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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美黄片

                      来源:无码人妻精品一区二区三区Av 发布时间:2023-12-12 14:0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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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美黄片始终没有将他交出去,最终顺利将他扶上了宋国国君的宝座。按理说,宋庄公应该知恩图报才对,怎么好意思反过来向郑国伸手索要财物呢?郑厉公先是拖延,既而提出先支付一小部分,接下来开始赖账,最后干脆板起脸来,把宋国的使者拒之于门外。在宋庄公看来,这笔看似一本万利的政治投资还没分到红利,就已经面临清盘的危险。郑、宋两国的关系,因为宋庄公的贪得无厌,再一次走到了悬崖边缘。这个时候,鲁桓公出面来斡旋了。仅仅是一年多以前,郑庄公还带着齐、卫两国的军队讨伐鲁国,“来战于郎”,现在鲁国为什么愿意出面来摆平郑国与宋国之间的这笔肉账呢?《左传》对此没有解释,只写道:“公欲平宋、郑。”我想,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应该首先是郑国主动找了鲁国,要求恢复友好关系,并请鲁国出面解决郑、宋争端;其次是因为一年多前的“郎之战”,起因与郑庄公有关,现在郑庄公已经去世,鲁国朝野也就消了气,毕竟是以和为贵,想通过调和宋、郑两国这样的外交活动来重新建立友好的国际格局。宋庄公还是蛮尊重鲁桓公的。没办法不尊重,当年贿赂人家的郜大鼎还在鲁国的宗庙里放着呢。两国元首在句渎会盟,就解决郑、宋争端的有关问题进行商讨,然而没有取得一致性意见。鲁桓公锲而不舍,又约宋庄公在虚地会谈,仍然未果。到了冬天,又不辞严寒与宋庄公在龟地会晤,宋庄公没有被感动,表面上答应,背地里还是坚持要郑国把账付清楚。鲁桓公毛了,干脆和郑厉公在武父结了盟,两个国家联合起来,把矛头对准了宋国。宋国也不示弱,联合一些小诸侯国讨伐郑国,于公元前698年打到新郑城下,烧了新郑的城门,捣毁了郑国的大宫,并将郑国大宫的大椽取下来,带回宋国做了城门的大椽。战争的机器又开动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因各种各样的原因卷入战争,分成了鲁、郑、纪和齐、宋、卫、燕两个集团互相攻伐,中原大地又乱成了一锅粥。第二章新鲜血液的注入:外族崛起【南蛮入侵,不能小看的邻居】《左传》记载,公元前710年,“蔡侯、郑伯会于邓,始惧楚也。”当时的郑伯还是郑庄公寤生,那一年蔡、郑两国的关系其实还处于互相敌对的状态,两国元首之所以平心静气地坐到一起开研讨会,主要是因为两国都感受到了来自南方楚国的威胁。有必要先简单介绍一下楚国的历史。楚国的先祖据说是黄帝的孙子高阳,也就是上古五帝中的颛顼。高阳有个孙子叫重黎,在帝喾(也是五帝之一)时期担任了“火正”,也就是主管火烛事务的官,为当时的“火利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被帝喾封为祝融氏。到了商、周时期,祝融氏有个后代叫鬻(yù)熊,在今天湖北荆门一带立国,就与中原互有往来。周成王年代,鬻熊的后人熊绎“桃弧棘矢以共王事”,拿着桃木弓和棘枝箭侍奉周天子,替天子驱邪除灾,被封为子爵,立“楚”为国,定都丹阳,可以算作是楚国的第一任君主。古代交通不便,信息难通,楚国所处的地区山高皇帝远,经济也不发达,历代周天子对于楚国的事情很少过问,基本上是任其自生自灭,因此中原各国对楚国也没有太多重视。而楚人久居蛮夷之地,渐渐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信巫鬼、重淫祀、长于幻想玄思,与中原地区的周文化截然不同。在政治上,楚人更将自己置于中原诸国之外。周夷王年代,楚子熊渠大规模扩张自己的势力,得到江汉之间(长江与汉水流域)人民的拥护,将势力范围扩大到今天的安徽省境内。熊渠自觉劳苦功高,不满足于周朝赦封的小小子爵称号,有了去中国化的意图,公然宣称:“楚国乃是蛮夷之国,与中原诸国不同,不必听从周朝号令!”一口气将自己的三个儿子都封为王。要知道,周朝封给诸侯的最高爵位也不过是公,王是周天子独有的称号,熊渠将自己的儿子统统封为王,可以说是对周朝统治的公开反叛。周夷王为人懦弱,也懒得去管熊绎这个山大王,但是他的儿子周厉王是个出了名的暴君,脾气相当火暴,对熊渠那一套另立中央的做法深为不满,熊渠掂量了一下轻重,怕周厉王派兵打到山里来,几年后又主动将那几个王爷的封号取消了。等到周平王东迁,周室明显衰落,楚国人称王的心思又动了。公元前741年,楚子蚡(fén)冒去世,他的弟弟熊通发动政变,杀死了蚡冒的儿子,自立为君。熊通统治楚国的年代,正是中原各国开始战乱纷争的年代,诸侯不尊天子,卿大夫不听令于诸侯,弑君灭国的事情不断发生。而楚国偏居南方,远离战乱的中心,一方面努力发展经济,一方面不断侵略汉水流域的小诸侯国,其眼光也开始窥探中原诸国,隐然已有问鼎中原之志。一句“始惧楚也”,足见当时中原诸国对楚国这个“非我族类”国家的防范和畏惧之心,而像郑庄公这样雄才大略的君主,对楚国的威胁自然不会掉以轻心,所以不惜纡尊降贵,与敌对的蔡国共同商议防楚大计(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郑庄公之所以盯住蔡国而非其他国家,是很有远见的,在此不提)。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当时的中原地区就好像一个村,村里的村民以姓姬的为主,当然也还有为数不多的外姓,因此把这个村叫做姬家村也无妨。姬家村有一个村长,在名义上管理着大大小小百十来户村民。这些村民原来一直依照着一套叫做《周礼》的规矩生活,相互之间基本上能够和睦相处,就算是有点矛盾,请村长出个面也就解决了。可是自从村长为了躲避村子外头野人的骚扰,从村子西头搬到村子东头,他的威信就下降了。大伙儿有了矛盾,也不再去找村长评理,先是互相骂街,发展到用拳脚相加,再发展到拉帮结派打架,闹得不可开交。闹归闹,可终究还是一个村里的人,说的基本上是同一种语言,风俗习惯也大致相同,相互之间的交通与沟通不存在大的问题。大伙虽然相处得不太好,但如果村外的野人跑来抢牲口,就近的几户人家也总是能够互相帮助,齐心协力把野人给赶跑,内部矛盾与外部矛盾那还是区别对待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村子外头的山林里,出现了一户陌生人家。这家人的穿着打扮、语言习俗都与村子里的人不同,喜欢装神弄鬼,逞勇好斗。据有知识的人说,这家人的祖先原来也是村长家的朋友,村长还给过他一个地保的名份,让他去南边的山上殖民,后来他家就与山里的野人混到一起,久而久之,也养成了野人的生活习惯,断发文身啊,茹毛饮血啊,甚至吃人肉啊……不一而足,总之是相当可怕!更可怕的是,这家人根本没有把村长放在眼里(虽然大家也没把村长放在眼里,但自己并不觉得是多大不了的事),并且不满足于在山上做地保,总想着怎么跑进村子来干坏事,村子外围的十几户居民都受到了那家人的威胁,以至于村子里头那几户德高望众的大户人家,都开始考虑怎么应付他了。公元前706年,熊通亲率大军入侵汉水之东的随国。随国姬姓,是周王室的后裔,也是汉水之东最大的一个诸侯国。之所以选择这个时候进攻随国,估计与一年前周桓王在濡葛被郑国人打得落荒而逃有关。天子连自己都顾不上,哪还顾得了随国呢?熊通如是想。楚国军队驻扎在随国的瑕地,熊通一边修整战备,一边派大夫薳(wěi)章前往随国,表达发展两国友好关系的诚意。和郑庄公一样,熊通也总是先礼后兵。随国派了大夫少师前往楚军大营与熊通谈判。这边,楚国军营彻夜商量对策。大夫斗伯比作了一通自我批评说:“我们多年以来想在汉水以东扩展势力而不能如愿,主要责任在自己身上。我们总是整顿军备,耀武扬威,用武力压迫这些小国家,搞得这些小国都很害怕,联合起来对付我们,没有办法各个击破。随国是汉东各国中最大的国家,如果骄傲自大,必定会与其他小国产生隔阂,我们也就有机可乘了。”他建议熊通将老弱病残的部队摆出来给少师看,让少师产生楚军不堪一击的错觉。另外一位大夫熊率且比马上提出反对意见:“这个搞法恐怕不行,随国有季梁这样的人物,我们骗得了少师,恐怕骗不到季梁。”斗伯比也相信得宠的蠢人更容易骗,但他有另外的想法:“眼光放长远一点撒,少师很得随侯宠信,总有一天随侯会听他的话。”熊通原来的计划是先和谈,谈不拢就用武力威胁。听了斗伯比的建议,他觉得很有道理,下令把精兵都藏起来,只派一些老弱病残的军士无精打采地迎接少师。少师来到楚营,与熊通闲聊了一通国际形势,八卦了一下两国的民俗风情后就回去了。他来的时候慢慢吞吞,回去的时候快马加鞭,急着向随侯汇报情况。“快,快……赶快发兵攻打楚军大营。”一见到随侯,少师顾不上擦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少师你是说……现在……就发兵吗?”随侯抚着少师的后背,结结巴巴地问,对此建议不是很确定。“没错,我去看过了,楚军尽是老弱病残,楚将都是酒囊饭袋,更搞笑的是那个什么熊通,见我的时候还带着两个妖里妖气衣不蔽体的女人,左拥右抱,全无体统。请您赶快下令,动员全军部队,一举歼灭楚军!”少师兴奋地说。随侯高兴得都合不拢嘴,跳起来说:“好,咱们一举歼灭楚军,也让各国好好见识一下随军的战斗力!”他一边说,一边示意身边的侍从给他穿上盔甲。“且慢。”站在旁边一直沉默不语的大夫季梁突然说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您有什么话不能等到打完仗再说吗?”少师不满地说。对于人称智囊的季梁,少师总是带有一种天生的抵触情绪——他那张圆饼样的脸毫无英气,也看不出有多少智慧,说话却慢吞吞,老气横秋,尤其喜欢泼冷水。季梁并不理会少师,对伸手挡住随侯说:“请您且慢发兵,以我之见,楚国是故意摆出一些老弱残兵来引诱我们上当。”“胡说!”少师的脸都扭曲了,蹦到季梁跟前质问道,“你难道是说,我在撒谎吗?难道我会背叛主君吗?”随侯只是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等着季梁的长篇大论。“请您想一想,这些年来楚军纵横江汉之间,所向无敌,正所谓气势如虹,怎么可能尽是老弱病残之辈呢?”见随候若有所思,他又继续道,“自古以来,小国能战胜大国,是因为小国得道多助,大国失道寡助。主公您知道何谓道吗?道,就是忠于人民而获信于神。作为君主,要多想和多做对老百姓的福利有益的事,就是忠;主持祭祀的时候不说假话,就是信。”随候听到这里还一脸茫然,干脆一屁股坐下来,“现在百姓都吃不饱,您却总想着表现自己,主持祭祀又总喜欢夸大其辞,欺骗鬼神,以这样的品德,居然想以弱胜强,打败楚国人,我……真不知道您是怎么想的!”季梁说到最后,握着拳头,跺着脚,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少师连忙后退了几步。随侯激动得跳起来,脸红到脖子根,强辩道:“我祭神,总是用最肥壮的牲口,最丰盛的谷物,您说说,我倒是怎么欺骗鬼神了?”季梁长叹道:“您知不知道,人民意志就是鬼神的意志啊。所以圣贤之君总得想尽办法先填饱老百姓的肚子让他们安居乐业,然后才敢在祭坛上摆上肥壮的牲畜、美味的五谷、甘甜的酒水,心安理得地感谢神明庇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百姓安居乐业,朝野上下同心协力。这样社会和谐,神也赐福,工作也顺利。现在人民三心二意,鬼神也六神无主,您一个人独自丰盛,何福之有哦。我劝您啊,赶快整顿内政,团结周边的兄弟国家共同对付楚国,才能免于祸患。”随侯愣了半晌,看了看少师,又看了看季梁,垂头丧气地说:“大夫言之有理,寡人受教了。”熊通在瑕地等了两天,不见随军前来挑战,叹息道:“看来这位季梁确实是我们的眼中钉啊。”斗伯比安慰他说:“急事慢做,咱们有的是时间,不争朝夕。”楚军偃旗息鼓,回到了国内。当然,这次远征也并非完全无功,熊通临走之前,派人给随侯捎了一句话,大意是,我熊通乃是蛮夷之人,现在看到诸侯不尊王室,互相侵伐,天下已乱,我也没有别的本事,只有一些穿着破烂的武士,想凭借他们插手中原的政治,请您向王室转达我的意思,给我一个尊贵的配得上的封号。所谓尊贵的封号,自然是封他为王。随侯派人将熊通的要求报告给王室,遭到王室的断然拒绝。如前所言,古代交通不便,信息难通,人们的办事效率也不高,楚国与中原的交流更加困难。当随侯将王室的答复反馈给熊通,已经是一年多之后的事了。熊通得知自己的要求被拒,勃然大怒:“寡人的先祖鬻熊是周文王的师傅,先公熊绎仅仅被周成王封为子爵,统治南方。现在蛮夷部落都臣服于寡人,而王室却拒不承认寡人的地位,也罢,那寡人就不客气,自尊为王了!”从此之后,熊通就不再是楚子,而被称为楚王。因为他死之后的谥号是“武”,所以在历史上,他又被称为楚武王。公元前704年,楚武王率军进攻江汉以南的濮族部落,将濮地并为楚国的领土,进一步增加了楚国的实力。同年秋天,志得意满的楚武王在沈鹿召开诸侯大会,邀请汉水流域各国国君共商合作大计。据史学家考证,这次大会堪称春秋史上第一次诸侯大会,远比齐桓公“九合诸侯”要早,可以视为楚国称霸汉水流域的标志性事件。可是,河南南部的黄国和汉东的随国没有派代表参加大会,这也是对楚国的霸道表达的一种无声的抗议。面对这种公然不合作情况,楚武王也理所当然要采取行动,一边派薳章前往黄国进行外交施压,一边亲自率大军第二次讨伐随国。同样是不赴会,黄国受责而随国受兵,一方面是因为黄国太远,地处中原地带,以楚国当时的实力,还没有能力远袭黄国;另一方面是因为“汉东诸国随为大”,随国树大招风,如果随国屈服,其他小国家也就只能乖乖就范了。这次,楚国大军驻扎在汉淮之间休整,静观随国如何应对。对于楚国人此来的目的,季梁是相当清楚的:楚国人不是为了消灭随国而来,只是希望随国臣服于楚国,给汉水流域各国做一个表率。对比了双方的实力和优劣势之后,他给随侯提了一个先礼后兵的建议:楚国以不赴会为由来讨伐随国,我们应当避其锋芒,派人到楚王那里去认个错,请求免于惩罚。楚国人如果得理不饶人,我们再战不迟。在中国的历史上,每当一个国家到了危急关头,就会出现主战派和主和派两种不同的声音。一般来说,主战派慷慨激昂,无所畏惧,恨不能早日开战;主和派慢条斯理,思前顾后,不到最后关头不放弃外交努力。季梁就是主和派,他深知楚国战斗力之强,不到逼不得已,他是不愿意看到两国开战的。但是,深受随侯宠信的少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主战派,他对季梁的谨慎深感不屑,以他的经验来看,楚军就是一块自动送上门的肥肉,上次随候原本已经要发兵了,被季梁一通长篇大论砸得晕头转向,志气大伤,这次决不可再让他当面指着鼻子说我们不懂得治国之道,不得神明庇护啦。因此向随侯提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建议:“必速战,不然将失楚师!”这是《左传》记录的原话,如果翻译成现代文,就是:必须要速战速决,否则的话,再也找不到更好的机会来消灭楚军了!言下之意,他是怕楚国人又像上次那样,还没开打就跑了。随侯也许是被楚国咄咄逼人的气势给惹恼了,也许是对季梁的批评还耿耿于怀,决计要做出个样子来给这个只懂得讲道理的胖子看看,于是听从少师的建议,将全军拉出城去,跟楚国人打起了野战。本来,楚国人远道而来,后勤和后卫线都被拉得很长,随国人就算要打,也完全可以以逸待劳,躲在坚固的城防设施背后消耗楚军的实力,待其疲惫之时再奋力出击,或许还有几分胜算。但是,在少师的眼中,楚军还是几年前看到的那样羸弱不堪,完全没有必要凭借城防设施来取胜,即便现在兵强马壮,以他们的蛮夷粗俗也万万敌不过我们泱泱随国的智勇双全,因此采取了主动出击的战略,希望一

                      天下人的公敌。逢泽之会的消息传开,第一个不乐意的就是周显王。周显王在位的年代,因为内部权力斗争,王室实际上已经被一分为二,即东周和西周两个小国,各自为政。饶是如此,周天子在名义上还是天下的共主,所有诸侯从理论上讲都是他的臣下。在历史上,即使是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这样的一代枭雄,立下过盖世奇功,也不敢挑战天子的名位,反而是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争当王室第一忠臣。现在这个魏罃,祖上不过是晋国的臣子,当上诸侯也才三代,仗着手头有些兵甲,竟然妄自称王,真是太狂了!作为魏惠王的盟友,韩昭侯也不乐意了。三晋本为兄弟,一同封侯,互相是平等的主体。现在魏国称王了,韩国岂不是比魏国低了一等,往后这交道还怎么打?韩昭侯公开宣称,不承认魏国的王号。齐国和楚国,不消说,很乐意看到魏惠王干这种得罪天下人的傻事。而魏惠王接下来的行为,又进一步加重了天下人对他的反感。公元前342年,他有些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对韩国的进攻。马陵之战,庞涓殒命魏军以穰疵为将,在南梁和霍城(均在今河南省汝州)打败韩将孔夜,遂长驱直入,逼近韩国的首都新郑。韩昭侯派使者向齐威王求救。齐威王仍旧是召开会议,听听诸位大臣有什么意见。在救不救韩国的问题上,大家的意见是统一的,那就是一定要救。但至于何时出兵相救,则发生了分歧。大夫张丐认为,迟救不如早救,如果齐国不及时出兵,韩国很有可能屈服于魏国的强大压力,臣服于魏国。田忌则认为,韩国虽然战争失利,实力仍然存在。齐国如果现在就贸然介入,等于替代韩军接受魏军的进攻,反而有可能受制于人。不如先静观待变,等到韩、魏两军都筋疲力尽了,齐国再出手救援韩国,可以事半功倍。田忌的观点其实就是孙膑的观点。回想起来,上次魏军围攻邯郸,孙膑也是不紧不慢。他很清醒地认识到,邯郸或者新郑陷落,并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事,重要的是打击魏军的有生力量。“可是,”张丐反驳道,“一旦韩国失去信心,投降了魏国呢?魏国的力量岂不是更加强大,对齐国的威胁岂不是更大?”关于这一点,田忌也想到了。他对齐威王说:“我们可以派使者去新郑,向韩侯表达救援之意,坚定其抗敌的信心。至于什么时候发兵,不要急着给他一个准确的日期,让他知道我们不会坐视不理就行了。”换而言之,先给他们画张饼充饥吧!齐威王采纳了田忌的建议。说来也怪,韩国人收到齐威王开来的这张见票不付的支票,如同打了鸡血一般,士气立马高涨起来。半年之间,韩军组织了五次大规模反攻,结果……全失败了。公元前341年春天,当魏、韩两军打得筋疲力尽的时候,齐国终于出手。这一次出手仍然是田忌与孙膑这对老搭档,用的也是“围魏救赵”的老计谋。齐军再度越过宋、卫边境,直扑魏国首都大梁。与上次不同的是,这一次魏国国内并不空虚。魏惠王马上派太子魏申为统帅,庞涓为上将军,带领十万大军迎击齐军。当然,所谓太子为统帅,不过是挂个名来见习罢了。军中一切事务,还是由庞涓全权负责打理,再以太子的名义发号施令。事隔十二年,鬼谷子的两位门徒再度刀兵相见。齐、魏两军在平陵附近相遇。庞涓摆开阵势,正想大干一场,却突然得到情报,齐军已经拔寨起营,向北逃窜。庞涓一时没弄清楚孙膑葫芦里究竟卖什么药。他小心翼翼地派出小股部队,前进至齐军营地,确认没有埋伏之后,才率领大部队跟进。在齐军营地中,庞涓命人仔细清点了齐军做饭时留下的灶眼,得出一个结论——田忌和孙膑率领的这支部队,不下十万之众。单从人数上讲,双方势均力敌。但是,齐军甚至没跟魏军接触就跑了,除了怯懦,似乎找不到其他理由。“孙膑这小子,还是不敢和我正面交锋啊!”庞涓心里暗自得意,命令全军紧跟齐军,寻找机会决战。追了一天,庞涓再度清点齐军留下的灶眼,惊奇地发现,齐军竟然减员一半,只剩下五万多人了。第三天晚上,庞涓再去数灶,判断出齐军仅剩不到三万人。毫无疑问,齐军一路北窜,一路不断有人开小差。只三天的时间,便逃亡了六七万人。这里已经临近齐魏边境。庞涓看着那些星罗棋布的灶眼,突然产生了一种担心:再有两天,齐军就将逃回国内,下一次再在战场上遇到孙膑,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十二年前在桂陵被俘的耻辱,一直深深烙在庞涓心上,甚至连睡觉都会时常梦到当时的情景。但他始终坚持一点,当年如果不是孙膑狡诈地藏在暗处,让他放松了警惕,他绝对不会输那一仗。这就好比狮子正与狗作战,藏在草丛中的毒蛇却出其不意地咬了狮子一口。他要向世人证明,他就是那头威震天下的狮子,而孙膑不过是一条阴险狡诈的毒蛇。狮子有可能因为一时疏忽而被毒蛇咬伤,但是如果来一场面对面的决斗,狮子一定会将毒蛇碎尸万段。这一次,就让我们之间的恩怨作一个彻底的了结吧!让世人知道,我庞涓才是鬼谷子最得意的门生,才是天下第一兵法家。带着这样的想法,庞涓命令步兵就地安营扎寨,自己和魏申只带着数千名精锐骑兵,快马加鞭去追击齐军。他没有意识到,这样一来,他又犯了和上一次同样的错误。庞涓轻装前进的第二天,来到了齐、魏、卫三国边境一个名叫马陵的地方(今山东省范县)。马陵道路狭窄,地形险恶,路的一边是山林,另一边是深沟。庞涓抵达的时候,已经是黄昏。数千名骑兵不得不下马,排成两列纵队蹒跚前行。突然间,先头部队停了下来。庞涓跑到前面一看,原来是一棵大树被砍倒了,横在路中间,将道路挡得严严实实。“还愣着干什么?赶快把树搬开!”庞涓吼道,“齐军这点伎俩难道就能挡住魏国武卒的步伐?”“上将军!”有人小声说道,“这树有点古怪。”庞涓走上前,暮色中,只见那树的中段有一片树片被剥掉,露出白白的一块,而且似乎还写着一行字。庞涓满怀疑惑,命人点燃一个火把,就着火光一个字一个字地读道:“庞涓死于此树下……”话音未落,无数弩箭飞来,射得魏军人仰马翻,乱成一团。所谓士兵逃亡减灶,原本就是孙膑故意安排的假象。事实上,从齐军进入魏国的第一天起,孙膑就给庞涓设下了一个局。他通过不断的战略欺骗,牵着庞涓的鼻子,一步一步来到他早就挖好的陷阱中。在这个陷阱周围,埋伏了整整一万名弓弩手。数千名魏军就算插上翅膀,也飞不出齐军的包围圈。庞涓见此情景,万念俱灰,拔出宝剑,自刭而亡。庞涓一死,魏军更无斗志,纷纷放下武器投降,魏申也成为齐军的俘虏。庞涓的遗言只有一句话:“遂成竖子之名!”意思是,终于让这小子成名啦!他至死都认为,孙膑不过是侥幸赢了他。写到这里,有必要对田忌和孙膑的“后事”作一番交代。据《战国策》记载,马陵之战后,孙膑问了田忌一个问题:“将军有意干一番大事业吗?”田忌心里一惊,问道:“军师所说的大事业是……”“将军与成侯(邹忌被齐威王封为成侯)的矛盾,齐国皆知。您若没有立功倒也罢了,偏偏您两度打败庞涓,闻名于天下。成侯本来就视您为眼中钉,这一战之后,更是必欲除之而后快。您现在这样回去,只怕是凶多吉少。”孙膑仍旧是不紧不慢的语气,田忌听了,却出了一身冷汗。“依在下之见,您现在手里握着十万大军,将士们都视您为神明,甘愿为您牺牲性命,您切不可束手就擒。可派一部分老弱病残的士兵把守主地(今山东省淄博)。主地道路狭窄,车辆只能勉强通行。正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即便是老弱病残,也能以一当十,万无一失。然后您背靠泰山,左有济水,右有高唐,辎重可直达高宛(今山东省桓台县),再派一支精锐的车骑部队奔袭临淄,则整个齐国都在您的控制之下。到那时候,成侯必定出逃,齐侯也只能听命于您——这就是在下所说的大事业。”“这……这不是要我造反么?”田忌惊恐地看着孙膑。“此乃形势逼人,您不这样做,就只能等着成侯来算计您。”田忌连连摇头:“军师快别说了,我田忌深受国恩,怎么可能做出这样大逆不道的事情来?天下人会怎么看我?我又有何面目见祖宗于地下?”他最终没有采纳孙膑的意见。自幼受忠君爱国思想教育的田忌也许不了解,对于鬼谷子和他的门徒来说,天下就是一个棋局,帝王将相也罢,贩夫走卒也罢,不过是棋局上的棋子,在价值上没有区别。他们超脱于世事之外,略带着一丝悲悯,一丝嘲讽,甚至是一丝冷酷,致力于设计和解开一个又一个的“珍珑”。庞涓之所以不如孙膑,并不是因为他的兵法不够强,而是因为他太过于“入世”,太热衷于名利,以至于自己也变成了一颗棋子,最终被孙膑的棋子吃掉。而在孙、庞之后,鬼谷子的另外两位高徒也已经悄然出山。与前两者相比,他们虽然不善于用兵,却更擅长于运筹帷幄,纵横捭阖,把“天下”这局大棋下得风生水起。事实证明,孙膑是有先见之明的。马陵之战后,田忌作为英雄回到了齐国。某一天,有人带着重金来找临淄街头最有名的算命先生,自称是田忌的部下:“将军二败庞涓,名震天下,现在欲举大事,请您占卜一下,看看凶吉如何。”算命先生信以为真,给他算了一卦。不料那人刚走不久,邹忌的门客公孙阅就带着人闯进来,将算命先生逮捕,直接送到齐威王那里问话。田忌得到消息,没抱任何幻想,赶紧收拾家当逃到了楚国。据国学大师钱穆推测,孙膑也跟随田忌一同来到了楚国,从此不问世事,潜心著书。传世之作《孙膑兵法》的大部分内容,应该就是在楚国完成的。商鞅作法自毙马陵之战后,魏国就一蹶不振了。公元前341年冬天,卫鞅向秦孝公上了一书:“秦、魏两国,互为心腹之患,不是你死就是我活。魏国占据崤山以东的肥沃土地,与秦国划河而治,形势有利就进攻秦国,形势不利就向东扩展。现在秦国主上圣明,国家昌盛;而魏国刚刚被齐国打败,尚未恢复。此时不进攻魏国,更待何时?只要能逼得魏国向东撤退,秦国就可占据崤山之固,黄河之险,进而控制东方诸国,一统天下,完成帝王之业!”秦孝公对卫鞅一向言听计从,便派他为统帅,带领秦军进攻河东,威逼大梁。魏惠王派公子卬(áng)为将,迎战卫鞅。秦、魏两军在河东对峙。卫鞅派人给公子卬送去一封信。信上说:“当年我在魏国担任中庶子,与您相处得很快乐。现在却各为其主,刀兵相见,实在是于心不忍。我想请您到营中一聚,小酌几杯,共叙旧情,订立盟约,化解兵戈,然后各自撤兵,互保平安,则两国百姓有福。不知您意下如何?”公子卬欣然赴约。应该说,这既是对卫鞅的信任,也是对和平的期许。然而卫鞅却是个不怎么念旧情的人。公子卬一进秦营,便被埋伏的武士扣押起来。秦军趁机发动进攻,魏军群龙无首,被打得大败。这一战对于魏国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为了换取和平,魏惠王被迫向秦国妥协,归还了秦国部分河西土地。到了这个时候,魏惠王才想起二十年前公叔痤对他说的话,不觉悔恨交加道:“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回想起来,魏文侯年代,天下英雄齐聚大梁,盛极一时。自魏文侯死后,魏国先后逼走吴起,放跑卫鞅,错失孙膑,把那个年代最杰出的三位人才都拱手送给敌人。魏国由强盛转为衰落,难道不是意料之中的事吗?要命的是,此后一百余年的历史中,魏国当权者似乎没有吸取教训,仍在犯着相同的错误——这是后话,在此不提。这一战也将卫鞅在秦国的仕途送到了顶点。得胜回朝后,秦孝公封赏给他于商(今天陕西省商洛一带)十五座城邑,号称“商君”。因此,卫鞅在历史上也被称为商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商鞅为了维护秦国的中央集权,剥夺了众多旧式贵族的特权和封邑。秦孝公封赏给他十五座城邑,等于让他拥有了一个国中之国,他却欣然接受,丝毫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之处。当时有个叫赵良的人,在秦国颇有名望,到商鞅府上拜访。商鞅刚受封赏,春风得意,对赵良说:“当初秦国的风俗和戎狄一样,父子不分家,男女老少同居一室,是我用礼法规范秦人的行为,使他们男女有别,分房而居。我组织国人修建宫室城阙,把咸阳营造得像鲁国、卫国的都城一样漂亮。在您看来,我治理秦国,与当年的五羖(guˇ)大夫相比如何?”羖即公羊。春秋时期,秦穆公年间的贤臣百里奚,据传是用五张羊皮的价格从楚国买回来的,被世人称为五羖大夫。赵良说:“那五羖大夫出身贫寒,秦穆公以奴隶的价格将他买回来,委以重任,凌驾于万人之上,秦国却没有人不满意。他在任期间,秦国对内施行德政,对外恩威并施,四方诸侯都来朝觐。但是他从不居功自傲,出门不坐车,酷热不打伞,走遍国内不带随从。他死的时候,秦国人无不痛哭流涕,连小孩都无心玩耍。他的功劳永载史册,他的德行让后人永远铭记。可是您呢,身为秦国的大良造,不为百姓造福,却大兴土木营造宫室,惩治太子的老师,用严酷的刑法残害百姓,这是自招怨恨,积聚祸患啊!自古以来,教育百姓比命令百姓更能深入人心,而您一味使用刑法来恐吓百姓,让大家服从于您的权威。您只要出门,身后就跟着数十辆战车,车上都是全副武装、身强力壮的卫兵,沿途还要布置警卫,非如此不敢出门。恕我直言,您的处境就好比早晨的露水,很快就会面临消亡的危险,怎么能够跟五羖大夫相比呢?”商鞅默然不语。“您如果想活得长一点,就把封地交还给国君,找一个偏远的地方耕田种树,颐养天年。如果仍旧贪图荣华富贵,独揽大权,一旦时局发生变化,秦国想要杀您的人还少吗?”赵良话说到这个份上,商鞅仍是沉默。毕竟,急流勇退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甚至比逆流而上更难一百倍。从另外一个方面讲,他并非不知道自己得罪了很多人。可是改革如果不得罪人,那就不叫改革了。只要秦孝公还站在他这一边,还信任他,得罪谁他都无所谓。然而,老天好像跟商鞅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公元前338年,也就是这次谈话之后不到半年,秦孝公突然去世了。据《战国策》记载,秦孝公去世前,曾经提出要把君位传给商鞅,但是被商鞅拒绝。秦孝公此举,究竟是出于真心实意,还是出于试探,后人无从得知。秦孝公死后,太子嬴驷继承君位,即历史上的秦惠王。前面已经说过,秦惠王和商鞅之间,存在一段不愉快的经历。这件事情虽然已经过去很久,但一直深藏于秦惠王心中,从来没被放下。关于这一点,商鞅无疑也是心知肚明的,经过一番思量后,他主动向秦惠王提出要告老还乡,要回到自己的封地去过太平日子。和很多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的人一样,商鞅的如意算盘是,权力我不要了,但是富贵还是给我留着吧!秦惠王差点就答应了他的请求,可就在这个时候,秦惠王的老师,当年被商鞅割了鼻子的那位公子虔出来说话了。“大臣功高盖主,就会危害国家的安全。如今秦国的男女老少,只知道有商君的法律,不知道有国君的权威。商君早就凌驾于国君之上,成为秦国的主人了。他现在提出告老还乡,不过是以退为进,想回到自己的封地去积蓄力量,时机一到就会向您反扑。”公子虔自从被割了鼻子,一度闭门不出,整整八年没有见客,后来找人装上一个面具才敢出门。他对商鞅的恨,可以说是恨到骨子里头了,现在终于守得云开见日出,自然不遗余力要把商鞅往死里整。秦惠王的另一位老师,被商鞅判了黥刑的公孙贾也不失时机地跳出来,向秦惠王提供了一些商鞅要谋反的“证据”。在两位老师的轮番轰炸下,秦惠王很快发出了一道逮捕商鞅的密令。当然,卫士们从宫中出发前往商君府的时候,商鞅已经得到了情报。他换上一身平民的衣服,从自家的后门溜出来,迅速离开了咸阳,取小路直奔自己的封地于商。他心里想,凭借

                      娘说,也许还有别的厕所吧,我开始着急了;我们去找找,医生的妻子说,两个女人手拉着手走了。十来分钟以后她们回来了,原来是找到了一个诊室,里边有个附属的卫生间。偷车贼已经从厕所里出来了,不停地嚷着天气太冷,腿上的伤口疼。他们按来时的次序重新排好队,现在比原来省事多了,没有出什么事故就回到了宿舍。医生的妻子巧妙地帮助他们找到了各自的床。还在宿舍外边的时候,她就像在谈一件大家都清楚的事一样提醒他们,找到各自床位最简便的方法是从入口开始数床。比如我们的床,她说,是右边最后两张,就是十九号和二十号。第一个走进夹道的人是偷车贼,他几乎光着身子,瑟瑟发抖,腿上还有伤,这理由足以使人们让他先进去。他从一张床前走到另一张床前,手在每张床下摸索着箱子,等终于认出了自己的行李,便大声喊道,我在这里,接着又补充一句,十四号。哪一边,医生的妻子问;左边,偷车贼回答,他再一次恍惚感到奇怪,好像医生的妻子没有问以前就知道了答案。第一个失明者接着进来了,他知道他的床在同一边,与偷车贼的床只隔一张。现在他已经不怕在离偷车贼很近的床上睡觉了,从对方的连连叫苦和叹气声中可以判断出他的腿伤势不轻,简直难以动弹。走到床边,他说,十六号,左边,说完就和衣躺下了。这时,戴墨镜的姑娘低声请求说,帮帮我们,让我们离你们近一些,在另一边,你们对面,这样我们会好过一些。四个人一起往前走,很快便安顿下来。几分钟以后,斜眼男孩说,我饿了;戴墨镜的姑娘小声说,明天,明天我们吃饭,现在你睡觉吧。说完,她打开箱子,找出在药店买的那小瓶药水,摘下眼镜,把头向后一扬,眼睛睁得大大的,一只手扶着另一只手,开始点眼药水,并不是每滴药水都落到了眼里,但是,如此精心治疗,相信她的结膜炎很快就会痊愈。5我必须睁开眼睛,医生的妻子想。她在夜里曾几次醒来,透过合着的眼皮发现这宿舍半明不亮的昏暗灯光,但现在似乎看到一点变化,是另一种光亮,可能是似有若无的晨曦,也可能是牛奶般的海水浸没了眼睛。她对自己说,数到十,数完后就睁开眼睛,这样说了两次,两次都数完了,可还是没有睁开。旁边床上传来丈夫深沉的呼吸声,还有不知道谁在打鼾,那个人的腿现在怎么样了,她心里问,但她明白,此时并不是什么真正的同情和怜悯,而是想掩饰另一种担心,想不必睁开眼睛。过了一会儿,眼睛睁开了,就这么简单地睁开了,她本人并没有下决心。窗户从墙半腰开始到离屋顶一拃的地方结束,天要亮了,泛蓝的模糊光线通过窗户钻进屋里,我没有失明,但说完她吃了一惊,从床上半直起身子,对面床上戴墨镜的姑娘可以听到她讲话。但姑娘还在睡觉。她旁边靠墙的那张床上,小男孩也在睡。她像我一样,医生的妻子想,把最安全的地方让给他,我们可能是最不堪一击的屏障,只不过是路上的一块石头,甚至都不能指望让敌人绊一跤,敌人,什么敌人,这里任何人也不会进攻我们,即便我们在外边杀人越货,也不会有人来抓我们,那个偷车贼从来不像在这里这般安全和自由,我们离开世界太远了,过不了多久就会不知道自己是谁,连叫什么名字也记不清楚说不出来了,对我们来说,名字有什么用呢,有什么用呢,没有哪一条狗是通过人们给起的名字认出和认识另一条狗的,它们通过气味确认自己和其他狗的身份。在这里,我们是另一种狗,通过吠叫和说话声相互认识,而其他方面,长相,眼睛,头发和皮肤的颜色,通通没有用,仿佛不存在,现在我还看得见,可是,能到什么时候呢。光线有了点变化,不会是夜晚又回来,可能是天空被云彩遮住了,推迟了白天的到来。偷车贼的床上传来一声呻吟,莫非伤口发炎,医生的妻子想,我们没有任何东西能为他治疗,什么也没有,在这种条件下,任何小小的事故都可能酿成悲剧,这可能正是他们所希望的,让我们在这里一个接一个地完蛋,虫子死后,毒汁也就完了。医生的妻子从床上下来,伏到丈夫身边,想叫醒他,但又没有勇气把他拖出梦境,让他知道自己仍然失明。她赤着脚,踮着脚尖走到偷车贼的床前。偷车贼正睁着眼睛盯着什么地方。你觉得怎么样,医生的妻子小声说。他把头转向传来声音的一边说,不好,腿疼得厉害。她刚想说,让我来看看,但及时闭上了嘴,这太冒失了,倒是偷车贼没有想到这里除了盲人以外没有别的人,像几个小时以前在外边一样,仿佛有位医生在对他说让我看看这个地方,他不假思索便把毯子撩了起来。即使在昏暗中,眼睛稍稍能看到点东西的人也能发现毯子被血濡湿了,伤口像个黑洞,四周已经肿起来,绷带也松开了。医生的妻子小心地把毯子放下,然后摸了摸那人的前额,动作又轻又快。他干巴巴的皮肤热得烫手。光线又变了,是云彩飘走了。医生的妻子回到自己的床上,但没有躺下。望着正在咕咕哝哝说梦话的丈夫,望着灰色毯子下面一个个模糊的人影,望着肮脏的墙壁,望着等人来住的空床,她心情平静,希望自己也同样失明,穿过这些东西可见的表象,深入其中,深入闪着白色的永远失明的世界。突然,从宿舍外面,可能是从这座精神病院两排房子中间的天井,传来激烈的吵嚷声,滚出去,滚出去,离开这里,滚,不能留在这里,必须服从命令。嘈杂声时高时低,一扇门咣当一声关上了,现在只能听到悲伤的抽泣,和有人因绊倒发出的不难辨别的响声。宿舍里的人全都醒了。他们把头转向入口那边,不用看就知道是失明者们要进来了。医生的妻子站起来,若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她会去帮助那些新来的人,对他们说句安慰的话,并把他们领到床边,告诉他们,请记住,这是左侧七号,这是右侧四号,不要弄错,对,我们这里一共六个人,昨天来的,对,我们是第一批,名字,名字有什么要紧,其中一个,我觉得是偷了东西的,另外一个,是被偷的,有个戴墨镜的神秘的姑娘,不时往眼里点治结膜炎的眼药水,我都失明了,怎么知道她戴着墨镜呢,你瞧,我丈夫是眼科医生,她到他的诊所去看过病,对,我丈夫也在这里,谁都逃不过,啊,对了,还有一个斜眼的小男孩。但实际上她没有动弹,只是对丈夫说,他们来了。医生下了床,妻子帮他穿上裤子,没有关系,谁也看不见,这时候失明者们开始进屋了。医生提高嗓门说,不要着急,不要慌张,我们这里有六个人,你们一共多少人,不要着急,大家都会有地方。他们不知道一共多少人,可以肯定,从左侧的宿舍被推到这里的时候他们互相摸到过,有的还碰撞过,但还是不知道一共有多少人。他们都没有带行李。他们在那边的宿舍醒来发现自己失明并因此而叹息的时候,屋里的其他人连想都没想就立即把他们赶了出来,甚至没有给他们时间与一起前来的亲友告别。医生的妻子说,你们最好报报数,每个人说说自己是谁。新来的失明者们站在那里,犹豫不决,不过总得有人开头,这时两个男人同时说话了,这种事经常发生,两个人又同时停下来,结果第三个男人先开始了,第一个,他停了一下,似乎要报出名字,但嘴里说出的却是,我是警察。医生的妻子想,他没有说叫什么名字,也知道名字在这里没有任何意义。另一个男人开始自我介绍,第二个,他也照第一个的样子说,我是出租汽车司机。第三个男人说,第三个,我是药店伙计。接着是个女人,第四个,我是酒店佣人。最后一个也是女人,第五个,我是办公室雇员。她是我妻子,我妻子,第一个失明者喊起来,你在哪儿呢,告诉我你在哪儿;在这儿,我在这儿,她一边哭着回答,一边颤颤巍巍地沿着两排床之间的夹道往前走,眼睛瞪得很大,两只手在空中与流进眼里的牛奶色的大海搏斗着。男人倒比较有把握,朝着妻子的方向走过去,你在哪儿,在哪儿,现在声音很低,像是在祈祷。一只手碰到了另一只手,两个人立刻拥抱在一起,成了一个人,亲吻寻找亲吻,有时候吻空了,因为不知道对方的脸,眼睛或者嘴在哪里。医生的妻子搂着丈夫哭泣起来,仿佛她也刚刚和丈夫重逢一样,但嘴里却说着,我们多么不幸啊,真是灭顶之灾。这时候人们听见斜眼小男孩说话了,他问,我妈妈也来了吗。戴墨镜的姑娘坐在他的床上,赶紧小声说,她会来的,不用担心,一定会来的。在这里,每个人真正的家就是睡觉的那块地方,因此人们不应当感到奇怪,新来的人关心的第一件事像他们在另一个宿舍眼睛还看得见的时候一样,就是挑选床位。毫无疑问,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最合适的地方是在丈夫旁边,第十七号床,有第十八号床把她和戴墨镜的姑娘隔开。同样,大家都设法尽量在一起,这也不会令人吃惊,因为这里的人相互之间有着许多关系,其中一些人已经知道,另外一些正要挑明,比如药店伙计就是卖给戴墨镜的姑娘眼药水的那个人,自称是警察的人在街上遇到了失明的偷车贼,当时他正像个迷了路的孩子一样啼哭,至于酒店女佣,戴墨镜的姑娘大喊大叫的时候是她头一个进入房间的。但是,可以肯定,并非所有这些关系都会大白于天下,要么是因为还没有机会,要么是由于人们想象不到它们的存在,也许问题更简单,只不过取决于人们的敏感和触觉。酒店女佣做梦也不会想到她看见的那个赤身裸体的女人就在这里;关于药店伙计,人们知道,他接待过别的戴着墨镜去买眼药水的顾客;任何人都不肯莽撞地向这位警察检举在这里的偷车贼;司机会发誓赌咒说,最近几天他从来没有载过一个失明的人。当然,第一个失明的人已经小声告诉妻子,宿舍里有一个人是偷了他们汽车的浑蛋,你想想,事情就这么巧,但他已经知道那个可怜虫腿上伤势很重,便宽容大量地说,对他的惩罚足够了。而他的妻子呢,因为失明而十分伤心,因为找到了丈夫而大喜过望,一时间悲喜交加,看来这两者不像油和水一样不相溶,现在她竟然想不起前几天说过的话,只要这坏蛋也瞎了眼,我情愿少活一年,这是她的原话。如果说心中还残留一点火气搅乱她的心境,那么,在听见受伤的人痛苦地呻吟说,医生先生,请帮帮我吧,她那点火气也就完全消散了。医生让妻子拉着手小心地摸了摸伤口的边沿,没有任何办法,就是冲洗也无济于事,伤口发炎既可能是因为被鞋后跟刺得太深,而鞋跟曾与街上和此处的地面接触,也可能是由于这里的腐水,从年久失修的水管里流出的几乎是死水,浑浊不堪。听到呻吟声,戴墨镜的姑娘已经站起身,她数着一张张床走过来,向前探着身子,伸出手,摸到了医生的妻子脸上,后来又不知道怎么摸到了受伤者那烫人的手,她沉痛地说,请原谅,全怪我,我本不该那样做;算了吧,那人回答说,生活中会有这种事,我也做了不该做的。扩音器里又传来那严厉的声音,盖过了偷车贼说的最后几个字,注意,注意,现在通知,饭以及卫生用品清洁用品已经放在门口,盲人们先出去拿,受传染者等待通知,注意,注意,饭已放在门口,盲人先拿。受伤的男人发烧烧糊涂了,没有听清所有的话,以为囚禁已经结束,现在命令他们出去,于是身子动了动想站起来,但医生的妻子制止了他,您要到哪里去呀;没有听见吗,他答道,说让我们盲人们出去,不错,是让我们出去,但是是去拿饭。受伤的人泄气地啊了一声,觉得腿上的伤口又钻心地疼起来。医生说,你们留在这里,我去;我也去,他的妻子说。他们正要走出宿舍,刚刚从另一排房子里来的一个男人问,这个人是谁;第一个失明者回答说,是位医生,治眼睛的医生;这是我一生中听到的最有趣的事,出租车司机说,凑巧让我们碰上了唯一一个一点儿用都没有的医生;凑巧也让我们碰上了一个把我们拉不到任何地方去的司机,戴墨镜的姑娘讥讽地回敬了一句。盛饭的盒子放在天井里。医生请妻子把他带到门口去;干什么;我要告诉他们这里有个人伤口发炎,情况严重,而这里没有药;你不记得那通知吗;记得,不过,也许面对这具体情况;我怀疑会有什么不同;我也一样,可是,我们有义务试一试。在大楼外面的平台上,白天的光亮照得医生的妻子头昏脑涨,倒不是因为光线太强,天上乌云滚滚,也许要下雨了,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不习惯光亮了,她想。就在此刻,大门那边一个士兵对他们喊道,站住,向后转,往回走,我得到命令,可以开枪,他马上用枪瞄准他们,用同样大的声音喊道,中士先生,这里有几个家伙想走出来;我们不是想出去,医生赶紧否认;我劝你们真的不要这么想,中士边说边走过来,出现在大门的铁栅后面,问道,出了什么事;一个人腿上受了伤,有明显的发炎症状,我们急需抗生素和其他药品;我得到的命令非常清楚,出,任何人都不准出,进,只让食物进;如果炎症恶化,可以肯定一定会恶化,他很快就会有生命危险;这与我无关;那么请您通知您的上司;听着,瞎子,现在是我通知你,你和那个女人要么现在立即回到原来的地方,要么挨枪子儿;我们回去吧,妻子说,没有任何办法,他们也没有过错,害怕得要死,还要服从命令;我不相信会发生这种事,这违反人道主义原则,你还是相信为好,因为事实再明显不过了;怎么,你们还在那里,中士喊道,现在我数三下,如果数到三你们还没有从我眼前消失,可以肯定的是,你们想回也回不去了,一,二,三,这就对了,我是出于好意,接着他对士兵们说,就是对我的亲兄弟也一样,但他没有说清指的是谁,是指来要药品的人呢还是指腿上伤口发炎的人。宿舍里,受伤的人想知道他们是不是去要药品了;你怎么知道呢,医生问;我估计是,先生您是医生;非常遗憾;您是说他们不会送药来;对,啊,就是这样。食物正好是五个人的量,有瓶装牛奶和饼干,但计算份数的人忘记了杯子和盘子,也没有刀叉和勺子,可能午饭才带餐具吧。医生的妻子把牛奶送给受伤的人,但他呕吐了。司机表示不满,说不喜欢喝牛奶,问是不是有咖啡。几个人吃完以后就上床睡觉去了,第一个失明者准备带妻子去各个地方走走,认认路,宿舍里只有他们两人出去。药店伙计请医生先生和他谈谈,希望医生先生说出对这种疾病的成熟的看法。我不认为可以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疾病,医生一开始便准确地说出了自己的意见,然后非常简单扼要地谈了谈他失明之前所做的研究。隔着几张床,司机也聚精会神地听着,等医生介绍完毕,他说,我敢打赌,这是因为从眼睛到脑子的通道堵塞了;真愚蠢,药店伙计气愤地嘟囔着说;谁知道呢,医生忍不住微微一笑,实际上眼睛只不过是透镜,或者说是摄像镜头,真正看到东西的是大脑,和放映电影是一个道理,如果真像那位先生说的通道堵塞了;就和汽化器一模一样,如果汽油到不了那里,发动机就不能工作,车就不能开走;您瞧,再简单不过了,医生对药店伙计说。医生先生认为我们还要在这里待多长时间呢,酒店女佣问道;至少要到我们看得见的时候;这会是多长时间呢;坦率地说,我认为没有人知道;是暂时的呢,还是永远的;要是我知道就好了。女佣叹了口气,过了一会儿才说,我还想知道那个姑娘后来怎么样了;什么姑娘,药店伙计问;酒店里那个,给我印象太深了,她像刚来到这个世界时那样,一丝不挂,站在房间中间,只戴着一副墨镜,大声喊着说她瞎了,一定是她把这瞎病传染给我的。医生的妻子抬头一望,看见姑娘慢慢把眼镜摘了下来,尽量不让别人发现她这个动作,然后,一边把眼镜塞到枕头下面,一边问斜眼小男孩是不是想再吃块饼干。自从来到这里后,医生的妻子头一次感到她像是在显微镜后面观察几个生物的行为,而这些生物根本没料想过她的存在,她突然觉得这种做法卑鄙无耻。既

                      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待到“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10月,中央红军三万余人挥师江西,攻克吉安,建立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等蒋介石摆平了各路军阀,回头一看:层林尽染,漫山红遍!可他不觉得这有什么大碍:我现在兵锋横扫中原,所向披靡,就凭你们那点人那几杆枪,还能成什么大气候?但是,事情不像他想的那样简单。1930年12月到1931年9月,蒋介石对红一方面军发动了三次“围剿”。面对“围剿”,毛泽东、朱德领导红一方面军灵活运用“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把你诱进大山里来打”、“游击战”以及“运动战”等战略战术,竟然连战连捷,将赣南、闽西连成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拥有二十一座县城、面积五万平方公里、人口二百五十万的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史称中央苏区。在这一过程中,中央红军有两个极其优秀的军事指挥干部成长了起来。一个是林彪,红一军团的军团长,年仅25岁。林彪精于计算,善于奇袭和伏击,这几手绝活为他赢得了“红军之鹰”的称号。一个是彭德怀,时任红三军团军团长,时年32岁。此人性格极其刚烈,勇猛善斗,被称作“红军之狮”。1931年11月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未到职)任副主席,朱德任中央军委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新生共和国的首都瑞金是一个小县城,地处江西福建两省的交界之处,山势险要,离中心城市较远,没有国军重兵驻防,而国军集聚往返也不易,有利于新生共和国的巩固。在瑞金县县委书记邓小平的精心经营下,瑞金局势稳定,红色政权牢固,民众基础坚实可靠,定都后改名瑞京。不过大家所不知道的是,至1931年年底,瑞金县县委书记邓小平也才走马上任四个月而已,而且之前他刚刚经历了一场惊天叛变,历经千辛万苦才来到了瑞金。下面就来说一说这场叛变的事。蒋记王朝第十章中统

                      中央特科

                      前面说过,廖仲恺遇刺事件后中共就已经着手情报工作,譬如周恩来负责的“中共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但重视程度还不够高,直到一个契机出现,中共才建立了真正的专业情报队伍。话说南昌起义失败后,众人失散了,周恩来也脱离了部队。当时他得了恶性疟疾,高烧不退,时常陷入半昏迷之中,最危险的时候身边就剩下两个大牌保镖“保驾”——叶挺和聂荣臻。三个人历尽艰险,终于冲出重围,安全抵达香港。在香港,周恩来得到中央指示,命他北上上海。之所以让周恩来去上海,是因为“八七会议”之后,新的临时总书记瞿秋白率领着中央从武汉转移到了上海。这时候的共产党已经不是在野党,而是被蒋介石全国通缉的“共匪”。来到上海后,共产党中央只能秘密活动,人身安全自然无法保障。周恩来到达上海之后,出于对中央机关安全及情报工作的考虑,提议组建中央特科。由此,中共中央安排了两个人协助他办理此事,一个是向忠发,一个是顾顺章。向忠发、顾顺章何许人也,能与周恩来一起做如此机密的大事?原来这一年共产国际发出最高指示——“领导干部工人成分化”,也就是说想当领导,除了能力和资历,还必须得是工人出身。于是乎,老工人向忠发被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常务主席,也就是中共总书记。小工人顾顺章成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要知道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割据一方的毛泽东,此时不过是一个候补委员。虽说特科有三个负责人,但实际上,工作都被周恩来和顾顺章做完了,毕竟老工人总书记的工作能力有限。1927年11月,中央特科组建完毕。中央特科有四个科:一科是总务科;二科是情报科,科长陈赓,一个在军事、政治、情报领域均能独当一面的综合型人才;三科是行动科,也是特科中知名度最高的部门,负责保卫机关、镇压叛徒特务等,也称“红队”、“打狗队”,科长直接由特科总Boss之一顾顺章兼任;四科是无线电通讯科,科长李强。此人不仅技术好,还懂得搞改革开放,建国后引进美国可口可乐生产线的就是他。这里要特别介绍一下顾顺章,因为他是本章内容的主角之一。顾顺章,男,上海户口,曾做过青帮大哥,有一定的江湖地位,时年24岁,具备相当出众的化装天赋。此外,他坚信技多不压身,利用业余时间培养了一个极具水准的专业技能——魔术,以备将来万一不干革命还可以行走江湖糊口维生。1926年,顾顺章受中共委派,与陈赓一起前往苏联接受特工培训,成为超一流的专业特工人才。一年后,顾顺章与周恩来等人一起领导了上海第三次工人起义。不过,小顾领导没接受过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洗礼,政治立场并不十分坚定,还有些流氓习气,他算是埋藏在共产党内部的一颗定时炸弹。中央特科成立后,工作一直顺风顺水,中央的一道道指令在特科的保护下,安全传向各地。虽然在“英明武断”的共产国际领导下,指令不一定正确,甚至错的多对的少,但至关重要的是,这一切都明白地传达着一个信号:中央还在,这是支撑共产党人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继续坚持战斗的信心源泉。虽然特务工作主要是潜伏,潜伏再潜伏,低调了点,但在后人看来,其中不乏亮点。1929年年底,李强的四科建成了中央特科的第一个电台网络,史称“沪港通报”——信号由各地先发往设置于香港的秘密电台,再由香港电台转接上海电台,传输距离合适且相对安全(截至“二战”初期,香港一直保持中立)。周恩来亲自编制密码,夫人邓颖超兼职电报翻译员,两人使用“沪港通报”收到了第一条消息:邓小平领导的广西百色起义成功了!从此,上海党中央逐渐与中共南方局及各苏区实现了使用电台互相通报。小工人顾顺章的打狗队也不甘落后,招纳了十几个一流的狙击手,跟中央特科的头号对手——中统斗得不亦乐乎,干下了好几桩杀鸡给猴看的大事。如刺杀中统重点看护下的原中共中央军委秘书——出卖中共领导人、农民运动大王彭湃的叛徒白鑫。在继续讲中央特科的故事之前,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央特科的对手中统。

                      中统

                      前面说过,蒋介石在“四·一二”武力清党后,也被汪精卫和李宗仁给清下了台。蒋介石下台后,一直跟随蒋介石打江山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四处奔走,联络人马,为蒋叔叔复职一事摇旗呐喊。陈氏兄弟出头联络的这一批人马很快结成了一个组织,这个组织有一个很响亮的代号——CC。因为当时众人聚会的地点“CentralClub”的英文缩写是CC,而且陈(Chen)的首字母也是C,两个陈就是CC。陈家兄弟的奔走相助,自是落在了蒋介石的眼里。1928年年初,蒋介石重新上台后,便把两兄弟放到了更重要的工作岗位上。哥哥陈果夫先是成为监察院副院长,后又升为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弟弟陈立夫则成为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主任,后升为中央党部秘书长。简单来讲,兄弟两人的职责就是替领袖把手伸向党务,负责管理国民党在全国各地的党组织,什么清党、解散、改组、重建,几乎都是他们说了算。所谓党国,就是以党治国。陈家兄弟掌控了党,想不权倾天下都不行,所谓“蒋家天下陈家党”可不是没有来由的。由于中国人民一直有搞山头拉派系的习惯,所以二陈带着班底CC在国民党内部拉帮结派,争权夺利,迅速成长为一个超级派系——CC系,势力非常强大。好在中国人民还有另外一个习惯——玩平衡,当一派过于强大时,领导人就会现身,扶持另一派制衡这一派,让两派忙于内斗而不影响自己的权位。蒋介石自然也不例外,他在政治系统里给CC系培养了一个对手——杨永泰的政学系,不仅如此,他在军队系统里也整出了两大派系——黄埔系和陈诚的土木系(“土”拆开为“十一”,“木”拆开为“十八,指陈诚依靠第十一师发展出了国军的绝对主力第十八军)。言归正传。蒋介石让“二陈”整理党务的目的,可不是让他们发扬光大CC系,而是让其打击党内(重点是国民党左派)党外(重点是共产党)的其他势力,统一党权。搞党务工作,自然离不开阴谋诡计,而搞阴谋诡计,自然离不开特务性质的工作。更何况,蒋介石本就对暗杀、打黑枪等特务手段情有独钟。他甚至还过了一把“特工瘾”——暗杀陶成章,要不是他自己承认,还真没人知道是他干的。可见其特务天赋之出色!于是,1928年春,在陈果夫、陈立夫的建议下,蒋介石决定将调查科办成一个纯粹的特务组织。时年28岁的陈立夫前后从黄埔军校中挑选了几十名优秀的学生充实到调查科,组成了最初的特工队伍,这就是中统的前身。后来陈立夫就在这个基础上对其进行扩编、重组,一直发展到成立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打击国民党左派,抓共产党,陈立夫忙得不亦乐乎。陈立夫不是简单地抓完共产党就完事了,他还懂得劝服被抓的共产党人“悔过自新”,以便向共产党取经,学习对方优秀的组织制度,顺便更好地打击对方,所以他手下逐渐地聚集了一大批愿意“悔过自新”的共产党叛徒。一年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主任陈立夫就高升为中央党部秘书长,他推荐CC系的核心人物张道藩接自己的班。说到张道藩,我们正好来八卦一段他既纠结又混乱的情感往事。张道藩本有一个法国正妻,可他为了金屋藏娇搞腐败,把娇妻忽悠回了法国。其婚外情人叫蒋碧微,蒋碧微乃有夫之妇,她老公是大画家徐悲鸿。不过蒋碧微的红杏出墙也不能全怪她与张道藩,谁让徐悲鸿出轨在先,与女学生孙多慈搞婚外恋?只是,孙多慈最终没有选择才子——浪漫花心的老师,而是嫁给了高富帅——CC系的实力人物许绍棣。不想许绍棣也不是省油的灯,也玩起了婚外情,其情人是“江南第一美人”王映霞。王映霞也是一个有夫之妇,她老公是著名作家郁达夫。张道藩本身是个艺术男,专业是美术,搞特务工作实在是专业不对口,让他来做调查科主任确实有些勉为其难。果不其然,张道藩在主任的职位上没支撑几天就下台了。他之后的两任——吴大钧、叶秀峰也都是昙花一现,三个人绑一块儿都没有干够一年。这种“走马换官”的情况直到姚文元的干爹徐恩曾出现才算结束。姚文元就不用多介绍了吧?他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合称“四人帮”。和出身社会底层,念“社会大学”的戴笠不同,徐恩曾是一个“富二代”,老爸是浙江富豪徐新六,爷爷徐珂还做过袁世凯的幕僚。徐恩曾从盛宣怀开办的上海交通大学(南洋公学)毕业后,又去美国镀金,归国后加入了老同学兼表兄弟陈立夫的CC系。1929年12月,徐恩曾接任调查科主任,这一干就是十五年,成为中统这家大公司的执行CEO,与后来者戴笠并列为国民党特务系统的两大巨头。中统在徐恩曾的带领下混得风生水起,他们的特工调查证叫作“PASS”,看这架势,就能略知其威风,那是远超如今的某些城管执法。徐恩曾上台后没干别的,光对付共产党了。仅仅一年多的时间里,光上海临时中央就被他破坏了十四次。在此过程中,徐恩曾策反了一个叫做白鑫的重要人物。白鑫,黄埔四期生,第四军叶挺独立团的成员,后任临时中共中央军委秘书。在白鑫的帮助下,徐恩曾抓住了来上海开会的彭湃。彭湃是中共中央农委书记、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军委书记,地位相当之高。可是徐恩曾并不满意。他有什么理由不满意?这是因为与会人士中还有地位更高的周恩来,周恩来既是中共军队的创始人,也是中央特科的创始人,还是中共的主要领导人。当时周恩来因为身体不舒服临时缺席,才碰巧逃过了徐恩曾拉的这张大网。没几天,徐恩曾就更郁闷了:自己好不容易策反的白鑫被顾顺章的打狗队给干掉了。其实还有一件事可以让徐恩曾更加头疼,只是他目前还被蒙在鼓里,并不知情。此事就是陈赓门下的“龙潭三杰”——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已经全部打入中统,尤其是钱壮飞,一下子打入了敌人的心脏,潜伏在徐恩曾的身边近三年,任机要秘书。

                      六封绝密情报

                      1931年4月25日,星期六,夜色渐深。中统总部所在地南京中山东路5号失去了平日的喧嚣,包括一把手徐恩曾在内的多数人都下班回家享受生活去了,只有机要秘书钱壮飞等几个人在值班,以处理不能耽搁的情报。一直低调的钱壮飞没有意识到,今晚他将要做出一件直接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大事。突然,一份写有“绝密”字样的卷宗放到了钱壮飞的案头,上面注明“徐恩曾亲译”,落款是“武汉绥靖公署”。“绝密”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好像很神秘,可在钱壮飞看来并没有什么。身处这个部门,天天都看到“绝密”的东西,有些很一般的事也小题大做,弄得神秘兮兮,所以钱壮飞此刻并未放在心上。可接下来的事情引起了钱壮飞的好奇和紧张:一个多小时内,落款“武汉绥靖公署”、注明“徐恩曾亲译”的电报前前后后来了五封。武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值得如此迫不及待地连发急电?按国民党的特务纪律规定,凡标注“徐恩曾亲译”的电报别人无权翻译,而且这种绝密级的加密电文,别人也没法译,因为对应的密码本,在系统内只有徐恩曾有。但没有人知道,钱壮飞和李克农曾通过非正规手段复制了徐恩曾手中的密码本。现在钱壮飞决定自己先译一下电报,根据电报内容再决定下一步。钱壮飞取出暗藏的密码本,很快便译出了第一封电报:共匪政治局委员、负责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的黎明,业已于昨日下午在汉口江汉关轮渡码头被捕。钱壮飞大惊失色:“黎明”是顾顺章的化名,而顾顺章不仅是行动科的科长,更是整个特科的领导人,他掌握了中共秘密战线太多的秘密。如果顾顺章出事,将对革命事业造成致命的打击!钱壮飞的心跳在疯狂加速,但一个优秀间谍的自我修养强迫他冷静下来,继续译电文。第二封:黎明已归顺中央,说有消灭共匪中央的重大计划,欲面陈蒋总司令。第三封:何长官(何成浚)电请陈部长(陈立夫)速报蒋总司令,调军舰一艘即赴汉口,以便押解黎明赴宁(南京)。第四封:虑事关十万火急,汉口方面已征招商局客货轮一艘,即刻解押黎明赴南京。第五封:调查科驻武汉特派员蔡孟坚将于明日飞抵南京,向钧座禀报。连续五封绝密电报传递了一个最坏的信息:顾顺章被捕了,随即叛变。顾顺章真的叛变了吗?钱壮飞并没有十足的把握。牵一发而动全身。他不敢轻易行动,要不然这几年的潜伏就前功尽弃了。思虑再三,钱壮飞立足长远决定,宁信其有不信其无。钱壮飞先是将这五封电报完全复原,整齐地放在了徐恩曾的办公桌上。然后迅速找到女婿刘杞夫,让他即刻乘特快列车前往上海,把这一重要情报交李克农转呈中央。当年,受周恩来和陈赓委派,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都打入国民党内部,三人中的组长就是李克农,现在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工作。党组织有规定:为了保密,他们三人必须单线联系。所以只有找到李克农后才能把情报送出去。刘杞夫走后,钱壮飞不动声色地回来值班,他要再等等,一定要确定顾顺章是否叛变。钱壮飞心急如焚,他不时地看表,盯着那慢慢移动的秒针。已是26日凌晨了,他一点困意都没有。就在此时,第六封电报发来了:切勿让钧座以外人知道,否则一网打尽中共的计划会落空。看完这封电报,钱壮飞反而平静下来。人只是恐惧未知,而这封电报已经将未知变成了已知。“切勿让钧座以外人知道”说的“以外人”是谁?当然是他们三个打入中统内部的高级间谍了,而知道钱壮飞他们三个身份的人总共就那几个,所以可以确定是出了大叛徒。也就是说,现在可以百分之百确定:顾顺章叛变了。

                      无事。现在,他如果将齐国的公主娶回去,情况就大不相同了。齐国是大国,又是郑国的盟国,齐国公主不可能屈居妫氏之下,势必被立为嫡妻,这是妫氏难以接受的,也是世子忽不忍心看到的。实事上,郑国的老百姓对于这桩婚姻倒是蛮期盼的,有诗为证:〖有女同车,颜如舜华。将翱将翔,佩玉琼踞。彼美孟姜,洵美且都。有女同行,颜如舜英。将翱将翔,佩玉将将。彼美孟姜,德音不忘。〗这是收录于《诗经·郑风》中的一首名为“有女同车”的爱情诗,写得唯美而浪漫。《毛诗序》说,这首诗其实是郑国人因世子忽不娶齐国的公主,替世子忽感到惋惜而作。北戎军被打败后,齐僖公慰劳前来救援的各国大夫,给大家发放牛、羊、猪、黍、梁、稷等牲畜和粮食,并且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在宴会上,齐僖公请鲁国的大夫为大家排座次。这件事情本来就有点存心不良:按爵位,郑是伯爵,其他诸侯一般是侯爵,郑只能排在其他诸侯之后;但按功劳,郑军是这次打败北戎的主力,理应排在其他诸侯之前。到底是序功还是序爵?齐僖公耍了个滑头,把这个烫手的山芋交给了鲁国人。在当时,鲁国被认为是保存了最正统周礼的国家,所谓“周礼尽在鲁矣”,鲁国人也引以为荣。鲁国的前任国君鲁隐公便是排座次的高手。有《左传》的记载为证:公元前712年,山东的两个小诸侯——滕侯和薛侯同时来到曲阜朝觐鲁隐公,因为排座次的问题而发生争执。薛侯认为,薛国在周朝先受封,理应排在前面。滕侯认为,滕国世代为周朝的卜官之长,而薛国是异姓诸侯,滕国应当排在前面。薛侯姓任,相传是黄帝的后裔。夏朝的时候,有一位叫做奚仲的人担任了夏朝的车正(交通部车马司司长),建立了薛国。滕侯姓姬,周朝初年由周文王的儿子错叔绣建立。在这场争执中,薛侯强调他源远流长,滕侯则强调他根正苗红,两个人闹得不可开交。这个在别人看来很难解决的问题,鲁隐公却轻而易举地化解了。他派人对薛侯说:“承蒙您和滕侯屈尊来看望寡人。周朝有句谚语说,山上的木头交给工匠丈量,宾客的礼节由主人加以抉择。按照周礼的规定,诸侯相会,同姓在前,异姓在后。寡人如果到薛国拜访您,也不敢与任姓诸国的国君争夺位置。您要是给寡人一个面子,就请您让一让滕侯,让他排在前面吧!”一番话说得薛侯心悦诚服,于是让位于滕侯。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鲁隐公的政治智慧。但并不是每一个鲁国人都有这种智慧。公元前706年,当那位不知名的鲁国大夫欣然接受齐僖公的任务给大伙排座次的时候,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将给鲁国带来巨大的麻烦。他不作任何解释,没有事前沟通,就按照周礼的规定,将郑国的世子忽排到了最后。公元前702年,中原大地再起战端。挑起战事的是郑伯寤生,战争的对象是多年来情同兄弟的鲁国,开战的理由是四年前鲁国大夫排座次不公,侮辱了郑国。有意思的是,寤生这次攻打鲁国,事先还派人到齐国请求支援。要知道,齐僖公正是这件事的肇事者啊!如果不是他耍了个心眼,将排座次的事交给鲁国人去办,鲁国人又怎么会得罪郑国人呢?按理说,齐僖公这时候应该出面当个和事佬,摆平郑鲁两国之间的矛盾。毕竟,一方面事因齐国而起,另一方面鲁桓公是他的女婿,不看僧面看佛面,好歹斡旋一下嘛。可是,齐僖公见到郑国的使者,二话不说,就答应派兵支援,并且还主动提出,可以叫卫国一道参与此事,共同讨伐鲁国。卫国与郑国为敌多年,公元前707年的濡葛之战中,又参加讨伐郑国的王军。齐僖公在这个时候要卫国人参与郑国的战事,实际上很有可能是卫宣公主动提出来的。濡葛之战后,寤生的事业达到了顶峰,中原诸国“莫非郑党”,连齐国都唯其马首是瞻,卫宣公又怎么会不识相?逮着这个机会,他也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希望能够给郑伯擦上一次鞋。齐、卫、郑三国联军包围了鲁国的郎城。《春秋》写到这事,是这样表述的:“齐侯、卫侯、郑伯来战于郎。”为什么要用“来战于郎”这样古怪的表述呢?《左传》解释说:“我(即鲁国)有辞也。”也就是说,鲁国实际上无罪,而且三国联军未奉王命,师出无名,所以不能用“讨伐”或“征伐”这样的字眼,而只能书“来战”。还有一个问题,按照《春秋》的习惯,战争的发起国应该记载于仆从国之前,但这一次是郑国发起的战争,为什么要把齐侯、卫侯列在前面呢?对此,《左传》又解释:“先书齐、卫,王爵也。”这就是文人的嘴毒:寤生不是说排座次有问题吗,我还是要这么排,就算是以你为主发动的战争,我也要严格按照周礼,把爵位高的人排到前面,怎么着?鲁国人采取了避而不战的战略。三国联军在郎地耀武扬威了几天,自觉无趣,草草收兵回国了。这也是寤生最后一次领兵出征。公元前701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阴谋家、修辞学家、周王室原左卿士、郑伯姬寤生在新郑与世长辞,享年五十一岁。郑庄公是他死后的谥号,“庄”的意思是克敌制胜、平定乱世。寤生生于新郑的首席权贵之家,是父亲郑武公的嫡长子、社稷的法定继承人。然而,他的童年并不幸福,没有得到母亲武姜应有的爱护,反而数次被建议废为庶子。不公平的待遇养成了其喜怒不形于色的性格,也使得他精于计算且深藏不露。当上国君之后,他的亲弟弟京城大叔段在母亲武姜的支持下密谋反叛,群臣都对此表示担忧,而他总是安之若素,放长线钓大鱼,直到段做出实质性的反叛行为,才轻而易举地将其击破,由此树立了自己的威信,巩固了政权,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的团结。寤生所处的年代,正是春秋乱世的前期,王室势力衰微,诸侯你征我伐,中原战乱频仍。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他始终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不惹事,不怕事,不怕碰硬,但也不硬碰,静若处子,动若脱兔。四国联军围攻东门、五国联军割禾夺麦的时候,他安安静静地呆在城堡之中,甘当缩头乌龟,以不变应万变,适时抛出一点小诱饵,转瞬间将敌人的攻势化为乌有。轮到他反击的时候,战争与外交手段并用,威逼与利诱共举,时而把酒言欢,时而刀兵相向,紧紧抓住矛盾的关键,狠狠地打击最凶恶的敌人,同时转化次要矛盾,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建立广泛的国际同盟,有效地维护了郑国的利益,增强了国际间的合作,为中原地区的社会政治稳定作出了杰出贡献。寤生从来不打没把握的仗,不出兵则已,出兵则必胜。他内战内行,外战也内行,无论是打宋国、打卫国、打王军、还是打北戎,他都稳操胜券,牢牢控制了战争的主动权。在他的领导之下,郑国军中人才济济,既有世子忽、公子突这样的帅才,也有颖考叔、原繁、高渠弥、祝聃这样的猛将,还有祭仲这样的综合性人才,这些人有的为他出谋划策,有的为他冲锋陷阵,将郑军打造成为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常胜之师,这支军队的战斗力在当时中原各国中首屈一指。寤生行事果敢,收放自如,在重大问题上能把握一个“度”字,做到了有理、有利、有节。濡葛之战中,他果断迎击王军,将天子的部队打得落花流水;战后又及时派人向天子致以慰问之情,安抚天子那颗多次受伤的心。虽然两代天子都对他怀有成见,他却成功地应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战术,把王室玩弄于股掌之上,将王室当做自己党同伐异的金字招牌,在外交与战争中灵活运用,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寤生还是一位高明的修辞学家。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他都注重遣词造句,文采斐然,非常人所能及。他能够用最平和的语气说出最狠毒的话,一句“多行不义必自毙”,包含了多少狡诈与智慧,被人沿用至今;而他对许叔和百里的那番演讲,措辞之谦卑,实质之倨傲,更是堪称古今一绝。寤生在世的时候,郑国政治稳定,军力强大,国际地位崇高,虽然没有称霸,却已经具有霸主的实质。而这一切,是建立在一个只有几十年历史的新兴国家的基础之上,郑桓公和郑武公泉下有知,当为这位恶梦中出生的后人感到骄傲与自豪。寤生死后,世子忽顺理成章继承了君位,成为郑国的主人,也就是历史上的郑昭公。郑庄公留给郑昭公的是一个强大而稳定的国家和一批精明能干的朝臣。这些朝臣当中,最受郑昭公信任且最有权势的是祭仲。据《左传》记载,祭仲同样深得郑庄公宠信,曾经作为郑国的迎亲大使,前往邓国为庄公迎娶公主邓曼为夫人。邓曼就是郑昭公的母亲。因为有这段渊源,祭仲与郑昭公的关系十分密切,可以说一直以来就是郑昭公的老师和智囊。而郑昭公的即位,按《左传》的说法,也是“祭仲立之”,是靠了祭仲才上台。这样说似乎夸大了祭仲的作用,因为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郑昭公作为世子的身份是早已经明确的,无须通过祭仲来确立。祭仲最多作为辅政大臣,在政权交替的过程中帮助郑昭公接管各项国家事务,确保其顺利上位。在郑庄公的诸多儿子当中,郑昭公和公子突最为能干。公子突的母亲名叫雍姞(jí),是宋国权臣雍氏的女儿。郑庄公生前十分宠爱雍姞,爱屋及乌,本来就对公子突特别喜爱,再加上公子突长于军事,在几次重大战役中都提出了正确的意见,为郑军克敌制胜立下奇功,更加令郑庄公刮目相看,同时也令他感到担心。他知道,一山不容二虎,为了避免郑国再次出现兄弟相残的悲剧,在他临死的时候,安排公子突移居到宋国的外公家,交给宋庄公照顾。回想起来,当年宋穆公临死时,同样是为了避免兄弟相残,曾将公子冯交给郑庄公照顾,结果与夷上台之后,为了杀死公子冯,“十年十一战”,不但没有避免兄弟相残的悲剧,反而造成郑、宋两国之间长期的矛盾,可谓事与愿违,得不偿失。现在郑庄公又走了宋穆公的老路,他的儿子们又会重蹈与夷与公子冯的覆辙吗?答案是肯定的。郑庄公七月下葬。按照规矩,郑昭公虽然已经执政,却要等到第二年的正月才能正式即位。就在这一年的九月,隐居宋国的公子突忽然潜回新郑,发动了政变。郑昭公仓皇出逃到卫国。十二天之后,公子突即位为君,成为了历史上的郑厉公。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场风云突变的现场导演,竟然是深受郑昭公信任的祭仲;而它的幕后总策划,就是曾经在郑国客居住过十年的宋庄公——这两个人,一个是郑庄公的老臣,一个曾受郑庄公多年恩惠,现在联合起来颠覆了郑昭公的政权,开启了郑国的动荡年代。历史,仿佛给郑庄公开了一个巨大而残酷的玩笑。祭仲为什么会背叛郑昭公,转而扶持郑厉公呢?《左传》解释说,郑厉公的外公雍氏家族在宋国很有权势,他们对宋庄公施加影响,派人将祭仲引诱到宋国,绑架起来,说:“如果不立公子突为君,就杀死你!”祭仲为了保命,只好答应了宋国人的要求。同时,宋庄公又派人将公子突也抓了起来,逼他立下字据,答应事成之后送给宋国一大笔贿赂。结果祭仲就暗中将公子突带回了郑国,发动了政变。这种说法存在诸多疑点。第一,祭仲作为郑国的权臣,何以在新君刚上台的时候就被宋国人绑架?要知道,在任何年代,绑架一位宰相级的人物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左传》所言,祭仲是被人引诱到宋国才被绑架,那么在当时那种情况下,究竟要采取什么办法才能将一位宰相级的人物引诱到数百里之外的国境,而不被人察觉呢?第二,就算是祭仲在宋国受到威胁,不得已答应了宋国人的要求,当他回到郑国,还有必要履行自己的诺言,帮助公子突发动政变吗?第三,最令人疑惑的是,公子突本人似乎对这场政变并不积极,也是被人拿着刀子威逼才参与其中。这样一场你不情我不愿的政变,何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取得了成功,改换了新郑的主人呢?我上小学的时候看小人书《东周列国志》,看到祭仲这一段故事就表示过怀疑,一直到上高中的时候才算把这事想明白,这要归功于一本叫做《鹿鼎记》的煌煌巨著。第一,雍氏实际上也是某一江湖团体的龙头大哥,手下不乏武林高手,要绑架祭仲轻而易举。第二,祭仲必定是被雍氏强迫着喝下去某种定时发作的毒药,必须按时吃独门解药才能保住性命。第三,以此推论,公子突也很有可能喝了这种毒药。本来这个问题到此就算结束了。但是没想到,上过大学之后,我不小心又看到了一本解释《春秋》的《公羊传》。这本书对祭仲其人其事都持褒扬的观点,甚至将他上升到“贤相”的高度,认为他是“知权”的典型。所谓“权”,并不是指权力,而指为了达到某种善良的目的,在必要的时候不惜离经叛道,换句话说,就是为了正确的目的可能使用了不正确的手段。为此,《公羊传》也对祭仲为何被宋国人绑架作了一番推演,说祭仲是外出办事,途经宋国而被绑架。宋国人拿刀架在祭仲脖子上的一刹那,祭仲明白,他现在面临选择:如果他不听宋国人的话,则郑国必然灭亡,郑昭公也不得好死;反之,如果他听宋国人的话,则郑国不至于灭亡,郑昭公也不用死,再过一些日子,他还可以想办法让郑昭公回来,将公子突赶走。经过这番思想斗争,祭仲决定不顾自己的名声,忍辱负重,与宋国人合作。这话听上去很有道理,但我不是很明白,如果祭仲不和宋国人合作,郑国为什么就会灭亡?郑昭公就不得好死?前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一篇关于汪精卫的文章,将汪精卫投靠日本人也视为不顾名声而保全中国之举。我也没搞明白,为什么汪精卫这么聪明的人会认为,只有与日本人合作才能保全中国?扯远了,就此打住,让我们带着各种疑问,继续关注这些人物的命运罢。公子突——现在应该叫做郑厉公,是一个面色冷峻的年轻人,喜欢皱着眉头,寡言少语,不说话则已,一说话必定挟持风雷,掷地有声。他和父亲郑庄公是两种性格。他不像当时大多数诸侯子弟那样,喜欢捧着竹简研读诗书礼乐。在他看来,那些看似高深的文字无非是些过时的文物,与时代的精神格格不入。他喜欢打仗,并非有嗜血的偏好,而是享受运筹帷幄的乐趣,喜欢看到敌人在自己的摆布之下兵败如山倒。战斗进行的时候,他甚至独自驾车跑到战场的最高点,以一种置身事外的冷漠眼神观察着战场上的动静,把敌我双方的弱点都看得很清楚。就这样,每次他都能给父亲提出独到的建议,而郑庄公每次也都采纳了他的建议,结果总是大获全胜。他那高人一筹的战术其实很简单:第一,了解敌人的弱点;第二,避实击虚,各个击破。除此之外,他并不喜欢政治,或者说不喜欢玩弄权术。否则以他的智商,又有郑庄公这样的好老师,他完全有可能在权谋领域青出于蓝。但他的兴趣爱好限制了他在这一领域的发展,而且他认为自己不过是次子,没有权力继承君位,也就没有必要去考虑那些折腾人的尔虞我诈,转而将全部精力放在对战争的研究上。他甚至想过,如果哥哥世子忽即位,他仍然会像对待父亲一样对待哥哥,替他领兵打仗,克敌制胜。然而,这种想法随着父亲的死,竟然变成了一种奢望。参加完父亲的葬礼,他就被送到宋国,过起了隐居的生活。他对于背井离乡倒也没什么太多怨言,宋国的饭菜与郑国的饭菜一样香,外公家里的人也似乎没把他当个外人看待。他难以接受的是:从今往后,他就只能老老实实寓居宋国,不能再指挥郑国的虎狼之师活跃在中原大地上了。他开始读诗书礼乐,开始种花养草,准备颐养天年。但是,这种平静的生活持续了不到三个月,那场突如其来的阴谋就将他卷回到故国,一直将他送上郑国国君的宝座。登上君位没多久,宋国的使臣就到了,一方面是祝贺新君即位,另一方面则是要求兑现贿赂。郑厉公想不通:宋庄公还是公子冯的时候,受郑国庇护多年,吃喝拉撒都由郑国供给,父亲郑庄公为了保护他,曾以一国之力与五国联军对抗,

                      来找咱老子帮忙,咱老子也没工夫管他这些闲事。”六月,在打重庆时张献忠说:“重庆是川东重镇,老子要在四川称王称霸,弄烂顶个球用?先劝降!”结果他的劝降使者被杀,张献忠大怒,在城下摆阴门阵,让女人跳脱衣舞,但守军不为所动,于是张献忠使出撒手锏,他在棺材内装一千斤用铁皮包裹的炸药,然后把棺材放到重庆城门下,点燃导火索,一声巨响,重庆城门被轰开。在打下重庆后,张献忠要杀明朝宗室瑞王,瑞王是个不好色、善待百姓的好王爷。当时本来天气晴朗,突然一声炸雷,张献忠大笑,“如果再打雷,我饶了你。”等了半天也不打雷,张献忠亲手砍下瑞王头颅,而后杀了重庆一万官吏。此时四川巡抚陈士奇也在重庆被俘,在杀四川巡抚陈士奇时又打雷了,陈士奇说:“逆贼横虐,天公震怒!”张献忠眼睛血红,指天大骂:“老子杀人,关天公屌事!”随后他令士兵朝老天爷开炮,结果天竟晴了。天晴后张献忠说:“天老爷也怕咱老子恶人,快把这个王八巡抚砍了!”于是陈士奇被砍头,最后张献忠将被俘的三万七千明军砍断胳膊,空地上堆满了三万条血淋淋的胳膊。《明季南略》记载了张献忠攻重庆的全过程,该书还写道,重庆“数百万(实为不足一百万)生灵无一逃者,砍手三十余万,血流有声”。八月张献忠攻陷成都,城破时城内的蜀王投井,张献忠说:“这小子还算识趣,先行了断,捡了个便宜。但死了老子也不放过他,捞起来,戳他狗日的三个大窟窿,再抛到江中喂王八。”(顾山贞《蜀记》)随后他进入宫中,看见了蜀王的四个美女,他拉着李丽华的手,对她说:“蜀王兔崽子算什么,从了我老张,咱老子封你当皇后。”李丽华:“你再这样,我宁可去死!”张献忠:“想死?没那么容易。”他一把将李丽华推到墙上,把她头上磕了个包,李丽华指着张献忠大骂:“贼子,你也不看看你那副样子,一肚子高粱屎拉完没有?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说完她紧跑两步,扑通一声跳进旁边的荷花池里自尽。张献忠看着一旁的三个美女说:“要死都给我死,荷花池没盖盖子。”美女严兰珍说:“妹妹,你等着我。”她纵身跳进荷花池。张献忠:“好,这两个贱妇死了也好喂鱼。”张献忠看着剩下的两个美女,美女齐飞鸾说:“你这个恶贼,我跟你拼了!”她拔下金钗刺向张献忠,张献忠抽出宝刀,从齐飞鸾左肩砍下,右胯砍出,齐飞鸾被砍成两截,香消玉殒。最后张献忠对许若琼说:“她们三个都看不起咱老子,你呢?”美女许若琼娇声说:“谢大王,臣妾敬大王一杯。”岂料许若琼趁张不备拿起盛酒的银瓶猛砸张献忠头部,张献忠瞬间拔刀在手,砍断许若琼右臂和左手,随后屋外卫士将一个美人剁成肉酱。张献忠大骂:“蜀中女人如此可恶!来人呀,把这蜀王府女人杀光。”(《蜀龟鉴》)在打下成都时还有一个插曲,张邦申《锦里新编》记载一个身披狗皮的道士在张献忠进成都后跑到他马前,汪汪汪一阵乱叫,张献忠大怒:“还不快拿下杀了!”狗皮道士乱跑,众将射不中,张献忠:“老子来射这妖道!”他一箭射去,眼看要射中,道士却转身将箭镞抓住,反甩过来打在张献忠的战马上,战马猛然跃起,几乎把张献忠摔在地上,随后狗皮道士从小巷跑得无影无踪,张献忠不禁惊出一身汗。成都沦陷后张献忠生擒四川巡抚刘之勃,刘之勃大骂张献忠,张献忠将其千刀万剐,还嘱咐刽子手慢慢割肉,增加疼痛,刘之勃说:“宁多剐我一刀,少杀一百姓。”张献忠说:“就冲你这话,我也要杀尽成都人。”于是张献忠准备杀尽全城人民,临屠杀前天上出现一片云彩,张献忠以为祥瑞,便赦免成都百姓,但他下令不许擅自出入成都,城里人出城要有人担保,如果到期不回,先杀保人,再不回,将保人全家杀死,如果还不回来,就将出城的人的全家杀死。城外人要进城办事,要在左脸盖一个印,出城时如果印被汗水冲掉或擦得看不清,则立即斩首,一次赶上下雨,所有进城的人脸上的印被雨水冲掉,结果被杀数百人。此时的成都,万户萧索的长夜,鸱鸮鬼火间,但见一盏盏惨淡的巨灯,呻吟着轧轧地转动,那灯的转轴好似绞肉机,无数头颅,残足断手,被匀匀地抡撒出来,形成血光圆环,显出一种说不出的恐怖与诡异。十一月十六日,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国号大西,登基大典时,他坐在车上,不耐烦了,说:“老子觉得你抬菩萨巡街了,又像新媳妇过门,娘的,简直活受罪!”张献忠封孙可望为平东将军,李定国为安西将军,刘文秀为抚南将军,艾能奇为定北将军。称帝后张献忠拆了成都的回澜塔,在拆塔时发现一块碑,上书:“修塔于一龙,拆塔张献忠。岁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红。吹箫不用竹,一箭贯当胸。炎兴元年诸葛亮记。”张献忠说:“诸葛亮早就料到咱老子拆塔?娘的果然就神了。后面几句什么意思?”李定国答:“岁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红,今年甲申,大概指成都这几年战火,我们攻城就是‘此地血流红’,至于‘一箭贯当胸’……”张献忠:“一箭贯当胸不是好话。”(《蜀龟鉴》)《绥寇纪略》记载,一天,张献忠到成都大慈寺去烧香,不料被高高的门槛绊了一下,差一点摔倒。他被人扶起来后,立即大怒,下令把寺里的和尚全部杀了。于是,他的众手下立即拔出刀剑,把全寺的和尚杀了个精光。杀完大慈寺里的和尚,还没有彻底解除张献忠的心头之气,他又下令把成都周边寺庙里的和尚全部杀了。于是,他的军队就开进成都周边的所有寺庙,大开杀戒。一时间,这些寺庙里血流如注,杀声震天,众多寺庙被化为灰烬。在这次血洗中,共屠杀僧人两千多人,几乎是无一漏网。成都人多年的佛教信仰,被张献忠的一怒,屠杀得荡然无存。从此,张献忠开始了在四川的全方位暴行。张献忠好男色,他有个叫“二孩子”的男童供他猥亵。后来他想在二孩子身上烙出万字旗似的花纹,结果工匠在烙印时把二孩子烫死了,张献忠大怒,把工匠扔进火炉中烧死,二孩子是张献忠部下温自让的孩子,后来正是温自让投奔清军,告诉了清军张献忠所在地,将张献忠送上不归路。张献忠打造两个铜人,遍体有穴道,他让医生按穴道下针,针扎中穴道就能扎进去,针扎的不是穴道就扎不透,然后张献忠就把针用来扎医生,把医生扎得浑身是血,张献忠大笑,说:“这是给铜人出气。”张献忠在部队设军妓,他说:“手下将士血盆里抓饭,活一天算一天,缺了娘们快活,当兵的岂不跑得精光?”崇祯十七年(1644年)十二月八日张献忠在九眼桥杀人,天空响起大雷,张献忠指天空大骂:“老天爷,是你放我下界杀人,今天又打雷吓唬我吗?来人哪,给老子向老天爷开炮!”(《蜀碧》)已经自立为帝的张献忠不时回忆起自己的童年,他说:“咱老子小时跟乞丐头徐大去偷邻居家的母鸡,被人撞见,骂我长大必当恶贼,那时老子就说当恶贼也算干一番事业,到那时你这一带人也像母鸡一样被老子杀,众人大骂老子心黑,哈哈哈,老子长大后在众人眼里头更加阴谋无赖了。”甲申年就这样在血腥中走到了尽头。1645年,张献忠继续在四川全省实行近乎灭绝人种式的屠杀,张献忠的屠杀分为以下几类:1.对知识分子的屠杀。1645年年初,张献忠对成都的知识分子说:“你等如能书写满幅大的‘帅’字,又一笔写成,可免死。”一人写成后,张献忠说:“你如此有才,他日图我者,必定就是你小子了。来人,拉出去砍了祭旗。”(《蜀碧》)张献忠在1645年二月的一天张献忠问手下的读书人:“二月新春,按旧俗要迎春神,你说咱老子从哪个门出发?”江景镇答:“出东门。”张献忠问:“你这个‘出东门’出自啥子书?”江景镇答:“《大明会典》。”张献忠骂:“去你娘的个屌!你小子还晓得有大明?来人,拖下去打一百军棍。”江被打晕,他的学生何光说:“我老师年老体弱,让我代老师受罚吧。”张献忠冷笑,“你兔崽子算个尊师的好学生,来人,拖下去打五十军棍。”随后他说:“老子国号大西,他偏要老子出东门,这狗头分明不愿老子大西国长久。明天将江家与何家五十口,两家面对面杀光,好让这对师徒去阎王爷那团圆。”(顾山贞《蜀记》)张献忠先后数次对读书人开刀,第一次,他找来书生们,然后把长绳抬到离地四尺高(1.36米),说:“身高过绳的就杀。”结果杀了两万人,仅两名幼童幸免。第二次,一天文庙着火,张献忠说:“难道孔圣人怨恨老子杀读书人吗?都杀光!都杀光!”(《荒书》)第三次,张献忠搞了一次科考,当许多学生交卷时一声炮响,伏兵四起,冲入考场,杀尽考生,有的握笔而死,有的头被砍碎,肩膀被砍断而死,有的大腿折断,腹破肠出而死。武考时他把未驯服的一千匹马给考生骑,考生刚上马,他下令开炮,擂鼓,马受惊狂奔,考生栽下来后被踩成肉泥。(《蜀碧》)第四次,张献忠叫来许多儒生,让他们从东门进入,每个人发一个元宝,让他们把元宝顶在头上,儒生头顶元宝从西门出,张献忠埋伏刀斧手在西门,每出来一个杀一个,砍掉儒生的人头后,把元宝收回来,张献忠对着地上的人头笑着说:“你现在是在卖你的人头,杀了你元宝还是我的。”(《蜀龟鉴》)张献忠开科取士,一个状元叫张大受,长得帅,张献忠赐此人金币,五天后张献忠说:“这驴养的,老子爱他爱得紧,一见他就满心欢喜,咱老子又有些怕他,万一他日后生异心,岂不害了老子?来人,你们把他全家杀了。”张大受全家被害。(《蜀龟鉴》)张献忠还将这次与张大受一起参加考试的考生带来的女性家属都送到青楼当妓女,不久张献忠又将这些女人杀尽。张献忠还喜欢另一个县姓张的状元,他说:“我很爱这状元,一刻也舍不得他,不如杀了他,免得想他。”于是他把这个状元又杀了。《纪事略》记载,张献忠开科取士,一个叫龚济民的书生,在文章中写张献忠的品德超过尧舜,武功盖过汤武,张献忠看了心花怒放,还说:“这小子叫龚济民,好名字,是济世安民的好兆头,状元就他了!”有一个叫熊炳的,中了探花(第三),他在文章中好心好意劝张献忠不要局限在蜀中,不要做井底之蛙,要放眼全国,富有四海。张献忠说:“这是讽刺老子!”随后张献忠把熊炳凌迟处死,把他家的女眷都发配到妓院当妓女。一天,张献忠手下的一个读书人给他讲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他听后,觉得很好,认为手下特别有智慧有思想,他一时兴起,就问:“你的肚子里咋就装了那么多学问?”手下得到他的表扬,正在得意,没想到张献忠却大吼一声:“来人!把他的肚子剖开,我要看看里面的学问是个啥模样!”就这样,这个手下的肚子被剖开了。张献忠在手下的肚子里翻来覆去地看,最后说:“只有一堆臭不可闻的乱肠子,没有学问嘛!”经过数次清洗,张献忠几乎把四川的读书人杀绝。2.对普通百姓的屠杀。张献忠令部下以杀人多少记功,后来杀人多得数不清,张献忠下令以砍下的手掌堆成几堆,砍下的人头堆成几堆,砍下的耳鼻堆成几堆来记功。《蜀警录》记载成都“手掌如山积,几于假山千峰万叠”。张献忠翻脸比翻书还快,他过新都时,百姓在道旁迎接,他大喜,每人赏一个元宝,他第二次来新都时百姓又来迎接,他说:“还想要老子的元宝吗?”随后折断道旁树枝打百姓,而后杀尽新都百姓。(汤毓良《张献忠在绵州》)一次,张献忠将许多百姓绑在地上,活生生剥开肚皮,装进米豆,牵来一群战马去嚼食,人不是疼死就是被马咬死。他还有一次将活人的血和米麦熬成粥,来喂马和驴,并说:“这样战马才能如虎狼吃人般冲锋陷阵。”《圣教入川记》记载,一天张献忠眉头一皱,杀心便起,将二十万人民招来屠杀,一个百姓说:“大王万岁,我等是大王之民,我等是你的百姓,我等未犯王法,何故杀无辜百姓?我等没有武器,既不是兵,也不是敌,都是守法良民,请大王饶命,赦免我们这些无辜小民。”张献忠说:“你们私通敌人(没有的事),就该死!”随后他骑马进入人群,踩踏百姓,高声吼叫:“该死该杀的叛贼,去死吧!”随后张献忠下令杀死这二十万人民。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鞑靼战纪》记载,“他(张献忠)有一个刑吏,此人十分残酷,最得他宠信。刑吏病亡,他就把治病的医师杀掉,但还不满足,又拿一百多个行医者的生命向死者之灵献祭。”3.对大臣的屠杀。顺治二年(1645年)二月,张献忠已然称帝三个月了,他说:“老子当皇帝三个月,称孤道寡扭扭捏捏,你等像供奉菩萨那样三跪九叩,老子实在难受。老子岂不晓得,你等嘴里喊老子万岁,肚子里难道没人咒骂老子的八辈祖宗?老子命令今后圣旨只准用口语写。其实老子也读过几年书,但老子最讨厌读书人的陈词滥调,让老子听了心头发慌。”(叶梦珠《续编绥寇纪略》)《明季南略》记载,张献忠在给部下的圣旨里写道:“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咱老子叫你不要往汉中去,你强要往汉中去,如今果然折了许多兵马,驴球子,肏你妈妈的屄,钦哉。”张献忠上朝时常取下皇冠,顶在臭脚上高高翘起,有时让人把太监帽子歪戴在自己脑壳上,然后哈哈大笑。(《蜀碧》)张献忠一次把自己的皇冠扔在地上,踩烂了,旁人面面相觑,谁也不敢上前,之后张献忠把侍卫的帽子夺过来戴在头上大笑,说:“他娘的,老子还是戴这个好。”一次一个文官在上朝时打呵欠,张献忠问怎么了,文官说抽烟太多,精神疲惫,张献忠说:“好,让你清醒一下。”一刀把他捅死。一天上朝时张献忠让百官在下面跪着,他让狗也上朝,狗闻哪个大臣就把哪个大臣斩首,他把这种杀人方式称作“天杀”。在粮食不足时,他就把自己的士兵千刀万剐后腌肉以充军粮。他曾把自己部下三万人押入木城,然后用枪炮轰击自己的部下,死了一半人后他派兵冲入砍杀,躲过这一拨的则被推入江中。(欧阳直《蜀警录》)一次孙可望凯旋,张献忠部下的文官去出迎,张献忠得知后问这是为什么,文官答这是明朝旧制,张献忠大怒,杀大西朝全部文官三百人。有人问文官杀尽还有谁给他服务,张献忠反问说:“文官还怕没人做吗?”(《蜀龟鉴》)张献忠大西政权先后有大臣九百人,被他杀得仅剩二十五人,这些大臣有的被砍死,有的被鞭子打死,有的头皮被揭下,有的被凌迟,张献忠又破了个纪录,那就是在位期间大臣死亡率最高。4.对自己军队的屠杀。一次张献忠问部下:“你等还剩多少人马?”孙可望答:“我部五六万。”李定国答:“我部六七万。”张献忠大怒:“老子用那么多人马干啥?只需三千人老子就可横行天下,传我命令,每个头目每天必须杀十几人。”在他的军营中,一人犯法,便将全营人杀光。(《圣教入川记》)《明季南略》记载,张献忠每天去巡营,看见哪一营队伍不整、旗帜参差、器具不备,就把这个营所有人杀尽。张献忠的部下并不都像他那样,他的义子孙可望在私下说:“我们起兵是为百姓,现在这样杀人是使事业付之东流,难道不可惜?父王(张献忠)的举动真是不可思议,父王是百姓之首,如今肢体都断了,首级安能独存?有王无民,何以为国?”一个叫飞山虎的人抓了一个十三岁的孩子,不忍杀他,被张献忠得知,张献忠割断飞山虎的舌头,敲碎门牙,剜下双目,剖腹取出心肝。他杀人太多,以至他的许多部下不忍杀人,又不敢抗命,结果自杀于道旁。张献忠到处放火,见尺寸枯木未成灰烬,他就将放火士兵剥皮,就这样他杀了两万自己的士兵。(《蜀记》)“有一次他赏赐一名士兵一匹绸子,士兵向同伴抱怨绸子质量太差,被一个密探偷听到,密探把偷听到的话向他报告,他

                      ,心里想,这分明是在警告我,如果再追下去,下一支箭就是射我嘛。同时又感叹,区区一个护卫都将周朝的风俗摸得一清二楚,而且辞令通达,不亢不卑,谁敢说南蛮没有文化,不懂礼仪啊?鲍癸命人接受了摄叔的礼物,对左右说:“车左的楚将善于射箭,车右的护卫善于辞令,这都是君子啊!”于是不再追赶,乐伯三人得以安全返回。乐伯的挑战在晋营引起了骚动,也给先谷等“主战派”一个极好的理由,他们齐集在中军大营,逼问主帅荀林父:楚国人都踩到咱们头上来了,难道还要当缩头乌龟吗?赵括更是拔出佩剑,恶狠狠地砍在案几上,说:“我等即便战死,也不能忍受此等羞辱。”说起荀林父的帐中,那真是鱼龙混杂,什么样的人都有。其中有一位魏锜(qí),乃是晋文公的虎将魏犨之孙,颇通几分武艺,自视甚高。当年晋成公为了巩固公室的力量,曾经将一批异姓贵族任命为公族大夫,魏锜以为自己很有希望,谁知道榜上无名,因此一直怀恨在心,处心积虑就只想晋军打败仗。当时他听到赵括这么说,便站出来向荀林父请战,说:“来而不往非礼也,楚将既然敢来致师,我军也不能示弱,请您派我前去致师!”话音未落,又有一位叫赵旃的站起来说:“如果魏将军前去致师,我愿为使者,前往楚营下战书。”赵旃乃是赵穿之子,一直认为自己应当成为六卿(三军正副元帅)之一,但是连个三军大夫都没当上,因此也是心怀不满,唯恐天下不乱。荀林父被搞得心烦意乱,跟士会商量了一阵,决定同意魏锜和赵旃前往楚营,但是任务有所改变:魏锜的任务是去谴责楚军言而无信,赵旃则是去邀请楚庄王如期举行会盟。魏锜和赵旃接受了命令。看到这两个人雄纠纠气昂昂地驾车而去,上军副帅郤克苦笑道:“两个心怀不满的人去了,咱们如果不作充分的防备,必败无疑。”先谷踹着路边的小石子,冷冷地说:“郑国人劝我们作战,我们不敢战;楚国人向我们求和,结果又不能和。主帅的意见飘忽不定,防备又有什么用呢?”士会劝说道:“还是要加强防备。如果这两个人惹怒了楚国人,楚国人乘机掩袭,我们就很危险了。有备则无患,如果楚国人放弃敌意,前来会盟,再解除戒备也不迟;如果楚国人带着敌意而来,我们有所防备,也不至于落败。”先谷不耐烦地说:“没那个必要。”士会是不想打这仗的,但是大敌当前的时候,他又极力主张加强防备,体现了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先谷很想打这仗,但是因为不痛快,连最起码的军事常识都置于一边,在他的心里边,恐怕和魏锜、赵旃一样,都恨不得晋军失败,好等着看荀林父的笑话吧。士会越想越不放心,派上军大夫巩朔、韩穿二将在敖山前面设下七路伏兵。中军大夫赵婴也觉得形势不容乐观,派人先在黄河边准备好船只。士会和赵婴都是聪明人,所不同的是,士会考虑的是大局,赵婴关心的仅仅是自己的生路。魏锜奉命来到楚营,见到楚庄王,也不行礼,就大大咧咧地说:“荀元帅派我来告诉你们,准备好刀剑,咱们战场上见!”说完转身就走。楚将潘党被他这种无理的态度惹恼了,带上十几辆战车,一直追到荧泽(湖名)。正好有六头麋鹿在湖边吃草,魏锜心念一动,也张弓射死一头麋鹿,命手下献给潘党,并且说:“您有军事在身,兽人恐怕不能及时给您提供新鲜的野味,谨以此鹿献给您的部下。”所谓兽人,就是掌管打猎的官员。乐伯献鹿于鲍癸,魏锜献鹿于潘党,均不说是献给他本人,而是献给他的部下——这也是春秋时期人们常用的客套方式,意思是小小礼物不成敬意,只敢献给下人。潘党收下了这头鹿,对自己的手下说:“人家这是学乐伯呢,我们难道还不如晋国人懂礼貌?”于是也放弃了追逐。那个年代的人,骨子里头有一种骑士精神,即便是赳赳武夫,也很有绅士风度。相对于魏锜的鲁莽,赵旃的行为更具有疯狂气概。他带着几十名手下,趁夜来到楚军的营门之前,铺了一张席子,自己坐在席子上喝了一夜酒,又命手下混入楚营。由此可以看出,楚军的防卫实际上也出现了漏洞。前面说过,楚王的亲兵分为左右两广,每广兵车三十乘。从拂晓直到中午,由右广担任警备;从中午到黄昏,由左广担任警备。楚庄王乘坐右广兵车,许偃驾车,神箭手养由基护卫;乘坐左广兵车,彭名驾车,屈荡护卫。直到第二天早上,楚军才发现有晋军混入营中。楚庄王十分恼怒,亲自带领左广追击赵旃。赵旃逃到一片树林前面,弃车跑入树林。屈荡也跳下车,尾随而入。赵旃酒也醒了,情知斗不过屈荡,干脆使了个金蝉脱壳,脱掉自己的盔甲,拼了命往树林深处跑。屈荡追赶不上,只好拿了他的盔甲回去向楚庄王交差。这个时候,荀林父也觉得不对劲了,派出重车部队出营接应魏锜和赵旃。潘党远远地看到晋军车队扬起的尘土,连忙派人报告说:“晋军出动啦!”孙叔敖怕楚庄王冲入晋军阵中,指挥全军出营列阵,说:“前进!宁可我军逼迫敌人,不要让敌人逼迫我们。诗上说,‘兵车十乘,率先破阵’,兵书上说,‘先人一步,可夺敌人的斗志’,全军前进!”这场史称“邲(bì)之战”的重大战役,就此拉开帷幕。楚军在孙叔敖的指挥下,战车飞驰,步兵奔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向晋军。荀林父这老头子完全被楚军的攻势搞懵了。自出师以来,晋军内部矛盾重重,指挥一直不太灵光,现在面对楚国人的全面进攻,更是顾此失彼,成为了一团散沙。眼见大势已去,荀林父在中军擂响大鼓,居然宣布:“撤退,先渡河者有赏!”这恐怕是有史以来最让人啼笑皆非的一道军事命令。依常理而言,就算是要撤退,也要有条不紊,才能最大限度地保存自己的实力。荀林父这道命令一下,晋国的中军和下军都没命地向黄河边跑去,开始争夺渡河的船只。一时间,黄河岸边鬼哭狼嚎,先上船的士兵急于开船,后面的人死死掰住不放,往往是一船人满还不能动,于是有人拔出刀来砍那些掰住船舷的手,没过多久,船中的断指多得可以用手捧起来。此情此景,真是让人难以相信,这竟然是曾经称霸中原数十年的晋国大军。当然,在这个关键时刻,也有人保持了霸主之国的尊严,那就是士会统领的上军。由于早有准备,楚国人一直未能突破士会的防线,尤其是设于敖山之前的七路伏兵,给楚国人不小的打击。楚庄王迅速调整部署,命工尹(楚官名)齐带领一个方阵为右路军,追逐晋国的下军;命其附庸唐国的军队为左路军,攻击晋国的上军。为了加强左路的攻势,又命潘党率领兵车四十乘加入,打算一举歼灭晋国上军。郤克问士会:“我们要坚守阵地吗?”士会说:“楚军现在斗志昂扬,如果集中力量打击我军,我军必然全军覆灭,不如收兵离开战场。我们没有与中军和下军在一起撤退,已经不需要承担临阵脱逃的责任,又保全了士卒的性命,也算可以啦!”于是亲自殿后,有条不紊地指挥上军撤退,保持了不败之势。大战之中,有许多花絮,被史官一一记录下来。楚庄王在左广的护卫之下,亲临前线指挥作战,结果遇到前来护驾的右广。楚庄王想换乘右广的战车,屈荡跳下车来,拦在马前说:“大王既然乘坐左广开始作战,就必须乘坐左广结束战斗!”楚庄王为其忠勇所感动,遂不换战车,而且自此之后,改变两广值班顺序,先乘坐左广的战车。战斗接近尾声,有一两乘晋国兵车陷入坑中,动弹不得。恰好有楚国士兵经过,楚国人教他们抽去车前的横木,才得以脱困。但是走了没几步,战马又不听使唤,徘徊不前,楚国人又教他们拔掉大旗,扔掉车轭,才彻底逃出来。楚国人这样做,是因为楚庄王下令说,战争已经大获全胜,不必再追杀晋国残兵。但是晋国人并不领情,逃出来之后,还回过头来嘲笑说:“哎呀,我们还真是不如贵军的逃跑经验丰富啊!”跑到楚军大营前喝了一夜酒的赵旃倒是不乏亲情,逃回军中后,将两匹好马让给自己的哥哥和叔父,自己另外找了一辆马车逃跑,在路上又遇到楚军的小股部队,第二次弃车入林。等他从树林里钻出来,正好看见大夫逢氏和他的两个儿子乘坐同一辆马车经过,便大声呼救。逢大夫也不是省油的灯,对两个儿子说:“别回头看,装作没看见!”但这两个傻瓜没明白父亲的意思,忍不住回头,而且惊呼道:“这不是赵老头儿吗?”逢大夫无奈,只好停下车,让赵旃上车。赵旃长得胖,他一上车,逢家的两个儿子只好走路了,结果被楚国人追上,双双战死。晋国下军大夫荀首的儿子荀罃(yīng)被楚将熊负羁俘虏。荀首说:“连自己的儿子都保不住,我还有脸回国吗?”于是带领自己的部属返回战场寻找儿子。魏锜素来与荀首关系很好,于是主动为其驾车。下军士兵为其英雄气魄感动,有不少人跟随着他。荀首手持一张大弓,看见楚军就射,但每次抽出箭都要先看一下,如果是支好箭,就顺手插入魏锜的箭袋之中。魏锜骂道:“你不去救儿子,反而爱惜起蒲柳来了,董泽的蒲柳难道用得完吗?”蒲柳是制造箭干的材料,晋国的董泽是当时的蒲柳产地。荀首回答道:“不得到别人的儿子,我的儿子又怎么救得回来?我可不能随便就用完这些好箭!”正好看见楚庄王的儿子公子谷臣和楚将襄老在收拾战场,连珠箭射过去,射死了襄老,射伤了公子谷臣。荀首俘虏了公子谷臣,又将襄老的尸体载于车上,说:“有这两个宝贝,还愁我的儿子不回来吗?”晋军自清晨崩溃,直到黄昏时分,楚军在邲地安营扎寨,仍能听到晋军在渡河的声音。第二天,楚军的辎重车队抵达邲地,楚军于是前进到衡雍。楚军上下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潘党建议:“大王何不收集晋军的尸体建筑一座京观?我听说,如此重大的胜利一定要告示子孙后代,好让他们不忘记祖先的武功。”所谓京观,就是将尸体堆积而成的死人堆,用现代汉语来说,叫做白骨塔也许更合适。楚庄王摇摇头说:“你知道吗?所谓‘武’字,止戈为武。当年周武王战胜商朝,作诗说,‘收起干戈,藏好弓箭,我追求美德,所以陈于夏乐之中,成就王业而保有天下。’又说,‘因此巩固你的业绩。’又说,‘广布先王的美德而加以发扬,我发动战争只是为了求得安定。’又说,‘安定万国,年年丰收。’赫赫武功,是用来禁止暴力,消弥战争,保持强大,巩固基业,安定人民,团结大众,丰富财物的,所以要子孙后代牢牢记住。”后人无从猜测楚庄王此刻的真实想法,但是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身边的各位楚国大夫无不为之动容,甚至有人掩面而泣。楚庄王接着说:“今天我使两个国家的人民曝尸于黄河之滨,这是残暴;炫耀武力以威胁诸侯,兵器不能收藏。残暴而屡动干戈,怎么能够保持强大?晋国仍然存在,何谈巩固业绩?违反人民愿望的事情还很多,怎么安定人民?没有美好的品德而与诸侯争强斗胜,如何团结大众?把别人的危机当做自己的机会,别人有难则暗自欣喜,以为是自己的光荣,何以丰富财物?武功有七德,我却没有一样,拿什么昭示子孙后代?我们还是先修建供奉先王的祖庙,向祖先汇报一下胜利的信息就行了,战争的胜利并非我的功劳。”我私下以为,只有强国的君主才能说出这样的话。尤其是那句“把别人的危机当做自己的机会,别人有难则暗自欣喜,以为是自己的光荣”,可以说是振聋发聩,足以警醒世人:一个国家和他的人民如果总是对别国的灾难感到幸灾乐祸,欣喜若狂,其实是一种弱者的表现,这样的国家很难强大。楚庄王还说,古代的明君讨伐不敬之人,抓住罪大恶极的杀掉埋葬,因此才有京观以示惩戒,现在晋国并非罪大恶极,晋国的士兵更是死于尽忠报国,又凭什么建造京观呢?于是祭祀黄河之神,在黄河之滨修建楚国宗庙,举行了庄重的祭祖仪式之后便班师回朝了。读史至此,又是一叹:连楚庄王这个封建君主都知道尊重尽忠报国的敌军士兵,低调对待自己的武功,为什么后世的人们在拍摄那些内战题材的电影时,丝毫没有痛楚的感觉呢?关于邲之战,还有一段花絮没有记载于正史,但是历来被人们津津乐道。相传楚庄王当年打败斗椒之后,举行庆功酒宴,大宴群臣,并命自己的宠妾许姬给大家敬酒,忽然刮来一阵怪风,将蜡烛全部吹灭。估计是有人喝醉了,竟然趁着天色昏黑将许姬揽到怀里。许姬手快,一边挣脱,一边就将那个人帽子上的红缨摘下来。许姬摸索着走到楚庄王跟前,低声将这件事告诉了楚庄王,并且说,快命人点亮蜡烛看看是谁胆大包天,敢动大王的女人。楚庄王听了,大声命令内侍:“先不要点灯!寡人今天与众卿痛饮,不醉不休,请大家都将帽缨摘下来再说。”于是众人都将帽缨摘下来继续喝酒。等到内侍重新点亮蜡烛,满堂文武都戴着无缨之帽,自然也就不知道是谁非礼许姬了。邲之战中,楚庄王亲临战场,发现有一个下级军官杀敌异常勇敢,五次带队冲杀,五次冲破晋军的防线,所向披靡。战后楚庄王要奖赏这个下级军官,却被他拒绝。这个人告诉楚庄王,他就是当年调戏许姬之人,为报答国君的宽宏大量,就算战死沙场也没有遗憾。这个故事在京剧中有个名目,叫做《绝缨会》。至于是否确有其事,现已无从考证。也许人们认为楚庄王是个有作为的明君,所以编造出这个故事来体现他的宽厚吧。至于那位赶着鸭子上战场的白胡子老公公,他的结局倒也不差。因为打了败仗,他向晋景公请求以死谢罪。晋景公本来想答应他的请求,士会劝谏说:“不能让他死。当年城濮之战,我军大获全胜,吃楚军的粮食都吃了整整三天,先君文公却仍然面有忧色,说‘成得臣还没死,晋国的忧患还没有结束,困兽犹斗,何况是楚国的令尹?’直到楚王命成得臣自尽,文公才喜形于色,说‘这下他可害不了我了!’楚军战场失利,又自损一员大将,可谓一败再败,数十年间不敢再与晋国争强。今天的失败,也许是老天在警示晋国吧,如果再杀掉荀林父,那就是我们一败再败,恐怕也将长期无法与楚国争锋了。荀林父为您服务,进则尽忠,退则思过,是捍卫江山社稷的人,为什么要他死呢?再说,他的这次失败,就像是日食月食,对日月的光辉又有什么影响呢?”所谓日月,当然是指晋景公。他将士会的这番话反复咀嚼了几遍,终于想通了,于是赦免了荀林父,并且仍然让他担任中军元帅。【乘胜追击,楚国入侵中原各国】邲之战的胜利,巩固了楚庄王的霸权。战后不久,郑襄公与许昭公联袂来到郢都朝觐楚庄王,向他表示祝贺。在那个你攻我伐的年代,强者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将弱者摆布于股掌之上;而弱者在夹缝中求生存,风吹两面倒,谁的拳头硬就听谁的,朝晋暮楚也在情理之中。据《左传》记载,邲之战之前,楚国大军围攻郑国,郑国大夫石制曾经秘密与楚庄王接触,主动提出愿意当楚庄王的内应,帮助楚军攻占郑国。条件是将郑国一分为二,楚国占一半,剩下一半交由郑国的公子鱼臣统治。邲之战结束后不到十天,郑襄公破获了这起阴谋,派人将公子鱼臣和石制杀死。石制的阴谋何以败露?《左传》没有言明,历史上也无人推敲。但是从郑襄公的表现来看,倒很有可能是楚庄王本人透露给他的,郑襄公感恩戴德,因此不远千里跑到郢都去朝贺。“乱离瘼矣,爰其适归(动乱离散是如此痛苦,哪里才是你的归宿)?”左丘明用这样的诗句来批评石制和公子鱼臣。无论天下太平还是礼崩乐坏,靠出卖国家利益来谋取一己私利的人,都得不到任何同情。楚军回国休整了半年。公元前597年冬天,楚庄王再度挥师北上,进攻宋国的附庸萧国。萧国人将熊相宜僚和公子丙囚禁起来,派人对楚庄王说:“如果贵国一定要打仗,就杀了他们。”熊相宜僚既然以“熊相”为氏,想必是楚国公室的分支,长期以来居住在萧国,相

                      >康熙时期5.20%18%雍正时期8.30%2%乾隆时期11.00%1%嘉庆时期8.40%1%道光时期9.60%1%咸丰时期10.90%1%这样,清朝统治的最初几十年出身汉族官员在府级职位上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但是,还要重复一句,处于地区行政的关键岗位上的州县长官们主要是后来投降的汉人。

                        即贰臣。这里的材料主要来自于含有120位大臣传和5个附传的《贰臣传》。孙甄陶的《清史述论》对此作过精辟的分析。本附录也多赖于它。?这是根据施坚雅把中国疆域划分为九个大区,主要不太一致的是作为中国北部一部分的山西,实际上该省的西部属西北地区;北部江苏与安徽列入了长江下游;南部浙江也被列入长江下游。?另有27位任过御史、学官及各省文官。?吴至1650年投降。?陈于1659年末投降。?这里包括所有的贰臣,但两个土匪出身的除外。?尽管大学士位只五品,但我仍把这两位降臣列入上层官僚之中,因为他们很快就拥有尚书之职,而这至少属于正二品。尽管都御史够格列入上层官僚,但我把所有的御史都归于下层官僚部分。虽然,这将使得统计数字对下层官僚倾斜,但它仍不影响我们的观点的成立。?例外的是左都督,例如洪承畴,他常是文官,位居正二品。?这些数字来源于詹姆斯.帕森斯:《明朝的官僚政治》,第185页。?李国祁、周天生、许弘义:《清代基层地方官人事嬗替现象之量化分析》,第22—23页。“旗人”的种类包括:皇室成员、满蒙汉旗人以及皇室的包衣。?同上。?李国祁、周天生、许弘义:《清代基层地方官人事嬗替现象之量化分析》,第25页。?像别的作家一样,我多年来一直想化名写一部小说,我确信多数作家都有此想法。有多少呢?我们不知道,而这恰恰符合事物本原吧。不过我从一开始就打算最终还是要和盘托出的,只是想做个小实验罢了。当初《好邻居日记》之所以问世,有几个原因。其一:我希望别人评论我这本书时,能就作品本身而论,把我当成一个新人作家,不让我因“名气”而得益。我希望挣脱联想与标签的囚笼,那种囚笼每个成名作家都不得不学会居于其中。想要预测评论家们会说什么,实在很容易。不过请注意,标签是会变的。我的就变过好几次。从《野草在歌唱》开始:作为作家,她专写肤色屏障(过时说法,即“种族歧视”)——共产主义——女权主义——神秘主义;她写太空旅行小说,科幻小说。每个标签管上几年。其二:我想鼓舞年轻的作家,他们的写作生涯往往很艰难。我想让他们看到,他们不得不屈从的某些态度和过程死板机械,与他们是何种人,有何种才华,或者有多大才华,统统毫无关系。另一个原因,坦白地,也许还不无恶意地说,是因为有些评论家抱怨,说他们厌恶我的“老人星”系列,为什么我就不能像以前那样,继续走现实主义路线,最好再来一本《金色笔记》?给他们寄了《好邻居日记》,但是没人认出我来。有人认为,自称某位作家书迷的人,只有在一本书包装好、签上名之后,才能认出这是那位作家的作品,这是正常合理的。其他一些人不这么认为。另外,我开始写“老人星”系列时,惊讶地发现这让我得到了解放,我能自由地以从未尝试过的方式创作。我想知道,若是我换一下身份,用第一人称写作,会不会体验到类似的解放。诚然,作家在描写不同角色的时候,总是在变换身份:我们笔下的人物都是我们的一部分。(这个想法挺吓人。)但是整整一本书又是另一回事了,那意味着激活居住于我们每人心中各色人物中的一个,强化她或者他,让她(或者他)自由发展。事实确实证明,作为简·萨默斯,我能以多丽丝·莱辛不可能的方式写作。这不是使用与众不同的措辞,或者一两个不同寻常的形容词,来体现此人既是女记者,又是成功的浪漫小说家的事儿,远不止于此:多丽丝·莱辛的作品带着一种冷淡疏离,它简直像是良心道义一样左右着她,不管她在写什么,也不管她用的是什么风格;而对于这种冷淡疏离,简·萨默斯一无所知。毕竟,且不说《简述地狱之行》和《幸存者回忆录》,就是“老人星”系列里,甚至有时在同一本书中,都有许多不同的风格,或者口吻。有人或许会觉得,这样谈多丽丝·莱辛有些超然,好像我不是她一样,但实际上,我超然以对的只是那个名字。毕竟这都是我的第三个姓名了。第一个是泰勒(Tayler),这是我父亲的姓;第二个是威兹德姆(Wisdom)(哈,要不试试看合不合身![1]),这是我第一任丈夫的姓;第三个是我第二任丈夫的姓。当然了,还有麦克维(McVeigh),这是我母亲的姓,但我是苏格兰人还是爱尔兰人呢?至于多丽丝,这是接生医生建议的,我母亲一直到最后一分钟还坚信我是个男孩。要是我再早六个小时出世,也许我就叫霍雷希娅(Horatia)了,以纪念纳尔逊[2]日。若我叫那个名字,我又会是个什么样的人?有的时候我真的很好奇我到底叫什么:我一定该有个真名吧?还有别的因素使我打造了简·萨默斯,那便是我一直在想,若是母亲还在世,她会是什么样的:那个脚踏实地、能干麻利、精力充沛的女人,生性保守,稍有点多愁善感,对懦弱和失败只能勉强容忍(这还是大量练习的结果),不过总是善良仁慈。不,简·萨默斯不是我母亲,不过类似我母亲这种女人的想法的确充实了简·萨默斯。我和我的经纪人乔纳森·克洛斯在我们的推介计划里决定,我们应该把《好邻居日记》首先投给我的主要出版商,这样才公平。在英国,那就是乔纳森·开普出版社和格拉纳达出版社了。开普出版社(不是汤姆·马舍勒本人)立刻就退了稿。格拉纳达留了一阵,犹豫不决,最后说这书太叫人郁闷,不适合出版。如今世风不古,有地位的大出版社若是觉得哪部小说不会畅销,就算他们明明能看出那是本好书,也会拒绝出版,并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对。曾有过一段时期,严肃的文学出版商不会这样做。我看过读者调查报告,得到提醒,新作家们得如何仰人鼻息,忍受鄙夷。多年前接受了我第一部小说的迈克尔·约瑟夫出版社,如今已经两次把我作为新作家推出。收到《好邻居日记》以后,他们说这书让他们想起多丽丝·莱辛,于是我们向他们吐露了实情,他们兴致勃勃地参与了计划。纽约克诺普夫出版社令人敬畏的鲍勃·戈特利布则立刻就说,你们想骗谁啊?原话也许不一样,但他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两家大出版公司,里里外外那么多人,走漏风声的可能高之又高,却能守住秘密,想藏多久就藏多久,这很有意思。倒是那些亲爱的朋友,当初发誓自己的可靠无与伦比,经受过考验,最后却没能忍住。欧洲大陆上有三家出版社买下了《好邻居日记》:法国一家,德国一家,荷兰一家。我的法国出版商打电话来说,他们买了这样一本书的版权,那个简·萨默斯让他想起我,问我是不是帮助过她?这自然把我们带回到那个问题:这些明察秋毫的人认出来了,他们辨认出的到底是什么?毕竟简·萨默斯的风格和莱辛的并不同。每一部小说或者故事都有一种特别的语调,或者口气——一种风格,独一无二,一以贯之。但在这背后一定还有另一种记号,独立于风格。这一基础语调,或者语气,到底是什么,从作者的什么地方起源?在我看来,我们在此似乎是在倾听、回应一个作家的精髓,他的基调。我们——即经纪人、出版社还有我——以为评论家们一下子就能猜到。但是谁也没猜到。有几个人,其中不全是评论家,挺喜欢《好邻居日记》。写文章评点的,多半都是女性杂志的女记者们,因为书的封皮上说简·萨默斯是著名女记者。(看来好像只要说了,人们就会相信。)这也立刻凸显出出版业的最大难题:如何让读者注意到一本书。这本书的触发器是女记者这个词。(有些潜在的评论者,男性,却因它而却步。)正是这种状况催生了英国那些新的宣传手法:“最好的英国新生代小说家”,“当今最好的小说”,令人眼花缭乱的奖项,等等等等。在我看来,之所以有这样的问题,只能是因为问世的好小说实在是多。如果只有区区几部的话,就不会有什么困难了。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嗓门越喊越大:这是自《飘》《战争与和平》以及《裸者与死者》以来最好的小说!这样的过度宣传,回报越来越少,读者被折腾得麻木了,便重拾老习惯,靠直觉和朋友的推荐选书。简·萨默斯的第一部小说(第一部严肃小说——她之前还写了些浪漫小说呢,虽然没人著文评点,但是卖得很火!)有人关注,收到几篇不错的短小书评。简而言之,新小说都会被这样点评,它也不例外。而若我真是简·萨默斯,这事多半也就这样了。时时刻刻都有小说出版问世,哪怕好小说,也有出版商所谓的“上架寿命”(就像食品一样),不过几个月而已(以前他们用这个词是开玩笑,有点自嘲。但现在他们是很严肃地在用它。“书的上架寿命越来越短了,”你会听到他们说,“已经缩到几个星期了。”好像这与他们无关似的。也真的无关:营销机制主宰着他们的营销行为;这是尾巴摇狗——本末倒置)。一位作家的第一部小说,最后常常只能廉价促销,绝版,消失,就像从未存在过一样,如果这本书不幸没有得到什么奖,也没以某种方式得到了哪位著名作家的青睐,引得他高呼(见上文),“这是自《汤姆·琼斯》以来最好的小说!”,或者,考虑到与时俱进:“比《达拉斯》还要激动人心!”有人问美国的出版商,为什么没为《好邻居日记》多做一点推介宣传。询问的人是个文学评论家,觉得这是一本好书。但他得到的答复是,没什么可宣传的,没有“名人”,没有照片,没有轶事。换句话说,要想推销一本书,要想让人注意到它,只有书是不够的,你还需要上电视。许多作家一开始抵制这些,但是细细思量过后,明白了如今就是这么个运作体制,于是决定,既然已经成了自己出版社营销部的一员——虽然出版社没明说,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那就尽力做好工作吧。作家们坚持用恰当的词语描述实际发生的事实,令人惊讶的是,有些出版商听了却摇头叹息,痛苦万分。他们觉得这么说实在是太没品了。这样的做法是“君子出版商”的孑遗,是一种把严肃书籍(不同于商业书籍)出版搞得一团糟的矛盾做法。一方面,新书问世非宣传不可:哦,这工作真掉份儿,讨厌!作家(“严肃”作家,不同于“商业”作家)的问题之一正是他或者她的出版商的这种态度。出版社施压,要你去接受采访、上电视,诸如此类,但是你清楚,你答应得越多,就越让他们瞧不起你。(不过回头看看,这种虚伪,我觉得男性出版商比女性出版商更甚。)有的时候,我只能沮丧地得出结论,只有一种作家能得到某些出版商的尊重:每十年写一部三十页长的杰作,大概有三个评论家写书评。这个人杰住在某处的高山顶上,绝对绝对不接受采访。喏,这才是真正的艺术家!若是简·萨默斯只写了一部严肃小说,像别的那些处女作一样,在美国卖了2800本,英国1600本,那这会儿它已开始打折销售,库存送去打纸浆,而她则抱着半打书迷来信流连回味。可她又写了第二部。这回人们总可以看出真正的作者是谁了吧?可是没有。意料之中,喜欢第一本书的人对第二本大失所望,反之亦然。别操心出版商的问题啦:有些作家面临的最大麻烦,是大多数的评论家和读者希望他们一直只写一样的书。事到如今,由于朋友们的不谨慎,业界已有人知道简·萨默斯是谁了,而且——这点很让我感动——明显认为,如果我希望匿名,我就有权匿名。而有些人,回头再看看,似乎又发现作品的优点了。我不仅达到了我的一个目的,还超出了预期效果。看来,我好像是芭芭拉·皮姆[3]!这两本书注重细节,写得好,技艺精良。新颖时尚。精益求精,不是无病呻吟,感人至深。还挺幽默。另外一些评论家认为,它们无病呻吟,自作多情。不过是肥皂剧。赶时髦。我会想念简·萨默斯的。意外得到的一个小启示。有一篇评论文章很不客气,叫人不快,它再次让我意识到,不少人一看有人提到了什么他们不喜欢的东西,就会下意识地去掏手枪。激进的左派(还有那些也许不那么激进的:这种病传播起来很快)不喜欢简·萨默斯的政治态度,便要求禁止出版这类书籍,其性格特征表露无遗。与激进的(以及有时不那么激进的)右派如出一辙。“居然出版这种书,出版社理应被起诉。”(不是萨默斯的书,是莱辛的书。)唉,可怜的自由,前景堪忧啊。最后,一段难忘的往事,我觉得放在这里并不突兀。想象一下,一本著名杂志(就叫它《权威人士》吧)的书评编辑站在办公室里,桌上、地板上到处堆满了寄来请他写评论的书。他烦透了,差不多要崩溃了。他分配几本书给我,让我写评论,多数我又退回给他。然后他又给了我一本。“请给这本书写篇评论吧,”他哀求,“没人肯给它写书评。我该怎么办?拜托,拜托了,请答应吧。”“但这本书糟透了,”我说,递还给他,“不理它就是。”“但我们不能不理啊。我们必须给它写篇书评。”“为什么?那会占了本可以留给好书的篇幅的。”“《观察家》杂志登了它的书评,给了它好大的篇幅,所以我们也非评不可。”“你开玩笑吧。”我说。我以为他在开玩笑,但他没有。多丽丝·莱辛1984年7月好邻居日记这第一部分总结了大概四年的生活。那会儿我还没记日记,要是记了就好了。我只知道,我现在对当年那些事的看法,与当年身处其中时已不一样。我的生活在弗雷迪罹患绝症前是一回事,之后是另一回事。在那之前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个不错的人,和我认识的所有人一样,差不多所有人,主要是我的同事。我现在明白,那时我根本没有自省一下,看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只想着别人是怎么看我的。弗雷迪病入膏肓,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这不公平。对我不公平,我暗暗地想。我是有些知道他活不长了的,但我当没这回事。我那样做太冷酷无情了。他那时一定觉得很孤独。我当时很自豪,因为我一直在工作,“保持有钱进账”——哎呀,他不工作,我不得不这样做。不过我很庆幸我得工作,这样我就有理由不陪着他难过。现在我知道了,我们的婚姻不是那种有着真正相互交流的婚姻。我们根本不算真正成了婚。如今人们的婚姻多半是这样的,双方互相想占便宜。我总觉得是弗雷迪占了我的便宜。癌症这个词被提过一次。医生对我说,癌症。现在我明白,我那时的反应阻止了他们继续和我讨论该不该把事实告诉他。我也不知道他们告没告诉他,他又知不知道。我觉得他是知道的。他住院以后,我天天都去看他,不过我微笑着坐在那儿:你感觉怎么样?他看起来糟透了。蜡黄蜡黄的。蜡黄的皮肤下瘦骨嶙峋,像一只拔了毛待煮的鸡。他在保护我。现在我知道了。因为我那时是无法

                        欧美黄片,等到大伙都笑得没力气了,才长叹一声:“危险啊,危险!”“哦?”齐威王挥挥手,让大伙止住笑,“你说说,有什么危险?”“秦国、楚国虎视眈眈,而您丝毫不在乎,这是第一个危险;大兴土木,修建亭台楼阁,把雪宫(齐宣王的离宫)搞得富丽堂皇,浪费民力物力,这是第二个危险;花天酒地,夜以继日,淫乐充斥后宫,这是第三个危险;贤臣逃匿山林,奸佞侍奉左右,听不到真知灼见,这是第四个危险。”钟离春侃侃而谈,齐宣王神色由晴转阴,看她的眼神由戏谑变为尊重。待她把话说完,齐宣王诚恳地说:“您说得太好了,有如暮鼓晨钟,让人警醒。寡人如果还能有点进步,皆拜你所赐。”于是下令停止修建高台,撤去女乐,从此专心治国,励精图治,齐国的国势由此蒸蒸日上,甚至超越了齐威王时期。而钟离春果然也成为了齐国的王后。无盐女的故事,是一个非典型的中国式童话,它不是丑小鸭的故事,也不是灰姑娘的故事,而是丑小鸭加灰姑娘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上,这个故事流传很广,尤其是在民间,很多人认为是真实发生的事情。本书在此不予判断其真实性,因为在很多时候,所谓真实的历史,也不过是人们以为它真实罢了。王道与霸道钟离春提到的雪宫,在《孟子》中也有记载。有一次,齐宣王在雪宫接见孟轲,突然问了一句:“老先生觉得这个地方怎么样?”“好极了。”孟轲饶有兴致地东看西看,对宫中的每一样东西都觉得很新鲜。齐宣王又问:“古代的圣贤也有这种快乐吗?”“当然有了。”孟轲说,“作为一国之君,有这点快乐算什么?但前提是要将这种快乐和百姓们共享。”他趁机奉劝齐宣王,“君王以百姓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百姓也会以君王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君王以百姓的忧愁为自己的忧愁,百姓也会以君王的忧愁为自己的忧愁。君王和百姓同忧同乐,同心同德,那就可以使天下人归服了。”齐宣王一听,很感兴趣,于是又问道:“齐桓公、晋文公称霸的故事,您可以讲给我听听吗?”“这个嘛……孔夫子的学生们都没有讲过他们的事迹,所以我也没有听过。说白了,‘霸道’那玩意我不懂。您如果一定要我说,我就说说‘王道’吧!”齐宣王说:“好。”“我听人说,有一次您坐在殿上,看到有人牵着牛从殿下走过,准备杀了它去祭钟。您看它哆嗦可怜的样子,毫无罪过,却要被宰杀,实在是于心不忍,于是命人放了它,改用一只羊代替。有这回事儿吗?”“有。”“可是百姓们听说之后,都以为您这是吝啬,是吧?”齐宣王无奈地笑笑,说:“确实如此。他们也不想想,齐国虽然不富,我也不至于吝啬到一头牛都舍不得啊!我就是不忍心看它那可怜的样子,才用羊替代它的。”孟轲朝齐宣王作了一揖,说:“您这种不忍心,就是王道的基础。”齐宣王脸红了一下。孟轲又问:“那您有没有想过,羊其实也很可怜呢?”齐宣王说:“哎哟,这个我还真没想过。您这么一说,我倒是能理解百姓们为什么说我吝啬了。牛和羊一样可怜,我却只怜惜牛而不怜惜羊,这不是让人误会嘛!”孟轲说:“您别在意百姓的误解。您这种不忍心正是仁爱为怀,并不虚伪——您亲眼看到了那只牛,却没有看到羊。君子对于飞禽走兽,看到它们活着,便不忍心看到他们死去;听到它们悲鸣,便不忍吃他们的肉。所以,君子远庖厨,就是这个道理。”齐宣王很高兴:“这事我自个儿琢磨很久了,一直想不出个所以然来,经您这么一说,我心里便豁然开朗了。但我这种心理和王道有什么关系呢?”“假如有一个人说,‘我能够举起三千斤的重物,却拿不起一根羽毛’,您相信吗?”“不信。”“那么,您的好心足以使禽兽沾光,却不能让百姓得到好处,这是为什么呢?一根羽毛都拿不起,只有一个原因,不肯用力罢了。您不实行王道,不是不懂王道,只是不肯去尝试。”“您的意思是,将我的仁爱之心用到百姓身上,就是王道?”“没错。尊重善待自家的长辈,推广到尊重善待别人家的长辈;爱护自己的儿女,推广到爱护别人的儿女。以此类推,施行仁政,治理天下就像在手心运转东西那样简单。”孟轲说着,做了一个手势,就像有个球在他的手心转动。齐宣王连连点头,又问:“具体来说,如何实行仁政,您能给我说说吗?”孟轲说:“从前周文王治理天下,对农民的税率是九分抽一,对做官的人给予世袭的俸禄,在关口和市场上只稽查不征税,任何人都可以到湖泊捕鱼,罪犯的刑罚只有本人承受,不牵累妻室儿女。对于鳏、寡、孤、独等弱势群体,给予特别的照顾,让他们感受社会的温暖。这就是仁政。”齐宣王击掌赞叹:“这话说得真好。”孟轲紧紧抓住:“好的话,您为什么不马上实施呢?”齐宣王老实说:“我有个毛病,我贪财。”(寡人有疾,寡人好货)孟轲说:“这不是问题。从前,公刘也爱财,《诗经》上不是有那么一句吗——‘乃积乃仓,乃裹糇粮。于橐于囊,思辑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家中有余粮,行者有干粮,才能率领军队打胜仗。您如果喜爱钱财,能够惠及百姓,和王道一点也不矛盾啊!”公刘是周朝的先祖,以善事农耕而闻名。这句诗翻译成现代文,意思是:粮食真多,装满了粮仓;还有干粮,装满了行囊。大伙儿团结一心,弯弓搭箭,持戈挺矛,浩浩荡荡向前进。齐宣王又说:“那还是不行,我还有个毛病,我好色。”(寡人有疾,寡人好色)“瞧您说的!”孟轲说,“从前周太王也喜欢女人,经常一大早就带着他的妃子,骑马跑到岐山之下。可那个时候,没有找不到丈夫的老姑娘,也没有找不到老婆的单身汉。您喜欢女人有什么了不起呢?跟百姓一道喜欢就行了。”说句题外话,有些官员就不这样想,他自己可以有很多女人,却要求百姓过着清心寡欲的日子,唉……在孟轲的思想中,统治者与百姓的理想关系,就是一种推己及人的关系。统治者想干什么都好,但是不能只许州官放火,不让百姓点灯。你能干的,百姓也有权利干,这样就真是环球同此炎凉,天下太平了。有一次,孟轲问齐宣王:“听说您很爱好音乐,有这回事吗?”齐宣王颇为不好意思:“我并不是爱好高雅的古典音乐,只是爱好一般的流行音乐罢了。”孟轲说:“只要是音乐就行了,古典音乐和流行音乐也没什么区别。”齐宣王说:“愿闻其详。”孟轲便问道:“一个人单独欣赏音乐很快乐,跟别人一起欣赏音乐也很快乐。相比之下,哪一种更快乐?”(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齐宣王说:“跟别人一起更快乐。”孟轲问:“那么,与少数人一起欣赏音乐更快乐,还是与多数人一起欣赏音乐更快乐呢?”齐宣王说:“当然是跟多数人一起更快乐。”“假如您在这儿奏乐,百姓们听到了,都觉得头疼,愁眉苦脸地说,‘大王这么爱好音乐,为什么会使我们过得这么苦呢?’假如您外出打猎,百姓们看到了,都觉得头痛,愁眉苦脸地说,‘大王这么爱好打猎,为什么会使我们过得这么苦呢?’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您只图自己快乐,而不与百姓同享。“假如您在这儿奏乐,百姓们听到了,都眉开眼笑地互相转告,‘大王身体很健康吧,要不怎么能够奏乐呢?’假如您外出打猎,百姓们看到了,都很开心地说,‘大王身体很健康吧,要不怎么能够打猎呢?’这也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您能够与百姓同享快乐。“所以说,您听什么音乐不重要,重要的是与民同乐。”齐宣王听了,连连点头称善。孟轲在齐国的时候,给了齐宣王不少有益的教诲。他知识渊博,循循善诱,总能把深奥的道理讲得很浅显。即便是批评,也能批评得很有水平。有一次孟轲对齐宣王说:“有一个人要去楚国出差,将老婆儿女托付给朋友照顾。等他回来,发现老婆儿女都在挨饿受冻。对待这样的朋友,该怎么办呢?”齐宣王说:“绝交。”“长官如果不能管理他的下级,该怎么办呢?”“撤职!”“回答得太好了!”孟轲说,“如果一个国君没有把国家治理好,那又该怎么办呢?”齐宣王支吾了一阵,左右张望,赶紧把话题引到别处去(王顾左右而言他)。孟轲就是用这种方式告诉齐宣王,一个单位搞不好,领导要负责任;一个国家搞不好,君王要负责任。但是后世有很多人就不明白这个道理,总是喜欢替领导人开脱——国家出问题了,不追究领导的责任,反而怪下面的人没搞好,甚至责怪有人搞阴谋诡计。齐宣王伐燕回过头来说燕国的事。子之南面称王后,燕国的形势一直不怎么稳定。公元前314年,太子平和将军市被合谋讨伐子之。消息传到齐国,齐宣王意识到这是一个控制燕国的好机会,派人给太子平传话:“寡人听说太子准备起事讨伐乱臣贼子,重振国纲,扶正君臣大义,十分感动。齐国虽小,没有能力解决燕国的问题,但是寡人愿意随时听候太子差遣。”所谓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齐宣王心里打什么主意,路人皆知。然而太子平收到齐宣王的承诺,就像吃了一颗定心丸,马上聚集党羽,发动起义,并命市被率众进攻王宫。不料子之早就得到情报(连齐宣王都知道的事,他岂能不知?),在宫中层层布防,严阵以待。市被攻打了半天,连宫墙都没能靠近。造反这种事情,最关键是发动群众。市被攻打王宫的同时,太子平的党羽正在挨家挨户发动大伙“支持太子,铲除乱党”。然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不是谁苦大仇深就支持谁,而是谁占上风就支持谁。眼看市被的人马越打越少,而子之的援军又源源不断地赶来,蓟城的百姓终于作出了自己的选择。他们纷纷拿起武器,赶到王宫去救援子之。市被的脑瓜子很好使,一看大势已去,立刻拔出宝剑,大呼一声“跟我来”,带着残部就向百姓冲去。百姓毕竟是乌合之众,一看市被这副气势汹汹的样子,都禁不住向后退,有的人已经悄悄扔掉棍子,准备溜回家。戏剧性的一幕突然发生,市被冲到百姓阵中,不杀也不砍,脚步也不停,声嘶力竭地喊道:“太子作乱,人人得而诛之!父老兄弟们,跟我去杀太子!”百姓们愣住了,有几个人情不自禁地跟着喊起来:“杀太子,杀太子!”这声音被迅速扩大,于是数千人一起喊:“杀太子,人人得而诛之!”跟在市被身后,朝着太子府进发。在路上,他们遇到太子党羽的阻截,双方发生战斗。一番血肉横飞之后,有人突然想到家里的老婆小孩需要保护,有人则想着可以趁火打劫,把隔壁李老汉家的铺子给抢了,还有人就是李老汉……厮杀的对象开始模糊起来,仿佛前后左右都是敌人。混乱中,市被被人一棒子打倒,还没来得及站起来,又被无数双脚踏过。他拼命护住头,绝望地大叫,声音却越来越微弱,最后有个好心人往他背上插了一刀,结束了他的痛苦。数天之后,当子之的人勉强恢复蓟城的秩序时,已经有数万人死于这场闹剧。侥幸活着的人,也赶紧收拾行李,逃到别处去避难。城内只剩一片断壁残垣,以及无数孤魂野鬼——这其中就有太子平。燕国的内乱,对于齐宣王来说,无疑是一个助其称霸的好题材。就连孟轲这种成天把王道挂在嘴上的人,也掩饰不住兴奋,向齐宣王进言:“现在讨伐燕国,可以建立周文王、周武王的功勋,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齐宣王早有准备,命令匡章为大将,尽起“五都之兵”,并号召北方少数民族部落也出兵,向燕国发动了全面进攻。当然,打的旗号是惩治乱党,为太子平报仇。前面说过,进入战国时代以来,中原各国纷纷在战略要地设郡。唯独齐国别具一格,始终没有设郡,但是设有“都”。除国都临淄之外,还有高唐、平陆等四都,合称五都。每个都均驻有经过考选和严格训练的常备兵,也就是“持戟之士”。五都之兵尽出,则齐军的主力部队全部出动,再加上少数民族部队,声势十分浩大。实际上,齐宣王根本用不着如此兴师动众。燕国经历过蓟城之乱后,人心离散,兵无斗志。齐军所到之处,燕人纷纷打开城门投降,不到五十天,匡章便占领了蓟城。子之和燕王哙“皆死”——至于是何种死法,则不得而知了。也许是胜利来得太容易,齐军占领燕国全境后,如何处置燕国反倒成了齐宣王的一块心病。当时朝中重臣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是“取之”,也就是吞并燕国;一种是“勿取”,也就是扶立新君,然后撤军回国。齐宣王当然是想“取之”,但是又拿不定主意,于是将孟轲请来,想听听孟轲的意见。齐宣王问孟轲:“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不到五十天就拿下了。寡人觉得,这不是人力所能为,而是天命如此。古人说得好,天予不取,反受其咎。寡人想就此吞并燕国,不知先生有何高见?”孟轲说:“燕国的百姓是什么态度?如果他们很高兴被并入齐国,那就吞并。当年周武王消灭商朝,天下人都举双手赞同,有何不可?如果他们不愿意被并入齐国,那就不能吞并。您想想看,以万乘之国讨伐万乘之国,百姓们们箪食壶浆相迎,难道有什么其他的原因?不就是想躲避水深火热嘛!如果水更深,火更热,他们很快就会起来反抗。”孟轲的话说得滴水不漏,等于将皮球又踢回给了齐宣王。齐宣王依旧举棋不定,于是将这事先搁到了一边,命令齐军抓紧掠夺燕国的资源,运往齐国。不久之后,燕国就发生了反抗运动。而天下诸侯对齐国独占燕国也纷纷表示不满,其中最不满的就是秦国。公元前312年,秦将樗里疾率领秦、魏、韩三国联军伐齐(这三个国家为什么会联合,下一章将讲到),大败齐军于濮水。齐宣王又急又怒,将孟轲找过来,劈头盖脸地问道:“现在天下诸侯都在反对寡人,您说该怎么办?”言下之意,当初是你说的可以吞并燕国,可你没有告诉寡人别的国家会以武力干涉啊!孟轲擦了擦脸上的唾沫星子,平静地说:“我只听说过商汤凭借着七十里领地向天下发号施令,没有听说过拥有千里之地的君王会害怕别人。”只消一句话,就把齐宣王的怒气打回了肚子里。孟轲接着说:“《尚书》上说,‘商汤征服天下,从葛地开始。’天下人都信任商汤,他挥师向东,西方的人民就埋怨;挥师向南,北方的人民就埋怨,都盼望他的军队早点到来,就像大旱的时候盼望乌云一样。商汤所到之地,商人照常做买卖,农民照常种地。他杀了当地的暴君,慰问当地的人民,像是及时雨从天而降,百姓们都欢呼雀跃,欣喜若狂。所以《尚书》上又说,‘等待君王,君王来了,我们就得到新生。’现在燕国发生内乱,大王去征伐它,百姓们都以为您会救他们于水火,所以箪食壶浆出来迎接。可是我听说,齐军在燕国杀戮他们的老人,囚禁他们的子弟,毁坏他们的宗庙,抢走他们的宝物,那是什么搞法!天下诸侯本来就畏忌齐国强大,现在齐国占领了燕国却不实行仁政,他们打过来,又有什么奇怪呢?”齐宣王目瞪口呆。闹了半天,全是我的责任,跟你孟轲没任何关系啊!他憋红了脸,想反驳孟轲几句,但实在是找不到什么理由,只好盯着孟轲看了半天,终于挤出一句:“依先生之见,寡人该怎么办?”“赶紧发布命令,把抓到的燕国百姓都送回去,停止搬运财物,马上撤军回国,派使者向各国解释,或许还来得及。”孟轲说着,压低了声音,凑到齐宣王耳边,“我一再劝您注意要用王道,王道!您怎么就不明白呢?”“对,对,王道。”齐宣王丢盔弃甲,连连点头。不久之后,齐国就从燕国撤军了。公元前311年,赵武灵王将流亡在韩国的燕公子职(太子平之弟)送回燕国,立为燕王,即燕昭王,逐渐将燕国的局势稳定下来。第十章合纵与连横的新一轮博弈公元前312年,秦将樗里疾率领秦、魏、韩三国联军伐齐,大败齐军于濮水。具体的战绩是,齐将声子被杀,匡章败走。樗里疾的这次行动,虽然不是为了燕国而来,但在客观上迫使齐国从燕国撤军,从而挽救了燕国。仅

                        叶挺、张治中、傅作义、蒋光鼐、陈诚、白崇禧、刘文辉、陈铭枢、邓演达……全部毕业于此。而且第二任校长蒋百里也很有本事。这个来自浙江海宁的金庸老乡有两项伟大的成就:一是后来想出了一个打击日本的好创意——持久战;二是挑了一个好女婿,把三女儿蒋英嫁给了一个叫做钱学森的年轻人。至于钱学森的厉害,现在的中国人大都知晓,就不赘言。两年后,六镇大体编练完成。因为袁世凯此时身兼北洋大臣一职,所以他练出来的六镇精兵世称“北洋六镇”。北洋六镇,除第一镇因是旗兵袁世凯不能完全控制外,其余五镇都是他一手带出的嫡系部队,中下层军官全是他的人,各镇的主要将领也几乎都是由袁世凯一手选定,比如段祺瑞、王士珍、冯国璋都是一镇统制,总之,个个都是天津小站出身。由于袁世凯高超的练兵水准,也由于直隶位置的特殊性,北洋六镇一直被朝廷当成拱卫首都的中央军,因此在待遇和装备上都要优于其他地方的新军,这就是为什么袁世凯能靠北洋六镇新军纵横天下的原因。除了袁世凯,湖北张之洞的新军也练得不错,他练成了一镇(师)和一协(加强旅),共一万六千人左右。至于全国其他地方号称已练成新军十六镇和十六个混成协(一说为十四个镇、十八个混成协),真假后面再说。稍稍透个底:结果比较讽刺,当得中国近代史上第一讽刺。第十二章东方慢车谋杀案

                        清国要立宪

                        眼看清朝国力渐长,俄国和日本人渐渐紧张起来,入侵清国的动作得再快些才行!于是,1904年,黑熊与鬣狗打了起来。《辛丑条约》签订后,俄国人和日本人并没有遵守承诺,仍然在中国东北和朝鲜驻扎了大量军队。目的不言自明,都想把这一大块土地扒拉到自己怀里。但这两个国家怎么突然撕破了脸?有三个理由:理由之一,也是最最根本的原因,为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尽快蚕食中国。一山不容二虎,两国势不两立!理由之二,日本受不了俄国的压迫。甲午战争后,俄国先是逼着日本把辽东半岛还给中国,后来又强迫日本承认俄国在朝鲜与它享有同等地位,把日本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朝鲜分走了一半。理由之三,沙皇要报仇。十四年前,那会儿还是皇太子的沙皇在访问日本时被日本刺客打了一枪,此仇一定要报!俄国陆军总司令库罗帕特金首先发起挑衅:不堪一击的日本猴子,你们的陆军太幼稚,甚至追上我们欧洲最差的陆军也还要一百年!没等库罗帕特金飙完大话,日本人率先动手了。于是,君主立宪的日本与君主专制的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打了一个大仗,史称“日俄战争”。这一次,慈禧宣布中立。也就是说中国只提供比赛场地、提供土人谍探。中国终于当了一回东道主,终于过了一把中立国的瘾。只是苦了东北人民!一年多后,仗打完了。简单汇报一下战况。兵力对比:日军三十万人,俄军五十万。伤亡:日军伤亡约十一万人。俄军伤亡约二十万人,被俘约八万人。结果:俄国战败,日本由此在中国东北和朝鲜一带获得统治地位。俄国不但被逼承诺以后在这两个地方见着日本老大就绕道走,还被迫把打劫清朝得来的库叶岛南部割让给日本。这个结果对于一向看不起黄种人的俄国人来说,实乃奇耻大辱!从此,俄国人下定决心,终有一天要找日本人报仇雪恨找回场子。没想到四十年后,俄国人还真在日本人身上成功复仇。此事后文会讲。战斗的结果让朝野上下都感到很惊奇。平均身高一米八的俄军打不过一米六的日军!日本一个蕞尔小岛国居然击败了庞然大物般的沙俄帝国!再联想到十年前的中日甲午之战,朝野上下这次倒是难得意见一致,都认为致使这一切发生的原因只有一个:日本的君主立宪优于俄国的君主专制,是宪政改革令日本一跃成为一流强国!君主立宪这个词有点太抽象了,打个粗浅的比方帮助理解吧。如果把国家看成一家公司,那么公司的所有权属于皇帝或国王,也就是说皇帝是董事长,而且是世袭罔替的董事长。但是公司的经营权属于一个叫内阁的机构,内阁的头头也就是内阁总理(内阁首相)堪称执行总裁。但董事长和执行总裁总有发生矛盾的时候,这时候怎么办?他们到一个地方吵架协商,这个地方就叫国会或议会。大家各自代表一方利益,争吵得很激烈,甚至有时候到了不顾公司大局的程度,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还好,可以制定一个公司章程来规范各种角色的行为,这个玩意儿就叫宪法,不过为了公平起见,董事长和执行总裁不能参与立法过程,因此要把立法权交给国会。虽然有了法律,但还是难保有人不按规矩办事,这时候出什么招?照样没有问题,有那么一个独立的机构来专门惩办不按规矩出牌的人,这个机构叫法院。内阁、国会、法院分别负责企业的经营权、立法权、司法权,还算互相有个牵制,不至于一家独大。不过最高领袖董事长的权力还是蛮大的,他可以发出很多命令,比如批准法律、与其他的公司宣战之类的。若是董事长太昏聩,岂非公司容易倒闭?这时候还有一个规则——“内阁责任制”可以用,董事长的命令必须执行总裁签字才能生效,不签字就无效,当然这个规则并不是所有的公司都在用。搞了半天,原来执行总裁才是最大的老板!没错,不过执行总裁不是那么好当的,是要通过国会竞选上台的,不像董事长那样可以继承,所以执行总裁总是隔一段时间就换人。大家算是看出来了,处处都是制衡。没错,这正是历史血的教训。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导致绝对的欲望,所以权力还是控制一下的好。既然君主立宪这么好,那大清帝国有识之士的呼声也就可以理解了。立宪!立宪!立宪派高呼“立宪”的众人之中,嗓门最大的那一个是袁世凯的老熟人——张謇同志,两人在吴长庆麾下共事过好几年。前文说过,中法大战前,张謇跟随领导吴长庆回国工作。回国后不久,吴长庆病故。送完老领导最后一程,31岁的张謇就退伍了,离开军队,回到江苏海门老家,去找寻当年的科举梦,闭门读书,准备应试。一年后张謇中举人第二名,取得开门红。但接下来的九年间,好运不再,屡试不中。不过张謇屡败屡战,以过人的毅力和天赋,以及拥护光绪的鲜明政治态度,最终征服了考官翁同龢,于1894年以41岁高龄考中状元。厉害,实在是厉害!但是,擅长考试并不是张謇最厉害的地方!敢于取舍才是张謇的难以超越之处!张謇并没有因为高中状元就从此走向仕途。甲午之战结束后,在“如何救国”的思路上,张謇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是一致的:改革变法,君主立宪可以强国。但他们也有区别,康、梁是理想家,他们把变法成功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光绪身上;张謇是实干派,他信奉的是“与其相信政府还不如相信自己”,因为他很是不能理解慈禧在国逢大难之时仍有好心情大办生日Party的行为。于是张謇勉励自己: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我要走属于自己的救国之路!走自上而下救国路的人已经够多了,至于自下而上的路,就由我来吧!张謇为自己选中的路是弃官经商、实业救国。这意味着他必须放弃之前为科举所付出的所有努力、时间和金钱!但张謇并不后悔,因为他明白:简单的占有是小聪明,暂时的放弃才是大智慧。三十年科举之幻梦,于此了结,上路吧!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拥有大智慧的张謇展现出了惊人的商业天赋,他只用了短短几年就一统纺织工业市场。不过赚了大钱的张謇并没有买房囤地转行炒房地产,他用赚来的钱做了两件实事。一、继续发展实业,他陆续创办了二十多家企业,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也养活了更多的人。二、发展教育事业。虽然贵为状元,但他没有学王文韶那样死抱着八股科举不放,而是向袁世凯等人学习,办新式教育,教化国人。二十年间,他倾尽所能创建了包括今复旦大学、今南京大学在内的三百七十多所高校,直到破产为止!救国救到破产,千古又有几人!这个不顾一切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平凡男人,这个堪称伟大的普通男人,为救国放弃了太多,也牺牲了太多。但这个懂得放弃和牺牲的男人,也收获了一样东西——极高的威望。东南共仰,国士无双!张謇在忙于实业和教育事业的时候,并没有忘记初衷:救国。在认真分析了甲午之战、庚子事变、日俄之战的胜负因果关系后,张謇痛定思痛,越发坚定了当初的政治理想: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向打败我们的敌人学习!学习日本、学习英国、学习德国,学他们的君主立宪,只有政治改革才能强国!持这种看法的人不止张謇一人,在东南一呼百应的他有很多志向相同的朋友,譬如大实业家汤寿潜,他们聚集了一个人数众多的大圈子。这个圈子里的人都认为,用君主立宪制度取代过去的封建帝王制度,有利于国家的繁荣与富强、有利于应对外敌环伺的险恶环境。他们与孙中山等人的看法不一样,他们觉得不需要推翻清朝统治,而是希望清朝统治者能够看清国际国内形势,从善如流,穷则思变,学习先进国家的治国经验,将中国引向一条民主治国的康庄大道。他们这个圈子里的人,都拥有一个相同的身份,我们称之为士绅。由于士绅这个特殊群体对接下来几十年的历史发展有着无与伦比的影响,所以得花些笔墨深入分析一下这个枯燥名词背后的成分问题。一说到“绅”,可能有人就联想到了无恶不作的土豪劣绅,其实土豪劣绅是几十年后土地革命时期“打土豪分田地”时出现的产品。客观地说,士绅很难精确定义,好在这群人有三个比较明显的标志:一、有功名在身但没有做官。譬如拥有科举秀才以上学历,像中举的范进同志;或是受过新式教育,像留洋的海归。二、他们曾经当过官,虽然现在退居二线,但仍有相当的影响力。三、他们没有高学历、没有当过官,但他们上面有人。他们没有政权,但是有势力。这些人大都是有产阶级:地主或者商人。当然了,想要成为一地士绅,不大可能异军突起。想要在当地建立势力人脉,拥有庞大的财富和影响力,自然是需要数代人的累积。能够成为一地士绅者,几乎都在当地居住极久。总而言之,士绅们要知识有知识、要技术有技术、要人有人、要地有地、要钱有钱,活动能量极大,非常有实力,拥有相当高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如果说帝国的根基是百姓,那士绅就是联系朝廷与百姓之间的枢纽,他们可以决定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按照其实力,士绅大致可以归为两类——上层士绅,中下层士绅。实力更强、影响力更大的上层士绅的关注点在朝堂,他们希望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改变国家政策走向,如张謇、汤寿潜、郑观应,以及“保皇二人组”——康有为、梁启超。中下层士绅的关注点在乡间,他们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充作官民上下沟通的纽带。他们一边将官府的命令传达给老百姓,配合官府向老百姓征税,维持地方治安;一边又作为基层民众的代言人乃至于地方利益的代表,与官府讨价还价。所以,历朝历代最基本的行政级别就是县,皇帝的任命到县官为止,没办法把手伸到县级以下的基层。当然,士绅这个能够决定国家命运前途的群体也不是铁板一块,他们有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利益,也有矛盾。虽说一个大胡子伟人讲过:矛盾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变化发展的。但就现阶段而言,士绅的思想状态还是比较有规律的:有些人求稳,要求君主立宪,如以张謇为带头大哥的那个圈子,这类人我们称之为立宪派。有些人激进,虽然他们所追求的也是民主宪政,但他们的目标不是君主立宪的英国和日本,而是民主立宪的美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以民主选举出来的总统取代君主做国家元首,即总统取代皇帝做董事长,又称民主共和。这类人赞同孙中山他们的主张,我们可以称之为同情革命派,甚至有些人就是革命派。当然,还有一部分人小富即安,只要没人来破坏现有规则、只要没人来损害他们的利益,那就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安稳就好。好了,关于“士绅”的枯燥话题到此为止,话题回到张謇身上。话说张謇在日俄战争开打后不久,忍不住写了一封信鼓动老同事:你老人家要兵有兵、要将有将、要地位有地位,应该抓住这个机会为国家的政治改革做些事情(公今揽天下重兵,肩天下重任矣,宜与国家有死生休戚之谊……不及此日俄全局未定之先求变政体,而为揖让救焚之迂,图无及也——沈祖宪《容庵弟子记》)!其实不用张謇鼓动,袁世凯并没有忘记“实现民主宪政”这个光辉的政治理想,他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只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变革时机和尚可的外部环境而已。现在日俄之战大局已定,举国要求立宪,袁世凯等的机会终于来了!不过,在继续讲张謇和袁世凯再次并肩战斗的故事之前,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士绅中的革命派对立宪的态度。吴樾暗杀案1905年上半年的一天,两个初涉江湖的年轻人就“应该如何正确对待大清目前火热的立宪风潮”为题展开了一场对话。一个叫陈独秀,26岁,安徽人,秀才,上过新式学堂,江湖组织“岳王会”帮主,是根正苗红的士绅。另一个叫吴樾,27岁,安徽人,无学历,自学成才,江湖组织“北方暗杀团”分舵主(支部长)。吴樾问:拼命一死和成功造反,谁更容易?陈独秀答:自然是前者易后者难。吴樾说:聪明!那就把容易的给我,难的留给你。接下来,吴樾与陈独秀做易水之别,吴樾孤身北上拼命,而陈独秀则决心用一辈子的精力去造反。……话说袁世凯在收到立宪派的带头大哥张謇发出的友好信号后,就加快了推动立宪的步伐。趁老太太还清醒,袁世凯赶紧上书,先是客观地指出差距:刚打败仗的俄国已经着手君主立宪,而大清帝国都输给日本十年了还在磨磨蹭蹭,接着恐吓了慈禧一把,咱们要是还不改革就要亡国!之后话锋一转,描绘了一幅以君主立宪制强大大清帝国赶英超日的宏伟蓝图,然后表达了期待老佛爷成为世界上最强大领袖的祝愿,最后提出请太后派遣官员出国考察,学习先进,为改造大清做准备。先前几年,慈禧政府的改革范围也就局限在教育、练兵和工商业。除了决心稍大以外,本质跟李鸿章的洋务运动没什么区别!而现在,袁世凯的要求可是涉及了改革的根本:政治改革!顽固派和慈禧能同意吗?庚子年与八国联军的那一战,清朝损失惨重。不幸中的万幸,顽固保守派也在那一场战役中几乎完全溃散了。徐桐自杀,刚毅病死,山西巡抚毓贤、礼部尚书启秀等人被杀,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被发配新疆……总之,有的被联军杀了、有的自杀或病死、有的改弦更张,成为改革派。清国的政治舞台上很难再见到顽固保守派。顽固保守派消失了,皇亲国戚中却出了一个说得过去的人才——端方。端方,正白旗人,时任湖南巡抚。他是维新派,是满人之中少有坚决支持“戊戌变法”的人,而且很有能力,他在地方上做官时,把改革搞得像模像样。记住,中国第一所幼儿园就是他办的!“戊戌政变”后,慈禧本想杀掉端方,还好端方跟天字第一号大太监李莲英关系好,小李子为他说了几句好话,端方才保住了小命。本该吃一堑长一智,这位仁兄却迷恋上了君主立宪,疯狂上书慈禧,简直跟袁世凯有得一比。端方干吗如此急吼吼地上书立宪呢?原因很简单,他也怀有极其强烈的强国之梦!举国上下,上至朝廷大臣袁世凯、张之洞、周馥,下至以立宪派张謇、汤寿潜为代表的在野士绅,但凡正常人,都有强国之梦,都支持立宪!“立宪”这个词就像今天的“改革”一样,既流行又神圣,是不容违逆的时代精神和集体意志,是思想上的尚方宝剑,无人敢挡。这些年,慈禧太后虽然雄心壮志大大减弱,但也还有那么丝毫残存。最关键的是,立宪还能让“大清皇帝世袭罔替”,在这么强烈的诱惑面前,慈禧也就从了大家的

                        因为君王后有私心。什么私心呢?君王后死后,她的弟弟后胜为相,掌握了齐国的实权。君王后之所以最终不说出可以重用的大臣,就是因为她料到死后她的弟弟后胜会掌握齐国国政,她不愿意毁掉后胜的专权。君王后慧眼识人,不仅看出落难公子非寻常之人,而且还看出大臣中谁可堪重用;在“玉连环”事件中又表现出她的果敢机智。但是,君王后私心太重。国家大政只能由既有才能又有忠心的大臣掌管,但是,出于私心,她却把权力移交给了她的弟弟。同样,在处理六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时,她的局限也暴露无遗。君王后的视野也仅限于此,在秦国统一天下的大势中,她不知道齐国应当怎样做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齐王建三年(前262),秦、赵长平之战爆发。当时,齐、楚两国都要救援赵国。秦国盘算,齐、楚如果是真心援赵,我们就必须退兵;如果他们不是真心救赵,我们就和赵国作生死决战。长平之战打了三年,赵国军粮匮乏,向齐国请求援助,齐王建坐视不救。有人劝说齐王建援助赵国,使秦国退兵。这人说,如果我们坐视不管,秦国一旦灭赵得逞,齐、楚两国就危险了。对齐、楚来说,赵国是屏障啊,齐国援赵也是保护自己,因为唇亡齿寒。今天赵国灭亡,明天就该齐、楚灭亡了(且赵之于齐楚,杆蔽也。犹齿之有唇也,唇亡则齿寒。今日亡赵,明日患及齐楚)。救赵是义举,退秦显威名。这种事不做,还能做什么?但是,齐王建不听。结果赵国大败于长平。长平之战爆发之时,在齐国执掌大权的是君王后。君王后对秦国采取的策略是“事秦谨,与诸侯信”。但是,君王后“事秦谨”是真,“与诸侯信”则假。因为君王后历经秦昭襄王、孝文王、庄襄王三代秦国国君,这正是秦国逐渐称雄天下之时,秦国不断地对六国发动兼并战争。如果君王后“事秦谨”,那么就不可能对其他诸侯“信”。“与诸侯信”必然会激怒秦,怎么再“事秦谨”?因为这二者本身就是相互矛盾的。在这对矛盾之间,君王后选择的只能是“事秦谨”。长平之战齐国拒绝向赵国提供粮食即是明证。齐王建毫无治国能力,齐国的整个大权都掌握在相国后胜的手中。后胜非常贪婪,秦国对此了如指掌,便对贪婪的后胜重金行贿。秦国行贿不计成本,不仅对后胜大肆行贿,而且对后胜的门客也大肆行贿。接受了秦国大量金钱的后胜和他的门客们,都劝齐王建不要与秦国开战,不要帮助其他五国(君王后死,后胜相齐,多受秦间金,多使宾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为反间,劝王去从朝秦,不修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攻秦)。齐王建整天处在这批人的包围之中,毫无建树和主见。在投降派的极力怂恿下,齐王建甚至想去朝见秦王。这件事被一位雍门司马知道了,他问齐王建,大家拥立你当齐王,是为了国家社稷呢,还是仅仅为了立王呢?齐王建听后回答,当然是为了江山社稷。这位官员继续发问,既然是为了江山社稷,为什么大王要离开自己的国家而去秦国呢?齐主建听了这句话,立即调转车头返回齐国(齐王将入朝,雍门司马前曰:所为立王者为社稷邪,为王邪王?曰:为社稷。司马曰:为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齐王还车而反)。齐主建虽然在臣子的劝说下未去秦国朝拜秦王,但是,他的国策并没有变,仍然是明哲保身,事奉秦国。即墨大夫听说齐王建听从了雍门司马的劝告,以为国策发生了变化,非常兴奋,立即求见齐王建。他对齐王建说,齐地有数千里之广,雄兵数十万之多,韩、赵、魏虽然已经灭亡,但是,不愿亡国的三晋大夫还有数百人聚集在齐地,如果大王给他们十万军队,他们就可以收复韩、赵、魏三国的故地。楚国虽然亡国,但是,不愿亡国的楚国大夫聚集在齐地的也有数百人,假如大王给他们十万军队,他们也可以收复楚地。如果韩、赵、魏、楚各国纷纷复国,齐国的势力立即可以强大起来,我们齐国就可以灭了秦国。即墨大夫的话显然有夸张的成分,但是,这是一位齐国官员在秦兵压境的情况下不愿亡国的义举。当然,齐王建根本不会听从即墨大夫的这番话。从君王后开始,齐国一直奉行“事秦谨”的国策。“事秦谨”说白了就是不和秦国对抗。比如秦、赵长平之战,赵国向齐国求助,齐国袖手旁观,见死不救。那么,君王后与齐王建为什么要采取这种国策呢?首先是不愿得罪秦国。与齐国“事秦谨”国策相匹配的是秦国的“远交近攻”。范雎入秦之后,秦国开始施行“远交近攻”的策略。齐国和秦国并不搭界,自然成为秦国“远交”之国。“远交”的好处是不受秦国攻击,但是,“远交”的代价是三晋受到的“近攻”。当三晋在秦国的连年蚕食下苦苦挣扎之时,齐国倒是相安无事。但是,表面上的安宁实际上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当三晋灭亡之后,这个代价立刻就显露出来。秦国的“远交”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让齐国不要援助三晋,让秦国放手削弱并灭亡三晋,但是,到三晋真正灭亡之日,齐国末日也就来临了。其次是秦国的金钱战略。齐国“事秦谨”的国策能够执行数十年之久,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秦国的金钱战略。秦国用重金收买权臣后胜和他的门客,这些拿了好处的蛀虫当然主张“事秦谨”。这样,秦国贿赂了齐国权臣,误导了齐王建。秦国用于贿赂的这点金钱和得到一个偌大的齐国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就是这么一点钱却让后胜及其同党出卖了齐国。再次是五国伐齐的误导。公元前284年,五国伐齐,赵国是参与国之一,齐国对此耿耿于怀,而且汲取了教训。五国既然可以联手灭齐,齐国凭什么还管三晋之事?齐王建不懂得,五国伐齐之后,齐国尽管复国,但是实力已大不如前。此时只有赵国以一国之力在抵抗秦国的东进,如果赵国再惨败于秦,秦国就无人可挡了。并非没有人看到这一点,有人向齐王建讲明唇亡齿寒的道理,齐王建为什么还不救赵呢?只能说明齐王建和执政的君王后完全不懂大局。长平之战由手赵国指挥失误,加之军粮严重不足,最终四十五万大军全军覆灭。从此,齐国再也不能安享赵国抗秦所带来的短暂安宁与和平了。齐王建的“事秦谨”政策非常愚蠢。秦国灭了五国之后,兵临齐境,齐王建还幻想当一个五百里地的封君。由于心存幻想,所以,齐王建到死都不愿抵抗。耽于安乐腐败亡国我们可以看到,齐国中期和晚期的国策,对齐国的生存都是不利的。齐国中期,齐愍王滥用武力,给齐国带来了灾难,导致五国伐齐,齐国从此衰落下去。而齐国晚期,执政的君王后和齐主建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完全不用武力,奉行“事秦谨”的国策,眼睁睁地看着别的国家一个个被秦国消灭,自己直接暴露在强秦的铁蹄之下,加速了齐国的灭亡。可以说齐国灭亡的原因之一就是国策失误。那么,齐国灭亡还有其他原因吗?还有一个原因是政治腐败。齐国和三晋不同。三晋独立之后,都谋求改革,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魏文侯的李悝变法,韩国的申不害变法,都是为了图强。三晋改革的原因都非常现实,为了生存。三晋分封为诸侯之后,都处在激烈的争斗之中,韩、赵、魏三家本身就是晋国六卿之中相互斗争的胜出者,而且,韩、赵、魏三国也都没有齐国广袤的国土、优越的自然条件,这些因素促使韩、赵、魏兰国希望通过变法图强获得生存。秦国地处西陲,不受中原诸国重视,只有变法图强,才能东进中原。所以,齐国和秦国也不相同。生存的艰难使七雄之中的韩、赵、魏、秦相继变法,唯独齐国,历花史悠久,地大物博,生存条件的优越使齐国毫无忧患意识。所议,齐国尽管有名相名将,也有雄才大略的君王,但是,没有秦国奖励士兵的军功爵制,不能用制度保障立功者的利益。即使在五国伐齐之后,齐国重新复国,仍然不思进取。君王后和齐王建更是把政治腐败推向极致。后胜专权,受金误国,这样的政治局面怎么可能应对强秦呢?秦王嬴政灭齐是统一战争中的经典战例:不战而屈人之兵。尚有数十万雄兵的齐王建不战而降,使秦王嬴政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统一天下。齐国军事家孙武写过一部著名的兵书《孙子兵法》,该书《谋攻篇》有句名言:“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齐国以自己的灭亡印证了孙武的这两句名言,真是历史莫大的讽刺。本书分别讲述了秦王嬴政统一天下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用一个成语来概括:势如破竹。“秦皇扫六”、“诸侯尽西来”、“六王毕,四海一”的局面终于形成。秦王嬴政统一天下为什么如此顺利迅捷呢?嬴政又是如何洽理这幅员辽阔的统一国家的呢?请看下部。秦兵马俑他们先朝那个白人姑娘开了枪。对剩下的人他们可以从容下手。没必要匆忙离开这里。他们离镇子有十七英里,而那座镇子离别的城镇都有九十英里之遥。在这座女修道院中有的是藏身之处,这一天才刚开始,还有时间。他们一共九个人,比他们奉命要蹂躏或杀掉的女人多一倍,何况他们还随身携带着可满足任何需求的用具:绳索、一个棕榈叶十字架、手铐、催泪瓦斯和墨镜,当然还有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枪支。他们从来没进入过这座女修道院的深处。其中一些人曾把雪佛兰汽车停在前廊附近,摘下一串胡椒,或者走进厨房取一加仑的烤肉调味汁;只有少数几个人看到过厅堂、祈祷室、教室和卧室。现在他们都要去见识见识。而且他们最终会看到那个地下室,并将其肮脏暴露在即将照亮俄克拉荷马天空的光亮之下。与此同时,他们为自己身上的衣着吃了一惊——突然意识到穿着的不合宜。因为在七月的清晨,他们如何猜得到里面会这么冷呢?他们的短袖衫、工装服和花哨上衣吸进寒气,让人觉得像是发烧。那些穿着工作鞋的人,更是因为踩在石面地板上的巨大声响而心慌意乱,而穿波罗-凯兹牌软底帆布鞋的人则踏地无声。还有这组建筑物的宏伟壮观,只有两个系领带的人似乎才配得上在此出入,他们先后想起来,这里在用作女修道院之前,本是一个贪官好大喜功修建的住宅。这座大宅邸淡褐和玫瑰红色调的大理石地面连接着柚木地板。白云母薄片保持着昔日的光泽,而镶嵌了图案的墙壁五十年前就已经剥落并刷上了白色。至于让修女们感到恶心的装修华丽的卫生间里的饰物,已经被优质又平庸的管道和龙头所取代,不过,颇具王公气概的浴缸和水池更换起来太费工本,只好听凭其锈蚀。那个贪官当年乐趣所在之处,现今已被消除痕迹,餐厅被修女们改装成教室,一度用来让阿拉巴霍族(北美印第安人的一支,现居美国怀俄明州和俄克拉荷马州。)的女孩们静坐其中,学会忘掉一切。此时,武装的男人们搜寻着这些房间,房间里流苏花边装饰的篮子飘摇在佛兰芒式枝状大烛台旁边,基督和圣母在葡萄藤花边围绕的壁龛里闪闪发光。圣十字女修道院的修女们凿掉了所有山林水泽女神的雕像,但她们的大理石发卷却仍然缠绕着葡萄叶,戏弄着果实。那伙人不慌不忙地深入到大宅的深处,寒意也随之越来越强烈。他们眼观耳听,警惕着藏身在此的女人的怨怒和发面团的发酵味及黄油气味。他们当中最年轻的那个人回头看着,强迫自己弄清身处的梦境将如何进展。那个被枪击中的女人别别扭扭地躺在石面地板上,向他摆着手指—或许只是看似如此。所以他的梦做得还不坏,只可惜色彩不够鲜明。他以前的梦中从来没有这样的色彩:黝黑突变成大片的红色,然后是浓烈、狂热的黄色,如同一个轻易得手的女人的衣服。领头的男人停下来,举起左手止住身后的一个个侧影。那些人便站住脚步,调整好呼吸,把手中的长短枪支换成随意的握法。领头的男人转过身来,用手势给大家分工:你们两个到那边的厨房;另两个上楼去;其余两个到小教堂。他留下三个人——他自己、他弟弟和那个认为自己正做着梦的人去地下室。他们一言不发、郑重其事、不慌不忙地分头离去了。早些时候,他们砸开女修道院大门之时,此行使命的本质让他们有些晕眩。但他们的目标毕竟是分散的:被赶出大门的人有时会闯回房间。因此现在怨愤的情绪受到了控制。把第一个女人(那个白人)射倒之后,那情绪已经像黄油一样清晰了:表层是仇恨的纯油,底部凝固的是硬心肠。屋外,薄雾齐到腰高。很快雾气就会变成银色,在太阳将露水晒干之前,草叶上闪现的彩虹会低得足以让小孩子做游戏。太阳会照出数英亩须芒草,说不定还会暴露出“女巫”的踪迹。厨房的面积超过了他们每个人出生时的住房,带椽的顶棚很高,里面的架子比爱斯杂货店里的还要多。餐桌差不多有十四英尺长。可以轻易地看出,他们正在追捕的女人全都没有料到会发生突变。厨房的一头立着一满罐牛奶,旁边是四碗碎麦;另一头是切到半截的菜:一堆像是一把绿纸花似的大葱紧挨着亮闪闪的胡萝卜圆片,削过皮还没切的土豆白花花的,精湿鲜脆。灶上炖着没沸的汤。这间厨房有餐馆的灶间那么大,有八个灶眼,巨大钢顶下的一个架子上排列着十几条鼓胀胀的面包。一条凳子翻倒在地。四周没有窗户。一个人示意另一个打开食品间,他自己则向后门走去。后门关着但没有锁。他朝外望去,看到一只老母鸡,他揣测它那肿胀带淤血的鸡屁股准是下过变异的蛋——双黄的、三黄的特大畸形蛋。从外面的鸡窝里传来轻柔的咕咕声;小雏鸡自信地扑腾着翅膀进到院中忽现忽散的雾霭中,它们呆滞的眼睛只盯着早间的食物,无视其他。石阶周围的泥地上不见脚印。那人关上后门,与食品间的同伴会合。他们俩一起察看着积尘的瓦罐和陈年罐头食品:西红柿、青豆、桃子。他们想,日子过得真稀松。八月份已经临近,可这些女人都没有整理过这些瓶瓶罐罐,更别说洗刷了。他把炖汤的火熄掉了。当初他妈妈给他洗澡用的锅都不如这个汤锅大,那在她出生的草泥堆砌的房子里可是个奢侈的享受。他现在住的房子又大又舒服,而这座镇子与他的出生地相比算得上豪华繁荣,其发展之路走了足足五十年。从俄克拉荷马领地上的一座梦幻之城黑文变成了俄克拉荷马州的一座鬼蜮之城黑文;在一八八九年挺身而立的自由人到一九三四年就跪到了地上,到一九四八年干脆在地上爬了。所以他们才来到这座女修道院,确保此事绝不再次发生,使其里里外外没有任何东西腐蚀一座黑人城镇,让它遭此苦难。他知道和听说过的所有的人都曾屈从或融入了白人的城镇;要不,就像在黑文,他们都皱缩到了花格窗里面:房基的外缘由那里长着的青草标出,壁纸在没有玻璃的窗户后面变得像照片底片,校舍被向钟楼长去的老树挤到了一边。一九○五年时的一千居民到一九三四年变成了五百,然后成了两百,后来随着棉花价格暴跌和铁路公司到处铺轨,又减到了八十人。作为一个大家庭生计所需的唯一补助农业津贴,随着每个成婚的儿子分得他那一小份而变成了仅仅是鸡零狗碎的耕作,而那一小份又得给那个儿子的孩子们分成许多份,直到最后,没有出走但拥有小而又小的一份的人只好心怀厌恶地欢迎白人投机者提供的任何条件,因为他们已经迫不及待要离开家园到别处去碰运气了。到这种时刻,无论大城还是小镇——只要是已经建成的就行。但他和另外几个人全都是退伍老兵,有不同的想法。他们热爱原先的黑文——那里的观念和那里的地域——他们怀着并且时时抚育着这样的情愫,从巴丹(菲律宾吕宋岛一省。)到关岛,从硫磺岛到斯图加特,决心从头做起。他触摸着炉灶的抽风罩,对其结构和功能暗羡不已。那尺寸和一度在他家乡中部安置的砖砌大炉灶一样。他们返回美国时,人们已经把那砖灶拆了,把砌灶的砖、炉石和铁件都搬到向西两百四十英里的地方——远离很久很久以前被明智的政府称作“未分配的土地”的古老“小溪部落”。他记得把大炉灶上的铁边重新胶合

                        下!”皇太极这一路除了小打小闹的佯攻外,没有大战可说。真正的主力在西路,西路军岳托率军兵临墙子岭,墙子岭的守将总兵吴国俊在清军杀到之时,正在给监军太监祝寿喝酒,毫无戒备,自然,墙子岭失守。崇祯急调卢象升、杨嗣昌、监军太监高起潜抗击清军,此时卢象升、高起潜和杨嗣昌都是父亲刚去世,处在守孝期,所以卢象升上奏说这样太不吉利,应另选他人,但崇祯意已决,他任命卢象升为兵部尚书,赐尚方宝剑,总督各路军队保卫京师。十月十二日,岳托的西路军已逼近通州,卢象升决定在十月十五日兵分四路夜袭敌营。高起潜与卢象升意见不同,便大说风凉话,“只听说有唐朝李愬雪夜袭蔡州,没听说过有在十五日明月皎洁下偷袭成功的,月光那么亮偷袭得成功吗?奇袭宜少不宜多,兵分四路偷袭还能不泄露消息?”高起潜非但不支持卢象升,反而把一路奇袭的兵马调往他处,最终导致十五日只有三路参与夜袭,被清军击败。卢象升为了避免高起潜掣肘,便提出自己驻守昌平,让高起潜驻守通州,两人分开,崇祯同意了。但不久崇祯又要卢象升前往通州与高起潜合兵一处,卢象升便认为这是杨嗣昌在捣鬼,还让高起潜牵制自己。大敌当前,明军内讧如此,最后的悲惨结局已经只是时间问题了。在此期间卢象升听到了杨嗣昌在与清军秘密议和的传言(传言是假的,但杨嗣昌的确此前曾向崇祯提议与清朝议和),于是他在见到杨嗣昌后就说:“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我卢象升手拿尚方宝剑,倘若我们议和的话,袁崇焕之祸马上就到眼前!纵然我们不怕祸患,难道不念披麻戴孝之身,既不能移孝作忠,奋身报国,那么就是忠孝都做不到,还有何颜面立于天地间?”杨嗣昌听了这话,当即面红耳赤,赌咒发誓,“如果我要是跟鞑子秘密议和的话,将军的尚方宝剑就先拿我开刀!”卢象升:“既不能奔丧,又不能战,尚方宝剑还是应该我用来自裁,怎能强加别人?”杨嗣昌:“您放心,我绝没有秘密议和。”大战在即,内部猜忌如此,卢象升已经做好了为国尽忠的准备,杨嗣昌也做好了继续陷害忠良的准备。十二月十日,卢象升率领天雄军在巨鹿(河北邢台东北)迎敌,他披麻戴孝,对将士们说:“我与大家一起受国恩,就怕不能死得其所,不要怕不能生还!”说罢,率五千将士迎战,清军将卢象升重重包围,卢象升的部队杀的“刃必见血,人必带伤,马必喘汗”(谈迁《国榷》)。激战多时,卢象升所部箭镞用光,部下虎大威劝卢象升突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但卢象升却慷慨激昂地说:“虎将军,今天是我效命之秋也!”随后继续与清军搏杀,卢象升身中四箭和三处刀伤,仍又斩杀了几十个敌人,最终壮烈殉国,年仅三十九岁。他的部下杨陆凯怕他的遗体被清军残害,于是趴在卢象升的遗体上,最后后背中二十四箭而死。卢象升的天雄军全军覆没,仅虎大威突围而出。卢象升满门忠烈,其家族死于国难者一百多人。卢象升诗词也作得很不错,其《前调》一词,壮怀激烈,有岳飞遗风:“搔首问天摩巨阙,平生有恨何时雪?天柱孤危疑欲折,空有舌,悲来独洒忧时血。画角一声天地裂,熊狐蠢动惊魂掣。绝影骄骢看并逐,真捷足,将军应取燕然勒。”值得一提的是,戎马倥偬一词最早就是卢象升发明的,卢象升在《与豫抚某书》说:“戎马倥偬之场,屡荷足下训诲指提。”此乃“戎马倥偬”最早出处。卢象升战死,崇祯调正在中原与李自成、张献忠血战的孙传庭、洪承畴前来勤王,崇祯任命洪承畴为蓟辽总督,孙传庭为保定总督,赐孙传庭尚方宝剑,总督山东、河北军务。西路军只遇到了卢象升的坚强抵抗,多尔衮的东路军则只在河北高阳遇到了抵抗。高阳是孙承宗的老家,祖大寿大凌河失守后,时任蓟辽督师的孙承宗被罢官,于是他告老还乡。然而孙承宗并没有闲下来,而是埋头研究军事。他创造性地创建了以热兵器为主要杀伤手段的十二车营,并撰写了专门论述火器车战战术技术的军事著作《车营百八叩》。书中所论车营,系指拥有火器的战车、步、骑和辎重合编而成的新型营阵,具有较强的火力和较好的火炮运动性能。其编制方法以四车为一乘,四乘为一衡,二衡为一冲,四冲为一营,每营六千余人,车一百二十八辆,骑步合营配各种炮三百五十二门。布阵时,战车在前,步兵、骑兵和权勇(骑营选勇八百人为中权,直属主将,名其兵曰权勇)依次排列于后。火器配置,步兵则鸟枪、佛郎机在前,三眼铳、火箭在后,骑兵也配有三眼铳和火炮。然而孙承宗的军事永远停留在了理论上,明朝此时的国力已不容许这样会耗费大量资金来装备的特种部队。在皇太极刚刚发动第四次南侵时,《武备志》的作者、孙承宗的好友茅元仪劝孙承宗到南方躲躲,孙承宗婉言拒绝了,他说:“我都这一把年纪了,没什么可怕的了,如果能有机会战死疆场,也算是死得其所了。”就这样,在清兵向高阳进攻的时候,孙承宗以七十六岁的高龄,率领全家及高阳民众奋起抵抗,由于兵力相差过于悬殊,高阳城很快就被攻陷了,孙承宗被清兵抓获。多尔衮听说抓到了孙承宗,非常高兴,亲自来劝降,孙承宗严词拒绝,说但求一死。多尔衮无奈,鉴于对其敬重,应允孙承宗可自尽而亡,最后,孙承宗坐在一张椅子上,令两个清兵用白绫将自己勒死,从容而又壮烈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一说投缳而死)。在保卫高阳的战斗中,孙承宗六个儿子、两个侄子,十二个孙子、侄孙殉国,全家老小四十余人遇难。孙承宗不仅是大军事家,而且诗词写得豪迈壮烈。咱们欣赏一下:《水龙吟》:平章三十年来,几人合是真豪杰。甘泉烽火,临淮部曲,骨惊心坼。一老龙钟,九扉鱼钥,单车狐骨。念河山百二,玉镡罢手,都付与,中流楫。快得罴熊就列。更双龙陆离光揭。一朝推榖,万古快瞻,百年殊绝。玄菟新陴,卢龙旧塞,贺兰雄堞。看群公,撑挂乾坤,矢力了,心头血。《沁园春》:匹马东来,掩泪新亭,江山笑予。看诸峰罗列,霜描白发,大嬴环绕,云溅征衣。化鹤应回,凤凰何处,惟有明月依戟枝。凝望眼、叹人民城郭,何是何非。是谁夺却燕支。麟阁云台须有时。问一行直抵,黄龙痛饮,何如合坐,绿野弹碁。独上高楼,风烟欲净,遥见白云随钓矶。天恩远,念玉关人老,曰汝其归。《木兰花幔》:鹤来华柱下城郭,是人民非看,七萃凌霜,六花喷雪,万姓东归向来事。且莫问,但旃裘匝地浣征衣,远戌胡笳正急,连天塞草初肥。搜胸中百万雄师,小试大凌西,喜三箭天山,六赢虎落,百道龙旗。正黄云赤羽两同飞,早是风驰千里,攻月翚重园。三十多年来为内阁首辅者,有几个才是真豪杰?多数是些鼠目寸光的肉食者,尸位素餐,妨功害能,由此搞得大明山河破碎,被满洲人的铁蹄践踏,光怪陆离的朝局之下,究竟谁才是可救世的历史巨人?兴许没有,也兴许我孙承宗的一生事业都会付之东流,但是面对这已经满目疮痍、物是人非的昔日曾经繁华、今日战火兵燹的人民与城郭,我也一定会苦撑残局,强撑病体,我胸中这雄兵百万、战将千员在大凌河西面已经牛刀小试打退过敌军,希冀着像薛仁贵三箭定天山那样最终敉平辽东敌寇,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但遗憾的是,孙承宗一己之力难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清朝人编修的《明史》这样评价他:“以此人的才能,恢复失去的江山,未必容易,但如果信任他,将权力交给他,稳定固守现有的国土,是可以的。”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孙承宗一直活着,清朝是无法得天下的,足见孙承宗在明亡清兴争局中的重要性。攻陷高阳后,多尔衮继续南侵,一路势如破竹,没有遇到任何像样抵抗,他攻陷济南,在济南进行大屠杀,杀人十三万(据《明史纪事本末》)。清军走后,孙传庭上奏请求重新回到中原,以防农民军反叛,但杨嗣昌百般阻挠,使得孙传庭的奏折无法上达,孙传庭被气得耳朵都聋了,于是告假。杨嗣昌借机上奏说孙传庭是装病,崇祯信以为真,大怒,将孙传庭贬为平民后关押。此次南侵,清军西路军与东路军此次南侵共攻陷七十座城池,如入无人之境。至此,在皇太极的打击下,明朝距离崩溃已经不远。中国北方以盛产强悍的民族著称。从侵扰秦汉的匈奴到给南朝造成很大威胁的北魏,从在隋唐之际崛起的突厥到足以左右唐朝生死的回纥,从纵横中原几十年的沙陀到与宋朝争雄的辽国,从屡胜宋朝的西夏到灭亡北宋的金国,从横扫亚欧的蒙古到十八万人横扫中国的清军,北方强大的民族两千年来一直威胁中原王朝的安全。然而华夏民族的力量是伟大的。北匈奴被窦宪打得西迁,南匈奴在五胡仇杀中彻底灭亡,建立北魏的鲜卑族被同化后融入汉族,东突厥被李靖灭掉,西突厥被苏定方灭掉,回纥则成了维吾尔族,成为中华民族一部分,沙陀则荡然无存,辽国也早无昔日辉煌,成了现在的达斡尔族。费正清对于中国北方民族总结如下:一,蛮族一般在政局混乱时入侵中国北方。二,蛮族政权往往得到汉人指点和效忠。三,蛮族骑兵进入中原后就丧失了纵横草原的战斗力。四,大量汉族官吏被任用。五,入侵者往往采用汉人政治制度。六,这些异族往往以其长城外的发祥地为根据地,以此争取不被汉人同化。七,朝廷以下各级政府多为汉胡二元结构,其中除去主管者外多为汉人。八,其他少数民族往往加入政府。九,异族统治者通过武力维护统治,派亲兵防御国都和其他重要地区。十,对中亚各族分而治之。十一,由于汉人多,异族统治者吸取中国文化一些特点。十二,异族或最终被汉族同化,或被赶出中原。游牧民族帝国如风,中原王朝轮番兴替,真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百年皇图霸业,过眼烟云!第十八章烈士与汉奸的一步之遥横扫华北后,皇太极将兵锋对准了大明在辽西仅存的锦州。松锦大战一触即发。此时的明朝已经腐败到了极点:彼(指明朝)文武大小官员,俱是钱买的。文的无谋,武的无勇。管军马者,克军钱;造器械者,减官钱。军士日不聊生,器械不堪实用,兵何心用命?每出征时,反趁勤王,一味抢掠。俗语常云:“鞑子、流贼是梳子,自家兵马胜如篦子。”兵马如此,虽多何益!况太监专权,好财喜谀,赏罚失人心。在事的好官,也作不的事;未任事的好人,又不肯出头。上下里外,通同扯谎,事事俱坏极了。(《张文衡请勿失时机奏》,《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下)在皇太极眼里,是时候对辽西明军发动致命一击了,1640年秋,皇太极率军围锦州,挖壕沟、垒墙做长久围困的架势。1641年蓟辽督师洪承畴率军十三万增援锦州,屯兵锦州南面的松山(辽宁凌河南),他的部下就有日后的一代枭雄吴三桂,参战部队除了洪承畴本部外,还有关宁铁骑一部,总之最能打的他都调来了。考虑到双方的战斗力和兵力,皇太极下令继续围困锦州,不得主动出战,等待敌军进攻。洪承畴采取且战且守的方针,避免过早同清军主力进行野战决战,而是在加强各要点防御力量的同时,以宁远为基地,以松山、杏山为依托,与锦州守军协同,不断向围城清军反击,以消耗、疲惫敌人,而后再相机寻求决战,解锦州之围。清军在镇守锦州的祖大寿外面,洪承畴在清军外面,双方就这样大打没有,小打不停。1641年六月洪承畴突然打破平静,率大军向松山北岗挺进,这个举动大大出乎清军意料,多尔衮没有设防,十万人突然扑过来,被打个措手不及,激战中洪承畴所部“势极壮,用兵亦奇”,多尔衮“大骇”。多尔衮身先士卒,挥舞着马刀与一名明军骑兵搏斗,对方长刀几次险些砍中多尔衮,都被他灵敏地躲过。这时多尔衮的卫兵用马枪向对方肋下刺去,多尔衮也趁势一刀砍在明军骑兵的肩膀上,这名士兵从马上栽了下来。多尔衮趁势发起冲锋,明军渐渐支撑不住,许多人调转马头向松山退去,少数人被清军纠缠住,无法脱身。这时炮声再次响起,明军不顾战场上还有没撤退的自己人,便开始用红夷大炮猛轰,八旗兵被炸得血肉横飞。多尔衮见势不妙,想要撤退,这时一颗红夷大炮的炮弹在他身旁爆炸,强大的气浪使他从马上重重栽下来……多尔衮醒来时已经在清军帐篷中,这次炮火的弹片可能击中了多尔衮的胯下,此后多尔衮终生没有生育能力了。差点被炸死,心有余悸的多尔衮被迫“师退六十里”。战败消息传来,皇太极怒了。一年都没动静,突然有大动作,多年的经验告诉他决战即将到来,于是他立即率军前往松山,他下令满洲、蒙古十五岁以上所有人从军,“空国以往”,与明军决一死战。但此时皇太极突然流鼻血了,得了重病,他的各位弟弟都劝他缓行,皇太极说:“行军打仗贵在神速,朕如果有翅膀能飞的话早就飞到战场了,怎能缓行?”军情紧急,皇太极骑马一边流鼻血一边用碗接着,两天接了几十碗。皇太极赶来了,他指挥若定,对各路兵马说:“朕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敌人听说朕御驾亲征后吓得逃走了!倘上苍保佑,敌军不逃,朕定让你等破敌如纵犬逐兽!”皇太极面对的敌军除了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外都不太能打,而他自己的十二万人战斗力都跟吴三桂差不多。在这种情况下,七月二十八日洪承畴却突然发动攻击,攻占制高点乳峰山,占得先机,洪承畴十分得意,此时他的武官说:“占据高地,固然有利,但我军粮食少,要提防清军抄袭后路。”洪承畴说:“老子扛枪那阵你还玩尿泥呢,这还要你提醒?”(《崇祯实录》卷十四)那么洪承畴在沉寂了一年之后,率大军带着仅能维持三天的粮食,突然挺进,究竟是为什么呢?要知道洪承畴一向用兵谨慎的。究其原因,还是在于明朝同时要对清国和李自成、张献忠农民起义军用兵,财政上捉襟见肘,崇祯让兵部尚书陈新甲赶紧结束在东北的战争,好省钱,陈新甲便不断催洪承畴出战。但洪承畴之所以出战,不仅因为国防部长唠叨,还因为没钱撑下去,不打不行。但洪承畴不愧为名将,他想出了妙计——只带三天干粮出征,赶好了打一棒子,打完就跑,也不怕对手断后路。如果见势不妙,立马就跑,回来还能说是粮食不够了才跑回来,对上面也有交代,真比猴还精。可惜他的对手是皇太极,皇太极看出了门道,就在洪承畴出发第二天,他派兵断了洪承畴的后路。久经沙场的洪承畴自然不会因为被断了后路而手忙脚乱,他退兵十里扎寨,到夜里,令王朴、唐通为第一队,白广恩、王廷臣为第二队,马科、杨国柱为第三队,曹变蛟、吴三桂为第四队,依次进发,自己和邱民仰巡抚守大营。王朴、唐通率军来到清营附近,见清营中有一股杀气,阴森逼人。王朴一向胆小,他说:“我看敌军有备,咱撤吧!”唐通说:“咱们奉命前来,不能撤退。”于是他们对清营发起了进攻,刚冲进去,猛听到一声号炮,子弹和箭镞纷纷飞来,把明军打死一半。王朴急令撤退,没撤几步,多尔衮和多铎两支部队杀出,将明军拦腰截断。唐通、王朴忙夺路而逃,清军紧追不舍,正危急间,白广恩、王廷臣率第二队赶到,等第一队残兵撤走后,与清军厮杀,正酣战间,又杀出一支人马,原来是清军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所部。白广恩见敌军猛增,无心恋战,于是且战且退,清军穷追不舍,幸亏第三队人马赶到,方得走脱。现在该说吴三桂、曹变蛟的第四队人马了,他们出发不久,忽听后面鼓角声起,炮火齐鸣,吴三桂猛回头,问:“莫非清军攻我大营?”话音未落,一个士兵赶来说洪承畴有令,因清军偷袭大营,特调二将军速回。吴三桂忙率军回援,到了大营,只见洪承畴亲自督战,已退回来的唐通、王朴虽奋力抵抗,但仍力不从心,曹变蛟于是一马当先,杀入清军队里,吴三桂也率军攻入,与清军鏖战多时,待第二队、第三

                        到了一边,夫诸则悠然地望着众人,与我相视间眼神还是那样的温和。这就是当日那只夫诸,莫炎随即又是一挥手,夫诸便消失在眼前。我注意到他的手掌上闪过一团隐隐的火光,那种感觉不像是平日常见的火,想来应该是他饲虚一派的某种能力。“丁火勃旺癸水分神,己土兴盛元胎必焚。少昊之子的意思应该是用火分散穷奇的水性,使它吸收的人类土性精气剧涨,以土克水的原理将之化解。”既然形势已定,我便直入主题地提出了自己的分析,“从少昊之子让我观察的方位,穷奇聚集精气元胎的部位应该是在南面它的颈部位置。虽然南为火位,但应该用什么样的火去分散水性我还没有想到。”“莫先生,您是否知道应该怎么去做?”晖儿不失时机地旁敲侧击着,我刚才话语正是想引出莫炎的见解。“你们直接叫我的名字,我不过才四十三,这么称呼显得年纪很大似的。”莫炎摇头道,“穷奇身上的地水是上古水神共工留下的,要想与它对抗的话,只有火神祝融的天火才能办到。”“火神祝融?!”莫炎的话引得我们四人齐声惊呼,这简直是登天之作!这个上古传说中的神袛已距今数千年之久,要想请他老人家出来帮忙只怕大师级的人物出马也未必可行。“莫炎老兄,我说这也太离谱了吧?”林岳第一个按捺不住了,“您别玩玄的啊!火神祝融可不是咱们养家了的宠物,吹个口哨就蹦出来帮忙的。”“你先听清楚,我并没有说过要请神。”莫炎淡淡的答道,林岳的怪话并没有引起他任何的情绪。“莫炎,你的意思是布局?”以局克局,以局降物,莫炎的说法提示了我,“‘祝融焚天局’的布局方法我看过记载资料,但对局中的主柱还不是很能参悟,你是想用这个局吗?”“少昊之子就是坏在多话,给你这个一触即发的弹簧脑子太多的机会。”莫炎尖锐的言语间不无赞许,“说的没错,是‘祝融焚天局’,局中的主柱说透了并不玄妙,只要把他放进去就可以了。”随着话语,莫炎的手指向了一个人,一个正在那里莫名其妙的人。二十、升解林岳指着自己的鼻子连声音都发不出来了,整个脸部表情凝成四个大字——“莫名其妙”。莫炎没有多说什么,双手上下对错地平合于胸前,做了一个拉拔的动作,一股淡淡的火焰凝在了手中。火光闪动中,一只灵巧的白色小猴出现在了他的掌上。莫炎口中嘀咕了几句奇怪的言语,手中的小猴听懂似地点了点头,跳到地下对着众人打量起来。不一会,它眨了眨眼,三蹿两蹦地上了一个人的肩头,抬起前爪指着着那人的脑袋吱哇地叫了几声。“这猴崽子干嘛呢?!”林岳极度不爽地摆下头,小猴则乖巧地立即逃回了莫炎的手中。“金睛白猿,天下异种,其性为风,通晓阴阳,知得古今。”莫炎抚着手中的小猴,悠然道,“王亦凡,你应该知道它的来历和作用,其余的就不必我多说了吧?”这只白色小猴正是上古神兽中的金睛白猿,它与白泽、角瑞同属善类神品中的智囊。白泽对天下虚灵最为熟悉,曾为黄帝作天下神鬼图;角瑞的消息最为灵通,懂得八方语言,一度为五帝纵观天下;而眼前的金睛白猿则最了解阴阳五行,所以曾有“莫笑白猿自修持,尽知藏风得水事。”的说法。“刚才白猿比划了一个上圆下方的木星手势,你们之所以选中林岳,是因为他属木命?”我反问道。“对,简单的说,‘祝融焚天局’需要木命人做主柱,当柴禾。”莫炎干脆地说道。“等等,等等,你们把我当什么了?!没人跟我解释啥的,就这么拿我当干柴去烧那只穷奇了,救命啊~~”林岳在一边号着。“别急,莫炎只是打个比方。”我安慰道,“局中你为主柱,引发祝融真火,继而才能造成焚天的势头。”“引火的柴禾而已,以你那种格相的木命是不会有事的。”莫炎淡淡道,白猿则表情严肃地吱哇了两声表示赞同。晖儿与S在一旁被白猿的样子逗乐了,林岳苦瓜般的脸色转作了无奈,颇有深意地瞪了莫炎一眼,低头默许了这个决定。“先走了,后天午时,城南高尔夫球场会合。”莫炎起身做了个道别的手势走向门口。“呃,你不和我们一起准备布局吗?”我急忙挽留道。“我不懂布局排阵。”莫炎一脸诚恳道,“这个局我是听别人说的。”“不是吧?!”轻描淡写的一句话立即减轻了他之前话语的份量,似乎有点玩笑开过头的感觉了。“信不信由你,至少那老狐狸不敢骗我……”话音未落,莫炎的身影已消失在门外。“王亦凡,这怪人你怎么招惹来的?”S发作道,“神神秘秘的说了几句,变只猴子出来就把林岳当御用柴禾了,到最后还是听来的小道消息。”“亦凡,莫炎的话可信度大吗?”晖儿走到我身边,“让林岳到那个局里做主柱,会不会有危险?”“‘祝融焚天局’的主柱不会有危险,这点可以肯定。”我解释道。“得了,都别多说了,不摆平穷奇大伙都玩儿完。那索性就按莫炎那家伙说的办,反正老凡你布局,我这百十来斤就全交给你了。”林岳打断了问答式的对话,一付慷慨就义的架势。“你小子想死还没那么容易。”我笑着给了林岳一下,两人的眼中尽是会意。……城南高尔夫球场,本市最大的一个豪华娱乐场所,来这里练习的人大多是一些富商权贵,平日里并不很热闹,但眼前的样子似乎过于平静了。今天便是与莫炎约定的日子,我们一行四人提前两小时到达了目的地。驶进球场停车区的时,没有工作人员前来招呼,偌大的球场一片死沉,隐隐间我发现四周弥漫着一种奇怪的感觉。正疑虑间,莫炎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示意我直接将车开进球场,自己则毫不客气地挤进了后座。依照罗盘的指示,我将车停在球场中的一个位置,这里便是布局的正位。“这里怎么死气沉沉的?人都蒸发了?”S跳下车四周张望了一下。“不知道,大概是咱们的莫炎老兄把这里买下来了吧。”林岳帮着我搬出后尾箱里的材料,一边答道。“嘿嘿,是不是你用什么好玩的东西把人都弄没了?”S对着莫炎道,“你养的虚灵很多吧?”“我让魇狸去四处跑了一圈。”莫炎在空气中嗅了嗅,随口道。“身上气味能让人马上进入梦乡的一种虚灵,长得和狸猫差不多。”我看了看身边解释道。“那我们怎么还醒着?”S好奇道。“因为……”我皱着眉头,“它正在我们周围边跑边放屁。”“差不多开始布局吧。”莫炎望了望天上的太阳,打断了对话。飞动的金属圆盘在地上划出了一个偌大的圆圈,圆心正中霍然聚起了一座数米高的尖椎形土堆。莫炎按我的交待不知从哪里弄来了四根粗大的树干,依照方位两根一排地埋在了圆圈的东南、西南两侧。自中心后退七步,我筑起了一个半人高的方形土墩,随着脚下有规律地移动,每相邻七步便出现一个与此相同的土墩,总共七个,排成了一个大大的勺子形状。每个土墩上面各放着一个瓷碗,碗体深深地嵌入土中。一阵翻动,尖椎土堆前沉出了十字排列的五个浅坑,我从一旁的纸箱中拿出五个包裹着的塑料袋,分发给大家,并让他们一人一坑地站好。“现在已经是午时,可以开始了。”扑扑的声响中,五只活杀的公鸡落在了坑里,强烈的阳光照射在鸡血上泛出一阵殷红。一小时后,土坑被掩埋成了五个尖头的小土堆,一切到此暂时告一段落。祝融焚天局,木柱双龙为火神纵横座驾,前有浴血雄鸡呈朱雀拜火,后有土星北斗筑底以腾升火势,正中火星尖屯则固主柱冲发极阳。全局布置完毕后,需要在午时吸收正阳之气,激发浴血雄鸡的朱雀拜火的小局,之后便是等待下一个时刻的来临。“心宿,古人称之为‘大火’,东方青龙之心,木龙火心取之不祥。”莫炎突然冒出一句,一行人等正吃着带来的便当,听到他的言语不由得都愣了一下。“心宿是开局的三火之一,会有什么问题吗?”我咽下口中的食物道。“只是想起别人说的话而已。”莫炎望了望林岳,便不再说话。……沉寂中,时间缓缓地移动着,漫天的星斗终于取代了太阳,闪动着布满了整个天空。“等土墩上的七盏灯全亮,我就把手里的油灯点着,面向正前。”林岳第三次重复了这句话,我点点头无声地拍了下他的肩膀。“别搞气氛,我又不是去死。”他咧嘴一笑,转身站上土堆,做了个OK的手势。土墩上的瓷碗内盛满了煤油,在晖儿和S的移动中粗大的灯芯逐个被点亮了,当最后一个土墩上亮起火光时,林岳的手中的油灯也冒起了一簇火苗。“你去左翼,我管右翼,一会可能不太平,我们俩当回保镖。”莫炎低声对我说道,说话间我们分别在两侧站立,静静地等待着局势的变化。天空中传来某种异动,一颗红色的星星闪烁着奇异的光芒,渐渐地在我眼中聚出一道夺目的细线直射林岳手中的油灯,那火苗猛然灼升半尺,嗤嗤有声地晃动起来。与此同时局前五个土堆的尖头上也耀出红色的光点,在不足一寸的高度上汇作一道红线连向油灯,那半尺高的火苗又是一蹿,足足涨出一尺的高度。整个圈内一片红光冲天而起,在七星土墩间回旋掠过,围绕一周后向着前方疾射去。不多时,耳畔传来一阵低低的嘶吼声,像闷雷似地在胸腹间轰爆开来,我不由一阵气血翻涌,顿时觉得五脏六腑像错了位一般。“天地人三火汇聚,祝融焚天局引起穷奇的反应了。”莫炎翻手燃起一团淡色火焰,甩手抛入空中,那火焰在半空爆裂成一片火花渐渐散开。深吸一口气,我定神望去,半空中隐隐出现一只巨大而狰狞的虎头,那就是穷奇!它摆动着脑袋不停嘶吼,脸上尽是痛苦和愤怒。“它现在很痛苦,也很愤怒。”我说道,“今天之后,它就可以真正解脱了。”“同情心还是放在完事之后再说,现在反击的力量……”莫炎冷冷的话语被一阵寒气打断了,穷奇头下的位置涌来一股黑蓝色的光芒,避开红光迂回地向着局内攻来。“晖儿,你和S守住局后的七星灯,不要让它们灭掉!”七星灯一灭,局内的祝融天火便会四泄,那时穷奇的地水之气直接攻入局中,水火相交之间我们连骨头都不会留下。喊声中,我迅速在圈外聚成一道半围的土墙,将地水之气堪堪抵挡在了外面。晖儿和S低伏着身子,在土墩间注视着七星灯的火苗,不断地拨弄着灯芯防止熄灭。莫炎也不敢怠慢,抬手转身在土墙上布下了一圈一人高的火焰。那淡色的火焰看似很弱,与墙外的地水之气交碰之间却发出了震耳的嗤喳声,大片的白色烟雾在空气中弥漫着,使人仿佛置身于火山蒸汽之间。穷奇又是一阵大吼,局中的红光在吼声中再度暴盛,但地水之气却并未因此而减弱,反倒更为汹涌地漫延起来。土墙的高度节节攀升,几乎将整个局包围了起来,莫炎的火焰则攀附在土墙上防止溢入的地水之气。即便如此,冷热交加的感觉还是变本加历地向我们袭来,尤其是土堆上的林岳,此刻的脸色已是半边赤红半边青紫。“祝融天火的力量不该这么弱!”莫炎的喊声在一片嘈杂中传来。现在的局势完全不利于我们,难道是遗漏了什么?!环视间瞥见七星灯的火苗,那火势不断上窜,竟超过了林岳手中的主柱油灯。难怪祝融天火如此不敌,原来是土盛火败了!脑中一片通明,一转念四周的土墙顿然消失。“穷奇在和我们玩心理战!”我冲莫炎大吼,“撤掉火焰,别让你的灵火掺杂到祝融天火里!”莫炎毫不犹豫地摆手撤回了灵火,静立在那里注视着圈外咆哮扑来的地水之气。局内的红光猛地大闪数次,竟而暗淡了下来。一阵炙热的感觉蓬然而生,红光竟有种半粘稠的感觉,身周流动着的仿佛是火山中的岩浆。祝融天火!这便是成形了的祝融天火,它蠕动着聚成了一团,在局前渐渐形成了一个硕大的鸟形。隐隐的长鸣中,一只朱雀自局中飞起,在它暗红的双翼挥动下,汹涌而至的地水之气全然化作了飘渺的白雾随风飘散。朱雀在空中盘旋了数圈,长鸣一声,猛然挥翅直冲,化作一道暗红的箭镞飞射向庞大的穷奇。一阵嘶吼轰鸣,空中不断地弥漫起团团白雾,其间隐约夹杂着无数黄色光点自空中飘飞散落向城市的各处。“穷奇吸食的精气已经散落出来,它的本体支撑不了很久。”莫炎说话间有些气喘,刚才的水火互搏耗去他不少的气力。“也许我们高兴的太早了……”就在莫炎话语未落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足以打消胜利喜悦的景象——水牛般大小的穷奇正怨毒地在局前注视着我们!莫炎见状下意识地嗅了嗅,立即甩手打出一个火球,那火球奇妙地悬在半空,发出了淡淡的光芒。光芒下,穷奇的身形更为清晰,头部的虎纹已被灼烧出几处斑痕,一对肉翅也不知去向,只留下了两块残缺的根骨支在体外。它甩动了两下蛇尾,口中低低地发出了一阵喉音,眼中的怨毒愈加深了。“你比少昊之子预料的要聪明。”莫炎对着穷奇说道,“竟然可以散去土性精气,保住本魂元胎。”听到话语,穷奇张口怒吼了一声,虎扑一下窜入了局中,它的目标不是莫炎和我,竟然是站立在土堆上摇摇欲坠的林岳!未等我反应过来,莫炎已先一步拦住了穷奇,双手开合间身前多出了四只长着利爪的猪形虚兽,口中如狗一般地吠鸣着扑向穷奇。“土兽狸力!”这四只操土阻水的狸力并不是上前扑抓穷奇,而是环绕奔跑着将它逼住。跑动中,狸力那粗大有力的脚爪不住地刨起泥土,很快便潜入了地底,而穷奇的身周则围起了一道土圈。地面一阵波动,穷奇脚下的泥土突地崩溃出一个大坑,四只狸力自地下跃出,飞速地用脚爪将堆起的泥土填入坑中,它们是要活埋穷奇?!“灵火入地诀!”莫炎左手叠在右手背上,五指交相扣拢,大喝一声击向地面。坑中一阵火光闪动,填平的泥土猛然翻动,火光中泥土的颜色尽数化作金黄。看来莫炎是要用灵火造出的土来震杀水性的穷奇,趁着这个空档,我探视向局后,七星灯处的晖儿和S已躲在了土墩后面,两人所幸无恙。转身来到林岳面前,刚想去扶他,却被脚下的大震弄得险些摔倒。空中爆散下无数泥土,坑中的穷奇不知何时跃上了地面,身后的蛇尾暴长数尺,如铁鞭般扫向四只狸力。莫炎不及召回,只见穷奇几个起落瞬间便将周遭的狸力抽断作数块。我不及细想,迅速在穷奇身边筑起了四道土墙,意念狂催中一个方形的壁垒将穷奇死死地禁锢了起来。莫炎翻手一分,手背贴紧地面,掌心向天,双手食指中指收拢,猛地抬起:“灵火飞天诀!”顿时强光四起,我加力收紧黄土,只听砰地一声大响,壁垒如炸弹般爆裂开来。一阵灰土飞扬后,地面上现出了一个放射形的凹坑,那穷奇早已被炸得不知去向。“总算摆平这家伙了。”S拉着晖儿来到近前,兴高采烈地欢呼道。莫炎和我双双瘫坐在地上,疲惫地对视了一下,眼中充满了对彼此的欣赏和赞许。晖儿在一旁关切地探视着我身上的灼伤,S转身去扶林岳,后者则摇手示意自己没事。就在众人喜悦间,一股阴寒的气息慢慢地在凹坑内聚拢,等我觉察的时候,穷奇竟再度出现在了面前,它的身旁流动着比刚才更为黑蓝的光芒。这家伙是不死之身吗?!疑问中带着懊恼,我站起将晖儿拉向身后,莫炎也机警地翻身跃起,一付如临大敌的架势。“它在聚集地水之气。”莫炎低声道,“没有土性精气的克制,地水之气会更厉害。”“林岳,还得麻烦你撑一会。”我沉声说道,林岳的状况不容乐观,似乎方才的水火相搏中,他被力量的反噬伤了内脏。“死不了~~”身后传来他那玩世不恭的声音,虽然微弱,却十分的坚定。与莫炎交换了一下眼神,我摆手间在穷奇的身周布下了一道飞火印阵,凹陷的泥土上呈现出七道深深的飞火印。莫炎将双手合拢胸前,食指曲绕在中指之上,指端向前缓缓推出:“灵火烈风诀!”一股夹杂着火焰的疾风扑掠向飞火印阵,飞火印爆闪出七道刺眼的光芒,疾风突转着将光芒散布开去,形成了一蓬灼热的烈焰裹住了穷奇。黑蓝光芒仿佛有生命一般地围绕着穷奇的身侧,抵挡着烈焰的侵袭,张合吞吐的气势竟渐渐占了上风。呼地身后传来一阵灼热,回首望

                        斯:《女神西塔拉与孟加拉的天花》,第24及36页。?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311页。在1641年疾疫流行期间,桐乡县(江南嘉兴府)居民十之八九被传染。有些一二十口人的大户,竟无一人幸存。蛆虫爬出户外,邻居不敢下足。陈奇德:《灾荒记实》,引自邓斯坦:《明末流行病初探》,第29页。邻近的湖州府是中国人口最密的地区之一,1640—1642年间,其人口下降了约30%。居密:《地主和农民》,第10、36页;石锦:《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五章,第19页。?阿谢德:《17世纪中国的总危机》,第272页;又见米彻尔·卡蒂尔:《中国明代人口统计资料》;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第162页。有些经济史学家不愿将这种衰退称为“危机”。例如,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分,第5—7、18、33页;辛宝拉:《工业革命前》,第231页。但从人口统计学角度看,17世纪是人口增长的停滞时期。德·夫里斯:《欧洲经济》,第4—6页;布罗代尔:《资本主义和物质生活》,第3页。?居密:《地主和农民》,第20页。又见西岛定生:《支那初期棉业市场的考察》;哈里特·T·泽恩道弗尔:《“新安名族志”和中国绅士阶层的发展,800—1600》,第200—201页。?这一描述出自安徽南部新安江地区歙县的县志。?亨利·马伯乐:《明朝的灭亡》;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64页,及其《16世纪中国明朝的军费》,第85页。?关于明朝初年的行政管理,有这样一段描述:“地方官吏甚至不得进入农村。各乡村都被组织成为自治单位,由‘年高德劭者’负责训导各村的百姓。在财政管理方面,特别注重的是实行账目控制,而非提高土地效力。皇帝的节俭措施就是将政府预算和行政管理费用减少到最低限度。由于供给过程主要是较低层次的横向具体事务,因此无须设置中级后勤机构”。黄仁宇:《16世纪明代的税收与政府的财政》,第44页。?韦庆远:《明代黄册制度》,第206—207页;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44—46页,及其《倪元璐的现实主义》,第417页;梁方仲:《明代粮长制述要》,第38—43页;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与流贼》,第222—223页;佐伯有一:《1601年“织佣之变”的有关诸问题》,第87页;米彻尔·卡蒂尔和皮埃尔、埃蒂安·威尔:《中国人口统计制度》,第160—245页;O.傅兰格:《李贽对16世纪中国民族斗争历史研究的贡献》,第65—66页;苏均炜:《明嘉靖期间倭寇史略》,第124—125页;小山正明:《明末清初的大土地所有》第二部分,第64页;西岛定生:《中国棉业市场》,第131页。1398—1645年间,登记的田亩数量减少了一半。1867年以前,田亩数量从未达到过1398年的水平。约翰·R·沃特:《中华帝国后期的地方官》,第289页。大部分人背井离乡,沦为流民。顺便说一句,其中许多人参加了民间的宗教运动。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与流贼》,第201、216、221、229页。?所以,官吏的俸禄在总体上是不充足的。一个二品官一年的俸银只有152两,主要得靠地方官吏的钱财馈赠为生。在其年收入中,后者可能是前者的10倍。品位较低的官吏未必能得到这种外快,只好走借债之路。一个六品文官的俸银只有35两,也许还不够支付家庭开支。阿谢德:《17世纪中国的总危机》,第3页。?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第76页;何柄棣:《中华帝国中的进身之阶》,第22页。明代的官僚机构相当庞大:有大约10万文武官吏、10万宦官、10万多中央禁军,以及10万以上男性皇族成员。1522年,有近15万闲冗官吏被夺禄除名。王思治、金成基:《从清初的吏治看封建官僚政治》,第136页;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59页。虽然许多下层皇族成员陷入穷困,但上层的亲王仍生活得很好,他们是压在农村经济上的一项沉重负担。仅河南一省就有八大亲王和大量小贵族,他们消耗了从该省北部43个县征收的80万担粮食中的30万担。这等于该省只得到全部田租收入的60%。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179页;R·V·德斯·弗格斯:《中原的起义》,第2页。?宫崎市定:《东洋近世史》,第240—241页;约翰·罗伯逊·沃特:《中国地方行政的理论与实践》,第261—263页;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第113—119页;吕元:《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1644—1660)》,第6页。按每年固定俸银的平均数计算,文官的俸银平均每人10两,武官不到5两,士兵不到2两。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75—276页。?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第12页。?杨联升:《中华帝国时期集体劳作的经济观》,第51—57页;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第112页;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第13页。万历皇帝还允许其亲属占夺大片公私土地。魏斐德:《明清史研究》,第106—107页。?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3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29页。一说宫女多达9000,宦官多达10万,见三田村泰助:《中国的太监》,第53页;又见乌尔里奇·汉斯—理查德·马米兹:《魏忠贤》,第15页;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93页。?三田村泰助:《中国的太监》,第70—71页;普雷斯顿·M·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9—10页;F.W.莫特:《中国专制主义的发展》,第20页。东厂建于1420年,是控制宫廷禁军(锦衣卫)的机构。锦衣卫建于1382年,原是皇帝直接操纵的秘密警察组织。东厂的实际监察工作,由宦官监督下的锦衣卫负责。马米兹:《魏忠贤》,第52—53页;罗伯特·B·克劳福德:《明代的宦官权力》,第128—131页。东厂之外,还有个西厂,是1477年建立的另一个特务机构。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95页。锦衣卫的来源,可以追溯到明太祖于1635年模仿元制建立的一个更早的特务机构,当时,他正在太平地区创建军事政权。罗梅因·戴乐:《卫所制度在元代的起源》,第33页。可能还有由僧人和道士充任的另一个特务组织。弗兰克·芒泽尔:《论明太祖》,第389页。关于秘密警察之发展与专制制度之成长的密切关系,见彼得·格雷纳:《明初到天顺年间的锦衣卫》,第159—167页;莫特:《中国专制主义的发展》,第20—21页。?内廷宦官数量的增加,主要是明初皇帝总想利用亲信宦官去控制外朝的结果。克劳福德:《明代的宦官权力》,第116页;马米兹:《魏忠贤》,第152—153页。许多穷苦的青年男子为求职而将自己阉割。正德年间(1506—1521),朝廷不得不拨出北京南郊的南苑,来安置3500名已经成为宦官,但无具体职位的阉人。1621年,天启帝下令招录3000多名宦官,竟有2万阉人前来申请。三田村泰助:《中国的太监》,第71—72页;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0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25页。有些男青年将自己阉割是为了逃避兵役。克劳福德:《明代的宦官权力》,第125页。?佐伯有一:《织佣之变》,第87页。?从1618年到1639年,共有七次加税,使税率达到了基本财产的1/10左右,即每亩耕地约纳银五钱。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第118—120页;又见万言:《崇祯长编》,第27页。至16世纪末,明政府除每年征收2100万两田税外,还照例征收1000万两由力役转化而来的税银,200万两的垄断盐业收入,和400万两指定交送太仓的其他各种收入。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74—275页。?文秉:《烈皇小志》,第218页。1643年,一位安徽秀才建议印发面值3000万两的纸币,尽管没有相应的白银储备做基础。这位令人绝望的皇帝竟几乎采纳了这个建议,后因商人反对,经营丝绸的店铺也表示宁愿关店也不接受不值钱的纸币,方才作罢。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0—11页。60年前,太仓曾有600万两(22.5万公斤)储备白银,而到1644年,这些白银已被挥霍得所剩无几了。艾维四:《时间与金钱》,第33—35页;魏斐德:《1644年的大顺政权》,第44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绅士与民众》,第22页。?马米兹:《魏忠贤》,第48—50页。?克劳福德:《明代的宦官权力》第115页;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0—11页。关于万历皇帝拒绝接见大臣,即“打击”外朝官僚的原因,见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75—103页。?官僚组织中有一条不证自明的规律,“一个部门之职能的内在不确定性程度越高,其中半正式的交流渠道与信息就越多。”安东尼·唐斯:《官僚政治内幕》,第114页。?马米兹:《魏忠贤》,第155页;邓尔麟:《达官贵人与嘉定大屠杀》,第25页,及其《嘉定忠臣》,第24—28页;查尔斯·O·贺凯:《晚明的东林党运动》。?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第188、199—200页。明朝中晚期,官僚绅士霸占大片土地,使数以百万计的人民背井离乡,沦为流民,其中许多人成了强盗。这些流民在发生旱涝灾荒时总是最先受到打击。1640年河南饥荒期间,米价每斗3000钱,小麦每斗2700钱,流民只得自相食,父食其子,妻食其夫。李洵:《16世纪的中国海盗》,第1—2页;洪焕椿:《论明末农民政权的革命性和封建性》,第71页。?奥崎裕司:《中国乡绅地主的研究》,第34页。?居密:《主人和奴仆》,第63页。?例如,自1636年后,明朝政府完全放弃了襄阳城下被冲垮的汉水堤堰。在钟祥和武昌之间,农民被连年水灾赶出了家园,大片土地变成沼泽和盗贼栖身之地。皮埃尔·艾蒂安·威尔:《中国水利的周期性变动》,第275—276页。?这种国家邮驿系统,始建于明太祖时。最初是由富户提供驿马或船只,由贫户出丁充役。私人可使用该系统,使用权则由官府公开出售。至1624年,那些被指定的倒霉的富户纷纷破产了。驿站中充役的农民早已以此为业,而朝廷裁减邮驿系统后,他们便无以为生了,于是许多人沦为盗贼。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第213—216页;黄仁宇:《倪元璐》,第8页。?郑天挺、孙钺:《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4—7页。在中央及地方官府中,与邮驿有关的职位常常缺而不补。例如,按照制度,六科给事中应设50余员,都察院御史应设百余员,而万历末年,“六科止四人”,“都御史数年空署,督、抚、监、司亦屡缺不补”。赵翼:《廿二史札记》,第731页(第三十五卷)。?斯波义信:《宁波和它的物资供应地》,第422页。?例如,1635年史记言出任山西地方官后,便招募当地壮丁,命一名精通武术的僧人对他们进行训练。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二○九卷,第4页。具有这种独创精神的另一代表人物是徐标。17世纪40年代初,他出任保定巡抚后,用最新军事技术训练了一支7000人的私人武装,用以自卫。戴名世:《保定城守纪略》,第3页。这种由幕府提供兵员组建半私人武装的活动,开始于16世纪中叶。当时,胡宗宪等将领不得不在长江下游和沿海地区以这种方式防御海盗的攻击。梅里尔恩·菲茨帕特里克:《中国东南地区的地方势力与反海盗组织》,第2页。又见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173页;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59页;李洵:《中国海盗》,第5页;孔飞力:《太平天国起义时期地方团练防御系统》,第220页;戴维·哈里森·肖尔:《中国明代最后的朝廷》,第53—55页;威尔斯:《中国沿海》,第219—220页;苏均炜:《明嘉靖期间倭寇史略》,第150页。?刘约瑟:《史可法》,第25页。关于明朝军队残杀无辜人民而非叛军或盗贼的另一例证,见李清:《三垣笔记》中,第2页。?徐鼒:《小腆纪年》第六十四卷,第908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七卷,第59页;万言:《崇祯长编》,第23页。与此同时,明朝大臣史可法公开对徽州绅士们说,朝廷军队与叛军没什么区别。他们在劫掠百姓时同样凶残,都是人民的祸害。史可法:《史忠正公集》第二卷,第17页。?“游动的军事政权”一语,出自贝利。见C.C.贝利:《佛罗伦萨文艺复兴时期的战争与社会》。?《多尔衮摄政日记》,第5页。?保罗·S·罗普:《早期近代中国的异议》,第41页。?中国在顺治时期和康熙初年,为其复苏奠定了基础。对此后文将有论证。经济的复苏实际开始于1682或1683年。韦庆远:《有关清代前期矿业政策的一场大论战》,第3页;彭泽益:《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第9页;又见布罗代尔:《资本主义和物质生活》,第13—14页。欧洲各国的复苏各不相同。德意志各国在惨遭30年战争(1618—1648)的蹂躏之后,大约与中国同时开始复苏。而欧洲较发达地区的复苏则开始得较晚:法国和荷兰开始于17世纪90年代,西班牙和英国开始于18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据皮埃尔·格勃特(PierreGoubet)说,在博韦地区,衰退期从1630年一直延续到1730年。里奇和威尔森:《剑桥欧洲经济史》,第405—406、429页;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分,第245页。关于1710年以后英国统计人口的增长,见E.A.里格里和R.S.斯科菲尔德:《1541—1871年英国人口史》,第162页。?从这种也许目的论色彩过于浓厚的意义上讲,中国战乱后的复苏并未真正解决其整体性的缺陷。如果我们承认欧洲近代早期出现的民族国家的发展模式是进步的,那么,清政府提出的解决方案,正是打算通过与经受了同一场全球性经济、社会大灾难的其他国家所提出的方案背道而驰的另一种方式,使现存社会体制从这场危机中恢复过来。关于规律性的有预兆的危机与适应性变革的关系,见雷内·汤姆:《危机与灾难》,第38页;弗南德·布罗代尔:《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第749—750页。?“洪业”(greatenterprise)一词,描述了一个儒教王朝通过建立和巩固对“天下”的统治,来赢得和保持“天命”的努力。汉语的口语称之为“大事”,书面语称之为“洪业”。?

                      第一章北部边防游骑不听能汉语,将军遂缚作蕃生。配向东南卑湿地,定无存恤空防备。念此吞声仰诉天,若为辛苦度残年。凉原乡井不得见,胡地妻儿虚弃捐。没蕃被囚思汉土,归汉被劫为蕃虏。早知如此悔归来,两地宁如一处苦。缚戎人,戎人之中我苦辛。自古此冤应未有,汉心汉语吐蕃身。白居易:《缚戎人》1368年明朝的建立,与将蒙古人赶出中原及在长城以北实行军屯是密不可分的,明朝从建立之初,直到17世纪灭亡,始终高度重视北部边防。1371年,明太祖曾说,日本、朝鲜和安南只是蚊虫而已,北方夷狄才是最危险的心腹之患。为此,明太祖建立了一支300万人的庞大军队。他们分为三个部分:京卫、上十二卫亲军和地方卫所。

                      明朝的卫所制度

                      卫所

                      地下室里有一间小屋。不,等等,先听我说。我会把那儿收拾一下,布置得漂漂亮亮的。用蜡烛。那儿夏天凉爽黑暗,冬天又暖得像咖啡。我们会有一盏灯,可以互相看见,但没人能看见我们。我们可以尽情大声叫喊,没人听得见。那里面存放着梨和满墙的酒。整瓶的酒都躺着沉睡,每一瓶都有名字,像‘凯歌’、‘梅多克’;还有年头:一九一五,一九二六,如同等着获释的囚犯。就这样吧,”她催促着他,“请来吧。到我的房子里来。”在他考虑的时候,她的脑子里掠过各种计划:把迷迭香塞进枕套,把亚麻布泡在热的香料水里。她告诉他,他们可以用窖藏的葡萄酒来解渴。他满意地低声笑着。她咬着他的嘴唇,回想起来,那是她的一大错误。康瑟蕾塔说到做到,而且还有所丰富。地下室那个房间里有荷兰进口的可点八支蜡烛的枝形烛台照耀,还弥漫着古老的香草气味。多汁的甜梨装满了一个白色大碗。这一切都没能取悦他,因为他从未来过。从未感受过旧亚麻布在肌肤上滑动,也从未从她的头发中摘下香樟细枝。她从填着草的柳条箱里拯救出来并擦得锃亮的酒杯,接收着尘埃,后来到了十一月,就在感恩节前,一只勤劳的蜘蛛搬进杯里住下了。潘妮和克拉丽莎已经洗好头发,坐在炉边,用手指捋顺着头发,好让它干透。她们俩总有一个时不时地凑近炉子,晃着一绺闪亮的黑发烤着。她们轻声唱着被禁止的印第安阿尔贡金民谣,像往常一样看着康瑟蕾塔:她充满激情、精力充沛的日子;她在心烦意乱之中慢慢变得总是咬指甲。她们喜欢她,因为她和她们一样是偷来的,也从心里可怜她。她们把她的举止看作是有关爱的局限和可能、有关禁锢的严肃教诲,从中吸取教训,以平衡她们自己的生活。然而,要优先考虑的是当前的出路。包裹已经打好,计划也安排好了,她们需要的只是钱。“你把钱放在哪儿了,康瑟蕾塔?请告诉我们吧,康瑟蕾塔。星期三他们就要把我们送到教养院去了。只要一点,康瑟蕾塔。在食品间,是吗?唉,那倒是在哪儿?从星期一以来就只有一美元二十美分了。”康瑟蕾塔不理睬她们。“别纠缠我了。”“我们帮助过你,康瑟蕾塔。现在你该帮我们了。这不是偷——我们在这儿工作很努力。行吗?想想我们干得多么卖力吧。”她们的声音像唱歌般柔滑。她们把头发一甩,用处于危险中的姑娘的闪亮眼睛看着她。厨房门上的敲击声并不响亮,但那种私密劲儿是不会弄错的。敲了三下。再没有了。那两个女孩手握着头发僵住了。康瑟蕾塔从椅子上站起身,仿佛是被法官或天使召唤似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既是法官又是天使,呈现出年轻女子的外形,疲惫不堪、气喘吁吁,但身板笔直。“走这一路可不近啊,”她说,“请让我坐下吧。”潘妮和克拉丽莎像烟一般消失了。年轻女子坐到了潘妮腾出的椅子上。“我能为你弄点什么吗?”康瑟蕾塔问。“水,可以吗?”“不要茶?你似乎冻坏了。”“是啊。不过先来点水吧。然后再来茶。”康瑟蕾塔从一个大水罐里倒了水,再弯腰去查看炉火。“那是什么气味?”来者问,“鼠尾草吗?”康瑟蕾塔点点头。那女子用手指捂住嘴。“这气味让你难受吗?”“会过去的。谢谢你。”她慢慢地喝光了那杯水。康瑟蕾塔知道,也许以为知道,但还是问了:“你想要什么呢?”“你的帮助。”她的声音很柔和,但语气不明朗。既不是判断,也不是请求。“我没法帮你。”“要是你愿意就有办法。”“你想要什么样的帮助?”“我不能要这个孩子。”热水从壶嘴溅到托盘上。康瑟蕾塔放下壶,用一条毛巾吸干水。她从未见过这女人——实际上是个不满二十岁的姑娘——但是从她迈进屋里的那一刻起,对于她是什么人就一清二楚。她的周身都是他的气味,或者说,他的周身都是她的气味。他们在一起生活,接触亲密,时间长久,共同吸着福禄考、佳美牌香皂和烟草的气味,醒来时又呼出这些气味。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小孩的气味,食用油的香甜,婴儿爽身粉和素食菜肴的气味。这是一位母亲,却说着不像母亲的残忍的话,那如同叉尖般刺向康瑟蕾塔。她避开了叉尖,但后面的毒素仍以她虽知道却难以想象的程度使她震惊:她在和他的妻子分享他。此时她看到了能够准确代表“分享”这个词的含义的画面。“我没法帮你这个忙!你是怎么了?”“我在两年间有了两个孩子。要是我再有第三个……”“你是来找我的吗?你为什么要找我?”“还能找谁呢?”那女人问道,口气清晰、毫不含糊。毒素在扩展。康瑟蕾塔已经失去了他。完完全全地。永远地。他的妻子也许还不知道,但康瑟蕾塔记得他的面孔。不是当她咬着他的嘴唇的时候,而是当她哼唧着舔掉他嘴唇上的血的时候。他大口吞吸着空气,说:“再也别这样了。”可是他的眼睛先是吃惊,随后是反抗,道出了余下的话,她当时就明白了。三叶草、香樟、柔软的旧亚麻布——谁肯冒险同一个俯身像吃肉似的咬他的女人尝试梨子和一墙的窖藏酒呢?“你走吧。你来这儿不是为的那个。你来是要告诉我,让我看看,你是什么样的人。你还以为,我知道了你情愿要做的事情后就会罢休。哼,我不会的。”“不,他会的。”“你要是这么想,就不该到这儿来。你想看看我是什么样子,我是不是怀孕了。”“听我说。他不能荒废掉他正做的事情。我们俩都不能。我们正在做一些事情。”“你们那个破烂小镇关我什么事?出去。走你的。我还有事要做呢。”她是一路走回家的吗?或者,连那也是一句谎话?她的汽车是不是就停在附近什么地方?要不,她当真是走来的,没人搭载她吗?她是因为这个才流产了吗?她的名字叫索恩,后来和康瑟蕾塔成了挚友。索恩告诉她,她并没有那么想。是她心中的邪恶造成的。她说,是自以为是的傲慢自大。她装出牺牲的样子,并没打算教训她不要对上帝玩弄花招。她作为交易提供的生命,在她的两腿间流成了一摊血水,变成被风吹起的床单。她们俩的友情在过了些时日之后诞生了。而在那女人走后,康瑟蕾塔把一布袋硬币扔给潘妮和克拉丽莎,叫着:“滚开,别让我看见你们!”随着时光变幻和一日三餐的轮换,之后的几天是漫长的哀伤期,康瑟蕾塔在急速燃烧的爱情的碎片中拾拣着。浪漫延伸到破裂点就破裂了,破裂的结果是简单愚蠢的转换。从五体投地膜拜上帝、吸纳关于他的血肉的概念,转向一个活生生的男人。羞耻。无怨的羞耻。康瑟蕾塔手脚并用地爬回到祈祷室(热切地巴望着他能在那里,在昏暗中发出红光)。像妇女们通常做的那样,她匆匆投入自己知道在哪里的那个躯体的怀抱,如同肌肉痉挛一般对其畏缩没有任何感知。没有请求式的祈祷。没有说“主啊,我当不起你到我舍下来”。她只是跪了下去,以一向的幸福感开口说道:“亲爱的主,我没想吃他。我只想回家。”玛丽·玛格纳走进祈祷室,跑到康瑟蕾塔身边,伸出一只手臂搂着她的肩头,说了声“终于”。“你不知道。”康瑟蕾塔说。“我不需要知道,孩子。”“可是他,可是他——”沙,沙,沙。沙,沙,沙,她想说的意思是,他和我一样。“嘘,嘘,嘘。嘘,嘘,嘘,”玛丽·玛格纳说,“别再提他了。”她不一定这么快就同意了,但是当玛丽·玛格纳带她走出祈祷室进入教室时,一道阳光刺伤了她的右眼,宣布她开始有蝙蝠一样的夜视能力,从此她在黑暗中就有了最好的视力。康瑟蕾塔的这种奇能一直被人们称道。玛丽·玛格纳花费了超出支付能力的钱,带大家到米德尔顿去了一趟。除去康瑟蕾塔比较特殊之外,每个人都做了忏悔,出席了弥撒。克拉丽莎和潘妮是一对忏悔的模范,她们催促着去参观一下沿途广告上推介的印第安和西部博物馆,但没有成功。玛丽·伊丽莎白修女说,把忏悔后的时间如此花费掉不是明智之举。乘车返回的长途旅行中,大家都沉默不语,只有翻看弥撒书页的沙沙声和学校最后一位委托人偶尔发出的哼哼声。不久之后,只有母亲和罗伯塔修女留下了。玛丽·伊丽莎白修女在印第安纳接受了一个教职。潘妮和克拉丽莎被带到了东部,后来听说一天夜里在阿肯色州的费耶特维尔,她们俩从长途车上逃跑了。除去寄给康瑟蕾塔的一张汇款单上签着一本故事书里的名字之外,再没听到她们的消息了。三个妇女整个冬天都在等待,后来由于有了退休或“家”的变化,便不再等待了。慈善机构设想的独立,开始让人感到似是一种遗弃。与此同时,她们采取措施维持这处产业,避免出现基金会无法偿还的债务。萨金特·波森同意从她们手中租借土地种植粗玉米和苜蓿。她们自己制作调料汁、果子冻和欧式面包,出售鸡蛋、胡椒、辣味美食和浓汁烤肉调料。她们在一块方纸板上打出广告,钉在褪色的蓝底白字的学校名牌上。在一九五五年,她们的大多数顾客是来往于阿肯色和得克萨斯两州之间的卡车司机。鲁比的居民很少停下来买胡椒以外的东西,因为他们都是烹饪高手,而且自己种植或制作需要的东西。只是在六十年代,日子过得宽裕了,他们才加入卡车司机的行列,把他们口中所说女修道院养的鸡看得比自养的品种优越得多,愿意走上这么一段路程。后来,他们也尝试了一种玉米做的小食品。四十年代栽种的美洲山核桃树苗在一九六○年已经长得粗壮了。女修道院出售山核桃,而在收获季节制作的山核桃馅饼,一贴出广告就销售一空。她们做的大黄馅饼十分可口,在顾客中口碑很好,而以极品胡椒为基础制作的烤肉调料汁更是赢得了美誉。对康瑟蕾塔来说,这样的生活很不错了。由于玛丽·玛格纳多年来都教导她,耐心是第一条生意经,她的生活更是锦上添花。她在安排完坚信礼之后,就会把年轻的康瑟蕾塔带到一边,她们会一起熬咖啡或者默默坐在菜圃边上。她说,上帝的大度在耐心的赏赐中看得最清楚不过了。这样的教喻很好地控制住了康瑟蕾塔,她几乎注意不到她正在失去的东西。最早丢掉的是她的第一语言的基本内容。她不时发现自己说的和想的都处于两者之间,处于第一语言的规则和第二语言的词汇之间的谷地之中。第二件消失的东西是尴尬。最后她失去了忍受光的能力。到玛维斯到来时,罗伯塔已经去了一家小型疗养院,康瑟蕾塔除去照顾玛丽·玛格纳,脑子里已经什么都不想了。但在此之前,在那个穿着系带凉鞋、蓬头垢面的女人在菜圃边大声叫喊之前,在玛丽·玛格纳卧病在床之前,那个躲在一间满是烧成灰的死人的房子后面溪谷的夏天已经过去十年,康瑟蕾塔仍处于一种奉献的境界和不能见光的状态,她被赋予起死回生的才能。那是很抑郁的年月。她虽然苦修苦行,却还没有完全枯萎,还有时间和头脑去考虑日常事务。康瑟蕾塔学会了不用在纸上书写计算来管理一切:她完善了烤肉调料汁,让牧民们趋之若鹜;和小鸡争吵;给可恨的鹅筑窝;还照看菜圃。她和罗伯塔修女一致同意再试着养一头奶牛。康瑟蕾塔站在园中,想不好该把奶牛圈在哪里,这时她的脖颈和发根流出汗来。连她戴的墨镜都蒙上了一层水雾。她摘下墨镜,擦去眼周的汗水。透过那带咸味的汗水,她看到一个身影向她走来。走到近处才看出来,原来是个小个子女人。康瑟蕾塔感到头晕目眩,想扶着一根豆架杆,却没抓住,便瘫倒在地上了。她醒来时已经坐在红木椅中,那小个子女人一边擦着她的前额,嘴里还一边哼唧着。“真幸运啊。”她说,在泡泡糖周围泛起笑容。“我是怎么了?”康瑟蕾塔朝房子看着。“变了,我琢磨。这是你的墨镜,可惜弯了。”她说,她名叫娄恩·杜波列斯;她说,要不是她来买胡椒,谁知道康瑟蕾塔会在菜豆中躺多久呢。康瑟蕾塔感觉自己无力站起来,于是把头靠到椅背上,要些水喝。“噢,噢,”娄恩说,“你已经喝得太多了。你多大岁数了?”“四十九。就快五十了。”“呃,我已经过七十了,我知道我的体格。你照我说的去做,变化就会容易些和短促些。”“你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当然知道。不光是出汗的事。你还有别的感觉,是吧?”“像什么?”“你要是经历过就知道了。”“那是种什么感觉?”“你告诉我吧。有些女人忍受不了。另一些人说,这让她们想到了——唉,你知道的。”“我的喉咙发干。”康瑟蕾塔说。娄恩在她的袋子里掏摸着。“我要给你熬点东西帮帮你。”“不必了。那些修女。我的意思是,她们不会喜欢的。她们不会让你这样走进去,动手鼓捣炉子的。”“噢,这东西很好的。”确实如此。娄恩给了康瑟蕾塔一杯热饮,味道有点像纯盐水。当她向玛丽·玛格纳描述她那阵晕眩和娄恩的偏方时,玛丽笑了,说:“好啊,作为教师,我想的是‘胡扯’;作为女人,我想的是有帮助,有帮助的任何事。但要十分小心。”玛丽·玛格纳放低了声音,“我想她在练习。”娄恩不常来造访,但来的时候就会带来令康瑟蕾塔不安的消息。康瑟蕾塔抱怨说她不信魔法,教会和一切神圣的事物都禁止知晓和练习魔法。娄恩并不咄咄逼人,她只是说:“有时候人们需要得更多。”“绝不,”康瑟蕾塔说,“在我的信念中,信仰就是我需要的一切。”“你需要我们都需要的一切:土地、空气和水。不要把上帝和他的元素分开。他创造了这一切。你总是要把他和他的创造物分开。不要把他的世界搅乱了。”康瑟蕾塔心不在焉地听着。她的好奇是温和的,她的宗教习惯是牢固的。她的安全不牵系于一把笤帚倒下或一只郊狼的粪便。她幸福的增减不在于看到一只畸形的动物。她不幻想和水交谈。她也不相信普通人能够或者应该干涉自然结果。然而,来自丹比的路像锯条一样笔直,一个十几岁的少年第一次在这条路上开车,不仅相信能够蒙着眼睛开,而且相信能够睡着觉开,当初斯考特·摩根就是这样做的。一天黄昏,他曾在女修道院门前的马路上来回开过车。他当年只有十五岁,开的是他最好朋友的父亲的卡车(他叔叔教他驾驶的小迪尔车与之相比,根本算不上什么),车里边,他哥哥伊斯塔睡在车厢里,他的好朋友睡在他旁边。他们偷偷到了红叉河去看黑人竞技表演——这是他们的父亲禁止的,还高高兴兴地喝了福斯塔夫啤酒。斯考特坐在方向盘后面打盹,一次卡车歪出路面,本来可能不会造成严重损坏,可是路侧堆着电线杆,等着电线工一接到命令就立刻竖起来。卡车撞上了那堆电线杆,便飞了起来。朱利·波森和伊斯塔被抛了出去。斯考特则被卡在车里,他黑黑的太阳穴上开了一个红亮的弯弯的口子。娄恩坐在康瑟蕾塔的桌旁,与其说听到不如说感觉到那次事故:朱利和伊斯塔的叫喊声不可能传得这么远。她站起身,紧抓住康瑟蕾塔的胳膊。“来!”“去哪儿?”“我想,就在附近。”她们赶到时,伊斯塔和朱利已经把斯考特从驾驶室里拖了出来,正俯在他毫无知觉的身体上号哭。娄恩转脸对康瑟蕾塔说:“我现在太老了,再也做不成了,可是你能。”“把他抬起来?”“不。钻进他的身体里,把他弄醒。”“钻进去?怎么钻?”“迈步进去。就这样踩上去。帮帮他吧,姑娘!”康瑟蕾塔看着那躯体,毫不犹豫地摘下墨镜,盯着染了他头发的红色细流。她迈步走了进去,看到了他梦想过要穿越的延伸的路,感到了翻车、头痛、胸闷、不想喘气。她还听到像是远处传来的伊斯塔和朱利踢着卡车和悲吟的声音。在那躯体内,她看到针尖似的光点在退去。她提起感觉上像是畏惧的精神,瞪着那光点扩大。越来越大,起初空气能够一点点地吸进来,随后便一股股地冲进来。虽然看着那儿如同被魔鬼刺痛,她还是集中注意力,仿佛那处于险境的肺脏就是她自己的。斯考特睁开眼睛,呻吟着坐起了身。两个女人吩咐没受伤的孩子把他抬回女修道院。他们交换着目光,迟疑着。娄恩叫道:“你们到底是怎么了?

                      镶白旗、镶黄旗、镶蓝旗。八旗每个旗是七千五百人人,共六万人。正黄旗、镶黄旗、正白旗为上三旗,归努尔哈赤直接统率,剩下五个旗由亲王率领。皇太极时将蒙古人和归附自己的汉奸部队编为蒙古八旗和汉八旗(1949年划分民族成分时,汉八旗也被划分在满族人里了)。此时健在的李成梁是努尔哈赤称帝的唯一顾忌,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90岁的李成梁去世,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正月初一,八旗贝勒尊奉努尔哈赤为“奉天覆育列国英明汗”,建国大金,史称后金,年号天命,定都赫图阿拉(辽宁抚顺市新宾)。这一年,努尔哈赤五十八岁。第二章“七大恨”真相称帝后的努尔哈赤半刻都没有停歇,《满洲秘档》记载,努尔哈赤经常夜不能寐:在枕上默思诸贤良忠勇之臣,孰已跻身青云,孰尚辱在泥涂,孰四十无子而无力纳妾,孰壮年丧偶而无力续娶,更念国中家资殷实者有几,而穷饿垂绝之人,何其众多,故每寝兴即以妻妾牛马衣食赐人。想来也是,正因为努尔哈赤天天睡不着觉,他才能两次躲过夜间刺客的暗杀。我晚上也时常睡不着觉,原因就是写这部书,考虑怎样把最真实的清朝历史展现给大家。努尔哈赤称帝后为了防止脱离群众(仅限于女真群众),也开始走群众路线,他下令将自己的宫殿门外种两棵树,百姓有想说的话,就写下来挂在树上,然后由卫兵送到自己手中,自己再看,以便自己时时刻刻了解民情。1583年开始,三十多年的战争努尔哈赤每战必胜,从来没有一次失败,然而他丝毫不敢懈怠,努尔哈赤说:“自古以来身为君主,没有丰衣足食而突然败亡的,如果有,难道不是因为奢侈吗?朕认为人的祸患,不是外来,而是来自自己,所以朕小心翼翼,不敢稍有放纵。王公大臣们应该恪尽职守,方为尽分内之事,若玩忽职守,不知勤奋,只知贪人钱财,吃人粮食,徇私包庇,无恶不作,这样的人就是害朕的大盗,祸朕的厉鬼,朕必奉天命而杀之。有元首才能有股肱,如果没厨子,朕岂不是要亲自烹调?如果没有仆役,朕岂不是要亲自奔走?朕治理国家靠的是群臣辅佐。尔等身受国恩,如果还不知足,仍然贪赃枉法,是获罪于天呀!向来我国征发,所有俘获,虽不是都释放,当杀者杀之,当罪者罪之,然而对无罪之人,也未尝妄加诛戮。”——那么努尔哈赤对无罪之人,真的“未尝妄加诛戮”吗?后面的历史将见分晓。努尔哈赤从不放纵自己,几乎不喝酒(清朝皇帝大多不喜欢喝酒),他曾说:自来未闻饮酒之人于饮中得何物,于饮中增何益。饮酒者与人争斗,以刀伤人,反自害其身者有之,或坠马伤其手足折其颈项而死,或纵酒成疾而死,或扑于道路而失衣帽,或得罪于父母兄弟,或恃酒力而碎坏器皿,消乏其家业者有之。无量者饮之丧身,有德者饮之败德。(《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努尔哈赤还有很多不为人熟知的爱好,他好下棋,有精湛的围棋棋艺,方寸之间演绎着战场的格杀。他还能歌善舞,朝鲜人申忠一的《建州纪程图记》里说,努尔哈赤在接待自己的宴席上曾亲自弹琵琶,耸动身子跳舞。努尔哈赤实在太强大了,一刻未敢懈怠的他在称帝后对剩下的女真各部继续蚕食,收抚了野人女真,至此除叶赫外,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各部,从姥爷王杲被明朝凌迟处死开始,在自己心中埋藏了四十三年的向大明王朝翻脸、为父祖报仇雪恨的梦想终于到了实现的时候,针对如何对待明朝时,努尔哈赤说:“要砍粗壮的大树是不可能一次砍倒的,可以先修去它的枝干,再一斧一斧地砍它的主干,等主干变细时才能把它推倒。”“南京、北京、开封不是一个人的地盘,应该让女真和汉人轮流居住。”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正月,努尔哈赤在对女真内部的新年献词中说:“我意已决,今年必征讨大明国。”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发布七大恨誓师,公然向明朝宣战。七大恨的内容有许多版本,现在大家熟知的是乾隆年间篡改后的《太祖高皇帝实录》的版本,译成白话如下:(一)我的爷爷、父亲没有损害明朝的一草一木,明朝却无端起衅边陲,把他们害死了。(二)明朝虽然挑事,我还想修好,我与明朝立碑,满汉人等不许越过疆界到对方地盘去,敢有越界的就诛杀,有看见越界者而不杀的,那么就将放纵越界者的人治罪,而明军违背盟誓,越界帮助叶赫打我。(三)明朝在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每年越过边界,抢掠我们,我们按照此前的盟誓将越界者诛杀,而明朝却责备我们擅杀,我派使臣纲古里、方吉纳等十人与明朝交涉,可明朝却把他们十人全在边境杀了。(四)明朝越过边境派兵帮助叶赫,使得叶赫把许配给我的女人嫁给了蒙古。(五)柴河、三岔、抚安历代都是我们的地盘,这些田地里的谷子都应该是我们的,但明朝却不让我们收获,把我们女真人从此三地赶出去。(六)叶赫有大罪,获罪于天,明朝却偏袒他,派使臣骂我们,肆行凌辱。(七)当初哈达帮助叶赫部两次来侵略我部,我击败了哈达,俘虏了他们一批人,明朝胁迫我们归还哈达部众。列国之相征伐,顺天心者胜而存,逆天意者败而亡,岂能使战死者复生,被俘者逃还?苍天让明朝皇帝为大国之君,那就是天下共主,为什么唯独跟我国结怨?现在明朝帮助遭天谴的叶赫部,违抗天意,倒置是非,妄为剖断。因为努尔哈赤的原始版七大恨没有流传下来,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最接近原貌的是天聪年间所修《太祖武皇帝实录》的版本,咱们比较一下看看两个版本的差距,这个版本译成白话内容如下:(一)我的祖宗向明朝进贡,忠顺已久,明朝忽于万历年间对我的爷爷和父亲无罪加诛。(二)癸巳年(1593年)南关(哈达)、北关(叶赫)、乌拉和蒙古的几个部落,共九部进攻我们(古勒山之战),明朝因为与自己不相关,于是袖手坐视,还好,我们靠皇天的庇护,击败各部,还乘胜反攻,攻破南关,而明朝却责备我们擅自讨伐,我们很听话,退兵了,后来北关攻南关(1599年叶赫部攻掠哈达部),大肆掳掠,可这时明朝却不管了,我国与北关都是外番,为什么待遇截然不同,明朝这样做怎样怀服各族?(三)我忠于大明,心如金石,恐怕因为我爷爷和我爸被明朝杀害,明朝怀疑我有背叛之心,因此我和辽阳副将吴希汉,宰马牛,祭天地,立碑界铭誓曰“汉人私出境外者杀,女真人私入境内者杀”。可是后来汉人出境外,来到我们的地盘挖人参,因为人参这些山泽之利是我们生存的根本,所以我们向明朝上级屡次禀告,但明朝置若罔闻,于是我们不得已遵循此前立碑盟誓的内容,杀了所有来到我们地盘的汉人。虽然我们是杀汉人了,但我们的做法是在遵守盟誓,不是有意要欺瞒背叛明朝。此时正赶上辽东新巡抚上任,按例我们应该派人祝贺,于是我们就派纲古里、方吉纳等十人来道贺,但明朝上级却把我们去祝贺的人扣押了,说让我们拿这十个人给因越境被杀的汉人偿命。欺压如此,情何以堪?(四)北关(叶赫)与建州是同种,两家发生矛盾,明朝可以公事公办,为何给北关兵马、火器,让他们来打我们?真让我们伤心。(五)北关老女东哥是早年就跟我定亲的,后来他们不愿把这个女人嫁给我了,但犹不敢把此女轻许他人,明朝却帮助北关把这个女人改嫁给蒙古人。像这样的耻辱,谁能甘心忍受?(六)我部二百年来一直在这居住,可是明朝听信北关(叶赫)的谣言,发兵逼我们后退三十里,将我们的房屋烧毁,粮食丢弃,使我部无居无食,人人待毙。(七)我国素来对明朝恭顺,并不曾稍有图谋不轨,可是明朝却派一个叫萧伯芝的人来对我们大作威福,用秽言恶语百般欺辱我们。两相对比,大家看出来点门道没有?第一条没变化,《太祖武皇帝实录》版的第五条就是乾隆版的第四条,其他就差远了。第三条明明是明朝要努尔哈赤拿十个人偿命,到乾隆版就直接成了明朝杀了十个人。天聪年间所修《太祖武皇帝实录》的版本是承认历史上其祖先甚至包括他们自己在内一直是从属于明朝中央政府的,所以有如下言辞:“我忠于大明,心如金石”,“我国素来对明朝恭顺”。而到了乾隆年间的版本,此类言辞全部被删除,清朝将后金政权及其祖上完全描绘成与明朝中国并列的另一个国家,其与中国的关系完全成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抹杀了女真祖上二百年间臣属明朝的事实。而乾隆新版七大恨真是如疯了一样,第二条、第四条、第六条、第七条说白了都是恨叶赫,难怪日后叶赫那拉手中把清国给废了,也是天道好还。七大恨中这四条内容实质是完全重复,完全是意思拆来分去,变换字眼,清政权在篡改历史中所表现出的愚昧疯狂心理,也足令人喷饭。乾隆版七大恨完全是假的,没有辩论价值,那么《太祖武皇帝实录》版呢,努尔哈赤说的都是真的吗?努尔哈赤的七大恨究竟有理还是没理,咱们一条一条看,还历史本来面目。第一条,努尔哈赤的爷爷、爸爸被杀,的确是真的。这一条有理。第二条,这条说的是古勒山之战,努尔哈赤统一了建州女真,实力越发强大,海西女真各部为了遏制其崛起势头,先下手为强,对努尔哈赤发起进攻。叶赫部向努尔哈赤索要土地,努尔哈赤不给后,叶赫部出兵,最后叶赫部联军战败,所以这一仗努尔哈赤占理。至于明朝责备努尔哈赤擅自讨伐,就是血口喷人了,前文已述,李成梁只是让努尔哈赤不要再打了,并无责备他擅自讨伐之意。而明朝后来对于哈达部和叶赫部的混战不插手也是事实,这点努尔哈赤就有些无理取闹了,明朝政府很忙,对于两个部落间的事,只要不闹得太大,大体上按惯例是不插手的,此前插手努尔哈赤与叶赫部的纠纷只是李成梁因自己与努尔哈赤私人关系的善意提醒而已。总之,这一条中,论古勒山之战,努尔哈赤占理,但从本条整个内容来看,努尔哈赤没理。第三条,努尔哈赤和辽阳副将吴希汉所谓的“立碑界铭誓曰‘汉人私出境外者杀;满人私入境内者杀’”,这只是一个地方副将与努尔哈赤的盟誓,从来没有得到中央政府的承认。努尔哈赤本身就是大明正式在编的二品武官,大明的国土什么时候成了他的私人领地,还来个不得越界?普通汉人挖人参都被杀死,还有王法吗?此时努尔哈赤建州女真与明朝中央政府的关系,其实就是吉林省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你在吉林省与辽宁边界设界碑,说辽宁人越过界碑进入吉林的杀,吉林人越过界碑进入辽宁的杀,这不很可笑吗?总之,这一条努尔哈赤没理。第四条,这一条指的是明朝1615年在努尔哈赤因为叶赫部把东哥嫁给蒙古人,要派兵攻打叶赫时援助给叶赫部的兵马与火器。这一条努尔哈赤算是占一半理,因为明朝在这次的确偏向叶赫部了,而之所以说努尔哈赤只占一半理,是因为明朝此前李成梁在的时候,兵马、火器没少给努尔哈赤。只许给你武器,不许给别人武器,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总之,这一条努尔哈赤占一半理。第五条,这条说的跟第四条其实是一件事,都是1615年明朝帮助叶赫部把东哥嫁给蒙古人的事。这一条“犹不敢把此女轻许他人”这句话绝对是瞎扯,前面已详述,东哥在拒绝嫁给努尔哈赤后,先后被许配给哈达部、辉发部、乌拉部和蒙古共5个人。东哥的问题的确是一本烂账,但明朝帮助叶赫部不把东哥嫁给努尔哈赤,也的确不是完全客观公正的。总之,这一条姑且算努尔哈赤占理。第六条,这一条其实就是乾隆版七大恨的第五条,本条真相前文已经叙述,柴河、三岔、抚安什么历代都是你们的地盘,这些土地历代都是哈达部的地盘,明朝通过叶赫部得知真相后令努尔哈赤退兵,完全是正义之举,至于什么“将我们的房屋烧毁,粮食丢弃,使我部无居无食,人人待毙”,则纯属努尔哈赤虚构,在史书中无据,发布七大恨时距离本条事件的发生时间1599年已经二十年了,努尔哈赤觉得大明朝很忙,可能早已忘记此事,便添油加醋绘声绘色地描写了一番。总之,这条努尔哈赤没理。第七条,历史没有其他旁证,存疑。这样逐一分析,这七大恨只有两条努尔哈赤占理,一条占一半理,三条没理,一条存疑,这才是努尔哈赤七大恨的真相。第三章萨尔浒,逆袭之战发布七大恨后,努尔哈赤进军抚顺。明王朝此时虽然已经腐朽,但对努尔哈赤来说仍是庞然大物,他有些不敢下口,担心被明朝这头狮子吞掉。进军抚顺是努尔哈赤用兵三十五年来第一次与明朝正面交锋。多年为臣,一旦为寇,又令他胆怯,数年来他一直明着俯首称臣,暗里伺机窥探,此时征战在即,他却犹豫起来,他感到没有把握。大军出发之日下雨了,这雨加重了努尔哈赤的心理负担,他说:“阴雨之日不便前进,可退兵。”这种不可思议的命令完全不像出自努尔哈赤之口,他是个从未对流血有恐惧的战争强人,生就一副钢筋铁骨,然而这次他的确心虚了。当然努尔哈赤在心虚中不会想到,他起兵与明朝分庭抗礼,正式宣布未来的清朝成为独立政权的地方——抚顺,竟在三百三十二年后成为他的第十代孙溥仪作为战犯被关押的地方,清朝兴起的地方就是清朝末代皇帝被关押的地方,历史惊人的巧合,清朝以抚顺始,以抚顺终。清朝是个巧合很多的王朝,除此之外,清朝总共有两个摄政王,一个是多尔衮,一个是载沣,多尔衮时顺治入关,载沣时溥仪退位,清朝可谓以摄政王始,以摄政王终。清朝入关时是一个叫洪承畴的福建人带路,溥仪1931年出关去建立所谓的“满洲国”时是一个叫郑孝胥的福建人带路,清朝可谓以福建人始,以福建人终。不说这些了,言归正传,努尔哈赤纠结之时,其子代善说:“我军既已进入明朝境内,马上退回,是要与明朝重修旧好吗?我大军既已征讨明朝,岂能退回?何况下雨又有何妨?正好可以麻痹敌人呀!”代善的话打动了努尔哈赤,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七大恨已经发出去,就已经把自己的退路断了,自己与明朝已经是你死我活的关系了,于是努尔哈赤开始行动了,他向遏制后金的两支犄角——抚顺和清河举刀砍去。努尔哈赤率军来到距抚顺二十里之地,范仲淹的后代范文程来投奔他,并献计以书信劝降抚顺守军,被努尔哈赤采纳。劝降书写道:“明朝发兵疆外,帮助叶赫部与我打斗,我现在兴师而来。你不过抚顺一游击之将,纵敢与我战,必不能胜。听闻你平素以才智自称,应该识时务。我国现正广揽人才,如果你投降,定当与我国一等大臣并列,结为婚姻,多加恩养。如你不降,最后一定身中万箭而死,死又何益?如果你降,我大兵绝不入城惊扰。如果不降,我军入城后,男女老弱一个不剩!千万别以为朕(已经以皇帝自居)是虚喝高声吓唬你!”抚顺守将李永芳在看见劝降书后,压根儿没当回事儿。四月十四日努尔哈赤派女真人假扮商人混进城内。当夜皇太极率五千精兵抵达抚顺城下,吹起了胡笳,凄厉的胡笳声在城内外回荡。这是向城内女真人发出的暗号。突然城内烧起了熊熊大火,皇太极率军架云梯攻城,里应外合,李永芳当即投降。李永芳是明朝第一个投降后金的将领,其父给他起名时本想让他永远流芳百世,不曾想他却成为遗臭万年之人。抚顺失陷后,广宁总兵张承荫率军来收复抚顺。努尔哈赤问李永芳:“张承荫这人怎么样呀?”“是员勇将。”“既是勇将,想必不会投降,不如先发制人。”于是派兵迎敌,张承荫所部也是不弱,两军从中午打到傍晚。忽然一阵大风从西北吹来猛扑明军,明军支撑不住,随后风越刮越大,把明军的旗子卷走了。后金军顺风如泰山压卵般扑向明军,张承荫忙率兵撤退。忽然侧面闪出一将,大呼:“多铎在此,敌将还不快下马投降?”多铎是努尔哈赤的第十五个儿子,原来努尔哈赤见无法取胜便让多铎从侧翼迂回。张承荫腹背受敌,无心恋战

                      不起,洋务运动始终只能学到别人的浮表和过时的末技,这就根本谈不上中兴之路了。因此,晚清的中兴之举,只能给未来播下一些种子,要想国家富强,只能化为了一场梦。晚清中兴的失败留给后人的教训是:永远不要让软弱派主政,软弱派只能使强国变弱,使弱国灭亡,依靠他们来变革图强,无异于缘木求鱼。值得回味的是,软弱派在主观上也是希望国家富强的,所以才会掀起一场洋务运动,实践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有道是,吃一堑长一智。这些中兴的大臣,皆是智慧之士,看到此“软弱姿态”无效了,为什么不改变方略?难道这是一种性格使然?政治上的软弱性是由一种人格的软弱性决定的吗?但他们对农民起义,又为什么那么残酷强硬呢?是什么决定了他们对外政治上永远的软弱性?第十八章百日维新始末甲午战争北洋海军的全军覆灭及《马关条约》的签订,举国震惊,它标志着洋务运动救国的彻底失败。在全国上下的群情激愤中,预示着将有一场新的风暴来临。一、戊戌变法《马关条约》签订以后,立刻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全国人民奋起反对,痛骂李鸿章的卖国行为。此时,正是全国举子在北京会试的时候,康有为、梁启超两人一起写了份长达一万四千字的《上皇帝书》,参加会试的各省一千多名举人都签了名,然后集合起来,到都察院门前请愿,求都察院向皇上转达他们的意见。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公车上书”。这次“公车上书”,虽然皇帝没有看到,但影响极大,康有为、梁启超成了维新派的领袖。“公车上书”的第二天,会试发榜,康有为考中了进士,清廷授予工部主事,但并没有影响他的维新思想。不久,康有为又用进士名义,第三次给光绪帝上书,这一次,光绪看到了,他读后非常赞赏康有为的主张。一个月后,康有为又写了《上皇帝第四书》呈了上去。康有为这些“上书”,光绪的教师翁同龢都读过,觉得说得在理,并积极向光绪推荐。光绪读后,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他的心被炽烈的火焰所燃烧,他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光绪亲政六年来,耳闻目睹的内政外交,皆是一本失败的记录,他从康有为的文章中,看到了振兴大清王朝的一线希望,为保大清社稷,非实行新政不可,但这必须征得慈禧的同意。光绪决心向慈禧摊牌了。他来到乐寿堂,向慈禧跪地请安后,将公车上书的内容大致说了一遍,然后陈述了自己酝酿巳久的新政方案,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慈禧并未训斥,也未阻挠。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1898年六月十一日),由军机处颁布了诏定国事的圣训,向中外宣示。光绪在圣谕中说:“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主大小堂,皆经一再审定,筹之至熟,妥议施行。准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从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朕……明白宣示,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至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授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将此通谕知之。”四月二十七日,光绪在颐和园召见康有为,听了不少有关改革方面的意见,其变法的要点就是“富国”、“养民”、“散民”之法,实行“议郎制”,开设十二局。一言以蔽之,就是实行君主立宪制,发展资本主义。光绪很高兴,授康有为暂时为总理衙门章京(主持文书工作),任梁启超为大学堂主事,维新派的骨干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被任命为军机章京,参与批阅奏折、起草上谕的工作。同时,李鸿章、敬信给因筹办新政不力而被撤出总署。于是,维新变法大张旗鼓地开展了起来。因这一年是农历戊戌年,故史称“戊戌变法”。二、袁世凯叛变变法刚开始时,慈禧并不反对,她对光绪说:“变法也是要紧的,但勿违祖制,勿损满洲权势,方准施行。”但随着变法的进行,触动了一些守旧派的利益,于是反对之声四起。御史文悌就在木箱中投入不少弹劾光绪帝“倒行逆施”的记录文字。不久又索性上了一个奏折,严参维新人物康有为等。光绪阅过奏章,怒不可遏,将其革职。皇帝的态度对守旧大臣是当头一棒,他们觉得在皇上那里是无法行通,便转向慈禧那里下工夫,他们私下串联,唆使文悌到天津,向慈禧的心腹直隶总督荣禄诉苦。荣禄也十分明白,一旦维新派羽翼丰满,光绪掌握实权,自己的下场也将是一个未知数。他先通过文悌散布“皇上病重”的谣言,又串通李莲英唆使太监到酒楼哄传“皇上与维新派阴谋加害慈禧太后”的谣言等等,这些谣言很快传到了慈禧耳中。看到火候已到,顽固派代表人物荣禄,就开始频频出现在颐和园,向慈禧报告新政的流弊以及众大臣的意见。慈禧太后听完气得脸色发青,半天不说话,心想:“看来这个皇帝是不能让他当了。”过了几天,光绪到颐和园去见慈禧,慈禧铁着脸对他说:“你实行法政,我不管,可你要随便裁用大臣,任用那些维新派小人不行。”光绪帝说:“不变法不能救国,不把把守旧无能的大臣罢免,任用有为之士,就不能变法。请太后理解我的心情。”慈禧冷笑说:“你倒该想想,你的皇位还要不要了!”光绪一走,慈禧就同荣禄密计乘天津阅兵之机进行兵变,实行废立,而表面上却装出一副“颐养天年”的样子,假作脱离了朝政。但这个密计被梁启超的内党得知并告知了维新派。光绪同康、梁等人反复研究后,决定利用手握兵权的袁世凯除掉荣禄,从而打乱“天津阅兵”的计划。这袁世凯是个怎样的人物呢?袁世凯祖籍河南项城,他少年虽有学,却没有取得什么功名,平时喜欢使枪弄棒,与一帮浮浪子弟结交,恶少之名远近皆知。学业上已没有了指望,但他认为凭军功可以飞黄腾达,是做人上人的捷径,于是便投奔嗣父袁保中同寅弟兄吴长庆处。吴长庆时为山东提督,不久,袁世凯随军赴朝鲜,其时李鸿章是淮军和北洋海军的创建者,大学士兼直隶总督,位高权重。袁世凯察言观色,发现李鸿章不喜欢吴长庆,于是就在李鸿章面前说吴长庆的坏话。不久,李鸿章果然将兵权从吴长庆手中削去一半交给了袁世凯,结果吴长庆郁愤而死。而后,年方二十六岁的袁世凯在李鸿章的保奏下升为三品道员。中日甲午战争时,袁世凯见李鸿章年近七旬,利用价值已不大,于是故伎重演。他将自己在朝鲜办理军务、外交的情况以及同李鸿章的来往电报,汇编成一本小册子,含沙射影地攻击李鸿章,分送给王公大臣。他知道荣禄与李鸿章有芥蒂,就频频出入荣府,一有机会就说李鸿章的坏话,荣禄很快将他收为心腹。就是这个见利忘义、善于投机钻营、反复无常的势利小人,却被维新派看中了。一天,光绪召见袁世凯,作了一番抚慰后,任命他为侍郎候补。袁世凯返回法华寺,兴奋得连饮数杯,蒙胧中听见一阵响声,袁世凯忙命护从去打探,只见三个背剑的陌生人前来造访,口称:“要见尉帅。”护从阻止不住,三人大步登堂入室,袁世凯不禁吓了一跳,来者中一位高个子见袁世凯神色不定,急忙拱手一揖道:“我乃军机处章京谭嗣同,这两位乃是我的朋友大刀王五、通臂猿胡七,下官此来别无他意,谨向尉帅高升致以恭贺之意!”这时,袁世凯才松了口气。谭嗣同是维新派代表人物,又是在皇上面前红得发紫的人,袁世凯自然心中有数,至于王五、胡七乃京师大侠,尽人皆知。他连忙客套说:“鄙人才疏学浅,有幸升迁,还望大人关照。”谭嗣同审视了一番袁世凯,试探着问:“你对皇上的印象如何?”善于见风使舵的袁世凯马上顺水推舟地说:“鄙人曾在海外任职,同洋人打过不少交道,深知圣上非用康南海变法之术,中国绝无中兴之望。我之所以参加强学会,也是为了能够积极投身到变法中去。”谭嗣同见状,就索性告诉袁世凯天津阅兵是个阴谋,慈禧和荣禄要加害皇上。一边说,一边从怀中掏出一幅黄锻密旨和一支小令箭,令袁接旨。袁世凯跪地双手接过,迅速浏览了一下圣旨,原来皇上命令他回天津铲除荣禄,夺过兵权,带兵赴京勤王。他极为惊骇,半晌无语,愣愣地跪在那里,像一段呆木桩。“尉帅请起!”袁世凯这才如梦方醒,颤巍巍地站起身。谭嗣同接着又讲了太后和荣禄的密谋,最后说:“现在皇上大难临头,只有你能救皇上。”谭嗣同盯着袁世凯又说:“眼下皇上有难,正需臣子报效,你办了这件大事,可升为直隶总督。如若不然尉帅可到颐和园去告发,这个功也不小,这全凭尉帅裁处了。”袁世凯抖动着两撇小胡子,显出无比激动的样子,正色说:“大人将袁某看成什么人了!请你转告皇上,放心就是。皇上对我恩重如山,我袁某虽肝脑涂地,无以报效!荣禄逆贼,我杀他岂不和宰一条狗一样容易吗?”谭嗣同仍不放心地说:“此事关系重大,万万不可大意。”“老弟放心,袁某明白,明日即回天津布置。”袁世凯一脸庄重诚恳的样子。谭嗣同走后,袁世凯权衡利弊,最后去见荣禄,将谭嗣同的密访一字不漏地报告给了荣禄,还将密旨和小令箭一起交给荣禄。荣禄见了这些,大吃一连夜去见了慈禧。三、戊戌政变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1898年九月二十一日)凌晨,光绪帝正在睡梦中,御前太监王商唤醒了他:“万岁爷,太后老佛爷回宫了!”光绪一听,脑袋顿时“嗡”的一声,神色为之一变。因为按惯例,每年端午节到万寿节这一段初夏到中秋之际,慈禧一向住在颐和园中消暑,此时尚早,她突然回宫,其中必有缘故。王商又低声说:“万岁爷,听说老佛爷的气色不大好……”光绪两只大眼睛转了转,皱了一下眉头,不禁满腹狐疑:难道袁世凯那里出了什么岔子?他定神吩咐道:“叫过珍妃,跪迎老佛爷!”光绪和珍妃来到慈禧跟前,跪拜说:“亲爸爸,孩儿给您请安。”慈禧瞪视着光绪,手指着他道:“哼,在你眼里,还有我这个亲爸爸吗?”亲爸爸,是满族人对姑母的一种尊敬而又亲切的称呼。光绪四岁进宫时,慈禧就命乳娘、太监教小载湉称她“亲爸爸”。光绪支吾道:“连日政务繁忙,不曾到颐和园去给亲爸爸请安,实是孩儿的不是。”慈禧挖苦道:“我知道你很忙,一会儿部署斩杀荣禄,一会儿部署兵力包围颐和园,如此军国大事,岂能不忙!”光绪不听犹可,一听脑袋“嗡”的一下,几乎昏倒在地。他知道机密已经泄漏。半晌,才讷讷地说:“亲爸爸言重了,孩儿岂敢?孩儿因不愿大清倾覆,不愿做亡国之君,才效法日本明治维新,以求中兴大清太平盛世。而那些老耄们极力阻烧,孩儿不得不杀一儆百……”没等光绪说完,满脸铁青的慈禧用手猛拍了一下御案,叫道:“杀一儆百,你不是杀到我头上来了吗?你好大的胆!你本是旁支侧出,四岁时是我把你抱进宫来,二十多年,我替你成婚,让你亲政,可如今你长大了,你却报答得好啊,你听信小人的话要杀我这老耄,天理良心何在?你从小就读过圣贤书,知道‘子不违父命’的道理,如今你贵为天子,我倒要问你这做儿子的要杀父母,该当何罪?你这忘恩负义的东西。”慈禧说着,不禁有些哽咽了,一双老眼溢满了泪水。光绪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亲爸爸,孩儿绝不是此意,莫听小人谗言。”“那谕旨和令箭也是小人谗言吗?”光绪已经解释过了,不想再说话。慈禧说:“可惜啊,可惜,你辜负了我这份心哪,你口口声声大清江山,可是大清江山就要断送在你手里了,你这个不孝——”慈禧想说“逆子”二字,但对皇上说“逆子”有些不妥,就咽了冋去,接着又说:“你也不想想,今天没了我,明天还能有你吗?你根本不配做皇上,我一定废黜你,另立明君!”这天上午,王公大臣们集聚在乾清宫,慈禧在御座上正襟危坐,荣禄、李鸿章、庆亲王、端郡王等都跪在案前。慈禧开门见山地说:“近年来我归政以后,不料皇上听信康逆妖言,闹得举国上下乌烟瘴气,坏了大清的体统,皇上既然已经辜负祖宗寄托,已不堪为帝,我意应当废黜,众卿以为如何?”群臣面面相觑,半晌不敢出声。荣禄因听到一些风声,知道洋人对光绪新政颇有好感,都支持他变法,如果真的废了光绪帝,国内、国际皆会有人反对,于是壮着胆子说:“废立恐引起国际干涉,臣以为暂缓为妥,臣等再请老佛爷训政。”其实,谁当皇帝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慈禧重新垂帘听政,这样大权在握,一切都好办了。荣禄提出此议,既合慈禧之意,又省去了不少麻烦。慈禧又问群臣:“众爱卿以为如何?”荣禄乃慈禧第一心腹,谁还敢有异议,遂纷纷说:“制台大人所言甚妥,我们请老佛爷重新训政。”“只有太后重新训政,大清才有希望。”于是当天下午,荣禄命军机处拟旨,以帝诏布告天下,略称:朕躬疾脞,再请慈禧皇太后亲政;由即日起,在便殿设朝办事。钦此。第二天一早,光绪被软禁到了瀛台。他站在涵元殿,望着茫茫的西苑湖秋水,仰天叹道:“吾不如汉献帝也!”这样,戊戌变法失败了,从宣布变法到变法失败,前后只有一百零三天,于是人们又称之为“百日维新”。慈禧重新走上前台的头一道懿旨,就是下令缉拿康有为、谭嗣同等维新派人物。光绪在风声鹤唳的时候,并没有忘记与他休戚与共的维新派。他在去瀛台之前,曾下了一道密旨,令康有为等逃匿。康有为接到密旨,知道不妙,立即乘火车前往天津,又从天津搭一艘英商太古公司的“重庆”轮船去上海,在英国领事白利南的保护下,从上海乘快艇去了香港。梁启超接到密旨后急赴日本大使馆避难,后来在日本人保护下伺机逃到了日本横滨。谭嗣同知道政变消息后,一面深悔自己认错了袁世凯而误了皇上的大事,一面暗自打定主意,国难当头,以死来唤醒国人。大刀王五和通臂猿胡七无论怎么劝,均告无效,最后谭嗣同慷慨赴死,他在狱中用炭写了首诗表达自己的壮志:望门报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1898年九月二十八日,清政府杀害了谭嗣同和另外五个被捕的人: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康广仁。后来,人们称他们为“戊戌六君子”。【点评】戊戌变法的失败,把人们依靠朝廷本身的改革来强国的最后一丝梦想也给破灭了。戊戌政变,清朝皇室自相残杀,错过了变革维新的机会,丧失了选择发展道路的机会。清廷拒绝维新,终遭灭顶之灾。而对于改革家来说,空有政治理想而没有适宜的手段和谋略,政治理想就会落空,就会被玩弄权术的反动势力击败。第十九章严复和《天演论》在戊戌变法兴起的同时,另一位重要人物以他对西学的研究成果,影响了康有为等维新派,这个人就是严复。严复,字几道,福建候官县人。父亲是一个普通的乡村医生,他十四岁那年,父亲积劳成疾,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严复的父亲对他的教育十分重视,使他自小就养成良好习惯。由于他天资聪颖又勤奋刻苦,就在他父亲去世那年的冬天,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福州船政学堂。这是一所海军学校,附属于福州船厂,是左宗棠督闽浙时创办的。严复在这所学校的五年间,除了学习英文和驾驶船舶技术外,还学习了数学、力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等课程。1872年秋,严复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被分配到军舰上实习和工作了五年。由于他工作勤奋,又被选派到英国去留学。在1877—1879年英国留学期间,严复除了学习专业知识外,对英国的社会也进行了一番考察。课余时间,他都用来学习和研究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和政治学著作。两年后,严复回国,在福州船政学堂做教员。第二年被李鸿章聘到天津担任北洋水师学堂的教务长,十年之后又任该校校长,严复在这所学堂工作了二十年,直到19

                      ”他们俩因为斯考特活了过来而松了口气,不过,他们说,别,女士,杜波列斯小姐,我们得回家。“咱们看看车子是否还能用。”伊斯塔说。他们把卡车扶好,发现还能开。娄恩和他们走了,剩下康瑟蕾塔对她刚才的作为既兴奋又惭愧。这就是练习了。几个星期之后,娄恩又来了,让她对那男孩死而复生的事放宽心。“你有天赋。我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一点。”康瑟蕾塔撇了撇嘴,在胸前画着十字,喃喃默诵着“圣母玛利亚,发发慈悲吧”。那种兴奋劲儿不见了,那件事似乎让她恶心。像是魔法。像是巫术。她有一种受辱的感觉要向玛丽·玛格纳、耶稣或圣母玛利亚诉说。她不知道她当时在做些什么,她是受到咒语的驱使。娄恩用了咒语,要她那么做。“别犯傻了。上帝不会犯错误的。现在要是鄙弃他的馈赠,那就是错误了。你难道说是他犯傻吗?”“你的话我一点都不懂。”康瑟蕾塔对她说。“你懂。用你的脑子好好想想,运用上帝赋予你的脑子。”“我想他要我别理你。”“傻瓜。”娄恩说。她提起她的袋子,沿车道走去,在太阳地里等着搭车。这时,索恩来了,说道:“娄恩·杜波列斯告诉了我你做的事。我来对你表示衷心的感谢。”在康瑟蕾塔的眼里,她的样子没变,只是一九五四年时由于悲痛而黏在一起的长发如今剪短了。她把提着的篮子放到桌上。“我会永远为你祈福的。”康瑟蕾塔掀起餐巾,圆圆的白糖小糕饼在蜡纸隔层中码放着。“母亲会喜欢在喝茶的时候吃这个的。”她说,随后抬头看着索恩,“和咖啡一起吃也挺好的。”“我想喝杯咖啡。太想喝了。”康瑟蕾塔把白糖小糕饼放在一个大盘子里。“娄恩以为——”“我不管那个。你把他还给我了。”一只雄鹅在院子里高叫,把鹅群从眼前赶散了。“我本来不知道他是你儿子。”“这我知道。”“我当时不由自主地做了。我的意思是,不是由我控制的。可以这么说。”“这我也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他觉得他自己救了自己。”“他大概是对的。”“也许吧。”“你怎么看呢?”“有我们俩是他的福分。”康瑟蕾塔从篮子里抖掉碎渣,把餐巾叠得整整齐齐的,放进里面。后来连续许多年,那只篮子都来来回回地带着东西。“迈步进去”除了对玛丽·玛格纳,别无用处。根本就派不上用场。康瑟蕾塔本来是忍受不了光线接近自己的眼睛的,但是当母亲病倒时,她为了她而强忍着。起初,她因悉心照料却收效甚微而惊慌失措,便试了一下——反正看来没办法缓解她的病痛了——后来于无奈之中愤愤然地采取了孤注一掷的态度。迈步进去找到那针眼般的光线。操纵它,扩大它,加强它。让她一点点地康复,甚至能够起身。那种“迈步进去”十分强烈,玛丽·玛格纳的生命像灯似的闪烁着,直到在康瑟蕾塔的怀里咽下最后一口气。如此说来,她是实践过了。尽管是为了她爱戴的女人,她深知这是要遭谴的。玛丽·玛格纳若是知晓她的生命是靠邪法来延长的,一定会厌恶又气愤地回避这种治疗。最终进入天堂的祝福也会被应该更清楚这件事的人有意地推迟。因此康瑟蕾塔始终没告诉她。然而,无论多么矛盾,这种天赋并没有消失。她虽然感到困扰,把骄傲的罪孽与巫术联系起来,但还是渐渐地在某种意义上认可了,当然她还要劝告自己不要亵渎他或将自己的灵魂置于危险境地。这是个语言的问题。娄恩管它叫“迈步进去”,康瑟蕾塔则称之为“进去看”。因此这种天赋就叫作“内视”。这是上帝赋予想开拓这种本领的人的自由。这事有点离经叛道,但解决了她本人和娄恩间的争论,使她有可能接受娄恩包治百病的疗法,并在这种“内视”的功力发挥之时在别人身上实验。看得见的世界越昏暗,她的“内视”功力就变得越炫目。玛丽·玛格纳去世时,五十四岁的康瑟蕾塔在某种意义上沦入孤儿的境地了,虽然不再是街上的弃婴,也不再当女仆。教堂精心反对过度的人性之爱是有其道理的。玛丽·玛格纳离开她以后,康瑟蕾塔便接受了她的两个朋友的同情,接受了玛维斯的帮助和婆婆妈妈,接受了格蕾丝逼她开心的努力,但连接她和世界的绳索从她指间滑脱了。她没有身份证,没有保险,没有家庭,没有工作。她面对着消亡,等待着被逐,生怕得罪上帝。她觉得自己像是一卷纸——上面什么都没写——被扔在一个空橱柜的角落里。她们曾经许诺总会照顾她,但并没有告诉她“总会”并非在各方面,也并非永远。窖藏的酒起初还能帮她,后来就没用了,她也发现自己内心充满酒鬼式怨恨,恨不得自己有力气把那些在房子里白住的女人打得灵魂出窍。“上帝不会犯错误的。”娄恩曾经对她高叫。但是他有时也过于大度了,竟然将魔力赋予一个醉酒不醒、无知又没钱的女人,一个生活在黑暗之中、不能从床上起来做些有用的事的女人,或者不如干脆死在床上、让世间摆脱她的恶臭的女人。她头发灰白,眼睛已经失去了功能,她想象着自己在人前是副什么模样。她那毫无光彩的眼睛什么都看不清,倒是能洞察别人心中所想。这情形与那个盲目的季节恰恰相反,当年她与那个活生生的男人寻欢作乐时,第一次看到了她那么努力去看的东西。但是人家对她半是诅咒,半是祝福。他把绿色烧光了,并用纯粹的视力取而代之,她要是利用了那种视力可真该遭天谴了。先是脚步声,然后是敲门声打断了她那伤心又没出路的思绪。那姑娘开了门。“康妮?”“是谁?”“是我,帕拉斯。我又给我父亲打电话了。这,你是知道的。他准备在塔尔萨和我见面。我来是和你告别的。”“我知道了。”“这太棒了。我得去。唉,自从我上次见到他,时间好像过去了不止一辈子。”“这么久了?”“你不相信吗?”“难以置信。你在夸张。”“是啊。我知道。”“你打算怎么办?”“一如既往。节食。”“我指的不是那个。我说的是胎儿。你怀孕了。”“我没有。”“没有?”“没有!”“怎么没有?”“我才十六岁!”“噢。”康瑟蕾塔说,看着月亮般的头在一根脊椎骨上飘动,看着四个小小的附肢——爪或手或蹄或足。在这个阶段还难以分辨。帕拉斯怀着的可能是羊羔、婴儿、美洲虎。“可怜。”在帕拉斯跑出房间时,她说。当她想象着孩子将来与这个愚蠢的年轻母亲可能过着什么样的日子时,她又说了声“可怜”。她想起了另一个女孩,年龄相仿,是几年前来的——来时是很糟糕的季节。接连十七天,康瑟蕾塔一直独自待在宅子里,守着玛丽·玛格纳进气出气,幽蓝色的光跳动着,直到玛丽·玛格纳请求让她走,虽然她连最后那庄严的誓言都说不出来了。第二个姑娘格蕾丝来得及时,中止了在尸体移走后降临的那种可怕的孤寂,让康瑟蕾塔得以入睡。玛维斯刚带着药水和非法的镇痛剂回来。康瑟蕾塔欢迎这两个做伴的人,让她不致一味地陷入有关被逐、饥饿和无悔的死亡的自怜念头。削减文书或赞助人于她成了不敢去想的事情,犹如她九岁那年紧拉着玛丽·玛格纳的手走在阿田纳斯号的栏杆处一样。无论娄恩·杜波列斯或索恩可能提供什么,也不会包括住处。在那座镇子上是不可能的。后来,鲁比的姑娘来了。她眼睛里藏着两汪泪水,而且还有别的。她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忧心忡忡,而是因子宫的动荡变得反叛。那种变化之剧,竟使身心分离,把孕育血肉之躯的肉体看成了外在的、反叛的、非自然的、有病的。康瑟蕾塔揣摩不出是什么造成了这种不相容,但它确实存在,而现在又一次出现在另一个人的“没有”的叫声中:一种无法调和的恐惧。康瑟蕾塔照着她所知道的玛丽·玛格纳会采取的办法安置了第一个人:让那姑娘安静下来,并劝她等着那一刻的到来。告诉她,如果她愿意,欢迎她在这里临产。玛维斯兴高采烈。格蕾丝也十分欣喜。她们拿上土地租金开车去商店为新生婴儿购物,买回来的毛线鞋、尿布和玩具,足够开一个幼儿园了。那姑娘坚决拒绝由接生人员来照顾她,安静而阴郁地等了一星期左右。也可能是康瑟蕾塔这么感觉的。而开始忙活之前她一直不知道的是,那个年轻的母亲始终在无情地打自己的肚子。若是康瑟蕾塔的视力好一些,而那姑娘的肤色不是黑得如海上之夜,她本来早就可以看到那一道道淤伤。可惜,她只看得见宽宽的肿处,那里的皮肤透出的是紫色而不是银色。但是真正的伤害是墩布把硬捅进下身造成的——毫不留情、反复不停。以一个狂暴男性强奸时的那种兴致和意图,她使劲把那个生命从自己的生命中鼓捣出去。她在某种意义上是成功了,胜利了。那个五六个月的婴儿反抗了。小家伙不甘寂寞、不肯忍耐、拼命挣扎,竭力要逃过阵阵炮轰和中了炮弹的乘船。对柔弱的小脑瓜和屁股蛋的打击只收到部分功效。脊椎骨也只是受到了振动。否则就没指望了。若是小家伙不曾努力挽救自己,就会破成碎块或者淹没在母亲吃下去的食物中。于是他就降生了,怎么说呢,可能是由于逃跑而出生得太早太弱了。总算还喘着气。玛维斯抱了过去。格蕾丝在床边问候。康瑟蕾塔和玛维斯给他擦净眼睛,把手指伸进他喉咙里清理一下,让他透气,并且试着喂他。这些努力管用了几天,随后他就同莫尔和珀尔做伴去了。这时候,那个年轻母亲已经离去,竟然没摸他一下,没看他一眼,没询问他的情况或给他起个名字。格蕾丝管他叫切,而康瑟蕾塔至今都不知道把他埋在了哪里。她只是俯身在那个三磅重的勇士,那个被击败的生命上面,念颂着“上帝的羔羊,你洗却世上的罪:怜悯我们吧”,后来玛维斯就笑眯眯地咕哝着,把孩子抱走了。康瑟蕾塔心想,这样倒也好。切跟着那样的母亲,生活会像地狱一样。如今这里又有一个人尖叫着“没有”!仿佛非这样不可似的。可怜。康瑟蕾塔去够一个瓶子,发现是空的。她叹息一声,向后靠到椅子上。她知道,没有酒,她的思绪将会令人无法忍受:自暴自弃、自我怜悯、无声的愤怒、厌恶和羞惭会像燃尽的火堆中的余烬一般闪亮。在她起身想斟满自己的堕落之杯时,一阵极度的困乏袭来,强使她坐回椅子上,把下巴垂到胸前。她进入了冷静的睡眠。由于急欲上厕所,她醒来了,觉得头痛口干。在二楼,她能听见一道门后的抽咽声和另一道门后的歌声。回到楼梯上,她决定透透气,便拖着脚走进厨房,再到门外。太阳已经西下,余下了一道更友好的光亮。康瑟蕾塔察看着寒冬荒废的菜园,西红柿的茎蔓无力地垂在落地后在土里发黑腐烂的果实上。芥末由于无人照看而发霉,变成了黄白色。一整片甜瓜在土褐色的菊花头边挤作一团。几根鸡毛粘在保护菜园不受外来侵扰的低矮铁丝栅栏上。缺乏打理的园子里,金花鼠的洞穴、白蚁的城堡、野兔劫掠和乌鸦骚扰的痕迹随处可见。在满目荒凉之外,是收割一净的土地中孑遗的玉米。胡椒丛由胡椒干瘪的细枝支撑着,在凛冽的空气中挺立着。康瑟蕾塔不顾土粒被风吹着打她的双腿,坐到了褪色的红椅里。“我当不起你到我舍下来。”她悄声说,“不过请告诉我,你许诺的剩余的岁月、百里香的畦陌、婆婆纳的芳香都在哪里?你说我已赢得的牛奶和蜂蜜又在哪里?随着做好的杂活、恬静的职责而赐予我们的幸福,因出色的工作而获得的福祉在哪里?我出于爱你而做的一切难道就如此可怕吗?”玛丽·玛格纳无言以对。康瑟蕾塔聆听着拒不作答的寂静,此时的天空披上了彩衣,苍绿中泛着金色,如同对爱的回报在地平线上高视阔步,这景色搅扰着她,但得不到玛丽·玛格纳的回答更让她费解。她害怕孤凄地死去,在不圣洁的土地上没有墓地,但她也深知,摆在她前面的恰恰是这种结局。她是多么巴望好好死去啊。“我会思念你的,”她告诉他,“我当真会的。”天空中光芒波动着。一个男人走近了。他中等身材,迈着轻快的步伐,沿车道径直前来。他头戴牛仔帽,帽子遮住了脸孔,不过康瑟蕾塔反正看不清。他坐到厨房的台阶上,恰好镶在门框中,一个三角形的阴影模糊了他的面孔,但他的衣服都在阴影之外:白衬衫外罩着绿背心,红色的吊裤带低垂到棕黄色裤子的两侧,脚上是一双锃亮的黑色工作鞋。“是谁?”她问。“得了,丫头,你认识我。”他俯身向前,她看到他戴着墨镜——那种反光的镜面墨镜。“不,”她说,“我不确定我认识你。”“嘿,那不重要。我路过这里。”他们之间有十码的距离,但他的话直冲到她的面颊上。“你从镇上来吗?”“嗯,嗯。我从远处的乡村来。有什么可喝的吗?”“你自己进屋去找吧。”康瑟蕾塔开始随着他的语言习惯讲话,就像蜂蜜从蜂房中涌出来。“噢,算了吧。”他说,仿佛就这么说定了,他宁肯渴着。“只要喊一声嘛,”康瑟蕾塔说,“姑娘们就能给你弄点喝的来。”她觉得轻松,没了重量,好像只要她愿意,就可以不必站起身也能够移动。“难道你对我的了解不比这多吗?”那人问道,“我不想见你的姑娘们。我想见的是你。”康瑟蕾塔哈哈笑了。“你戴着墨镜比我看你清楚得多。”突然,他没有移动就已经凑到她身边——满脸笑容,像是他正在享受(或者期待)这样美好的时光。康瑟蕾塔又笑了。他一下子就从台阶飞到她身边,还这样看着她——充满秘密欢愉的调情—看起来这么可笑,真像是喜剧。他离她的脸不足六英寸的距离,摘下了他的高帽子。清爽的茶色头发披落下去,瀑布般地散在他的肩头和后背。他随后摘下了墨镜,挤了挤眼,一边的眼皮挑逗地慢慢眨了眨。她看到他的眼睛像新苹果似的又圆又绿。一月份寒冷的夜晚,康瑟蕾塔在烛光下一遍遍清洗着两只刚宰的母鸡。两只鸡都不大,层层幼羽虽然稀疏,却很难摘净。心、脖、胗、肝在开水里慢慢变着颜色。她掀起鸡皮,伸手到里边,尽量往深处抠摸,在胸脯底下寻找嗉囊。随后,她左手握着鸡胸,右手手指沿着背部的皮,轻轻向里探着脊椎。在鸡皮和保护肉的膜被分开的地方,她伸进手去撕下鸡油。厚厚的。白白的。滑滑的。帕拉斯用手掌根部擦着眼睛,随后又擤擤鼻子。现在又能怎样?刚刚这次电话,就是她跟康妮提到的,和最初的那次没什么太大的不同。只是更短些。但造成的沮丧却和去年夏天跟她父亲的那场谈话完全一样。耶稣基督,你到底在哪里?我们觉得你死了。谢天谢地。他们找到了那辆汽车,一侧被撞得一塌糊涂,而且还被人拆卸过了。你没事吧?噢,宝贝。爸爸。他在哪儿——天哪,他滚过去了?告诉我出了什么事。你那见鬼的母亲像以往一样没头没脑。他伤害你了吗?爸爸,没有。唉,什么?他是一个人吗?我们正在起诉学校,宝贝。抓住他们的把柄了。不是他。有些男孩子追我。什么?在他们的卡车里。他们撞了我的车,还把我逼出公路。我跑了,后来——他们强奸了你?爸爸!别挂,宝贝。乔·安妮帮我找了那个侦探。告诉他我找到帕拉斯了。不,她没事,一定要找到他,行吗?接着说,宝贝。我在说。你在哪儿?你能过来接我吗,爸爸?我当然要去。马上。你需要钱吗?你能到机场,到火车站吗?你只要告诉我你要到哪儿就行了。等等。也许你该叫警察。我指的是当地的警察。他们可以把你送到机场。让他们给我打电话。不。你从车站给我打电话。你在哪儿?帕拉斯?你在哪儿打电话?帕拉斯,你还在吗?明尼苏达。明尼苏达?天哪。我原以为你在新墨西哥城呢。那儿到底怎么样?布鲁明顿?不,圣保罗。你是在圣保罗附近吗,宝贝?我不在任何地方附近,爸爸。这儿像是农村。叫警察,帕拉斯。让他们过来接你,你听见了吗?好吧,爸爸。到时候从车站给我打电话。好吧。你听明白了吧?你没受伤或什么的吗?没有,爸爸。好的。现在,好啦。我会在这里,万一我出去了,乔·安妮会在的。天哪,你好让我受了一场惊。不过现在一切总算没事了。等你回来,我们再谈那个浑蛋

                      了一场争吵的风波,这场风波的结果就很暴力了。比起不想被吃的赤蛙,想吃赤蛙的老师内心要经历更慌乱凄惨的一场恶战。孤独的老师想收一个徒弟。波斯语和安南语[7]这类东西,就算老师自掏腰包也不会有人来学。鞍马好不容易找到了唯一一名徒弟。说到安慰栗栖按吉,涅槃大学的梵语老师都比不上他。“既然你有这个水平,就说明你有研究语言学的天赋。”鞍马老师测了测他的梵语水平,就大胆地奉承道。他跟涅槃大学的梵语老师不一样,他不露半丝笑容,所以说的话都像真的一样。“拉丁大学的语言学科汇集了全世界的天才,里面有个男学生,才能和你不相上下。你一年多就能学到这个水平,将来能当上日本的梵语学者呀。”鞍马老师这番话没来由地让按吉感到一切都那么安心。他感觉拉丁大学的天才、安南的哲学家、尼泊尔的国王这些人物仿佛都是自己的朋友。就连鞍马老师自己也觉得,区区日本的梵语学者,哪比得上老子的徒弟呢!然而鞍马老师转过脸看着按吉,说他非常有前途,所以要传授他藏语。他说二十世纪学习佛教的人,首先必须学藏语。梵语和巴利语的文献已然残存无几,但与佛教有关的文献绝大多数都被译成了藏语流传下来。所以要从藏语来探索佛教,不然就不算是一个真正的二十世纪的学者。不巧按吉已经快要看透印度哲学了,因为他没什么希望开悟。头发差不多也长齐了,一直想着借此机会跟印度那边断了关系,跟法国、德国这种更洋气的地方合作。就在他对印度这一块已经燃不起半点热情的时候,鞍马老师却说即便是他这种专门研究梵语的帝大老师也不太明白语法,查不了字典。原来如此,字典是为供人查阅而存在的,但词语却不是为查阅字典而存在的。查阅梵语和藏语词典有益健康,增进食欲,基本能起到像广播体操一样的作用,但词典却不是以体育器具的名号来售卖的。于是栗栖按吉满头大汗地努力推辞学习藏语一事,但鞍马老师这个人向来不知道别人也有意愿,也有好恶。“不,你听好了。”鞍马老师说道,“藏语不是为佛教而存在的语言。你应该马上放弃你不感兴趣的印度哲学,然后成为一名藏语学者。本来日本能说藏语的也就四五个人,换句话讲,你是第六个。通晓一国语言,就等于征服了该国的领土和国民呀,你说是吧。”鞍马老师这番话说得实在太漂亮了。按吉耳根子本来就软,一说征服了语言就相当于征服了该国的国土和国民,那么如果自己跟女人问路,女人要是回了话,这女人不相当于也属于自己了吗?当然,鞍马老师说按吉有可能成为第六个藏语学者,这话绝非空穴来风——他多半也能推测到,帝国大学的老师不太明白语法,也查不了字典。刚好当时藏语的权威——山口惠海老师发表了一篇文章,根据山口老师的看法,那些自古以来我们一直称作高丽人的朝鲜人是西藏人。如今太秦和琦玉这些据说是高丽词汇的地名源自藏语,神乐、催马乐源自藏语,这篇文章中的语气词“呀”据说也是个下流的藏语词。三番叟[8]是藏语,投投塔拉利[9]整句话也与藏语无异。据说西藏那边如今还在跳跟三番叟基本一样的舞蹈。按吉觉得,如果就这么听了鞍马老师的一番漂亮话,恐怕没什么好事,可藏语既然跟我国古代文化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不如就放宽心当那第六个学者也不坏。按吉刚欣然答应接受鞍马老师的藏语教学,老师就干劲十足,把一大堆书本堆到按吉大腿上,说这是教科书,这是词典,这是语法书,这是参考书,这是介绍西藏的书籍,这些全给你。按吉暗自对这些书抱有一丝警惕,因为太臭了。——老师是从书架下半截把这些书匆忙拿出来的,这么说来,这些书已经受过了洗礼。然而学问的精神应该在遥不可及的高远之处,因此即便大腿上的书本确实湿漉漉的,按吉也觉得这些是神秘书籍,所以会出汗。按吉自己说服自己:人们在印度不也用指头尖来擦屁股嘛,所以印度语多少也会有点味儿吧。然而由于某种不可思议的因缘,藏语真的很臭——老师非常容易放屁。授课途中说句失陪,就跑到走廊,咣一声把门拉上,因此老师用何种姿势在走廊放屁,按吉并不知晓。不过老师通常都会迅速放七八个声音洪亮饱满的屁。不管是深夜还是阴沉的雨天,老师这股声音总是饱满圆润,绝不带有湿气和嘶哑感。完事之后老师大概会在走廊来回走个五六趟,等到臭气充分散去再回来,这算是出于礼节和关心而进行的一种散步活动吧。不久老师就会回到屋里,说句抱歉,然后继续授课。笔者在此必须为日本帝国的国威说上几句:就算帝国大学的老师查不了字典,对日本帝国来说也不是什么羞耻之事,因为即便是拉丁大学的才子也查不了字典。鞍马老师是个热心肠的人,会自己代替学生查字典,就算在按吉面前做上二三十分钟的激烈运动,单词也总不现身。紧接着老师就会说句失陪,走到走廊里放一串屁,在走廊来回走个五六遍,再说句抱歉,抱着字典开始做激烈运动。不出所料,单词还是没现身。当时按吉认为,藏语词典可能是为学者的健康而制造出来的东西,要是一两分钟就能查到单词,就不符合藏语原本的性质了,于是他也从没把老师的激烈运动理解为老师无能的表现。然而老师总是说句失陪就跑到走廊,在走廊来回走个五六趟,再回来说句抱歉。按吉觉得老师的这份礼节太可怜,太可悲了。于是按吉有一天说道:“老师,请您放屁不用在意我,这样我会不好受。”这之后,鞍马老师起身打算开门出去放屁,手往拉门上一扶突然想起按吉这句话来,就转过身说了句“那我放了”,像往常一样对着拉门放了七八个屁。于是之后这方法就成了惯例。然而按吉却发现了一件能够一口气颠覆以往定论的事,就算是见多识广的风来山人[10]也会不懂装懂地下定论。从古至今都有定论说,响屁不臭,可是鞍马老师的屁声洪亮,味道能把臭鼬都给熏昏过去。也就是说,老师会在走廊走那么几趟,多半自己也十分清楚这屁有多臭。老师放屁这件事似乎让他产生了一种意想不到的厌世情绪。这授课再持续一年的话,恐怕按吉最后就得厌世自杀了。不过多亏上天保佑,按吉捡了一命。上天的保佑是从鞍马老师失了童贞开始的。鞍马老师在花之巴黎都没失去童贞,对马来的裸女也是闭目无视,堂堂正正守着处男之身平安无事回了国,却偏偏栽在廉价的妓女手上,轻轻松松,一笔勾销了三十几年的童贞。结果鞍马老师也因为一些原因完全厌世了。(原因如下)老师对按吉说道:“我说,你不觉得性交其实没什么意思吗?哪里有什么快感啊。你也这么觉得吧。都把我当傻子耍。我一直深信,只有那个时候才会有一种用尽世上语言都表达不清的神秘的感觉。我感觉,我这辈子都像活在谎言之中。我已经对都市的生活厌倦透顶了。我要回故乡,一个人思考一阵子。”鞍马老师本身太神秘了,按吉不太理解老师厌世的逻辑和内容。他不明白老师为什么要忍耐三十几年也不去体验这种用尽世上言语都表达不清的神秘感,也不明白为什么期待落空了就要回老家。老师悲叹自己这辈子都活在谎言之中,但按吉完全不明白是谁以何种方式一直在欺骗他。根据老师的这番惨痛的悲叹,老师可能是误会了什么才打算记住所有的词汇,拼了命地学习,也就是说,他以为那件用他毕生所学语言都无法表达明白的事物实际上已经在某处体现出来了;或者老师虽然守了三十多年的处男之身,事实上脑子里一年到头都想着那件事。按吉已经完全搞不清楚了。虽然有一堆事情没搞明白,但对按吉而言,他只深刻认清了一个非常明朗的事实:总之他捡了一条命。他感觉心里的阴云都消散了。于是他衷心感谢上天让老师失去了童贞,这样一来,他的心一时之间也有些飘飘然了。他甚至还若无其事地考虑一些忘恩负义之事,比如跟那个与老师交欢的妓女道谢。当然,幸亏老师失去了童贞,使得我光荣的大日本帝国少了一个奇怪的藏语博士。这也是一件值得国民举杯同庆的无名之功。在那以前,在一个叫泉州界[11]的城里有一个雅号社乐斋的俳句诗人。他学了如何成仙的秘药方子,花了半年炼制丹药,早晚服药,觉得自己差不多掌握了飞行之术,就从屋顶上跳了下来,结果把腰骨给摔断了。传说自那以后,人们就把硬要干办不到的事叫作“不知天高地厚”[12]。按吉偶尔在深夜胡思乱想时,会突然觉得:我该不会是那个社乐斋的后裔吧?进而深深感觉到心里特别没底。这么年轻就想要开悟,再怎么说也不像是思虑周全的人会有的想法。首先,悟这东西怎么会悄无声息地藏在词典等书籍里呢?原来也有个和尚怀着悟藏于书的思想,带着猴子大王和猪精等人去天竺取经,然而旅途艰险,命悬一线。按吉只不过是在电车上一路摇晃着去学校而已。首先,大家可以看看印度的哲学家们。他们没有一个人是脑袋一热突然出家的。他们每个人曾经都是让警方束手无策的大恶人,净是色胆包天的大色狼,到了不惑之年,脑子里除了女人装不下别的。佛教首屈一指的大哲学家也立下悲愿[13],要潜入后宫侵犯上千美女,愿望基本实现之后,他才终于动了皈依佛门的念头。更有甚者,一名大哲学家在侵犯母亲之后终于决心皈依佛门。不仅如此,这位老师还在大彻大悟,被大家誉为当代大圣人后,做了个与天女结婚的梦,还梦遗了。这事儿被他的徒弟发现了,一帮人把他围起来诘问他,他却装模作样说什么圣人也拿做梦和生理反应没有办法。弗洛伊德[14]要是听了这话,估计会揍他一顿。虽然这些哲学家彻头彻尾都是一些品质恶劣的圣人,但按吉每次把自己跟社乐斋联系起来,心里暗自没底的时候都会纠结于这件事。虽然社乐斋怎么也不可能一下子变成仙人,但大恶人确实有可能变成圣人。话又说回来,日本的和尚事实上也是彻头彻尾的恶劣之徒,但他们的恶劣跟印度哲学家的还不一样。出席佛教讲座,老师们脑袋都很凉爽,其中还有管长[15]猊下[16],都披着袈裟莅临教室演讲,一副一切皆空的态度,悠然自得,宛若天地般看透世间百态似的。他们能淡然解说通悟的哲理,但从他们的话语中,却怎么也感觉不到开悟的明朗、希望,以及这类东西的爽快感。于是按吉只能确信障碍因素不在于哲理本身,而是解说这些哲理的老师们人格(说得再确切些,是肉体)有问题——其实按吉也很清楚地感觉到了,问题只在于他们的肉体。其实,这感觉很黑暗。不知怎的,有种徘徊在人肉市场[17]中的苦闷感。别扭,阴森。有那么几次,按吉曾经在天气晴好的日子里气沉丹田,怀着充分觉悟去拜访高僧。听说和尚会毫不客气地敲人脑袋,甚至打上三十棒[18]。这可不同于打一两棒,所以出发之前一定要做好充分觉悟。这种时候,连太阳也为之阴郁,就算选个万里无云的日子出门,途中心情也会沉重憋闷。高僧们碰到按吉这种书生,基本都会愉快接待,见到以后,也会轻易聊到一起去,路上的不安通常都会云消雾散。于是各位高僧都会跟按吉分享他们各自开悟后的喜悦之情。不过即便在这里,按吉也还是有一种徘徊在人肉市场中的苦闷感,只有这种感觉跟在教室里没什么两样。不知为何,按吉每逢拜见这种有威信的高僧,首先就会突然感觉到他们的肉体,而不是人性和心灵。这世上虽有“慈颜”一词,但想要实际体会到这个词,首选就是去拜见高僧。也就是说,高僧们的肉体总是慈眉善目,宛如春风,这梅花绽放般的和煦春风将人们包围。于是,直到告辞之前,这副慈颜都会一直充斥在按吉的眼前。然后,肉体的慈颜就会面带微笑友好地开导按吉。这副慈颜笑眯眯地说:“美女不过白骨。”有时候又会反过来,天真无邪地微笑着说:“不,美女这种丰满的肉感也挺不错的,要是能摸一下,估计真能长寿呢。”住在长屋[19]里的八先生一年到头也叨念这个。不过长屋的八先生完全没有开悟,所以说这种话的时候眼神中都充满了下流的色欲,用言语简直无法形容。不过说真的,虽然八先生没个正形,面带淫笑、嘿嘿嘿地拍着自己的脑门儿,还会忽然重新盘一盘二郎腿,但只要一听八先生说话,就完全不会在意他的肉体了,就连按吉自己也会马上就笑眯眯地,比八先生还要没个正形,重新整一整坐姿。反正大家都是不开悟的人,没办法。两人经常忘了时间,从深夜聊到黎明,就算没喝酒,第二天也会宿醉。按吉听高僧讲话却听不到这个份儿上。自己没法马上就面带笑容,轻易产生共鸣。高僧的肉体以及慈颜,会和话语一起,先于一切慢慢渗透到按吉的脑海中来,把脑子往两边拨开,盘腿坐下。按吉不禁想要掩住双目,结群上涌的开悟毒气侵袭了他,他偶尔还会瞬间心生悚然。这时候栗栖按吉交到了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叫龙海,是个正统和尚。他虽然不是高僧,却有着一具瘦弱的肉体,跟高僧一样经常讨论女人,但因为完全与开悟无缘,也就没有丝毫慈颜的影子。龙海本应在和尚学校学习当和尚的知识,却老想着金盆洗手,他绝不参加什么和尚讲座,还说想当一名画家。偏偏龙海又是贫穷山寺的孩子,学费非常拮据,只能勉强填饱肚子,实在买不起油画用具。他用水彩和蜡笔画了一整个旅行箱的画,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画的全是女人。不是按吉小看龙海,在他的想象中,和尚画的多半是南画[20]这类山水画,总之应该画的多半都是风景。于是按吉震惊了——倒不如说是惊叹了。这些画,画得并没有多棒。按吉看完了几百张画,没有一张是风景画,全是女人,就连一朵花都没有看见。“因为我的脑子里除了女人什么也想不了……”龙海看到按吉震惊的样子,整张脸突然涨得通红,低头说道。龙海是正统和尚,就算关系再怎么好,说话也都十分客气礼貌。龙海身形瘦弱,感觉一阵风就会把他刮跑,可他心里却一直藏着一个执着又顽固的念头——一定要买套油画用具给他们瞧瞧!决心虽小,却毫不动摇。于是他为了每顿饭能省下八钱[21],每天都去非常远的食堂吃饭,上下学也徒步走上四英里[22]路来攒钱。后来钱差不多快攒够了,他正打算去买油画用具的时候,却得了盲肠炎住院了,医学博士一口断定他身体太弱了,他攒下的这点钱也就全用光了。龙海意志消沉,感觉前途无望,然而有一天他又重新振作起来了。因为他偶然认识了一个从法国回来的流浪画家,从这个画家口中听到了一个好消息:据说只要能设法去到巴黎,就算没有一分钱,也能在学习绘画的同时靠副业来维持生计。这是画家自己的经验之谈,对龙海而言,非常有说服力。自那天以后,自听到那话开始,龙海就突然变成了攒钱鬼。一天三顿每顿八钱的饭也减到两顿,有时候一天只吃一顿,晃晃悠悠来上学,饿了就喝水,捡到的钱也自己攒起来。“今天,我捡到了五十钱。马上,我就给攒起来了。”龙海捡到钱,必定会跟按吉坦白,满脸通红,低着头坦白。龙海心里肯定觉得,自己必须找个人坦白才行。比起跟警察坦白,跟按吉坦白更合适。虽然龙海不会一捡到钱就立刻跑去邮局存上,但他一年到头怀里都揣着存折。于是龙海就怀着这种绝不退缩的决心开始积累偷渡到巴黎的路费了,同时也一下子达到了营养不良的极致,整个人呈现一副死相。按吉很担心。他有种不好的预感:这次可不是得个盲肠炎就能收场的。恐怕龙海一攒够这笔他朝思暮想的钱,就会过了鬼门关,只有魂魄咬牙切齿地飘往巴黎了。然而龙海很镇定,为了达到目的,他根本不在乎什么营养不良。这时刚好发生了一件事。龙海有一位和尚前辈,大概四十二三岁,在其所属宗派里已经是位名人了。这位学长是管长的随从,大家都把他看成管长(具体哪一代不清楚)的候补人选。由于某种机缘,这位前辈有一天拉着按吉和龙

                      欧美黄片赵氏家族最需要的人。所谓奴才,首先必须是奴,其次才是才。张孟谈没有因为这件事影响自己的情绪,反而以十二万分的热情继续投入工作。在他的领导下,赵氏在新占有的领地上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广封疆,开阡陌”的土地改革运动,彻底摧毁原有的井田制,实施新的封建地租制。这一运动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种田积极性,赵氏家族的经济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当一切都走上正轨之后,张孟谈也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事——他向无恤递交了一份辞呈。这回轮到无恤想不通了,连忙将张孟谈请进宫,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为什么要走?是不是还在怪我将晋阳首功赏给了高共?”张孟谈笑了:“我哪里还记得这些芝麻谷子?我之所以要辞职,是因为先主有遗训,‘五霸之所以能够领袖群伦,不外两条原因,一是国君的权势足以控制群臣,二是不让群臣的权势大到可以影响国君。’现在我声名显赫,位高权重,言能服众,对主上来说不是好事。请您允许我辞去官职,回家去当一名普通的老百姓。”无恤说:“辅佐君王的人,自然名声显赫;为国立功的人,应该享有尊贵的身份;处理国政的人,必定大权在握。至于大家都服从你,那是因为你忠厚诚信。请你一定要留下,我还有很多重要的工作需要你去做。”张孟谈说:“咱俩说的不是一回事。您刚刚说的,那是事情成功后的喜悦;而我要说的,是任何时候都用得着的治国之理。我也算博览群书了,翻遍古往今来的史料,但凡成功的时候,愉快的心情都是一样的。可是高兴过后,如果大臣与君主还享有同样的权力,而且能有好结果的,还真没见过。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您的一片好心,我心领了,治理国家不能感情用事,请认真考虑我的请求。”顺便说一下,后人将“前事不忘,后世之师”作为成语,即出于张孟谈。张孟谈走后,无恤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躺了三天,越想越觉得不是滋味。在他看来,张孟谈此举,显然是对他当年封赏高共的反击,而且是最厉害的一种反击方式。换句话说,如果张孟谈还在纠结于谁是第一,谁是第二,他能够接受,甚至感到欣喜,因为家臣们偶尔争风吃醋无伤大雅,反而有利于主子的统治。但现在张孟谈是拍一拍衣袖,不再奉陪了。奴才炒了主子的鱿鱼,岂能叫他不感到无趣、失落,甚至是愤恨?突然间,他想到了一个好主意,派使者问张孟谈,国家的政事,如果有臣下不听分派,该如何处置?这话里藏有玄机,看似询问,实际上是威胁:如果你再不服从安排,老子就要动粗了!张孟谈想都没想,回答道:“那必须处以死刑,曝尸街头。”停顿了片刻,又说,“如果要因此处决我,我死而无憾,别因为我而坏了规矩。”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反正我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要走的。(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一个人如果不怕死,那就真拿他没办法了。无恤偃旗息鼓,答应了张孟谈的辞职。据《战国策》记载,张孟谈走的时候,没带走一片云彩——他将所有封地都还给了无恤,跑到自己的老家去种庄稼,过上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惬意日子。后来无恤遇到什么难题,还跑到乡下去找张孟谈商量,张孟谈也很乐意地给他出主意。所谓功成名就,急流勇退,说的大概就是张孟谈这种人吧!豫让漆身吞炭成者王侯败者寇,这倒不是说中国人有多功利,而是因为历史总是由胜利者书写的。由此造成的后果,人们只能看到胜利者光彩的一面和失败者不堪的一面。以荀瑶为例,在中国历史上,荀瑶被认为是昏庸之主,常被拿来与夫差相提并论。如汉朝陆贾就曾经写道:“昔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说他们穷兵黩武,自取灭亡。但是,如前所述,荀瑶的致命问题并不在于穷兵黩武,甚至不在于贪得无厌,而是他的情商太低,不懂得尊重人,把自己的盟友和盟友的家臣全得罪了,以至于功败垂成,身死名裂。如果他不是那么狂妄,稍微有一点儿收敛,消灭赵氏没一点问题,接下来再收拾韩、魏两家也不在话下,进而统一晋国也是迟早的事。如果是那样的话,荀瑶便不会与夫差为伍,而是要与齐桓公、晋文公这些强人同列了。事实上,荀瑶也不是对所有人都不尊重,至少他对自己的亲信家臣就很不错。据《史记》记载,有一个名叫豫让的人,最早在中行氏和范氏手下干活,因为干得不开心,就去投奔了荀瑶。荀瑶对豫让礼遇有加。晋阳之战后,荀瑶被杀,脑袋还被赵无恤拿去当酒樽。豫让遁逃到山中,听到这个消息,仰天长啸,说了一句流传千古的话:“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我一定要为智伯报仇。”为了达到目的,豫让改名换姓,故意犯法被抓,几经辗转,终于成功地被送到无恤府上做奴隶。有一天,无恤如厕,看到豫让在厕所里低着头打扫卫生,突然心念一动,让卫兵将豫让抓住审问。豫让什么都不肯说,后来人们将他的脸洗干净,把他的胡子刮干净,无恤仔细一看,这不是豫让嘛!不用说,什么都明白了。无恤身边的家臣很紧张,想要杀掉豫让。无恤倒是很大度,说:“这是义人啊,我以后小心点就是了。而且,智伯亡而无后,他的家臣要为他报仇,难道不是天经地义吗?”就将豫让放走了。不难看出,无恤在任何时候都将君臣大义放在第一位,由此也可以理解当年他为什么将晋阳之战的首功授予高共。豫让仍然不死心,接下来做的事情就有点重口味了:他以漆涂身,让皮肤溃烂;又吞木炭,使声音沙哑。然后穿得破破烂烂,跑到街上行乞。他老婆经过街市,他故意伸手乞讨,结果连他老婆都没认出来,打赏了他一个馒头。但是,有一个原来的朋友经过菜市场的时候,多看了他两眼,还是从眼神中认出了他。那个朋友抱着他哭道:“以你的才能,如果肯委身侍奉赵氏,他必定会重用你。到那时,你再想办法行刺他,不是很容易的事么?何必这样糟蹋自己呢?”豫让说:“我如果做了他的家臣,就应该对他忠贞不贰,绝不能够虚情假意,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有一天无恤出巡,豫让得到情报,提前到他必经之路的一座桥下埋伏。无恤来到桥边,马突然受惊,停步不前。无恤说:“豫让必定在附近。”命人搜查,果然在桥下抓获了豫让。这一次,就算用漂白粉洗,也不能让豫让回到原来的样子了。无恤唏嘘不已:“原来你侍奉中行氏和范氏,智伯消灭了他们两家,你却不为他们报仇,反而投靠了智伯。现在智伯被消灭了,你为何这么执著地要为他报仇呢?”豫让回答:“我侍奉中行氏和范氏,他们把我当作一般人对待;但是我侍奉智伯,他以国士之礼对待我,所以我也要以国士的身份来报答他。”无恤长叹一声,说:“你对智伯也算是仁至义尽了,而我对你也算是仁至义尽了。你好自为之吧!”豫让说:“我死无所谓,但是死之前有一个心愿,请您把衣服脱下,让我刺几剑。那样的话,我就死而无憾了。”无恤脱下大氅,扔到豫让跟前。豫让在大氅上连刺三剑,然后自杀身亡。据说,豫让自杀那一天,整个赵地的有志之士都为之痛哭流泪。后人对于豫让,也多是褒扬有加,一句“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传唱了千古,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然而也有人很看不起豫让,韩非子就是其中一个,他曾经这样写道:“豫让身为智伯的臣子,对上不能说服主君让他明白治世之道,对下不能统御部众来安定国家。等到智伯被杀了,他才摧残自己的形貌来博取为主君报仇的名声。但是这样做,对于智伯来说,难道有任何意义吗?”第二章魏国崛起洪水渐渐退去,新的一天又重新开始。被洪水淹没在晋阳城下的,除了荀瑶的大军,还有那个被称为“春秋”的漫长而纷乱的时代。另一个时代披着宽大的火红长袍,缓缓而来。它被后人称为“战国”。对于春秋何时结束,战国何时开始,后人有多种不同的意见。具有权威性的意见就有四种:一、以《史记》六国年表开始的年份,即公元前476年为战国起始之年;二、以鲁哀公“西狩获麟”之年,即公元前481年作为战国起始之年,因为那一年也是传说中孔子修订《春秋》的终止之年。这样计算,显然是为了让春秋和战国两个时代无缝衔接;三、以公元前453年智氏灭亡作为战国的起点,因为“智氏灭而三晋之势成,三晋分而七国之形立”。所谓三晋,即赵、魏、韩三家。晋阳之战后,三晋完全将公室架空,实际上已经成为有实无名的国中之国;四、以公元前403年,赵、魏、韩三家正式列为诸侯(本书很快会讲到)为战国的起点,《资治通鉴》即持此说。从公元前481年到公元前403年,时间跨度七十八年,分歧可真不小。本书无意对哪种意见更为合理进行投票,因为春秋战国,本是一个时代的两个阶段,其间并没有改旗易帜的标志性事件,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甚至不知道后人会以“春秋战国”来命名他们的时代。对于他们来说,“活在周朝”也许是更为贴切的描述。毕竟,春秋战国的绝大部分时期,中国名义上的统治者,还是所谓的周天子。当然,春秋和战国,还是有区别的。如果有时空隧道,让我们可以采访春秋战国之交的中国人,他们也许会有这样的感受:雒邑城中的周天子,似乎越来越不受诸侯待见了。听说原来还有那么几位诸侯,隔个十年八年会带着点礼品去朝觐一下天子,现在基本上没人搭理他了,真是人心不古啊!原来的诸侯,特别注重祭祀,祭天,祭地,祭祖宗,祭鬼神,祭山川,祭河湖,一年到头祭个不停。卿大夫们也将祭祀看得特别神圣,如果能够从祭祀祖宗的大釜里分到一块祭肉,那可是不得了的荣耀!所谓“国之大事,祀与戎也”。现在呢,只剩下戎了,一个劲发展军备,祭祀只是敷衍了事。长此以往,只怕连祖宗是谁都不知道啦!最不像话的是那三晋,自从消灭了智伯,就把自己当成晋国的主人了,不断瓜分蚕食公室的土地,仅给晋侯留下区区两座城池。更令人发指的是,他们不去朝觐晋侯,反而要晋侯每年轮流到三家的居城去朝觐,这都什么世道!齐国的田氏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们以下犯上,把持朝政,目无尊长。可叹当年齐桓公好心收留陈完,没想到两百年后鸠占鹊巢,田氏反而骑到了姜氏头上,是可忍,孰不可忍?春秋时期战争不断,主要目的是争霸。身为霸主者,又要尊王,又要攘夷,还要调解同盟的矛盾,分明是三世修来的好人。到了战国时期,战争更加频密,规模更加庞大,死伤更加惨重,主要的目的不是争霸而是兼并,是大鱼吃小鱼,是红刀子进白刀子出!还有一件奇怪的事,自打孔丘去世,这世上被称为“子”的人便多起来了,什么墨子、曾子、吴子、鬼谷子……他们或各占山头,广收门徒;或出入宫廷,为诸侯师;或离群独居,著书立说,言必惊世骇俗,行必惊天动地,为这个本来就不太平的世界推波助澜,搅得天下风起云涌。唉,乱世啊!魏斯礼贤下士公元前445年,晋国魏氏宗主魏驹去世,其子魏斯即位。这位年轻的宗主环顾四周,很快发现自己的日子不好过。日子不好过,倒不是因为穷。赵、魏、韩三家分晋,赵氏获得的领土最多,魏氏排在第二,无论如何不算少。而且魏氏领有的土地,包括河东(今山西黄河以东)、河内(今河南黄河以北)和河南(今河南黄河以南地区),当时统称“三河”,土壤肥沃,良田众多,人口密集,是极为富庶的地区。问题是,这些富庶之地的面积都不算太大,而且互不相连,还与齐、秦、赵、韩、郑、卫等势力犬牙交错,一旦发生战事,魏氏将四面受敌,首尾难顾。魏斯就像一个家财万贯却没有围墙的土财主,必须得时刻盯紧自己那几口装满珠宝的箱子,生怕它们被别人拿走。而不幸的是,他的邻居中有那么几位,老早就盯上了他的珠宝,只要逮着机会就闯进来偷,偷不成就抢——这样的日子,你说他能过得开心吗?最让魏斯头疼的,就是西方的秦国。自秦穆公年代开始,秦国便觊觎三河土地,只是畏于晋国强大,一直不敢轻易动手。智氏灭亡后,晋国实际上已经分裂,秦国趁机向东扩张势力,多次派兵入侵三河。魏氏一方面加强防范,一方面也会派兵越境反击,秦魏双方互有攻守,但总的来说,秦国人占了优势。《孙子兵法》第四篇第五条记载:“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也就是说——土地的纵深决定国家的实力,国家的实力决定可投入作战的人数,部队的人数决定战斗力的强弱,战斗力的强弱则是胜负的关键。魏氏之所以斗不过秦国,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没有战略纵深。魏军攻克秦国一城两地,对秦国来说只是皮毛之伤;秦军攻克魏氏一城两地,那就是伤筋动骨,甚至有性命之虞。如何才能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生存下去?一个名叫卜商的人出现在魏斯的视野里,他将成为魏斯生命中最重要的贵人。如果有读者对这个人名表示“没听过,真的没听过”——没关系,孔丘听过吧?他就是孔丘的得意弟子,姓卜,名商,字子夏,被世人尊称为卜子。还是觉得印象不深刻?那好,请看下面几句话:“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贤贤易色。”“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前面三句,即出自卜商之口;后面一句,则是孔丘对卜商的告诫。在孔门弟子中,卜商的地位至少可以列入前十名,而且最重要的,他被认为是《论语》的主要编辑者。有这么一个故事,某一天卜商问孔丘:“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这是什么意思?”孔丘看着院子里的一株桃树,漫不经心地说:“画画的事儿,不也是最后才加以勾勒吗?”本以为卜商会百思不得其解,没想到卜商马上说:“您的意思,人必须先有忠信之质,然后再用礼去约束自己的行为,是吗?”孔丘又惊又喜,连声说:“卜商这孩子,我可以跟他谈论诗歌了!”这个故事记载于《论语》之中。孔丘循循善诱,卜商一点即通,在历史上传为佳话。当然,考虑到卜商本人正是《论语》的编辑,我们也可以怀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孔丘死后,卜商游历天下,最终在晋国的西河地方安顿下来,设馆收徒,传授学问。这个地方,正是魏氏的势力范围。当魏斯听说卜商到来,便主动找上门去拜访。魏斯第一次见到卜商,请教了一个关于音乐的问题:要我穿得整整齐齐去听周朝古乐,总是昏昏欲睡;但是听郑、卫之音,就精神百倍,乐此不疲,这是为什么?儒家讲究礼乐教化,周朝古乐多记圣人教谕,被视为乐之典范,孔丘还花了大量时间来整理它们。而郑国和卫国的音乐,多写男女私情,是在市井之间流传的民间小调。卜商回答:“周朝古乐,是用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郑、卫的小调,乃是靡靡之音,毫无节制。您问的是乐,爱的是音,依老朽之见,您是把乐和音搞混啦!”卜商顺着这个话题,劝魏斯亲近贤臣,远离小人,注意自己的爱好,检点自己的行为。魏斯大受启发,当场向卜商行弟子之礼,并且邀请卜商到安邑去讲学,担任他的顾问。卜商欣然应允。在当官这件事上,卜商和他的老师一样,没有任何扭捏。正如他自己说的,“学而优则仕”。如果空有一肚子学问,不通过当官来实施,岂不是等于空谈?但是,他和孔丘也还是有所区别。孔丘终其一生,志在克己复礼,幻想恢复传统秩序,将周礼的复兴作为最高理想;卜商则不拘泥于周礼,只希望能用自己的学问解决现实问题。换句话说,孔丘是理想主义者,关注“这个世界应当如何”;卜商是经验主义者,关注“如何改良这个世界”。后世有学者认为,卜商的学术主张在某种意义上孕育了战国时期的法家思想。卜商的到来,给安邑带来一股清新务实的学风,同时还给魏斯带来一批能人志士。这些人或是卜商的学生,或是卜商的朋友,或是卜商的仰慕者。他们听说卜商在魏斯那里受到

                      中哪位神佛促使我默下了一本天书?心下疑惑,眼睛却不断地蚕食着纸张上的文字,在全数通看之后我和晖儿再度茫然对视了起来。这究竟是一本什么书稿啊?!从开篇文字来看《闻风拾水录》的记载内容可以追溯到上古以前,行文意思之间似乎说明了它一直是延续相传的,有些篇章语句甚至可以看得出是经过不同朝代的人整理重排而成的,但究竟是怎样传承却没有任何的解释或说明。书中大致说的是一些传说中的珍奇鸟兽、山魈灵怪的习性和彼此的关系,还有些是有关五行相生相克及关乎风水的原理解释,其间夹杂着几个写在方框里的篆字,像是图章之类的东西。通篇之乎者也的文字简洁间透露着某种神秘的寓意,若非自幼古文功底扎实,恐怕很难得知其间的奥妙,但即便如此却也令我看得头晕目眩。“这……这是什么书稿啊?”一句毫无意义的话语下意识迸出,对视间大脑还沉浸在方才的恍惚之中。“亦凡,这是你写的啊。”晖儿茫然而惊异地说道,“一小时不到的功夫,你足足写了几十页,难道这些文字你自己都不知道?”“几十页文字……”这疑问几乎在大脑中第一时间产生,可答案却不是我这个“作者”能够提供的,“不知道,那上面写的东西我根本一点都不知道。”“亦凡,别急,先冷静一下。”晖儿一脸不忍地抱住了我,“不管你说什么我都能相信,都能接受。”说什么?现在能说什么呢?难道是……我深吸一口气,缓声地将在S家见到的恐怖情景和医院的诡异事件向晖儿讲述起来。看着她脸色间的变幻和微颤的身体,几番不忍中还是继续了下来,随着最后一个音节自口中消失,两人又是一阵无语。“黑色的小蛇会不会就是首尾相连的一行行文字?”晖儿突地问道。“也许是的,至少现在看来可以这样理解。”思维渐渐被晖儿的话语带动了,“那方形的物体现在想来或许就是书本之类的东西。”“太诡异了,梦中所见的天书,内容全部都是强行灌输在你大脑中的。”晖儿难以置信间又有些感叹,“就像计算机加密储存的数据,输入导出完全没有任何的痕迹。”“并不是完全没有痕迹。”我指了指自己的脑袋,“现在这会,脑子里的那些文字的记忆非常深刻,好像它本来就在那里似的,之前却一点都没有。”“这也太玄妙了……”晖儿身体忽然一震,脸色倏然苍白,“那你看到S身上的怪物也是……”“但愿那不是真的……”也许是太过注意自身状况的关系,我俩完全忽略了S身上那条诡异的怪物,“可这么诡异的事情都发生了,还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呢?”“镜子!那面镜子后来你放在哪里了?”晖儿望着我若有所思地问道,“送你去医院以后,S和我一直等到早上才放心离开。去她家拿包的时候,那面镜子没有了,我们还找过一阵。”“不记得了,好像在发病的时候那镜子就消失了似的。”回忆中的片断有些模糊,“记得之前是拿在手上的,掉落下来的话也只会在我们坐的地方。”“镜子和信……”晖儿像是想起了什么,“亦凡,那信和镜子会不会和这些事情有关系?”“不管是不是有关系,你我都无从着手求证。”轻叹间心情凝重了起来,“至少我们目前没有什么危险,现在值得担心的倒是S。”……“看样子还是活蹦乱跳的,害我们那天白担心。”S的语调还是那么冲人,不过声音却比往常低了十六度。“亦凡的同学医术很不错的,这回也亏得是他帮忙。”晖儿笑道,“S你的脸色比上次差了很多,身体不舒服可别硬撑啊。”脸色差实在是正常不过的事情,不过我此刻的脸色绝对可以和S匹敌——因为那张狰狞得足以杀人的面孔正嘲弄地在我身侧晃动。自望见S第一眼,一种跌入冰窟般的寒冷便牢牢地裹住了身体,无论如何刻意回避,那只怪物却还是映在了眼底。如果不是事先潜在的心理准备,只怕当场便会惊呼出声。跟着晖儿走进屋子,我一直保持着散涣的眼神,以此逃避那个恐怖且令人作呕的影像,心中茫然的盘算着不知答案的疑问。除去以耳朵听力因病有些障碍来搪塞S的好奇之外,我几乎沉默到完全隐藏了自己的存在。S依旧像往常一般坐在我和晖儿之间,虽然显得有些精神不振却也和晖儿谈得起劲。那蛇身依然如当日那样盘附在她的身上,虽然不像镜后透出的影像那样清晰,但也足以令我完全分辨出它的存在。竭力地伪装下,一付视而不见的表情浮现在了脸上,可心中的颤栗却始终挥散不去,况且那只怪物似乎觉察到了什么,不停地晃动着头部扭曲着身体对我一再探视,那诡异的眼神和恐怖的脸部形成了天下最为残酷的刑罚。“老婆,S的身体不好,还是让她多休息吧。”既然眼前的事实足以证明当日所见非虚,留在这里也未必能找到解决之道,还是寻个借口早些离开这里,更何况我也无法继续忍耐那令人作呕的骇人怪物了。“切,你这家伙来了就一言不发,我和你老婆聊得起劲呢。”S不满道,话语间那怪物的头颅摆动了一下,一段身躯已盘上了S的脖颈,头晕的表情立即出现在她的脸上。“S,没事吧?你还是多休息休息,我们也不打搅了。”晖儿关切地说道,对方则无奈地点了点头。离开S家,颤栗阴寒的感觉渐渐退却,大脑中漫无目的地搜索着各种正统教育下的常识条目,苍白无力地想寻找出某个解决的方法,但这一切也只是徒劳无功罢了,因为根本没有一个答案。“应蚺,木旺金虚,人首蛇身,面如妇人,乌睛利齿,喜食人脑髓,夜半辄呼人名,应之,附于人身,当下无恙,七日后,子时现形,开脑吸髓,虽深室密椟,不能藏也。”伴着脑中闪现的文字,我轻声地诵读出来。“亦凡,你刚才说的是什么?”晖儿在一旁莫名道,“你一直不出声我都不敢问你怎么了。”“S身上的怪物,是应蚺。”我答非所问道。“什么?应蚺……”晖儿望了望我凝重的表情,回过神来,“你是说你看见了……上回那条蛇一样的怪物?!”记忆里刚才那段文字是《闻风拾水录》中的一段记载,这段对应蚺的描述正好印证了在S家的所见所闻。虽然不知大脑中是怎么跳出这个记忆残片的,但却有了一种溺水者抓到了绳索的感觉,或许就此真的能够找到解决的方法。“是的,虽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我确实看到之前的那个怪物。”将车驶进车库停下,我正色地说道,“而且刚才那段文字应该就是对这个怪物的描述,仔细翻阅一下那本书稿,也许可以找出对付它的办法。”……“呵呵,那明天给你带来。拜拜~~”晖儿挂上电话,一脸恐惧地冲我点了点头。刚才的电话是我让晖儿打给S的,假说家里有人送来些调制好的风味猪脑,问她要不要尝鲜。“从来不吃动物内脏的S听到电话后是不是口水直流似的?”我问晖儿。“嗯,她非常的感兴趣,像是最好马上送去似的。”晖儿担忧的说道。“那东西最喜欢吃脑髓,S估计就是受它的影响,连饮食习惯都改变了。”我看了看手中的书稿,“‘七日后,子时现形。’这么算来的话,明晚子时就是它袭击S的时候了。”“有什么办法可以救救S吗……”晖儿的声音已经开始哽咽了。办法?办法不是没有,可怎么去做就很成问题了,我暗暗叹了一口气。自进门后便翻阅了整篇书稿,很快找到了刚才所说的关于应蚺的文字描述,与先前的记忆完全吻合,而至于它的天敌则是——金翅天龙。“金翅天龙,金盛火败,有翅能飞,长三寸三分,遇蛇虫飞于颅上,吸其脑髓而食,故克之。”我连拍几下额头,烦躁道,“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揣摩这段说明了,但还是找不出方法。古代把蜈蚣叫作天龙,这金翅天龙应该是种有翅膀的金色大蜈蚣,可是现在到哪里去找这种根本见都没见过的东西呢?”“亦凡,你别急,我们再想想。”晖儿劝道。“算了,我去找找林岳,中医学上蜈蚣的药理名称也叫‘天龙’,这小子学医都学成精了,也许他会知道点什么。”我无奈的做了个手势,这下可真的是病急乱投“医”了。林岳已经睡的迷迷糊糊了,在电话里简短说明了两句之後,我便驱车前往他的宿舍,原本四十五分钟的车程,只用了二十多分钟。“哐哐哐……”在门被砸倒之前,林岳一脸睡意的应门出来了。“你老兄是不是用飞的啊?这么快?!”看来这小子接了电话之後又睡过去了。“得,别站这里,进屋说!”我连推带搡地把林岳“塞进”他的房间。“王亦凡,你最近是不是撞上什么了?上回莫名其妙的犯病,差点死过去,害得我鞍前马后的帮你抽液针灸,忙得跟个孙子似的。这回又大半夜的跑来和我说要找什么‘金翅天龙’?我说你没事儿吧你?”林岳听我说明来意后,眉毛立即又变成了四条。“去你的乌鸦嘴,谁有工夫和你瞎掰呢?”我根本没心情陪他耍贫,“反正告诉你,靠这东西救命呢,要是知道就快说,不知道的话我立马闪人。”“唉,真不知道上辈子积了什么德,居然误交你这么个损友,害自己沦落到如此地步啊~~”林岳一脸苦相的打开笔记本电脑,从包里拿出一个移动硬盘接上,灰头土脸的检索起来。我点上一支烟,拉过凳子坐在一边,作监工状。“金翅天龙……这东西有点玄乎,几百年都没人问津的东西。”林岳一边嘀咕一边在键盘上敲打着,“靠,这里上百G的资料与之相关的还不到千分之一。”“废话真多,你小子查出来没有?”心急的时候我就跟个包工头似的,这一点公司的下属估计比林岳更能体会。“这不正在查嘛?着什么急啊你。啊……有了,金翅天龙!”“怎么说?!”我一脑袋差点撞进液晶屏,“有没有说怎么找它?!”“小心点,这可是新买的电脑!”林岳一付守财奴的嘴脸,在确定电脑没有任何损伤后半死不活的说道,“别看了,都是梵文,你看了也白搭。”“啊?!”眼前呈现的是一堆不知所云的天城文,面对这印欧语系的老祖宗,只有大眼瞪小眼的份儿了,“你小子还真能搜集,找一堆看不懂的资料做摆设啊?!”“我说的是你看了白搭,可没说我看了也白搭啊。”林岳的脸上浮现出一片招牌式的坏笑。三、灵灭如果现在就把拳头砸在这张满是坏笑的脸上的话,估计今晚的唯一希望也要破灭了,所以只能强压怒火,用温柔的可以杀人的语气和林岳打起商量来。“梵文这么复杂你也能懂,还真不是一般的厉害啊。”这话连自己听着都言不由衷,“那能不能快点翻译一下,看看有没有方法找到金翅天龙?”“我看看,嗯,这段文字是天竺的一位高僧笔录的,很清楚的介绍了金翅天龙的习性、药理作用……”“先别理你的老本行,看看有没有说捕捉的方法。”看到时间已是凌晨两点多,我不由着急地打断了林岳的话,S的生命还有不到二十三个小时了!“怕了你了,这上面的确有说捕捉和使用的方法,不过翻译起来有些拗口。”林岳拿出纸笔,“我帮你誊在纸上自己看吧。”也不知道是方法的描述原本就很简单还是林岳的梵文功底确实了得,十分钟后林岳就交出了功课:“取活鸡一只,开膛,不放血。取盒子一个,盒子的材料需不入五行,左右各打九个孔。把鸡放进盒内,黎明前埋在极阴之处。鸡鸣之后取出,即可捕捉到金翅天龙。”我暗暗咬牙,这小子翻译的还真绝,药方不像药方,菜谱不像菜谱。算了,反正可以看懂,不管怎样,现在这个时候也只有死马当活马医了。“那就先告辞了,改天请你吃饭!”我揣好纸条,便要离开。“哎,等我穿件衣服。”林岳打开柜子拿出件防寒大衣,顺手又翻出一副手套。“干嘛?你也要出去?”我一时没回过神,这小子难道要跟着一起去?“靠,你老兄要抓的可是蜈蚣啊,大半夜的又要收集材料又要找地方的,多少也得有个人帮帮手。”林岳瞪着眼跟看外星人似的看着我,“你总不见得带着老婆去干这变态活儿吧?!”“你小子,关键时侯还挺够朋友的嘛。”我锤了林岳一下,心里仿佛轻松了许多。“没办法,交友不慎啊,上了贼船咯。”林岳感叹地摇摇头,从柜子里翻出一个鞋盒大小的黑盒子,“那段文字末尾有句标注我没写上:‘有缘者得见。’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几率大,我也想去见识一下,看看和这传说有缘还是没缘。”“管什么有缘没缘的,试试看吧。”我看见林岳又拿出一把电烙铁插在了插座上,“咦?你拿烙铁干嘛?要走就别磨蹭啊!”“急糊涂了了吧你。”林岳拿着发烫的烙铁在黑盒子上比划着说道,“盒子的材料要不入五行,这进口皮带的礼品盒正好管用,不过得先打好洞。”听到这话才恍然大悟,这小子果然细心,这黑盒子是有机玻璃制成的礼品盒,正好符合不入五行的要求,而且用电烙铁在盒子上烫洞的话也是又快又稳,我不由得对林岳暗暗佩服。“行了,咱们下楼吧。”不一会林岳便完成了任务,用报纸包好了盒子,顺手打开房门,两人一路小跑下楼。“去哪儿?”坐进车子,林岳劈头问道。“顺道先去城北我家附近的菜市场,现在三点左右,那里的鸡贩子应该是开始杀鸡的时候了。”我一边盘算一边说道,“然后从城北到城外九公里的地方有座小山,旁边有条河,应该可以找到所谓的极阴之地。”“嘿嘿,行啊你,这会儿条理倒是挺清晰的。”我苦笑了一下,林岳连夸人的话都显得那么损。我们从鸡贩子手里买下了一只个头不大的童子鸡,刚好可以放进那个原本不大的盒子里。三倍的价格使得鸡贩子没有任何多余的话,麻利地将鸡活杀开膛,几乎没浪费什么血就丢进了盒子。飞速行驶下,很快到了目的地。车停在了小山北侧的一棵松树下,我看了看腕表上的指南针,从后备箱拿出一把防陷铲,拉上林岳迅速地向山脚下的一处跑去。目标是山脚下的一处凹壁,前些年和晖儿在一次野炊时无意发现的。这是由于复杂的地壳运动造成的一处凹痕,仿佛两只人手一般的山壁形成了一个恰好容纳四五个成年人的空间。凹壁的上层有树木遮盖,周围被山岩隔离,阳光很难照射进来,可谓阴森之极。“前面还说你老兄条理清晰,怎么转眼就糊涂了?”刚要下铲挖土,却被林岳拉住了,“这个位置应该不是极阴位,我们去那边。”半信半疑地跟着走到凹壁的外侧,林岳看了看边上的河水,又拉起我的手看了看腕表上的指南针,走到两棵槐树之间,跺了跺脚说道:“就在这里挖。”山北,水南,槐树……该死,我立马在林岳所指的位置挖掘起来,心中一阵懊恼。“山之北为阴,水之南亦为阴,槐为阴木,三阴汇聚即为极阴之地。”《闻风拾水录》中的五行风水格局曾经提到过这类识别方法,可在忙乱间却没有回忆起这重要的片断,差点挑错地方。不过,林岳这小子又是怎么知道的呢?想到这里不禁望了望一旁正在收拾盒子的林岳。“别看我,我可不懂什么风水学说。”林岳笑嘻嘻地做了个怪样,“中医采药的时候必须熟悉药物的生长环境和地理位置,极阴之地的说法在大学的时候就知道了。”看来当初没报考医科大学,损失的还不仅仅是一点点啊。我一阵无语,低头猛挖,不一会,一个足以容纳盒子的浅坑便挖好了。看了看时间,三点三十六分,马上就要到黎明了。我和林岳小心地将盒子放入坑里,盖上浮土。为了不惊动可能出现的金翅天龙,同时也为了御寒,两人躲进了停在附近的车上,焦急地等待着。在一阵极度的黑暗后,东方闪现出一丝曙光,我几乎是在听到鸡鸣的同时跳出了车子,冲向掩埋的地方,迅速地挖出了盒子。“我看看,我看看。”林岳一边轻声说着一边从我手中拿过了盒子,从两侧的孔洞中向盒内望去,但很快就失望的摇了摇头,“看来我是无缘人,或者是根本就没抓到。”一阵山风吹过,不由得心头一凉,但仅存的侥幸心理促使我不甘心地从林岳的手中拿过了盒子。就在并不抱什么希望的张望下,依稀自孔洞中看到几只浑身金色的多足昆虫在盒内缓缓爬行,那背部似乎还隐隐地贴着象蝉翼似的翅!一阵激动,再次确认自己没有眼花后,便迅速地将盒子用报纸包好,起身走向汽车。“喂,

                      范围又大于经济整合的范围。用来排斥野蛮民族的北方边界,也是一种界线,在它之外,同样大小的耕地、同样规模的城镇和官府,却不属于这个国家;在它之内,主要是实物、运输代价又不太高的规定贡品,能由国家集中起来;而在它之外,贸易基本是离心的,输出大于输入。”欧文·拉铁摩尔:《边疆史研究》,第487页。?明初对蒙古的防御采取了非常积极的姿态。明将徐达以元朝都城(北京)为幕府,年年出兵北上讨伐蒙古残部。但1372年,徐达和李文忠被扩廓帖木儿打败。1373年,明太祖遂令徐、李二将固守边界,不再深入蒙古境内进行追剿,并将山海关两侧的居民迁至河北内地。1380年,明朝又改变了策略,并在1387年至1388年,派遣20万大军北出长城,彻底击溃了东北地区的蒙古军队,并继续沿松花江追剿,最后在勃脑尔(Buirnar)杀死了蒙古幼汗。T.C.林:《明帝国的满洲里》,第2—10页;匡顿:《游牧帝国》,第263—264页;侯仁之:《明代边境地区的马市》,第311—313页;法默:《明初两京制度》,第61—63页。?傅吾康:《15世纪初期中国对蒙古的征讨》,第82—88页,及其《于谦》,第95页。已有学者指出,在永乐帝不断迫使蒙古人向西伯利亚大平原远徙的时候,明朝没有必要在大同以外设置峰火台——一种报警系统。然而明朝一旦放弃了积极进攻的军事姿态,蒙古人便会驻兵长城之下,并在无人报警的情况下直逼大同和北京。吉斯:《明代的北京》,第57—62页。?傅路德和房兆楹编:《明代人名辞典》,第6、530、1304—1305页;毛里斯·罗塞比:《1368年以来的中国和亚洲腹地》,第45—46页。三边指甘肃、宁夏和延绥。其总督府设于固原,肃辽都督则驻守密云。阿勒坦汗联合了东部蒙古各部落,并重建了克拉廓热姆(Qaraqorum)旧都。匡顿:《游牧帝国》,第278页。?罗荣邦:《政策和决策》,第66—68页;吴缉华:《明代北边防御》,第11—12页;黄仁宇:《明代大运河》,第123页;《明代人名辞典》,第7页。?《明代人名辞典》,第6页;塞路易斯:《明朝反对蒙古人吗?》,第137页。在公众眼中,与蒙古互市的安抚政策,总是同声名狼藉的仇鸾联在一起,而英勇抵抗则同其政敌杨继盛联在一起。当皇上宠幸仇鸾时,杨继盛受到贬黜,一度消声匿迹。不久,仇鸾私自与蒙古互市,并献上80颗普通边民的头颅冒充敌军首级,谎称在古北口大败蒙古军,故而失宠。于是杨继盛得以重返朝廷,但不久又遭严嵩弹劾,于1555年被定死罪。当时杨氏之妻上疏皇帝,愿替夫受刑,还说死后要率鬼魂之军为明朝而战。严嵩于中途将此疏扣留,但其内容后来却广为流传。1656年,清朝顺治帝还在正式场合称赞了杨继盛的忠诚。吴乃荪:《董其昌》,第264—267页;赫伯特·A·翟理斯:《中国人名辞典》,第168、187页;《明代人名辞典》,第1503—1505页。杨继盛认为,忠同孝一样,是不可推卸的义务;人臣应既孝且忠,既事奉父母,又全心全意为君主效力。杨继盛:《杨忠愍公集》第二五七卷,第9页。?黄仁宇:《明代大运河》,第123页。?在蒙古人看来,严嵩只有在认为阿勒坦汗及其军队不过是一群“寻食之徒,无须忧虑”这一点上,是现实的。塞齐·亚格齐德:《中国与蒙古游牧民的贸易和冲突的样式》,第197页。在17世纪的民间传说中,沈炼被比作李林甫。E.B.豪威尔译:《今古奇观:沈小霞相会出师表》,第318—320、412页。明末“三言”中有个题为《李谪仙醉草吓蛮书》的故事,也表现出关于华夷关系的一种陈腐观点。故事说,渤海王要求唐玄宗(713—755年在位)将高丽的176城让给渤海国。作者借李白之口回答说:“自昔石卵不敌,蛇龙不斗……况尔海外小邦,高丽附国,比之中国,不过一郡,士马刍粮,万分不及。若螳怒是逞,鹅骄不逊,天兵一下,千里流血……毋取诛僇,为四夷笑。”豪威尔译:《今古奇观:庄子休鼓盆成大道》,第79—80页。?王崇武:《明朝商人殖民制度》,第301—303页;泽恩道弗尔:《“新安名族志”》,第194—195页。?16世纪后期,有大约50万军士和10万匹战马驻守北边,每人每月基本生活费约为2两。16世纪50年代,募兵每人每年的佣金约为6两;至17世纪初增为18两。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85—290页,及其《明朝的军费》,第43—44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40—42、55页;赵翼:《甘二史札记》,第750页;黄仁宇:《明代大运河》,第280页,及其《明朝的财政》,第112—116页。?褚华:《沪城备考》第一卷,第5—6页;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163页。?九边指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延绥(陕西的延安和绥德)、太原、固原、宁夏和甘肃九个军事重镇,是设于各省及都司之上的不固定的军事机构。朝廷根据需要拨给它们军队,并从中央都督府的权要中选派其将领。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65页;侯仁之:《马市》,第309—311页;黄仁宇:《明朝的军费》,第44页。仅辽东一边之军饷就需银324万两,粮108万担,马草21.6万捆,料豆97.2万担。弓每张需银2两,箭每支需银6钱。将这些物资自天津北运的船只仅有700条——而非预定的4000条,以至大量物资不得不用速度慢、代价高的牛车运送。黄仁宇:《明代大运河》,第127—131页。?如1624年,修建城墙6240丈(约11000公尺),敌台321座;1625年,修城费用又继续上升。《明实录》天启朝,第五十一卷第17页,第五十五卷第19—20页。据贺凯统计,1618—1627年间,明朝在同后金的战争中花费饷银约6000万两,约占明朝在此期间全部收入的一半。贺凯:《明代的监察制度》,第158—159页。?米彻尔·卡蒂尔:《14—17世纪中国价格变动史评述》。这一时期的价格指数是不可靠的。?褚华:《沪城备考》第五卷,第5—6页。1639年9月,广宁总监高起潜报告说,五个月来,“额饷分文未解”。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237页。?1644年1月21日,是史可法纪念日。见万言:《崇祯长编》,第57页。?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9—30页。巡抚原是监察官带提督军务之职,统各省提刑按察使司。?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47—48页。?拉铁摩尔指出,汉语称东北地区为“口外”,从而提出如下意见:“当问题是移居口外——而非移民海外——之时,人们会产生某种与华侨类似的体验。最初是感到失去了长城的保护,因而缺乏安全感。其后,一旦定居下来,又感到自己已处在高于中国的位置上。他不再受长城的保护;而长城所保护的正是中国;长城使他和同伴与之分离的正是中国。这就是说,地域情感部分地取代了种族的或民族的情感,这一变化令人费解,但意义深远。”拉铁摩尔:《满洲里——冲突的发源地》,第8页。拉铁摩尔进一步指出,这种地域情感集中表现为一种“夷”、汉皆有的特殊社会心理,即回过头来,将中国视为可征服的希望之乡。“冒险家们背对中国而向荒野出发,而其成功的标志,却是能够掉转身来,作为特权发源地之特权居民的一员,面向中国;于是,中国取代荒野之地成了‘希望之乡’,成了财富的源泉和行使权力的合适场地。”同上书,第60—61页。?张居正支持戚继光、李成梁等将领组建私人武装(戚继光曾举行传统仪式,与部下同饮兽血酒,立誓同生共死)。海因里希·布希:《东林书院及其政治思想意义》,第16页;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85页。17世纪初曾任辽东经略的熊廷弼提出,欲实现有效的边防策略,须使边将久于其职。见《乾坤正气集》第二八二卷,第41—42页,1609年9月8日条。?陈子龙:《陈忠裕全集》第二十三卷,第12—15及第23—26页。?边地居民处于一种临界状态,举个普通的例子——边境通过对进出口货物征收关税表现其存在,而对边境两边的许多居民来说,走私是十分正常的事情。边民对其国家的政治忠诚,会因与越境外国人进行非法交易以谋取私利而明显削弱。即使仅仅出于经济方面的动机,其行为也不可能只限于经济方面。他们不可避免地会形成自己的社会圈子和共同利益。边境两边的人们就这样一起共事,变成一个用“我们”指称的群体,而其本民族的其他同胞,尤其是本国官府,则被称为“他们”。因此,人们常常把这些结合在一起的边境两边的居民看作一种共同体,它虽然无法从制度上加以限定,但可从功能上加以识别。边地居民的这种矛盾心理,常常是明显而重要的历史现象,这并不奇怪。拉铁摩尔:《边疆史研究》,第470页。?这种现象并非近古历史所特有。西汉就有不少典型的叛国者,卫律(公元前1、2世纪人),一个突厥血统的著名乐师,就曾投奔匈奴,受封为王。汉武帝的大将李陵(公元前1、2世纪人)的事迹更为人所熟知。他数次率军深入匈奴腹地,最后陷入重围,被迫投降,并向匈奴传授中原兵法,娶单于之女为妻,留居匈奴长达20年。翟理斯:《中国人名辞典》,第450、865页。?罗塞比:《中国和亚洲腹地》,第41页;亚格齐德:《中国与蒙古游牧民》,第199页。有些蒙古人成了著名的明朝将领。满桂(1630年卒)自少移居内地,后从军御边,并不断升迁,1623年成为宁远守军将领。他作战勇敢,1627年7月接防宁远后,曾负重伤;1629年又率众抵抗金军,保卫北京,后在北京南城外战死。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61—562页。20世纪30年代,拉铁摩尔曾注意到,蒙古人与汉人之间存在很大不同,并指出,在内蒙古地区的旧屯田户、流民、商队和翻译当中,存在蒙汉两族的“混合阶层”。其中某人若不是蒙古人而是汉人,那么他多半出自一个已被蒙古传统所同化,或已同蒙古人通婚的家族,是个正式娶蒙古人为妻、遵守蒙古习俗而抛弃了汉族文化特征的人。然而在结束了遵守蒙古习俗的青年时代后,他又常常会在晚年返回汉族社会。他的一生好像被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一个是青年,一个是老年。拉铁摩尔:《满洲里》,第54—60页。?侯仁之:《马市》,第313页。李怀——“李猴子”,1515—1516年间投奔蒙古,并作为蒙古将领率军入关。塞路易斯:《明朝反对蒙古人吗?》,第137页。?谢:《明代后期的宗教与社会》;丹尼尔·L·奥弗迈耶:《抉择》,第162—163页。晚期小说对此也有描述,见豪威尔:《今古奇观:沈小霞相会出师表》,第414—417页。明朝在巴哈纳集开始同蒙古谈判时,要求蒙古归还逃兵。1570年,蒙古向明朝交还了9人,皆在北京斩首示众。侯仁之:《马市》,第321—322页;又见罗塞比:《中国和亚洲腹地》,第46—47页;《明代人名辞典》,第6页。?明朝边将把女真人分为三个主要部分: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常到开原进行贸易的野人女真。建州女真即后来的满洲。王钟翰:《明代女真人的分布》,第2页;罗塞比:《中国和亚洲腹地》,第50—51页;曲瑞瑜等:《清入关前对东北的统一》,第115页;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的发展及其建国》,第99页。关于建州女真的迁徙,见郑天挺:《探微集》,第36—38页;薛虹:《明代初期建州女真的迁徙》,第54—64页;林:《明帝国的满洲里》,第13—14、17—19页。满洲一词首见于1613年的记载中,1627年出现在朝廷给朝鲜国王的文书中,1635年被正式使用。薛虹:《试论满族共同体的形成》,第9—10页;郑天挺:《探微集》,第33—34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的兴起》,第10、13页。此前,满族人的《实录》多称其人民为诸申(Jusen);此后,建州女真被努尔哈赤统一起来,并逐渐以“满洲”闻名于世。为方便起见,建州女真在文书中遂被称为满洲。?普雷斯顿·M·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5页。?拉铁摩尔并不了解17世纪20年代的种族冲突,故声称:“满族从一开始就不具备蒙古人那样强烈的部族意识和深厚历史传统。他们似乎是从外部无人区渗入到这片‘发祥地’中来的。虽然他们自己随即就承袭了女真之金朝的反叛传统,但他们崛起得太快了,以致始终未能彻底吸收这片‘发祥地’的传统与精神;他们创造了自己的‘发祥地’和地方传统。正是这种不成熟状态促使他们以惊人的速度和彻底性获得了汉族的特征。”拉铁摩尔:《满洲里》,第44页。拉铁摩尔的独到之处,是将地理因素与经济因素放在一起进行观察。汉人远涉东北,是作为商人寻求奢侈品,因而没有在那里定居。满族人穿过其“发祥地”南下,则是为了狩猎和牧养驯鹿。对他们来说,农业还是一种园艺活动,是狩猎经济的补充。到了学会汉族的耕种方式后,他们便逐渐发展为农业民族,形成许许多多村庄围绕着一个个城镇的格局。因此满族能幸存并繁荣起来,应归功于其文化适应性,与蒙古族在一起便遵守蒙古规范,与汉族在一起便符合汉族传统。同时,他们也保持了自己善于组织狩猎和作战的能力。拉铁摩尔提出:“满族对汉族经济文化的迅速吸收,以及缺乏使之与汉族进一步融合的内陆河流和沿海贸易,可能是引起边境冲突并最终导致满族征服汉族的主要原因。”同上书,第19页。?1685年,在总督德农维尔从加拿大写给路易十四的信中,提到有关在北美印第安人中的法国人的情况:“长期以来,我们总是说,为了使这些野蛮人成为法国人,应尽量让他们接近我们。但是我们有充分理由承认这是个错误。那些同我们频繁接触的野蛮人没有变成法国人,而常到他们当中去的法国人却变成了野蛮人。他们喜欢野蛮人的服饰和生活。”阿列克斯德·托克维尔也强调了这一点:“这些法国人很快就和当地少女勾搭上了。但不幸的是,在印第安人的特征与他们自己的法国人特征之间,有某种神秘的亲和力。不是让野蛮人体验和习惯文明生活,而是他们自己常常变得酷爱野蛮人的生活了。他们为赢得印第安人的友谊而对其陋习和美德同样大加称赞,并已成为当地最危险的居民。”阿列克斯德·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第329—330页。德农维尔的信在此也被引用了。?有一段时期,明朝兵部规定,每献一颗满人首级可得赏银150两。结果辽东百姓常被误认为满人遭明军捕杀。詹:《明朝衰亡》,第149—150、156页。“境外居民”(trans-frontiersman)一词是菲利普·柯廷(PhilipCurtin)创造的。艾伦·伊萨克曼用它来描述佩里拉(Pereira)族之类的群体。该族于18世纪初从果阿移居三比西河流域,并与彻瓦(Chewa)王族通婚,最后渐渐承认了彻瓦王为其君主。因此,境外居民不同于“边境居民”(frontiersman),因为后者或许有妻子在境外,但对留在欧洲社会的亲属仍保持着基本的忠诚。边境居民最终可能会发展出一种混合文化,而境外居民若也这样便会完全失去欧洲人的特征。19世纪,像佩里拉族那样的境外居民确

                      ,把四象定为阵主,搞得阵法完全自主运行,根本就不管是不是虚灵!”“切,老凡,你该不是有了挫败感才那么歇斯底里吧?”林岳嬉笑道,“不过说真的,你身上还藏着什么惊天动地的能力啊?这聚金成形的力量还真牛逼啊!”“没你想得那么复杂,我压根就不知道有这能力!”其实自己也觉得奇怪,这能力是何时获得的,又是从何而来呢?“管那么多干嘛?反正你……妈呀,又来咯~~”林岳大呼小叫地跳脚起来,我惊觉四周的十字形空间竟完全扭曲了起来,不多时便形成了一个四方空间。突起的巨木、飞掠的树枝、狰狞的“木兽”自四方慢慢逼近,看来阵法已经自行将剩余的树木凝成了新一轮的攻击。“好吧,那就只有放手一搏了!”我低喝道,一摆手中的战刀,半月刀轮再次疾转,银色的刀轮在身周不断扩张。那四象并未急于攻击,只是静静地守住各自的方位。黑暗中突然闪起一道青绿色的光芒,在刀轮外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北斗阵形。光芒中,七根数人难以抱合的木柱平地而起,各自散放着耀眼的绿光。原本安静的四象此刻躁动起来,伴着光芒的剧盛直冲入北斗阵形中瞬间消失了。拉近林岳,两人背靠着站立在一起,刀轮在意识的控制下飞速扩张。北斗阵形中突地一阵爆裂,七根巨木均裂作四段飞入半空,断木在绿光中渐渐幻化开来,形成了二十八只形态各异的鸟兽,咆嚎呼啸着在四周聚起了球形的包围圈。“搞笑了,四只变出这么多来,我们来的不是动物园吧?”在刀轮的保护下,林岳还能谈笑风生,但他的声音也不由得有些打抖,“那些是什么东西?该不会全是阵里的虚灵吧?”亢金龙、角木獬、井木犴……几个熟悉的动物形态跃入眼帘,这些兽形曾在一些典籍资料上见过,想不到今天就活生生地出现在眼前,而且是威胁到了自己的生命。如果是它们到齐的话,那这个阵形岂不就是……“我收回刚才对布阵前辈的评价。”无故而出的话语把林岳说得一愣,“他老人家不是混蛋,是个彻头彻尾的流氓!”忿恨中杀心大盛,我猛挥双手,满地尘土一阵飞扬,地面浮起无数银色弹丸,面前的半月弯刀也在旋转中随即化散开来。意识的控制下弹丸在空中狂转不已,逐渐聚成了二十八个浑圆的盾牌,那盾牌的边上布满了尖锐的弯刀,宛如锋利的狼牙闪着寒光。“带刀的盾!老凡,你玩狠的啊?!”林岳见到这些盾牌失声道,“能不能先给我造个大个的盾牌,免得殃及无辜啊?”“四象北斗二十八宿阵,这根本就不是围困虚灵的印阵!”愤怒和怨念烧红了我的眼睛,全然不顾林岳的问话,“既然是杀戮修道者的阵法,那就和我的狼牙刀盾阵一见高低吧!”十三、阵义四象、北斗、二十八宿,很难有人会把这三者之间关联起来考虑,当初看到与了然交流的资料时,我也纳闷了半天,后来在他的指点提醒下方才领悟。从风水的排布看,这是用以设局控制他人运势的“煞阵”。四象暗含两仪,定天地而控其根本;北斗主凶吉,祸福生死多以七数为界;二十八宿则循道五行,限制着每月每日的变化发展。如果将北斗阵形结合五行定作克制阵内人的五行命格,配合着四象的控制和二十八宿的变幻,那此人的命数一定被搅得天翻地覆不可收拾,直到被整得家破人亡为止。了然曾提到过,这阵法在玄学鼎盛的过去,是专门用以杀戮收服修道者的斗法阵形,由于阴毒险恶过甚,会折损道行,因此很少有人去运用。之后便随着玄学风水主流的消沉,这个阵法被一些心术不正的堪舆者引用篡改,逐渐成为了作恶的工具。现在面对的正是这种阵法,从发动的效果来看应该就是一脉正宗。林岳的炉铲和我的锐金印阵均属于金性,而木性为阵法的根本属性,因此金性的物体和行为自然就受到了这个庞大的阵形的反击。作为阵法的本身来说,其中的天罡参木印阵是守护封印原本处于此地的土性虚灵,四象与二十八宿则是预防一些修道者窥觑这里的防卫手段。阵法一旦发动是敌我不分的,且异常险恶,也正是这种不择手段的作风激怒了我。狼牙刀盾飞旋着在空中布开了一个球形的防御,二十八宿的形态不断变化着角度发起攻击,坚实的爪牙、翅膀和尾巴轮番击打在金属盾体上,发出恍如洪钟般的巨大响声。频繁的攻击并没有对狼牙刀盾造成损伤,自地下提取的多种金属聚合体造就了它们坚不可摧的特性。轸水蚓、翼火蛇、壁水蝓等凭借着自身体形的特殊,意图从空隙攻击入内,却因木性的关系被飞转的刀刃斩得粉碎,化作一堆碎块掉落在地下。激战中,球形屏障忽地膨胀开来。离得较近的二十八宿见缝隙增大,顿时冲入。一阵喀嚓声响中,数只被绞落在地,缝隙中倏然飞出数十个巴掌大小的轮锯,飞速盘旋着在二十八宿阵中横割开来。狼牙刀盾原本光滑的盾面上枝丫地生出了许多带着倒钩的尖刺,疾转下有如露着利齿的狼群,紧跟轮锯扑入阵中。二十八宿一时间阵脚大乱,在夹杂攻击下已有半数被绞碎击落。狼牙刀盾一击得手,并不追赶,腾地缩紧阵形全速回防,只留下那数十个轮锯在二十八宿阵中左冲右突。“呼呼”几声,四段粗大得难以想象的木柱横空飞来,阵中旋起了四个硕大的“木轮”,在仅存的二十八宿前形成了一个防护盾。笃笃声响成一片,横扫阵中的轮锯深深地嵌在了木柱之上。木柱旋动得更快了,挟着风雷之势直冲狼牙刀盾的防护圈。“找死!”恼怒中我喝骂一声,催动轮锯继续攻击,但卡在木柱上的轮锯竟如生根一般纹丝不动。轰地大震传来,盾阵的防卫在撞击下一片松散,木柱趁着盾阵尚未聚拢,有意识地将分散的狼牙刀盾逼向四处。“老凡,它们用的是敲壳吃乌龟的战术!”林岳注视着战团,大声呼道,“那些木头野兽估计要趁火打劫了。”“战术分析不错,不过你要想当乌龟别拉上我。”林岳的分析的确有理,虽然用词实在是令人皱眉不已。狼牙刀盾在木柱的牵制下已渐渐无法保护我和林岳的安全,它们的旋转切割攻击对于这些巨无霸级的木柱也只是隔靴搔痒而已。虎视眈眈的二十八宿已全数集结在盾阵最薄弱处,前锋位置上的尾火虎、箕水豹、斗木獬咆哮着跃跃欲试,只等缺口大开便一拥而上将我俩扑杀当场。“其势昭彰,汹涌而至,刚猛之处,阴柔化之。”了然曾如是说过,风水格局中,对于这个险恶凶猛的阵势可以用阴阳并济的两仪之法化解。脑中灵光闪过,风水阵形既然是遵照斗法阵形而来,那阵法的本质也就相同!木柱一顿,面前的刀盾全然消失,就连卡在柱身的轮锯也不知去向,阵法中心的两人已毫无防御地曝露在二十八宿的面前。林岳见状挥刀正欲格挡即将到来的攻击,我一把拉住他的身形,眼光直射空中那张牙舞爪的二十八宿。无数道微弱的光线在身边飞速闪动起来,嗤嗤的破空声回荡着整个空间,二十八宿已扑到了面前,那锋利的爪牙距离我俩的头顶已不足数寸。“喀嚓……哗啦……扑!”杂乱的声响不断响起,在身周的地面上散落下了大量的木块碎片。抬头望去,空中的二十八宿连带那四根巨大的木柱早已不知所踪。窸窣声中,黑暗中飞出大量的坚韧的金属细丝,噼啪地将地上散落的木块再度勒割成碎片。“金属丝?!老凡,有你的!”林岳看着眼前的景象喜形于色道,“这招叫作‘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别给我戴高帽子,投机取巧罢了。”听辨多时,终于确定了阵中没有剩余的威胁。我方才发现,浑身的衣衫早已被冷汗浸透,“如果慢了半拍,估计变成这样的就是你我了。”“今天算是开了眼界了,看玄幻小说都没那么过瘾。”好像刚才大呼小叫的人不是他似的,林岳一付兴奋有余的样子,“不过,咱们怎么离开这里啊?”“出口是死门,刚才打斗的时候似乎已经移位了。不过,那边的坑似乎有点蹊跷。”面前的金属细丝化作数个螺旋叶片微微地扇动着,辨着空气的流动我俩来到阵中心不远的一个坑前。这是一个直径大约一米半的坑,深度不到两米。在坑壁的一侧有另外一个孔道斜斜通向地下的某处。从空气流动的感应判断,那孔道相当深远。会不会是土性虚灵逃遁的出路?思考片刻,我招呼着一旁东张西望的林岳,拉他进入孔道。入口处仅容一人匍匐爬过,但行进不远后空间便扩大到一人多高。又走出了十多米后,面前竟出现了一个较大的球形土室。“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林岳惊讶道。“看来是有人或什么东西从外部挖掘了这个通道,将困在阵中的土性虚灵引入了这个土室,然后消灭了它。”我打量着四周说道。“怎么说?你怎么不认为是土性虚灵自己挖的通道?”林岳好奇道,“再说,你怎么知道这里是土性虚灵的葬身之地?”“泥土翻动的方向与我们过来的地方相反,这就证明了是从外挖进来的。”我捻了下壁上的泥土,“这个土室的泥土是新挖的,但表层上却有着一层绿色的不知名植物,明显是后期布上的。”“嗯?我看看。”林岳上前抹了一把,用电筒照射观察了一下,“是一种少见的蕨类植物,木克土,这里曾经布过木性的某种阵法?”“应该是这样,植物上凝结了少量的水珠,我碰到的时候可以觉察到杀气和一些模糊的场景,虽然不是很清晰,但感觉很像是一场激烈的争斗。”“拾水”的力量也并不是无所不知,水就像是一种信息的载体,如果载体太少,所能储存的信息就更少,“取阵形薄弱处挖掘,引虚灵到这里布阵收伏,看来是个高手!”走出土室,一路沿着地道前行,大约半小时后便看到了刺眼的光亮自头顶斜斜地射来。面前出现一个上升的坡道,两人终于回到了阳光明媚的地面世界。“这什么地方?”潺潺的流水声自耳边传来,林岳眯着眼适应着地面的阳光。“是城北的植物园。”熟悉的环境不由让我想起和晖儿恋爱时的情景,在地下行走并没有多久,出口竟然已是远离美术馆数十公里的植物园。“老凡,你看看时间,我的表好像坏了。”林岳望着手上的卡西欧表奇怪道,“进壁炉的时候是十一点零五分,怎么现在才十一点四十分?!”“你的表没坏。”看着头顶的太阳,我指了指一旁巨大的花钟道,“现在就是十一点四十分,那阵法把时间凝固了。”拍了拍身上的泥土,我俩对视着笑了起来,凶险过后的感觉格外地轻松,如果不是两人想泥猴一般的造型,此刻倒是可以找人帮忙合影留念一下。……“胡来!简直他妈的愚蠢!”林岳一反常态的暴躁道,“她以为她是谁?!神奇公主西瑞?!我和老凡都差点挂了,她就这么一个人去不是白给吗?!”“别急啊,S没你想的那么乱来的,她只是去探消息。”晖儿耐心地劝道。回家换下脏乱的衣服,林岳在客厅里眉飞色舞地和晖儿描述着适才的场面,在她惊疑的表情中我在手中凝出了一个狼牙刀盾,随即又让它消失在面前。惊喜之余晖儿却说出了一个让林岳暴跳如雷的消息——S半小时前来电,她正独自一人在城西冶金仓库探查!“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电话中传来机械的回复声,林岳别有意味地望着我,眼神中似乎比平日多了些什么。“冶金仓库那里是手机盲区,我们这就赶去看看。”我拍了一下林岳,搭在他肩头的手掌用力捏了捏。低声交待了晖儿几句,我拉上林岳出门叫了辆出租直奔城西而去。……随着蜿蜒起伏的山脉映入眼帘,车子渐渐驶近了城西工业区。这是城市重工业的集中地,山脉中蕴藏着丰富的金属矿脉,出于就近取材加工的考虑,本市的冶金厂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大型的仓库。仓库延用了早期废弃的防空掩体,这个在山腹内部开凿而成的掩体大约有数十万平米的空间,里面堆放的都是半成品和成品的金属锭块。“金似覆釜兼仄月,是武星”,山脉处于西金位,山形风水显示其五行亦属金,武星观照则必有凶猛之物,但山上从未出现过大于黄鼠狼的食肉动物。从《闻风拾水录》山水格局篇的记载来看,这里应该存在着一只凶猛异常的金性虚灵。一路上林岳还是啰哩啰嗦的东问西问,但与平日不同,这些问题都是关于金性虚灵的特性和我准备的计划。就在我被他烦得还剩半条命的时候,袋中的手机震动了起来。“王亦凡,你们在哪里,快到城西冶金仓库来!”S的声音断断续续地传来,急促的语调听不出是兴奋还是恐惧。“我们马上就到仓库了,你人在哪里?!”我生怕断线,急速说道。“快到了?那我……”电话突然挂断,林岳看着我无奈的表情,迅速掏出一张百元大钞要求司机加速到一百六十码。仓库入口前除了警卫和稀落进出的工人外,根本没有S的影子,我和林岳交替着拨打S的手机却始终无法接通。无奈下只能找人询问,试图打听S的下落,但偌大的地域范围使我俩一筹莫展。“喂~~我在这里~~”呼唤传来,声音发自仓库顶上的山坡,那是S的声音!林岳条件反射般地撒腿朝山坡上奔去。换作平日或许我会和林岳一样飞奔上去,但腿上的箭伤还没有愈合,只能拄着手杖慢慢地沿小路缓行。不过,这未必是件坏事,在路上借着拂来的山风,我早已将山坡上的状况探查清楚,看来我俩是虚惊了一场。“……手机没电了,你又不是我什么人,我有必要和你解释那么清楚吗?”两人的身影尚未出现,咄咄逼人的话语早已传了过来,看来林岳心急口快,又惹恼了S。第一眼看到的那个场景实在是有趣得紧,林岳一脸无辜地靠在树干上正被S滔滔不绝地轰炸着,在山风的撩动下,数片绯红的树叶在两人的身边飞舞。记得日剧爱情片经常有类似的场景,但这两位主角的表现却让我想起了中国传统戏剧的剧目——《三娘教子》。“原来是手机没电,我们还以为你遇上危险了。”我笑着走上前给林岳解围道,“不过话说回来,S你怎么跑这个山坡上来了?”“我上来透透气,仓库里闷死了。”S环视着周围说道,“这里的视野不错,还有一片红枫林,感觉舒畅了很多。”“嗯?你去过冶金仓库里面了?!”我和林岳异口同声道,按之前市美术馆的状况,冶金仓库很可能也被神秘高手捷足先登了,S既然进入了戒备森严的冶金仓库,那就应该看到过什么。S并没有爽快地让我俩一解心头的疑问,而是从背包中拿出了她那台形影不离的小型笔记本电脑。在鼠标的轻点下,一个3D模拟地图出现在我俩面前。“冶金仓库是垂直山壁开凿的,直线进入山腹,在中心区域折转掉头平行向外开凿,从剖面图看是一个倒着的‘V’字形。”S一边演示变换着图形角度,一边仔细讲解道,“这座山的后部延续山脉是很多金属矿脉的集中点,但所有的矿脉到了仓库这部分便全部中断。”“西山座金开南口,火星头尖而足阔。”从S的地图方向标来看,山体的仓库出口在南,折弯处距离矿脉集中点足有近一公里。V字造型配合山南阳火位恰好组成了一个火克金的尖刀煞,而那大开的V字口则聚集了南方丙丁火,加上山中的金属矿脉被截断在身后,这只金性虚灵几乎是被死死地钉在了山腹中。“上个月这里发生过一次山体滑坡,仓库的部分石壁轻微开裂。”S继续说道,“不过经过一番修补加固之后,没有什么危险,这边的主管部门也借机对仓库内部休整了一下。”“内部休整?什么意思?”林岳呆呆的问道,“补完再贴点石膏线,弄几个吊顶?”“您真内行!”S把林岳的口头禅丢还给他,“只是给内壁加固了水泥,并用垩土粉刷了。”“垩土?!”我心中一惊,“怎么不是用的特种防水涂料?”“哦,他们说附近垩土矿的矿渣再度提炼加工可以变废为宝,之后拿这里做试验了。”S撇了撇嘴道,“省下的工程款进腰包,还可以申请科研成果,政绩啊~~”“就是,他们一定串通了设计、施工的人,蛇鼠一窝。”林岳连忙点头称是,并不失时机的拍马道,“内幕都打听的这么清楚,你真厉害。”“我同学负责这里的一部分工程,而且我也参与了这次工程的部分设计。”S语音未落,林岳的脸上便露出了被马蹄踢到的表情。方才

                      ,武汉的唐生智不算对手吗?如果你这样想,那就太把唐生智当根菜了,这位兄台与真正的乱世枭雄孙传芳相比,水平有相当大的差距。所谓“东南一战无余敌,党国千年重此辞”,不虚言也。

                      蒋介石复出

                      龙潭战役结束后,汪精卫和李宗仁的矛盾并没有解决。新桂系通过龙潭一战获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威望,李宗仁也因此变得更加强势,汪精卫自是不会让步,事情到这里就算僵住了。关键时刻,右派先锋孙科出现了,他倡议:咱们选举一个十四人的中央特别委员会,先行过渡,实现国民政府的统一再说。估计汪精卫当时只记得孙科是老领导的儿子,忘记了他另外的身份——右派骨干,居然点头同意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但是,当汪精卫看见新鲜出炉的十四人大名单时,发现除了名单之首是自己之外,接下来的人名全都是南京方面或西山会议派的人。汪精卫当即明白了:你们摆明了架空我,你们爱让谁干谁干,我不干了!1927年9月13日,汪精卫通电下野表示抗议。汪精卫的下野给了李宗仁口实。李宗仁说:你汪精卫不配合我,不给我面子,那我就西征,武力统一全党。西征征谁?汪精卫那边的头面人物唐生智。李宗仁这么做,就是要削弱汪精卫,趁蒋介石下野的机会捞取政治资本,积累资格,取而代之。不知道是因为唐生智太弱,还是因为新桂系太猛,反正唐生智是没打出什么像样的仗,连吃败仗,很快就缴械投降,流亡日本去也。由此,新桂系不仅兵力涨至二十万人,还通过“中央特别委员会”控制了南京政府。新桂系的势力攀升至巅峰,似乎无人可以撼动其地位。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一切,证明还是有人能够动一动他们的,因为新桂系得罪的人太多,群众基础太差。不仅先后被整下台的两个苦大仇深的对手——蒋介石和汪精卫甘愿抛弃恩怨,联手找新桂系复仇,而且粤军的主力之一张发奎也对新桂系十分不满,这主要是因为粤军名义上的老大、新桂系的盟友——李济深的户口有问题。李济深吃着广东人民的饭,却因为自己是广西人就唱着新桂系的调,老站在新桂系一边。作为广东人民的一份子,张发奎很反感这个长期控制广东的广西人,所以张发奎打算收拾掉对方,由他自己来管理广东。换句话说,国民党中的老人——汪精卫、蒋介石和粤军张发奎,要联合起来对付半道参加国民党的新人——新桂系。一场内斗的好戏就要上演了。1927年10月下旬,因率部镇压南昌起义部队而回到广州的张发奎,邀请汪精卫回广东指导革命。汪精卫欣然前往,随即在广东另立中央。11月中旬,本应全力筹备婚事的蒋介石,于百忙之中专门抽出时间,宣布召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在上海召开国民党四中全会的预备会,并隔空点名邀请新桂系的三位先生、广东的李济深和汪精卫参加。11月17日,李济深和汪精卫离开广东刚一天,张发奎就和老部下黄琪翔发起“倒桂”行动,将新桂系在广东的部队能缴械的缴械,不能缴械的就直接赶回广西,史称“广州张黄事变”。宁汉刚合流,宁粤又分裂。1927年整整一年,分裂完全成了主流。在上海举行的会议上,吃了亏的新桂系要收拾汪精卫,而汪精卫因为有张发奎撑腰,则坚决表示是新桂系有错在先。双方争执不下,事情走到了十字路口。就在这时,汪精卫提议让在会议上非明显偏帮自己的蒋介石复职。毕竟蒋介石属于国民党在广东起家时的老人,在军中威望最高,反共最旗帜鲜明,将政府的主导权交给对方,令汪精卫比较放心。新桂系的三位也表示能接受这个提议,一来曾和蒋介石有过愉快合作的经历,二来双方也未完全撕破脸,还存在继续合作的感情基础。自此,蒋介石得以借“广州张黄事变”复出。就在这几位兄台忙于争权夺利的时候,共产党人在广州出现了。当初南昌起义后被打散的叶挺、叶剑英等人潜回广州,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发动张发奎手下受共产党影响的部队,于12月11日发动了“广州起义”,起义军自称“红军”。这是共产党第一次将自己的军队称作红军。张发奎立即调集军队镇压。由于力量悬殊,广州起义只坚持了两天即告失败,叶挺、叶剑英冲出重围。虽然还差三年才到汪精卫的本命年(48岁),汪精卫却提前走了霉运。没在广州干多久,就赶上了广州起义。这下国民党内反对汪精卫的那些人就更有理了,责怪他纵容共产党,骂声劈头盖脸。据某些史料反映,这些骂声的背后,是李宗仁和蒋介石在暗中操纵。从动机上分析,这二位确实有理由这么做,李宗仁和汪精卫刚刚撕破了脸,而蒋介石也是因为汪精卫拆台才被迫下台。但不管如何,出了这么大的事,汪精卫只能老老实实地承担领导责任。于是,汪精卫再一次声明隐退政界,带着陈璧君远走法国浪漫去也。汪精卫走后,张发奎孤掌难鸣,新桂系趁机报仇,武力逼迫张发奎走人,李济深重回广东。1928年1月,在蒋介石的压力下,中央特别委员会宣告解散,众望所归的蒋介石在南京复职。复职后的蒋介石,随后亲自主持了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为代表的一系列会议。所有会议均胜利召开,所有会议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成果一,取消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给因反对三大政策而被开除党籍的人一律平反,国民党内部纷争暂告一段落。成果二,调整政府领导班子,优化政府组织结构。谭延闿就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担任军事委员会主席。至于胡汉民,也有新岗位,出任即将成立的立法院院长。这个立法院可不简单,属于蒋介石即将施行的新举措——五院制和三层权力架构的关键部分。五院制来源于孙中山生前的潜心研究成果——五权分立,即政权、治权分立,政权归属国民,治权归属政府。治权又细分为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监察权、考试权,五权并立,其对应机构即为五院——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监察院、考试院,各自独立运作并互相合作。三层权力架构则是基于五院制的政体权力组织形式,国民政府主席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采取“集体领导制”的国务会议拥有决策权,五院握有具体实权,而国民政府主席和五院院长都是国务会议的常委,大家平起平坐,互相制衡。成果三,通过了蒋介石关于“搞相互监督,搞民主政治”的提议。于是,国民政府在广州、武汉、开封和太原分别设立政治分会,分会主席由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担任。中华民国时期的蒋、桂、冯、阎四大军阀正式浮出水面。

                      “济南惨案”

                      蒋介石暂时“统一”了国民党后,收拾张作霖便成了他的下一个目标。要打仗,首先就得筹措经费。毕竟在天上没有馅饼掉的情况下,军费、粮食、抚恤金等还得靠自己想办法。自从苏联在“四·一二”之后切断了对蒋介石的国际援助,蒋介石就只能在国内市场上打主意。简单来说,他主要通过老大哥张静江的面子,找江浙财团借款养活军队和维持北伐。可是老找人借钱,借了也不准时还,再借就难了。在这种无钱可用的情况下,蒋介石只得请大舅子宋子文出山。宋子文本来支持汪精卫武汉政府,反对蒋介石的右派做法,可问题是,现在武汉政府都没了,他还能支持谁?还能去哪里实现自己的抱负?再者,新晋妹夫的面子也是要给的。于是,宋子文顺势出山。宋子文虽然理财能力不错,但他也只有用钱生钱的本事,没有凭空生钱的本领。光靠南京政府控制的地盘上缴的税收,不足以供应北伐。没办法之下,宋子文也只能采取利诱和高压摊派双管齐下的策略,想尽办法让江浙财团筹款和认购公债,最终筹得两千多万银元军费,勉强维持北伐战事的需要。1928年4月,蒋介石宣布继续北伐。在蒋、桂、冯、阎四大集团军的配合作战之下,张作霖的奉系节节败退。5月1日,北伐军击败奉军张宗昌部,攻入济南城。但他们没想到,迎接他们的是日军最精锐的部队之一——第六师团。其实这支日军不是突然出现的,远在南京国民政府单独北伐那会儿就已经开进济南了,只不过南京政府后来暂停北伐,没与这支日军照面。鉴于中日全面对抗即将开始,为方便理解,特在这里就中日两国陆军的编制稍作解释,下文不再赘述。中国陆军:集团军——军——师——旅——团——营——连——排——班日本陆军:方面军——军——师团——旅团——联队——大队——中队——小队——分队(或称作班)大家可以粗略地认为:从右至左逐一比较,日军的每一级编制都要高出中国军队一个级别,像日军的师团就相当于中国的军。日军的主要作战单位是师团,这里大概介绍一下它。日军师团分四个等级:甲、乙、丙、丁。一等甲类师团,即日军的常设师团,番号依次为近卫、一至二十师团。除近卫师团,其他都是侵略中国的主力,平均人数近三万,人数与中国的甲种军相当。其中不少师团经历过甲午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考验,战斗力很强,尤以第五师团和第六师团为最,这些精锐师团将是国军在正面战场的主要对手。其他番号的师团,大都是抗战全面爆发之后扩编而来的乙、丙、丁等师团。乙等师团约两万人,丙、丁师团都是一万出头,战斗力按照乙、丙、丁依次递减。其中,丁等师团主要用于扫荡敌后根据地。一般来说,番号靠前的师团战斗力更强,但也有例外。抗战后期,日军为了解决兵力不足的困局,往往会通过“老鹰带小鸡”的方式,即抽调精锐师团中的精锐官兵去扩充其他师团,所以某些番号靠后的师团战斗力也很强。言归正传。之前提过,日本为占领山东不惜跟德国打了一架,虽然后来被迫在华盛顿会议上认怂,承诺放弃山东,但那也只是嘴上说说而已,日本从未放弃将山东发展为“第二满洲”的想法,因此日军打着“保护侨民”的幌子阻挠北伐军接收济南。北伐军进入济南后,日军立刻封锁济南商业区,开枪击杀北伐士兵。蒋介石先后派出时任外交部部长的结拜兄弟黄郛、特派交涉员蔡公时去交涉。结果可想而知,毫无成效。没有血性的黄郛在被强迫签了一个莫须有的“中国军队在某处打死一个日本士兵”的证明之后顺利离开。有血性的蔡公时则被日军削成了“人棍”,然后被杀死,十八名随从也全部被害。看来人与人之间,是可以用勇气分出区别的!同一天,日军以优势兵力收缴了数千北伐军的枪械,屠杀中国军民一千余人,残暴而嚣张。蒋总司令的日记里有这些关于“济南惨案”的字样:“若北伐被阻,竟至半途而废,则党国前途何堪设想”,“不屈何以能伸,不予何以能取”,“对日军采取不抵抗决议”,“以后每日六时起床,必作国耻纪念一次,无间断,以至国耻洗尽为止”。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三件事情。其一,蒋介石把北伐统一中国当作最高目标,其他一切都可以让步;其二,“对日本不抵抗主义”确实是由蒋介石首先提出;其三,“济南惨案”对蒋介石刺激很深,他在后来的日记里还写有一些“金点子”,说明怎样才能雪耻,也算煞费苦心。但从他后来的实际行动看,日记内容被完全兑现的并不多。因此,蒋总司令“日记强国”的说法也并非空穴来风。日记已经说明了蒋介石处理此事的态度——暂不抵抗。不出所料,北伐军撤出济南,绕道北伐。北伐军大部队撤离后,日军占领全城。之后的几天,这群疯狗无恶不作。据不完全统计,军民死伤一万余人,史书把这些灭绝了人性的杂种系兽类集团在这十几天中犯下的罪行,统称“济南惨案”,又称“五三惨案”。北伐军屈辱地绕道北伐后,只好把气撒在奉系身上。哀兵必胜,兵力占优,更何况北伐军的战斗力本就强于奉系军队,张作霖兵败如山倒。6月初,北伐军攻陷北京,统治中华民国十六年的北洋系统寿终正寝。7月6日,晨曦初露,西山碧云寺显得格外静谧。蒋介石在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人的陪同下,拾阶而上,来到了孙中山灵位前,追思当年与中山先生一起战斗过的岁月,蒋介石热泪盈眶:总理,北伐成功了,你生前一统中国的愿望实现了!我要把你的陵墓搬到南京,就叫中山陵……随后,北京政府被取消,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北京这地方也连带不能叫京了,改叫北平。不过为使本书风格统一,下文仍称北京。

                      “东北易帜”

                      随着北伐军拿下北京,洗洗回家睡成为张作霖的最优选择,但他此时还不知道,他已经失去了回家睡觉的权利。一直以来,张作霖依靠人前一套人后一套的办法,跟日本人进行打了折扣的合作——在拿到日本人的好处的同时,也返给对方一点“红利”,但没有变成日本人理想中的傀儡。对日本人来说,张作霖固然滑头,却也没胆造反,不会伤害日本的“满洲权益“,算是一个可以长期合作的伙伴。现在情况出现了变化。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张作霖已经挡不住北伐军继续前进的步伐。可怕的是,一旦那支喊着“打倒帝国主义”的北伐军冲进东北,日本人所谓的“满洲权益”恐怕就保不住了。所以日本政府很着急,不仅制造“济南惨案”阻碍北伐,还要求张作霖从关内调兵跟北伐军在关外决战。张作霖没干,他不是傻子,他知道一旦倾巢而出与北伐军决战,不但自己可能没命回东北,恐怕东北的黑土地也要便宜了渔翁得利的日本人。张作霖不听话,日本人还真不好收拾他,毕竟日本还没有做好出兵东北跟中国开战的准备。就在这种日本政府干着急的情况下,日本军中流行的“下克上”Style起了作用。在没有得到上级(军部)允许的情况下,两个日本鬼子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这两个日本二杆子是关东军(日本于1919年在辽宁的旅顺和大连一带建立的军队)的司令官村冈长太郎和参谋河本大作。他们想到的办法是把张作霖干掉。一方面杀鸡给猴看,吓吓北伐军,另一方面,看看有没有可能再找一个更适合的代理人。退一步讲,即便找不到合适的代理人,那也可以通过干掉张作霖把东北的水搅浑,一旦水浑了,喜爱浑水摸鱼的日本人不就有机会了吗?日本人下定决心动手的时候,接连惨败的张作霖也决定乘坐火车由北京逃回奉天。1928年6月3日,那趟中国近代史上最有名的死亡专列启动了。4日凌晨五点半,专列驶到皇姑屯附近的京奉、南满两铁路交会处的三孔桥时,突遭日本人预先埋好的炸弹袭击,这位末代北洋枭雄身受重伤。专列被炸四小时后,张作霖恋恋不舍地丢下他一手打下的江山,一命归西。一代枭雄自此谢幕,享年53岁。张作霖这一生,坏事肯定比好事干得多,但有一点值得肯定——勉强算是一个硬骨头,在东北被日、苏两国的势力渗透时,他为保卫中国的利益出过一些力,尽管这很大程度上是在保卫他的“家天下”。由于张作霖死得突然,没有来得及留下任何遗嘱,所以围绕着他屁股下的那张椅子的归属,东北军政内部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对东三省老大的宝座有兴趣的人自然很多,但真正有实力参与角逐的候选人只有两个:奉系的二号人物杨宇霆,张作霖的大少爷张学良。按理说,张学良本应轻松接班,毕竟奉系也算是家族企业。既然如此,为何他还要同杨宇霆竞争呢?杨宇霆极具野心是一方面,张学良的领导资质不过硬也是一方面。张学良的生活作风很有问题,难以服众。他近年来沉迷于毒品和女人,不仅失去了当年带兵冲杀的武勇,还严重影响到了思考能力和工作效率,这给杨宇霆拿他当阿斗欺负找到了合适的借口。据一些史料反应,张学良之所以吸毒,跟郭松龄的背叛以及过于优渥的富二代和官二代生活有关。但无论张学良有多少问题,结果还是他赢了。因为张学良争取到了多数派的支持。奉系现在大致可分为三派。张作霖起家时的老部下——以张作相为首的旧派军官,即元老派;张作霖整军经武后的两派新式军官,即支持杨宇霆的士官派和支持张学良的陆大派。在杨宇

                      玉器所获取的则是超越衣食住行的精神生活、信仰和观念形态。玉是观念形态的物化,是精神生活的载体。王鲁湘:也就是说,推动人类文明前进的突变力量,其实就是精神的动力。在这个陈列柜里,我看到好像有这样的意图,就是把良渚玉器最主要的三种类型,琮、钺和璧放到一起。牟永抗:这三件玉器,是当时良渚社会权力结构的三个代表,构成了良渚文化玉器的主体。琮是神权的代表,钺是军权的代表,璧是财富的代表。财权、军权和皇权,在当时虽然不是非常明确,但实际上这三权,就是上层的权力结构。王鲁湘:这三权是合一的还是分开的?牟永抗:是分开的,但也有交叉。在遥远的年代,为了打造象征至高无上权力的神器,我们的祖先曾费尽千辛万苦,通过双手和最为原始的工具,将坚硬的玉料切割、加工、打磨成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玉器。然而,处于文明初始阶段的祖先们,为什么偏偏选择了玉作为他们顶礼膜拜的对象呢?牟永抗:为什么选择玉呢?我的感觉是,玉代表了人类对光的一种向往、祈求。王鲁湘:几乎所有的原始宗教信仰都是崇拜光的。牟永抗:尤其需要提到的是,农业需要光的作用。当时人们虽然不知道光合作用,但是人们知道只有风调雨顺、光线充足,禾类作物才可以丰收。处于采集时代的人们,如果今天采集不到东西,明天可以采集得到;可是人类进入农业时代以后,如果一季没有收获,就不是一天两天没有东西吃了,因此,人们对光的崇拜、恐惧心理就更大了,总希望能够控制光,使之更有利于农业生产。对于光,人们既害怕它,又希望去支配它。王鲁湘: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西方人崇拜的钻石,它的光泽度比玉要高,这种石头是不是更适宜代表光呢?牟永抗:可是钻石呈现的是强烈的反射光,是直线光,是一种强烈性的表现。西方人对光的追求跟我们东方完全相反。其实从玉矿资源上讲,西方玉的产地比我们多,它们的产量都是上万吨,但现在他们把玉用做装饰材料,跟我们把大理石当地砖一样用。玉所反射的光芒,是淡雅的、柔润的,不是强烈的、散裂状的。所以我提到,东方观念形态的核心背后就是所谓的中庸之道,这从玉文化里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来。王鲁湘:对,儒家常说一位君子的品性应当是温文尔雅、“温其如玉”的18。牟永抗:所以玉作为一种物质载体,它后面的精神状态是跟中华民族的传统连在一起的。神人兽面像良渚文化玉器上的神人兽面像在良渚玉器众多的精美纹饰中,一个神秘的图案引起了考古专家的关注。这个图案反复出现在几乎所有种类的玉器上,绝不是随意刻画的。它头戴羽冠,身骑神兽,俨然一个蓄势待发的英俊战神。图案的精致程度也达到了极致:通过放大镜可以发现,在一毫米宽度内,竟刻着四五条细线,反映出当时的人们对它的虔诚信念。对良渚人来说,它应该是他们崇拜的一个神。考古学家们也将它视为良渚文化的一个标志性图案。牟永抗:良渚文化里所有的玉琮上面都有我们叫做“神人兽面像”的图形。它的上面是神人,下面是兽。一开始我看错了,把上面那个帽子看成是额骨,把下面两个兽眼睛看成是神人的眼睛,把兽眼睛旁边的神人手臂看成了神人的眉毛。神人的两个手,我看成了神人的两个颧骨;兽面下的两条兽腿,我看成了神人的下巴。王鲁湘:你把它整体地看成一个人,没看到是神人和神兽的组合。牟永抗:因为刚出土的玉器还不能洗,我们把它摆在干燥剂上,让它自然干燥。我用照相机给它拍照以后,用放大镜观看,发现原来所认为的眉毛上面有手指甲,这才明白这个地方是手,于是神人兽面便分开了,这是我认识的第二阶段。那么上面的部分是帽子吗?其实看作帽子是不对的,因为它里面还戴了一顶帽子,“风”字形的帽子,怎么会戴两顶帽子呢?王鲁湘:有人说这个是在冠饰上插的羽毛。牟永抗:羽毛外面这个轮廓是什么?所以这个现象非常有意思。我们查了很多资料,偶然在纳西族的东巴文里找到了。东巴文的“天”字就是这样写的,所以它象征天空。这样解读以后,我认为它是东方的太阳神,是太阳光的神化。王鲁湘:那么下面这个兽是现实自然界中的某种兽,还是古人完全想象出来的一种兽?牟永抗:应该说它既是具体有所指的,但又不是。它是具体的兽被人抽象、又加上人的观念以后的产物。比如说,它的爪像老虎,但是老虎的爪子只有在发怒的那一刹那才露出来,这是人们把老虎刹那间愤怒的某些形象固定下来了。如果它具体地是哪个兽,就不能成为神兽;它只有既是又不是具体的兽,才高于具体的兽,才能成为神兽。王鲁湘:那它应该是个什么样的兽呢?牟永抗:现在还不能确定,只知道是个猛兽。我曾经在九十年代后期说,这个是东方的太阳神,跟西方骑在马上的太阳神有所区别,跟埃及坐在船上的太阳神也有不同,这个是骑兽的太阳神。有些学者认为这是神徽,当时我觉得这种看法也不错,不过后来我觉得这个词不是很确切,因为神徽是固定的,像徽章。王鲁湘:这个神兽的图案也相对固定了啊。牟永抗:不是,它的形态一直在演变,所以如果说是徽化的就是定局化了。但我觉得“神徽”这个说法有一定的合理之处,它表明当时还不是一神崇拜,但也不是万物有灵阶段平等的多神崇拜,而是在多神信仰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主神崇拜。王鲁湘:就像古希腊的时候有众神崇拜,但是众神中间有一个主神宙斯。牟永抗:人类宗教信仰的发展,就是经历了多神崇拜、多神中的主神崇拜、一神崇拜这三个阶段。我们按照这个模式来看,世界其他几个文明进入文明阶段的时候都出现了一神崇拜,出现了教主、教义。中华文明在起源阶段,还没有发展到一神崇拜,而是萨满巫师的系统,这个神人兽面就是一种主神。从这个方面可以看到中华文明的原创力,中华文明在没有进入一神宗教的阶段就进入了文明时期,这就是中华传统之所以有这么大影响的重要原因之一。王鲁湘:这个主神的出现,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环太湖流域地区在信仰上,已经趋于统一了。牟永抗:应该说是开始出现了一统的雏形。神人兽面图是有一个演化过程的。现在反山、瑶山所见到的神人兽面像是它的早期阶段。其实,在良渚文化的器物中,除了玉器最具代表性以外,还有很多石器和陶器也很重要。五、良渚石器良渚文化石锛牟永抗: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良渚文化的石器,在良渚文化石器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石锛尽管良渚文化在新石器时代发展阶段已经比较高了,但是成批的石锛上面依然保留了当时打制的痕迹,只是在刃部局部磨光。由此看来,当时人们对劳动价值成本的计算,还是很精明的。良渚文化石斧王鲁湘:这个石斧做得就比较精细了,显然不是用来进行砍伐的农具。良渚文化石犁良渚文化破土器牟永抗:这个应该是武器,是在狩猎武器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战争用武器。作为良渚时期物质生产层面高度发展的最重要标志,是发明了石犁。原来那些石锛,或者石斧,都是一种断性的开垦工具,只能一次一次地改变土壤的结构。犁的出现标志着连续性破土工具的出现,能够整体上改变土壤结构。更重要的是,江南地区的水稻种植需要排水,有了这个犁,它就可以犁出沟来,引水排水。这就表明,当时以水稻种植业为标志的农业,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了。王鲁湘:那这个破土器呢?牟永抗:破土器是良渚文化很有特征性的东西,它很明显是一个被捆绑的东西,后面还有一个缺口。它是斜向的,刃是三角形的,上面是翘起来的。如果要开一条水沟的话,就先用它在地上画出很直的两条线,然后用犁把中间的土起出来。所以这个斜把破土器和推沟犁,是构成当年水稻种植业发展的重要工具。良渚文化石镰第三个就是石镰。在农业起源上,水稻起源的一个很大分歧就是野生稻和栽培稻的区别。其实,野生稻稻穗中的种子是逐次成熟的,而栽培稻是整穗成熟的,所以栽培稻可以割,野生稻只能采集。而石镰的出现,正是栽培稻出现的证据。王鲁湘:栽培跟采集不一样,采集还是一个自然经济,而栽培则是生产型经济。牟永抗:所以从采集到生产经济,我们还看到了一点,那就是人们开始懂得了储存,懂得了积累财富。在农业没有出现以前,采集时代的人是没有财富概念的。中午吃完以后晚上有没有吃的是不管的,反正到时候总有得吃。而农业出现以后,有了财富积聚,整个社会就开始大踏步前进了。六、良渚陶器良渚文化鱼鳍形鼎足陶器王鲁湘:好像良渚的陶器比较有名的是黑陶,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鼎的足像鱼鳍一样。牟永抗:是啊,鱼鳍形鼎足也是我们当时确定良渚文化的时候给它定的名字,这个陶器的发掘地点不在良渚,而是在良渚以北的太湖边,靠近钱塘江那个地方。我们把这种扁的腿叫做鱼鳍形,现在考古界、学术界都接受了,认为鱼鳍形鼎足是良渚文化的一个特点。不过非常遗憾的是,现在看来,我们当年用的这个词还有所欠缺。王鲁湘:准确地说应该是什么呢?牟永抗:这个应该叫翅形。鱼鳍形的两边都呈弧形。你看良渚的这个陶足,实际上外面都是直的,里边是弧的,所以是翅形。我的意思是,实际上我们所认为的马家浜、松泽、良渚这些个文化系列中间,还同时存在着许多相近的考古学文化,并不是这么一支,所以有了翅形和鳍形两个不同的序列,这就说明我们中华民族的凝聚过程,是个更复杂更广泛的过程。王鲁湘:实际上鳍形是有的,我在苏州博物馆就看到跟鱼鳍一模一样的鼎足,还画有鱼鳍的花纹。牟永抗:对啊,它外面是扁薄的。实际上,鱼鳍形和翅形有一个共同的地方:炊器下面支撑的三条腿是实心的,不是空心的,这个是整个长江下游地区炊器的特色。王鲁湘:黄河流域的鼎足中间是空的。良渚文化豆器牟永抗: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太平洋北岸,就是中南美洲,它那里的陶器里也有三足器。所以提出太平洋文化圈这个概念是很有学术意义的一个探索性课题,相对于环地中海文化圈,这个圈博大精深的多。你看这三件,它们都是豆,它这里反映了我们东亚文化很有特征性的东西,它烧制的时候不加沙,全是泥的,因此不能加温,不能炊煮。王鲁湘:那就是只能做陈设器或者礼器。牟永抗:对,不能炊煮。它旁边有个圈,里面明显是摆东西用的,应该是神具。我们从全球的角度来看,或者缩小一点看,东亚和西亚的饮食文化就很不一样。西餐没有主食副食之分,所以西餐的餐具都是盘,大大小小的盘。我们东亚以粮食为主食,一道一道菜是副食。副食装在这些豆中,是给众多人享用的,主食则是一人一份。所以副食和主食的分离,是东亚文化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饮食习惯上的一个特色。这些器具当然可以用在饮食上,也可以用于祭祀,所以有意把它的形状抬高,提高它的视觉水平。王鲁湘:所以孔夫子很小的时候,人家就能看出来这个人以后是儒家。因为当别的小朋友玩游戏的时候,他就学摆豆俎这些东西。七、神秘的古良渚国上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反山、瑶山等高等级贵族墓葬的发掘,以及对玉器认识的增加,一个等级分明、有着统一信仰的文明古国呈现在世人面前。然而,在考古学家眼中,藏在这些精美器物背后的,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农业经济社会。进一步的发掘也证明,浙江省余杭县的长命乡,应该就是四千年前良渚古国的中心城址所在地。现在,这里建起了一个面积为42平方公里的保护区,在这个区域内,任何需要动土的工程都要经过文物部门和考古部门的审批。王鲁湘:刘斌,现在的良渚文化保护区是指哪一片区域?刘斌:我们的良渚保护区从北面天目山的支脉一直转过去,转到西头,那儿有几座隐隐约约的山,然后是南面到大雄山,东面到良渚镇的东边。王鲁湘:就是一个群山环抱的中间地带。刘斌:一个小的河谷地带吧,东苕溪就是一直沿着北面的山流过去的。在这五十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了130多处遗址,它的密集程度跟现在的村庄差不多。从更大的环境来讲,从杭州到我们良渚文化保护区的整个地区是一个簸箕形的盆地。王鲁湘:也就是说,这样一个地理环境,在三四千年以前,无论是从它的山水、气候环境,还是盆地的大小来说,都是最适合人居住的地方。刘斌:对。早期的国家一般都比较小,比如史书上说夏代有万国,一个国的范围大概也就这么大。西周在岐山的时候方圆七十里,差不多也就这么大。在良渚文化保护区的中心,一条涓涓流淌的溪流横穿其中,它就是几千年来这里的人们日常饮用、灌溉水田的母亲河——笤溪。王鲁湘:学文学的人都知道《苕溪渔隐丛话》19,没想到苕溪还真的就在这个地方。对良渚人来说,当时这条溪水就存在吗?牟永抗:良渚文化时期这条河就是主河。王鲁湘:也就是说,苕溪两岸是良渚文化聚落的中心,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当时苕溪是良渚人的母亲河。牟永抗:应该可以这样讲。苕溪在涨水时期是条溪水,枯水时期可能是一片湖沼,这片湖沼里面非常适合种植水稻。刘斌:当年的河网应该更密集,每一个山谷里面都有溪水流出来的,大坝修建以后就把河网约束了。牟永抗:苕溪上的这条大堤叫做西险大塘,因为一旦这个堤决口,整个杭州市就会被淹没,所以这条溪和良渚关系甚大。在良渚文化保护区北侧的大遮山脚下,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高出地面、呈现“L”形的土垣,当地世居的居民称之为“塘山”。《说文解字》中称:“塘,堤也。”这个不知何时叫起的名字也许说明了它的功用。1995年,附近修路时,在土垣断面上发现了良渚文化时期的碎陶片,引起了专家的注意。经过多次调查和发掘,证实塘山遗址是在良渚文化时期由人工堆筑而成的一项巨大的防护工程。王鲁湘:这么一道高高的、长长的土垣,应该是人工堆积物吧。刘斌:对。我们经过调查、试掘证明,它整个都是人工堆积的。它的长度现在有6公里左右,包围着良渚遗址。在它以北,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良渚遗址。王鲁湘:这道土垣可以说是一个分界线。刘斌:对。现在它外面的有些地方还保留着有水的部分,我们由此推测,它当初可能是用来防洪的。再者,在古代,这个山脉还是比较大的,里边可能有很多野兽出没,所以它也要防野兽。王鲁湘:或者还有一些山里的部落也要提防。这就是最早的护城河、最早的城墙。刘斌:对,不管它防什么,总之它是个防护设施。王鲁湘:从世界考古学的范围来看,四千多年前的这个时期,地球上其他的文明地区有没有这么大的人造工程?

                      ,成为他们始终不变的选择。”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十月,陈诚一行人返归南京,向朱棣献上记录他出使心得以及中亚各地风貌的著作《西域行程记》和《西域番国志》,这是两本详细记录中亚国家风俗民情的专著,不但在中国史料里有重要地位,更被西方学者所重视,近现代还有不少西方历史学家专程来到中国,重金求购此书。这次归国随行的还有中亚乃至西亚各国派来朝见的使团,最远的甚至有埃及“马穆鲁克王朝”的使节,人数多达300人,可谓“万国来朝”。大明与中亚、西亚国家的“朝贡关系”,自此巩固下来。二赴西域后,陈诚向朱棣建言,力主朱棣接受各国请求,开放与西方各国的双边贸易,坚称此举不但能够“消减边关之患”,更能“岁增巨赋,收百年之利”。朱棣采纳了陈诚的建议,在新疆哈密、甘肃凉州等地设立“互市”,允许西域各国商队来此贸易。这一政策的“连锁反应”是帖木儿帝国也重修了原本因战火而废弛的伊朗西部古驿道,连贯至土耳其乃至埃及地区。至此从元末开始荒废的“丝绸之路”,重现商旅繁荣的盛景,中国的丝绸远销西亚和东非地区,中东甚至欧洲的商品与文化典籍,也渐次输入中国,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宋元数学的著名成就“高次方程求解法”,自元末失传后,在这一时期由阿拉伯数学家重新传回中土。此后明朝虽国策变动,但这条商路始终未断,直至明朝末年的崇祯时期,陕西西安和甘肃凉州等地,依然是西方商旅云集的“国际化都市”。永乐十四年(公元1416年)四月,陈诚率使团三赴西域,这次的主要任务是同西方各国议定每年互派商队的数量,达成贸易协定。陈诚准备充分,并请朱棣“择派户部精于商务者”随行。值得一提的是,后来在“土木之变”后,凭口才折服瓦剌,迫使其放还明英宗的能臣杨善也在其中,这些人在随后陈诚与西方各国的商贸谈判里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年八月,陈诚再抵帖木儿帝国,与帖木儿帝国愉快达成商贸协议的同时,更赠予沙哈鲁一件他精心准备的礼物——由明朝宫廷画师精心绘制,画有沙哈鲁进献给永乐皇帝宝马的《奔马图》。沙哈鲁感动不已,不但热情招待了陈诚一行,更亲手写了一封致朱棣的书信,朱棣也回复了一封同样热情洋溢的信件,坦言两国“相隔虽远,而亲爱愈密,心心相印,如镜对照”,并希望从此后“两国臣民,共享太平安乐之福也”。两位当时东西方最强大帝国君主的通信,诚为“世界和平”的千古美谈。而这“千古美谈”的牵线者陈诚,则于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年)第四次被派往西域出使。这次出使前,陈诚母亲罗氏病逝,按照习俗陈诚需在家“丁忧”3年,但朱棣认为“非子鲁不可担此任”,命他“夺情视事”。是年十月初二陈诚一行抵达帖木儿国首都赫拉特,这次出使,他给帖木儿国带来了朱棣特命翻译的中国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和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两部典籍。陈诚主动与帖木儿国主管农业的官员接洽,详解书中的疑难之处,甚至在陈诚的建议下,沙哈鲁还在其王宫里开辟了“试验田”,中国先进的农业灌溉技术从此在中亚地区广为传播。陈诚归国时,沙哈鲁竟“相送百余里,不舍之情溢于言表”。这感人的场景,也在许多中亚和西方的史料中有记载,而送别的双方谁也未曾想到,此时一幕,竟为永别。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十一月,陈诚携中亚各国回访使团500人返归北京,朝见正筹谋北征蒙古的朱棣,朱棣特意派6000精锐骑兵从肃州开始一路护送,此时北京周边重兵云集,旌旗招展。朱棣允准帖木儿使臣在当地“自由参观”,各路部队不可“妄加阻拦”,他还在明军“三千营”“五军营”“神机营”中挑选精兵,为使臣们表演马术骑射、步兵突击、火器操练等“军事科目”。史载帖木儿使臣初来时,以“吾国无此风俗”为由,拒向朱棣行叩拜礼,仅行鞠躬礼,但在历时半年的“参观”后,临归国前再次觐见,却齐行跪拜礼,“叩首触地”。帖木儿使团首领阿尔都沙更对朱棣坦诚相告:此次帖木儿国进献的“名马”,乃是沙哈鲁父亲帖木儿南征北战时的“御用坐骑”,素来是帖木儿国的“国宝”,这次进献给朱棣,正是“欲表示最敬之意也”。一番话令朱棣龙颜大悦,下令厚赐。帖木儿使臣归国后,对此次出使的详情记录颇细,近现代西方史学家对明朝军事实力的研究,大多以此为依据。这次出使无疑收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陈诚也因功升为从三品广东布政使右参政。此时正是安南叛乱之时,大批“越南难民”乘海路涌向广东,广东都指挥使陈震建议严禁难民入广东,违者格杀。陈诚全力阻止,一面严捕难民中劫掠百姓的“盗贼”,一面在广东屯门、虎门、东莞设立帐篷,将难民集中安置居住,发放食物及生活用品,又一次“善抚夷事”。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正月,在广东政绩卓著的陈诚再次被调往北京,筹划他人生里第5次的西域之行。使团于四月四日出发,五月到达甘肃时,忽传来朱棣病逝的消息,即位的明仁宗朱高炽下诏停止这次出使,陈诚在安抚了哈密、柴达木地区的少数民族部落后,于十一月返回北京。此时的明仁宗“不务远略”,大规模的出使行动遂中止,属于陈诚的舞台也就此结束了。次年陈诚辞官回乡,念其“通夷事”的才干,明宣宗下诏令他“回籍听用,年赐双俸”。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帖木儿国再派使节出使大明,并热情邀请大明派使节回访,其中坦言帖木儿国王沙哈鲁对陈诚挂念不已,希望大明再派陈诚出使,但被明宣宗婉拒。此时归乡后的陈诚在临川修“奈园”,与诸多好友成日吟诗作对,过着田园式的闲居生活。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他开始撰写人生中最后一本外交著作《历官事迹》,除了记录自己5次出使西域的全过程外,更详细阐述了有关双边谈判,招抚异族,尊重少数民族习俗,通商贸易等方面的种种学问。后来明朝的几代名臣李东阳、杨廷和、王崇古等人都对此书推崇备至,近代洋务运动先驱者李鸿章等人也从中受益匪浅。另一本专门记录中越之间边界划分的著作《与安南辩明丘温地界书》,确认了中越之间几百年来的传统边界线,直到20世纪,还是中越边境谈判的重要参考资料。33年后,陈诚再次出山,被明英宗朱祁镇任命为正二品光禄寺右通政,天顺二年(公元1457年)病逝于官邸,享年93岁。这位五出西域,通好外邦,宣示大明国威的著名外交家,尽管一生品级低微,但确为中世纪中国外交史的重要人物。在中亚乃至西方,陈诚也声明远播,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地,都保留了不少陈诚使团当年出使的遗迹。苏联历史学家弗拉基米尔?佐夫对他的评价甚为公允:“这个杰出的中国外交家用诚恳的态度和不放弃的精神,化解两大世界最强帝国之间的矛盾,为帕米尔高原周边各民族带来安宁与和平,是15世纪最杰出的和平使者。”第八章为朱棣『融资』的夏元吉一说起通过“靖难之役”篡逆而起的永乐皇帝明成祖朱棣,除了“篡逆”的行为后世颇多指摘,登基之后倒行逆施,大肆屠杀建文旧臣的行为招致抨击外,历学家对其在位22年的评价还是挺高的。纵观朱棣执政的22年,可谓丰功赫赫:重开大运河,编修《永乐大典》,经营边疆,西部建哈密卫,东北设努尔干都司,册封蒙古三部,西南改土归流,册封西藏活佛,往吐鲁番、伊犁、哈密派驻署理宗教事务的“僧纲司”,巩固发展大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对外遣陈诚通西域,派郑和七下西洋,通好外邦,向大明称臣的属国多达80余个,最远抵中非地区。派军平安南,不战而威服日本,五次北征蒙古,平鞑靼,克瓦剌,大展天朝军威……文治武功,伟业赫赫。因而《明史》在承认其“倒行逆施,惭德亦可掩哉”的同时,也赞道他“幅员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而这“卓乎盛矣”的时代,自然英杰辈出,文有编修《永乐大典》的大明三大才子之一解缙,操持国事,有开大明内阁先河,创“阁体诗”的“三杨内阁”,武有平安南的名将张辅,以及五次亲征漠北的朱棣本人,还有“威服四夷”的杰出外交家郑和、陈诚。然而诸多光辉夺目的人物,却掩映不住一个人的光辉——永乐朝户部尚书,被海内外诸多明史学家赞为“永乐盛世大账房”的名臣——夏元吉。这全因一个最简单的道理:这个集列朝所有“鸿业”于一身的时代,列列伟绩,归根结底都离不开一个字——钱。为这最简单的道理,且让我们看看他默默无闻,却值得尊重的一生吧。二夏元吉,字维喆,元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生人,生于江西德兴,后随做教谕的父亲迁居湖南湘阴。据说其母生他时,梦见屈原来到房中,故称他是三闾大夫(屈原)转世。他看似出身“高贵”,却自幼家境贫寒。13岁时父亲过世,生活更是雪上加霜,小夏元吉“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不但刻苦读书,更在附近教蒙学以贴补家用。他学苏东坡之法,将每月的工钱分30份悬挂在墙上,每日取用一份,微薄的收入,竟能被他支配得井井有条。其师知道后惊叹道:小小年纪,尤善理财,来日必理大明天下之财。数年之后,身担大明朝户部尚书重任的夏元吉,果然实现了老师的这一预言。洪武年间,夏元吉考取举人,为节省学费,他进入了大明最高学府国子监学习。其刻苦态度颇得执掌翰林院的宋濂赏识,经宋濂推荐被选入翰林院负责抄写文稿,别人“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在“上班时间”嬉笑打闹,唯独夏元吉正襟危坐,安心抄录,每次都既快又好地完成任务。其兢兢业业的态度引起了朱元璋的注意,随即破格提升他为六品户部四川司主事。从此,在这个掌控大明朝财政大权的部门里,夏元吉开始了终其一生的辛劳。夏元吉为人低调沉默,但一语既出,必切中要害,与喜好旁征博引,口才卓越的杨思义全然不同。但两人都是“通才”,不拘泥于四书五经,对算学和工程制造都多有研究,更重要的是,两人都有过“贰臣”经历。建文皇帝朱允炆即位后,升他为户部右侍郎,“靖难之役”3年间,他操持国家财政,供应前线军粮,费心费力,后建文帝事败,朱棣大兵入城的建文四年(公元1403年)六月十三日,不知城中变故的夏元吉正在值房“上夜班”,连夜点算城防所需用度,最先卖身投靠朱棣的兵部尚书茹常率兵闯入,绑了夏元吉交到朱棣面前,声言夏元吉在靖难之役中“助纣为虐甚多”,激得朱棣颇为恼火,问夏元吉有何辩解。夏元吉不慌不忙答道:“君上殉难,臣子理当死节,只是请殿下容臣三天。”朱棣一愣:“为什么?”夏元吉答:“户部尚有账目未点算完毕,此事关乎黎民生计,请容臣三天内做完,再随先君赴死。”这个临危不惧且至死还“牵挂工作”的能臣,终于打动了朱棣,当即下令将夏元吉释放,官复原职留任,两个月后又提拔为户部左侍郎,事实证明,他没有看错人。在升官为左侍郎数月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四月,夏元吉得到了他任上的第一个重要差事:赴江南治水。彼时江南,是大明朝物产最为丰富之地,是税收的主要来源。可自洪武三十一年以来,连年暴雨成灾,导致粮食减产,国家赋税大损,朱棣颇为重视此事,早在入主南京初期,就先后派遣工部侍郎吴中,兵部侍郎方宾于建文四年八月,十二月两次下江南治理。可这两位跟从朱棣北来的“老班底”不通南方水情,以至徒耗民力,劳而无功。因而夏元吉此行,朱棣甚为重视,行前专门派督御史俞士吉送水利书籍给夏元吉,两个月后,又派户部右侍郎李文郁前往协助。夏元吉到后,先反复考察水情,然后力排众议,更改传统治水方法,提议从吴淞河至太湖之间开凿运河,并在沿途设置水闸,控制流量,以求“涝则分洪,旱则灌溉”之效。此举动用民工10万人,夏元吉以身作则,布衣麻服吃住在工地,亲自督工,旁人劝他注意休息,他却答道:民工都在辛苦,我怎能独享安逸。众人闻之感动,工程大进,次年,他又督造了连通白秋河至太湖的工程,将江南两大河流贯通起来,至永乐二年九月全线竣工,从此“苏淞农田大利”。值得一提的是,西方采用相同的治水方法,要等到200年后的美国田纳西水利工程时。其江南治水功绩,连朱棣的第一谋士姚广孝也为此称赞夏元吉道:古之遗爱也。初建奇功的夏元吉自此得到朱棣荣宠,归南京后愈加器重,不久后升为户部尚书,正式担当“大账房”。他借此劝谏朱棣废除“文字狱”,并为朱元璋时代因文招祸的文人们“平反昭雪”。一番开导,终令朱棣下达了“大明朝不因文杀人”的训诫,一批之前蒙冤几十年的文人,诸多被封杀的诗文著作,从此重见天日,明朝文化繁荣,百家争鸣,更从此开始。三夏元吉在永乐时代的最重要作用,是和永乐时代一系列“大功业”紧密相连的:造宝船下西洋,编修《永乐大典》,南征安南动兵30万,5次北征蒙古,平均每次动兵50万,经济花费都是天文数字,对比前朝后世,号称“丰庶”的隋朝炀帝时代,后人赞为“富宋”的北宋徽宗时代,累积“十大武功”的清乾隆时代,上述的“大动作”仅进行了一两样,便招致国库空虚,苛捐杂税丛生,百姓负担激增,以至变乱四起。但永乐时代,虽说难免劳苦百姓,却终能将这些“大动作”一一完成,个中的奥妙,正在于夏元吉的“理财之能”。清朝历史学家赵翼曾赞叹说:历朝论理财能者,唯桑弘羊、夏元吉二人也。将之与西汉经济学家桑弘羊相比,评价可谓甚高。夏元吉之所以能顺利解决这些问题,在于他高人一等的经济眼光。朱棣的历次“大动作”中,不断有人提议用增加赋税的办法解决筹款问题,每次夏元吉都坚决反对,他的诀窍,可以概括成一句话:“裁冗食,平赋役,严盐法,钱钞之禁,清仓场,广屯种,以给边庶民,且便商贾。”这些方法中,“裁冗食”最难办,其内容涉及到“机构精简”,减少皇室开支用度,甚至限制朱棣本人花费等问题。夏元吉知难而上,永乐四年,借筹措下西洋经费为由,请旨裁减中央到地方闲散衙门200个,分流近千人。朱棣每年给诸皇子的赏赐,也经其谏劝,每年俭省近三分之一。朝廷禁军,经其核算淘汰大量老弱残兵,建成兵少战力精的“三大营”,这件件事情都是“得罪人”的,曾有人向其贿赂以图“方便”,夏元吉将众人的贿赂之物尽数挂在家中屋檐下,以表清廉之意。接着流言四起,不断有人在朱棣面前进谗言,好在朱棣对其信任有加,多次告诫群臣:“构陷夏元吉者,处重罪。”其他几条政策同时施行,“平赋役”,增加对富户阶层的税收,减免贫民阶层税收,并允许乡民出钱代劳役。“清仓场”,即清理各地仓库,严查贪污,每遇贪墨要案,他亲自核算,屡屡揭穿贪官伎俩。“广屯种”,招募内地无地乡民去边塞耕种落户。这不是朱元璋时代的“强制迁移”,而是国家出台“优惠”政策,用免税和经济补助吸引农民前去落户,结果九边各地22年来“户口增倍”,最早从内地“闯关东”的人,也恰出现在这一时期。而各个政策里,最关键也最难办的是两样——“严盐法”“钱钞之禁”。“严盐法”,是对洪武朝时杨思义倡导的“开中法”的再调整。“开中法”自洪武年间实施以来,对巩固国防,加强边地防务起了重要作用,但到永乐时期却情形大变。自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起,朱棣开始主动出击,先后5次大规模对蒙古用兵,虽捷报频传,但每次出师都在30万人以上,加上“下西洋”“开运河”“通西域”等大动作同时进行,财用自然捉襟见肘,无奈之下的夏元吉“跳跃性思维”,变“开中法”为“严盐法”,即由每年商人向九边输粮换取盐引,变为商

                      重用,纷纷来到安邑寻找自己的前途。一时之间,魏斯门下人才济济,形成了战国时期第一个人才集聚中心。有一次魏斯请卜商的学生田子方宴饮,席间有人奏乐。魏斯精通音律,难免要卖弄一二,说道:“钟声有些不协调,左边的高了一点。”田子方笑而不语。魏斯问:“先生为什么笑呢?”田子方说:“为人君者,不应该把心思放在娱乐上面。音乐嘛,听得明白就行了,像您这样善于鉴赏音乐,我担心会疏于管理朝政。”魏斯点头称善,虚心接受了意见。一日魏斯的世子魏击出行,遇到田子方。魏击下车行礼,田子方却大大咧咧,一笑而过。魏击很恼怒,拦住田子方说:“究竟是富贵者盛气凌人,还是贫贱者盛气凌人?”田子方说:“当然是贫贱的人啦,富贵者哪里敢对人无礼!国君盛气凌人就会亡国,大夫盛气凌人就会失去封邑。像我这样贫贱的游士,话不投机,行为不爽,拍拍屁股就告辞了,有什么好操心的呢!”魏击马上向田子方赔礼道歉。魏斯听说这件事后,感慨地说:“如果不是在贤人身边,怎么会听到这样的真知灼见呢!”段干木也是卜商的学生,一心治学,不想出来做官。魏斯亲自登门拜访,他竟然翻墙而走。魏斯没有因此生气,反而更加尊重段干木,每次经过段宅时,总要在车上起身以示敬意。有人问道:“段干木不过一介草民,您何必如此行大礼呢?”魏斯回答:“段干木在权势面前不改变自己的节操,有君子之道。他虽然住在茅草房子里,贤名却远扬千里,我怎敢不对他表示敬意?”后来段干木终于答应与魏斯见面,魏斯听他谈治国的大道理,一直站着,几个时辰不敢坐下休息。这件事传出后,魏斯礼贤下士的名声就更响了。连魏氏的宿敌秦国都感受到了安邑的变化。据说有一次秦厉共公想讨伐魏氏,有人劝道:“魏氏现在人才济济,连田子方、段干木这样的名士都在为其服务,恐怕不是用武力能够征服的。”秦厉共公便打消了出兵的念头。当然,这样说有点夸大其词,从此后的历史记载来看,秦国并没有放弃对魏国的进攻。真正让秦国人有所忌惮的,是一个名叫李悝的人。李悝变法公元前425年的一天,一支秦国军队逼近魏氏领地上郡——“郡”是春秋末年的新兴事物,当时三晋都在各自的战略要地设置了郡,主要目的是巩固边防。郡的军政长官称为守,也尊称太守。上郡地处西河,与秦国交界,不消说,就是为了对付秦国而设的。这支秦军遭到了上郡军民的阻击,两军还未接触,魏军便箭如蝗飞,秦军将领一开始并未在意,但是很快就发现情况不对——魏军射过来的箭又狠又准,而且似乎射程更长,瞬间倒了一大片秦军。他犹豫了片刻,刚想下令撤退,猛地一阵疾风迎面扑来,还没来得及惊呼,脑门上已经中了一箭。当他从战车上栽倒的时候,眼睛的余光正好扫到了远处那面迎风招展的“李”字大旗。这支魏军的统帅,就是上郡守李悝。现存史料的记载中,找不到关于李悝身世的记载,只知道他曾受业于卜商的弟子曾申,算是卜商的徒孙,来到安邑后,受到魏氏家相翟璜的赏识,被推荐担任上郡守。李悝到上郡不过数年,上郡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粮食产量提高了,社会治安变好了,更重要的是军事力量变强了。原来,李悝为了提高上郡军民的射箭技术,下令用射箭比赛的方式来判决官司,“中之者胜,不中者负”。在这种激励下,上郡军民个个苦练射箭,培养了一大批神箭手,每次与秦国发生军事冲突,魏军都因射术高超而大占便宜。因为李悝在上郡干得成绩斐然,翟璜卸任后,魏斯将他召到安邑,继任了家相。魏斯的初衷,是要李悝将上郡经验推广至整个魏氏领地。他没有想到,这一人事变动悄然拉开了战国时期第一场变法运动的序幕,魏氏政权从此被拉上了富国强兵的快车道,其速度之快,不只是秦国望尘莫及,其余各国也莫不瞠目结舌,望洋兴叹。李悝是那种给他一个小舞台,他能演好《图兰朵》;给他一个大舞台,他就能整出一场奥运会开幕式的人。早在上郡工作期间,李悝就通过观察和研究发现,方圆百里的土地,除去山川、村落,约有六百万亩耕地(相当于今天的一百八十万亩)。如果农民精耕细作,每亩可增产粮食三斗,反之则减产三斗,总计差额有一百八十万石。这个数字在当时意味着什么呢?一个成人一年的口粮约十八石,一百八十万石可以供应十万人一年的口粮。寻常年景,一石粮食可以卖三十钱(铜币),一百八十万石就是五千四百万钱。当时一头猪的价格约二百五十钱,五千四百万钱可以买二十一万六千头猪。一个农民一年衣着费用约三百钱,五千四百万钱可以解决十八万农民一年的衣着费。要想民富国强,不用偷也不用抢,把自己脚下的地种好就行了。在李悝的领导下,魏氏政权颁布了“尽地力之教”的三条政策:第一,指导农民同时播种多种粮食作物,以避免单一的品种遇到灾害难以弥补;第二,命各级官吏督促农民抓紧耕种,及时收割,以免灾害天气影响收成,也不让周围的强盗有可乘之机;第三,要求农民利用住宅周围的土地栽种桑、果、蔬菜等,扩大副业生产。在现代人看来,这些措施也许不足为奇,但是在当时却意义重大。前面说过,春秋时期的国家大事有两件,即“祀与戎”,战国时期竞争残酷,求老天告祖宗也不管用,国家大事便只剩下“戎”。李悝“尽地力之教”,却是以农为本,将农业生产当作国家的头等大事来抓,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对魏氏的影响不亚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对现代中国的影响。发展农业的同时,李悝强力推行法治,编撰并颁布了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法典——《法经》。李悝认为,法律最根本的作用是维护社会秩序,让人民安居乐业,不受盗贼的侵犯(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因此《法经》六部,以《盗法》和《贼法》为首,强调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同时也强调专制政权下的尊卑等级制度,对各等级划分及其占有的田宅、奴隶等权力都进行了严格规定,超出规定叫作“逾制”,将受到严厉的惩罚。可惜的是,这部法典的原文早已失传,后人只能通过《汉书》《晋书》的记载窥知一二,因此本书也只好一笔带过。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部《法经》奠定了李悝的学术地位,使他被后人视为战国时期法家的先驱。数十年后,商鞅由魏入秦,在秦国推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商鞅变法,就是带着这部《法经》去的。后来秦国的《秦律》,甚至汉朝的《汉律》,都是在这部《法经》的基础上扩充而成。李悝还从市场的角度思考粮价问题。他认识到,粮价如果太贱,农民将入不敷出,生活困难;粮价如果太贵,则城市居民负担加重,政府的财政也难以保障。因此粮价无论太贵还是太贱,都不利于维护统治。另外商人为了追逐利润,囤积居奇,丰年低价购入大量粮食,灾年高价卖出,也导致社会不稳定。有的人一听到囤积居奇便自然想到——奸商,法办他!但是且慢,商人不偷不抢,买进卖出,违反了哪条法律呢?所谓法办,其实往往是违法办,是对契约精神的践踏,为着看似正义的目的而采用了不正义的手段。作为法家的先驱,李悝没有使用这种粗暴的方式,他决心在法治的框架下解决粮价问题,为此又提出了平衡物价的“平籴(dí)法”。粮食丰收的时候,政府出钱从农民手里收购余粮;粮食歉收的时候,政府平价卖出余粮,以免出现粮价因收成问题而大起大落,同时使得想投机倒把的商人无利可图。政府在这里完全是通过市场手段来调节市场,对于巩固小农经济、保持社会稳定和维护法律的权威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此后两千多年,历朝历代都广泛延用这种平籴法,只不过名字有所区别。魏斯通过卜商吸引人才,通过李悝发展经济,但是从军事上讲,魏氏还不够强大。秦国仍然在威胁魏氏的安全,双方摩擦不断,时有大规模战事发生。齐、楚两国也趁火打劫,一有机会便派兵侵略魏氏。公元前419年,魏氏开始修建少梁城(今陕西省韩城),用以防御秦国进攻。城未建好,秦军就攻了过来,工程被迫停工。战争持续了近两年,直到公元前417年,魏氏才将少梁城建好。秦国针锋相对,在少梁城南修建了繁城,北面修建了籍姑城。为了一劳永逸地解除秦国的威胁,公元前413年,魏斯主动出击秦国,在郑地(今陕西省华县)大败秦军。齐国马上派兵乘虚而入,毁黄城(今河南省内黄),围阳狐(今山东省阳谷)。楚国则北伐至上洛(今陕西省洛南)。魏斯不得不回师相救,对秦作战取得的胜利被齐、楚两国的入侵抵消,魏氏反而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魏斯深深地感到,富国强兵,光富国不行,要在这个弱肉强食的年代生存下去,还得强兵啊!战神吴起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名叫吴起的人出现在他面前。吴起是卫国人。据《史记》记载,吴起年少的时候,家境还不错。他如果安于现状,也许可以在乡下当一辈子养尊处优的土财主,过着简单而快乐的生活。但是战国乱世给了他一颗不安分的心,他开始负剑走天涯,游历各国,企图混个一官半职,出人头地。现实是残酷的,数年之后,千金散尽的吴起拖着疲惫的身躯又回到了卫国。同村的人对这位好高骛远的青年充满了幸灾乐祸和不屑,在他们看来,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跑到国外去乱闯,无疑是一种自不量力的行为——这下好了,把祖上积累的一点家业全挥霍掉,连吃饭都有难了吧!某一天,有人故意逗吴起:“哎,吴起,把你的剑卖给我吧,你都快饿死了,还要那破玩意儿干啥?”吴起勃然变色:“你再说一次!”“哟,叫花子还挺神气嘛!”话音刚落,血光飞溅,那人的人头滚落地面,眼睛还瞪得大大的。他至死都不明白,开一句小小的玩笑,值得吴起大动杀机么?周围的人吓坏了,因为他们平时都嘲笑过吴起。等他们意识到情况不妙的时候,杀戮已经开始。只见吴起挥舞着带血的宝剑,像一头豹子般冲到人群中,所到之处,惨叫连连,不大一会儿工夫,地上已经躺了三十多具尸体。士可杀,不可辱,尤其是当他腰里别着一把宝剑的时候。当天夜里,吴起收拾了几件衣服,将家里仅剩的一点钱装在包袱里,悄然离开。吴起的老母亲已经七十多岁,拄着拐杖到村口送他。他在母亲面前捋起袖子,在自己手臂上狠狠咬了一口,发誓说:“如果不能当上卿相,我就不回卫国了!”然后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他也不想想,就算他运气再好,当上卿相也至少要个十几二十年,那时候再回卫国,老母亲还在世吗?何况他的运气一直不怎么好。此去不是生离,而是死别!但是吴起已经顾不上这些了,多年来的挫败以及由此带来的耻辱,在他心里燃起了一通熊熊的烈火。他要成功,他要成名,他要让这个世界在他面前颤抖!带着这样的目的,吴起来到了鲁国,投奔到了曾申门下。前面说过,曾申是卜商的弟子,李悝的老师。曾申的父亲则是卜商的同门师兄,大名鼎鼎的曾参,被后人尊称为曾子。冥冥之中,吴起已经和魏斯发生某种联系。但此时的他,并没有想到顺着曾申这条线去投奔魏斯,而是希望在鲁国找到自己的市场。不久之后,卫国传来了消息,吴起的母亲去世了。曾申闻知,马上给吴起放假,还给了一笔盘缠,让他回去奔丧。吴起却拒绝了曾申的好意——臂上的齿印还在呢,他怎么能够忘记自己的誓言?曾申发火了,要知道儒家极其讲究孝道,他的父亲曾参还写过一本《孝经》,是天下闻名的大孝子,对于吴起这种不孝的行为,曾申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就算是有一千种理由,你也必须回去为你母亲送葬!”曾申对吴起说。“不行。我发过誓,不功成名就,决不回卫国。我不能违背自己的誓言。”这段短暂的师徒之谊就此结束。吴起说一不二,绝非托辞,而应该是偏执的性格使然。据《韩非子》记载:吴起还在卫国的时候,有天拿回来一条腰带,要他老婆照着织一条。腰带织成后,吴起问老婆:“我要你织一条一模一样的,为什么你织得这么漂亮?”他老婆说:“我用的原料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因为是你要用的,所以特别花了心思才织成这个样子。你系起来给我看看,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我再改。”满以为吴起会感动,没想到吴起冷冷地说了一句:“谁叫你自作主张,不按我的要求做?”接着就命她收拾衣服回娘家去——这都什么人啊?他岳父前来求情,吴起说:“我从来都是说一不二,不开玩笑的。”硬是将那女人给休了。如果那女人知道她的继任者的命运,绝对不会因为被休而哭泣,反而应该感到庆幸。吴起在鲁国又娶了一个齐国女人为妻。公元前412年,齐国进攻鲁国,连拔两城。有人向鲁元公推荐吴起,说他善于用兵,可为大将。鲁元公听说吴起的老婆是齐国人,不免犹豫,害怕吴起胳膊向外拐。吴起听说之后,回家就将老婆杀了,提着头去见鲁元公,以表忠心。这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杀妻求将”。吴起为所有急功近利而不择手段的人树立了一个典范。吴起确实无耻,但备不住吴起用兵如神。鲁元公拜吴起为将,命他带兵进攻齐军,结果吴起“大破之”,很快收复了失地,打得齐国人讨饶,主动要求谈判。鲁元公十分高兴,想重用吴起。有人对鲁元公说:“吴起这个人,多疑而残忍,为了博取功名,连自己的老婆都能杀,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一句话断绝了吴起在鲁国的仕途。正在吴起心灰意懒的时候,李悝变法的消息传到了鲁国。鲁国的遗老遗少们对此嗤之以鼻,多以为魏氏这是离经叛道,必致大乱。吴起却在黑暗中看到了一片光明。走吧,反正鲁国也没什么值得留恋的了。吴起终于离开鲁国,来到了热火朝天的安邑,通过翟璜的引见,见到了魏斯。魏斯对吴起没有太多了解,但他知道吴起曾经是曾申的学生,和李悝算是同门。于是问李悝:“你对吴起这个人有没有了解?”李悝说:“我对他早有耳闻,是个贪财好色之徒。但是如果让他带兵打仗,只怕连司马穰苴也比不上他。”司马穰苴就是田穰苴,是春秋末年齐国著名的兵法家。拿司马穰苴作对比,等于告诉魏斯,吴起是当世第一兵法家。魏斯听了大喜:“那我就用他为将。”这位勇于变革的英主,深受卜商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决不拘泥于以德取才的旧观念。这倒不是说他不爱德,安邑城中的有德之士已经够多了,卜商、田子方、段干木都是德才兼备的博学鸿儒。现在他需要的是能征善战的将军,是能够将秦国人赶回西方、让齐国和楚国不敢轻举妄动的军事家,至于这个人的品行如何,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换而言之,当他需要一条狗的时候,他只管这条狗会不会看家防贼,才不理会它是白狗还是黑狗,是黑背还是哈士奇。如果说,李悝是让秦国有所忌惮的人,那么现在,让秦国颤抖的人粉墨登场了。吴起的军事主张,集中体现在《吴子兵法》里。简明扼要地说——第一,吴起主张把政治和军事结合起来,对内修明文德,对外积极备战,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废。换而言之,他认为军事强大的基础是政通人和。第二,在治军方面,他也强调政治优先,用道、义、礼、仁等儒家思想教育将士为统治者卖命。第三,他主张兵不在多而在于精,要建立一支“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挡,退不可追”的精锐部队。为此,必须要选募良材,加强训练,重用勇士,赏罚分明。根据上述指导思想,吴起上任后,立马对魏军进行改革,建立了所谓的“武卒”制度。武卒即职业军人。春秋时期,职业军人基本由士以上的贵族阶层充任;平民和奴隶则充当义务兵,平时从事生产,打仗的时候则自备武器跟在贵族的战车后面作战。到了战国时期,随着土地制度改革,各国纷纷由封建社会向专制社会进化,原来的贵族特权被打破,平民通往权贵的道路被打开。吴起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变化,他的武卒制度实际上就是

                      泄露被陈敬瑄所杀;嘉州刺史朱实举州投降。当时陈敬瑄属下的州县将领不是投降王建,就是被王建所杀。八月,王建屯驻汉州,九月继续引兵全力攻打邛州。毛湘眼见王建攻城一天比一天猛烈,而城中粮食即将绝尽,而且援兵一个没到,顿时对能否守住城池产生动摇。事实上毛湘倒是个有良心的人,他不忍心再让百姓受苦,而且宁死不肯背叛田令孜,于是沐浴更衣,让都知兵马使任可知砍下自己的头颅送予王建。当时百姓都为毛湘之死而哭泣,王建让张琳留守邛州,自己回军继续攻打成都。从文德元年(888年)到大顺二年(891年),韦昭度统率诸道十多万人马讨伐陈敬瑄,用了三年时间依旧没有攻下成都,粮草军需渐渐无法供应,皇帝李晔开始产生了收兵的想法。三月二十五日,朝廷发布《复陈敬瑄官爵诏》,让顾彦朗、王建各率本部兵马回归本镇。事实上,此时成都因为被围日久,粮草已经断绝,路边随处可见因饥饿而死的婴儿。因利之所趋,便有许多人冒着生命危险从城外运送粮食到城里贩卖,巡逻兵发现后向韦昭度报告,韦昭度看到城中百姓受苦,便不让士兵加以干预。而陈敬瑄在得知有人私贩粮食后,也羞愧自己不能解决城中饥荒问题,于是也告诉士兵禁止干预此事。不过私贩粮食的人毕竟是少数,这对于成都众多的百姓来讲,不过是杯水车薪,根本无济于事。于是便时有吃人现象的发生,官吏对吃人者捉到便杀,但是即使如此也是屡禁不止。他们便想出几种残酷的刑罚,捉到杀人食肉者便用刀拦腰砍成两段,或者从肩胛骨将人斜劈开来。可是让人想不到的是,人们看惯了这种残酷的刑罚后反而不再害怕,城里的情况越来越糟,人们都想出城投降。当时陈敬瑄探听到有人策划投降官军,就将这些人连同家属一起杀掉,可以说陈敬瑄的处境已经是四面楚歌。成都城旦夕可破,可是朝廷却在此之际下令撤兵。当王建接到撤兵的诏令后,叹息着认为朝廷征讨西蜀,如果再坚持一下,就可大功告成,现在撤兵等于失去攻破成都的良机。当时谋士建议王建奏请朝廷让韦昭度撤兵,自己留下来继续攻打成都,只要攻下成都后,就可以独占西川。王建采纳了谋士的建议,上表朝廷称田令孜、陈敬瑄罪不可赦,虽然朝廷决定撤兵,但还是希望能让他留下来继续攻打成都。为了让韦昭度尽快离开,王建劝其尽快撤兵回到长安,因为关东地区的藩镇互相征战不已,始终是朝廷的心腹大患,韦昭度应该尽快回到天子身边,守卫好天子的安全。王建的话虽然说得冠冕堂皇,但韦昭度明白王建是想独占西川。为此,他对于是否就此离开西川而犹豫不决,而且他也担心自己就此一去,王建从此不再接受朝廷的节制。韦昭度看穿了王建的心思后,就以各种理由搪塞王建,拖延撤兵的时间。为了尽快逼走韦昭度,有人建议王建说韦昭度入川时,听说东川有个都将外号叫“唐吃人”,当时韦昭度和人家开玩笑说“人肉何如猪羊”,不如就用这个方法来对付韦昭度。王建采纳了这个建议,于次日密令部将唐友通率领士兵在行府门外,逮捕了韦昭度的亲信骆保,并将其乱剑分尸,将肉切成碎块分给士兵们吃,声称其偷盗军粮。韦昭度看完后,明白王建这是在威胁自己,他敏锐地意识到如果继续留在西川,自己将会有性命危险,于是便在当天谎称身体不适,将统军节印交予王建,宣布由王建代替自己为行营招讨使,慌忙带着随从逃离西川。王建将韦昭度护送至新都,并在其马前跪着奉上送行酒,也算是给足了韦昭度的面子。韦昭度刚刚走出剑门关,王建便命令军队把守住通往蜀中的栈道,禁止朝廷派来的军队再行入境。也就是从此时开始,西川便脱离了唐王朝的节制,成为了独立王国。后来朱全忠称帝后,王建趁乱攻占了成都,并兼并了剑南东川、西川和山南西道三地,效仿朱全忠称帝,建立起独立王国——蜀国,史称前蜀,而王建也成为开国之君蜀高祖。皇帝李晔即位后首次兴兵讨逆,就这样以虎头蛇尾的形式收场。不过王建后来成功打下成都,并诛杀了鞭打过李晔的田令孜,也算是为李晔赚足了面子。事实上皇帝李晔这次迫不及待地撤兵,除了粮草渐渐无法供应之外,还因为朝廷组织的另外一次征讨河东地区藩镇的战争也在继续,也就是说朝廷要同时支撑两场战争,相比于陈敬瑄而言,河东地区的藩镇是一个远比陈敬瑄更难缠的对手。征讨河东大顺元年(890年)四月,皇帝李晔得到奏报,当时威势最盛、实力最强的河东节度使李克用被朱全忠、李匡威、赫连铎联手在蔚州、碣山打败,其部将安金俊战败身死,部将石君和被生擒,部将申信投降了赫连铎。皇帝李晔看完奏报,将其掷在龙案上,兴奋地在殿内踱来踱去。那个时候韦昭度讨伐蜀中还算顺利,现在兵锋最盛的李克用又遭到惨败,这不能不让立志重振唐威的皇帝李晔感到,这是上天想让他实现自己的愿望。事实上,从个人感情角度来讲,李晔对李克用没有好感。李克用出身沙陀贵族,仅此一点就让深受民族观念熏染的李晔对李克用身怀疑虑,因为李晔始终没有忘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句话。何况沙陀军事力量对李唐王朝是功过参半,虽然曾经协助官军剿灭黄巢起义,为兴复唐室立下功劳,但也曾经兵进长安,迫使先帝僖宗李儇再度外逃流亡,也让当时身为寿王的李晔饱受颠沛流离之苦。从当时的局势来看,对朝廷构成严重威胁的除了近在咫尺的关内藩镇之外,就是李克用的沙陀军队。沙陀军队不仅兵多将广,而且地盘庞大,是当时的第一强藩。皇帝李晔所制定的抑制藩镇策略,首先就是将李克用列入了抑制的名单之内,然而李晔也明白,仅凭中央禁军根本无法与其相抗衡,只能借助藩镇的力量。如今藩镇之间的征战已经达到了他的目的,所以李晔接下来开始有了更进一步的想法。此时正值赫连铎、李匡威联名上表请求讨伐李克用,朱全忠也上疏认为如果不除掉李克用,终将是朝廷的心腹大患,请求率领汴、滑、孟三州之兵与河朔三镇联手铲除李克用,并请求朝廷任命统帅节度各军。皇帝李晔看完两方面的奏章后,内心虽然欣喜异常,但他并没有失去理性。李克用毕竟是有功之臣,今日趁其惨败之际进行讨伐,李晔十分在乎天下人对自己的评价;而且李克用虽然遭到惨败,但并没有动摇其根本,朱全忠等人虽然信心满满,可是以朝廷的名义公开进行讨伐,一旦失败,朝廷将会威信扫地,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李晔认为此事事关重大,仅凭他自己实在难以决断,他必须听听朝臣们的意见。因此他决定召开御前会议,急召三省及御史台四品以上的官员讨论此事,就在这次会议上,针对是否讨伐李克用,群臣展开了激辩。当时大部分朝臣听说皇帝陛下想对李克用动刀,全都倒吸一口凉气,认为此举万万不可,例如宰相班子成员杜让能、刘崇望就认为一旦对李克用开战,朝廷恐怕会陷入灭顶之灾,但宰相张浚却有着自己的看法:“先帝(僖宗李儇)当年再幸山南,就是因为李克用的沙陀军队进逼京师的结果。臣经常担心李克用与河朔地区藩镇互为表里,朝廷无法对其节制。现在朱全忠、李匡威等人请求共同讨伐,这是朝廷平定李克用的绝好机会,希望陛下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让臣统兵出战,不出数月就可将其平定。”事实上,张浚力主出兵并主动请缨担任统帅,虽然有忠于唐室,重振朝廷威信的一面,但其内心深处也有排挤宦官杨复恭的想法。因为宰相如果掌握兵权,其南衙地位自然会胜过以宦官为核心的北司地位,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张浚都是希望出兵的。“陛下!张相所言甚是,希望陛下莫要错过如此良机!”在张浚表态之后,另一位宰相孔纬似乎悟出了张浚所说话的含义,于是立即附和说道。面对张浚和孔纬两位宰相的态度,宦官杨复恭似乎也感觉到两个人的出发点不是那么单纯,于是他站出来极力表示反对:“先帝迁出京城,虽然有藩镇为患的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朝中大臣失误造成的,现在朝廷刚刚稳定下来,讨伐陈敬瑄的战事还未定,不宜再轻起兵端。”杨复恭的态度当时得到了多数朝臣的赞同,皇帝李晔看到反对声音逐渐占据上风后,便心怀疑惑地问张浚道:“李克用有兴复大功,现在趁其势危加以讨伐,天下人会如何评价朕呢?”“陛下所说的是一时之体,而张相所言的乃是万世之利,昨天臣计算了一下用兵、供给、犒赏的费用,朝廷可以支撑一两年的时间,现在只需要陛下下定决心了。”孔纬立即为皇帝李晔吃下定心丸。李晔眼见张浚和孔纬两位宰相心意已决,于是决定出兵。不过,他最后留给张、孔两位宰相一句话:“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们两位宰相去办了,希望最后的结果不要让朕丢脸!”李晔的态度既是为两位宰相立下军令状,同时也表明有意摆脱杨复恭的控制。随后李晔诏令各部门做出征前的准备,并于五月下诏削夺李克用的一切官爵,收回朝廷所赐的“李”姓,又任命张浚为行营招讨、制置宣慰使,诏令京兆尹孙揆为副使,镇国节度使韩建为都虞候兼军粮使。同时以朱全忠为南面招讨使,王镕为东面招讨使,李匡威、赫连铎为北面正、副招讨使,由此组成了一个松散的讨伐班子。就在大军将要出发之际,皇帝李晔得到一个喜讯,当时镇守潞州(今山西长治)的河东大将李克用之弟李克恭因为人骄横,虐待士卒,最终被部下所杀,众人推举另一员大将安居受为潞州留后,并举城投降朱全忠。安居受又派人去召冯霸,但冯霸不听命令,安居受因害怕而逃出城外,结果被百姓杀掉,冯霸领兵立即进入潞州自称留后。潞州发生兵变,这对于即将出发的朝廷大军来讲,无疑是个好消息,朝廷百官闻讯纷纷向皇帝李晔道贺,大军就这样在一片喜悦的气氛下开始出征。五月四日,张浚等人在皇帝李晔和满朝文武官员的欢送下,率领中央禁军五十二都及邠、宁、鄜、夏四州兵马五万人浩浩荡荡向东进发,在晋州与宣武、镇国、静难、凤翔、保大、定难诸镇兵马会合。七月间,大军到达阴地关(今山西灵石县西南),兵锋直指李克用的老巢晋阳。再说,李克用闻听潞州发生叛乱,立即派部将康君立前去平叛。冯霸得到消息后,立即向朱全忠求援。朱全忠命令部将葛从周星夜带领人马自壶关潜行至潞州,杀透重围进入城中。又派大将张全义、朱友裕驻军泽州之北,作为葛从周的后援。同时命令部将李傥、李重胤、邓季筠领兵攻打身在泽州的李罕之。于是征讨李克用的战役首先在朱全忠所在的南线展开。当时赫连铎、李匡威得知朱全忠已经拉开征讨李克用的序幕,于是从北线配合朱全忠发动了对李克用的进攻。面对三面之敌,李克用全面冷静地分析了战局。他认为张浚所带领的官军,人数虽然众多,但由于是仓促组建,战斗力肯定不强,在他看来不足为虑。南线的朱全忠虽然是劲敌,但此时他正在和徐、郓二州的时溥、朱瑄打得难解难分,目前不可能抽调出太多兵力,对自己构不成太大的威胁。只有北面的李匡威、赫连铎才是自己最大的敌人。于是李克用命令康君立继续围困潞州,又派李存孝增援李罕之,让其固守泽州城,进而阻击朱全忠的人马北上,自己则带领李存信、李嗣源领兵抵御李匡威和赫连铎。葛从周领兵进入潞州城后,便被康君立困在城中。朱全忠见潞州难以久守,于是想为朝廷送个人情,便派人通知张浚,想通过张浚下令让昭义节度使孙揆接管潞州。当时张浚不知道潞州城形势严峻,正担心朱全忠会将潞州据为己有,闻讯后立即拨发三千人让孙揆前去接管潞州。八月十二日,孙揆从晋州出发。李存孝闻讯后带兵潜伏在长子县西谷截击。李存孝是河东地区第一猛将,统兵上阵所向无敌,这次他仅带领三百名骑兵对抗官军的三千人马。而孙揆为了不失中央官员的派头儿,大张旗鼓地拥众而行,当行到西谷时,李存孝带领伏兵直扑孙揆的中军,轻而易举地就擒获了孙揆和宦官韩归范以及士兵五百多人,将孙揆和韩归范呈送李克用,最终孙揆被李克用处死。不过李克用没有失去理智,他将宦官韩归范归还朝廷,并上表皇帝李晔申冤,表明自己是忠于朝廷的。孙揆兵败被擒,虽然使讨伐李克用的联军士气大为受挫,但对于李克用而言,紧张的局势并未就此解除。此时泽州的李之罕被邓季筠、李重胤等人围困多日,急得已经如同热锅上的蚂蚁,连连向李克用告急。李克用让李存孝带领五千骑兵星夜奔赴泽州救援。李存孝赶到泽州后,从五千骑兵中又选出五百名骁勇之士,向朱全忠的军队发起进攻。当时李存孝向朱全忠的军队进行挑衅,并破口大骂要活捉汴州士兵给手下人充饥,让汴州军队中较胖的人出战。邓季筠闻听后勃然大怒,领兵应战李存孝,不曾想只交战一个回合,便被生擒活捉,剩下的李重胤、李谠等人见无力抵抗李存孝,便星夜引兵逃走。李存孝随之进行追击,在马牢山打败汴州军队,又趁势北上协助康君立围攻潞州。勉强能和康君立对抗的葛从周,眼见李存孝又领兵前来进攻,自知无法再进行对抗,于是弃城而逃。至此征讨李克用的南线战场以失败告终,朱全忠对此恼羞成怒,痛责众多败军之将,并处死了李重胤、李谠等人。但终究挽救不了南线战场的失败,只得偃旗息鼓,收兵退回本镇。南线战场就这样结束了战斗,而北线的李匡威、赫连铎最初进展比较顺利。李匡威攻占了蔚州,俘获刺史邢善益;赫连铎则成功击溃协助李克用作战的遮虏军,杀死遮虏军使刘胡子。面对北线战场的严峻形势,李克用派遣他最宠信的大将李存信领兵迎战,可是由于兵马太少,出战不利,被赫连铎打败。他又命令部将李嗣源为统军副帅,协助李存信作战。李嗣源不像其他将领那样只是发号施令,而是身先士卒横冲敌军,士卒们都愿意跟随其作战,由于李嗣源的出战,李匡威、赫连铎接连战败,北线战事随之发生逆转。李克用得知消息后,亲自带领大军前来接应,李匡威、赫连铎狼狈败逃,并损失了将近一万人马。在成功解除了朱全忠、李匡威等劲敌的威胁后,李克用从容不迫地对付以张浚为首的官军。而当时张浚率领官军在西线行动十分缓慢,主要原因在于粮草供给不到位。杨复恭为了阻止张浚在前线的作战,在朝廷内多方掣肘,致使粮草断绝。张浚不得已只能向镇冀、魏博两镇求助,而镇冀的王镕、魏博的罗弘信都是以河东作为屏障的,他们担心一旦李克用失败,朝廷下一个目标就会瞄向自己,所以以各种理由回绝了张浚的求助,并拒绝发兵助战。张浚对此无可奈何,因此官军在阴地关滞留了三个月之久。一直到了十月份,张浚这才克服重重阻力,勉强从阴地关向晋阳进发。李克用得知官军逼近后,命令部将薛志勤、李承嗣带领三千人马驻扎在洪洞,李存孝领兵五千驻守赵城,阻住了官军的进路。镇国节度使韩建自知强弱悬殊,正面交锋难以取胜,便精选三百名勇士乘夜偷袭李存孝的营寨。但因为保密措施不严,被李存孝得知,于是设下伏兵反击韩建,韩建因此偷袭失利。当时静难、凤翔两道兵马得知韩建偷袭失败的消息后不战自溃,禁军也是闻讯溃败而退,河东军乘胜追击,一直追到晋州西门附近,张浚只得领兵亲自迎战。但张浚毕竟是文臣,结果又大败而归,官军此战损失三千多人。静难、凤翔、保大、定难四镇兵马见势不妙,先行渡过黄河各归本镇,此时张浚手中只剩下禁军以及宣武镇人马万余人,只得闭城坚守,不敢再与河东军交战。十一月,李存孝攻克距离晋州一百二十里的绛州。刺史张行恭弃城而逃,晋州因此失去屏障,李存孝进而兵围晋州,并发起攻城战役。不过一连攻了三天没有任何进展,李存孝认为自己毕竟攻打的是朝廷的军队,在攻城无果后,便下令撤兵五十里,为张浚闪出一条逃生之路。张浚和韩建利用这个机会逃出晋州,晋、绛二州由此被李存孝成功占领。就在

                      ,天亮时分禁军寡不敌众,崔胤死于乱军之中。攻下崔宅后,朱友谅趁胜领兵攻打京兆府,又杀死郑元规及陈班等数十名朝官。此时,皇帝李晔几次重新组建的禁军再次被打散,其雄心壮志也随之化为泡影。崔胤死后,继任者裴枢、独孤损都是朱全忠的党羽,朱全忠担心李茂贞再次再度劫持皇帝李晔,便想将李晔迁往洛阳,于是让东都留守张全义开始修缮宫室。天佑元年(904年)正月十三日,朱全忠吞并淄青地区后,移兵屯驻河东。二十一日派牙将寇彦卿奉表入京,声称邠、岐兵马已经进逼京城长安,为了保护皇帝陛下的安全,请李晔急速迁往洛阳避难。次日,在朱全忠的授意下,汴州士兵强迫京城百姓迁到洛阳,而长安百姓则不愿意远离故土,一路上哭号不止,全都破口大骂崔胤勾结朱全忠倾覆国家,老幼妇孺相扶东行,一个多月里路上行人不断。正月二十六日,皇帝李晔在汴州士兵的催促下自长安启程。朱全忠让部将张廷范为御营使,拆毁长安宫室、百官衙署以及民居,将拆下的木料浮在渭河上顺流东下运到洛阳修建新的宫殿。值得一提的是,随着长安宫城被拆毁,长安成为一座废墟,而中国文化的重心也从此开始东移。二月二日,皇帝李晔一行人来到华州,百姓们夹道欢迎,山呼万岁。李晔见此情景不禁潸然泪下,可是自己受制于人让他感觉形同傀儡。“不要再喊万岁了,我已经不再是你们的天子了!”此刻李晔终于说出了其内心最想说的话,这既是他很长时间以来的感受,更是一种抗议。当晚李晔住在华州兴德宫,再想到国破山河碎,自己犹如木偶一般被人牵线而行,即情吟出了一首《思帝乡》:纥干山头冻杀雀,何不飞去生处乐。况我此行悠悠,未知落在何所?在华州停留八天后,李晔一行人于二月十日继续东进,因洛阳宫室尚未完工,李晔只得暂时滞留陕州。朱全忠亲自到陕州朝见李晔,在朱全忠的要挟下,李晔被迫将禁军兵权全部交给了朱全忠,任命他兼任左、右神策军及六军诸卫事。朱全忠为了尽早将皇帝李晔迁到东都洛阳,决定重回洛阳督促修缮宫室事宜。临行前李晔大宴群臣,酒席散后他将朱全忠和韩建留下来继续饮酒,当时何皇后出来亲自手捧玉盅向朱全忠敬酒。此时晋国夫人可澄在皇帝李晔耳边小声说了几句话,恰被韩建看到,韩建当即暗中踩了朱全忠一脚,朱全忠心领神会,以为酒中有毒,不敢继续饮宴,于是佯装喝醉辞别。也就是从此时开始,朱全忠对皇帝李晔动了杀机。四月十六日,洛阳宫室修缮完毕,朱全忠奏请皇帝李晔尽快从陕州启程,而皇帝李晔则不愿意动身,打算拖延时间,向王建、李克用、杨行密等藩镇求救,只盼望勤王之师早日到来。不过朱全忠催促李晔启程的表章一封接着一封送到李晔面前,此时司天监出面为皇帝李晔解围,奏称夜观天象,发现星象出现明显变化,现在不利于皇帝陛下出行。朱全忠根本不理会司天监的话,继续催促李晔赶快启程。李晔又派宫女告诉朱全忠说皇后刚刚生完孩子,不能经历颠沛流离,等到十月份之后再前往洛阳。李晔的再三推脱,让朱全忠十分愤怒,他明白李晔这是在等待勤王之师的到来,于是召来牙将寇彦卿,命令他带领五千士卒赶快到陕州,即日催促皇帝李晔动身。李晔见朱全忠开始以武力相逼,只得起身迁往洛阳,而朱全忠则亲自到新安迎接,为了让皇帝李晔在进入洛阳之前失去全部的羽翼,朱全忠让御医许昭远诬告医官使阎佑之、司天监王墀、内都知韦周、晋国夫人可澄等人联手谋害朱全忠本人,借机将这些人全部处死。等到李晔行至谷水时,朱全忠又将跟随皇帝李晔同行的击球供奉、内园小儿共计二百余人全部缢杀,又亲自挑选了二百多个与之相仿者随行护卫。皇帝李晔最初还没感觉到身边已经换了内园侍儿,等到几个月后才发现,自此之后李晔的随侍人员也全部是朱全忠的人了。李晔到达洛阳后,朱全忠开始更换禁苑的人员,让其心腹蒋玄晖担任宣徽南院使兼枢密使,王殷担任宣徽北院使兼皇城使,张廷范为金吾将军、充街使,韦震为河南尹兼六军诸卫副使,朱友恭为左龙武将军,氏叔琮为右龙武统军。五月二日,皇帝李晔在崇勋殿宴请朱全忠及文武百官,酒宴过后李晔让朱全忠到自己的内殿继续饮宴,朱全忠担心李晔有诈,于是找个理由离开洛阳返回了大梁。皇帝李晔见朱全忠离开了自己,于是加急向李克用等人求救。六月,李茂贞、王建、李继徽发布檄文联合讨伐朱全忠,朱全忠利用强大的兵力优势,派镇国节度使朱友裕为行营都统,领兵将勤王之师击溃。此时李茂贞、李克用、刘仁恭、王建、杨行密、赵匡凝等人书信往来,皆以兴复大唐为目标。朱全忠得知消息后想要领兵西征,又担心素有英气的李晔在洛阳发动变乱,于是准备立一幼主,开始图谋弑杀皇帝李晔。为此朱全忠命令部将李振到洛阳与蒋玄晖、朱友恭、氏叔琮等人合办此事。八月十一日夜晚,皇帝李晔正在何皇后居住的椒殿休息,蒋玄晖带着龙武牙将史太等一百多人急扣宫门,说军前有急事要奏明皇帝陛下,想要进宫面圣。夫人裴贞一前去开门,见门外士兵人头晃动,忙问为什么带这么多士兵来,没等裴贞一说完,史太挥刀将其首级砍下,直闯宫中而去。当时皇帝李晔因为连日来心绪不佳天天饮酒,此时因为喝醉正在龙床上休息,听说有汴州士兵闯进宫殿,急忙穿衣起身躲避。可是偌大的宫殿竟没有藏身之地,只得绕着柱子躲避史太等人,最终史太将其追上,一刀将李晔杀害在椒殿之内。李晔,一个聪明而又有才华的年轻人,他充分了解阻碍恢复唐朝力量和权威的形势,并发誓自己要复兴王朝。但是唐朝已经积弱难返,他回天无力,最终死于朱全忠之手,让人为之叹息。李晔出生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家庭,干了一份不该干的工作(做皇帝),如果是太平年月,李晔或许会是个很好的守成之主,但在唐末动乱的局势下,他纵然有李世民的文韬武略恐怕也是无济于事。李晔虽然已死,但大唐的历史还没有结束。不过距离其灭亡,已经进入了倒计时。第十二章走向灭亡傀儡皇帝随着军事实力的日益强大,朱全忠的政治野心也与日俱增。他虽然读书不多,但却深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道理,因此不惜兴师动众,出兵凤翔将皇帝李晔从李茂贞手中夺过来。然而无赖出身的朱全忠并不满足仅仅是“垂帘听政”,在看到唐廷衰微之后,他的目标是要面南而坐,在那个高高的宝座上接受文武君臣的膜拜。朱全忠知道皇帝李晔经历一系列挫折后,虽然意志消沉,无所作为,但也绝不会就此将皇位拱手相让,因此将其杀害,在皇子中找一个过渡性的人物。经过慎重的挑选,终于在诸皇子中选定了一个傀儡皇帝的候选人。事实上,皇帝李晔自凤翔返回京城长安后,为了讨好朱全忠,任命他为诸道兵马副元帅,而按照惯例兵马元帅之职一般都由太子担当,因此任命兵马元帅实际上就是指定皇位继承人。皇帝李晔一共有十七个儿子,大多年幼无知,只有德王李裕有所作为。前边我们说过乾宁四年(897年)李裕被立为皇太子,因为刘季述反叛,将其立为皇帝,李晔成功复位后,将太子李裕贬为濮王,但依旧对其十分宠爱,便想让他出任兵马元帅之职。可是朱全忠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选中了年纪幼小的辉王李祚,而自己又不愿意出面过分干涉,于是便让崔胤承办此事。崔胤在皇帝李晔面前极力反对由濮王李裕担任兵马元帅,皇帝李晔知道这是朱全忠的意思,因为惧怕朱全忠,于是在天复三年(903年)二月,下诏任命辉王李祚为诸道兵马元帅。李祚是皇帝李晔的第九子,与濮王李裕同为何皇后所生,被任命为兵马元帅时只有十一岁,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少年,在担任兵马元帅的两年后,皇帝李晔被朱全忠杀害。朱全忠让蒋玄晖矫宣遗诏,指定李祚为皇太子,并改名李柷。虽然当时皇位继承人已定,但所有人都知道这是朱全忠的安排,所以心中依旧感到无所依托,恐惧和忧伤时刻笼罩在皇宫内外。悲伤的人们摄于朱全忠的权势,不敢过分地表现痛苦之色,只能是暗自叹息。就在蒋玄晖宣布遗诏的当天下午,朱全忠又以皇太后的名义,让太子李柷于皇帝李晔的灵柩前即位,于是李柷这个年仅十三岁的少年,就这样在痛失生父后,被仇人扶上了皇帝宝座。朱全忠一手策划了杀害皇帝李晔的全过程,事后作为对劳苦功高的史太的奖赏,将其任命为棣州刺史。为了掩人耳目,蒋玄晖在士兵退出皇宫后,到处宣扬夜里皇帝李晔与昭仪李渐荣玩赌博游戏,是李昭仪将皇帝灌醉趁机将其杀害,企图将弑杀皇帝的罪名推到宫人身上,进而掩盖他们的罪行。不过虽然弥天大谎已经撒下,但参加弑杀皇帝李晔行动的有将近百十人,要守住这个秘密又谈何容易。而且参加弑杀皇帝李晔的一些龙武军官兵被裴贞一等人对皇帝李晔的忠心,以及她们遇事不慌张、英勇无畏的精神所感动,更加憎恨朱全忠的为人。这些人拿着朱全忠的赏钱,到酒楼里去宣泄个人心中的愤恨,并将他们所见到的一切添枝加叶的广为传播。一时间洛阳城内沸沸扬扬,都知道皇帝李晔并非死于宫人之手,而是死于朱全忠之手,而且随着风言风语日渐增多,人们的议论也传进了朱全忠的耳朵里。他对秘密泄露得如此之快感到十分惊讶,进而愤恨朱友恭等人办事不力,对部下掌控不严。由于秘密泄露,朱全忠一时间也被搞得六神无主,但是他毕竟老奸巨猾,在逐渐稳定情绪后,他采取了弃车保帅之法,将所有的罪过全都推到朱友恭、氏叔琮等人的身上,谎称自己不知道弑杀皇帝李晔之事,而且假装痛苦着怒斥朱、氏二人背着自己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然后立刻从河赶到东都洛阳,伏在皇帝李晔的梓宫上痛哭流涕。朱全忠此行的目的就是要为自己开脱罪责,在皇帝李晔的梓宫前表演完毕后,他又跑到皇宫面见小皇帝李柷,声称先帝之死与自己无关,并假惺惺地请求查找真正的凶手。事实上朱全忠也明白,自己虽然卖力表演,但任何人都不是白痴,他这样做并不能减少朝廷上下对他的怨恨。所以为了缓解人们对他的怨恨,朱全忠无奈之下只得忍痛决定除掉朱友恭和氏叔琮。不过朱、氏二人毕竟为自己立下大功一件,如果以弑杀先帝的罪名除掉二人,今后恐怕不会再有人为其卖命,恰巧此时有人告发护驾军士在大街上抢米,这让朱全忠立即找到了借口。当时朱全忠利用抢米这件事大做文章,立即向小皇帝李柷上疏,说朱友恭、氏叔琮治军无方,不能安抚民众,以致出现侵扰市肆现象,请求将朱友恭贬为崖州司户,恢复其李彦威的本名;贬氏叔琮为白州司户。对于李柷而言,朱全忠的话就是圣旨,于是他立即批准了朱全忠请求,当即下诏外贬朱友恭和氏叔琮二人,而且李柷似乎还颇能洞悉朱全忠的内心,在诏书的最后没有忘记加上“仍令所在赐自尽”一句话,算是说出了朱全忠想说而又无法说出口的话。事实上朱全忠之所以如此在意人们对于弑杀先帝李晔的评价,进而被迫除掉朱友恭和氏叔琮,是由于他感到称帝的时机尚未成熟。他清醒地认识到阻碍自己登上皇帝宝座的主要有两股势力,一是朝中忠于皇帝的文臣武将以及诸王宗室;二是地方的藩镇势力。因此朱全忠采取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在朝廷中清除异己;另一方面对与自己为敌的藩镇诉诸武力镇压。天佑二年(905年)二月,朱全忠首先对宗室诸王大开杀戒,他命令蒋玄晖邀请先帝李晔之子濮王李裕、棣王李祤、虔王李禊、沂州李禋、遂王李祎、祁王李祺、雅王李禛、琼王李祥、景王李祕在洛苑的九曲池旁摆下筵席,将诸王灌醉后用绳子勒死,并将尸体扔到九曲池里,在杀掉李晔的九个儿子后,他便将毒手伸向了朝中大臣。朱全忠要杀朝臣,除了因为他们忠于皇帝不能为己所用,是自己篡位的绊脚石之外,最关键的原因在于朱全忠是行伍出身。虽然成为拥有大片土地的强大藩镇,但是自中唐以来,社会时尚重文轻武,文士从不把武将放在眼中,朱全忠对此始终耿耿于怀,因此对文人也是恨之入骨。据说有一年夏天,天气特别炎热,朱全忠和幕僚们及游客在柳树下乘凉闲谈,几个游客正在高谈阔论,朱全忠当时觉得无聊,忽然站起身来指着柳树说道:“这种树木适合做车毂。”人们忽然闻听此言,全都哑口无言地愣在原地,不知道朱全忠为何说出如此不着边际的话语。此时有几个游客为了讨好朱全忠,也跟着站起身来,随声附和说适合做车毂,没想到朱全忠顿时勃然大怒,厉声斥责说:“书生就是喜欢阿谀奉承,顺口搭音,车毂需用夹榆才行,柳木怎么能够做车毂呢?”随即命令左右侍卫将随声附和的几个游客杀掉,从中可见他对文士的蔑视和憎恨。为了扭转当时重文轻武的风气,四月五日,朱全忠让小皇帝李柷发布赦文。朱全忠在赦文中通过论述文武皆重要的道理,想发泄一些对文臣的不满情绪,同时也想以此使文臣们尊敬自己。然而让他想不到的是,此事却事与愿违,没过多久就发生了一件让他更为不快的事情,而这件事也直接导致了朱全忠下定决心对朝臣大开杀戒。白马驿之祸和王的师傅张廷范是艺人出身,精通音律,后来趋炎附势投靠了朱全忠,为其进行歌舞演奏,深得朱全忠的宠爱。当时张廷范想担任太常卿,便请求朱全忠推荐自己,朱全忠认为自己办这件事情易如反掌,便让幕僚带着张廷范入朝请求皇帝的任命,没想到却遭到了宰相裴枢的反对。裴枢给出的理由是张廷范是有功之臣,已经得宠于藩镇,何必再仰仗朝廷乐官的职位以示荣耀,张廷范想当太常卿恐怕不是朱全忠的意思。当时朱全忠的幕僚费尽口舌,可是裴枢就是不答应,张廷范只好悻悻而归。朱全忠见宰相都不给自己面子,顿时心起杀机,他对手下人说自己本来认为裴枢志向高远,不入朝廷俗气沾染,现在看起来不过是装成一副清高态势,因此他决心除掉这些顽固不化的大臣,而此时朝廷内出现的宰相不和的局面,恰好为朱全忠提供了机会。当时朝中共有四位宰相,除了裴枢之外,还有崔远、独孤损和柳璨。柳璨少年丧父,家境贫寒,但勤奋好学隐居山林之间。光化年间一举中第,因为对汉史尤为精通,被时人称之为“柳箧子”。皇帝李晔因为爱才如命,想找一个有文才的人,于是有人就将柳璨推荐给了皇帝李晔,李晔立即召见柳璨,经过面试,李晔对其十分满意,很快便被任命为翰林学士。崔胤死后,皇帝李晔想让柳璨出任宰相,便征求诸位学士的意见。承旨张文蔚认为选贤任能不必拘于等级限制,不过按照惯例不宜立即提拔柳璨当宰相。于是皇帝李晔就首先提升柳璨为谏议大夫同平章事,但即使是这样也已经是高规格的越级提拔了。出身寒微的柳璨可以说是一步登天,因此出身高贵的裴枢、独孤损和崔远,对于一下子和自己平起平坐的柳璨十分排斥,言谈中经常流露出对柳璨的鄙夷之情,而柳璨也对他们也是怀恨在心。皇帝李晔到达洛阳后,因为内官都是朱全忠的心腹,因此柳璨就极力和他们交好,想攀上朱全忠这棵大树,进而达到对抗裴枢等人的目的。当时柳璨已经察觉出朱全忠可能要做出不利于朝官的事情,便趁机在朱全忠面前说了裴枢等人的很多坏话,因此天佑二年(905年)三月,裴枢、独孤损和崔远被同时罢相。五月七日天空中又有彗星出现,占卜者向朱全忠进言,认为君臣即将大祸临头,必须杀一批人才能消解此难,柳璨趁机写出裴枢等三十多个与己不和者的名字,请求朱全忠立即诛杀。对于一下子诛杀如此多的朝臣,朱全忠一时间也是难以下定决心。不过,部将李振趁机向朱全忠进言,认为朝廷纲纪之所以败坏,全都是因为这些文官表里不一,而且朱全忠是想要成就大事的人,这些文官未来肯定会充当绊脚石,不如趁现在一举除掉。朱全忠最终采纳了李振的建议,首先于五月十五日利用皇帝李柷的名义下诏贬独

                      纪末叶在中亚边境及在朝鲜抵抗日本人的战争中开始的。与日俱增的军费开支使得国家财政枯竭,这反过来造成了激起17世纪20到30年代的农民起义的条件。农民起义的爆发,又反过来造成了使武官与文臣之间的隔阂进一步加深的条件,使得前者的地位超过后者。满人的统治体现了这两个阶层间一种新的稳定关系,一种妥协,用沃勒斯坦的话来说,“阻塞了低级社会阶层在政治上的活动余地。”见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第125页。?17世纪转折时期,由帖木儿帝国的采邑主所支持的地方骑兵部队被集中于奥斯曼首都的新常备军所取代。奥斯曼帝国军队不仅使国家财政枯竭(1669年,预算的62.5%是花在兵俸上的),而且取得了越来越多的特权,包括包税专利权与广泛的农业开垦权。奥默·巴尔坎:《16世纪的价格革命》,第17—25页。关于涨价对近卫军——奥斯曼军事机器的“利刃”——的直接影响,见威廉·H·麦克尼尔:《欧洲的大草原边境》,第57—60页。?一个抵消性的影响力是皇帝本人,尤其是像康熙这样的君王。围猎的目的就是为了抵制南书房的作用。康熙经深思熟虑建立起了围猎制度,把它作为保持满人尚武之风的一种办法。1683年,康熙率骑兵10万、步兵6万,出游长城以北。神父南怀仁随行。正如他所评述的:“此行的首要目的,就是要使他健壮的士卒安居如临战,一直处于操练之中,这就是何以在广阔帝国的各个地区都已平定,各省的精兵也被抽调回京以后,皇帝就在这一年极为英明地决定,今后每年举行三次这样的出征活动,各安排在不同的月份。他希望在狩猎的旗帜之下,通过追逐搏杀鹿、豕、熊、虎等,为士卒找到一种新的搏斗活动,这将教会他们怎样去制服反叛,将成为今后真正战争的预演,将防止他的军队在和平时期闲暇、汉式的享乐奢华中松懈软化。”H.博斯曼:《南怀仁》,第420—421页?正是为了防止武备的废弛,清朝的旗人起初不准参加科举。杜维明:《颜元》,第127页。?清政府规定,旗人若非任职外出则必须居住在京城。他们沉湎于京城的享乐生活,武技荒废。1746年,乾隆皇帝检阅特选的八旗禁卫兵,发现他们极不合格。“弓弱技疏,至不知如何开弓放箭。箭未及靶,往往坠地。”驻防福州的八旗兵把战马卖了马肉,1740年,城内有20余家屠铺卖马肉汤。1767年,有令福州驻防兵出征缅甸,许多旗兵不得不乘轿前往。吴卫平:《八旗兴衰》,第82—88页;以上引文见于第86页。?戴维·斯特兰特:《北京警察》,第25—26页。斯特兰特估计在20世纪20年代,北京有120万居民,其中1/3为旗人及其家属。警察中有3/4是旗人。清末出生于旗人家庭的老舍,对20世纪典型的满族旗人曾有过极为生动的描述:“亲家爹虽是武职,四品顶戴的佐领,却不大爱谈怎么带兵与打仗。我曾问过他是否会骑马射箭,他的回答是咳嗽了一阵,而后马上又说起养鸟的技术来。这可也的确值得说,甚至值得写一本书……是的,他似乎已经忘了自己是个武官,而毕生精力都花费在如何使用小罐小铲,咳嗽与发笑都含有高度的艺术性,从而随时沉醉在小刺激与小趣味里。”老舍:《正红旗下》,第15—16页。?钱应的供词,见《明清史料》丁编第二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6—137页。?同上。钱应又名钱大、钱应喜、钱孝。?同上。?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6—137页。?郎廷佐奏章,呈上于1658年3月28日。《明清史料》丁编第二本,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4—137页。?凭此,总督郎廷佐才能上奏道:苏州、松江这两个要地最终已由官府完全控制,并担保说已能从此地征调赋税,上输国库了。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7页。?郑成功对长江流域的袭击,是他对清军占领地进攻的第四阶段。最初,从1655年11月到1657年4月,他进兵舟山及福建东北部;接着,1657年9月到11月间,占领浙江的台州;第三阶段,从1658年6月至次年6月,进攻了浙江的东南沿海地区。在进攻的第四阶段中,郑成功打垮了清军在定海的海军基地,进军崇明岛,在这里曾遇到几处顽强的抵抗,1659年7月,将舰队驻泊于长江口外。同时,他最主要的副将张煌言砍断了系于金山与焦山之间的防江缆索,击沉守兵炮船,挥军直前。斯特鲁弗:《南明》,第145、148—149页。崇明岛居民因顽强抵御郑成功,后受到鳌拜等辅臣们的免赋嘉奖。奥克斯南:《政策与制度》,第282—28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65页。按艾德里安·格雷斯伦的记载,郑成功确实曾遣使与主要的地方官接洽,争取他们支持,然而多数人决定观望一下,看郑成功进攻南京进展如何,再作反应。唐纳德·基恩:《郑成功的征战》,第49—50页引。共有7府、3州、32个县投降了郑成功或他的合作者张煌言。其中有些是出于被迫,有些则是自愿的。张煌言在上游的安徽共攻占城池29座,后于1659年9月23日,在定港东面为一支清朝水军所败。但长江下游地区的民众并未普遍起义反清。斯特鲁弗:《南明》,第150—152页;拉尔夫·C·克罗伊齐亚:《郑成功与中国的民族主义》,第18页。郑成功进攻时,顾炎武正在江南地区,但若说他参加了郑成功的军事行动,则没有任何事实证据。彼得森:《顾炎武的一生》第二部,第207—208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36页;《郑成功》,第13页。这与16世纪名将戚继光所发明的抵御倭寇的一种武器很相似。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65—171页。?郑成功征伐长江地区两年后,在台湾南部成功地攻克了荷兰人的赤嵌城,目击者对他的战术做了如下描述:“使用了盾牌手而不是骑兵队,每十人有一头目率全队冲锋陷阵。他们藏身于盾牌后向敌阵猛扑,人人都像家中留有替身一样,毫不胆怯。他们不断推进,尽管许多人中弹倒下,其余人却绝不停顿犹豫,而是发疯般地向前猛冲,甚至不回头看一看同伴是否跟上来了。这些长柄大刀手——荷兰人称之为肥皂刀——发挥着像我们的长矛骑兵一样的作用,既能阻止敌人冲锋,同时又使战阵保持整齐秩序,但当敌人溃乱时,刀手就冲上前去,对逃敌展开令人胆战心惊的屠杀。”坎贝尔:《荷兰统治下的台湾》,第420—421页。但也请注意,学者朱之瑜曾经随郑成功的军队北伐,后来对他们军纪不整、混乱无序的状况有所评述。秦家懿:《朱舜水的实学》,第196页。?基恩:《郑成功的征战》,第50页;张其昀等编:《全椒县志》,第48页。南京(江宁)的守卫是由巡抚朱国治协调的,朱国治属汉军正黄旗。李桓:《国朝耆献类征》第三三八卷,第9页;赵尔巽:《清史稿》第四九三卷,第1页。关于郑成功部队总数,见廖汉臣:《延平王北征考评》,第56—57页。?《清史稿·姚延传》。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1页。?廖汉臣:《延平王北征考评》,第64—68页。?援军由领侍卫内大臣达素统率,他未能及时赶到南京,后继续进军福州。斯特鲁弗:《南明》,第152页。?基恩:《郑成功的征战》,第49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48—153页;《中国传统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28—29页。当时的一些西文资料记载说,9月8日晚,郑成功部下为他祝寿,耽搁了当天的战事。不过厄尔·斯威舍尔提出郑成功的生日可能在1624年8月24日。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08页;弗郎索瓦·德·鲁热蒙:《鞑靼人新史》,第49—55页,见基恩《郑成功的征战》第50—51页所引;盖拉德:《南京今昔》,第240—242页。有一支庞大的清军舰队追逐郑成功海军南至厦门,急于再取得一次胜利。但当1660年6月17日,清军舰队在总督李率泰、领侍卫内大臣达素统率下进攻厦门时,被郑成功所摧毁。数周之内,金门湾海滩四处漂浮着腐烂的尸体。清人不管这次惨败,于八九月间又派遣大军进伐,终于将郑成功从沿海赶到了台湾。次年,郑成功之父郑芝龙被杀,他对清廷的用途就此终结。基恩:《郑成功的征战》,第63—66页。1662—1663年,清政府决定将东南沿海居民内迁四五十里,沿海村庄被拆毁,所有城镇关闭,在每一可能返回沿海的道口,都置兵设防。凭此严厉措施,终于使江南沿海一些相对孤立的地区平定了下来。例如云台山附近的海州地区,那儿的居民成了职业的匪徒和海盗。1668年,迁海令部分解除;1683年,郑成功的继承人投降、清政府统治了台湾后,迁海令就完全废除了。谢国桢:《南明史略》,第93页;《清初的迁海令》;E.C.鲍拉:《满洲对广东的征服》,第229页。关于迁海令对白银输入及物价的影响,见王业键:《中国货币制度的演变》,第477—478页。?廖汉臣:《延平王北征考评》,第69页。在六合、天长县,有一些清朝官员被复明分子所杀。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3页。?小野和子:《清初的思想控制》,第104页。?魏斐德:《中华帝国后期地方控制的演变》,第3—4页。?王士祯这样说他。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2—384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953页;冈本跻:《政治和道德危机》,第114页。?杨雍建奏章见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05页。至此,京城内所有形式的结社都被严厉禁止。例如当1659年颜元赴京参加会试时,他无法与另外的士子结伴,因为此类聚会为禁令所不许。杜维明:《颜元》,第517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06页。?同上书,第253页。?同上。稍后,清朝的一个佚名笔记作者写道:“明季时,文社行。于是人间投刺,无不称社弟。本朝始建,盟会盛行,人间投刺,无不称盟弟者。甚而豪胥市狙,能翕张为气势者,缙绅蹑屐向讯,亦无不以盟弟自附,而狂澜真不可挽。”《研堂见闻杂记》,第60页。?这并不是修辞上的夸张。像郑廉一样,杨雍建相信,明朝的党争导致了农民起义。郑廉记载了李自成占领其家乡河南一事,把起义局势的激战,归咎于朋党。他认为朋党之争导致君臣不和,君臣不和致使吏治不明,吏治不明最终激发了农民起义。郑廉:《豫变纪略》第一卷,第2—3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935页;参见小野和子:《清初的思想控制》,第343—344页。?虽然我并不将它视为“封建”,但“缙绅统治”这一概念,就其包括了缙绅在本乡的政治(司法、调解)、文化(教育、指导公众观点)及经济(市场干预、公共工程、灌溉)地位这一面看,与重田石(音)的“强权统治”一词相同。?这也是李洵在《论明代江南集团势力》中提出来的观点。但李洵强调的是经营地主与地主的重要地位。经营地主的增多,还与经济作物的发展有关,例如清初的烟草与棉花。经济作物使得人们可以耕种较少的土地,来取得较多的收益,这样就削弱了拥有牧畜的富裕家庭的优势,从而拉平了贫富农民之间生产力的差异。在相当短的一段时间内,农业的商品化导致了土地占有向经营分工的形式发展,雇佣劳动力被大量应用,农业管理技术进一步改进了。片冈芝子:《明末清初华北地区》,第99—100页。?傅衣凌:《明清农业社会经济》,第149—150页。?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五章,第15、23—25页;片冈芝子:《明末清初华北地区》,第83页;墨子刻:《论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历史根源》,第39页。?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五章,第48—50页。17世纪中叶中国的时疫、饥荒与战争的直接影响,使得人口大幅度减少。从14世纪到16世纪,中国的人口从约6500万至8000万,增长到15000万,而在585至1645年间,人口减少了约35%—40%。对1661年人口数的一个估计是在7200万到9200万之间,大致比16世纪的人口数减少了40%—50%。何炳棣认为1683年后人口开始回升,但1700年的人口净数比之1600年可能并未增长多少。这一时期欧洲人口的增长也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英国人口为500万,法国为2000万。勃兰登堡-普鲁士是个人口稀疏的地区,不足50万,其首府只有1.5万居民。大约到了1750年,欧洲人口才达到15000万,而同时期中国一地的人口就几乎两倍于此。王业键:《清代地税》,第7页;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第264—266页;参见埃尔文:《古代中国模式》,第311页;居密:《地主和农民》,第9—11页;E.E.里奇、C.H.威尔森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413页;芬纳:《欧洲国家与民族的形成》,第10页;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第258页。?韩恒煜:《试论清代前期佃农永佃权的由来及其性质》,第37—41页;居密:《地主与农民》,第11—12页;杨国祯;《试论清代闽北民间的土地买卖》,第3—8页。在18世纪,契约关系仍在不断取代宗法关系。对乾隆年间的个案分析表明,定额租比例扩大,以力役或分成租形式支付的田租极少。刘永成:《清代前期的农业租佃关系》,第57—58、91—98页。?陈张富美:《中国明清时期租佃关系的初步分析》,第5—6、10—11、18、20页。至20世纪,江南地区被承佃农田的30%—40%是拥有永佃权的,并由二地主负责交纳赋税。居密:《地主与农民》,第29页;参见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44—45页。?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五章,第16—17页;希拉里·J·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93页。?居密:《地主与农民》,第17—19页。地产经营人、管家及其他地位较高的奴仆被授予比一般佃仆多2—4倍的土地。?居密:《地主与农民》,第34—35页。?在官吏家庭中,可以找到依附关系最一般的例子。1679年,御史上奏:人们一出仕为官,立刻就变成了大族门户,买田置园,雇佣庄丁奴仆,不下百余。韦庆远等:《清代奴婢制度》,第2页。?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150页。参见马克·埃尔文:《集镇和水路》,第460页。?同上书,第149页;居密:《地主与农民》,第27—29页;《主仆》,第60页。不过,某些形式的奴役关系仍然合法地存在。根据1727年制订的一条法规,于汉人家中为奴者,有卖身文契者,及家生婢女,仍然属于家奴。应用于满人家中逃奴的法律,也同样适用于汉人家中逃亡的奴仆。虽然到18世纪末叶男奴已很少见了,但奴隶制的最终废除,却要等到1910年。韦庆远等:《清代奴婢制度》,第22页;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五章,第9页;马里纳斯·J·美杰尔:《清末的奴隶制》,第337—338页。?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17页。关于清初占地在500亩以下的中层地主增长数,见北村敬直:《明末清初的地主》,第17页。由于大土地的转让进一步商品化,通过直接的市场买卖进行,因此私人财产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这表示着明代“农村特权阶层”的终结,上流社会的地位下降了,而平民百姓的

                      抵抗运动。当时在松江境内,他们的两个最重要的盟友是著名的画家李待问和曾经促成郑芝龙降明的德高望重的前总督沈犹龙。8月1日,复明分子们一起召集起民众,高举着明太祖的画像。陈子龙依靠他的镇兵发起进攻,杀死当地的清朝官吏,接管了这座县城。松江地区复明分子的军事领导人得到了沈犹龙的任命,他指挥着几千名战士。不过,当时担任沈犹龙监军的陈子龙,对于这些仓猝招募起来的部队的战斗能力并不抱太大希望,认为他们是既无粮饷又少训练的“市井之徒”。他认为,取胜的关键是同时利用他那遍及江南的乡绅关系网,以共同造成一个地域性的起义,同时还可以从复明分子大本营崇明岛那里取得军事援助。因此,他和夏允彝首先就在几社同人周围团结了一批朋友作为骨干,包括像徐孚远和黄家瑞这样的人。而通过这些朋友,又与其他文人朋友建立了联系。比如,黄家瑞既是陈子龙的好友,也是诗人万寿祺在徐州时的同学。万寿祺当时正在苏州前南京江防监军、马士英女婿杨文驄之处。尽管杨文驄本人没有参加松江组织,但是万寿祺确实参加了这次运动,在苏州东北面的陈湖加入了沈自柄和钱邦范的队伍。在明亡之前这种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的存在,除了造成组织庞杂(其结果表明这是不利的)之外,还使得松江抵抗运动具有了社会的自发性(这却是一种优势)。当万寿祺通过社会团体关系应募从军时,陈子龙自己也直接会见了或与夏允彝分别致信而联络其他一些人,邀请他们共同筹划抵抗运动的行动计划。这个计划要进攻徐州,借以切断那里的清军营部与当时在苏州威胁着鲁王政权的满汉军队的联系。陈子龙还想与崇明岛上的明水军取得联系,这支水军当时是、而且很久都是江南抵抗力量的主要依靠之一。长期以来,以海盗巢穴而出名的崇明岛现在成了南明水军的避难所。一部分水军由前政府官员荆本彻(1634年的进士)指挥,而大部力量则由吴淞地方总兵吴志葵统领,他在南京陷落时乘船逃到了崇明岛。吴志葵极力想与鲁王朝廷和浙江其他复明分子的活动中心取得联系,因此就宣布了他希望通过占据江南一块根据地而由此光复明朝。这时,为了响应江南形势,他调动其水军靠近上海,在那里他的部队向刚刚任命的清朝县官发动了进攻。太湖地区的起义和陈子龙、夏允彝(他曾经做过吴志葵的老师)发动的抵抗运动鼓舞了吴志葵,他调动他的水手和水兵经江南的水道入泖湖,在那里他吸收了苏州水军的忠君分子领导人黄蜚。吴淞总兵官吴志葵,自海入江,结水寨于泖湖。会总兵黄蜚拥千艘自无锡至。尽管夏允彝实际上去了泖湖,并且担任了吴志葵在松江方面的联络官员,但是陈子龙没有能够使吴志葵和黄蜚听从自己的指挥。部分原因是他们在战略上观点不一致。就像陈子龙自己说的那样:黄文禄以二万众至松,欲移营黄浦,予力争以水隘不利旋转,未有舟师单行数十里,首尾不相应而不败者也。不听。同时,清军已经派出了李成栋步骑2万多人的勇悍军队,直扑吴志葵停泊在春申浦(十方庵)的战舰。李成栋不仅使用轻舟,而且也使用了炮船,他的部队的机动性优于吴志葵那些笨重而不灵活的海船;而且,就像陈子龙曾经预言的那样,由于吴志葵的船队拖得太长,以至不能够有效地反击这种进攻。更糟的是,大风猛刮大船,结果复明分子的水军是全军覆没。志葵、蜚既败,执至江阴城下,令说城中人降。志葵说之,蜚不语。城迄不下。后皆被杀。同时清军继续向前推进,平定了松江附近的其他南明军队,使那里的义军失去了进一步的帮助。在吴淞附近,当地军事领袖吴之潘领导的义军被打败了,那里的居民剃发而自称“大清顺民了”。在冒险家潘复杀死了清朝官吏的上海城,老百姓转而反对义军。在吴江的“白头军”也迅速地失去了地盘。趁事变而起的鲁之玙最初要占领吴江、进攻苏州、焚烧巡抚衙署。一些反叛的湖上渔民也把清军骗进了事先准备好的伏击区。但是总督土国宝的部将王佐才重聚旧部,关闭城门把义军挡在外面,并且用骑兵和大炮打败了他们。鲁之玙本人被害;孙兆奎被俘;吴易和赤脚张三逃回沼泽地带,在那里他们找到了暂时的避难所。这一连串的失败,使得松江的乡绅义士只能完全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当然这就意味着要完全依赖于沈犹龙招募的那支缺乏战斗力的“市井之徒”的军队了。正如陈子龙所言,这些人根本就没有战斗经验。确实,如同温睿临后来讥讽地叙述的那样:然皆文士,不知兵,而所聚率市井无赖子,见敌辄蹶,迄于无成。这段叙述并没有完全否定沈犹龙作为地方总督的经验,但是毫无疑问,这些“市井白徒”在李成栋凶猛的部队面前,很可能是“金鼓一震即作鸟兽散”了。可能因为松江的百姓对自己的力量并不抱希望,他们一直相信黄蜚的部队会来救援他们。9月22日,这支援军好像是开到了。在城墙下出现一支头缠红巾的部队,他们自称是黄将军派来的。然而当城民打开大门,这支队伍鱼贯而入之后,他们便扯去了头巾,露出剃了发的光头。接着,他们就为藏在外面的其他清军大开城门,这座城市就落入他们手中了。在随后的肉搏中,沈犹龙和李待问全部被害。在城外的泖湖,黄家瑞被杀死了,他最好的朋友、诗人万寿祺被俘并被投进了监狱。还有许多乡绅忠君之士想方设法死里逃生,躲避敌人搜捕,比如陈子龙,就在李成栋部队进攻时逃了出去。陈子龙自己回忆道:三日,城陷。予于西郊遇兵,几不免。携家走昆山。四日与夏考功别。自此,遂永诀矣。大母以病留昆山,予走金泽,未几,走陶庄。其他乡绅复明分子想方设法逃到南方,在福建唐王朝廷中继续进行他们的斗争。然而,夏允彝感到,他的末日已经来临。今往辅新主,图再举,策固善。然举事一不当,而遁以求生,何以示万世哉!不如死也。在黄道周带着鲁王邀请他参加福州复明政府的信件来到这里的前三天,夏允彝投河自尽了。在松江复明义士的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江南地区仍然有一些分散的抵抗力量。江阴城仍然处于重围之中,参将侯承祖和他的儿子仍然在金山领导着英勇的斗争,一部分忠君复明的水军在崇明岛重新聚集起来。但是,社会上下层之间反对满人剃发令的民族反抗的联盟已经瓦解,江南的绅士们在社会关系上与下层百姓过于隔绝,因而他们不能单独坚持更长的时间。不久,江阴陷落了,于是就给李成栋腾出了足够的兵力集中进攻金山。荆本彻的复明水军在六合取得了对清军的一次重大胜利,但这时他的部下因为战利品问题与海盗同盟者发生了争执,其后不久他们就驶向远离海岸的定海,远远地离开了长江口。因此,在1645年12月17日,多铎在他的定期军情报告中可以对多尔衮说:擒福王朱由嵩,前后战败水陆马步敌兵,凡一百五十余阵。江南、浙江等处悉平。招抚文武官二百四十四员,马步兵三十一万七千七百名。除了更南的地方以外,活跃的复明分子的抵抗运动看来是完全平息了。

                      遁世隐居

                      在1645年的抵抗运动中,一大批参加了战斗的士大夫复明分子被杀害了。对于其他死里逃生或身陷囹圄的人们,旧日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既是为了逃避清朝当局的迫害,也是为了表明对异族统治的消极抵制,避世之举在当时成了一种普遍行为。诗人阎尔梅写道:事已至此,更复何言。唯当披发入山,修省悔过而已。异日,以忧勤德业之劳,为发愤补愆之举。就像阎尔梅主张的一样,这种逃避经常采用了皈依佛教的形式。不必奇怪,像广东这样的一些省份,在被征服期间,学者身份的佛教徒成了那些寻求避难和慰藉的旧日复明分子团体的中心人物。江南也有像登尉的三峰和尚、华山的开元和尚这样的佛教徒,复明文人常常过“居士”生活;取一个法名,住在寺庙的附近,而同时又进行道家的玄修,一只脚还留在了文人生活一边。在松江起义中被捕并被投入监狱的万寿祺,就是这样一个人。多亏有人暗中相助,万寿祺在被捕两个月后逃出了监狱,并且离开了苏州地区,回到江北,在淮安找到了一个避难所。第二年,他想方设法回到了他的老家徐州城。他发现家宅和花园大部分已经被毁掉,大量地产也被征服者及其同伙占有了。一些房屋在政权交替之际被攻占了城市的土匪们占据过,很少的几幢矗立着的建筑物变成了统治这座城市的清朝官员的住宅。万寿祺的朋友、诗人阎尔梅在征服战争之后路过徐州,他在一首《至徐州过万年少故宅》的诗中描述了这片被毁坏了的家园。当世谁堪语,斯人复水违。生前家已弃,没后榇何归。荒草埋虚阁,秋风鼓败扉。多情惟燕子,还向旧巢飞。万寿祺想卖掉还没有被别人占夺走的几块贫瘠的田地,但是他这笔家产换来的钱寥寥无几。为了养活妻儿,他最初依靠卖字、篆刻和作画。随后,他买了一个菜园,在那儿种上了药材。居陋巷中,前后多牧啄人,剥啄者少。西邻普应寺,时时曳杖入退院中,与沙弥争余渖也。嗟乎,天下之大,四海之广,所争者不知何许人。圣帝明王、忠臣义士,此时皆不知何往。在1646年初的某个时候,万寿祺决定“抛却浮世遁入空门”,并且起了一些佛教名字,如慧寿,沙门慧寿,还有明志道人。但是他皈依佛门并不妨碍他吃肉喝酒,他同时代的人视之为一个复杂的人物。徐州铜山的一个人写道:吾乡万年少先生,为有明名孝廉。国变后,隐居不仕,儒衣僧帽,卖卜佣书,逍遥吴楚间,与诸畸士遗老吊半壁沧江,续六朝之昔梦。一边穿着儒生的衣服,一边又戴着僧人的帽子,脸由于胡子而更显尖瘦。万寿祺这种不伦不类的外貌象征着那些在江南的征服中想方设法活了下来的大多数文人的命运。他的儒生装束使人想起了他曾经是明朝的一个监生、并为这个王朝揭竿而起的历史;他的僧人帽子表明了他目前的处境,以及他为自己的忠君行为付出的代价。就在1646年同一年,万寿祺以前的朋友李雯来淮安访问了他。在过去两年里,投敌分子李雯充当了满族摄政王多尔衮的幕僚,在1645年起草了许多针对复明分子的文告。现在,作为对他所做贡献的报答,他请求多尔衮同意让他请假回华亭老家去。途中,他在淮安停车去看望他忠于故主的朋友。因为,尽管在他们之间存在着政治上的分歧,但是这两个文人并没有中断联系,特别是对他们来说清人的征服是大局已定之后。不过,对李雯来说,这是一次很难堪的见面,部分原因在于万寿祺的和尚打扮像是对他降清的一种谴责。当他与万寿祺相对而坐时,不禁泪流满脸,大声说自己好比就是投降了匈奴的声名狼藉的李陵。这意味着,他把万寿祺比作了为汉朝守节的苏武。当李雯在淮安离开万寿祺之后不久,又拜访了陈子龙。同样的场面又出现了。陈子龙在松江陷落后,离开了他在昆山病重的祖母,一直颠沛流离。当时博洛的军队正在扫荡浙江东部,如果有人留着长发,或者一副富有的儒生的样子,那就很难躲避逮捕了。陈子龙先是在嘉善的一个禅宗的寺庙中找到了避难的地方,后来他又搬到了附近的旧日学生家里,不久又搬走了。在这个时候,绍兴的鲁王和福州的唐王都任命他担任职务。在1646年4月或5月,他祖母去世后,他想去绍兴,但是他没有能穿过满人在杭州湾的巡逻线。他终于在夏初见到了鲁王,向他报告了钱塘江北面军事形势。随后他又绕道回到了松江,在1647年初李雯来访问他时,他正住在他的朋友钱漱广的叫做“天宁”的乡村庄园中的一个小屋里。尽管陈子龙热情地招待了李雯,而且他们的谈话也非常的亲切,但是这位降清人士——清政府的笔杆子——肯定再次强烈地感到了他这位旧日的学友和朋友,对他的无言的指责。他甚至可能又把自己比做了汉朝的叛徒,因为陈子龙的一个学生,后来把这次见面描述成苏武和李陵有名的相会的重演。在这次访问后不久,李雯变得极为压抑,害了重病,卧床不起。尽管江南抵抗运动还远没有结束,但是它的最初殉道者的遭际已经展示了它的悲剧的一面。
                        这一奏章在1645年12月。《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8—129页。尽管一些清朝官吏认为,继续像明朝那样把南京作为首都是个好办法,但是陈名夏强烈反对这样做。多尔衮同意陈名夏的看法,只把南京作为一个省会。尽管后来更名江宁,但是这座城市还是以其旧称“南京”而闻名。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11页。直辖区南直隶正式划入了江南省。1647年江南、江西和河南只有一个总督,总督府设于南京。1649年以后河南从中分离出来,南京改称为“驻防”。盖拉德:《南京今昔》,第238—242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8—129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57—258页。1645年8月末,多铎把374名前明官僚和将领编进了八旗。斯特鲁弗:《南明》,第34页。?当然,并非总是如此。比如高进库在投降多铎以后表明他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将领。他是陕西人,在进攻赣州中指挥了一支3000人的部队。后又在洪承畴指挥下,在广东讨伐李成栋,被提升为将军,1652年他负责高州和雷州的军务。《贰臣传》第七卷,第3—4页。?材料记于1646年10月8日。《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第170页。?对多铎单独控制江南的能力的怀疑,见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2页。?《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8—129页,材料记于1645年12月。?当然,也有一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清政府对此曾略作考虑,但没有实行:即反其道而行之,站在被剥夺的贫民一边,而不是向地方豪强提供支持。为此,朝廷上讨论过对没收土地进行再分配,从而实行“均田”的可能性。这个计划的反对者认为,这在北方或许可行,但在南方就行不通,因为那里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太大。据他们的测算,在松江地区,均田只能使自耕农的田产略有增加。刘重日:《明末“均田”口号质疑的质疑》,第120页。?满人最初极力宣扬其“代报君父之仇”的使命。这个口号在北方非常有效,但是在南方似乎并不受欢迎,就像一个肆言无忌的生员在南京对多铎所言:“闯贼破我北京,著称为我报仇;贼未尝破南京,若来何为?我昔仇闯,今仇若矣!若谓天下无能复仇者耶?”顾诚:《论清初社会矛盾》,第144页。这样,清军就不得不为自己寻找新的堂皇借口了。这个任务由多尔衮的幕僚、中原人彭明较完成了,他强调了忠君之士的武装行动使平民百姓深受其害。彭明较写道,所有的明军将领都在聚兵残害良民,所以清廷要派“六师”以讨灭之。“六师”一词是指远古时期帝王的一种正义征伐,见《孟子·告子》。?文秉:《甲乙事案》,第184页。?葛万里:《钱牧斋先生遗事及年谱》,第16页;傅路德:《乾隆时的文字狱》,第100页。?葛万里:《钱牧斋先生遗事及年谱》,第21页。?钱谦益后来确实帮助过一些忠君之士摆脱了政府迫害。比如,他帮助黄宗羲使浙江忠君之士王珝将军安全获释。S.K.劳:《东林运动的分裂及其后果》,第36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79页。这可能是为什么在黄宗羲的著作中会有称赞他的传记,尽管主要是讲钱谦益的事佛之事。此外,1655年,顾炎武因谋害家仆而受审讯时,也曾通过一个朋友请钱谦益帮忙,钱谦益确实帮顾炎武摆脱了监禁。?葛万里:《钱牧斋先生遗事及年谱》,第28页。这种人殉难的情感也曾在法国维希时的投敌者中甚至是帕坦本人身上表现出来过。在最高法庭接受审

                        。这些人的小把戏立即被赵佶识破了,他派专人调查,很快知道了真相。这些人被远远地发配南疆,去劳改反省。宋朝派出了第二拨使者,这次领头的人才是前面说过的武义大夫马政。为了保证这次行动的顺利,赵佶多派了八十个士兵、七个将校,其中有一个精通女真语。这人的名字很传奇,他叫呼延庆。在传说里和杨家将平起平坐,和包拯一样地位尊崇,达到双王头衔双俸禄的呼延庆带着这一行人上路了。他们在当年的九月二十日渡过渤海,到达金国。待遇是一条条的绳子。金国的巡逻队实在是无处不在,他们发现生人之后,不由分说全都捆了起来,经呼延庆一再表明身份,才派人押着去见阿骨打。阿骨打这时远在涞流河(今松花江支流拉林河)畔,半个多月后,双方才见面。宋、金之间的第一次接触终于到来了。宋朝使者马政的第一句话是:“请不要误会,我并不是宋朝的使者……”阿骨打的脸瞬间布满黑线,玩我?却见那汉人的表情很诚挚,说了第二句话,“这是为了友好和尊重。”马政回顾历史,重温了一百多年前女真人祖先对宋太祖的友谊,又痛斥辽国对四邻的恶劣行径,最后提议双方合作,南北夹击辽国。如果金国同意,宋朝才会派出正式的使者。阿骨打同意了,他派李善庆、小散多、渤达等三人带着国书、礼物,随着马政渡海到宋境的登州上岸,转道京城开封,来见赵佶。可以说,这时金国的诚意远远大于宋朝。完颜阿骨打对盟友极度饥渴,赵佶突然从天而降,简直让他欣喜若狂。双方谈得很愉快,赵佶很满意,派朝议大夫、直秘阁赵有开为正式使者,带着诏书、礼物渡海去金国签约。这时是第二年,公元1119年的早春时分。使者团走到登州,准备上船出海时,意外发生了。赵有开突然得病,病得又急又重,直接死亡。紧接着开封城接到了在辽国的内线报告,说辽国册封完颜阿骨打为东怀国国王,两国已经成了友好之邦。赵佶郁闷,这还搞什么,一下子鸡飞蛋打。都东怀国王了,这帮野人简直见利忘义。他下令使者团回京,只派呼延庆送李善庆等人渡海。和金国结盟的事,不谈了。注意,是不主动提了,而不是终止。到年底时,呼延庆回来了,他带回来最新的局势报告,和完颜阿骨打的一个口信。报告里说,所谓的东怀国王是确有其事的,当时辽国把辽东京道一带割让给了金国,让阿骨打成为国王。但是阿骨打却愤怒了。他跳着脚地质问,东怀国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东边的感恩戴德的附属小国?女真人已经打下你们辽国五分之二的领土了,还不能平起平坐吗?阿骨打回信,说辽国想求和,必须以皇兄之礼尊敬他,每年向他进贡辽国的土特产,除辽东京道之外,还要把中京、上京、兴中府三路州县也割让,并且以辽国的亲王、公主、驸马、大臣的子女为人质,把宋、西夏、高丽等国的往复书、诏、表、谍待等文件都交出来。这样,他才同意。耶律收到信之后,欲哭无泪,这些同意之后,谁是谁的附属国?辽国还是一个主权国家吗,抛开土地、人质,只以各国的文件来说,交出去等于把平等外交权废除了,而辽国一直是以上位者身份出现,不管是与宋、西夏,还是高丽,都是主人老大哥,这反差也太大了吧。但是,总比上战场动刀枪强……于是乎,两个死敌之间走马灯一样穿梭着使者,在各个条件上讨价还价,双方谁也不让步。金国想进一步消耗辽国的士气和实力,消化刚刚吞并的国土民众;辽国放不下大国架子,哪怕一点一滴的好处也不想让,比如阿疏,这个女真人的叛徒,哪怕完颜阿骨打要了一千次,耶律们也不给。时间就这样拖了下去。完颜阿骨打的口信是,宋朝的皇帝啊,我很尊敬你,但是你了解情况吗?我现在已经打下了辽国的半壁江山,足以赢得你的友谊。这样,如果你真想结盟,就快点写国书来。如果还是以诏书的形式和我通信,我不再理会了。诏书,是皇帝对臣子的文件格式。赵佶交给赵有开的,就是诏书,而不是两个平等国家交流时用的国书。这实在是犯了完颜阿骨打的大忌,他一生反抗的就是不平等。可他还是忍着气,小心翼翼地和宋朝沟通着。因为在他的心里,在漠北、西域、东北等全体边境地区,哪怕是现在还处于混乱状态中的漠北草原蒙古部落,汉人都是神秘高贵的。他们称汉地为“桃花石”,意指像美丽的桃花源一样的幸福之地。在这时,完颜阿骨打对宋朝很尊敬、很向往。他的敬意和向往让宋朝觉得事情还能继续下去,在公元1120年的二月,派马植为使节,以买马为名渡海,与金国缔结盟约攻辽。马植,这时他的名字叫赵良嗣。以国姓“赵”为名,这是赵佶给他的空前恩典,以奖励他不忘祖籍,居辽思宋,为汉人着想的爱国行为。这一行人三月底出发,四月十日渡海在苏州关下(今辽宁金县西南)登岸。这时没有女真巡逻队抓他们了,可是见完颜阿骨打的过程更加复杂。金国已经休养生息消化了抢来的土地和人口,撕破了求职的伪装,再一次兵分三路攻辽,目标是辽上京。赵良嗣带着人从登岸时起马不停蹄地追,从咸州(今辽宁开原县)一直追到青牛山才追上。但是没空谈,阿骨打太忙了,要他们随军一起行动。一路上势如破竹,金军毫无停顿,像急行军一样掠过辽国的州县,赵良嗣亲眼目睹了女真人摧枯拉朽的攻击力。他惊讶,他隐约地开始后悔,这种战斗力远远地超出了他的想象,哪怕他当初预料到了辽国必将在女真人手里灭亡,也没料到女真人强到了这种地步!辽亡,宋将怎样……他正想着,更加惊人的一幕出现。完颜阿骨打终于肯见他了,他们在辽上京的城下相见,阿骨打只对他说了一句话:“我很忙,你先等等,我攻下辽上京就和你谈。”金军当天就破攻了辽国的上京!这是赵良嗣永生难忘的一天,辽国的上京,规模、防御、人口、军兵都能排进前十位的辽国名城上京城,居然连一天都没能坚持,就被女真人的洪水淹没了。他分不清这是奇迹,还是噩梦。但他想到了要沉住气,要他观战,这何尝不是一种示威,他马上就要上谈判桌了,价钱要怎样讲,还敢不敢讲,或许这才是女真人的本意。赵良嗣是一个有争议的人,在《宋史》里,他的名字出现在“奸臣”系里,和蔡京兄弟、黄潜善、汪伯彦、秦桧、丁大全、贾似道等超级奸邪并列,可以说是个顶尖的坏人了。但是一直有人为他鸣冤,说只有宋朝对不起他,他无论何时何地做什么,都是全心全意地为宋朝着想。他是一个忠义双全心怀故国的好人。到底哪个是真的,让事实说话,看他在历史中的每一言、每一行。走上谈判桌,赵良嗣的第一句话让完颜阿骨打再次满脸的黑线,“事实上,我没带来国书……但是,这仍然是为了友谊和尊重。”阿骨打仰天长啸,见鬼,为什么汉人总玩这一套?!赵良嗣带来的是御笔,这在层次上比国书更动人,因为这不是官员起草的,而是宋朝的皇帝赵佶亲自构思,亲笔所写。御笔这样写:“据燕京并所管州城,元是汉地,若许复旧,将自来与契丹银绢转交,可往计议。虽无国信,谅不妄言。”这里边有两个要点:第一,燕京并所管州城,这是个范围,谈的就是这些土地;第二,钱。赵佶说,如果女真人答应,那么把以前每年给辽国的钱,交给女真人。这是赵佶的命令,赵良嗣却不想照办。他觉得自己应该为宋朝争到更多的利益,付出的,却最好是尽量小的代价。第一步,谈土地。要谈之前,赵良嗣看到御笔时,他的心就凉了。御笔不是拿到手就能看的,里边写了什么,是最高机密,当他知道时已经晚了。“燕京并所管州城”,这几个字是个天大的误区。从字面上讲,燕云十六州,当然是以燕京为主,它所管辖的州城,当然就是燕云十六州的全部喽。错了,错得离谱,错得幼稚,错得想当然。燕云十六州在汉人手里时,它们是一体的,到了辽国的手里,一百七十多年来行政区域不断划分,平、营、滦三州已经单独组成了平州路,燕京所管辖的只有檀、顺、景、蓟、涿、易六州,十六州只得其六,只有个零头,所谓的长城防线怎么组成?就算全要下来,也和别国的势力犬牙交错,效果纯粹是给自己挖坑。怎么办,很明显这是赵佶不想被反结盟的大臣们骚扰,不经国家职能部门审校,自己按陈规拍脑袋想出来的文件。他是皇帝,就算把事儿搞糟了,谁也不敢把他怎么样。而派出去的官员,只管按他说的去办就好。可赵良嗣不,如果他安分,他该安静地待在辽国过他的贵族生活;如果他守循,他应该静悄悄地带着家人财产回宋朝,而不是半夜三更去敲童贯的门,想把燕云十六州都带回汉地故土。他想做点什么,为汉人尽量争到利益,收获平安。为此,他把赵佶的御笔扔到了一边。先谈燕京,赵良嗣直接把“燕京并所管州城”合并成了燕京路,这样燕京六州打包在了一起。阿骨打想了想,给。赵良嗣出示御笔,里边有“元是汉地”这四字。那好,阿骨打国王,既然是旧地,翻翻辽国的旧黄历,燕京也包括西京(今山西大同)。怎样,一起给了吧。阿骨打想了想,给。但是,要在抓住阿适(耶律延禧小名)之后才给。……嗯,这是设置时间障碍了。抓住辽国皇帝和攻破上京城是不一样的,城待在那儿不动,人可以在辽阔的帝国里疯跑,山川河流深谷野林,在哪里躲着都不好找。说是抓到之后给,抓不到怎样,抓到了拖着怎样,抓到时是尸体怎样,都不好说。但总比不答应强。赵良嗣趁热打铁,说平(今河北卢龙)、营(河北昌黎)、滦(河北滦县)也在燕京路之内。刚说到这儿,金国方面有人站了出来,脸色很不对劲。这人名叫高庆裔,是辽东渤海人,一直在辽国当官,辽国的事儿他都清楚。这人对赵良嗣说,这三州可不在燕京路内,除非你翻五代十国的黄历,不然怎样都搅不到一起。赵良嗣的头低了下去,他知道,到底线了。接下来谈的是钱。御笔上说,可以把每年给辽国的钱转账给金国,那么就是每年五十万两白银。可赵良嗣提出,每年三十万两吧。对此,阿骨打一笑,他没用手下人支招,自己说了句话:“你们每年给辽国人钱时,燕云十六州都是辽国人占着;现在我给你们城了,为什么钱反而少了?”赵良嗣无言以对,他怀疑对面坐着的真是只懂舞刀弄枪杀人放火的野人吗?社会真是大熔炉,在造反的过程中,野人都脱胎换骨了。自此,宋、金两方把土地和钱都谈出了结果,最后的问题凝结到出兵。怎样出兵非常讲究,谁先动了,谁先杀到了哪儿,会造成现实中哪座城被夺下来。万一要是占了不该占的,比如宋朝把易州西北的紫金关、昌平县西边的居庸关、顺州北边的古北口、景州东北的松亭关,尤其是平州东边的榆关,也就是山海关都抢到手,那么金军就算想翻脸动手,也没了进关的路。有高庆裔这类的辽国通在现场,赵良嗣想打马虎眼也难。最后双方约定,金军自平地松林(内蒙古克什么克腾旗一带,南到河北围场县以北,东至内蒙古扎鲁特旗界)趋古北口(北京市密云县东北);宋军自雄州(河北雄县)趋白沟(河北新城县东北白沟河)。至于动手的时间,视形势发展另行敲定。赵良嗣带着一肚子的郁闷回国了,这次出使,他受了很大的刺激。第一是金军的战斗力,实在是太强悍了,眼睁睁地看着辽上京一天就陷落,让他实在是心里发抖;第二,没想到女真人的头脑也非常精明,他尽力争取,也只是把辽西京纳入合约,还是有条件限制的。这些,都是要对皇帝、宰相仔细汇报的,计划要跟着形势走了,原先以为是火中取栗,哪怕有些风险,可机遇不容错过。现在看来很像是与虎谋皮,搞不好会引火烧身!回国后,赵良嗣把各项发现仔细报告,皇帝、宰相也听得非常认真。如他所愿,赵佶、蔡京等人都急了,他们一阵懊恼追悔莫及,十万火急派人再次渡海,跟女真人打商量——老兄我写错了,不是燕京所属,是整个燕云十六州啊!赵良嗣差点背过气去,这几个货根本就没把他的警告放在心里,着急的是好处谈丢了,没占着大便宜……面对宋朝的出尔反尔,阿骨打没客气,回答得硬邦邦的——要十六州没有,辽西京也不给了,你们胃口越来越大,再这么搞,合同作废。到这一步,赵佶等人才泄气,唉,这帮野人啥也不懂,对汉族的皇帝怎么能这样粗暴呢,应该有求必应百依百顺才对嘛。真是不知礼仪不开化,连烧火都不配的榆木疙瘩。好吧,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先把燕京路六州拿到手里再说了。贪小便宜吃大亏,丢了到手的辽西京之后,两国的合同终于签订。第二年公元1121年的五月份,金国的使者渡海到了宋朝,这一次是商量什么时候出兵了。可是不知为什么,这一次宋朝变得犹豫、模糊,金使什么都问不出来,一连等了三个月,没敲定任何实事。金使气得没办法,只好郁闷回国。他终于认同了首领说过的一句话——见鬼的汉人总出幺蛾子,纯朴的女真人实在不适应!其实,这次他冤枉宋朝了。宋朝的南方在七个月前,也就是公元1120年的十月初九日,爆发了方腊起义。关于这次起义,几乎每个中国人都能说出个一二三来。比如江南徭役过重,剥削太狠,宋朝当局只管玩乐,不理朝政,整天只想着花石纲,等等,这些都没错。更详细些的,会把责任确认在几个特殊的人身上。比如赵佶、蔡京、童贯、梁师成,还有王黼、李彦、朱勔。这七个人里的前四位已经是老熟人了,后面的三个比较生,这时他们终于出场了,宋史里鼎鼎大名的“六贼”聚在了一起。这六个人一般来说,是相提并论的,好像他们对历史进程的作用也相差无几。这不对,某天我坐在阳台上出神,偶然间灵机一动,分出了他们的不同之处。蔡京、童贯、梁师成,这三个人是自主创业的第一代,他们白手起家,在阴谋陷阱枪林弹雨里杀出一条血路,踩着无数的竞争者,爬到了帝国最高的巅峰地位。他们的特点是聪明、理智、知道深浅。没有最基础的这三样,他们早就成了别人的垫脚石,变成一个个“杯具”了。这三个特点也决定了他们的危害性。哪怕他们再能折腾,也有个底线,他们懂什么是做得的,什么是做不得的,他们明白帝国是一条船,如果不顾一切地乱搞,会把他们一起带进旋涡,大家都淹死。可王黼、李彦、朱勔不一样,他们加上杨戬、高俅,都属于富二代。他们的成功来得太迅速太容易了,或是投靠,如王、李、杨、高;或是血缘关系,如朱二世,别人奋斗终生都换不来的高官厚禄金银美女,对他们来说几乎是唾手可得。站在帝国之巅放眼望去,每一处土地、每一个人都由着他们折腾,随便他们祸害。一次次的成功,一次次的无责任,让他们相信,做什么都没有关系,做什么都没有后果。于是,他们在帝国的每一个角落里胡来,搞出了各种各样的乱子,方腊起义,不过是其中之一。所以在说起义的细节之前,很有必要先把这几个富二代介绍清楚。第十四章灭国级蛀虫以职务高低和危害大小为标准,从低到高排列,应该从高俅说起。他是这批虫子里最不起眼的副班长。这有些出人意料,人们印象中的高太尉是集卑鄙无耻懦弱残暴为一体的妖孽人物,在《水浒传》里的恶人排名榜上,他比蔡京都高,雄踞北宋第一名。可是在现实中,他实在是恶得有限。高俅没有文凭,属于自学成才,据分析他的才应该很不错,因为他能在北宋第一文豪苏轼的手下做些抄抄写写的活儿。以东坡之才情,怎能忍受一个字写得难看,行文粗陋的人在身边呢?所以,高俅无论是言谈还是文字能力,都至少在中人之上。苏轼是很喜欢高俅的,在被排挤出京城到外地当官前,他把高俅推荐给别的高官。第一个,是曾布。曾布是顶级高官,足以荫护高俅。但很遗憾,曾布说手边人够了,于是高俅只好另找别家。高俅投靠了驸马都尉王诜。这是个不称职的驸马,王诜的生活太香艳了,成天招蜂引蝶,活生生地把蜀国长公主气死。结果把宋神宗惹得大怒

                        “仙人引路”。晋宏逵:太和殿一共八条戗脊76,上面有八组脊兽。每组里面的前几个脊兽没有什么奇怪的,但由于它是全国等级最高的建筑,所以它上面的脊兽用到了十个。全国其他任何一个地方的最高建筑,脊兽只有九个。每组中的第十个脊兽,在全国只有故宫才有。王鲁湘:在全世界也只有这八组。所以你别看它是一个普通的琉璃件,从唯一性来说也是价值连城的。晋宏逵:而且它的形象很奇怪:形似猴,却背生双翼,手持金刚宝杵。王鲁湘:它应该叫什么名字?晋宏逵:文献上也没有确切的记载,在文字上是写成“行什”,似乎就是个排行,也有人说是雷公。王鲁湘:应该是雷公。古艺犹存从明永乐到清乾隆,紫禁城历经三百多年的修建与修缮,终于成就了今天展现在世人眼前的模样。百年大修,从古建筑本身的修护,到附着其上的古老技艺的传承,不仅是对物质文化遗产的修缮和保护,更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和抢救。只有把这些都做好,这份遗产才称得上完整、真实。千百年来,中国古典建筑的古老技艺和工程方法一直沿用至今。我们今天在大修中运用的工艺和600年前明朝工匠的手法并无二致。李永革77:故宫在古建传统工艺技术的传承方面做得还是比较好的,这套班底是从五十年代初建立的。我们以前有一个副院长,叫单士元,老先生对这方面非常重视,五十年代初就把这些行业中身怀绝技的十位著名老匠人请到故宫,号称“十老”。现在故宫里四五十岁的这些匠人,基本上属于“十老”的第三代了,但这些人都是受过真传的。现在我们这还有祖孙三代都在故宫工作的人。故宫传统工艺中最奇妙的就是彩画。故宫里的彩画应该说是全国等级最高的彩画。画彩画在过去有个行话,叫“高彩匠”,这个画法和在纸上画是不一样的。比如在建筑上画一个人物,和在纸上画比例就不一样。一般画一个人物,头部的比例大约占人体的七分之一,但在高处画一个人物的话,他的头部就占六分之一,因为人是仰视。倦勤斋屋顶通景画局部倦勤斋屋顶通景画细部位于宁寿宫最北端的倦勤斋室内装饰修复,是此次大修工程的一个重点、难点。倦勤斋修建于乾隆年间,为了让自己归政后有个娱乐休闲的好去处,乾隆帝对倦勤斋的内饰设计可谓煞费苦心。其中最令人叫绝的是屋顶上的一幅通景画,它融西洋透视技法和中国绘画装潢技术于一身,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宝。王鲁湘:让我感到特别惊讶的是,这个内饰设计走近的时候看,画的全是一朵一朵的紫藤花。一开始看是平面的,没怎么在意,然后我往乾隆看戏的宝座上一坐,再仰头一看,当时就腾地一下站起来了。天顶上那些紫藤好像全垂下来了,它给人一种非常强烈的视觉上的幻觉。晋宏逵:它那藤萝花不是圆的,不是一团一团的,而是有透视的。它的各个方向都和人的视觉相适应,朝着不同的方向展开。王鲁湘:但是我一坐下,就全都变成垂直的了。晋宏逵:这因为这个画就是为这个位置设计的,所以在这个位置上看就是垂直的。通景画的修复工作完全按照传统工艺流程进行,整个过程共花费了近百道工序。如此大面积的画面修缮对于故宫的专家们来说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为此,美国世界文物保护基金会特意选派专家进行技术支援。历时一年多的努力之后,通景画的修复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故宫此次大修与以往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采用了国际上最先进、最成熟的古建及文物修复技术,并且通过多次试验,大胆地采用了一些以前从未使用的新材料、新技术和新工艺,以确保修缮过的建筑得以长久地保存。李永革:以前的传统工艺缺乏一些数据方面的规定,完全是凭经验,像油的熬制、灰的配比、油漆的颜色,以前全是凭经验搭配和运用。这次我们通过现代的一些检测手段进行检测,然后科学地进行修复。另外,这次我们和外边的一些科研部门也进行了大量的合作。像屋面、苫背,以前的修复就是凭经验一遍一遍地往上上灰背,这次我们通过和科研部门合作,对灰背的抗滑移也做了检测工作,保证修出来后万无一失。曾经的故宫,庞大而神秘,甚至还有点儿老朽。几十年过去,这个古老的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然而,这些对故宫实在算不上什么。她依然安详地端坐在北京城的正中,沿着那条中轴线一路向南,黄河、淮河、长江、珠江,一眼望穿,笑看风云。如今的故宫,正在技师和工匠们的手中,正酝酿着新一轮的胎动……试看天下英雄,谁主神州沉浮!在被征服者是先进民族,而征服者却处于半开化状态的情形下,就像北方民族侵入罗马帝国,或蒙古族入主中华帝国时那样,野蛮人通过军事征服所赢得的权力,能使之与被征服的文明民族达到同等水平,并共同向前发展,直到被对方同化为止。一方拥有实力,另一方拥有智力;前者需要被征服者的知识和技艺,后者则羡慕征服者的权力。于是,野蛮人将文明人请入他们的宫廷,文明人则向野蛮人开放了自己的学校。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第330页1644年明朝的灭亡和清朝的勃兴,是中国历史上所有改朝换代事件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幕。虽然明朝皇帝于北京皇宫后的煤山自杀仅六星期后,清军便占领了紫禁城,但明清两朝的嬗替,决非一次突如其来的事变。无论是我们现在所持的公正观点,还是当时在明朝臣民和清朝征服者中流行的观点,都承认1644年的事变,肯定是17世纪明朝商业经济萎缩、社会秩序崩溃、清朝政权日益强大这一漫长进程的组成部分。对当今的历史学家们来说,明朝末叶中国与世界货币体系的关系是相当清晰的。由于国际收支经常出现有利于中国工商业的赤字,白银从全世界源源流入中国。中国,自罗马时代以来便是欧洲货币的归宿,17世纪通过与西属菲律宾的贸易,又成了美洲白银的主要吸收者。西属美洲所产白银,有20%被西班牙大帆船直接运过太平洋到达马尼拉,然后运往中国购买丝绸和瓷器。还有一部分美洲白银,通过中亚贸易到达俄国的布哈拉,然后间接转入中国。美洲新大陆出产的贵金属,有一半之多经上述渠道流入中国。加上每年来自日本的15万到18.7万公斤白银,在17世纪的前30多年中,每年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约达25万至26.5万公斤。1620年至1660年间,欧洲市场爆发了贸易危机,以西班牙的塞维利亚为中心的世界贸易体系遭到沉重打击。中国尽管与欧洲相距遥远,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严重影响。在17世纪20年代欧洲贸易衰退之前,停泊于马尼拉的中国商船每年多达41艘,到1629年便降为6艘,加之当时与中亚贸易的萎缩,新大陆输入中国的白银便大大减少了。17世纪30年代,白银又开始大量流入中国。西属新大陆的白银又从海上源源运至马尼拉,大量日本白银被澳门人带到了广州,而更多的白银则从印度的果阿经马六甲海峡流入澳门。但不久,即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白银流通再次被严重阻断,而此刻正值长江下游地区高度商品化的经济急需更多白银以对付通货膨胀之时。1634年后,菲力浦四世采取措施限制船只从阿卡普尔科出口;1639年冬,许多中国商人在马尼拉遭到西班牙人和土著人的屠杀;1640年,日本断绝了与澳门的所有贸易往来;1641年,马六甲落入荷兰人手中,果阿与澳门的联系也被切断。中国的白银进口量骤然跌落。明朝末年日益恶化的通货膨胀,可能正是白银进口长期不足的严重后果之一——在长江三角洲等人口稠密地区,通货膨胀导致谷价暴涨,给当地城镇居民带来了极大灾难。在1635年至1640年白银进口量骤减期间,那些主要以养蚕为生的人们处境更艰难了。由于国际丝绸贸易萎缩,浙江北部的湖州等丝绸产地迅速衰落。与此同时,天灾和疾疫又一起袭来。从1626年到1640年,罕见的自然灾害席卷中国大地,严重的干旱和洪涝接踵而至。接连不断的饥荒,伴随着蝗灾和天花,导致人口大量死亡。经过这场浩劫,晚明的人口总数大幅度下降。有的学者甚至提出,从1585年到1645年,中国人口可能减少了40%。不管怎样,中国人口的严重下降,恰恰与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同时发生。仅这一点便足以使历史学家们相信,中国也被卷入了17世纪那场困扰着地中海世界的普遍危机。明朝后期,许多亲身经历了那次通货膨胀的人们认为,当时的经济困难主要是由经济的货币化引起的。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人们普遍对社会经济的商业化感到不满,而对一二百年前尚未如此多地卷入商品市场时的那种更具自给自足性质的简朴生活倍加推崇。一部修于17世纪初的地方志,曾将弘治朝(1488—1505)宁静的道德与经济生活,同嘉靖朝(1522—1566)社会的混乱与瓦解进行了对比:前者田宅丰裕,林木遍野,村舍安宁,盗贼匿迹;后者则财产频繁易主,物价不稳,贫富分化,市场繁杂混乱。进入17世纪后,情况更加恶化。人民大量破产,十室九贫;少数豪富,依财仗势,奴役穷人;天地之间,金钱似乎支配着一切。也有人认为明末的经济衰退,是由于制度的破坏导致了整个社会秩序的崩溃。按明朝旧制,田赋由里甲乡官征收,军饷由自给自足的世袭军户承担,丁役则通过征发徭役或由列名匠籍的世袭匠户提供。这种制度的运转,依赖于中央政府维持有效的户口登记和赋役分派程序的能力。然而,经济的货币化,都城迁至远离长江三角洲主要产粮区的北京,以及中央官僚机构缺乏合理程序以维持理想的、自治的社会组织单位,全都促使这一制度日趋瓦解。例如,官僚和贵族靠朝廷俸禄为生。明初建都南京时,俸禄按稻米若干斗计算;都城北迁后,原来的实物俸禄改以货币支付。起初是纸币,后来是布帛,最后是白银。兑换比率以当时谷价为准。此后两个世纪,谷价不断上涨,而以银两计算的俸禄则保持着相对的稳定。到1629年,朝廷每年向在朝的官僚、贵族(仅在京城的就多达4万人左右)发放的俸禄,只有15万两,不到国家财政预算的1%。这点儿俸禄当然少得可怜,所以,各级官吏不得不通过贪污受贿等非法途径获取额外收入,以维持生活。1643年,崇祯帝决定检查一下军队供给系统的可靠性,遂遣人暗中查核拨给兵部的4万两军饷究竟有多少发到了驻守辽东的士兵手中。结果他得到的报告是:全部军饷均未到达目的地,都在下发过程中无影无踪了。许多大臣认为,正是明朝皇帝,而不是别人,应该对此负责。尤其是万历皇帝(1573—1619年在位),屡次公私不分,挪用政府开支修建宫室,并允许主管其膳食的官吏从所有花费中照例扣除20%作为酬金,而不问他们在其他方面榨取了多少油水。尽管万历皇帝特别昏庸和不负责任,但他也不过是在紫禁城内豢养着一大群奴仆的明朝诸位皇帝中的一个而已。17世纪初,北京皇宫中有3000名宫女和近两万名宦官。这些宦官要照料后妃的生活,但这只是其全部职责中的一小部分。作为皇上的私人奴仆,他们支配着由12监组成的庞大机构,控制朝廷的税收与国库,管理由国家垄断经营的盐业和铜业,征收皇庄土地的田租(有一个时期,皇庄田土占全国私人田产总数的1/7,京畿8个州、府的大部分土地,都归皇庄所有),统辖护卫京师的禁军,并组成一个完全脱离正常司法系统,拥有逮捕、审讯乃至处决之全权的秘密警察机构(即令人闻风丧胆的东厂)。明朝皇帝以宦官为左膀右臂,致使宦官数量遽增,逐渐超出了朝廷的供养能力。他们在宫内贪污受贿的机会无穷无尽;及至明末,一些宦官机构终因朝廷无法承受这一巨大财政负担而被撤销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明末的宦官经常以钦派税监之身份,在商税、关税等固定税收之外,进行额外搜刮,但他们仍不能养活自己。1618年,尽管为应边关紧急而加天下田赋,户部仍然只侥幸收到210万两应收税银的70%。部分地靠国库帑银填充的皇帝私囊,情形也不佳。有一段可能发生在1643年的宫内轶事,虽有点儿滑稽,却恰当地反映了当时内廷府库虚竭的情况。这年秋季,崇祯帝打算清点其宝库。守门人被传唤后,却一再推脱说找不到启门的钥匙。最后,巨大的宝库还是打开了,只见室内空空如也,唯有一只小红箱,盛着几张早已褪色的收条。宦官不仅是个明显的财政负担,对大众来说,他们还是晚明许多皇帝与外朝大臣隔绝的象征。作为内廷与外部世界的媒介,掌印太监们不久便承担了向皇上传递外朝大臣的奏章的责任,并为皇上起草诏书和敕令。于是,皇上便无须亲自处理日常事务了。由于在明初,太祖(洪武皇帝)、成祖(永乐皇帝)等都利用私人特务来强化对朝廷的控制,宦官的势力遂不断增长,致使明朝后期的皇帝反而失去了控制大臣的能力与权威,有时甚至沦为专权宦官的傀儡,而几乎完全见不到其他大臣。从1469年到1497年,没有举行过一次朝会。进入16世纪后,世宗(嘉靖皇帝)和神宗(万历皇帝)都仅仅主持过一次各部大臣参加的朝会。于是,那些从未见过皇上——那个深居宫中的幽灵——的大臣们必然会失去对他的信赖。为了实现自己的意志,他们便与某个掌印太监结成联盟,或组成他们自己的非正式的(和非法的)政治集团,以推行自己的主张。由科举制派生而来的政治庇护的惯例,进一步加深了这种派系活动。至17世纪20年代,朝廷终于出现了深刻裂痕,爆发了一场政治清洗,以及东林党等文人士大夫集团同专权宦官魏忠贤之阉党间的残酷党争。由于派系活动的影响,甚至细小的分歧也会激起轩然大波,而结果常常是双方僵持不决。在这种经济和政治形势下,明王朝的社会结构开始瓦解。到崇祯年间(1628—1644),大量饥民涌进城市,以乞讨或偷盗为生;中原农村一片荒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在这些年中,穷苦人民的不满日益增长,士大夫们也因贫富之间不断增强的敌意而大为震惊。当时流传的一首民谣生动地唱道:老天爷,你年纪大,耳又聋来眼又花。你看不见人,也听不见话。吃斋念佛的活活饿死,杀人放火的享受荣华。老天爷,你不会做天,你塌了吧!。此外,公用事业也崩溃了。1629年,朝廷为缩减开支,将驿递系统砍去了30%,结果导致了通信的中断,各官府不得不自己出钱雇人传递文书。由于驿站大量空缺,王朝的“血脉”严重阻塞,1630年以后,地方官府甚至不能肯定他们的奏章最后能否送达京师。整个30年代,全国各地由私人经营的公用事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其中包括消防、公共工程、水利、慈善、赈济等,甚至还包括公共法律与社会秩序的维护。一些谨慎的地方官出钱雇人组建私人武装,许多乡绅也纷纷训练他们自己的“乡兵”,用以自保。因为门外的敌人可能是造反的农民,也可能是朝廷的兵将。1636年,明将左良玉率三万军队入湖北追剿张献忠,当地居民为保护妻女的贞操和自己的性命,纷纷逃入山寨。至1642和1643年间左良玉倒戈反明时,江南人民感到他的军队比起义军更为可怕。无论是为皇帝而战,还是和农民军一起致力于推翻明朝的统治,像左良玉部这样的军队始终代表着明朝最后几十年间那些不受约束的军阀势力的一般活动方式。于是,稳定的社会组织逐渐让位于游动的军事政权。最后,一个早已被它无法控制的社会力量所击溃的王朝,便被推翻了。1645年,即清军占领北京的第二年,摄政王多尔衮对明朝的灭亡作了中肯的评述:崇祯皇帝也是好的,只是武官虚功冒赏,文官贪赃坏法,所以把天下失了。清朝统治者最终夺取了崇祯帝及其祖先的天欧美黄片

                        ,武汉的唐生智不算对手吗?如果你这样想,那就太把唐生智当根菜了,这位兄台与真正的乱世枭雄孙传芳相比,水平有相当大的差距。所谓“东南一战无余敌,党国千年重此辞”,不虚言也。

                        蒋介石复出

                        龙潭战役结束后,汪精卫和李宗仁的矛盾并没有解决。新桂系通过龙潭一战获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威望,李宗仁也因此变得更加强势,汪精卫自是不会让步,事情到这里就算僵住了。关键时刻,右派先锋孙科出现了,他倡议:咱们选举一个十四人的中央特别委员会,先行过渡,实现国民政府的统一再说。估计汪精卫当时只记得孙科是老领导的儿子,忘记了他另外的身份——右派骨干,居然点头同意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但是,当汪精卫看见新鲜出炉的十四人大名单时,发现除了名单之首是自己之外,接下来的人名全都是南京方面或西山会议派的人。汪精卫当即明白了:你们摆明了架空我,你们爱让谁干谁干,我不干了!1927年9月13日,汪精卫通电下野表示抗议。汪精卫的下野给了李宗仁口实。李宗仁说:你汪精卫不配合我,不给我面子,那我就西征,武力统一全党。西征征谁?汪精卫那边的头面人物唐生智。李宗仁这么做,就是要削弱汪精卫,趁蒋介石下野的机会捞取政治资本,积累资格,取而代之。不知道是因为唐生智太弱,还是因为新桂系太猛,反正唐生智是没打出什么像样的仗,连吃败仗,很快就缴械投降,流亡日本去也。由此,新桂系不仅兵力涨至二十万人,还通过“中央特别委员会”控制了南京政府。新桂系的势力攀升至巅峰,似乎无人可以撼动其地位。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一切,证明还是有人能够动一动他们的,因为新桂系得罪的人太多,群众基础太差。不仅先后被整下台的两个苦大仇深的对手——蒋介石和汪精卫甘愿抛弃恩怨,联手找新桂系复仇,而且粤军的主力之一张发奎也对新桂系十分不满,这主要是因为粤军名义上的老大、新桂系的盟友——李济深的户口有问题。李济深吃着广东人民的饭,却因为自己是广西人就唱着新桂系的调,老站在新桂系一边。作为广东人民的一份子,张发奎很反感这个长期控制广东的广西人,所以张发奎打算收拾掉对方,由他自己来管理广东。换句话说,国民党中的老人——汪精卫、蒋介石和粤军张发奎,要联合起来对付半道参加国民党的新人——新桂系。一场内斗的好戏就要上演了。1927年10月下旬,因率部镇压南昌起义部队而回到广州的张发奎,邀请汪精卫回广东指导革命。汪精卫欣然前往,随即在广东另立中央。11月中旬,本应全力筹备婚事的蒋介石,于百忙之中专门抽出时间,宣布召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在上海召开国民党四中全会的预备会,并隔空点名邀请新桂系的三位先生、广东的李济深和汪精卫参加。11月17日,李济深和汪精卫离开广东刚一天,张发奎就和老部下黄琪翔发起“倒桂”行动,将新桂系在广东的部队能缴械的缴械,不能缴械的就直接赶回广西,史称“广州张黄事变”。宁汉刚合流,宁粤又分裂。1927年整整一年,分裂完全成了主流。在上海举行的会议上,吃了亏的新桂系要收拾汪精卫,而汪精卫因为有张发奎撑腰,则坚决表示是新桂系有错在先。双方争执不下,事情走到了十字路口。就在这时,汪精卫提议让在会议上非明显偏帮自己的蒋介石复职。毕竟蒋介石属于国民党在广东起家时的老人,在军中威望最高,反共最旗帜鲜明,将政府的主导权交给对方,令汪精卫比较放心。新桂系的三位也表示能接受这个提议,一来曾和蒋介石有过愉快合作的经历,二来双方也未完全撕破脸,还存在继续合作的感情基础。自此,蒋介石得以借“广州张黄事变”复出。就在这几位兄台忙于争权夺利的时候,共产党人在广州出现了。当初南昌起义后被打散的叶挺、叶剑英等人潜回广州,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发动张发奎手下受共产党影响的部队,于12月11日发动了“广州起义”,起义军自称“红军”。这是共产党第一次将自己的军队称作红军。张发奎立即调集军队镇压。由于力量悬殊,广州起义只坚持了两天即告失败,叶挺、叶剑英冲出重围。虽然还差三年才到汪精卫的本命年(48岁),汪精卫却提前走了霉运。没在广州干多久,就赶上了广州起义。这下国民党内反对汪精卫的那些人就更有理了,责怪他纵容共产党,骂声劈头盖脸。据某些史料反映,这些骂声的背后,是李宗仁和蒋介石在暗中操纵。从动机上分析,这二位确实有理由这么做,李宗仁和汪精卫刚刚撕破了脸,而蒋介石也是因为汪精卫拆台才被迫下台。但不管如何,出了这么大的事,汪精卫只能老老实实地承担领导责任。于是,汪精卫再一次声明隐退政界,带着陈璧君远走法国浪漫去也。汪精卫走后,张发奎孤掌难鸣,新桂系趁机报仇,武力逼迫张发奎走人,李济深重回广东。1928年1月,在蒋介石的压力下,中央特别委员会宣告解散,众望所归的蒋介石在南京复职。复职后的蒋介石,随后亲自主持了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为代表的一系列会议。所有会议均胜利召开,所有会议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成果一,取消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给因反对三大政策而被开除党籍的人一律平反,国民党内部纷争暂告一段落。成果二,调整政府领导班子,优化政府组织结构。谭延闿就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担任军事委员会主席。至于胡汉民,也有新岗位,出任即将成立的立法院院长。这个立法院可不简单,属于蒋介石即将施行的新举措——五院制和三层权力架构的关键部分。五院制来源于孙中山生前的潜心研究成果——五权分立,即政权、治权分立,政权归属国民,治权归属政府。治权又细分为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监察权、考试权,五权并立,其对应机构即为五院——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监察院、考试院,各自独立运作并互相合作。三层权力架构则是基于五院制的政体权力组织形式,国民政府主席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采取“集体领导制”的国务会议拥有决策权,五院握有具体实权,而国民政府主席和五院院长都是国务会议的常委,大家平起平坐,互相制衡。成果三,通过了蒋介石关于“搞相互监督,搞民主政治”的提议。于是,国民政府在广州、武汉、开封和太原分别设立政治分会,分会主席由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担任。中华民国时期的蒋、桂、冯、阎四大军阀正式浮出水面。

                        “济南惨案”

                        蒋介石暂时“统一”了国民党后,收拾张作霖便成了他的下一个目标。要打仗,首先就得筹措经费。毕竟在天上没有馅饼掉的情况下,军费、粮食、抚恤金等还得靠自己想办法。自从苏联在“四·一二”之后切断了对蒋介石的国际援助,蒋介石就只能在国内市场上打主意。简单来说,他主要通过老大哥张静江的面子,找江浙财团借款养活军队和维持北伐。可是老找人借钱,借了也不准时还,再借就难了。在这种无钱可用的情况下,蒋介石只得请大舅子宋子文出山。宋子文本来支持汪精卫武汉政府,反对蒋介石的右派做法,可问题是,现在武汉政府都没了,他还能支持谁?还能去哪里实现自己的抱负?再者,新晋妹夫的面子也是要给的。于是,宋子文顺势出山。宋子文虽然理财能力不错,但他也只有用钱生钱的本事,没有凭空生钱的本领。光靠南京政府控制的地盘上缴的税收,不足以供应北伐。没办法之下,宋子文也只能采取利诱和高压摊派双管齐下的策略,想尽办法让江浙财团筹款和认购公债,最终筹得两千多万银元军费,勉强维持北伐战事的需要。1928年4月,蒋介石宣布继续北伐。在蒋、桂、冯、阎四大集团军的配合作战之下,张作霖的奉系节节败退。5月1日,北伐军击败奉军张宗昌部,攻入济南城。但他们没想到,迎接他们的是日军最精锐的部队之一——第六师团。其实这支日军不是突然出现的,远在南京国民政府单独北伐那会儿就已经开进济南了,只不过南京政府后来暂停北伐,没与这支日军照面。鉴于中日全面对抗即将开始,为方便理解,特在这里就中日两国陆军的编制稍作解释,下文不再赘述。中国陆军:集团军——军——师——旅——团——营——连——排——班日本陆军:方面军——军——师团——旅团——联队——大队——中队——小队——分队(或称作班)大家可以粗略地认为:从右至左逐一比较,日军的每一级编制都要高出中国军队一个级别,像日军的师团就相当于中国的军。日军的主要作战单位是师团,这里大概介绍一下它。日军师团分四个等级:甲、乙、丙、丁。一等甲类师团,即日军的常设师团,番号依次为近卫、一至二十师团。除近卫师团,其他都是侵略中国的主力,平均人数近三万,人数与中国的甲种军相当。其中不少师团经历过甲午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考验,战斗力很强,尤以第五师团和第六师团为最,这些精锐师团将是国军在正面战场的主要对手。其他番号的师团,大都是抗战全面爆发之后扩编而来的乙、丙、丁等师团。乙等师团约两万人,丙、丁师团都是一万出头,战斗力按照乙、丙、丁依次递减。其中,丁等师团主要用于扫荡敌后根据地。一般来说,番号靠前的师团战斗力更强,但也有例外。抗战后期,日军为了解决兵力不足的困局,往往会通过“老鹰带小鸡”的方式,即抽调精锐师团中的精锐官兵去扩充其他师团,所以某些番号靠后的师团战斗力也很强。言归正传。之前提过,日本为占领山东不惜跟德国打了一架,虽然后来被迫在华盛顿会议上认怂,承诺放弃山东,但那也只是嘴上说说而已,日本从未放弃将山东发展为“第二满洲”的想法,因此日军打着“保护侨民”的幌子阻挠北伐军接收济南。北伐军进入济南后,日军立刻封锁济南商业区,开枪击杀北伐士兵。蒋介石先后派出时任外交部部长的结拜兄弟黄郛、特派交涉员蔡公时去交涉。结果可想而知,毫无成效。没有血性的黄郛在被强迫签了一个莫须有的“中国军队在某处打死一个日本士兵”的证明之后顺利离开。有血性的蔡公时则被日军削成了“人棍”,然后被杀死,十八名随从也全部被害。看来人与人之间,是可以用勇气分出区别的!同一天,日军以优势兵力收缴了数千北伐军的枪械,屠杀中国军民一千余人,残暴而嚣张。蒋总司令的日记里有这些关于“济南惨案”的字样:“若北伐被阻,竟至半途而废,则党国前途何堪设想”,“不屈何以能伸,不予何以能取”,“对日军采取不抵抗决议”,“以后每日六时起床,必作国耻纪念一次,无间断,以至国耻洗尽为止”。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三件事情。其一,蒋介石把北伐统一中国当作最高目标,其他一切都可以让步;其二,“对日本不抵抗主义”确实是由蒋介石首先提出;其三,“济南惨案”对蒋介石刺激很深,他在后来的日记里还写有一些“金点子”,说明怎样才能雪耻,也算煞费苦心。但从他后来的实际行动看,日记内容被完全兑现的并不多。因此,蒋总司令“日记强国”的说法也并非空穴来风。日记已经说明了蒋介石处理此事的态度——暂不抵抗。不出所料,北伐军撤出济南,绕道北伐。北伐军大部队撤离后,日军占领全城。之后的几天,这群疯狗无恶不作。据不完全统计,军民死伤一万余人,史书把这些灭绝了人性的杂种系兽类集团在这十几天中犯下的罪行,统称“济南惨案”,又称“五三惨案”。北伐军屈辱地绕道北伐后,只好把气撒在奉系身上。哀兵必胜,兵力占优,更何况北伐军的战斗力本就强于奉系军队,张作霖兵败如山倒。6月初,北伐军攻陷北京,统治中华民国十六年的北洋系统寿终正寝。7月6日,晨曦初露,西山碧云寺显得格外静谧。蒋介石在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人的陪同下,拾阶而上,来到了孙中山灵位前,追思当年与中山先生一起战斗过的岁月,蒋介石热泪盈眶:总理,北伐成功了,你生前一统中国的愿望实现了!我要把你的陵墓搬到南京,就叫中山陵……随后,北京政府被取消,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北京这地方也连带不能叫京了,改叫北平。不过为使本书风格统一,下文仍称北京。

                        “东北易帜”

                        随着北伐军拿下北京,洗洗回家睡成为张作霖的最优选择,但他此时还不知道,他已经失去了回家睡觉的权利。一直以来,张作霖依靠人前一套人后一套的办法,跟日本人进行打了折扣的合作——在拿到日本人的好处的同时,也返给对方一点“红利”,但没有变成日本人理想中的傀儡。对日本人来说,张作霖固然滑头,却也没胆造反,不会伤害日本的“满洲权益“,算是一个可以长期合作的伙伴。现在情况出现了变化。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张作霖已经挡不住北伐军继续前进的步伐。可怕的是,一旦那支喊着“打倒帝国主义”的北伐军冲进东北,日本人所谓的“满洲权益”恐怕就保不住了。所以日本政府很着急,不仅制造“济南惨案”阻碍北伐,还要求张作霖从关内调兵跟北伐军在关外决战。张作霖没干,他不是傻子,他知道一旦倾巢而出与北伐军决战,不但自己可能没命回东北,恐怕东北的黑土地也要便宜了渔翁得利的日本人。张作霖不听话,日本人还真不好收拾他,毕竟日本还没有做好出兵东北跟中国开战的准备。就在这种日本政府干着急的情况下,日本军中流行的“下克上”Style起了作用。在没有得到上级(军部)允许的情况下,两个日本鬼子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这两个日本二杆子是关东军(日本于1919年在辽宁的旅顺和大连一带建立的军队)的司令官村冈长太郎和参谋河本大作。他们想到的办法是把张作霖干掉。一方面杀鸡给猴看,吓吓北伐军,另一方面,看看有没有可能再找一个更适合的代理人。退一步讲,即便找不到合适的代理人,那也可以通过干掉张作霖把东北的水搅浑,一旦水浑了,喜爱浑水摸鱼的日本人不就有机会了吗?日本人下定决心动手的时候,接连惨败的张作霖也决定乘坐火车由北京逃回奉天。1928年6月3日,那趟中国近代史上最有名的死亡专列启动了。4日凌晨五点半,专列驶到皇姑屯附近的京奉、南满两铁路交会处的三孔桥时,突遭日本人预先埋好的炸弹袭击,这位末代北洋枭雄身受重伤。专列被炸四小时后,张作霖恋恋不舍地丢下他一手打下的江山,一命归西。一代枭雄自此谢幕,享年53岁。张作霖这一生,坏事肯定比好事干得多,但有一点值得肯定——勉强算是一个硬骨头,在东北被日、苏两国的势力渗透时,他为保卫中国的利益出过一些力,尽管这很大程度上是在保卫他的“家天下”。由于张作霖死得突然,没有来得及留下任何遗嘱,所以围绕着他屁股下的那张椅子的归属,东北军政内部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对东三省老大的宝座有兴趣的人自然很多,但真正有实力参与角逐的候选人只有两个:奉系的二号人物杨宇霆,张作霖的大少爷张学良。按理说,张学良本应轻松接班,毕竟奉系也算是家族企业。既然如此,为何他还要同杨宇霆竞争呢?杨宇霆极具野心是一方面,张学良的领导资质不过硬也是一方面。张学良的生活作风很有问题,难以服众。他近年来沉迷于毒品和女人,不仅失去了当年带兵冲杀的武勇,还严重影响到了思考能力和工作效率,这给杨宇霆拿他当阿斗欺负找到了合适的借口。据一些史料反应,张学良之所以吸毒,跟郭松龄的背叛以及过于优渥的富二代和官二代生活有关。但无论张学良有多少问题,结果还是他赢了。因为张学良争取到了多数派的支持。奉系现在大致可分为三派。张作霖起家时的老部下——以张作相为首的旧派军官,即元老派;张作霖整军经武后的两派新式军官,即支持杨宇霆的士官派和支持张学良的陆大派。在杨宇

                        多天都不能离开父亲的棺材去略进饮食。这种孝行使多尔衮周围的官员大为感动;多尔衮也接受了建议,让李雯做了他的私人幕僚。对李雯来说,要报复大顺军的杀父之仇就只有走降清这一条路吗?或者说,这就是他早些时候对陈子龙所表白的要为国效力而名垂青史的途径吗?李雯当然得到了一个英雄造时势的机会,尽管极少有人赞许他攫取这个机会的方式。1644至1646年间他作为多尔衮的秘书,所有奏表文告皆出其手。然而,李雯之例有些特殊之处。那时,大部分归降者,既不是在野诗人,也不是南方文人。在1644年加入清廷,并在18世纪编纂的《贰臣传》中有传的50名高级官员中,大部分是京都的旧官僚(详见下表及书后附录B)。然而,在崇祯朝,3/4的高级官僚来自南方;而在1644年,2/3的归降者是北方人。这种比例的倒转,主要在于山东的大量降人,1644年投降的“贰臣”中,有1/4来自山东。如果说东北地区为满族征服中国提供了大部分军事将领的话,那么,正是山东一地在为北京清政权提供文官上,遥遥领先。山东人在清初的这种骤然显贵,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该省平定较早,部分地由于在各处起义时这里的乡绅名流遵守了王朝的法令。1644年及以后降清文官先附李自成,后降清的明朝文官:

                        姓名明官职省籍
                        陈名夏给事中江苏
                        党崇雅侍郎陕西
                        梁清标翰林学士北直隶
                        卫周祚郎中山西
                        戴名说给事中北直隶
                        刘昌给事中河南
                        柳寅东御史四川
                        陈之龙分守道丞江西
                        张若琪侍郎山东
                        方大猷分守道丞浙江
                        高尔俨翰林学士北直隶
                        张忻刑部尚书山东
                        张端翰林学士山东
                        张缙彦兵部尚书河南
                        刘余祐兵部侍郎北直隶
                        龚鼎孳给事中安徽
                        孙承泽给事中北直隶
                        薛所蕴国子监司业河南
                        傅景星御史河南
                        李元鼎太常寺少卿江西
                        熊文举吏部郎中江西
                        叶初春工部侍郎江西
                        在北京降于多尔衮的明朝文官:
                        姓名明官职省籍
                        王正志户部侍郎北直隶
                        徐一范吏部郎中江苏
                        王宏祚户部郎中云南
                        卫周允御史山西
                        曹溶御史浙江
                        胡世安少詹事四川
                        吴惟华主事北直隶
                        李若琳翰林学士山东
                        王鳌永1户部侍郎山东
                        金之俊1兵部侍郎江苏
                        沈惟炳1吏部侍郎河北
                        冯铨2大学士北直隶
                        在地方投诚,接受赦免,或顺治以后荐至北京的明文官:
                        姓名明官职省籍
                        李化熙兵部侍郎山东
                        宋权顺天巡抚河南
                        任濬兵部侍郎山东
                        张煊御史山西
                        李鉴宣化巡抚四川
                        谢升吏部尚书山东
                        田维嘉吏部尚书北直隶
                        黄图安分守道丞山东
                        房可壮副都御史山东
                        刘汉儒四川巡抚北直隶
                        苗胙土郧阳巡抚山西
                        陈之遴编修浙江
                        刘正宗翰林学士山东
                        谢启光兵部侍郎山东
                        孙之獬翰林学士山东
                        李鲁生国子监司业山东
                        魏琯御史山东
                        潘士良刑部侍郎山东
                        霍达江苏巡抚陕西
                        吴伟业少詹事江苏
                        南京陷落时及以后降清的明朝文官:
                        姓名明官职省籍
                        周亮工御史河南(南京居民)
                        刘应宾吏部郎中山东
                        张凤翔3工部尚书山东
                        钱谦益礼部尚书江苏
                        资料来源:孙甄陶《清史述论》,第21—25页,以及《贰臣传》。上表注:1.受过李自成人马的拷掠,纳款获释;2.致仕,由多尔衮信邀出仕;3.受过李自成人马的拷掠。

                        山东的投降

                        山东的情形表明,在乡绅与满族征服者结为同盟镇压城乡义军盗匪上,它比其他任何一个省份都要来得迅速。尽管这里的民众中也有一些著名的忠明之士,但在维护共同利益而携手合作上,山东士绅对满族征服的态度最为典型。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贰臣”中有那么多的山东文人。山东与辽东两个半岛的相似性,也使这种联盟变得容易了。许多东北边民,通过海上贸易与水军服役,与山东家族保持了密切的联系。但理解山东士绅对清政府的态度的关键点,是满族进入之前这一地区的阶级冲突的激烈程度。晚明时期,山东是一个社会与经济的极端繁荣的省份。像济宁这样的城市在16世纪末就已经繁荣起来了;作为地区货物集散地的大运河畔上的临清,尤其繁荣。还有一些富裕的乡区,例如淄川,为大地主所控制。但是,这个省的中部,泰山与沂蒙山周围地区,以及西南地区,却相当贫困,在17世纪20、30年代经常遭到饥荒的袭击。在西南地区的地主并不太富裕,但有很强的自卫能力,住在有家兵和沟垒防护的“家庄”中。许多人习惯以劫掠为生。横贯山东西部的、从北京到徐州的东去大道,整家整家的人——甚至整村整村的人,以抢劫为主要生活来源。滕县与兖州府会之间那令人生畏的驿路上的旅客们,如果能够逃脱“响马”的袭击,那真是要感谢苍天有眼了;如果其车马没有陷入泥淖,以致被村民以租借牵引用的骡马为由而横加勒索,那也真是万幸。山东也是教派会道活动的中心之一。1622年,徐鸿儒领导的白莲教起义持续了六个月之久,有200万人卷身其中,最后才被4.7万名士兵镇压下去了。这场民众大起义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满族占领辽东后,成千上万的难民涌入山东,以逃避满人的追杀洗劫。然而,1642年与1643年,满军深入到山东腹地劫掠,结果是官府失去控制,社会陷入混乱。像临清这样的城镇遭到了严重破坏,农村甚至变成一片废墟。到1643年,地方官员已经征收不到赋税。据记载,任何案件审理都不能再进行了。正式的地主政府已不复存在,权力落入了地方权贵或大盗悍匪手中。兖州南部的滕县与沂县的县府屡遭攻击,地方官员已毫无权威可言了。据当时史料记载,当时民户十之七八参预了不法之举。农村社会中“盗户”与“良民”截然两分,后者基本上是地主,他们在安定社会上与政府的利益上完全一致。除了这些“盗户”,在滕县以东的九山地区,还有许多亡命之徒的永久性的大本营。这些“匪巢”中最大的一个,由王俊领导。此人是一位武林高手兼地主。在40年代的颗粒无收的灾荒中他也丧尽家财,便转入绿林行劫了。在兖州的东北走向的大道上,以及嘉祥一带的大运河畔,有一个在当地称为“满家洞”的地区,是个方圆300里的丘陵,有四个乡坐落其中。这一地区有成千个洞穴,以及许多设防的双层石堡。在明朝最后几年的内叛外侵的日子里,满家洞的农民逃入洞穴避难,并用布蒙住洞口。整个这一地区完全摆脱了地方官府的控制,派来维持秩序的乡兵不止一次地在此全军覆没。一些亡命之徒结成了更大的团伙或匪帮的联盟,有些经常冠之以朝官名号的头目,承担松散的领导之责,在这块土地上称王称霸,为所欲为。曾有位官员报告说:“村落灰烬无遗,百姓杀掳殆尽。”与这些亡命之徒和起义军为敌的是乡绅及其联盟,但他们在横暴残忍上与其敌手差别不大。这种地方武装很像封建团体,都有很好的训练,常常带有浓厚的个人忠诚色彩,一般以忠于乡绅领袖的马队或家丁为主力。邹县豪右鱼维新,拥有一支800名步兵的武装,纪律严明,随时可以与正规军一同作战。嘉祥县的名流刘君学,在满族进攻时期征集并训练了一支3万多人的“义勇”。逐渐巩固清廷对山东的控制的主要办法,就是私人统率的乡兵与中央政府供给与指挥的正规军队的结合。在最低的县级单位,乡绅组成了乡兵,乡兵组成了“营”;再往下则是80—100名乡兵组成的“家”,其首领为“练总”。作为家丁,他们忠于供给其衣食的本地豪右。这种半封建关系实际上是在官方培植下发展起来的——因为地方军政长官总督巡抚自己,要为每一位将领的私人军队(“标下”)提供军费。同样的个人忠诚原则,以及官方对每一位将领的私人武装(“标下”)的承认,还扩大到了较高级的军事单位。在府一级的行政单位中,军队汇编成一般被称为“镇”的组织。除了乡绅私人统领的大型团队,也有一些马队由清廷的命官指挥。而且,乡绅的私人武装,经常根据命令由一地区调往另一地区。在地方军政长官上达北京的报告中称为“技勇”的武装,就这样变成了清廷统治的一支主要力量。许多这种地方地主武装,特别是山东西北部的地主武装,被征调去进攻短命的大顺政权。李自成占领北京后,派出了许多军官和地方官,到山东各乡、县的都会去接管原政权。他们把在北京用过的拷饷追赃的办法又用到了这里,首先被驱集到一起的就是乡绅。例如,在兖州(这里是明朝鲁王的封地),大顺的首领们取得了被叫做“无赖”的下等阶层的支持,来打击乡绅。在济宁,郭志伟为大顺政权接管了此地,他把官僚、生员和富民囚禁起来,拷掠赎银多达48万盎斯。当他们占领了运河与山东——北直隶间驿道的接合处的德州后,这种行为变得特别地残酷无情。1644年6月1日,那里的乡绅在著名士大夫、1607年进士谢升率领下,起兵反扑。后来,谢升在给清廷的信中说到:(六月一日)臣等鼓励阖州士民,磔伪州牧吴徽文,伪防御阎杰,誓众登陴,激发远迩,共诛闯贼,所置伪官贼将郭升丧胆西遁,谨扫境土,以待天庥。谢升在赶走了大顺军官后,与乡绅们共同邀请了一位明朝皇亲朱师钦,让他以“济王”的名义统辖这一地区。在他的名义下,他们鼓励了其他地区的绅士也组织乡兵,进攻大顺军队。在谢升的同窗、前兵部侍郎谢启光的领导下,这个城镇的2000居民赶走了大顺的统治。在繁华的淄川,前翰林学士、1622年进士孙之獬倾其家财,组织训练了一支地方武装,借此保卫了他在亲戚邻里,并从这个地区把大顺军队赶了出去。史可法与南明在扬州的营部,很快知道了德州事变的消息。尽管史可法很清楚,在谢升担任大学士与太子侍讲时曾经支持过陈新甲的绥抚政策,但他对

                        家死鬼再怎么喊“老婆”她也不回应。他当然把这种悲痛都看在眼里。他甚至要比自家老婆还更在意贫穷的难受、欠债的悲哀,以及孩子的学费。然而就像他的小说从根本上成功地与现实绝缘一样,在他的现实生活中,他要是不能成功地跟这些事情绝缘,就无处容身了。他把追债的看成拉曼确绅士[6]的风车怪与其战斗,向小姨子求爱也是将她比作托博索的杜尔西内亚公主[7]。他明明从未相信过自己小说宣传用的那些固定说法——什么孤高的文学,吟游诗人的异类文学,却成功地做到了扬扬得意,成功地认定了“老子就是这种类型的作家”。他虽然在小说根基与现实根基完全脱节的小说世界里玩耍,却没有注意到这种自我欺骗的存在。不仅如此,他还成功地做到了只从现实世界的表面去贴近小说世界,于是他越来越热爱自己的作品,成了自己的忠实读者,沉醉在自己的作品里,成功地蔑视并无视了自我现世之身的卑微恶俗。他就算不愿意,也必须沉醉在自己的作品之中,不然就无法在这现世之身的苦闷中咬牙活下去。同行和批评家如今偶尔还会在《文艺时评》的角落随便写上五六行孤高的文学、异类文学等固定评价——这也是为了赚钱,所以大家就不辞辛苦地凑合凑合随便写那么几句。然而他能欺骗所有人,却再也无法骗过他老婆了。因为他老婆不仅用头脑读懂了,还切身体会到了,她凭借亲身经验确定了其作品和现实在根基上相分离的事实。这时发生了一件事,让他老婆终于忍无可忍。☆☆☆他们在一栋整洁干净的公寓住下了,公寓名叫疑雨庄。这公寓的老板娘是别人家的小妾,想挣点零花钱,就缠着自己老公弄了套公寓,背地里则是为了出轨。她老公非常能喝酒,每天晚上都要喝上一升酒,那方面又不行,老板娘从小是当艺伎的,不满足于狭小的环境,又是个贪淫好色的女子,所以一直很有技巧地和公寓的某些客人玩乐。每次她老公过来开始喝晚上这顿酒的时候,就会说:“咱们今天把那位客人也喊过来吧。”于是庄吉也被邀请一起喝酒。老板娘是个二十七八岁的美人,因为以前一直是做艺伎的,所以没有黄脸婆的味道,散发出浓厚的情色气息,丰艳而性感。她一声声喊着三枝老师,又是热情招待又是献媚讨好,把庄吉得意得都快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自那以后,他醉酒后梦游的香闺就变成了公寓老板娘的房间。喝醉了就开始大闹特闹,明明平常声音细得跟蚊子叫似的,这时候却用洪钟般的声音,像啦啦队一样狂热乱舞。真不知道这么瘦小羸弱的身子是如何发出这种声音的,脸上像镀了一层电镀般闪着光泽,一面拿手打着拍子,一面粗着嗓子又是礼赞这位妇人,又是向这位夫人求爱。因为声音在小公寓里听得一清二楚,所以老板娘一边说“哎呀老师,您夫人会听到的”,一边又故意大声说话,明送秋波。庄吉也就越来越得意忘形,说道:“我实在讨厌我老婆,一年到头就知道剥剥笋,切切洋葱碎,哭个没完,从早到晚都是这样,每天也吃不了几百根笋,所以她就用了妖术,一根笋能剥上五个小时。因为除了这妖术,她这辈子也没有其他本事了。”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他老婆可忍不下去了。日本主妇大多兼职做女佣,精力主要放在兼职上,然而本人又不是自愿辛辛苦苦做兼职的,老公没用,老婆跟老公又不能当朋友,就只好忍着眼泪剥笋皮。可这又算怎么一回事?半句不提自己的无能无用,却说自家老婆是黄脸婆,是剥笋的女妖婆。不管哪家死鬼都会因为自身的无用无能把自家老婆说成维持家计的女妖婆,偷偷憧憬那些不能维持家计的风尘女子,这些男人全都是不走正道的阴险鼠辈,正因如此,老婆们才会把所有的娼妓艺伎小妾统统当成敌对国家,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要是看不见、听不着也就忍了,一旦眼睛看到了,耳朵听着了,心里这把怒火收不住了也很正常。即便如此她都忍了下来,结果自己的老公却跟人家去看戏,喝得酩酊大醉,一起热热闹闹地回来,也不去自家老婆屋里打个招呼,就一直在人家老板娘的屋里大声狂笑,让人家给他喂酒。截稿日就快到了,自家老婆已经把空锅弄得叮咣乱响了,他却双眼发光横眉怒目瞪着老婆看。只要老板娘过来说句“老师来一下”,就连忙又没辙又高兴地出门,到了半夜还不回家,等到家已经喝得东倒西歪,小说已赶不及交稿。贫穷排山倒海般压过来。死鬼的心理很复杂奇怪,他并不招女人喜欢。老板娘能如此轻易把他玩弄于股掌之中,正是因为他在这方面幼稚笨拙,不过是个耍脾气的孩子而已,所以才博得了老板的信任。于是老板娘带他出门,再顺便带上别的男人,让他舒舒服服地喝醉,说句老师我想起来有点事要办、我去买点东西、我去见个人、我去叫个人之类的话脱身,随便找家关东煮店,给他弄点便宜酒喝,玩两个多小时再回来接他。她带出去的男人经常在变,但只有庄吉的情况完全没有变化。最近还越来越低三下四,只要这对男女一站起来说句对了老师,我们忘了件事……庄吉就嘿嘿傻笑着说不用什么事都打招呼,你们走好之类的,真可悲。他明白这种可悲已经渗透到了他的骨子里,然而他就这么点本事——被花心女人的丰艳魔力压得死死的,人家说两句好听的他就乐得绷不住了,回想起来每次都是如此,也真是可悲至极了。又因为这种事也没法跟自家老婆说,所以他表面上威风八面,搞得他好像很受女人喜欢,是老板娘的意中人似的,什么“老婆啊原谅我”,莫名悲伤,感叹这就是艺术的可贵,疯狂迷恋那些完全不基于他本性编造的梦幻故事,把自己完全化身为小说中的人物,流着泪大声朗诵那些作品,到头来却只感动了自己。在他老婆眼里,他傻得不能再傻了。对她而言,自家老公的小说已经一文不值,她骂了句没出息的玩意,你给我等着,然后就失踪了。其实,他会如此反常地迷恋老板娘,并不是因为爱情或是花心,而是因为在文学方面遇到了瓶颈。女人们对他完全没兴趣,而是利用他来出轨,小看他,践踏他。自己有多可悲,他心里一清二楚。他为那些轻易就能看穿的甜言蜜语而心满意足、喜形于色,像个白痴似的。这并不有趣,也不好笑,只有悲哀。虽然如此,如果一个艺术家在艺术上失去了自信,他的人生就没有半点光明了。下意识地热衷于那些不有趣、不好笑,自己也不想干的事情,这就是所谓的颓废,是丧失自信注定会导致的结果。他老婆失踪了好几天都没回来。他痛苦不已,感觉整个世界都快颠覆了。老板娘却冷冷地问他:“咦?您夫人出轨了?真是看不出来呀,老师您也太没出息了吧,难不成对她还有留恋?”一句句,话里像是藏了毒针,老板娘的本意他也很明白,就是极尽所能侮辱他俩,眼神中还透着半分嘲笑之意。可只要老板娘调戏他一句“老师您不如也出轨吧”,他就一切都不管不顾了,说道:“夫人,咱们去开房吧。来,走吧!”老板娘则苦笑道:“老师,您有开房的钱吗?”干净利落的一刀。庄吉宁愿脖子就这么一刀两断,脑袋干脆爽快掉到地上,钻进地里。可这脑袋却非常恶劣地在空中飘来飘去,又是撞到墙壁,又是被推拉门弹回来,还在柱子的棱角上蹭了一下鼻子,苦着脸转了五六个圈。自己明明想闭上眼,塞紧耳朵,一溜烟似的逃走,却有一个像是妖怪的不明生物在耳边不断低语,让自己翻脸反驳老板娘。“我很穷,我三枝贫穷是人尽皆知的。我是艺术家,我很伟大。我就是穷,我没辙呀。”自己在说什么呀,乱七八糟的。可是腰使不上力气,感觉身体僵住了似的,想逃都逃不掉,于是自暴自弃,吼出一些自己都始料不及的话。“是呀,不到死都明白不了呀。”老板娘靠在入口的门上说。正好有一个男人拿着毛巾和肥皂来到走廊里,这个男人也是那些男人的其中之一。“哎?什么死不死的?”“我说不到死都治不好呀。”“哦,你说那个‘白’开头的词呀[8]。”“对。”老板娘点头,“不到死都明白不了吗……梶先生,今晚能带我去喝点小酒吗?”老板娘和男人并肩走掉了。过了几天,庄吉的老婆回来了。没办法工作比什么都难受。正因如此,自己才会陷入这种窘境。还是工作最重要。可是,为什么没法工作呢?女人、酒,都是梦中梦,幻中幻,什么都不是。因此他给一个叫栗栖按吉的后辈写了封信,信上说目前自己想跟老婆孩子分居,一心投身于创作活动,不知道你那边有没有合适的屋子,尽快给我回信。而按吉回信说不巧没有空房。一接到回信,庄吉就松了口气——他本来就是一时意气用事而已,是那种离了自家老婆一刻也活不了的男人。“喂,他说没有空房,那就没有办法了。总之我不想待在这里,咱们去小田原吧,我们在那边重新开始。”“我不想去小田原,去了就没法跟我妈在一起了。”“那也没办法呀。稿子写不出来,又没别的办法,总之先去小田原专心投入创作,写本杰作!”“行李怎么搬啊?”“咱们可以拜托人家,先寄存在这儿嘛。”“你付房租了吗?”“稿子还没写出来,之前还预支了薪水,那边估计不会再借钱给我了,我得去小田原,总之,只要不在这个房间我就能写出来,要是能写出来,房租根本就不算事。”“所以说,现在要是不付算什么事?连夜逃跑?我们还有行李呢!”“我都说了,你去老板娘那求个情,跟她说说,她会理解的。”“你去吧。”“我不能去。”“你们不是好朋友吗?”庄吉双手抱臂,神色黯然,不吭声了。他老婆自己毕竟也刚失踪回来,也想平复一下自家死鬼的旧伤,就说道:“那我去吧。就算她叨念房租的事儿我也不会在意的,咱们堂堂正正地离开。”“嗯。行李的事儿也拜托你了。”老板娘听说了这事儿,突然一反常态,心情大好,马上就答应了,紧接着跑到庄吉这儿寒暄道:“听说您要回老家是吧。真舍不得您。您要是来东京,别忘了顺道来看看我。您在银座附近给我打电话也不要紧,我会马上赶过去的。哪怕大半夜叫醒我也没事。今天我给您开个送别会吧。”“可是,我们得赶火车,所以……”“哎呀,小田原这么近,坐几点的火车不都能去嘛。那老师,我们没有佳肴只有美酒,您就赏脸喝几杯吧。”“我们得趁在天黑前赶到车站……”“哎呀,这还是您自己家呢。我说夫人,您这么无情,就有点过分啦。夫人,就一个来小时,行吧,借用一下您家老师。夫人您还要整理行李吧。老师您真是的,太见外了。”庄吉被拉到老板娘屋里,接受了老板娘的一番招待。由于行李已经整理好了,于是庄吉度过了万分懊恼的一小时。“已经到时间了,我们走吧。”“哎呀,菜才刚上齐呢,我们正要开始吃呢,老师,您说是吧?”庄吉老婆理都没理老板娘这番话,抓着醉眼蒙眬、满脸通红的自家死鬼的胳膊。“来,我们走吧。”“你也喝一杯!”“您看吧,您这么干会被讨厌的。您夫人太不识趣了,是吧老师。”“我识不识趣不用你操心!你算什么呀!不就是个从艺伎堆爬上来的小妾吗!我是他原配夫人!”庄吉老婆这会儿莫名其妙地嚣张起来了。庄吉还没有醉到不知分寸,回老家的悲惨还堵在心头没有消去,这会儿他竟老老实实站起来了。老板娘一下子站起来,走到庄吉身后,想给他披上呢绒大衣,庄吉老婆一声不吭,强行夺过自家老公,像是把小个子庄吉抬出去似的,用力把他推到了走廊上。“老师,我等您来东京哟!来了就给我打电话呀!”庄吉想回头寒暄一番,却被自家老婆捏着脖子往大门口推,庄吉晃晃悠悠踉踉跄跄冲到了大路上,毫不掩饰地回了个头,已经看不见老板娘的身影了。“嘁,活该!真痛快!”自家老婆怒气冲冲,老板娘多半已在屋里捧腹大笑吧。庄吉比自家老婆受到的调戏、侮辱、玩弄、嘲笑要多得多,这点庄吉心知肚明。然而,这只能怪自己,怨不得别人。工作,工作,还是工作最要紧。于是庄吉回老家了。☆☆☆他母亲一直在小田原的老家过着孤独的守寡生活。她的生活真是既坚强又孤独。她常年担任小学教师,过着男人婆的生活,而且从她跟丈夫结婚的时候,她就习惯了孤独。因为她丈夫是外国航线的船长,大部分时间住在海上,偶尔回家也经常待在青楼深酌高唱,偶尔还把当时还是学生的庄吉带出来,让自家小子在青楼留宿。跟老公每次见个面,就像剑客跟其他流派的人士比武一样漫长,她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亡夫的遗产很快就被年幼的庄吉用完了,房子和土地被债主强行征收。执达吏[9]来了,庄吉逃了出去,过着文学少女和过家家一样的日子。稿子卖不出去,酒店、米店、房租追得他四处逃窜,在别人家蹭饭吃,在各地辗转奔波。庄吉猜想她当了这么多年老师,肯定攒下了不少私房钱,就骗她说孩子病了,向她伸手要钱。但她已经想好了——一个子儿都不给庄吉。庄吉每次被房东赶出来,无处蹭饭的时候,就远远逃到小田原,勉强糊个口,等写出了稿子,定好租处就赶紧走人。两人完全没有什么母子之情,他母亲只觉得庄吉是个超级大麻烦。不过当时对庄吉而言,有一个极大的希望能够慰藉他回老家的痛苦——东都[10]头号大型报纸委托他在上面连载小说。虽然庄吉最近在报纸连载上赚的那点钱连劣酒都喝不痛快,但这会儿要是抓住了报纸连载机会,尤其是委托他写连载的这家一流报纸的连载机会,他的生活就会轻松许多。大家都说庄吉的文学是孤高的文学,是斯多葛学派[11]人士,说得他本人也动了心,但实际他心里想法并非如此,他最想要的是钱。因为穷太难受了,所以他心里一直有种带有妄想色彩的看法: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钱算什么,只要写稿就好。如果有间安静的房间供自己闲居,能不受老婆孩子烦扰的话,说不定就能忽然写出一部杰作来。然而他其实有着一双最为冷酷的“鬼眼”,他知道世人把文学看作艺术,是一种妖魔化的、纯粹又神秘的神作而其实没什么大不了。歌德也是因为偶然读了莎士比亚的作品而感动,想着也来模仿一下,就匆匆忙忙写出了一部小说,而这部小说却成了他具有代表性的杰作。自古以来,许多杰作都是作者想要钱,为了钱而胡乱写出来的东西。巴尔扎克为了赚到享乐的钱而写作;契诃夫为了赶在剧场主规定的苛刻交稿期限前交稿,才苦着脸动笔;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按照读者的喜好改变了人物的性格。他们只不过是答应了所有的恶俗交易,同时具备了一种才能而已——能够把这些恶俗交易化为天赐的灵感,化为写作活动的源泉运用自如。他们就算答应通俗杂志的最为恶俗的约稿,也能写出杰作。这些道理其实他都明白。事实上文学就是这么回事。自由是一种重担,很多时候,别人让他自由发挥尽情书写力作的时候,他却不知如何是好。因为他没有多少真正想写而不写不行的东西。因此,每当通俗杂志来约稿,告诉他“就给我写这种东西”的时候,他反而会更容易借机创作出一些独特的作品。因为作家自己一个人想东想西的时候,往往容易困在圈子里,很难走得出去。如果给他一个未曾想到过的线索,他就能轻易跳出自己现有的圈子,开展一些无法预测的活动,同时发现新的自我。因此,什么再也没人吵自己,跟家族脱离关系,尽情书写杰作的念头都只不过是嘴上念念阿弥陀佛。杰作这东西,就算哼着歌,在吵闹的小巷子里也能写得出来。那种在宁静的房间里安稳地坐着就能写出来杰作的想法简直就是一种悲惨的迷信。同样,不图名利,只尽情本着良心干活儿的这种精神主义也是对文学最大的误解。要想把作家拥有的才能全部发挥出来,就需要精神上的激励。谋求名利就是精神上的激励。如果没有精神上的激励,不管天生有多大的才华,也不可能全都发挥出来。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大天才,一旦作品遭到世人的无视,也会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不断写一些愚作,一个劲儿地

                        领导的革命党在黄花岗孤注一掷,革命基本上到了尾声,清廷主导的政治改革已经可以远远看到胜利的曙光,一个古老的中国即将实现华丽转身,在那个时代似乎已经没有人怀疑。难点:怎样剥离既得利益者在过去几年,近代史学界谈论最多的是改良最终没有跑赢革命,清廷主导的政治改革到了最关键时候,还是不期然验证了孙中山、革命党的预言:清廷主导的改革缺乏真诚,改革只是在糊弄人民。改革只是推迟了革命的爆发,但最终还是被革命超越。改革成了历史,革命则在等待中迎来了机会。研究者对于清末宪政改革的失败不无惋惜,但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场充满希望的改革归于失败?几乎所有研究者都注意到了宪政进入落实阶段的第一个举措,清廷发布的第一届责任内阁名单让社会各界,特别是让立宪党人跌破了眼镜,失去了信心。宪政本来就是在宪法框架下的权力分享,皇族、贵族在这个体制下如果还有功能的话,其实就是做一个模范的国民、合格的守法者、道德的示范者,此外,还可以是时尚引领者,唯独不能做的,就是从事政治的优先权、违法的豁免权。这是宪政国家皇族、贵族必须遵守的规则。然而,或许是因为中国立宪的步子走得太快了,或许因为新政治家的养成还有一段时间。总而言之,一个充满希望的1911年春天,竟然因皇族内阁名单弄得灰蒙蒙。十三个内阁成员竟有九个来自皇族或贵族,这是无论如何无法解释的失误。知错改错善莫大焉,假如朝廷在各地意见纷呈之际大胆纠正,像严复后来所说的那样,将袁世凯的责任内阁提前几个月,那么,皇族内阁引发的政治风波不过就是一段故事。然而,遗憾的是,自5月至10月,即便到了湖北新军,连同六个省的新军揭竿而起进行抗议,清廷主政者依然不为所动,不愿废黜皇族内阁,改建真正意义上的责任内阁。直到中央军——北洋六镇——滦州发难,清廷方然醒悟,下诏罪己,宣布罢黜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筹组新内阁。迟来的机会还是机会,这一个回合虽说让朝廷在信誉上损失巨大,但总算在关键时刻侥幸过关。研究者普遍注意到,袁世凯内阁建立,中国的宪政改革起死回生,机会重现。宪政剩下的唯一问题就是怎样将不完全选举的资政院改造成真正意义上的国会。按照预备立宪规划,资政院两百名议员有一半来自各省咨议局,他们是经过严格选举进入的。另有一半为钦定议员,他们由朝廷指定,分别来自实业、学界、皇族、贵族,以及中央各部院行政长官。实业、学界及各部院行政长官共五十二名交给各地重新选举问题不大,出问题的还是宗室王公世爵、满汉世爵、外藩王公世爵、宗室觉罗四十多人。这些人当然都属于大清江山的所有者,他们的祖上追随爱新觉罗家族打天下,在过去两百多年属于真正的既得利益者。打天下坐天下,在家天下时代天经地义无可怀疑,但到了宪政时代,哪怕这个宪政是君主立宪,皇族和贵族都不便继续享有家天下时代的老办法。南北议和从10月到12月,所争问题很多,但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皇族、贵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何以自处,他们究竟应该对政治承担怎样的角色?在立宪党人看来,所谓立宪政治,就是将包括皇帝在内的权力放到笼子里。在立宪框架里,根本就不再有皇权之外的特权。然而在皇族、贵族看来,他们之所以斤斤于权力,并不在于权力,他们是要通过对权力的垄断保证大清王朝不变色。我们无法断定皇族、贵族的真诚或虚伪,但我们知道,皇族、贵族的坚持,终于使君主立宪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不得已,立宪党人、革命党人、新军将领达成妥协,终结帝制,转向共和,以国体的变更消解君宪的压力,既得利益者最终还是向隅而泣,成为历史的陈迹,中国却由此前进了一大步。近代中国走过的路,为未来中国留下丰厚的思想遗产,随着实践演变,我们对近代中国的解读一定越来越接近真相,一定越来越精彩。大变革时代——缘起、动力及方向1860年,中国在经历了两百年闭目塞听、二十年两次鸦片战争打击后,痛定思痛,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历程。仅仅用了三十年时间,中国就大致重建辉煌,恢复了中华帝国惯有威风。所谓“同光中兴”,绝不是浪得虚名,而有实实在在业绩作支撑:经济总量世界第二,亚洲第一;军事力量世界第六,亚洲第一。这都不是中国人自己瞎吹,而是外国人实实在在的研究。然而,让中国人无论如何没有预料到的是,一个偶然的局部冲突,竟然将三十年增长真相大起底,中国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政治周期,进入一个“大变革时代”。本末与体用中国三十年增长不敌同时期的东邻小国日本,这让长时期以老大自居的中国很没有面子。中国人在此之前最为自信的是道路选择,“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被奉为那个时代不可更易的圭臬。现在,日本人用事实证明“中体西用”可爱不可用,于是绝大多数中国人不加分析将甲午战败责任归结为只变其末不变其本的“中体西用”。于是乎,中国在1895年不期然改变先前几十年发展方略,转身向东,追随日本,维新、新政、君宪、宪政,再君宪,不一而足。至1915年短短二十年,中国走完日本半个多世纪走过的路。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说清中国1895年转身向东是好还是坏。假如我们不是采纳“线性进化论”去看待历史发展,我们应该承认中国在1895年放弃“中体西用”发展路径非常可惜,因为回望过去三十年,中国并不是真的只变其末不变其本,并没有完全拒绝外来好东西,更没有坚守传统坏东西,中国在政治架构、思想文化等方面学习西方不少,短短三十年,中国在吃穿住行生老病死等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假如中国不因甲午战争中断发展路径,中国沿着“中体西用”既定方针继续往前走,再过二十年,到1915年,中国也应该能够一步一个台阶走上类似日本的路,在政治上有改进有所进步,而且可以减少甲午、戊戌、庚子那样的大动荡。然而,为什么经过一场并非毁灭性的局部战争,中国人就集体无意识转向,不再认同三十年举国共识了呢?这里面的原因肯定不止一端,但大致上说,不外乎先前没有从理论上说明洋务新政“中体西用”道路选择的历史依据和所要达成的目标。三十年洋务新政确实是闷头发财“追求富强”,就是要缩短中国与西方的差距。这是对的。近代中国全部问题,其实就是农业文明的中国怎样添加一个工业文明。这是传统中国不曾有的,无论怎样快速增长都不过分。问题在于,就像严复后来所意识到的那样,不论是西方文明,还是中国文明,都有本有末,有体有用,不存在只要其末其用,而不要其体其本的情形。中国在末与用增长的同时应该清楚,本与体是中国不可回避的问题,中国在获得经济快速增长后,一定能够发生全方位的渐变,一定能够建设一个与世界一致而又别致的新国家。假如中国在1895年前弄清这些道理,中国理所当然可以自信已有的道路选择。维新与变法中国是一个知耻而后勇的民族。甲午战败让中国人迅速觉醒,先前争论十多年的问题因战败而不再争论,清政府迅即释放社会,新式报刊杂志、社会组织仿佛在一夜之间如雨后春笋遍及全国;各地官绅主导的地方自治试验,也在1895年之后迅速展开,做得比较好的如湖南,短短几年时间就取得了相当成绩。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根据《马关条约》约束,“日本臣民”有权到中国自由办厂,享有进出口优惠。根据列强与中国政府多年前达成的条约体制,中日之间双边约定转化为多边受益,各国资本参照日本臣民的例子,大规模投资中国。中国真正向外国资本打开了大门,迎来了经济建设一轮新高潮。外国资本自由进入中国,当然有利润考量,这就是列宁所说的资本输出。不过对于当时中国而言,积极意义不应低估,先前无法修建的铁路,无法开采的矿产资源,都在1895年后很短时间内启动,这里面主要的就是外国资本的驱动。对于外国资本,中国政府在那个时候持积极欢迎的态度,对于外国资本在中国所遇到的困难,中国政府也积极给予解决。但是,由于旧的行政体制、观念约束,中国政府在很多问题上也有难处。比如,各国对华投资贸易急剧扩大,他们急需在中国沿海建立自己的基地。但是,中国碍于各方面原因,有心无力,理性觉得可以接受这样的要求,但实际上又不敢将土地以租借方式划给外国资本使用。正像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具有疯狂的本能,只要有值得它疯狂的冲动。马克思的母国德国政府自恃在“三国干涉还辽”中有恩于中国,因而希望中国政府为德国资本找到一个“煤栈”,以方便德国远洋货轮。但是,德国人性子太急了,无法容忍中国的行政官僚主义。1897年底,德国人借着巨野教案一举武力占领胶州湾,引爆了中国社会内部深厚的民族主义情绪。胶州湾外交危机阻断了中国正在进行的渐进维新,使中国人觉得中国如果不变法,不进行系统的政治体制变革,中国就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上立足,就不可能获得尊严。于是转过年,尤其是稳健政治家恭亲王奕不幸去世,中国的政治变革迅即展开。这就是1898年“百日维新”。过去很长时间,我们一直以为百日维新太激进了,是失败的根源。其实,按照现在的研究,百日维新与稍后相比一点都不激进,百日维新失败另有原因在,那就是康有为等人凭借超人想象以为朝廷中有个冥顽不化的守旧派。为了改革,他们不惜以暴力去化解非暴力政治的变革阻力。不幸,消息走漏,出师未捷身先死,六君子被杀,康有为、梁启超等仓皇出逃。以后来的观点回望1898年政治变革,我们相信那时各派都期望中国更好,而不是更坏。康有为怀疑朝廷有个守旧派,其实,在很多时候,适度守旧并非一件坏事。新政、宪政与君宪从维新到变法,改革的动力就是为了中国更好,只是机缘巧合,中国不是做得更好,而是更糟。1898年秋天政治逆转改变了中国发展方向,先前几年对外部世界的坦然被种种忧虑所替代。而且,1895年之后外国资本大规模、无限度进入也确实衍生许多问题,大开发,大开挖,确实让相当一部分农民流离失所。战争在未来可预见的时间不会发生了,政府也就大胆遣散了军队。这些离开土地的军人虽说本质上就是农民,但他们已经没有办法重新回到土地,他们在城乡之间流浪、游走。到了1900年春天,终于在华北爆发了大规模冲突,导致八国联军进中国。义和团战争、八国联军进中国,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中国政府在列强要求下必须进行政治改革,必须在观念上与世界一致,所以《辛丑条约》签订前后,中国开始了新一轮政治变革,以地方自治、司法独立、新教育发展为主要内容。应该说,1901年开始的新政尽管存在许多问题,但其在中国政治上的积极意义不应低估。1901年新政触及到了政治改革,但是这场改革依然局限于政治的末节,并非制度根本,因此等到1904年日俄战争,中国官绅眼见着日本在不到十年时间相继打败欧亚大陆两个庞大帝国,真的是不寒而栗,惊慌失措。中国究竟应该向何处去?又一次摆在了中国人面前。1905年,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关键。在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看来,清政府已毫无希望,中国人应该像俄国人那样觉醒,那样革命,推翻清廷,重建中国。日本在日俄战争的胜利,俄国紧接着发生的变革,深深影响了革命党人。流亡在全世界的中国革命党人在那一年汇聚东京,朝圣般地学习日本,发誓改变中国,不惜代价。革命高潮,日本的胜利,俄国的变革,也在影响清政府。在家天下体制下,也不能说清廷统治者对未来前途不考虑。形势比人强。清廷派出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翌年秋,以宪政为主导的政治变革迅速推进。应该承认,中国人自从甲午战后开始探索,直至终于承认君主立宪是适合中国的政治选择。君主立宪就是宪政,就是将君主的权力用宪法去约束。1908年,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明确了这些原则,按照规划,经过九年时间逐年筹备,一个与东西洋各立宪国大致一致的政治架构就会从蓝图变成现实。遗憾的是,《钦定宪法大纲》颁布当年,强势领导人光绪帝、慈禧太后在一天之中相继去世,接替他们的是摄政王和隆裕太后。如果仅从年龄上说,摄政王、隆裕太后组合比慈禧太后当年与恭亲王搭档的叔嫂组合还年长,但在任何人看来,摄政王、隆裕太后这个组合都是一个弱势班底。弱势班底没有办法掌控政治变革的大局,很快摄政王被迫同意立宪党人缩短立宪年限的要求。这不仅破坏了“计划政治”的约定与规则,为后来的变数开了一个先例,而且使复杂的政治变革变成了儿戏,既然九年立宪的约定可以缩短,那么为什么不能立即立宪呢?弱势的摄政王叔嫂组合没有办法回应立宪党人的要求,也没有办法掌控皇族和满洲贵族。1911年,当政治改革如火如荼进行之际,原本值得庆贺的第一届责任内阁,竟然被弄成了皇族内阁、亲贵内阁。知错就改善莫大焉。问题在于,摄政王并不认为皇族内阁以及稍后的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错了,所以全国混乱僵持了大半年,直至四川总督府门前流血,直至湖北新军发难,方才有机会打破僵持。按理说,南北和谈仍给清廷留有机会,但是僵持到最后,满洲贵族依然在权力分享上不愿继续妥协。国体变更,走向共和,成为1911年底中国唯一的政治选择,清帝退位,创建民国,两千年的帝制竟然如此轻松成为过去。然而,两千年的帝制确实不是那么容易结束,一个全新的共和制度也不是那样容易确立。但在经历了共和之后重回帝制,更是死路一条。所以等到袁世凯复辟帝制,短短一百天,就将自己送上了绝路。袁世凯帝制复辟引起了中国知识人沉痛反省。1915年,陈独秀等人发现,如果不能建构一个新的思想文化基础,中国就不可能真正走向现代。于是,陈独秀等人创办《新青年》,一个全新时代就此开始。1895—1915年这二十年,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历史三峡”的一段。二十年大变革浓缩了中国历史几千年,其中的经验、教训,至今仍值得细细思索,认真总结。章太炎与新史学中国士大夫向来有立言传世的传统,但千百年来却没有几部精心建构体系的精致之作,更没有制造思想体系学术范式的野心和尝试,即便学术成就如郑玄,如韩愈,如二程,如朱熹,他们留给后世的大都是感想是随笔,稍有建构体系野心的如刘勰、如刘知几、如章学诚,也不过比郑玄、韩愈等略强些,留有《文心雕龙》、《史通》和《文史通义》等。直到近代,到章炳麟出,方才出现构建体系营造范式的野心,其代表作就是那部影响深远的《訄书》。章炳麟生于1869年,卒于1936年,浙江余杭人,初名学乘,字枚叔,后因仰慕明末清初大学者顾炎武为人,改名绛,号太炎。章氏家族有着几百年的发展,积累了一定的家业,所以章炳麟的童年过着比较优越的生活,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初有他的外祖父引领他阅读传统典籍,后因其患有癫痫而与科举考试绝缘,得以自由阅读,较之同时代同龄人整天忙于科举考试无疑学到了许多不一样的东西,这对他后来的学术发展意义巨大。稍后,学有所成的章炳麟遵从乃父遗命拜大学问家俞樾为师,入诂经精舍,在那里他又潜心攻读了七八年之久,等到1897年离开诂经精舍步入社会,章炳麟28岁,已经实打实地下过二十多年苦功夫,而且不带任何功利目的,这是同时代甚至易代学者都很难具备的条件和机遇。由于在诂经精舍的日子里就与东南半壁学术界多有交往,结识一批学术界大佬或新秀,章炳麟的学问和识见也在业内早有传闻,所以他步入江湖的第一站就是到梁启超主持的《时务报》做

                        起手擦了擦眼睛,因为眼前一片模糊,但她没有吃惊,知道是由于眼中的泪水。她接着往前走。来到天井,靠近通往外边围栅的门口,朝外望了望。大门后面有一盏灯,映出一个士兵的身影。马路对面,一座座建筑物全都一片漆黑。她走到台阶前的平台上。没有危险。即使士兵发现了人影,也只有在她下了台阶,靠近那另一条无形的线时才会开枪,而且事前还要警告一次,对士兵来说,那条无形的线就是他的安全边界。医生的妻子早已习惯了宿舍里持续不断的嘈杂声,因而对现在的寂静感到奇怪,这寂静似乎占据了这虚无的空间,仿佛整个人类已经消失殆尽,只剩下一盏亮着的灯和看守着这盏灯,看守着她和其他眼睛看不见的男男女女们的一名士兵。她坐在地上,背靠着门框,姿势和她在宿舍里看到的那个瞎眼女人一模一样,眼睛也望着前方。夜晚天气寒冷,风沿着大楼正面吹来,这个世界上似乎不可能还有风,不可能还有漆黑的夜晚,这句话她不是为自己说的,而是想到了盲人们,对他们来说永远是白天。灯光下又出现了一个人影,大概是士兵来换岗,没有新情况,后半夜要回帐篷里睡觉的士兵会这样说,他们想象不到这扇门后面发生了什么事,可能枪声没有传到外边,一把普通手枪发不出多大声响。一把剪刀更发不出什么响动,医生的妻子想。她没有问自己,其实问也徒劳无益,这个想法从哪里冒出来的呢,只是奇怪它来得非常缓慢,好像第一个字就出来得晚了,后面的字更加磨磨蹭蹭,最后她才发现这个想法早已在那里,在一个什么地方,只差用语言表现出来,如同一个躯体在床上寻找早已为他准备好的被窝,只是为了在里边躺下睡觉一样。士兵走到大门口,尽管逆光,可也不难发现他在朝这边观望,大概察觉到有一个一动不动的人影,灯光太弱,他看不出是只有一个女人坐在地上,双臂抱着双腿,下巴贴在膝盖上,这时士兵用手电筒朝这边照了照,现在毫无疑问,是一个女人,她正在站起来,动作慢得就像她刚才的那个想法一样,但士兵不可能知道她的想法,只知道那个人动作慢得好像永远也站不起来,他心里害怕,一时间曾问自己是不是应当拉响警报,过了一会儿又决定不拉,只不过一个女人,离得又远,无论如何,应当有所防备,先瞄准她,要瞄准必须先放下手电筒,就是这个动作让手电的光线正好照在他的眼睛上,好像把他的视网膜灼伤了,他突然感到一阵晕眩。等到恢复了视力的时候,那女人已经消失了,现在这个哨兵不能向来换岗的人说没有新情况了。医生的妻子已经来到左侧的走廊里。这里也有盲人睡在地上,而且比右侧人还多。她慢慢朝前走,不发出一点儿响动,赤脚粘在黏糊糊的地上。看看前两个宿舍里面,看到的和预想的一样,一个个人影躺在毯子下面,也有一个盲人睡不着,气急败坏地说着他睡不着,还能听到几乎所有人都在发出断断续续的鼾声。至于这一切散发出的气味,她并不感到奇怪,整栋大楼里没有别的气味,全是人们的身体和身上穿的衣服的气味。拐过一个弯,到了通向第三个宿舍的那段走廊里,她停了下来。门口站着一个人,也是一个哨兵。他手里拿根棍子晃来晃去,动作缓慢,像是要拦截某个企图靠近的人。这里没有盲人睡在地上,所以通行无阻。门口的盲人继续单调地摇晃着棍子,似乎不知劳累,其实不然,几分钟以后他把棍子换到另一只手里,重新开始摇晃。医生的妻子沿着另一侧的墙壁往前走,小心地不碰到它。棍子画出的弧形到不了宽阔的走廊中央,谁看见了都会想说,这个哨兵拿着一条没有子弹的枪在站岗。现在,医生的妻子正好站在盲人的前面,可以看到他身后的宿舍。里边的床上并不是全都有人。他们有多少人呢,她想,又往前走了一点儿,几乎到了棍子晃动的边界,停在那里,盲人转过脸,对着她所在的方向,仿佛发现了什么异常,一声叹息或空气的颤动。这个人身材很高,双手很大。他先是手拿着棍子往前伸了伸,飞快地扫了一下前面的空间,接着又跨了一小步,在这一秒钟的时间里医生的妻子担心盲人已经看见了她,只是在寻找进攻的最好位置,那双眼睛没有失明,她惊恐不安地想。但它们是瞎的,当然是瞎的,和生活在这些屋顶之下这些墙壁之内的所有人同样瞎,所有人都一样,都是盲人,只有她例外。那个人压低声音,像窃窃私语似的问,谁在那里,而没有像真正的哨兵那样大喊一声,过来的是什么人,遇到这种情况,正确的回答是,好人,然后他回答,请便吧,但这样的对话没有出现,他摇摇头,像是在回答自己刚才的问话,胡言乱语,这里不可能有任何人,这时候全都睡了。他用另一只手摸索着退到门边,因为自己说的这句话而放下心来,两只胳膊垂了下去。他困了,等伙伴来换岗等了好长时间,但他必须等到那个人听见内心响起责任感的声音,自己醒来,因为这里没有闹钟,即使有也没法用。医生的妻子小心翼翼地靠近另一边门框,朝里边望去。这个宿舍没有住满。她飞快地数了数,觉得屋内大概有十九个或者二十个人。在宿舍最里面,她看见一些饭盒摞在一起,空着的几张床上还放着一些,这在意料之中,他们不会把收到的所有食物都分配出去,她想。盲人哨兵好像又一次显出不安的样子,但没有做出任何要调查一下的动作。时间一分钟又一分钟地过去了。宿舍里面传来一声咳嗽,吸烟者那种剧烈的咳嗽。哨兵急切地转过头去,终于可以去睡觉了。但躺在床上的盲人没有一个起来。哨兵坐到挡住门的那张床的床边上,动作缓慢,仿佛怕别人当场抓住他擅离职守,或者彻底违反哨兵必须遵守的所有规矩,开始他还点着头打了一会儿瞌睡,但很快就身不由己地坠入睡河,在沉入河底的时候他一定想过,没关系,谁也看不见。医生的妻子把里边睡觉的人又数了一遍,连哨兵计算在内一共二十个,至少能带回去一个准确情报,这次夜间出动没有白费,不过,我仅仅是为了这个来这里的吗,她问自己,但又不想找到答案。盲人哨兵头靠在门框上,睡得正香,棍子滑到地上,也没有发出声响,这是个被解除武装没有进攻能力的盲人。医生的妻子故意把眼前这个人想成偷食物的贼,想成抢劫理应属于别人的东西的贼,想成从儿童嘴里夺取食物的贼,尽管如此,她仍然不能对他感到蔑视,更没有一点儿恼怒,而只是对这个睡成一摊烂泥的躯体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怜悯,他脑袋向后仰着,青筋暴突的脖子伸得老长。从走出宿舍以来她头一次打了个寒战,仿佛石板地把她的脚冻得结了冰,仿佛她的双脚在燃烧,但愿这不是在发烧,她想。不是发烧,只是太疲倦了,想把身子蜷缩起来,眼睛,啊,尤其是这双眼睛,望着身体里面,更里面,更里面,直到大脑最深处,在那里,看得见和看不见两者之间的区别是肉眼难以区分的。慢慢地,再慢一些,她拖着身体往回走,到她所属的地方去,到像梦游者一样的盲人那边去,对他们来说她也是个梦游者,无须再装作盲人。两个热恋的盲人已经不再手拉着手,都侧着身子蜷缩着睡着了,为的是保存热气,女人缩在男人的身体形成的凹处,仔细一看,原来他们还在手拉着手,男人的胳膊搂着女人的身体,手指和手指交叉在一起。宿舍里面,那个睡不着的女人依然坐在床上,等待身体的疲劳最终战胜头脑的顽强抵抗。其他人似乎都睡着了,有的蒙着头,仿佛在寻找不可能有的黑暗。戴墨镜的姑娘的床头柜上摆着那小瓶眼药水。眼病已经治好了,但她不知道。11如果为歹徒们记录非法所得账目的那个盲人幡然悔悟,决定带着他的盲文板,厚纸和盲字笔弃暗投明,来到这一边,那么可以肯定,他现在应该正在撰写一篇既富于教益又生动感人的编年史,描写遭受掠夺的新伙伴们如何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忍受着其他种种痛苦。文章一开始就会说,在他离开的那一边,那些掠夺者们不仅把正直的盲人赶出宿舍,自己占据整个空间,为所欲为,而且还禁止左侧另外两个宿舍的人使用所谓卫生设施。写到这里他会评论说,这种无耻的专横行径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急不可耐的人们全都涌到右边的厕所,任何没有忘记这里早先状况的人们都不难想象其后果。他会告诉人们,只要在围栅里边走上几步就会绊在盲人身上,他们有些在腹泻,有些则里急后重,蜷缩着身子,觉得能痛痛快快排泄出来,结果却白费力气。如果善于观察,他不会不刻意记录下人们吃得少而排得多这一明显的矛盾,它也许能表明人们常常提及的著名的因果关系至少从数量角度来看并不总是可信。他还会说,这时候歹徒们的宿舍里大概塞满了饭盒,而在这里,倒霉的人们马上就要堕落到不得不去肮脏的地上拣面包渣。盲人会计也不会忘记自己要以这一事件的参与者和记录者的双重身份谴责盲人压迫者们的罪恶行为,他们宁肯让食物烂掉也不送给非常需要的人。或许某些食物能存放几个星期不变质,而另一些,尤其是熟食,不马上吃掉,就会酸腐或者发霉,人不宜再食用,如果这些人还算人的话。这时候,我们的盲人编年史作者会改变内容,但不会改变主题,极为伤心地写道,这里不仅有因为营养不良或消化功能紊乱造成的肠胃系统疾病,除了失明,来到这里的人并不都个个身体健康,有些人看上去还好,但现在和另一些人一样,患上了不知道如何传进来的重感冒,躺在床上起不来了。五个宿舍里已经没有一片阿司匹林给他们退烧或者减轻头痛,从女士们手提包的里袋找出来的几片在很短时间里就吃完了。慎重起见,我们这位盲人编年史作者对于近三百人当中许多人在如此惨无人道的隔离检疫中忍受的其他病痛不再分别记述,但他不能不提到其中有两位癌症晚期患者,当局在追捕盲人过程中不想考虑什么人道主义,把他们带到这里,甚至说法律从诞生那一天起就对所有人同等对待,而民主与特权水火不容。不幸的是,在这么多人当中只有一位医生,仅此一位,而且还是我们最不需要的眼科医生。这时候,盲人会计已经被这人间惨状和痛苦折磨得心力交瘁,把盲字笔扔在桌子上,伸出颤抖的手去摸他在履行记录这世界末日的编年史作者的义务时放在旁边的那片硬邦邦的面包,没想到面包没有了,原来已被另一个盲人偷走,可见那位盲人在饥饿之中嗅觉多么灵敏。于是,盲人编年史作者背弃了促使他来到这边的义举,背弃了无私无畏的冲动,决定返回左侧第三个宿舍,如果还来得及,在那里,虽然他对歹徒们的胡作非为义愤填膺,但起码不至于挨饿。确实如此。每当负责去取食物的人带着很少的东西回到各宿舍的时候,宿舍里总是爆发出一片愤怒的抗议声。常常有人建议组织起来,举行大规模集体示威,提出的理由确凿有据,说人多势众,并且以颇为辩证的口气断言,只要有决心就能做到,一般来说,只要众人同心协力就无所不能,在某些情况下力量会成倍增长,直至无穷大。但是,只要有较为审慎的人客观地衡量一下此建议的利弊,提醒那些热心人注意手枪往往产生致命的后果,人们的情绪很快就又冷静下来。走在队伍前面的知道那边有什么在等待他们,审慎的人会说,至于后面的人,非常可能的情况是听到第一声枪响就吓得屁滚尿流,那么我们相互踩压致死的人会比被打死的人还多。其中一个宿舍做出了一个折中的决定,并告诉了其他宿舍,他们仍然派人去取食物,但不是原来那几个曾遭到对方训斥的人,还由那些人去显然不合适,而是一伙新人,并且人数更多,比如十个或者十二个,代表所有人齐声向对方表示不满。于是征求志愿者的工作开始了,但是,或许由于谨慎小心的人们发出的警告起了作用,哪个宿舍报名执行这项任务的人数都不够。感谢上帝,在得知做出上述决议的那个宿舍派出的征讨队有何下场之后,人们觉得当初表现出的意志薄弱简直算不了什么,甚至无须为之脸红,显然谨慎从事才是合理的对策。敢于前去的八条好汉遭到一阵棍棒的迎头痛击,失魂落魄地逃了回来。不错,确实只开了一枪,但这一次子弹不是像前几次那样朝高处打的,去提要求的人们都能作证,他们赌咒发誓地说,分明听见子弹贴着脑袋嗖地一声飞过。至于当时开枪者是否真的要杀人,我们以后也许能明白,眼下暂且对此表示怀疑吧,也就是说,要么这一枪只不过是警告,虽然确实是严重警告,或许歹徒首领对示威者们的身高估计错误,把他们想象得矮了一些,而第二种猜测更令人不安,就是错在把示威者们的身高想象得比实际高,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对他杀人的意图就不能不加以考虑了。现在,暂且把这些鸡毛蒜皮的小问题放在一边,关注一下整体利益,这才是最重要的。绝属偶然,但确实幸运的是,示威者们自报家门,说出了他们是某个宿舍的代表。这样,只有那个宿舍受到三天没有饭吃的惩罚,不过,他们运气不错,不是永远断绝供应,毕竟,谁敢于咬给他东西吃的人的手,永远不能得到食物也是天经地义。胆敢造反的宿舍的盲人们没有别的办法,在三天时间里只得沿屋乞讨,说可怜可怜他们,给块面包皮,如果可能,给一点儿佐餐的肉或奶酪。不错,他们都没有饿死,但不得不听尽风凉话和讽刺挖苦,你们既然想出了这种主意,就只能靠喝西北风活着;要是我们当初听了你们的鬼话,现在会是个什么下场;不过,最难听的话是,你们忍着吧,忍着吧,这比咒骂更刺耳,还不如被羞辱呢。三天的惩罚期终于过去了,人们以为会开始新的一天,不料,对四十名造反盲人所住宿舍的惩治并未结束,因为先前勉强够二十个人吃的食物现在更少了,不足以让十个人果腹。可以想象,他们多么气愤,多么恼怒。不过痛心归痛心,事实总是事实,看到饥饿难忍的人们要来抢夺食物,其他几个宿舍害怕了,不知如何是好,一方面是应当履行人类休戚与共的古老义务,另一方面是同样古已有之的法则,即仁爱始于家。就在这个时候,歹徒们传下命令,再次让他们交钱和贵重物品,认为向他们提供的食物的价值已经超过了第一次付的财物,而且歹徒们说,对交上的物品估价已十分慷慨,高于实际价值。各宿舍都焦急地回答说,他们口袋里一分钱也没有了,收集起来的东西全都立即交上去了,以及,这个理由确实让人羞于启齿,他们说刻意无视各宿舍交纳的价值不同,一概而论作出决定是不公正的,用简单的话说就是,无罪之人不应当替有罪的人获咎,因此不应当切断那些尚有余额的人的食物供应。显然,任何一个宿舍都不知道别的宿舍交了多少,但每个宿舍都认为自己有理由继续得到食物,而别的宿舍预付的钱财已经用完。值得庆幸的是,潜在的冲突胎死腹中,歹徒们断然决定所有的人都必须服从命令,如果在估价方面有什么差别,那也是盲人记账员的秘密。各宿舍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有的甚至动了手。一些人怀疑有些自私自利居心不良的家伙在收集钱财时隐藏了一部分,靠那些为了群体的利益而交出一切的人供养。另一些人则援引之前集体提出的理由为自己争辩,说已经交出去的钱财还够自己吃许多天,如果不是被迫用来供养寄生虫的话。盲人歹徒们一开始就曾发出威胁,要来搜查各个宿舍,惩办违规者,结果是各个宿舍内部先实施了这一行动,好盲人对付坏盲人,还有心地歹毒的盲人。没有搜出什么值钱的东西,只发现了几块手表和几个戒指,从男人身上搜出的比从女人身上搜出的还多。至于宿舍内部进行的惩办,只不过是推搡一下,有气无力地打一耳光还没有打中,听到最多的是咒骂,有的属于自古以来用来斥责他人的句子,例如,竟然偷到你亲娘头上来了,想想看,仿佛这种或者更为严重的无耻行径只有到所有人都瞎了的时候才干得出来,瞎了眼睛,也就失去了自尊。盲人歹徒们接收交去的钱财时威胁说,要对他们

                        准,对着那幽灵射出一排子弹。听到震耳欲聋的扫射声,看守精神病院和被关盲人的士兵们几乎都立即从帐篷里跑出来,甚至没来得及穿好衣服。中士已经开始指挥,出了什么鬼事;一个瞎子,一个瞎子,哨兵结结巴巴地说;在哪里;在那里,哨兵用枪筒指了指大门;我什么也没有看见;就在那里,我看见了。士兵们已经准备好,手持步枪,排队等候命令。打开探照灯,中士下达命令。一个士兵爬到汽车上。几秒钟以后,刺眼的灯光照亮了大门和建筑物的周围。你这个笨蛋,一个人都没有,中士说,他正要再说上几句军营里的俏皮话,却看见大门下边一摊黑色液体在强烈的探照灯照耀下正朝四面扩散。你把他结果了,他说。然后,他想起了接到的严格命令,便大声喊道,给我后退,它会传染。士兵们胆战心惊地向后退去,但眼睛都还盯着那摊在人行道的小石子间流动的黑色血污。你认为那家伙死了吗,中士问;肯定死了,一排子弹正打在他脸上,士兵回答说,现在他因为出色地表演了好枪法而暗自高兴。这时,一个士兵慌里慌张地喊起来,中士先生,中士先生,您看那边。在台阶上面的平台上,在探照灯的白光下,站着一伙盲人,一共有十多个。不要往前走,中士吼叫一声,如果再迈一步,把你们通通打死。在对面建筑物的窗口,一些被枪声惊醒的人正透过玻璃惊恐地朝这边张望。这时中士喊道,那边过来四个人把尸体抬回去。因为盲人们既看不见又不能数人数,于是六个人开始往前走。我说的是四个人,中士歇斯底里地咆哮。盲人们互相摸了又摸,两个人留下了。其余四个人开始沿着绳子前行。6我们必须找一找这里有没有铁锹或者锄头之类能用来刨坑的东西,医生说。此时已是上午,他们费尽力气才把尸体弄到里面的围栅旁边,放在满是垃圾和枯叶的地上。现在需要做的是掩埋他。只有医生的妻子知道死者的惨状,脸和头颅被打烂,脖子和胸部有三个弹孔。她也知道在整栋大楼里没有任何可以用来挖坑的工具,走遍了所有能去的地方只找到一根铁棍。铁棍也许有用,但不足以刨坑。受传染者那排房子走廊的窗户比较低,全都关着,她看到里边的人们表情惊恐,在等待着一个难以避免的时刻,要么告诉别人自己瞎了,要么试图掩饰已经失明,因为任何一个错误的手势,扭头去寻找一个人影或者在一个有眼睛的人不该绊倒的时候绊倒了都会被识破。医生对这一切一清二楚,他刚才说那句话是他们两人约定好的一个伪装办法,现在妻子可以说了,我们能不能请求士兵们扔进一把铁锹呢;好主意,我们试试吧;大家都同意,对呀,是个好主意;只有戴墨镜的姑娘对铁锹或者锄头的问题一言不发,这时,她要说的一切都在眼泪和哀叹之中,这全是我的过错,她抽抽搭搭地哭着;这是事实,不能否认,但同样确定的是,如果这能给她带来安慰,如果在实施任何行为之前我们都能预想到它的一切后果并认真加以考虑,先是眼前的后果,然后是可证明的后果,接着是可能的后果,进而是可以想象到的后果,那么我们根本就不会去做了,即使开始做了,思想也能立即让我们停下来。我们一切言行的好和坏的结果将分布在,假设以一种整饬均衡的形式,未来的每一天当中,包括那些因为我们已不在人世而无从证实也无法表示祝贺或请求原谅的永无止境的日子。有人会说,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不朽。或许吧,不过这个人已经死了,需要埋葬。所以医生和他的妻子才要去交涉,戴墨镜的姑娘于心不安,出于良心的痛苦,说要跟他们一起去。他们刚刚出现在大楼门口,一个士兵便大声喊,站住。仿佛怕他们不肯听从这口头恐吓,即使是强硬的恐吓,他朝空中开了一枪。他们吓了一跳,退到了敞开的厚厚的木门后面,躲进天井的阴影里。之后医生的妻子独自朝前走了几步,站在一个能看到士兵的一举一动而在必要时又能及时保护自己的地方,我们没有工具掩埋死者,她说,需要一把铁锹。大门那里,盲人死去之处的对面,出现了另一个军人。是个中士,但不是原先那一个,你们想干什么,他大声说;要一把铁锹或者锄头;这里没有,你们回去吧;我们必须掩埋尸体;不用埋,让他在那里腐烂吧;要是让他腐烂,会污染空气;就让他污染吧,你们好好享用;空气不是停止不动的,能流动到我们这里,也能流动到你们那里。面对这个再充分不过的理由,军人不得不考虑一番。他是来接替前一个中士的,那个中士失明了,已被送往为陆军专设的失明者收容所。不消说,空军和海军也有各自的设施,不过这两个兵种人数较少,设施规模也较小,显得不那么重要。这女人说得有理,中士又考虑了一番,在这样的情况下,毫无疑问,无论多么小心也不过分。作为预防措施,两名戴防毒面具的士兵已经把整整两大瓶氨水倒在那摊血上,现在蒸发出的气体还让人们泪流不止,刺激着他们的嗓子和鼻黏膜。终于,中士宣布,我去看看能不能找到;食物呢,医生的妻子乘机提醒;食物还没有到;仅我们这一边就有五十多人,我们都在挨饿,你们送的那点食物起不了什么作用;食物的事与军队无关;总得有人解决这个问题,政府答应过向我们提供食物;你们回到里边去吧,我不想看到任何人站在门口;铁锹呢,医生的妻子还喊了一声,但中士已经不见了。上午过了一半的时候,宿舍里的扩音器响起来,注意,注意;住宿者们兴奋起来,以为是通知去取食物,其实不然,是关于铁锹的事,你们当中来一个人取铁锹,不许成群结伙,只来一个人;我去,我已经和他们打过交道,医生的妻子说。刚刚走到外面的平台上她就看见了铁锹,从摆在地上的样子和距离大门较近而距离台阶较远来看,铁锹应该是从外边扔进来的,我不能忘了我是个盲人,医生的妻子想,在哪儿呢,她问;下台阶,我来告诉你怎么走,中士回答说,很好,现在从你所在的地方朝前走,对,对,站住,稍稍往右,不对,是往左,转得少一些,现在往前走,一直走你就能碰着它,往南,再往南,他妈的,我说过让你不要走偏了,往北,往北,过头了,再往南,一直往南,现在向后转,好,现在按我说的做,不要像水车辘轳一样转个不停,好,不要给我停在大门口。你不用担心了,她想,我能直接回去,其实怎么走都行,就算你疑心我没有失明,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你总不敢来这里边抓我。她把铁锹扛在肩上,像农夫下地一样径直朝宿舍门口走去,一步也没有走偏。中士先生,您看到了吗,一个士兵叫起来,她好像有眼睛一样;瞎子们学辨别方向快得很,中士十分有把握地说。刨坑颇费力气。地被踩实了,很硬,挖下几指深就遇到树根。他们轮班挖,先是出租车司机,然后是两名警察,接着是第一个失明的人。面对死神,我们最希望看到仇恨能失去力量和毒性。当然,人们常说旧仇难忘,文学作品和生活中不乏这样的例子,但现在,在这深院里,确切地说,并没有仇恨,更谈不上旧仇,是啊,比起偷车贼失却的生命来讲,偷一辆汽车又算得了什么呢,更何况他这副惨相,无须看见就能知道,这张脸上既没有鼻子也没有嘴。挖到三英尺深时就再也掘不动了。倘若死者是个胖子,肚子必然会露在外面,但偷车贼是个瘦子,简直骨瘦如柴,而且这几天一直没有吃东西,所以现在这个坑足以掩埋两个像他这样的人。没有人为他祈祷。可以给他竖个十字架,戴墨镜的姑娘提醒说,她这样说是因为内疚,但在场的人谁也没有听死者生前说过对上帝和宗教之类的事是怎么想的,虽然她的主意不无道理,但大家认为还是沉默为好,况且应当考虑到,做一个十字架比表面看来要困难得多,还有,就是竖起来也不知道能存在多久,因为所有失明者都看不见自己的脚踩在什么地方。他们回到了宿舍,除了围栅那边的旷地以外,盲人们在一切常去的地方都不会迷失方向,他们只要胳膊往前伸,手指像昆虫的触须一样摇动,任何地方都能走到,那些最有才干的盲人甚至很可能过不了多久就会产生我们称之为前额视力的功能。医生的妻子就是个这样的例子,她能在这让人头痛的房间和走廊里活动,辨别方向,遇到拐弯时能恰好地转身,遇到门时能立即停住脚并且毫不犹豫地开门,无须数床就可以走到自己的床前,真是异乎寻常。现在她正坐在丈夫的床上与他交谈,像往常一样声音压得很低,看得出来,他们都是受过教育的人,相互之间总是有话可说,而另一对夫妻则不同,这里指的是第一个失明者和他的妻子,重逢的激情过后几乎再也没有说过话,因为在他们那里也许现在的悲伤超越了从前的爱情,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会渐渐习惯的。而斜眼小男孩一直在不停地说着肚子饿,虽然戴墨镜的姑娘已把自己的那份食物省下来给他吃。他一连几个小时没有打听妈妈了,但可以肯定,等到吃过饭,肉体摆脱了简单而紧迫的生存需要产生的自私的躁动之后,他还会想念母亲。不知道是因为上午发生的事还是由于某些我们无从知晓的原因,反正早饭还没有送来。现在快到吃午饭的时间了,医生的妻子偷偷看了看手表,快下午一点了,难怪几个盲人已忍不住胃液的催促,到天井里去等着,那里既有这个宿舍的也有另一个宿舍的人,他们这样做出于两条再好不过的理由,一些人公开说是可以争取时间,另一些人藏在心里的话是谁先到谁就能多吃一点。总共不少于十个盲人在那里聚精会神地听着外边大门的动静,等候着送来众人期盼的饭盒的士兵们。而对面一排房子里那些受传染者,担心靠近在天井里等着的盲人会突然失明,所以不敢出来,但有几个人正从门缝里朝外窥视,焦急地盼望着轮到他们的时刻。时间慢慢过去。几个盲人等得不耐烦,干脆坐到地上,后来有两三个人回到宿舍去了。不一会儿,传来大门清晰可辨的吱呀声。盲人们顿时兴奋起来,朝他们判断是大门的方向涌去,你碰我,我绊你,一片混乱,但突然又都感到模模糊糊的不安,停住脚步,紧接着又乱糟糟地向后退,至于为什么,他们还来不及弄清,更无法解释,就在这时候他们又清楚地听到在武装人员护卫下来送饭的士兵们的脚步声。夜里那场悲剧产生的印象尚未消除,送食物的士兵们约定,不像原来那样送到各个宿舍门前伸手可及的地方,而是放在天井里。再见,用餐愉快;让那些家伙自己解决吧,士兵们这样说。从外面耀眼的光线下突然进入阴暗的天井,一时间他们没看清那伙盲人。但马上就看见了。随着一声声恐惧的号叫,他们把食物扔在地上,像疯子似的往门外跑。面对突然而至的危险,两个在外面平台上等着的武装人员反应敏捷,堪称典范,只有上帝知道他们如何控制住了心中无可指责的恐惧,他们冲到门槛上,举枪扫射,把子弹打了个精光。盲人们一个接一个倒下,身上中了许多枪弹,纯粹是浪费军火,而这一切又慢得令人难以置信,一个,又一个,好像永远倒不完,就像有时候在电影和电视上看到的画面那样。如果我们仍处于一个士兵需要为自己射出的子弹作出解释的时代,他们会在国旗下发誓说,这样做完全是出于自卫,而且还是为了保卫在执行人道主义任务时遭到一伙人数占优势的盲人威胁的手无寸铁的战友。这时他们也立即朝大门方向仓皇撤退,看守的其他士兵哆哆嗦嗦地在一个个铁栅栏间伸出步枪为其掩护,仿佛那些还活着的盲人竟然要报仇雪恨,向他们发动进攻。一个向盲人们开过枪的士兵吓得脸色煞白,他说,就是杀了我我也不会再到里边去,他确实没有再去,就在同一天傍晚换岗的时候他也成了盲人中的一员,好在他是军队里的人,否则就会去与平民盲人在一起,成为那些侥幸没被他开枪打死的人的伙伴,若果真如此,也只有上帝才知道他们会怎样处置他。中士还说,最好让他们饿死,虫子死后,毒汁也就完了。我们知道,多次这样说过和这样想过的不乏其人,幸亏残存的一点宝贵人性使他又说,从现在开始我们把食物放在半路上,由他们来取,我们监视着他们,只要发现任何可疑举动就立即开火。他走到指挥部,打开麦克风,搜肠刮肚地寻找着他知道的最好的词汇,苦思冥想在其他类似场合听到过的话,最后才说,军队为不得不用武力镇压一次暴乱行动感到遗憾,这次暴乱导致了极为危险的形势,对此军队没有直接或间接的过错,现在通知你们,从今天起改为到大楼外面去取食物,如果还像刚才和昨天晚上那样出现企图破坏秩序的情况,一切后果由你们自己承担。他停顿一下,不知道该如何结束才好,结束语肯定是准备过的,但此时他忘得一干二净,只好一再说着,我们没有过错,我们没有过错。大楼里,激烈的枪声在天井有限的空间里产生雷鸣般的回响,造成一片惊慌。开始的时候人们还以为士兵们要冲进各个宿舍,不分青红皂白地扫射一番,把盲人们一扫而光,以为是政府改变了主意,决定采取从肉体上集体消灭的方法,于是有人钻到了床底下,有些人仅仅由于害怕一动不动,也许还有一些人认为这样最好,健康不佳还不如没有健康,既然注定要死,那就快点死吧。行动最快的是受传染者。枪声一响他们就开始四散逃跑,但后来枪声平息,他们又鼓起勇气返回屋里,凑到开向天井的门口。他们看见一堆尸体,血像弯弯曲曲的小河在石板地上缓缓流动,仿佛有生命似的,还有那几盒食物。饥饿催促他们往外走,那里有渴望已久的食物,当然,根据规定那是给盲人们送来的,给受传染者们的随后送到,但现在,让规矩见鬼去吧,谁也看不见我们,并且,先下手为强,历朝历代五湖四海的古人都这么说,而古人在这类事情上绝不愚蠢。不过,饥饿只给了他们前行三步的力量,理智出现了,告诫他们危险正在那些没有生命的躯体上,尤其是在那些血液里等待着鲁莽的人,谁能知道盲人们坏死的肉体正在散发什么蒸气,分泌物和有毒的瘴气呢。他们已经死了,什么事也不会干,一个人说,本意是想让自己和别人放心,但这句话说出来还不如不说,不错,盲人们是死了,你们仔细看看,他们一动不动,也不呼吸,但是,谁能说这种白色眼疾不是一种灵魂疾病呢,既然这样,当然这是假设,那么那些盲人的灵魂从来不曾像现在这样无拘无束,脱离了躯体更能为所欲为,尤其是坏事,尽人皆知,做坏事最容易。不过,食物摆在那里,不可抵御地吸引着他们的目光,胃在陈述它的理由,理由充足,不肯顾及其他,哪怕是对它有利的事。从一个饭盒里流出的白色液体正在慢慢接近那摊血水,从各方面看应该是牛奶,牛奶的颜色一眼就能看出来。受传染者当中走出来两个人,两个最勇敢或是最听天由命的人,这两种品质并不总是容易分辨清楚,他们径直朝前走,就在贪婪的手几乎碰到第一个盒子的时候,另一排房子的门口出现了几个盲人。想象力能量极大,在这种病态中似乎更是无所不能,因此那两个深入敌阵的人觉得死者们好像突然从地上站起身来,不错,他们仍然和以前一样瞎,但毒性要大得多,因为复仇之心无疑使他们更加激奋。两个人只得小心翼翼地悄悄撤回他们那边的门口,可能盲人们出于悲悯之心和敬重之情会首先处理死者的后事,如果不是如此,也但愿他们因为看不见而丢下一个饭盒,哪怕是小小的一个,实际上受传染者人数不多,也许最好的解决办法是请求盲人们这样做,求求你们啦,发发善心,至少给我们留下一小盒,刚刚出了这种事,说不定他们今天不再送食物。盲人就是盲人,当然是摸索着往前走,拖着两只脚,不时绊一跤,但似乎极有组织,知道如何有效地分工,一些人开始踩着黏糊糊的血和牛奶把尸体拉出来往围栅那边搬运,另一些则一个一个地拿起饭盒,士兵们共扔下了八盒。盲人当中有个女人,她给人的印象是同时在各处忙碌,既帮助搬运又指挥男人们,对一个瞎眼的女

                        个谜,史料提供了两种说法。主流说法是桂系老板陆荣廷派人干的,他有充分的杀人动机——干掉孙中山手下为数不多的高级指战员。非主流说法是孙中山的亲信朱执信干的,杀人动机是——程璧光与孙中山的关系出现了裂痕,原因不详。无论如何,程璧光的死对陆荣廷和唐继尧来说总是件好事。这之后,陆荣廷拿钱收买了“非常国会”里的议员们,并让他们提议:目前这个军政府的组织结构不太合理,过于专制和独裁,咱们应该放弃大元帅单独首领制,多选几个总裁来搞民主集中制,这比较公平,对吧?比起陆荣廷,唐继尧表现得更加嚣张,他直接跳出来说:“我们应该拥戴黎元洪或者冯国璋为大总统,推岑春煊为国务总理,至于孙中山,还是比较适合游历各国、办理外交。”意思是孙中山你哪儿凉快哪儿歇着去吧。1918年5月4日,“非常国会”召开会议,孙中山和中华革命党议员虽然坚决反对,但仍然无法获得多数投票,“非常国会”通过了陆荣廷、唐继尧出品的《修正军政府组织法案》。士可杀不可辱,孙中山立即向“非常国会”提出辞呈,并发表大元帅辞职通电。他在电文中回顾了护法以来的艰难历程,愤然指出:我现在算是看出来了,我们国家最大的问题就是军人干政,武夫当国,南北各省如同一丘之貉,没有人愿意遵守法律,顾及民意!孙中山此时才真正意识到问题出在哪里,手中没枪,革命能成吗?枪杆子里出政权,诚哉斯言!孙中山辞职后,非常国会选举唐继尧、陆荣廷、岑春煊等七人为政务总裁,以岑春煊为主席总裁。至此,改组后的军政府完全由广西、云南军阀所控制。孙中山于1918年5月21日离开广州,回到了上海那温馨的家中。“护法运动”宣告失败。粤军护法运动是失败了,成了“过家家”,但孙中山并没有完全失败。奋斗了这么多年,他总算有了一支比较正规的武装力量可以借用。这支武装就是陈炯明整编完毕的警卫军,一般称为粤军,因为陈炯明、孙中山以及这支军队的主要军官都是广东人。这支队伍对外号称有两个军的编制,其实水分很大,一共才五千人,两个团而已。虽然编制的水分很大,但这五千人并不水,其中有不少人才后来成为在中国军政两界叱咤风云的人物。譬如,李济深、邓演达、叶挺、陈铭枢、陈济棠、蒋光鼐、蔡廷锴、张发奎、薛岳、余汉谋、陈可钰。有了军队,说话底气足,你们几个臭军阀不是在广州搞政府吗?我孙文不陪你们玩了,我去福建另辟一个天地。1918年6月,孙中山在上海发话,让陈炯明与许崇智各统一军进攻福建,开辟闽南根据地。蒋介石也在这支充满希望的队伍中,他的身份是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孙中山之所以让战场经验并不丰富的蒋介石担当如此重要的角色,不外乎是因为蒋介石在之前的两份作战计划中表现出来的杰出的战略构想和敏锐的军事眼光。粤军出发了。一路行来,大旗招展,山河如画。蒋介石内心世界激昂澎湃,他坚信自己扬威天下的梦想和抱负即将照进现实。在这支队伍中,除了充满雄心壮志的蒋介石外,还有两个人,一个邓铿,另一个是朱执信。算上不久之前和蒋介石桃园结义的老牌革命干部许崇智,他们四人是孙中山核心团队中为数不多的能够统兵的军事人才。粤军的主要对手是皖系的福建督军李厚基。在战争的初期,双方互有胜负。但在关键的大埔和漳州之战中,蒋介石初露锋芒,力挽狂澜,亲上前线率军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此后,粤军一路攻破嵩口、丘滨、永泰,直逼福州。历时半年,粤军成功占领福建南部,孙中山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第一块根据地——闽南护法区。虽然蒋介石同志曾在永泰之战里中了李厚基的坏招,因非战之罪打过一场败仗,但是蒋介石在此役中展现出来的军事才能和总体表现实属上佳,连“残仔明”都猛夸:粤军可百败而不可无兄之一人。此话跟美国人几十年后说五个师的精兵也抵不上一个钱学森颇具异曲同工之妙。虽然听得人起一身鸡皮疙瘩,但还是间接说明了蒋介石的能干。然而,处于事业上升期的蒋介石却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惊讶的选择:辞职。乖乖,他这是怎么了?是淡泊名利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蒋介石这么做的原因主要是对工作环境不太满意。一是他资历尚浅,年纪又轻,却抢着干了很多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还被委以重任,因此受到粤系将领的忌妒和排挤,提出正确的建议也没有人听,才学无法施展。二是他看不上陈炯明的军阀作风,尤其是陈炯明的口号“广东人的广东”,令他觉得陈炯明迟早会叛变革命。还有一点,蒋介石希望能在稳定两广之后北伐,可是孙中山因为某些原因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这样的失落让蒋介石以探望重病的母亲为由离开了部队。不用惊奇,这是蒋介石人生经历的常态,每当形势不如意,他就会选择辞职或者逃避,这一次仅仅是个开始。此后他辞职的频繁程度令人咂舌。然而,蒋介石也因此有时间走出年轻时的放荡与懵懂,认真思考自己的过去与未来,并做出修正。第五章五四狂飙

                        新一轮的国会大选举

                        “武力统一”暂告一段落,孙中山也被西南势力驱逐,冯国璋和段祺瑞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可这种好日子没过多久,又来了一件棘手的事——代理大总统冯国璋任期将满,必须按照法律进行重新选举,以确定新的大总统。但是,这新的大总统该怎么选,又该选谁?现任武林盟主段祺瑞当仁不让地站出来定下基调:先别考虑这些,先把预备工作给做了。什么预备工作?弄一个国会出来。孙中山辛辛苦苦地护法近一年,也没能让段祺瑞恢复国会。为何段祺瑞这会儿却主动恢复国会?因为段祺瑞同志想升官,想当总统。说起这个国会吧,自民国有国会之后,好像没做过几件正经事情。据当时的北京老百姓考证,有不少议员对于逛八大胡同比参政议政更有积极性,没事就泡在胡同里吃花酒,陪红颜知己,享受没有脱离低级趣味的小日子。虽然他们很腐败,但政府不能没有他们。少了他们还怎么选出总统?万一不能选总统,那段祺瑞的总统梦就要破灭了。所以段祺瑞不能也不想炒掉这些议员,他还需要利用议员们的选票坐上总统宝座。刚好,冯大总统也有结束实习争取转正的想法。于是,两人商量过后,目前还是总理的段祺瑞找来两个人策划选举事宜。一人叫王赓,另一人叫那彦图,都是当时比较有名望的人。请注意,此王赓并非一代名媛陆小曼的前夫王赓。两人碰巧同名而已,这个王赓又叫王揖唐。其人暂时没什么名气,但后来名气很盛,因为他是第一批投降日本的铁杆汉奸,干了许多没有人性的坏事,人称“华北第一奸”。显然,王赓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坏人,但好在他是一个有些能力的坏人,多少有些用处——办事效率不错。王赓和那彦图为了尽快进行总统大选,一切都从简从速。相关法律是简化版的,议员的数量也从八百罗汉减为五百大仙,唯一提高的只有选民资格,他们认为这样能剔除很多人,省得人多嘴杂添乱,还浪费纳税人的钱。万事俱备,只欠选票。“安福俱乐部”说到拉选票的工作,徐树铮同志肯定是最忙最积极的人,没有之一。小徐最近几年一直上蹿下跳地忙得不行,真是难以理解他的精力为何如此充沛。可能除了智商不错,诸如精力过剩、乐于适应繁重而复杂的公务、再累再苦都不在话下此类,也都是他事业得以如此红火的原因所在吧。虽然此人行事不择手段,性格暴戾,但他的确有几分本事。杀了陆建章之后,行事变得稍微低调的徐树铮在北京西单安福胡同,搞了一个“安福俱乐部”,史上大大有名。安福安福,安国福民。打这么明显的政治口号,招待的对象自然就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政客。但这一次小徐同志一反常态,没有一上来就冒失地拉帮结派买选票。他反而以今人张贴医治性病广告之恒心毅力,将铺垫工作做得似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偏又入木三分。在小徐的安排下,安福俱乐部起初也就是举办一些诸如文化沙龙、茶话会、棋牌竞赛此类的活动,借机组织大力人士联络交情、加深友谊。等选举法颁布后,联络友谊的成果就显现出来了。安福俱乐部天天高朋满座,宾客盈门,个个都是来投机的政客。这些在官场中上下钻营、四处奔波的人,无非是为了功名利禄、金钱女人而已。因此,对于这帮目的十分鲜明的政客,徐树铮的招待方式同样鲜明:送钱许官。好处当然不是白拿的,徐树铮同时告诉他们:你们得拿着这笔巨款去买选票,竞选议员。有计划的经营,使得安福俱乐部的会员遍布全国各省。虽然他们中的不少人人品卑劣,身上的负能量取之不竭用之不尽,但是他们有能力、有地位,对徐树铮很有用处。果然,等到议员名单新鲜出炉的时候,议员总共不到五百,安福俱乐部会员独占三百三十名,这也就意味着段祺瑞会得到三百三十张选票。在徐树铮的英明领导下,议员差不多让安福俱乐部一家包干,因此这届国会史称“安福国会”。在小徐的光辉战绩映衬下,冯总统寄予厚望的梁启超显得十分凄惨。梁启超搞了一个叫“研究系”的组织,却只帮冯总统拉到区区二十票。而且研究系祸不单行,另一名领袖汤化龙因为之前老跟革命党作对,结果被孙中山的手下刺杀于加拿大温哥华。肯定有人好奇,轻松击败前辈梁启超、汤化龙的小徐,用什么办法搞到了这么多的政治资金?一部分钱来自“西原借款”,另一部分钱来自小徐的创造性思维。只是小徐发散思维想出来的办法虽然实用,但不能效仿,因为他的办法是讹诈。第一个遭讹的人,是曾经的梁大财神梁士诒。梁财神当年因为拥护袁世凯当皇帝而被判有罪,一直畏罪潜逃,结果被小徐挖地三尺给找到了。小徐问他想不想咸鱼翻身,梁士诒何等人物,瞬间就明白了小徐的言外之意:破财消灾。而梁士诒什么都缺就是不缺钱——这也是徐树铮辛苦寻他的理由,一下就捐了两百万。遭徐树铮讹诈的还有各地军阀。徐树铮太有才了,他总能找到各种理由讹诈这些军阀,钱财自然就滚滚而来。行文至此,大家应该知道,议会已被段总理操纵于掌中,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总统梦碎安福俱乐部的表现大家都看在眼里,知道这一届总统选举就是走走过场而已。冯总统也是个明白人,知道自己转正没戏了,既然如此,还不如急流勇退,落个好声名。因此,冯总统召开新闻发布会,痛心疾首地表示:自己出山一年,力保和平的任务没有完成,既对不起国家,又对不起人民,实在不配在这个位置上继续待下去。冯国璋是打算闪人了,但他一点都不想便宜段祺瑞:你不是为了爬上总统宝座而不按规矩出牌吗,你不是想当总统吗?我偏不让你当。于是,直系门下的那些军区司令、省长们纷纷发表声明:支持和平,反对武力!全中国还有谁想“武力一统天下”?这明摆着是反对段总理。段总理本来信心十足,就等着国会选他做总统了,没想到冯国璋这个老小子又使坏,玩阴的,自己吃不到嘴里的也不让别人吃。除了直系反对段祺瑞当总统,西南也反对他当选总统。道理很简单:如果段祺瑞上台,那他铁定推行武力统一中国的政策,西南的那些势力当然不希望选一个时刻准备着抽他们的大总统。周围一片反对之声。如果段总理强行出任总统,不但会使南北对峙局势恶化,也必然导致北洋系统中直皖两派的公开决裂。作为一个有野心也有良心的人,段祺瑞经过深思熟虑,决定与冯总统一起引退,共同退出大总统的竞争。徐世昌粉墨登场段祺瑞就这么爽快地退出了?当然不能这么说。段祺瑞敢退,是有底气的。因为他的实力看起来足够强大,能保证自己即使不当总统依然可以遥控朝政。除了听命于他的众多督军,段祺瑞还有一支强大的亲军——“参战军”。这支部队是段祺瑞担任对德参战督办时,日本为了回报他转赠山东的“功劳”,打着派兵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名号,特意为其训练的一支王牌部队。为了训练这支部队,日本不仅提供教官——为首的教官就是那个间谍头子坂西利八郎,还提供贷款,甚至提供全军装备,包括山炮、重机枪等重武器。也就是说,这几乎就是一支日军。全军三万余人,其中包含一个由保定军校毕业生、从北洋各军抽调的优秀中下级军官组成的“军官教导团”,实力看起来很好很强大。由于此时已接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尾声,这支军队根本没来得及参加一战。倒是袁世凯生前所办的模范团以及一部分海军被分别派去西伯利亚和海参崴逛了一圈,但也没有打仗,算是代表中国军队在国际上阅了一次兵。此外,千万不要忘记,段祺瑞的政治代言人安福国会可以光明正大地替他说话。据说安福国会的兄台们都特别具有主人翁精神,他们的口号就是“我为自己代言”。因此,段祺瑞军事政治两手都过硬,一点都不担心自己当不了幕后老大。不过,段祺瑞和冯国璋都退出了竞争,那由谁来继任大总统?两人的目光同时转向了另一位北洋大佬徐世昌。徐世昌作为北洋元老,论资格当在冯国璋、段祺瑞之上,其权术手段更非这两个武夫所能比拟。所以段、冯两人一合计,就是徐世昌了。徐世昌对段祺瑞和冯国璋推他接任大总统的反应很冷淡,推三阻四,就是不肯给个痛快话。事实上,在民国成立之后,很多大事件的幕后都有徐世昌的身影,对于大总统的椅子,徐世昌自己也认为还是他坐最合适。但黎元洪、冯国璋的遭遇也让他感到总统风光虽好,但风险太大,在这个武夫当权的时代,如果一个不小心成了傀儡总统,那自己的一世英名必定付诸东流。但冯国璋和段祺瑞的态度也很坚决,非要徐世昌出山不可。在经历了欲迎还拒、欲擒故纵以及讨价还价等把戏后,徐世昌终于给出了自己的出山条件——冯国璋、段祺瑞同时下台,冯、段两派人物也同时去职。这个条件看似苛刻,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下台就下台,去职就去职,反正无损段祺瑞和冯国璋的硬实力——地盘和军队。冯国璋和段祺瑞都表示无异议。那好吧,就这么办。1918年10月10日,“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为中华民国第二任正式大总统。徐世昌上台后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将段祺瑞的总理一职免去,同时裁撤皖系内阁所有成员。皖系的二号人物徐树铮自然也在下岗大军之中,但段祺瑞在徐世昌那里为小徐争取到了一个上岗再就业的机会:担任西北筹边使,去外蒙古靖边。名义上是协助日本防俄,实际是借机在西北一带布下一颗棋子,为皖系多留一条退路。外蒙古边境一直不太安宁,因为俄国军队动不动就乱来,越境骚扰,分裂外蒙古,借机顺些东西走。徐树铮自然不会空手防俄,他把一部分“边防军”(即“参战军”,一战都结束了,自然得换一个名字)带入了外蒙古。没想到俄国人没吓跑,倒是让已经“独立”的外蒙古又赶紧取消了独立,这也算是徐树铮这一辈子唯一有资格永载史册的功德。南北议和失败在话题回到徐世昌身上之前,让我们暂时将目光转向一战。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及其同盟国的失败而告终。短短的四年时间里,欧洲的政局因为这场惨烈的战争而发生了剧变。俄国爆发十月革命,沙皇被推翻。德国投降,德皇威廉二世退位。奥匈帝国瓦解。英法虽然获胜,却元气大伤。但不管怎么说,残酷的战争终究是结束了,全世界的人们都沉浸在和平和欢乐之中。中国人民也不例外,因为那些赴欧参战的劳工用巨大的牺牲为祖国换来了战胜国的荣誉。咱们也成了战胜国,史无前例的第一次!徐总统的运气着实不错,上任刚刚一个月,就遇上这个特大利好消息,可谓是喜从天降。北京的街道上插满彩旗,学生游行,人满为患,万民欢腾,普天同庆。北大校长蔡元培也是兴奋大军中的一员,可能是觉得终于扬眉吐气了一次吧,蔡元培基本上每天都要参加公开演讲。蔡先生的演讲精彩动

                        下,并认为这是他们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长期努力的结果。清王朝的这一宏伟事业,早在1644年以前——约1618年攻克抚顺之时——就开始了,经过约2/3个世纪才宣告完成,而17世纪80年代初,康熙帝(1662—1722年在位)平定三藩及台湾郑氏政权的胜利,则是这一事业的顶峰。因此,清朝统治的巩固,也经历了一个漫长过程。它开始于在明朝北边的准备阶段,经过入关后对明朝旧制加以沿用和调整的试验阶段,最后造成了一种汉、满两种统治方式的精妙融合物。在这种统治方式下,满人和汉人,都不得不接受清廷握有最高权力这一现实,尽管这一权力原来不是它所拥有的。那些帮助满族统治者向儒家的君主模式发展的汉人,在这一起步、协调和完成的政治过程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们在不同时期充当了不同角色,其社会背景也分别与这一征服过程的几个阶段相适应:最早的是一批在努尔哈赤草创之时便获得了女真贵族身份的明朝境外居民,尔后则有在北方各省沦陷后组成汉八旗军的辽东军户、教会满族人使用洋枪洋炮的山东海盗、为猎取高官厚禄而帮助多尔衮攻占北京的北方乡绅,以及充当清朝媾和大使力求兵不血刃地征服南方的江南学子。也许除了第一种人以外,所有拥护清朝的汉人,对满族人都怀有矛盾的心理。同时,满族人也警惕着与其合作的汉人。满族的君主若不联合汉官,去击败本族的贵族势力,便不可能有所作为;但他们也意识到,若全按汉族传统方式进行统治,则会变得过于汉化,从而失去本族人民对他们的忠诚和爱戴。他们十分感激与其合作的汉人教会了他们如何按儒家方式统治中国,又同样地轻蔑这些明朝的叛徒,鄙视其苟且偷生,谴责其变节卖国。双方的和解导致了满族统治下的和平,使18世纪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之一,其直接代价则是某种道义上的不安。为清朝效力的汉人,抛弃了明朝末年那种虚幻的道德英雄主义;作为补偿,则获得了实行各种政治改革的现实机会。这些改革确实起到了稳定中央政府的作用,而这正是崇祯时期那些浮夸的文人学士永远不可能做到的。与满族合作的汉人,有权说他们以“救民于水火”的实际行动完成了儒者的使命,但还是失去了旧日自我标榜的社会理想主义者的自信心。由此引起的不安,产生了两大后果。其一,是放弃了某种理性自主和道义上的承诺,致使道学家变成了御用文人,政治领袖转化为朝廷官僚。其二,是达官贵人对有限改革的热忱日益增强——当朝廷的力量发展到足以使中国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更快地从17世纪经济危机中恢复过来时,这种有限的改革便结束了。尽管这种复兴显得并不彻底,但王朝秩序的重建毕竟使旧的统治体制得以在新时期中继续存在下去。因此,满族人完全有理由为他们以独特方式重建了传统的帝国制度而骄傲;他们虽被视为夷狄,却以自己设计的有效措施解决了中原王朝面临的困境。单为了这一点,汉人对清朝之“洪业”所抱的矛盾心理,就要长期存在下去,只要这个异族王朝对他们的家园依然维持着牢固的统治。

                          李廷先:《史可法的评价问题》,第244—245页;艾维四:《时间与金钱》,第25—28页。几个世纪过去了,一切如旧。无论其来源是旧塞尔维亚(OldSerbia)、阿尔卑斯山、撒丁的银矿,苏丹、埃塞俄比亚或经由北非和埃及的苏法拉(Sofala)的金矿,还是因谷(InnValley)之施瓦兹、匈牙利之纽索尔(Neusohl)、萨克森之曼斯费尔德、布拉格附近之库坦勃格(Kuttenberg)或埃尔茨山脉的银矿,以及16世纪初期以后西北各国的银矿——无论来自何地,这些曾被吸引到地中海沿岸居民生活中的贵金属,又被抛进了源源东去的洪流。在黑海、叙利亚和埃及,地中海人的贸易总是出现赤字。与远东的贸易又只有通过耗尽其储备的金银出口才有可能。甚至有人提出这样一种不无说服力的见解:“罗马帝国的生命力,是因贵金属大量外流才枯竭的。”费南德·布罗代尔:《菲力浦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第464页。又见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分,第17、108—109页。沃勒斯坦关于东亚在世界经济体系之外的主张,受到布罗代尔的驳斥。见布罗代尔:《关于物质文明与资本主义的反思》,第43、93—94页。?北京的太仓,是为朝廷接收白银的主要机构。据该机构的白银收据判断,贵金属的流入至1571年达到高潮。该年太仓的白银收入量从230万两(8.625万公斤)跃升到310万两(11.625万公斤)〔译按:此处括弧内的换算系原作者所加,其换算比例为1公斤相当于26.6明两〕。这场洪流恰好与贸易限制的放松(1567年)、日本长崎港的建立(1570年)和马尼拉被选定为西班牙驻菲律宾的首府(1571年)同时。此外,白银提纯技术的发展,也在这一时期使秘鲁总督辖区的波托西等中心地区的白银产量猛增至原来的三倍,随后又增至五倍。艾维四:《时间与金钱》,第30—31、53页;布罗代尔:《地中海世界》,第476页;小威尔斯:《从王直到施琅的中国沿海》,第213页。?1597年,西班牙大帆船将34.5万公斤白银,从阿卡普尔科运到中国。这一数字比明朝半个世纪的产量还多(明朝官府银矿的年产量约为6000公斤)。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57—158页。?肖努的估计略低于此。他认为远东吸收了美洲产白银总量的1/3强。见皮埃尔·肖努:《菲律宾和太平洋中的伊比利亚群岛》,第269页。在16世纪期间,西班牙人在佛兰德雇用的外国雇佣兵要求付给他们黄金。这些黄金是由赫诺瓦银行家们提供的。他们通过与远东的贸易,将西班牙提供的美洲白银兑换成金锭。在“长期的白银统治”时期(约1550—1680年),这种局面创造了一个全球经济体系。“以意大利、中国为中枢,从美洲出发,通过地中海或好望角,通向整个世界。这可以看作一种结构,一种在20世纪以前从未受到干扰的世界经济体系的持久而突出的特征。”布罗代尔:《地中海世界》,第499—500页;又见伦纳德·布莱塞:《近代世界体系》,第96页。?艾维四:《论白银、外贸与明末经济》,第1—10页;米歇尔·德韦兹:《18世纪中国社会对英、法、俄的影响》,第8—9页;S.A·M.阿谢德:《17世纪中国的总危机》,第275页;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第124—125页。日本向中国出口白银和铜而进口黄金,因为在中国用白银兑换黄金比在大多数其他地区(包括日本)都更为优惠。16世纪80年代,中国的金银兑换比率是1∶4;欧洲则是1∶12。到1650年,欧洲的比率又升为1∶15。布罗代尔:《地中海世界》,第459及499页。阿特韦尔对日本白银输出量的估计,低于其他多数经济史学者。他估计在1560—1600年间,日本白银的输出平均每年为3.3万到4.8万公斤。艾维四:《时间与金钱》,第31页。肖努估计在近两个世纪间,日本和美洲提供的白银总量,在4000到5000吨之间。皮埃尔·肖努:《马尼拉和澳门》,第568—681页。?肖努:《马尼拉和澳门》,第555页;简·德·夫里斯:《1600—1750年危机时期的欧洲经济》,第20页。肖努找出了中国与欧洲贸易形势的五个转折点:(1)从1555到1570年,伊比利亚人突然打通了中国海、印度洋和大西洋的通道;(2)1580至1590年间,马尼拉与澳门决裂,西班牙无敌舰队时代的欧洲经济出现萎缩;(3)1600年左右,荷兰公司到达印度洋;(4)1615至1620年间,荷兰人封锁了摩鹿加,切断了澳门与印度洋之间的交通;(5)1640至1644年间,明朝灭亡,日本人血洗澳门大使馆,伊比利亚王国的分裂将澳门与马尼拉隔开,以及由1645年教皇英诺森十世的敕令引起的礼仪之争。“中国的衰落与欧洲的衰落发生在同一时刻。因此,中国贸易的这一灾难性变化表现为双重的衰退:一方面,美洲白银的出口无疑减少了,而同时,一场周期性的或者说是破坏性的危机又席卷了中国大地。”肖努:《马尼拉和澳门》,第579页。布罗代尔只看到了17世纪最初20年美洲白银输入减少后的一种重要转变,并称之为“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其中可能存在的原因包括:由于收益递减律,开采成本更高了;以欺诈手段使美洲保留更多的硬通货,以满足当地对货币的需求;以及向当地居民征收十一税,这妨碍了提取白银所需的劳力之补充。布罗代尔:《地中海世界》,第536页;又见厄尔.J.汉密尔顿:《1501—1650年的美洲财富与西班牙的价格革命》,第293页;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第20、25—27页,及其《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分,第3、109页;卡罗·M·辛宝拉:《工业革命前(1000—1700)欧洲的社会和经济》,第212—216页;雅各布·克莱佛伦:《经济通史》,第152—153页。?阿谢德:《17世纪中国的总危机》,第276页。经济衰退继续引起经济衰退;结果变成了原因。但是,中国的国内危机也许促进了全球性危机的爆发。“我们可以证明,中国对马尼拉遥相呼应的支配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使得中国贸易和世界贸易的长期周期性波动出现了一致性;甚至还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使中国贸易的波动幅度比世界贸易的波动幅度大得多。因此,我们可以断定,不管表面现象如何,正是跟中国大陆之贸易的兴衰,支配着西班牙海上贸易本身的消长。”肖努:《伊比利亚群岛》,第267页,又见K.N.肖德胡里:《1660—1760年的亚洲贸易市场和东印度公司》,第456—458页。?肖努:《马尼拉和澳门》,第566—567页。?艾维四:《时间与金钱》,第33页。从16世纪到18世纪,除了少数例外,所有货币的内在价值都下降了。这一现象与大西洋经济的膨胀有关,首先是吸收黄金和将非洲部分人口掠为奴隶,然后是开发美洲财富。短期内,白银紧缩会减慢表面价格的上涨(实际上在贵金属大量输入之前,西欧的物价就已开始上涨了)。但从长远看来,表面价格却和美洲白银产量一同上升。“16世纪末的价格革命”在欧洲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使物价上涨了三到四倍,达到了1500年的水平。菲力浦二世时代的人们,因物价不断上涨、生活费用急剧提高而目瞪口呆。17世纪上半叶,人们的实际收入比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减少了1/2;17世纪20年代,欧洲人经常抱怨,跟其三四代以前的祖先们相比,他们吃得太差了。17世纪20和30年代,几乎所有欧洲货币——包括比较稳定的英镑——都不得不贬值。E.E.里奇,C.H.威尔森:《剑桥欧洲经济史》,第382—383、400—405、428、458、484页;布罗代尔:《地中海世界》,第517页。这次通货膨胀也打击了奥斯曼帝国,其小麦、铜、羊毛等商品被偷运出境,以满足欧洲市场日益增长的需求。一项有关伊斯坦布尔为旅行者和学生提供免费住宿的济贫院之预算的分析,表明了同样的通货膨胀。如果将1489—1490年度的物价指数定为100,那么1585—1586年度的物价指数便是182.49,1604—1605年度的物价指数则是272.79。奥默·卢德菲·巴坎:《16世纪的价格革命》,第9页;又见霍里·伊斯拉莫格路和卡格拉尔·基德:《奥斯曼历史大事记》,第34、49—55页。?艾维四:《论白银》,第10—15页。肖努在综合了他的全部指数之后,断言1640年后没有一项指数可以说明这一过程不是“灾难性的指数减小过程”。肖努:《伊比利亚群岛》,第250页。换个说法,假定某人于1611—1615年间在马尼拉所作的生意是一个点,后来于1666—1670年间所作的生意为另一个点,那么,他就会发现收益下降率是40∶1。肖努确认这一转变发生在1642年,并将其描述为“一个经济空间的彻底消失”,或“全球危机中的死亡时刻。”肖努:《马尼拉和澳门》,第562页;又见布罗代尔:《反思》,第42页;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分,第17页。?例如,1630年松江地区发生了严重旱灾。1632年米价为每斗120钱,到1639年上升为每斗300钱。浙江北部地区,每石米原来值银一两,到1641年上升为每石值银四两。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74页;海伦·邓斯坦:《明末流行病初探》,第11—12页;又见魏斐德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明清史研究》,第81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44页。17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在食物价格上涨的同时,其他商品价格出现了下降趋势。这样,与较早出现的通货膨胀形成对比,中国似乎又随着由囤积、歉收和投机活动导致的生活必需品价格的急剧上升,出现了普遍的通货紧缩(此说采自艾维四给作者的私人信件)。?森正夫:《16—18世纪赈灾管理与地主佃户的关系》,第432—433页;艾维四:论白银》,第16—19页。?这大约相当于某些历史学家所说的“路易十四的小冰河时代”初期。太阳物理学家认为,这个时代是从1645年持续到1715年的“太阳能量最小时期”,其间地球表面的气温降到了公元1000年以来的最低点(这大概与从太阳黑子的活动和树木年轮的碳异常中测定出的阳光辐射的减弱相对应)。H.H.拉姆:《气候变迁》,第10—11、65—66、174页;约翰·A·埃迪:《气候与太阳的作用》,第726、739—740及743—744页,及其《停滞的最小限度》第1191、1195—1196及1199页;伊曼纽尔.勒.罗伊.拉杜瑞:《太平之年,饥馑之年》,第58—59页;德·夫里斯:《欧洲经济》,第12页;弗南德·布罗代尔:《资本主义和物质生活》,第18—19页。有充分证据表明,这一时期中国遭受了更为严重的干旱和低温的袭击,致使北方农作物生长季节比正常年景缩短了两星期。龚高法、陈恩之、文焕然:《黑龙江省的气候变化》,第130页。据地方志载,黄淮平原地区的大旱之年,有1024、1297、1326、1465、1506、1509、1585、1640、1650、1669和1786年。据《山东运河备考》载,1638年,漕河干涸;1640年,“大旱,黄河水涸,流亡载道,人相食。”《睢宁志稿》第十五卷。引自徐近之:《黄淮平原气候历史记载整理》,第184页。同一时期,长江中游和淮水流域的河流在冬季全部封冻。同上书,第188页;G·威廉姆·施坚雅:《市场体系与地区经济》,第77页;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第30—31页。?蝗灾发生于1638年。谢国桢:《南明史略》,第15—16页;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内在因素之研究》,第190—191页。严重的时疫有两次:一次发生于1586—1589年,另一次发生于1639—1644年。马克·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106页;文秉:《烈皇小志》,第217页;邓斯坦:《明末流行病初探》,第9—10及16—18页。饥荒与瘟疫,尤其是与天花,有着流行病学意义上的关联。拉尔夫·W·尼古拉

                          ,或者越来越累。“你现在想回小房间吗?”我问。卡伦点点头。“你何不挥挥手、说再见,让他们知道你很快会再回来?”我可以从卡伦的表情看出来,她正在执行我的指示。“你可以关上门,把门锁好,回到小房间好好放松。”卡伦松懈下来。我给她一点时间调整。“我从5倒数到1,然后你就会回到这间办公室,跟我在一起。5……4……3……2……1。”卡伦缓缓睁开眼睛,仿佛她已睡了好几个小时。她看起来困扰而烦乱,眯起眼睛适应屋里的灯光。另外,她似乎也有点尴尬。我对她微笑。“怎么了?”她害羞问道。“你记得什么?”我问。“我不确定。我记得我在看一样东西,但不记得那是什么。”“我想一切进行得很顺利,”我说,“你不但看得见你体内的其他人格,还能描述给我听。大体上,他们似乎都挺友善的。”大家都很自制,霍尔顿也成功控制住“坏脾气”,为此我真的很高兴,也大大松了口气。卡伦虚弱地微笑。整个催眠过程不过才15分钟,但感觉似乎过了很久。“我想我们有个不错的开始,”我说。几分钟后,卡伦起身走向大门,神情仍略显茫然。我重重靠上椅背,跟她一样茫然。[1]英文书名为:DiagnosisandTreatmentofMultiplePersonalityDisorder。纽约吉尔福德出版社1989年出版。——译者[2]亦称追思弥撒,安魂弥撒,因举行仪式时神父穿黑衣,故名黑弥撒。——译者[3]指美国政府于1965年设立的两种医疗保险计划之一,为65岁以上老人提供基本的医疗保险以及医生账单和其他健康照顾账单的补充保险。——译者第二部分身第10章自我介绍再见面时,我们又试了一次催眠;但这次进行得并不顺利。卡伦一直在椅子上动来动去,无法自在放松。她频频皱眉,连眉心都挤出纹路。她无法深入催眠状态,但或许是我太急躁了。她说克莱尔有话想告诉我,但她却不出来。我想可能是我太紧张,连带感染到她。我一再试图让她安心,告诉她克莱尔什么时候想出来都行,如果她太害怕,往后还有很多机会可以出来跟我说话。几分钟后,我决定终止催眠。我必须确定我能给卡伦一个安全、平静、值得信赖的环境,使她顺利体验催眠状态。我发誓下次一定要做得更好。又到了诊疗时间。这次卡伦晚到10分钟,泪汪汪地进门。她快步冲向椅子,一副不太认得这是什么地方的模样,并且告诉我她一度找不到诊所在哪儿。她的情绪相当激动,但她并不明白为什么。我提议,假如我们可以跟她体内的其他人对话,说不定能找出问题所在。她同意,也很高兴能暂时脱离目前的痛苦。我一如往常引导她放松,要她深深进入自己的内在。一旦她彻底沉浸于催眠状态中,脸上的表情即刻开始迅速变换,同时也有好几个不同的声音轮流发言。“好痛!”“他死,我们就得死!”“其他人出生了!”“唯有你死,疼痛才会消失!”“他说这是神的旨意。”“她这辈子都希望他死掉,所以她才必须先杀死自己。”卡伦正在跟自己对话,又或者是她的分身们一起跑出来对我说话。她时而尖叫,时而咕哝,有时像警告,有时又像在预告未来。这一切令我毛骨悚然。我告诉卡伦(她仍处于催眠状态)或任何可能听见我说话的人:她不需要死。我坦白对他们说,她不需要跟随父亲走上死亡之路;就算没有她父亲,她照样可以活下去。她将因此获得自由,不需要害怕。她没有响应,但我看得出来她渐渐放松,当我引导她脱离催眠状态,先前的激动情绪已不再出现。我不知道刚开始到我办公室的是哪一个她。我想继续催眠治疗,但陆续发生的事件打乱我的安排。卡伦的父亲在一周后过世了。也许和父亲过世有关,卡伦开始写信给我。虽然我说是卡伦,但我怀疑这其实是团体合作的成果。第一封信以圆润的草写字体写就,日期是1994年5月14日。亲爱的贝尔医生:我爸葬礼那天,我很晚才起床,感觉有些迷惘。无论睡着与否,我都在遗失时间。我们之中有些人总是静不下来,焦躁不安。在教堂时,我觉得头晕,没办法专心进行弥撒。之后,我开车前往墓园,但于追思过程中再度遗失时间。这段时间,我们“每个人”轮流忙进忙出,评论、关照各种状况;我冷眼旁观,看着这一切在我眼前发生。追思弥撒持续约15分钟,但这也是我听“他们”说的。卡伦博:“Szeretlek!”(匈牙利语,意为“我爱你”)克莱尔(对霍尔顿说):“你确定他在里面吗?这会不会又是他的伎俩之一?那里面一定很黑。你确定我们不会受伤?我还是很害怕。”霍尔顿:“他再也不能伤害我们了。他死了,不会回来了。记得贝尔医生说的吗?‘世界上没有鬼。’”“坏脾气”:“我希望他在地狱里腐烂!我们去把棺材打开来看看,确定他在里面。”西德尼:“我可以拿那个十字架吗?有圣水保护他吗?”卡伦1:“我知道他还是会伤害我。他不曾说过一句抱歉。他怎么能不道歉?也许天主不曾要他做任何事。说不定错的人是我。”桑迪:“好难过。我好难过好难过好难过。我觉得好沮丧。他一直很爱我。没有他,我活不下去。”朱莉:“我还是很痛。我感觉不到我的腿,我无法呼吸。我想死。”卡伦2:“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我们必须继续向前走。如果我们愿意尝试,我们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凯瑟琳:“他必须以这种方式死去,很难过。他还没向自己和其他人认错,他完完全全被否定了。我想不到有谁真的爱他,而我也不会想念他。我还有好多琐事要处理。时间紧迫,得走了。我得去登讣文。”卡伦3:“为何我什么都感觉不到?他们为什么要哭?他们不觉得解脱了吗?这里只有不到20个人。根本没有人在乎。”这封信似乎概略呈现卡伦——或者说全部的她——对父亲过世的情绪反应。我注意到卡伦身上的人格不仅能独立运作,卡伦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及的观点也和他们的想法不谋而合,这些都相当令我着迷。两天后,卡伦寄了一张谢卡给我,感谢我在她父丧期间的支持。她在谢卡最后写道:“虽然我感觉终于卸下千斤重担,但我同时也觉得好害怕。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请你千万不要放弃我。”※※※※除了那个“到诊所接受咨询”的卡伦,还有其他人格也在向我求救。根据邮戳,她在前面那封信的两天前曾写了另一封信给我。亲爱的贝尔医生:迈尔斯说不可以跟你说话,因为你会伤害我们,他说你会笑我。我想跟你说我的事。我出生在1967年10月29日,卡伦领受圣餐那一天。有人伤害卡伦。卡伦在那天就死了,然后我出生。莎拉也会受到同样的伤害。因为天主说,假如你想上天堂,就要先做这件事。你可以阻止那个男人吗?克莱尔迈尔斯?谁是迈尔斯?显然克莱尔还陷在往日被男人伤害的记忆里,认为他们随时都会跑出来伤害她。※※※※卡伦父丧后,她身上又陆续浮现几个独立人格,同时也开始出现一些无法解释的症状:疹子发了又退、退了又发,全身无力,腿部肿胀疼痛(显然是朱莉的毛病),但只持续数分钟,还有持续发作的头痛。医生为她安排核磁共振显像检查,想找出原因。桑迪说她“脑袋肿起来了”。卡伦的部分人格——尤其是朱莉和桑迪——与她的父母特别亲近,因此父丧再加上母亲远赴匈牙利度假令她们伤心欲绝,心力交瘁。她们渴望再次经历痛苦与羞辱,借此重建与双亲的联系。因此,卡伦表示她会故意激怒丈夫,逼他吼她打她。她说一直有人告诉她,受苦是应该的,唯有通过身体或精神上的痛苦,才能维持与父母的亲密关系。现在他们都不在了——父亲亡故,母亲在匈牙利,因此部分的卡伦试图承受更大的痛苦,希望象征性地与父母重聚。6月14日,我又收到一封信。这次是凯瑟琳写的,笔迹跟之前的信都不一样。女性字迹,大写字母第一笔都会出现一个小圈圈(卡伦不曾这么写过),“r”的写法也比较老式。最亲爱的贝尔医生:我的名字叫凯瑟琳,是这个系统的一部分。我负责照料所有孩童,维持卡伦正常运作也是我的职责。我不是没有痛苦,但我尽可能好好应付。我的人生道路上出现许多我并不明白的阻碍,但这些问题并非不公平的意外,这是我的选择。我生于卡伦1岁那年。卡伦17岁时,是我促使卡伦离家、离开父母的。1977年,我接管她的秘书工作。我们这个系统有好几个小孩:7岁的克莱尔,迈尔斯8岁,西德尼5岁,卡伦博2岁,朱莉13岁,还有卡伦1。霍尔顿和我把这些孩子管得好好的。他们每个人都曾受过严重伤害。我想尽我所知向你解释他们存在的理由。克莱尔(7岁)虽然她已7岁,但她的年纪永远不会改变。她诞生于卡伦领受圣餐那一天。那天,她父亲一边祷告,一边拿十字架凌辱她,同时还为她浇圣水,驱除她体内的魔鬼。卡伦无法应付这种痛苦,因此创造出克莱尔。克莱尔需要温暖,需要爱。迈尔斯(8岁)迈尔斯无法相信任何人,但是贝尔医生,他渐渐对你产生好感。迈尔斯乃是为承受愤怒而生。他不希望别人知道我们的存在。迈尔斯出现在1967年,一出生就是6岁;1969,也就是他8岁那年,当虐待事件开始时,他就停止长大了。迈尔斯是男生,他讨厌生在女性身体里。若被他逮到机会,他可能会伤害你;万一你先伤害他,那他就更有可能伤害你了。西德尼(5岁)西德尼需要别人注意他,因此他以偷窃博得大家开心。为了保护卡伦不受伤害,他撒谎。西德尼也会耍诡计骗人。他喜欢趁大家不注意的时候找乐子。西德尼诞生于1962年,当时卡伦3岁。她父亲吓她,害她拉大便在裤子上,于是她父亲逼她吞下自己的大便。西德尼是为了替卡伦抵挡父亲虐待而出现的,但他总摆出一副不曾为她做过任何事的模样。卡伦博(2岁)生于1960年,出生时已两岁。卡伦博不懂英文,只会匈牙利语。她的头和腿经常痛得厉害。卡伦进行血管瘤切除手术期间,卡伦博听见双亲想放弃她,送给别人领养。从那时候起,她便替卡伦承受痛苦——卡伦假装听不懂英文,卡伦博因而诞生。卡伦的父亲掐她,用胶带捆住她的手脚并封住她的嘴,想置她于死地的时候,都是卡伦博承受了这些痛苦。手术后,卡伦博也被她父亲往墙上甩。卡伦博很丑,脸上有瘤,没有人爱她,而且大家都喜欢取笑她。没有人愿意拥抱她。朱莉(13岁)朱莉一出生就是13岁,当时是1970年,她父亲把她借给朋友玩性游戏。那年卡伦11岁。朱莉很怕男人,怕黑,一看见血就恶心想吐。朱莉有气喘病,没办法好好呼吸;另外,她也不能走路。朱莉为消除卡伦的记忆而存在。她非常非常痛苦。朱莉快要死了。卡伦1(10岁)1969年,卡伦10岁时,卡伦1出现了。卡伦1非常敏感,也很害羞。她希望永远都不要长大,永远都这么瘦小不起眼。她经常剧烈头痛。她很孤单,觉得没有人喜欢她——也包括你,贝尔医生。她用纱布紧紧缠住卡伦的胸部,导致刚发育的胸部痛得不得了。她极度害怕噪音,也常常受到惊吓。她瞧不起父亲和祖父,她祖父常戴小丑面具吓卡伦,虐待卡伦。卡伦1痛恨小丑和圆点花样。我希望这些信息多少能帮助你治疗卡伦。不过,虽然我完全理解,也信任你使用这些信息的方式,但我认为卡伦可能还没准备好。希望我们有一天能好好谈一谈。尽管我能听见卡伦听见的一切,但她完全不了解我的想法,也不知道我会采取哪些行动。你诚挚的凯瑟琳这一次,我听从凯瑟琳的建议,并未拿信给卡伦看。卡伦对信上所写的,对他们的保护行动一无所知,我无法确定她何时才有能力承受这一切。这个迈尔斯令我不知所措,他好像有点危险,无法预测。另外几名人格——特别是朱莉和卡伦博——似乎是某种痛苦承受体,若能多了解他们一点,不知会发现什么?我对卡伦的了解又更进一步,但也更吓人。※※※※1994年7月,卡伦表示她可能在一天中经历多次人格分离。也许她一向如此,只是她现在比较能意识到自己的人格转换了。由于卡伦大多时候都处于人格转换的混乱状态,她越来越没办法掌握自己,集中意识。7月底最后一次治疗时,卡伦无法控制地哭个不停,于是我只好结束谈话。她头痛,心里也痛,最近的经历令她沮丧且精疲力竭。凯瑟琳的信寄到两天后,我又收到另一封信。最亲爱的贝尔医生:很抱歉,这么晚才写信给你,但我最近一直很忙,抽不出空来写信。你也知道,咱们这里头有太多问题要处理,我希望这些问题都能在你的帮助下顺利解决。卡伦实在太需要帮助了。感谢天主,有你在外面助我们一臂之力。她已无力胜任药店的工作,我也决定不再出手帮她。现在是迈尔斯和西德尼在顶着,但他们根本做不来。迈尔斯完全不会安排工作,西德尼一天到晚偷东西。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现在我要说发生在里面的事。最近迈尔斯很活跃,他出现的次数越来越频繁,想尽办法抹煞你对卡伦的治疗成果。但迈尔斯逐渐明白自己赢不过你,并且第一次好好冷静下来。我相信他开始喜欢你了。请你继续努力。我和霍尔顿会尽可能掌握每个人的活动和任务,但是真的很困难。你诚挚的凯瑟琳有凯瑟琳这样的盟友在卡伦体内跟我配合,真好,而且迈尔斯也喜欢我。以前他挺难弄的,能跟他改善关系,降低卡伦自残的可能性,这点非常重要。我开始收到其他分身的来信。通信对我帮助很大。他们多半会把信直接寄给我,偶尔也请卡伦转交(卡伦不会拆开来看)。如果卡伦在车钥匙旁发现其他分身写的信,她会带来给我。这次克莱尔的信有些心神不宁,却也解释了卡伦前次何以仓皇结束咨询。亲爱的贝尔医生:很抱歉,上次我哭着跑出你的办公室。我不知道我要付钱才能跟你说话。我好难过。我觉得你不想跟我说话了。现在我好想死。克莱尔两天后,另一封来自卡伦家、以铅笔写就、字迹紧密规矩的信寄到了。我必须承认,我总是不安又兴奋地等待每封信到来。这封信上写道:亲爱的贝尔医生:我的名字叫迈尔斯,8岁,黑头发、蓝眼睛。我很坏,任何你想得到的最恶劣的话我都说得出来。我很冷酷,个性阴沉。除非我们聊到跟邪教有关的事,否则你不会听见我的声音。大多时候都是其他人代替我发言,主要是霍尔顿和西德尼。霍尔顿说,我说的话一般人很难接受,所以我得闭上嘴巴,别人才会喜欢我。我一直很痛苦。他们说我很坏,把我归类为坏人。他们说,假如我敢告诉别人,他们会回来杀死我和我爱的人。我代替卡伦参加那些邪教仪式,这样卡伦就不会痛苦了。我除了我自己,另外还有两个独立的部分:爱丽丝帮我分隔邪教与非邪教的生活,卡尔则负责应付日常状况。现在我累了。迈尔斯我找出以前卡伦描述她身上11个人格的信来研究。现在又多了迈尔斯、爱丽丝和卡尔,一共是14个。我怀疑卡伦的分裂人格不止这些,但究竟有多少?最近这一阵子,卡伦体内的人格开始逐一浮现,而书信似乎是他们与我沟通的最佳桥梁。照这样看来,大家都想帮我——甚至包括迈尔斯。依照“标准精神治疗技术”(不给病人指示或施与压力,也不触碰病人)进行治疗最主要的好处是,我得以在“大家”观察我如何治疗卡伦的状况下,和每一个独立人格建立良好互动关系。数日后,我收到两封信(装在同一只信封里):一封来自凯瑟琳,一封来自霍尔顿。他们俩继续为我上课,尽力协助我了解卡伦的内在世界——也就是他俩所在的世界。我渐渐分得出两人的字迹了。凯瑟琳在信中写道:最亲爱的贝尔医生:希望你已收到我寄给你的整套资料,也希望这些资料多少能派上用场。如我之前向你承诺过的,我想再详细解释这里面的其他人。朱莉安15岁,她是咱们这个大家庭里最甜美可爱的一个。她精力充沛,迫

                          臣衙门,没有得到令他满意的答复,丰大业于是返回教堂,但是在途中遇见了天津知县刘杰。于是丰大业和刘杰论理,一来二往,性格骄横而且鲁莽的丰大业,在这个时候突然失去耐心,热血冲上脑盖,他拔出手枪,朝着刘杰“砰、砰、砰”大放一通,刘杰躲得快,但是刘杰的一个幕僚被当场打伤。丰大业开枪伤人了。这下不得了,此时,部分围观的人一哄而上,将丰大业以及他的秘书二人,当场活活打死。丰大业开枪逞强,导致他和他的秘书被打死之后,这个事件就失控了,聚集的民众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将法国教堂“望海楼”一把火烧了,并且对天津的洋人,开展了无差别的杀害。一共杀了多少呢?一共杀了20名外国人,其中含法国人13名、俄国人3名、比利时人2名、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各1名。这些人当中,有传教士、修女、商人、领事官员等。不但如此,愤怒的群众在当天还杀死了30多名中国籍天主教徒。民众杀红了眼之后,将方圆附近的外国教堂,不分法国、英国、美国,也放火焚烧,造成各处教堂都有不同程度的焚毁。事发后不久,法国军舰立即开足马力驶到天津,进行示威,英、美、德、意等六个国家的军舰也结集在天津,声援法国——你大清国必须快速处理本案,否则我们就打你。清政府刚刚在十年前被英法联军杀入北京,火烧了圆明园,伤痕犹在,不敢怠慢,于是派了曾国藩到天津调查处理本案。曾国藩在天津经过仔细调查之后,终于将本案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查清楚了,最终的解决方案是:1.大清国认定:本案责任在于大清国一方;2.大清国派出大臣崇厚赴法国谢罪;3.大清国逮捕并处死16名中国籍的主要凶手;4.大清国向法国及受害人支付赔偿金及抚恤金约合50万两白银。曾国藩对本案的处理,在朝野上下遭到了巨大的非议,人们都指责他“软骨头”、“吃里爬外”,其中北京的湖南同乡会宣布开除曾国藩的湖南省籍。那么,这起“天津教案”,留给我们后世人什么样的经验教训以及启示呢?魔鬼在于细节当中,我们不妨从本案涉案人员的各种作为来分析,总结一下,这些人都犯了哪些错误:1.教堂开办育婴堂,收养弃婴,本身并无不妥,但是对送来弃婴的好心人给予钱财奖励,这个缺乏深思熟虑的行为,却在客观上引诱了坏人去拐卖孩子,这个出人意料的魔鬼细节提醒了我们: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在事前多想一想:我们做这件事,会向社会传达一个什么样的信号?这个信号会不会是一个错误的信号?有时候我们出于好心做的一件事,会不会因为手段不恰当而使它最终成为一件坏事?2.部分群众看到修女付钱收小孩,看到小孩的残骸出现在郊野、看到教堂里有一罐腌洋葱,将上述三个现象十分不严谨地总结为“洋鬼子杀中国小孩制药”,这是不是造谣?我们在观察一个现象的时候,在做出任何结论之前,是不是要收集尽可能多的证据材料?我们是不是尤其在涉及公共事务的时候,发言应该更为严谨,以免不慎陷入造谣、传谣的陷阱之中?3.法国领事丰大业这个人,在和天津知县论理的过程中,情绪失去自控,竟然拔枪行凶,因而导致自己被活活打死,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任何问题,在“和平救济手段”尚未穷尽的时候,千万不要轻言动武——冲动是魔鬼。其实如果单单从本案而言,丰大业也许并非是一个心肠恶毒的人,但是他的死并不太值得同情——他并不是死于心肠恶毒,而是死于脾气暴躁。4.法国领事丰大业拔枪伤人的这个情节,使部分天津民众的情绪滑向了失控,人们对白色人种开展了无差别的杀害,只要你是洋鬼子,无论你与本案有关无关,无论你是法国人还是俄国人,无论你是传教士还是商人,总之只要你是洋鬼子,我们就打死你——愤怒的民众将这件事升级到了这个地步,有没有必要?是不是所有的白人都该死?“天津教案”留给后人太多的启示。我想,其中造谣、传谣,是一种严重的恶行,我认为这个教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总结。中国至今似乎仍然是一片造谣、传谣的乐土,谣言在这里很有市场,人们要么信口雌黄,要么偏听偏信,你要冷静,他说你冷血;你要证据,他说你书呆——有时人们往往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而不是相信证据确凿的东西——感情往往胜于理智。当然,我在这里,也只是抛个砖,引个玉。我相信明眼的读者,能从这里吸取更多的营养,悟到更多的东西。

                          鉴湖女侠秋瑾

                          史书上说:当年,清兵赶到革命党人秋瑾所在的“大通学堂”门前的时候,秋瑾从容就捕,而且拒写供词,只挥毫写下了以下七个冷艳的大字——“秋风秋雨愁煞人”……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1907年7月14日,革命组织“光复会”成员秋瑾,在浙江绍兴被捕,次日,秋瑾在绍兴的闹市区——“古轩亭口”被清政府杀害。秋瑾当然是一个女英雄。可是,英雄是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的,不是建立在传闻的基础上的。秋瑾为革命而死,仅仅算这个事情本身,秋瑾就已经堪称英雄,而如果再杜撰一些英雄的情节,刻意为她“锦上添花”,在我看来,却等同于画蛇添足,不但没有必要,而且反而适得其反。这不,秋瑾死后,中国社会上,就流传开了关于秋瑾的以下三则传说:传说一,秋瑾被捕时,英勇抵抗。传说二,秋瑾受审时,视死如归。传说三,秋瑾的口供只有七个字:“秋风秋雨愁煞人”。坦白说,我很愿意相信这些传说。可是很遗憾,事实上,以上这些,全部都不准确。我首先谈秋瑾被捕的过程。依据秋瑾的亲生弟弟秋宗章的回忆文章《大通学堂党案》,当天清兵到“大通学堂”里来逮捕秋瑾的时候,秋瑾并没有像影视作品里面那样英勇抵抗或者从容不迫地指挥学生抵抗。恰恰相反,秋瑾当时的第一反应是:逃跑。这不是刻意要丑化女英雄。事实上,革命人物在遭到官府逮捕的时候,逃跑不单是十分正常的表现,而且还是最为明智的选择。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试问:如果人人都见死不逃,恐怕革命人物都死光了,那么,谁来干革命事业呢?所以被捕的时候,尽量逃跑,保留自己的力量,这是十分符合逻辑的。“大通学堂”是秋瑾参与经营管理的一所学堂。《大通学堂党案》这篇回忆文章,收录了秋瑾在狱中给清政府的一份《供词》。我们不妨来看一看,当年秋瑾给清政府的这篇供词,都说了些什么:“秋瑾即王秋氏供:山阴县人,年二十九岁。父母都故。丈夫王廷钧。我于光绪二十九年与丈夫离别出洋,往日本游历,与徐锡麟、赵洪富会遇熟识。后我回国,在上海开设女报馆。上年十二月间,始回绍兴。由蔡姓邀我入大通学堂,充当大通附设体育会教员。与竺绍康、王金发均属要好,时常到堂,已有月余,也系熟识。今日闻有营兵前来拿捕,当即携取手枪、皮包,就想逃走。不料堂内开枪,兵勇等亦开枪,并将我连枪拿获。又论说稿数纸、日记手摺一个。此稿是我所做,手枪亦是我物。我已认了稿底。革命党的事,不必多问了。皮包是临拿时丢弃在堂。至赵洪富、竺绍康、王金发现逃何处,不知道是实。(下有指模,注明:‘右手二指’。)”秋瑾的这篇文言文供词,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这个意思:“我叫秋瑾,我的丈夫姓王,我是山阴县(浙江绍兴)人,今年29岁,我的父母都已经去世了,我丈夫的全名叫王廷钧,我于光绪二十九年告别了我的丈夫去日本游学,并与徐锡麟、赵洪富结识和交往,我回国之后,在上海开办了一份女性报纸,直到去年12月,我才回的绍兴,一个姓蔡的人邀请我加盟‘大通学堂’,并充当‘大通学堂’附设的‘体育协会’的教师。我和竺绍康、王金发关系都不错,他们已经有一个多月经常来‘大通学堂’了,彼此很熟,今天我听说政府派兵来抓我,我当时就拿了手枪和皮包,准备逃跑,不料‘大通学堂’里面的学生开枪了,于是清兵也开枪了,然后呢,清兵将我连人带枪给抓了,还搜走了我的一些文稿、日记等文件,这些稿子是我写的,手枪也是我自己的,稿子我都看过了,革命党的事情,你们就不要再问了,我的皮包是在拿的时候丢掉在学堂里面了,而至于赵洪富、竺绍康、王金发他们逃到哪里去了,我不知道。”于是,我们从秋瑾的这份供词里面,读出来以下几点重要的事实:1.当天,清兵来抓秋瑾时,秋瑾的第一反应,既不是奋勇抵抗,也不是从容就擒,而是逃跑。2.秋瑾并非如民间传闻中所说只写了“秋风秋雨愁煞人”七个字供词,而是写下了以上这份长达二百六十三个字的文言文供词。那么,秋瑾在受审的时候,又有没有“视死如归”的情形呢?史料告诉我们:恰恰相反,秋瑾在受审时,一开始坚决不承认自己“造反”的事实,而且想方设法为自己辩护,想方设法地去求生。依据是1907年7月21日版的《时报》,报道了秋瑾受审的细节。在庭审的时候,清政府官员贵福和秋瑾有如下的对话:贵福:“你一个女孩子,为何要造反?”秋瑾说:“你误会了,我是造男权的反,没有要造大清的反。”可见,秋瑾出于求生本能,为自己辩解,根本不愿意承认自己“造大清的反”的事实,因此,我们大家说她“视死如归”,似乎的确是言过其实了。可是,这也并非是故意丑化秋瑾。事实上,作为一个弱女子,在明晃晃的大刀跟前,不喊“大老爷”,不喊“饶命”,不喊“我错了”,不喊“冤枉”,就已经是难能可贵了——毕竟,秋瑾只是一个女子。读到这里,我们回到分析本文三个传闻的事情上来,我们不妨一一纠正如下,以正视听:传说一,秋瑾被捕时,英勇抵抗——不真实。秋瑾在被捕的时候,既没有英勇抵抗,也没有从容就擒,而是带上枪支、皮包,准备逃跑。传说二,秋瑾受审时,视死如归——不真实。秋瑾在受审的时候,虽然没有低声下气地求饶,但是,秋瑾一开始并不承认自己反清,也就是说,秋瑾仍然想侥幸求生。传说三,秋瑾的口供只有七个字:“秋风秋雨愁煞人”——不真实。秋瑾在狱中,为清政府写下了长达二百六十三个字的文言文供词。读到这里,请问诸位:您觉得,秋瑾的英雄形象,有没有被抹黑呢?有没有被丑化呢?我的答案是——没有。相反,秋瑾显得更真实了。事实上,作为革命党人,在面临被捕的时候,逃跑是正确的,在近代史上,在面临被捕危险的时候,撒腿就跑的英雄人物,不知有多少。此外,人在身陷囹圄的时候,不承认自己的“罪行”,幻想通过“证据不足”来使自己脱身,以求“留得青山在”,出狱之后继续革命,这种事情,也是相当的普遍,不要说一个小女子秋瑾,就算是我们历史上先后登场的众多英雄好汉,做过这种事情的,简直是数不胜数。再者,是写了七个字的供词也好,是写了二百六十三个字的供词也好,字数并不重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秋瑾在她的供词里面,没有出卖同志,没有屈膝求饶,没有背叛革命理想……仅仅这些就已经足够了。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掩盖这份二百六十三个字的供词,来为秋瑾“锦上添花”,否则一不小心,搞成画蛇添足,完全不必。这就是我的看法。

                          吉鸿昌之死

                          我们有不少的历史读物,突出地讲述吉鸿昌在胸前挂一个“我是中国人”的胸章访美的故事,努力将他塑造成一个强硬的民族英雄……久而久之,在不少人的心里,落下了“吉鸿昌死于抗日”的一种模糊印象,可是,事实真是这样的吗……提起“吉鸿昌”这个人,相信许多的读者心里都会蹦出一个词儿“英雄”。实事求是地讲,吉鸿昌的确是一个英雄人物。我先给大家讲一讲吉鸿昌大义灭亲的一起往事。《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五辑,记录了吉鸿昌一件鲜为人知的往事:“有一回,吉鸿昌的侄子吉星南,依仗自己叔叔吉鸿昌的权势,和有夫之妇通奸,并和奸妇合伙下毒,将女方一家的婆婆、丈夫、孩子老幼六口人,全部毒死。案发当地的县政府,知道凶手吉星南是大将军吉鸿昌的侄子,不敢严办本案。可是,有人报告给了吉鸿昌。吉鸿昌闻讯,大怒,命人将侄子吉星南和奸妇就地枪毙。”这件事,也许就能说明吉鸿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是等闲之辈。再讲一个故事。“20世纪30年代初,吉鸿昌访美。在美国期间,有一回,吉鸿昌到一个小邮局,去寄一个包裹回国内。当他用不标准的英文,对美国邮局女服务员说出‘中国’这个国家名字时,邮局服务员竟然抛出来这么一句:‘中国是哪里?我没有听说过。’吉鸿昌义愤填膺,当即叫人定做了一块写着‘我是中国人’的方形胸章,挂在自己的胸前。”这个故事,有些读者从小就读过,不再多费笔墨。出于对吉鸿昌的敬仰之情,长期以来,我们有很多的民间通俗历史读物,想方设法地突出吉鸿昌“我是中国人”的访美故事,刻意将他塑造成一个强硬的民族主义者,甚至是一个为了抗日而死的民族英雄。但是,事实上,吉鸿昌当年被国民政府枪毙,并不是因为他的抗日事迹,而是因为吉鸿昌发动了反蒋武装暴动。当然,反蒋对不对,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不是本书所要探讨的话题,在此不多说。本文所要澄清的是——吉鸿昌并非死于抗日,而是死于反蒋。其实,此事的端倪,并不陌生。吉鸿昌在死前,曾经写下这样一首绝命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吉鸿昌这首诗里有“恨不抗日死”五个字。很显然,吉鸿昌已经用他自己的话,亲笔告诉各位:他被捕乃至被杀,并不是因为他抗日,而是另有原因,所以才有他笔下“恨不抗日死”的遗恨自白。那么,吉鸿昌到底是为了什么而丢掉性命的呢?依据国民党军统特务人员陈恭澍在其回忆录《英雄无名》里的回忆,当年国民党特工潜入天津租界,刺伤并抓捕了吉鸿昌,理由是吉鸿昌组织反对国民政府的军事暴动。部分读者也许会质疑,国民党军统特务人员陈恭澍的回忆,有什么可信度?这其实也是一种偏见,难道军统特务的证言,就一定是谎言吗?其实,关于吉鸿昌被捕、被杀的真实原因,传世的第一手史料,多如牛毛。例如,吉鸿昌生前的战友傅二虞,在其回忆文章《吉鸿昌所走过的曲折道路》里面,透露了以下的惊人事实——吉鸿昌曾经派代表远赴广东参加汪精卫的反蒋会议,并被蒋介石的人查获。蒋介石对此,怀恨在心。出于防范,蒋介石于是命令吉鸿昌去“剿共”,可是,吉鸿昌不但不听指挥,而且冒充红军,倒戈攻击国民党军队。我们来读一读,傅二虞这篇证言的原文:“……第二十二路军驻防潢川一带,蒋介石给该路任务,是对豫鄂皖边区‘剿共’。在1931年4月间,吉鸿昌奉令到汉口参加军事会议,他回到潢川时精神沮丧,很气愤地说:‘蒋介石手下这班人,忒骄傲猖狂,就没拿我们当回事,尤其是陈诚,更是气焰逼人,我怎能吃他们这一套!’他还分别给杂牌军队中豫籍将领写信,说刘峙在河南,贪污腐化,贿赂公行,横征暴敛,民不堪命,反对刘峙主豫。并给刘镇华写信,推他为首领,作倒刘峙运动。据说,刘镇华接到吉鸿昌的信后,就把原信送呈蒋介石了。此时,有人介绍一位姓帅名公字新吾的,来到总部,帅又介绍他一位朋友刘某,代表吉鸿昌赴广东,参加汪精卫的反蒋会议。会毕,刘某将会议记录及汪给吉鸿昌的任命状等,装在暖水壶内,由广东北返送吉。刘途经汉口。下火车时,被蒋介石的侦探查觉,人证俱获,解到汉口行营。蒋介石得到这一情况,遂派参议冷欣,携带电台,来到潢川,住在二十二路军总部旁院,名为联络,实系监军,并时常找师长张印湘谈话,企图分化部队。约在5月间,蒋介石电令吉鸿昌率队向安徽金家寨‘剿共’。吉鸿昌接到命令后说:‘我决不牺牲部队,替蒋卖命。’乃伪造共军大部已出动到潢川西北寨河、竹竿铺附近的假情

                          出了一个这样的决议:“陆军部决于明年(1912年)正朔,各员皆剪发穿军服进署”。(参见香港《华字日报》1911年1月3日版。)这就是辫子的真相。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笔者是否可以依据这些第一手史料,大胆地推测一下:就算清王朝不倒台,全民剪掉辫子,也是大势所趋,仅仅是时间的问题了。结语:在晚清的最后十几年,大清国从上到下,相当多的人已经明白到辫子这个东西,与刚刚引进的西方生产方式和军事生活,已经严重脱节,已经到了非废不可的地步了。资政院和陆军部的决议,事实上已经几乎相当于宣布了辫子的死缓。与时代潮流相悖的东西,几乎都是不得长久的。

                          再谈“东亚病夫”

                          在近代史上,外国人歧视中国人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同时也不能否认当时的中国人的确也有一颗十分敏感的玻璃心,于是,当我们的自尊心脆弱到极点的时候,别人有意无意地往地上吐一口唾沫,我们就会觉得是在骂自己。唾沫也许本身就有一点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是其实人心也出了问题……我们完全可以做得更自信一些。谈到中国近代史,中国人的心中,有无数的淤血团,其中,所谓“东亚病夫”这起辱华事件,就是这样的淤血团之一。可是,如果用放大镜去审视近代史,我们却不难发现,这件事,与我们一向理解的似乎还不太是一回事。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还请听我细细说来。首先,令你大跌眼镜的是:在近代中国,最早称呼中国为“病夫”的,其实还并不是什么“帝国主义者”,而是一个中国人,这个人的名字叫严复。严复于1895年3月发表于《直报》的文章《原强》,文中有以下两处称呼中国为“病夫”:“……今夫人之身,惰则窳,劳则强,固常理也。而使病夫焉日从事于超距赢越之间,则有速其死而已。中国者,固病夫也……”“……盖一国之事,同于人身……今之中国,非犹是病夫也耶?且夫中国知西法之当师,不自甲午东事败衄之后始也……”严复的这两段文字,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意思:“……人的身体,懒惰则败坏,活动则强健,这是常理。但是如果叫一个病夫超速飞奔,跑得太快,则只有使他走上死路。中国就是这样的一个病夫……”“……国家大事和人的健身,道理是一样的……现在的中国,难道不就是一个病夫吗?更何况中国早就知道应该学习西方,并不是从甲午战败开始的……”我挖掘出严复在当年所写的这两段文字,是要告诉大家以下几点鲜为人知的事实。1.在近代中国,最早称中国为“病夫”的,并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严复。2.严复所说的是“中国是病夫”,没有说“中国人是病夫”,没有侮辱国人的意思。3.当时的大清国,的确是一个“病夫”,严复所说的,其实是真话,他并没有错。那么,外国人最早嘲笑中国为“病夫”的出处,又是哪里呢?原来出自清末年代英国人在上海所办的一份英文报纸,名叫《字林西报》,英文名字是《NorthChinaDailyNews》。1896年10月17日,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登载了某位英国记者所撰写的一篇批评大清国国政颟顸、不思进取的文章,原文中含有如下的英语词句:“……Therearefoursickpeopleoftheworld——Turkey,Persia,China,Morocco……China……SickManoftheEast……”翻译成中文是以下的意思:“……世界上有四大病夫:土耳其、波斯(伊朗)、中国(大清国)、摩洛哥……(其中)中国,是东方的病夫……”我们把原文挖掘出来并弄清楚了事实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以下几个基本要点:1.英国记者并不仅仅称中国为“病夫”,而是在原文中,同时还批评了土耳其、伊朗、摩洛哥。2.英国记者所说的是“中国是病夫”,而没有说“中国人是病夫”,因此,这位英国记者似乎也并没有要侮辱中国人的意思。3.当时的大清国,的确可以比喻为一个“病夫”。这位英国记者所说的不过是一句真话而已,他并没有错。类似于医生告知病人“你有病”,实事求是。这似乎并不带有太浓重的感情色彩。4.这位英国记者的言论,既谈不上“友好”,也算不上“恶意”,只是一篇典型的混稿费的文字。中国人太拿它当一回事,其实是过分在意它了。5.退一步而言,就算这位英国记者的言论确实是在蓄意侮辱中国人,那也只能代表这位记者他自己一个人,而并不能代表全世界。难道不是吗?读到这里,读者要注意了,这份《字林西报》是一份英文报纸,它要面对的读者群,是当时旅居在中国的外国侨民,上述的这篇文章,原文是用英语发表的,并不是给中国人看的,而是给西方人看的。如果没有人翻译它,那么中国人根本就读不到。既然读不到,似乎也就很难谈得上是什么蓄意侮辱。可是,有人翻译它并传播了。这个人是谁呢?正是当年的“公共知识分子”梁启超。梁启超读了这份《字林西报》之后,翻译了这篇社论,并于不久之后,在《时务报》上发表了评论。梁启超是这样翻译的:“……夫中国——东方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然病根之深,自中日交战后,地球各国始悉其虚实也……”鲜为人知的是,和当时很多的国民不同,梁启超对英国记者用“病夫”一词批评中国一说,却是深表赞同的。梁启超于第二年(1897年),也特地撰文评论道:“……若今日之中国,则病夫也,不务治病,而务壮士之所行,故吾曰,亡天下者,必此言也……”梁启超的上述这段文字,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这个意思:“……今天的中国,就是一个病夫,不好好治病,而偏要学强壮人士飞奔快跑,所以说,这种(步子迈得太大)的言论,会亡国的啊……”不久之后,梁启超更是写道:“……中(国)人不讲卫生,婚期太早,以是传种,种已孱弱,及其就缚之后,终日伏案,闭置一室,绝无运动,耗目力而昏眊,未黄耇而骀背;且复习为娇惰,绝无自营自活之风,衣食举动,一切需人;以文弱为美称,以羸怯为娇贵,翩翩年少,弱不禁风,名曰丈夫,弱于少女,弱冠而后,则又缠绵床笫以耗其精力,吸食鸦片以戕其身体,鬼躁鬼幽,跶步欹跌,血不华色,面有死容,病体奄奄,气息才属:合四万万人,而不能得一完备之体格。呜呼!其人皆为病夫,其国安得不为病国也!以此而出与狰狞枭鸷之异族遇,是犹驱侏儒以斗巨无霸,彼虽不持一械,一挥手而我已倾跌矣。呜呼!生存竞争,优胜劣败,吾望我同胞练其筋骨,习于勇力,无奄然颓惫以坐废也……”梁启超上述这段文字,翻译成现代中文,概括地说,是以下的意思:“……中国人不讲卫生,结婚生育太早,不利于优生,而且中国许多人终日闭门读书,根本不做运动,身体所以不强健,而且不少人还房事过度,而且还抽鸦片,身体当然不可能强壮。所以啊,中国人的体格根本就是病夫,由病夫组成的国家,怎么可能不是病国呢?希望我的同胞们,要锻炼身体啊……”可见,梁启超从外国人称“中国”为“病夫”的社论当中,引申出了中国人的体格问题,并批评中国人不爱运动,因此,梁启超认为“中国人”是“病夫”,而由一群“病夫”所组成的国家(中国),这样的国家,自然也是一个“病夫”。读到这里,有几点重要事实,需要注意。1.梁启超是当年洛阳纸贵的“公共知识分子”,他的文字对当时国民舆论的影响,是不可小视的,在当时,绝大多数的国民没有能力阅读英文社论的原文,因而只能以梁启超的评论为参考。2.清朝末期的中国人的确没有做体育运动的习惯,我们所熟知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口号是1949年之后才提出来的。到了1904年,梁启超更是在他的《新大陆游记》一文里写道:“……称病态毕露之国民为东亚病夫,实在也不算诬蔑……”很清楚了,身为当年中国人意见领袖的梁启超认为“外国人称中国人为‘东亚病夫’,只是实话实说,谈不上污蔑”。这是梁启超的原话,读者要不服,可以找梁启超去理论,因为这是他的原话,并不是我的杜撰。这里有一个魔鬼般的细节,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字林西报》的英国记者用英文评论“中国是病夫”,而到了梁启超翻译、传播、评论该事件的时候,却逐步演变成了“中国人是病夫”。“中国”和“中国人”的概念显然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所谓“东亚病夫”这条信息,从梁启超这里,就开始被扭曲了。随后,“东亚病夫”这个名词,再一次得到大规模的传播,为什么呢?因为在1904年,中国出版了一本畅销小说《孽海花》,作者名叫“曾朴”,而笔名为“东亚病夫”。这本小说在当年,热销得不得了,多次重印,作者笔名“东亚病夫”也就随着这本小说的走红,而名声大噪。还有一个更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史实,鲁迅在年轻的时候在日本留学,看到幻灯片里日本军队砍杀一个给沙俄军队当间谍的中国人,同时看到许多围观的中国人表情很麻木,因此,鲁迅认为“中国人有病”,所以他“弃医从文”,走上了当作家的道路。鲁迅说“中国人有病”,这恐怕是各位在小学年代就耳熟能详的片段了吧?鲁迅说“中国人有病”,因而成了伟人。而英国记者说“中国有病”,却被中国人记恨了一百多年。其实,我们中国人完全可以做得更自信一些。难道不是吗?前文提到了英国记者最早嘲笑中国是“病夫”的同时,也嘲笑了土耳其、伊朗、摩洛哥。事实上,西洋鬼子的品性,远远不止如此,他们在西方世界的内部,也是互相嘲笑“病夫”。在此,我特列举几个例子。早年西方人在19世纪中期,嘲笑当时的“奥斯曼帝国”是“欧洲病夫”(TheSickManofEurope)。2009年4月3日,美国知名杂志《外交政策》(《ForeignPolicy》)登出评论文章,嘲笑日本是“亚洲病夫”(SickManofAsia)。2009年10月29日,英国BBC电台,英国评论员笑骂本国(英国)为“欧洲病夫”(SickManofEurope)。2007年,《经济学人》杂志(《TheEconomist》),讥笑葡萄牙为“新欧洲病夫”(ANewSickManofEurope)。在更早前的2005年,同一本杂志《经济学人》(《TheEconomist》),还曾经讥笑意大利为“真正的欧洲病夫”(TherealSickManofEurope)。除此之外,法国、德国、希腊……都有被西方媒体笑称为“病夫”的历史。这些事例,根本列举不完。可见,在英语媒体里,“病夫”(SickMan)这个词语,原来是一个常用的比喻词,在英语世界里,记者、编辑们频繁使用这个词语,用来评论那些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出了问题,或者遇上了麻烦的国家,而被西方记者扣过“病夫”(SickMan)帽子的,其实远远不只中国,而还有俄国、日本、英国、葡萄牙、意大利、法国、德国、希腊……可见,在西方被称为“病夫”根本就不是一个事,或者至少可以说——不是一件什么大事。不但如此,在近代史上,还有一个被我们严重忽略的事实。早在近代(清朝中叶)之前,有一些清朝统治者就看不起外国人,发明了相当多的贬义词来称呼外国人,例如:“红毛鬼”、“番鬼”、“鬼佬”、“洋鬼子”、“蛮夷”、“夷人”、“倭奴”……读者只要换个位置思考一下,立马就能知道,这些名词,就其字义而言,只有比“病夫”更难听,而绝不比“病夫”更高雅。总之,最早是某些清朝统治者蔑称外国人,后来才轮到外国人蔑称大清国的官民,这似乎也是一个铁的事实,但又是最容易被国人忽视的事实之一,也是国民最不愿意承认的事实之一。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清朝的统治者用双重标准看待自己和他人,因此,判断问题当然不可能做到客观实际。凡事贵在换位思考。难道不是吗?我挖掘了这么多事实,自信已经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基本上讲得很清楚了。在此,请容我作一个简单的总结如下:1.最早将“中国”比喻为“病夫”的是中国人严复。2.英国记者在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评论:“土耳其、波斯(伊朗)、摩洛哥、中国,这四个国家,是当今世界上的四大病夫”。3.这条信息,经过梁启超翻译、传播、评论之后,变成了“外国人嘲笑中国人是东亚病夫”使信息产生了严重的扭曲。4.“东亚病夫”一词,被畅销书作家曾朴采用为笔名,随着其小说《孽海花》的畅销,“东亚病夫”一词成为了近代史上的“热词”,继而家喻户晓。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东亚病夫”一词,从产生——传播——扭曲,再到发扬光大的基本过程。

                          “支那!支那!”

                          比日本人称呼中国为“支那”更早的,是一个唐代的中国人,他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唐僧”——玄奘法师。玄奘法师在其口述的著作《大唐西域记》里面,记载了拘摩罗王和玄奘法师的一番对话如下:拘摩罗王:“自何国来,将何所欲?”玄奘法师:“从大唐国来,请求佛法。”拘摩罗王:“大唐国在何方?经途所日,去斯远近?”玄奘法师:“当此东北数万余里,印度所谓摩诃支那国是也。”这段文献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意思:拘摩罗王:“你是从哪个国家来的?来我们这里干什么?”玄奘法师:“我从大唐国来,是来求佛经的。”拘摩罗王:“大唐国在哪里?要走多少天?有多远的路程?”玄奘法师:“往东北方向走几万里路,印度叫支那的,就是指的大唐。”玄奘法师所说的,只不过是一个事实,古印度将大唐国称呼为“至那”、“支那”、“脂那”。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是在唐朝。当时的唐朝是日本崇拜和学习的对象。于是,从唐朝开始,一些日本僧人就开始在文献中,称呼大唐国为“支那”——注意:那时的日本,不但对大唐丝毫没有恶意,而且还相当地仰慕大唐。唐朝时代的日本僧人,为什么称呼大唐为“支那”呢?因为当时的日本僧人和唐僧(玄奘)所读的,是同一批的梵文佛经——古印度人将中国称为“支那”,唐僧也跟着学,于是,日本僧人也跟着学。可见,“支那”一词,从其诞生的最初来看,其实并没有歧视、侮辱、蔑视中国人的意思。“支那”一词在日本的影响进一步的扩大,是从江户时代(17世纪初)起,当时的中国处于明朝时期。那么在明朝的时候,日本为什么不称中国为“中国”,而是沿袭旧称,继续称呼中国为“支那”呢?因为——日本要避免混淆。事情原来是这样的:在明朝以前,“中国”这个名词,并不常用。当时大明国的周边小国,都知道“大明国”、“大明”,而不知道“中国”——反而是在日本,有一个地方名叫“中国”——日本本州岛西部的“山阳道”、“山阴道”两个地区,在日语中,合称“中国地方”,也简称“中国”。因此,如果把大明国硬称为“中国”,则在日本国内必然会造成混淆。两个地方叫同一个地名,很显然会造成误会。所以,日本从明朝开始,举国上下就习惯了称呼大明国为“支那”,而不叫“中国”——为的是与日本国内的“中国地方”区别开来。直到后来抗战胜利,日本迫于战胜国——中国的压力,才普及了“中国”的称呼,并开始迁就中国,将日本的“中国地方”改称“山阳地方、山阴地方”。事实上,将中国称呼为“支那”的,远远不止日本一国,至少还有以下国家的语言,都称呼中国为“支那”:泰语、法语、马来语、德语……更有甚者,俄语更是将中国称呼为“契丹”,至今仍是如此。在中国的历史上,将中国称呼为“支那”的,也不仅仅是日本人,在中国,大量的汉民族英雄和成功人士,都曾经将中国称呼为“支那”

                          承受的。长不大的妻子。他终于死了,一切都结束了,我才意识到自己当初待他多糟。他的姐姐有时会过来,他们大概聊过吧。她待我如同他待我一样。很温和。可怜的简娜,不可以指望太多。他去世以后我就没有见过她了,他家的人一个都没再见过。终于滚蛋了,谢天谢地。我是说,他们是这样看我的。我倒不介意和弗雷迪的姐姐聊起他,因为我对他没什么了解,没什么真正的了解。不过想重新认识他,那会儿为时已晚。他去世后,我发现自己十分想念他,我很想知道在他很少提起过的那些年月里他是怎么过的。比方说参军打仗。五年。从十九岁到二十四岁。那几年对于我来说是美好的时光。1949年我十九岁,开始忘掉第二次世界大战,事业起步。不过我们又很亲密。我们的房事很是欢畅淋漓。也许别的方面不行,但在这个方面我们和谐得很。但是我们没法交流。不对,是不交流。不对,是他没法和我交流,因为每当他尝试的时候,我就会逃避。我觉得事实是,他是个严肃内敛的人。正是我如今求之不得的那种人。十年以来,我一直要什么有什么;他死后,我想云雨之欢想得发狂,那会儿我到处滥交,我不愿想到底有多少人,或者是哪些人。有一次办公室聚会,我环顾四周,发现我和在场的半数男人都上过床。这吓了我一大跳。我其实一直痛恨那样的性爱,一顿好饭后有点醉醺醺的,我还有事情急着去办,那种情况下的性事。不是他们的错。乔姬姐姐来看我,说是轮到我照看妈妈了,那些事情也就随之结束了。我当时又自怜自惜起来。现在我倒觉得,她的确早该开口了!丈夫、四个孩子、一栋小房子——而自从爸爸去世以后,妈妈一直住她那儿,八年了。我没有孩子,而且我和弗雷迪都工作,所以不缺钱。但他们从来没提过妈妈该来和我们住。或者说,我反正是记不得有过这种提议。不过我也不是那种会照顾孤寡老母的人。妈妈以前说,我花在脸上和衣服上的钱都能养活一家人了。的确。我也没法违心说对此我很后悔。现在有时想想,我生命中最好的时刻,就是早上走进办公室,知道自己看起来不错。大家都留意观察我穿了什么衣服,怎么穿这些衣服的。我每天都对这一刻翘首以盼:我打开门,穿过打字室,姑娘们羡慕的笑容。然后穿过一间间行政办公室,那儿的姑娘们羡慕欣赏,希望也能有我这样的品位。嗯,就算我别的没有,品位的确是有的。以前我经常一周买三四件新衣,只穿一两次,然后就扔一边堆着。我姐姐把它们拿去做好事,所以倒也没有浪费。当然,这都是在乔伊丝接手了我,教会我如何真正地打扮——风格,而不仅仅是时尚——之前。妈妈来和我住时,我才意识到我是个寡妇了。一开始倒也不太糟糕。她身体不是太好,不过她会自娱自乐。我要是看上了哪个男人,也没法带他回家了,不过我暗自挺高兴的。我就不请你进来了,我的老母亲在家呢,可怜的简娜!来我这儿一年后,她生病了。我对自己说,听好了,这次你不能装作没这么一回事了。我陪她去医院。他们告诉她,她得了癌症。他们讲了好久,告诉她会发生什么。他们和蔼可亲,通情达理。以前医生没法和我谈我的丈夫怎么了,但是他们可以直接和妈妈谈她怎么了。因为她是那样的人。生平第一次,我想要和她一样。在此之前,我一直觉得她让我难为情,她的穿着,她的发型。以前我和她一起外出的时候,我会想,不会有人相信我是她的女儿,过度古板、讲究体面的她与我,我们是两个世界。我坐在她身边,听她和医生说起即将来临的死亡,那样优雅,那样庄重,我感觉糟透了。但是那时我吓得六神无主,因为吉姆叔叔死于癌症,现在是她——父母两家都有病史。我想:下一个是不是就轮到我了?那时我的感觉是,这不公平。妈妈临死前那些日子,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不像弗雷迪那会儿我压根就不想弄清楚。但我还是没做到,问题就在于此。我那会儿时时刻刻觉得难受和恐慌。她很快就垮了下去。垮了下去——就是这样。我痛恨身体的痛苦。那会儿出门上班前我会去看她。她穿着睡衣在厨房里慢条斯理地做些琐碎事情。她的面色蜡黄,泛着不健康的光亮,皮包骨头。不过至少我没说:你是不是感觉好些了,那太好了!我陪她坐下来,喝咖啡。我说,要不要我去药店——她有那么多的药丸、药片、药剂要吃。她会说,嗯,买点这个那个。但我没法亲吻她。唉,我们这家人不是喜欢身体接触的那一类!我根本记不得好好地拥抱过姐姐。面颊上轻吻一下,就差不多了。我想要抱住妈妈,也许再轻轻地摇摇她。到了最后,她那么勇敢,病得那么厉害,我觉得我应该伸开胳膊好好抱着她。但是我没法碰她,没法好好碰她,没法温柔体贴地碰她。那味道……他们尽可以说这不会传染,但他们知道什么?根本不知道多少。以前她常常那样坦诚地直视我,但我根本没法直面她的眼睛。倒不是她的眼神里对我有什么索求,而是我深以我的情绪为耻,为自己感到惊慌。不,不像当初对待弗雷迪那样,我不冷酷无情。但是对于她来说,一定感觉不到什么——我的意思是,感觉我算不上什么。每天早晨几分钟而已,然后便赶着去办公室。我一般回家都迟,和同事,一般是乔伊丝,吃过饭才回来,那会儿妈妈已经上床了。她还没入睡,要是睡着就好了!我走进她的房间,坐在她身边。她经常疼得死去活来。我总把她的药准备好。她喜欢这样,我看得出来。这算是一种鼓劲支持吧。我们稍稍聊聊。后来乔姬姐姐开始每周来两三个下午,来陪她。我没法一直陪她,我要上班,而她的孩子都上学了。我走进房间,会看见她俩坐在一起。我常常嫉妒得难受,她们这样亲密,母与女。等妈妈住院以后,我和乔姬轮流去探病。那时乔姬得从牛津来伦敦。我没法去得更频繁。每隔一天,在医院里待两三个小时。我痛恨那每一秒钟。我想不出来讲些什么。但乔姬和妈妈总是时时刻刻有话可聊。都聊的是些什么呀!——我那时听着,完全难以置信。她们会聊乔姬的邻居,乔姬邻居的孩子,她们的丈夫,她们朋友的朋友。她俩聊得一刻也不停。她俩对这些话题是如此投入,真是有趣。妈妈去世了我很欣慰,当然了。乔姬也很欣慰。不过我知道乔姬这么说与我这么说是大不一样的。她有资格这么说。因为她的所作所为。妈妈去世前的那个月,乔姬日日夜夜分分秒秒地陪着她。那个时候,我终于学会不过于反感肉体层面的东西,妈妈几乎已是一具盖着蜡黄皮肤的骷髅。但她的眼睛还和原来一样。她痛得很。她没假装不痛。她抓住乔姬的手。关键是,乔姬的手是合适的手。然后我们的公寓里只剩我孤身一人。那些男人里有的来过一两次。不怎么样。我一点都不怪他们,我怎么能?那会儿我已逐渐明白我变了。我懒得烦。如何!倒不是我不需要性事了。有的时候我想得发狂。但这里头有些乏味、重复的东西。而且那屋子里到处是弗雷迪。我能看见自己变成一座弗雷迪的纪念碑,不得不铭记他。那有什么用?我决定卖掉这套房子,寻一处自己的地方。我仔细考虑了很久,好几个月。就连在当时我也知道,这于我而言,是一种新的思想方法。在杂志社工作,我的思想方法不同,迅捷果断,就像一直处在一股水柱的顶端。这些都是我如今的拿手好戏。这也是为什么当初他们给了我这份工作。说来好笑,那会儿我可没料到会这样。其他人都知道他们要给我副主编的职位,我自己不知道。原因之一,我沉浸于我的自我形象中,拘泥于自己对自己的定位和表现。我的形象一开始是无忧无虑、风趣滑稽、衣着怪诞的简娜,聪明伶俐,永远得力的女秘书。然后,经乔伊丝一番指点后,奢侈、完美、聪慧、可靠,办公室里的老资格,背后有一个潇洒时髦的丈夫——弗雷迪听到这形容肯定认不出自己来。然后,突然地(好像是这样)就变成了一个中年妇女。机敏精明,大气端庄。这让人难以接受。现在依然困难。一个大气端庄、在杂志界有一份好工作的中年寡妇。与此同时,我一直在考虑我应该如何生活。在我和弗雷迪的套房里,我觉得自己像一小团绒絮或者一根羽毛,随风飘荡。下班回家以后,我好像指望能在那里找到秤砣或锚之类的东西,但那东西根本不存在。我意识到自己是多么单薄、多么不独立。发现自己不独立,这很叫人痛苦。当然,不是指经济上不独立,而是作为一个人不独立。长不大的女儿,长不大的妻子。我没打算再婚。我无法想象自己再婚。但是我又对自己说,你必须结婚,必须,趁着还不迟。而就连现在,我有时也还这么想,尤其是现在我觉得自己不像以前那么糟糕了。但当我认真考虑时,我就知道我不应该结婚。说来说去,反正也没人向我求过婚!我卖掉了原来的房子,买了现在这套。一个房间睡觉,一个房间起居,一间书房。很大的豪华公寓区。不过我很少在这儿,而在的时候,我常常在思考。这种思考方式……其实算不上是思考,只是把事情放在脑子里,让它们自行归拢整理。如果你真能这么做,慢慢地,会有出乎意料的结果。比方说,你的想法会与你原以为该是的样子大相径庭。有些事我需要思考,但我还没来得及思考。比方说乔伊丝。我们的那间办公室,顶楼,可以看阳光普照,风雨变幻。她坐在她的长桌后,我坐在我的长桌后,两张桌子面对面。我们就这样面对面地坐了好几年了,保证杂志运转。然后这一边是一张长桌,上面放着所有我们需要的东西,机器、绘图板、照片。另一边是一张小桌子,秘书们进来做记录,或者有人进来谈话时,就坐那儿。想到这一点我就很高兴,因为这一切是如此恰当、合适,和这儿做的事正相配。但是我必须思考,思考……总觉得不舒服,好像有什么不大对劲。我搬进新屋后,很快就发现我的生活全在办公室里。我在家里根本没有生活。家。好一个词!那不过是我为去办公室做准备的地方,或者是下班后休息的地方。我在思考的事情之一,是如果我丢了工作的话,我就不剩下什么了。我看着那些聪明的姑娘们一路奋斗,向上爬。我发现自己会看着其中某一个,比方说菲丽丝,心里琢磨,嗯,她是块好料子,会遣词造句,能采访任何人,可以胜任编辑工作,她的大脑好似剪刀,她从不惊慌失措。她知不知道事情到底是怎么运作的?我这话是指什么?指很多很多东西。一切。她急于求成,毫无耐心,而你得知道怎么顺其自然。我思考得最多的,是我让弗雷迪失望了,让妈妈失望了,我就是这样的人。如果再发生什么,发生什么需要我面对的事情,比方说疾病或死亡,如果我需要对自己说,“现在,你得像个成人,别再像个小姑娘似的了”——我做不到。这不取决于你有没有意志,这取决于你是什么样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决定要学些别的本事。我在报纸上看到这则广告,“你想和一位老人交朋友吗?”一张可爱老太太的照片,一个可亲可爱的老太太。大家最喜爱的奶奶。哈!我打了电话,去看望她们。斯诺小姐,慈善家。我和她一起去拜访了约克太太。我们三人一起,在肯辛顿的一座小公寓里喝了茶。整个过程我觉得假惺惺的,糟糕极了。我觉得斯诺小姐显得有点屈尊纡贵而不自知。约克太太是一个身材庞然、动作迟缓的病人,面色苍白,脸庞浮肿,像个面团,小眼睛里满是牢骚。我看得出来她不喜欢斯诺小姐。我坐在那儿,心想,我他妈到底在这儿做什么?这对约克太太能有什么好处?我难道要每个星期天都来看她一次,带蛋糕给她,问她风湿有没有好些?斯诺小姐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我们在人行道上道别的时候,她对我很敷衍。嗯,好,要是你觉得自己想做这事的话,到时候给我打电话,萨默斯太太。然后她钻进她的MiniCopper,开走了。失败。嗨,不足为奇,她是这么想的。他们得找别人陪约克太太。不过这次我没有自觉无用。约克太太只是不适合我罢了。那时我会看着照片里那可亲可爱的老太太,想着糟糕的约克太太,心生几分讥嘲。与此同时,在我对面的楼上,有个彭妮太太。她七十岁了,孤身一人,十分渴望我能与她结交。这我心知肚明,但我不想去。她也知道。她会全面介入我的生活。想到我得听她使唤,我就觉得喘不过气来,心慌得很。可是那天我在药店里,这事就发生了。我看到了一个老巫婆。我瞪着这老东西,心里想着,巫婆。这是因为我整个一天都扑在一篇专题上:《过去和现在的女性形象模式》。文章没有具体说过去是什么时候,维多利亚时代末期吧,优雅的妇人,一大帮孩子的母亲,羸弱的老处女姑妈,新女性,传教士的妻子,诸如此类。我有四十多张照片可以选用。那其中就有一张巫婆,不过我没选她。可她现在就在这里,站在我身边,在一家药店里。一个弯腰驼背的小个子女人,鼻子几乎能碰到下巴,穿着灰扑扑、厚厚实实的黑衣服,头上是顶无檐软帽样的东西。她看见我在瞪她,就塞给我一张药方,说:“这是什么?帮我买一下。”灰色的粗眉毛下,是凶巴巴的蓝眼睛,但是那双眼睛里却有些无比亲切的东西。莫名其妙地,从那一刻起我就很喜欢她。我接过纸,知道我接过的不止那张纸,而是更多。“好。”我说,“但是为什么呢?难道他对你态度不好?”开玩笑呢,而她立刻有了回应,使劲地摇着苍老的脑袋。“不好,哎呀,他没用,我就没听懂过他在说什么。”他是年轻的药剂师,站着,手撑在柜台上,等着接单,面带微笑。他和她很熟悉,我看得出来。“这张方子上开的是镇静剂。”我说。她说:“这我知道。”我把方子靠在我的手袋上,她伸出手指戳着纸头紧贴手袋的地方,“但不是阿司匹林,是吧?”我回答:“这东西叫安定。”“我就知道。那不是止痛剂,那是麻醉剂。”他大笑。“没那么糟糕啦。”他说。我说:“这药我也一直在吃的。”她说:“我告诉医生,阿司匹林——我要的是阿司匹林。但是他们是些笨蛋,那帮医生。”气势汹汹、声音颤颤的,又有些快乐活泼。我们三人,站在那里,放声大笑,但她又很生气。“那你要我给你拿点阿司匹林吗,福勒太太?”“是啊,是啊。我才不要麻醉人的东西呢。”她从一个又大又破的包包深处掏出钱来,慢慢地一个硬币一个硬币地数。他把阿司匹林递给她,接过她的钱,然后又接过我的钱——我买了指甲油、腮红、眼线、眼影、口红、珠光唇膏、化妆粉、睫毛膏。一大堆:这些东西我都存货不足了。她站在边上看着,现在我知道她那时脸上的表情是她特有的,拼命思索的样子,真正地想要理解。想要领会一切。我放慢脚步,合上她的步子,和她一起走出店门。我们站在人行道上,她没有看我,但是能感受到她在请求。我走在她身边。慢吞吞地走路真难。那时我才知道,原来之前我走路都是在飞。她迈出一步,停下来,打量打量路,然后再跨另一步。我想到自己天天都在这路上来去匆匆,可从没见过福勒太太,但她就住在我附近,我仔细打量着大街,突然看见——老太太们。也有老先生,但还是老太太居多。她们慢吞吞地走着。她们三三两两地站在一起,谈天说地。或者她们坐在街角法国梧桐树下的长凳上。我以前从没见过她们。那是因为我害怕自己会变得像她们。走在她身边,我很害怕,害怕她的味道,一种泛甜带酸、尘土般的味道。我看着她苍老瘦弱的脖子上的污垢,她手上也有。她住的房子有一面破破烂烂的矮墙,豁了口的台阶。她看也不看我一眼,因为她不准备开口邀请我。她小心地走下老旧的台阶,站在一扇门前,门已关不太拢,一块粗糙的木板拦腰钉在上面。这扇门连一只下定决心要进去的猫都拦不住,不过她还是摸来摸去地找钥匙,好不容易找到以后,又眯着眼睛找锁孔,然后把门打开了。我跟着她进了门,屋里的气味让我心里不舒服,胃里也不舒服。

                          国签订了和平条约;郑国则派公子去疾到楚国当人质。就在楚军第二次围攻新郑的同时,荀林父率领的晋国大军正日夜兼程,前来救援郑国。此时的晋军仍为三军之制:荀林父为中军元帅,先谷为副;士会为上军元帅,郤克为副;赵朔为下军元帅,栾书为副。除此之外,赵括、赵婴为中军大夫,巩朔、韩穿为上军大夫,荀首、赵同为下军大夫,韩厥为司马。从这十三个人的名单不难看出,晋国的军政大权仍由晋文公年代的老臣及其后代把持,而赵家子弟占了四人,风头不减当年。晋军抵达黄河的时候,郑国已经臣服于楚国,与楚国签订了城下之盟。得到这个消息,主帅荀林父便想打道回府,他对众将说:“现在就算赶到郑国也已经晚了,我们又何必日夜兼程?不如等到楚军回国,我们再进军讨伐郑国,也不算晚。”士会赞同荀林父的意见:“言之有理。我听说用兵之法,就是要发现敌人有漏洞才进军。如果对方品德、刑法、政令、祭祀、礼仪都保持了常态,也就无隙可击。楚王讨伐郑国,恼怒其三心二意而可怜其低三下四,郑国背叛就讨伐它,臣服就放过它,楚国的仁德和刑罚已经完善了。楚军去年入陈,今年入郑,百姓不感觉疲劳,君王没招致怨恨,说明施政有方。大军在前方作战,国内的农、工、商各行各业均不受影响,车兵和步卒也能团结和睦,各安其分,实属难得啊!”士会此言并非夸大其辞。那些年间,楚国在令尹孙叔敖的治理下,各项法典不断完善,军政事务井井有条,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以作战为例,楚军被划分为五个职能单位,右军追随主将,左军准备粮草,前军负责开路,中军侧重谋划,后军由精锐部队组成,负责致命一击。军官各司其职,军务自成体系,而且形成了完备的法典。孙叔敖的管理水平在当世首屈一指。一年之前,楚庄王命孙叔敖亲自监督沂城的建设。孙叔敖先派人拟订工程设计,报告给司徒审批后付诸实施,从计量工程、测算日期、分配材料、委派人员、计算远近到施工现场管理,一切都是有条不紊,只用三十天就顺利完成任务,没有出现任何浪费和工程质量问题。另外,楚庄王本人也勤于政事,在人事方面,既重用王族亲戚,也注重在外姓贵族中选拔骨干,对于品德高尚的人予以重用,对于努力工作的人给予奖赏;平时还注意安抚老人,关心下层官吏的待遇;贵族和平民区别对待,贵族不能越权,平民亦有尊严,积极有效地促进了各阶层的团结。士会接着说,适时而进,知难而退,是用兵的原则,请主帅整顿军备,等待时机,大不了我们还可以攻打弱小而昏乱的国家,为什么一定要与楚国正面交锋?这话也许不中听,但是有道理。打仗的原则就是要避实就虚,避强击弱,不怕碰硬,更不硬碰。当时晋国众将听了荀林父和士会的发言,照旧产生了分歧。中军副帅先谷主张继续前进,称:“晋国之所以能够称霸天下,是因为军队勇敢,将士尽力。今天如果弃郑国于不顾,自然不能说是尽力;有仗不打,也算不得勇敢,还不如去死!况且整顿军队出来,一听说敌人强大就撤退,实非大丈夫所为。身为统帅,却以不是大丈夫告终,在座各位做得到,我是做不到!”讨论的最后结果,主退派占了上风,荀林父于是命令全军停止前进,准备打道回国。第二天一早,众将齐集中军大帐,安排退军事宜,唯独先谷不见人。荀林父派人去找,却发现不仅先谷不见了,连他手下的数千部队也不见了。原来早在头天晚上,先谷偷偷拔营,渡过了黄河。如果估计没错的话,此时他应该已经离楚国大军很近了。先谷的擅自行动使得晋军全军陷入被动。下军大夫荀首悲观地说:“这军队危险了!周易上说,军队出征,必须以律法治理,否则大凶。有统帅而不能服从领导,真的打起来,必定失败,先谷此去,就算不战死,也有大灾难!”司马韩厥瞅了一眼荀林父,说:“先谷以偏师冒险,您的罪责最大。作为全军统帅,将士不听命令,是谁的责任?失去郑国,丢掉军队,这个责任太重大了。不如干脆进军,就算打了败仗,还有大伙共同承担责任,总比呆在这里,由您一个人承担责任好。”属下不听号令,统帅确实罪责难逃。但是,自从晋文公去世,晋国的众将就以桀骜不驯而著称,屡屡发生违令而行的事情,当事人都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先谷擅自行动,又岂是荀林父纵容的结果?但事已至此,荀林父也只得听从韩厥的建议,命令全军渡河,接应先谷。楚庄王大军驻扎在郑国的郔城,由孙叔敖担任中军主帅,公子婴齐为左军主帅,公子侧为右军主帅,打算饮马黄河之后就回国。有趣的是,听到晋军渡过黄河的消息,楚庄王的第一个念头和荀林父一样:黄河水不喝了,立刻班师回朝。楚庄王害怕战争吗?当然害怕。自古以来,越是雄才大略的君主,越是对战争怀有敬畏感。因为战争不是游戏,是以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生命为赌注的生死之搏,能够不打,尽量不打。远如周武王第一次伐纣,召集八百诸侯会于盟津,兵强马壮,大家都说“纣可伐矣”,周武王却以“未知天命”为由,解散了队伍;近如齐桓公带领八国联军讨伐楚国,兴师动众,结果一箭不发,与楚国人签订了召陵之盟就回去了;又如晋文公在城濮大战前退避三舍,因害怕与成得臣争锋,直到临战的前一天晚上还在犹豫不决。遗憾的是,人们往往只看到战争的辉煌,没有留意这些人在战前所作的思想斗争和痛苦抉择。楚庄王想逃,他手下有一个“嬖(bì)人”,名叫伍参,却力劝他打这一仗。所谓嬖人,就是宠臣,尤其指身份低贱而受到国君宠幸的人。可想而知,在门第观念很重的封建社会,嬖人实际上是不太被人看得起的。作为名门之后的孙叔敖对于嬖人伍参议论军机大事十分反感,他冷冷地说:“去年入陈,今年入郑,战事不断,将士们都已经很疲劳了。这次如果战而不胜,你伍参的肉够我们吃吗?”伍参针锋相对道:“如果战而获胜,是你孙叔敖无谋;战而不胜,伍参的肉早被晋军吃光了,哪轮得到你?”孙叔敖懒得跟一个嬖人耍嘴皮子,命令将自己的战车面向南方摆放,中军大旗也朝南而立,以示南下之意。当天夜里,伍参又跑到楚庄王帐中,说:“晋军统帅荀林父刚上任不久,不能做到令行禁止。他的副手先谷刚愎自用,残暴不仁,根本不听他的指挥。三军主帅想要独断专行却办不到,想要听从命令却没有上级,导致将士们无所适从。这一仗,晋军必败无疑。再说,您堂堂一国之君,竟然在晋国的卿大夫面前逃跑,楚国的面子何在?”伍参这话说到点子上了。那个年代的人,是很讲究地位等级的,楚庄王权衡再三,觉得这场战争的胜算很大,而且有非打不可的理由,于是命令孙叔敖改变战车的方向,全军北上到管城,等待晋军的到来。顺便说一下,伍参有一位很有名气的后人,叫做伍子胥。得到楚军前进的消息,晋军也在敖山附近安营扎寨,等待战机。自城濮之战以来,晋楚两国屡有战事,但都是小规模的战争,如此大规模的决战,还是第一次。一时间,郑国境内弥漫着大战之前的紧张气氛。做惯了墙头草的郑国人感觉到前景不明,不敢把宝都押在楚国人身上,又派大夫皇戌跑到晋军大营,对荀林父说:“郑国之所以屈服于楚国,只是为了保存江山社稷,并非对晋国有二心。楚军这些年连打胜仗,必定骄傲轻敌,加上这次出国作战已经半年,疲态已现,防备也不周密。您如果进攻楚军,郑国愿意配合,楚军必败!”平心而论,郑国人的所作所为很不厚道,皇戌这番话也不过是在忽悠晋国人。但是先谷听了很受用,跳起来说:“打败楚国,收服郑国,就在此一举了,就听他的!”下军副帅栾书不同意了,说:“自从楚国平息庸国的叛乱以来,楚王没有一天不教育国民说,百姓安居乐业来之不易,祸患随时可能发生,不可以放松戒备。也时时训诫军队不可以坐在胜利结果上骄傲轻敌,绝不可学商纣王百战百胜却最终亡国。还用先祖若敖、蚡冒坐着柴车、穿着破衣开辟山林的事迹来鼓舞大家。这样的楚国怎么可以说是骄傲轻敌呢?当年城濮之战,先大夫狐突就曾说过,‘师出有名则理直气壮,师出无名则疲态毕现’,现在是我们做事情不合道德而和楚国结怨,理在楚国,又怎么说楚军疲态已现呢?我听说,楚君的亲兵分为左右两广,每广有兵车三十乘,右广值班到中午,再由左广接替,直到黄昏,再由亲近的内臣值班通宵,以备意外发生,这难道是防备不周密吗?“潘尫和公子去疾在各自的国家都是地位很崇高的人,潘尫代表楚国与郑国签订盟约,去疾跑到楚国当人质,楚郑两国的关系分明是如胶似漆!现在却跑到我们这里来劝我们打仗,我们如果赢了就投靠我们,如果输了就投靠楚国,郑国人的鬼话完全不可信!”听了栾书的话,皇戌心头一惊,脸色煞白。中军大夫赵括、下军大夫赵同却站起来说:“领兵而来,就是为了寻找敌人决战。打败敌人,收服郑国,又有什么好犹豫的?我们听从先谷的领导。”这又是两个不知死活的。身为军中大夫,应该听从统帅荀林父的领导,怎么说是听从先谷的领导呢?荀首白了他们两兄弟一眼,不屑道:“你们两个,不过是自取其祸之徒!”下军元帅赵朔是赵盾的儿子,也就是赵括和赵同的侄子,他对两位叔叔的鲁莽很不满意,但又不好得罪他们,只好含含糊糊地说:“栾伯(指栾是个好人,听他的话,必能使晋国长治久安。”正当晋国众将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楚庄王派少宰(官名)为使者,来到了晋军大营。少宰客客气气地说:“我们的国君自幼经历坎坷,不善于辞令。听说成王和穆王两位先君曾经奔波于楚、郑之间,为的就是教训和平定郑国,并非想与晋国争利。请你们几位不要误会,别在这里呆得太久!”意思是说,楚国人教训郑国人,不关你们晋国人什么事,请你们走吧!士会回答说:“当年周平王曾经命令我先君晋文侯,说‘你与郑伯一道辅助王室,不要废弃王命!’今天郑国不遵循平王的旨意,与晋国离心离德,我们也不过是为了这事来质问郑国,哪里敢劳烦您前来过问?请回去向贵国国君转达我们的谢意。”士会这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意思是说,晋国人教训郑国人,也不关你们楚国人什么事,请你们别自讨没趣。这一来一往很有意思,好比两个人抢一张烧饼,又都不肯承认是抢,只肯说“我是来拿烧饼的,没你的事!”——两个人如果这样吵架,一般是打不起来的了。先谷认为士会这是在谄媚楚国人,私底下派赵括跟着少宰,走出营门之后才拉着少宰说:“刚刚那个人说的不算数,他没有资格代表晋国说话。我们国君派我们来,就是为了把你们赶出郑国,而且一再强调说,‘不要逃避作战!’我们不能推卸责任。”赵括此言一出,好比两个人抢烧饼,本来都不想打架,只是吵吵嘴皮子,其中有一个人突然蛮横起来,说:“我就是来打你的,怎么着?”结果可想而知,这两个人很快就要大打出手了。没想到,楚庄王听到少宰的回复,不怒反笑,又派使者来到晋营,直接与晋军统帅荀林父会谈,请求和平解决冲突。荀林父自然求之不得,答应了楚国方面的请求,双方还约定了举行会盟的日期和地点。想当年城濮之战,晋文公一让再让,一忍再忍,总是摆出一副委曲求全的样子,而成得臣气势汹汹,咄咄逼人,死死咬住晋文公不放,结果却是晋军大胜,成就了晋文公的霸业。事隔四十年,晋楚两雄第二次狭路相逢,形势刚好倒过来,晋国人步步紧逼,而楚国人不断让步。到了这个时候,楚庄王还不放弃和谈的努力,他究竟是胆小懦弱,还是高深莫测?【第二次晋楚大战:邲之战】与楚庄王的使者谈妥了和平协议的条款之后,荀林父总算轻松了两天。自从两个月前离开绛都,他对这次远征就有一种不祥之感,而一路上发生的事情,更使得他情绪低落,甚至后悔当初不该接任这个所谓的中军元帅。表面上看,他带领的是当世最强大的一支军队,事实上却只是一群乌合之众。他就像一个白胡子老公公,赶着一群不听话的鸭子来到黄河边,耳朵里充满了“嘎嘎”的叫声,一不留神就发现一只鸭子已经不见了,而他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赶着剩下的鸭子去找那只鸭子……如果不是做恶梦,他上辈子一定是个鸭司令。最可恨是那个叫做先谷的家伙,仗着祖上的余威,根本不把他这个中军元帅放在眼里,胆大妄为,居然敢不听命令,擅自行动,将全军拖到战争的边缘。他也不想想,以这样的一盘散沙,怎么能够面对楚国的虎狼之师?幸好,那个楚王似乎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否则的话,一旦开战,他荀林父的一世英名很有可能就要毁于一旦了。正当荀林父微微眯上眼睛,准备小憩一阵的时候,中军帐外突然一阵骚动,一名侍卫匆匆跑进来汇报道:“楚军进攻了!”荀林父表面上不动声色,心里却吃了一惊,连忙问:“多少战车?多少步卒?”“这个……战车一乘,战将三人,为首的似乎是楚国大将乐伯。”“哦?”荀林父陷入沉思。前来进攻晋军的确实只有一车三人,为首的是楚庄王的猛将乐伯,驾车的是许伯,担任护卫的是摄叔。春秋时期各国交战,仍留有些许商周之际的古风,每逢会战,先遣勇士单车挑战,进犯敌阵,称之为“致师”,意在压制敌方气焰,提高己方士气。楚庄王派人与荀林父和谈,盟约尚未签订,又派乐伯前来致师,用意是很明显的:既然晋军内部对于是战是和的意见分歧很大,将帅不团结,那就再放个烟雾弹,搞得他们无从判断楚军的真实意图,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需要说明的是,“致师”是一项很危险的任务。在前往晋营的路上,许伯说:“我听说致师时驾车的人,要像风一样掠过敌人的阵地,所到之处,敌人的旌旗靡倒,直到敌人的营垒门口,才能回来。”许伯驾车,从这句话可以看出,他对自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乐伯点点头,也不含糊,说:“我听说致师时立于车左的人,要以长箭射击敌人,然后代替车夫执掌马缰,车夫下车整理好马身上的饰物和皮带,再上车而回。”乐伯以主将的身份,负责引弓射敌,同时还要求这个三人小团队保持优雅的姿态,出入敌阵就如同出门做客一般,连马匹身上的饰物都要打理得整整齐齐——这种临危不乱的武人气概,在日本叫做武士道,在欧洲叫做骑士精神,但是在中国,自从秦朝“统一”中国以后,似乎就渐渐变得稀缺了。摄叔听完,也给自己提了个标准:“我听说致师时立于车右的人,要跳入敌人的营垒,杀死敌人并割下耳朵,抓住俘虏后返回。”摄叔担任护卫,又称为“车右”,他给自己定的目标也不低。三个人说着就到了晋军阵前。许伯快马加鞭,战车飞驰闯入晋军阵中;乐伯连发数箭,每箭皆不落空;表现最突出的是摄叔,像凶神恶煞一般跳下车,连砍数人,然后挥拳打晕一个已经吓得半死的士兵,抱着他跃回车上。做完这一切,许伯将缰绳交给乐伯,下车从容不迫地整理好战马身上的饰物。等到晋军反应过来,他们已经冲出了营寨,朝着楚营的方向急驰。晋将鲍癸(guǐ)带着数十乘战车,兵分三路追击乐伯。乐伯弯弓搭箭,左射马,右射人,箭无虚发,致使左右两路追兵乱成一团,只有鲍癸的中路人马仍然紧追不舍。乐伯本来想射鲍癸,伸手一摸箭囊,只剩一支箭。恰好前面有一群麋鹿,被突如其来的喧哗声惊动,作势欲逃。乐伯一转念,弓弦响处,长箭稳稳地钉在一头鹿的背部。乐伯叫摄叔下车,捧起死鹿挡在鲍癸车前。鲍癸心里泛了一个嘀咕,正在想这南蛮耍什么花样,就听见摄叔笑咪咪地说:“因为时节未到,应当奉献的动物没有来,只好将它奉献给您的左右作为膳食。”按照周礼,以猎物献人,要根据不同的季节献不同的品种。时值六月,献麋鹿尚为时过早,所以摄叔有此一说。鲍癸不知道这已经是乐伯的最后一支箭

                          明来说,这实在是一个天赐良机。于是,本已退守老家的陈炯明迅速招兵买马,纠集了近六万人马,用行动明白无误地告诉大本营:他陈炯明又要打回来了。与此同时,旧桂系的沈鸿英也招揽了近三万人,打算跟新桂系“三驾马车”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在广西决战,一战定广西归属。两广局势混乱,全面开战。这里要补充一下,在李济深的努力工作下,孙中山的革命统一战线计划取得了显著成效,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这三位有志中年已于1924年年底加入了前程远大的国民党。孙中山分别任命他们为广西绥靖公署督办(大概就是广西革命军总指挥)、会办(副总指挥)、参谋长。这三位老兄麾下的广西革命军,算是听从广东大本营命令的一支军队,虽然仅有一万余人,但战斗力比旧军阀要强得多。面对陈炯明的挑衅,大本营被迫应战,成立东征军向陈炯明宣战,同时命李宗仁率广西革命军迎战沈鸿英,并派遣粤军陈济棠率部进入广西增援李宗仁。1925年2月初,第一次东征开始。东征军分三路,其中许崇智粤军为右翼,杨希闵滇军为左翼,刘震寰桂军为中军。蒋介石以校长兼东征军右翼参谋长的身份,率领以黄埔军校教官和一期生为基层军官组成的教导一团、二团共三千多人的学生军,从长洲岛出发,参加右翼粤军。周恩来以政治部主任的身份随军东征。实际上,左、中两路的杨希闵、刘震寰这两个坏老小子已经被陈炯明暗中收买。他俩按兵不动,三路大军无法形成有效配合。因此,只有许崇智、蒋介石率领的右路军积极主动作战。右路军总兵力一万余人,尤其是蒋介石统领的教导团,是东征军的骨干力量。说他们是骨干力量可不是吹牛,告诉你这两个团都有谁。总司令是蒋介石。两个团的团长分别是何应钦和王柏龄,请注意“王柏龄”这个名字,这是一个神奇的人物。营长由黄埔一期的教官担任,比如后来的共和国元帅叶剑英。学员里面也是藏龙卧虎,看看这些名字吧。国民党方面的杜聿明、关麟征、王耀武、郑洞国、宋希濂、余程万、俞济时、陈诚、胡宗南、孙元良,共产党方面的蒋先云、陈赓、徐向前、左权、王尔琢、许继慎、周士第,这其中的任何一人日后都是集团军以上的领导(早期牺牲的除外),此时却只是教导团里的连长、排长、党代表甚至普通士兵。整支队伍战斗力之强悍是毋庸置疑的。

                          英勇善战的黄埔学生军

                          黄埔学生军虽然在行军、后勤乃至于战场上因为经验不足捅出过一些篓子,但是他们的整体素质极高,只差历练积累经验、自我完善而已。因此,当这样一群将兵遇上合适的锻炼机会,足以成长为一个极为优秀的团队。果然,在一场场战斗中迅速成长起来的学生军,英勇善战,势不可当。他们与粤军完美协作,连下东莞、平湖、深圳等地。不到两个星期,东征军的前锋就已抵达陈炯明的重要据点——淡水城下。虽然淡水城城坚兵重,易守难攻,但在勇气和牺牲精神面前,重兵和天险也是可以被征服的。在粤军的配合下,学生军以十名军官和一百名士兵组成“奋勇队”(敢死队),利用敌人的轻视,出其不意地于拂晓发起攻击,舍生忘死,艰难杀进城内。大部队随之拿下预定战略目标淡水。在这场颇具难度的战斗中,大部分教官和学生都奋勇争先,表现优异。可惜凡事都有例外,如此优秀的团体竟然也出现了逃兵。首先是黄埔军校教授部主任兼教导二团团长王柏龄。这位仁兄以“求援”的名义跑路了。尽管二团的将士们在战斗中用英勇的表现狠狠地抽了自己长官的脸,但王先生不太要脸,打脸对他无效。王柏龄跟蒋介石私交不错——两人是保定军校同学、结拜兄弟,也曾为革命立过一些功劳,所以只是丢了官,但保住了小命。而二团七连连长孙良就倒霉了,这位临阵率部退却的仁兄,当即被蒋介石军法从事——处死。孙良也算是拿自己的脑袋为革命立了些许功劳——杀鸡儆猴。残酷的军纪让全军为即将到来的生死决战做好了纪律准备——此后再无敢退者。接下来,许崇智和蒋介石决定,留一小部分人马阻击惠州之敌,率主力绕过陈炯明重兵防守的惠州,继续挥师东进,压缩陈炯明的生存空间,消灭陈炯明的有生力量——叶举和洪兆麟。基于一个共同的美好愿望:帮助陈炯明快些完蛋,许崇智和蒋介石进行了明确的分工。许崇智率粤军进攻海陆丰。蒋介石则率学生军截断敌人的财税来源——潮汕——潮州、汕头,让陈炯明的军队既没饭吃也没钱花,这着实是一个高效、稳定的涣散敌方军心的好办法。蒋校长带领学生军长驱数百里,于3月初占领潮汕。粤军的表现也不落下风,成功拿下海陆丰。叶举和洪兆麟被打得哭爹叫娘,逃到海上才保住了小命。一个多月的时间,一万粤军和学生军组成的右翼部队战胜了数倍于己、武器装备占绝对优势的敌人。更重要的是,这支军队是在党的绝对控制下,而且所到之处,各地人民群众热烈欢迎,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大本营的威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与此同时,李宗仁率领的广西革命军也已击溃兵力两倍于己的沈鸿英主力,两广大有连成一片的趋势。革命形势从未如此明朗,前途从未如此光明。不过,大好形势下却有大忧。此时,孙中山病危的消息传出!孙中山凭借几十年跌宕起伏的革命经历,深孚众望,是黄埔师生心中公认的革命领袖,是革命军的旗帜。旗帜若倒,孙中山却无令各方信服的接班人,那些原本就不安心团结在革命军身边的势力,岂能不另起炉灶?当然要另起炉灶。唐继尧在得知孙中山病危的消息后,就没能按捺住自己骚动的心:机会来也!环顾四方,试问天下英雄,谁比我唐继尧更有资格接过孙中山的大旗!于是,唐继尧接过日本人送过来的大批军火援助,宣布就任早就过期作废的广东大本营副元帅之职,并电告大本营,他要带兵十万前来广州接收大元帅政府。唐先生可不是闹着玩的。为了占到先机,这位兄台还使出了暗度陈仓之计,在电告大本营之前,他已让手下大军秘密出发,当他电告大本营之时,先锋龙云已经开到广西首府南宁,后军卢汉也已进入广西,打了李宗仁一个措手不及。一直对孙中山阳奉阴违的杨希闵、刘震寰眼见陈炯明这张饭票已经没法依靠,也转而与唐继尧眉来眼去,蠢蠢欲动。军情十分紧急。李宗仁只能暂时放过已经快被蹂躏至死的沈鸿英,急率广西革命军回师阻挡唐继尧南下。既然李宗仁他们承担了阻击的任务,那东征军也必须尽快击败陈炯明余部,增援李宗仁,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否则先前取得的胜利将化为乌有。

                          决战棉湖

                          就在局势进入最危险阶段之时,陈炯明开始落井下石。他狗急跳墙,调兵遣将,要与东征军拼死一搏。很快,蒋介石就收到了农民协会带来的坏消息:陈炯明的手下林虎凑了两万余人,兵分两路,一路出棉湖,一路走鲤湖,企图截断黄埔学生军归路!蒋介石估算了一下形势:前有未拿下的惠州坚城当道,后有林虎追兵堵截,而粤军又短时间内赶不过来。学生军面临被前后夹击的危险,实可谓进退维谷!不过好在惠州距此有两百多公里,以自己对惠州守将杨坤如的了解,此人守城的本事还可以,但目光短浅,在短时间内一定不敢出城攻击自己。只要杨坤如不出兵,自己就只需要单挑林虎,胜机大增。在危急时刻判断出敌情,并能够抓住时机及时应对,这是为将者最重要的素质之一。蒋介石判断:杨坤如暂不会出城,而林虎也未对自己完成包围,此时正适合执行正面突破结合迂回袭击的战术。蒋介石不再犹豫,当即下令:教导一团向棉湖前进,正面突破林虎的攻击!教导二团向鲤湖前进,执行迂回袭击!谁也想不到,在这个小小的棉湖、寂寂无闻的棉湖,即将爆发一场决定中国近代史走向的决战!如果蒋介石输掉这场决战,黄埔学生军一定全军覆没,孙中山多年的奋斗将化为泡影,而他不仅会成为革命的罪人,还有可能会失去一切——再来一次的机会,生命,甚至来之不易的名节。这是一场不能失败的战争。这场战争,蒋介石输不起,革命也输不起。所以蒋介石、国民党乃至于共产党都只有唯一的选择:拼死一战,只在此时!出发!迎击林虎!1925年3月13日,学生军教导一团在棉湖附近与一万五千余人的林虎主力遭遇,而教导二团的对手则是四千余人的林虎偏师。这是学生军成军以来情势最危急的一次,不仅被林虎占据了有利地形,且教导一团面临的是十倍于己的敌人,连蒋介石、周恩来的指挥部都被林虎主力以优势兵力包围。就在如此逆境之下,学生军爆发了强大的战斗力,与敌军展开激战。在编制完全的时候,他们依靠出众的团队战斗力对抗敌人。在编制被敌人打乱之后,他们依靠以一当十甚至以一当百的单兵素质杀伤敌人,子弹打光了就拼刺刀,刺刀锋刃卷了就肉搏。一般来说,军官的职责是利用自己的智慧谋略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士兵的战斗力,然而当战斗到了不胜就死的决胜时刻,所有的军事智慧都无法再发挥作用时,军官们就只剩下最后的绝招:抄起家伙亲自上阵。蒋先云、曹渊、关麟征、俞济时、余程万、杜聿明等下级军官都上阵搏杀!人手依然不够用,蒋介石也不得不亲自参加战斗。顾问加伦跳进战壕,端起机枪向敌人扫射。廖仲恺、周恩来率领贺衷寒、邓文仪等政治部人员也加入战斗。勤务兵、伙夫全都上阵迎敌。关键时刻,陈诚立下大功。他麾下的炮兵连预留了一些炮弹,每当有大群的敌军亡命冲过来时,陈诚就赏给他们一炮。敌军自然是怕死的,只好又缩回去。陈诚的这一招减轻了学生军不少压力。按理来说,即便教导一团再英勇无畏,他们也很难在十倍于己的敌人面前撑过一天。但事实是他们不仅撑了下来,还以自身伤亡过半的代价杀伤了数倍于己的敌人。学生军成功做到这一点的原因在于:他们的对手林虎出了昏招。林虎其实是一个老资历的同盟会员,在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中表现不错,也曾带过不少猛人——李宗仁及其麾下的近半个新桂系的骨干将领们,算是久经沙场,所以他根本不把初出茅庐的黄埔学生军放在眼里,以为随便打打就能把黄埔军杀得片甲不留。这也是他选择攻击学生军而不是粤军的原因——拣软柿子下手,只是他万万想不到自己挑到了一只刺猬。轻敌的心态让他在以多打少的情况下,没有让手下的军队一步到位,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全力出击,一次性吃掉对手,反而玩起添油战术——逐批增兵,大大减轻了学生军的压力。狮子搏兔,亦用全力,更何况是面对实力强劲的对手?即便自身实力再雄厚,也应该以超过对手数倍的强度配置资源,极大地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在时间上与空间上形成瞬时优势,对对手实施重点打击。这一原则普遍适用于对付强大的竞争对手。可打到这个地步,林虎想后悔也来不及了。因为教导二团的刘尧宸、宋希濂、郑洞国等猛人在新任团长钱大钧(王柏龄此时已被免职)的带领下,已经在鲤湖击溃了林虎的另一支军队。教导一团终于等来了教导二团的增援!教导二团直接向林虎的指挥部发起攻击,围魏救赵。敌军被突如其来的袭击打得晕头转向,士兵如潮水般后退。林虎眼见消灭对方无望,手下伤亡越来越大,士气越来越低沉,只能下定决心跑路。若不赶紧跑路,老命都可能会留在这里。林虎不仅打输了仗,还站在了历史大势的对立面,就此渐渐退居二线。学生军以三千余人大败林虎两万人,这场战役史称“棉湖战役”。这一仗让国民党在国人心中的形象顿时刚硬起来,国民党终于不再是一个只能依靠会党、依靠雇佣军“吃软饭”的组织!棉湖大战后,学生军才被通知孙中山逝世的消息。全军化悲痛为力量,与粤军会师后,在没有经过休整的情况下,追着陈炯明的残部往死里打,陈家军大部分被消灭,小部分逃入江西、福建境内。就在东征军开向惠州城之际,困守惠州孤城的杨坤如见援兵无望,出城投降。第一次东征胜利结束。第一次东征的胜利是广东革命政府的胜利,也是粤军的胜利,更是黄埔学生军的胜利。“以一当百”通常被我们用作夸张修辞,但用这个词来形容东征中的学生军是名副其实。打到后来,军阀部队如果听到谁喊一嗓子“学生军来了”,竟会把枪一扔,转身就跑,已经到了闻风丧胆的地步。此外,以保定系为代表的黄埔教官何应钦、刘峙、陈诚、顾祝同、钱大钧、蒋鼎文、卫立煌等人,仅靠在这场血战中树立起来的威望就蹿升至国民党军队的领导层。不过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搞军事、玩政治的水平只有二流,这是此后国共军事决胜时导致国民党失利的因素之一。打完胜仗的蒋介石,心情相当美妙。不仅仅是因为获得的空前的美誉——“东征英雄”,更是因为刚刚收到的好消息——胡汉民以代大元帅的资格任命他为潮梅八属善后督办。如果你觉得这个官职不怎么样,那你就错了,这实际上是一个很有实权的职位。这一任命对蒋介石相当重要,因为这是他第一次拥有地盘,而且还是富裕的潮汕八县。也就是说,他掌握了八个县的税收,终于有钱支撑黄埔军的发展了。不过蒋介石的得势让另外一个人有些不满,此人就是他的结拜兄弟——粤军司令许崇智,他一直盯着潮汕八县的税收,而蒋介石也很缺钱,自然无心相让,两兄弟之间就此埋下了不和的种子。

                          平叛

                          东征胜利,接下来理应解决唐继尧这个大患。大本营决定分两步走:第一步自然是击退唐继尧进犯广西的军队,第二步则是平定唐继尧在广东革命军的内应——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粤军大佬李济深出于对跟自己关系不错的广西老乡李宗仁哥仨的担心,走了不少后门,尤其是动用了他跟胡汉民的师生关系,使得大本营增派了几支实力相对不错的部队进入广西援助李宗仁他们,共击唐继尧。1925年3月至7月,历经昆仑关、柳州、沙埔、南宁诸役,广东、广西联军终于将唐继尧击溃,滇军残部全部退回云南。由名将蔡锷一手训练、曾经于国有功的滇军自此一蹶不振。两年后,唐继尧被手下龙云等人造反赶下台,同年踏上去往西天之路,死因一说病死,一说被处死。在解决了唐继尧这个后顾之忧后,联军又穷追猛打漏网之鱼沈鸿英。趁你病,要你命。逼得沈鸿英带着剩下的六名卫士逃亡香港。陆荣廷的旧桂系时代彻底结束,广西从此进入新桂系时代。在新桂系与滇系鏖战的同时,蒋介石也在广东整军,以备一触即发的广东内战。学生军的超强战斗力让所有人兴奋:终于找到了一条行之有效的强军之路。1925年4月,大本营通过了“建立党军”案,决心以两个教导团的黄埔学生军为基础,建立国民党党军,廖仲恺为党军党代表,蒋介石为党军司令官。这支部队之所以称为“党军”,是因为在军中建立了党代表制度。凡军队一举一动,都受党代表的指导与监督,各级军事长官的报告和命令,必须经党代表副署才能生效。换句话说,军队受党控制。但实际上,党军建立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是由蒋介石精心设计和负责执行的,甚至部分党代表都是他指定的,所以党军的最终建立完全可以看成是蒋介石个人意志的初步实现。尽管党军如此厉害,在东征中风卷残云,但杨希闵和刘震寰还是站出来叫板了。他们这么做并不是一时冲动,因为他们手头有点资本,脑袋里一直有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此外,这两位仁兄还受到了来自外界的利益驱动。唐继尧未败之前,曾经给他们开过两张空头支票,以过期的副元帅名义任命杨希闵为广东省省长兼军区司令,刘震寰为广西省省长兼军区司令。这两人从此就惦记上了这两张空头支票。即使唐继尧节节败退,两人也没打算放弃这两张支票。两人的这种表现倒也不是不能理解。所谓棍棒打不倒经济规律,有利益的事情就会有人干。当然了,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杨希闵、刘震寰二

                          欧美黄片尔,后来证实就是他,因为他是来缴还贷款的最后一笔款项的。迪克想着让普尔先等一会儿,自己驱车去追斯维蒂,但他还是关掉了汽车引擎。他的职员和秘书朱利要到十点才上班。一座庄重的好镇子的银行是不该有不按时开门的情况的。安娜·弗拉德说:“瞧,看看他吧。”她眼瞅着迪克的轿车围着大炉灶转了一圈,然后又慢慢地驶过她的店铺。“他干吗要这样徘徊呢?”理查德·米斯纳从柴灶上抬头望去。“他只是在察看,”说着他便转身回去添柴火,“他有权利嘛,是吧?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他的镇子,你说呢?是他和斯图亚特的吧?”“我不这么看。他们可以表现得像是拥有这座镇子,但并不是这样。”米斯纳喜欢把柴火码得密而有序,现在他正这样做着。“是啊,他们建了这座镇子,对吧?”“你跟谁谈过?”安娜离开窗户,走到后面通往她住处的楼梯口,在那儿往楼梯井下倒掉了一盘肉渣和麦片。那只猫出于母性变得紧张起来,用警告的目光紧盯着她。“十五家共建了这座镇子。十五家,不是两家。其中一家是我父亲,另一家是我叔叔——”“你明白我的意思。”米斯纳打断了她的话。安娜看向暗处,想看清盒子里放的垃圾。“我不明白。”“钱,”米斯纳说,“摩根家有钱。我琢磨着应该说他们资助了这座镇子——倒不是建了它。”那只猫被人盯着时是不吃东西的,所以安娜白了它一眼,便转过身来面对着米斯纳。“你在这一点上又错了。大家凑的钱。开银行就是凑钱的路子。各家买下银行的股份,你知道吗,而不是只把钱存进去。有钱是随时都可以花光的。用买股的办法,他们的钱倒能存下来。”米斯纳点点头,擦净了手。他不想再争什么。安娜拒绝理解投资和合营的区别,就像她拒不相信柴灶比起她小小的电热器能供暖更多一样。“摩根家的人脑瓜儿灵,如此而已,”她说,“从早在黑文时他们父亲开银行开始。我的爷爷埃布尔·弗拉德就是他的合伙人。大家都叫他老爹,可他的真名叫——”“我知道,我知道。列克特。列克特·摩根,也叫老爹。是撒迦利亚·摩根的儿子,撒迦利亚在教徒中被叫作老爷爷。”随后他引用了鲁比居民爱背的一句歌谣,“‘列克特的银行失败了,但他却没有。’”“这倒是真的。银行在四十年代初被迫关门,但并没有倒闭。我是说他们还有足够的钱,所以我们能够重新开始。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你没法老老实实地说那不管用。人们在这儿发了家。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是靠贷款发的家,安娜。那不是一码事。”“是吗?”“要是没有了贷款会怎么样呢?”“不可能没有。是我们欠银行的,不是银行欠我们的。”“噢,安娜。你没弄通,是吧?你不明白。”她欣赏他的长相,即使在他驳倒她喜欢的人的时候依旧欣赏。以斯图亚特为例吧,他好像看不起人,可正是他教会了她蝎子怕人的那一课。一九五四年的时候,安娜才四岁,坐在她父亲店铺的新门廊上——当时人人都在建造着什么,而一群男人,包括斯图亚特在内,正在帮助爱斯·弗拉德做货架。他们都在屋里,中午吃完快餐后正在休息,这时安娜逗弄着台阶上的蚂蚁:在它们前进的道路上摆上障碍物,看着它们爬过叶子的边缘,仿佛那座全新的绿山是它们行程中难以避免的一段路。突然间一只蝎子在她的赤脚边冒出来,她吓得瞪大眼睛跑进了店里。男人们停止了谈话,琢磨着这小孩怎么会跑进来。斯图亚特把她抱起来,问她“是什么东西招惹你了,漂亮的小姑娘”,让她不再害怕。安娜紧紧搂着他,这时他解释说,蝎子翘起尾巴是因为它也怕她,和她怕它是一样的。在底特律的时候,她看到娃娃脸的警察摆弄枪支,就想起了蝎子的硬尾巴。有一次,她问过斯图亚特当双胞胎兄弟是一种什么感觉。“不好说,”他回答道,“因为我从来不是一胞胎。不过我猜可能感觉上更完整吧。”“就像你从来不感到孤独吗?”安娜问。“嗯,是吧。是那样吧。不过更像是……优越感吧。”爱斯去世后,她回到了鲁比,打算卖掉店铺、住房、汽车和一切,然后回底特律去,这时米斯纳开着那辆破旧的福特车独自进了镇子。他是卡尔瓦里山的新牧师。安娜在木柜台上抱着双臂。“我拥有这家店铺。我爸死了——这儿成了我的。不出租。不抵押。只交税和镇上的管理费。我买进,我卖出,毛利是我的。”“你算走运呢。农场怎么样呢?假如庄稼歉收了,就算是连续两年吧。桑兹老太太或内森·杜波列斯就得提走他们的股份吗?凭股份贷款吗?把股份卖给银行吗?还是怎么着?”“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做,可我当然知道,他们失去股份的话,银行是没有获利的。所以就得给他们钱去买种子、肥料,诸如此类。”“你的意思是借给他们钱?”“你让我头疼了。你待过的地方可能是这样。鲁比可不一样。”“但愿如此吧。”“事实如此。酿成任何问题的肯定不是钱。”“好吧,那又是什么呢?”“难以预料,可我不喜欢迪克察看大炉灶时的脸色。他在上帝给我们的每一天里都要察看,更像是追踪而不是察看。他们不过是些孩子嘛。”“画的那个拳头吓着了许多人。”“为什么?只是一幅画嘛!你们把这想成有人烧了一座十字架!”她心烦地动手擦拭东西——罐子,盒子的前脸儿,放苏打汽水的冰箱。“他应该找家长谈谈,而不该追踪那些孩子,就像他是司法官似的。孩子们需要的比这儿有的要多。”米斯纳再赞同不过了。自从马丁·路德·金遇害以来,新的法规得到认可,法律也介入了,但大多是点缀:雕像,街道名称,演讲。就像什么值钱的东西被当掉了,当票却不见了。这正是迪斯特里、罗伊、小摩斯和其他年轻人所追寻的。也许画拳头的那个人也在追寻它。无论如何,要是他们找不到那张当票,就可能冲进当铺。问题在于,是谁最先当掉的和为什么要当掉。“你告诉我这就是你离开的原因——无事可做——可你一直没说你为什么回来。”安娜不想解释这一切,就在他已经知道的事情上加以发挥。“是啊,是这么回事。我觉得我能在北方做点事情,一些实实在在的不会让我伤心的事情。可是就这些了,我不知道—谈话,四处奔波。我的脑子都乱了。不过我一点都不后悔出去—哪怕没什么结果。”“嗯,我很高兴没有结果,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抚摸着她的手。安娜也摸着他的手。“我在担心——”她说,“比莉·狄利亚。我们得出点主意,理查德。不能只限于歌咏比赛、《圣经》课、给大棵蔬菜系缎带,还有婴儿洗礼……”“她怎么了?”“走掉了。至少我这样想。没人见到她。”“她妈怎么说呢?”安娜耸了耸肩。“跟帕特难以交谈。凯特问她比莉·狄利亚的事——在唱诗班的练习课上没见到她。知道她做什么去了吗?她对凯特的问题答非所问。”安娜模仿着帕特·贝斯特轻描淡写的声音,“‘你为什么要知道这个?’她和凯特可是也很亲近的。”“你觉得她在惹祸吗?她不可能一下子消失了却没人知道她去了哪儿。”“我不知道我怎么想的。”“和罗杰谈谈嘛。他该知道的。他是她的外祖父。”“你去问他吧。不该我去。”“嘿,罗杰到底是怎么了?我到这里有三年了,差不多吧,可弄不明白为什么人们对他冷冰冰的。是因为他的殡仪馆生意吗?”“大概是吧。还有,嗯,他‘有所准备’,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他自己的老婆。”“噢。”“这是让人有想法的事,对吧?”“对。”他们沉默了片刻,想着这件事。随后安娜绕过柜台,站到窗前。“你知道吗,你预测天气准极了。这是我第三次不信你的话,结果证明是我错了。”米斯纳站到了她身边。只是摸了摸玻璃窗,他们就能觉察到温度已经急剧下降到摄氏零下七八度了。“去把火点着吧。”她笑着说。她的错误如果证明她所尊崇的这个男人是正确的,她还是很高兴。教会中有些妇女很反感他对她显而易见的兴趣——只对她而不对别人。而帕特·贝斯特却老练地掩饰着自己对他的兴趣。但安娜认为其中另有深意,不会仅仅限于她们为这个英俊、聪慧的男人和她们各自女儿或侄女可能安排的计划。她确定无疑地认为,那种反感大多因为她那不顺直的头发。老天,她从底特律回来时被迫进行的那些谈话啊。奇怪的、愚蠢的、侵犯式的探询。她觉得她们仿佛在讨论她的阴毛、腋毛。即使她一丝不挂地走在街上,她们要评论的仍然只是她的头发。这个话题比米努斯从弗吉尼亚带回来的妓女招来了更多的热情,引来了更多的意见,招致了更多的气愤。她最终可能会把头发再拉直——那不是一种永久性的变更或声明——如果不是头发让她在被诸多别的事情搅得昏头昏脑的日子里清醒了许多。她当即分辨出了谁是朋友,谁不是朋友;辨别出了教养好的和教养差的,有威胁的和受到威胁的种种人。对她的新发型,多薇·摩根喜欢;帕特·贝斯特憎恨;迪克和斯图亚特摇着头;凯特·戈莱特利喜爱,还帮她固定发型;普立安牧师为此作了整整一场布道;K.D.嘲笑了一番;多数年轻人,除去阿涅特,则大加赞赏。如同盖革计数器一般,她的头发注了册,她相信,其特征便是平静或极度喧闹,能导致严重的混乱。柴火燃着后气味奇妙,吸引了那只母猫。它在炉后弓起了身体,不过目光仍然保持着对食肉者——人类或别的动物——的警觉。“我来煮点咖啡吧。”安娜说着,瞥了一眼圣救世主教堂上方的云朵,“天可能要阴了。”爱斯·弗拉德的信念属于那种坚定不移的类型,因此他建店的时候强调耐久。砂岩为料。比一些教堂还要坚实。楼上是家居的四个房间,楼下是一间宽敞的仓库、一间小卧室和一个高达十五英尺的售货区,售货区里塞满了架子、箱子、盒子和抽屉。窗户是普通住宅式的——他不愿意或不需要显摆;没有纯属浪费的能“向里看”的大玻璃窗。对他来说,是要让人们到里面看他都有些什么。他的货品不多,但备货很充足。在他去世之前,他见到了他的店铺从鲁比的必需品供应点变成了一桩由对某些货品的热衷来支撑的买卖,尽管他们因他货品的价格迟疑不前,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开着卡车到丹比去买更便宜(和更好)的东西。安娜改变了这一切。如今的爱斯杂货店虽然在存货的规模上有所欠缺,但品种的多样化和风格化却取得了进展。在冷天她免费供应咖啡,热天则白送冰茶。她在店外摆上两把椅子和一张小桌,为老人和从农场驱车赶来并想稍事歇息的人提供服务。由于这年月成年人不怎么光顾与她店铺为邻的大炉灶——除非有特殊事件——她迎合了喜欢聚在那里的年轻人的口味。她把自制的馅饼和糖果与在丹比选来的货品共同出售。她备有三种苏打汽水而不是一种。有时候她还卖女修道院种的“黑如八层石”胡椒。她照她父亲的做法把猪头肉冻和本地产的黄油及腌肉一起存在冰箱里。但罐头食品、干青豆、咖啡、白糖、糖浆、苏打粉、面粉、食盐、番茄酱、纸制品,凡是人们不愿在家中自制的东西,则占据了爱斯·弗拉德用来放布匹、工作鞋、工具、煤油的位置。如今,萨金特食品和种子店出售鞋、工具、煤油,而哈珀药房经销针线、常备药、处方药、卫生纸巾、文具和烟草。只是“蓝孩”除外。斯图亚特一直靠爱斯进这种牌子,而且不想改变他的习惯。在安娜的手里,爱斯杂货店以多品种、舒适性和灵活性而兴旺。因为她让米努斯每逢周六在后室中理发,偶尔还卖玫瑰。因为她在楼下有个清爽的卫生间,随意一用的人觉得离开之前总该当个顾客。农妇们从教堂出来后要进店买点薄荷糖,男人们要买几袋葡萄干。他们无一例外地还要从货架上再挑点小物件。理查德点燃了炉火,这让他感到一种满足,脸上便露出笑靥。但她不可能给一个牧师当妻子。绝不可能。她能吗?是啊,他并没有要求她做妻子——那就在炉子散发的温暖中,看着他的后颈,与那些不露面的猫待在一起,自得其乐吧。不久,一辆客货两用轿车开过来,停在离店门很近的地方,米斯纳和安娜两人都能从车中婴儿的蓝眼睛看出他发烧了。那位母亲抱着孩子,让孩子靠着她的肩头,同时用手理着他的黄发。开车的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一身城里人打扮,他下车推开了安娜的店门。“你们好啊。”他笑容满面地说。“好着哪,你呢?”“我似乎迷路了。一直在找西一八号路,都找了一个多小时了。”他看着米斯纳,抱歉地笑了笑,因为他打破了男人从来不问路的规矩,“太太让我停车,说是她找到了。”“要沿着你来的路再回去一段,”米斯纳说着,看了一眼那块阿肯色州的车牌,“不过我能告诉你怎么找到那里。”“感激不尽,感激不尽。”那个男人说道,“这一带没有医生吧,有吗?”“这个地区没有。你得到丹比去找。”“孩子怎么了?”安娜问道。“有点呕吐,还发烧。我们准备得相当充分,可是谁会为了这样一小段熟路装上阿司匹林或咳嗽药呢?总是没法想那么周全,是吧?天哪。”“你们的小孩咳嗽?我不认为你需要咳嗽药。”安娜瞥了一眼窗外,“叫你太太进来,躲躲外边的寒气吧。”“药房会有阿司匹林的。”米斯纳说。“我没看见药房。在哪里?”“你已经错过了,不过那儿看着不像药房——倒像是普通住家。”“那我怎么才能找到呢?这里的民居似乎没有门牌。”“告诉我你们想要的所有东西,我去给你们弄来。然后让你太太带着孩子进屋来。”米斯纳伸手去拿他的外衣。“只要些阿司匹林和咳嗽药。感激不尽。我去叫我太太。”门一敞开,一股风吹进来,晃得咖啡杯直响。那人回到汽车里。米斯纳开着他那辆破福特走了。安娜想到要烤些肉桂面包,南瓜面包在这季节有点过时。要是她有只熟透的香蕉就好了——那婴儿看着像便秘。把香蕉捣碎,再掺些苹果酱就成了。那男人摇着头回来了。“我不熄火就成了。她说她可以待在车里。”安娜点点头。“你们还要走远路吗?”“拉博克。呃,咖啡热吗?”“热的。你要什么样的?”“不加奶,只加糖。”他刚喝了两口,两用车的喇叭就响了起来。“狗屎。请原谅。”他说。他再次回来时,买下了甘草、花生酱、饼干和三瓶皇冠饮料,拿出去给了他太太,随后又返回来喝完他的咖啡。他不言不语地啜饮着,安娜捅了捅炉火。“你最好在西一八号路加满油。暴风雪就要来了。”他哈哈笑了。“暴风雪?在得克萨斯州的拉博克会有暴风雪?”“你还没到得克萨斯呢。”安娜说。他朝窗户望去,看到两个身影走来。米斯纳用肩部顶开门,斯图亚特紧随其后。“你可以走了。”米斯纳说,递过去药瓶。那人接过药瓶,奔出去上车。米斯纳跟在后面给他指路。“这都是谁啊?”斯图亚特问道。“不过是些迷路的人。”安娜递给他一听三十二盎司装的蓝孩。“迷路的老乡还是迷路的白人?”“噢,斯图亚特,算了。”“差别很大,安娜姑娘。很大。对吧,牧师?”米斯纳刚刚迈进门。“他们和大家一样迷了路。”安娜说。“天生就迷路。占有了世界,照旧迷路。对吧,牧师?”“你自相矛盾了。”安娜笑着说。“上帝只拥有一个民族,斯图亚特。你明知道这个。”米斯纳搓着两手,随后又向手上呵气。“牧师,”斯图亚特说,“我听你说过,事情出于无知,这可是我第一次听你说什么事情基于无知。”米斯纳微笑着正要回答,那男人又进了门,给了米斯纳药钱。“暴风雪就要来了。”斯图亚特看着那人单薄的衣服和鞋子,“你大概是想开车去什么地方。一八号路上有加油站。我要是你,就不会再往远处去了。”“我会找准的。”那人合上钱包,“我会在一八号路上加油的,不过我们今天就会穿过州界。谢谢你们。你们都帮了大忙,感激不尽。”“他们从来不听人劝说。”斯图亚特看着两用车开远了,说道。他本人在一九五八就在这儿赶上了所有的牲口都冻僵的事,他从星期三起就抽水,钉钉子

                          反正赶上这倒霉的病啊你说怎么着?我恢复得不错,我住院的时候体重是92斤,现在我穿着棉衣棉裤约(yāo,称体重之义),是61公斤啦。我一个是吃得好,过去什么都不吃,过去就是白菜豆腐,因为不是有这结肠癌么,吃什么都不香,什么都不能吃啊,后来就查出来了,可是我发现得也早,10月8号做的手术,做得挺好。10月24号就出院了,就决定出院以后继续做化疗,这个医院是肿瘤医院的分院。定:看来控制得不错,挺好的。何:基本上还行吧。我本身拿这个也不当病,我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这个比方可能不太恰当,关云长活54岁,诸葛亮呢,活60多岁,那些人活的岁数都不高,我本身已经六十了,我比关云长活的岁数大。可是相比之下呢,人家那么大能耐,我说我臭狗屎,假如我现在走了,我说我有什么遗憾的啊。没什么遗憾的。普通老百姓,太普通啦。所以我拿这个生和死啊,我也没当回子事,成天老乐乐呵呵的。就是我在最难受的时候吧,腰疼,胯骨疼,躺都躺不下,怎么办呢?给我老伴说书,一说书,我的疼痛就暂时缓解,给她说狸猫换太子,一说就是两个半小时。定:您可真能说啊。何:啊,后来把那个肿瘤开出有多大?有茄子那么大。一约(称)呢,是两市斤,完了以后这疼痛就全没有了。我心态特好,这我老伴知道,我特爱帮助人,这是没病的时候,与人为善,你看这是杰二爷注174对我的评价:“乐善好施仁者寿。”我经常给人看病。专心勤学博而精,他说我学的东西太多了,满文吧,我还教过日文,高等自学考试,我日语通过了。我的俄文可以教到初中,但是我没考过本儿,从五几年学俄文到现在我不忘,我一点儿也不精。定:这都是多少年前写的了?何:壬申年,这还是猴年呢,十几年了。杰二爷去世都不少年了。殷芳:1992年写的,杰二爷1994年去世的。溥杰送给何秉钧的字(何秉钧提供)

                          1.我祖父

                          定:咱们从头讲,您今年多大岁数?何:我今年61周岁。1946年生人,合民国是三十五年,日本投降第二年。我出生地点在德胜门内甘水桥大街,跟摄政王府就隔两三个门儿,那段儿它的尽西院叫果子市,果子市正好对着摄政王府,注175我们那儿正好也是马路南边,现在我们那个故居啊,已经没有了。拆完之后改成一百七十几中啊,不知道是什么。这老卫生部啊,过去叫香厂子。我在那儿呢,长到了6岁,就搬到东城区了。殷芳:您是什么旗?何:应该说是镶红旗。代善后裔,祖上呢,是礼亲王代善注176。代善第四子瓦克达注177,这后裔传下来,就是我们这支吧,大部分没有得到什么功名。瓦克达原来是镇国公,好不容易袭祖先一个爵呢,后来把这差事还丢了。后人就都是四品宗室。定:就是闲散宗室。何:对了。后来就到我祖父了,到我祖父跟我这大爷爷了,这闲散就下来了。定:那您祖父的父亲呢?何:我祖父的父亲?他们两个人哪,就是我祖父的父亲跟母亲,一块儿死的,听说是吸鸦片成性,可能是有了我祖父之后,那会儿,他们吸的。那会儿就说是抽大烟抽死了。定:怎么还一块儿?何:前后脚吧。他们家出事那年他13岁。有一件事连我祖父也说不清,就他13岁的时候,他到姥姥家去住了些日子,由姥姥家回来走到家门口,一看门上让人给贴了封条啦,给封啦,赶紧就拍门:“怎么回事啊?”这就过来几个番子。番子你懂吗?就是侦探。过去规矩宗室见了老爷都不下跪,过去有个礼节,就是请安。Kūwaran,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Kuada,其实就是满语念白了,Kūwaranida(夸兰大)注178,是官名,局长营长,说我们由姥姥家回来,看看,这是怎么回事啊?哎,堂上有一个站班的,我祖父认得他,他把我祖父也认出来了,他是我们家的下人,是我们家的家生子儿,叫塔子。咱们旗人把这男丁啊,就是名字的头一个字叫什么,加上个子,就代表这是对他的称呼。譬如安德海吧,叫安子;李莲英,叫李子。现在有些人还这么叫,这人姓杨,就叫杨子,实际这是满人的叫法。这塔子呢,是我们家的家生子儿注179,我们家既然被封了,他没地儿去,就跑到堂上给人站班去了。“哥儿”,他说,“你回来啦?”怎么来怎么去,跟老爷一说,“这是我们家哥儿。”老爷说行,这事也别过堂了,你给领走得了。我祖父管他叫塔爹爹,就是叔叔。这塔爹爹也不能老养活我祖父啊,就找了我们家族长,族长又找了宗人府,后来是通过谁帮忙呢,通过庆老头帮忙,庆老头啊,就是庆亲王奕劻。就把他们俩,就是把我大爷(指祖父的哥哥)分到南苑海子里,注180当近卫军的夸兰大,就是当营长。我祖父就分到乐部注181,太常寺当差。实际到那儿去就学礼、乐,就是一边学习,国家就给养起来了,你就有吃饭的地儿了。我祖父进去的时候是光绪年啊。定:您讲的这段呢我没太听明白,是怎么回事呢?您说您家让封条给封了,送到官里去,遇到一个你们家的家生子儿?那是把谁给送到官里去了?何:把我祖父。他上姥姥家住姥姥家,回来到家门口一看,哟,家让封条给封了。到厅上一看,有我们家的家生子儿,塔子,我祖父管他叫塔爹爹。定:你们家为什么给封了呢?何:我祖父也不知道。我祖父那年13岁,他上头就一哥哥,其他的事他也说不清。就给封了。我大爷上哪儿去了也不知道。定:就是说他后来再也没见到他的父母?何:没,他父母是哪年亡的,我就不知道了。那会儿啊,咱们旗人把自个儿的亲生父母叫奶奶,不叫妈,管奶妈叫妈,实际上是奶妈带起来的,管奶妈叫妈叫得亲着呢,所以说我妈怎么怎么着,就是奶妈。您听说过乐部么?乐部从前叫和声署,后来为什么又改乐部呢,这是听说啊,可能就是安排一些不吃香的皇族,不吃香的王爷,比如说惇亲王注182,就是西太后的第五个小叔子,就弄到乐部当堂官来了。堂官还是最高的长官,当堂官呢没别的,您拿份钱,国家大事可没有您。所以我祖父家里没生活了,怎么办呢,得了,也上乐部去吧。鬼子六注183吃香吧,鬼子六人家弄洋务;七爷,醇贤亲王奕哪,那都是西太后的大红人儿,那都给安排好差事。我不爱搞戏说,我为什么(对那些事)记得这么清楚?我说的东西都是我祖父亲口告诉我的。我祖父为什么研究这么深?老头也有野心,脑子也好使,记性也好。他13岁刚到乐部,有一次跟着光绪到万寿山当差,当时皇帝太后要进行什么典啊,乐部奏些礼乐,挺麻烦的,这光绪表面窝里窝囊,背着西太后脾气可大了,他恨不能马上就到颐和园,一路上就跺那个轿底啊,“当当”,(皇上说)“yabu!yabu!”,就是“走啊”。他问:“皇上说什么呢”?人说:“让你赶快走呢,以后你好好学啊,咱们这儿有清文师傅。”打那儿起啊,给安排的清文师傅,还有蒙文师傅,学清文学蒙文,拉弓射箭。我祖父在乐部衙门里头属于培养对象,他本身一马三箭,骑射通过,国语通过,满、蒙也会。还有什么呢?数弓子儿。这数弓子儿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有,两只手,一手拿着一个硬木棒,不是红木就是紫檀吧,站直身体,自己数数,用满语数数,看你的臂力究竟能坚持多久。这满洲人过去尚武,过去评个职称,起码是一马三箭。(用满语数1到15),这手实在不行了,把这棒子搁一边了,把这膀子啊恢复了以后,接着还要练,很辛苦的。你在拉弓的时候你射出多少支箭,练好了,要不然弓这么一拉,射两箭你的膀子就不行了。这个数弓子儿,我想啊,就是打弹弓,拿那弹子,一般人都不知道。所以我祖父练就了一手好弓箭和好弹弓,写得一笔好书法,满文、汉文,甚至于他的满文和汉文的字近似于笔帖式。这个证明我们那老老头还是挺有信心的,他说那会儿我祖上把这差事丢了,我把这差事找回来,我在乐部怎么也耗一个红顶儿。所以呀,特别特别地用功。没想到呢,辛亥革命一声炮响,就全完了。定:蒙文他什么时候学的?何:他们老师啊,满文蒙文全教。不过这老师的蒙文底子不算太好,很一般。那会儿叫清文清语。这当中我再给您加一个插曲儿,《满汉辞典》怎么来的?多咱有机会您看,过去的书都是厚厚的,往套子里头一套。他们乐部衙门里头都看着这个辞典好,就说:“这归我啦”,都抢啊,这个也抢那个也抢。有个人拿起剪子“咔”就铰。“别铰别铰,”我祖父也有点仗势欺人吧,说:“别吵啦,这归我啦”,给他们劝架的意思,书没伤着。这话不知道您听过没有:“黄带子注184,无赖子”,您听过么?什么叫无赖子?就是矫情。跟衙门里头您不是黄带子么,谁惹无赖子去?别吵了,归我了,得了,我得着了。这书就在我家里,手写的,《增订三合》,满文蒙文汉文,道光也不是多少多少年,岁次谷旦,后头我也没看,不知道怎么掉旮旯了,没找着。“文化大革命”烧东西,四书五经啦,圣谕广训啦,各个皇帝圣旨,那些满文资料啊,那个辞典要是在也得烧了,后来从柜里一看哟它还在,该着,这东西能幸免。这么着呢,就存下来。事先我也知道有这本书,我祖父还告诉过我。这书编的跟安先生他们编的还不一样,过去的老辞典,是按字头走的。后来我祖父跟我大爷还失去联系了。怎么回事呢?听我祖父说,我那大爷啊脾气不好,他在南苑海子那儿跟冯玉祥打起来了。定:啊?何:你想想他们这帮八旗子弟哪儿打得过冯玉祥啊。定:是不是冯玉祥逼宫注185的时候?何:不知道,具体什么时候我不知道。他们打不过冯玉祥,没地儿去了,就跑到乐部找我爷爷来了,我爷爷还得管吃还得管喝还得管抽大烟,他喝醉了酒拔刀还要砍我祖父,凶,还跟我祖父的师傅说:“他不听话你就打他!往死里打他!”俨然一副家长的样子。我祖父一看,我不能跟他在一块儿了,我非得让他给我捏死不可。后来有一次,我祖父就给我祖父的哥哥写了一封信,说我现在在京津两地,行踪不定,你别找我。不知道这位大爷是不是懂得这封信的意思了,这老哥儿俩后来就再也没有了来往。我祖父到民国以后担任礼俗司乐务主任。礼俗司,相当于现在的礼宾司,大洋一个月挣200。从我祖父那儿讲呢,他来到乐部是13岁,认了个老师,师傅,实际就是照顾我祖父的,一个负责人吧,照顾他生活起居啊,就住在乐部衙门,老师把俸禄全拿走,什么宗人府开的钱粮月米啦,乐部那点薪水啦,老头全拿走了,他花钱就跟老头要,情同父子但是不能认父子。跟老头关系好到什么程度?就是我祖父跟我太太结婚,住的全是他们家的房子。由于家里没底儿,大清国完了,就得吃民国的饭,人家排满复汉,一听你这名字就是满人,人家不用,(我祖父)干脆跟师傅就一块儿,把名字就改了,民族也改了。师傅呢,是苏完瓜尔佳氏,改成什么呢?苏完苏完苏完,满语suwayan-suwyan,就是黄色的黄。干脆,他说我姓黄,他原来名字叫文全,后来打那儿起就叫黄文全。我祖父原来叫松锡,这怎么改呢?原来我们家里有一个叫锡昆的,就叫锡昆,可是锡昆还像满人,怎么办呢?头里加个姓,祖先叫和硕礼亲王注186,写一个和平的和,一看,这跟和珅的和还一样,还不行。后来师傅说,干脆你来一个立人的何,这就变成汉人了。旗人指名为姓,让我姓张姓李都可以,满人就这么个特点。我祖父他师傅的孙子,比我大一岁,叫黄培华。去年6月份还是几月份到家里来了,求我一件事。什么事呢?让我给他写他们家的家谱,写他们家的事情,他说那会儿咱们在一块儿的时候我就知道你知道我们家的事多,你给我写写得了。我呢,都说不上来,往后我要跟孩子们再一说,咱们黄家门,以前都干过什么呀,我都不知道。我说行,我给你写吧,我给他写了6000多字,用格纸写的,用白纸做了个封皮,写上《黄门轶事》,底下用满文写上Huanghalabaoyinenehebaita。他那天高兴就来了,我说你祖父那会儿的职称是六品骁骑校注187,这他都不知道,都是我祖父跟我说的。那会儿他们应名在乐部当差,叫“文差武职”,满人后来大部分是文差武职的多,好多人都不拿刀枪了,像好些参领、佐领,这都属于是武衔,都耍笔杆了,拿着骁骑校这个职称,干的那活呢,抡笔杆,这都是在清朝末年的时候。我祖父是干什么的呢?我祖父练八佾舞,这是为皇上祭天用的,天坛,皇上祭祖,还祭孔。我没学过,这我都是看的图像,因为我们家里头有那书啊,没事我拿着翻。“子曰: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注188封建皇帝最高的等级他用八,诸侯用六佾,大夫用四佾。八佾舞是八八六十四,这么着8个人,那么着8个人,加到一块儿64个人。穿的都是古代的衣服,一手拿着硬木棒,是红木的,这是我看的啊,像是红木棍;一手拿着雁翅翎。这叫文舞。这一个人能做出字儿来,比如说怀念的怀,就把这只手攥着一个雁翅翎,搁这儿,这儿就好比是那个竖心儿,这么着打开就好像是怀字的那个半拉,一个人能组成一个字,这边简单多了。咱们这文圣啊,大成至圣文天王,一说至圣,这是孔夫子,一说亚圣,有人就含糊,亚圣是孟子,孔孟么。武舞呢,是一手拿着盾牌,一手拿着斧头。祭谁?祭关公。也存在着至圣和亚圣,武至圣就是关公,亚圣是谁呢?殷芳:张飞(众笑)。何:岳飞。在我祖父跟前不许说岳飞,不许说关羽,老说关夫子、岳夫子。定:看来满人也祭岳飞。何:是啊是啊,这满人祭岳飞啊,可以这么说,纯粹是乾隆爷那会儿搞统战搞得好(笑)。祭孔呢,我赶上一个小尾巴,那时候是1956年,1956年祭孔是怎么回事呢?周恩来有批示,说清朝那会儿和民国那会儿,祭孔是谁组织的啊,责成郭沫若去找,说咱们把这帮人呢组织起来到山东曲阜,不是祭孔,实际上为的是收集资料,拍成电影,说今后这些就没有了。定:周恩来是有这种意识。何:对!这些人就通过翻档案,把我祖父给找着了。找着了就到山东曲阜,连这个礼仪什么的,都给安排好了,是谁当这个组织者呢?是天马剧团的团长,吴晓邦注189,知道吴晓邦么?殷芳:大百科音乐舞蹈卷有个吴晓邦。何:对。这吴晓邦先生是老革命,在四川梅园新村的时候就跟周恩来呀,那会儿他就能跳(舞),可具体到八佾舞这一块儿他是外行,就找到我祖父,我祖父就把他们音乐家协会和天马舞蹈都给弄起来,给他们讲了讲八佾怎么行礼乐,到山东把这套就都给搞下来了,搞了一个片子。这片子哪儿去了呢?在1977年的时候,吴晓邦当上了4届的文联主席……殷芳:副的吧?应该是1978年的第四届文代会。何:不知道。时间你给我更正去啊。我说我得见见吴晓邦,原先他上我们家经常来。我有一老朋友是电话局的,他说你要见吴晓邦很容易,他们家的电话是我给装的,我带你去吧。后来就带我去了。吴晓邦先生一口扬州话,哎呀,那是相当难懂,我说我是何锡昆的孙子,(学扬州话)“噢,你是何锡昆的孙子,有的有的有,那时候你还很小很小。”那时候我祖父在舞蹈学校,还有音乐家协会,给他们讲课,讲八佾舞。讲这些东西论小时计算,一个小时是2块5毛钱,那会儿可是不少钱哪。车接车送。可是这些人哪,那会儿他们不管饭,借这机会到我们家送老

                          上北京皇位之活动的老一代辽东汉军旗人退出政治舞台,就成了顺治十五年的标志。当这两个在一定程度上互相对立的集团,在1658年前后同时离开高层宫廷政治活动之时,顺治明显地感到那种已丧失了实质内容的旧政治模式,可能得到恢复。陈之遴及其同伴陈名夏毕竟一直代表着一种自我追求的小集团与以正义自命的文人理想主义的特殊结合,我们可以将此与明朝后期的党争联系起来。在一定程度上说,1653—1654年间的政治危机,就集中于他们那种恢复对皇帝进行自主的、并常常是英勇的道德判断的传统的企图之上。在东林党时期,这一传统以对个人进行清议品评的方式表现出来,宁完我及辽东“旧臣”抑制了这一传统的恢复。现在,看来皇帝已有可能重建明朝专制主义的构架,而不必冒他的臣僚结成朋党的危险了。随着陈名夏与陈之遴的下台,1658年8月13日,顺治改旧满洲内三院为内阁,正式重建独立的翰林院。11月6日后,不再将大学士派属某院,而是附于大内中两两相对的各殿:巴哈纳与金之俊为中和殿大学士,洪承畴与胡世安为武英殿大学士,等等。这些并非机构功能的标志,而是一种武断的指派,因为像明朝的内阁一样,新内阁真正的功能,是由各部来区分的。因此,各大学士由皇帝指派,分管指定的一个部曹的臣僚。并且,随着内阁日益成为内廷的秘书处,就像明朝的前任们一样,大学士被授权对各自负责的部门的奏章代皇帝票拟谕旨。大学士的治事权看来是恢复了。刚刚重建的翰林院的第一位掌院学士是王熙,他的父亲王崇简当时任吏部尚书。吏部当时正在进行官品改革,使满人与汉人的品级相对等,这样,在同一职位上的满汉官员现在有了同等的地位。后来在1659年,王崇简出任礼部尚书,并负责组织一次特殊的科举考试,以庆贺永历皇帝已逃到缅甸的喜讯。一般说,让父子同时出任如此敏感的职位,肯定会再次唤起明朝朋党的幽灵。可是能说一口流利满语的王熙,在这一点上是将顺治所渴望的品性完善地结合起来的“新人”之一:他是这样一位翰林掌院学士,既与南方有广泛联系(其父曾帮助组织复社),精通辞章,又有清白的政治背景及满洲贵族所能接受的风度。而最重要的是:他得到皇帝的信任。皇帝并不仅仅倚仗于人事的变动及新的官僚机构,他需要形成一个稳固的专制体制,由摆脱了大臣私恩、宗派影响以及下级官僚机构中士大夫之间相轻相争积习的内阁、翰林院,在最高层牢牢地控制它。很明显,甚至“新人”也开始与旧的恩师、门生关系网多少有了些联系,人际关系又开始继续产生影响。不过,顺治显然希望通过加强他与他的阁臣的关系,以在最高层形成一种融洽信任的气氛,使臣僚可以依靠上下间的关系而不是横向的联系,为可预见的未来政治赢得一种保障,这完全是其父祖的传统。简言之,皇帝试图将一种新的政治作风加之于传统的君臣关系之上,这种关系正是形成儒家政治思想体系的关节点。这一新的施政作风是所有早期满洲统治者的特点,尤其是太宗的特点。太宗有意识地与其大臣们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个人关系,它对应于作为晚明宫廷政治特点的皇帝与谋臣之间那种虽理想化,但不掺杂个人感情的关系。很自然,紫禁城宽阔的庭院和高耸的宫墙,不可能像皇太极在盛京那小别墅一样的宫殿,能使人产生同样的亲切感。因此顺治与其谋臣的亲密关系不可避免地还受到了帝室威严的制约。不过他设法对高度礼仪化的汉人朝廷中的君臣关系,添加了其独特的个人风格,这一风格在某一点上也影响了康熙甚至乾隆皇帝。在顺治与两名在陈名夏死后任职的德高望重的老臣党崇雅及金之俊的关系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两人都是年迈的“贰臣”,早就准备告老还乡了。1655年,党崇雅首先引年乞休,辞去国史院大学士。顺治批准了他的请求,诏加太保兼太子太傅,赐冠服,对他说道:“卿今辞朕归籍,不能复见朕矣。抵里后,用此冠服,如见朕面。”但当第二年金之俊上表乞罢时,顺治未予同意。正如在准许党崇雅归籍时,他强调了个人间亲密关系的重要性一样,在驳回金之俊的请求时,他也强调了人际间同样的紧密联系:君臣之义,终始相维,尔等今后毋以引年请归为念。受朕殊恩,岂忍违朕,朕今何忍使尔告归。顺治又转向其他在场的臣僚说:昨岁,金之俊病甚,朕遣人图其容。念彼己老,倘不起,不复相见,故乘其在时命工绘像,盖不胜眷恋如此!群臣亦有衰老者,岂不有归田休养之念,然经朕简用之人,欲皓首相依,不忍离也。面对皇帝如此深切的感情,金之俊无法请老了,就像大多数的儒生一样,他极易因天子亲召而尽忠。于是金之俊又留任高官六年,1658年,参预编修大清律;1659年,撰写并进上了明崇祯帝碑文。皇帝期望臣僚直言尽忠,以作为对他的恩典的报答。君臣之义,不容贰心。因为臣子对于君王的义务,是十分明确的,这超越任何其他形式的道德义务,包括激励了晚明党社运动的那种政治理想。正如1654年年初,顺治在陈名夏被捕前对洪承畴所说的那样:“六部大臣互结奸党,实为大谬。臣子之义,唯以忠义力事于君国。善善恶恶,始见其正。”此后的清朝君主继续不断促进君臣间这种亲密的人际关系,这是围绕着儒家的方式建立的一种理智交流,而同时又严禁官僚结成党派。康熙皇帝的南书房,甚至为理想化的圣主与其儒士谋臣间的这种关系,提供了一个制度化的环境。南书房的汉人臣僚(其中许多是南人)为君主担任文化教师之职。康熙及其儿子雍正逐渐发展了一套宫禁密奏制度,以向皇帝提供可靠的情报(这些情报在顺治皇帝御史们的奏报中常被遗漏),皇帝“耳目”的地位因之大大加强了。由于互相监督阻止了官僚联盟的形成,由于君主与外廷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与某个具体的个人无关,皇帝与其各近臣之间的关系,随着清朝专制制度的成熟而日渐成为个人的事情了(例如康熙对高士奇、雍正对田文镜等)。顺治皇帝已经使满洲贵族服从于明朝的专制机构:一个辅助性的监察机构专事报告吏治腐败的情况;重建都察院吏科,以对中央政府中的满洲旗政进行监审;一个内廷秘书机构,帮助皇帝制订政策,控制六部。接着,为了防止在这些机构任职的官员以权谋私,顺治已把主要的试图恢复晚明议政之风的明朝归附者,从他的近臣中清除了出去。最后,在用1644年后科举及第的年轻士大夫,或对新政权绝对忠诚的第二代汉军旗人取代那些旧臣后,皇帝已把满洲氏族制的人际关系样式与汉族皇位世袭制合并起来,在君主与谋臣之间形成了一种亲密的关系,而同时继续坚决地制止官僚朋党的出现。所有这些,在当时并未受到官员们的正式指责,虽然后来满洲人批评皇帝倚赖汉官,明显地贬低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地位,而以前他却十分有效地以此来对付陈名夏。不过顺治采取的另一个他视之为同类的使皇权理性化的措施,却不是无懈可击的。1653年7月23日,就在他复置汉人大学士的两天之后,皇帝宣布了在皇城与宫城重建宦官理事机构的计划。就他看来,这一措施是为了更好地控制一向混乱无章的内廷机构。顺治在他的谕旨中宣布说:自从宦官在汉朝首次确立其在宫廷中的地位以来,擅权的现象,不胜枚举。他们涉足宫廷事务,深深介入了对军队的监督管理,为三亲六戚聚敛财富,助长腐化,任用私人,勾结劣绅,扰乱地方官的行政。皇帝指出,所有这些正是因为他们的权力是非正式的,没有明确范围,以致即便是最有胆识的君主,都会觉得要阻止宦官的这些行为十分困难。不过,他顺治将要吸取历史教训,通过建立一个正式的机构以控制宦官的权力,就能够避免这些擅权现象了:宫禁役使,此辈势难尽革,朕酌古因时,量为设置……防禁既严,庶革前弊。于是,顺治利用明朝皇帝曾经采用过的十三衙门来经管宦官事务。他还对宦官事务范围做了明确的规定:(1)满洲近臣与宦官共同承担宫中使役;(2)各衙门宦官品级不得超过四品;(3)宦官为内廷官员,不得承担宫外事务,也不能离开皇城;(4)宦官不得与外人接触,包括他们自己的亲属;不得收养义子;(5)宦官不得与外官经常交往,他们的任何交通勾结,都将科以重罪。当时,许多官员反对这一决定,十三衙门被推迟到两年之后,即1655年7月才正式建立。群臣的主要担心之一,就是宦官将会接管公文传递的工作。不过这很快就清楚了,皇帝有意让内务府高级官员来监督宦官,防止他们利用政治权力,非法妄为。建立十三衙门的本意被全然误解,部分地是由于顺治死后鳌拜等辅臣伪造的遗诏,说皇上对再次允许宦官自由地主管宫廷事务表示羞愧。很明显,顺治打算将政府机构的内廷部分官僚化,并用满洲人和汉军旗人来检查宦官是否有越出他的1652年敕令严格规定之范围的行为。譬如在1658年3月17日,当他得知宦官吴良辅受贿时,立即下诏在宫内处罚曾经是他与诸王公大臣斗争中的主要谋臣之一的吴良辅,并令吏部严惩与此案有牵连的外官。

                          汉军旗人的上层分子

                          皇帝委派来担任大多数中央政府高级职位并管辖十三衙门的汉军旗人,例如范承谟和丁思孔,多为第二甚至第三代清朝拥护者,身处社会的最高层,他们的父祖早在辽东就已投靠了努尔哈赤或皇太极。这批汉官的第二、三代后裔与满洲贵族区别很少。耿仲明一家就是这种融合的突出例子。1648年,在对南明政权的作战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之后,耿仲明被封为靖南王。虽然在1649年12月30日,他被指控庇护隐匿了300逃奴的下属,自缢身死,但他的军队仍然在其子耿继茂统帅之下,继续与复明分子作战。1654年,他请求遣其两子耿精忠与耿昭忠入朝侍候皇上。顺治为加强与汉族大臣的关系,不仅恩准了这一请求,而且赐其两子子爵,并安排耿精忠娶了豪格之女,耿昭忠娶了亲王阿巴泰的孙女。因为这后一位是郡主,耿昭忠这个著名的书画鉴赏家还被授予了一个满洲贵族的世职:都勒额附。最后,皇帝召耿继茂的第三子耿聚忠入朝。耿聚忠娶了岳乐之女,授以太子詹事。在稍低一点的层次中,汉军旗人的第二、三代后裔也由其父祖的陈请,入朝为官,成为皇帝忠心耿耿的仆人。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就是马雄镇,他由其父马鸣珮荐举,任工部副理事。马鸣珮出身于辽阳一个颇有名望的家族,这一家的女人于1621年集体自杀。他在皇太极麾下步入仕途,出任新设的工部启心郎。此后,如前所述,他在山西的骚乱地区平乱安民,颇建功勋。马鸣珮为户部侍郎,受户部特遣出使江南,组织漕运系统,迁户部尚书。1654年,任两江总督。其子马镇雄隶汉军镶红旗,任职于工部,初于1656年主管在北京南部的皇家制币厂和琉璃厂,接着,像他父亲一样,任宗人府启心郎。后来,马镇雄成了清朝最著名的忠臣之一(详见下文)。顺治好任用汉军旗人为各省督抚,这特别明显地体现了他对这些人的信任。确实,在顺治年间,汉军旗人开始变为新的心腹权要,几乎是扮演着北京的皇帝在行省亲信的角色。这部分地是因为清廷有意不让满人与蒙古人统治各省。在1658年以前,从未任命过一位满洲巡抚;在排他主义者鳌拜等辅臣于1668年开始任命满洲总督前,也从未有过满人出任此职。因此在顺治朝,汉军旗人替代满人治理各省,甚至还取代了汉人的科举及第者,使得他们难以找到员阙。在多尔衮摄政时期,一般汉官与汉军旗人出任各省巡抚的人数大致相等。但当1651年顺治皇帝亲政之时,人数比例变化了。至1659年,1/3的巡抚都是汉军旗人,并在1668年鳌拜决定开始大量任命满人与蒙古人为巡抚之前,大体上一直维持着这一比率。事实上,如果将清朝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我们就可以发现,就巡抚一职而言,这个王朝的历史可以分成三大阶段:1650至1700年,汉军旗人统治各省;1700至1800年,一般汉官与满人大体平分地方的统治权;1800至1900年,一般汉官在各省政府中占据优势。就总体看,清朝总督人选情况也大致与之类似,虽然在18世纪中叶,满洲总督相比于一般汉人总督占绝对多数。不过在清初,甚至在顺治朝以前,总督官位实际上早已被汉军旗人所垄断了。其原因并不难找到。在三藩之乱前,总督是一种特殊职位,主要视军事征服的需要而设置。其职位常常依属于某一个人,而不是地区,并随其出巡使命的结束而废罢。因此,在1659年之前,实际上只存在七个总督官职。在军事征服的最初几年,对平定地方的计划举足轻重的非八旗汉人,清廷是授予他们总督之职的。例如北方人、锦衣卫都指挥使骆养性迎多尔衮进北京,多尔衮即命他总督天津军务(供职共四个月,直至军事危机结束);或如明朝御史吴孳昌,他在满洲军队占领京城后,即被命为大同巡抚,宣达、山西总督。但到1646年,这些最初任命的汉官,或与其职位一齐罢废,或全被汉军旗人取代了。在此后九年的时间里汉军旗人包占了所有的总督职位。17世纪50年代中期,有几位一般的非八旗汉人被任命为总督,然而自1651年顺治亲政后,90%的总督都是汉军旗人。由于总督统领一省或数省的军民之政,既指挥前线将领作战,又负责动员常规行政机构征集赋税,供应给养,那么很显然,50年代进行的对南部中国的征服,主要就是由汉军旗人完成的。这一最高层集团人员的构成是各式各样的。部分汉军旗人为原辽东本地人,早已降清;另外一些是1644年后归附满洲的明朝官员;还有一些则是降臣的第二代,或是在清朝官场中从初仕升迁至高位者。他们多数为职业军人,但其真正的共性当然在于他们的种族:都是汉人。因此,正是他们,而不是满人自己,作为总督承担起了扫清南部中国南明军队残余的责任。1652—1653年间,孙可望“庇护”永历帝于贵州西南的安隆,他与李定国等率明军在广西、湖南及四川等地出击,战败清军。为对付明军这一攻势,顺治认定最重要的是派一名经验丰富、多能善战、秉领大权的指挥官到南方去,协调各省众多战线的军事行动。因此,他命洪承畴出任湖广、两广、云南、贵州总督,令其起复,驻扎长沙,全面调度出征的朝廷大军。在洪承畴的指挥下,清军集中进攻原来的起义军李定国、刘文秀部,1655年,追击至广西,次年,将义军逐出了南宁。同时,在安隆,孙可望似乎想废黜永历,自立为帝。永历皇帝惟恐被杀,秘密与孙可望的对手李定国联系。李定国当时已退至贵州,决定营救永历帝。他在安隆附近击败了孙可望,遂将南明最后的这位君主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在云南府孙可望刚完工的宫殿里,重新建立了一个团结一致的永历朝廷。孙可望最后一次试图打败李定国,但1657年10月24日在云南东部交水之战中大败,这位军阀只得逃到宝庆,投降了总督洪承畴。孙、李交恶,为洪承畴提供了一个期待已久的机会。孙可望降清后,清军大举进犯贵州,拟定了一个攻击李定国南明军队的计划。清军分三路进兵:一由平西大将军吴三桂统率出四川;一由铎尼统率,出广西;一由总督洪承畴统率,出湖南。此战之结果,是清军大获全胜。1659年1月23日,云南府被清军攻陷;3月7日,南明军队主力在大理(云南)被击溃,永历帝被迫出逃缅甸。年迈的洪承畴无意穷追逃敌,以目疾日重,请求还京,他建议顺治皇帝封大将军吴三桂为亲王,负责抚靖云南。亲王为最高的爵位。1645年吴三桂助阿济格败李自成后,曾一度以亲王为号。清廷准许洪承畴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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