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黄片

韩国黄片说。我们通常听人说，某人无所表现，似乎其人无所表现即不值提。但在中国历史上，正有许多伟大人物，其伟大处，则正因其能无所表现而见。此话似乎很难懂，但在中国历史上，此种例，多不胜举，亦可说此正是中国历史之伟大处，也即是中国文化之伟大处。例如吴太伯，又如伯夷、叔齐，在历史上皆可谓无所表现，而为孔子所称道。孔子曰：“太伯其至德矣乎！三亿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又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乎！”似乎孔子乃在其无表现中赞扬其已有所表现。而且是表现得极可赞扬。我们也可说，此乃是在人群社会中，在历史上，一种不沾染不介入的表现，一种逃避脱离的表现。孟子也常称颂伯夷，他说：“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他的称颂伯夷，大意亦与孔子相同。孟子又将伯夷、伊尹、柳下惠并称为三圣人。他说：“伊尹圣之任，伯夷圣之清，柳下惠圣之和。”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是在政治上得志成功的人。伊尹为汤相，亦是政治上一得志人物。但伯夷、柳下惠，则并无表现，并无成功，孟子却将他二人与尧、舜、禹、汤、伊尹相提并论，同称之为圣人。后来太史公作《史记》，此为中国正史之创始，为二十四史之第一部，其体例之最重要者，厥在其以人物为中心，而特创列传一体。但太史公又将《吴太伯世家》列为三十世家之首，将《伯夷列传》列为七十列传之首。他在《伯夷列传》中，屡屡提到因于伯夷之无所表现而无可称道，甚至其人若犹在或有或无可信可疑间，只因孔子称颂了他。太史公又用颜渊作陪衬，他说：“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早夭……”其实颜渊也就无所表现，故太史公引来推崇伯夷无表现之伟大，而褒然列之于列传之首。在孔子七十二弟子中，颜渊似乎是最无表现。孔子说：“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又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渊死，孔子哭之恸。并说：“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然颜渊在孔门到底是无表现，不能与子路、子贡、冉有、宰我诸人相比。故太史公亦云：“伯夷、叔齐虽贤，颜渊虽笃学，得孔子而名益彰。”可见孔子最能看重人物之无表现之一面。孔子目此为德行，吴太伯民无得而称，孔子却称之为至德。德行在孔门四科中高踞第一。太史公作《史记》可谓深得孔子之意。以下中国历史上遂搜罗了极多无所表现的人物，而此等人物，亦备受后世人之称道与钦敬，此又是中国历史一特点。故我说此乃中国之史心，亦即中国文化传统精义所在。诸位只有精读中国史，深研中国历史人物，始能对此有了悟。让我姑举数例以作说明。如春秋时代之介之推，战国时代之先生王斗，西汉初年之商山四皓，及鲁两生。循此以下，如东汉初年的严光，此人对历史亦一无表现，但后人永远觉得他是一个了不起人物。汉光武即帝位，以前长安太学中同学，均已攀龙附凤，功成名遂。独严光隐身不见。光武思之，乃令以物色访之，久而后得。帝从容问光曰：“朕何如昔时？”对曰：“陛下差增于往。”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除谏议大夫，不屈。乃耕于富春山，后人名其钓处为严陵濑。这一番故事，虽若有表现，只可说是无表现，亦可谓是表现了其无表现，此等更说不上得志与成功。似乎他既不像有志，亦不求有功。又如宋初陈抟，居华山修道，恒百余日不起。又有林和靖，隐居西湖孤山，垂二十年，足不履城市，植梅畜鹤，时谓其梅妻鹤子。此等皆同为后世称道。我们今天如去富春江畔，或去西岳华山，或去杭州西湖，自然知道对这些人心焉向往。即使我们并不亲历其境，但也多知道他们的姓名，对于他们那种无所表现的人格，亦可谓乃只表现一无表现的人格，还像历历在目，这也真是怪事。又如三国时代，英雄人物层出不穷，大家各显身手。可谓在此时代中人，必是各有表现者。然亦有无所表现，而被认为第一流人物，如管宁即其一例。管宁在当时，实是一无表现。但论三国人物，管宁必屈首指。他少时曾与华歆同席共读，遇轩冕过门，歆废书往观，宁即与割席分坐。魏明帝时，华歆位至太尉，欲逊位让宁，宁终不就。看来歆虽佩服宁，宁终不重视歆。史书称其“虽出处殊涂，俯仰异体，至于兴治美俗，其揆一也。”此亦孟子所云禹、稷、颜回同道之意。其实管宁固可比颜回之不出，而华歆又岂得与禹、稷相提并论。要之，中国史家喜欢表彰无表现之人物，真是无微不至。论其事业，断断不够载入历史。但在其无表现之背后，则卓然有一人在，此却是一大表现。这意义值得吾们深细求解。又如诸葛亮，好为梁父吟，每自比管仲、乐毅。他并不是不能有表现，却又不想表现。后来刘先主三顾草庐，始肯出许驰驱。他在《出师表》中说：“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今且问，此两语是否当时诸葛真意？我且举其友作证，一是徐庶，他知诸葛最深，应亦是一有作为人。初事刘备，曹操获其母，庶乃辞备归操。虽仕至御史中丞，然在历史上，终不见徐庶曾为曹操设一谋，划一策。其人便如此无表现而终了。又一人如庞德公，时荆州刺史刘表屡以礼延，不能屈，隐鹿门山，采药以终。诸葛孔明常拜于其床下，可见其人亦非不能有表现，只是宁为一无表现人。徐、庞如此，故知若非刘先主三顾草庐，诸葛定亦永无表现如徐、庞。五我们当知诸葛《出师表》两语中，全性命是大事。懂得要全性命，自然无意求闻达。中国历史上此种无表现的人物，真是各时代都有。他们的本领，亦只在全性命。正以全得性命，所以成得一人物，而且是至高卓至伟大的人物。我们若能汇集起写一书，即名“中国历史上之无表现人物”。此书亦可有大作用，大影响，至少在阐发史心，宣扬文化传统上，可有大贡献。此种尊崇无表现人物之传统，又影响到小说。如唐人《虬髯客传》，即是故意要描写一个无表现之英雄。又如《水浒传》叙述梁山泊一百零八好汉，开始却有一位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此人如神龙见首不见尾，也是一无表现人物。《水浒传》作者，把此一人闲闲叙在前面，真使后面忠义堂上宋江以下一百零八位好汉，相形减色。此种笔法，可谓与太史公《史记》三十世家以吴太伯为首，七十列传以伯夷为首，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谓是能直探史心的一种大手笔，诸位莫轻忽过。今天诸位也可说是各处在衰乱之世，不免有生不逢辰之感。然诸位一读历史，知道研究历史人物，便知我们尽可做一不得志和失败的人，或甚至做一无表现之人。这一时代是失败了，但处此时代之人，仍可各自有成，并可有大成。只要人能有成，下面时代便可挽转，不使常在失败中。若人都失败了，则一切完了，下面亦将无成功时代可期。孟子曾说：“禹、稷、颜回同道，易地则皆然。”禹、稷是有表现的人，颜回则是无表现的人，这只因时代不同。但不论有表现无表现，历史传统，文化精神，却同样主持在他们手里。孟子又说：“人必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不为正是无表现。所以若时代不许可，我们尽可不强求表现。一旦时来运转，风云际会，到那时自有出来表现的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保留得有人，还怕历史中断吗？昔范仲淹作《严子陵先生祠堂记》，末后两句为“先生之德，山高水长。”有一人说，“德”字不如改作“风”字，范公欣然从之。上面说过，孔子四科，德行为首，而颜回、闵子骞、仲弓、冉伯牛那些德行人物，却都是无表现的人物，故范仲淹以“德”指其人之操守与人格，但此只属私人的。风则可以影响他人，扩而至于历史后代，并可发生莫大影响与作用。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孟子亦云：“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鄙夫宽。”但孟子只言伯夷、柳下惠之风，却不说伊尹之风，此何故？岂不因前两人无表现，而后一人有表现？在事功上有了表现的人，反而对后世的风力少劲。因事功总不免要掺杂近时代呀，地位呀，机缘呀，遭遇呀，种种条件，故而事功总不免滞在实境中，反而无风，也不能成为风。惟有立德之人，只赤裸裸是此人，更不待事业表现，反而其德可以风靡后世。在严子陵本人当时，只是抱此德，但经历久远，此德却展衍成风。故说“先生之德山高水长”之德字不如改风字，更见深义。否则有德之人，岂不成为一自了汉，与世无补，又何足贵？在中国历史上，正为有此许多衰世乱世的人物，有此许多不得志而失败的人物，有此许多无表现无作为的人物，才使中国历史文化绵延不缀，直到于今，经历了四五千年的长时期，而依然存在。故我劝诸位，处衰世乱世不足怕，就是不得志或失败了，亦不足怕。甚至于无所表现无所作为，同样不足怕。主要的在如何成得一人物。有了人物，下面自然会不断有历史。但如何才算得一人物呢？此正是我这一讲演所要提出，请诸位去细心研究的。六上面所说，似乎像指中国古人所谓立德立功与立言的三不朽而言。德指的人格方面，功指的事业方面，言指的思想与学术方面。现在再就中国的文学方面略有陈述，文学不必全是立言。中国历史上最受后代崇拜的三大文学家，屈原、陶渊明与杜甫，此三人，皆为众熟知。屈原可说是一位在政治上不得志而失败的人物，陶渊明则是一位不愿有所表现的人物，杜甫则是意欲求有表现而终无机会让他表现的人物。他们均以自己一份赤忱的热情，透过文学，而表达出他们各自的心志来。上面说过，人在治世盛世，功成志得，有所表现，别人反而对他为人不易有更深的觉察。惟在衰乱之世，不得志，失败了，或是无表现，这样的人，凡易使人深切看出他的内心意志来，如上三人均是。不但文学如此，艺术亦然。如宋末郑所南画兰，即是最好之一例。又如元末高士倪云林，明末八大山人与石涛等，此等诗人画家在历史上可谓一无表现，但历史却在他们的艺术与他们的诗文上表现出来了。他们无事功可表现，所表现的则是他们之心志。由他们之心志，可以想见他们之时代，故说历史在他们之诗文艺术上表现了。故中国人之文学，非纯粹之文学。中国人之艺术，亦非纯粹之艺术。重要者，乃在其内心意志一面。一人在事业上无表现，旁见侧出在文学艺术作品中来表现，这亦是中国文化传统精神之一脉。他其人可以不上历史，但历史却在他身上。他可以无表现，但无表现之表现，却成为大表现。中国有许多历史人物皆当由此处去看。我在此将特地提出一“志”字。中国人常言“志士仁人”，人若无志，便亦不仁。但其所志，亦正贵在此一仁字上。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又说：“匹夫不可夺志”。诸位如须研究历史人物，却须先具一“彼人也，我亦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之志。若没有了此志，则古人自是古人，历史自是历史，和我渺不相涉，总研究不出一所以然来。昔顾亭林尝云：“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又说：“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亭林所谓保国与亡国，是指一国之政治言。所谓保天下与亡天下，则指民族文化之绝续言。我上面所说那些历史人物，则多是有志保天下的人。他们在历史上，有许多亦仅只是一匹夫。但文化绝续，时运兴衰之大责任，他们却把己身来担起。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或许比历史上任何时代更衰更乱。可是我们的处境，比起古人来，实未见困难更甚。如我们能设身处地，平心去研究我们历史上许多处衰世乱世的人物，许多不得志失败的人物，甚至许多无表现无作为的人物，便知今天的天下兴亡，我们也实在责有难逃。若我们脱离现实，只驰心空想汉、唐盛世，只驰心空想一旦得意来做一个历史上成功的人物，则深恐河清难俟，我们也只有嗟叹终老，但也好因此把我们的责任交卸净尽了。《易经》上亦说：“天地闭、贤人隐”，隐了自然没有所表现。中国文化之伟大，正在天地闭时，贤人懂得隐。正在天地闭时，隐处仍还有贤人。因此，天地不会常闭，贤人不会常隐。这些人乃在隐处旋乾转坤，天地给他们转变了，但别人还是看不见，只当是他无所表现。诸位想，这是何等伟大的表现呀！诸位若有志，不妨来搜罗隐逸，写一部中国贤人传，把中国历史上那些无表现的人物，自许由、务光、吴太伯、伯夷、叔齐起，从头叙述。我想只在正史上，又何止有千百人。他们之无所表现，正是我们日常人生中之最高表现。诸位若再搜罗到各地地方志，及笔记小说之类，更可找出很多这类的人物。这是天地元气所钟，文化命脉所寄。今天我们只看重得志成功和有表现的人，却忽略了那些不得志失败和无表现的人。因此也遂觉到自己并无责任可言。诸位当知，中国历史所以能经历如许大灾难大衰乱，而仍然绵延不断，隐隐中主宰此历史维持此命脉者，正在此等不得志不成功和无表现的人物身上。但在今天，我们心目中已无此等人物的地位存在。纵使尚有隐了的贤人，我们也将觌面不相识，此实是中国文化的极大不幸极大危机。我们当求再认识此等人物之可贵。人或问，我一匹夫，怎能负起天下兴亡之大责？其实匹夫也好，匹妇也好，只要他能像像样样地做一人，便是此责已尽。从人物来讲历史，近人或许已认为是落伍了。至于研究历史而注意的这些无表现的人物，近人将更认为此与历史无关。此话亦不错，此等人本可以不载入历史。但历史的大命脉正在此等人身上。中国历史之伟大，正在其由大批若和历史不相干之人来负荷此历史。诸位今天，也莫要认为自己和历史不相干，诸位亦正该负荷起此历史之重任。或有人问：你是讲历史的，将来中国前途如何，你该有一看法。其实我亦哪能烛见未来。我只见向来历史是如此，在此乱世，我亦只能说：“苟全性命，不求闻达。”诸为或许又会问，现在时代变了，人人得有一分自由，该有一番表现，为何却要置身事外做一无表现的人？此则又须回复到我上次所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话题。当知各人的成败，全视其“志”“业”。但业是外在的，在我之身外，我们自难有把握要业必成。志则是内在的，只在我心，用我自己的心力便可掌握住。故对每一人，且莫问其事业，当先看其意志。中国古人又说“诗言志”，中国人有时把此志只在文学中诗中来表现。若我们把西方人观点来看中国人，有时觉得像是不积极，无力量，无奋斗精神。我亦常说中国史像似一首诗。但诗中有志，看似柔软无力，却已表现出无限力量。诗可以风，我们不得已而思其次，不治史，姑且学诗。中国诗里的理想境界，则必是具有风力的。风来了，万物滋生。诸位若能从诗中披拂到一些古人之风，诸位又若能把此风吹向他处，吹向将来。诸位当知风是无物能阻的。风大了，自能所向披靡。且待我们大家来吹嘘成风吧！第七讲如何研究历史地理一今天我的讲题是：“如何研究历史地理”。有人说，历史等于演戏，地理则是历史的舞台。此譬实不切合。一群演员，可以在任何戏台上演出同样的戏来。但历史演员，则正在此特定的地理上演出。地理变，历史亦变。在这一舞台上演的戏，不一定能在另一舞台上演。上帝创世，先造地，后才造人。这世界各处地理不同，人生长在各地上，也就得不同。各地的气候、物产、交通情况等各不同，于是人亦因地而异。非洲人固不同于埃斯

，“三郤”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聚到一起开会研究形势。“情况非常不妙，我估计国君很快会对我们动手。常言说得好，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我们应该采取主动，马上派兵进攻公宫，把国君杀掉，另立新君。”族长郤锜说。“没错。”郤犨附和郤锜的意见，“就算是死，也要拼个鱼死网破，不可束手就擒。”“三郤”之中，郤至的辈份最低，说话的分量却最重。他沉思了片刻，问了郤犨和郤锜一个问题：“人之所以能够在这世上安身立命，是因为什么？”郤犨和郤锜都摇摇头，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是因为有信义、智慧和勇气。有信义的人，不会背叛君主；有智慧的人，不肯祸害人民；有勇气的人，不敢作乱。如果失去这三种美德，谁会继续拥护我们呢？如果难逃一死，还要增加新的怨恨，那又有什么意义？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假如我们有罪，现在才死，已经是多活了几年了；假如我们无罪，国君却杀死我们，那是他的责任，他也不会有好下场。我们享受了国君给予的政治待遇，所以能够团结一批人，却又反过来利用这批人造反，还有比这更大的罪过吗？”现代人也许很难理解春秋时期的中国人，他们的思维像雾一样飘忽，行动像风一样迅速，缺德的时候不顾一切后果，到了关键时刻却又表现得像圣人一样纯洁和迂腐。不管他们是好人还是坏人，在他们所有不确定的精神气质中，最让人感动的是他们对命运所持有的一种超然态度——人固有一死，避之何益？公元前574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清晨，“三郤”像往常一样，坐到了讲武堂的正堂之上，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门外突然传来一阵喧闹，两个壮汉不顾卫兵的阻挠，互相撕扯着闯进来。仔细一看，原来是长鱼矫和晋厉公的亲信卫士清沸魋（tuí），他们手持长戈，衣服纠缠在一起，面红耳赤地争吵着，要找“三郤”来主持公道。“有事好好说，不许在讲武堂上动粗。”郤锜和郤犨上前劝架。眼见他们走近了，长鱼矫突然松开清沸魋，挥起长戈，横扫过来。事发突然，郤锜和郤犨避之不及，被当场杀死。郤至见势不妙，跳上停在门口的一辆马车想要逃走。长鱼矫动作敏捷，快步追上去，又将郤至杀死在车上。与此同时，胥童带着八百名甲士，劫持了栾书和荀偃，并将他们囚禁在宫中。看到朝堂上并排躺着的“三郤”的尸体，栾书突然产生了一丝悔意：如果不是自己处心积虑害死郤至，外嬖又怎么会找到机会对众卿下手，自己又怎么会落到如此田地呢？很显然，“三郤”仅仅是外嬖的一个突破口，他们的真正目的是将晋国八卿一网打尽，好让他们掌权当道。恍惚之间，听见长鱼矫在对晋厉公说：“如果不杀这两个人，您必定后患无穷。”顿时感觉一股寒意升起。晋厉公皱着眉头，沉默了良久，终于说出一句让栾书松了一口气的话：“一天之中，就将三位卿士陈尸于朝堂，我不忍再多两个啊！”长鱼矫跺脚道：“您不忍心杀他们，他们却会忍心对付您。您就等着看吧！”说完转身就走。当天晚上，长鱼矫不辞而别，逃到了狄人居住的地方。晋厉公最终还是放过了栾书和荀偃。“三郤目空一切，天怒人怨，寡人将他们都杀了，连累你们也受到囚禁之辱。现在请回各自的岗位上去工作，好好为晋国服务吧！”栾书和荀偃感激涕零，长久地拜伏在朝堂之上：“您讨伐有罪之人，而免我们一死，那是因为您宽宏大量啊。我俩就算死了，也不会忘记您的恩德。”然而，就在这事发生之后没几天，晋国的形势再度发生戏剧性的变化。以为天下从此太平的晋厉公带着一群后宫佳丽和外嬖，前往翼城的大夫匠丽氏家中游园，栾书和荀偃趁机发动宫廷政变，带兵跑到翼城，将晋厉公和胥童等人抓了起来。栾书派人给士匄送了一封信，要他到翼城来商议国家大事，被士匄谢绝了。又派人邀请韩厥，韩厥说：“当年我深受赵家的恩惠，大伙对赵家群起而攻之的时候，我就没有参加。古人说，耕田的牛老了，没用了，也不忍心杀它，何况是国君啊！你们几位既然不能侍奉君主，还将我韩厥拉下水做什么？”晋厉公在翼城被囚禁了整整三个月。公元前573年春天，栾书等人杀死了胥童，然后又派部将程滑杀死了晋厉公。作为曾经带领晋军在鄢陵打败楚军的风云人物，晋厉公的后事单薄得令人唏嘘：他被草草埋葬于翼城东门之外的乱葬岗中，送葬的车辆也仅有一乘，远远没有达到“诸侯葬车七乘”的标准。不过，这一切对于晋厉公来说已经不重要了。他死了，晋国的太阳还是照常升起，人们很快将目光聚焦在了空缺的君位上面。栾书和荀偃该如何处理才能保证权力的平稳过渡，并且在不引起贵族和国人反感的前提下巩固自身的势力呢？当然，麻烦还不只这么点，面对晋国忽然的政变，一直虎视眈眈的楚共王会不会趁虚而入再次挑起一次大规模的会战？整个国际形势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这一切，都让我们拭目以待吧……【一个奸雄的诞生】我们的故事从一个噩梦开始。(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话说公元前八世纪的某一天晚上，郑国首都新郑的宫殿中，诞生了一位贵人。古往今来，举凡贵人诞生，必有奇异的预兆。然而这位我们要说的贵人，他的母亲在怀孕的时候，既没有梦到熊，也没有梦到蟒蛇，更没有梦到麒麟，反倒是分娩的那天晚上，做了一夜不可名状的噩梦，汗津津睁开眼睛来，发现卧榻上已经多了血肉模糊的一团。关于这件不同寻常的事，《左传》是这样记载：“庄公寤生。”——该书的作者左丘明，是生活在公元前五世纪的鲁国的史官，以简约、生动的叙事风格闻名于世。然而，正是由于左氏过于简约的文风，令后人对这件事有了不同的理解。一种意见认为，寤乃是寐寤之意，所谓寤生，顾名思义，也就是梦中出生；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寤乃是“牾”的假借字，寤生即是牾生，意思是生育的时候，婴儿的足先出，即世人俗称的逆产。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管如何理解，总之，这孩子的出生与众不同，以至于他的母亲大受惊吓，因而对他产生了厌恶，却是众所周知，没有任何意见分歧的。有必要介绍一下贵人的家庭。贵人的父亲姓姬，名掘突，是周平王的卿士、郑国的第二任君主，因为死后的谥号为“武”，历史上称之为郑武公。郑国的领土面积，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大致位于今天的河南省中部，北靠黄河，西接王畿（周王室的直领地），南边是陈、蔡等诸侯国，东边则与宋国接壤。这一带，是中原文明的滥觞之地，开化甚早，在当时堪称最富庶的地区。仅仅在数十年前，郑国还不是一个国家。郑国的首任君主，也就是掘突的父亲，名叫友，是周厉王的小儿子、周宣王的同胞弟弟、周幽王的亲叔叔。周宣王即位的第二十二年，友被封为郑伯，因其为人正直，施行仁政，受到百姓们的爱戴。周幽王即位之后，又任命友担任了王室的司徒，负责打理王室事务，管理王畿的百姓。但那个时候，友的领地还极其有限，仅仅是王畿内的一座小城和周边的一些农村。《史记》当中提到了友的发家史：友担任司徒一年，周幽王因为宠爱褒姒（sì），王室政治腐败，有些诸侯不服从王室的领导。于是友问史伯：“王室多难，我应该怎么样才能躲避灾难？”史伯心里明白，友问他的，是一旦周王室这棵大树倒下，他和他的族人该如何在这即将到来的乱世之中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仔细考虑后，史伯很郑重地回答道：“恐怕只有雒邑（周朝的都城）以东、黄河与济水以南的地区符合您的要求吧。”接下来友和史伯的一番对话，堪称春秋版的“隆中对”。史伯分析说，雒邑以东、济水以南的那片地区靠近虢（guó）国、郐（kuài）国，这两个国家的国君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很贪婪，喜欢占小便宜，百姓不亲附他们。“如今您身为王室司徒，位高权重，百姓又拥戴您，您如果要求居住在那里，虢、郐两国国君见您在朝中当权，也会同意将土地分给您。那样的话，不用过多久，虢、郐两国的百姓就变成了您的百姓了。”友听从了史伯的建议。他向周幽王请求，将自己领地上的百姓东迁至雒东。畏于他的权势，虢、郐两国果然献给他十座城池，就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郑国。不久之后，友的担心变成现实，犬戎大举入侵王畿，一举攻破周朝的都城镐京，杀死了周幽王和他的儿子伯服，俘虏了周幽王的宠妃褒姒。值得一提的是，友虽然早就准备好了逃生之路，在关键时刻却表现出无比的忠义，为了保护周幽王，战死在乱军之中。犬戎之乱后，周幽王的儿子周平王即位，将都城从镐京东迁至雒邑，中国的历史从此进入了春秋时期。掘突继承了父亲的爵位，一方面参与了护送周平王迁都的行动，另一方面趁着王室衰微，吞并了东虢和郐，并将郐作为郑国的都城，更名为新郑。据说掘突在平定犬戎之乱中表现突出，令申侯（申国国君）青眼相加，所以将女儿许配给他。这个女人，后来在史书上被称为“武姜”，那是因为她的娘家姓姜，又嫁给了郑武公姬掘突，按照当时的习惯，便以丈夫的谥号“武”加上娘家的姓“姜”来称呼她了。在那个年代，这种政治联姻比比皆是，诸侯的女儿生来即被当做交易的筹码，为了国家的利益，嫁给糟老头做小妾也是常有的事。而武姜嫁给掘突的时候，掘突才二十三岁，身强力壮，事业有成。说实话，谁家女儿要是嫁给这么个郎君，夜里不偷着笑才怪。郎才女貌，又生了个大胖儿子，是喜上加喜的事。然而在武姜心中，那天晚上噩梦的阴影似乎一直挥之不去，等到夫妻俩和朝中几位重臣商量着给孩子取名的时候，她半是自言自语，半是说给掘突听：“就叫寤生吧。”春秋时期的人们，取名字不像后世那般讲究，既不看生辰八字，也不求富贵吉利，有的人为了纪念自己的战功，甚至以被自己斩首的敌将的名字给儿子命名。听到武姜这么说，掘突仅仅是略为考虑了一下，便表示同意。于是，寤生这个名字便被一本正经地写入家谱，告知列祖列宗，成为郑国的世子（国君的继承人，又被称为大子或太子）的名字了。数年之后，寤生的同胞弟弟段诞生。生孩子是件技术活，一回生二回熟，这一次，武姜的生产很顺利。段出生后不久，掘突就将共（地名）封给段作为封地。因此，段又被人们叫做共叔段。寤生没有封地。作为世子，他将继承整个郑国，所以没有必要分封领地。宫里的人很容易看出，武姜对两个儿子的态度截然不同。对于大儿子寤生，她始终带有一种固执的厌恶；而对于小儿子段，她则体现出一种超出寻常的母爱，说是溺爱也毫不过分。自古以来，母亲宠爱小儿子，乃是人之常情。平头老百姓家如此，公卿士大夫家也是如此。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大概是因为大儿子有权继承家业，而小儿子相对只能分得最少的一份，做母亲的因此想用更多的爱心来平衡一下这种地位的不平等吧。虽然是人之常情，但是像武姜这样厚此薄彼，还真少见。宫里的人只能推测，这一切，都是因为那天晚上那个噩梦引起的。寤生出生那天晚上，武姜究竟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梦？史料上却没有任何记载。长久以来，梦都被赋予某种隐喻。据传很多年前，周宣王曾做过一个怪梦，梦见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大笑三声，大哭三声，然后将大庙（祭祀祖宗的祠堂）里的神位捆做一束，飘然东去。直到犬戎之乱后，人们才弄明白，周宣王梦中的年轻美貌女子就是周幽王的妃子褒姒，大笑三声是烽火戏诸侯，大哭三声是周幽王死于犬戎之乱，神位东去则预示着周平王东迁。弗洛伊德或许对此不屑一顾，但武姜不能。也许，那个梦太可怕了，以至于武姜从来不愿意对任何人提起。而且在现实生活中，她无时无刻不记起那个梦，只要一见到寤生那张平淡无奇的脸，她就禁不住从心底打一个寒战。对大儿子强烈的厌恶感，不但使她将全部爱心倾注在小儿子段的身上，她甚至开始考虑置换两个儿子的身份。凭心而论，段确实长得比寤生讨人喜欢，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对比也越来越强烈。寤生敦敦实实，一副木头木脑的样子，在父母面前总是唯唯诺诺，生怕说错一句话；而段玉树临风，风度翩翩，妙语连珠，时常发表一些惊人的见解，连掘突都不得不点头赞赏。除了相貌英俊，才思敏捷，段的武勇在当时也是尽人皆知的。流传下来的《诗经·郑风》中，有一首名为《大叔于田》的诗歌，记录了当年共叔段狩猎的飒爽英姿，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叔于田，乘乘马。执辔如组，两骖（cān）如舞。叔在薮，火烈具举。襢（tán）裼暴虎，献于公所。将叔勿狃（niǔ），戒其伤女。〗田就是狩猎，是自古以来统治阶级习武备战的常用手段。这首诗歌生动地描述了共叔段狩猎的盛大场景。从诗中可以看出，段是个武艺高强的人，长于弓箭，力能搏虎，曾经将打死的老虎亲自献给父亲。然而，即便段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即便武姜多次以母亲的身份提出废长立幼的请求，掘突却丝毫不为所动。他的理由很简单，嫡长子（嫡妻所生的长子）继承家业是祖先传下来的规矩，即便段再优秀，只要寤生没犯什么错误，就不能被废除继承权。因为掘突的坚持，寤生的政治地位得以保留，并且在掘突死后，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郑国的主人，也就是历史上的郑庄公。寤生即位没多久，武姜就来找他，抱怨说段的封地太小，要求寤生把制（地名）封给段。制在当时是一座大城，原来是东虢国的领地。掘突吞并东虢国之后，在制设立关卡，驻扎军队，把它建设成一座举足轻重的军事重镇。制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别名，叫做“虎牢”，也就是《三国演义》中“三英战吕布”发生的地点。“制啊……”寤生支吾了半天道，“您也知道，制曾经是虢叔（东虢国君）的领地，虢叔仗着它易守难攻，不修德政，胡作非为，所以先君把他给灭了。我担心，把这样一座城封给段，很不吉利。要不您考虑一下其他地方？其他地方我都没意见。”寤生话里有话，他在提醒武姜，如果把制封给段，怕他也学着虢叔的样子，有恃无恐，胡作非为。“那好，就把京城封给段吧。”武姜很干脆地说。郑国的重臣们听到这个消息，都跑过来找寤生，大家议论纷纷，一致反对将京城作为段的封地。大夫祭（zhài）仲说得很直接：“京城的城墙长度超过了一百雉（三百丈），按照祖先定下来的规矩，城墙超过一百雉的城池不能分封给任何人。现在您为了顺老姜之意，把京城封给段，不合规矩，好比一个国家有了两个主人，后患无穷。”寤生无可奈何地说：“老姜要这么办，我有什么办法呢？”眼下这些人都是郑国的权臣、元老，关起门来说话，从来没把武姜当一回事，总是“老姜老姜”挂在嘴上。久而久之，寤生也习惯了。祭仲说：“老姜贪得无厌，什么时候是个尽头啊？依我之见，您应当趁早妥善安排这件事，不能依着她的性子来。否则的话，事态一旦失控，将直接威胁我郑国的安全，对您极为不利。”祭仲的话明显带有煽动性，把一屋子人的情绪都给点燃了，有的人甚至拔出剑来，叫嚷着不如先下手为强，现在就把段给杀了。顺便说一句，那个年代的君臣关系不像后世那么疏远，大臣带着武器来见国君并不违反规定，诸侯与大夫坐在一条长板凳上吃饭也是常有的事。堂下群情激奋，堂上的寤生却始终不动声色。他心平气和地看着大伙吵完、闹完，才不紧不慢地说了一句话，平息了大伙的情绪。这句话是如此经典，以至于后世的人曾经无数次引用，而且一直被延用至今。我时常认为，中国人的可敬和可怕之处，其实都包含在这句话里边了。他说的是：“多行不义必自毙。”段带着自己的随

的女儿，获得了秦穆公的敬重，于是，秦穆公对重耳报以重礼，坚决支持他回国继位。秦穆公二十四年（前636）二月，在晋国大臣的支持下，重耳被秦穆公武装护送回国，继位为君，史称晋文公。之后，晋文公重耳派人杀死了自己的侄子晋怀公圉。秦穆公围郑烛之武退师晋文公是一位英主。他在城濮之战中打败了强大的楚国，迅速成为一代霸主。面对晋文公治理下迅速强大的晋国，秦穆公首先采取了全面合作的态度。一是协助晋文公解决周襄王时的内乱（秦穆公将兵助晋文公入襄王），二是秦穆公三十年（前630）帮助晋文公围郑。但是，这一次围郑，对秦穆公触动很大。晋文公这一次攻打郑国主要是出于私怨。当年晋文公重耳流亡到郑国时，郑国国君对他很不友好（过郑，郑文公弗礼），重耳耿耿于怀，因此，重耳当上了晋国国君后，便要讨伐郑国，以雪此仇。面对秦、晋两个大国的围困，郑国决定派出使者烛之武游说秦穆公。夜间，郑军把烛之武用绳子从被围困的城墙上放下来，让他面见秦穆公说：秦、晋两国攻郑，郑国已经知道自己要灭亡了；但是，灭了郑国，对秦国并不利。因为从地理上看，郑国与秦国之间还隔了一个晋国。灭了郑国，只能扩大晋国的领土，对晋国有利，而不是对秦国有利。邻国的土地增多了，只能使秦国的领土势力相对变小（邻之厚，君之薄也）。而且晋国贪得无厌，向东灭了郑国，必然向西扩张，如果不侵占秦国的土地，它还会向哪里扩张（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烛之武这番话深深触动了秦穆公（秦伯说），秦穆公马上与郑国订立盟约，而且派了三位将领帮助郑国防守（使祀子、逢孙、扬孙戍之），自己才撤兵。秦穆公突然撤兵，晋文公无奈，亦撤兵而回。这次围郑，不了了之。两年后（秦穆公三十二年，前628），晋文公去世。赛叔哭师穆公伐晋恰在此时，两年前秦穆公派驻郑国的秦将杞子捎信给秦穆公，说郑国人已经非常信任我们，让我们掌管了郑国北门的钥匙（北门之管），如果派兵悄悄进军，郑国的国都就可以轻松地拿下来（国可得也）。秦穆公听说后，立即征询两位重臣百里奚、蹇叔的意见。这两位重臣都坚决反对远程袭郑。因为，秦国的势力在今陕西，郑国的都城在今河南新郑，中间隔着一个强大的晋国。所以，百里奚、蹇叔认为：“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我们没听说过千里奔袭能成功的。因为，如果长途跋涉去偷袭一个国家，最终很有可能会拖垮自己的军队；对方也一定会有所准备，恐怕劳而无功（师劳力竭，远主备之，无乃不可乎）。但是，这一次，秦穆公是铁了心，决心奔袭郑国，连百里奚和蹇叔的话也听不进去了。在与晋国周旋的三十余年中，秦穆公一直非常谨慎，一直不急于东扩。为什么这一次秦穆公要坚决东扩了呢？第一是因为晋文公去世；第二，秦穆公自我感觉良好。秦穆公自继承王位以来，和晋国四位国君晋献公、晋惠公、晋怀公、晋文公接触频仍，只有刚刚继位的晋襄公他还没有来得及打交道。这四位晋国国君中，秦穆公最器重的是晋文公；晋文公的去世让他感到晋国有作为的国君已经没有了，他可以放心大胆地东扩了。秦穆公自继位以来，在东扩的道路上一直非常谨慎，从不敢迈大步。秦穆公三救晋难，打的都是政治牌，但是，此时秦穆公已经在位三十二年，人生的旅途已经走完大半，秦穆公的耐心也到了极限。所以，这一次，秦穆公重新部署，开始打军事牌了。于是，他任命了三位将军，其中，就有百里奚的儿子百里孟明视、蹇叔的儿子西乞术。出征的那一天，百里奚和蹇叔两个人放声大哭。赛叔一边哭，一边说：“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秦穆公派人冲着蹇叔大吼：“你懂什么？如果你活到中年，你墓地上的树都有两手合围那么粗了。”（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他还怒气冲冲地对百里奚、蹇叔说：“孤发兵而子沮吾军，何也？”两位老臣回答：我们不敢影响军队士气，只是我们俩的儿子都要从军。俺俩年龄大了，恐怕他们这一去我们就见不到儿子了。然后，两个老臣对他们的儿子说：你们肯定要打败仗，而且一定是在殽山。那就是秦军的葬身之地，我们只能等着在那里给你们收尸了。秦穆公三十三年（前627），秦兵东进，到了滑国，郑国商人弦高带着十二头牛到周地去卖，刚好碰见秦军，他害怕被秦军杀掉或俘虏，就献上他的牛，并且假托郑国国君的命令说：听说贵国要丢讨伐郑国，郑君已认真做了防守和抵御的准备，还派我带了十二头牛来慰劳贵国士兵（闻大国将诛郑，郑君谨修守御备，使臣以牛十二劳军士）。秦国的三位将军一听这话，立即商量说：我们要去袭击郑国，郑国现在已经知道了，去也袭击不成了。于是灭掉滑国。滑国当时是晋国的附属国。此时，晋文公还没有安葬。太子襄公愤怒地说：秦国欺侮我刚刚丧父，趁我办丧事的时候攻破我国的滑国（秦侮我丧，因丧破我滑）。于是发兵在殽山阻截秦军，把秦军打得落花流水，不仅全军覆灭，还俘获了秦国的三位将军。晋文公的夫人是秦穆公的女儿，她替秦国三位被俘的将军求情说：我父亲对这三个人恨之人骨，您放他们回国，好让我父亲亲手杀了他们。晋襄公便放了这三位将军归国。百里孟明视等三位将军回国的时候，秦穆公穿着自色丧服亲自到郊外迎接他们，向他们三个哭着说：寡人因为没有听从百里奚、蹇叔的话，让你们三位受了屈辱（孤以不用百里奚、蹇叔言，以辱二三子），你们三位有什么罪呢？你们要准备全力洗雪这个耻辱。秦穆公不但恢复了三个人原来的官职棒禄，还厚待他们。秦穆公三十六年（前624），穆公派孟明视等人率兵进攻晋国。秦军渡过黄河就把渡河的船全部烧掉，以示不凯旋不回国之心。我们都知道项羽在巨鹿之战中破釜沉舟大败秦军，但一般不知道沉舟这一战法的专利应当属于秦穆公。秦军众志成城，沉舟而战，晋军震恐。结果，这一仗秦军大败晋军，夺取了王官（今山西闻喜南）和鄗（jiāo，郊）地，为殽山战役报了仇。秦穆公渡过黄河，亲自为殽山战役牺牲曝骨三年的将士筑坟、发丧、痛哭三天，并向秦军发誓说：古人办事都要虚心听取老年人的意见，所以不会有什么过错。我自己没有采纳百里奚、蹇叔的劝告造成重大过失，我要让后代永远铭记这次过失（令后世以记余过）。秦穆公毕生致力于东扩，终于打败晋国，报了殽山战败之仇。但是，秦军虽然取得了这次胜利，晋国的军事实力仍然没有受到重创，晋国仍然是秦国东扩的最大障碍。遗憾的是，秦穆公并未完成这项历史使命就撒手人寰。秦穆公是一代英主，他在位三十九年，东平晋乱，西伐诸戎；招贤纳士，用由余霸西戎，益国十二，开地千里；用百里奚、蹇叔，与东方强大的晋国周旋，见机行事，逐步蚕食其土，并在诸侯国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然而，穆公去世之后，秦国历经十五代国君，近二百六十年，都忙于争权，无所作为。直到秦孝公，才重新续写了秦国的崛起之路。那么，秦孝公是如何重整旗鼓、开疆拓土的呢？第6章孝公变法公元前338年的一夭傍晚，一位匆匆忙忙从秦国商地（今陕西商县）逃往魏国的人，想在边关的客店里住上一夜，第二天再继续向东行进。但是，客店的主人告诉他：商君立法，没有证件的人住店，店主人若留宿，也要连带判罪。你没有证件，我不能留你。这个人长叹一声说：商君变法怎么弄到这种程度！这位客人万般无奈只好离开了这个客店。其实，这位要住店的客人就是立法的商鞅。他在秦国成、功地实施了变法，使秦国走向了富国强兵的道路，为秦国最终吞并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是，这位对秦国作出如此巨大责献的变法者，现在却如丧家之犬，惶惶逃命，最终他也未能逃脱五马分尸的悲惨结局。那么，商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为什么要逃离秦国呢？为什么他制定并实施的能使秦国富强的变法给他带来的是惨死的结局？公叔痤举荐卫鞅魏惠王佯应实违商鞅原本是卫国国君的妾所生的儿子（庶孽公子），原名公孙鞅，因为生在卫国，也叫卫鞅。商鞅是一个非常有本事的人。他初人政坛是在魏相公叔座（cuó，搓，阳平）手下做官。公叔座深知商鞅的才能，他想寻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向魏惠王推荐商鞅。但是，这个机会还没到来，公叔痤自己就病危了。魏惠王听说公叔痤病危，便马不停蹄地赶到公叔痤家中探视，并向他询问：万一您有什么不测，有谁能像你一样辅佐我治理国家？公叔座回答：我手下有一个叫公孙鞅的人，很年轻，但有奇才，希望大王能把国家交给他治理（愿王举国而听之）。魏惠王听了之后，默然无语。魏惠王临走的时候，公叔座斥退左右之人，悄悄对魏惠王说：如果大王不用公孙鞅，一定要杀了他，千万不要让他到其他国家去（王即不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魏惠王表面上答应了奄奄一息的公叔痤的请求。公叔痤请求魏惠王若不用商鞅必杀之，本意是想说服他起用商鞅，公叔痤看出魏惠王不想重用商鞅，所以魏惠王一走，他马上把公孙鞅叫来说：刚才魏惠王问我谁可以代我为相，我推荐了你，但我看他没有重用你的意思。因为我做事一直本着先国家后个人的原则，所以，刚才告诉魏惠王，如果不能用你，一定要杀了你，千万不能让你到其他国家去。你赶紧逃命去吧，晚了就来不及了。公孙鞅听后，很平静地对公叔痤说：大王既然不能听你的话重用我，又怎么会听你的话杀我呢（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杀臣乎）？事实也的确如此，魏惠王从公叔座家里出来，就对身边的人说：公叔座这个老头真是病昏了头，竟然想让我把国家交给毛头小子公孙鞅去治理，简直荒唐之极！因此，公孙鞅并没有离开魏国，魏惠王也没有杀害他。公叔痤贵为魏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对商鞅推崇备至，极力推举，首先是因为商鞅确实有经天纬地之才，同时更显示出公叔座不一般的胸怀和勇敢。古今中外，一个真正有能力的人（如公叔痤）赞扬一个比他更有能力的人（如商鞅），不仅仅需要慧眼识才，更需要勇敢无畏。可惜的是，公叔痤对商鞅的赞扬为时已晚。赞扬本身是一门大学问：赞扬与自己实力相当的人，是胸怀宽广；赞扬不值得赞扬的人，是借力打力；赞扬比自己更强大的人，是勇敢无畏。公叔座了解商鞅，却不了解魏惠王。商鞅断定魏惠王不会杀害自己，证明了商鞅的聪慧。商鞅一再有才，到此为止也只不过是已故魏国国相手下的一位小官（中庶子），他又怎么会跑到秦国施行变法呢？秦孝公广招贤才公孙鞅火速人秦商鞅人生的改变都是秦孝公惹的祸。公元前361年，秦献公去世，年仅二十一岁的秦孝公继位。秦孝公继位之时，当时秦国东边的六个强国韩、赵、魏、齐、楚、燕都已经成了气候。周天子的力量更加衰落，诸侯之间不断厮杀，互相吞并。秦国远处雍州（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秦僻在雍州），不能参加中原诸侯的会盟，被山东六国当作夷翟（dí，敌）看待，并且时刻有被他国侵吞的可能。这种政治局面使颇有雄心壮志的秦孝公忧心忡忡，他迫切希望能够恢复秦穆公时代那种“东平晋乱”、“西霸戎翟”的繁荣昌盛的局面。所以，秦孝公痛下决心，公开提出：谁能够出谋划策让秦国强大起来，我愿意给他高官厚禄，而且将土地分给他（吾且尊官，与之分土）。“与之分土”这句话出自一位国君之口极其不易，分量极重。说它不易，因为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许下分地与人的国君；说它分量极重，因为这句话对天下贤才的杀伤力极强！谁不愿意在有生之年能够分到赏地？除非他一无所求！秦孝公之所以要变法图强，主要出于两大原因：一是对秦穆公业绩的仰慕，秦穆公当年“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孝公对穆公取得的丰功伟业与荣耀钦羡不已。二是对当时秦国地位低下的痛心，穆公时夺来的河西之地，又被夺走，东方诸侯看不起秦国，鄙视其为戎翟，不把秦国当成正式成员看待，这使秦孝公感到了强烈的耻辱（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知耻而后勇，秦孝公痛感秦国必须变法图强，奋起直追。而要强大富强，超越六国，最需要的是什么？是人才。所以，秦孝公决心求贤。秦孝公求贤不仅决心极大，而且撒开大网，范围极广。以他自己的话来说，选拔人才的范围是“宾客”和“群臣”。不仅限于秦国的“群臣”，六国来的“宾客”也不拒绝。这是面向全社会、面向全世界招募人才。秦孝公大张旗鼓地以土地与官爵为饵、网罗天卞人才的政令，就像电波一样，越过边界。有一个人匆匆忙忙从魏国赶来，参加秦国的人才招聘大会，他就是在魏国一直郁郁不得志的商鞅。满怀着求取富贵的目的，商鞅来到秦国，找到秦孝公最宠幸的景太监、（景监），请他安排自己和秦孝公见面。太监在当时是被人看不起的，后世不少人也曾经因为商鞅最初通过景监求见秦孝公一事批评商鞅，但是，商鞅当时急于见到秦孝公，推行自己的一套富国强兵之术，而他在秦国又一无亲朋，二无好友，不找秦孝公宠幸的景监能找谁？商鞅见到秦孝公后，秦孝公对商鞅先后进行了四场面试。商鞅第一次见秦孝公，大讲“帝道”（五帝之道——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秦孝公听得昏昏欲睡，事后大骂景监：你那位客人是个只会说大话的人（妄人）。第二次见秦孝公，商鞅大讲“王道”（三王之道——夏禹、商汤、周文王），秦孝公还是听不进去。第三次见秦孝公，大讲“霸道”（春秋五霸），秦孝公听得有点兴奋了，但还是没有特别感兴趣。第四次见秦孝公，商鞍大讲“强国之术。”，秦孝公听傻了，一个劲儿往商鞍跟前凑，这才是他梦寐以求的富国强兵的人才。从此，商鞅大得秦孝公的赏识，开始在秦国实施变法。商欺没有辜负秦孝公的赏识与信任，他的变法政策使秦国从此走上了国富兵强的道路；秦孝公也兑现了当初寻觅人才时的承诺，给商鞅加官晋爵、赐予封地。那么，求富得富、求贵得贵、要官有官、要地有地的商鞅怎么会在秦国待不下去了呢？怎么会可能发生本篇开头叙述的像丧家之犬匆匆逃离秦国的事呢？富贵，缘于变法；逃奔，亦缘于变法。废井田开阡陌奖军功建县制要了解商鞅为何匆忙逃命，必须从他变法的具体内容谈起。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商鞅对秦国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进行了全面的改革。第一，改革政治制度。商鞅变法是一场政治制度的深刻变改，这种制度变革在商鞅变法中表现在四个方面：1.中央集权制的雏形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合并乡邑为县，每县设立县令、县丞，在全国设立了三十一个县，每个县又都安排了县令、县丞（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商君列传》，《秦本纪》是四十一县），县令、县丞必须由国君直接任命。这项制度看起来并不起眼，只是合并了一些行政区划，但是，它的内容绝非那么简单。把国家的基层政权设置为县，由国君直接任命县令、县丞，这一套基层政权的建制刚好是秦始皇统一帝国后在全国范围内设立郡县制的雏形。此项措施具有两个划时代的重大意义：一是基层政权的长官由国君亲自任命，而国君直接任命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吏，是中国两千多年中央封建集权制的肇端。二是它初步打破了世卿世禄的世袭制，直接催生了官僚制。2.官僚制的雏形西周、东周时期，从天子、诸侯到卿大夫、士，他们的爵位、封邑、官职都是父子相承的，这项制度被称为世袭制，它的基础是血缘宗法关系。其中，爵位和官职的世袭叫世卿，封邑的世袭叫世禄。世卿是政治地位，世禄是经济地位。世卿世禄制和分封制、宗法制是三

11月12日电综合外媒报道，当地时间11日，美国新任众议长约翰逊提交了一份临时融资计划，以避免可能出现的政府停摆，该法案中并未包含向乌克兰或以色列提供资金的内容。据报道，与在特定时期为联邦机构提供资金的普通持续决议(CR)不同，约翰逊宣布的这项计划分为两步，将为政府的某些部门提供资金直到1月19日，其余部门则延期至2月2日。路透社称，众议院共和党提出的这项计划中不包括对以色列或乌克兰的援助等补充资金。报道称，白宫新闻秘书让-皮埃尔表示，该提案“只是一份会带来更多混乱和停摆的处方”，称“众议院共和党人在用一项遭到两党成员抨击的不严肃提议浪费宝贵的时间”。据此前报道，美国前任众议长麦卡锡主导国会通过的临时拨款法案有效期为45天，为联邦政府提供支持其运转至11月17日的资金。这意味着，距离美国政府可能发生的停摆还有不到一周时间。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称，“国会已经没有犯错的余地了”。NBC援引消息人士称，预计众议院将留给议员72小时阅读法案文本，最早将于14日对该计划投票。大连11月12日电(记者杨毅)针对近日“知名网络博主在大连遭遇‘鬼秤’”一事，大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12日发布相关案情通报，中山区寻味来餐饮店在经营中使用的电子计价秤经无锡市计量测试院检测，检定结论为不合格。近日，某知名网络博主先后到大连的多个市场探访，称其在个别商户处遭遇“鬼秤”，并联系相关部门进行处理。该系列视频发出后，引发诸多网友关注和讨论。本月9日，大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4起案情通报，沙河口区福之源生鲜超市等3家店面涉嫌在经营中故意使用破坏准确度的计量器具，目前已立案调查，并将依法严厉查处。中山区寻味来餐饮店涉嫌在经营中使用计量器具未按照规定进行检定，已将该秤送至国内权威机构进行检测，将根据检测和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理。12日，大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再次发布案情通报，中山区寻味来餐饮店在经营中使用的电子计价秤经无锡市计量测试院检测，检定结论为不合格。通报称，该商户涉嫌在经营中故意使用破坏准确度计量器具的行为，违反了《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第五条第九项的规定，依据《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第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大连市市场监管局已立案调查，依法严厉查处。据报道，该飞机是10日晚间在进行训练作业时坠毁的，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美军方称“没有发现敌对活动的迹象”，强调这起事故与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或以黎边境发生的冲突无关。该司令部也没有透露坠落的飞机型号、是否有人员伤亡以及机组人员状况，“出于对受影响家庭的尊重，我们目前不会透露有关涉事人员的进一步信息。”美联社称，目前尚不清楚这架飞机的具体归属，美国空军近期向该地区增派了多个中队，美国“福特”号航母打击群正在地中海东部执行任务。吴杰是一名“90后”文物修复师，机缘巧合下学习了文物保护专业，从大学毕业至今，在新疆博物馆已经修了10年文物。曾经的他是一个急性子，是一个浇花都能浇枯萎的人。但如今，吴杰可以日复一日坐在操作台前，从事一天仅完成一毫米修复的极细致工作，他却依然乐在其中。在吴杰眼中，修复文物可以与文物对话，与古人一起穿越过去。从锁子甲中可以看到战火的洗礼，感受到战士身披锁子甲英勇战斗的痕迹。吴杰认为，修复文物的原则是修旧如旧，他们要做的不是让文物更精美，而是首先要保护它，用科学的手段延续它的寿命。吴杰希望投入自己的“青春时光”从事修复文物的“千年时光”，让文物无声地证明他的人生意义与价值。洛杉矶11月11日电(记者张朔)由中国嵩山少林寺主办的2023北美洲少林功夫考功大会11日在美国洛杉矶开幕，来自美国40余州和加拿大、墨西哥等国的海外少林弟子、少林功夫传习者与爱好者济济一堂、以武会友。这是继2013年“北美少林文化节”之后，少林寺时隔十年再度在美举办大规模文化交流活动。少林寺方丈释永信、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文化参赞王太钰等各界人士出席考功大会开幕式。释永信在致辞时表示，少林功夫是享誉世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禅宗祖庭和少林功夫传承圣地，中国嵩山少林寺和六大洲少林联合会共同发起组织2023-2024世界六大洲少林功夫考功大赛。希望通过此次活动，体现少林功夫健身、明心、和谐的价值，增进全世界少林功夫习练者、爱好者的彼此理解、友谊与合作，共同传承好少林功夫。王太钰在致辞时说，释永信方丈亲率武僧团到北美出席少林功夫考功大会，体现了少林寺对海外弟子的关爱和重视。他表示，希望海外少林功夫传习者积极传承和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各族裔民众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和喜爱，为深化中美人民友谊做出贡献。2023北美洲少林功夫考功大会11日至12日在洛杉矶举行，包括首届“北美洲少林考功大赛”、世界和平祈福法会、少林功夫段品制晋段培训认证、少林功夫公演等。当地时间11日上午开幕的“北美洲少林考功大赛”是重头戏。记者在大赛现场采访美国少林寺文化中心释延续时了解到，约500人参加本届大赛，最小的参赛者年仅6岁，还有一些参赛者已年逾花甲。他们按年龄分组，在少林拳术、长兵器械和短兵器械等项目上一争高低。大赛选出的“功夫之星”将同少林寺武僧一道参加“不朽少林”公演。来自加利福尼亚州弗里蒙特市的14岁华裔少年张锴，当天身着绣有“少林”字样的中式练功服参赛。“我出生在美国，学习少林功夫快9年了。”他说：“我很喜欢少林功夫，也喜欢中国文化，希望今天能拿到奖牌！”11月12日电据中央气象台网站消息，预计未来三天，南方地区多阴雨天气，气温偏低；甘肃、新疆北部等地有雨雪天气，关注对交通运输、农牧业等的影响。华北、黄淮等地关注雾或霾天气对交通出行、人体健康等的影响。江南华南等地有明显降温过程12日至13日，受较强冷空气影响，江淮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东部、华南及青藏高原中东部等地最低气温或日平均气温累计降温4～8℃，其中，广西南部、青藏高原中东部等地降温8～10℃、局地10～12℃；最低气温出现在13日至14日早晨，最低气温0℃线位于黄淮南部至江淮北部一线，江汉、江淮南部、江南北部、贵州北部和东部等地最低气温将降至2～4℃。12日08时至13日08时，新疆沿天山地区和南疆盆地、青海东部和西部、福建东南部沿海地区、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将有5~6级、阵风7~8级的大风；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北部和中部海域、北部湾将有7~8级、阵风9级的大风，其中台湾海峡部分海域风力可达9级、阵风10级。13日08时至14日08时，新疆南疆盆地、西藏北部和西部、青海西部、福建东南部沿海地区、台湾岛等地将有5~6级、阵风7~8级的大风；东海南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北部和中部海域、北部湾、琼州海峡将有7~8级、阵风9级的大风，其中台湾海峡部分海域风力可达9级、阵风10级。中央气象台11月12日06时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作为我国居民肉篮子的主要部分，猪肉价格一直备受关注。农业农村部监测数据显示，11月7日，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猪肉平均价格为20.49元/公斤，比9月7日的22.35元/公斤下跌8.3%。“猪肉供给充裕，价格持续走低。”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勇对记者说。自9月份第1周以来，全国生猪价格连续8周下跌，累计下跌1.63元/公斤，跌幅达9.5%；全国猪肉价格连续8周下跌，累计下跌1.66元/公斤，跌幅达6.1%。10月份第4周，全国猪肉平均价格25.60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1.2%，同比下跌38.5%。全国仔猪平均价格自8月份第5周以来连续9周下跌，累计下跌7.51元/公斤，跌幅达22.7%。10月第4周，全国仔猪平均价格25.63元/公斤，同比下跌45.4%，跌幅进一步扩大，已经跌至2021年同期水平。“11月3日，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白条猪批发平均价是18.25元/公斤，比上月同期19.65元/公斤下降7.12%，比去年同期的32.0元/公斤下跌42.97%，月环比明显下降，年同比大幅下跌。”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统计部经理刘通说。猪价下跌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朱增勇认为，由于猪肉供给充裕，国庆后猪肉消费需求短期下降。国庆节后，生猪出栏量增加，母猪淘汰力度加大，消费回落。部分地区仔猪价格明显低于生产成本，带动10月份母猪淘汰加大，淘汰母猪价格明显下跌。从供给来看，三季度生猪出栏量和猪肉产量分别同比增加4.7%和4.8%。1月至9月，全国规模以上生猪屠宰企业屠宰量24247万头，同比增长15.0%。其中，9月份屠宰量2775万头，环比增长4.9%，同比增长31.6%。1月至9月，全国累计进口冷鲜冻猪肉127.38万吨，同比增长4.4%，加之国内冻品库存仍然较高，猪肉供给充裕。生猪价格9月初即开始下跌，国庆节后跌幅加大，除了生猪出栏季节性增长外，北方一些地区养殖户避险情绪提升，短时增加生猪出栏量也有影响。以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为例，上周，日均上市量为1902.14头，比10月初的日均1088.86头大幅增加74.69%，比去年同期日均1361.86头增长39.67%。猪肉价格下跌，那生猪养殖行业如今是什么状况？“猪价持续下跌，生猪养殖由9月份微幅盈利转为微幅亏损。”朱增勇说。近期虽然饲用玉米价格和育肥猪配合饲料价格持续下跌，降低了养殖成本，但生猪价格跌幅更大，自10月中上旬开始，全国生猪养殖已转入微幅亏损。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监测，10月份，猪粮比价为4.46∶1，比上月下降0.13个点，生猪养殖头均亏损约10.42元。好消息是，龙头企业的养殖成本正显著降低。比如，牧原集团8月份优秀区域生猪养殖成本已经控制在14元/公斤以下，今年第三季度全集团平均成本已降低到14.5元/公斤，从饲料、育种、健康管理、养殖、屠宰5个环节进行测算，每头猪都有600元的成本挖潜空间。牧原股份总裁助理袁合宾表示，今年年底成本要控制在14.5元/公斤，明年有望将全年平均成本控制在14元/公斤以内。11月8日，国内生猪期货2401主力合约以15710点报收，如果以此价格计，在全行业亏损的时节，牧原集团生猪养殖利润依然不错。未来猪价走势如何？业内专家表示，由于供给充裕，不太看好明年上半年行情。朱增勇预计元旦前猪价将季节性上涨，但明年上半年猪价存在下跌风险。从供给端看，生猪出栏将逐渐进入高峰期，生猪出栏活重增加，加上冻猪肉库存仍然较高，猪肉供应充裕。从需求端看，冬季腌腊等活动将带动消费需求增长，猪肉消费进入旺季，带动供需关系改善。随着避险情绪逐渐稳定，生猪出栏节奏将会回归常态，元旦前猪价将以季节性上涨为主。由于猪肉供应充裕的特征没有改变，猪价上涨空间不大。9月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4240万头，比4100万头正常保有量高出3.4%。同时，母猪生产效率也在提升，一头母猪比上年多提供约0.5头肥猪，下半年仔猪供给量增长，预示明年上半年生猪出栏量仍然较高，猪价仍然可能有下跌风险。但随着下半年产能调减，特别是四季度消费旺季到来，猪价将会逐渐回升，但缺乏大幅上涨的基础。“目前，生猪养殖大势是产能过于充足，猪价反弹难持久。按照目前能繁母猪的存栏量推算，猪价在短时间内很难实现实质性的反转。压栏硬扛不是办法，顺时出栏才是首选。适度压缩产能应尽快提到养殖场的议事日程上来。”刘通说。本报北京11月11日电(记者郁静娴)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伴随玉米大豆及中稻收获进入尾声、南方晚稻收获加速推进，全国秋粮收获进度达96.2%，基本实现丰收到手。今年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克服局部地区洪涝干旱等灾害影响，全年粮食产量有望再创新高。种植面积增加，产能基础不断夯实。今年秋粮面积连续第四年增加，预计达13.1亿亩，比上年增加700多万亩。其中，高产作物玉米面积预计增加1300多万亩，大豆面积连续2年稳定在1.5亿亩以上。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面积达到2000万亩，比去年增加500万亩左右。大面积单产提升落地见效。今年我国重点在200个玉米大县、100个大豆大县整建制推进单产提升，耕种管收、地种药肥全环节综合施策，重点推广玉米大豆增密、精准肥水调控和中后期“一喷多促”关键措施。初步测算，300个重点县单产提升对粮食丰收的贡献率达到了73%。目前，各地秋冬种正有序推进。截至11月10日，全国冬小麦完成意向播种面积过九成。其中，西北地区播种基本结束，黄淮海地区九成半，长江中下游和华南地区过七成半，西南地区过六成。全国冬油菜完成意向播种面积过九成半，其中长江中下游地区播种基本结束，西南地区过九成。各地积极推广良种良法，持续提高播种质量。近日，第十九届中国国际社会公共安全博览会(以下简称“CPSE安博会”)和全球数字城市产业博览会在深圳会展中心落幕。在6万平方米的数字城市产业展区中，随处可见AI摄像头和AI综合数据分析图，而行业大模型在展会上也出现得更多了。记者采访了解到，AI大模型如今已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而安防行业则成为AI的“第一着陆点”，丰富的感知设备和数据维度，让这一领域更加成为AI大模型等前沿技术的试验田。而中国企业在智能安防领域的“领跑式发展”，也为安防产品“出海”奠定基础，在AI技术的加持下，安防行业又迎来了一轮革新，将成为民众更好的“隐形守护者”。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冯秋瑜数字孪生、视觉分析：智慧安防营造安全、舒适社区记者在现场采访发现，大到天地传感，小到社区“最后一公里”，在新技术的助力下，我们所居住的城市正在加速向“智慧城市”转变，计算机视觉(CV)作为人工智能领域最大的应用领域，在人脸识别、视频监控、门禁卡、防盗报警等智慧安防领域率先实现了商业化。“相比于传统的社区管理模式，‘智慧社区’更加以人为本，以不断满足居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为核心，为居民提供更便捷、安全的社区环境，让孩子茁壮成长，让老人尽享天伦。”英特尔中国区物联网及渠道数据中心事业部总经理郭威告诉记者，之前的摄像头只是“看得见”，而智能视频分析系统可以“看得懂”。据了解，智能视觉分析通过对采集社区中的人、车、公共设施等管理对象的视觉数据进行智慧化的数据洞察，实现“入侵”“攀高”“自行车/电动自行车违停”“乱丢垃圾”“高空抛物”“水域入侵”“占道堆物”等方面的识别需求，在事件发生后，系统能够在3秒内通过AI应用对图像进行识别并判断该事件是否违规，并在5分钟内处置完成，从而营造更智能、安全、舒适的社区和公共环境。“地面沉陷、暴雨成灾、交通拥堵等是城市发展中遇到的共性问题，利用时空大数据建设好基于数字孪生的智慧城市，可以推动城市升级发展。”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德仁向记者介绍了

山东毗邻，北至津唐交界处，地跨津、冀、鲁3省市的25个区、市、县。勘探开发建设始于1964年1月，勘探开发总面积18716平方千米。注57华北油田是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华北油田分公司的简称，1975年投入勘探开发，1976年华北油田会战指挥部成立，后更名为华北石油管理局。注58灵光寺，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翠微山东部西山八大处，是八大处的第二处寺院，始建于唐代大历年间(公元766至779年)，因供奉释迦牟尼佛牙舍利而闻名于世，成为中外佛教徒朝拜的中心之一。1983年被国务院确定为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现由中国佛教协会派僧人管理。注59奕(1833—1898)是道光帝旻宁第六子、咸丰帝奕的异母弟。咸丰元年(1851年)奕訢即位，封奕訢为恭亲王。是晚清诸王中见识才干都首屈一指的人物。同治年间曾总揽军、政、外交大权于一身，赏食亲王双俸，其亲王爵“世袭罔替”，也因权势过大，终遭慈禧疑忌而被罢黜，在家赋闲十年之久，光绪二十年(1884)被重新起用，14年后病殁，享年67岁。注60于岱岩、路地主编：《现代满族书画家传略》，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注61这次访谈，是由王楚云先生替我联系的，特此致谢。注62启骧是雍正帝九世孙，原在建筑部门和基建工程兵工作，为高级工程师。1985年50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名人传记》(2004年3月版)曾以《“皇室”入党第一人》为题对他进行了报道：“回想起自己入党的曲折经历，启骧动情地说：‘中国共产党能够把末代皇帝溥仪改造成为新中国的公民，我一辈子投身在解放军这个革命的大熔炉里，也百炼成钢了！’”启骧如今以“当代著名书法艺术家”著称于世。所谓“皇室入党第一人”，显然有误。事实上，早于启骧入党的爱新觉罗皇室远远不止毓蕴兄妹两人。个别媒体宣传时的夸大其词和不负责任由此可见一斑。又按，毓蕴本人口述所谓解放初期加入共产党的只有她与其兄两人的说法也不准确，本书中另一被访人毓旗的祖父，系端华后人，不仅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已入党，还是共产党在河北的早期领导人之一(参见下面第四篇毓旗的口述：《没写入书中的历史》)。而笔者在《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中采访的毓臻，也是40年代就去了延安，她的哥哥比她去得更早并早已入党。但毓蕴此说还是可以理解的，爱新觉罗宗室到清末时已经是一个为数庞大的人群，近代以来停修《玉牒》，人数就更难统计，除了来往比较密切的皇族小圈子之外，对于其他人的情况确实很难尽知。注63这里说的“服中生子”一事，指的是溥佑之母即载滢的侧福晋生子时，正赶上载滢之父亦即恭亲王的丧事。所以不得不将溥佑过继出去。因此皇族《玉牒》中只记载滢三子而未载溥佑。单士元作《恭王府沿革考略》时所附的恭亲王世系表即无溥佑的名字(见1938年《辅仁学志》)。有关溥佑的这一段经历，郭招金《末代皇帝的子孙》一书中收有他对溥佑之子毓君彦(君彦是字，名毓崟，即毓蕴之兄)的专访《恭王府中曾有一个“黑户口”——访恭亲王曾孙毓君彦》(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据该文后面的记载，说此文作于1987年春，距今已经20年。此后到2002年再有采访毓崟的文章，虽也提到毓崟是溥佑的儿子，却只说他“从小在恭王府长大”，其余经历则只字不提了。参见杨葆山：《末代皇族中的共产党员——访退休干部爱新觉罗·毓崟》(《南方周末》2002年12月13日)。又按，毓崟是1960年入党的，晚于其妹毓蕴。注64溥心畬(1896—1963)，名儒，字心畬。恭亲王奕訢之孙，载滢之子，溥伟之弟。诗书画三绝的文人画家。早年毕业于北平政法大学，继于青岛威廉帝国研究院专攻西洋文学史。后隐居北京西山戒台寺，自号西山逸士、旧王孙。潜心钻研文艺，尤其是中国画的学习。复迁西山颐和园，专攻经史小学。抗日战争期间，靠卖画度日，曾任中国画评议。1949年迁台湾，以书画自给。注65恭忠亲王奕病逝于1898年，溥佑出生于1899年。按照清代制度，在守孝三年内出生者，无法呈报宗人府备案。溥佑于10岁时过继清太祖哲嗣饶余敏郡王阿巴泰的后人。注66这里指的就是郭招金文《恭王府中曾有一个“黑户口”——访恭亲王曾孙毓君彦》，参见上文注释。注67《恭王府中曾有一个“黑户口”》文中称，溥佑出生后在恭王府养了10年才被过继出去，过继的那家是饶余敏郡王阿巴泰(努尔哈赤第七子)一支的后人，但是第多少代后裔已经搞不清楚了。当时这家确实只有一个老祖母，家在城北鼓楼附近。冯其利先生也给我讲述过这段故事，他说人称溥佑为“黑三爷”，并说此事现在饶余敏郡王的后人已经几乎无人知道了。注68对于毓蕴老所述溥佑这段经历，其兄毓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过继以后很自由，没有恭王府内那么多规矩，念书也没那么严格”而已。见《恭王府中曾有一个“黑户口”》，182页。但毓崟也承认，溥佑在学问上很一般，远远比不上他的哥哥溥儒和弟弟溥僡。注69毓蕴的哥哥毓崟对于在恭王府的那段生活有着与毓蕴颇为不同的感受，《恭王府中曾有一个“黑户口”》中记：“虽说是过继出去的人，但恭王府上下对他一家仍很热情。他在府内可以和小孩到处玩，留下许多美好的童年回忆。”(183页)注70溥伟将恭王府卖给辅仁大学是在1926年，溥心畬31岁，毓蕴应该是8岁。据《恭王府中曾有一个“黑户口”》记毓崟的说法，其母逝世于1937年，毓崟和毓蕴兄妹便是在此年重新回到恭王府的。(183—184页)但毓蕴说她母亲在她16岁时去世，如果以虚岁计，应该是死于1933年，为何会出现这样的误差，不详。注71五爷指道光的第五子奕誴，封为惇(dūn)恪(kè)亲王，他是咸丰的弟弟，恭亲王的哥哥。关于他的故事传说，可参见本书后文何秉钧的口述。注72启骧，字腾伯，生于1935年。清雍正帝第九代孙。毕业于北京市土木建筑工程学校，后在北京城市建设学院学习。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师职高级工程师，1997年被聘为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兼职教授。是当代中国传统书法传承人。其作品已被中国历史博物馆、国际奥委会博物馆、天安门城楼、钓鱼台国宾馆、毛主席纪念堂等单位及国内外广为珍藏。注73引自冯其利：《寻访京城清王府》，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3页。注74MarkElliott现为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研究领域也是清史与满族史,与我相同。我为毓旗先生做访谈时，他恰好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档案，听说后便兴冲冲地跟随前往。注75《清史稿·肃顺传》：“肃顺方护文宗梓宫在途，命睿亲王仁寿、醇郡王奕枻往逮，遇诸密云，夜就行馆捕之，咆哮不服，械系。下宗人府狱。谳上，罪皆凌迟。赐载垣、端华自尽，斩肃顺于市。”按载垣为第一代怡亲王胤祥四世孙，康熙帝之裔，属近支宗室，排在载字辈。端华属远房宗室，故不排字，但郑亲王爵为“世袭罔替”八大铁帽之一。注76《清史稿》对肃顺的评价：“肃顺以宗潢疏属，特见倚用，治事严刻。其尤负谤者，杀耆英、柏葰及户部诸狱，以执法论，诸人罪固应得，第持之者不免有私嫌于其间耳。其赞画军事，所见实出在廷诸臣上，削平寇乱，于此肇基，功不可没也。自庚申议和后，恭亲王为中外所系望，肃顺等不图和衷共济，而数阻返跸。文宗既崩，冀怙权位于一时，以此罹罪。赫赫爰书，其能逭乎？”注77事实上，按照清人习惯，对于宗室，本来也并不在前面冠以“爱新觉罗”，清代皇族也并不自称为“爱新觉罗·某某”。清代旗人有“称名不举姓”之说，姓，满语称哈拉(hala)，可作“氏族”解，人们互相打招呼时会问“您什么哈拉”，即属于哪个氏族之义，但如果竟直将氏族道出来，却不符合习惯。对此，启功先生在《启功口述历史》中曾称：“我既然叫启功，当然就是姓启名功。有的人说您不是姓爱新觉罗名启功吗？现在很多爱新氏非常夸耀自己的姓，也希望别人称他姓爱新觉罗；别人也愿意这样称他，觉得这是对他的一种恭维。这实际很无聊。事实证明，爱新觉罗如果真的能作为一个姓，它的辱也罢，荣也罢，完全要听政治的摆布，这还有什么好夸耀的呢？何必还抱着它津津乐道呢？这是我从感情上不愿以爱新觉罗为姓的原因。”(赵仁珪、章景怀整理，北京师范大学2004年版)这又是从另一个角度而言的了。注78清宗室爵位，在清入关前的崇德元年(1635年)确定为九等，入关后于顺治六年(1649年)又厘定为十二等，依次为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奉恩镇国公、奉恩辅国公、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亲王、郡王嫡福晋(即嫡妻)所生子，年满20岁，由宗人府请旨考试，亲王子可封世子，郡王子可封长子，以待袭爵。注79宗人府，清代管理皇室宗族事务的机构。注80诰命：指清代皇帝对五品以上官员及世爵承袭罔替者封赠的文书。注81端华死后，爵降为不入八分辅国公。同治三年(1864年)七月，奉旨赏还郑亲王世爵，由承志承袭。注82庚子年，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拳乱”系指义和团运动，为扑灭这场运动，英、法等八国联军攻破北京城，慈禧太后与光绪帝仓皇西逃，北京城经历了一场大劫难。注83辛亥革命后，清帝同意退位，并与南京临时政府商定优待条件，内容有三，一款为《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二款为《关于清皇族待遇之条件》；三款为《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这里提到的，当系第二款中的第三条，即皇族私产一体保护。所谓皇族私产，应该亦包括皇室在京畿以及关外的旗地庄园。但这些条款最终未能落实。参见本书首篇对金启孮的访谈录。注84毓旗在这里有口误，实际上讲的是《红楼梦》第13回——《秦可卿死封龙禁尉王熙凤协理宁国府》中，秦可卿托梦王熙凤一事。原文如下：“趁今日富贵，将祖茔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亩，以备祭祀供给之费皆出自此处，将家塾亦设于此。合同族中长幼，大家定了则例，日后按房掌管这一年的地亩、钱粮、祭祀、供给之事。如此周流，又无争竞，亦不有典卖诸弊。便是有了罪，凡物可入官，这祭祀产业，连官也不入的。便败落下来，子孙回家读书务农，也有个退步，祭祀又可永继。若目今以为荣华不绝，不思后日，终非长策。”注85晏阳初(1890—1990)，四川巴中人。中国著名教育家、社会学家。曾在美国耶鲁大学等处留学，回国后即致力于平民教育和社会改造工作。提倡“识字、生计、文艺、卫生”公民四大教育以治旧中国的“贫、愚、弱、私”四大痼疾，首创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湖南长沙、河北定县、重庆北碚以及菲律宾、泰国、危地马拉等国推进平民教育。其中的定县试验十年(1926—1936)，是晏氏“平民教育”理论和方法的全方位系统实践。到1935年，“平教会”工作人员已达500余人，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与此同时并进行了大量的社会学调查与统计工作，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以县为单位的实地社会调查，内容务实且较为完备，在学术界产生很大影响。“平教运动”因抗日战争爆发而不得不中止，此后晏阳初南下，在重庆等地仍继续推行他的实验。直至1950年移居美国。参见张高：《著名平民教育家——晏阳初》，载《人民日报》(海外版)1985年10月14日。按，当时从事这样的平民教育运动和实地调查的代表人物及组织除晏阳初之外，还有梁漱溟(实验区在山东省邹平)、陶行知(南京晓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江苏省昆山徐公桥)，以及燕京大学(北平清河)等。注86高蠡暴动：1932年8月由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的高阳、蠡县地区策划的一场农民暴动。暴动在蠡县宋家庄发起，收缴反动武装枪支，张贴保属革命委员会布告和游击队十大纲领，斗地主，砸盐店，并在高阳县北辛庄成立了高蠡地方苏维埃政府和河北省红军游击队第一支队，拥有300余人，120多支枪。后被安国驻军白凤翔部包围，队伍被打散，17人牺牲，9人被捕。坚持5天的高蠡暴动失败。注87这里提到的是1959年的“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冤案。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黄指黄克诚，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张指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周指周小舟，当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1958年的“大跃进”引发了一连串的灾难，也引起党内外人士的怀疑与忧虑。1959年7—8月，中共在庐山召开会议，当时的国防部长彭德怀经过实地考察后，向毛泽东呈递“意见书”，批评1958年以来的“左”倾冒进错误，毛却认为他是向党进攻，对他展开批判，由于黄、张、周等人在会上发言表示了对彭德怀信中内容的赞同，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并作出《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并随即在全国开展反右倾斗争，不但党外不同政见者被打击，党内的不同政见者也迭遭清洗，全国经济冒进错误日益严重。毓旗的姥爷应当就是在此次反右倾运动中被牵连的。注88清风店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发生于河北省保定以北清风店地区的一场战役。1947年秋，中共晋察冀野战军在平汉铁路(今北京—汉口)保定以北地区向当地国民党军发起攻势，坐镇北平的蒋介石急令驻石家庄的第3军军长罗历戎率所部第7师及第16军第22师1个团北上保定，被包围在清风店，经过激战，国民党第3军军部、第7师主力及第22师1个团被全歼，罗历戎被俘。毓旗此处对国民党军队的记忆恐怕有误，应为第3军而非第6军。注89头发胡同，位于西城宣武门内，东口直达宣内大街，西口是南沟沿(今佟麟阁路)。注90冯其利先生在《清代王爷坟》中对郑王坟所做的实地考察，与毓旗这里所叙大致不差，但更详细些。据冯先生说，郑王坟的范围是东到五路居，南至两家店，西为高庄，北边营会寺，占地2顷24亩3分。坟地以郑献亲王济尔哈朗第四子巴尔堪立祖。在虎皮大墙之内，由一座大山子隔开，分成东西“衙门”，葬有9位王爷。郑亲王端华之墓位于西衙门。又，冯先生还谈到，郑王坟的坟户有24家，护卫章京原由马家、安家担任，还有高、孟、宫等姓，亦与毓旗的叙述基本相符。详见《清代王爷坟》，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版，26—29页。注91世袭罔替，清代爵位世袭多有代数限制，大多每过一代便降一等。但有八家可以不限代永准承袭，称为“世袭罔替”的“八家铁帽子王”，分别是：礼亲王代善、睿亲王多尔衮、郑亲王济尔哈朗、豫亲王多铎、肃亲王豪格、庄亲王硕塞、克勤郡王岳托、顺承郡王勒克德浑。到清中后期，乾隆帝将康熙十三子怡贤亲王允祥，同治帝将恭亲王奕訢，光绪帝将醇亲王奕和庆亲王奕劻，也封为“世袭罔替”。所以清朝便有了十二家铁帽子王。注92毓旗这里所述，

议，九卿会议显然是一个辅助性的机构。正如议政王大臣会议体现了贝勒们集体统治的传统（与太宗这样的个人统治权力相对），从而反映了满族的特征，大学士的地位对于满人来说也是一开始就不同于明朝。在清太宗时，大学士一职的地位绝没有像明朝后期那么高贵。两员满洲大学士、一员汉人大学士实际充当皇帝——可汗的私人秘书，他们的权力都来自皇帝，品位也仅仅等同于一位参将。清廷迁都北京后，大学士的职责仍然主要是秘书兼顾问。六部直接向皇帝呈递奏章，所以只有那些与这六个职能部门无直接联系的奏章才通过内三院。有两个新的情况结合起来加强了内院的重要性，虽说起初并不一定加强了大学士本身的地位。其一就是征服本身。俘获的军队越来越多，北京的政府机构错综复杂，以及京城与行省之间的隶属关系交叉混乱，这一切都要求上传下达的渠道进一步正规化。1645年4月11日，多尔衮最终颁定新制，下令从今往后，一切衙门，不论内外大小，须基本承袭明制呈递奏章。总的方针是六部作为奏章呈递的主要机构，其本身有权拟定政令，上呈天子，待制敕恩准后付诸实施。其余衙门应依据其职能分隶六部，并通过六部呈递奏章，或者更确切地说，让六部代替它们上奏。这一合理调整极有意义，因为一些特定的部门力图直达于摄政王，以致奏章愈来愈多。然而，行省高级文武官员与君主之间所应有的恰当的联系，事实证明更难予以调节。在满清统治中原的第一年中，无论军国要务还是相对次要的政事（如后勤、降官等等），都由满汉方面大员直接上奏天子。现在，为日常政务而直达人主的做法将予以制止。4月11日敕令规定，行省大臣应对打算上奏的事务提出处理意见，递交相关的部曹，由该部请旨定夺。如果部曹不同意，此件就应该提交都察院，由都察院代表官员再做一次陈请。最后，军国机务则应该直呈皇帝自己的内院。其有与各部无涉，或条陈政事，或外国机密，或奇特谋略，此等本章，俱赴内院转奏。这种程序很难令人满意地解决问题。首先，何谓“政事”仍不明确。在制订秘密政策的边缘，有一个十分模糊的范围，此间相关的事务既可通过六部提出，也可递交内院。在前一种情形下，由于其中许多公文按常规由吏员抄录，并在官僚机构之外流转，国家的安全自然受到了威胁。所以，清廷最终必将制订一套专门的秘奏制度，它完全不同于转达有关日常行政事务的例行奏章的普通机构。这对于内院地位的加强，关系甚大。不过，内院制度的发展不仅仅是君主热衷于拥有一批自己的侍从顾问的问题。京城各官衙按职能分隶六部，从而使自己的工作得到了合理调整，这一点诚然很有意义，而上述新的呈递奏章制度的主要缺陷，则在于行省当局与中央各部之间的关系。如果只是处理日常事务，那么一个总督与某部尚书相持不下，还可以将就。如上所述，可以将事件送都察院审断，并将其最终上呈皇帝。但是，发生紧急情况时该怎么办？征服战争的紧急军务不允许行省当局与中央政府官员间没完没了地协商。由此，内院的地位必然会得到加强。因为只有像内院这样接近皇帝，以致成为绝对可靠的传递者，才能迅速地将机密要件直接递呈皇上，以便即刻裁决。这也构成了后来出现的密奏制度的一个部分。

多尔衮专权

南北之争

弹劾冯铨事件

士在鹿头关下布阵挑战，并在阵后埋下伏兵。结果郑、张二将倾全关之兵出战，高仁厚佯装败退，郑君雄等追击时中了埋伏大败而逃，于当夜逃到梓州，陈敬瑄得到消息后，又为高仁厚增兵三千，让其继续围攻梓州。在高仁厚的努力下，于六月间攻破梓州。杨师立战败身死，郑君雄等人持其首级出城投降，高仁厚也因此成功当上了剑南东川节度使。但是陈敬瑄只不过是利用高仁厚诛灭异己而已，并不是真心想加以重用。光启二年（886年）三月，陈敬瑄出于疑惧心理，将高仁厚骗杀，改任顾彦朗为东川节度使。由于陈敬瑄专擅西川地区，实际上并不受朝廷的指挥，所以田令孜看到众怒难犯时，才会自封三川都监，躲入陈敬瑄的府邸以求庇护。后来当皇帝李儇下诏剥夺田令孜的官爵，将他流放端州时，田令孜以陈敬瑄为依托，迟迟不肯前往流放地点，皇帝李儇对此也是无可奈何。当巴蜀地区战乱不断时，已经出任利州刺史的王建始终是静观其变。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忌惮其骁勇善战，多次想召王建到梁州，而王建知其不怀好意始终不肯应召。光启三年（887年）三月，王建手下一个叫周庠的官吏建议王建，说唐朝的国运就要结束，如今藩镇虽然互相征战不断，但都是无雄才大略之辈。不过王建是个例外，不仅有勇有谋，而且士卒爱戴，正是建功立业的时候。而利州是兵家必争之地，难以长治久安，阆州（今四川阆中）地僻人富，其刺史杨茂实是陈敬瑄、田令孜的心腹始终不听朝廷指挥，不如趁田令孜现在失势之际，兴兵加以讨伐，相信一战可以成功。王建最终采纳了周庠的建议，领兵八千沿嘉陵江而下进攻阆州，赶走杨茂实后自称阆州防御使，并不断招兵买马扩充势力。当时东川节度使顾彦朗曾经与王建一起在神策军共过事，知道王建骁勇善战，心中颇为忌惮，因此一再派使者前去修好，并不断供应军粮。王建鉴于自己羽毛未丰，暂时也愿意与顾彦朗相安无事，所以接受了顾彦朗的示好，在阆州休养生息静观天下之变。光启三年（887年）十一月，陈敬瑄看到顾彦朗与王建关系友善，担心两人联合对付自己，便与田令孜商议对策。田令孜认为王建是自己的义子，只是因为不被杨守亮所容，才去攻占阆州，自己只要修书一封，就可以将其招至陈敬瑄麾下。王建接到田令孜的信后大喜过望，以为可以向田令孜和陈敬瑄讨要较大州的刺史之职，于是便把家属送到梓州托付给顾彦朗，自己则带领两千精兵西行准备进入成都。不过当王建走到鹿头关时，有人建议陈敬瑄，认为王建如狼似虎，不应该将这个祸头引到成都，于是陈敬瑄便产生后悔之情，急忙派人前去阻止王建入关，并派兵增强守备。王建得知陈敬瑄反悔后，顿时勃然大怒，领兵强行破关而入，并在绵竹击败前来阻击的汉州刺史张顼，攻占汉州后又成功攻占德阳，而顾彦朗这边也派其弟顾彦晖发兵助王建进攻成都。但是因为成都守备十分严密，王建接连攻打三天不下，于是便退守汉州以图再进。关于王建在蜀中称霸的事情，我们在后边还会详细说到。可以说当时各地在藩镇们的互相攻伐下，全国动乱不已，以皇帝李儇为核心的朝廷对此无能为力，而此时由于皇帝李儇身体每况愈下，出现了皇位更替局面。文德元年（888）年二月七日，经过长期流亡和经历诸多藩镇轮番折磨的皇帝李儇生了一场大病。或许他自知病情不妙，到了二月十四日病情有所好转时，他便踏上归途，于二月二十一日到达长安。次日李儇宣布大赦天下，并改元“文德”，希望通过此举能够使自己有一个新的开端。但是大赦、改元之类的文字游戏既不能挽救已经走向衰亡之势的帝国，同时也驱除不了始终纠缠李儇的病魔。三月五日，李儇病情忽然恶化，太医们束手无策，只好如实地告知朝臣们准备后事。不过，李儇嬉戏一生并未指定皇位继承人。群臣认为吉王李保在诸王中年岁较大，而且最为贤明，有意拥立其为帝，但是遭到宦官杨复恭的反对。当时杨复恭矫诏立寿王李杰为皇太弟，监军国事，并让右军中尉刘季述率领神策军将李杰从十六王宅迎接到少阳院，接受百官的朝见。次日皇帝李儇驾崩，李杰在杨复恭等人的拥立下成登基，并改名李敏，后又改名李晔。十月三日，皇帝李儇被安葬在奉天县东北十里处的靖陵，庙号“僖宗”。这个庙号倒是很符合他生前的作为，不过在他身后的大唐帝国已经是奄奄一息，留给他弟弟皇帝李晔的是一个“如线之仅存”的局面。第七章重振唐威重修政策据史料记载，李晔身材魁伟，举止端庄，眉宇间英气逼人，颇具帝王之姿。他自幼聪颖好学，在诸王中称得上是贤明的一个。当时按照惯例诸王不得参政，但是僖宗李儇逃亡成都后，百官未集，人手短缺，所以时为寿王的他才有机会参与朝政。虽然当时朝廷的大事小情没他做主的份儿，但对于他熟悉朝政和时局颇为有利，这也为他日后执政打下了一个基础。虽然李晔没有想到皇位会落到自己头上，但成功登基之后，他还是迅速转换了角色。面对时局动荡，人心浮动的局面，李晔明白自己当务之急就是先稳定民心，取得朝野上下的一致支持。当时皇帝李晔为了扭转懿、僖两朝的奢靡之风，提倡厉行节俭。他曾经告诉杨复恭，自己本身没有什么德行，全是杨复恭力排众议将自己扶上皇位，所以在生活上不应太多奢华，应提倡节俭以示天下。懿、僖两朝时，每日都要换一套新衣服，还要求太常寺每日献上一首新曲。皇帝李晔认为这实在有些过分，于是下诏免除，同时削减了宫中很多不必要的开支。除了避免奢靡之风外，李晔和他父皇李漼以及皇兄李儇不同的是，他的志向是想恢复祖宗辉煌的旧业，重新实现号令天下。因此他十分重视对人才的选拔，昼思“名实相符之士，艺文具美之人”，夜里则“梦寐英贤”，并破格提拔了一批人才，想以此来扭转懿、僖两朝以来朝廷政令不行，李唐皇室地位日渐低落的局面。除此之外，皇帝李晔重修政策的最大特点，同时也是其标志性的做法就是加大儒学对于政治的影响。当时李晔虽大力提倡道教，同时也重视儒学的作用，以期扭转当时社会崇佛佞道的风气。例如大顺元年（890年）二月，宰相兼国子监祭酒孔玮请求完修太学，李晔采纳了孔玮的建议。他认为国家之规首先要从学校做起，治理官吏没有比儒学更好的办法。针对当时国库空虚的现状，李晔号召诸道观察使、刺史及其幕僚宾客尽可能地予以分担，以助太学的完修工作。皇帝李晔即位之初，采取了诸多措施稳定政局，并收到了一定成效，使得朝臣们对于整个国家又看到了一丝曙光，朝廷内外为有李晔这样的明君而倍感欢欣鼓舞。当时已经暮气沉沉的大唐帝国犹如被注入了一支强心剂，一时间朝廷上下顿时充满活力。但纵观李晔即位以来的时局，他面临的挑战却是十分严峻的。当时拥立李晔登上皇位的宦官杨复恭控制着禁军，而且左右朝政，为所欲为，李晔初登大位，不得不对其曲意逢迎，事事姑息迁就。各地藩镇则是继续作乱，割据一方，目无朝廷，可以说朝廷的地方行政组织已经完全被藩镇所取代。而经济上的情况更为不妙，由于连年战乱，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各藩镇出于兼并的需要，拼命扩充军队，使得劳动力资源趋于枯竭，社会经济濒于崩溃。在如此困难的局面下，皇帝李晔为了扭转内有权臣，外有强藩的局面，处心积虑地初步制订出一套适应形势的策略。经过对时局的分析，他觉得在稳定民心之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解除宦官专权，恢复皇权威严，以及抑制藩镇，恢复中央集权。为了恢复皇权威严，当时皇帝李晔对朝廷中枢机构作了一番调整。唐朝中后期，中枢体制中存在四股力量，即宰相、翰林学士、枢密使和神策军中尉。皇帝通常是通过重用一者来掌握政权。在这四者之中，最有实力的当数神策军中尉和宰相，前者控制御林军，维系朝廷安危；后者则是政府官员和首脑，掌握政权机关。相比之下，枢密使和翰林学士手中没有实权，只能在决策中起一定的作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朝廷局势的变化，四股力量的实力并不是决定他们在中枢体制中地位的唯一因素，换句话说四股力量都有过专权的时候。例如枢密使王守澄在穆、敬两朝显赫一时，宰相李德裕则在武宗李炎时期大权独揽。皇帝李晔即位后，由于神策军使杨复恭具有拥立之功，更是权倾朝野。上述这种现象说明，四者在中枢机构中没有固定的次序，他们各自的地位和作用取决于皇帝的倚重程度。而现在皇帝李晔也要依靠其中一种力量来辅佐自己，但是时任神策军使和枢密使的杨复恭作为宦官显然不是合适的人选，他的专横跋扈也不能被皇帝李晔所容忍，因此李晔只能在宰相和翰林学士之间选择。李晔景仰的是太宗时期的贞观之治，以及玄宗时期的开元盛世，时刻梦想着恢复祖宗的基业。翰林学士是在唐朝中后期才进入中枢机构的，目的是为了削弱相权，而目前宰相的权力不仅不能削弱，反而必须要加以扶持。在这种心理作用下，皇帝李晔将宰相当作了重用和依托的对象。朝政大事都与宰相商议，对有才能的朝臣必定让其进入宰相班子，例如，杜让能曾经对僖宗李儇忠心耿耿，在逃往山南时，不畏艰险始终相随，得到了李晔的极高赞许，所以李晔即位后再度进入宰相班子又如李晔听说张浚多方略，也将其招进宰相班子。事实证明，后来在削除宦官、抑制藩镇的行动中，宰相们为皇帝李晔做了不少谋划，从某种角度而言，也为重振李唐皇权做了贡献。面对日益强势的藩镇，皇帝李晔越发感觉到军队的重要性。因此在他即位之初，便招兵买马扩充禁军，想要以强硬的姿态对待藩镇。在安史之乱前，禁军主要负责宫城守卫工作，安史之乱后，朝廷组织了神策军，除了负有禁军的职责外，更重要的是作为朝廷与藩镇斗争的工具。前边我们说过黄巢攻破潼关后，跟随僖宗李儇逃往蜀中的仅有五百神策军，后来田令孜在蜀中不断招募军队，才使得禁军达到了四五万人。而光启二年（886年），田令孜与王重荣争夺两池盐，当李克用和王重荣联兵进逼长安，田令孜挟持僖宗李儇逃往宝鸡时，护驾的禁军只有数百人，可以说动乱不已，使得朝廷重组中央禁军的计划再度夭折。李晔认识到皇室衰微的主要原因，在于没有一支足以震慑强藩的禁军力量，所以才使得各地藩镇拥兵自重，目无天子，嚣张跋扈。同时他也看到宦官统领下的神策军贪污腐败，战斗力急剧下降，于是便决心组建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进而实现削藩的目的。大顺元年（890年），皇帝李晔与宰相们谈论古今治乱的事例。当说到每当皇权衰落的话题时，宰相张浚认为李晔即位之初在内受制于宦官，对外则受制于藩镇，大唐历代皇帝也没有陷入过如此窘境中。面对如此痛心的现实，张浚建议李晔应该使用强兵威服天下。这个建议与皇帝李晔的想法一拍即合，于是他开始在京城长安大规模的募兵，仅在短短的十天之内，便募集到十万之众。可以说募兵成果显著，其人数已经超过了前代，当准备工作略见眉目后，急于求成的皇帝李晔便开始着手实现他抑制藩镇、铲除宦官的方略。恰逢此时蜀中发生形势变化，前边我们说过，利州刺史王建起兵攻打西川节度使陈敬瑄。当时王建在西川地区大肆劫掠，西川十三州尽皆遭到荼毒，陈敬瑄因与王建兵戎相见，导致对朝廷的贡赋被迫中断，于是王建便趁机以此为借口上表请求讨伐陈敬瑄，东川节度使顾彦朗因与陈敬瑄历来矛盾颇深，也附和王建奏请皇帝李晔罢免陈敬瑄。对于蜀中地区骤然发生的形势变化，皇帝李晔认为这是个抑制藩镇的绝好机会，而且他对陈敬瑄早就抱有成见，加上当年田令孜的一鞭之辱，便诏令韦昭度代替陈敬瑄为西川节度使。而陈敬瑄拒不奉命，对于这一点早在李晔的预料之中，面对陈敬瑄的嚣张跋扈，他决定首先拿陈敬瑄开刀，以实现他重振唐威的夙愿。讨伐西蜀李晔时刻没有忘记当年田令孜的那一鞭之辱，即位后就诏令将田令孜贬职流放。不过，由于身在蜀中的田令孜拒不奉命，李晔鞭长莫及也是无可奈何。当他接到王建和顾彦朗二人的奏章后，认为制裁田令孜的机会已然来临，立即批准奏章，并于六月任命韦昭度为中书令，充西川节度使兼两川招抚制置等使，改任陈敬瑄为龙武统军。陈敬瑄明白皇帝陛下是想要架空他，于是和田令孜一样拒不奉命，并加固城防，操练士卒，准备对抗朝廷。面对这种情况，皇帝李晔决定出兵西川，一方面试图通过武力震慑诸多强藩；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报当年田令孜的一鞭之辱。文德元年（888年）十二月，皇帝李晔任命韦昭度为行营招讨使，领兵征讨西川，诏令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东川节度使顾彦朗协助征讨，同时割邛、蜀、黎、雅四州设置永平军，以王建为节度使，充行营诸军指挥使。十二月二十五日，李晔下诏剥夺陈敬瑄的官爵，这也标志着讨伐西川的战役正式拉开帷幕。当时杨守亮、顾彦朗各有一方领地，无法抽出太多兵力，而且韦昭度是一介文人，不习武备，加上禁军刚刚组建，实战能力不足，因此王建就成了讨伐西川的主力军。但是王建已经得到朝廷承认，又有了自己的封地，私心甚重的他不急于和陈敬瑄速战速决，屯驻新都着手扩充兵力。一直到了龙纪元年（889年）四月，王建才兴兵攻打蜀中重镇彭州。彭州守将杨晟日常抚恤士卒，士兵们拼死抵抗，王建久攻不下，便将彭州团团包围，试图困死杨晟。陈敬瑄得到消息后，派眉州刺史山行章领兵五万进驻新繁援救杨晟。王建采取围城打援策略，主动分兵进攻山行章，大获全胜，山行章仅以身免逃走。最终杨晟见援军不至，自知彭州难保，便领兵退守三交（今陕西鸡西），而山行章则收拾残部屯守濛阳与王建相持。双方就这样相持了半年多的时间，到了十二月，王建再次兴兵攻打山行章以及前来增援的西川将领宋行能，最终在广都（今四川双流）打败对手。宋行能只身逃回成都，而山行章则继续退守眉州（今四川眉山），不得已向王建投降。大顺元年（890年）正月，王建移兵攻打邛州。当时邛州刺史毛湘是田令孜的心腹，但是毛湘根本不是打仗的料儿，即使有陈敬瑄派来的大将杨儒带领的三千援兵，他依旧每次战败后丢盔弃甲的退回城内，这也导致杨儒最终投降王建。王建将其收为义子，改名王宗儒。不过毛湘虽然每次战败，但邛州的防务做得十分严密。王建见邛州城坚粮足，一时难以攻下，便留下判官张琳为邛州招安使继续围攻，自己则带领大部分人马回师成都，在城东安营扎寨。王建这一路人马基本上是打打停停，而皇帝李晔指派的官军，在韦昭度的率领下进入西川，在唐桥扎下营寨。面对韦昭度的到来，王建态度恭敬异常，攻城时服从韦昭度的调遣，而且作战勇猛。相比之下，韦昭度的文人懦弱性格在战场上表露无遗，王建攻城时请他戎装观战，可是韦昭度却担心被流矢所伤不敢靠近，只是远远地观战，引起诸将的轻视之心。韦昭度懦弱的性格，从某种角度而言导致官军进剿力度十分有限。当时陈敬瑄分兵在犀浦、导江等县驻军，与成都形成掎角之势，为了加固城防，规定城中每户不论有多少人，都必须出一个人参与守城任务，白天广挖深壕，晚上登城巡警。面对陈敬瑄严密的防守，韦昭度倒是提出了一个可行的建议——招降。当韦昭度在城墙下进行招降时，遭到了陈敬瑄的辱骂，他认为自己有先帝僖宗李儇御赐的免死金牌，谁也不能违背先帝的旨意，随意处置自己。韦昭度只得退回营帐，继续研究作战方案。蜀中州县看到官军围剿陈敬瑄，见其大势已去，于是纷纷向王建投降，例如大顺元年（890年）新年刚过，简州将领杜有迁挟刺史投降；二月，资州将领侯元绰挟刺史投降；四月，蜀州刺史任从海因战败想要投降，结果因事情提前

晓女真文的人越来越少，到明代中期已逐渐失传。努尔哈赤兴起后，建州与朝鲜、明朝的来往公文，由一个名叫龚正陆的汉人用汉文书写，在向女真人发布军令、政令时，则用蒙古文，一般女真人既看不懂，又听不懂。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努尔哈赤命克什额尔德尼和扎尔固齐噶盖，用蒙古字母拼写满语，创制满文，这就是无圈点满文（老满文），皇太极时改进成为有圈点满文（新满文）。满文是拼音文字，属阿尔泰语系满一通古斯语族，当时，东北亚满一通古斯语族的各民族，除满洲外都没有文字。满文记录下了东北亚地区文化人类学的珍贵资料，并成为满汉、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后来耶稣传教士通过满文“四书”、“五经”翻译到西方。因此，努尔哈赤主持创制满文，是满族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块里程碑，是中华文化史和东北亚文明史上的一件大事。4.创建八旗制度努尔哈赤利用女真原有的狩猎组织形式，创建八旗制度。女真人狩猎时组成狩猎小组，每十人立一个总领，总领称牛录额真（牛录，大箭的意思；额真，意为首领），后来这个相当于狩猎小组组长的牛录额真成为一级官员，牛录成为最基层的组织。屯垦田地，征丁披甲，纳赋服役，都以牛录为计算单位，努尔哈赤便在此基础上加以改组，发展扩大和定型，创立了八旗制度。规定：每三百人设一牛录额真，五个牛录设一甲喇额真，五个甲喇额真设一固山额真。固山是满洲户口和军事编制的最大单位，每个固山有特定颜色的旗帜，所以汉语译固山为“旗”。原有黄、白、红、蓝四旗，后又增添四旗，在原来旗帜的周围镶边，黄、白、蓝三色旗镶红边，红色旗镶白边。这样，共有八种不同的旗帜，称为“八旗”，即满洲八旗。后来又逐渐增设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统称八旗，实际上是二十四旗。八旗制度“以旗统军，以旗统民”，平时耕田打猎，战时披甲上阵，它以“八旗”为纽带，将全社会的政治、军事、经济和家庭联结成为一个组织严密、生气蓬勃的社会机体。成为清朝定鼎燕京，入主中原、统一华夏、稳定政权的一个关键，成了清朝的一个核心社会制度。5.促进满族形成建州女真的统一，女真各部的统一，东北地区的统一，满族的融合，各部的联姻，八旗的创建，满文的创制，使得新的满族共同体出现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满族以建州女真为核心，以海西女真为主体，吸收部分汉人、蒙古人、达斡尔人、锡伯人、朝鲜人等组成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为反映这个满族共同体形成的事实，皇太极于天聪九年（1635）十月十三日发诏谕说：“我国建号满洲，统续绵远，相传奕世，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称我国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从此，满洲族的名称正式出现。满诸人洲族初为东北边隅小部，继而形成民族共同体，到今天已发展成千万人的大民族。其肇兴的领袖，就是清太祖努尔哈赤。6.建立后金政权创大业者，必立根本。如果一个边疆少数民族首领不能创建一个政权，他就不能希望在中国建立一个王朝。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以赫图阿拉为中心，参照蒙古政权，特别是中原汉族政权的范式，登上汗位，建立后金，从此有了巩固的根据地，为其统一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其子皇太极，于天聪十年（1636）四月，又改元崇德，国号大清。从天命元年（1616）到宣统三年（1911），共历二百九十六年。努尔哈赤“经始大业，造创帝基”，为大清帝国的开创者和奠基人。7.丰富军事经验努尔哈赤戎马生涯四十四年，是一位优秀的军事统帅。他缔造和指挥的八旗军，在17世纪前半叶，不仅是中国一支最富战斗力的军队，而且是世界上一支最强大的骑兵。努尔哈赤统率这支军队，先后取得了古勒山之战、乌碣岩之战、哈达之战、辉发之战、乌拉之战、抚清之战、萨尔浒之战、叶赫之战、开铁之战、沈辽之战、广宁之战和觉华岛之战十二次大捷，其中古勒山之战、萨尔浒之战、沈辽之战、广宁之战和觉华岛之战，堪称战争史上的精彩之笔。他在军队组织、军队训练、军事指挥、军事艺术等方面的作为，都可圈可点，特别是对许多军事原则，如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围城攻坚、里应外合、铁骑驰突、速战速决、重视侦察、临机善断、诱敌深人、据险设伏、巧用疑兵、用计行间等，都能熟练应用并加以发挥，史称他“用兵如神”，丰富了中华古代军事思想的宝库。8.制定抚蒙政策自秦汉以来，北方的游牧民族一直是中央王朝的北部边患。为此，秦始皇连接六国长城而为万里长城，明朝徐达和戚继光为巩固边防，也大修长城，但都不能完全解决边患。明代京师两次遭北骑困扰，明英宗甚至成了瓦剌兵的俘虏。努尔哈赤兴起后，对蒙古采取了既不同于中原汉族皇帝，也不同于金代女真皇帝的做法。他用编旗、联姻、会盟、封赏、观猎、赈济、朝围、重教等政策，加强对蒙古上层人物部民的联系与辖治。特别是其联姻不同于汉、唐的公主下嫁，而是相互婚娶，真正成为儿女亲家。这是历代中央政权（除元朝外）对蒙古治策的重大创新。中国古代社会史上的北方游牧民族难题，到清朝才算得以解决。后来康熙说：“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清朝对蒙古的这种抚民固边政策，其初始者就是努尔哈赤。9.推进社会改革努尔哈赤在其四十四年的政治生涯中，不断推进社会改革。在政权机制方面，他逐步建立起以汗为首，以五大臣、八大贝勒为核心的领导群体，并通过固山、甲喇、牛录三级组织，将后金社会的军民统制起来。而后，他又创立了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制度，八贝勒并肩同坐，共议大政，断理诉，举废国汗，即实行贵族共和制。但此制度在努尔哈赤死后未能实施。在经济机制方面，他先后下令实行牛录屯田，计丁授田和缩丁编庄制度将牛录屯田转化为八旗旗地，奴隶制田庄转化为封建制田庄。随着八旗军民迁居辽河流域，女真由牧猎经济转化为农耕经济。在社会文化方面，初步实现了由牧猎文化向农耕文化的转变。10.决策迁都沈阳1625年，努尔哈赤决定迁都沈阳。但遭到贝勒诸臣反对。其理由是：近来正在修建东京辽阳，宫宅已经建好了，老百姓的住所还没有最后完工，本来年景就不好，迁都需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对此，努尔哈赤说：“沈阳乃形胜之地，西征明，由都尔鼻渡辽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到；南征朝鲜，可由清河路以进；而且在浑河、苏克苏浒河的上流，伐木顺流而下，用来造宫室、烧柴，都不可胜用。时而出去打猎，山上兽多，河中水族，也可捕而取之。朕筹划此事已经成熟了，你们不要再考虑了。”可见，努尔哈赤是综合考虑了历史与地理、社会与自然、政治与军事、民族与物产、形胜与交通等因素，从而做出迁都沈阳的重大决策的。从此，沈阳第一次成为都城。努尔哈赤迁都沈阳，促进了辽河地域的经济开发，并带动了整个东北地域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使“满洲民国富”。三、努尔哈赤成功之谜努尔哈赤经过十二次大的战役，先是统一了女真各部，继而统一了东北全境，并成为后金大汗，他成功的秘密在哪里呢？一位教练经过研究认为，一个运动员取得世界大赛的金牌，大约需要一百五十六个因素，当然这些因素有主有次。那么，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的成功，更是需要多种因素的和谐统一。努尔哈赤的成功，一个前提无疑是他苦难生活的磨砺，继母的寡恩，使他养成了自立的性格；马市的交易，使他大开眼界，广交朋友；祖父、父亲的蒙难，刺激他毅然摆脱常人的平庸生活，踏上了王者的征服之路。但更关键的因素还在于他实现了“四合”一天时、地利、人和与己合。首先是天时。司马迁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天，可以理解为“上天”、“天命”、“天道”、“天意”、“天时”等，这里说的天，主要是“天时”。天时有大天时，有小天时。魏源说：“小天时决利钝，大天时决兴亡。”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五百年是个概数，三百年也会有王者兴。明末清初，中国历史的“天时”，到了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当时的世界上，俄国尚未东越乌拉尔山；葡萄牙到了澳门尚未对明朝形成威胁；日本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失败；女真东面的朝鲜，外祸内乱，衰落不堪；西面蒙古，四分五裂，林丹汗孤立；北面扈伦，彼此纷争，贝勒落马；南面大明，南倭北虏，内忧外患，极度腐败。总之，努尔哈赤处在了三百年一遇的大天时。同时，努尔哈赤在战争中还善于利用天时。萨尔浒大战的胜利，原因之一就在于得天时。当时赫图阿拉地区大雪封山，江河冰冻，明军四路出师，长途跋涉，山路崎岖，丛林密布，冰雪封路。没能按原计划如期合围赫图阿拉，后金熟悉地形，便于设伏，分路出击。努尔哈赤巧妙利用天时，在明军形成合围之前，集中兵力，逐路击破，夺得了胜利。再说地利。地利主要指地形、地势、地域。赫图阿拉是一个山水环绕、气候温湿、土地肥沃的宝地，那里西距抚顺二百里，既为关山阻隔，利于暗自发展，又有大路通达辽沈，利于驱兵进取。努尔哈赤在这里建立并扩大基地，是深有战略眼光的。这个基地后来发展成东到日本海，东北到库页岛，北跨兴安岭，西到青海，西北到贝加尔湖，南到长城的广大领域。这里有粮食、皮毛、人参、林木、矿藏，可以形成一个独立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这是大的地利。努尔哈赤不仅在战略上善于利用这种大的地利，而且在战术上善于利用小的地利。以沈辽之战为例，明军本来依靠沈阳、辽阳两城，占地利，努尔哈赤在平原攻城，不占地利，但努尔哈赤设计将城里的明军诱出城外，进行野战，发挥骑兵特长，变不利为有利，取得了胜利。再次是人和。人和主要是指人际关系的和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当时的政治舞台上，以后金努尔哈赤为一方，明朝万历、泰昌、天启帝为另一方。明朝皇帝对北方少数民族政策的基本点，是一个“分”字：分而弱之，间而治之。分则弱，合则强。努尔哈赤针锋相对，采取了一个“合”字。他对蒙古的抚民固边政策，便是典型的“合”字方针。这里再举两个例子：其一是关于叶赫老女的事。叶赫老女是叶赫贝勒布扬古的妹妹，可能长得比较漂亮，为了联络建州，十三岁就许给努尔哈赤了。但是许完之后并没有把她嫁过来，而是随后又许给了哈达的贝勒，辉发的贝勒，乌拉的布占泰，结果这三个部落被努尔哈赤灭掉了。布扬古又把妹妹许给了蒙古喀尔喀达尔汉贝勒的儿子，叫莽古尔岱，建州得到这个消息后，贝勒们非常气愤，认为这个女人许给努尔哈赤已经二十年了，现在又把她许给莽古尔岱，真是奇耻大辱，要发兵把她夺回来。努尔哈赤却说：“为了我们共同的利益可以打他，可为了一个女人打他不好，这个女人许配给我，我都没有那么生气，你们那么生气干什么？”结果三十三岁的叶赫老女就嫁给了蒙古的莽古尔岱。这件事情反映了努尔哈赤以大局为重，以和为贵，妥善处理各种人际关系的艺术。还有一件事，努尔哈赤率军攻打翁科洛城，被对方的鄂尔果尼一箭射中，鲜血一直流到脚面。努尔哈赤继续坚持战斗，这时又有一个叫洛科的人，一箭射到了努尔哈赤脖子上。那支箭带反钩，努尔哈赤往下拔箭，立刻血流如注。他拉着马缰从马上摔下来后就休克了。后来攻下翁科洛城，鄂尔果尼和洛科都被抓到了。部下要对他们施以乱箭穿胸之刑，这是当时最残酷的刑罚。努尔哈赤却说：“两军对垒，他们是为自己的主人来射我，这样的勇士太难得了。”于是努尔哈赤不仅给两人松了绑，还都授了官，别人一看，原来射他的人都可以宽宥，都可以授官，那他自己的人，只要做出成绩就更可以做官，更可以升官了！努尔哈赤就是这样善于调和人际关系，使大家同心协力，在战场上勇敢杀敌。最后是己合。虽有天时、地利、人和，若没有己合，事业也不会成功。己合主要是胸怀开阔，心境豁达，能够把握自己。这是一个人要取得事业成功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万历二十一年（1593），叶赫纠合哈达、乌拉、辉发等九部联军三万，分三路向建州古勒山而来。过了浑河之后，晚上军队支灶做饭，灶火像天上的星星一样，遍布四野，探骑回报时脸色都变了。当时努尔哈赤兵不满一万，建州官兵，人心惶惶，努尔哈赤得到报告时已经是晚上，但他听后却像无事似的打着呼噜睡着了，妻子赶紧把他推醒说：“敌人大兵压境了，你怎么还睡觉啊？你是方寸乱了，还是害怕了？”努尔哈赤说：“要是我方寸乱了，害怕了，我能睡得着吗？起先我不知道这九部联军什么时候来，老是惦记这事。现在知道他们已经来了，心里就踏实了。”说完，努尔哈赤又呼呼地睡去。第二天早晨，他带领众贝勒等先祭堂子，然后统军出发，一举夺得了古勒山之战的胜利。努尔哈赤就是这样善于把握天时、地利、人和、己合，实现最大的人生价值。然而，正当他处于事业巅峰的时候，命运却让他意外地遭遇到了明朝的书生袁崇焕，从而使他的喜剧人生不得不在悲剧的氛围中谢幕。四、宁远兵败努尔哈赤一生经历过许多重大战役，一直所向披靡，攻无不克。明天启二年即天命七年（1622），努尔哈赤大败明辽东经略熊廷弼和辽东巡抚王化贞，夺取了明辽西重镇广宁（今辽宁北宁市）。熊廷弼因兵败失地而被斩，王化贞也因兵败弃城而丢官。随后明朝廷派天启帝的老师、大学士孙承宗为辽东经略。孙承宗出关赴任，巡察边关，整治部队，储备粮草，积极防御。他任用袁崇焕修筑宁远城，加强战备整整四年，没有大的战事。然而，由于孙承宗是东林党的领袖，与以后大太监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势不两立，虽然身为帝师、大学士，但在党争中也受到排挤，辞官回家，接替他驻任辽东经略的是阉党分子高第。高第上任后，采取了消极防御策略，命令山海关外的兵力全部撤到关内。但身为宁远道的袁崇焕却拒不从命。宁远（今辽宁兴城）是明军在辽西失陷广宁后最重要的军事堡垒，后金军要进攻明朝首当其冲的就是宁远城。袁崇焕率领万余兵民，独守孤城宁远。他将新从海外引进的西洋大炮安放在城上；将城外的商民、粮草搬到城内，焚毁城外房舍，坚壁清野；安排百姓巡逻放哨，运送火药，实行军民联防；他还亲自向官兵下拜，刺血宣誓，激以忠义，官兵都决心与袁崇焕同生死，共患难。袁崇焕一切布置妥当，静待敌人来攻。明天启六年即天命十一年（1626）正月，六十八岁的努尔哈赤亲率六万八旗军，号称二十万大军，渡过辽河，如入无人之境，向孤城宁远猛扑而来。此时，守城者袁崇焕，四十二岁，进士出身，还从没有指挥过作战，打过仗。二十三日，努尔哈赤命离宁远城五里安营，横截山海之间的大路。努尔哈赤先礼后兵，放回被俘汉人捎劝降书给袁崇焕说：“献城投降，高官厚赏，拒绝投降，城破身亡。”袁崇焕回答说：“义当死守，岂有降理！”二十四日，努尔哈赤派兵猛力攻城，城垛上，箭像倾盆大雨一样射来；悬牌上，矢镞密集得就像刺猬皮。后金兵攻城不下，努尔哈赤命士兵冒死凿城挖洞。袁崇焕迅速下令动用早就准备好的大炮，向后金军的队伍猛烈发射，炮声响处，只见一团团冲天的火焰腾空而起，后金兵士一下子被炸得血肉横飞，七零八落，留下的也被迫后撤。努尔哈赤对这种新引进的西洋红衣大炮一无所知，不知道它的来源、特点、性能和威力。第二天又亲自督战，集中大股兵力继续攻城。袁崇焕登上城墙高处的瞭望台，沉着地监视观察着后金军的行动。直到后金军冲到逼近城墙的地方，他才命令炮手瞄准敌人密

刚刚过逝，这对李亨是个巨大的打击，虽然李隆基在世之时，李亨作为皇帝怀疑过他，提防过他，甚至李辅国排挤冷落李隆基，在李亨看来都是件有利的事情，父子之情已经被“权力”这个东西，搞的陌生而又畸形，可是随着李隆基的病逝，现在这一切都已经烟消云散。而李亨自己由于病重，似乎也要在十天后即追随自己的父亲而去，他躺在龙床之上尽量让自己的思绪平静下来，虽然他已经口不能言，但意识依然十分清醒。“陛下！李辅国在外边作乱，臣妾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只能到这来，希望陛下保护臣妾。”张皇后从外边慌张地跑进来，跪在李亨的龙床前，一把拉住自己的丈夫，然后抽泣着说道。面对张皇后的无助，李亨心中明白自己虽然身为皇帝，但此刻已无任何能力来保护自己心爱的女人，他唯一能指望的就是自己的皇帝身份，能够让李辅国等人望而却步。李亨缓缓地睁开眼睛，勉强注视着张皇后，然后用软弱无力的手，指向寝宫的最深处，示意张皇后躲到里边去。然后，他又闭上了眼睛。得到了李亨的示意后，她没有说一句话，径直奔向寝宫的最深处躲了起来，在黑暗处她依然露出侧脸，时刻观察外边的动向，对于张皇后而言，这是她一生中最为煎熬的时刻。不久后，杂乱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张皇后最不希望的场面终于还是出现了。事实上，当张皇后急匆匆前往李亨寝室的同时，李辅国在长生殿为所有人下达了捉拿张皇后的命令，他急速带人前往张皇后的寝宫，在得知张皇后已经前往李亨寝室的消息后，他又带人赶到这里，张皇后刚刚在角落处躲好，李辅国便带人闯进了李亨的寝室。进入寝室后，李辅国停下了脚步，然后示意众人停止前进，因为他知道皇帝虽然已经大限将至，但这里如果没有经过皇帝的同意，是不能擅自进入的。李辅国轻轻地走到李亨床前，低下头俯视这个奄奄一息的皇帝，这是他一直服侍的皇帝陛下，从年轻一直到现在，他始终都是李亨忠实的奴仆，虽然有时候他让皇帝陛下感到厌烦，但李辅国对李亨的忠诚毋庸置疑，如今这个自己亲身侍奉二十多年的皇帝，眼看就要一命归西，这不仅让李辅国感慨万千。“唉！”李辅国轻轻地叹了口气，然而就这一声哀叹，让李亨缓缓地睁开了眼睛。李辅国见惊动了皇帝陛下，他立即跪倒在地，然后伏地叩拜。在见到李辅国后，李亨的眼睛中忽然放射出光芒，他用无力的手缓缓指向了这个奴才，似乎在埋怨他不该惊动了自己。“奴才死罪！”李辅国叩拜得更加用力。“陛下可知道皇后娘娘是否在这里？”李辅国终于问出了他最想问的问题。此刻身在暗处的张皇后，已经紧张得快要崩溃，然而李亨却摇摇头，这让她稍微有些舒缓。“陛下可知道皇后娘娘欲弑太子，奴才是奉了太子之命，特来捉拿张皇后的。”然而李亨就像没听到李辅国的话一样，他冲李辅国摆摆手，示意他退出去。鉴于李亨的态度，李辅国低下头开始犹豫起来，他明知道张皇后肯定是在这里，但没有皇帝的命令，李辅国是不敢轻举妄动的，可是如果就此退出去，一旦让张皇后缓过劲来，那结果实在难以预料。此刻，李辅国的性格以及他对“权力”的崇拜，决定了他不可能就此甘心退出，犹豫片刻后，他站起身来握紧双拳，然后回身向着禁军将士发出了命令。“搜！”霎时间，诸多禁军在李亨的寝室内开始大规模的搜捕，片刻后两名禁军士兵从寝室深处的角落里将张皇后拉扯到了李辅国的面前。“放开我，陛下在这里，你们胆敢这么无礼！”张皇后怒斥拉扯她的士兵。在李辅国的面前这个女人极力掩饰自己的慌张，然而李辅国那透出杀机的眼神，又让她的心理防线瞬间崩溃。“你欲弑太子死罪难逃，陛下这个样子，你还指望陛下能够保护你！笑话！”李辅国恶狠狠的说道，随后他径直走到李亨的跟前，伏在李亨的耳边，轻轻地说道：“陛下安心地去吧，大唐的江山社稷就交给老奴吧！”说完这句话后，李辅国并不理会李亨的反应，然后转身让禁军士兵将张皇后强行拖出寝宫。在李辅国带领众人离开的时候，李亨试图用尽自己最后的力气，挣扎着从床上起来，但已经病入膏肓的他最终还是失败了，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被强行带走，此刻拥有最高权力的李亨却无能为力，这让他顿时急火攻心口吐鲜血。“朕死不瞑目！死不瞑目啊！”然而没有人理会这个已经快要死掉的皇帝的感受，寝室内只有李亨在床上依旧痛苦地挣扎，但谁都明白，经历这次变故之后，李亨已经撑不了多久了。上元二年（761年）四月十八日，在李辅国平定张皇后和李系政变的三天后，李亨在惊吓愤怒中闭上了双眼，走完了他五十二年的人生之路，此时距离太上皇李隆基去世仅仅十三天。从险些葬送在母腹中，一直到李亨最后逝世，可以说李亨的一生颇为坎坷，忍受父皇猜忌，经受李林甫的排挤，备受杨国忠的打压，即使当上皇帝，还要肩负平叛的重任，收拾父皇李隆基留下的烂摊子。尤其是自灵武即位之日起，一直到他极不情愿的闭上双眼与世长辞，在短短的七年岁月中，他始终如一地将彻底平定叛乱重整河山，再现大唐帝国昔日风采与辉煌的宏伟大业视为己任。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在他怀着无限眷恋与依依不舍之情告别人世之前，也没有亲眼看到彻底平定叛乱、收复全部失地这一天的到来。如果李亨在天有灵，他一定会为自己生前无力扭转让列祖列宗脸上“无光”的憾事而深深愧疚，甚至在他临别之际也绝对会带着深深的遗憾去见他的那些叱诧风云、名留青史的先人。这是李亨最后的遗憾，也是最大的遗憾，更是永远没有机会再弥补的遗憾！然而在我看来，让李亨灵魂更加难以安宁的，却是李辅国并没有因为李亨的过世而停止杀戮，李亨过世的当天，李辅国就擅自下令处死了张皇后和李系等参与政变的数十人。鲜血流淌的瞬间，大唐帝国不经意间开始了一段新的征程。四月二十日，太子李豫在李辅国和程元振等宦官的支持和拥戴下在两仪殿继位，改年号为宝应。宝应二年（763年）三月，李豫带领众人将父皇李亨安葬在建陵，庙号“肃宗”。李亨已经入土为安，但大唐帝国依然在坎坷崎岖中徘徊，望着父皇李亨的陵寝，李豫此时的心情颇为不平静，他的继位意味着平叛的重任自然而然地落在了自己的肩上，这让李豫瞬间产生了极大的压力。无论前方的道路多么坎坷，我都有信心披荆斩棘接近成功的目标，我要用自己的方式去完成父皇未完成的事业。第七章安内攘外节节败退李豫登上皇位时，平定安史之乱的战事已经进入到了第七个年头。虽然在此之前安禄山、安庆绪和史思明已经因为其内部互相残杀最终授首，但由于唐军在战场上的一系列失误使得以史朝义为首的叛军依然在中原地区肆虐，所以李豫即位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尽快平定叛乱。自从河阳之战结束后，史朝义始终占据着洛阳，一直到李亨去世为止，唐军和叛军在中原地区虽然大战没有，但小战依然不断。从整体的平叛形势来看，如果唐军能够团结统一、调度有方，完全可以给予叛军毁灭性的打击，现在随着李豫的继位，唐军终于可以做到这一点了。李豫继位伊始，首先重新起用名将郭子仪。虽然在邙山之战中郭子仪因为打了败仗受到了李亨的冷落，在李亨弥留之际，还是召见了郭子仪，准备将平叛的重任交给他，只是由于李亨过世得十分突然，所以起用郭子仪的诏书没有下达，一直到李豫即位后郭子仪才重新上岗。郭子仪重新回归后，在李豫的部署下，首先在绛州（今山西新绛）平定了此前不久在朔方发生的王元振叛乱，而后平卢节度使侯希逸击败范阳叛军李怀仙，并带领两万人马引兵南下渡过黄河，和唐将田神功、熊元浩在兖州（今山东兖州）会合。而李光弼顺利攻占许州（今河南许昌），擒获颍川太守李春，又顺道拿下临淮（今江苏盱眙），向徐州逼近。李豫觉得仅仅依靠唐军的力量还不算保险，所以他遣使前往回纥请兵相助，用大将仆固怀恩之女与回纥和亲，终于得到了回纥人的允诺。宝应元年（762年）十月，李亨任命太子李适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统率河东、朔方及诸道行营、回纥等人马共计十万，集兵于陕州。然后令大将郭英乂和神策观军容使宦官鱼朝恩带领人马出渑池，泽璐节度使李抱玉出河阳，河南道副元帅李光弼出陈留（今河南开封），仆固怀恩与回纥首领左杀为先锋军，诸道人马并进，一同合围洛阳。史朝义在得知唐军将至洛阳后，急与主将商讨对策，有的人主张退守河阳暂时避开唐军的锋芒，却未被史朝义采纳。在史朝义看来，自己好不容易重新占据了洛阳，岂能再次拱手相让于唐军，所以他决定誓死守卫洛阳。十月六日，唐军以极快的速度进至洛阳北郊，并分兵攻取了怀州（今河南沁阳）。史朝义的对策是不管唐军攻取了哪里，只要自己坚守住洛阳就是胜利。为此他让守卫洛阳城周围的数万叛军四立栏栅为固，意图为唐军制造进攻的障碍。十月七日，仆固怀恩在西原列阵，派遣轻骑兵混合回纥骑兵从东部率先突袭，结果大败叛军，取得首胜。史朝义得知消息后，立即派精兵数万人列阵于昭觉寺，准备拦截唐军。但是叛军刚刚在昭觉寺布阵完毕后，仆固怀恩趁叛军立足未稳，搞了个突然袭击，尤其是鱼朝恩让弓箭手五百人猛力地冲杀，致使叛军大败，唐军乘势追击，接连转战石榴园、老君庙等地，不给叛军任何喘息的机会，最后一直打到距离洛阳西城门二十里的地方，方才止步。叛军从昭觉寺一路向东败退，几乎毫无还手之力，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逃跑。在经过一系列的惨败后，残兵败将们终于退进了洛阳城，然后关起城门等待史朝义如何决策。数万人马居然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唐军打败，让史朝义愤怒异常，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叛军已经很久未和唐军进行过如此大规模的较量，可以说叛军这次并没有完全进入状态，最终致使惨败。从这次失败开始，史朝义再也未能翻过身来，直到最终兵败身亡。昭觉寺一战，唐军斩杀叛军将近六万人，可以说史朝义将自己在洛阳的家当全部赔了进去。当那些残兵败将们不断涌入洛阳城里时，史朝义知道洛阳城应该是保不住了，所以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逃跑，带领数百名骑兵亲信，从洛阳东门出城，向东飞奔逃去。仆固怀恩随即进占洛阳，但他只留下回纥人马驻守洛阳，自己和儿子仆固玚及朔方兵马使高辅成率兵马万余人继续向东追击史朝义。史朝义出离洛阳城后，他的计划是准备前往汴州（今河南开封），因为那里有他的人马驻守。可当他到达汴州城下时，驻守那里的陈留节度使张献城下令紧闭门户，不让史朝义进城，无奈之下史朝义只好向濮州（今河南鄄城）方向逃去。由于在汴州吃了闭门羹，史朝义已经成了惊弓之鸟，他生怕在濮州遇到同样的情况，所以在濮州他没有做片刻的停留，而是转道向北渡过黄河。渡过黄河后，史朝义放慢了速度，在他看来，即使唐军急速地追击自己，由于人多势众也不可能这么快渡过黄河。但两天后仆固怀恩犹如神兵天将般地渡过了黄河，并领兵打下滑州（今河南滑县），意图切断史朝义北逃的道路。史朝义只得再次转道前往卫州（今河南汲县），这一次史朝义的运气还算不错，当时叛军的雎阳节度使田承嗣在得知史朝义兵败到这里后，急忙领兵四万前来和史朝义会合，准备共同抵抗仆固怀恩的进攻。但仆固怀恩的情报工作实在出色，他事先已经得知叛军要会合的消息，所以分兵在半路劫杀田承嗣。结果遭到伏击的田承嗣由于没有做足侦查工作，使得他误以为仆固怀恩分出来的这些人马是唐军的主力部队，田承嗣为了保存实力，二话没说带领人马立即赶往卫州和史朝义会合。史朝义本以为田承嗣的这四万人会成为自己救命的稻草，可是唐军的半路截杀，让他终于丢掉了幻想，他只能继续向北逃窜至贝州（今河北清河），与其手下大将薛忠义会合，意图在那里布置防线和唐军决一死战。当时仆固怀恩之子仆固玚率领先头部队急速追赶到临清（今河北临西），距离贝州只有不到二百里的路程，而在史朝义掌控范围内的衡水则有三万人马驻守。在史朝义看来，如此一路北逃实在有失身份，不过他没有意识到他的军事才能和他的老爹史思明相比，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这才是他节节败退的根本原因。所以，别说三万人马，就是三十万人放在史朝义手里，只要唐军团结一致也是白搭。结果，在临清仆固玚再次运用伏击战术打败了叛军，而屡败屡逃的史朝义，也不得不继续他的北方探险之旅，向莫州（今河北任丘）逃去。从史朝义最终的整个行程来看，莫州是他停留时间最长的地方，总共将近一个月，这期间唐军的先锋部队由于接连长途奔袭，所以行进速度逐渐放缓，而史朝义正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加强莫州的城防工事，就在史朝义认真准备一切的时候，一个出乎他意料的因素打乱了他的整个计划。准确地说，他被人忽悠了！平定叛乱广德元年（763年）正月，唐军的先锋部队在仆固玚的带领下终于追击到莫州。由于此前史朝义已经在莫州城准备了将近一个月，所以仆固玚并没有贸然进攻，而是在距离莫州三十里的地方安营扎寨，意图寻找有利战机伺机进攻。应该说这一个月让史朝义有了充分的时间对莫州城的城防做了充足的准备，但史朝义恰恰忽略了一点，那就是人的问题，他自始至终没有解决好。关于“人”的问题，倒不是说史朝义手里缺兵少将，而是他对自己手下将领的心理状态掌握得很不够，要知道此时的叛军经过八年的攻战杀伐后，已经完全没有当初安禄山起兵时的浩大声势，甚至更没有史思明掌控时的威武雄姿，有的只是被唐军接二连三地打败，史朝义一路被人追着屁股北逃，在这种情况下，难免会有人产生动摇，当时援救过史朝义的田承嗣就有自己的想法。田承嗣自安禄山在范阳起兵以来，一直指挥叛军南征北战，立下不少赫赫战功，无论是安禄山、安庆绪、史思明还是史朝义在时，田承嗣都是不可或缺的人物。在刚刚起兵造反的那段日子里，田承嗣对安禄山领导的叛军深信不疑，但经过八年的时间，叛军四易其主，直到史朝义逃到莫州，叛军可以说是耗子下崽——一窝不如一窝。从史朝义丢掉洛阳并节节败退开始，田承嗣第一次对自己当初的选择产生了怀疑，叛军从声势浩大到现在的兵败如山倒，这一切都让田承嗣本能地产生一种恐惧，田承嗣不是没脑子的人，面对如此境遇，他开始盘算自己的后路。从现在的态势来看，史朝义最终难逃失败的命运，但田承嗣现在和史朝义同在莫州，以田承嗣目前的实力是无法采取硬碰硬的方式对抗史朝义的，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开动自己聪明的头脑，让史朝义主动离开莫州，然后自己献城降唐。“依现在的态势来看，如果仅凭莫州现有的兵力是难以对抗唐军的，圣上不如将守卫莫州的重任交给末将，然后您到幽州去征兵，再回来援救莫州。”当田承嗣向史朝义说这番话的时候，史朝义完全没有怀疑这个手下的亲信将领，他丝毫没有犹豫就采纳了田承嗣的建议，可是在他刚刚离开莫州城后，田承嗣即打开城门向唐军投降。当史朝义得到消息后，肺都快气炸了！可是他依然不能停止脚步，因为唐军是绝对不会放过自己的，所以追击依然继续，逃跑依然继续。好在莫州距离范阳并不远，史朝义坚信只要到了自己的老巢，不怕没有办法对付唐军。可是事实证明，史朝义对形势显然过于乐观，而当时的情况是叛军内部想降唐的人不在少数，除了田承嗣之外，范阳节度使李怀仙具有同样的想法。当史朝义还在莫州的时候，李怀仙就已经看出史朝义败亡的苗头，所以他通过朝廷派来的使者骆奉先和唐廷暗中沟通投降的事儿，当他知道史朝义即将回来时，为了向唐廷表现出自己足够的诚意，他让手下的兵马使李抱忠率领三千人马镇守范阳，不准史

都涌动着激动的情况下，要忍住不说话是挺困难的。他有着上百个问题想问马基雅维里，但是他们却只是骑着马走啊走。不久，太阳出来了，阳光照得身上暖洋洋的。马基雅维里一句话也没有讲。他时不时举起手来，示意众人下马步行，以便让马稍稍休息一下。第四章马基雅维里一路上忙着想心事。他其实十分不情愿接受这次出使的任务。为此他尽了最大努力去找其他人来完成这个使命。一方面是由于他身体尚未复原，即使现在骑在马上，他仍然觉得肚子隐隐作疼；另一方面，由于刚刚才结婚，他也不愿意因为离别而让妻子伤心。他对她许诺说，他此行将很快回来，但是他心里清楚，在他获得允许返回之前，预期的几天可能会拖成几个星期，几个星期又可能被拖成几个月。他出使法国的经历让他了解到外交谈判可以是多么地旷日持久。但是这些还不是最让他烦心的。意大利的现状是令人绝望的。法国国王路易十二是这个地区最有势力的人。他控制着那不勒斯王国的一大块地盘，虽然他的掌控也不是那么稳固。因为盘踞在西西里和卡拉布里亚的西班牙人不断地骚扰着他。但是路易十二紧紧地控制着米兰和它的属地，他和威尼斯关系也不坏，并且在收了保护费之后，将佛罗伦萨、锡耶纳和博洛尼亚置于他的保护之下。他和教皇有着一种同盟关系，教皇颁布了一个特许状给他，以便他可以同他那个无法生育，但是毫无过错的妻子离婚，然后再和查理八世的孀妇，布列塔尼的安妮结婚。为了报答教皇，路易十二册封教皇的儿子，切萨雷·博尔贾为瓦伦丁诺公爵，并安排纳瓦拉王国国王的妹妹，夏洛特·德·阿尔布莱特嫁给切萨雷·博尔贾。他还向公爵许诺，可以提供军队给他，以帮助他收复夏洛特所丧失的那些财产，包括土地、贵族封地和教会属地。切萨雷·博尔贾，沿用路易十二所赠予他的公国的名称，在意大利被人们称为瓦伦丁诺公爵。他今年还不到三十岁。他手下的雇佣军首领，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个罗马大家族的领导人帕格洛·渥西尼，佩鲁贾地方的领主吉安·保罗·巴利昂尼，以及卡斯泰洛城堡的领主维泰洛佐·维泰利。这些人都是意大利最出色的军事将领。公爵本人也证明是一个胆大而心细的指挥官。凭借着武力、狡诈多变和营造出来的恐怖，他形成了一个有着相当规模的割据势力，意大利到处都传播着他的征服业绩。他曾经利用一次有利的形势迫使佛罗伦萨人用一大笔保护费来雇佣他和他的部队作为保护者，为期三年。后来，佛罗伦萨向法国国王路易又支付了一笔保护费，获得了后者的保护，接着就取消了对公爵的任命，中止了给他的保护费。这下把他给惹恼了，不久他就开始报复。那一年的六月，也就是与本文叙述有关的时候，阿雷佐，一个隶属于佛罗伦萨的城市，发生了暴动，随后宣布脱离佛罗伦萨而独立。瓦伦丁诺公爵手下最能干的将领，维泰洛佐·维泰利，是佛罗伦萨共和国不共戴天的敌人——因为后者处决了他的兄弟保罗。他和佩鲁贾地方的领主巴利昂尼一道出兵支援造反的民众，并且打败了共和国的军队。佛罗伦萨方面仅仅守住了城堡。佛罗伦萨执政团在极度恐慌之中派了皮埃罗·索德里尼前往米兰，向法国国王路易求救，要求他立刻派遣他之前承诺的四百长矛骑兵支援佛罗伦萨方面。皮埃罗·索德里尼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公民，当时正以城邦正义旗手的身份担任着共和国最高行政首长的职位。共和国方面于是命令在比萨城外驻扎的军队驰援阿雷佐，在此之前，这支部队一直企图征服比萨城。但是还没等部队赶到，城堡就沦陷了。就在这个关口上，身处刚被征服的厄比诺的瓦伦丁诺公爵，向佛罗伦萨执政团发出了一个口气强硬的要求，要求共和国方面派一个使节来与他会晤。佛罗伦萨方面派遣了沃尔泰拉地方的主教，也就是皮埃罗·索德里尼的兄弟，作为使节前往。随行的就是作为秘书的马基雅维里。危机最后终于解除了。因为法国国王履行了他向佛罗伦萨许下的诺言，派出了一支强有力的部队支援他们。切萨雷·博尔贾慑于这一威胁，召回了他的将领。但是公爵的雇佣军首领们本身也是一些小城邦的邦主，他们也不禁担心，一旦他们对公爵没了用处，公爵就会像消灭其他城邦主那样无情地消灭他们。他们听说，公爵已经私下里和路易十二达成交易。根据协议，国王将首先派出一支部队协助攻取博洛尼亚，然后再将这些首领们统统剪除。届时这些首领们的土地会很容易并入公爵既有的领地。首领们经过初步协商，他们在靠近佩鲁贾地方的一个叫马焦内的地方秘密聚会，讨论他们如何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维泰洛佐当时正病着，被人用轿子抬进了会场。帕格洛·渥西尼由他那位做红衣主教的兄弟和他那个作为格拉维纳公爵的外甥陪同着出席。其他参加会议的人包括埃尔梅克·本蒂沃留，他是博洛尼亚城邦主的儿子。还有佩鲁贾地方来的巴利昂尼兄弟俩，年轻的奥利维洛托·达·费尔莫和安东尼奥·达·维纳弗罗，后者是锡耶纳城邦主潘多尔福·佩特鲁奇的左右手。他们面临的危险是巨大的，于是他们同意，为了他们自身的安全，他们必须有所行动。但是鉴于公爵是个危险的人物，他们必须小心从事。他们决定暂时不和公爵翻脸，而是在私下里做好准备，一旦时机成熟就发动攻击。他们拥有一支可观的武装力量，包括步兵和骑兵。维泰洛佐的炮兵也很强大。他们又派出使节去招募当时在意大利聚集着的几千雇佣军。最后，他们向佛罗伦萨城邦派出使节请求支援，因为博尔贾的野心对于佛罗伦萨共和国也是一个巨大的威胁。没过多久公爵就听说了这一阴谋。他于是命令佛罗伦萨方面向他提供一支援军。公爵一直单方面声称，佛罗伦萨方面已经许诺，在紧急的情况下，可以调拨一支部队归他支配使用。公爵并且要求佛罗伦萨方面派一位有地位，有权和他进行谈判的人前来与他会晤。这就是为什么马基雅维里要前往伊莫拉的原因。马基雅维里一路上颇为焦虑，执政团之所以派他出使，就是因为他并不是一个有实权的人，无权与对方达成协议，而只能将情况向佛罗伦萨汇报，每一步都要等待政府方面的指示。派他这样一个人去见公爵是会令对方非常不愉快的。公爵虽然是当今教皇的私生子，但是在官方的头衔上，他是罗马尼阿、瓦伦西亚和厄比诺公爵，安德利亚亲王，庞比诺地方的领主，教廷的正义旗手和总司令。马基雅维里接到的指示是，告诉公爵，执政团已经拒绝了阴谋者关于援助的请求，但是如果公爵需要人力物力的支援，他必须通报执政团，然后等待他们的答复。他的任务是尽量拖延时间，这也是共和国的一贯政策。执政团永远可以为自己的无所作为找到出色的理由。他们如果被逼得太紧了，就会稍稍松一下他们的钱袋，花上一些不得不花的钱。他的任务是安抚一个不习惯于因循拖延之人的急躁情绪，不做任何实质性的承诺，用华而不实的话语去哄骗一个狐疑的人。用诡计去对付诡计，用欺骗去对付欺骗，去发现那个以伪装著称之人的机密。尽管马基雅维里只是在厄比诺浮光掠影地见过公爵一次，马基雅维里对他还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曾经听说，一度将公爵当作至交知己的基多巴尔多·德·蒙蒂费尔特罗公爵，是如何丧失自己的领地，并且差点丢了性命的故事。尽管他看出公爵在行事时奸诈得令人震惊，但他也不得不佩服此人在经营其事业时所展示出的旺盛精力和娴熟谋略。这个人无所畏惧，心狠手辣，残酷无情并且足智多谋。他不仅仅是一位出众的军事将领，更是一个有能力的组织者和敏锐的政治家。想到能和这么一位对手一比高下，马基雅维里不禁兴奋起来，一丝嘲讽的微笑浮上他薄薄的嘴唇，眼睛中也放出了光芒。如此一来他感觉好多了，肚子也不怎么难受了。他开始期待着在佛罗伦萨和伊莫拉之间的斯卡佩里亚稍作停留，用些点心，另外再租上几匹马。他们一路上赶路赶得紧，没有耽误什么时间，因为他希望能在当天抵达伊莫拉。而那些马匹，不仅承载了它们的主人，也驮了不少行李，如果不让它们有适当的休息，而让它们继续赶路，肯定会把这些马匹累伤。他打算和皮埃罗先走，让两个仆人在斯卡佩里亚休息一天，第二天再带着他的坐骑和皮埃罗的马驹跟上来。他们在阿尔伯哥·德拉·波斯塔停了下来，马基雅维里高兴地下了马，伸了伸腿。他向客栈打听，最快能够给他们上一些什么饭菜。跑堂的告诉他，他可以叫一些通心粉，一碟鸡，博洛尼亚的香肠和猪排。马基雅维里听了颇为满意。他一向胃口很好，于是乎狼吞虎咽地将端上来的东西一扫而光。他喝着乡下酿造的浓烈的红酒，觉得十分满意。皮埃罗也和他的主人一样，吃了个痛快。当他们再次跨上马鞍，重新出发的时候，皮埃罗感觉到心情很愉快，他是如此地高兴，以至于他开始哼起一首在佛罗伦萨大街上流行的曲子来。马基雅维里竖起了他的耳朵。“嗨，皮埃罗，你舅舅没有向我提起过，你还有一副好嗓子。”皮埃罗有些得意，开始升高音阶纵情歌唱。“很不错的男高音，”马基雅维里带着温暖和友好的笑容说道。他收起缰绳，让坐骑放慢步子，皮埃罗心领神会，开始唱起一段著名的曲子，但是歌词却是马基雅维里亲自写的。马基雅维里心里颇高兴，但是也注意到这个孩子是在用歌声讨好他。对于这个巧妙的手腕，马基雅维里也没有觉得有些什么不合适。“你是怎么学习到这些歌词的？”“比亚乔舅舅帮我写出来的。它们也凑巧和这段曲子相配合。”马基雅维里听了没有作声。他放开缰绳让坐骑重新开始小跑。他想到，对于这个应朋友比亚乔所请而带出来，他本人也想好好加以利用的年轻人，有必要好好了解一下。于是在余下的旅途中，当上坡的道路使他们不得不下马步行时，他就开始了这项工作。当马基雅维里需要刻意用心时，没有人能比他更亲切，有趣和逗人开心了。另外，他也十分注意保持含蓄和技巧。皮埃罗这方面，要识破这些友好的，漫不经心的问题的目的是要将他本人赤裸裸地展示出来，他还得具备一些和他实际年龄不相称的世故才行。皮埃罗既不羞怯，也不自以为是，他有着年轻人的自信，回答问题坦率而平实。在皮埃罗看来，让他谈谈自己，从而来打发目前这段开始变得有些单调的旅途时光，倒是一件十分令人愉快的事。马希利奥·费奇诺，那位著名的学者，三年前才过世；他是比亚乔的岳父，一度也指导过这个年轻人的学业。正是基于这个老先生的建议，皮埃罗熟练地掌握了拉丁文，但是让老先生失望的是，他的希腊文知识只是马马虎虎而已。“我这辈子的遗憾之一就是从来没能学习希腊文，”马基雅维里说道，“我真羡慕你可以阅读希腊文的原著。”“那有什么用？”“它会教会你，幸福是一件人人都企图获得的东西，为了能够获得它，你不需要别的，只要具备良好的出身，良好的朋友，好的运气，健康，财富，相貌，权力，名声，荣誉和品德就可以了。”皮埃罗放声大笑。“它也教会你生活是不确定的，充满着艰难困苦。因此你会得出结论，只有抓住时间及时行乐，才是正确的。”“我不需要通过学习希腊动词的变格才知道这些。”皮埃罗说。“也许不需要，但是我们要按着我们的自然意志去行事时，知道古代的贤哲也是这样教导我们的，终归要让人放心一些。”通过一些有针对性的问题马基雅维里了解到这个年轻人在佛罗伦萨的朋友是哪些人，也了解到他在那边的生活是什么样的。通过认真聆听皮埃罗关于某些问题的看法，他暗暗地掌握了皮埃罗的能力和性格。当然他是缺乏经验的，但是挺机灵，在这方面比他的舅舅比亚乔强得多。比亚乔虽然善良诚实，但却智力平庸。小伙子有着一股年轻人的劲头，一种自然的追求快乐的愿望和一副冒险的性格。虽然天真纯朴，但也不是过分地谨小慎微，而这一点对于马基雅维里而言并不是一个弱点。因为这意味着，如果要他去做一些稍稍有些拿不上台面的事情时，他不会因为他那脆弱的良心而受到牵制。小伙子很强壮，也很活跃，看来也不缺少勇气。他开朗的面容，坦率的个性和讨人喜欢的态度都可以成为十分有用的财富。至于他是否可以谨守秘密和值得信任，则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第一件事只需要一点时间就可以发现，至于第二件事，马基雅维里从来没有意愿去相信某一个人相信到超过其必要的程度。不管怎么说，这孩子挺机灵，知道获取主人的好评只会对他有好处。马基雅维里一份良好的评价将确保他前程远大，而一份糟糕的汇报将让他永远失去共和国政府中的职位。第五章他们已经快到伊莫拉了。这座城市位于一片肥沃平原上的一条河流边上。周围的农村丝毫没有战争破坏的痕迹，因为这个城市在切萨雷的军队到来之前就投降了。当他们还有两英里远的时候，他们遇到了七八个骑马的人。马基雅维里认出其中一个人是阿加皮托·达·阿马利亚，公爵的首席秘书。马基雅维里是在厄比诺和他相识的。他热情地与马基雅维里打招呼。既然找到了他要接的人，阿加皮托于是调转马头，陪着马基雅维里一行向城里的方向前进。执政团在一天之前，已经派了一名信使来通知佛罗伦萨派驻在公爵驻地的代表，通知他将会有一名共和国的特使到来。现在这名信使已经到了城门口。由于一路上旅途漫长，阿加皮托问马基雅维里是否需要在面见公爵、呈递国书之前先休息和恢复一下。尽管军队驻扎在城外，然而在这个目前作为瓦伦丁诺公爵首府的小城市中，还是挤满了各种各样的人。这些人包括公爵的部属幕僚，宫廷成员，来自意大利其他城邦的使节和代表，贩卖各种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的商人，寻求一官半职的人，拍马屁的人，间谍，演员，诗人，荡妇和其他一些跟随着一支胜利大军进城的，盼望着用正当或不正当的手段挣些钱的三教九流之辈。结果弄得要在城里找个住宿的地方变得相当困难。城里仅有的两三个旅店人满为患，人们只能在床上睡三五个小时。但是佛罗伦萨驻伊莫拉的代表已经为马基雅维里作了安排。他和他的随从们被安排在多米尼克修道院。信使也建议直接带马基雅维里去那里。但是马基雅维里却转过头来对阿加皮托说话。“如果阁下可以接见我的话，我宁愿立刻去见他。”他说。“那我就先走一步，去看看他是不是有空。这位官员会带你进宫。”于是除了那个被指定陪同马基雅维里一行的官员，阿加皮托和其他人策马而去。余下的人牵着他们的马匹在狭窄的街巷中穿行，最后终于到达了一个大广场上。在路上马基雅维里问那位陪同官员，当地最好的旅店是哪一家。“我对修道院那些好心的修士所能准备的伙食不抱希望，而我也不想空着肚子上床。”“金狮饭店。”马基雅维里对信使吩咐说：“你带我去宫里，把我带到以后，就去金狮饭店，让饭店给我准备一桌丰盛的饭菜。”然后对皮埃罗说：“把马匹牵到马房去。信使会告诉你往修道院该怎么走。到了那儿后把马驮的袋子交给安东尼奥。”安东尼奥是马基雅维里的两个仆人之一。“然后，你和信使就来宫里找我。”宫邸是一座巨大的，但是并不起眼的建筑物。因为建造这座大厦的人，卡特琳娜·斯福查是个节俭的女人。大厦占据了广场的整个一侧。在这里，马基雅维里和那位陪同官员下了马，由卫兵放行进了宫殿。陪同官员派了一个士兵进去告诉首席秘书他们到了。不一会工夫首席秘书就来到了马基雅维里正在等候的房间。阿加皮托·达·阿马利亚是个魁梧的人，留着一头长长的黑发，一围小小的络腮胡，苍白的脸庞上长着一双冷静和聪明的眼睛。他是一个绅士，举止十分得体，口才无碍，一副坦诚的样子，使不少人错误地低估了他的能力。他对公爵十分忠诚，对公爵的事业也尽心尽力。公爵对于那些对他有用的人，总是有办法

；擅长驾车，射术超群；多才多艺，技能出众；文思敏捷，能言善辩；坚决果断，敢做敢为。五种美德集于一身，休说继承智氏家业，简直和中国上古传说中后羿这样的神话人物有一拼。然而荀申的这个决定遭到族人智果的反对，他提出了另外一个人选——荀宵。荀申对此不理解：荀宵面相凶狠，人们看到他都怕，你怎么会推选他呢？智果回答：荀宵凶狠，是狠在表面，荀瑶却狠在内心。荀瑶有五种美德，独缺仁义。长得漂亮，武艺高强，能言善辩，才艺出众，敢于任事，这都是好事，但是如果内心无仁义的话，这些美德只会助长他的暴戾之气。恕我直言，如果您一定要荀瑶继承家业，智氏必亡。荀申考虑再三，还是立了荀瑶为世子。智果带着家人跑到晋国太史那里，改了族谱，宣布脱离智氏，自称辅氏。这就意味着，此后智氏家族不论兴废存亡，都与他没任何关系了。直到二十多年后，人们才会拍着大腿，称赞智果是个聪明人。但在当时，人们对他的行为并不理解，他们看到的是，智氏家族在荀瑶的带领下越来越强盛，甚至超越了荀跞和荀申的时代。公元前472年，荀瑶以亚卿的身份率军讨伐齐国，在犁丘与齐军相遇。战前，他亲驾战车巡视晋军，战马突然受惊，朝着齐军阵营狂奔。以荀瑶的驾车技术，要控制住战马是轻而易举的事，但他意识到，如果这样做，会让齐国人误以为自己胆小，于是他放马疾驰，一直冲到齐军营垒前才掉头。此举极大鼓舞了晋军士气。在后来的战斗中，荀瑶又身先士卒，奋勇杀敌，亲手擒获齐将颜庚，取得了此战的胜利。公元前468年，荀瑶伐郑。齐国权臣陈恒（即田恒，古代陈、田同音，陈氏即田氏）率军救援郑国。荀瑶得知消息，主动引兵退去，但是派人给陈恒送去一封信。信上说：“您的祖先是陈国公子，陈国的灭亡（陈国于公元前478年为楚国所灭），郑国是出了力的（完全是胡说），所以寡君才派我攻打郑国，是为了替陈国报仇。但是您却跑来救援郑国，让我感到很不理解。难道您一点都不在乎陈国吗？既然您都不在乎，我又有什么所谓呢？所以我主动撤军了，恕不奉陪。”这封信东拉西扯，不着边际，显然只是为了调戏对方。陈恒阅后大怒，但又想不出什么词来回骂，只得提笔回信说：“老是欺负别人的人，不得好死！”不消说，荀瑶很快赢得了晋国人的好感。该有的他都有了：显赫的家世，尊贵的地位，伟岸的身躯，机智的谈吐，一往无前的勇气，货真价实的战功，还有调弄敌人的闲情逸致。他宛如一颗冉冉上升的新星，光芒四射，照耀晋国，连赵鞅在他面前都黯然失色。公元前464年，荀瑶再度伐郑，赵鞅派世子赵无恤随行，担任荀瑶的副手。赵鞅的本意，一是让无恤亲历战场，获得经验和名声；二是向荀瑶表明，晋国日后必定是荀瑶的天下，请他对无恤多多关照。可以说，这既是“知其雄，守其雌”的政治智慧，也是一位垂垂老矣的父亲对儿子的关怀与呵护。但是，荀瑶对赵鞅的拳拳之心并不以为意。据《左传》记载，这一战进行得并不顺利。晋军包围了郑国的首都新郑，却遭到郑军的猛烈反击，攻势一度受阻。战斗最危急的时刻，荀瑶命令身边的无恤出战，带领敢死队强攻新郑的南门。听到这道命令，在场的人都吃了一惊。冷兵器时代，攻城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强攻更是险上加险。守城者可以凭借着城墙和箭垛保护自己，而进攻者则暴露在箭矢檑木之下，还要扛着云梯等攻城器具越过护城河，极易伤亡。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进攻方一般不会采取这种“杀敌八百，自损三千”的笨办法。退一万步说，即便是强攻，也不该由无恤来担当。这倒不是说无恤不能冒险，而是没有让一支军队的副统帅去当敢死队长的道理。大伙都将目光集中在无恤身上，看他如何应对。无恤只说了三个字：“主在此。”主在此，这三个字看似简单，实则可软可硬，大有乾坤——软一点说，“有主将在，我不敢争先。”硬一点说，“你是主将，为什么不自己去？”总之就是我不去，你看着办吧！荀瑶盯着无恤看了几秒钟光景，突然操起案几上的一个铜酒壶，朝无恤狠狠砸去，发疯似的骂道：“懦夫！贱人！你这样的人居然也能当世子，我真替赵氏感到羞愧。”如果不是无恤躲得快，再加上众将死死劝住，荀瑶非将无恤砸死不可。无恤灰头土脸回到自己帐中，家臣都很愤怒，摩拳擦掌，要去和荀瑶拼命。无恤用一句话将大伙都劝住了。“父亲立我为世子，不就是因为我能忍吗？”强权之下不屈服，不妥协，但也不乱来，这就是在乱世之中的生存法则。事情到此，本来应该过去了。但荀瑶显然不解恨，从郑国回来后，他专门找赵鞅谈了一次，一本正经地建议赵鞅废掉无恤，另立世子。赵鞅听了，一脸错愕，不明白眼前这个人是过于颟顸（mānhān）还是过于跋扈。要知道选择继承人乃是家族内政，岂容他人插手？更何况赵鞅现在是晋国上卿，智氏家族虽然强盛，荀瑶也不过是个亚卿，凭什么对他的家务事指手画脚？荀瑶却没有关注赵鞅的情绪变化，仍在那里滔滔不绝，极力向赵鞅证明：不废无恤则赵氏必亡。可是赵氏亡不亡跟他有什么关系呢？站在竞争者的角度，赵氏的继承人越是不堪，不是对他越有利吗？赵鞅半眯着眼睛，听着听着，终于弄明白了：荀瑶这个人，从骨子里头有一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气质，但凡他看不惯的人，必欲除之而后快。如果是这样的话，选择外柔内刚的无恤来对付他，倒是没错了。赵鞅睁开眼睛，老练地打了几个哈哈，说了几句无关痛痒的话，便将荀瑶打发走了。新郑城下的这场冲突，为九年之后的晋阳之战埋下了伏笔。外柔内刚的赵氏族长赵无恤其实赵鞅选择无恤为继承人，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赵鞅骨子里头是个旧式贵族，对一切传统事物抱有一种温婉的敬意。他当权的时候，晋国公室已经极度衰落，大权完全把控在四大家族手里，但他以上卿之尊，仍然保持了对公室的尊重（至少表面如此），在那个年代是不多见的。在选择继承人的问题上，一开始他也是严格遵守周礼的规定，立了嫡长子伯鲁为世子。那时候，无恤还小，而且是奴婢所生之子，在众多兄弟中，地位最为低下（是以荀瑶称之为贱人）。赵鞅即便不立伯鲁，恐怕也轮不到无恤。直到有一天，一位名叫姑布子卿的相士来到赵鞅府上。赵鞅将自己的儿子都叫出来，让姑布子卿给他们看相。姑布子卿看完之后便摇头说：“您的儿子不少，但都不是大将之才。”赵鞅很紧张：“照您那样说，赵氏岂不是没希望了？”姑布子卿说：“我进来的时候，看到一个小孩在院子里玩泥巴，不知道是不是您的儿子？”赵鞅赶紧叫人将那小孩带进来，拍着脑袋想了半天才说：“这个是我儿子，叫什么来着……对了，无恤。”姑布子卿站起来说：“这位才是真正的贵人。”赵鞅说：“您不是开玩笑吧？这孩子的母亲，是我从狄人那里买来的奴婢，一点也不贵！”姑布子卿高深莫测地说：“天命所赐，虽贱必贵。”赵鞅再问时，他便笑而不答，飘然而去。赵鞅将信将疑，但是从此之后，便开始注意观察无恤的言谈举止，发现这个小孩确实有与众不同之处。有一次，赵鞅将自己总结的一些人生格言书写在竹片上，发给儿子们学习。过了些日子去检查，其他人都背不出来，只有无恤倒背如流，还能举一反三，说出自己的见解。赵鞅很惊奇，便问无恤为什么学得这么好。无恤从怀里掏出一个锦囊，小心翼翼地打开，从里边掏出那几块竹片，说：“我每天将父亲的教导带在身边，不时拿出来温习，自然记得牢。”这件事无疑大大增加了无恤在赵鞅心目中的分量。过了一些年后，无恤也成年了。有一天赵鞅将儿子们全召到跟前说，他在常山（即北岳恒山）埋藏了一件宝贝，谁先找到它，就有重赏。大家赶紧驾车出发去寻找，唯有无恤慢慢吞吞，不紧不慢，最后一个出发。几天之后，大伙都空手而归。无恤回来之后，却对赵鞅说：“我找到了。”“哦？”赵鞅很高兴地说，“在哪？”无恤说：“您所谓的宝贝，就是我们可以凭借常山之险，吞并代国。”代国位于今天的山西东北与河北西北交界之处，是白狄人建立的国家。赵鞅为了拉拢代国，将自己的女儿（也就是无恤的姐姐）嫁给代王为妻。但是在他心里，早就盘算着如何吞并代国来扩大赵氏的地盘，同时获得代地盛产的良马。这么多儿子去找宝贝，只有无恤看穿了他的心思。经过这件事后，赵鞅下定决心，废除伯鲁，改立无恤为世子。公元前458年，赵鞅去世。无恤办完丧事，还没脱掉孝服，就带人跑到夏屋（今山西省代县），请姐夫代王前来相聚。代王欣然赴会，他把这次宴请当作无恤上台后向他示好的表示，没有想到会有什么阴谋。席间宾主相谈甚欢，从无恤的脸上看不出一丝失去父亲的悲痛。如果是中原人，必定能够看出不对劲的地方——父亲去世不久，就算是装也得装出悲伤的样子，怎么能够谈笑风生呢？但是代王显然不懂中原文化，他毫无防备，很快就喝得酩酊大醉，他的随从也喝得东倒西歪。这个时候上来一队光膀子的精壮厨子，一人拿着一个长把铜勺，给客人分羹。无恤咳嗽一声，用宽大的袖子将脸遮住。代王还没反应过来，脑袋上已经挨了铜勺重重一击，立马脑浆迸裂。他带来的人也被如法炮制，悉数杀死。无恤迅速兴兵北上，轻而易举拿下代国。如果要问无恤这一票捞得有多大，其实也不算太大——一百多年后，赵氏的后人赵武灵王在这里设置代郡，下辖区区三十六个县而已。无恤的姐姐听到代王被杀的消息，呼天抢地，悲痛万分。当无恤派人接她回晋国，她哭泣道：“因为是自己的亲弟弟，就忘记杀夫之恨，是不仁；因为自己的丈夫死了，就怨恨弟弟，是不义。”于是跑到一座山上磨笄（jī）自杀。所谓磨笄，就是将发笄磨得尖尖的。代地的百姓怜悯这位刚烈的女子，将她自杀的地方称为磨笄之山（今河北省张家口）。而后人以“磨笄”代称后妃自杀殉国，典故就出于此。无恤为了姐姐的死，很是内疚。那时候伯鲁已死，无恤便将代地封给了伯鲁的儿子赵周，称之为代君。他这样做，也许是想告诉天下人，赵无恤不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他所做的一切，并非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赵氏。智伯的致命弱点：贪婪与傲慢赵鞅死后，荀瑶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晋国上卿，三位亚卿分别是赵无恤、韩虎（韩不信之孙）和魏驹（魏曼多之子）。荀瑶一上台，便雷厉风行地干了几件大事。公元前458年，荀瑶谋划进攻仇由。仇由是狄人建立的山中之国，交通极为不便，战车无法通行。荀瑶命人铸造了一口大钟作为礼物，载在牛车上送给仇由国君。仇由人欢欣鼓舞，在山中开辟道路迎接。道路开好后，晋国大军随着那口大钟一拥而入，消灭了仇由。公元前457年，荀瑶剑指中山。中山地处今天的河北省中西部，是白狄的一支——鲜虞人建立的国家。据《吕氏春秋》记载，中山军中有一种“力士”，身穿铁甲，手持铁棒，“所击无不碎，所冲无不陷”，战斗力极强。但是荀瑶显然不怕中山力士，一举攻下了穷鱼之丘（今河北省易县），后来又派人攻占了左人和中人（今河北省唐县），使中山遭受重创。公元前456年，荀瑶又命韩虎、魏驹率军讨伐居住在伊水和雒水之间的戎人部落，攻取卢氏城（今河南省西部），将戎人在伊、雒之间建立的大小政权全部摧毁。这一次行动的意义重大，“自是中国无戎寇”，解决了自春秋时期以来就一直困扰中原的戎患。应该说，荀瑶新官上任的三把火烧得很旺，赢得了满堂喝彩。有人甚至认为，若荀瑶照着这个路子走下去，必能成为晋国中兴的名臣。但是很显然，荀瑶的志向不在于晋国中兴。他将三位亚卿召集起来开了一个会，讨论原来范氏和中行氏的土地归属问题。这些土地，自从二氏灭亡后，一直由公室代管。荀瑶提出，现在公室人才凋敝，难以管理这么大片的土地，不如分给四大家族来管理。三位亚卿都无异议——谁会有异议呢？当然，有一个人很有意见，那就是晋国名义上的统治者晋出公（晋定公于公元前475年去世，晋出公是他儿子）。晋出公一怒之下，向齐、鲁两国发出密函，请求他们发兵“清君侧”，讨伐四大家族。这下捅了马蜂窝，四大家族联手起来，将晋出公赶出了晋国。国不可一日无君。晋出公出逃后，一个名叫姬骄的公室子弟被立为国君。姬骄是晋昭公的曾孙，他的祖父公子雍是晋昭公的小儿子，他的父亲公孙忌跟荀瑶的关系很好。因为这层关系，他才被荀瑶选中。姬骄在历史上是如此不重要，以至于在《史记》的记载中，他一时被称为晋哀公，一时被称为晋懿公。而在其他史料中，他又被称为晋敬公。到底哪个才是他真正的谥号，没有人花心思去考证。荀瑶现在成为了晋国的第一人，智氏家族也成为晋国的第一大家族，实力远在另外三家之上。从公室瓜分来的土地，智氏获得最多，超过其他三家的总和。他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大兴土木，给自己盖了一座宫殿。宫殿落成之日，家臣都来祝贺。有一位名叫士茁的，一直拖到晚上才来。荀瑶半带着醉意，不无炫耀地问士茁：“这房子壮观吗？”士茁回答：“壮观是壮观，但是下臣总觉得有些担忧。”荀瑶说：“你有什么好担忧的？”士茁说：“下臣为智氏掌管文书，看到书上说，高山峻岭，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土质不肥。您这房子造得太壮观了，我怕它不太适合居住。”士茁这些话，记载于《国语》。该书还煞有介事地说，荀瑶的宫殿建成后三年，智氏果然灭亡，仿佛两者之间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事实当然不是这样，荀瑶的致命伤，绝不是他喜爱豪宅。喜爱豪宅有什么错呢？家大业大了，建所大房子难道不应该吗？荀瑶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他目中无人。有一次荀瑶从卫国出差回来，韩虎和魏驹设宴为他接风。好好的一场宴会，却因为荀瑶戏弄韩虎并侮辱其家相（家臣之长）段规，最后不欢而散。事情具体经过，据明人冯梦龙杜撰，是荀瑶喝醉了，对韩虎说：“我曾经查遍史册，天下与您同名的，只有齐国的高虎和郑国的罕虎，加上您也就三个人。”韩虎无言以对，段规在一旁听了，很不是滋味，站起来说：“君子以礼相待，不直呼其名，请不要拿我家主人的名字开玩笑。”那段规生得五短身材，站在韩虎身边，头顶还不到韩虎的胸部。荀瑶也不生气，用手拍着段规的头顶说：“小朋友知道个啥，这不是你玩儿的地方，小心三虎把你给吃了！”说完一阵大笑。段规气得浑身发抖，但是不敢发作。韩虎则佯装喝醉，闭着眼睛说：“智伯说得对啊！”然后告辞而出。荀瑶被称为智伯，是他自己要求的。当时的习俗，地位高的卿大夫一般尊称为“子”，如韩虎被称为韩子，魏驹被称为魏子，鲁国的三桓也被称为三子。荀瑶显然认为自己高人一等，不屑与他们为伍，便给自己进了个“伯”——伯者，诸侯之长也。荀瑶的狂妄，由此可见一斑。宴会结束后，家臣伯国向荀瑶进言：“您今天得罪了韩虎和段规，以后得防着他们一点，否则的话，必有灾难降临。”荀瑶不以为然：“是不是有灾难，那要看我高不高兴。我不发难，谁敢对我发难？”伯国说：“恐怕不是这样。《夏书》上说，一个人屡犯错误，结怨于人，虽然矛盾没有显露，也要加以防范。《周书》上说，怨恨无大小。君子注意细节，所以没有大难。今天您在宴席上戏弄了人家，又侮辱他的家臣，还认为他们不敢发难，这可真是大错特错。要知道，连蚊子蚂蚁都能害人，何况是韩虎、段规这样有实力的人！”荀瑶嗤之以鼻。韩虎算得上有实力吗？也许有，但是跟他比起来，还差得远。四大家族中，韩氏的地盘最小，军力最弱，荀瑶只消伸出一根手指头就可以将韩虎掀翻。段规就更不值一提了，众卿饮酒，他一介家臣，五等残

韩国黄片，赶忙退走。但后金军紧追不舍，张承荫说：“战也死，不战也死，不如跟他拼命，即便死了，我也是大明忠臣。”于是掉头迎战，后金军不防他杀个回马枪，许多人被杀。俄而一声鼓响，后金军万箭齐发，箭如飞蝗，张承荫死于乱箭之下。张承荫是第一个与后金作战战死的总兵。此战后努尔哈赤围攻清河，守将邹储贤坚决抵抗，千名明军炮兵用火炮杀伤后金军，后金死千余人。努尔哈赤令工兵手拿厚板挡着脑袋，冒着炮火，顶着箭雨，在城墙下挖墙根。城东北角被挖开大洞，后金军攻入。邹储贤退守城南，李永芳在城下招降，邹储贤说：“你既然投奔了后金，那么我们之间就没有朋友情义了。你快走吧，不然我就放箭了。”邹储贤最终战死，明军万人阵亡。与此同时明朝的各路援军或遭到拦截，或畏缩观望，或中途撤退，或停滞不前，坐看清河失守。打下抚顺和清河后，努尔哈赤将一名明军俘虏割掉耳朵，让他作为信使去报信，代替自己向明朝宣战，他强硬表态：“如果明朝以为我没理，可约定日期开打，十天半个月后都行，如果觉得我占理，那么可以向我交纳布帛，息事宁人。”此时的明朝统治者宛如一个坐在马车里的孩子，他手里抓住拴在车内的两条绳子，就以为他在驾驭车辆，而实际上明朝这个千疮百孔的车辆早已在贪官的腐蚀下报废，在这种情况下发动对后金的萨尔浒之战，明朝的后果可想而知。抚清之战后，努尔哈赤对群臣说：“人们都说神仙和佛是善良的，然仙佛虽善，而居心不善者，不能为也。必勤修善行，才能与之相合。君主奉天命治理国家，修明政教，举世享太平之福，则一人有道，万国安宁，比仙佛强多了。人皆知鬼魅之邪恶，然而鬼魅虽恶，遇到阳寿未尽之人也不能加害，必须阳寿已尽，才能被鬼魅加害。如果君主无道，导致盗贼蜂起，黎民有死亡之忧，是一人失德，祸及万方，其恶甚于鬼魅。明万历帝罔念友邦，兴兵构怨，皇天震怒，万众被杀，其害与鬼魅有何异？”努尔哈赤可谓完全颠倒黑白，明明是你发布七大恨后主动侵略大明的抚顺和清河，却说是万历兴兵来打你，脸皮的确够厚。当天，努尔哈赤还说：“从来国家之败亡，不是财用不足，都是因为骄奢淫逸所致，夏桀、商纣王、秦始皇、隋炀帝、金国完颜亮，都是贪财好色，沉湎于酒，昼夜宴饮，不修国政，遂致身死国亡。”（《清太祖圣训》）后世史家据此认为努尔哈赤对于中国历史还是有一定了解的。而事实上，努尔哈赤对于中国历史的了解远出后人所想，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时，努尔哈赤曾对各位贝勒说：上天养育万物，公而无私，非者非，不以国大而庇之，是者是，不以国小而弃之。朕观历代帝王，最初都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备尝艰辛，而后成大业。虞舜躬耕历山，克尽孝行，遂声闻于天而登帝位。汉高祖本来是泗县亭长，奋力于行伍间，平定祸乱，遂有天下。金太祖服侍辽国天祚帝，差点被杀，卒能奋志修身，收服渤海国，灭辽称帝。明太祖父母双亡，栖身佛寺，历尽艰危，终成帝业。这些都是上天眷顾有德之人，不忍弃之。周宣王时，有童谣说：厌孤箕服，实亡周国。后来周幽王宠幸褒姒，紊乱国政，西周灭亡。秦始皇雄踞西陲，吞并海内，修长城防御边界，信方士访求神仙，自称一世二世至万世，传之无穷，乃恣意暴虐，二世而亡。宋徽宗招降纳叛，构兵开衅，被金国击败，父子被俘，身死于外。金国完颜亮违背天常，荒淫无道，获罪于天，最终被杀。元顺帝不畏天威，不治国政，排斥贤能，信任奸佞，致使盗贼蜂起，国祚衰亡。这些都是天厌凶德，不因为国家强大而庇护之。现在明朝君臣自恃强大，蔑视上帝（按：努尔哈赤并不信天主教哦），任意生杀，妄启边衅，助叶赫部侵略我疆土，毁坏我房屋，抢夺我庄稼，肆虐无已。朕观古今典籍，国虽大，而历数将终，则君臣庸暗，纲纪倒持，最终灭亡。国虽小，而运祚方兴，则民物繁盛，寝以昌炽。总之这些都是因为天命。现在明朝灾异屡见，君臣不务修省，终必遭天罚。纵然国大兵强，岂足以凭恃？一个人能引咎修德是上策，文过饰非则是下策。后世子孙宜法前代之所以得，鉴前代之所以失，迁善改过，上合天心，则可以永享国祚！从周朝说到自己的对手明朝，由此可见努尔哈赤深厚的中国历史功底和汉文化造诣，这绝不是一个北方普通“蛮夷”所能达到的。但是明朝在抚清之战败后，才拿努尔哈赤当事儿，才刚知道重视这个可怕的对手。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万历皇帝派杜松、马林、刘綎、李如柏兵分四路，共十二万大军（此外还有叶赫部和朝鲜各一万多人助战），号称四十七万大军，围剿努尔哈赤。出兵祭旗时那头牛可能是牛魔王下凡，刀捅了三次才把牛捅死，誓师大会上大将刘招孙骑马舞槊，因槊柄腐朽，槊头一下子飞了出去。誓师大会上出了这样的问题，对于军心士气自然是有极大打击，其实对于这种事，关键在于因势利导，誓师大会上出问题是常事，比如武王伐纣的誓师大会，遇到大风把旗杆折为三截，正在军心浮动之时，姜子牙说：“这是天洗兵，帮我们冲掉浊气。旗杆折为三段是启示我们兵分三路。”结果周军士气大振，兵分三路攻灭纣王。如果我是杨镐，一定会说：牛被捅了三次才死预示着我军要跟努尔哈赤经过三次战役才能彻底歼灭他，槊头飞出去预示着我们在剿灭努尔哈赤的战斗中努尔哈赤的人头就会像这个槊头一样飞出去。这样一说，自然会士气大振。看来作为主帅，随机应变的口才也很重要。万历对于杨镐的任用可谓所托非人，杨镐在抗倭援朝战争中曾被日本人打得大败，临阵脱逃，可是他却谎称胜利而上奏。后来在辽东当官时他乱杀边民来冒功，被御史参奏后革职，而此番万历皇帝居然让他当兵部尚书、辽东经略，赐给他尚方宝剑，真不知万历皇帝怎么想的。有人会说，万历皇帝昏庸无能，自然是所托非人，但在历史上万历皇帝其实被人误解很大，他堪称一代英主，绝非昏君，这个问题后面我们会说到。杨镐在出征前将自己的出征时间、地点、进攻方向写成一封信，并托人送给努尔哈赤。因为在杨镐看来天朝大军打努尔哈赤是没问题的，所以来了个光明正大。努尔哈赤的兵力虽然只有明军的一半，但他知道明朝的虚弱，他想戏弄下杨镐，便派人与明朝议和，他的议和条件很是奇葩，只要明朝给自己三千两白银、三百两黄金、三千匹绸缎，自己就不跟明朝打。杨镐一看，我兵力是你的两倍，我还要给你钱，你当我傻？于是大军继续挺进，直捣努尔哈赤首都赫图阿拉。得知敌军情况后努尔哈赤有四种方案选择：（一）坚壁清野，隐藏主力。（二）负隅顽抗，死守硬拼。（三）分路抵御，各自为战。（四）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努尔哈赤经过仔细权衡，决定用第四套方案，他说：“任尔几路来，我自一路去。”那么努尔哈赤是怎么对四路明军各个击破的呢？咱们一个个看。先看西路，即抚顺路。杜松是此路总指挥。他是一员虎将，经常进攻蒙古，前后百战，每战必胜。蒙古人被他打怕了，听说明朝太师最大，就叫他杜太师（明朝生前就是太师的只有张居正）。虽然如此，但他气量狭小，比如他曾跟人吵架，一气之下当了和尚，后来还俗，接着打仗。后来他吃了败仗，竟然要自杀，好歹被人拦住了，可他感觉没消气，一赌气烧了军需库，因此被罢官。此次重新启用他，是戴罪立功。他一心想生擒努尔哈赤，因此尽管此时正下大雪，他因立功心切，令士兵冒雪前进，到了浑河，就是努尔哈赤想当年率四个人击败八百名敌军的地方，杜松脱了衣服，赤膊渡河，众将请他披甲，他说：“披着铠甲杀敌不是爷们。我从参军到现在，都不知道铠甲有多重。”于是他率军渡河，与此同时努尔哈赤在浑河上游使河水决堤，河水暴涨，许多士兵溺死。龚念遂所部的辎重营因渡河困难，留在河对岸，杜松率军到了对岸，见有小股后金军，毫不犹豫地将其击败，后金军逃进山谷，他怕有埋伏，禁止追赶。这个山谷就是萨尔浒山谷（今辽宁抚顺东大伙房水库附近）。杜松留一部驻守此地，自己率一部进攻萨尔浒山旁边的界藩城。努尔哈赤见状，就派长子代善率军守界藩城，自己亲率四万五千人进攻谷口的明军。两军相遇后立即开战，霎时阴云密布，天昏地暗，咫尺不辨人影。明军点起火把作战，由于平时疏于训练，许多箭镞射在柳树上，而后金军见明军点着火把，在黑暗中更为好认，于是一枚枚箭镞射向明军，明军死伤惨重。后金军乘势冲锋，刀砍斧剁，如同切菜砍瓜一样杀得明军七零八落。激战中，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异常显眼，时而挥刀乱砍，时而盘马弯弓，连斩数人，明军弓箭手瞄准皇太极射去，可皇太极盘腿跨蹬，在马背上一倒，回首射出旋身箭，把射他的弓箭手射死。随后他抡起战刀，虎虎生风，飞蛇似的箭镞还没近身，他早已左拨右撩把箭镞拨落在地，掉在地上的箭镞如秋天的高粱地，然而就是无法伤到皇太极。就在努尔哈赤与萨尔浒山谷前的明军激战时，杜松赶到距界藩城不远的吉林崖，在此安营扎寨。杜松大营战车环列，挖堑壕树栅栏，外面摆放火器，后金军铺天盖地而来，明军于是施放火器，震耳欲聋的巨炮和火铳将后金先锋部队炸得血肉横飞，仰攻的后金军处于不利的地势，此时杜松忽听见身后杀声突起，原来是代善率军杀来。杜松急令后队改前队，与敌混战。双方不分胜负，杀得野草瑟缩、万木染红。此时界藩城内的后金军也杀出，杜松忙令前队再改为后队迎敌。正在你死我活的拼杀时，森林中又冲出一支人马进攻杜松。杜松已腹背受敌，哪里禁得住三面夹攻。只见一支暗箭飞来，直中杜松心脏，他应声坠马而死。主帅已亡，明军更加混乱。很快，冲上来的后金骑兵便以凌厉的攻势控制了吉林崖山头，铁甲骑兵趁势冲入明军战阵，像一把利刃插入明军心脏，顿时万马奔腾，嘶鸣鼎沸，明军如波开浪裂，在驰突纵横的八旗铁骑下被杀得七零八落。努尔哈赤发挥了骑兵作战的全部优势，几乎在瞬间便使明军大营留下了漫山遍野的尸体。战后，努尔哈赤赶来，立马山下，在凛冽的寒风中挥刀呼叫，他自己也为这排山倒海的阵势激动起来。西路军全军覆没。那么这第三支部队是哪来的呢？原来是努尔哈赤干掉山谷的明军后派来的。乾隆这样说此次战斗：“我军纵横驰突，无不一当百，遂大破其众，（明军）横尸亘山野，血流成渠，其旗帜器械及世祖死者，蔽浑河而下，如流澌焉。”西路完了，下面轮到北路，也就是开原路了。北路指挥官是马林，他的父亲是马芳，这个人很厉害，厉害到他的儿子马林本来是文人，却当上了总兵。至于马林的作战水平，想必你已清楚，他打仗不行，但懂文学，能写诗，写得一手好字。听说杜松的下场后，马林把军队一分为二，他自己驻守尚间崖，潘宗颜驻守斐芬山，他用战车围起来挖了战壕，还有杜松的那个辎重营，统帅是龚念遂，三个营构成品字形。努尔哈赤尽管兵力是马林的三倍，但还是集中兵力先干龚念遂营。努尔哈赤率一千精骑，从龚念遂所部薄弱的一隅冲出一个缺口，随后后金军像潮水般涌入，全歼敌军。努尔哈赤在歼灭龚念遂所部后，一刻不停，继续进攻马林本部，明军发鸟枪、放巨炮迎战，后金军冒着明军的炮火猛冲，尸体堆积如山，接着两军混战厮杀，冲杀声和惨叫声组成了悲壮的交响曲。不久，明军火药用完，该后金军发飙了，后金军很快控制了明军阵地，他们的刀架在明军的脖子上了。后金军骑兵驰骋，利刃飞舞。正在激战之际，马林见势不妙，临阵脱逃，他的两个儿子死于乱军之中，群龙无首的明军更加混乱，死尸堆满了山谷，该部覆没。努尔哈赤随后把潘宗颜所部一锅端了，北路军全军覆没。北路完了，该东路了，也就是宽甸路。东路主将是刘，他参加过抗倭援朝战争和平定播州之乱，万历三大征打了两个。他善用刀，他的刀一百二十斤，他能单手举起一张摆满了酒菜碗筷的柏木八仙桌，在大厅中绕行三圈。此外他还精于骑射。先说射，一次他让人在板上用墨乱点，他能在远处用弓箭将所有墨点处射中，再说骑，他让人牵来几十匹马，他一嗓子喊下去马都过来了，又一嗓子喊下去马都退了。不光如此，他还能喝，每次临阵都要喝酒一斗多，兴奋自己的神经。看起来刘是个猛人，然而他却缺乏一个大将最需要的品质——稳重。我始终认为稳重是一个人走向成功的最可贵品质，只有稳重才能对事务的把握恰到好处，而之所以能恰到好处地把握，则因为有充分的准备，自己胸有成竹。单纯有才智的人未必能成功，而稳重则是什么时候用自己的才智，如何用自己的才智的问题。中国人对年轻人的最高评价就是少年老成，所谓老成，就是稳重。中国话里的“老练”、“老实”、“老马识途”、“老骥伏枥”，与“老”有关的词汇几乎都是褒义的，换句话说，中国文化最看重的就是稳重。此时杜松、马林全军覆没，在对另外两路情况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刘居然率军出发了，这岂是一个稳重的军事家所为？刘率领他的连大炮都没有的队伍继续前进，此时粮食也吃完了。他在无奈地率军前行时，一个努尔哈赤派来的假冒杜松所部的使者来了，使者传达杜松命令，让刘与他会合。刘说：“我是总兵，杜松也是总兵，他凭什么命令我？”假使者说：“我们主帅因为事情急才这么做。”“那为什么不点烽火呢？”“边塞之地点烽火不便，不如我骑马来更快。”刘这才相信，于是率军与杜松会合，走着走着，见山上有一军龙旗飘扬，他想这不是努尔哈赤吗？当即横刀跃马杀上山来，努尔哈赤派兵迎战。在刘綎的刀下许多后金军身首异处，刘想仰攻费劲，不如诱敌至山下，于是率军下山。后金军也追下来，杀得难解难分，双方都有些疲倦，只有刘越战越勇，虽两臂受伤，仍毫无惧色。忽然一支手举火把的部队的到来打破了僵局，刘从火光中望去，见一杆大旗“杜”，大喜，说：“杜松来了，是天助我灭后金了。”话未毕，一将已到马前，头戴金盔，身穿铁甲，正是明将，只是刘不认识，刘刚要问对方是谁，来将问：“您是刘吗？”“是。”刘话音未落，来将手起刀落，削掉刘半边脸，砍死刘。原来是代善全歼杜松军后，得了许多盔甲，他教军士改扮明军，杀刘的人就是代善。刘死后，他那些手执竹矛、身披藤甲的步兵被后金铁骑杀得片甲不留，尸体绵延数十里。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蔡济恭在《松山杏山之间京观累累，追忆刘都督富车战亡不禁长城一坏，胡马饮江之叹，慨然有作》中，豪气干云地表达了刘綎殉国的哀思：我有三尺芙蓉剑，我有百斛葡萄酒。剑以出匣击大荒，酒以停车洒丛莽。刘公壮略安东土，乱杀倭寇如杀狗。天半麒麟为公起，肘后都督金印绶。建酋虽骁一胡雏，泰山压卵何有乎？天不祚明公战死，官军血流边草涂。公在两间为鬼雄，鞭霆驾风慑群胡。至今京观屹相望，冤气矗天天为瘿。安知不有东征士，同葬此中啾啾呼。如今未暇为尔悲，茫茫桑海悲黄图。倚剑酹酒一悲歌，回风吹尘暗平芜。刘这一路被歼灭后，后金兵乘胜而前，杀至富察甸，遇到康应干部明军几千以及一万多朝鲜军。后金军很快杀尽了数千明军。朝鲜统帅姜弘立见势不妙，在关键时刻一咬牙，一跺脚，一捶胸，一顿足，最终决定向后金投降。二十七年前朝鲜即将亡国时大明全力相援，而今朝鲜军见死不救反而向后金投降，人格卑下，由此可见一斑。朝鲜军队投降后金后，还把战败后与大部队失散的数百明军尽数交与后金军队，真是缺德带冒烟的。明军游击将军乔一琦血战三天三夜，刚刚在朝鲜军营吃碗冷面，就被朝鲜军以刀相逼，喝令他出营向后金军投降。乔一琦大叫一声，跃身投崖而死，为国尽忠。努尔哈赤很鄙视朝鲜人的做

界上，还发生了一些令人瞩目的事件：乾隆二十年（1755），俄国建立莫斯科大学；乾隆四十五年（1780），美国科学院在波士顿成立；乾隆四十九年（1784），哥伦比亚大学成立；同年，德国出现第一位女医学博士。这些，都使人类新文明的曙光在天空亮了起来。而这时的乾隆正陶醉在中华古老文明的夕阳辉煌之中。乾隆六十年（1795）会试，各省上报八十岁以上参加会试者一百一十六人，实际参加会试并三场完竣者九十二人，乾隆听了这件事非常高兴，对参加会试的这些老人大加赏赐，乾隆借兴教尊老之名，正在粉饰他的太平盛世。乾隆这种对西方工业科技的巨大进步和世界发展潮流的浑然不觉，更突出地表现在接见英国使臣马戛尔尼的访华中。2.英使马戛尔尼访华18世纪中叶，英国进人产业革命时期，随着蒸汽机被普遍应用于生产领域，逐渐取代了传统的手工劳动，使社会生产力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为了在海外寻求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英国政府积极推行对外侵略和扩张政策。由此，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成了英国注意的目标。但此时的中国，对海外贸易有很多限制，外贸港口只有广州一处，远远不能满足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贸易的需求。为改变这一状况，扩大对华贸易，英国政府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曾派使节喀塞卡特前来中国，但未到达即病死途中。乾隆五十七年（1792），英国政府又派出更高级别的使团来中国，全权特使为富有外交经验的英国驻孟加拉国总督马戛尔尼勋爵。使团以向中国皇帝祝寿为名，于这年八月初十从英国朴次茅斯起程，经大西洋、印度洋，至中国南海，然后由浙江、山东沿海北上，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六月抵达天津大沽口。随行人员包括副使司当东及军事、技术人员等七百余人，并带有英王致乾隆帝的信件和各种礼品，包括天文望远镜、地理测绘仪、乐器、钟表、图册、车辆、武器、船只模型及各种丝织品，价值总共一万三千多英镑。清廷对马戛尔尼使团来华开始十分重视，乾隆帝多次为此颁布谕旨，命令沿海各省，如英国使船过境、泊岸，应派官员迎送犒劳。马戛尔尼一行到达天津时，直隶总督梁肯堂专程从保定来到天津负责接待。英国使团在天津稍事休息后即前往北京。到北京后，留下部分技术人员在圆明园和大内安装所带仪器外，其余人员随马戛尔尼赴热河（今河北承德）避暑山庄谒见乾隆帝。此时，双方在使团谒见乾隆帝时的礼节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执。以往，西方国家派使团到北京，也常就谒见皇帝的礼节与中国政府发生争执，甚至因此而陷人僵局，使访问失败。此次英国使团来访，清廷仍然妄自尊大，将其视为文明低下的“蛮夷之邦”，理应匍匐在自己脚下，坚持要求使团成员见乾隆时要行磕头礼。而当时已成为西方“海上霸主”的英国也目空一切，骄横傲慢。同时，皇权专制已经在西方没落，自由平等的人权观已经在西方流行，再向专制帝王行三跪九叩的礼仪已经被认为是愚昧的象征，因此，英国使节拒绝了清政府的这一要求。使团到达热河，争论仍未解决，乾隆帝对此很不满意，甚至以“全减其供给”相威胁。最后，双方总算达成妥协，马戛尔尼等以见英王之礼谒见乾隆帝，以单膝下跪，但免去吻手动作。乾隆终于在避暑山庄万树园接见了使团，随后，马戛尔尼向清政府提出了英国方面的要求，希望乾隆同意他们使臣常驻北京，在北京设立洋行，希望中国开放天津、宁波、舟山等为贸易口岸，在广州附近拨一些地方让英商居住，又希望英国货物在广州至澳门的内河流通时能获免税和减税的优惠。本来，这是可以谈判的事，但对乾隆来说却不存在任何谈判的可能。他在给英国国王写的标题为《赐英吉利国王敕书》的信中说：“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域森然，即使岛屿与沙州，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从无外人等在北京城开设贷行之事。”“此与天朝法制不合，断不可行。”这几句话，至今还有人认为充满了爱国主义的大义凛然，与以后清廷签订的卖国条约不可同日而语，但事实上它们之间存在着必然的逻辑联系。本来，康熙早在1684年就已经开放了海禁，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分设四个海关欢迎外商来贸易。过了七十多年，乾隆反而关闭其他海关只许外商在广州贸易，外商在广州也有许多可笑的限制，例如不准学说中国话、买中国书，不许坐轿，更不许把妇女带来等等。康熙向传教士学习西方自然科学，关系不错，而乾隆却把天主教给禁了。自高自大，无视外部世界，满脑子天朝意识。当初雍正、乾隆是如此反感孔子儒家的“华夷有别”、“尊王攘夷”等民族偏见意识，现在这些观念都化为了乾隆的骨髓，乾隆王朝表面繁荣的外衣下，内部已经开始腐烂了。马戛尔尼使团走了，他们要求与清政府建立外交和商业联系，扩大对华贸易的目的未能实现。但是，他却看穿了乾隆盛世虚华的外衣下，已经腐败衰弱的肌体，它就像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虽然在体积和外表上强于邻船，可一旦由“没有才干的人在甲板上指挥，那就不会再有纪律和安全了”。对一种落后文明的崇拜，使清王朝的大厦出现了凶兆。【点评】乾隆承接祖、父们的基业，终于迎来了满清王朝的最大繁荣；而他的灵魂也完全被华夏古老的君主专制文明所同化、所陶醉，看不到外面新世界的滚滚潮流。乾隆盛世的外衣下潜伏着巨大的危机。第九章曹雪芹与《红楼梦》乾隆时期，清朝迎来了它繁荣的顶峰，然而社会的各种矛盾也在不断积聚，盛世的外衣下面潜伏着危机。就在这个时候，北京城里开始流传着一本小说，揭露了官僚、贵族们的奢侈糜烂生活，它就叫《红楼梦》。开始，人们还弄不清作者是谁，后来经过研究，才知道写书的作者叫曹雪芹。曹雪芹，原名曹沾，生于何年何月何日，没有确切的资料，有一种说法：《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去世的那年（1715，康熙五十四年）正是曹雪芹出生之年。一般认为，不会太早于此，也不会太晚于此。曹雪芹的祖上为汉人，远祖曹锡远曾任明代沈阳中卫的地方官，后成为努尔哈赤的俘虏、奴隶。其子曹振彦被编入旗籍，崇祯七年（1634）转入多尔衮统率的满洲正白旗，任军中“佐邻”，后随清军入关，护驾有功，成为直接为皇帝服务的内务府正白旗包衣，这在当时是只有经过长期考验的最忠实的奴才享有的殊荣，对一个汉族出身的人来说，尤其如此。也正因为这样，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的夫人才有可能被选入宫中，当幼年康熙的保姆，曹玺的儿子曹寅又给幼年康熙当伴读。康熙登基后，立即委曹玺以重任，派他到江宁当织造，而且此职从此后不再三年一换，成了曹家世袭的官位。江宁（即现在南京）是南方富裕的地方，织造是专替皇族办服装的官，是个赚钱的差使，官阶虽然不高，地位却十分重要。整个康熙时期，曹家三代都受着优厚的待遇和特殊的信任，康熙五次“南巡”，有四次以织造府为行宫。曹家于是成为江宁的“百年望族”。曹玺死后，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父亲曹颙接替了这个官职。雍正帝继位后，因为皇室内部的纠纷，牵连到曹家，雍正帝认为曹家反对过他，不但革了曹的职，还下令抄了他们的家。那时候，曹雪芹是个十岁的孩子，已经懂事，看到家庭遭到这样大的灾难，幼小的心灵受到了很大打击。曹雪芹的父亲丢了官，在江宁待不下去了，只好回到北京老家，生活越来越穷，家庭的灾难也接二连三发生，到后来，父亲曹颙也死了。曹雪芹的生活也更加困难，他只好搬到北京西部，盖了几间简陋的茅屋，饥馑度日。当初，曹颙是个殷勤好客之人，且与英国商人有直接往来。有一英商菲立普就应曹颙之请为他的工厂传授纺织工艺，并在曹家宣教《圣经》，纵谈莎剧，虽然不敢说曹雪芹接受了什么影响，但这种家庭气氛对开阔他的视野当不无作用。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曾经收藏书十余万卷，曾主持编刊过《全唐诗》、《佩文韵府》等，是颇具江南风雅的人。这个家庭背景对聪慧异常的曹雪芹来说，无异于“天助”。家道衰败以后，曹雪芹二十岁左右，开始为生计奔波，他当过小吏、教师，以至舍夫，他对曾经的荣华生活已不抱幻想。即使挣得祖上般的富贵，也会在一夜之间沦为赤贫。他对仕途的蔑视程度，是没有经历幻灭的其他文人无法望其项背的。他唯一不改的是吟诗作画、饮酒听曲的嗜好，甚至“杂优伶中，以串戏为乐”。曹雪芹的物质生活虽然凄楚悲凉，但气质上兀傲的豪气却是各类人中均少见的，他既没有那些当鸟吏鳖官的奴气，也没有粗鄙无文者的野气和贱气。他倜傥不群，感情舒展，人格的光彩反而因这种特殊的经历而愈发自由闪烁，他不想再得到什么，他也不怕再失去什么，他疏朗诙谐，雄辩健谈，傲骨嶙峋。他最亲近的朋友是皇室贵胄的飘零子弟敦敏、敦诚兄弟和私塾先生张宜泉。敦敏、敦诚兄弟本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二子英亲王阿济格的五世孙，阿济格在顺治初年被抄家，赐死。他们是比曹雪芹更位高跌重的人，对人间世态的体会当是心心相印的。他们三人都很欣赏魏晋名士的风骨，尤其推崇阮籍，曹雪芹曾字“梦阮”，敦诚亦有诗“懒过稽中散，归于阮步兵”。曹雪芹能诗善画。他的诗充满“新奇”，敦诚曾称赞曹雪芹的诗“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破篱樊”。唐代诗人李贺是有名的“鬼才”，与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并列，人称诗鬼，其诗意奇拔诡异。曹雪芹的画和他的人一样，也充满奇气，敦敏有首《题芹圃画石》诗说：“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见此支篱。醉余奋扫如篆笔，写出胸中块垒时。”曹雪芹一生的生活境遇从荣华的贵族生活到赤贫文化人，胸怀旷世之奇情奇才，万千抑塞愤懑从胸中呼出，历时十年，化作了惊世灿烂的文学巨著《红楼梦》。一块通灵的玉石来到人间豪门贾府，体会人世的荣辱兴衰、爱恨恩怨、黑暗腐朽，最后由色悟空，仿佛红楼一梦。这部对人世绝望的不朽巨著，似乎正是对危机四伏的乾隆盛世的一个文学预言，也是对中国几千年专制王朝的一个文学性总结。《红楼梦》问世以后，不仅受到国内人民的欢迎，而且影响到了全世界。在1842年就有一部分被译成英文，此后，英文、俄文、德文、法文、意文、日文、越南文、荷兰文等译本陆续出现，不下几十种，并且渐渐形成了一个研究《红楼梦》的学科，被称为“红学”。【点评】似乎是曹雪芹特殊的生活经历产生了《红楼梦》，然而这种特殊的经历正是专制王朝吃人本质的逻辑必然，专制伦理体系使每个人都生活在异化的社会关系之中，失去了每个人的自由和幸福，弥漫世间的只有伪善、世故、野蛮与丑恶。第十章大贪官和珅嘉庆从乾隆手中接过了权力，同时也接过了盛世外衣下的一连串危机，其中最紧迫的是和珅问题。历史上的和珅官到侍卫大臣、议政大臣、文华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人们印象中的和珅，是一个油头滑脑、阿谀逢迎、机关算尽、不学无术的奸臣形象，在人们的眼里，他没有什么才能，只会阿谀逢迎，因而不断遭到像刘墉、纪晓岚这样正直大臣的捉弄。其实并非如此。一、出身满洲，聪明机敏和珅生于乾隆十五年（1750），比乾隆小三十九岁，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他的父亲任福建副都统。和珅十岁左右，有幸进入皇宫里的咸安宫官学，学习儒家经典和满、蒙文字，受到良好的教育。乾隆三十五年（1770），他二十一岁参加顺天府乡试，没考中举人。但由于其出身满洲正红旗，做了宫廷三等侍卫，开始出入宫廷。这给他提供了接近乾隆的机会。但乾隆的侍卫很多，为什么会欣赏一个低等侍卫呢？据野史笔记记载：有一次，乾隆要出巡，突然找不到仪仗用的黄伞盖，就问这是谁的责任，很多侍卫吓得不敢吭声，和珅却在一旁说：“管此事者，当负此责。”这句话给乾隆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又有一次，乾隆在轿子中边行进边背诵《论语》，突然忘了下文，在轿旁跟班的和珅脱口而出接上，乾隆由此很喜欢他。乾隆四十年（1775），乾隆到山东巡视，和珅随从。乾隆喜欢乘一种骡驾驭的小车，每行十里，更换一次，其快如飞。有一天，和珅碰巧跟这种小骡车随侍。在路上，乾隆看见和珅，问：“你是什么出身？”和珅回答说：“文员。”乾隆又问：“你下过场赶考吗？”和珅说：“庚寅年曾参加过科举考试。”乾隆又问：“什么考题？”和珅说：“孟公绰一节。”乾隆又问：“现在能背你做的文章吗？”和珅于是一边行进一边背诵，流畅异常。乾隆于是说：“你的文章也中得。”乾隆同和珅的这次谈话，成了和珅政治生涯的转折点，从此，和珅得到乾隆的赏识，官运亨通，青云直上。二、精明干练，拉帮结派和珅是一个既有学问又善权术的人。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多才多艺，通晓满、汉、蒙、藏四种语言文字，又亲善热情，广结善缘，办事干练，成绩突出。乾隆用兵西藏和喀尔喀时，所有的谕旨都是用满、汉文下达；颁给达赖和喀尔喀的敕书，则兼用藏文和蒙古文。大臣中能懂藏文的非常少，只有和珅能把这些谕旨，用满文、蒙古文和汉文等各种文字撰写出来，加以翻译，并把事情办理得很好。乾隆四十五年（1780），三十一岁的和珅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远赴云南査办云贵总督李侍尧贪污案。和珅一到云南，首先拘审了李侍尧的管家，取得实据后，迫使精明强干的李侍尧不得不认罪。和珅从接受这个任务，到乾隆下御旨处治李侍尧，前后只用了两个多月。和珅由于在这次办案中表现出了出众的才华和干练的能力，在回京途中，就被乾隆提升为户部尚书。和珅依靠乾隆掌握了朝中大权，又利用手中的大权拉帮结派，扩大自己的势力。他把弟弟和琳几年之内就从一个内阁小官升为四川总督，他又拉拢军机大臣福长安。福长安是乾隆孝贤皇后的亲侄子，他的父亲傅恒和哥哥福康安都曾经任军机大臣等高官，但福长安本人没有什么本事，对和珅言听计从，和珅门下的吴省钦和吴省兰，以及只会溜须拍马的山东巡抚伊江阿等都成了和珅的亲信。三、联姻皇亲，投上所好乾隆喜欢和珅，给和珅六岁的儿子赐名丰绅殷德，不久，又将自己最宠爱、年方五岁的小女儿皇十女和孝公主指配与和珅之子丰绅殷德。十公主被乾隆视为掌上明珠，并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下嫁完婚。下嫁时，乾隆赐给大量财物，十倍于前驸马福隆安。从此，和珅与乾隆的关系，不仅是主仆君臣关系，而且是姻亲关系。和珅在朝二十多年，重要的升官和封爵达五十次之多。其原因之一，就是和珅善于揣摩乾隆心思，投其所好，博得其欢心。乾隆一生喜爱做诗，和珅为了迎合乾隆皇帝，下工夫学诗、写诗，并造诣很深，他经常与乾隆和诗，历史档案中至今保存着当年和珅与乾隆和诗的文档。乾隆爱书法，和珅就刻意摹仿乾隆的书法，他写的字酷似乾隆的御笔，乾隆后期有些诗匾题字，干脆交由和珅代笔。乾隆崇奉喇嘛教，对佛教经典颇有研究。和珅也学佛经，有的书说和珅同乾隆一起“修持密宗”。乾隆是老人，喜欢别人奉承照顾，和珅就陪伴在乾隆左右，对皇上服侍照顾，体贴周到。比如朝鲜《李朝实录》载：和珅虽贵为大学士、军机大臣，但每当乾隆咳嗽吐痰的时候，他就马上端个痰盂去接。乾隆晚年生活奢华，大兴土木，为自己建造宁寿宫及花园，以作退闲颐养天年之所。他六次南巡，沿途建了三十座行宫，花费巨大，乾隆大寿，举万寿大典和千叟宴等事，都是和珅总管的。和珅能想方设法满足乾隆的奢欲。总之，和珅同乾隆有着一种极为特殊的、难以言明的密切关系。乾隆的宫女、嫔妃、太监都没有文化，不能同他交谈诗文、书画、佛经，也不能帮他处理军

出了一个这样的决议：“陆军部决于明年（1912年）正朔，各员皆剪发穿军服进署”。（参见香港《华字日报》1911年1月3日版。）这就是辫子的真相。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笔者是否可以依据这些第一手史料，大胆地推测一下：就算清王朝不倒台，全民剪掉辫子，也是大势所趋，仅仅是时间的问题了。结语：在晚清的最后十几年，大清国从上到下，相当多的人已经明白到辫子这个东西，与刚刚引进的西方生产方式和军事生活，已经严重脱节，已经到了非废不可的地步了。资政院和陆军部的决议，事实上已经几乎相当于宣布了辫子的死缓。与时代潮流相悖的东西，几乎都是不得长久的。

再谈“东亚病夫”

“支那！支那！”

，并导致了广泛的不满。一些人直接变成了流民，另一些人则当了强盗。旧日卫所的屯民特别容易成为强盗，因为他们不愿迁到配给了土地的遥远地区，在那里他们的农具与住房全无保障，只有铤而走险。同时，争夺土地的现象出现了。当地的汉族地主声称一些被剥夺的土地是他们的，或试图把被剥夺的佃户召回到自己的土地上来。这种迁徙发生在两个大规模的依法圈地时期，一次早在1646年，一次在1647年阴历二月。此后依法的圈占结束了；但事实上，由于移民从辽东源源而来，圈地活动仍在持续。每当又需要新的土地之时，户部就要派出一些官员去跑马占田。他们骑着马绕地一周，用绳子将地环围起来，这块土地及其上的房屋就成了政府的财产，原先的田主立刻被赶走，他们所有的家产（包括房屋）就直接被旗人占夺了。当局遇到的一个直接困难，是土地的耕作条件各不相同。得到土地的人可能很快就发现，这些土地原来极其贫瘠，或是他们没有足够的劳力来耕种它们以维持生计。于是又决定，那些壮丁少于四人的家庭，可以把土地还给政府，改由政府按月发给钱粮。进而，又采取了这样的办法：把好地上的汉人赶走，分配给旗人，而把旗人不能耕种的薄地分给汉人。但这仍然不能令人满意，因为总的说来，满族旗人没有以土地维持生计的能力。于是，两种不同的办法被制定出来了，这是两种不同的土地所有权形式。那些占有不直接附属于满人的土地的汉族农民，被命令除地租之外还要对政府承担摇役与赋税。这样，他们就成了其占有的土地的实际业主，但他们要交纳较常规略高的赋税，因为这种土地的地租被认为是应高于农民常规的税额。当然，这与明代14世纪在江南的官田制度非常相似。其土地已被分给满族旗人的农民，或其土地被认为是皇庄一部分的农民，尽管田土已被重新分配了，但仍被允许留在那里。他们被认为是满族地主的佃农。尽管这块土地实际上由这些汉人耕作，但他们仍被视为某种近于农奴身份的人。实际上，这种佃农中的许多人是丧失了农具与耕牛的穷苦农民。在1648年这一制度最终得到了法律承认之后，他们被叫作“投充”。他们虽然与在东北为满人耕种田庄的农民那样的农奴不同，但这些佃户被假定是自愿投充的，免除了国家劳役，并为满人承担了奴仆的劳动。这种制度在1648年和1649年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在开始，这些投充者或是希冀依附旗人以求庇护的农村赤贫或逃犯，或是土地已被圈占但不愿迁走的农民。有时，一些本来无地但占有了别人土地的非法占有者，也前来投充，因为他们相信这样就可以不必把偷占的土地归还原主了——他们一般倒也真能如愿以偿。按理说，佃农应仅仅耕田与养畜，但他们中间出现了一种新的人物——庄头。他们也是投充者，被满族地主或旗人挑出来作为代理人，在八旗体制中，其身份相当于“管家”。这种人物显然颇有权势，不仅高踞于佃农之上，甚至附近的自耕农也害怕他们，当庄头强占其土地时敢怒不敢言。“庄头”的称谓可以上溯到明代的田庄；但清代的庄头看来只是一个被委派的收租人，而非庄园的管理者。就是这种庄头，每年秋天根据契约规定的数额征收地租，然后将之送交拥有这块土地的八旗、王公或旗人。很快，满人旗地制度对北京周围的汉族农村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作用。除了前面说过的那种被迫迁徙外，频繁的土地易主，也进一步迫使汉人离开了土地或陷入了贫困之中。例如，后来镶黄、白、红与镶蓝旗，又用自己旗地内的贫瘠不毛之地，换取了顺天、保定、河间和永平地区的132250垧土地。在1666年，在一次旗地普查之后，又出现了这种办法，就是让各旗用其50％以上的不适宜耕作的土地，与其他地区的土地交换。在1666年镶红与白旗便用这种办法又换来了214805垧土地。据估计，在清朝统治的最初25年中，至少有27万顷土地被政府圈占，此外还有7万顷土地通过投充、托寄也落入了满人之手。很快，北京周围250公里以内的优质土地，都以这种形式被占有了。这种活动直到1706年才最后被法令禁止，但1647、1653到1685年禁止私人圈占的命令的发布，表明这种作法一直持续到了17世纪末。在曾经爆发过反“剃发”起义的三河，满人的圈地使已经饱受战乱之苦的农村经济更趋凋敝了。由于无田可耕，年轻人在大路上游荡滋事，胆大者便向路经此地去辽东的过客强索买路钱。甚至在80年代著名的巡按御史彭鹏治理这一地区时，汉人与旗人中的非法行为依然困扰着这一地区。在1644年孔希贵以武力平定了这一地区之后很久，这里又爆发了起义。但从长期来看，旗地分配之事很可能使土地所有权平均化了，尽管这最终在后来阻碍了清代中国北部大规模的庄园式农业经营的发展。授予满人的土地在法律上不能转让。但此后不久，满族旗人的所有权开始丧失了。他们自己并不参预耕种，甚至把收租之事委托给了庄头，这样，满人很快就等于允许圈占土地上的实际所有权发展了。此前的劳役变成了“差银”，变成了地租。庄头最初由此变成了二地主，后来又通过抵押，最终变成了土地所有者。这种现象是法令禁止的，但到了1745年，至少一半的旗地已落入汉人手中了。随着旗地制度最终为传统农村社会所战胜，被引入中原的满族原有的奴隶制度也瓦解了。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它在1647年被正式废除，在1648年被短命的投充制度所取代。但在这一制度发挥作用时，它也为汉族百姓造成了麻烦。八旗从辽东迁居中国北部的过程，为依附于旗下的汉族奴隶提供了许多逃亡的机会。因此，1644年王朝加重了对逃人与窝主的惩罚，但这一政策又导致了许多动乱不安。在1646、1649和1652年，惩罚有所减轻；但这时在兵部而不是在刑部的管理之下，法令的执行却更为严格了。虽然做出了努力以改善旗下奴隶的地位（在1646年，允许家属与之共同生活；1661年，命令旗人准许奴隶探亲），但就有关奴隶的法律的一般效果而言，它妨碍了行政管理的稳定。由于在早期的法律之下，逃人的窝主不是被斩首就是被没为奴隶，成千上万的人丧了命，或陷身于奴。由于地方官也有缉捕逃人之责，因而他们不愿意实施赈济，因为他们害怕接受了赈济的家户可能窝藏了通缉中的逃人。这一制度逐渐瓦解了。早在1649年，逃人的家属就可以纳金赎罪了。到了1652年，任何汉人都有了赎出被捕获者的权利。但是，即使在此时，对逃奴的缉捕仍是满汉之间冲突、摩擦的一个主要原因。

满人的种族分隔与社会控制政策

保卫京城

时对自己当年有救命之恩的陈洪范正好在熊文灿手下，于是张献忠派人携重金与美女贿赂陈洪范，对陈洪范说：“我主帅蒙恩公搭救，大恩未报，今日相遇实乃天意，愿率部投降。”陈洪范大喜，将此事告诉熊文灿，如果换上孙传庭或洪承畴，此时一定是先接纳张献忠的投降，把他稳住，然后在受降仪式上将张献忠等贼首剁成肉泥，然而熊文灿还真的相信了张献忠的投降，并将此事上奏崇祯。在崇祯内心深处，其实是把后金政权作为自己的第一敌人，于是崇祯也主张招抚张献忠。由于张献忠投降的示范效应，闯塌天（刘国能）、罗汝才、十反王（杨友贤）、托天王（常国安）、混十万（马进忠）、射塌天（李万庆）、过天星（惠登相）、关索（王光恩）各部纷纷向熊文灿投降。熊文灿接纳了各部投降，并发给他们军饷，各路农民军由此得到了宝贵的喘息之机。在熊文灿招降张献忠各部的同时，孙传庭和洪承畴在陕西与李自成死磕，李自成打不过他们，便带兵杀进四川，而后洪承畴率军进入四川追剿。李自成便跟洪承畴捉起了迷藏，他带兵从四川又杀回陕西。崇祯十一年（1638年）十月，孙传庭亲率秦兵在潼关原设伏，每五十里设一路伏兵，李自成、革里眼、左金王、老回回所部掉入孙传庭的包围圈时尚茫然不知，李自成下令部队开饭，正吃着半截，伏兵四起，与此同时洪承畴派兵在后截杀，端着饭碗的李自成部队自相践踏，死伤惨重。李自成弃马步战上山，山上孙传庭伏兵杀出，最终李自成被洪承畴、孙传庭打得只剩十八人，李自成和刘宗敏侥幸逃生。至此，李自成还剩十八人，张献忠已经被招降，看起来明朝似乎中兴有望了。崇祯说：“再用十年，必将社稷兴盛，天下太平。”然而，历史没有给崇祯任何机会，一丝希望瞬间幻灭，就在此时，皇太极第四次南侵，崇祯急调洪承畴、孙传庭北上抗清，李自成借此机会死里逃生重整旗鼓，张献忠则复叛，最终中原局势不可收拾。大明就这样错过了第三次免于灭亡的机会。第十七章大清诞生在李自成、张献忠等中原各路农民军按下葫芦起来瓢的同时，皇太极也丝毫没有消停，己巳之变转年，崇祯四年（1631年），皇太极亲率六万大军包围祖大寿镇守的大凌河城，守军只有一万四千人。皇太极玩起了围城打援，一方面在城外各处挖掘层层壕堑，一方面阻截宁锦方向的明朝援兵，此外皇太极还带来了新式武器——仿制的红夷大炮，因为避讳“夷”字，改名为红衣大炮，这样明朝有的武器后金也有了，明朝守军丝毫不占优势，这样的山寨版红衣大炮共有四十门。锦州方面派出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率四万援军前来，结果遭到皇太极伏兵截击，吴襄率军应战，火箭呼啸，重炮轰鸣，短兵相接，突然西风骤起，吴襄乘风纵火，烈火喷吐着黑红的火舌向后金军席卷而来，后金军大乱，此时却风向一转，烈火反扑明军，明军大败，吴襄仅以身免，明军三十三员将领和四万援军全军覆没。援军没了，祖大寿还一直在硬扛，毕竟祖大寿所部是关宁铁骑，战斗力极其强悍，莽古尔泰所部死伤惨重，他便大发牢骚，皇太极很不高兴，莽古尔泰也怒了，他拔出刀来，此时被各贝勒制止。当晚莽古尔泰也觉得自己失礼，于是以白天饮酒过量失态为借口请求皇太极原谅，皇太极则借故将莽古尔泰囚禁起来，不久莽古尔泰暴死。至此，四大贝勒只剩下皇太极、代善两人。祖大寿的弟弟祖大弼一身是胆，人称“祖二疯子”，一天夜里他率敢死队一百二十人缒城而下，每个人都戴上后金军的大辫子，以浑水摸鱼。此时皇太极还没睡觉，正在看文书，祖大弼手拿大刀冲入皇太极的大帐，接连砍倒数人。皇太极忙拔出腰间佩剑，挡住祖大弼的大刀，两人刀剑你来我往，皇太极渐渐不支。就在此时，阿济格带领侍卫十人赶到护驾，皇太极死里逃生。赶来的后金军越来越多，祖大弼大喝一声，冲出重围，在城下祖大寿派兵接应，祖大弼安然回城。回城后点将，发现带出的一百二十人全数回城，无一阵亡，仅有数人受伤。三国时有甘宁百骑劫曹营，战后百骑未折一人，祖大弼可谓不让古人。然而一场夜袭无法改变整个战局，祖大寿坚守几个月后，城内断粮，马肉鼠肉雀肉食尽之后，开始出现人吃人现象。供役筑城的近万名工匠、城内的商贾平民、士兵中身体羸弱的先后被吃掉。“炊骨析骸，古所没有”，人肉都吃光了，用骨头来点火做饭，足见大凌河城内已经成了人间地狱。（《清太宗实录》卷十）祖大寿真的撑不下去了，再吃就是吃自己的士兵了，与此同时皇太极先后七次写劝降书给祖大寿，最终祖大寿决定投降，并送儿子祖可法到后金营中为人质。由于祖大寿的家属大部分在锦州，他表示投降后希望后金不要声张，再替后金赚开锦州城。大凌河守将除何可纲外，都随祖大寿降后金。祖大寿把何可纲押至城外，当着两军将士的面，斩杀何可纲。何将军临死大笑：“宁为大明鬼，不为鞑子奴！”随后祖大寿与皇太极盟誓，皇太极说：“凡此归降将士，如果我们杀害他们，拆散他们妻子，收缴其财物牲畜，则我遭天谴，减我阳寿。若归降将士，怀欺挟诈，归降后再叛逃，则定遭天谴，减阳寿。”祖大寿说：“祖大寿等，遇满洲国兵，围困三月，军饷已尽，率众出降，倾心归汗。”（《清太宗实录》卷十）当晚，祖大寿到后金大营，皇太极亲自出迎，两人见面，祖大寿刚要行跪拜礼，皇太极止之，与他行“抱见礼”。这种满族礼仪是两个大老爷们见面，拱手作揖后，互屈一膝，相互左肩碰右肩，再右肩碰左肩，然后拥抱。这是女真人的最高礼仪。第二天，皇太极采纳祖大寿建议，命后金军四千多人着明军军装，跟祖大寿的三百多人一起做溃逃状，希望赚开锦州城门。由于天降大雾，后金军走丢了，祖大寿便提出自己先入城，趁机斩杀明将后再拥兵献城（此为明朝这边的记载，《清太宗实录》则记载是皇太极主动提出放祖大寿）。皇太极信以为真，派祖大寿与其侄子祖泽远前往锦州。祖大寿到锦州后，派人至后金大营报称锦州明军太多，表示要从容图之，自己先在城内做内应，今后适当时机再献城。皇太极无奈，率军返回。祖大寿回锦州后，对巡抚邱禾嘉说自己是突围而出。不久事泄，由于朝廷正是用人之际，祖大寿是关宁铁骑的总指挥，崇祯没有杀他，而是让他入京面君。祖大寿心中有鬼，不敢入京，借故推辞。但从此开始，十年内，祖大寿一直没有与皇太极再联系，一心一意守卫锦州。十年之后，松锦大战，祖大寿才真正降清。在与大明辽东争锋的同时，皇太极把兵锋对准了蒙古，漠南蒙古最强者为察哈尔部林丹汗（他是成吉思汗的子孙，明朝一些典籍将他称作虎墩兔），察哈尔部兵强马壮，有四十万人，林丹汗曾说：“南朝止一大明皇帝，北边止我一人。”努尔哈赤时林丹汗就曾遣使后金，在文书中狂妄地说：“统四十万众蒙古国主巴图鲁成吉思汗，问水滨三万人满洲国主。”各位贝勒大怒，主张将林丹汗来使一半斩杀，另一半砍掉鼻子耳朵后放回去报信。努尔哈赤对林丹汗使臣的处置还是比较文明的，他说：两国交战不斩来使，把林丹汗使臣先扣下，然后自己派使臣去与林丹汗交涉，问问林丹汗为何这么狂。结果林丹汗也跟努尔哈赤一样，把后金的使者扣下，而努尔哈赤却误闻自己的使者被杀，于是大怒，心说林丹汗我给你脸你却不要，这才把林丹汗的使者斩杀。刚杀死林丹汗的使者，努尔哈赤的使者就从林丹汗处买通看守逃回来了。虽然是一场误会，但林丹汗听说自己的使者被努尔哈赤斩杀后，大怒，于是双方正式结仇。努尔哈赤死后，林丹汗恃兵强马壮而不断欺凌各部，漠南蒙古喀尔喀部、巴林部、喀喇沁部、扎鲁特部、阿鲁部纷纷归顺皇太极，至此察哈尔部越发孤立，皇太极的机会来了。1628年皇太极第一次征讨林丹汗，将其打得大败，林丹汗被迫从内蒙古东部迁徙到河套一带。1633年皇太极第二次征讨林丹汗，林丹汗得知消息后率部一路狂逃，结果导致皇太极此番颗粒无收，仅斩杀察哈尔部一人，生擒六人。内蒙古的沙漠险些让皇太极全军覆没，在部队断粮时，突然见“黄羊遍野，不可数计，遂杀死数万”。其中皇太极一人就射死了五十八只黄羊，若无这些黄羊，皇太极的大军怕是都去见努尔哈赤了。当时酷暑难耐，水也几乎断了，还有富余的水的士兵做起了生意，一头黄羊换水一碗。既然出兵，不能白来，于是皇太极率军攻入大明境内的宣化、大同，进行大屠杀，烧杀抢掠，房屋仅存原来的十分之一，死尸腐烂，无人收尸，死尸“盈街遍野”，连井里都被死尸填满，臭秽难闻。这是继己巳之变后皇太极第二次南侵。1635年皇太极第三次征讨林丹汗，此番最终歼灭察哈尔部，林丹汗逃亡青海，途中得天花而死。林丹汗是成吉思汗的第二十二世孙，整个明朝，元朝的残余势力都一直存在，至此，随着林丹汗之死，元朝残余势力彻底覆灭。林丹汗死后，其子归降，并献上传国玉玺和氏璧。和氏璧从秦始皇用到后唐，末帝李从珂怀传国玺登玄武楼自焚，传国玺就此失踪。宋朝时又出现所谓的和氏璧，其实就是假的了，这个假的和氏璧一直用到元顺帝时，据说这颗玉玺元顺帝北逃时还带在身边，他死后玉玺丢失，二百多年后，一个牧羊人见一只羊三天不吃草，用蹄子不停刨地，牧羊人好奇，挖地竟得到玉玺，后来将玉玺献给林丹汗。此次皇太极得到玉玺，大喜过望。他当然不知和氏璧之真假，他以为这就是一统万年的征兆。崇祯八年（1635年）十月十三日，皇太极下令把族名由女真改为满洲，从此满洲族（满族）名称正式出现在历史上。崇祯九年（1636年）四月十一日，皇太极将国号由后金改为大清，年号由天聪改为崇德。由于金国与汉人的宋政权是世仇，皇太极此举在于不再刺激汉人，弱化世仇的矛盾，以便今后进取中原。在改年号的称帝大典上，斋戒三天的皇太极身穿礼服，在文武百官的簇拥下，祭告天地。事先皇太极已命人筑造了一座天坛，四面台阶通向天坛，天坛上安放着铺有黄绫缎的香案，香案上有努尔哈赤等先祖灵位，香案前摆放着香炉。汉八旗、满八旗、蒙八旗这二十四色旗帜旌旗猎猎，兵将的兵刃铠甲熠熠生辉。皇太极在满汉各一名导引官的引领下拾级而上，登上天坛，跪在努尔哈赤等人的神位面前，恭敬上香、献帛、敬酒。仪式过后，皇太极高声宣读：满洲国皇帝、臣皇太极敢昭告于皇天后土之神曰：臣嗣位以来，常思置器之重，时深履薄之虞，夜寐夙兴，兢兢业业，十年于此，幸赖皇穹降佑，克兴祖、父基业，征服朝鲜，混一蒙古，更获玉玺，远拓疆土。今内外臣民，谬推臣功，合称尊号，以副天心。臣以明人尚为敌国，尊号不可遽称，固辞弗获，勉徇群情，践天子位，建国号曰大清，改元为崇德元年。宣读完毕，皇太极坐在大政殿龙椅上，文武百官叩首，多尔衮、多铎、豪格、岳托、孔有德、蒙古使臣等人纷纷下跪，此时唯有朝鲜使臣拒绝下跪，皇太极让人按着朝鲜使臣下跪，朝鲜使臣仍不屈服，皇太极正愁没有借口彻底收拾朝鲜，于是便决定以此为借口第二次东征朝鲜。当然，在东征朝鲜前皇太极还是决定先拿明朝作为自己建立大清后的第一个立威对象，皇太极第三次南侵。崇祯以为皇太极还会像前两次一样取道蒙古迂回，便加强西线防御，不成想皇太极并没西进，而是从延庆南下，进入居庸关，占领昌平，焚毁了明熹宗的德陵，以报明熹宗掘金国皇帝陵墓之仇，而后直逼北京，把北京周围地区蹂躏一遍，五十六战全胜，连克十六座城池，俘虏汉人十七万——还好没杀他们。清军凯旋时穿着艳服奏乐而还，还写了“各官免送”四个大字留给明朝，以示蔑视。此次皇太极南侵，明军在兵部尚书张凤翼指挥下一战不胜，张凤翼知道崇祯必然要拿自己开刀，于是每天服用大黄，争取让自己拉稀拉死。有人会问，干吗如此，直接喝毒药死了不完了？不然，如果直接服毒，张凤翼就是畏罪自杀，崇祯不会放过他的家人，而这样每天服用大黄，最终拉死，张凤翼还可算上为战事操劳过度，因公殉职。明朝大臣玩心眼都用在了这上面，国事可知。皇太极第三次南侵收兵后，立即将兵锋对准朝鲜，朝鲜向明朝求救，崇祯置之不理，并禁止辽东大军援救朝鲜。皇太极率军进攻朝鲜，清军渡过鸭绿江后，扬野战之长，舍坚城不攻，长驱而下，仅仅十二天便抵达朝鲜首都汉城下。朝鲜王将王妃、王子和大臣妻子送往江华岛避难，自己则率领文武百官坚守，等待各路勤王军的到来，同时派出崔鸣吉等人赴清营谈判，拖延时间。朝鲜请和书中写道：朝鲜国王谨上言于大清宽温仁圣皇帝：小邦获戾大国，自速兵祸，栖身孤城，危迫朝夕……如念蒙丁卯（丁卯之役）誓天之约，恤小邦生灵之命，容令小邦改图自新，则小邦之洗心从事，自今始矣。必欲穷兵，小邦理穷势极，以死自期而已。皇太极见状，决定加紧攻势，一鼓作气拿下汉城。与此同时各路勤王军队也被清军击败，最终清军攻陷汉城，朝鲜成为清朝藩属，正式向皇太极称臣，并约定：一、断绝同明朝的关系；二，奉大清正朔；三，每年向清朝进贡；四，把朝鲜国王世子送入清国为人质；五，惩处主张与清朝交战的大臣。由于此战发生在丙子年，也叫“丙子之役”。清军攻朝鲜用了十五万人，基本上是他们全部的家当了。辽东大军驻扎在宁锦防线的不下二十万，在清军攻朝鲜时，要么抄其老窝，要么在鸭绿江断其后路，两者选其一都可把皇太极置于死地。可惜明朝隔岸观火，坐视友邦灭亡。更为严重的是，朝鲜雄厚的资源成了清朝的囊中之物。若朝鲜不丢，明朝就有了一个收复辽东的基地，丢失朝鲜如损一臂膀，让人痛心疾首。崇祯就这样坐视不管，大明错过了第四次免于灭亡的机会。此外，皇太极在班师途中攻克皮岛，全歼明朝皮岛守军。至此，毛文龙的东江镇寸土不留。1638年皇太极第四次南侵，他在《致明国皇帝书》中公然自称“朕”，信中说：“自古天下，非一姓所常有。天运循环，几人帝？几人王？哪里有帝之后裔就一定是帝，王之后裔就一定是王的道理？”皇太极兵分三路，皇太极亲自率军佯攻宁远、锦州，牵制关宁锦防线的明军；岳托为西路军，由墙子岭（北京密云东）入边；多尔衮为东路军，由青山关（河北迁西东北）入边，两路军在通州会师后再南下中原腹地。先说皇太极这一路，《吴三桂纪略》记载，吴三桂他爸吴襄率五百名骑兵做哨探，与后金皇太极率领的四万佯攻宁远的大军不期而遇。皇太极藐视明军，这五百人根本不够自己一口吃的，于是皇太极围而不打。吴三桂得知父亲危在旦夕后，立即赶到舅舅祖大寿的军帐，请他发兵援救父亲脱离险境。祖大寿说：“我手头兵力不满三千，打他四万人纯粹是送死！”吴三桂三次请求祖大寿发兵，但祖大寿依旧不答应，于是吴三桂跪下说：“舅舅不肯发兵，儿请率家丁前去。”祖大寿说了一个字：“嘎！”《吴三桂纪略》一书是这么写的，咱也不知是啥意思，反正吴三桂回了两个字——得令！随后他率家丁二十人去救父亲。他率二十人冲入皇太极四万人的军阵，接连射死两名敌军，然后又用箭射倒一名红旗王子。在拍马上前挥刀准备割下该王子的首级时，不料那王子突然以刀砍中他的鼻梁。吴三桂血流满面，但毫无惧色，撕裂红旗包扎好伤口后，立即再战。此时被围的五百明军也杀出来，吴三桂对父亲的队伍大喊：“跟我来！”皇太极见明军人少，以为自己如果追上来会有埋伏，所以没有追赶，吴三桂和父亲得以从容而退。战后祖大寿拍着吴三桂后背说：“儿别担忧不能富贵，我马上请求皇上给你封官。”而皇太极得知此战明军根本没有埋伏后，说：“吴三桂是好汉子！我家若得此人，何忧天

一个不剩。这个谋杀的消息传到了高杰部队的大本营，为复仇而急红了眼的将士扑向许定国军营。此时，这位明朝的将军已经投奔满军了。

勤王选择

献身与妥协

满人渡河

童妃案

（魏齐大怒，使舍人笞击雎，折胁摺齿。雎佯死）。最终，范雎逃出魏国，来到秦国。因为极富才能，受到秦昭襄王的重用，成为继魏冉之后最受信任的大臣。他提出了秦灭六国最重要的“远交近攻”总方略，使秦国第一次有了明确可行的消灭六国的具体方案。范雎从魏国流失到秦国，对魏国来说，不啻是重大损失。但是，范雎在魏国却不受重用，甚至差一点死在相国府中。在魏国几乎丧命，在秦国却备受信任，不同的用人策略，直接导致了秦国的强大与魏国的衰落。庞涓嫉贤能孙膑奔齐国魏国是战国时期人才最完备的国家。可谓谋臣如云，良将如雨。可惜的是，魏国又是一个最留不住人才的国家。在战国的历史风云中，很多人才出自魏国。不但有吴起、商鞅和范雎，还有很多被后世津津乐道的军事家和战略家。孙膑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孙膑是著名军事家孙武的后人，他曾和庞涓一道学习兵法。庞涓在魏惠王时被任命为将军，但是，他知道自己的才能比不上孙膑，就秘密地把孙膑找来。孙膑到魏国，本来想为魏国效力，那样，魏国就会又多一代名将。但是，庞涓嫉贤妒能，担心孙膑出头，就找了一个罪名砍掉他的两只脚，并在他脸上刺了字，想让他因伤残、毁容而永远不能出人头地。后来，齐使来到大梁，孙膑秘密会见了齐使。一番谈话之后，齐使立即发觉孙膑是位军事奇才，就偷偷地用车把孙膑拉到齐国。齐国将军田忌非常赏识孙膑，待为上客。田忌常常跟齐国贵族子弟赛马，而且下的赌注很大。孙膑发现田忌的马和其他人的马实力悬殊并不大，当时赛马分为上、中、下三等，于是，一次，他对田忌说：您尽管下个大注，我能让您取胜。田忌非常信任孙膑，比赛时下了千金赌注。赛前，孙膑对田忌说：以您的下等马和他们的上等马赛，用您的上等马和他们的中等马赛，拿您的中等马和他们的下等马赛。三场比赛结束，田忌败了一次，胜了两次，最终赢得了齐王千金赌注（孙子曰：今以君之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既驰三辈毕，而田忌一不胜而再胜、卒得王千金）。田忌深服孙膑的才华，就把孙膑郑重推荐给了齐威王。齐威王对孙膑也非常尊重。后来魏国攻打赵国，赵国向齐国求救。齐威王准备用孙膑为主将救赵。孙膑说：我是一个受过刑的人，不能出任主将。于是，齐威王任命田忌做主将，孙膑做军师，坐在车中出谋划策。田忌想率兵直奔赵国，孙膑说，要想解开乱丝，不能生拉硬扯；劝解斗殴，自己不能卷进去打。要抓住其中要害，争斗者如果受客观形势限制，就不得不自行解开。现在魏、赵两国相攻，魏国的精锐必定在外，老弱残兵驻守国内。你不如率军火速向大梁挺进，占据它的交通要道，冲击它最空虚的地方，魏国肯定会回兵自救。这样，我们既解了赵国之围，又可以让魏军疲于奔命。田忌听从了孙膑的意见。魏军果然回师，齐军在桂陵（今山东菏泽）大败魏军（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据其街路，冲其方虚，彼必释赵而自救。是我一举解赵之围，而收弊于魏也。田忌从之，魏果去邯郸，与齐战于桂陵，大破梁军）。十三年后，魏、赵联合攻打韩国，韩国向齐国告急。齐王派田忌率军救援，直奔大梁。魏将庞涓听到这个消息，率师撤回魏国，但是，齐军已经越过边界向西进发了。孙膑对田忌说，魏军一向非常凶悍，看不起齐兵，称齐兵胆小怯懦，我们要因势利导。兵法上说，以日行百里的急行军和敌人战斗，有可能折损上将军；用每天五十里的急行军和敌人战斗，会有一半士兵掉队。孙膑命令军队进入魏国国境之后第一天砌十万人做饭的灶，第二天砌五万人做饭的灶，第三天砌三万人做饭的灶（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将；五十里而趣利者，军半。至使齐军入魏地，为十万灶。明日，为五万灶。又明日，为三万灶）。庞涓率军走了三天，高兴地说：我早就知道齐军怯懦，进入我国国境才三天，开小差的就超过了半数啊！于是，他甩下步兵，和他的精兵日夜兼程追击齐军。孙膑估计庞涓的行程，当晚可以赶到马陵。马陵的路非常狭窄，两旁又多险阻，适合埋伏军队。孙膑就叫人砍去一棵大树的树皮，在露出的白色树干上写：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又命令一万名弓箭手，埋伏在马陵道路两边，并约定，晚上看见树下火光亮起，就万箭齐发。庞涓当晚果然到了砍去树皮的大树之下，他看见白色树干上写着字，但周围黑乎乎的看不清，就让士兵点燃火把看看树干上写的是什么，一看是“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庞涓大惊。就在此时，齐军万箭齐发，魏军大乱。庞涓自知无计可施，败局已定，拔剑自刎，临死前说：今天成就了这小子的名声（庞涓果夜至斫木下，见白书乃钻火烛之，读其书未毕，齐军万弩俱发，魏军大乱相失。庞涓自知智穷兵败，乃自到，曰：遂成竖子之名）！齐军乘胜追击，彻底击溃魏军，俘虏了魏太子申回国。这就是中国军事史上非常著名的马陵之战。马陵之战，魏国十万大军被歼，军师庞涓自杀，太子被俘，魏国实力从此一落千丈。孙膑身怀绝技，本来是要为魏国效力的。但是，魏国将军庞涓招孙膑前来，不是想重用孙膑，而是要加害于他，结果将孙膑整成残疾人，妄图使他永远不能再指挥打仗，自己就可以横行天下了。但是，庞涓最终却是自掘坟墓，兵败马陵，不但把自己逼上了绝路，也给魏国带来了难以弥补的损失。秦国在千方百计重用六国人才，魏国却千方百计要把人才整残整死，魏国怎么能不灭亡？如果魏国善待孙膑，孙膑和庞涓联手，魏国的历史必将改写，中国的历史都有可能改写。或许有人会说，这都是庞涓干的，干魏国何事？问题是，像庞涓这样的人为什么会得到魏王的信用，庞涓残害孙膑，难道魏王一无所知吗？如果一无所知，魏王是盲人还是聋子？如果并非一无所知，魏王能这样对待人才吗？吴起、商鞅、孙膑、范雎，哪一位不是赫赫有名的顶级人才？但是，他们在魏国都不被赏识，反而遭到迫害，甚至被打得半死。他们到了秦国、齐国、楚国，却一个个都成了栋梁之材，这些人才从魏国流失，辗转到其他国家，反给魏国带来巨大的伤害。从这四个人才的流失，我们便能知道魏国灭亡事出有因了。魏王昏蒙信陵遭嫉曾经称雄半世纪之久的魏国，在它立国一百七十多年后灭亡。吴起、商鞅、孙膑、范雎等，这些有名的人才一个个离它而去。透过这些人才的命运，我们看到的是魏国国君的昏庸和无能。而且更让人吃惊的是，魏国的国君甚至不能容忍自己的弟弟有才华，那么他的弟弟是谁呢？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战国四公子”之一的信陵君魏无忌。我们在“邯郸之战”一篇中己经讲过信陵君“窃符救赵”。“窃符救赵”是赵国邯郸之围得以解除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因为“窃符救赵”，信陵君带来了魏国八万精锐之师，这对久困在赵都邯郸之外的秦兵来说是一支劲旅，秦兵怎么能打得过这八万精兵？最终只好退兵。信陵君是一位有才之士。他是魏昭王的幼子，魏安釐王同父异母的弟弟。有一次，魏安釐王和信陵君兄弟二人正在下棋，忽然，边境来报：赵王率领的大军即将到达魏国边境，马上就会入侵魏国。魏安釐王吓得立即停止下棋，要召集大臣商讨赵国入侵之事。信陵君立即阻止了他，对他说，赵王只是在打猎，并不是要入侵魏国，仍然镇定自若地和魏安釐王下棋。魏安釐王心里担心赵兵入侵，心思并没有放在下棋上。停了一会儿，北边又传来消息，赵王是在边境打猎，不是要入侵。魏安釐王得到报告，大吃一惊，问信陵君：公子怎么知道赵王的消息？信陵君回答：我有门客能够打听到赵主的一举一动，并把消息报告给我。从此之后，魏安釐王惧怕信陵君的才华，不敢把国家大事交给信陵君（魏王大惊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赵王阴事者，赵王所为，客辄以报臣，臣以此知之。是后，魏王畏公子之贤能，不敢任公子以国政）。信陵君利用如姬盗走了兵符，救了邯郸，救了赵国。但是，信陵君却得罪了早已对他十分猜忌的魏安釐王。因此，信陵君只好长期滞留赵国，“十年不归”。秦国听说信陵君因为得罪魏王不能回国，“日夜出兵东伐魏”。魏安釐王这才感到离不开信陵君，屡次派人去赵国请信陵君。信陵君担心魏安釐王还生自己的气，于是，告诫他的手下，谁敢为魏安釐王的使者通报就处死。信陵君的好多门客都从赵国返回魏国，但是，没有人敢劝信陵君回国。这时，赵国有两个信陵君非常敬重的人来拜见他，问信陵君：公子您名重天下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有魏国。现在秦国攻打魏国，情况非常危急了，公子却完全置魏国的生死存亡于不顾。假如秦国政下魏都大梁，毁掉魏国先君的祖庙，公子还有什么脸面立于天下（公子所以重于赵名闻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庙，公子当何面目立天下乎）？这番话没有说完，信陵君脸色陡变，立即备车回国救魏。魏安釐王看到信陵君，兄弟二人抱头痛哭。魏安釐王马上任命信陵君为上将军。魏安釐王三十年（前247），信陵君联络诸侯，率燕、赵、韩、楚、魏五国军队，讨伐秦国，大败秦将蒙骜，一直追到函谷关，秦兵不敢出战（公子率五国之兵，破秦军于河外，走蒙骜，遂乘胜逐秦军至函谷关，抑秦兵。秦兵不敢出）。这是战国时期诸侯合纵非常成功的一例。信陵君谋划的五国伐秦震惊了秦庄襄主——在位仅仅三年的秦王嬴政的父亲异人。于是，秦庄襄王派人携带万金潜入魏国，找到信陵君“窃符救赵”时被冤杀的大将晋鄙的门客，让他们在魏安赘王面前施反间计：信陵君在外流亡了十年、现在回国担任魏国大将军。天下诸侯的将领都归他统领，诸侯们只知道魏公子信陵君，不知道魏王了。信陵君也想借这个机会南面称王，诸侯们畏惧信陵君，也想共立信陵君为魏王（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为魏将，诸侯将皆属。诸侯徒闻魏公子，不闻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时定南面而王，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庄襄王这个反间计用了好几次，最后竟然派使者到魏国大张旗鼓地祝贺信陵君继承主位（秦数位反间，伪贺公子得立为魏王未也）。这一下动静闹大了。魏安釐王本来就不大信任信陵君，只是迫于形势才不得不请他回国，如今一看局面如此，魏安釐王又动摇了，于是罢免了信陵君“上将军”之职，安排他为将。信陵君一看就明白，又遭人暗算了。于是称病不朝，天天和宾客在一起通宵喝酒，身边还有很多美女，这种生括仅仅过了四年，郁郁寡欢的信陵君就病死了。同年，魏安釐王也死了。秦王政五年（前242），秦国听说信陵君病死，执政的吕不韦立即派被信陵君打败过的蒙骜攻打魏国，一次古领了二十座城池，建立了东郡。这以后，秦国对魏国采取蚕食政策（共后，秦稍蚕食魏），只用了十八年就俘虏了魏王，灭了魏国，并对大梁进行了屠城。信陵君是魏国的顶尖人才，也是魏国晚年最著名的政治家。我们将他列为魏国流失的人才之列，严格来讲，稍微有点不确切。因为，信陵君晚年待在魏国，死在魏国，似乎不属于自魏国流失的杰出人才；但是，信陵君是留在魏国而“流失”的杰出人才，他人未出国，却不能为自己的国家效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也是魏国“流失”的顶级人才。信陵君晚年纵情声色，不问国事，是魏安釐王造成的。他的下世，是魏国后期最不幸的事件。此后的魏国已经完全沦为秦国的附庸，完全没有任何顶级的人才可言了。所以，当王贲水淹大梁之时，魏国轻易地就灭亡了。魏国灭亡的原因也许还有许多许多，但是，我更愿意讲一讲人才问题。因为只有人才才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集团、一个单位最核心的竞争力。离开了杰出人才，会有什么结果，历史上的魏国就是最好的案例。魏国的灭亡意味着韩、赵、魏兰晋全部灭亡。兰晋灭亡，实际上预示着秦国统一天下步伐的一次大提速。这一年是公元前225年，秦王政二十二年。那么，秦王嬴政的下一个目标是哪个国家呢？第24章秦灭燕国公元前228年，秦军攻下赵国的都城邯郸。赵国一亡，燕国门户洞开，秦国大军陈兵于燕国边境，燕国岌岌可危。燕国的太子丹曾经质秦，并遭受过秦王嬴政的冷遇，所以无论是国仇还是私恨，太子丹都要想方设法阻挡秦王嬴政的进攻。最终，太子丹谋划了千古传颂的荆轲刺秦事件，结果是壮士一去不复返，刺杀失败。燕国的太子丹原本想用刺杀方式来拯救燕国，没想到反而激怒了秦王嬴政，一年多以后燕国就被秦国消灭了。因此宋代的苏洵在《六国论》里就认为荆轲刺秦是祸事，这一刺杀事件加速了燕国的灭亡。那么到底谁应该为燕国的灭亡负责呢？燕国将怎样应对即将到来的亡国之难呢？督亢图中不杀人咸阳殿上空流血刺杀秦王嬴政！谁这么大胆，敢组织这场刺杀活动呢？燕王喜的太子丹。秦王嬴政不是一般的人，要刺杀这么一位国君，准备工作绝不是一两天可以完成的。太子丹怎么可能立即组织起这场震惊世人的刺杀呢？燕国太子丹，从小在赵国为人质，秦王嬴政生于赵国，小时候和他还是玩伴。嬴政继位后，太子丹就到秦国做人质了。由于秦王嬴政没有善待他，公元前232年，燕国太子丹从秦国人质的岗位上逃归燕国（燕太子丹者，故尝质于赵，而秦王政生于赵，其少时与丹欢。及政立为秦王，而丹质于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归——《史记·刺客列传》）。太子丹逃回燕国第三年（前230），韩国灭亡。秦军灭韩后，接着兴兵攻赵，赵国危在旦夕。恰在此时，秦将樊於期因为得罪秦王嬴政，逃到燕国，投奔好友太子丹，太子丹接纳了他。秦、燕关系因此更加紧张。太子丹的老师鞠武知道这件事后，力主将樊於期送到匈奴，以免秦国以此为借口进攻燕国。太子丹没有接受老师的意见，他觉得朋友落难，不应落井下石。鞠武看见太子丹不愿接受自己的意见，便向太子丹推荐田光，说：燕国有位田光先生，智谋深邃而勇敢沉着，可以与他商量（燕有田光先生，其为人智深而勇沈，可与谋）。鞠武告诉了田光，田光登门拜访太子，太子非常客气地迎接田光。太子丹对田光说，“燕秦不两立，愿先生留意也。”田光郑重地向太子丹推荐了荆轲。分别之时，太子丹向田光说：今天谈的都是国家机密，请先生千万不要向外泄露。田光推荐的荆轲是谁呢？荆轲原是齐国人，后来移居卫国，到燕国后，燕人叫他荆卿。荆轲自幼“好读书击剑”。“好读书”，当然是士人，又好“击剑”，则又是剑客。荆轲到燕国后交了三位朋友：一位是杀狗为生的“狗屠”，一位是善于击筑的民间乐手高渐离，一位是隐士田光。田光非常器重荆轲，认为荆轲不是一个凡人。荆轲“好读书”而未有著述，爱剑术却剑术不精，喜交往而结交面不广，愿从政却求仕无门。田光告别太子丹之后立即拜访荆轲说：咱俩关系这么铁，整个燕国无人不知。太子丹告诉我，燕、秦两国势不两立，希望我多多关注。我力不从心了，把你推荐给太子，你赶快到宫中拜见太子。荆轲答应了。田光又说：太子在我临走之时说，希望我不要泄露所谈之事。这是太子对我不放心。你见到太子，就说我已经死了。说完，田光就自杀了。田光自杀，荆轲知道太子丹是要买凶，但是他仍然决定去见太子丹并最终答应其刺杀秦王的要求。荆轲与燕国并不沽亲带故，而且荆轲到了燕国之后也没有被当局者重用，所以荆轲面对燕国的存亡完全可以袖手旁观，那么为什么荆轲最终接受了这个危险的刺杀任务呢？为了完成这个任务，荆轲又做了哪些准备呢？荆轲之所以答应刺杀秦王，缘于荆轲的两个情结：一是从政情结，二是侠义情结。太子丹对荆轲的到来，非常恭敬，先沉痛哀悼田光，再盛情礼遇

，王船山的学说被人所发现，然后被重视的呢？朱汉民：这当然和曾国藩有关系。他一直印行王船山的书，然后又到处宣扬王船山的学说。整个湘军的儒将都读王船山的书。曾国藩能够很巧妙地把理学和经世致用结合起来，而这个传统，应该也是从湖湘学术传统一脉传承下来的。朱汉民：湘军这些头目有个突出的特点：他们不是靠军功当上军队的指挥者，只是一些普通的儒生。而且，这批儒生中的大多数正好又是岳麓书院的学生。当时恰好是欧阳厚均这样一批儒生主持岳麓书院，他们在学院强调“有体有用”：一方面要有体，就是要明白儒家的道德、义理，对儒家价值观念要有一种信仰；另一方面又讲用，就是要治国平天下、经世致用。王鲁湘：岳麓书院的学风和湖湘学派关于儒家的理念，变成了湘军的军魂，因此，湘军其实是一支儒军。在湖湘文化中，爱国主义情操非常突出，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屈原和贾谊。以岳麓书院为大本营的湖湘学派人士直接继承了这一传统，并且在西方列强入侵中国伊始便开始发扬光大。在此期间，岳麓山下更是人才辈出，如理财大师陶澍、启蒙思想家魏源、军事家左宗棠、学者兼政治家曾国藩、外交家郭嵩焘、反袁护国运动领袖蔡锷、维新运动领袖唐才常、沈荩，教育家杨昌济等等。随着向现代化转型的湖南新政的实施，这个为国家培养和输送先进人才的古老学府开始改制，1903年先改为湖南高等学堂，尔后相继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工业专门学校，1926年则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一直沿用至今。书院改为学堂以后，更有大批爱国志士，如唐才常、黄兴、陈天华以及邓中夏、蔡和森等来此求学。王鲁湘：这些人物都和岳麓书院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么？朱汉民：他们都是在岳麓书院改制成湖南大学期间涌现出来的，而他们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批重要历史人物，像梁启超、谭嗣同、唐才长，他们是戊戌维新的领袖，像熊希龄、蔡鄂、陈天华，他们是辛亥革命前后的一批革命志士。再往下，就是一些早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像何叔衡、蔡和森、邓中夏、李达等。王鲁湘：李达和何叔衡都是中共一大的代表，蔡和森是最早提出要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人。朱汉民：对。此外，油画里还有一些现代教育家、科学家，像胡庶华、周小舟，他们是湖南大学的老师和学生。五、毛泽东与岳麓书院从岳麓书院走出的这一大批有识之士，无可非议地推动了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不仅如此，千年学府还深深地影响了另一位对中国命运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就是毛泽东。1916年暑假期间，毛泽东也曾来岳麓山游学，以后又数次在此寓居。王鲁湘：马继高先生撰过一幅对联，上联是“治无古今，育才是急，莫漫观四海潮流、千秋讲院”，下联是“学有因革，通变为雄，试忖度朱张意气、毛蔡风神”，所谓“毛蔡风神”，毛显然是毛泽东，蔡就是蔡和森，对不对？朱汉民：对。王鲁湘：那么毛、蔡这两个人和岳麓书院有什么关系呢？朱汉民：毛泽东年轻的时候，他的老师杨昌济是湖南高等师范的教授，青年毛泽东就到岳麓书院来住了三次，在这里读书、学习，和蔡和森交往，一起讨论学问等。王鲁湘：毛泽东当时肯定在这里留住过。当时到蔡和森家的时候，肯定是经常找蔡和森在这里游玩或者共同讨论一些问题。他词里所写的“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回忆的大概就是这段生活。朱汉民：对，“看万山红遍”，说的就是岳麓山。王鲁湘：秋天的岳麓山。朱汉民：他们住在爱晚亭，在那露宿，还在这里搞了个农村调查。王鲁湘：可以说，毛泽东对岳麓书院的印象非常深。朱汉民：对。王鲁湘：他后来办抗日军政大学，办中共党校的时候，脑子里浮现的那个蓝本，其实都是岳麓书院吧。比如在延安的时候，中共的一个思想灵魂，就是“实事求是”这四个字。而这四个字，就是当年他和蔡和森讨论各种问题的时候，在岳麓书院里看到的。岳麓书院这块“实事求是”的匾是什么时候挂上去的呢？实事求是匾朱汉民：是1917年，这里改成湖南工业专门学校的时候。当时的校长叫宾步程，他就把“实事求是”作为当时的校训。“实事求是”本来是中国古代的治学格言，东汉的时候就有了。在清代的时候，讲究“实事求是之学”、“实学”是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岳麓书院本身就有“实学”的这种传统，源远流长，而且曾国藩还专门解释过“实事求是”，说“实事求是”就是“格物致知”——就是要研究实事，从实事中间来求得天理。王鲁湘：后面那个“是”就是天理。后来毛泽东又把这作了新的解释，把“实事求是”的第一个“事”看成是我们中国革命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把后面的这个“是”解释成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以后得到的那个真理。朱汉民：对。王鲁湘：他用这四个字，在延安开展了一场反对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思想运动。朱汉民：所以，岳麓书院的办学传统和思想，确实对他的思想影响很深。王鲁湘：后来他又把它变成了中共中央党校的校训，现在去任何一个党校，进门的时候，一定能看到“实事求是”四个字。朱汉民：对。王鲁湘：“实事求是”两边的对联好像是“工善其事必利其器”、“业精于勤而荒于嬉”，两个嵌头正好是“工业”二字。朱汉民：对，这是当时湖南工业专门学校的校名。六、千年书院，薪火不绝教育为立国之本的认识，现在终于古今一同了，但在当初，对传统文化究竟如何取舍，人们是经过了一些摇摆和犹豫的。虽然，把“全盘西化”和“打倒孔家店”等做法放在历史的进程中看，有其时代的需要、局限和无奈，但是因分寸无法恰当把握，确曾伤及了我们民族文化的精髓。例如，中国古代教育制度典范岳麓书院所代表的爱国主义教育精神，经世致用的教育目的，不拘一格的教学方式等等，就在相当的程度上被社会和教育界所忽视了。学校办得像学店，知识待价而沽，学生疲于为做官、发财、谋生而读书，以至于忘记了教育的根本目的是育人。朱汉民：光绪28年、29年，整个书院都变成了学堂。大概才过了20多年，就有人开始批评这个现象，批评者包括胡适、青年毛泽东，当然也包括那些新儒学的大师熊十力、梁漱溟、钱穆等。他们都指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新式学校有它的弊端：只管教书，不管育人，把学校变成一个贩卖知识的场所。学生到学校来是买知识，老师在学校是卖知识，师生关系变成了买卖关系。这个时候他们开始怀念古代的书院。古代的书院有一个根本性的精神，就是它很注重品德培育。书院不仅是传递知识的场所，更是冶炼人格、培养人格的地方。这是符合儒家的传统理念的。儒家认为，培养人是最根本的教育目的，而不是传递知识。岳麓书院作为历史遗产，其有形的遗产如房屋、建筑、碑刻、匾额等文物系统，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完全恢复了。但它更重要的内在文化遗产，如办学宗旨、人文精神、学术传统等，我们要怎样来继承、弘扬呢？如何把岳麓书院在历史上所形成的这样一套教育理念、教育模式纳入到现代大学的体制里，使之继续发挥作用，这是我们当前和以后要认真思考的一个重大课题。钓鱼城传奇公元1279年，在厓山海战中，南宋丞相陆秀夫背着八岁的小皇帝投海自尽，南宋亡，忽必烈正式君临天下。此时，在中国西南边陲重庆山区里还有一个不过1.9平方公里的小城，城里的宋朝子民竟然还在坚持守抗蒙军的进攻。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弹丸小城抗击蒙军已有三十多年之久！姑且不说这场在世界军事史中最长的拉锯战是何等艰苦卓绝，只说当得知南宋大势已去后，守城的南宋军民的心情该是何等的纠结？是继续誓死守城，还是弃城投降？如果投降，这三十多年的防守岂不是成了一场徒劳？如果誓死不屈，那么整个山城中的十几万百姓势必将成为山城的陪葬品！没错，这个纠结在历史拐点的小城就是——重庆合川钓鱼古城！而这里所发生的抗蒙战事，也是一场改变世界历史格局的不朽传奇！一、铁城肇建13世纪初，强大而充满野心的草原民族蒙古族迅速崛起，他们打败金国，成为南宋王朝的头号劲敌。1236年，宋蒙战争全面爆发，四川地区成为双方角逐的一个主战场。在这样的背景下，位于重庆山城北边的合川钓鱼城，因所处的独特地理位置，被赋予了抗击蒙军的重要使命。合川钓鱼城位于嘉陵江、涪江、渠江三江的汇合口，整个山城就屹立在离江面300米高的悬崖峭壁之上。人们推测，钓鱼城分内城、外城，外城筑在悬崖峭壁之上，城墙由石条垒成，一看便是依恃天险、易守难攻的堡垒。依据文献记载，钓鱼城建成之后，当时合川地区的五个县城全部搬到山上躲避蒙军的侵袭。钓鱼城石刻城名王鲁湘：有没有文献详细记载当年建钓鱼城的时候有多少居民？刘智63：17万。王鲁湘：真正的军人有多少呢？刘智：军人大概就4000多，整个四川四路战区的军队加起来还不足五万。王鲁湘：这么多的人住在山上，这个天池的水完全靠天降雨吧，它不是泉水吧？刘智：不是泉水，是天降水，但它有好几十口自然的水井。王鲁湘：水井里的水是泉水？刘智：这几十口井都是宋井，用的是地下泉水。整个城的水源来自三个渠道，一个是天降水，就是天池；还有一个是掘出的水井；另外，它还控制了很大一段江面，所以可以在江边取水。护国寺里面有好多宋代的井，传说在井里放一只鸭子，可以到嘉陵江去捞，因为它们是通着的，井水一年四季都不干枯。王鲁湘：这个山上到处都有井，井水很清澈啊！袁东山64：水可以用于运输，还可以饮用，对人类太重要了。这个城的优势就是不缺水，而当山洪暴发或江水泛滥的时候，它又不怕水，因为它在山上。守城的这批人全部是南宋当地的居民，对环境有很好的适应性，所以在战争过程中蒙古人很吃亏。他们虽然有很强的骑兵和进攻力，但是没法用。钓鱼城之所以能够有效地抗击蒙古军队，其实绝不是简单地凭借自身的地理优势。事实上，钓鱼城只是重庆地区军事防御体系中的一个分支，它所依托的是四川地区的“网状军防体系”。钓鱼城战图1236年，阳平关之战全面爆发，四川地区几近沦陷。1242年，四川安抚制置史兼重庆知府余玠受到朝廷重用，他试图力挽狂澜，此时，一个大胆而充满谋略的设想应运而生。他谋划要依托四川、重庆地区有利的山势、江河条件，建立一套山城防御体系，让蒙古军队的铁骑在此顿足！袁东山：当时，四川实际上是依托6条江，就是曲江、嘉陵江、涪江、沱江、绵江和长江，以及几十个小方山，把整个川陕战区的政府、军队全部集中到这些山上，以方山为点，以江为线，连点成线、连线成面，形成了一个整体联动的巨大战区，这个战区的核心或指挥中心就是重庆。帅府遗址2010年，重庆市进行旧城改造，偶然地在市中心解放碑附近发现了一处古建筑遗址，它保留在地表上的部分还有10多米高，这个高台建筑就像天安门城楼的楼基一样，是夯土包砖。这上万块的包砖上都刻有“淳佑乙巳东窑城砖”、“西窑城砖”等字样。淳佑乙巳就是1245年，正是余玠指挥抗元战争最关键的时期。通过考古发掘和研究发现，这儿就是余玠的帅府遗址。王鲁湘：整个山城防御体系的指挥中心就在这个地方？袁东山：对，就在渝中区濒临解放碑的旁边。王鲁湘：解放碑附近就是重庆市的一个原点或历史建筑起点，它被你们在无意中找到了。袁东山：这是老天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馈赠。当年余玠从毫无屏障的成都迁到了有江山之险的重庆，并将这里作为军事机要中心。在紧要关头，他招贤纳才，迅速摸清了当地的地理情况，创建了合理的山城防御体系。孙华65：这个防御体系的建立，第一步是定重庆为中心。定了重庆以后，余玠采纳了当时播州土司66的两个谋士冉璞、冉琎的意见。这两个谋士长期在四川活动。王鲁湘：对四川的情况很清楚。孙华：钓鱼城上面有庙，这个庙唐代就有了，在宋代的时候，贵州的田氏土司修过，所以，作为播州土司的谋士，冉璞、冉琎他们对这个庙的情况很熟悉，对钓鱼城所具有的战略地位也非常了解。余玠上任以后，他要找人拿出光复四川四路的策略，于是筑了招贤馆，让有本事的人自动来报名，拿出他们的办法。这个时候，冉璞、冉琎去见余玠，在地上画了整个四川的地形图，然后提出了建立山城防御体系的策略，而这个策略的核心就在钓鱼城，所以要把钓鱼城建设成一个不可攻克的堡垒。这个以重庆为中心的山城防御体系，包括云顶平、白帝城等二十多个山城，其中钓鱼城是这个体系中最重要的一个，它在未来的抗蒙战争中发挥了不可限量的作用。二、固若金汤钓鱼城磨盘遗址余玠所建的山城防御体系曾一度挫败蒙军，局部扭转了南宋军队节节退败的战局。但是，蒙古人统一世界的野心和训练有素的军事实力，令宋军只有一时的招架之力。很快，蒙军铁骑逾越四川凭借天险而建的军事防御系统！二十多个山城几乎全部弃城，只有钓鱼城的城门紧紧关闭，让骁勇善战的蒙军难以接近！王鲁湘：远远地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磨盘，这应该是个磨盘吧？上头应该还有一个大碾？袁东山：对。有一个大的石滚作为碾，它是用牲口拉着来碾粮食的。王鲁湘：用驴子？袁东山：应该是牛，一种黄牛，那里没有驴子。王鲁湘：这里无论作为衙署所在地，还是兵营所在地、老百姓所在地，总要吃粮食。所以从磨盘的规模来看，这里应该是个作坊，可能直接隶属于军营的后勤系统。袁东山：这不会是老百姓自己家里的，家里的不会有这么大。钓鱼城城楼遗址事实上，建造钓鱼城时，余玠不光只是考虑到了山城的军事功能，他还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坚不可摧的城墙围合成一个安全的军事、生活空间。城内设施齐全：有县衙门、兵工作坊、经济贸易中心，甚至还有佛教寺庙等建筑。王鲁湘：我这次在钓鱼城参观以后，改变了一个观念。我原以为这种山城防御体系只是一个一个的堡垒，顶多也就是个山寨，像土匪或土司的堡垒一样。结果到钓鱼城一看，它真是个城，上头什么都是全的。孙华：两宋之际的军事家陈规说过这样一句话：有的将领在总结北宋和金朝的寿阳之战时说“城小而易守”，这个话是错的。城一小，尽管用比较少的军队就能进行防守，但城小了以后，调动军队也相对受到了束缚。另外，城小了以后，敌人更容易多面夹攻。王鲁湘：围成一个铁桶一样。孙华：对，很容易失去做机动反应的空间。所以综合看来，钓鱼城这个小城能抗击元军那么久，是非常不容易的。汩汩嘉陵江环绕钓鱼城，为这个小小的山城平添了无尽的秀美。如今走在城中，似乎很难想象这里曾经经历了最惨烈的战争。但是，来此凭吊的游客，可在城内看到一些冷兵器时代的抛石机——这是宋兵抵抗蒙军的重要武器。

罗地网，最终黄巢再次战败，被迫退入狼虎谷（今山东莱芜西南），两天后，由于粮草断绝，黄巢见大势已去，遂自杀身亡。十年前，黄巢带着对李唐王朝的满腔仇恨，决心起兵反唐，也曾一度让李唐皇族面临灭顶之灾，但高傲、自负以及对时局判断有误，导致黄巢最终功亏一篑。千百年来人们对黄巢毁誉参半，有人说他是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对腐朽的唐王朝予以致命的打击；也有人说他起兵十年，杀人无数，是个双手沾满鲜血的杀人魔王。但无论如何，黄巢起义都是大唐帝国历史上无法绕开的话题，除了加速大唐帝国灭亡的步伐之外，还因为在此之后各路藩镇趁着帝国的混乱局势，逐渐将大唐帝国肢解。中和四年（884年）七月二十四日，时溥派人将黄巢的首级及妻妾送往蜀中。皇帝李儇看到黄巢的首级后不禁喜极而泣，他顿时感觉到十年心惊肉跳的日子将就此结束，自己终于可以安稳地回到京城长安，继续他的游宴与嬉戏。然而，此时的李儇一定没想到，黄巢虽然失败，但未来各路藩镇带给他的依旧是接连不断的噩梦。第六章帝国肢解汴州之乱中和四年（884年）十月，关东地区藩镇联合上表奉请皇帝李儇返回京城长安。光启元年（885年）正月，李儇动身返回京城，于三月十二日到达长安。不过重返故都的他在进入长安城后，一点也高兴不起来，这不仅因为他看到长安城内一片狼藉而内心悲凉，更因为这段时间他越来越感觉到各路藩镇加剧纷争，让本已经满目疮痍的大唐帝国更加雪上加霜。《旧唐书?僖宗纪》中用极其概括的话语，勾勒出皇帝李儇还京之际所面临的藩镇割据一方，不断蚕食国家的图景：时李昌符据凤翔；王重荣据蒲、陕；诸葛爽据河阳、洛阳；孟立方据邢、；李克用据太原、上党；朱全忠（朱温）据汴、滑；秦宗权据许、蔡；时溥据徐、泗；朱宣据郓、齐、曹、濮；王敬武据淄、青；高骈据淮南八州，秦彦据宣、歙；刘汉宏据浙东。皆自擅兵赋，迭相吞噬，朝廷不能制……大唐帝国藩镇割据由来已久，但黄巢起义失败后，朝廷对于藩镇割据的局面呈现无力制止的趋势。这不仅是中唐时期以来对藩镇实行姑息策略的必然恶果，更是因为经历黄巢起义打击之后，朝廷对于藩镇问题无论从军事上还是经济上都已经无力解决，而且皇帝李儇逃往蜀中的经历，在藩镇们看来朝廷不过如此，所以黄巢起义失败后，皇帝李儇便逐渐失去了政治偶像的作用。藩镇们本来就怀有称霸一方的野心，再加上朝廷无力遏制，所以相互之间展开了更加无所顾忌和残酷的兼并战争，而本章我们就来说一说对朝廷、对后来时局产生重大影响的几个藩镇的情况。藩镇之间互相攻伐的源起之处首先是蔡州的秦宗权，而且在朝廷依旧存在的情况下，秦宗权居然是第一个敢于称帝者。秦宗权是许州人，本是忠武军的一员牙将。前边我们说过，广明元年（880年）十一月，徐州增援关中的士兵在到达许昌时发动过兵变，并驱逐忠武节度使薛能，后来被周岌平定，于是皇帝李儇任命周岌为忠武节度使。当时秦宗权因战事需要正在蔡州（今河南汝南），听到许昌有兵变，就以想要平定叛乱为由，整合蔡州兵马驱逐当地刺史，自称权知蔡州事，他又以防备黄巢为名，趁机将蔡州据为己有。周岌上任后无力驾驭，只好任由秦宗权掌管蔡州。当时蔡州兵力有万余人，秦宗权就是靠着这些人在汝州打败黄巢义军。中和二年（881年），皇帝李儇曾经指望秦宗权出兵镇压黄巢，并采纳忠武军监军杨复光的建议，在蔡州以设置奉国军之名，任秦宗权为节度使。可是，没想到在中和三年（883年），秦宗权便因为对抗黄巢失败而投降，并与其合兵围攻陈州。黄巢败亡后，秦宗权自恃兵马强悍，认为称霸一方的时机已到，于是四处出兵，攻城略地。中和三年（883年）七月，杨复光病死于河中府，其手下八都头将领在忠武军鹿晏弘的率领下一路向南，并接连攻下襄、邓、金、洋等州，声称要前往蜀中投奔皇帝李儇。十二月，鹿晏弘到达兴元，驱逐山南西道节度使牛勖，自称留后，占据兴元。不过，不到一年的时间，由于他的猜忌，加上田令孜派人诱以厚利，八都头将领中的王建、韩建、张造、晋晖和李师泰率领数千兵马奔往成都，投靠田令孜。田令孜收他们为义子，封为诸卫将军，让他们各统旧部隶属神策军，号称“随驾五都”。随后，田令孜派兵攻打兴元，鹿晏弘由于失去八都头将领的支持，战败放弃兴元向东逃往襄阳。秦宗权闻讯，命令部将秦诰、赵德湮与鹿晏弘会合，一起攻陷襄阳，迫使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逃往成都。有了秦宗权兵马的支援，鹿晏弘便引兵转攻邓、均、房、庐、寿等州，然后回到许州，忠武军节度使周岌担心鹿晏弘发动兵变，于是闻风而逃。鹿晏弘兵不血刃地占领许州，并自称留后。当时身在蜀中的皇帝李儇只得无可奈何地加封鲁晏弘为忠武军节度使。事实上，谁都知道真正占领许州的是秦宗权，鹿晏弘不过是个摆设，而且秦宗权此后相继派其弟进攻荆南；部将陈彦进攻江淮、秦贤进攻江南；孙儒进攻洛阳、陕州；张致进攻汝州、郑州；卢塘进攻汴州、宋州。前边我们说过，黄巢退出长安后，在洛阳几乎没有停留，所以没有对这座古城造成破坏，倒是官军后来到达这里后，对洛阳城肆意劫掠，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而秦宗权的兵马到达洛阳后，更是对这座古城予以毁灭性的打击。孙儒攻下洛阳后，在盘踞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纵兵焚烧宫殿和民居，并四处烧杀抢掠，最终席卷而去，使得“城中寂无鸡犬”。其时，藩镇们早在中和四年（884年）十月便上表奉请皇帝李儇回京，而李儇直到转年正月才动身，这其中也是惧怕秦宗权作乱。因此，在光启元年（885年）正月，李儇特意下了一道安抚秦宗权的诏书，见秦宗权无意为难自己，才于正月二十三日动身奔回长安。但是秦宗权虽然没有为难皇帝李儇，却全然不将朝廷放在眼中，在皇帝李儇回到长安的同时，自己便在蔡州公开称帝。这下皇帝李儇彻底发怒了！对于藩镇们之间互相攻伐，朝廷无力制止，只能听之任之，甚至对蔑视朝廷的行为也可以忍让，但对于公然称帝这件事，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所以皇帝李儇得到秦宗权称帝的消息后，立即下诏以武宁节度使时溥为蔡州四面行营兵马都统，着手组织对秦宗权的讨伐。此时，秦宗权已经接连攻下蔡州附近的二十余州，可谓是春风得意，在河南地区只剩下两个对手没有解决，一个是陈州刺史赵重，另一个就是宣武节度使朱全忠。最初朱全忠被秦宗权打败过，幸好天平军节度使朱宣派兵相救，方才转危为安，并几次打退秦宗权的进攻。而陈州方面由于距离蔡州只有百十里的距离，而且兵力不多，便遭到秦宗权的猛攻，不过赵崇坚守城池，秦宗权一时间难以攻下。光启二年（886年）五月，朱全忠在尉氏（今河南尉氏县）打败来犯的秦宗权部将秦贤，并趁秦宗权攻打荆南地区之际，派部将郭言领兵三万攻打蔡州。秦宗权担心兵力不足无法抵抗，于是引兵攻下许州，杀节度使鹿晏弘，以许州为根据地继续扩充地盘。秦宗权自光启元年（885年）九月进兵荆南地区的一年多来，荆南留后张瓌始终坚守城池。城中粮食奇缺，一斗米价值四万钱，士兵们只能吞食铠甲、鼓皮充饥，以至于无鼓传递信息，夜晚依靠打击门扉以警夜，但张瓌依旧坚守不懈，秦宗权久攻不下，最终只好撤兵。当时秦宗权自恃兵力比朱全忠强大，但却多次被其击败而恼羞成怒，调集重兵进攻汴州。朱全忠闻讯后急忙派部将朱珍越界到青淄一带募兵万人，并抢得马千匹以充实自己的实力。光启三年（887年）四月，秦宗权带领大军进至汴州城郊，其部将张晊屯兵汴州北郊，秦贤屯兵城西的板桥，各自拥兵数万人，列阵三十六营，绵延二十余里。当时秦宗权并不知道朱全忠已经募到兵马，而且部将秦贤一路的人马相对薄弱，所以朱全忠突袭秦贤一路。秦贤因为没有防备被朱全忠连破四阵，秦宗权的其他各路人马得到消息后产生畏战情绪，全都撤兵而回。秦宗权进攻朱全忠，为朱全忠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他可以利用抵抗秦宗权进攻的名义大肆招兵买马。连续取得胜利后，朱全忠派部将郭言到河阳、陕州、虢州等地继续募兵，使得朱全忠的实力急剧扩充，也使得他在与秦宗权的对抗中逐渐占得上风。光启三年（887年）五月，朱全忠领兵进击张晊，大胜而归。秦宗权见朱全忠接连打败自己两员大将，便亲自率领精兵从郑州赶来与部将们会合，准备与朱全忠决一死战。而朱全忠则求得兖州朱宣、郓州朱瑾以及义成军的支援，于五月七日以四镇之军在汴州北郊的边孝村与秦宗权展开决战。经过惨烈的搏杀，秦宗权之军大败，被斩杀两万多人，而秦宗权则连夜逃遁。其驻扎在洛阳、许州、郑州等地的将领们听到秦宗权在汴州惨败的消息后，纷纷领兵撤回蔡州。汴州之战后，秦宗权的实力急剧削弱，而经过这一战，朱全忠迅速崛起。可以说，汴州之战奠定了朱全忠在藩镇中的地位，甚至可以说其今后称霸天下的基础就是源于这一战。两镇争雄汴州之战一举奠定了朱全忠在藩镇中的地位，但秦宗权却不是朱全忠称霸天下的道路上最主要的对手。纵观朱全忠所走过的道路，为其制造巨大麻烦的其实是李克用，而两个人结怨是源于上源驿事件。中和四年（884年）五月，李克用追击黄巢至冤句，因人疲马乏和粮草断绝而被迫退回汴州。五月十四日，李克用和监军陈景思带领三百多士兵抵达汴州，先是露宿城外，后来在朱全忠的再三邀请下入城，驻扎在上源驿馆舍内。当时朱全忠准备了丰盛的晚宴款待李克用，可是李克用居功自傲，完全不把朱全忠这个黄巢的叛将放在眼里，并对其不断进行嘲讽。朱全忠不禁怒火中烧，但因为忌惮李克用的武功，一时间不敢发作。等到夜色降临后，李克用及其随从喝得酩酊大醉。朱全忠见时机已到，与部将杨彦洪密谋后，立即发兵放火围攻上源驿，顿时火光四起，浓烟滚滚。而李克用却依旧烂醉如泥，幸好他的数十名亲兵竭力拼杀，其中一名随从吹灭蜡烛，将李克用拖到床下，用冷水将其唤醒。此时电闪雷鸣风雨大作，李克用惊醒后，在几名亲兵的保护下翻墙突出重围，借助闪电之光且战且退，终于登上南城墙，然后跳出城外逃走，而监军陈景思等三百名士兵则全都死于朱全忠之手。天亮后，李克用狼狈逃回自己的军营中，立即集合部众要攻打朱全忠，不过被其妻刘氏阻止，她认为此时攻打朱全忠，不但不能明辨是非，反而很可能会为朱全忠提供借口，不如就此上疏朝廷说明原委，请求名正言顺地加以讨伐。于是，李克用便写信责骂朱全忠一番，然后引兵返回河东，双方就此结下仇怨。李克用返回治所晋阳后，一边整顿兵马，一边派人送奏章到成都，向皇帝李儇陈说上源驿事件的来龙去脉，并请求朝廷允许自己出兵讨伐朱全忠。但是皇帝李儇却对藩镇心存余悸，不敢轻易下命令，只是不断地和稀泥，派宦官安抚李克用，希望他能够顾全大局，不计前嫌。可是，李儇一定想不到，他这种息事宁人的态度，让李克用、朱全忠等人全都看到了朝廷极其软弱的一面，从此更加飞扬跋扈。《资治通鉴》评价认为：时藩镇相攻者，朝廷不复为之辩曲直。由是互相吞噬，惟力是视，皆无所禀畏矣。而范祖禹在《唐鉴》中说得更加直白：唐之政令不行于藩镇，实自此始，后虽复欲为强，其可得乎？事实上，李克用和朱全忠反目为仇，表面上看是个人恩怨所致，其实是辖境毗邻的两个具有扩张野心的藩镇之间的必然矛盾的体现。后来朱全忠以河南为根据地征服淮河以北、河北以及关中部分地区建立后梁；而李克用则以山西为根据地，隔着黄河与朱全忠形成南北对峙。其子李存勖后来建立后唐与后梁互相征伐不已，其根本原因不在于世仇不共戴天，乃是在于双方都要争当北方霸主。上源驿事件之后，尽管朱、李二人互相视为眼中钉，但无论是谁，一时间都吃不掉对方，双方只能各自施展计谋与武力，利用藩镇之间或藩镇与朝廷之间的矛盾，火中取栗，弱肉强食，进行兼并战争，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朱全忠所控制的汴州地处中原腹地，号称“四战之地”，如果想称霸中原，势必与四周的藩镇进行兼并战争。他遍观周边藩镇之后，将目光首先瞄准了先前援助过自己的兖州、恽州两镇。前边我们说过，朱全忠与秦宗权的对抗乃至转败为胜的争战中，得力于兖、恽两州的朱宣、朱瑾兄弟的援助。但是，秦宗权的威胁解除后，朱全忠一方面忌惮朱氏兄弟的骁勇；另一方面垂涎兖、恽两州的地盘，于是开始盘算如何兼并两州。可是朱氏兄弟有功于自己，想要出兵征伐却又师出无名，一时间让朱全忠有些左右为难。当时朱全忠手下有一个谋士名叫敬翔，是个颇有见地的秀才。朱全忠本人诡诈多权术，其部将全都视他高深莫测，只有敬翔能事先猜出朱全忠的心计，所以颇得朱全忠的赏识。敬翔建议朱全忠派一些士兵假装叛逃进入天平军境内，然后写信指责是朱氏兄弟到宣武军辖境边上悬挂重赏招诱所致，进而激怒朱氏兄弟。朱全忠按照敬翔的建议去做后，朱氏兄弟见朱全忠对自己恩将仇报，自然满肚子怨气，回信也指责朱全忠是狼子野心。于是，朱全忠以此为借口，派部将朱珍和葛从周出兵进攻天平军。葛从周是一员参加过黄巢起义军的猛将，当时流传着一句话：“山东一条葛，无事莫撩拨”，说明其骁勇善战为人所忌惮。在朱珍和葛从周的进攻下，朱氏兄弟连吃败仗，先是丢了曹州，进而在濮州的刘桥又遭到惨败，可以说兖、恽二州在朱全忠的进攻下已经危在旦夕。值得一提的是，朱全忠四周攻城略地，除了其兵强马壮之外，张全义在洛阳的经营，则从经济上对朱全忠称霸中原起了很重要的支持作用。张全义，濮州临濮（今山东甄城）人，参加过黄巢起义军，在黄巢的委任下担任过吏部尚书。黄巢兵败后，张全义依附于河阳节度使诸葛爽，从一名普通的军校开始做起，以战功逐渐升任刺史。光启二年（886年）十月，诸葛爽病死，部将张经拥立其子诸葛仲方为留后，但是诸葛仲方年幼，张经大权独揽，招致诸将不满。后来张全义与张经反目，在李克用的支持下，于光启三年（887年）六月被任命为河南尹。张全义带领麾下百余人进入洛阳，眼见惨遭秦宗权劫掠后的洛阳城一片狼藉。为了尽快恢复农业生产，他挑选手下十八人，任命为“屯将”，让他们每人带上一张旗、一块榜文，分散到洛阳十八个属县的村落中，召集流散人员开垦荒地，种植生产。而且张全义亲自督课农桑，经常于农耕时节出巡村落，看到庄稼长得好的便招来种田人赐予酒食慰劳，到了收获的季节，他亲自到丰收之家，赏赐全家老少绸缎、彩衣等物。当时洛阳城流传着“张公不喜好声色犬马，见到这些东西未尝发笑，唯有看到佳麦良茧，则笑逐颜开”的传说。如果看到庄稼收成不好，张全义就叫来耕种者问责，对有严重过失的张全义毫不留情地施以杖刑。经过数年的经营，洛阳城逐渐从战乱中恢复，人口增加了五六万，田野间形成一片桑麻蔚然的景象。不过，张全义虽然是经李克用而得到河南尹的职位，但洛阳毕竟靠近朱全忠的势力范围，两年之后在朱全忠的威逼下张全义不得不依附。在朱全忠四处攻城略地的过程中，他从张全义那里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支持，进而保证其争霸中原的实力。事实上，在朱全忠争霸中原的过程中，李克用也是摩拳擦掌，磨刀霍霍。不过与朱全忠不同的是，李克用发展势力的策略，除了采取武力兼并之外，由于其骁勇善战，往往成为其他藩镇互相征战时需要借助的力量，因此他善于利用各种矛盾纵横捭阖，在藩镇动乱中占了不少便宜，逐渐成为中原地区的一大强藩。光启元年（885年）三月，统辖定

一百亩田地，其中八十亩成为口分田，二十亩为永业田。六十岁以上的老年男子及残疾人，各授予口分田四十亩。贵族和九品以上的官员，可以按照品级申请授予永业田二百亩至一万亩不等，其中永业田可以传给子孙后代，国家不再回收，但口分田则在受田者死后，由国家收回重新分配。与均田制相互配合的租庸调制，规定每个成年男子每年向国家缴纳租粟二石，调绢二丈、丝棉三两，不产丝棉的地方，可以交纳布匹二丈五尺、麻三斤。此外，丁男每年还要为国家服徭役二十天，如果不服徭役，可以选择缴纳绢或者布代替，每天折合绢三尺或者布三尺七寸五分，这种做法叫“庸”。如果官府额外加役，加役十五天可以免除“调”，加役三十天“租调”全免。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成为唐代前期国家的主要土地制度与赋税制度。在这些制度的基础上，大唐帝国的财政收支预算才得以顺利进行，保证了庞大的国家机构的正常运转和皇室、官吏的开支消耗。但是，以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为基本经济结构的体制，在开元时期开始发生变化，最终在安史之乱以后逐步崩溃瓦解。开元中期以后，由于土地买卖的限制越来越松弛，不仅永业田，就连口分田在某种情况下，法律规定也可以买卖。同时，各级官吏占有大量的永业田，这就使得那些官吏成为了大大小小的地主，他们可以利用手中掌控的权力不断兼并农民的土地，使土地集中的程度日益增加，如《唐会要·逃户》就记载宝应元年（762年）肃宗李亨发布诏书说：“百姓田地，比者多被殷富之家、官吏吞没。”我们在前边分析安史之乱发生的客观原因时，曾经说过开元天宝时期，土地的兼并之势可以和汉朝的成、哀二帝时期相比，事实上当时由于官僚机构的不断膨胀，官吏按法律占有的公田也越来越多，贞观时期朝廷京官仅有六百四十二人，到了开元时期已经增长到三十六万八千六百六十八人。这样为数众多的官吏，要占有相当于普通百姓十倍至三百倍的永业田，其结果只能是国家手中可供分配的公田大量减少。由于上述原因，到天宝末年，唐朝初期建立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开始崩坏，农民既失去土地，又遭到沉重的赋役压力无以为生，结果只能是被迫逃亡他乡。早在武则天执政末期，宰相韦嗣立就上书言说当时天下户口逃亡过半，租税逐渐减耗，致使国家开支严重不足。这种情况到了安史之乱爆发后，农民又遭到战争的重创，逃亡更加惨烈，以至于达到“十不半存”的程度。安史之乱结束后，大唐帝国的户口从九百万骤减至一百九十余万户，虽然其中有相当人口是在战乱中死亡，但大部分是逃亡，形成了“丁口转死，田亩卖易，贫富升降不实”的局面，这样的情况下以人丁为本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已经不可能再实行下去，大唐帝国的财政收入大幅度减少，进而导致严重的财政危机出现。两税法就是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随着杨炎身登相位开始实行起来。《旧唐书?杨炎传》记载杨炎在当上宰相后，给李适上过一份奏疏。大体内容是指出目前国家财政窘困的状况，以及继续实行租庸调制的弊端和危害，应该说这篇奏疏引起了李适的极大关注，最终在李适的支持和杨炎的一系列具体操作下，两税法终于实行开来。建中元年（780年）正月五日，李适宣布大赦天下，并在赦文中宣布实行两税法。从这一刻起在中国历史上实行了四百多年的租庸调法即告废除，永远退出了历史舞台。在杨炎的主持和精心策划下，两税法分为六大部分：一、中央根据财政支出定出总税额，各地方政府依照中央分配的数目向当地人户征收。二、土著户和客居户都编入现居住地的户籍，依据丁壮和财产的多少定出户等。三、两税分为夏秋两次征收，夏税限每年六月缴纳完毕，秋税限十一月交纳完毕。四、租庸调和一切杂徭、杂税全部取消，但丁额不废除，依然有效。五、两税依据户等纳钱，依据田亩纳米粟。其中田亩税以大历十四年的垦田数为准,采取均平征收。六、没有固定住处的商人，所在的州县依据其收入征收三十分之一的税。从上述六大项的规定来看，两税法首先扩大了纳税范围，在唐朝前期的租庸调制下，贵族官僚和孝子、顺孙、义夫、节妇等人是不担负国家赋税的，这些人统称为“不课户”，如果仅按天宝十四年（755年）的记载来看，在全国的不课户为365万户，课户为535万户，不缴纳赋税的户口竟占全部户口约40%，可见不纳税户口的比重之大。其次是逃亡的课户不交纳赋税，在实行两税法时，李适曾经派遣使臣前往全国各地检查户口，结果检查出逃亡当地的客户总共达到一百三十多万户，约占总户数的五分之二，这一百三十多万逃亡的客户在实行两税法前，都被官吏、贵族所占有，国家并不能从他们那里取得赋税收入，而两税法规定原来不纳税的官吏和客户均得需按户等纳税，这就大大扩展了纳税面，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除了扩大纳税范围之外，两税法的纳税标准也改为按照财产的多少来收取。以前的租庸调制征收赋税的标准是以人丁为本，如天下成年男子每人都受田一百亩，在这个基础上规定每一个丁男每年缴纳的租庸调数量。而事实上均田制的实施程度在唐朝初年各地就有相当大的差异，其中关东地区最高，关中地区最低，长江流域居中，成年男子收受田的多少就很不一致，但却都要担负同样多的赋税。后来官吏、地主对土地的兼并越来越严重，农民失去土地越来越多，但依旧需要担负租庸调，等到了无法负担时就只能逃亡。可见，以人丁为基础的租庸调制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很大的缺陷，而两税法却弥补了这个缺陷。两税法按照资产田亩计税，将官吏、商人、地主、贵族、农民按照资产分为九等户籍分别纳税。形成两税法的“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的纳税原则，也就是将人丁税改为财产税，这样既增加了赋税的合理度，也减轻了那个时代土地对农民人身的束缚，从法律上确认了逃亡户和原来的实居户一样享有相同的法律地位。从某种角度而言，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进步。值得一提的是，两税法征税虽然以钱为计算单位，但当时在不可能完全以货币形式上交税款的情况下，多数是把钱折算成实物，正所谓“定税之数，皆计缗钱，纳税之时，多赔绫绢”。但是无论怎样，两税法终究是从实物税向货币税转变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中国赋税史上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两税法的实行，标志着从李适一朝开始一直到唐朝灭亡，国家财政预算新体制否认确立，也就是确定了中央、藩镇和各州三级构成的国家财政预算模式，“划分收支，定额收支”的财政管理方式，这种方式其实是安史之乱以后唐朝中央政府和藩镇地方割据势力矛盾斗争的产物。所谓划分收支，是指在财政收入方面，将国家规定征收的税种，划分成中央税（如青苗税、酒税、茶税等）和地方共享税两种类别，分别确定了中央和藩镇、各州两级地方预算的收入范围。在支出方面，引用元稹的话来讲叫作“量出以制入，定额以取资”。不仅确定了两税留州额和使用额，也限定了藩镇、各州两级地方预算应承担的支出范围，此外便是中央政府应承担的支出项目，形成了“两税三分制”。这样，自安史之乱以来中央政府财政收入下降的趋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变，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预算收支得到明确划分。如果单纯从经济领域来看，起到了巩固唐朝中央政府权威、削弱地方割据倾向的效果。两税法实行以后，从结果上来看，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旧唐书?杨炎传》中记载：人不土断而地著，赋不加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诫而奸无所取。自是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从这条记载来看，两税法的实行改变了先前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上不知下的局面，朝廷获得了更多的分配平衡权。《唐会要?盐铁总叙》记载，两税法实行的第一年，唐朝中央财政收入增加到一千三百零五万贯，加上盐税总收入可达到两千多万贯，比两税法实行前财政收入增加了一倍多。两税法的实行不仅解决了大唐帝国先前的财政问题，同时也让宰相杨炎在朝廷中大放异彩，杨炎的才能被上至皇帝下至百姓一致称颂，但很多人只看到了杨炎发挥才能的一个方面，而很少有人能够看清杨炎的内心世界，换句话说，两税法的实行掩盖了杨炎自身的很多缺点，这其中对杨炎最致命的就是：他虽然身居宰相之位，也具备宰相之才，但却无宰相的气度。谗杀刘晏杨炎，凤翔关中人，从外表来看须眉飘逸，颇有风度。父亲杨播曾经登进士第，但因为个性使然最终隐居不仕。杨炎年少时得其家学渊源，再加上自己才思敏捷、文采出众，所以在家乡一带小有名气，被誉为小杨山人。成年后被河西节度使吕崇贲聘为书记官，从此开始踏上仕途。后来天下兵马副元帅李光弼也想聘请他为判官，被杨炎谢绝。朝廷想拜他为起居舍人，也被他婉言拒绝。虽然错过了两次绝佳的晋升机会，但杨炎不为官位所动的气节反而使他获得了更好名声。代宗皇帝李豫强令征召他为司勋员外郎，杨炎不得不进入中枢机构任职。由于杨炎文采绝佳，不久后李豫任命他为知制诰、中书舍人的要职，负责为皇帝起草诏令。不过杨炎虽然进入了中央机构任职，但官职都没有什么实权，但他那出众的文采得到了时任宰相元载的赏识。前边我们虽然说了很多元载嚣张跋扈的事例，但元载的心中始终埋藏着一个愿望，那就是趁自己位居宰相之位的时候，找到一个才能出众、文采颇佳的人作为自己的接班人。通过很长时间的观察，元载发现杨炎是个很合适的人选。不久后，元载向李豫建议提拔杨炎为吏部侍郎，要知道吏部是掌管人事的部门，元载提拔杨炎做吏部的二把手，可见他对杨炎的器重程度。元载向李豫推荐杨炎的时候，正是他走红的时候，李豫对元载的话言听计从，所以杨炎顺利当上了吏部侍郎，而杨炎对元载也确实是投桃报李，成为他的一名心腹，唯元载马首是瞻。不过杨炎虽然是元载的心腹，但元载身为宰相，却不是杨炎的顶头上司，当时吏部的一把手吏部尚书是理财专家刘晏。刘晏作为理财专家，立志协助皇帝陛下精心治国，对元载嚣张跋扈及中饱私囊的做法很是看不惯，所以元载和刘晏矛盾颇深，这就使得身为元载一党的杨炎不可能和他的顶头上司刘晏和睦相处。据史料记载，李豫清除元载这件事，刘晏暗中为李豫出过不少主意，如果说元载的倒台有刘晏一份功劳也并不为过。但随着元载的倒台，杨炎等一批同党跟着一起倒霉，要不是当时皇舅吴凑上疏谏阻，杨炎说不定早已经身首异处。据此看来，杨炎被贬为道州司马的时候，一定是带着对刘晏的怨恨启程前往道州的，只是他不会想到，有生之年他还能回到朝廷之内，并一跃成为刘晏的领导对其展开报复行为。之前我们说杨炎缺乏宰相的气度，事实上通过他当上宰相后的很多事例，可以看出杨炎的性格中有一种唯我独尊的霸气，而且骨子里不能容人。例如，元载当政时曾经请求修复原州城，直至元载倒台后这件事情便不了了之。杨炎上台后上疏奏请李适采用元载先前的策划，重拾修建原州城的计划，而且他还计划同时发派两京、关内的壮丁疏通丰州的陵阳渠，以便兴办屯田事务。李适接到奏疏后，左思右想拿不定主意，最终他决定派个心腹宦官，前往丰州征求泾原节度使段秀实的意见。段秀实认为目前边防比较空虚，不宜兴办屯田，如果大规模调集士兵去开垦耕作，容易招致敌人入侵。段秀实作为当地的军政长官，应该说最了解当地的情况，所以李适最终没有同意杨炎的请求。当杨炎知道是段秀实坏了自己的好事时，不禁勃然大怒。愤怒之下杨炎动用宰相的权力，将段秀实由泾原节度使调任为司农卿，虽然品级没变，但泾原节度使是地方实权官职，显然段秀实是明升暗降。而他的泾原节度使职位则由邠宁节度使李怀光兼任。按说这件事情身为宰相的杨炎应该从国家利益出发，认真思考段秀实的话是不是有利于国家利益再行处理，但缺乏气度的他完全无法冷静客观地看待事物，段秀实最终成为他的牺牲品。段秀实和杨炎在此之前并无过节，杨炎尚且如此，可想而知杨炎对待刘晏会是什么态度。从才能角度来看，杨炎和刘晏有其共通之处，在经济领域各有所长。俗话说得好：同行是冤家，相信两个人在内心深处彼此也是相互敬佩并嫉妒着，尤其是杨炎和刘晏分属不同的阵营，所以从根本上来看，两个人是不能共容的。但不能共容并不意味着就必须致对方于死地，通过史料我们没有看到刘晏对杨炎有什么实质性的伤害。但杨炎从当上宰相后，却对刘晏展开了不将对方置于死地绝不罢休的报复行动。在杨炎看来，这既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死去的元载。事实上刘晏这个人十分勤勉努力，凡事不论缓急必定当天解决，绝不会搁置到第二天去解决，算是雷厉风行一派。很多混日子的朝臣对刘晏的这种工作作风颇有微词，皇帝越是对刘晏褒奖有加，很多人就越是嫉妒他。在皇帝面前打刘晏小报告的人不在少数，只是这些人说的都是无关痛痒的事情，如撤销转运使的编制，造谣说刘晏曾经暗中上疏李豫册立独孤氏为皇后等。这些事情根本打动不了皇帝，更何况刘晏对帝国的财政改革有着莫大的功劳，皇帝是不可能轻易动刘晏的。但到了杨炎当上宰相后，这种局面终于被打破。杨炎刚刚进入宰相班子没多久，便展开了对刘晏的报复，和先前诋毁刘晏的那些人相比，杨炎的策略明显技高一筹。杨炎明白仅仅依靠上疏弹劾这种伎俩，皇帝陛下早已经视觉疲劳，想打动皇帝，必须要让皇帝感觉到自己的情真意切。于是，杨炎利用李适召见宰相班子议事的机会，开始了自己的计划。“陛下恐怕还不知道吧！刘晏与大臣黎干、刘忠冀共谋反叛，臣身为宰相而不能讨伐他们，真是罪该万死。”杨炎在议事即将结束时，忽然流着泪对李适说道。杨炎的话让李适颇感意外，他并没有立刻接着杨炎的话往下说，而是仔细思考杨炎所说话中的含义。那个时候另一位宰相成员崔佑还没有去世，在听到杨炎的话后，他立即站出来打圆场：“陛下！这件事情究竟真相如何，谁也没法拿出确切的证据，何况先前陛下已经大赦天下，不能因为流言蜚语而妄加追究啊！”杨炎因为是自己推荐进入宰相班子的，所以崔佑甫在杨炎面前丝毫不避讳。但不论李适还是崔佑甫事实上都不会想到杨炎状告刘晏谋反，并不是他的真实目的，隐藏在杨炎心中的其实另有所想。“崔相说得也很有道理，这件事情臣也反复思考过，的确没有真凭实据。不过尚书省是推行政令的最高机构，最近设置诸使，很大程度上分夺了尚书省的权力，依臣看来一切大权应该复归于尚书省才是，最近很多大臣也对这件事颇有微词。”杨炎的语调和刚才状告刘晏谋反时的痛哭流涕相比，显得平静了很多，最后他将问题抛给了崔佑甫：“不知道崔相对这件事情怎么看？”杨炎这次对刘晏的报复，使用的是以退为进的策略，状告刘晏谋反虽然是主动进攻，但这其实是佯攻，杨炎十分明白以皇帝李适的智商绝对不会相信刘晏会谋反的，而为人耿直的崔佑甫必定会站出来为刘晏开脱，只要形成这种局面，杨炎接下来可以实施以退为进的策略。所以在崔佑甫说完后，他立即主动选择退而求其次，向皇帝陛下陈述尚书省权力分散的问题，而且他最终将问题抛给崔佑甫，也是早已经算计好这位亲手提拔自己的宰相，是不可能在否定自己一次之后，再一次否定自己。除了面子原因之外，当时崔佑辅是首席宰相，尚书省权力分散这是事实，崔佑甫比杨炎更希望权力集中一些。“这一点杨炎说得没错！”崔佑甫沉吟了片刻之后，终于说出了自己看法。直到这一刻，杨炎的嘴角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他明白自己这次报复刘晏的行动宣告成功。建中元年（780年）正月三

完了就再没有音信了。夫：后来还来过，听说老头去世了，就……毕：他用德文写是为了出版方便呢，还是他不愿意用汉文写？奥其尔：没有，他德文水平比汉文水平高。策：他不是拿笔写德文，他有一个机器，整天嗒嗒嗒嗒打。和德文相比，他蒙文的水平一般，还是德文水平高。定：您印象里他讲的汉语是北京话吗？策：北京话。挺地道的。夫：我跟您这么说吧，到老年以后，(汉话)他听不懂了。策：对。他就不是汉话的思维。他的母语我觉得应该是德语。奥其尔：母语应该是蒙语，他从小在北京学德语，所以他德语的书面能力、写东西的能力比较好。毕：我们很想知道他对老北京的描述和对个人遭遇的感叹，我们很感兴趣。策：他是在德国出版的。我听他的学生说在德国见过。书里写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别人要是问我，我也不懂，也不敢随便给人看，万一里面有点儿什么不合适的，谁知道会有什么事儿呀。夫：也不知道里面牵扯“文化大革命”没有。定：您怎么没学德文呢？策：我没学德文。我这人可能不开那种窍，我妈教英文的，我也没有那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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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乌苏八音沟承化寺与帕勒塔家族关系

4.关于乌苏旧土尔扈特内部有隙传言

重臣之间的矛盾。已经被重臣的内部斗争搞得头焦额烂的周定王对士会表示了极大的欢迎，他亲自设宴招待士会，并派王室大夫原襄公担任司仪。这次宴会上，周定王命人给士会上了“殽烝”。按照周朝的礼仪，但凡举行祭祀或者宴会，将牲口置于容器之上，称之为“烝”；如果是整只牲口，并不煮熟，称之为“全烝”；如果是半只牲口，称为“房烝”。“全烝”和“房烝”都是摆设，只能看不能吃。如果将牲口解剖之后，连骨带肉蒸熟了，就称为“殽烝”，是既好看又好吃的美味。士会虽然贵为晋国的中军元帅，对于王室的礼仪却是个半桶水，看到桌子上摆的不是全烝，他忍不住偷偷问原襄公：“我听说周朝的礼仪仍然没有褪色，请问今天这个宴会，采用的是什么礼仪呢？”言下之意，我以大国上卿的身份来到雒邑，为什么不能享受最高规格的全烝呢？周定王听说这件事后，专门把士会找来解释了一番，说：“老四（士会在兄弟中排名第四）啊！你难道没听说过？天子祭天，就用全烝；天子与诸侯站立行礼，就用房烝；天子设宴招待同族的亲戚，就用殽烝。你是我叔父（指晋景公）派来的大臣，又是来调和王室的使者，我因此以同族的礼仪来招待你，这就是王室的礼仪啊！”士会听了，对自己的一知半解感到非常惭愧，不敢再说什么，恭恭敬敬地向天子告退。回到晋国之后，便命人四处搜集周朝的典籍，并根据这些典籍来组织修订晋国的法度。第四章卿大夫们的政治舞台【公族夺权：三桓专鲁】公元前592年春天，东海之滨的齐国迎来了一场外交盛事。晋国上军元帅郤克、鲁国权臣季孙行父和卫国大夫孙良夫联袂来到临淄，朝觐了齐顷公。郤克是晋国的名门之后，其父郤缺曾经担任晋国的中军元帅，掌握晋国的军政大权。郤克本人也久经战阵。邲之战中，士会担任上军元帅，郤克担任上军副帅。后来士会升任中军元帅，郤克便顺理成章地接任了上军元帅之职——这个职务在晋国的地位仅次于中军元帅和中军副帅，可以说是晋国军中的第三号人物。这几年来，晋景公通过一系列外交和战争手段，在国际上重新树立了大国形象，恢复了晋国昔日的霸气。他觉得是召集诸侯结成同盟，与楚国逐鹿中原的时候了，因此计划于公元前592年夏天在断道（晋国地名）举行诸侯大会。出于一种稳重的考虑，同时也是为了体现对齐国的重视，他派郤克先行出使卫国和鲁国，说服这两个国家各自派出使臣一同前往齐国邀请齐顷公参加会盟。但是，郤克的这次出使，却因为齐顷公的荒诞搞得很不愉快，继而引发了严重的外交纠纷。据史料记载，郤克有一点生理上的小毛病——背有点驼。齐顷公的母亲萧老夫人听到这个八卦，好奇心大起，便向齐顷公要求亲眼看看晋国使者。齐国难道就没有驼背？萧老夫人这好奇心本身就有点出奇。荒诞的是，齐顷公对于母亲这个要求也很感兴趣，还特意安排了一个节目让老太太开心。说来也巧，当时在齐国访问的几位使臣都有点生理缺陷：郤克是个驼背，季孙行父是个跛子，孙良夫是个独眼龙。这几个人凑到一起，本来就很有喜剧效果。为了突出这一效果，齐顷公还找了三个有同样生理缺陷的人来担任典礼官。结果，在接见使臣的时候，郤克被一个驼背领着，季孙行父被一个跛子领着，孙良夫被一个独眼龙领着，而萧老夫人躲在帷幕后面，乐得前仰后合，眼泪都笑出来了。士可杀，不可辱，何况还是堂堂的大国使臣？齐顷公为了博母亲一笑，居然敢拿三个国家的使臣开玩笑，这份孝心委实让人难以恭维。郤克等人强忍住愤怒，没有当场发作。从齐顷公宫中出来，郤克便起誓说：“此仇不报，我就不过黄河了！”于是不辞而别，临走的时候将副手栾京庐留在齐国，说：“务必完成使命，邀请齐侯参加今夏会盟，否则你也不用回国复命！”郤克这句话可以有两种理解：第一，他本人不再想与齐顷公这种无礼之徒打交道，但是国君的使命不能废，因此要栾京庐务必完成；第二，他希望齐顷公应邀到会，好让他有机会报一箭之仇。按照前一种理解，郤克是个公私分明的人；按照后一种理解，郤克则有点公私不分，有公报私仇之意。不管抱着什么目的，郤克回国之后，向晋景公如实汇报了在齐国发生的事情。使臣受辱等同于国家受辱，可想而知，晋景公非常恼火，晋国的诸位大臣也群情激愤。郤克向晋景公请求，马上发兵讨伐齐国，惩罚齐侯的不敬之罪。站在国家尊严的角度来看，郤克的这一要求也不过分，但是不符合当时晋国的利益。这些年来，楚国已经将宋、郑、陈、蔡、许等几个国家都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秦国和楚国遥相呼应，鲁国也主动向楚国频送秋波，可谓南风猎猎，势不可挡。晋国如果想和楚国抗衡，齐国是一张关键的牌。如果连齐国都被楚国拉拢，鲁国必定公开投向楚国的怀抱，卫国也很有可能见风使舵。那样的话，晋国就完全被敌对势力包围，休说称霸，连自身的安全恐怕都难以保障了。出于上述考虑，晋景公安抚了郤克一番，委婉地拒绝了他的要求。郤克倒也不纠缠，马上说，那请允许我带领自己的族兵东渡黄河，去找齐侯算账。这个要求当然也被拒绝。仔细分析起来，郤克之所以提这两个要求，很有可能也仅仅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因为在中国人看来，一个人受了侮辱之后，如果连报仇的想法都没有，那是没有“血性”的表现，所以必须喊两嗓子，表明自己的态度。想想看，以郤克手下那几百名族兵，就算跑到了齐国，也不过是去送死，谈什么报仇，郤克有那么傻吗？这样来看，郤克是个明白人，也有大局观念，只不过因为无缘无故受了侮辱，心里很不爽，情绪有点冲动罢了。当时士会在一旁看了郤克的表现，既同情又担忧，回家之后便对儿子士燮说：“儿子啊！我听说喜和怒这两种情绪，合乎礼法的很少，不合乎礼法的倒是很多。诗上面说，‘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君子如祉，乱庶遄已。’这就是说，君子的喜和怒，都是用来阻止祸乱的，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很危险，必定会助长祸乱。郤克现在的愤怒，在齐国身上没有得到发泄，恐怕就要在晋国惹出事端来了。我打算告老还乡，让郤克继承我的位置，满足其心愿，或许还可以避免祸患发生。你千万记住，跟随几位大夫，对他恭敬行事，不可冒犯！”从这番话不难看出，士会对郤克是很器重的，但是他也知道，郤克作为一个有尊严的男人，如果有不良的情绪郁积于心，不得宣泄，难保他会做出什么傻事来，与其宣泄到晋国，不如宣泄到齐国。出于保护人才的考虑，士会毅然决定让位于郤克，放手让他快意恩仇——这也是出于对郤克的信任，他相信郤克即使快意恩仇，也能把握住一个度，既维护自己的尊严，又有利于国家大计。读史至此，又是一叹：春秋时期的领导者，主动照顾下属的情绪；而现在的很多领导，需要下属哄着他开心。齐国那边，自从郤克不辞而别，齐顷公也知道自己捅了娄子，但是对于这个娄子有多大，他还不是很确定。所以当栾京庐一再催着他参加诸侯大会的时候，他耍了个滑头，决定派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四人代表他前往断道。前面说过，高固是齐国传统贵族高氏的掌门人，也就是强娶了鲁国公主的那位强人。齐顷公派他为首席代表参加断道会盟，倒也不算太失礼。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四人使团走到敛盂，高固越想越不对劲，害怕晋国人把气都撒到他身上，居然半路逃回齐国去了！四人使团中，高固的身份是上卿，其余三人均为大夫。高固这一逃跑，等于团长临阵脱逃，使团的级别立马下降了很多。如果这事发生在现在，晏弱应该马上打电话向上级报告，等候进一步的指示。但那是在春秋时期，山长水远，信息阻塞，写报告是不现实的。晏弱等人一合计，决定还是按原计划前进，将齐侯的致意带到断道。据《春秋》记载，公元前592年夏天参加断道会盟的诸侯有晋景公、鲁宣公、卫穆公、曹宣公和邾国的国君邾子（无以考证其称呼）。当晏弱等人来到断道，神色不自然地将国书递交给晋景公的时候，一向性格温和的晋景公终于发飙了——到这里开会的都是诸侯，你齐顷公不来也就罢了，派个上卿来还中途逃跑，只剩下几个大夫来赴会，这也太目中无人了吧！于是将这几个人都赶出去，拒绝齐国参加会盟。对于晏弱等人来说，最糟糕的事情还不在于此。从断道出来，齐国使团一路东行，准备回国。走了没几天，晏弱发现他们在晋国已经成为不受欢迎、也不受保护的人，所到之处，遇到的都是仇视的目光和故意的挑衅。这也难怪，齐国人先是侮辱了晋国的使臣，现在又侮辱了晋国的国君，晋国人怎么可能不生气呢？齐国使团走到野王（地名），受到当地官员和居民的围攻，晏弱被囚禁。其余的人虽然侥幸逃脱，但也没跑多远，几天之后，蔡朝和南郭偃分别在原城和温城被抓。晋景公对于这几个人的遭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了地方官员和群众的所为；而朝中的诸位大臣中，虽然也有人认为这样做不妥，但是考虑到郤克的情绪，也不便发表意见。如果不是一个叫做苗贲（bēn）皇的人及时出现，晏弱等人很可能就成为晋国人的刀下鬼了。前面说过，楚庄王当政之后，斗椒发动叛乱，结果兵败身亡。但是斗椒的儿子贲皇并没有在那次战斗中被杀死，而是逃亡到了晋国，晋国人将苗邑（地名）封给他，因此又被称为苗贲皇。晏弱在野王被抓的时候，苗贲皇正好经过野王，看到了这一幕。回到绛都之后，他便摇着头对晋景公说：“齐国的大夫有什么罪呢？从前诸侯侍奉先君，都急急忙忙怕赶不上趟。后来又都说晋国的群臣不讲信用，所以诸侯才开始三心二意。齐侯怕得不到应有的礼遇，所以派这四个人来，又有人对齐侯说‘您不出国，晋国人一定会迁怒于我们的使者。’高固听到这句话，又逃跑了。剩下晏弱他们三个人，坚持履行使命，互相鼓励说‘如果因为我们而断绝了两国的友好关系，宁可被处死。’为此他们才甘冒风险前来赴会。我们应该好好招待他们，使来的人都受到感动，但是我们偏偏逮捕了他们，这样就证实齐国人说的是对的。我不知道这样做有什么好处？让逃跑的人有逃跑的理由，伤害了履行使命的人，使得诸侯都有看法，这又有什么用呢？”晋景公听了这番话，沉默不语，既不表示同意，也不表示驳斥。过了一段日子，晋国人故意放松了对齐国使臣的看守，他们趁机逃跑，先后回到齐国去了。值得一提的是，晏弱有一个很有名的儿子，叫做晏婴，历史上一般称之为晏子。断道会盟之后，士会正式向晋景公提出了辞呈，郤克接任中军元帅，晋国从此进入郤克主政时期。新官上任三把火。公元前591年春天，郤克上台不到半年，晋国就联合卫国发动了对齐国的战争。联军在阳谷（齐国地名）打败齐军。面对愤怒的晋国人，齐顷公不敢再调皮，亲自跑到设在缯地（齐国地名，在阳谷附近）的晋军大营，向晋景公求和。双方签订了和平条约，齐顷公承认自己的错误，表示愿意服从晋国的领导，并将公子强送到晋国当人质。阳谷之战规模不大，经历的时间不长，战况不激烈，双方死伤的人员也不多，因此在历史上没有什么名气。但是，齐国在阳谷之战的失败造成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自即位以来一直对齐国人俯首帖耳的鲁宣公突然鼓起了勇气，决定洗刷这些年在齐国人那里所遭受的耻辱，派兵进攻齐国。鲁宣公这样做，有趁人之危的嫌疑，但也有可能是逼不得已。据后人大胆猜测，这个决定并非鲁宣公的本意，而是被“三桓”之一的季孙行父所迫——公元前592年齐国的外交风波，季孙行父也是受侮辱的人之一，回国之后，季孙行父自然要缠着鲁宣公为他报仇，但都被鲁宣公拒绝了，理由很简单：人家晋国都没大动干戈，咱们鲁国又何必强出头？因为这件事，季孙行父一直不高兴，现在终于等到晋国对齐国动手了，他也找到了理由，再次对鲁宣公施压，强烈要求出兵讨伐齐国。在这种情况下，鲁宣公没办法拒绝他，也不敢拒绝他。要知道，“三桓”发起怒来，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于是鲁宣公提出，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齐国虽然新败，仍然远远强于鲁国，必须得到大国的支持，鲁国才能发动对齐国的战争。所谓大国，也就是晋、楚、秦三个国家。秦国和齐国一个在西，一个在东，压根是风马牛不相及，所以不用考虑。晋国刚刚和齐国签订和平条约，再度出兵的可能性基本为零，也不用考虑。这样就只有楚国可以依靠了，而且楚国应该也很乐意鲁国向它靠拢。公元前591年夏天，鲁宣公派使者前往楚国，请求楚庄王出兵帮助讨伐齐国。楚庄王用脚趾头也能算出这笔买卖所能带来的好处。按照一贯利索的行事风格，他没有任何讨价还价就答应了鲁宣公的请求，而且约定：秋天庄稼收割之后就出兵，请鲁国也作好相应准备。然而，到了那年秋天，鲁宣公没有盼到楚国的部队，反倒是收到了楚国人送来的一份讣告——楚庄王去世了。关于楚庄王的一生，后人基本给予正面评价。清代朱元英的观点比较具有代表性，他说：齐桓公和晋文公之所以称霸天下，是因为有管仲和狐偃，凡事都听他们的就行了；楚庄王手下的文臣武将，能力都不如楚庄王，大事全由楚庄王自己决定，而且他的所为基本符合天道人伦，就算错也错不到哪里去。恢复陈国，饶恕郑国，体现了他的豁达大度；不作京观，体现了他的仁义；同意撤军三十里，与宋军和谈，体现了他的诚信。楚庄王的内政、外交、用人，都是其内心对外释放的表现，往往宁可厚道，而不刻薄；将自己摆在退让的位置，而不跟别人争夺。朱元英还这样比较说：齐桓公和晋文公之美，在于他们善于表演；秦穆公和楚庄王虽然不善于装扮自己，胜在内心强大。单就功业而言，前两者也算是有圣人之功了；但如果说到道德建树，后两者则是君子所不能忘记的。对于鲁宣公来说，他并没有太多时间去给楚庄王盖棺定论。他现在火烧眉毛要解决的事情，是如何压制住“三桓”越来越嚣张的气焰。前面已经多次说过“三桓”的来龙去脉，在此不赘述。但是有必要介绍一下鲁宣公在位期间，鲁国各位权臣的世系：公孙归父：公子遂之子，鲁庄公之孙，因公子遂久居曲阜东门，又称为东门氏。仲孙蔑：文伯之子，公孙敖之孙，庆父之曾孙，也就是“三桓”中的孟氏。叔孙侨如：叔孙得臣之子，叔牙之曾孙，也就是“三桓”当中的叔孙氏。季孙行父：季友之孙，也就是“三桓”当中的季氏。其中公孙归父虽然不在“三桓”之列，但是由于其父公子遂对于鲁宣公上台有大功，受到鲁宣公的特别宠爱，因此也权倾一时，和“三桓”构成了鲁国的四大家族。早在三年前，即公元前594年，在季孙行父的推动下，鲁国进行了一次重大的经济改革，史称“初税亩”，即按田亩之多少来征收赋税。按照周朝的井田制度，田有公田和私田之分。公室主要靠公田的赋税收入作为其经济来源，而卿大夫阶层拥有的私田是不收税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卿大夫势力的增强，私田的数量越来越多，公田往往荒废不治。一些先进的国家已经逐步承认私田的合法性，主要依靠私田来维持国家的赋税。比如晋国，早在晋惠公时期就有了“作爰田”的改革，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鲁国在这时实行初税亩改革，可以说是公室与“三桓”等卿大夫之间的一次相互妥协——公室承认私田的合法性，卿大夫承认缴纳赋税的义务。从客观上讲，这次妥协增加了鲁国的财政实力，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但也使得“三桓”在与鲁宣公叫板的时候腰板更硬，嗓门更粗，因此《左传》对初税亩的评价是：“非礼也！”双方的矛盾一步步加深，终于图穷匕现。公元前591年秋天，也就是接到楚庄王的死讯之后不到一个月，鲁宣公派公孙归父访问晋国

赵氏家族最需要的人。所谓奴才，首先必须是奴，其次才是才。张孟谈没有因为这件事影响自己的情绪，反而以十二万分的热情继续投入工作。在他的领导下，赵氏在新占有的领地上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广封疆，开阡陌”的土地改革运动，彻底摧毁原有的井田制，实施新的封建地租制。这一运动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种田积极性，赵氏家族的经济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当一切都走上正轨之后，张孟谈也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事——他向无恤递交了一份辞呈。这回轮到无恤想不通了，连忙将张孟谈请进宫，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为什么要走？是不是还在怪我将晋阳首功赏给了高共？”张孟谈笑了：“我哪里还记得这些芝麻谷子？我之所以要辞职，是因为先主有遗训，‘五霸之所以能够领袖群伦，不外两条原因，一是国君的权势足以控制群臣，二是不让群臣的权势大到可以影响国君。’现在我声名显赫，位高权重，言能服众，对主上来说不是好事。请您允许我辞去官职，回家去当一名普通的老百姓。”无恤说：“辅佐君王的人，自然名声显赫；为国立功的人，应该享有尊贵的身份；处理国政的人，必定大权在握。至于大家都服从你，那是因为你忠厚诚信。请你一定要留下，我还有很多重要的工作需要你去做。”张孟谈说：“咱俩说的不是一回事。您刚刚说的，那是事情成功后的喜悦；而我要说的，是任何时候都用得着的治国之理。我也算博览群书了，翻遍古往今来的史料，但凡成功的时候，愉快的心情都是一样的。可是高兴过后，如果大臣与君主还享有同样的权力，而且能有好结果的，还真没见过。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您的一片好心，我心领了，治理国家不能感情用事，请认真考虑我的请求。”顺便说一下，后人将“前事不忘，后世之师”作为成语，即出于张孟谈。张孟谈走后，无恤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躺了三天，越想越觉得不是滋味。在他看来，张孟谈此举，显然是对他当年封赏高共的反击，而且是最厉害的一种反击方式。换句话说，如果张孟谈还在纠结于谁是第一，谁是第二，他能够接受，甚至感到欣喜，因为家臣们偶尔争风吃醋无伤大雅，反而有利于主子的统治。但现在张孟谈是拍一拍衣袖，不再奉陪了。奴才炒了主子的鱿鱼，岂能叫他不感到无趣、失落，甚至是愤恨？突然间，他想到了一个好主意，派使者问张孟谈，国家的政事，如果有臣下不听分派，该如何处置？这话里藏有玄机，看似询问，实际上是威胁：如果你再不服从安排，老子就要动粗了！张孟谈想都没想，回答道：“那必须处以死刑，曝尸街头。”停顿了片刻，又说，“如果要因此处决我，我死而无憾，别因为我而坏了规矩。”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反正我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要走的。(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一个人如果不怕死，那就真拿他没办法了。无恤偃旗息鼓，答应了张孟谈的辞职。据《战国策》记载，张孟谈走的时候，没带走一片云彩——他将所有封地都还给了无恤，跑到自己的老家去种庄稼，过上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惬意日子。后来无恤遇到什么难题，还跑到乡下去找张孟谈商量，张孟谈也很乐意地给他出主意。所谓功成名就，急流勇退，说的大概就是张孟谈这种人吧！豫让漆身吞炭成者王侯败者寇，这倒不是说中国人有多功利，而是因为历史总是由胜利者书写的。由此造成的后果，人们只能看到胜利者光彩的一面和失败者不堪的一面。以荀瑶为例，在中国历史上，荀瑶被认为是昏庸之主，常被拿来与夫差相提并论。如汉朝陆贾就曾经写道：“昔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说他们穷兵黩武，自取灭亡。但是，如前所述，荀瑶的致命问题并不在于穷兵黩武，甚至不在于贪得无厌，而是他的情商太低，不懂得尊重人，把自己的盟友和盟友的家臣全得罪了，以至于功败垂成，身死名裂。如果他不是那么狂妄，稍微有一点儿收敛，消灭赵氏没一点问题，接下来再收拾韩、魏两家也不在话下，进而统一晋国也是迟早的事。如果是那样的话，荀瑶便不会与夫差为伍，而是要与齐桓公、晋文公这些强人同列了。事实上，荀瑶也不是对所有人都不尊重，至少他对自己的亲信家臣就很不错。据《史记》记载，有一个名叫豫让的人，最早在中行氏和范氏手下干活，因为干得不开心，就去投奔了荀瑶。荀瑶对豫让礼遇有加。晋阳之战后，荀瑶被杀，脑袋还被赵无恤拿去当酒樽。豫让遁逃到山中，听到这个消息，仰天长啸，说了一句流传千古的话：“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我一定要为智伯报仇。”为了达到目的，豫让改名换姓，故意犯法被抓，几经辗转，终于成功地被送到无恤府上做奴隶。有一天，无恤如厕，看到豫让在厕所里低着头打扫卫生，突然心念一动，让卫兵将豫让抓住审问。豫让什么都不肯说，后来人们将他的脸洗干净，把他的胡子刮干净，无恤仔细一看，这不是豫让嘛！不用说，什么都明白了。无恤身边的家臣很紧张，想要杀掉豫让。无恤倒是很大度，说：“这是义人啊，我以后小心点就是了。而且，智伯亡而无后，他的家臣要为他报仇，难道不是天经地义吗？”就将豫让放走了。不难看出，无恤在任何时候都将君臣大义放在第一位，由此也可以理解当年他为什么将晋阳之战的首功授予高共。豫让仍然不死心，接下来做的事情就有点重口味了：他以漆涂身，让皮肤溃烂；又吞木炭，使声音沙哑。然后穿得破破烂烂，跑到街上行乞。他老婆经过街市，他故意伸手乞讨，结果连他老婆都没认出来，打赏了他一个馒头。但是，有一个原来的朋友经过菜市场的时候，多看了他两眼，还是从眼神中认出了他。那个朋友抱着他哭道：“以你的才能，如果肯委身侍奉赵氏，他必定会重用你。到那时，你再想办法行刺他，不是很容易的事么？何必这样糟蹋自己呢？”豫让说：“我如果做了他的家臣，就应该对他忠贞不贰，绝不能够虚情假意，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有一天无恤出巡，豫让得到情报，提前到他必经之路的一座桥下埋伏。无恤来到桥边，马突然受惊，停步不前。无恤说：“豫让必定在附近。”命人搜查，果然在桥下抓获了豫让。这一次，就算用漂白粉洗，也不能让豫让回到原来的样子了。无恤唏嘘不已：“原来你侍奉中行氏和范氏，智伯消灭了他们两家，你却不为他们报仇，反而投靠了智伯。现在智伯被消灭了，你为何这么执著地要为他报仇呢？”豫让回答：“我侍奉中行氏和范氏，他们把我当作一般人对待；但是我侍奉智伯，他以国士之礼对待我，所以我也要以国士的身份来报答他。”无恤长叹一声，说：“你对智伯也算是仁至义尽了，而我对你也算是仁至义尽了。你好自为之吧！”豫让说：“我死无所谓，但是死之前有一个心愿，请您把衣服脱下，让我刺几剑。那样的话，我就死而无憾了。”无恤脱下大氅，扔到豫让跟前。豫让在大氅上连刺三剑，然后自杀身亡。据说，豫让自杀那一天，整个赵地的有志之士都为之痛哭流泪。后人对于豫让，也多是褒扬有加，一句“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传唱了千古，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然而也有人很看不起豫让，韩非子就是其中一个，他曾经这样写道：“豫让身为智伯的臣子，对上不能说服主君让他明白治世之道，对下不能统御部众来安定国家。等到智伯被杀了，他才摧残自己的形貌来博取为主君报仇的名声。但是这样做，对于智伯来说，难道有任何意义吗？”第二章魏国崛起洪水渐渐退去，新的一天又重新开始。被洪水淹没在晋阳城下的，除了荀瑶的大军，还有那个被称为“春秋”的漫长而纷乱的时代。另一个时代披着宽大的火红长袍，缓缓而来。它被后人称为“战国”。对于春秋何时结束，战国何时开始，后人有多种不同的意见。具有权威性的意见就有四种：一、以《史记》六国年表开始的年份，即公元前476年为战国起始之年；二、以鲁哀公“西狩获麟”之年，即公元前481年作为战国起始之年，因为那一年也是传说中孔子修订《春秋》的终止之年。这样计算，显然是为了让春秋和战国两个时代无缝衔接；三、以公元前453年智氏灭亡作为战国的起点，因为“智氏灭而三晋之势成，三晋分而七国之形立”。所谓三晋，即赵、魏、韩三家。晋阳之战后，三晋完全将公室架空，实际上已经成为有实无名的国中之国；四、以公元前403年，赵、魏、韩三家正式列为诸侯（本书很快会讲到）为战国的起点，《资治通鉴》即持此说。从公元前481年到公元前403年，时间跨度七十八年，分歧可真不小。本书无意对哪种意见更为合理进行投票，因为春秋战国，本是一个时代的两个阶段，其间并没有改旗易帜的标志性事件，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甚至不知道后人会以“春秋战国”来命名他们的时代。对于他们来说，“活在周朝”也许是更为贴切的描述。毕竟，春秋战国的绝大部分时期，中国名义上的统治者，还是所谓的周天子。当然，春秋和战国，还是有区别的。如果有时空隧道，让我们可以采访春秋战国之交的中国人，他们也许会有这样的感受：雒邑城中的周天子，似乎越来越不受诸侯待见了。听说原来还有那么几位诸侯，隔个十年八年会带着点礼品去朝觐一下天子，现在基本上没人搭理他了，真是人心不古啊！原来的诸侯，特别注重祭祀，祭天，祭地，祭祖宗，祭鬼神，祭山川，祭河湖，一年到头祭个不停。卿大夫们也将祭祀看得特别神圣，如果能够从祭祀祖宗的大釜里分到一块祭肉，那可是不得了的荣耀！所谓“国之大事，祀与戎也”。现在呢，只剩下戎了，一个劲发展军备，祭祀只是敷衍了事。长此以往，只怕连祖宗是谁都不知道啦！最不像话的是那三晋，自从消灭了智伯，就把自己当成晋国的主人了，不断瓜分蚕食公室的土地，仅给晋侯留下区区两座城池。更令人发指的是，他们不去朝觐晋侯，反而要晋侯每年轮流到三家的居城去朝觐，这都什么世道！齐国的田氏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们以下犯上，把持朝政，目无尊长。可叹当年齐桓公好心收留陈完，没想到两百年后鸠占鹊巢，田氏反而骑到了姜氏头上，是可忍，孰不可忍？春秋时期战争不断，主要目的是争霸。身为霸主者，又要尊王，又要攘夷，还要调解同盟的矛盾，分明是三世修来的好人。到了战国时期，战争更加频密，规模更加庞大，死伤更加惨重，主要的目的不是争霸而是兼并，是大鱼吃小鱼，是红刀子进白刀子出！还有一件奇怪的事，自打孔丘去世，这世上被称为“子”的人便多起来了，什么墨子、曾子、吴子、鬼谷子……他们或各占山头，广收门徒；或出入宫廷，为诸侯师；或离群独居，著书立说，言必惊世骇俗，行必惊天动地，为这个本来就不太平的世界推波助澜，搅得天下风起云涌。唉，乱世啊！魏斯礼贤下士公元前445年，晋国魏氏宗主魏驹去世，其子魏斯即位。这位年轻的宗主环顾四周，很快发现自己的日子不好过。日子不好过，倒不是因为穷。赵、魏、韩三家分晋，赵氏获得的领土最多，魏氏排在第二，无论如何不算少。而且魏氏领有的土地，包括河东（今山西黄河以东）、河内（今河南黄河以北）和河南（今河南黄河以南地区），当时统称“三河”，土壤肥沃，良田众多，人口密集，是极为富庶的地区。问题是，这些富庶之地的面积都不算太大，而且互不相连，还与齐、秦、赵、韩、郑、卫等势力犬牙交错，一旦发生战事，魏氏将四面受敌，首尾难顾。魏斯就像一个家财万贯却没有围墙的土财主，必须得时刻盯紧自己那几口装满珠宝的箱子，生怕它们被别人拿走。而不幸的是，他的邻居中有那么几位，老早就盯上了他的珠宝，只要逮着机会就闯进来偷，偷不成就抢——这样的日子，你说他能过得开心吗？最让魏斯头疼的，就是西方的秦国。自秦穆公年代开始，秦国便觊觎三河土地，只是畏于晋国强大，一直不敢轻易动手。智氏灭亡后，晋国实际上已经分裂，秦国趁机向东扩张势力，多次派兵入侵三河。魏氏一方面加强防范，一方面也会派兵越境反击，秦魏双方互有攻守，但总的来说，秦国人占了优势。《孙子兵法》第四篇第五条记载：“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也就是说——土地的纵深决定国家的实力，国家的实力决定可投入作战的人数，部队的人数决定战斗力的强弱，战斗力的强弱则是胜负的关键。魏氏之所以斗不过秦国，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没有战略纵深。魏军攻克秦国一城两地，对秦国来说只是皮毛之伤；秦军攻克魏氏一城两地，那就是伤筋动骨，甚至有性命之虞。如何才能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生存下去？一个名叫卜商的人出现在魏斯的视野里，他将成为魏斯生命中最重要的贵人。如果有读者对这个人名表示“没听过，真的没听过”——没关系，孔丘听过吧？他就是孔丘的得意弟子，姓卜，名商，字子夏，被世人尊称为卜子。还是觉得印象不深刻？那好，请看下面几句话：“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贤贤易色。”“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前面三句，即出自卜商之口；后面一句，则是孔丘对卜商的告诫。在孔门弟子中，卜商的地位至少可以列入前十名，而且最重要的，他被认为是《论语》的主要编辑者。有这么一个故事，某一天卜商问孔丘：“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这是什么意思？”孔丘看着院子里的一株桃树，漫不经心地说：“画画的事儿，不也是最后才加以勾勒吗？”本以为卜商会百思不得其解，没想到卜商马上说：“您的意思，人必须先有忠信之质，然后再用礼去约束自己的行为，是吗？”孔丘又惊又喜，连声说：“卜商这孩子，我可以跟他谈论诗歌了！”这个故事记载于《论语》之中。孔丘循循善诱，卜商一点即通，在历史上传为佳话。当然，考虑到卜商本人正是《论语》的编辑，我们也可以怀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孔丘死后，卜商游历天下，最终在晋国的西河地方安顿下来，设馆收徒，传授学问。这个地方，正是魏氏的势力范围。当魏斯听说卜商到来，便主动找上门去拜访。魏斯第一次见到卜商，请教了一个关于音乐的问题：要我穿得整整齐齐去听周朝古乐，总是昏昏欲睡；但是听郑、卫之音，就精神百倍，乐此不疲，这是为什么？儒家讲究礼乐教化，周朝古乐多记圣人教谕，被视为乐之典范，孔丘还花了大量时间来整理它们。而郑国和卫国的音乐，多写男女私情，是在市井之间流传的民间小调。卜商回答：“周朝古乐，是用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郑、卫的小调，乃是靡靡之音，毫无节制。您问的是乐，爱的是音，依老朽之见，您是把乐和音搞混啦！”卜商顺着这个话题，劝魏斯亲近贤臣，远离小人，注意自己的爱好，检点自己的行为。魏斯大受启发，当场向卜商行弟子之礼，并且邀请卜商到安邑去讲学，担任他的顾问。卜商欣然应允。在当官这件事上，卜商和他的老师一样，没有任何扭捏。正如他自己说的，“学而优则仕”。如果空有一肚子学问，不通过当官来实施，岂不是等于空谈？但是，他和孔丘也还是有所区别。孔丘终其一生，志在克己复礼，幻想恢复传统秩序，将周礼的复兴作为最高理想；卜商则不拘泥于周礼，只希望能用自己的学问解决现实问题。换句话说，孔丘是理想主义者，关注“这个世界应当如何”；卜商是经验主义者，关注“如何改良这个世界”。后世有学者认为，卜商的学术主张在某种意义上孕育了战国时期的法家思想。卜商的到来，给安邑带来一股清新务实的学风，同时还给魏斯带来一批能人志士。这些人或是卜商的学生，或是卜商的朋友，或是卜商的仰慕者。他们听说卜商在魏斯那里受到

已经达到顶点，完全知道附会顺从的道理，这样也会免受重责，但出于良心不死，虽想不闻不问但却实在做不到。”奏章写好后，陆贽长舒了一口气，这是他一生中用力最深的一封奏章，在陆贽看来，应该能够打动皇帝陛下。但陆贽显然过于天真，他奏章中的“但出于良心不死，虽想不闻不问但却实在做不到”，完全激怒了李适。难道只有你陆贽有良心吗？你的话分明是在说皇帝没有良心！三天后，裴延龄得到了消息，于是他开始在李适面前不断攻击陆贽，说陆贽这是有意专权。专权！这两个字明显触动了李适的神经，于是贞元十年（794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李适下诏罢免陆贽的宰相职务，改任为太子宾客的闲职。但裴延龄似乎并不想就此善罢甘休，在对待政敌的态度上，这个狂妄之人从来都是一踩到底。在陆贽被罢相后，裴延龄上奏李适说陆贽现在内心颇多怨言，公开说度支欠禁军的军粮马料，进而动摇军心。正好没过几天李适在禁苑打猎，恰好有禁军将士对李适诉说度支不拨马料的事情，李适认为裴延龄所说属实，于是再次下诏贬陆贽为忠州（今四川忠县）别驾。陆贽的政治生命就此终结，此后再也没能回到朝廷，裴延龄可谓是大获全胜。但是裴延龄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的胜利是一个不能持久的胜利，裴延龄什么都算到了，只有一样东西没有算到，那就是自己的身体健康。终于在陆贽被外贬的一年半后，裴延龄在一次宴会上忽然中风倒地，再也没能起来。有人说裴延龄一生荒诞，以至于死法都有些荒诞色彩。也有人说他算计陆贽损了阴德，以至于鬼上身最终要了他的命。不管舆论如何，裴延龄机关算尽，却最终也没能进入宰相班子，或许这就是他的命运。对于李适而言，无论是杨炎、崔造还是陆贽，事实上几任宰相都没能彻底解决帝国的财政危机问题。而究其根本原因不是这几位宰相能力不够，是因为皇帝李适对他们始终怀有猜忌之心，而不能长期任用。《旧唐书?德宗纪》上有一段话是对李适最客观公正的评价：知非竟逐于杨炎，而受佞不忘于卢杞。用延赏之私怨，夺李晟之兵符，取延龄之奸谋。罢陆贽之相位，知人则哲，其若是乎！贞元之辰，吾道穷矣。事实上在我看来，即使韩滉、裴延龄没有突然去世，其最终的结局或许也会和崔造、陆贽的命运一样，被李适贬黜。而这一切都源于李适那无端的猜忌之心，我想这才是贞元时期帝国财政危机问题始终得不到彻底解决的症结所在。宦官掌兵李适在位的贞元时期，可谓是一个政局特殊的时代，不仅因为帝国财政捉襟见肘，最重要的是宦官开始掌握实权，这个标志从宦官获得皇家禁军神策军的永久控制权开始。之所以会造成这种局面，我们还得从唐朝禁军的发展说起。唐代的中央禁军创建于李世民的贞观初年，当时帝国受到突厥的严重威胁，李世民为了训练一支精锐的军队，选择善于射箭的士卒百余人，分批次在玄武门值班，亲自率领他们骑射打猎，当时称之为“百骑”。贞观十二年（638年）李世民在玄武门设置左右屯营，称为“飞骑”，全都由魁梧有力，乘骑娴熟的良家子弟组成。到了武则天时期，中央禁军的规模开始扩大，将“百骑”改为“千骑”。中宗李显时期又改“千骑”为“万骑”，并分为左右营，李隆基发动唐隆政变诛杀韦皇后，其利用的班底就是“万骑”。李隆基即位后，将“万骑”分为左、右龙武军，以功臣子弟充任军官士兵，成为皇帝的亲信戍卫部队。可是由于开元、天宝时期府兵制的严重破坏，在唐初作为守卫京城的南衙禁军，兵源日益困难，地位不断下降，终于被北衙禁军所取代。安史之乱爆发后，李隆基西逃入蜀，京城长安的混乱局面使中央禁军系统建制受到严重破坏，一直到了李亨即位后，禁军系统才开始重建。从李亨到李适即位的三十多年中，北衙禁军陆续设置和恢复左右羽林军、左右龙武军、左右神武军等，加上左右神策军，共计十军，总称为北衙十军，重新成为皇帝直属的禁卫部队。代宗李豫在位时，神策军开始崭露头角，终于压倒其他北衙禁军，成为中央禁卫军的绝对主力。前边我们介绍哥舒翰的时候，曾经详细说过神策军的来历，在代宗李豫受到吐蕃人的威胁时，神策军在保卫李豫的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时鱼朝恩率领神策军屯驻长安宫城北面的禁苑中，禁苑是防卫长安和皇帝安全的心腹之地，当时神策军屯驻此地，从某种角度而言显示了其地位超越其他禁军之上，成为皇帝的心腹禁军，自此之后神策军开始飞黄腾达。前边我们说过李辅国、程元振等宦官掌控过神策军，但那个时候他们还只是掌握一部分，也就是说皇帝还有制约他们的其他禁军力量。但到了李适在位时，由于他趋于极端的性格，在朱泚之乱平定的过程中，进一步造成大唐帝国另一个祸患源头，那就是宦官完全出掌神策军。一群身体残缺不全，觊觎心态颇重的人，却掌握了足以改变政局的力量，他们不打出个沧海桑田才怪，哪怕是他们的身后洪水滔天。由于神策军在朱泚之乱中，曾经护送皇帝李适先后避难奉天和山南梁州立下汗马功劳，所以李适返回京城后，对神策军也格外优待。据《资治通鉴》记载，当时神策军仰仗皇帝的恩宠非常骄横，在长安城内肆意欺凌百姓，甚至侮辱官员，但凡有人反抗，就是一顿鞭打。因此即使是府县州官也无法制约神策军，甚至有些富户往往为神策军将领行贿，将自己挂名在神策军之下。不过，神策军虽然已经备受恩宠，但李适对掌控这支军事力量的宦官，还没有恩宠到顶点。于是在贞元十二年（796年）六月，李适决定进一步提高宦官对神策军的统辖权威，任命心腹宦官窦文场、霍仙鸣分别为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李适的这个决定是继鱼朝恩掌控神策军之后，宦官再一次出掌神策军，与鱼朝恩不同的是，宦官这一次掌控的期限是——永久！宦官掌握神策军，不仅使宦官势力的地位在朝廷内陡然而升，同时通过宦官们的努力，神策军的实力也不断增强。贞元时期西北边防军每年防御吐蕃需要驻扎大量的防秋兵，前边我们说过由于帝国财政捉襟见肘，使得防秋兵的物资供应经常不足，而神策军当时虽然也驻扎在关中西部防秋，但其供应却十分充足，赏赐也很优厚。所以沿边的将领往往以各种借口向朝廷申请隶属神策军的管辖之下，这样每年可得的供应可以超过先前供应的三倍。据统计到了贞元末年隶属于神策军管辖下的军队多达十五万人，而这又对宦官们具有反作用力，那就是宦官在朝廷内的地位再也难以撼动。大诗人白居易当时有感于宦官的志骄意得，写了一首《秦中吟?轻肥》以讽刺宦官们的所作所为：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臣。朱绂皆大夫，紫绶悉将军。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樽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果擘洞庭橘，脍切天池鳞。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除此之外，由于皇帝李适对藩镇的不信任，贞元时期宦官不仅直掌中央神策军，而且被派到各地担任监军。虽然早在李隆基时期已有宦官担任监军的做法，但贞元时期宦官担任监军已经开始独立指挥各地的一部分军队。例如宣武镇（今汴州、河南开封等地）监军俱文珍，在任内自己设置亲兵一千人以做护卫。贞元十五年（799年）二月，宣武节度使董晋去世，李适下诏以行军司马陆长源继任节度使，可是陆长源性格暴躁，经常辱骂士兵，结果士兵们反水杀死陆长源，宣武镇即将陷入动乱之中。监军俱文珍因为距离宣武镇不远的宋州节度使刘逸准长期担任过宣武镇守将，对那里的情况比较熟悉，所以写信急召刘逸准进兵宣武镇平叛。等到平叛结束后，俱文珍上奏李适正式任命刘逸准为宣武节度使。从俱文珍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由于李适的撑腰，宦官在贞元时期开始真正掌握兵权，甚至可以独立调动各地方的军队，这在大唐帝国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事情。虽然李适的初衷是想让这些家奴替自己加强集权，但通过后来的事实证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宦官们不仅没有为他们的主子分忧，反而却恶政不断，直至他们运用所掌控的军队在朝廷内为所欲为，甚至是擅权废立皇帝。据理力争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初一，李适在长安大明宫含元殿举行了盛大的朝贺仪式，外戚、诸王、朝臣都齐聚含元殿，向李适祝贺新年。端坐在宝座上的李适在这一年已整整做了25年皇帝，刚即位时的削平藩镇振作朝纲的雄心，早已经烟消云散，此刻已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垂暮老人，但毕竟经历动乱风雨，千钧一发能够维持至今已经实属不易。面对群臣的赞颂祝祷之声，李适的脸上没有一丝微笑，只有悲切的面容。尤其是距离皇帝宝座较近的宰相等大臣，还能看到他脸上流下了泪水，顿时含元殿的气氛变为一片肃然。“陛下今天这是怎么了？”群臣们在底下议论纷纷，知道内情的人则做出神秘的样子告诉消息迟钝的同僚，皇太子李诵因为中风，丧失了说话的能力，今天不能前来参加含元殿的庆典。这一日的庆典活动在一片哀怨的氛围中不欢而散，很快太子李诵病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朝廷，顿时整个朝廷陷入一片愁云之中。也正是在这一天，李适的悲切之情终于压倒了他的健康，他和儿子李诵一样开始卧床不起。也许是前半生的经历与动荡的坎坷影响了他的健康状况，李适的身体以惊人的速度衰弱下去。当时谁也想不到，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初一的这次朝会，居然会是这个老人作为皇帝会见群臣的绝响。当时皇帝和太子同时身患重病，帝国上下为之震动，因为这在大唐帝国的历史上还是史无前例。所有人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更不知道自己的命运还能不能由自己掌控，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加强皇宫的守卫，以防发生不测。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二十三日，李适在经历与病魔顽强斗争23天后，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在长安大明宫会宁殿去世。这一天距离他64岁的生日仅仅只有四个月的时间，十个月后他的孙子宪宗李纯将他安葬在崇陵，庙号德宗。我们不能否认李适当上皇帝后，重用杨炎实行两税法使他的帝王之路有一个精彩的开局。但性格急躁，刚愎自用让他杀刘晏、杨炎，随后在对待藩镇的态度上过于轻率，导致差一点陷入灭顶之灾，幸好诸多忠臣名将齐心协力平定叛乱，才让大唐帝国逐渐衰微的国运延续下来。纵观李适的一生，可谓是“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最好的诠释。李适已经去世，按照礼法太子李诵顺理成章地应该继承皇位，可是由于这位太子殿下已经几乎成为残废之人，让这样一个人去治理国家，这无异于痴人说梦，很多人都不看好太子李诵，甚至有人公开提出了质疑。事实上，李诵自从出生之后，走过的道路颇为不平坦。除了跟随他父皇李适经历诸多战乱艰险，最重要的是他的太子之位并不稳固。李诵被立为太子以前的生活状况史料记载不多，我们只是知道他被册封为宣王，建中元年（780年）被立为皇太子时，已经19岁。此时的他已经初为人父，在他立为太子的前一年即大历十三年（778年）二月，他的长子李淳降生。李诵是唐朝所有皇帝中，位居诸君位置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共计26年。在这26年中，他亲身经历了藩镇叛乱的混乱和烽火，也耳闻目睹了朝廷大臣的倾轧与攻讦，在政治上逐渐走上了成熟。史书上对他的评价是：“慈孝宽大，仁而善断。”除此之外他对各种技艺学术很是上心，对于佛教经典也有涉猎，写得一手好字，尤其擅长隶书。每逢父皇做诗赐予大臣和方镇节度使时，一定是命李诵书写。在李诵26年的太子生涯中，最为出彩的当属建中四年（783年）泾原兵变时的表现。当时他随父皇李适出逃避乱时，李诵执剑殿后护送李适出城，随后在40多天的奉天保卫战中，面对朱泚叛军的进逼，他常身先士卒乘城拒敌。将士们在他的督促激励下，无不奋勇杀敌，取得了奉天保卫战的胜利，确保了父皇李适的安全。兴元元年（784年）李诵跟随父皇李适重返长安，住进了大明宫的少阳殿。李诵的太子生涯虽然不像唐朝前期的诸多皇太子那样波折不断，动辄被废，之所以说他的太子之位并不稳固，是因为贞元三年（787年）八月的郜国大长公主之狱事件，险些把他推向灭顶的深渊。郜国大长公主是肃宗李亨的女儿，皇帝李适的姑母，最初嫁给杨玉环的三姐虢国夫人之子裴徽，裴徽死后又改嫁给驸马都尉萧升，但不久后萧升也病逝，郜国大长公主此后就再也没有嫁人。虽然这位长公主没再嫁人，但其此后的情感经历颇为丰富，在朝官中物色了好几位情人，这些人经常出入长公主府邸，其中包括太子詹事李升、蜀州别驾萧鼎、彭州司马李万、丰阳令韦恪等人。不久有人告发大长公主淫乱，并且召集巫师在家中大行压胜之法，李适一怒之下将郜国大长公主下到大狱之中。按说这件事情本来和太子李诵没什么关系，但当时李诵娶了郜国大长公主与萧升所生的女儿，等于郜国大长公主既是李诵的姑奶奶，同时也是他的岳母。有了这样一层关系，太子李诵当然脱不了干系，更何况李适还是个猜忌心颇重的人。李适当时将太子李诵训斥一顿，搞得李诵十分尴尬，情急之下只得请求与萧妃离婚，与其划清界限。面对李诵的请求，李适当时没说什么，而是径直回到内宫，急召时任宰相的李泌进宫。事实上，在李适的心中此时已经有了废掉李诵的想法，之所以没有做出决定，是因为废立太子事关重大，他必须要听听朝臣的意见。事实证明，如果没有李泌的进宫，李诵的太子之位很可能已经不保。“舒王李谊近来已经长大成人，性格宽厚仁孝，而且温和仁慈。”李适见到李泌后，便开门见山地说道。他口中的舒王李谊本是李适之弟李邈之子，由于李邈早死，所以李适将李谊过继到自己这里，对其十分宠爱，不仅与李诵同时封王，并且任命他为平叛元帅，领兵讨伐李希烈，泾原兵变的时候，太子李诵负责殿后，而负责在前边开路的就是舒王李谊。李泌是何等的精明之人，他听出了皇帝陛下的言外之意，于是他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努力保住李诵的太子之位。“陛下应该不至于如此吧，您只有这个大儿子，怎么想废掉儿子另立侄子呢？”既然皇帝陛下开门见山，所以李泌也不再遮掩。“是谁告诉你李谊是我侄子的？”李适有些动怒。“陛下难道忘了吗？大历初年的时候有一天陛下告诉臣又多了一个儿子，臣问为什么，陛下说是舒王过继到了您的膝下。”听李泌说完后，李适恍然大悟地点点头，开始低头沉默不语。李泌十分明白此时李适处于一种矛盾之中，正是这种矛盾的心态才能让李泌有机会直言。“陛下如果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信不过，怎么可能会信任侄子呢？舒王虽然仁孝，但如果被立为太子，陛下恐怕今后就不要再指望他孝顺了。”显然，在李适听起来，李泌的话颇为尖刻，不过李适不想采取强硬的姿态斥责李泌，因为那样就会失去今天召李泌来见的初衷。“你难道不爱自己的家族吗？”李适准备变换一种方式，对李泌施加压力。“陛下！臣正是深爱自己的家族，所以才和陛下将话说得这么透彻，如果今天臣顺从陛下，确立舒王的储君地位，未来有一天陛下一定会后悔。到时陛下会责问臣，陛下会说‘朕让你担任宰相就是为了让你为朕分忧，可是你却一味顺从朕，导致选错了储君，失去了儿子，朕今天也要杀死你的儿子’。如果真的到了那个时候，臣的家族受牵连还是小事情，最重要的是陛下已经没有机会再重新选择了。”李泌说完跪在地上连连叩头，脸上已经淌满泪水。面对李泌的诚恳态度，本想刹住李泌锐气的李适，此时已经将神色缓和下来，虽然他性格急躁，刚愎自用，但他并不糊涂，眼前的李泌虽然言辞激烈，但李适听得出来，这是一个忠臣在对自己泣血的忠告。“事已至此，爱卿说朕该怎么办韩国黄片

承受的。长不大的妻子。他终于死了，一切都结束了，我才意识到自己当初待他多糟。他的姐姐有时会过来，他们大概聊过吧。她待我如同他待我一样。很温和。可怜的简娜，不可以指望太多。他去世以后我就没有见过她了，他家的人一个都没再见过。终于滚蛋了，谢天谢地。我是说，他们是这样看我的。我倒不介意和弗雷迪的姐姐聊起他，因为我对他没什么了解，没什么真正的了解。不过想重新认识他，那会儿为时已晚。他去世后，我发现自己十分想念他，我很想知道在他很少提起过的那些年月里他是怎么过的。比方说参军打仗。五年。从十九岁到二十四岁。那几年对于我来说是美好的时光。1949年我十九岁，开始忘掉第二次世界大战，事业起步。不过我们又很亲密。我们的房事很是欢畅淋漓。也许别的方面不行，但在这个方面我们和谐得很。但是我们没法交流。不对，是不交流。不对，是他没法和我交流，因为每当他尝试的时候，我就会逃避。我觉得事实是，他是个严肃内敛的人。正是我如今求之不得的那种人。十年以来，我一直要什么有什么；他死后，我想云雨之欢想得发狂，那会儿我到处滥交，我不愿想到底有多少人，或者是哪些人。有一次办公室聚会，我环顾四周，发现我和在场的半数男人都上过床。这吓了我一大跳。我其实一直痛恨那样的性爱，一顿好饭后有点醉醺醺的，我还有事情急着去办，那种情况下的性事。不是他们的错。乔姬姐姐来看我，说是轮到我照看妈妈了，那些事情也就随之结束了。我当时又自怜自惜起来。现在我倒觉得，她的确早该开口了！丈夫、四个孩子、一栋小房子——而自从爸爸去世以后，妈妈一直住她那儿，八年了。我没有孩子，而且我和弗雷迪都工作，所以不缺钱。但他们从来没提过妈妈该来和我们住。或者说，我反正是记不得有过这种提议。不过我也不是那种会照顾孤寡老母的人。妈妈以前说，我花在脸上和衣服上的钱都能养活一家人了。的确。我也没法违心说对此我很后悔。现在有时想想，我生命中最好的时刻，就是早上走进办公室，知道自己看起来不错。大家都留意观察我穿了什么衣服，怎么穿这些衣服的。我每天都对这一刻翘首以盼：我打开门，穿过打字室，姑娘们羡慕的笑容。然后穿过一间间行政办公室，那儿的姑娘们羡慕欣赏，希望也能有我这样的品位。嗯，就算我别的没有，品位的确是有的。以前我经常一周买三四件新衣，只穿一两次，然后就扔一边堆着。我姐姐把它们拿去做好事，所以倒也没有浪费。当然，这都是在乔伊丝接手了我，教会我如何真正地打扮——风格，而不仅仅是时尚——之前。妈妈来和我住时，我才意识到我是个寡妇了。一开始倒也不太糟糕。她身体不是太好，不过她会自娱自乐。我要是看上了哪个男人，也没法带他回家了，不过我暗自挺高兴的。我就不请你进来了，我的老母亲在家呢，可怜的简娜！来我这儿一年后，她生病了。我对自己说，听好了，这次你不能装作没这么一回事了。我陪她去医院。他们告诉她，她得了癌症。他们讲了好久，告诉她会发生什么。他们和蔼可亲，通情达理。以前医生没法和我谈我的丈夫怎么了，但是他们可以直接和妈妈谈她怎么了。因为她是那样的人。生平第一次，我想要和她一样。在此之前，我一直觉得她让我难为情，她的穿着，她的发型。以前我和她一起外出的时候，我会想，不会有人相信我是她的女儿，过度古板、讲究体面的她与我，我们是两个世界。我坐在她身边，听她和医生说起即将来临的死亡，那样优雅，那样庄重，我感觉糟透了。但是那时我吓得六神无主，因为吉姆叔叔死于癌症，现在是她——父母两家都有病史。我想：下一个是不是就轮到我了？那时我的感觉是，这不公平。妈妈临死前那些日子，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不像弗雷迪那会儿我压根就不想弄清楚。但我还是没做到，问题就在于此。我那会儿时时刻刻觉得难受和恐慌。她很快就垮了下去。垮了下去——就是这样。我痛恨身体的痛苦。那会儿出门上班前我会去看她。她穿着睡衣在厨房里慢条斯理地做些琐碎事情。她的面色蜡黄，泛着不健康的光亮，皮包骨头。不过至少我没说：你是不是感觉好些了，那太好了！我陪她坐下来，喝咖啡。我说，要不要我去药店——她有那么多的药丸、药片、药剂要吃。她会说，嗯，买点这个那个。但我没法亲吻她。唉，我们这家人不是喜欢身体接触的那一类！我根本记不得好好地拥抱过姐姐。面颊上轻吻一下，就差不多了。我想要抱住妈妈，也许再轻轻地摇摇她。到了最后，她那么勇敢，病得那么厉害，我觉得我应该伸开胳膊好好抱着她。但是我没法碰她，没法好好碰她，没法温柔体贴地碰她。那味道……他们尽可以说这不会传染，但他们知道什么？根本不知道多少。以前她常常那样坦诚地直视我，但我根本没法直面她的眼睛。倒不是她的眼神里对我有什么索求，而是我深以我的情绪为耻，为自己感到惊慌。不，不像当初对待弗雷迪那样，我不冷酷无情。但是对于她来说，一定感觉不到什么——我的意思是，感觉我算不上什么。每天早晨几分钟而已，然后便赶着去办公室。我一般回家都迟，和同事，一般是乔伊丝，吃过饭才回来，那会儿妈妈已经上床了。她还没入睡，要是睡着就好了！我走进她的房间，坐在她身边。她经常疼得死去活来。我总把她的药准备好。她喜欢这样，我看得出来。这算是一种鼓劲支持吧。我们稍稍聊聊。后来乔姬姐姐开始每周来两三个下午，来陪她。我没法一直陪她，我要上班，而她的孩子都上学了。我走进房间，会看见她俩坐在一起。我常常嫉妒得难受，她们这样亲密，母与女。等妈妈住院以后，我和乔姬轮流去探病。那时乔姬得从牛津来伦敦。我没法去得更频繁。每隔一天，在医院里待两三个小时。我痛恨那每一秒钟。我想不出来讲些什么。但乔姬和妈妈总是时时刻刻有话可聊。都聊的是些什么呀！——我那时听着，完全难以置信。她们会聊乔姬的邻居，乔姬邻居的孩子，她们的丈夫，她们朋友的朋友。她俩聊得一刻也不停。她俩对这些话题是如此投入，真是有趣。妈妈去世了我很欣慰，当然了。乔姬也很欣慰。不过我知道乔姬这么说与我这么说是大不一样的。她有资格这么说。因为她的所作所为。妈妈去世前的那个月，乔姬日日夜夜分分秒秒地陪着她。那个时候，我终于学会不过于反感肉体层面的东西，妈妈几乎已是一具盖着蜡黄皮肤的骷髅。但她的眼睛还和原来一样。她痛得很。她没假装不痛。她抓住乔姬的手。关键是，乔姬的手是合适的手。然后我们的公寓里只剩我孤身一人。那些男人里有的来过一两次。不怎么样。我一点都不怪他们，我怎么能？那会儿我已逐渐明白我变了。我懒得烦。如何！倒不是我不需要性事了。有的时候我想得发狂。但这里头有些乏味、重复的东西。而且那屋子里到处是弗雷迪。我能看见自己变成一座弗雷迪的纪念碑，不得不铭记他。那有什么用？我决定卖掉这套房子，寻一处自己的地方。我仔细考虑了很久，好几个月。就连在当时我也知道，这于我而言，是一种新的思想方法。在杂志社工作，我的思想方法不同，迅捷果断，就像一直处在一股水柱的顶端。这些都是我如今的拿手好戏。这也是为什么当初他们给了我这份工作。说来好笑，那会儿我可没料到会这样。其他人都知道他们要给我副主编的职位，我自己不知道。原因之一，我沉浸于我的自我形象中，拘泥于自己对自己的定位和表现。我的形象一开始是无忧无虑、风趣滑稽、衣着怪诞的简娜，聪明伶俐，永远得力的女秘书。然后，经乔伊丝一番指点后，奢侈、完美、聪慧、可靠，办公室里的老资格，背后有一个潇洒时髦的丈夫——弗雷迪听到这形容肯定认不出自己来。然后，突然地（好像是这样）就变成了一个中年妇女。机敏精明，大气端庄。这让人难以接受。现在依然困难。一个大气端庄、在杂志界有一份好工作的中年寡妇。与此同时，我一直在考虑我应该如何生活。在我和弗雷迪的套房里，我觉得自己像一小团绒絮或者一根羽毛，随风飘荡。下班回家以后，我好像指望能在那里找到秤砣或锚之类的东西，但那东西根本不存在。我意识到自己是多么单薄、多么不独立。发现自己不独立，这很叫人痛苦。当然，不是指经济上不独立，而是作为一个人不独立。长不大的女儿，长不大的妻子。我没打算再婚。我无法想象自己再婚。但是我又对自己说，你必须结婚，必须，趁着还不迟。而就连现在，我有时也还这么想，尤其是现在我觉得自己不像以前那么糟糕了。但当我认真考虑时，我就知道我不应该结婚。说来说去，反正也没人向我求过婚！我卖掉了原来的房子，买了现在这套。一个房间睡觉，一个房间起居，一间书房。很大的豪华公寓区。不过我很少在这儿，而在的时候，我常常在思考。这种思考方式……其实算不上是思考，只是把事情放在脑子里，让它们自行归拢整理。如果你真能这么做，慢慢地，会有出乎意料的结果。比方说，你的想法会与你原以为该是的样子大相径庭。有些事我需要思考，但我还没来得及思考。比方说乔伊丝。我们的那间办公室，顶楼，可以看阳光普照，风雨变幻。她坐在她的长桌后，我坐在我的长桌后，两张桌子面对面。我们就这样面对面地坐了好几年了，保证杂志运转。然后这一边是一张长桌，上面放着所有我们需要的东西，机器、绘图板、照片。另一边是一张小桌子，秘书们进来做记录，或者有人进来谈话时，就坐那儿。想到这一点我就很高兴，因为这一切是如此恰当、合适，和这儿做的事正相配。但是我必须思考，思考……总觉得不舒服，好像有什么不大对劲。我搬进新屋后，很快就发现我的生活全在办公室里。我在家里根本没有生活。家。好一个词！那不过是我为去办公室做准备的地方，或者是下班后休息的地方。我在思考的事情之一，是如果我丢了工作的话，我就不剩下什么了。我看着那些聪明的姑娘们一路奋斗，向上爬。我发现自己会看着其中某一个，比方说菲丽丝，心里琢磨，嗯，她是块好料子，会遣词造句，能采访任何人，可以胜任编辑工作，她的大脑好似剪刀，她从不惊慌失措。她知不知道事情到底是怎么运作的？我这话是指什么？指很多很多东西。一切。她急于求成，毫无耐心，而你得知道怎么顺其自然。我思考得最多的，是我让弗雷迪失望了，让妈妈失望了，我就是这样的人。如果再发生什么，发生什么需要我面对的事情，比方说疾病或死亡，如果我需要对自己说，“现在，你得像个成人，别再像个小姑娘似的了”——我做不到。这不取决于你有没有意志，这取决于你是什么样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决定要学些别的本事。我在报纸上看到这则广告，“你想和一位老人交朋友吗？”一张可爱老太太的照片，一个可亲可爱的老太太。大家最喜爱的奶奶。哈！我打了电话，去看望她们。斯诺小姐，慈善家。我和她一起去拜访了约克太太。我们三人一起，在肯辛顿的一座小公寓里喝了茶。整个过程我觉得假惺惺的，糟糕极了。我觉得斯诺小姐显得有点屈尊纡贵而不自知。约克太太是一个身材庞然、动作迟缓的病人，面色苍白，脸庞浮肿，像个面团，小眼睛里满是牢骚。我看得出来她不喜欢斯诺小姐。我坐在那儿，心想，我他妈到底在这儿做什么？这对约克太太能有什么好处？我难道要每个星期天都来看她一次，带蛋糕给她，问她风湿有没有好些？斯诺小姐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我们在人行道上道别的时候，她对我很敷衍。嗯，好，要是你觉得自己想做这事的话，到时候给我打电话，萨默斯太太。然后她钻进她的MiniCopper，开走了。失败。嗨，不足为奇，她是这么想的。他们得找别人陪约克太太。不过这次我没有自觉无用。约克太太只是不适合我罢了。那时我会看着照片里那可亲可爱的老太太，想着糟糕的约克太太，心生几分讥嘲。与此同时，在我对面的楼上，有个彭妮太太。她七十岁了，孤身一人，十分渴望我能与她结交。这我心知肚明，但我不想去。她也知道。她会全面介入我的生活。想到我得听她使唤，我就觉得喘不过气来，心慌得很。可是那天我在药店里，这事就发生了。我看到了一个老巫婆。我瞪着这老东西，心里想着，巫婆。这是因为我整个一天都扑在一篇专题上：《过去和现在的女性形象模式》。文章没有具体说过去是什么时候，维多利亚时代末期吧，优雅的妇人，一大帮孩子的母亲，羸弱的老处女姑妈，新女性，传教士的妻子，诸如此类。我有四十多张照片可以选用。那其中就有一张巫婆，不过我没选她。可她现在就在这里，站在我身边，在一家药店里。一个弯腰驼背的小个子女人，鼻子几乎能碰到下巴，穿着灰扑扑、厚厚实实的黑衣服，头上是顶无檐软帽样的东西。她看见我在瞪她，就塞给我一张药方，说：“这是什么？帮我买一下。”灰色的粗眉毛下，是凶巴巴的蓝眼睛，但是那双眼睛里却有些无比亲切的东西。莫名其妙地，从那一刻起我就很喜欢她。我接过纸，知道我接过的不止那张纸，而是更多。“好。”我说，“但是为什么呢？难道他对你态度不好？”开玩笑呢，而她立刻有了回应，使劲地摇着苍老的脑袋。“不好，哎呀，他没用，我就没听懂过他在说什么。”他是年轻的药剂师，站着，手撑在柜台上，等着接单，面带微笑。他和她很熟悉，我看得出来。“这张方子上开的是镇静剂。”我说。她说：“这我知道。”我把方子靠在我的手袋上，她伸出手指戳着纸头紧贴手袋的地方，“但不是阿司匹林，是吧？”我回答：“这东西叫安定。”“我就知道。那不是止痛剂，那是麻醉剂。”他大笑。“没那么糟糕啦。”他说。我说：“这药我也一直在吃的。”她说：“我告诉医生，阿司匹林——我要的是阿司匹林。但是他们是些笨蛋，那帮医生。”气势汹汹、声音颤颤的，又有些快乐活泼。我们三人，站在那里，放声大笑，但她又很生气。“那你要我给你拿点阿司匹林吗，福勒太太？”“是啊，是啊。我才不要麻醉人的东西呢。”她从一个又大又破的包包深处掏出钱来，慢慢地一个硬币一个硬币地数。他把阿司匹林递给她，接过她的钱，然后又接过我的钱——我买了指甲油、腮红、眼线、眼影、口红、珠光唇膏、化妆粉、睫毛膏。一大堆：这些东西我都存货不足了。她站在边上看着，现在我知道她那时脸上的表情是她特有的，拼命思索的样子，真正地想要理解。想要领会一切。我放慢脚步，合上她的步子，和她一起走出店门。我们站在人行道上，她没有看我，但是能感受到她在请求。我走在她身边。慢吞吞地走路真难。那时我才知道，原来之前我走路都是在飞。她迈出一步，停下来，打量打量路，然后再跨另一步。我想到自己天天都在这路上来去匆匆，可从没见过福勒太太，但她就住在我附近，我仔细打量着大街，突然看见——老太太们。也有老先生，但还是老太太居多。她们慢吞吞地走着。她们三三两两地站在一起，谈天说地。或者她们坐在街角法国梧桐树下的长凳上。我以前从没见过她们。那是因为我害怕自己会变得像她们。走在她身边，我很害怕，害怕她的味道，一种泛甜带酸、尘土般的味道。我看着她苍老瘦弱的脖子上的污垢，她手上也有。她住的房子有一面破破烂烂的矮墙，豁了口的台阶。她看也不看我一眼，因为她不准备开口邀请我。她小心地走下老旧的台阶，站在一扇门前，门已关不太拢，一块粗糙的木板拦腰钉在上面。这扇门连一只下定决心要进去的猫都拦不住，不过她还是摸来摸去地找钥匙，好不容易找到以后，又眯着眼睛找锁孔，然后把门打开了。我跟着她进了门，屋里的气味让我心里不舒服，胃里也不舒服。

拿望远镜一般窥看我。我凭感觉判定此人不是卡伦，所以我决定按兵不动，看看接下来有何发展。确定屋里只有咱们俩之后，坐在我对面的这个人静静盯着我好一会儿，看得我浑身不自在。“卡伦不能来。”“这样啊。那么是谁代替卡伦来？”“西德尼。”“噢，西德尼啊。我一直希望能再见到你。”“霍尔顿叫我来的。他要我拿这个给你。”西德尼再次用纸卷抵住一只眼睛，“万花筒！”他把纸卷递给我，脸庞一阵抽搐。我接过来，这是霍尔顿的信。我把信搁下，把注意力放在西德尼身上。“我很高兴你能来。”西德尼瞅我一眼，但肩膀稍微放松了些。“卡伦病了，”他说，“霍尔顿要你看信。现在出来的主要是我、霍尔顿，还有其他男生。”西德尼望向窗外，视线往楼下看，想看看这儿离地面有多远。“刚才你把信递给我的时候，手臂好像不太舒服？”“我的手一直都很痛。卡伦的爸爸逼我偷东西，假如我不照办，他会扭我的手或捶我的手臂。我感觉不到我的手指。每次我偷东西，卡伦她爸都会用棍子打我的手指头。”“不是他叫你偷的吗？”“是啊，是他叫我偷的，可是他又为此处罚我。”“你知道卡伦的父亲过世了吗？”西德尼瞪大眼睛，吃惊地望着我。然后他再度露出怀疑的表情，拉开距离，斜睨着我。“真的，”我说，“大约一年以前，他就罹患癌症过世了。他再也不能伤害你了。现在我很努力想帮助卡伦和霍尔顿，让你们大家赶快好起来。”“你在耍我。”“要不你问霍尔顿。”西德尼的表情突然空白。没多久，他再次看着我。“是真的呀！我都不知道。”“卡伦的父亲似乎害你过了不少苦日子。这些经历赋予你更多的力量与勇气，但也让你十分痛苦。我在想，假如你能和其他人分享你的经历，让他们得到一点你的力量，对你、对他们也许都是帮助。”我决定开始为最终的人格融合打基础，做好准备。西德尼离开后，我摊开他带来的纸卷。霍尔顿的字迹映入眼帘。亲爱的贝尔医生：我尝试把被烧掉的日记重写一遍。但首先，我们得先弄清楚大伙儿的近况。我把这段日子经常出现的人列出来（目前共有17人），并且尽可能多补充一些每个人的背景资料。霍尔顿（我），34岁，我尽可能保护所有的人。自卡伦出生起，我就有记忆了。决定谁该出去、谁该回来的也是我。平常几乎都是我在开车。我有机械天分，修东西、盖房子、粉刷、贴壁纸等统统难不倒我。我非常非常想成为医务辅助人员。另外，我也是里头这群孩子的暂时依靠。我生来是为了当个“完美的儿子”，跟着卡伦的父亲和祖父做事。我几乎无所不能，但却感觉不到疼痛。凯瑟琳同样也是34岁。她认得这里的每一个人，负责安排日常约会。凯瑟琳在我之后没多久诞生，那时卡伦还不满一岁。我们跟卡伦一起长大。凯瑟琳喜欢看书，负责敦促我们准时就医。另外，凯瑟琳也没有痛觉。克莱尔7岁，极度缺乏安全感。最近她很难过，因为她觉得你忘记她了。我试着鼓励她出来跟你说话，但她心灵受创太严重。她常犯头疼，状况很糟。西德尼5岁，经常处于痛苦之中。他想找乐子，开心一点，喜欢给大家惹麻烦。他常害我们陷入既奇怪又尴尬的窘境，然后自己溜掉。尽管如此，他还是想偷东西送给大家。西德尼的手和手指没有感觉。他曾受过极恐怖的虐待。桑迪18岁，算是咱们这儿的头痛人物。当她安安静静欣赏窗外风景，确实是个不错的人。但只要她一醒过来，立刻满脑子自杀计划。她会冲动地猛吃垃圾食物。她悲伤、沮丧，控制欲强。她说她有办法激怒你，让你讨厌我们，放弃我们。卡伦父亲死后，她的状况似乎越来越糟。朱莉13岁，黑发绿眼。她极度痛苦，痛苦到我认为万一换她出来、我们大概只有死路一条。她没办法顺畅呼吸，也不太能走。卡伦博21个月大，不太会说英语，懂一点匈牙利语。她看不见（眼睛上方长了肿瘤）。卡伦博常常哭着叫“痛痛！”她的脚会痛，阴部也会痛。唯有你的声音才能抚慰她，让她安静下来。迈尔斯8岁，最近似乎比较冷静了。他不再讨厌大家，因为他很喜欢你。他希望你喜欢他，所以他不再伤害我们了。不过，他仍然讨厌待在女性躯体里。迈尔斯仍感觉得到过去虐待造成的疼痛。他负责陪詹姆斯和莎拉玩，学校运动会也由他出席。卡尔10岁。日记烧毁一事令他相当愤怒。他写下许多受虐细节，希望往后再也不必谈它，因为换他出来写日记时，卡伦病得最严重。他感受到的痛苦程度最严重，希望我们赶快终结精神与身体的双重痛苦。迈尔斯承受不住的时候，就换卡尔接手。爱丽丝8岁，负责管理迈尔斯和卡尔的日常生活，隔离受虐经验。爱丽丝以匈牙利文写诗，但我们没有一个知道她到底在写什么。她觉得天主会原谅我们的出现。她一直很清楚，虐待他人是不对的。西娅6岁。她诞生于1965年，卡伦的双亲对长动脉瘤的卡伦说“希望你死掉”的那一刻。后来卡伦并未如预期死亡，于是西娅代替她度过整整一年半的岁月。这段时间，卡伦并不存在，她进入冬眠般的静止状态，因此这一年半的记忆归西娅所有。卡伦1今年10岁，生于1969年。出生时的年纪是8岁，两年后停止长大，永远停在10岁。卡伦1非常纤细敏感，相当害羞。1979年遇见乔希时，卡伦1觉得自己很孤单，他深深地被她的天真所吸引。她渴望婚姻，最后也真的结婚了。卡伦1怕吵，讨厌圆点图案和小丑，不喜欢椰子和古龙水的气味。她经常头痛，对卡伦的父母充满恨意。朱莉安15岁，精力充沛，总是一副“天塌下来也不干我事”的态度。她杂乱无章，没有耐性，经常失约，散漫，没有目标。她喜欢聊天，偶尔会太过头。她想把我们的故事统统告诉你。她诞生于1970年，那年卡伦11岁。詹森11岁，生于1971年（卡伦12岁）。他遮掩身上的咬痕，缠住胸部，想让卡伦变成男儿身。詹森想报复所有伤害我们的人。他特别讨厌年长的男人。他认为这种人一逮到机会就会伤害我们。安16岁。尽管她是最虔诚的教徒，却已彻底失去信心。她不明白世间何以充满这么多的哀伤和苦难。安诞生于60年代晚期或70年代早期。她代替卡伦上天主教学校，成为师长的宠儿。她去教区神父的寓所和办公室帮忙，并且天天上教堂。她无时无刻不以我们其他人为耻，经常向神父忏悔，甚至编造罪行。安总觉得我们应该为自己的存在受到惩罚，唯有天主会宽恕我们。卡伦2生于1969年（卡伦10岁），现在21岁。她负责上学，帮凯瑟琳分担秘书工作，接送她的儿子詹姆斯。她从不头疼，也没有痛苦，喜欢与人为伴。能活在世界上令她深感幸运。1985年，卡伦产下女儿莎拉，但克莱尔却突然跑出来歇斯底里地哭闹，搞得大伙儿彻底崩溃。从那时候起，卡伦2便陷入沉睡，暂停活动了。卡伦3目前30岁，于1985年莎拉出生4天后觉醒，是我们之中最后一个诞生的。她被推举为开始接受治疗的代表。卡伦3告诉你的一切信息都是我们提供给她的。她很沮丧，有自杀念头。她隐约感觉得到我们，但只限于少数几人。卡伦3是你最常见到的人。我放下这叠纸，感觉十分怪异：人类竟能组织化至如此程度。这种思考与运作方式相当另类，却使用无异于一般人的精神工具——大脑。假如我们都在信中描述的情境下长大，说不定也会用卡伦的方式让身体和心灵运转起来。然而，如果我们眼中的彼此各自呈现不同面貌，又该如何构筑这种复杂的共生关系？卡伦精密的运作方式令我惊讶。我想，用“坠入爱河”形容今后的治疗方式再贴切不过：他们必须慢慢熟悉同生在卡伦体内的其他人，进而一个拉一个，让大伙儿“同在一条船上”，融合彼此的关系。有个小地方引起我的注意：霍尔顿说他比凯瑟琳早出世，但凯瑟琳的说辞恰恰相反。也许他们之间有某种微妙的竞争关系。另外我还发现，他们讲述同一事件时，在细节上也有若干小出入，不过还不到互相矛盾的地步，顶多是看法稍有不同。目前我无须决定要接受哪一方的说法，倘若要求他们对10多年来的每一件事、每个细节都保有精确、完美的记忆，或许有些强人所难。事实上，每每想到卡伦的内在系统竟能协调到如此程度，我总是赞叹不已。这段时间，我们改变原本的治疗模式。目前我只在治疗开始时与卡伦（卡伦3）简短对谈，然后将大量时间投注在催眠上，尽量和其他人交谈。“我感觉很糟，”桑迪说，“很不顺。除了我，大家都怕夜里会有人来找我们……但他们不是真的，只是做梦呀。朱莉、西娅和詹森都不想活了。朱莉安怕卡伦她爸会跑出来伤害我们。”“你可以告诉他们，那只是做噩梦吗？”“他们不听我说，我气死了。我不想活在过去的阴影里，可是没有一样东西不令我想起那段日子：五金工具、电线、银制餐具……全部！过去的记忆还在，连我也无法否认。”“背负这样的重担，感觉很糟吧？”我说，“你想展望未来，过去的记忆却紧缠不放。”“是啊，但没有人比朱莉伤得更重了。她不能说，不能走。”“也许我能跟她谈谈……”“等一下，”桑迪退回内在。卡伦陷入座椅，两腿伸直，脚跟抵住地面，双眼微闭。不知怎么着，她的脸有些浮肿，仿佛她不知不觉在我眼前膨胀了起来。“朱莉，你还好吗？”我问道。“我好痛。我的肚子不舒服，”朱莉说。“能动动你的脚吗？”“只能动一点点。”朱莉仿佛被什么东西按住，不能动，奋力挣扎，她微微向外抬起一只脚。“感觉怎么样？”“他们压在我身上，我不能动！我不能呼吸了！”“朱莉，你在做噩梦，那些都是过去的记忆。现在已经没有人伤害你了。”“可是感觉像真的呀！好像他们还在欺负我！”朱莉微微扭曲身体，骚动不安。“所有曾经伤害你的人都不在了，”我说，“过去男人伤害你的感觉会慢慢消失。”我试着做一点暗示，“你会感觉到，他们的重量正逐渐从你的脚上移开。从现在开始，你会发现脚上的负担减轻了。你的脚将会逐渐复原。那些男人都不在了。你再也不用害怕他们了。”“我觉得好一点了，可是我怎么知道我能不能相信你，相信他们不会再回来了？”“问问大人，尤其是凯瑟琳和霍尔顿。从现在开始，你会感觉越来越好。”“我不知道……”1995年1月22日最亲爱的贝尔医生：我们过得很不好。我觉得我们病了，所以带大家去妇产科检查。詹森害我们肚子痛得不得了。朱莉痛得最严重，我担心会发生中毒性休克。卡伦在家也遇到不少问题。她的孩子似乎越来越看不起她，我相信这绝对是乔希一天到晚奚落她所造成的。大伙儿越来越不知所措，逐渐失去判断力；我们开始分享彼此的记忆，但是这对我们也造成很大的困扰。凯瑟琳“你还好吗？凯瑟琳？我收到你的短信了。”“不太好。詹森想把自己弄干净，却拿灌洗器把防冻液打进身体里。他希望把这脏器烧掉。朱莉曾有一段时间无法好好呼吸，也不太能走，她非常疲倦。你不在，她的感觉就更糟糕。”“詹森为什么能跑出来对你们做这种事？”我问，“你们如何决定轮到谁出来？”“依状况而定，”凯瑟琳说，“但通常是感觉最强的那个人出来。”“这么说来，詹森的感觉好像非常强烈，”我说，“或许我能跟他聊聊，看看能不能帮助他。”“如果你愿意试试看，我们一定会非常感激的，贝尔医生。”“既然如此，你是否能帮我看看詹森愿不愿意出来跟我说话？”“好的。”卡伦闭上眼睛，稍稍改变姿势。她似乎越变越小，也强硬了些，最后差不多已蜷伏在椅子上，随时准备跳起来。她的语气比刚才有力气、有精神，但也绷得更紧。“我想杀了大家。”“詹森？”“嗯。”詹森避开我的视线。“你为什么想杀死大家？”“因为下身受伤，而且很痛。我必须烧掉它，这样就再也没有女生的部分了。”我该怎么做才能削弱詹森企图以暴力伤害自己的强烈意志？我想第一步应该是试着与他建立交情。我温和探问，“当时你的身体受伤时有什么感觉？”“每次我跟人家说我的感觉，他们都不相信我。我们永远都必须孤孤单单的，没有人了解我们。”“从来没有人了解过你吗？”我问，试着引起他的注意。“没有，从来都没有。大家都只会伤害别人。”“我知道你可能听都没听过，而我也不奢望你会马上接受这个想法，但是，我真的非常想好好了解你呢。这也是我正在做的事最重要的部分：试着去了解你们。我认为，你一定可以帮我的忙。”“我能帮你？”詹森相当惊讶，坚硬的外壳稍稍软化了些。“噢，是啊，你可以帮我，”我说。我让他感兴趣了。“你似乎替卡伦承受许多痛苦。我尝试从你们每个人与我分享的片段中，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目前听来，我感觉你知道其中相当重要的几个段落。”我知道这么说有点无耻，但我必须想办法建立他的自信，这样他才不会把我当作企图伤害他的人，并且视我为情感的支柱与来源。这么做已接近谄媚，但偶尔有其必要。“你想知道什么？”詹森问我。“嗯，跟我说说你最早的记忆吧？”“噢，简单。卡伦的下面被人伤过。卡伦的下面在流血，胸部也被咬了好几口。我用绷带把她的胸部缠起来，这样她看起来就不会像女孩了。”“你想保护卡伦，不让她受伤？”我得说点什么好铲除詹森心里没有人了解他的念头。一两句简单响应想必有所帮助。“对，但是很难。毕竟我不是一直都在。”“所以，假如你有办法拿掉卡伦的生殖器官，也许她就不会被男人欺负了？”“对！只有女生会被欺负！如果你不是女生，他们就不会烦你了。”“可是从事情发生到现在，已经过了好一段时间。事实上，这些男人都死了，没有一个还活在世界上，还会像过去那样伤害卡伦，所以你不需要用毁掉她生殖器的方式来保护她，因为到头来，你做的几乎跟那些男人一样呀。”“噢！可是我不想伤害她！我只是想帮她。”“当然，你一定是想帮助她才会这么做，詹森。你只是想拯救卡伦。”“对啊！”我的做法稍嫌激进，但我急于想阻止詹森继续伤害卡伦的身体。我告诉他，我希望将来有机会能再跟他聊一聊，他似乎也觉得这样很好。2月初，我收到一封信，是卡伦的其他分身经过共同努力轮流写给我的信。亲爱的贝尔医生：我做噩梦了。我不要你走。你能不能来我家，叫那个恶魔走开？他都在晚上出来，我看见了。你可不可以握住我的手，留下来，这样他就会走开了。谢谢你。爱你的克莱尔贝尔医生：记得我们曾请教你有关安乐死的事吗？你觉得怎么样？这样的痛苦实在难以忍受。桑迪我帮西德尼写信。他要你知道，他想在你家的厨房跟你玩。西德尼说，如果你跟他玩纸牌，他就告诉你他的事情。迈尔斯贝尔医生：人格融合能帮助我们吗？桑迪我们的身体有问题吗？我们有糖尿病还是其他什么毛病？每次轮到我出来，我都病恹恹的。我老是觉得头晕。朱莉嗨，贝尔医生：我们过得还不错。最近我们之中有几个人开始分享记忆，尽管偶尔会造成困扰，但我认为还算有趣。大伙儿一起尝试共同使用卡伦的身体。有时我们会头痛，而且痛很久，有些味道会让我们很不舒服（比方说古龙水），但我们都在努力克服。有好几次，我们差点儿就死了，但上帝仍眷顾着我们。另外，我们也试着讨论、决定死后要不要火化。我觉得我们很快就要死了，我们终于可以安息了。自从祖母于1985年过世后，我们一直很焦躁，感到不安。安显然，卡伦内在有好多人急着跟我沟通，他们发现写信似乎比较容易。然而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们个性鲜明，每个人都不一样；他们有自己的声音，关心的事也各不相同。除了凯瑟琳和霍尔顿（他俩与卡伦同步成长），其他人都不再长大，也不长岁数——时间在不同时间点停止了，但他们当下所受的折磨（比方说克莱尔7

停顿之状态。中国新史学之成立，端在以中国人的眼光，了发现中国史自身内在之精神，而认识其以往之进程与动向。中国民族与中国文化最近将来应有之努力与其前途，庶几可有几分窥测。否则舍己之田，而芸人之田，究亦何当于中国之史学。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四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此尽人知之。论其特点，一、绵历悠久，继承因袭永无间断。二、史体详备，各种史料均得收容。包括地区之广，与其活动民族分量之多，而益形成中国史之繁富，并世各民族，莫能与比。我民族文化之惟一足以自骄者，正在其历史。足以证明吾民族文化之深厚与伟大，而可以推想吾民族前途之无限。然而一往不变者，乃历史之事实。与时俱新者，则历史之知识。中国历古相传之史籍，亦仅为一种积存的历史材料，并非即我侪今日所需要之历史知识。所谓历史知识，贵能鉴古知今，使其与现代种种问题有其亲切相联之关系，从而指导吾人向前，以一种较明白之步骤。此等历史知识，随时代之变迁而与化俱新，固不能脱离以往之史料，惟当在旧存之史料中耐心检觅。今日中国处极大之变动时代，需要新的历史知识为尤亟。凡昔人所宝贵获得之知识，吾人或嫌不切当前需要，而我人之所欲探索寻求者，昔人或未必注意及之。故中国虽为历史最完备之国家，而今日之中国，却为最缺乏历史知识，同时最需要整理以往历史之时期。时时从旧史里创写新史，以供给新时代之需要，此不仅今日为然。即在以往，其历史虽一成不变，而无害新史之不断创写。举其最著者，《尚书》为吾国最初之史书，而书缺有间，盖中国文化尚未到达需要编年史之程度。及《春秋》，为中国最初之编年史，《左传》尤为编年史之进步，然而犹未达以人物为历史中心之阶段。司马迁《史记》出，始以人物为中心。其时人物个性之活动，已渐渐摆脱封建时代宗法社会团体性之束缚而见其重要，故写史者乃不得不创造新体以为适应。班氏《汉书》，则为断代史之开始。乃中央统一政府渐臻稳固后，一种新要求。自此遂形成中国列代之所谓正史。而创写新史之要求，则继续无辍。又著者，如唐代杜氏《通典》，此为政书之创作，乃一种以制度为中心之新历史。继此如宋代司马光之《通鉴》为编年的新通史。又有各史纪事本末，为事件中心的新史之再兴。郑樵《通志》，尤为体大思精，求有以通天人之际，藏往开来，而非前史体例之所能限。然则中国以往旧史，亦不断在改写中。而今日则为中国有史以来所未有之遽变时代，其需要新史之创写则尤亟。窃谓今日当有一部理想之中国通史，供给一般治中国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问题者一种共同必要的知识。不宁惟是，实为中国国民其知识地位比较在水平线上，与社会各界比较处于上层地位者，一种必要之知识。人类必由认识而后了解，亦必由了解而后发生深厚之感情。今使全国各知识界，乃至各界领袖分子，于其本国以往之文化与历史，全不认识，试问何从而生了解？既不了解，更何从而有感情？然则其对于本国民族与文化传统之爱护，何能望其深切而真挚？今使全国各界之领袖人物，对其本国民族与文化，俱无深切真挚之爱情，试问其可有之危险为何如？然而此非欲锢蔽全国人之心思气力以埋头于二十四史九通，为旧史料之记诵。亦只谓其本国历史的知识，为其国领导分子知识分子所应有的知识而已。至于此种知识之提供，则尚有待于今日本国史学界之努力，此则需有新史学之创建。所谓新史学之创建，此亦殊难一辞而尽。要言之，此当为一种极艰巨的工作，应扼要而简单，应有一贯的系统，而自能照映我们家现代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尤要者，应自有其客观的独立性，而勿徒为政客名流一种随宜宣传或辩护之工具。要能发挥中国民族文化以往之真面目与真精神，阐明其文化经历之真过程，以期解释现在，指示将来。有志为此种探讨，其中心注意点，如历代之政治制度，人物思想，社会经济，将以何者为研寻国史新知识之基本要点？此亦难言。中国新史学家之责任，首在能指出中国历史以往之动态，即其民族文化精神之表现。此在能从连续不断的历史状态中划分时代，从而指出其各时代之特征，即此一时代与前一时代及后一时代不同之所在，亦即各时代相互之异同。从此乃见其整个的动态。如某一时代特异之状态在经济，则此项经济状态即为该一时代之特征。或在政治制度，或在学术、思想、宗教、风俗，诸端皆然。经济情形未尝非历史事项中极重要之一端，然若某一民族之历史，其各时代之变动不在经济而别有所在，则治此民族之历史者，自不得专据经济一项为惟一之着眼点，此理甚显。中国自秦以来，直迄最近，苟自社会经济一端言，要之在农业经济之状况下。若遂据此而轻率断定中国文化自秦以来即少进步，自属偏见。治国史者，苟专在农业经济方面从事探讨，无怪其谓中国民族绝少进步。因各时代状况略相同，无从寻得其进步之所在。然若真能为客观合科学的新史家，必从识得中国史之变动何在始。中国史之变动，即中国史之精神所在。近人误认为中国史自秦以下即绝少变动，其实皆由未尝深究国史之内容，而轻率立言之故。变动何在，当详他篇。此不具论。一九三七年一月附录历史教育几点流行的误解近读《史地教育委员会二次会议参考材料第一号》，一九三八年八月总裁训词革命的教育，深受感动。我们只须真实认识，真实推动，更不必再多说话。总裁训词里说：“我们今后教育目的，要造就实实在在能承担建设国家复兴民族责任的人才。而此项人才，简单说一句，先要造就他们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这是一个万分痛切的教训。要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我想惟一的起码条件，他应该诚心爱护中国。这不是空空洞洞的爱，他应该对中国国家民族传统精神传统文化有所认识了解。譬如儿子爱父母，必先对其父母认识了解。这便是史地教育最大的任务。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说起。国史浩繁，从前人早已深感其苦。何况身当我们革命的大时代，在一切从新估价的呼声之下，更觉国史传统之不易把捉。但是愈是新的改进，却愈需要旧的认识。过去和现在，绝不能判然划分。因此在我们愈觉得国史难理的时候，却愈感得国史待理之必要。我常细听和细读近人的言论和文字，凡是主张有关改革现实的，几乎无一不牵涉到历史问题上去。这已充分证明了新的改进不能不有旧的认识。只可惜他们所牵涉到的历史问题，又几乎无一不陷于空洞浅薄乃至于见解荒谬。这是事实。我们这一时代，是极需要历史知识的时代，而又不幸是极缺乏历史知识的时代。让我略举数例以资说明。我常听人说，中国自秦以来两千年的政体是一个君主专制黑暗的政体。这明明是一句历史的叙述，但却绝不是历史的真相。中国自秦以下两千年，只可说是一个君主一统的政府，却绝不能说是君主专制。就政府组织政权分配的大体上说，只有明太祖废止宰相以下最近明、清两代六百年，似乎迹近君主专制，但尚绝对说不上黑暗。人才的选拔，官吏的升降，刑罚的判决，赋税的征收，依然都有传统客观的规定，绝非帝王私意所能轻易摇动。如此般的政体，岂可断言其是君主专制？只缘清末人，熟于西洋18世纪时代如法人孟德斯鸠辈的政论，他们以为国体有君主、民主之分，政体有专制、立宪之别。中国有君主而无国会无宪法，便认是君主专制。不知中国政体，如尚书礼部之科举与吏部之诠选，已奠定了政府组织的基础，不必有国会而政权自有寄托。如有名的唐六典，大体为宋代以来所依照，极精密极完整的政权分配，使全个政府的行政机关各有依循，便不必有宪法而政权自有限节。而况明代以前，宰相为行政领袖，与王室俨成敌体。王帝诏命，非经宰相副署，即不生效。君权相权有时互为轩昂，正如法国、美国总统制与内阁之互为异同。现在我们一口咬定，说两千年来中国只是一个专制黑暗的政体，我们非得彻底推翻，加以纠正。政治只是社会各项事业中较重要的一项。政治理论全部变了，则牵连而及于社会其他各项事业之理论，亦必随而变。牵一发动全局，因而摇动及于全部人生理论精神教育以至整个文化传统。试问中国传统政治及其背后的理论，若要全部推翻，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一刀两截，非不痛快，然而以后种种却从何产生？于是在革命初期，便已有英国制和美国制的争论。而随着上次欧洲大战后的新变动，国内又产生苏维埃共产政治与德、意独裁政治的鼓吹与活动。试问一个国家的政治理论及其趋向，是何等有关于全民族的，而把他的重心全部安放在异邦外国人的身旁，这是如何一件可诧异而可惊骇的事。只有孙总理的三民主义，努力要把中国将来的新政治和以往历史的旧传统，连根接脉，视成一体。可惜他的见解，尚不为一般国人所了解。一般国人只还是说，中国自秦以下两千年政治，只是专制黑暗。他们像是根据历史，但他们并不真知历史。不知乃不爱，但求一变以为快。再举一例。我又常听人说，中国两千年来闭关自守，不与外来民族相接触，因而养成其文化上自傲自大，深闭固拒的态度。这又是一句历史的叙述，只可惜仍不是历史的真相。秦以前暂不论，我们再就秦以下言之，自东汉初叶，中经魏、晋、南北朝，下迄隋、唐，大体上超过六百年时期，可说是中国接触吸收印度佛教文化的时期。印度可说是中国的近西。自隋、唐以下迄于宋、元，大体上又有六百年的时期，可说是中国接触吸收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时期。阿拉伯。波斯可说是中国的远西。中国自秦、汉以下的一千三四百年间，西北陆路，西南海路的向西交通从未断绝。中国人何尝闭关自守？今佛教已为中华民族所信仰，而伊斯兰教之在中国，亦得自由传布。汉、满、蒙、回、藏，民国以来合称五族。中华文化吸收印度佛教之影响，人尽皆知。而自唐以下，中华文明所受阿拉伯伊斯兰教东来之波动，现在尚需学者详细阐发，中国人何尝自傲自大？六朝、隋、唐中国高僧西行求法的热忱，以及唐以下中国对波斯、大食商人的坦白宽大的态度，只广州一埠，在唐末便有大食、波斯商人二十万之谱，而其时大食、波斯商人之足迹，已遍布中国。从此便够证明上述中国人文化自傲对外深闭固拒的评状，全无根据。此等话，只是近代西洋教士与商人的谰言，并非历史真相。西洋中古时期的耶稣教，本已包揽着许多政治社会上的尘世俗务。海通以还的耶教士，更形变质，几乎成为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之前呼后拥。他们把在南非与北美的经验与态度带到中国。不仅来中国宣传教理，还往往干涉中国之内政，激起中国之民变。与往古印度高僧纯以宗教真理相感召之精神，显有差别。而西洋商人之牟利政策，如鸦片强卖等，更招中国人之恶感。近世中西交通史上，鸦片战争前后，不断的教案以及连续的强占土地强索赔款等事项，其是非曲直，大可待有志研究全世界人类文化史而抱有明通观点者之公平判断。中国史上之东西交接，至少已经三期，第一期是近西的中印接触，第二期是远西的中回接触，第三期才是更远西的中欧接触。前两期各自经历六七百年的长期间，已见中华民族对外来异文化之一般态度及其成效。现在的中欧接触，自明末以来，为期只三百年，虽则西洋以其过强之势力压迫于我，但我们诚心接纳吸收异文化之热度，仍是与前一般。若以前两期的成绩来推论，再历三百年，中华民族一定能完成吸收融和更远西的欧洲文化。但是要吸收外面的养料，却不该先破坏自己的胃口。近代的中国人，也有笑林文忠为顽固糊涂，捧耆善、伊里布等为漂亮识大体的。这无异于站在外国人的立场，代外国人说话。中国人自己不知道中国事，便不爱中国。不知道中国不爱中国的人，如何算得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事实上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而理论上却又绝不能算他是一个中国人，如此般的人，到处皆是，岂不可痛，岂不可惊。上述的两例，一个使中国人感觉中国以往一切要不得，一个使中国人不敢批评外国人一句，不是的只在自己这一边。这种错误观念，关系何等重大。他们都像是一种历史叙述，但是绝不是历史的真相。无意中已把中国人立足所在的重心，迁移依靠在非中国人的脚边。这样将使中国人永远不能自立。现在请再举一个更明显的例子，而又是有关于地理问题的。辽河流域在中国史上深远的关系，早已发生在秦汉之前。直到明代，建州卫特起，只是吉林长白山外一小部落。辽河两岸，全属明代疆土。满清入关，定鼎以后，不许汉人出山海关，要把关外作他的退步。但是那时只称辽、吉、黑作关东三省，绝不叫他是满洲。日本人又进一步，把清代所称关东三省径呼满洲，又常以满鲜、满蒙并称。中国人不知其用意，自己亦称关东三省作满洲。直到伪“满洲国”成立，世界上不了解真相的人，还以为满洲人在其本土满洲自立一国。这是外国人冤枉中国歪曲中国历史来欺侮中国人之一例。我们并不想歪曲自己的历史，来利用作一时的宣传。但是我们应该澄清当前流行的一套空洞浅薄乃至于荒谬的一切历史叙述。我们应该设法叫我们中国人知道真正的中国史，好让他们由真正的知道，而发生真正的情感。这样才配算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这一个责任，自然要落在史地教育者的身上。现在再说到中国传统文化之价值问题，这本可不证自明的。中国文化是世界上绵延最久展扩最大的文化，只以五千年来不断绵延不断展扩之历史事实，便足证明中国文化优异之价值。近百年来的中国，不幸而走上一段病态的阶段。这本是任何民族文化展演中所难免的一种顿挫。又不幸而中国史上之一段顿挫时期，却正与欧美人的一段极盛时期遭逢而平行。国内一般知识分子，激起爱国忧国的热忱，震惊于西洋势力之咄咄可畏，不免而对其本国传统文化发生怀疑，乃至于轻蔑，而渐及于诅骂。因此而种种空洞浅薄乃至于荒谬的国史观念，不胫而走，深入人心。然而此种现象，亦依然还是一时的病态，并没有摇动到中国传统文化之根底。只看此次全国抗战精神之所表现，便是其明证。试问若非我民族传统文化蕴蓄深厚，我们更用何种力量团结此四万万五千万民众，对此强寇作殊死的抵抗？当知无文化便无历史，无历史便无民族，无民族便无力量，无力量便无存在。所谓民族争存，底里便是一种文化争存。所谓民族力量，底里便是一种文化力量。若使我们空喊一个民族，而不知道做民族生命渊源根柢的文化，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目前的抗战，便是我民族文化的潜力依然旺盛的表现。此在一辈知识分子，虽有菲薄民族文化乃至于加以唾弃的，而在全国广大民众，则依然沉浸在传统文化的大洪流里，所以宁出于九死一生之途以为保护。由此言之，今日史地教育更重要的责任，却不尽在于国史知识之推广与普及，而尤要的则更在与国史知识之提高与加深。易辞言之，不在于对依然知道爱好国家民族的民众作宣传，而在与对近百年来知识界一般空洞浅薄乃至于荒谬的国史观念作纠偏。更要的，尤在于对全国民众依然寝馈于斯的传统文化，能重新加以一番新认识与新发挥。在此革命建国时代，又值全世界大动摇之际，若非将我民族传统文化作个深的研寻与更高的提倡，而仍是空洞浅薄或仍不免于荒谬地只求利用历史来对民众暂时作一种爱国的宣传，依然一样的无济于事。说到这里，史地教育界责任之艰巨，更可想见。此在全国史地教育界同仁，固当益自奋励，肩此重担。而在提倡史地教育的行政长官，以及关心此问题的爱国学人，则希望不断地给与我们以鼓励与助力，乃至于给与我们以宽容与期待，莫要把此事业看轻易了。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昏黄的夕

义的热情，片面相信民族资本更爱国。其实，结果并不是那么一回事。中国民间资本远没有估计的那样大，各省绅民虽然对介入铁路信心满满，但真的要他们拿出真金白银，就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各省绅民甚至想出了许多出乎情理的手段，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向民间加捐加税、搜刮财富、筹措资金，弄得民意沸腾，怨声载道。民间资本进入铁路后还衍生出一个新问题，原本大致统一的技术标准在资金来源多样化之后变得越来越不容易统一，这对于全国路网也是一个巨大的隐患，如果将来各路建成后无法联通，那对整个国家发展来说，可能是得不偿失。官商合办到“国进民退”1906年，邮传部考虑制定了一份《统筹全局铁路折》，确定全国铁路干线和主要支线的大致走向，倾向于在适当时候由国家统一筹措资金，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根据这个思路，邮传部稍后出面，将河南、陕西及江苏铁路公司集股不多且一直没有开工的工程作了处理，向这些工程注入一部分官股；将陇海路各段由原来的商办改为官商合办。这个政策化解了这些路段的资金困难，因而在推行之初并没有遭到反对，许多人相信这或许是化解铁路建设难题的一个出路。清廷将这些进展不顺的路段收归官办，出发点是好的，效果也不错，但是站在民间立场上说，这显然侵犯了民间资本的利益。特别是清廷在政策上有个非常大的歧视，即官办铁路抵押路权向海内外融资，而商办铁路之所以举办困难，主要是因为政策上不允许他们抵押路权。因而中央和地方为路权吵得不可开交，一直找不到两全其美的妥协办法。这样的争吵一直持续到1911年。这一年5月5日，给事中石长信向朝廷提交了一份奏折，建议朝廷痛下决心，将涉及全国经济布局的重要干线一律收归国有，尤其是粤汉、川汉等路段连接西南边陲，具有战略意义，断非民间资本有能力予以修筑。而且，从相关各省进展情形看，这几条线路也非收归国有不可，像广东绅商虽然争夺路权非常积极，但并没有在修路上下力气，而是将路权作为一担生意，倒来倒去，设法牟利。至于湖南和湖北，经济原本就落后，指望民间资本去修路无疑望梅止渴，除了加重民众负担，让路权变成地方权贵牟利工具外，毫无助益。问题最大的是四川，四川绅商各树朋党，各怀意见，虽然向民众筹集了大笔资金，但并没有在筑路上卖力气。更危险的情形可能是，四川绅商将这笔资金挪作他用，许多烂账估计已很难收回。这不是一般的烂账，弄不好会激起民愤，引发骚乱。石长信的理由明白晓畅，解决方案简单易行，很容易赢得朝廷的认同和批准。而朝廷此时正信心满满地准备进入君主立宪新时代，于是在发布责任内阁名单第二天（5月9日）爽快批准了这份建议，宣布此前各省分设铁路公司集资兴办的铁路干线由于耽搁已久，即由国家收回，赶紧修筑。这意味着几年前向民间资本开放铁路修筑权的政策废除。清廷铁路干线国有化的本意或许就是为了加快建设，并没有与民争利的意思。但是这个政策如果从民间从绅商立场进行解读，就有国进民退的意味了。在民间资本看来，这个政策太无耻了，不仅堵塞了民间资本介入铁路投资的通路，而且对已经筹集到的资金也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在四川跌了一个大跟头5月18日，清廷任命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两天后，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以两湖厘金、税捐为抵押，与四国银行团签订了《湖广铁路借款合同》，由四国银行团贷款600万英镑修筑粤汉川汉铁路。盛宣怀尽管筹措了巨额资金，但他并没有准备用这笔钱去兑换各省路权。6月1日，他和端方联名致电四川总督王人文，表示川汉铁路已用之款和公司现存之款，均可由朝廷一律换发国家铁路股票，概不退换现款。假如四川方面不能同意，一定要朝廷发还现款的话，那么就由朝廷另借洋债，而这笔洋债必须以川省财政收入作抵押。即是说，政府收回了路权，但没有退还补偿先前民间资本的投入。王人文看了这个方案大吃一惊，以为这个政策一旦宣布必将举国骚乱，他希望朝廷收回成命，调整政策，妥善解决。然而盛宣怀太自负了，错误估计了政府的威望和人民的承受力，一味坚持既定政策不变，一再敦促各铁路公司清理账目，准备交接。盛宣怀的一意孤行激怒了各省人民，湖南人最先举行万人大会抗议，紧接着，鄂、粤、川等省都有不同表示。各省督抚顺从民意致电朝廷，希望遵从民意，从长计议，不要只算经济账不算政治账，因此引起天下大乱。然而朝廷太自以为是，盛宣怀太自信自己的正确能干，他与各省一一谈判，分化瓦解危机，但没想到独独在四川跌了一个大跟头。川汉铁路公司原本是个官办公司，成立于1904年，后因绅民呼吁，吸收了一些民间资本，改为官绅合办。到了1907年，官股退出，成为完全意义的商办公司，但问题却越来越严重，铁路如何修、修哪儿，在公司内部一直吵闹。直至1909年底，宜昌至万县段勉强开工。更为严重的是，川汉铁路公司内部管理混乱，筹集到的巨额资金没有用于开工，却被公司高层挪用300多万到上海各钱庄保值增值，或者购买股票；结果到了铁路国有化时，这300多万不仅没有增值，反而亏损了200多万。再加上各种损耗，川汉公司筹集到的款项，没有修路，就消耗损失了近一半。因此，清廷宣布铁路国有时，对于川汉公司高层，或许求之不得，条件是朝廷支付公司已经花费的全部费用。精明的盛宣怀当然不会满足这些要求。公司高层在失望之余，为了洗刷自己，为了转移各界对集资款去向的质疑，遂发动中小股东也就是一般民众起来抗争。很显然，川汉铁路公司高层希望将水搅浑，以民众对朝廷的愤怒掩饰他们挪用资金的贪婪和始终没有修筑铁路的无能。由此而来的四川保路运动引发了武昌起义，一个王朝就这样顷刻瓦解了。（原载于《新世纪》2011年第30期）辛亥革命中的三种力量革命党人历史不管怎样具有必然性，推动历史进步的还是人。这个“人”既有英雄豪杰、帝王将相、王公大臣，也有不知姓甚名谁的平头百姓。辛亥革命实际上还是一个比较职业化的革命，主要参加者其实都可以算作职业政治家。在这些职业政治家中，首推无疑是近代中国民主民族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甲午战后，确实是孙中山最先发现中国问题的症结，认为中国步趋西方，甚至像日本那样转身向西全盘西化，是一个正确方向，但是中国走上现代化的主要障碍是清廷的阻挠。所以，中国的未来首要在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紧接着，或者说需要同时进行的就是“创建民国，创建合众政府”。近代中国究竟有多少追随孙中山的革命党人，我们直至今天的研究都很难说清楚。不过，我们不仅知道革命党的领袖人物黄兴、章炳麟、宋教仁、蔡元培、陶成章、徐锡麟、秋瑾、邹容等，还有那十几年间流血奋斗牺牲的先烈，像黄花岗烈士等，他们都是值得后人永远敬仰和怀念的。创建民国走向共和，是革命党人的政治理想和追求，当武昌起义发生后，当民主共和成为中国一个重要选项时，革命党人坚守原则不让步，甚至表示出不惜一战为理想。但是革命党人也并非一味好战嗜杀，而是适可而止，知道退让知道妥协。革命党人的目标就是要像法国大革命一样推翻帝制，实行民权，一旦清廷答应了这个条件，革命党人以大局为重，以人民福祉为最重要的考量，南北言和，息兵止战，五族共和，优待皇室，原本剧烈冲突的满汉矛盾涣然冰释，这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一种机会和可能。由此，我们不能不由衷敬佩他们天下为公的博大胸襟。南方新军不过首举义旗搅动全局的并不是革命党人，革命党人在那年春天的黄花岗起义有着示范意义，但真正开启一个新时代的还是武昌起义。武昌起义的主力，不是过去农民起义中的草莽英雄，而是经过近代思想训练的新式军人。清政府当年创办这支军队，原本是鉴于甲午战败的教训，整军经武，用东西方各国的新办法训练一支新式军队。应该说，经过几年的训练，这支军队已经彻底取代了先前的旧式军队，不要说什么绿营八旗那些旧建制，即便在过去为清皇朝立过大功的湘军、淮军也没有办法比。领导湖北新军起义的，并不是新军高阶层将领，而是中下级军官，比如孙武、邓玉麟、蒋翊武、刘复基、刘公等。实事求是地说，他们接受过君主立宪、革命、改良等各种各样的新思想，他们对国家大事有一种本能的焦虑，所以当皇族内阁出台后，他们理想中的君主立宪成为泡影，这就是他们首举义旗登高一呼的真实原因。这个具有鲜明政治诉求的举事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索饷或哗变，而具有政治革命的性质。更重要的一点是，湖北新军和北洋新军一样，都是受过近代教育的新式军队，所以他们在起事时，格外注意不扰民尤其不去影响外国侨民的生活和生意，主动宣布保护外国侨民的生命财产，并在军事行动中尽力将冲突限定在南北双方军事力量的较量上，不将人民拖入战争，更不绑架人民成为战争的抵押。湖北新军的文明之举赢得了列强认同，所以才有各国领事继而各国公使、各国政府宣布南方革命党、湖北军政府为交战的一方，将南北战争定位为中国内战，列强不偏袒不介入，这就为革命党、为湖北军政府赢得了时间赢得了空间。湖北新军的领袖，除了先前的张之洞外，此时最重要的领导人当然就是黎元洪。湖北军政府在黎元洪等人领导下，在黄兴等革命党人的参与帮助下，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了相当发展，各省革命党人或新军将领在湖北新军示范下，相继宣布独立脱离朝廷，这就使全国局势迅速演变，对清廷来说无疑是日趋恶化。立宪党人当武昌起义发生之初，朝廷迅即派遣陆军大臣荫昌率部前往武昌予以镇压，然而皇族出身的荫昌或许真的没有见过这样严重的政治危机，或许其皇族出身也是个障碍，于是清廷很快起用三年前弃用的汉人能臣袁世凯。袁世凯之所以在清末民初获得“非袁莫属”的声誉，那真不是浪得虚名，而是他在几乎举国一致要求民主共和的时候，中流砥柱般地坚守十几年君宪主义立场，期望在大清皇朝既有政治架构中化解危机，推动中国政治进步。只是到了后来，当君宪主义实在无法被各方所接受的时候，袁世凯借力发力顺势而为，承认君宪主义已经属于历史，接受以民主共和为南北和谈的主轴。在这一系列冲突、谈判过程中，最值得观察的还有一个重要群体就是立宪党人。在预备立宪运动中，主要的推动力量就是这批立宪党人，他们的态度决定了辛亥革命的发生及其后果。当他们向朝廷发动一次又一次的国会请愿运动时，他们实际上是认同朝廷的权威，是把立宪当做自己的事去做。然而朝廷辜负了立宪党人的期待，无视立宪党人的请求，以蛮横的态度和手段去处理立宪党人的可怜要求，从而用自己的手将这批改良主义者推到了政治对立面。立宪党人对清廷越来越失望，对革命也就由先前的反对转为同情。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立宪党人或主动光复，或帮助、协助各省新军起义，脱离朝廷，很快形成十四省独立的阵势，继而促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筹建，促动并把握了南北和谈的主轴。从历史层面说，如果没有各省立宪党人的积极介入，仅仅凭借革命党人的力量，大约真的很难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拿下南方各省，更不可能形成与清廷分庭抗礼的力量。清皇室在这场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大革命中，唯一受到损害的无疑是清皇朝。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这个结果是清皇朝咎由自取。历史给清皇朝留下许多机会，都被它白白错过。甚至到了吴禄贞、张绍曾、蓝天蔚等人领导的滦州兵谏爆发，清廷依然不觉悟，依然用讨价还价的办法去回应革命党人和新军将领的政治要求，于是清廷只能被历史所抛弃，两百多年的皇朝顷刻沉没。不过，对清皇朝的最后表现也有可称道的地方，就是清廷在最后时刻并没有像历史上的其他极权主义者鱼死网破、玉石俱焚、焦土抵抗、殊死搏斗，而是知进退。当他们发现抵抗无益时，索性放弃了抵抗，以哀兵的办法为这个皇朝赢得了尊严和保全。于是进入民国之后，人们对清廷最高决策者隆裕皇太后的决断钦佩不已，或以为她是“女中尧舜”，对中华民族的和平发展贡献殊巨。清廷最后决断和结局，还得益于这个皇朝的主要雇员即那些具有新思想的清军将领特别是北洋将领，在南北和谈胶着战火有可能重燃的关键时刻，是北洋将领段祺瑞、冯国璋等联名为朝廷指出一条明白的路：必须接受民主共和，必须在辛亥年结束之前作出肯定答复。北洋将领阵前倒戈使清皇朝丧失了任何抵抗的可能性，但这些将领并没有忘记这个皇朝的过去，并没有对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所以当南方革命党人提供的退位条件使清廷觉得尴尬觉得无法接受时，又是这批将领大义凛然要求南方革命党人应该尊重历史，尊重一个即将消逝的王朝，民族应该和解，仇恨应该忘却。于是南方革命党人在稍后修订的退位条例就充分体现了一种友善的和解精神。一场以法国大革命为取向为榜样的大革命，最终得出一个中国式的结局，以和解代替了法国大革命及稍后的俄国革命都没有办法避免的大屠杀。辛亥革命的这层意义在人类文明史上应该得到充分展示和张扬。1911年中国大革命，在过去的评说中还有一个重要看法，就是没有唤醒民众，没有进行一场彻底的社会动员，辛亥革命的结果好像并不彻底，用鲁迅的话说，好像就是旗帜换了，人还是那些人，主子差不多还是主子，奴隶还是奴隶，甚至成为奴隶的奴隶。对于鲁迅的抱怨和革命话语的指责，我们过去也没有一个很好的解读。其实，从现代政治的立场看，一切大的政治变动与一般民众并没有直接关联，但政治变动却可以也必然改变民众的生活方式，只是这些变动并不一定要唤醒民众的参与，并不一定要将整个社会整个民众都卷入其中。当辛亥革命发生时，中国民间社会已有数十年发展，民间自治能力已有相当提升，政治变革被政治家限定在一定范围，不去骚扰民众绑架民众，应该说是一种社会进步，是值得肯定的一种政治选择。（本篇文章来源于网易访谈2011年6月10日）辛亥革命100年系列访谈之一：一个王朝的隐退编者按：2011年，辛亥革命100年。各种方式的回溯、反思、纪念，令读者目不暇接，甚至审美疲劳。其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先生撰写的《1911年中国大革命》，虽不是最为瞩目者，却促人深思。他怀着一份对先人的温情与理解，重新讲述100年前的历史。这本书的腰封上没有常见的文化名流联袂推荐之类，而是有一行大字：“读懂中国革命，读懂中国民主，读懂中国未来”，下面还有两行小字：“1911年中国大革命体现了中国独有智慧，不战而屈人之兵。一个拥有深厚历史智慧的民族，总会用温情和敬意看待一个王朝的潇洒隐退。”马勇做过古代史研究，做过儒家经学史研究，最终兴趣点却落在晚清70年。他一方面对此前的主流研究充满疑惑，觉得有些环节用现有解释怎么也说不通，一方面觉出现实与百年前的诸种关联，认为有必要从来路中寻出答案。“检讨近代历史，我觉得现代走了100年，就是一个大轮回。”马勇说，之所以选择辛亥的题目研究，之所以用现在的解读方式，都不是毫无缘由的，“当然是有一份对现实的观照在”。微博上他起名“旁观者马勇”，给了自己一个最佳界定。在他看来，历史研究者便该永远居于第三只眼的位置，尽一切可能逼近历史真相。晚清新政，弄假成真《南风窗》：《1911年中国大革命》读完后，感觉清廷还是有立宪诚意的。他们已经逐步向自己的利益集团开刀，限制君权，只是每每时机都比民意晚半拍

由充足的那些内容。他大胆应对说，关键的问题是冯铨曾党附魏忠贤。然而就这一点讲，龚鼎孳本人也并非无懈可击。这位安徽诗人不仅生活不检，而且还曾称臣于李自成。冯铨当然是在场的，他立即反唇相讥，指责龚鼎孳曾降于大顺流贼，接受了李自成的北城御史之职。摄政王问龚鼎孳这是否属实，龚鼎孳承认说是，但又补充说：“岂鼎孳一人，何人不曾归顺？魏征亦曾归顺太宗。”多尔衮干脆就把唐朝那位著名的政治家撇在一边，他告诉龚鼎孳说：“人果自立忠贞，然后可以责人。鼎孳自行不正，何得侈口论人？”于是就断然地驳回了对冯铨的指责，冯铨任职如故。

满汉两头政治

指控亲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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