断壁、炸弹深坑与敌周旋。那个“成功虽无把握，成仁确有决心”的黄景升，用生命实践了誓言，他以集束手榴弹攻击日军战车时自爆，与敌同归于尽。在人员、装备、后勤全面落后的困境下，将士们在死亡面前毫不畏惧，死守阵地，半步不退！这是黄埔精神与日本武士道精神的正面对抗！中国军人把自己的信念坚持到了最后一刻，黄埔精神笑到了最后。戴安澜率部苦战十二天，面对人马超过己方两倍的强敌，以劣势的武器装备，以约两千人的牺牲，歼敌五千余人，完美完成掩护英军撤退的任务，这就是著名的“同古阻击战”。在如此逆境下，以一比二点五的战损比战胜强敌，这绝对是近代中国军队在对日作战史上空前的好成绩！戴安澜不负绝代悍将之名！不愧近代立功异域，扬大汉之声威者第一人之名！矛盾
仰光失守后，摆在中国军队面前的，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烂摊子。中国出兵缅甸的目的，本是要保住滇缅公路，尤其是滇缅公路的源头——仰光的出海口。现在仰光失守，这一目标已难以实现。最严重的问题在于，深入缅甸的中国远征军，成了一支孤军。英军拍屁股走人不说，其许诺援助国军的物资——车辆和补给，也没有兑现。因此，在缺乏足够的交通工具的情况下，远征军的第六军和第六十六军大部人马只能依靠步行，一路开辟羊肠小道，翻山越岭。这倒也罢了，关键是缅甸人居然还在后方捣乱！日军入侵后，缅甸人民非但没有愁容满面，老老少少都高兴得不行，跟过节似的。千言万语化成一句话：热烈欢迎日本“解放军”，痛击殖民统治者英国和以中国远征军为代表的一切“帮凶”！虽说缅甸人民的思维方式比较奇怪，但他们的破坏力却不可小视——破坏远征军必经的公路和铁道，主动充当日军的探子，争先恐后地把远征军的动向报告日军，甚至有胆大的人袭击远征军……交通工具本就不够，再加上运输线路遭到缅甸人破坏，远征军的运输能力根本就上不来，因此各部之间拉开了很大的距离，兵力极为分散。对于深入缅甸的远征军来说，四周都是敌视的眼光，找不到粮食，也没有向导，自然环境恶劣，还有日军压过来的重兵（四个师团）。远征军逐渐陷入了绝境。就在此时，盟军的内部矛盾也同时爆发。二〇〇师在同古血战十二天之后，鉴于援军新二十二师和九十六师，要么不是被日军阻击，要么就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杜聿明遂下令让孤军奋战的二〇〇师突围后撤，避免全军覆没。杜聿明的突围命令，事先是征得蒋介石同意了的，而且蒋介石想得更多。鉴于远征军形势不妙，蒋介石左思右想，终于在同古之战结束前，想到了一个既安全又照顾英国人面子的好点子——二〇〇师以及第五军其余各部，且战且退，在曼德勒附近集结，与其他远征军在此会合，伺机而动。蒋介石为什么看中了曼德勒？简单介绍一下曼德勒的地理特点。特点一，曼德勒扼缅北之咽喉，为缅北之屏障。也就是说，守住曼德勒，就保住了缅甸北部的安全，给中国大西南地区留下了缓冲，免遭日军直接威胁。万一作战失利，曼德勒后面还有腊戌、密支那等据点可以退守，撤兵回国不难。特点二，经缅北西向印度交通之枢纽。意思是说，保住曼德勒，即可保住中国经缅甸至印度的对外通道，维持获得外援的间接途径。同时，这也照顾到了亚历山大心中那不可与外人道的无耻想法——放弃缅甸，保全印度，拿中国军人的性命去给退到印度的英国人看门。特点三，从缅甸地形看，以曼德勒为界，以南多平原地区，以北则为山地，依托山地打防御战，对武器配备比较落后的远征军显然更为有利。这个对中国和远征军十分有利的主意，遭到了Mr.史迪威的反对。史先生万分坚定地认为，蒋介石的这个立足于防守反击的方案太过保守，中国军队主力应该南下，齐聚同古，反攻仰光。这倒也正常，不是同一国家的人，利益出发点就不同。史先生的这个想法背后，隐藏了两个目的。目的一，落实罗斯福总统的最高指示。罗斯福的指示是先欧后亚。也就是说，美英两国的工作重心在欧洲和北非，即优先解决盟国最大的敌人——德军。要想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中国军队在缅甸战场消耗日本陆军主力，牵制日军，避免日军主力进入印度分散英国人的力量，避免日军占领印度后与隔印度洋相望的北非德军合流。怎么消耗呢？罗斯福希望远征军用尸山血海般的牺牲同日军战斗下去，希望中国用人口的优势拖住甚至战胜日本。美国人的援助可不是能够免费领取的。目的二，史迪威想在缅甸战场实现建功立业、升官发财的人生梦想。很明显，不管史迪威想实现哪一个目的，发动中国军队进攻显然是更好的选择。所以光杆司令史迪威拿美国援助要挟蒋介石调兵进攻。蒋介石本来是要第五军坚决后撤的，可看在美国是盟国老大以及钱的份上，只好万分不情愿地让步。蒋介石不知道，他这一次的退让，居然把远征军推向了一段无比艰难的旅程。史迪威根本就不是做统帅的料，完全听不进去杜聿明等前线将领的正确意见。兵力本就分散的远征军，居然被史迪威再度拆分开来使用。第五军的三个师顶在前面四处救火，第六军则在缅甸东线辽阔的地带上各自为战，第六十六军这支本来负责后方警备和预备队的部队，也散布在从曼德勒到腊戌再到云南边境一带数百公里的土地上。而且，史迪威所有的计划都基于同一个模式——中国远征军从正面发动进攻，英军负责保护中国远征军侧翼。若英国人能保得住侧翼，那就见鬼了！“仁安羌大捷”
中国军队血战同古十二天，总算是替英国人挡住了追兵。至于中国人为了阻挡日军追兵要付出多少伤亡，即使阻击成功又如何摆脱强敌，那就不是英国人关心的事情了，英国人只要自己逃到安全的地方就万事大吉。逃，加速逃，逃到印度去！北逃的英军可不都是杂牌部队——殖民军。殖民军一般只有军官是英国人，士兵多来自英联邦（如印度和澳大利亚）。逃军里面也有英国的正牌部队，而且是王牌部队——第七装甲旅，号称“沙漠之鼠”，之前与德国号称“沙漠之狐”的隆美尔麾下精锐较量多次，互有胜负。但是在缅甸战场，第七装甲旅一个照面就被突袭而来的日军五十五师团打得丢盔弃甲。好在第七装甲旅知道见机行事，一帮残兵败将依靠打剩下的少数机械化装备，脚底抹油，逃出了日军的包围圈。但他的兄弟部队——英缅军第一师，是打也打不赢，跑还跑不过，七千余人让日军三千人给追上并包围在了仁安羌。英缅军第一师向亚历山大求援：司令阁下，赶紧给我们派些援军过来，来晚了我们就只能投降了！亚历山大此刻真的“压力山大”，虽然英军投降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但发生在别人身上是笑话，发生在自己身上可就是悲剧了。第一师一定不能投降！于是，亚历山大只得再度向中国军队求援。就这样，六十六军新三十八师（前身是税警总团）孙立人麾下一一三团被派往仁安羌。这个孙立人就是“八·一三”淞沪抗战时税警总团的副团长，现在已经积功至师长。在一一三团团长刘放吾的指挥下，一千余中国军人将七千英军（里面有少量西方媒体工作者和传教士）给救了出来。这就是所谓的“仁安羌大捷”，其实也没歼敌多少，只是英国人被中日两国军人当成道具，向西方世界那些一向瞧不起中日两国军队战斗力的人，秀了一下自己的英勇和血性而已。在中国军队的掩护下，大部分英军逃到了印度，所谓的中英协防，变成了中国独立防守。英军总司令亚历山大，在继“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后，再一次创造了率军撤退的奇迹——英国历史上最长距离的大撤退，距离长达一千七百公里。如此看来，丘吉尔不愧是能爬上总统宝座的人，眼光确有独到之处。他知道亚历山大擅长跑路，因此两次把亚历山大派到主要军事任务只是逃跑的战场，成功保存了英军有生力量。撤退
虽然仁安羌获胜，但也改变不了中国远征军兵力分散，疲于奔命的现实。远征军处处为英军擦屁股，加上不明敌情，终于被日军的大规模穿插和长途奔袭各个击破。腊戌失守。曼德勒失守。一个又一个的坏消息接连传来！中国远征军后路被日军截断！战局已完全糜烂，无法挽回！既然已无力夺回被日军切断的生命线，达不到战略目标，那么保存实力、以利再战就成为唯一的选择。1942年5月初，肠子都悔青了的蒋介石，再也顾不上看史迪威的脸色，直接绕过史迪威，下令杜聿明将远征军带回国内。但是，缅甸前线最高指挥官史迪威认为，中国军队应该撤往印度。从战术上讲，撤往印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毕竟有英国人的成功经验在前，只要向西跨一步，就可以脱险。但英国人勇敢地站出来搞破坏了，他们说：撤到我们这里（印度）也行，但中国军队得放下武器，以难民身份进入印度，由我军收容，然后再行安排。从英国人目前的表现看来，他们在亚洲战场的作用也就是一颗老鼠屎而已，而且专恶心盟军。从道义上来讲，解除中国军队武装等于内讧；但从国际规则来讲，不让别国军队全副武装地走进他们的“国土”也算是英国人的权力。杜聿明则认为，让堂堂国军放下武器，以难民身份进入他国国境避难，是对中国军人的莫大侮辱！尤其对方还是屡次欺负过中国的英国！于是杜聿明断然拒绝了英国人的提议：我的部队不能接受你们的好意。既然我们从中国来，就该回中国去。我有自己的国家，不必上印度去做难民。我相信日本人挡不住我的道路，这就是我今天要说的话！杜聿明的嫡系戴安澜等人坚定地站在了自己长官一边，开始向北撤退。杜聿明安排第九十六师为前锋，孙立人的新三十八师殿后。新三十八师属于六十六军建制，不属于杜聿明的嫡系第五军，因此孙立人觉得杜聿明的这种安排明显亲疏有别。孙立人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预科，打得一手好篮球——国手级别。后留美四年，分别拿到了美国名牌大学普度大学和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的学士学位。思想比较西化，奉行实用主义，不喜欢搞政治。孙立人既是为了赌一口气，也是为了给自己的弟兄们找一条更容易的生路，他审时度势，极为冷静地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违抗杜聿明的军令，率众改道向印度撤去。孙立人的新三十八师一路被日军尾随追击，牺牲近半人马，好不容易到了印缅边境。英国人还是要缴枪。孙立人狂傲之气迸发，直接下令准备战斗：你让我进我就走进去，你不让我进我就打进去！想缴我的枪，做你们的春秋大梦！孙将军在美国的几年没有白混，深得美国思维方式之妙——你蛮横我更蛮横，你霸道我更霸道，就看谁更横！英国人一是见这个姓孙的不好惹，二是还有几分不好意思——毕竟刚被孙立人救了命，只好收回成命，让新三十八师武装进入印度。殉国
之前说过，远征军各部之间距离极远，基本就是各自为战，因此大家都是撤退，但是具体路线并不一样。情况大概如下：第六桓公转过来，瞄了瞄管仲，眨眨眼说：“他有那么神？”“我虽然没有什么本事，但是跟着您出生入死，把身家性命都寄托在您身上了，我又怎么会有片言只语骗您呢？”鲍叔牙一把把管仲推到齐桓公跟前，信誓旦旦，“您尽管用管仲，他的才能在高傒之上啊。”高傒就是齐国的上卿高敬仲，也就是前面说的国、高二氏中的高氏，在齐国德高望重，而且直接主导了迎立齐桓公的行动，为他登上国君宝座立下首功。齐桓公对于高傒的感激和倚重可想而知。听鲍叔牙这么一说，齐桓公不由得仔细打量了管仲一番：“这还真看不出来。”“您不妨试试。”鲍叔牙说。接下来的故事比较老套。齐桓公先是对管仲拱拱手，管仲也对齐桓公拱拱手，两个人算是见过了礼。齐桓公率先长叹一声，说：“先君襄公在位的时候，不好好料理国政，只喜欢游山玩水，放鹰打猎；不尊重人才，只喜欢讨好妇人。后宫的女人多达数百，都是锦衣玉食，好生供养，军费开支都被用在后宫，而前线作战的将士吃不饱也穿不暖，贤能之士的地位反而不如女人的地位高。国家被搞得乱七八糟，宗庙也被弄得乌烟瘴气。管先生给我说说，有什么办法改变这一切？”齐桓公这个题目出得很大，管仲的回答却很简单：“要想改变这一切，关键只有两个字——秩序。”这就是管仲的聪明，没有长篇大论，只是拣最关键的要点说。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吊起这位国君的胃口，引他继续往下问。果然，齐侯盯着管仲的眼睛，紧接着就追问：“如何确立秩序？”管仲捏捏胡子，若有所思地说：“很久以前，古代的圣王治天下，用的是‘叁其国而伍其鄙’的办法，让老百姓各居其所，各安其业，各就其位，国家也就大治了。”管仲的治国之道在于先治民，把国民分为士、工、商、农四个阶级，各个阶级均为世袭，不能互相转换。简单地说，父亲当农民，儿子必定是农民，孙子也是农民，代代相传，不可变更。根据这一阶级划分，再将全国分为二十一个乡，士居十五乡，工居三乡，商居三乡（所谓的叁其国）。其中十五个士乡，国君自统五乡，国、高两大家族各统五乡（所谓的伍其鄙）。齐桓公听到这里，已经入味，兴致勃勃地坐直了接着问：“如果那样做，我就可以号令诸侯了？”齐桓的兴趣很明显不在治国上，而在于号令诸侯上。这一点，他其实和哥哥齐襄公很相似，但他比齐襄公幸运，因为他遇到了管仲。管仲微微一笑：“别急，刚刚讲的不过是治民之道。治民为治国之本，我接着给您讲讲安国之术。”齐桓公有点失望：“好，先生您接着说。”身体又靠了回去。管仲的安国之术说起来也比较简单：检视原有的法令，择其善者而留用，不善者则加以修订；安抚和尊重百姓，并为生活困难者提供一定的社会福利。齐桓公一听，这还不容易，马上又问：“现在可以号令诸侯了？”管仲搓了搓手，说：“这个……恐怕还不行。”齐桓公打了个呵欠：“那……先生您接着说。”管仲一看架势不对，临时改变了教课顺序：“号令诸侯这件事嘛，也不是没有速成之法。”他半眯着眼睛斜了齐桓公一眼，果然，那家伙立刻竖起了耳朵。管仲接着说：“如果您光靠整兵备战，那么别的大国也会整兵备战，双方势均力敌，不能速成；如果针对小国，您用的是平常的攻伐之器，而小国也自有其防备之术，同样不能速成。所以，速成是很难的。但我可以教您一个绝招，包管您心想事成，而且无须长久等待。”这回齐桓公身体前倾，急切地搓搓手，“愿闻其详。”管仲给开出的速效药叫做“作内政而寄军令”。根据士、工、商、农的阶级划分，士这个阶级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同时也为国家提供充足的兵源。每五个士乡出兵一万，编为一军，全国十五个士乡，总共编制三军，其中齐侯自领中军，国、高两个家族分别领左、右两军，形成以乡土、血缘、宗族为基础的军事单位。士兵们“居同乐，行同和，死同哀”，守卫国土则同仇敌忾，讨伐他国则齐心协力。有这样的常备军三万人，齐侯就可以替天行道，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了。管仲还提出，为了解决战备物资短缺的实际困难，可以采取“轻过而移诸甲兵”政策。一个人如果犯了重罪，可以出一副盔甲和一支长戟抵罪；犯了轻罪，可以一副盾牌和一支长戟抵罪；小罪则可以罚金；嫌疑犯就放了算了。一个人如果被告，与原告相持不下，只要向国家交纳一束箭矢，就可以走人。这样的话，既可以增加武备，又节省了办监狱的开支，一举两得。齐桓公大喜，拍着案几道：“这下我可以号令诸侯了吧？”管仲摇摇头：“还差一点。”“请先生继续说！”管仲说，搞好内政是为了富国强兵。富国强兵之后，还要注重搞好外交，先和周边的邻居搞好关系，退回齐国侵占的别国的土地，不要收受他国的贿赂，“以亲四邻”。再派游士八十名，前往各诸侯国打探情报，看哪个国家的君主昏庸无道，再发动诸侯联合讨伐他。（齐桓公心里犯了个嘀咕，敢情这号令诸侯，也全然不是想打谁就能打谁，还得挑对象啊？姑妄听之。）通过讨伐“无道”的诸侯，齐国的威望树立起来，再率领诸侯朝觐周天子，尊崇王室。到那个时候，您不想号令诸侯，诸侯都哭着喊着要您来号令了。齐桓公听到这里，一拍大腿，站起来对一直恭候在旁边的鲍叔牙说：“师傅您说得对，就是这个人！”这边，管仲还意犹未尽呢，急忙说：“您……我还没说完呐。”齐桓公笑眯眯地拍拍他的肩膀：“不急，以后有的是时间。”接下来，齐桓公郑重其事地斋戒沐浴三天，在大庙里当着全体官员贵族的面拜管仲为相。据《史记》记载，鲍叔牙极力成全管仲，而且甘居其下。相较于管仲的治世之才，当时天下的人们更看重鲍叔牙的知人善任。【齐桓公和管仲：变法是第一生产力】公元前684年，齐桓公即位的第二年春天，齐军进犯鲁国。齐桓公此举，显然违背了管仲给他订的先亲四邻的政策，遭到管仲和鲍叔牙的强烈反对，但是齐桓公急于称霸天下，执意要出兵。而在鲁国这方面，去年乾时大战惨败的阴影尚未消失，现在齐国大军压境，全国上下弥漫着一种悲观的情绪。一个叫曹刿的人出其不意地登上了历史舞台。正史没有记载曹刿的年龄、出身和籍贯，我们只知道他是一个鲁国的乡下人，听到齐国入侵鲁国的消息，他放下锄头，前往曲阜请求面见国君。乡亲们都劝他：打仗，那是吃肉的人操心的事，你一介草民瞎掺和个啥？古代生产力低下，农民难得吃上一顿肉，一般的士族阶层也很少吃肉。所谓吃肉的人，是指大夫以上的贵族，他们天天可以吃肉。曹刿拍着身上的草灰说：“吃肉的人脑满肠肥、不学无术、鼠目寸光，没有深谋远虑，我这草民不掺和怎么行？”于是不顾乡亲们的劝阻，上路去曲阜了。鲁国没有信访局，自然也没有驻京办之类的截访机构，各地官员也没有截访任务和指标，农民曹刿一路通行无阻，竟然很快就见到了鲁国的最高统治者鲁庄公。简单地见过礼之后，曹刿就直入主题：“您打算依靠什么和齐国人作战？”这还用问，打仗靠的是战车、是兵、是武器、是粮草。但是鲁庄公觉得这个问题没那么简单，这就好比一个成年人被问到一加一等于几，总觉得不应该等于二那样。他想了老半天，眼睛看着地面，战战兢兢地说：“吃的穿的，不敢一个人独享，总要分给别人一些。”说完偷偷看了曹刿一眼。曹刿粗声粗气说：“那只是小恩小惠，范围也有限得很，老百姓不满意。”鲁庄公又想了老半天，说：“那，祭祀祖先和鬼神，摆两头牛就说两头牛，不敢说有三头，诚实可靠。”曹刿整了整腰带，不耐烦地说：“那些也只是小信，鬼神其实并不满意。”鲁庄公头都大了，面上也有点挂不住了，事不过三，再答错一次，脸都不知往哪搁，他深呼吸几次，然后尽量沉缓地说：“大大小小的官司，虽然不能一一明察，但总是本着以民为本的原则，正确对待。”这句话的原文是：“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说句题外话，若能将这十一个字挂在全国公、检、法机关的墙上，也许可以减少某些人的傲慢、粗暴和急功近利。言归正传，曹刿听到鲁庄公这么说，终于笑了：“能够忠于自己的职守，也差不多了，可以与齐国一战。如果开战，请带上我。”鲁庄公长吁了一口气，擦了一把汗，连忙答应。鲁军和齐军在长勺（shuò）相遇。鲁庄公的戎车在去年的乾时之战中被齐军缴获。现在他换了一辆新的戎车，请曹刿和他同车。与国君同车是非常恩宠的待遇，草民曹刿愉快地接受了。两军对阵，鲁庄公想先发制人，拿起鼓槌准备擂鼓进攻。曹刿将他的手按住，说：“不是时候，让敌人先敲。”齐军的鼓敲响了，全体士兵举起兵器，有的敲盔，有的敲盾，齐声呐喊：“风，风，大风，大风。”声势极为浩大。按惯例，鲁军这时候不能在气势上输给人家，也要擂鼓呐喊，两军随之各自发动，战车在前，步卒在后，冲向敌阵厮杀。可是齐军吼了一阵子，士兵们嗓子都有点发甜了，鲁国人还是毫无动静。大风呼呼地刮过鲁军阵地，吹得战旗猎猎作响，除此之外，整个鲁军方阵一片死寂。鲁国人不按常理出牌啊！齐国人没见过这种阵势，本来想跃马进攻，战车又悄然往后退回了起跑线，步卒手里的长戟也握出了汗，大伙儿都不知道对手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其实连鲁庄公也不知道曹刿在搞什么名堂，他很想擂鼓进军，可是曹刿将他的鼓槌牢牢抓在手里，就是不给他敲。齐军的战鼓再一次擂响。鲁军仍然纹丝不动。齐军第三次擂响了鼓。站在鲁庄公车上的曹刿松开了手，说：“可以了。”鲁军的战鼓终于轰轰隆隆地响起来。听到鼓声，数百辆战车以势不可挡的速度冲向齐军阵地，战车后面的步兵也挥舞着手中的利刃，嗷嗷叫着冲过来。齐军先是惊愕，既而骚动，然后像退潮一般溃散。鲁军如同参加冬天的狩猎一般在战场上四处屠杀着齐军士兵，那场景，连一贯温文尔雅的鲁庄公都禁不住在车上面红耳赤地吼起来：“杀啊，冲啊，把齐国人统统杀光！”齐军全线败退。鲁庄公下令全军追击，又被曹刿制止了。他仔细查看了齐军战车留下的车辙，又站在戎车前面的横木上，朝着齐军溃逃的方向眺望了一阵（我们也许搞错了，他原先不是农民，而是乡间杂耍演员），然后才说：“可以追击了。”这一仗以齐国人的惨败而告终。《左传》记载，鲁庄公赢了一场战争，却不知道是怎么赢的，于是很虚心地向曹刿请教。曹刿毫不客气，说：“打仗，比的就是勇气。一鼓作气，是斗志最盛的时候；第二次鼓起勇气，就不如第一次；第三次基本上就毫无勇气可言了。敌人丧失斗志，而我方斗志旺盛，所以能打胜仗。至于追击之前，俯看地上的车辙，眺望敌人的旌旗，那是为了判断敌人是不是故意诱我军深入。我是确定齐军车阵已乱，旌旗靡倒，才敢放手追击的。”我要替曹刿补充说明一下：打仗是件会死人的事，对于双方士兵来说，举起武器冲向敌阵，都是一个极其痛苦的过程，充满着恐惧、颤栗，甚至还有对人生的虚无感。两军阵前战鼓齐鸣、士兵高声呐喊，就是为了消除和掩饰这种恐惧感，增强自身的勇气。一旦鼓起勇气，又被硬生生憋回去，就很难再次振作了，遑论第三次？所以才会有“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说法。这和现代人结婚是同一个道理。同年六月，齐桓公不甘心长勺之败，联合宋国再次出兵进犯鲁国，两国联军越过鲁国边境，驻扎在曲阜附近的郎城附近。宋庄公已经在八年前去世，现任宋国君主是他的儿子捷，也就是历史上的宋闵公。鲁国大夫公子偃对鲁庄公建议说：“宋国部队军容不整，我军可以避强就弱，先打垮宋军。宋军一败，齐军也就只能撤退了。请您派我攻击宋军。”一向慎重的鲁庄公考虑了半响，没有答应他。当晚月色朦胧，公子偃命令属下将虎皮蒙在战马身上，偷偷打开城门去偷袭宋军。鲁庄公得到消息，连忙动员全军接应他。宋国人果然没有防备，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士兵们在恍惚之中，只见百余头猛虎在营中横冲直撞，惊惧不已，全军崩溃。在这种情况下，宋国的猛将南宫长万仍然奋勇抵抗，左冲右突，鲁军无人能敌。鲁庄公远远地看见了，取出自己祖传的长箭“金仆姑”，弯弓搭箭，射中了南宫长万的右肩。中箭之后南宫长万被数百名鲁军士兵包围，仍然勇不可挡，直到鲁庄公的贴身护卫遄（chuán）孙加入战团，鲁军才合力将他擒获。宋军的溃败引发连锁反应，齐军见势不妙，连夜撤退。一连两次讨伐鲁国失败，齐桓公刚刚开始的雄图霸业，显然有点流年不利。公元前683年夏天，宋闵公为报去年战败之仇，再一次兴兵攻打鲁国。越来越有战争经验的鲁庄公前率部队迎击，乘宋军立足未稳就发动攻击，一举击败宋军。左丘明对此喜不自禁，在《左传》中记载：举凡战事，敌未列阵就被击溃叫做“败”，敌已经列阵叫做“战”，全线崩溃叫做“败绩”，敌我相当叫做“克”，敌人全军覆没叫做“取”，王室部队失败则叫做“王师败绩”……时隔数千年，字里行间仍能感受到当年鲁国上下的得意之情。回想去年的鲁、宋之战，宋军之所以速败，同样也是因为军容不整、防范不周。一连两次重蹈覆辙，这位宋闵公的治国治军之才，实在令人担心。相比之下，经历了诸多磨难的鲁庄公显得成熟多了。同年秋天，宋国遭遇洪水灾害，鲁庄公及时抓住这一时机，向宋国伸出了橄榄枝，派人到宋国致以慰问之情，说：“天降大雨，毁坏了庄稼，使百姓流离，我怎敢不来慰问？”对于鲁庄公的好意，宋闵公的答复也相当得体：“因为孤不敬鬼神，所以老天降祸于宋国，还要劳烦您担忧，在此拜谢您的好意！”这里的“孤”是宋闵公自称。按照周礼，诸侯在天子面前自称其名，平时自称寡人，国内有凶事则自称孤。对此，鲁国大夫臧文仲表扬道：“宋国有这样的君主，想必要兴旺了。当年大禹和成汤敢于担当责任，说‘天下有罪，都是我一个人的责任’，得到天下人的拥护，终成大业；夏桀和商纣将责任全推给别人，不想承担任何责任，结果很快就灭亡。国家有灾难，君主自称为孤，合乎礼制。宋公言辞谦卑，深知礼数，算是不错的啦！”然而没多久，又有消息传出说，那番话并非出自宋闵公本人之口，而是公子御说（宋庄公的另一个儿子、宋闵公的兄弟）代为捉刀写的。臧文仲又感叹道：“这个人有体恤百姓之心，应该当国君才对啊！”事实上，宋闵公不只是治国无道，治军无方，还有一个坏毛病，那就是口德很差，说起话来肆无忌惮，口无遮拦。随着鲁、宋两国关系的修好，宋国向鲁国提出，将一年前被俘的南宫长万归还宋国，鲁庄公同意了。南宫长万苦战被俘，回到宋国，没有得到一句安慰的话，反而被宋闵公当众奚落了一番：“原来我尊重你，因为你是勇士。可你居然当了鲁国人的俘虏，叫我如何再尊重你呢！”很难理解宋闵公为什么要说这一句话，听起来仿佛仅仅是为了向大家证明自己没水平。一年前那场战争的失败，责任不在南宫长万，而在宋闵公自己身上。现在他不但不反省自己的过失，反而当众奚落曾经奋勇杀敌的南宫长万，这究竟是什么心态呢？常言道，士可杀，不可辱。南宫长万虽然是个粗人，但是将自己的名誉看得很重。公元前682年，也就是南宫长万回国的第二年秋天，宋闵公带领群臣到蒙泽狩猎，因为一场棋局与南宫长万发生口角，宋闵公旧事重提，又揭了南宫长万的旧伤疤，戏称其为“鲁虏”。这一次，南宫长万没有客气，拿起石头做的棋盘，一下就将宋闵公给砸死了。接着他又打死了宋闵公身边的几个侍从，闻讯而来的大夫仇牧和大宰华父督也未能幸免。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这场本来没有预谋的个人行为自然也就演变成了政变。宋国的公族子
纪末叶在中亚边境及在朝鲜抵抗日本人的战争中开始的。与日俱增的军费开支使得国家财政枯竭，这反过来造成了激起17世纪20到30年代的农民起义的条件。农民起义的爆发，又反过来造成了使武官与文臣之间的隔阂进一步加深的条件，使得前者的地位超过后者。满人的统治体现了这两个阶层间一种新的稳定关系，一种妥协，用沃勒斯坦的话来说，“阻塞了低级社会阶层在政治上的活动余地。”见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第125页。?17世纪转折时期，由帖木儿帝国的采邑主所支持的地方骑兵部队被集中于奥斯曼首都的新常备军所取代。奥斯曼帝国军队不仅使国家财政枯竭（1669年，预算的62.5％是花在兵俸上的），而且取得了越来越多的特权，包括包税专利权与广泛的农业开垦权。奥默·巴尔坎：《16世纪的价格革命》，第17—25页。关于涨价对近卫军——奥斯曼军事机器的“利刃”——的直接影响，见威廉·H·麦克尼尔：《欧洲的大草原边境》，第57—60页。?一个抵消性的影响力是皇帝本人，尤其是像康熙这样的君王。围猎的目的就是为了抵制南书房的作用。康熙经深思熟虑建立起了围猎制度，把它作为保持满人尚武之风的一种办法。1683年，康熙率骑兵10万、步兵6万，出游长城以北。神父南怀仁随行。正如他所评述的：“此行的首要目的，就是要使他健壮的士卒安居如临战，一直处于操练之中，这就是何以在广阔帝国的各个地区都已平定，各省的精兵也被抽调回京以后，皇帝就在这一年极为英明地决定，今后每年举行三次这样的出征活动，各安排在不同的月份。他希望在狩猎的旗帜之下，通过追逐搏杀鹿、豕、熊、虎等，为士卒找到一种新的搏斗活动，这将教会他们怎样去制服反叛，将成为今后真正战争的预演，将防止他的军队在和平时期闲暇、汉式的享乐奢华中松懈软化。”H.博斯曼：《南怀仁》，第420—421页?正是为了防止武备的废弛，清朝的旗人起初不准参加科举。杜维明：《颜元》，第127页。?清政府规定，旗人若非任职外出则必须居住在京城。他们沉湎于京城的享乐生活，武技荒废。1746年，乾隆皇帝检阅特选的八旗禁卫兵，发现他们极不合格。“弓弱技疏，至不知如何开弓放箭。箭未及靶，往往坠地。”驻防福州的八旗兵把战马卖了马肉，1740年，城内有20余家屠铺卖马肉汤。1767年，有令福州驻防兵出征缅甸，许多旗兵不得不乘轿前往。吴卫平：《八旗兴衰》，第82—88页；以上引文见于第86页。?戴维·斯特兰特：《北京警察》，第25—26页。斯特兰特估计在20世纪20年代，北京有120万居民，其中1/3为旗人及其家属。警察中有3/4是旗人。清末出生于旗人家庭的老舍，对20世纪典型的满族旗人曾有过极为生动的描述：“亲家爹虽是武职，四品顶戴的佐领，却不大爱谈怎么带兵与打仗。我曾问过他是否会骑马射箭，他的回答是咳嗽了一阵，而后马上又说起养鸟的技术来。这可也的确值得说，甚至值得写一本书……是的，他似乎已经忘了自己是个武官，而毕生精力都花费在如何使用小罐小铲，咳嗽与发笑都含有高度的艺术性，从而随时沉醉在小刺激与小趣味里。”老舍：《正红旗下》，第15—16页。?钱应的供词，见《明清史料》丁编第二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6—137页。?同上。钱应又名钱大、钱应喜、钱孝。?同上。?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6—137页。?郎廷佐奏章，呈上于1658年3月28日。《明清史料》丁编第二本，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4—137页。?凭此，总督郎廷佐才能上奏道：苏州、松江这两个要地最终已由官府完全控制，并担保说已能从此地征调赋税，上输国库了。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7页。?郑成功对长江流域的袭击，是他对清军占领地进攻的第四阶段。最初，从1655年11月到1657年4月，他进兵舟山及福建东北部；接着，1657年9月到11月间，占领浙江的台州；第三阶段，从1658年6月至次年6月，进攻了浙江的东南沿海地区。在进攻的第四阶段中，郑成功打垮了清军在定海的海军基地，进军崇明岛，在这里曾遇到几处顽强的抵抗，1659年7月，将舰队驻泊于长江口外。同时，他最主要的副将张煌言砍断了系于金山与焦山之间的防江缆索，击沉守兵炮船，挥军直前。斯特鲁弗：《南明》，第145、148—149页。崇明岛居民因顽强抵御郑成功，后受到鳌拜等辅臣们的免赋嘉奖。奥克斯南：《政策与制度》，第282—28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65页。按艾德里安·格雷斯伦的记载，郑成功确实曾遣使与主要的地方官接洽，争取他们支持，然而多数人决定观望一下，看郑成功进攻南京进展如何，再作反应。唐纳德·基恩：《郑成功的征战》，第49—50页引。共有7府、3州、32个县投降了郑成功或他的合作者张煌言。其中有些是出于被迫，有些则是自愿的。张煌言在上游的安徽共攻占城池29座，后于1659年9月23日，在定港东面为一支清朝水军所败。但长江下游地区的民众并未普遍起义反清。斯特鲁弗：《南明》，第150—152页；拉尔夫·C·克罗伊齐亚：《郑成功与中国的民族主义》，第18页。郑成功进攻时，顾炎武正在江南地区，但若说他参加了郑成功的军事行动，则没有任何事实证据。彼得森：《顾炎武的一生》第二部，第207—208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36页；《郑成功》，第13页。这与16世纪名将戚继光所发明的抵御倭寇的一种武器很相似。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65—171页。?郑成功征伐长江地区两年后，在台湾南部成功地攻克了荷兰人的赤嵌城，目击者对他的战术做了如下描述：“使用了盾牌手而不是骑兵队，每十人有一头目率全队冲锋陷阵。他们藏身于盾牌后向敌阵猛扑，人人都像家中留有替身一样，毫不胆怯。他们不断推进，尽管许多人中弹倒下，其余人却绝不停顿犹豫，而是发疯般地向前猛冲，甚至不回头看一看同伴是否跟上来了。这些长柄大刀手——荷兰人称之为肥皂刀——发挥着像我们的长矛骑兵一样的作用，既能阻止敌人冲锋，同时又使战阵保持整齐秩序，但当敌人溃乱时，刀手就冲上前去，对逃敌展开令人胆战心惊的屠杀。”坎贝尔：《荷兰统治下的台湾》，第420—421页。但也请注意，学者朱之瑜曾经随郑成功的军队北伐，后来对他们军纪不整、混乱无序的状况有所评述。秦家懿：《朱舜水的实学》，第196页。?基恩：《郑成功的征战》，第50页；张其昀等编：《全椒县志》，第48页。南京（江宁）的守卫是由巡抚朱国治协调的，朱国治属汉军正黄旗。李桓：《国朝耆献类征》第三三八卷，第9页；赵尔巽：《清史稿》第四九三卷，第1页。关于郑成功部队总数，见廖汉臣：《延平王北征考评》，第56—57页。?《清史稿·姚延传》。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1页。?廖汉臣：《延平王北征考评》，第64—68页。?援军由领侍卫内大臣达素统率，他未能及时赶到南京，后继续进军福州。斯特鲁弗：《南明》，第152页。?基恩：《郑成功的征战》，第49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48—153页；《中国传统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28—29页。当时的一些西文资料记载说，9月8日晚，郑成功部下为他祝寿，耽搁了当天的战事。不过厄尔·斯威舍尔提出郑成功的生日可能在1624年8月24日。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08页；弗郎索瓦·德·鲁热蒙：《鞑靼人新史》，第49—55页，见基恩《郑成功的征战》第50—51页所引；盖拉德：《南京今昔》，第240—242页。有一支庞大的清军舰队追逐郑成功海军南至厦门，急于再取得一次胜利。但当1660年6月17日，清军舰队在总督李率泰、领侍卫内大臣达素统率下进攻厦门时，被郑成功所摧毁。数周之内，金门湾海滩四处漂浮着腐烂的尸体。清人不管这次惨败，于八九月间又派遣大军进伐，终于将郑成功从沿海赶到了台湾。次年，郑成功之父郑芝龙被杀，他对清廷的用途就此终结。基恩：《郑成功的征战》，第63—66页。1662—1663年，清政府决定将东南沿海居民内迁四五十里，沿海村庄被拆毁，所有城镇关闭，在每一可能返回沿海的道口，都置兵设防。凭此严厉措施，终于使江南沿海一些相对孤立的地区平定了下来。例如云台山附近的海州地区，那儿的居民成了职业的匪徒和海盗。1668年，迁海令部分解除；1683年，郑成功的继承人投降、清政府统治了台湾后，迁海令就完全废除了。谢国桢：《南明史略》，第93页；《清初的迁海令》；E.C.鲍拉：《满洲对广东的征服》，第229页。关于迁海令对白银输入及物价的影响，见王业键：《中国货币制度的演变》，第477—478页。?廖汉臣：《延平王北征考评》，第69页。在六合、天长县，有一些清朝官员被复明分子所杀。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3页。?小野和子：《清初的思想控制》，第104页。?魏斐德：《中华帝国后期地方控制的演变》，第3—4页。?王士祯这样说他。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2—384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953页；冈本跻：《政治和道德危机》，第114页。?杨雍建奏章见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05页。至此，京城内所有形式的结社都被严厉禁止。例如当1659年颜元赴京参加会试时，他无法与另外的士子结伴，因为此类聚会为禁令所不许。杜维明：《颜元》，第517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06页。?同上书，第253页。?同上。稍后，清朝的一个佚名笔记作者写道：“明季时，文社行。于是人间投刺，无不称社弟。本朝始建，盟会盛行，人间投刺，无不称盟弟者。甚而豪胥市狙，能翕张为气势者，缙绅蹑屐向讯，亦无不以盟弟自附，而狂澜真不可挽。”《研堂见闻杂记》，第60页。?这并不是修辞上的夸张。像郑廉一样，杨雍建相信，明朝的党争导致了农民起义。郑廉记载了李自成占领其家乡河南一事，把起义局势的激战，归咎于朋党。他认为朋党之争导致君臣不和，君臣不和致使吏治不明，吏治不明最终激发了农民起义。郑廉：《豫变纪略》第一卷，第2—3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935页；参见小野和子：《清初的思想控制》，第343—344页。?虽然我并不将它视为“封建”，但“缙绅统治”这一概念，就其包括了缙绅在本乡的政治（司法、调解）、文化（教育、指导公众观点）及经济（市场干预、公共工程、灌溉）地位这一面看，与重田石（音）的“强权统治”一词相同。?这也是李洵在《论明代江南集团势力》中提出来的观点。但李洵强调的是经营地主与地主的重要地位。经营地主的增多，还与经济作物的发展有关，例如清初的烟草与棉花。经济作物使得人们可以耕种较少的土地，来取得较多的收益，这样就削弱了拥有牧畜的富裕家庭的优势，从而拉平了贫富农民之间生产力的差异。在相当短的一段时间内，农业的商品化导致了土地占有向经营分工的形式发展，雇佣劳动力被大量应用，农业管理技术进一步改进了。片冈芝子：《明末清初华北地区》，第99—100页。?傅衣凌：《明清农业社会经济》，第149—150页。?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五章，第15、23—25页；片冈芝子：《明末清初华北地区》，第83页；墨子刻：《论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历史根源》，第39页。?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五章，第48—50页。17世纪中叶中国的时疫、饥荒与战争的直接影响，使得人口大幅度减少。从14世纪到16世纪，中国的人口从约6500万至8000万，增长到15000万，而在585至1645年间，人口减少了约35％—40％。对1661年人口数的一个估计是在7200万到9200万之间，大致比16世纪的人口数减少了40％—50％。何炳棣认为1683年后人口开始回升，但1700年的人口净数比之1600年可能并未增长多少。这一时期欧洲人口的增长也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英国人口为500万，法国为2000万。勃兰登堡-普鲁士是个人口稀疏的地区，不足50万，其首府只有1.5万居民。大约到了1750年，欧洲人口才达到15000万，而同时期中国一地的人口就几乎两倍于此。王业键：《清代地税》，第7页；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第264—266页；参见埃尔文：《古代中国模式》，第311页；居密：《地主和农民》，第9—11页；E.E.里奇、C.H.威尔森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413页；芬纳：《欧洲国家与民族的形成》，第10页；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第258页。?韩恒煜：《试论清代前期佃农永佃权的由来及其性质》，第37—41页；居密：《地主与农民》，第11—12页；杨国祯；《试论清代闽北民间的土地买卖》，第3—8页。在18世纪，契约关系仍在不断取代宗法关系。对乾隆年间的个案分析表明，定额租比例扩大，以力役或分成租形式支付的田租极少。刘永成：《清代前期的农业租佃关系》，第57—58、91—98页。?陈张富美：《中国明清时期租佃关系的初步分析》，第5—6、10—11、18、20页。至20世纪，江南地区被承佃农田的30％—40％是拥有永佃权的，并由二地主负责交纳赋税。居密：《地主与农民》，第29页；参见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44—45页。?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五章，第16—17页；希拉里·J·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93页。?居密：《地主与农民》，第17—19页。地产经营人、管家及其他地位较高的奴仆被授予比一般佃仆多2—4倍的土地。?居密：《地主与农民》，第34—35页。?在官吏家庭中，可以找到依附关系最一般的例子。1679年，御史上奏：人们一出仕为官，立刻就变成了大族门户，买田置园，雇佣庄丁奴仆，不下百余。韦庆远等：《清代奴婢制度》，第2页。?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150页。参见马克·埃尔文：《集镇和水路》，第460页。?同上书，第149页；居密：《地主与农民》，第27—29页；《主仆》，第60页。不过，某些形式的奴役关系仍然合法地存在。根据1727年制订的一条法规，于汉人家中为奴者，有卖身文契者，及家生婢女，仍然属于家奴。应用于满人家中逃奴的法律，也同样适用于汉人家中逃亡的奴仆。虽然到18世纪末叶男奴已很少见了，但奴隶制的最终废除，却要等到1910年。韦庆远等：《清代奴婢制度》，第22页；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五章，第9页；马里纳斯·J·美杰尔：《清末的奴隶制》，第337—338页。?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17页。关于清初占地在500亩以下的中层地主增长数，见北村敬直：《明末清初的地主》，第17页。由于大土地的转让进一步商品化，通过直接的市场买卖进行，因此私人财产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这表示着明代“农村特权阶层”的终结，上流社会的地位下降了，而平民百姓的
次大惊失色，那是在1939年12月他对华北工作告一段落，从参谋本部来到畑俊六大臣官邸汇报，正当他在会客室等候之际，我因向大臣请示人事问题也同时在座，这时，参谋本部电报班的军官仓皇赶来，交给大将（土肥原贤二）一封电报，顿时见他（土肥原贤二）惊慌失措，慌忙进入大臣办公室，我当时也感到震惊，事后才知道，是因为经他苦心谋略且成功在望的吴佩孚突然死去，使他大失所望……”额田坦的证言，说明了土肥原贤二在得知吴佩孚死亡的消息的那一刹那，感觉相当的意外和震惊。注意，土肥原贤二当时是日本“对华特别委员会”的负责人，全力负责策反吴佩孚的工作，换言之，日军如果要暗杀吴佩孚，按理应该事先征得土肥原贤二的首肯，除非日军下层将士擅自为之。我们再来看看日本外务省给日本内阁的报告。有一份名叫《建立华北新中央政权的运动》的报告，收录在《我所知道的汪伪政权》中，是这样写的：“……只有吴佩孚一派的运动，因日本军土肥原机关积极援助而逐渐具体化，曾一时与唐绍仪取得联系，唐被暗杀后，即单独进行，吴佩孚为了响应临时政府、维新政府及民间的希望，终于决心出山，昭和14年（1939年）1月26日，（吴佩孚）向全国发出了和平救国通电，1月30日，吴佩孚就任绥靖委员长，该会在达到吴佩孚出山的目的后，于2月8日宣布解散，2月11日在开封设置以吴佩孚为绥靖委员长的绥靖委员会，这个运动，结果在当年12月4日，因吴佩孚的去世而夭折……”很清晰，日本外务省的报告显示：吴佩孚至少是有和日本合作的希望的，吴佩孚对于日本是有利用价值的。日本人暗杀吴佩孚，似乎并不符合日本的利益。我们仔细研读、对比以上九位“证人”的证言（吴运乾、吴运坤、陈文会、李炳之、汪崇屏、张绍程、今井武夫、额田坦、日本外务省），似乎可以梳理出本案的基本事实如下：1.吴佩孚吃饭时，鸡骨刺入牙缝，请日本医生拔牙。2.拔牙之后，吴佩孚感染，得了败血症。3.吴佩孚服用中医的中药，延误了治疗，病情恶化。4.吴佩孚拒绝入住德国医院动手术。5.吴佩孚进入病危状态。6.吴佩孚的老部下齐燮元带了日本医生伊东来给吴佩孚动手术。7.吴的家属及随从阻拦，但齐燮元强硬地说服了吴家接受手术。8.动手术时，吴佩孚的妻子、儿子都在现场帮忙。9.动手术过程中，吴佩孚当场身亡。10.吴佩孚的家人和不少部下怀疑日本医生，并要动粗，被劝阻。而侵华日军人员今井武夫、额田坦以及外务省的证言，则似乎说明了以下事实：1.吴佩孚是个亲日人士，至少在表面上是。2.吴佩孚并不拒绝出任伪职，只是条件没谈拢。3.到了后期，吴佩孚对日军似乎已经不再重要。4.但是，吴佩孚对日军还有“招抚杂牌军”的利用价值。5.负责“吴佩孚工作”的首脑土肥原贤二对吴佩孚的死亡感到意外。本案的研究难点在于，研究者需要同时具备以下的专业知识：1.牙科临床手术知识，分析日本医生的动作。2.对比证人证言，理清基本事实。3.根据当时的军事、政治、历史背景，分析日军动机。我显然不具备牙科手术知识，因此只能在分析证言、分析作案动机等方面入手。依据上述的各种证言，我认为，日本医生故意杀死吴佩孚的指控如果要成立，则需要合理解释以下的疑点：1.尽管合作条件谈不拢，但是吴佩孚对日军仍有利用价值，暗杀吴佩孚，似乎并不符合日军的利益。2.北平当时是日军占领的地盘，要杀吴佩孚似乎并非难事，似乎不必请医生当着吴佩孚妻儿的面公然动手。3.吴佩孚当时已经进入病危状态，暗杀垂死之人，似乎没有必要。4.日本医生胆敢进入警卫森严的吴佩孚住宅公然行凶，似乎不合常理。5.日本医生不是日军派来的，而是吴佩孚的心腹部下齐燮元请来的。6.土肥原贤二得知吴佩孚死讯时的意外和震惊，也需要合理的解释。7.吴佩孚的心腹汪崇屏晚年生活在台湾，似乎没有必要为日本人开脱。综上所述，我认为，吴佩孚一案，医疗事故的可能性，大于蓄意谋杀的可能性。但是，我也必须坦言，司法实践告诉我们，医疗死亡案件，必须及时开展医疗事故的司法鉴定，才能及时得出肯定的结案判词，而一旦错过了时机，相隔几十年再回头，单凭证人证言去对比分析，则恐怕只能判断个大概，而不太可能做到准确断案。这就是我的看法。诸位读者也不妨来琢磨琢磨。
川岛芳子死亡之谜
电影里面川岛芳子的故事，其实还远远不如现实中的真实故事精彩，川岛芳子找替身代死，真人还活在人间的说法，靠谱吗……在中国的抗日战争史上，有一个著名的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此人原名金壁辉，为肃亲王善耆的女儿。1912年，年仅六岁的川岛芳子被父亲（肃亲王善耆）送给日本浪人川岛浪速收养，并于同年赴日本居住、求学。长大之后，川岛芳子成为了侵华日军的一员间谍。于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中，川岛芳子和日本军官田中隆吉一起，策划了打死日本僧人事件，并引发了中日之间的战事，以转移国际视线，掩护伪满洲国在中国东北的“建国”活动。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川岛芳子旋即在北平被捕。1948年3月25日，川岛芳子以汉奸罪，被中华民国政府在北平处决。一了百了。这件事本来也就这样完了。但是，近年来，在中国冒出了一条惊天新闻：川岛芳子当年并未被国府枪毙，而是花钱买通了替死鬼，川岛芳子被秘密释放了，从此隐居在长春郊外一个名叫“新立城”的农村，一直到1978年2月21日，安然终老。事实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关于川岛芳子（金壁辉）到底是被国府枪毙了，还是被私下释放了，我依据自己所接触到的一些证人证言，在本文中，也来一个分析。首先，我们看看川岛芳子的哥哥——爱新觉罗·宪均的证言。爱新觉罗·宪均认为：川岛芳子，的确是被国府处决了。爱新觉罗·宪均的证言，收录在《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原文摘录如下：“河北省高等法院于1948年3月25日凌晨，将金壁辉枪决了，她的尸体由她在北平的十姐爱新觉罗·显狮和日本僧人古川大航领走并且火化了。金壁辉的尸体被火化之后，她的骨灰一半送去了日本，一半则留在了中国。”很清楚，作为川岛芳子的哥哥爱新觉罗·宪均认为：川岛芳子的确被国府枪决了。当然，也许读者会说：爱新觉罗·宪均是川岛芳子的哥哥，当哥哥的，当然要保护妹妹，不可能诚实地告诉你“我妹妹还活在人世”吧？应当承认：这种质疑，是有道理的。于是，我们再来看看台湾那边的国民政府狱政档案。1948年3月时任北平第一监狱典狱长的吴峙沅，在台湾当局法务部编纂完成的《百年狱政档案》中，留下了这样的证言：川岛芳子确系被民国政府处决了。吴峙沅的证言，原文是这样的：“（川岛芳子）执行死刑并经何承斌检察官验明正身，讯留遗书后，命令法警执行一枪毙命，事后经检察官率同检验员三次覆验，确已死亡，始将尸体交由本监移出非常门外停放，以备各新闻记者参观暨拍照，同日午后并准由日僧古川大航具领掩埋。”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台湾方面的狱政档案，和大陆这边的爱新觉罗·宪均（川岛芳子的哥哥）的证言，是相互吻合的。即川岛芳子不但的确被枪决了，而且尸体是由日本僧人古川大航领走了。说到这里，毋庸讳言，证据仍然不是十分充分。我们再来看看川岛芳子的亲妹妹、肃亲王善耆的第38个孩子金默玉的证言。2008年11月19日，在东北调查“川岛芳子没死”传闻的记者，电话采访了身在廊坊的金默玉，当时，金默玉是这样对记者说的：川岛芳子在1948年，的的确确是被国民政府枪毙了。金默玉的证言，是这样的：“当年她（川岛芳子）被枪决时，也有被替身赎出的传言，我们看了行刑后的照片，确信是她本人，没有假的，你们现在听到的都是谣言。”于是我们进一步知道，不但川岛芳子的哥哥爱新觉罗·宪均深信川岛芳子已经被国民政府枪决，川岛芳子的亲妹妹金默玉，也坚信川岛芳子的确已经被国民政府枪决。当然，前面所引用的川岛芳子的兄弟姐妹以及当年的典狱长，也许都与川岛芳子有一定的利害关系，因此，从理论上而言，这些人的证言，都不是绝对可信的。以下，我们来看一个利益不相关的第三者，看看第三者又是怎么说的。大家跟我来看看声称当年亲眼目睹川岛芳子被枪毙的国民党老兵——谭良泽老先生的证言。谭良泽老先生是原国民党宪兵19团驻西区宪兵队少校军官，当年负责枪毙川岛芳子的刑场警戒任务。2004年，谭良泽老先生在四川自贡接受媒体采访，是这样说的：“川岛芳子被处决是铁的事实，之所以传出未死的谣言，是因为此次处决的开枪过程没有允许记者公开目击，所以引起了记者不满所致。”谭良泽老先生作为刑场目击者，他的这篇证言采访文章，名叫《帝国谍报之花的末日：处决川岛芳子的全过程》。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一读。但是，尽管谭良泽声称亲眼目睹川岛芳子被枪决，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谭良泽此前从未见过川岛芳子，他所见到那个被枪毙的“川岛芳子”，只不过是一个替身。实事求是地讲，这种可能，也是有的。2010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庆祥所编著的新书《川岛芳子生死大揭秘》——这本书出版之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在这一本书中，历史学者王庆祥，在调查了“川岛芳子逃脱死刑”传闻的相关人士之后，挖掘出了以下两条最为关键的证据：关键证据一：长春市居民段连祥，在生前告诉过他的女儿段续擎和外孙女张钰，川岛芳子在1948年并未被枪毙，而是花钱买通狱卒，并逃脱了，此后一直隐居在长春郊外一个名叫“新立城”的村子，直至1978年去世。段续擎和张钰长期接触的“方姥”，正是川岛芳子本人。但是，这则证据的瑕疵在于，段连祥早已去世，死无对证。原话是不是他所说的？不能十分确定。关键证据二：清廷贵族后裔爱新觉罗·德崇，于1955年或1956年的冬天，在沈阳市皇姑屯三义栈胡同的一个大院里，亲眼见过川岛芳子。“川岛芳子”走后若干天，爱新觉罗·德崇的姐姐额温对他说了以下的一番话：“那天来家的壁辉有学问，有能耐，能文能武，多才多艺……连死都有人替。”注意这里的“壁辉”，有可能就是指的“金壁辉”——川岛芳子的汉文名字。这件事，是爱新觉罗·德崇亲口告诉历史学者王庆祥的——但是，这一条证据也是有瑕疵的：这句话毕竟是额温说的，而额温又不在人世了，死无对证，其真实性也是无法确定的。此外，不得不提到的是，王庆祥在《川岛芳子生死大揭秘》一书当中，还分析了所谓“川岛芳子”的一些遗物，例如一架刻着“HK”两个英文字母的望远镜、一张写着“小方阁下”的纸条……但是，由于这些遗物，并不能证明遗物的主人就是川岛芳子，也就是说：从证据的角度来看，这些证据缺乏足够的关联性——因此，我在此恕不一一列举。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读一下《川岛芳子生死大揭秘》这本书。分析到这里，毋庸讳言，《川岛芳子生死大揭秘》所考证到的两条关键证言如下：1.段续擎、张钰的证言。2.德崇的证言。就在世人而言，目前只有这三个人，声称自己在1948年之后，亲眼见过川岛芳子本人——也就是说，他们三个人声称川岛芳子并未受死，而是一直活在了世上，直至1978年老死。行文至此，我们不妨将本案中的各个证人的说法，总结如下：1.川岛芳子兄长爱新觉罗·宪均：川岛芳子的确于1948年被枪决了。2.川岛芳子的妹妹金默玉：川岛芳子的确在1948年被枪决了。3.典狱长的吴峙沅：川岛芳子的确在1948年被枪决了。4.刑场警戒兵谭良泽：我亲眼目睹川岛芳子在1948年被枪决了。5.段续擎、张钰：川岛芳子脱逃，此后在长春一直活到1978年。6.德崇：我在1955～1956年间，亲眼见过川岛芳子。因此，这件事到了现在，就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罗生门”事件，证明川岛芳子被枪决的证据有，证明川岛芳子逃脱死刑的证据也有。但是，正反两方的证据，似乎也都并不十分充分。说到这里，有一点是必须指出的：当年国民党的狱政，的确是比较腐败的，一个有钱的犯人，愿意花足够多的钱，买下自己的一条命，这并非是鲜见的事情。川岛芳子这个“罗生门”案件，也许要等待更多的证据浮出水面，才能开展进一步的探讨了。疑点重重的“冯玉祥之死”
冯玉祥的一生，叱咤风云，民国史上的重大事件，他几乎都参与其中。1948年9月1日，冯玉祥在访美归国的轮船上，由于轮船意外失火而去世，死因几十年来，一直是个谜……1948年9月1日，冯玉祥乘坐苏联轮船“胜利号”，在黑海海域，轮船发生火灾，冯玉祥在船舱内被烟火窒息而死。冯玉祥的命案，是众多民国命案中最难破解的案件之一。此前，国内传言最广的说法是“国民党暗杀之说”。但是，真的是这样吗？通过本文我带领读者们，去重新审视这个案件。当时在案发现场，有一个关键证人——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因此，首先我们来听听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对事发经过是怎样说的。1965年，冯玉祥的遗孀李德全，在山东青岛亲口对冯玉祥的老部下张宣武说了以下一番话，收录在《我所知道的冯玉祥》这册史料中：“……冯玉祥自赴美国，蒋介石的特务始终跟踪不离左右，但是，在乘坐苏联“胜利号”轮船抵达埃及开罗时，冯玉祥已经下船，特务也跟着下了船，启碇时，冯玉祥悄悄上了船，但那帮（国民党）特务却没有赴苏联的船票和签证，他们上不去，于是，才把特务甩开了……”冯玉祥的遗孀李德全认为有一群疑似“国民党特务”的人在跟踪冯玉祥一家人，但是，这群被她和冯玉祥怀疑是“国民党特务”的人，在火灾事故发生之前，已经被冯玉祥成功地甩下了船。在这里，读者需要注意以下两点：1.冯玉祥怀疑人家是国民党特工，但不代表人家一定是。2.跟踪的目的可以有许多种（例如监视），跟踪不等于蓄谋暗杀。另外，读者也许需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既然国民党特工已经跟踪冯玉祥很久了，为什么不直接开枪射杀冯玉祥？国民党对李公朴、闻一多等人就是直接开枪射杀的，后来国民党派特工到美国暗杀作家江南，也是这样干的。冯玉祥的太太李德全的说法还没完，我们继续往下读：李德全接着对张宣武说：“……（1948年）8月31日，船抵达黑海，晚餐后，冯玉祥一家和部分乘客到船上电影室看电影，冯玉祥在船上的电影室亲手放自己在美国拍摄的纪录电影胶片，在倒片时，机轮滑落，快速旋转摩擦生电导致起火，由于室内胶片很多，而拷贝非常易燃，故而起火，刹那间满室内都是火，冯玉祥和其他观众一起争先恐后地夺门而出，被烟雾遮蔽视线，看不到出口，脱逃不及，窒息死亡，李德全也被烧伤，同时遇难者七十多人……”注意细节，本场火灾似乎不仅仅是烧死了冯玉祥，而是一共烧死了七十多名国际乘客——因为这是一艘国际客轮。我们再来听听鲁迅的儿子周海婴的说法。为什么要听周海婴的说法？因为周海婴和冯玉祥一家的后人有交往。周海婴在其《鲁迅与我七十年》的《李德全谈冯玉祥之死》一章中，是这样说的：“我们住的沈阳铁路宾馆，隔几天就有一次当地首长出面举行的‘接风’宴，欢迎又一批民主人士抵达。他们之中有蔡廷锴、李济深、王昆仑、章伯钧、章乃器、朱学范、彭泽民、谭平山、邓初民、孙起孟、阎宝航、吴茂荪、洪深、朱明生等知名人士。还有一位仅比我年长１岁的王金陵地！这三人可不是闹着玩的。他们手握新军，麾下还有冯玉祥那样生猛的营长、韩复榘那样牛烘烘的兵，距京师也近，一不小心就能打到北京。北方心腹之地连续发生两起事变，朝廷中央高层再也没法保持淡定。隆裕太后打算带着溥仪跑路，当然她自己对外宣称是去热河打猎（北狩）。太后和皇帝都要跑路了，载沣自然是坐不住的，必须得把袁世凯这根稻草抓住。载沣通知袁世凯，我答应你的所有条件。载沣没有忽悠袁世凯，他一改之前磨磨蹭蹭的办事作风，在接下来的短短几天中，把袁世凯提出的几个要求都解决得十分妥帖。首先，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由他全权组织内阁领导班子。还临时抱佛脚，迅速起草了一份宪法草案：《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然后，6岁的娃娃皇帝溥仪颁布罪己诏。溥仪说，国家搞成这样，都赖我用人无方，施治寡术……我用皇帝的名义保证，一定立即实行君主立宪。随即，溥仪连下旨意，承诺亲贵不得充任国务大臣，承诺赦免“戊戌变法”以来的所有政治犯。载沣答应了袁世凯的所有条件，袁世凯自然得赶紧兑现承诺，站出来力挽狂澜。毕竟袁世凯还是朝廷的臣子，食君之禄担君之忧，袁世凯从来都不是一个绝情之人。他即刻致电朝廷，说自己的脚已恢复得差不多，身体条件可以上班了，并且热情挽留太后与皇帝，请他们安心留在京城，自己马上就出发，去往前线督战。第五章战争与和平
阳夏保卫战之黄兴血战汉阳
1911年10月30日，袁世凯携爱将段祺瑞到达前线。北洋军看见老首长来了，立即军心大振。尤其是袁世凯亲自选中的前线总指挥冯国璋，早就琢磨着拿下汉口，送给老大做出山礼物。革命军虽然人数和武器居于劣势，但他们表现出了惊人的心理素质和不错的军事素养，临危不乱地集合兵力在汉口城内布防，合理地利用地利——倚仗汉口城内的险要位置，坚持巷战，给北洋军造成了很大的杀伤。冯国璋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指挥官，他很清楚，如果北洋军陷入巷战这种肉搏战，将无法发挥己方以武器、人数和战术素养为代表的综合优势。时间拖得越久，士兵的伤亡人数就会越多。于是冯国璋决定采用新办法——火攻，放火烧掉汉口城。办法是正确的，但代价是惨痛的。在熊熊的烈火之中，汉口被烧为平地，平民死伤惨重。11月1日，革命军被逼退出汉口。汉口易手。汉口到手之后，袁世凯并没有“宜将剩勇追穷寇”。表面上是让部队先休整几天，但实际上他是想借此机会派人摸摸革命党的底，看看能否用谈判解决问题。袁大官人深知战争是政治的延伸这个道理。军事只是手段，政治才是目的。如果能通过谈判达到政治目的，又何必要动武？袁世凯的使者到武昌后，双方并没有谈拢。最主要的原因，是双方在如何对待北京的那个破落朝廷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袁世凯觉得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英国和日本采用的君主立宪制。君主立宪属于“虚君共和”，君主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国家主权属于人民，实际上也是民主共和。从本质上说，革命的目的达到了。关键是这个方案比较适合目前的局面，保留皇帝照顾了朝廷的面子，实行立宪则满足了立宪派的要求，而且袁世凯自己的内阁总理也会掌握实权。但黎元洪等人的态度非常强硬，我们造反就是为了“驱除鞑虏”，皇帝必须退位，清朝必须灭亡。其实，黎元洪还有一句话没说，如果留下皇帝的话，要是皇帝记仇，哪天给他们这帮拼死造过反的人穿小鞋怎么办？谈判不见成效，革命党的底线也差不多摸透了，而袁世凯好勇斗狠的个性也并未随着身体的苍老而减退，所以他决定继续打。不服就打到你服，不同意就打到你同意。袁世凯一声令下，冯国璋迅速集结重兵于汉阳城外，锐气逼人。革命军还能坚持多久呢？汉阳作为武汉三镇互为犄角之一角，与武昌仅一江之隔。汉口已失，若汉阳再陷，那武昌也就保不住了。革命军必须拼死一战。革命军的总指挥是10月28日赶到武汉的同盟会二把手黄兴。怎么是黄兴而不是更精于军事的黎元洪？原因就两个字：名气。同盟会二把手黄兴是享誉全球驰名中外的造反领袖，名气要比黎元洪大得多。名气确实有它的威力。黄兴来到汉阳，革命军士气冲天，前一阵子被冯国璋打败的郁闷之气几乎一扫而光。不仅如此，湖南革命新军也慕名来援。湖南新军中藏龙卧虎，未满18岁的毛泽东也在其中，是第二十五混成协第五十标第一营左队的一名普通列兵，他所在部队的最高领导叫程潜。此时距黄兴指挥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刚好时隔半年，相信他心里也是一片忐忑，所以黄兴的防守方案——集中主力在汉阳正面布防，布置少量兵力于汉阳侧翼作为牵制，显得有些保守。黄兴这个四平八稳的方案遭到了“首义三武”——孙武、蒋翊武、张振武的反对。这三位既是武昌起义的领导者，也是新军中的基层干部，是在实战中锤炼出来的战将，自然不是吃干饭的。他们认定冯国璋绝对不会老实地用兵，其主攻方向不是汉阳的正面，而是汉阳的西大门——侧翼的蔡甸，所以黄兴应该派重兵把守蔡甸。其实，无论是冯国璋的北洋军还是“三武”所在的自强军，都是朝廷十几年来在袁世凯和张之洞主持下编练的新式陆军，有着共通的战略战术。所以他们对于攻防汉阳有着共同的理念。如果黄兴采纳了“三武”的方案，那也许将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血战。遗憾的是，黄兴没有采纳“三武”的方案，结果可想而知。革命军与北洋军激战二十余日，牺牲成千上万，但还是丢掉了汉阳。1911年11月27日，北洋军拿下汉阳，阳夏保卫战结束。虽然这一仗和黄兴之前指挥的所有战役一样，以失败告终，但平心而论，黄兴力敌两倍于己的强敌二十四天，将清军主力死死地拖在湖北，为其他各省的独立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也还算是一张勉强过得去的答卷。战争与和平的区别，就是一顿揍的距离正当朝廷盼望着袁世凯一鼓作气拿下武昌，尽快剿灭武汉的革命军时，袁世凯却突然不打了。袁世凯到底想干什么？养寇自保。一旦吃光了草原上所有的动物，狮子就会饿死。一旦把敌人打光了，朝廷就要卸磨杀驴。因此，保住钟爱的权力事业乃至于保住无比眷念的脑袋，便成了摆在位高权重的官员们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所以几千年来，它一直吸引着无数官员前仆后继地思索解决办法。经过无数官员的流血实践，他们终于找到了完美的解决方案：若没有敌人就要创造出一个敌人，若有了敌人千万不要把敌人一下子打死。此所谓养寇自保。袁世凯自是十分清楚养寇自保的要诀。首先他得把革命军打得知道肉疼，这样革命军才会收敛一些，才知道接受和谈。其次他又不能把革命军打得太惨，要让革命军有实力对朝廷施加压力，这样才能实现自己君主立宪的梦想。总之，袁世凯必须得维护革命军与朝廷之间的平衡。袁世凯的计划不错，却在执行的过程中出了点小错，错在冯国璋身上。冯国璋凭借武汉三镇取其二的功勋，得到了一个非同寻常的赏赐——二等男爵，这令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十足。于是冯国璋秣马厉兵，准备打过长江去，解放全武汉，立更大的功。没想到袁世凯发来一纸电报，命令他暂时停战，顿时浇了冯国璋一头冷水。冯国璋没法理解，在局面占优的情况下，为什么不能彻底拿下革命党的地盘建立功勋？于是冯国璋一边给袁世凯发电报说：“大哥，现在机不可失，武昌唾手可得，我要把它打下来给你。”一边命令手下继续炮击武昌。丝毫没有放弃进攻的打算。袁世凯知道消息后特别郁闷，这么多年过去了，冯国璋的政治智商怎么还如此之低，居然毫无长进。白培养你了，你给我下去吧！于是，“北洋之狗”冯国璋同志被调回北京，由于他曾干过陆军贵胄学堂校长，跟满清皇族关系还可以，能被禁卫军接纳，因此袁世凯把他安插进了铁板一块的禁卫军以监控皇族动向。接替冯国璋的新任前敌总指挥，则是政治智商较之稍高的“北洋之虎”段祺瑞。在袁世凯和段祺瑞的完美配合下，先前十分强硬的革命军，态度发生了变化。北洋军武汉三镇取其二，段祺瑞兵临武昌城下，湖北革命军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只好派出代表，主动要求和袁世凯停战谈和。可是，谈判是个技术活，尤其是谈判过程中的关键技术——掌控谈判节奏（时机与条件）。谁掌控了节奏，谁就能在谈判中捞到更多的好处，所以袁大官人不着急，因为他是掌握节奏的艺术大师。首先，他要晾晾革命军的代表，让革命军知道谁是弱势群体，让革命军心急。对方越心急，就越有利于他在谈判中砍对方的价。其次，他要花时间对付皇族亲贵，争取更大的谈判主动权。之前说过载沣和溥仪答应了袁世凯的出山条件，承诺取消皇族内阁，承诺亲贵不得出任国务大臣。这就是袁世凯正大光明的理由，他就用这个理由把那些皇亲贵族一个一个地从要害部门中扫地出门，就连宿敌摄政王载沣也没能幸免。12月6日，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摄政王载沣交出印信，回家抱孩子去也。从此，皇室力量正式退出中国政治历史的决策舞台。袁世凯办完这件事情后，基本上掌握了朝廷的军政大权，他终于有空回头想想和谈的事情了。然而，袁大官人不想偷偷摸摸地谈，他要摆到台面上来正式谈判，不过怎么才能让皇帝同意和谈呢？这可难不倒袁大官人，他买通了隆裕太后身边的太监和丫鬟，让他们每天在隆裕太后跟前说说革命党人的厉害和英雄事迹什么的。效果立竿见影。几天后，袁世凯得到隆裕太后的正式授权，和革命党和谈。南北谈判袁世凯想和谈，但南方革命党居然没人来跟他谈。这是在搞什么名堂？原来，此时的革命党还处于无政府状态。内部派系林立，没有一个众望所归的革命领袖。全国十五个省独立，其中，武汉、南京、上海三个地方的革命党实力最强，谁都不服谁，彼此互不买账。武汉的黎元洪和上海的陈其美就是其中代表。黎元洪先站出来：我们武汉军政府是全国首义，革命成功的头号功臣，你们各省是不是得派人到武汉来，谈一谈组建中央政府的事情？陈其美先生自然不是省油的灯。他见黎元洪发大招，于是见招拆招，赶紧联合隔壁邻居江苏都督程德全和浙江都督汤寿潜，在三天之后联名通电全国，要求各省派员来上海，组建中央政府。革命党自己先就“谁是老大”、“谁是中央”的问题吵了起来，谁还顾得上和你袁世凯和谈？就在武汉和上海争谁是带头大哥时，袁世凯等得不耐烦了。他觉得迟则生变，还是快刀斩乱麻比较好，毕竟他还想在有生之年利用有限的时间做点大事业。唉，人生最残酷的地方就是人只能年轻一次啊！袁世凯有些伤感。此时，杨度站了出来，给正在伤感的领导出了一个折中的主意：不如他们争他们的，我们谈我们的，我方派代表分别去武汉、上海甚至是南京跟他们谈，只要都谈拢了不也一样吗？这样一来可以尽早开启谈判以节省时间，二来也可以利用革命党的内部矛盾从中获利。袁世凯也觉得这个看似并不高明的做法是目前最好的办法，随即让杨度全权处理此事。杨度的办事效率很高，武汉、上海、南京很快就获悉了这个方案，他们也没有什么异议。毕竟与北洋军相比，南方革命军在兵将素质、武器装备、后勤保障、财政支持等方面全部处于下风，他们远比袁世凯更加期待和平。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南北正式和谈。武昌首义两个月之后，长江流域终于迎来了久违的宁静。袁世凯的谈判团队规格很高，唐绍仪为正、杨度为副，杨士琦先生也在中途加入了谈判队伍。南方革命军的谈判团队也不弱，武汉方面有黎元洪，上海方面有汉阳之战失败后退居上海的黄兴。不过黄兴是给一个叫伍廷芳的人打下手。伍廷芳早年留学英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留洋的法学博士，由他来担任上海方面的首席谈判代表，算是与袁世凯的外交活动专家唐绍仪棋逢对手。这些口才极佳之人打嘴炮的谈判过程，此处就不详细说了，简单汇报一下谈判结果。大家首先就全面停战问题达成了一致，但在最为重要的政体问题上还是没能谈拢。现将革命党一方代表的观点摘录如下：黎元洪说，苍生凌宇景仰明公（袁世凯），如果清帝能够退位，就推举明公做大总统，明公就是中国的拿破仑、华盛顿。伍廷芳说，如今全国人民都向往共和，如果袁世凯赞成共和，废除帝制，革命军可以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黄兴也承诺，只要袁世凯能让皇帝退位，最后大伙肯定公推他来做这个大总统。南京也传来消息，共和之后，革命党内各派将会共推袁世凯主持大局。这些承诺明确地告诉北方谈判代表，革命党坚持要驱除鞑虏，实现没有皇帝的共和制，若袁世凯赶走皇帝，那总统就是属于袁世凯的。谈判陷入僵局，唐绍仪也只好将实情反映给老上级袁世凯。对于南方代表们不怕开战不惧挨打也要让皇帝下台的坚定决心，袁世凯也很是为难。从他的内心来讲，他个人虽然并不抗拒民国大总统的宝座，但作为一个有些良心的人，并不想落下欺负孤儿寡母的骂名，毕竟袁家在清朝三代为官，也不能把事情做绝了。要是施行君主立宪那就从容多了，但这事不好办哪。正当袁世凯纠结的时候，却传来了让他意想不到的消息。第六章欢呼吧，为了民国开天辟地，民国铁幕拉开
武昌起义之后，大家自主革命，自闹独立，自封都督，忙得不可开交，再没有人想得起来那位远在大洋彼岸的孙先生。但随着各地逐渐尘埃落定，大家才发现，需要个“带头大哥”。既然武汉、上海谁都不服谁，那就去南京组织政府吧。武汉、上海鹬蚌相争，南京渔翁得利，成为最后的胜利者。12月14日，各省代表在南京开会推选领袖，黎元洪和黄兴争夺最为激烈，难分高下，互不相让。正在南方革命军苦恼的时候，从海外来了一个人，正好使问题迎刃而解，此人便是孙中山。武昌起义的时候，孙中山正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家餐馆给人打工，为革命筹钱，具体职业是刷盘子。话说他在刷盘子时看到了报纸，上面写着中国革命党在武昌暴动的消息。之前无人请示，之后无人汇报，但孙先生还是被这次难得的胜利所鼓舞，积极在各国为义军筹措借款和粮饷物资，虽然最终没筹到什么东西，毕竟爱国的拳拳之心还是尽到了。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辗转抵达上海。正当他高举礼帽、向欢迎群众频频致意的时候，一个不识相的记者挤上前去，劈头便问：“孙先生，你这次带了多少钱回来？”孙中山没想到对方这么不给面子，一愣说：“我一分钱都没有带，我这次带回来的，只有革命精神！”于是，在万众瞩目之下，身无分文的孙中山便带着革命精神来到了南京。同盟会虽然已经分裂，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当时依然是国内最大的革命党组织，很多其他组织也都是从同盟会分裂出来的。虽然孙中山在同盟会中没有绝对的权威，却也没有人比他更有权威。革命阵营经过乱哄哄的讨论，最后众人妥协的结果，就是推选了在革命界资格最老、名气最大的孙中山做“带头大哥”。对了，革命党不是说要推举袁世凯做总统吗，怎么如此不讲信义，为什么要干这种出尔反尔的事？原来，虽然南北和谈正在进行，但革命党的打算是借和谈拖住袁世凯，然后在南京先把共和制生米煮成熟饭。这样一方面可以敲击一下袁世凯，另一方面也希望借孙中山的名望，换得西方国家的承认和支持，看有没有可能撇开袁世凯单干。但是革命党没想到，列强们并不买他们的账。如此看来，革命家们也不简单。可能这是因为大家都是政治家吧。搞政治可不是一件单纯的事情，政治博弈往往复杂而残酷，是不能简单地使用道德标准去评判的。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民国的铁血大幕就此拉开！袁世凯的反击正等着，马上从绛都出逃。重耳先是逃到了蒲城，继而出逃到翟国；夷吾则逃到了屈城，继而逃到梁国。骊姬如愿以偿地让奚奇当上了大子。对于她来说，这胜利来得似乎比想象中轻松多了。对此我没有更多的评论，还是用北岛的那句诗来概括：“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公元前655年，晋献公将杀大子申生之事遍告列国，为立奚奇为大子正名。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做法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春秋》对此记载：“晋侯杀其世子申生。”在这句表述中，“世子申生”名正言顺，说明申生无罪；而晋侯没有按惯例被称为“晋献公”，是谴责他轻信小人之言，因幼废长。同年，晋国发动了对虢国的最后攻势。这一次出兵的路线仍然选择从虞国借道。上一次借道虞国，还可以说是为了出其不意；这次再借道虞国，显然不是为了战术上的掩护，而是另有图谋了。利令智昏的虞公又答应了晋国人的请求。宫之奇再一次投了反对票：“虢国与虞国毗邻而居，相互依存。虢国如果灭亡，虞国也不能长久。对待晋国这样的大国，不可以麻痹大意，就好像对待强盗，不可以视作儿戏。上次借道给晋国，已经很过分了，不可以一再为之。古人云，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说的就是虢国与虞国的关系啊。”虞公深不以为然地说：“晋侯和我同宗共祖，怎么会害我呢？”虞国姬姓，晋国也是姬姓，都是周王室的后裔，自然同宗共祖。但是，虞公如果睁开眼睛看看，这中原大地，姬姓诸国之间你攻我伐，早就打得不可开交了，谁还记得什么同宗共祖哦。对此，宫之奇一针见血地反驳道：“我虞国的先祖大伯虞仲，同时也是王室的先祖。大伯为了让贤，所以没有继承君位。虢国的先祖虢仲、虢叔，是周文王同父同母的弟弟，作为文王的卿士，有大功于王室，功勋事迹还记载在王室的档案库里。晋国既然可以灭亡虢国，又怎么会不忍心对虞国下手呢？您要是讲虞国和晋国的亲戚关系，当年的‘桓、庄之族’不比虞国亲多了吗，他们和晋侯都有共同的祖辈成师与庄伯，可晋侯还不是把他们给灭了吗？”虞公无法应对，喃喃道：“我祭祀神明的贡品又多又干净，神明会保佑我的。”宫之奇听了又好气又好笑，只干咳了几声：“咳，咳……您还真不了解神明的习惯。神明喜欢一个人，不是看他的祭品好不好，而是看他的品德好不好。正如《周里所说的，老天爷又没有亲戚，只喜欢帮助品德高尚的人。又说，祭品其实没有什么香不香的，只有人的美好品德才是最馨香的。这样说来，没有品德的人，即使供奉再丰盛的祭品，神明也不会享用。话说回来，您别以为鬼神只保佑您一个人，如果晋国灭了虞国，又以美好的品德奉献神明，神明照样会接纳晋侯。”宫之奇这话已经说得很直白了，等于是告诉了虞公，晋国此次出兵的目的，不仅在于虢国，而且在于虞国。但是虞公利欲熏心，还是答应了晋国的要求。宫之奇退出来之后，对家人说：“如此看来，虞国很快就要灭亡了。晋国灭虞，恐怕就在此一程咯。”于是带着自己的族人远走他乡。公元前655年八月，晋献公亲率大军包围了虢国的首都上阳，虢公姬丑带领军民进行殊死抵抗，直到十二月初，上阳城才被攻破。姬丑逃亡到雒邑，虢国从此灭亡。据《左传》记载，公元前678年，也就是“曲沃代晋”完成的那一年，正是虢公姬丑奉了天子之命，前往晋国承认了曲沃代晋的合法性，并任命曲沃武公（也就是晋武公）为晋侯。二十三年后，晋国灭虢国，不但周天子对此不敢发表意见，连当时称霸天下的齐桓公也没有表示任何异议。主要原因在于姬丑穷兵黩武，不修德政。公元前668年虢军两次入侵晋国，更成为晋献公消灭虢国的最佳借口。姬丑为他自己的行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姬丑的邻居虞公也为自己两次借道给晋国的行为付出了代价。晋国大军消灭虢国之后，仍然打虞国原路返回，并接受了虞公的犒劳。晋献公觉得虞公实在是太可爱了，为了报答这番好意，顺便也就把虞国给灭了，并且俘虏了虞公和大夫井伯。后来晋献公将女儿嫁给秦穆公，将这两个战俘当作陪嫁，一并送到了秦国。《史记》上说，被俘的虞国大夫井伯，后来成为秦国的重臣，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百里奚。这种说法在历史上颇有些异议，在此不作辨析，姑妄听之罢。如果说晋献公灭虢国还有借口的话，他灭虞国就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理由了。为了避免周王室对此不满，特别是规避齐桓公以此为由找他的麻烦，他主动承担了祭祀虞国先祖的义务，并且还承担了虞国对王室纳贡的义务。对于周王室来说，虞国虽然灭亡，但虞国对王室应尽的义务仍然有人承担，这就够了。荀息在收缴的战利品中找到当年用来贿赂虞公的宝马，把它们还给了晋献公。晋献公得意地笑道：“马还是我的马，就是老了点啊。”【楚与齐，两种文化的冲撞】前面说到，通过帮助邢国和卫国的重建，齐桓公获得了中原诸国的敬重，霸主的地位日益巩固。而此时在南方，楚成王自诛杀公子元、任命子文为令尹以来，拨乱反正，励精图治，楚国国力进一步攀升。南北双雄你追我赶，在内政、外交、军事各个方面互相较劲，终于到了狭路相逢的时刻。公元前659年，楚国再一次出兵讨伐郑国，将爪子伸到了天子脚下。齐桓公迅速作出反应，召集鲁、宋、郑、曹、邾等国国君在宋国的柽地举行会议，会议的主题：抗楚援郑，保卫中原。值得注意的是，自这一年开始，《春秋》提到楚国，再也不称之为“荆”，而是称之为“楚”，也算是给它正名了。公元前658年，齐桓公进一步展开外交攻势，在宋国的贯地与江国、黄国派来的代表举行会谈。从地理位置上看，江、黄两个小国均在宋国的南部、楚国的东北部，迫于楚国的压力，一直臣服于楚国。现在齐桓公通过宋桓公做工作，给这两个小国打气，目的是要它们脱离楚国的控制，重新回到中原大家庭的怀抱，同时也为下一步讨伐楚国解除后顾之忧。同年冬天，楚国大军攻占郑国的聃地，俘虏了守将聃伯。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齐桓公仍然安之若素，继续开展他的外交攻势。公元前657年，齐桓公和宋桓公再一次与江、黄两国代表在齐国的阳谷会谈，就应对楚国的入侵开展讨论。同年冬天，鲁国的执政大臣季友前往齐国，表达了鲁僖公相应齐国号召、抗楚援郑的意愿。那个年代既没有电话、电报，更没有互联网，为了应付楚国的入侵，光开会都够齐桓公东奔西跑一阵了。这个霸主的工作，真是一点也不轻松。然而，在郑文公看来，会开得再多也没用，郑国现在急需的是援兵。没有援兵，一切会议、声援、表态都是空谈。在楚国强大的军事压力下，郑文公有点顶不住了，他想派代表与楚国进行和谈。大夫孔叔及时阻止了他：“齐侯为了郑国的事，正忙得不可开交呢，现在背弃他，恐怕大大的不妥。”郑文公忍不住把酒杯盖重重一放，抱怨道：“他就知道开会、会盟，尽做些表面文章，务虚不务实，总是忽悠咱们。”孔叔说：“如果不是齐侯在柽地主持会盟，只怕楚军早就长驱直入，攻入新郑了，请您再忍一忍，坚持一下，齐侯会拿出办法来的。”单从这件事来看，郑文公和他的父亲郑厉公相比，显然不在同一个档次。经过两年的准备，公元前656年春天，齐桓公终于率领大军南下了。这支浩浩荡荡的多国部队由齐、鲁、宋、陈、卫、郑、许、曹八个国家的军队组成，咱们姑且称之为八国联军吧。八国联军没有直接讨伐楚国，而是将矛头对准了蔡国。为什么讨伐蔡国呢？自公元前680年楚文王为了讨好息妫讨伐蔡国以来，蔡国就一直臣服于楚国，成为楚国进出中原的眼线。齐桓公此举的目的，一是剪除楚国的羽翼，清除前进路上的障碍；二是为了不让楚国人察觉八国联军的战略意图，好攻其不备。如果回顾一下，早在公元前710年，雄才大略的郑庄公就意识到楚国的威胁，跑到蔡国去和蔡桓公开会。郑庄公之所以特别关注蔡国的动向，是因为他已经看出来：楚国人要进出中原，蔡国是门户；而中原人想攻击楚国，蔡国又是必经之路。一个女人充当了这次战略掩护的棋子，她就是蔡哀侯的女儿、现任蔡国国君蔡穆公的妹妹。据《史记》记载，当年蔡哀侯被楚文王俘虏之后带到楚国，就再也没有回去过，最终死在楚国。他的儿子蔡穆公即位之后，周旋于齐、楚两个大国之间，既听命于楚国，又将妹妹嫁给齐桓公做小妾，也就是齐国的蔡姬。蔡姬年少，生性顽皮，嫁给了齐桓公这个老头子，有没有性福很难揣测。在那个年代，诸侯的女儿生来就是政治筹码，不是嫁到诸侯家，就是嫁到大夫家，“一树梨花压海棠”的事情时有发生，想必蔡姬也能正确对待。那年夏天，蔡姬陪着齐桓公在湖上泛舟，采莲为乐，将小船划到湖中心。蔡姬童心未泯，将小船弄得左摇右晃，戏弄齐桓公。齐桓公是北方人，自幼不习水性，加上年事已高，难免把生命看得很重，双手紧紧抓住船沿，惊呼蔡姬赶快住手。也许是他那慌慌张张的神色让蔡姬看到他不为人知的一面，她觉得十分好玩，反而将小船摇晃得更厉害了。如果她要谋杀天下的霸主，再用大一点力气就够了。可是，这个时候在她眼里，齐桓公既不是天下的霸主，也不是齐国的国君，甚至不是她的“老”公，只是一个可爱的吹胡子瞪眼睛的老头儿。她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齐桓公下船之后，干了一件很缺德的事，立刻命人把蔡姬给送回蔡国去了。按道理，他把人家女孩子送回去，还得附上一纸休书，好歹给人家一个说法。可他不给，就让蔡姬以一种不明不白的身份住在蔡国，从此不闻不问。蔡穆公看到妹妹哭哭啼啼被送回来，本来就很恼火，齐桓公这种缺德的做法，更如同火上浇油，于是他干脆又把这个妹妹给嫁出去了。这件事情在当时来看，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政治错误，大大地伤害了齐国人民的感情。而据某些人添油加醋地说，蔡姬再嫁的不是别人，正是齐桓公的死对头楚成王！（姑妄听之，姑妄听之。）不管蔡姬再嫁是谁家，齐桓公这次兴兵伐蔡，对外宣称的理由就是为了她这件事。等到楚国人回过神来，八国联军已经击溃蔡国的防线，俘虏了蔡穆公。大军顺势南下，抵达楚国边境。虽然措手不及，楚国人的反应却很快。他们一方面撤回进攻郑国的部队，迅速收缩战线，一方面派人到联军大营要求面见齐桓公。联军尚未进入楚国，而楚使已抵达大营，无非是告诉联军，楚国是有防备的，请不要打偷袭的主意。楚国人是如何获知联军情报，及时把使者派到边境上迎候齐桓公的呢？《左传》虽然没有言明，但是从其两年前，也就是公元前658年的一段记载，后人可以窥知一二：“齐寺人貂始漏师于多鱼。”翻译成现代文，齐国的宦官竖貂在多鱼（地名）开始泄漏齐国的军事机密。这种事情，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很难说楚国有没有派人与竖貂接头，收买他掌握的情报，在此不细究。既然偷袭不成，齐桓公就大大方方与楚国的使者见了一面。双方的对话很简单，也很精辟，尤其是楚国使者的辞令，堪称古汉语之精粹，为了保持原汁原味，在此照抄如下：〖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翻译成现代文：君侯您居住在北海之滨，而寡人我居住在南海之滨，好比马儿牛儿即使发情也不可能发生什么关系。没想到您不远千里跑到我国来，到底是想干什么呢？时隔数千年，仍能感受楚国使者操着楚地方言，摇头晃脑地在诸侯面前说“风马牛不相及也”带来的喜剧效果。读史至此，捧腹大笑，唯楚有才，自古如此！当时各位诸侯听了楚国使者这一番话，却是想笑又不敢笑。倒是管仲反应很快，他清清嗓子，对楚国使者说：“当年周成王派召康公对我齐国的先祖姜太公说，‘五等诸侯、九州之伯，你都可以讨伐他们，以辅佐王室’。并且规定我先君征讨的范围，东至大海，西至黄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普天之下，莫不能至。现在楚国长期不向天子进贡，当年周昭王南巡到楚国而没有回去，我国君特来问罪。”这里先解释一下，周昭王是周成王的孙子，南巡的时候在汉江坐船，遇到船难，溺水而亡，所以没有回去。管仲这番话说得四平八稳，引经据典，义正辞严，很符合中原人正儿八经的性格。楚国使者听了，干笑两声，不慌不忙地说：“说起不向天子进贡这件事，确实是敝国之罪，今后岂敢不供给？至于昭王没有回去，那都是哪一年的陈芝麻烂谷子哟，请您找汉水之滨居住的老人家问问情况，跟我们楚国硬是没有任何关系撒。”齐国和楚国的第一次交锋，就发生在联军大营里，不是用刀用枪，而是用口用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楚国使者以他幽默的语言、机智的回答占尽了上风。口舌之争虽然败阵，八国联军还是继续向楚国推进，抵达汉水之滨的陉地。由于楚国显然已经有了准备，齐桓公和管仲及时调整战略，将部队驻扎在陉地等待时机，并且开始安营扎寨，挖壕筑垒，囤积军粮。这一等就是两个月。如果说是两军对垒吧，等两个月也不稀奇，可问题是四周静悄悄，连个楚军的影子都没有。八国联军成天出操、拉歌、会餐、看文艺演出，日子过得可乐了，不像是来打仗，倒像是来度假的。时间一长，有的诸侯就坐不住了，跑去找齐桓公，要求动手。齐桓公不动声色地看看管仲。管仲则一副刚睡醒的样子，说：“动手？跟谁动手？楚军出现了吗？”“这个……楚军尚未出现，只不过老这样等下去，恐怕不是办法，不如直捣郢都，将敌酋绳之以法……”管仲不得不跟人家解释一番，大意是八国联军离家千里，后勤补给线已经拉得很长，如果继续深入下去，人生地不熟，只怕还没打到郢都，就被楚国人抄了后路。“您想被楚国人关门打狗，瓮中捉鳖吗？”脑袋圆滚滚的管仲半眯着眼睛问。这话说得很难听，但是很管用，被问到的人一般只敢再弱弱地追问一句：“那，咱们还呆在这里干啥？”管仲长叹一声，远远地看着帐外的夕阳，高深莫测地说：“等。”再问下去的话，管仲就闭目养神了。一直等到夏天，终于等来了管仲要等的人。楚成王派大夫屈完为全权代表，来到陉地的联军大营。按常理，这个时候谁先提出和谈，谁就处于心理弱势，在谈判中会做更多的让步。可是屈完一到联军大营，就给齐桓公来了一个下马威：“请贵军后退三十里，以示和谈诚意。”齐桓公差点想跳起来，被管仲使眼色制止了。他知道，和楚国人打交道，用菜市场讨价还价的伎俩只会自讨没趣，还不如把牌摊开来打。在管仲的建议下，联军退到召陵。在这里，联军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阅兵仪式，齐桓公请屈完坐上他的戎车，检阅了威武雄壮的联军部队。这次检阅出动的部队之多，在春秋史上当属罕见。齐桓公以他挺拔的身躯伫立在戎车上，不停地向将士们挥手，所到之处，他均致以“勇士们辛苦了”的慰问，而各国将士则用不同的方言回以“诸侯长更辛苦”，一唱一和，欢声雷动，将热烈的气氛推到极致。检阅完毕，齐桓公得意洋洋地问屈完：“屈大夫认为我中原的军队如何？”“威武之师，雄壮之师。”瘦小的屈完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回答。齐桓公故作感叹道：“你看这些人，不远千里从中原跑到这里，难道是为我而来的吗？不是。他们是为了我们这些国家的传统友谊而来的。屈大夫你说，我们两国也建立这种友好关系如何？”他说这话的时候，语音中带着一种不可思议的热情，让周围的人都感觉到目眩神迷。这一点，连屈完也感受到了。因此，他恭恭敬敬地回答：“这是敝国的福分。”齐桓公沉默了一阵，话锋一转，说：“屈大夫你看，如果用这样的军队作战，谁能抵挡？用这样的军队攻城，有什么样的城池攻不破？”屈完听后，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君侯您如果以德服人，
扒开双腿疯狂进出爽爽爽视频山东毗邻，北至津唐交界处，地跨津、冀、鲁3省市的25个区、市、县。勘探开发建设始于1964年1月，勘探开发总面积18716平方千米。注57华北油田是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华北油田分公司的简称，1975年投入勘探开发，1976年华北油田会战指挥部成立，后更名为华北石油管理局。注58灵光寺，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翠微山东部西山八大处，是八大处的第二处寺院，始建于唐代大历年间(公元766至779年)，因供奉释迦牟尼佛牙舍利而闻名于世，成为中外佛教徒朝拜的中心之一。1983年被国务院确定为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现由中国佛教协会派僧人管理。注59奕(1833—1898)是道光帝旻宁第六子、咸丰帝奕
妨自史籍中细心找寻资料，为此作证，大可写成一册数十百万言的巨著来，将为世人讨论人类文化问题者一新耳目。当然上面所说，只是一番极粗略的叙述。即如古代中国之北方，后来也被称为中原了。中国历史上的地理展扩，同时即是文化展扩，此中大有值得研究处，我只借此处指出，供诸位作参考。五现在也有人说，西方文化发生在都市，中国文化植根在农村，此语亦有理。但中国也有都市，西方也有农村。只是西方都市其形势常是对外的，它们都市中之工商业，必求向外伸张，以求维持此都市之存在与繁荣。因此都市与都市间，也成为各自独立而又互相敌对之情形。中国都市则由四围农村向心凝结而成，都市与农村相互依存。农村既是大片地存在，都市与都市也相互联络融和合一。因此西方帝国主义，同样是向外伸张。而中国历史上之地理推扩，则亦同样只是一种向心凝结。帝国主义之向外伸张，外面殖民地可以叛离而去。中国文化之地理推扩，则在其文化内部，自有一向心凝结之潜力存在。但由上面再引申，近似玄论。我们试再归会到本题上。文化推扩到新地区，可以获得新生命与新进展，已在上面说过。但若一地文化衰落，是否可以再兴复活呢？此层值得再论。上面又说，西方文化主要在城市，中国文化主要在农村。城市繁荣，此起彼落。农村虽有兴衰，但比较稳定。因此，作为农村凝结中心的城市，亦自与相互争存的城市不同，而联带有其稳定性。让我把在中国文化系统中，占有较长历史性的两个地区，来比较作证。一为今之山东省，一为今之河南省。为何我们不举长江流域之江浙或珠江南部的闽广诸省呢？因这些地区加入中国文化传统比较迟。而此两省，直上直下，几千年来都在中国文化大统中占有人文成就上的重要地位。这两省时经战乱，时遭饥荒，变动极大。但屡起屡仆，屡仆屡起，并无所谓文化一衰即无再兴之理。我们近日若有人来写一部“山东、河南两省文化兴衰之综合研究”，我想一题将是饶有意义的。当然不限此两省，即拈别地区作例，亦同样有意义。上述中国北方，是中国文化的老家。就今天讲来，一般情形北不如南则有之，但诸位莫说中国北方已老了衰了，中国文化已转移到南方来，此实一大错误。但我们希望中国文化的发源地北方中原，能重来一大振兴，则是应该的，而且也是重要的。六今天所讲，也可说是讲的文化地理。地理与文化有关，如气候、水土、山川形势，物产风景种种要素，皆与人类历史文化有大关系。如一辈子生长在香港的人，将不能真了解中国之北方。中国北方水土深厚，其人物也比较稳健踏实。香港人非亲到北方，便不易了解。但中国北方人若不亲来香港，也一样了解不到香港。诸位试想，中国地理有如此般的复杂性，此地人不到那地，便不易了解到那地，但不害其同样成为中国人，同受中国文化陶冶，这又是何等伟大的一件奇事呀！我讲至此，就想到讲历史不能单靠书本知识，还要多游历。例如信耶稣的须到耶路撒冷去，佛教徒须到印度，崇拜孔、孟便想去曲阜、洙泗一游。因游历可得更深更亲切的知识，决非徒求之于文字书本者可得。尤其是中国各地，无论通都大邑，穷乡僻壤，都有历史上的名胜古迹，人物遗风。即就香港言，原本是中国极南一小岛，在中国历史上似无地位可言。但诸位在此，便知香港亦多历史故迹。远的如南朝时代之青山寺，重大的如宋、元之际之宋王台等。我的故乡是江苏无锡，小地名叫梅里，远从吴太伯起，下迄东汉梁鸿，直到明、清近代，有一书名《梅里志》，此书现在美国各大图书馆中亦均可见到。此书叙述梅里一小区域中，所有之历史故迹名人遗踪。我幼时常好翻阅，真是可谓接触了中国历史之一角。我想在座诸位，各自回忆自己之故乡，亦必各可清楚记得自己故乡所有之历史故迹名人遗踪。即如广东人讲到曹溪六祖，岂不是唐以后中国文化史上一了不起的人物吗？故中国地理，已能和其历史交融密合紧配在一起了，没有一地无历史关系，无文化消息。若我们能到国内各地游历一趟，真可能是应接不暇，流连无尽。诸位到一处，才可明白此一处之历史，此一处之人物，与此一处之文化。以游历来作印证，以游历来求发明，这实是有意研究中国历史文化一重要的步骤。我常听有人说，中国民族同化力大，故历史上不断有外族入侵，都给我们同化了。这话也非不是。但更要的是，中国人如何能先自同化自己，成其为同一中国人。这一问题，显然比前一问题更基本、更深入。又有人说，中国地理易于统一，不如欧洲地理之易于分裂，这却未见其诚然。我不知法、比、荷、德的地形如何定须分离，我又不知同一条多瑙河顺流而下，如何定须隔断。但在中国春秋时，晋国人见称为四塞之国，难于被侵的。后来的四川，人道是：“天下治，四川后治。天下乱，四川先乱。”试问如江、淮、河、汉诸大流，如太行、秦岭、五岭诸山脉，比较起欧洲地形来，何以必见为易于统一，不易分割呀？这里面决不是自然地理的关系，而是人文历史的关系。否则如我家乡太湖流域江、浙两省，若要模仿欧洲，至少亦该分江南、江北、浙东、浙西四国吧。只因我们习惯了在字面上在口头上，老说中国和中国人，却不仔细讨究其成为中国和中国人之一切历史文化来源，所以我今天特地提出研究历史地理一题目，也如研究欧洲史般，不妨起一番心，分着地区来研究。每一地区，从其历史演变中，自上到下，溯源竟流去探讨，去追求。即如我的家乡苏州人，在春秋、战国是这样的，到明、清两代又是那样的。又如广东在两汉时代是那样的，在南北朝、隋唐时代又是那样的，在近代中国又是那样的。我们才知中国几千年来，能在这广大多异的地面上，自己抟成一民族，创立一文化到今天，其间确有不平凡的意义存在。若我们忽忘了此地理的一面，只像一条线般，由上而下来讲中国史，则将失去其中许多的精彩和真实。第八讲如何研究文化史一今天是中国历史研究法的最后一讲，今天的讲题是“如何研究中国文化史”。以上七讲有关研究政治、社会、经济、学术、人物、地理各方面，均属研究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我们如果专从文化史来讲，则其范围应仍比上述各方面为大。可以说，文化是全部历史之整体，我们须在历史之整全体内来寻求历史之大进程，这才是文化的真正意义。进一层说，历史是人事记载，但有很多人事不载入史籍中。并非不重要，只为向来史体所限，故不一一载入。适才所说的历史整全体，则是兼指载入史籍与未载入史籍的而言。换言之，文化即是人生。此所谓人生，非指各人之分别人生，乃指大群体之全人生，即由大群所共同集合而成的人生，包括人生之各方面、各部门，无论物质的、精神的均在内，此始为大群人生的总全体。又当是立体的，而非平面的。即是此整全体之大群人生之兼涵历史演进之总全程，包括一切方面，而来研究其汇通合一支意义与价值者，乃是所谓文化。“文化”一词，亦从西方翻译而来。中国从前人研读历史，只要懂得人物贤奸，政俗隆污。凭此一套知识，可认修己治人，则研习史学之能事已毕。现在则世界棣通，各地区，各民族，各有一套不同演进的历史传统存在着。如何从其间研核异同，比较得失，知己知彼，共图改进，于是在历史学之上，乃有一套文化学之兴起。此在西方不过百年上下之事，但中国古人实早有此观念。《易经》上有“人文化成”一语，文即指人生多彩多姿各种花样言。人群大全体生活有各部门，各方面，如宗教、艺术、政治、经济、文学、工业等，各相配合，融凝为一，即是文化。此多样之人文，相互有配合，先后有递变。其所化成者，正与近代人文化一观念相吻合。故此一翻译，实甚恰当。自此处言，可见文化即是历史，惟范围当更扩大，内容当更深厚。若我们有意研究文化，自须根据历史。因文化乃是历史之真实表现，亦是历史之真实成果。舍却历史，即无文化。但从另一方面看，研究文化须有哲学智慧。文化本身固是一部历史，但研究文化则是一种哲学。全部历史只是平铺放着，我们须能运用哲学的眼光来加以汇通和合，而阐述出其全部历史中之内涵意义，与其统一精神来。此种研究，始成为文化史。但文化并非即是一套哲学，哲学亦仅只是文化中之一部门。若认为文化是一套哲学，此实大误。近人如梁漱溟著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彼似乎只根据哲学观点来讨论文化，亦嫌不足。我们当知讨论文化，此讨论之本身即是一种哲学了，但所讨论者则并非哲学，而是历史。哲学可以凌空讨论，而历史与文化之讨论，则必有凭有据，步步踏实。此一分辨，先当注意。二我下面所讲，并不想讲中国文化内容如何，乃是讲研究中国文化必具有某几项该注意的观点。除了开宗明义的第一点，即研究文化史要具有哲学头脑，并以历史事实为根据外，尚有下列诸点，兹逐一分疏，加以说明：其一：讨论文化史要注意辨异同。有人说，人类本体既相同，则世界各地区所有文化应亦无大差异。此说诚亦不错。但我们试举一位音乐家与一位运动家作例，一人善钢琴，一人善网球，此两人除此一项相异外，其他方面或可说百分之九十九相同。但我们所要注意者，正是此两人间一善钢琴与一善网球之差别所在。若忽略了此异处，便成为无可说。人同是圆颅方趾，同是五官四肢，但人心不同如其面，虽同是如此圆颅五官，却不该把他们异处抹去。西方学者似乎到今天才始感到有文化学研究之必要。因他们已知世界各地区各有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除却西方自己一套以外，尚有其他文化存在。即就西方欧洲言，如英、法、德、意诸国，他们也感到相互间各有不尽相同的文化传统。因其由此觉悟，才始知有文化研究之可能与必要。我们纵不说文化是多元的，但至少是歧出的。若专从同处着眼，如何能尽文化研究之能事？在二三十年前，常有人说，西方文化只比中国文化走前了一步，中国文化仅相等于西方的中古时期。若中国能再前一步，便将与现代西方文化无二致。此可谓是一种文化抹杀论者。世上各民族文化传统尽自有其相同处，然而仍必有其相异处，因此乃有各种文化体系可说。当知每一文化体系，则必有其特殊点所在。有其特殊点，乃能自成为一文化体系而存在。不能谓天下老鸦一般黑，一切文化则必以同于西欧为终极。其二：讨论文化须从大处着眼，不可单看其细小处。如西方人初来中国，看见女人裹小脚，男人拖长辫，便认为此是中国文化。此亦是中西一相异处，亦是一特点，但太琐屑细碎了。研究文化若专从此等处着眼，则将永不识文化为何物。若我们指认街上一人，说其面有黑痣，此并不错。但若要我们介绍自己一亲戚或朋友，我们若只说其人面有黑痣，此外更无可说，那岂不成大笑话。此等说法，我则名之曰“文化的枝节论”。但见有枝节小处，不建有根本大处。此刻的中国人，男的都不拖辫，女的都不裹脚，但中国文化依然有其独特处，此即枝节与根本大小之辨。其三：讨论文化要自其汇通处看，不当专自其分别处寻。我刚才说过，政治、经济、思想、学术、艺术、宗教、工业、商务种种项目，都属文化之一面。但在其背后，则有一会通合一支总体。我们若各别分讲上述诸项，虽均属文化范围之内，但所讲只是宗教、艺术、政治、文学等等，并不即是在讲文化。例如一个人，他的日常生活总可分多方面来说。如在学校，在家庭，或在其他的社会场合中。须把此多方面汇通综合起来，才说得是明白了解此人。如只能分析，不能综合，此如佛经所说盲人摸大象，有的摸到象鼻，有的摸到象脚，凡此盲者所接触到的，固然均属象之一部分，但部分不即是全体。一只象不能即是象鼻或象脚。凡此盲人所接触者，则并非是一象。若研究文化问题，不能从其汇通处看，不能从其总体上求，则最多仍不免是一种文化之偏见。其四：讨论文化应懂得从远处看，不可专自近处寻。要知文化有其纵深面，有长时期的历史演变在内，不可仅从一个平切面去认识。如我今天所讲，有的是当前事，有的有一二十年历史在背后，有的乃就两三千年之历史传统言。又如诸位看香港社会形形式式，岂不同样有当前事，有一二十年前事，乃至更远的存在？诸位当知，专就存在于香港社会的事事物物言，亦尽有可追溯到一二千年以上者。诸位当知，文化进展莫不有其长远的途程。在其途程中有波澜曲折，有迂回反复，不断有新的加进，但亦永远有旧的保留。若横切一平面看，便不看见此进展大势。固然以前进展也尽多保留在此平面上，但必须知此平面亦必仍然在进展中。记得我在小学时代，一天，有一位先生知道我正看《三国演义》，对我说，此书不足看，开头便错了。他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治一乱云云，那只是中国人老话。如今世界进步了，像现代西方英、法等国，他们是治了不再乱，合了不再分的了。哪里像《三国演义》上所说。”此系六十年前事。但以六十年后今天情形来说，那位先生的话，准说错了。我想此种说法，只能称之为文化的短视论。文化演进，总是如波浪式的，有起有落。正如一个身体健康的人，他也会有病时。一个身体孱弱的，也会有康强时。所以衡量一人之体况，该看其前后进程。可文化亦然。近几十年来，国人对自己传统文化的看法，似乎都犯了一个短视病。都只从一横切面来说。若我说中国文化有价值，便会有人问，既有价值，如何会成今天般光景？但我也要问，西方文化进程中，难道从没有过衰乱与黑暗的日子吗？以前历史有变，难道以后历史便再不会有变，老该停在今天当前的这般情形之下吗？我刚才所举六十年前我的那一位先生所告诉我的一番话，那时的英国、法国，岂不正是如日中天？我的那位先生正为只从他那时的平切面看，认为英、法诸国再不会走下坡路。但在今天，由我回头叙述，真使人有白头宫女说玄宗之感慨了。这不过是前后六十年间事而已。故知我们对一个民族文化传统之评价，不能单就眼前所见作评判的定律。我们应懂得会通历史全部过程，回头从远处看，向前亦往远处看，才能有所见。其五：讨论文化应自其优点与长处看，不当只从其劣点与短处看。此因任何一文化系统，必有其优点与长处，当然也必有其劣点与短处。就以往及当前言，世界任何民族所创出的任何文化体系，尚无一十全十美的。将来是否能有一个十全十美更无毛病的文化体系产生，很难说。恐怕人类文化，将永远不会有十全十美的。这是上帝造人如此，也无可奈何。我们接待人、领导人、教诲人或希望督责人，也只有从其长处引进。若专心一意来指摘人短处，则人非圣人，均难自免。如有人长于音乐，我们正可从音乐方面来鼓励培植他，却不宜笑骂他别的什么都不会。专从人短缺处吹毛求疵，则一切人将见为一无是处。对人如此，对己亦然。不能说专对自己寻瑕求玷便是好。这可说是一种文化自谴病。今天的中国人，看自己文化传统，正抱此病。有人说中国文化更无别的，只是有太监、姨太太、打麻雀牌、拖辫子、裹小脚、抽大烟，此外更无别的？我们是否应该软下心，回过头来也说它一些长处？专一吹毛求疵，剔垢索瘢，似乎不是一种好态度。如上所举，太监、姨太太、麻雀牌、辫子、小脚、鸦片烟等，在我们此五千年来之悠长历史中究竟占了何等地位？我们也该一翻二十四史十通等许多历史书籍，此诸形态究从何时开始？究竟发生了何种影响？究否是中国文化之大本大源与大纲大领所在？当然我并不说讨论文化不该批评其短处，乃是说亦应该认识其长处。而且我认为一种文化之真短处，则正该从其长处方面求。譬如
又离王室最近，好歹按时到雒邑来点个卯，在表面上维护一下王室的尊严。当然，在维护尊严的同时，他还有另外一个很现实的考虑，那就是希望郑国做个表率，履行向王室进贡的义务。按照周朝初年定下的规矩，王畿之外千里的地区称为甸服，甸服地区要供给天子每天的祭祀所需物品；甸服之外五百里的地区称为侯服，侯服地区要供给天子每月的祭祀所需物品；更远的宾服、要服地区则应该分别按季、按年向天子进贡；诸侯不分远近，一生之中，至少要亲自前往雒邑朝觐天子一次。在周朝强盛的年代，各诸侯国基本能够按照规定朝觐与进贡；但在周平王东迁之后，王室衰微，王畿面积大大缩水，王室的经济越来越拮据、越来越依赖于诸侯的进贡，诸侯们反而将自己的义务抛到了爪哇国，进贡的周期越来越长，进贡的物品越来越少，有的甚至根本不来进贡。周平王并非昏庸的天子。如果与他的父亲周幽王相比，他甚至可以说是相当敬业的一位统治者。只不过他生不逢时，从登上王位的第一天，便要直面这个封建王朝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内忧外患。处于这种情况之下，即便是周武王再世，恐怕也难以有所作为吧。每逢祭祀远祖的大祭，他总是出神地看着大庙中供奉的列祖列宗的牌位，心里遥想着两百年前周穆王以没有按时进贡为由远征犬戎的故事，难免又想到近在咫尺的郑国居然已经大半年没有进贡任何物品，而那个叫寤生的家伙竟然还堂而皇之地担任着王室的卿士……“一定要撤掉他在王室的职务。”周平王对亲近的朝臣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朝臣们面面相觑。半晌，有人小声地说了一句：“那个人可是对自己的亲弟弟都下得了手啊！”又有人接着说：“差点连自己的母亲都不放过！”“那就更该将他撤掉，另找有德之人担任这一要职。”周平王说。其实，在他心里，已经有一个人选，那就是虢公忌父。在周朝的历史上，曾经有东、西两个虢国。其中东虢国已经被郑武公吞并，其领地成为郑国的一部分；而西虢国在春秋初年仍然存在，虢公忌父就是西虢国君，当时也在周王室担任了某一公职，因此常在朝廷行走。值得一提的是，忌父的父亲名叫石父，在周幽王年代担任了王室的要职，位列三公，与寤生的爷爷姬友同朝为官。然而，这位虢公石父的历史名声并不好，属于戏台上的白脸奸臣。人们通常认为，周幽王千金买一笑和烽火戏诸侯这两件荒唐事，实际上均由石父一手策划。因此，西周的灭亡，石父是负有直接重大责任的。和石父不同，忌父是一位知书达理、谨言慎行的诸侯，加上他对王室的态度依然保持了十分的恭敬，使得周平王对他另眼相看，产生了倚重之意。再说，既然石父曾经位列三公，现在由忌父担任卿士的话，也算是子承父业了，在众人面前容易通得过。周平王把忌父找来说：“我关注你很久了。你这个人平时为人低调，办事也勤勤恳恳，能力又强，而且最重要的，你对王室忠心耿耿，这是众人都看在眼里的。”忌父谦虚地说：“这是为臣应该做的。”“郑伯一家在朝庭担任卿士已经有三代了，当然啦，他们家也确实曾经为王室作出过一些贡献，但成绩都是过去的。最近几年，那个寤生基本上都不理朝政，总是猫在自己的家里处理家务事，这样下去恐怕不是办法。”这里要说明一下，姬友在王室担任司徒，这个官职实际上也可以算作是卿士之一。忌父说：“也许他家里的事多，您就体谅一下吧。”周平王说：“你就别替他说好话了，我了解他，他根本就是目无组织无纪律，自由涣散，不把王室放在眼里。这样吧，我决定对你委以重任，由你来代理国政，你可千万别推辞。”说完他微笑着满怀期望地看着忌父。按理说，忌父这时候应该扑通一下伏在天子脚跟前，热泪盈眶，带着哭腔断断续续说：“臣定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是周平王笑得脸部肌肉都僵硬了，也没等到这一幕出现。忌父先是惊愕，继而脸上出现惊恐的神色，他眼睛瞪得老大，连连摇头说：“不好，不好，郑伯不来朝庭，必定有他不来的理由，您最好亲自批评教育他，如果要臣取而代之，他还不恨死臣？”当天晚上，忌父就不辞而别，回到虢国去了，跑得比兔子还快。周平王气得一口气摔了十八只陶罐。气归气，更可气的事还在后头。不知道怎么搞的，寤生竟然知道了这事。一直不理朝政的他突然赶到了雒邑，出现在周平王面前。“我们家三代蒙受圣恩，在朝中担任要职已经有很多年了。现在听说您想将朝政委以虢公，所以赶来交还卿士的职位，以满足您的愿望。”寤生客客气气地说。“没有的事。”周平王干笑了两声。面对这个传说中杀弟逐母的冷血动物，他竟然突然失去了撤销其职务的勇气，也忘记了自己贵为天子的身份，极力否认曾经发生过的事实。“说来也是我寤生命苦，家里有个不听话的弟弟，一直跟我作对，所以这几年我处理家务事，忙得不可开交，抽不出时间来打理朝政。现在家里的事基本摆平了，我想这下可以好好尽忠王事，替您分忧了，没想到，唉……”寤生一脸惋惜。“寤生你误会啦。我也是考虑你家里事多，不忍心让你两头跑，所以要忌父权且帮你把工作做一做，让你好安心处理家里的事，没有说要撤你的职啊。你说说，这工作你要是不干，谁还敢干呢？”周平王连忙解释。“虢公有才啊，我哪比得上？不如就按您的意思，我把卿士一职让给虢公得了。否则的话，人家还会说我贪恋虚名，素餐尸位，不体谅天子的苦衷。您说，我这又是何苦来呢？”“我真没那意思，你就别怀疑了。”天子着急了。“寤生不敢怀疑，只求辞职。”“不许。”“一定要辞。”“仍然不许。”“坚持要辞。”两个人就这么杠上了。一个是底气不足，急于表白；一个是老谋深算，就等着对方犯错误。那光景，有如赵本山和范伟在互相忽悠。果然，忽悠来忽悠去，周平王说了一句胡话：“寤生你要实在信不过我，我就只好派狐到郑国作为人质，如何？”寤生倒是一下子愣住了，想说“成交”却又张不开嘴。狐是何许人？狐就是王子狐，周平王的世子，下一任周天子的法定人选。自古以来，诸侯之间为了取得信任或结成同盟，互相遣子入质，是很正常的外交行为。但是，天子遣子入质诸侯，却是闻所未闻的事。寤生瞪着天子看了老半天。事情显然超出了想象范围。他弄不明白，眼前这位天子究竟是大智若愚、深不可测，还是仅仅因为昏了头。“您……该不是开玩笑吧？”“君无戏言。”寤生深呼吸了一口空气，快速计算着这事带来的好处与风险。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周平王也太不按常理出牌了，即便是寤生，也难免踯躅不前。“这样做还不能消除你的疑虑吗？”周平王有点受不了了，鼻尖上开始冒汗。“好吧，圣命难违，做臣子的也只能照办。为表示寤生的忠心，消除您的担忧，我自愿派世子忽作为人质到雒邑来居住。”寤生终于一本正经地说。这就是史上有名的周郑交质。周郑交质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王室威信扫地，沦落到与诸侯等量齐观的地位。《左传》对此有一段评论：“信不由中，质无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礼，虽无有质，谁能间之？”大概意思是说，各自心怀鬼胎，交换人质也没多大意义；双方互相诚信，不违礼制，即使不交换人质，又有谁能够从中挑拨离间？话说得很好，只是在那个尔虞我诈、云谲波诡的年代，诚信究竟能值几个钱？命运坎坷的周平王在位五十一年，于公元前720年驾崩。这个时候，王室的法定继承人王子狐还在郑国的首都新郑当人质，父子俩连最后一面都没有见上。不久之后，王室将世子忽送回了新郑，而寤生也安排人将王子狐护送回雒邑，准备继承王位。不料王子狐尚未来得及登基，突然又一命呜呼，追随他父亲而去了。关于王子狐突然死亡的原因，史书上没有过多记载。后人只能推测，这位尊贵的人质在郑国生活的日子过得一点也不快乐（快乐才怪），加上父亲过世的时候还不能尽孝送终，所以悲伤过度，没来得及过把当天子的瘾就“薨”了（天子之死称崩，诸侯之死称为薨，王子狐未即位为王，所以只能称薨）。国不可一日无主，周王室的诸位大臣转而奉王子狐的儿子林为君。林就是历史上的周桓王。说起来也是令人心酸，周平王死的时候，王室的财政拮据到了无钱举行一次像样的葬礼的地步，只好派人到鲁国，低三下四地请求鲁国赞助一点丧葬费。周平王和王子狐的先后去世，引发了王室对寤生的强烈不满。年少气盛的周桓王决心继承爷爷的遗志，任命虢公忌父为卿士。不知道被两代天子一致看好的虢公这次有没有勇气挑起大梁，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消息传到新郑后，寤生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生气就要发泄，否则会内分泌失调，影响身体健康。当然，寤生不会躲在家里摔东西，不会像祥林嫂那样到处去诉苦，也不会冲冠一怒就起兵和王室对着干起来，更不可能跑到雒邑去和天子据理力争。即使是在最恼怒的情况下，他都不会做出不理性的事情，这是寤生真正可怕之处。他派大夫祭仲带领一支军马，优哉游哉地开到周王室的边境一个叫做温的地方，对当地的官员说：“不好意思，今年鄙国收成不好，所以把部队开到贵地来开饭，请领导支援麦子一千钟，我们吃得差不多了就会回去，不会给贵地添太多麻烦……什么，不给？没关系，不劳您亲自动手，我们自己来。”这是公元前720年四月发生的事，周平王父子尸骨未寒。祭仲的人马在温吃喝拉撒，呆了三个多月，又移师到成周地方，正好这里的禾熟了，继续吃。面对这群武装蝗虫，当地官员紧闭城门，也不敢出来管事，只好派人向王室报告。王室的反应出人意料的冷静。据说年少气盛的周桓王很想放手与寤生一搏，被辅政大臣周公黑肩给劝阻了。黑肩也没有给天子讲多少大道理，一来实力差距摆在那里了，二来考虑到寤生好歹也是周王室的后代，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些许小事，忍忍就算啦。这件事在历史上叫做“周郑交恶”。【州吁的“妙计”：越是家丑越要外扬】接下来要说的几件事可能有点复杂，不但互相牵连，而且要翻历史的老账。第一件事仍与“郑伯克段于鄢”有关。公元前722年，京城大叔起兵反叛寤生，派自己儿子公孙滑到卫国求援，鼓动卫国出兵占领了郑国的廪延。后来段兵败，公孙滑则以流亡者的身份留在了卫国。为了报这一箭之仇，同时也可能是为了斩草除根，公元前721年，寤生利用王室卿士的地位，动用王师（王室的军队）和虢、邾等国的军队联合讨伐卫国，夺回了廪延。这一段历史，成为郑、卫两国之间不愉快的记忆。第二件事，公元前720年，宋国的君主宋穆公去世。宋国的前一任君主宋宣公是宋穆公的哥哥。当年，宋宣公临死的时候，本来应该将君位传给自己的儿子与夷的，但那时候与夷还很小，没有执政的能力，为了政权的稳定，宋宣公干脆将君位传给了自己的弟弟公子和，也就是宋穆公。宋穆公是个厚道人，对于兄长的恩情念念不忘，临死的时候，他对大司马孔父嘉说：“先君以国事为重，不立与夷而立寡人，寡人一直不敢忘怀。如果托您的福，寡人得以善终，在黄泉路上遇到先君，先君要是问起与夷的情况，寡人将如何回答呢？寡人死后，请您务必辅佐与夷即位，主持社稷。那样的话，寡人就算死也瞑目了。”“可是，”孔父嘉低下头回答，“群臣们都愿意奉公子冯为君啊。”公子冯是宋穆公的儿子，和与夷的关系是堂兄弟。宋穆公对孔父嘉说：“你们万万不可违背寡人的意愿。先君之所以将社稷交给寡人，是觉得寡人品德良好。如果现在寡人不让与夷当上国君，那就太对不起先君了！”话说到这个份上，孔父嘉也就不好反对了。但是宋穆公仍然不放心，以他对与夷和公子冯的了解，他知道无论是谁上台，对另外一个人都将极为不利。为了避免出现堂兄弟相争的悲剧，同时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儿子，他派人将公子冯送到郑国，交给寤生照顾。在这种安排下，与夷顺利继承了君位，成为了历史上的宋殇公。应该说，宋穆公人很好，后事也考虑得很周全，但是他对人性的阴暗严重估计不足——与夷虽然当上了国君，仍然对远在郑国的公子冯很不放心，必欲除之而后快；而公子冯对于本来属于自己的君位也念念不忘，总想着借助郑国的力量将它抢回来。与夷和公子冯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也导致了宋国与郑国之间的矛盾。第三件事，卫庄公娶了个齐国老婆，在历史上被称为庄姜，虽然一直没有生育，却是一位绝世美女。卫国人很八卦，写了一首《硕以示对她容貌的赞美：〖硕人其颀，衣锦褧（jiǒng）衣。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邢侯之姨，谭公维私。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硕人敖敖，说于农郊。四牡有骄，朱幩（fén）镳镳。翟茀以朝。大夫夙退，无使君劳。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gǔ）濊濊，鳣鲔发发。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qiè）。〗这首诗被收录于《诗经·卫风》之中，鲜活地描述了这位皮肤白皙，身材高挑，凹凸有致的庄姜夫人。“手如柔荑，肤如凝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是中国古代美女最传神的写真。然而，这位绝世美女竟然不能生育，真是让爱管闲事的卫国人扼腕叹息。除了大老婆庄姜，卫庄公还娶了个陈国老婆，史书上称为厉妫。当时流行买一送一，所以厉妫的妹妹也跟着姐姐嫁到了卫国，史书上称为戴妫。厉妫给卫庄公生了个儿子，但不幸夭折。戴妫给卫庄公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做公子完，一个叫做公子晋。此外，卫庄公还和一个侍女生了一个小孩，叫做公子州吁。庄姜不能生育，就把公子完、公子晋当做自己的亲生儿子对待。但是对于公子州吁，她没有任何好感，甚至感到相当厌恶。这三件事之所以放到一起讲，正是和这位公子州吁有关。史料记载，公子州吁虽然不受庄姜待见，却深受卫庄公溺爱，从小喜欢舞刀弄枪，想要当一名军事家。大夫石碏（què）对此很有看法，他当面劝谏卫庄公说：“我听说父亲爱儿子，就应该教他怎么遵守礼法，而不养成坏习惯。小孩子养成骄、奢、淫、逸的坏习惯，主要原因就是太溺爱了。您是不是打算立州吁为世子，以继承大业呢？如果是这样考虑，那就宜早不宜迟，快点定下来；如果没有这想法，您又那么溺爱他，其实是害了他。”卫庄公转过头，“哦”了一声，不置可否，走到一旁去。石碏追在庄公屁股后头说：“自古以来，被宠惯了的孩子没有不心高气傲的，心高气傲就必定不能忍受地位的下降，一旦地位下降心里就会懊恼，心里懊恼则难免有出轨的举动。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是所谓的‘六逆’；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是所谓的‘六顺’。您现在这样宠爱州吁，是去顺效逆的行为，祸患无穷。”这番话大道理讲了不少，归结到一点，与州吁的出身有关。我们来看看卫庄公的几个女人（请注意，这只是有记载的几个女人，并不代表他全部的女：大老婆庄姜，“齐东宫得臣之妹”，东宫就是太子，太子的妹妹，自然也就是齐国的公主；二老婆厉妫，陈国公主；三老婆戴妫，厉妫的妹妹，也是陈国公主；州吁的妈妈，没有名字，身份是“嬖（bì）人”。什么叫做嬖？身份低贱但是得到宠幸就叫做嬖。身份低贱到什么程度？活着的时候也许有个玉儿、兰儿的小名，但历史书就根本不屑于记载其名字。由此可见，完、晋、州吁同为公子（诸侯统称为“公”，诸侯之子均称为“公子”，并非姓氏），不只有长幼之别，更有贵贱之分。春秋时期子以母贵，母亲的地位决定儿子在一大群同父异母的兄弟之间的地位。在石碏看来，州吁这种人，说得好听是公子，
领五万人马讨伐赵国。部队尚未出境，齐威王和魏惠王都意识到自己被绑架了——五万人马投到赵国，几无胜算，而战端已开，岂有不全力以赴之理？于是只好增派大军支援。战争的结果，田朌俘虏赵将韩举，获赵国两城；公孙衍也打败了赵将赵护。对于屡战屡败的魏国来说，这一战无疑大大提高了士气，也提升了公孙衍在魏国的地位。这一战还带来另外一个意料之中的后果——赵武灵王震怒，将苏秦找来劈头盖脸地批了一顿。这就是你的合纵同盟吗？魏国和韩国早就背叛盟约投靠了秦国，齐国和魏国还反咬咱们一口，这同盟究竟起到了什么狗屁作用？苏秦无言以对。不久之后，他就离开赵国去了燕国。苏秦这一走，合纵同盟就算彻底解散了。苏秦的离去，并没有使张仪产生一种大获全胜的感觉。事实上，苏秦的合纵，除了外表华丽，声势浩大，没有产生任何实质性的效果。合纵各国从一开始就貌合神离，各怀心思，仿佛就是为了满足一下苏秦的官瘾似的，来了，去了，没给世界带来任何改变。真正对秦国构成威胁的是公孙衍。张仪敏锐地意识到，公孙衍联齐攻赵，并非武人贪图功名那么简单，而是有更深层次的政治目的——一方面是对苏秦合纵的否定，另一方面却是为了建立新的合纵，也就是惠施当年提出的“联合齐、楚，共抗强秦”。一个明显的信号就是，魏惠王派太子魏嗣入质于齐，公子魏高入质于楚。魏、齐、楚三国如果形成合纵，将比苏秦的六国合纵更具实际意义。魏国很有可能借势而起，摆脱秦国的控制。这是秦惠王和张仪不愿意看到的。为了将新的合纵扼杀在摇篮中，公元前324年，张仪亲率大军出函谷关，再度攻取魏国的陕地（今河南省陕县），同时在上郡修筑城塞，以巩固上郡的防守。公元前323年，张仪和齐相田婴、楚尹昭阳在齧（niè）桑（今江苏省沛县）相会，强调要加强三国之间的联系，共同维护天下的和平。就在这一年，公孙衍发起了“五国相王”。魏、赵、韩、燕、中山五国元首齐聚一堂，互相称王。五国相王被视为公孙衍合纵抗秦的标志性事件，但是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齐、楚两国没有参加，这就等于主角没到场，全是配角在唱戏。齐威王不参加的理由很简单：中山国那么小，竟然也敢称王，妄想跟寡人平坐平起，没门！楚怀王（公元前328年楚威王去世，其子熊槐即位，是为楚怀王）则提出，寡人本来就是王，不需要尔等承认！不过，要寡人参加，为尔等脸上添光也可以，请魏王废了魏嗣的太子之位，改立魏高为太子。魏高入质于楚，与楚国人关系密切。楚怀王此请，用意昭然若揭。魏惠王当然不会答应。楚怀王大怒，派令尹昭阳发兵攻魏，大败魏军于襄陵，一举夺得八座城池。昭阳意犹未尽，又想移兵东向，去讨伐齐国。齐威王倒并不怕跟楚国打仗，只是觉得这仗打得未免冤枉，于是派了一个名叫陈轸的人去见昭阳。陈轸先是祝贺昭阳攻魏取得胜利，然后问道：“按照楚国的军法，破军斩将，最高应该封什么官，赐什么爵？”昭阳说：“封上柱国，赐执珪（guī）之爵。”楚国的官爵体系不同于中原，上柱国乃武将的最高等级，执珪则是爵位的最高等级。陈轸又问：“还有比这更尊贵的官爵吗？”昭阳说：“那就只有令尹了。”陈轸便给昭阳讲了一个故事。楚国有个大户人家，祭祀祖先之后，把一壶酒赏给几个下人。这些人商量道，一壶酒几个人喝，根本不过瘾，不如各人在地上画一条蛇，谁先画成，酒就归谁。有一个人画得特别快，画好之后，左手拿壶，右手继续在地上画，说：“我再给这蛇添上脚。”还没添完，另一个人画完了，夺过他的酒壶，说：“蛇本来没有脚，你添上就不是蛇了。”陈轸说：“您现在身为楚国令尹，位极人臣，带领大军进攻魏国，打得魏军落花流水，连夺八城，又要移师进攻齐国。齐王对此十分害怕。您立下这么大的战功，又获得这样大的威名，已经足够了。再打，楚王也不可能给您再封一个令尹。您战无不胜，却不懂得适可而止，就像那个画蛇添足的人一样，只怕到时候身败名裂，适得其反。”昭阳听了以后，认为陈轸说得很对，于是撤军回国。成语“画蛇添足”的典故，即出于此。第八章张仪的连横大计公元前323年五国相王，是魏惠王第四次称王。如果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他的称王史，便会发现，每一次称王，他和魏国的地位都在下降。第一次逢泽之会，他自封为王，魏国尚有强盛之名；第二次徐州相王，是马陵之战后他主动向齐威王摇尾乞怜；第三次秦惠王称王，他和韩宣王跑去替秦惠王驾车，换回秦惠王的承认；第四次五国相王，为合纵抗秦造声势，齐国和楚国都不参加，楚国还派兵攻占了魏国八座城池。魏国已经江河日下，颓势难转了。这一年，魏惠王七十七岁，执政四十七年。折腾了近半个世纪之后，他终于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于是“卑礼厚币”，广招天下贤士。招来干什么？谈人生，谈政治，谈哲学。重赏之下，必有名士。招贤令一出，诸子百家沸腾。稷下学宫的一批风云人物，包括邹衍、淳于髡、孟轲等人，先后来到了大梁。淳于髡的基本情况在第五章介绍齐威王的稷下学宫时已经介绍过，这里不再重复。据《史记》记载，魏惠王两次单独接见淳于髡，想听听他有什么独到的见解，两次他都一言不发。魏惠王很纳闷，责备引见的那个人说：“你向我推荐淳于髡，说管仲、晏婴都比不上他。可是他见了我两次，我都一无所获。难道是我不配跟他说话吗？”那人回去问淳于髡。淳于髡说：“我的确没跟他说话。第一次我见他，他正想着跑马；第二次我见他，他正想着音乐，我还能说什么呢？”那人又将淳于髡的话转告魏惠王。魏惠王大吃一惊道：“太神了！头一次他来见我之前，有人送我一匹好马，还没来得及试骑；第二次他来见我，正好有人送我一名歌女，还没来得及听她唱歌，他就来了。那时我虽然支开旁人接见他，心里却还想着其他事，没想到竟然被他看出来了。”后来淳于髡第三次见到魏惠王，两个人谈了三天三夜，丝毫不觉得疲倦。魏惠王想请淳于髡留在魏国当官，却被淳于髡婉言谢绝了。邹衍则是战国时期阴阳家的代表人物，以“五德始终”说闻名于世，即用金、木、土、水、火五行相克相生的理论来解释历史变迁、王朝更替。所谓五行相克相生——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邹衍认为，夏是木德，商是金德，周是火德。金克木，所以商朝取代夏朝；火克金，所以周朝取代商朝。以此类推，可知周朝之后获得天下的，必定是水德。事实上，后来秦朝就认为自己是水德。汉朝建立以后，一度认为秦朝不足为道，无德，自己才是水德。但是到了汉武帝时期，又认为秦朝也算是一个朝代，又将水德让给了秦朝，将汉朝定性为土德。这一理论在今天看来十分可笑，在当时及此后的两千多年却十分流行，被视为新王朝建立的合法性依据。据《史记》记载，邹衍到魏国的时候，魏惠王亲自到郊外相迎，奉为上宾。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谈话，却没有记载。可以肯定的是，邹衍的阴阳学对于解决魏国的实际问题，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至于孟轲，想必大多数人都不陌生。因为中国传统的儒家哲学在很多时候就被称为孔孟之道，而《三字经》的首句“人之初，性本善”，正是出自孟轲。孟子的性善论孟轲是邹国人，是孔丘的孙子子思的徒孙，但是在儒家社会中，他的地位仅次于孔丘，被称为“亚圣”，比圣人就差那么一丁点。记录他言行的《孟子》则被奉为儒家经典的四书之一，与《论语》《大学》《中庸》齐名。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是关于孟轲的母亲的。孟轲从小失去父亲，由母亲一手拉扯大。小时候他们家住在墓地旁边，孟轲就和邻居小孩学着人家跪拜号哭的样子，玩起了办丧事的游戏。他母亲一看不对头，赶紧搬家，住到了集市。集市里都是生意人，孟轲很快学会了讨价还价，和小朋友们玩起了做生意的游戏。商人在那个年代地位是很低的。孟轲的母亲不想他长大后成为商人，于是又搬了家，住到了屠宰场旁边。结果孟轲扎起头巾，拿着木刀，跟邻居家小孩比划着杀猪宰羊。他母亲又不干了，第三次搬家，搬到了学宫附近。每个月的初一，地方官员都到学宫来行礼祭祀，互相问候。孟轲从此走上了正道，将那一套繁文缛礼学得炉火纯青。他母亲这才满意地说：“我儿子就应该住在这样的地方啊！”于是不再搬家。这就是所谓的“孟母三迁”的故事。现代人谈及这个故事，一方面承认其择邻而居的合理性，一方面也会批判那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偏见。我比较佩服的是，这老太太在两千多年前便认识到了学区房的价值，当真是有先见之明！孟轲最重要的学术思想是“性善论”。他认为，人性本善，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是无须争论的事实。当然，无须争论的事实有时候也会遇到反驳者。这个时候，他便举例说明：假如你看到一个小孩快掉到井里了，肯定会产生惊恐和同情的心理，毫不犹豫地将他拉住。这种心理，不是出于功利，完全是出自人的本性，也就是“不忍人之心”，或者叫“恻隐之心”。恻隐之外，还有羞耻、辞让、是非之心，合称“四端”，都是人与生俱来的品德。一个人如果不知羞耻，不是本性不良，而是因为舍弃了本性。因此，人生的修养很简单，就是要把本性找回来。换句话说，不要迷失自我。据《史记》记载，魏惠王听说孟轲是当代大儒，态度十分恭敬，见面便很谦虚地问道：寡人无才无德，打仗总是失败，太子被俘，上将战死，国内空虚，实在是愧对祖先社稷；先生您不远千里，屈尊来到魏国，将给魏国带来什么利益呢？“您为什么一定要说利益？”孟轲毫不客气地回答，“如果您都总是想着利益，您的卿大夫也会想着利益，你的平民百姓也会想着利益。这样上上下下都只顾利益，国家就危险了。作为国君，您只要想着仁义就可以了，说什么利益啊！”魏惠王听了面红耳赤，无言以对。第二次见面的时候，魏惠王又问孟轲：“寡人对于百姓，其实还算蛮不错的。河内有饥荒，我就把那里的百姓迁到河东，用河东的粮食赈济灾民。河东有饥荒也是采取这样的措施。别的国家的国君，恐怕没有像我这样用心的吧！可是别国的百姓不见减少，魏国的百姓不见增加，这是为什么呢？”孟轲说：“大王喜欢战争，就让我用战争打个比喻吧。东风吹，战鼓擂，双方的兵器刚一接触，有的士兵就脱掉盔甲，转身逃跑。有的跑了一百步才停下，有的跑了五十步就停下了。那些跑了五十步的笑跑了一百步的是胆小鬼，您觉得可以吗？”魏惠王说：“五十步也是逃，凭什么嘲笑一百步呢？”（后人将“五十步笑百步”作为一句成语，即出于此。）孟轲于是拱拱手说：“恭喜您，答对了。您既然懂得这个道理，就不应该奢望魏国的百姓比别国多。”孟轲告诉魏惠王，一个国家，如果兵役徭役没有多到妨害农业生产，粮食就会吃不完；如果人们不用细密的渔网到池塘湖泊去捕捞，鱼鳖就会捞不光；如果按照季节入山砍伐树木，木材就会用不尽。有吃不完的粮食、捞不光的鱼鳖、砍不尽的树木，老百姓也就没什么不满意的了，这就是所谓“王道”的开端。这其实也是孟轲的性善论在政治学上的体现——不需要什么特殊的手段或高超的技巧，只要按照事物自身的规律去治国，就能够让百姓感到满意。孟轲接着说，分给每家每户五亩宅基地，屋前屋后种植桑树，五十岁以上的人就都可以穿上丝绸了。鼓励大伙儿饲养家禽家畜，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就可以吃肉了。每家都有百亩耕地，官府别有事没事去找麻烦，就不会有人挨饿了。做好这些事，再认真办好学校，用孝顺父母、尊敬兄长的道理教育老百姓，也就不会出现老人流离失所的现象了。简而言之，让百姓们安居乐业，别折腾，便是王道乐土。说到这里，孟轲话锋一转：“可现在的魏国呢，富贵人家的猪狗吃到了百姓的粮食，却不加以约束；路上有饿死的人，却不开仓放粮。当权者还说，这不是我的罪过，而是由于天灾导致年成不好！您听听，这样的说法，和那些拿刀杀了人，却说‘这不是我杀的，而是刀杀的’，有什么区别？我实话告诉您，河东闹饥荒，河内闹饥荒，都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作为一国之君，您什么时候学会不推卸责任，天下的百姓就会扶老携幼投奔魏国了！”孟轲的意思很明白，身为国家领导，就是要担当责任。出现问题了，首先要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别东拉西扯，一会儿说天灾，一会儿说恶邻逼债。更不要把灾难当作成绩，一个劲往自己脸上贴金。魏惠王还不错，被孟轲戳中了软肋也不生气，反倒是很高兴地说：“请您不吝赐教。”孟轲于是问道：“用棍子和用刀子杀人，有什么区别吗？”魏惠王说：“没有。”孟轲又问：“那么，用刀杀人和用政治手段害死人，有什么区别吗？”魏惠王说：“也没有，都是杀人。”“那么，恕我直言。您的厨房里有肥肉，马厩里有好马，百姓却面有菜色，郊野随处可见饿死的人。您这是带着野兽在吃人啊！野兽互相残杀，人尚且感到厌恶，而您身为民之父母，手握生杀大权，还要做那些吃人的事，难道就不觉得内疚吗？人是这世上最宝贵之物，孔子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因为俑的形象酷似真人，所以用来殉葬都觉得是极大的罪恶。您怎么能够让百姓活活地饿死呢？”后人认为，孟轲这段话，包含了强烈的人本主义思想。魏惠王听了，沉默了良久，不敢回应，只能转移话题，说：“想当年，魏国是天下最强的国家。可现在呢，东败于齐国，太子被俘；西边丧失河西之地七百余里，割让给了秦国；南边又被楚国侵略，失掉八座城池。我为此感到十分羞耻，希望为死难的将士报仇雪恨，您说我该怎么办才好？”孟轲却不上他的当，继续紧扣主题：“即便是方圆百里的国家，也可以推行王道。您如果对百姓施行仁政，减少赋税，减轻刑罚，加强农业生产，提倡尊老爱幼，那么，即便是拿着木棒，也能跟全副武装的秦、楚军队相抗衡。施仁政者无敌于天下，请您不要再犹豫。”经过多次交谈后，魏惠王对孟轲越发尊重了。与邹衍的阴阳学相比，孟轲的理论简单易懂，很接地气；与淳于髡的诙谐幽默相比，孟轲更善于用简单的比喻说明大问题，而且举一反三，发人深省。有一天，魏惠王请孟轲到梁囿游玩——梁囿在大梁西北城郊，是供历代魏君游乐的王家园林。魏惠王看着林中的麋鹿和天空飞过的鸿雁，突然问道：“古代的贤君，也喜欢这些吧？”孟轲说：“喜欢，但是不会把这些娱乐看得很重要。而昏君即使修建了这些园子，也从中得不到乐趣。”“为什么这样说？”“当年周文王要修园子，老百姓都踊跃参与，而且将修好的楼台称为灵台，池塘称为灵沼，很高兴看到那里养着麋鹿鱼鳖。为什么？因为周文王总是与民同乐，大伙都希望他高兴。而夏桀呢，虽然把自己比作太阳，老百姓却恨不得与他同归于尽，即便有这些亭台楼阁，他能够享受吗？”在孟轲的政治哲学中，“同乐”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关于这一点，以后还会讲到）。对于这个纷纷乱乱的世界，他总是保持着一种超然的乐观态度，撑起了先秦儒家理想主义的一翼。他在魏国待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便离开了，具体原因不详。但是据本人推测，孟轲的离去，也许与魏国政局的变化有关。因为公元前322年，张仪来到了魏国。张仪相魏张仪到魏国，不是来探亲，不是来旅游，也不是来出访，而是来当官的。《史记》说得明白：“（张仪）免相，相魏以为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诸侯效之。”为了秦国的利益，张仪辞去相国的职务，被秦惠王派到魏国去当相国，想让魏国先依附秦国，成为天下诸侯效仿的榜样。
守国都，晋国的重要将领基本都参与了这次行动。赵盾亲自率领中军，先克担任中军副帅，荀林父统率上军，先蔑统率下军，步招担任赵盾的戎车驾驶员，戎津担任戎车护卫。赵盾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直到出发的时候，先蔑还蒙在鼓里，以为此行是为了迎接公子雍。晋军前进到离令狐不远的堇阴（晋地），赵盾突然对全军发表演讲：“战士们，我们的前面是公子雍和秦国人。我们如果接受公子雍，秦军就是我们的客人；如果不接受公子雍，秦军就是我们的敌人！根据先君的遗命，我们将立先君的大子夷皋为君，因此，公子雍现在是不受欢迎的人。”说到这里，他看了先蔑一眼，后者面无表情，“秦国人对此必定不满，但是没关系，我们先发制人，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当天晚上，晋军饱餐一顿，趁着夜色向秦军发动突袭。秦军对此毫无准备，被打得溃不成军。晋军追击秦军，一直追到刳（kū）首（晋国地名）才停下来。赵盾一举获得了军事上的胜利和道义上的失败。先蔑、士会二人不能接受赵盾的背信弃义，先后出逃到了秦国。回想起来，当时先蔑奉赵盾之命出使秦国的时候，他的好朋友荀林父曾经制止过他。荀林父拉着他的胳膊，说：“先君夫人、大子都还在世，而向外迎立君主，实在有违常理。我建议您借口生病，辞掉这一差使，如何？否则的话，祸将及身。再说了，这种差使，派一般大夫去做也就够了，何必您亲自出马？我是看在同僚的情面上，才对您说这些心里话，请三思而后行。”荀林父这番话，实际上是在告诫先蔑：夫人和大子俱在，却向外寻求新君，这件事情本身就很可疑，其中必有蹊跷。可惜，先蔑没有听明白荀林父话里有话，也就没当一回事。荀林父劝阻不成，还摇头晃脑地吟了一句古诗：“我虽异事，及尔同寮。我即尔谋，听我嚣嚣。我言维服，勿以为笑。先民有言，询于刍荛。”这句诗出自于《诗经·大雅·板》的第三章，荀林父意思是说：“我作为同僚劝告您，您应当听从建议。”当然，先蔑仍然没听进去。先蔑出逃到秦国后，荀林父想方设法将先蔑的家属和财产全部送到秦国，并托人带口信给先蔑说：“我这么做，还是看在昔日同僚的情分上啊。”士会在秦国三年，没有和先蔑见过面。士会的手下人觉得很奇怪：“您既然和他一起逃亡到这个国家，而又拒不相见，又是何必呢？”士会端着书简，看着远方，悠悠地说：“我和他是因为犯了同样的错误，所以才有同样的命运，并非因为他有高尚的品德才跟他来的，见面做什么？”直到士会回国，都没有再见先蔑。一切似乎又归于平静。在历史上被称为晋灵公的大子夷皋，终于在母亲的怀抱中颤颤巍巍登上了国君的宝座。从理论上讲，这宝座本来就是非他莫属的，但由于某些人的操纵，他的即位之旅变得云谲波诡，险象环生。当然，那时他只是一个懵懂无知的小孩，对眼前的危险没有任何概念。当他费尽周折终于坐上原本属于他的宝座的时候，他不会觉得有任何艰辛。而且他和他的母亲都没有意识到，屁股下面那个华贵的宝座，实际上是一把可怕的电刑椅。同年八月，赵盾在扈（郑国地名）举行诸侯会盟，正式对外宣布晋国有了新的主人。齐、宋、卫、郑、许、曹六国国君准时参加了会议，只有鲁国的统治者鲁文公姗姗来迟。鲁文公的迟到，当然不是因为塞车，而是有其他原因：第一，赵盾虽然是晋国的中军元帅，位高权重，但是从身份上讲，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卿”，不能与诸侯平起平坐。鲁国素来以秉承周礼而著称，对晋国倨傲无礼的态度相当反感，心里有抵触情绪。第二，自从晋襄公去世以来，晋国外有强敌入侵，内有权臣争斗，国力被大大削弱，自身的问题都解决不好，不可能有更多的精力兼顾国际事务，霸主地位受到严重动摇。事实上，早在这一年春天，鲁国就不顾践土之盟的誓言，发动了对近邻邾国的战争，占领了邾国的须句城，并且委派早些年叛逃到鲁国来的邾文公的儿子为须句守将。对于这种残暴干涉邻国内政、鼓励父子相争的做法，《左传》旗帜鲜明地批评道：“非礼也！”但是作为天下霸主的晋国，对鲁国欺凌弱小的行为没有任何表示。晋国人自己显然也意识到了这点。扈地之盟的主要目的，看似为了宣布晋灵公这个小毛孩的上台，实际上是为了向列国展示晋国在经历内乱之后重返国际舞台和重建国际秩序的决心，同时更是为了检查一下同盟各国对晋国的忠诚度有多高。因此，谁积极到会，谁消极对待，晋国人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扈地会盟后不久，郤缺对赵盾说：“原来卫国不服从我国的领导，所以我们狠狠地教训了卫国，并且夺取了他们的土地。从这次会盟的表现来看，卫国是完全臣服了，可以考虑将当年占领的土地归还给卫国。如果人家背叛晋国，我们却不去讨伐，的确有损晋国的威信。反过来说，如果人家臣服于晋国，我们却不加以笼络，何以显示晋国的恩典呢？没有威信和恩典，如何体现晋国的大国之德？没有大国之德，我们凭借什么号令诸侯？您现在以晋国的执政大臣的身份主持诸侯会盟，而不立德于天下，到底是想干什么呢？《夏上说：‘把开心的事告诉他，用威严约束他，用九歌勉励他，不要让他学坏。’——您知道什么叫九歌吗？”赵盾摇摇头，一脸茫然，但还是很认真地听。“九歌就是关于九种功德的歌。我们把水、火、金、木、土、谷叫做六府，把端正德行、利于使用、注重民生叫做三事。顺应天意，推行六府三事，就是九种功德，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德与礼。做人如果没有德与礼，就好比人生没有音乐一般不快乐，这也是别人产生背叛之心的原因。您想想看，以您现在这么大的功德，却没有人歌颂您，这是多么遗憾的事啊！何不让那些归顺于晋国的人都歌颂您呢？”郤缺这番话，既是讲道理，又是拍马屁，还有点像是哄小孩。赵盾听了，心情非常愉快，爽快地同意了郤缺的建议。说句题外话，这就叫“被领导”的艺术，自古以来，领导都是要哄的。扈地会盟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19年春天，晋国派大夫解扬为使者，向卫国归还了七年前侵占的匡、戚两地。同时又将原来侵占郑国的一部分土地归还给郑国，以示怀柔。有赏就有罚。公元前619年秋天，晋国派出使臣前往鲁国，向鲁文公递交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外交照会，严厉谴责鲁文公在扈地会盟中的迟到行为。作为回应，同年冬天，鲁国大夫公子遂前往晋国与赵盾会晤，就事论事，为鲁文公在扈地会盟时的迟到行为表示了歉意。完成使命后，公子遂顺便拜访了游牧在伊、雒之间的戎族。公子遂是鲁庄公的儿子。在历史上，公子遂又被称为东门襄仲、襄仲、东门遂、仲遂或者东门氏。古人的姓、氏、名、字和称呼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以东门襄仲为例，“遂”是他的名，“襄”是他死后的谥号，“仲”是他的字，而“东门”则是因为他居住在鲁国的东门。晋国人接受了公子遂的道歉，将此事一笔勾销，晋鲁两国和好如初。晋国人之所以这么好说话，是有原因的：第一，那年夏天，秦国为报令狐之仇，再次发动对晋国的战争，攻取了武城；第二，晋国内部纷争再起。晋国的内部纷争，其根源仍在当年的“夷之蒐”。前面说过，“夷之蒐”中，晋襄公原来考虑由士谷担任中军元帅，梁益耳担任中军副帅，并且提拔箕郑父和先都两位老臣，但是由于先克的搅局，只好改任狐射姑和赵盾，先克因此得罪上述四人。赵盾掌权之后，先克担任中军副帅，倚仗权势抢夺了大夫蒯得在堇阴的土地，又得罪了蒯得。公元前618年春天，士谷、梁益耳、箕郑父、先都和蒯得联合起来作乱，派刺客暗杀了先克。后来事情败露，士谷为首的五人先后被处以死刑。短短数月之间，晋国的中军副帅（先克）、上军元帅（箕郑父）、下军副帅（先都）先后被杀，再加上逃亡国外的前任中军副帅（狐射姑）和下军元帅（先蔑），一共损失了五名高级将领，晋军元气大伤。在“夏天的太阳”赵盾的领导下，晋国人确实感到了深深的灼伤。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赵盾穷于应付秦国进攻和晋国内乱的时候，南方的楚国再一次吹响了进攻中原的号角。楚国大夫范山对楚穆王说：“晋君年少无知，其心志不在称霸诸侯，我们北伐中原，正当其时！”楚穆王听从建议，亲自率领大军北上，剑指郑国。郑国遣使向晋国求援。赵盾率领晋、鲁、宋、卫、许五国大军前往救援，然而行动迟缓，等联军赶到的时候，楚国人已经俘虏了郑国的公子坚、公子龙和乐耳，并与郑国签订了城下之盟，安然退回了国内。同年夏天，楚国又出兵入侵陈国，攻取了壶丘，惩罚陈国臣服于晋国的罪过。秋天，楚国的公子朱又率军从东夷地方讨伐陈国，在得不到晋国援助的情况下，陈国人拼死抵抗，居然打败了公子朱的部队，还俘虏了楚将公子伐。但是由于晋国的麻木和赵盾的不作为，陈国人丧失了依靠晋国的信心，主动提出与楚国议和，双方缔结了盟约。军事进攻的同时，楚国人还展开了外交攻势，于同年冬天派大夫斗越椒前往鲁国进行国事访问。鲁文公有没有回应楚国人的好意，史料没有记载。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由于晋国的霸道，鲁国人对于楚国的拉拢，倒是没有任何反感。就在斗越椒访问鲁国期间，秦国派来的使者也不远千里，来到了鲁国的首都。秦国人此行，名义上是为了向鲁文公的父母（鲁僖公与成风）致吊唁之意，并向死者赠送衣衾，实际上也是为了与鲁国套近乎，分化瓦解晋国的同盟。要知道，此时鲁僖公已经去世十年，成风也去世六年。按照当时的习俗，“赠死宜及尸，吊生宜及哀”，也就是说，向死者赠送衣衾，应当是在死者尚未下葬的时候；而向死者的家属表示慰问，则应当是在家属尚沉浸在悲哀之中的时候。过了这个时候再去问丧，是非常失礼的行为。但是，秦国人迟到的殷勤仍然使得一向古板的鲁国人非常感动，《左传》除了表扬秦国人此举“礼也”，还解释道：诸侯之间互相吊贺，虽然来得不是时候，但是符合礼的精神，所以要记录下来，以示不忘两国之间的旧情。秦国人难道真的不知道，人死之后十年再去问丧是一件不合规矩的事？当然知道。秦国人之所以这么做，其实是一种高明的投石问路策略。它的高明之处，在于体贴。自晋文公去世，秦晋两国就长期处于交战状态。而鲁国等中原国家，在表面上一直是晋国的盟友，承认晋国的霸主地位，接受晋国的领导。秦国想要拉拢鲁国，晋国自然紧张，很有可能对鲁国施加压力，甚至进行武力威胁，这样的话，鲁国夹在秦晋两个大国之间就很难受了。为了不让鲁国人难做，秦国人才想出这么一个办法，以吊唁鲁僖公夫妇的名义对鲁国进行访问，在晋国人的眼皮底下公然调情，而晋国人只能睁一只眼闭一眼，当做没看到。毕竟，问死吊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晋国人再霸道，也不好指手画脚。秦、楚两个国家对鲁国的外交拉拢虽然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成果，但是向天下传递了一个信号：晋国的霸主地位同时受到西方和南方两个大国的挑战，发生了严重的动摇。为了扭转外交颓势，公元前617年春天，晋国发动对秦国的战争，攻取了少梁城。秦国马上打了一个防守反击，于同年夏天派兵攻占了晋国的北徵城。看到晋国四面受敌，率先投靠楚国的陈、郑两国觉得有必要进一步巩固与楚国的睦邻友好关系，陈共公和郑穆公同时跑到楚国去朝觐，在息地与楚穆王举行了会晤。自楚文王年代就长期依附于楚国的蔡国也重新投入了楚国的怀抱。晋国昔日的盟国中，秦国成为了晋国的宿敌，鲁国隔岸观火，与秦楚两国眉来眼去，陈、郑、蔡三国干脆投靠了楚国，晋文公通过城濮之战建立起来的统一战线，至此宣告土崩瓦解。公元前617年冬天，楚、郑、陈、蔡四国国君在蔡国的厥貉举行会晤，组成了以楚军为主力的四国联军。厥貉是宋蔡边境上的一个小地方，四国联军在这里举行联合军演，其矛头自然是直指宋国。十五年前晋、楚争夺天下的城濮之战，正是以楚国进攻宋国拉开序幕的。十五年之后，楚国人卷土重来，又一次将战火烧到了宋国的门前。第二章晋国和楚国的角力【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公元前617年冬天，当楚、郑、陈、蔡四国将战火烧到宋国门前的时候，宋国尚未从内乱的阴影中走出来。三年前，也就是公元前620年，宋成公去世，他的儿子杵臼继承君位，即历史上的宋昭公。在政权结构上，宋国和晋国是两个极端。晋国自晋献公年代就有驱逐“群公子”的传统，政权基本上由异姓贵族把持，公族势力被排除在政权之外。而宋国则是典型的公室政治，国家政权基本上由公室成员控制。宋昭公即位的时候，宋国的“六卿”分别是：右师公子成——宋庄公之子；左师公孙友——公子目夷之子；司马乐豫——宋戴公之玄孙；司徒鳞矔（guàn）——宋桓公之孙；司城公子荡——宋桓公之子；司寇华御事——华父督之孙，而华父督为宋戴公之孙。说明一下，宋国的“司城”即为司空，是主管工程建设的官员。因为先祖宋武公的名字叫做“司空”，为了避讳，所以将司空改为司城。俗话说，此人之药，彼人之毒。晋襄公因为异姓贵族势力太强大而苦恼，宋昭公则因为公族势力太强大而苦恼。他一上台，就打算向晋献公学习，将“群公子”驱逐出境，首要目标是“穆、襄之族”，也就是宋穆公和宋襄公的子孙。说句题外话，“群公子”的问题，是困扰着那个年代所有国家的统治者的大问题。打个比方说，某国的第一代国君A，生了十六个儿子（不算多），分别为公子B1至公子B16。其中公子B1是嫡长子，继承君位，则其余的公子B2至公子B16，就是B1年代的“群公子”，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构成为数日益庞大的“A之族”。时光流转，B1又生了十六个儿子，分别为公子C1至公子C16。和上代的故事一样，公子C1继承君位，公子C2至公子C16成为C1年代的“群公子”，和他们的后代一起构成“B之族”。……稍有一点数学知识的人都想得到，当一个国家传到几代甚至几十代，公室的人数必定以几何级数在不断增长。各个年代的“群公子”和“X之族”养尊处优，就像没有天敌的兔子一样滋生繁衍，最终给国家带来两个方面的大麻烦：第一，国家财政难以负担为数庞大的食利阶层；第二，这些“X之族”聚在一起吹牛，发牢骚，很容易构成对当前政权的威胁。宋昭公打算驱逐“穆、襄之族”，主要是因为第二个原因：“穆、襄之族”倚仗其公族身份，不服从国君的领导。但是，司马乐豫强烈反对这样的做法，他劝说宋昭公道：“请您别这么做。公族，就是公室的枝叶，如果剪除掉枝叶，树干和根就没有遮挡阳光的树荫了。就算是葛藤杂枝也能为树干和根提供庇护，所以君子将它们比喻为九族兄弟，何况是国君呢？这就是谚语说的，‘享受树荫，却擅动刀斧’，万万不可，请您三思！如果您心存善意，亲近同族，同族都是您的左膀右臂，谁又会三心而意？更没有必要除之而后快。”宋昭公心意已决，对乐豫的建议置之不理。“穆、襄之族”得到消息，先发制人，煽动国人（首都的居民）暴动，进攻公宫。宋昭公侥幸逃脱，当时在宫中的公孙固和公孙郑不幸被愤怒的国人杀死。事后，宋国六卿为了维护国家的稳定，集体出面调停公室与公族的矛盾。为了平息宋昭公的怒气，乐豫主动辞去司马的职务，并推荐宋昭公的弟弟公子卬担任了司马。这就是所谓的“六卿和公室”。六卿和公室只是表面上解决了宋昭公与公族之间的矛盾，公族势力对宋昭公的威胁仍然存在。对宋昭公尤为不利的是，因为他对宋襄公夫人有过无礼行为，使得这位老太太对他产生了深深的厌恶感。宋襄公是宋昭公的祖父，他的夫人则应当是宋昭公
组织商团包围大本营，事件愈演愈烈。政府的威信岂容挑战！于是，商团被孙中山派军队驱散，陈廉伯被孙中山满世界通缉。这老小子狗急跳墙，找来了后台老板英国人——九艘英国军舰驶入广州白水潭，英国总领事通告孙中山：如果你武力镇压商人，那么英国海军将进行干涉！孙中山十分愤怒，当即向英国政府发出外交照会，要求英国政府说明此事件。英国政府一看孙中山态度强硬，貌似不好惹，也就不想因为陈廉伯去公开得罪实力更加强大的孙中山而致节外生枝，于是赶紧撇清自己，声称这是港英政府的越权行为，英国政府不会干涉中国内部事务。事态终于缓和下来。黄埔军初试啼声就在商团事件还未解决之际，江浙战争打响了。虽然广州内部不静，但孙中山认为机会难得，还是决心北伐。蒋介石力劝孙中山说：现在根据地不稳，不适合贸然北伐，而且北伐困难很大，不一定成功，很可能北伐不成的同时又失去根据地，那时我党便无立足之地了。咱们不说平定陈炯明，怎么着也得把商团给镇压了才能挥师北伐。看来蒋校长“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向来是很坚定的。不过孙中山与胡汉民都认为有张作霖和卢永祥的牵制，此次北伐很有可能成功。实际上，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他们认为广东已成绝地，应该离开广东，把广东还给广东百姓，去找寻新天地（广东已成绝地，急宜北伐以谋生活。——《孙中山全集：复蒋中正电》）。看到孙先生的这个观点，是否觉得有些奇怪？这个观点的背后，有苏联的影子。孙中山身边的苏联顾问鲍罗廷起了特殊的作用。苏联比较迷信占据中心城市然后辐射全国的“中心开花式”革命，因此鲍罗廷劝说孙中山放弃广东，占据武汉或南京或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来替代广东。孙中山之所以想离开广东，除了受苏联革命模式的影响，还有一个原因。在孙中山的号召下，很多在当地混不下去的小军阀也来到广州投机，加入“革命”，如先来的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以及后到的湘军谭延闿、豫军樊钟秀等。按照正常情况，人多力量大，可这些军阀各有各的私心，导致部队山头林立，互不统属。当然，谭延闿和樊钟秀二位同志还是值得表扬的，他们虽然也打小算盘，但总体来说还是好同志，真的干革命。但杨希闵和刘震寰这二位就该挨批评了。他们道德败坏，没有革命精神，脑子里装的全都是钱，他们所能想到的最幸福的事，就是被有钱人包围，让对方拿钱把自己砸个五分死——剩下的半条命用来数钱和花钱。所以找他们办事非得用钱开路不可，但问题是孙中山没钱，因此这两位仁兄非但赖在广东不走，还不听孙中山指挥。可占着茅坑不拉屎也就算了，他们还四处捣乱，破坏安定团结的革命局面。更严重的是，这两颗老鼠屎的兵力还不可小觑，轻易拿他们没办法。请神容易送神难，这也是导致孙中山对广东这种不生不死的局面略有灰心而急于另辟一个新天地的原因之一。虽有离开广东的打算，但孙中山也做了周全的考虑。出兵北伐之前，他做了四件事情：一、与唐继尧、陈炯明议和。二、派李济深做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的思想工作，力争把这哥仨及其麾下那支战斗力不错的军队拉入革命队伍。三、交代胡汉民：如果商团继续闹事，那就分批发还被扣军械，解除对陈廉伯的通缉。四、将最精锐的粤军留在广东看家以备不测。总之，孙中山希望有一个稳定的后方，不拖北伐的后腿。9月18日，孙中山在韶关誓师，下令以谭延闿的湘军、樊钟秀的豫军、朱培德的滇军为主力北伐。进军路线跟“三公子会议”定下的策略别无二致——先攻江西，攻下江西之后再进安徽，借道安徽便可威胁江苏齐燮元的老巢南京。北伐的结果揭晓尚需一些时日，先来关心一下孙中山收到的两个消息：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10月7日，黄埔军校收到了苏联军舰运过来的第一批军火援助，有山炮、野炮、轻重机枪及弹药等，这可是重武器。对于被武装后的黄埔师生，若有人胆敢轻视，那只有一个解释：活得不耐烦。坏消息是10月10日，商团叛乱。广州军力薄弱，商团人数占据明显优势，因此胡汉民想按照孙元帅的既定方法办，与商团妥协了事。胡汉民的这个想法遭到了蒋介石的坚决反对，蒋介石认为必须平叛，要不然商团一定会得寸进尺！虽说政治就是玩妥协，不过妥协也要讲原则，也要有斗争。没有原则、没有斗争的妥协往往达不到效果。果不其然，商团蹬鼻子上脸，居然要求孙中山退位，成立“商人政府”！这是绝不可能的事情，胡汉民、蒋介石连发求援电报给孙中山，请求班师平乱。三天后，也就是10月13日，广东大本营已是危在旦夕，还好卢永祥在这一天宣布认输，孙中山终于下定决心暂缓北伐，把注意力转向了巩固根据地。他密令蒋介石全权指挥广州所有武装力量平定叛乱，同时命令韶关警卫队立即秘密起程回广州支援平叛。蒋介石对此早就有所准备，迅速从黄埔学生中挑出了最精锐的四百余人，活生生就是一个“将军团”，全副武装悄然奔赴广州城，对外宣称是夜间演习。黄埔学生军在广州城外与一部分粤军以及“农民自卫军”等武装力量会合之后，以雷霆万钧之势包围了商团总部所在地——西关，并迅速发起攻击。商团的核心领导大都是富二代，而温室中是长不出参天大树的，所以这些少经风雨、疏于训练的富家子弟平时吓吓地痞流氓还可以，真上战场只有死路一条。商团的抵抗只不过半天便偃旗息鼓，叛乱在10月14日平定。陈廉伯见大势已去，随即潜往香港。出头鸟跑了，广东各地的商团也作鸟兽散。在平定商团叛乱的过程中，蒋介石虽然肩头担子很重，工作压力很大，忙得团团转，但干劲十足，心情很舒畅。在平定商团叛乱的战斗中，由黄埔学生组成的学生军初露锋芒，一举攻占西关商团总部，为彻底平乱立下第一功，受到各方赞誉。再也无人敢小视黄埔，再也无人敢轻视他蒋介石！更重要的是，现在第二期学生已经入校，“教导团”（其基层军官大都来自最优秀的教官和最优秀的学生）也正在组建中，从江苏、安徽招的士兵正陆续前来广州。孙中山也答应从苏联援助的枪械和款项中拨出相当一部分用于组建教导团。这让蒋介石相信，要不了多久他就能组建一支雄师征战疆场！革命者逝蒋介石平定了商团，后顾之忧解除了，孙中山终于放心了。10月26日，冯玉祥电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四天后，孙中山在韶关发表通电响应，决定北上。虽然胡汉民、蒋介石，甚至包括周恩来都反对孙中山北上，不过他依然坚持己见。他是这么解释的，北京是中国政局的中心，全国的目光都注视着北京，国民希望看到我去北京处理善后，就算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但只要我去了，就不会辜负国民的希望，还可以揭露张作霖和段祺瑞军阀祸国的本质，让国民看清这伙人，进而更同情革命，支持革命。北上之前，孙中山做出几项重要人事安排：一、令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二、任命谭延闿为北伐联军总司令、樊钟秀为先遣总指挥，继续率军北伐，以此作为自己去北京谈判斗争的坚强武力后盾。11月13日，汪精卫陪同孙中山登上“永丰”舰北上。“永丰”舰途经黄埔，黄埔师生全体列队于岸边，蒋介石请孙中山登岸与黄埔师生话别，这是孙中山最后一次踏入黄埔。在汪精卫等人陪同下，孙中山乘汽艇上岸。他似乎知道很难再回到这个被自己寄予最大希望的校园了，在临行之前一一巡视了学生宿舍、教室、食堂，观看了学生的战术演习。随后孙中山向全体学生发表了简短而热情的演讲：民国建立已经十多年了，国家依然纷乱，军阀横行，战火不休，而党内部分同志意志消沉，忙于追逐名利。在这些同志看来，革命就是开公司，投身革命就是入股，将来等着分红。可是我想用行动告诉他们，革命不是开公司，投身革命不是入股，不是为了分红，投身革命是为了挽救中国，挽救民众，因此唯有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革命才有成功之希望。何况我已经59岁，死也可以瞑目了。今天黄埔学生，能忍苦耐劳，努力奋斗如此，必能继承革命事业，必能继续我之生命，实行我之主义。凡人总有一死，只要死得其所。若二三年前余即不能死。今有学生诸君，可完成我未竟之志，则可以死矣！……孙中山的厚望让在场师生无不热泪盈眶，热血沸腾。蒋介石随后发表讲话，告诫全体学员牢记总理训导，为革命努力奋斗。全场近千人同时立正，举起右手，握紧拳头，面向孙中山，一字一句从胸腔中喷出：我们向总理宣誓，牢记总理训导！坚决与军阀斗争到底！坚决与帝国主义斗争到底！愿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流尽最后一滴血！千个年轻的喉咙吼出的声音激昂炽烈。千双坚毅的目光闪烁着耀眼的狂热。千张英气的面孔庄严激动。千条枪般笔直的身躯挺立在猎猎军旗下，任狂风呼啸，任暴雨肆虐，任烈焰滔天，无畏无惧。他们在这个年代接受过不错的教育，他们在国家危亡、民族危急时没有逃避，没有寻找僻静的港湾，而是无怨无悔地投入黄埔艰苦奋斗！在此后的二十年里，他们的血将洒满祖国大地和异国他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活到和平来临，可是，此刻他们只有一个念头：救中国！“永丰”舰渐渐远去，载走了近代中国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孙中山12月31日到达北京，没有料到竟然在北京一病不起，住进协和医院一查，是肝癌。此后的手术也未能挽救孙中山的生命，他于1925年3月12日病逝，灵柩安放于北京西山碧云寺内石塔中，直到1929年5月才由国民政府安葬于南京中山陵。在他弥留之际，吴稚晖起草，汪精卫等人共同参与制定其政治遗嘱，由汪精卫念给病榻上的孙中山听，孙中山首肯后，在临终前一日签署，随后由亲属宋庆龄、孙科及当时在病房守护的张静江、吴稚晖、汪精卫、宋子文、孔祥熙、戴季陶、何香凝等依次签字为证明人，汪精卫最后又署名为“笔记者”。孙中山先生的政治遗嘱全文是：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全书至此，关于孙中山的笔墨甚多，其中有褒有抑，这一切都是按照史料行笔，旨在还原一个真实的孙中山，一个有血有肉的孙中山。孙中山只是一个凡人，他不是圣人，也不是神，他有普通人的七情六欲和喜怒哀乐。表面上看起来，他失败了无数次，也犯了无数次错误，甚至称得上幼稚的错误，可是仔细想想，像他这样屡败屡战、愈挫愈勇的人，史上能有几个？！一个连续奋斗近四十年、从英姿勃发的青年一直奋斗到生命的最后关头仍不言放弃的人，难道不是英雄吗？！无数次的失败丝毫没有削弱他的勇气，每次他都以百倍的勇气重新站立起来，率领他的支持者们发起又一次进攻。他一次次倒下，再一次次站起。只要还能够站起来继续战斗，那么战斗就没有结束。孙中山从没有败给任何对手，他只是输给了时间。幸运的是他在受到时间致命一击之前，做了一生中最重要最英明的决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那所如日中天的黄埔军校，那支依托黄埔军校而迅速成长的铁血国民革命军，将帮助他实现北伐中原的理想。更重要的是，这群赤诚报国的铁血军人将在十二年后挺身而出，用悍不畏死的血肉之躯铸就中华民族坚不可摧的万里长城。伟哉！孙中山！
假如是一百斤，你会不会觉得有些沉重？假如是一百里，你会不会觉得稍显漫长？假如是一百年，你会不会觉得太过遥远？假如只用读一本书的时间，就能让1840年到1945年这一百多年的遥远，真实地回归你面前，你会不会觉得这很精彩、很有趣？……这是最乱的一百年。乱过三国，乱过五胡十六国，乱过五代十国。将军拔剑、壮士扼腕、文人投戎、学子弃医，连妓女们都深明大义、柔肠侠骨，愿化长风绕战旗。这是最凄惨的一百年。中国转眼间就从比尔·盖茨变成了杨白劳，一无所有。杀人越货是家常便饭，上山落草是时髦的职业，到城乡结合部当农民工是最幸福的生活。这是最八卦的一百年。个性无比解放，婚姻无比自由，名人之间的情爱更是剪不断理还乱。这是信仰最五光十色的一百年。唐生智信佛，洪秀全、孙中山、蒋介石信基督，刘湘信神仙，还有人信法西斯主义可以救中国……这是最迷信武力的一百年。无论是袁世凯、段祺瑞还是吴佩孚，甚至包括孙中山，都喜欢用武力统一。但小一点的人物却想分治，学美国搞联邦、联省自治，比如陈炯明和赵恒惕。可惜，想统一的，统一不了；想分治的，也分治不成。这是最自由的一百年，普通人可以办报纸、办出版社，可以结社；草根可以骂政府、骂官员，甚至还可以骂国家最高领导人。这是真相埋藏得最多的一百年——辛亥革命原来只是一场意外接着一场意外？民国第一疑案，到底是谁杀死了宋教仁？热血男儿袁世凯，毕生的追求就是君主立宪，可他为什么要七搞八搞，去做那短命的皇帝，让一世英名尽付东流？公车上书根本没发生过？谭嗣同临终时的诗是假的？光绪压根儿没有给维新党密诏？日本人救了维新党？李鸿章坚决支持变法？为何康有为要忙着制造伪证，还要谎话连篇？究竟是谁出卖了戊戌变法？生平未尝一胜的孙中山、曾落魄到美国刷盘子的孙中山，为什么能成为一代革命领袖？中国同盟会与日本黑龙会之间是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超级阳光美男汪精卫拥有一段神雕侠侣般传奇的爱情，却为何做了人人不齿的大汉奸？中国获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靠美国人的原子弹和苏联出兵东北吗？中国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是靠捡漏吗？……现在，我们将站在史实的角度还原一个真实、惊险、复杂、曲折、有趣的民国。这将是一本填补民国历史空白的书。在这本书里，你将会了解一个被你遗忘的民国；认识一个你所不知道的民国；修正一个被你误解的民国；看清一个被你模糊的民国；读懂一个被你轻看的民国……故事的开始本人把故事的起点设在了道光、咸丰当政的晚清。很多人会问，明明是要讲民国史，为什么从晚清说起？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反问大家一个问题：民国是怎么来的？晚清怎么就突然走向了民国？也许有人会回答，民国的开创者都是天生的英雄，他们天生就对清朝的腐朽和麻木极度愤恨，于是顺应历史潮流，高举反清大旗，表现出了彻底的革命性，等等。如果你也如此认为的话，必须得说，你所知道的并不是事情的全部真相。如果你想弄清楚全部的真相，弄明白民国的来龙去脉，那咱们还得从晚清说起。首先，民国的开创者成长自晚清，民国的力量格局来自晚清，甚至连民国的病根也是从晚清带过来的。其次，一个朝代的灭亡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也不是一句两句能交代清楚的事。而且，晚清并不是一直走下坡路，其间还有“同光中兴”这种回光返照似的雄起。此外，晚清在走下坡路的时候，也不是没有挣扎过，它也在绕弯子地改革自救，只是数次改革如戊戌变法、晚清立宪全都以失败告终。危机已积重难返，改革已无法解决问题，革命成为唯一方案！因此，立宪派、各种各样的革命派，还有江湖豪侠，各路人马，轮番上阵，都想用自己的主张拯救中国。只可惜大家伙儿的功力不足，最终走火入魔。就在这样一种稀里糊涂的状态下，各方合力，才折腾出一个如此有趣儿的民国。第一章不为鸦片的鸦片战争
羊群凶猛
咸丰这个清朝的第九任皇帝，实在是有点特殊，他虽然是个窝囊废，但是他周遭的人却很强大。他的大臣曾国藩和李鸿章、他的老婆慈禧，算上后来他侄子辈儿的光绪，再加上下面即将出场的这一位，一共五名与他或多或少有些关系的“属羊人士”（你没看错，这些人全都属羊），组成来势凶猛的“羊群”，主宰了未来半个多世纪的中国。相信大家都不太喜欢干巴巴的传记，幸好即将出场的这位男主角，其历史档案还算有趣，请大家先看一份档案。姓名：袁世凯，字慰庭，又称袁项城外貌：身高165厘米，体重90公斤，脖子粗，脑袋大学历：中考落榜生，“不学有术”的社会大学毕业生星座：外表冷漠而内心好幻想的处女座。这与他很相符，大人物多半有臆想倾向初恋年龄：这个不太好考证，仅知道其比较早熟，十多岁就开始调戏家里的丫鬟主要行迹：建立中国第一支近代化陆军；废科举；搞改革开放；建立民国；做立宪皇帝经典流行语：他最爱说的一句话：“浑蛋加三级！”偶像：幼时为东晋帅哥将军谢玄，希望像对方一样做花花公子中的将军，将军中的花花公子。过了而立之年，厚黑段位提高，偶像变成曹操1859年9月16日，河南省项城县袁家寨。袁家大公子袁保中的第二任老婆小刘夫人给他生下了第四个儿子。这是一个大胖小子，属羊，处女座。此人就是后来搅乱了中国半个世纪格局的“袁大头”袁世凯。大头属羊，但他的脾性可一点儿也不像一只羊，反倒像一匹狼，当然这是后话。大头出生时，袁保中的心情并不像今天医院产房外的那些父亲一样焦急中夹杂着欣喜。作为有了四个儿子、在乱世中挣扎求存的父亲而言，首先要考虑的是生存问题。不过，在考虑生存问题之前，袁保中还必须解决另外一个问题：为孩子起个名字。袁保中文化水平不太高，学历是附贡（大概介于秀才与举人之间）。就这个附贡，还是他花高价钱买来的（纳捐）。他之所以肯花这么多钱，就是因为想买一个身份，提高社会地位。袁保中买来附贡学历之后，就可以在拜见县长大人时不下跪，甚至还可以和县长大人就农村建设等问题进行深入交流……身份真是个好东西！有身份、有地位的袁保中，为儿子起名犯了难，胸无点墨的他想来想去，决定暂时先给孩子起个小名：袁小四。不过，孩子他妈小刘夫人有些不高兴：在咱们这个高干家庭里，这小名儿也太儿戏了点吧！这时，一封信的到来帮袁保中解决了这个燃眉之急，信是袁保中的叔叔袁甲三写来的。信的内容很简单，叔叔我在刚刚结束的战争中大败反政府武装捻军，即将凯旋。袁保中大喜过望，“凯”字信手拈来。再按照家族“保世克家企文绍武”的排行，“袁世凯”的大名新鲜出炉。好名字是有了，好的生活呢？袁小四出生的时候还真不是什么好光景，国家最高领导人咸丰皇帝正被放在火上烤，清王朝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动荡岁月，所以袁小四的未来注定了不会平安喜乐，但却足够精彩！袁小四再次出场之前，让我们先将目光转向袁小四生活的那个时代，穿插介绍几个影响中国近代史的大事件。“节俭癖”道光此时当政的咸丰皇帝算是一个苦命孩子，他从老爹道光手中接过皇位时，大清帝国已是危急存亡之秋。咸丰的接班局面如此糟糕，跟道光的治国能力偏低很有关系。说起这个道光皇帝，可能大部分人都对他没什么印象，其实这也怪不了别人，怪就怪道光自己与有清一代的同行们相比，名气实在太小——开国的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不用多说，有史书为其扬名。入关后的第一任皇帝顺治由于媳妇儿董鄂妃和老妈孝庄皇后（野史称之为“大玉儿”）的原因，几乎家喻户晓。康熙、雍正、乾隆三代都被影视剧拍烂了。尤其是乾隆这位自封“十全武功”的“大清作协主席”，这位仁兄的“十全武功”似乎无人认可，倒是他毕生吟过的近四万首诗作令他成为史上当之无愧的吟诗高产冠军，只可惜吟了这么多诗，却没有一首被后人传诵。嘉庆皇帝的知名度相对黯淡一点，不过他干掉超级大贪官和珅的事迹还是比较拉风的，不仅如此，其执政后期发生的白莲教造反、天理教攻破紫禁城事件也是相当出彩。咸丰皇帝作为大名人慈禧的老公，凭借在位期间爆发的太平天国战争以及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弃城逃跑的事迹，也使得自己的人气扶摇直上。同治皇帝虽然短命，不过他那厉害的老妈慈禧和死于花柳病的传说让他的曝光度急剧增加。光绪皇帝有珍妃，有甲午战争，有戊戌变法。末代皇帝溥仪的皇后婉容和妃子文秀的黑白照片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而且他从清朝的皇帝到日本人的傀儡再到共和国阶下囚的人生经历，给一部电影提供了素材，使得这部以他为主人公的电影《末代皇帝》获得了奥斯卡九项大奖。为什么独独道光这么没名气？一来他身上缺乏被人们八卦的元素，二来他的执政成绩实在是太糟糕，很是拿不出手。对于道光皇帝，后人只是隐约记得他是个简朴的皇帝。道光刚接他爸嘉庆的班，就决心打造“节约型”社会，后世著名的《御制声色货利谕》就是道光刚当家那会儿的作品，该文件重点阐述了大清国目前施行节俭的必要性和实现节俭的具体操作办法。道光在文件中说，百姓不穷，我这个皇帝能穷吗？百姓不富，我这个皇帝能富吗？（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但是，怎样才能使百姓富起来？道光说，办法只有一个，省，为国家省、为天下省、为百姓省，从我省起。《御制声色货利谕》颁发全国，各级官员认真学习，热烈讨论，深入领会，但行动的没有，该腐败的依旧腐败。与这些腐败的手下相比，道光的言行还是一致的，在位的几十年间，他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颁布这份节俭宣言并不只是为了作秀，也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史书说道光“衣非三浣不易”，也就是说道光一个月才换一套衣服，不仅如此，道光裤子破了也不舍得扔，补补接着穿，也不怕跌份。皇帝爱补丁，众爱卿也体贴圣意，个个都把自己好好的官服打上几个补丁，道光无意间引领起穿补丁衣服的社会潮流。道光心里这个美：举朝上下崇尚节俭，反对奢华，我的榜样作用大大的啊！道光心里一美嘴上就把不住门，于是逮了个大臣拉起家常：你这补丁打得不错，花了多少钱？该大臣脑袋灵光，知道伺候皇帝的内务府常把皇帝当冤大头狠宰，要是说少了免不了被内务府的那帮人穿小鞋，于是一咬牙眼睛眨都不眨就回答了一句：三两银子！道光老兄一听又气又急：内务府那帮人给我打个补丁报了五两！以后还是把补丁交给后宫的嫔妃打吧，反正她们闲着也是闲着，手艺差点儿不打紧，关键是不用花自己一分钱。这还不是最夸张的，据某些史料反映，道光连片儿汤都不敢喝，烧饼也省着吃……道光怎么会把皇帝做得如此寒酸？不是他天生吝啬，也不是他脑细胞不够用，真正的原因在这里——没钱，国家没钱，财政赤字太多，挣的没有花的多。有人不禁要问，皇帝怎么会没钱？！钱都花哪儿去了？穷光蛋皇帝是怎么炼成的历朝历代，国家财政总是避免不了走向崩溃，与其说这是一个魔咒，不如说这个现象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历史发展规律。要解释这个现象，我们不妨看看清朝皇帝把钱都花到了哪里。第一，皇帝的日子过得没有大家想象得那么轻松。皇帝除了给大大小小的官吏们支付薪水，自己也要花钱，皇帝有自己的房子、老婆和孩子，休闲娱乐设施一应俱全，数千勤务人员（太监、宫女等）随时待命，这些人都得靠皇帝发工资。此外，还有一大群人帮皇帝花钱。他们不需要上班，也不需要付出任何劳动，但皇帝每年还得给他们一笔钱，给少了还不行，因为他们都是皇帝的亲戚，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皇族。一个朝代建国之初，皇族人口不会太多，皇帝的压力不会太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皇族人口日益增多，皇帝的负担也越来越重。顺治初年，皇族不过几千人，至道光时期已好几万人，所以道光每年都得花几百万两银子才能摆平这帮亲戚。第二，腐败。历朝历代最不缺的就是贪官污吏，这帮人存在的最大意义就是挖封建主义的墙脚——他们让朝廷的行政成本高居不下，朝廷拨下来的钱，大部分都进了他们的肚子和腰包，至于剩多少钱用于百姓那得看他们的心情。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如此放肆？答案是犯罪成本太低，简单来说也就是，与腐败官员的总数比起来，被发现和惩处者不到百分之一。腐败收益高，腐败风险低，这可真是贪官污吏们的福利。而给这些贪污犯送福利的人不是别人，正是皇帝自己！皇帝用“人治”这个神奇的武器为腐败保驾护航。历朝历代，皇帝执政的手段主要靠人治，没有民主、没有法治的人治。监察制度不完善，官员任期没有限制，导致官员手中的权力太大，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和限制。谁的权势大，谁的官阶高，谁就说了算，官员的个人意愿可以决定一切。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这么好的贪污条件，谁不贪谁傻！因此，贪污不是皇帝弄几次反腐倡廉运动就能消灭的，譬如嘉庆皇帝杀掉巨贪和珅都没能刹住官员们的贪腐热情。第三，天灾。封建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政府的抗灾能力。譬如黄河泛滥，治理办法就是一个——堵决口。嘉庆年间，黄河堵一个决口要花掉上千万两银子。治河费用如此高昂，天知道有多少钱真正用到了治河上。反正连工带料都扔到了黄河里，你查都没处查。黄河泛滥，官员贪腐，豆腐渣工程导致黄河更加容易泛滥，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第四，镇压农民起义。怎么历朝历代都有农民起义？虽说农民的奋斗目标并不高——农夫（妇）、山泉、有点田。只要有一口吃的，就能活下去，只要能活下去，就绝不会想到造反。但现实是残酷的，到了每个朝代的末期，他们总是会吃不上饭，因为他们有一个几乎无法战胜的敌人：土地兼并。“土地兼并”是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地主、官僚、商人掌握了越来越多的财富，他们将赚来的或剥削来的钱财用于购买土地。如此一来，土地越来越多地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皇族一般都是最大的地主），而农民则失去越来越多的土地。最终的结果就是农民没有土地种，没有土地种就只能给地主种地打工（佃户），地主的地不是白种的，你得交租，可交完租，还能剩下多少？若赶上天灾人祸，连租都交不起，遑论吃饭？饭都吃不上了，那还不反吗？那就反了吧！只有造反才有自己的地种，才有饭吃！说到底，农民两千年的起义就是为了一块土地！从乾隆末年至嘉庆初年，白莲教成功地团结到广大种不上地吃不上饭的农民朋友们随之起事！清政府为镇压白莲教起义，花费军费近两亿两，几乎耗尽康乾盛世所积攒的家底。钱就是这么花没的。国家，其实就是公司，公司没钱要破产，国家没钱就完蛋。道光也隐隐约约地懂这个道理，但他接班时的清朝是农业社会，还不具备实施资本主义的条件，财源有限，发财无门。既然生财无道，便只有在节俭上下功夫。但道光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勤俭了一辈子，却把国家治理得更加贪污腐化。公正地说，就个人品德而言，道光带头克勤克俭、从我做起扭转浮华奢靡社会风气的行为是值得理解和赞扬的，但对国家而言，“节俭”行为背后的国库空虚意味着这个由马上民族建立的清王朝，在立国近二百年后，国家机器已经腐朽到了不堪承受的地步，犹如一匹苟延残喘的骆驼，只等终结它生命的那最后一根稻草。很快，这根稻草就到了。这根稻草就是已步入工业化社会的英国。真正的起因1840年，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因为清朝出大事了！清朝以前也不是没出过事，只是这次不一样。因为一场决定清朝国运的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了！这场战争的结果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清朝完败。不过我们还得重一个不剩。这个谋杀的消息传到了高杰部队的大本营，为复仇而急红了眼的将士扑向许定国军营。此时，这位明朝的将军已经投奔满军了。
勤王选择
据说，史可法得知高杰死讯后失声痛哭，大呼：“中原不可复为矣”！但是他仍然希望保住高杰的4万部队，加以统一指挥。这支队伍是长江以北所有队伍中最优秀的。高杰的遗孀，即李自成的宠妾邢氏，也希望为南明保住这支部队，并且可能曾建议史可法任命高杰的女婿李本深继任已故镇将的指挥职位。至少，这是史可法向弘光皇帝的推荐。朝廷拒绝了这个请求。据一些记载说，马士英担心这个任命会加强史可法对高杰余部的控制，使他扩大个人势力。据说，马士英曾经煽动怂恿其余三镇上书抵制这一推荐。最终，南京政府选定了兵部侍郎卫胤文来担任管辖高杰部队的地方总兵官。结果高杰部队的绝大部分没有能作为一支完整而训练有素的军队保留下来。因为不肯接受他们继任将军的领导，他们四散离去。从那以后，直到南明首都的陷落，这支前义军的残部盲目地向扬州和南京流窜。史可法为此十分惋惜。他的沿黄河的第一道防线已经破裂了。在战争的这一如此紧要的关头，有些人仍然相信进攻策略能够挽救南京。他们认为，只有恢复北方的积极努力，才能保证那些其力量举足轻重的地方豪杰的不断支持。不错，李际遇已经随同许定国归顺了满人，但是还有其他的地方豪杰，像河南的刘洪起，山东长山县的刘孔和，他们似乎准备抵抗新的统治者。这时，那些最初因希望率先恢复中原而跟随史可法的激进的文官和将领们，把他们最大的希望寄托于这一可能性：那些乡绅率领的武装会奋起而响应在淮阳的军事进攻。大约就在此时，徐州诗人阎尔梅被聘为史可法的营中幕僚，即私人秘书。他在1645年2月15日与史可法的谈话中，力请史可法派遣他的军队之一部进入河南以保卫其侧翼，并鼓励那里的抵抗运动，并由此他才允诺入幕。阎尔梅之意，一是要说服那些对效忠南明犹豫不定的地方豪强，一是要联系在山东以“榆园军”而闻名的农民军。这群在崇祯年间由两个名为任七、张七的人组织起来的骁勇之军，已控制了该省最西南角曹州的盐碱山地和榆林地区。那个地方也是将领刘泽清的家乡，他曾在1640年的饥荒以后镇压过那里的农民起义，并为此受到非议。这时刘泽清是南明的镇将；一些勤王者，包括刘宗周的学生叶廷秀和阎尔梅自己，都希望联结榆园军，在黄河两岸鼓动人民起义，然后与这些“义军”一起收复中原。阎尔梅在他与史可法的会谈中还没有详细说明所有这些计划，史可法也委婉地拒绝了他的新幕僚的请求。但是在后来写给史可法的一封措辞率直的信中，阎尔梅确实详细说明了他的北伐战略和驱使他采取这样一种战略的强烈感情。在那封既谈到了军事计划，又谈到了义士节操的信中，阎尔梅反复指出，为恢复北方而战的时机已经成熟。流寇初陷京师，中原无主，伪官继至。梅伏居苫块，力未能拒。上书各院道，请兵北伐，又潜纠河北忠勇之士，凡数万，为王师前驱，报先帝之大仇，复祖宗之疆土。这时，就像以前一样，阎尔梅重申“诚以河北皆本朝赤子，忠义未忘”。他说，果决的行动和大胆的进攻，能够振奋人心。人心可鼓，不忍先去以为民望也。天下豪杰少而庸众多，必有人为之倡导，而后闻风者，乃有所观，感而兴起。阎尔梅在他给史可法的信中认为，欲收此效的最好办法是史可法自己率军自扬州开赴此地。与淮阳地区的其他军队不同，史可法的军队不是流寇和乌合之众，它由受徐州百姓欢迎的“义士”组成。此时，那里的百姓正面临着异族的侵略。为了避免这一难逃的厄运，他们只能寄希望于史可法的拯救。“若惟恐师相之不旦夕至者，此其心何心哉！”实际上，阎尔梅指出，史可法军队在南方的存在已经推动了潜在的抵抗运动。因而，给予那些忠君的百姓以帮助而不是置之不管，就更是他的责任了。譬争渡者，偶失足堕水中，且沉且浮，得一人手援之，未有不应手而出者，顾援之者缓急何如耳。谓其必不肯出，而弃之勿援也，天下有是理乎？简言之，如果史可法不这样做，他就如同是抛弃了一个落水待毙的人，国家的生存也就毫无指望了。献身与妥协
阎尔梅给史可法的信，不仅细述了采取进攻战略的各种原因，而且也解释了为什么阎尔梅自己感到有责任去这样做。无疑这代表了许多南明忠君之士的同感。阎尔梅告诉史可法，他自己的老师也认为他是一个特别固执好辩的学生，可能比大多数人都直言无忌，不过有很多由于南京政权拒绝采取积极军事行动而日益失望的人，也与他心情相同。大之不能酬国家三百年之恩泽，小之不能庇宗族十亩之桑梓。对于他这样的忠君爱国之士，报效国家之责远远重于维顾亲友，尽管履行这种高尚的义务可能意味着“逆祖”、听凭妻室饿死以及族人唾骂。亲戚劝之行而不肯行，朋友招之隐而不肯隐。阎尔梅还把忠君义务置于苟且偷生之上，把良知置于俗论之上。且古贤士所以重知己之感者，不重其恩，重其心也。重其恩者众人，重其心者贤士。重其心之爱之者众人，重其心之敬之信之者贤士。豪杰之士宁为人所不爱，不肯为人所不敬、不信，则知己之故，盖难言之也。这种绝对忠诚的典型是古代的侠义之士，他们的气节象征着礼的至境。阎尔梅说，今人多把礼当作仪式，但是那个概念实际上表明了一个人忠于其信仰的义务。侠义之士对“诚”的执着追求——一己的是非之心——在理想上高于所有其他情感。同样，对阎尔梅来说，体现于“诚”的最高献身，概括了“礼”的古老而崇高的意义，这远高于把“礼”说成是“敬”、“顺”的通俗解释。“礼之中有敬之之意焉，有信之之意焉，甚则有杀之之意焉（如果为了信仰的话）。”阎尔梅写给史可法的信在结尾颇为狂傲不驯。阎尔梅写道，一个豪杰之士可能并不认为别人会赞同他，但是他至少十分希望得到尊敬。可以肯定，如此固执之人在太平盛世是不易为别人所容的。但值此国难当头之际，需要的却是非常之人。如果有人想起用这样的英雄，那么他要么是认真地采纳其建议，要么就是全部把他们杀死。用其所不得不用，斯杀其所不得不杀，杀之者敬之信之，非易之疑之也。易之疑之则亦不足杀矣。很难想象会有比这更咄咄逼人的要求了。不过，阎尔梅的个人正义感并非无可争辩。他这种空想的、甚至浪漫的临难不苟行为，构成了一种用以升华自我的目的伦理。在满族征服战争中许多年轻的“有志之士”都是如此。但是也存在着另一个同样强大的责任伦理，如果需要，甚至可以用孔子的话来证明其权变观。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史可法是一个“惧”多于“豪”的人。因为担负着保卫一个王朝的责任，他承担不了此时轻率决策的后果，也不取莽撞下令。不管阎尔梅解救徐州的呼吁如何激烈，史可法也腾不出手来完成此举。尔后史可法给了阎尔梅一个措辞巧妙的答复，对迅速进军徐州的计策含糊其词，感谢阎尔梅无可怀疑的忠诚，并且谨慎地暗示，他很知道阎尔梅的急躁脾气。此后不久，阎尔梅受命西进河南，加入高杰余部，组织了一道抵抗多铎军队的薄弱防线，以防满军南侵。阎尔梅确实向西出发了，但在3月6日他到达前线之前，他觉得他的使命毫无希望，于是返身而回。因而当满人最后进攻史可法扬州大本营时，他却在安徽中部的庐州平安无事。满人渡河
然而，与此同时，史可法仍然肩负着指挥淮阳地区各方面防务的责任，以抵抗多铎和豪格对他防线的不断猛攻。有一些迹象表明，他可能想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避免北进，以使满人替他消灭大顺农民军残部，但史可法同样知道，一旦清军打败或收编了那里的义军流寇进而占据黄河的右岸，那么他们就会转向南方，进攻沿大运河一线的南明防线。因此，他与阎尔梅以及其他光复者的想法相同，即最好的防御战略是进攻。他上疏皇帝说：自三月以来，大仇在目，一矢未加。昔晋之末也，其君臣日图中兴而仅保江左。宋之季也，其君臣尽力楚蜀，而仅保临安。盖偏安者，恢复之退步；未能志在偏安，而遽能自立者也。左懋第的信使也得到指令，朝廷已经决定采取更为保守的防御政策。与此同时，满人已经越过了在河南境内的黄河，并且到达了黄河在江苏境内的北岸。对史可法来说，防御和进攻是一致的。在时机尚未失去的情况下，他希望南明方面发动一次反击，用来援助可能正在守卫徐州的李成栋的明军，也用来保持和激发光复北方的信心。于是史可法从扬州出发，将其部队转移到洪泽湖边的泗州。然而在他要进军徐州之前，他得到消息说，在他离开的时候，黄得功知道了高杰被害的消息，准备对扬州发动突然袭击，洗劫这座城市，并且收编那些已经退到大运河的高杰残部。这样，为了拯救扬州，史可法被迫取消了他的反攻计划，并迅速赶回他在南方的营部。如要解救徐州，阎尔梅发动“河北千万忠勇之士”的简单计划显然是不够的。尽管史可法自己没有能去徐州，但是侯方岩率领的援军已被派往这个城市，而且南明的一支应急部队实际已渡过黄河，并且直接与满人交上了火。清旗军主力由准塔指挥，他的父亲曾是努尔哈赤的卫士。准塔重创了明军。根据满人的战报说：二月初三日（1645年2月28日），闻南兵渡河，围徐州沛县李家楼，随遣固山额真准塔等，领兵星夜前往。贼马步兵二千有余，屯驻徐州十五里外，我兵冲击贼营，贼兵赴河死者无算。擒斩逆渠六人，安抚百姓，秋毫无犯，获人口牛马甚多。3月11日多铎部队的营部正式从西安迁到了河南北部；4月1日，多铎接到圣旨去指挥南征，以平定江南。在豪格从东面加强进攻的同时，多铎率领他的部队兵分三路直奔归德；在那儿一支部队沿淝水直奔临淮，另一支部队沿黄河直奔盱眙，第三支部队沿黄河北岸过徐州直奔淮安。最后这支队伍是由准塔指挥的，他在取得李家楼战斗胜利后乘胜进攻徐州。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些抵抗，但是在这些抵抗还没有变成强大的敌对力量的时候，徐州驻军指挥李成栋已经宣布归顺清朝，背叛南京了。同时，在多铎部队的侧翼进攻濠州的西部战场，徐州地区的另一个抵抗首领刘良佐也背叛南明，投降了满军。刘良佐和李成栋的变节，标志着满族征伐中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两个将领实际上把整个南明的西北防线拱手让给敌人，使得多铎与远在东方的豪格连成一体成为可能。因而，为了阻止东部防线的崩溃，史可法沿着从洪泽湖岸边的泗州到黄河南岸尚属稳定的防线，召集尽可能多的南明部队去支援刘泽清的守军，这当然是绝对必要的。这样，在后一个月里，史可法就开始筹划淮安的防务，一切都布置在淮安的南边，在大运河与洪泽湖交汇处的清江浦集结他的兵力。然而，在这个关键时刻，当他需要南京政权提供所有一切援助的时候，这个朝廷内部却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军事危机。童妃案
在史可法指挥的西部战区，河南北部明军控制区内的巡抚陈潜夫报告说，他发现了一个自称是福王世子前妃的流亡者。这个妇人告诉他，她姓童，她与福王世子生过一个儿子，后来因为北方农民起义而离散了。陈潜夫迅速通知朝廷，说皇妃还活着，并且满怀喜悦地在1645年4月5日把她护送到南京。皇帝听到童妃到来的消息并无喜色。他没在宫廷上欢迎她，而是把她移交给锦衣卫，由他的一个太监加以审讯。这位太监审问得很详细，对他听到的回答表示相信，即的确如其所称，她是福王世子（现为弘光皇帝）的第三个妃子。因为识文断字，童妃为冯可宗写出了她入福王世子宫殿的详细证明，包括准确的日期，也叙述了在北京爆发起义后他们的流散过程。于是这位太监给皇帝准备了一份记录，呈上了有关她身份的证明，包括她提供的许多细节。然而，当他把这份奏本呈给弘光时，弘光只瞥了一眼，就脸色陡变，挥手把记录扔在了地上：“朕不识之，速加严讯！”随后，他正式下令，由一个叫屈尚忠的太监来进行所谓的“严讯”。屈尚忠可能是东厂特务组织的成员。这道允许采取最残酷刑法的命令，引起了朝廷的轩然大波。一些像马士英这样的高级官僚相信，童氏确实是前妃，除非是神经错乱，或者是傻子，没有人会假冒皇帝的妃子，因为皇帝本人就可以明白无误地确定她的身份。实际上，马士英不能理解为什么皇上拒不认账。根据一份记载，马士英曾对阮大铖说：“童氏系旧妃，上不肯认，如何？”阮大铖回答说：“吾辈只观上意，上既不认，应置之死。”站在一旁的张捷说：“太重。”阮大铖说：“真则真，假则假，恻隐之心，岂今日作用乎！”但马士英坚持说：“真假未辨，从容再处。”童氏声称曾为福王世子生过一个儿子一事，对马士英影响尤深。在他看来，一切刑法的动用都应暂缓，直到在河南找到这个孩子并把他带到南京为止，以安抚那些愿意相信她的身世故事的百姓。但是为时已晚。在弘光1645年5月1日下令把她交付给他的太监拷问之后，她备受酷刑。一个当时人记录道：其血肉之模糊，不忍卒观。在她精神失常之后，她被带回扔进地牢，三天以后就死在那里了。童妃案件立即产生了两个后果。首先是使那些忠君之士保住势单力薄的河南营寨的一切希望都化成泡影，因为在这里，浙江的投机分子陈潜夫参与了童妃的“阴谋”。几个月以来，陈潜夫一直努力把许多河南豪杰的营寨联结成为勤王力量的防线。不过，他和他的主要同盟者刘洪起（他在开封和汝宁地区指挥着大批部队）一直与极力想把河南置于自己控制之下的马士英不和。马士英起初想任命阮大铖为河南巡抚，此举失败后，他设法使其妹夫越其杰担任了这个职务。越其杰很快就使得河南最有势力、控制南阳地区的豪强萧应训失去了对南明的忠诚。在镇压大顺农民起义军余部的战斗中，萧应训收复了这个省西南部的一些城镇。但是，当他的儿子萧三杰亲自向越其杰报捷时，这位巡抚指责他们父子二人是土匪。萧应训及其部下向越其杰关闭寨门以示抵制。当越其杰通过这个地区时，遇到的是关团的栅门和敌视的哨兵。另一方面，当陈潜夫经过河南时，却受到了每个寨主和豪杰的欢迎。出于嫉妒，越其杰向马士英诋毁陈潜夫，马士英则一直想方设法煽动人们反对这个人。此时童妃案发，作为发现童妃的南明官吏，陈潜夫受到了可怕的牵连。对马士英来说，已可以轻而易举地搞掉陈潜夫了。陈潜夫以同谋叛逆罪被投进了监狱，但这就把河南的统治权留给了马士英的妹夫、无能的越其杰。这样，那些豪杰对南明的忠诚都相继丧失了，河南暴露在长驱直入的清军兵锋之前了。童妃案的第二个重要后果，是人们失去了对弘光皇帝本人的信任。根据透露出来的童妃被捕和受虐待的详情，特别是她自己的身世，大多数人都认为童氏确实是福王世子的妃子。但是为什么福世子、现在的皇帝拒绝她返回宫廷呢？是不是他有什么理由不想让她看见呢？他对她有些不放心吧？南京的官吏和百姓们提出了这些疑问，因为这使人们想起，福王世子在马士英的军营里介绍他自己时，是用了一个王侯的玺印来证明自己的身份的。那么会不会是有人在北方混乱的起义军占领时期得到了真正的印玺，冒名顶替真正的福王世子，然后向马士英谎称他是一个王室的继承人呢？如果这些确实发生过的话，那么这样一个冒名者当然是无法骗过他的前妻的。那是不是说现在的福王世子是个冒充者，而童氏倒是合法原配呢？这样，童妃事件引起了人们对弘光皇帝本人合法性表示怀疑的风波。尽管这些传闻可能组织商团包围大本营，事件愈演愈烈。政府的威信岂容挑战！于是，商团被孙中山派军队驱散，陈廉伯被孙中山满世界通缉。这老小子狗急跳墙，找来了后台老板英国人——九艘英国军舰驶入广州白水潭，英国总领事通告孙中山：如果你武力镇压商人，那么英国海军将进行干涉！孙中山十分愤怒，当即向英国政府发出外交照会，要求英国政府说明此事件。英国政府一看孙中山态度强硬，貌似不好惹，也就不想因为陈廉伯去公开得罪实力更加强大的孙中山而致节外生枝，于是赶紧撇清自己，声称这是港英政府的越权行为，英国政府不会干涉中国内部事务。事态终于缓和下来。黄埔军初试啼声就在商团事件还未解决之际，江浙战争打响了。虽然广州内部不静，但孙中山认为机会难得，还是决心北伐。蒋介石力劝孙中山说：现在根据地不稳，不适合贸然北伐，而且北伐困难很大，不一定成功，很可能北伐不成的同时又失去根据地，那时我党便无立足之地了。咱们不说平定陈炯明，怎么着也得把商团给镇压了才能挥师北伐。看来蒋校长“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向来是很坚定的。不过孙中山与胡汉民都认为有张作霖和卢永祥的牵制，此次北伐很有可能成功。实际上，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他们认为广东已成绝地，应该离开广东，把广东还给广东百姓，去找寻新天地（广东已成绝地，急宜北伐以谋生活。——《孙中山全集：复蒋中正电》）。看到孙先生的这个观点，是否觉得有些奇怪？这个观点的背后，有苏联的影子。孙中山身边的苏联顾问鲍罗廷起了特殊的作用。苏联比较迷信占据中心城市然后辐射全国的“中心开花式”革命，因此鲍罗廷劝说孙中山放弃广东，占据武汉或南京或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来替代广东。孙中山之所以想离开广东，除了受苏联革命模式的影响，还有一个原因。在孙中山的号召下，很多在当地混不下去的小军阀也来到广州投机，加入“革命”，如先来的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以及后到的湘军谭延闿、豫军樊钟秀等。按照正常情况，人多力量大，可这些军阀各有各的私心，导致部队山头林立，互不统属。当然，谭延闿和樊钟秀二位同志还是值得表扬的，他们虽然也打小算盘，但总体来说还是好同志，真的干革命。但杨希闵和刘震寰这二位就该挨批评了。他们道德败坏，没有革命精神，脑子里装的全都是钱，他们所能想到的最幸福的事，就是被有钱人包围，让对方拿钱把自己砸个五分死——剩下的半条命用来数钱和花钱。所以找他们办事非得用钱开路不可，但问题是孙中山没钱，因此这两位仁兄非但赖在广东不走，还不听孙中山指挥。可占着茅坑不拉屎也就算了，他们还四处捣乱，破坏安定团结的革命局面。更严重的是，这两颗老鼠屎的兵力还不可小觑，轻易拿他们没办法。请神容易送神难，这也是导致孙中山对广东这种不生不死的局面略有灰心而急于另辟一个新天地的原因之一。虽有离开广东的打算，但孙中山也做了周全的考虑。出兵北伐之前，他做了四件事情：一、与唐继尧、陈炯明议和。二、派李济深做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的思想工作，力争把这哥仨及其麾下那支战斗力不错的军队拉入革命队伍。三、交代胡汉民：如果商团继续闹事，那就分批发还被扣军械，解除对陈廉伯的通缉。四、将最精锐的粤军留在广东看家以备不测。总之，孙中山希望有一个稳定的后方，不拖北伐的后腿。9月18日，孙中山在韶关誓师，下令以谭延闿的湘军、樊钟秀的豫军、朱培德的滇军为主力北伐。进军路线跟“三公子会议”定下的策略别无二致——先攻江西，攻下江西之后再进安徽，借道安徽便可威胁江苏齐燮元的老巢南京。北伐的结果揭晓尚需一些时日，先来关心一下孙中山收到的两个消息：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10月7日，黄埔军校收到了苏联军舰运过来的第一批军火援助，有山炮、野炮、轻重机枪及弹药等，这可是重武器。对于被武装后的黄埔师生，若有人胆敢轻视，那只有一个解释：活得不耐烦。坏消息是10月10日，商团叛乱。广州军力薄弱，商团人数占据明显优势，因此胡汉民想按照孙元帅的既定方法办，与商团妥协了事。胡汉民的这个想法遭到了蒋介石的坚决反对，蒋介石认为必须平叛，要不然商团一定会得寸进尺！虽说政治就是玩妥协，不过妥协也要讲原则，也要有斗争。没有原则、没有斗争的妥协往往达不到效果。果不其然，商团蹬鼻子上脸，居然要求孙中山退位，成立“商人政府”！这是绝不可能的事情，胡汉民、蒋介石连发求援电报给孙中山，请求班师平乱。三天后，也就是10月13日，广东大本营已是危在旦夕，还好卢永祥在这一天宣布认输，孙中山终于下定决心暂缓北伐，把注意力转向了巩固根据地。他密令蒋介石全权指挥广州所有武装力量平定叛乱，同时命令韶关警卫队立即秘密起程回广州支援平叛。蒋介石对此早就有所准备，迅速从黄埔学生中挑出了最精锐的四百余人，活生生就是一个“将军团”，全副武装悄然奔赴广州城，对外宣称是夜间演习。黄埔学生军在广州城外与一部分粤军以及“农民自卫军”等武装力量会合之后，以雷霆万钧之势包围了商团总部所在地——西关，并迅速发起攻击。商团的核心领导大都是富二代，而温室中是长不出参天大树的，所以这些少经风雨、疏于训练的富家子弟平时吓吓地痞流氓还可以，真上战场只有死路一条。商团的抵抗只不过半天便偃旗息鼓，叛乱在10月14日平定。陈廉伯见大势已去，随即潜往香港。出头鸟跑了，广东各地的商团也作鸟兽散。在平定商团叛乱的过程中，蒋介石虽然肩头担子很重，工作压力很大，忙得团团转，但干劲十足，心情很舒畅。在平定商团叛乱的战斗中，由黄埔学生组成的学生军初露锋芒，一举攻占西关商团总部，为彻底平乱立下第一功，受到各方赞誉。再也无人敢小视黄埔，再也无人敢轻视他蒋介石！更重要的是，现在第二期学生已经入校，“教导团”（其基层军官大都来自最优秀的教官和最优秀的学生）也正在组建中，从江苏、安徽招的士兵正陆续前来广州。孙中山也答应从苏联援助的枪械和款项中拨出相当一部分用于组建教导团。这让蒋介石相信，要不了多久他就能组建一支雄师征战疆场！革命者逝蒋介石平定了商团，后顾之忧解除了，孙中山终于放心了。10月26日，冯玉祥电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四天后，孙中山在韶关发表通电响应，决定北上。虽然胡汉民、蒋介石，甚至包括周恩来都反对孙中山北上，不过他依然坚持己见。他是这么解释的，北京是中国政局的中心，全国的目光都注视着北京，国民希望看到我去北京处理善后，就算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但只要我去了，就不会辜负国民的希望，还可以揭露张作霖和段祺瑞军阀祸国的本质，让国民看清这伙人，进而更同情革命，支持革命。北上之前，孙中山做出几项重要人事安排：一、令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二、任命谭延闿为北伐联军总司令、樊钟秀为先遣总指挥，继续率军北伐，以此作为自己去北京谈判斗争的坚强武力后盾。11月13日，汪精卫陪同孙中山登上“永丰”舰北上。“永丰”舰途经黄埔，黄埔师生全体列队于岸边，蒋介石请孙中山登岸与黄埔师生话别，这是孙中山最后一次踏入黄埔。在汪精卫等人陪同下，孙中山乘汽艇上岸。他似乎知道很难再回到这个被自己寄予最大希望的校园了，在临行之前一一巡视了学生宿舍、教室、食堂，观看了学生的战术演习。随后孙中山向全体学生发表了简短而热情的演讲：民国建立已经十多年了，国家依然纷乱，军阀横行，战火不休，而党内部分同志意志消沉，忙于追逐名利。在这些同志看来，革命就是开公司，投身革命就是入股，将来等着分红。可是我想用行动告诉他们，革命不是开公司，投身革命不是入股，不是为了分红，投身革命是为了挽救中国，挽救民众，因此唯有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革命才有成功之希望。何况我已经59岁，死也可以瞑目了。今天黄埔学生，能忍苦耐劳，努力奋斗如此，必能继承革命事业，必能继续我之生命，实行我之主义。凡人总有一死，只要死得其所。若二三年前余即不能死。今有学生诸君，可完成我未竟之志，则可以死矣！……孙中山的厚望让在场师生无不热泪盈眶，热血沸腾。蒋介石随后发表讲话，告诫全体学员牢记总理训导，为革命努力奋斗。全场近千人同时立正，举起右手，握紧拳头，面向孙中山，一字一句从胸腔中喷出：我们向总理宣誓，牢记总理训导！坚决与军阀斗争到底！坚决与帝国主义斗争到底！愿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流尽最后一滴血！千个年轻的喉咙吼出的声音激昂炽烈。千双坚毅的目光闪烁着耀眼的狂热。千张英气的面孔庄严激动。千条枪般笔直的身躯挺立在猎猎军旗下，任狂风呼啸，任暴雨肆虐，任烈焰滔天，无畏无惧。他们在这个年代接受过不错的教育，他们在国家危亡、民族危急时没有逃避，没有寻找僻静的港湾，而是无怨无悔地投入黄埔艰苦奋斗！在此后的二十年里，他们的血将洒满祖国大地和异国他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活到和平来临，可是，此刻他们只有一个念头：救中国！“永丰”舰渐渐远去，载走了近代中国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孙中山12月31日到达北京，没有料到竟然在北京一病不起，住进协和医院一查，是肝癌。此后的手术也未能挽救孙中山的生命，他于1925年3月12日病逝，灵柩安放于北京西山碧云寺内石塔中，直到1929年5月才由国民政府安葬于南京中山陵。在他弥留之际，吴稚晖起草，汪精卫等人共同参与制定其政治遗嘱，由汪精卫念给病榻上的孙中山听，孙中山首肯后，在临终前一日签署，随后由亲属宋庆龄、孙科及当时在病房守护的张静江、吴稚晖、汪精卫、宋子文、孔祥熙、戴季陶、何香凝等依次签字为证明人，汪精卫最后又署名为“笔记者”。孙中山先生的政治遗嘱全文是：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全书至此，关于孙中山的笔墨甚多，其中有褒有抑，这一切都是按照史料行笔，旨在还原一个真实的孙中山，一个有血有肉的孙中山。孙中山只是一个凡人，他不是圣人，也不是神，他有普通人的七情六欲和喜怒哀乐。表面上看起来，他失败了无数次，也犯了无数次错误，甚至称得上幼稚的错误，可是仔细想想，像他这样屡败屡战、愈挫愈勇的人，史上能有几个？！一个连续奋斗近四十年、从英姿勃发的青年一直奋斗到生命的最后关头仍不言放弃的人，难道不是英雄吗？！无数次的失败丝毫没有削弱他的勇气，每次他都以百倍的勇气重新站立起来，率领他的支持者们发起又一次进攻。他一次次倒下，再一次次站起。只要还能够站起来继续战斗，那么战斗就没有结束。孙中山从没有败给任何对手，他只是输给了时间。幸运的是他在受到时间致命一击之前，做了一生中最重要最英明的决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那所如日中天的黄埔军校，那支依托黄埔军校而迅速成长的铁血国民革命军，将帮助他实现北伐中原的理想。更重要的是，这群赤诚报国的铁血军人将在十二年后挺身而出，用悍不畏死的血肉之躯铸就中华民族坚不可摧的万里长城。伟哉！孙中山！
话，就……开除你们的学籍！学籍，真是吓死人了啊。剩下的太学生们说，不用你开除，我们自动退学。说完之后，这个世界突然安静了。学生们仅仅是再次露出要反抗的一点点苗头，只不过是谈学籍的问题，宋朝当局就又软了。皇帝出面，承认学生们游行集会的行为是爱国，是“忠义”的。有了这个定性之后，其余的事情都好办了。著名学者、国子祭酒，也就是教育部部长杨时出面，盛赞学生们忠君爱国大义凛然不畏强暴纯真可爱……尤其是陈东，你是这个时代里最可爱的人，所以你可以毕业了，从此走出校园，到工作岗位上为国家作更大的贡献。陈东的心很凉，他清楚，这是赤裸裸的收买。他深深挚爱着的国家在邀请他去……同流合污！这是个多么巨大的讽刺，这是多么绝望的悲哀！难道他不顾生死去维护去抗争的目的，就是为了一官半职吗？这个疑问如果他真的向李邦彦等人提出来，李首相会真诚地向他点头，是的，就是这样的。不然的话你为什么这么拼命呢？人生在世，不就是在追求这些吗？鸡不同鸭讲，龙不与蛇交。两者只能决裂。陈东五次上书拒绝，离着宋朝官场远远的。当局很难堪，但目的达到了。学生们的影响力急剧下降，先是人数少了一半，陈东等领袖又始终停留在民间，这让再次民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第一件事完成，帝都安静了。赵桓的眼光飘向了远方，在他的心里，开封城外的威胁，如果非要提到最大的威胁的话，远远不是东北方向的金国，而是在遥远江南优哉游哉的宋徽宗一行。他老爸。那是一整套的宋朝君臣班子，赵佶、蔡京、童贯、朱勔，这些人加在一起要皇帝有皇帝，要宰相有宰相，军队、钱财更不用说，都是把持宋朝二十多年的老手。这帮人在镇江修宫室造庭园，作久居之势，每个月的花费达到了二十万贯，庞大的开支都由当地政府支出，长江以南，开封的政令如同虚设，赵佶根本不想放权，他甚至出面拦截过勤王的军队。江南小朝廷呼之欲出。这不行，赵桓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出现。他要想个办法，选个人，把老爸技术性收回到身边，不费一刀一枪解决掉皇位的最大威胁。这个活儿派给了李纲。这是唯一的人选，全宋朝官场都烦李纲，也全都承认，这是个好人、信人、纯洁的人。连赵佶都承认。于是，只有李纲出马，才能温和地回收老爸。李纲和赵佶的见面很生活化，两人谈天说地愉快地交流，李纲介绍了刚刚“胜利”的东京保卫战，赵佶则关怀了一下李纲早期的电梯生涯。之后，两人讨论了一下钦宗上任之后的一些政治工作，没多久，赵佶决定回家。信李纲，信人品，继而相信他一直沉默孝顺的长子。四月三日，赵佶一行回到了开封城，等待他的，是一个陌生的儿子和冰冷的世界。他彻底昏聩了，忘记了他一直给予长子的是什么样的生活。赵桓绝不愿再回到从前，他要牢牢地把握住自己的生命。刚一开始，他就驱逐了赵佶的全部侍从，让赵佶孤零零地待在龙德宫里，彻底老实；第二步，他收走了财权，哪怕是赵佶曾经赏赐下去的东西，也要重新交出来；第三步，他毁了赵佶东山再起的念头。赵佶想反击。他说金军很可能再来，由他去洛阳招兵买马，为宋朝创建另一块根基。简直是笑话，赵桓不予回答，连否决都懒得说。赵佶慌了，他万万没料到处境糟到了这地步。他想挽回，想了想为今之计，没权没钱没人，怎么办，只好打亲情牌。好不容易熬过了半年，到了十月初十。这一天是天宁节，也就是赵佶的生日。其实这是错的，他生于五月初五，当时风俗，这一天极其不祥，所以改成了十月初十。生日宴会上，赵佶先是满饮了一大杯酒，然后亲自倒了一杯给儿子。老子敬儿子，却不料儿子无动于衷，不管父亲怎样表现，不接更不喝。在场的人都知道，赵桓是怕酒里有毒。屈辱！众目睽睽，忍辱偷生。赵佶号啕大哭，掩面回宫。在他身后，赵桓面无表情地下了一个新命令，严密封锁龙德宫，内外消息不许流通。软禁了太上皇，还要肃清余党。这是件全天下人都期盼着的事情，二十多年了，六贼的末日终于到来！先是朱勔。这个最富、最险、最狡诈、最肆无忌惮的富二代用尽了心机，仍然难逃一死。为了活命，他紧紧地跟在了赵佶的身边，一起千山万水地游荡。他想得很清楚，富贵来自于这个皇上，安全更来自于这个皇上。那么等赵佶回到开封城后，他的一切都到头了。杀朱勔走的是正规程序，御史弹劾、官方定罪、抄没家产、流放外地。他从衡州、韶州、循州一路南迁，到循州之后，宋朝派专人赶来，砍了他的脑袋。朱勔死了，这个历史上最大的官倒，在最富裕的宋朝搜刮到最多民财的蛀虫，他的一生很传奇，堪称最典型的权钱勾结的产物。要怎么评价他呢，他是个寄生虫，是个喝民族血的吸血鬼，这种人对国家的伤害是巨大的，对人民的伤害是最直接的，真是罪该万死。可恨的是，这种人每个时代都有。杀童贯就麻烦得多。童贯有名分，堂堂郡王可以免刑免死。但他实在是气运已尽，不仅犯了罪，更犯了众怒。他率领三千名胜捷军追上了赵佶，一齐南逃。在过一座浮桥时，军心浮动，“攀望号恸”，劝赵佶不要离京师太远。童贯命令放箭，谁阻止南逃就杀了谁。当天一百多名禁卫军死在了浮桥之下，他最后一点点能倚为资本的军中威望随之消耗殆尽。钦宗先是把他贬到南方，之后派监察御史张达明带旨追杀。张达明在南雄州（今广东南雄县）追上了童贯一行。他怕童贯知道消息后抢先自尽，不能明正典刑，派人去传了个话。那人说：“皇上派使臣赏赐大王茶药，召您回京共商大事，听说是充任河北宣抚使。”童贯惊喜，连声问：“消息真实吗？”来人回答：“现在的将帅都是新人，没有实战经验，朝廷商议多时，还得您这样有军功有威望的人出马才成。”童贯大喜，得意扬扬地说了一句话：“却是少我不得。”第二天，张达明赶到，童贯还在做着升官的梦，已经钢刀临颈，人头落地。他的头被放进黑漆木匣里，用水银浸泡，带回开封城，在显要处号令示众。童贯死了，这个人是六贼里比较特殊的一个。他相对而言是有能力有良知的，能在关键时刻显示出少许残存的人性。可惜，中国最大的危机也由他造成。“一将功成万骨枯”，他的广阳郡王封号，是用宋朝亿万百姓的鲜血染红！他是个复杂的人，是一个前后变化巨大的人，不知为何，在他狼狈拙劣厚黑的后半生里，我总会想起他西征河湟时铁马冰河的岁月。如果他那时死了，该多好。终于到蔡京了。轮到他时，仿佛历史回到了原点，他是一切的源头，更是一切的归结，是宋朝五十余年以来所有善恶忠奸变化轨迹的浓缩，什么都看在他的眼里，什么都发生在他身边。他承受着、反抗着、随波逐流着，终于以毒攻毒了……他的一生太复杂了，要在各个层面里分析，才能勉强看清这个人。而只有看清了这个人，才能明白这段历史。来看他最后的足迹，他是步步被逼上绝路的。先是弹劾、贬职、外放，蔡京被赶到长江边。这时的蔡京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天下仍然有众多的马屁虫争当孝子贤孙。比如江陵府（今湖北江陵县）的知府李偃。此人迎奉蔡京的程度仍然是对宰执的待遇，“一日而三见之，公库供馈，络绎不绝，须索追呼，骚动细民。”当地的一群盐商气坏了，蔡京屡变盐法，搞得全天下盐商集体破产，本想着报仇呢，没想到仍然气焰这样熏天。盐商们打上门去，也没别的招数，大声咒骂而已。李偃火了，派兵把盐商都抓了起来，严加看管。再派几百名士兵保护蔡京，同时为蔡京购买宅第，做长居打算。消息传出，天下大哗。不说黎民，不说御史，连皇帝都气晕了，这是处理奸贼吗？这是送奸贼去养老疗养！赵桓火速派人到长江边，把李偃撤职查办，官衔一撸到底，去道观里挂名晒太阳去！从这以后，沿途的官儿们才看清情况，把蔡京当罪犯待。这时蔡京八十岁了，一向安荣富贵养尊处优，到这时才领略到了一点凄风苦雨，开始受折磨。先是朝廷派人快马加鞭追了上来，要他交出身边的三个宠姬慕容氏、邢氏、武氏，说她们太美了，连金国都派人来要，为了两国友好，必须交出去。蔡京无奈，只好照办，当挥泪作别时，他写了一首诗：“为爱桃花三树红，年年岁岁惹春风。如今去逐他人手，谁复尊前念老翁。”之后，他形单影只孤单南行，没有了地方政府的保护，连小商贩都对他当面诟骂。他想买饭，骂他，他想坐轿，骂他，勉强支撑到当年的七月份，走到潭州（今湖南长沙）时，他终于病倒了。这个巨奸大恶自知不行了，死前写了这样一首诗：“八十一年住世，四千里外无家。如今流落向天涯，梦到瑶池阙下。玉殿五回命相，彤庭几度宣麻，止因贪恋此荣华，便有如今事也。”那是公元1026年，宋靖康元年的七月二十一日。蔡京死后，没人给他收尸。想想七月天里的长沙闷热到什么程度，那具尸体的样子可想而知。最后是押送他的人把他草草埋葬，葬时别说棺木，连草席也没有一张，只用些青布缠上，就埋进了土里。地点是漏泽园，当时的公墓。蔡京的直系亲属们，如蔡攸、蔡绦等二十三人，或处死或远贬，都各有下场，可以说蔡氏家族团灭。以上，正义似乎真的来了，但实在是太晚了。纵观蔡京的一生，没有仔细研究的话，总会把他归纳成个脸谱。他又奸又恶，又狠又凶，害人害到刨坟掘墓，是个天生的坏种。真是这样的吗？当年在边远的福州长大，一步步考上官场，没有根基没有靠山，从零拒绝起步的那个少年，是怎样变成这样的元憝巨恶的呢？被逼无奈，他生活在新旧党争最激烈的时代里，是时代造就了他，他是邪恶土壤里培育出来的邪恶之花，不想倒在洪流里，就只好操纵这股洪流……去淹没对手！甚至于他的作恶，也带着无可奈何和侥幸。在他败亡时，有一段对话生动地反映了这一点。那时门客散去，一个门客临走前忽然问他：“明公高明远识，洞鉴古今，难道不知道国事会衰弱至此吗？”这真是千古之问，以蔡京之智，难道不知道自己在作恶，在败坏国家和种族吗？要说不知道，真是鬼才相信！蔡京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回答说：“不是不知道，只是我觉得自己可以幸免于祸罢了。”一句话透露本真，他只是想享受，想在惨烈的党争幸存之后，尽自己的余生去寻欢作乐而已！哪有什么天生的坏人，他只是个偷生的蝼蚁，一个躲在时代裂缝里及时行乐的胆小鬼，一个放弃了之前理想的废品。至于他的作恶，最大的坏处并不是毁了宋朝，他之恶，在于一言堂。在他的统治之下，宋朝前所未有地统一了言论，没有人敢反对他，更没有人敢议论他，他破坏了宋人本就不多的血性，连真话都不敢说了。这是之前吕夷简、王安石等人都做不到的。也就是从这时起，汉人在政治上胆怯到了不敢出声的地步，代代相传，直到今天这种习性仍然不能根除。蔡京和他的同伙们，毁了一个民族的根本。另外，他的败亡是外力造成的。如果没有金军突然来袭，他、六贼们仍然逍遥法外鱼肉苍生。这造成了另一个致命的后遗症。——宋朝人没能靠自己的力量斩除这些毒瘤，进而更进一步地反思，杜绝这类人的出现，于是在不久之后，蔡京借尸还魂，他这样的人变本加厉地重复出现着……清扫开封城、回收老爸、杀光六贼，做完这些的赵桓环顾四周，仍然觉得有事，确切地说，是一些人有问题，比如首相李邦彦。严格地说，李邦彦也是徽宗朝的官，与六贼相比无论是功能还是性质都非常一致，只是由于出道太晚了，才没挤上那班车。他在东京保卫战里的表现也体现出了这一点，相信只要时光倒流，或者机会合适，他一定把祸国殃民进行到底。危险过后，赵桓看着这位首相，举起手又放下，放下又实在不甘心，最后实在没忍住，才决定罢他的官。李邦彦被外放，出知邓州，去做地方官。他走了，精神还在，出于惯例，宋朝官方向他咨询，谁来继承你的职务呢？李邦彦回答：唐恪。唐恪，字钦叟，余杭钱塘（今浙江杭州）人。进士出身，官场资历全面。看官职，他由低到高几乎全做到，中间还到西南边疆剿过匪，很成功，因此升官。他的故事很多，他的心灵很扭曲，他做出来的事比李邦彦等人还要另类。很快，他就会成为历史舞台上一颗耀眼的明星。李邦彦走了，赵桓还是觉得不到位，还是有事。这回他看向了李纲、种师道。这两个人怎样定性，怎样使用，或者说，还能不能使用呢？从能力上讲……嗯，非常遗憾，在赵桓的角度来看，根本分不出。无论是李纲还是种师道，他们说的那些计策了、战术了，好坏成败根本都是纸上谈兵，实践上没结果嘛。哪怕是被种种意外原因搅乱了，但也一样是没经过验证。经过验证的只有一点，他们是开封城里暴民们的偶像，上一次的民变是因为他们才爆发的！仅此一点，就使赵桓坐立不安。这一点都不夸张，想想看，赵桓想逃难，李纲硬生生鼓动军人反对；赵桓想议和，开封市民以李纲为原因暴动。无论是谁，也不能把这样的臣子留在身边！这话赵桓不方便说，自然有代劳的人。宰执耿南仲、左司谏陈公辅出头，指责李纲“结士民伏阙”，李纲立即懂了，按规矩办事，宋朝的宰执必须十全十美，只要有人指责，必须第一时间自动走人。这样才是一个懂廉耻的人。李纲一连写了十多份辞职报告，都没被批准，皇帝亲笔写圣旨告诉他，当此国事危急，你要发挥强项，把国防搞起来。李纲感动，充满了干劲，这是他最想做的事啊！他精心筹划，写出了《御敌八事》，里边不仅有应急，更有长治久安的办法。交上去之后轮到了赵桓郁闷，这人真呆，连官方语言都听不清楚，发挥强项、国防嘛，明摆着让你去前线！你要是正常辞职的话，还是文官系统里，再派出去就于理不合了。现在可好，非得让人把事挑明了，多没风度。宋朝任命李纲为河东、河北宣抚使，全权负责北方防务。好，终于把军权交给了李纲，他可以自由行动全情发挥了！但是，稍等……宣抚司制下只有一万多名士兵，边疆各重镇的将官士卒们保持原有的上下级系统不变，和李纲没半点关系。也就是说，李纲带着少量的非亲信部队，站在边防的第一线，等着金军部队的再一次入侵。相比之下，这已经很不错了，参照种师道，会发现赵桓很善良仁慈。一个月之前，种师道以七十岁高龄在深冬季节里，从西北率军勤王，不管实际起了多大的作用，光是这份苦劳，就应该得到尊重。如果为了以后勤王军队的积极性，宋朝更应该把他树立成典型，让他闪闪发光，让他光芒万丈。可赵桓的决定是，任命种师道为太一宫使。前面说过，这是个闲职，一般来说，被贬职贬到一无所有时，官方才会赏给这种头衔。勤王难道有罪吗？有人看不下去了，御史台长官许翰出面斡旋，赵桓才收回成命，加封种师道为检校太师，进阶太尉，实际的职务和李纲一样，是河北、河东的宣抚使，驻扎在滑州。至于兵，一个也没有。以上种种，很像是卸磨杀驴，那么是赵桓忘记了危机吗？不，相反，他抛弃了主战派的代表之后，变得空前的主战，做的事比李纲们激进多了。先是后悔。金军退走之后，他大脑恢复了正常，立即觉得北方三镇割让错了。怎么办，金军拿着宋廷的官方文件去接收了，那边要是一声遵旨，赵桓哭都来不及！而现在就算快马加鞭去传旨，就算能跑得过全骑兵的金军，也没法穿透重围，把信送进城去。北方三镇，太原、河间、中山从前一年的年底十二月起，就一直被围困着。焦心如焚中，赵桓等来了好消息。金军真的带着接收诏书去了，可是被三镇的军方当成了骗子，他们的态度很明确，留辫子的男人一个都不许进城！诏书失效，赵桓长出了一口气，紧接着想到了问题的实质。三镇被围，从长远上看是一定会被攻破的，甚至就算一直能坚守住，情况也会越来越糟，试问周边区域全部沦陷，只有孤零零的
这儿自己走掉。然而就连这一行为也变得麻烦了。人要丢掉东西，好比丢掉纸屑，内心都会有一些挣扎和洁癖。伊泽只是连丢掉这个女人的挣扎和洁癖都丧失掉了而已。伊泽对这个女人既没有一星半点的爱情，也没有不舍，然而就连要丢掉时的内心挣扎都没有。因为伊泽没有供他生存下去的对于明天的希望。到了明天，就算丢弃了女人的身影，又能有什么希望，希望又在何方呢？他要靠着什么活下去呢？哪里是他的住处呢？虽然地上有坑可以睡觉，可就连这个也说不准了。等到美军登陆，天崩地裂，想必这场战争巨大的破坏力就会裁决一切吧。到时候连思考的机会也都没有了。伊泽想着等到天亮了就叫醒女人，看都不看火后废墟那边，总之先找个睡觉的地方，尽量向着远方的车站走。电车跟火车应该还没瘫痪。伊泽想着：等靠着车站附近枕木围成的围墙边休息时，天空就一定会放晴，那时阳光就会倾注到我跟我身边的猪身上吧。因为今天早上实在是太冷了。[1]日本从江户时期起就有几个人合起来包养同一个小妾的做法，因为包养小妾很贵，所以男人们会平摊费用，约好去小妾那里的日程，以免撞上，当时通常是三五个男人包养一个小妾。——译者注[2]明治时代的扒手老大。本名富田银藏。此处暗指隔壁住的是个小偷。——译者注[3]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日本政府设置，在日本政府行政管理监督下运营的大众酒场。——译者注[4]日本在“二战”时期的一种电影类型，基本等同于“教育片”和“纪录片”。——译者注[5]指参拜“四国八十八所”。“四国八十八所”是指日本真言宗创始人弘法大师为修行而到过的八十八所寺院。寻访这八十八所寺院的旅行被称为“四国遍路”或“四国参拜”，全程长达1400公里。——译者注[6]日本1939年发布的一首流行歌曲。——译者注[7]日本锦蛇身长100厘米至200厘米，无毒。——译者注[8]蝮蛇体长60厘米至70厘米，有毒。——译者注[9]约等于4.5厘米。——译者注[10]约等于152厘米。——译者注都会中的孤岛倘若没有战争，必然不会发生像安纳塔汉岛[1]这样的悲剧。首先，这些人连见都不会见过彼此，想必会过完毫不相干的一辈子。然而，倘若没有战争，像安纳塔汉岛这种性质的事件也未必就不会发生。即便表面的环境氛围不像安纳塔汉岛这种深山里的工棚，围绕一个女人相互残杀的事例，也能常见于都会之中。安纳塔汉岛没有法律也没有刑警，每个人的心理状态跟我们不同，比较开放，所以自然就会有所差别——这种看法也太过牵强了。三十多个人在一起生活，自然就会产生法律，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说的就是这么回事。再说了，对每个人生活圈子里的人数而言，三十个人的话就太多了，一般情况下，在二男抢一女时，我们不会感到背后有三十个人在看着，顶多也就几个人而已，这在都会生活中都算不上什么稀奇事。有许多人即使身处都会正中央，也像是生活在孤岛之中。他和她们会乘着电车和巴士去上班，去购物，但这只是去外面走一圈而已，不少人的个人生活过得完全就像住在孤岛上一样。举个这类人群里的例子，我们就来说说这故事的女主角宫子吧。在她孤岛般的生活圈子里，人们都叫她宫子皇后。她在东京某条繁华街道一角的酒馆当服务员，但从没看过什么报纸。她每天大概睡到正午才醒，正赶上第一版晚报差不多要出来的时候，早报自然就是旧报纸了。虽说她的生活在时间上跟报纸不合拍，不过她并非因为这个才不看报纸，只是单纯对报纸不感兴趣而已。即便看了报纸，上面也不可能有关于自己的报道。对她而言，那些每天不按部就班看报纸就感觉不到自己活着的人才奇怪呢。刚才我们也提到过，报纸上不可能有关于她的报道，不过对她而言，事实上可能还真不是这么回事儿。原来如此，对上班族来说，“哎呀，一万日元起步”“冷战”之类的都是一些跟自己好像非常有关系又好像没有关系的报道。而直接关系到各自私人生活的这种报道，却一辈子也见不到几回。不过对宫子而言，报纸上什么时候登出跟她有关的报道都不稀奇——比如说，她那些情夫的名字。不管是慢性子阿弁，还是右平，谁都不会觉得他们是小角色。说他俩是黑市商人吧，花钱又大手大脚，然而穿着打扮却很差，因此大家认定右平多半是当小偷的，可能是个相当有名的通缉犯，不，十有八九就是。就连宫子自己也这么认为。因此宫子从来没有因为当前社会上有什么著名的通缉犯而动过看报纸的想法。换句话说，右平是小偷还是杀人犯都没关系，宫子不关心这个。他在人们眼里是什么人都不要紧。慢性子阿弁和右平在哪儿上班，住哪儿，就连本名她都不知道。这就是她在东京正中央的日常生活。除此之外，慢性子阿弁和右平都很热烈地向她求婚，她对他们的回答都一样：“要是没有那个人的话……”也就是说，虽然她说不出“要是有一方死了”这种话，但是“有一方不在”这一事实必须成立，总之几乎就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杀了对方就能娶到她。于是两个人彼此也就都理所当然地开始思考这件事。不管是在都会中，还是在农村里，到处都有这种孤岛。于是，这里也就不奇不怪地发生了跟安纳塔汉岛一样的事情。☆☆☆慢性子阿弁已经四十一岁了。虽然他一直都比较老实，把公司和家里的情况对宫子和孤岛的常客全盘托出，但谁都不相信他。而且，大家不相信他，不是因为他人品有什么问题，而是因为其他人心里都明白，不会在这种地方谈自己的真实经历。也就是说，其他人当然也包括宫子，一直以来既没有跟任何人谈论过自己的真实经历，同时也深信大家都跟自己一样。慢性子阿弁在公司里也一样被叫作慢性子阿弁。不，应该说他在公司因为讲了自己的真实经历而博得了人们的信任，但在这家酒馆，大家只采用了他“慢性子阿弁”这个绰号而已。战争爆发前，他就一直在那家运输公司当司机，在蓝领里他也是资格最老的领导。这里的蓝领除了公司的固定收入，出差还有补贴，别看他这个上司穿得跟黑市商人似的，他比黑市商人可有钱多了。因此也就没人相信他所说的经历。他穿衣不只不讲究，甚至还有些邋遢，因为他老婆在三年前死了。长女初中毕业后就开始打理家务，再加上下面还有三个弟弟妹妹，所以这年纪轻轻的免费保姆无暇顾及父亲的日常生活。认识宫子以后，慢性子阿弁的生活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不仅经常不在家，还只给孩子们一点点刚够活下去的生活费。因此他跟长女间的关系也就带了少许冷战气息。以上这些事实他都在富士之家[2]跟人们全盘托出了，然而却没有人相信他。即便是慢性子阿弁，也知道在富士之家这种氛围的地方不应该把本性展现给众人。然而他一想到跟宫子结婚，就积极地把真实情况全盘托出了。因为阿弁觉得，女人这种东西肯定更想嫁给会对他人展露本性的男人，而不是小偷杀人犯这种来历不明的男人。然而，有些女人并不关心男人本性如何。不久慢性子阿弁也明白了，宫子就是这种女人。宫子跟慢性子阿弁上床不是为了结婚，而是为了钱。宫子不会搭理没有钱的男人。当眼前有好几个情夫的时候，就凭当天身上钱财的多少来决定晚上跟谁当一夜的恋人，这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当然，宫子不可能让大家大张旗鼓把钱掏出来比一比，就凭直觉估计一下对方身上有多少钱，然后低声说一句：“你今晚回去吧。”到头来跟大张旗鼓地比谁钱多没什么两样，不过凭借她的本事，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这么一个情夫们不得不服从的惯例。有些时候大家甚至会把熟客赶走，让新人当晚留下。这个新人也就那一夜能扬扬得意，觉得自己“帅压群芳”，等到下次明白了情况，基本就不会再出现了。当然也有两男争一女的情况。然而要是这么明摆着用金钱来买卖孤岛女王，就跟公娼没两样了。事实上对那些熟客来说，公娼那种一日接多客的行为也时常波澜不惊地进行着。有些男人明明知道对方是这种女人，却还是不忘初衷，想娶她进门，这类例子并不少见。爱情就是这么一回事。倒不如说，这种爱情才认真。起码，慢性子阿弁是认真的。许许多多情夫来了又走，留到最后没有变心的就是慢性子阿弁和右平了。他自称右平，但多半不是本名。他喝醉了，就会故意喊一声：“嘿！”然后他就双手撑在桌子上低头行礼。从他这嘶哑的嗓音和做派来看，可以嗅到他原来做过摊贩之类的职业。然而现在他好像不干那一行了，干的是什么也搞不清。不过，右平花钱可真是非常阔气，因此大家都说他八成应该是小偷。这家店的所有常客都跟宫子发生过关系。有些常客在放纵一夜后就宣告结束了，而后来时不时又眷恋那一夜，最后就选择了这种较为轻松的方式。有些人知道“这姐姐没钱可搞不定”，就自然而然放弃了，在这些稍许冷静的男人看来，慢性子阿弁和右平这种缺乏冷静的对立关系早晚会激化到必须杀死另一方才能收场的地步。也就是说，旁人都能看出这两人想要独占宫子的强烈意欲。在这些稍许冷静的常客里，也有人想到了一点——除了他俩以外，宫子皇后或许还有一个真正的情夫。宫子皇后只不过是这家店的服务员。店主是一对遣返夫妻[3]，没做过这行。这对夫妻似乎不仅对这行没有好感，甚至还有些嫌恶，然而为了吃饭不得不把店开下去。另外，店主夫妻似乎也完全不招呼客人，把店里的事情都甩给宫子来做。宫子住在店里，若无其事地把客人拉到自己的房间里留宿。不过，宫子经常过了中午就出门，有些常客来得早，自然而然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宫子皇后有情夫吧？”即使这么问店主夫妻，他们也会回答道：“我们哪里知道呀，那孩子的私事儿。”从回答中就能感觉到，他们不光不满宫子的私生活，还对其私生活的所有对象——客人们怀有敌意。这对夫妻极度避免胡乱在敌人面前露脸，生怕要陪着闲聊那么一句，两人似乎只想着专门在背地里挑唆宫子，冷酷无情地从敌人那儿把钱卷走。只有慢性子阿弁能在这对夫妻这里得到几分“人的待遇”。因为慢性子阿弁每逢休假（非周日），大白天就会来这家店里玩，这会儿基本是宫子出门的时候，自然就总有机会跟店主夫妻说上话，或者也可以说店主夫妻对他有几分好感。当然了，慢性子阿弁并没有得到过店主夫妻好友般的礼遇，也没有赢得他们的信任。看上去只不过要比仇人、强盗、杀人犯高那么一级。因此，慢性子阿弁就比其他常客更了解深层的真相。虽然大家都叫他慢性子阿弁，可你要是跟大家一样把他当成慢性子，就上了他的当了。他并没什么机灵之处，所以像他这种人才容易被大家看作傻瓜。好比他当年当兵的时候，有个机灵人物的配给品被人偷了，那人为了补缺，就看上了慢性子阿弁那份，也就是说，大家都认定慢性子阿弁是一个可悲的存在，他注定是那些机灵人士的牺牲品。然而，事实上慢性子阿弁鲜少成为别人的牺牲品。因为他自身有一种强烈的本能：他明白自己生来就容易遭遇这种状况，所以自然就会去努力防止这种事情发生，这种战战兢兢的本能让他看上去更像个慢性子了，但因为这种本能和谨慎，他基本没有吃过亏，即使吃了亏，他也会趁没人察觉的时候补上缺，表现出一副若无其事的表情，这是他的天分。谁都不知道他有这种天分，因为大家都认定他是个慢性子，不可能办到这种事。大家很容易认为他是慢性子，而他甚至还具备了利用这一心理的本能。这种本能看上去跟变色龙的变色本能一样朴素，然而对人类而言，其实可能是一种非常高级的才能。他真心迷恋宫子，真的渴望跟她结婚，掩盖在他慢性子面纱下的才能开始无人知晓地发光发热了。于是就连宫子真正的情夫是谁，他都第一个查明白了。☆☆☆大约半年以前，有一个经常来这家店吃关东煮的兼职学生。他不喝酒，只吃关东煮，所以不久留，也不跟常客来往。他连得到宫子的钱都没有，所以谁都没把他当回事，然而这个叫中井的学生却是宫子的真正情夫。慢性子阿弁通过种种状况判断和实地侦察，查到了宫子白天去的是中井的公寓，当时他立刻下意识察觉到：这个人才是我的真正强敌。因为中井是兼职学生，不可能有钱。宫子会搭理没有钱的男人，就说明情况有别于其他男人，也就是所谓真正的谈情说爱。慢性子阿弁很早以前就怀疑宫子的钱都去哪儿了，富士之家的店主夫妻是这么说的：“宫子不需要交餐费，也不用缴税，再加上几乎天天晚上都出卖身体，不知道揣着多少钱哟。”和服跟手提包之类的基本都是男人买给宫子的。主要是右平买的，而慢性子阿弁也不服输，每个月总会给宫子买一两次穿的用的。然而，慢性子阿弁做不到右平像小偷那样的大手大脚。于是光凭右平和慢性子阿弁买的那些东西，宫子就不缺衣服穿了，事实上宫子基本也没有用自己的钱买过什么东西。宫子连衣柜都没有。而且每逢换季，男人们给她买的那些和服都会不知不觉就不见了，宫子在阁楼的睡房里除了常年摊开的被褥以外什么都看不到。宫子是个睡觉很熟的女人，熟到能失去意识。这也就间接证明了她房里没有什么东西怕偷。“也许她其实住在别处？”慢性子阿弁首先想到。不然的话，就说不通了。所有的东西都去哪儿了呢？慢性子阿弁想，背后应该有个人捏着她的存折。因为早就存有这种疑惑，所以慢性子阿弁怀着异样的执念，为查清宫子白天的去处而展开了行动。于是，当他查到那去处就是中井的公寓时，他一下子理解了——中井才是宫子真正的情夫。于是他感觉到了恐惧。☆☆☆每次慢性子阿弁恳求宫子嫁给他时，宫子都会说：“是呀，你是个靠得住的人，我也想跟你结婚，可是右平跟你一样积极啊。如果我跟你在一起，我们两个多半都会被右平杀了的。哪怕是现在，他好像都觉得你很碍事，想杀了你独占我呢。”她这么说道，接着，又补了一句。“要是那个右平不在，我就能跟你在一起了。”然后又哀哀地作叹气状。在知道中井这个人之前，这句话在慢性子阿弁听来是真的很舍不得，很悲伤，很痛苦。然而，知道中井这个人以后，慢性子阿弁才觉得这句话简直是在耍人玩。宫子之前强调说，不能结婚是因为右平多半会杀了两人，即使不这样，右平也一直打算让慢性子阿弁消失。接着宫子就会叹气，非常伤感地说：“如果要是右平不在，我就能跟你在一起了。”这么看来，恐怕右平每次求婚，宫子也用了同样一套话来回答他。这样一来，右平在脑海里形成“慢性子阿弁是结婚的绊脚石，要除掉他”这个想法以前，这个想法肯定早已在宫子的脑海里形成了。“对宫子来说，我跟右平都是绊脚石。所以她想让我们两块绊脚石互相残杀，一个被杀，另一个变成杀人犯消失掉。因为中井马上就要从学校毕业了，我们这两个男的已经没用了。”这样一来一切都水落石出了，慢性子阿弁想到。接着，慢性子阿弁切身感受到了之前未曾真切感受到的危机——宫子说的话非常重要，右平正在找机会杀他。因为慢性子阿弁被迫理解到了一点：这不是右平的想法，而是宫子的想法。也就是说，这想法比右平自发形成的想法远远有着更强劲的执行力。“宫子肯定会让右平杀了我，然后右平就成了杀人犯。”这比慢性子阿弁杀死右平的可能性大得多。右平本来就是一个能被大家想成小偷、杀人犯的家伙，力气很大，也有很多打架的经验。这么想来肯定还有前科，说不定身上还背着案子。估计右平再犯事的话，这牢就得坐很久了。之前我们已经说过，这家店是都会中的孤岛，尤其是从这里的居民和常客的心理层面来讲，更是如此。他跟宫子都不知道什么拉斯科里尼夫[4]心理、斯塔夫罗金[5]心理，甚至连现代小说的心理，
扒开双腿疯狂进出爽爽爽视频，公主刚安葬，立即把王诜撤职。可这不耽误王诜和赵佶之间的私人友谊。两人是宋朝宗室里的绘画高手，每天恨不能二十五个小时腻在一起。某一天，王诜派高俅给赵佶送去一个梳头用的篦刀，当时赵佶正在踢球。高俅的机遇到了，他目不转睛地看，看得未来的皇帝主动问他看什么，会踢吗？高俅不仅会踢，还敢下场，那天他超水平发挥，一下子把赵佶踢成了票友，每天都离不开他。从此，他成了赵佶的亲信，等到哲宗去世，赵佶登基，他跟着鸡犬升天，做到了殿前司长官。这是军职，从此之后，北宋的军队变味了。具体地说，高俅把国家的军队当成了自己的工程队，给他盖房子、修花园；当成了手工作坊，军人加工器皿，运到外地去卖；当成了跟班的，每天不去训练，陪着他东走西逛；还被他没收了军饷，没有生活来源，逼着军人们从事各种额外工作，去养家糊口。在这个过程中，北宋京师重地的禁军完蛋了，军事素质一落千丈，等到大难临头时，尽管人数众多，可毫无战斗力可言。另一方面，他显得很有人情味。他饮水思源，始终记着苏轼的推荐之恩。苏轼死后，每当苏家子弟进京，高俅都会多方照应。于是军界之外，总会说高太尉厚道，高太尉仗义，高太尉不忘本。不管怎样说，高俅不招人恨。哪怕是在军界内部，也没人对他龇牙，因为所谓的腐化禁军，烂掉战斗力之类的事，不是他开的先河。北宋一代，除了开国皇帝赵匡胤时期，京师禁军百战百胜威慑内外，到了赵光义时就全完蛋了。燕云之役、雍熙北伐、君子馆惨败，这三战之后，禁军老骨头都没了，剩下的都是少爷兵。每月领军粮，都雇人往家里背，废物懒惰到这地步，还有什么指望。至于让官兵干私活儿，更不是高俅的专利，真宗、仁宗时期留下了很多的传说，比如哪位兵哥哥的手艺独到，做出了什么新玩意儿，哪位兵哥哥好运气，给哪位长官跑长途，赚了多少钱。这事儿太多了，严格地说，高俅对北宋禁军的伤害顶多是雪上加霜，要是把军队烂掉的帽子扣到他头上，实在是不知所谓。以上就是高俅的生平，也是他为什么是恶人榜副班长的原因。剩下的几个人就不同了，个个都是万人恨，为害的程度，最差的也是祸害几个省的角色。高俅的上一位是杨戬。之所以这样排，说实话是委屈了点，但没办法，谁让他死得早，并且徒弟太神勇呢。杨戬，北宋太监，主管御花院。通过前面说过的艮岳等超级宫殿名园的建设，我们知道，这是当时最重要的政府工作。尽管童贯、梁师成等人都插了手，但专职负责这类事儿的，更是红得发紫，手眼通天。杨戬只凭着盖房子修园子，在官位上就能和隐相梁师成平起平坐，到达节度使的高度。按说有了这样的名分、职权，杨戬蛮可以大打出手，和梁师成争夺一下太监里的战斗机，尝尝后宫第一的滋味了。可是他不，他很聪明，很知道进退，没去惹握着国家符印的梁隐相的麻烦。他另有爱好。自古以来，太监最爱的是钱。作为无妻无儿无女，甚至伤残身体，把祖宗也抛弃的太监，这个世界除了钱以外，还有什么是真实的呢？于是，杨戬成了当时最能圈钱，也最敢圈钱的人。对于一个有权的人，什么是最来钱的东西呢？答案——土地。自古以来，土地是政府最大的，也是最后的资产。杨戬搞上了土地买卖，他成立了一个叫“西城所”的部门，专门派人下乡，到各个州县里去召集民众，核查田契。各地的百姓很配合，政府要查证，还不小跑着回家取？结果取来后，西城所的人开始问，这块地是从哪儿来的？答，父亲留下来的。好，你父亲是从哪儿搞来的？答，爷爷留下来的……以此类推，直到问及祖祖太爷以上。年代太久远，嗯，好，拿出证据来，证明是你祖祖太爷给你祖太爷的！人民崩溃。上面是祖传型崩溃，有聪明的另想了别的法子，面对质问，他会说，这是我买的。好，你从谁买的？答，东村头甲。好，找东村头甲来，问甲从哪儿买的，如此类推，可以推到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的后边去，到那一步，就算是007邦德穿越过去，也别想找出最早的那个买主。西城所能一直追问到五代十国去。于是，人民再次崩溃。崩溃的结果是加租加税，只要定下来，以后哪怕天灾人祸颗粒无收，也别想逃债。这种方法从汝州开始推广，覆盖到京东、京西、淮西、淮北等各大富饶区。怎样，挺狠吧，不，这只是杨戬用土地圈钱的各种办法中的一个。严格说来，还是很复杂，很笨的一个。后来他想明白了，与其这样折腾，不如无中生有。西城所在全国范围内勘查哪儿有废堤、弃堰、荒山、退滩、淤流滩地等无主地段，强迫就近的农民去耕种。只要种上了，立即成了他的终身制佃户，无休无止祖祖辈辈给他交租子。到后来，他贪到了连水面上的营生也不放过，大名鼎鼎的梁山泊就被他圈了进去，每条渔船都成了他的产业。估计当地姓阮的三兄弟就是被他刺激着了，去打家劫舍的。杨戬辉煌的圈钱生涯结束于公元1021年，他得病死了。但他的精神长存，又一个杰出的钱痨型太监出现，做得比他更给力。李彦出场。这是北宋太监三剑客中的最后一员，也是其中最凶残的一个。他全盘接手了杨戬的圈钱生意，操作的方式却比杨戬先进太多了，以至于连西城所都失去了意义。根本就不用去查地契的嘛，费那个劲干什么，李彦派人直接站到看好的土地上，然后大声宣布，这是无主荒地！就这么简单，谁不同意谁去死。做得最狠的一次，他派人把鲁山（今属河南）县的田地契都集中起来，当着契主的面，一把火全烧了，全县的土地都变成了“公田”。全变成了公田，公田是不交税的耶，那么原来的税怎么办？这是个问题，涉及皇帝陛下的腰包的。李彦想了想，这样吧，鲁山县已经是我的了，不能再为难他们。把原来的税，都摊派到邻近州县去。在这种乾坤大挪移的转换下，既保证了皇帝的腰包不缩水，还确保了他本人的腰包变丰满，这是多么完美和谐的办法！史称，被李彦看中的“荒地”居民们生活变成了这样：“农不得之田，牛不得耕垦，殚财靡刍，力竭饿死，或自缢辕轭间……”以上就是李二代的行为了，做法毫无遮掩性，连一点点的自愧心理、畏罪心理都没有。这就是典型的富二代、权二代们的行为，他们根本就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根本就不认为有什么狗屁的法律存在！到这里，相信大家对李彦已经咬牙切齿恨之入骨了吧，别，先别忙，在北宋恶人榜上他只是倒数第三而已，就算在他擅长的业务范围内，也有人比他更强。他主管的地盘在西北，宋朝时的西北算是老牌的政治经济中心，但是在实际指标上，长江以南已经迅猛崛起，政治上连续出现宰执人员，如王安石、曾布、章惇、蔡京、蔡卞等人，抛开西北代表司马光先生，几乎垄断了神宗之后的宋朝权力。经济上更是一枝独秀，可以说开封城的繁华，自从宋太祖开始，就是由江南支撑的。排名在李彦之上的，就是把江南搞成人间地狱的那个人。朱冲之子朱勔。朱冲作为一个白手起家的人，是很有分寸的。他在刚刚有点钱之后，就乐善好施，号称灾年施粥寒天舍衣，在东南一带很有善名。直到他遇到了蔡京，成为开封御花园的官倒，为艮岳等名园项目服务，气焰才有所抬头。可就算是这样，他也很低调，一直乖乖地隐藏在蔡京等人的身后，很踏实地赚取黑心钱。朱二代不是这样，他的一切都是张扬猖狂的。彻底分析一下他的生活，才会明白当时天下最牛的富二代到了什么程度。朱勔的生活圈子分成两个，一个在江南老根据地，一个在开封京城。先说京城吧，毕竟要从低往高说，倒啖甘蔗才有味道。在京城，朱勔是快乐的代名词，注意，不是说他很快乐，是说他是整个开封官场的快乐。他走到哪里金钱就淹没到哪里，每年他孝敬给官员队伍的钱，绝对要超过赵佶开出去的工资。另外，他还是个渠道，通过他，哪怕是皇宫深处的隐秘，都能第一时间了解。因为他能随时出入宫禁，在皇宫的每一个角落闲逛，甚至不需要避开嫔妃。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花石纲的代表，他有义务有责任巡视皇帝的家，看看哪里还需要什么装潢点缀。这项工作朱二代干的是很认真的，经常得到奖励。比如某天他突然在袍子的肩膀部位绣了一只金色的手，别人问这是啥。朱勔很虔诚地说，刚刚这里被陛下的御手抚摸过……又一次他的胳膊上突然缠了一块黄罗绢，这条胳膊表现僵直，一动不动，哪怕是与人打招呼行礼，也举不起来。大家问，朱二代，你中年麻痹了？答，哪里哪里，刚刚这条胳膊的这个部位被陛下再次抚摸了一下。这是他在开封城里，表现得很舍财很快乐，并且有些小可爱。他回到江南之后，就是另一张脸了。其表现是，他在京城里所有的谦卑、可爱都成百倍地找回了平衡。先是钱，一般人认为朱家的钱是从国军库里掏出来的，他们每往京城里运送一批花石纲，就能漫天要价，把石头换成金子搬回家。这没错，但不全面。财富到了朱家，金子银子什么的都是垃圾，他们要的是皇帝级别的东西——土地。玩到最后，玩的都是土地。朱家的田产跨郡连邑，用州、县这样的尺度单位已经没法测量了，每年收上来的租子达到十余万石。接下来是地产。朱家是皇家园林供应商，自己住的地方会差吗？先是大，“甲第名园，几半吴郡”，这个吴郡可不是单指一个地界，这是说自古传下来的吴越之地里的吴，是个代名词，是江南的象征。朱家的花园，达到半个江南！至于怎么来的，有一个例子。苏州园林甲天下，孙老桥一带在北宋时更是名园，被朱勔看中了，他伪造圣旨，说是皇帝征用，强行逼迫数百户人家搬走。动迁当天，哭声一片，是北宋强拆迁的代表作了。再接下来的是权。朱勔本人的官衔很一般，在公元1120年之前，他是随州观察使、庆远军承宣使。这是虚衔，如果不挂上些职能部门的差使，在开封城里吃白食都能让店家打出来。两年之后，北方燕云战线出了结果，赵佶一时高兴普天大庆，宋朝官集体升职，朱勔才升到了宁远军节度使、醴泉观使。这还是虚衔，节度使早就没人要了，读书人顶这个衔都觉得丢人；醴泉观……一听就是个道观，多领一份工资罢了。这就是朱勔在开封城里的官方地位，如果他在赵佶的面前红度下降，那么身价立即一落千丈，没人会再答理他。可回到长江之南，他是另一个人了。在那一片广大的，比长江之北失去燕云地区的北中国还要大一些的江南之地，他的权力远比赵佶要直接。不是比赵佶大，而是更直接。整个江南的官府都是他的幕僚，像郡守一级的官，很多都是他的亲信。他所到之处，连退了休的宰执人员都得亲自出迎。他的兄弟子侄娶的都是皇家宗室之女，他的大小老婆都有官方封诰，他家里有一百五十多个人有八、九、十品武官的职称，而这些人只是给他挑水、种地、打扫院子的奴仆！而他本人每个月里总有两次必须要做的小事，烦啊，每个月的初一、十五这两天，江南地区的省市级高官都要到朱家集合，接受他的点名……每当此时，朱勔还是相当郁闷的，因为他不得不把赵佶的画像挂起来，算是替皇帝检阅。可谁给他的权力，让他把皇帝的画像挂在他家里的？挂了，又能把他咋地？如此一来，长江以南，宋朝官方的命令几乎没有威慑力，真正掌权的是朱家，这一点连开封城里也知道。时间长了，大家为了表示认可，给朱家送了个外号——“东南小朝廷”。稳占南中国，割据半边天，如此威势，朱勔也只是二当家，他在北宋恶人榜要排在另一个人之后，那就是宋朝当红的宰执王黼。王黼，字将明，开封人。原名王甫，之所以改了名，是因为赵佶喜欢他。嗯，说来王黼也是历史名人，在东汉时举国闻名，乃是一位顶天立地的……大太监。宋朝的王黼是一个帅到妖孽都没法复制的大帅哥，他长得金发碧眼，面如敷粉，长身玉立，就像漂洋过海从西半球穿越到宋朝的白种人一样。这样的人让赵佶怎么能忽视呢，比他养在艮岳的各种珍禽异兽长得还特殊！细查王黼的发迹史，可以集中到两个字——捧、拆。他第一次在官场里捧的人是同学何志的老爸。何老爹名叫何执中，是赵佶刚登基时的次相，当时王黼很上进，是真材实料考上来的进士，何执中看在是儿子的同学，并且被捧得很开心的分儿上，推荐他当上了校书郎、左司谏。这是一份天大的恩情，一个小小的进士，连三甲都没入，就直接当上了馆阁人员，并且在知谏院兼职，这是多么高的起点，想想几十年前王安石、苏轼想进馆阁还得经过考试，范仲淹想进知谏院还得先到外地当好多年的地方官。何执中对后辈的提携，连他自己都觉得太高了，所以经常性地挂在嘴边，有事没事地向同事亲友讲讲，来标榜自己是多么的宽仁厚德。某一天，他在和亲爱的同事蔡京闲聊时也说了一遍。这一次，他没能等来认可的眼光、推崇的称赞，而是蔡京递过来的一份奏章。打开一看，何执中差点没气死，那居然是王黼弹劾他的“二十恶事”。这是王黼在官场里的第一拆，至于理由嘛，是因为他抱住了另一条大腿，正在帮这条大腿踢绊脚石。王黼每捧一个人，都会得到百倍的收益，每拆一个人，更会得到千百万倍的回报。这一点在北宋历史上独一无二绝无仅有，成功率达到百分之九十八。失败的百分之二，其中的一例是非常完整的失败，另一例他只是分别在两个人的身上搞砸了百分之零点五。即，他敢去捧，也捧出了效果，却没法拆。那两个人捧的功夫比他深，拆的办法更是他望尘莫及的，每每他刚刚想拆，立即就被吓得浑身冷汗魂不附体。他确信，只要他真的敢动手脚，那两个人一定会让他死得非常难看。这两个人是——蔡京、童贯。蔡京为什么要让何执中知道王黼在过河拆桥呢，很简单，王黼抱上的就是蔡京的大腿，他要把何执中拆倒，好让蔡京在相位上唯我独尊。这是他的见面礼，希望这样能进入蔡氏集团，加入到瓜分宋朝天下的行列里。蔡京很高兴有人来投靠他，可绝不想让人把他当傻瓜。这个惯于过河拆桥的小子，他一眼就看穿了。这种人可以用，却一定要能震得住。恶仆得有个恶主人。所以蔡京在刚开始时就来了个下马威。王黼懂了，也怕了，从这之后他再也不敢惹蔡京，甚至蔡氏集团的其他人。于是他得到了好处，蔡京把他提到了谏议大夫、御史中丞的位置。御史中丞，这是御史台长官，是宋朝言官的首领。可以说王黼一步登天，从原来的副司级升到了正部级。这是个多么大的跨度，有些人终生都别想越过，他却只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这在北宋升官史上空前绝后，只此一例。快速升官后王黼没心思享受，他害怕。他的身家性命、官场安全都维系在蔡京的一念之间，这样做官有什么意思？他想了想，做人得勤奋，他还得继续捧、继续拆，才能过上有保障的生活。他捧的第三个人是梁师成。方向正确，从概率上讲，能与宰相蔡京抗衡的只有隐相梁师成、媪相童贯两人。童贯的势力在军界，与他没关系，当此时此势，只有梁师成是他的援手。另外，捧梁师成还有些别的妙处。在官场中，王黼已经到了一个瓶颈，再升上去他就是宰执官，要威胁蔡京的地位了。到那时，无论他怎样表忠心认主子，蔡京都会把他当成威胁。那么出路在何方，真的要一辈子当蔡京的马仔吗？不，坏人永远都只忠于自己，王黼的理想远大着呢。梁师成意味着一片崭新的天空，能让他肆意展翅无所顾忌。因为他和梁师成都知道，他不可能挥剑自宫变成太监，去抢隐相大人的饭碗。于是，王黼展开了他有史以来最卖力的捧人行动，他豁出去了，啥也不在乎了，为了能在精神、物质上双重打动梁师成，他以父礼尊崇梁太监，公开声称是他的“恩府先生”。历史证明他正中梁师成的要害，做太监做到梁师成的地位，人世间有什么东西还能打动他？是万两黄金还是绝世美人……呸，送太监美女，小
后两国经济不景气，所以还得靠德国的赔款来偿还美国人的贷款。让发动战争的德国人为战争埋单，这倒也应该。对美国来说，好处就更大了。美国向德国提供贷款，德国拿着这笔贷款向英、法赔款，而英、法又拿这笔钱偿还美国的贷款。也就是说，钱转了一圈之后又回到了美国人的腰包。美国人没有损失不说，还能收德国人一笔利息。更重要的是，这一圈转下来，由于全部使用美元发行和结算，美元就此奠定了世界货币的地位，美国因此成了大赢家。但看起来这笔借款对德国人似乎没有任何好处啊？当然有好处，只是这涉及一些经济学原理，不太好理解而已。简单来说，德国人并非直接拿这笔钱去还账，而是拿这笔钱养活企业，生产东西，在盘活了本国经济之后，再用这笔钱产生的经济效益如税收去还债。也就是说，德国让钱在市场上流动了一圈之后才还债。大家可能对资金的流动周转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没啥概念，举个例子给大家加深一下印象。苹果公司表现生猛的时候，可以用六亿的流动资金在一年内挣得一百三十亿的利润。二十多倍的盈利，着实恐怖！但德国人并没有因此感谢英国和美国，尤其是1933年上台的希特勒，他反而本着“欠钱的就是大爷”的无赖精神，拒绝继续还款，表现得很没人品。要知道此时德国才还了二十多亿美元，却借了五十多亿美元的贷款，而英国此时一年的GDP也不过是一百亿美元左右。充裕的现金流，再加上由于“一战”没有发生在德国本土而得以完整保留的工业设施，德国想不发展起来都不行。若是没有这种经济基础和工业基础的支撑，即便希特勒再能折腾也玩不出后来的花样。当然，希特勒搞纳粹主义还是很有一套的，他极其擅长搞极端爱国主义和专制独裁统治，他就是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完美代言人，在他带领德国摆脱始于1929年的那场经济危机的过程中，这一点得到了生动的体现。一、强制执行回归原始社会的金融政策——以物易物，以货易货，股票、货币统统不许用。手段虽然无耻，但的确能够有效抵挡金融危机的冲击。二、灭绝富有的犹太民族，没收其财产补贴德国选民，换取选民的支持。希特勒如此针对犹太民族，跟犹太人的致富方式有关。犹太人依靠一种比较缺德的手段——放高利贷积累了庞大的财富，广受欧洲人民的鄙视。像莎士比亚作品《威尼斯商人》中的吸血鬼和守财奴代言人夏洛克先生，就是放高利贷的犹太人。三、大兴工程拉动内需，解决底层百姓的就业问题；通过海量军事订单扶持容克（贵族）主宰的军工企业，跟资产阶级搞好关系。……德国强势复起，英法两国实力退步，而英、法、美为了不让希特勒彻底赖掉那笔欠款，也不敢对德国过分逼迫，所以这才有了史上有名的“绥靖政策”——对德国处处让步。稍提一句，美国如今争当世界第一债务国，就是想重走这条德国走过的“成功之路”。
新霸主
花费如此多的笔墨讲欧洲，一是为之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做一些铺垫，二是为了说明一件事：英、法忙于休养生息，德国忙于东山再起复仇，实在是没有多余的精力像美、苏、日三国一样在中国大搞破坏。因此，“一战”结束后，在中国这片神奇而辽阔的土地上，主要是美、苏、日三国在博弈。滚刀肉、无赖、强盗互殴，过程无疑充满了极大的变数。首先来分析美国。美国早年通过打墨西哥人，杀印第安人，向西部扩张，抢占了广阔的土地，积累了足够的资本。而且，美国不仅懂得以残暴凶狠的方式扩张，也懂得建设，实在不是日、俄这种“搞破坏拿手，搞建设外行”的国家能比得了的。当然了，美国能埋头搞建设也是有原因的。美国身处遥远的北美大陆，周围没有强大而危险的邻国，不像他的对手德、苏、日甚至中国那样四面皆敌，受益于这种相对简单而稳定的地缘政治环境，美国得以通过玩中立赢得了和平发展的时间和空间。虽说美国建国很晚，但其发展速度远比英、法快。领先于世界的创新能力是美国做到这一点的根本原因。比同期的德国更厉害的是，美国不仅在科技创新方面属于世界顶级强国——美国和德国并称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领头羊，且在20世纪四十年代开始的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中一枝独秀，而且美国人的管理创新能力也同样属于世界顶级水准——比如起源于福特公司的流水线作业技术，还比如起源于美国企业的现代经济管理理念——伟大的企业管理学家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在其传世系列作品“钱氏三部曲”中对此有详细论述，这里就不班门弄斧了。美国在科学方面和经济学方面的创新能力，完全可以通过诺贝尔奖得主的国籍分布反映出来。从1901年设置诺贝尔奖起至今，科学奖项得主美国独占近五成，经济学奖项得主美国独占六成，实在厉害！以经济为基石，科技与管理并进，使得美国人的生产力水平独霸全球，其他几个强国如德、英、苏、日，跟美国比起来完全不够看。讲到这里，必须得强调一项美国的国策：引进外来人才，因为外来人才的流入大大增强了美国的创新能力，譬如从德国引进的绝世天才爱因斯坦先生。依靠这种全方位的进步，“一战”前后，美国悄然在经济总量、经济结构以及生产力的先进程度上全面超越英国，成为排名世界第一的经济强国和工业强国。说完了经济和科技，在这里给大家引荐一位政治名人——美国历史上唯一蝉联三届总统的罗斯福，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历史中，他的作用不可或缺。要说罗斯福，就不得不提美国此时的总统柯立芝。此人搞市场经济有一套，在英、法、德三国还在因为“一战”喘气的时候，他却带领美国人在20世纪20年代取得了辉煌的经济成就，史称“柯立芝繁荣”。只可惜柯立芝太过于相信市场的作用，最终导致了那场始于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经济大萧条，晚节不保。继任的总统胡佛没什么本事，除了和英国人一起扶持德国、武力镇压失业工人，也没啥拿得出手的成绩，干了一任就灰溜溜地下台了。此时，罗斯福登场了。此人很是聪明，他发现了经济危机的根源所在，并对症下药，加强政府对市场的调控和干预作用，健全了经济体制，挽救了美国经济，此所谓“罗斯福新政”。除了搞经济是一把好手，罗斯福还将在“二战”中有杰出的表现，不过这是将来的事情，话题先回到美国的对华政策上。综合实力超越英国的美国，自然也想尝尝当老大的滋味，在列强对华关系中取得领导地位，开辟远东霸业，而“门户开放”正是他的敲门砖。但因为美国进入中国较晚，面对地盘和利益所剩不多的现实，要想在中国站稳脚跟，就得不断地调整政策，寻找最佳代理人。经过深度了解和多方考察，通过引诱、软化和适当的武力威慑等技术手段，美国人找到了相应阶段的最优人选——吴佩孚、蒋介石。美国和吴佩孚之间的故事已经讲过了，美国与蒋介石的故事将在下文展开。苏联
苏联虽然是一个拥有“力量与利益的绝对崇拜者”基因的庞然大物，但它在立国之初的那十多年中，日子还是很难过的。一来因为战乱的破坏和变革的动荡，导致其经济大幅衰退，二来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它被欧美（除了东欧）实行经济封锁和外交孤立。想成为大爷，先得学会装孙子。当前实力不够强大的苏联自然不能例外，它也只能实行“喘气政策”，韬光养晦。但作为一个极具野心的国家，它自是不可能学清朝搞闭关锁国，因此它将摆脱外交孤立的希望放在了中国身上。刚开始时，北洋政府因为已经得到欧美支持的原因看不上它，拒不合作。好在经过一番努力，苏联在广东国民政府、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以及冯玉祥身上找到了希望。又经过一番努力，越飞的接替者——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和曹锟时代的外交部长顾维钧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及声明书》，承诺放弃沙俄在中国的包括领土在内的一切利益，承认外蒙古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最终，苏联依靠这种不靠谱的忽悠换来了与北洋政府的正式建交。除去外交方面的考虑，苏联还有不得不关注中国的理由——地缘政治。接壤的、正在复兴的中国，隔海相望的、危险而强大的日本，整体局势错综复杂的大后院——远东，迫使苏联为了自身的利益，将相当一部分注意力投放至远东，并通过诸如在中国扶持势力、鼓励中日两国互相牵制甚至爆发战争为代表的“加楔子”、“使绊子”等暗黑手段，来延缓中、日这两个远东最大的潜在对手发展的步伐。苏联此时的领导人是斯大林。列宁于1924年去世后，斯大林凭借着出众的政治手腕，先后击败自己的政治对手托洛茨基和数位政治盟友，并由此坐稳了苏联一把手的椅子，取得了约二十五年（1927年至1952年）的独裁地位。斯大林搞政治很厉害，搞经济的本事也不错。得益于苏联的中央集权制度和国营体制，斯大林得以充分发挥计划经济的威力，苏联在他的领导下，通过两个五年计划，于“二战”开始前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经济总量接近美国经济总量的六成。得益于欧美对苏联的孤立封锁政策，使得苏联避过了经济大萧条。得益于经济大萧条，让意识形态退居二线，苏联这才有机会抄底欧美的先进设备和技术（生产过剩，卖不出去），引进技术人才（大量工人失业），从而大大提高了其工业水平。换句话说，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几乎所有的骨干大型企业都是利用西方的先进技术武装起来的。如苏联的三大钢铁厂都是靠美、德两国的技术、设备和人才建设完成的。虽然苏联对科学发展的贡献要比同时期的美、德、英弱上一大截，但在“二战”开始前，就工业规模和生产能力而言，苏联也算是仅次于美、德的工业大国。在这个乱世里，实力决定一切。而经济和工业实力都不错的苏联，自是有实力参与争霸全球的游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世界形势的走向。最关键的是，就战争潜力而言，苏联居然能和美国、德国一道，跻身超一流集团，这是因为它有三个难得的优势。优势一，虽然其经济结构极不合理——重重工业而轻轻工业，但偏重重工业也有好处——国防工业发达。优势二，所有的公民都需无偿为国家服务，国家可以随意征收和分配资源，所以苏联的战争动员能力（统一调动人力、物力、财力为战争服务）很强。优势三，气候寒冷，国土辽阔，东西跨度长达九千公里，南北跨度长达四千公里，战略纵深全球第一，打不赢还有的是地方可以逃跑。严格意义上讲，苏联的主体——俄国的作战能力其实一般，像1812年面对拿破仑、1904年面对日本、“一战”面对德国，俄国全部落败。但为何面对法、日、德这种侵略性极强的对手，俄国并没有亡国灭种呢？原因无他：俄国有辽阔的国土和寒冷的气候，打不过对方还拖不死对方？即便拿破仑当年攻破了俄国都城莫斯科，但也拿逃跑的沙皇没办法，因为俄国的国土面积实在是过于辽阔了。作为进攻的一方，拿破仑的军队的补给线长达两千五百公里，后勤补给根本跟不上，而俄国人无须跟拿破仑正面决战，只需通过坚壁清野和打游击，耗到对方衣、食、弹药等物资用尽，被迫退兵的那一刻。果然，拿破仑被拖到饥寒交迫，只得主动撤军。苏联的事暂时说到这里，接着来关注日本。危险的东瀛人
要说美、苏、日三国之中谁最重视中国，那肯定非日本莫属。没办法，就日本的国土地理条件最差，差到可以称之为鸡肋。具体差成什么样子，下面详细分析。日本是一个领土狭窄，资源极度匮乏的岛国。矿产资源缺乏也就罢了，可日本人连主食大米都不够吃。甚至因为大米供应紧张的问题，日本还爆发过两百万人参与的暴乱——“1918抢米暴动”。日本不仅国小资源少，还多灾多难，火山、地震、台风和海啸频发，地震尤为严重。像发生在1923年9月的“日本关东大地震”，不仅震死了十几万人，还震坏了无数工业设施，重创了日本的经济。悲剧的是，日本也赶上了那场经济大萧条，偏偏日本人还没有希特勒、罗斯福和斯大林的那两把刷子，只能坐看自己本就属于二流列强水准的工业和经济雪上加霜。先天条件奇差无比，后天努力的成效也不算太好，再加上日本还有当亚洲老大的想法，日本人的压力确实不小，但这种压力可不是靠下海捕鱼就能缓解的。以日本人一贯的好战心理和暴发户心态，唯一的办法就是脱了裤子玩军国主义，拼命发展军工业（如日本于1922年研制成功了世界第一艘航空母舰），实行对外扩张，从邻居朝鲜和中国手中打劫。日本人欺负朝鲜的事就不说了。话说日本通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进入中国东北地区后，根本不顾自己当时还是债务国的穷人现实，屡屡追加在中国尤其是东北的投资和借款，近乎倾家荡产。日本就像一个疯狂的赌徒，明明没多少钱，还敢拼命花。日本人如此疯狂地花钱，当然是有他们的目的。他们的目的很现实也很邪恶——把中国东北建设成自己的新家。可问题是，日本对华投资额占据其海外总投资额的近九成，导致其经济发展严重依赖于来自中国的利润和资源，一旦中国被苏联和美国主导，对于日本而言，相当于断血，非常致命。因此，在中国问题上，日本和苏联、美国之间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日本目前没有和对方撕破脸，是因为还没到最后摊牌的时候。日本此时的领导人是昭和天皇裕仁，这是一个野心极大也极度阴险的危险分子。裕仁的爷爷明治天皇睦仁身体条件一般，只活了60岁就死于尿毒症，他爸爸大正天皇嘉仁，身体条件更加糟糕，小时候患脑膜炎，中年患脑血栓，40岁成功升级为精神病，47岁就挂了。但奇怪的是，裕仁居然活到了88岁，在位时间近七十年，是在位时间最长的天皇。思来想去，想必这是沾了他爷爷和爸爸短寿的光。按照君主立宪政体的权力结构，理论上天皇没啥实权，内阁才是实实在在的大权掌予者。但规则是死的，人是活的，什么时候都有不按规矩出牌的人。这里要说的那个不按规矩来的家伙就是明治天皇。他在《大日本帝国宪法》中给自己开了一个后门——海陆军统帅权及军队的编制、兵力的决定权属于天皇。也就是说，从明治天皇开始到“二战”结束之前的三任日本天皇，都可以插手军务，都拥有军队人事权。具体说来就是，日本军部——日本陆、海军的最高直接指挥机关（陆军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和军事决策机关（陆军省、海军省）独立于内阁和议会之外，直接对天皇负责。睦仁的能力是很强的，军权在手，说话算数。但他儿子嘉仁就不行了，因为脑袋有毛病，没人把他这个天皇当棵葱，权力逐渐旁落到明治维新元老、独揽军部大权的权臣山县有朋手中。野心极大的裕仁继位后，自然不能容忍山县有朋在权臣的位子上继续待下去，因为他也喜欢权力，他不能容忍有人坐在那个位子对他指手画脚，他要赶走对方！但是，这个念头偶尔想想还可以，真干就不行了，因为他手头实力不够，很容易赶对方不成反被赶。因此裕仁非常需要盟友，非常需要有人站出来支持他。应该说裕仁的运气不错，此时有一批后来被称作“统治派”的少壮派陆军军官正在有预谋、有目的地造山县有朋的反。他们几乎都是毕业于日本最优秀的军校——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的佼佼者，像在影视作品中出镜率很高的日本法西斯骨干永田铁山、冈村宁次、小畑敏四郎、东条英机、河本大作、石原莞尔、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矶谷廉介、梅津美治郎、松井石根等人都在其中。这些人选择造反的理由很充分。首先，军队人事腐败，他们升职加薪的希望渺茫。当时，日本陆、海两军的中高级军官几乎全部都是老家在长州的陆军大佬山县有朋的关系户（长州派）以及老家在萨摩的海军大佬山本权的装备：锃亮的手铐和盘成卷的绳子，还有别的什么她也就不用去猜了。她轻手轻脚地沿着溪畔来到她的汽车跟前。“你可以的。你可以的。”她悄声自语，确信自己听到和推测的绝不是等闲之事。这些男人到这儿来可不是排戏的。他们就像征召中心集训的新兵，像准备屠杀的侵略者，在这里集合起来狂呼乱叫，以便让他们热血沸腾或冷酷无情，更好地执行使命。尤其有一件事让她恍然大悟：唯一没有唱歌的是那个指挥这场合唱的人。“理查德·米斯纳在哪儿？”娄恩连声问候都顾不上说。她才敲响米斯纳的房门，跟着就进了他的家，却发现里面黑洞洞的空无一人。这时她叫醒了他的近邻弗朗西丝·普尔·杜波列斯。弗朗西丝咕哝着。“你到底是怎么了，娄恩？”“告诉我米斯纳在哪儿？”“他们去马斯科吉了。怎么了？”“他们？他们是谁？”“米斯纳牧师和安娜。有会议。这大半夜的你找他干吗？”“让我进去。”娄恩说着就越过弗朗西丝进了起居室。“到厨房来吧。”弗朗西丝说。“来不及了。听着。”娄恩把集会的事讲了一遍，又说，“整整一群男人计划着针对女修道院的行动。摩根兄弟、弗利特伍德父子和威斯顿都在那儿。他们要对那儿的女人下手。”“主啊，怎么这么乱糟糟的？他们准备在深更半夜吓唬她们吗？”“女人，听我说。那伙男人带着枪，拿她们当目标呢。”“这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我看见我兄弟从来都是枪不离身的，除去进教堂，即使那会儿，枪也就在他车里。”“他们还带着绳子呢，弗兰妮（“弗朗西丝”的昵称。）。”“绳子？”“两英寸粗的。”“你怎么看？”“我们在浪费时间。苏特在哪儿？”“睡着呢。”“叫醒他。”“我不打算惊扰他，只是为了什么疯——”“叫醒他，弗兰妮。我可不是疯女人，你知道的。”最初的几滴雨温暖而饱满，带来西部和北部地区白疯草和仙人掌的气味。雨滴洒落在龙胆、沙漠喇叭草上，从菊苣的叶子上淌下。雨滴圆鼓鼓、滑溜溜的，如同水银珠般滚过园中畦垄的裂隙。娄恩、弗朗西丝和苏特坐在厨房的灯光中，能够看到甚至嗅到这场雨，但他们听不到，因为雨滴是那么柔软，像是长着茸毛。苏特不认为按娄恩的要求赶紧去制止他们是必要的，但他确实同意一早去和普立安牧师及加里牧师谈一谈。娄恩说早晨可能就太迟了，便怒气冲冲地走了，她要找个和她谈话时不把她当作一个难以从噩梦中醒来的孩子的人。安娜·弗拉德走了；因为迪克的缘故，不能去找索恩；而由于K.D.和阿涅特住进了米努斯原先拥有的房子，多薇·摩根也不会在镇上的。她想到了凯特，但清楚她不会起来反对她父亲的。她考虑过潘尼洛普但又排除了她，因为她不光嫁给了威斯顿，还是萨金特的女儿。娄恩意识到她得到牧场和农场去，找她最信得过又不会被家庭关系的阴云蒙蔽头脑的人。指望雨刷动起来是不可能了，因此，娄恩在嘴里把口香糖嚼来嚼去，全神贯注于加倍小心上。她驶过荒无一人的大炉灶时，暗自庆幸及时弄到了八角莲。她注意到安娜的住处没有灯光，再往回一点看，迪克·摩根家也是黑暗一片。娄恩眯着眼开过鲁比和县城之间那几英里的土路。这条路寸步难行，因为此时土壤已经吸收了雨水，把干透的植物根部泡胀，到处都形成了水洼溪流。她开得很慢，心里揣摩着这次使命是不是上帝的意旨，但无论什么事也阻止不了她。在去阿伦·普尔家的中途，奥兹莫比尔车在路边的沟里抛了锚。就在娄恩·杜波列斯正在设法避开“早熟的甜瓜”的牌子时，那伙男人正在喝着咖啡，有些人喝着烈酒，完成一些细节的商讨。除去米努斯，没一个是酒鬼，但都不反对今晚除去咖啡再加些烈酒。在萨金特那座谷仓式的房子背后是他做生意的地方，在他原先养过马的围场外面有一个棚子。他在里边干些修修补补的活儿—如今已成为一种嗜好，不再是用来挣钱的营生了——冥思苦想和躲避家中的女人们。这是一处男性的安乐窝，里面备有一个小炉灶、一台冰箱、一张工作台和几把椅子，全都放在不会损毁的地板上。开始下雨时，这群男人正要吹他们的热咖啡。喝下几口之后，他们便到院子里和萨金特一起移动袋子并用帆布盖上设备。他们湿淋淋地回到棚子里，发现自己神清气爽，可突然感到了腹中饥饿。萨金特建议吃牛排，便进屋去拿东西给这伙人吃。他的妻子普立西拉听到了他的声音，便主动帮忙，但他坚决地把她打发回去睡觉了。带有气味的雨滴滴答答地落着。棚子里的气氛友好又跃跃欲试，这时男人们吃着按老式风格用滚烫的煎锅炸的厚实的牛排。在鲁比以北，雨的香气要更强烈，尤其在女修道院那里。除去园子里，到处都有移植来的粗壮的白色三叶草和金雀花。玛维斯和帕拉斯从梦中被这股香气惊醒，赶紧跑去告诉康瑟蕾塔、格蕾丝和西尼卡：盼望已久的雨水终于来了。她们聚在厨房门口，先是盯着看，后来又伸出手去接。雨水落在手指上像是洗涤液，她们于是走进雨中，让雨点像香膏似的洒在她们剃过的头和仰起的脸上。康瑟蕾塔带头，其余的人随即也学她的样。世界上有许多大河，在河岸和海边，孩子都因水而激动。在雨水稀少的地方，这种激动甚至引起性冲动。但这些妇女的神圣感受屈服于她们在香热的雨水中手舞足蹈的狂喜。若不是深深陶醉其中，她们一定会放声大笑的。即使她们还会想起近来的警告或危难的暗示，这不可抗拒的雨也将其冲刷干净了。西尼卡拥抱着并最终放走了这庄严建筑中阴暗的凌晨。格蕾丝目睹了一件本来永远不会沾上污渍的白衬衣被冲洗得干干净净。玛维斯走进莎伦玫瑰颤抖的花瓣当中，直刺得她皮肤发痒。刚生下一个小男孩的帕拉斯把他紧抱在怀里，这时大雨冲走了自动扶梯上那个可怕的妇女，以及对黑水的一切恐惧。完全被园中以她为伴的天神攫住的康瑟蕾塔是个更狂暴的舞者。玛维斯跳得最优雅。西尼卡和格蕾丝先是共舞，后来又各自跳过刚形成的泥洼。帕拉斯一边从她婴儿的头上抹着雨滴，一边像棕榈叶般摇晃。娄恩终于从沟中出来之后，自然想找个杜波列斯家的人做伴。她是这家人救下来抚养大的，后来又受家中的一个女儿的教导。不仅如此，她还深知他们的禀性。派阿斯·杜波列斯是布克·杜波列斯的儿子和著名的贾弗纳尔·杜波列斯的侄子，成了她的第一选择。他们和摩根及布莱克霍斯两家一样，很以是政府中任过职的人的后代为荣，但不同的是，他们更为其先人自豪：手艺人、枪械工、女缝工、花边工、鞋匠、五金商、泥瓦匠，他们正儿八经的营生被白人移民偷偷学去。他们深沉的崇敬献给曾经看到自己的工铺被焚、设备被抛入水中的几代人。因为白人移民不能相信公平竞争或从中取胜，这些黑人竟遭到逮捕，受到威胁，并从熟练工匠的队伍中被清理和驱逐出去。但那些家族坚持着他们从一七五五年就获得的东西，当年，第一代杜波列斯人在他的胳膊上缠上一条毛巾，衣袋里装着一本祈祷书。使他们变得坚定的信仰并没有使他们那么严厉无情。美德，出乎意料的善行，使他们笑容满面。他们的正直是审慎的，对于提高他们的心气非其他所能比。他们并不总是很清楚那是什么，但花费了很多时间去努力找出来。早在贾弗纳尔被选进政府机构之前，在杜波列斯家的一张餐桌上进行的晚饭谈话集中于讨论每个人都有的问题：大家如何能够把握或者给出帮助。而且总是要转到行为的伦理基础、动机的清晰上，讨论一个举止是否给他增了光并保持了他的信任。现在杜波列斯家的人没有一个喜欢或认可女修道院的那些女人，但那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布鲁德和阿波罗的做法侮辱了他们；威斯顿·普尔是他们儿媳的兄弟，在他参加的一个旨在伤害女人——无论出于什么理由——的小组中，他们很快就会看到妖魔的活计。他们果然看到了。当娄恩告诉他们她听到和知道的一切时，派阿斯没浪费一点时间。他吩咐他妻子米琳达赶紧到比彻姆家去，告诉雷和路德跟他会合。他和娄恩将到狄德·桑兹和阿伦·普尔那儿去。米琳达说他们应该通知多薇，但他们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如果斯图亚特在那儿该怎么办？娄恩不知道那些人是不是已经向女修道院进发了，还是会等到太阳出来再说，但她说应该有人冒险去通知多薇，而如果多薇愿意，就能让索恩知道出了什么事。女人们在夜里跳舞跳累了，但是很高兴地回到了宅子里。她们擦干了身子，一边往头上抹鹿蹄草油，一边要康瑟蕾塔再给她们讲一遍派达德的事。“我们坐在海滨步行道上。她把我放进祖母绿的水中洗澡。她的嗓音使街上那些骄傲的女人哭泣。硬币从艺术家和警察的指间落下，这个国家最杰出的大厨请我们吃他们的饭菜。派达德唱的歌能让海浪静止，能让波浪涌起时停在半空、聆听自大海形成以来从未听过的语言。从山上下来、肩上栖着五彩缤纷的小鸟的牧羊人在她的歌声中回忆起他们的生活。在她歌唱的时候，旅人驻足，不愿登上返家的船只。夜间，她把群星从她的头发中取出，把我裹进它的柔软里面。她的呼吸中散发着菠萝和槚如的清香……”女人们睡了，怀着鹦鹉、晶莹的贝壳和一个从不说话只是唱歌的女人的意象醒了又睡。清晨四点钟，她们起身为一天的生活做准备。一个人和着面团，另一个点着炉灶。其余的为午饭采摘蔬菜，然后摆出早点。捏成小丘状的面包放在烤箱里烘烤。阳光渴望着华彩时，那伙男人到达了。天空中水洗石般的青蓝尚未打破，直到男人们把车停在大橡树背后，向女修道院走去时，太阳才破云而出。天空一片湛蓝。夜间的积水从水洼和路肩的缝隙中蒸腾成雾气。他们走近女修道院时，为了不让脚下的碎石发出响声，便跨过高高的草和水珠上偶然闪现的彩虹，来到前门。魔爪大概把斯图亚特抓出了这个世界。他们站到了台阶的两侧，淋了雨水的衣服斑驳闪亮。他仰起下巴从中间踏上台阶，然后举起步枪，把从来不锁的门一枪打开。门扇吊着合页向里面闪去。阳光随着他射了进去，洒到前厅的墙上，透过薄薄的涂漆，露出了男女婴孩相互嬉戏的画面。突然出现了一个有着同样白皮肤的女人，斯图亚特一看到她一双撩人的美目，便又扣动了扳机。其余的人一惊，但毫不迟疑地跨过了她的身体。他们摆弄着手中的武器，一下子觉得自己年轻又强大，才想起枪不光是摆设，不是用来吓唬人或者让自己舒服的。枪就是枪。迪克下达了命令。男人们分散开。在厨房里做饭的三个女人听到了一声枪响。一阵停顿。又一声枪响。她们小心地透过弹簧门向外望去。从歪斜的门透进的光线中，全副武装的男人们的身影隐隐进入了门道。女人们奔进游戏室，关上了门，那些人接着就站到了过道里。他们听到了跑过去的脚步声，进入了她们刚刚离开的厨房。游戏室里没有窗户——女人们困在了里面而且知道这一点。几分钟过去了。阿诺德和杰夫·弗利特伍德离开厨房，注意到了空气中鹿蹄草油的气味。他们推开了游戏室的门。一个雪花石膏烟灰缸砸进了阿诺德的太阳穴，振奋了那个挥舞它的女人。她继续砸，直到他趴倒在地。这时，没有警惕性的杰夫才拿起枪瞄准，可是已经晚了一步。一根台球棒击中他的手腕，枪从他手中飞出，摇晃着撞上他的下巴。他抬起胳膊，先是为了保护自己，然后便抓住了台球棒的尖端，这时装有锡耶纳的凯瑟琳画像的镜框在他头上砸破了。女人们跑进过道，看到两个身影从祈祷室出来便僵住了。她们又跑向厨房，哈珀和米努斯紧跟在后面。哈珀抓住了一个女人的腰和手臂。她瘦得可以一把抓住，所以他没看见长柄平底锅向他头上挥来。他倒下了，枪也脱了手。米努斯拼命攥住另一个女人的两只手腕，在他父亲倒地时转过身来。泼到他脸上的东西烫得他没有叫出声。他单膝跪下，一个女人的手去够在地上转着的枪。他给烫伤了，眼睛几乎睁不开，但猛拽她的左脚踝。她用右脚朝他头上一个劲儿踢。他身后的一个女人举起一把屠宰刀深深地插进他的肩骨，一时竟拔不出来再砍第二刀。她索性撇下刀和另两个同伴一起逃进院子，把院里的家禽都惊散了。威斯顿·普尔和萨金特·波森从二楼下来没看见人。他们走进了教室，那里有阳光从窗户射进来。他们搜寻着推到墙根的书桌，尽管那里显然没有人，哪怕是小孩也藏不进去。楼下，在百得牌手电筒缓缓移动的长长光柱中，斯图亚特、迪克和K.D.观察着意想不到的污损、暴力和堕落。石头地板上画着肮脏的图案。K.D.的手指触摸着棕榈叶十字架。迪克摸了摸夹着墨镜的衬衫口袋。他原以为墨镜能派上别的用场，但现在不知道要不要戴上墨镜遮着目光不去看脚下引人注目的堕落景象。谁都不敢踏上去。这远不止证实了他们的预料，他们转身上了楼梯。教室的门大开着，萨金特和威斯顿招手让他们进去。他们聚在窗边，五个人全都明白了，女人们没有藏起来。她们逃掉了。那伙人离开萨金特的地方不久，鲁比的居民就到了大炉灶。雨慢了下来。垃圾桶随着瓦砾旋转。溪水涨满了，但没有溢出两岸，而是渗进了地下。从大炉灶顶部冲下的雨水与从砖上冲刷下来的灰泥搅在一起。大炉灶稍稍向一侧歪斜，下面的地基松动了。居民们乘着卡车和轿车去会那些男人。姐妹两个都用不着劝说，因为她们已经知道了正在发生可怕的事。多薇要索恩开车。两个人都不吱一声，心里却是七上八下。多薇三十年来一直看着她丈夫摧毁了他内心的一些东西。他获得的越多，就变得越不像原先的他了。如今他可能毁掉一切。是不是二十年的成功发展让他昏了头呢？他是不是以为远离白人的法律，法律就对他们鞭长莫及了呢？当然，作为丈夫他很疼爱人，而且只要她不去理睬那些她不能理解的事情，他们的婚姻似乎是完满的。不过，她怀念她的朋友拜访过的取消了赎回权的小小房子。自从K.D.接管了那里之后，他只来看过她一次，而且还是在梦里。他从她身边走开了。她叫他，他转过身来。她知道下一件事是，她给他洗了头。她醒来时十分困惑，倒是很高兴地看到她的手被皂液弄得湿漉漉的。索恩在责备自己没有和迪克谈话，只是谈一谈。告诉他她知道康妮的事；他们第三个孩子的夭折是对她——而不是对他的惩罚。在康妮救了斯考特一命之后，索恩对她的积怨早已烟消云散，而且，因为她们俩成了密友，她相信康妮同样原谅了迪克。此时她不清楚，她惧怕空气过于稀薄而难以呼吸、她无法走出失子之痛并拒不阅读他们的最后来信以保持痛苦，是不是不经意间惩罚了他。不管是什么情况，有一点她是肯定的：击垮女修道院的女人这事与他们的婚姻有关。如果迪克和斯图亚特没有认可和操纵他们，哈珀、萨金特，当然还有阿诺德，是会放那些女人一马的。要是她在二十二年前曾经谈过话，只是谈一谈。“你怎么想？”多薇打破了沉寂。“我没法想。”“他们不会伤害她们吧，嗯？”索恩关掉了雨刷。现在用不着了。“不会，”她回答道，“只是吓唬吓唬她们。我是说，把她们吓走。”“不过，人们一直对她们说长道短。比如说她们是……污秽的人。”“她们不过是与众不同罢了。”“我知道，但原来也一直这样嘛。”“她们是女人，多薇。只是女人啊。”“娼妓，就是啦，还古怪。”“多薇！”“这是斯图亚特说的，要是他信以为真——”“我不管她们是不是——”索恩没法再往更坏的方向想了。两个人又沉默了。“娄恩说K.D.在那儿。”“他会的。”“你觉得梅布尔知道吗？还有普立西拉呢？”多薇问。“我怀疑她们不知道。要不是有娄恩，我们会知道吗？”“我猜不会出什么事的。阿伦和派阿斯会制止他们的。还有比彻姆他们。连斯图亚特都不会和卢瑟搅到一起的。”姐妹俩随后便笑了，那是抱有一线希望的笑，让她们平静了些，安心疾驶过清晨明
是因为李亨感觉当时诸镇的节度使难以驾驭，兵部必须要由自己信得过的人去掌控，选来选去这个人选非有拥立之功的李辅国而不能胜任。李亨的任命顿时重新点燃了李辅国内心深处的权力欲火，在看到皇帝陛下重新信任自己后，他感觉这是个难得的好机会，先前自己栽在了相权上面，只要自己拥有宰相的权力，那一切都不在话下。所以，他丝毫没有犹豫地向李亨提出了进入宰相班子的请求。然而李亨拒绝了！李亨拒绝得很直接，但并不生硬，他笑着对李辅国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凭借卿的功劳，什么官不可以做？但是爱卿在朝廷的威望还不够啊！”李辅国听后默然不语。皇帝的话很明显是在告诉李辅国，当宰相是需要驾驭群臣的，李辅国作为一个内侍奴才，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但李辅国并没有因为皇帝的一句话而放弃努力，他找到时任左仆射的裴冕，希望他能带头主动推荐自己。没想到李亨得到了消息，他担心一旦大臣们联名推荐李辅国，自己再想回绝恐怕就没那么容易了，所以他秘密告诉时任首席宰相的萧华，让他阻止群臣上表。得到皇帝陛下的密令，萧华立即找到裴冕，问他是不是准备推荐李辅国进入宰相班子，没想到裴冕表现出了一副莫名其妙的表情，宣称没有这回事儿，而且他告诉萧华，就算自己的手臂折断了，也不会推荐一个宦官进入宰相班子。至此，李辅国的努力付诸东流，当他知道这一切都是李亨背后操纵的结果后，他彻底愤怒了。“奴家在危急之时，果断拥立他，难道现在就只能这样吗？”李辅国的心中愤愤不平。终于，他开始升腾起一种复仇的愿望，从寻找自身原因到认为相权在掣肘自己，再到最终看清事实是皇帝在限制自己时，李辅国终于下定决心，在不远的将来的他一定会用自己特有的手段，摧毁阻碍在自己面前的一切阻碍。冷落李辅国在看清不利于自己的真实情况后，内心开始渐渐失衡，皇帝、宰相班子成员和诸多大臣似乎都成为他的眼中钉。在他专权的那段日子里，他并没有在乎过谁，就连已经是垂垂老者的太上皇李隆基他也不放在眼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因为李辅国清楚地知道，虽然李亨主动迎回了太上皇李隆基，但内心深处对这个父皇依然深有顾虑。从成为李亨的内侍直到今天为止，李辅国历经了李亨最痛苦的那段日子以及后来成为帝王的全部过程，而李亨和李隆基那始终隐藏的矛盾，李辅国更是深刻地洞悉。李隆基从蜀中返回长安的最初两年半时间里，李亨对其照顾得还算是比较细致周到，不仅让先前服侍李隆基的一切人员照旧服侍，而且召回了李隆基颇为喜欢的诸多乐舞歌伎，让这些人继续待奉李隆基，好让他安度晚年。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李亨对李隆基那种无微不至的关心渐渐冷淡起来。史书记载是因为李隆基重返长安后，并没有深刻反思自己先前造成国家动荡的过失，反而在自己的居住的宫殿内行为有些不检点。此时叛乱并未平定，李隆基不仅不反思自己的过失，反而行为不端，这让日夜忧虑平叛之事的李亨实在有些不爽。在我看来，史料上所说的这个原因，只是其中一个可以摆上桌面的原因，而事实上埋藏在李亨心中的，却是另外的一种想法。那就是他没有想到李隆基居然还可以这么生龙活虎，而李隆基这种精神抖擞的状态，不经意间让李亨产生了一丝担心李隆基会于己不利的忧虑，他唯恐李隆基重新利用其威望，在朝内架空自己。可是李亨的这种担心只能埋藏在心中，他不能对外人讲自己的忧虑，时间一长李亨的脸上逐渐浮现一丝阴云，而他的这种变化恰恰被善于揣测人心的李辅国看在眼里。李隆基及其身边人对李辅国没有什么好感，不仅因为他出卑贱，更因为马嵬驿兵变后，李辅国力劝李亨北上灵武以及劝李亨称帝，从而让李隆基被迫退位，可在那个特殊时期，李隆基是没有办法的，只能屈从李亨的意志。李亨担心李隆基于己不利，同样也是李辅国的担心，在这个问题上，他和李亨是拴在一条绳上的蚂蚱。李亨的闷闷不乐让李辅国似乎猜到了什么，于是他针对李隆基日渐活跃的实际情况，向李亨很严肃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太上皇住在宫内，每天和外人交往，陈玄礼、高力士可能想图谋不轨。现在三军的将士都是拥护陛下灵武称帝的功臣，他们很多人全都因为太上皇日趋活跃而惶恐不安，臣再三向他们解释，他们也理解不了，所以臣必须要向陛下如实禀报。”李辅国并没有刻意掩饰什么，他知道自己的话肯定会说到李亨的心坎里，说完后皇帝陛下是不会怪罪自己的。不出李辅国所料，在他说完，李亨迟疑了一会，然后缓缓开口说道：“父皇仁慈，怎么可能做那些事儿呢？”“太上皇或许不会有那种想法，可是又怎么禁止得了手下的那帮小人呢？陛下是天下的君主，应当为国家筹划，应该把一切隐患提前消除，怎么能行匹夫的孝道呢？”李辅国见李亨并没有表现出反感，进一步把自己的意思表示透彻。而李亨始终低着头，李辅国说的话他句句记在心里，并且在短暂的时间内，他在思考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陛下想一想，太上皇居住的兴庆宫靠近闾巷，院墙不高，行事极为方便，在老奴看来不是适宜太上皇居住的地方，陛下所住的宫殿极为严密，将太上皇请过来住又有何不可？这样还可以断绝那些小人的蛊惑，陛下每天还可以有三次朝见太上皇的乐趣，陛下又有什么犹豫不决的呢？”李辅国见李亨依然没有反应，索性和盘托出了自己的想法，但他的建议却遭到了李亨的拒绝。“这样不可以，这不是住的远近的问题，如果让太上皇搬过来住，那会让太上皇感觉我在监视他。”“陛下……”“好了，这件事不用再商量了，也难得你一片忠心，但此事绝不可为，下去吧！”在李辅国依然不死心想继续劝说的时候，李亨果断地回绝了他。李辅国只好闷闷不乐地退了出来，他没想到皇帝陛下的态度竟然如此坚决，此刻他才意识到什么叫“疏不间亲”。不过李辅国并没有丧失信心，他坚信只要自己不放弃，就绝对会有机会。上元元年（760年）七月，李亨忽然病情加重。对于李辅国来讲，排斥太上皇的机会算是到来了，他首先凭借自己可以传达皇帝口谕的便利条件，假传皇帝口谕迎接太上皇到西苑游览。当李隆基和一行人走到睿武门时，李辅国带领五百名禁军士兵拦住李隆基的去路，然后气势汹汹地说道：“皇帝陛下因为兴庆宫潮湿狭窄，现在迎接太上皇迁居陛下所在的殿内。”已经是垂垂老者的李隆基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如此阵势了，所以在看到那些杀气腾腾的士兵后，差点从马上栽下来，幸好高力士一把抱住他。“李辅国！你怎么如此无理？”关键时刻还是高力士挺身而出，利用自己的威信，镇住当时的场面。历经诸多大场面的他，此刻十分明白，必须及时分化李辅国和这些士兵。“希望将士们都各自安生点！别忘了没有太上皇怎么会有当今陛下！”高力士的话语掷地有声，让在场的人全都为之一震，刹那间所有士兵全都跪倒在地口中高呼“万岁！”李辅国实在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的场景，他本以为在自己的指挥下，李隆基及随从人员一定会惊慌失措，但高力士的挺身而出，彻底打乱了李辅国事先的计划，所以一时间他在马上环顾左右似乎有些不知所措。“李辅国！将士们都已经跪下，你为什么还在马上不下来啊？”高力士的一声高喊，让李辅国打了一个激灵，随后他居然不自主地从马上下来，站在那里用一种胆怯的眼神看着高力士。“还不赶快过来，跟我一起牵着太上皇的马去西苑？”高力士并没有给李辅国思考的时间，就对他接着训斥。李辅国无奈之下，极不情愿地走到李隆基的马前，然后牵起绳子，和众人一同往西苑而去。高力士虽然在关键时刻稳定了剑拔弩张的局面，但那只是一种突袭手段，瞬间搞乱了李辅国的思绪。正所谓忽悠一时，忽悠不了一世，在前往西苑的路上，李辅国逐渐回过神来，他感觉刚才面对高力士咄咄逼人的气势，自己的反应实在有些白痴，现在自己居然还牵着李隆基的马，实在有些被人家卖了，还帮人家数钱的感觉。所以，一路之上他仔细盘算对策，现在看起来再想重新营造威逼的局面已经不可能，因为那些士兵已经俯首称臣，如果自己蛮干，恐怕还会有生命危险，所以想来想去他决定发挥自己的优势。“太上皇，西苑是皇家禁地，这里是不能留有太多佩带刀剑的士兵的。”刚刚到达西苑的门外时，李辅国停步转身对李隆基说道。“什么意思？”没等李隆基说话，高力士率先问道。“哎呀公公难道不知道此地吗？公公应该比我更熟悉这里啊？自我大唐开国以来，西苑重地除了你我这样的奴才和皇帝陛下指派的禁军士兵可以进入之外，任何人不得在此逗留！”李辅国的话明显带有挑衅的味道，这让高力士等众人听起来十分刺耳。然而李辅国并没放在眼里，继续说道：“所以我带来的这些士兵和保护太上皇前来的这些士兵都必须离开这里！不可坏了祖制！”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李辅国明显提高了声音，在他看来，只要使出这一招，所有人全都不能有任何异议。“好！太上皇绝不会背弃祖制，你把这些人都带走吧！”高力士满不在乎地说道。“嘿！这个是自然，不过依老奴看来，陈玄礼这么功勋卓著的将军，留在这里似乎会受到非议，就连公公你留在这里恐怕也有不妥吧！”李辅国明白，李隆基这些人都是曾经并肩战斗的功臣，他们和禁军有着非比寻常的关系，如果他们执意留在这里，那就是意欲图谋不轨。最关键的是，李辅国更加知道高力士和陈玄礼等人也是明白这一点的，所以他十分清楚只要自己这些话一出口，高力士等人一定会离开的。事实果然不出李辅国所料，在他说完后，高力士和陈玄礼等人全都默不作声，片刻之后还是高力士开口说道：“那就遵从祖制吧！”……高力士和陈玄礼以及众多李隆基的护卫亲兵就这样不得已地离开了西苑，在李辅国的安排下，李隆基住进了甘露殿，这座宫殿自从安史叛乱爆发以来久已无人居住，殿中萧瑟荒凉，不但所用器物不甚完备，而且灰尘遍地，四周长满杂草。李隆基当天进住后，直到傍晚才有几个老奴仆将他的随身衣物带来，他们见昔日威风八面的太上皇李隆基如今落到如此凄凉惨景，不禁潸然泪下。不过李隆基倒是比较乐观，他劝慰众人说道：“曾经住过的兴庆宫是我成就帝业的地方，我曾屡次让给皇帝，皇帝都不接受，今天搬到这里来，也是我希望的。”说完这句话后，李隆基低下头不再看众人，其实所有人全都明白，没有人比这个垂垂老者更能体会被冷落是什么滋味。上元二年（761年）四月五日，在度过了两年的凄凉生活后，李隆基在西苑的神龙殿走完了他七十八年的人生岁月，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对于这个拥有出色的前半生和糟糕后半生的皇帝而言，想要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似乎很困难，大唐帝国在他的手中达到辉煌的顶点，但他又亲手毁掉了自己创造的一切，最关键的是自此之后大唐帝国再也没能恢复元气，国运从此一落千丈。纵观李隆基的一生，是奋进与懈怠、自私与公正、好色与真爱、温情与冷酷的混合交织，而造成他这种特殊人生的原因，一方面是他的性格，另一方面是他的经历。在这里我不想过多地评价李隆基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因为这些东西早已经被人说烂了，我只想对他这个人，这个经历过普通人爱恨情仇的一代帝王进行分析。有人称颂他，有人诋毁他，但我要说，无论是称颂还是诋毁，事实上他一生的经历，都将“人”这种复杂动物身上的正义与邪恶、热情与冷漠、宽仁与残暴、坚持与妥协、刚强与软弱、愤怒与喜悦等种种二元矛盾的东西无限扩大化，让今天的人们透过他的一生，看到人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以及学会如何去重新认知自己。不可否认，李隆基是中国古代帝王中的佼佼者，但他同样具有普通人身上致命的弱点，所以他和千千万万的人一样，逃脱不了自己的宿命，那就是欲望无止境！普通人的欲壑难填，其所造成的危害只能是个人或者与之关联的少数人来为他埋单。但作为整个国家的掌舵者如果因扩张欲望而带来的危害，则会是整个国家来埋单，所以安史之乱的爆发就是李隆基所要面对的必然结果，而当这一刻来临之际，也宣告了李隆基一生苦心经营的一切瞬间被击碎，取而代之的是一片腥风血雨和王朝的崩溃。无论如何，大唐帝国在李隆基这里出现了拐点，而他自己也经历着常人无法理解的煎熬与难耐，这一切都是他在顺境中不可能也不愿意想到的。好了，关于李隆基，我们已经说了很多，最后我想用自己的方式来回顾和总结他的一生：皇权旁落，力挽狂澜。政敌频现，重拳掀翻。励精图治，再造辉煌。巅峰王朝，今忆波澜。多情才子，佳人相伴。温柔梦乡，悱恻缠绵。渔阳鼙鼓，天下惊变。马嵬坡下，肝肠寸断。凄凉晚景，无力回天。纵有壮志，情何以堪。雄风不再，图有伤悲。世事如梦，换了人间。联手李辅国运用其特有的手段，在不惊动李亨的情况下，成功地将太上皇李隆基移居到了西苑，如果站在李亨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这等于解除了自己的权力威胁。但正所谓作贼心虚，李辅国带兵离开西苑后，他自己回想今天所发生的一切，忽然感觉自己所做的一切可能有些过分。最关键的是，如果皇帝陛下知道这件事，会是个什么反应？越想越后怕的李辅国决定亲自面见皇帝，来个负荆请罪，但他同时也决定拉上自己掌控的禁军，一起去面见皇帝，这既是营造一种迫不得已的声势，也是一次示威之举。当李辅国率领众多禁军士兵身穿素服跪在李亨的面前时，李亨有些不知所措，他听完李辅国的汇报后并没有斥责他，相反却安慰他道：“南宫和西苑并没有什么不同，爱卿怕太上皇受小人的蛊惑，属于防微杜渐，是为江山社稷着想，不必担心朕会治罪。”话虽如此，李亨此时的心情其实极为矛盾，一方面他对李辅国在不惊动自己的情况下，成功变相“软禁”太上皇十分满意；但另一方面他似乎从这件事中看出了李辅国的专权，尤其是此刻他和禁军士兵跪在自己面前，表面看起来似乎是请罪，但李亨的不知所措恰恰证明了李辅国营造的这种气势让他内心很是不爽。但毕竟李辅国所做的达到了李亨的目的，这才是现在李亨最在意的，所以他并没有斥责李辅国，但并不等于李亨对李辅国没有忌惮之心，从后来宰相班子成员一再上疏请求限制李辅国，李亨也随即出手制约来看，李亨内心深处对这个奴才并不放心。从上元元年（760年）八月李亨突然病重起，李辅国便开始兴风作浪，冷落太上皇李隆基、打击宰相班子成员、并时不时地向李亨变相示威，这些事情做得不亦乐乎。不过李辅国并不是那种猛冲猛打的二杆子，在专权的那段日子里，他清楚地知道“权力”这个东西看似乎很诱人，但如果操纵不好会使自己陷入万丈深渊，最关键的是没有人能够永久地把握住权力。现在，李辅国决心要打破这个宿命，所以在李亨病重之际，他将目光瞄向了下一任皇帝——太子李豫。乾元元年（758年）十月，李俶被立为太子后，便改名为李豫。这些年来李豫忙着平叛，自建宁王李倓被杀后，他也极少参与宫内的事务。最初李豫是受李辅国排挤的，这是因为张良娣自己的儿子没有被立为太子，所以在李倓被杀后，她始终排挤李豫，而李辅国作为张皇后的盟友，始终支持这个有野心但没有手段的女人。直到李辅国成为兵部尚书，执掌禁军拥有兵权后，这种局面方才改变。当李辅国在朝中吆五喝六的时候，他始终密切注视着李亨的身体状况，以及未来接班人的走向。当看到李豫的太子地位很是稳固，未来很可能顺利接班的情况后，他瞬间改变了方向标，开始向李豫方面倾斜。而那个只可作为援手的张皇后，在渐渐失去利用价值后，即被李辅国无情地“抛弃”了。张皇后虽然没有什么手段，但
始猛烈地攻城。太原城虽然城墙高大，但在和攻城的叛军交锋时，城墙难免会出现破损，这个时候那数万个土坯起了关键作用，哪里有损坏的地方，李光弼让人立即用土坯堵上，由于土坯结实耐用并且运送方便，叛军虽然进攻猛烈，但太原城依然稳如磐石，十万叛军围攻太原城足足将近一个月，但就是破不了城。随着时间的推移，叛军那“三板斧”的气势开始削弱，双方陷入了拉锯战中。李光弼明白，太原之围虽然暂缓，但叛军已经将太原围了个水泄不通，自己手中这点人马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时间长了太原城早晚会被叛军所攻占。可是目前又无法指望外部增援，他现在所能做的就是利用目前掌握的资源，使其实现最大化的价值来尽可能地逼退叛军。在所有的资源中，李光弼最为看重的还是“人”，为此他在军中张榜招贤，哪怕只会雕虫小技的也被选中做自己的参谋，然后根据他们的能力予以适当的使用。在这些人中有擅长制造投石机的，每发射一次巨石能击毙二十多个叛军，攻城的叛军被巨石击中而死伤的达到十之二三。不过在这些人中，对李光弼帮助最大的还是三个擅长铸钱的工匠，当然李光弼并不是看重了他们的铸钱本领，而是因为这三个人除了铸钱之外，还擅长挖掘地道。随着这三个工匠的出现，随着李光弼的灵光一现，中国战争史上一种全新的战法出现了，名曰——地道战！史思明看到太原城屡攻不克，而李光弼更是死守不出战，无奈之下他只能派人使出了老的不能再老的方法——骂战，试图激怒李光弼出城与自己决战。面对史思明的挑衅，李光弼让士兵们协助三个擅长挖地道的工匠，将地道一直挖到城外，那些在城下辱骂挑衅的叛军士兵，在没有任何征兆下，忽然被脚下伸出的一双手应硬生生地拖进了地底，叛军中所有人全都傻了眼，很快他们就看到太原城头上那些人被斩首示众。于是，叛军之中开始流传唐军中出现“土行孙”的传闻，许多人走路时全都盯着脚下，唯恐被伸出的双手拽进地底，渐渐地搞得人心惶惶。当史思明得到这个消息后，他的第一反应是大吃一惊，在他二十多年的征战中，从来没见过这种打法，所以一时间有些手足无措，但史思明明白一点，那就是要尽快攻克太原城，否则还会节外生枝。所以，在第一波猛攻沉寂了一段时间后，史思明下令掀起第二波攻势，这次他甚至让人制造出了一种叫“飞楼”的攻城器械，然后蒙上木幔，修筑土山，试图居高临下攻城。史思明虽然准备充分，但李光弼似乎并不为所动，就在史思明开始修筑土山的同时，李光弼干脆让三个工匠带领士兵挖一条直通史思明土山工程的地道，结果是史思明的土山工程竣工之日，也是这个工程的崩塌之时。据史料记载，当时死于崩塌者将近万人，最关键的是由于李光弼的地道战法作战隐蔽，史思明完全找不到唐军的影子，这让他十分郁闷。久攻不下，损失惨重，史思明有些黔驴技穷，只好下令将围城部队后撤几十里，以减轻在军中逐渐蔓延的恐慌心里。从开始的猛烈围攻到现在叛军的后撤，李光弼的地道战发挥了巨大作用。太原城中的老百姓对李光弼的足智多谋佩服得五体投地，但李光弼却始终保持头脑清醒，他知道太原之围如果不彻底解除，叛军虽然后撤，但时间长了还是难以长久坚持。李光弼的地道战虽然让叛军恐慌至极，但并没有产生致命的一击。如何能在地道战的基础上给予敌人致命的一击，或者是利用地道战创造出给予敌人致命一击的机会，这是摆在李光弼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事实证明，名将之所以能够称之为名将，除了作战勇敢、足智多谋之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在战局完全被动的情况下，看似没有任何翻盘的机会中，寻找出有效的办法，变被动为主动，直至最后的胜利。李光弼就是这样的人。在李光弼看来，地道战已经发挥了作用，接下来是要利用“地道”这个出其不意的通道，来实现主动进攻的机会，为此他想到了诈降。李光弼的计划是：继续将地道向前挖至叛军后撤之后驻扎的营地地底，在上面留下一层薄薄的土层，从表面看上去和普通的地面没有任何区别，然后以木支撑作为陷坑，派几千人出城诈降吸引叛军的注意力，而城中则埋伏准备出击的几千士兵，利用叛军准备受降的机会，让敌人纷纷陷落坑中，然后利用叛军营地大乱的机会，迅速出击一举击垮叛军。当李光弼实施这个计划时，史思明看到李光弼这段时间似乎没有什么动作，他并没有进攻太原，而是在中军大帐仔细思考先前的失败原因，以及未来攻克太原的方法，他距离蔡希德所率的前军还有几里的距离，所以前军准备接受投降的事情，史思明并不清楚。直到史思明得到前军校尉的急报，说前军大部分士兵纷纷陷落坑中，李光弼率领人马已经杀出太原城时，史思明才知道原来李光弼为自己挖了一个巨大的坑，而自己却浑然不知。由于李光弼突袭的速度实在过快，等到他想组织反击时，前军和中军已经被冲得七零八落，尤其是蔡希德所率的前军基本上已经失去抵抗力量，所以史思明已经没有时间再采取任何应对之策。他目前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继续撤退。至德二年（757年）二月十七日，在前后经历了五十余天的艰苦卓绝的战斗后，李光弼取得了太原保卫战的辉煌胜利。在这期间李光弼只在太原城内东南的一个角落里搭了一个小帐幕稍事休息，如果有紧急情况他马上赶去处理，几次路过自己的家门而不入，一直等到彻底打败叛军后的第三天，将各项公务处理完毕后，他才回到自己的家中。应该说除了英勇善战和足智多谋之外，李光弼的人格魅力也是太原能够坚守到底的一个重要原因。太原保卫战可以说是中国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李光弼及太原军民的壮举，是中国古代城邑守卫战中“以寡击众，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李光弼以就地组建的劣势兵力守城，采取加固城防、顽强坚守、创造新型战法和不断寻找战机出战相结合的灵活多变的策略，不仅使十万叛军始终无法攻破太原，最终更给予叛军歼灭性的打击，前后共击毙叛军六万人，扼守住了河东通往朔方、河西、陇右的通道，有效掩护了李亨身在的朔方战略基地。由于太原一战实在太过重要，当李亨得知李光弼的胜利后，他亲自下诏褒奖，以示荣宠，进封李光弼为魏国公，食封八百户。就在李光弼坚守太原的同时，另一位名将郭子仪利用李光弼牵制十万叛军的机会，从洛交出发，一路攻取了冯翊（今陕西大荔），继之挥师向东，直逼河东。二月二十一日，郭子仪率兵渡河进至河东城下，河东司户韩雯打开城门投降，叛将崔乾佑连夜奔逃到马邑（今山西运城西北）。但马邑守军已经归顺唐廷，崔乾佑没能入城，急急如丧家之犬般地一路向北逃窜，河东地区就此收复。如果说李光弼坚守太原是为守住通往朔方的要道，那郭子仪进兵河东则是为了清除攻取两京道路上的障碍，更主要的是截断身在长安的叛军退路。平定河东后郭子仪并没有停止脚步，立即让儿子郭旰及兵马使李韶光、大将王柞率兵南渡黄河攻取潼关。由于当时叛军疏于防守，唐军破关斩将，重新夺回潼关，但安禄山之子安庆绪听到潼关失守后，立即重兵增援潼关，使得郭旰等人大败而回，潼关再次落入叛军之手。不过从整体的战局来看，唐军当时虽然还没完全掌握主动，但因为没有丢掉太原和郭子仪不失时机地收复河东，使得唐军不再像最初那样被动，至少和叛军形成了相持局面，甚至大有反攻之势。就在李亨厉兵秣马，重新集结兵力准备全线反攻，以光复两京时，占据洛阳的安禄山，其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内讧。值得一提的是，这是安史之乱的一个分水岭，因为在这场内讧中，元凶安禄山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第四章光复两京元凶授首自从安禄山占领洛阳之后，在很多人看来他似乎不再是那个最初站在范阳城楼上那个意气风发的人，从自封皇帝到延迟进攻长安，安禄山似乎有些满足现状不求进取，从客观结果上也给唐朝政府以喘息的机会。李亨正是利用这样的机会，才得以在压力不那么大的情况下，积极重整兵力试图反攻。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事实上安禄山并不是没有进取心，迟迟不进兵长安，反而在洛阳做起了“临时皇帝”，是因为他占领洛阳后，身体状况出了问题。安禄山早年患有眼疾，自从起兵以来，由于日夜操劳加上精神紧张，使得他的眼疾越来越严重，视力亦随之大幅减退，进入洛阳后加上纵情声色过度，使得他在进入至德二年（757年）以后，双目逐渐失明。安禄山本就是个性格暴躁的人，无奈因眼疾失明使他的性情变得越来越古怪，不久他又患上了痈疽，发作起来疼痛难忍，这让他更加凶狠暴躁，左右侍从稍不如意，就立即被他辱骂鞭打，甚至被无故残杀，致使人人自危忧惧不安。由于身体的原因，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后，逐渐怠于政事，手下的将领很难见其一面，所有的军国大事悉数委托给他最为信任的谋士严庄。严庄本是范阳一介书生，后来安禄山招募有才之士充当自己的谋士，严庄应征前往，由于才学俱佳，得到了安禄山的重用。安禄山起兵之前，严庄是力主安禄山起兵反唐的，而且出了不少好计策。安禄山称帝后加封严庄为宰相，不过严庄虽然深得安禄山的信任，但由于安禄山生病后变得异常暴躁，所以严庄有时也逃不过一顿皮肉之苦，长此以往不仅使严庄与安禄山开始离心离德，而且也让严庄产生怨恨之心，甚至产生杀死安禄山的想法。很快，严庄找到了机会。安禄山有个小妾段氏看到安禄山病魔缠身恐有不测，遂想趁安禄山活着的时候，立亲生儿子安庆恩为太子，以图日后把持朝政。安禄山为了讨段氏的欢心，欣然同意了段氏的请求，可问题的关键是安庆恩此时尚且是个襁褓中的婴儿，这让安禄山的另一个儿子安庆绪大为不满。安庆绪是安禄山的次子，当时已过而立之年，被封为晋王，跟随安禄山起兵反唐一路南下，立有诸多战功，是安禄山所有儿子中最为能干的一个，也是安禄山手下的重要将领和得力助手，他继承了安禄山身上的特质，但却是个比他老爸更加心狠手辣的主儿。安禄山决定立安庆恩为太子，让安庆绪不满之下又生出一种恐惧之情，他不甘心就这样被人取而代之，甚至坐以待毙，而且对手尚且是一个婴儿，安庆绪实在不明白老爸安禄山的脑子里到底少了哪根筋。安禄山的决定让他和安庆绪之间的矛盾陡然尖锐起来，《新唐书?安禄山传》记载当时其内部是“虽腹心雅故，皆为仇敌”，也就是说看似风平浪静之间，实则蕴含着一场严重的危机。而这一切当然全被精明的严庄看在眼里。所以，严庄利用可以利用的一切机会，采取借刀杀人的策略泄私愤，怂恿安庆绪莫失良机除掉自己的父亲，自己取而代之。当然严庄之所以有把握这么做，正是看重了安庆绪是个狼子野心的主儿，为了得到权力，他可以将自己的老爸杀掉。从后来发生的事实来看，严庄的预判十分精准。虽然最初安庆绪有些犹豫不决，但在严庄那“大义灭亲之举”等慷概激昂言辞的忽悠下，安庆绪最终下定决心干这桩不成功则成仁的买卖。决心已经下定，接下来则是如何实施的问题，当时安庆绪和严庄一致认为由他们亲自动手不是上策，应该找一个安禄山身边的人充当杀手，这样可以掩人耳目，对外宣称安禄山是暴毙而亡。想来想去他们共同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是安禄山的贴身宦官，名叫李猪儿。李猪儿应该不是本名，但谁也不知道这位宦官本来的名字，他从十岁起就开始服侍安禄山，颇受宠信。安禄山因为腹大过膝，每次都是李猪儿用头顶住安禄山的大腹，然后帮他系衣带。或许正是因为过于亲近的缘故，在安禄山失明后性情越来越暴躁时，李猪儿是所有人当中被安禄山鞭打次数最多的人，正所谓记仇不记恩，李猪儿也成为最怨恨安禄山的人。李猪儿作为一个下等人，本来是不可能有什么非分之想的，杀死安禄山更是他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直到严庄和安庆绪向李猪儿表明了态度，才燃起了李猪儿心中复仇的怒火。于是一场争权夺利的父子相残、同室操戈的政变由安庆绪、严庄、李猪儿三人开始发起。至德二年（757年）正月初五子夜！在万籁俱寂之时，安庆绪、严庄、李猪儿三人各执兵器悄悄地来到了安禄山的寝宫之外。在此之前为病痛与暴躁的情绪折磨得痛苦不堪的安禄山已经进入梦乡，而且不时发出震耳欲聋的鼾声。把守寝宫的士兵在看到安庆绪等三人到来后，没有提防的心理，放三人进了寝宫，就这样三个人顺利地来到了安禄山的床边。安庆绪俯身仔细端详安禄山，很长时间以来他都十分敬重自己的父亲，尤其是安禄山决定起兵反唐的时候，他简直对自己的父亲产生了一种近乎于对神的崇拜。但是今天他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必须不择手段杀掉躺在床上已经奄奄一息的生身之父，虽然此前安庆绪已经下定决心，但当这个时刻真的到来时，他的心不禁猛烈地跳了起来，手心开始出汗。“晋王！别再看了，我们出去放风，让李猪儿赶快动手吧，如果陛下醒来麻烦可就大了！”严庄低声说道。安庆绪依旧出神地看着自己的父亲，似乎并没听见严庄所说的话，直到严庄拽着他往外走，安庆绪方才回过神来。就这样安庆绪和严庄携带兵器站在安禄山的帐外以防不测，李猪儿则留在帐内充当杀手。“啊！”随着帐内的一声惨叫，安庆绪和严庄在帐外清楚地知道李猪儿已经得手，不过正待他们要进去的时候，只见李猪儿满身血污地跑了出来，严庄一把抓住李猪儿低声问道“怎么样？成功没有？”“成，成，成功了！不过……”李猪儿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指向帐内，严庄顺势望去，只见安禄山摇摇晃晃地走了出来，鲜血和肠子不断从他那肥大的腹中流出，或许是因为李猪儿力道不够，或许是因为安禄山腹部实在过于肥大，以致安禄山在挨了刀后，居然没有立即死亡。“这一定是家贼所为！”安禄山不愧是曾经的一员猛将，在中刀之后疼痛难忍的情况下神志依然清醒，甚至还不断用手左右摸索，试图寻找兵器以自卫。面对此情此景，安庆绪和李猪儿已经吓得不知所措，只有严庄依旧保持清醒的头脑，他快步走到安禄山的面前，抽出身上的佩刀，狠狠地向安禄山的脖颈砍去，霎时间鲜血迸出，安禄山犹如一摊软泥一般，顷刻间倒地身亡。脸上被溅满鲜血的严庄丝毫没有慌乱，他将佩刀重新插回腰间，回头对安庆绪和李猪儿说道：“咱们赶紧在他的床下挖个深坑，将他的尸体先埋进去，然后擦干这里的血迹，后边的事情我来办。”在严庄的组织下，安庆绪和李猪儿协助严庄以最快的速度在安禄山的床下挖了个巨大的坑，然后用毡子包裹好安禄山的尸体，连夜掩埋在坑中，严庄尤其叮嘱内宫的人不要走漏风声，否则格杀勿论。转天清晨，朝官们依然像往常那样上朝，而严庄也像往常一样率先出来和官员们见面，不过今天和往常不同的是，严庄为大家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大燕皇帝安禄山病危。“陛下病危，已经下诏书立晋王为皇太子监国。”严庄一边说着，一边拿出那封他昨天夜里伪造的诏书开始高声宣读起来。等他读完后一把拉过安庆绪坐上了那个宝座，然后带头跪下行礼。在严庄的妥当安排下，安庆绪就这样坐上了太子宝座，三天后又在严庄的策划下，宣布安禄山驾崩，安庆绪成为大燕第二代皇帝。面对朝臣们的庆贺，安庆绪终于长抒一口气，而严庄在君臣一片欢呼声中，也体会到了复仇的快感。但是在叛军集团内部，或许谁也想不到安禄山的死亡会是一个标志，它仿佛隐约预示着叛军终将败亡的命运，正像王夫之所说的那样：安史之灭，自灭也，互相杀而四贼夷，唐不能俘馘之也。事实上，当李亨听到安禄山死亡的消息后，这件事的确让他信心倍增，在此不久后，他即开始将自己收复两京的计划付诸实施。再图进取几乎就在安禄山
在这些将领身上如法炮制了一遍，而且还不用让他花钱置办个宴会来达到目的。帕格洛·渥西尼抗议公爵背信弃义，大声叫公爵回来，但是他已经离开了宫殿，他下令这四位将领的部队必须全部解除武装。奥利维洛托的部队就驻扎在附近，听到消息后大吃一惊，有些人反抗拒捕，于是给当场处决了。但是驻扎在稍远一些地方的部队就幸运一些，他们听到风声，知道他们的主公遭了大难，于是联合起来，杀开一条血路，蒙受了惨重损失之后逃了出去。结果公爵只好将维泰洛佐和渥西尼两人的亲随处决，聊以自慰。然而公爵的士兵并不满足于劫掠奥利维洛托的士兵，他们于是开始在城里大肆劫掠。如果不是公爵下了严峻的命令，他们可能会把整个城市洗劫一空。公爵不愿意毁坏这个城市，他要的是一个繁荣的城市来为他创造财富，于是他把抢劫的士兵判处绞刑，整个城市一片混乱，店铺老板们早早地关了门，竖起了栅栏门，诚实的老百姓躲在上了锁的屋子里面瑟瑟发抖。士兵们闯入卖酒的铺子，用剑威逼店主给他们拿出酒来。街上躺着死人的尸首，一些野狗在舐着尸身上的血。第二十九章马基雅维里是跟着公爵来到西尼加利亚的。他度过了心急如焚的一天。独自一个人或不带武器出门是很危险的。如果实在是需要他暂时离开他栖身的寒酸的客栈，他也很小心地带上皮埃罗和他的仆人。他不想被那些容易激动的加斯孔战士杀死，或者更糟糕地，被喝醉了酒的士兵杀死。当天晚上八点钟，公爵召见他。在此之前，每次马基雅维里面见公爵的时候，都有公爵方面其他的人员随侍在侧，或是秘书，神职人员，或是公爵幕僚班子的人。但是这一次，出乎他的预料，带他面见公爵的官员把他领进公爵所在的房间以后，立即退了下去。于是他和公爵头一次单独在一起了。公爵兴致很高。顶着一头深褐色的秀发，带着修剪整齐的络腮胡，红润的面孔，炯炯有神的目光，在马基雅维里看来，他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英俊。他也许不过是一个狡诈的神甫的私生子，但是他却有着像一个国王一样的仪容举止。像往常那样，他直奔主题。“现在，我帮了你的那些主公一个大忙，把他们的敌人除掉了，”他说道。“我希望你给他们写上一封信，请他们将步兵召集起来，然后和他们的骑兵结合起来，派到我这里来，我们可以一起向卡斯泰洛或佩鲁贾进军。”“佩鲁贾？”公爵脸上浮现出了愉快的笑容。“巴利昂尼拒绝和那些人一道签署协议，在离开他们的时候他说：‘如果切萨雷·博尔贾想要找我的话，他可以带着部队到佩鲁贾来找我’。这就是我现在要做的。”马基雅维里心里想，那些个签了协议的人不也没有落个好下场吗。但是他克制住自己没有说话，只是微笑着。“摧毁维泰洛佐和渥西尼会耗费执政团一大笔钱，并且他们远远不能做得像我这样干净利落。我想他们可不能忘恩负义。”“我敢确信，他们没有半点这样的意思，阁下。”公爵面带微笑，但是一双狡诈的眼睛，死死地盯住马基雅维里。“既然如此，就请他们拿出诚意来。他们到目前为止连手指头都没有动一下。我为他们做的这一切对他们来说也应该值上个十万杜卡特了。他们的义务并没有什么法律规定，只是默契而已，我看他们最好现在就开始履行这些个义务。”马基雅维里很清楚，执政团对于这样一个诉求一定会勃然大怒。他可不想让自己来传递这么一个要求。他很高兴自己早就想好了脱身的办法。“我想我应该告诉阁下，我已经要求我的政府将我召回。我向他们指出，他们在此地应该有一位地位更崇高，授权比我更大的使节。我想，阁下若能够与我的继任谈论这件事，将会更有收获。”“你说对了，我对你们政府拖延时间的做法实在是厌烦透了。现在该是时候请他们下个决心，是和我站在一起，还是与我为敌。我本来应该离开这座城市，但是如果我那样做了，这座城市会陷入一场浩劫。安德利亚·多利亚明天早上就会献出城堡，完事之后我就会向卡斯泰洛和佩鲁贾开拔。我在那里办完事之后，我会将注意力转向锡耶纳。”“法国国王会同意你去占领那些处于他保护之下的城市吗？”“他不会的，我也没有蠢到认为他会同意。我的建议是将它们召集统一在教会的旗帜下。我自己想要的不过就是我的城邦罗马尼阿。”马基雅维里叹了一口气。他不得不佩服此人斗志之旺盛和他确信自己一旦下定决心就攻无不克的高度自信。“没有人会怀疑您得到了命运的垂青，阁下。”他开口道。“命运垂青那些懂得如何抓住机会的人。难道你以为，城堡的主人只愿意向我献出城堡，是一个偶然的，碰巧又是对我有利的巧合，结果让我占了点便宜吗？”“我不会那样认为，这对阁下您会很不公平。看到今天发生的事，我猜想您是早有准备的。”公爵大笑起来。“我喜欢你，书记官大人。你是一个可以与之对话的人。我会想念你的。”他停顿了看上去是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然后带着探询的目光看着马基雅维里：“我差不多真的希望你是在我手下效力。”“阁下真的很有心。但是我对于向佛罗伦萨共和国效力觉得十分满意。”“给他们效力给你带来了什么好处？他们给你的薪水是如此的菲薄，以至于你为了维持你的开支，要向朋友开口借贷。”马基雅维里刚刚觉得来了一个机会可以反驳一下，猛然间他想起了巴托罗缪借给他的二十五个杜卡特。“我不善理财，又性好奢侈，”他带着愉快的笑容回答道，“如果说我时不时入不敷出，实在是我自己的过错。”“你要是为我服务，就绝不会是这个样子。能给一个漂亮的女士找一只戒指，一个手镯或一只胸针是非常令人愉快的，当一个人要讨这位女士欢心的时候。”“我的原则是只找那些随和的和不事招摇的女人来满足我的愿望。”“这个原则只有在一个人可以控制自己欲望的时候才是好的原则。谁又能预料爱情可以在一个男人身上施展多大的魔力呢？书记官大人，难道你就从来没有发现，当一个男人爱上一个佳人时，会是多么地费钱？”公爵用一种嘲弄的眼神看着马基雅维里。有那么一瞬间，马基雅维里不禁不自在地暗中问自己，公爵有没有可能了解到他对于奥莱莉娅的欲望没有能够得到满足呢？但是这个念头一上来，就被他打发走了。公爵要操心的事太多了，犯不着去关心一个佛罗伦萨共和国使节的风流韵事。“我还是宁愿相信我的原则是可行的，愿意让别人去拥有那些快乐，以及为了这些快乐要付出的代价。”公爵若有所思地注视着马基雅维里。你也许可以猜想，公爵正在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这个疑问只是出于无聊的好奇，而非什么隐藏的动机。这就好像是当你一个人和另一个陌生人在办公室的会客厅一同坐等的时候，你会试图从对方的样子来判断他从事什么行业，职业，他有什么样的习惯和性格一样。“其实我应该想到，你如此敏锐，是不会愿意在余下的岁月中屈为人臣的。”公爵说道。“我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学到，只有上等的智慧才会使人培养出中庸的处世之道。”“难道说你一点野心都没有？”“完全不是这样，阁下。”马基雅维里笑着回答。“我的野心是尽自己最大的力量为我的国家效力。”“这正是你所不能获得支持去从事的事情。你比任何人都清楚，在一个共和体制里，一个有才能的人是不会受到信任的。一个人能够身居高位，靠的是他的平庸无能，因为只有平庸无能才会使他的同僚不觉得受到威胁。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民主政体并不是由那些称职干练的人在领导和统治，而是由一帮子微不足道，不会引起众人恐慌的人们在统治的原因之所在。你知道是什么腐蚀了民主政体的心脏吗？”他看着马基雅维里，似乎在等马基雅维里的回答，但是马基雅维里没有回答他。“妒嫉和害怕。衙门里的那些小人们妒嫉他们的同僚。他们不愿意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获得声望，而是宁可阻止某个人采取某项措施，即使这项措施对于国家的存亡兴废是至关重要的。另外他们也是恐惧的，他们知道他们身边有许多人，正准备用一切手段，包括撒谎和使用诡计来取代他们。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这些人恐惧做错事情的程度要远远大于他们热心去做正确的事情。有人说狗不咬狗，发明这句谚语的人从来没有在一个民主政府中生活过。”马基雅维里保持着沉默。公爵的一番话中有多少真理，他自己是最清楚不过了。他清楚地记得，他目前所拥有的这个官位的竞选过程是如何地激烈，他又是如何惨胜对手，夺取了这个位置。他也很清楚他的那些同僚是如何虎视眈眈地看着他的每个步骤，时刻准备逮住他一不小心犯下的过错，以便让执政团将他解雇的。公爵继续说了下去。“一个像我这样的君主是可以自由地任人唯贤的。他不需要因为要获取一个人的影响力，或者酬谢某个人身后的某个集团的支持，而将职位授予一个不能胜任的人。他不惧怕任何竞争，因为他超然于竞争之上。因此相对于垂青和提拔庸才，他追求的是才能、能量、主动性和智慧。难怪在你的共和国里情况愈来愈坏。衡量一个人是否应该升迁至某个职务要看的是他的才能是否能够称职。”马基雅维里浅浅地笑了。“阁下如果允许的话，我想提醒一下阁下，一个君主的青睐是臭名昭著地不可靠的。君主的意愿可以将一个人捧上天，也可以将一个人踩在地上。”公爵不禁也给逗乐了，坦率地笑了起来。“你在想拉米洛·德·罗尔卡这个人了。一个君主必须懂得如何奖赏及如何惩罚。他的赏赐必须是慷慨的，惩罚则是严厉的。拉米洛犯了可憎的罪行，他死有余辜。如果他在佛罗伦萨的话又会怎么样呢？肯定有一些人会对他被判处死刑不满，也肯定有一些人会出来为他说情，因为他们从他的恶行中获得了利益。执政团最后会犹豫不决，到了最后他们会把他当作一个使节派遣到我这里或法国国王那里。”马基雅维里大笑。“相信我，阁下，执政团方面要派遣到您这里的使节人品上无可挑剔。”“他也许会让我无聊厌烦到极点。毫无疑问，我会想念你的，书记官大人。”说到这里，好像是有个念头突然浮上心头那样，他对马基雅维里露出温暖的笑容：“你为什么不加入我的团队？我会委托你去做一些用得着你敏捷思维和宽广阅历的工作，并且，你会发现我会慷慨地酬谢你。”“对于一个为了钱而背叛自己国家的人，你又可以多放心呢？”“我没有要求你去背叛自己的国家。通过为我服务你可以更好地为佛罗伦萨服务，你所能够做的事要比作为第二厅的秘书能做的多得多。不少佛罗伦萨人为我服务，我相信没有人是后悔的。”“美第奇的追随者们在他们的主公被逐的时候，为了谋生，他们愿意做任何事情。”“也不完全是。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也没有高傲到不接受我的聘请的地步。”“艺术家。他们愿意为任何一位赞助人服务。他们不是负责任的人。”公爵回答马基雅维里的时候，盯着马基雅维里的眼神中还是带着一片笑意。“我在伊莫拉近郊有一处庄园，那里有葡萄园，有可以耕种的农地，草场和林地。我愿意将它送给你，我想这处庄园为你带来的收入，可以是你在圣·卡西亚诺那几英亩可怜兮兮的土地能够产出的十倍。”伊莫拉？为什么切萨雷会想到这个地方，而不是其他地方？马基雅维里的心头又一次飘过一片疑云，莫非公爵已经知道了他那对奥莱莉娅徒劳无功的追求？“圣·卡西亚诺那几英亩可怜兮兮的土地在我们家庭里面传承了有三百年，”他尖酸地回答道，“伊莫拉边上的庄园对我来说又有什么用处呢？”“别墅是新的，非常漂亮，盖得也结实。在夏天的时候，可以成为一个理想的避暑山庄。”“阁下，我不知道您要说什么。”“我准备把阿加皮托派往厄比诺去当总督。我知道依你的才能你是最适合接替阿加皮托成为我的首席秘书的人。但是我如果如此安排的话，你就会与佛罗伦萨派来接替你的人展开谈判，那会是一个令人尴尬的局面。我准备派你去担任伊莫拉的总督。”马基雅维里一下子觉得心脏停止了跳动。这可是个重要的职位，一个他从来想都不敢想的职位。时不时地佛罗伦萨也会兼并一些城邦，但是共和国派去管理这些城市的人都是出自豪门，或是有着广泛和深入的人脉，如果他担任了伊莫拉的总督，奥莱莉娅会自豪地成为他的情人，另外，在那样的情况下，他可以很容易地找出一个借口将巴托罗缪打发到别的地方去。现在看来，公爵做出这样一个许诺，如果他完全不知道前些时间围绕着他和奥莱莉娅的那些事，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他又是如何知道这一切的呢？马基雅维里面对着当下的双重诱惑，但是内心还是无比坚定，不为所动，想到这一点，他也不禁为自己叫好。“我热爱自己的国家，胜于自己的灵魂，阁下。”瓦伦丁诺公爵是不习惯于碰钉子的，马基雅维里心想，公爵应该会生气地挥一下手，让他走人了。出乎预料，公爵无聊地玩弄着胸前的圣·米歇尔勋章，仍然沉思着看着他。当公爵再次开口讲话时，好像时间过去了很久。“我一直是和你开诚布公的，书记官大人，”公爵最后开口说话了。“我知道你不是一个容易被欺骗的人，我也不会浪费我的时间企图去欺骗你。我会把所有的牌都放在桌上。一旦我向你透露了我的计划，我也不会要求你为我保密；另一方面，你也不会辜负我对你的信任，因为没人会相信我告诉了你这些。执政团会认为你只不过是想通过呈送你自己的臆想而非事实来提高你自己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公爵只是停顿了一小会儿。“我对于罗马尼阿和厄比诺的掌控是牢固的。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会掌握卡斯泰洛、佩鲁贾和锡耶纳。比萨对于我来说完全是唾手可得。我要是想拿下卢卡，卢卡也会是我的。如果佛罗伦萨周围的城邦全部被我控制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无疑是危险的，但是我们还有和法国的条约。”马基雅维里的回答看上去逗乐了公爵。“一个条约是两个国家为了共同利益而签订的。在条约的某些条款不再是有利的情况下，一个谨慎和明智的政府应当摒弃这个条约。如果我向法国国王建议，如果他默许我夺取佛罗伦萨，我拿到佛罗伦萨之后，我会愿意与他一起进攻威尼斯，你觉得他会怎么说？”马基雅维里不禁打了一个冷战。他心里太清楚了，路易十二为了利益是不会犹豫牺牲自己的荣誉的。他用了一些时间去思考，然后回答公爵。他回答时带着慎重的态度。“阁下如果认为佛罗伦萨可以用很小的代价攻取，那么你就犯了一个错误。我们将为了捍卫我们的自由战斗到死。”“你们可以凭借什么呢？你们的公民一向忙于挣钱，从不愿意训练自己去保家卫国。你们一直是用雇佣军来为你们打仗，以便于你们都可以不受干扰地从事你们的事业。这是愚蠢的！雇佣军上战场打仗，不为别的，就是为了那些个钱。但那些钱不足以让他们为你牺牲生命。一个国家如果不能保卫自己就注定要灭亡。而要做到具备自卫能力，唯一的方法就是在自己的公民中间招募士兵，建立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部队。但是你们这些佛罗伦萨人已经做好准备去承担这些牺牲和责任了吗？我不这么认为。你们是由一帮子生意人来治理的，一个生意人的想法永远是不惜代价达成协议。他们要的是短期的利润和回报，现时的和平，即使蒙受耻辱和冒日后大灾难的风险也在所不惜。你的李维教导你，一个共和国的安危系于组成它的人们的诚实和正直。你们的人民软弱无能，你们的政府是腐败的，就应该灭亡。”马基雅维里的神色变得凝重起来。他无话可说。公爵把道理讲得非常透彻。“当前西班牙已经统一，法国人也已经摆脱了英国人。小国家可以维持他们独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们的独立是个假象。因为这些独立不是建立在武力的基础上。他们之所以还算拥有独立，是因为维持它们的独立暂时还符合各个大
臣宋濂、刘伯温，皆为当时儒家理学名臣。刘伯温在向朱元璋论述“建国大业”时，提出了“以孔孟之书为经典，以程朱理学为注解”，程朱理学传人、元朝理学大师许衡被“陪祀孔庙”。明太祖朱元璋一度欲认程朱理学宗师朱熹为“先祖”，虽“攀亲戚”不成，但明王朝立国后，以“八股文”开科取士，考试内容“遵从圣人训导，以程朱之解为准”，从此“非朱氏之言不尊”，从考试体制到答题方式皆严格规定，全国各地县学、府学，乃至中央的国子监，更要“传授圣人之教，但有私自妄议评论者，一律重惩之”。甚至朝臣奏报，也需“依八股体例行文，引圣人之教立论”，但有“违制”者，轻则丢官下狱，重责斩首甚至抄斩。至永乐皇帝朱棣在位的明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文渊阁大学士解缙以程朱理学为标准，汇辑经传、集注，编为《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由朱棣“诏颁天下”，从此“合众途于一轨，会万理于一原”，正式奠定了朱明王朝建国的“主体思想”——程朱理学。为捍卫“主题思想”，明王朝在文化上厉行专制。明初文化专制，不但有严格“体例限制”，连咬文嚼字也到“鸡蛋挑骨头”的地步。朱元璋在位30年，大兴“文字狱”，北平赵伯宁有“垂子孙而作则”，朱元璋怀疑“则”通“贼”，杀！常州蒋镇有“睿性生知”，朱元璋怀疑“生”通“僧”，杀！怀庆李睿有“遥瞻帝扉”，朱元璋怀疑“扉”通“非”，杀！与之类似的“文化案件”，仅明史记录就有30余起，皆血雨腥风。朱元璋甚至连“邹国亚圣公孟子”也敢整肃。一日宋濂为朱元璋讲《孟子》，读到“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一段，朱元璋当场拍案大怒，喝斥道：“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乎？”随即颁旨，删去《孟子》一书中“违禁言论”共85处，剩余175节，编成《孟子节文》，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发行全国作为“钦定教材”。次年，朱元璋又下诏书，大骂孟子言论“非臣子所宜言”，宣布罢免孟子在孔庙中的“配享地位”，将孟子牌位逐出孔庙，又明告群臣，凡有劝阻者，一律以“大不敬”论罪处死。煞费苦心，终建成了明王朝的“高度文化专制”。这段“文化专制”，后世史家褒贬不一，比如明朝正德年间名臣杨廷和就曾赞叹道“倘太祖（朱元璋）在位，岂容时下妖言祸国”？万历时期工部尚书朱衡称赞朱元璋此举“正人心，明纲常，天下从此大安”。说“天下大安”的确不假，在明初内忧外患，“物质文明”极度落后的“烂摊子”下，朱元璋的“高度专制”，着实起到了“团结全国人民”的作用。洪武、永乐时代“府库充盈，官民皆富”的盛景，确与之大有关联，但“消极影响”同样流毒深远。明初思想家方孝孺就曾抨击道“因言论罪，人人自危，非盛世之相也”，明末思想家顾炎武更直言不讳，认为八股文“败坏人才”“禁锢思想”，近代学者康有为更是“一棍子打死”，痛斥“我中华之保守衰败，起于明初也”。而纵览历史，我们会发现，从朱元璋建立明朝至明宣德年间，半个多世纪里，明王朝虽有《永乐大典》《皇明祖训》等“文化建设成果”，却未有一位石破天惊的思想家，未有一部足可流芳百世的“文化作品”，引领诗词潮流的，竟然是教条死板的“阁体诗”，足见“文化禁锢”之深。这样的“死气沉沉”中，新思想也在“悄悄萌芽”。即使在“主体思想”全面确立的永乐时代，重臣夏元吉率先提出“不因文杀人”，为安抚“靖难之役”后举国知识分子的抵触情绪，永乐皇帝朱棣采纳其言，并补充入“祖训”。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全面复兴，至明朝中叶，秉承理学思想却带有独立观点的思想家陆续出现，代表人物为薛瑄的“河东学派”和吴与弼的“崇仁学派”。先说薛瑄，字德温，山西河津人，天顺朝时一度入阁为相。他曾在朱熹讲学的白鹿洞讲学，核心思想只在一句话：“实理，皆在万事万物，圣人之言不过摹写其理耳。”即中国儒家思想中有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在当时影响深远，被称为“北儒”。与之呼应的正是“南儒”吴与弼和他的“崇仁学派”。吴与弼，字子傅，江西临川人，核心思想为“静时涵养，动时省察”，虽承袭自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却否定掉了其中的“灭”字。明英宗天顺时代，这“南北两大儒”皆退职还乡，开坛授徒，成化至弘治朝诸多英杰都出自其门下，而吴与弼的门徒中，正有明王朝思想史的“旗帜”——陈献章。三明宣宗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陈献章出生于广东新会北都峰山下会村，相传其出生时“啼声嘹亮，日夜不绝，却闻诵读之声，即止啼静听，诸乡邻大奇之”。虽是传言，但陈献章少时就博闻强记，3岁即能识字，5岁便能熟背《论语》，可称是当地“神童”。7岁那年，陈献章随祖父举家迁往广东江门白沙乡，故后人尊他为“白沙先生”,他所创立的学派，被称为“江门学派”。身为“神童”，陈献章少年成名，史载他“年少敏警”，读书“一览成诵”。19岁那年，陈白沙参加广东乡试，一举考取第九名。21岁那年，陈献章赴京参加会试，却只考取了“副进士”，只得入国子监继续深造。比起命运相似的丘浚等人，陈献章的运气“背”得很，此后两次参加会试，皆名落孙山。“阅卷”之时，主考萧滋（即丘浚的恩公）认定陈献章行文“不遵圣人之教，虽才思敏捷，却必为离经叛道之徒”，大笔一挥将其“扫地出门”。3年后再考，副考陈循对陈献章赏识不已，“赞其才思缜密，欲显之”。但主考江渊恼陈献章“行文狂妄”，再次将其“淘汰”。两度受挫下，陈献章决定离开国子监，遍访天下名师，以“悟通圣人之道”。景泰七年（公元1456年），陈献章南下临川，被“南儒”吴与弼收入门下，成为“崇仁学派”的嫡传弟子。这吴与弼在当时可称“奇人”，少年时，他也是江西神童，6岁入学，7岁即“精于对句”，16岁“诗赋之名远传”，天生的“状元苗子”。19岁那年偶读到大儒朱熹所做的《河洛伊渊录》，大为神往，从此立志以研习传播理学思想为己任，竟“弃应试之学”，此后精心研读理学经典，整整两年足不出户。21岁后归乡办学，从此“四方来学者，诲教不断”，开创“崇仁学派”。虽然“名满天下”，但“教书匠”的日子确实清苦，中年以后，吴与弼家道中落，生活困顿，自述“贫病交攻”“旧债未去，新债又来”，穷日子里，吴与弼半耕半读，更常在农活时与诸学生研读学问，夜晚读书灯油用尽，竟“烧薪为充，诵读甚好”，如此“乐观主义精神”，自然感染了他的弟子，其学生胡九韶就曾感叹“唯先生遇患难仍能学习进益”。晚年的陈献章也回忆说：“每遇艰难困苦，遂忆先生之安贫乐道，弥足刻骨铭心。”对陈献章，吴与弼一开始就大为赏识，陈献章初入门下时，吴与弼即向众门徒赞道：“汝等皆他日光耀我学之栋梁，唯公甫（陈献章）必可自成一家。”虽如此，但陈献章的“学习成绩”却惨淡。吴与弼治学严苛，要求学生“必先从事小学，以立根基，然后进乎大学”，即学习讲究“循序渐进”。陈献章素来“行文狂妄”，时常因“妄论”而遭呵斥。不过吴与弼“贫而乐”的生活方式，以及“静心省察”的学习方法，皆让陈献章受益匪浅。吴与弼对陈献章最重要的影响，恰如陈献章后来写给同门师兄胡九韶的信中所说：“初从吾师，本欲寻求得功名之法，然日久熏陶，终以传道求解为己任。”此后的陈献章，“金榜题名”不再是人生目标，“做学问”成为终身追求。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名满天下的吴与弼经权臣石亨推荐，得明英宗朱祁镇征召，被任命为“左春坊左谕德”，无心仕途的吴与弼虽“应招”，此后却屡次上表“辞职”，终在几个月后“退休”回家。25年后，已是“大儒”的陈献章，也重复了恩师相同的人生选择。天顺元年，在入学“崇仁学派”仅1年后，陈献章即拜别恩师，回到家乡广东江门继续研读学问。关于这段短暂的学习生涯，吴与弼临道别时寄语道“汝好求甚解，然素独行，唯修身养性，方能成大业”。多年后的陈献章，在《答赵提学佥宪》一文中也承认，投身吴门的短短1年里，他“尚未得其旨，未能悟其师道”，直到归乡后“静坐久之，反复体味，方见此心之体”。当代海外学者黎东方更评价道：投身吴与弼门下的短短1年时光，却是陈献章一生治学之路的重要转折点。四天顺元年冬，陈献章回到了家乡——广东省江门市白沙村，在其家乡村庄的小庐山麓之南，修筑了一座茅舍，取名“春阳台”，从此闭门谢客，以吴与弼“静坐中养出端倪”的治学思路，和“一小学及大学，循序渐进”的学习方式，埋头钻研理学之“道”，这一“钻”就是8年。8年间，陈献章“谢绝交游”“不事耕作”，连一日三餐都由家人从墙洞里送入，此后不仅“悟其师道”，学问更是大进。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春，“闭关”多年的陈献章终“出关”，在春阳台开馆设学，消息一出，四邻州县纷至沓来，一时间“门庭若市，岭南才俊齐集求教”。之所以有这般“轰动效应”，一者陈献章早年为“岭南神童”，虽屡试不中，可在当时被认为是“蛮荒之地”的广东地区，享有盛名，二来陈献章师从吴与弼，乃南方儒家主流“崇仁学派”的嫡传弟子，在文化尚不发达的广东，自然具有“名人效应”。身为吴与弼“嫡传弟子”的陈献章，开馆讲学别具一格，教学方法分5个单元：一，先静坐，后读书；二，多自学，少灌输；三，勤思考，取精义；四，重疑问，求真知；五，诗引教，哲入诗。其治学思路，承袭了吴与弼“静坐养性”的精髓，但重点，却在“自学”“思考”“真知”3个环节。观其治学语录，“学贵知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一句，彻底打破了明朝立国以来对圣人的“迷信”。核心思想可概括为一句话：独立思考，以心求道，可称是明王朝特色的“素质教育”。在“素质教育”的方式上，陈献章也别出心裁。他一生著文甚少，不曾有一部专著，只有若干首诗和短文，被后人结集刊刻成《白沙子集》。尤其是诗文，陈献章主张“诗引教，哲入诗”，其诗作广采民歌俚语，行文通俗易懂，内在哲理含义却悠远无穷，先后做《戒色歌》《戒懒歌》《戒戏歌》，皆朗朗上口，不仅成为其学生的“座右铭”，在山野百姓中同样广为流传。“传道”的同时，陈献章如恩师吴与弼所预言，此时已“自成一家”，其核心思想正式确立——共分3个环节，一为“道”论，主张看待圣人之“道”时“贵有疑，疑则求知，求知则进”，即对前人文化思想要“批判的继承”；二为“涵养论”，主张学习过程中“静坐中反复体味”，在学习过程中求“静”，戒除功利浮躁，承袭自吴与弼“静坐中养出端倪”的治学思想；其三为“自得论”，对比吴与弼“求解圣人之心”的治学目的，陈献章主张“自得”，认为学习的目的是“受用”，且“一心有一得，万心各不同”，即我们今天所说的“独立思考精神”。恰是这条，颠覆了明王朝自立国以来“文化专制”的传统，即使是百年后清王朝编修《四库全书》时，对此同样是“毁誉参半”。近现代国学大师钱穆也说：“陈白沙的独立思考精神和怀疑精神，开创了明朝中后期思想解放的先河。”虽在后世“毁誉参半”，但在当时，陈献章却“贤明远播”，连远在京城的成化皇帝朱见深也闻其大名。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经翰林院庶吉士刑让推荐，38岁的陈献章再次入京，于朝堂上当廷考核，做《此日不再得》一诗，满座皆惊，朝中众文臣皆赞叹不已，争相传阅，刑让赞他为“真儒再生”。虽然“技惊四座”，但陈白沙性情耿直，更兼思想“叛逆”，触怒了以礼部侍郎尹昊为首的一批“旧儒”，仅在吏部授了个无品级的“秘书官”。4年后陈白沙再次参加会试，因主考是尹昊，再次名落孙山。对此，陈献章早已“淡定”，只是“朗声一笑”，此后再度归乡。之后几十年，专心以讲学传道为己任，史载“四方学者纷纷来求弟子礼”，门下英杰辈出，仅做到过明朝中央级高官的“弟子”先后就有50多人，这个群英荟萃的学堂，即明朝理学的重要流派之一——江门学派。对于其“学术贡献”，明末大儒黄宗羲曾赞叹说“我朝理学，至白沙而至精微”，南明大儒刘宗周评价陈白沙“独开门户，卓尔不凡”。至于在明朝中后期风靡一时的“阳明心学”，其实也与此渊源颇深。阳明心学高徒王鼎在论述两者关系时曾说“我朝理学，开端还是白沙（陈献章），至先师（王阳明）而成大明”。清朝历史学家赵翼虽对陈献章抨击颇多，却也承认：前朝（明朝）后期学派驳杂，实拜白沙先生（陈献章）自得之论所赐。明成化十九年（公元1483年），经两广总督朱英举荐，陈献章又被成化皇帝朱见深征召入京，朱见深命他去吏部“应试”，早已无心官场的陈献章“托病推诿”，软磨硬泡数日后，朱见深只得授他“翰林院检讨”的虚职，依旧归乡教书。明弘治十二年（公元1499年），72岁的陈献章在家乡溘然长逝，明孝宗朱祐樘尊其谥号为“文恭”。明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明王朝下诏在陈献章家乡江门建“白沙祠堂”，万历皇帝亲笔题写祠堂额联，名为“崇正堂”，为明朝270年里少有的官修祠堂。11年后，陈献章更被诏准“从祀孔庙”，这位一生精研理学，素被斥以“毁谤圣人，离经叛道”的岭南大儒，至此终成为“亚圣人”。第十三章忠良or奸党王越一俗话说：红脸的关公，白脸的曹操。这是戏台的规矩，明晃晃的油彩泾渭分明，忠良还是奸党，粉墨登场间看客们就瞧得清楚。但历史没这么简单，有一种人，在权力的最高峰纵横捭阖，大事件里呼风唤雨，可到盖棺定论时，后人却各执一词，红脸还是白脸，百年下来，依旧难辨。比如，明朝成化年间重臣，大明王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咸宁伯王越。他在今天的知名度不算高，当时却是“高光人物”，身兼“国防部长”和“司法部长”两职，位高权重。大明朝近300年，因战功而封爵的文臣仅3人，他是其中之一。“踏破贺兰山阕”——大英雄岳飞的梦想，他不动声色地做到了。凶横的蒙古骑兵，对他敬畏万分，尊称他“金牌王”，《宪宗实录》记载：以越上阵，（敌）不战而奔。一个“奔”字如刀，直杀出大明军威的万里豪气。文学成就也了得，一生诗词赋文数百篇共20万字，作品《王襄敏公集》是风行明朝百年的“畅销书”，明朝“后七子”领袖王世贞读罢大为拜服，连批3句“大奇”！戏曲名家李开先赞其“文思焕发，可追李杜诸人”。明末清初文坛魁首钱谦益编纂《列朝诗集》，对他的诗歌喜爱备至，一口气收录了15篇，在自序里深情写下读后感——“酒酣命笔，一扫千言，使人有横槊磨盾、悲歌出塞之思”——好一个文韬武略、血气方刚的英雄形象。功勋卓著，文武兼备，权倾朝野，这是“高光”里的王越，只是名声……生前身后的骂声都多，彼时清流领袖徐溥说他“德行有亏”，另一位名臣何乔新说他“谄媚权阉，祸乱朝纲，邀功贪战，虚耗民力”，几乎都是批奸臣的专用名词。在世的时候，言官弹劾他的奏折推成山，百年以后，明末文人张溥大笔一挥，把他列进了《逆阉录》……于是“高光”的他有多张不同的脸，史书里“以才自喜，不修小节，倨傲凌人”的是他；“爱抚士卒，优礼下属，体恤百姓”也是他；横刀立马沙场，屡建奇功的伟丈夫是他；摧眉折腰事权贵，谄媚权阉的也是他；红脸有他，白脸也有他，哪一个，才是真的他？要知道一个真实的王越，不妨看一看他从小人物的平台上，一步一个脚印，走到权力场高处的人生。二明朝笔记作家黄
一百亩田地，其中八十亩成为口分田，二十亩为永业田。六十岁以上的老年男子及残疾人，各授予口分田四十亩。贵族和九品以上的官员，可以按照品级申请授予永业田二百亩至一万亩不等，其中永业田可以传给子孙后代，国家不再回收，但口分田则在受田者死后，由国家收回重新分配。与均田制相互配合的租庸调制，规定每个成年男子每年向国家缴纳租粟二石，调绢二丈、丝棉三两，不产丝棉的地方，可以交纳布匹二丈五尺、麻三斤。此外，丁男每年还要为国家服徭役二十天，如果不服徭役，可以选择缴纳绢或者布代替，每天折合绢三尺或者布三尺七寸五分，这种做法叫“庸”。如果官府额外加役，加役十五天可以免除“调”，加役三十天“租调”全免。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成为唐代前期国家的主要土地制度与赋税制度。在这些制度的基础上，大唐帝国的财政收支预算才得以顺利进行，保证了庞大的国家机构的正常运转和皇室、官吏的开支消耗。但是，以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为基本经济结构的体制，在开元时期开始发生变化，最终在安史之乱以后逐步崩溃瓦解。开元中期以后，由于土地买卖的限制越来越松弛，不仅永业田，就连口分田在某种情况下，法律规定也可以买卖。同时，各级官吏占有大量的永业田，这就使得那些官吏成为了大大小小的地主，他们可以利用手中掌控的权力不断兼并农民的土地，使土地集中的程度日益增加，如《唐会要·逃户》就记载宝应元年（762年）肃宗李亨发布诏书说：“百姓田地，比者多被殷富之家、官吏吞没。”我们在前边分析安史之乱发生的客观原因时，曾经说过开元天宝时期，土地的兼并之势可以和汉朝的成、哀二帝时期相比，事实上当时由于官僚机构的不断膨胀，官吏按法律占有的公田也越来越多，贞观时期朝廷京官仅有六百四十二人，到了开元时期已经增长到三十六万八千六百六十八人。这样为数众多的官吏，要占有相当于普通百姓十倍至三百倍的永业田，其结果只能是国家手中可供分配的公田大量减少。由于上述原因，到天宝末年，唐朝初期建立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开始崩坏，农民既失去土地，又遭到沉重的赋役压力无以为生，结果只能是被迫逃亡他乡。早在武则天执政末期，宰相韦嗣立就上书言说当时天下户口逃亡过半，租税逐渐减耗，致使国家开支严重不足。这种情况到了安史之乱爆发后，农民又遭到战争的重创，逃亡更加惨烈，以至于达到“十不半存”的程度。安史之乱结束后，大唐帝国的户口从九百万骤减至一百九十余万户，虽然其中有相当人口是在战乱中死亡，但大部分是逃亡，形成了“丁口转死，田亩卖易，贫富升降不实”的局面，这样的情况下以人丁为本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已经不可能再实行下去，大唐帝国的财政收入大幅度减少，进而导致严重的财政危机出现。两税法就是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随着杨炎身登相位开始实行起来。《旧唐书?杨炎传》记载杨炎在当上宰相后，给李适上过一份奏疏。大体内容是指出目前国家财政窘困的状况，以及继续实行租庸调制的弊端和危害，应该说这篇奏疏引起了李适的极大关注，最终在李适的支持和杨炎的一系列具体操作下，两税法终于实行开来。建中元年（780年）正月五日，李适宣布大赦天下，并在赦文中宣布实行两税法。从这一刻起在中国历史上实行了四百多年的租庸调法即告废除，永远退出了历史舞台。在杨炎的主持和精心策划下，两税法分为六大部分：一、中央根据财政支出定出总税额，各地方政府依照中央分配的数目向当地人户征收。二、土著户和客居户都编入现居住地的户籍，依据丁壮和财产的多少定出户等。三、两税分为夏秋两次征收，夏税限每年六月缴纳完毕，秋税限十一月交纳完毕。四、租庸调和一切杂徭、杂税全部取消，但丁额不废除，依然有效。五、两税依据户等纳钱，依据田亩纳米粟。其中田亩税以大历十四年的垦田数为准,采取均平征收。六、没有固定住处的商人，所在的州县依据其收入征收三十分之一的税。从上述六大项的规定来看，两税法首先扩大了纳税范围，在唐朝前期的租庸调制下，贵族官僚和孝子、顺孙、义夫、节妇等人是不担负国家赋税的，这些人统称为“不课户”，如果仅按天宝十四年（755年）的记载来看，在全国的不课户为365万户，课户为535万户，不缴纳赋税的户口竟占全部户口约40%，可见不纳税户口的比重之大。其次是逃亡的课户不交纳赋税，在实行两税法时，李适曾经派遣使臣前往全国各地检查户口，结果检查出逃亡当地的客户总共达到一百三十多万户，约占总户数的五分之二，这一百三十多万逃亡的客户在实行两税法前，都被官吏、贵族所占有，国家并不能从他们那里取得赋税收入，而两税法规定原来不纳税的官吏和客户均得需按户等纳税，这就大大扩展了纳税面，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除了扩大纳税范围之外，两税法的纳税标准也改为按照财产的多少来收取。以前的租庸调制征收赋税的标准是以人丁为本，如天下成年男子每人都受田一百亩，在这个基础上规定每一个丁男每年缴纳的租庸调数量。而事实上均田制的实施程度在唐朝初年各地就有相当大的差异，其中关东地区最高，关中地区最低，长江流域居中，成年男子收受田的多少就很不一致，但却都要担负同样多的赋税。后来官吏、地主对土地的兼并越来越严重，农民失去土地越来越多，但依旧需要担负租庸调，等到了无法负担时就只能逃亡。可见，以人丁为基础的租庸调制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很大的缺陷，而两税法却弥补了这个缺陷。两税法按照资产田亩计税，将官吏、商人、地主、贵族、农民按照资产分为九等户籍分别纳税。形成两税法的“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的纳税原则，也就是将人丁税改为财产税，这样既增加了赋税的合理度，也减轻了那个时代土地对农民人身的束缚，从法律上确认了逃亡户和原来的实居户一样享有相同的法律地位。从某种角度而言，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进步。值得一提的是，两税法征税虽然以钱为计算单位，但当时在不可能完全以货币形式上交税款的情况下，多数是把钱折算成实物，正所谓“定税之数，皆计缗钱，纳税之时，多赔绫绢”。但是无论怎样，两税法终究是从实物税向货币税转变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中国赋税史上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两税法的实行，标志着从李适一朝开始一直到唐朝灭亡，国家财政预算新体制否认确立，也就是确定了中央、藩镇和各州三级构成的国家财政预算模式，“划分收支，定额收支”的财政管理方式，这种方式其实是安史之乱以后唐朝中央政府和藩镇地方割据势力矛盾斗争的产物。所谓划分收支，是指在财政收入方面，将国家规定征收的税种，划分成中央税（如青苗税、酒税、茶税等）和地方共享税两种类别，分别确定了中央和藩镇、各州两级地方预算的收入范围。在支出方面，引用元稹的话来讲叫作“量出以制入，定额以取资”。不仅确定了两税留州额和使用额，也限定了藩镇、各州两级地方预算应承担的支出范围，此外便是中央政府应承担的支出项目，形成了“两税三分制”。这样，自安史之乱以来中央政府财政收入下降的趋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变，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预算收支得到明确划分。如果单纯从经济领域来看，起到了巩固唐朝中央政府权威、削弱地方割据倾向的效果。两税法实行以后，从结果上来看，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旧唐书?杨炎传》中记载：人不土断而地著，赋不加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诫而奸无所取。自是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从这条记载来看，两税法的实行改变了先前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上不知下的局面，朝廷获得了更多的分配平衡权。《唐会要?盐铁总叙》记载，两税法实行的第一年，唐朝中央财政收入增加到一千三百零五万贯，加上盐税总收入可达到两千多万贯，比两税法实行前财政收入增加了一倍多。两税法的实行不仅解决了大唐帝国先前的财政问题，同时也让宰相杨炎在朝廷中大放异彩，杨炎的才能被上至皇帝下至百姓一致称颂，但很多人只看到了杨炎发挥才能的一个方面，而很少有人能够看清杨炎的内心世界，换句话说，两税法的实行掩盖了杨炎自身的很多缺点，这其中对杨炎最致命的就是：他虽然身居宰相之位，也具备宰相之才，但却无宰相的气度。谗杀刘晏杨炎，凤翔关中人，从外表来看须眉飘逸，颇有风度。父亲杨播曾经登进士第，但因为个性使然最终隐居不仕。杨炎年少时得其家学渊源，再加上自己才思敏捷、文采出众，所以在家乡一带小有名气，被誉为小杨山人。成年后被河西节度使吕崇贲聘为书记官，从此开始踏上仕途。后来天下兵马副元帅李光弼也想聘请他为判官，被杨炎谢绝。朝廷想拜他为起居舍人，也被他婉言拒绝。虽然错过了两次绝佳的晋升机会，但杨炎不为官位所动的气节反而使他获得了更好名声。代宗皇帝李豫强令征召他为司勋员外郎，杨炎不得不进入中枢机构任职。由于杨炎文采绝佳，不久后李豫任命他为知制诰、中书舍人的要职，负责为皇帝起草诏令。不过杨炎虽然进入了中央机构任职，但官职都没有什么实权，但他那出众的文采得到了时任宰相元载的赏识。前边我们虽然说了很多元载嚣张跋扈的事例，但元载的心中始终埋藏着一个愿望，那就是趁自己位居宰相之位的时候，找到一个才能出众、文采颇佳的人作为自己的接班人。通过很长时间的观察，元载发现杨炎是个很合适的人选。不久后，元载向李豫建议提拔杨炎为吏部侍郎，要知道吏部是掌管人事的部门，元载提拔杨炎做吏部的二把手，可见他对杨炎的器重程度。元载向李豫推荐杨炎的时候，正是他走红的时候，李豫对元载的话言听计从，所以杨炎顺利当上了吏部侍郎，而杨炎对元载也确实是投桃报李，成为他的一名心腹，唯元载马首是瞻。不过杨炎虽然是元载的心腹，但元载身为宰相，却不是杨炎的顶头上司，当时吏部的一把手吏部尚书是理财专家刘晏。刘晏作为理财专家，立志协助皇帝陛下精心治国，对元载嚣张跋扈及中饱私囊的做法很是看不惯，所以元载和刘晏矛盾颇深，这就使得身为元载一党的杨炎不可能和他的顶头上司刘晏和睦相处。据史料记载，李豫清除元载这件事，刘晏暗中为李豫出过不少主意，如果说元载的倒台有刘晏一份功劳也并不为过。但随着元载的倒台，杨炎等一批同党跟着一起倒霉，要不是当时皇舅吴凑上疏谏阻，杨炎说不定早已经身首异处。据此看来，杨炎被贬为道州司马的时候，一定是带着对刘晏的怨恨启程前往道州的，只是他不会想到，有生之年他还能回到朝廷之内，并一跃成为刘晏的领导对其展开报复行为。之前我们说杨炎缺乏宰相的气度，事实上通过他当上宰相后的很多事例，可以看出杨炎的性格中有一种唯我独尊的霸气，而且骨子里不能容人。例如，元载当政时曾经请求修复原州城，直至元载倒台后这件事情便不了了之。杨炎上台后上疏奏请李适采用元载先前的策划，重拾修建原州城的计划，而且他还计划同时发派两京、关内的壮丁疏通丰州的陵阳渠，以便兴办屯田事务。李适接到奏疏后，左思右想拿不定主意，最终他决定派个心腹宦官，前往丰州征求泾原节度使段秀实的意见。段秀实认为目前边防比较空虚，不宜兴办屯田，如果大规模调集士兵去开垦耕作，容易招致敌人入侵。段秀实作为当地的军政长官，应该说最了解当地的情况，所以李适最终没有同意杨炎的请求。当杨炎知道是段秀实坏了自己的好事时，不禁勃然大怒。愤怒之下杨炎动用宰相的权力，将段秀实由泾原节度使调任为司农卿，虽然品级没变，但泾原节度使是地方实权官职，显然段秀实是明升暗降。而他的泾原节度使职位则由邠宁节度使李怀光兼任。按说这件事情身为宰相的杨炎应该从国家利益出发，认真思考段秀实的话是不是有利于国家利益再行处理，但缺乏气度的他完全无法冷静客观地看待事物，段秀实最终成为他的牺牲品。段秀实和杨炎在此之前并无过节，杨炎尚且如此，可想而知杨炎对待刘晏会是什么态度。从才能角度来看，杨炎和刘晏有其共通之处，在经济领域各有所长。俗话说得好：同行是冤家，相信两个人在内心深处彼此也是相互敬佩并嫉妒着，尤其是杨炎和刘晏分属不同的阵营，所以从根本上来看，两个人是不能共容的。但不能共容并不意味着就必须致对方于死地，通过史料我们没有看到刘晏对杨炎有什么实质性的伤害。但杨炎从当上宰相后，却对刘晏展开了不将对方置于死地绝不罢休的报复行动。在杨炎看来，这既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死去的元载。事实上刘晏这个人十分勤勉努力，凡事不论缓急必定当天解决，绝不会搁置到第二天去解决，算是雷厉风行一派。很多混日子的朝臣对刘晏的这种工作作风颇有微词，皇帝越是对刘晏褒奖有加，很多人就越是嫉妒他。在皇帝面前打刘晏小报告的人不在少数，只是这些人说的都是无关痛痒的事情，如撤销转运使的编制，造谣说刘晏曾经暗中上疏李豫册立独孤氏为皇后等。这些事情根本打动不了皇帝，更何况刘晏对帝国的财政改革有着莫大的功劳，皇帝是不可能轻易动刘晏的。但到了杨炎当上宰相后，这种局面终于被打破。杨炎刚刚进入宰相班子没多久，便展开了对刘晏的报复，和先前诋毁刘晏的那些人相比，杨炎的策略明显技高一筹。杨炎明白仅仅依靠上疏弹劾这种伎俩，皇帝陛下早已经视觉疲劳，想打动皇帝，必须要让皇帝感觉到自己的情真意切。于是，杨炎利用李适召见宰相班子议事的机会，开始了自己的计划。“陛下恐怕还不知道吧！刘晏与大臣黎干、刘忠冀共谋反叛，臣身为宰相而不能讨伐他们，真是罪该万死。”杨炎在议事即将结束时，忽然流着泪对李适说道。杨炎的话让李适颇感意外，他并没有立刻接着杨炎的话往下说，而是仔细思考杨炎所说话中的含义。那个时候另一位宰相成员崔佑还没有去世，在听到杨炎的话后，他立即站出来打圆场：“陛下！这件事情究竟真相如何，谁也没法拿出确切的证据，何况先前陛下已经大赦天下，不能因为流言蜚语而妄加追究啊！”杨炎因为是自己推荐进入宰相班子的，所以崔佑甫在杨炎面前丝毫不避讳。但不论李适还是崔佑甫事实上都不会想到杨炎状告刘晏谋反，并不是他的真实目的，隐藏在杨炎心中的其实另有所想。“崔相说得也很有道理，这件事情臣也反复思考过，的确没有真凭实据。不过尚书省是推行政令的最高机构，最近设置诸使，很大程度上分夺了尚书省的权力，依臣看来一切大权应该复归于尚书省才是，最近很多大臣也对这件事颇有微词。”杨炎的语调和刚才状告刘晏谋反时的痛哭流涕相比，显得平静了很多，最后他将问题抛给了崔佑甫：“不知道崔相对这件事情怎么看？”杨炎这次对刘晏的报复，使用的是以退为进的策略，状告刘晏谋反虽然是主动进攻，但这其实是佯攻，杨炎十分明白以皇帝李适的智商绝对不会相信刘晏会谋反的，而为人耿直的崔佑甫必定会站出来为刘晏开脱，只要形成这种局面，杨炎接下来可以实施以退为进的策略。所以在崔佑甫说完后，他立即主动选择退而求其次，向皇帝陛下陈述尚书省权力分散的问题，而且他最终将问题抛给崔佑甫，也是早已经算计好这位亲手提拔自己的宰相，是不可能在否定自己一次之后，再一次否定自己。除了面子原因之外，当时崔佑辅是首席宰相，尚书省权力分散这是事实，崔佑甫比杨炎更希望权力集中一些。“这一点杨炎说得没错！”崔佑甫沉吟了片刻之后，终于说出了自己看法。直到这一刻，杨炎的嘴角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他明白自己这次报复刘晏的行动宣告成功。建中元年（780年）正月三
。但这只是他的一块遮羞布而已。搞经济的人都懂得，凡是搞经营事业最主要的是资金，也就是经营的资本。只要是有了资本，不怕什么盛世或者乱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越是身逢乱世，倒更是大显身手的好时机。换句话说，刘氏前辈的两代创业史不也是在乱世创造起来的吗？只可惜两代辛辛苦苦创起来的巨大家业，瞬间就因不善经营而败尽了。这是他对外改变经营的结果。再看看他十几年掌权期间对内理家的结果，自然也是可悲的。他自从1932年独掌大权以后，一改从前勤俭持家的作风，在家内马上大兴土木，自己的住房和卧室全部安装了卫生设备和暖气，以满足自己豪华的生活享受欲，连续购买了三部汽车，并且给自己的妻妾们购置了大量的珠宝首饰，其中大部分首饰当然是从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当铺中选购来的便宜货，同时他自己也动用了大量现金购买了许多钻石。用他的话来解释：钻石是当今世界上最值钱的宝贝，因为它体积小便于携带和收藏，因此他收集钻石的事当时常被同行业的人和他的几个好友所称道。后来曾有他一个当铺中的伙计在北京文史资料上写文讽刺他，说他是：“烟枪在手，钻石在囊，头枕京津两地，脚踩十三家。”以他当时的权势和财力再加上他的权术和策略，如果都用在事业的经营上，抑或赶上了政治和经济上不稳定也不至于败到后来的惨地。主要是因为他聪明才智有余而文化不足，由于文化不足，在政治上更是一窍不通，不懂政治在动乱的社会里搞经济事业的人一定是要吃亏的。何况他在当政中远君子近小人总听不进去有识之士的忠告，在国民党统治后期，物价暴涨，经济面临崩溃的时候，他仍在变卖家产搞当铺的复业，还想恢复他那“脚踩十三家”的黄粱美梦，最后终于到了一败涂地的境地。这就是以当业发家积聚的财富开始，以大部分家财仍还回衰败而告终。北京解放前夕的刘贡南，已经到了山穷水尽四面楚歌走投无路的地步，全家的生活开支完全靠变卖家里的不动产以维持。先卖全院的地毯，再拆卖全院的暖阁，然后又拆卖全院内的镜子，最后又拆卖全院的洗澡盆。等到把所有的木器家具都卖光了以后，竟然将院内的大树也锯了卖掉。当他正在发愁因房子卖不出，而没有人买就要拆房卖瓦的时候，北京解放了。马大人胡同曾有刘氏三代家族的祖产，他以特别低的价格卖给了政府。从此刘氏家族离开了这个人海沉浮可歌可泣的发源地。刘贡南在北京解放后曾两度移居天津，晚年的生活尚可维持一般，但神经有时不正常，曾数次走失，后由家人领回。于1971年病故于天津寓所，享年八十岁。
第一章(7)我的二姐刘俊卿
我的二姐刘俊卿，出生于1886年。因大姐夭亡，实际上她就是我们兄弟姐妹中最年长的大姐。同时她也是父母心中最疼爱的一个女儿。前文曾提过，她因在变乱中保护财产有功，父亲刘禹臣对她更加器重和信任。从成人到出嫁前一直由她主管着家庭里的一切。父亲为了她的出嫁曾仔细和慎重地选择门第和人才。他选择的所谓门第，不是一般讲的门当户对和低女高聘，而是要找一个从前也是比较富有的大户可现实家道中落的人家；他选择的所谓人才，重点放在相貌堂堂性格老诚方面的人上。他的这个比较独特的见解和选择，主要的目的就是以自己和财势做后盾，使自己的女儿不但不会受委屈而且还能让她主管着婆家家庭的一切。最后终于选定了做金店生意的王紫山的长子王兆年做了女婿。刘俊卿婚礼的嫁妆在当时是比较丰富的，因为木器家具比较多，厢房三间放不下，当时不但她的公婆在厢房住，就连王紫山的父母也把北上房五间让出来给孙子做了新居，而他们老夫妻也搬到了厢房居住了。这样一来，刘禹臣嫁女的第一目的算是达到了，后来没过多久，又在西城酒醋局给她买了十几间房，因此刘俊卿果然掌握了王家日常家务之大权，父母对她的一片苦心终于完全达到了目的。刘俊卿自与王兆年结婚后，先后生有二子五女，她出嫁后还经常带子女等在娘家居住，每次回娘家时，所有的家人和仆人们都要列队迎送，刘家的这种最高殊荣，在刘禹臣的众多子女中能享受的只此一人。这当然是由于父母的偏爱所造成的，但是却给她种下了晚年悲剧和不幸遭遇的根源。因为父亲刘禹臣在临终前留有遗言，每月给刘俊卿生活费用四百元。在刘禹臣死后虽然由刘贡南照办不误，但姐弟二人已然是貌合神离。这种关系一直延迟到1942年，终于爆发了姐弟间争夺遗产的诉讼，由于诉讼爆发，刘贡南借机终断了每月给刘俊卿的生活费，由于断了生活的来源，刘俊卿一家处于极端困难之中，因此她神经错乱一病不起，最后于1942年冬病故于东华医院，时年五十六岁。刘俊卿晚年的悲剧，是谁造成的？应该引起后辈们的深思和注意。附：知情人谈刘汝舟定：我问问您刘老他们家。某：当铺刘就开当铺啊，他们(指刘贡南和刘汝舟)哥儿俩，他(刘汝舟)是姨太太(生)的，在他们家里他就不占什么地位，可是他父亲叫什么来着……定：刘禹臣。某：一故去，大家伙儿抢，这姨太太跟他小啊，抢的东西不多。他的大哥(刘贡南)是拽子，胳膊锯了，得了叫什么癌什么，住天津。后来解放以后，马大人胡同那房子挺大的，里边有戏楼。他们就把这房子卖了，就搬到协和医院那正门，把角儿那地方，这儿是协和，这是那个胡同的把角儿，这个门儿。就是他大哥。定：他大哥后来怎么着了？某：很有钱啊，“文革”以后死的。大太太，邪门儿就在这儿，他(刘汝舟之父刘禹臣)一个，岳效鹏一个，盐业银行的，俩人都娶了姨太太，这两位姨太太都不如大太太好看，这两个姨太太就跟戏台上那架子花脸似的，那两个原配夫人啊，真是大家闺秀，您一瞅那说话，言谈举止，特斯文。邪门儿就在这儿。然后刘大爷跟他这小夫人就住在帅府园这儿，大太太在天津跟儿子。定：那刘老跟他哥哥关系也不是……某：不是太好。他们那院儿我没进去过。定：他们家的事我在相关的史料里都找不着，不像同仁堂乐家，一找那材料，就比他们自己说的还多好多。某：因为开当铺啊，解放后在人心目里就不是太好的事。肯定是剥削。定：不能当红色资本家。某：当不了。四、科尔沁王公的子孙
——包义、包平、包安、方虹口述
清朝的北京城，尤其是它的内城，是一个主要以少数民族居民构成的城市。所谓的少数民族，除满族王公和八旗官兵之外，还有回族与蒙古族。从崇文门往北直到北新桥，那一条条胡同以及胡同中的深宅大院，居住的主要角色，便以满洲与蒙古为最多，他们才是“京味文化”的主要载体。我敢说，对于北京社会生活史，目前的研究之所以流于空泛，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对这个特定的非汉群体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没有准确的定位和细致入微的探讨所致。有清一代，蒙古是满洲统治者最亲密、最可靠的盟友，蒙古诸部的向背是清朝统治能否稳固的关键，所以满、蒙关系非同一般。清代生活在北京城的蒙古人，来源主要有三种：一是因清朝实行“满蒙通婚”政策而来到京师并从此定居下来的蒙古“额驸”(“女婿”)与公主；二是八旗蒙古的官兵；三是因各种原因来到京师的蒙古王公贵族。这三种蒙古人中除了八旗蒙古之外，都属于居住在宅门儿的王公贵族的后代。这些蒙古人的祖先，身上带着草原、大漠的鲜明性格，有着骑马民族自己的语言、习俗与宗教信仰，他们是如何在北京这样一个城市中一代又一代地生存下来的，他们的子孙对于自己的民族又有什么样的意识、记忆和表达，这是一个很少为研究者关心过的问题，因为研究北京史的学者，几乎都忽略了京城还有这样一个族群的存在。而事实上，自清朝到民国乃至如今，蒙古人在京城政治与宗教活动中一直发挥着自己独特的、有时是不可或缺的影响。这个人群以及由他们构成的圈子，在京城文化中有着自己特有的色彩和声音，正因为京城能够包容像他们这样来自各种地域与文化的族群，才构成了如此绚烂多姿的文化层次与生活样式。和敬公主府是京城中典型的、蒙古王公居住的宅门之一。它位于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7号院，自从修建平安大道之后，它就从胡同深处脱颖而出，成为路北一座引人注目的古建筑，现在院中又修建起一家宾馆，我在里面开过会，却被禁止进入府内的主要部分，所以未得一睹它的芳颜。和敬公主(1731—1792)是清乾隆皇帝第三女，系孝贤纯皇后所生。乾隆十二年嫁蒙古科尔沁部辅国公色布腾巴勒珠尔。在蒙古诸部中，科尔沁部与清朝关系非同一般，用当时人的话来说就是“世为肺腑，与国休戚”，注320又称：“科尔沁以列朝外戚，荷国厚恩，列内扎萨克二十四部首。有大征伐，必以兵从……”注321科尔沁部是最早与满洲爱新觉罗皇室互通婚姻的蒙古部落，皇太极所立的五宫后妃都是蒙古王公贵族之女，其中有三位就出自科尔沁部，内中最有名的，就是如今被电视剧一演再演、一炒再炒的皇太极的庄妃，也就是顺治帝的母亲、康熙帝的祖母孝庄，到康熙朝的时候她已经是太皇太后了。满蒙联姻作为清朝的一代国策，在争取蒙古王公贵族为清朝效力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为使远嫁的公主安心留在蒙古，清廷制定了一系列的约束条例，最突出的就是凡下嫁外藩的公主必须离京。注322而和敬公主未遵此例，当与色布腾巴勒珠尔其家与清廷的特别深厚的姻亲关系有关。色布腾巴勒珠尔9岁即入内廷随诸皇子读书，婚后一直与和敬公主居住于京城的公主府内。不仅如此，他们夫妇的后人从此也长住京师，再未返回科尔沁草原。从色布腾巴勒珠尔算起，到达赉贝子是第七代，他的儿子多尔吉，人称多贝子，就是第八代了。多尔吉有四个子女，均姓包，分别以“儒、义、平、安”命名，包儒已经去世，我采访的是包义、包平与包安三人。对于和敬公主府自清以来的沿革兴衰，冯其利先生有大作出版，作过精审的考证。注323至于这个家族与清朝的联姻关系，我也曾撰专著作过论述。注324不拟再作重复。我在这里关注的问题有二，一是这样一个在清朝曾经十分显赫的蒙古族家庭，他们的后裔是否还有蒙古族的民族意识和认同，他们身上究竟还留有多少蒙古人的本色。二是清朝衰亡百年来，这个北京的蒙古人家庭经历过什么样的变迁，他们又是怎样看待这些沧海桑田的变化的。对此，包家三兄妹的回答有颇多耐人寻味之处，从中可知，至少在清朝与民国时期，与其说他们被“汉化”，倒不如说被“满化”更确切些。包家兄妹四人中有三人在1949年前后走上革命的道路，在那个时代的那样一个家庭，作为从旧中孕育出的“新”因素，也很具代表性。这是当时有机会上学读书、能够接触到新思想的很多年轻人都会选择的道路，与时代背景有关，与民族身份则基本无关了。(一)包义、包平口述
时间：2003年7月23日地点：北京市西二旗安宁庄南区包义家访谈者：定宜庄、毕奥南注325注359定：你爸爸是在和敬公主府长大的，也是兄妹四人中唯一在那里生活过的。方：叔叔姑姑都没在那里生活过。定：你爸爸对那段生活给你讲了多少，他怎么看待那段生活的？方：我爸对在和敬的那一段没有特殊的回顾，也许因为小吧，就是片断地讲一点儿他小时候的生活，后来好多是我妈说的。说当时家里请戏班子唱戏，说他比较小，不让他过去，他就天翻地覆地闹，最后把脑袋撞到墙上还是哪儿，撞得头破血流，结果全家听不成戏。就那样。家里还有一张照片，我爸挺小的，穿着长袍马褂，推着一个小自行车，在花园里头，因为过去都有花园，还挺好玩的。还有一些过去的老照片，可是我们家吧，一贯地，就是从我爸开始，对这段历史呢，不愿意提起，所以照片什么的也没特意地留。定：就是说你爸小时候在和敬公主府，后来没有多大就离开了。那离开了以后的日子，您知道多少？方：爸爸常和妈妈聊过去的事。我问过我妈，我妈说别看他们生活是节节往下降啊，后来经济上不是特别肥的那种，还是保持着过去那种谱吧。我妈就说都那种情况了，我奶奶还是成天挥霍，从早上起来，一天三顿酒，你不能喝粥喝酒嘛对不对。送饭都是各饭庄拿大圆笼送饭，还养着一个中餐厨子一个西餐厨子。想吃什么随时再点。完了就是打牌，要赢钱的。我妈嫁过去就挺晚的了，还各有各的用人，做衣服，那还是绸布庄带着布料、绸子料到府上去挑，挑完了给量，你想做什么，做完了再去试样子，再去送，特讲究。我最深的一体会是什么呢，我小的时候，鼓楼那儿有一个商场，我妈带我去看布，结果一个售货员，是一老头，就跟我妈悄悄说话，说大少奶奶，我妈吓一跳，说你是谁呀，他说我上你们府上去量过衣服，我妈特紧张。我回家问我妈说：“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妈说以后少到那儿去，人家认出我来了——反正都是那种特排场的，那时候已经到秦老胡同了，别看已经没落了，现在要说起来还是那种特豪华的生活。我爸(在家)是啥都不动。我爸的手永远是细细的，软软的，都不沾水。所以就是说，虽然解放后了都是干部都是啥的，其实跟过去一样，也就是在家里头啥也不做，我妈就说，说你爸解放后别看是干部，这个那个的，就跟在家当老爷一样，就没有这习惯，你想过去小时候……定：你们家好几个保姆呢。方：我妈有时候评论评论，说他们老包家，反正是……嗨，公子哥儿，享乐长大的。我们老家在东蒙，科尔沁的，听我爸讲当时那儿有林子，有牛有羊，特别大的，每年人家来送，跟《红楼梦》似的，到时候就送钱送东西。解放以后我爸还挺庆幸呢，说解放以后，咱们这儿倒是纷纷地，不是参加革命了，就是上政协了，摇身一变又成红人了。那儿的二地主说是恶霸，全给枪毙了(笑)。定：其实你们家那时候还算是很有钱的，虽然没落了，是不是从和敬公主府那儿还能有进项呢？方：分了。听大人说，当时我爸的爷爷他有六个还是几个姨太太，我爷爷这边分的算多的，好像因为我爸是长房长孙，等于我爸跟他们那一辈的也一样占一份，等于我爷爷这边占了两份。其他的姨太太可能权力比较大，照理说我们这家应该算正份儿的吧，可是主份儿是在姨太太家，我是听姑姑和四叔说的，可是因为有我爸爸的关系，还是多分了，所以还能继续享受，买房子买这买那的，过去在秦老胡同，还有在帽儿胡同，不是都有一些大宅子么，当时有一段是租的，租的然后又从和敬公主府弄的银子，买的帽儿胡同还是秦老胡同的房子，我不清楚，他们搬到那里头，反正是能折腾。我妈结婚的时候说那里头还有祠堂呢，有牌位的，包括公主的都有，一到过年挨着个儿磕头，磕完了头就到长辈的屋里头，人家给红包，这程序一完了，我爸拉着我妈说走了，没事儿了，钱拿完了就走了，骑自行车跑了，玩儿去了。我们家败就是从我太爷爷，我爸的爷爷把大注的钱给姨太太。那回包安还说呢，说：“哎呀，老包家有一毛病，大注的钱，主要的钱都不给正室，都给歪地儿了。”定：一个是姨太太败，一个是东北的土地让日本人“土地奉上”了。方：所以老包家挺恨日本人的。我爸中学是上的崇实，蒙藏学校也待过。崇实中学的毕业证我看见过，蒙藏学校因为他老讲，我没特别着耳朵听。我爸在燕京学习挺好的，在学生中地位也挺高，学生会主席。燕京的学费不是挺贵的么，他念得好，很多学费都是免的，优秀学生才免呢，我爸就拿缴费的单子，学系学生也多来旁听，挤满了一讲堂。这是三十多年前的事，到今天研究历史的，已颇多知道中国历史上传统政治制度之重要，在此方面出版的著作与论文也日见增加，与我当时在北大开课时情形，显然有甚大的不同了。四此刻要来讲中国历史上政治制度之传统与沿革，兹事体大，殊非一小时之讲演所能叙述。不得已，我想约略扼要举出几点来作例。最重要的，是秦以下的宰相制度，此乃中国政府组织中极特殊的，在西方历史上很少有同样的制度堪与相比。我们可以说，中国自秦以下，依法制言，是王权相权骈立并峙的。王室与政府有分别，自秦以下，早有此观念，而且此观念极为清晰。王室世袭，表示国运之绵延。宰相更迭，则为政事之时新。在制度上，并未能像现代英国般，把来很严格地划开。中国人并不认为一国之元首君主只许挂一空名，绝不许预问政治。因此君权与相权间，一面有许多融通，另一面亦可有许多纠葛。即如诸葛武侯《出师表》，其中有云：“宫中府中，俱为一体”。宫即指皇宫言，府即指政府言。可见在中国传统制度及传统观念下，此宫、府两机构是有分别的，而又可调和融通的。像法国路易十四所谓“朕即国家”之说，在中国传统意见下，绝难认许。中国自秦迄清，大体说来，政府均设有宰相。最低限度说，在明以前是显然有宰相的。明代废宰相，但仍有内廷与外朝之分别。其间细节虽有变动，但大体制则沿袭不改。宰相以下，政府百官，在中国历史上称为“职官”，或称官职。西方论政重权，中国论政重职。一官即有一职，职官即是政府组织中之职位分配。我们此刻称“君权”“相权”云云，实由西方观念来。实际中国政府仅有职位之分，无权力之争。中国人称权，乃是权度、权量、权衡之意，此乃各官职在自己心上斟酌，非属外力之争。故中国传统观念，只说君职相职。凡职皆当各有权衡。设官所以分职，职有分，则权自别。非在职位之外别有权。中国史有职官制，君亦一职，仅在百官之上，非在百官之外。又乌得有西方人之所谓君权专制。在中国，权在职之内，非有权始有职。此层分辨极重要，惜乎我在此刻不能畅为发挥。近代只有孙中山先生，他懂得把中国传统政制来和西方现代政治参酌配合。他主张把中国政治上原有之考试、监察两制度，增入西方之行政、立法、司法三权，而糅合为五权宪法之理想。我们且不论此项理想是否尽善尽美，然孙先生实具有超旷之识见，融会中西，斟酌中西彼我之长，来适合国情，创制立法。在孙先生同时，乃至目前，一般人只知有西方，而抹杀了中国自己。总认为只要抄袭西方一套政制，便可尽治国平天下之大任。把中国自己固有优良传统制度全抛弃了。两两相比，自见中山先生慧眼卓识，其见解已可绵历百代，跨越辈流，不愧为这一时代之伟大人物了。中国传统政制，除宰相制度外，值得提及者又有考试制度。在中国政治史上，唐代始有考试制度，汉代则为察举制度，均由官办。唐杜佑《通典》第一章论食货，即指经济制度言。次章论选举，但实际则由汉代察举下逮唐代之科举考试。可见考试由察举来。察举之目的在甄拔贤才，俾能出任政府官职，处理政事。但察举非由民选，后因有流弊，唐以后始改行考试。杜佑《通典》之所以仍用选举旧名，则因选举制度原为考试制度之滥觞。制度虽变，用意则一。中国自秦以下之统一政府，又可说为是一士人政府，亦可谓是一贤人政府。因政府用意，总在公开察举考试，选拔贤才进入仕途。自东西交通，英国东印度公司首先采用我国考试制度，任用职员。其后此制度遂影响及于英国政府，亦采用考试，成为彼国之文官制度。其制实系模仿我国而来。后来又影响到美国。但他们实只学了中国考试制度之一半，而仍保留着他们自己传统的政党选举制度。凡属政府上层主要职位，如总统内阁首相国务院及各部首领，皆由政党中人出任，只下面官吏则酌采考试选拔。过去数十年来，中国的海关邮政和铁路等各机关，因有外国力量羼入，亦均从考试量材录用，比较上轨道。此项制度，好像学自英国，其实则是吾家旧物。而在政府用人方面，却转把旧传统中的考试制度遗忘蔑弃了。只有中山先生主张仍用考试制度，设立考试院为五院之一。但此后并未能遵照中国旧传统切实推行，实已名存实亡。此一制度，可说是我们中国的民主政治。惟王室君主是世袭的，宰相以下政府各级官吏，均须公开察选以及考试，循序登进。此项制度，显然可成为现代潮流世界性制度的一部分。但中国人则自加忽视，今天虽有考试院之存在，而反不为我们自己所看重，这实在是大可惋惜的。五在中国传统政制中，上述宰相制与考试制属于政府方面。现在再略举几项制度之有关其他方面者。首先述及有关社会问题的，如户口调查。在我幼年时，曾听大家众口交誉西方人有此好制度，而中国则无。其实中国自周代以下，直到清代初期，都有户口调查一项。中国古书常连用“版图”两字，版字即指户籍，即从户口调查而来。在我国历史上历代户口均有记录，其调查户口登记户籍之手续与方法，若有人肯根据史籍作为专题写一论文，虽不能系统详尽，但至少可写成十万字以上的专书。此书至少可使人知道现代世界性的户口调查，在中国历史上已有两千几百年之演变。又如在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中，主张耕者有其田。此一口号，亦自中国传统政制来。今天，“自由中国”推行土地改革有效，赖此使国民政府获得国际声誉。其实此一制度，亦是中国旧传统政制中所有。中国向来土地制度之因革演变，虽历代各有不同，而大体可谓是朝此一目标而努力。此亦是中国旧政制在现世界潮流中，仍值得重视之一项。其次说到军事制度。在五十年前，我常听人说西方国家的军事制度好，尤其是他们能推行全国皆兵制，而中国独否。但西方推行全国皆兵，实自普鲁士开始，为时不到两百年。而在中国则古已有之。汉代早是全国皆兵，此下历代兵制虽递有改变，但如唐代的府兵制度，明代的卫所制度，皆由兵农合一制演变而来，并可说较全民皆兵制更进步。直到今天，西方的全民皆兵制，何尝不是日就废替了。可见中国历史上的兵役制度，直到今天，亦仍有现代性世界性之意义，而值得再加研究。又有人说，中国从前的军阀和督军为国大害，而盛赞西方政制限定军人不干政之精美。其实此种文武分职，军人不干政的制度，在中国又是古已有之，亦属中国旧制中一项优良的传统。汉唐盛时莫不如此。军人统兵归来，仅有爵位勋级，地位尽高，待遇尽厚，但在政府并无实职，不能预闻操纵政事，正与近代西方政制如出一辙。此下再讲到有关经济制度方面，如汉武时代所创始的盐铁政策，即就近代观念言，亦系一种颇为进步的经济政策。西方所谓国家社会主义的各项经济制度，实肇始自德国俾斯麦。但中国在汉代远已有之，由政府来统制盐铁官卖。直到清代，中国社会从未能有垄断性的大资本家出现，即是此项政制之绩效。中山先生提倡民生主义，有节制资本一口号，其实亦在中国传统政制中有渊源。中国社会，自战国以下，自由工商业即甚趋繁荣，但永不能产生出资本主义，即由此故。故在中国历史上此项有关节制资本的一切制度，在现代世界潮流中，实仍有值得注意探讨研究的价值。又如汉代的平准制度，此乃一种调整物价的措施。此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不断变通运用。即如粮价一项，遇丰年时，政府以高价收购过剩粮食，以免谷贱伤农。待到荒年季节，政府便以低价大量抛售积谷，寓有赈济贫农之意。此项制度，随后由社会上用自治方式推行，即所谓社仓制度。据说美国罗斯福执政时，国内发生了经济恐慌，闻知中国历史上此一套调节物价的方法，有人介绍此说，却说是王荆公的新法。其实在中国本是一项传统性的法制。抗战时期，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华访问，在兰州甫下飞机，即向国府派去的欢迎大员提起王安石来，深表倾佩之枕。而那些大员却瞠目不知所对。因为在我们近代中国人心目中，只知有华盛顿、林肯。认为中国一切都落后，在现代世界潮流下，一切历史人物传统政制，都不值得再谈了。于是话不投机，只支吾以对。再次讲到中国从前的地方自治和藩属统治制度，直到现代，也是值得再提及。西方此一二百年来，帝国主义大行其道，英、法等国都拥有大量海外殖民地，他们乃自罗马传统而来。但在中国，自秦以下，版图虽大，统一政府所辖范围虽广，其政制则是郡县的，不得以西方传统的帝国相比拟。但今天的中国人，事事喜欢模仿西方，因此随口常称“汉帝国”“唐帝国”云云。难道汉唐时代的中国人，除却其中央政府所在地以外，各郡县便均以殖民地视之，均以帝国征服方式来统治的吗？试看汉代选举，唐代考试，对全国各地人才，一律平等对待，各地均有人士平均参加政府。一应赋税法律等，亦是全国平等。此等规模，岂能与现代西方帝国之殖民地统治相提并论？即就清代之藩属统治言，亦尚有中国传统美意在，实在还值得今天我们来再行研讨呀！又如中国社会上之宗教信仰，向来是十分自由的。而政府则有一套制度，对此民众信仰，有颇为开明的管制与调节。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政教分离，又是自古已然，并亦极少有因民间信仰冲突而酿成宗教战争的。直到今天，还未有人能仔细来加以研究。我想在中国历史传统中，宗教与政府与社会三方面如何配合，于自由开放之中，有其节制调整之用心的种种制度，在今日依然值得注意。以上只就中国传统政制，分从各方面随便举出几项，用来说明在此刻来研究中国以往传统政制，实未见与现代世界潮流有十分隔膜之感。我曾说过，中国传统政制，乃是贯通于中国全部历史进程中，而占有极重要分量之地位者。如此说来，可见研究中国史，自未见即与现代世界潮流有渺不相涉的距离存在了。六近代的中国人，只因我们一时科学落后，遂误认为中国以往历史上一切文物制度全都落后了。此实是一种可笑的推断。最低限度讲来，中国人所一向重视不断讲究的修齐治平之道，较之并世各民族，断不能说是落后。此一分辨，近代惟孙中山先生最先提出。而且据孙先生意见，中国人所讲治平之道，实在比之并世诸民族远为先进。惟孙先生亦只是粗枝大叶地有此看法而已。若要来仔细发挥阐述，自然应该是有志研究史学者的责任。今天我们要研究中国制度史，必须注意两点：一：研究制度，不该专从制度本身看，而该会通着与此制度相关之一切史实来研究。这有两点原因，一因制度必针对当时实际政治而设立而运用。单研究制度本身而不贯通之于当时之史事，便看不出该项制度在当时之实际影响。一因每一制度自其开始到其终了，在其过程中也不断有变动，有修改。历史上记载制度，往往只举此一制度之标准的一段落来作主，其实每一制度永远在变动中，不配合当时的史事，便易于将每一制度之变动性忽略了，而误认为每一制度常是凝滞僵化，一成不变地存在。二：研究制度，必须明白在此制度之背后实有一套思想与一套理论之存在。在西方历史上，所谓政治思想家，他们未必亲身参预实际政治，往往只凭著书立说来发挥其对于政治上之理想与抱负。如古代希腊之柏拉图，如近代欧洲之卢骚、孟德斯鸠等人皆是。但中国自秦以下即为一种士人政府，许多学者极少著书纯讲政治理论。这并非中国人没有政治理想，乃因他们早多亲身参预了实际政治，他们所抱负的多少可在实际政治上舒展。当知中国历代所制定所实行的一切制度，其背后都隐伏着一套思想理论之存在。既已见之行事，即不再托之空言。中国自秦以下历代伟大学人，多半是亲身登上了政治舞台，表现为一个实践的政治家。因此其思想与理论，多已见诸其当时的实际行动措施中，自不必把他们的理论来另自写作一书。因此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乃似没有专门性的有关政治思想的著作，乃似没有专门的政论家。但我们的一部政治制度史，却是极好的一部政治思想史的具体材料，此事值得我们注意。七我根据上述，敢于说，中国人自古代历史开始，实已表现有一种极大的民族性的天赋能力，即是政治的能力。就空间讲，能完成而统治此广大的国土。以时间言，能绵延此一大一统规模达于几千年之久而不坠。此何以故？一言蔽之，因其能有一种良好的政治故。何以能有此良好政治？则因中国民族天赋有此能创立优良政治制度之能力故。故我说创制立法，是中国人天赋上一种优异表现。试举一简单易明之例，如中国的赋税制度，全国各地租税全是一律。而且能轻徭薄赋，主张藏富于民。只要此制度一订立，便易获得全国人民心悦诚服。社会便可藉此安定几百年。综有变坏，经一番乱事之后，此项制度又复活了。此事似极寻常，不值得我们来夸大宣扬。但以此和西方历史比观，我们的赋税正为没有制度，遂致引起革命，产生近代的民主政治，一切预算决算都要由民选议会来通过。现在我们偏爱说中国人无法制，无定宪，永远在帝王专制下过活，那岂非冤枉了中国历史。这因我们自己不了解自己以往的历史，遂误认为自己以往一切完全要不得，于是只想抄袭别人。即就家庭作比，各国家庭，各有贫富职业种种不同，哪有能全部抄袭别人家的一套规模，来应用于自己家庭，而可以获得理想安乐的？何况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而立国规模却要完全向外国去学习模仿，那实在是近代中国一悲剧。近代的中国人，每每夸耀西方，如电灯，如无线电，如原子弹和火箭等，莫不是别人家在发明。一切近代科学确是如此。但我要试问，如中国历史上一切传统政制，如上述宰相制度、选举制度、考试制度和赋税制度等，这不是一种发明吗？这究是谁在发明的呢？我们历史上的古人，他们究自何处抄袭这一套，而把来传入中国的呢？我之钦佩孙中山先生，正因他不但能采人之长，补己之短，同时亦能不将自己的优良历史文化传统一笔抹杀。他的伟大处，在能确见中国人在政治方面之高明处，实早已凌驾在西方之上。孙先生此说绝非无据。孙先生固不是一位史学家，但他对中国传统政治之优点，已能洞若观火。在这一点上，他确是近代一位先知先觉者。国家之存在，民族之绵延，历史之持续，自当有随时革新改进之处。但从没有半身腰斩，把以往一刀切断，而可获得新生的。我们要重新创建新历史、新文化，也决不能遽尔推翻一切原有的旧历史、旧传统，只盲目全部学习他人，便可重新创造自己。这并不是说西方民主制度有什么不好，但西方有西方的传统来历。即如英国和美国，他们的民主制度即已各有不同。中国有中国自己的国家、民族与历史传统，几千年来的国情民风，有些处．迥异于他邦。若中国人不能自己创制立法，中国今天将永远无望。我们若只知向外抄袭，不论是民主抑是极权，终究是一种行不通的一面倒主义！我们今天来研究中国政治制度，一面固当比较参考西方的，固当要能追上世界潮流，但亦不可数典忘祖，我们实无此能力来把自己腰斩了而还能生存。我们若从头再来研究中国传统政治，第一步不妨先加以分门别类。如政府组织、地方自治等项目，一一弄清楚了，然后再汇在一起。须能看其乃是一整体。又须能配合现实，坐而言，能起而行。当知政治理论并不是纸上谈兵。在中国古人中任意举出一两位，如董仲舒、司马光，他们都绝不单是一书生。他们之作为中国的政治家，都是有抱负而又能见诸实施的。又如唐初名相房玄龄、杜如晦等，他们创立出一套制度来，垂之几百年，即朝代换了，亦并不能完全盖过他们，超越他们。这是中国政治家之伟大处。我们今天如能有人来写一本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史，或中
兵卫的关系户（萨摩派），也就是说，军官的升迁几乎都靠拼爹、拼关系，十分不利于他们这些背景不足的草根。其次，这几个日本鬼子还有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在国外（主要是德国）受过教育或工作过，深知日德、日美之间的差距，所以他们要推翻代表腐旧的山县有朋，推进军队现代化，以实现其强盗逻辑蓝图——在外吞并满蒙，控制中国，在内建立军人独裁统治，遏制国内经济衰退，迅速强大日本。要命的是，他们的这个理想在日本陆军的下级军官中很有市场。裕仁要赶走山县有朋，“统治派”也要推翻山县有朋。裕仁有地位，也有权力，“统制派”有能力，也有实力，彼此有利用价值。双方一拍即合，于1925年向长州派发动了进攻。之所以选择在1925年发动，一是因为最大的阻力——山县有朋被病魔战胜了，已经挂了；二是因为日本此时不景气的经济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动手借口——裁军以减轻国家财政负担；三是因为裕仁的老师、“统治派”的学长宇垣一成终于熬成了陆军大臣。天时、人和俱在，有什么理由不动手？于是，日本近代史上极其重要的“宇垣裁军”开始了。近两千名来自长州的军官被清洗出日本陆军，“统治派”的那些军官则被裕仁安排进了军部，担任课长一级（属于中级职位）的职务。裕仁终于踏出了掌握军权的重要一步。大和民族是一个很奇怪的民族，明明因为先天不足的原因极度缺乏安全感，极度喜欢对外扩张，却又极度内敛自律，极度喜欢按部就班，以至于干什么都要论资排辈。譬如当时的日本军部，其高层领导几乎都是依靠资历熬上来的平庸之辈。其实，能力差些也不打紧，毕竟权力、地位摆在那，想来话语权应该把持得住。但奇怪的是，军部的这些高级军官说起话来竟然远不如那些少壮派军官管用。细细一想，倒也能想通。这些少壮派军官有能力有实力，裕仁要通过他们来干活，难免对他们放纵一些。再者，这些军官资历不够，地位不高，也需要借裕仁的领导名义实现自身的利益。在这种裕仁默许的情形下，这些东瀛岛国的“桑”为了方便干活，给自己打上了神圣的标签——为天皇服务，为“爱国主义”奋斗。所以一旦惹毛了他们，轻者把对方归为“非国民”（相当于中国的汉奸），重者就要让对方“死啦死啦地”，即便是他们的头头也惹不起他们。因此，在“二战”结束前的日本，决策往往出于军部的中级军官，其上层领导反倒被架空，形成了“下克上”的奇特权力结构。有样学样，那些非军部的中下级军官敢造上级军官的反也就不足为奇了。相信大家也曾在影视剧中见过这样的镜头：下级军官动辄我行我素，杀气腾腾，白刃见血，而上级军官还不敢招惹这帮刺头，不得不做出让步……无论如何，裕仁和“统治派”成功把持日本的军事决策权，对于希望和平的亚洲人民来说，这绝对是一个极度危险的信号。好了，对欧、美、苏、日的介绍到此为止，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国内。
张学良和宋美龄的暧昧往事
这时的中国，南方的国民政府厉兵秣马，大革命如火如荼，而北方却在上演“城头变幻大王旗”。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赶走直系，才有之后的孙中山北上，可在孙中山到达北京前，冯玉祥已经离开了北京。为什么这位仁兄屁股都没坐热就离开了中国的政治中心？理由无他。无论是冯玉祥的资历与能力，还是他临阵卖主的倒戈经历，都让他难以服众、难以得到尊重。手握重兵的各地军阀都不认可他，尤其是直系孙传芳，还有喘过气来的吴佩孚，都反对他留在北京。所以，冯玉祥被迫去了张家口，黯然出任西北边防督办，其军队也由此被称作西北军。此事让老冯有些郁闷，他郁闷的时候就爱植树。后来老冯在西北植了很多树，成了保护环境的先进工作者。当然了，冯玉祥愿意离开北京，也是因为捞到了足够多的好处。西北边防督办可不是白当的，察哈尔、绥远、西北一带都成了他的新地盘。而且，在段祺瑞的平衡手段运作之下，他在“直奉战争”中的搭档张作霖捞到的好处并不比他多，这让他心态比较平衡。冯玉祥做西北边防督办，张作霖干东北边防督办，继冯玉祥开往西北之后，张作霖也离开了北京。张作霖乖乖地离开北京，自然也是有理由的。在段祺瑞和冯玉祥的默许下，张作霖的手下李景林、张宗昌、杨宇霆、姜登选先后出任直隶、山东、江苏、安徽督办，也就是说他拿到了四块地盘，只不过江苏和安徽还得从直系手中抢才行。此外，他还有一个以退为进的想法。他不想花太多的心思在北京跟段祺瑞钩心斗角搞政治斗争，他要集中所有的精力和资源统一全中国。一旦中国在手，到时候北京还不是他想来就来想走就走？1925年1月底，也就是广东大本营筹划第一次东征的时候，奉军先锋张宗昌进入上海，至盛夏的6月，奉军已大举南下，直逼长江流域，奉军势力达到顶峰，奉系和直系的又一场战争一触即发！也就是在这期间，张作霖的大公子、24岁的英俊少年张学良也来到了上海，他在这里结识了一个清新脱俗的知性女子，一位20世纪最有传奇色彩的女性，她就是宋家三小姐——宋美龄。宋美龄从小在美国接受现代教育，知书达理。不过在她温柔娴静的外表下，却有一颗刚毅的心。大姐二姐都嫁了当世豪杰，她这个小妹也不甘落于姐后，可当世能媲美大姐夫二姐夫的金龟婿实在太难钓了，连二姐夫孙中山引荐的优质“高富帅”谭延闿都不合心意，最终以结拜兄妹的方式降温处理，那些寻常男子又岂能入宋小姐法眼。所以28岁的宋三小姐仍然云英未嫁，待价而沽。1925年6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在美国驻上海领事馆举行的party上，张学良和宋美龄相识了。张学良是典型的“官二代”加“富二代”，有权、有钱、有自信，何况还有一个“民国美男”的名号。自信的男人总是分外胆大，于是张学良开始约会宋美龄。张学良晚年回忆说，他们私下约会过好几次。至于他们的约会内容是去看电影，还是喝咖啡，又或是更旖旎的活动……张学良就不说了。故事最后的结局大家都知道了。宋美龄成了第一夫人，张学良成了阶下囚。不过，这样一个操东北腔的高富帅与一个说吴侬软语的白富美之间的一段暧昧，倒是给大家留足了想象的空间。混战
拿下上海后，张学良的老子张作霖仍不满足，一来直奉大战的奖品——江苏和安徽还未拿到手，二来张作霖也有武力统一全中国的野心，所以他是一门心思地积极策划摆平直系势力盘踞的长江流域。这一次，轮到直系面对生存危机。危急关头，孙传芳和吴佩孚站了出来，担负起了保全自己、挽救直系的重任。是不是很奇怪，之前输得精光的吴佩孚居然敢站出来与张作霖唱反调？不用奇怪，因为吴佩孚已恢复元气。别看其麾下第一悍将彭寿莘在第二次直奉大战后厌倦红尘隐居了，跟随他来到武汉的都是残兵败将，其实这些人都是身经百战的精锐，吴佩孚就以这些人为班底，又打造出了一支精锐之师。在孙传芳和吴佩孚的串联下，直系成立了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结成了强大的反奉联盟。1925年10月，反奉联盟组成“讨贼联军”起兵反击。北洋几大军阀之间的倒数第二场大战——“浙奉战争”（“反奉战争”）拉开了序幕。直系不仅占据本土作战的优势，而且战斗力也比奉军强。孙传芳手下的头号大将——其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卢香亭，带着孙传芳的起家本钱——北洋第二师，秒杀了奉系所谓的精锐：姜登选、张宗昌和杨雨霆，特别是张宗昌的王牌部队——凶残的白俄士兵雇佣军，也在卢香亭手中覆灭。奉军的境况怎一个惨字形容！仅用了六天，联军便击退奉军，占领上海。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中，讨贼联军节节胜利，奉军被逐出长江流域。后院起火！就在奉军节节败退的时候，张作霖迎来了有生以来最严峻的一次考验。张作霖麾下的悍将、张学良的结拜兄弟、奉军第三军团副军团长郭松龄在滦州造反！郭松龄反戈一击的理由很有说服力，受了欺负岂能不反抗？！之前说过张作霖对东北军的领导班子进行调整的事（整军经武），这里不再重复。当时众人都只看到了人事变动带来的好处：在毕业于正规军校的军事干部的带领下，东北军战斗力大幅提升。没有人意识到，这次人事变动居然会引发新的问题。问题出在被张作霖提拔起来的两大核心将领杨宇霆和郭松龄身上。这两人权欲都极强，在军中拉帮结派，以各自学校为名组成士官派（杨宇霆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大派（郭松龄在北京陆军大学进修过）争权夺利。虽然郭松龄和张学良的关系很铁，但也架不住杨宇霆的靠山是张作霖。因此，杨宇霆逐渐在与郭松龄的斗争中占据了上风。尤其是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划分好处时，杨宇霆和其盟友姜登选拿到了江苏、安徽督办，而郭松龄什么都没捞到。有功而不得赏，令郭松龄对从中作梗的杨宇霆极其愤怒，也对杨宇霆的后台张作霖极为失望！更何况郭松龄早年出自同盟会，跟着孙中山战斗过，受到了三民主义的洗礼，本就不大看得上跟日本人勾勾搭搭、思想作风过于军阀的张作霖。于是郭松龄决定造反。他在反戈之前，拖了两个人下水。一个是欠他人情、老受东北籍军官歧视的河北籍好兄弟李景林——“五虎将”之一的奉军第一军团军团长，另一个是张作霖潜在的强大竞争对手——别有居心的冯玉祥。三人约好了：郭松龄起兵后，李景林和冯玉祥予以配合，共同反奉。11月23日，郭松龄率麾下七万精锐在滦州举旗造反，起兵口号极有煽动性：反对内战！惩办罪魁杨宇霆！张作霖下野！张学良上台！近代东北在清朝灭亡后最大的一次战乱正式爆发！郭松龄造反的决心十分坚定。张学良本想亲自出马劝说曾经的好兄弟放下屠刀，可郭松龄拒绝见面，只是通过报纸告诉张学良：你对我的好我都记着，但这个反我造定了，谁劝都没用！话音刚落就把因为出差路过他地盘的姜登选给杀了。张学良一看就明白了：郭松龄已经不想回头，也回不了头。算了，放弃吧，就让曾经的一切在这场战争中随风逝去！郭松龄自己是一员猛将，手下又是奉系精锐，再加上事起突然，顿时打了张作霖一个措手不及。起兵五天后，郭松龄拿下山海关，随后一路高歌猛进，进逼张作霖的大本营——沈阳城！就在张作霖打算弃城而逃的关键时刻，有人出手救他！“大恩人”冯玉祥
第一个给张作霖递救生圈的人居然是冯玉祥！冯玉祥又食言了，其实也不算什么，这是他人生的常态。不过要说清楚冯玉祥食言这事，还得从他先前答应郭松龄反奉的内幕讲起。这事跟苏联有很大的关系。话说中国北方局势的发展让苏联和共产国际大受鼓舞，于是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设计了一个投入不大但可能回报惊人的革命计划——“首都革命”：收买冯玉祥，让其率军进攻北京政府，同时由国共两党发动北京的工人群众予以配合，三家联手推翻段祺瑞、张作霖二人把持的北京政权，给日本帝国主义下些绊子。可加拉罕为什么会选中冯玉祥当这个计划的主角？这是因为在苏联人的眼中，冯玉祥是一个有利用价值的进步军阀。其实力看起来很强大不说，他还发动过“北京政变”，而且从1925年开始学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让苏联觉得他思想进步，与其他军阀相比，更容易被招为己用。苏联与冯玉祥的联络人是咱们熟悉的李大钊。李大钊找到冯玉祥：如果你同意进行首都革命，苏联会在军事和经济上援助你。冯玉祥很高兴地答应了。他没有理由不答应，这可是壮大实力的难得机会。李大钊没给冯玉祥开空头支票，苏联人拿出了近千万卢布的好处：步枪，机枪，大炮，防毒面具，飞机，电话……应有尽有。冯玉祥刚应付完李大钊和苏联人，郭松龄也找上门来了，郭松龄想和他谈谈反张作霖的生意。冯玉祥认真思考了做这笔生意的好处：反张作霖也算是满足与苏联的合作条件，拿了苏联的好处不能不干活。再说了，你们窝里斗正好方便我坐收渔利。一箭双雕。因此，冯玉祥也就卖了郭松龄一个顺水人情。接下来，郭松龄、冯玉祥、李景林三人将合作意向以条约的形式——《郭冯密约》固定下来。该条约的核心内容是打败张作霖之后地盘如何分配，当然也顺便提了提造反的目的：革命，消灭军阀。但是当郭松龄和张作霖打起来之后，三个盟友之中纸面实力看起来最为强大的冯玉祥便决定违约了。因为局势的发展完全出乎冯玉祥的意料，张作霖太弱了，败得太干脆了，完全没有三家合伙的必要，单干就行，我冯玉祥一人把你们全灭掉，地盘都是我的。在利益面前，要保持忠诚和信义是一件很难的事情。11月28日，冯玉祥起兵断了郭松龄的后路，让没有退路的郭松龄专心地跟张作霖死磕去吧！同日，冯玉祥部进逼李景林的地盘——天津。同日，李大钊在北京发动数万民众示威游行，包围北京政府，尝试运动夺权，失败。史称“首都革命”。12月4日，李景林宣布：支持张作霖，讨伐冯玉祥。李景林是武当派的传人，真正的武林高手，江湖外号“武当剑仙”。但此人的人品远逊武功，是棵标准的墙头草。冯玉祥一反，李景林便根据当前局势和自己多年的江湖经验，做出一个合理的判断：好兄弟郭松龄完蛋的概率远比老板张作霖高。死道友不死贫道，为了自己活命，李景林遂举兵反抗冯玉祥，顺便支持张作霖，跟兄弟郭松龄挥手说再见。虽然李景林在二十天后输掉了与冯玉祥的战争，但他破灭了冯玉祥想把大家一窝端的计划，为张作霖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正所谓雪中送炭。北方一片乱战。就在此时，张作霖的第二个救星到了。张作霖的老关系户——日本人出兵沈阳。日本人救张作霖可不是为了发扬国际主义精神，而是因为拿到了张作霖给出的好处——《日奉密约》，以及对郭松龄的三民主义背景和冯玉祥背后的苏联人不放心。在日本人和张作霖的两面夹击下，本就进退维谷的郭松龄在起兵一个月之后被俘，旋即被张作霖处决。如果人可以死而复生，想必郭松龄很难放过冯玉祥。在经历了直系、郭松龄的连环打击之后，张作霖再也没有武力一统中国的雄心和实力。更重要的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日本人此次出兵隐藏着更阴暗的目的：趁机入驻沈阳。两年后，张作霖就将为自己的引狼入室付出惨痛的代价。打完“反奉战争”，获利最丰的是孙传芳和冯玉祥。孙传芳在击败奉军之后，自任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兵力高达二十万人，成为后直系时代能跟吴佩孚平起平坐的带头大哥。孙传芳还请来自己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师兄冈村宁次做军事顾问，可这名日后的侵华日军总司令哪能给他出什么好主意，小鬼子来中国的主要目的是为五年后开始的战争踩点。至于冯玉祥，虽说为人有点反复无常，但这一次捞取的好处非常大。他不仅趁机扩编队伍，还占据了直隶、天津、河南、察哈尔、甘肃、绥远等地，超越“东北王”张作霖，成为占地最广的军阀。难产的北伐
缓过气来的张作霖稍做休整之后，就立即出兵华北。难得的是，张作霖、吴佩孚这二位仇家居然选择联手，宣布彼此停战，共同对付目前看起来最为强大的冯玉祥。世上果真是唯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敌人。面对张作霖与吴佩孚的南北夹击，冯玉祥顿感信心不足，他决定暂时从名义上屈服，缓解一下恶劣的形势。于是，冯玉祥在1926年元旦当天宣布下野，命手下张之江代理总司令。对于服软的冯玉祥，张作霖和吴佩孚是否会放过他，下文再说。冯玉祥成为苏联人的“香饽饽”之际，蒋介石却受到了截然不同的待遇。既为了实现孙中山的主张和遗愿，更为了实现个人抱负，蒋介石从1926年1月开始，便全力推动各方支持他率军北伐。但他没想到，自卫身家为宗旨的民间武术或娱乐团体，他们的政治诉求一般说来比较简单具体，因为他们已失去以满洲人为斗争对象的可能和机会。鸦片战争后，传教士随着列强的战舰大规模东来，涌入内地，他们在向中国社会传递西方近代文明的同时，毫无疑问也因为对中国国情缺乏了解而支持或者说利用了一些无良中国人。不可否认早期教民中有许多虔诚的中国人真心向教，但同样不可否认早期教民中也有一些无良之士甚至地痞无赖。这些无良之士利用传教士作背景，欺行霸市，为非作歹，横行乡里，激化了中国民间社会中西文化矛盾，西方来华传教士无端替那些无良教民承担了责任。民间社会与“新异族”传教士的矛盾不断加剧，他们逐渐将传教士作为主要斗争目标和袭击对象。于是民间秘密结社成为晚清中国社会中抵抗外来侵略尤其是反对外国传教士斗争的中坚力量。在甲午战前，中国民间秘密结社反洋教的斗争虽然时有发生，但从总体上看，这种斗争既没有形成规模，也没有多少政治深度，更多的只是各地因某些具体事件而发生的反对教士、教民不法行为的所谓“教案”而已。甲午战后则不然。随着列强瓜分中国步伐的加快，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深，而且随着外国洋货大量输入，近代新式工业兴起，民间生存状况生存条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较之战前不是有所改善，而是进一步恶化。有了这种最直接的个人生命体验，中国人民尤其是广大农村人民在将这种责任归罪于清政府无能的同时，他们更直接的感受就是那些仰仗洋枪洋炮而作威作福的洋教士们以及他们所豢养的那些所谓教民几乎没有什么好东西。他们的愤怒无一例外地对准这些洋教士和土教民。就传教士本身来检讨，他们本来是肩负着传播“福音”的使命来到中国。一般说来，在甲午战前，除个别传教士怀有某些政治野心，不安分于传教而热衷于政治活动外，大多数传教士还是在中国广大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特别是偏远的农村地区作了许多有益的慈善、教育普及等工作。然而到了甲午战后，由于列强瓜分中国的步伐在加快，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传教士也发生了某些分化，相当一部分传教士已不安心于本职，开始直接或间接为其国家利益服务，违背了其为上帝传播“福音”的原初宗旨。例如德国天主教会圣言会在山东的主教安治泰，一直要求德国政府为教会利益采取积极有力的行动，因此当巨野教案发生后，他立即向德国外交部建议应该利用这个大好机会出其不意占据胶州湾，并将此变为德国在远东的一个重要基地。这种具有明显政治色彩的言行显然不符合传教士的角色，不符合传教士来华的原初本意，显然是以宗教外衣从事政治活动，这自然引起中国人的反感。像安治泰这样的传教士在当时虽然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但也为数不少。诸如法国传教士樊国梁、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李佳白等，他们虽然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但随着中国政府与西方国家尤其是与他们自己的国家发生某种冲突或外交紧张时，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背弃了宗教信仰，而屈从于更现实的政治，都曾向其故国竭力鼓吹过瓜分中国，要求其政府动手建立自己的侵略基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甲午战后列强在中国争夺租界地、抢占势力范围，企图通过武力或非武力的手段瓜分中国的阴谋，一直有传教士在其间起作用。像樊国梁、丁韪良、李佳白这些传教士在中国多年，精通中国国情和内部事务。如果没有他们的鼓吹与煽动，甲午战后列强瓜分中国的阴谋与行动或许不会那么严重。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中国人民反对传教士和外国教会的斗争在甲午战后便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反对教会与传教士的局部斗争便自然地与反对列强瓜分中国的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就战后中国各地遭受外国侵略、蹂躏的程度来说，山东的情况似乎更严重。山东人民不仅在战争中遭受日本侵略之苦，而且在战后深受列强瓜分之害。德国于1897年强行占领胶州湾后，便开始把山东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视为自己的殖民地，他们在山东境内大肆修筑铁路，开采矿山，强占民田民房，破坏水道坟茔，给山东人民尤其是铁路沿线的居民带来了沉重灾难与痛苦。特别是按照中德双方达成的修筑铁路相关协议，明确规定占用当地居民的土地应该给予相应的补偿和优待，但在实际上这些被占土地的农民根本得不到补偿，或者得到的补偿非常少，这势必引起被占土地的大量农民强烈不满，引发一系列突发事件。按照中德双方约定，一旦发生这些突发事件，亦应由中国地方官府从重惩办，如罪而止，并没有德国派兵听其围剿平息的明文。然而由于中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行政效率太过低下，当这些突发事件爆发后，地方政府往往反应迟钝，制止不力，甚至有纵容民间社会向德国殖民当局闹事之嫌。于是久而久之，德国殖民当局根本不顾忌中德双方先前达成的谅解，一旦某地发生骚乱，殖民当局往往绕开中国地方政府，迅速派兵直接镇压，结果虽然将这些以反对强占自己土地为主要宗旨的骚乱镇压下去了，但无疑激起了山东民众对德国人极端霸道的反感。为了平息民怨，参与处理这些纠纷的山东地方官吏曾向清政府提出过很好的建议，希望由政府出面协调与德国殖民当局的关系，维持原条约中的约定，但凡租借地界外发生纠纷，仍归中国地方当局处理，以免各方争论不休而起纷争。然而这样的建议或不被清廷所重视，或不被德国人所接受，结果矛盾越积越深，局部抗争逐步演化成大规模武装反抗。侵占瓜分山东的不只是德国，其他国家也试图在山东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甲午战后，威海卫被日本军队占领达三年之久，之后又被英国强行租借。英国还强行圈占文登、荣城等县，逼迫农民交粮完税。山东在沦为德、英、日等国殖民地后，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南北大运河运输业因外国资本垄断的沿海航运业迅速发展而急剧衰落，过去凭借运河之利得以谋生的船夫、挑夫、搬运工等在高效率低成本运输工具运输手段冲击下大批失业，四处流浪。人祸之外是天灾。山东地区自1895年起不知何故天灾频仍，黄河连年决口，受灾面积达五十州县。1899年，黄河流域又遇到历史上罕见的大旱，山东境内饥荒严重，饥民遍地，流民遍野。人们流离失所，社会动荡不安。处在饥饿、死亡线上的人们最容易被感化，最容易被煽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秘密结社义旗一张，便立即得到广大农村民众积极响应，并最终演化成声势浩大的群体骚动。骚动的主体就是那些民间秘密结社，他们在下层社会盘根错节世代相沿，拥有巨大势力和复杂网络。他们的活动隐现起伏，直接反映政治统治秩序治乱兴衰。一般来说，在政治统治比较巩固时期，这些民间秘密结社的活动比较萧条；反之，当外患严重或统治秩序比较无序时，民间秘密结社就比较活跃。综合各种文献记载，1895—1899年间在北方地区的秘密结社至少存在着武圣教（金丹道支派）、如意教（儒门教）、大刀会、红拳、义和拳、诀字、红门、弥勒教、梅花拳、铁布衫、金钟罩、红灯照、八卦教、离卦教、黄洋教、在理教、混元门、六合拳、圣贤道、一炷香、白莲教、江湖会、仁义会、红枪会、天地会、哥老会等。如果从人员构成进行分析，这些教门结社的主体主要是游离在传统农业社会经济结构之外的社会成分，如和尚、道士、拳师、术士、游勇、流民、民间艺人（如耍猴的、架鹰的、耍武把式的）等。他们浪迹江湖，见多识广；行踪诡秘，飘忽无常；身无所有，勇于反抗。故而在社会动荡期，他们往往充当反抗官府活动的急先锋或组织者角色。至于这里说到的义和拳，其来源复杂，演变曲折。1899年，时任吴桥县令的劳乃宣根据有清一代有关白莲教的上谕、奏疏等相关资料，著有《义和拳教门源流考》，认定义和拳乃十九世纪初信奉太平盛世说的白莲教的一个重要教派。劳氏这一看法影响很大，许多研究者接受了这一看法，认定义和拳起源与这一以反朝廷为主旨的民间秘密组织有关。不过，后来有些研究者似乎并不完全认同这一看法，或以为义和拳源于一种由官方提倡和主导以勤王为目的的民团组织，即担负着村庄防卫功能的民团；或以为大刀会和神拳在整个华北的骚乱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直鲁边界地区的义和拳是这次民众运动的主要来源；或以为义和拳的兴起和传播主要是因为鲁西地区特殊的文化环境，最具有核心作用的是其具有标志性仪式，即民间艺人中那些耍武把式的人所表现出的“刀枪不入”和“降神附体”。这种仪式易于接受，又与其本身来自华北农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综合各家研究可以看出，后来的义和团成分比较复杂，其组织构成并不仅仅以白莲教为主，而是以金钟罩（大刀会）、义和拳（梅花拳）、神拳、红拳等为核心。这些拳会在十八世纪末即已成为秘密教门羽翼。至1899年华北骚乱初起，以刘士端为首的大刀会或称金钟罩及红拳会，已与坎卦教、离卦教相融混；赵三多为首的梅花拳改名为义和拳，后又改称为“神助义和拳”，也与教门相结合；以朱红灯为首的神拳亦以离卦教为依托，显然也具有教门特征。他们不是一般的拳会，实系分属或结合于以八卦教为主体而区分为文武场的“拳教”组织。这些拳教组织往往通过揭帖、坛谕、传言等方式，宣扬民间宗教的所谓“劫变”观念，宣称义和拳是顺应天意，拯救劫难，有神佛保护的团体，以此作为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扩大影响的工具和手段。他们在习拳练武外，兼习法术，举行各种具有明显荒诞特征的宗教仪式，渲染各种所谓刀枪不入的超凡超自然本领。尽管这些手段在吸引群众、鼓舞士气、提高战斗力方面起过重要作用，但其非理性色彩自然比较容易受到具有一定文化水准的知识分子质疑，因而他们除了能够愚弄农村广大农民外，很少能够获得知识分子的认同。作为广大农村中下层群众的自发斗争，义和拳、大刀会等民间秘密结社不可能产生明确的政治诉求和政治理想。他们之所以坚决反对外国教会，除洋教士、土教民的不法行为、为非作歹激怒了他们外，就信仰层面而言，显然是西方基督教观念与中国传统宗教观念之间的冲突，是本土文化面对外来强势文化的压迫而采取的一种非理性政治动员和政治斗争。他们充其量不过是中国民间自发的“反西方思潮与势力”而已，他们要想形成一股真正意义上的反西方思潮与势力，就必须与官方意志相结合，否则根本不足以影响大局。而官方的反西方思潮与势力在戊戌新政结束后也确实在萌动。戊戌年的政治变动特别是慈禧太后重新出园训政，大清王朝在政治上确实走上了一个“变法维新的反动时期”，凡新政中所提出或实行的举措，几乎一概废除。而新政的基本价值趋向是学西方，所以这一政治上的反动便在价值取向上无疑鼓励、纵容了各种各样的反西方思潮和势力，启发了国内莫名其妙的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的排外意识是戊戌后社会各界的基本共识，那时朝野似乎一致厌恶西方反对西方，最上者如慈禧太后，她虽然是近代中国比较早认识西方近代发展实质意义的领导人，但在戊戌后出于最实际利益的考量也使她对西方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她不明白她那样执着地劝说中国人学习西方，西方为什么还那样与她过不去？大清王朝已明白宣示戊戌年间的政治变动主要是因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犯上作乱，而西方诸国根本不相信大清王朝的郑重宣示，反而听信康、梁的妖言，鼓励、支持康、梁等人肆意攻击诋毁我天朝上国。慈禧太后无论如何不能理解西方社会的价值取向和民意，这是她在戊戌后一下变成了西方文明反对者的根本原因之一。慈禧太后的变化深刻影响了朝中大臣和一般士绅，曾经参与过新政的那些大臣已在政变后受到相应处分，而现任大臣或原本就不满意于戊戌年间的政治改革，或因太后态度转而对西方文明比较反感。他们过去或许一度仰慕赞美过西方文明，但他们实在弄不明白西方何以总是欺负这个中国学生，总是跟中国过不去。他们感到西方人和西方国家之所以支持中国政治变革，可能与他们的总体阴谋有关，那就是防止中国真的强大，阻止中国发展，乃至彻底搞垮中国，进而将中国沦为他们的殖民地。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很复杂的心理，所以当一些朝中大臣发现义和拳也具有反西方的倾向时，自然显得很亲近，一改大清王朝对民间秘密结社素来镇压的严厉姿态，采取容忍或视而不见，听任这些秘密结社做大。对于官方反西方的思想动向，这些秘密结社从自身处境中很容易感受出来。知恩图报是中国人的传统，于是在清政府的容忍默许下，逐渐做大的秘密结社投桃报李，适时提出“扶清灭洋”的政治口号。庚子前中国的两股反西方思潮和势力终于走到一起了，义和拳、大刀会以及其他一些神拳组织很快便被“运动”到那个后来叫做“义和团”的组织中去了。重新估价太平天国的意义在近代中国早期历史上，太平天国肯定是一个怎样估价都不算过分的重大事件。这场与清廷对峙十几年的“异样政权”，即便最终失败了，终结了，但确确实实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我们不难设想，假如没有这场革命，清廷不会向西方学习，中国必然会在旧有轨道上徐徐而行；假如没有这场革命，汉人士大夫还会继续沉沦，不会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政治大变局。太平天国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要从世界背景进行关照，不能从狭隘的阶级分析、意识形态立场进行考量。过去一百年，对这场“未完成的革命”有各种各样的估价，推崇的简直自认就是洪秀全遗产继承人，不遑多让；贬低的，恨不得就认太平天国为“邪教”，洪秀全为“魔头”。其实，这两种极端评估都失之偏颇，历史主义分析太平天国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这场“未完成的革命”既不那么好，也不那么坏。与历史大势相悖在帝制时代，从正统史观说，洪秀全的太平天国革命就是谋反，就是叛逆，就是破坏社会稳定、社会和谐，因而不会有什么人去肯定这场革命，甚至到了新史学发生，也很少有学者敢于正面肯定太平天国的意义。其实，在两千年帝制时代，类似太平天国这样的政治运动所在多有，几百年、几十年一次的改朝换代，大致上都遵循着太平天国这样的路径。只是许多朝代成功了，改成了，如汉朝，如明朝，更多的则失败了，沦为流寇。成是王侯败是贼，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历史从来不会、不敢嘲弄成功者。假如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与清廷南北分治一百年、两百年，假如洪秀全灭了清朝统一了中国，历史都会改写，评估就会不一样。这不是历史学家势利眼，而是历史本来如此。太平天国之所以失败，过去的解说多种多样，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看法，是太平天国领导人如洪秀全太腐败。这个看法几乎成为共识，但凡知道太平天国的，无不有这样的认识。仔细想想，这个说法并不合乎历史事实，腐败只是表象，并不是太平天国失败的真正原因。历史上比洪秀全腐败的政权多得是，并没有像太平天国失败得这样迅速、这样惨。究其原因，太平天国的失败，还应从历史大势去寻找。一个最简单最直接的看法，是太平天国可能与历史大势相悖。太平天国运动发生在19世纪中叶，发生地点在广西。时间、地点，以及主要参加者的身份，都非常耐人寻味。从这里，或许能够读出与大历史的关联处。19世纪中期，1850年，是中国经历了那场鸦片战争之后被迫打开国门，与世界不得不正面交往的时候。中国在那之前，对世界并非茫然不知，只是统治者出于一己之私利，不愿接受西方，不愿让西方资本进入中国，培育市场，进行投资。一个未被开发的农村、农业无法容纳西方工业化之后
王巍：我们发掘了一千多座墓葬，其中有九座大型墓，每个大墓中都有一个龙盘，直径约五六十公分，画着一个盘龙，好像正在吐出舌头信子一样。这个盘上的龙跟后来龙的形状实际上是不同的。
蔡京敬若亲爹。现在王老志突然杀了出来抢生意，经他算过，官员们心里都有底了，相应的，蔡京的威慑力极大地降低。蔡京写了份奏章，要赵佶下令士大夫严禁算命，要保持官员队伍的纪律性！王老志沉默了，他关起门来拒绝见客，平时就俭朴的生活更加清苦，每天只吃一餐，全部的饭菜只是汤饼四两，外加冬夏衣服各一套。真是惊人地节俭，但是他仍然收到了千里之外的师父的痛骂，混账徒弟，汝太奢侈了。于是王老志自责，忧虑，生病，请假。赵佶准假放他回乡，王老志一路步行走回濮州，回到老屋后默默不语，没多久就病死了。以上三人知进退守本分，从没忘记自己是谁，哪怕是王老志，也得到了善终。其他的就不一样了，他们是进取型的神仙，一生只想往前飞，不见棺材不掉泪。他们分别是修而优则反的张怀素、爱护领导的王仔昔、大成者林灵素。别的道士追求凡间富贵时半遮半掩，王仔昔不，他赤裸裸急吼吼地扑了过去，尽一切可能抓钱抓权，不放过一丁点能够得着的。他把赵佶爱妃的眼睛治好之后，成了整个后宫的“妇女之友”，赵佶的耳边时刻回响着王仔昔是最可爱、最体贴、最柔顺的温暖型道士的话，时间长了，赵佶由爱生敬，脑子一昏，以客卿之礼待他。客卿，是一个有尊严的词汇。它不同于大臣，大臣要向皇帝三跪九叩，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不同于家臣，家臣是奴仆，生杀予夺只在家主一念之间。客卿是一种接近于平等的雇佣关系，君有钱我有力，互相信托，以仁义礼仪对待。客卿，是有尊严、高待遇、视荣誉为生命的“士”。自从王仔昔有了这个身份后，他变成了一个超然动物，国家法令、等级尊卑，都不放在他的眼里。他在皇宫里闲逛，在大臣家出入，给权钱交易疏通关系，参加各种政要集会，彻底变成了国家的一分子，再不是隐世界里的幕后名人了。这样搞，后果怎样……请参考王老志的遭遇。连王老志给人测字算命都忍受不了的蔡京先生，会容忍这种现象吗？这是挑衅，抢班夺权。蔡京又写了一封奏章，写完想了想，王仔昔是个地道的反骨仔，不是王老志那样好对付的，要双管齐下才行。这时，正好一个消息传了进来。王仔昔雄心大发，要统一京城内的修道界。他在宝箓宫里像教主一样，对其他的道士颐指气使，把道友当奴隶。这太棒了，上天要毁灭一个人，先让他疯狂。蔡京悄悄地约见一个叫孙密觉的道士，等王仔昔被道士集团告发，后院起火之后，才递上自己的奏章。王仔昔当天夜里就进了开封府后院的大牢里，几乎在当夜就遭遇监狱风云，死在了黑房子里。对外的理由是，他心灵郁闷肉体疲乏受了点风寒少吃了几顿饭（瘐毙）。林灵素是集大成者，他的倒台不是具体哪个人能做到的。前面蔡京能打压二王，好像对一切都尽在掌握。可是他对林灵素不仅毫无办法，还得在林神仙炫耀的时候鼓掌微笑。那是一次修真界的盛会，众多大臣、道士在场，林灵素光彩夺目。他对赵佶说：“陛下是上帝长子神霄玉清王，主持南方，号长生大帝君；您的弟弟号青华帝君，主持东方（奇哉，东小南大了）。贫道林灵素是神霄府里的客卿，叫褚慧；蔡京是左元仙伯，王黼是文华吏，盛章、王华为园苑宝华吏，郑居中、童贯等都是仙卿……连几个有名位的妃子都有天上的职称。”蔡京、童贯于此时能怎样，大声反驳吗，只能是顺水推舟，让皇帝在谎话里加倍沉醉。这就是林灵素高明的地方，他懂得花花轿子众人抬，在自己创收的时候，不挡别人的财路，甚至不管对方愿不愿意，都拉上自己的贼船。像这次神仙职称大派送，我风光你们也漂亮，为什么会不高兴找我麻烦呢？于是乎，林灵素的路越走越宽，在整个上层建筑里无往不胜。直到他遇上了下层建筑。宣和初年，公元1120年左右，开封城遇上了洪水。周边水系忽然间决堤，水势滔滔涌向了开封城墙。这时候人力没办法了，以前的例子证明，洪水来了只能让它来，想淹哪儿就淹哪儿。参照赵佶爷爷宋英宗时代，大水把皇宫里的侍卫都淹死了好几十人，这次怎么能例外呢？关键时刻，赵佶头脑冷静勇于幻想，他想到了城里囤积着大量的神仙。神仙能求雨，能退水，很好，传旨以林灵素为首，道士们登城作法退水。那一天，道士们各举法器盛装出行，登上了开封城头。他们正要排列队形摆出退水大阵，突然间敌人从身边杀了过来。几千名护城的役夫举着大棒子没头没脑地砸向了一班道士，打得人仰马翻，那叫一个残酷。在抱头鼠窜的队伍中，最显眼的还是林灵素。他是重点打击对象，想想他两万多门徒每天散布开封城各个角落无所不为，得有多少老百姓想把他生吞活剥了。事情闹大了，赵佶怎么也没想到可亲可爱的林道士有这样大的民愤。这时，蔡京等人借机发力，抖落出林灵素这些年的劣迹。林灵素被押解回乡，死在了老家附近的楚州路上。第九章永远的西军在宋朝的政和元年发生了一件事，在当时绚烂的灵异界神仙们的笼罩下，显得一点都不起眼，甚至没人注意到它。可是它的影响是北宋史上最深远、最具决定性的。没有它，就不会有北宋、南宋的划分。这一年，从年份上讲就让人发抖——公元1111年，这是一万年里才会出现一次的最纯正的光棍年。这一年的七月份，一件非常普通的事发生了。朝廷要派人出使辽国。这实在是太传统太例行的事，与辽国建交一百多年，每年都要迎来送往四五次，事儿多时，比如两国的皇帝皇后们扎堆死亡，那么互相报丧慰问来回跑的次数要超过二十趟。这还不包括两国的公主王子结婚什么的，所以一百多年的亲戚跑下来，没有谁再对访问有兴趣。但这次不一样，宋朝派人出使，选出的人选让整个开封城郁闷。选出的人居然是个太监。整个官员队伍都黑了脸，从来不说太监坏话，和太监亲密接触像一家人似的蔡京都忍不住骂娘。他当着皇帝、满朝大臣的面，公开说：“派个太监当大使，难道中原没人了吗？这不是主动让辽国、西夏、吐蕃、大理看笑话吗？”是可忍孰不可忍，宋朝是两晋以下汉风最浓、最纯正的时代，以诗书礼仪夸示外邦，从来没在规矩上丢人现眼，可是现在居然让一个阴阳人代表全国，全国的男人能同意吗？不同意……可后来也同意了。说实话，不是男人不阳刚，实在是这个太监太威武，他的事迹就是宋朝当时所有威武事迹的代名词。为了让大家能直观地看清这个人，我们先做一个评选，选出赵佶时代里最神气的人是谁。是蔡京吗？很像。前面的事情里，他不仅独掌大权，震慑全国，并且连神仙们都别想在他面前装大。他小小地动一番手脚，神仙都得去吃牢饭。可遗憾的是，哪怕是穿越时空到北宋，当面问蔡相公，他都会苦笑着摇头，“最神气的人……唉，真的不是我啊。”蔡京这些年混得不错，可辛酸也斟满了几大杯。首先，他经历了浮沉。在公元1111年时，他正沉着，已经从首相的位置上摔下来两年了。那是宋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的事，当时他正春风得意，帮着赵佶丰、亨、豫、大，连带着改善自己的生活。很美好，可是突然中招了。言官们暗中串联，突然围攻，把他的前尘往事都抖了出来，连太学生都加入了弹劾行列，列出了他知法犯法的十四件恶事。蔡京栽了，这时他道行还不深，毕竟是第一次当首相，难免啊难免，第一次时王安石都翻身落马，在午门外被太监们呵斥，何况是他。倒下之后，蔡京使尽了招数，包括跪在赵佶面前号啕痛哭，也没能留在京城，他被贬到了杭州。杭州……八年一个轮回，从哪里爬起，又在哪里倒下。这时，无论在官场中，还是在惯例里，蔡京已经完了。倒台的首相，从此过气。但是，蔡京有着别人没有的优势，和赵佶相近的艺术修养、生活品位，让他既是赵佶的朝臣，更是赵佶的宠臣。离开蔡京，赵佶不知道怎么玩，不知道怎么继续丰、亨、豫、大。连带着朱冲、朱勔等人，也得由蔡京指导着，才知道往京城运哪种花哪些石。日子在集体思念蔡京中度过，离开得越久，大家越怀念蔡京的好。于是，在公元1111年左右，他就回到了京城，重新参与国家大事。时间再过半年左右，他就会重新飞黄腾达，强势回归。到那时，他痛定思痛，总结教训，再不给敌人半点机会。是的，他之前还是放松了，以为痛打元祐党人，尽情表现凶残之后就一劳永逸了。可是没有，打击的真理是，要不停地打，越来越重地打。要让整个世界都认可了记住了甚至习惯了你的打击，一天不打都不舒服，才算到位。这一次，蔡京大修文治，追封王安石、蔡确为王爵，抬高新党的地位；劝赵佶花费巨亿，铸九鼎，建明堂，修方泽，立道观，作大晟乐，制定命宝，让皇帝体验更高层次的快乐；再新设四辅军镇，置兵八万人，每个兵的薪水是同级官兵的十倍以上，领军的都是他的亲信。这些之后，他的地位是宋朝历代宰执之中从所未有的牢固，连王安石都比不了。可就算是这样，他面对真正神气的那个人时，也要甘拜下风，自愧不如。公元1112年达到这些时都不行，公元1111年时拿什么比呢？蔡京不成，梁师成怎样？大宋隐相是潜得最深最厚黑的那个人，他是不是最神气的那位呢？也不是。一个“隐”字决定了他的局限。他只是一片黑幕，衍生出再多的东西，决定再多的荣枯生死，也只能站得远远地默默观望。所有场面上的光环都与他无缘。那个最神气的人是站在国门之外，统率千军万马谈笑间灭国拓地数千里的军方强人。赵佶时代的异域风光，被他一个人占尽。这个人就是武装太监——童贯。此前童贯给人的印象很模糊，唯一出彩的事，是修建延福宫时，他小参与了一把，挤进了五大承建太监的行列。此外艮岳、花石纲之类的举国盛事，他都消失了。他一直忙着在国内国外两地来回跑，在这个过程里，他造就了宋朝建国以来军事方面顶峰的成绩，让赵佶一边享受着空前的物质、精神、灵异等乐趣，一方面不断地攀登高峰。老实说，如果这些一直进行，没有后来的意外的话，赵佶是超越宋朝所有皇帝，包括开国之君赵匡胤在内的最伟大的皇帝。说他是千古一帝，也不为过。伟大的事迹是在赵佶登基第二年开始的，准确地说，是在向太后死后。这个女人死之前，赵佶明智地选择了沉默。做向女人喜欢的事，说向女人爱听的话，包括冤杀立功异域的将领，包括善待抓来的俘虏，包括放弃千万将士用鲜血生命夺回来的土地。前面说过，哲宗在重病期间出兵河湟，由王瞻、王厚领军收复熙州，让大西北重新回到宋朝版图。那一战非常辉煌，把吐蕃贵族都抓回到京城，可以说一劳永逸干净彻底。可是把强大的士大夫集团给激怒了。神奇吧，丢失领土他们不怒，杀敌立功他们怒不可遏。当时的次相曾布、转运使李譓等人说了这样一个理由，把王瞻搞死了。——王瞻在熙州打仗时太凶狠了，杀了很多人。让青唐吐蕃各部落恨入骨髓，每时每刻都想着报复（青唐诸部怨瞻入髓，日图报复）。所以，王瞻有罪，他让宋朝时刻处于危险之中。见鬼吧，把敌人打痛了也是罪过，敌人要痛恨的我们也得跟着痛恨，这是怎样疯狂的逻辑啊，但凡脑子里还有点脑浆，不像龙虾那样满脑壳是屎的话，谁能点头照做呢？可向太后能。这老女人认为曾布他们说得对极了，对外族就是要温柔，千万不能让他们生气了。于是赵佶只能给押回来的俘虏们加官晋爵，甚至把国姓“赵”赐给吐蕃首领陇拶，叫赵怀得（耳熟吧，不是赵怀德），给了他正式职称“河西军节度使”，派他回老家继续当大地主。另一方面，王瞻、王厚倒霉了。尤其是主帅王瞻，他被言官们告倒，贬到除了海南岛之外，宋朝最传统的流放地房州（今湖北房县）看押。那里是关过柴荣的儿子、赵光义的三弟等顶级政治犯的重罪牢房。这样了还不算完，经军方最高权力机构枢密院集体讨论，王瞻罪大恶极，不适合再活着，应该一刀砍掉了事，以戒后来。面对这种要求，赵佶沉默了，当时只有十九岁的他鼓足了勇气说了声“不”。王瞻再有罪，不应死于国内。他特别传旨，把王瞻发配到最远的海南岛去，相信在那里，没人会跨越千山万水去害他。这也算用心良苦，可惜的是，他低估了一颗将军的心。押解王瞻的队伍还没过黄河，刚走到河南，王瞻就自杀了……消息传来，亲者痛仇者快，曾布们终于放心了，青唐吐蕃人终于可以不仇恨了。他们开始闹独立了。换了谁，拥有宋朝这种敌人，怎么还会不快乐、不自信、不独立呢？当顶着“赵怀得”这个新名字的陇拶回到河湟后，他发现自己被取代了，他的弟弟小陇拶强硬地推翻了他，连带着对宋朝也采取了敌视。吐蕃人勇气百倍，广积粮深挖洞高筑墙，打定了主意闹独立。向太后一伙儿一看不好，立即加强怀柔，隔着几千里给小陇拶送上了更高的爵位——“敦煌郡开国公，食邑五千户，实封五百户。”公爵，仅比王爵差一等，是宋朝能给出的最大好处了。可惜小陇拶不屑一顾，对软柿子就得狠捏，才能榨出更大的油水。这道理谁都懂，那么为什么不更狠些，不更强硬些呢？小陇拶第一时间造反，把改了名的哥哥打出青唐，把宋朝设在河湟地区的各级政府一个个驱逐。事情到了这一步，宋朝的各级牛人们一点没慌，各有各的对策。比如向太后潇洒一笑，迅速去死，眼不见心不烦，一切与她无关了；曾布掉转枪口瞄准韩忠彦，想方设法推倒首相，哪怕扶植起蔡京来，也要自己过过第一权臣的瘾。蔡京来了，天下大乱，所有人都对他恨之入骨。但是，他对外一点不含糊，做的都是对国家负责，对宋神宗、王安石、宋哲宗、章惇负责的事。宋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六月，宋廷决定收复河湟。军队是现成的，西北军团仍然骁勇善战，是东亚首屈一指的劲旅。可是由谁来领军呢，宿将凋零，种家军最出色的智将种朴死在了西夏，一时间种家军心情低落；姚家军出身熙河兵团，本是当仁不让的人选，可惜历次战阵，姚家的人冲锋陷阵有余，全盘指挥不足，独当一面，实在让人不放心。用王瞻……王瞻如果活着，是最佳人选，上次河湟大捷是最好的证明，他只需要再干一次就成。可惜自毁长城，逼得自家主将自杀了。算来算去，只能是王厚。他是名将王韶之子，王韶是首平河湟之人！加上上次他是熙河军的次帅，无论经验、名望，都众望所归。但是人人都知道，让王厚开工，很难。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赵佶先给军方出了口恶气，以弃河湟罪一次性把首相、次相都罢免，让韩忠彦、曾布、安焘、范纯礼等统统走人。借此机会，他也把朝局重新洗牌。接着问王厚，还有什么要求吗？尽管提。王厚没客气，他提了个非常少见的要求——由他兼管熙河兰会路经略司，从就职日起，不管是什么阶层的大臣，只要是涉及河湟战事，都要由熙河经略司讨论。除他以外，没人有决定权。赵佶想了想，同意了。他明白王厚这是半心寒半怨恨，从前到境外玩命，还要提防着背后自己人的冷刀子，换谁都伤心。那么好，这回就让前方的将士彻底放心。但是，有一个小小的条件——派新一代的武装太监童贯做监军。这是童贯第一次走上战场，说实话，这时他除了有一腔的热情外，什么都没有。如果说西北军对他还有一点点的亲和力的话，都是来自于他的老师李宪。李公公行军打仗不含糊，对大兵很厚道，是军队里的自家人。但是童贯嘛，还得再观察。就在这种气氛里，童贯从京城开封，轻骑简从跨越国境到达熙州（今甘肃临洮）。六月，大军出动，兵分两路。南路军由岷州将高永年率领，兰州姚家军主将姚师闵、王厚的弟弟王端为副手，率领汉蕃军两万出军玉关（今甘肃兰州西北）；北路由主将王厚、监军童贯率领，出安乡关（今甘肃灵夏附近），渡黄河进逼巴金岭（今青海乐都县南）。北路军是主力。开拔之后，童贯做了两件事，被载入了史册，也深深地获得扒开双腿疯狂进出爽爽爽视频
重臣之间的矛盾。已经被重臣的内部斗争搞得头焦额烂的周定王对士会表示了极大的欢迎，他亲自设宴招待士会，并派王室大夫原襄公担任司仪。这次宴会上，周定王命人给士会上了“殽烝”。按照周朝的礼仪，但凡举行祭祀或者宴会，将牲口置于容器之上，称之为“烝”；如果是整只牲口，并不煮熟，称之为“全烝”；如果是半只牲口，称为“房烝”。“全烝”和“房烝”都是摆设，只能看不能吃。如果将牲口解剖之后，连骨带肉蒸熟了，就称为“殽烝”，是既好看又好吃的美味。士会虽然贵为晋国的中军元帅，对于王室的礼仪却是个半桶水，看到桌子上摆的不是全烝，他忍不住偷偷问原襄公：“我听说周朝的礼仪仍然没有褪色，请问今天这个宴会，采用的是什么礼仪呢？”言下之意，我以大国上卿的身份来到雒邑，为什么不能享受最高规格的全烝呢？周定王听说这件事后，专门把士会找来解释了一番，说：“老四（士会在兄弟中排名第四）啊！你难道没听说过？天子祭天，就用全烝；天子与诸侯站立行礼，就用房烝；天子设宴招待同族的亲戚，就用殽烝。你是我叔父（指晋景公）派来的大臣，又是来调和王室的使者，我因此以同族的礼仪来招待你，这就是王室的礼仪啊！”士会听了，对自己的一知半解感到非常惭愧，不敢再说什么，恭恭敬敬地向天子告退。回到晋国之后，便命人四处搜集周朝的典籍，并根据这些典籍来组织修订晋国的法度。第四章卿大夫们的政治舞台【公族夺权：三桓专鲁】公元前592年春天，东海之滨的齐国迎来了一场外交盛事。晋国上军元帅郤克、鲁国权臣季孙行父和卫国大夫孙良夫联袂来到临淄，朝觐了齐顷公。郤克是晋国的名门之后，其父郤缺曾经担任晋国的中军元帅，掌握晋国的军政大权。郤克本人也久经战阵。邲之战中，士会担任上军元帅，郤克担任上军副帅。后来士会升任中军元帅，郤克便顺理成章地接任了上军元帅之职——这个职务在晋国的地位仅次于中军元帅和中军副帅，可以说是晋国军中的第三号人物。这几年来，晋景公通过一系列外交和战争手段，在国际上重新树立了大国形象，恢复了晋国昔日的霸气。他觉得是召集诸侯结成同盟，与楚国逐鹿中原的时候了，因此计划于公元前592年夏天在断道（晋国地名）举行诸侯大会。出于一种稳重的考虑，同时也是为了体现对齐国的重视，他派郤克先行出使卫国和鲁国，说服这两个国家各自派出使臣一同前往齐国邀请齐顷公参加会盟。但是，郤克的这次出使，却因为齐顷公的荒诞搞得很不愉快，继而引发了严重的外交纠纷。据史料记载，郤克有一点生理上的小毛病——背有点驼。齐顷公的母亲萧老夫人听到这个八卦，好奇心大起，便向齐顷公要求亲眼看看晋国使者。齐国难道就没有驼背？萧老夫人这好奇心本身就有点出奇。荒诞的是，齐顷公对于母亲这个要求也很感兴趣，还特意安排了一个节目让老太太开心。说来也巧，当时在齐国访问的几位使臣都有点生理缺陷：郤克是个驼背，季孙行父是个跛子，孙良夫是个独眼龙。这几个人凑到一起，本来就很有喜剧效果。为了突出这一效果，齐顷公还找了三个有同样生理缺陷的人来担任典礼官。结果，在接见使臣的时候，郤克被一个驼背领着，季孙行父被一个跛子领着，孙良夫被一个独眼龙领着，而萧老夫人躲在帷幕后面，乐得前仰后合，眼泪都笑出来了。士可杀，不可辱，何况还是堂堂的大国使臣？齐顷公为了博母亲一笑，居然敢拿三个国家的使臣开玩笑，这份孝心委实让人难以恭维。郤克等人强忍住愤怒，没有当场发作。从齐顷公宫中出来，郤克便起誓说：“此仇不报，我就不过黄河了！”于是不辞而别，临走的时候将副手栾京庐留在齐国，说：“务必完成使命，邀请齐侯参加今夏会盟，否则你也不用回国复命！”郤克这句话可以有两种理解：第一，他本人不再想与齐顷公这种无礼之徒打交道，但是国君的使命不能废，因此要栾京庐务必完成；第二，他希望齐顷公应邀到会，好让他有机会报一箭之仇。按照前一种理解，郤克是个公私分明的人；按照后一种理解，郤克则有点公私不分，有公报私仇之意。不管抱着什么目的，郤克回国之后，向晋景公如实汇报了在齐国发生的事情。使臣受辱等同于国家受辱，可想而知，晋景公非常恼火，晋国的诸位大臣也群情激愤。郤克向晋景公请求，马上发兵讨伐齐国，惩罚齐侯的不敬之罪。站在国家尊严的角度来看，郤克的这一要求也不过分，但是不符合当时晋国的利益。这些年来，楚国已经将宋、郑、陈、蔡、许等几个国家都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秦国和楚国遥相呼应，鲁国也主动向楚国频送秋波，可谓南风猎猎，势不可挡。晋国如果想和楚国抗衡，齐国是一张关键的牌。如果连齐国都被楚国拉拢，鲁国必定公开投向楚国的怀抱，卫国也很有可能见风使舵。那样的话，晋国就完全被敌对势力包围，休说称霸，连自身的安全恐怕都难以保障了。出于上述考虑，晋景公安抚了郤克一番，委婉地拒绝了他的要求。郤克倒也不纠缠，马上说，那请允许我带领自己的族兵东渡黄河，去找齐侯算账。这个要求当然也被拒绝。仔细分析起来，郤克之所以提这两个要求，很有可能也仅仅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因为在中国人看来，一个人受了侮辱之后，如果连报仇的想法都没有，那是没有“血性”的表现，所以必须喊两嗓子，表明自己的态度。想想看，以郤克手下那几百名族兵，就算跑到了齐国，也不过是去送死，谈什么报仇，郤克有那么傻吗？这样来看，郤克是个明白人，也有大局观念，只不过因为无缘无故受了侮辱，心里很不爽，情绪有点冲动罢了。当时士会在一旁看了郤克的表现，既同情又担忧，回家之后便对儿子士燮说：“儿子啊！我听说喜和怒这两种情绪，合乎礼法的很少，不合乎礼法的倒是很多。诗上面说，‘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君子如祉，乱庶遄已。’这就是说，君子的喜和怒，都是用来阻止祸乱的，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很危险，必定会助长祸乱。郤克现在的愤怒，在齐国身上没有得到发泄，恐怕就要在晋国惹出事端来了。我打算告老还乡，让郤克继承我的位置，满足其心愿，或许还可以避免祸患发生。你千万记住，跟随几位大夫，对他恭敬行事，不可冒犯！”从这番话不难看出，士会对郤克是很器重的，但是他也知道，郤克作为一个有尊严的男人，如果有不良的情绪郁积于心，不得宣泄，难保他会做出什么傻事来，与其宣泄到晋国，不如宣泄到齐国。出于保护人才的考虑，士会毅然决定让位于郤克，放手让他快意恩仇——这也是出于对郤克的信任，他相信郤克即使快意恩仇，也能把握住一个度，既维护自己的尊严，又有利于国家大计。读史至此，又是一叹：春秋时期的领导者，主动照顾下属的情绪；而现在的很多领导，需要下属哄着他开心。齐国那边，自从郤克不辞而别，齐顷公也知道自己捅了娄子，但是对于这个娄子有多大，他还不是很确定。所以当栾京庐一再催着他参加诸侯大会的时候，他耍了个滑头，决定派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四人代表他前往断道。前面说过，高固是齐国传统贵族高氏的掌门人，也就是强娶了鲁国公主的那位强人。齐顷公派他为首席代表参加断道会盟，倒也不算太失礼。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四人使团走到敛盂，高固越想越不对劲，害怕晋国人把气都撒到他身上，居然半路逃回齐国去了！四人使团中，高固的身份是上卿，其余三人均为大夫。高固这一逃跑，等于团长临阵脱逃，使团的级别立马下降了很多。如果这事发生在现在，晏弱应该马上打电话向上级报告，等候进一步的指示。但那是在春秋时期，山长水远，信息阻塞，写报告是不现实的。晏弱等人一合计，决定还是按原计划前进，将齐侯的致意带到断道。据《春秋》记载，公元前592年夏天参加断道会盟的诸侯有晋景公、鲁宣公、卫穆公、曹宣公和邾国的国君邾子（无以考证其称呼）。当晏弱等人来到断道，神色不自然地将国书递交给晋景公的时候，一向性格温和的晋景公终于发飙了——到这里开会的都是诸侯，你齐顷公不来也就罢了，派个上卿来还中途逃跑，只剩下几个大夫来赴会，这也太目中无人了吧！于是将这几个人都赶出去，拒绝齐国参加会盟。对于晏弱等人来说，最糟糕的事情还不在于此。从断道出来，齐国使团一路东行，准备回国。走了没几天，晏弱发现他们在晋国已经成为不受欢迎、也不受保护的人，所到之处，遇到的都是仇视的目光和故意的挑衅。这也难怪，齐国人先是侮辱了晋国的使臣，现在又侮辱了晋国的国君，晋国人怎么可能不生气呢？齐国使团走到野王（地名），受到当地官员和居民的围攻，晏弱被囚禁。其余的人虽然侥幸逃脱，但也没跑多远，几天之后，蔡朝和南郭偃分别在原城和温城被抓。晋景公对于这几个人的遭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了地方官员和群众的所为；而朝中的诸位大臣中，虽然也有人认为这样做不妥，但是考虑到郤克的情绪，也不便发表意见。如果不是一个叫做苗贲（bēn）皇的人及时出现，晏弱等人很可能就成为晋国人的刀下鬼了。前面说过，楚庄王当政之后，斗椒发动叛乱，结果兵败身亡。但是斗椒的儿子贲皇并没有在那次战斗中被杀死，而是逃亡到了晋国，晋国人将苗邑（地名）封给他，因此又被称为苗贲皇。晏弱在野王被抓的时候，苗贲皇正好经过野王，看到了这一幕。回到绛都之后，他便摇着头对晋景公说：“齐国的大夫有什么罪呢？从前诸侯侍奉先君，都急急忙忙怕赶不上趟。后来又都说晋国的群臣不讲信用，所以诸侯才开始三心二意。齐侯怕得不到应有的礼遇，所以派这四个人来，又有人对齐侯说‘您不出国，晋国人一定会迁怒于我们的使者。’高固听到这句话，又逃跑了。剩下晏弱他们三个人，坚持履行使命，互相鼓励说‘如果因为我们而断绝了两国的友好关系，宁可被处死。’为此他们才甘冒风险前来赴会。我们应该好好招待他们，使来的人都受到感动，但是我们偏偏逮捕了他们，这样就证实齐国人说的是对的。我不知道这样做有什么好处？让逃跑的人有逃跑的理由，伤害了履行使命的人，使得诸侯都有看法，这又有什么用呢？”晋景公听了这番话，沉默不语，既不表示同意，也不表示驳斥。过了一段日子，晋国人故意放松了对齐国使臣的看守，他们趁机逃跑，先后回到齐国去了。值得一提的是，晏弱有一个很有名的儿子，叫做晏婴，历史上一般称之为晏子。断道会盟之后，士会正式向晋景公提出了辞呈，郤克接任中军元帅，晋国从此进入郤克主政时期。新官上任三把火。公元前591年春天，郤克上台不到半年，晋国就联合卫国发动了对齐国的战争。联军在阳谷（齐国地名）打败齐军。面对愤怒的晋国人，齐顷公不敢再调皮，亲自跑到设在缯地（齐国地名，在阳谷附近）的晋军大营，向晋景公求和。双方签订了和平条约，齐顷公承认自己的错误，表示愿意服从晋国的领导，并将公子强送到晋国当人质。阳谷之战规模不大，经历的时间不长，战况不激烈，双方死伤的人员也不多，因此在历史上没有什么名气。但是，齐国在阳谷之战的失败造成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自即位以来一直对齐国人俯首帖耳的鲁宣公突然鼓起了勇气，决定洗刷这些年在齐国人那里所遭受的耻辱，派兵进攻齐国。鲁宣公这样做，有趁人之危的嫌疑，但也有可能是逼不得已。据后人大胆猜测，这个决定并非鲁宣公的本意，而是被“三桓”之一的季孙行父所迫——公元前592年齐国的外交风波，季孙行父也是受侮辱的人之一，回国之后，季孙行父自然要缠着鲁宣公为他报仇，但都被鲁宣公拒绝了，理由很简单：人家晋国都没大动干戈，咱们鲁国又何必强出头？因为这件事，季孙行父一直不高兴，现在终于等到晋国对齐国动手了，他也找到了理由，再次对鲁宣公施压，强烈要求出兵讨伐齐国。在这种情况下，鲁宣公没办法拒绝他，也不敢拒绝他。要知道，“三桓”发起怒来，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于是鲁宣公提出，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齐国虽然新败，仍然远远强于鲁国，必须得到大国的支持，鲁国才能发动对齐国的战争。所谓大国，也就是晋、楚、秦三个国家。秦国和齐国一个在西，一个在东，压根是风马牛不相及，所以不用考虑。晋国刚刚和齐国签订和平条约，再度出兵的可能性基本为零，也不用考虑。这样就只有楚国可以依靠了，而且楚国应该也很乐意鲁国向它靠拢。公元前591年夏天，鲁宣公派使者前往楚国，请求楚庄王出兵帮助讨伐齐国。楚庄王用脚趾头也能算出这笔买卖所能带来的好处。按照一贯利索的行事风格，他没有任何讨价还价就答应了鲁宣公的请求，而且约定：秋天庄稼收割之后就出兵，请鲁国也作好相应准备。然而，到了那年秋天，鲁宣公没有盼到楚国的部队，反倒是收到了楚国人送来的一份讣告——楚庄王去世了。关于楚庄王的一生，后人基本给予正面评价。清代朱元英的观点比较具有代表性，他说：齐桓公和晋文公之所以称霸天下，是因为有管仲和狐偃，凡事都听他们的就行了；楚庄王手下的文臣武将，能力都不如楚庄王，大事全由楚庄王自己决定，而且他的所为基本符合天道人伦，就算错也错不到哪里去。恢复陈国，饶恕郑国，体现了他的豁达大度；不作京观，体现了他的仁义；同意撤军三十里，与宋军和谈，体现了他的诚信。楚庄王的内政、外交、用人，都是其内心对外释放的表现，往往宁可厚道，而不刻薄；将自己摆在退让的位置，而不跟别人争夺。朱元英还这样比较说：齐桓公和晋文公之美，在于他们善于表演；秦穆公和楚庄王虽然不善于装扮自己，胜在内心强大。单就功业而言，前两者也算是有圣人之功了；但如果说到道德建树，后两者则是君子所不能忘记的。对于鲁宣公来说，他并没有太多时间去给楚庄王盖棺定论。他现在火烧眉毛要解决的事情，是如何压制住“三桓”越来越嚣张的气焰。前面已经多次说过“三桓”的来龙去脉，在此不赘述。但是有必要介绍一下鲁宣公在位期间，鲁国各位权臣的世系：公孙归父：公子遂之子，鲁庄公之孙，因公子遂久居曲阜东门，又称为东门氏。仲孙蔑：文伯之子，公孙敖之孙，庆父之曾孙，也就是“三桓”中的孟氏。叔孙侨如：叔孙得臣之子，叔牙之曾孙，也就是“三桓”当中的叔孙氏。季孙行父：季友之孙，也就是“三桓”当中的季氏。其中公孙归父虽然不在“三桓”之列，但是由于其父公子遂对于鲁宣公上台有大功，受到鲁宣公的特别宠爱，因此也权倾一时，和“三桓”构成了鲁国的四大家族。早在三年前，即公元前594年，在季孙行父的推动下，鲁国进行了一次重大的经济改革，史称“初税亩”，即按田亩之多少来征收赋税。按照周朝的井田制度，田有公田和私田之分。公室主要靠公田的赋税收入作为其经济来源，而卿大夫阶层拥有的私田是不收税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卿大夫势力的增强，私田的数量越来越多，公田往往荒废不治。一些先进的国家已经逐步承认私田的合法性，主要依靠私田来维持国家的赋税。比如晋国，早在晋惠公时期就有了“作爰田”的改革，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鲁国在这时实行初税亩改革，可以说是公室与“三桓”等卿大夫之间的一次相互妥协——公室承认私田的合法性，卿大夫承认缴纳赋税的义务。从客观上讲，这次妥协增加了鲁国的财政实力，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但也使得“三桓”在与鲁宣公叫板的时候腰板更硬，嗓门更粗，因此《左传》对初税亩的评价是：“非礼也！”双方的矛盾一步步加深，终于图穷匕现。公元前591年秋天，也就是接到楚庄王的死讯之后不到一个月，鲁宣公派公孙归父访问晋国
三座主城在，能起到什么作用？想要挽回这一切，除非立即派援军。赵桓命令从西北防线上调西军参战，他点名要种、姚两姓将官出征。种，自第一代种世衡已降，第二代的种古、种谔、种诊、种谊都故去了，第三代的种朴战死、种师道衰病，只剩下了一个种师中。种师中号称“小种”，与兄长一样自青年起结发从军，历任环庆、秦凤两路的经略安抚使，是一个威名赫赫的老西北。姚，姚麟、姚雄与种谔、种古齐名，尽管出过姚平仲这样的妙人，但是几十年的威名仍然很有号召力。简单地说，种家的人狡猾聪明，无论是独当一面还是做一个将军，都有奇思妙想，在战场上灵动变化，既凶狠又狡诈。姚家的人只有一个特点，能打，是西军里最能打的熙河军里最暴力的世家。这一次姚家出战的人是姚古，他去救太原。剩下的河间、中山由种师中负责。公元1126年，宋靖康元年五月间，种师中出征。关于这次出征，一切都显得对立。从时间上看，正是时候。金军在二月时全面撤退，不只是东路的完颜宗望，西路的完颜宗翰也在退却中。他边退边打，在回军的途中连续攻陷了威胜军（今山西沁县）、隆德府（今山西长治市）。这对宋朝来说是噩耗，但也是机遇。这代表了金军主力的动向，他们在向云中老巢撤退，与太原、河间、中山等北方三镇越来越远。此时出兵，正是时候。但与之对立的是宋军的情况，种师中手边没人。这些年西军被大量抽调，为了保持西边防线的完整，迫于无奈只能不断地招募新兵。种师中的军队里新兵占一半还多，连常规训练都没多久，怎么能突然间拉上战场？这不是有没有战斗力的问题，是一个军人的起码素质都没能明确的问题。这有多重要，种师中懂，高高在上的天子宰相们却不懂，他们不管军队怎样，只管时机和需要。赵桓严令种师中必须迅速进兵，不然以“逗挠”论罪。逗挠，比战败更要耻辱，它是胆怯、避战、畏缩不前的同义词！赵桓准确地击中了种师中的要害，以种氏威名，绝不能忍受这样的罪名。种师中立即提兵出征，结果刚刚集结，新兵们就给了他一个惊喜。这帮新兵蛋子把刚刚发到手的军械，像神臂弓、箭枪牌、马甲等等，都拿到黑市上换了酒肉吃喝！“军人的起码素质都没能明确”，这是灾难性的。种师中就带着这样的部队，出井陉，向金军主动出击。一路行军，他们在杀熊岭（今山西榆次县东北）附近遇到了两个意外。第一，遭遇了金军。金军应该在围困三镇，这里距离太原至少还有一百余里，为什么会遭遇？第二，金军的战力。情报说金军的主力由完颜宗翰带出了国境，那么眼前的这支算什么？征战一生，种师中不会连巡哨和主战的都分不清。无所谓，哪怕面对的是完颜宗翰本人，种师中都无所谓。这一战他有进无退，前面哪怕是刀山火海，他都要踏进去。很多年以前，宋朝也有一个人，做过同样的事。陈家谷，杨业……哪怕必败必死，也要去战斗！这一天，种师中面对的敌人是金将完颜活女，此人是金军常胜将军完颜娄室的部下，女真建国期间，他活跃在第一线，以战绩为论，比很多阿骨打的近亲还要强。再强也没用，这时种师中的手里握有一张王牌，这张牌是金人之后十几年里的噩梦，实事求是地说，如果不是宋朝出现了两个现象级的非常规人物，那么这张牌，就是高居汉人战力巅峰的存在。张俊。时光流逝，当年十六岁走进军营当弓箭手的少年，这时已经四十一岁了。宋、金战争爆发，是一个民族的灾难，对张俊来说，却是机遇。他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在东明县（今河南兰考北）抗击金军，以战功升至武功大夫。这时跟种师中救援三镇，他是援军里的前锋。那一天，面对数万金骑，张俊冲了出去，开始了他的传奇军事生涯。从这一刻起，直到以后十五年期间，张俊是一面飞扬的旗帜，是宋人的军中之胆，在最后的日子来临之前，他是一位无可争议的军人。杀熊岭，宋、金前锋对决，张俊以少胜多，西军真正的战力让金军震惊，他们想不到会败在宋人的手下，他们死了多少人没有准确记载，他们被缴获的战马就在千匹以上。张俊建议乘胜进击，一鼓作气突破金军的封锁，去救援三镇，顺便背靠坚城抵敌。种师中反对，一来天晚了，士兵们一路行军突然遇敌，没有休整过；二来他要等待姚古。他和姚古曾经约定先会合再赴援，这时如果姚古能如约出现的话，无疑会胜算大增。一夜过去，姚古没有出现，限于古战场的通讯能力，他不知道姚古几乎同时遇敌，在隆州谷（现山西祁县一带）正与金将拔离速激战。天明时分，种师中等来的是金军的全面进攻，数万骑兵冲击过来，这回参与的再不是少数的精锐，而是拼全军的素质。种师中的新兵蛋子们成了战场上最特殊的一群人，想想连军械都没有的要怎样作战呢，玩空手搏击？这个笑话很冷。新兵所在的右军、前军迅速崩溃，把种师中的中军暴露了出来。金军的骑兵蜂拥而至，配合的默契简直像军前哗变一样。这时种师中仍然还有活路，他可以选择后退，收缩兵力边战边退，相信金军会明白太原和援军哪个更重要，不可能一路追击直到赶尽杀绝。可是那样，等待种师中的会是生不如死，他得回去等着赵桓的进一步侮辱。那么死战吧，种师中的中军不动，从几千人拼到几百人，直到他本人都受了四处重创。最后的时刻来到，种师中和他的幕僚、亲军全部战死……他终于用生命证明了自己的勇敢，种姓家族里没有懦夫。这是有意义的吗？在时光的长河里，人们记住的是种师中的部队被金军全歼，他不仅没能解救围困中的北方三镇，更把宋军有限的机动部队损失了很多，同时，也把宋军的士气进一步磨灭。几乎全是错，全是耻辱。但是，到底是谁阻止了种师中变成真正的种家军的呢？种家的人在战场上从来不是蛮牛，他们是聪明狡诈的狼，知道后退、迂回、挑逗、突进，战况不利军力不足，他们最可能用的办法是拖着金军一路后撤，把敌人远远地调到三镇的远方，那时自然会分解三镇的压力，甚至造成友军前进的空隙。这都是最简单的军事常识。这件事不必再多说了，一切都归功于神奇的赵桓。在他的领导下，种师中败亡，姚古败亡，这让金国更清晰地看清了宋朝的现状。这些还是次要的，对于怎样搞定金军，解除女真人的威胁，赵桓还有更创意的表现……在金军从开封撤退的时候，赵桓悄悄地挽留了一会儿金国的使者萧仲恭，塞过去大笔金银财宝以及一封信。信是写给现任金国高级军官耶律余覩的，赵桓希望耶律余覩回忆从前，你是辽国的皇族，辽亡于金，你难道不想报仇吗？我可以配合你！这封信被萧仲恭上缴给了完颜吴乞买。吴乞买的惊诧远远大于愤怒，这一刻，他深深地看清了宋朝皇帝的本质，那一定是个脑残片吃多了的残障青年。想反间很正常，但最起码要找个靠谱的通信员吧，你不能用金国的官方大使替你送策反信给金国的大将吧！并且严重提醒一下，要精确掌握被策反人的实际情况。耶律余覩是辽国皇族不假，但一来被辽国皇帝逼得家破人亡；二来这时在金国的地位比在辽国时更高，以刚刚过去的第一次伐宋战争为例，金军的左路军主帅是完颜宗翰，元帅右都监就是耶律余覩，是左路军里的第三号人物。宋朝得拿什么条件才能收买，仅仅是所谓的“国恨家仇”？这件事之后，我把宋钦宗赵桓的一生重新审视了一遍，可以公布一个真理了。——赵桓这一生没做过一件正确的事，从他走上神坛当皇帝开始，直到他死，绝对没有一件是正确的。其中包括杀六贼。杀六贼的时机没掌握好，杀得太晚了，比如童贯，绝对不能让他带着正规军去追赶赵佶，险些造成江南小朝廷。而且杀完之后，做得更错。他把六贼的子孙亲族都发贬到了江南，把被六贼历年外贬的官员子弟们赦回京城。京城不久之后会发生什么，大家都知道吧。尽管这不是赵桓主观意愿去做的，但他就是做了。这说明了什么呢，只能说他是个震古铄金独一无二的衰仔，无论谁只要和他贴边，都会死得超难看。截止到这里，赵桓以及宋朝官方在东京保卫战之后的举措都做完了，他们成功地压制了己方的振作分子，让李纲、种师道等人屈辱地活着，并且完美地激怒了金国，让对方没理由不再次发兵侵略。时间一天天地过去，公元1126年，宋靖康元年的八月份临近了。八月，是一切的终结月。在这之后，神州板荡中原陆沉，汉人史上前所未有的耻辱即将到来。在这之前，我们要稍微回头望一眼，看看曾经的国之少年们，他们都怎么样了。第二十二章烈日骄阳，男儿雄壮种师中全军覆灭的那一天，张俊率领前锋营在乱军中杀出了一条血路，从几万金骑中突出重围，且行且战，一路向南。到达乌河川时，他们又遇上了金军。这时张俊身边只剩下了几百人，人困马乏各带战伤，以常理度之他们死定了，想跑都没了力气。张俊在这种情况下率军出击，向金军主动挑战，以几百人的战力再次冲破重围，在他身后，地上躺着金军五百多具尸体。他回到了国内，在信德附近休养部队。他关注着局势，默默地等待自己的机遇。他是聪明的，更是机敏的，不久之后，他准确无误地找到了自己一生事业的起点。刘光世的日子过得有点苦。幽燕战役之后他老爸被撤职，他本人因为失踪连降三级，这意味着他的衙内生活到头了，并且要到基层去从头干起。他回到了西北。一年多的时间里，刘光世打起精神踏实工作，先是亲自出马剿匪，把在浚州抢劫的河北籍巨匪张迪打散，这让他官复原职，重新当上了鄜延路马步军副总管。看来衙内的人脉还是很广的，一次剿匪就升了三级的官。之后金军围困开封，西夏也没闲着，乘机发兵西北，想趁火打劫。刘衙内当时驻扎在杏子堡，正好是西夏的进兵要道。话说刘光世在有压力有动力的状态下还是非常可怕的，在杏子堡他把西夏人打得灰头土脸往回跑。刘衙内再次高升，荣任侍卫马军都虞侯。他将在西北等待机遇，不久之后天下大乱，每个人都无所适从，而刘光世却超级敏锐地看准了一条光明之路。这条路在当时只有他敢走，这是刘光世最了不起的地方，他的一生都是这么的准确。他在听话与不听话之间摇摆，要命的是，他每次都能准确无误地判断出什么时候应该听话，什么时候应该不听话。无论是听，还是不听，都让他加官晋爵，富贵终生！这段时光里，最幸福的人是韩世忠。他在失意郁闷中突然得到命运的青睐，遇到了一生中的挚爱。那是在平定方腊之后的庆功宴上。宴会设在京口，“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王安石的诗可以当账簿可以当地图，一看就知道，是在长江边。宴会的规格很高，席上有禁军、西北军的高官，有抢他功劳的辛兴宗，有即将登上人生之巅的童贯，当然，也有官妓。官妓，是古代官员们的一种福利设施，一般来说只接待官员，不对外开放。她们有的是被抄家的官员女眷，有从小被特殊培养的女孩儿，无论是出于培养还是官宦子弟的素质，她们都有不错的文学水平，可以陪着政府官员们讨论人生做做游戏。不说这些操蛋制度了，继续韩世忠的这次宴会。韩世忠是承节郎，上这种席面很勉强，他也无心去应酬那些高官，一个人躲到角落里喝酒吃肉。那样子，说他落落寡合很孤单也成，说他洒脱自在很自我也成，反正他游离在人群之外，而光怪陆离的欢场里，也没有谁去在乎他这个小人物。生擒方腊又怎样，仍然只是个马仔而已！就在这时，有一个官妓离开那些大人物，向他走来。这个女孩儿敬重他，崇拜他，在他最失意落寞的时候欢娱了他，而他也在这个女孩儿的身上找了很多的共同点。这女孩儿的父亲、兄长都是宋朝的武官，在对抗方腊的战争里失败，这是个罪名，足以让没有根基的官员掉进万丈深渊，这女孩儿的家被抄了，她成了官妓。可这并不能改变她，她生有神力，开硬弓射两百步，弓马娴熟，即使放在禁军里也是头等战士。两个同在困顿中的人相遇了，他们走到了一起，韩世忠替她赎身，娶她为妾，之后戎马倥偬，这个女孩儿陪他走过了前半生。她姓梁，相传名叫红玉。平定方腊之后，韩世忠调防了，从西军调进了禁军，成了京城里的精锐。时间回拨，当完颜宗望的东路军杀奔开封城时，京城里的精锐在干什么呢，相信大家都还记得，一个叫梁方平的死太监，带着他们去了黄河的北岸。据说是要阻敌军于国门之外，让黄河真正变成天险。这次行动简直是个灾难，梁太监在黄河岸边纵酒狂欢，当金军临近时直接逃跑。可惜他慢了点，金军的速度太快，追了上来。当时千军万马乱成一团，绝大多数的宋军只想着逃跑，有一个人却不一样，他挥舞长戈杀出重围，冲过了对岸，没急着跑，而是把桥烧了。烧完之后，他更是与众不同，没有四散开逃跑，而是和金军赛跑，抢先一步跑回了开封城。这在当时没几个人敢做或者能做到，第一和金军骑兵赛跑难度很大；二来谁都知道开封是金军的主攻目标，这时回去不异于自投罗网。韩世忠进开封城时，宋朝的皇权刚好交接完毕，他被新皇帝召见，咨询前方战报。如此这般，他升官了，成了武节大夫，参与了之后的东京保卫战。金军退走之后，整个北方治安大乱，不去说私人性质的强盗武装，连正规军都造反了。当时胜捷军被金军击败，监军执行战场纪律，把将军张师正砍了，下面的军校立即哗变，几万人造反，淄、青两州失去控制。开封城没办法，再没人也得去剿匪。韩世忠就在这次的行动中。照例，他仍然是前锋，带着几百个人渡过淄水河，向叛军靠近。那可是几万人的正规部队！韩世忠想了想，把铁蒺藜拿了出来，扔在了身后的岸边，他命令：“进则胜，退则死，走者命后队剿杀。”完全是破釜沉舟不留后路。第二天，韩世忠带着这几百个人出发，正面挑战几万人。这个比例让人绝望，查一下古今战史，能在这种比例下获胜的人哪怕有，也都是凤毛麟角，并且一生只干过一两次。韩世忠不一样，他把这种事干到了一个空前绝后的地步。他习以为常。韩世忠这辈子就没打过以多欺少的仗，每次都是以少胜多，别管内战外战都一样，换女真人上来也一视同仁。对于这一点，很久以后他的那位战绩比他还强的同事也很郁闷，他的韩二哥把全世界都骗了，哪怕在宋朝内部，也没人敢相信鼎盛时期的韩家军居然只有……那么点兵力，但却控扼长江，阻敌于第一线！回到这次剿匪现场，他把这支叛军惹火了，这帮人没法穿越到几十年后知道他韩世忠是何许人也，他们就知道自己是几万人的正规军，哪怕是叛变了，也不带这么欺负人的吧，几百个人就想来剿我们？冲动中，他们的首领，原校级军官李复摆开阵势决定亲自出马。悲剧开始了，别说是他，就连以后的金国四太子殿下敢把身体暴露在韩世忠的视线里都有生命之忧！这位李校官当场被砍死，他身后的好几万人吓呆了，集体呆滞之后选择逃跑。这就形成了一个很少见的场景，几百个人追着几万人跑，不停地追，不停地跑，持续了整整一天，到夜幕降临之后，双方才决定停下来歇会儿吃点饭。黑暗里，一大片的叛军点起了篝火想心事，明天怎么办呢？想想白天那人，他们感觉人生真是没意思透了！正在想着，那个人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韩世忠一个人骑马进了叛军的营地。他当然不能一个人砍死好几万，他只是来带个话，说后面的剿匪大部队到了，最晚天亮就会发起攻击，你们是投降呢还是投降呢还是投降吧！好几万人都点头，韩大人真仁慈，这时候还给了俺们一条活路，真是个好人……天亮之后，他们再一次呆滞，根本没什么大部队，仍然还是昨天那几百个人。他们还是投降了，实在是受够了。韩世忠再一次升官，左武大夫、单州团练使，驻防滹沱河。这样，他成了中级军官，别管大小，有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单州的生活是短暂的，没多久他接到了一
英王之后金励衡口述时间：2005年11月23日地点：北京西城区南樱桃园回民医院家属宿舍访谈者：定宜庄在场者：岑大利注136[访谈者按]老北京人常说的“穷德胜门，恶果子市，不开眼的绦儿胡同”，指的是顺“穷西北套”往东延伸到德胜门城根儿的一带地区。“穷德胜门”无须解释，至于“恶果子市”，是做干鲜果品生意的市场，既然是做买卖，就有欺行霸市各种勾当滋生，故曰“恶”。而绦儿胡同中有很多人以捡破烂儿为生，便被嘲笑为“不开眼”。由此可知，生活在这一带的应以穷人居多。但金励衡却是“天潢贵胄”，注137他的先祖是英王阿济格，那个最受努尔哈赤宠爱的大妃所生的幼子。虽然他这一支的祖上已不再是府门儿的王公，但从他的叙述来看，他家的败落是自清朝覆亡才开始。虽然金先生更愿意与我谈论那个被逼殉葬的大妃以及她生的小哥儿仨(即多尔衮、多铎和阿济格)的故事注138，但我感兴趣的却是他祖父在家庭败落之后，在果子市经营果品的经历。前面谈到，清亡后的满洲皇族，较著者多以作画与写字为生，还有很多靠变卖家产度日，像金励衡的祖父这样全凭自己的才能经营商业并且游刃有余颇为成功，在爱新觉罗子孙中，是一个很罕见的形象。与前面毓旗的口述一样，这是又一个由孙子讲述的爷爷的故事，自有与“穷西北套”那三位女性不同的视角。金励衡医生接受访谈时为74岁，退休前是北京市宣武区(今西城区)回民医院的副院长。《爱新觉罗宗谱》中金励衡家族支脉一览：
1.祖父的生意
金：我祖父的父亲，我的老祖啊，那会儿就指着吃国家的钱粮，皇上给的国家给的，一个月给多少钱给多少粮食，反正到时候就给。那会儿对老头的评价就是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什么本事都没有，反正有吃有喝吧。可是后来就越来越没落了，生活就不够了。我祖父哥儿三个，我祖父行二，一个哥哥一个弟弟，还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就是同母生的，要是叔伯的就多了去了。我那个大爷爷，他是御前大臣。定：御前侍卫吧？金：对，御前侍卫。那会儿反正是光绪了，溥仪了，我祖父要活着100多岁了么，他是我祖父的哥哥呀。辛亥革命以后什么不干，有点儿积蓄，家里头挺破落的。他后来半身不遂，结果我那大太太，满族不是管奶奶叫太太么，大太太就把我这大爷爷送到我们家去了，送到他弟弟这儿来了等于。她不管，反正她经济也困难。我祖父反正那会儿有钱吧，和我父亲，吃喝拉撒地就照顾着。后来见好了，就拄一拐棍在院子那儿遛弯儿，现在我那印象还挺深的。后来第二次脑出血还是怎么就死在那院子了，就在那院子我祖父还给搭的棚办的事儿。我祖父的弟弟呢，我管他叫三爷爷，就更破落啦，挺聪明的人什么也不干，靠我祖父一个月给多少斤杂和面儿。老找我祖父要钱来，也早就死了。我祖父还有一个亲姐姐一个亲妹妹，她们的爱人也都是侍卫，等于大清国一不行就都不行了(笑)。她们都住在西直门那块儿。我祖父的妹妹住在桦皮厂，现在还有，我祖父的姐姐住在后桃园，靠城根儿，西直门里头。现在这前桃园、后桃园可能没了。定：那不都是过去特穷的地方，是“穷西北套”吗？金：穷噢！我们原来住的地方也是穷啊。从我老祖来讲，是什么也不会干，就指着吃钱粮。到我祖父那儿呢，就苦了，生活就没有着落了。我祖父什么都做过啊，摆摊卖白酒，卖过煮饺子，做莲花灯，原来七月十五不是放莲花灯吗？什么都会。他没什么技术也没什么文化啊，我祖父连小学都没上过。后来就在果子市卖力气，当时叫伙计。我祖父一个肩膀能扛300斤栗子，那不容易啦。后来商店的老掌柜死了，一看我祖父也挺能干也挺吃苦的，就让我祖父接着做这个商店了，就熬到当了掌柜的。这个商店原来叫老合店，我祖父接过来以后就叫合店存记，我祖父那辈不是姓存么，所以老本家老亲戚都管我们叫果子市存家，一提果子市，就知道是我们了。5路汽车不是还有果子市一站呢么，现在不叫果子市了，叫鼓楼西大街了。北京的果子市原来有两个，这个叫北市，前门那个叫南市。南市大北市小，都是卖干鲜果的。注153我祖父原来卖鲜果，后来鲜果里边呀太累太乱，就专门卖干果，栗子、枣。我祖父赚钱主要就赚在这栗子上。另外我祖父还是一个商店的股东，果子市最大的商店，叫泉德长，卖百货的，就是杂货店。定：他到哪儿进货去呀？金：货全是从德胜门进来的。定：他是不是就到德胜门那儿趸栗子去？金：人家给送。平谷的、顺义的、昌平的、怀柔的，山里人啊，一到栗子熟了，就赶着骡、驴子，不用马，马根本扛不动。那也很辛苦的啊，头天晚上半夜三更就起来了，什么时候到德胜门？第二天的下午才到德胜门哪！到德胜门把这货物啊，栗子也好，枣也好，就都卸到商店里边，人跟牲口就都住大车店了。人吃饭，牲口吃草，那儿都有大炕，几十米长的大炕。哎，第二天，才过秤。我还记得小时候看见当地送货的农民，有的还留着清朝的辫子。有的把辫子铰了呢，就跟现在男的似的，留着跟女的似的头发。我还挺奇怪的，这男的怎么梳辫子，怎么留那么长头发呀。现在琢磨呀，怀柔、延庆那边净是满族，密云檀营注154，怀柔的喇叭沟门儿注155，那不都是满族么。然后小商小贩上这儿来买来，就是搞批发。核桃、山楂，晾干了的柿饼儿。杮饼就是串儿的那个，也叫串饼，用麻绳串一大嘟噜。定：都挂在身上？金：(笑)山里红才挂着哪，杮饼可挂不了。还有庚饼，就是现在那高庄杮子，一个儿一个儿的，杮饼就是串儿的。庚饼不太甜，可是杮饼甜。定：有人吃么那会儿？2.关于祖上的故事
定：关于您祖上的那些事，您是怎么知道的？是从小听老人说的，还是后来学满文的时候自个儿从书上查的？金：这个啊……反正说来话长啊。队人马赶回时明军才扭转被动局面，击退清军，明军也损失惨重。明军本打算奇袭清军军营，为什么自己的老窝却险些被人端了呢？原来皇太极见洪承畴还没打就退兵十里，料定其中有诈，于是就做了布置，发生了前文的一幕。皇太极估计明军遭此惨败，势必撤退，于是派兵在杏山、塔山埋伏，自己亲率大军严阵以待。天一黑，探马来报，明军撤退，皇太极当即率军进攻撤退的明军，洪承畴、邱民仰、曹变蛟、王廷臣率军迎战。那王朴、唐通、白广恩、马科、杨国柱、吴三桂哪去了呢？原来他们因粮绝，奉命退回宁远，他们在途中来到杏山，与清军遭遇。明军因刚吃了败仗，心里有阴影，都吓得腿打哆嗦，勉强与清军交战，王朴在激战中率军翻过山头逃入杏山城。剩下士兵见清军刀削剑剁，凶悍异常，不由得心惊胆战，争先逃走，当即旗子也倒了，队伍也乱了，不复成列。此时忽听山腰里鼓声如雷，杀出一支人马，打着明军大旗，将领们还以为是宁远救兵，谁知到了面前，这支人马不杀清军，只杀明军，弄得明军脑子更乱了，霎时间七零八落，大部被歼，残部逃入杏山城。清军也不追赶，随即退走。八月二十四日，逃入杏山的吴三桂、王朴率残部向宁远进发，遭到清军伏击，败退至高桥，皇太极早已设伏于高桥，吴三桂、王朴所部一到，多铎就率军杀出，吴三桂英勇血战，方和王朴一起杀出重围，两人仅以身免，部队几乎全军覆没。事后，吴三桂因英勇而没被追究责任，王朴则因为之前的畏葸不前而被崇祯斩杀。在洪承畴各部被击溃的同时，逃到塔山附近的明军，前有大海，后有追兵，他们视死如归，张开臂膀，用自己的身体阻挡密如飞蝗的清军箭矢，只要还没倒下，就这样凛然矗立，仿佛一组铁铸浸血的雕像，最终全军覆没……（“赴海死者，以数万计，浮尸水面，如乘潮雁鹜，与波上下”。高士奇《扈从东巡日录》卷上）明军损失惨重，仅松山激战就战死五万三千七百八十三人，损失马匹七千四百四十四匹，甲胄九千三百四十六副。此时洪承畴的局面也更加不妙，他与清军混战许久，清军越聚越多，他于是率军向西退走，但西面清军甚多，无法杀出，于是他退入松山城，清军随即包围松山城。从崇祯十四年（1641年）八月二十九日起，洪承畴开始困守松山，松山地形中凹，恰如盆地，松山城就在盆底，此时的洪承畴在皇太极眼里也正如这地形一样，已成瓮中之鳖。一天后，从塔山回来的清军报捷，说明军全被赶进海里淹死，皇太极大喜，说：“洪承畴插翅难逃，现在咱们劝降吧。”范文程说：“招降洪承畴还没那么容易，咱们应先给他的部下写劝降书，射入城内，扰乱他的军心。”皇太极按他的计策行事，因射入的信被洪承畴的亲信看见，因此无人敢降。此后洪承畴仍然苦苦支撑，九月洪承畴、曹变蛟率军突围，但突围失败。十二月，洪承畴亲率六千军队于夜晚冲击清军大营，被皇太极斩杀四百人，突围又失败。再往后洪承畴“欲战则力不支，欲守则粮已竭，欲遁又未敢成队而出”（《东华录》卷三），最终城内粮尽，杀马为食，马吃光了，城内的骑兵都成了步兵，人相食。直到1642年二月的一天，皇太极觉得时候差不多了，召开秘密军事会议，李永芳说：“城内副将夏承德是我的老朋友，我给他写封信，射入城中，劝他投降，但此事需秘密进行。”皇太极说：“这可怎么办呢？”范文程说：“臣料松山已粮尽，想突围，现在咱们放开包围圈一面，他必然突围，我派伏兵堵截，他定然回城，趁此机会，派我军间谍混入城内，便可把信交给夏承德，秘密行事。”被皇太极采纳。当夜松山西面的清军撤去，果然曹变蛟开城突围，被清军打回，清军间谍趁机混入城，见到了夏承德，他同意做内应。第二天黄昏，夏承德与清军里应外合，清军攻城，王廷臣、曹变蛟战死，邱民仰自刎而死。洪承畴也拔剑要自刎，突然又想我还是留全尸，上吊吧，刚要上吊，就被人抱住，捆起来，抱住他的人是夏承德，捆他的人是李永芳。这一天是崇祯十五年（1642年）二月十八日。清军破城后将近两万明军士卒全部被杀死，但城内小男孩和所有女人共三千一百一十三人免死，清军缴获甲胄一万五千二百六十七件，各种火器三千二百七十三件。松山沦陷后，皇太极将松山城夷为平地，以防止明军再收复后拒城坚守，而后集中力量打锦州城，锦州城已经被围两年，城内人相食，且祖大寿得知援军已经全军覆没，困守无益，最终于崇祯十五年三月八日投降，皇太极接纳了祖大寿的投降，而后把锦州城男女老少杀得一个不留。祖大寿投降后，他麾下的汉族士兵都投降了，只有几千蒙古族士兵誓死不投降，清军于是设宴招待这些人，并让他们在进入宴会前把弓箭和刀剑放在外面。蒙古人实在，不知有诈，就进去了，进去后被“驱出平野，以铁骑蹂之”，蒙古人骁勇善战，赤手空拳跟满清八旗兵对打，还从八旗兵手中夺取刀剑来反击，虽然全军覆没，但是也给满人带来很大杀伤，“如此忠勇，华人所罕。”“老祖（祖大寿）之受困锦州也，虽未歼贼，足可以溃围一战，安坐观望，任其事去？顾以四世元戎，忝厥祖，负皇恩，甘心降虏，终至隳节，纵归黄泉，其不愧于蒙兵乎？”（朝鲜李渲《松溪集》卷六《燕途纪行》）得知祖大寿投降的消息后，皇太极命人立刻将祖大寿送到盛京。当祖大寿跪倒在崇政殿时，皇太极亲自将他扶起，“你上次背叛朕是为了你的主子，为了你的妻子儿女和宗族。朕曾经对大臣们说过，祖大寿一定不能死，如果以后再次投降，朕也决不会杀他。事情过去就过去了，只要以后能够尽心尽力地辅佐朕就可以了。”祖大寿被授予汉军正黄旗总兵的职位，1665年祖大寿病死。朝鲜人对祖大寿的评价可谓最为精当：（祖大寿）以孤军抗大敌，累次大捷。清兵每出，万不千还。其战壮矣。内官用事，天子不知士马饥困，仍遂被围。今观外围之形势，坑堑三重，周回百里，飞鸟也难越，然犹数年支撑，粮尽遂屈。其守亦坚矣。既能战又能守，而何独不能死耶？尔非明朝老将乎？（《燕行录全集》卷十八）皇太极攻陷锦州后，派济尔哈朗、多尔衮、豪格对塔山发起进攻，朝鲜谢恩行副使、右参赞申濡的《燕行录》中《塔山堡歌》的序言记载了大明塔山保卫战，连日苦战，七千塔山守军被打得还剩一千多人，守将佟汉邦召集城内军民说：“我军士卒死伤殆尽，粮食匮乏，大家都知道我们撑不了一两天了，我必须自刎方才能尽忠，你们可以拿我的首级来投降，我不忍心看你们这一千多人像鱼肉一样城破后被清军宰割。”大明塔山最后的忠勇将士听闻此言，一起放声大哭，没有一个愿意投降的。最后大家商议使诈术来坑清军，跟清军鱼死网破。塔山守军与清军约定，清军入城受降，而城内则到处埋好地雷。第二天开城门，清军进入，“人马阗入盈城，而炮火迅发，呼吸之顷，焱举烬灭，一城荡然，蔑遗纤芥云”。清军入城受降的所有人都被炸死了，守军最终与清军同归于尽。顺治八年，朝鲜麟坪大君李渲出使北京，途经塔山时面对战后废墟赋诗《塔山所怀古》：“万古惊心此地事，满城屠戮一无余。男儿一死何须恨，凛凛英名竹帛书。”七千英烈殉国的塔山保卫战就说到这，塔山沦陷后，辽西走廊宁远以北仅剩杏山还在明军手中，皇太极对杏山发起进攻，四月二十一日，杏山明军投降，至此，历时将近两年的松锦大战结束。松锦大战，可谓继萨尔浒之战后又一个明亡清兴转折点，谈迁《国榷》说：“九塞之精锐，中国之粮刍，尽付一掷，竟莫能续御，而庙社以墟矣！”乾隆说：“我太宗大破明师十三万，擒洪承畴，式廓皇图，永定帝业。”嘉庆皇帝《望松杏即事》：“兵集十三万，亲征统八旗。粮空营谩守，胆怯力难支。退遁奔无暇，追到扫克期。书勋阐谟烈，嗣服仰丰碑。”“忆昔王师压锦城，十三万众集明兵。文皇二白风云疾，胜国千年草木惊。承德承畴皆背主，山松山杏尽连营。追惟创业诚非易，仰见神谟速且精。”松锦大战就说到这，咱们说说洪承畴。松锦之战战败后，洪承畴被俘，随后押上囚车被送往沈阳，在囚车上他赋诗道：“万里愁云压槛车，封疆处处付长嘘。王师已丧孤臣在，国土难全血泪余。浊雾苍茫就死地，慈颜凄惨倚村闾。千年若化辽东鹤，飞越燕山恋帝居。”可见此时洪承畴是决心殉国的，并无投降之意。四天后他被押到沈阳，开始软禁，他于是绝食。《蕉窗雨话》（清佚名著）绘声绘色地写了洪承畴投降的一幕。绝食三天后，皇太极得知洪承畴好色，每日派十多个美女陪伴，也没效果。当夜，皇太极的庄妃（未来的孝庄）得知洪承畴好色后，对皇太极说：“臣妾愿以身去招降洪承畴。”皇太极：“朕贵为国君，怎能戴绿帽子？”庄妃：“主上息怒，臣妾全是为了国家。”皇太极：“好吧，你好自为之，别让后人耻笑。”庄妃来到洪承畴被囚之地，问：“这是洪经略吗？”她的声音清脆，好似九转黄莺，呼出的空气如兰花般清香，洪承畴不觉睁开了眼睛。庄妃问：“先生要殉节吗？”洪承畴很惊诧，“你是何人？怎么知道我？有何事？”庄妃：“我不是吃人的，别害怕，先生矢志殉国，最可怕的不过一死，害怕什么？”说罢她嫣然一笑，媚态撩人。洪承畴：“我不怕死，你能陪我待会吗？”（上钩了）庄妃：“妾是带着菩萨心肠来拯救先生脱离苦海的。”洪承畴：“你要劝降吗？我心如磐石，不可逆转，请不必多言。”庄妃：“先生别轻视我，我虽是女子，但颇知大义，先生如果殉国，则忠贯日月，义薄云天，凡血性之人无不敬爱先生，我岂忍夺先生之志？”洪承畴：“即使这样，你来也一定是要干些什么。”庄妃：“先生绝食不是决意求死吗？然而绝食没有七八天死不了，在将死未死之时饿火中烧，心绪潮涌，头晕目眩，其痛苦百倍于死。妾心慈善，怎能忍心看先生受这种苦？所以妾煎了一壶毒药汤给先生，先生所求是死，绝食而死与服毒而死一样。先生如果怕死就算了，如果不怕死，请喝完这壶毒药。”洪承畴拿来壶喝了几口，庄妃说：“先生就是这样也死不了，先生的禄寿未尽。”洪承畴急忙问：“你说什么？我意已决，不死不休！”随后将壶中毒药一饮而尽。庄妃笑着说：“壮哉先生，竟能视死如归，我不胜钦佩。然而妾还有一言，离家万里，身丧异国，逝者已矣。您此时与深闺少妇在一起，秋月春风，此情此景，情何以堪？如先生这般多情的人难道不能做点什么吗？”洪承畴泪如泉涌，说：“事到临头，怎能重来？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庄妃：“殉国在先生自己看来是忠贞不贰，无愧臣节，由我观之，都不值识者一笑。”洪承畴：“你的话什么意思？难道降将反而被称为识时务的俊杰吗？”庄妃：“先生是明朝柱石，国家栋梁，栋梁都断了，国家托付给谁？为先生打算，应该忍辱一时，逐渐图谋恢复，才不辜负明朝重托。不这样做，白白学匹夫匹妇那样在河边上吊，对国家有何益？尽管道理如此，但人各有志，先生既已服毒，还是少安毋躁吧。”随后庄妃又说：“先生对家人有遗言吗？你我二人既然相遇，青鸟之职是后死者的责任，有什么对家人说的话就告诉我吧。”洪承畴哭得更伤心了，庄妃用手帕给洪承畴擦眼泪，还说：“先生别悲伤。”庄妃身上的脂粉香气袭人，洪承畴心动了，他摸着庄妃的胳膊，觉得皮肤滑如凝脂，柔若无骨，此时洪承畴几乎忘了自己是阶下囚。到第二天早晨洪承畴也没死，因为其实毒药是人参汤，第二天，洪承畴和庄妃一起去见皇太极，洪承畴投降了。这就是民间所说孝庄劝降洪承畴的故事，但如此绘声绘色的描写，一看就是小说家之言，且孝庄是蒙古人，会蒙古语，也会满语，但根本不懂汉语，无法与洪承畴交谈，难道他们二人见面还要带翻译不成？再者，皇太极之阴狠，绝不会牺牲自己的女人来招降一个汉官，因此，此说纯属虚构。那么洪承畴究竟是如何降清的呢？《清史稿·洪承畴传》记载，皇太极命吏部尚书范文程前去劝降。范文程至，洪承畴大骂他，范文程强压怒火，不提招降之事，与他谈古论今，同时悄悄地察言观色。谈话之间，梁上落下来尘土，掉在洪承畴的衣服上。洪承畴把灰尘擦掉了。范文程不动声色，告辞出来，回奏皇太极：“承畴不死矣。洪承畴对自己的衣服都如此爱惜，何况他的生命呢？”皇太极接受了范文程的意见，对洪承畴倍加关照，恩遇礼厚。这天皇太极亲自来见洪承畴，皇太极问寒问暖，见洪承畴衣服单薄，当即脱下自己身上貂裘，披在洪承畴的身上，问：“先生冷吗？”洪承畴看了看皇太极，说：“真是命世之主呀！”当即叩头请降，随即剃发易服，归顺清国。皇太极大喜，对洪承畴厚加赏赐，众将不悦，纷纷说：“陛下为何对洪承畴这么好？”皇太极：“我们栉风沐雨几十年，最后为的是什么？”众将异口同声：“进取中原！”皇太极笑着说：“我们这些人入中原就像瞎子走路一样，我今获一向导，安得不乐！”这是洪承畴降清的说法之二。《啸亭杂录》的记载与此相同。《甲申朝事小纪》记载，洪承畴不愿投降，皇太极为显示大度，将洪承畴释放，洪承畴在马上要进入山海关的时候，遇到了自己家仆，看见家仆白衣素服，于是忙问谁死了，他的家仆看见洪承畴，便以为自己是活见鬼了。于是两人一聊才知道，在北京的崇祯以为洪承畴战死了，在京城祭奠洪承畴，派洪承畴的家仆出来寻觅洪承畴的遗骸。家仆说：“现在如果您回去的话，您统率的军队全军覆没，镇守的城池也都沦陷，纵然是君恩宽大，满朝文武，岂能容纳您？只要回去就有不测之祸！”洪承畴于是调转马头，彻底投降了清朝。这是洪承畴降清的说法之三。《甲申朝事小纪》的记载显然不对，历史真相是：崇祯得到的消息是洪承畴已经殉国，于是便为他写了祭文，亲自为他举行葬礼。“在李自成、张献忠这些贼寇肆虐的时候，是洪爱卿扫荡秦蜀，万里驱驰，天下皆知洪上将军之辛劳，三载奋力剿贼，眼看就要大功告成，三秦大地重见尧天舜日之时。北面虏骑入犯，烽火遍燃于幽燕。畿辅重地被胡虏铁蹄践踏，京师戒严。朕不得已诏卿勤王，爱卿星夜兼程北来。平台召见，咨以方略。任命爱卿为蓟辽督师，倚为干城。海内板荡，君臣共休戚之感；关外糜烂，朝野乏战守之策。卿受命援锦，亲临战阵，未能告捷，壮烈殉国，遂成国殇。呜呼痛哉！”“自卿在松山被围，半年以来，孤城远悬，忠眸难望一兵之援；空腹坚守，赤心惟争千秋之节。慷慨誓师，将士闻之而气壮；擂鼓督战，夷狄对之而胆寒。大臣如此勇决，自古罕有。爱卿可以与唐朝安史之乱时守睢阳的张巡相比肩。无奈城内弹尽粮绝，士兵只得掘地三尺挖出老鼠来充饥，但这无异于杯水车薪，最终叛将献城，终至一朝瓦解。然爱卿犹督兵巷战，狂呼杀敌，身骑弱马中箭后，步战杀敌；手刃数虏，血满袍袖；两度负伤，仆而再起；正欲自刎，群虏涌至，遂致被执。当此时也，战鼓齐唁，星月无光，长空云暗，旷野风悲，盖忠贞格于上苍，天地为之愁惨而陨泣！”“闻卿被俘之后，矢志不屈，蓬头垢面，骂不绝口。被囚车押解北去途中，时时回首南望，放声痛哭。一至沈阳，便即绝食。虏酋百般招诱，无动卿心。佳肴罗列于几上，卿置若罔闻，毫不动心而静坐；艳姬侍立于榻前，卿大义凛然，背对艳女而怒斥。古人云：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慷慨与从容，卿兼而有之矣。又闻卿绝食数日，气息奄奄之时，奋身坐起，南向而跪，连呼‘陛下！陛下！’气噎泪流，欲语无声，终倒地而死，死不瞑目。君子成仁，有如是耶？呜呼痛哉！”“年余以来，迭陷名城，连丧元臣，上天降罚，罪在朕躬。卿之志节功业，已付史馆
始终没有将他交出去，最终顺利将他扶上了宋国国君的宝座。按理说，宋庄公应该知恩图报才对，怎么好意思反过来向郑国伸手索要财物呢？郑厉公先是拖延，既而提出先支付一小部分，接下来开始赖账，最后干脆板起脸来，把宋国的使者拒之于门外。在宋庄公看来，这笔看似一本万利的政治投资还没分到红利，就已经面临清盘的危险。郑、宋两国的关系，因为宋庄公的贪得无厌，再一次走到了悬崖边缘。这个时候，鲁桓公出面来斡旋了。仅仅是一年多以前，郑庄公还带着齐、卫两国的军队讨伐鲁国，“来战于郎”，现在鲁国为什么愿意出面来摆平郑国与宋国之间的这笔肉账呢？《左传》对此没有解释，只写道：“公欲平宋、郑。”我想，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应该首先是郑国主动找了鲁国，要求恢复友好关系，并请鲁国出面解决郑、宋争端；其次是因为一年多前的“郎之战”，起因与郑庄公有关，现在郑庄公已经去世，鲁国朝野也就消了气，毕竟是以和为贵，想通过调和宋、郑两国这样的外交活动来重新建立友好的国际格局。宋庄公还是蛮尊重鲁桓公的。没办法不尊重，当年贿赂人家的郜大鼎还在鲁国的宗庙里放着呢。两国元首在句渎会盟，就解决郑、宋争端的有关问题进行商讨，然而没有取得一致性意见。鲁桓公锲而不舍，又约宋庄公在虚地会谈，仍然未果。到了冬天，又不辞严寒与宋庄公在龟地会晤，宋庄公没有被感动，表面上答应，背地里还是坚持要郑国把账付清楚。鲁桓公毛了，干脆和郑厉公在武父结了盟，两个国家联合起来，把矛头对准了宋国。宋国也不示弱，联合一些小诸侯国讨伐郑国，于公元前698年打到新郑城下，烧了新郑的城门，捣毁了郑国的大宫，并将郑国大宫的大椽取下来，带回宋国做了城门的大椽。战争的机器又开动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因各种各样的原因卷入战争，分成了鲁、郑、纪和齐、宋、卫、燕两个集团互相攻伐，中原大地又乱成了一锅粥。第二章新鲜血液的注入：外族崛起【南蛮入侵，不能小看的邻居】《左传》记载，公元前710年，“蔡侯、郑伯会于邓，始惧楚也。”当时的郑伯还是郑庄公寤生，那一年蔡、郑两国的关系其实还处于互相敌对的状态，两国元首之所以平心静气地坐到一起开研讨会，主要是因为两国都感受到了来自南方楚国的威胁。有必要先简单介绍一下楚国的历史。楚国的先祖据说是黄帝的孙子高阳，也就是上古五帝中的颛顼。高阳有个孙子叫重黎，在帝喾（也是五帝之一）时期担任了“火正”，也就是主管火烛事务的官，为当时的“火利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被帝喾封为祝融氏。到了商、周时期，祝融氏有个后代叫鬻（yù）熊，在今天湖北荆门一带立国，就与中原互有往来。周成王年代，鬻熊的后人熊绎“桃弧棘矢以共王事”，拿着桃木弓和棘枝箭侍奉周天子，替天子驱邪除灾，被封为子爵，立“楚”为国，定都丹阳，可以算作是楚国的第一任君主。古代交通不便，信息难通，楚国所处的地区山高皇帝远，经济也不发达，历代周天子对于楚国的事情很少过问，基本上是任其自生自灭，因此中原各国对楚国也没有太多重视。而楚人久居蛮夷之地，渐渐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信巫鬼、重淫祀、长于幻想玄思，与中原地区的周文化截然不同。在政治上，楚人更将自己置于中原诸国之外。周夷王年代，楚子熊渠大规模扩张自己的势力，得到江汉之间（长江与汉水流域）人民的拥护，将势力范围扩大到今天的安徽省境内。熊渠自觉劳苦功高，不满足于周朝赦封的小小子爵称号，有了去中国化的意图，公然宣称：“楚国乃是蛮夷之国，与中原诸国不同，不必听从周朝号令！”一口气将自己的三个儿子都封为王。要知道，周朝封给诸侯的最高爵位也不过是公，王是周天子独有的称号，熊渠将自己的儿子统统封为王，可以说是对周朝统治的公开反叛。周夷王为人懦弱，也懒得去管熊绎这个山大王，但是他的儿子周厉王是个出了名的暴君，脾气相当火暴，对熊渠那一套另立中央的做法深为不满，熊渠掂量了一下轻重，怕周厉王派兵打到山里来，几年后又主动将那几个王爷的封号取消了。等到周平王东迁，周室明显衰落，楚国人称王的心思又动了。公元前741年，楚子蚡（fén）冒去世，他的弟弟熊通发动政变，杀死了蚡冒的儿子，自立为君。熊通统治楚国的年代，正是中原各国开始战乱纷争的年代，诸侯不尊天子，卿大夫不听令于诸侯，弑君灭国的事情不断发生。而楚国偏居南方，远离战乱的中心，一方面努力发展经济，一方面不断侵略汉水流域的小诸侯国，其眼光也开始窥探中原诸国，隐然已有问鼎中原之志。一句“始惧楚也”，足见当时中原诸国对楚国这个“非我族类”国家的防范和畏惧之心，而像郑庄公这样雄才大略的君主，对楚国的威胁自然不会掉以轻心，所以不惜纡尊降贵，与敌对的蔡国共同商议防楚大计（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郑庄公之所以盯住蔡国而非其他国家，是很有远见的，在此不提）。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当时的中原地区就好像一个村，村里的村民以姓姬的为主，当然也还有为数不多的外姓，因此把这个村叫做姬家村也无妨。姬家村有一个村长，在名义上管理着大大小小百十来户村民。这些村民原来一直依照着一套叫做《周礼》的规矩生活，相互之间基本上能够和睦相处，就算是有点矛盾，请村长出个面也就解决了。可是自从村长为了躲避村子外头野人的骚扰，从村子西头搬到村子东头，他的威信就下降了。大伙儿有了矛盾，也不再去找村长评理，先是互相骂街，发展到用拳脚相加，再发展到拉帮结派打架，闹得不可开交。闹归闹，可终究还是一个村里的人，说的基本上是同一种语言，风俗习惯也大致相同，相互之间的交通与沟通不存在大的问题。大伙虽然相处得不太好，但如果村外的野人跑来抢牲口，就近的几户人家也总是能够互相帮助，齐心协力把野人给赶跑，内部矛盾与外部矛盾那还是区别对待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村子外头的山林里，出现了一户陌生人家。这家人的穿着打扮、语言习俗都与村子里的人不同，喜欢装神弄鬼，逞勇好斗。据有知识的人说，这家人的祖先原来也是村长家的朋友，村长还给过他一个地保的名份，让他去南边的山上殖民，后来他家就与山里的野人混到一起，久而久之，也养成了野人的生活习惯，断发文身啊，茹毛饮血啊，甚至吃人肉啊……不一而足，总之是相当可怕！更可怕的是，这家人根本没有把村长放在眼里（虽然大家也没把村长放在眼里，但自己并不觉得是多大不了的事），并且不满足于在山上做地保，总想着怎么跑进村子来干坏事，村子外围的十几户居民都受到了那家人的威胁，以至于村子里头那几户德高望众的大户人家，都开始考虑怎么应付他了。公元前706年，熊通亲率大军入侵汉水之东的随国。随国姬姓，是周王室的后裔，也是汉水之东最大的一个诸侯国。之所以选择这个时候进攻随国，估计与一年前周桓王在濡葛被郑国人打得落荒而逃有关。天子连自己都顾不上，哪还顾得了随国呢？熊通如是想。楚国军队驻扎在随国的瑕地，熊通一边修整战备，一边派大夫薳（wěi）章前往随国，表达发展两国友好关系的诚意。和郑庄公一样，熊通也总是先礼后兵。随国派了大夫少师前往楚军大营与熊通谈判。这边，楚国军营彻夜商量对策。大夫斗伯比作了一通自我批评说：“我们多年以来想在汉水以东扩展势力而不能如愿，主要责任在自己身上。我们总是整顿军备，耀武扬威，用武力压迫这些小国家，搞得这些小国都很害怕，联合起来对付我们，没有办法各个击破。随国是汉东各国中最大的国家，如果骄傲自大，必定会与其他小国产生隔阂，我们也就有机可乘了。”他建议熊通将老弱病残的部队摆出来给少师看，让少师产生楚军不堪一击的错觉。另外一位大夫熊率且比马上提出反对意见：“这个搞法恐怕不行，随国有季梁这样的人物，我们骗得了少师，恐怕骗不到季梁。”斗伯比也相信得宠的蠢人更容易骗，但他有另外的想法：“眼光放长远一点撒，少师很得随侯宠信，总有一天随侯会听他的话。”熊通原来的计划是先和谈，谈不拢就用武力威胁。听了斗伯比的建议，他觉得很有道理，下令把精兵都藏起来，只派一些老弱病残的军士无精打采地迎接少师。少师来到楚营，与熊通闲聊了一通国际形势，八卦了一下两国的民俗风情后就回去了。他来的时候慢慢吞吞，回去的时候快马加鞭，急着向随侯汇报情况。“快，快……赶快发兵攻打楚军大营。”一见到随侯，少师顾不上擦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少师你是说……现在……就发兵吗？”随侯抚着少师的后背，结结巴巴地问，对此建议不是很确定。“没错，我去看过了，楚军尽是老弱病残，楚将都是酒囊饭袋，更搞笑的是那个什么熊通，见我的时候还带着两个妖里妖气衣不蔽体的女人，左拥右抱，全无体统。请您赶快下令，动员全军部队，一举歼灭楚军！”少师兴奋地说。随侯高兴得都合不拢嘴，跳起来说：“好，咱们一举歼灭楚军，也让各国好好见识一下随军的战斗力！”他一边说，一边示意身边的侍从给他穿上盔甲。“且慢。”站在旁边一直沉默不语的大夫季梁突然说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您有什么话不能等到打完仗再说吗？”少师不满地说。对于人称智囊的季梁，少师总是带有一种天生的抵触情绪——他那张圆饼样的脸毫无英气，也看不出有多少智慧，说话却慢吞吞，老气横秋，尤其喜欢泼冷水。季梁并不理会少师，对伸手挡住随侯说：“请您且慢发兵，以我之见，楚国是故意摆出一些老弱残兵来引诱我们上当。”“胡说！”少师的脸都扭曲了，蹦到季梁跟前质问道，“你难道是说，我在撒谎吗？难道我会背叛主君吗？”随侯只是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等着季梁的长篇大论。“请您想一想，这些年来楚军纵横江汉之间，所向无敌，正所谓气势如虹，怎么可能尽是老弱病残之辈呢？”见随候若有所思，他又继续道，“自古以来，小国能战胜大国，是因为小国得道多助，大国失道寡助。主公您知道何谓道吗？道，就是忠于人民而获信于神。作为君主，要多想和多做对老百姓的福利有益的事，就是忠；主持祭祀的时候不说假话，就是信。”随候听到这里还一脸茫然，干脆一屁股坐下来，“现在百姓都吃不饱，您却总想着表现自己，主持祭祀又总喜欢夸大其辞，欺骗鬼神，以这样的品德，居然想以弱胜强，打败楚国人，我……真不知道您是怎么想的！”季梁说到最后，握着拳头，跺着脚，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少师连忙后退了几步。随侯激动得跳起来，脸红到脖子根，强辩道：“我祭神，总是用最肥壮的牲口，最丰盛的谷物，您说说，我倒是怎么欺骗鬼神了？”季梁长叹道：“您知不知道，人民意志就是鬼神的意志啊。所以圣贤之君总得想尽办法先填饱老百姓的肚子让他们安居乐业，然后才敢在祭坛上摆上肥壮的牲畜、美味的五谷、甘甜的酒水，心安理得地感谢神明庇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百姓安居乐业，朝野上下同心协力。这样社会和谐，神也赐福，工作也顺利。现在人民三心二意，鬼神也六神无主，您一个人独自丰盛，何福之有哦。我劝您啊，赶快整顿内政，团结周边的兄弟国家共同对付楚国，才能免于祸患。”随侯愣了半晌，看了看少师，又看了看季梁，垂头丧气地说：“大夫言之有理，寡人受教了。”熊通在瑕地等了两天，不见随军前来挑战，叹息道：“看来这位季梁确实是我们的眼中钉啊。”斗伯比安慰他说：“急事慢做，咱们有的是时间，不争朝夕。”楚军偃旗息鼓，回到了国内。当然，这次远征也并非完全无功，熊通临走之前，派人给随侯捎了一句话，大意是，我熊通乃是蛮夷之人，现在看到诸侯不尊王室，互相侵伐，天下已乱，我也没有别的本事，只有一些穿着破烂的武士，想凭借他们插手中原的政治，请您向王室转达我的意思，给我一个尊贵的配得上的封号。所谓尊贵的封号，自然是封他为王。随侯派人将熊通的要求报告给王室，遭到王室的断然拒绝。如前所言，古代交通不便，信息难通，人们的办事效率也不高，楚国与中原的交流更加困难。当随侯将王室的答复反馈给熊通，已经是一年多之后的事了。熊通得知自己的要求被拒，勃然大怒：“寡人的先祖鬻熊是周文王的师傅，先公熊绎仅仅被周成王封为子爵，统治南方。现在蛮夷部落都臣服于寡人，而王室却拒不承认寡人的地位，也罢，那寡人就不客气，自尊为王了！”从此之后，熊通就不再是楚子，而被称为楚王。因为他死之后的谥号是“武”，所以在历史上，他又被称为楚武王。公元前704年，楚武王率军进攻江汉以南的濮族部落，将濮地并为楚国的领土，进一步增加了楚国的实力。同年秋天，志得意满的楚武王在沈鹿召开诸侯大会，邀请汉水流域各国国君共商合作大计。据史学家考证，这次大会堪称春秋史上第一次诸侯大会，远比齐桓公“九合诸侯”要早，可以视为楚国称霸汉水流域的标志性事件。可是，河南南部的黄国和汉东的随国没有派代表参加大会，这也是对楚国的霸道表达的一种无声的抗议。面对这种公然不合作情况，楚武王也理所当然要采取行动，一边派薳章前往黄国进行外交施压，一边亲自率大军第二次讨伐随国。同样是不赴会，黄国受责而随国受兵，一方面是因为黄国太远，地处中原地带，以楚国当时的实力，还没有能力远袭黄国；另一方面是因为“汉东诸国随为大”，随国树大招风，如果随国屈服，其他小国家也就只能乖乖就范了。这次，楚国大军驻扎在汉淮之间休整，静观随国如何应对。对于楚国人此来的目的，季梁是相当清楚的：楚国人不是为了消灭随国而来，只是希望随国臣服于楚国，给汉水流域各国做一个表率。对比了双方的实力和优劣势之后，他给随侯提了一个先礼后兵的建议：楚国以不赴会为由来讨伐随国，我们应当避其锋芒，派人到楚王那里去认个错，请求免于惩罚。楚国人如果得理不饶人，我们再战不迟。在中国的历史上，每当一个国家到了危急关头，就会出现主战派和主和派两种不同的声音。一般来说，主战派慷慨激昂，无所畏惧，恨不能早日开战；主和派慢条斯理，思前顾后，不到最后关头不放弃外交努力。季梁就是主和派，他深知楚国战斗力之强，不到逼不得已，他是不愿意看到两国开战的。但是，深受随侯宠信的少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主战派，他对季梁的谨慎深感不屑，以他的经验来看，楚军就是一块自动送上门的肥肉，上次随候原本已经要发兵了，被季梁一通长篇大论砸得晕头转向，志气大伤，这次决不可再让他当面指着鼻子说我们不懂得治国之道，不得神明庇护啦。因此向随侯提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建议：“必速战，不然将失楚师！”这是《左传》记录的原话，如果翻译成现代文，就是：必须要速战速决，否则的话，再也找不到更好的机会来消灭楚军了！言下之意，他是怕楚国人又像上次那样，还没开打就跑了。随侯也许是被楚国咄咄逼人的气势给惹恼了，也许是对季梁的批评还耿耿于怀，决计要做出个样子来给这个只懂得讲道理的胖子看看，于是听从少师的建议，将全军拉出城去，跟楚国人打起了野战。本来，楚国人远道而来，后勤和后卫线都被拉得很长，随国人就算要打，也完全可以以逸待劳，躲在坚固的城防设施背后消耗楚军的实力，待其疲惫之时再奋力出击，或许还有几分胜算。但是，在少师的眼中，楚军还是几年前看到的那样羸弱不堪，完全没有必要凭借城防设施来取胜，即便现在兵强马壮，以他们的蛮夷粗俗也万万敌不过我们泱泱随国的智勇双全，因此采取了主动出击的战略，希望一
撰写。呜呼！卿虽死矣，死而不朽。死事重于泰山，豪气化为长虹；享俎豆（祭祀时的两种器皿）于百世，传今名于万年。魂其归来，尚飨！”在为洪承畴举行国葬进行到一半时，崇祯突然得到洪承畴降清的消息，于是异常尴尬，中断了葬礼。所以不可能有派洪承畴的家仆去找尸骨的事发生。综上所述，还是《清史稿·洪承畴传》的记载最为靠谱。烈士与汉奸只有一步之遥。一生有万念，而定平生善恶者，数念而已；一生读万卷，而使平生明道者，数卷而已；一生历万事，而证平生功过者，数事而已；一生遇万人，而称平生知己者，寥寥数人而已。其中最能为一个人的人生定性的就是这寥寥数念，洪承畴的一念之差最终使自己由烈士蜕变为汉奸，文武双全的洪大帅一朝叛变，无论如何，都令人唏嘘不已。至此，松山失守，锦州失守，辽东只剩宁远孤悬于外，洪承畴降清，祖大寿降清，卢象升战死，孙承宗殉国，除了孙传庭和吴三桂，已经再没有能打的将领了，崇祯坐不住了。巨大的恐惧感笼罩着他，从未有过的心虚的感觉每天每时每刻都在他的心上蒙着一层乌云，崇祯老是感觉自己像躺在一口棺材里一样。他眉头拧在一起，脸色像铅一样阴沉。崇祯经常悲从中来，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勤奋的君主，可在这种前所未有的局势面前，他无能为力，只能坐看江山废弛，神州陆沉，中原板荡。此时的崇祯意识到，必须与皇太极议和了，先把东北局势稳住，收拾了中原贼寇，再收复辽东不迟，不然，两线作战继续下去只会输得更惨。于是崇祯派人与皇太极秘密议和。皇太极在给朝鲜国王的信中也表露出自己想议和的态度，他说：朕想今日我之藩服不为不多，疆域不为不广。彼（明朝）既请和，朕意欲成和事，共享太平之福。诸王、贝勒或谓明朝时势已衰，正宜乘此机会，攻取北京，安用和为。但念征战不已，死伤必重，固有所不忍。纵蒙天眷，得或一统，世岂有长生之人，子子孙孙宁有世守不绝之理！昔大金曾亦一统，今安在哉？现在那些力挺清廷的历史学家说努尔哈赤、皇太极准备一统中原的雄才大略，都是事后诸葛亮的锦上添花。1642年的皇太极，绝无入据中原一统天下之意，占着东北三省就足可以了，昔日金国何其强大，还不是被灭了，皇太极知道这个道理，物极必反，月满则盈，水满则溢，适可而止就行了，因此同意与明朝议和。对于明朝的主动议和，皇太极和不少满洲贵族都同意，而上蹿下跳反对的是汉人降官祖大寿的儿子祖可法等人，他们认定明朝是以和议为缓兵之计，劝阻皇太极不要议和，即使与明朝讲和，也要效仿前朝金国，最大限度侵夺明朝土地，最大程度上勒索明朝金银，对明朝先削弱，再在适当时机灭亡明朝。还好，皇太极比这帮汉奸强多了，他提出，让明朝承认自己这个大清国，自己可以当明朝属国，只要明朝每年给一万两黄金、一百万两白银即可。作为回报，清国上贡明朝每年貂皮千张、人参千斤。国界嘛，以塔山为清国界，以宁远双树铺中间土岭为明国界，在连山一地设立互市的集散地。皇太极很有诚意，他在写给崇祯皇帝的信中说：满洲国汗谨奏大明国皇帝：小国起兵，原非自不知足，希图大位，而起此念也。只因边官作践太甚，小国恼恨，又不得上达……今欲将恼恨备悉上闻，又恐以为小国不解旧怨，因而生疑，所以不敢详陈也。小国下情，皇上若欲垂听，差一好人来，俾小国尽为申奏。若谓业已讲和，何必又提恼恨，惟任皇帝之命而已。夫小国之人，和好告成时，得些财物，打猎放鹰，便是快乐处。谨奏。（《天聪实录稿》）从这些条件和信件方面看，皇太极绝没有狮子大开口。明朝虽不富裕，出这些钱绰绰有余。眼看议和就要成功，明朝就可转危为安，就能腾出手来对付国内的各路起义军，但是，出事儿了！议和的时候，明朝使臣马绍愉把与清廷议和的详情写下来，秘报在北京的兵部尚书陈新甲。陈新甲接到密报后，把秘报放置于桌案，自己随后入书房写条陈。陈新甲家僮见那封秘报，以为是日常必须对外公布的塘报，马上送人拿出传抄散发。这一来不得了，在中国文人眼里，只要跟敌国议和，那就是卖国，就是汉奸，于是群情激奋，陈新甲就成了“大汉奸”。崇祯帝得知后，以为陈新甲故意泄漏和议之事。于是，他就下诏斥责陈新甲。如果陈新甲了解崇祯的心理，严加自责，把皇上从此事中摘出，说都是自己议和，肯定保命没问题，但是，陈新甲认为自己是奉命行事，于是上奏说自己议和有功，想让崇祯给自己说句话。结果，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崇祯帝大怒，将陈新甲斩首。明清之间的和议，不了了之。明朝失去了第五次免于灭亡的机会。皇太极得知这次议和告吹后，大怒，率军第五次南侵，进军路线跟第四次南侵一样，一直杀到山东，在山东馆陶，清军遇到很大抵抗，守军在每个垛口都准备了钩丁两把，砍刀三把，当清兵攻城时，守军就用钩丁把爬到垛口的清兵钩住，然后用砍刀将其砍死，清军死伤惨重，没有拿下馆陶。在打山东潍县的时候，清军也遇到了很大抵抗，清军打地道战攻城，在城角挖开一个洞，城墙塌了一段，守将张尔忠当时正在生病，仍亲自抗战，城内男女老少一起上阵搬砖石堵缺口，没出嫁的女人也来助战，保家卫国之志于此可以体现，守军不断开炮击杀清军，炮弹用光后，城内百姓把自家铁锅砸了，用作炮弹之用，潍县坚守七天，清军死伤惨重，潍县没被攻陷。当然，清军在山东其他地方那就是势如破竹了，清军共俘虏三十六万汉人，还好，没搞屠杀，但清军将这些人带回了辽东，作为奴隶。此次负责组织抵抗清军的总指挥是内阁首辅周延儒，然而周延儒“与幕下客饮酒娱乐，而日腾章奏捷”，有人作诗讽刺周延儒说：“虏畏炎镐归思催，黄金红粉尽驼回。出关一月无消息，昨日元戎报捷来。”崇祯得知真相后大怒，将周延儒赐自尽。太监在向周延儒宣读圣旨时，故意在念到“姑念一品首辅大臣”时停顿，一听到“姑念”，周延儒以为崇祯能放了自己，于是叩首谢恩，此时太监接着念，“于寓处勒令自裁”，周延儒顿时失魂落魄。两名士兵逼周延儒上吊，周延儒平日养生有道，死后尸体仍如生人，怕有不测，于是士兵将铁钉钉入周延儒的脑袋，血流满面，然后才回宫复旨。此次南侵，清军共攻陷八十八座城池，杀鲁王、乐陵王等明宗室六人，虏获牲畜三十二万头，抢走金二百二十万两，珠宝无数。有鉴于此，皇太极得意地说：“今明国精兵已尽，我兵四围纵略，彼国势日衰，我兵力日强，从此燕京可得矣。”在皇太极眼里，取北京已是探囊取物，然而历史没有给他最终入主中原的机会，而皇太极不断在华北横扫之时，中原局势也彻底糜烂。第十九章大溃败1638年李自成被打得只剩十八人，张献忠也投降于熊文灿，李自成带十八骑前往谷城来找张献忠，张献忠设宴招待，他对李自成说：“李兄何不随我归降朝廷，还风尘仆仆的奔走干吗？”李自成仰天大笑，“不可！不可！”（谈迁《国榷》卷九七）两人心照不宣，李自成知道张献忠是诈降，张献忠也知道李自成不可能屈居己下。他给了李自成一部兵马，以便日后李自成能与自己遥相呼应。由于孙传庭、洪承畴、卢象升都被调到北方去与清军作战，张献忠再不造反就不是张献忠了，在彻底准备好后，崇祯十二年（1639年）五月张献忠在谷城发动反叛。在投降熊文灿一年的时间里，熊文灿手下的各级官吏不断敲诈勒索张献忠，张献忠反叛后张榜公布向自己敲诈的所有官员的姓名和索贿金额、日期，他还如实指出，不勒索自己的官员只有襄阳道王瑞旃一人。张献忠的宣传攻势非常奏效，令熊文灿手下大小官员无地自容，他们再也没有理直气壮的讨贼的资格了。崇祯得知张献忠反叛的消息后大怒，将熊文灿革职（最终将他处死），以杨嗣昌取代熊文灿督师。杨嗣昌任用左良玉围剿张献忠，崇祯钦赐左良玉“平贼将军”印，左良玉得到鼓舞，异常勇悍，在太平玛瑙山（今四川万源市境内）把张献忠打得大败，数万人被打得只剩两千多。张献忠的部下扫地王、走山虎、过江龙、飞山虎、过天蟒、扒山虎、上得天、下得海等人被斩杀，各部被歼灭，关索、十反王投降。一个月后，张献忠在逃跑途中遭陕西官军贺人龙部截杀，两千多人投降。张献忠只能窜入深山老林，摘采野果度日，身边仅有残卒数百人。杨嗣昌于是令左良玉彻底歼灭张献忠，左良玉虽连战连胜，但数月的激战也使得军士疲惫，而深山老林里搜人这种费力的活自然他不愿意做，于是只是把山围起来，没有继续追剿。杨嗣昌奸佞之徒，此前卢象升在抵御皇太极第四次南侵时就是他始终在作梗，此番他上奏将左良玉免去平贼将军的官职，以贺人龙取而代之。崇祯下诏准奏。但崇祯准奏后杨嗣昌又觉得临阵换将是兵家大忌，于是又上奏崇祯建议收回成命，如此杨嗣昌把左良玉和贺人龙都得罪了。左良玉恨他夺印，贺人龙恨他说话如同放屁一样。如此，张献忠就在明军内斗中从深山老林里杀出，与罗汝才汇合。两相商议，觉得左良玉在湖北太厉害，只有逃入四川才有生路。四川没有剿贼的经验，张献忠在四川如入无人之境，崇祯十四年（1641年）张献忠又杀回湖北，数年征战，使得张献忠发明出一种行之有效的新战术，此战术打仗时选一人在前，叫“领头子”，部下鱼贯而进，领头子就五六个人，有进无退，退者必斩，一个领头子战死，后面补上一个，如果有三个领头子战死就鸣金收兵。除正面冲锋外还有左右翼策应，他的部下穿特制绵甲，箭镞射不穿，这是他进攻时的战法，他防御时在阵前摆三万军马，称之为三堵墙，如果前面的马要跑则杀死，后面的补上，一旦抵挡不住明军进攻，张献忠就撤退，明军便追击，此时张献忠令精兵用长枪刺明军马腿，然后再合围，结果总能战胜明军，他的实力越来越强。张献忠率军杀到襄阳城下，他选二十人穿明军服装，持从明军处缴获的兵符印信进入襄阳。二十人在城内首先持刀砍杀守门士兵，然后放火，张献忠率大部队趁势杀进来，襄阳遂为张献忠攻陷，七十多岁的襄阳王朱翊铭被押到张献忠面前，连声喊道：“求千岁爷爷饶命！”张献忠：“明明你是千岁，反倒叫我千岁，我不要你别的，只借你人头一用！”朱翊铭哀求道：“宫中金银财宝随便千岁爷爷拿走。”张献忠狞笑着说：“说这些有屁用！事到如今你有何办法不让我把这些宝贝搬走？只要把你杀了，杨嗣昌就会以陷藩（导致藩王被害）之罪被杀。”说罢杀了朱翊铭。（吴伟业《绥寇纪略》、张岱《石匮书后集》均记载了此段对话）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攻陷襄阳后张献忠做了自己人生中唯一一件好事，下令开仓放粮，将府库的十五万两白银分给灾民。杨嗣昌得知襄阳王的死讯，知道自己在劫难逃，便服毒自杀，结束了可耻的一生。杨嗣昌葬于武陵，日后张献忠攻陷武陵，把杨嗣昌七世祖墓皆一一掘出，鞭尸，派兵士用大刀把杨嗣昌夫妇尸体大卸八块，然后焚尸。在张献忠于四川、湖北攻城略地之时，李自成也没闲着，一开始听说张献忠进入四川，人马很少的李自成便打算去四川投奔张献忠，结果在四川梓潼被洪承畴打得大败，逃到鱼复山（重庆奉节），史称“鱼复山受困”。李自成觉得天要灭亡自己，便对刘宗敏说：“人们都说我将来能成就帝业，你去占卜一下，如果不是吉卦，就拿我的人头向官军投降把。”刘宗敏连占三卦，居然都是吉卦，于是他决定死心塌地跟随李自成，他向李自成表决心，杀死自己的两个妻子，更恐怖的是李自成的其他部下也学刘宗敏，都杀自己的妻子来表决心。在此期间，张献忠从四川杀回湖北，李自成则趁着官军在湖北围剿张献忠、罗汝才之际进入河南。李自成入河南时只有一千人，然而河南连年灾害，加之明廷七个藩王封于此地，土地高度集中，穷人非死即逃，“桀黠不逞者遂相率为盗”，于是李自成进入河南后数以万计的农民投奔了李自成，李自成重整声威。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二十日，李自成率军攻克洛阳，俘虏明朝宗室福王朱常洵，朱常洵之子朱由菘侥幸逃出，他就是日后中国史上最奇葩的皇帝——弘光帝，他的问题我们下册书再谈。在洛阳福王府邸，珍贵红木制成的无数王府家具被当作柴火烧，烘烤着柴火上的一口“千人锅”，沸腾的开水中除了七八只梅花鹿外，李自成下令把福王也扔进去，福王挣扎着扑腾，刚抓住一只浮起的梅花鹿尸体喘息，在大锅周围几个围观的士兵立刻用长矛戳他的胳膊，使福王不得不惨叫着松开手，重新在沸腾的开水中“游泳”。一个小时后福王和梅花鹿被煮熟了。然后农民军一起分吃这些肉。最后李自成还单独将福王的血放出，拿鹿血和着吃，还称其为“福禄（鹿）酒”。（吴伟业《鹿樵纪闻》）攻克洛阳后，李自成进围开封，他万箭齐发，城上明军用一种特质短箭回射，这种短箭射程三百步，李自成伤亡很大。他于是下令用云梯攻城，农民军像猴子一样攀缘而上，守军用炮轰远处要杀来的农民军，用火铳打死攻城的农民军，再近了用砖头猛拍，农民军纷纷坠落而亡。李自成于是打起了地道战，他让每人手拿铁锹，在城下凿几下就退出，然后再上第二批、第三批，谁如果凿下一块砖，赏一两银子，如此一块一块竟凿开一个洞，人可在洞里藏身躲避砖头。城上守军用铁杵对准洞穴位置向下捅透，捅到洞穴后，顺着洞口往下倒滚烫的沸水，或者投下“万人敌”。“万人敌”是什么东西呢？是明军的秘密武器，重四十公斤，是大型爆炸燃烧武器，皮为泥质，在明末发明出来。此外明军还用大木头制造一种悬楼，如同碉堡，明军可从悬楼发射炮弹，使农民军无法靠近城墙根。李自成攻城两月不克，他令手下在城下挖大坑，然后灌满火药，点燃导火索，准备攻城，只听一声巨响，火星四射，浓烟漫天。但火药却倒轰过来把农民军自己轰死许多。李自成大为惊恐，又令手下用红夷大炮轰城，把城门轰塌了半边，李自成下令攻城。开封巡抚高名珩让士兵放下城门的千斤闸，许多农民军被压死在闸下，有的头破血流，有的五脏迸裂，李自成下令撤退，他用鞭子指着开封城说：“我一旦攻克开封，一定要把你们杀得鸡犬不留！”就在此时，开封守将陈永福拈弓搭箭，飕的一声正中李自成左眼，李自成从马上栽了下来，于是撤军。李自成一打开封后，陕西巡抚汪乔年下令让米脂知县边大绶刨李自成祖坟，刨他爷爷奶奶的坟墓时，发现尸体上有一条鳞甲森然的似龙非龙的东西，头长双角，遍体金光，边大绶用烧红的铁钳子向此物刺去，只听一声响，随即直冒青烟，那东西飞跃起来，有十丈高，全身黑气四射，边大绶手下的人闻到气味，立刻死了七个人，众人刀剑齐上，才把这东西打死在地。边大绶在刨第二三四个棺材时里面全是清水，水里有无数条金色鲫鱼游动，边大绶把棺材弄破，水都流出，鲫鱼都干死了。在刨其他的李氏祖坟时，还刨出癞蛤蟆和孑孓，最邪乎的是一个棺材里刨出一对白色鸟儿，口吐白雾，从棺材里飞走。汪乔年急令用乱石击打，追了一百步，白鸟被飞石击中，翅膀折断后死了。汪乔年在一个棺材里发现小兔，大如野獾，刚出土时还能蹦蹦跳跳，转眼间自己撞死了。刨到最后一个棺材是李自成的曾祖父，棺材墓门一打开无数只白蚁纷纷飞出，再刨发现有木菌两朵，木菌上大火熊熊，如燃烧的一盏铁灯。汪乔年费了好大劲才把棺材刨出，只见棺材上趴着一条飞蛇，蛇突然腾空而起，汪乔年一箭射出，正中蛇的左眼，蛇长啸一声后转眼间不知去向。汪乔年下令打开棺材，见尸首完好，脑袋上有小洞，洞上有白翳（眼角膜病变后留下的疤痕），在空气吹拂中闪耀不定。汪乔年手执铁锥把白翳刺破，只听轰的一声响，汪
，每户可分耕地30亩，旱地50亩，交换条件是垦户须入籍。政府保留土地所有权，耕地三年，旱地六年，待产权过渡后才开征田赋。参见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垦荒政策分析》，第115页。?仅在1652年一年，由于土地荒废，全国各省（包括北直隶）损失的田赋就超过银400万两。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垦荒政策分析》，第113页；《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2页。?顺治年间共开垦土地164263顷，即每年约9125顷。康熙年间共开垦273671顷（每年4561顷）。不过，顺治年间开垦的大部分土地都变成了军屯地，农民成为屯户，被迫耕种这些屯田。另一方面，由于政府提供减税优惠，鼓励土地所有者自己开垦田地，仅1658年开垦土地的总数就高达98259顷。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垦荒政策分析》，第133—135页。总的来说，新政府在登记明朝藩王所占土地方面，远比开垦另外的荒地或隐匿的地产来得成功。到1646年，上报本县明朝藩王土地总数，已经成了县官们最平常的政务，有时清廷就籍没这些土地，赋民收租，以充军费。见故宫博物院：《清代档案》第四辑，第150—152页。?黄汉良：《中国的地税》，第58—60页。?魏象枢，山西人氏，满清首榜进士，1646年会试、殿试及第。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48—849页。?《世祖实录》第五十七卷。第19—20页。魏象枢并不是唯一提出实行这种改革的臣僚。从1651年农历八月开始，江南臣僚就不断上奏，指出江南登录田地中的不法现象。据了解，富豪人家通过贿赂官吏，千方百计地使他们的土地逃避登录，已开垦的土地也未被登记入册。因此有人提议要进行广泛而准确的土地测量。西村元照：《清初的土地丈量》，第425—426页。?马德林·H·齐林：《火耗归公》，第7页。?1648年，六位按察使和御史被革职或贬秩。1649年，按察使周石可以受贿论死。吕元驄：《清初（1644—1660）的御史、摄政王和皇帝》，第84—85页。?《世祖实录》第五十五卷，第13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49页。?同上书，第3722页。?同上书，第3722、3785页；《世祖实录》第五十七卷，第11页；谈迁：《北游录》，第362页。“外转”制度最初是为了使中央政府的官员获得实际经验而置立的，并不一定就是一种惩罚。实际上，它还相当于一种升迁，并给了外转的官员一个杂敛所出之地。到1653年形成“内升外转”制时，它意味着让以文才入选翰林的臣僚去经历行省的实际管理。不过，虽然外转的确使他们有机会近水楼台先得月，中饱私囊，实际上这一额外的亲民经历却并不一定会使他们晋升（1653年派出去的21名翰林院臣僚中只有5人后来升到四品以上）。吕元驄：《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40—41页；《翰林院》，第93—95页。?张煊曾因与明朝大学士陈演发生了冲突而被革职。1644年，在北京补浙江道御史，继而仍掌河南道事。他弹劾贪官污吏的奏章极多，很多甚至是针对督抚等官的，名声颇著。张其昀编：《清史》，第3785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5页。当时允许风闻奏事。鳌拜摄政时，因为这一作法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方禁止利用匿名揭帖的材料进行弹劾。1671年，康熙皇帝遂下令明确禁止以风闻奏事。凯斯勒：《康熙和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35—136页；吕元驄：《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63页。?《世祖实录》第五十七卷，第12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23页。?据刘献廷的记载，洪承畴的母亲在北京遇到儿子时，对他的变节降清大为愤怒，用拐杖打他，据说还大喊道：“汝迎我来，将使我为旗下老婢耶！我打汝死，为天下除害！”刘献廷：《广阳杂记》，第39页。如果洪承畴早先向朝廷所描述的他与母亲在南京令人伤感的和好是可靠的话，那么这个故事就肯定不足凭信了。不管怎样，洪承畴后来是把母亲从京城送走了，因为根据1652年福建巡抚的一个奏疏。她于此年在福建家中去世。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46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91页。谈迁认为张煊是因受命外补衔恨所致。谈迁：《北游录》，第362页。?《世祖实录》第六十二卷，第720页。关于大敕，见同上书第五十三卷，第1—3页。皇帝回京的日期根据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49页。?同上书第五十七卷，第12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49页。8月28日，以陈泰、李率泰年初奉行大赦令有误，罢任。陈泰隶满洲镶黄旗，系额亦都之孙。他是个受人尊敬的将领，曾在东北与袁崇焕作战，后率偏师从征山东。1644年，他参加了对李自成的战役。三年后，授礼部侍郎，入湖广进攻孔有德，后至福建与鲁王将领作战。1650年后，他出任一系列重要的文职：1651年任刑部尚书，然后任吏部尚书，授国史院大学士。张其昀编：《清史》，第3713页。?这年冬天，在作为汉族归降者而隶属镶黄旗八年之后，洪承畴被允许作为正式成员编入牛录，“披甲侍卫”。从此以后，洪承畴在皇上面前把自己归属于满族，对皇上感恩不尽。《明清史料》第三册，第131、160页，摘自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0—251页。?《世祖实录》第五十八卷，第3页。此诏颁于1651年8月16日。?同上书，第677页。关于皇帝的包衣，见史景迁：《曹寅和康熙皇帝》，第17—18页。?赵开心，长沙（湖南）人氏，前明进士，他以关心民瘼、力除吏蠹而颇负盛名。起初，京城天花流行，引起了恐慌，染疾者常被立即扔到城外等死。这时正是赵开心上疏，请四郊各定一村。来特别安置天花患者。与赵开心相关的制度，如前所述，还有他为多尔衮定入朝仪注；并疏请江、浙、湖广诸行省初定后应急置抚按，以时绥抚。1645年，擢左佥都御史，后坐事罢。1651年9月24日，被召起复原官。张其昀编：《清史》，第49、3776—3777页；《世祖实录》第五十四卷，第16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91页。?《世祖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4页。谭泰的子孙也被判处死刑，但都得到了赦免。同上第五十九卷，第17页。卓罗继谭泰而任吏部满洲尚书。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49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50页。?达赖喇嘛于1651年访问北京，也就是心照不宣地承认了顺治一统天下的君权。皇帝为庆祝自己当家作主，下令大兴土木，耗资几万银两，在紫禁城西北边北海琼华岛的昆仑山上建造了一座白塔，其位置就在以前忽必烈汗宫殿的遗址上。根据一块刻有满、蒙、汉文字的石碑说，顺治“养育人民”，统治四方。1981年我在北京时，这块石碑仍耸立在白塔脚下，它的汉字碑文是由宁完我撰写的。?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49—50页。不过，这个婴儿只活了几个星期。参见罗伯特·B·奥克斯南：《鳌拜摄政时期的政策与党争》，第19—20页。据耶稣教神甫的记载，顺治皇帝脾气暴躁，性欲旺盛。后来他有两个皇后，七个贵妃，八个宫妃。其中有三个后妃来自同一蒙古家族，有一个系汉军旗人之女，他对贵妃栋鄂氏宠幸无比，她是一位满洲将领的女儿。据汤若望一类西方人所说（当时正是汤若望在朝中最有影响的时候，皇帝常常驾临他的府中，用满语称他为“爷爷”），顺治作为一个年轻人，体形极佳，体重适中，皮肤白皙。有一幅顺治当时的画像显示出这位年轻人皮肤细白，头发乌黑，表情平和，目光坚定、深邃而锐利，阔嘴薄唇。虽然肖像画家画的是一个强壮的年轻人，但还是看得出这个年轻人的体质有点羸弱。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清代帝后像》第一卷。顺治是一名优秀的骑手和出色的书法家。李佳白：《北京第一位满族皇帝》；乔治·H·邓恩：《一代伟人》，第329、347—352页。?郑天挺：《探微集》，第95—96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56页。?《世祖实录》第六十二卷，第720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50页。?可能就是由济尔哈朗坚持重议此案的。济尔哈朗也许是想让皇帝的一些儒臣丢脸。不过，这仅仅是一种推想，我没有发现任何证实这一假设的资料。?《世祖实录》第六十二卷，第721页。?同上。?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21页；谈迁：《北游录》，第390页。?《世祖实录》第六十二卷，第721页。?谈迁：《北游录》，第389页。?吴伟业：《吴诗集览》附“行状”，第2—3页；《贰臣传》第九卷，第2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82—883页。?根据吴伟业传记记载，只是由于他母亲对自身的担心（“儿死，其如老人何？”），才阻止了他悬梁自尽。马导源：《吴梅村年谱》，第43页。?吴伟业：《吴诗集览》附“行状”，第2页；马导源：《吴梅村年谱》，第45页。?马导源：《吴梅村年谱》，第45页。当时吴伟业在给侯方域的一封信中宣称，他宁死不仕清廷。侯方域：《壮悔堂集·四忆堂诗集》第六卷，第3页。不过，吴伟业的隐修有点夸张了。查阅一下这些年间，尤其是1650年以后他所写的诗，可以知道吴伟业遍游江南，访嘉兴、杭州等城，结识文友，接交官员，这些都是他在南京陷落之前所从事的活动。他所结识的人中包括清朝最高级官员。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4—5页。?西里尔·伯奇：《中国文学选集》第二卷，第133页。?马导源：《吴梅村年谱》，第55页；赵尔巽编：《清史稿》第一一七卷，第8页。吴伟业体弱多病，儿时肺部曾出血，此时他的肺仍然不好。这时他44岁。据说陈之遴娶了吴伟业的女儿，首先是因为他想利用吴伟业的盛名，来提高自己在士人中的地位。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3页。?高阳：《明末四公子》，第57页；马导源：《吴梅村年谱》，第56—57页。?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4页。吴伟业既想出世拯民，又想洁身自好，极为矛盾，所以对元末明初的历史人物很感兴趣。例如杨维桢（1296—1370）、宋濂（1310—1381），他们虽然曾应元人之召入朝，却显然并未失节。兰德彰：《中国文化主义》，第370—371页。?马导源：《吴梅村年谱》，第59页。这首诗于1653年农历五月刊行于南京，当时吴伟业正在考虑他的决定。此诗未收入他的文集，但评注家都认为系吴伟业所作。?同上书，第57—58页。吴伟业这次可能也希望成为皇帝的老师。1651年张居正所注《四书》再次付梓，题《张阁老直解》。吴伟业在为这部书所作的序中谈到张居正给孩提时的万历皇帝当老师时，充满羡慕之情。伦德贝克：《首辅张居正和中国早期的耶稣会士》，第5页；戴维·E·芒杰罗：《耶稣会士翻译〈四书〉》，第14页。?米勒：《父与子》，第8页；彼得森：《顾炎武的一生》第二卷，第219页。?兰德彰：《忽必烈》，第7页。侯方域的父亲侯恂在1646年返回惨遭兵焚的故里商丘隐居。如上所述，侯方域却决定仿效他的弟弟侯方夏追求功名。侯方夏于1646年中进士。德·弗格斯《中原的起义》阐述了侯氏家族这一方面的历史，见第34—35页。?兰德彰：《忽必烈》，第7页。?这些年间钱谦益与吴伟业接触频繁。1660年，吴伟业诗集刊行，钱谦益为它写了序。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6页。?诗社成员中包括有写《赭山》诗的潘柽章，此人后来于1663年因涉及庄廷鑨明史案而被处死；还有戴笠，这位复明分子后来中“博学鸿儒”科（1679年康熙为吸引前明遗臣出仕清廷而举行的特别考试），年纪最轻，因而声名鹤起。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93—19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27、606、883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95—196页；《归庄集》，第548页。?刘献廷：《广阳杂记》，第10页。?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一二卷，第33页。?小野和子：《清初的思想控制》，第340页。清人从1651年开始限制乡试中式举人到本地衙门任事。两年后，1653年夏天，朝廷命令所有正式的生员都向官府报名列籍，宣布免除他们的赋税，以防止他们出卖特权。1654年，朝廷还讨论罢生员银票免税之制，并宣布科举中式者充任里庄之首为非法。乔舒亚·A·福格尔译：《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二部，第18—19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52页。这一禁令与政府只准学校用正统的程朱理学著作为教科书的命令相一致。赫尔默特·威尔海姆：《大冲突前夜的中国孔教》，第286页。?黄之隽编：《江南通志》第八十七卷，第3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96页。有些记载强调苏州士人与松江士人之间的竞争是“十郡大社”解散的主要原因。彭宾（几社最初的创始人之一）的儿子彭师度选择了一些苏州士人，在大社内部形成了一个小团体，故意排斥其他被认为缺少诚意的人。被排斥的人中有许多是松江士人，于是早在1660年镇压这类党社之前，他们就分裂出去，建立了自己的原社。邓尔麟：《嘉定忠臣》，第308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96—198页。?吴伟业的双亲都还在世。对于他的离去，他69岁的母亲颇感不快，因为她怕再也见不着他了。虽然许多资料记载说他于1653年秋离开江南，但实际上他是在1654年5月底6月初离开南京北上的。1654年初，他受命任职于秘书院（后来他在秘书院一心编注《孝经》），这是由一个南人和北人的联盟提出的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陈名夏、冯铨、成克巩、张端和吕宫联名荐举吴伟业，同时应荐的还有杨廷鉴和宋之盛。因为有冯铨在这份举荐他的关键性章奏上署了名，所以许多人认为吴伟业受到了玷污。马导源：《吴梅村年谱》，第56—60页；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4、8—9页。?顺治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里所说的此举对于谴责归降者的政治效果。他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像许多复明分子一样蔑视那些归降者，这是顺治通过了解当时的中国文化而感觉到的。例如，顺治喜欢在用膳时让侍臣给他朗读归庄的讽刺史诗《万古愁》。这首诗是这样描写北京向李自成投降的：“恨的是左班官平日里受皇恩，沾封诰，乌纱罩首，金带围腰，今日里向贼庭稽颡得早。那如鬼如蜮的文人，狗苟蝇营，还怀着几句进劝表。那不争气的蠢公侯，如羊如豕，尽斩首在城东隩。”《归庄集》，第159页。“劝进表”指周淙所上之表，劝李自成即皇帝之位。?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82—185页。?傅路德、房兆楹：《明代人名辞典》，第1239—1242页。?《贰臣传》第六卷，第17—21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40页。?魏裔介（1616—1686）后来成为清代历史上最著名的御史之一。1657年任都察院左都御史，1664年除大学士。他是汤若望的好朋友，一名秘密的天主教徒。他在一个教堂里接受了圣礼，徐光启一家也常聚集在那儿。对自己信教一事加以保密，是因为他同样深信儒教。直到光绪年间他的天主教信仰才被公开。1736年，乾隆皇帝赐予了他一个谥号。刘
收集了唐军撤退时留在营中约有六七万石的粮食。有了这些粮食垫底后，安庆绪充分发扬“用人眼朝前、不用人眼朝后”、“提起裤子不认账”的精神，关起邺郡城门防备史思明前来。可安庆绪手下的大部分人都认为这种做法并不妥，原因是安庆绪目前的实力是无法和史思明对抗的。当时很多人都劝说安庆绪不要背信弃义、以卵击石，有的甚至主张应该打开城门迎接史思明进城。安庆绪见到众意难违，便让部将张通儒和高尚出城前往史思明的大营登门拜谢。史思明的态度十分殷勤，他让张通儒和高尚回去转告安庆绪，说自己这次援救邺郡，绝不是为了什么私利，希望安庆绪不要有什么顾虑，今后愿意和安庆绪一同对付唐军，绝不背弃。张通儒和高尚临走的时候，史思明表达了想约安庆绪屈尊前来营中叙旧的想法。张通儒和高尚的智商显然达不到史思明的水准，但安庆绪则不然，当他知道史思明约自己前去叙旧的时候，他不禁眉头紧锁，恐惧之感油然而生。安庆绪清楚地知道，阴险狡诈的史思明约自己前去，绝不是为了叙旧，其险恶的用心昭然若揭，其营中虽然不是龙潭虎穴，但也是杀机四伏，凶多吉少。但安庆绪同样明白史思明的实力过于强大，如果生硬地回绝，恐怕后患无穷，所以思前想后，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一个字——拖。就这样安庆绪在不安与恐惧之中将此事拖了三天，但正所谓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该来的总会来的。史思明度日如年般地等到了第三天，但望眼欲穿的他却不见安庆绪给个回话，安庆绪的这种不回应态度，让史思明意识到安庆绪有可能看穿了自己的意图，所以他准备变换策略，大打“人情牌”，让安庆绪曾经的部将安太清再次邀请安庆绪前来，史思明坚信，面对安太清的邀请，安庆绪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再回绝。安太清本来身在范阳，是安禄山手下的一员猛将，史思明进驻范阳后，安太清为了顾全大局将自己的人马交给了史思明，并跟随史思明南下援救邺郡，史思明这次派安太清出马，也是看中了他的特殊身份。在史思明看来，很长时间以来安太清都跟随在自己身边，而且安庆绪已经是江河日下，安太清应该明白跟着谁会有前途。所以这次安太清出马，他是一百个放心，他坚信在安太清这个棋子的“引诱”下，不愁安庆绪不走出邺郡。然而让史思明想不到的是，安太清虽然十分清楚两家的实力谁更强，但他更是个有良心的人，见到安庆绪后，他并没有采取史思明的方法引诱安庆绪出城，而是实实在在地告诉了安庆绪现在是个什么处境，以及接下来要面对的局势。最后安太清的结论是：安庆绪如果想安度余生，现在必须要向史思明俯首称臣！可以说安太清的话让安庆绪彻底绝望，遥想父亲安禄山在范阳起兵之时，是何等的威武壮观，此后又连败唐军，进占两京。可是自己那不可遏制的野心，使他做出了违背人伦的决定，将自己的父亲杀害，进而局势开始急转直下，以致今天自己的处境如此尴尬和危险，这不禁让安庆心生恍如隔世之感。事已至此，安庆绪决定听从安太清的建议，亲自给史思明写了一封上表，表示自己愿意称臣，并愿意等待史思明休整好人马进入邺郡，献上皇帝印玺。安庆绪本以为自己的屈服会换来史思明的同情，但恰恰相反，在史思明看来，安庆绪奉玺让位已经是无可争议，他现在想要的东西不是这些，而是安庆绪肩膀上的那颗人头。所以在看完安庆绪的上表后，史思明只是淡淡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这又是何必呢？”安庆绪的屈服并没有让史思明领情，为了让安庆绪自投罗网，史思明可谓是绞尽脑汁。虽然他并不领情，但他也没有生硬地回绝安庆绪，因为狡诈的史思明看到了这反而是个更好的机会。思虑再三后，史思明为安庆绪回了封亲笔信，信中除了安慰安庆绪之外，在信的最后写了下面这句话：“愿为兄弟之国，更作藩篱之援，鼎足而立，犹或庶几，北面之礼固不敢受。”准确地说，这是史思明的一个阴谋，要想让安庆绪从邺郡城中心甘情愿地走出来，就必须要让他消除一切防备。史思明坚信安庆绪看完这封回信后，一定会上当受骗。安庆绪！我相信你看完信的时候，你的性命也已经开始进入了倒计时。当史思明的回信摆在安庆绪面前的时候，他未免心中忐忑，因为他不知道信中会是什么内容。在他看来，以史思明的秉性和为人，这恐怕会是一封宣战书。所以，他打开信封的手是颤抖无力的。可是当他读完信后忧怀顿释，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尤其看到最后几句话时，他彻底否定了自己先前对史思明的“偏见”，当即决定要与史思明歃血为盟，永结盟好，并派人回复史思明三天之后自己出城前往对方大营叙旧。三月二十五日，安庆绪带领三百名亲兵如约出城，赶往赶往史思明的营地，慎重的史思明为了以防万一，在自己的帐幕内安排了诸多刀斧手以防不测，然后率领护卫亲自迎接安庆绪的到来。双方最初见面时，也的确是一团和气，但在进入史思明营帐之前，史思明将跟随安庆绪前来的三百名亲兵，用一种很合乎礼节的方式将这些人请到了其他营帐之中，和安庆绪一同进入的只有几名随从侍卫。“臣没有顶住压力，弃失两京，久陷重围，没想到大王念在和太上皇（安禄山）的情分上，虽然远在范阳，也丝毫没有犹豫地赶来救援，让小臣转危为安，臣万死无以报答大王。”刚刚进入营帐之内，安庆绪一下子跪倒在地，诚恳地对史思明说了上述这段话。他本以为史思明听了这番话会感动不已，没想到他刚一说完，史思明翻脸比翻书还快地大声呵斥道：“哼！弃失两京，你还有什么要说的？你身为人子，却杀死自己的父亲夺取其位，是为天地所不容，我为太上皇（安禄山）讨贼，岂能受你的蛊惑？”“我……”安庆绪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彻底惊呆了，他没有想到刚才一脸和气的史思明，此刻会如此对待自己，但更没让他想到的事情还在后边。“来人！将安庆绪这个天理不容的人拉出去斩首！”“大王，你不能……”安庆绪一边说着，一边要站起来和史思明理论。他身边的几名亲兵见状刚要把出剑来抵抗，就被早在帐幕中埋伏的刀斧手冲出来砍翻在地，然后这些人用刀剑架在安庆绪的脖子上，阻止其靠近史思明。“原来，原来，你早有准备！”安庆绪用手指着史思明，声音颤抖地说道。“皇位早已经是我的了，还用得着你来让，我要的就是你项上这颗人头。”史思明很是得意地说道。最终，违背天良弑杀生身之父的安庆绪，得到了他应有的下场。虽然惩罚他的是另一个具有狼子野心的人，但无论如何，安庆绪的结局真切地告诉了我们一个真理——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史思明除掉安庆绪后，立即进占邺郡，收编了他的全部人马，进而派安太清攻占了唐军兵力防守薄弱的怀州（今河南沁阳），并以安太清镇守怀州。打下怀州后史思明本想立刻向西寻找唐军主力进行决战，但考虑到河北地区局势尚不稳固，所以留下儿子史朝义镇守邺郡，自己则率兵返回范阳。乾元二年（759年）四月，史思明在范阳自称大燕皇帝，改元顺天，改范阳为燕京，这同时也标志着“安史之乱”中安氏家族辉煌的时代彻底终结，大唐王朝接下来要面对将是最新崛起的史氏家族。和四年前安禄山在范阳城楼上意气风发的样子相同，史思明此刻也是雄心勃勃，但历史有时真的惊人相似，史思明未来的结局和安禄山有着惊人的相似。当然，现在他还不可能想到未来的事情，此刻在他心中只有一件事最重要，那就是将李唐皇室彻底掀翻，自己成为这个国家名副其实的不二君主！河阳之战邺郡之战唐军惨败而归，以郭子仪为首的几大节度使率部退守河阳后，相继向朝廷上表请罪。最初李亨接到奏表后，鉴于平叛战事紧迫，并未打算追究节度使众的责任，相反仍以郭子仪为山东、河东诸道元帅，权知东京留守。但宦官鱼朝恩却提出了反对意见，在邺郡之战中，郭子仪因为鄙视鱼朝恩的为人，对其并不是那么尊重，这引起了鱼朝恩的怨恨，所以这一次鱼朝恩无论如何也要报复一下郭子仪。鱼朝恩向李亨进言，他认为既然打了败仗，虽然可以不追究所有人的责任，但必须要追究主要责任人的责任。郭子仪在邺郡之战中率先带领人马撤退，最终导致唐军其他诸部跟着一起撤退，所以应该追究郭子仪的责任。俗话说得好，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鱼朝恩的话让李亨觉得十分有道理，于是他把身在河阳的郭子仪召回了京师，解除了其兵权。郭子仪就这样暂时退出了征战沙场的生涯，在长安开始度过三年的孤独时光，在他走后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位名将李光弼。李亨放眼望去，目前唯有李光弼可以接替郭子仪的职位，其资历、威望、战功和郭子仪不相上下，李亨觉得在李光弼的带领下，唐军一样能够顺利平叛。乾元二年（759年）七月，李亨任命李光弼为朔方节度使、兵马副元帅，代郭子仪守东都洛阳。另以泽璐节度使王思礼兼太原尹、北京（太原）留守、河东节度使，接任李光弼先前所任的职位。就在李亨这项人事调整的两个月后，史思明便再次南下，大举进犯河南！史思明对于郭子仪倒是没有多少怨恨，原因是自从成为战场对手之后，史思明还没在郭子仪身上吃过多少亏。但当他知道李光弼代替了郭子仪成为平叛主要领导后，他不禁有些愤怒。要知道先前的太原之战中就是李光弼阻止了史思明西进朔方的脚步，现在这个老对手再次面对自己，这不禁让史思明产生一种誓报前仇的心理。李光弼！我等待你已经很久了，现在你终于可以代表唐廷，成为我的主要对手，所以这一次我会让你败得很惨！乾元二年（759年）九月，史思明留下儿子史朝清驻守范阳，率领大军打出“渡过黄河决战唐军、活捉李光弼”的旗号，分四路南下，一路由部将令狐彰率兵五千自黎阳（今河南浚县）渡黄河取滑州（今河南滑县），一路由史思明亲率大军从濮阳（今河南濮阳）渡黄河，另外两路分别由史朝义自白圭（今河南滑县西北黄河渡口）、部将周挚自胡良（今河南滑县西北黄河渡口）率军渡河，然后共同会师汴州。史思明大军南下之时，李光弼正在黄河岸边巡视唐军各营人马，得知史思明进兵前来的消息，他立即前往汴州，叮嘱滑州节度使许叔冀无论如何也要守住汴州。李光弼给许叔冀的底线是：只要能够坚守十五天，自己就能从洛阳集结大军回来增援汴州。许叔冀拍着胸脯表示坚守十五天没问题，但李光弼刚刚回到洛阳，就听说汴州陷落了，许叔冀及濮州刺史秦升、部将梁浦、刘从谏、田神攻全部投降了史思明。汴州陷落的消息传遍各地后反响很大，尤其是洛阳方面更是人人自危，以至于李光弼回到洛阳后，下令洛阳周围的部队迅速向洛阳方向靠拢，没有自己的命令坚决不能出战。在李光弼看来，洛阳的门户汴州失陷后，自己又不得不和史思明这个老对手打一场持久战。现在他要做的，就是选择一个合适的战场，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为此，李光弼征求众将的意见，有的人认为洛阳军需物资匮乏，应该向西撤退，会合陕州的人马退保潼关，依靠潼关的这道天然屏障，去挫伤敌人的锐气。这个建议遭到了李光弼的坚决反对。李光弼的理由是：从洛阳撤往潼关，中间要放弃将近五百里的土地，叛军如果真的得了这些土地，无形中会助长叛军的嚣张气焰，而且还没和叛军正式交战就无故撤退，皇帝陛下一定是会治罪的，李光弼可不想重走郭子仪的老路。事实上，在李光弼的心中有一套自己的策略，那就是移军河阳，和叛军纠缠到底。从地理位置来看，河阳在洛阳的北边，北连泽州（今山西晋城）、潞州（（今山西长治），如果战事有利可以向东挺进河北，如果不利可以据守，而且还和洛阳形成犄角之势，互为表里，移军河阳更不会背上放弃土地向后撤退的骂名。乾元二年（759年）九月二十三日，李光弼率兵主动撤出洛阳移军河阳，三天后史思明进占洛阳，当他发现洛阳除了一座空城其他一无所有时，他不禁慨然长叹为什么自己总是慢李光弼一步。由于立足未稳，更担心李光弼会随时偷袭，所以史思明没敢贸然进入洛阳的行宫之中，而是退守白马寺一带，与身在河阳的李光弼形成对峙状态。双方就这样对峙了将近十天左右，对于李光弼而言，这正是他想要的局面。但史思明可不愿意如此，因为此番从范阳亲征而来，史思明的目标一是攻陷长安，二是生擒李光弼，所以他不想浪费过多的时间，在对峙了将近十天后，史思明决定率先出手，进攻河阳。不过从实际效果来看，史思明并没有达到目的，几次进攻都被守城的唐军击退，所以接下来史思明一定要寻求变通，他决定变强攻为间接攻击。十月九日，史思明率兵攻打清河，意图断绝李光弼的粮道。李光弼得到消息后，留下副将仆固怀恩镇守河阳，自己带领精兵进驻清河南部的野水渡准备抵抗叛军。但到了晚上李光弼却又急速回兵河阳，仅留下部将雍希颢和一千名士兵守卫营寨，临行之前李光弼叮嘱雍希颢说史思明手下有三员猛将，分别是高庭晖、李日越和喻文景，以史思明的精明，今晚肯定会趁我立足未稳前来偷袭，何况他的目的是要生擒我，现在我暂且继续回到河阳，如果他们来了，你不要和他们交战，如果他们投降，你就带着他们来见我。李光弼说完后带着人马走了，当时所有人全都不理解他这番语无伦次的话是什么意思，然而到了夜里一切全都应了李光弼先前的预言。当史思明知道李光弼在野水渡扎营后，甚为欣喜，因为他了解李光弼这个老对手擅长打城池防御战，并不擅长野外作战，自己不应该错过这个生擒李光弼的绝佳机会。所以他下令让部将李日越带领五百精兵当夜去偷袭，而且史思明下了死命令，如果生擒不了李光弼，李日越就不要回来见自己。事实证明，后来所发生的一切也是按照史思明的设想进行的，他只有一点没有想到，李日越确实没有回来见自己，而是投降了唐军。扑了个空的李日越知道自己无论如何也无法回去交差时，只得投降了唐军。直到这一刻雍希颢等人才明白李光弼的用意所在，全都对他产生了钦佩之情。李光弼不费吹之力招降了史思明手下的一员猛将，这让史思明感觉自己被羞辱了一番而勃然大怒，于是他下令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攻下河阳，不生擒李光弼誓不为人。十月十一日，史思明亲率主力围攻河阳，对于唐军而言河阳之战最艰难的时刻已经到来。李光弼明白史思明这次是孤注一掷，而河阳城最薄弱的地方是在中城，所以他必须亲自守卫中城。于是他将守卫南城的重任交给了郑陈节度使李抱玉，临走之时李光弼鉴于叛军过于强大，而李抱玉兵力不足的现状，他主动为李抱玉减压，他的底线是只要李抱玉能够坚守两天就是胜利，过了两天如果没有援兵前来，李抱玉可以自动放弃南城，而且绝不追究其责任。对于李光弼的理解，李抱玉点点头，虽然他当时没说什么，但是他早已经下定决心一定要坚守住南城，最大限度地牵制叛军，为防守中城的李光弼减轻压力。接过任务后，李抱玉抓紧时间整编部队，加固城防，就在他刚刚完成所有工作后，就看到叛军犹如潮水般地进至到南城之下，并开始了猛烈的进攻。面对叛军来势凶猛，李抱玉并没有胆怯，他积极指挥士兵们进行英勇的抵抗，弓箭射完了，就用石块砸向即将攻上城的叛军士兵，甚至连油锅全都准备好，决心打退叛军的进攻，由于李抱玉的坚决抵抗以及南城城墙高大的原因，叛军两天之内都没能拿下南城，但是到了第三天，李抱玉确实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因为守城的士兵除了手中的大刀长矛之外，再没有任何可以抵御叛军的武器。“绝不能就此放弃南城”，这是李抱玉当时唯一的想法。为了尽量牵制住叛军，李抱玉想出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他决定用缓兵之计拖住攻打南城的叛军，派人给城下的叛军送信说自
海，去了浅草的某家饭馆喝酒。和尚喝般若汤[23]这事儿，大家在落语[24]跟小笑话里都常有耳闻。不过那说的都是酒肉和尚，他们连寺里的经书也不怎么了解。这位在人们眼中身为候补管长的高僧就截然不同了，他不会把自己喝成八先生、熊先生那样，给人拿来当落语里的笑柄。这位前辈还有一点不能不提。首先就是他那副慈颜，那是世上少有的慈颜中的慈颜。他总是面带浅浅的微笑，就像暖春的轻风，悠然自得。嗓音也是柔柔的，就算喝醉也很少大声嚷嚷。他潇洒地调笑女服务生，灌龙海和按吉喝酒，却不会主动去灌自己。于是这位候补管长带着两个小沙弥走进了茶馆[25]的大门。这位候补管长可怜这两个小沙弥——他们没醉的时候就开始谈论女人，醉了以后谈论得越发热烈了，从头到尾都在谈论女人，开不了悟，真是极其可悲，因此也就萌生了恻隐之心。高僧打算教授他们具体该如何享受女色，如何把握享受女色的度。来了几名艺伎。大家都跟候补管长有着多年交情，众人聊演戏、聊旅行、聊恋人，除了佛经以外什么都聊了。到了深夜，一群人一起在一间茶室里睡得横七竖八。天亮了，大家洗了洗脸，换上和服，候补管长帮女人系好和服带子，动作之熟练让两位小沙弥目瞪口呆。龙海和按吉并不是不感谢候补管长的一番好意。这确实是一番纯粹的好意。他尽量把这两个愚昧的小沙弥引向开悟，而且还故意采用召伎这种最容易被误解的方式来引导后辈，真是一番苦心。然而两人却无法释然。不知怎的，两人心头总笼罩着一层吹不散的阴云。“我心里怎么就是过不去呢？”按吉问龙海。“何止过不去！简直臭不可闻！”龙海气得浑身直哆嗦。两个人彻底颓丧消沉，在街上失落地游荡了一阵子。两人首先能想到的是：既然都能做到那个份儿上，为什么不干脆堂堂正正跟女人一起睡觉呢？然而问题绝不在这里。按吉认为，和尚即便堂堂正正跟女人睡了觉，也绝不可能就因此朝气蓬勃。这种散不去的奇妙毒气不光是跟不跟女人睡觉的问题，而来源于更根本的东西。和尚们只把女人当成发泄性欲的对象。他们会守身如玉，只是在守自己的性欲而已。然而，俗人是会迷恋女人的。为女人不惜付出生命，做尽一切愚蠢之事，舍弃名誉，舍弃情义，执迷不悟。在高僧所认知的女性里，并没有这种让人爱得发狂的女性。按吉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个道理。谁对谁错已经没有讨论价值了。他深刻体会到：只要还有沉迷之心，就只能沉迷到底，无可救药。他意识到这点以后，再看那些没有慈眉善目、没有散发阵阵毒气的人，就发觉这些人很脆弱——他们似乎下一秒就要为女人痴狂，抛弃情义丢掉性命。有那么一天，按吉在学校大门前捡到了一张传单。从那一天起，到报名截止日期为止，按吉都在认真地思考。他渐渐想去朝圣了。按吉想，干脆下定决心，成为横跨沙漠的一分子吧。他觉得只有到了那里，他才能体会到生命的存在。他莫名感觉到一种近乎乡愁的、强烈的冲动。报名截止当天，他下定决心去了丸之内大厦。接着他来到了公开课的会场入口。他又犹豫了，在门前来回走了三趟。然而，他最后还是没有进去。他就转身下了楼梯。因为他在来丸之内大厦的路上，在电车里见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学生，美得让人眼前为之一亮。他的心强烈地悸动了。于是，他觉得想去阿拉伯的那些念头都假得不能再假了。他一边下着丸之内大厦的楼梯，一边为自己有生以来头一次做了件真实的事情而感到亢奋。他边走边对自己说：“今后，我也得一直这么做下去。”自那天以后，他就放弃了开悟。龙海在正要偷渡去巴黎之前迷上了个女人，于是从此行踪不明，生死不知。[1]指关东大地震，又称关东大震灾。是一场在1923年（大正12年）9月1日日本时间上午11时58分，发生在日本关东平原的地震灾害，里氏规模高达7.9，又称东京大地震。——译者注[2]卡尔·马克思用德语写作、由恩格斯等编辑的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这部作品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对日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诸多领域有着深远影响。——译者注[3]这里说的“主义人士”是“二战”前期和“二战”中期的日本左翼思想分子。[4]日本和尚是可以结婚的。——译者注[5]现在的东京大学，原称日本帝国大学，简称“帝大”。——译者注[6]旧地名，今北海道西南部和安平町北部。——译者注[7]越南语旧时的称呼。——译者注[8]日本传统表演剧目。——译者注[9]能乐剧目《翁》里开头的唱词，语意不详。——译者注[10]指平贺源内，江户中期的人物，多才多艺，身兼诗人、发明家、医生等多职。——译者注[11]今大阪府堺市。——译者注[12]原文写出来是“洒落臭い”，其日语发音和“社乐斋”一词相同。——译者注[13]佛教用语，本意是指慈悲的誓愿。现一般多指不惜任何代价都要达成的悲壮的心愿。——译者注[14]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哲学家，犹太人。——译者注[15]日本宗教团体的最高指导者之职（首长）。——译者注[16]原本是佛教对高僧长老的敬称，在日本也引申为对天主教枢机的敬称，意义等同于殿下或阁下等对世俗人物的敬称。——译者注[17]原作为《DieWelsseSklauin》，德国作家ElisabethSch?yen著。描写了惨遭国际人口贩卖组织捕获的退役海军少佐之女春满子的故事。——译者注[18]为了打破有些人的执迷，不少禅师或用棒，或用喝，或者“棒喝交驰”，作为一种特殊的施教方式。“棒”始于德山宣鉴。僧来参问，“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后用于形容高僧严厉教导和警示修行者。——译者注[19]是日本集体住宅的一种形式，一般为一层（也有两层），各个房间并排挨在一起，共享墙壁，走廊相通，共用厕所等设施。类似于我国当年的筒子楼。——译者注[20]南画，日本绘画因受中国“南北宗论”影响而称“文人画”为“南画”，并形成宗派。——译者注[21]1钱等于十分之一日元。——译者注[22]1英里约等于1.609千米。——译者注[23]和尚称呼酒的隐语。——译者注[24]日本的一种传统表演艺术，类似于中国的单口相声。——译者注[25]这里的茶馆指“待合茶屋”，过去曾是召妓女和艺伎的地方。——译者注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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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村子出了一个陆军大佐和一个海军大佐。陆军大佐小野在南方战死，海军大佐佐田在战争结束后回了村子。我就是那个海军大佐。我并不是出于本人的意愿才当上了村长。碰巧上任村长病死了，又没有其他合适的人选，大家就把这差事推给我了。大家说，只要去村公所，坐在村长位子上就行。然而在我印象中，我舅舅当村长的时候，如果有事村公所打杂的就会来接，若非如此，他就会成天在家里下围棋。我把这段回忆讲给了我的助理羽生，跟他说如果可以这样的话就不妨试试。他回答说：“您也知道，这仗打完了以后世道完全变样了，哪怕在咱这种小山村，也有像城里那样喜欢到处讲理的人，虽说挺麻烦的，还是烦请您做到每天按时上班。您可以不用顾忌任何人，在村公所下一整天围棋。”“不，我对围棋什么的都没有兴趣。搞搞园艺，整整田地这点乐趣就够我忙的了。所以啊，我一旦确定每天要来上班，这对我来说就不算什么苦事儿了，况且这应该也有益于身体健康。”我就这么轻率地接下了这份差事。村里的小学因为去年起了一场怪火，全都烧没了。幸好新建没多久的初中还没烧干净，就暂时在初中和寺院实施轮流上课，目前好歹还搭了个木板房当校舍，之后就该动工盖真正的校舍了。然而，资金方面却搞不定，没人想当村长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可是，没有村长这事儿也没法搞，所以助理和村公所的委员们找到我，说新建学校和资金的问题全都他们自己弄，不用我操心，所以麻烦我来当村长。就算我什么都不做，我的头衔也会自然而然发挥作用，事务也都由助理代办。换句话说就是名义上的村长。原来如此，世上这种村长应该不少吧。我也就大笑着当了村长。从我刚上任起，小学的事儿就很成问题。等我实地考察后，才渐渐发现这件事运作起来要比操纵军舰困难得多。在南方战死的陆军大佐小野的女儿原先一直在这所小学当老师，这位女士在村里风评相当差。不过她父亲是她父亲，她是她，尤其他父亲跟我都是军人，我也就没见外。想着谈一谈多半就能相互理解，私底下还很期待与她见面。有一天，她往村公所打了个电话，说有话想当面跟我谈，让我来学校一趟。羽生助理有事出去了，我也找不到其他合适商量这事的人，正好又该下班了，我就决定去学校看看。冬日傍晚，刮着凛冽的寒风。校工把我领到办公室，有位女性肩披外套，正蹲在火盆边取暖，这人就是她。她看到我，轻轻点头致意。“太无聊了，我就给你打了个电话。我今天值班。又没有别的事可干，烟也抽完了，就捡烟屁股抽，初中办公室的火盆我也翻了个遍，想敲竹杠也没有人可敲，正想着会不会来个笨蛋给我敲，突然就给你打了个电话。村长，您好吗？村公所有意思吗？”“你捡烟屁股抽？”“对，用旱烟袋抽。”“哈哈，你平常就把旱烟袋挂在腰间呗？”“怎么会，我是从男老师的抽屉里找到的。你有烟吗？”我并不讨厌她。原来如此，她跟大家说的一样，没什么礼貌，但是位很直率、很有意思的女性。我从怀里拿出了香烟递给她，她笑着接过去，非常高兴地说：“不出所料，真好骗。可能是我坑他们太多回了，只有其他村子里的人才会给我烟抽。”“你这么喜欢抽烟吗？”“废话。要不还能干些什么？”“看书吧，身为教育者也需要读书。”“小学老师有武力就够了，另外就是要有以物易物的概念吧。付出就该有回报，虽说我什么都给不了你，不过我总觉得这村子里的东西我基本都可以拿吧。难道烟这玩意还要钱买吗？都跟不要钱似的。”“你拿钱买什么呢？”“我那点儿钱哪够买东西。来，你看看，这就是二十五岁未婚女性穿的衣服！胸口，胳膊，连裙子上都是补丁。胸口和胳膊还是小孩拿小刀割的。我也想穿尼龙袜子，你看，这袜子，比残兵败将的袜子还要寒碜。”“没那么惨，这袜子在这村子里算华丽的了。换条灯笼裤，不穿裙子就用不着袜子了。絣织的衣服开个线，打个补丁倒不显眼，不过你这身衣服穿起来，却跟蝾螈开膛破肚了似的。”“真会说话，这村子里的男人比东京报纸还会耍嘴皮子，尤其是在挑女人毛病的时候。好像这村子里的男人这辈子的事业就是打倒女人似的。”我跟小野真理子的第一次见面就是如此。没过多久，值班的男老师来学校了，我也就准备告辞，可那个男老师一看见我，就跟看见宿敌似的冲到我面前，逼问我说：“我们今年就要靠这临时盖的木板房过冬了吗？窗玻璃基本都碎了，您是没看见吗？教室地板也都没铺。等积了雪，教室里就该满是泥泞了。您是要让孩子们在这种地方学习吗？！”他打开门，给我看了看教室内部。我没回答他就走了。我跟我老伴两个人在这村子里生活，所以跟他人的话题自然也很有限。但没有想到临时校舍连地板都没铺，也不知道窗玻璃大部分都碎了。那男老师对我这个长辈说这种话虽说是有些出格，不过这番质问也没什么错。我打算第二天跟羽生助理谈谈这件事，看看怎么应急处理一下。然而第二天我刚到办公室，就发现助理早就在那等着我了。“您昨天去了小学是吧。您跟那女老师做了什么，跟那位堕胎老师？”他怒气冲冲地逼问我。我不知个中缘由，就回道：“这村子不准村长跟女老师说话是吧？”“您还给那人香烟了是吧，一根香烟？”“我看她没烟抽，就给了她一根。”“她一直都没烟抽呀。要不您就一直给她？身为村长，给那个堕胎老师香烟。”“堕胎老师是什么？”“就是堕过胎的老师啊。村里人都这么叫她，没人叫她的名字，连小孩背地里都这么叫她。只要给她根烟抽，她可能就会陪你上床，是比妓女还不如的浪货。因为那人在这村子里当老师，所以小学就是伏魔殿[1]。”“伏魔殿？指的是宫殿吗？魔王是谁呢？”“区区一个原海军大佐的话，连魔王都当不上啊。战场都上不了的海军大佐，干什么都成不了气候。”再没有比他这几句更能侮辱我的话了。没错，我是个连战场都上不了的海军大佐。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之前，我被编入了预备军。在这种缺人缺到随便拉个人就上的关键时刻被编入预备军，不就意味着上面认为我非常无能吗？！要是晋升到少将才当的预备军，心里还能好受一些，然而我并没有，因此我茫然自失，也因为这份奇耻大辱动过自杀的念头。之后，我调整心态，在一个叫作海军水路部的地方当了一个小雇员，既然是雇员，预备大佐这个名号也就派不上用场了。我一面挨着跟我儿子差不多大的中尉少尉的骂，一面告诉自己这是在修身养性。忍着忍着，终于熬到了战争结束。身为军人，在遭遇未曾有过的大战之时却被免去官职，不许参加大战——多么可笑！这段历史连子孙都不能告诉，只能拿来自嘲。羽生甩出了几句我最害怕的话，于是我很奇怪他是怎么想的。就算是仇人，多少也会留点情面，能面对面说出这种话，肯定是有什么了不得的事。可我却完全没有头绪。“我不知道我去了一趟小学，就能让你这么不高兴。你是不是有把给妇女香烟的男人想成恶人的怪癖？”“嗯，算有吧。跟村长被本村的招牌骚货叫出去拿烟给她抽差不多怪的怪癖。”“话说，小学的临时校舍好像没铺地板呀，玻璃大部分也都碎了，能不能想想办法呢？”“您还好意思提这个？”他脸色大变。一时间好像在思考什么，突然又下了什么决心似的，从书架上翻出了几本书。“您先看看这个吧。那临时盖的木板房就已经让我呕心沥血了。如果要是没有我，就连那木板房都没得盖。哪儿有钱呀？没有钱，那木板房是怎么盖起来的呀？”他嚷嚷着，又来来回回从书架上取了好些书。没过多久，我的桌子上就堆起了一座书山。“您先看看村里的经费吧。看看到底有多少收入，有多少支出。然后是新建小学的额外收入，您看看到底有多少支出？盖木板房又需要多少，还有大概一半没付清。您再看看我把村里的经费都用在哪儿了，您查查我的差旅费。自我上任以来这七年，我都没有要过出差补助。我自己出钱，我跟那些卖解毒药的住一样的旅馆，到处求人，总算才盖成了那样的木板房。您跟我提这个，不觉得自己厚颜无耻，不觉得害臊吗？您什么心血都没付出过，还好意思说这种话。”“我明白您的意思了。那我就如您所说，拜读这些文件以后再谈我个人的看法，不过你太激动了，你把我说的话都给听岔了。咱们都冷静点，好好谈谈，齐心协力为村子办事。”我安慰了助理羽生，之后花了一星期翻看那些旧文件。他说得没错。这村子非但不景气，而且村里的财政简直都空空如也了。因此他无欲无求、尽忠职守的作风堪称伟大。他东奔西走一向是自己掏腰包。他会这么愤怒，多半是因为自己这份努力不为人知吧。这么看来，他会生气也不是没有道理。我很羞愧自己对此一无所知。因此，我为我的无知向他道了歉。但我又重申了一遍：“我知道预算不够，不过，能不能勒紧腰带给学校铺上地板呢？”我话音刚落，他的眼神就突然又凶恶了几分。“这样呀，那您自个儿来吧，村长。别客气，咱就弄到您满意为止，村长。”当时我第一次体会到在被人叫作村长时的那种不寒而栗的屈辱。羽生说道：“不过嘛，反过来一想，不铺地板就不用担心着火了。干脆把教室铺上地板尽可能地用臂膀给她些支撑。晖儿拂去额上的汗水，一手拉过S，两人不由相拥而泣。稍事休息片刻，我与莫炎探查起周围的环境。按他的说法，古滇国是以骑兵略地冲锋，步兵列阵守护的方式战斗防卫的，两间重兵把守的墓室之后便应该是主墓室的所在，滇王也应该就在那里。整间墓室并没有什么奇特的设计，也许是自信阴墓隐蔽，水银阴毒，或是仰仗兵卒骁勇。墓室后方那坚实的石门开启之后，我们竟畅通无阻地进入了一个偌大的中堂墓室，甚至连机关暗箭之类的设施都不曾遇见。中堂墓室那高大的石壁上有着一大两小三扇石门，正中的大门上赫然雕刻着一个巨大的矛头，左右小门则分别雕着太阳和大地的图案。“大门后面是水银池，估计储存的量比先前多很多。”门后那奇怪的汩汩声早就引起了我的注意。“嗯，太阳门后面是火硫磺。”莫炎的鼻子不住地嗅着，“大地门后面通着河底泥浆。”“那这里不就是死路了吗？”S有些纳闷，“这么多干尸兵把守的墓室后面怎么没有滇王的墓室？”众人四散查探，中堂墓室的石壁全是固实结构，内部没有任何机关，除去三扇门后存在开启机关和一定空间之外，其他地方都是厚实的地层。难道是先前的墓道墓室中我们遗漏了什么？我对着石门不由有些茫然。“土、金、火……”我不甘心地在门前来回探视着，从右向左的五行顺序突然带来了一种预示。古代右为最先，最右是土，土生金，最左是火，火克金，我似乎已找到了其中的玄机。“土生金而固之，火克金而抑之。土火两行平衡了水银金性的锐气，加上它自身又聚阴魂养生气，那个滇王就在正门里。”我一股脑地将方才的思考陈述了出来，其他三人被我说的有些发愣，但不多会各自都明白了些什么。莫炎走近正中大门，仔细嗅了一阵，眼睛忽地一亮：“说的对，水银上有东西。”我立刻走上前，静心聆听，在水银微动的汩汩声中还有着一种难以辨别的碰触声，水银上漂浮着的形状渐渐在脑中清晰，那东西是……船！“古滇贵族多兴土葬，只有花腰傣族兴水葬。”莫炎沉思道，“花腰原就是古滇王族，这船里应该就是滇王。”兴奋之余一个莫大的难题却出现在了面前，滇王虽然就在门后的水银池上，可该如何避开水银安全到达船内。这个石室中储存的大量水银已不是我驭金的能力所能控制得住了；遁鬣在尸水墓墙前受伤后化作精气来帮助我们步行进入墓室。滇王近在咫尺，我们却已束手无策。“莫炎，你还有什么虚兽可以帮助我们进去吗？”S问道。没有回答，莫炎无声地摊开双手，摇了摇头。“亦凡，‘水银泻地’的下一句是不是‘无孔不入’？”晖儿望了我一眼，似乎想到了什么。“是的，我让它自己造几个孔来入地。”两人的想法不谋而合，笑着示意他们退后，意念快速集中向门后的水银。伴着轻微的碎石声，门后的水银汩汩作响地波动起来，墓室中回荡着微弱的震动，不到十分钟的样子石门后便传来一声碰撞。与此同时，莫炎一个闪身来到正中石门前，用力旋动了门侧那凸显的条形机括。石门隆隆升起，一片深邃的黑色空间徐徐出现在面前。数个拳大的灵火球疾射入内，嵌在石壁上幽幽闪动驱散了黑暗，空旷得难以想象的石室中，一艘巨大的石舫正孤零零地矗立在那里。快步来到石舫前，莫炎攀着舫体的雕纹几下便翻了进去，转身抛下一道银色长索将我们逐一拉上甲板。这石舫约摸有半个篮球场大小，舫体正中是一座约摸三米多高的舫楼，正对舫头的楼门微微开启着。推开楼门，底层舱内错落有致地遍布着石制的桌椅，一些用来陪葬的珠宝玉器在水银蒸气的侵蚀下早已不复辨认，只能依稀看到原本的形状。小心地沿着舫内石梯来到上层，我们进入了一个不大的舱内，镂空雕花的石门应该是通向后面的主舱，但却被六具干尸挡在了身后。从体形来看，它们比先前的兵卒、将领要高出许多，体格十分的健壮，身上披着那种古怪的象皮甲胄，手中的青铜狼牙棒竟是奇特的八棱柱形。见我们走出石梯口，干尸口中齐齐发出沉重的嗬呼声，三前三后地交换了下位置，手中狼牙棒虎虎生风地摆动了起来。莫炎冲我丢了个眼色，走上前去，双手摊开作势，一片火光腾然闪现。那些干尸被惊得一愣，还未回过神来手中的狼牙棒便已脱手而出。扑扑数下闷响，干尸的头颅被狼牙棒击得粉碎，高大的身躯直直倒下。莫炎合手一挥，火光过处干尸化作无数焦块悄无声息地落在了地上。干净利落的配合下没有造成任何大响，虽然可以觉察出石门后只有四具干尸的形迹，但出于稳妥考虑还是尽可能不去惊动它们，毕竟滇王的身边不可能只有六名侍卫，也许另有什么安排。从石门的镂空处偷偷望去，主舱内陈列着一些青铜器皿，正中则摆放着一张宽大的石案，上面铺放着残破的布帛。案后端坐着一具佝偻干尸正在那里查看着布帛，举止间似乎满是得意，并不时地拉过身旁的两具干尸搂抱抚摸着。心下一阵作呕，两具干尸的服饰是女性装扮，估计是滇王殉葬的后妃，也许生前是倾国倾城，但现在看来实在是恶心之极了。石案旁侧站立着一个身披青铜甲的高大干尸，威风雄武的气势似乎是个身经百战的将军。在它手中紧紧攥着一把青铜长矛，矛头的两侧悬挂着两个饰物，看形状应该是两个吊起的人形。看来这将军就是保卫滇王的最后一道关卡，而那具佝偻干尸便是滇王了。“喀喇”，干尸将军身上的青铜甲扭曲了起来，涨鼓地向外长了几寸。那干尸将军不由低头看了下，青铜甲忽地向内猛缩，顿时将它两肋的骨骼挤断了数根。紧接着一阵扭曲，青铜甲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形态横向旋扭了起来，只拧动了数下，那干尸将军便在一片莫名中被身上的铠甲绞成了几段。这自然是我动的手脚，但还要归功于它身上的青铜甲。这身原本应该是古滇国最高级的军戎护甲，此刻却成了绞杀的工具，这不免有些讽刺了。“自作聪明，退后。”一旁的莫炎突然叹道，两手左右一抓，身子急速往后退开。晖儿和S在他拉动下身形往后疾退，我一时不知所措，兀自迟疑的时候面前已升起一道火墙。火光中，忽地瞥见干尸将军那碎裂的身体正在地下不断扭动，里面竟缓缓爬出了三个一尺来长的婴儿……六、异巫奇蛊滇池下的千年古墓，一具干瘪碎裂的尸体中，居然爬出了三个身长尺许的婴儿。面对如此诡异的场景，脑中却迸出了一个莫名的反应——难道我杀了一个孕妇？！那三个婴儿浑身雪白，胖乎乎的样子着实可爱，我心中猛地一惊，干尸里怎么会有活生生的婴儿，而且行动间似乎过于敏捷了。面前的火墙呼地猛涨，我下意识地后退，却发现自己正要推开石门。有力的臂膀自身后伸来，一把将我拉退数尺。“亦凡，你怎么了？”晖儿扶着我急切地说道。“那干尸手里的是不是吊人矛？”S伸头向石门里张望着，“滇王就在里面，赶快进去把东西拿出来吧。”莫炎一声不吭地在周围挥起了几道火墙，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石门内，仿佛正在等待着什么。“呱……呱……”石门镂空处窜出几道白影，跳跃起落的速度异常之快，腾烧的火焰对它们似乎没有任何的阻碍，只几下便已迫近我们身边。白影嘎然一停，竟是刚才那三个婴儿。浑圆的头部有些偏大，四肢短小却有力，暗红色的眼睛不断打量着我们，微张的口中露出一排锐利的牙齿。直到现在这个距离我才清晰地发现，它们并不是真正的婴儿，而是三个身高一尺多的白色小人。“用金属筑个防护层。”莫炎低声喝道，手中挥出一片火刃。我不敢怠慢，一批十字刀刃立刻在众人周围形成。呼呼几声，刀刃在空中自行旋转，一片密不透风的防护层将我们笼罩了起来。那三个小人并没有被虎虎生风的刀刃吓到，相反却十分有趣地靠近了刀圈，其中一个竟伸出手臂直接插入了飞舞的刀刃中。“咯”地一声脆响，小人被震退了半步，似乎愣了愣神，那短小的手臂丝毫无损，甚至连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那击中它手臂的十字刀刃居然断成了数片，纷散的碎片击打在其余的刀刃上向外飞射而去，其中几片打在了另外的两个小人身上，却对它们毫发无伤。这三个小人难道是金属做的？讶异之下晖儿和S举枪向它们射击，小人接连中枪翻倒在地，但不多时又爬起身来，拔下那些嵌在体表的枪弹丢入口中，咯咯作响地大嚼起来。“夸张，这也太离谱了吧？”S又向小人射了几枪，“这是什么东西，都成金刚不坏了。”“是失传的神木蛊童。”许久没有作声的莫炎突然道，“金刚不坏还算好的。”他话音刚落，那蛊童已腾跃了起来，一片金属碎响不断，布下的十字刀刃已全数碎开飞落四周。我全力控制住众人的周围，以免被碎片伤及。混乱中一股暗色的火焰蓬然掠过，蛊童见状转身反跃躲过火焰，落在地上恰好形成了一个三角将我们围在当场。“呜啊～～”蛊童的口中发出奇怪的声响，全身乱颤起来。一股乌色的液体从身上渗出，随着手脚的抖动洒在了地上。那液体只落下了星点的几处，像似有生命地自行蠕动着，线状地在周围分布开来。液体中隐隐冒出了几个豆大的圆点，豆芽拔苗似的疯长着，只眨眼功夫就变成了一丛斑斓夺目的蘑菇。几处蘑菇不断蔓延生长，快速连成了一片，众人还未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便被这些五彩的蘑菇团团包围了起来。莫炎的鼻子急速地抽动了几下，眉头一紧，双手互拍火光顿闪，空中无端出现了一群栗色的动物。那些小东西像似微型版的鹿，却又长着一个兔头，忽闪的眼睛正全神贯注地盯着地上的蘑菇。更让人称奇的是，它们身后的长尾正飞快地旋转着，仿佛直升机般悬在了半空。就在这时，地上的蘑菇噗噗地一连串炸开，喷飞的蘑菇孢子涌起了团团灰色烟雾，无风自动地向我们涌来。莫炎口中吱喳一声，那群小家伙立刻蜂拥着迎了上去，纷纷张开嘴巴大口吸食着那些蘑菇孢子，一会的功夫便将空中弥漫的灰色消灭得干干净净。耳鼠！我猛然想起，这群兔首鹿身旋尾飞行的小家伙就是可禁百毒的耳鼠。难怪莫炎面对如此众多的奇异毒菌却毫不慌张，原来他还藏着这么一手。那些耳鼠在吸食了蘑菇孢子之后似乎余兴未尽，转又扑向了地上那片斑斓的蘑菇丛，津津有味地在那里大嚼特嚼了起来。蛊童对这些耳鼠好像有些顾忌，眼睁睁地看着蘑菇丛在它们的啃食下迅速消失，却没有作出任何的反应，只是无奈地在那里来回走动着。地上的耳鼠很快便吃完了那些蘑菇，整个鼠群再度飞在半空，迅速地将那三个蛊童逼成一团包围了起来。蛊童不断挥臂驱赶着扑来的耳鼠，却似无力进攻，雪白的身上显出道道乌黑的伤痕，这耳鼠的牙齿竟然比刀剑还要坚硬？“现在我终于明白什么叫众口铄金了。”S打趣道，眼前的局势已完全扭转。“这些耳鼠是克制毒物的专家，如果蛊童不怕它们，那就该我们担心了。”我回道。莫炎丝毫没有放松的意思，眼睛紧盯着前方，可奇怪的是他并没有去注视蛊童的行动，而是远远地望向主舱内。舱内的滇王此刻丝毫没有被身边的变故所惊扰，依旧悠然自得地欣赏那块残破的布帛，身边的后妃在它的搂抱下不断作出谄媚妖娆的动作，让人看得不禁作呕。不对！那滇王身边的后妃怎么少了一个？！我下意识地向内张望着，却见一个黑影闪到了门前。晖儿？！门前站立的那个黑影正是晖儿，不知她是什么时候从我身后过去的，耳边居然没有听到任何的动静。“啊！”S在一旁忽地大叫起来，只见那个失踪了的女干尸自石室的顶上倒吊下来，干瘪枯瘦的脸部几乎紧贴在她面前。不过，这干尸已无法作出任何举动，一双布满黑色火焰的手正死死地拧住了它的头颅。“小心你老婆！”莫炎低吼一声，双手发力，干尸的头部被他硬生生地捏碎成了几块。晖儿静静地站在门前，眼睛温和地望着我，那样子并没有什么不妥。但那三只被围攻的蛊童此刻却正依附在她的身旁，原本漫天飞舞的耳鼠早已不知去向。“晖儿！”我叫了一声，她微笑着点了下头，却没有回应，嘴唇张合间竟曼声唱起歌来。清越甜美的嗓音早已熟悉，可现在却带着一丝难以抗拒的诱惑，恍惚间眼前掠过昔日和晖儿一起的美好时刻，那一幕幕幸福的场景不住地牵动着我，脚下不禁迈开步子缓缓向前走去。“你俩清醒点！”莫炎的怒吼将我拉回了现实，他双手紧紧拉住我和S的胳膊，呼吸似乎有些沉重。那三个蛊童正站在晖儿身前，露出满口利齿作势欲扑，如果不是莫炎拉住我俩，恐怕这会已经被它们撕开了喉咙。“花腰歌蛊？”我脱口而出道，“晖儿怎么会……”“刚才那女尸是古滇祭巫。”莫炎平息了一下呼吸，“你老婆中了猎魂巫。”“什么？！”古怪却寓意明显的巫术名字让我险些跳了起来，“这……我……有办法救她吗？”“你们看晖儿的手！”S砰砰两枪击退了企图偷袭的蛊童，冲着我俩大叫道。“能制服她就有救。”莫炎冷冰冰的丢下一句，身子往前闪去。晖儿的双手正左右张开着，脸上依旧带着微笑，但手指上却诡异地长出了几条赤红色的小蛇，在那里狂乱地扭动着。见莫炎上前，晖儿右手猛地一挥，几条赤色小蛇飞射向他的胸腹咽喉，紧接着左手向我和S连挥两下，一片红色扑面而来。飕飕几声，地下落满了红色的碎片，几道银色的金属丝在我身周轻轻地游弋着，一片黄土立即包裹住那些碎片，猛力挤压中泛出了暗红的色泽。莫炎并没有躲闪，双手同样左右张开，浑身一暗，竟燃起了黑色的火焰。那赤色小蛇触及火焰顿时僵硬，跌落在地上化作片片飞灰。正要逼近上前，晖儿却嫣然一笑，轻盈地旋身转舞起来。旋转间，无数寸许的竹篾射向我们。莫炎挥手一拢，部分竹篾散落，但又弹动着从地下射向他的身体，密密麻麻地将他围在当中，只是摄于黑色火焰的威力无法靠近。金属丝舞动得异常快速，竹篾在切割下早已断成了数节。可那些断片却像有生命一般继续攻击着，很快便将纤细的金属丝卡断了几根。黄土飞舞着在身边围绕起来，大批竹篾射入了土中，马上被完全禁锢。我狠狠地用意识将黄土固实成一个硕大的土块，继而用金属严实地密封了起来。莫炎那里的竹篾终于按奈不住攻击起来，他身上的黑色火焰怪异地流动着，似乎产生了一种粘稠的感觉。竹篾不断被黏住焚毁，在火焰的高涨下，身边的包围很快便被瓦解。紧跟几步，我生怕莫炎出手太重伤及晖儿，却见那三个蛊童怪叫一声，临空扑向我们三人。晖儿也轻笑了一声，甩动长发，乌黑的发丝直直射来。两相配合下，我们不明就里，身子快速后退。但发丝却并没有射向我们，而是出乎意料地钉在了空中的蛊童身上，它们那白色的身体顿时萎缩了下去，迅速干枯的身体落在地上摔得粉碎。蛊童的身体碎片在地上不断颤动着，一种不祥的感觉爬上了我的心头。还未来得及招呼莫炎，便看到那些碎片竟长出了一些根须。地面上很快就被这些白色的根须所覆盖，一株株细长的白色树干奇迹般地在身周长出，那树干的枝杈上竟飘动着大蓬乌黑的丝状物体。树干微微颤动，丝状物纠缠着卷向三人。我挥出数把刀刃，想斩断它们，却被横生出来的树枝挡住，叮当作响地弹射开来。心想不妙，随手凝出一把弯刀递给S，我在面前横出一根遍体尖刺的长棍来。丝状物袭至跟前，棍体上的尖刺突地长出数寸，恰好与它们纠缠在了一起。长棍一阵旋转，大股丝状物卷在了上面，棍体的尖刺又长了数寸，忽地变作锋利的刀刃，上下交错地横切起来，纷飞间，乌黑的断丝落满一地。一旁火舌撩动，树干上已挂满了干枯焦黄的丝状物，看来莫炎的黑色火焰的确威力不凡。但他的脸色却不太好看，呼吸渐渐沉重起来，一贯挺直的身体也有些佝偻。轻柔的歌声传来，晖儿在门前跳起了一种柔媚的舞蹈。妖娆扭动的腰肢，柔若无骨的手臂在歌声中起舞，那舞姿说不出的曼妙醉人。可我们却无暇观赏，身边的白色树干此刻正随着晖儿的舞蹈诡
国历史上最强大帝国的兴衰成败耗时六年新历史作家冬雪心境真诚奉献中国工人出版社向广大读者致意大唐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九日，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和精心、周密的策划，安禄山认为举兵反唐，取而代之的条件与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发动所辖兵马连同奚、契丹、室韦等大唐北部少数民族部落人马十五万人，以“奉密旨入朝讨伐杨国忠”为名，蒙骗三军将士在范阳公然发动叛乱。当时所有人都未曾想到，安禄山发动的这场叛乱居然会改变大唐帝国的命运，正所谓“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场叛乱犹如一股强台风，它惊破了李唐皇室的轻歌曼舞，也冲破了千家万户的祥和之景，国泰民安瞬间破碎，帝国山河顿时陷入一片腥风血雨。安禄山在范阳城门前慷慨激昂地检阅兵马时，李隆基正在华清宫内杨贵妃带给他的温柔乡里，七天后当安禄山叛乱的消息传到华清宫时，李隆基居然不相信。准确地说，很长时间以来对国事的厌倦与慵懒，使他不情愿直面这场命运的挑战。第一章天下惊变应对“这一定是厌恶安禄山的人造谣生事！”当李隆基听到安禄山叛乱的消息后，这是他抛给所有人的第一句话。这种心存侥幸的天真想法，很快就被站在一旁的高力士否定。“陛下！安禄山有野心已经很长时间了，这一点陛下并非不知道，依老奴看来，安禄山叛乱是迟早的事儿，现在传来他叛乱的消息，还是希望陛下能够早日定夺！”当时朝堂之上没有人比高力士更能说动李隆基，当高力士说完后，李隆基的脸上开始显出忧虑之色，虽然他知道安禄山野心十足，但局势变化如此之快，还是出乎他的意料。残酷的事实无情地击碎了李隆基的幻想，高力士的话语让他极不情愿地正视安禄山发动叛乱的现实，于是他面对朝臣开始发问：“众爱卿可有良策？”事实上早在朝臣听到安禄山挥师南下的消息后，很多人已经吓得目瞪口呆、相顾失色，所以李隆基的问话基本等于是白问，这些锦衣玉食的大臣们很多人已经犹如行尸走肉一般过着寄生虫似的生活，身在官场整天打打嘴仗、搬弄是非绰绰有余，但对于突生的变故根本没有能力去应对。所有人全都面如死灰地低着头不说话，但此时有一人例外，这个人就是先前不断逼安禄山造反的杨国忠。此时杨国忠非但没有惊慌，脸上反现扬扬得意之色，因为他不厌其烦向李隆基上奏安禄山必反的“天才”预言终于成为了事实，从而证明了自己的远见卓识。就在朝臣们忧心忡忡、手足无措时，杨国忠为了显示自己卓然的才能，故意装出一副处惊不乱、泰然自若的“大将”风度，开始站出来为皇帝陛下解忧：“陛下不必忧虑，我估计现在只有安禄山想反叛，士兵们未必愿意跟着他，请陛下放心，凭借着陛下的天威，过不了几天，必定会有人献上安禄山的首级。”在我看来，杨国忠所说的话虽然很能振奋人心，但却是实实在在的废话。不过李隆基似乎很认同杨国忠所说的话，对于杨国忠这种浅薄无知之徒的痴人说梦及满嘴的胡言乱语，李隆基居然不住地点头，这真成了“君臣默契，一体同心”。杨国忠说完后，李隆基并没有过多地进行深入思考，就立即指派特进（退休官员）毕思琛前往东都洛阳、金吾将军程千里前往河东，二人各自在当地招募士兵，共同抵御安禄山的大军。从李隆基的这个安排来看，他显然低估了事态的严重性，试图用临时招募拼凑的乌合之众，来抵御安禄山的斗志旺盛、训练有素、久经沙场、骁勇善战的精兵劲旅，无异于螳臂当车、以卵击石。不过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天宝年间大唐武备内轻外重的真实隐忧，如此安排，也算是此时关中地区无兵可调的无奈之举。李隆基内心没有真正重视安禄山这个可怕的对手，但在毕思琛和程千里走后，他的内心又很忐忑，因为在此之前，从河北地区又传来了最新消息，安禄山此次前来一共带了将近二十万人。这下，李隆基真的坐不住了。此时，安西节度使封常清恰巧入朝奏事，李隆基犹如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在见到封常清后第一句话就是询问讨贼方略。李隆基之所以如此看重封常清，是因为他不仅是和安禄山官职一样的节度使，更是一员名震西北边陲、久经沙场的猛将。天宝元年曾跟随夫蒙灵詧远征至碎叶城（今俄罗斯伏龙芝市）平定达奚诸部的叛乱，天宝六年又跟随高仙芝击败了依附吐蕃的小勃律国，可谓是战功赫赫。按说这样一位久经沙场并深受皇帝陛下信任的战将，在皇帝陛下询问讨贼方略时，其回答应该是严谨负责任的，然而封常清却犯了兵家大忌，那就是在对战局情况毫无所知的情况下头脑发热、盲目轻敌；或许是他多年来在战场上少有败绩，使得他逐渐自大起来，在面对皇帝陛下的发问时，他居然不假思索地说出了下面一段话：“陛下不必忧虑，现在天下太平已经很久了，所以人们都害怕安禄山大军前来。但在臣看来，事情逆顺，形势总会有变化，臣愿意前往东渡洛阳，打开府库取出金帛武器，招募骁勇善战的勇士，然后渡过黄河去征讨安禄山，臣保证过不了多长时间就能将安禄山的首级送来长安城。”封常清说得信誓旦旦，李隆基听得心潮澎湃。然而在我看来，正是封常清这番不负责任的话语，导致了他日后的悲剧下场。李隆基听后龙颜大悦，当即任命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将守卫东都洛阳的重任悉数托付于封常清。不可否认，封常清对于皇帝陛下的重托，还是十分努力的，他当日就动身启程，晓行夜宿赶赴东都洛阳，在那里他很快就征兵六万，并拆毁洛阳北面的黄河要津河阳桥，以加强洛阳城的防御。封常清虽然是久经沙场，但李隆基在听叛军不断攻城掠地的消息后，还是对时局流露出了担忧之情，所以在封常清走后，他并没有继续留在华清宫，而是立即星夜兼程返回长安重新进行部署。在回到长安后，李隆基召见的第一个人是郭子仪。郭子仪，祖籍山西，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人，时任朔方节度右兵马使、九原太守。自幼研读兵书，学习十八般武艺，身材魁梧，相貌俊秀。十八岁以优异的成绩考中武举，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后世史家称郭子仪是“天下以其身为安危者殆二十年”，“再造王室，勋高一代”，从他后来指挥平定安禄山的叛乱和保卫大唐边疆的一系列战斗中可以看出，史家的评论绝非虚言。不过更让郭子仪本人想不到的是，李隆基这次召见他，居然会拉开他可歌可泣、辉煌灿烂的人生序幕。“朕决定任命爱卿为朔方节度使，为朕去前方讨贼，万望爱卿勿负朕之重托。”事实上李隆基在此之前，早已经看出了郭子仪是个难得的帅才，担任一方节度使绰绰有余，只是由于安禄山始终兼任朔方节度使，所以郭子仪始终没有机会上位。现在好了，安禄山已经变成了大唐的敌人，所以李隆基这次决定重用郭子仪，让他到战场上去实现他真正的价值。“臣当竭尽所能，拼上这条老命也要保住大唐的基业。”当郭子仪听到李隆基的任命后，他立刻跪在地上叩头在地。“爱卿的心意朕明白，不过此次安禄山叛乱，朕觉得其人马众多，恐怕需要动用全国的力量才能平定，仅是爱卿一人担当恐怕力不能及啊！”“臣愿听陛下调遣，让臣去哪里，臣就去哪里。”“爱卿暂且整顿兵马，在京城待命，容朕再仔细思量。”……就在李隆基和郭子仪对话的转天，即他回到长安的第二天，就得到了叛军攻克博陵（今河北定县）的消息，至此李隆基终于下定决心，动用全国的力量来平定这场叛乱。针对安禄山的行军路线，李隆基决定在长安与河北之间划分三个战区，将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放在北路，同时任命李光弼为河东节度副使，在中路形成屏障，防御太原扼守井陉，伺机出击河北。新置河南节度使，领陈留等十三郡兵马，任命卫尉卿张介然为节度使，以程千里为潞州（今山西长治）长史，统管诸郡前线防御使。为了使这三路大军形成合力，李隆基特意任命六皇子荣王李琬遥领三军统帅，高仙芝为副元帅，率领大军东征，十二月初在高仙芝的带领下，大军离开长安，进驻陕郡（今河南陕县）。当时安禄山率领叛军已经攻克河北大部分州县，即将进入河南地界直逼东都洛阳。从李隆基的部署来看，唐军主要设了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在陈留（张介然负责，兵力一万人），第二道防线在东都洛阳（封常清负责，兵力六万人），第三道防线在陕郡（高仙芝负责，兵力五万人）。通过李隆基的部署我们可以看出，唐军围绕长安大致确定了一个总的防御体系，那就是京东以高仙芝、封常清为主力，京北以郭子仪、李光弼为主力。应该说，从战略角度而言，李隆基的部署还是比较妥当的，然而实际上，李隆基犯了一个致命错误，那就是本来就少得可怜的政府军，又是临时招募“赶鸭子上架”的军队，居然被他分散得不成样子，这势必影响士气。洛阳失陷安禄山亲率十五万大军（号称二十万）自范阳起兵南下，乘着铁甲战车，步骑精锐，浩浩荡荡，烟尘千里，鼓噪震地。由于安禄山发动叛乱很突然，加上大唐本土已近百年没经过战争，以至于各地武备废弛，战斗器械严重老化，叛军每到一处，守城官兵不是开城投降，就是望风而逃，叛军一路南下所过河北诸州县，几乎没遇到什么抵抗，兵不血刃地横扫了整个河北地区。十二月二日，叛军在攻克河北博陵后，进至河南灵昌郡（今河南滑县）的黄河北岸，时值隆冬季节，天寒地冻，黄河的水位正好下降至一年之中的最低点，安禄山下令让士兵用长绳将老化的船只系在一起，然后和草木等横在黄河之上。经过一夜的冰冻，黄河之上呈现出了一座“人工浮桥”，次日清晨叛军轻而易举地渡过了黄河。黄河的对岸就是灵昌郡，当时灵昌郡守错误估计了形势，他认为如此天寒地冻的时节，安禄山的叛军要渡过黄河至少要在转年三月河水开化以后方可成行，所以他没有认真地进行守城的准备，结果安禄山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就渡过了黄河，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在叛军的突然袭击下，灵昌宣告失陷。至此，安禄山的叛军已经进入了河南道的地界。准确地说，叛军距离东都洛阳已经很近了。十二月五日，安禄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陈留（今河南开封）。此时距离河南节度使张介然上任刚刚三天的时间，由于时间仓促，张介然在闻听叛军已至的消息后，匆忙率兵登上城楼，坚守要害之处抵御叛军，但由于时间实在有限，当时根本容不得张介然认真准备和仔细部署，加上他本身就没有在战场上摸爬滚打过，而且守城的士兵全是临时招募而来的，他们在听到叛军那震天动地的吹角鼓噪之声后，吓得胆战心惊，浑身发抖。张介然本来是李隆基十分宠信的内侍，本没有上阵杀敌的经验，此时看到叛军声势浩大，早已经吓得魂飞魄散。可想而知，在这样一种状态下，陈留还能有多少抵抗力，所以叛军一攻城，守城的兵士立刻做鸟兽散，顷刻间土崩瓦解，陈留太守郭纳见叛军兵临城下，知道难以与之抗衡，遂打开城门献城投降，张介然以及上万名士兵被俘。安禄山进入陈留后，本不想为难张介然，但此时他得到了远在长安的儿子安庆宗被杨国忠诛杀的消息，安禄山禁不住捶胸顿足、恸哭不已。“杨国忠！我与你势不两立，不打进长安将你碎尸万段，我安禄山誓不为人！”此刻安禄山借着丧子之痛发下毒誓，为了发泄自己的对杨国忠的忿恨，在陈留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血腥报复，他下令将被俘的张介然和上万名士兵全部杀害。残酷的杀戮极大地满足了安禄山那嗜血的征服欲，不过在他看来，张介然等人的鲜血，依然不能平复他的丧子之痛，现在唯一能平复他丧子之痛的就是将杨国忠碎尸万段。所以，他不能在陈留过多地停留，必须要快速地向前、向前、再向前！经过两天的休整后，安禄山留下部将李庭望镇守陈留，自己则挥兵继续向西。前方所到之处是东都洛阳的门户——荥阳（今河南荥阳）。荥阳距离洛阳只有二百七十里，所有人都知道荥阳对于东都洛阳的战略意义，荥阳失守，东都洛阳则门户洞开。当时荥阳太守崔无波为了以防万一，除了荥阳守军之外，又自行招募了两万人御敌，但正所谓“兵贵精不贵多”，荥阳的守军和陈留的比起来几乎一模一样，绝大部分士兵是南郭先生吹竽——滥竽充数。所以，荥阳最后的结局也和陈留几近相同，安禄山指挥叛军攻城的时候，守城的士兵是中看不中用，唯一和陈留不同的是，陈留的守军望风而逃，而荥阳的守军则是吓得如雨点般的坠落城下（自坠如雨）。十二月九日，叛军攻陷荥阳，太守崔无波自杀殉国，自从起兵以来，叛军连战连捷，士气大振，这也让安禄山十分兴奋。所以攻下荥阳后，安禄山以部将武令峋镇守荥阳，自己在荥阳没有片刻休整，带领大军继续向西，迅速向洛阳挺进。事实上在安禄山围攻荥阳的时候，身在洛阳的封常清，就已经预感到荥阳是支持不了多长时间的。虽然他和张介然一样，到任的时间并不长，但封常清的临敌经验显然要比张介然丰富很多，除了他下令切断河阳桥之外，他亲自带领三万人主动在洛阳城东二百里的虎牢关，凭借地势的险要进行防御。虎牢关可谓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当年李世民就是在这里强攻虎牢关从而打败窦建德的，现在安禄山虽然势头不小，但在封常清看来，凭借着自己的御敌经验，加上手上的三万人马，安禄山想要跨过虎牢关势比登天。不可否认，封常清是很有信心的，但打仗不是打架，有的时候确实是“将熊熊一窝”，但有的时候兵熊能把将领也熬熊了。封常清手中的部队正是由这样一群怂人组成的。这支仓促之间组建起来的新军，悉数都没有受过任何训练，战斗力极差，由下层民众组成，或为市井之徒，或为无业游民，平常在街上挽起袖子打打群架或许还是一把好手，但要是真刀真枪地上战场，这些人还是趁早洗洗睡吧。所以，封常清即使有天大的能耐，也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将这些人训练成一支可以战斗的部队，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十二月十一日，当叛军和封常清的这支新军在虎牢关交手时，在安禄山铁骑的冲击下，这只新军当即阵脚大乱，溃不成军。封常清实在没有想到自己辛苦组建起来的军队，就这样一哄而散，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得收拾自己从长安带来的少部分亲兵，撤出虎牢关，占据葵园（今洛阳城郊）以图再战。然而安禄山并没有给封常清喘息的机会，十二月十二日，叛军又强攻葵园，封常清再败，只得领着残兵败将退入洛阳城内，然后关闭城门誓死守卫洛阳。坦白地讲，直到现在为止，封常清依然没有丧失信心，作为多年来败绩极少的名将，封常清不是那种遇到挫折就退缩的人，但现在手中这些人马实在不争气，这让他很是头疼。事实证明：某支男子足球队即使请来世界水平最高的教练，也难有回天之力。封常清现在就如同那位主教练。十二月十三日，决战的时刻终于到来，作为守卫洛阳的主将，封常清虽然还可以继续向西撤退。但那样实在对不起多年得来的名将头衔，而且在此之前封常清已经在皇帝面前夸下海口，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将安禄山的首级送到长安。不过现在洛阳的局势，情况似乎正好相反，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封常清都不能再退，他现在必须要做的就是守住洛阳。当叛军从四面八方攻城的时候，封常清始终身在城头指挥作战。但他看到的却是自己的军队不是逃跑，就是被叛军轻而易举地射杀，到最后他只能跑下城头，在洛阳城中与叛军展开巷战。从某种角度而言，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名将，当沦落到和敌人进行巷战的时候，他的作用往往不及那些在市井上打群架的混混儿们。“将军！赶快撤吧！这样打下去恐怕咱们都得交待在这里，到陕郡和副元帅高仙芝一起联手抵抗叛军吧！”在激烈的巷战过程中，一个部将为提醒封常清如是说道。此时的封常清已经浑身沾满血
公之后，继者有孔子。孔子所理想，即是复兴周公之道。孔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我不复梦见周公。”可见他对周公之衷心向往。孔子在政治上虽不得意，但在学术上则有更伟大之成就，更深远之影响。中国此后之全部学术史，即以孔子及其所创始之儒家思想为主要骨干。我们又可以说，以学术来创立政教制度者，以周公为第一人，而孔子继之。如韩昌黎所说：“周公在上，故其事行。孔子在下，故其说长。”两人之不同者在此。此后先秦诸子，他们中的多数，亦如周公、孔子般，同有一番他们的政治理想与政治抱负。他们亦都想把他们所各自开创信守的一套学术思想，来创建一新制度，推行一新政治。此等态度，可说与儒家基本精神相差不远。至秦汉以后，中国学术大致归宗于儒家，此非各家尽被排斥之谓，实是后起儒家能荟萃先秦各家之重要精义，将之尽行吸收，融会为一。故在先秦时，尽有百家争鸣。而秦汉以后，表面上似乎各家都已偃旗息鼓，惟有儒家独行其道。按诸实际，殊不尽然。此因中国学术精神，乃以社会人群之人事问题的实际措施为其主要对象，此亦为中国学术之一特殊性。儒家思想之主要理想及其基本精神即在此。而先秦各家思想，大体亦无以逾此。故能汇归合一，而特以儒家为其中心之主流而已。故中国学术之主要出发点，乃是一种人本位主义，亦可说是一种人文主义。其主要精神，乃在面对人群社会中一切人事问题之各项实际措施。如上述政治、社会、经济诸端，皆属此对象下之一方面、一部分，皆可以实际人事一语包括之。故中国学术精神之另一表现，厥为不尚空言，一切都会纳在实际措施上。所谓坐而言，起而行。若徒言不行，著书立说，只是纸上加纸，无补实际，向为中国人所轻视。因此如西方所有纯思辨的哲学，由言辨逻辑可以无限引申而成一套完整之大系统大理论者，在中国学术史上几乎绝无仅有。故在中国学术史上，亦可谓并无纯粹之思想家或哲学家。“思想”二字，实近代中国接触西方以后所兴起之一新名词，中国旧传统只言“学术”，或言“学问”，不言“思想”。因中国人思想之对象即在实际人事问题上，必须将此思想从实际措施中求证验。所谓“言顾行，行顾言”，而无宁尤贵行在言前。故中国哲人之一切言辞，似乎只是一种人生经验，与其绩效之概括的叙述与记录而已。其立言大本，即在人生实际，不在一套凭空的思想体系上。如《论语》开首即云：“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人不愠，不亦君子乎！”此不能谓是孔子之一套思想或理论，仅可谓是孔子对于全部人生提纲挈领的一项叙述而已。此乃由孔子观察日常人生，及其切实践履所获得之亲身经验之一种记录。因此我们对孔子此番话，亦不能随意运用自己一套思想或语言逻辑规律来加以批评。因此乃孔子所亲身体会之一种实际人生，不是一纯思想，或纯理论。若欲领悟此中滋味，亦必得投身于此实际生活中，亲身有此一番实际体验，才能印证其说。因此中国人讲学问，恒以“知行”两字并重。无论说知难行易、知易行难、知行合一云云，均将知与行两项连在一起说。即如上面所举《论语》首章，你必真做到“学而时习之”的功夫，才能体验出此心喜悦之情，这是第一步。继此以往，然后“有朋自远方来”，便觉无比快乐，此为第二步。更进而达到“人不知而不愠”的境界，此为第三步。我们当知，如无第一步实践，便无从有第二步。如无第二步到达，亦无从说到第三步。此属一种人生境界，非关思想体系。因此中国人教人做学问，必须知行配合来做。即如学问二字，也都是属于行的方面者。学与问，皆须从实习下手。此种精神，却可谓与西方人之现代科学精神相近似。科学研究必重实验，实验到这一步，再推想到另一步。如此逐步推进，却不走远步，逃离实验，凭空一口气推想出一番大道理来。但中国学术传统，究与西方近代科学有其迥异处。这因西方近代科学所研究之对象，乃指向于自然界之一切实物与现象，而中国传统学术所着意者，乃在人文界之一应实事上。自然物变动少，研究自然可有一恒常不变之共同对象。因此前一人研究所得，后一人可以凭此继续深进。探求了这一面，再继续探求那一面。进入了这一层，再继续进入另一层。研究科学可以按部就班地拾级而登，后人所发明或发现，常可超越前人，有日新月异之概。近代有了爱因斯坦，便可超越了昔时牛顿所发明之几项定律，而更有新发明。后人有新发明，前人所发明者即续被修正。但此种情势不能转用到人文界。人是活的，人常在变动中，人事亦常在变动中，真所谓“不居故常，一日二日万几”。所以处理人事，只有因地制宜之一法。骤然看来，似乎中国人讲学术，并无进步可言。但诸位当知，这只因对象不同之故。即如西方人讲宗教，永远是一不变的上帝，岂不较之中国人讲人文学，更为固步自封，顽固不前吗？当知中国传统学术所面对者，乃属一种瞬息万变把握不定的人事。如舜为孝子，周公亦孝子，闵子骞亦复是孝子，彼等均在不同环境不同对象中，各自实践孝道。但不能因舜行孝道在前，便谓周公可以凭于舜之孝道在前而孝得更进步些。闵子骞又因舜与周公之孝道在前而又可以孝得更进步些。当知从中国学术传统言，应亦无所谓进步。不能只望其推陈出新，后来居上。这是易明的事理。其次，再说到人事牵涉，固属复杂多端，但既属人事，则必是可以相通合一的。因此中国以往学者，很少对政治、社会、经济等项，分途作各别钻研的。因人事只是一整全体，不能支离破散来各别对治。如硬要将此等各别划开，只从某一角度为出发点去作研究，固亦可以著书立说，成一家之言，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但配合到实际人事上来，则往往会出岔。如西方人讲经济学，亚当·斯密斯之“自由经济”的理论，岂不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但推行过当了，便会出毛病。至如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论”，则更不必说。但单就其理论看，又何尝不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有他一套思想体系？只是凭空一口气说得太过远了，太过周到了，再放到人事实际问题上来，反而不适切。中国的学术传统，则较喜欢讲会通，不甚奖励成专家。一言一行，总须顾全大局。因此用西方人眼光来看中国学术，自然没有像西方般那种分道扬镳，百花齐放的情形。两相比照，若觉中国的不免失之单调和笼统。其实此亦中国学术传统之一特殊处。譬如有人说孔子是一政治家，这并不错。或说他是一哲学家，或教育家，或史学家，也并没有错。甚至说他是一个社会学家，也未尝不可。但孔子之伟大，并不在他的某一项专门学问上。当时人就说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此后学术传统如此，中国学术史上伟大人物，常只是一普通人，而不能像西方之所谓专家，这也是事实。中国学术史上亦并无专家，如天文、历法、算数、音乐、法律、医药、水利、机械、营造之类，都须有专家。但中国本于其传统的人文精神，一向学术所重，则在通不在专，在彼不在此，此为治中国学术史者所不可不知。二上面讲到中国学术传统侧重在人文界，必求落实于人生实际事务上，我姑举《大学》三纲领八条目来说。讲到人生实际问题，实跳不出《大学》所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和平天下之范围之外。欲达到上述目标，首先必须做到正心和诚意。我们且试问，为何我们不在此大群体内，各自谋求个人小我之出路与打算，与夫个人私生活之享受，而必要贡献我自己，来担当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任呢？我们的人生大道，为何必要只尽义务不问权利？当知此处，实见中国传统学术中，寓有一番宗教精神在内。故在中国文化体系中，不再有宗教。宗教在中国社会之所以不发达不长成，因儒家思想内本已含有一番宗教精神，可以来代替宗教功能了。此又为中国文化之一特殊点。而此项宗教精神之获得，则基于各人之心性修养功夫。所以就儒家学术言，正心诚意是“体”，修、齐、治、平是“用”。但单有此心，如无具体知识，则此体仍不全，亦发不出用来，因此要致知。若对外在事物，家国天下，漫乎茫然，一无所知，又如何得有修、齐、治、平之用？只要你不能修、齐、治、平，则仍即见你心不正，意不诚。空有此一番心情，表现不出真实功用来，如何能说是心正意诚。心正了，意诚了，自会逼得你去求取知识。此和西方哲学所谓“爱智”一辞又有些不同。西方哲学所求是一套纯知识，纯理论。他们认为此知识与理论可以超事物而先在。他们只是为知识而知识，认为要获得那套纯知识纯理论，则应先超乎种种实际事务之外之上来运用思想，然后其所得乃纯乃真，然后再把此一套纯知识纯理论安放进实际人生中，此是西方哲学精神。因此西方哲学只是一种纯真理纯知识之爱好与追求。中国学术精神则比较谨慎，爱切实，不迈远步。凡属所知，必求与实事接触，身体力行，逐步做去，始能逐步有知。在这社会大群体中，在国家有君臣，在社会有朋友，在家庭有父子、夫妇、兄弟诸伦。因说致知在格物。此物字并非专指的自然界之物，更要乃是指的人群间一切实事。格是接触义，若不和人群社会中事事物物相接触，即得不到知识，即不能应付此一切的事事物物，也就不能修、齐、治、平，亦即不能说是心正意诚了。三由上说再推申，我认为中国传统学术可分为两大纲，一是心性之学，一是治平之学。心性之学亦可说是德性之学，即正心、诚意之学，此属人生修养性情、陶冶人格方面的。中国所讲心性之学，又与近代西方的心理学不同。近代西方的心理学，可用一只狗或一只老鼠来做试验，主要乃从物理、生理方面来讲心理，把心归入到自然界物的一方面来看。中国的心性之学，则是反应在人生实际问题上，人类所共同并可能的一种交往感应的心理。把实行的分数都加进了。治平之学，亦可称为史学，这与心性之学同样是一种实践之学。但我们也可说心学是属于修养的，史学与治平之学则是属于实践的。具备了某项心理修养，便得投入人群中求实践。亦贵能投入人群中去实践，来作心性修养功夫。此两大纲，交相为用，可分而不可分。在先秦诸子中，学术路向各有不同。如道家中之庄老，对人类心性方面极有研究，所缺的是不很看重历史经验。如墨家墨子，特别重视人群治平实践，他常称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诸圣人，又好称引《诗》《书》，是其颇重历史经验之证。但不甚通达人之心性，则是其所缺。只有儒家孔、孟，乃于心性治平两途并重，兼道、墨之长，而无其缺，故能成为中国学术史上之大传统。我们如能循此条理来治中国学术史，便易于把握。如汉、唐学术偏重在实践方面，宋明时代则偏重在心性方面。亦非说汉唐人只重实践，不讲内心修养。亦非说宋明人只讲心性，而无人事实践。不过在畸轻畸重之间，各有不同而已。四故欲研究中国学术史，首须注重其心性修养与人群实践。换言之，须从学者本身之实际人生来了解其学术。若漫失了学者其人，即无法深入了悟到其人之学术。故研究中国学术史，必特别注意各学者之人格，即学者其人之本身。此又与研究西方学术不同。在西方，一思想家，如卢骚、叔本华、尼采等，其人其学，可以分而为二，我们只注重其思想其哲学体系即可，其人不占重要。但如研究中国学术史，而忽略于此学者之本身，只注重其思想，不兼求其人格，即无法把握到其学术之主要精神所在。尤其是中国学术传统主要在学为人。学为人，尽人事。中国人讲人事又有三大目标，即春秋时晋叔孙豹所提出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此又非如西方人所谓之灵魂不朽，乃是在社会人群中，对人生德业、言行贡献上之不朽。此种不朽，从某一方面说，只大伟人始有。但从另一方面说，亦是人人皆能。最高的是心性修养为立德，其次治平实践为立功，又次为立言。只要是一有德人，便可说对人群有贡献。如做一孝子顺孙，贤妻良母，已是对其家庭有贡献。孔子所谓“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即是此意。只要是一有德人，便即有言。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孔子此言，只是报道其一己修养所得而已。故立功与立言，仍皆以立德为本源。中国文学界，通常认为李太白诗不如杜子美，柳河东文不如韩昌黎。李、柳之所以稍逊于韩、杜者，主要差别不在其诗文上，乃在自其诗文所反映出其作者所内蕴之德性上。此三不朽，各时代人对之亦各有所偏。如汉、唐人重立功胜过于立言，宋、明人重立言胜过于立功。要之，则皆须自德性出发，此乃中国学术传统最精微之特点，我们必须认取。五我在上面已说过，中国学术分两纲，一位心性修养之学，另一则为治平实践之学，亦即可谓是史学。我们如欲了解，如董仲舒、魏征等在政治上之贡献，或朱熹、王守仁等在学术上之贡献，无论如何，均须通史学。同时又须通心学。此“心学”一名词，乃系我个人所新创，与宋、明儒所谓心学，广狭用意略有不同。当我们研究董仲舒、魏征、朱熹、王守仁诸人时，不可撇开其事功实践与人格修养，而单从其著作思想方面去研究。因中国人认为著书立说或建功立业，无论在社会任何方面作任何表现，同时必先有其一番心性修养，与其所表现之背后一种人格德性作根柢。此种心性修养与人格德性，究已达到何等境界，此事十分重要。中国传统学术每喜欢评论人物，把人类分等第，如圣人、贤人、君子、小人等，此种皆自其心性修养与人格德性所到达之境界来分。即如三国时代曹操与诸葛亮，我们对此两人之评价，亦多不专注重在其事业上，亦不专注重在其文章学问上，主要乃自此两人之内心境界与德性学养作评判。此等评判标准，即是中国学术大传统之主要精神所在。诸葛亮六出祁山，在功业上并无大成就，然其对领袖之忠贞，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仁心诚意，则备受后人崇拜。当其高卧陇中时，抱膝长吟，自比管、乐。然又只愿“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待刘先主三顾草庐，始许出膺艰巨。此等出处大节，更受后人仰敬。至于曹操，他曾对人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别人评他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尽管他能横槊赋诗，不愧为一代文豪，又其政治、军事各方面所表现，固能睥睨一世，高出辈流，但他还是备受后世之讥嘲与轻视。此等处，莫看作无关学术。有志研究中国学术者，必当先从此等处着眼。中国学术是崇尚实际的，一切应自其人格境界与其历史影响两方面来作推究。孟子所谓“知人论世”一语，意即要知道某一人，必须从其人之一生之真实过程中作探讨作衡评。孟子所谓论世，似并不全如近人想法，只系专指其人之时代背景而言。从这一点上，再回到《大学》所提出的明明德亲民与止于至善之三纲领来说，明明德是德性之学，亲民是治平之学，止于至善则是其最高境界。中国人所理想，人在群体社会中，所应向往所该表现的最高鹄的即是“善”。我们亦可说，中国整部历史，正是蕲向于此善。中国整个民族，也是蕲向于此善。此乃中国学术思想最高精神所在。若没有了这“善”字，一切便无意义价值可言。六我乘此再提出几点研究中国学术而常为近代所误解的历史事实来一谈。第一点，近代一般人常说，自汉武帝表彰六经，罢黜百家，从此学术定于一尊。此说若经细论，殊属非是。东汉以后，庄、老道家思想复盛。又自魏、晋、南北朝以迄隋、唐、宋、明各代，佛学传入，蔚成为中国学术传统中重要之一支。如何能说中国学术自汉以后即定于一尊呢？第二点，常有人以为，中国历代帝王利用儒家思想，作为其对人民专制统治的工具
的事。好了，先这样了？给我打电话。我们得谈谈。爱你，宝贝。谈话。当然要谈。帕拉斯没给任何人打电话——警察，迪·迪，或者他——直到八月份。他气坏了，不过还是照样把她的路费电汇给她了。要是他们当着卡洛斯的面背后笑话她，要是他们拿她开玩笑，她听到之后也无动于衷：无非是在她进入学校大厅时中断的手势；在她从存物箱前走开时滑动的眼波；在她坐到人群中吃午饭时不自然的微笑。她从来没有真正引人注目过，但她的谈吐和她父亲的金钱隐藏了这一事实。如今她成了公开的笑柄（帕拉斯和一个看——门——的跑了，你难道不爱听这条新闻吗），谁都不遮遮掩掩的了。她回到了最后的战事发起的地方，高中安排有序的战壕，在这里，羞耻不过是走到大厅换盘子所需的时间，失败不过是开启暗码锁的摸索，而厌恶不过是阻滞射精的薄薄的避孕套。在这里，除去交换衣服和玩具，没有什么好意可言。在这里，孤芳自赏居统治地位，判决是暂时的，开除才是永久的。而成年人对此一无所知。只有监狱才可能是惹眼和可怕的，因为在戒律和仪式之下蛰伏着折磨人的暴力。来自井然有序的宁静家庭的那些人，在关进大门后，当即就被降临到他们头上的残酷压倒了。那种残酷是以年轻人欢欣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帕拉斯试过了。但那种羞辱让她抬不起头来。弥尔顿曾向她打探她母亲的情况。曾经有人警告他要当心与他圈子之外的人结婚的后果，而且每次警告都不幸成为现实：迪·迪是不负责、不道德的；如果情况属实，她还是个荡妇。帕拉斯的回答含糊其辞，模棱两可。他还在谋求起诉学校，理由是它的松懈和造成危险的环境，更不消说有犯罪倾向的职员了。可是受“诱拐”的“牺牲品”却是心甘情愿走的，而那次“跨州”行程的终点恰恰是“牺牲品”的母亲。这怎么能称得上是犯罪呢？她父亲家是不是有什么事情他们得了解一下？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使女儿想要、急着要逃到她母亲那儿去呢？进一步说，校园内并没有发生什么讨厌的事——除了“牺牲品”的汽车被修理了一下，并且她被平安护送到家。何况，“诱拐”发生在学校停课的假期。尤其是，“牺牲品”不仅心甘情愿地去了，还连欺带哄地自愿陪伴一个男人（甚至可以称作是艺术家），他并没有前科，而且在高中的表现和工作都堪称楷模。她被他性侵犯了吗？“牺牲品”说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他是不是让她吸毒，给了她非法的东西吸呢？帕拉斯摇着头否认，只记得她母亲那样做过。撞她车的人是谁呢？我不知道。我根本没看到他们的脸。我离开了那地方。到哪里去呢？我挥手拦车，有人让我上了车。谁？一些人。在一个教堂似的地方。在明尼苏达？不，在俄克拉荷马。地址是什么，电话多少？爸爸，算了吧。我现在不是到家了吗？是啊，我可不想让你操心了。不用了。不用了。帕拉斯觉得不舒服。她无论吃什么东西，哪怕吐掉大半，体重还是会增加一磅。感恩节那天她独自一人过的，吃的都是普罗维登斯准备好的。圣诞节那天她请求放她出去。弥尔顿说不行。你就待在这儿。就去芝加哥，她说，去看望他的姐妹。他最终同意了，并由他的行政秘书做了安排。帕拉斯在她姑妈那儿待到十二月三十日才离开（留下了一张无疑有误导之嫌的字条）。在塔尔萨机场，她花了两个半小时租了一辆小汽车，司机把她一路送到了女修道院。她说，只是拜访一下。只想看看大家都怎么样了，她说。除去她自己，她还能骗谁呢？显然谁都骗不了。康妮当即瞥了一眼。现在又能怎样？康瑟蕾塔把小母鸡歪过来，看着银白色中带玫色的腹腔。她用盐把鸡涂满，并把它的表面用肉桂和黄油揉搓了一遍，再把洋葱加在用鸡脖子、鸡心和鸡胗煮的汤里。母鸡一烤到外焦里嫩，就被她放到一边，去吸足汤汁。浴缸里的水微温，浅得仅及吉姬的腰际。她喜欢又多又热、满是泡沫的水。大宅里的管道破裂了：流出的水带着颜色，一股股地向外冒，有时还输送不到二楼。井水流过一个烧柴的锅炉，那是除去她谁都没兴趣保留的。她是个习惯于惹麻烦的人，总想在冬天比往常更糟的老旧的管道系统中积存好几加仑热水。西尼卡当然帮了不少忙，把一桶桶冒着气的热水从厨房的炉子边提到浴室。为了弄出肥皂泡，她倒进不少象牙雪牌洗浴剂，尽其所能把水搅拌起来，可惜只得到了令人失望的软泥般的东西。她曾经邀请西尼卡到浴缸里和她共浴，但又像以往一样遭到了拒绝。虽然吉姬清楚为什么她的朋友不愿意让人看到赤身裸体，但偶尔仍禁不住要逗她洗浴。她曾经看到过血迹斑斑的卫生纸，但西尼卡皮肤的隆起部分只是在衣服下才能摸到。尽管吉姬莽撞得不怕讨人厌，她仍然没能向她问及那些隆起。答案可能会太接近那个黑人男孩流血的场面了。她伸展开双腿，露出水面，抬起脚来欣赏。以前在K.D.光着膀子背对着她坐着的时候，她常常躺在那儿用双脚蹭着他的脊梁。他糊里糊涂奉献，充满了激情、伤害和向往，以及许多许多的屈服。是啊，她曾经纠缠过他一阵。她欣赏他对她的崇拜和追随，因为她自己没有崇拜和追随别人的经历。米基。没有谁能管那叫爱。可是K.D.的方式没有让她长时间感到开心。她后来就时常欺骗他、侮辱他、拒绝他，而他在宅子周围追逐她、抓住她、拍打她。玛维斯和西尼卡曾经把他拉开，用厨房里的炊具揍他，把他赶走——对他的咒骂她们三个用更难听的骂声作答。啊，好吧。这是新的一年，她想。一九七五年。既然旧的计划全都成了垃圾，就该制订新的。她最终从浴室瓷砖中拿出那个盒子时，看到里面满是证件，不由得欢呼起来。银行官员也喜得手痒难耐，给了她二十五美元，因为他很高兴把它们镶在镜框里或者放进展柜，让他的顾客们开心。这种西部最大骗局之一的文件汇集，你可不是每天都能看得到。她坚持要五十美元，踩着爵士舞步走出银行，吩咐玛维斯干脆开车就走，请吧。她本想要西尼卡与她一起走的。这次是一去不复返了。回来会关系紧张的。在某种程度上，在某些方面。她母亲不知在哪里，她父亲是死囚。只有一个外祖父，住在密西西比州阿尔肯的一辆漂亮拖车里。她先前没把这事想周全，可现在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离开了。就是因为这种紧张关系。倒不是那个流血的男孩或是米基关于沙漠上那对情侣的戏言或是小个子男人有关清水和扭结的双树的忠告。在米基之前，一切全都消失在消遣和冒险之中了。激愤的游行、传单、争吵、警察、静坐者、领导人和谈话、谈话、无休止的谈话。没有一个是认真的。吉姬抬起满是皂液的手，把头上的发箍重新扣紧。没有一个高中生或大学生，没有一个，哪怕是别的姑娘，认真对待她的认真态度。要不是她会印东西，谁都会当作没有看见她。除去米基。“坏蛋。”她说出了声。随后，由于说不准究竟是哪个坏蛋最惹她动怒，她用力拍打着那缸令人不快的浴水，每拍一下就从齿缝里挤出一声“狗屎”。这样发泄了一会儿后，她平静了，便向后靠到浴缸上，用滴水的湿手掌遮着脸，悄声自语：“不，你这蠢而又蠢的坏女人。因为你不够刚强。不够机灵。就像跟所有别的该死的东西在一起一样，你没本事坚持下去。你以为那会很好玩，而且能有点用。也就是在一两个季节之内。你以为我们是熔岩，可是当他们把我们砸成沙粒的时候，你却跑了。”吉姬不是爱哭的女孩；即使现在，当她意识到她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无法对自己满意，她的眼窝里仍像沙漠一样干燥。康瑟蕾塔给褐色的小土豆削皮、切块。她在水里加了熬好的调料汁、月桂叶和鼠尾草，炖上土豆，然后再倒进长柄平底锅焯汤，直到土豆变成暗金色。她把红胡椒粉和黑胡椒籽撒到上面。“噢，对了，”她说着，“噢，对了。”最他妈好的进展就看怎么计价了，玛维斯希望技师对这辆十岁的凯迪拉克的钟爱能让他在收费时给她打个折扣。她始终不会知道他到底打没打折，但在修车铺下班之前，他把活儿干完了，收费是工钱五十、零件三十二、润滑油和汽油十三，差不多把玉米地的租金花光了。要等波森先生下次交租金还得三个月。不过，余下的钱还足够日常购物，加上康妮想涂的漆（她猜是给那把红椅子涂；但还有白漆呢，大概也要涂鸡舍），以及雪糕。那对双胞胎喜欢雪糕，见到就吃。可是圣诞节玩具却没人动，所以玛维斯花了五小时等待翻新和修理，用一辆玩具卡车换了一辆玩具汽车，用一个玩具娃娃换了一个会说话的娃娃。珀尔很快就会长大到可以玩芭比娃娃了。他们的成长和变化令人吃惊。他们夭折时，头还抬不直，但一次在大宅里头听到他们时，已经是蹒跚学步的两岁婴儿了。根据他们的笑声，她能够一丝不差地分辨出来。而根据他们和别的那些在各个房间里跑来跑去的孩子的融洽相处，她知道他们成长得怎么样。现在他们都到了上学的年龄：六岁半，玛维斯该考虑适合他们年龄的生日礼物和圣诞礼物了。她因为思念孩子而备觉孤苦，便在一九七○年回过一次马里兰州。她在萨尔、弗兰基和比利·詹姆斯注册的学校看着课间休息的学生，心中一惊，突然意识到萨尔现在该上初中了，比利·詹姆斯在三年级，而弗兰基在五年级。不过，她觉得不成问题，一定会认出他们，尽管她没把握他们能辨认出自己。可能是由于她的手指抠进了操场的围栏或是脸上扭曲的样子，不管是什么原因吧，反正学生们吓坏了，一个男人过来盘问起她—没有一个问题她答得出。她连忙跑开，想躲起来偷着看。她想藏到佩格的房子那儿，但不能让弗兰克或隔壁的邻居看见。她找到那里时——戴帽子的女孩还在赶鸭子——却流下了泪。原先长得茁壮、繁茂又漂亮的莎伦玫瑰，如今全被砍光了。要不是担心被人认出，她就要沿街跑掉了。她当即清醒地意识到，无论在这儿还是别的地方，只要没有莫尔和珀尔，她就不安全。这都发生在她和勃迪通电话并获悉她被通缉之前。她把头发束进一个墨绿色的发箍，买了一副廉价的墨镜，乘上长途车先到华盛顿，再前往芝加哥。她在那儿替康妮买了给母亲的东西，换了一辆又一辆长途车，到达了米德尔顿的长途汽车站，她的凯迪拉克就存在那儿的停车场。她急急忙忙地买好给康妮的用品，在她的双胞胎孩子的陪伴下一路加速行驶。玛维斯紧张得透不过气来，在车道上踩下刹车，把车停在已经在这里住了下来的赤身裸体的吉姬旁边。三年来，她们吵嘴，动手，勉强相处，只是由于康妮的缘故才不致互相谋杀。玛维斯相信，是因为吉姬被那个从鲁比来的男人搅得心神烦乱，她们才没拔刀相向。玛维斯是宁可这么做的，和任何人拼打到底，当然也包括那个在街上混出来的浑女人，因为那女人曾经威胁说要用刀结果她，让她的孩子们没人保护。因此她在可爱的西尼卡到来时，由衷地甚至过分地欢迎她。吉姬也全心全意地欢迎西尼卡的到来，把那个叫K.D.的人像葡萄籽一样吐掉了。在这一新的组合中，玛维斯的崇高地位稳固了。连那个长着漂亮脸蛋却有着受伤害表情的哀凄的富家小姑娘，也没有动摇她的地位。双胞胎很高兴，玛维斯依旧比别人更亲近康妮。正因为她们如此接近，如此相互理解，玛维斯才开始担忧。倒不是因为康妮的夜间习惯，或是她喝不喝酒，而是这种亲密的情感近来实际上已经消失了。还有别的。康妮点头的样子像是在听旁边的什么人讲话；她总是嗯啊的，而如果你说什么，她就答非所问。还有，她不仅不再戴墨镜，而且每天要打扮那么一下，穿上一件索恩·摩根在这儿时给她的衣裙。她脚上穿的则是原先放在她梳妆台上的那双闪亮的修女鞋。随着她自己耳朵中响着的开心笑声，以及雪糕在严冬中融化，她无法判断这类事情。康妮从来没诘问过双胞胎的真实情况，而玛维斯本不打算解释或辩护她知道的是真的，对她而言接受才是主要的。夜间的来访者越来越少露面了，她除去操心这个，便全神贯注于莫尔和珀尔长得有多快，以及她能不能坚持下去。六个黄苹果存了一冬都干瘪了，掏过核之后漂在了水上。葡萄干在一口深平底锅中的酒里加热。康瑟蕾塔在每个掏空的苹果里填上由蛋黄、蜂蜜、山核桃和黄油混合而成的浓汁，再一个个地加进被酒泡胀的葡萄干。她把香醇的葡萄酒倒进一口平底锅，再把填好馅的苹果放进去。温甜的液体流动着。小街都又窄又直，可她一划出这些小街，就都流血了。有时候她拿着卫生纸来接血，但她也情愿让血就这么流。诀窍是切开的深度恰到好处。不能太浅，否则切口只是一道很淡的红线。也不能太深，否则血会升起来并迅速冲涌而出，就看不见街道了。虽然她已经把地图从胳膊挪到大腿，她还是能高兴地认出旧街故道，连诺曼的痕迹都被排除了。有时候几个月划一次就够了。后来有时候她一天划两次，经常是一条街还来不及封口，她又划开了另一条。但她并不草率。她的工具是干净的，她的碘化物（强于红药水）很充足。何况她还向她的工具袋里加了芦荟滋润霜呢。那个习惯，始于待在一个养育孤儿的家庭里时，开头是偶然的。在她一个收养的哥哥—格里亚妈妈家收养的另一个孩子——第一次把她的内裤扒下来之前，有一根别针系住她牛仔裤的裤腰，原先那里是一个金属扣。在哈里猛拉她的裤子时裤扣处裂开了，别针刮破了她的肚皮。牛仔裤一被脱掉，他就去拽她的内裤，那一道鲜血反倒更刺激了他。她没有哭。那样并不痛。格里亚妈妈给她洗澡时惊叫道：“可怜的宝贝，你干吗不告诉我？”说着她把红药水涂到那V形的伤口上。她想不好该说什么：别针的刮擦还是哈里的行为。于是她故意用别针刮自己，指给格里亚妈妈看。因为她得到的同情太少，她就告诉了她哈里的事。“别再说了，听见没有？你听见了吗？这里不能发生这样的事。”她吃了一顿最爱吃的东西之后，就被安置到另一个家庭。几年之间没有出过什么事。直到上初中，随后是十一年级。那时候她已经懂了，在她身体里有某种东西使男孩们想得到她，使男人们想盯着她。如果她和五个女孩一起在廉价店铺的柜台旁喝可乐，一定是她的乳头被一个受到朋友窃笑的男孩大胆地捏上一下。四个或者一个女孩在街上走过那个抱着女婴坐在公园长椅上的男人身边时，只有当她也走过，他才会把他竖起的阴茎掏出来，嘴里做出咂咂的亲嘴声。找男朋友来庇护也没什么用。他们把她的献身视作当然，但如果她向他们抱怨她曾被朋友或陌生人爱抚过，他们就会冲她大发脾气。于是她明白了，问题就在于内在的某些东西。她像一个其可疑的诗句过于灵活、过于惊人而难以发表的诗人似的堕落了。这让她激动。也让她安定了。深入到衣服下面的内在生命，这使得她的眼睛干涸了，催生了一种只有哭泣的女人才能动摇的安宁。那种哭泣会触发一种痛楚，力道之劲，她宁肯做一切事来消除它。在她十岁那年，还没有划人行便道的时候，肯尼迪遇刺了，全世界都公开哭泣。在她十五岁那年，春天里马丁·路德·金被谋杀，夏季时另一个肯尼迪也死了。她每次都打电话请病假不去做照看小孩的工作，待在屋里，把大街小巷划在胳膊上。她这件流血的工作很容易遮掩。就像艾迪·特托尔，她的大部分男朋友都在夜里干那件事。对那些坚持要问个究竟的人，她就想出一种病来。立刻会引来同情，因为那些疤痕看着真像是外科手术留下的。在康妮的宅子里得到的安全感，在帕拉斯到来之后，不如先前那样完整无缺了。她花费了很多时间哄她高兴、喂她吃饭，因为帕拉斯不吃的时候就哭或者忍着不哭。那姑娘八月份走后降临的轻松感，在她十月份返回时——更漂亮，更丰腴，还装作只是路过这儿看一看——消失了。在一辆豪华轿车里，差不多吧。带着三个箱子。现在是一月份了，她在夜间
大铖传》，第69页。?袁继咸：《浔阳记事》，第7、10—11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715页。?钱第八章江南的抵抗运动乃清兵未至，而君相各遁，将士逃降，清之一统，指日可睹矣。至是而一二士子率乡愚以抗方张之敌，是以羊投虎，螳臂挡车，虽乌合百万，亦安用乎！然其志则可矜矣，勿以成败论可也。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52页从迎降的南明官僚手中接管了南京政府的大清官员发现，这座城市自身生计都很难维持，更不用说安顿一支庞大的占领军了。新任江宁（南京）巡抚毛九华向北京报告说：初改京为省，一切事务，皆属创始；而十室九空，库藏如洗，军需急如星火，料理维艰。虽然当局尚能为其在被分隔开的东北城区的部队借占到民房；但为那些在南京城外空地上放牧的军中牲畜寻找饲料，却极其困难，满汉旗军的马群，很快就把城周围60里的草地几乎都吃光了，骑兵面临马匹减员的危险。与此同时，清朝官员们还不得不供养一批南明降军的在籍官兵。当时南明卫戍部队总计有72卫，这就是说，有几百官员和几千士兵。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些降军：他们共包括165名各级各类军官和23.8万名士兵。这样，多铎就不得不为将近25万名北方士兵寻找粮食。就像洪承畴报告的那样，每一名宿营在朝阳门和太平门的南明士兵，都作为清军新兵登记入册了，然后每月发给一担口粮。不过军粮供应很快就会告罄，那时新政权就不能不考虑是否遣散这些士兵了。不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降军的存在可以保证安全。只有到秩序充分恢复，他们已不能重新武装起来的时候，这些士兵才能被遣散回乡。然而，把他们留在军队里，又会使新政府负起庞大的财政消耗。而且，在征服江南和更南地区时，四镇的士兵被证明还是很有用的；而这些士兵却不同，他们对清军来说毫无用处。首先是军官过剩，许多军官又虚报兵员，造成官多兵少；其次，那些见于名簿者，也不是军纪严明的战士，看起来他们擅长的只是恫吓百姓，而不是战场拼杀：“不肯安分成法，每生事好乱。”因此，左右为难的是，满族征服者手里有大量的士兵，但同时又缺乏足够的、训练有素的部队有力地控制长江下游。像李成栋一类募兵组成的部队在进军中已经失去连连取胜的势头；而此时战斗部队变成了驻防军，负责统治江南的清朝官员们对其军阀同盟者抢劫和欺辱平民百姓的危险，便格外警惕。毛九华向北京送上了一份报告，撇开其中的官样文章部分（“民岌岌朝不谋夕，其望大兵也，如望云霓”）不谈，我们仍然可以从中看出，统治者最关心的问题在于“地方棍徒，四起抢劫。”在这样一场令人瞩目的军事胜利之后，如果他们的占领要想成功的话，大清统治者就必须避免单纯的军事行动，比如像刘良佐和李成栋一类难以管束的军阀的部队对平民的残害。他们必须转而依靠和平手段，特别是依靠地方绅士的自愿合作，以避免进一步的暴力破坏。这些是他们宣传工作的燃眉之急，因而也是满人要求正统合法性的主要凭借。满人已经掌握在手中的，是那些把南京献给多铎的官僚们，其中最重要的是钱谦益本人。其妾柳如是强烈反对他为清政府服务。她要求他三思而行，恪守名教节义，拒绝与敌人合作。尽管他对这个建议很生气，但是钱谦益对他自己另投新主显然也有矛盾心理；当他看到被拘押在多铎军营中的弘光皇帝时，他忍不住失声痛哭，在其故主面前一跪不起。但是他可以用这样的想法来安慰自己，那就是：只有他这样的大臣情愿不顾名节之累而与敌人合作，其他中国人才能得以保全。这意味着，一方面他相信投降使他能够保护那些被怀疑忠于明君的文友们；另一方面他也认为，他为非暴力平定江南付出的名誉代价其实是他自己的光荣。钱谦益和其他许多与征服者合作的南明文士，都用这种方式论证他们的变节行为，认为在这种现实情况下，他们中的一些人就不能不承受同代人一时的道德非难，以便在日后保护他们。钱谦益可能受到了一些以节操自诩的忠明分子的公开诽谤，但他一直用这样的想法安慰自己，那就是正是由于他自己甘心忍辱负重，才使毫不必要的流血得以避免，许多人的生命得以保全。对钱谦益，这种羞耻与骄傲的复杂情感，还变成了一种对“以招抚江南为己任”的迷醉。他派其私人幕僚周荃去多铎那里，告诉他说吴地百姓一向驯顺，因此不需诉诸武力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平定。此后，钱谦益向多铎提供了一些可以承担江南安抚使命的文士姓名。从1645年6月12日开始，300多南明官员被任命在江南担任职务，而且这批行政官员中的掌权者，不是属于赵之龙一派，就是属于钱谦益一派。他们随即就和各个江南中心城市的绅士领袖取得了联系。他们以钱谦益专门选定的“天与人归”为口号。他们许诺去阻止清军屠刀之下的成千上万的汉人被杀死，但前提是这些地方绅士必须保证老百姓的归顺，把赋税和户口的簿册交给新政府的使臣。正当一些大使被派往苏州和松江等要地收取赋税户口簿册时，钱谦益一伙发出了精心谋划的呼吁，要求江南绅士共同分担维持公共秩序的社会义务。比如，在上海，那里的沿海乡村遭到了海盗潘复的劫掠，为清朝接管行政的那些官员向这个地区的乡绅明确指出，新的秩序需要合作性的自卫。在召集起那些长老和宗族首领之后，那些清朝的合作者又特别强调，他们的社会义务就是使那些制造混乱的人归顺当局统治者。
乡绅们的矛盾心理
就某种程度而言，所有乡绅在社会秩序的稳定中都会得到好处。然而，在从特定阶级利益角度考虑通过与新政府积极合作而维持法律和秩序的同时，这些乡绅却仍然还保持着他们忠于前朝的传统，因为那个王朝使乡绅处于很高的社会地位之上。表达这种忠诚，并在同时解决社会利益和个人信仰之间的这种冲突，一个办法就是献出一个人的生命。因为江南是士大夫最为集中的地区，因此在1644年这里的自杀现象非常之多。几百名当地的士大夫当听到崇祯皇帝的死讯时，用投水、绝食、自焚、上吊等形式殉节。这个省的地方志里的一份材料很有代表性：许琰，字玉重，长洲诸生。甲申闻闯贼变，大恸哀。诏至跃入胥江，家人驰救之，遂绝粒。遗诗云：忠魂誓向天门哭，立请神兵扫贼氛。不时有这种情况：整整一个家庭都采用这种方式自杀了。一个亲人自杀了，那么父亲、兄弟或儿子的死亡，便又以新的悲痛刺激了其他家庭成员。他们不论是出于公或私的考虑，都会立即自杀。在一个事件中，13名家人都是在这种情况下自杀的。经常地，有一个立誓必死的家长安排这种自杀行为，有时是把全家人锁在住宅中，然后放火把房子点着。在华亭的一个事件里，一个执意要死的士大夫，让16名家庭成员一个接一个跳进了家里的水井，最后他自己跳到这些尸体上，也死了。集体自杀也发生在家庭以外。一个特别狂热的文士可能会决定自杀，而他的榜样又会鼓舞其他的人。当一个叫许王家的漳州年轻诸生听到皇帝的死讯时，他穿上学子的服装跳进了河里；其他人立即加以仿效。有时士大夫也采取很平静的死法。一个很知名的文人，听到李自成占领了首都以后，便穿上他的儒服，从此不吃不喝；此后的日子里，朋友、亲戚、同仁和学生们怀着敬意围坐在这位庄重的老学者身边，他一言不发，慢慢离开了人间，另外的人们则采取了更为冲动和更为壮观的做法，跑到附近的孔庙，或庄严地焚烧他们的学人袍服，或在殿壁上写下一首剖白忠贞的诗句，然后自杀而亡。有记载的殉难者除极少的例外都是士大夫。这种对灭亡了的王朝坚定不移的责任感，显然是社会地位所赋予的义务，而不仅仅是一个个人良知的问题。尽管这个时候有些人因为供养父母的考虑而没有自杀，但是像这样的自我牺牲，其道德意义是明确无误的。另一方面，成为勤王者并投入武装抗清活动，也是士大夫的一种政治和道义上的报恩之举。因为这些忠君之士反抗中央统治，因此他们很容易被混淆成农民起义军。与此同时，他们还把各种无法无天的人吸收到队伍中来了，士大夫本来是最怕这种人的。时间一长，这些忠君的文人发现，他们自己处在一群与之没有共同价值观念，也不能容忍其行为的人中间了。清朝统治者显然很喜欢强调忠君分子队伍的社会成份乌七八糟，尽管这些官员完全知道强盗与义军两者之间的区别。政府文件照例把忠君义士称做“土匪”或是“强盗”，清朝官吏常常指责义军的士大夫领导人把命运交给了下层盗匪。忠君分子对此有过回答。一个出身官僚家庭的广东学士马应房，在被捕后受到清朝的一个刑部官员的审问：“若父为太守，若为诸生，何敢作贼？”这位忠君之士曾经帮助广东的义军领导人陈邦彦组织了一支土匪军队，他并不想否认他与一群亡命之徒有过联系。不仅如此，他还回答到：书生空拳，非藉彼事不集。独不见文丞相招合峒蛮，岳武穆指挥杨么军乎？这个时代确实需要像马应房这样的人：即擅长驾驭指挥那些市井无赖和雇佣军的热诚的文人。有时，这样的人出现在失意者之中。比如，1645年6月在浙江北部嘉兴抗清力量的领导人就是一个叫做张叔菴的未得朝廷任用的诸生。他嗜酒性烈，在清军占领之前，一直是许多为谷物和财产权而械斗的“乡党”首领。张叔菴生性暴烈，甚至威胁到了他周围的那些人；但是在他的地方武装被打败以后，他没有逃避逮捕而赴死遇难，因此他一直受到人们的称赞。即使是在包括了各地各种队伍的乡村抵抗力量高层领导人中，也仍然需要这样的人，他的学识的力量足以协调各个独立文人集团，其体魄膂力又足以震慑那些下层分子，把他们召纳为部属。比如，1646年广东抵抗力量的一个关键人物是明代的举人和前阁部侍郎黎遂球。记载广东忠义之士的材料屡屡提到一个又一个由黎遂球推荐任职的人。他本人是这个省四个享有盛名的文人团体的成员：南园诗社，集中在骆宾王周围的番禹区文人团体，文社和白云山诗社。就像黎遂球把许多不同的文人团体集中在一起以保卫唐王一样，他亲自从广东海盗中为苏观生在江西南部的防线招募了一支援军。1646年10月6日赣州失陷时，他和这些人一起战死在那里。实际上，对于一个“领导”着一个抵抗运动的忠君文人来说，他常常会突然发现他招募到的士兵实际上不过是一些脱离了百姓生活的，因无以为生而铤而走险的罪犯。太湖地区的忠君之士要求杨廷枢加入他们的起义时，他问他们怎样得到给养，他们回答说“取自百姓”。杨廷枢说：那样的话，你们就是强盗，那还有什么正义可言？在这两个不同的事例中，我们看到了这些士大夫对最容易加入勤王运动的这一类人的矛盾心理。一方面，因为“文人赤手空拳”，只能靠忠诚和正义的信念去指导这种与下层人的联盟。而在另一方面，这些文人很快就失望地发现，这些近乎于罪犯和强盗的人蔑视那些有教养的学人，以及他们所珍视的社会良知，因为他们不是为了忠君的信仰。因此，作为农民保护人的士大夫的理想化的责任，使他们在原则上不愿与那些无法无天的人结为联盟，他们总是把这种人看成是定居的农耕社会中靠抢劫为生的强盗。而且因为许多地方乡绅强烈地感受到了这种责任，因此，他们很容易响应新政府的呼吁，以避免把自己及其举措与一种匪盗横行的状况联系起来。当然，这些士大夫同时也懂得农民制造社会动乱的能力，特别是在江南这样的地区，由于不断地社会分化，社会上下层之间存在着彼此冲突的可能。江南地区的经济分化
在中晚明时期，农业的商业化，相应伴随着一种复杂动荡的社会状态的出现。在经济上，随着地主和佃户将维持生计的谷物收成改变为植棉、养鱼和桔园、桑园的经营与茶的种植，新的农业形式在江南开始产生了。新的农业管理技术发展了，常常需要使用雇工或是有人身依附性质的劳动力。这种管理农业的新形式要求更多的资本投资，特别是要用于灌溉，并且日益集中在管理地主手中。然而，改善农业技术的所需成本，决不是导致土地集中的主要原因。如果一个农家变成了“富户”（这常常是依靠经商和公职来取得的），那么，与不够富裕发达的人家相比，它就更容易保护他的家族免遭赋税之苦。这在明后期江南赋税变得十分沉重时，是尤为重要的。因为当地方的总的赋税负担之增加时，那些在当地有政治影响的人家便可以通过乡绅的掩庇或通过里甲制度来虚报土地。1567年，南直隶长官上报说，在苏州、松江、长洲和靖江四个府县，有1995470亩土地是托名假冒的，有3315560亩土地在许多里甲中被以欺骗手段分割开来。这种逃避了赋税的农业经营，显然可以使用更多手段应付自然灾害。比如，在1589年嘉兴地区的大旱中，这个地区一半以上的农民或是离开了土地，或是将其土地交给那些富户，自己则变成他们的“客”或佃农。越来越多的土地开始集中到富裕的地主家庭的手中。这些土地所有者的许多人也是官僚集团成员，他们可以利用免役权使其财产免征赋税。在农村土地资源的竞争中，这个社会阶层——在16世纪它被叫做“乡绅”——取代了在明初负责收税、分配徭役、决定司法、管理灌溉的粮长的位置。在15世纪30年代南直隶巡抚周忱的赋税改革以后，粮长在地方长官那里失去了一些他们的权势和威望，但是他们仍然是在乡村居住的“处士”，收买土地，高利盘剥。作为深深扎根于乡村社会的当地居民，这些处士粮长在理想上是宽仁的家长式的。在嘉靖时期，有一段时间曾经是终身任命、父终子继的粮长，开始变成为轮流承担的职务，常常指定大地主担任。这样当处士失去他们在本土的半官方地位时，官僚乡绅就越来越可以使用他们的免役权，使其土地免征赋税。而且因为他们大都住在城里，因此和处士不同的是，他们对他们的佃户和劳动力很少感到有家长式义务，这就可能导致了晚明时期阶级冲突的加剧。不过，许多乡绅，特别是那些致仕官僚，仍然生活在自己的田庄中，极认真地执行他们作为“士隐”的责任，帮助解决一些公共问题。江南大土地所有者的田庄，常常是一些十分多样化的产业，把畜牧（鱼、家禽、猪的饲养）和园林（漆树、蔬菜和桑林的种植）结为一体。到明代晚期，一个新现象业已出现，这就是士大夫官僚成了田庄经济的管理人。当时的很多材料表明，那些官僚从官场致仕归乡后，就专事农业管理；培育新的谷物，分派各种农活，督责女仆纺绩。家仆开始被认为是一种投资形式；我们也看到很多材料说，那些父辈的乡绅要儿子好好供养那些雇工和合同工们吃喝，以使他们能好好干活。退休的地方长官们现在发现，亲自管理家仆秋收，指挥他们建造房屋和整修水利，是没有什么不体面的。就像当地的一位贵妇人提醒她丈夫的话：你既然已身无官事，那么就该专心家事了。尽管这种农业管理趋于一种半庄园制度，甚至它还包括了直接由大地主经营的以牟利为目的的手工作坊，但是对中等和富裕的农民来说，还是有机会专务于土地的。常常是丈夫耕作，妻子蚕织。实际上，在晚明对妇女的日益重视（显然这也与她们文化知识的增长有关），可能反映了她们新的、更为重要的经济作用——许多时候她们为家庭带来的副业收入，要远远高出土地正常耕作所带来的收入。这样的家庭可以从丝棉制品的不断上涨的价格中获利，因此，许多中等农民家庭在这个时期变成了富裕农民，甚至成了管理地主自然，从小的地产扩展为大土地经营，依靠的是充分的劳动力，他们在明的中晚期也在增加。这种劳动力大军增加的一个原因，就是土地价扒开双腿疯狂进出爽爽爽视频政举行加冠礼之后，就可以亲政了，王太后必须还政嬴政，王太后赵姬和男宠嫪毐应该低调做人了。但是，恰在此时，嫪毐铤而走险，发动叛乱，这完全是毫无胜算的行动，王太后赵姬还支持嫪毐。这真是愚蠢到顶、糊涂到底，说明赵姬跟嫪毐对政治局势没有清晰的认识。第二，嫪毐害怕被杀。嫪毐私通王太后并与王太后私生二子，是死罪；企图在嬴政去世之后立自己和王太后的儿子继承王位，也是死罪；多年来，嫪毐为非作歹，横行不法，组建了一个庞大的政治集团，专擅朝政，更是死罪。所以，嫪毐非常明白：嬴政一旦正式接管权力，第一个要处置的肯定是他！嬴政的继位让嫪毐感到了恐惧。嫪毐不想坐以待毙，发动叛乱是他的逻辑归宿。嫪毐咎由自取，自取灭亡，不足为惜。赵姬宠幸嫪毐不但招致缪寡被杀，她自己也受到重大牵连。王太后赵姬被刚刚举行了加冠礼的儿子嬴政流放，她和嫪毐生的两个儿子也被嬴政所杀。赵姬以王太后之尊沦落到被儿子软禁，实在令人惋惜。从这件谋反案的处理来看，秦王嬴政处事果断，手腕强硬。嫪毐阴谋篡权，实属必杀之列；但是，扑杀母后所生的两个幼弟有些过分，毕竟这是两条生命；囚禁母后，则虑事不周。嬴政对其母的作为非常恼怒，所以才有此举。茅焦冒死说嬴政秦王悔悟迎生母秦始皇在政治舞台上的第一次亮相，就显示出了日后他统一六国的那种威严与果断。可是不久之后，在一个神秘人物的劝说下，赵姬又被放了出来，那么这个神秘人物是谁呢？他究竟是如何打动秦王嬴政的呢？凡事皆由人为。赵姬返宫和一个人有关。这个人叫茅焦，齐国人。秦王嬴政处理嫪毐之案时，非常愤怒，曾经下令：谁敢为王太后之事提意见，就杀了谁，还要砍断四肢。因此事被杀死的说情人达到二十七人（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谏者，戮而杀之，从蒺藜其脊肉，干四肢而积之阙下谏而死者二十七人）。茅焦得知秦王嬴政将王太后赵姬软禁在雍地之后，要求面见嬴政。嬴政说：你没有看见门口摆着的二十七具尸体吗？茅焦说：我听说天上有二十八宿，现在只死了二十七位，我来凑够二十八个吧。嬴政一听，非常恼火，说：这家伙有意来冒犯我，准备大锅烹他。嬴政手握利剑端坐，召见茅焦。茅焦缓缓走进来，看见嬴政，拜了两拜，面对着满脸敌意的嬴政说：我听说，活着的人不忌讳谈论死亡，国君不忌讳研究国家灭亡。忌讳议论死亡的人不可能长寿，忌讳谈国家危亡的人不可能使国家免遭灭亡。一个人的生死，一个国家的存亡，都是圣君最希望听的，不知道大王是否愿意听。嬴政听后，说：你的话怎么讲呢？茅焦说：陛下有极其荒唐的作为，你不知道吗？车裂你的假父，是不仁；扑杀你的两个弟弟，是不慈；将母亲软禁在外，是不孝；杀害进献忠言的大臣，是夏桀、商纣的作为。天下人听说之后，都不会再到秦国来。我实在为秦国担忧。说完之后，茅焦解开衣服，走下大殿，伏在殿下等待受刑。秦王嬴政听了茅焦这番话之后，深为震动，他亲自走下大殿，拉着茅焦的手说：先生请起，穿上衣服。其后，嬴政拜茅焦为上卿，并亲自驾着车，前往雍地把王太后接回咸阳，母子关系恢复。西汉刘向的《说苑》里说，王太后赵姬也十分感谢茅焦，曾说过这么一句话：安定秦国政坛，使我们母子团聚，都是茅先生的功劳啊！那么，嬴政为什么杀了二十七位进谏者，独独不杀茅焦？这是因为茅焦点到了要害，即流放王太后影响统一大业！流放的决定是一怒之下作出的，没有经过周密的考虑，显示了嬴政的感情用事；但是，听了茅焦一番开导之后立即改正，则显示了嬴政的知错必改。赵姬虽然回到了咸阳，但是，她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男宠嫪毐被杀，两个儿子也不在了，自己虽然去而复返，往日的威风已荡然无存，往日的欢乐也一去不再。秦王政十九年，也就是嫪毐事件十年之后，近五十岁的王太后赵姬郁郁寡欢地病死在秦宫中。之后，嬴政将王太后赵姬和秦庄襄王子楚合葬在一起。在中国古代的后宫中，嫔妃们对政治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主动选择政治舞台，努力使自己成为权力中心人物，比如汉代的吕后、唐代的武则天，她们的心中都燃烧着熊熊的权力欲火。一种是并不想成为政治中心人物，但是，却被动地陷入政治风暴之中，比如秦王嬴政的母亲赵姬。对吕不韦来说，赵姬只是一个政治投资的筹码；对子楚而言，赵姬是发泄私欲的工具；对于嬴政而言，赵姬是显示他孝心的一个道具；对于嫪毐来说，赵姬又成了他争权夺势的阶梯。赵姬，终其一生，都不过是秦国政治棋盘上的一颗棋子，被不同的人用来用去。所以，赵姬虽然放荡不羁，但是，作为一个女人来说，她仍然是一个不幸的女人。赵姬之乱，还牵连到另外一个朝中大臣，而且这位大臣功勋卓著。那么，这个人是谁？他为什么会被牵连到赵姬之乱中呢？第12章吕不韦之死秦王嬴政以果决的军事行动夷灭了嫪毐集团的叛乱，嫪毐事件第一次真正展示了秦王嬴政这位年轻君王处理突发事件的魄力与能力。然而，嫪毐事件也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他就是吕不韦，位高权重的秦国相国，他曾经帮助异人登上太子之位，并辅佐了秦庄襄王、秦王嬴政两代秦主。秦王政十二年（前235年），已被免除相国之职、赋闲在食邑洛阳的吕不韦饮鸩（zhèn，振）自杀。这位以经商起家，执掌秦国国政十二年之久、叱咤风云权倾朝野的国相，名满天下，最终却落得一个服毒身亡的下场。那么，他为什玄要自杀？吕不韦一之死的真实原因到底是什么？吕不韦之死对秦国的政治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文信侯就国河南秦始皇迫其饮鸩这件事得从秦王嬴政的加冠礼讲起。秦王政九年四月，二十二岁的嬴政举行了加冠礼，正式宣告从王太后赵姬手里接管了政权。嬴政正式接管政权之时，王太后赵姬的男宠嫪毐感到末日的来临，立即发动叛乱，企图杀死秦王嬴政。刚刚举行过加冠礼的嬴政果断调动军队，迅速平定了嫪毐的叛乱。嫪毐叛乱不可避免地牵连出相国吕不韦。因为嫪毐原是吕不韦的门客，后来吕不韦为了摆脱王太后赵姬的纠缠，设计将嫪毐献给了赵姬。若没有吕不韦的一系列运作，嫪毐既不可能被王太后赵姬所知，更不可能以假宦官的身份进入王太后寝宫。凡此种种，都有案可查，吕不韦又怎么能够脱得了干系呢？但是，吕不韦和嫪毐不同。嫪毐罪大恶极，身份只是个王太后的男宠，杀之即可。吕不韦却是两朝老臣，怎么处置吕不韦呢？嬴政车裂嫪毐在秦王政九年九月（秋九月，夷毐三族），但是，嬴政处理吕不韦却拖到了第二年的十月，两案的处理相距有十三个月。嬴政对吕不韦的处理也远不像对待嫪毐那样，仅仅是免去了吕不韦的相国之职，让他回到食邑洛阳赋闲。连母后都敢软禁的嬴政为什么对吕不韦如此仁慈呢？《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的原因很简单：一是吕不韦“奉先王功大”，二是“宾客辩士为游说者众”。前者讲吕不韦成就了庄襄王，后者讲为吕不韦说情的人太多。所以，“王不忍致法”。秦王嬴政念吕不韦功大，不愿惩罚。一直拖到第二年十月，在接回王太后赵姬的同时，才免去了吕不韦相国的职务，让他回到自己的封地。当然，为吕不韦说情者人数之多，也说明吕不韦的势力庞大，一下子除掉吕不韦恐会生出变乱。秦庄襄王子楚即位之后，兑现诺言，任命吕不韦当了丞相，而且封给他河南洛阳食邑十万户。洛阳是吕不韦的食邑，秦王嬴政免去吕不韦的相国之后，吕不韦自然回到了洛阳。从表面上看，吕不韦因嫪毐案受到的牵连已经结案，但是，事情似乎并没有完。吕不韦回到洛阳之后，六国的使者络绎不绝地前往洛阳探视吕不韦，争相请吕不韦到他国任职（岁余，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请文信侯）。本来，秦国大巨卸任之后到六国任职者不乏其人，何况吕不韦是强秦卸任的相国，所以，六国邀请吕不韦的使者不绝如缕是一个正常现象。但是，此事却引起了一个人的担心。他是谁呢？秦王嬴政。嬴政担心什么呢？担心吕不韦叛乱。吕不韦的才能，吕不韦的声望，嬴政不仅从父亲的即位中看得清清楚楚，而且，从他十三岁即位以来九年执政的政绩中也看得清清楚楚。所以，嬴政的担心并非多余。于是，秦王嬴政写给吕不韦一封极为绝情的信：你有什么功劳？秦国封你河南食邑十万户；你和秦国有何亲缘？我都叫你仲父。请你和你的家属全部迁往蜀地（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徒处蜀）。看到这封信，吕不韦立即服毒自杀。秦王嬴政的一封流放信为什么会引得吕不韦自杀呢？我觉得可能有两点原因。一是吕不韦担心秦王嬴政一步步地将他逼进绝路，最终将他处死；所以，吕不韦看到这封信后非常惊恐，最终喝了毒酒自杀（吕不韦自度稍侵，恐诛，乃饮鸩而死）。二是吕不韦是一位非常有尊严的人，他不愿等到秦王嬴政明令杀他时他再赴死。秦王嬴政的这封信并不是明令吕不韦自杀，而是剥夺他为人的尊严，这让吕不韦顿生生不如死之感。但是、吕不韦的死因真的像《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的如此简单吗？吕不韦养士三千秦始皇下诏流放《史记》本传记载吕不韦被罢相之后，洛阳家中确实宾客盈门。这里有两个方面的重要原因：一是吕不韦本来就盛养宾客，二是各国竞相延揽人才。战国时期，有著名的四公子：齐国孟尝君、楚国春申君、赵国平原君、魏国信陵君。他们争相养士，互相竞争（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自认为秦国如此强大，自己手下的门客竟然没有四公子多，于是他自觉地加入到招引门客的竞争行列之中，据说他手下有三千门客（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吕不韦的养士，不仅是为了和“战国四公子”一争高下，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为秦国网罗人才。在吕不韦的门客之中确有堪称国家栋梁的人才，比如我们后面即将讲到的李斯。吕不韦手下的宾客究竟为吕不韦千了些什么呢。第一，著书立说。吕不韦召集他的门客编著了一《吕’氏春秋》一书，这部书历来被称为是“杂家犷”之作。它实际上吸收了先秦诸子各家的精华，成为先秦诸子的集大成之作。《吕氏秦秋》编成之时，昌不书曾在秦都咸阳城门土悬挂全书，并重金悬赏：如果夭下有人能够修改此书一字，赏午金（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此时，正是秦王政八年。嬴政尚未正式举行加冠礼，也没有接管政权。吕不韦的势力则已经达到他人生的巅峰。实际上，世界上哪有不能改一个字的书？吕不韦敢于在秦都咸阳的城门如此张扬地为自己的新作做这种广告，说明这纯粹是一种自我炒作：透过这种过于张扬的炒作我们看到的是吕不韦的权势巨大，自信十足。第二，储备人才。吕不韦丰下门客三午，其中就有许多王佐之才。衡以，吕不韦的门客是秦国一个巨大的人才库。秦主嬴政如何看待昌不韦的自我炒作和户招门客呢？吕不韦对《吕氏春秋》如此张扬地炒作，对秦主嬴政来说，很难不产生反感。因为吕不韦对自己作品的大肆炒作，让嬴政感受到了一种政治威胁。在吕不韦手下门客中虽然浦现了被嬴政重用的李斯，但是，其他未被重用的门客对嬴政来说也是一种潜在的威胁。我们通过一个例子可以看出秦王嬴政对吕不韦手下众多门客的真实态度。吕不韦自杀于秦王政十二年。由于吕不韦是非正常死亡，秦国没有为吕不韦举行国葬；吕不韦的门客用民间的丧仪安葬了他（窃葬）。但是，吕不韦门客私葬吕不韦一事还是被秦主嬴政知道了。嬴政下诏，重罚吕不韦的门客。第一，凡是吕不韦的门客不论参加吊丧与否一律流放。参加吊丧的门客，如果是韩、赵、魏主国的人，一律驱逐出境；如果是秦国人，傣禄在六百石以上的削去爵位，流放到房陵（今湖北房县）；傣禄在五百石以下，没有参加吊丧的，也流放到房陵，但不剥夺爵位（其舍人临者，晋人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夺爵，迁，五百石以下不临，迁，勿夺爵）。第二，从今以后，凡是像嫪毐、吕不韦这样操纵国家权力的人，罚他们的家人一律为犯人（自今以来，操国事不道如嫪毐、不韦者，籍其门视此）。这个处罚相当严厉，针对的全是吕不韦的门客，可见秦王嬴政对吕不韦大养门客非常不满，一有机会就要进行严厉惩罚。更有意思的是，秦王嬴政在流放吕不韦的门客时，却将谋反的嫪毐迁到蜀地的门客家臣的赋税摇役免去（秋，复嫪毐舍人迁蜀者）。所以，《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的六国延请吕不韦，只是嬴政逼杀吕不韦的表面原因。那么，秦王嬴政逼杀吕不韦的背后原因又是什么呢？文信侯权重震主秦始皇刚毅残酷吕不韦从秦王嬴政十三岁即位之时开始，就一直担任秦国丞相，到嫪毐叛乱受牵连而罢相，吕不韦担任了十二年的秦国丞相，权力之大，是非常罕见的。吕不韦的权力，不仅仅来自丞相本身，还来自他和王太后赵姬的特殊关系。这就使得吕不韦的权力和秦国一般的丞相不大一样，远比秦国一般丞相的权力大得多。而且，吕不韦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他不但是一位成功的商界精英，而且是一位出色的政治精英。吕不韦的才能肯定给秦王嬴政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否则，以秦王地位之尊，以秦国实力之强，嬴政何必“恐其为变”？那么，吕不韦在位期间的哪些作为让嬴政产生了疑虑呢？第一，军功。吕不韦在位期间。继续对韩，赵、魏三国进行集中打击，并于秦王政五年在靠近齐国的魏地成立了东郡，使秦国和齐国接壤。这一年蒙骜率军大举攻魏，攻占酸枣（今河南延津）、桃人（今河南长垣）、雍丘（令河南祀县）等二十城，初建东郡，对魏都大梁形成扇形包围之势，而且，秦壤已与齐境相接，直接威逼关东诸国。第二年，秦继续攻魏，占领了魏地朝歌（今河南淇县）及卫濮阳（今河南濮阳），并把濮阳作为东郡的治所。东郡建立后，断绝了“山东从（纵）亲之腰”（《战国策·秦策四》），各国震恐。东郡的建立意义非凡，不仅使一向远离秦国的齐国逍遥自在的局面被彻底打破，而且，使六国被南北切分为二，六国合纵抗秦受到了致命的一击。吕不韦还经常巧妙利用六国的矛盾，施展纵横捭阖的外交手腕，兵不血刃地迫使六国割让上地，如派他的门客甘罗说赵王，得赵五城等。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一直非常重视军功，军功是获得爵位的重要途径，也是获取威望、扩张权力的基础。吕不韦的军功对秦王嬴政来说，既是业绩，又正是他所担心的。第二，势力。吕不韦在辅佐秦庄襄王、秦王嬴政的同时、也给自己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政治势力集团。吕不韦辅佐两代秦王，当了十二年秦国丞相，自然而然地成为秦国政坛的一派政治势力。但是，吕不韦在有意无意地培植自己势力的同时。也犯了一生中的两大错误。一是促成了另一个集团——嫪毐集团。吕不韦原来只是想利用嫪毐满足王太后的生理要求、让自己安全撤退；但是，他万万没有料到两件事：一是嫪毐会得到王太后的高度信任，二是王太后竟然让嫪毐既富且贵，参与朝政。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王太后赵姬对嫪毐宠爱有加，赏赐无数，封为长信侯，甚至把整个太原郡赏给嫪毐。这已经非常出格了，王太后还让嫪毐染指权力。“事无大小皆决于毐”，这简直就是把整个国家交给嫪毐了。事情发展到这种程度绝对不是吕不韦的初衷！吕不韦万万没有想到王太后赵姬在政治上会如此糊涂！据《战国策·魏策四》记载，秦国攻打魏国，魏国有人劝魏王，打了败仗再割地，不如打仗之前先送地给秦国容易做到、战败而死，不如割地求生存容易做到。打了败仗再割地而不熊在战前割地，可以
极大的压力，然后自己再派兵镇压，以获得更大的声誉。当时高骈的部将们看出了高骈有按兵不动的想法，于是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例如以毕师铎为代表的部将们认为，现在黄巢用兵十余万如入无人之境，如果不加紧拒险阻击，等到黄巢渡过淮河，就将无法阻止，那样就会成为京城长安的大患，应该立即进兵加大对黄巢的围剿力度。可是以吕用之为代表的另外一些部将，则迎合高骈的想法，认为高骈在朝廷内有功高盖主的嫌疑，如果立即平定了黄巢，会让自己陷入不利的境地，不如现在坐山观虎斗以求得自保。吕用之的建议当然能得到高骈的首肯，于是他禁止诸将出战，只要守护好辖境即可。不过，高骈为了向朝廷推卸自己不与黄巢交战，故意放黄巢大军渡江北上的责任，上表向朝廷告急，称黄巢拥兵六十万之众，言下之意是自己不是不与黄巢交战，而是力不从心，寡不敌众。当皇帝李儇向朝臣们遍示高骈的奏表后，朝臣们犹如一盆冷水浇在心头，史书上记载当时是“上下失望，人情大骇”。皇帝李儇下诏指责高骈主张遣散诸道兵马，致使黄巢大军从容渡过长江，但是高骈也不甘示弱，上表为自己辩解，说是遣散诸道兵马的决定最终是朝廷定下的，不是自己一个人的主意，又将责任推还给皇帝李儇。为了进一步推脱责任，高骈谎称已经与黄巢交战，并取得了一些胜绩，只要自己不落入黄巢部下的圈套，将有机会剿灭黄巢，并建议皇帝李儇，应该紧急诏令淮南东道兵马做好防御准备。事实上，高骈的建议还是暗示朝廷，自己只肩负守卫淮南的责任，此后高骈便称病不再出战。俗话说得好，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高骈的态度让朝廷明白他事实上是不听指挥的，可是黄巢已经屯军淮南，对河洛地区形成威胁，虽然皇帝李儇远在西北的京城长安，但依旧感到不寒而栗。宰相豆卢瑑建议再行招降之计，授予黄巢天平军节度使之职，以阻止其向西进兵。可是卢携却不同意这样做，他为了挽回举荐高骈失误的面子，主张立即调兵布防。此时皇帝李儇鉴于以往招降工作做得不力，导致时刻让黄巢牵着鼻子走的教训，决定采取卢携的意见，下诏征调河南诸道人马发兵溵水（今河南商水），任命泰宁节度使齐克让为汝州、郑州把截制置使，屯兵汝州一带防守淮北地区；同时又以淄州刺史曹全晸为太平军节度使兼东南行营副都统，扼守淮河南岸。意在以淮河为依托，在两岸建立南北两道防线，以阻止黄巢北上。朝廷的军事部署不可谓不周密，但其意图很快落空。曹全晸带领的六千人马犹如以卵击石，刚一出兵就被黄巢打败，只得退守泗州，本来指望高骈派兵增援，可是高骈见死不救，不久曹全晸的人马被黄巢彻底打垮。淮南防线如此不堪一击，而淮北防线又因发生兵变而不战自溃。导火索依旧来自徐州军，当朝廷在淮水一线进行军事部署的时候，徐州方面派出三千人奔赴溵水增援，途经许昌时，以款待不周为由发动兵变，忠武节度使薛能经过一番辛苦慰劳方才平息。这件事情本来可以就此告一段落，但驻守许昌的周岌本来奉命领兵奔赴溵水，闻知城内发生兵变，便星夜赶回许昌，在没和薛能商议的情况下，将发动兵变的徐州军三千人全部袭杀。薛能是进士出身，虽然是一介书生，却相当自负，当年他在剑南西川时，曾经写过两句诗：“焚却《蜀书》不宜读，武侯无可律吾身。”连诸葛亮的功业他都不放在眼里。事实证明，当他这种书生碰到周岌这样的悍将后，最终只能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针对周岌袭杀徐州三千士卒事件，薛能表示出了强烈的不满。可是让人没想到的是，周岌一不做二不休，挟平定徐州军之乱的余威，将薛能也一并杀死，然后自称忠武军留后。当时屯守汝州的齐克让唯恐被周岌突袭，引兵退回兖州，屯驻溵水德官军眼见两路大军不战自溃，也都引兵回归本镇。朝廷辛苦布置的淮河防线就这样一哄而散，而带来的结果就是河洛地区门户大开。广明元年（880年）九月，黄巢带领人马从容渡过淮河，他自称天补大将军，并严肃军纪，得到沿途百姓的热烈拥护。与此同时，他不断招募兵员，队伍急速扩充，并开始对各路藩镇展开分化攻势。黄巢在给各个藩镇节度使的文告中，警告他们，只要各自坚守辖境，不主动与自己交战，自己是不会进攻他们的，自己即将进攻洛阳，希望各个节度使不要多管闲事，等到打进长安，只追究皇帝李儇的罪过，不会涉及其他人。节度使们本来就各自心怀鬼胎，再加上看到黄巢的文告，所以全都决定坚守不出。因此黄巢大军在河洛地区一路所向披靡，当时申州、光州、颍州、宋州、徐州、兖州等地的官吏和守军望风而逃，十一月十日，黄巢成功进占汝州。而汝州的前方不远处即东都洛阳。黄王进京黄巢大军进占汝州的两天后，消息传到了京城长安。此时朝廷内部一片惊恐，宰相卢携见势不妙，称病在家不敢上朝议事。当时已经十八岁的皇帝李儇只得召见其他宰相以及他最信任的宦官田令孜商议对策。豆卢瑑、崔沆主张紧急征调关内诸镇人马和左、右神策军守卫潼关，田令孜也主张挑选出左、右神策军的弓弩手前往潼关据守，并称自己愿意出任据守潼关的“都指挥制置把截使”官职。如此危急时刻田令孜还确实很有担当，这也没有辜负皇帝李儇平时对他的绝对信任。不过李儇却忧虑关内士兵以及左、右神策军很长时间没有进行过实战，恐怕不能作为倚靠，于是田令孜便提出了退居蜀中避难的建议：“当年安禄山作乱，玄宗皇帝巡幸蜀中以避难，现在陛下完全可以效仿玄宗皇帝，等剿灭黄巢再回来也不失是一种方法。”不过，让田令孜没有想到的是，他刚说完崔沆便提出反对意见：“当年安禄山才有十五万兵马，比起现在的黄巢，那真是小巫见大巫。”“当年哥舒翰以十几万兵马尚且不能守住潼关，现在黄巢拥兵几十万人马，而潼关又无哥舒翰那样的名将和强兵。”豆卢瑑附和着说道。豆、崔二人所说的话，显然是不赞成皇帝李儇退往蜀中，而且明显不信任田令孜能够守住潼关。此时的皇帝李儇心情已经跌入谷底，当听到田令孜提出退避蜀中的想法后，他不禁流下了眼泪，因为他十分明白如果那样做将意味着什么，所以他依旧想做最后一搏。“无论如何你先发兵潼关！”李儇向田令孜做出了最后的指示。田令孜得到了诏令，急忙部署出兵的相关事宜。而李儇也明白此刻应该做些鼓舞军心的事情，于是，两天后他亲自到左神策军营检阅将士，召见了田令孜举荐的张承范、王师会、赵珂三员军将，分别加以任命。最后李儇正式任命田令孜为左、右神策军内外八镇及诸道兵马都指挥制置招讨使，以另一名宦官飞龙使杨复恭为副使，带领人马先行奔赴潼关守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皇帝李儇起用的杨复恭是个名不见经传的角色，可是让李儇想不到的是，他所起用的这个人未来居然是个欺压皇帝的角色。就在朝廷安排完潼关的守卫三天后，泰宁节度使齐克让送来加急奏报，说黄巢大军已经进入东都洛阳境内，为了避免消耗有生力量，自己已经收拾人马退守潼关，而且潼关一带的百姓已经四散逃去，百里之内不见一人，根本找不到粮食，希望朝廷能够急速输送军粮。皇帝李儇得到奏报后，立即让兵部安排输送军粮事宜。可是就在这安排的过程中，十一月十七日，黄巢大军抵达洛阳城下，东都留守刘允章不敢抵抗，举城投降，黄巢在洛阳城只是补充军资，稍作停留后，继续向长安挺进，并于二十二日攻占了关外战略要地虢州（今陕西灵宝县西北）。虢州距离潼关只有一百五十多里的路程，皇帝李儇当时已经急得犹如热锅上的蚂蚁，可是举目望去，可以信任的人似乎只有田令孜，于是他继续加封田令孜为汝、洛、晋、绛、同、华等八州都统，并募兵长安百姓两千人以补充左、右神策军的人数增援田令孜，又挑选神策军弓弩手两千八百人，让兵马先锋使张承范、制置关塞粮料使王师会带领前去增援潼关。可是前边我们说过，晚唐由宦官控制的神策军，实际上是长安一带富家弟子的庇护所。这些纨绔子弟贿赂宦官、挂名神策军是为逃避徭役负担，而且安史之乱以来，朝廷的护卫工作主要依靠神策军，对其赏赐比一般士兵要强很多，所以神策军士兵经常仗势欺人，事实上不过是纸老虎，真正的战斗力极其低下。很多人听到真的要上战场，全都抱头痛哭，甚至有的人连兵器都无法拿动。所以潼关的守卫工作，神策军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而且十一月二十五日，在出征之前的践行中，皇帝李儇虽然对张承范等人赏赐丰厚，并对他们寄予厚望，但张承范似乎并未受鼓舞，反而向皇帝李儇进言道：“听说黄巢拥众数十万向西进军。齐克让率领一群忍饥挨饿的士兵依托关外，现在让臣以区区两千人马驻守潼关，而且没听说陛下馈饷之计，就这样让臣去拒贼，臣很是寒心。”皇帝李儇听到这话后，顿时脸上愁云密布，他隐约感觉到，指望这帮人守住潼关恐怕希望不大，但是李儇还是耐着性子强颜欢笑地告诉张承范，只管发兵前往潼关，自己随后就增派援兵以及军饷。事实上，张承范也明白此去既无粮草又无援兵，肯定是凶多吉少，皇帝的话姑且当作耳边风不听也罢。但迫于皇帝诏令，仍勉强带领兵马赶赴潼关，当到达华州（今陕西华县）时，刚好碰到辖境的刺史调任离去，城中百姓得知本地即将开战，都拖家带口地逃进华山，只留下一座空城，所以根本没人接应张承范的到来。张承范无奈之下只得带人进城在州库中寻找粮食，不过看见的却是尘埃一片，最终张承范只找到一千斛大米，短暂停留后便带着士兵忍气吞声地继续上路。十二月一日，张承范到达潼关，首先摆在其面前的不是如何面对黄巢的大军，而是粮食奇缺的问题。当时张承范从山中搜寻出一百多个百姓，强行向他们征用了些粮食，做了一点防御准备，可是加上齐克让的万余人，这点粮食根本不够，很快这些人便粮草断绝，士兵们士气极为低落。就在张承范到达潼关的同一天，黄巢也带领大军到达潼关之下，官军眼见黄巢大军“白旌满野，不见其际”，全都不寒而栗。不久后黄巢亲自来到潼关下，义军全军欢呼，军威之盛惊天动地，很快便开始攻打潼关外城。齐克让虽然从中午一直战斗到傍晚，但无奈手下士兵忍饥挨饿已经很长时间，根本无力抵抗，只得被迫烧毁营帐进入潼关之内。在潼关的左侧有一条山谷，平日是禁止行人通过的，以确保关税的正常征收，称为“禁阬”，由于黄巢大军急速攻至，潼关的守军居然忘记加以防守，导致齐克让的溃败之军一下子从禁阬涌入关内。这条道路本来就已经是荆棘交织，灌木丛生，一下子就被涌进的士兵踏为了平地。张承范看到齐克让打了败仗，急忙派人向皇帝李儇告急求援，而且这一次张承范说的话更加严厉：“臣离京六日，甲士未增一人，馈饷未闻影响。到关之日，巨寇已来，以两千余人拒六十万众，外军饥溃，蹋开禁阬。臣之失守，鼎镬甘心；朝廷谋臣，愧颜何寄！”张承范这一次明显是指桑骂槐，但告文送出去的第二天，没等朝廷回信儿，黄巢大军便大举攻打潼关。张承范全力据守，从清晨一直战斗到晚间，其间城上弓矢用尽，就用石头砸向攻城的义军，到了晚上义军纵火焚烧关楼，他命令王师会分兵八百人防守禁阬，但此时已经有部分义军从禁阬入关，义军内外夹攻潼关，守关唐军溃败，王师会战败自杀。张承范眼见形势不妙，换上便服带领残兵向西逃窜，途中遇到当地藩镇派来的援军两千人，这些援军也跟着张承范一路向西逃去，一直到了渭桥边上方才停歇。张承范一路西逃，犹如惊弓之鸟，可是到了渭桥后，他看见田令孜招募的神策军居然个个穿得五颜六色，心中生出一股无名之火，于是下令将这些神策军士兵洗劫一空，然后闯进长安城大肆劫掠。潼关仅用了一天时间便宣告失守，这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然而，更出乎人们意料的是，黄巢在攻下潼关后，只留下部将成令瓌防守潼关，他立即带领大军继续向长安挺进，只过了一天便又攻占了华州，迫使河中节度使王重荣请降。潼关失守意味着京城长安门户大开，田令孜担心会受到皇帝李儇的责怪，便将全部责任推卸给宰相卢携，认为是卢携举荐高骈失误，才致使黄巢大军一路向西所向披靡。四日清晨早朝之时，皇帝李儇处理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卢携再次罢相贬官，同时将王徵、裴澈招进宰相班子。此时京城长安已经危在旦夕，皇帝李儇即使有回天之力，也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组织起有效力量防守住京城长安。虽然十八岁的李儇贪玩好动，但他不是白痴，他知道长安已经是防守不住，现在他唯一要做的就是尽量拖住黄巢前进的步伐，好为自己逃离长安赢得时间。为此，他诏令任命黄巢为天平军节度使，希望黄巢能够接受自己的册封，暂时停止进兵长安。不过，等到早朝过后，皇帝李儇趁着天色微明之际，带着福王、穆王、泽王、寿王等人，以及四个儿子、嫔妃数人，由田令孜带领五百名神策军护卫，经长安城西的金光门逃离。李儇等人逃出长安之后，百官们才知道消息。而那个时候黄巢带领大军已经打到了长安西市附近，当时长安城内一片混乱，所以百官们也都一哄而散。不过，在官员们四散逃亡的同时，有一个人是个例外，这个人就是被贬官在家的卢携。他之所以没有逃跑，并不是因为他不想跑，而是因为他已经病入膏肓，根本跑不了。卢携二次担任宰相以来，对内钳制田令孜，对外依靠高骈，受到皇帝李儇的绝对信任。但事实上，他与田令孜是一丘之貉，当黄巢大军由江陵北上时，他已患病，行走困难，也已指望不上高骈，而且又被田令孜当作替罪羊。最重要的是，卢携知道因为自己主张剿灭黄巢，所以黄巢到来后，自己绝没有好果子吃，因此在义军进入长安西市的那一天夜晚，卢携自知逃生无望，在自家后院自缢而死。十二月五日，义军先锋部队将领柴存领兵进入长安城，留在京城的尚书左仆射兼左金吾大将军张直方代表朝廷向黄巢投降，并亲自迎接黄巢进入长安。据《资治通鉴》记载：黄巢进入长安的时候，乘坐金装肩舆，在身穿锦绣、腰束红缯、手执兵器的士兵护卫下，带领大军浩浩荡荡地进入长安。沿途“甲骑如流，辎重塞途，千里络绎不绝”，长安百姓并没有表现出惊慌，也没有东躲西藏，而是夹道围观，大将尚让沿途告诉民众，黄王起兵，本为百姓，不会像李唐皇室那样不爱护百姓，百姓只管安居无妨。十二月十二日，黄巢入居皇宫，次日在隆隆的战鼓声中，黄巢在大明宫含元殿登上皇帝位，建立国号大齐，改年号金统，开始置属百官。以尚让为太尉兼中书令，以另一名义军将领赵璋兼侍中，同时任用了一大批唐朝降官，但真正的权力主要掌握在跟随他一同起兵的义军将领手中。多年前，黄巢曾经发誓要用自己独特的方式重新回到长安，现在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此刻俯视唐朝的那些降官，黄巢的眼中透露出一丝轻蔑之色。“天下谁与我争锋？”雄心壮志的黄巢禁不住心潮澎湃，不过黄巢明白攻进长安仅仅是个开始，接下来他首先要做的就是如何结束长安城内混乱的状态。黄巢采取的措施是，只要见到穷人就加以赈济，对于长期为非作歹以及顽固不化的官吏则施以重刑镇压。由于皇帝李儇偷偷出逃，没有通知大部分朝官，包括宰相卢瑑、崔沆、王徽以及京兆尹李汤在内的一大群朝官都因为来不及逃离长安，而成了瓮中之鳖，只得藏在先前向黄巢投降的张直方家中。对于如何处置这些朝官，黄巢采取分化的策略，先是宣布朝官三品以上停止任用，四品以下官复原职，然后发布通告命令在逃的朝官自动到部将赵璋的府邸自报姓名与官衔，只要在规定时间内做到这一点，可以自动官复原职。当然黄巢也十分明白，有奖就必须有罚，除了宽赦大部分朝官之外，也必须找出反面典型
家死鬼再怎么喊“老婆”她也不回应。他当然把这种悲痛都看在眼里。他甚至要比自家老婆还更在意贫穷的难受、欠债的悲哀，以及孩子的学费。然而就像他的小说从根本上成功地与现实绝缘一样，在他的现实生活中，他要是不能成功地跟这些事情绝缘，就无处容身了。他把追债的看成拉曼确绅士[6]的风车怪与其战斗，向小姨子求爱也是将她比作托博索的杜尔西内亚公主[7]。他明明从未相信过自己小说宣传用的那些固定说法——什么孤高的文学，吟游诗人的异类文学，却成功地做到了扬扬得意，成功地认定了“老子就是这种类型的作家”。他虽然在小说根基与现实根基完全脱节的小说世界里玩耍，却没有注意到这种自我欺骗的存在。不仅如此，他还成功地做到了只从现实世界的表面去贴近小说世界，于是他越来越热爱自己的作品，成了自己的忠实读者，沉醉在自己的作品里，成功地蔑视并无视了自我现世之身的卑微恶俗。他就算不愿意，也必须沉醉在自己的作品之中，不然就无法在这现世之身的苦闷中咬牙活下去。同行和批评家如今偶尔还会在《文艺时评》的角落随便写上五六行孤高的文学、异类文学等固定评价——这也是为了赚钱，所以大家就不辞辛苦地凑合凑合随便写那么几句。然而他能欺骗所有人，却再也无法骗过他老婆了。因为他老婆不仅用头脑读懂了，还切身体会到了，她凭借亲身经验确定了其作品和现实在根基上相分离的事实。这时发生了一件事，让他老婆终于忍无可忍。☆☆☆他们在一栋整洁干净的公寓住下了，公寓名叫疑雨庄。这公寓的老板娘是别人家的小妾，想挣点零花钱，就缠着自己老公弄了套公寓，背地里则是为了出轨。她老公非常能喝酒，每天晚上都要喝上一升酒，那方面又不行，老板娘从小是当艺伎的，不满足于狭小的环境，又是个贪淫好色的女子，所以一直很有技巧地和公寓的某些客人玩乐。每次她老公过来开始喝晚上这顿酒的时候，就会说：“咱们今天把那位客人也喊过来吧。”于是庄吉也被邀请一起喝酒。老板娘是个二十七八岁的美人，因为以前一直是做艺伎的，所以没有黄脸婆的味道，散发出浓厚的情色气息，丰艳而性感。她一声声喊着三枝老师，又是热情招待又是献媚讨好，把庄吉得意得都快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自那以后，他醉酒后梦游的香闺就变成了公寓老板娘的房间。喝醉了就开始大闹特闹，明明平常声音细得跟蚊子叫似的，这时候却用洪钟般的声音，像啦啦队一样狂热乱舞。真不知道这么瘦小羸弱的身子是如何发出这种声音的，脸上像镀了一层电镀般闪着光泽，一面拿手打着拍子，一面粗着嗓子又是礼赞这位妇人，又是向这位夫人求爱。因为声音在小公寓里听得一清二楚，所以老板娘一边说“哎呀老师，您夫人会听到的”，一边又故意大声说话，明送秋波。庄吉也就越来越得意忘形，说道：“我实在讨厌我老婆，一年到头就知道剥剥笋，切切洋葱碎，哭个没完，从早到晚都是这样，每天也吃不了几百根笋，所以她就用了妖术，一根笋能剥上五个小时。因为除了这妖术，她这辈子也没有其他本事了。”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他老婆可忍不下去了。日本主妇大多兼职做女佣，精力主要放在兼职上，然而本人又不是自愿辛辛苦苦做兼职的，老公没用，老婆跟老公又不能当朋友，就只好忍着眼泪剥笋皮。可这又算怎么一回事？半句不提自己的无能无用，却说自家老婆是黄脸婆，是剥笋的女妖婆。不管哪家死鬼都会因为自身的无用无能把自家老婆说成维持家计的女妖婆，偷偷憧憬那些不能维持家计的风尘女子，这些男人全都是不走正道的阴险鼠辈，正因如此，老婆们才会把所有的娼妓艺伎小妾统统当成敌对国家，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要是看不见、听不着也就忍了，一旦眼睛看到了，耳朵听着了，心里这把怒火收不住了也很正常。即便如此她都忍了下来，结果自己的老公却跟人家去看戏，喝得酩酊大醉，一起热热闹闹地回来，也不去自家老婆屋里打个招呼，就一直在人家老板娘的屋里大声狂笑，让人家给他喂酒。截稿日就快到了，自家老婆已经把空锅弄得叮咣乱响了，他却双眼发光横眉怒目瞪着老婆看。只要老板娘过来说句“老师来一下”，就连忙又没辙又高兴地出门，到了半夜还不回家，等到家已经喝得东倒西歪，小说已赶不及交稿。贫穷排山倒海般压过来。死鬼的心理很复杂奇怪，他并不招女人喜欢。老板娘能如此轻易把他玩弄于股掌之中，正是因为他在这方面幼稚笨拙，不过是个耍脾气的孩子而已，所以才博得了老板的信任。于是老板娘带他出门，再顺便带上别的男人，让他舒舒服服地喝醉，说句老师我想起来有点事要办、我去买点东西、我去见个人、我去叫个人之类的话脱身，随便找家关东煮店，给他弄点便宜酒喝，玩两个多小时再回来接他。她带出去的男人经常在变，但只有庄吉的情况完全没有变化。最近还越来越低三下四，只要这对男女一站起来说句对了老师，我们忘了件事……庄吉就嘿嘿傻笑着说不用什么事都打招呼，你们走好之类的，真可悲。他明白这种可悲已经渗透到了他的骨子里，然而他就这么点本事——被花心女人的丰艳魔力压得死死的，人家说两句好听的他就乐得绷不住了，回想起来每次都是如此，也真是可悲至极了。又因为这种事也没法跟自家老婆说，所以他表面上威风八面，搞得他好像很受女人喜欢，是老板娘的意中人似的，什么“老婆啊原谅我”，莫名悲伤，感叹这就是艺术的可贵，疯狂迷恋那些完全不基于他本性编造的梦幻故事，把自己完全化身为小说中的人物，流着泪大声朗诵那些作品，到头来却只感动了自己。在他老婆眼里，他傻得不能再傻了。对她而言，自家老公的小说已经一文不值，她骂了句没出息的玩意，你给我等着，然后就失踪了。其实，他会如此反常地迷恋老板娘，并不是因为爱情或是花心，而是因为在文学方面遇到了瓶颈。女人们对他完全没兴趣，而是利用他来出轨，小看他，践踏他。自己有多可悲，他心里一清二楚。他为那些轻易就能看穿的甜言蜜语而心满意足、喜形于色，像个白痴似的。这并不有趣，也不好笑，只有悲哀。虽然如此，如果一个艺术家在艺术上失去了自信，他的人生就没有半点光明了。下意识地热衷于那些不有趣、不好笑，自己也不想干的事情，这就是所谓的颓废，是丧失自信注定会导致的结果。他老婆失踪了好几天都没回来。他痛苦不已，感觉整个世界都快颠覆了。老板娘却冷冷地问他：“咦？您夫人出轨了？真是看不出来呀，老师您也太没出息了吧，难不成对她还有留恋？”一句句，话里像是藏了毒针，老板娘的本意他也很明白，就是极尽所能侮辱他俩，眼神中还透着半分嘲笑之意。可只要老板娘调戏他一句“老师您不如也出轨吧”，他就一切都不管不顾了，说道：“夫人，咱们去开房吧。来，走吧！”老板娘则苦笑道：“老师，您有开房的钱吗？”干净利落的一刀。庄吉宁愿脖子就这么一刀两断，脑袋干脆爽快掉到地上，钻进地里。可这脑袋却非常恶劣地在空中飘来飘去，又是撞到墙壁，又是被推拉门弹回来，还在柱子的棱角上蹭了一下鼻子，苦着脸转了五六个圈。自己明明想闭上眼，塞紧耳朵，一溜烟似的逃走，却有一个像是妖怪的不明生物在耳边不断低语，让自己翻脸反驳老板娘。“我很穷，我三枝贫穷是人尽皆知的。我是艺术家，我很伟大。我就是穷，我没辙呀。”自己在说什么呀，乱七八糟的。可是腰使不上力气，感觉身体僵住了似的，想逃都逃不掉，于是自暴自弃，吼出一些自己都始料不及的话。“是呀，不到死都明白不了呀。”老板娘靠在入口的门上说。正好有一个男人拿着毛巾和肥皂来到走廊里，这个男人也是那些男人的其中之一。“哎？什么死不死的？”“我说不到死都治不好呀。”“哦，你说那个‘白’开头的词呀[8]。”“对。”老板娘点头，“不到死都明白不了吗……梶先生，今晚能带我去喝点小酒吗？”老板娘和男人并肩走掉了。过了几天，庄吉的老婆回来了。没办法工作比什么都难受。正因如此，自己才会陷入这种窘境。还是工作最重要。可是，为什么没法工作呢？女人、酒，都是梦中梦，幻中幻，什么都不是。因此他给一个叫栗栖按吉的后辈写了封信，信上说目前自己想跟老婆孩子分居，一心投身于创作活动，不知道你那边有没有合适的屋子，尽快给我回信。而按吉回信说不巧没有空房。一接到回信，庄吉就松了口气——他本来就是一时意气用事而已，是那种离了自家老婆一刻也活不了的男人。“喂，他说没有空房，那就没有办法了。总之我不想待在这里，咱们去小田原吧，我们在那边重新开始。”“我不想去小田原，去了就没法跟我妈在一起了。”“那也没办法呀。稿子写不出来，又没别的办法，总之先去小田原专心投入创作，写本杰作！”“行李怎么搬啊？”“咱们可以拜托人家，先寄存在这儿嘛。”“你付房租了吗？”“稿子还没写出来，之前还预支了薪水，那边估计不会再借钱给我了，我得去小田原，总之，只要不在这个房间我就能写出来，要是能写出来，房租根本就不算事。”“所以说，现在要是不付算什么事？连夜逃跑？我们还有行李呢！”“我都说了，你去老板娘那求个情，跟她说说，她会理解的。”“你去吧。”“我不能去。”“你们不是好朋友吗？”庄吉双手抱臂，神色黯然，不吭声了。他老婆自己毕竟也刚失踪回来，也想平复一下自家死鬼的旧伤，就说道：“那我去吧。就算她叨念房租的事儿我也不会在意的，咱们堂堂正正地离开。”“嗯。行李的事儿也拜托你了。”老板娘听说了这事儿，突然一反常态，心情大好，马上就答应了，紧接着跑到庄吉这儿寒暄道：“听说您要回老家是吧。真舍不得您。您要是来东京，别忘了顺道来看看我。您在银座附近给我打电话也不要紧，我会马上赶过去的。哪怕大半夜叫醒我也没事。今天我给您开个送别会吧。”“可是，我们得赶火车，所以……”“哎呀，小田原这么近，坐几点的火车不都能去嘛。那老师，我们没有佳肴只有美酒，您就赏脸喝几杯吧。”“我们得趁在天黑前赶到车站……”“哎呀，这还是您自己家呢。我说夫人，您这么无情，就有点过分啦。夫人，就一个来小时，行吧，借用一下您家老师。夫人您还要整理行李吧。老师您真是的，太见外了。”庄吉被拉到老板娘屋里，接受了老板娘的一番招待。由于行李已经整理好了，于是庄吉度过了万分懊恼的一小时。“已经到时间了，我们走吧。”“哎呀，菜才刚上齐呢，我们正要开始吃呢，老师，您说是吧？”庄吉老婆理都没理老板娘这番话，抓着醉眼蒙眬、满脸通红的自家死鬼的胳膊。“来，我们走吧。”“你也喝一杯！”“您看吧，您这么干会被讨厌的。您夫人太不识趣了，是吧老师。”“我识不识趣不用你操心！你算什么呀！不就是个从艺伎堆爬上来的小妾吗！我是他原配夫人！”庄吉老婆这会儿莫名其妙地嚣张起来了。庄吉还没有醉到不知分寸，回老家的悲惨还堵在心头没有消去，这会儿他竟老老实实站起来了。老板娘一下子站起来，走到庄吉身后，想给他披上呢绒大衣，庄吉老婆一声不吭，强行夺过自家老公，像是把小个子庄吉抬出去似的，用力把他推到了走廊上。“老师，我等您来东京哟！来了就给我打电话呀！”庄吉想回头寒暄一番，却被自家老婆捏着脖子往大门口推，庄吉晃晃悠悠踉踉跄跄冲到了大路上，毫不掩饰地回了个头，已经看不见老板娘的身影了。“嘁，活该！真痛快！”自家老婆怒气冲冲，老板娘多半已在屋里捧腹大笑吧。庄吉比自家老婆受到的调戏、侮辱、玩弄、嘲笑要多得多，这点庄吉心知肚明。然而，这只能怪自己，怨不得别人。工作，工作，还是工作最要紧。于是庄吉回老家了。☆☆☆他母亲一直在小田原的老家过着孤独的守寡生活。她的生活真是既坚强又孤独。她常年担任小学教师，过着男人婆的生活，而且从她跟丈夫结婚的时候，她就习惯了孤独。因为她丈夫是外国航线的船长，大部分时间住在海上，偶尔回家也经常待在青楼深酌高唱，偶尔还把当时还是学生的庄吉带出来，让自家小子在青楼留宿。跟老公每次见个面，就像剑客跟其他流派的人士比武一样漫长，她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亡夫的遗产很快就被年幼的庄吉用完了，房子和土地被债主强行征收。执达吏[9]来了，庄吉逃了出去，过着文学少女和过家家一样的日子。稿子卖不出去，酒店、米店、房租追得他四处逃窜，在别人家蹭饭吃，在各地辗转奔波。庄吉猜想她当了这么多年老师，肯定攒下了不少私房钱，就骗她说孩子病了，向她伸手要钱。但她已经想好了——一个子儿都不给庄吉。庄吉每次被房东赶出来，无处蹭饭的时候，就远远逃到小田原，勉强糊个口，等写出了稿子，定好租处就赶紧走人。两人完全没有什么母子之情，他母亲只觉得庄吉是个超级大麻烦。不过当时对庄吉而言，有一个极大的希望能够慰藉他回老家的痛苦——东都[10]头号大型报纸委托他在上面连载小说。虽然庄吉最近在报纸连载上赚的那点钱连劣酒都喝不痛快，但这会儿要是抓住了报纸连载机会，尤其是委托他写连载的这家一流报纸的连载机会，他的生活就会轻松许多。大家都说庄吉的文学是孤高的文学，是斯多葛学派[11]人士，说得他本人也动了心，但实际他心里想法并非如此，他最想要的是钱。因为穷太难受了，所以他心里一直有种带有妄想色彩的看法：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钱算什么，只要写稿就好。如果有间安静的房间供自己闲居，能不受老婆孩子烦扰的话，说不定就能忽然写出一部杰作来。然而他其实有着一双最为冷酷的“鬼眼”，他知道世人把文学看作艺术，是一种妖魔化的、纯粹又神秘的神作而其实没什么大不了。歌德也是因为偶然读了莎士比亚的作品而感动，想着也来模仿一下，就匆匆忙忙写出了一部小说，而这部小说却成了他具有代表性的杰作。自古以来，许多杰作都是作者想要钱，为了钱而胡乱写出来的东西。巴尔扎克为了赚到享乐的钱而写作；契诃夫为了赶在剧场主规定的苛刻交稿期限前交稿，才苦着脸动笔；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按照读者的喜好改变了人物的性格。他们只不过是答应了所有的恶俗交易，同时具备了一种才能而已——能够把这些恶俗交易化为天赐的灵感，化为写作活动的源泉运用自如。他们就算答应通俗杂志的最为恶俗的约稿，也能写出杰作。这些道理其实他都明白。事实上文学就是这么回事。自由是一种重担，很多时候，别人让他自由发挥尽情书写力作的时候，他却不知如何是好。因为他没有多少真正想写而不写不行的东西。因此，每当通俗杂志来约稿，告诉他“就给我写这种东西”的时候，他反而会更容易借机创作出一些独特的作品。因为作家自己一个人想东想西的时候，往往容易困在圈子里，很难走得出去。如果给他一个未曾想到过的线索，他就能轻易跳出自己现有的圈子，开展一些无法预测的活动，同时发现新的自我。因此，什么再也没人吵自己，跟家族脱离关系，尽情书写杰作的念头都只不过是嘴上念念阿弥陀佛。杰作这东西，就算哼着歌，在吵闹的小巷子里也能写得出来。那种在宁静的房间里安稳地坐着就能写出来杰作的想法简直就是一种悲惨的迷信。同样，不图名利，只尽情本着良心干活儿的这种精神主义也是对文学最大的误解。要想把作家拥有的才能全部发挥出来，就需要精神上的激励。谋求名利就是精神上的激励。如果没有精神上的激励，不管天生有多大的才华，也不可能全都发挥出来。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大天才，一旦作品遭到世人的无视，也会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不断写一些愚作，一个劲儿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