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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无码人妻精品一区二区三区Av 发布时间：2023-12-12 14:07:34
FREE XXXX MOVIES HD GIF假如是一百斤，你会不会觉得有些沉重？假如是一百里，你会不会觉得稍显漫长？假如是一百年，你会不会觉得太过遥远？假如只用读一本书的时间，就能让1840年到1945年这一百多年的遥远，真实地回归你面前，你会不会觉得这很精彩、很有趣？……这是最乱的一百年。乱过三国，乱过五胡十六国，乱过五代十国。将军拔剑、壮士扼腕、文人投戎、学子弃医，连妓女们都深明大义、柔肠侠骨，愿化长风绕战旗。这是最凄惨的一百年。中国转眼间就从比尔·盖茨变成了杨白劳，一无所有。杀人越货是家常便饭，上山落草是时髦的职业，到城乡结合部当农民工是最幸福的生活。这是最八卦的一百年。个性无比解放，婚姻无比自由，名人之间的情爱更是剪不断理还乱。这是信仰最五光十色的一百年。唐生智信佛，洪秀全、孙中山、蒋介石信基督，刘湘信神仙，还有人信法西斯主义可以救中国……这是最迷信武力的一百年。无论是袁世凯、段祺瑞还是吴佩孚，甚至包括孙中山，都喜欢用武力统一。但小一点的人物却想分治，学美国搞联邦、联省自治，比如陈炯明和赵恒惕。可惜，想统一的，统一不了；想分治的，也分治不成。这是最自由的一百年，普通人可以办报纸、办出版社，可以结社；草根可以骂政府、骂官员，甚至还可以骂国家最高领导人。这是真相埋藏得最多的一百年——辛亥革命原来只是一场意外接着一场意外？民国第一疑案，到底是谁杀死了宋教仁？热血男儿袁世凯，毕生的追求就是君主立宪，可他为什么要七搞八搞，去做那短命的皇帝，让一世英名尽付东流？公车上书根本没发生过？谭嗣同临终时的诗是假的？光绪压根儿没有给维新党密诏？日本人救了维新党？李鸿章坚决支持变法？为何康有为要忙着制造伪证，还要谎话连篇？究竟是谁出卖了戊戌变法？生平未尝一胜的孙中山、曾落魄到美国刷盘子的孙中山，为什么能成为一代革命领袖？中国同盟会与日本黑龙会之间是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超级阳光美男汪精卫拥有一段神雕侠侣般传奇的爱情，却为何做了人人不齿的大汉奸？中国获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靠美国人的原子弹和苏联出兵东北吗？中国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是靠捡漏吗？……现在，我们将站在史实的角度还原一个真实、惊险、复杂、曲折、有趣的民国。这将是一本填补民国历史空白的书。在这本书里，你将会了解一个被你遗忘的民国；认识一个你所不知道的民国；修正一个被你误解的民国；看清一个被你模糊的民国；读懂一个被你轻看的民国……故事的开始本人把故事的起点设在了道光、咸丰当政的晚清。很多人会问，明明是要讲民国史，为什么从晚清说起？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反问大家一个问题：民国是怎么来的？晚清怎么就突然走向了民国？也许有人会回答，民国的开创者都是天生的英雄，他们天生就对清朝的腐朽和麻木极度愤恨，于是顺应历史潮流，高举反清大旗，表现出了彻底的革命性，等等。如果你也如此认为的话，必须得说，你所知道的并不是事情的全部真相。如果你想弄清楚全部的真相，弄明白民国的来龙去脉，那咱们还得从晚清说起。首先，民国的开创者成长自晚清，民国的力量格局来自晚清，甚至连民国的病根也是从晚清带过来的。其次，一个朝代的灭亡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也不是一句两句能交代清楚的事。而且，晚清并不是一直走下坡路，其间还有“同光中兴”这种回光返照似的雄起。此外，晚清在走下坡路的时候，也不是没有挣扎过，它也在绕弯子地改革自救，只是数次改革如戊戌变法、晚清立宪全都以失败告终。危机已积重难返，改革已无法解决问题，革命成为唯一方案！因此，立宪派、各种各样的革命派，还有江湖豪侠，各路人马，轮番上阵，都想用自己的主张拯救中国。只可惜大家伙儿的功力不足，最终走火入魔。就在这样一种稀里糊涂的状态下，各方合力，才折腾出一个如此有趣儿的民国。第一章不为鸦片的鸦片战争
羊群凶猛
咸丰这个清朝的第九任皇帝，实在是有点特殊，他虽然是个窝囊废，但是他周遭的人却很强大。他的大臣曾国藩和李鸿章、他的老婆慈禧，算上后来他侄子辈儿的光绪，再加上下面即将出场的这一位，一共五名与他或多或少有些关系的“属羊人士”（你没看错，这些人全都属羊），组成来势凶猛的“羊群”，主宰了未来半个多世纪的中国。相信大家都不太喜欢干巴巴的传记，幸好即将出场的这位男主角，其历史档案还算有趣，请大家先看一份档案。姓名：袁世凯，字慰庭，又称袁项城外貌：身高165厘米，体重90公斤，脖子粗，脑袋大学历：中考落榜生，“不学有术”的社会大学毕业生星座：外表冷漠而内心好幻想的处女座。这与他很相符，大人物多半有臆想倾向初恋年龄：这个不太好考证，仅知道其比较早熟，十多岁就开始调戏家里的丫鬟主要行迹：建立中国第一支近代化陆军；废科举；搞改革开放；建立民国；做立宪皇帝经典流行语：他最爱说的一句话：“浑蛋加三级！”偶像：幼时为东晋帅哥将军谢玄，希望像对方一样做花花公子中的将军，将军中的花花公子。过了而立之年，厚黑段位提高，偶像变成曹操1859年9月16日，河南省项城县袁家寨。袁家大公子袁保中的第二任老婆小刘夫人给他生下了第四个儿子。这是一个大胖小子，属羊，处女座。此人就是后来搅乱了中国半个世纪格局的“袁大头”袁世凯。大头属羊，但他的脾性可一点儿也不像一只羊，反倒像一匹狼，当然这是后话。大头出生时，袁保中的心情并不像今天医院产房外的那些父亲一样焦急中夹杂着欣喜。作为有了四个儿子、在乱世中挣扎求存的父亲而言，首先要考虑的是生存问题。不过，在考虑生存问题之前，袁保中还必须解决另外一个问题：为孩子起个名字。袁保中文化水平不太高，学历是附贡（大概介于秀才与举人之间）。就这个附贡，还是他花高价钱买来的（纳捐）。他之所以肯花这么多钱，就是因为想买一个身份，提高社会地位。袁保中买来附贡学历之后，就可以在拜见县长大人时不下跪，甚至还可以和县长大人就农村建设等问题进行深入交流……身份真是个好东西！有身份、有地位的袁保中，为儿子起名犯了难，胸无点墨的他想来想去，决定暂时先给孩子起个小名：袁小四。不过，孩子他妈小刘夫人有些不高兴：在咱们这个高干家庭里，这小名儿也太儿戏了点吧！这时，一封信的到来帮袁保中解决了这个燃眉之急，信是袁保中的叔叔袁甲三写来的。信的内容很简单，叔叔我在刚刚结束的战争中大败反政府武装捻军，即将凯旋。袁保中大喜过望，“凯”字信手拈来。再按照家族“保世克家企文绍武”的排行，“袁世凯”的大名新鲜出炉。好名字是有了，好的生活呢？袁小四出生的时候还真不是什么好光景，国家最高领导人咸丰皇帝正被放在火上烤，清王朝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动荡岁月，所以袁小四的未来注定了不会平安喜乐，但却足够精彩！袁小四再次出场之前，让我们先将目光转向袁小四生活的那个时代，穿插介绍几个影响中国近代史的大事件。“节俭癖”道光此时当政的咸丰皇帝算是一个苦命孩子，他从老爹道光手中接过皇位时，大清帝国已是危急存亡之秋。咸丰的接班局面如此糟糕，跟道光的治国能力偏低很有关系。说起这个道光皇帝，可能大部分人都对他没什么印象，其实这也怪不了别人，怪就怪道光自己与有清一代的同行们相比，名气实在太小——开国的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不用多说，有史书为其扬名。入关后的第一任皇帝顺治由于媳妇儿董鄂妃和老妈孝庄皇后（野史称之为“大玉儿”）的原因，几乎家喻户晓。康熙、雍正、乾隆三代都被影视剧拍烂了。尤其是乾隆这位自封“十全武功”的“大清作协主席”，这位仁兄的“十全武功”似乎无人认可，倒是他毕生吟过的近四万首诗作令他成为史上当之无愧的吟诗高产冠军，只可惜吟了这么多诗，却没有一首被后人传诵。嘉庆皇帝的知名度相对黯淡一点，不过他干掉超级大贪官和珅的事迹还是比较拉风的，不仅如此，其执政后期发生的白莲教造反、天理教攻破紫禁城事件也是相当出彩。咸丰皇帝作为大名人慈禧的老公，凭借在位期间爆发的太平天国战争以及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弃城逃跑的事迹，也使得自己的人气扶摇直上。同治皇帝虽然短命，不过他那厉害的老妈慈禧和死于花柳病的传说让他的曝光度急剧增加。光绪皇帝有珍妃，有甲午战争，有戊戌变法。末代皇帝溥仪的皇后婉容和妃子文秀的黑白照片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而且他从清朝的皇帝到日本人的傀儡再到共和国阶下囚的人生经历，给一部电影提供了素材，使得这部以他为主人公的电影《末代皇帝》获得了奥斯卡九项大奖。为什么独独道光这么没名气？一来他身上缺乏被人们八卦的元素，二来他的执政成绩实在是太糟糕，很是拿不出手。对于道光皇帝，后人只是隐约记得他是个简朴的皇帝。道光刚接他爸嘉庆的班，就决心打造“节约型”社会，后世著名的《御制声色货利谕》就是道光刚当家那会儿的作品，该文件重点阐述了大清国目前施行节俭的必要性和实现节俭的具体操作办法。道光在文件中说，百姓不穷，我这个皇帝能穷吗？百姓不富，我这个皇帝能富吗？（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但是，怎样才能使百姓富起来？道光说，办法只有一个，省，为国家省、为天下省、为百姓省，从我省起。《御制声色货利谕》颁发全国，各级官员认真学习，热烈讨论，深入领会，但行动的没有，该腐败的依旧腐败。与这些腐败的手下相比，道光的言行还是一致的，在位的几十年间，他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颁布这份节俭宣言并不只是为了作秀，也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史书说道光“衣非三浣不易”，也就是说道光一个月才换一套衣服，不仅如此，道光裤子破了也不舍得扔，补补接着穿，也不怕跌份。皇帝爱补丁，众爱卿也体贴圣意，个个都把自己好好的官服打上几个补丁，道光无意间引领起穿补丁衣服的社会潮流。道光心里这个美：举朝上下崇尚节俭，反对奢华，我的榜样作用大大的啊！道光心里一美嘴上就把不住门，于是逮了个大臣拉起家常：你这补丁打得不错，花了多少钱？该大臣脑袋灵光，知道伺候皇帝的内务府常把皇帝当冤大头狠宰，要是说少了免不了被内务府的那帮人穿小鞋，于是一咬牙眼睛眨都不眨就回答了一句：三两银子！道光老兄一听又气又急：内务府那帮人给我打个补丁报了五两！以后还是把补丁交给后宫的嫔妃打吧，反正她们闲着也是闲着，手艺差点儿不打紧，关键是不用花自己一分钱。这还不是最夸张的，据某些史料反映，道光连片儿汤都不敢喝，烧饼也省着吃……道光怎么会把皇帝做得如此寒酸？不是他天生吝啬，也不是他脑细胞不够用，真正的原因在这里——没钱，国家没钱，财政赤字太多，挣的没有花的多。有人不禁要问，皇帝怎么会没钱？！钱都花哪儿去了？穷光蛋皇帝是怎么炼成的历朝历代，国家财政总是避免不了走向崩溃，与其说这是一个魔咒，不如说这个现象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历史发展规律。要解释这个现象，我们不妨看看清朝皇帝把钱都花到了哪里。第一，皇帝的日子过得没有大家想象得那么轻松。皇帝除了给大大小小的官吏们支付薪水，自己也要花钱，皇帝有自己的房子、老婆和孩子，休闲娱乐设施一应俱全，数千勤务人员（太监、宫女等）随时待命，这些人都得靠皇帝发工资。此外，还有一大群人帮皇帝花钱。他们不需要上班，也不需要付出任何劳动，但皇帝每年还得给他们一笔钱，给少了还不行，因为他们都是皇帝的亲戚，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皇族。一个朝代建国之初，皇族人口不会太多，皇帝的压力不会太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皇族人口日益增多，皇帝的负担也越来越重。顺治初年，皇族不过几千人，至道光时期已好几万人，所以道光每年都得花几百万两银子才能摆平这帮亲戚。第二，腐败。历朝历代最不缺的就是贪官污吏，这帮人存在的最大意义就是挖封建主义的墙脚——他们让朝廷的行政成本高居不下，朝廷拨下来的钱，大部分都进了他们的肚子和腰包，至于剩多少钱用于百姓那得看他们的心情。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如此放肆？答案是犯罪成本太低，简单来说也就是，与腐败官员的总数比起来，被发现和惩处者不到百分之一。腐败收益高，腐败风险低，这可真是贪官污吏们的福利。而给这些贪污犯送福利的人不是别人，正是皇帝自己！皇帝用“人治”这个神奇的武器为腐败保驾护航。历朝历代，皇帝执政的手段主要靠人治，没有民主、没有法治的人治。监察制度不完善，官员任期没有限制，导致官员手中的权力太大，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和限制。谁的权势大，谁的官阶高，谁就说了算，官员的个人意愿可以决定一切。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这么好的贪污条件，谁不贪谁傻！因此，贪污不是皇帝弄几次反腐倡廉运动就能消灭的，譬如嘉庆皇帝杀掉巨贪和珅都没能刹住官员们的贪腐热情。第三，天灾。封建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政府的抗灾能力。譬如黄河泛滥，治理办法就是一个——堵决口。嘉庆年间，黄河堵一个决口要花掉上千万两银子。治河费用如此高昂，天知道有多少钱真正用到了治河上。反正连工带料都扔到了黄河里，你查都没处查。黄河泛滥，官员贪腐，豆腐渣工程导致黄河更加容易泛滥，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第四，镇压农民起义。怎么历朝历代都有农民起义？虽说农民的奋斗目标并不高——农夫（妇）、山泉、有点田。只要有一口吃的，就能活下去，只要能活下去，就绝不会想到造反。但现实是残酷的，到了每个朝代的末期，他们总是会吃不上饭，因为他们有一个几乎无法战胜的敌人：土地兼并。“土地兼并”是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地主、官僚、商人掌握了越来越多的财富，他们将赚来的或剥削来的钱财用于购买土地。如此一来，土地越来越多地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皇族一般都是最大的地主），而农民则失去越来越多的土地。最终的结果就是农民没有土地种，没有土地种就只能给地主种地打工（佃户），地主的地不是白种的，你得交租，可交完租，还能剩下多少？若赶上天灾人祸，连租都交不起，遑论吃饭？饭都吃不上了，那还不反吗？那就反了吧！只有造反才有自己的地种，才有饭吃！说到底，农民两千年的起义就是为了一块土地！从乾隆末年至嘉庆初年，白莲教成功地团结到广大种不上地吃不上饭的农民朋友们随之起事！清政府为镇压白莲教起义，花费军费近两亿两，几乎耗尽康乾盛世所积攒的家底。钱就是这么花没的。国家，其实就是公司，公司没钱要破产，国家没钱就完蛋。道光也隐隐约约地懂这个道理，但他接班时的清朝是农业社会，还不具备实施资本主义的条件，财源有限，发财无门。既然生财无道，便只有在节俭上下功夫。但道光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勤俭了一辈子，却把国家治理得更加贪污腐化。公正地说，就个人品德而言，道光带头克勤克俭、从我做起扭转浮华奢靡社会风气的行为是值得理解和赞扬的，但对国家而言，“节俭”行为背后的国库空虚意味着这个由马上民族建立的清王朝，在立国近二百年后，国家机器已经腐朽到了不堪承受的地步，犹如一匹苟延残喘的骆驼，只等终结它生命的那最后一根稻草。很快，这根稻草就到了。这根稻草就是已步入工业化社会的英国。真正的起因1840年，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因为清朝出大事了！清朝以前也不是没出过事，只是这次不一样。因为一场决定清朝国运的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了！这场战争的结果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清朝完败。不过我们还得重收集了唐军撤退时留在营中约有六七万石的粮食。有了这些粮食垫底后，安庆绪充分发扬“用人眼朝前、不用人眼朝后”、“提起裤子不认账”的精神，关起邺郡城门防备史思明前来。可安庆绪手下的大部分人都认为这种做法并不妥，原因是安庆绪目前的实力是无法和史思明对抗的。当时很多人都劝说安庆绪不要背信弃义、以卵击石，有的甚至主张应该打开城门迎接史思明进城。安庆绪见到众意难违，便让部将张通儒和高尚出城前往史思明的大营登门拜谢。史思明的态度十分殷勤，他让张通儒和高尚回去转告安庆绪，说自己这次援救邺郡，绝不是为了什么私利，希望安庆绪不要有什么顾虑，今后愿意和安庆绪一同对付唐军，绝不背弃。张通儒和高尚临走的时候，史思明表达了想约安庆绪屈尊前来营中叙旧的想法。张通儒和高尚的智商显然达不到史思明的水准，但安庆绪则不然，当他知道史思明约自己前去叙旧的时候，他不禁眉头紧锁，恐惧之感油然而生。安庆绪清楚地知道，阴险狡诈的史思明约自己前去，绝不是为了叙旧，其险恶的用心昭然若揭，其营中虽然不是龙潭虎穴，但也是杀机四伏，凶多吉少。但安庆绪同样明白史思明的实力过于强大，如果生硬地回绝，恐怕后患无穷，所以思前想后，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一个字——拖。就这样安庆绪在不安与恐惧之中将此事拖了三天，但正所谓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该来的总会来的。史思明度日如年般地等到了第三天，但望眼欲穿的他却不见安庆绪给个回话，安庆绪的这种不回应态度，让史思明意识到安庆绪有可能看穿了自己的意图，所以他准备变换策略，大打“人情牌”，让安庆绪曾经的部将安太清再次邀请安庆绪前来，史思明坚信，面对安太清的邀请，安庆绪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再回绝。安太清本来身在范阳，是安禄山手下的一员猛将，史思明进驻范阳后，安太清为了顾全大局将自己的人马交给了史思明，并跟随史思明南下援救邺郡，史思明这次派安太清出马，也是看中了他的特殊身份。在史思明看来，很长时间以来安太清都跟随在自己身边，而且安庆绪已经是江河日下，安太清应该明白跟着谁会有前途。所以这次安太清出马，他是一百个放心，他坚信在安太清这个棋子的“引诱”下，不愁安庆绪不走出邺郡。然而让史思明想不到的是，安太清虽然十分清楚两家的实力谁更强，但他更是个有良心的人，见到安庆绪后，他并没有采取史思明的方法引诱安庆绪出城，而是实实在在地告诉了安庆绪现在是个什么处境，以及接下来要面对的局势。最后安太清的结论是：安庆绪如果想安度余生，现在必须要向史思明俯首称臣！可以说安太清的话让安庆绪彻底绝望，遥想父亲安禄山在范阳起兵之时，是何等的威武壮观，此后又连败唐军，进占两京。可是自己那不可遏制的野心，使他做出了违背人伦的决定，将自己的父亲杀害，进而局势开始急转直下，以致今天自己的处境如此尴尬和危险，这不禁让安庆心生恍如隔世之感。事已至此，安庆绪决定听从安太清的建议，亲自给史思明写了一封上表，表示自己愿意称臣，并愿意等待史思明休整好人马进入邺郡，献上皇帝印玺。安庆绪本以为自己的屈服会换来史思明的同情，但恰恰相反，在史思明看来，安庆绪奉玺让位已经是无可争议，他现在想要的东西不是这些，而是安庆绪肩膀上的那颗人头。所以在看完安庆绪的上表后，史思明只是淡淡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这又是何必呢？”安庆绪的屈服并没有让史思明领情，为了让安庆绪自投罗网，史思明可谓是绞尽脑汁。虽然他并不领情，但他也没有生硬地回绝安庆绪，因为狡诈的史思明看到了这反而是个更好的机会。思虑再三后，史思明为安庆绪回了封亲笔信，信中除了安慰安庆绪之外，在信的最后写了下面这句话：“愿为兄弟之国，更作藩篱之援，鼎足而立，犹或庶几，北面之礼固不敢受。”准确地说，这是史思明的一个阴谋，要想让安庆绪从邺郡城中心甘情愿地走出来，就必须要让他消除一切防备。史思明坚信安庆绪看完这封回信后，一定会上当受骗。安庆绪！我相信你看完信的时候，你的性命也已经开始进入了倒计时。当史思明的回信摆在安庆绪面前的时候，他未免心中忐忑，因为他不知道信中会是什么内容。在他看来，以史思明的秉性和为人，这恐怕会是一封宣战书。所以，他打开信封的手是颤抖无力的。可是当他读完信后忧怀顿释，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尤其看到最后几句话时，他彻底否定了自己先前对史思明的“偏见”，当即决定要与史思明歃血为盟，永结盟好，并派人回复史思明三天之后自己出城前往对方大营叙旧。三月二十五日，安庆绪带领三百名亲兵如约出城，赶往赶往史思明的营地，慎重的史思明为了以防万一，在自己的帐幕内安排了诸多刀斧手以防不测，然后率领护卫亲自迎接安庆绪的到来。双方最初见面时，也的确是一团和气，但在进入史思明营帐之前，史思明将跟随安庆绪前来的三百名亲兵，用一种很合乎礼节的方式将这些人请到了其他营帐之中，和安庆绪一同进入的只有几名随从侍卫。“臣没有顶住压力，弃失两京，久陷重围，没想到大王念在和太上皇（安禄山）的情分上，虽然远在范阳，也丝毫没有犹豫地赶来救援，让小臣转危为安，臣万死无以报答大王。”刚刚进入营帐之内，安庆绪一下子跪倒在地，诚恳地对史思明说了上述这段话。他本以为史思明听了这番话会感动不已，没想到他刚一说完，史思明翻脸比翻书还快地大声呵斥道：“哼！弃失两京，你还有什么要说的？你身为人子，却杀死自己的父亲夺取其位，是为天地所不容，我为太上皇（安禄山）讨贼，岂能受你的蛊惑？”“我……”安庆绪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彻底惊呆了，他没有想到刚才一脸和气的史思明，此刻会如此对待自己，但更没让他想到的事情还在后边。“来人！将安庆绪这个天理不容的人拉出去斩首！”“大王，你不能……”安庆绪一边说着，一边要站起来和史思明理论。他身边的几名亲兵见状刚要把出剑来抵抗，就被早在帐幕中埋伏的刀斧手冲出来砍翻在地，然后这些人用刀剑架在安庆绪的脖子上，阻止其靠近史思明。“原来，原来，你早有准备！”安庆绪用手指着史思明，声音颤抖地说道。“皇位早已经是我的了，还用得着你来让，我要的就是你项上这颗人头。”史思明很是得意地说道。最终，违背天良弑杀生身之父的安庆绪，得到了他应有的下场。虽然惩罚他的是另一个具有狼子野心的人，但无论如何，安庆绪的结局真切地告诉了我们一个真理——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史思明除掉安庆绪后，立即进占邺郡，收编了他的全部人马，进而派安太清攻占了唐军兵力防守薄弱的怀州（今河南沁阳），并以安太清镇守怀州。打下怀州后史思明本想立刻向西寻找唐军主力进行决战，但考虑到河北地区局势尚不稳固，所以留下儿子史朝义镇守邺郡，自己则率兵返回范阳。乾元二年（759年）四月，史思明在范阳自称大燕皇帝，改元顺天，改范阳为燕京，这同时也标志着“安史之乱”中安氏家族辉煌的时代彻底终结，大唐王朝接下来要面对将是最新崛起的史氏家族。和四年前安禄山在范阳城楼上意气风发的样子相同，史思明此刻也是雄心勃勃，但历史有时真的惊人相似，史思明未来的结局和安禄山有着惊人的相似。当然，现在他还不可能想到未来的事情，此刻在他心中只有一件事最重要，那就是将李唐皇室彻底掀翻，自己成为这个国家名副其实的不二君主！河阳之战邺郡之战唐军惨败而归，以郭子仪为首的几大节度使率部退守河阳后，相继向朝廷上表请罪。最初李亨接到奏表后，鉴于平叛战事紧迫，并未打算追究节度使众的责任，相反仍以郭子仪为山东、河东诸道元帅，权知东京留守。但宦官鱼朝恩却提出了反对意见，在邺郡之战中，郭子仪因为鄙视鱼朝恩的为人，对其并不是那么尊重，这引起了鱼朝恩的怨恨，所以这一次鱼朝恩无论如何也要报复一下郭子仪。鱼朝恩向李亨进言，他认为既然打了败仗，虽然可以不追究所有人的责任，但必须要追究主要责任人的责任。郭子仪在邺郡之战中率先带领人马撤退，最终导致唐军其他诸部跟着一起撤退，所以应该追究郭子仪的责任。俗话说得好，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鱼朝恩的话让李亨觉得十分有道理，于是他把身在河阳的郭子仪召回了京师，解除了其兵权。郭子仪就这样暂时退出了征战沙场的生涯，在长安开始度过三年的孤独时光，在他走后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位名将李光弼。李亨放眼望去，目前唯有李光弼可以接替郭子仪的职位，其资历、威望、战功和郭子仪不相上下，李亨觉得在李光弼的带领下，唐军一样能够顺利平叛。乾元二年（759年）七月，李亨任命李光弼为朔方节度使、兵马副元帅，代郭子仪守东都洛阳。另以泽璐节度使王思礼兼太原尹、北京（太原）留守、河东节度使，接任李光弼先前所任的职位。就在李亨这项人事调整的两个月后，史思明便再次南下，大举进犯河南！史思明对于郭子仪倒是没有多少怨恨，原因是自从成为战场对手之后，史思明还没在郭子仪身上吃过多少亏。但当他知道李光弼代替了郭子仪成为平叛主要领导后，他不禁有些愤怒。要知道先前的太原之战中就是李光弼阻止了史思明西进朔方的脚步，现在这个老对手再次面对自己，这不禁让史思明产生一种誓报前仇的心理。李光弼！我等待你已经很久了，现在你终于可以代表唐廷，成为我的主要对手，所以这一次我会让你败得很惨！乾元二年（759年）九月，史思明留下儿子史朝清驻守范阳，率领大军打出“渡过黄河决战唐军、活捉李光弼”的旗号，分四路南下，一路由部将令狐彰率兵五千自黎阳（今河南浚县）渡黄河取滑州（今河南滑县），一路由史思明亲率大军从濮阳（今河南濮阳）渡黄河，另外两路分别由史朝义自白圭（今河南滑县西北黄河渡口）、部将周挚自胡良（今河南滑县西北黄河渡口）率军渡河，然后共同会师汴州。史思明大军南下之时，李光弼正在黄河岸边巡视唐军各营人马，得知史思明进兵前来的消息，他立即前往汴州，叮嘱滑州节度使许叔冀无论如何也要守住汴州。李光弼给许叔冀的底线是：只要能够坚守十五天，自己就能从洛阳集结大军回来增援汴州。许叔冀拍着胸脯表示坚守十五天没问题，但李光弼刚刚回到洛阳，就听说汴州陷落了，许叔冀及濮州刺史秦升、部将梁浦、刘从谏、田神攻全部投降了史思明。汴州陷落的消息传遍各地后反响很大，尤其是洛阳方面更是人人自危，以至于李光弼回到洛阳后，下令洛阳周围的部队迅速向洛阳方向靠拢，没有自己的命令坚决不能出战。在李光弼看来，洛阳的门户汴州失陷后，自己又不得不和史思明这个老对手打一场持久战。现在他要做的，就是选择一个合适的战场，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为此，李光弼征求众将的意见，有的人认为洛阳军需物资匮乏，应该向西撤退，会合陕州的人马退保潼关，依靠潼关的这道天然屏障，去挫伤敌人的锐气。这个建议遭到了李光弼的坚决反对。李光弼的理由是：从洛阳撤往潼关，中间要放弃将近五百里的土地，叛军如果真的得了这些土地，无形中会助长叛军的嚣张气焰，而且还没和叛军正式交战就无故撤退，皇帝陛下一定是会治罪的，李光弼可不想重走郭子仪的老路。事实上，在李光弼的心中有一套自己的策略，那就是移军河阳，和叛军纠缠到底。从地理位置来看，河阳在洛阳的北边，北连泽州（今山西晋城）、潞州（（今山西长治），如果战事有利可以向东挺进河北，如果不利可以据守，而且还和洛阳形成犄角之势，互为表里，移军河阳更不会背上放弃土地向后撤退的骂名。乾元二年（759年）九月二十三日，李光弼率兵主动撤出洛阳移军河阳，三天后史思明进占洛阳，当他发现洛阳除了一座空城其他一无所有时，他不禁慨然长叹为什么自己总是慢李光弼一步。由于立足未稳，更担心李光弼会随时偷袭，所以史思明没敢贸然进入洛阳的行宫之中，而是退守白马寺一带，与身在河阳的李光弼形成对峙状态。双方就这样对峙了将近十天左右，对于李光弼而言，这正是他想要的局面。但史思明可不愿意如此，因为此番从范阳亲征而来，史思明的目标一是攻陷长安，二是生擒李光弼，所以他不想浪费过多的时间，在对峙了将近十天后，史思明决定率先出手，进攻河阳。不过从实际效果来看，史思明并没有达到目的，几次进攻都被守城的唐军击退，所以接下来史思明一定要寻求变通，他决定变强攻为间接攻击。十月九日，史思明率兵攻打清河，意图断绝李光弼的粮道。李光弼得到消息后，留下副将仆固怀恩镇守河阳，自己带领精兵进驻清河南部的野水渡准备抵抗叛军。但到了晚上李光弼却又急速回兵河阳，仅留下部将雍希颢和一千名士兵守卫营寨，临行之前李光弼叮嘱雍希颢说史思明手下有三员猛将，分别是高庭晖、李日越和喻文景，以史思明的精明，今晚肯定会趁我立足未稳前来偷袭，何况他的目的是要生擒我，现在我暂且继续回到河阳，如果他们来了，你不要和他们交战，如果他们投降，你就带着他们来见我。李光弼说完后带着人马走了，当时所有人全都不理解他这番语无伦次的话是什么意思，然而到了夜里一切全都应了李光弼先前的预言。当史思明知道李光弼在野水渡扎营后，甚为欣喜，因为他了解李光弼这个老对手擅长打城池防御战，并不擅长野外作战，自己不应该错过这个生擒李光弼的绝佳机会。所以他下令让部将李日越带领五百精兵当夜去偷袭，而且史思明下了死命令，如果生擒不了李光弼，李日越就不要回来见自己。事实证明，后来所发生的一切也是按照史思明的设想进行的，他只有一点没有想到，李日越确实没有回来见自己，而是投降了唐军。扑了个空的李日越知道自己无论如何也无法回去交差时，只得投降了唐军。直到这一刻雍希颢等人才明白李光弼的用意所在，全都对他产生了钦佩之情。李光弼不费吹之力招降了史思明手下的一员猛将，这让史思明感觉自己被羞辱了一番而勃然大怒，于是他下令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攻下河阳，不生擒李光弼誓不为人。十月十一日，史思明亲率主力围攻河阳，对于唐军而言河阳之战最艰难的时刻已经到来。李光弼明白史思明这次是孤注一掷，而河阳城最薄弱的地方是在中城，所以他必须亲自守卫中城。于是他将守卫南城的重任交给了郑陈节度使李抱玉，临走之时李光弼鉴于叛军过于强大，而李抱玉兵力不足的现状，他主动为李抱玉减压，他的底线是只要李抱玉能够坚守两天就是胜利，过了两天如果没有援兵前来，李抱玉可以自动放弃南城，而且绝不追究其责任。对于李光弼的理解，李抱玉点点头，虽然他当时没说什么，但是他早已经下定决心一定要坚守住南城，最大限度地牵制叛军，为防守中城的李光弼减轻压力。接过任务后，李抱玉抓紧时间整编部队，加固城防，就在他刚刚完成所有工作后，就看到叛军犹如潮水般地进至到南城之下，并开始了猛烈的进攻。面对叛军来势凶猛，李抱玉并没有胆怯，他积极指挥士兵们进行英勇的抵抗，弓箭射完了，就用石块砸向即将攻上城的叛军士兵，甚至连油锅全都准备好，决心打退叛军的进攻，由于李抱玉的坚决抵抗以及南城城墙高大的原因，叛军两天之内都没能拿下南城，但是到了第三天，李抱玉确实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因为守城的士兵除了手中的大刀长矛之外，再没有任何可以抵御叛军的武器。“绝不能就此放弃南城”，这是李抱玉当时唯一的想法。为了尽量牵制住叛军，李抱玉想出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他决定用缓兵之计拖住攻打南城的叛军，派人给城下的叛军送信说自
责问抱怨的众人都不由一愣。“屋子的水缸里……”晖儿被问得有些莫名，伸手指了下屋角的那口大缸。我急步走到缸边，双手探入水里搅动了几下，之前闪现的景象再次出现，似乎比先前清晰了许多，但依旧是一些残缺的画面片断。那悉窣的耳语声已渐渐能够分辨，汉人、别动、小心……“缸里的水是从水池取来的。”莫炎明白了我的行为，“拾水的话你该去楼下。”楼前的水池边，在众人关注的目光下，我将双手缓缓伸入水中，搅动中静心搜寻着那些画面和声音的信息……似曾相识的夕阳，楼前一片树林茂密，四个装束各异的男子在林中聚集。从衣着来看应该是不同的几个民族，但在他们的脸上都有着同样的油腻痕迹，头上裹着各色宽大头巾，垂下的巾脚遮去了大半个面孔。曼林！其中一个侗族打扮的男子正是曼林，一个身材瘦小的男子正在向他说着什么，言语间曼林不住点头。我极力看去，却无法窥见瘦小男子的样貌，于是只得仔细分辨那细微的语声。渐渐地，一个沙哑的声音清晰了起来。“你盯好那四个汉人，弄点麻烦拖住他们。”沙哑的声音说道。“老大，四个汉人有什么可担心的，要不今晚我就弄了他们的脑袋。”曼林满是不适地摸了摸自己的头，“最近没弄到新鲜人头，只能顶着猪头混日子，神蚕开始不听话了。”“那两个汉人男子不是寻常人，凭你是动不得的，一切小心为上。”沙哑的声音继续道。“哦，属下明白。”曼林的声音有些不快。“你现在越来越放肆了！连我的话也敢阳奉阴违。”沙哑的声音有些怒意，“是不是想我灭了你的神蚕？！”曼林一时慌了神，声音变得卑下异常：“老大，属下不敢，属下一定遵照您的吩咐。”沙哑的声音似乎十分满意，语气缓和了不少：“你一向机灵，知道该怎么去做。竹楼上有三个人头可以选，就是别动那四个汉人。”曼林连声应承，那沙哑的声音又道：“务必将他们拖延到戌时，我们先回天……”话语突然中断，景物和语声一片晃动，完全模糊扭曲开来。一切再度平静时，眼前却是我掬水畅饮的画面，耳畔尽是S和晖儿的对话声。该死，看来是我自身的影响过于强大，干扰驱散了原本承载在水中的信息。眼下也只能如此了，我抽回双手，原原本本地将所得到的信息向大家复述了一遍。听完之后，众人各自沉思了起来。“那个沙哑声音的瘦小男子应该就是刑天营头目。”S挠头道，“它们藏身的地方肯定是天字打头的地方。”“说得很对。”莫炎点了下头，又摇了下头，“地球人都知道。”S被他抢白得一阵语塞，气鼓鼓地坐到一边和晖儿商议去了。“为什么会特别注意我们四个？”我心中最大的疑问便是这点。“也许它们害怕。”莫炎看了下手掌，“也许是想利用我们。”“两位兄弟，老汉有个主意不知道该不该说咯。”老田在一旁说道。“老田，你说吧。”局外人的看法有时最清晰，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现在应该是午时的样子咯，那些搬头尸戌时才会过来地。”老田眯缝着眼，满脸的皱纹挤作一团，“不如先做好准备哈，对付了搬头尸再找答案也不迟咯。”莫炎和我用眼神交流了一下，一齐同意了老田的说法，目前最重要的是如何对付搬头尸，至于那些疑问也只能等到之后再说了。曼林和岩虎的尸体早已处理干净，竹楼上的血迹被清水冲刷清除，完成了一系列的扫尾工作后，大家聚集在一起安排着下一步的行动。鬼丝蚕制造的越人鬼丝必须通过人的口鼻才能进行传染寄生，莫炎的灵火可以有效地融解鬼丝，因此它所造成的威胁并不很大。刑天营出身的搬头尸狡诈阴狠，而且身手间异常敏捷，又具备丰富的丛林作战经验，小心戒备防范之下，我和莫炎再加上三把猎枪应该可以对付它们。可现在它们是混合在一起的，1+1＞2的理论在这上面体现得淋漓尽致。就这样过了一个小时，任凭怎么推敲思考，却始终找不出一个合理有效的方案。我烦躁地走出楼门，点上了一支烟。在尼古丁的刺激下大脑不觉有些晕胀，我放眼望向四周的山石树木，分散着自己的意识，借此缓解压力和不适的感觉。竹楼所处的位置是一个四面山丘环抱的平地，竹林树木错落有致地在周围成片生长。突兀群起的山石遍布整个地区，但在平地间却多出了许多土壤。这些土壤的质地松软得宜，行进时脚下的感觉很是舒适，云南少数民族居民常会在这样的地方开垦田地，播种一些适宜的农作物。这里的条件照理应该符合，却似乎没有被利用起来。心中一时好奇，在竹楼上观望一阵后我来到了楼前的平地，阳光透过树梢竹楼缕缕投下光影，竹楼所处之外的地面在树荫的作用下阴凉舒适。我四处走动了一下，脚步惊动了树荫中的什么东西，悉窣声接连响起，认识的不认识的，有壳的长翅膀的，大大小小的昆虫四散逃窜，这里的虫子还真多。环视周围的植物，冷杉、红松、巨龙竹……居然是这些生命力旺盛的疯长植物！“山石如龟甲，黄土嵌中生。丛荫似绿被，谷粟总无存。”原来是荫生虫豸局，这里犯了农垦风水的大忌，四周的植物遮阳蔽日滋生虫豸，加上山石困扰无法彻底清除这些植物，所以也就无法将此地作为农垦之处了。虫豸？我呆滞了一下，虫豸局是百虫会聚之局，百虫共存则彼此互相钳制，其中必有虫豸之首！欣喜间立刻叫来莫炎，将这里的局势理解和他解说了一下，莫炎听后没有言语，转身立即钻进了身边的林子。“庄稼稻谷最怕这山沟沟里的虫子咯。”老田看着地上爬动的昆虫道，“六八年的时候，就闹过几次虫灾，哈尼的追玛说是树妖作怪咯，砍了几片林子才搞好的哈。”看来我的判断并没有错，云南的一些地域肯定也与这里类似。枝叶晃动中，莫炎从树林里走了出来，似乎有了什么发现，伸至面前的手掌完全摊开着，指间夹着三只个头不小的蜘蛛。“好大的蜘蛛～～”S一脸恐怖的闪在了晖儿身后，后者的脸色也不好看。“虫豸局百虫共存，这就很容易造成某种昆虫的霸主地位。”我看了看他手中的蜘蛛，“这和原始的养蛊原理相同，所以虫豸之首或许可以作为蛊虫的克星。”“运气不错。”莫炎接道，“这里的虫豸之首是蜘蛛。”“怎么说？”他是虚灵和生物方面的大行家，这话里似乎另有深意。“这种狼蛛喜欢捕食软体虫。”莫炎在狼蛛的尾部拉了一下。“它可以对付鬼丝蚕？”虽然有些振奋，但我心中却也不住担忧。莫炎没有回答，而是转向了老田：“山上哪里蜘蛛网多？”老田眯眼想了会，伸手在蜘蛛的尾部摸了几下，两指夹着拉出一截蛛丝，细看了一会之后眉头一展，似乎想到了什么。“要这种蛛丝哈？有得好多咧。”老田咧嘴笑道，“老汉认识山边边的苦聪人咯。”“苦聪蛛衣？”莫炎语气间有些舒缓，“那更好，现在就去。”两人回屋收拾了一下行囊，在和我对过手表之后，莫炎便跟着老田向西侧的山边出发了。留守在竹楼的我们并没有闲着，我用驭金能力做出了一些锯齿钩链埋在了竹楼周围，又在竹楼的地板和墙壁缝隙间藏下了几十条金属丝，接着我和晖儿、S又做了些尖头的短木棍布在了四周。一般活尸性属土，以木克制它们是最好的方法，搬头尸或许会例外，但至少能够给它们造成一定的困扰威胁。就在我们将一切布置停当的时候，莫炎和老田已赶回了竹楼。老田笑呵呵地从背囊里拿出了两件灰色的衣服，毛茸茸的感觉让人很容易误认为是土纺的毛衣，做工虽然粗糙简陋，但却致密地看不出任何的缝隙。莫炎解开手中的一个小袋子，几十只狼蛛从袋子里冒了出来，纷纷爬上他的手臂。一片柔和的火光在他身体上泛出，那些狼蛛都是一抖，转而安静地伏在了他的衣服上。莫炎轻嘘一声，狼蛛似乎得到了什么命令，各自迅速爬下地面，一部分隐藏在了屋子的四角，其余的则沿墙而上用蛛丝将自己吊在了屋顶的角落。“蛛衣你我各穿一件。”莫炎丢过一件蛛衣给我，“鬼丝射出时用身体去挡。”接过蛛衣我大致明白了他的用意：“那就是我们俩做诱饵抽取鬼丝。”“还要你转的快才行。”莫炎做了个转身的动作，“公孙、晖儿和老田和尸獾坐在炉边。”五只灵巧的尸獾已完全现身在众人面前，乖巧机灵地在晖儿等人身边蹲伏了下来，看样子它们准备和这三人形影不离了。屋外的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时间已是傍晚时分，莫炎到围炉边上点起炉火，双手搓动几下直接伸入燃烧的火焰中。一股乌色的火焰隐约地在熊熊炉火中晃动了两下，渐渐隐入围炉的木炭里。莫炎又拿出了一些干粮和食水分给大家，估计是对屋里的食物有些不放心。老田不知从哪里弄了些草来，又从草叶的中心部分摘下了一些圆粒状的东西，逐一递给大家。“坐拿草的草心，这东西可是黑曼陀罗的克星咯。”老田笑着将一颗草心丢入口中。我试着也吃了一颗草心，那股苦涩酸麻的味道直冲大脑，整个脑部立刻处于兴奋状态，四肢间有些轻微的麻痹，但很快就觉得手脚灵活了许多。“这东西也有麻痹作用。”莫炎提醒道，“不要多吃，闻到花香后再吃一颗。”中药药性，我最头痛的东西，如果林岳在的话估计又能给解释上半天了。想起这小子，好像最近一直没有来电话骚扰我和S，难道他转性了？时间慢慢地流逝着，我和莫炎不住地警惕着周围的变化；S和晖儿填好子弹，将短柄猎枪放在身旁隐蔽的位置；老田则向我讨去了巴查的砍刀，铜炮子猎枪也已掖在了屁股下面。一阵奇诡的闪动在眼前飘过，我做了个噤声的手势，仔细聆听，屋外的树丛中蹲伏着五个诡异的身影，彼此没有交谈，只是互相打着手势。一个瘦小的身影挥了下手臂，其中两个猿猴般地爬上了楼旁的大树，余下三个则悄悄地钻进了竹楼的下部。我一边聆听，一边轻声向众人说明了情况，S和晖儿小心地端起短柄猎枪注视着地板，老田则仰头观察屋顶的变化。猫腰起身，我正想发难，却被身旁的莫炎一把拉了回来。“屋顶那两个是新鲜脑袋。”他脸上又露出了那种柔和的笑容。十一、饬金之灾自从在家里见过这种笑容之后，莫炎便一直没有笑过，大敌当前的时候他居然笑了出来，难道是有什么发现？“老田和王亦凡对付屋顶上的两个。”莫炎快速吩咐道，“记得要打烂头部。”接着他示意晖儿和S用枪瞄准地板上的两个位置，自己则盯住了第三个方位。“鬼丝蚕喜欢新鲜人脑。”莫炎用胳膊碰了我一下，低声道，“别发愣，先解决两个。”原来他嗅出了屋顶两具搬头尸的头颅是新鲜的，之前曼林刚换上岩虎的头颅时，那条鬼丝蚕就是在头颅里的。一股淡淡的花香飘了过来，味道十分地轻柔，但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睡意。众人立刻又吃了一颗坐拿草心，这帮搬头尸应该准备动手了。心念一转，屋顶的锯齿钩链突地飞出，蛇行盘绕下遍布倒刺的链条将两具搬头尸瞬间捆住，链条上锐利的勾尖死死嵌入它们的身体。钩链牵动猛拉，几下便将搬头尸勒切成了数块，两具没了双手的上半截尸身被拉下房顶掉在了地板上。轰地一声，老田的铜炮子猎枪开了火，喷射的弹药将尸身头部轰成了血团。两块金属片悄无声息地包裹住了尸身，咯咯扭响中，将它们扭碎挤压成了肉沫。没有任何机会反抗的情况下，楼顶的两具搬头尸就这么被解决了。我心头涌上一阵喜悦，正想转身去帮晖儿，却看到竹楼的地下突突几声破开了三个大洞。三道人影从洞中飞射入竹楼，身形轻巧怪异，衣衫飘然有如鬼魅。这帮家伙还练过轻功？心下不及多想，锯齿钩链立刻缠绕了上去。“不对！”莫炎脱口叫道，“别打……”我一愣神，钩链却已飞速收缩绞动，接着砰砰几声枪响，晖儿和S也相继击中了人影。撕裂声下，衣服的碎片落了一地，许多黑褐色的碎块夹杂其中，耳边则响起了一阵奇怪的嗡嗡声。“是虎头毒蜂！”莫炎冲我吼道，“小心毒刺，蜇上就死！”这种毒蜂的大名早有耳闻，台湾曾经震惊一时的登山者毒蜂事件就是这群小煞星干的，中毒的人救治不及会因肾衰竭而迅速死亡。当时只是数百只便摆平了十多人，而现在屋内黑压压的足足聚集了上千只。竹楼间埋藏的金属细丝此刻正好派上了用场，在我的控制下，众人身旁围起了一道交错的金属细网，凶猛而来的虎头毒蜂被挡在外面，黑压压地蒙了厚厚的一层。金属细网的网格虽然很小，但那些虎头毒蜂却拼足了劲儿地往里挤，那种疯狂的攻击欲不禁让人骇然。必须速战速决，心念一定金属细网闪电般地反向包裹了起来，密密麻麻的虎头毒蜂严严实实地被网了起来。我双手虚抓一拉一拧，金属细网顿时拉长扭动，随着一阵令人头皮发麻的噗噗声，上千只毒蜂变成了无数的碎片掉落一地。毒蜂尽灭，我刚喘口气，耳边却传来两声枪响，子弹在脚下激起一片竹子碎屑。抬眼间，晖儿和S正忙不迭地填装弹药，脚下有古怪？身子向前一滚，我头也不回地闪到一边，与此同时脚下原本站立的地面喀嚓一声碎开了一个大洞。四周一阵死寂，除了围炉中细微的噼啪声和众人的呼吸，几乎听不到一点动静。我暗暗咬牙，这帮搬头尸简直就是偷袭的祖宗，什么阴损招数都能想得出来，而且一击不成便销声匿迹，让人防不胜防。莫炎一直保持着一个奇怪的姿势，两脚跪伏，双臂下垂，食指中指支出，抵在地上。方才的攻击是他查觉叫破的，但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冷冷的脸上已看不出任何的表情。窗棂一翻，两个紧身短打扮的男子自两侧掠入屋内，落地一滚，身躯有如弹簧一般反弹跃起，空中交错间彼此单手对抓，一个回旋将对方反抛出去。杂技般的高难度动作在几秒内完成，我来不及惊叹对方身手的敏捷，注意力已全部集中在他们手中牵拉着的绳索。两人落地时借力猛拽，楼顶一抖发出阵阵怪响，想拆楼顶混水摸鱼？我不由冷笑，嗖嗖几声，惯用的半月弯刀飞斩绳索。绳索应声而断，两人一个趔趄跌了出去，就地一滚翻出了窗外。铜炮子猎枪轰然开火，骨肉撞击声中一个人影飞撞在墙上，倒地呻吟间却是一旁看守地板洞口的老田。其余三人一下没了动静，回望间一个瘦小的男子不知何时已站在了晖儿与S的中间，双手各持一支尖竹，环扣在两人的脖子上，尖端直直抵住她俩的咽喉。“两位聪明的就别动。”瘦小男子阴笑道，“我胆小，受了惊吓手会不听使唤。”晖儿和S瞪大了眼睛惊恐地望着我，莫炎则一动不动地依旧保持着那个姿势。五只尸獾围在瘦小男子的身边，浑身毛发立起，却不敢近前半步。“挟持她们有意思吗？”我心中一震，脸上却显出不耐烦的神情，“别无聊了，有种放马过来较量一下。”“嘿嘿，阁下还不是很清楚形势嘛。”瘦小男子继续阴笑，手下用力，殷红的血痕顿时出现。“住手！”我立刻软了下来，这家伙的确不好缠，“听你的就是。”瘦小男子口中呼哨一声，方才两名男子狸猫般地窜入竹楼，一左一右地挟在了我的两侧。抽勒几下，一根坚韧富有弹性的绳索捆住了我的双手。看来是早有准备，连牛筋绳都用上了。“这位怎么一直跪着不动啊？”瘦小男子怪声道，“别想玩什么花样。”莫炎依旧不动，抬头望了望他：“我为什么要听你的？”身边两名男子立即闪了过去，瘦小男子一副猥亵的样子：“你就不怕我杀了这俩小妞？”“杀就杀，一个是他老婆，一个是他朋友。”莫炎居然悠然了起来，“和我有什么相干。”瘦小男子眼中闪过一丝疑虑，嘴上阴笑不止，摆头示意两名男子制服莫炎。那两名男子似乎对莫炎有所顾忌，在身旁迟迟没有动作，只是不住发抖。我这才发现，围炉的火焰不知什么时候已变成了紫色，几道火焰沿着地面蜿蜒地形成了一组奇怪的环状图形，而那两名男子的脚下正踏在环状火焰中。瘦小男子查觉有异，面色一寒，手中尖竹正要刺穿晖儿和S的咽喉，却不知为何手软了下来，晖儿和S趁机掰开他的手臂，快速逃离。惊讶中他发现了脚下盘绕的火环，怪叫着试图挣扎，但却丝毫不起作用。莫炎的渐渐直起
纳范文程、张存仁等汉官的意见，赦免洪承畴。在一封可能由范文程执笔的长信中，这位大清皇帝提醒洪承畴说，明朝的援军不会再来了，并指出明军败局已定，明朝必将灭亡；而另一方面，事实已经证明了满洲是仁慈的统治者：朝鲜被征服后，其国王受到宽待；大凌河陷落后，祖大寿的官属都安然无恙。洪承畴若肯降顺，则其父子亦将得到赦免。洪承畴连信都不回，但其副将夏承德却暗中响应。他秘密派遣其弟夏景海四次至清营纳款。他答应充当内应，并以自己的儿子作为人质，太宗长子豪格则表示欢迎他归降。1642年3月18日夜，清兵用两架云梯登上夏承德部守御的南城，沿城墙迅速展开，然后四面同时而下，出其不意地攻占了全城。次日清晨，城内军民被赶到一起。夏承德及其所属部众——男女老幼共1863人——别聚一处。总督洪承畴、巡抚邱民仰和几位降清汉官的亲属，包括祖氏兄弟（祖大乐、祖大名、祖大成）和白广恩之子白良弼，亦别聚一处。其余俘虏，包括官100多人，兵3000余名，皆就地屠杀；其家属——妇女儿童共1249人——则留为奴婢。四天后，祖氏兄弟及白良弼在清军营中得以和亲人重聚。副将夏承德和巡抚邱民仰接受了宽赦，后在清朝为官。只有洪承畴尚未正式投降，仍是一名战俘。豪格见他拒不归顺，欲将他就地斩首。但范文程和张存仁坚请豪格饶其性命，指出若能劝其归降，他必会成为大清的忠臣。此人毕竟是被清军俘获的最高文官，是因大败李自成而名震天下的明朝总督。因此，为了保留这位南人的性命，设法将其拉入清朝的事业，值得付出努力。太宗被说服了，1642年6月1日，他下令将洪承畴押至沈阳。
洪承畴之降
据清朝官修史书载，洪承畴因受到太宗的宽赦而感激涕零。他说：臣……自分应死。蒙皇上矜怜，不杀而恩养之。今令朝见，臣自知罪重，不敢入。太宗则回答说，他不会因其在松山时为其主子崇祯皇帝效力而责怪洪承畴。但现在天命已移，因而他希望得到同样的忠诚。清军攻克松山，“皆天也”；天知清帝欲恩养人民。“尔但念朕抚育之恩”，太宗说，“尽心图报可耳。”其实太宗非常高兴，以至在殿内以国宾之礼盛宴庆贺洪承畴归附。太宗本人因在元妃丧中不能亲自出席，还令大学士希福向洪承畴转达了歉意。。事后，诸贝勒大为不悦，想知道太宗为何对一个起初并非主动表示愿意归顺的明朝俘虏如此恭敬。太宗反问道：“吾侪所以栉风沐雨者，究欲何为？”众人回答：“欲得中原耳。”太宗遂笑着说：“譬之行者，君等皆瞽目，今得一引路者，吾安得不乐？”。松山陷落的消息传到北京时，朝廷上下都以为洪承畴已经战死。过了两年多，人们才得知他其实还活着，并已投降了清朝。而当时，京城的士大夫纷纷为他举哀；崇祯皇帝为激励臣属尽职效忠，还下令在正阳门西侧的大士庙为他立祠。与此同时，崇祯皇帝也开始暗中与清朝议和。清廷汉官大多反对同明朝议和。祖可法上疏力劝太宗一心一意征服天下，抛弃任何其他念头。“讲和之策”，疏中写道，“利于彼，而不利于我”，并警告说，明朝会利用停战之机，“募训练，修防御”，还会说服蒙古部落共同抗清。他坚持认为，清军现有实力足以打败明朝军队。“方今铁骑如云，加以蒙古之众，取天下有余力。明虽大国，势已极弱。”他还指出，关键的一步是夺取山海关，山海关既下，关外的锦州、宁远等城唾手可得，然后便可进围北京，切断其东西通道。他坚信北京一定可破，因为北京的防御力量甚至比大凌河还要薄弱，而一旦拿下北京，那么整个天下就会望风迎降，承认大清的统治。不过，清廷内部关于议和与否的争论很快就结束了，因为明朝的复古派在北京对绥靖政策发起了声讨，而崇祯帝则决定先发制人，1642年4月2日令吴三桂袭击阿济格营，而不是遣使议和。明朝否决了议和的主张。因此，清朝决定加紧攻打锦州。该城被困已一年有余，总兵祖大寿不得不再次目睹部下以人肉充饥的惨状。锦州的陷落
在松山陷落时被俘的明朝官员中，有祖大寿之弟祖大乐。锦州被围后，祖大寿曾与其子侄隔城相见，他们请求祖大寿投奔清朝，与家人团聚，但这位老将仍坚守不降。得知松山已陷，其弟也已降清之后，祖大寿终于决定履行多年前许下的诺言，为清军打开锦州大门。他派人对率军围城的贝勒济尔哈朗说：“近闻松山已失，若得见总兵祖大乐，我即归顺。”但当祖大乐被带至锦州城下，兄弟二人隔城相见之后，祖大寿仍不敢降。他又遣三人至清营传问诸王，“可许与盟誓，及有用印文移否？如有之，即归顺矣”。这一来，济尔哈朗等诸王都不耐烦了，被祖大寿这种近乎得寸进尺的行为所激怒了。他们向来使问道：尔等所言，果祖大寿之言乎？抑尔等私言乎？昨云见祖大乐即降，今又何出此妄言耶？我围困此城，旦夕可取，有何顾虑，乃与尔盟誓乎！尔欲降则降，不降则已。遂将来使二人羁留，只放一人回城向祖大寿转达他们的最后通牒。祖大寿大为后悔，第二天即派人传语请营：“昨乃小人妄言，非祖总兵之言也，望乞宽恕。王若令今日来，则今日至；今明日来，则明日至。惟王命是听。”次日，即1642年4月8日一早，祖总兵便率其官属兵丁出城，向济尔哈朗等满洲贵族叩首投降了。4月9日，清军入据锦州后，太宗的谕旨从盛京（沈阳）传来。锦州7000守军及其家属尽皆留养，移驻他处。城中饥民则就地屠杀。济尔哈朗执行了太宗的命令，第二天便将祖大寿送往盛京，听候太宗亲自发落。到达盛京后，祖大寿被带至大清门内装饰优雅、结构匀称的崇政殿，进见大清皇帝。太宗以严厉而又仁慈的面孔出现在他面前，说道：尔背我为尔主，为尔妻子宗族耳。朕尝语内院诸臣，谓祖大寿必不能死，后且复降，然朕决不加诛。往事已毕，自后能竭力事朕则善矣。不难理解，太宗对祖大寿如此宽大，不仅是因为其兄弟子侄及其部众已成为大清皇帝麾下一支忠诚并颇有实力的军队，而且是因为在清朝与北京之间还有一支徘徊不定的重要军队，即祖大寿的外甥总兵吴三桂统领的宁远守军。现在，祖大寿终于加入了大清的事业，通过他说服吴三桂也来归降便有可能了。祖大寿得到皇太极的宽恕后，立即致书吴三桂：兹者，松山、锦州已下，天运人心，悉归新主。有识者宜熟为审处，及早投诚，则分茅裂土，超出寻常。这位原明朝总兵因尽心效力，而日益赢得了太宗皇帝的宠信。后来，祖大寿死于北京，得依正黄旗旗人身份以最隆重的军礼下葬。吴三桂，就目前所知，对祖大寿的劝降始终未作答复。由此可以推论，他并不像祖大寿那样完全相信天命已经转归清朝。而太宗本人也不相信明朝的天下已经在其掌握之中。松山陷落后，祖可法主张停止议和，进围北京，太宗断然拒绝说：“岂能即克山海耶！”太宗清醒地认识到，要征服明朝必须再给它一次比松、锦失守更沉重的打击。然而使他充满信心的是，他知道满洲在寻求扩张的过程中，已经网罗到一批文武干才，而欲将一个边地汗国变为中原王朝，这正是必须具备的条件。当对明朝的致命一击终于由他人完成之时，满洲人便准备大举南下了。- 努尔哈赤终年68岁。李鸿彬：《论满族英雄努尔哈赤》，第229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50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51页。满文老档明确记载，努尔哈赤一直打算让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1622年，努尔哈赤曾向他们阐明，在强势之人治国与汗治国之间，还有第三种方式，即众贝勒共同治国。为了使八贝勒共商国事，他还制定了特殊制度，以便使他们能够达成一致意见。因此，建立部落贵族的集体统治，是努尔哈赤考虑已久的问题。周远廉：《后金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论》，第250—251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页。许多西方人只知皇太极叫阿巴海，但满族文献中不见此名，只记载努尔哈赤第四子就是皇太极（皇太子），有时又写作黄台吉。台吉一词并无“储君”之意，而是一种来自蒙古语的贵族称号，努尔哈赤诸子在1615年以前多有此号。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1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6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0页；又见周远廉；《后金八和硕贝勒》，第25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页。?1635年，已于两年前死去的莽古尔泰，被发现曾阴谋篡夺汗位，私造刻有“大金皇帝”字样的印玺。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4页。?《早期满洲国家》，第126页。?《早期满洲国家》，第137—138页。?根据他的一道可能言过其实的敕令：“初，尼堪皆配满洲官员为奴，虽有马不得骑，皆供满洲骑乘。贝勒有疾，尼堪须令妻女前往服侍。尼堪全为满洲官员之私产，常食不果腹。”同上，第138—139页。1627年饥荒期间，皇太极还决定发国库储银2万两，分赐明朝百姓买粮充饥。《满洲旧档译注·清太宗朝》，第165页。?《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一卷，第5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39—140、148—149页。?后金将这些汉人分为民户和奴隶两类，再从二者中抽取18至60岁适合从军的强壮男子为壮丁。每三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以便用新抽取的壮丁替换已失去战斗力的壮丁，或将某处多余的壮丁调拨他处。汉族奴隶和民户之壮丁皆编为“外牛录”，但奴隶仍记在主人户籍中，且只能充当步兵或骑兵。满洲奴隶则编为“内牛录”或“包衣牛录”，分属各旗。吴卫平：《八旗兴衰》，第24—28页。17世纪30年代，满洲仍以农奴或奴隶分赐各级官吏。1638年，皇太极曾批准将妻妾、马匹和奴隶分给部下的制度；1640年的一份战报则明确提到，努尔哈赤时代建立的战俘与降人的区别仍然存在。郑天挺：《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第93—94页。关于皇太极时期盛京一带出现的贵族田庄，见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10页。?《清太宗实录》第一卷，第10—11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8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7页。?普雷斯顿·M·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9—20页；罗伯特·B·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4页。1625年，努尔哈赤举行过一次文官考试，选拔出300多人为官。但正式的科举制度到皇太极时期才真正得到发展。1629年，后金举行了第一次科举考试，从满洲和蒙古人所役使的奴隶中选拔出200人为官。郑天挺：《探微集》，第88页。自1632年后，地方官府和中央六部的所有汉官，每隔三年都要参加一次考课。满族人对科举取士的看法，明显受到了儒家学说的影响：“贤者进，劣者退，则大道可开。贤才来奔，日多一日，士子聆教，诚心履道。如此招贤纳士，则汗之大道可成矣。”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46页。?满洲巴克什，1631年后改称笔帖式。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8—130页。1629年阴历九月初一，在皇太极的命令下，300名明朝生员，包括在八贝勒家为奴者，参加了考试。考中者200人，皆免其奴隶身份及徭役、兵役，入新设之书房供职。不过，这种书房总的说作用不大——也许是因为满洲统治者不愿把最高机密委托给汉官办理。昭梿：《啸亭杂录》第二卷，第7页；乔舒亚·A·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上，第19—20页。?劳伦斯·D·凯斯勒：《康熙和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0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33页。?皮埃尔·科拉迪尼：《满洲王朝初年的行政》；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9—20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6—128页。?自从后金在宁远战败、努尔哈赤于1626年死去之后，皇太极便开始与明朝议和。这使他能够腾出手来派阿敏率军征服朝鲜。金军逼临朝鲜都城，国王李倧（1623—1649年在位）逃入海岛。朝鲜使臣答应向急需朝鲜粮草的后金输纳岁贡。这正是后金所希望的，故军中贝勒大臣皆主张接受这项条件。阿敏只想掠夺战利品，主张继续攻打朝鲜都城。只因大家坚决反对，他才放弃了这一打算，同意和平撤军。但他还是劫掠了几座朝鲜城镇。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0—121、165—16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2页。关于1628年后金为获得急需的朝鲜粮草所做的努力，见马克·曼克尔：《清代纳贡制度》，第85—86页。?“中原”一词常用以泛指中国内地，但狭义地理解则大致相当于华北平原地区，包括河南、山东西部及河北和山西南部地区。罗伯特·克里默：《周密与修端》，第60页。?郝爱礼译：《皇清开国方略》，第205—216页。?明朝毁掉了房山县境内的金朝皇陵。作为报复，后金也摧毁了一座明朝的陵墓。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的发展及其建国》，第98页。?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列传”第二十四卷，第7页。又见《皇清开国方略》，第221—225页。孟乔芳（1595—1654）是永平人。永平是直隶头等重镇，是从山海关到北京的必经之地。孟乔芳原任明朝副将，罢职后家居。作为当地武人，他受到许多永平军人的信赖。因此，皇太极接受他的投降后，这些军人也随之归附了后金。后来，皇太极设汉军八旗，将孟乔芳部编入镶红旗，让孟乔芳任副都统。崇祯皇帝得知孟乔芳叛变后，将其留居永平的亲族全部杀了。《贰臣传》第二卷，第6—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72页；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45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1—122页；《皇清开国方略》，第234—236页。阿敏本人几乎为明军骑兵所杀。《当代著名政治家介绍》，第98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40页；《皇清开国方略》，第237—241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53页。?同上。?宁完我为促成永平投降起了作用。攻城时，他手持黄旗登上城头，对城中军民说，如若投降，便可继续安居乐业。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9页。?罗振玉：《史料丛刊初编》第四册“奏议”第二卷，第55页。?科拉迪尼：《满洲王朝初年的行政》；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92页。?关于多尔衮在促成六部建立的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见郝爱礼：《亲王多尔衮》，第20—21页。?最初，许多满族官员对是否需要设置监察官表示怀疑。他们说，明朝早就有这种“言官”，所以总打败仗。宁完我则否认监察官的设置是军事力量软弱的标志或原因。他坚持认为，六部既已建立，就有必要设置能弹劾六部官员的监察机构。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9页。汉官在六部承政和参政中只占1/6。每部承政4人，2为满洲，1为蒙古，1为汉人；参政14人，8为满洲，4为蒙古，2为汉人。1638年后，每部只设承政一人，皆用满洲。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1—32页。在1632到1644年间的某个时候，可能是1636年，贝勒就不再分管六部了。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31页。?《皇清开国方略》，第251页。?赵绮娜：《清初八旗汉军研究》；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11—112、180—181页。?佟养性是开元的富
容：拒和、迁都、练兵、变法。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朝廷不可能都同意。拒和、迁都不用考虑，练兵和变法嘛，倒是可以考虑考虑。慈禧和光绪也是这么想的。大清董事长慈禧当然不会承认战败有自己多大的罪过，即使心里承认嘴巴也不会说。她老人家总结出来的战败理由只有一个——将领指挥不力，军队战斗力不济。坦率地说，慈禧说出了一部分事实。盛极一时的湘军、淮军确实都已是明日黄花，军队重蹈旗兵、绿营的后尘：训练荒废、纪律松弛；吸食鸦片、克扣军饷；扰民有余、打仗不足。这边，慈禧和光绪都不看好自己的军队；那边，官员和举人们也觉得应该练兵。于是“编练新军”的决定由此产生。袁世凯发家第一步会忽悠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仔细回忆一下，“编练新军”是清军继八旗世兵制、绿营募兵制、湘军模式之后的又一次改制了，这一次又改成什么呢？答案是按照西方强国的模式成军。因为大家都认为日本人取胜的原因就是“专用西法”。在众人眼里，练新军是一个前途光明的项目，是一笔很好的风险投资。看看曾国藩、李鸿章，哪个不是权倾天下？一切有实力、有野心的官员们都蠢蠢欲动。袁世凯正是这一群人中的一个。袁世凯离开朝鲜回北京后，暂时还没有分配工作，就在北京闲住。虽是闲住，却不甘寂寞，经常外出活动，结交朋友，接近名流。刚好因为甲午之战被削职为民的李鸿章也闲居在北京贤良寺，袁世凯没事的时候就去探望下老领导，顺便联络联络感情，请教为官之道。一段时间之后，袁世凯走了点关系，终于找到了一份正式工作：管辖温州、处州两府的道台，大概相当于现在分管两个市的副省长，还算不错。不过袁世凯并不怎么喜欢这个位置，他还是更喜欢跟军队打交道。现在，举国上下讨论练新军，袁世凯也意识到了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于是，他向他的好兄弟菊人大哥求教。话说徐世昌当年与袁世凯结拜之后，便在义弟的资助下北上参加科举，终于在31岁那年参加殿试——皇帝亲自出题、亲自面试的“公务员考试”，考中进士，而且还是庶吉士。这个庶吉士来头很大。在所有的进士中，只有一甲三人——状元、榜眼、探花，可直接进入翰林院。二甲中的头几名又进行一番考试，合格后才可成为庶吉士，进入翰林院实习，三年后再参加一次考试，决定是否可以转正。成功者可担任翰林院编修一职，工作内容是给皇帝讲解经史书籍，并帮助皇帝起草诏书，换句话说就是皇帝的秘书，权力很大。而这个徐世昌现在就是庶吉士，你说他厉害不厉害？袁世凯很心急，急问徐世昌：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把练兵的工作搞到手？徐世昌说了一句颇有意思的话：在机会到来时，一定要显出你与常人的不同之处，机会只青睐有准备的人！袁世凯听得似懂非懂，在故作高深的徐世昌指导下，两人合伙走了两步好棋：第一步，他们刊行了几本书。那个时候应该没有什么版权意识，出书也不叫出版，叫刊行。除了一本书之外，其他书都是袁世凯高价请枪手直接翻译过来的德、美、英等强国的军事教材，署名当然是袁世凯了。至于那本比较特别的书——《练兵要则十三条》，则是袁世凯参照此时的欧洲第一陆军德军军制，并结合自己这些年在朝鲜的带兵经验创作出来的。西方的先进军事理论联系本国实际，中西合璧，确实是货真价实的袁世凯出品。第二步，大搞宣传攻势。袁世凯想办法把他的这些书递到了督办新军的最高领导——编练新军委员会主任恭亲王奕訢（甲午战争结束后被起用，但身体已垮，加上又毫无斗志，已不复当年之勇，几乎就是混吃等死），副主任庆亲王奕劻，委员翁同龢、荣禄等人手中。客观地说，袁世凯在朝十二年的集外交与军事于一身的经历、周旋于西方列强之间不落下风的资历以及对西方近代军事制度的了解程度，放眼满朝军事将领，绝无可望其项背者。资望够了，加上《练兵要则十三条》确实是一本出色的军事理论教材，袁世凯的实力征服了大佬们。一传十，十传百，袁世凯“知兵”的美誉就在朝廷大佬中间流传开来。袁世凯和徐世昌就靠着这几本非法出版物成功地忽悠住了所有人。其实在此半年前，朝廷就已经内定了一个练兵的人选，叫做胡燏棻，这位仁兄当时已经初步练成了五千人的队伍，叫做“定武军”。非常蹊跷的是，袁世凯一番活动之后，朝廷就宣布这位活干了一半的胡燏棻调去修铁路，他修的是津芦铁路，值得注意的是，海军战士詹天佑正是其中的一名工程师。在如此关键的时刻，这个调令的出现实在是非常不合情理。如果说是袁世凯趁机上下活动了一番，让分管编练新军事宜的朝廷大佬们觉得，他袁世凯比胡燏棻更适合这个位置，那一切就合理了。当然这只是猜测，总之最后的结果就是袁世凯得逞了。1895年12月，袁世凯被保荐到天津小站练新军，而徐世昌也在袁世凯的要求下作为其助手一同前往天津。“北洋三杰”袁世凯到小站后，首先成立了新建陆军督练处，然后又将“定武军”改为更现代化、更朝气蓬勃的名字“新建陆军”，并将兵额招足到七千二百五十人。当然，袁世凯也不是什么兵都要。他有几个硬性条件——年龄必须在20至25岁；身高一米六以上；力大能举百斤；每小时能行军二十里；抽鸦片、心浮气躁、有案底、残疾人士均不收。这要求也不算太高，兵还是好招的。可优秀的教官去哪里找呢？他现在可用之人只有兄弟徐世昌，非常缺乏精英人才！幸好，在北京赋闲期间，袁世凯结交了一个满洲贵族出身的朋友，叫荫昌，此人是李鸿章开办的天津武备学堂总办（校长）。知道袁世凯缺人，于是荫昌给他快递了两个人才过来。后来，又有一个人才自己送货上门。于是，袁世凯一时间获得了三大高才。这三个人日后为袁世凯立下功劳无数，下面就请他们上场。第一个人叫段祺瑞。段祺瑞，字芝泉，1863年出生于安徽合肥，李鸿章的老乡。段祺瑞的父母都是农民，算上他一共有四个孩子，全家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家里的一块薄地。那时没有科技种田，全靠老天吃饭，要养活四个孩子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要不是段祺瑞的爷爷以前是个小官，积攒了一点灰色收入，时不时地接济他们一下，全家就只能坐等饿死。年少时的段祺瑞过得说不上有多好，但尚有口饭吃，勉强能读上书，还算幸福。可惜，从他16岁那年开始，厄运、不幸一一降临。这一年，最疼爱他的爷爷离世了，段祺瑞被迫辍学。一年后，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吃完了，眼看就要饿肚子了，家里急需段祺瑞站出来分担一些压力。于是他怀揣着家中能拿出来的所有财产——一块银圆，去山东威海投奔一个当兵的叔叔，谋一份工作养家糊口。从段祺瑞家到威海有两千多里路，他的经济条件大家都知道，就一块银圆，明显只能走路了。他一边赶路，一边讨饭。风餐露宿，穿城越村，挨家挨户乞讨，每敲开一扇门，对他都是一场难忘的考验，因为他收到的往往只是白眼和嘲讽，对段祺瑞来说，敲开那扇门或许意味着失去尊严，但不敲开那扇门就只有饿死。沿路乞讨，衣衫褴褛，段祺瑞最终靠着意志力撑到了威海。直到多年之后，他自己都不敢相信：几十年前那个衣衫褴褛、沿街乞讨的自己居然会成为一个大帝国的统治者。苦难没有白受，叔叔帮段祺瑞在军营之中谋到了一份工作。就在生活有了好转之时，不幸却纷至沓来。19岁那年，父亲在看望他的归途中被人杀死，没过多久，母亲也因悲伤过度去世，只留下三个还无法自立的弟妹。如此巨大的不幸，如此巨大的痛苦，使段祺瑞从脆弱变得坚强，他知道没有人能救他，除了他自己。从此，段祺瑞一边辛苦工作养活弟妹们，一边挤出一切可用的时间来学习，终于在22岁那年考取了李鸿章开办的天津武备学堂。几年后，段祺瑞又以第一名的成绩争取到了去德国深造的机会。从德国学成归来后，段祺瑞被分配到重点军校做了一名教官，终于彻底地解决了全家的温饱问题。在当了三年的教官之后，他在天津武备学堂的老师荫昌将他推荐给了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凯。段祺瑞本身的学识不错，又有德国留学的经历，要知道袁世凯现在正打算以德军为模子练兵，因此练兵伊始段祺瑞便获得了重用。或许因为经历过重重苦难的原因，段祺瑞性格果敢坚毅，手段凶狠，权欲极强，在袁世凯麾下的高层干部中被称作“北洋之虎”。第二个人叫王士珍。王士珍，字聘卿，1861年出生于河北省正定县牛家庄。此人没有段祺瑞那样的洋学历，也没有段祺瑞那么强的权欲，外表看起来还有几分潇洒超脱。经常超脱地以“名士”自居，一时主持大局，一时隐没山林。王士珍同志纵情于山水之间时，段祺瑞则在军营中与士兵打成一片，所以王士珍同志在本书中的出镜率那是远远比不上热衷权力与武力的段祺瑞。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虽说没有段祺瑞混得那般风光，却是这三人之中最受袁世凯信任的一个。虽说王士珍学历不出彩，但好歹也是天津武备学堂的毕业生，本事自然也差不到哪里去。毕业之后王士珍也有一段当教官的经历，更重要的是，他作为炮兵统领参加了甲午之战，而且指挥有方，是有实战经验的难得人才。不仅如此，此人还善于动脑子，胸中颇有韬略，因此袁世凯一般都把比较麻烦的项目交给他做。王士珍当然也是荫昌推荐过来的，不过因为此人智勇双全、风度更佳，所以给他的荣誉也高得多，称作“北洋之龙”。第三个人叫冯国璋。冯国璋，字华甫，1859年1月出生于河北沧州，比大哥袁世凯还年长几个月。对了，他的嫡系后辈中有一名叫做冯巩的著名相声演员。26岁那年，冯国璋进入天津武备学堂学习，由于学习成绩很好，毕业后得以留校任教。甲午战争中清军招人，冯国璋也就离开学校赶赴前线，他加入了聂士成的队伍，做了一名随军参谋。冯国璋的发迹就从这里开始。虽然甲午之战以清军大败结束，不过冯国璋在战场上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所以他不仅没有被砍头，还升了官，最重要的是获得了一个去日本学习的机会。老师一般都有写教案的习惯，冯国璋也不例外。走到哪里写到哪里。从日本回来之后，他的那本教案已经是厚厚的一本了，里面不仅有与日本人干仗的战地经验，也有在日本学到的现代战争知识，再配合他深入浅出的注解，端的是一本非常可贵的教材。墙上的标语“发展才是硬道理”告诉我们：一个公司能不能招揽到真正的人才，不是看你现在给他多少钱，而是看你现在能给这种人才多大的发展空间。同理，有才学的人，最怕明珠暗投，没人识货不就白忙活了吗？于是，冯国璋把这本教案送到了老领导聂士成的面前，希望领导能识货，给自己更大的表演舞台。但是冯国璋失望了，聂大人看完之后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看过了，写得不错！可没有露出半分欣赏的表情。满怀期待的冯国璋知道在聂士成这里没戏了。这时，有人告诉他：袁世凯正在天津小站练兵，你不如去试试看。于是冯国璋找到了袁世凯，再一次满怀期待地推销了自己的那本教案。袁世凯看过之后大喜过望，惊叹道：这本书真是个好宝贝（鸿宝），你是我见过的科班出身的人当中最厉害的！遂将冯国璋留在身边练兵。士为知己者死，袁世凯的赏识让冯国璋感激不已。冯国璋既有能力又肯努力，还比较忠心，很有一股狗的忠勇和疯劲，人送外号“北洋之狗”。上述三个人全部出自天津武备学堂，最后也都成了袁家班的嫡系干部，算是开了近代军队以学校为基建立派系的先河。袁世凯有了这四个帮手，应该可以大干一场了！微胖界的“好人”，练兵界的奇才袁世凯十分清楚，这些年来清军逢战必输的原因，除了武器装备差、士兵综合素质低，最主要的原因当数纪律松散和缺乏训练，导致战斗力太差。要想打胜仗，成为强军，只有加强训练，严格纪律。所以，袁世凯决定从整顿军纪开始拉开练兵的大幕。但袁世凯并非简单地从军事角度去强调军纪，因为他在前辈曾国藩、李鸿章的身上看见了这种做法的弊端：湘军和淮军都只能一时强硬而不能永远强大。幸运的是，经过苦苦思索，袁世凯终于找到了导致清军军纪败坏的根本原因：思想政治落后。为解决士兵的思想政治问题，袁世凯和徐世昌开动脑筋，编了一首内容可归纳为“一大纲领七项注意”的军歌《劝兵歌》，向士兵灌输当兵的目的是报效国家；军人的天职是绝对服从命令；战胜敌人的法宝是军民一家亲；不遵军纪的下场是轻打重杀。注意，此歌的旋律后被红军军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采用。士兵、军纪都有了，该看教官了。袁世凯一方面聘请德国教官训练新军，另一方面重用接受过新式军校教育的年轻将官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还有更年轻的曹锟等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了袁世凯的得力干将。袁世凯采取来自德国的先进训练手段，使部队训练更加科学化，同时向德国采购武器以供新军装备。通过政治强军、人才强军、科技强军三大手段，不到一年，军队的战斗力较之以往大幅度提升。大家都知道袁世凯之后是靠这支军队发家的，可袁世凯是如何把这支部队牢牢抓到手里的呢？秘密就在他的三大神功之二“善于用细节感动人心”身上，这门神功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可以利用一些小细节激起千重巨浪，收到意想不到的厚报。袁世凯记忆力惊人，对人名、地名和别人的性情爱好烂熟于胸，哪怕是只有一面之交的人，多年后他还能一口叫出人家的名字，道出对方的经历和爱好。他的这一本事经常让对方心中吃惊，既感到荣耀有面子，又觉得此人精明不可欺。所以袁世凯没事的时候就深入各营，接近下级军官和士兵，叫他们的名字，搞得这些人又是高兴又是吃惊。这还不算，他不仅能叫出对方的名字，还记得住对方的性格和优缺点，以便量才为用。至于身先士卒，和士兵一起吃苦训练、一起吃大锅饭，亲自给士兵发工资以杜绝贪腐和保证士兵福利、热切慰问困难士兵、送温暖之类融入了以人为本的人性关怀理念的活动，袁世凯更是没有少搞。袁世凯明白，他送的不只是温暖，送的是感情，更是尊重！对于自己刻意要拉拢的人物，袁世凯更是用心。比如，他在家吃饭，看到有红烧大蹄髈或者是奶酪，就会吩咐随从端一份送到冯国璋家里，交代说：袁大人用饭时，想起这个菜冯将军也爱吃，所以送过来请将军品尝。有这样的上司，哪个部下能不感激涕零？如此一番运作之下，袁世凯那微胖、略憨、面带微笑的好好先生形象深入人心，他在这支军队里也树立起了绝对的威信。袁世凯背后的男人们一年的时间就在辛苦劳碌中匆匆过去了。这一日，袁世凯的直接领导、新任兵部尚书荣禄决定检验一下袁世凯的成果，荣禄知道中国一向有“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的传统，只有突然袭击才能看见最真实的情况，于是不打招呼就来到了天津小站。荣禄看到了操练场上的新军。军容整齐、士气高昂、军事过硬、器械鲜明，给人的感觉太震撼了！荣大人当了一辈子的军人，从来就没有见过如此优秀、如此现代化的新式部队。荣禄不由得暗自感叹：真正的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就应该是这样的吧！于是爱才之心不免油然而生。刚好袁世凯也想找个靠山，于是饭桌上一番推杯换盏之下，袁世凯就成了荣禄的心腹。至此，袁世凯已经有了两座靠山：李鸿章、荣禄。一个是汉人大臣里的第一人，另一个则是备受慈禧宠幸的满洲贵族实力派大臣，可谓是双保险啊。虽然袁世凯的这支新建陆军很厉害，但美中不足的是人数偏少，只有七千多人，威慑力还不够大。但无论如何，史书都将永远这么记载：中国第一支真正近代化的军队——新建陆军的缔造者，叫袁世凯。以“小站练兵”为起点，我们中国军队才逐渐从冷兵器时代走向了热兵器时代，这种时代的更替，绝不是简单的
军主力遂退回到庙湾。几天之后赶来的援军因此感到形势远不像他们所担心的那样险恶。清军在杨声远统帅下开向庙湾，接着去摧毁复明军，夺回了该城，杀死了许多落到他们手中的抵抗者。虽然张华山成了他们的刀下鬼，义王却削发扮成和尚，设法逃出了庙湾城。杨声远于是下令大规模搜捕下落不明的义王，悬赏招贴布满整个苏北地区。在衙吏俘获并审讯了一个认识义王的和尚后，官府搞清楚了义王的长相，画图招贴四方。经过逮捕审讯其他几名和尚，盯住了一个名叫孙胜宇的匪首，此人是道士，所谓义王可能就躲在他的家里。孙胜宇住在淮安以南如皋城附近一个叫“双店”的村子里。从扬州派出的捕快和一队士卒在1月18日深夜，包围了双店，突然搜查孙胜宇宅邸。孙胜宇被捕，在他的家当中搜出南明小帖一个。次日捕快彻底搜查村庄，逮捕了另外三名也藏有明朝公文的当地复明分子。这三人中有一人在审讯中招架不住，供认说那个他们称作义王的人早先是躲在村里，但就在捕快到来之前逃到附近的村庄去了。捕快迫使犯人供出了义王逃去藏匿的那家住户的姓名，然后包围那个小村子，袭击了这位反叛者最后的避难所。与义王一起被捕的还有他儿子。杨声远在如皋建立了一个临时督府监督审讯，俘虏押到后，经审讯发现，他们是前明低级贵族，原属河南周王世系。杨声远认定他们无足轻重，遂下令处死，义王父子于是立即被处决了。这一地区的其他复明分子也在对义王的追捕中被发现了。其中某些人完全是单枪匹马、毫无危害的。但是，此刻清廷神经过敏，认为在漕粮船只聚集地这样敏感的地区，任何复明分子活动的迹象都需要加以最为审慎的对待。清朝当局这时对关于单枪匹马者——尤其是文人——情况的报告，特别感到烦扰不堪。这些人本来已经剃发，归顺新朝，后来却又恢复明朝发式，或主张复明。例如，当奉命前去逮捕义王的清兵返回双店村时，一个军官注意到当地关帝庙墙上写着几个字，向一名“可疑的客人”发出警告。此人是在一个名叫吴心田的人家中被发现的。这些字引起了这位军官的好奇心，他便来到吴宅。吴宅的塾师十分无礼，使他颇感意外，就将这位塾师拘留起来。此人名叫许元博。经再三审问，原来他的父亲许之卿在明朝曾出仕为官。不过，1645年8月第一支清军进入双店地区时，他父亲告诉儿子必须剃发服从清人统治。许元博顺从地照做了。此后不久，这个年轻的士子应聘为吴家塾师，得以读到吴家的藏书，了解到中国战乱时期一些英雄的事迹。许元博为这些英雄的气概和儒家的忠义气节所激励，悄悄地在自己身上刺了三条复明口号：胸前是“无愧我朝”，右臂上有“生为明人”，左臂上为“死为明鬼”。为了向雇主隐瞒对复明事业的赞许态度，他身上的纹字，从来都秘不示人。可是，就在淮安被攻之前，他在脱衣洗澡时，被吴家几个在暗地窥探的孩子看见了。塾师身上刺有复明口号的消息在这个家院中从孩子传到大人耳中。于是就有人——也许是一个妒忌的仆人——在关帝庙写了那些引起清朝军官警觉的短语。负责办理此案的清朝按察使特别关心许元博与其他复明分子的联系。他是否暗中与这一地区的其他复明分子有过接触？许元博坚持说没有，于是审讯人员向扬州做了报告。但按察使十分关心，便赶到如皋来亲自审问这个嫌疑犯。他有一肚子疑惑，比如他身上刺的这些文字，许元博怎么能自己纹身呢？难道他确实没请别人帮助吗？只是在看到纹字刺得极其笨拙之后，按察使才相信许元博确实是独自干的。不过担忧一消除，按察使仍然感到许元博的罪行必须予以严惩。他这样上奏北京：自本朝立国，尽除暴虐，万民感德归心。逆贼许元博妄为，自绝于治世，背弃皇恩。初剃发以匿其心，后复以此等文字纹身，尽露叛逆之意。欲赦其罪，得否？其妻朱氏当赐功臣之家为婢，没入家产。其父虽居别所，不谙此事，然逆谋不当以地异赦之，国法无贷。所以，由于许元博的罪行实属十恶不赦，就是他那与此毫无牵连的父亲，也应受到惩罚。
清廷的猜疑
于是，在1647—1648年间的冬季，清朝的一些大臣疑心越来越重。他们怀疑原来的一些归附者也暗中怀有叛逆之心。这种猜疑甚至扩及到负责镇压复明活动的高级官员身上，例如杨声远（他不久就因“疏于防务”而被撤职）和洪承畴（他已经由于那封截取的黄斌卿的信件而引起嫌疑）。不久，洪承畴受到的连累就更为严重了。1647年10月，大约就在叛军进攻淮安的同时，南京城门卫兵拦住了一个想离城的和尚，要看他的文牌。这和尚出示了一份由洪承畴签印的文牌，其条文约束甚严。也许是由于文牌有许多约束性条文，卫兵命令和尚打开行李。行李打开后，卫兵发现几份看上去十分可疑的文件。经检查，原来是弘光皇帝给阮大铖的一封信，以及表明远在南方的复明分子与南京洪承畴总督接触的通信。这和尚法名函可。第一个“函”字表明他是由南康（江西）归宗寺著名的住持道独剃度的。道独也是广州和尚函是的老师。函是的许多弟子都是广东复明分子。函是与函可在小时候是密友。函可俗名韩宗騋，他一家为反清事业牺牲了许多人，函可的一个叔叔和三个兄弟为反清复明而死。将洪承畴与南方复明分子联系起来的信件本身，并不说明总督是南明事业的秘密代理人。然而，南京首要的降清大员与广东复明分子之间有来往，是十分可能的。这一点，尤其在这一时刻，不禁使清廷不寒而栗。1647年8月初，广东两个重要的复明军领袖陈自壮和陈邦彦，合谋在珠江三角洲同时发动了几起暴动，旨在把清军主帅李成栋引出广州。李成栋果然离开广州去守卫新安，陈自壮随后就向防卫虚弱的广州发动了进攻。这时，陈邦彦将自己的部队和战船精心布置在新安与广州之间一个叫鱼珠州的地方，李成栋的兵船一到，战斗就打响了。遭遇战的第一阶段是复明军占上风，陈邦彦的火船开入李成栋舰队，使许多战船燃烧起来，李军伤亡惨重。接着，一阵暴风雨袭击了双方的船队。尽管陈邦彦自称船术高明，但是李成栋的水手们却扭转了战局，他们将战船重新编队，顺风扑向已在他们面前转身逃跑的明军。这是一场决定性的战斗。尽管陈邦彦一直逃到清远（广州西北大约60公里处），李成栋却穷追不舍，一路消灭小股部队，攻城夺寨。1647年11月25日，陈自壮在高明被俘，押回广州，于12月1日被处决。此时，李成栋已包围清远，用火药炸开城墙，率2万兵马攻入城中。陈邦彦到死都是一个英雄，他三次负伤，在一个朋友的幽静的花园里写下了他的墓志铭：无拳无勇，何饷何兵。联络山海，喋血会城。天命不祐，祸患是撄。千秋而下，鉴此孤贞。然后他试图在一个池塘里投水自尽，但是水太浅了。他昏倒在那儿，被清军抓到，五天之后被凌迟处死。1647年起义就此终结了。然而，当函可两个多月之前在南京城门被俘之时，上述这些事件尚全无预兆。函可携带的文件又向巴山和多尔衮暗示：洪承畴一直与广州复明分子有联系，也许江南文人与南方抵抗分子之间正在形成一个新的联盟。当然，这种信件也极有可能是为引起猜疑而伪造的。尽管如此，函可的父亲为前明礼部尚书韩日缵，这一点很快就真相大白了。而韩日缵，众所周知，曾是洪承畴的主考官。所以，在审问了函可的四个弟子后（结果他们都是相当清白的），总督洪承畴上奏皇帝，承认了他与这个和尚之间的私人关系，供认为他签发过文牌：犯僧函可，系故明礼部尚书韩日缵之子。日缵乃臣会试房师。函可出家多年，于顺治二年正月内，函可自广东来江宁，刷印藏经，值大兵平定江南，粤路阻，未回，久住省城。臣在江南，从不一见。今以广东路通四里，向臣请牌。臣给印牌，约束甚严。因出城门盘验，经笥中有福王答阮大铖书稿，字失避忌。又有《变纪》一书，干预时事，函可不行焚毁，自取愆尤。臣与函可有世谊，理应避嫌，情罪轻重，不敢拟议。洪承畴最后说，他将把发给函可的文牌送到北京内院，并将函可案件移交有关部门。北京有司毫不怀疑问题的严重性。函可在巴山人马护送下一到北京，他的案件就受到仔细复查。虽然没有证据表明函可是密谋分子，但他的日记里有好些反清文字，为此他被判处终身流放，发配辽东。同时，皇帝下诏：“洪承畴偏袒其师，擅用职权，授予文牌。极为失当，有司皆应记取。”于是各部讨论此案，一致认为洪承畴应受严惩，提议褫夺其一切功名爵位，削职为民。任何其他官员都会为此立刻受到惩罚，但洪承畴却不同于其他人，他象征着南方归附者对现政权始终不渝的效忠。这样明显地罢免他，就意味着公开怀疑朝廷最高级汉族大臣中有人怀有贰心。所以多尔衮决定暂时不理睬吏部的提议，饶恕洪承畴。几乎同时，洪承畴母亲患病，他马上申请休假去照顾母亲，得到恩准后，勒克德浑接任了他的南京总督职位，洪承畴暂时退出了清朝政府。复明党希望的复萌与破灭
1647年秋季和初冬，清政府继续平定江南。像中国北方一样，长江下游地区也暂时安定了一段时间。1648年初，当清政府所依仗统治南方的两个前明官员先后于2月和5月举兵造反时，形势急转直下了。首先起义的是替清朝征服了江西的前明将领金声桓。金声桓希望能封官晋爵，总揽一省权柄，所以当他只被授予江西提督一职，并被置于一个满人总督的监管之下时，就心猿意马起来。在一名道士以及一个原是李自成部下、绰号叫“王杂毛”（实际就是王得仁）的怂恿下，金声桓于1648年2月22日反叛，杀死清朝大臣，宣布自己效忠永历皇帝。他很快就得到了几个最主要的南明人士的支持，例如姜曰广、邱祖德，控制了江西北部，同时围攻该省南部的赣州。广东征服者李成栋被任命为提督，处于两广总督佟养甲的监视之下，他也被惹恼了。与金声桓一样，李成栋不满于清廷将满人或汉军旗人安置在可以控制这些新依附者的职位上这种方法。佟养甲也未采取任何措施，以稍稍缓和清廷的这种人事安排。因为作为一个“旧臣”，以及作为像博洛这样的满族主要亲王的知己，佟养甲认为自己有资格轻慢李成栋。李成栋则因暗中受到他的一个宠妾的煽动，傲慢的自尊心更加强烈。这个女人原是陈自壮之妾，为李成栋所获，强迫与之成亲，但她对明朝的忠心却始终不渝。所以，1648年5月，当佟养甲命李成栋率军北进为赣州解围时，李成栋遂举兵造反。佟养甲开始被强迫穿上明装，接着，五个月之后，他企图暗中与清政府联系，就被处死了。在南宁避难的永历皇帝应邀回到肇庆，1648年9月20日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朝廷，封李成栋为国公。这时，湖广南部的其他永历将领受到鼓舞，在何腾蛟率领下，夺回了许多重要城镇。到1648年10月，南明政权控制了南方的绝大部分地区，清政府仅在广东和赣南，主要是赣州，还占有几块土地。然而，南明的复兴只是昙花一现。赣州并没有落到复明军手中。清廷却在中原迅速聚集了兵力，遣大军分两路南下。一支由蒙、满、汉人组成，共3万人，在孔有德、济尔哈朗和勒克德浑的率领下，逼向湖广。另一支由谭泰、何洛会、尚可喜和耿仲明率领，从江西扑向南昌的金声桓和广东南部的李成栋。1649年3月1日，南昌陷落。金声桓身负重伤，自溺而死。次日，不断损兵折将的李成栋在徒步涉过新丰附近的一条河时意外淹死。同时，在湖广，孔有德率部逼近何腾蛟，俘获了他，并将其处死在湘潭。到1649年11月，湖广再度牢牢地处于清朝控制之下。在1650年的头几个月里，广东南部大部分地区都被占领了，永历皇帝和他的小朝廷向西逃到梧州，最终经由南宁到了贵州。最后，1650年11月24日，经过10个月残酷的围攻，包括筑垒相逼，以楼车攻城，及动用荷兰炮手，尚可喜占领了广州。此后10天里，广州城惨遭洗劫，7万多人被杀。尸体在东门外焚烧了好几天。直至19世纪，仍可看见一堆积结成块的骨灰。这个焚尸的火堆，在许多复明分子的心目中，标志着明朝复辟希望的真正破灭。然而，东南沿海鲁王的军事支持者，继续努力与参加过悲惨的1647年起义的江南复明党残部建立联系。这一活动主要是由海上豪强张名振领导的。1647年北伐失败后，张名振重建了他的海军，在闽浙边境的沙城建立基地。它成了监国鲁王政权的总部，从此出发袭击沿海一带，远至江南。1649年7月，张名振决定从他的活动中心进一步向北发展。到8月，他和鲁王已安坐在浙江海门与宁波之间的健跳所了。在那里，张名振又开始计划与岸上的起义相配合，从海路进攻江南。在1647年，许多缙绅复明分子曾期望发动一场与之类似的联合进攻，现在他们不是死了，就是被流放了。所以，鲁王政权人士不得不求助于那些下层社会中的人物：低级士绅、冒险家、僧人，甚至盗匪。鲁王政权把印信官告授予江南复明分子。将这些使者作为秘密代理人遣回清人占领区，联络其他同情者，准备起义。如果被联络的人证明是经得起检验的，就由使者本人颁给官告，授予军衔。对复明分子来说，不幸的是，这并非一种可靠的组织武装起义的方法。当一个名叫罗光耀的人在苏北海州联络到许多地方权贵和匪首，准备在1649年夏天联合发起对天津的海陆进攻时，阴谋被发现了，罗光耀被捕。他的被捕以及此后兵部官员对他的审讯，暴露了长江南北地区其他阴谋分子。关于这个阴谋的消息一定使北京的清廷感到惊恐，但它也大大延迟了鲁王政权从海上北伐的计划。南明从海上进攻的希望还因张名振和黄斌卿这两个对手之间的内讧而暂时受挫。黄斌卿控制着舟山岛，1649年10月，最终被一个将领出卖给张名振，因而自杀了。不过这一斗争刚结束，张名振就再度计划在北方煽动起义。11月23日，张名振把他的帅府以及鲁王都迁到舟山岛，再次怂恿江南的反清分子计划起义。这次的联系主要是由嘉兴一个名叫毛远斋的和尚负责的。1650年3月13日，在一个名叫韩功树的明朝遗臣的庄园空楼里，毛远斋和其他六名复明分子聚会。会上他们举行宗教仪式，然后一起宣誓造反。10天以后，其中两人，毛远斋和吴庸之，动身到舟山，受到鲁王的召见，被任命为南明官员。吴庸之留了下来，毛远斋则携带特别官告文书返回大陆，进一步与他最初的那伙复明分子联系，并与其他人讨论起义计划。与此同时，张名振向苏南发动了一场海上远征，并携鲁王同往。十分凑巧，陈锦这时正率领一支清军扫荡四明山，清除浙东的复明武装。1651年10月15日，有几个黄斌卿旧部叛变，陈锦兵马遂占领了舟山岛的主要防御工事。张名振家人大多遇害。丢失了据点的张名振不得不与鲁王到了厦门，去寻求郑成功的保护。同时在北面的江南，一个曾被毛远斋授予鲁王政权文书的人叛变，并向苏州官府出卖了所有密谋者名单。此人交给清朝官员的那封文书包括有进攻南京并发动一场对北京的北伐的计划，上面盖有张名振的官印。到1652年4月，所有密谋分子都遭围捕，复明分子被彻底挫败了。万寿祺和顾炎武
随着江南江北恢复了和平，当地居民慢慢开始重建他们的生活。1648年，画家万寿祺决定迁出他的“陋巷”，把家搬到距洪泽湖附近的淮安大约35里的浦西。在那里他为自己盖了一个画室，称“隰西草堂”，四周环水。迁到浦西后不到一年，万寿祺暂返江南，谒拜明太祖的陵墓。他还访问了密友、归附清朝的黄家瑞的后嗣。黄家瑞是在1645年松江起义期间被杀的。万寿祺乘船从徐州返亮的空气。康瑟蕾塔醒了。她觉得她刚刚听到了下楼的脚步声。她估摸着是帕拉斯下来喂睡在她身边的婴儿。她摸了摸尿布，看看要不要换一条。有情况。出事了。康瑟蕾塔一阵发冷。她打开门听到了来来去去的脚步声，其沉重和杂乱不像是一个女人的。她想了想要不要惊动婴儿的睡眠。随后，她迅速穿上一件衣裙，就是那件带白领的蓝色衣裙，决定让孩子待在小床里。她爬上楼梯，当即看见了门厅处躺着一个人。她跑过去，把那女人搂在怀里，抹着她的脸颊和沾血的衣裙的左侧。颈部的脉搏还有，但很微弱；呼吸也很浅。康瑟蕾塔揉搓着那女人的头发，开始迈步进去，向深处、更深处，去找针眼似的光亮。隔壁响起了枪声。男人们隔着窗户向跑过三叶草和金雀花的三个女人射击，康瑟蕾塔走进去，大吼一声：“不要！”那几个男人转过身来。康瑟蕾塔眯起眼睛对着阳光，然后又抬起目光，仿佛是被那几个男人头顶高高的什么东西吸引了过去。“你回来了。”她笑了笑，说。迪肯·摩根需要墨镜了，可是墨镜还放在衬衣口袋里。他瞧着康瑟蕾塔，在她的眼睛里看到了从中流露出来的，也从他自己的眼睛里流露出来的东西。他举起一只手止住了他兄弟，却发现在他们两人之间，这个兄弟才是更强的男人。子弹射进了她的前额。多薇在尖叫。索恩瞪着眼。“这人要拖一阵才会死。”娄恩给这个白人妇女的伤口止血时急于想嚼口香糖。她和雷把她抬到游戏室的沙发上。娄恩听不到一声心跳，尽管颈部脉搏还有。这个手腕细得和孩子似的女人出血可是太多了。“有人去叫罗杰了吗？”她叫道。“去了。”有人高叫着回答。房间外面的喧嚣声让她头疼，特别渴望嘴里能嚼点东西。娄恩离开了那个女人，出去看看有什么措施能用来抢救一两条性命。多薇坐在楼梯上哭泣。“多薇，你现在别再哭了。我要的是个能动脑子的女人。进来，弄点水。想法让屋里那姑娘喝点水。”她拖着她到厨房去，索恩正待在厨房里。刚才，迪肯·摩根把康瑟蕾塔抱进了厨房，他抱着她等着女人们把桌子擦干净。他小心地放下她，仿佛任何生硬的动作都会伤害她。直到康瑟蕾塔躺舒服之后——索恩的雨衣叠好垫在了她头下——他的双手才颤抖起来。随后他便离开了，去帮助护理受伤的男人。米努斯肩头的刀一时拔不出来，他正在痛苦地低声哼哼。哈珀的头肿了起来，阿诺德·弗利特伍德看起来还昏迷不醒。杰夫被打破的下巴和开了口子的手腕需要看护。鲁比其余的人被第一拨人惊动之后，也已到来，把这地方的混乱和嘈杂增加了两倍。普立安牧师把刀子从米努斯的肩头拔了出来，费了好大劲儿说服朱里家和弗利特伍德家的男人同意去丹比的医院。狄德·桑兹的儿子送来口信说，罗杰今天上午从米德尔顿回来，他一到，他女儿就会让他来这里。普立安最后总算劝说成功，开车把伤号送走了。男人还在吵吵闹闹。有的高声叫骂，有的——就算是声音低沉吧——沉闷辩解，其中有不停的追问和不祥的预言，这样过了差不多半个小时，才有人想到问起其余的女人怎么样了。派阿斯问过之后，萨金特甩头示意“跑出去了”。“跑走了？到县执法官那儿去了？”“未必。”“什么，伙计？”“她们跑掉了。从草丛里。”“你们杀了那些女人？为什么？”“如今我们要受白人的法律整治了，还要被罚入地狱！”“我们没来这儿杀人。瞧瞧她们对米努斯和弗利特下的手。这是自卫！”阿伦·普尔看着K.D.，而K.D.则提出了质疑：“你们来到这宅子里，就没担心她们会打你们吗？”他眼睛里的轻蔑显而易见，但不像卢瑟的眼神那么冷酷。“谁有枪？”卢瑟问。“我们都有，不过是斯图亚特舅舅——”斯图亚特一巴掌打在他嘴上，要不是有西蒙·加里，就会再次发生屠杀。“冷静点！”加里牧师叫着，并且指着K.D.，“你惹麻烦了，孩子。”派阿斯一拳捶在墙上。“你已经骗了我们。现在你还要毁了我们吗？你中了什么邪了？”他之前一直盯着斯图亚特，但现在把严肃的目光移到威斯顿、萨金特和其他两个人身上了。“邪恶就在这栋房子里。”斯图亚特说，“到那个地下室去，亲眼看看吧。”“我兄弟在撒谎。这事是我们干的。没别人的事。我们承担责任。”在二十一年中，这对双胞胎第一次彼此怒目相对。与此同时，索恩和娄恩·杜波列斯合上了那双蒙着白翳的眼睛，但对其间的第三只眼，那只湿润又没有眼皮的眼睛，却无能为力了。“她说了‘神赐的’。”索恩低语。“什么？”娄恩正想弄一条床单盖上那尸体。“我走到她身边的时候。就在斯图亚特刚刚……我捧着她的头，她说了声‘神赐的’，随后又说了些‘他是神赐的，他是睡着了的神赐的’之类的话。（这番话实际说的是帕拉斯，因为康妮以帕拉斯母亲的名字“迪万”（神赐的）称呼她，而话中的他，则指的是帕拉斯的男婴。索恩不解实情，故理解为“神赐的”。）我猜是梦呓。”“唉，她的头上中了枪，索恩。”“你认为她看到什么了？”“我不知道，不过，哪怕这是她最后的话，也是很美好的想法。”多薇走进来说：“她走了。”“你肯定吗？”娄恩问。“你自己去看嘛。”“我这就去。”姐妹俩用被单盖上了康瑟蕾塔。“我不如你对她这么了解。”多薇说。“我爱她。上帝作证，我爱她，可惜没人真正了解她。”“他们为什么这么干？”“他们？你指的是‘他’吧，对吗？斯图亚特杀了她。不是迪克。”“照你这么说，仿佛都怪他。”“我不是这意思。”“那又是什么意思？你想说的是什么？”索恩也不知道自己想说的是什么，只想找一片肥皂，尽力把任何微小的污渍洗掉。但正是这次交谈不可挽回地改变了她们的关系。迷惑、气恼、伤心、恐惧的人们挤进了汽车，取道返回他们的孩子、家畜、土地、家务和惴惴不安所在的地方。他们曾经为了这块土地多么努力地工作，他们曾经离刚刚目睹的可怕景象多么远啊。如此干净和得到祝福的使命怎么能吞没了自身并成了他们逃离的世界呢？娄恩说过她要守着尸体直到罗杰到来。米琳达问她：“你怎么回去呢？你的车还在我们家外边呢。”娄恩叹了口气。“唉，死者不会移动的。罗杰有很多事要做。”车开走的时候，娄恩回头看着这栋宅子，“很多事呢。”他却没有事情可做。当罗杰·贝斯特回到鲁比的时候，他甚至没换衣服。他加大那辆救护车兼灵柩车的油门，飞驰到女修道院。有人告诉他，三个女人藏在草里。一个在厨房里。另一个横在过道里。他到处都找了。每一英寸草地。每一片金雀花丛。鸡舍。菜园。外边玉米地里的每一垄土地。然后是每个房间：祈祷室、教室。游戏室是空的，厨房也是空的——桌子上的一条单子和一件叠着的雨衣是曾经躺过一具尸体的唯一迹象。他在楼上看了两个洗手间，全部的八个卧室，又看了厨房、食品间。随后他走到地下室，还看过地板上的绘画。他打开一道门，里面是煤箱。另一道门后，有一张小床，梳妆台上还有一双锃亮的鞋子。没有尸体。连那辆凯迪拉克都不见了。萨维－玛丽“这就是我们在这里的原因：在这个伤心欲绝的特殊时刻——在反思一个孩子的短暂生命及其无法接受的、难以理解的夭折中——我们坚定了、延宕了或者失去了我们的信仰。在这时钟滴答响着的时刻里，在这处地方，我们的所有问题，我们的一切畏惧，我们的勇气、困惑和凄凉，似乎都结合起来，抢走了我们脚下的土地，使我们觉得在跌落。我们可以在这里说，是停下来的时候了，并且应该延续这一时刻，拒斥关于在他的注视下麻雀跌落，关于英年早逝（这个孩子还没来得及选择成为英才）或者关于死亡是唯一民主的这类陈词滥调。这个时刻应该提出真正存在于我们头脑中的问题。谁能够对一个孩子下此毒手？谁能够允许对一个孩子这么做？还有，为什么？”斯维蒂·弗利特伍德不会讨论这样的问题。她的孩子不会躺在斯图亚特·摩根的土地上安息的。这是个崭新的问题：二十年来在鲁比没出现过埋葬地点的问题，而当这一任务成为必要时，人们普遍感到既惊讶又伤心。斯维蒂和杰夫最小的孩子萨维－玛丽死的时候，人们都认为其余的孩子诺亚、埃斯特和明很快都会相继死亡。头一个孩子是个强壮的男孩，起了个有力的名字，而且和他曾祖父的名字一样。第二个随曾祖母起名埃斯特，因为老太太对头一个重孙无私地关爱备至。第三个孩子的名字是杰夫坚持要取的——和那场战争有关。这最后一个孩子的名字是个恳求（或者哀悼）：萨维（原文为Save，意为“拯救”。）－玛丽，谁又能说这一呼吁没有得到回应呢？于是有关正式葬礼的紧张讨论，不仅出于斯维蒂的愿望和对将来会出现葬礼的预料，而且也出于一种感觉：由于复杂的原因，死亡在鲁比不再被禁止入内了。理查德·米斯纳因此主持了捐地建墓园的事宜并创办了一个新机构。但是否在斯图亚特的牧场上——就是鲁比·史密斯的安葬之处——举行这特定的仪式，对斯维蒂而言根本不是问题。受她兄弟的影响，再加上抱怨斯图亚特给她丈夫和公公惹来了麻烦，她说她宁可做罗杰·贝斯特做过的事（在他自己的地产上挖一座坟），而不去多想那个仓促又没什么人参加的后院葬礼以来的二十三个年头。大多数人理解她为什么如此小题大做（悲哀加上抱怨酿造出醉意），但帕特·贝斯特相信，斯维蒂的固执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拒绝摩根家的好意，对他们的正直表示怀疑，这可能会从摩根家的口袋里挤出点好处来。而如果帕特的八层石头理论是正确的，斯维蒂的惩罚则把八层石头置于尴尬的境地：不得不决定要不要在一个充满永生的镇子上举行一次真正的、正规的仪式。自七月份以来，发生了一些令人震惊的事件。所以他们才在一个温和的十一月的日子里，在显得滑腻的天空下，聚集在距鲁比边界最后一栋房子还有一英里的地方，这里不消说仍是摩根家的土地，不过没人有这份心思告诉斯维蒂。帕特站在围着丧家弗利特伍德的人群中，情绪已经恢复到算是稳定了。在早些时候的葬礼上，因为缺了一段颂词，她哭了。此刻她又成了那个她所熟悉的心平气和的开心的自我。至少，她希望自己心平气和，而且希望她正感受到的是开心。她明知道还有别的观点可以解释她的态度，其中一些理查德·米斯纳已经说过了（“悲哀，悲哀又冷漠。”），但她是学者，不是个浪漫的人，因此便不去注意米斯纳的墓前讲话而去观察送葬者。他和安娜是女修道院遭袭事件发生两天后回来的，他又花了四天时间听取事情的始末。帕特给了他两种公开的说法：一种是，九个男人去和女修道院的女人谈话，劝说她们离开或者改过自新；发生了殴斗；那些女人变化身形便消失在空气中了。第二种是（弗利特伍德—朱里的说法），五个男人去驱逐那些女人，另外四个——这种说法的提出者——去阻拦或制止他们；这四个人受到那些女人的攻击，但成功地把她们赶走了，她们是开着那辆凯迪拉克走的；但不幸的是，那五个男人中有人昏了头，杀死了那个老妇人。帕特让理查德自己去选择倾向于哪种说法。她没有对他讲的是她自己的想法：九个八层石头谋杀了五个无辜的女人，（一）因为那些女人不纯（不是八层石头）；（二）因为那些女人不圣洁（至少是私通者，最甚是为人堕胎）；（三）因为他们能够那么做——这是作为八层石头意味的权利，而且也是“交易”所要求的。理查德不相信任何一种说法可以立即作为真相，便去找西蒙·加里牧师和普立安牧师，他们澄清了故事的其余部分。但由于他们谁也没有确定结局的意义，因此也就不能形成一个可信的头头是道的结论，从而无法让理查德满意。倒是娄恩为他提供了生动的细节，但很快好几个人认为不足信，他们说娄恩是靠不住的。除去她之外，没人在一旁听到那些男人在大炉灶处说的话，谁又知道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和其他证人一样，她也是在枪响以后到达的；何况，宅子里的两个女人是死还是伤，她和多薇可能弄错了；最后，她没看到宅子外面有人，无论死活。至于娄恩本人，她被这种复述故事的方式搅得方寸已乱；人们怎么会改变事实把自己装扮成一副好人的样子呢？除去一语不发的迪肯·摩根，每个参与袭击的男人都有不同的说法，他们的家人和朋友（根本不在女修道院附近）却支持他们，加油添醋，改头换面，胡编乱造一些错误的内容。尽管杜波列斯、比彻姆、桑兹和普尔几家人给她的说法撑腰，但连他们讲究精确和正直的声名都无法防止被篡改的事实在别处扎根。假如没有冤死的人，这个犯罪故事对任何人的舌头来说就是戏说。因此，娄恩就闭口不谈，把她认为确定无疑的实情收藏在脑子里：上帝给了鲁比第二次机会。他显身得如此清晰可见且毋庸置疑，连趾高气扬（像斯图亚特）和愚不可及（如他撒谎的外甥）的人都该看得见了。他其实在光天化日之下清理和接收了他的信徒，看在老天的分上！就在他们自己的眼前，看在耶稣的分上！既然他们责骂她说谎，她便决定保持沉默，看着上帝之手整治那些不信神的和作假证的人。他们会不会知道他已经跟他们讲过话？还有，他们会不会进一步脱离他的轨道？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他们看得见大炉灶；他们不可能误读或误说那个，因此他们最好抓紧，趁还来得及的时候装好滑门——也许已经办好了，因为年轻人又把那词句改了。他们不再称自己“是他皱起的眉毛”。大炉灶罩子上面刻的字现在成了“我们是他皱起的眉毛”。有关事实真相的分歧无论多大，帕特知道大家一致同意的一件大事是：去过那里的人都肯定地假设过执法人员会高高兴兴地拥进全镇（他们毕竟杀了一个白种女人），动真格地逮捕鲁比所有的商人。当他们听说没有死人事件需要上报，没有尸体需要转移或埋葬，便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开始忘掉他们实际做过或看到的事情。若不是卢瑟·比彻姆——他讲了大部分该诅咒的故事，以及派阿斯、狄德·桑兹、阿伦——他们证实了娄恩说法的关键点，整个事情可能就被抹杀得不复存在了。然而连他们都不能让自己去报告一个没有尸体留下的宅子中的非自然死亡事件，那样就可能导致一辆装满尸体的汽车里的自然死亡事件被发现。虽然帕特并不打听别人的私密事，但从和她父亲、和凯特的谈话中，以及从四个月后人们仍然在嚼那件事的舌头时故意流露的片言只语中，她仍能凑起一些情况。如果他们错了，他们会请求上帝的指引：是否与他们知道和相信的一切相反，白人的法律可以获准处理此前由他们自己处置的问题。这些难题烦扰和纠缠着每一个人：推诿指责，祈求理解和原谅，自以为是地辩护，冠冕堂皇地撒谎，以及理查德·米斯纳不停地追问一大堆问题却又得不到回答。因此，葬礼的到来只是一次中断而不是终结。帕特观察着镇上的人，心想也许他们对这地方的一贯做法是对的。也许鲁比是幸运的。不，她纠正了自己。尽管袭击的证据看不到，其后果可是明摆着的。看看杰夫吧，搂着他妻子，两个人看上去哀伤适度也不乏威严，因为杰夫现在成了他父亲的家具及用品商店的唯一东家了。阿诺德一下子苍老了，还时常头痛，而且由于阿涅特已经搬走，他很愿意独处卧室，他现在站在那里垂着头，眼睛转来转去，就是不敢去看棺材。萨金特·波森看上去和以往一样精干：没有了地产主等着收地租，而除非等到县审计官对不言不语、敬畏上帝的黑人的一间小茅屋感兴趣，他的这点便宜是要继续占下去的。毫无悔色的哈珀·朱里穿着一身藏青色的西装，头上的伤如同一枚勋章，让人把他当成对抗邪恶流了血而不低头的勇士。米努斯是最不幸的。他在安娜店里的生意不再有顾客了，一方面是因为他的肩膀毁了，没法熟练使用理发工具，
塞克勒（ArthurSackler）收藏中，有一本万寿祺的收有6幅国画和12幅手迹的文册，时间记于1650年，题目是《山水花卉法书册》。这些画的风格严谨而含蓄，笔法不夸张，甚至让人有点捉摸不透。第一幅画是一个河景，在近景中有枝条稀疏的小树，一个戴着宽边帽的老翁孤单单地坐在一个小船上。一条河岸的不太清楚的虚线在他身后延伸。在另一幅题为“秋林倚仗”的画里，一个文人站着注视一个草棚，他背对观众，头发上结着一个结，这样它给人的印象是一种空旷凄凉和道家的寂寞。?万寿祺：《隰西草堂集》第三卷，第10页。?同上书第三卷，第29页。?万寿祺：《隰西草堂集》第三卷，第29—30页。?比阿佐利等：《万寿祺之画卷》，第156页。?万寿祺：《隰西草堂集》第二卷，第3页。?万寿祺《隰西草堂集》第二卷第17页有一幅万寿祺的画像。?一份未署名的18世纪朝鲜传纪作家谈到了万寿祺的伟大“气节”。《皇明遗民传》第二卷。?按照归庄的说法，万寿祺的家是往来南北的江南文人们的一个主要下榻之处，文人常常聚在他的房子里高谈阔论。《归庄集》，第316页。?这并不罕见。公开宣布自己的忠君复明信仰并自豪地称自己为“大布衣”的画家龚贤，曾为有名清朝官僚王士祯画了一幅极有名的作品：《峰亭景色》（意译）。当然，还有许多忠君倾向的画家聚集在周亮工周围，他是苏州乡绅，帮助过清人平定中原各省。以后他成了南京学人的一个重要的赞助人。威尔森：《龚贤》，第10—14页。?侯方域：《壮悔堂集·四忆堂诗集》第五卷，第10页。李陵（死于公元前40年）是汉朝的一个将军，后来投降了匈奴。苏武（死于公元前60年）作为使者被汉武帝派往匈奴，遭匈奴监禁达19年之久，当时他被送到荒原中，在那里他靠着吃雪活了下来。后来他被送到更远的贝加尔湖附近去牧羊。与在匈奴朝廷做官的李陵相反，苏武坚决拒绝匈奴的官职。因此当两人见面时，面对苏武忠诚的忠君情操，李陵感到无比的羞愧。五年后，在公元前86年汉帝国和匈奴议和，苏武获准回到了中国。出于对他气节的敬重，李陵送给了他一件临别礼物。他也可能给苏武写过一封信，表达了他个人的悔恨之情与对忠君之士的尊敬之意。这封信收录在《文选》中，明代的每一位科举考生都读过它。但这封信可能是梁代江淹（444—505）的拟作。惠特克：《李陵—苏武信件作者考证》，第566页；翟理斯：《中国人名辞典》，第684—685页；鲁赫曼：《中国通俗小说中的传统英雄》，第134—135页；许寿裳：《中国民族志士简史》，第27—35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下，第4—5页；侯方域：《壮悔堂集·四忆堂诗集》第四卷，第10页；艾维四：《陈子龙》，第135—137页。?
孟乔芳和陕西的初步平定
在陕西无情杀戮的这位总督是刑部左侍郎、总兵孟乔芳，他在锦州围攻战中也曾是这样的勇猛异常。1644年，孟乔芳随多尔衮南下中原，次年初，除右副都御史、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其所领之部皆为精兵，包括一直为多尔衮所倚重的内大臣何洛会镇戍西安之部，以及新近投降的副将任珍的和州戍兵。然而，即使这些久经战阵、训练有素的精锐部队，都感到要控制陕西，真是异常困难。明朝时期，陕西省包括了古代中国的心脏地带和其外的部分中亚地区。现在分立的甘肃和宁夏两省那时候还在一个总督的管理之下。对于在“河西”（当时称甘肃走廊为河西走廊）旅行的汉人来说，这里就像是他乡异国。不仅城镇紧闭，像城堡一般，与中东和中亚的城市一样同乡村截然相分，而且居民种族各异。到17世纪中叶，一个种族混杂的群体在陕西西北及青海湖周围的湟中定居下来。他们有说蒙古语的喇嘛教土人，有信奉喇嘛教和伊斯兰教的西藏人，有信奉伊斯兰教或非伊斯兰教的汉人，有说土耳其语和说藏语的穆斯林萨拉儿人，有蒙古族血统的说藏语的穆斯林，有信奉喇嘛教的蒙古人以及穆斯林土人。这些民族中有许多在一定程度上是依靠东西之间的商队贸易为生。自帖木儿帝国在15世纪后半叶衰亡以后，中亚的游牧团体——哈萨克、吉尔吉斯、乌兹别克人——对撒马尔罕和赫拉特城市中心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并开始攻击去土耳其斯坦途中的商队。此后不久，欧洲与东方海运贸易的扩展，使得商业联系向别处转移，结果在中国西北部出现了一场严重的经济萧条。同时，这一地区日益受到蒙古人侵扰。自奥都拉什德（1533—1565年在位）死后，察哈台汗国及其在喀什噶尔一元化统治的崩溃只是使局势恶化。内地草原游牧民族逐渐汉化，在经济生活上变得越来越依靠于西北定居人口。他们相互之间也开始了更加贪婪的竞争。在湟中地区，当地的蒙古土人统治者（他们是由明朝皇帝敕封的“土司”）抵抗着西藏喇嘛教寺院为土地和食物而日益严重的侵扰蚕食，到16世纪90年代，土司和喇嘛之间的世仇与战争使这里惨遭蹂躏。不过，由于西宁的蒙古土司的权威来自明皇室的敕封，所以在17世纪叛乱四起之时他们仍旧忠于明朝。他们在1642年击溃了一次藏人的反叛，并于同年抗击了李自成对西宁的进攻。虽然蒙古土人在1644年歼灭了李自成大军的一支主力部队，甘肃走廊的“夷狄”却没能在大顺军立基陕西之后顶住他们。在大批人口遭到杀戮之后，肃州被占领了，接着西宁遭到了洗劫，许多土司被杀。所以，当阿济格把李自成赶出西安时，蒙古土人就迅速成为满清的同盟者，总督孟乔芳以及阿济格再一次巩固了他们的地位。与蒙古土人的联盟至关重要，因为孟乔芳驱逐李自成后，立即遭到仍然留在陕西省内的许多军队的激烈反抗。其中最大的，是一支装备精良的近7万人的军队，由一个名叫孙守法的前明朝副都统指挥。孙守法为陕西人，智勇超群，他在西安南部的终南山上建立起一个小小的忠明政权。1645年5月底6月初，他奉明室秦王的第四子为汉中王（汉中是终南山西南地区的治所）。孙守法麾下的副将贺珍也是前明将官，他率领3000义勇从终南山出发，渡过渭河，进攻凤翔府。复明党进攻凤翔得胜后，许多人纷纷响应，揭竿而起，武装反对新地方当局。孙守法的新盟友中最强大的是武大定，他从前统帅明朝在六盘山区的固原驻军。孙守法相信只要有武大定的帮助，就可以夺取只有700清兵的防守薄弱的省府。1646年1月底2月初，忠明分子下西安东南山地前来围攻省城。可是2月20日，由孟乔芳亲自指挥的一支援军出人意料地赶到了。孟总督突破了孙守法防线，进城安辑官民。他留何洛会守城，自己则先以新近招降的汉军小心地从两翼侧击忠明武装，然后用八旗兵发起猛烈的正面攻击。成千的忠明分子被杀了，余众四散逃跑。孟乔芳的部将追击溃逃的义军。李国翰率部东进，杀死了来自渭南的由一裨将率领的1000多名义军战士，并越过山西蒲州附近的边界，攻击刘文炳的义军队伍；何洛会则向北追杀西安起义的其他残部。这位内大臣在追击中长驱深入山西，1646年4月25日，在大同附近的山阴击败光山伯刘体纯。这一战役后，何洛会声称斩杀义军2.2万余人，包括复明领袖孙守法。可是，孙守法那时实际上正躲藏远在南面的兴安附近的山里。在那儿，孙守法与已经占山为王的当地寨主结为同盟，在武大定等人帮助下企图东山再起。然而，孙守法还未能得手，孟乔芳就访得了他的行踪。一支骑兵找到了他的营地。虽然据说孙守法击毙数十人，清兵最后还是围杀了这个反清领袖。孙守法的头颅被带回西安，但是他的死既没有导致其部队的离散（武大定暂时逃入四川，然后在固原建立反抗基地），也没有给东南部带来和平（贺珍继续与长期控制那一地区的土寇诸寨结盟抵抗）。在孟乔芳的领导之下，清朝几支不同的军队已成功地集结起来了，成为一支统一的配合默契的劲旅。这样一支劲旅在共同作战时几乎无坚不摧，正如陕西战役的节节胜利所显示的那样。但如果分散军队，让他们离开集营的城市去扩大对乡村的控制，收效却微乎其微。何洛会虽能把贺珍主力赶出延安与西安之间的乡村地带，但刘文炳仍然轻而易举地逃避捕获近一年之久。他带着他的1000人马“往来狂逞”，煽动其他土寇反抗当地政府，“声势愈炽”。当何洛会试图在西安北部和东部肃清反叛之时，孟乔芳的其他两名将领承担起维护清朝对陕西西部统治的任务。刘芳名和马宁有不少共同特点：这两人都是宁夏人，都曾是甘肃的前明戍将，现在则是隶属于汉军正白旗的清朝将官。总兵刘芳名和副将马宁首先进兵固原，并迅速攻占了它，将武大定赶出城去。然后他们移兵巩昌，官道从巩昌弯向西北，前往黄河与甘肃走廊。就在巩昌，传来消息说宁夏守卒在北部发动兵变，杀死了巡抚焦安民。刘芳名立即带兵亲往宁夏，发现叛变者是由他们的两名副将王元与马德所煽动的。刘芳名假装默许既成事实，委派马德任盐池主将。此地今在宁夏，沿长城与内蒙古的毛乌素沙漠相对。但实际上，刘芳名意在对两个叛将分而治之。一当马德离去，刘芳名就故作信任，打消了王元的怀疑，然后要求王元率部出宁夏城攻击附近的一伙匪盗。刘芳名趁机伏兵袭击，捉住王元并以谋反罪将其斩首。马德依旧未受处罚。反叛者吸取了教训。1647年春天，马德放弃盐池，企图西迁到贺兰山以躲避一时，并沿路掠夺军资。在兰州西面的红古城附近，马德碰见了寇渠贺弘器。两股叛军合兵一处，声势转盛，便回兵穿过陕北，袭击延安北面的安定城。一个名叫王一林的土寇首领也起来响应，使他们的声势更为浩大，并杀死了驻守延安的参将张纪。清军兵分两路反击。一路在刘芳名率领下追赶王一林与马德，在固原北部的预望城追上了叛军，杀死王一林。马德策骑逃跑，但被追兵俘获。刘芳名下令对他处以磔刑。另一路由马宁、张勇和刘友元指挥，攻击马德的同伙贺弘器。这场战役却拖了很久，因为虽然贺弘器在初战中即被击毙，他的同伙们却依然在陕北占据着许多堡垒。不过这些叛乱堡垒还是一个接着一个地被包围和攻克了。一名首领被招降，余人都被杀死。在王一林起兵的延安一带，盗匪活动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了。早斯的复明分子刘文炳就在那儿轻易地煽动起暴乱，并靠着自己熟知地形，躲避了追捕。新任陕西巡抚雷兴决心斩草除根。1647年4月，他命令满洲镶蓝、正红两旗军队对延安周围地区的一切游匪、义军施行有组织的剿灭战。满洲兵一般不屑于计算斩级人数，不过他们对缴获的兵杖、盔甲、家畜确有记载。许多游匪逃入深山老林，躲过了屠杀。但是这一次刘文炳没能幸免。4月30日他和一些贺珍余部，以及一些“伪”巡检和带有明朝印信的地方官一道，最终被捕获了。巡抚雷兴洋洋得意地报告说：今于三月十五日会发满汉官兵，出塞设奇埋伏，分路前进。七日之内，遇敌于七里川，斩级于白村梁家，再追于蓝庄沟，四面格斗；而贼首刘文炳已被活擒，郭君镇及诸贼首，亦被剿洗殆尽。获过马、骡、牛、驴、器具、小厮，悉照数留营充赏。其文炳已经囚解省，四月初五日……戮首分尸；并君镇首级高杆悬示。到1647年夏天，清军已能对陕西中心地区发号施令了，并控制了连接延安和西安之官道的两侧地区。不过，直到孟乔芳部队控制了陕西东南的汉河高地，即兴安与汉中周围地区之后，省会的安全才真正得到了保证。山地的“带发”人
许多攻击西安和延安的复明力量，最初都是在山地形成的，那儿绵亘着海拔1500—3000公尺的森林茂密的山脉。由于地势崎岖不平，由于山地位于四省交界之处，这里长期以亡命之徒的巢穴及其不安分守己的居民而闻名。“人皆带发，负险观望。”陕西东南最主要的反抗者是孙守法的前副手、复明分子参将贺珍，他的8万人马在1645年夺取了凤翔，并于同年冬天进攻西安。此刻他控制着汉河高地的兴安城。为了将这一地区纳入清统治之下，1646年12月，总督孟乔芳派遣参将任珍、王平率兵进讨。1647年初，参将王平到达兴安，贺珍弃城退往西面的汉中。根据王平的报告，贺珍在板桥企图回军反击，但被王平的满汉部队打得大败，3000多名反抗者被杀，另有1500人向清军投降。参将王平声称，在被杀的反贼中有贺珍本人。但搞不清是王平认错了，还是当时另外有人自称“贺珍”，根据中央政府的档案，贺珍至少在名义上从这次所谓的死亡中逃生了。至1648年12月19日，即几乎两年之后，巡抚黄尔性报告说贺珍企图封锁渭河的漕粮运输；次年4月，贺珍队伍还在东南与参将任珍打仗。于是，作为一种一般的称呼，“贺珍”继续被用来指称1645—1646年最初进攻西安的兴安义军。贺珍所部是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秘密民众武装，与兴安地区绝大多数装备简陋的队伍形成鲜明对照。他们的手下主要是土寇。他们在崎岖不平的山间密林里结寨而居，每寨有10—15个男人，与其妻儿、家畜一道生活。寨常常建立在庙宇周围，彼此遥为声援。各寨虽然相对独立，但是经常联合拥立一位较强大的“王”或“侯”，后者向寨主们发布委任状，任命他们为义军的参将或游击。有时“王”会与周围的寨子组成突击队，到山谷里的农村去搜寻粮草。例如，李奎就不时地带领镇安地区分散的山寨成员外出劫掠，并且十分恰当地自称为“扫地王”。不过尽管偶尔有侵掠邻近村庄的举动，这些群居的土匪似乎受到了民众的保护。起码，官府爽快地承认，当官军刚露出一点儿攻打山寨的迹象时，情报就会立即被传到义军那儿，于是他们就放弃在FREE XXXX MOVIES HD GIF大地的时候，地面上却被无边的黑暗所笼罩？老翁这种现象完全是反常的，正像那件惊人的血案一样。在上星期二那天，有一头雄踞在高岩上的猛鹰，被一只吃田鼠的鸱-飞来啄死了。洛斯还有一件非常怪异可是十分确实的事情，邓肯有几匹躯干俊美、举步如飞的骏马，的确是不可多得的良种，忽然野性大发，撞破了马棚，冲了出来，倔强得不受羁勒，好像要向人类挑战似的。老翁据说它们还彼此相食。洛斯是的，我亲眼看见这种事情，简宜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麦克德夫来了。麦克德夫上。洛斯情况现在变得怎么样啦？麦克德夫啊，您没有看见吗？洛斯谁干的这件残酷得超乎寻常的罪行已经知道了吗？麦克德夫就是那两个给麦克白杀死了的家伙。洛斯唉！他们干了这件事可以希望得到什么好处呢？麦克德夫他们是受人的指使。马尔康和道纳本，王上的两个儿子，已经偷偷地逃走了，这使他们也蒙上了嫌疑。洛斯那更加违反人情了！反噬自己的命根，这样的野心会有什么好结果呢？看来大概王位要让麦克白登上去了。麦克德夫他已经受到推举，现在到斯贡即位去了。洛斯邓肯的尸体在什么地方？麦克德夫已经抬到戈姆基尔，他的祖先的陵墓上。洛斯您也要到斯贡去吗？麦克德夫不，大哥，我还是到费辅去。洛斯好，我要到那里去看看。麦克德夫好，但愿您看见那里的一切都是好好的，再会！怕只怕我们的新衣服不及旧衣服舒服哩！洛斯再见，老人家。老翁上帝祝福您，也祝福那些把恶事化成善事、把仇敌化为朋友的人们！（各下。）第三幕第一场福累斯。宫中一室班柯上。班柯你现在已经如愿以偿了：国王、考特、葛莱密斯，一切符合女巫们的预言；你得到这种富贵的手段恐怕不大正当；可是据说你的王位不能传及子孙，我自己却要成为许多君王的始祖。要是她们的话里也有真理，就像对于你所显示的那样，那么，既然她们所说的话已经在你麦克白身上应验，难道不也会成为对我的启示，使我对未来发生希望吗？可是闭口！不要多说了。喇叭奏花腔。麦克白王冠王服；麦克白夫人后冠后服；列诺克斯、洛斯、贵族、贵妇、侍从等上。麦克白这儿是我们主要的上宾。麦克白夫人要是忘记了请他，那就要成为我们盛筵上绝大的遗憾，一切都要显得寒伧了。麦克白将军，我们今天晚上要举行一次隆重的宴会，请你千万出席。班柯谨遵陛下命令；我的忠诚永远接受陛下的使唤。麦克白今天下午你要骑马去吗？班柯是的，陛下。麦克白否则我很想请你参加我们今天的会议，贡献我们一些良好的意见，你的老谋胜算，我是一向佩服的；可是我们明天再谈吧。你要骑到很远的地方吗？班柯陛下，我想尽量把从现在起到晚餐时候为止这一段的时间在马上销磨过去；要是我的马不跑得快一些，也许要到天黑以后一两小时才能回来。麦克白不要误了我们的宴会。班柯陛下，我一定不失约。麦克白我听说我那两个凶恶的王侄已经分别到了英格兰和爱尔兰，他们不承认他们的残酷的弑父重罪，却到处向人传播离奇荒谬的谣言；可是我们明天再谈吧，有许多重要的国事要等候我们两人共同处理呢。请上马吧；等你晚上回来的时候再会。弗里恩斯也跟着你去吗？班柯是，陛队；时间已经不早，我们就要去了。麦克白愿你快马飞驰，一路平安。再见。（班柯下）大家请便，各人去干各人的事，到晚上七点钟再聚首吧。为要更能领略到嘉宾满堂的快乐起见，我在晚餐以前，预备一个人独自静息静息；愿上帝和你们同在！（除麦克白及侍从一人外均下）喂，问你一句话。那两个人是不是在外面等候着我的旨意？侍从是，陛下，他们就在宫门外面。麦克白带他们进来见我。（侍从下）单单做到了这一步还不算什么，总要把现状确定巩固起来才好。我对于班柯怀着深切的恐惧，他的高贵的天性中有一种使我生畏的东西；他是个敢作敢为的人，在他的无畏的精神上，又加上深沉的智虑，指导他的大勇在确有把握的时机行动。除了他以外，我什么人都不怕，只有他的存在却使我惴惴不安；我的星宿给他罩住了，就像凯撒罩住了安东尼的里宿。当那些女巫们最初称我为王的时候，他呵斥她们，叫她们对他说话；她们就像先知似的说他的子孙将相继为王，她们把一顶没有后嗣的王冠戴在我的头上，把一根没有人继承的御杖放在我的手里，然后再从我的手里夺去，我自己的子孙却得不到继承。要是果然是这样，那么我玷污了我的手，只是为了班柯后裔的好处；我为了他们暗杀了仁慈的邓肯；为了他们良心上负着重大的罪疚和不安；我把我的永生的灵魂送给了人类的公敌，只是为了使他们可以登上王座，使班柯的种子登上王座！不，我不能忍受这样的事，宁愿接受命运的挑战！是谁？侍从率二刺客重上。麦克白你现在到门口去，等我叫你再进来。（侍从下）我们不是在昨天谈过话吗？刺客甲回陛下的话，正是。麦克白那么好，你们有没有考虑过我的话？你们知道从前都是因为他的缘故，使你们屈身微贱，虽然你们却错怪到我的身上。在上一次我们谈话的中间，我已经把这一点向你们说明白了，我用确凿的证据，指出你们怎样被人操纵愚弄、怎样受人牵制压抑、人家对你们是用怎样的手段、这种手段的主动者是谁以及一切其他的种种，所有这些都可以使一个半痴的、疯癫的人恍然大悟地说，“这些都是班柯干的事。”刺客甲我们已经蒙陛下开示过了。麦克白是的，而且我还要更进一步，这就是我们今天第二次谈话的目的。你们难道有那样的好耐性，能够忍受这样的屈辱吗？他的铁手已经快要把你们压下坟墓里去，使你们的子孙永远做乞丐，难道你们就这样虔敬，还要叫你们替这个好人和他的子孙祈祷吗？刺客甲陛下，我们是人总有人气。麦克白嗯，按说，你们也算是人，正像家狗、野狗、猎狗、叭儿狗、狮子狗、杂种狗、癞皮狗，统称为狗一样；它们有的跑得快，有的跑得慢，有的狡猾，有的可以看门，有的可以打猎，各自按照造物赋与它们的本能而分别价值的高下，在笼统的总称底下得到特殊的名号；人类也是一样。要是你们在人类的行列之中，并不属于最卑劣的一级，那么说吧，我就可以把一件事情信托你们，你们照我的话干了以后，不但可以除去你们的仇人，而且还可以永远受我的眷宠；他一天活在世上，我的心病一天不能痊愈。刺客乙陛下，我久受世间无情的打击和虐待，为了向这世界发泄我的怨恨起见，我什么事都愿意干。刺客甲我也这样，一次次的灾祸逆运，使我厌倦于人世，我愿意拿我的生命去赌博，或者从此交上好运，或者了结我的一生。麦克白你们两人都知道班柯是你们的仇人。刺客乙是的，陛下。麦克白他也是我的仇人；而且他是我的肘腋之患，他的存在每一分钟都深深威胁着我生命的安全；虽然我可以老实不客气地运用我的权力，把他从我的眼前铲去，而且只要说一声“这是我的意旨”就可以交代过去。可是我却还不能就这么干，因为他有几个朋友同时也是我的朋友，我不能招致他们的反感，即使我亲手把他打倒，也必须假意为他的死亡悲泣；所以我只好借重你们两人的助力，为了许多重要的理由，把这件事情遮过一般人的眼睛。刺客乙陛下，我们一定照您的命令做去。刺客甲即使我们的生命——麦克白你们的勇气已经充分透露在你们的神情之间。最迟在这一小时之内，我就可以告诉你们在什么地方埋伏，等看准机会，再通知你们在什么时间动手；因为这件事情一定要在今晚干好，而且要离开王宫远一些，你们必须记住不能把我牵涉在内；同时为了免得留下枝节起见，你们还要把跟在他身边的他的儿子弗里恩斯也一起杀了，他们父子两人的死，对于我是同样重要的，必须让他们同时接受黑暗的命运。你们先下去决定一下；我就来看你们。刺客乙我们已经决定了，陛下。麦克白我立刻就会来看你们；你们进去等一会儿。（二刺客下）班柯，你的命运已经决定，你的灵魂要是找得到天堂的话，今天晚上你就该找到了。（下。）第二场同前。宫中另一室麦克白夫人及一仆人上。麦克白夫人班柯已经离开宫廷了吗？仆人是，娘娘，可是他今天晚上就要回来的。麦克白夫人你去对王上说，我要请他允许我跟他说几句话。仆人是，娘娘。（下。）麦克白夫人费尽了一切，结果还是一无所得，我们的目的虽然达到，却一点不感觉满足。要是用毁灭他人的手段，使自己置身在充满着疑虑的欢娱里，那么还不如那被我们所害的人，倒落得无忧无虑。麦克白上。麦克白夫人啊！我的主！您为什么一个人孤零零的，让最悲哀的幻想做您的伴侣，把您的思想念念不忘地集中在一个已死者的身上？无法挽回的事，只好听其自然；事情干了就算了。麦克白我们不过刺伤了蛇身，却没有把它杀死，它的伤口会慢慢平复过来，再用它的原来的毒牙向我们的暴行复仇。可是让一切秩序完全解体，让活人、死人都去受罪吧，为什么我们要在忧虑中进餐，在每夜使我们惊恐的恶梦的谑弄中睡眠呢？我们为了希求自身的平安，把别人送下坟墓里去享受永久的平安，可是我们的心灵却把我们磨折得没有一刻平静的安息，使我们觉得还是跟已死的人在一起，倒要幸福得多了。邓肯现在睡在他的坟墓里；经过了一场人生的热病，他现在睡得好好的，叛逆已经对他施过最狠毒的伤害，再没有刀剑、毒药、内乱、外患，可以加害于他了。麦克白夫人算了算了，我的好丈夫，把您的烦恼的面孔收起；今天晚上您必须和颜悦色地招待您的客人。麦克白正是，亲人；你也要这样。尤其请你对班柯曲意殷勤，用你的眼睛和舌头给他特殊的荣宠。我们的地位现在还没有巩固，我们虽在阿谀逢迎的人流中浸染周旋，却要保持我们的威严，用我们的外貌遮掩着我们的内心，不要给人家窥破。麦克白夫人您不要多想这些了。麦克白啊！我的头脑里充满着蝎子，亲爱的妻子；你知道班柯和他的弗里恩斯尚在人间。麦克白夫人可是他们并不是长生不死的。麦克白那还可以给我几分安慰，他们是可以伤害的；所以你快乐起来吧。在蝙蝠完成它黑暗中的飞翔以前，在振翅而飞的甲虫应答着赫卡忒的呼召，用嗡嗡的声音摇响催眠的晚钟以前，将要有一件可怕的事情干完。麦克白夫人是什么事情？麦克白你暂时不必知道，最亲爱的宝贝，等事成以后，你再鼓掌称快吧。来，使人盲目的黑夜，遮住可怜的白昼的温柔的眼睛，用你的无形的毒手，毁除那使我畏惧的重大的绊脚石吧！天色在在朦胧起来，乌鸦都飞回到昏暗的林中；一天的好事开始沉沉睡去，黑夜的罪恶的使者却在准备攫捕他们的猎物。我的话使你惊奇；可是不要说话；以不义开始的事情，必须用罪恶使它巩固。跟我来。（同下。）第三场同前。苑囿，有一路通王宫三刺客上。刺客甲可是谁叫你来帮我们的？刺客丙麦克白。刺客乙我们可以不必对他怀疑，他已经把我们的任务和怎样动手的方法都指示给我们了，跟我们得到的命令相符。刺客甲那么就跟我们站在一起吧。西方还闪耀着一线白昼的余辉；晚归的行客现在快马加鞭，要来找寻宿处了；我们守候的目标已经在那儿向我们走近。刺客丙听！我听见马蹄声。班柯（在内）喂，给我们一个火把！刺客乙一定是他；别的客人们都已经到了宫里了。刺客甲他的马在兜圈子。刺客丙差不多有一哩路；可是他正像许多人一样，常常把从这儿到宫门口的这一条路作为他们的走道。刺客乙火把，火把！刺客丙是他。刺客甲准备好。班柯及弗里恩斯持火炬上。班柯今晚恐怕要下雨。刺客甲让它下吧。（刺客等向班柯攻击。）班柯啊，阴谋！快逃，好弗里恩斯，逃，逃，逃！你也许可以替我报仇。啊奴才！（死。弗里恩斯逃去。）刺客丙谁把火灭了？刺客甲不应该灭火吗？刺客丙只有一个人倒下；那儿子逃去了。刺客乙我们工作的重要一部分失败了。刺客甲好，我们回去报告我们工作的结果吧。（同下。）第四场同前。宫中大厅厅中陈设筵席。麦克白、麦克白夫人、洛斯、列诺克斯、群臣及侍从等上。麦克白大家按着各人自己的品级坐下来；总而言之一句话，我竭诚欢迎你们。群臣谢谢陛下的恩典。麦克白我自己将要跟你们在一起，做一个谦恭的主人，我们的主妇现在还坐在她的宝座上，可是我就要请她对你们殷勤招待。麦克白夫人陛下，请您替我向我们所有的朋友们表示我的欢迎的诚意吧。刺客甲上，至门口。麦克白瞧，他们用诚意的感谢答复你了；两方面已经各得其平。我将要在这儿中间坐下来。大家不要拘束，乐一个畅快；等会儿我们就要合席痛饮一巡。（至门口）你的脸上有血。刺客甲那么它是班柯的。麦克白我宁愿你站在门外，不愿他置身室内。你们已经把他结果了吗？刺客甲陛下，他的咽喉已经割破了；这是我干的事。麦克白你是一个最有本领的杀人犯；可是谁杀死了弗里恩斯，也一样值得夸奖；要是你也把他杀了，那你才是一个无比的好汉。刺客甲陛下，弗里恩斯逃走了。麦克白我的心病本来可以痊愈，现在它又要发作了；我本来可以像大理石一样完整，像岩石一样坚固，像空气一样广大自由，现在我却被恼人的疑惑和恐惧所包围拘束。可是班柯已经死了吗？刺客甲是，陛下；他安安稳稳地躺在一条泥沟里，他的头上刻着二十道伤痕，最轻的一道也可以致他死命。麦克白谢天谢地。大蛇躺在那里；那逃走了的小虫，将来会用它的毒液害人，可是现在它的牙齿还没有长成。走吧，明天再来听候我的旨意。（刺客甲下。）麦克白夫人陛下，您还没有劝过客；宴会上倘没有主人的殷勤招待，那就不是在请酒，而是在卖酒；这倒不如待在自己家里吃饭来得舒适呢。既然出来作客，在席面上最让人开胃的就是主人的礼节，缺少了它，那就会使合席失去了兴致的。麦克白亲爱的，不是你提起，我几乎忘了！来，请放量醉饱吧，愿各位胃纳健旺，身强力壮！列诺克斯陛下请安坐。班柯鬼魂上，坐在麦克白座上。麦克白要是班柯在座，那么全国的英俊，真可以说是荟集于一堂了；我宁愿因为他的疏怠而嗔怪他，不愿因为他遭到什么意外而为他惋惜。洛斯陛下，他今天失约不来，是他自己的过失。请陛下上坐，让我们叨陪末席。麦克白席上已经坐满了。列诺克斯陛下，这儿是给您留着的一个位置。麦克白什么地方？列诺克斯这儿，陛下。什么事情使陛下这样变色？麦克白你们哪一个人干了这件事？群臣什么事，陛下？麦克白你不能说这是我干的事；别这样对我摇着你的染着血的头发。洛斯各位大人，起来；陛下病了。麦克白夫人坐下，尊贵的朋友们，王上常常这样，他从小就有这种毛病。请各位安坐吧；他的癫狂不过是暂时的，一会儿就会好起来。要是你们太注意了他，他也许会动怒，发起狂来更加厉害；尽管自己吃喝，不要理他吧。你是一个男子吗？麦克白哦，我是一个堂堂男子，可以使魔鬼胆裂的东西，我也敢正眼瞧着它。麦克白夫人啊，这倒说得不错！这不过是你的恐惧所描绘出来的一幅图画；正像你所说的那柄引导你去行刺邓肯的空中的匕首一样。啊！要是在冬天的火炉旁，听一个妇女讲述她的老祖母告诉她的故事的时候，那么这种情绪的冲动、恐惧的伪装，倒是非常合适的。不害羞吗？你为什么扮这样的怪脸？说到底，你瞧着的不过是一张凳子罢了。麦克白你瞧那边！瞧！瞧！瞧！你怎么说？哼，我什么都不在乎。要是你会点头，你也应该会说话。要是殡舍和坟墓必须把我们埋葬了的人送回世上，那么鸢鸟的胃囊将要变成我们的坟墓了。（鬼魂隐去。）麦克白夫人什么！你发了疯，把你的男子气都失掉了吗？麦克白要是我现在站在这儿，那么刚才我明明瞧见他。麦克白夫人啐！不害羞吗？麦克白在人类不曾制定法律保障公众福利以前的古代，杀人流血是不足为奇
就是他们如此高看我的唯一原因。”“我住在塞拉菲娜女士的家里，她的家正好在巴托罗缪大人房子的后面。如果我可以邀请您明晚来我的寓所一起用晚餐的话，我们可以详细谈论这件事。并且，有您光临晚餐，塞拉菲娜一定会十分高兴的。”提莫提欧神甫接受了邀请。马基雅维里于是打道回府。在回家的路上，他顺便拜访了一下巴托罗缪，向他借一笔钱。他解释说，为了执行他的使命，他在伊莫拉开销甚大。然而执政团方面的款子还没有到。他详细地诉说佛罗伦萨政府的悭吝，抱怨说，为了保持他作为一个使节的体面和支付买情报的代价，他有时不得不掏自己的腰包。巴托罗缪打断了他的叙述。“亲爱的尼科洛，”他用他那种快乐的方式说道，“你用不着告诉我，在这里的宫廷中一个人可以不付钱就拿到东西。为了你，也为执政团，我愿意借给你所需要的任何东西。你需要多少？”马基雅维里又惊又喜。“二十五个杜卡特。”“就这么点儿？等着，我马上给你拿来。”他走出了房间。一两分钟后带着钱回来了。马基雅维里后悔他要得太少了。“往后，你如果还有需要，尽管告诉我，”巴托罗缪笑着说道，“你必须把我看成是你的钱庄。”“笨蛋看不住他自己的财富，”马基雅维里在回自己寓所的路上这么想道。[1]萨沃那洛拉（1452—1498），意大利宗教政治改革家，多明我会宣教士，抨击罗马教廷和暴政，一四九四年领导佛罗伦萨起义，建立该城民主政权，事败后被判火刑处死。第十八章提莫提欧弟兄准时过来用晚餐。马基雅维里吩咐塞拉菲娜采购一些城里能找到的最好的食物。神甫一点也不见外，放开了肚皮大吃。马基雅维里一直注意给神甫的酒杯斟满酒。酒足饭饱之后，马基雅维里带神甫来到客厅，在那里他们可以进行不受干扰的谈话。马基雅维里吩咐一名仆人再拿一壶酒来。“现在让我们来谈正事吧。”他说道。提莫提欧神甫告诉马基雅维里，他已经仔细地考虑了马基雅维里所提出的要求，提了三个在伊莫拉城中在布道这方面有些名气的神甫的名字。他以诚恳的态度描述了这几个人各自的优点，但是他又用高度的技巧，在他对每个人的赞美中加上一两句贬评，而这些贬评有效地推翻了他所做出的推荐。他在做这些介绍和点评时的匠心独运，使马基雅维里不禁暗自钦佩。马基雅维里和蔼地笑着。“你以一种诚挚的，不偏不倚的立场介绍了这些优秀的神职人员，正如我们希望你应该去做的那样。但是，神甫大人，你却遗漏了一个人的名字，此人的才能和虔诚远远超过你提到的这些人。”“那么此人又可以是谁呢？大人？”“提莫提欧神甫。”神甫脸上露出了一副故意做出，但十分逼真的惊讶的神情。“一个不错的演员，”马基雅维里心里想道。“一个布道的人必须有表演才能。如果执政团真的委托我去找这么一个人的话，我估计也一大半就倾向于选用这个流氓神甫了。”“你开玩笑了，大人。”“是什么让你以为我会拿这么重要的事情开玩笑，神甫大人？我也没闲着。我了解到，在最近的这个封斋期内，你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如此深刻，以至于在伊莫拉的历史上没有哪个传道人能够比得上你。我了解到你雄辩过人，我也注意到，你的嗓音悦耳动听。你仪表非凡，我只是和你交谈了几句话，就发现你十分聪慧，很有策略，富于教养。我十分肯定你对于基督教先贤的知识，一点也不逊于你对古典著作的了解。”“大人，你确实把我给搞糊涂了。执政团方面要的是一个有声望的神职人员，我不过是一个贫穷的偏远小城中的穷神甫。我出身贫寒，也没有显赫的朋友。对于你慷慨的高看我从心底里表示感谢，但是我配不上你所建议的那份荣耀。”“有些时候，旁观者清，当局者迷，现在就是这种情况了。”马基雅维里心里十分受用，他尽管赞赏神甫对于小教堂的感情，但是凭他锐利的眼睛，他还是一眼看出此人的贪婪和野心。在这么一个诱饵面前，马基雅维里深信他可以让他做任何事情。“我想我应该诚实地告诉你，我在佛罗伦萨政府里面无足轻重。我只有建议权，最后还得靠执政团的大人们来定夺。”“我无法想像他们会轻飘飘地忽略他们派往罗马尼阿和瓦伦丁诺公爵处的使节的建议。”提莫提欧神甫带着谄媚的笑容说道。“确实，我们新任的终身执政官，皮埃罗·索德里尼，是我的朋友。我想我也可以不带任何虚荣地说，他的兄弟，沃尔泰拉地方的主教，对我的诚实和良好的判断力还是有点信心的。”从这个话题马基雅维里就很自然地向神甫说起了他陪同当时还是一个主教的红衣主教去厄比诺见切萨雷·博尔贾的事情，那次出使是为了向后者抗议维泰洛佐向阿雷佐发动的进攻。从这件事他又自然而然地向神甫介绍了他本人在比萨战争中的那些活动，还有他出使法国的事。他很小心地使自己在那些活动中所担当的角色显得并不那么显眼，但是仍然设法向神甫暗示，他是在背后掌控形势的人。他轻松自如，谈笑风生，用一种十分熟悉的态度谈论着国王，红衣主教，王子和将军们，就这样巧妙地，不露痕迹地让他的听众相信，他在意大利和法国有着很深的人脉，消息十分灵通。国家机密对于他而言根本不是什么机密。只有傻子才会认为他不是一个手眼通天的人。提莫提欧神甫完全被折服了。“大人，你不知道，能和你这样一位才智出众，阅历丰富的人交谈，对我而言意味着什么。这就像让我看到了一个充满希望的世界。我们生活在这个乏味的小城市中，对外界一无所知。整个伊莫拉城里找不出一个富有教养或才能出众的人。我们的智慧，如果我们还有那么一点的话，也因为长期以来缺乏使用而生锈了。一个人简直需要像约伯那样有耐心才能应付众人的愚昧，并在这群愚昧之人中间度过自己的一生。”“神甫大人，我必须承认，凭着我对你的了解，以及我听到的别人对你的评价，我认为一个有着你这样才华的人在这个地方浪费光阴，实在是万分可惜。你应该不需要我来提醒你那十锭银子的寓言给你发出的召唤。”“我也经常想起这一点。我已经把我的银子埋在地底下。如果主问我我把银子派了什么用场，我将没有什么话可以回答他。”“神甫大人，除了给予一个人一个机会，再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来帮助一个人了。这个得到机会的人一定要知道该如何使用这个机会。”“谁会给一个默默无闻的僧侣机会呢？”“我是你的朋友，神甫大人，如果我还有一点影响力的话，我这份影响力也完全供你使用。当我向沃尔泰拉主教提起你的时候，你就不会完全不为人所知了。让一个有着像你一样习惯的人毛遂自荐是不合适的。但是我认为我可以就这件事与巴托罗缪商量。我毫不怀疑，我可以说服他，让他心甘情愿地写信给他那些在佛罗伦萨的、有影响力的朋友。”提莫提欧神甫笑了。“我们亲爱的巴托罗缪！他本人就是善良的化身。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还是有些头脑简单。他还没有办法将蛇一样的策略与鸽子一样的纯洁结合起来。”就这样，马基雅维里将他们的谈话引到了他一直在瞄准的目标。他给空酒杯斟满了酒。火盆所带来的温暖让人感到很舒服。“巴托罗缪是个不错的家伙。我经常想到，商人在商场上往往很成功，但是对于世间的一些其他事物却完全没有头脑。但是我并没有因为这个原因而减少我对他的敬意。我愿意尽我所能增加他的实际收益。神甫大人，你对巴托罗缪还是有着不少影响力的。”“他还不错，还总算看得上我给他提供的一些个建议和咨询意见。”“在许多地方他展现出良好的判断力。但是一个像他那样出众和应该得到上天保佑的人物，却无法实现自己最大的愿望，真是一件令人悲哀的事情。”提莫提欧神甫用探询的眼神看着马基雅维里。“你一定像我一样，知道他如果能有一个儿子，他愿意捐出一半家产。”“这简直就成了他的心病，他整天就说这件事情，我们在神奇的圣母面前为他求情，但是毫无效果。他对我们很不满意，因为我们的祈祷没有产生他所期望的效果。但是他实际上毫无道理，因为他本人是个没有生育能力的人。”“神甫大人，我在离佛罗伦萨不远的一个叫卡西亚诺的地方有一处小小的庄园。为了补贴我从执政团那里领来的菲薄的薪水，我一直靠卖森林里的木材和耕种我的土地赚一点钱。我有一些母牛，有的时候得到一头公牛来配种，这头公牛看上去强壮而健康，但是却因为一些原因有着像我们亲爱的朋友巴托罗缪一样的毛病。在这种情况下，你能做的就只有将这头公牛宰了，将它的肉卖钱，用卖肉的钱再买一头新的公牛。”神甫提莫提欧笑了。“如果照搬照抄让人也这样干有些不太可行。”“也没有这个必要。但是话糙理不糙。”神甫愣在那里好一会才完全明白马基雅维里的意思。等他明白过来，他又笑了。“奥莱莉娅女士是个贞洁的妻子，另外她也被看得很严。看管她的包括她的母亲和丈夫，当然这两个人的动机并不一样，巴托罗缪不会傻到不明白他年轻貌美的妻子一定会招惹城里那些放荡的年轻人。而卡特琳娜女士久经贫寒，一定会小心地确保她来之不易的舒适生活不会因为她女儿不谨慎的行为而失去。”“但是一个不谨慎的行为也可能成为高度谨慎的行为。如果她可以膝下有个外孙的话，卡特琳娜女士的地位会更加安全和稳固。”“我不否认这一点。现在公爵已经将这份产业赐给了他，另外加上封号。巴托罗缪就更想有个儿子了。他家里的两位女人发现，巴托罗缪正在考虑过继他的两个外甥。他有一个守寡的姐姐住在福力，她倒是十分乐意让自己的兄弟来抚养她的两个孩子，但是她并不愿意和他们分开，所以开出了一个条件，也就是巴托罗缪必须也将她一起收留，住在一个屋檐下。”“一个母亲不想与自己的孩子分开，也是一件自然的事情。”“当然这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但是这一前景让卡特琳娜女士和奥莱莉娅女士十分沮丧。她们猜想，一旦情况真是如此，她们的处境将会变得十分艰难。奥莱莉娅嫁过来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嫁妆。康司坦扎女士，巴托罗缪养子的母亲，会严重地危害奥莱莉娅作为一个妻子的地位，因为她的地位早就不稳固了——巴托罗缪出于虚荣，一直固执地认为他的妻子生不了孩子。可以想像，不用多久，康司坦扎就会成为家里的女主人。卡特琳娜女士曾经求我劝说巴托罗缪放弃这个念头，很明显，在卡特琳娜这方面看来，这件事对于她和她女儿来说危险太大了。”“巴托罗缪问过你的意见吗？”“当然问过。”“那么你又给了他什么建议呢？”“我尽量拖延时间。他姐姐在福力地方的忏悔神甫是个多明我会的修士。如果她过来的话，她有可能会从这个教派中挑一个人做忏悔神甫。多明我会的人不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受巴托罗缪恩惠甚深，如果康司坦扎女士利用巴托罗缪对于我们为他求嗣不成而失望这件事从中作梗，让他转而宠信多明我会的修士，那就太糟糕了。”“没有人比我更能明察你的困难处境了，神甫大人。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就是我所建议的那样。”“大人，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这么做，我们会有一些罪过？”“只不过是一件小小的罪过而已。从这个罪过中将会生出许多好的事物。你可以使一个美妙的妇女得到幸福，使秉性虔诚，值得你帮助的两位妇女得到平稳的地位，更重要的是，这还能够让你保住巴托罗缪弟兄作为一个慷慨施主的不断支持。让我对着你引用《圣经》一定是件狂妄的事情，但是我还是想斗胆提醒你，那个撒马利亚的妇女如果没有触犯通奸罪的话，我们这个宗教的创始人就永远不会有机会阐述他那些关于容忍、宽恕的教义了，而这些教义对于我们这些悲惨的罪人来说有着无可估量的价值。”“真是精辟的论断，大人。”“我是一个凡人，神甫大人。我不想向你掩饰奥莱莉娅女士的美貌让我燃起了熊熊的欲望之火，我要么把她搞到手，要么我就要烧死了。”“我也从来没有想像过你如此关心巴托罗缪的利益，以及两位女士的幸福是完全出于你的一片好心。”神甫不冷不热地说道。“你的修道院并不富裕，而且无疑你也会有许多人让你出钱赞助各种事情。神甫大人，我在此奉上二十五个金杜卡特，以寻求你的善意。”马基雅维里从神甫的黑眼睛中看到一道贪婪的目光。“什么时候？”“就现在。”他从衣服里面的口袋中掏出了一袋钱币，漫不经心地扔到了桌子上。金币掉在木质桌面上的时候发出了一种令人舒服的咣啷的声音。“大人，你已经通过你充满魅力的谈吐和无比优雅的举止获得了我的善意。”神甫说道。“但是我不知道我怎么才能帮助你。”“我不会请你做任何会让你良心不安的事情。我想请你费心安排一下，我可以同卡特琳娜女士私下里见个面。”“我不认为这会带来什么坏处。但这也帮不了你什么。巴托罗缪是个傻瓜，但是他也是个精明的商人，不会冒不必要的风险。如果他有事要外出的话，他的仆人总是在那里看着奥莱莉娅，严防一些放浪和好色的男人的纠缠。”“我很清楚这一点。但是我们亲爱的巴托罗缪对你十分信任，这种信任是心照不宣的，也是完全应该的。他曾经带着奥莱莉娅去洗温泉浴，也曾经带着她去朝圣，希望那些出名的圣地能够显灵，让不孕的女人怀上孩子。我建议你对我们亲爱的巴托罗缪说，如果他能够带上他的仆人，去拉维纳一趟，在装有圣·维塔里骸骨的石棺前沉思祈祷一个晚上，你可以向他保证，奥莱莉娅女士一定会怀孕。”“圣·维塔里很明显是一个伟大的圣徒，否则教会也不会为了纪念他而建造一座教堂；但是是什么东西让你揣测他的遗骨会有如此的效力，会治愈男人的不育？”“圣徒的名字本身就明显地暗示了这一点[1]。无论巴托罗缪，或你和我，谁也不见得知道这个圣徒有没有这么大的神力。一个快淹死的人会拼命抓住任何一根稻草的。拉维纳距离伊莫拉只有二十英里，对巴托罗缪来说，做这么一次短途的旅行，却能获取他向往已久的结果，你以为他会为这事犹豫吗？”“大人，让我也问你一个问题。你有什么理由认为奥莱莉娅女士，一个贞洁而胆小的女人，会响应你对她的追求呢？你已经告诉她你的心愿了吗？”“我跟她也没有说过几句话。但是除非她和其他女人不一样，她应该能看出来我对她有那个意思。妇女们容易犯两个错误，好奇心和虚荣心。”“可以宽恕的小罪过。”“但是这些小小的罪过却常常比激情更容易让她们放弃那条坚持操守的羊肠小道。”“这种小瑕疵太多了，我一直是习惯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当你有一天因为你杰出的才能提升到一个高位后，你会认识到，你如果想获得权力，不是靠培养人们的品德，也不是纵容他们的邪恶，而是宽容他们的一些小小的缺陷。”“你的计划是具有独创性的。我毫不怀疑你将能够说服卡特琳娜女士帮助你。为了能够阻止巴托罗缪过继他的外甥，她愿意做任何事情。但是我非常了解奥莱莉娅女士，她是不会被你或她的母亲说服，来犯下一件到死才能摆脱的罪孽的。”“这确实有可能。有许多事情从远处看让人感到陌生和恐怖，但是走近了再看，这些事物对你说来就变得自然，容易和合理了。我没有理由假定奥莱莉娅女士要比那些绝大多数的女人聪明多少。你应当向她解释说，如果一件事肯定可以带来好的结果，但是会不会带来坏的结果却不能肯定，我们如果单凭这一点就恐惧恶果而不去做那件好事，一定是错误的选择。在这里，我能够肯定的好事就是，她会怀孕，会因此而诞生一个不朽的灵魂，而坏的结果就是她会被人发现。但是如果能采取一些预防措施，这些坏的结果就不可能出现了。至于说到罪过，我觉得这只是一件杞人忧天的事。因为在这里，只是人的意志产生了罪过，而不是人的肉体。只有使丈夫生气才是一个妻子的罪过，而在这
军事演习（彰德秋操）中，袁世凯、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冯国璋五大猛人尽皆出席。在其他四位猛人轻松的谈笑声中，段祺瑞率领北洋新军精锐代表北军登场了。他的对手是一位叫黎元洪的无名之辈所带领的湖北新军。在战场上，寂寂无闻的黎元洪在战前推演部署、临阵指挥调度诸多方面表现出了杰出的军事素养，他指挥实力处于下风的南军与段祺瑞指挥的北军全面对抗，成绩几乎不相上下。袁世凯他们原本计划在谈笑风生中轻松看秀，不承想半路杀出个黎元洪，结果没能轻松起来。黎元洪由此一鸣惊人，成为举国名将。所以，革命党倾向黎元洪出任新政府领袖，是非常有道理的。一来黎元洪懂兵，而且还是名将，以他的名气可以慑服朝廷，号召天下，壮大革命军的声威。二来黎元洪是湖北本地人，在军队中有很高的威望，可以号召部属附和革命，减少阻力。三来黎元洪跟湖北立宪派的关系不错，通过他可以把立宪派牢牢地绑在革命的战船上。说到这里，肯定有人反对说：“教科书上说过起义爆发时，黎元洪曾杀害过革命士兵，是反革命，怎么能做革命的领袖？”这个以后被拿来宣传黎元洪多么反革命的例子，具体经过是这样的。识时务的黎元洪黎元洪司令部办公室。1911年10月10日晚九点左右，黎元洪收到新军起义的消息。作为朝廷的官员，作为一名务实的军事干部，镇压起义是正常的工作，是必须完成的任务，所以黎元洪当即指挥临近的部队前去镇压，他则在司令部中辛苦地等待消息。之后，他等到了两个坏消息。一是自己派过去的部队已经倒戈；二是起义军已经拿下楚望台。实在是出乎意料！黎元洪意识到，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造反运动，自己可能镇不住场面。在经过短暂但激烈的思想交锋后，他做出一个很实在的决定：不求有功，不求无过，但求自保。于是，黎元洪将附近的几百人马调至麾下，关闭营门，禁止出入。同时下令：“如革命党人进攻则还击，退去则不追击，大家按兵不动！”晚十一点，有一神秘人士突然翻越营墙而入，并高声大呼：“革命成功，汉人同胞速来支援，一起攻打总督府！”事后才知道，此人叫周荣棠，是熊秉坤派出来号召其他新军起义的联络人。但黎元洪不会给他开展工作的机会。司令部的卫兵一拥而上，立刻把周荣棠擒入司令部。黎元洪没有对他严刑拷打，说一些坦白从宽之类的场面话，而是当即杀死了这个倒霉的周荣棠。这就是黎元洪反革命证据的由来。其实杀死革命士兵，只能说明黎元洪肯定是不革命，但不能说他是反革命。毕竟大局未明朗之时，黎元洪不可能容忍一个小兵一声高呼，煽动周围的人要了自己的性命。当然，这并不是一个思想先进、道德高尚、不惧死亡的人应该选择的处理方式。这么看来，黎元洪先生也是贪生怕死一族中的一员。不过这倒也怪不得黎元洪，毕竟怕死是人的本性。几小时之后，革命军收拾完了张彪，其火力逐渐掉转到下一个目标：新军中军职仅次于张彪的实力派黎元洪。炮声隆隆，火光映天，义军紧逼，草木皆兵，军心不稳。我该何去何从？难道以手下的区区几百人马去对抗一座已经沸腾的城市？危急时刻，黎大人并没有被紧张的局势吓得脑子不好使，他冷静地想起了自己历经磨难后才学到的至理：男人就应该对自己狠一点，自己做自己的救世主！因此他决定坚持“好汉不吃眼前亏”的真理：既不镇压革命，也不参与造反。兄弟们，赶紧散了吧，各求生路。用今天的话说，黎元洪的这个决定很识实务。相信也正是由于识时务，使得他能够在后来的腥风血雨中存活下来。接下来，黎元洪逃到手下家中避难。这是一个忐忑不安之夜。湖北军政府起义发生的第二天，就在黎元洪惊魂未定的时候，家门口突然传来一阵喧哗，革命士兵找上门来了。不过黎元洪并没有慌张地躲到传说中的床底下，而是躲入房中（避入房中——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事实上，黎元洪身材很是肥硕。对他而言，将自己肥大的身躯塞入清末那种逼仄的老式床底，那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士兵们进入房间见到黎元洪后，当即用真诚的语气目的鲜明地忽悠他：“黎老师，我等皆是您的部下，今日之爱国行动均出自您平时的教诲，所以我们是不会害您的。现在情况十万火急，请您速速出山主持大计！”黎元洪还没来得及想好托词，就被连请带绑地簇拥到了咨议局（省级议会）大楼，等在那里的蔡济民、熊秉坤、吴兆麟等人告诉他：“瑞澄和张彪已被赶跑，武昌也被全面占领，善后大局非由您主持不可！”可黎元洪知道，武昌起义虽然成功，但革命党的实力难以应付清军接下来的反扑。若跟着革命党干活那叫造反，现在收了革命党的好处，将来是要拿脑袋去还的，风险系数太高。于是，顾虑重重的黎元洪嘴里开始嚷着那句属于他的历史名言：“汝辈事太闹大了，莫害我！莫害我！”唯一的“带头大哥”候选人黎元洪不肯合作，革命党们自然不会由着他，当即把黎元洪软禁起来。革命党人知道，对付黎元洪这种不肯上道的人，最好的办法就是击碎他的骄傲、打破他的顾虑。当天，以“都督黎元洪”之名签署的《安民布告》就贴满了武昌的大街小巷，“黎都督”立时家喻户晓。黎元洪瞬间从朝廷的高级干部变成朝廷的反贼。一旦被拉上“贼”船，再想下来可就难了。“黎都督”正式“被上任”。一天后，汉口、汉阳落入革命军之手。至此，武汉三镇（汉口、汉阳、武昌）全部落入革命党之手。随后，时刻关注着武昌起义的诸列强也顺势宣布“严守中立”。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局势的变化，令黎元洪终于打消了对革命党实力的顾虑。他再度做出识时务的决断：与其既当革命党的囚徒，又被朝廷看作叛徒，还不如索性把前程押向革命一边，我跟你们通力合作！黎元洪原本就深谙军事，又有共进会、文学社这样的强力军事助手，再加上顺势加入队伍的、处理民政的好手汤化龙，湖北革命军政府的领导班子很快搭建完毕，并高效运转起来。以新军为班底扩招士兵，整军备战。安民免税。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号召各省起义响应。至此，清政府终于迎来了一个战斗力极为强劲的革命党对手——湖北革命军政府。第三章是谁在革清朝的命
阳夏保卫战之奇怪的汉口之战
在武昌起义时发挥了“让领导先走”本色的瑞澄显然是个大草包，好在他并没有草包到底，还是稍稍尽了一个封疆大臣的政治责任，把“武昌落入革命军之手”的消息以最快的速度通知了朝廷。朝廷收到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后，以摄政王载沣为首的中央高层领导感到极为震惊和愤怒。在集体问候了曾经在湖北武汉长期工作的张之洞同志的所有直系亲属八百遍之后，众人一致同意动用中央军去镇压湖北革命党，对他们而言，地方新军已不可信任。1911年10月12日，载沣几乎拿出了全部家底，兵分四路，兵锋直指武汉。第一路，以北洋第四镇为主力，统帅为荫昌。荫昌，满洲正白旗人，时任内阁陆军大臣，我们在小站练兵那会儿提过他，袁世凯的哥们儿。无论是从血统——满人，还是从身份——陆军司令来看，由荫昌做第一路的统帅，都说得过去。第二路，以北洋第五镇为主力，统帅是冯国璋。第三路，以禁卫军为主力，统帅是载沣的七弟载涛。第四路，由十多艘军舰组成的海军主力。载沣任命萨镇冰为海军司令，督水师走长江水路配合作战。升官发财的时候载沣想不起来萨镇冰，但用得着萨镇冰的时候倒是记得把人往火坑里推。这么看来，清朝在载沣手上灭亡是有充分理由的。载沣的本意是中央军精锐齐出，陆海并进，一战歼灭“反贼”。但是，中央军的表现实在令他失望。这场即将发生的战争因其主要战场在汉阳和汉口（古称江夏或夏口），故称阳夏保卫战。举国目光齐聚武汉，革命能否成功就在此一战。如果革命军被清军主力歼灭，其后果自不用多说。如果革命军能抵挡住数倍于己的清军主力的反扑，把清军主力拖在武汉城下无法动弹，那么其他正在观望的势力就有可能起兵响应，革命的星星之火就有可能迅速形成燎原之势。先行出发、先行抵达的荫昌是很想扑灭革命的星星之火立功的，可惜他有心无力。荫昌虽然是这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北洋劲旅名义上的最高统帅，但他指挥不动这支军队。前面说过，北洋军从征兵到训练，几乎都是袁世凯在负责，重要军官几乎都是他的人。除了袁世凯或者得到袁世凯的授意，否则谁也指挥不动这支部队。所以第一路人马出工不出力，只是在应付差事。第二路的冯国璋先生确实能打，是一员悍将。但他有力无心，不想打。冯先生在率军南下的途中，抽空去了一个地方——河南彰德洹上，亲自拜访老大哥袁世凯问计：老大，咱们打还是不打；如果打，又该怎么打？袁老大的回答十分简单：慢慢走，等等看。这一慢一等，就到了10月底，第二路才做好战斗准备。至于以旗人为主的第三路，是满洲最后的家底，载沣要留着以备汉人造反，是不会让他们在战场上轻易消耗掉的，得等前两路军队跟革命军拼得差不多了的时候，由他们站出来摘桃子，收拾残局。如果说陆军的表现让载沣十分失望，那么萨镇冰的水师就让载沣绝望。早在10月18日，海军司令员萨镇冰率领的水师就已抵达武汉江面。但接下来，载沣期望的军舰集中火力众炮齐鸣的激烈战斗场面并没有出现。大多数时间里，水师只是象征性地发射几枚炮弹，而且炮弹也不认识革命军的工事，大都落在了荒郊和水面上。为什么会这样？明明应该十分激烈的战斗，为何打得如此有爱心？秘密就在两个关键人物的身上。第一个人叫汤芗铭，此人是海军少壮派的代表人物，也是这支海军主力的参谋长。此外，他还有一个身份：湖北立宪派大佬汤化龙的亲弟弟。汤化龙此时已是湖北军政府的政事部长（总揽行政，相当于省长），于公于私，他都得把弟弟以及弟弟掌握的那部分海军拉到自己的阵营。所以汤芗铭还未抵达武汉，就已收到哥哥的来信，让他“早日反正，以立殊功”。不提汤化龙的劝说，单说汤芗铭本人，此人虽然有些功利，思想品德也不大高尚，但曾留学法国和英国的经历令他对于民主共和以及清朝的腐朽有着清醒的判断。因此，既受哥哥影响，也为个人前途和国家前途考虑的汤芗铭，决定冒险奋力一搏。在他的策划下，一些有革命倾向的海军官兵逐渐围绕在以他为核心的周围，消极战斗，时刻准备着高举义旗造反。第二个人则是这支水师的最高领导——萨镇冰。萨镇冰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后又留学英国，算是受过先进教育的思想开明之人，再加上不得载沣重用，对清朝自然不会有太多的忠心。在稀稀拉拉的枪炮声中，萨镇冰收到了学生黎元洪的来信《黎元洪致萨镇冰书》。来信约一千三百字，言辞恳切，情谊殷殷，道理深刻。在信中，黎元洪表示武昌起义的目标在于改革专制政体，建立中华共和民国，并劝说老师站在国家前途和民族大义的角度上反水。读完来信，萨老师内心非常纠结，他既不想叛清，也不愿与革命党为敌。于是他绞尽脑汁想了一个不错的办法：和稀泥。满怀希望的黎元洪终于等到了萨老师的回信，信中写了八个十分醒目却令人失望的大字：彼此心照，各尽其职。一边，参谋长汤芗铭态度鲜明，要带头造反，无心打仗。另一边，司令萨镇冰态度暧昧，对手下员工的反心以及出工不出力的行为既不赞成也不反对。因此，这仗是打不起来的，打得起来就见鬼了。海军不打革命军，一心一意地磨洋工，革命军自然也不会主动进攻火力强大的海军找抽。因此，除去最初的几天，革命军跟不知躲去哪儿又突然冒出来的张彪干了几仗，阳夏保卫战的第一阶段——汉口之战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双方一片祥和的对峙中被消磨掉的。但是，他们不动，有人动！别看武昌首义是共进会和文学社干的，没有立宪派、同盟会、会党什么事，但共进会和文学社毕竟只是地域性小党派，不具备全国影响。而立宪派、同盟会、会党就不同了，在全国各地均有分支，势力庞大，他们看到武昌首义成功，清军主力被拖在湖北动弹不得之后，遂趁热打铁，在全国各地积极行动。与此同时，埋藏在清军内部的几颗定时炸弹也终于引爆了！绝命的反戈想当年，慈禧为了巩固清朝的统治地位，迫不得已创了一招“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武功。这一招功夫的书面名称叫做“编练新军”。新军的威力确实很大，先后灭了义和团和造反的革命党，可新军的副作用也很大，巩固统治的同时却损了清朝自己的根基。至于原因，就得研究一下慈禧这招是怎么练成的。当年朝廷囊中羞涩，攒下来的钱大都充作赔款、供养贪官和维持皇室的奢侈生活，而按当时的标准，全部练成朝廷计划的三十六镇新军，仅建军费及军饷一年都要上亿两白银，超过国家全年的财政收入，这自然是难以做到的。一句话，朝廷没有足够的钱练兵。于是慈禧只好跟各地的诸侯——总督和提督们说：朝廷的困难你们也知道，我只能从人员编制等政策上支援你们，至于编练经费主要就靠你们自己筹备。慈禧老佛爷是很有权威的，总督和提督们虽说觉得有点委屈，不过还是响应朝廷号召，开始了自招自练。慈禧既然给不了钱，那就难以掌控新军的人事任命权。开明的地方大员如张之洞等人，不仅注意招收受过新式教育的文化青年入伍，更加重视招收受过先进军事教育的留学生担任军官，如留日的蔡锷、阎锡山、李烈钧、蓝天蔚、吴禄贞、唐继尧、许崇智（鲁迅的爱人许广平为其堂妹，香港演员许绍雄是其侄子）等人全都趁机加入了新军。这些人可不一般，有水平，有思想，有主见，有眼界，敢于持有不同政见，完全不同于旧军官兵愚昧效忠皇权。更关键的是，他们对现在这个政府并不满意。简而言之，他们就是埋藏在清军内部的定时炸弹。乱战，四方云动革命的多米诺骨牌，在武昌起义十二天后就开始了倒塌的过程，辛亥革命的狂潮到了！10月22日，湖南、陕西独立。10月29日，山西独立。10月30日，云南独立。10月31日，江西独立。11月3日，上海独立。11月4日，贵州独立。11月5日，浙江独立。11月7日，广西独立。11月8日，安徽独立。11月9日，福建、广东独立。11月22日，重庆独立。11月27日，四川独立……下面咱们挑几个既有重点人物出场也比较有趣的事情来说一说。10月22日，湖南在焦达峰的带领下独立，陕西也在哥老会大哥张云山的带领下独立。10月29日，革命士兵在新军标统（团长）阎锡山的带领下杀死了自己的上级领导——山西巡抚和协统（旅长）。阎锡山坐上山西都督的位置，并由此开创了阎同志近三十年的山西土皇帝事业。一天后，立宪派的支持者、新军协统蔡锷和同盟会会员唐继尧发动起义，云南光复。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个名叫朱玉阶的排长在此战中表现十分英勇。他冲锋在前，浴血死战，率领士兵攻克了总督府。这位朱玉阶不是别人，正是后来共和国的朱德元帅。11月3日，轮到了上海，光复会李燮和与同盟会陈其美相约同时起义。这个陈其美的名气可能不是很大，但他的把兄弟蒋介石，亲侄子陈立夫、陈果夫想必大家都耳熟能详。所以陈其美可是一个重要人物。在此多提几句。陈其美，字英士，1878年出生于浙江。他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但后来家道中落，他决定牺牲自己（也许是因为他成绩最差）——辍学去当铺做学徒挣钱，供大哥和三弟读书。在接下来的十二年中，大哥和三弟先后从日本学成归来，他则遇到了事业发展的瓶颈。十二年前，陈其美学徒排名第十二；十二年后，他排名第三。也就是说，其美兄干了十二年都没转正，还在打杂，离成为当铺中层管理干部（掌柜）遥遥无期。眼见目前这只鞋，原来刺客看到的是另外一只，而且就是原先以为被野猪叼去的那只！我不能只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来评价古人的所作所为，比如徒人费的所作所为。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价值观，脱离历史背景来对他们评头论足等于是放马后炮，很有失公允，于历史研究也很容易产生傲慢的情绪。但我忍不住要说，徒人费，如果有来生，还是继续做奴才吧。齐襄公这个人，在历史上的口碑不太好，主要原因：一是作风不检点，长期与自己的妹妹文姜乱伦通奸，还公开高调得丝毫不避人耳目；二是生性残暴，连别国的国君臣子也照杀无误，先后杀死了鲁桓公、公子亹和高渠弥等人；三是嫁祸于人，公子彭生杀鲁桓公，明明是他的主意，但他为了掩饰自己的罪行，又将公子彭生杀掉；四是好坏不分，卫惠公明明是个阴险小人，在卫国很不得人心，他硬要帮助卫惠公复国，连周王室都看不下去，要出面干涉；五是言而无信，派连称和管至父守卫葵丘，到了约定的时间又不让人回来，结果引发叛乱。齐襄公在位的时候，行事反复无常，让人捉摸不定。他的弟弟公子小白深惧伴君如伴虎，在师傅鲍叔牙的陪同下，早早避往莒（jǔ）国。公孙无知弑君之后，齐国大乱，齐襄公的另一个弟弟公子纠则在师傅管夷吾、召忽的陪同下逃往鲁国寻求政治避难。公子小白和公子纠的故事，很快就要讲到。这里有必要先将另外一个重要人物文姜的命运作一番交代。齐襄公死后，文姜回到了鲁国，在鲁国度过了自己的余生。公元前679年，齐桓公开始崭露头角的时候，她曾经有一次回齐国省亲的记录。按照当时的规矩，女人出嫁之后，如父母在，可以归宁；父母不在，则只能派卿大夫回国代为问候娘家人。因此，文姜的这一次省亲，又被鲁国的史官视为“非礼”的行为。从当时的国际环境来看，文姜的这次省亲，倒很有可能是正儿八经地前往齐国开展夫人外交，以齐桓公姐姐的身份，为齐、鲁两国建立战略同盟牵线搭桥。而公元前675和公元前674年，她又有两次前往莒国的记录，目的不明。后世有人大胆推测，说她很可能与莒国的某人有奸情，因此连连前往莒国与之相会。这种推测站不住脚，按照时间推算，那时文姜至少也有五十多岁了，早已经年老色衰，哪里还能招蜂引蝶？比较靠谱的推测是，齐桓公上台得到莒国人的鼎力相助，因而齐桓公对莒国人总是礼遇有加，文姜前往莒国，乃是致力于搞好鲁国与莒国的关系，曲线外交，为鲁庄公间接讨好齐桓公。公元前673年，乱世佳人文姜寿终正寝，结束了她风流多情、奔波牵挂、蔑视礼法、充满争议的一生。后世的中国人习惯于对她口诛笔伐，将她与妲己、褒姒等人同列为“政治荡妇”，但是很少有人客观地问一句：在那个礼崩乐坏的年代，女人何为？【龟兔赛跑，公子小白的险胜】公元前686年冬天，连称杀死齐襄公之后，公孙无知如愿以偿，当上了齐国的国君。连称和管至父也官升三级，被封为上卿。但是，这个通过政变上台的政权缺乏群众基础，齐国大多数卿大夫和传统的权贵家族都持观望态度，对其不支持，不反对，不表态。到第二年春天，大夫雍廪发动政变，杀死了公孙无知和连、管二人。对于这件事，《春秋》的记载是：“齐人杀无知。”《左传》的记载是：“雍廪杀无知。”用的都是杀人的“杀”，而非弑君的“弑”。这就说明，当时的社会舆论并没有承认公孙无知政权的合法性。《春秋》微言大义，对于遣词造句非常讲究。同样是死，有的人叫做“崩”，有的人叫做“薨”，有的人叫做“卒”；有的人本来应该“薨”，却因为丧礼没有办到位，变成了“卒”；有的人本来应该“崩”，却因为死得太早，变成了“薨”。现代人也许会嘲笑古人的繁文缛节，然而只要检视一下现代教育，不难发现，其实我们仍然在不同程度上延续着古人的陈词滥调。我记得很清楚，上小学的时候写作文，我写死去的爷爷，用了“逝世”二字。语文老师教育我说，“逝世”只能用在大人物身上，比如马克思逝世、毛主席逝世、周总理逝世、至于我爷爷，湖南乡下的一个漆匠，用“去世”就可以啦。闲话少说，言归正传。公孙无知的死给齐国造成了权力真空。公室的子弟都跃跃欲试，准备争夺国君的宝座。在这些人当中，夺标呼声最高的当属公子小白和公子纠。不妨对这两个人进行一下对比：首先是比出身。公子纠和公子小白都是齐僖公的庶子，也就是齐襄公同父异母的弟弟。论年龄，公子纠长于公子小白。公子纠的母亲原本是鲁国公主，而公子小白的母亲是卫国公主，地位上难分高下。其次是比人脉。公子纠和公子小白在齐国都有支持者。公子纠的支持者，在史料上没有具名。而公子小白的支持者，按《史记》记载，是齐国的传统贵族——国氏家族和高氏家族。说起国、高二氏，在齐国乃是名门中的名门、望族中的望族。周朝初年，王室为了加强对各诸侯国的监管，除了在军事上保持王军的绝对优势外，还确立了一套由王室来任命诸侯卿士的制度：一般的诸侯国设置三卿，其中两卿由周天子任命，称为上卿；一卿由诸侯自行任命，称为下卿。国、高二氏就是当时周天子任命的上卿，在齐国执掌政权已经有三百年的历史，树大根深，足以左右政局，非同小可。从人脉上看，公子小白胜过公子纠。第三是比外援。公子纠的母亲是鲁国公主，因此齐襄公死后，他逃到了鲁国避难，实际上也就是希望借助鲁国的力量来争夺君位。公子小白则逃到了莒国。鲁国是大国，莒国是小国，双方实力不可同日而语，公子纠胜过公子小白。最后是比智囊。智囊就是两个人背后的竞选团队。公子纠的智囊主要有两个人，一个叫管仲，一个叫召忽；公子小白的智囊就是鲍叔牙。召忽在历史上没有留下多少记录，我们只能将管仲和鲍叔牙来作个对比。但是这个对比没有太多的悬念，因为大家都知道，管仲比鲍叔牙厉害，甚至鲍叔牙本人也是这么认为的。据《国语》记载，鲍叔牙曾亲口说过：“治理国家不是我所长，能够治理国家的人是管夷吾（管仲字夷吾）。”他还信誓旦旦分别举了几点来说明：“我有五点不如管夷吾，一是安抚百姓，使他们安居乐业；二是治理国家，不失其根本；三是忠诚信义，获得百姓的信任；四是制定规章制度，规范人们的行为；五是击鼓呐喊，鼓舞国民的斗志。”正确评价一个人的才能，前提是对这个人有充分了解。鲍叔牙了解管仲吗？答案是肯定的，有管仲本人的话为证：“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这句话很有名，它所表达的信息，不仅仅是鲍叔牙很了解管仲，更多是管仲对鲍叔牙的感激之情。据管仲后来自述，他与鲍叔牙自幼相交，从穿开裆裤的时候开始，就成为了死党。管仲家里穷，鲍叔牙是个富家子弟，很关照管仲。两个人曾经合伙做生意，赚到了一些钱，每次分红的时候，管仲总是给自己多分一份，而鲍叔牙知道他穷，更需要钱，所以从来不计较。鲍叔牙托管仲办事，管仲给办砸了，鲍叔牙也没什么抱怨，反而安慰管仲说，那是时运不济，不要有心理负担。齐襄公年代，管仲三次出来当公务员，三次被单位开除，也是鲍叔牙安慰他，告诉他是金子总会发光，总会有时来运转的一天。更让管仲感动的是，他们一伙人出去找人打架，打三次他竟然跑三次，兄弟们都很看不起他，鲍叔牙还替他开脱：“管仲家里还有老母亲要服侍呢，如果被打死了，谁来照顾老人家啊！”其实，谁也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谁都有老有小。鲍叔牙这样对待管仲，让管仲十分感动，所以才会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通过以上对比，公子纠和公子小白的竞争态势就比较明朗了：公子纠的优势在于外援和智囊，公子小白的优势在于人脉。客观地说，公子纠的综合实力略高于公子小白，但是不具备压倒性的优势，究竟鹿死谁手，要看谁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优势，找到对手的漏洞并给予狠狠的打击——当然，也许还要看看谁的运气更好，命更硬。齐国的动乱使得一向韬光养晦的鲁庄公突然活跃起来。公元前685年春天，就在公孙无知死后不到一个月，鲁庄公与“齐大夫”在既地举行会晤，双方签订协议，就立公子纠为齐君的有关事宜达成一致意见。这里的“齐大夫”不知姓甚名谁，总之是齐国国内“挺纠派”的代表。同年夏天，鲁庄公亲自率领大军从曲阜出发，护送公子纠回国。几乎与此同时，齐国的名门望族国、高二氏也在暗中联络公子小白，准备迎立小白为君。得到“挺纠派”与鲁庄公会盟的情报，公子小白同他的追随者觉得情况紧急，在莒国派出的小股部队的护送下，急急忙忙启程赶往齐国。这是一场政治赛跑，谁先抵达齐国的首都临淄，谁就可以振臂一呼，掌握竞争的主动权。公子小白在距离和速度上具有优势：莒国离临淄很近，只有短短数日车程，而且他轻车简从，速度远远快过公子纠。管仲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向鲁庄公建议说，公子小白急于回国，难免防备不周，如果借给他三十乘兵车，抄小路去截击公子小白，必定可以一击而中，解决公子纠的后顾之忧。鲁庄公答应了管仲的请求。事实证明管仲的判断是准确的。那天清晨，当他带着突袭部队出现在公子小白的队伍面前，公子小白甚至没来得及表示惊讶，就被管仲射出的一支箭击中。战车飞驰，电光石火的一瞬间，管仲没有意识到自己与眼前这位年轻人在冥冥之中存在着某种更为密切的联系。他只记得自己冷静地拔箭、扣弦、张弓、发射，一气呵成。随后他看到小白口吐鲜血，面目扭曲地倒在了车上。接着他听到莒军士兵的惊呼，中间夹杂着鲍叔牙野兽般的长啸，他很难相信，这竟然是平素温文尔雅的好友发出的声音。他不敢回头，只是催促驾车的士兵快马加鞭，迅速离开了案发现场。“原谅我，叔牙！”他心里暗自说，丝毫感觉不到成功的喜悦。应该说，在这次政治赛跑中，管仲作出了准确的判断，实施了准确的行动，而且也射出了准确的一箭。但是，人算不如天算，他那一箭看似射中了公子小白的腰，实际上正好射中了腰带上的带钩（带钩是古人用来挂玉器等饰物的装置，一般由金属制作而成）。公子小白命真够硬的。马车夫见到拦截者惊得张口结舌，一个急刹车急转弯，小白往后栽倒时不小心磕破了嘴唇。说时迟那时快，还没来得及站稳，利箭已经射到了跟前，腰间一受力，公子小白又重重地撞倒在车板上，刚好又咬到了舌头，口吐鲜血，晕厥过去。小白演得实在是太逼真了，不但骗过了管仲，也骗过了鲍叔牙等一干随从。等到管仲走远，小白苏醒过来，即刻招呼队伍，整理队形，马不停蹄地赶往临淄。在国、高二氏的主持下，临淄的居民开城迎接了这位流亡的公子，并且奉他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齐桓公。管仲的这一失误，直接导致了公子纠的败亡。十天之后，当鲁庄公和公子纠以为万无一失，慢悠悠率领大军来到齐国边境，却被齐国人拒之门外。齐国人告诉他们，公子小白于数天之前抵达首都，已经在各位大臣的拥戴下，就任国君了。公子纠和管仲面面相觑，管仲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事已至此，只能接受现实。然而鲁庄公对此很不服气：因为齐国人和他有盟约啊，说好要公子纠即位的，怎么一下子就变卦呢？对此，齐国人的解释很是直白：盟约嘛，确实是有那么回事，但那是敝国的大夫某某私下和您签的，并没有得到国君的授权，再说那个时候敝国正处于动乱时期，根本就没有国君，怎么可能授权呢？齐国人的说法很合理，你要是和一个公司签合同，得找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是找法人代表，如果一个公司群龙无首，根本就没有法定代表人，即便是签订了合同，法律效力又从何谈起呢？鲁庄公却想不通，觉得自己被人当猴耍了，很不爽。他没有意识到自己从一开始就犯了错误，不该派那么多军队前往齐国护送公子纠。数万大军前往齐国，看起来很威风，但是有两个致命的弱点：一是行动迟缓，被公子小白抢了先机；二是明显带有威压的性质，很容易引起齐国上下的反感。要知道，任何事情只要上升到民族感情的高度，就不那么容易解决了。一个人感到很不爽的时候，往往容易犯更大的错误。鲁庄公脑子一热，心想，反正部队已经带来了，不能只当摆设，打吧！齐桓公针锋相对，派大将王子成父等人率军抵抗入侵，双方在一个叫乾时的地方相遇。这场史称“乾时大战”的战役以鲁军的惨败而告终。据《左传》记载，鲁庄公在战场上被齐军追得东奔西跑，走投无路，连戎车都不敢坐了，换了一乘轻车逃离战场。而他的戎车驾驶员秦子和贴身护卫梁子二人继续驾着他的戎车引诱齐军，结果连车带人被齐军俘获。成者王也败者寇。公子纠离国君的宝座只有一步之遥，终被小白捷足先登。争夺继承权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同胞兄弟尚且相煎，同父异母的兄弟就更不在话下。齐桓公乘胜追击，派鲍叔牙率军直逼鲁国边境，给鲁庄公开出了谈判的条件：第一，公子纠乃是齐侯的兄弟，虽然有罪，齐侯实在不忍亲自动手，有请鲁侯代劳。当然，人头还是要送到齐国来验货的。第二，管夷吾和召忽多年来与齐侯为敌，大逆不道，必须送到齐国来，由齐侯亲自监斩，以快齐侯之意。事到如今，鲁庄公也只能以鲁国的大局为重，派人把公子纠给杀了。召忽不愿意回齐国受死，自杀殉主。而管仲则被装在一辆囚车里，押送往齐国。鲁国有一位大夫叫做施伯，很了解齐国的情况，他很看不惯管仲这种苟且偷生的行为，因而一把拦下囚车，对鲁庄公说：“管仲这个人有经天纬地之才，如果为齐国所用，对鲁国有百害而无一利。现在齐国要回管仲，表面上看是为了报一箭之仇，实际上肯定是想重用他。”鲁庄公斜眼瞅了瞅囚车里相貌平平矮墩墩的管仲，捏着胡须问道：“那该如何是好？”施伯做了个刎颈的动作，“不如杀了他，把尸首交给齐国使者带回去。”这消息不知为何让齐国使者知道了，他马上闯入宫中找到鲁庄公，再一次强调，齐侯必须亲自在群臣面前处死管仲，如果只给一具尸首，那就请鲁侯整顿好军备再打一仗！鲁庄公刚刚打了败仗，元气尚未恢复，不想在这些小事上节外生枝，于是将管仲交给了齐国人。以管仲的聪明机智，怎么会不知道这全是鲍叔牙的安排？据说，囚车自曲阜出发，前往齐国的路上，管仲生怕鲁庄公反悔派人来追杀他，于是编了一首《天鹅之歌》，教给押送的士兵唱。大意是：“天鹅啊天鹅，可怜羽毛被剪，双足被系，不能飞也不能鸣，只能在笼子里呆着。天虽然高，地虽然厚，又有什么用？天鹅啊天鹅，天生羽翼就是为了飞翔，天生双足就是为了奔跑，身陷囹圄谁来救你？总有一日你会冲破樊篱，飞上青天，远离地面，让那些手执弓箭的人空自叹息！”士兵们一边唱一边走，忘记了行路的艰苦，很快来到了齐国边境。囚车一入齐境，鲍叔牙就把管仲放出来，给他换上好衣服，好酒好菜招待。什么叫管鲍之交，这就叫管鲍之交，管袍又管饱。齐桓公见到管仲，第一句话就是：“拉出去斩了。”鲍叔牙大吃一惊，一把挡在管仲身前，说：“大老远把管仲给弄回来，不是给您砍的。”齐桓公用手指戳戳自己的腰：“这里，嗯？差一点被这家伙射死，这样的人不杀，我还配当国君吗？”鲍叔牙跺脚道：“他当初射您，那是各为其主，无可厚非。现在您若用他，您就是他的主人，他照样会为了您去射别人……咳，咳……您如果只用管仲去射人，也未免太大材小用了，他可以为您射天下！”“得了吧，我有师傅您当帮手就够了。”齐桓公挥了挥手，转过身去，腮帮子鼓鼓的，上回磕伤的牙至今还疼着呢。鲍叔牙拉着管仲的手，继续道：“瞧您说的啥话？我是个很平庸的人，您让我吃饱穿暖，我也就满足了。说到治国平天下，还非得靠管仲不可。”齐
回淮安，又在浦西安居下来。虽然他的身体每况愈下，身价却在不断提高。向他索字求画者络绎不绝。像著名的16世纪苏州画家唐寅（字子畏）一样，他乐意靠他的艺术作品生活，“闲来写幅丹青卖，不使人间造孽钱”。他现在有钱买下“隰西草堂”以南的一些地产了，并在那里建了一座花园，称为南村，以纪念隐居诗人陶渊明。在浦西的画室与花园，万寿祺在自己周围聚集起了从江南17世纪40年代后期的战乱中逃生的那些友人。著名的浙江书法家胡彦元加入了这个团体，他们经常举办诗会，和不上诗者为众人买酒食。万寿祺后期诗文的内容就以旧友为中心：拜访以前的老师的叙述，祭扫已故复明分子陵墓的故事，以及在水边吟诗作画的描写等。万寿祺的画人人欲得，但颇不易得。19世纪书法家何绍基在他一幅画的题记（1852年）中写道：寿道人画不恒见，大抵皆焦墨减笔，若有意若无意。其隰西草堂屡屡为友人画之，不知风景何似，想萧澹如其画境也。余昔在京师，见道人所画《秋江送别图》，乃亭林载米泛舟来草堂话别，道人作图送之。万寿祺为顾炎武画的这幅著名的卷轴，如题记所述，作于1651年顾炎武访万寿祺期间。1651年顾炎武39岁，那年夏天他去金陵（南京）拜谒孝陵。明朝遗民拜谒明陵乃司空见惯，但对顾炎武来说，这只是他六次拜谒明朝开国皇帝陵墓中的一次，此外他还曾四次拜谒在北方的崇祯皇帝的思陵。他之着迷于明朝的开国与末代皇帝的陵墓与亡魂，大概与他母亲为明朝尽忠自缢有点关系。她给他的信这样断然责成：“无仕二姓”。这当然会让顾炎武对自己轻易躲过许多密友与亲戚都未能幸免的大屠杀而感到内疚。1647年他写道：念二年以来，诸父昆弟之死焉者，姻戚朋友之死焉者，长于我而死焉者，少于我而死焉者，不可胜数也。自然，在这些年里他的内心是异常痛苦的。1650年，顾炎武又写道：稍稍去鬓毛，改容作商贾。却念五年来，守此良辛苦。畏途穷水陆，仇仇在门户。于是，到1651年，他可能已急于寻找一个和他一样的幸存者，能将自己的经历与记忆向其一吐为快。9月28日，顾炎武去淮安拜访万寿祺，两人很快就成了莫逆之交。当时，人们常常用一幅画来换取一首诗。因此，顾炎武报答万寿祺为他画的宝贵卷轴的礼物，就是一首长诗，诗的主题是赞美松江抵抗结束后万寿祺的生活。它以中国文人常用的半隐半明的语言写成。顾炎武在诗中仅仅作为一个相似的背井离乡的旅行伴侣出现。这首诗是顾炎武对万寿祺曾积极参预松江起义做出的明证。顾炎武对此极表欣赏。而万寿祺此人，在顾炎武看来，正是明朝复辟的现实希望所在。赠万举人寿祺白龙化为鱼，一入豫且网，愕眙不敢杀，纵之遂长往。万子当代才，深情特高爽，时危见系维，忠义性无枉。翻然一辞去，割发变容像，卜筑清江西，赋诗有遐想。楚州南北中，日夜驰轮鞅。何人诇北方，处士才无两。回首见彭城，古是霸王壤，更有云气无，山川但块莽。一来登金陵，九州大如掌。还车息淮东，浩歌闭书幌。尚念吴市卒，空中吊魍魉。南方不可讬，吾亦久飘荡。崎岖千里间，旷然得心赏。会待淮水平，清秋发吴榜。顾炎武的诗蓄意影射。白龙是神话中天帝的爱畜，变作一条鱼下凡而去。在那个神话中，捕鱼人豫且用箭刺中了龙的眼睛，因为他不知道它是神物。龙于是恢复它原先高贵的形体飞回到天帝那儿，哭着要求惩罚豫且。但天帝不答应，说白龙本来就不该变成那种如此低下的形象。但在顾炎武对这则神话的引用中，豫且就好比满族征服者。他们俘获了白龙——高贵的万寿祺，认出了他的身份，“愕眙不敢杀”这样一个神圣的生灵。而万寿祺本人就像神龙一般，恢复了其神圣的形象，逍遥邀游。万寿祺以其化身“何人诇北方”，这一句说的是唐代英雄权皋。晚唐“中兴”期间，权皋到北方为宣宗皇帝（847—859年在位）执行一项重要的使命，又从北方返回来照料他患病的母亲。顾炎武也许正是以此（他本人便为此理由而未积极从事复明活动）来看待万寿祺对家室的恋眷。不过，虽然这首诗明确承认了万寿祺因此就从其积极参预的复明事业中引退了，但在后面两行里，顾炎武也暗示说，他可能是在等待时机。因为，“回首见彭城”，彭城是古时徐州一带的地名，是公元前209年起兵反秦的楚霸王项羽的活动中心。顾炎武似乎是说，克敌制胜须待时日，不过淮水最终是会平静的，“更有云气无，山川但块莽”。从顾炎武赠万寿祺诗的观点看来，清朝的占领不合正统，是毫无疑问的。万寿祺本人据说落下书房的帘子作诗以纪念“吴市卒”，这与后汉梅福拒事篡位者王莽的故事有关。据说梅福上天成仙了，万寿祺“南方不可讬”，像一个精灵哀悼中国被玷污的山峦，也应该成仙。像顾炎武一样，万寿祺也会在他极无定形的倏忽即逝的生活中，发现他们最终向往的自由。顾炎武诗的最后两行含糊其辞地谈到，一旦淮水平静就为万寿祺送来一只船。顾炎武是在邀请万寿祺参加他的旅行，还是在暗示吴市抵抗者将东山再起，当这时刻到来时要请万寿祺共事？清人对中国的征服远未完成。还有一个尚需10余年时间才能最终平定的南明政权，其后，不管是否可信，还会有其他反清复明分子。不过清人对江南的占领是巩固的。然而，顾炎武为何又认真地暗示说吴市会东山再起？令人疑惑。当然，顾炎武和万寿祺也许认为满清王朝必定昙花一现。它与元朝以及秦朝的相似之处，比比皆是。顾炎武早先曾以尖锐的对比手法，写到据说是于1638年在苏州承天寺一口井里发现的那本著名的《心史》。这本重见天日的南宋史书为画家郑思肖所著，它预言元朝的统治只能持续100年，或者还不到100年，后来果真如此。顾炎武强调这个预言，因此不言而喻，清人也会有同样下场。而且，纵使清朝确能统治一时，中国的文化也会继续繁荣，也会同样在这种蛮族统治的间歇期中生存下来。但是证明清朝必然昙花一现，与继续号召复明全然不是一码事。在这种意义上说，纯粹的引喻，隐约其辞，以吴人的抱负为背景所做的关于精神发展的暧昧不明的陈述，顾炎武赠给万寿祺的诗中所有这些晦涩之处，可能都反映了顾炎武本人心中的一个信念，即尽管对清人的抵抗可能时有发生，真正恢复明朝的希望已几乎不复存在了。实际上，在这段旅行期间的某一天中，他曾对那些对明朝的灭亡追思不已的士人这样写道：“计士悲疵国，遗民想霸图。登临多感慨，莫笑一穷儒。”对于一个在1670年因写反清短文而锒铛入狱的人，人们不会加以嘲笑。但人们至少可以想到，顾炎武本人的不恒其居，四处游历，反映出他渴望逃避一个令人窒息的认识：明朝实际已不复存在了。尤其在第二次广东起义于1651年失败后，其他人似乎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著名抒情诗人阎尔梅停止漫游生涯而定居下来，并接受了巡抚赵福星的保护。赵福星派人来到阎尔梅暂住的大河卫，恭恭敬敬地邀请他做自己的客人。阎尔梅把头发打成一个结，放在大红顶带下面，带上所有行李乘车去了巡抚的客馆。他为找到一个定居之所而宽慰地流下了热泪，并总结了自己的今昔：下榻授餐，犹昔日也。嗟乎！士大夫居恒得志，人人以不朽自命，一旦霜飞水脱，为疾风劲草者几人乎！对顾炎武“久飘荡”的呼唤，万寿祺也未加留意。万寿祺在1652年的确去过昆山，但他的目的，是邀请顾炎武的密友归庄与他一起到淮阴，当他儿子的塾师。或许他已隐约感到了自己的羸弱，于是想把儿子的教育一事落实下来，因为当他与归庄返回“隰西草堂”后没几天，就得了脾痛症。病情发展极快，几周之后画家已奄奄一息了。到农历五月初三，他便离开了人间，时年50岁。他最后的一幅画没来得及完成，但仍挣扎着写下了最后几行词句，并又一次勾起了那些渐已消失的动乱辛酸年月的回忆。《病中风雨》一词绝大部分失传，不过还留下了几行：梦千重，家万里，流落天涯，日月秋光起，今是何年浑不记，墙角多情，犹挂崇祯历。
- “乾”（天）、“坤”（地）是《易经》中两个卦名。?1647年4—5月奏章。《明清史料》丁编第一册。引自谢国桢：《南明史略》，第91—92页。?1645年12月奏章。《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8—129页。?傅路德：《乾隆时的文字狱》，第100页。钱谦益官至礼部左侍郎。?葛万里编：《钱牧斋先生遗事及年谱》，第18页。?《贰臣传》第十二卷，第34—35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7页。?不过，阮大铖从前的伙伴冯铨大胆地给了他一个清朝官职。李清：《三垣笔记》补遗卷下，第4页。?方国安既是马士英的同乡，又是他以前的副将，后被清军所捕杀。《明史》（国防研究院），第3498页。?“浙闽总督张存仁疏报：‘伪阁臣谢三宾、阁部宋之普、兵部尚书阮大铖、刑部尚书苏壮等四十八人投诚’。”《世祖实录》第二十七卷，第327页，1646年9月22日条。?罗伯特·B·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48、73页。?1647年9月7日奏章，《明清史料》丁编第一册，第1页。见《南明史料》，第36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08页；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48、75页。?1646年9月7日奏章，《明清史料》丁编第一册，第1页。见《南明史料》，第36页。?傅路德：《乾隆时的文字狱》，第100—101页。准许钱谦益回乡治病的敕令签署于1646年8月10日。《世祖实录》第二十六卷，第317页；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2—133页。?清政府还采取措施，重新实行食盐的国家专卖。1645年李发元接任督转盐运使，发现扬州“芜城再虚”，两淮地区盐商大多资本蚀空，四散逃匿。尽管清政府指望李发元增加收入，以支撑军费开支，李发元却屡次上奏，主张免征浮课，以便吸引商人回到此地。渐渐地，商人返回了这一地区，恢复了食盐的生产与销售。王思治、金成基：《清朝前期两淮盐商的盛衰》，第1—2页。?1646年10月奏章，《南明史料》，第4—6页。到1646—1647年，苏松地区的棉织业也开始恢复。彭泽益：《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第9页。关于清政府对地区间谷物贸易的支持，见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六章，第8页。中央政府还同意减免赋税，以利于这一地区的平定。永行蠲免河南、江南两地的加派辽饷、练饷、召买等项，1645年6月24日以前正额钱粮之拖欠在民者，亦尽行蠲免。1647年3月17日，敕免闽浙两地加派与逋欠的钱粮，赐耆旧衣食。沈翼机编：《浙江通志》第七十六卷，第1—2页；《世祖实录》第三十卷，第356—357页。据1646年嘉定的一通碑文说，清政府竭力鼓励农民开垦自万历以来即已荒废的那些土地，还采取了专门的措施，来抑制官府税收胥吏的贪污习气。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集》，第139—143页。?一些记载表明，吴易受邀重新指挥周瑞的复明军。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下，第3—4页。温睿临也认为周瑞的地位较高。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98—401页。此说为正史的编纂者所采纳。《明史》，第3115页。看来这时太湖是各派叛军匪寇的巢穴，例如有与明高安王有联系的复明分子，以及沈天叙手下由明乐安王委派的一支武装。高安王后来被清朝捕获杀害，沈天叙袭击清朝运送军需品的车辆，被一队清政府的巡探逮捕，受刑而死。同上书，第4114页；查继佐：《国寿录》，第75页。?《吴江县志》，引自吴伟业《吴诗集览》第四卷上，第2页；《大清一统志》第八十三卷，第15页。洪承畴责令一位官员调查吴江城轻易失陷之缘故。土国宝发现吴江巡检只关心治安，而将当地的守备事务交给了士绅与儒学学官。此人遂以疏于守卫城壕被劾。1646年10月20日奏章，《明清史料》已编第一册，第18页，见《南明史料》，第39—42页。?1646年5月16日土国宝奏章，《明清史料》已编第一册，第14—15页，见《南明史料》，第30—32页。巡抚土国宝请求移用地方经费并征收特别税，用以训练2000名水军士卒。?吴易的僚属包括陈继、朱斌和沈泮。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下，第3页。?同上书，第4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90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3—134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下，第4页。王云为陈子龙“年谱”1645—1647年条写有补遗。钱漱广在此后不久去世。?1646年5月16日土国宝奏章，《明清史料》已编第一册，第14—15页，见《南明史料》，第30—32页。虽然到1646年7月，清军已占领绍兴，但绍兴与宁波之间的地区尚未完全平定。“大岚洞主”王珝领导的武装在两城之间的四明山区有力地抵抗着清军。王珝战败之后，这些绿林好汉在首领胡双奇等人率领下，在整个17世纪70年代仍继续反抗清朝统治。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9页。?顾沅等编：《吴郡五百名贤图传赞》第十五卷，第8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91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4页。130年之后，乾隆皇帝下诏在吴易的墓地修建祠庙。陈子龙：《陈忠裕全集》的记载略有不同，见“年谱”下，第4—5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88页。居住在临湖（归安）的徽商害怕抵抗会破坏商业贸易，所以早早募集了捐款，等清军一到就付给他们。临湖因此免遭兵焚，商业经营一如既往。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三章，第27—28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99—400页。?土国宝于1646年9月7日呈递北京的奏章，《明清史料》乙编第一册，第16页。见《南明史料》，第33—34页。?此人系武进人氏，人称许生。他指责巡抚背叛明朝，并说“今生员含笑而去，不望含泪而归”。许生和另外一些人被逮捕处死。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82页。?其部众都是菜贩子，故遇兵即溃。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72页。?《明清史料》已编第一册，第14页，见《南明史料》，第29—30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42—145页。?清军渡过长江进攻南京六天之后，溧阳的绅士们和南明知县李思模就转而求助于率众抵抗的潘茂。潘茂也是彭家的奴仆。6月23日，知县李思模逃跑，潘茂一伙却将溧阳簿籍献给了清人，转而打击乡绅，洗劫他们的家园，对他们严加刑讯，以逼取珠宝。奴仆们对溧阳城一带的地主竭尽羞辱、恐吓之能事，在他们脸上涂抹污泥（这也许就是他们称作“削鼻党”的原因），迫使缙绅地主们也着手组织了一支武装，进行抵抗。他们俘获并残杀了许多二潘的部众，于是“削鼻”党分子（他们被赶回了溧阳城）向清军求援。全副武装的八旗兵打败了地主武装，但清军也失去控制，在这一带抢劫了许多村庄。潘茂和潘珍向几个不知其名的清朝高级官员行贿，从而得到了溧阳县官的职位，从1645年8月15日到11月11日多少是正式地统治了这个地区。周廷英：《濑江纪事本末》，第139—150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92页。?1645年12月毛九华奏章，《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
分割的领土，成功化解了日本的阴谋。25岁的孤胆书生成功捍卫国家领土主权，顿时让宋教仁成为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成为当时的励志典范。若当年的清朝也有“感动大清1907十大人物”之类的评奖活动，宋教仁势必轻松高票当选。后来，袁世凯同志将宋教仁的英雄事迹汇报给了病重的国家最高领导人慈禧。慈禧听过之后，也甚为感动，随即发出最高指示，取消了对宋教仁的通缉令。宋教仁因此成为唯一一个被慈禧认定为乱党却又平反的人。不过宋教仁并没有被慈禧感动，他继续坚持造反，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为革命党颠覆清朝的事业立下了不小的功劳。清朝完蛋后，宋教仁并没有松懈下来。因为驱除鞑虏只是他的初级理想，他还有终极理想——对人治说不，实现依法治国，实现民主宪政。这个终极理想就是他在日本精研宪政和法律的根本动力，也是他醉心于组建国民党的原因。在继续讲宋教仁的故事前，这个枯燥的政治名词“民主宪政”是必须解释的，因为接下来它会屡次出现。民主宪政，大概是说创建完备的以宪法为基础的法律体系和相关政治制度，以限制政府滥用权力、规范公民行为，为人权和民主保驾护航，实现社会公正。如果上面这段话难以理解，请大家拿民主宪政的范例美、英、法三国作参照物，帮助理解。如果还是想不明白，那就记住这句话：分权制衡是核心，依法治国是手段，自由民主是目标。好了，之前多次提过宋教仁组建国民党的事情，下面就来说一说花费了宋教仁大量精力和心血的国民党。一个耳光换来国民党在《临时约法》中，有一条对袁世凯之外的人都有利的约定。原文如下：“本约法施行后限十个月内，由临时大总统召集国会。其国会之组织及选举法由参议院定之……”也就是说，最晚在1913年2月，袁世凯必须举行国会选举。在选举中获得票数最多的那个党就是执政党，负责组阁以及出任内阁总理。国会选举结束后，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前面的那两个字才能正式去掉。所以，一切有抱负、有声望、有实力的同志，纷纷组织政党，进军国会选举。于是，一场场热火朝天的组党运动开始在全国各大城市相继上演。粗算下来，全国大大小小的政党居然有近三百家。当时的入党门槛比较低，只要你是个人物，就可以同时加入多个党派，成为跨党人士。若是你没有跨过党，都不好意思出门跟别人打招呼。所以有些猛人同时成为十几个党派的成员。像赵秉钧赵总理都搞不清楚自己究竟入了多少个党，很是令人抓狂。好在像样的党派并不多，咱们挑重要的简单说一说。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是第一个成立的党派。“中国社会党”虽是一个小党，却很有特点，他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扛起“社会主义”大旗的政党组织。略提一句，李大钊同志是该党的天津支部干事。然后是张謇、章太炎“章疯子”等人的统一党，黎元洪的“共和党”，还有汤化龙的“民主党”，这三个党基本属于立宪派的大本营，实力很强。接下来是传说中的国民党。自从辞去内阁职务后，宋教仁开始了人生中最为辉煌的一段历程，凭借着自己的博学、口才与努力，以及同盟会和革命党的名头，他很快合并了好几个小政党，于1912年8月在北京成立了全国第一大政党——国民党，同盟会从此退出历史舞台。名义上孙中山是国民党的理事长，但实际掌权的是宋教仁。孙中山这会儿正醉心于他的铁路实业计划，哪有心思过问党务。相比孙中山、黄兴等人，精通宪政和法律的宋教仁对现代政体的认识显然更加深刻。他是真的理解民主政治中关于“立法权至上、权力制衡”的真谛，而他试图领导国民党夺取国会选举胜利，并组织完全政党内阁的想法，称得上是教科书式的经典范例。不过，创下了经典范例的宋教仁同志，也犯过一个经典的错误。话说有几个党派在接受国民党合并之前，提了一个要求：合并可以，但是不能把你们同盟会原有的“男女平等”写进党纲，而且不许女性加入国民党。宋教仁一琢磨，觉得还是赚了，那就答应吧。虽然宋教仁这种开历史倒车行为的出发点并不坏，虽然也不多一个宋教仁歧视女性，如汉字娱、耍、婪、嫉、妒、嫌、佞、妄、妖、奴、妓、娼、奸、姘、婊和嫖，哪个不歧视女性？但宋教仁的行为还是惹毛了同盟会的“大姐大”唐群英女士（曾国藩的弟媳、秋瑾的邻居）。唐大姐可不管宋教仁的动机是什么，就认定他歧视女人就是不对。脾气火暴的她迅速做出回应——赏了宋教仁一个响亮的耳光。令宋教仁十分郁闷。好了，让犯了错的宋教仁同志在一边凉快会儿，咱们先来招呼一下熟人梁启超。离政府最后大选的日子越来越近了。群英聚会，风起云涌。在海外流亡十多年的梁启超也回国了。梁启超是带着大干一场的兴奋和自己的最新理论研究成果回来的，他觉得新生的中华民国会是自己实现政治抱负的好舞台。梁启超带着兴奋来到了北京，他要去见袁世凯。得知骂了自己多年的梁启超如今有心投奔自己，袁世凯也很兴奋，他以很高的规格和很低的姿态接见了这个曾经的朋友和敌人。二人见面后，也没多提当年的往事，客套完毕就进入了主题。梁启超向袁世凯亮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他说，民国的政治力量可分为三派。第一派是袁世凯的军政实力派，第二派是立宪派，第三派则是革命派。第一派不需要组成政党，第二派需组成政党，第三派则改造为政党。军政实力派掌握实际的行政权，立宪派与革命派则组成政党在议会中竞争立法权，立宪派应与军政实力派联合起来反对革命派。如此一来，就能顺利地完成民国的平稳过渡。袁世凯听完后，觉得梁启超的这套理论不仅很得三权分立的精髓，还大大降低了革命党造反的风险，便肯定地告诉他：“你的计划我支持，我办事你放心。”两人一拍即合。袁大总统出钱，梁启超出嘴，全国第二大党——由“共和党”、“统一党”和“民主党”合并而来的“进步党”出现了。进步党的纲领是“国家主义”，大概是说他们认为目前民智还不成熟，应该走精英治国路线，加强中央集权，这样有利于国家稳定，有利于提高建设国家的效率。俨然是要与国民党的“民主主义”掰手腕。政党到齐了，接下来的事情自然是拉选票。鸡飞狗跳的国会大选对国人来说，政治选举是个新鲜玩意儿，不过有搞民主共和的美国这个经典例子摆在那儿，也不至于两眼一抹黑。国会大选的重中之重就是如何选出合适的选民。饭要一口一口吃，民主也要一步一步来，就那时候的国民素质，也不可能搞真正意义上的普选。所以当时政府对选民的要求还是挺高的：一、年龄限制：年满21岁以上；二、居住地限制：在选举区内住满两年以上；三、财产限制：年纳税两元以上，有价值五百元以上不动产；四、学历限制：小学毕业以上学历或同等学力；五、仅限男性（仍然歧视女性）。由此，各省登记的选民在四千万以上，约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实事求是地说，这个进步的幅度应该不算小。1913年2月，在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已将近一年的时候，中国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国会大选。为了在国会大选中取胜，大家都在努力竞选。作为当时中国最大政党的实际领导人，31岁的宋教仁当然也是忙着在全国各地巡回演讲拉选票。他的口号“依法治国，民主宪政”以及“政党内阁”的理念，要比立宪派的“国家主义”更有市场，他的演讲也极富煽动性，争取到了广大民众对国民党的支持。宋教仁为他理想中的共和国在努力着。成功似乎离他很近很近。民主渐入人心，有野心的政治家都在努力竞选，这比为了争权动不动就抄家伙打仗要进步太多了。可是，成功又似乎离他很远很远。竞选中，各地各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无所不用其极，很少有人去遵守规则。如拉票、抢票、毁票，金钱贿买，甚至还有暴力威逼与胁迫。如果光说他们的所作所为，大家肯定想不到那是国会选举，还以为是如今的村长海选。稍微厚道地说，初次选举出现这些乱象实在不算新闻。即使是现在，很多国家和地区的选举丑闻也是层出不穷，更别说一百年前初尝民主共和的中国。要怪，只能怪选票是个好东西。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混乱的年代。但无可否认，这也是一个自由的年代，一个朝气蓬勃的年代。也许，他们过于年轻甚至冲动，以至于还不具备驾驭中国的能力。可正因为年轻，他们才充满了热血豪情。他们是在为理想而不是金钱做着不懈的努力。所以我们应该钦佩他们，钦佩他们的热血澎湃和赤子报国之心，钦佩他们能把青春奉献在那变革的年代，钦佩他们能把热血奉献在那牺牲的年代。宋教仁的努力很有成果，国民党在国会大选中获得了多数议席，按照《临时约法》规定，应该让国民党的理事长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国民党在竞选中的胜利不仅使全党一片欢腾，也令宋教仁意气风发，思绪纵横：组阁就在眼前，执掌中国在望，也许用不了太久，我就能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实现那个自己为之奋斗终生的报国救民的伟大理想——实现民主宪政，实现依法治国。回望前半生，我虽历经坎坷，却屡次转危为安，更上层楼，如今更是有幸成为主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员，此生夫复何求！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危险正慢慢向他逼近。第十章民国第一疑案
宋教仁之死
1913年3月20日晚十点，上海火车站（老北站）进站口。枪声响起！准备从上海去往北京的宋教仁痛苦倒地。循声望去，只见人群中一个黑色的身影不顾一切地逃窜。送行的好友黄兴、于右任等人大惊失色，赶紧将宋教仁送往医院。宋教仁是背后中枪，子弹斜穿到腰部，肾脏、大肠均被击中，更可怕的是，这颗子弹上竟然有毒！暗杀！毫无疑问，这是一桩精心策划的政治暗杀，目的就是要置宋教仁于死地。宋教仁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便强忍疼痛呻吟，对陪护左右的好友黄兴、于右任口授遗嘱，说有几件事情还需同志们相助。第一件事情，克强，你给袁大总统发一封电报，算是我的政治遗嘱吧。电报里就说我不行了，我让人用枪打了，但是不要以我为念，希望以后袁大总统继续沿着议会选举、阳光参政、公平竞争的宪政民主道路循序渐进。第二件事情，把我所有的书都捐给南京图书馆。我没什么钱，家里也穷，而老母亲尚在，请克强你们这些朋友帮我照顾母亲。第三件事情，诸位同志要继续奋斗救国，勿以我为念而放弃责任。一个将死之人，在忍受巨大痛苦折磨的同时，没有去想是谁杀了自己，没有去请同志们为自己复仇，他想的只是他忠诚的国家、热爱的人民和挚爱却有亏欠的老母亲。虽为国尽忠、为母尽孝二者不可兼顾，可他仍对自己宪政救国的理想矢志不渝，这是怎样的胸怀和境界！说实话，可能在这之前，宋教仁给人的印象还只是一个才情横溢、热血满怀的爱国青年，隐隐有些毛躁，不够扎实，性情外露而缺乏城府。总而言之，他更像一个学生会干部，更适合的工作是组织大家参加社团活动、上街撒个传单什么的，绝对不被人看好是一个内阁总理的合适人选。可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却向世人展示了他的坚韧、宽容和赤心奉国。这样的人，即便有这样那样的不足，我们都应该给他一个赞。因为我们中国向来不缺精明的政治家，不缺任劳任怨的实干家，唯缺纯粹的爱国者！他在最灿烂的时候陨落，他在达到巅峰的时刻落地，他的一生就像划过夜空的流星，虽然短暂，却迸发出夺目的光华。生命有终点，岁月无尽头。3月22日下午，32岁的宋教仁伤重不治，与世长辞，死时双目直视不瞑，双拳紧握不张，眼眶中尚有泪珠，足见他对这个美好的世界是何等的眷恋和不舍。宋教仁死了，天下震动！虽说人类历史的进步总是需要殉道者以鲜血和生命去推动，政治人物被暗杀并不少见，但在中国近代史上，没有哪一个人的死能造成宋教仁那样巨大的影响。他的死，直接导致“二次革命”的发生，阻断了新生的民主共和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接下来国家分裂为南北两个政府，孙中山、黄兴分道扬镳，军阀混战，难以计数的各种名目的“革命”蜂起，国家战乱几十年不休。直到1928年，蒋介石北伐成功，张学良东北易帜，国家才算勉强统一。他的死，使得本可脱胎换骨的古老中国，失去了一次千载难逢的转型为民主政体和法治国家的机会。因此，对于“刺宋案”这一改变了中国历史走向和无数人命运的历史事件（也是史称“民国第一案”的重大事件），我们有必要花费相当的笔墨去弄清楚它的来龙去脉和背后的真相。历史上最搞笑的一次结案让人觉得安慰的是，宋教仁被刺杀一案的侦破工作效率很高，破案速度很快。在袁大总统与江苏都督程德全的协调与重赏下，这一次，从未破获过政治暗杀案的上海租界巡捕房，仅仅花了三天，就轻松破获了这起民国第一惊天大案。简单解释下，为什么如此重要的案子要由租界巡捕来查。因为嫌疑人应桂馨家住租界（上海徐家汇路20号）。在中国，租界是不平等条约的产物，外国人在租界内拥有行政自治权和治外法权，中国人不得干涉，所以只能由租界巡捕房来断案。话题回到破案上。根据巡捕房的呈堂证供以及研究宋教仁一案的学者张耀杰考据：此案有人报案，报案人是以陆惠生、张秀泉、邓文斌为首的国民党人。他们向巡捕房举报：应桂馨是主谋，武士英是杀手，古董商王阿发可以作证。这些人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甚至把王阿发给“请”了过来。王阿发说他是一个古董字画商，然后慢慢讲述了事情发生的过程。一个星期前，他去老主顾应桂馨家中兜售字画时，应桂馨说愿出一千银元请他杀一个人。犯法的事他可不会干，因此没有答应。应桂馨改口说，要不你帮我找一个杀手也行，随即把一张照片给他看，说就杀照片上的那个人。王阿发考虑了一会儿，原则性很强的他还是拒绝了这单违法生意。“刺宋案”发生后，他发现各报刊所登宋教仁的照片正是应桂馨之前给他看的照片上的那个人，所以赶紧前来报案。巡捕房的人听他说得言之凿凿，也觉得比较可信。既然有了人证，那就行动吧！于是，抓捕队伍在国民党人的带领下，先在应桂馨先生常常深入基层移动办公的某妓女家将其擒获，随后在应桂馨家中查获了一把枪——后来证实为刺杀宋教仁的凶器，以及一批秘密文件——主要是应桂馨、洪述祖、赵秉钧三者之间的密电。与此同时，在陆惠生的指认下，抓捕队伍在应桂馨家大门外拘捕了一名气喘吁吁的衰男，这个衰仔正是武士英。武士英如此解释为何自投罗网——有神秘人士通知他向应桂馨家里人报讯。武士英被捕后，没有说什么“阿sir，我冤枉啊”之类的鬼话，当场就供认不讳，承认宋教仁就是应桂馨指使他杀的。然而他一周后当庭翻供说，此案和应桂馨毫无关系，是自己出于为中央政府除害的目的行刺，把疑点引向袁世凯政府。接下来，武士英在狱中莫名其妙地突然死亡。他的被捕是个谜，他的供词是个谜，而他的死更是一个谜。后来，应桂馨越狱逃跑，最后被袁世凯派人乱刀砍死。应桂馨死后一个月，嫌疑人赵秉钧也死了。虽然所有的线索就此全部中断，但这并未影响上海租界巡捕房结案。为方便大家理解，特将租界巡捕房的结案陈词简而言之：袁老大指使小弟赵秉钧去杀宋教仁，小弟赵秉钧又找了小弟洪述祖的小弟应桂馨去杀宋教仁，小弟应桂馨又随便找了个路人甲王阿发去杀宋教仁，结果王阿发不干，小弟应桂馨又只好找路人乙武士英去杀宋教仁，结果武士英一干成，那个王阿发就大义凛然地跳出来做了“污点证人”。可信吗？杀宋教仁如此重要的一个人物，居然会有这般荒谬如同儿戏的筹划和安排，也太鄙视中国警察的祖宗袁世凯、赵秉钧了吧！受此结案陈词的影响，在一百年后的今天，不管领导的革命党在黄花岗孤注一掷，革命基本上到了尾声，清廷主导的政治改革已经可以远远看到胜利的曙光，一个古老的中国即将实现华丽转身，在那个时代似乎已经没有人怀疑。难点：怎样剥离既得利益者在过去几年，近代史学界谈论最多的是改良最终没有跑赢革命，清廷主导的政治改革到了最关键时候，还是不期然验证了孙中山、革命党的预言：清廷主导的改革缺乏真诚，改革只是在糊弄人民。改革只是推迟了革命的爆发，但最终还是被革命超越。改革成了历史，革命则在等待中迎来了机会。研究者对于清末宪政改革的失败不无惋惜，但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场充满希望的改革归于失败？几乎所有研究者都注意到了宪政进入落实阶段的第一个举措，清廷发布的第一届责任内阁名单让社会各界，特别是让立宪党人跌破了眼镜，失去了信心。宪政本来就是在宪法框架下的权力分享，皇族、贵族在这个体制下如果还有功能的话，其实就是做一个模范的国民、合格的守法者、道德的示范者，此外，还可以是时尚引领者，唯独不能做的，就是从事政治的优先权、违法的豁免权。这是宪政国家皇族、贵族必须遵守的规则。然而，或许是因为中国立宪的步子走得太快了，或许因为新政治家的养成还有一段时间。总而言之，一个充满希望的1911年春天，竟然因皇族内阁名单弄得灰蒙蒙。十三个内阁成员竟有九个来自皇族或贵族，这是无论如何无法解释的失误。知错改错善莫大焉，假如朝廷在各地意见纷呈之际大胆纠正，像严复后来所说的那样，将袁世凯的责任内阁提前几个月，那么，皇族内阁引发的政治风波不过就是一段故事。然而，遗憾的是，自5月至10月，即便到了湖北新军，连同六个省的新军揭竿而起进行抗议，清廷主政者依然不为所动，不愿废黜皇族内阁，改建真正意义上的责任内阁。直到中央军——北洋六镇——滦州发难，清廷方然醒悟，下诏罪己，宣布罢黜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筹组新内阁。迟来的机会还是机会，这一个回合虽说让朝廷在信誉上损失巨大，但总算在关键时刻侥幸过关。研究者普遍注意到，袁世凯内阁建立，中国的宪政改革起死回生，机会重现。宪政剩下的唯一问题就是怎样将不完全选举的资政院改造成真正意义上的国会。按照预备立宪规划，资政院两百名议员有一半来自各省咨议局，他们是经过严格选举进入的。另有一半为钦定议员，他们由朝廷指定，分别来自实业、学界、皇族、贵族，以及中央各部院行政长官。实业、学界及各部院行政长官共五十二名交给各地重新选举问题不大，出问题的还是宗室王公世爵、满汉世爵、外藩王公世爵、宗室觉罗四十多人。这些人当然都属于大清江山的所有者，他们的祖上追随爱新觉罗家族打天下，在过去两百多年属于真正的既得利益者。打天下坐天下，在家天下时代天经地义无可怀疑，但到了宪政时代，哪怕这个宪政是君主立宪，皇族和贵族都不便继续享有家天下时代的老办法。南北议和从10月到12月，所争问题很多，但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皇族、贵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何以自处，他们究竟应该对政治承担怎样的角色？在立宪党人看来，所谓立宪政治，就是将包括皇帝在内的权力放到笼子里。在立宪框架里，根本就不再有皇权之外的特权。然而在皇族、贵族看来，他们之所以斤斤于权力，并不在于权力，他们是要通过对权力的垄断保证大清王朝不变色。我们无法断定皇族、贵族的真诚或虚伪，但我们知道，皇族、贵族的坚持，终于使君主立宪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不得已，立宪党人、革命党人、新军将领达成妥协，终结帝制，转向共和，以国体的变更消解君宪的压力，既得利益者最终还是向隅而泣，成为历史的陈迹，中国却由此前进了一大步。近代中国走过的路，为未来中国留下丰厚的思想遗产，随着实践演变，我们对近代中国的解读一定越来越接近真相，一定越来越精彩。大变革时代——缘起、动力及方向1860年，中国在经历了两百年闭目塞听、二十年两次鸦片战争打击后，痛定思痛，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历程。仅仅用了三十年时间，中国就大致重建辉煌，恢复了中华帝国惯有威风。所谓“同光中兴”，绝不是浪得虚名，而有实实在在业绩作支撑：经济总量世界第二，亚洲第一；军事力量世界第六，亚洲第一。这都不是中国人自己瞎吹，而是外国人实实在在的研究。然而，让中国人无论如何没有预料到的是，一个偶然的局部冲突，竟然将三十年增长真相大起底，中国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政治周期，进入一个“大变革时代”。本末与体用中国三十年增长不敌同时期的东邻小国日本，这让长时期以老大自居的中国很没有面子。中国人在此之前最为自信的是道路选择，“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被奉为那个时代不可更易的圭臬。现在，日本人用事实证明“中体西用”可爱不可用，于是绝大多数中国人不加分析将甲午战败责任归结为只变其末不变其本的“中体西用”。于是乎，中国在1895年不期然改变先前几十年发展方略，转身向东，追随日本，维新、新政、君宪、宪政，再君宪，不一而足。至1915年短短二十年，中国走完日本半个多世纪走过的路。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说清中国1895年转身向东是好还是坏。假如我们不是采纳“线性进化论”去看待历史发展，我们应该承认中国在1895年放弃“中体西用”发展路径非常可惜，因为回望过去三十年，中国并不是真的只变其末不变其本，并没有完全拒绝外来好东西，更没有坚守传统坏东西，中国在政治架构、思想文化等方面学习西方不少，短短三十年，中国在吃穿住行生老病死等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假如中国不因甲午战争中断发展路径，中国沿着“中体西用”既定方针继续往前走，再过二十年，到1915年，中国也应该能够一步一个台阶走上类似日本的路，在政治上有改进有所进步，而且可以减少甲午、戊戌、庚子那样的大动荡。然而，为什么经过一场并非毁灭性的局部战争，中国人就集体无意识转向，不再认同三十年举国共识了呢？这里面的原因肯定不止一端，但大致上说，不外乎先前没有从理论上说明洋务新政“中体西用”道路选择的历史依据和所要达成的目标。三十年洋务新政确实是闷头发财“追求富强”，就是要缩短中国与西方的差距。这是对的。近代中国全部问题，其实就是农业文明的中国怎样添加一个工业文明。这是传统中国不曾有的，无论怎样快速增长都不过分。问题在于，就像严复后来所意识到的那样，不论是西方文明，还是中国文明，都有本有末，有体有用，不存在只要其末其用，而不要其体其本的情形。中国在末与用增长的同时应该清楚，本与体是中国不可回避的问题，中国在获得经济快速增长后，一定能够发生全方位的渐变，一定能够建设一个与世界一致而又别致的新国家。假如中国在1895年前弄清这些道理，中国理所当然可以自信已有的道路选择。维新与变法中国是一个知耻而后勇的民族。甲午战败让中国人迅速觉醒，先前争论十多年的问题因战败而不再争论，清政府迅即释放社会，新式报刊杂志、社会组织仿佛在一夜之间如雨后春笋遍及全国；各地官绅主导的地方自治试验，也在1895年之后迅速展开，做得比较好的如湖南，短短几年时间就取得了相当成绩。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根据《马关条约》约束，“日本臣民”有权到中国自由办厂，享有进出口优惠。根据列强与中国政府多年前达成的条约体制，中日之间双边约定转化为多边受益，各国资本参照日本臣民的例子，大规模投资中国。中国真正向外国资本打开了大门，迎来了经济建设一轮新高潮。外国资本自由进入中国，当然有利润考量，这就是列宁所说的资本输出。不过对于当时中国而言，积极意义不应低估，先前无法修建的铁路，无法开采的矿产资源，都在1895年后很短时间内启动，这里面主要的就是外国资本的驱动。对于外国资本，中国政府在那个时候持积极欢迎的态度，对于外国资本在中国所遇到的困难，中国政府也积极给予解决。但是，由于旧的行政体制、观念约束，中国政府在很多问题上也有难处。比如，各国对华投资贸易急剧扩大，他们急需在中国沿海建立自己的基地。但是，中国碍于各方面原因，有心无力，理性觉得可以接受这样的要求，但实际上又不敢将土地以租借方式划给外国资本使用。正像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具有疯狂的本能，只要有值得它疯狂的冲动。马克思的母国德国政府自恃在“三国干涉还辽”中有恩于中国，因而希望中国政府为德国资本找到一个“煤栈”，以方便德国远洋货轮。但是，德国人性子太急了，无法容忍中国的行政官僚主义。1897年底，德国人借着巨野教案一举武力占领胶州湾，引爆了中国社会内部深厚的民族主义情绪。胶州湾外交危机阻断了中国正在进行的渐进维新，使中国人觉得中国如果不变法，不进行系统的政治体制变革，中国就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上立足，就不可能获得尊严。于是转过年，尤其是稳健政治家恭亲王奕不幸去世，中国的政治变革迅即展开。这就是1898年“百日维新”。过去很长时间，我们一直以为百日维新太激进了，是失败的根源。其实，按照现在的研究，百日维新与稍后相比一点都不激进，百日维新失败另有原因在，那就是康有为等人凭借超人想象以为朝廷中有个冥顽不化的守旧派。为了改革，他们不惜以暴力去化解非暴力政治的变革阻力。不幸，消息走漏，出师未捷身先死，六君子被杀，康有为、梁启超等仓皇出逃。以后来的观点回望1898年政治变革，我们相信那时各派都期望中国更好，而不是更坏。康有为怀疑朝廷有个守旧派，其实，在很多时候，适度守旧并非一件坏事。新政、宪政与君宪从维新到变法，改革的动力就是为了中国更好，只是机缘巧合，中国不是做得更好，而是更糟。1898年秋天政治逆转改变了中国发展方向，先前几年对外部世界的坦然被种种忧虑所替代。而且，1895年之后外国资本大规模、无限度进入也确实衍生许多问题，大开发，大开挖，确实让相当一部分农民流离失所。战争在未来可预见的时间不会发生了，政府也就大胆遣散了军队。这些离开土地的军人虽说本质上就是农民，但他们已经没有办法重新回到土地，他们在城乡之间流浪、游走。到了1900年春天，终于在华北爆发了大规模冲突，导致八国联军进中国。义和团战争、八国联军进中国，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中国政府在列强要求下必须进行政治改革，必须在观念上与世界一致，所以《辛丑条约》签订前后，中国开始了新一轮政治变革，以地方自治、司法独立、新教育发展为主要内容。应该说，1901年开始的新政尽管存在许多问题，但其在中国政治上的积极意义不应低估。1901年新政触及到了政治改革，但是这场改革依然局限于政治的末节，并非制度根本，因此等到1904年日俄战争，中国官绅眼见着日本在不到十年时间相继打败欧亚大陆两个庞大帝国，真的是不寒而栗，惊慌失措。中国究竟应该向何处去？又一次摆在了中国人面前。1905年，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关键。在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看来，清政府已毫无希望，中国人应该像俄国人那样觉醒，那样革命，推翻清廷，重建中国。日本在日俄战争的胜利，俄国紧接着发生的变革，深深影响了革命党人。流亡在全世界的中国革命党人在那一年汇聚东京，朝圣般地学习日本，发誓改变中国，不惜代价。革命高潮，日本的胜利，俄国的变革，也在影响清政府。在家天下体制下，也不能说清廷统治者对未来前途不考虑。形势比人强。清廷派出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翌年秋，以宪政为主导的政治变革迅速推进。应该承认，中国人自从甲午战后开始探索，直至终于承认君主立宪是适合中国的政治选择。君主立宪就是宪政，就是将君主的权力用宪法去约束。1908年，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明确了这些原则，按照规划，经过九年时间逐年筹备，一个与东西洋各立宪国大致一致的政治架构就会从蓝图变成现实。遗憾的是，《钦定宪法大纲》颁布当年，强势领导人光绪帝、慈禧太后在一天之中相继去世，接替他们的是摄政王和隆裕太后。如果仅从年龄上说，摄政王、隆裕太后组合比慈禧太后当年与恭亲王搭档的叔嫂组合还年长，但在任何人看来，摄政王、隆裕太后这个组合都是一个弱势班底。弱势班底没有办法掌控政治变革的大局，很快摄政王被迫同意立宪党人缩短立宪年限的要求。这不仅破坏了“计划政治”的约定与规则，为后来的变数开了一个先例，而且使复杂的政治变革变成了儿戏，既然九年立宪的约定可以缩短，那么为什么不能立即立宪呢？弱势的摄政王叔嫂组合没有办法回应立宪党人的要求，也没有办法掌控皇族和满洲贵族。1911年，当政治改革如火如荼进行之际，原本值得庆贺的第一届责任内阁，竟然被弄成了皇族内阁、亲贵内阁。知错就改善莫大焉。问题在于，摄政王并不认为皇族内阁以及稍后的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错了，所以全国混乱僵持了大半年，直至四川总督府门前流血，直至湖北新军发难，方才有机会打破僵持。按理说，南北和谈仍给清廷留有机会，但是僵持到最后，满洲贵族依然在权力分享上不愿继续妥协。国体变更，走向共和，成为1911年底中国唯一的政治选择，清帝退位，创建民国，两千年的帝制竟然如此轻松成为过去。然而，两千年的帝制确实不是那么容易结束，一个全新的共和制度也不是那样容易确立。但在经历了共和之后重回帝制，更是死路一条。所以等到袁世凯复辟帝制，短短一百天，就将自己送上了绝路。袁世凯帝制复辟引起了中国知识人沉痛反省。1915年，陈独秀等人发现，如果不能建构一个新的思想文化基础，中国就不可能真正走向现代。于是，陈独秀等人创办《新青年》，一个全新时代就此开始。1895—1915年这二十年，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历史三峡”的一段。二十年大变革浓缩了中国历史几千年，其中的经验、教训，至今仍值得细细思索，认真总结。章太炎与新史学中国士大夫向来有立言传世的传统，但千百年来却没有几部精心建构体系的精致之作，更没有制造思想体系学术范式的野心和尝试，即便学术成就如郑玄，如韩愈，如二程，如朱熹，他们留给后世的大都是感想是随笔，稍有建构体系野心的如刘勰、如刘知几、如章学诚，也不过比郑玄、韩愈等略强些，留有《文心雕龙》、《史通》和《文史通义》等。直到近代，到章炳麟出，方才出现构建体系营造范式的野心，其代表作就是那部影响深远的《訄书》。章炳麟生于1869年，卒于1936年，浙江余杭人，初名学乘，字枚叔，后因仰慕明末清初大学者顾炎武为人，改名绛，号太炎。章氏家族有着几百年的发展，积累了一定的家业，所以章炳麟的童年过着比较优越的生活，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初有他的外祖父引领他阅读传统典籍，后因其患有癫痫而与科举考试绝缘，得以自由阅读，较之同时代同龄人整天忙于科举考试无疑学到了许多不一样的东西，这对他后来的学术发展意义巨大。稍后，学有所成的章炳麟遵从乃父遗命拜大学问家俞樾为师，入诂经精舍，在那里他又潜心攻读了七八年之久，等到1897年离开诂经精舍步入社会，章炳麟28岁，已经实打实地下过二十多年苦功夫，而且不带任何功利目的，这是同时代甚至易代学者都很难具备的条件和机遇。由于在诂经精舍的日子里就与东南半壁学术界多有交往，结识一批学术界大佬或新秀，章炳麟的学问和识见也在业内早有传闻，所以他步入江湖的第一站就是到梁启超主持的《时务报》做
第四次落榜。这一年，他30岁，还称童生。然而洪秀全二十三年寒窗、十五年不辞辛苦地与最低级别的院试进行战斗的过程还是挺痛苦的。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洪秀全的痛苦，也为了给后面发生的故事做一个铺垫，特在此简单介绍一下科举制度。隋朝以前，官员大多从各地高门权贵的子弟中选拔，无论其品行、才能是优是劣，这些官N代、富N代都可以做官。后来到了隋炀帝杨广这里，他觉得这么下去不是个办法，于是研发出来一个选拔人才的好办法——读书取士，也就是后来流行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从此，想做官的人纷纷以读书为业，即使挤破了头也没有人在意。虽然科举制度自隋朝起，却在明朝发扬光大，清朝基本与明朝保持一致。有清一代，考试共分四级。第一级，院试。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参加院试的，要想参加院试，必须参加前期的选拔考试获得考试资格。选拔考试的范围是县（县试）和市（府试），通过县试和府试的人统称为童生。虽然称做童生，但童生可不都是小孩儿，三四十岁的大叔、七八十岁的老大爷也是有的。在院试中考试合格的人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秀才。当上秀才后就摆脱了平民的身份，大小也是个知识分子，还有些特权，比如国家免征除秀才自己之外一到两个家人的徭役、见到县长大人可以不用下跪、骂大街不会被打屁股等。但秀才并不是官，若想当官，那还得继续奋斗！第二级，乡试。所谓乡试不是指乡里的考试，而是在省城举行的省一级的统考，一般三年一次，只有秀才或者拥有同等学历者如监生才有资格参加。考试通过，晋级为举人。第一名叫解元，如大名人唐伯虎。举人学历已经很不错了，是有资格做官的，但国家不保证你一定能当官，类似于今天的大学毕业生不包分配。第三级，会试。在京城举行，考上举人的各省精英才有资格参加。第一名，称会元。通过会试的精英们将面对最后一道考验，或者说是将迎来科举的最高荣誉——殿试。第四级，殿试。殿试，即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始于武则天，完备于赵匡胤，算是此二人的联合发明。具体考试方式是皇帝提问，考生回答，最后根据表现给考生排名。殿试共设三等奖：一等奖：即一甲，获奖人数为三人——状元、榜眼、探花，称进士及第。二等奖：即二甲，若干，每年数目不等，称进士出身。三等奖：即三甲，若干，每年数目不等，称同进士出身。恭喜，熬过这一关的考试精英们，当官基本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一本神奇的书落榜的洪秀全不认为考试失利是由于自己实力不够，而是把考试失败的原因全部归结到清朝政府身上：譬如考试题目太难，招生比例太小等。所以洪秀全很愤怒，他恨清朝政府，恨它给了自己凭借读书出人头地的希望，却又将希望在自己面前掐破。面对屡次不第的现实，洪秀全唯一能做的事情也就是愤怒而已。因为现实就是这么残酷，除非你有实力改变规则乃至制定规则。时间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了，要是没有什么转机的话，洪秀全的命运应该也就是继续老老实实地做一个乡村老师或者下地当农民。命运是神奇的，因为洪秀全的命运转机很快就到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洪秀全在家中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拾起了一本布满了灰尘的小册子。这本叫做《劝世良言》的小册子是多年前他去广州应试时一个叫梁发的基督教徒免费发给他的。现在看来，由于作者梁发的水平问题，这本“梁发学习《圣经》读后感”谬误很多，最多算得上一本山寨版的《圣经》。洪秀全当时对这本小册子也不感兴趣，但还是抱着不拿白不拿的态度顺手带回了家。失望无助的洪秀全开始仔细研读《劝世良言》，越看越觉得相见恨晚。因为洪秀全注意到，他的名字洪火秀（洪秀全小名）多次在书中出现，如淹没世界的“洪”水、燃烧的“火”焰、上帝的名讳“耶火华”（现译作耶和华）等。事实上，任何人随便拿起一本出版物，都能发现自己名讳中的某些字出现于其中，根本不值得惊讶。但洪秀全不这么认为，他认定自己肩负着上帝的使命，他要用上帝的教义来改造这个社会──当然，顺带做个教主也是个不错的选择。1843年7月，某天。这是平凡的一天，也是不平凡的一天。这一天，拜上帝教成立了。这一天，洪秀全自己进行了洗礼，成为拜上帝教的第一人。为避耶火华之讳，为预兆自己成为人中之王（秀全二字可以拆为我乃人王），博个好彩头，他正式将洪火秀改名为洪秀全。几天后，洪教主后来最忠诚的战友和最得力的助手——乡村教师冯云山加入拜上帝教。接下来，洪教主为了打响拜上帝教的名气，同时出于科举屡次不第而对儒教经典产生的愤恨，他决定拿孔子开刀——砸碎了他所任教私塾里的孔子牌位！从这一砸的效果来看，这绝对是一个昏招。首先，这令他和冯云山丢掉了饭碗，成了下岗待业人员。这样的老师，哪个家长放心把孩子交给他？其次，挑战孔子地位的举动固然轰动，但这并不明智，孔圣人可是所有读书人的祖师爷，你砸读书人的祖师爷那不就是砸所有读书人的脸吗？因此，从那一刻起，洪教主就站在了天下所有读书人的对立面，这为将来太平天国的覆亡埋下了一个大大的祸根。创教伊始的第一枪就打歪了，接下来拉人入伙的工作也进展得不大顺利，这让洪教主意识到自己不是搞组织工作的材料。因此洪秀全对自己说：我还是老老实实地做些理论工作吧，做一个理论家和精神领袖就足矣！之后的数年间，洪秀全便集中精力为拜上帝教提供理论支撑或者说让拜上帝教更好地为自己服务而进行理论创作。不过由于底子一穷二白，洪教主弄出了不少纰漏，因为他连基督教最基本的“三位一体”概念都没有弄明白。所谓“三位一体”，指的是圣父（上帝耶和华）、圣子（耶稣）、圣灵三位一体，是一个神，并非是分开的三个神。而洪教主则是这么解释三位一体的：天父上帝是他爸爸，救世主耶稣是他哥哥，而他自己则是上帝的二儿子。还好洪教主出生在中国，要是生在西方的话，他这种敢让上帝超生的行为早被当做异教徒烧死了。好在洪教主也知道自己水平比较菜，所以特地跑到美国牧师罗孝全那里去学习真正的《圣经》以提升自己的理论水平，或许是因为罗牧师觉得洪教主野心太大，又或许是洪教主不小心得罪了罗牧师的助手，总之罗牧师拒绝了为洪教主施行洗礼的要求，这让洪教主到死也没能做成真正的基督徒。带头大哥冯云山洪教主从罗牧师那里打道回府的途中，收到了一个好消息，好兄弟冯云山已经给他挖到了第一桶金。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宗教的传播，除了需要一个教主以其精深的教义和精神影响力召唤追随者之外，还需要一个政治和俗务上极具才干的人，把教众的力量组织起来。虽然洪教主的教义算不上正宗，很是有些山寨，但把他放到拜上帝教这个山寨版、愚昧版的基督教中，做一个精神领袖还是马马虎虎的。而那个在政治和俗务上极具才干的人，则非冯云山莫属。冯云山这个乡村教师很有政治头脑，眼光长远，做事干练，尤其是组织才干举世无双，这让他成为拜上帝教事实上的带头大哥（谋立创国者南王（冯云山）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李秀成自述》）。当年砸孔子牌位砸失败之后，冯云山就知道拜上帝教在花县没有市场，因为花县（今广州花都区）离广州城太近，经济文化水平较高，洪秀全那粗浅的宗教理论根本没有吸引力，所以冯云山决定换一个合适的地方继续战斗。最终，冯云山挑中了广西。因为广西符合冯云山心目中理想之地的两个标准：第一个标准是越穷越好。越穷的地方朝廷的统治基础越薄弱，官方很少会干涉自己；越穷的地方信息越闭塞，信息不通则民众比较好忽悠。当然，广西穷也是有原因的。首先是人祸，失业情况太严重了。事情是这样的：为贸易而起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作为赢家的英美法商人使出吃奶的劲儿往中国倾销洋货。洋货疯狂涌入造成的后果就是通商口岸的商品经济兴起。商品经济异军突起，那通商口岸的传统家庭手工业自然就玩不转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自然也就失去了市场，广州正是重灾区。既然广州经济形势不好，那么众多来自广西的、依靠对外贸易服务为生的打工仔自然就会纷纷失业。这样问题就来了：外出打工的他们是自己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没有了他们的收入，家里人只有坐等饿死。然后是天灾，老天爷太不给力，广西连年灾荒，饥民遍地。天灾人祸都让广西赶上了，想不穷都不行！财富虽可召号天下，但灾难更能聚拢人心。天灾人祸是广西人民的痛苦，却是冯云山的福音。冯云山的第二个标准是要有矛盾可供利用，这样才能通过团结一派打击另一派，借力壮大队伍。广西恰好符合要求，因为广西有著名的“土客之乱”。当时广西的居民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本地人（土著）；一类是外来人口客家人——这类人主要是为了逃避战乱，从中原地区南迁而来，他们非常讲求宗族的团结抱团。因为客家人占去了不少土地资源，而且客家人语言、生活习惯、信仰也与本地人不同，导致客家人和本地人的冲突非常严重，再加上政府偏帮本地人，所以本地人和客家人常常生死相搏，矛盾十分尖锐。冯云山很好地利用了广西的这两个条件，在三年的时间里，冯云山不仅在广西招募到了三千多忠实信徒，更为重要的是，他组织了一个强大的领导团队，按地位高低排列如下：杨秀清，客家人，纯度很高的文盲，职业是一名优秀的烧炭工，此人除了烧得一手好炭，还很讲义气，极富组织才能和野心，后封东王。萧朝贵，农民，武力值较高，善战，后封西王。冯云山自己，后封南王。韦昌辉，客家人，受过一点教育的农民，后封北王。石达开，客家人，家境小康，有一定的文化水准，是天生的将才。搁在当时肯定算“高富帅”，“高富帅”加入团队时不过十六七岁，少年得志，创业干劲十足，后封翼王。弄错了吧？以冯云山的功劳和才能，怎能屈居杨秀清和萧朝贵之后？没弄错，事出有因。由于冯云山的拉人入伙事业越来越出色，因此被一个很有危机感的本地地主以聚众谋反之罪给抓了，随后被打入官府大牢。当时洪秀全在广东，拜上帝教的广西根据地一时群龙无首，大有崩盘之势。就在众人束手无策之时，男主角杨秀清携男配角萧朝贵勇敢地站了出来，浑身发抖，口吐白沫。杨秀清说自己是天父（上帝），带着天兄（耶稣）萧朝贵下凡人间是为了点化众人：你们不要慌，冯云山肯定没事，这只是一个考验而已，考验大家是否能够同心协力渡过难关……广西这地方本就迷信，而且杨秀清和萧朝贵扮演的上帝和耶稣与洪教主发明的“三位一体”理论相符，再加上杨秀清演技精湛，情节逼真，生动自然，教众都让杨秀清给忽悠了。军心稳住后，事情就好办了。本来事情也不好办，毕竟冯云山的罪名不小，好在清朝贪官多，用钱可以征服他们，杨秀清带着众人卖炭攒了一笔钱，把冯云山给赎了回来。李开复先生曾经用他的成功经历鼓舞世人，说他的成功可以复制。但刚刚立下大功的杨秀清先生是不敢说这句话的，因为他绝不希望有人复制他的成功，用六个字可以概括杨秀清其人：有才、志大、骄狂，这样的人是不甘久居人下的。从他选择上帝附身开始，他就踏上了追逐更高权力的征途。因为杨秀清救出冯云山挽救拜上帝教于危难的背后，隐藏着他更深的意图。道理很简单：如果他杨秀清能成功地以上帝的名义下凡，那么假借上帝儿子下凡的洪秀全今后就得听他的。老子教训儿子，天经地义。再说了，大家都玩附身游戏，你洪秀全敢拆穿他杨秀清吗？所以，在这个领导班子里，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这三位高贵的天外来客位居前三，尽管冯云山功劳如山，也只能屈居第四。好在冯云山并不在乎，他有团结至上的胸襟，为了顾全大局，个人得失算什么！六人领导班子的权力分配是这个模式：政教分离。洪秀全在地位上是老大，其权力相当于英国女王和日本天皇，杨秀清地位上是老二，由他节制其他四个人，权力相当于政府首相和内阁总理。也就是说，实权掌握在杨秀清手中，另外四人分权制衡杨秀清。横扫南国六大核心归位，三千铁杆会众在手，看起来洪秀全马上就要造反了，很多书里也都是这么写的，在那些书里面，洪秀全被塑造成一个天生英雄的形象，天生英雄的洪秀全看到了鸦片战争后两广地区民不聊生的现状，感受到了清朝的腐朽和麻木，于是创建拜上帝教，高举反清大旗，表现了他彻底的革命性等。这绝不是真实的洪秀全。洪秀全绝不是什么天生的英雄，真实的洪秀全只是个普通凡人，正常人有的弱点他都有。而作为一个正常人，在做出一个可能会掉脑袋的选择时，是绝对不会如此轻率的。事情的真相是洪秀全是被顺水推舟地一步一步逼上了梁山。当时，拜上帝教的会众会定期搞团队建设（团营），在今天看来，这仅是一种宗教活动罢了，但问题是：一大群贫苦人民一起搞一个狂热的宗教活动，人多势大之后，再加上平时受够了官府和本地人的欺压，于是难免情绪激动，情绪一激动就会做出一些铲富济贫、吃大户的激烈行为。虽说广西的官府统治力量不够，但官府也不可能放任他们聚众滋事不管，所以有时就会调兵弹压，冲突就这么产生了。1850年12月，拜上帝教团营史上最大的一次冲突产生了——拜上帝教教众在广西金田村团营时，刚好碰到一些不开眼的官兵试图向一些身为拜上帝会会众的烧炭工人强索非法捐税，冲突爆发了，官军被打死、打伤数百人。这一下不反都不行了。事情紧急，不过好在洪教主的37岁生日就要到来了，干脆就借这一天的彩头正式造反吧！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生日。拜上帝教在广西金田村举事，以“太平”为号，洪秀全自封“天王”，太平天国自己的史书称之“万寿起义”，也就是教科书上说的“金田起义”。补充一句，有学者认为举事的具体时间还值得商榷，这里姑且采用主流观点。敢亮出旗号造反，那就得有应对政府大军围剿的办法。太平军的办法就是且战且走，以战养战，在战斗中锤炼出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什么样的军队最有战斗力？不是拥有优良武器的军队，也不是人数众多的军队，而是有信仰的军队。如果将士们没有一个坚定的信仰，只是为了吃饭挣钱而打仗，那么肯定没有战斗力，失败是必然的，这与人数和武器装备无关。这时的太平军将士大都是拜上帝教的忠实信徒，他们深切地相信自己敬爱的洪教主是由上帝派来凡界消灭不公平的，如果自己为了这个事业献身的话，自己将升入天堂永远与上帝同在。因此，有着共同信仰的他们凝聚力极强，能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爆发出极大的能量，所以人数不多、武器装备也很粗劣的他们却将人员武器装备都远远胜过他们的清军斩落马下，屡战屡胜。当然，胜利来得这么快跟另外两个原因也有些关系。首先，他们的对手综合素质太差。一来接替林则徐的钦差大臣李星沅虽然写道德文章的水平不错，但打仗是个外行，最要命的是喜欢瞎指挥是他最大的乐趣；二来清军将士大多是没理想、没道德、没文化、没纪律的“四没废才”。其次，太平军的口号“均田以赈贫穷”很有吸引力，能引起广大没有土地的农民朋友们的共鸣。所以为了有地种，混口饭吃，越来越多的农民在中途加入太平军的队伍。太平军虽然节节胜利，但对洪秀全来说，胜利的代价太昂贵了。1852年6月，洪秀全的挚友和最忠诚的战友南王冯云山战死，壮志未酬。冯云山的死对洪秀全的影响无法估量。同年12月，西王萧朝贵战死。他们的死是有价值的，因为他们的死换来了太平军的继续前进。1853年3月，太平军攻入南京。江南经济发达，物产丰富，便于筹粮筹款，亦能割断清政府的财税来源，所以洪天王把南京
人仅向北征蒙古的“出发地”集中输送粮食换盐引，这小小的调整，虽减少了九边其他边镇的收入，却保证国家可以短时间集中大量钱粮，打好北征之战。后来迁都北京时，他故伎重演，解决了大明迁都的经济难题，虽说是“权宜之计”，可毕竟解决了问题。“钱钞之禁”是朱元璋时代的“历史遗留问题”。洪武时代，朱元璋发行纸币，即“洪武宝钞”，但当时明朝发行纸币并无“准备金”，导致纸币贬值，物价飞涨。到永乐时期，虽出台禁令，严禁民间金银交易，但老百姓依然对宝钞采取抵制态度，具体方法是，每到用宝钞交易时，就故意哄抬物价，每到用铜钱交易时，便恢复常价，虽时常重惩，却屡禁不止，以至一度“纸不如铜”。夏元吉反对用强，对症下药，一方面紧缩银根，保障宝钞信誉，另一面让宝钞价格同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食盐挂钩，以维持宝钞经济价值。“经济手段”确实管用，不久后物价渐趋稳定，国家财政日益平稳。身为“大账房”，又面临国家每年“花费如流水”的情景，自然养成了夏元吉“用度谨慎”的特点。每年他“谏阻奢靡事百件”，甚至包括宫廷开支和藩王用度等行为。永乐时代的各式“大活动”，如接待外国使节，修筑河道，乃至练兵设防，样样用款，但凡是由他负责，皆小心百倍，认真核算，能省则省，为此也时常与兵部、户部等部门的官员发生争执，由此得了一个绰号：夏刺头。所谓“刺头”，在当时民间方言里，是“小气鬼”的意思。这“刺头”也终于刺得朱棣龙颜大怒。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朱棣欲发动第三次北征，一举平灭鞑靼太师阿鲁台。深感国家财政日益吃紧的夏元吉竭力阻止，触怒了朱棣，加上一直深恨夏元吉的国公张辅以及汉王朱高煦的争相挑拨，夏元吉被解除职务，送“内宫监”长期关押。幸好深知其才的太子朱高炽从中调解，方才保住了他的性命。在抄其家的时候家中仅布衣和瓦器，朱棣闻之感叹：“果然刺头也。”而北征的结果也不幸被夏元吉所言中：朱棣连续发动远征，“严盐法”渐被滥用破坏，国家财税捉襟见肘，国库空虚，从夏元吉下狱的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至朱棣病逝于第五次北征归途的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仅大米的价格，就从1石1贯宝钞，上升到50贯宝钞。朱棣病逝后仁宗朱高炽登基，赦夏元吉出狱官复原职，首任要务还是解决这“通货膨胀”问题。夏元吉殚精竭虑，再改“严盐法”，允许商人用宝钞直接换盐引，规定以300贯换1引，另外继续对皇帝“刺头”，禁绝宫廷奢靡消费。明宣宗朱瞻基登基后，夏元吉主持改革商税，减少国内关卡，鼓励商品流通，削减收税比例，做到“税少而财增”，经永乐时代日益空隙的国库，终于重新充裕起来。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夏元吉退休，数月后病逝于家，赠太师。这位历事洪武、永乐、洪熙、宣德四朝的“大账房”，堪称“永乐盛世”“仁宣之治”两大黄金时代的关键人物。补充一点，素来被认为“刺头”的夏元吉，也有大方的时候，比如每年划拨给各地收养孤寡老人的养济院的经费，从来都是逐年增加。但凡有各地闹灾，划拨救济粮米均大大超过预算。私生活方面，其亲弟弟从老家来看他，他仅赠米两石，但对京城周边乃至老家的孤苦学子，却时常得其无私资助。在这位“大账房”眼里，钱用在老百姓身上，也就用在了“刀刃”上。第九章明朝的『越南战争』一明成祖永乐皇帝朱棣在位22年，一生对外征战无数，5次北征蒙古，最远直杀到今天俄罗斯境内，连败鞑靼，瓦剌两大部落，放眼当时寰宇，可谓所向披靡。但另一场几乎与之同时进行的战争，长久以来史家却着墨不多——明平安南之战。安南，即越南古称，明代时期，越南北部称安南，南部称占城，自唐末建国以来，一直是中国西南的友好藩属，从宋至元，始终向中国称臣纳贡。明洪武元年，朱元璋登基不久，安南即遣使来朝，是当时中国周边藩属中最早承认大明王朝为“宗主国”的国家，从此两国通好。洪武中后期，趁明朝接连发生“胡蓝”大案，且忙于和北元残余势力相互攻杀时，安南也趁势北进，屡屡侵扰广西宁明等地区。朱元璋一度想南征安南，但终不愿劳师远征，最终只是遣使申斥。到永乐年间，种种矛盾累积，演变成一场一度把大明拖入“越战”泥潭，也给越南当地人民带来无尽灾难的战争——明平安南之战。二明朝与安南战争的导火索，是安南国内的一场政变，在今天越南的史料里，被称为“陈黎之变”。朱棣登基以前，安南的国王，一直由当地陈氏家族世袭，世代受中国册封，史称“陈氏安南”，到洪武末期，其国家大权渐由宰相黎氏家族操控，国王仅保持虚名。公元1400年，朱棣发动篡夺皇位的“靖难之役”时，安南黎氏家族也发动政变，杀死国王自立，黎氏宰相改名胡一元，自封“太上皇”，掌控大权，由其子任国王。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他遣使臣到南京，谎称安南国王陈氏病逝无后，自己以外孙身份即位称王，现请求大明以宗主国名义册封。朱棣疑惑之下，派大臣杨勃赴安南查问，结果杨勃被胡一元重金买通，归国后竭力做旁证。疑虑渐消的朱棣遂顺水推舟，于是年八月命礼部侍郎夏止善赴安南，册封胡氏为安南国王。可“纸是包不住火”的，不几日，原安南旧臣吕伯奢逃到南京，面见朱棣揭发真相，并与安南国使臣当面对质，终于真相大白。上当的朱棣恼怒万分，但当吕伯奢苦求朱棣兴“吊伐之师”，即用武力帮助陈氏复国时，朱棣却犹豫了。在老挝宣威司送来了外逃的陈氏王族宗亲陈天平后，朱棣决定采取相对稳妥的办法，先派御史李琦去安南，表示“最强烈抗议”，申斥胡氏的篡逆之罪，重压之下胡氏家族果然服软，胡一元父子向朱棣上表请罪，并表示愿迎回陈氏家族后人为王，朱棣遂册封陈天平为安南王，命广西左、右副将军黄中、吕毅护送陈天平归国，此举除了“伸张正义”外，当然也有借机索还安南侵占大明领土的目的，一场“篡逆闹剧”，似乎在朱棣的软硬兼施下，已然“和平解决”。永乐四年三月，黄中等人护送陈天平进入安南境内，到达鸡岭关（今越南老街）时，安南派人前来犒劳，趁明军松懈，突然出动10万大军发动突袭，先劫走了陈天平，接着毁掉了老街通往河内的道路，当着明军的面公开处决了陈天平，而先前明朝派往安南的使臣吕松，也被胡一元杀掉。4000明军进攻受挫，只得仓皇归国。这是“公然践踏大明尊严”，消息传到京城，朱棣火冒三丈，当廷大骂胡氏父子“蕞尔小丑，罪恶滔天，此贼不诛，兵则何用”？终下定决心——南征安南。永乐四年七月一日，朱棣发布《讨安南檄文》，声称“命将士出，吊民伐罪”，做好“宣传工作”，接着命镇守云南的西平侯沐晟任“征夷左副将军”，从云南进兵，成国公朱能任征夷将军，会同任“征夷右将军”的新城侯张辅，统“十八路将军”，从广西进兵，两路齐下，务求一举扫平安南。这次动兵，对外号称兵马80万，而实际兵力也不下30万，除了调动擅长湿热气候作战的四川、云南、广西各地精兵外，更从各地藩王处调集“护卫”数万人，借征安南而收“削藩”之效。对此次出兵，精于兵事的朱棣谋划周详，为了防止将帅不和，对朱能和沐晟反复告诫，让他们“不可故违以伤和气”。纪律也格外森严，规定“妄戮之人，虽建功不得赎罪”。写给众位将领的谕告里，更点出了诸如防止敌人埋伏，提防炎热天气和当地瘟疫，以及安抚当地百姓等“注意事项”。此外朱棣还出奇制胜，派太监马彬调集广东、福建两省水师，沿海路至占城（越南南部），堵截安南逃兵。太监统军，由此而始。孰料出师不利，“征夷将军”朱能行至广西龙州时病逝，年仅31岁的张辅临危受命，代理征夷将军一职。张辅勉励众将“昔开平王（常遇春）远征途中去世，歧阳王代之大破元军，我虽不才，愿效前辈”。是年十月，张辅部进入安南境内，稳打稳扎，连克隘留、鸡鸣两关（今越南甘塘、老街），与另一路大军沐晟部会师，合力进攻安南北部重镇多邦。多邦，即今日越南的谅山，自古有“下谅山而越王降”之说，原因在于谅山险要，而其南面却一马平川，大军可长驱直入。胡氏父子也知此战重要，在多邦（谅山）以宣江、桃江、富良江、陀江四处天险为依托，在当地广挖战壕，修筑防御要塞，密置弓弩火器，其弩箭与火器弹丸皆用毒药浸泡，沾之即死，各式城栅相连900里，更“全民皆兵”，尽发举国近百万兵民参战，可谓是15世纪越南版的“马其诺防线”。张辅深知“此城一破，便如破竹”，于是精心策划，先稳住营盘，继而派小股部队陆续发动佯攻，牵制敌注意力，直到十二月五日夜，决战打响，明军发动突袭。之前在护送陈天平时遭安南算计的都督黄中主动请缨，率敢死队（即当初护送陈天平的4000士兵）突围，强攻多邦东门，士兵各个争先赴死，在付出了伤亡过半的代价后，终登上城头。打开了缺口，30万明军顺势强攻，胡家父子苦心经营的“多邦防线”，一夜间土崩瓦解。城破之时，安南军杀出“回马枪”，派战象反攻明军，意图力挽狂澜。张辅早有准备，以火枪硬弩瞄准齐射，数千大象尽成“活靶子”，踩踏安南官民无数，明军乘胜追击，终攻克多邦城，多邦主帅，安南“国防部长”阮飞明被杀，史载“斩俘无算”。今天不少越南史料考证，越军在这场战斗里的死亡人数不下10万人，南征大局一战而定，此后明军长驱直入，至永乐五年五月，明军在富良江会战中彻底歼灭胡氏父子的水师，斩首3万7千人，“溺死无算”。胡氏父子败逃后被捕获，押送京城斩首。至此，历时1年的平安南之战，彻底结束。平安南之战，张辅仅用1年时间，即攻克安南全境，“得府州四十八，户三百三十万”，可称是不世之功。与今人想象不同的是，此时安南并非是普通的“蕞尔小邦”，多年以来其四处征伐老挝、暹罗（泰国）、占城（南越）等国，甚至年年骚扰中国广西、云南边境。其部分火器装备，比明军还要先进，之后明朝神机营的部分火器，就是从安南之战缴获越军的火器里改良而来。可见，朱棣平安南之役，实为保障边境平安的自卫反击战争，胜利也颇为不易。明军之速胜，一者是张辅统筹有方，上下三军用命，二者也是策略正确——攻心。自进入安南境内开始，明军便向当地官民广发檄文，声称此来是助陈氏复国，告诫安南百姓不要“助逆”。此外，明军大军过处，皆纪律严明，与民秋毫无犯，更没收胡家父子的“逆产”分发当地贫民，越南士民无不“纳款以降”。鼎定战争大局的多邦之战，即是明军以当地乡民为向导奇袭成功，最终平灭胡家父子的富良江之战，更是明军以反抗胡家父子统治的当地“义军”陈封为先驱，一举大破之。逃窜的胡家父子也被当地百姓捕获了捆送给明军。安南之胜，人心向背是为关键。永乐五年五月，张辅将捕获的胡家父子捆送南京，并上报说陈氏宗族已被胡家父子屠尽，至今难觅宗族，当地“儒生”也上“万民表”，请求允准安南归附大明。朱棣下诏斩首胡家父子，大学士湖广等人建议借机在安南设郡，将之并入中华版图。朱棣的“燕王府旧臣”纷纷响应，尽管文臣解缙、杨士奇以及“第一谋士”姚广孝等人竭力反对，但志得意满的朱棣还是欣然采纳，永乐五年六月一日，朱棣降《平安南诏》，晋升张辅为“英国公”，改安南为“交趾”，设交趾郡，以工部尚书黄福为交趾布政使兼按察使。正是这个看似“威服四夷”的决定，令本已南征成功的大明，从此陷入了长达十数年的“越战”泥潭。三永乐六年六月（公元1408年），为筹谋北征蒙古事宜，朱棣招驻兵安南的张辅归京，仅留沐晟镇守当地。然而仅过了半年，是年八月，安南战事风云再起，原安南陈氏王朝旧臣简定聚众造反，安南上洪、大塘、同登等地乡民纷纷响应，大举叛乱。此后，简定自称日南王，立其侄儿陈季扩为帝。朱棣闻讯大怒，先怒杀叛军派到南京的使臣，继而大举增兵，调云南、贵州、四川三省精兵4万人，由西平侯沐晟率领征剿，另派兵部尚书刘俊赴安南持诏书招抚，企图“剿抚并用”。是年十二月，沐晟率军与陈简定在安南生厥江（今越南丰盈县）决战，因轻敌冒进，被简定率重兵合围，激战之下全军覆没，明朝的“交趾指挥使”吕毅，派往安南招募的兵部尚书刘俊，皆在此战中阵亡。安南“建省”仅一年有余，局面却迅速糜烂。究原因，祸根其实早在朱棣决定设“交趾郡”的时候就种下了，恰如杨士奇当时谏阻时所说：“陈氏虽无能，却颇得民望，其民多怀之，其骤行废立，恐至安南士兵皆怨，钻营之徒势起，后患无穷也。”此言不虚，陈氏王朝虽然暗弱无能，但越南百姓对其感情深厚，明军平胡家父子的时候，正是打着助陈氏复国的旗号，方得到越南百姓的群起响应。结果却是改安南为交趾，强行建省，可谓自食其言，兵连祸结也就不奇怪。而叛乱的简定，是原安南陈氏国王的宗亲，跟三国里的“刘皇叔”差不多，打着陈氏的旗号，自然引得安南诸多百姓纷纷归附。大乱之下，朱棣再次启用张辅，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二月，朱棣令张辅督师，发20万大军南下，时朱棣意在北伐蒙古，因此命张辅此战必须“速胜”。张辅却不急于进兵，到安南后先是安抚当地因战乱逃亡的流民，严惩当地贪暴害民的明朝官吏，继续“攻心”，直到局面稍稍稳定，才于三月南下慈廉州，直捣叛军老巢咸子关，用火攻之计焚烧叛军战船600艘。至十一月，已平定大部叛乱地区，十一月中，张辅与叛军发动了神投海之战。他令部将朱荣、蔡福率骑兵从陆地包抄，自率水师强攻，水陆并进，斩杀叛军4万多人，并成功俘虏叛军头领简定。至次年一月，张辅已尽数削平各路叛军，唯独简定所立的“侄皇帝”陈季扩，带兵退守安南义安苟延残喘，眼看朝不保夕。就在这时“转机”出现了，北方朱棣派邱福北征蒙古，全军覆没，盛怒之下的朱棣调50万大军北伐，并命令张辅火速北上，安南平叛的任务只得重新留给之前兵败的沐晟等人。果然张辅前脚刚走，陈季扩后脚就发动反攻，大败沐晟，安南叛乱平而复反，再成乱局。永乐八年二月，朱棣北伐蒙古大胜，在成吉思汗的家乡斡难河大破蒙古鞑靼可汗本雅失里，得胜还朝时，趁朱棣“心情好”，陈季扩再派使者请求册封。这次的使者极尽拍马能事，引得朱棣“龙颜大悦”，封陈季扩为“交趾布政使”，一心想求封王的陈季扩大为不满，变本加厉，扩大叛乱，镇守安南的沐晟无能，无力与之交锋，只能收缩防线，勉强自保。盛怒之下，朱棣于三月再派张辅下安南。张辅到任后即出重手，先斩了此前作战不力的都督黄中（多邦之战率先冲锋的“敢死队”队长），激得军心大振，继而于八月再战神投海，在没有大型战舰的情况下，组成小船突击队，大破安南叛军水师，缴获敌船400艘，攻克陈季扩老巢义安。永乐十一年十二月，张辅与沐晟合军，同陈季扩在今天越南老挝交界的爱子江决战。陈季扩动用战象8000头冲击明军。张辅多谋，命令明军神箭手瞄准，“一矢射象奴，二矢射象鼻”，结果群象大乱，反而仓皇回逃，冲垮安南军阵，陈季扩全军覆没。经撒网搜捕，终于永乐十二年一月在老挝蒙册将其全家活捉，至此持续数年的安南简定之乱彻底平定。成功平乱后，张辅押解陈季扩全家归京。朱棣命原交趾副指挥使李彬接替张辅，督师安南。张辅之所以屡次平乱后即被调回，在于此时朱棣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北征蒙古上，安南之事，他只想尽快解决，莫要给北征“拖后腿”。永乐十四年（公元1416年）后，明朝廷把迁都北京提到了日程上，
为‘县’的基础，也是国家税收和兵役的重要来源，同时还是楚国防范北方大敌入侵的屏障。如果将田地赏赐给大臣，等于撤销这两个县，晋国和郑国的军队就可以长驱直入，直抵汉水流域了。”巫臣身为申县县公，不希望申县的利益被公子婴齐染指，也是人之常情，而且他这话说得有道理，楚庄王一听就明白，于是拒绝了公子婴齐的请求，而赏赐给他其他地方的土地。公子婴齐因此对巫臣怀恨在心。公元前598年，楚庄王带兵入侵陈国，以为陈灵公报仇的名义，杀死夏征舒。楚庄王本来想将夏征舒的母亲夏姬赏赐给公子侧，被巫臣劝阻。到了公元前589年，巫臣却带着夏姬私奔到晋国，感到被耍的公子侧因此怨恨巫臣。公子婴齐和公子侧多年来担任楚军的主要将领，在楚国是权倾一时的人物。楚共王即位后，这两个人一致要求惩罚巫臣的叛逃行为，将留在楚国的巫臣家族成员全部杀死，并且瓜分了他们的家产。巫臣在晋国得到这个消息，派人给公子婴齐和公子侧送了一封信，说：“你们以馋言和贪婪服务于君王，而且滥杀无辜，我必定要使你们疲于奔命，直到累死！”巫臣这话不是说着玩的。在他的悉心经营之下，吴国的国力迅猛增长，连续征服了原本臣服于楚国的巢国、徐国、州来国等小国，公子婴齐和公子侧为了救援这些国家，一年七次出征，仍然不能阻挡吴国的扩张势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寿梦将楚国东部的蛮夷部落席卷而去，全部纳入吴国的势力范围。吴国一跃而成为南方大国，也为后来的吴越争霸写下了注脚。公元前588年底，齐顷公放下大国元首的架子，不远千里，从山东跑到山西，正儿八经地朝觐了晋景公。对于晋景公来说，这件事的重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齐、楚、晋、秦并称当世四大强国，就算是晋文公、晋襄公在位的时候，晋国的势力如日中天，也不曾见齐国国君前来朝觐啊！得意之余，晋景公不禁对齐顷公充满了感激，也深深为自己去年派巩朔到雒邑“献齐捷”的鲁莽行为感到后悔。两国元首相谈甚欢，冰释前嫌，举行了隆重的“授玉”仪式。晋景公立于西阶，齐顷公立于东阶，中间隔着一个中庭。齐顷公手捧美玉，庄重地献给晋景公；晋景公接受之后，答礼，互拜。但是，就在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只见担任东道国礼宾的郤克低着头，快步穿过中庭，走到齐顷公面前说：“您不远千里来到晋国，是因为妇人调笑下臣所致，寡君哪里敢当！”郤克这句话，自然还是报复当年在临淄所受的侮辱。其实，站在郤克这个角度，当年临淄的外交风波发生之后，他当上了晋国的中军元帅，将齐国排除在断道会盟之外，又带领晋军在鞍之战中打败了齐军，逼迫齐顷公俯首认输，再怎么说也算是报仇雪恨了。现在两国元首握手言和，他又跳出来旧事重提，给人的感觉就太小气了，而且有公报私怨之嫌。当时晋国大夫苗贲皇在堂下见到了这一幕，暗地里对人说：“郤克知勇而不知礼，仗着自己功劳而羞辱国君的客人，这样能长久吗？”当天晚上，晋景公举行盛大国宴招待齐顷公。韩厥上前给齐顷公祝酒，齐顷公觉得这个人很眼熟，不由得多看了他两眼。韩厥说：“您想必认识我吧？”齐顷公再仔细一看，认得是当年在华不注山下放走自己的人，说：“哎呀，当时你穿着戎装，现在穿着礼服，还真没认出来呢！”韩厥恭恭敬敬地举起酒杯，说：“我们在战场上拼死厮杀，不敢爱惜自己的生命，为的就是两位君主在堂上把酒言欢啊！”郤克鲁莽而失礼，韩厥则巧妙地弥补了郤克的过失，既未伤及郤克的面子，又让齐顷公听得很舒服。在春秋时期的外交场上，满腹诗书的卿大夫们风度翩翩，才思敏捷，引经据典，应对得体，就算与古希腊那些巧舌如簧的政客相比，也毫不逊色。郤克为自己的鲁莽付出了代价。此后不久，晋景公便安排他退居二线（另有一种说法是郤克在鞍之战中落下了后遗症，不久便身亡了），由栾书担任了中军元帅。齐顷公亲自朝觐晋景公，使鲁国人感到有必要抓紧强化与晋国的同盟关系，否则的话，齐、鲁两国一旦发生冲突，难保晋国会再次站在鲁国一边，甚至与齐国联合起来欺负鲁国也未可知。公元前587年夏天，年轻的鲁成公也跋山涉水，坐着马车一路颠簸来到绛都朝觐了晋景公。也许是因为鲁成公太年轻，晋景公不屑于与他对话；又或者是因为鲁成公来得太晚，让晋国人感到不够殷勤，总之，这次会面极其糟糕，不但没有举行授玉仪式，晋国君臣对鲁成公一行的接待也是不冷不热，可以用“不敬”二字来概括。陪同出访的季孙行父暗地里对鲁成公说：“晋侯恐怕有灾难了。诗上说，‘敬之敬之！天惟显思，命不易哉！（谨慎啊谨慎，天命有常，得到天命不容易啊！）’晋侯既然想称霸天下，他的天命就在诸侯身上，岂可不尊重诸侯？”回到鲁国，灰头土脸的鲁成公便决定改换门庭，要派人去楚国请求交好，而与晋国绝交。对这种过家家似的外交决策，鲁国的群臣都表示反对。季孙行父劝鲁成公：“晋侯虽然无礼，但我们没有必要跟他闹翻。晋国国家强大，群臣和睦，又靠近鲁国，诸侯都听命于它，还不可以背叛。古话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国虽然也强大，但不是我们的同族，难道肯真心对我们吗？”季孙行父的意思是，晋国姬姓，鲁国也是姬姓，好歹算是一家人，有些事情就忍忍吧！季孙行父既然这么说，鲁成公也不敢再表示异议。整个鲁国的大权都掌握在“三桓”手中，季孙行父的意见就代表了“三桓”的意见，听着就是了。公元前588年入侵郑国的战争还产生了另外一个后果：长期在夹缝中求生存的郑国人仅仅凭借自己的力量就打败了以晋国为首的多国部队，不觉自信心倍增，民族自豪感随之复苏，对于远在郢都的楚共王也就没那么小心谨慎了。公元前588年夏天，郑襄公派公子去疾讨伐许国，理由是许灵公没有到郑国来朝觐他，实在是大大的不敬。在历史上，许国和郑国之间是有些恩怨的。郑庄公纵横河雒的年代，许国一度被郑国占领，成为郑国的一部分；郑庄公死后，许国虽然重获独立，但仍然是郑国的附庸，诸事均听命于郑国。许国人对于郑国，始终怀有怨恨和不满，也曾经有过反抗，但都被郑国派兵镇压。后来楚国逐渐强大起来，将许国和郑国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许国人心想，你是楚国的附庸，我也是楚国的附庸，凭什么还要听命于你？因此，自许灵公即位以来，就很少去新郑朝觐郑襄公，企图使二者之间的从属关系淡化，在共同臣服于楚国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平等。许国的这种态度，自然引起了郑国的强烈不满。公元前587年三月，郑襄公去世，郑悼公即位。办完郑襄公的丧事，郑悼公便抓紧处理许国的事务，于同年十一月派公孙申率领部队前往许国划定边界，打算将去年讨伐许国所占的田地纳入郑国的版图。许国人奋起反抗，在展陂打败郑国部队。郑悼公不甘心失败，亲自带兵再度入侵许国，强行占领了鉏任和泠敦两地。楚共王对这两个小兄弟的窝里斗采取了隔岸观火的态度。晋景公则觉察到这是一个从内部分化敌人阵营的大好机会，于是打着救援许国的旗号，派新任中军元帅栾书带兵入侵郑国，攻占了氾、祭两座城池。这一次，郑国不敢单独面对晋国的入侵，派人向楚国求救。楚共王派公子侧带兵救援郑国。仗还没打，郑悼公和许灵公就像两个互相打闹的小孩见到老师来了一样，争先恐后跑到楚军大营，向公子侧告状，互相诉说对方的不是。在楚国人看来，郑国去年入侵许国还可以说是情有可原，今年强行要将许国的土地划入郑国的版图，未免就做得太过分了。且不说许国人怎么考虑，再大的事情，毕竟还有楚国可以出来主持公道啊！如果不是郑悼公一味蛮干，怎么可能引发晋国干涉，成功地将爪子伸到楚国的势力之内呢？但是，郑国人历来以辞令通达著称。双方在公子侧面前展开辩论，皇戌代表郑悼公发言，一件明明无理的事情，被皇戌说得头头是道，不但将许灵公君臣说得哑口无言，还搞乱了公子侧的思维，以至于他不能当场决断，只好含糊其词地说：“如果两位国君愿意到寡君面前亲自陈述，由寡君与两三位重臣共同分析研究，才能作出正确判断。否则，我也难以确保两国能够和平相处。”将皮球直接踢给了楚共王。公元前586年夏天，许灵公果然跑到郢都，在楚共王面前陈述自己的观点，状告郑悼公目无楚王，欺凌弱小。楚共王派人宣郑悼公前来应诉——单从这个细节来看，郑悼公已经输掉官司，因为他没有主动向楚共王汇报情况，取得楚共王的理解与支持，而是等着楚共王来宣他。果然，郢都开庭的结果，郑国败诉。作为惩罚，楚共王囚禁了郑国大夫皇戌和公子发，让郑悼公回去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的错误。这件事情终于发展到晋景公希望的地步。郑悼公刚回到新郑，就派公子偃到晋国请求和谈。同年八月，晋景公派赵同与郑悼公在垂棘举行了会盟，郑国宣布脱离楚国的控制，臣服于晋国的领导。正当晋景公在国际上逐步扭转颓势，再度与楚国取得战略平衡的时候，晋国内部发生了一件大事——公元前586年夏天，梁山崩塌。这里的梁山不是指山东的水泊梁山，而是陕西韩城的梁山。梁山本来是梁国境内的名山。梁国于公元前641年被秦国所灭，又于公元前617年被晋国夺去，成为晋国的领土，梁山因此成为了“晋望”，也就是晋国的名山。按照当时流行的观点，山崩不只是简单的自然灾害，而且与国家的气数兴衰密切相关。据记载，周幽王在位的时候，西周都城镐京所在的汉水、渭水、洛水一带同时发生地震，史称“三川皆震”。当时的史官伯阳父预测说，周朝将要灭亡了，因为这是天地之间的阴阳二气被扰乱所致，阳气蛰伏不能上升，阴气压迫使之无法升腾，阴阳失调则河水枯竭，山崩地裂，乃是国家灭亡的先兆。果然，这一年三川断流，岐山崩坍。几年之后，犬戎作乱，周幽王被杀，西周灭亡。梁山崩塌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晋景公的高度紧张，他派人到乡下去找正在休假的大夫伯宗，命他坐着传车（驿站专用车辆）到绛都来分析这件事。对于伯宗来说，这绝不是一件美差。自古以来，国君都爱听奉承话，如果是凤凰来仪之类的吉事自然好办，但是山崩地裂显然不是什么吉兆，他如果解释不好，轻则失宠于国君，从此回家务农；重则人头落地，老命不保。伯宗一边赶路，一边发愁，恰好遇到一辆载满货物的大车发生意外，把路堵住了，便摆出朝廷大官的架子，不耐烦地命令道：“赶快让你的车避开，好让传车通过！”大车的车主回答：“传车就是为了快速前进，如果等我的车挪开，那时间可就长了，您还不如另辟蹊径呢！”]伯宗听了，心里“咯噔”一跳，于是下车问他是哪里人。车主回答说：“我是绛城人。”]绛城就是绛都。伯宗又问：“你既然从绛都来，有没有听说朝廷最近发生了什么大事？”]“有啊！梁山崩了，国君准备召伯宗去询问。”]“这样啊……”干巴黑瘦的伯宗捏着胡子，饶有兴致地问道，“那你对此有什么看法呢？”“山上的土松了，自然会崩呗！”那人大大咧咧地说，“国家将山川作为主要的祭祀对象，遇到山崩，国君就不吃肉，少吃两个菜，不听音乐，不穿华丽的服装，坐朴素的车，住简陋的房屋，陈列祭祀的物品，派史官宣读祭文，仅此而已。就算找伯宗来问，也不外乎这些事吧？”伯宗眼前一亮，是啊，何必把事情搞复杂呢？又问那个人的姓名，那个人拒不告知。见到晋景公之后，伯宗一脸轻松，将那个人的话原原本本地重复了一次，并且对晋景公说，山崩地裂不过是自然现象，不必有什么思想负担，如果国君实在不放心，那就请降低自己的待遇，低调行事，诚敬事神，这样就可以避免祸患发生了。读史至此，难免有所感触：古代的国君遇到自然灾害就很紧张，害怕是自己做错了事，使得上天降罪，因此要采取“不举”（也就是食不杀牲，菜肴不用太过丰盛，也不以音乐助兴）的手段来平息上天的震怒；后世的人们则没有这种敬畏之心，灾难过后，很少反思自己做错了什么，将责任一股脑儿全部推给老天，然后继续歌舞升平，努力装扮太平盛世。就此打住。同年冬天，因为郑国臣服于晋国，晋景公召集齐、宋、卫、郑、曹、邾、杞国君主在郑国的虫牢（地名）举行了会盟。这次会盟与三年前楚国主导的蜀地会盟相比，虽然参加的国家不算多，但全部都是诸侯本人亲自到会，级别自然高很多。这也说明，晋楚争霸那么多年，中原各国对于晋国还是抱有同根同种的“类感情”，更愿意服从于晋国的领导；而楚国，自从楚庄王去世，无论在内政、外交还是军事上都有所削弱，国势从鼎盛时期开始平滑下降。虫牢会盟举行得很成功，气氛相当热烈，在这次会盟即将结束的时候，各位诸侯还相约在近期再开一次会，继续讨论建立国际合作的具体事宜。只有宋国新任国君宋共公扫了大家的兴，他委婉地提出，宋国最近发生了一些事，下次会议他就不参加了。宋共公是三年前上台的。公元前589年八月，宋文公去世，在右师华元的主持下，宋国为宋文公举行了堪称奢华的葬礼——用生石灰和木炭防潮，增加墓室内的车马仪仗和生活用品，首次使用活人殉葬，外椁采用“四阿重屋”的形式，内棺采用天子才使用的装饰。这种僭越天子礼仪的行为在当时受到严肃批评，《左传》也认为华元在这件事上有失为臣之道：“臣下是为国君解决问题和消除迷惑的，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应该坚持原则，不惜以死抗争。而华元在宋文公生前放纵他的不良行为，在宋文公死后又过分奢侈，是将君主置于邪恶之地，哪里有这样的臣子？”顺便说一下，据《吕氏春秋》记载，宋国还没灭亡，宋文公的墓葬就遭盗墓贼光顾，被挖掘一空。其实古往今来，那些幻想着在地下仍然享受君威的国君或独裁者们，将大批人间珍宝带到墓室之中，哪个又不是为后世的鸡鸣狗盗之徒而准备的呢？公元前586年秋天，宋国的公子围龟结束了在楚国的人质生涯，从郢都回到商丘。宋国向楚国派人质，是根据公元前594年楚庄王围攻宋国之后达成的协议，当时派出的是华元；但是两年之后，宋文公便派公子围龟取代了华元，而且一去就是十年。华元对这件事深感内疚，在家里设宴为公子围龟接风洗尘。但是，在楚国生活过的公子围龟显然沾染了楚国人的狷狂之气，不但不领华元的情，而且向宋共公请愿，要带着自己的族兵，敲锣打鼓地呐喊着冲入华元家，然后再以同样的方式出来。宋共公很是不解，问他为什么，他哈哈一笑，得意地说：“练习进攻华氏！”宋共公当然不能答应这样的无理要求，公子围龟就胡闹，结果被抓起来杀了头。虫牢会盟上，宋共公提出不参加下次会议，借口就是因为公子围龟这件事，国内不太稳定。但是这个借口很牵强，大伙儿都猜得到，宋共公这样做不过是想走中间路线，与晋国保持一定的距离，不去触动楚国那根敏感的神经。在某些情况下，拒绝拉拢比公然对抗更严重。虫牢会盟的第二年，公元前585年三月，晋景公就派伯宗为主帅，夏阳说为副帅，带领晋、卫、郑三国联军，再加上部分戎族军队，入侵宋国。然而战争并不顺利，宋国人坚守不出，联军一筹莫展。时间一长，夏阳说心里就发毛了，他对伯宗说：“按照目前的状况，短期之内攻下商丘的可能性为零。如果我们就这样回去，必定受到惩罚，不如多抓些俘虏回去，就算有罪也不是死罪。”问题是，战争不胜利，俘虏从何而来呢？伯宗迷惑地看着夏阳说。夏阳说眨眨眼睛，神秘兮兮地说：“我发现卫国部队戒备不严，如果我们发动突然袭击，绝对有把握击溃他们。”伯宗愣了，打不赢敌人，就拿自己的盟军开刀，
他安一个欺君之罪，他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所以，狐偃做这番表演，是正话反说，给重耳打预防针：过去的事就过了，以后可不许借题发挥！自古伴君如伴虎，狐偃这样小心谨慎，完全不是多余。重耳当时很激动，接过玉璧来直接扔到黄河里，说：“我如果不与舅舅同心同德，有如此璧！”这里说明一下，狐偃与重耳的母亲大戎狐姬是本家，重耳尊称其为舅舅，并不代表狐偃就是他的亲舅舅。秦军渡过黄河之后，连取令狐、桑泉、臼衰三城。晋怀公派兵在庐柳迎击秦军。然而，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人能够阻挡重耳了。秦穆公派大夫公子絷（zhí）前往晋军大营，对晋军将领说：“贵国公子重耳在我军中，请让路。”晋军闻言立刻拔营起寨，退到了郇（xún）城。在郇城，秦、晋两军将领和狐偃举行了三方会晤。几天之后，重耳带着自己的随从人员进入晋军大营，接管了晋军。紧接着，重耳挥军东进，以和平进军的方式，占领了曲沃，进入绛都，并在武宫（祭祀晋武公的大庙）举行了隆重的即位仪式，成为了晋国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晋文公。回顾晋文公的流亡与回国之路，前面一段艰辛险阻，长达二十年之久；真正进入晋国之后，却势如破竹，仅仅花了不到一个月时间，便大功告成。打败晋惠公父子的并不是晋文公，而是他们自己。“多行不义必自毙”这句话，就让我们也赠给晋惠公父子吧。前面曾经提到，当初晋献公将女儿嫁到秦国去，叫人算过一卦，卦辞预示着赢姓的秦国要打败姬姓的晋国，如果发生战争，晋国将在自己的地盘上失败。而且，做侄子的将跟随他的姑姑，六年之后才能逃回国内，并且抛弃自己的家庭，再过一年死于高梁。晋怀公，也就是大子圉在秦国做了六年人质之后，抛弃怀嬴逃回晋国，最后被晋文公派人杀死在高梁。晋文公上台之后，采取一系列宽厚的政策，迅速稳定国内政局。然而，晋惠公的旧臣吕甥、郤芮总觉得晋文公会找机会迫害他们，于是密谋，想纵火焚烧公宫（天子的宫殿称王宫，诸侯的宫殿称公宫），刺杀晋文公。吕甥、郤芮都是智商极高的人，但是和晋惠公在一起混久了，难免习惯了他的思维方式，将自己的刻薄推及到别人身上，以为天下人都和自己一样刻薄。吕甥、郤芮找到寺人披，要他执行这一阴谋。在他们看来，寺人披曾经两次受命追杀晋文公，与晋文公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当然是最佳人选。但他们没想到，寺人披这边接受任务，那边就跑到宫里去告密了。一开始寺人披也没说明来意，晋文公也不愿意他，只派人对寺人披说：“当年先父派你到蒲城来杀我，命你第二天到达，你第一天就到，差点要了我的命。后来夷吾又派你到翟国来刺杀我，给了你三天时间，你第二天晚上就到了。虽然是奉命行事，你也未免太积极了。当年你在蒲城砍断我的衣摆，那衣服我还留着做纪念呢。现在我不找你麻烦就算了，你快走吧！”寺人披说：“我以为，您既然能够回国为君，必定懂得为君之道；如果不懂，马上又会有大难临头。自古以来，君命如山。为君主铲除心腹大患，就应当全力以赴。当年您在蒲城、翟国，我就是把您当做蒲人、翟人来对待，并非针对您个人有什么意见。您现在当上国君了，难道以为身边就没有类似的蒲人、翟人了吗？齐桓公被管仲射了一箭，仍然任命管仲为相，您如果不向他学习，我又何必死皮赖脸地要见您呢？到时候，会有很多人离您而去，不在乎多我一个。”晋文公听了很惭愧，于是命寺人披觐见。晋文公上台的第二个月，公宫果然发生大火。吕甥、郤芮带着政变的部队包围公宫，却没有找到晋文公的尸骨。后来得到消息说，晋文公早就偷偷地跑到秦国，此时正和秦穆公在王城饮酒作乐呢。晋文公知道吕甥、郤芮要叛乱，不但没有及时采取措施，反而跑到秦国去“避难”，自有其深思熟虑：第一，晋文公回国不久，国内必定藏有受晋惠公父子之恩而对其不满的死硬分子。对于这些人，最好的办法是引蛇出洞，诱使他们冒出头来，然后一棒子打死。这样，既可以斩草除根，又可免于非议，与当年郑庄公诱使共叔段叛乱是同一条计策。第二，他希望继续借助秦国的力量来稳定国内局势。吕甥、郤芮找不到晋文公，已经慌了神，得知他在秦国后，马上带人到黄河边，想等他回来的时候进行伏击。这两个人的下场，据《左传》记载，是“秦伯诱而杀之”。晋文公再一次在秦国人的护送下回到了绛都。这一次，他不但把怀嬴这个宝贝给带回来了，还带回了秦穆公赠送的三千名秦国壮士。这些人将负责公宫的守卫和绛都的治安，如同梵蒂冈的瑞士卫队一般忠心耿耿，而且不会被收买。这件事之后，晋文公正式确立怀嬴为第一夫人。不久，翟国也派人将季隗送到晋国，但是请求将季隗所生的两个儿子伯倏和叔刘留在外婆家抚养。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不是翟国人要将伯倏和叔刘留下，而是晋文公指使翟国人这样要求的，主要目的是避免将来出现继承权争端。前面说过，晋文公在翟国的时候娶了季隗，而将季隗的姐姐叔隗嫁给了赵衰做老婆，叔隗生了赵盾。晋文公回国之后，又将自己的女儿赵姬嫁给赵衰，并且为赵衰生了原同、屏括、楼婴三个儿子。赵姬高风亮节，她主动要求赵衰将叔隗和赵盾接回晋国来团聚。赵衰哪里敢啊？一再表示推辞。赵姬很严肃地说：“您得到了国君的女儿就喜新忘旧，这样的品德如何服众？我不想您被人唾骂，必须把他们接回来！”叔隗和赵盾被接到晋国后，赵姬又以赵盾有才为由，强烈要求将赵盾立为嫡子，将来继承家业，让自己的三个儿子居赵盾之下；同时要求赵衰立叔隗为夫人，自己甘居其下。在那个年代，公卿的妻妾和子弟为了争夺继承权，往往打得头破血流，像赵姬这样舍己让人的，还真不多见。我只能给她两个字的评价：聪明！当年晋文公等人自翟国出来，掌管盘缠的小吏头须携款潜逃，导致他们差点饿死在卫国的郊野。后来头须又将所携款项全部用于迎接重耳回国的事业（由此可见，晋文公尚在流亡途中，晋国就有地下党在活动，密谋迎接他回国），也算是将功抵罪。晋文公当上国君之后，头须又来宫室求见。晋文公借口自己在洗头发，避而不见。头须对晋文公的仆人说：“洗头的时候，俯首躬身，心在上头在下，位置颠倒，难免说出反常的话，也难怪我见不到主公。但是请你转告主公，身为国君而记恨一介匹夫，恐怕会使得大家都不敢亲近他。”晋文公听到这话，立刻派人把头须叫回来，接见了他。与晋惠公父子的斤斤计较相比，晋文公确实有他的过人之处。国内局势稳定下来之后，晋文公开始赏赐跟随他流亡的众人，按照功勋大小，有的赐以封地，有的赐以官爵。当年狐偃、赵衰等人不惜血本买的这只潜力股，现在终于涨停了。跟着晋文公流亡的人中，有一位做饭的壶叔。他也跑去找晋文公，抱怨说：“您都赏了三批人了，还没轮到我，是不是把我这老头子给忘了啊？”晋文公咂吧着嘴说：“哪里敢忘啊？我现在还惦记着你在路上给我煮的野菜汤，那味道叫一个美！只不过，我赏赐群臣是有等级的。用仁德教育我，不让我犯政治错误的，受上赏；用实际行动支持我，帮助我回国的，受中赏；在战场上拼死效力，立下汗马功劳的，受下赏。你是为我个人的生活服务的，我很感谢你照顾我，等这三种人赏赐过后，就轮到你了，别着急啊！”晋文公这话被传出去，晋国上下无不受到感动。不知道为什么，晋文公赏过上、中、下三种人，也赏过了壶叔这种后勤人员，独独忘了在树林中给他献过肉羹的介子推。介子推自己也不以为意，对母亲说：“先君献公有九个儿子，现在只剩下主公在世了。惠公、怀公刻薄寡恩，没有人愿意亲近他们，因此遭到国内外的遗弃。老天不抛弃晋国，必定会派人主持大局，所以主公回国，也是天意。而跟着主公流亡的这些人，竟然认为是他们的功劳，不是很搞笑吗？拿人家的财物，尚且叫做偷盗，何况贪天之功为己有？做臣子的以自己的罪行为义举，当国君的还赏赐他们的罪行，上下一起自欺欺人，我很难和他们相处！”虽然后世对介子推的评价历来很高，我对他这番话却很不以为然。晋文公回国自然是天命所赐，但如果没有这么多人帮助他，鼓励他，甚至是督促他，他八成还睡在齐姜的绣榻之上，做着他那恍恍惚惚的春秋大梦呢，怎么有可能坐在绛都南面称君？介子推的老母亲挑着簸箕里的米虫，劝他：“那你多少也向主公说一下，求得一些赏赐，否则就算死了也不会被记得。”介子推态度很坚决：“明知不对，我怎可以学他们争名夺利？君子总不能食言而肥吧。”“那你好歹提醒主公一下嘛！”介子推站起来，拍拍身上的米灰，说：“没这个必要，我还是归隐田园吧。”于是母子俩收拾了家当，悄然离去，不知所终。晋文公得到这个消息，沉吟了半晌，对赵衰说：“寡人确实是忘记了介子推，对不住他。”赵衰面色凝重，欲言又止：“有件事情，不知该不该讲？”晋文公点点头。“当年在卫国，介子推献给您一碗肉羹，您知道是什么肉吗？”晋文公咽了口口水，摇摇头。“那是……他从自己大腿上切下来的一块肉。”晋文公一下子站起来，失魂落魄般看着天空，一言不发，眼泪却不住地往下掉。后来他派人去寻找介子推，一直没找到，只好将绵上（地名）虚封给介子推，说：“这是为了记录我的过失，表彰善良的人。”另外还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晋文公打听到介子推隐居的地方，亲自跑到去他，结果介子推得到消息，带着母亲逃到山里去了。晋文公想，介子推是个孝子，如果放火烧山，他一定会背着母亲出来。于是，命令放火烧山，结果火一下蔓延数十里，连烧三日不熄，但介子推没有出来。火熄之后，大家进山察看，才发现介子推和他的老母相抱在一起，被烧死在深山之中。这事传出来，人人尊敬和怀念介子推，以后便在他被烧死的这天纪念他。这天就在每年四月清明节的前一天，因为介子推是被火烧死的，大家在这天都不忍心生火做饭，宁愿吃冷食，所以这天又被叫做“寒食节”。这个故事不见于正史，但是早就植根于中国人的感情与文化中。我想，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并无正史和野史之分，所谓“故事纯属虚构，唯有感情真实”，不是吗？【驱虎赶狼，玩的就是心跳】公元前636年，也就是晋文公即位的那一年冬天，王城雒邑发生了一件大事，周襄王的弟弟王子带再一次勾结少数民族进攻雒邑，周襄王逃亡到了郑国。《春秋》这样记载这件事：“冬，天王出居于郑。”天王即天子，这里之所以用“出居”而不用“出奔”，是因为天子以天下为家，逃到哪都不能算是逃，而只能含糊其辞地说是前往某地居住。王子带上一次勾结戎人进攻雒邑是在公元前649年，事情败露后，周襄王震怒，王子带逃到齐国寻求庇护，在齐国一住就是十年。直到公元前638年，天子消了气，这才接受大夫富辰的建议，将王子带召回了雒邑。周襄王眷念兄弟之情原谅王子带，王子带却一直没放弃争夺王位的念头。但他这一次勾结狄人进攻雒邑，周襄王本人也要负一定的责任。事情的起因与郑文公有关。公元前640年，郑国的附庸滑国背叛郑国而亲近卫国。郑文公派兵讨伐滑国，滑国人表面上认罪投降，等郑军一撤，马上又投入卫国人的怀抱。郑文公是出了名的墙头草，没想到滑国人比他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气恼不已，第二次派兵征讨滑国。滑国向卫国求助，卫国则向周王室求助。因此，受周襄王的委托，周朝大夫伯服、游孙伯来到了新郑，请求郑文公与卫、滑两家坐下来谈判，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周襄王显然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影响力。郑文公见到两位大夫，先是毫不客气地给他们算了一笔旧账，说当年郑厉公和虢公帮助上任天子周惠王夺回王位，在庆功宴会上，周惠王赏给虢公酒爵，而只赏给郑厉公铜镜，厚此薄彼，完全没搞清楚谁的功劳最大。接着又埋怨了一通现任天子周襄王，说他也不先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就一味帮着卫国和滑国说好话，这种大是大非的问题上，难道能够用和稀泥的方式解决吗？发完这通牢骚，郑文公仍然不解恨，干脆把两位大夫强行留下来，软禁在新郑城内。不难看出，自从抱住了楚成王的大腿，郑文公说话办事，气也粗了，腰杆子也硬了，耍起无赖来，颇有乃祖郑庄公的遗风。周襄王本来只是想当个和事佬，没想到郑文公不但不给面子，还把他这个好心劝架的人打了一巴掌。王室虽然衰落，但把他派去的大夫给扣押起来，也未免太无礼了。天子越想越生气，决定叫人好好修理一下郑文公。他对大夫富辰说了自己的想法。富辰长长地倒吸了一口气，问道：“您打算请哪位诸侯出兵？”周襄王掰着手指头说：“齐、宋、鲁、陈、蔡都是郑国的邻国，我想给这几位诸侯都写信，请他们出面主持公道。”“怕只怕他们谁也不敢出头揽这个活儿。您想想看，前年宋襄公讨伐郑国，被楚国人打得差点全军覆没，宋襄公本人也身受重伤，不治而亡。当今天下诸侯，畏楚如畏虎，而郑伯又狐假虎威，还有谁愿意惹这个麻烦？”周襄王沉默了半晌，报复出气的念头不断，脑子转到抽筋说：“你说的也是实话，那我不找诸侯出面，找狄人出面总可以吧？”“狄人倒是不怕楚国人，可是臣以为不妥。身为天子，首先要以德服人，其次要充分利用亲族之间的感情巩固统治，还要将这种亲情推广开来，与异姓贵族建立良好的关系。自我周朝建立以来，姬姓诸国就是王室的坚固堡垒，所谓‘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姬姓诸国就算相互之间有矛盾，也要一起抵御外族的侵略。您因为小事就要抛弃对郑国的亲情，人们会怎么看呢？况且郑国与王室同为周厉王的后代，又为周平王东迁立下汗马功劳，还曾帮助您的父亲周惠王平定王子颓之乱，在姬姓诸国中，与咱们王室的关系最为亲近。而狄人非我族类，不相为谋，是我们应该紧密团结起来防范的对象。您现在反倒想利用狄人的力量来对付郑国，到底有没有考虑过后果？”富辰这话很有道理，然而没有注意劝说的艺术。周襄王正在气头上，你还一味说郑国的好话，完全不批评郑文公扣押天子使臣的非礼行为，自己打又不敢打，打也打不过，请别人来打，你还要上纲上线，将一顶顶责任大帽子全部扣到周襄王头上，周襄王能接受么？周襄王当然不能接受，他派大夫颓叔和桃子前往狄人居住的地方，请狄人出兵攻打郑国。狄人历来对中原虎视眈眈，总想着冲进来烧杀劫掠，现在周天子主动引狼入室，又何乐而不为呢？公元前640年夏天，狄人大举入侵郑国，攻占郑国的陪都栎城，给了郑文公一个沉重的打击。周襄王很感激狄人替他出了一口恶气，作为报答，他派颓叔和桃子为迎亲使臣，娶了狄人首领的女儿隗氏为妻，还打算立其为王后。这一计划又遭到富辰的反对：“现在狄人自恃有功于王室，必定贪得无厌，而您还推波助澜，居然要立隗氏为后。您难道不知道，妇人最难对付，您对她过于亲近，她就会胡思乱想；您对她疏远，她就会有怨言。用这种方式报答狄人，必有后患。”周襄王老早就厌烦了这些手下的嘱咐和劝告，干什么都畏首畏尾，毫无身为天子的豪气，他上次尝到甜头，这回坚持立隗氏为后。在那个年代，找老婆就是找岳父，就是找靠山。他也许认为，将隗氏立为王后，狄人从此就成了自己的靠山，甚至可以借助狄人的力量发动“礼乐征伐”了吧。不幸被富辰言中，隗氏当上王后没两年，就送给周襄王一顶绿帽子——和从齐国流亡回来的王子带发生了奸情。发生这种事情，周襄王当然不能忍受，但他没有处罚王子带，仅仅处罚了隗氏，废除了隗氏的王后之位，并将她赶到温城去住。狄人对此非常不满。当时派去迎娶隗氏的颓叔和桃子也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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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F，对外宣称是向晋国借兵攻打齐国，实际上是找晋景公帮忙，希望借晋国的干涉来铲除“三桓”。然而，就在公孙归父访问晋国的时候，鲁宣公却突然无疾而终了。按照《春秋》的记载，是“公薨于路寝”，也就是死在自己的床上。这段记载给后世留下诸多猜测。毕竟，鲁宣公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死亡，想让人不产生怀疑都难。而“三桓”的表现简直就是直接指认自己是凶手。鲁宣公的葬礼还没有举行，季孙行父便急急忙忙在朝堂上发表了一番讲话，全文为：“杀嫡立庶，使得鲁国失去大援的，就是襄仲！”襄仲就是公孙归父的父亲公子遂。杀嫡立庶四个字，一方面是指责当年公子遂杀死公子恶和公子视，另一方面也是在提醒大家，鲁宣公原本无权继承君位，只不过是因为公子遂的阴谋才得以上台。至于失去大援，则是指齐国对于公子恶和公子视的死实际上一直耿耿于怀，因此对鲁国采取了表面友好、实则欺负的政策。季孙行父将矛头指向公子遂，同时又否定了鲁宣公，最终的目的却是攻击人在晋国的公孙归父。对于这种指桑骂槐的伎俩，大夫藏宣叔（藏文仲之孙）觉得很不磊落，他当面回应季孙行父：“过去发生的事情，在当时不能追究责任，后人何罪之有？你不就是想除掉归父吗？那就光明正大地派我去办嘛！”“三桓”才不会手软，命令将东门氏悉数驱逐出境。公孙归父从晋国回来，到达笙地（鲁国地名）的时候，听到了鲁宣公的死讯和自己的家族被驱逐的消息。他停下来，就在路边筑起一座土坛，用布帛围住，算是给鲁宣公设了一个灵堂；又将副手叫到跟前，请副手代替他回曲阜，到鲁宣公的棺材前复命。做完这些事，公孙归父解开衣服，袒露出左胸，用麻布系起头发，坐在土坛前放声大哭，然后站起来跺了三次脚，便驾着马车投奔齐国而去了。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一丝不苟地按照周礼的规定办理的。在危难时刻仍然保持冷静的头脑和从容不迫的态度，是当时的卿大夫和士阶层推崇的品质。《春秋》郑重其事地记载：“归父还自晋，至笙。”算是对公孙归父的一种褒扬。第二年春天，鲁宣公的儿子黑肱继位，也就是历史上的鲁成公。【晋国重振雄风】公元前590年，继“初税亩”之后，鲁国再一次进行赋税制度改革，史称“作丘甲”。丘是春秋时期的地方行政单位，一丘约有农民一百五十人。所谓作丘甲，就是每丘派出一定数量的成年男子，自备武具服兵役，成为职业军人，丘中其余男子分摊他们的耕种任务。在传统的井田制度下，农民在农忙的时候种田，农闲的时候服役，全民皆兵，战斗力相对低下。在鲁国，随着井田制度的灭亡和初税亩制度的实施，农民种田的热情明显高涨，国家税收随之提高，社会分工必然更加细化，职业军人也就应运而生。因此，作丘甲可以视为初税亩的配套改革措施，对鲁国的富国强兵起到重要作用。虽然是配套改革，鲁国在这个时候作丘甲，也是因为感受到了齐楚联盟带来的巨大压力。仅在几个月前，鲁国还试图联合楚国进攻齐国。但是随着楚庄王和鲁宣公的先后去世，两国之间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齐顷公抓住这一机会，主动与刚刚即位的楚共王进行亲密接触，齐楚两国关系急剧升温，结成了战略联盟。在这种情况下，鲁国人感觉有必要加强与晋国的友好关系，于是派大夫藏孙许前往晋国，与晋景公在赤棘（晋国地名）举行了会盟。同年冬天，臧孙许在国务会议上分析说：“现在齐国和楚国交好，而我国新近与晋国结盟，如果晋、楚两国争夺天下的领导权，齐国必定派兵入侵我国。到那时，如果晋国讨伐齐国，楚国必定救援齐国。这就意味着，齐、楚两个大国都将我国当做了敌人，形势非常危险！我们只有作好防备，才有可能免于祸患。”大家都赞同他的观点，于是加快推进“作丘甲”改革，抓紧新入营士兵的培训，重新修固城墙，鲁国上下迅速进入战备状态。在得到楚国这个盟友后，齐顷公的腰杆子硬了很多，也不把晋国放在心上了。公元年589年春天，齐顷公亲自率领部队入侵鲁国北部边境，包围了龙城（鲁国地名）。早有准备的鲁国人打得很顽强，不但多次打退齐军的进攻，还俘虏了齐顷公的心腹爱将卢蒲就。齐顷公紧张了，派人对龙城军民说：“千万不要杀他！我愿意与你们签订合约，保证不进入你们的地界。”齐顷公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对下属很关心——这一点还将在以后的故事中得到体现。当时龙城的军民听到齐顷公这么说，却对形势产生了错误判断，认为齐国人已经胆怯，所以不但杀死了卢蒲就，还将他的尸体挂在城墙之上。可想而知，齐国人十分愤怒。齐顷公亲自擂鼓，军官们身先士卒登上城墙，仅用了三日就攻陷龙城。齐军士气大振，乘胜南侵，又包围了巢丘。齐国的军事行动引起了晋国的强烈不安。在晋景公的授意下，卫穆公派孙良夫、石稷、宁相、向禽将四人带兵入侵齐国，以减轻鲁国的军事压力。齐顷公得到情报，立马回师北上，在齐卫边境截住了卫国部队。面对强大的齐军，石稷的意见是立刻撤退，避其锋芒。但是主将孙良夫不同意，他对石稷说：“我们带兵讨伐齐国，遇到齐国的部队就向后转，将如何向国君复命？如果你认为我们肯定打不过齐军，当初就不应该出兵。现在既然遇到了，哪有逃避之理，不如一战！”三年前发生在临淄的外交风波，孙良夫也是受害者之一。现在他坚持要与齐军作战，显然不是基于对形势的准确判断，而是出于对齐顷公的报复心理。同年夏天，齐卫两军在新筑（卫国地名）发生战斗。齐军人多势众，攻势迅猛，卫军势单力薄，节节败退。危急关头，石稷对孙良夫说：“失败已成定局，如果您再坚持抵挡齐军，恐怕我们都要全军覆灭了，到时拿什么回去复命？”孙良夫不置可否。石稷只好又说，“您是卫国的卿，如果被俘或被杀，都是国家的耻辱。请您带领大部队先撤，我留在这里掩护你们。”孙良夫走后，石稷带领剩下的部队坚守新筑。他鼓励大家说，晋国的援军正浩浩荡荡开赴战场，只要再坚持几天就可以了。早在公元前595年，莫须有的晋国援军就曾支撑着宋国军民抵抗楚军长达半年之久；六年之后，石稷再次打出晋国援军这张空牌，卫国将士同样士气大振，打退了齐军一次又一次进攻。齐顷公惊愕之余，命令停止进攻，将部队驻扎在鞫（jū）居，以待形势明朗。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新筑的地方贵族仲叔于奚发扬了罕见的英雄主义精神，趁这个机会率领部队进攻齐营，打了一个漂亮的防守反击，居然将齐军逼退了几十里，从而将卫国军队从危亡中挽救出来。战后论功行赏，卫穆公要奖赏仲叔于奚一座城池，被仲叔于奚拒绝了。这个乡下地主根本不稀罕土地，反倒是对政治待遇很感兴趣，他向卫穆公提出两个要求：第一是“曲县”，第二是“繁缨以朝”。按朝周朝的礼制，天子的乐器，四面悬挂，如果同宫室那样四面有墙，称为“宫县”；诸侯的乐器三面悬挂，独缺南面，称为“曲县”；卿大夫的乐器两面悬挂，称为“判县”；士的乐器仅东面悬挂，称为“特县”。仲叔于奚充其量不过是大夫身份，却想一边听着曲县的音乐一边吃饭喝酒，无疑是大大的僭越。同样，“繁缨以朝”是指以繁缨装饰马匹来朝见国君，也是享受诸侯的待遇。在当时的人看来，仲叔于奚的要求无疑是大大的“非礼”，简直就是以下犯上。孔夫子对此评价说：“与其答应这种非礼的要求，不如多给他几座城。唯有礼器和名号，是由国君持有的，不可以轻易让给别人。名号是用来体现威信的，威信是用来保持礼器的，礼器是用来体现礼制的，礼制则是用来推行道义的，道义是用来产生利益的，利益是用来治理百姓的，这可是政治生活中的大是大非问题。假如将礼器和名号给了别人，等于将政权拱手相让，国家也将随之灭亡，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卫穆公不这样想，他掰着指头一算，觉得给仲叔于奚一点政治待遇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比给他一座城池要划算得多了，于是答应了仲叔于奚的请求。公元前589年发生的龙城之战和新筑之战，可以视为新一轮中原大混战的序幕。新筑之战后，孙良夫没有回卫国，而是直接去了晋国。与此同时，鲁国的使者臧孙许也来到了绛都。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找到了晋国的中军元帅郤克，请求郤克主持公道，劝说晋景公派兵讨伐齐国。对于郤克来说，讨伐齐国自然是快意恩仇之事，也是晋国战略扩张必走的一步棋。正如前面所说的，晋国的最大敌人是楚国，必须拉拢的对象是齐国和鲁国。现在齐国和楚国搞到了一起，已经是大大的不利，如果再坐视齐国欺负鲁国和卫国，“天下”这张大饼，恐怕就轮不到晋国来啃一口了。晋景公恐怕也是这么担心的，很快同意了郤克的要求，并且很大方地说，你要攻打齐国就多带点人马，我给你兵车七百乘！郤克马上说：“那可不够！这是城濮之战的兵力，当年是因为有先君晋文公的英明和诸位先大夫的武勇，才以七百乘的兵力打败楚国。我郤克与诸位先大夫比起来，连替他们提鞋都不配，请您给我八百乘！”郤克将这一战与城濮之战相比，使得晋景公很感动。谁不想重现当年晋文公的威风，成就领袖群伦的霸业啊！这些年来韬光养晦，励精图治，不就是等着这么一天吗？晋景公点点头，答应了郤克的请求。公元前589年六月，郤克率领八百乘兵车从绛都出发，去寻找昔日的光荣。这支部队包括晋国中军的全部，由郤克直接领导；上军的一部分，由上军副帅士燮带领；下军的全部，由下军元帅栾书带领；韩厥仍旧担任军中司马。臧孙许代表鲁国政府前往边境迎接晋国大军，季孙行父则带领鲁国军队从曲阜出发，与晋军会合。晋军与鲁军会合之后，转而向北，朝着卫国进发，途中发生了一件小事：晋国军中有人不遵守军纪，被司马韩厥抓住，即将要处斩。郤克连忙驾车来救人，赶到的时候，人已经被杀了。郤克马上命令将这个人的尸体挂出去示众。他的随从很奇怪：“您不是来救他的吗？”郤克回答：“是啊，可是人既然已经死了，我就来替韩司马分担流言蜚语吧！”言下之意，此人不是非杀不可，为了避免军中将士对韩厥有非议，特别怕人们认为自己与韩厥意见相左，从而影响韩厥的威信，所以故意挂尸示众，以示自己是同意杀这个人的。这件小事说明，正如当年士会有成全郤克的雅量，郤克也有维护下属的气度，都是难得的好领导。晋鲁联军与齐军在靡笄（齐国地名）相遇。齐顷公派使者到晋军大营下战书，说：“诸位率领军队光临敝国，敝国军队虽然不强，也请明天早上一见高下。”郤克也客气地答复说：“晋国与鲁国、卫国，同为姬姓，乃兄弟之国。这两个国家派人来告诉我们说，‘齐国人不分早晚在我们的土地上发泄怒气。’我们的国君不忍心，就派我们这些人来向贵国求情，但又命令我们不要在贵国久留。我们也是能进不能退，既然您约我们明日决战，我们不能让您的愿望落空啊。”齐顷公听了使者的转述，又派人对郤克说：“大夫同意决战了，这正是我所希望的；就算您不同意，这战也还是要打的。”打完口水仗之后，双方便秣马厉兵，准备真刀真枪地战斗了。曾经在断道之会上中途逃跑的齐国上卿高固决心在战场上挽回自己的面子，亲自驾车前往晋军大营“致师”，也就是挑战。高固确实是一员猛将，他在车上装了一堆石头，突入晋军阵地之后，也不用刀枪弓箭，就拿石头砸人，打得晋军抱头逃窜（怎么有点像梁山泊的没羽箭张清？）。石头扔完了，又跳上一辆晋军战车，俘虏了一名晋军士兵，然后驾着晋军的战车跑回来。他将桑树根系在战车上，巡游齐军营地，大声宣布：“如果有谁需要勇气，可以向我购买余勇！”第二天一早，两军在鞍地（地名）列阵。齐国军中，邴夏担任齐顷公的戎车驾驶员，逢丑父担任戎车护卫；晋国军中，解张担任郤克的戎车驾驶员，郑丘缓担任戎车护卫。《左传》之所以将这些人物列出来，是因为在春秋时期，戎车驾驶员和戎右护卫是极其重要的职务，甚至要通过占卜来选择合适的人选。应该说，高固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齐军的士气。齐顷公也豪气干云，对左右说：“我姑且打败敌人再来吃早饭！”来不及给战马披上铠甲便冲了出去。国君冲锋陷阵，齐军将士也不能落后，跟随着他向晋军冲去。这场规模空前的战斗中，齐军先声夺人，一开始占了上风；而晋军的反应相对迟钝，陷入被动。由于齐军进攻的速度太快，晋军主帅郤克所在的位置也受到了冲击。混战之中，一支冷箭射中了正在击鼓的郤克，鲜血迸流，直到其脚跟。郤克怕影响士气，一边坚持击鼓，一边对身边的解张和郑丘缓说：“我受伤了！”没想到解张和郑丘缓这两个家伙一点也不心疼首长，也没有抓住机会表扬首长的英勇。戎车驾驶员解张说：“自交战开始，我就中了两箭，一支贯穿我的手掌，一支贯穿我的手肘，我都没告诉您，偷偷折断了箭杆，仍旧坚守岗位。您看，车的左轮都已经被我的鲜血染红。自古以来，大将死而鼓声不绝，车夫死而缰绳在手，这不过是尽了自己的职责，怎么好意思提受伤的事呢？请您忍住！”——这家伙放到现在，一辈子都别想进步。戎右护卫郑丘缓说：“自交战开始，只要遇到有险阻，我就下车推行，您难道留意到我的举动了吗？只不过您真是受伤很重啊！”解张说：“旗和鼓就是大军的耳目，将士们或进或退，全凭您的鼓声指引。这辆戎车只要有一人坐镇，战争就可以胜利，怎么可以因为您受伤就败坏国君的大事呢？穿着盔甲，拿着武器，本来就是去死的。现在伤口还不至于要命，请您还是尽力而为吧！”于是将缰绳交到已经受重伤的左手，右手拿过郤克的鼓槌敲，代替他击鼓。结果因为左手无力，控制不住战马，戎车朝着齐军狂奔而去。晋国士兵看到主帅如此英勇，大受鼓舞，都争先恐后地跟在戎车后面向齐军冲杀。战争的局势几乎在一瞬间被扭转，齐军全面溃败。晋军乘胜追击，像打猎一般追赶齐军，竟然绕着华不注山（现在的华山）转了三圈！据说，大战的前一天晚上，晋军司马韩厥做了一个梦，梦见他的父亲子舆对他说：“明天不要站在战车的左右两侧！”按照周朝的军制，除主帅的戎车有特别规定外，一般将领的战车都是驾驶员立于车中，将领立于车左。韩厥担任司马，本来应该站在左侧的位置，负责射箭。因为做了这个梦，第二天他便改换了位置，站在中间亲自驾车。齐军败退后，韩厥死死盯住齐顷公的戎车，紧追不舍。齐顷公的戎车驾驶员邴夏看出韩厥气度不凡，对齐顷公说：“快射那个驾车的人，他是君子。”齐顷公说：“既然知道他是君子还射他，非礼也！”于是张弓搭箭，先射其车左，将车左弓手射于车下；后射其车右，将车右护卫射死在车上。但是韩厥丝毫不为之所动，仍然紧跟着齐顷公。这时有一位晋军将领綦（qí）毋张，因为战车被毁而徒步作战，看到韩厥的战车经过，便跟着韩厥跑起来，大叫道：“带上我，带上我！”从后面跳上了车。綦毋张上车之后，想站在车左或车右，都被韩厥用手肘推开，只让他站在自己身后。韩厥又弯下身子，稳住车右护卫的尸体，不让他掉出去。趁着这个机会，齐顷公和逢丑父快速交换了位置。快跑到华泉（华不注山下的泉水）的时候，齐顷公的战马被树枝卡住，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战前一天，逢丑父在睡觉的时候被蛇咬到，小臂严重受伤，但他隐瞒着没有告诉别人。现在遇到这种情况，身为戎右的他本来应该下车排除障碍，却又有心无力。进退两难之间，韩厥和綦毋张已经赶到。见到此情此景，韩厥也跳下车来，手里仍执着马缰，走到齐顷公的车前，对着逢丑父磕头，然后从怀中掏出酒杯和玉璧献上（真难为他了，打仗还带着这些玩意儿），
军的组织和训练，为后来一切军阀所效仿。1854年二月，湘军练成，曾国藩亲率湘军征讨太平军。在出发的时候，他发布《讨粤匪檄》的公告说：“太平天国运动的行为，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视，不思一为之所乎？”从这里可以看出曾国藩作为封建社会卫道士的嘴脸。太平军对付这个凶恶的敌人，不敢掉以轻心，向湘军发动全面进攻，将驻有湘军主力的长沙围困，曾国藩冲出包围。1854年四月二十八日，曾国藩率部进入白沙州，即命水师进攻靖港，结果遭到惨败，曾国藩又急命陆军全线出击，不想陆军见水师失利，军心大乱，溃不成军，曾国藩羞愤、沮丧得无地自容，几次当着属下的面投水自杀，被左右护卫拉住。回到省城长沙后，在一片嘲讽和攻击声中，曾国藩又气又愤，声言将在某晚自杀以谢湘人，并写下了遗嘱，甚至让他的弟弟曾国荃去购置棺材。后来由于太平军将进攻目标转向了武昌，才给曾国藩以喘息的机会，重整军队，取得了在湖南的优势。曾国藩力量的逐渐壮大，不仅引起了清朝统治者的戒心，就连地方督抚也产生了妒忌，一些人处处给他出难题。自恃有功而未得实权的曾国藩对清廷也不满起来。1857年三月，曾国藩借反表之名，奏请终身守制，意在以退为进。不想咸丰帝一笔朱文，准其请求。后来迫于太平军的势力，清廷终于给了曾国藩实权，召其出山。1860年，曾国藩就任两江总督，并任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重新开始镇压太平军。十二月，太平军李秀成进逼祁门湘军老营，在此坐镇的曾国藩知自己兵力单薄，难堪一击，又写好遗书准备自尽，而李秀成却绕路他行，使曾国藩又一次生还。1861年九月，湘军攻陷安庆，军事上出现转折。十一月，慈禧任命曾国藩统辖苏、皖、赣、浙四省军务，可以说，此时的曾国藩已经取得了反太平天国战争的军政全权，同时，也使湘系势力不仅驻占长江中下游，而且延伸到西南内地。从此，曾国藩的湘系集团，一跃成为地主阶级当权势力中最大的实力派。1862年，曾国藩兵分十路，向太平天国发动大规模进攻。曾国藩所指挥的各路湘军，在疯狂镇压太平军的同时，对所占领之地，大肆屠杀、奸淫、掳掠，苏、浙两省成为凄惨的人间地狱。据统计，苏、浙两省死于屠刀之下者达二百八十七万多人。苏杭天下足的富甲之地，在湘军的铁蹄践踏下，已是白骨遍地，荒无人烟。1864年七月，湘军攻破天京后，更是惨绝人寰，洗劫一空。曾国藩本人称“三月之间，毙贼共十万余人，秦淮长河，尸首如林”。而天京失陷时，太平军全部人数不过一万多人，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冲出重围。可见，惨遭杀戮的多是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曾国藩之弟曾国荃为了私吞财富，掩耳盗铃，下令放火灭迹，天京大火直烧了七天七夜，繁华的都城一下子变成了一片废墟，但曾国藩在报告中诬称，大火为太平军所为，把宫殿府宅都烧掉了，“三日火光不熄”，天京城内未发现太平军财库。为了防止事情泄露，曾国藩不让被捕的太平军忠王李秀成押送到京，就地便杀害了。攻陷天京后，曾国藩被封一等侯爵，赏太子太保衔，他的权力、地位和功名达到了顶峰。曾国藩深知“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的历史遗训，知道自己此时权柄过重，朝廷上下很多人对他都不放心。为了减少清廷的疑忌，以免招致杀身灭门之祸，于是，在湘军军心涣散的时候，主动向清廷提出，将湘军逐步遣散，并命其弟曾国荃称病辞职回湘，以缓和矛盾，向世人展示自己清廉，没有野心。这时，太平军余部与在淮河两岸活动的另一支反清武装捻军会合在一起，重新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武装斗争。1864年十一月，清廷命曾国藩率部前往安徽、湖北交界地区剿杀捻军，曾国藩百般托词，终未去。后来捻军在山东全歼僧格林沁部队，引起清王朝统治集团的极大恐慌。僧格林沁是清朝有名的将军，他的部队大部分是蒙古骑兵，战斗力极强。清廷意识到，捻军已成为太平天国之后新的大敌，于是又于1865年五月命令曾国藩赴山东作战，将两江总督职交由李鸿章暂行署理。此时，湘军已大部分被裁撤掉，曾国藩只能依靠李鸿章的淮军去作战，而淮军又不受曾国藩的领导，即使交由曾国藩指挥的部分淮军，亦暗中受李鸿章掣肘。曾国藩屡屡失败，在责难声中，请求离任，清廷又任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回任后，1868年五月，曾国藩由南京出发检查粮饷、武器的准备情况，开始注重军事工业，成为中国近代洋务运动的早期人物。早在1861年九月，曾国藩还促成了江南制造总局的成立，这是清末最大的一项军事工业。曾国藩等人还设立学校学习外国语言，学习机械制造技术，翻译了大量外国工程技术书籍。曾国藩在办洋务中认到人才的重要，与李鸿章联名上奏，请求清廷派选学生出国留学深造。这些举措，都是值得肯定的。1870年，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不久，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天津教案。天津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收养的婴儿，因流行病传染而死亡三四十名，尸体溃烂，惨不忍睹，引起群众公愤。此时，天津一带又哄传幼童被迷拐事件，也与天主教堂有关。于是，天津民众于六月二十日聚集在育婴堂前，要求入内检查。正当民众代表在征得该育婴堂负责修女同意后，准备入内检查时，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得报，亲自赶到育婴堂，不问情由，就把民众代表轰出堂外。次日，丰大业持枪前往会见北洋通商大臣崇厚，勒令派兵镇压，谈判未果，即行开枪恫吓。出衙门后，丰大业在路上公然向天津知县刘杰开枪，击伤刘的随从高升，这激起了民众极大的义愤，当场将丰大业打死，随后愤怒的群众放火焚烧育婴堂，捣毁法、美、英等国教堂及领事署，并打死外国教士、商人及官员多名。事后，法国立即向清政府施加政治压力和军事威胁，并联合美、英、俄、德、比、西诸国，一起向清廷提出抗议，各国军舰集结于天津海口示威，强令清政府镇压爰国群众，惩办地方官员，并扬言：“十数日内再无切实办法，定将天津化为焦土。”于是清政府一面派崇厚为钦差大臣赴法国“谢罪”，另一面又命令曾国藩火速去天津查办。曾国藩生怕得罪洋人，一味避战求和，定下的查办方针是“但和局之速成，不顾情罪之当否”，即只求尽快达成妥协，保住“和局”，顾不了什么是非曲直。结果，天津知府和知县被革职、充军，并逮捕了很多天津爱国群众，其中，二十人被判死刑，二十五人被流放，同时，还向侵略者赔偿四十九万七千两白银。曾国藩的软弱投降政策，激起了全国的一致声讨，就连他的湖南同乡，也把他在湖南会馆的功名匾额摘下来打碎，烧成灰烬。同年九月，在国人的一片“卖国贼”的唾骂声中，曾国藩又调任两江总督。1872年三月，曾国藩在南京死去，时年六十一岁，曾国藩死后，被清廷赠“太傅”，谥“文正”，所著重要文章集为《曾文正公全集》。此外，有《手书日记》、《曾国藩家书家训》、《曾文正公集外集》等。曾国藩信奉经世之学，他曾说：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及至后来，他位处显要，仍抱定“拼命报国，侧身修行”的宗旨。他在见慈禧太后时，发现了慈禧贪权而实无多大本事的真相后，十分难过，在给政治盟友胡林翼的信中说：“默观天下大局，万难挽回，待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曾国藩律己甚严，每日躬身自省过失缺点，以求日有所进，这种严格的自省精神，也流露在他给父母、兄弟、子女的书信里。他在训诫晚辈时，总是教导他们要节俭、勤奋、廉洁。他致力于复兴理学，非常相信主观意志的作用，有时他把自己一生成功的原因归结为“坚忍”两个字。曾国藩在民间，就兼有“第一名臣”的桂冠和“曾剃头”、“曾屠户”、“曾国贼”的称号。章太炎曾经说，对曾国藩，“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命以英雄诚不虚”，斥为“民贼”亦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这可作为我们今天认识这个历史人物的一个参照。二、洋务大师李鸿章李鸿章，生于1823年，本名章铜，字少荃，安徽合肥人。道光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修。1853年，李鸿章回籍办团练，以对抗捻军和太平军。1858年到江西入曾国藩幕，成为曾国藩的门生，襄办营务。1861年奉命编练淮平，很受曾国藩赏识。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因表现突出，被清政府任命为江苏巡抚。出任巡抚的时候，他把从安徽招募的淮军也带到了上海，买了一批洋枪洋炮，又雇用了一批英、美、法的军官和士兵当教官，让他们教淮军练习洋操和使用外国武器，打算把淮军训练成一支新式军队。但是淮军人数很多，枪炮弹药全靠从外国购买，没有那么多钱，李鸿章想，如果能把制造枪炮弹药的机器买过来，雇用外国工匠，用本国的原料，自己制造军火，不就省钱了吗？这时，有一个名叫马格里的英国军医找到李鸿章说：“我学过制造军火，还会训练军队，听说你想自办军火，我愿意效劳。”李鸿章正求之不得，连忙说：“那太好了，从今以后，你在我这里当军官，负责教练枪队，我再给你一笔钱，筹办开设一个兵工厂。”不久，一个专门制造弹药的工厂在松江的一座庙里开办起来了。李鸿章还设立了上海制炮局，从香港买回制炮机器，又招募了一些英、法两国的工匠，开始制造“幵花炮弹”和一种叫“自来火”的引火器。淮军将领韩殿甲还带领一批中国工匠进局学习各种技术。后来，淮军打败太平军，占领苏州，李鸿章又把马格里办的兵工厂迁到苏州，进一步扩大规模，成了苏州制炮局。马格里通过关系，购买了一套外国舰队解散后遗留下来的制造和修理各种武器的机器设备。这样，子弹、榴弹、信管、雷管、迫击炮和步枪都陆续造了出来。1865年，李鸿章被提升为两江总督，移驻南京，他又把苏州制炮局迁到南京雨花台附近，改名为“金陵制造局”，又叫“江宁机器局”，继续制造武器。同时，他又用四万两白银买下了上海虹口的一座美国人办的铁工厂，把几家制炮局、制造局与铁厂合并起来，成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不久，曾国藩派人从美国买回一部分机器也拨给了江南机器制造局，使它成为一座规模巨大的兵工厂，既能制造各种枪炮弹药，又能模仿外国的式样和结构，造出轮船。这时候，左宗棠也在福建设立福州船政局，丁宝桢在济南设山东机器局，都是生产洋枪洋炮等的兵工厂。清廷看到这种情况，害怕新式武器的制造和使用权都操纵在汉人手里，对满洲贵族的统治地位不利，于是，恭亲王奕授意通商大臣崇厚等办天津机器局，请英国人密妥士当总管，打算制造火药，可成效不大。1870年，李鸿章继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接办了天津机器局，进行了整顿扩充，才开始制造枪炮弹药和军用器具。李鸿章为发展淮军势力，巩固北洋地盘，又筹建海军和设置海防，加紧建设大沽炮台。他嫌前任崇厚在时所设置的旧式土炮过于落后，就和马格里商量，把在苏州储存的大炮和金陵机器局制造的洋炮运到天津，配置在大沽炮台。1875年，大沽炮台的官兵们试放该局制造的两门六十八磅的大炮时，发生了爆炸，当场炸死七名士兵，把炮身都炸毁了。李鸿章听后暴跳如雷，他立即把马格里叫来天津。马格里借故推托，拖延了两个月才到天津，李鸿章让他亲自试放，结果，又一次发生爆炸。李鸿章责问为何炮弹质量如此低劣，马格里却态度骄横，断然拒绝。原来，当初马格里帮李鸿章制造的大炮，是用于对付太平军的，所以个个有效。而这一次，大炮是安装在大沽炮台用于对付外国人的入侵，英国人马格里就从中捣鬼。洋务派办洋务，从管理人员到技术设备，都依靠外国，那些到中国工厂里做事的外国人有他们自己的打算，赚钱是一，控制中国军事发展是二。所以，一般地制造一些枪炮子弹，他们愿意干，可一旦关系到对外国人不利的事，他们就不干了。李鸿章为了挽回面子，一气之下把马格里撤了职。清政府非常重视北洋海军，这也是李鸿章经营最久、花血本最大的一项事业。因为这支海军的兴衰不仅直接关系着淮系集团的势力，同时也是洋务派同保守派抗衡的筹码。李鸿章不遗余力地创建水师。19世纪70年代，由李鸿章主持向英国购买的军舰有“龙骧”、“虎威”、“策电”、“镇东”、“镇西”、“镇南”、“镇北”等炮艇。19世纪80年代，德国的军火和造船工业有了突出的发展，李鸿章又转向德国订购战舰，他向德国订购了“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船和“济远”号巡洋舰。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立，并拥有二十多艘军舰，李鸿章在旅顺口、威海卫设了两个主要海军基地。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的表现远不止这些，他还主张筹办了一些民用企业，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等。他还创立学堂，派遣留学生出国考察学习。1871年，他和曾国藩奏请清廷，挑选聪明的儿童去美国学习，被清政府批准。经过选拔，第一批幼童三十名，在上海乘轮船出洋。当这些幼童到达美国后，马上成为美国新闻中的轰动事件，美国总统还接见了他们。中国留学生给美国人留下了聪明能干、彬彬有礼的印象，并说他们是“中国的荣誉”。这些赴美的儿童中，就有后来成才的詹天佑、刘冠雄等。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表现积极，其办洋务的规模最大，成为洋务派最有代表性的人物。然而李鸿章在外交上却像他的老师曾国藩一样，是一个十足的软弱派。而曾国藩又师承穆彰阿，于是在晚清的大臣中形成了一个软弱派的阵营，并且在朝中具有极大的势力，超过了以林则徐、左宗棠为代表的强硬派。而主政的太后和皇帝又摇摆在软硬之间，总体趋向是偏软弱。这就注定了晚清外交的悲剧性结局。李鸿章在国人心中形成了一个“大卖国贼”的形象。李鸿章在外交上的软弱达到了匪夷所思的境地。1885年三月，清军与越南军民联合作战，在凉山、镇南关等地重创法军，这场战争最后以法国失败而告终。中法战争还使法国内阁倒台。但奇怪的是，最后的结果却是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战争胜利后，清政府派李鸿章与法国谈判，不知什么原因，李鸿章却与法国签订了一个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条约规定：承认法国在越南的统治；法越条约“均听处理”；准许法国等国人自越边界进入中国；法商入境，商税按税额减；允许法国帮助修筑滇、桂境内铁路。也就是说，中国要在这里修铁路，也必须同法国人商办等等。法国战败，竟享受了战胜国的利益；中国战胜，却甘受战败国的损失。就在李鸿章苦心经营他的北洋水师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了，事情原因是这样的：1894年四月，朝鲜爆发东学道农民起义，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派兵帮助镇压。就在清政府迟疑不决时，日本劝诱清朝出兵，“代韩戡乱”，表示日本政府“必无他意”。清政府听信日本“保证”，于1894年六月五日，派太原总兵夏士威、直隶提督叶志超率领2000名精兵赴朝鲜援助。六日，按1885年中日《天津会议专条》规定，清政府知照日本，日本以保护使馆和侨民为由，派重兵占据了仁川至汉城一带的战略要地，不久起义平息。清政府建议中日同时撤军，日方拒绝，并继续增兵。七月二十三日，日本借口“改革朝鲜内政”，闯入朝鲜王宫，俘虏国王，扶植傀儡政权。清政府被迫派兵增援。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派“济远”、“广乙”等战舰护送兵船到牙山，支援叶志超、夏
。”“轩辕后裔？”我眉尖一挑，强行按捺住了心头的惊异。“不错，要追溯根源的话，我才是真正的听风一派传人。”风钺悠然道。自他的话中我才渐渐明白事情的始末。上古风水派系正是由轩辕黄帝一手创建的，虽然之后分化作了听风、饲虚、布荫和筑壤四派，但主持整个派系大局的却依旧是轩辕一族的后人。然而，人的欲望是非常可怕的，作为四派中的顶尖份子，听风一派渐渐产生了雄起之心，事实上图谋定世三龙南龙气脉的神秘人便是这派的传人，这也是他踏出的第一步。作为定世三龙之一，通过上古藏穴法，南龙气脉蕴藏的力量足以改变一个家族的运势。而在野心勃勃的听风一派的计划中，所要做的便是将自身的运势与轩辕一族互换。正如之前我们所知道的，这位“高人”的精心布局被轩辕一族识破，集合其余三大派系的力量将听风一族禁锢了起来。至此，这个野心计划暂时告一段落。虽然之前的计划被完全粉碎，但自那时起，这个夙愿便根深蒂固地在听风一派中代代流传了下来。岁月如梭，蛰伏的听风一派渐渐得到了轩辕一族和其他派系的谅解，禁锢和监视也随即消除，就在这时一个绝好的机会出现了。作为轩辕传人的夫妇二人带领本族和各派参与了抵御外族的战役，这一战死伤无数，这对夫妇也不幸遇难，遗下一个不足三岁的孩子。听风一派看准了这个机会，以狸猫换太子的手法将自己的后代与之交换，在葬礼上示忠，承担起培养“轩辕后人”的重任。而之所以要如此隐密地进行，其原因除了怕剩余三派群起反抗外，还有一个更为深藏的秘密。“长生不老？！”我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惊讶，“你们真的相信这种神话里才有的传说？”“神话往往是有依据的，只是大多数人无力达到，却又无限神往，所以才成为了神话。”风钺微微笑道，“我们一派的祖师便是黄帝手下大将‘风后’，当初大破蚩尤的司南车就是出自他的手笔。”“那个司南斗盘……”我脑中忽地一闪，“就是风后亲手所做的？”“黄帝是个绝世奇才，他综合手下大臣的智慧，结合风水堪舆、奇门遁甲和中医药理，参透出了一套能够真正长生不老的秘诀。”风钺似乎来了兴致，“可惜，他在参透这个秘诀的同时也看透了自然与人生，我不知道这算迂腐还是智慧，只不过他的确是放弃了长生的特权。”南龙气脉、金玉药斧、活尸、葬屋棺井，这时我已完全明白，这一路行来，所经历的一切都是风钺试验求证长生不老的证据。“黄帝虽然没有选择长生，但也不曾毁掉秘诀，而是将它封藏了起来。”风钺继续道，“如果他不是那么相信风后，也许这将会成为轩辕一族永远的秘密。”“你是说风后参与了秘诀的封藏？”面对玄妙的传说故事，我也渐渐进入了角色。“没错，但只是参与制作了封藏品——司南斗盘。”风钺又沏了一盏茶，“而且他得到的只是一组经过加密的信息，至于解密的钥匙则被编入了只有轩辕一族才能看到的书籍中。”《闻风拾水录》？！我下意识地想到了这三篇突如其来的书稿，如果风钺所言句句属实，那《闻风拾水录》就一定是那套隐藏着密钥的书籍。“这书籍被黄帝分作三份，以神奇的力量藏入了轩辕铜镜、轩辕息壤和轩辕石中。”风钺的眼神渐渐犀利了起来，“只有继承了正统血脉的轩辕传人才能真正解读到这些文字。”“就算一切如你所说，我是轩辕传人，也解读了这些文字。”心中忽然感到无比的平静，我终于明白了风钺的用意，“可遗憾的是，那个司南斗盘我却依旧无法解密。”“哈哈……”风钺仰头大笑起来，“不急，不急，几千年都等得，又何须在乎多等些时候？”笑声戛然而止，风钺又恢复了方才那亲切谦和的气度：“更何况，尊夫人蕙质兰心，得此佳偶，君复何求？”“如果我放你们走，那就是对不起我师父；如果我不放你们走，那就是对不起我自己。”韩笑的脸上再度露出了调皮的微笑，“不过，我是一个有原则的人，遵循自己的原则办事。”“你身上的案子我已找关系消了。”风钺悠然道，“无后顾之忧，方可全力而为。”“多谢风爷关照。”我冷冷道，“你可算是手眼通天了。”“三天之后，我会约你。”风钺淡淡地笑了笑，站起身道，“到时便是以长生换余生。”“你始终还是没有记住我给你的忠告。”莫曹惋惜道，“如果不是在她们身上下了灵火印，也许我从此就不会再见到你了。”世间的机会总是那么稍纵即逝，也许你只是一个回头，它便悄悄地自你身边滑过，再也不会回来。此刻的韩笑应该深深体会到了这个道理，如果他少一点犹豫，如果他多一点冲动，如果……如果真有那么多如果的话，他和晖儿、S就不会撞上返回的风钺和莫曹了。“你们师徒情深意厚，我就不必多言了。”风钺温和地看了韩笑一眼，“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三天内，任何想带走那两位女士的人都将成为我的敌人。”“你再去见那女的一面吧。”莫曹缓缓上前拥抱了韩笑，暖如春风的笑容中隐隐透着别样的意味，“师徒一场，算是我给你的送别礼。”满是亲切的话语中，莫曹的右手轻轻地拍在了韩笑的背脊上。“很抱歉，我不能再带你们走了。”韩笑关上房门，歉意道。“事情真的很巧啊，说带我们走，出门就碰到你师父。”S冷冷道，“谁知道你们玩的什么鬼花样？”晖儿拉了拉S，奇怪地看着韩笑。“从小我的运气就不太好。”他点起一支纸烟，懒懒地笑道，“有生以来第一次喜欢上一个女孩，却落到了这么个下场。”身子一震，韩笑的脸上闪过一丝扭曲的表情，通常只有人在承受着巨大的痛苦时才会显露这样的表情。他继续笑着，艰难地将纸烟递向嘴边，狠狠地吸了两口。“我知道……这辈子……你是不可能爱上……我的……”韩笑的声音破碎了起来，半支烟卷悄然自指间落下。在他的身上渐渐浮现出一片扭曲的光影，那是一种近乎透明的火焰。“韩笑，你的身上……”S和晖儿同时惊呼了起来。“也许只有这样……”韩笑雪人似地融化着，脸上的笑容有如孩子般调皮，“你才……会永远……记得我……”三十、今夕何夕对于压力，没有多少人会喜欢，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无形的力量往往会阻挠事情的发展。我相信很多人都是这么认为的，尽管它也会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动力。在这个充满了两面性的世上，也许本就不存在“绝对”这个概念。从“品茗阁”回来后的两个小时内，大家都一直保持着沉默，或在思考，或在忙碌，或在牵挂。狴犴蜷在一边，落寞的表情似乎正在自责。林岳慢慢地抱起它，放在膝头，手掌轻柔地抚摸着它的背脊，正如S平日习惯的那样。莫炎斜斜地靠在窗边的墙壁上，右手横在胸前，左手平端着，掌中不断变幻着各色火焰。那色彩由深到浅，最后手中只剩下一团微微扭曲的气团，那是在高温状态下才会呈现的空气扭曲状态。画算了良久，耿婆的面前依旧只有一张不大的白纸，两小时的时间过去了，她却只用去不到四分之一。那块司南斗盘被放在了一边，虽然它蕴藏的秘密足以逆转人类生死的自然规律，可现在却并没有人再看上它一眼。笔记本电脑旁，我静静地坐着，屏幕上那些莫名的计算公式和天文数字像是在嘲笑着我的无能。对于电脑操作，我并不陌生，但对于程序和数学模型却一筹莫展。还记得临去井字楼的那晚，晖儿曾柔声地说会带给我惊喜。那一刻我俩都没有想到，事态会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微微叹了一声，我终于关闭了那令人头晕的公式界面，电脑桌面上晖儿那双温柔的眼睛正静静地注视着我。那是在家中拍下的一幅照片，平时我俩都不上相，但这照片上的表情却显得很自然。晖儿很喜欢，于是便将这张照片作为自己电脑的桌面壁纸。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程序图标引起了我的注意，虽然当时我只是想将它自壁纸中间挪开。那是一个以黑白圆点构成的图标，标称上清晰地注明着“司南破解”。难道晖儿已经编制出了司南斗盘的运算程序？！握住鼠标的手指迟疑了数秒，我迅速点开了那个图标，瞬即弹出的提示窗口上闪动着一排文字：“破解成功，生日快乐！”连日的忙碌，连我自己都忽略的生日，晖儿却一直记在心中。她的礼物珍贵无比。“成大事的人欲望都很少，但不是没有。”风钺望着窗外道，“舍去了其他的欲望，才能更好地专注于自己的野心。”“韩笑顽劣，死不足惜。”莫曹恭敬道，脸上的笑容有如例行公事。“也许我对你的要求过高了，或者说你对他的要求过高了。”风钺转过身，缓缓坐进沙发中，“你三十岁那年和他犯过类似的错误，只不过，那时候你补救得很好。”“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儿女情长则势必英雄气短。”莫曹没有坐下，只是垂手站在了一边，“风爷当时的教诲，莫曹永生铭记。”“亲手杀死自己的父母长辈，毁了心爱的女人和唯一的徒弟。”风钺示意莫曹坐下，“有时你真的让我觉得可怕，当初我只是看中你身上那种别样的戾气，却想不到你能成长到今天的地步。”“风爷一手栽培才有今天的莫曹，当初不是风爷晓以大义，只怕我还沉浸在俗人的情欲纷争之中。”莫曹坐在沙发上微微欠身道，“回首中华历史，皇图霸业者多是横断情欲，才可成得大事。”“好个‘横断情欲’！”风钺大笑道，眼中闪出凌厉的目光，“那你为的又是何种皇图霸业？”“莫曹只为风爷的皇图霸业倾尽全力，不作他想。”在如刀般锐利的目光下，莫曹微笑依旧道。“以你现在的修为涵养，大可去谋求自己的皇图霸业，又何必屈居人下。”风钺眼中的光芒渐渐淡去，口中轻叹道。“论修为涵养，莫曹不及风爷之万一，对您自伐其身的魄力和意志更是臣服不已。”莫曹坦然道。“自伐其身……真的很难。”风钺的脸上浮现出复杂的表情，“对别人残忍很容易，可又有多少人能对自己残忍呢？”茶几上，蹲坐吃食的金毛猴忽地抬起了头，怔怔地注视着风钺，眼中满是悲哀的神情。“靠，这结果也太复杂了。”林岳瞪着眼道，“一个奇阶幻方就够头痛的了，现在这么一算变四个了！”屏幕上显示着四个三排三列的奇阶幻方数列，我将司南斗盘上得出的数列输入了晖儿制作的程序，在一阵运算之后便得到了这样的输出结果。照理来说，算式演化和分析应该是抽丝剥茧地化繁为简，可现在的情况似乎恰恰相反，会不会是晖儿的程序出现了问题？“灵火九诀源自奇门遁甲。”莫炎没头没尾地冒出一句，“九诀合一便是第十诀。”莫炎的话让我眼前一亮，《闻风拾水录·奇门篇》中曾有“合则为一，分则各治。”的记载，这种理论在我国许多数术传承中都有一定的应用，如果司南斗盘的奇阶幻方数列是“合则为一”的话，那通过程序运算所得到的四个奇阶幻方数列应该就是“分则各治”。可这四个奇阶幻方数列只是单纯的数字，无论我将它们演变为与之相关的任何模式，得到的结果却始终还是一团乱麻。“三阶去五，二阶不生……”耿婆端详着其中一个幻方阵列，口中自语道，“像是奇门卦数，但数字组合又不一样，多了几个，似乎又少了几个。”“‘九金以应肺居皮毛，七火以应心居血脉，五土以应脾居肌肉’，我也看着眼熟。”林岳指着另一个阵列头晕道，“可怎么就不对劲呢？三木一水全倒过来了，脉不脉，脏不脏的。”事实上余下的两个阵列我和莫炎也是一筹莫展，它们看来更像是风水五行格局的数字版，但错落之间，数字的规律标识被有意识地打乱了，看去只有一些模糊的印象，但细究起来却毫无头绪。“三天为限是否高估了他们？”莫曹缓缓端起茶壶，碧色的茶水注入了风钺面前的杯中。“不可高估，亦不可低估。”风钺望着那恍如碧玉的茶水道，“但最重要的是时间。”金毛猴子自顾自拿起面前的茶杯，慢慢呷了一口，眼睛忽地瞪大，口中不住地吱喳着。风钺见状有些惊疑，端起茶杯抿了一口，脸上亦是一愣。“气无香，茶清淡，入喉却是回味无穷，蕴含万千气象。”风钺脸上不由得怅然道，“连我这个行尸之躯都能体味到，看来你的茶艺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了。”在中国古代曾流行着这样一种加密方式，取两张同样大小的正方形纸片，画上九宫格，将其中一张挖去指定的三个方格，把它覆在另一张纸片上，透过挖空的方格写下文字，而后旋转覆盖的纸片再写下文字。这样，一份简单的九宫加密文便出现了。要解读这份密文，就必须掌握撰写者使用的那张镂空纸片，而这张纸片便是“密钥”。风钺曾提到过，司南斗盘是由风后制作的封藏品，这位制作者也只是负责封藏了一组经过加密的信息。如果说我们现在得到的四组奇阶幻方数列是破解了风后的加密手法，那接下来要做的便是破解黄帝的加密手法。而解读的密钥应该就在《闻风拾水录》的书稿中。《虚灵》、《藏穴》、《奇门》三篇书稿中各自都有一些深奥晦涩的语句，如果要找寻解读四组奇阶幻方数列的密钥，那么以文字隐喻数字这种晦涩的方式就首先被排除了。既然《闻风拾水录》的书稿只有轩辕传人才能看到，那又何必给自己的后代布下如此重重的障碍呢？与数字最接近，同时提到数字最多的篇章便是《奇门》这一篇，在经过了一天多的排查之后，最终将视线确定在了结篇的一段文字上。“三奇六仪，天地之机。阴阳顺逆，至顺玄微……”我对照着数列道，“如果第一句理解为上三下六，那么‘阴阳顺逆’应该就是遇到阴数顺时针旋转，遇到阳数则逆时针旋转。”“时加六庚，抱木而行……时加六辛，行逢死人……”林岳则死盯着六仪字段，手下不住地画写着，“如果把这些代入到数列里，应该显示的是某些脉象……”“开段两句像总纲。”莫炎端详着手里画好的数列图道，“后面的是详解。”“呵呵，既然有了门道，咱们就好好算算。”耿婆拿出四张画好数列的白纸道，“各司其职，各选其能，看看这里面究竟藏着什么花巧。”装潢古朴的房间内。风钺从书桌的抽屉里拿出一个红木方匣，里面满是泛黄的照片和纸张。“自明日起……”风钺望着手中的照片道，“听风一派追寻的秘密将不再是秘密。”照片上一名身着满清官服的男子正搂着一个幼小的男孩，那孩子稚嫩的面容与风钺十分相仿。男子的肩上蹲坐着一只金毛猴子，形容严肃地正视着前方。照片的一角，一条长尾缀在浑圆的金色皮毛上，像似一只幼猴的半个身体。“天盘三奇、地盘九宫、人盘八门、星盘九星、神盘八神……”耿婆看着手里的白纸，低声喃喃道，“天意如此，造化弄人，那风钺是个天才。”“天才？天才是天生的蠢才！”林岳满脸苦相道，“心、肝、脾、肺、肾，阴阳脉象整了一大圈，你们猜猜最后是啥？”“不用猜，应该是尸厥、行尸、洪脉大涨。”我叹道，“你看看我和莫炎的结果。”两张白纸上各列出了一片布局图形，无论是从方位还是格局形态似乎都那么眼熟。“阳宅阴局和棺井？！”林岳彻底崩溃，“没那么邪乎吧？！”“时加六甲，一开一辟，上下交接。时加六乙，往来恍惚，与神俱出。”莫炎也不禁动容，“这是虚灵伪作八神……”无须再次求证，这一切的结果早已说明了问题。事实上，风钺的确是个绝世奇才，他苦心研制出的延寿方法竟与司南斗盘中的长生秘诀不谋而合。可这种方法非但费时费力，而且“不老”所带来的副作用便是成为徒具思想的行尸走肉，更何况它需要不断维持，根本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长生不老”。难怪黄帝会放弃长生的特权，将思想欲望锁入一个不具备任何欲望实施能力的肉体中，这种长生还是敬而远之为妙。但关键的是，风钺会相信这是真的吗？“呜……”手机震动着发出一阵低低的鸣响。“王亦凡？”“风钺？”“明天午时三刻，城南越洋仓库，六号门。”“一定准时。”“恭候大驾。”“嘟……”午时原本灼热的日头渐渐黯淡了下来，厚重的黑色云块大军压境，整个天空隐隐给
儿的过程就是这么一个过程。然后有了心得之后，第一步他就写札记，第二步从札记发展为论文，从论文发展为著作，但是他从未发表过专著。他没有想发表，他就作为自己的一种……娱乐吧等于就是，反正也没有别的事可干。解放以后他上的二所么，历史所。注24定：其实学问就得这么做才能做好呢。金：也没有谁让他几儿交稿，也没这事(笑)。所以女真语言文字研究那个书啊，不是一年两年做的，是好多年积累成的，其中绝大部分，特别是语法部分，那都是我父亲发现的，甚至于跟各种语言的比较，那都是……乌兰：因为他有好多语言的训练。
3.我的治学
金：我这个呢，是我父亲督促着我给他当助手，我这当助手一直当了好多年。所以我是从这助手练出来的。大体上过程就是这么样一个过程。受父亲的影响吧，我原来也是对这三样(史学、语言学、文学)感兴趣，因为助手的关系。但是我小时候对文学的兴趣好像比对语言学的兴趣更高一点，这跟老师还是很有关系，所以我就谈谈这老师的问题。除了我父亲在家里督促之外，我上中学的时候上的五中，北京五中。市立的就是五个中学。注25那时候家境已经很不好了，五中不要学费啊，五中不大好考，没办法就非考上不可，上了五中之后在各门功课里头，历史这门功课啊，成绩显得特别突出，教我的老师叫殷景仁，他从初一一直教我到高三。这殷景仁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跟我说，希望我将来毕业之后学历史。殷先生就给我指出一条路来，他说最好你就直入历史系，上了历史系，毕业之后最好上日本去一趟，那时候正是抗日的时候，我说那不是成了汉奸了么(笑)。殷先生就说，学术是学术，政治是政治，你得把它分开了。因为日本现在对东洋史的研究还有一些可以参考的，可以开开眼界。说你要听我的呢，准没错儿。这个话从初一起到高三止，他就跟我说了不止一次。反正我毕业的时候没听他的话，我考到北京大学的国文系。那时候也是敌伪周作人的时候，殷先生对这事很失望，对我很不满意。所以我就感觉老师对学生的爱护啊，我回想起来还是非常感激的。这时候我家的经济状况，北大我也上不下去了。正在这时候啊中学保送留日，一个班保送俩人，官费，那时候也没人去，去的人不多。结果殷先生就让学校指定我去，这么样就留日去了。留日去的时候殷先生又跟我谈，这回呀我接受老师的意见了，我说这回我一定听您的话。我上日本去不能够研究中国文学啊，这么样，到那儿去上的东洋史学科，那时候还叫东京帝国大学呢。到那儿去了之后，池内宏注26不是研究女真的吗，池内宏传下来的弟子就是三上次男注27，三上次男正在东大，结果我到那儿之后呢，我就接上三上次男的班了。三上有一本书叫《金代女真学研究》么，但是他主要研究金代的政治组织、社会组织、政治经济，没有研究语言，语言这方面是我们家内继承，在金史的其他方面是由东大那边，由三上那边(继承)，当然他那儿有些观点不能跟咱们完全一样了。后来我就把他那本金代女真之研究给翻成中文了——我看看能不能给您找出一本来。要想把学问深入一点，最好是跟家长，跟老师啊，搞接力赛，不要自己单……定：单挑一摊？金：对。最好还是接力。我们这个呢就是，一个是你家里，今儿个你父亲学理科，儿子学文科，孙子又学理科，这样哪个也行不了。因为这是个继承的问题。有时候一个学派形成很难哪，很不容易的。有时候您会感觉到，您说都是研究清史，王(钟翰)先生的清史跟别人的就不一样。是不是？定：对。金：其实您继承他这个，收获就会很大。定：对。金：自己还没成熟呢，就跟老师反对上，这可不好。现在有些人我就很看不惯。有的老师提出来就感觉伤心。日本就没有这种情况。像三上对池内，池内错他也不说错，反正这也不好，你不说老师错不就完了么，他有时还维护呢。他们老师对学生真爱，所有的都给你，学生对老师也什么。一个是接力的问题，一个是尊师的问题，这两个我就都非常在意。4.辛亥革命以后……
金：我就感觉中学殷先生给我指的路子，和我父亲给我由小带的这个路，这两条路我感觉都对了。现在越回想啊，对他们越非常感激，当然也非常遗憾，是什么呢？我在日本待了四年半，顶五年的样子，回来那时候是1944年的11月。定：就是日本快投降的时候？金：啊。我回国的那时候呀，回来之后我就做医疗卫生工作(笑)。定：啊？那是怎么回事？金：那时候有个医疗卫生委员会，实际上就带着工作人员拉药什么的。就在这时候殷先生去世了。我痛痛快快哭他一通，我就感觉到我自己也没什么前途了。那时候想去当个中学教员都不可能，刚刚胜利注29的时候，和胜利之后这一段啊，找工作很成问题，所以工作主要是在解放以后了。大体上前边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定：您出生是1920年？金：不是，是1918，民国七年。定：那时候您还很小呢。金：很小也能知道啊，在我10岁以前的时候，大体上是这么一个印象。定：金先生，我理解得对不对，就是说是不是辛亥革命一结束，满族立刻就特别倒霉？金：不是不是，辛亥革命是禅让啊，不是灭亡啊。所以冯玉祥啊，现在不是叫驱逐溥仪出宫么，北京人管他叫冯玉祥逼宫。那时候请段祺瑞出来的时候，段祺瑞发了一个通电注30呢，就说他可以出来，愿意合作，但是对驱逐溥仪这件事上，他认为辛亥让国，这么做不合适。定：咱们后来学历史都说是推翻了清王朝。我们这一代人就不太注意这个事了。金：不是，当时辛亥年没有换朝代的感觉，根本没有。更换朝代是十四年(1925年)，十七年(1928年)，民国十三年(1924年)不是驱逐溥仪嘛，民国十四年就没收旗产。定：就停发旗饷。金：旗饷早就不给了，就断断续续、断断续续。十三年把溥仪赶出宫之后，十四年张作霖来了，一瞧冯玉祥发了大财了，张作霖一想我也得干一下子，就宣布把所有的旗产全没收，给了极少的地价，但是府(王府)没有没收，因为咱们那府都卖了，没剩几处了。现在历史上写的跟实际情况有时有些差距。注31民国元年时还没有感觉到。从文物损坏开始，那是民国十四年。民国十七年那是大规模来了之后，北伐成功之后。定：您说的震动是指哪方面？金：连在机关工作都感到困难哪，好像低人一等。这不只是旗人，不只是满族，北京人也感觉到这样。北京人对北平、北伐这两个名词都有意见，那是当时，当时不敢公开说，现在也没人提这个了。现在实际上说了半天，说国民党不好，我觉得没说到点子上。国民党来了之后让北京人感觉到，小学的好多老师都教孩子“北平平谁，北伐伐谁”？定：北伐军是不是都是南方人？金：都是南方人哪，因为从前的时候直奉战争，直皖战争，那些战争现在把它都否定了，军阀乱战，跟咱们没什么关系，他们打他们的，跟老百姓不相干。民国十七年(1928年)就不是，是连老百姓一齐算了，这才厉害呢(笑)。比如说骂满族，你们野蛮民族怎么怎么样。我是什么时候才有这民族的感觉的？是上学之后学校教给我的，什么民族压迫，什么清朝野蛮的民族统治，这是学校教给我的。甚至我说的殷先生有时候多少也有这种，他虽然对我个人非常赏识，但是多少也有这种想法，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因为在我感觉里头，比如说对蒙古人，磕头碰脑的都是(笑)。说蒙古族是另一个民族，没有这种感觉。有时候感觉南方人很奇怪，说话什么的，因为我小时候在咱们北京啊，整个的，像安定门这一带是西藏人和蒙古人的地区，因为雍和宫在那儿呀。另外那些蒙古王府都是一半蒙古话一半满洲话，两种民族的风俗都有。当然我们所有的亲戚都是蒙古人。一般来说除了满人就是蒙古人。我到内蒙古去了之后我有一个感觉，就是年老的蒙古族见着我，乌素图召注32的喇嘛一听说我是满族，拉着我手就不放，跟我说起就没完，说现在当了教授真不容易。中年的就不像老年那么亲切，年轻的好像就更不如中年的亲切似的。老年的就好像根本就是一回事儿。当然只是我的感觉，不全是这样。定：那您对三家子的发现……注33金：那主要是清格尔泰注34同志听到消息后说要去的，结果当时学校要我跟他一块儿去。他们去了解语言，我去了解生活。我是把各方面全都了解了。因为到那儿去之后就跟三家子发生感情了。这对我也是这样，见到他们之后特别亲切。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就跟他们无话不说。比如说我想统计一下说满语的情况，熟练的人有多少，会说的人有多少，不会说的人有多少，生产大队的干部就主动说：“这事您甭管了，我给您统计得了。”那都是他们帮着弄的。咱们这族啊，到外边互助的情况还是很不错的。您应该写一点满族过去的情况，有什么好处呢？(满族)不是来了就压迫人，就搞文字狱，是不是呀？这主要就得靠您这一代，现在还能够写能够活动。再有一个就是满蒙关系应该研究研究，我在内大(内蒙古大学)我就感觉，内大好像对满蒙关系不大感兴趣。乌兰：研究的少。金：现在我有这么一个感觉，有的同志虽然学历史，对这个也不大什么，甚至有人还有这个想法，认为汉人是让满族给带到蒙古去的，没有这个事呀，问题是(清朝)不让他们进去呀，不让进去以后又扣个帽子说是隔离政策，它不是隔离，它主要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笑)。定：所以我就希望就满蒙关系这一问题，尤其您家里又有满蒙通婚这些情况，具体地给我们讲一讲。金：那讲起来就没头啦。定：您慢慢讲，咱们也不着急，过几天我再来。金：根本在这八旗里头，满蒙汉这三旗分不清。跟汉族的关系也很多，甚至跟南方汉族的关系也很多。乌兰：入了八旗的蒙古人，别人看着好像就是满族了，蒙古人那些特点基本就没有了。金先生你们家蒙古人的遗风、影响有没有？是不是进到满族人的家庭里头，蒙古人的影响就没有了？就满化了？金：我小时候好像觉得蒙古人就是自己人，没觉得蒙古人是另一类人。乌兰：反而觉得特别亲似的，是吧？定：她(指乌兰)说他们蒙古人和咱们满人通婚以后，是不是把他们蒙古人的习惯也带到咱们满人家里了？金：是呀。定：所以咱们满人家庭里也有好多蒙古人的习惯？金：蒙古人家庭也有好多咱们满人的习惯哪。定：咱们是把他们当蒙古人，还是当成满人，看不出区别来了？金：记得那时候我就觉得没有这种感觉。……满族跟女真族不同，满族第一步吸收的是蒙古族文化，所以满蒙关系史应该好好研究，当时内大好多领导听不进去。还有一个最遗憾的事，就是当时北京的好多王府里头，关于蒙古王的好多画像，我的意思是让内大收购，我给当介绍人。结果那时候正编革命史呢，对这个事就不重视。当时那个教务长什么的都没有兴趣，结果通过别人都让琉璃厂收购去了，太可惜了。策棱、成衮扎布注35这些人家的一系列的画像，那现在保留下来多好啊。注36二、参加了几乎所有的石油会战毓臻口述时间：1998年11月13日(第一次)1999年1月12日(第二次)地点：北京市王致和腐乳厂宿舍访谈者：定宜庄、佟鸿举[访谈者按]这是我本书中做得最早的一场访谈，距今已经十七年。我曾将这篇访谈收进《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书中，是那本书中受访的唯一一位爱新觉罗宗室的女性后裔。当时我初入此道，没有访谈经验，不仅问题提得不到位，而且面对不太健谈甚至也不太情愿合作的被访者，只是一味地小心翼翼，不知怎样将谈话深入下去，而毓女士就是这样的一位受访者。我曾几次与她相约，都不得见面，她对一生遭际也不愿多谈，所述经历中多有隐笔，加上她晚年一心学佛，自称已将世事看淡。我不得不尊重她的意见，所以凡她不愿的，或不问，或不录，故有这样一篇不算完整也谈不上深入的访谈。但是毓女士的经历确有不凡之处。正如她自己所说，从她父亲一辈起，就不是一般人们印象中那种提笼架鸟的八旗纨绔子弟。何况她还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自食其力，作为一个女性而参加1949年以后的几乎每一次石油会战，生活条件之艰苦，长期远离家乡亲人的孤独和寂寞，所有这一切，都需要付出坚忍的努力才能承受。她的经历，很大地改变了我过去对皇族的某些成见。1999年年初我为她做第二次访谈之后不久，便接到她女儿打来的电话，说母亲已经辞世，享年仅75岁。只是在与她女儿交谈之后我才知道，她在家庭、婚姻和工作中经历的种种坎坷，远非她在这篇口述中描述的那么淡然。北京史地民俗学会曾为毓女士出具一个证明，证明她确为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六子辅国公塔拜之后：“经北京史地学会常务理事冯其利到首都图书馆北京地方文献部查阅《爱新觉罗宗谱》，其父林全载在丙册4689页。”《爱新觉罗宗谱》中毓臻家族支脉一览：
1.我娘家
毓臻(以下简称臻)：我是1924年5月2号生的。我本来姓金，金就是爱新觉罗。这是我在50年前的结婚证书，你看都成这样了。这是我的丈夫，谢伯贤。这是我，金福臻。这是我女儿去年冬天给我画的画儿，画儿上写的是“万福骈臻”，就是我的名字。我父亲不是叫金林全嘛，名字有个“林”字，他就指名为姓。姓了林。他是溥字辈的，他的名字要跟溥仪他们排起来，就叫溥全。后来我们相继都参加革命，到了延安以后为了影响，就改成父亲那个姓，也姓林。你说这林福臻多麻烦呀，干脆“福”字也不要了，咱不迷信，就叫林臻吧！实际在档案上我还是写爱新觉罗·毓臻，常用名林臻，把来历也写清楚了。人说你为什么写这么复杂，我说我就是爱新觉罗，我又不怕你们对我怎么样。人家知道咱是爱新觉罗，还羡慕，说是宗室，我还以此为自豪呢！当然我并没有显摆我是爱新觉罗宗室。我认为这是祖先的，我们实事求是。以至我母亲去世，她的坟、碑什么的，我们都写爱新觉罗。这次换户口本，还这么写。咱们满族人有这么一个规矩，是吧？我们是黄带子，有一本书上介绍过我们家族的事情，家谱我也有，在箱子里锁着呢。一直就知道我们是塔拜注43的后裔。塔拜很有意思，他不是努尔哈赤的嫡子，是庶子，当时爵位就比较低，可是后来他居然一直沿袭下来，他们那儿有几支特别嫡系的、特别显赫的，反而倒没有延续下来。过去的事儿我知道的就这么多。至于以前的事情呢，因为我小，我们家族也败落了，我可以说知道一点，也可以说不知道。听说我祖父是在宫里搞文化活动的，就是京剧什么的。我听我父亲说，就好像是现在的文化部长那个爵位。据说他年轻的时候，那时大概是慈禧吧，还有咸丰什么的，经常召他进宫。我们的希望她确实如此。玛维斯不以为然地哼了一声，车内再次沉默了。帕拉斯把头靠在西尼卡的胸口，巴不得她们都走了，而是由卡洛斯坚实又平滑的胸脯撑着她的面颊，像往常只要她愿意时那样，就这样走上七百英里。她十六岁生日时收到的礼物，一辆红色丰田，装有嵌入式八轨录音机。车里塞满了圣诞礼物。那些东西凡是做母亲的都会喜欢，但她备下的简直是五光十色，因为她已经有十三年没见过母亲了，不能冒险连一件都得不到母亲的欢心。在圣诞节前由卡洛斯驾车上路来一次探望母亲的假日旅行。不是从她父亲身边逃走，也不是和世界上最酷、最豪爽的男人私奔。一切都是经过周密计划的：东西藏得好好的，行动都是伪装的，以防长着一双鹰眼的管家普罗维登斯或者她兄弟杰罗姆看出来。她父亲经常不在周围，注意不到什么。他是个律师，有一个不长的客户名单，不过其中有两位顶尖的能创新演出风格的黑人艺术家。只要弥尔顿·特鲁拉弗仍让他们名列榜首，就不需要更多的客户。不过他始终留心别的青年演员，他们可能会被列入排名榜，并且保持着在榜单上的位置。有了卡洛斯的帮助，一切都进展得顺利而令人激动：对她的女友们撒的谎还要再圆一圆；留下的东西（驾驶执照——一件复制品、玩具熊、手表、化妆品、首饰、信用卡）要显出还要回来而不是跑掉的样子。几张信用卡既然不带走，就必须在他们出走的那天兑换成大量现金并大肆购物。她想给卡洛斯再多买一些，很多，可他坚持不让买。在她与他相识的整整四个月时间里，他从不收她的礼物。甚至不让她掏钱付餐费。他会闭上他美丽的眼睛摇着头，仿佛她要请客就会使他伤心。帕拉斯结识他是在学校的停车场，那天她的丰田车发动不起来了。实际上在那之前她已经遇到他好多次了。在她的高中学校，他是长得像电影明星，很矜持的男子。所有的女孩都喜欢围着他转。那天他把油门踩到底，告诉她油管涨满了，事情就这么开始了。他提议驾着他的福特跟着她回家，以防她在路上再抛锚。她一路顺利，他就挥手告别了。帕拉斯第二天给他带去了一件礼物——一本相册，费了很大劲让他接受。“除非你让我给你买上一个辣味热狗。”他说。帕拉斯一下子就觉得嘴里满是那种刺激了。之后，他们每个周末都要见面。她千方百计地作出一切努力让他和她做爱。他热情地呼应着，搂着她的脖子亲嘴，但接连几个星期再不肯越雷池一步。两人之间是他说了那句话：“等我们结婚时吧。”卡洛斯不是个看门人，真的不是。他雕刻，当帕拉斯跟他说起她的画家母亲，以及她住的地方时，他笑着说那可是艺术家待的完美地方。整个事情就此到位了。卡洛斯不会啰唆什么在假期放弃工作。弥尔顿·特鲁拉弗会为客户的聚会、音乐展示会和电视节目格外忙碌。帕拉斯把几年来她母亲寄来的生日贺卡和圣诞贺卡都翻了一遍，找出她最近的地址，这一对情侣就既无羁绊又无阴云地出发了。只可惜那发疯的黑女人把圣诞圣歌毁了。帕拉斯偎依在西尼卡的胸前，虽说不算很舒服，总还能稍稍缓解袭击她的寒意。前排坐的两个女人又开始争吵了，那种尖厉的嗓音让她头疼。“爱光着身子的骚货！索恩是我们的朋友。我现在该如何对她说？”“她是康妮的朋友，跟你没关系。”“是我卖给她胡椒，配成了她的强身……”“那又怎么样，你就成了药剂师了？不过是迷迭香，还有一点麦麸掺上阿司匹林。”“不论是什么，那是我的职责。”“只是在康妮醉的时候。”“不许你的臭嘴提她。在你来之前她从来不喝酒。”“那是你说的。她甚至睡在酒窖里。”“她的卧室在那儿嘛！你真蠢。”“她已经不再是女仆了。只要她愿意，完全可以睡在楼上。她就是想离酒近点。”“老天，我恨你这副脏肚肠。”西尼卡柔声打断她们，想让气氛和谐一些。“康妮没有醉。她是不痛快。虽然如此，她还是该和我们一起来。她要是来了，就大不一样了。”“这样挺好嘛。真不赖！”吉姬说，“直到那些该死的牧师一样的人来搅场。”她用一支快吸完的香烟续上了另一支。“你不能停下来两分钟不吸烟吗？”玛维斯说。“不！”“你没看见那黑鬼在你身上看出什么了吗？”玛维斯继续说，“反正我看出来了，因为你好像不能掩饰自己。”“嫉妒？”“见鬼。”“见鬼，见鬼！你有十年没让人干过了，你已经干得只剩下瘪壳了。”“滚出去！”玛维斯厉声叫着，把车刹住，“滚出我的汽车见鬼去吧！”“你打算对付我？敢碰我一下，我就撕破你的脸。你这该死的重罪犯！”说着她便把香烟往玛维斯的胳膊上猛地一戳。在车里那么有限的地方，她们没法施展拳脚大打出手，但还真动起手来。西尼卡搂着帕拉斯在后面瞅着。她一度想拆开她们，但现在她知道更好的办法了。她们累了就会住手的，那样可以比她介入保持更长久的相安无事。吉姬深知玛维斯的弱点：辱及康妮或涉及她出逃的情况。玛维斯最近一次出行时从她母亲那儿听到了对她发出的通缉令：非法侵占大批财产、抛弃家庭和涉嫌谋杀两个亲生孩子。凯迪拉克摇晃着。吉姬既好斗又虚荣——她不想在自己可爱的脸蛋上留下淤青或抓痕，还不时得顾及她的头发。玛维斯虽然动作缓慢，但打一下是一下，而且乐于动手。吉姬看到了血，而且以为是自己流的血时，就爬出了车，玛维斯则紧追不舍。在没有一只飞鸟的炽热天空下，她们俩在路上和路边继续打斗。帕拉斯坐起了身，被搅起尘土和压倒野草的两个身体催眠了似的。那两个身体在俄克拉荷马茫茫的天空下，或者在新墨西哥州米西塔如画的天空下，那么专注，旁若无人。在迪·迪·特鲁拉弗激动的拥抱和亲吻的几个月之后，在惊叹她母亲窗外美景的几个月之后，在吃过美馔佳肴的几个月之后，在迪·迪的朋友圈中——各种艺术家：印第安人、纽约人、老年人、嬉皮士、墨西哥人、黑人——谈论艺术的几个月之后，在他们三人在帕拉斯认为只有迪斯尼可以制作出来的星空下谈话的几个月之后。在那几个月之后，卡洛斯说：“这是我应该在的地方，”还深深叹了一口气，“这才是我一直寻求的家。”他那张浸透着月光的面孔让帕拉斯的心跳都停止了。她母亲打着哈欠。“当然是啦。”迪·迪·特鲁拉弗说。卡洛斯也打了个哈欠，当时她就该明白——不约而同的哈欠，一唱一和的腔调。她应该进行一下数学运算——卡洛斯在年龄上更接近迪·迪而不是她。她若是注意到，或许就能防止那两个身体在草地里扭作一团，交换着呻吟，毫不在乎有人旁观。也就不会随后傻乎乎地跑向丰田车，茫无目的地瞎开一气，撞上和刮擦上几辆卡车。也不会碰到身下带着软东西的水了。帕拉斯又感到了看不见的鳞片令人生厌的搔痒和触摸，便转过身不去看那两个女人厮打的场面，举起一只胳膊搂住西尼卡的脖子，把脸深深地贴进那小小的胸脯。只有西尼卡一人看到一辆卡车开了过来。司机放慢了速度，可能想绕过占着路中间的凯迪拉克吧，也许是想提供一下帮助，反正他停了很长时间，足以看清两个满不在乎的女人在路上滚作一团，衣裙也扯破了，私处都露了出来。他还看到另有两个女人在车后座上拥抱着。他瞠目结舌了好久，然后才摇着头，加大了他那辆卡车的油门。最后，吉姬和玛维斯都躺在地上喘着气。一个，然后是另一个，坐起身，摸着自己的身体，查遍周身的伤情。吉姬去找她丢下的一只鞋，玛维斯找她箍发的橡皮圈。她们一语不发地回到了车里。玛维斯用一只手驾驶。吉姬嘴巴没伤的一边叼着香烟。一九二二年，白人劳工曾在自己的圈子里，在一片荒野中的一座石头房子中大笑。印第安人连房子都没有。恶劣的天气里，在一片缺树的土地上用木柴是渎神的，用煤又太贵，牛粪又太臭。那座巨宅对他们来说简直是狂想。那个贪官订购了几吨煤——但一点没用上。接收了这一产业的修女们都极能忍受，用点煤油、睡着单薄的铺盖已经成了习惯。不过在春夏两季和暖秋时分，宅子的石墙则是求之不得的凉快。吉姬跑上楼梯，赶在玛维斯前面使用仅有的洗浴水。她一边使劲咳嗽，一边脱光衣服，在一面没有涂漆的镜子中观察着自己。除去一只膝盖和两个手肘，伤得还不算太重。指甲当然裂了，但眼睛没有青肿，鼻子也没有破损。不过，明天可能会露出更多的青紫。让她难堪的是嘴角周围都肿了，按按伤处会涌出一股血。突然之间，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大街上人们全都在跑。警笛——警车？急救车？消防车？——刺耳地响。一道由警察组成的人墙在前进，阻断了从东到西的通路。跑动的人群边抛着他们带在身边或随手找到的东西，边逃跑。她和米基起初还挽着手随着一伙散乱的人群沿一条侧街跑。那是一条房子小、草地多的街道。没有开枪——根本就没有开火。只有姑娘们音乐般的尖叫和长着好斗面孔的男人一声接一声的吼叫。警笛，没错，还有远处手提式扩音器的声响，但是，没有打碎的玻璃，没有尸体倒地的响声，没有枪响。那么，为什么在一个小男孩的白衬衫上有一片红颜色晕开来？她没有看清楚。人群聚拢起来，然后就站住了，被什么人在前边挡住了。米基被几个肩膀隔开，正在推开人群向前挤。吉姬又看了一眼躺在鲜绿草地上的男孩。他穿戴得可真好：蝴蝶领结，白衬衫，锃亮的系带皮鞋。可是现在衬衫已经脏了，上面覆盖着红色的牡丹花。他猛地扭动了一下，鲜血从他嘴里涌出。他伸出了双手，小心翼翼地堵住血，以免血会像刚刚毁了他的衬衫那样，毁了他的皮鞋。据报纸说，有一百多人受了伤，但没提到开枪或一个遭枪击的男孩。没提到一个穿得干干净净的黑人小男孩用双手捂着他的血。水汩汩流进浴缸。吉姬用发卡扎住头发，然后趴下，再次检查浴缸下藏着的盒子里她所取得的进展。上面的盖子被扔到了一边，但那金属盒看来还牢固地原封未动。伸手到浴缸下面是个问题。她当初要是告诉了K.D.，他一定会帮她的，不过那样他就得分享盒子里的东西了：可能有金子、钻石、大包的现金。不管是什么，那是她的——还有康妮的，只要康妮想要一些。但再没别人的了。绝没有玛维斯的份儿。西尼卡不会要什么，而最后来的这个女孩，戴着一副破眼镜，长着一头浓密鬈发——谁知道她是谁，是干什么的？吉姬站起身，从皮肤上刷去尘土，然后走进浴缸。她坐在那里想着她的选择。康妮，她想着。康妮。然后，她仰卧着，让肥皂泡没到下巴。这时她想到了西尼卡的鼻子，睡觉时鼻翼的翕动；想到了她嘴唇笑与不笑时歪着的样子，她那对向外完美伸展的浓眉，还有她的嗓音——柔和，充满温和的渴求，像是亲吻。在走廊另一端的浴室里，得意扬扬的玛维斯在水池处清洗。随后她换好衣服，下楼到厨房去做晚饭。剩下的鸡块，拌着胡椒、洋葱、龙蒿、某种调料汁，也许还有碎奶酪，卷到那种薄饼似的东西里，这是康妮教她的。这会让她高兴的。她要把一盘这样的晚餐拿到下面给康妮，把发生的事情告诉她。不提打架的事。那不重要。其实她还挺喜欢打这么一架。打呀，打呀，连咬吉姬都令人高兴，就像做饭一样。这是旧的玛维斯已经死去的又一例证。原先那个玛维斯在一个十一岁的女孩面前都保护不了自己，更不消说面对丈夫了。那个玛维斯不会安排或者凑合出一顿简单的饭菜，靠的是现成食品和开车路过即取即吃的东西，现在却能做出小薄饼这类精美的食物，用不着每天去采购。但她被吉姬说她没有性生活的那句话刺伤了——这在某种意义上很好笑。她和弗兰克成婚时，她确实喜欢那事。可以那么说吧。随后便成了要求之下的折磨，与把她从椅子上一巴掌扇出去没什么两样，只是时间更长而已。这些年在女修道院，挨打和上床的事都摆脱了。不过，有时候夜里出现那种情况时，她不再挣扎了。先前是偶尔出现一次的梦境——一只幼狮咬她的喉咙。近来则是另一种形式——人——趴到她身上或是从后面凑过来。“梦魇。”康妮这样说。“跟它打。”她说。可是玛维斯做不到也不肯做。现在她想弄清，吉姬说她的那些话是不是她愿意做那种梦的理由。她仍然听得到莫尔和珀尔的声音，感觉到他们在女修道院的每一个房间中折腾。或许她该向康妮承认、忏悔：夜间梦到笑嘻嘻的孩子和一位“母亲”，那母亲喜欢有她一起构成的幸福之家的样子。最好是这样：她给康妮送去晚饭，告诉她婚礼招待会的情况，说吉姬如何让大家，尤其是索恩，下不来台，然后再问她该拿这种梦境怎么办。康妮会有办法的。康妮。诺玛·福克斯的开司米披肩又一次派上了用场。西尼卡把它裹在帕拉斯身上，问她需要什么东西。要水吗？吃的东西？帕拉斯示意不要。西尼卡心想，她还哭不出来。痛苦压得她太厉害了。一旦它升起，泪水会随之而来，西尼卡希望出现这种情况时康妮能够在场。于是她尽量让这女孩暖和起来，好好给她理顺浓密的头发，拿着一支蜡烛领她下楼去找康妮。地下室的一部分是一个有拱顶的巨大而冰冷的房间，周围是一圈摆瓶子的货架。瓶中的酒都和康妮一般年纪。康妮告诉她，修女们很少碰酒，只有在她们能找到一个教士来此望弥撒时，才想喝上一杯。有一次圣诞节，她们用了一瓶一九一五年酿的法国葡萄酒代替朗姆酒浸泡一块蛋糕。四周影影绰绰的都是些弃置和破损的箱子、木盒及家具。抛光的大理石雕刻的裸女，粗石雕出的男人造型。最远端便是通往康妮房间的门。虽然如玛维斯所说，房间并非为女仆而造，但其原先的目的并不明确。康妮占用之后，由于室内阴暗，倒很是喜欢。阳光对置身室内的她没有威胁。西尼卡敲敲门，没有应答，便推门走了进去。康妮正坐在一把藤摇椅上轻声打鼾。西尼卡一进来，她就醒了。“谁拿着灯火？”“是我——西尼卡。还有一个朋友。”“把蜡烛放在那儿吧。”她指着身后的一个五斗橱说。“这是帕拉斯。是两天前刚来的。她说她想见你。”“是吗？”康妮问道。烛光难以照见什么，但西尼卡还是辨出了圣母玛利亚，一双闪亮的修女鞋，念珠，还有梳妆台上在一罐水里生根的什么植物。“谁伤害你了，小家伙？”康妮问。西尼卡坐在地板上。她心里有一丝希望：帕拉斯即使不谈什么要紧的事，也会说不少话。可是康妮似是有魔法，她只是伸出一只手，帕拉斯就走过去，坐在她的膝头，起初是边说边哭，后来是哭个不停，这时康妮便说：“喝点这个”，“多好看的耳环”，“可怜的小家伙，可怜，可怜的小家伙。他们伤害了我可怜的小家伙”。谈话在酒气融融中进行了一小时；谈话是倒叙方式，痛彻心扉，断断续续，但总算说了出来——那个谁伤害了小家伙的故事。她说，她丢了鞋子，可是起初谁也没有为她停下来。她说，后来有一个戴浅顶软呢帽的印第安妇女，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卡车印第安人为了她停了车。当时天刚亮，她穿着短裤，光着脚，在路边一瘸一拐地走着。开车的是个男人，坐在他旁边的就是那妇女，膝上抱着个孩子。帕拉斯说不准那是个男孩还是女孩。六个小伙子坐在后边。是那妇女说服了她，让她同意搭车。她帽檐下面的一双冷灰色眼睛毫无表情，但有她在男人们中间，那些人都规规矩矩的——连她膝头的孩子都老老实实。“你往哪儿去？”她问。这时帕拉斯才发现她的声带不管用了。她发声的能力还比不上身后地里吱嘎作响的结实的风磨呢。她只好指着卡车前进的方向。“那就坐到后边吧。”那妇女说。帕拉斯爬上车，挤在那些男人中间——多数与她年龄相仿——尽量坐得离他们远一些，祈祷着那妇女是他们的姨妈——或者更具有管束力。那些印第安小伙子只是瞪着她，不发一语。他们的胳膊都放在膝上，笑也不笑地看着她的粉色短裤，荧光T恤。过了一会儿，他们打开纸袋，开始吃东西。他
己已经没有能力再抵抗了，容他今天和手下人准备一下，明天开城投降。当时叛军闻听消息后大喜，遂鸣金收兵等待受降，而李抱玉却乘机修补城池，然后派小队人马从城墙之上用绳子系到城外，悄悄绕到叛军身后，准备做奇兵偷袭叛军。做完一切准备工作后，李抱玉立即向叛军下战书，决定誓死不降，挑衅叛军：有种的就继续攻城。叛军万万没有想到等来的却是李抱玉的一封挑战书，大怒之下再次攻城。但由于情绪过于激动，他们将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在了怎样攻城上，却忽略了身后还有李抱玉的一支奇兵，最终在前后夹击之下，攻打南城的叛军顷刻间土崩瓦解，南城之围暂时缓解。在南城激烈鏖战的时候，身在中城的李光弼事实上面临着比李抱玉更大的压力，因为中城一旦失守，也就意味着整个河阳城失陷。为了有效地抵御叛军，他在叛军还没到达之前，指挥将士在城外设置了木栅，栅外又挖了深、宽各两丈的壕沟，在刚刚挖好的转天，叛军在大将周挚率领下，到达中城之外十里处安营扎寨。李光弼明白如果仅仅是打一场城池保卫战，那么尽管等叛军前来攻城，自己在城墙之上指挥士兵打退敌人的进攻就可以了。但此时叛军势盛，而且自己又缺少守城的器械，所以思虑再三，他决定开城迎战，地点就选在中城外围的低垣之内，李光弼的意图是尽量在城外消耗叛军的有生力量，不使其靠近中城。当时李光弼派部将荔非元礼率领精兵在中城外的低垣内准备好，伺机向叛军发起冲锋，而他自己则在城东北角树起一面小红旗，进而观察整个战局的发展变化。周挚凭借兵多将广，带领叛军一直推进到城下，并同时用战车载着攻城的器具相随，不时督促士兵填埋壕沟，在城的三面各填了八条道路准备通过。叛军行进得十分顺利，这让中城内的李光弼大为恼火，他派哨兵去质问荔非元礼为什么对行进前来的叛军熟视无睹，没想到哨兵带回来的消息却是荔非元礼的反问，他的问题是李将军究竟是想主动出击，还是想据城坚守？“废话！当然是想主动出击了！”听完哨兵带回来荔非元礼的回话后，他更加急躁起来，但当他再派哨兵前去下达进攻命令的时候，城下荔非元礼的排兵布阵，却令李光弼心生钦佩之意。当叛军填好壕沟准备通过时，荔非元礼立即率领体力充沛、精神饱满的唐军从低垣内冲出，迅速向叛军发起了冲击。由于叛军所有的注意力全在脚下的壕沟之上，所以对唐军的冲锋准备不足，一时间阵形大乱，纷纷向后撤退，李抱玉带领唐军一鼓作气打退叛军，使其攻势土崩瓦解。唐军在城外获胜让李光弼大为欣喜，但也让叛军主将周挚有些心里发虚，先前攻占南城未果已经使叛军锐气受挫，现在进攻中城又遇阻，这不仅让他产生了畏难情绪，而这种情绪让周挚做出的决定就是由进攻中城改为进攻北城。于是在周挚的率领下，叛军开始向北城方向移动。叛军的动向被中城之内的李光弼全都看在眼里，于是他根据叛军的动向也同时移兵到北城，在那里继续抵御叛军的进攻。和先前进攻南城和中城相比，周挚由于信心不足，这次进攻北城组织得并不是很给力，几次进攻由于阵容不整，号令不一，所以被唐军接连打退，但李光弼对这种消耗战显然并不满意。坦白地讲，叛军由于在南城和北城消耗了不少兵力，所以现在进攻北城已经是强弩之末，在我看来这也是周挚为什么信心不足的原因所在，可是史思明已经下了死命令，捉不到李光弼绝不能撤兵，所以他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进攻。而这一切事实上李光弼全都心中有数。几次进攻被唐军打退后，周挚开始偃旗息鼓，他需要让连日劳累的士兵休整。就是这样一个短暂的机会，被李光弼捕捉到战机，从而一举奠定河阳之战的胜利基础。在叛军停止进攻的时候，李光弼通过观察发现叛军在城外的列阵营地，有几处十分坚固，分别是大营的西北角与东南角，只要能以最快的速度端掉这两个角，那么叛军立刻就会土崩瓦解。于是，李光弼下令让部将郝廷玉率领精兵三百人突袭叛军阵营西北角，部将论惟贞率领精兵二百人突袭叛军阵营东南角。“你们必须要看我的令旗作战，如果我的令旗挥动缓慢，就任凭你们选择有利时机出战，如果我突然急速往上挥动三下，你们就要奋力向前，必须将生死置之度外，如果有后退者，必斩！”在两位部将即将出战时，李光弼部向他们部署方略，然后他整装向西面向京城长安的方向跪倒，真挚地说道：“臣身为国家的三公，绝不能死于叛军之手，能否打退叛军全在此一举，万一战事不利，臣自刎于此！”言罢，他伏地叩拜三次，然后站起身来命令打开城门，让郝廷玉和论惟贞带着人马杀出城去。至此，河阳之战的关键时刻已经到来。在郝廷玉和论惟贞率领精兵从中城冲出去的一瞬间，李光弼在城头上将令旗高高地举起，只见他急速向上挥动了三下，城下的两位部将立即率领精兵向叛军的营地发起冲击。唐军虽然人数不多，但人人奋勇争先，不避矢石地冲锋陷阵，尤其是郝廷玉和论惟贞两位主将更是身先士卒地杀入敌营，士兵看到主将一马当先闯入敌营，更是士气大振，备受鼓舞，无不前仆后继，以一当十。周挚万万不会想到李光弼会冒险出城进攻，当他反应过来的时候，唐军已经逼近本方大营不过五百米，时间已经不允许他再从容组织抵抗，所以他临时带上守卫自己帐幕的几十名亲兵，即刻上马出营应战。由于周挚匆忙应战，致使他刚刚出营就遇到了让他棘手的一幕，唐军在冲到本方阵营后，立即兵分两路，分别向大营的西北角和东南角而去，这让周挚一时间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就在他愣神儿的工夫，郝廷玉和论惟贞已经分别对叛军阵营的西北角和东南角这两处最坚固的地方，发起了闪电般的突袭。霎时间，呐喊声和兵刃相撞声震天动地，周挚由于没能及时做出决策，致使本方阵营两处最坚固的地方，被唐军一通冲击，叛军被打得丢盔弃甲、溃不成军。“不要乱跑，听我的号令，违令者斩！”周挚在乱军之中，想努力控制局势，但无奈人心已乱，任凭他怎样高声呼喊，也无济于事。仓皇之中周挚只得带领少数亲兵，脱离本方大营，前往南城外与准备攻打南城的史思明会和。当史思明得知周挚在中城的惨败后，遂无心恋战引兵退去。至此，河阳之战宣告结束，此役唐军斩首叛军千余人，俘虏五百人，生擒叛军大将徐横玉、李秦授，并缴获战马两千匹，可以称得上是一场大胜。李光弼在河阳中城之上看到叛军退去，不禁长抒一口气。但他知道这一切远远没有结束，史思明虽然引兵退去，但依然对洛阳是个巨大的威胁。为了扩大河阳之战的战果，李光弼于上元年（761年）二月，率军主动进攻河阳北部的怀州（今河南沁阳），史思明闻讯后遂匆忙领兵前去援救，但半路中了李光弼的埋伏，被打得惨败，只得领兵撤回洛阳。从整个战局来看，河阳之战虽然以唐军胜利告终，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唐军与叛军的力量对比。史思明也只是解除了对河阳的包围，唐军却依然没有光复洛阳。换句话说，双方只是暂时处于一种蛰伏的状态。事实上，河阳之战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李光弼坚守住河阳城一年半后，史思明再一次卷土重来，进而由河阳之战引发的邙山之战即将开打。邙山失利河阳之战虽然以唐军的胜利而告终，但并未从根本上使整个中原战局有明显的改观，唐军主帅李光弼仍以固守河阳、相机行事为主要战略方针。而史思明在河阳吃了败仗后，则退守洛阳，休整人马，同时又准备以洛阳为根据地，进一步威逼长安，所以史思明没有就此撤出河南辖境，决定继续与身在河阳的李光弼对峙下去。不过当时谁也不曾想到双方的这种对峙局面一直持续了将近十六个月之久。在此期间，曾经有人上疏李亨，说现在天下未定，国家正是用人之际，不应该让军事才能极佳的郭子仪赋闲在家。李亨看完奏疏后采纳了相关意见，遂下诏起用郭子仪为河西诸镇元帅，统领禁军与诸道藩汉人马共计七万人，准备从朔方出兵直捣范阳，然后再南下进兵河北，意图在河南与李光弼前后夹击史思明。如果这个计划成行，那无疑会加速平叛的进程，让人遗憾的是就在李亨刚刚起草完诏书后，宦官鱼朝恩前来阻挠，李亨只得作罢。所以，对于李光弼而言，还要平叛重担一人担。上元二年（761年）二月，史思明看到李光弼坚守河阳长达一年多不出战，知道这样耗下去于己不利，遂想引诱李光弼出城决战。但无论史思明怎样挑衅，李光弼就是任凭你风吹雨打，我自岿然不动。史思明见没有效果后，于是心生一计，他派人前往长安散布流言，说自己的人马都是北方幽燕一带的人，现在长期背井离乡在外作战，全都厌战思归，所以目前人心不一，貌合神离。史思明释放的这种烟雾弹，是想激起唐廷高层那些目光短浅、只热衷官场斗争的人的猜忌之心，因为李光弼坚守河阳一年多之久，而叛军目前不利的状况，李光弼为什么不出战呢？那一定是想以战养战！事实证明，史思明的策略十分有效，他的流言恰恰在宦官那里找到了市场。当鱼朝恩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上报李亨说自己已经掌握叛军的内部状况，认为李光弼是故意不出战，为了尽早结束战事，皇帝陛下应该立即下诏催促李光弼尽快出战。李亨虽然对李光弼十分信任，但一年多来河南战局依然是对峙局面，也让他内心稍有不悦，所以借助鱼朝恩的这种舆论攻势，李亨趁机下诏催促李光弼全力进攻洛阳。最初李光弼在接到诏书后，给出的答复是：贼锋尚锐，未可轻进。但皇帝陛下一连下了六道催促出战的诏书，尤其是第六封诏书上赫然写着“贻误战机必问罪”的字样，无奈之下，李光弼只得让郑陈节度使李抱玉留守河阳，自己硬着头皮领兵出城向洛阳进发。二月二十三日，李光弼在洛阳城北的邙山摆开阵势，准备与史思明叛军进行决战。一百多年前李世民曾经在这里和王世充展开过一场大战，结果唐军取得胜利。今天当李光弼站在邙山脚下遥望洛阳城时，他的心中不禁有些犹疑，前方旌旗招展，他只能默默地祈祷自己能有太宗皇帝当年的好运气。李光弼首先命令人马占据险要地势，依山扎营布阵。但部将仆固怀恩却执意要在平原地带布阵，李光弼闻讯后立即派人阻止他，并讲明如果在平原地带布阵，等于彻底将自己的劣势暴露给了叛军，以史思明的精明绝不会错过这么好的机会的。很长时间以来仆固怀恩对于李光弼心中并不是那么服气，原因之一在于他的官职是朔方节度使，而起初朔方最高的军政长官是郭子仪，应该说他算是郭子仪的嫡系，可是现在李光弼取代了郭子仪，这让仆固怀恩心中很不爽。最关键的是，仆固怀恩虽然是一员武将，但他和朝廷内的宦官始终保持亲密的关系，鱼朝恩在向李亨进李光弼的谗言时，仆固怀恩为了报复李光弼，极力附和鱼朝恩。这也是李亨下定决心让李光弼必须出战的一个重要原因。面对仆固怀恩准备列阵平原的做法，李光弼坚决持反对意见，甚至说出了“如果不想置我们于死地，那就请赶快改变你的做法”这样的狠话。李光弼素以治军严厉著称，这一点他和郭子仪有很大的不同。然而仆固怀恩却是那种吃软不吃硬的主儿，所以结果就是四个字——拒不执行！由于当时诸镇节度使已经是拥兵自重，李光弼这个统帅也只是拥有名义上的指挥权，一旦有不听指挥的，李光弼还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仆固怀恩的固执让李光弼很不能接受，为此他派人多次找仆固怀恩进行交涉，却依然未果，就这样双方僵持了半日，没有丝毫进展。但就是这半日的工夫，却让精明的史思明捕捉到了战机。李光弼初到邙山之时，史思明便已经派人严密监视唐军的动向，当他得知李光弼和仆固怀恩因为列阵的问题产生争执，从而导致唐军阵形准备不足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唐军发动了突袭。而尚未做好准备的唐军由于仓促应战，顿时阵脚大乱，溃不成军。这本来应该是李光弼熟悉的战法，但因为内讧的原因，却让史思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李光弼这次本来就是硬着头皮从河阳出来，现在又遇到突袭溃不成军，所以他并没有像先前在河阳时那么信心坚定，立刻带领人马渡过黄河退保闻喜（今山西闻喜县）。李抱玉在河阳自知孤城难守，也主动放弃河阳，奔至闻喜和李光弼会合。仅仅两天的时间，唐军接连遭遇邙山失利和被迫放弃河阳，甚至被迫放弃河南战场，这让史思明的叛军再一次恢复了先前的嚣张气焰，而且京城长安的门户潼关已经暴露在叛军眼前。肃宗上元二年（761年）三月，史思明在取得邙山之战胜利后，即想乘胜西入潼关再占长安，他计划让儿子史朝义作为先锋军从北道进攻陕郡，自己则继续率领大军向西进军，两路人马在潼关之外会和，然后合力攻打潼关。然而就在潼关面临严重威胁的时刻，史思明的叛军内部再次发生内讧，而这一次史思明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重蹈安禄山的覆辙，最终也落得个被儿子弑杀的结局。从本性来讲，史思明和安禄山一样，是个生性残忍好杀的人，部下稍不如意会遭到他毒打，甚至被诛杀全族也是常事。这让他的部下人人惶恐不安。但其子史朝义却和他父亲完全相反，为人谦恭、爱惜将士，跟随其父南征北战多年，也颇有战功，所以颇得将士们的爱戴，将士多归心于他。按说史朝义这么优秀，应该是很受史思明宠爱的，但史思明却偏爱小儿子史朝清，从范阳出征之前，史思明也是怕这个心爱的儿子有所闪失，所以让其镇守范阳，而带着史朝义上路。问题的关键是，史思明不仅偏爱史朝清，而且想立史朝清为太子。但史朝义因为是长子的缘故，始终是个绊脚石。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很是困扰他，残忍嗜杀的史思明有时候甚至想用杀掉史朝义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但由于战事吃紧，而且找不到相关借口，所以并没有轻举妄动。但就在邙山之战后，史朝义作为先锋军向西进兵的时候，史思明终于找到了借口。三月九日，史朝义率兵进至礓子岭（今陕西陕州东），遭到唐将卫伯玉的阻击而吃了败仗，在损兵折将后史朝义被迫退守永宁（今河南洛宁）。史思明得到消息后大骂史朝义懦弱无能，难成大事，扬言要按军法处置史朝义。当然史思明这么做是有不可告人目的的，在他看来打了败仗不是件大事，关键是这件事让他找到了可以顺势除掉史朝义的机会。但史思明并不想自己的心迹被外人探查到，让别人知道自己是故意而为之，所以他便打了个幌子下令让史朝义修筑粮库，限期一天完工。谁都看得出来这明显是在刁难史朝义，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史朝义真的是一天完工，不过只差外部抹泥。“攻克陕州，终斩此贼！”当史思明检查完粮库工程后，依然鸡蛋挑骨头般地奚落史朝义，并在离开时悄悄对身边的随从说出上边那八个字。史思明没有想到，这是他覆灭的开始，同时也标志着安史之乱“行将就木”。史思明说这八个字的时候，虽然史朝义没有听到，但却很快传到了史朝义的部将骆悦、蔡文景的耳朵里，在他们看来，如果史朝义丢了性命，那么自己也将难逃一死。所以，两个人决定劝说史朝义，在如此危急时刻发起绝地反击，化被动为主动。当然，两位部将明白疏不间亲的道理，所以在见到史朝义的时候，他们并没采取单刀直入的方法，而是试探着看看史朝义是个什么态度。“怀王（史朝义）您现在知道自己危在旦夕吗？”“哦？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今早圣上（史思明）和侍卫说等到攻克陕州，就会做不利于怀王的事情，您难道不知道吗？”“不知道啊！我犯了什么错误吗？”史朝义惊恐地问道。骆悦和蔡文景并没有直接回答史朝义，而是跪在地上痛哭流涕道：“看来我们和您活不了多长时间了，自古以来从没中断过废立之事，末将建议怀王召曹将军前来商议。”曹将军是史思明的贴身护卫，无论史思明走到哪里
敌人的不利位置取胜。我虽然是已经灭亡的商朝的后人，对于没有列好阵的敌人，是绝不会击鼓进攻的。”大伙儿听了，都面面相觑。公子目夷说：“那是您还不知道什么叫打仗，所以才这样说。楚军强盛，然而身处险地，不能及时列阵，是天助我宋国，那时发起进攻，有什么不妥？在那种情况下，我还担心打不过他们，哪里像你那样光为楚国人着想？两军交锋，对面都是敌人，就算有的人年纪大了，抓到手了就要俘虏，还管他头发斑白？我们严格纪律，加强训练，就是为了杀敌，只要敌人还有战斗力，就要杀死他，还管他是不是二次受伤？如果不想伤他，干脆一次也别伤；可怜其年老，不如不打这仗。军队就是要在有利的情况下使用，而且要用金鼓来鼓舞士兵的斗志。把部队带到有利的位置，让敌人处于不利的位置，抓住敌人的漏洞进攻，那是必须的！”宋襄公喃喃说：“那不是仁义之道，不是仁义之道……”大伙很不理解，他对没犯什么错误的滕宣公和鄫子一点也不仁义，为何对伤害过他的楚国人如此仁义？其实，还是一个面子问题在作怪，与仁义有何关系？第一，宋襄公一直以来都以齐桓公的继承人自居，视自己为当然的霸主，没想到小国不服，大国反而与楚国交好，让他感觉很难受。绑架滕宣公，残害鄫子，都是自信心不强的表现，同时也说明，他本质上就是一个残暴的人。第二，在盂地会盟上，楚成王将他搞得很没面子，而且公然破坏国际公约，将他给绑架了，国际社会不但不谴责楚成王，反而纷纷讥笑他不自量力，使得他的自尊心备受打击，从此将楚成王视为头号敌人。第三，他想拾回自尊，重获信心，唯一的途径就是打败楚成王，这是他不接受公孙固的建议，一定要在泓水迎战楚军的主要原因。第四，也是最关键的一点，之所以不对楚军进行半渡而击，是因为他那受伤的自尊心在膨胀：不但要在军事上打败楚成王，而且要在道义上打败楚成王，让天下人都看到，即使楚成王在盂地之会上采取如此卑鄙的手段对待他，他却不肯用不公平的手段来对待楚成王。和楚成王相比，他是多么堂堂正正的一个人！以上是对宋襄公的心理分析，大家姑妄听之。午后书社？楚成王劳师袭远救援郑国，用实际行动让郑文公感动了一把。回想起来，当年郑文公跟着齐桓公混的时候，楚成王曾经派兵攻打郑国，攻郑国的聃地，俘虏了守将聃伯，而齐桓公直到两年后才作出实质性的反应，组织八国联军讨伐楚国；四年之后，郑文公在周天子的斡旋下，一度与楚国发生亲密接触，齐桓公因此纠集诸侯，包围了郑国的新密，楚成王为了救郑国，立刻派兵攻打许国，迫使齐桓公放下郑国前来救援许国。这回宋襄公攻打郑国，楚国又是迅速作出反应，真刀真枪和宋国人打了一仗，荆楚之人雷厉风行的办事作风，委实让中原人大开眼界。正是在楚国的支持下，盂地会盟的前一年，郑国派公子士、大夫泄堵寇带兵入侵滑国，征罚了其背叛郑国、臣服于卫国的行为（滑国原为郑国的附庸）。在泓水打败宋国人之后，楚成王应郑文公的热情邀请，在郑国的柯泽接受了郑国人的慰劳。为了招待好救命恩人，郑文公可是花了心思。他派两位夫人羋（mǐ）氏和姜氏前往柯泽的楚军大营，代表郑国犒劳楚军。羋是楚国的国姓，羋氏则可以肯定是楚成王的亲族，也许就是楚成王的妹妹。楚成王男性荷尔蒙急速飙升，一高兴，带她们参观了两样东西：一是宋国的俘虏，二是战死的宋国士兵的耳朵。古人计算战功，以斩获的数量为依据。获就是俘虏，斩则是杀死敌军的数量。死人不能带回来，就剪下鼻子或耳朵，装在盐筐里腌着，一方面便于点数，一方面也是为了带回家去向父老乡亲展示。当时羋氏、姜氏参观了楚成王的斩获，吓得面色苍白，半天都说不出话来，差点没晕倒。楚成王倒是十分开心，他心里想：“到底是妇人，这点小事就被吓坏啦！”身为男人的满足感油然而生。左丘明对此不屑地评论道：“非礼也！妇人迎送客人都是足不出户，即使见兄弟也不能跨过门槛，军国大事更不应该让妇人靠近。”楚成王在柯泽逗留了几天，又前往新郑接受郑文公的招待。郑文公量郑国之物力，结楚国之欢心，举行了盛大的宴会来欢迎楚成王。据记载，这次宴会，仅庭中陈列的物品就多达数百种，食物用了木器皿、竹器皿各四十六个分装，规格之高，接待天子也不过如此。郑文公更向楚成王行“九献”的大礼，大大地满足了楚成王的虚荣心。按照周礼，主人向客人敬酒，客人回敬，主人再回敬，视为一“献”。执行侯、伯爵可以用“七献”，而招待公爵以上的人物才可以用“九献”。郑文公对楚成王用“九献”，自然也是过度热情的“非礼”行为。宴会结束后，郑文公又派夫人羋氏送楚成王回大营，附带将自己的两个女儿也送到楚成王的寝帐中，供他享乐。楚成王欣然接受。此情此景，令曾在郑厉公手下当差的郑国大夫叔詹颇有感触，他暗中对人说：“楚王恐怕难以寿终正寝了，享受了隆重的大礼，却以混淆男女之别而告终，无男女之别则无以为礼，他将怎么死呢？”这不单单是叔詹一个人的看法。中原诸国知道了这件事，表面上若无其事，背地里却暗暗议论，认为楚成王终非霸主之才。就在楚成王享受郑国美女的温柔的时候，宋襄公遭到了更致命的打击：曾经受他照顾登上君位的齐孝公居然趁火打劫，发动了对宋国的战争，包围了宋国的缗城。齐孝公对外宣称，这次出兵是为了讨伐四年前宋襄公没有参与齐地会盟，忘记了齐桓公的恩德！这个借口实在是有点牵强。一来当年的齐地会盟是由陈穆公倡议的，虽说是为了“修桓公之德”，却不是由他齐孝公倡议的，宋襄公完全有理由不参加；二来这事已经过去了好几年，期间还发生了齐、楚、宋三国的鹿上会盟，他齐孝公如果真有意见，则完全没必要派代表参加鹿上会盟。事实上，宋襄公虽然假仁假义，但对齐孝公还是相当不错的。如果没有宋襄公的大力相助，齐孝公现在恐怕还只是公子昭，不知在哪个角落里混饭吃呢。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被楚国人射穿了大腿，已经元气大伤，现在又受到齐孝公恩将仇报的刺激，不免急怒攻心，于公元前637年夏天一命呜呼了。同年秋天，楚成王派大将成得臣率兵攻打陈国，对外宣称的理由是，陈国与宋国有秘密来往，实际上则是对陈穆公没有前往楚国朝觐进行惩罚。成得臣攻陷了陈国的焦、夷两城，并修筑了顿城作为监视陈国的军事据点。因为其功勋卓著，子文建议楚成王任命成得臣为令尹。大夫吕臣对此有不同意见，子文解释说：“我这也是为了国家的安宁。像成得臣这样有大功于国家的人，如果不给予相应的职务作为奖励，有几个能够忍得住不作乱呢？”不难看出，自齐桓公死后，楚成王当之无愧地成为了实力最强大的君主。他在军事上纵横中原，在外交上威逼利诱，大国与之交好，小国对他暗送秋波，可谓南风猎猎，势不可挡。自楚武王、楚文王年代发轫的楚国霸业，似乎已经到了收获的季节。虽然叔詹等人不看好楚成王的霸业，但如果不是那个叫重耳的晋国人适时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当时天下的霸主恐怕非楚成王莫属了。【隐忍是最高深的学问】晋惠公从秦国被释放回国之后，按照与秦国的约定，于公元前643年将大子圉派到秦国为质。大子圉是晋惠公当年躲避骊姬之乱逃到梁国时，与梁国公主梁嬴所生之子。当时梁嬴怀孕，过了十个月还没有生产。梁国掌管卜筮的大夫卜招父为此举行占卜，得出的结果是：梁嬴将生一男一女，男的为人臣，女的为人妾。等到孩子出生，男孩便命名为“圉”，字面意义是养马的官，叫做弼马温也未尝不可。以堂堂晋国的大子身份而委质于秦，这种日子当然不好过。还好秦穆公是个厚道人，收到大子圉这个人质后，不但将河外土地还给了晋国，还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大子圉做老婆，也就是历史上的怀嬴。公元前642年，梁国发生内乱，秦国趁势消灭了梁国，将其纳入自己的版图。梁国是大子圉的外公家，也是他的出生地。梁国的灭亡多少给大子圉带来了一定的心理阴影。公元前638年，传言晋惠公病重，大子圉对怀嬴说：“梁国是我母亲之国，秦国犹且将它灭掉，说明你父亲根本没有把我放在眼里。我在秦国居住多年，在晋国也没有可以倚仗的大臣。如果现在我父亲去世，他们很有可能立其他的公子为君。请你跟我一起逃回晋国，我当上国君，你就是第一夫人。”怀嬴说：“您是晋国的大子，被送到秦国来当人质，想要回到晋国，也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我父亲命我侍奉您，就是想要您安心在秦国生活，不要想着回去的事。如果我跟着您跑了，则违抗了父亲的命令，所以我不敢跟您走，但也不敢将这件事说给我父亲听。”保持沉默，也许是身处政治漩涡中的男男女女唯一能保护自己的武器吧。从某种意义上讲，怀嬴的沉默就是对大子圉的支持。他成功地逃脱了秦国人的监视，回到了阔别六年的晋国。站在他个人的角度，逃回晋国确实是情理之中的事，但站在国家的角度，他作为人质而逃跑，无疑是一件背信弃义的事。秦穆公对晋惠公父子的一再不守信用感到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他终于问了公孙枝一句话：“重耳在哪里？”重耳在哪里？这个问题有必要追溯到公元前656年，也就是申生自杀、重耳和夷吾分别出逃的那一年。我们前面说过，重耳在蒲城摆脱了寺人披的追杀，来到了翟国。翟国是狄人建立的国家，和晋国历来有比较密切的联系，对于重耳的来访，翟国给予了热情的招待。当时追随重耳逃亡的有狐突的两个儿子狐偃和狐毛，还有赵衰、颠颉、魏犨（chōu）、胥臣臼季、贾佗等数十人。这些人在晋国都是颇有名气的贤能之士，因为仰慕重耳，自愿放弃国内的优裕生活，跟随着他逃亡。翟国讨伐赤狄部落廧（qiáng）咎如，得到其部落首领的两个女儿叔隗和季隗，回来献给重耳。对于流亡在外的人来说，晚上睡觉时有人可以暖被子，当然是一件求之不得的事。不过重耳并不贪心，他娶了季隗为妻，而将叔隗赏赐给赵衰。季隗为重耳生了伯倏、叔刘两个儿子；叔隗则为赵衰生了赵盾。这两桩婚事在历史上传为美谈，有人甚至将重耳、赵衰的二隗比拟为孙策、周瑜的二乔。重耳在翟国住了十二年。期间晋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是晋献公死亡，荀息奉公子奚奇为君；不到一个月，里克、丕郑父派人刺杀了奚奇，接着又刺杀了接替奚奇的卓子，导致晋国出现权力真空；里克等人曾经考虑迎接重耳回国为君，但重耳考虑到国内局势不明朗，而且此时回国有与里克同谋的嫌疑，因此谢绝了他的好意；在这种情况下，公子夷吾获得秦国的帮助，成功地回到晋国，成为了晋惠公。但是晋惠公屡次背信弃义，得罪了扶他上台的秦穆公，秦、晋之间爆发了韩原之战，秦国大胜，晋惠公也成为了秦国的俘虏，在秦穆公夫人的帮助下才被释放回国。在这种形势下，重耳没有考虑趁虚而入，反而准备离开翟国，前往齐国投奔当时的霸主齐桓公。当然，重耳之所以离开翟国这个安乐窝，也并非完全自愿，而是因为得到了晋惠公准备派寺人披潜伏到翟国刺杀他的情报。临走的时候，重耳与季隗依依惜别，而且很通情达理地说：“我这一走，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请你等我二十五年，如果二十五年还不回来，你就改嫁吧。”季隗说：“我今年二十五岁了，再等你二十五年，我都行将就木了，还嫁给谁去？你呀，就别假惺惺地装大方了，放心地去吧，我在这里等你回来，谁也不嫁。”重耳等人自翟国出发前往齐国，第一站经过卫国。卫国的国君卫文公对这批峨冠博带的流浪汉没什么好感，甚至没让他们进入城内歇息。从历史的记录来看，卫文公还算是个贤君。但贤君不一定会做人，也不一定明白风水轮流转的道理。看见重耳一伙养得白白胖胖，又声称前往齐国寻求政治避难，生性节俭的卫文公打心眼里感到厌恶。晋国的公子有什么了不起？何况是落难的公子。再说了，你既然落难就该有落难的样子，还带着几十号人，前呼后拥的，显摆个啥？卫文公显然不明白，雪中送炭和落井下石之间，也许只是态度上的一点差别，然而引起的后果却是天差地别。公子小白当上国君的第二年，就发兵把一个叫“谭”的小国家给灭了。为什么？小白从齐国逃亡出来的时候，经过谭国，“谭不礼焉”。历史的教训，一定要引以为鉴。其实对于重耳来说，卫国人不让进城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既然是逃亡，找个乡村旅店将就着过一夜也好，免得过于招摇。但他很快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掌管盘缠的小吏头须不见了。当狐偃向他汇报这一情况的时候，他感觉自己的头皮都发麻了，直冒冷汗。屋漏偏逢连夜雨，这一切，仿佛预示着等了十二年之后，他的前途依然黯淡。考虑到这一年重耳已经五十五岁，我们实在有理由怀疑，他继续折腾下去还有没有意义？这个疑问，在重耳的心中也一度浮现。他甚至想，回到翟国去，回到季隗的怀抱里去，安安静静度过自己的余生，难道有什么不好吗？但只要一接触到狐偃他们那种充满信任和期待的目光，他就没办法把“回去吧”这三个字说出口。他们已经追随他过了整整十二年的流亡生活，盼望的就是有朝一日能够风风光光回到晋国去，辅佐他建设一个强大富饶的晋国。再苦，他也不能辜负他们，至少不能让他们失去希望。几十号人饿着肚子前进，来到一个叫五鹿的地方，人困马乏，实在走不动了，七歪八倒地坐在田野里休息。这时侯走过来几个扛着锄头去上工的农民。“老乡，老乡！”狐偃有气无力地叫道，“给咱们弄点吃的吧。”卫国的民风历来不淳朴。几个乡下人先是惊愕，继而弄明白这群打扮入时的人原来是在向他们乞讨，不由得嬉笑起来。“给，拿去吃吧。”其中一个农民扔过来一块黑乎乎的东西。重耳捡起来一看，原来是块硬泥巴。重耳一时恼怒，忘记自己是在异国他乡，拿起手中的拐杖就想冲过去打那个农民。农民也不是吃素的，立刻将锄头握在手里。狐偃一看势头不对，连忙跪倒在重耳面前，拦住他说：“这是天赐您国土，大吉大利啊！”重耳愣住了。但他迅速反应过来，扔掉拐杖，恭恭敬敬地向朝他扔泥巴的农夫鞠了个躬，然后回头捡起那块硬泥巴，小心翼翼地放到了马车上。狐偃以他的智慧，不但鼓舞了士气，而且及时制止了一场冲突——虽然重耳的手下有魏犨（chōu）等力能擒虎的壮士，但在落迫的境地下即使打了农民一顿，又有什么意义呢？一行人打起精神继续东行。这天黄昏，他们来到一片树林。重耳实在是饥困交加，斜靠在一棵大树上就睡着了。恍惚之间，突然闻到一股久违了的肉味，他不禁连吸了两下鼻子，没错，是肉！他猛地睁开眼睛，只见一个名叫介子推的手下跪在自己的面前，手里捧着一碗热气腾腾的肉羹。“哪里弄来的？”重耳也不客气，一把接过肉羹，做了一个深呼吸，一口气喝掉一大半。味道实在太鲜美了，但是吃不出是什么肉，他也不想知道，只是重复问了一次：“哪里弄来的？”“这个……”介子推犹豫了一下，支吾道，“前面有个小村落，我去乞讨来的。”“嗯，不错。”重耳把剩下的肉羹都倒进自己胃里，才又问了一句：“别人吃了没有？”“没有。肉不多，全部都在这里了。”介子推如实回答。重耳叹了口气，说：“苦了大伙了。”介子推将头深深地低了下去。公元前644年秋天，身心疲惫的重耳一行人终于来到了齐国的首都临淄。和卫国相比，齐国简直就是天堂。齐桓公早就听说过重耳的贤名，举行了盛大的国宴来招待重耳等人。在临淄，重耳品尝了久违的大餐，洗了久违的热水澡，听了久违的音乐，住了久违的宾馆，而且……还睡了久违的女人。齐桓公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重耳。
干了一仗，结果让全国人民大跌眼镜——冯玉祥居然赢了！可能大家以前对冯玉祥的印象不大好，但看到他坚定的抗日立场，估计大部分人都会改变对他的看法，觉得冯玉祥也有值得佩服的一面。不错，冯玉祥也许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甚至他的不断倒戈让人对其军人操守都产生了怀疑。可就因为在民族大义面前，作为一个实力所剩无几的地方军阀，他敢于站出来抗争，就可以面无愧色地告诉全世界——我是一个合格的中国人！但冯玉祥的单干行为有违南京国民政府的“隐忍”政策，因此这支部队得不到任何有效的支持，没有坚持多久便散伙了。这支抗日部队的核心将领里有一个叫吉鸿昌的人，没错，就是中原大战中“诈降”蒋介石的那个吉鸿昌。不过吉鸿昌没有死于日本人之手，而是被南京政府处死，就因为吉鸿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汪、蒋二人不能容忍的。1934年，抗日的冯玉祥步履维艰之际，原本不抗日的张学良已从欧洲归国。此次长达九个月的欧洲之行，让张学良收获不少。他不仅成功戒掉了毒瘾，还往思想革命的熔炉里添了几把猛火。张大少这次去欧洲，招待他的人是意大利驻华公使齐亚诺。齐亚诺不仅是他的好哥们儿，还是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的女婿。因此，张大少受到了意大利的官方礼遇和墨索里尼的接见，很长面子。即便他后来多次去巴黎、伦敦、柏林“采风”，甚至还得到了希特勒的接见，但他都回到了意大利，回意大利静心感受欧洲浓厚的备战氛围给他带来的亡国危机感，潜心思考如何利用强大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解救中国。似乎连墨索里尼都被张大少的学习态度感动了，在他临回中国之际，给其颁发了荣誉奖章——意大利十字勋章。回国后的张学良，面临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如果热河不丢的话，那么张学良说话还会有些分量。毕竟热河是华北的门户，光看这一点，蒋老大还会给他些面子。结果热河还是在东北军手中丢了，到了这份上，他手下军队怎么养，就要全看蒋介石的脸色。话又说回来，刚开始，对于身体状态好转和思想被法西斯主义武装过的张学良，蒋委员长还是抱有殷切期望的，先后给他安排了两份十分重要的工作——鄂豫皖剿匪总司令、武昌行营主任，但残酷的结果让蒋委员长十分失望。实际上，在欧洲经历了法西斯的洗礼后，张学良已经在思想认识上，与老大蒋介石取得了高度一致：抗日，但“攘外必须安内”。他在和红军开战之前，如此对参与“剿共”的东北军做思想动员：在将可能“亡国灭种”的中国，其先决问题是“安内”，能安内，才能产生一个健全政府，有了健全统一政府，才能攘外，才能谈到收复失地。而安内最重要的工作，便是消灭赤匪（毕万闻《张学良文集》）……但问题是，东北军的战斗力远跟不上老大张学良的思想“进步”幅度，在和红军的交手中一直被削。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只得重新给张学良安排一份工作——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蒋介石将张学良调到西北（陕西、甘肃一带），是出于如下两个原因。原因一，制衡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和西北“马家军”。“马家军”是指马步芳等人的回民武装，他们趁中原大战冯玉祥惨败之机，接收了冯玉祥的部分地盘。蒋介石担心杨虎城和马家军坐大，因此要找个人去制衡他们。这种挑拨军阀内斗的手段，蒋委员长向来拿手。原因二，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剿匪”，让张学良的东北军去对付实力看起来稍弱的西北苏区，那里有黄埔四期生刘志丹等人率领的西北红军。蒋委员长自然不会把“剿匪”的希望全部放在张学良身上，他早就开始了亲力亲为。
杨永泰献“剿匪”大计
1932年年中，蒋介石来到武汉，组织“鄂豫皖三省剿匪总部”，亲自“围剿”张国焘领导的鄂豫皖苏区及红四方面军。在武汉，蒋介石收到了一份不错的礼物——一条事关“剿共”的锦囊妙计。这条妙计写在一篇被后世称作《政治“剿共”万言书》的文章里，文章的作者是其首席谋士杨永泰。为便于大家理解这篇枯燥的《万言书》，此处特将其内容转化为一场情景对话。话说杨永泰敏感地窥测到主公蒋委员长的心病——“剿共”不力之后，不眠不休，挠破脑袋，想出了一条惊天大计……杨永泰对着正襟危坐的蒋介石分析道：“四·一二”以来咱们杀了多少共产党人，可为什么屡杀不绝？现在我们国民党掌握了全国主要的财富，主要的人力，可以号令几百万军队，却连几十万红军都消灭不了，这是为什么？所以共产党的问题不是军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光靠军事是不可能消灭共产党的。杨永泰偷偷看了看蒋介石的脸色，发现蒋介石没有任何不快。于是他接着说：咱们前三次“剿共”之所以失败，就在于把红军看成是与北洋军阀一样的军队。实际上红军绝非乌合之众，而是一支不怕死、不受抚、不感恩、不惧威的真正党军，它与军阀部队的最大不同是实行了政治治军，兵民一体，上下同心。因此必须采取新的策略才能“剿灭”，红军既然靠政治起家，我们也就来个政治“剿匪”，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看着蒋介石露出若有所思的神色，杨永泰再接再厉。他说：所谓七分政治，关键就在于分离共党与民众。我有几个不成熟的建议：其一，由上而下。澄清吏治，对贪赃枉法、横行乡里的土豪恶霸绝不姑息，让苏区的老百姓看到国民政府的决心和诚意。其二，由下而上。团结中农、贫农，加强救济力度，想办法提高苏区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只要让老百姓吃饱穿暖，他们管你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其三，在“剿匪区”原有的省和县两级政府之间，增加一级“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其四，实行“保甲制度”。虽然咱们民国受西方以“个人”为社会组织单位的政治观念的影响，废掉了这个从北宋王安石开始就一直在使用的制度，但咱们可以在“剿匪区”恢复它。譬如十户为甲，十甲为保，有为“匪”通“匪”纵“匪”情事者，联保各户，实行连坐。一家出了共产党，或是跟共产党有关，保甲内的其他几家，全都跟着吃“挂落”！通过这几种手段，渐使苏区老百姓日益脱离共产党，不为共产党所左右。解释完了七分政治，杨永泰继续侃侃而谈：所谓三分军事，乃剿抚兼施，重兵“围剿”共产党，不留后患，但同时对于投过来的共军将领给予宽大和出路。法眼如电，够毒辣！这位仁兄真是个人才。有人说，历史是由人民改写的。其实，一个重要历史人物在关键时刻的一个重要决定也许同样可以改写历史。蒋介石从善如流，忠实地执行杨永泰的设计，立即在“围剿”鄂豫皖苏区时收到了效果。张国焘显然想不到蒋介石的水平提高得这么快。在蒋介石的政治、军事双重进攻之下，他手忙脚乱，连失阵地，向西退到了川陕边界。为此番“剿共”立下汗马功劳的杨永泰，受到了蒋介石的奖励。这份奖励跟杨永泰的一项建议有关。杨永泰建议的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确实让蒋介石办起来了，但并没有得到汪精卫的同意，也没有经过立法院和行政院的批准，算是违法产物。事实上，对这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有意见的，还有跟人事权有干系的一众人马，譬如CC系。不过在战争年代，军人大过天，蒋介石说了要办，就是要办。在杨永泰的撺掇下，蒋介石把十多个省的“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的用人权和行政权都划到了杨永泰名下。就这样，杨永泰和他的政学系从中捞了很多好处，但同时也得罪了强大的CC系、行政院和立法院。打完张国焘，时间来到了1933年，蒋委员长决定趁热打铁，他要亲自指挥第四次“剿共”，“围剿”中央苏区。于是在希特勒组阁的同日，即1933年1月30日，他再次来到南昌行营。在开战前，蒋介石给自己的超级谋士杨永泰出了一道难题：如何解决南昌行营组织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效率低下的局面？杨永泰民国第一谋士的名头不是白叫的，他踩在清朝皇帝们的肩膀上，对军机处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创新，“生产”出了终极解决方案——传说中的侍从室。虽然侍从室被历史渲染得黑影幢幢，神秘莫测，但其本质上也就是一个党、政、军的最高决策机构，一个全心全意为蒋委员长搞独裁服务的机构。简单说来，侍从室也就是三个处、一个侍卫长室、一个参事室。侍一处负责军事、情报业务，如戴笠这种大特务头子就得接受侍一处领导。侍二处以处理党务为主，即使陈立夫他们控制的党部也得被侍二处管一管，号称国民党第一神笔的“领袖文胆”陈布雷，就曾当过侍二处的头头。侍三处负责人事考核，管理全国的干部考察和任命。侍卫长室负责保卫蒋家安全，相当于“皇家卫队”。参事室研究内政外交，实际上就是智囊团，地位有些像如今的社科院。自从有了侍从室这个如臂使指的贴心机构，蒋委员长办起事来往往一气呵成，效率大为提高。可就在蒋介石的“剿匪”工作做得如此顺风顺水之时，传来了一个让他抓狂的坏消息——福建反了。蒋介石的新突破
蒋介石不由得仰天长叹：中原大战好不容易平定了国内最大的三个反对派，总算能腾出手来对付势力日益强大的中共。原以为中共只是一帮“土匪”，大军一到必定灰飞烟灭，可没想到，连续三次“围剿”无一成功。就在准备第四次“围剿”时，却发生了“九·一八”，后来又是“一·二八”。现在第四次“围剿”刚开了一个好头，福建又反了。中原大战后一度出现的良好局面立刻灰飞烟灭。老天，你怎么就不能多给我点时间？！大家一般只知道绑架蒋委员长抗日的“西安事变”，但实际上，第一个吃螃蟹的不是张学良和杨虎城，而是第十九路军。蒋介石自任总司令前往江西“剿匪”的同时，任命跟自己一直处得不错的陈铭枢为副总司令，率第十九路军进入福建配合“剿匪”。让蒋介石没想到的是，陈铭枢、蒋光鼐和蔡廷锴到福建之后，非但没有“剿”过一个红军，反而私底下与红军建立了“联共反蒋抗日”的统一战线。因为这三位仁兄本就不认可“攘外必先安内”，而《塘沽协定》的签订，更是让他们觉得军队的最高领袖蒋委员长太过软蛋而不能领导中国抗日。与其把资源浪费在“剿匪”打内战上，还不如自己组团抗日！1933年11月20日，这三位拉上跟蒋介石关系不大和谐的李济深，在福州建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此事史称“福建事变”。当时国内的军阀大都只是嘴上说说抗日，手上还在数钞票，但这四个人不同。虽不能完全否认他们有割据一方的想法，但可以肯定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以另类的形式胁迫蒋介石抗日——你不抗日，我们自己抗日！蒋介石接到消息后的第一反应就很激烈，给予对方最严重的纪律处分——开除这几个人的党籍，与如今共和国处理违纪干部的方式如出一辙。蒋介石的第二反应也是相当犀利，调来淞沪抗战时对付日本海军陆战队的精锐部队“围剿”这个新政府。实力差距太大了，蒋委员长的军队两个月就攻陷了福州。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李济深逃往香港。不过，这四位并没有就此沉沦，而是继续为革命发光发热，他们建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即今天咱们共和国八大民主党派之一的“民革”）参政议政。这四位热血男儿，1949年后全部在共和国政府中就职。他们之中最有性格的要数陈铭枢，“文革”期间他居然批评毛泽东“搞个人崇拜”、“搞大跃进”，纵然被打成右派也不屈服，不失真性情。后来他听到共和国核试验成功的消息，兴奋异常，一下子心脏病发，去世了。十九路军的老大们跑掉了，但中下级官兵跑不掉。十九路军被整编，连级以上军官全部遣散，新任军官大多为黄埔系，十九路军至此瓦解，不过英雄的部队自然应该为国人铭记。平定福建之后，蒋介石终于可以集中精力“剿共”了。前四次“围剿”失败，蒋介石一直不服气，他是这么认为的：一、前三次“围剿”，中央军精锐没有出动，他也没有亲自指挥，败仗主要是地方军阀打的，不算他失败。二、第四次“围剿”，他曾指挥国军拿下了鄂豫皖根据地，这让他有信心消灭江西中央苏区。在蒋介石看来，第五次“围剿”是势在必行。这种情形之下，国军方面吸取前几次失败的教训，调整了策略：第一，不再轻敌，把红军当一个强有力的对手。第二，不求速胜，慢慢地打，步步为营，打持久消耗战。第三，在苏区实行减租减息，史称“二五减租”。也就是允许地主出租土地让农民耕种，但租金要在原来基础上降低百分之二十五。蒋介石还组织了农村合作社，遣医送药，实施救济……总之，以共产党为师，转化民众心理。第四，在苏区推行保甲制度，加大对社会的控制力度。负责推行保甲制度的，正是蓝衣社康泽的“别动队”。前两条是军事上的，让红军无法再使用“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策略。换句话说，迫使红军失去了局部优势，只能选择硬拼。蒋介石说：“匪区”不过五百里，我们每天推进两里，不到一年也就把它推平。如果共军用声东击西来骚扰我军，我们一概不管，只需要强固自己的工事，做自己的事情，这就是所谓“以拙制巧，以实击虚”。于是国军这次采取的战略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攻陷一处，成功后不急于继续用兵，而是深沟高垒严密驻防，打下一个地方就要稳固一个地方，然后再往下推进。这么下去，根本不需要全境占领，只要占到一半，苏区定会大乱，无以为继。毕竟苏区地狭人少，没有后方，根本打不起这样的消耗战。至于后两条策略，明显脱胎于杨永泰的政治战术，对于瓦解红色政权、打击红军士气，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对于老百姓来讲，“二五减租”政策减个百分之二十五虽然不如不缴，但总算有甜头，总比今天分了地主的地，种完了，等红军一走国军一来再让地主抢回去划算，更何况还有其他经济补助。如此这般，没有战略纵深的苏区如何应对呢？答案是，没有办法。红军不怕远征难
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的战役开始了。蒋介石亲自指挥第五次“围剿”，光进攻江西中央苏区的军队就有五十万，还不算空军支援，可说是志在必得。可江西苏区中央红军有多少人？加上扛着梭镖、拿着大刀锄头的地方武装，总共才十多万人。面对国军以黄埔系为主力的中央精锐的步步为营、层层推进，中共中央的领导者——共产国际的代言人博古和李德决定：硬拼，据险而守。硬拼显然不是办法，毕竟实力相差太远。这次“围剿”与反“围剿”的战役，从1933年9月底一直打到了1934年10月初，历时一年，以红军失败告终。这个结果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国军方面坚持既定的持久消耗战略是正确的，用最笨的方法有时能得到最稳妥的胜利；二是红军确实能打，面对五倍于己、装备占优的敌人坚持一年，不是随便哪支部队都能做到的。可问题是，失去了根据地的红军该怎么办？答案是战略转移，换一个地方继续革命。不过，项英、陈毅、瞿秋白等干部被留了下来，率领为数不多的人马掩护大部队撤退。他们没有料到，这一掩护就和中央、中央红军彻底失去了联系，他们要率领这些人独立应对接下来的凄风冷雨。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所有机关和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共八万六千人，从江西的瑞金、于都等地区出发，向西突围。因为西面是广西、贵州、四川等省，全都是军阀割据势力范围，红军可以利用蒋介石与地方军阀的矛盾，在夹缝中求生存。其实，红军的想法正中蒋委员长的下怀，稍有区别的是，他更喜欢把红军逼向两广和福建，而不是贵州和四川。因为两广和福建靠海，有利于将红军逼向死角，像南昌起义之后，贺龙和叶挺的部队就是这样在广东潮汕遭到失败的。而且，蒋介石还可以借不适用。因过去中国是一大陆农国，人群和合了，同时即是土地展拓了，也即是财用充裕了。因此说：“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大学》这一番理论，贡献给此下中国作为一种传统的经济政策之张本，我们不可不注意。其三、荀子云：“圣人制礼义，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二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主张，我们的物质欲望不可超过现有的物质限度。当然现有的物质限度亦须能适应现有人之物质欲望。在此两者间，须能相互调节。使人的内心欲望与外在物质生产，双方相持而长。荀子此番话，亦是一种人文本位的经济理论。可以说，中国人一向的经济理论，都是以人文本位为立场，或说是以道德主义或礼义主义为立场的。人生的欲望，本可无限地扩张提高，但欲望无限提高，并非人生理想所在。若使物质经济常追随于人生欲望之后，而亦求其无限提高，此将使人生永成一无限。无限向前，却是无限的不满足，与无限的无休止。此将是人生之苦痛与祸害，决非人生之幸福与理想。故领导人向前者，应属之于道德与礼义，不应属之于欲望与经济。人之种种欲望与物质经济，同须受人生理想与道德之领导。四此项理论到汉代时，又出了几位有名人物如贾谊、晁错、董仲舒等，彼等之政治抱负与经济理想，大体言之，均是因袭上述儒家思想而来。我姑举董仲舒所言以资证明：董仲舒云：“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使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当知社会决不能绝无贫富相差，但当使富者仅在社会上能表示其地位之较高而止。如大政治家、大艺术家、大科学家等，他们在社会上贡献比别人大，自当获得一份比别人较高的地位与待遇。此种差别是有理由的。即如当前共产主义国家里面，岂不是此辈人之地位与待遇仍然高出常人吗？此等差别，我们实无法反对。只是不要让人由富生骄，丧其明德，则于己无益，于人有害了。至于穷人，与富相较，则自见其穷。既有富，必有贫，亦所难免。但也要使贫者能获得他们低水准的必需，有他们低限度的生活，不要让他们内心老忧虑。此处所引董仲舒之所谓富与贫，其实只是在同一水准上比较有此分别而已。无论富与贫，同样不该超水准，而此水准则以人生的理想为依归而树立。人都该能活着，而尤该活得近理想。即如目前西方国家，在亚、非地区所以不得人缘，有些就是患了富而骄的病。他们因和人贫富相差太悬殊，便不免视别人为落后民族，以为予以一些经济援助，便是拯救了这些地区。这一种内心，正是骄的表现。仅知有经济，不知经济以外有人生，则富必然会骄，因骄而生出人类相与之不和与不睦来。这些不和不睦，却非经济所能解决。但富而骄固不可，贫而忧也须防。经济条件降落到一种必需水准之下去，这亦会发生人群间之不安与不和。董仲舒的意思，就是要在富而不骄，贫而不忧，高下有宽度的节限中，来维持一个相当有伸缩余地的社会经济水平。以此为限度而调均之。“此”字所指，主要即是一种德，如不骄不忧之心理状态，更重要过于不必需的经济条件。汉武帝采用了董氏政策来节制资本，裁抑兼并，尤著者，如盐铁政策。据司马迁《史记》所云：“猗顿用盬盐起，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盐铁为人生日常必需品，不当由私家操纵专利。汉武帝此项制度之用意，永为后世所承袭，遂使此后中国社会永远不能有垄断为利之大资本家出现。我们当知在此种制度之后面，实有一番人生理想与经济理论在作领导，故使中国社会在封建政制崩溃之后，不转到资本主义社会路上去。故自汉武帝开始建立士人政府之后，货殖游侠一批人物便潜消于无形。而自《史记》以后，除班固《汉书》因袭《史记》外，二十四史中也不再有货殖游侠列传了。即班氏《汉书》亦以此讥史公，谓其“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班氏此一评语，正可说明此下中国社会何以不再容游侠货殖中人得势的一般意见。现在人不悟此中因由，以为惟有太史公有史学特识，故能提出此两列传，以后史家无太史公般识见，遂不知为货殖游侠写列传。其实此后中国社会已正式成为四民社会了，商人与游侠已失却其素封与新贵之地位，不能如汉初般在社会上发生出特殊作用，故后来史家也就无法再为他们另立专传。正为的是历史上无此现象，却不便是史家无此识见呀！五我们可以说，中国此下经济制度大体承袭了此一传统。先说保持必需经济的低水准方面。我将姑举几项大纲目言之。首先当言平均地权之一项，此即向来学者所爱言之井田思想。其在历史上见之实施者，为各时代之均田制。主要是裁抑兼并，所谓“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此乃中国历代政府所力求纠正者。随于土地政府而来者，如废除奴隶使成为自由民，以及历代赋税制度之主于轻徭薄赋，以及各项悯农、恤贫、救荒、赈灾、公积、义仓，及奖励社会私人种种义举善行，以宽假平民，力求安和，此皆中国两千年来政府所传统倡导尽力履行者。这些工作之背后，均受一群士大夫之鼓吹与支持。其意只在使一般人民的经济生活不堕落于过低水准。再说防止经济超过高水准，走上不必需的经济之无限发展者，除上述盐铁政策，禁止日用必需品之为商人所垄断专利等以外，又如禁止商人进入仕途，此亦为中国传统法制一大端。董仲舒尝云：“明明求仁义，君子之事。明明求财利，小人之事。”此所谓小人，乃指只为私家私人谋生计满足，以其平素用心在私，故不能付之以国家之重任。明明求仁义，则是存心在公，非士人专一诗书，求明义理，不能有此。故付托以国家重任者，亦必在此辈。董仲舒又云：“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当知道义乃人生所必需，功利则往往有不必需又超于必需之外者，故当以道义为经济立限度。偏重功利，则易趋于无限度。董仲舒之言，极为近人诟病，其实就中国历史传统言，此等言论，皆有甚大影响，而非诚可诟病者。我们当细求其意旨所归，不当因其骤然看来和我们意见不同，便肆意轻蔑，不求理会。又如汉代有禁止商人衣丝乘车之事，此种限制，直到清代，还是时时变相出现。但若因此而认为中国历史传统一向轻贱商人，则亦不尽然。《左传》云：“通商惠工”，此四字为历来所奉守。通商者，即通商贩之路，令货利往来，给予商人以种种之便利，又如说“关市讥而不征，”当知历来商税皆不高，有些时且不征商税，商品在全国各地可以自由流通，绝无阻滞留碍之虞。如在晚清咸同年间，为平洪杨乱事，创办厘捐，当时曾引起极大争持，此等皆是一时不得已而为之。诸位当知，中国政治传统，只是防止商人专为牟利而妨害了社会，却并不允许政府专为牟利而妨害了商人。可知贱商之说亦不公允。中国历史上，工商业在古代已甚发达，如南朝以下之广州，唐代以后之扬州，此等城市，其商业繁荣之情况，屡见于历史记载，多有超出吾人所能想像之外者。即如宋人所著《太平广记》一书，其中所载琐事轶闻，大可想见在当时中国各地之商业情况，足可打破我们所想像中国永远留在农村社会之一假想。我们尽可说，中国工商业一直在发展情况下繁荣不衰，惟遇到达社会经济物质条件足以满足国民需要时，中国人常能自加警惕，便在此限度上止步，而希望转换方向，将人力物力走上人生更高境界去。故中国历代工商业生产，大体都注意在人生日常需要之衣、食、住、行上，此诸项目发展到一个相当限度时，即转而跑向人生意义较高的目标，即人生之美化，使日用工业品能予以高度之艺术化。远的如古代商、周之钟鼎、彝器，乃至后代之陶瓷、器皿，丝织、刺绣，莫不精益求精，不在牟利上打算，只在美化上用心。即如我们所谓文房四宝，笔精墨良，美纸佳砚，此类属于文人之日常用品，其品质之精美，制作之纤巧，无不远超乎普通一般实用水准之上，而臻于最高的艺术境界。凡此只求美化人生，决非由牟利动机在后作操纵。又如中国人的家屋与园亭建筑，以及其屋内陈设，园中布置，乃及道路桥梁等，处处可见中国经济向上多消化在美育观点上，而不放纵牟利上。我们治中国经济史，须不忘其乃在全部文化体系中来此表现。若专从经济看经济，则至少不足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史。说到工业，中国历史上有几项著名的大工程，如秦以后的万里长城，又如隋代与元代所开浚之运河。此种大工程，亦莫不与国防民生实用有关。总而言之，中国人只注意经济之必需。如此而有裕，即着意在人生美化上。虽中国民族亦具有伟大的制造工艺才能，但亦都不从牟利上着眼。故经济之向上发展，虽同属于一种物质方面的，而西方则偏在科学机械方面，中国则偏在艺术陶冶方面。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人生美化艺术化，亦属仁义方面。科学与艺术，亦是一种义利之辨。至如核子武器之发明，则为一种大不仁。可见中国传统经济观，均是一种人文本位道德本位者，重人生，不重经济。经济只以辅助人生，非以宰制人生。于是经济发展，遂成为有限度的。六在中国古代有一书，名《周官》，亦称《周礼》。此书实为中国古代一部奇书，犹如西方希腊哲人柏拉图之著有乌托邦《理想国》。此书当属战国末年人作品。书中假托周代官制，有意把政治、社会、经济、教化冶于一炉，是亦主张一种人文主义之经济政策者。后人遂多疑以为乃周公著作。后代曾有三位政治人物，想依照此书推行新政。一为西汉末年之王莽，一位南北朝时代北周之苏绰，一位北宋神宗时之王安石。此三人中，结果二王推行新政都失败，惟有苏绰一人成功了。这因王莽、王安石皆在社会经济条件较佳情况下，来推行周官政策，裁抑工商业太甚，以至失败。而苏绰则在社会经济条件较不佳之情况下，来推行周官政策，故不见有裁抑工商业过甚之病。此处亦可看出中国历史进程中之一种中和性，不走极端，不为过甚。而同时亦见中国历史传统，本不专向裁抑工商业一方推进。过分裁抑工商业，必然将招致恶果无疑。若我们仔细一读王莽、王安石两人之政治失败史，便可透悟此中消息。尤其当王安石时，一辈旧党反对新政，此辈人亦多属儒士，可谓与王安石在学术上仍是同一路线者。我们若仔细去读当时那些反对派的言论，更可透悟出中国传统思想中对经济观点之内涵意义之另一方面来。近人粗治西方思想，震惊于王莽、王安石两人之经济措施，有些与西方意见若相暗合，却不懂他们究竟为何失败，于是尽骂中国人守旧，尽骂中国传统轻视工商人，此等皆是推想失实。七根据上述，我将重新指出我以前所一再提及的，即中国历史之浑融一体性。故我们要研究中国政治史，或社会史，或经济史，只当在文化传统之一体性中来作研究，不可各别分割。我们当从政治史、社会史来研究经济史，亦当从政治思想、社会思想来研究经济思想，又当从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来研究经济制度。在此三者之上，则同有一最高的人文理想在作领导。循此以往，中国历史之传统与其特殊性，便不难找出答案来。现在再论到中国经济中几项特有情况，有很多问题乃在西洋史中所未见或少见者，而亦遂为今日国人所忽略了。就中国人传统观念言，一个时代，若其物质上之积聚多而消散少，此时代即富而安，否则反是。在上如帝王之骄奢淫逸，而浸淫及于士大夫生活。又如政府之冗官冗吏，过量开支。对外则有防边与开边，或穷兵黩武。凡此种种，皆足以招致国库空竭，人民贫乏。如汉武帝远征匈奴，以为可以一劳永逸。但到末年，终不免有轮台之诏，自悔当年之措施。唐中叶以后，亦可说是因于有一种接近帝国主义之向外扩张，而招来国内之不安，乃至生出五代之黑暗时期。又因中国国防线太长，如宋代，如明代，皆因防边而动用浩大之财力，耗散浩大之人力，亦为造成当时国势衰弱之一因。又如河患与漕运两问题，此亦为中国历史所特有。黄河屡有泛滥溃决之患，历代专设机关特命大员设法防治，耗费甚巨，常因此而激起社会的经济危机。漕运乃指水道运输粮食言，或运至京师，或供应边防，或沿途分储食廒，皆称漕运。此亦为中国历史上一大消费，皆因中国所特有之地理背景而引起。此黄河与漕运之两大问题，在中国史书中，历代均有详细叙述。此两事，每使历代政府岁糜巨帑，耗费国家财力，不可计算。欲研究中国经济史，此等特殊问题亦不可不一加注意。又如唐以前之门第社会，虽若迹近封建，导致不平等，然当时之大门第实为社会财富之积聚中心。社会因由此积聚，而使一般经济易于向上。唐以后，则是一个白衣进士的社会，财富分散了，经济无积聚，好像更走上平等。但一切社会上应兴应革之事，反而停滞，无法推动。此因社会力量因平铺而瘫痪了，不易集合向前发展。此一问题亦极重要。但在今日讲来，已是历史上之过去陈迹，因亦没人注意了。但此实是宋以下中国常苦贫乏之一因，值得再提醒。但若总括来说，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情况，自秦迄清，直到道咸年间，向来可说是较佳于西方的。经济落后，只是近百年事。我们尽可说，在近代科学兴起，而中国经济遂见落后。此下我们将如何引进近代西方之新科学而又能保持中国经济旧传统，即仍然保持中国一向坚守的人文本位之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使新科学兴起后之经济发展，仍不致超水准而走向无限度与不必需的发展上面去。此是一大问题，有待中国自己此后新起的经济学家来设计，来督导，来创立一种适合中国传统社会的新经济思想与政策及制度。在中国历史上，能特创新制度，来解决当时代之种种问题的大政治家、大经济学家，固已代有辈出。但今天我们则失却此自信，种种聪明，都奔凑到抄袭与模仿上，自己不能创造，也不敢创造。惟此厥为中国今日最大最深之一病。西方人有他们一套浮士德式的无线向前精神，有他们传统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与财利主义。他们一意提高物质生活，而把其他人生尽追随着向前。我们明知此一套精神实为中国社会所不易接受。而他们这一套精神，亦已弊病百出。但我们偏要勉强学步，则所谓落后，便真成为落后，而无法追上了。故中国今后最要急起直追者，却不是追随西方，乃在能追随中国古人那一种自创自辟的精神。即就经济史上之种种发明而言，如钞票是发明在中国的，如近代山西票号之信托制度等金融措施，亦是中国人自己发明的。若把中国经济史上种种出自中国人自己发明的方法和制度等，一一罗举，亦足增长国人之自信。我们今后正须在经济制度、经济政策、经济思想上，自己因地制宜，别有建树，则首先得回头一看中国过去的一套经济史。这更是我们研究此下经济发展所应注意的。第五讲如何研究学术史一今天所讲是“如何研究中国学术史”。根据以前数讲，有关政治、社会及经济诸端，可以明显地看出中国历史之浑融一体性。而中国历史之所以能不分裂与无中中断，亦颇于此可见。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源远流长，在其内里，实有一种一贯趋向的发展。我们并可说，中国历史上之传统理想，乃是由政治来领导社会，由学术来领导政治，而学术则起于社会下层，不受政府之控制。在此一上一下循环贯通之活泼机体之组织下，遂使中国历史能稳步向前，以日臻于光明之境。上讲我已提及中国历史上之伟大人物周公。周公实近似于西方哲人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所要求的理想政治领袖。但周公不是一“哲人王”，仅是一“哲相”。他可说，是以一学者哲人身份，而来建立了西周一代的政教礼制，奠定了中国此下数千年的优良基础。周
守寨门的塔楼或碉堡。寨内约有30户左右的居民，他们通常是寨主的佃户。有时，同姓人家聚居在一寨之内，后来，这样的寨常被称作“某家庄”。寨主还训练自己的乡兵。傅衣凌：《关于捻变的新解释》，第33页。1640年，河南知府报告，有些豪绅（以占地多达一千顷为标准）建立私人武装，残杀百姓，奸淫妇女，强占土地，有时甚至袭击当地官府。德·弗格斯：《中原的起义》，第6—7页。这些豪绅不都是大地主，有的是盐商或落第举子，其追随者则是小商贩、城市游民和破产农民。同上书，第24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104页。?《明史》，第3066、3116页（此段引文自《明史》数处摘集——译者）；德·弗格斯：《中原起义》，第24页。?《明史》，第3069、3116页。?同上。刘洪起于1645年被清军杀害，德·弗格斯：《中原的起义》，第24页。?引自谢国桢：《南明史略》，第50页。?同上书，第51页；又见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00页。?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二卷，第6页。小威尔斯认为，“正人君子”反对“偏安”，并相信明军的反攻会激励失地百姓奋起反抗，正是“过渡时期的明朝政治文化最引人注目之处。这一过渡就是在代表东林党的正人君子所采取的不协调行动的作用下，转入具有强烈道义和信念色彩的残酷战争。”小威尔斯：《17世纪中国多元政治的夭折》，第3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22页。刘宗周还要求马士英像史可法去扬州一样，返回凤阳。姚名达：《刘宗周年谱》，第31—32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奏稿》，第26—27、46—47页及《年谱》中，第18—21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18—21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85—186页。?陈子龙几年来一直在推动全国性的组建乡兵运动。在任绍兴推官及后来在浙北代理知县期间，他与几社其他成员一起，力劝崇祯帝批准在全国范围内组建由乡绅领导的地方武装。浙江地区的许都率乡兵发动叛乱、攻打当地官府一事，险些破坏了这一计划。在明朝崩溃前夕，这一计划终于获准，但已无济于事。魏斐德：《清朝征服江南时期的地方主义和忠君思想：《江阴的悲剧》，第52—53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第二十二卷，第17、18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164—167页；邓尔麟：《嘉定忠臣》，第225、254—255页；艾维四：《晚明士大夫陈子龙》，第108—110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44—248页。后来，陈子龙同意在弘光政府兵部中继续任职之后，首先要求允许他召募水勇，以便取道天津夺回京师。他声称已买下33条沙船，并有千余名勇猛熟练的水手正严阵以待。尚缺少的武器可望在一个月内造好，江南百姓（其中许多人惯于航海）也可迅速组织起来抵御敌军。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奏稿》，第1—2页（然而陈子龙本人并没有指挥水师的经验，见小威尔斯：《从王直到施琅的中国沿海：边地史研究》，第220页）。人们记忆犹新的是，在16世纪50和60年代，这一地区的缙绅曾联合抗击倭寇。当时，东南地区的缙绅依靠浙江和江南的财富，在胡宗宪领导下，动员乡兵，招募水师，组建了抗击海上入侵者的有效防线。梅里尔恩·菲茨帕特里克：《中国东南地区的地方利益与反海盗管理》，第14—15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奏稿》，第54—58页。据陈子龙1644年9月11日的上疏，当时南京驻军有2万人。他建议从中精选1万人，组成3支各3000人的标兵和1000人的侦察队。他还提出通过建立军屯和户籍制度，另外征募4万人（共计6万人）。这些新兵可从江南的仆役或小商贩中召集，还可从浙东农村召集一部分（尽管许都在浙东叛乱曾给陈子龙带来过麻烦，但他对这一地区仍很感兴趣）。招募来的新兵，可分为2支大军，每100人为一队，组成宝塔式编制，由1名大将统一指挥。这个计划与19世纪组建湘军的计划至少在形式上十分相似，当然后者也受到诸葛亮和戚继光的启发?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20—21页。?见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二卷第53—55页中的陈子龙上弘光帝疏。斯特鲁弗认为，许多人将陈子龙及其一伙视为有潜在危险的激进派。他们可凭口才将百姓煽动起来，但根本不知道如何将志愿兵与正规军结为一体，也根本不了解如何与职业军人打交道（斯特鲁弗：私人通信）。?这段话引自《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21页的注，实际上可能未曾作为奏疏上呈。“神州”一词的使用，可追溯到战国时期，一般指中国当时管辖的区域。例如，诗人曹唐的一首词中有这样的句子：“远冈连圣祚，平地载神州。”所以，“州”是指与神圣的祖先联系在一起的领土。这一形象的描述将大地与统治者、领土与神灵结合为一体。正如曹唐词中“平地载神州”的比喻所暗示的那样，皇位的合法性不仅仅取决于上面的“天”和“命”，也取决于下面的实实在在的大地。这一皇位合法性的解释是深刻而通俗的。满人不厌其烦地讲“天”、“上天”和“上帝”，南明的臣民则更关心具有象征意义的“地坛”和地下皇陵。陈子龙的话中当然也提到了皇陵。“十二陵”即指位于北京北郊的十二座明朝皇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21页。?同上书第二十二卷，第17—18页。?同上书，奏稿，第51—53页；又见第26—27、46—47、54—58页。?《明史》，第2917页。章正宸后来在鲁王手下任职，失败后削发为僧。?魏斐德：《江阴的悲剧》，第52—53页。?应宝时编《上海县志》（同治朝编）第十九卷，第39页。?何刚的建议遭到拒绝。部分原因是他与史可法交往过密。“士英恶可法并恶刚，出知遵义府”。何刚未去赴任，却在得知扬州被围后，立即前去帮助史可法，扬州陷落后自杀身亡。?谢国桢：《南明史略》，第50页。?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二卷，第5页。刘宗周还暗示，派史可法去淮安意味着把北伐战略的最佳实施人物从朝中撵走：“无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毅然决策亲征，亦无以作天下忠臣义士之气。”同上书第二卷，第5页。关于刘宗周当时对马士英和阮大铖的抨击，又见袁继咸：《浔阳记事》，第7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52页。?刘宗周视刘泽清的参劾为“朋党之论”而不予理会。他认为，在明朝的历史上从未有武官参劾文官的先例，当然也未有武官无理威胁要杀害文官的先例。李清：《三垣笔记》下，“补遗”，第2页。?《明史》，第3070页。1644年9月11日，长安街上出现了一份诽谤吴甡和刘宗周的匿名揭帖。六天之后，高杰、刘泽清和刘良佐分别参劾刘宗周，说他已使诸镇将怒火满腔。?顾炎武：《圣安本纪》，第11页；又见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1页。和某些勋臣一样，黄得功也参加了对刘宗周的攻击，斯特鲁弗：《南明》，第14页。?刘宗周辞职获准，被护送回乡。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4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12页；斯特鲁弗：私人通信。据《明史》载，高杰和刘泽清曾派刺客去暗杀刘宗周，但据说当刺客面对这位年高德劭的哲学家时，竟慌得不知所措。《明史》，第2882页。?艾维四：《晚明士大夫陈子龙》，第133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1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88—389页；查继佐：《国寿录》，第70页。顾杲也曾在攻击阮大铖的“南都防乱公揭”上署名。他之所以幸免于难，是因为副都御史与他有姻亲关系，因而设法推迟了对他的审讯。?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1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5—16页。?李清：《三垣笔记》下，第2页；徐鼒：《小腆纪传》，第208页。“逆案”是依附魏忠贤的官吏的名单。公元8世纪，唐朝曾编过依附叛将安禄山的唐朝官员的名单。编制曾与大顺合作过的明朝官员的名单即援引此例，亦称顺案。“顺案”中的“顺”字，亦有“投降”、“归顺”之意。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2页。?早在南明政权建立之初，马士英就向弘光帝表达了他对北京死难忠臣的关切。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二卷，第2—3页。1644年10月3日，弘光帝为范景文、倪元璐及其他19名忠烈追授了谥号。姚家积：《明季遗闻考补》，第96页；顾苓：《金陵野钞》，第31—32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4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6—47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8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109页。史可法认为，南明政府要聚集足够的人才，方能收复北土，而唯一的办法就是招纳落难的士大夫。可先由地方官举荐，待其任官履历查清后再邀请他们参加南京政府。杨德恩：《史可法年谱》，第52—53页。?史可法曾上疏主张，必须处决大顺“伪官”，销毁他们的印绶，以明“泾渭”。对那些渡河进入其辖区的原大顺官员，他皆照例将他们斩首。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三卷，第3页。?史可程在1643年与陈名夏同科考取进士。一般都认为他是史可法的胞弟。但有人仔细研究了其家谱，证明他是史可法的二堂弟。史可程的兄弟史可鉴是锦衣卫军官。朱文长：《史可法传》，第97—98页。史可程曾在大顺政府任职，后逃到南方。虽然史可法要求惩处他，但弘光帝大发慈悲，命他回乡照料其母。南京陷落后，他在宜兴住了多年，成了顾炎武的朋友，后得以善终。《明史》，第3079页；朱文长：《史可法夫人姓氏考》，第88页。史可程与顾炎武常互通书信并题赠著作。见顾炎武：《亭林先生遗书汇辑》，1888年版；《同志赠言》第四十卷，第21—22页。程一凡先生向我提供了史可程与顾炎武两人通信赠书的史料，在此表示感谢。又见谢国桢：《顾宁人学谱》，第176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109页。?文秉：《甲乙事案》，第54页。?朱文长：《史可法传》，第34页。江南缙绅谴责“从贼官”的典型例子，见郑振铎《玄览堂丛书》第一一三册：《嵩江府阖郡士民讨逆贼杨汝成檄》。?在一次祭奠崇祯帝的仪式上，阮大铖说：“致先帝殉社稷者，东林也，不尽杀东林，无以对先帝于地下。”温睿临：《南疆绎史》，第715页。?《明史》，第1546、3091、3095页；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第二卷，第10—11页；钱第六章清朝统治的建立明季骄淫坏法，人心瓦解，以致流寇乘机肆虐。我朝深用悯恻，爰兴仁义之师，灭尔仇仇，出尔水火，绥安都城，兆姓归心。近闻士寇蜂起，乌合倡乱。念尔等俱吾赤子，不忍即加兵革。已往者姑从宽宥。谕到，俱即剃发，改行安业，毋怙前非，倘有故违，即行诛剿。《世祖实录》，1644年6月15日，第五卷，第53页北京新政府面临着三个十分紧迫的任务：恢复京城的治安并使行政机器重新运转起来；平定北直隶和邻省山东的动荡不安的农村，以及追击并消灭现已逃到太行山西部的大顺军队。其较为长远的重要的任务，则是官僚机器的改革，与平民困苦生活的改善。
地方合作者
如果没有汉人的军事合作的帮助，满族人是不可能征服中原的。而这种征服，随即又恢复了汉人降官的权力。明末兴起的一批军事力量，特别是左良玉、刘泽清这样的军阀，都使得回天无术的文官们更加虚弱无力了。无论是大顺军对北京的占领，还是勤王将领们在南京政权中的专横，都使这个帝国中的军人们越来越显要了。清人在华北与中原的胜利，既没有终止对这类军人的需要，也没有剥夺他们的权力。中央政府与地方军人的这种对立，直到70年代“三藩”叛乱时才得到最终的解决；但在攻占北京以后，新的满族军事领袖们，随即就开始让昔日文职官僚们重新发挥作用——这种作用由于明末社会军事活动的频繁，曾经大为下降了。在清王朝的统治奠基过程中，有一个看来似乎自相矛盾的现象，这就是来自东北的满、蒙、汉军的旗人将领帮助在中国重建文官的权力。由于从多尔衮进入北京那时起，他就公开申明他欢迎明朝官僚加入新的政权，所以，北京及其周围城镇的占领，在开始就非常顺利。1644年6月7日，多尔衮谕示兵部，对于迎降之处实行赦免，因为帝国的百姓“皆属吾民”。同时，还特别向地主官员做出保证，如果他们剃发归降，那么他们不仅可以恢复原职，甚至还将官升一级。三天以后，多尔衮正式表示，如果明朝的城市官僚剃发并纳名投诚，则将官复旧职。多尔衮许诺：“各衙门官员，俱照旧录用”。由于那么多的官员因为投顺李自成而已经名节扫地，所以他们大部分立刻就接受了这一招降要求。这样，整个政府都投降了，并且没有一个人因为忠于明朝而自杀殉节。除了原有其职的官员，另一些文士名流也被推荐到政府中做了官。在这方面，有些关键人物向政府推荐了一批可能合作的名流。1619年进士、江苏人金之俊（崇祯皇帝的最后一位兵部侍郎），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曾遭李自成部下的严刑拷打，并在后来很快就投降了多尔衮。他迅速地官复原职后，就参与了贯彻大赦政策，登录了所有的前明军官，其中许多人被金之俊推荐到新政权中去任职了。其他为清廷频频推荐地方官和前明官僚的重要人物有：卫周允，1634年进士，山西人，崇祯朝的御史；沈惟炳，吏部侍郎；王鳌永，山东人，以前负责过河南与山东的防务。另一个决意归顺的人是奉天地区最后一任明朝巡抚、著名的河南官员、1625年进士宋权。像侯方域之父侯恂一样，宋权是商丘地区乡绅中的名流。商丘士绅的社会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他们敢于公开与地方当局分庭抗礼。在1644年春，他受任顺天巡抚，驻距北京65公里的密云县受事。当李自成攻陷北京时，宋权刚刚就任三天，这样他只好暂时归顺，等待时机了。在闯王被赶出北京之后，宋权便动手攻击地方义军将领并将之处死。6月6日，他宣布降清，并代表许多明朝地方驻军将领的立场声称：“吾明臣，明亡无所属，有能为明报仇杀贼者，即吾主也。”对于这些前明官僚来说，使孔教所要求的忠节与在清廷中就职这二者协调起来，多少有些困难；但至少在清人降低了对汉人剃发改从满俗的要求时，这就容易一些了。多尔衮开始不愿改变初衷，宁愿强行贯彻他在进京次日颁布的剃发命。当刑部侍郎告诫他，令汉人强行剃发将失去民心时，多尔衮怒喝道：吾乃汝民之首，你且先顾自己的头发吧！但在三河与保定爆发了反剃发令的农民起义之后，多尔衮变得温和些了。6月25日，这位摄政王发布公告说：予前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今闻甚拂民愿，反非予以文教定民之本心矣。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甚便。予之不欲以兵甲相加者，恐加兵之处，民必不堪，或死或逃，失其生理故耳。今特遣官传谕，凡各府州县军卫衙门，来归顺者，其牧民之长，统军之帅，汇造户口、兵丁、钱粮数目，亲来朝见；若逆命不至，当兴师问罪而诛之。这是一个勉强的让步，并且显然曾使多尔衮为之不快。但满族家长制的传统精神是强调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约”，这一决定的制定也体现了这一精神。新的政策颁布之后，汉人的归顺就变得容易得多了。在这一新的情况下接受清廷官位的最著名的文人之一，是著名的上海诗人李雯。其父李逢甲，死于大顺军占据北京之时。这位诗人因为丧父的巨大悲痛，许居民-社区-遗产”间身份认同感，使文化遗产进一步融入居民生活，成为提升生活质量的重要推动力。北京建筑大学建筑遗产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北京长城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汤羽扬发表题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之‘北京经验’”的主旨演讲。她对近五年来北京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方法、路径作了介绍，通过数据呈现的方式对北京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良好发展态势进行了论证。“北京已形成了具有‘多元主体、多元价值、多元资金’的特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她提出了对遗产价值阐释、区域自然与文化生态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进行持续研究的建议，指出应以此为基础，在遗产制度和保护机制角度，针对“可信性”“有效性”“能力建设”“交流”和“社区”进行综合提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曼谷办事处项目干事JuliaKim-Davies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遗产保护奖中国获奖项目进行了回顾。她指出，伴随着世界遗产保护理念的发展和方法的更新，中国遗产保护项目呈现多样化和综合化的趋势，尤其是在遗产地背景下的创新设计，其既论证了基础设施保护对于遗产本体可持续性的重要作用，也展现了传统智慧在应对环境可持续性方面挑战的特定价值。近人治学，都知注重材料与方法。但做学问，当知先应有一番意义。意义不同，则所采用之材料与其运用材料之方法，亦将随而不同。即如历史，材料无穷，若使治史者没有先决定一番意义，专一注重在方法上，专用一套方法来驾驭此无穷之材料，将使历史研究漫无止境，而亦更无意义可言。黄茅白苇，一望皆是，虽是材料不同，而实使人不免有陈陈相因之感。此书乃汇集八次讲演而成。在一九六一年，香港某一学术机构，邀我去作讲演。历史研究法之大总题，乃由此机构所决定。我则在此讲题下，先决定一研究历史之意义，然后再从此一意义来讲研究方法。故我此书，实可另赋一名曰中国历史文化大义。研究历史，所最应注意者，乃为在此历史背后所蕴藏而完成之文化。历史乃其外表，文化则是其内容。本此主要意义而分本讲演为八题。最先是讲如何研究通史，最后是讲如何研究文化史。其实文化史必然是一部通史，而一部通史，则最好应以文化为其主要内容。其间更分政治、社会、经济、学术、人物与地理之六分题，每一分题，各有其主要内容，而以文化为其共通对象与共通骨干。每一分题，在其共通对象文化大体系之下，各自地位不同，分量不同，其所应着重之材料与其研究方法亦随而不同。读者勿忘我此八番讲演之主要意义所在，自将可见我此所讲，语语有本源来处，亦语语有归宿去处。此一讲演集，先由我一学生叶龙君记录讲辞，再由我整理润饰。一九六一年底，曾在香港出版。惟初版后未再付印。此版乃是在台之第一版，内容一如初版，只在不关紧要之文字上稍有些少之改动。因初版并未有序，此版特为增入，以稔读者。一九六九年四月钱穆自识于台北外双溪之素书楼附识：此书多年绝版，今整理重印，略有增润。并附录早年两文：《略论治史方法》、《历史教育几点流行的误解》于后。一九八七年双十节钱穆自识于台北士林外双溪之素书楼时年九十有三第一讲如何研究通史一本书总讲题是如何研究中国史。这是第一讲，讲题《如何研究中国通史》。但讲这一题目，容易流于空泛肤浅。请诸位原谅。让我首先问为何要研究中国史？简单回答：“中国人当知道些中国史”。这是一项极普通极基本的道理，我们应当承认。昨天报载美国前总统杜鲁门发表谈话，主张美国青年应多知道些美国史。同样，每一个国家的公民都应该知道些关于他们自己本国的历史，中国人应该知道些中国史。中国史讲的中国人之本原和来历，我们知道了中国史，才算知道了中国人，知道了中国人之真实性与可能性，特异性与优良性。我们也可说，知道了中国史才算知道了我们各自的自己。譬如我们认识一位朋友，总不能单在他的高矮肥瘦上去认识，当然该知道一些他以往的历史，如他的姓名、籍贯、学历、性情、才干等，我们才算是知道认识了此朋友。我们是中国人，只有在中国史里来认识我们自己。不仅要认识我们的以往，并要认识我们的将来。若非研究历史，即无从得此认识。二历史有其特殊性、变异性与传统性。研究历史首先要注意的便是其特殊性。我们以往的传统，与其他民族有变有异，有自己的特殊性。没有特殊性，就不成为历史。如果世界上一切国家民族，都没有其相互间的个别特殊性，只是混同一色，那就只需要，亦只可能，有一部人类史或世界史便概括尽了。更不须，也不能，再有各国国别史之分。其次，历史必然有其变异性。历史常在变动中进展。没有变，不成为历史。我们读小说，常见说：“有事话长，无事话短。”所谓有事即是有变。无变就不见有事。年年月月，大家都是千篇一律过日子，没有什么变动，此等日常人生便写不进历史。历史之必具变异性，正与其必具特殊性。我们再把此二者，即特殊性和变异性加在一起，就成为历史之传统性。我们研究历史，首先就当知道历史的三种特性。现在再讲中国史和西洋史有何不同。据我个人意见，至少西洋史是可分割的，可以把历史上每一个时期划断。如希腊史和罗马史，两者间就显可划分。以下是他们的中古时期，这又是一个全新的时期，与以前不同。此下则是他们的近代史，现代国家兴起，又是另一段落了。如此划分开来，各有起讫。而中国史则是先后相承不可分割的，五千年一贯下来，永远是一部中国史，通体是一部中国史。战国以后有秦汉，决不能和西方之希腊以后有罗马相比。这显然见得双方历史互有不同，此即是我上面所指述的历史之特殊性。但此处当注意者，我们只可说，西洋史可分割，中国史不可分割，却不能说中国历史没有变动性。我们只能说，西方历史的变动比较显而在外，使人易见。中国历史的变动，却隐而在内，使人不易觉察。我常说，西洋历史如一本剧，中国历史像一首诗。诗之衔接，一句句地连续下去，中间并非没有变，但一首诗总是浑涵一气，和戏剧有不同。三诸位研究历史，首当注意变。其实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变，治史所以明变。简言之，这一时期的历史和前一时期不同，其前后之相异处即是变。因此乃有所谓历史时代。历史时代之划分，即划分在其变上。如果没有变，便无时代可分。我们当知，并非先有了各个时代，才有这各个时代的历史。乃是先有了这一段历史，才照此历史来划分为各时代。时代只是历史的影子，乃由历史中照映出时代。无时代之变，便无历史可写。如在先史以前，人类存在，已不知其经过了几十万年。但其间变动少，便亦无许多时代可分，亦无详细历史可写。于是便成为我们对这一时段历史之所知少。实因这一段历史自身之变动少，人类进步迟缓，故无事变可言时代可分。浅言作譬，如一人，只是生老病死，只是温饱度日。在其人生过程中，无特殊性，无变异性，其人之一生，便亦无历史可言。西洋史总分上古、中古和近代三时期。上古史指的是希腊和罗马时期，中古史指的是封建时期，近代史指的是现代国家兴起以后。但中国人讲历史常据朝代分，称之为断代史。如先秦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宋辽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等。因此有人说中国史只是一部帝王家谱，乃把王朝兴亡来划分时代。李家做了皇帝就名唐史，朱家做了皇帝就称明史，此说实甚不然。一个统一王朝之兴起，其政府规模可以维持数百年之久，在这一时期中变动比较少。突然这一王朝崩溃了，另一新王朝起而代之，当然在这两朝代之间历史会起大变动，所以把断代史来划分时期，就中国历史言，可以说是一种自然划分，并无很大不妥当处。若我们必要比照西洋史分法，则中国的上古史当断在战国末年。秦以下，郡县政治大一统局面开始，便该是中国的中古史了。但这与西方的中古时期不同。大体说来，西方中古时期是一段黑暗时期，而中国汉唐时代，政治社会各方面甚多进步。不仅不比我们的上古史逊色，又且有许多处驾而上之。我们也可将秦代起至清末止，两千年来一气相承，称之为中国历史之中古期，不当在中间再加划分。若定要划分，亦可分做两期。五代以前为一期，我们不妨称五代以前为中国的中古史，这一段历史，因离我们比较远，由我们现代人读来，有许多事情也比较地难了解难明白。宋以下的历史，和我们时代相接近，读来较易了解易明白。我们也可说，中国的近代史，自宋代即开始了。如此说来，可以说中国史常比西方史走先了一步。秦代已是中国的中古时期，宋代已是中国的近代时期了。如此便发生了一问题，即中国史为何似比西方历史先进，这是否可称为中国历史之早熟？但现代史上的中国，却比西方落后，其原因又何在呢？历史本不是齐轨并进的，把一部中国史比起西方史来，何以忽然在前，又忽焉在后？近代西方何以如此突飞猛进，近代中国何以如此滞迟不前？这里面便见出有问题，值得我们去研究与解答。四其次，我们研究历史之变，亦宜分辨其所变之大与小。例如从春秋到战国是一变，但这尚是小变。从战国到秦却是一大变。自东汉到三国魏晋时代却又为一大变。历史进程，一步步地不断在变。从此不断之变中，我们又该默察其究竟变向哪里去。正如一个人走路，我们可以察看他的行踪和路线，来推测他想走向哪里去。同样情形，治史者亦可从历史进程各时期之变动中，来寻求历史之大趋势和大动向。固然在历史进程中，也不断有顿挫与曲折，甚至于逆转与倒退。但此等大多由外部原因迫成。在此种顿挫曲折逆转与倒退之中，依然仍有其大趋势与大动向可见。此等长期历史之大趋势与大动向，却正表现出每一民族之历史个性有不同。我们学历史，正要根据历史来找出其动向，看它在何处变，变向何处去。要寻出历史趋势中之内在向往，内在要求。我们要能把握到此历史个性，才算知道了历史，才能来指导历史，使其更前进。使其前进到更合理想的道路上，向更合理想的境界去。今试粗略言之。中国史的趋势，似乎总向团结融和的方向走。虽然其间也有如战国、魏晋、南北朝、五代。以及如今天般的分裂时代。但中国历史的大趋向，则总是向往于团结与融和。西方史则总像易趋于分裂与斗争。中国史上有造反与作乱，但和西洋史上所谓革命不同。中国史上也有向外扩展，但与西洋史上之帝国征服又不同。此项所谓历史的大趋势大动向，我们无法在短时期中看清楚。但经历了历史上的长时期演变，自能见出所谓各自的历史个性，亦可说即是在历史背后之国民性或民族性之表现。刚才已说过，中国史即是中国人之来历与其真实性之表现。西洋史亦即是西洋人之来历与其真实性之表现。因此，历史个性不同，亦即是其民族精神之不同，也可说是文化传统的不同。一个民族及其文化之有无前途，其前途何在，都可从此处即历史往迹去看。这是研究历史之大意义大价值所在。我们该自历史演变中，寻出其动向与趋势，就可看出历史传统。我此所谓历史传统，乃指其在历史演进中有其内在的一番精神，一股力量。亦可说是各自历史之生命，或说是各自历史的个性。这一股力量与个性，亦可谓是他们的历史精神。能使历史在无形中，在不知不觉中，各循其自己的路线而前进。若那些在历史进程中沉淀下来的，或僵化而变成的一些渣滓，此乃依随着历史生命而俱来的一种历史病，却不当误看为历史传统。五现在我们再重述前面所讲的意义。如何研究历史，贵能从异求变，从变见性。从外到内，期有深入的了解。我们研究历史，其入手处也可有三种途径：第一种是由上而下，自古到今，循着时代先后来作通体的研究。治史必有一起点，然后由此以达彼。此起点，即是从入之途。我们研究历史要先有一知识据点，然后再由此据点推寻到其他另一点。例如这讲台上有茶杯，我知道它是茶杯，同时即知道旁的东西非茶杯。我虽未知此许多东西是何物，但起码已知道了它决不是一茶杯。如我们读《左传》，先明白了春秋时代是怎么一回事，待我们读到战国史时，便见战国与春秋有不同。此即所谓从异明变。普通自该从古到今，从先而后地顺次读下。但现代人似乎觉得这样学历史太麻烦了，真有“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之感。也有人以为古代史已是年代湮远，和我们现时代太隔别了，似乎不太相干。再来研究它，未免太不切实际。此说若或有理。让我试讲第二种研究历史的途径。第二种研究历史的途径，就是自下溯上，自今到古，由现代逆追到古代去。只把握住现代史上任何一点一方面，无论是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学术思想的等等，任何一事实一问题，都可据我们眼前的实际问题循序上推，寻根究底地研究，也可明白出这一事变之所以然来。另外又有一种研究途径，便是纯看自己的兴趣，或是依随于各自之便利，即以作为研究历史的肇端。例如听人谈到宋史，说起王荆公新法如何，司马温公反对新法又如何，忽然引起兴趣，便不妨从此一处起，来作宋史之钻研。只求在一处能深入有体悟，自然会欲罢不能，便推及到其他处去。为要知道此一事的前因后果，而很自然地上溯下寻，愈推愈远，这就是一种历史研究了。又如或是受了某一师友的影响，或偶然读得一本新书，而得了某一项启示，因而引起了研究历史的兴趣和动机，也尽从此入手。总之，要学历史，只要能知道了某一代，某一地，某一事，或某一人物，都可即此为据点，来开始前进作研究。例如汉武帝、曹操等人物，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但我们不仅在外表上只知道一个是红面，一个是黑面就算。要能从容不迫，沉潜深入，自然渐渐能穷源竟委，作出一番明透的鞭辟入里的研究来。但如上述第三种，根据某一问题来研究历史，实不是最理想的。例如有人提出一问题：“中国何以会有共产党？”若循此作研究，经过一番推溯，在中华民国政府成立以前，中国并无共产党，而且在百多年前，此世界亦尚无马克思其人。那么此一问题似乎推究到此即完了，中断了。你将认为上面历史和此无关，如是的心习，会使你走上许多狭窄肤浅短视的路上去。因此即使我们要根据当前问题来推究，也得首先将此问题暂放一边，平心静气，仍从历史本身的通体来作研究，如此才能对你原有问题得出一正当的结论。我们当知，从研究历史用心，可以解决问题。若仅从解决某些问题上用心，却不一定能了解历史。这等于说，明体可以达用，而求用心切，却不一定能明体。故此，我们若真要研究历史，仍不如从头到尾作通体的研究。首先便是通史，略知通史大体，再深入分着时期去研究一部断代史。对一部断代史有研究，再回头来接着重治通史，又继而再另研究一断代。如此循环不息地研究下去，才是可远可大，才能真明白历史上的时代之变，才能贯通上下古今，而获得历史之大全。我们更当明白，在同一时代中，此一事件与彼一事件之彼此相通处，及其互相影响处。但此也不宜刻意深求。我们若能熟悉于某一时代之横剖面，自见在此时代中一切政治制度、社会形态、经济情状、学术大端、人物风尚性格等等，一一可以综合起来互相会通，如此才能真明白了此时代。切莫一一各自分开，只作为是一些孤立和偶起的事项来看。我们又当知各事项之相互影响，又有主从之别。如三国时代，政治变了，社会变了，学术也变了。我们当研究此种种变，主要究自何处发动开始，究竟是由何一项来影响了其他别一项。又如自清代咸同中兴以迄今天，一部中国现代史上，也曾有不少次的变动，每一变动也多曾引起人鼓舞想望，以为中国有希
然决定，不仅公使的谈话不能算数，即便是外交部长的谈话也不能当真，必定要有正式的文件，经双方全权代表正式签字并经元首批准方有相当的把握，尽管依然不是绝对的把握。而李鸿章过于轻信喀西尼的谈话，铸成了大错。这也表明李鸿章在外交上的幼稚。俄国政府根据其整体利益决定不采纳喀西尼的建议，李鸿章就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幼稚的外交导致了重大失败。第二，假使当时中国驻俄、驻日公使深知所在国的真实情形，又假使他们知无不言而言又无不尽，再假使李鸿章和其他主政者对外交官的报告加以相当的考虑和信任，那么中国在甲午之役期间的外交或许能够兼顾利害和力量。蒋廷黻指出，政策的发动当然根据国家的利害，但是政策的贯彻要靠国家的力量。个人负重若超过其力之所能必致害身。外交的企图，纵使是正当的，倘超过国力，必致误国。所以外交必须知己知彼。这种工作，唯独健全的外交机构始能负荷。中国政治家素重用人而不知运用机关，李鸿章当然也不例外。当然，前面所说的三种假设也不存在，当时中国驻外使对所在国的国情所知有限，所知者又因种种顾虑而不能尽言，所言者政府未必能信。其结果就是李鸿章因偏信喀西尼而采取外交积极、军事消极的误国政策。蒋廷黻还指出，当时李鸿章虽不能济事，但其见解、思路仍超人一等。至于一般的士大夫，他们除了发表不着边际的高调外，别无可取。甲午以前的小风波，李的才能足以度过，在甲午及甲午以后的大风浪中，李鸿章实在不能掌舵了。愈到后来，他愈不济事。在作战中，他多方求援，但西洋各国均借词搪塞。这不是李鸿章的过错，因为当时中国的国力实不足以左右任何西洋国家的政策。外国虽不援中国于未败之先，却又援中国于既败订约之后。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本是不怀好意的，以后瓜分的祸根就种于此。所以，蒋廷黻强调，中国对“友邦”的所谓“友谊”不可太凭一时的情感和幻想。我们愈研究国际关系，愈知道国与国是寡情的。外交上既没有永远的敌人，更没有永远的朋友，有的都是利害关系。后人能够责备李鸿章的是他甲午之后的联俄政策。沙皇俄国假借援助中国的美名，行割中国的实际政治。最初修中东铁路，因而引起以后严重的东北问题，一直演变到九一八甚至到七七事变。中东铁路是李鸿章联俄的代价。戊戌年春，俄国又假助中国的名义，强迫中国许它修筑南满铁路和租借大连旅顺。这两个海口就是俄、德、法三国于甲午战后帮助中国用两千万向日本赎回的。三国的援助，若清算一下，仅使中国白白地抛弃了两千万两银子也就罢了。这还不够。1900年，俄国趁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混乱派兵侵占东北。在北京交涉的时候，它又假助中国收复平津的美名，强迫中国向它割让东北的一切权力。当时英、美、日三国竭力支持刘坤一、张之洞抗俄，而李鸿章则坚持与俄国订约。李鸿章末年的荒唐简直不敢想象，幸而条约未签之前李就去世了，不然真不知后来的情形还会怎样发展。李鸿章去世之后，中国的外交路线发生了重大变化。1902年，英日同盟成立对付俄国。当时中国舆论倾向于加入这个同盟，留学日本的学生甚至发起成立义勇军，准备协助日本与俄国作战。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中国政府虽然表面上宣布中立，实际上对日本表示出相当的同情，地方势力如张作霖甚至还以实力去帮助日本作战。由此可见当时中国人的倾向。蒋廷黻就此指出，李鸿章的联俄政策不但失败了，而且简直是引狼入室。李在辛丑之前想联俄制日，后来的人乃反其道而行之，反过来想联日制俄。李鸿章的成绩固然不好，其后果也不堪问，但后来者的成绩亦更不值得夸耀，与李鸿章相比，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日俄战争之后，中日两国在南满开始摩擦。由此又可证明所谓外交也者，在自己的国力发展未到相当程度的时候，是不可靠的。无论是联东以制西，或是联西以制东，都是要付出代价的。不小心的时候，代价还要大于当初所要避免的损失。蒋廷黻分析民国外交时指出，民国以来，中国的外交方案并无根本的变动。与前不同的就是在内乱时期，党派的竞争免不了要借外以制内。大概说来，在朝的党，因所需的外助少，故对外所愿付出的代价低；反之，在野的党，因所需的外助多，故对外所愿付出的代价高。同时还有一个方面值得注意，即政府因负实际的政治责任，说话行事比较谨慎；反对政府的人，因不负实际责任可以随便给政府出难题，对社会唱高调。因此，一般人民很容易发生误会，以为官僚不努力、太消极，甚至于不爱国。反之，反对政府的人因言论激昂好像是特别爱国，特别有作为。国际关系是十分复杂的，不但在中国，就是在教育普及、新闻事业十分发达的国家如英美，一般人民关于外交问题容易为野心家的宣传所麻醉。所以在这些国家，后来就有不少公私组织，专门研究国际问题，以图舆论的健全化和外交的超党化。而这种组织在中国却一直不能成立，十分遗憾。总结到抗战爆发时先前百年的外交，蒋廷黻得出三点结论：第一，中国近百年对外失败不是由于中国人不爱国。第二，中国的失败由于外交者尚属次要，由于内争者实为主要。内争的致命伤即现代化的建设过于零碎、迟缓和不彻底。第三，就外交本身而论，中国的失败一部分应归咎于士大夫的虚骄，其他部分应归咎于外交机构的不健全。若再进一步的研究，这两种弊病都要归根于中国人的知识、思想及办公习惯的现代化程度之不足。我们不能不承认，蒋廷黻的分析和结论确实有相当的道理，确乎为智者之言。近代中日交涉：时机、教训及弥补中日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更是亚洲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日合作，亚洲团结、稳定，世界就安宁；中日冲突，亚洲动荡，世界也不得安宁。这是过去近两百年历史已经证明了的事实。相互不信任缘起如果从历史渊源说，中日是东亚最重要的邻居，有着上千年的交往史。在漫长的岁月中，日本是中国文明的学生，而且是最好的学生。中国古典文明许多重要内容得以保存，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像日本这样的好学生。礼失求诸野。古老的中国应该庆幸。到了近代，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世界市场逐步一体化，中日两国都面临着西方的挑战。中国在经历了漫长的犹豫之后以自己的方式回应西方，从剿夷到抚夷，再到学习西方。中国在这个过程中至少耽搁了两百年，中国原本应该坦然面对西方，回应西方，追上西方，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或者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增加工业文明的成分，从传统走向现代。然而，中国并没有这样做。中国没有及时回应西方的挑战，或许与自己古老的传统有关，丰厚的文化积淀使中国很难在短时间认同西方。但是，与中国的情形很不一样，日本在过去千年毕竟只是中国文明的学生，他们从中国文明中学的确实不少了，但他们毕竟不是中国，不是老师，还是学生。所以，面对西方的挑战，日本以另外一种方式回应，转身向西，脱亚入欧，发誓在远东建设一个“西方式”国家。应该承认，经过几十年努力，日本做到了，从1867年算起，至1900年义和团战争，日本就成为世界大国俱乐部一个重要成员；而此时的中国，却沦为被大国俱乐部处分的对象。日本之所以在短短几十年发生跨越式的发展，除了日本转身向西，与世界一流大国同舟共济、坦诚交往、认同世界主流价值“通大道”外，还应该承认日本最好地继承了中国文明中的智慧。在过往岁月中，日本对中国文明进行认真研究，对中国也进行了周密考察，尤其是对中国人并不屑的智慧比如《孙子兵法》，比如三国智慧，比如权谋，比如诈术等，中国人只是一般性地说说，并不信以为真，中国遵循孔子的教导，君子坦荡荡，不屑于阴谋，不屑于诡计，更不屑于诈术。日本则不然，或许是因为岛国生存的特殊忧患意识，日本对这些东西吃得很透，深入骨髓。中国在过往很长历史阶段中是以王道主义立场看待世界，看待周边。中国信奉儒家文明“以夏化夷”，用王道主义主流价值观影响周边，用文明软实力使四方来朝，文明的疆域和政治的疆域都在这个过程中扩充，因而在过去的两千年，中国人不再屑于玩弄雕虫小技，不屑于阴谋，不屑于权谋。这是中国在两千年不断扩充不断强大的原因，也是中国在近代面对西方很难转型，面对外敌屡屡显得笨拙，显得有点像宋襄公。应该坦然承认，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世界就是严复所认识的那样，是个弱肉强食的丛林状态。要想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中活下去，就要寻求富强，就要既通人类文明的大道，知道人类文明的方向和未来，也要知道丛林法则，知道小计，知道中国文明儒家精神向来不屑的法术势，知道阴谋、诈术，知道借势发力。对于这些，应该承认，中国文明的学生日本做得比老师好。老师与学生既通大道，又精小计。这是日本在近代成功的关键。回望百年中日交涉史，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日本总是在拿中国做试验，用中国智慧对付中国，尤其是在每次重大交涉时间点的选择上，日本绝对不是听之任之随波逐流，总是牢牢把握主动权，甚至不惜以小计刁难、发难。中日近代交涉第一次出故障，应该是1876年的《江华条约》。朝鲜是中国的番邦，与中国的宗藩关系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自从中国不得不踏上学习西方的路之后，资本一直有撬开朝鲜大门，打入东北亚的冲动。怎样引领番邦打开国门，走上世界，对于中国来说，确实是个问题。当美国资本准备进入时，中国确实不愿帮忙，也是事实。但是，相信中国一旦完成自己内部整合，一定会对包括朝鲜在内的诸多番邦有一统一规划。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日本利用清政府洋务新政无暇他顾，在外交上选择孤立主义的时候，曲解清政府宣布的“番国自主”原则，像美国对付日本那样，利用一次简单的事件，软硬兼施签订《江华条约》，与朝鲜构建了另外一种关系，挑战中国在东亚的盟主地位。必须承认，日本在这一次交涉中干得很棒，中朝宗藩关系因日本搅局面临转型。中国拥有第一流人才和智慧，日本的挑战使中国人看到先前宗藩关系不可持续。中国的进步与发展不能单兵突破，中国必须考虑周边那么多番邦的利益，这些番邦数百年来追随中国，寻求保护，但西方挑战东方，传统向近代转型时，中国一定要尽最大力量与这些番邦携手共进。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在东北亚抵御日本，以及俄国利用地缘优势对中国的蚕食，对东北亚的觊觎。此后，李鸿章那一代中国外交家为建构一个稳固的东北亚环境，下力气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引进朝鲜，用“大国均势”抵消日本因《江华条约》发展起来的日朝特殊关系，防止日本对朝鲜的独占，这一方面维护了中国作为宗主国的尊严、面子，对周边其他番邦的示范作用；另一方面也比较有效遏制了日本的野心，维持东北亚和平。如果说晚清几十年对朝政策存在巨大失误的话，必须承认这个时间段的“大国均势”构想及其实践，是最合理的一个阶段。1882年5月22日，在中国帮助下，《美朝通商修好条约》签字。引美入朝是一个共赢的方案，如果说有谁受到一点损失的话，只是日本再也无法利用地缘优势独占朝鲜。此后不到两个月，朝鲜分别与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意大利签订相同条约，一个全新的“大国均势”基本成型，日本对朝鲜的独占完全破局。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主管朝鲜事务的北洋大臣李鸿章丁忧回籍守孝。日本人在朝鲜策划了一场兵变，杀害主导构建大国均势的朝鲜实际领导人闵妃，使刚刚成型的东北亚大国均势破局。而恰恰在李鸿章不在的时候，李鸿章的继任者张树声、老部下马建忠无法充分理解“大国均势”的意义，不知怎样在朝鲜半岛与日本人斗智斗勇。马建忠识破了日本人的阴谋，看到了日本人的目的，但马建忠作出一个非常错误的决断，竟然以上国身份绑架了大院君。大院君确实罪大恶极，但他毕竟是朝鲜国王的生父。马建忠的做法挽回了中国对朝鲜的控制权，但从此后，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大国均势不复存在，群雄逐鹿东北亚变成了中日对峙。一千年的师生关系至此移位，由此注定12年后的甲午战争。日本的小计日本在李鸿章丁忧这个准确时间点达到了一个准确目标。日本这个中国文明的学生确实经此一变改变了与中国的关系。中国从此对日既没有信任感，也没有什么需要谦卑的东西。无论日本在明治维新时代获得怎样的进步，在中国人的眼里都算不上什么成绩。中日关系从此踏上一条充满风险的路，中日迟早回发生问题，是那个时代许多人的看法。两年后，1884年，中国因越南问题陷入南部边陲不得脱身，在战场上赢得了法国，但却不得不放弃越南。中国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有各种原因，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距离北京更近的朝鲜又出了问题。这年12月，日本策划发动政变，其目的就是利用中国正在南部陷入战争而脱离中国，走上独立。构建现代民族国家当然是这次政变的幌子，其真实目的让朝鲜投向日本，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为了化解这场冲突，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于1884年在天津进行了一次会谈。这次会谈从根本上改变了朝鲜发展方向。作为中国的番邦一变而成为中日共管。这为十年后的甲午战争埋下了种子。1888年，慈禧太后让小皇帝光绪即位，经过几年传帮带，慈禧太后定于六十岁时彻底退休，颐养天年，让光绪帝亲政。慈禧太后在过去三十多年是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她的退休关乎国家荣誉和一个时代的结束。慈禧太后或许并不想大事张扬，但从国家、朝廷立场上，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就是大清王朝政治生活中最大的事情，因此进入1894年，就是“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年”，中国所有的事情都必将围绕在这件事情转。然而，就在这样的时间点，日本利用朝鲜内部出现的小问题大事发难，清政府为了荣誉为了内部稳定，情报、决策、兵力布局调度、后勤保障，甚至国际沟通等，一律跟不上。中国既不能为了对付日本宣布中止、暂停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庆典，那样的话，中国必内乱。中国就在那种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左右应对，日本却利用了这个机会猛攻狠打。战争的结局从开始就已注定。甲午战争是中国历史的根本转折。这个转折从根本上打乱了中国发展的步伐，中国原本可能在洋务新政基础上往前走，在解决了物质的、器械的完美之后一步一步踏上一条君宪主义道路，中国不可能不改变，但中国最不应该的是因外部刺激而改变。中国从此踏上一条激进主义道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在经历了“二次革命”之后，国内严重分裂，在参战还是不参战问题上争论不休。就在这个混乱时期，日本义无反顾宣布参战。但它并没有立即出兵欧洲，而是发兵中国，抢占山东，从德国人手里夺取全部权益。这件事是现代中国的巨大转折，此后的外交失败、五四运动均与此关联。当然，日本发兵山东值得我们今天检讨的方面很多，中国无论如何不应该总是让内争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这可能是中国在建构现代国家时最值得注意的。第二年（1915年），日本为了让中国政府确认其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全部权益，利用袁世凯萌发的帝制野心，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这是中日撕破脸皮的开始。“二十一条”的关键不在山东，而是日本对满洲、蒙古权益的诉求。此时的中国，内政分裂，根本无法寻求共识，无法凝聚共同抵抗的力量。经过十几年的混乱、重组，蒋介石在1928年大致统一了关内。然而就在这个时间点，日本策划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其目的众说纷纭。但从大历史观察，对中国的影响非常清晰，此
人一点也不为过，不仅衣衫褴褛，而且已经是三天三夜没有吃过饭，就连杜甫后来都自嘲是“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好在当时李亨还依稀记得曾经“落笔中书堂”的杜甫，所以看在他不畏艰险忠心耿耿投奔自己的分上，给了他一个左拾遗的官职。左拾遗虽然只是八品官，但因为是朝廷监察部门的官员，可以向皇帝上疏直言其过失，虽然品阶不高，却因为常在皇帝左右而受到朝廷官员的尊重。应该说李亨对杜甫还是很不错的，总算让他进入了仕途，如果杜甫好好干，相信未来还会得到升迁。但就在一切都向好的方向转变时，仅仅一个月后，杜甫的一封谏疏，让李亨勃然大怒，他也因此而受到皇帝的冷落，被打入冷宫。当时宰相房琯兵败陈陶斜，李亨因为房琯坏了平叛的大好形势而要将其治罪，而杜甫偏偏不合时宜地上疏营救房琯，事实上杜甫和房琯并没有什么交情，营救房琯纯粹是杜甫出于一时的同情之心，但问题的关键是，陈陶斜兵败房琯确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我看来，当时不只是杜甫有同情心，难道皇帝就没有同情心吗？如果一味地选择同情而不问责，那未来谁出了问题都可以免责。而且房琯犯的错误事关平叛的形势，甚至是大唐帝国的国运，杜甫作为一介文人，当然不可能看出皇帝深刻的想法，他实在太拿自己的“左拾遗”官职当回事，从这一点更加可以看出，杜甫不懂政治。也就是从此时开始，李亨和杜甫君臣二人开始逐渐疏远，好在李亨是个比较温和的人，他并没有将杜甫治罪，而是不久后找个借口，让杜甫回鄜州探亲，实际上就是有意疏远杜甫。终于，乾元元年（758年）六月，杜甫探亲回来后，李亨以精简朝廷官员为借口，将他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官场的失意让杜甫的心灵再次蒙染尘埃，这一次他对政治算是彻底绝望。正像他在诗作《送樊侍御》中所写的“恨无匡复姿，聊欲从此逝”，于是担任华州司功参军不到一年，杜甫便弃官携带妻小由华州前往秦州。值得一提的是，华州是杜甫仕途之旅的最后一站，自此之后，一直到他去世为止，杜甫再也没能进入朝廷任命的官员序列之中。离开华州后，杜甫历经秦州、同谷，最终来到四川。乾元二年（759年）末到达成都，在友人的帮助下，杜甫在成都西郊盖了一所草堂，后世称为“杜甫草堂”，一路辗转颠簸，现在总算有了安身之地。杜甫在四川一共待了将近五年的时间，相对于先前的经历，算是比较安稳，尤其是严武担任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的那段时间，对杜甫颇为照顾。严武是杜甫儿时的伙伴，当他到达成都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前去资助杜甫，将草堂进行了大面积的扩充，杜甫和家人的生活也因严武的资助的得到了很大改善。宝应元年（762年）七月，严武曾经短暂离开四川，前往京城长安任职。失去了严武这个镇守西南的大将，剑南兵马使徐知道随即在成都发动叛乱，而杜甫为了躲避战乱，被迫离开成都，由绵州辗转至梓州。而上边提到的那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就是杜甫在梓州时闻听安史之乱被平定时所作的。从诗的最后一句我们可以看出，杜甫是计划回到洛阳的，但当他走到阆州时，又得知严武重新回到了成都，所以杜甫也迅速返回成都，准备继续他的安逸生活。但不幸的是，在杜甫回到成都没多久后，严武突然病故，彻底失去严武这个保护神后，心灰意冷的杜甫决定离开成都，离开这个伤心地。而在前方，洛阳依然是他终极的目标！离开成都后，杜甫经嘉州、戎州、渝州、忠州、云安等地，于大历元年（766年）到达夔州，在那里他得到了夔州都督柏茂琳的优待。于是，杜甫便在夔州暂时住下。纵观杜甫一生的经历，身在夔州这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是他一生最为舒心和安定的，可以说是生活安定、吃喝不愁。有了良好的物质基础作保证，杜甫也可以解除后顾之忧，可以倾尽全力写他的诗作。这一时期也是杜甫诗歌的高产时期，据统计，他在夔州这段时间所写的诗，总计达到四百五十首，几乎占了杜诗总数的三分之一，其内容包括风土人情、山川景物、名胜古迹以及诗人的经历和内心感受。在夔州的日子杜甫过得很舒心，但再温暖再安逸也就终究是客居在这里，而洛阳始终是他魂萦梦绕的地方，大历三年（768年）正月，杜甫因为思念家乡，向柏茂琳告别，离开夔州，乘舟出三峡继续向洛阳而去。出了三峡距离洛阳已是不远，杜甫终于可以很快就回到自己的家乡，这不禁让杜甫很是兴奋，从天宝四年（745年）他结束第三次漫游生活前往长安应举，一直到现在为止，屈指算来他已经离开家乡二十多年的时间，此刻最能形容杜甫心情的或许只有贺知章的那句“乡音无改鬓毛衰”，望着烟波浩渺的长江之水，联想起二十多年来的漂泊生活，诗人的眼睛湿润了。然而事实证明，上天最终没有再次为这个命运多艰的诗人来带好运，就在诗人乘坐的舟船即将驶出三峡时，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由于商州（今陕西商州）发生叛乱，前方水路被封锁，任何船只禁止通过。无奈之下杜甫只得回到夔州，但是先前执意要离开夔州，使得都督柏茂琳很是不悦，等到杜甫再回来的时候，先前的礼遇已变成冷落，就这样杜甫在夔州勉强待了半年，大历三年（768年）十月，在得知战乱被平定后，杜甫携带妻小再次离开夔州。这次他途经江陵、公安、岳阳，在到达潭州时，方才停下那疲惫的脚步。杜甫本来打算在潭州好好休养一段时间，但不幸的是大历五年（770年）四月，臧介在潭州发动叛乱，杜甫不得不再一次拖着他那疲惫的身躯继续躲避战乱，乘坐舟船准备前往郴州（今湖南郴州）暂时投奔舅父崔伟。但行至耒阳（今湖南衡阳东南部）时，突遇江水暴涨，舟船只好停在方田驿，这个地方距离耒阳县城还有四十里的路程，换句话说，杜甫此时所在的地方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一连五天杜甫和妻小忍饥挨饿，在船上艰难度日，幸好耒阳县令曾经和杜甫有过一面之缘，在得知消息后立即派人送去牛肉、白酒，才让杜甫和妻小不至于饿死在船上。但正所谓成也耒阳县令，败也耒阳县令，让所有人全都想不到的是，在这个县令挽救杜甫生命的同时也为促发杜甫身亡埋下了伏笔，虽然他并不是故意为之，但杜甫确实在吃了他送的食物后，开始一病不起。原因在于，这个县令送的牛肉并不新鲜。杜甫吃完两天后，开始浑身发热，进而上吐下泻，当时如果从耒阳去郴州，需要逆流而上二百多里，但是江水暴涨使得船只无法通行，所以杜甫只得顺流而下，重新折回潭州。在这来去之间，加上船上没有医疗设备，杜甫的病情开始加重，以至于抵至潭州时杜甫已经不能起身。但已经病入膏肓的杜甫，时刻没有忘记返回自己的家乡，大历五年（770年）十一月，杜甫强撑病体，在家人的陪同下，由潭州出发计划从水路经行岳阳回到家乡。然而，这是杜甫最后的一段生命旅程，故乡的热土他已经无法踏上，还没到岳阳的时候，杜甫已经全身青肿、口不能言，自感大限将至的他，临终之际依然没有停止他那颗忧国忧民的心，尤其当他回想起国家历经开元盛世和安史之乱后，这个满目疮痍的国家流民失所、生灵涂炭，他不禁为此深深地痛心。于是他有感而发，强撑病体，用笔颤巍巍地写下了字字带血的诗句：轩辕休制律，虞舜罢弹琴。尚错雄鸣管，犹伤半死心。圣贤名古邈，羁旅病年侵。舟泊常依霞，湖平早见参。如闻马融笛，若倚仲宣襟。故国悲寒望，群云惨岁阴。……这是诗人字字泣血的诗句，同时也是他的绝笔，名为《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这是一首很长的诗篇，暂把经典的句子罗列出来，但我知道这首诗中千百年来最能打动人心的当属那句“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是的，这是最让杜甫始终无法释怀的遗憾，一直到他去世为止，整个国家依然饱受战火的摧残。写完这首诗后，杜甫缓缓地躺下身子，始终眼含热泪，他知道这一生他最大的遗憾不是仕途受挫，不是默默无闻，而是不能亲眼看到他所深爱的百姓享受太平盛世。前方那个始终没有回得去的故乡，在杜甫的脑海中早已经是魂萦梦牵和挥之不去的记忆。大历五年（770年）十一月，千古诗圣杜甫病逝于由潭州前往岳阳的小舟上，终年五十八岁。对于这样一个被誉为“诗圣”的伟大诗人，千百年来很多人已经对他给予了很多评价。而我要说，杜甫虽然有致命的弱点，但那悲天悯人的情怀和对国家人民的挚爱，是永远受世人尊重和敬仰的，他的经典诗句都是在为底层百姓呐喊，他的诗句也最能代表最底层百姓的心声。他不但是一千三百年来威望最高的诗人，而且还是全世界最受尊重的诗人之一。前段时间，网上关于杜甫的涂鸦图片忽然疯传。在这些对语文课本图片的“再创作”里，杜甫时而手扛机枪，时而挥刀切瓜，时而身骑白马，时而脚踏摩托……被网友戏称为“杜甫很忙”。但当我看到这些图片时，我却始终笑不出来，因为我知道如果杜甫生在今天，也依然会用他那颗忧国忧民的心灵，去忧虑官员腐败、房价过高、食品安全和医患矛盾，并发挥他那聪慧的诗才，写出百姓的心声。事实上，杜甫和他的诗句早已经形成了一种精神，一种凝聚民族之魂的精神。这种精神之光将带领我们穿越任何艰难险阻，到达理想的彼岸！姑息之政随着史朝义传首京城和安史部将的相继降唐，历经八年的安史之乱终于被平定，这让李豫激动不已，他终于可以告慰列祖列宗的在天之灵，大唐帝国在他的手中终于迎来了新生。安史旧部虽然名义上已经降唐，但依然保持独立的军事实力，而大唐经过八年的平叛战争，已经元气大伤，无力再讨伐这些残余势力，所以安史旧部依然盘踞在全国各个地方，成为独立于帝国之外的藩镇。事实上，早在平叛战争继续时，叛军的邺郡节度使薛嵩以相、卫、洛、邢四州向泽璐节度使李抱玉投降。李抱玉准备收编薛嵩的军队，但遭到了仆固怀恩的反对，仆固怀恩要求将这些人全部官复原职。当时李抱玉认为仆固怀恩可能有反叛之心，秘密上奏李豫，希望朝廷多加提防。仆固怀恩得到消息后，立即上疏申辩，结果李豫支持仆固怀恩的做法，下诏说东京及河南、河北受叛军所封官者，一律赦免其罪。这应该是后来姑息安史旧部残余势力的开端，其实站在执政者角度去看，当时无论是李豫还是仆固怀恩将打击范围尽可能地缩小化。虽然仆固怀恩有自己的私心，他担心一旦将这些叛将打得一个不剩，那自己在皇帝陛下那里也会很快失宠，所以他不能赶尽杀绝。站在当时的宏观角度去看，这个策略不能说是错误的，这表现了执政者历经八年战乱后，急于平定叛乱，使国家迅速实现安定的一种迫切想法，这种变相的分化，不仅会将打击范围缩小，更会让帝国免除继续用兵的麻烦。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广德元年（763年）正月，史朝义的首级被送到长安，李豫立即下诏大赦天下，对安史旧将、亲族一律不加追究，并且以降将薛嵩为相、卫、邢、铭、贝、磁六州节度使，以田承嗣为魏、博、德、沧、瀛五州都防御使，李怀仙仍居故地为幽州卢龙节度使，对于李豫而言，既然史思明已经授首，下属叛将能够归降，就算是大功告成。四月，李豫把安史叛乱的根据地河北地区正式划分为三个镇，分别是：成德镇：置成德节度使李宝臣，统领恒、定、易、赵、深五州。幽州卢龙镇：置节度使李怀仙，统领幽、莫、妫、檀、平、蓟六州。魏博镇：置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统领魏、博、德、沧、瀛五州。历史上将这三个镇称为“河朔三镇”，显然这是由当年安禄山的辖地范阳衍生出来的三个重镇，除了河朔三镇，李豫另设昭义镇，其辖地就是降将薛嵩掌管的相、卫、铭、邢四州，以薛嵩为昭义节度使。唐高宗李治在位时，始有节度使名号，但那个时候并未形成官名。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河西节度使，才开始以节度使封官。李隆基即位后一直到安史之乱爆发前，节度使这个官职本来置于边境的军事重镇，如朔方、陇右、河东、河西等地区，安史之乱爆发后，因为平叛的需要，中原各州刺史凡是领受平叛任务的，皆加封节度使官职，如江淮、江汉、岭南、蜀中等地全都设置了节度使。一直到李豫划分河朔三镇和设置昭义镇后，藩镇的割据局面完全形成。上述四大藩镇，发展到永泰元年（765年）的时候，各收安史余党，分别拥兵数万，他们自署文武官吏，不向朝廷进贡，并且和其他各地藩镇相互联姻，互为表里，而朝廷对这四大藩镇专事姑息，甚至不能抑制，只能靠羁縻政策去周旋。可以说全国各地的藩镇，以河朔三镇和昭义镇的实力最为强大，而随着藩镇实力的增长，随之而来的就是日甚一日的嚣张跋扈，其他地方藩镇不甘落后，全都效仿四大藩镇的做法，他们只顾扩充自己的实力，全然不把朝廷放在眼里。《新唐书?兵志》记载说，自从藩镇割据形势形成以来，他们不仅不把朝廷放在眼里，嚣张跋扈，甚至自身不得安定，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藩镇的节度使不是由儿子代替，就是由部将犯上作乱取得，而且藩镇之间互相也是打得不亦乐乎，而身处其中的朝廷，因为自身的实力有限，不仅无法插手，反而十分尴尬地从中进行调解，即使这样各个藩镇也是根本不买朝廷的账，甚至发展到公开和朝廷叫板的地步。藩镇是大唐帝国后期的祸害之一，事实上从李豫开始到他的儿子唐德宗李适在位时，由于国家实力有限，对藩镇的姑息之政最为严重，这段时期藩镇最为嚣张跋扈。唐宪宗李纯在位时，屡次下定决心对藩镇用兵，使得藩镇之祸一度好转，那个时候皇权稍微振作一些。武宗、宣宗时期，除了河朔三镇、昭义、淄青之外，其他藩镇全都听命于朝廷，可是随着黄巢大起义席卷全国，藩镇势力再度强大起来，整个国家全都分裂于藩镇，而那个时候也标志着大唐帝国走向了终点。上述这些事情我们在后边会详细说到，可以说大唐帝国最终亡国和藩镇割据有着直接的关系，可是在李豫决定设置河朔三镇的时候，这个决定并不是他拍脑门的决定，准确地说是国家实力有限以及当时人心向往安定两方面原因促成的，李豫只是顺势而为。设想一下，如果当初唐肃宗李亨听从了宰相李泌的建议，从朔方出兵直捣叛军的老巢范阳，或许就不会有今天河朔三镇的出现。但历史无法假设，我们只能说任何事情都有它的局限性，站在李亨的角度去看，临危受命的他，本能的想法一定是要急于收复两京的，正像大唐帝国的发展历程中发生安史之乱属于帝国的劫数一样，河朔三镇的出现看似是李豫促成的，但究其根本也是大唐帝国行进中的必然产物。这里既有个人的主观原因，但更多的则是历史行进的某种规律牵引的结果。不过，当时虽然藩镇割据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形式，但也仅仅是割据局面刚刚形成，大唐帝国中央政府还保持着权威，每个藩镇不敢明目张胆地和朝廷作对，从某种角度而言，平定安史之乱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统一的大局得以继续维系下来。在李豫的心中，忧虑最多的还不是藩镇的事情，而是外患。我们不能否认李豫对安史旧部的姑息，这里边有对外患的顾忌，在李豫看来，能减少一个敌人就尽量减少一个敌人，这或许是当时已为代宗的他内心最迫切的想法。纵观当时所有的外患，让李豫最为头疼的当属吐蕃。抵御吐蕃李豫继位以来，虽然平定了安史之乱，但紧接着形成了藩镇割据，与此同时和大唐打打谈谈将近百年的吐蕃，趁着大唐内部忙于平叛无暇四顾，而且河西、陇右地区防御空虚之机，挥师东进不断侵扰两地。继位时间不久的李豫只能在安定国内刚刚有些成果时，就必须要琢磨着如何攘外。广德元年（763年）四月，几乎在李豫设立河朔三镇的同一时间，郭子仪上疏李豫，认为吐蕃长时间
我甚喜悦，此地让我兵精粮足，我对南至旅顺，北至开原，东至镇江，西至广宁的子民，皆抚养之。然而其中有人不识抬举，杀我命官及各差人，又有奸细来往，逃亡不已，是其自取诛戮，我诛杀他们乃正义之举。这些奸民逃到你那边后，你不分好歹，皆将其并入行伍，然后逼他们进攻我，最终被我军杀死，因此他们之死是将军杀之过也。我原以诚开国，故自东海各处人民，皆心悦归服。又南关（叶赫）、北兀喇（乌拉）、辉发三部与我敌对，作战中箭射刀砍，而我大军战胜后尤不杀他们，只是擒而抚养之也。前日我率军征讨蒙古，蒙古人自来归顺的倒比被我大军打败后投降者多，其归顺者至今不断，是亦知我对子民之抚养之德而慕义归来。若是我真滥杀无辜，蒙古人为何来归我？素谓毛将军明智通达，何其昏然不知天时耶？南朝（明朝）国运将终，只是气数未尽，苟延残喘而已，何处不滥杀无辜，云南的安邦彦、奢寅（指奢安之乱，详见后文），安南、贵州、云南、广西邹县藤县等处的民变，南朝镇压时杀死人岂少？此南朝丧之时也。天使丧亡，将军岂能救乎？昔周朝国运将终，以孔孟之圣，尚不能救，最终改朝换代，这些将军都知道。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韩信、陈平弃楚归汉，刘整、吕文焕弃宋而归元，此皆默识天时，择主而事，名垂没世者，人何尝说他不忠。自古英明之君不念旧仇，只论新功。管仲，桓公之仇也，不杀而以之为相国，遂成霸业；敬德（尉迟敬德），唐太宗之仇也，不杀而以之为将，以有天下。今将军纵然竭力为南朝办事，然而君臣昏迷，将军反受祸患，哪有好处？南朝气数尽矣，各处起兵，又丙辰年（1616）大风，破坊拔树，各殿楼台脊兽都被吹飞了，戊午御河雨流血水（1618年北京故宫御河里水成红色），此乃天示将亡之兆耶！天运循环，前代良将贤才弃暗投明之故事，将军岂不知么？时势如此，机会错过，悔之不及。佟驸马（佟养性）、刘将军（刘兴祚）单身来投，李驸马（李永芳）与边东广宁诸将，皆临阵倒戈，今皆为显官，将军若来，又非他将之比也。利害昭然，将军量之。天命丙寅年（1626年）五月二十日。毛文龙看完信后大怒，说：“这奴酋敢如此胡说！我文龙自出广宁来，但知有死，不知有降，但知灭胡，恢复辽东，别的一概不知！”招降毛文龙失败，让努尔哈赤隐隐感到，自己有生之年怕是无法解决毛文龙的问题了。在努尔哈赤招降毛文龙的同月，蒙古科尔沁部台吉来见，努尔哈赤出城十里迎接，并且说：“今我无恙，得相会足矣。”能出城十里迎接，可见伤得不重。一些人说清朝要极力掩盖努尔哈赤被袁崇焕打死的事实，所以清方史料不可信。然而，明朝方面的史料也有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重伤”后活动的记载。比如明人陈建所编写的《皇明通纪辑要》记载：天启六年五月，“奴酋（努尔哈赤）掩袭炒花，杀其名王，掠其牛马”，即是讲努尔哈赤在正月受伤后远征蒙古之事。而明兵部尚书王在晋所著《三朝辽事实录》记载，天启六年四月间，“奴酋攻杀昂奴”、“奴酋将炒花台吉杀死”等记载，这也是努尔哈赤“重伤”后征战蒙古的明方记录。所以综上，明清双方的史料都记载了努尔哈赤在第一次宁远之战“受重伤”后北征蒙古的各种活动。因此，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中没有身受“重伤”，更没因受重伤而死，那么，努尔哈赤到底是因何致死的呢？我觉得有如下原因：一，一个四十三年每战必胜的人，已经六十八岁了，突然一下子遭遇失败，心理承受不了。这就像一个北大学生，从小到大一直被保送，最后大四时因为毕业论文而跳楼是一个道理。一个人只有经过多次失败，练就一颗坚强的心脏，才能够扛得住打击。而一直胜利的人一下子经历一次失败，往往会导致心理失调，尤其是到了迟暮之年的人，更容易出问题。努尔哈赤少年不幸，但自从起兵以来每战必胜，一个四十三年没经历过失败的人，一下子被初出茅庐的人打得大败，心情是可想而知的。赫赫有名的沙场老将败在初历战阵的青年将领手中，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创伤，整日心情郁愤。《清太祖实录》记载三月初三日，沉默寡言的努尔哈赤变得唠叨起来，他不厌其烦地问身边的大臣：“难道是我对国势的安危、民情的甘苦不省察吗？难道是我心生怠惰吗？难道是我对那些立过功勋、为人正直的人没有重用吗？”不然何以会打败仗呢？他百思不得其解。他不时问自己：“我的儿子中真有像我这样尽心为国的吗？我的大臣们都是勤于政事的吗？我的对手明朝是怎样的情形呢？”《清史稿》则记载努尔哈赤说：“朕用兵以来，未有抗颜行者。袁崇焕何人，乃能尔耶！”这是努尔哈赤死亡的心理原因。二，努尔哈赤因为年迈体衰，长期驰骋疆场，鞍马劳累，积劳成疾。这年七月，努尔哈赤身患毒疽，这是努尔哈赤死亡的身体原因。1626年9月30日（农历八月二十日）努尔哈赤病死，时年六十八岁，谥号“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端毅钦安弘文定业高皇帝”。盖棺定论，我们该对努尔哈赤作总结了。清朝官方写的《清实录》这样评价努尔哈赤：（努尔哈赤）诚以居心，公以御物，惜才勇，虽仇必用，考功罪，虽亲必惩。逆者临之以兵，诛除不施无罪，顺着绥之以德，凶顽罔不倾向。创国书，立兵制，设官属，严法令，平狱讼，尚义理，进忠直，退邪佞，崇节俭，厚风俗，睦宗族，重农桑，赈穷乏，真是天生圣人，超越古今而登峰造极。这些评价有的是中肯的，但总体上极度美化了努尔哈赤，那么努尔哈赤究竟是个什么人呢？与努尔哈赤同时代的李民奂《建州闻见录》记载：“努尔哈赤为人猜忌、严厉、残暴，即便是他的妻子和一贯不错的下属，稍微惹努尔哈赤不高兴，就遭杀害。”该书还记载：满洲人最高兴的事是出兵抢劫。战争是满洲人的节日，一听说有仗可打，每个满洲人脸上都是抑制不住的亢奋。全城的满洲人都兴高采烈地穿上自家准备的原始的盔甲，相互传告说：“抢西边儿（明朝在后金地盘以西）去！”与努尔哈赤打过交道的朝鲜人的《光海君日记》记载：“努尔哈赤本性凶恶，如果想要别人的财物就用兵来威胁，人人欲食其肉，怨恨他的人满街都是。”对女真人而言，努尔哈赤的确堪称民族英雄，但对辽东的汉民百姓而言，努尔哈赤则是死敌。努尔哈赤的爷爷、姥爷、舅舅（堂姐夫）、舅母（堂姐）、父亲，一家五位亲人被明朝杀害，他的复仇之心我可以理解，真正造成悲剧的是明朝政府，他如果报仇雪恨也应该去拿罪恶的政府开刀，百姓何辜？在1625年努尔哈赤迁都沈阳之前，为了确保他自己的安全，努尔哈赤对辽东进行了大屠杀，大屠杀前他发了一份布告，这份布告记载在《满文老档》里，本人不懂满文，但《满文老档》由于被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译成汉文了，所以可以看，可以用。布告节选如下：我取辽东之后，未杀尔等，亦未动房舍耕地，未侵家室什物，皆豢养之。如此恩养，竟成不是。古河之人，杀我所遣之人而叛。马前寨之人，杀我使者而叛。镇江之人，执我委任之佟游击送明而叛。长山岛之人执我所遣之人送广宁。双山之人，暗通敌兵，杀我之人。岫岩之人叛逃，为费书生首告之。复州之人反叛，带领明船前来。平顶山隘口之人，杀我四十人而叛。不思我养育之恩，仍向明朝，故杀此有罪地方之人。无罪之人居住日久，难免不乱，故迁至北方，给以房舍田地食粮豢养之。虽如此养育，然窝藏奸细，接受扎付，叛逃而去者仍然不绝。本年船城之人，耀州之人，欲带户口投明，遣人勾兵前来领取之。彰义站之人，为明兵来时，棒击诸申而备置棍棒。鞍山、海州、金川、首山等周围之堡人，皆曾窝藏奸细，勾兵前来带领而去。我等驻扎时，尔等尚如此杀我诸申而去，以及备置棍棒。我等往猎或出兵之后，尔等岂能安然处之？窝藏明遣之奸细、接受扎付、备置棍棒等种种恶行，皆在外书生、官员亲戚及前大臣尔等之所为也。至于在沈阳之官员及筑城、及充役之人知之何妨？无非为尔等之恶牵连而被杀耳。尔等既不思养育之恩，心仍向明，故杀尔等外乡之头人者，即为是也。布告完毕，“八旗大臣分路前往，下于各屯堡杀之。杀完后甄别之，当养者，以男丁十三人，牛七头编为一庄。此次屠杀，使贤良书生，亦被杀绝。”努尔哈赤怕穷人造反，于是把辽东所有穷人杀光，又怕富人聚众叛乱，便把所有富人屠杀了，最后辽东只剩下鞋匠、木匠、裁缝和戏子，因为这帮人活着对他们的生活有用。比利时人南怀仁在康熙年间来到辽东，他在《鞑靼旅行记》中这样记载：“辽东地区村镇全已荒芜，到处是残垣断壁，瓦砾成堆，一片狼藉，战前的许多村镇都已消失，目力所及都是老虎和熊以及其他猛兽，很少看见人家。”《鞑靼旅行记》是南怀仁1682年写的，距离努尔哈赤的大屠杀已经过去五十七年，五十七年下来，辽东依然如此，足见努尔哈赤对辽东破坏的严重程度。据《平寇志》记载，努尔哈赤部下兴安总兵抢了一百个美女，制作长押床，把她们全裸后放在床上，“次第奸淫”，然后在地上插木桩，把女人们绑在木桩上，之后用刀剜下阴部，“以线贯之为玩弄”，随后杀尽妇女，把她们的遗体抛尸江中。事后努尔哈赤并不追究此人责任。努尔哈赤如此暴虐无道，其罪行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如此暴君，我不想多言，就以当年明月对努尔哈赤的评价来结尾吧：遍览他的一生，我没有看到进步、发展、只看到了抢掠、杀戮和破坏。我不清楚什么伟大的历史意义，我只明白，他的马队所到之处，没有先进生产力，没有国民生产指数，没有经济贸易，只有尸横遍野、残屋破瓦，农田变成荒地，平民成为奴隶。我不知道什么必定取代的新兴霸业，我只知道，说这种话的人，应该自己到后金军的马刀下面亲身体验。马刀下的冤魂和马鞍上的得意，没有丝毫区别，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任何人都没有无故剥夺的权力。第十一章棋逢对手，攻防大战努尔哈赤死前没有指定接班人，他死后，究竟由谁来继位呢？努尔哈赤总共有十六个儿子，其中封为贝勒的有八人，当然是从这八人中来选。八人包括四大贝勒：代善（次子）、阿敏（努尔哈赤的侄子）、莽古尔泰（五子）、皇太极（八子）；四小贝勒：阿济格（十二子）、多尔衮（十四子）、济尔哈朗（努尔哈赤的侄子）、多铎（十五子）。咱们一个个看。代善：本来努尔哈赤定代善为自己的接班人，代善性格宽厚，深得人心，且军功多，努尔哈赤曾说：“我百年后幼子和大妃就交给代善抚养。”皇太极玩了个阴招，他得知努尔哈赤的大妃两次派人送佳肴给代善，代善都收下了，大妃经常派人去代善家，还在深夜外出。于是皇太极让一直对大妃得宠吃醋的努尔哈赤的小福晋，把这些情况告诉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派人调查属实，于是代善被努尔哈赤从接班人的名册里拿掉，但代善始终不知道此番自己倒霉的幕后黑手是皇太极。代善手中有兵权，统领正红旗，在权力争夺中不可小视。阿敏：他是努尔哈赤的侄子，自然没戏。但他统领镶蓝旗。莽古尔泰：他是那位跟代善眉来眼去的大妃富察氏的儿子，政治资本大打折扣，但是他统领正蓝旗。皇太极：1592年11月28日出生，他面色赤红，眉清目秀，行动稳健，举止端庄，聪明伶俐，耳目所经，一听不忘，一见即识。他很爱看书学习，在努尔哈赤的儿子中唯有他既能说汉语也能写汉字，看得懂汉文书，其他人大多会说汉语而不会写汉字。满族及先世女真人素以尚武著称，皇太极从小就喜欢打猎，当皇帝以后，皇太极还对小时候这种生活记忆犹新，曾说：“太祖时，朕听说第二天要外出打猎，提前先踢足球做好准备活动，如到时不让去，哭着也要请求前往。那时仆从很少，人人各自牧马披鞍，劈柴做饭，即使这样艰苦，也乐于跟着为主效力，国家之有今日兴隆正是这种努力奋斗的结果。”皇太极弓马娴熟，能百步穿杨，《清太宗实录》记载，有一次他一箭射穿了奔跑中的三只黄羊。努尔哈赤的儿子中，他实力最强，无任何“劣迹”，统领正白旗。阿济格、多尔衮、多铎都是努尔哈赤晚年最宠爱的大妃阿巴亥所生，大妃相当于皇后，所以此三人对皇位竞争不可小视，但他们三人都没有军队。济尔哈朗：他是努尔哈赤的侄子，自然没戏。总而言之，对于最高权力的角逐有希望的是代善、皇太极、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代善知道自己的实力和能力远不如皇太极，且自己本身就有丑闻，皇太极在萨尔浒之战、沈辽之战、征服叶赫部之战、征讨科尔沁之战中立下赫赫战功，有杰出的军事才能，所以代善支持皇太极。现在关键问题就是阿巴亥的三个孩子了，阿济格二十一岁、多尔衮十四岁、多铎十二岁，就阿济格成熟。为了消除隐患，代善和皇太极假传努尔哈赤遗志，说努尔哈赤临终遗命赐死阿巴亥，阿巴亥的三个儿子都没有兵权，所以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母亲被逼殉葬。阿巴亥一死，没有兵权的阿济格三兄弟只得退出权力争夺，皇太极继位，定年号天聪。他发布诏书曰：若谓我国褊小，不宜称帝，古之辽、金、元，俱自小国而成帝业，亦曾禁其称帝耶？且尔朱太祖，昔曾为僧，赖天佑之，俾成帝业。岂有一姓受命，永久不移之理乎！天运循环，无往不复。有天子而废为匹夫者，亦有匹夫起而为天子者。此皆天意，非人之所能为也！（《清太宗实录》卷五）至此，皇太极已经公开暴露了彻底掀翻大明的野心。皇太极继位后，即对后金体制做了一系列改革，努尔哈赤时，汉满矛盾十分尖锐，汉人有的向饮水、食盐里投毒，有的把猪毒死后卖给满人，有的拦路砍杀单独出行的满人，皇太极有鉴于此，对汉人要比努尔哈赤时代好很多，他下令对汉人壮丁分屯别居，对汉族投降的人编为民户。与努尔哈赤屠杀儒生不同，皇太极开设科举。努尔哈赤把辽东的汉人知识分子杀得就剩三百个了，全都给八旗当奴隶，皇太极把他们恢复为平民，开科取士，考上的有二百人，这些人一下子由奴隶变为官吏，自然乐于为皇太极卖命。在这批汉奸的帮助下，后金政权不断发展，走向汉化。这些汉奸中最著名的就是范文程了，每次议论国事时，皇太极总会问：“范章京（清朝对武官的称呼）知道这件事吗？”如果国事议论不决，皇太极就说：“为什么咱们不去跟范章京商量一下呢？”一次范文程跟皇太极一起吃饭，范文程看着一桌子珍馐美味，若有所思，便停下筷子不吃。皇太极猜到范文程是在思念老父亲，于是立即派人把这桌子菜打包送到范文程家里给他父亲吃。在范文程辅佐下，皇太极还仿效明朝，设立六部（吏部、户部、兵部、礼部、刑部、工部）、内三院（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都察院，后来由于皇太极征服了蒙古人，所以他设立蒙古衙门（崇德三年改称理藩院），专门处理民族事务，随着日后清朝统治地区增多，最终理藩院管辖包括内外蒙古、青海、西藏、新疆的少数民族事务，俄罗斯事务也归理藩院管辖。正是在皇太极统治时期，清国的政治体制确立。皇太极初年的改革史称“天聪新政”，在他刚即位时，明朝这边就立刻做出反应，袁崇焕得到明熹宗的批准后，派遣使者前往祝贺，以刺探虚实。这是明朝与后金第一次正式的外交活动，十年你死我活的战争之后，明朝不得不正视后金的存在，可见要想让敌人承认你，除非你自己足够强大。皇太极自然明白袁崇焕使者的来意，于是将计就计，对明朝使者盛情款待。双方就议和事项展开谈判，皇太极深刻明白一个道理，“南朝（明朝）虽师老财匮，然以天下之全力，毕注于一隅之间，盖犹裕如也。”后金的汉族官员对皇太极说：“（和议）成不成亦何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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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贰臣。这里的材料主要来自于含有120位大臣传和5个附传的《贰臣传》。孙甄陶的《清史述论》对此作过精辟的分析。本附录也多赖于它。?这是根据施坚雅把中国疆域划分为九个大区，主要不太一致的是作为中国北部一部分的山西，实际上该省的西部属西北地区；北部江苏与安徽列入了长江下游；南部浙江也被列入长江下游。?另有27位任过御史、学官及各省文官。?吴至1650年投降。?陈于1659年末投降。?这里包括所有的贰臣，但两个土匪出身的除外。?尽管大学士位只五品，但我仍把这两位降臣列入上层官僚之中，因为他们很快就拥有尚书之职，而这至少属于正二品。尽管都御史够格列入上层官僚，但我把所有的御史都归于下层官僚部分。虽然，这将使得统计数字对下层官僚倾斜，但它仍不影响我们的观点的成立。?例外的是左都督，例如洪承畴，他常是文官，位居正二品。?这些数字来源于詹姆斯.帕森斯：《明朝的官僚政治》，第185页。?李国祁、周天生、许弘义：《清代基层地方官人事嬗替现象之量化分析》，第22—23页。“旗人”的种类包括：皇室成员、满蒙汉旗人以及皇室的包衣。?同上。?李国祁、周天生、许弘义：《清代基层地方官人事嬗替现象之量化分析》，第25页。?像别的作家一样，我多年来一直想化名写一部小说，我确信多数作家都有此想法。有多少呢？我们不知道，而这恰恰符合事物本原吧。不过我从一开始就打算最终还是要和盘托出的，只是想做个小实验罢了。当初《好邻居日记》之所以问世，有几个原因。其一：我希望别人评论我这本书时，能就作品本身而论，把我当成一个新人作家，不让我因“名气”而得益。我希望挣脱联想与标签的囚笼，那种囚笼每个成名作家都不得不学会居于其中。想要预测评论家们会说什么，实在很容易。不过请注意，标签是会变的。我的就变过好几次。从《野草在歌唱》开始：作为作家，她专写肤色屏障（过时说法，即“种族歧视”）——共产主义——女权主义——神秘主义；她写太空旅行小说，科幻小说。每个标签管上几年。其二：我想鼓舞年轻的作家，他们的写作生涯往往很艰难。我想让他们看到，他们不得不屈从的某些态度和过程死板机械，与他们是何种人，有何种才华，或者有多大才华，统统毫无关系。另一个原因，坦白地，也许还不无恶意地说，是因为有些评论家抱怨，说他们厌恶我的“老人星”系列，为什么我就不能像以前那样，继续走现实主义路线，最好再来一本《金色笔记》？给他们寄了《好邻居日记》，但是没人认出我来。有人认为，自称某位作家书迷的人，只有在一本书包装好、签上名之后，才能认出这是那位作家的作品，这是正常合理的。其他一些人不这么认为。另外，我开始写“老人星”系列时，惊讶地发现这让我得到了解放，我能自由地以从未尝试过的方式创作。我想知道，若是我换一下身份，用第一人称写作，会不会体验到类似的解放。诚然，作家在描写不同角色的时候，总是在变换身份：我们笔下的人物都是我们的一部分。（这个想法挺吓人。）但是整整一本书又是另一回事了，那意味着激活居住于我们每人心中各色人物中的一个，强化她或者他，让她（或者他）自由发展。事实确实证明，作为简·萨默斯，我能以多丽丝·莱辛不可能的方式写作。这不是使用与众不同的措辞，或者一两个不同寻常的形容词，来体现此人既是女记者，又是成功的浪漫小说家的事儿，远不止于此：多丽丝·莱辛的作品带着一种冷淡疏离，它简直像是良心道义一样左右着她，不管她在写什么，也不管她用的是什么风格；而对于这种冷淡疏离，简·萨默斯一无所知。毕竟，且不说《简述地狱之行》和《幸存者回忆录》，就是“老人星”系列里，甚至有时在同一本书中，都有许多不同的风格，或者口吻。有人或许会觉得，这样谈多丽丝·莱辛有些超然，好像我不是她一样，但实际上，我超然以对的只是那个名字。毕竟这都是我的第三个姓名了。第一个是泰勒（Tayler），这是我父亲的姓；第二个是威兹德姆（Wisdom）（哈，要不试试看合不合身！[1]），这是我第一任丈夫的姓；第三个是我第二任丈夫的姓。当然了，还有麦克维（McVeigh），这是我母亲的姓，但我是苏格兰人还是爱尔兰人呢？至于多丽丝，这是接生医生建议的，我母亲一直到最后一分钟还坚信我是个男孩。要是我再早六个小时出世，也许我就叫霍雷希娅（Horatia）了，以纪念纳尔逊[2]日。若我叫那个名字，我又会是个什么样的人？有的时候我真的很好奇我到底叫什么：我一定该有个真名吧？还有别的因素使我打造了简·萨默斯，那便是我一直在想，若是母亲还在世，她会是什么样的：那个脚踏实地、能干麻利、精力充沛的女人，生性保守，稍有点多愁善感，对懦弱和失败只能勉强容忍（这还是大量练习的结果），不过总是善良仁慈。不，简·萨默斯不是我母亲，不过类似我母亲这种女人的想法的确充实了简·萨默斯。我和我的经纪人乔纳森·克洛斯在我们的推介计划里决定，我们应该把《好邻居日记》首先投给我的主要出版商，这样才公平。在英国，那就是乔纳森·开普出版社和格拉纳达出版社了。开普出版社（不是汤姆·马舍勒本人）立刻就退了稿。格拉纳达留了一阵，犹豫不决，最后说这书太叫人郁闷，不适合出版。如今世风不古，有地位的大出版社若是觉得哪部小说不会畅销，就算他们明明能看出那是本好书，也会拒绝出版，并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对。曾有过一段时期，严肃的文学出版商不会这样做。我看过读者调查报告，得到提醒，新作家们得如何仰人鼻息，忍受鄙夷。多年前接受了我第一部小说的迈克尔·约瑟夫出版社，如今已经两次把我作为新作家推出。收到《好邻居日记》以后，他们说这书让他们想起多丽丝·莱辛，于是我们向他们吐露了实情，他们兴致勃勃地参与了计划。纽约克诺普夫出版社令人敬畏的鲍勃·戈特利布则立刻就说，你们想骗谁啊？原话也许不一样，但他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两家大出版公司，里里外外那么多人，走漏风声的可能高之又高，却能守住秘密，想藏多久就藏多久，这很有意思。倒是那些亲爱的朋友，当初发誓自己的可靠无与伦比，经受过考验，最后却没能忍住。欧洲大陆上有三家出版社买下了《好邻居日记》：法国一家，德国一家，荷兰一家。我的法国出版商打电话来说，他们买了这样一本书的版权，那个简·萨默斯让他想起我，问我是不是帮助过她？这自然把我们带回到那个问题：这些明察秋毫的人认出来了，他们辨认出的到底是什么？毕竟简·萨默斯的风格和莱辛的并不同。每一部小说或者故事都有一种特别的语调，或者口气——一种风格，独一无二，一以贯之。但在这背后一定还有另一种记号，独立于风格。这一基础语调，或者语气，到底是什么，从作者的什么地方起源？在我看来，我们在此似乎是在倾听、回应一个作家的精髓，他的基调。我们——即经纪人、出版社还有我——以为评论家们一下子就能猜到。但是谁也没猜到。有几个人，其中不全是评论家，挺喜欢《好邻居日记》。写文章评点的，多半都是女性杂志的女记者们，因为书的封皮上说简·萨默斯是著名女记者。（看来好像只要说了，人们就会相信。）这也立刻凸显出出版业的最大难题：如何让读者注意到一本书。这本书的触发器是女记者这个词。（有些潜在的评论者，男性，却因它而却步。）正是这种状况催生了英国那些新的宣传手法：“最好的英国新生代小说家”，“当今最好的小说”，令人眼花缭乱的奖项，等等等等。在我看来，之所以有这样的问题，只能是因为问世的好小说实在是多。如果只有区区几部的话，就不会有什么困难了。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嗓门越喊越大：这是自《飘》《战争与和平》以及《裸者与死者》以来最好的小说！这样的过度宣传，回报越来越少，读者被折腾得麻木了，便重拾老习惯，靠直觉和朋友的推荐选书。简·萨默斯的第一部小说（第一部严肃小说——她之前还写了些浪漫小说呢，虽然没人著文评点，但是卖得很火！）有人关注，收到几篇不错的短小书评。简而言之，新小说都会被这样点评，它也不例外。而若我真是简·萨默斯，这事多半也就这样了。时时刻刻都有小说出版问世，哪怕好小说，也有出版商所谓的“上架寿命”（就像食品一样），不过几个月而已（以前他们用这个词是开玩笑，有点自嘲。但现在他们是很严肃地在用它。“书的上架寿命越来越短了，”你会听到他们说，“已经缩到几个星期了。”好像这与他们无关似的。也真的无关：营销机制主宰着他们的营销行为；这是尾巴摇狗——本末倒置）。一位作家的第一部小说，最后常常只能廉价促销，绝版，消失，就像从未存在过一样，如果这本书不幸没有得到什么奖，也没以某种方式得到了哪位著名作家的青睐，引得他高呼（见上文），“这是自《汤姆·琼斯》以来最好的小说！”，或者，考虑到与时俱进：“比《达拉斯》还要激动人心！”有人问美国的出版商，为什么没为《好邻居日记》多做一点推介宣传。询问的人是个文学评论家，觉得这是一本好书。但他得到的答复是，没什么可宣传的，没有“名人”，没有照片，没有轶事。换句话说，要想推销一本书，要想让人注意到它，只有书是不够的，你还需要上电视。许多作家一开始抵制这些，但是细细思量过后，明白了如今就是这么个运作体制，于是决定，既然已经成了自己出版社营销部的一员——虽然出版社没明说，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那就尽力做好工作吧。作家们坚持用恰当的词语描述实际发生的事实，令人惊讶的是，有些出版商听了却摇头叹息，痛苦万分。他们觉得这么说实在是太没品了。这样的做法是“君子出版商”的孑遗，是一种把严肃书籍（不同于商业书籍）出版搞得一团糟的矛盾做法。一方面，新书问世非宣传不可：哦，这工作真掉份儿，讨厌！作家（“严肃”作家，不同于“商业”作家）的问题之一正是他或者她的出版商的这种态度。出版社施压，要你去接受采访、上电视，诸如此类，但是你清楚，你答应得越多，就越让他们瞧不起你。（不过回头看看，这种虚伪，我觉得男性出版商比女性出版商更甚。）有的时候，我只能沮丧地得出结论，只有一种作家能得到某些出版商的尊重：每十年写一部三十页长的杰作，大概有三个评论家写书评。这个人杰住在某处的高山顶上，绝对绝对不接受采访。喏，这才是真正的艺术家！若是简·萨默斯只写了一部严肃小说，像别的那些处女作一样，在美国卖了2800本，英国1600本，那这会儿它已开始打折销售，库存送去打纸浆，而她则抱着半打书迷来信流连回味。可她又写了第二部。这回人们总可以看出真正的作者是谁了吧？可是没有。意料之中，喜欢第一本书的人对第二本大失所望，反之亦然。别操心出版商的问题啦：有些作家面临的最大麻烦，是大多数的评论家和读者希望他们一直只写一样的书。事到如今，由于朋友们的不谨慎，业界已有人知道简·萨默斯是谁了，而且——这点很让我感动——明显认为，如果我希望匿名，我就有权匿名。而有些人，回头再看看，似乎又发现作品的优点了。我不仅达到了我的一个目的，还超出了预期效果。看来，我好像是芭芭拉·皮姆[3]！这两本书注重细节，写得好，技艺精良。新颖时尚。精益求精，不是无病呻吟，感人至深。还挺幽默。另外一些评论家认为，它们无病呻吟，自作多情。不过是肥皂剧。赶时髦。我会想念简·萨默斯的。意外得到的一个小启示。有一篇评论文章很不客气，叫人不快，它再次让我意识到，不少人一看有人提到了什么他们不喜欢的东西，就会下意识地去掏手枪。激进的左派（还有那些也许不那么激进的：这种病传播起来很快）不喜欢简·萨默斯的政治态度，便要求禁止出版这类书籍，其性格特征表露无遗。与激进的（以及有时不那么激进的）右派如出一辙。“居然出版这种书，出版社理应被起诉。”（不是萨默斯的书，是莱辛的书。）唉，可怜的自由，前景堪忧啊。最后，一段难忘的往事，我觉得放在这里并不突兀。想象一下，一本著名杂志（就叫它《权威人士》吧）的书评编辑站在办公室里，桌上、地板上到处堆满了寄来请他写评论的书。他烦透了，差不多要崩溃了。他分配几本书给我，让我写评论，多数我又退回给他。然后他又给了我一本。“请给这本书写篇评论吧，”他哀求，“没人肯给它写书评。我该怎么办？拜托，拜托了，请答应吧。”“但这本书糟透了，”我说，递还给他，“不理它就是。”“但我们不能不理啊。我们必须给它写篇书评。”“为什么？那会占了本可以留给好书的篇幅的。”“《观察家》杂志登了它的书评，给了它好大的篇幅，所以我们也非评不可。”“你开玩笑吧。”我说。我以为他在开玩笑，但他没有。
》，不是他妈的百科全书！”他被控有罪，而她仅仅结识他六个月，不过他已经明白她有多绝望。然而，他接受了大本的《圣经》，并且要她把书和鞋放在写了他的名字和编号的桌上。他要她写下来，仿佛她难以记住五个排在一起的数字似的。她还买了火腿三明治（他在信上写着他们可以在探监区吃上一顿野餐式的午饭），但他紧张激动得要命，吃不下去了。别的探监人似乎与被探视的囚犯过了很愉快的一段时间。孩子们在一起打闹，蜷在他们父亲的怀里，玩弄着他们的面颊、头发、手指。女人和姑娘们触摸着男人，低声悄语，放声大笑。她们都是常客——与长途汽车司机、狱警和咖啡车的售货员都很熟悉。囚犯们高兴得目光也柔和了。他们注意到了一切，对一切都大发议论：小男孩们拿给他们的装在棕色大信封里的成绩单，小女孩们头发上的扁平便帽，女人们外衣的样子。他们仔细聆听着不在场的亲友们的详细情况，对家中的新事务提出建议和指导。在西尼卡看来，他们似乎都男人气概十足——在掌握探监活动上个个像领袖人物，管的事情从坐在什么地方、纸包放在哪儿，到医疗建议和要寄来的书籍。他们从来闭口不谈狱中的生活，而且对身边的狱警熟视无睹。或许他们脑子里想着阿提卡（古希腊中东部一地区，此处指坚定的信念。）。她想，也许在监狱里待得日子久了，艾迪也会这样。不再像自被传讯以来第一次探监时那样愤愤不平，仿佛是个牺牲品。唉声叹气。怨天尤人。那本《圣经》太大，让他发窘。三明治上是芥末酱而不是蛋黄酱。他一点不想听她在一所学校的咖啡室找到新工作的事。只有索菲和伯纳德让他感兴趣：它们的饭食。晚上她让它们出去吗？它们需要好好地长跑锻炼。只有在它们外出时才用得上口套。她在探监大厅离开了艾迪·特托尔。她答应了他四件事。寄给他狗的照片。把立体声音响卖掉。让他母亲兑换掉储蓄债券。给律师打电话。寄、卖、让、打，这是她得以记住这些事的方法。西尼卡在去长途汽车站的路上绊了一下，单膝跪倒在地。一名狱警走过来，把她扶起。“留心啦，你瞧，小姐。”“对不起。谢谢。”“你们这些女孩怎么会想到穿那玩意儿走路呢，我想不出。”“大概是为了让你们看着觉得好吧。”她微笑着说。“在哪儿？荷兰吗？”他开心地大笑，露出了两排金牙。西尼卡调整了一下她的背包带，问他：“韦奇塔离这儿多远？”“那要看你怎么去了。坐小汽车，要用——噢，十或十二小时吧，乘长途车要长些。”“噢。”“你有家人在韦奇塔？”“是的。不。嗯，我男朋友的家在那儿。我打算去看望一下他母亲。”那狱警摘下帽子捋了捋他的平头。“那很好啊，”他说，“韦奇塔有美味烧烤，你一定要尝尝。”在韦奇塔的什么地方大概是有美味烧烤，可不在特托尔太太的家里。她家是严格吃素食的。在她的餐桌上绝对没有长冠子、长羽毛、长鳞壳的东西。七种主食和七种蔬菜——每天换吃其中一种（而且只有一种），就这样过一辈子。她计划要做的事——不，她不会为别人把她丈夫留给她的储蓄债券兑换成现金，更不用说那个开车轧过一个小孩还撇下不管的人，哪怕那人是她的独子。“噢，不，特托尔太太。他不知道那是小孩。艾迪原以为那是个……是个……”“什么？”特托尔太太问道，“他以为那是什么？”“我不记得他怎么对我说的了，可我知道他不会做那种事的。艾迪爱孩子。他真的挺爱的。他心眼真的挺好。他要我给他带去一本《圣经》呢。”“这会儿他已经把书卖掉了。”西尼卡把目光移向别处。电视屏幕闪着亮光。画面上，一些面容严肃的男人彬彬有礼地彼此讲着谎话。“小姑娘，你认识他还不足一个生长季节呢。我可是认识了他一辈子。”“是的，女士。”“你以为我打算让他把我送进济贫院，好让一个滑头律师过富裕日子吗？”“不，女士。”“你在电视上见过水门事件中的那些律师吗？”“没有，女士。见过，女士。”“那就好。再别提这件事了。你想不想吃些晚饭？”主食是小麦面包，蔬菜是羽衣甘蓝。靠浓烈的冰茶把这顿饭送下肚子。特托尔太太没有提供床让西尼卡过夜，于是她就在韦奇塔夜晚柔和的空气中沿着静静的街道走去。她这趟出来没有辞去工作，但校长说得很清楚：这么快就缺席不是一个新雇员的优点。说不定她已经被解雇了。也许特托尔太太会让她给她的室友打电话，弄清有没有电话说“不必再受累回来了”。西尼卡转回身，重新踏上台阶。她在门口举起手，正准备敲门，却听到了抽泣声。是孤助无援的母亲那种悲痛欲绝的哭声——那声音这世界上再没有别人哭得出来。西尼卡退了回来，然后走到窗前，用左手按住胸口让心跳慢下来。她一直保持着这姿势——想象着小小的红色心瓣不停震颤着，尽量让它恢复到正常的节奏——一路跑下砖砌的台阶，上了便道，绕过肮脏的街道，然后是碎石路，然后是水泥路，一直跑到长途汽车站。只是在叉开双腿坐到塑料长凳上时，她才屈服于那一直响彻耳鼓的哭声。特托尔太太独自一人，身边没有他人，便不再顾及理智和气度，放声尖号，如同她从来不吃的禽鸟鱼畜似的——就像幼仔被抓走之后的母狼、母鲸、鸥鸟。她双手抓着头发，脸上湿漉漉的，嘴巴大张着。西尼卡感到气短口干，便赶紧从那哭声中逃了出来。她快步沿着或宽阔或狭窄的街道走着，在接近城里的商业区时才放慢脚步。走进车站之后，她从售货机里买了花生仁和姜汁水，但当即就后悔了，因为她真正想要的是甜东西而不是咸的。她张开双膝，叠着脚踝，坐在候车室的长凳上，把花生仁和姜汁水装进袋中。终于，她从极度惊恐中镇定了下来，而受伤女人的尖叫也在过往车辆的声音中听不清了。夜幕降临了，车站却像早晨高峰时段那样拥挤。太阳西下时，温暖的九月白天还没有凉下来。候车室凝滞的空气和户外的空气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旅客和他们的同伴都很平静，对旅途或告别不感兴趣。大多数儿童在大人的膝头、在行李和座位上睡觉，没睡觉的孩子起劲地搅扰别人。大人们手指夹着票，从脖子上抹着汗，拍着婴儿，互相低语。士兵们和恋人们查看着玻璃后面贴着的时刻表。四个头戴绒线帽的十多岁男孩在售货机附近轻声唱着歌。一个身穿灰色司机制服的男人溜达着，像是在找他的乘客。一个坐着轮椅的英俊男人优雅地转动轮椅进了门，只是设计得不方便的门让他稍稍有些气恼。西尼卡的车还有两小时二十分钟才出发，所以她在犹豫要不要利用这段时间看一场错过的电影：《冲突》、《驱魔人》、《骗中骗》都是热门的选择，但没有艾迪的手臂搂着她的肩头看电影，觉得有点对不起他。想起他的处境和她磕磕绊绊的帮忙，西尼卡沉沉地叹了口气，但不必担心会落泪。她从来没哭过，即使发现吉恩那封靠在盒子上的信的时候，也没流过一滴眼泪。她在两个收养她的家庭里都受到很好的照料，也许还得到了疼爱，但她心里明白，并不是因为自己获得了两位母亲的认可，而是因为她乖乖地接受训斥，给什么吃什么，给什么拿什么，而且从来不哭。她正用吸管咕噜噜地喝着姜汁水，那个司机站到她跟前，满脸堆笑。“打扰了，小姐。我可以和你说一会儿话吗？”“当然。没问题。说吧。”西尼卡往一边挪了挪，给他在长凳上腾出地方，但是他没有落座。“我奉命向你提供五百美元，如果你有兴趣做一件既复杂又轻而易举的工作的话。”西尼卡开口想说：既复杂又轻而易举？他的眼睛是云灰色的，而制服上的纽扣像古金币那样熠熠闪光。“噢，不啦。谢谢，我是路过这里，”她说，“我的车两小时之后就开了。”“我明白。不过那工作不会用很多时间。也许你可以跟我的雇主——她就在外边——谈谈，她会给你说清楚的。当然，除非你急着要去哪儿？”“她？”“是的。福克斯太太。走这边。只消一会儿。”离车站入口几码远的地方停着一辆小轿车，在明亮的街灯下抖动着。司机打开门，一个很漂亮的女人转过头来冲着西尼卡。“你好，我叫诺玛。诺玛·基恩·福克斯。我在寻求帮助。”她没有伸出手，但她的笑容让西尼卡以为她想握手，“我能和你谈谈吗？”她穿的白色亚麻布上衣是无袖的，领口很低。她的米黄色裙子很长。她放下叠着的腿时，西尼卡看到了鲜亮的凉鞋和涂成珊瑚色的脚指甲。香槟色的头发掠到耳后，没戴耳环。“什么样的帮助？”西尼卡问道。“到车里来，我好解释。隔着敞开的车门谈话挺别扭的。”西尼卡迟疑着。福克斯太太笑起来，声音像银铃，还富有温情。“没事，亲爱的。要是你不愿意，可以不接受这工作。”“我没说我不接受。”“那好。来吧。车里边要凉快些。”车门的响声轻而深沉，而福克斯太太的殷勤礼数让人无法拒绝。她说，是些私密事。当然，绝不违法，只是隐私。你会打字吗？会一点？我要找一个不是这一带的人。我希望五百美元就够了。对一个真正聪慧的姑娘，我还可以再多付些。就算你决定不做这项工作，大卫会用车把你送回汽车站。这时西尼卡才意识到小轿车早已开动了。车里的灯还亮着。空气很凉爽。车子像在飘动。诺玛继续说，这是个可爱的地方，只是狭隘闭塞，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不过我不会到别的地方生活。我丈夫不相信我，我的朋友们也不相信，因为我来自东部。我一回到那儿，他们就说“韦奇塔”？就是那种口气。可我喜爱这地方。你是哪里人？我想就是嘛。这儿的人不穿这样的牛仔裤。他们其实应该穿，我是说，要是有翘屁股的话。就像你一样。是啊。我儿子在莱斯。许多人为我们工作，不过只在列昂——他是我丈夫——不在的时候，才能把所有事完成。那就是你要去的地方，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同意。结婚了吗？唉，我要做的事只要是个聪明女子都能做。你不涂口红吧，涂吗？好的。你的嘴唇就像涂了口红一样可爱。我告诉大卫，请找一个聪明姑娘。不要农家女。不要挤奶妇。他挺棒的。他找到了你。去我们那地方出城还要走一段路。不，谢谢你。我消化不了花生。噢，亲爱的，你准是饿了。我们会有一顿挺好的晚饭，到时候我就给你解释我要做的事。只要你照要求去做，真的很简单。那是件私密工作，所以我宁可雇一个陌生人而不要本地人。那是你的真睫毛吗？好极了。大卫？你知道玛蒂今天晚上是不是做好了一顿地道的晚餐？我希望没有鱼，你喜欢鱼吗？堪萨斯的鲑鱼美味极了。我想有些炸鸡，妙极了。我们这儿有喂得极好的家禽——它们比大多数人类吃得都好。不，别扔掉。给我吧。谁知道呢？可能会派得上用场。西尼卡在随后的三周里住在豪华的房间里，和讲排场的诺玛在一起，食物精美得让人不好意思去吃。诺玛用许多亲密的字眼叫她，但一次都没问过她叫什么名字。前门从来不锁，她要是愿意，随时都可以走。她没必要待在那里：从骄傲自得转向遭受难堪的羞辱，从享受娇宠变为被耍弄，从享用涂上鱼子酱的果子馅饼到吃劣质食品。但痛苦烘托了愉悦，成了它的镶边。羞辱使得屈服变得深沉、敏感。而且持久。当列昂·福克斯打电话说他马上回来时，诺玛给了她那五百美元和一些衣物，其中包括一件开司米披肩。按照约定，大卫驱车把她送到汽车站，他的纽扣在阳光中格外耀眼。一路上他们没说一句话。西尼卡在韦奇塔闲逛了几小时，在一个咖啡馆中稍停，又在市立公园中小憩。她一时不知该去哪里，该做什么。在监狱附近找一份工作，待在他身边吗？那就意味着要听他的话，为没有兑换他母亲的储蓄债券向他道歉。回芝加哥去吗？恢复她结识艾迪之前的生活吗？临时的朋友。临时的工作。临时的住所。偷吃食品。艾迪·特托尔让她过了六个月的安定日子，如今他已经离开了。也许她该继续向前走？那司机为诺玛找到了她，就像抓住了一个漂泊的小动物。不，还不止于此。只不过像个你想和它玩一会儿的宠物——只玩一会儿——而不想久养。不是爱。不给它起名字。只是喂它，和它玩儿，然后便把它送回它自己的栖息地。她有五百美元，除去艾迪，没人知道她在哪里。或许她应该这么过下去。西尼卡还没想好怎么做就看到了第一个藏身之处——一辆运水泥的平板拖车。她被发现的时候，司机拽住她的衣服，又是查问，又是咒骂，又是威胁，还夹杂着温和的调情。西尼卡起初一语不发，然后突然说要去卫生间。“我得去。憋不住了。”她说。那司机叹了口气，放掉了她，还在背后最后一次大声警告了她。后来，她搭了几次车，可是她不喜欢冒险搭车时不得不接受的搭讪。她只喜欢漫无目的的旅行，与世隔绝，藏身在悄然无语的货物中间——没人知道她躲在那里。后来她发现自己待在一辆崭新的七三型轻便卡车上的一堆空筐子当中，又跳下来跟随一个没穿外衣的女人，那是她第一次迅速做出有主张的事。那抽泣——还是傻笑——的女人现在已经走了。雪也停了。楼下，有人在叫她的名字。“西尼卡？西尼卡？来吧，宝贝。我们在等着你哪。”迪万“我来跟你们说说爱，这个愚蠢的词你们相信是关于你是否喜欢某个人或某个人是否喜欢你，或者你为了得到想要的某个东西或某处地方而容忍某个人。或许你们相信这个词是关于你的身体如何呼应另一个身体，如同知更鸟或美洲野牛，或许你们相信爱是力量、自然或命运对你们的垂青，至少不会伤害、杀死你们，即便如此，那也是对你们有好处的。“爱完全不是这码事。在自然界没有这样的事。在知更鸟、美洲野牛或者你猛摇尾巴的猎犬当中没有，在盛开的花或吃奶的马驹当中也没有。爱只是神赐的，而且始终很艰难。如果你认为爱很容易，你就是傻瓜。如果你认为爱是自然而然的，你就是瞎子。爱是一门应用学问，除了上帝，没有道理或原因可言。“你们不配有爱，无论你们曾经忍受过什么不幸。你们不配有爱，即使有人冤枉了你们。你们不配有爱，因为你们只想要爱。你们只能赢得——通过实际行动和仔细思考——表达爱的权利，而且你们还得学会如何接受爱。这就是说，你们得赢得上帝。你们得照上帝的谕示去做。你们得心里想着上帝——非常认真地。而如果你们是勤奋的好学生，就可以把握表达爱的权利。爱不是一件礼物。爱是一种证书，一种授予特权的证书：表达爱的特权和接受爱的特权。“你怎么才能知道自己已经毕业了呢？你不知道。你所知道的是你是人，因此是可教育的，因此是能够学会如何学习的，因此是对上帝感兴趣的，而上帝则只对他自己感兴趣，就是说他只对爱感兴趣。你们明白我的意思了吗？上帝对你没兴趣。他对爱有兴趣，只赐福给那些理解并分享那种兴趣的人。“举行婚姻圣礼而又没准备走那段路程或不肯弄清上帝真爱的男女，不可能兴旺发达。他们可以像知更鸟或鸥鸟或别的什么东西那样彼此依恋，做生活伴侣。但是，如果他们回避这强有力的进程，到了人人都要为他们永恒的生命受审判的时刻，他们的依恋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上帝保佑纯粹和圣洁的人。阿门。”伴随着普立安牧师的话语，一些“阿门”声很响亮，另一些人却吞吞吐吐，有些人则根本就没张嘴。安娜心想，问题不在于为什么，而在于是谁。普立安责备的是谁呢？他的话是针对年轻人，要他们约束自己自私的生命吗？要不就是针对那些做父母的？因为他们放任年轻人心神不宁、四处滋事，他们早在大炉灶上出现那只拳头之前就招他怨恨了。她想，最可能的是，他在用他所热爱的长期而广泛的卫理公会的教育来压倒理查德。是一块砸碎他同事传达的神谕的石头。神谕则如永久的内心引擎，一旦发动起来，就会吼叫着，震颤着，推动你去做你自己和他的工作——但若是闲置了，锈蚀了，就会和一个冻坏的离合器一样，无法激励灵魂了。她想，大概
动中日继续作战，没想到事情办砸了。这小子也太不了解大清帝国国情了：即使李二死了，慈禧也不会打仗的。慈禧这些年身居高位，小富即安，奉行稳定压倒一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享乐主义，过个安乐的晚年是第一要务，子孙后代的幸福她没考虑过。李鸿章被刺，一时间国际舆论汹涌，如此严重的外交事件让日本人焦头烂额。伊藤博文怕夜长梦多，引起其他列强的干涉，主动跟李鸿章讨价还价起来，把赔款指标下调了三分之一。李鸿章还是不肯签：二万万两为数甚巨，必请再减五千万；营口（属辽东半岛）还请退出；台湾不能相让。此时，慈禧很担心继续打仗，发了一封电报给李鸿章：你别慎着了，赶紧签吧！可李鸿章还磨磨叽叽地不肯签，他跟伊藤博文说：减五千万两？减三千万两？减两千万两？就当是给老夫回国的路费。但李鸿章得到的回答，始终是“不行”。李鸿章对伊藤说：我没想到你们日本人这么刻薄。伊藤很尴尬，笑着说：这是国家大事，我也是不得已。最终李鸿章签署了这样的《马关条约》：赔款白银两亿两，割让台湾和辽东半岛。在马关，李鸿章经历了人生当中最屈辱的时光。当他在半个多月后带着枪伤以及耻辱离开这块土地时，陷入了长久的孤独和愤懑之中。李鸿章发誓不再踏上日本国土，以此来表达他的抗议。一年后，李鸿章从欧洲考察回国，必须在日本换轮船时，他坚决不上岸，以75岁高龄硬是冒着落水的危险踏着两船之间的跳板跳了过去！他这样做看起来很伟大，实际上也很懦弱。因为真正的复仇方式是：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强大，将来找机会打回去！如果做不到打回去，至少也要做到将来不再挨打！但是，李鸿章可以是懦夫、可以是坏人、可以是贪官——据梁启超考证，其家产价值超过一千万两白银，俨然有灰色收入，但就不可以是卖国贼。原因后面专门解释。条约签订后不久，伊藤博文担心的情况还是发生了。李鸿章回国后，迎接他的自然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来自民间和朝堂的骂声：杀李鸿章以谢天下！李鸿章应该是郁闷的，但李鸿章知道：自己不能只顾着郁闷，应该利用剩下不多的时间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于是，李鸿章找俄国人谈，谈什么呢？谈辽东半岛。李鸿章知道俄国人和日本人有矛盾：日本和俄国为争夺远东的霸权，本来矛盾就很深，只差完全撕破脸了干架而已。而现在，矛盾就更大了。俄国人对日本独霸辽东半岛一事极其不爽，毕竟辽东半岛就在俄国家门口，谁能容忍自己家门口对面蹲着一只鬣狗，没事的时候就冲自己汪汪大叫，甚至冷不丁地冲过来咬自己一口？俄国人说，我国可与清国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协防日本，也可以帮清国要回辽东半岛，但有一个条件，你得让我们在东北修一条铁路。俄国人的言下之意李鸿章当然明白：俄国想用软刀子捅人，想通过这条铁路进入东北，不过与收回辽东半岛相比，还个代价尚可接受。后来俄国人和李鸿章把这事儿写进了《中俄密约》，这条铁路就是著名的大清东省铁路，简称清东铁路。张作霖和他的儿子张学良后来因为这条铁路郁闷得够戗。俄国要完好处后，倒也不再拖延时间，立即拉上想在辽东半岛附近（因为这一带海港较多）发展贸易事业的德国和法国，没事的时候就把战舰开到日本附近的海面兜兜风，顺便告诉日本：小子，别过分啊，赶紧把辽东半岛还给人家吧，要不然我们群殴你！别看日本赢了清朝，其实日本多年的国力储备也被这一战消耗得差不多了，现在十分虚弱，根本打不起第二场战争。因此，日本人只能同意。但它有条件——你得拿三千万两银子来换。清朝能有什么选择？只能拿钱赎回辽东半岛。辽东半岛是要回来了，可怜的台湾没让朝廷当回事！既靠天，也靠地，更要靠自己！能决定命运的只有自己！台湾军民自发抵抗，苦战五月，终究胳膊没能拧过大腿，还是做了半个世纪的殖民地，一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甲午之战输成这样，此时的紫禁城里，慈禧依然风雨不改地过起了她的六十大寿，官僚们依然山呼万岁，歌舞升平。如此的规模、如此的欢庆，令庆典的主要组织者翁同龢很满意（济济焉，盛典哉——《翁同龢日记》）。清朝不亡，天理何在！失败并不是结束甲午战争的胜利，不仅使日本得到了朝鲜和台湾，它还获得了巨额的战争赔款。细算一下，马关条约中的两亿两白银，加上赎回辽东半岛的三千万两，再加上清朝分年偿付所付的利息三百五十万两，这个钱折合成日元是近四亿元日元，去除它的战争成本约两亿日元，日本的战争纯利是近两亿日元。日本拿到这笔赔款后，都干了些什么？一、用于军事现代化。日本陆军由七万人扩充至三十七点五万人，其中二十二点五万人是预备役。海军总吨位由六万吨增至二十六万吨，战舰八十艘，一跃进入世界前三。二、完成了从银本位到金本位的币制改革，与欧洲强国接轨。日本迅速地迈入了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总体来说，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强国，完全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而中国的国际地位则一落千丈，财富大量流出，国势渐微。原来的亚洲双雄俄国、中国，现在变成俄国、日本鼎立。日本在占领朝鲜、台湾后，在战略上对中国东北、华东构成了直接威胁，可随时进攻中国大陆……日本，从这时开始变成了一个令国人难以忘怀的名字。他们很像鬣狗，虽然体形很小，速度一般，力量也不行，但是极富团队精神，面对强敌时没有人会临阵退缩。团结在一起的鬣狗甚至可以打跑狮熊虎豹。他们阴狠狡诈，每一次出击不重创敌手绝不收兵。他们的自信是在一场场硬仗中建立起来的，他们的骄横是在对手的恐惧中一点一点成长起来的。如果你刚看到这里就已经咬牙切齿、气愤难平，那你只能消消火气，因为这仅仅是个开始而已。不过话又说回来，日本人真的赢了吗？甲午之战后，鬣狗空前自我膨胀。十年后，日本继续挑战远比它庞大的俄国，结果它居然赢了。连败中国、俄国，最终日本挑战美国，彻底挂了。而中国呢？正是在外辱不断，尤其是日本与俄国的刺激，才让中国这头东方睡狮醒来。1943年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中国作为名义上与苏联、美国、英国平起平坐的四大国之一，正式跻身世界列强，中国正式结束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作为东亚病夫的日子。1945年抗战胜利，中国迎来了民族独立，此后逐步走向共和，相信民族复兴是早晚的事，只不过这需要我辈继续努力！第八章孙中山，康谎谎，袁大兵
初露头角的孙中山
甲午战争惨败，慈禧老佛爷的生日照过不误，不过紫禁城内山呼万岁的呼声也没能掩盖住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举国激愤。在这种历史性的悲凉时刻，三个知识分子各自做出了自己一生最重要的选择——29岁的孙中山选择了革命。37岁的康有为选择了变法。42岁的张謇，那个当年与袁世凯在朝鲜共事的张謇选择了实业。他们的终极目标都是救国！甲午战争前夕，一名年轻人给李鸿章写了一封《上李傅相书》，洋洋洒洒近八千言，开头一段四平八稳，奉承完洋务运动总设计师李鸿章博学多才、日理万机，又说在李鸿章的带领下，亲爱的祖国经济建设日新月异，取得了伟大成就，我们广大群众无不欢欣鼓舞等。套话完毕，进入正题。后面应该说写得不错，以拳拳爱国之心、流畅的文笔，说了一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道理。大家应该知道，这个年轻人就是前面介绍过的看完了《盛世危言》的孙中山。这个孙中山可不是一般人，现如今，他的故乡被命名为中山市，中国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有中山路，且都是该市最中心、最繁华的大道之一。不过需稍作提醒的是，孙中山终其一生从未自称过“孙中山”，他的一切公私文件签名都一律使用“孙文”。“中山”是后来逃亡日本所用化名“中山樵”中的两个字。不过鉴于世人早已熟悉了孙中山这个名字，因此在本书中就姑且采用“孙中山”这三个字吧。至于孙先生的故事，还是从一份档案讲起。姓名：孙文，字载之，号逸仙，又称孙中山籍贯：广东自我评价：洪秀全第二代表作：三民主义、同盟会、中国国民党成功秘诀：虽然偶尔被失望绊倒，但一直在希望的田野上奔跑另类成就：超级旅行家。为了革命，不辞辛苦，一生四次横渡太平洋、四次横渡印度洋、六次横渡大西洋、四次到美国、四次到英法、六次到越南、九次到新加坡、四次到马来西亚、两次到泰国、十五次到日本……总计行程达二十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五圈。大凡成大事者往往出身贫寒，小小年纪就要下水捕鱼捉虾、上山砍柴放牛，家里还有几个生病的亲属，每日以泪洗面。这差不多也成定律了。恰好与孙中山先生的情况基本符合。孙中山1866年出生于广东翠亨村的一个普通农民佃户家庭，家境艰难，至少祖上近三代都是贫农。幼时跟着父亲以捉鱼捕虾、打柴放牛为生。等停下来不干活的时候，孙中山就去村口听当年参加过太平天国的老人吹牛皮，讲自己当年是怎么英勇地抗清，自己是怎么跟着带头大哥洪秀全为穷苦人争公平……听着听着，孙中山就把洪秀全当成了自己心中的偶像。时间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去了。如果孙中山没有一个叫孙眉的亲哥哥，也许他以后也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而已。孙眉，一个听起来有些女孩子气的名字，其实是一个很坚强的男人，他年少时就远涉重洋打工，去异乡追寻新的希望，不想后来居然成功了，真的成了一名富豪。在孙中山12岁那年，孙眉资助他去美国檀香山读书，这次经历改变了孙中山的一生。自命“洪秀全第二”的孙中山被美国的强大深深震撼了，看得多了，听得多了，他也渐渐地萌生了一些想法。他觉得美国的民主宪政很好，终有一天，他也要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另外，他对美国的铁路之发达也是念念不忘，他坚信，只要在中国修上一定数量的铁路，中国的经济也会腾飞。带着这些拯救神州的想法，他在留美五年之后回到了广州，随后又去香港求学，进入香港西医书院（今香港大学医学院）读书学医。在香港期间，孙中山终于加入了倾心已久的基督教，成为一名正式的基督教徒。光阴荏苒，孙中山在香港一待就是十年。漂泊在外的这些年固然孤单了点，可是孙中山也结交到了像陆皓东、郑仕良、陈少白这样的好友。几名对现实不满的愤怒青年时常一起煮酒论英雄，纵论天下时事。渐渐地，孙中山的思路和想法也变得越来越成熟，当然这几个好友也成了孙中山最早的政治上的“同志”。不过孙中山也不是一开始就想搞暴力革命的，如果能用和平的手段达到目的，谁又愿意跟自己的脑袋过不去呢？1894年上半年，孙中山拜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发现书中的道理远比自己在美国的所得深刻，于是就写了那份前面讲过的《上李傅相书》，可惜那份本科毕业论文没有引起李中堂的注意。其实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也许李大人根本没有看到这封信，或者看到了，懒得作秀，便没有回信。总之，这篇寄托了孙中山革命理想的大作发出之后，就石沉大海。可孙中山显然将这看作了李二先生的傲慢，他想：既然清朝不给我等汉人机会，不理会我等的善意良言，我等就反了它，创立一个属于我等的理想国度。于是孙中山来到美国檀香山，创建了一个叫“兴中会”的组织，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兴中会最早的会员当然是陆皓东、陈少白、郑仕良等人。眼看组织势单力孤，作为广州三合会龙头的郑仕良自然是义无反顾，将帮会中一些有心造反的好汉们也拉来入会，形成了兴中会最初的班底。也就是说，兴中会实质上就是几个知识分子领着一帮绿林好汉闹革命。其实这也是没有办法，谁让这些绿林好汉要钱有钱、要人有人呢，总不能空手闹革命吧。几个月之后的1895年2月21日，兴中会兼并了杨衢云的“辅仁文社”，在香港正式成立总会，与会者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誓言。这个誓言的前两句，概括起来就四个字：反清复明。肯定有人奇怪，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先驱难道狭隘到要“驱除鞑虏”，实行大汉族主义吗？这里要澄清一下，这个口号绝不狭隘。本书前面也讲过满汉矛盾很深，清朝统治者与汉人从来都没有认为彼此是一家人。所以基于当时的背景，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是很有见地的。以反抗异族统治者为由，不仅可以得到广大汉族群众的共鸣，也更容易化解汉人知识阶层、汉人官僚阶层的敌意，应该说这是一个和大汉族主义无关的政治正确、效果显著的政治口号。话题回到孙中山先生身上。从这之后，他就开始游历各国，宣讲自己的思想，筹集活动经费，策划武装起义，可惜成绩惨淡，一次都没有成功，在朋友们心里落得了一个“只会说大话”的印象，朋友们称其为“孙大炮”。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孙中山先生都在思索救国之道，所以暂且搁下他，先讲一讲别的故事。根本不存在的康氏“公车上书”尽管孙中山上书的结果很不理想，但是这表明中国人的国家意识已然觉醒，维新思潮已有星火之象，大势已不可逆转。人心可用，四海鼎沸，以读书人为主体的群众政治运动就要爆发了！还好大家都是读书人，比较本分，知道采用合理、合法的方式——上书进言，来释放政治激情！与孙中山稍有区别的是，大部分人都选择直接进言皇帝。但政府不会允许什么人都能直接把建议或意见递交给皇帝，要不然皇帝得忙死，估计连吃饭、上厕所的时间都不会有。因此得有一个机构替皇帝处理此事，将意见、建议归纳整理后才递给日理万机的皇帝，这就是都察院。都察院制度始于明代，清朝觉得还不错，也拿来接着用，是全国最高的监察、弹劾及建议机关，可能类似于现在的中纪委，但是权力应该比纪委要大。都察院养了一种人，这种人叫御史，相当于中央纪检监察干部。其中的佼佼者有张佩纶、张之洞、翁同龢等人。虽说明清两朝的御史都是以找茬为职业，不过到了清朝，御史们已经远远不如前辈在明朝混得那么风生水起了。这主要是清朝的君权比明朝更集中造成的，尤其是雍正设立军机处之后。打个比方吧，明朝皇帝是运动员，经常和御史互掐，但是清朝皇帝是裁判员，指挥下面的御史掐别人。介绍完都察院，现在回过头看看1895年都察院正面对的大事。这一年的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遭到了朝野人士的强烈反对。其实，在条约签订之前，大批得到内幕消息的现职官员已经发难了。这些人主要是京官，他们从4月14日起，接连上奏，反对签订《马关条约》。反对自然是无效的！条约签订后，待在北京考试的大批公车们才知道消息（简单解释一下，公车这个词，是为了纪念国家以公家的车马接送应试举人赴京的传统，因此公车也可以肤浅地理解为举人、士子）。公车们义愤填膺，开始联名上书，截至5月8日，共计上书三十一份，联名者一千五百五十五人次，其中梁启超领衔广东公车八十人上书。这就是历史上真正的“公车上书”始末。不对吧？大家熟知的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去哪里了？答案是没有！翻遍皇上以及都察院全天的工作流水账，可以肯定那天没有出现过一千三百名公车到都察院游行示威并且被拒的事情。其实，现在流传的“公车上书”故事大都是采纳自康有为自己出品的《公车上书记》。换句话说，康有为是在说谎。那他为什么要说谎？为什么要把自己包装成改革旗手？其实这都是康有为后来流亡海外时，为了吸引海外侨胞给自己投资而刻意量身打造的光辉形象。不过这也不是他唯一一次这么做，他还伪造过一份证据，造成的后果更加严重。话又说回来，那些现职官员、公车们的进言，朝廷采纳了吗？这批人的进言总体可以分为四大内爽，私下说：“当年是我俩去请狄人出兵攻打郑国，又是我俩替天子去迎娶隗氏，现在天子这样做，狄人肯定要把怨气都撒我们身上了，都不知道要遭受怎样的惩罚和酷刑呢，实在是冤枉啊。”这两个人越想越害怕，仿佛狄人就拿着大刀架在他们脖子上一般，惶惶不可终日。他们找到当事人王子带，鼓动他说：“您私通隗氏，天子现在不露声色，但迟早会降罪于您。您不如先下手为强，利用狄人对天子的不满情绪，请他们出兵进攻雒邑，而我们作为内应，里应外合，事成之后，奉您为天子，您就可以和隗氏做长久夫妻了。”王子带对这样的建议当然是欣然接受。他偷偷跑到狄人部落，添油加醋地说了一番周襄王的不是，将隗氏被废的责任完全推到了周襄王身上，以此激怒狄人首领，诱使其出兵讨伐雒邑，并且许诺，一旦他当上天子，将立隗氏为后。公元前636年，狄人在王子带的带领下，第二次杀到了雒邑。王室近臣准备抵抗，周襄王却突然莫明其妙地说：“如果兄弟相争，惠后（王子带的母亲）将如何看我呢？还是由诸侯来对付他吧。”于是弃城而走，出逃到坎欿（kǎn）。王子带率领狄人尾随而至，在坎欿大败王室军队，而且俘获了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和富辰等王室重臣。虽然觉得很难为情，但周襄王还是出逃到了郑国。富辰说得对，姬姓诸国中，唯有郑国和王室最为亲近——地理位置摆在那里了，不亲近都难。意外的是，郑文公不仅安排周襄王居住在汜地，并且带领诸位大夫前往汜地侍奉他，问寒问暖，殷勤备至，将周襄王安顿好之后，他才回去处理自己的政事。回想起当年他扣押王室大夫的无礼举动，郑文公这次的表现实在有点出乎人们的意料。郑文公何故如此前倨后恭？《左传》上没有解释，只是在这一段记录之前，记载了郑国发生的两件事：第一，郑文公杀死大子华之后，大子华的同母弟弟公子臧逃到了宋国。公子臧喜欢奇装异服，虽然流亡宋国，还常常戴着插满鸟羽的帽子，招摇过市。郑文公对此深感厌恶，于是派刺客将其引诱到宋国和陈国交界的地方，将他杀死。《左传》对此评价说，“穿着不合身份的服装，是给自己找麻烦。”第二，宋襄公死后，他的儿子宋成公采取务实的外交政策，为了宋国的安全，不计前仇，与楚国建立了良好的外交关系。宋成公还亲自跑到楚国去拜访楚成王，回来的时候，故意绕道郑国，对郑国进行了国事访问。郑文公不知道该按什么规格接待他，于是向大臣皇武子请教。皇武子说：“宋国是商朝之后，地位很特殊。周天子祭祀祖先，祭肉原则上只封给同姓诸侯，但宋国同样享受这一待遇；天子家办丧事，诸侯前往吊唁，天子不用回拜，但如果宋公前往吊唁，天子必须回拜，以示礼遇。所以，您尽管提高规格接待他，错不了。”郑文公听从了皇武子的建议，用最高规格的礼仪接待了宋成公。左丘明表扬说：“礼也！”我们大胆推测，宋成公访郑的主要目的是促成郑文公与天子和解，减少中原地区的不安定因素。他现身说法，劝郑文公说，为了和平，他对楚成王这样的仇人都可以俯身事之，您郑伯和天子之间又没什么深仇大恨，为什么不能和好如初呢？周襄王在汜地给秦、晋、鲁等几国诸侯发出了求救信。他给鲁僖公的信中写道：“不谷不德，得罪了母亲的宠子带，被迫居住在郑国的汜地，特来告知叔父。”“不谷”是诸侯自称，天子之所以自称“不谷”，是因为他轻车简从，素服出行，按照周礼应该自降称谓。而称鲁僖公为叔父，是因为天子称呼同姓诸侯，一般以伯父或叔父尊称，称呼异姓诸侯，则以伯舅尊称，并非鲁僖公论辈分真的是天子的叔父。收到周襄王的求救信后，秦穆公迅速作出反应，派兵到黄河边等待晋国的部队，打算和女婿晋文公一起前往雒邑勤王。回想起当年的犬戎之乱，也是秦、晋两国和郑国率先勤王，并且护送周平王东迁至雒邑，事隔一百余年，历史仿佛再一次重演了。而在绛都，狐偃对晋文公说：“如果想称霸诸侯，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勤王，诸侯会因此而信服于您，同时勤王也是一件大大的义举。继承先祖晋文侯的大业，扬名立万于诸侯，就在此一举了！”解释一下，但凡为天子办事，都可称之为勤王；而这里提到的晋文侯，就是周平王东迁年代的晋国君主。晋文公听了狐偃的话，怦然心动。但勤王也是国家大事，不能草率决定，于是命令卜偃进行卜筮，以问凶吉。卜的结果，大吉，乃是“黄帝战于阪泉”之兆。据上古传说，黄帝讨伐神农氏的后裔姜氏，在阪泉大败姜氏。现在晋文公得到这个预兆，当然是大吉，但他很谦虚地说：“我哪敢做这样的梦啊？”意思是说，我怎么敢与黄帝相提并论啊？卜偃一听，知道晋文公领会错了，连忙说：“周礼还没更改呢，这个预兆是将当今天子与黄帝相提并论。”晋文公脸上露出一丝失望的神色，但他很快掩饰过去，说：“我就没那么奢望过嘛！再算算卦，国家大事要谨慎。”算卦的结果也是大吉。卜偃说：“这是诸侯得到天子感谢之卦。战胜而天子赐宴，没有比这更吉利的了。”晋文公下定决心做这单买卖。他派使者对秦穆公说：“区区一个王子带，不劳您亲自动手，就交给我重耳来处理吧。”秦穆公当年送晋文公回国，在雍城设宴招待他，曾经赋《六月》之诗相赠，其实就是鼓励他担负起辅佐王室的重任。现在听到晋文公这么说，他便顺水推舟，带着军队回国去了。公元前635年三月，晋国大军兵分两路，左路军前往汜地迎接周襄王，右路军前往温城讨伐王子带。四月初，周襄王回到了王城雒邑，而王子带在温城战败被俘，并被带到隰城斩首示众。周襄王在雒邑举行了盛大的酒宴，赐给晋文公甜酒和玉帛。当年郑厉公和虢公送周惠王回国，周惠王分别赐给他们铜镜和酒爵，郑厉公犹且不满。相比之下，现任天子对晋文公的赏赐未免也太小气了。没关系，你不给，我自己要。晋文公在酒宴上向周襄王提出，自己百年之后要用隧道来运送灵柩到墓室。好古怪的要求！各位看官暂且先别笑，按照周礼，诸侯之葬，只能用绳索将灵柩吊放到墓穴里；而用隧道运送灵枢，是天子专享的大礼。晋文公提出这个要求，看似简单，实际上是在向天子的权威挑战。周襄王一点也不含糊，说：“不行，那是王的葬礼，不适用于诸侯。周朝的天命虽然衰落，但目前还没有能取代它的。叔父如果要用王的葬礼，等于天下有二王，这难道不是您所厌恶的吗？”言下之意，晋文公讨伐王子带，就是因为天无二日，国无二主，现在晋文公本人又要以天子之礼自居，岂不是掌了自己的嘴？晋文公倒是很爽快：“既然这样，我也不强求了，请您赏赐一些土地给我吧。”周襄王刚刚拒绝了晋文公的第一请求，再拒绝他看似退而求其次的第二请求，面子上就很不好看了。周襄王考虑再三，决定将阳樊、温、原、欑（chuān）茅赏赐给晋文公，好将他快点打发走。看来真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啊！晋文公心满意足地回到了绛都。然而，接收天子赐给的几座城池还颇费了一些周折。首先是阳樊的居民不服，他们关起城门，将晋国的接收人员拒之门外。晋国人没办法，只好派兵围城。有一个叫苍葛的阳樊人站在城墙上对晋军喊话：“仁德是用来对待华夏各国的，刀兵是用来对付四夷的。你们现在到天子脚下动刀动枪，是把我们当外族对待，我们不服从你们的领导，也是理所当然的。这城里居住的人，哪家不是天子的姻亲，怎么能当你们的俘虏？”后来双方采取折中的办法解决了问题：晋国人占领了阳樊，而阳樊居民全部迁到了别的地方，坚决不做晋国的臣民。接收原城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晋文公亲自率军包围原城，志在必得，因而只备三日军粮，并且宣布三日之内必定攻下原城。三日之后，原城仍然不降，晋文公就命令军队班师回国。这时间谍来报告，说原城军民已经打算投降了，只要再等一两天就会有结果。晋军众将都建议留下来静观待变，晋文公说：“信任，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国民因此而安居乐业，如果得到原城而失去信任，我怕得不偿失。”于是全军起程回国。原城军民得到这个消息，反倒主动派人来联系投降的事。晋军走了不到三十里，原城就宣布投降了。这件事给晋文公很大触动。在考虑原城太守人选的时候，他问寺人披谁可胜任，寺人披推荐赵衰，理由是：当年赵衰跟随晋文公流亡列国，赵衰背着干粮和水壶走小路，和大队人马走失了，虽然饥渴难忍，仍然不敢擅自食用。晋文公认为这件事充分说明赵衰是一个守信之人，因此派他镇守原城，希望他用自己的品德使原城居民信服于晋国。晋国得到阳樊、温、原、欑茅四城，第一次将势力范围延伸到太行山以南，国力大大增加。同年秋天，以秦国为主、晋国为辅，发动了对鄀（ruò）国的联合军事行动。鄀国地处今天湖北襄阳附近，是秦、楚边境上的一个小国，也是楚国的附庸。讨伐鄀国，等于公开向楚国叫板，楚成王当然不能坐视不理，派大夫斗克和申御寇带申、息两县的地方部队前往救援。这里说明一下，春秋时期，“县”作为一级行政单位，是一个新生事物。楚国地处荆蛮之地，对外扩张速度很快，先后吞并不少小诸侯国，原则就按照一国一县的规模，将这些诸侯国设置成县，由楚王直接任命县公进行管理。据统计，楚国在春秋时期共设县十七个，每个县都有自己的地方武装，而且规模不小，小县有兵车百乘，大县则多达数百乘。因此，楚国派申、息两县的地方部队前往救援鄀国，其兵车数量应该在两百到三百之间。讨伐鄀国，对晋国基本上没有任何好处。晋文公跟随秦穆公参与这场战争，一方面是为了保持与秦国的良好关系，另一方面也是为建立晋国的霸业进行试水——欲称霸于诸侯，必定会与楚国发生冲突，他希望借此机会试探楚国的实力。秦国人采取了欺骗战术，故意绕道鄀国与楚国交界的析城郊外，迂回靠近鄀国的首都商密，并且故意将自己军中的一些人绑起来，装作是从析城带来的俘虏。到了黄昏时分，秦国人又在城下举行了一场盟誓表演，造成的楚军与秦军盟誓的假象。由此给鄀国人带来的错觉，秦国人已经攻陷了析城，而且前来救援的楚国人又和秦国人达成了密谋，出卖了鄀国。鄀国受不了这双重打击，开城降了秦军。击破鄀国的抵抗之后，秦国人回头再杀到析城，将斗克、屈御寇二人生擒而回。楚国令尹成得臣率领大军追赶秦军，企图夺回二人，无奈秦军已扬长而去，没有追上。成得臣不敢空手而归，带兵包围陈国，将曾经因陈国进攻而逃到楚国的顿子（顿国国君）送回了顿城。自从宋襄公战败后，敢于主动捋楚成王虎须的，还只有秦穆公和晋文公。晋国人在这次战争中虽然处于从属的地位，但通过见习战争的全过程，晋文公对楚国人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楚国人并不可怕，至少不像传说中那么可怕。【大战序曲：晋文公的强国运动】周襄王受卫文公的委托，调解郑、卫、滑三国之间的恩怨，不但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反而引发了一系列事变，最后的结果是被晋文公敲诈去四座城池。王室的土地本来就所剩无几，地上的产出难以维持王室体面的生活，经过这么一闹腾，天子的日子就更难过了。就在晋国军队保护天子从汜地向雒邑进发的时候，卫文公去世了，他的儿子姬郑继承了君位，就是历史上的卫成公。公元前635年十二月，鲁、卫、莒三国在洮地举行了会盟。第二年春天，三国又在向地举行会盟，共商加强地区合作与交流的大计。这两次会盟，规模虽然不大，但是引起了齐孝公的严重不满。在他看来，齐国虽然不如齐桓公在世的时候强盛，但好歹还是天下数一数二的强国，鲁国在他的眼皮底下和卫、莒两国会盟，是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因为这件事，齐国悍然发动了对鲁国的军事进攻。而鲁国则采取了三方面的战略来应对齐国的入侵：一是发动同盟的卫国从北部趁虚而入，讨伐齐国，进行军事牵制。二是派大夫展喜前去迎接齐军，名为劳军，实为探听齐军虚实，见机行事。鲁僖公还派展禽为展喜的幕后高参，为展喜出谋划策。展禽还有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名字，叫柳下惠。展禽也是鲁国公室的后人，以姬为姓，以展为氏，名获，字禽，柳下是他的封地，惠则是他死后的谥号。古人的姓名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我们看到柳下惠这个人，千万别叫他柳先生，至少要称呼他为柳下先生，否则就太没文化了。齐孝公的大军还没到达鲁国国境，展喜已经赶到了齐军大营，他把柳下惠教他的那套说辞搬出来，对齐孝公说：“敝过国君听说君侯您亲抬贵足，不嫌辱没自己的身份，来到区区敝地，特意派在下前来犒劳您手下诸位办事人员。”请注意，展喜不说犒劳齐孝公，而说犒劳他手下的办事人员，是非常谦卑有礼的外交辞令，表示说话的人不敢不自量力，逾越自己的身份慰问尊者。齐孝公背着手，看着天空，很是倨傲，“如此说来，鲁国人是害怕了吗？”展喜马上回答说：“小人确实很害怕，但君子不害怕。”这话似曾相识，和当年吕甥应对秦穆公如出一辙，有抄袭的嫌疑。齐孝公瞥了他一眼，走到门边，依旧看着天空，冷笑道：“现在鲁国的国库空空如也，田野间寸草不生，凭什么不怕？”展喜很镇定地回答：“凭的是先王的遗命。当年贵国的祖先姜太公和敝过的祖先周公都是王室的股肱之臣，如同左膀右臂一般辅佐周成王。周成王慰劳两位先君，并且赐给他们盟誓，要求他们‘世世子孙，无相害也’。当年的誓言，现在还保存在王室的档案馆里。您的父亲齐桓公继承了先祖的遗愿，团结诸侯，消除矛盾和分歧，而且救助诸侯于水火，获得了大家的一致尊重。您即位之后，大家也认为您会遵循令尊的做法，为中原带来和平与繁荣，所以我鲁国对贵国没有任何防备之心，大伙都说，‘齐侯怎么可能即位才九年就放弃自己的使命，如果这样，他哪有脸面对先君齐桓公呢？’君子也是这么认为，所以一点也不害怕。”展喜这番话，前半段振振有辞，后半段简直就是哄小孩子，但是对齐孝公很有效。当时他的脸就红了，二话不说，将部队撤回了国内。展喜在齐军大营忽悠齐孝公的时候，鲁国对付齐国的第三个战略也在悄然实施。公子遂和臧文仲二人不远千里来到楚国，请求楚国出兵讨伐齐国。臧文仲对楚国令尹成得臣说，当今天下，唯有楚国最强，中原诸国均拜伏在楚王的虎威之下，唯有齐国和宋国没有认清形势，不把楚国放在眼里。如果楚国派大军讨伐齐、宋二国，鲁国愿意效犬马之劳。说明一下，宋襄公死后，他的继任者宋成公委曲求全，主动以身事楚，亲赴郢都朝觐楚成王，两国建立了同盟关系。但是，随着晋文公的上台和崛起，宋成公看到了希望的曙光，立刻改换门庭，脱离楚国，投向晋国的怀抱，因此臧文仲有此一说。巴西的一只蝴蝶扇动几下翅膀，有可能导致北美大陆的一场风暴。公子遂和臧文仲的楚国之行，则拉开了春秋时期第一场大规模争霸战争的序幕。将当时各诸侯国的综合实力作一个比较，可以将它们大致分为三个阵营：第一阵营：楚、齐、秦、晋四个大国；第二阵营：宋、鲁、郑、卫、陈、蔡等二流国家；第三阵营：燕、曹、许、徐等数十个小国。第一阵营中，楚国无论从国土面积还是军事力量上，都遥遥领先于其他三国，而且将第二阵营中几乎所有国家或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或结成盟友，综合实力首屈一指，称霸的野心也最大；齐国自管仲与齐桓公逝后，不修内政，不亲近邻，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反感，甚至连一直与齐国保持良好关系的鲁国也受不了齐孝公的粗暴，主动与楚国接近，希望借楚国之力打击齐国，齐国的国际竞争力呈直线下降趋势；秦国偏安西北，秦穆公以仁德闻名，稳中求进，暂时没有问鼎中原之志；晋国虽然经历了骊姬之乱和晋
11月12日电综合外媒报道，当地时间11日，美国新任众议长约翰逊提交了一份临时融资计划，以避免可能出现的政府停摆，该法案中并未包含向乌克兰或以色列提供资金的内容。据报道，与在特定时期为联邦机构提供资金的普通持续决议(CR)不同，约翰逊宣布的这项计划分为两步，将为政府的某些部门提供资金直到1月19日，其余部门则延期至2月2日。路透社称，众议院共和党提出的这项计划中不包括对以色列或乌克兰的援助等补充资金。报道称，白宫新闻秘书让-皮埃尔表示，该提案“只是一份会带来更多混乱和停摆的处方”，称“众议院共和党人在用一项遭到两党成员抨击的不严肃提议浪费宝贵的时间”。据此前报道，美国前任众议长麦卡锡主导国会通过的临时拨款法案有效期为45天，为联邦政府提供支持其运转至11月17日的资金。这意味着，距离美国政府可能发生的停摆还有不到一周时间。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称，“国会已经没有犯错的余地了”。NBC援引消息人士称，预计众议院将留给议员72小时阅读法案文本，最早将于14日对该计划投票。大连11月12日电(记者杨毅)针对近日“知名网络博主在大连遭遇‘鬼秤’”一事，大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12日发布相关案情通报，中山区寻味来餐饮店在经营中使用的电子计价秤经无锡市计量测试院检测，检定结论为不合格。近日，某知名网络博主先后到大连的多个市场探访，称其在个别商户处遭遇“鬼秤”，并联系相关部门进行处理。该系列视频发出后，引发诸多网友关注和讨论。本月9日，大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4起案情通报，沙河口区福之源生鲜超市等3家店面涉嫌在经营中故意使用破坏准确度的计量器具，目前已立案调查，并将依法严厉查处。中山区寻味来餐饮店涉嫌在经营中使用计量器具未按照规定进行检定，已将该秤送至国内权威机构进行检测，将根据检测和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理。12日，大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再次发布案情通报，中山区寻味来餐饮店在经营中使用的电子计价秤经无锡市计量测试院检测，检定结论为不合格。通报称，该商户涉嫌在经营中故意使用破坏准确度计量器具的行为，违反了《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第五条第九项的规定，依据《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第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大连市市场监管局已立案调查，依法严厉查处。据报道，该飞机是10日晚间在进行训练作业时坠毁的，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美军方称“没有发现敌对活动的迹象”，强调这起事故与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或以黎边境发生的冲突无关。该司令部也没有透露坠落的飞机型号、是否有人员伤亡以及机组人员状况，“出于对受影响家庭的尊重，我们目前不会透露有关涉事人员的进一步信息。”美联社称，目前尚不清楚这架飞机的具体归属，美国空军近期向该地区增派了多个中队，美国“福特”号航母打击群正在地中海东部执行任务。吴杰是一名“90后”文物修复师，机缘巧合下学习了文物保护专业，从大学毕业至今，在新疆博物馆已经修了10年文物。曾经的他是一个急性子，是一个浇花都能浇枯萎的人。但如今，吴杰可以日复一日坐在操作台前，从事一天仅完成一毫米修复的极细致工作，他却依然乐在其中。在吴杰眼中，修复文物可以与文物对话，与古人一起穿越过去。从锁子甲中可以看到战火的洗礼，感受到战士身披锁子甲英勇战斗的痕迹。吴杰认为，修复文物的原则是修旧如旧，他们要做的不是让文物更精美，而是首先要保护它，用科学的手段延续它的寿命。吴杰希望投入自己的“青春时光”从事修复文物的“千年时光”，让文物无声地证明他的人生意义与价值。洛杉矶11月11日电(记者张朔)由中国嵩山少林寺主办的2023北美洲少林功夫考功大会11日在美国洛杉矶开幕，来自美国40余州和加拿大、墨西哥等国的海外少林弟子、少林功夫传习者与爱好者济济一堂、以武会友。这是继2013年“北美少林文化节”之后，少林寺时隔十年再度在美举办大规模文化交流活动。少林寺方丈释永信、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文化参赞王太钰等各界人士出席考功大会开幕式。释永信在致辞时表示，少林功夫是享誉世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禅宗祖庭和少林功夫传承圣地，中国嵩山少林寺和六大洲少林联合会共同发起组织2023-2024世界六大洲少林功夫考功大赛。希望通过此次活动，体现少林功夫健身、明心、和谐的价值，增进全世界少林功夫习练者、爱好者的彼此理解、友谊与合作，共同传承好少林功夫。王太钰在致辞时说，释永信方丈亲率武僧团到北美出席少林功夫考功大会，体现了少林寺对海外弟子的关爱和重视。他表示，希望海外少林功夫传习者积极传承和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各族裔民众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和喜爱，为深化中美人民友谊做出贡献。2023北美洲少林功夫考功大会11日至12日在洛杉矶举行，包括首届“北美洲少林考功大赛”、世界和平祈福法会、少林功夫段品制晋段培训认证、少林功夫公演等。当地时间11日上午开幕的“北美洲少林考功大赛”是重头戏。记者在大赛现场采访美国少林寺文化中心释延续时了解到，约500人参加本届大赛，最小的参赛者年仅6岁，还有一些参赛者已年逾花甲。他们按年龄分组，在少林拳术、长兵器械和短兵器械等项目上一争高低。大赛选出的“功夫之星”将同少林寺武僧一道参加“不朽少林”公演。来自加利福尼亚州弗里蒙特市的14岁华裔少年张锴，当天身着绣有“少林”字样的中式练功服参赛。“我出生在美国，学习少林功夫快9年了。”他说：“我很喜欢少林功夫，也喜欢中国文化，希望今天能拿到奖牌！”11月12日电据中央气象台网站消息，预计未来三天，南方地区多阴雨天气，气温偏低；甘肃、新疆北部等地有雨雪天气，关注对交通运输、农牧业等的影响。华北、黄淮等地关注雾或霾天气对交通出行、人体健康等的影响。江南华南等地有明显降温过程12日至13日，受较强冷空气影响，江淮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东部、华南及青藏高原中东部等地最低气温或日平均气温累计降温4～8℃，其中，广西南部、青藏高原中东部等地降温8～10℃、局地10～12℃；最低气温出现在13日至14日早晨，最低气温0℃线位于黄淮南部至江淮北部一线，江汉、江淮南部、江南北部、贵州北部和东部等地最低气温将降至2～4℃。12日08时至13日08时，新疆沿天山地区和南疆盆地、青海东部和西部、福建东南部沿海地区、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将有5~6级、阵风7~8级的大风；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北部和中部海域、北部湾将有7~8级、阵风9级的大风，其中台湾海峡部分海域风力可达9级、阵风10级。13日08时至14日08时，新疆南疆盆地、西藏北部和西部、青海西部、福建东南部沿海地区、台湾岛等地将有5~6级、阵风7~8级的大风；东海南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北部和中部海域、北部湾、琼州海峡将有7~8级、阵风9级的大风，其中台湾海峡部分海域风力可达9级、阵风10级。中央气象台11月12日06时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作为我国居民肉篮子的主要部分，猪肉价格一直备受关注。农业农村部监测数据显示，11月7日，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猪肉平均价格为20.49元/公斤，比9月7日的22.35元/公斤下跌8.3%。“猪肉供给充裕，价格持续走低。”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勇对记者说。自9月份第1周以来，全国生猪价格连续8周下跌，累计下跌1.63元/公斤，跌幅达9.5%；全国猪肉价格连续8周下跌，累计下跌1.66元/公斤，跌幅达6.1%。10月份第4周，全国猪肉平均价格25.60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1.2%，同比下跌38.5%。全国仔猪平均价格自8月份第5周以来连续9周下跌，累计下跌7.51元/公斤，跌幅达22.7%。10月第4周，全国仔猪平均价格25.63元/公斤，同比下跌45.4%，跌幅进一步扩大，已经跌至2021年同期水平。“11月3日，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白条猪批发平均价是18.25元/公斤，比上月同期19.65元/公斤下降7.12%，比去年同期的32.0元/公斤下跌42.97%，月环比明显下降，年同比大幅下跌。”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统计部经理刘通说。猪价下跌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朱增勇认为，由于猪肉供给充裕，国庆后猪肉消费需求短期下降。国庆节后，生猪出栏量增加，母猪淘汰力度加大，消费回落。部分地区仔猪价格明显低于生产成本，带动10月份母猪淘汰加大，淘汰母猪价格明显下跌。从供给来看，三季度生猪出栏量和猪肉产量分别同比增加4.7%和4.8%。1月至9月，全国规模以上生猪屠宰企业屠宰量24247万头，同比增长15.0%。其中，9月份屠宰量2775万头，环比增长4.9%，同比增长31.6%。1月至9月，全国累计进口冷鲜冻猪肉127.38万吨，同比增长4.4%，加之国内冻品库存仍然较高，猪肉供给充裕。生猪价格9月初即开始下跌，国庆节后跌幅加大，除了生猪出栏季节性增长外，北方一些地区养殖户避险情绪提升，短时增加生猪出栏量也有影响。以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为例，上周，日均上市量为1902.14头，比10月初的日均1088.86头大幅增加74.69%，比去年同期日均1361.86头增长39.67%。猪肉价格下跌，那生猪养殖行业如今是什么状况？“猪价持续下跌，生猪养殖由9月份微幅盈利转为微幅亏损。”朱增勇说。近期虽然饲用玉米价格和育肥猪配合饲料价格持续下跌，降低了养殖成本，但生猪价格跌幅更大，自10月中上旬开始，全国生猪养殖已转入微幅亏损。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监测，10月份，猪粮比价为4.46∶1，比上月下降0.13个点，生猪养殖头均亏损约10.42元。好消息是，龙头企业的养殖成本正显著降低。比如，牧原集团8月份优秀区域生猪养殖成本已经控制在14元/公斤以下，今年第三季度全集团平均成本已降低到14.5元/公斤，从饲料、育种、健康管理、养殖、屠宰5个环节进行测算，每头猪都有600元的成本挖潜空间。牧原股份总裁助理袁合宾表示，今年年底成本要控制在14.5元/公斤，明年有望将全年平均成本控制在14元/公斤以内。11月8日，国内生猪期货2401主力合约以15710点报收，如果以此价格计，在全行业亏损的时节，牧原集团生猪养殖利润依然不错。未来猪价走势如何？业内专家表示，由于供给充裕，不太看好明年上半年行情。朱增勇预计元旦前猪价将季节性上涨，但明年上半年猪价存在下跌风险。从供给端看，生猪出栏将逐渐进入高峰期，生猪出栏活重增加，加上冻猪肉库存仍然较高，猪肉供应充裕。从需求端看，冬季腌腊等活动将带动消费需求增长，猪肉消费进入旺季，带动供需关系改善。随着避险情绪逐渐稳定，生猪出栏节奏将会回归常态，元旦前猪价将以季节性上涨为主。由于猪肉供应充裕的特征没有改变，猪价上涨空间不大。9月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4240万头，比4100万头正常保有量高出3.4%。同时，母猪生产效率也在提升，一头母猪比上年多提供约0.5头肥猪，下半年仔猪供给量增长，预示明年上半年生猪出栏量仍然较高，猪价仍然可能有下跌风险。但随着下半年产能调减，特别是四季度消费旺季到来，猪价将会逐渐回升，但缺乏大幅上涨的基础。“目前，生猪养殖大势是产能过于充足，猪价反弹难持久。按照目前能繁母猪的存栏量推算，猪价在短时间内很难实现实质性的反转。压栏硬扛不是办法，顺时出栏才是首选。适度压缩产能应尽快提到养殖场的议事日程上来。”刘通说。本报北京11月11日电(记者郁静娴)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伴随玉米大豆及中稻收获进入尾声、南方晚稻收获加速推进，全国秋粮收获进度达96.2%，基本实现丰收到手。今年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克服局部地区洪涝干旱等灾害影响，全年粮食产量有望再创新高。种植面积增加，产能基础不断夯实。今年秋粮面积连续第四年增加，预计达13.1亿亩，比上年增加700多万亩。其中，高产作物玉米面积预计增加1300多万亩，大豆面积连续2年稳定在1.5亿亩以上。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面积达到2000万亩，比去年增加500万亩左右。大面积单产提升落地见效。今年我国重点在200个玉米大县、100个大豆大县整建制推进单产提升，耕种管收、地种药肥全环节综合施策，重点推广玉米大豆增密、精准肥水调控和中后期“一喷多促”关键措施。初步测算，300个重点县单产提升对粮食丰收的贡献率达到了73%。目前，各地秋冬种正有序推进。截至11月10日，全国冬小麦完成意向播种面积过九成。其中，西北地区播种基本结束，黄淮海地区九成半，长江中下游和华南地区过七成半，西南地区过六成。全国冬油菜完成意向播种面积过九成半，其中长江中下游地区播种基本结束，西南地区过九成。各地积极推广良种良法，持续提高播种质量。近日，第十九届中国国际社会公共安全博览会(以下简称“CPSE安博会”)和全球数字城市产业博览会在深圳会展中心落幕。在6万平方米的数字城市产业展区中，随处可见AI摄像头和AI综合数据分析图，而行业大模型在展会上也出现得更多了。记者采访了解到，AI大模型如今已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而安防行业则成为AI的“第一着陆点”，丰富的感知设备和数据维度，让这一领域更加成为AI大模型等前沿技术的试验田。而中国企业在智能安防领域的“领跑式发展”，也为安防产品“出海”奠定基础，在AI技术的加持下，安防行业又迎来了一轮革新，将成为民众更好的“隐形守护者”。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冯秋瑜数字孪生、视觉分析：智慧安防营造安全、舒适社区记者在现场采访发现，大到天地传感，小到社区“最后一公里”，在新技术的助力下，我们所居住的城市正在加速向“智慧城市”转变，计算机视觉(CV)作为人工智能领域最大的应用领域，在人脸识别、视频监控、门禁卡、防盗报警等智慧安防领域率先实现了商业化。“相比于传统的社区管理模式，‘智慧社区’更加以人为本，以不断满足居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为核心，为居民提供更便捷、安全的社区环境，让孩子茁壮成长，让老人尽享天伦。”英特尔中国区物联网及渠道数据中心事业部总经理郭威告诉记者，之前的摄像头只是“看得见”，而智能视频分析系统可以“看得懂”。据了解，智能视觉分析通过对采集社区中的人、车、公共设施等管理对象的视觉数据进行智慧化的数据洞察，实现“入侵”“攀高”“自行车/电动自行车违停”“乱丢垃圾”“高空抛物”“水域入侵”“占道堆物”等方面的识别需求，在事件发生后，系统能够在3秒内通过AI应用对图像进行识别并判断该事件是否违规，并在5分钟内处置完成，从而营造更智能、安全、舒适的社区和公共环境。“地面沉陷、暴雨成灾、交通拥堵等是城市发展中遇到的共性问题，利用时空大数据建设好基于数字孪生的智慧城市，可以推动城市升级发展。”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德仁向记者介绍了
建立起合纵抗秦的联盟。当然，像韩国这样处境尴尬的国家，要联合其他诸侯抗秦非常不易。事实上韩国主观愿望上是希望联合抗秦，但是，常常是在事秦和抗秦之间东堰西倒，摇摆不定。我们看看韩国历史上的两次败仗。第一次是岸门之战。韩宣惠王十六年（前317），秦军在修鱼（今河南原阳）打败韩军，还俘虏了韩国的将领。韩国急了，相国公仲对韩王说：盟国实在靠不住。秦国早就想征伐楚国了，大王可以通过张仪向秦王求和，送给秦国一座名城，和秦军一块伐楚。这样，我们韩国只失了一座城，但是，既避免了秦国的继续侵略，又可以从伐楚中得到好处（与国非可恃也。今秦之欲伐楚久矣，王不如张仪为和于秦，赂以一名都，具甲，与之南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计也）。韩王于是派公仲与秦国讲和。楚王知道后非常担心，召见陈轸（zhěn，枕）。陈轸说，秦国早就想攻楚了，假如秦国得到韩国一座名城和韩国的资助，秦、韩合兵攻楚，这当然是秦国梦寐以求之事，所以，楚国一定会受到伤害。以我之见，我们先在全国加强警戒，然后发兵声言救韩，把战车开到路上，造成一种救韩的巨大声势。然后，派出使臣，带上重礼，让韩国相信大王是真心救韩。韩国一定非常感激大王，这样就不会帮助秦国攻楚，即使派兵参战，也不会为伐楚尽力（王听臣为之警四境之内，起师言救韩，命战车满道路，发信臣，多其车，重其币，使信王之救已也。纵韩不能听我，韩必德王也，必不为雁行以来是秦韩不和也，兵虽至，楚不大病也）。韩国要是听了我们的意见，停止向秦求和，秦国必定大怒，秦、韩之间的怨恨就会加深。韩国结交了楚国，必定会慢待秦国，这样就可以利用秦、韩两国的矛盾解救楚国之难。楚王听了陈轸一番话，龙颜大悦。于是，楚国在全国加强警戒，大张旗鼓地摆出救韩的姿态。然后楚王派出使臣，带着重礼到韩，对韩王说，楚国已把全部军队派出来了，希望贵国能放心地同秦国作战，楚军将为韩国死战。韩宣惠王听了之后非常高兴，立即停止派公仲到秦国议和。公仲认为这样不行，以实力侵犯韩国的是秦国，用虚名来救韩国的是楚国。靠着楚国援韩的虚名，和强秦绝交，一定会犯大错。何况楚、韩不是兄弟之国，又不是盟国。我们有了联秦攻楚的迹象，楚国才放出风声救韩，这只是一种计谋。况且大王已经派人把联合伐楚的打算通报秦国了，现在反悔，欺骗强秦，轻信楚国，肯定要吃大亏（夫以实伐我者秦也，以虚名救我者楚也。王恃楚之虚名，而轻绝强秦之敌，王必为天下大笑。且楚韩非兄弟之国也，又非素约而谋伐秦也。已有伐形，因发兵言救韩，此必陈轸之谋也。且王已使人报于秦矣，今不行，是欺秦也。夫轻欺强秦而信楚之谋臣，恐王必悔之）。韩王不听公仲劝告，和秦国断交。秦国大怒而进攻韩国，两国大战，楚国的救兵却一直没来。宣惠王十九年，秦军在岸门大败韩军，韩国只好派太子仓到秦国做人质求和（太子仓质于秦以和）。从这件史实来看，韩国最大的军事威胁是秦国。韩国并非不想联合抗秦，但是，韩国始终不能组成抗秦的联盟。这里既有韩国自身的因素，也是因为其他诸国各有各的打算。比如楚国，它只想瓦解秦、韩结盟，并不想真正援助韩国。宣惠王是继韩昭王之后的国君，凭借着韩昭王用申不害变法的基础尚且不能有效地合纵抗秦，何况是此后的其他韩国国君。如此，韩国被迫投入秦国怀抱，成为秦国的盟国。宣惠王二十一年，韩国同秦国一起攻楚，打败楚将屈丐，在丹阳斩杀八万楚军（二十一年，与秦共攻楚，败楚将屈丐，斩首八万于丹阳）。韩国帮助秦国打败了楚国，只能使秦国的力量更加强大。楚国的削弱，’意味着秦国在统一六国的道路上走得更决。第二次是伊阙之战。韩釐王三年（前293），韩、魏联军抗秦，在韩伊阙（河南洛阳东南）与秦决战。此时，韩、魏两国军队的人数是秦军的两倍。但是，韩、魏两军都不想担任主攻，相互观望。秦将白起利用这个机会，猛攻魏军，率先击溃了魏军。魏军一败，韩军不攻自破。这一仗韩、魏联军战死二十四万人之多，位居战国时期历次战争死亡人数的第二位。韩、魏联合抗秦，竟然还相互推诿，不愿自己承担主攻任务，又怎么能够不败？合纵之所以难以成功，最大的原因就在于各国心力不齐，都有自己的小算盘。在这种背景之下，韩国最终成为秦国的附属国，日渐削弱，苟且偷安。所以，韩最终被秦灭亡是在所难免的。如上所述，韩国的灭亡是由于地处诸国包围当中，发展空间有限，变法图强又没能真正落到实处，发展合纵抗秦，各国又貌合神离，难以成事。这几个原因互相制约，造成的合力最终将韩国推向覆灭的深渊。三家分晋之后建国的韩国就这样成为秦始皇统一中国进程中第一个被灭掉的国家。那么，秦王嬴政灭韩之后的利剑又会指向哪个国家？这个国家又是怎样被秦国灭亡的呢？第18章赵武灵王晋国一分为三为秦国统一六国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晋国如果不分裂，统一中国也许只能成为秦国一厢情愿的梦想。秦王嬴政第一个吞掉韩国之后，又把矛头对准了赵国。不过，赵国的实力不容小觑，早在秦王嬴政的曾祖父秦昭襄王时期，赵国的国君赵武灵王曾一度想把秦国给灭掉。赵武灵王这位叱咤风云的国君，以推行胡服骑射而名垂史册，赵国也因为他的改革而成为战国时期的一个强国。如果不是赵国的失误，统一中国的首选之国或许当属赵国。可是赵武灵王，这位雄才大略的君主，在推行胡服骑射八年之后却突然退居二线，交出了属于自己的权力，他的这个出人意料的举措几乎给赵国带来了灭顶之灾。那么赵武灵王究竟是如何推行胡服骑射的？他为什么要退位交权呢？赵武灵王的退位交权又给秦国的统一之路带来了怎样的契机呢？胡服骑射辟地千里赵武灵王名雍，继位于公元前325年，是三家分晋后赵国的第八代国君，此时正值秦惠文王的晚年，秦国的强大已经完全彰显。不过，此时的赵国也因赵武灵王的改革而强大起来。赵武灵王对赵国的贡献可以概括为四个字：胡服骑射。什么叫“胡服骑射”呢？简单来说就是改穿胡服，招募骑兵。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共进行过两次，第一次是赵武灵王十九年（前307），初步推行胡服骑射；第二次是赵武灵王二十四年，进一步深化胡服骑射。赵武灵王推行的胡服骑射是一项非常艰难的事业，面临着很多困难。第一，改变文化习俗艰难。赵国是从晋国分裂出来的诸侯国，赵国君臣的服装和中原各国相同，但和赵国周围的胡人服装相差极大。服饰历来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原各诸侯国一向高谈华夷之辨，看不起夷狄之邦，对夷狄文化也持排斥态度。赵武灵王要抛弃中原服饰，改穿胡人服饰，阻力肯定非常之大。所以，赵武灵王对自己的胡服骑射有很大的顾虑，所谓“有高世之功者，负遗俗之累”，改变祖宗法制的建功立业一定会受到世俗的反对。赵武灵王深知改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是涉及文化习俗的改革，更是举步维艰。第二，王公大臣们反对。赵武灵王推行胡服，也遇到了王公大臣们的反对，反对的理由也是出于对夷狄文化的排斥。对此，赵武灵王抓了两件事，一是在大臣中争取支持，二是在公族中争取支持。赵武灵王正式颁布胡服令之前，先召他的臣子楼缓做工作，他对楼缓说，赵国目前四面有敌而内无强兵，因此，“我欲胡服”，楼缓毫无保留地支持赵武灵王。赵武灵王接着又找了老臣肥义，肥义是元老，也是赵武灵王幼年继位时的托孤大臣。肥义不仅全力支持赵武灵王的改革，而且进一步打消赵武灵王胡服改革的心理障碍。肥义一方面用赵国历史上的赵简子、赵襄子两位先贤来激励赵武灵王，另一方面对赵武灵王讲：“臣闻疑事无功，疑行无名。王既定负遗俗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矣。夫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如果顾忌天下人的议论，什么事也干不成。肥义特别强调“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因为“愚者闇成事，智者睹未形”。一般的人对成大事往往缺乏超前意识，只有智者才能看到事情的未来。赵武灵王深知推行胡服困难重重，所以，他必须取得赵国公族的支持，特别是他的叔叔公子成的支持。公子成在赵国上层有很大的影响力，赵武灵王先派了一位大臣去看望公子成，并对他说：“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议之也。”但是，公子成认为中原文化远胜蛮夷文化，因此不支持穿胡服。赵武灵王为了胡服改制成功，亲自到公子成家中做工作。他对公子成说了四点：第一、从目的上看，服装是为了方便使用，礼仪是为了方便成事（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第二，从现实来看，赵国面临着燕国、东胡八楼烦、秦国、韩国、中山等国的包围，生存环境恶劣。如果不“变服骑射”，无法应付四面之敌。第三，从历史上看，赵简子、赵襄子都是在应对戎狄之中获得发展的。今天的“变服骑射”，其实是继承简、襄之功业。第四，从“国际关系”上看，中山国对赵国危害极大，必须“变服骑射”以报此仇。公子成对赵武灵王继承简、襄之志非常赞赏（今王将继简、襄之意、以顺先王之志，臣敢不听命乎），立即同意穿胡服上朝。在取得叔叔公子成和重臣肥义的支持后，赵武灵王立即颁布胡服令，宣布臣民改穿方便的胡服，抛弃宽袍大袖的汉服。从赵武灵王经过多方工作后再发布胡服令来看，他是一位非常清醒的政治家。他懂得“变服骑射”的重要，也深知“变服骑射”的艰难。既然赵武灵王知道阻力这么大，他为什么还要提倡“胡服骑射”呢？目的有三。其一，拓边扩土。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北取胡地、内灭中山。赵武灵王自己也说：“虽驱世以笑我，胡地、电山吾必有之，于是遂胡服矣。”“驱世”，就是整个国家的人。不管因为我穿胡服有多少人嘲笑我，只要能拥有胡地和中山，我不怕任何人的嘲笑。其中，“吾必有之”四个字显示了赵武灵王北拓胡地、内灭中山的决心。赵国建国以来，曾经多次想向中原发展，但是，这种努力收效甚小。因为赵国向中原腹地的扩展必然要和韩、魏、齐诸国发生冲突，各国都会全力阻止赵国向中原腹地扩展。不过，赵国南北两部分中间有一个“千乘之国”的中山国，而北部是广袤的胡地。如果能够北取胡地、内灭中山，赵国的领土就会大大扩展，而且不会和中原各国为争夺土地拼得精疲力竭。赵武灵王想攻战胡地、中山，根本目的是为了与秦国争夺统一天下的机会。赵武灵自己穿上胡人衣服，缩小了赵人和胡人的心理差异，增强了胡人对赵人的认同感，便于双方融为一体，这对教化胡人、吸引胡人加入赵国非常有利。当时，赵国周边的胡人如东胡、林胡、楼烦都是游牧民族，擅长骑兵作战。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做法使林胡、楼烦归顺赵国。林胡王献马，楼烦王骑兵接受改编，吸引了大批胡人加入到赵国的军队中，大大增强了赵军的战斗力。其二，洗刷羞耻。赵武灵王三年，赵国和韩、魏、燕、中山四国国君相互称“王”，目的是为了和当时的秦、齐、楚三个大国相抗衡，加强五国之间的联系。这样，赵武灵王也就成为赵国历史上第一个称王的国君。但是，赵武灵王八年发生了一件事，让赵武灵王一下改变了称呼。原来，这一年韩、赵、魏、燕、楚五国联合，以楚国为首领，攻打秦国，结果被秦国打得大败，赵武灵王对这次失败感到格外羞耻，他说：“无其实，敢处其名乎。”丛此，赵武灵王“令国人谓已曰君”（《史记·赵世家》）。赵武灵王九年，韩、赵、魏三国联合进攻秦国，又遭惨败，赵国士兵被杀八万人之多（九年与韩、魏共击秦，秦败我，斩首入万级）。连续的失败使赵武灵王痛感赵国需要改革。其三，不改则亡。战国和春秋的最大不同在于，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规模越来越大，各国为了生存都在谋求变法图强，魏国有李悝变法，楚国有吴起变法，秦国有商鞅变法，韩国有申不害变法，等等。变法后的各国都有不同程度的起色，特别是秦国的商鞅变法，效果最为显著，实力提升最快。强秦已经成为赵国最大的威胁，而且赵国腹地还有一个国中之国中山，正如赵武灵王自己所说：“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东有胡，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而无强兵之救。”赵国是一个四战之地的国家，东西南北每一个方面都需要应付外敌。赵国现有的弱势如果不改变，就会被四边的国家一步步蚕食。赵国已经到了不改革就要亡国的危险境地。赵武灵王十九年施行的“胡服骑射”收到了极好的效果，当年派兵攻击中山，拉开了消灭中山国之战的序幕。第二年，赵武灵王招募胡人军队，建立原阳骑兵训练基地，同时发动对中山国的战争，前后历时十二年，终于灭掉了“千乘之国”中山。灭中山使赵国南北领土连成一片，极大扩大了赵国的领土，增强了赵国的实力。“中山之国地，方五百里，赵独擅之，功成名立利附，天下莫能害。”在进行“胡服骑射”改革的同时，赵武灵王于二十年，率领新建的骑兵军团，向西攻打胡地，使赵国“辟地千里”。赵武灵王向西扩地千里这一年，正当秦始皇的曾祖父秦昭襄王继位，而且，秦昭襄王也是赵武灵王派兵从燕国护送回国才当上秦国国君的。强大统一的晋国消失了，但是，赵国在赵武灵王的统治下迅速成为东方的大国、强国，成为日后秦始皇统夯天下的最大障碍之一。赵雍立庶禅位赵章篡权身亡赵武灵王（赵雍），所推行的“胡服骑射”不仅拓展了赵国的疆土，壮大了赵国的实力，而且使赵国成为北方民族融合的中心之一。更重要的是由于推行“胡服骑射”，赵武灵王已经取得了与秦国一争高下的军事实力和政治资本。可是就在人们瞩目赵国如何进一步强大之时，赵武灵王二十七年（前299），正当壮年的赵武灵王突然废掉了太子赵章，禅位给小儿子赵何。赵何就是赵国历史上的赵惠文王。赵武灵王在传位幼子之后，自称“主父”，并派曾经辅佐先王与自己的两朝元老肥义做惠文主的相邦和傅（国君之师）。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里面潜伏着怎样的危机呢？这事还得从赵武灵王十六年说起，那年，赵武灵王外出游玩，梦见一位美少女一边弹琴一边唱歌。第二天，赵武灵王和大臣们喝酒之时，多次提到那个美梦。他手下一位臣子吴广听赵武灵王反反复复地说这件事，就动了心思，他通过赵武灵王的夫人（正妻）把自己的女儿孟姚献给了赵武灵王。为了和赵武灵王的美梦相符，吴广与赵武灵王的夫人串通好，说自己的女儿叫“娃嬴”（吴广闻之，因夫人而内其女娃嬴，孟姚也）。因为，赵武灵王梦中的那位美少女就姓嬴。赵武灵王得到孟姚之后，觉得她就是自己梦中的美少女，因此非常宠幸她。后来孟姚生了一个儿子，就是赵何。孟姚病逝于赵武灵王二十五年，出于对孟姚的怀念，赵武灵王废掉了长子赵章的太子之位，立幼子赵何为太子。此时的赵何只有十岁左右。前太子赵章虽然被废，但是，赵章年长，又多次带兵，很有能力。赵何还是个小娃娃，在政治上远不是前太子赵章的对手。为了让年幼的赵何能够在自己百年之后顺利接班，于是，赵武灵王就在自己壮年之际宣布退休，以便有足够的时间辅佐幼子赵何。这是赵武灵王壮年退位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为了让自己从繁杂的国事中解脱出来，专门攻占胡地，便于从北面的云中、九原袭击秦国（将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从云中、九原直南袭秦）。有一次，退位的赵武灵王假扮成使者使秦，当时秦国国君是秦昭襄主，他不知道这个使者就是赵武灵王，但是交谈以后，秦昭王发现这个使者相貌奇伟，言谈举止极有风仪，不像是做臣子的，于是派人追赶，而赵武灵王早已到了
派主张放弃新疆。以左宗棠为首的“塞防派”则针锋相对，主张必须收复新疆，左宗棠认为，保卫新疆即保卫蒙古，保卫蒙古即是保卫北京。而这时，阿古柏暗中请求英国帮忙。英国公使乌亚德向清廷提出：允许阿古柏独立，以保中亚细亚的和平局面。清政府许多官员因害怕英国，都主张答应英国的要求。对此，左宗棠坚决反对说：“既然英国如此爱护阿古柏，为什么不把印度让给他呢？”由于左宗棠的分析言之有理，震动了整个朝廷，连原先主张放弃新疆的一些官员也对他的见识和魄力佩服得五体投地，有的说：“左大人的话才是髙论，叫人没法不佩服！”有的说：“左宗棠真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呀！谁说中国没有人才。”军机大臣文祥完全支持左宗棠的主张，竭力保举左宗棠率兵西征，其他掌握朝中大权的人也认为丢失领土很不光彩，既然有人愿意率兵出征，且左宗棠又在平定陕甘回民起义中节节胜利，一直是个常胜将军，就不妨试试。于是，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带兵去收复新疆。1876年，左宗棠率兵分三路入新疆，他采取了“先北后南，缓进速战”的战略方针，很快收复了迪化及其附近地区，然后攻陷吐鲁番，打开了南疆的门户。第二年，他率军越过天山天险，挥师南下。由于左宗棠的军队军纪严明，秋毫无犯，所以深得当地各族人民的支持，他们主动给清军带路，送情报，支援粮食，当地人民还纷纷拿起武器，与清军一道打击阿古柏的军队。阿古柏的据点被一个个拔除，最后左宗棠把阿古柏撵到库尔勒城，在大军压境、一触即溃之际，阿古柏王梦已醒，服毒自杀。清军迅速收复了喀什噶尔，并趁阿古柏子孙内讧之机加紧围剿余党，将其二子三孙俘获并处死。于是除伊犁外，脱离中国十四年之久的新疆，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接着，左宗棠又想起了仍在俄国手中的伊犁。他上书朝廷，请求以先礼后兵，外交加军事的策略，收回伊犁。清廷同意了这一主张。清政府先派崇厚与俄国交涉，崇厚丧权辱国，被判处死罪。接着又派曾国藩之子曾纪泽与俄国交涉，俄方百般要挟，左宗棠为向俄国表明志在收回伊犁的决心，命士兵抬着自己的棺材行军，他在哈密安营扎寨，做好武力解决的姿态。俄国人知道左宗棠不好惹，也不敢轻易诉诸武力，这有力地支持了曾纪泽的外交斗争。1881年，中俄两国签订了《伊犁条约》，中国终于收回伊犁。但因俄强清弱，清政府还是让俄国割走了霍尔斯河以西的大片领土和北疆的一部分地区。俄国还蛮横地勒索了九百万卢布的赔款，扩大了在我国西部地区的通商权利。当然，这已不是左宗棠力所能及的事了。左宗棠收复新疆后，来到北京，被任命为大学士、军机大臣。由于左宗棠性情耿直，不喜欢官场上那一套虚假应酬，不久左宗棠又被外调出京做他的封疆大吏，担任两江总督。1883年，法军进攻驻越清军，中法战争爆发。法国海军先后向台湾的基隆和福建的马尾军港（在福州市东）发起攻击，驻守基隆的清军官兵在著名将领刘铭传的率领下，奋起还击，打退了敌军。但在马尾战役中，由于守将何如璋和张佩纶在战前的头晚得到李鸿章的电报说，与法军的议和已有进展，便放松了备战，结果仓促应战，导致福建水师全军覆没。三天之后，即1884年八月二十五日，清廷正式对法宣战。1884年九月，左宗棠奉命赴福建督师，指挥闽海战役。他到防地后，见备战松弛，非常着急，昼夜奔波，加紧备战。将士们一看左大人身先士卒，决心抗法，全军士气大振，连打了几个胜仗。1885年春节来临，将士们都想消消停停过个好年。但左宗棠早已料敌在先，说：“洋鬼子早了解了咱中国过年的风俗与他们的圣诞节不相上下，所以他们一定会钻这个空子，趁我们欢欢乐乐过年之际，攻我不备。今年都免过年吧，跟我出击，我亲自充当先锋。”正在这时，福建总督杨昌漫与将军穆图善前来向左宗棠拜年，听说中堂大人要亲临前线，纷纷劝说他不要去。此时，左宗棠已七十三岁，然而他斗志却丝毫未减，训斥二人说：“我不去打，洋鬼子如何害怕？怕，是因为打怕的。你们二位是高官，不肯出去打仗，我去打！”杨、穆二人见左宗棠执意上前线，也不敢再劝阻，只好吐吐舌头打道回府。左宗棠一处一处检查布防，作好了迎战准备。法国果然在过年这天来突袭厦门，出动了大批舰队，但舰队驶到中途便调头返航，因为法军侦察快艇已探知厦门的清军早有准备，还了解到左宗棠也在前线督战。左宗棠的威名，法国人早已耳闻，知道这是个不怕死、不好惹的硬茬子，所以法军便退避三舍了。1885年三月，清军与越南军民联合作战，在谅山、镇南关等地大胜法军，中法之战以法国失败而告终。然后，1885年六月，李鸿章在与法国的谈判中，却签订了一个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在福州戍边的左宗棠得到和约文本，气得手直颤抖，竟无法读下去，大骂道：“李鸿章啊！李鸿章！你这个卖国贼！”骂着骂着，他突然面如白纸，手脚发软，猛然从嘴里喷出一口鲜血，昏倒在地。1885年七月，左宗棠满怀遗恨逝世。真是投降派当道，诸葛亮再世也无力回天。四、近代教育的奠基者张之洞张之洞，1837年生，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今河北人）。张之洞的家庭“三世为州县官”，从小就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少时博览群书，过目不忘，十六岁时，以乡试第一名中举人，二十六岁中进士，任翰林院编修。早年，张之洞以攻讦时政而成为“清流派”的重要人物。三十岁时被派任浙江乡试副考官，接着督办湖北学政，开始主管一省的教育，继而任四川学政和国子监司业。三十四岁起，担任山西巡抚，继升为两广总督，两江总督，成为最高地方长官。光绪十五年（1889）调任湖广总督，担任此职一直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期间除1895—1896年和1902—1903年两次临时代理两江总督以及入京定学制外，他在湖北任职长达三十七年，是清代总督中在一个地方任期最长的封疆大吏。在地方任职期间，张之洞除了兴办洋务、设枪炮厂、开矿务局、置军舰和训练军兵外，尤其重视教育事业建设，他创办了一批著名的书院和洋务学堂，并大力提倡留学教育，晚年跻身于军机枢要，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主持制定了我国第一个近代学制即癸卯学制。光绪三十一年（1905）积极参与废除科举制度的教育改革，供职中枢，主管学部。在四十余年的仕官生涯中，张之洞勤理学政，关心教育，不仅有丰富的办学实践经验，而且有系统的教育思想理论，在我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张之洞是新洋务派的首领，与早期洋务派曾国藩、李鸿章相比，虽然他的教育活动后起，但是他更加重视人才的培养和学校教育的重要性，对教育目的与作用有更深刻的认识，同时对待中西文化与教育的看法也有更理论化、系统化的论述，它的核心是“中体西用”的教育救国论。张之洞的教育活动大致可以以“中法战争”和“戊戌变法”为界限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即他由十载学官到出任巡抚时期。这一时期，张之洞属于顽固派营垒的旧学捍卫者，其办学的目的在于“通经为世用，明道守儒珍”，使学校培养“出为名臣，处为名儒”的人才。他创办了湖北经心书院、四川尊经书院和山西令德书院等，教学内容主要是传授纲常名教的“通经学古之学”。张之洞作为学官，主持过浙江乡试，所取多朴学之士。做湖北学政时，鉴于士风败坏，他强调“以根柢之学砺砺诸生”，并以“端品行，务实学，两义反复训勉”。在四川任学政时，大力整顿科举积弊，并亲自讲学于尊经书院，著《辅本酋轩语》、《书目答问》二书。前者将科举考试注意事项逐条列出，对考生加以指导，实为科举考试指南；后者列举经、史、子、集要目，实为旧学入门。在这一时期，张之洞所取用和培养的代表人物有袁昶、许景澄、陶横、孙诒让、张祥龄、范容、宋育仕、扬锐等。第二阶段，即中法战争后到戊戌变法前，督粤、湖广和暂署两江期间。这一时期张之洞从清流派转化成洋务派，为了适应清末洋务活动的需要，调整了早期洋务派旧学与新学、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修正了他早期的办学宗旨，着重培养用传统纲常名教武装头脑而又能从事洋务的各种专门人才。在教学内容上除了坚持传统的旧学为基础外，提倡增添传授西文、西艺的新学。同时他逐渐将过去所兴办的旧式书院改革为新式学堂。他说，书院“必须正其名曰学，乃可鼓舞人心，涤除习气。如谓学堂之名不古，似可即名曰学校，即合古制，且以名实相符”。这一时期，张之洞对教育改革是有保留的，其主旨仍在“变器不变道”，即主张学习西方某些近代艺能，但必须保存中国的封建政治、伦理传统。在张之洞的影响下，湖北经心书院初期学习课目为经解、史论、词赋之类。光绪二十一年（1895）又添设外文、天文、格致、制造四门西学内容。光绪十六年（1890）五月，张之洞在湖北武昌建西湖书院，课目分经学、史学、理学、文学、算学、经济学六门，又以新学方兴，还开设天文、地理、数学、测量、化学、博物学、兵法、史略学以及兵操等学科。在管理方面，改旧世积分法为“日课”，即仿效学堂按日上堂教习，类似现代教育的班级授课制。光绪二十一年（1895）初，张之洞暂署两江。由于身处文化发达地区，与外部世界联系扩大，加上中日战争的刺激，他兴办了一系列新式学堂，如在南京创办储才学堂，恢复水师学堂，兴办陆军学堂，在江西高安办蚕桑学堂。此外，他还大力提倡出国留学教育。光绪二十二年（1896）初，张之洞从两江返回湖广本任，开始大规模地兴办学堂和派遣出国留学生以及创办文化设施，这时期，他雄心勃勃，决心在教育上大干一番事业，他致力于军事教育、实业教育、留学教育、师范教育、普通教育等。军事教育方面：他早先在广东时创办了水陆师学堂，这是当时一所规模较大的洋务学堂，以培养海陆军事官员为主要目标，水师聘英国人做教官，陆师由德国人做教官。光绪二十一年（1895），他又在南京创办了江南陆军学堂；光绪二十二年（1896），他创办湖北武备学堂。实业教育方面：他提出要“振兴农工商各项实业，为富裕国民之利”。他在湖北创办的实业学堂，有矿业学堂、工业学堂、湖北自强学堂、湖北方言学堂、湖北方言商务学堂、湖北算术学堂、湖北农务学堂、湖北工艺学堂、湖北驻东铁路学堂等。这些实业学堂都是零星创办的，并无系统规划，办学宗旨，专在实用，招收和培养了一大批我国近现代各方面的技术人才。普通学堂方面：他在湖北创办的有初等小学堂、湖北五路小学堂、湖北普通中学堂、湖北高等学堂、湖北存古学堂等。张之洞主张，小学由民间自办自主。中学教育培养方向有二，一是“不仕者从事于各项实业”，二是“进取者升入各高等专门学堂”。课目为十二门，伦理、温经、中文、外语、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理化、法制、图画和体操，教学方法仍以讲诵为主，同时兼用西方教育实验、观察等方法。大学堂的宗旨他规定为造就通才。他选择两湖、经心、江汉三书院的优等生入湖北附高等学堂学习经学（道德学、文学）、中外史学（国朝掌故学）、中外地理（测绘学附）、算学（天文学附）、理化学、法律学、财政学和兵事学。后两门均为西学，延聘东西各国教习讲授。学生四年结业后再派往东西各国游历一年，以后高等学堂的学生来源主要由普通中学堂的毕业生升入，三年学制年限，毕业后出国游历一年。这样，张之洞就把普通教育初步系统化和制度化了。留学教育：张之洞认为学习外文是学习外国的必要准备，他说：“知中不知外，谓之聋瞽。”“自强之道，贵乎国知情伪，取人所长。若非精晓洋文，即不能自读西书，必无从会通博采。”自强学堂就是一所外语专科学校，设有英、法、俄、德、日语等科目。在办外语学堂的同时，他还极力提倡编译西方书籍，后来他在两江和湖广地区合设江楚编译局。张之洞还认为，在国内读洋书不如出国留学，留学一年胜于国内读洋文五年，所以他大力提倡留学教育。他曾派遣二人到比利时学炼钢铁，派学生分赴英、德、法、日本留学军事和制造技术。师范教育：在兴办各类教育的过程中，张之洞认识到师范教育尤为关键。他说：“查各国中小学教员取材于师范学堂，故认为师范学堂为教师造端之地，关系至重。”他先后在湖北创办了一批师范学堂，如湖北师范学堂，除普通学科外另设教育学、卫生学、教授法、学校管理法等科目。又如两湖总师范学堂，规模大、学生多，内设附属小学，当时李四光、闻一多就是该师范学校的学生。此外，他还创办了湖北师范传习所，支郡（即各府）师范学堂，建立了全省师范教育网。此外，张之洞对妇女教育和儿童教育也予以一定的重视，他先后在湖北兴办了一些妇幼学堂。如湖北敬节学堂，是当时的幼儿师范学校；湖北育婴学堂相当于今日的保育员学校；湖北女学堂，为湖北近代女学之始。在湖北期间，张之洞还创办了图书馆、《湖北商务报》、《汉报》、《楚报》、《湖北日报》、《湖北官报》等，为湖北文教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第三个阶段，即戊戌变法之后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张之洞的教育思想日臻成熟，一方面他发表了代表作《劝学篇》，另一方面他积极参与和主持制定癸卯学制。《劝学篇》集洋务教育思想之大成，对中国近代史上中体西用的政治、文化、教育思想作了理论上的总结。《劝学篇》共四万余字，分二十四篇。内篇九，讲中学；外篇十五，讲西学。“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劝学篇》的一贯精神，主张在维护封建纲常名教的原则下，谨慎地接受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技艺，以此技艺来救清王朝封建制度和学术文化之“阙”，以达到维护封建制度的目的。张之洞晚期形成的教育思想越来越暴露出洋务教育的反动性一面，他害怕资产阶级利用西学特别是西方政治、哲学、思想等作为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革命武器，所以他禁止私学教习政治法律与兵操，查禁反对封建名教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所办报刊杂志，乃至残酷杀害革命党人等。但张之洞晚期也顺应时代潮流，积极参与废除科举制度和拟定癸卯学制。癸卯学制亦称《奏定学堂章程》，这是我国第一个正式颁行的近代学制，对科举制度的废除和促使中国教育走向现代起了重要作用。癸卯学制包括二十个文件，其中主要是“学务纳要一册，管理学校通则一册，实业学堂一册，请讲学生章程一册”。这个学制的教育宗旨是“中体西用”，具有资本主义国家教育制度的形式，明确规定了各级学校的学习年限与学习目标，采用新的教育内容与方法。在这个学制的推动下，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朝彻底废除了自隋唐以来的科举考试制度，新学堂也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光绪二十九年（1903）以前，全国官办学校为数很少，新学制推动后不到八年，全国新学堂发展到五万二千多所，学生人数达一百五十多万人。光绪三十二年（1906），张之洞晋协办大学士，后督办粤汉铁路，充实录馆总裁官，1909年去世，著作有《张文襄公全集》。【点评】从晚清中兴四大臣身上，我们不难发现即使有诸葛亮再世，也不能中兴晚清的缘由了。这四大臣之间的作用是相互抵消的，特别是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对外软弱派在政局中占着主导地位，把强硬派取得的功绩给化为了乌有。软弱派在洋务运动中，崇洋媚外，对洋人采取了一种过分依赖的态度，到处表现出一种奴颜媚骨的嘴脸以讨好洋人，想以此来换取洋人的支持，结果被人越发看
伦以数个段落描述她上车、忍受腿部剧痛开车回家的过程，然后……这次融合像是经历一场大手术，我甚至怀疑是否还要继续。我把窗帘全部放下来，关掉每一盏灯；躺在黑暗中，我的思绪奔腾，宛如正以快进速度看电影。记忆大量涌入，我一次又一次感觉到与他们相关的痛苦；尽管每一次疼痛与记忆等长，只维持数秒的时间，但仍令我精疲力竭。我好想断绝、阻挡这些记忆。那天晚上，记忆灌入的速度开始慢下来的时候，我打电话给你。直到第4天过后，我对光线、对听觉的敏感才完全消退。隔周，我花了整整一个礼拜的时间接收朱莉所有的记忆——然后，痛苦停止了，我又渐渐开始恢复正常作息。第2个礼拜快结束之前，我四肢不协调的问题没了，我又可以握笔，好好走路了。这一切终于结束了。融合的影响并未永远持续下去，我终于放心了。我很感激你一直在我身边帮助我。没有你，我不可能撑到现在。我无法想象卡伦的感受有多恐怖——猝不及防地承受朱莉所有的经历。朱莉像一面盾牌，一直在保护她，但现在她得自己面对这些不堪的记忆。没有任何方法能让我确定卡伦是否完整接收朱莉。朱莉真的彻底融入卡伦了吗？这样的融合够牢固吗？我总觉得这一切很难让人接受。霍尔顿的处方行得通吗？我不断提醒自己：我一定要万分仔细，小心地进行每一个步骤。与朱莉融合后，卡伦独自经历如此折磨，我无从参与，因此往后的每一步我都要更加细心处理。融合朱莉是难以置信的重大突破，但这只是起步而已。我们还有16个人格待融合，我担心，一场狂风暴雨注定是躲不掉了。第三部人格融合第17章融合克莱尔再次见面时，我和卡伦讨论是否进行第二次融合，她同意了。但要选哪一个？于是我让她进入催眠状态，一如往常询问有谁想跟我说话。卡伦开心地在椅子上扭来扭去。“克莱尔？”“贝尔医生！可不可以让我融入卡伦？”克莱尔用力拉扯头发，摆摆头，难为情地看着我。克莱尔似乎是不错的人选，但我内心却很挣扎。我会想念她。“这样应该很不错，克莱尔，”我说，“那么，我们来为下礼拜好好计划一下。届时我要向卡伦介绍你，我该怎么描述你呢？”“嗯，你可以告诉她，我是在她领受圣餐那天，”她以近似唱歌的方式说道，“穿着白圣装的她受伤时诞生的。以后，只要他们为她穿上那件白圣装，我就会出现。这是某种暗示……”“穿上白圣装是暗示？”“对。我原本是恶魔的新娘。他们说天主要我受伤。他们在我身上试验，然后他们大笑。当他们把卡伦绑在殡仪馆的金属工作台上，我就会出来。如果他们开始伤害我，就换迈尔斯出来。卡伦结婚时，她一换上白婚纱我就出来了。婚礼上人很多，我很害怕，所以又跑回去了。卡伦就是在那时候昏倒的。”关于卡伦在圣坛前昏倒这件事，我不曾听过克莱尔的版本，但她的话刚好填补了某些空白。西德尼接在克莱尔之后出现。他说，他担心卡伦跟他融合后会开始偷东西。桑迪也想跟卡伦融合。她不开心，她无法不为母亲做牛做马。她看了朱莉与卡伦融合的过程，觉得这样也不错。我很高兴。如果分身们自愿加入融合行列，对我来说一切好办多了。1996年8月的第3个星期，卡伦准备好接受克莱尔了。她带来一封信。这封信是用铅笔写的，字体大，还有不少错字。克莱尔写道：亲爱的贝尔医生：我想在融合之前，告诉你一些事情。以前我想尽办法不让卡伦想起那些事，现在我担心她可能会吓坏了。但我知道你不会扔下她不管。我跟你提过，我会跟自己玩游戏，假装我感觉不到疼痛吗？等我们融合了，我们会忘记如何不让自己感觉痛吗？每次受到伤害时，我都假装没事，但其实我感觉得到，却什么都不能说，因为他们会用电线电我的脚踝。在融合之前，可不可以请你先回答我的问题？拜托你。有人需要我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谁来照顾卡伦博？你可以帮我照顾西娅，偶尔找她出来说话吗？因为只有我去叫她的时候，她才会出来，我担心她会被遗忘了。贝尔医生，我还想告诉你一件事，可是我不好意思说，因为卡伦可能会生我的气，不愿意接受我。我知道我不是真的会死掉，只是在我离去前，我需要知道这种感受：你知道，我一直希望你是我爸爸，偶尔会抱抱我；有时候，我很害怕，我会假装你抱着我。但我知道你不能拥抱我，这让我很难过。我很爱你，我想知道什么是爱的感觉。你在小屋看见我的时候，我可以假装拥抱你，向你道别吗？这样卡伦会怎么想？万一她得到我的感受，你会因此生气吗？你让我觉得自己很棒，让我知道发生在我身上的坏事都不是我的错。我心满意足，但我还是有点害怕，不知道卡伦会怎么想。贝尔医生，谢谢你做我的朋友，当我的爸爸。我知道你是好人，也很高兴你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我很高兴自己第一个跑出来，并且让大家知道你值得信赖。我会想念你，希望你不会忘了我，真的不要忘了我。你可以写故事。你帮助我，带走我心里的痛苦。我觉得该是我长大的时候了。我爱你。请你一定要好好照顾你的孩子们，看着他们，不要让任何人伤害他们。克莱尔天啊！我一定会想念小克莱尔。我把这封信的第一页拿给卡伦看。我想，如果卡伦能了解克莱尔的意愿及顾虑，对融合过程应该会有帮助。至于这封信的其他部分，我并未与卡伦分享，因为我不想让她参与拥抱的事。卡伦看完信，点点头，她翻过信纸，手伸直，远远看着这整张纸。“看起来像是小女孩写的，”卡伦说。“是的。她只有11岁。我觉得她写得很棒。你还记得那个殡仪馆吗？”“我只记得一点点。不锈钢槽，如果露出疼痛表情就会被电击，被放进水里，浅浅的，不深——只是一些片段。”我俩陷入短暂沉默。我想卡伦大概在等我，于是我开始了。我先带她进入催眠状态，给她足够的时间，深深进入内在。她适应得很好，令我不禁怀疑她早已准备好，只等我动手，但我不想冒险。我请克莱尔现身。“你记得卡伦曾经做过一个梦吗？”克莱尔一边说，一边把玩衣角褶边，“有个小女孩还跑出来坐在你旁边？其实那不是梦，那是我把我的想法传给卡伦。”克莱尔顿了顿，努力压抑情绪。“在我融合之前，我可以坐在你腿上吗？”“现在？”“不是，不是现在，”她似乎有点后悔，“我知道我不可以这样。我是说，等我们到卡伦的安全小窝的时候。”“当然可以，没问题的。”克莱尔笑得好灿烂。“我准备好了，”她依然挂着微笑。我谢谢她写信给我，问她同不同意让我引用信里的话，将她介绍给卡伦。克莱尔同意了。“好，那么麻烦你先离开一下，让我跟卡伦说话。”克莱尔仿佛突然从卡伦身上抽离，我知道她离开了。“卡伦？”“嗯。”“克莱尔准备好了。我们可以开始了吗？”“好。”“我在你的小窝外面，”我说，“请你帮我开门，让我进来坐下。”我想给卡伦形象化的指示，但我让她决定我该坐哪儿。“我们可以请克莱尔进来吗？”“好，我来开门。”“克莱尔进来了吗？”“还没，她站在门口。”“我去带她进来，”我说。“她可以坐在我腿上，听我们说话。”我短暂停顿，让卡伦看见这些动作。“我们都坐在一起了吗？”我问。“嗯。她用手搂着你的脖子，看起来好开心。”“好极了。现在让我告诉你一些克莱尔的故事。”接着我叙述几段克莱尔写在信里的话。“克莱尔，你准备好了吗？”“她搂你搂得更紧，把脸藏起来了，”卡伦说。“我们让她坐一会儿吧。”我没再说话，等了大约20秒。“克莱尔，该是时候了，到卡伦腿上坐着吧。”我观察卡伦的表情，看着这些“动作”发生。“她在跟我说话。”“说什么？”“她要你好好照顾自己，还有帮她照顾她最心爱的毯子。”卡伦停下来，突然出现碰上麻烦的表情。“她在害怕。”“别担心，克莱尔，”我说，“我会跟你还有卡伦在一起。现在你可以走进去了。”卡伦的表情变得很专注，仿佛正认真工作。“她爬进来了。”我静静等了好一阵子，让整个过程慢慢展开。卡伦很专注，脸都皱起来了。“现在我要离开你的小房间了，”我说。我观察卡伦是否出现微妙的表情变化，暗示我动作已完成。卡伦的表情变得哀伤，霎时热泪盈眶。“我可以描述殡仪馆里的每一样工具给你听。我看见工作台，工作台一端有个篮子，篮子里冒出一节水管。还有手术用具、锯子、榔头、小橱柜——里面有什么？哦，一罐一罐的液体。房间外面有棺材，有些雕工很精致，闪闪发亮，有些只是普通的木箱子。每一样东西都灰蒙蒙的，墙壁是灰的，地板也是。”“你觉得怎么样？”“差不多不颤抖了。我比较不紧张了。”她轻轻对我做鬼脸，声音更为清晰有力。我告诉她，她会记得曾经发生的一切，然后带她离开催眠状态。她眨眨眼，适应光线。“这回比上次好一点，”她说，然后有些失神，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她看着我，头偏向一边。“以前，我总觉得殡仪馆的事好像是别人的遭遇。我知道几件事，一些影像，但我对它们没感觉。现在，我渐渐觉得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了。”她继续描述有关殡仪馆，还有她祖父工作的工厂的新印象。这次融合跟上次不一样，似乎并未对她造成太严重的影响。我很高兴我们不像融合朱莉时那样急迫紧张了。再次见面时，卡伦说她还在吸收克莱尔的记忆，她给我一封信，陈述她与克莱尔融合的感想。1996年8月25日收信人：贝尔医生与克莱尔融合1996年8月22日，礼拜四，克莱尔和我融合了。这次的感觉与融合朱莉完全不一样，我发现我竟然觉得很满足。以下是我们这段日子的经历。约好就诊的前几天，克莱尔便已开始告诉我一些记忆。她认为这样可以让融合进行得更顺利。我开始感觉到克莱尔的恐惧，到了晚上，我甚至会害怕，怀疑有人坐在我床边。另外，去办公室见你也令我有点紧张，因为克莱尔对你有很深的感情。来到你的办公室之后，我把克莱尔的信交给你，你立刻打开看。我很好奇她写了些什么，但我必须尊重她的隐私，而且我很明白，我很快就会知道了。接下来，卡伦大致描述融合的过程，内容与我的认知几乎完全相同，然后她开始描述一些新的记忆，还有她内在的变化……克莱尔很喜欢亲近你。我感觉到一种微妙的嫉妒。我看着她把头靠在你肩上，你伸手环抱她。她看起来好满足哦。克莱尔想融合，但态度一直犹豫不决。我想她大概是害怕失去你，贝尔医生。克莱尔拥抱你之后，爬上我的腿，立刻哭了起来。于是我告诉她，她帮了我好多忙，我真的想永远跟她在一起。这话似乎让她慢慢平静下来，然后她便钻进来了。我和你因为治疗的关系相处了好多年，但这一回，我头一次感受到你的爱和关怀。克莱尔一定很爱你，信任你，因为我感受到了。23年来，我——第一次好好泡了澡，而非只是淋浴。我甚至用了香水肥皂。第一次感受到跟孩子们嬉戏的喜悦。第一次注意到美好事物。第一次觉得自己有女人味。第一次为自己买了身体乳液。第一次买了成套的胸罩和内裤（女性样式的。以前我不曾买过漂亮东西）。第一次为了爱情故事掉眼泪。第一次好想喝巧克力牛奶。第一次帮女儿梳头发，搽指甲油。第一次感觉自己变年轻了。我还可以告诉你一大堆第一次的美好感受，但有好就有坏，而我必须也把坏的感受告诉你。克莱尔生于1967年10月29日，我领受圣餐那一天。他们糟蹋我，羞辱我，摸我，对我说不堪入耳的话，诅咒我——我根本受不了。克莱尔是来帮助我的，让我保持漂漂亮亮的，当个完美的女儿和孙女。不准抵抗，他们说，你到这儿来就是得照我们的话做。不准说不！遵从天主的旨意！白圣装！永远只能穿白圣装！在屋里只能穿灰色，其他颜色统统不准！殡仪馆。大笑声。坏男人。没人帮得了我。电话在响：凌晨一点。去接电话！跟他们走。天主的旨意。工具都准备好了。躺下来。求求你不要！躺好……开始感觉到痛。克莱尔呼叫迈尔斯。贝尔医生，我没办法详细描述这些回忆。我希望这些短句能帮助你了解。我不愿意再想起这些了。他们为何选上我？这些男人又是怎么凑在一起的？克莱尔被人这样糟蹋，她为什么还能相信别人？克莱尔为何还能如此可爱、甜美？我不明白。“克莱尔对你有很深的感情，贝尔医生。”卡伦坐在我对面，感觉轻松、温柔。那是她的动作吗——那微微偏着头的样子。经过这两次融合，卡伦越来越完整，但这一次，我很明确地看到，也感受到了。我对克莱尔的感情很深。这令我想起我是如何努力适应探视孩子的时间表（因为我和妻子分居），想起我的女儿心里有多难受（她的年纪与克莱尔相仿），因为我再也不回家了。“你还注意到什么？”我问。“我试着跟孩子们玩，为此我得小心拣选克莱尔的回忆。他们曾经拿克莱尔玩游戏，最后父亲总是选择身体处罚。”“你好像还是在说克莱尔的事，不是你的事。”“现在我有这些记忆了，但我并不觉得它们全都发生在我身上。”“也许过一阵子就不一样了，”我说，但我有点担心。“还有呢？”“我想自残的感觉又渐渐回来了，但我想这种感觉并非来自克莱尔。可能是我体内的某个部分不喜欢我写的东西，生气了。”“也许我们能找出原因，”我说。我决定催眠卡伦，看看有没有人想跟我们聊聊自残的念头。卡伦坐在椅子上，全身放松瘫软。我询问是否有人愿意告诉我卡伦为何想自残，她旋即坐直，用恐惧且愤怒的眼神望着我。“我不喜欢大家集合在一起！”卡伦怒气冲冲地说。“你是谁？”我问。“卡尔。”“是卡尔啊！”卡尔又是谁？我努力回想，隐约想起卡尔似乎总是与卡伦最糟的一面有关，而且他就是那个“坏脾气”。“大家集合在一起为何让你心烦？”我尽可能装无辜，假装自己毫不知情。“那你说我的工作该怎么办？每个人都在学别人！”卡伦，或者该说卡尔，气得浑身发抖，用眼神质疑我。“你的工作？”卡尔瞪我，气炸了，仿佛我是白痴。“对！我的工作！”他大吼，“宗教仪式！我们必须保密，我和爱丽丝，我们不能说出去！”卡尔双眼暴睁，视线绕着房间转来转去。我必须让他冷静下来，他太激动，也真的吓坏了。我必须转移他的注意力。“卡尔，告诉我，你是什么时候出现的？那时发生了什么事？”“我是在他们进行秘密仪式时诞生的，”卡尔说，但他不理会我的问题。“我什么都知道——包括最糟糕最糟糕的细节。他们使用好多种语言。我已经用我的血签了契约，我属于恶魔……”他逐渐拔高音量，越说越快。“卡尔，你几岁？”我打断他的话，故意放慢说话速度。“10岁。”“你是为了保密而诞生的？”“对。”“那么你究竟是怎么出现的？”我一字一句，缓步进逼。我问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问题必须能让卡尔在思索答案的过程中，逐渐冷静、清醒过来。现在我一心只想让卡尔接受并适应我的步调，而非让他继续歇斯底里下去。“他们逼我们分裂！迈尔斯扔下他自己，创造了我和爱丽丝。迈尔斯负责接收疼痛，我负责处理他们说的话。当迈尔斯痛苦得再也受不了了，我也得接收他的痛苦。”卡尔慢慢冷静下来。“你记住他们的话，为他们保密？”我说得很慢，控制节奏。“对。而且我也把大部分的信——他们写给你的信——都毁了。”“给我的信？”我很惊讶。“对，”他的口气稍微和缓了一点，“其他人想跟你说一些事，但我阻止他们了。我趁一切还来得及之前把信抢走了。”“来得及？”我问，“你为何不希望他们把事情告诉我？”“他们会杀了你。”卡尔看着我。我看见他恐惧夹杂同情的眼神。由于卡尔只有10岁大，我怀疑他根本不知道其他人——特别是霍尔顿、凯瑟琳和迈尔斯——都愿意相信我。我想我可以利用暗示制伏他。既然他已愿意接受我的声音
范围又大于经济整合的范围。用来排斥野蛮民族的北方边界，也是一种界线，在它之外，同样大小的耕地、同样规模的城镇和官府，却不属于这个国家；在它之内，主要是实物、运输代价又不太高的规定贡品，能由国家集中起来；而在它之外，贸易基本是离心的，输出大于输入。”欧文·拉铁摩尔：《边疆史研究》，第487页。?明初对蒙古的防御采取了非常积极的姿态。明将徐达以元朝都城（北京）为幕府，年年出兵北上讨伐蒙古残部。但1372年，徐达和李文忠被扩廓帖木儿打败。1373年，明太祖遂令徐、李二将固守边界，不再深入蒙古境内进行追剿，并将山海关两侧的居民迁至河北内地。1380年，明朝又改变了策略，并在1387年至1388年，派遣20万大军北出长城，彻底击溃了东北地区的蒙古军队，并继续沿松花江追剿，最后在勃脑尔（Buirnar）杀死了蒙古幼汗。T.C.林：《明帝国的满洲里》，第2—10页；匡顿：《游牧帝国》，第263—264页；侯仁之：《明代边境地区的马市》，第311—313页；法默：《明初两京制度》，第61—63页。?傅吾康：《15世纪初期中国对蒙古的征讨》，第82—88页，及其《于谦》，第95页。已有学者指出，在永乐帝不断迫使蒙古人向西伯利亚大平原远徙的时候，明朝没有必要在大同以外设置峰火台——一种报警系统。然而明朝一旦放弃了积极进攻的军事姿态，蒙古人便会驻兵长城之下，并在无人报警的情况下直逼大同和北京。吉斯：《明代的北京》，第57—62页。?傅路德和房兆楹编：《明代人名辞典》，第6、530、1304—1305页；毛里斯·罗塞比：《1368年以来的中国和亚洲腹地》，第45—46页。三边指甘肃、宁夏和延绥。其总督府设于固原，肃辽都督则驻守密云。阿勒坦汗联合了东部蒙古各部落，并重建了克拉廓热姆（Qaraqorum）旧都。匡顿：《游牧帝国》，第278页。?罗荣邦：《政策和决策》，第66—68页；吴缉华：《明代北边防御》，第11—12页；黄仁宇：《明代大运河》，第123页；《明代人名辞典》，第7页。?《明代人名辞典》，第6页；塞路易斯：《明朝反对蒙古人吗？》，第137页。在公众眼中，与蒙古互市的安抚政策，总是同声名狼藉的仇鸾联在一起，而英勇抵抗则同其政敌杨继盛联在一起。当皇上宠幸仇鸾时，杨继盛受到贬黜，一度消声匿迹。不久，仇鸾私自与蒙古互市，并献上80颗普通边民的头颅冒充敌军首级，谎称在古北口大败蒙古军，故而失宠。于是杨继盛得以重返朝廷，但不久又遭严嵩弹劾，于1555年被定死罪。当时杨氏之妻上疏皇帝，愿替夫受刑，还说死后要率鬼魂之军为明朝而战。严嵩于中途将此疏扣留，但其内容后来却广为流传。1656年，清朝顺治帝还在正式场合称赞了杨继盛的忠诚。吴乃荪：《董其昌》，第264—267页；赫伯特·A·翟理斯：《中国人名辞典》，第168、187页；《明代人名辞典》，第1503—1505页。杨继盛认为，忠同孝一样，是不可推卸的义务；人臣应既孝且忠，既事奉父母，又全心全意为君主效力。杨继盛：《杨忠愍公集》第二五七卷，第9页。?黄仁宇：《明代大运河》，第123页。?在蒙古人看来，严嵩只有在认为阿勒坦汗及其军队不过是一群“寻食之徒，无须忧虑”这一点上，是现实的。塞齐·亚格齐德：《中国与蒙古游牧民的贸易和冲突的样式》，第197页。在17世纪的民间传说中，沈炼被比作李林甫。E.B.豪威尔译：《今古奇观：沈小霞相会出师表》，第318—320、412页。明末“三言”中有个题为《李谪仙醉草吓蛮书》的故事，也表现出关于华夷关系的一种陈腐观点。故事说，渤海王要求唐玄宗（713—755年在位）将高丽的176城让给渤海国。作者借李白之口回答说：“自昔石卵不敌，蛇龙不斗……况尔海外小邦，高丽附国，比之中国，不过一郡，士马刍粮，万分不及。若螳怒是逞，鹅骄不逊，天兵一下，千里流血……毋取诛僇，为四夷笑。”豪威尔译：《今古奇观：庄子休鼓盆成大道》，第79—80页。?王崇武：《明朝商人殖民制度》，第301—303页；泽恩道弗尔：《“新安名族志”》，第194—195页。?16世纪后期，有大约50万军士和10万匹战马驻守北边，每人每月基本生活费约为2两。16世纪50年代，募兵每人每年的佣金约为6两；至17世纪初增为18两。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85—290页，及其《明朝的军费》，第43—44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40—42、55页；赵翼：《甘二史札记》，第750页；黄仁宇：《明代大运河》，第280页，及其《明朝的财政》，第112—116页。?褚华：《沪城备考》第一卷，第5—6页；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163页。?九边指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延绥（陕西的延安和绥德）、太原、固原、宁夏和甘肃九个军事重镇，是设于各省及都司之上的不固定的军事机构。朝廷根据需要拨给它们军队，并从中央都督府的权要中选派其将领。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65页；侯仁之：《马市》，第309—311页；黄仁宇：《明朝的军费》，第44页。仅辽东一边之军饷就需银324万两，粮108万担，马草21.6万捆，料豆97.2万担。弓每张需银2两，箭每支需银6钱。将这些物资自天津北运的船只仅有700条——而非预定的4000条，以至大量物资不得不用速度慢、代价高的牛车运送。黄仁宇：《明代大运河》，第127—131页。?如1624年，修建城墙6240丈（约11000公尺），敌台321座；1625年，修城费用又继续上升。《明实录》天启朝，第五十一卷第17页，第五十五卷第19—20页。据贺凯统计，1618—1627年间，明朝在同后金的战争中花费饷银约6000万两，约占明朝在此期间全部收入的一半。贺凯：《明代的监察制度》，第158—159页。?米彻尔·卡蒂尔：《14—17世纪中国价格变动史评述》。这一时期的价格指数是不可靠的。?褚华：《沪城备考》第五卷，第5—6页。1639年9月，广宁总监高起潜报告说，五个月来，“额饷分文未解”。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237页。?1644年1月21日，是史可法纪念日。见万言：《崇祯长编》，第57页。?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9—30页。巡抚原是监察官带提督军务之职，统各省提刑按察使司。?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47—48页。?拉铁摩尔指出，汉语称东北地区为“口外”，从而提出如下意见：“当问题是移居口外——而非移民海外——之时，人们会产生某种与华侨类似的体验。最初是感到失去了长城的保护，因而缺乏安全感。其后，一旦定居下来，又感到自己已处在高于中国的位置上。他不再受长城的保护；而长城所保护的正是中国；长城使他和同伴与之分离的正是中国。这就是说，地域情感部分地取代了种族的或民族的情感，这一变化令人费解，但意义深远。”拉铁摩尔：《满洲里——冲突的发源地》，第8页。拉铁摩尔进一步指出，这种地域情感集中表现为一种“夷”、汉皆有的特殊社会心理，即回过头来，将中国视为可征服的希望之乡。“冒险家们背对中国而向荒野出发，而其成功的标志，却是能够掉转身来，作为特权发源地之特权居民的一员，面向中国；于是，中国取代荒野之地成了‘希望之乡’，成了财富的源泉和行使权力的合适场地。”同上书，第60—61页。?张居正支持戚继光、李成梁等将领组建私人武装（戚继光曾举行传统仪式，与部下同饮兽血酒，立誓同生共死）。海因里希·布希：《东林书院及其政治思想意义》，第16页；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85页。17世纪初曾任辽东经略的熊廷弼提出，欲实现有效的边防策略，须使边将久于其职。见《乾坤正气集》第二八二卷，第41—42页，1609年9月8日条。?陈子龙：《陈忠裕全集》第二十三卷，第12—15及第23—26页。?边地居民处于一种临界状态，举个普通的例子——边境通过对进出口货物征收关税表现其存在，而对边境两边的许多居民来说，走私是十分正常的事情。边民对其国家的政治忠诚，会因与越境外国人进行非法交易以谋取私利而明显削弱。即使仅仅出于经济方面的动机，其行为也不可能只限于经济方面。他们不可避免地会形成自己的社会圈子和共同利益。边境两边的人们就这样一起共事，变成一个用“我们”指称的群体，而其本民族的其他同胞，尤其是本国官府，则被称为“他们”。因此，人们常常把这些结合在一起的边境两边的居民看作一种共同体，它虽然无法从制度上加以限定，但可从功能上加以识别。边地居民的这种矛盾心理，常常是明显而重要的历史现象，这并不奇怪。拉铁摩尔：《边疆史研究》，第470页。?这种现象并非近古历史所特有。西汉就有不少典型的叛国者，卫律（公元前1、2世纪人），一个突厥血统的著名乐师，就曾投奔匈奴，受封为王。汉武帝的大将李陵（公元前1、2世纪人）的事迹更为人所熟知。他数次率军深入匈奴腹地，最后陷入重围，被迫投降，并向匈奴传授中原兵法，娶单于之女为妻，留居匈奴长达20年。翟理斯：《中国人名辞典》，第450、865页。?罗塞比：《中国和亚洲腹地》，第41页；亚格齐德：《中国与蒙古游牧民》，第199页。有些蒙古人成了著名的明朝将领。满桂（1630年卒）自少移居内地，后从军御边，并不断升迁，1623年成为宁远守军将领。他作战勇敢，1627年7月接防宁远后，曾负重伤；1629年又率众抵抗金军，保卫北京，后在北京南城外战死。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61—562页。20世纪30年代，拉铁摩尔曾注意到，蒙古人与汉人之间存在很大不同，并指出，在内蒙古地区的旧屯田户、流民、商队和翻译当中，存在蒙汉两族的“混合阶层”。其中某人若不是蒙古人而是汉人，那么他多半出自一个已被蒙古传统所同化，或已同蒙古人通婚的家族，是个正式娶蒙古人为妻、遵守蒙古习俗而抛弃了汉族文化特征的人。然而在结束了遵守蒙古习俗的青年时代后，他又常常会在晚年返回汉族社会。他的一生好像被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一个是青年，一个是老年。拉铁摩尔：《满洲里》，第54—60页。?侯仁之：《马市》，第313页。李怀——“李猴子”，1515—1516年间投奔蒙古，并作为蒙古将领率军入关。塞路易斯：《明朝反对蒙古人吗？》，第137页。?谢：《明代后期的宗教与社会》；丹尼尔·L·奥弗迈耶：《抉择》，第162—163页。晚期小说对此也有描述，见豪威尔：《今古奇观：沈小霞相会出师表》，第414—417页。明朝在巴哈纳集开始同蒙古谈判时，要求蒙古归还逃兵。1570年，蒙古向明朝交还了9人，皆在北京斩首示众。侯仁之：《马市》，第321—322页；又见罗塞比：《中国和亚洲腹地》，第46—47页；《明代人名辞典》，第6页。?明朝边将把女真人分为三个主要部分：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常到开原进行贸易的野人女真。建州女真即后来的满洲。王钟翰：《明代女真人的分布》，第2页；罗塞比：《中国和亚洲腹地》，第50—51页；曲瑞瑜等：《清入关前对东北的统一》，第115页；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的发展及其建国》，第99页。关于建州女真的迁徙，见郑天挺：《探微集》，第36—38页；薛虹：《明代初期建州女真的迁徙》，第54—64页；林：《明帝国的满洲里》，第13—14、17—19页。满洲一词首见于1613年的记载中，1627年出现在朝廷给朝鲜国王的文书中，1635年被正式使用。薛虹：《试论满族共同体的形成》，第9—10页；郑天挺：《探微集》，第33—34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的兴起》，第10、13页。此前，满族人的《实录》多称其人民为诸申（Jusen）；此后，建州女真被努尔哈赤统一起来，并逐渐以“满洲”闻名于世。为方便起见，建州女真在文书中遂被称为满洲。?普雷斯顿·M·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5页。?拉铁摩尔并不了解17世纪20年代的种族冲突，故声称：“满族从一开始就不具备蒙古人那样强烈的部族意识和深厚历史传统。他们似乎是从外部无人区渗入到这片‘发祥地’中来的。虽然他们自己随即就承袭了女真之金朝的反叛传统，但他们崛起得太快了，以致始终未能彻底吸收这片‘发祥地’的传统与精神；他们创造了自己的‘发祥地’和地方传统。正是这种不成熟状态促使他们以惊人的速度和彻底性获得了汉族的特征。”拉铁摩尔：《满洲里》，第44页。拉铁摩尔的独到之处，是将地理因素与经济因素放在一起进行观察。汉人远涉东北，是作为商人寻求奢侈品，因而没有在那里定居。满族人穿过其“发祥地”南下，则是为了狩猎和牧养驯鹿。对他们来说，农业还是一种园艺活动，是狩猎经济的补充。到了学会汉族的耕种方式后，他们便逐渐发展为农业民族，形成许许多多村庄围绕着一个个城镇的格局。因此满族能幸存并繁荣起来，应归功于其文化适应性，与蒙古族在一起便遵守蒙古规范，与汉族在一起便符合汉族传统。同时，他们也保持了自己善于组织狩猎和作战的能力。拉铁摩尔提出：“满族对汉族经济文化的迅速吸收，以及缺乏使之与汉族进一步融合的内陆河流和沿海贸易，可能是引起边境冲突并最终导致满族征服汉族的主要原因。”同上书，第19页。?1685年，在总督德农维尔从加拿大写给路易十四的信中，提到有关在北美印第安人中的法国人的情况：“长期以来，我们总是说，为了使这些野蛮人成为法国人，应尽量让他们接近我们。但是我们有充分理由承认这是个错误。那些同我们频繁接触的野蛮人没有变成法国人，而常到他们当中去的法国人却变成了野蛮人。他们喜欢野蛮人的服饰和生活。”阿列克斯德·托克维尔也强调了这一点：“这些法国人很快就和当地少女勾搭上了。但不幸的是，在印第安人的特征与他们自己的法国人特征之间，有某种神秘的亲和力。不是让野蛮人体验和习惯文明生活，而是他们自己常常变得酷爱野蛮人的生活了。他们为赢得印第安人的友谊而对其陋习和美德同样大加称赞，并已成为当地最危险的居民。”阿列克斯德·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第329—330页。德农维尔的信在此也被引用了。?有一段时期，明朝兵部规定，每献一颗满人首级可得赏银150两。结果辽东百姓常被误认为满人遭明军捕杀。詹：《明朝衰亡》，第149—150、156页。“境外居民”（trans－frontiersman）一词是菲利普·柯廷（PhilipCurtin）创造的。艾伦·伊萨克曼用它来描述佩里拉（Pereira）族之类的群体。该族于18世纪初从果阿移居三比西河流域，并与彻瓦（Chewa）王族通婚，最后渐渐承认了彻瓦王为其君主。因此，境外居民不同于“边境居民”（frontiersman），因为后者或许有妻子在境外，但对留在欧洲社会的亲属仍保持着基本的忠诚。边境居民最终可能会发展出一种混合文化，而境外居民若也这样便会完全失去欧洲人的特征。19世纪，像佩里拉族那样的境外居民确
是因为李亨感觉当时诸镇的节度使难以驾驭，兵部必须要由自己信得过的人去掌控，选来选去这个人选非有拥立之功的李辅国而不能胜任。李亨的任命顿时重新点燃了李辅国内心深处的权力欲火，在看到皇帝陛下重新信任自己后，他感觉这是个难得的好机会，先前自己栽在了相权上面，只要自己拥有宰相的权力，那一切都不在话下。所以，他丝毫没有犹豫地向李亨提出了进入宰相班子的请求。然而李亨拒绝了！李亨拒绝得很直接，但并不生硬，他笑着对李辅国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凭借卿的功劳，什么官不可以做？但是爱卿在朝廷的威望还不够啊！”李辅国听后默然不语。皇帝的话很明显是在告诉李辅国，当宰相是需要驾驭群臣的，李辅国作为一个内侍奴才，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但李辅国并没有因为皇帝的一句话而放弃努力，他找到时任左仆射的裴冕，希望他能带头主动推荐自己。没想到李亨得到了消息，他担心一旦大臣们联名推荐李辅国，自己再想回绝恐怕就没那么容易了，所以他秘密告诉时任首席宰相的萧华，让他阻止群臣上表。得到皇帝陛下的密令，萧华立即找到裴冕，问他是不是准备推荐李辅国进入宰相班子，没想到裴冕表现出了一副莫名其妙的表情，宣称没有这回事儿，而且他告诉萧华，就算自己的手臂折断了，也不会推荐一个宦官进入宰相班子。至此，李辅国的努力付诸东流，当他知道这一切都是李亨背后操纵的结果后，他彻底愤怒了。“奴家在危急之时，果断拥立他，难道现在就只能这样吗？”李辅国的心中愤愤不平。终于，他开始升腾起一种复仇的愿望，从寻找自身原因到认为相权在掣肘自己，再到最终看清事实是皇帝在限制自己时，李辅国终于下定决心，在不远的将来的他一定会用自己特有的手段，摧毁阻碍在自己面前的一切阻碍。冷落李辅国在看清不利于自己的真实情况后，内心开始渐渐失衡，皇帝、宰相班子成员和诸多大臣似乎都成为他的眼中钉。在他专权的那段日子里，他并没有在乎过谁，就连已经是垂垂老者的太上皇李隆基他也不放在眼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因为李辅国清楚地知道，虽然李亨主动迎回了太上皇李隆基，但内心深处对这个父皇依然深有顾虑。从成为李亨的内侍直到今天为止，李辅国历经了李亨最痛苦的那段日子以及后来成为帝王的全部过程，而李亨和李隆基那始终隐藏的矛盾，李辅国更是深刻地洞悉。李隆基从蜀中返回长安的最初两年半时间里，李亨对其照顾得还算是比较细致周到，不仅让先前服侍李隆基的一切人员照旧服侍，而且召回了李隆基颇为喜欢的诸多乐舞歌伎，让这些人继续待奉李隆基，好让他安度晚年。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李亨对李隆基那种无微不至的关心渐渐冷淡起来。史书记载是因为李隆基重返长安后，并没有深刻反思自己先前造成国家动荡的过失，反而在自己的居住的宫殿内行为有些不检点。此时叛乱并未平定，李隆基不仅不反思自己的过失，反而行为不端，这让日夜忧虑平叛之事的李亨实在有些不爽。在我看来，史料上所说的这个原因，只是其中一个可以摆上桌面的原因，而事实上埋藏在李亨心中的，却是另外的一种想法。那就是他没有想到李隆基居然还可以这么生龙活虎，而李隆基这种精神抖擞的状态，不经意间让李亨产生了一丝担心李隆基会于己不利的忧虑，他唯恐李隆基重新利用其威望，在朝内架空自己。可是李亨的这种担心只能埋藏在心中，他不能对外人讲自己的忧虑，时间一长李亨的脸上逐渐浮现一丝阴云，而他的这种变化恰恰被善于揣测人心的李辅国看在眼里。李隆基及其身边人对李辅国没有什么好感，不仅因为他出卑贱，更因为马嵬驿兵变后，李辅国力劝李亨北上灵武以及劝李亨称帝，从而让李隆基被迫退位，可在那个特殊时期，李隆基是没有办法的，只能屈从李亨的意志。李亨担心李隆基于己不利，同样也是李辅国的担心，在这个问题上，他和李亨是拴在一条绳上的蚂蚱。李亨的闷闷不乐让李辅国似乎猜到了什么，于是他针对李隆基日渐活跃的实际情况，向李亨很严肃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太上皇住在宫内，每天和外人交往，陈玄礼、高力士可能想图谋不轨。现在三军的将士都是拥护陛下灵武称帝的功臣，他们很多人全都因为太上皇日趋活跃而惶恐不安，臣再三向他们解释，他们也理解不了，所以臣必须要向陛下如实禀报。”李辅国并没有刻意掩饰什么，他知道自己的话肯定会说到李亨的心坎里，说完后皇帝陛下是不会怪罪自己的。不出李辅国所料，在他说完，李亨迟疑了一会，然后缓缓开口说道：“父皇仁慈，怎么可能做那些事儿呢？”“太上皇或许不会有那种想法，可是又怎么禁止得了手下的那帮小人呢？陛下是天下的君主，应当为国家筹划，应该把一切隐患提前消除，怎么能行匹夫的孝道呢？”李辅国见李亨并没有表现出反感，进一步把自己的意思表示透彻。而李亨始终低着头，李辅国说的话他句句记在心里，并且在短暂的时间内，他在思考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陛下想一想，太上皇居住的兴庆宫靠近闾巷，院墙不高，行事极为方便，在老奴看来不是适宜太上皇居住的地方，陛下所住的宫殿极为严密，将太上皇请过来住又有何不可？这样还可以断绝那些小人的蛊惑，陛下每天还可以有三次朝见太上皇的乐趣，陛下又有什么犹豫不决的呢？”李辅国见李亨依然没有反应，索性和盘托出了自己的想法，但他的建议却遭到了李亨的拒绝。“这样不可以，这不是住的远近的问题，如果让太上皇搬过来住，那会让太上皇感觉我在监视他。”“陛下……”“好了，这件事不用再商量了，也难得你一片忠心，但此事绝不可为，下去吧！”在李辅国依然不死心想继续劝说的时候，李亨果断地回绝了他。李辅国只好闷闷不乐地退了出来，他没想到皇帝陛下的态度竟然如此坚决，此刻他才意识到什么叫“疏不间亲”。不过李辅国并没有丧失信心，他坚信只要自己不放弃，就绝对会有机会。上元元年（760年）七月，李亨忽然病情加重。对于李辅国来讲，排斥太上皇的机会算是到来了，他首先凭借自己可以传达皇帝口谕的便利条件，假传皇帝口谕迎接太上皇到西苑游览。当李隆基和一行人走到睿武门时，李辅国带领五百名禁军士兵拦住李隆基的去路，然后气势汹汹地说道：“皇帝陛下因为兴庆宫潮湿狭窄，现在迎接太上皇迁居陛下所在的殿内。”已经是垂垂老者的李隆基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如此阵势了，所以在看到那些杀气腾腾的士兵后，差点从马上栽下来，幸好高力士一把抱住他。“李辅国！你怎么如此无理？”关键时刻还是高力士挺身而出，利用自己的威信，镇住当时的场面。历经诸多大场面的他，此刻十分明白，必须及时分化李辅国和这些士兵。“希望将士们都各自安生点！别忘了没有太上皇怎么会有当今陛下！”高力士的话语掷地有声，让在场的人全都为之一震，刹那间所有士兵全都跪倒在地口中高呼“万岁！”李辅国实在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的场景，他本以为在自己的指挥下，李隆基及随从人员一定会惊慌失措，但高力士的挺身而出，彻底打乱了李辅国事先的计划，所以一时间他在马上环顾左右似乎有些不知所措。“李辅国！将士们都已经跪下，你为什么还在马上不下来啊？”高力士的一声高喊，让李辅国打了一个激灵，随后他居然不自主地从马上下来，站在那里用一种胆怯的眼神看着高力士。“还不赶快过来，跟我一起牵着太上皇的马去西苑？”高力士并没有给李辅国思考的时间，就对他接着训斥。李辅国无奈之下，极不情愿地走到李隆基的马前，然后牵起绳子，和众人一同往西苑而去。高力士虽然在关键时刻稳定了剑拔弩张的局面，但那只是一种突袭手段，瞬间搞乱了李辅国的思绪。正所谓忽悠一时，忽悠不了一世，在前往西苑的路上，李辅国逐渐回过神来，他感觉刚才面对高力士咄咄逼人的气势，自己的反应实在有些白痴，现在自己居然还牵着李隆基的马，实在有些被人家卖了，还帮人家数钱的感觉。所以，一路之上他仔细盘算对策，现在看起来再想重新营造威逼的局面已经不可能，因为那些士兵已经俯首称臣，如果自己蛮干，恐怕还会有生命危险，所以想来想去他决定发挥自己的优势。“太上皇，西苑是皇家禁地，这里是不能留有太多佩带刀剑的士兵的。”刚刚到达西苑的门外时，李辅国停步转身对李隆基说道。“什么意思？”没等李隆基说话，高力士率先问道。“哎呀公公难道不知道此地吗？公公应该比我更熟悉这里啊？自我大唐开国以来，西苑重地除了你我这样的奴才和皇帝陛下指派的禁军士兵可以进入之外，任何人不得在此逗留！”李辅国的话明显带有挑衅的味道，这让高力士等众人听起来十分刺耳。然而李辅国并没放在眼里，继续说道：“所以我带来的这些士兵和保护太上皇前来的这些士兵都必须离开这里！不可坏了祖制！”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李辅国明显提高了声音，在他看来，只要使出这一招，所有人全都不能有任何异议。“好！太上皇绝不会背弃祖制，你把这些人都带走吧！”高力士满不在乎地说道。“嘿！这个是自然，不过依老奴看来，陈玄礼这么功勋卓著的将军，留在这里似乎会受到非议，就连公公你留在这里恐怕也有不妥吧！”李辅国明白，李隆基这些人都是曾经并肩战斗的功臣，他们和禁军有着非比寻常的关系，如果他们执意留在这里，那就是意欲图谋不轨。最关键的是，李辅国更加知道高力士和陈玄礼等人也是明白这一点的，所以他十分清楚只要自己这些话一出口，高力士等人一定会离开的。事实果然不出李辅国所料，在他说完后，高力士和陈玄礼等人全都默不作声，片刻之后还是高力士开口说道：“那就遵从祖制吧！”……高力士和陈玄礼以及众多李隆基的护卫亲兵就这样不得已地离开了西苑，在李辅国的安排下，李隆基住进了甘露殿，这座宫殿自从安史叛乱爆发以来久已无人居住，殿中萧瑟荒凉，不但所用器物不甚完备，而且灰尘遍地，四周长满杂草。李隆基当天进住后，直到傍晚才有几个老奴仆将他的随身衣物带来，他们见昔日威风八面的太上皇李隆基如今落到如此凄凉惨景，不禁潸然泪下。不过李隆基倒是比较乐观，他劝慰众人说道：“曾经住过的兴庆宫是我成就帝业的地方，我曾屡次让给皇帝，皇帝都不接受，今天搬到这里来，也是我希望的。”说完这句话后，李隆基低下头不再看众人，其实所有人全都明白，没有人比这个垂垂老者更能体会被冷落是什么滋味。上元二年（761年）四月五日，在度过了两年的凄凉生活后，李隆基在西苑的神龙殿走完了他七十八年的人生岁月，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对于这个拥有出色的前半生和糟糕后半生的皇帝而言，想要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似乎很困难，大唐帝国在他的手中达到辉煌的顶点，但他又亲手毁掉了自己创造的一切，最关键的是自此之后大唐帝国再也没能恢复元气，国运从此一落千丈。纵观李隆基的一生，是奋进与懈怠、自私与公正、好色与真爱、温情与冷酷的混合交织，而造成他这种特殊人生的原因，一方面是他的性格，另一方面是他的经历。在这里我不想过多地评价李隆基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因为这些东西早已经被人说烂了，我只想对他这个人，这个经历过普通人爱恨情仇的一代帝王进行分析。有人称颂他，有人诋毁他，但我要说，无论是称颂还是诋毁，事实上他一生的经历，都将“人”这种复杂动物身上的正义与邪恶、热情与冷漠、宽仁与残暴、坚持与妥协、刚强与软弱、愤怒与喜悦等种种二元矛盾的东西无限扩大化，让今天的人们透过他的一生，看到人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以及学会如何去重新认知自己。不可否认，李隆基是中国古代帝王中的佼佼者，但他同样具有普通人身上致命的弱点，所以他和千千万万的人一样，逃脱不了自己的宿命，那就是欲望无止境！普通人的欲壑难填，其所造成的危害只能是个人或者与之关联的少数人来为他埋单。但作为整个国家的掌舵者如果因扩张欲望而带来的危害，则会是整个国家来埋单，所以安史之乱的爆发就是李隆基所要面对的必然结果，而当这一刻来临之际，也宣告了李隆基一生苦心经营的一切瞬间被击碎，取而代之的是一片腥风血雨和王朝的崩溃。无论如何，大唐帝国在李隆基这里出现了拐点，而他自己也经历着常人无法理解的煎熬与难耐，这一切都是他在顺境中不可能也不愿意想到的。好了，关于李隆基，我们已经说了很多，最后我想用自己的方式来回顾和总结他的一生：皇权旁落，力挽狂澜。政敌频现，重拳掀翻。励精图治，再造辉煌。巅峰王朝，今忆波澜。多情才子，佳人相伴。温柔梦乡，悱恻缠绵。渔阳鼙鼓，天下惊变。马嵬坡下，肝肠寸断。凄凉晚景，无力回天。纵有壮志，情何以堪。雄风不再，图有伤悲。世事如梦，换了人间。联手李辅国运用其特有的手段，在不惊动李亨的情况下，成功地将太上皇李隆基移居到了西苑，如果站在李亨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这等于解除了自己的权力威胁。但正所谓作贼心虚，李辅国带兵离开西苑后，他自己回想今天所发生的一切，忽然感觉自己所做的一切可能有些过分。最关键的是，如果皇帝陛下知道这件事，会是个什么反应？越想越后怕的李辅国决定亲自面见皇帝，来个负荆请罪，但他同时也决定拉上自己掌控的禁军，一起去面见皇帝，这既是营造一种迫不得已的声势，也是一次示威之举。当李辅国率领众多禁军士兵身穿素服跪在李亨的面前时，李亨有些不知所措，他听完李辅国的汇报后并没有斥责他，相反却安慰他道：“南宫和西苑并没有什么不同，爱卿怕太上皇受小人的蛊惑，属于防微杜渐，是为江山社稷着想，不必担心朕会治罪。”话虽如此，李亨此时的心情其实极为矛盾，一方面他对李辅国在不惊动自己的情况下，成功变相“软禁”太上皇十分满意；但另一方面他似乎从这件事中看出了李辅国的专权，尤其是此刻他和禁军士兵跪在自己面前，表面看起来似乎是请罪，但李亨的不知所措恰恰证明了李辅国营造的这种气势让他内心很是不爽。但毕竟李辅国所做的达到了李亨的目的，这才是现在李亨最在意的，所以他并没有斥责李辅国，但并不等于李亨对李辅国没有忌惮之心，从后来宰相班子成员一再上疏请求限制李辅国，李亨也随即出手制约来看，李亨内心深处对这个奴才并不放心。从上元元年（760年）八月李亨突然病重起，李辅国便开始兴风作浪，冷落太上皇李隆基、打击宰相班子成员、并时不时地向李亨变相示威，这些事情做得不亦乐乎。不过李辅国并不是那种猛冲猛打的二杆子，在专权的那段日子里，他清楚地知道“权力”这个东西看似乎很诱人，但如果操纵不好会使自己陷入万丈深渊，最关键的是没有人能够永久地把握住权力。现在，李辅国决心要打破这个宿命，所以在李亨病重之际，他将目光瞄向了下一任皇帝——太子李豫。乾元元年（758年）十月，李俶被立为太子后，便改名为李豫。这些年来李豫忙着平叛，自建宁王李倓被杀后，他也极少参与宫内的事务。最初李豫是受李辅国排挤的，这是因为张良娣自己的儿子没有被立为太子，所以在李倓被杀后，她始终排挤李豫，而李辅国作为张皇后的盟友，始终支持这个有野心但没有手段的女人。直到李辅国成为兵部尚书，执掌禁军拥有兵权后，这种局面方才改变。当李辅国在朝中吆五喝六的时候，他始终密切注视着李亨的身体状况，以及未来接班人的走向。当看到李豫的太子地位很是稳固，未来很可能顺利接班的情况后，他瞬间改变了方向标，开始向李豫方面倾斜。而那个只可作为援手的张皇后，在渐渐失去利用价值后，即被李辅国无情地“抛弃”了。张皇后虽然没有什么手段，但
，马上从绛都出逃。重耳先是逃到了蒲城，继而出逃到翟国；夷吾则逃到了屈城，继而逃到梁国。骊姬如愿以偿地让奚奇当上了大子。对于她来说，这胜利来得似乎比想象中轻松多了。对此我没有更多的评论，还是用北岛的那句诗来概括：“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公元前655年，晋献公将杀大子申生之事遍告列国，为立奚奇为大子正名。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做法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春秋》对此记载：“晋侯杀其世子申生。”在这句表述中，“世子申生”名正言顺，说明申生无罪；而晋侯没有按惯例被称为“晋献公”，是谴责他轻信小人之言，因幼废长。同年，晋国发动了对虢国的最后攻势。这一次出兵的路线仍然选择从虞国借道。上一次借道虞国，还可以说是为了出其不意；这次再借道虞国，显然不是为了战术上的掩护，而是另有图谋了。利令智昏的虞公又答应了晋国人的请求。宫之奇再一次投了反对票：“虢国与虞国毗邻而居，相互依存。虢国如果灭亡，虞国也不能长久。对待晋国这样的大国，不可以麻痹大意，就好像对待强盗，不可以视作儿戏。上次借道给晋国，已经很过分了，不可以一再为之。古人云，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说的就是虢国与虞国的关系啊。”虞公深不以为然地说：“晋侯和我同宗共祖，怎么会害我呢？”虞国姬姓，晋国也是姬姓，都是周王室的后裔，自然同宗共祖。但是，虞公如果睁开眼睛看看，这中原大地，姬姓诸国之间你攻我伐，早就打得不可开交了，谁还记得什么同宗共祖哦。对此，宫之奇一针见血地反驳道：“我虞国的先祖大伯虞仲，同时也是王室的先祖。大伯为了让贤，所以没有继承君位。虢国的先祖虢仲、虢叔，是周文王同父同母的弟弟，作为文王的卿士，有大功于王室，功勋事迹还记载在王室的档案库里。晋国既然可以灭亡虢国，又怎么会不忍心对虞国下手呢？您要是讲虞国和晋国的亲戚关系，当年的‘桓、庄之族’不比虞国亲多了吗，他们和晋侯都有共同的祖辈成师与庄伯，可晋侯还不是把他们给灭了吗？”虞公无法应对，喃喃道：“我祭祀神明的贡品又多又干净，神明会保佑我的。”宫之奇听了又好气又好笑，只干咳了几声：“咳，咳……您还真不了解神明的习惯。神明喜欢一个人，不是看他的祭品好不好，而是看他的品德好不好。正如《周里所说的，老天爷又没有亲戚，只喜欢帮助品德高尚的人。又说，祭品其实没有什么香不香的，只有人的美好品德才是最馨香的。这样说来，没有品德的人，即使供奉再丰盛的祭品，神明也不会享用。话说回来，您别以为鬼神只保佑您一个人，如果晋国灭了虞国，又以美好的品德奉献神明，神明照样会接纳晋侯。”宫之奇这话已经说得很直白了，等于是告诉了虞公，晋国此次出兵的目的，不仅在于虢国，而且在于虞国。但是虞公利欲熏心，还是答应了晋国的要求。宫之奇退出来之后，对家人说：“如此看来，虞国很快就要灭亡了。晋国灭虞，恐怕就在此一程咯。”于是带着自己的族人远走他乡。公元前655年八月，晋献公亲率大军包围了虢国的首都上阳，虢公姬丑带领军民进行殊死抵抗，直到十二月初，上阳城才被攻破。姬丑逃亡到雒邑，虢国从此灭亡。据《左传》记载，公元前678年，也就是“曲沃代晋”完成的那一年，正是虢公姬丑奉了天子之命，前往晋国承认了曲沃代晋的合法性，并任命曲沃武公（也就是晋武公）为晋侯。二十三年后，晋国灭虢国，不但周天子对此不敢发表意见，连当时称霸天下的齐桓公也没有表示任何异议。主要原因在于姬丑穷兵黩武，不修德政。公元前668年虢军两次入侵晋国，更成为晋献公消灭虢国的最佳借口。姬丑为他自己的行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姬丑的邻居虞公也为自己两次借道给晋国的行为付出了代价。晋国大军消灭虢国之后，仍然打虞国原路返回，并接受了虞公的犒劳。晋献公觉得虞公实在是太可爱了，为了报答这番好意，顺便也就把虞国给灭了，并且俘虏了虞公和大夫井伯。后来晋献公将女儿嫁给秦穆公，将这两个战俘当作陪嫁，一并送到了秦国。《史记》上说，被俘的虞国大夫井伯，后来成为秦国的重臣，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百里奚。这种说法在历史上颇有些异议，在此不作辨析，姑妄听之罢。如果说晋献公灭虢国还有借口的话，他灭虞国就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理由了。为了避免周王室对此不满，特别是规避齐桓公以此为由找他的麻烦，他主动承担了祭祀虞国先祖的义务，并且还承担了虞国对王室纳贡的义务。对于周王室来说，虞国虽然灭亡，但虞国对王室应尽的义务仍然有人承担，这就够了。荀息在收缴的战利品中找到当年用来贿赂虞公的宝马，把它们还给了晋献公。晋献公得意地笑道：“马还是我的马，就是老了点啊。”【楚与齐，两种文化的冲撞】前面说到，通过帮助邢国和卫国的重建，齐桓公获得了中原诸国的敬重，霸主的地位日益巩固。而此时在南方，楚成王自诛杀公子元、任命子文为令尹以来，拨乱反正，励精图治，楚国国力进一步攀升。南北双雄你追我赶，在内政、外交、军事各个方面互相较劲，终于到了狭路相逢的时刻。公元前659年，楚国再一次出兵讨伐郑国，将爪子伸到了天子脚下。齐桓公迅速作出反应，召集鲁、宋、郑、曹、邾等国国君在宋国的柽地举行会议，会议的主题：抗楚援郑，保卫中原。值得注意的是，自这一年开始，《春秋》提到楚国，再也不称之为“荆”，而是称之为“楚”，也算是给它正名了。公元前658年，齐桓公进一步展开外交攻势，在宋国的贯地与江国、黄国派来的代表举行会谈。从地理位置上看，江、黄两个小国均在宋国的南部、楚国的东北部，迫于楚国的压力，一直臣服于楚国。现在齐桓公通过宋桓公做工作，给这两个小国打气，目的是要它们脱离楚国的控制，重新回到中原大家庭的怀抱，同时也为下一步讨伐楚国解除后顾之忧。同年冬天，楚国大军攻占郑国的聃地，俘虏了守将聃伯。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齐桓公仍然安之若素，继续开展他的外交攻势。公元前657年，齐桓公和宋桓公再一次与江、黄两国代表在齐国的阳谷会谈，就应对楚国的入侵开展讨论。同年冬天，鲁国的执政大臣季友前往齐国，表达了鲁僖公相应齐国号召、抗楚援郑的意愿。那个年代既没有电话、电报，更没有互联网，为了应付楚国的入侵，光开会都够齐桓公东奔西跑一阵了。这个霸主的工作，真是一点也不轻松。然而，在郑文公看来，会开得再多也没用，郑国现在急需的是援兵。没有援兵，一切会议、声援、表态都是空谈。在楚国强大的军事压力下，郑文公有点顶不住了，他想派代表与楚国进行和谈。大夫孔叔及时阻止了他：“齐侯为了郑国的事，正忙得不可开交呢，现在背弃他，恐怕大大的不妥。”郑文公忍不住把酒杯盖重重一放，抱怨道：“他就知道开会、会盟，尽做些表面文章，务虚不务实，总是忽悠咱们。”孔叔说：“如果不是齐侯在柽地主持会盟，只怕楚军早就长驱直入，攻入新郑了，请您再忍一忍，坚持一下，齐侯会拿出办法来的。”单从这件事来看，郑文公和他的父亲郑厉公相比，显然不在同一个档次。经过两年的准备，公元前656年春天，齐桓公终于率领大军南下了。这支浩浩荡荡的多国部队由齐、鲁、宋、陈、卫、郑、许、曹八个国家的军队组成，咱们姑且称之为八国联军吧。八国联军没有直接讨伐楚国，而是将矛头对准了蔡国。为什么讨伐蔡国呢？自公元前680年楚文王为了讨好息妫讨伐蔡国以来，蔡国就一直臣服于楚国，成为楚国进出中原的眼线。齐桓公此举的目的，一是剪除楚国的羽翼，清除前进路上的障碍；二是为了不让楚国人察觉八国联军的战略意图，好攻其不备。如果回顾一下，早在公元前710年，雄才大略的郑庄公就意识到楚国的威胁，跑到蔡国去和蔡桓公开会。郑庄公之所以特别关注蔡国的动向，是因为他已经看出来：楚国人要进出中原，蔡国是门户；而中原人想攻击楚国，蔡国又是必经之路。一个女人充当了这次战略掩护的棋子，她就是蔡哀侯的女儿、现任蔡国国君蔡穆公的妹妹。据《史记》记载，当年蔡哀侯被楚文王俘虏之后带到楚国，就再也没有回去过，最终死在楚国。他的儿子蔡穆公即位之后，周旋于齐、楚两个大国之间，既听命于楚国，又将妹妹嫁给齐桓公做小妾，也就是齐国的蔡姬。蔡姬年少，生性顽皮，嫁给了齐桓公这个老头子，有没有性福很难揣测。在那个年代，诸侯的女儿生来就是政治筹码，不是嫁到诸侯家，就是嫁到大夫家，“一树梨花压海棠”的事情时有发生，想必蔡姬也能正确对待。那年夏天，蔡姬陪着齐桓公在湖上泛舟，采莲为乐，将小船划到湖中心。蔡姬童心未泯，将小船弄得左摇右晃，戏弄齐桓公。齐桓公是北方人，自幼不习水性，加上年事已高，难免把生命看得很重，双手紧紧抓住船沿，惊呼蔡姬赶快住手。也许是他那慌慌张张的神色让蔡姬看到他不为人知的一面，她觉得十分好玩，反而将小船摇晃得更厉害了。如果她要谋杀天下的霸主，再用大一点力气就够了。可是，这个时候在她眼里，齐桓公既不是天下的霸主，也不是齐国的国君，甚至不是她的“老”公，只是一个可爱的吹胡子瞪眼睛的老头儿。她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齐桓公下船之后，干了一件很缺德的事，立刻命人把蔡姬给送回蔡国去了。按道理，他把人家女孩子送回去，还得附上一纸休书，好歹给人家一个说法。可他不给，就让蔡姬以一种不明不白的身份住在蔡国，从此不闻不问。蔡穆公看到妹妹哭哭啼啼被送回来，本来就很恼火，齐桓公这种缺德的做法，更如同火上浇油，于是他干脆又把这个妹妹给嫁出去了。这件事情在当时来看，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政治错误，大大地伤害了齐国人民的感情。而据某些人添油加醋地说，蔡姬再嫁的不是别人，正是齐桓公的死对头楚成王！（姑妄听之，姑妄听之。）不管蔡姬再嫁是谁家，齐桓公这次兴兵伐蔡，对外宣称的理由就是为了她这件事。等到楚国人回过神来，八国联军已经击溃蔡国的防线，俘虏了蔡穆公。大军顺势南下，抵达楚国边境。虽然措手不及，楚国人的反应却很快。他们一方面撤回进攻郑国的部队，迅速收缩战线，一方面派人到联军大营要求面见齐桓公。联军尚未进入楚国，而楚使已抵达大营，无非是告诉联军，楚国是有防备的，请不要打偷袭的主意。楚国人是如何获知联军情报，及时把使者派到边境上迎候齐桓公的呢？《左传》虽然没有言明，但是从其两年前，也就是公元前658年的一段记载，后人可以窥知一二：“齐寺人貂始漏师于多鱼。”翻译成现代文，齐国的宦官竖貂在多鱼（地名）开始泄漏齐国的军事机密。这种事情，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很难说楚国有没有派人与竖貂接头，收买他掌握的情报，在此不细究。既然偷袭不成，齐桓公就大大方方与楚国的使者见了一面。双方的对话很简单，也很精辟，尤其是楚国使者的辞令，堪称古汉语之精粹，为了保持原汁原味，在此照抄如下：〖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翻译成现代文：君侯您居住在北海之滨，而寡人我居住在南海之滨，好比马儿牛儿即使发情也不可能发生什么关系。没想到您不远千里跑到我国来，到底是想干什么呢？时隔数千年，仍能感受楚国使者操着楚地方言，摇头晃脑地在诸侯面前说“风马牛不相及也”带来的喜剧效果。读史至此，捧腹大笑，唯楚有才，自古如此！当时各位诸侯听了楚国使者这一番话，却是想笑又不敢笑。倒是管仲反应很快，他清清嗓子，对楚国使者说：“当年周成王派召康公对我齐国的先祖姜太公说，‘五等诸侯、九州之伯，你都可以讨伐他们，以辅佐王室’。并且规定我先君征讨的范围，东至大海，西至黄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普天之下，莫不能至。现在楚国长期不向天子进贡，当年周昭王南巡到楚国而没有回去，我国君特来问罪。”这里先解释一下，周昭王是周成王的孙子，南巡的时候在汉江坐船，遇到船难，溺水而亡，所以没有回去。管仲这番话说得四平八稳，引经据典，义正辞严，很符合中原人正儿八经的性格。楚国使者听了，干笑两声，不慌不忙地说：“说起不向天子进贡这件事，确实是敝国之罪，今后岂敢不供给？至于昭王没有回去，那都是哪一年的陈芝麻烂谷子哟，请您找汉水之滨居住的老人家问问情况，跟我们楚国硬是没有任何关系撒。”齐国和楚国的第一次交锋，就发生在联军大营里，不是用刀用枪，而是用口用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楚国使者以他幽默的语言、机智的回答占尽了上风。口舌之争虽然败阵，八国联军还是继续向楚国推进，抵达汉水之滨的陉地。由于楚国显然已经有了准备，齐桓公和管仲及时调整战略，将部队驻扎在陉地等待时机，并且开始安营扎寨，挖壕筑垒，囤积军粮。这一等就是两个月。如果说是两军对垒吧，等两个月也不稀奇，可问题是四周静悄悄，连个楚军的影子都没有。八国联军成天出操、拉歌、会餐、看文艺演出，日子过得可乐了，不像是来打仗，倒像是来度假的。时间一长，有的诸侯就坐不住了，跑去找齐桓公，要求动手。齐桓公不动声色地看看管仲。管仲则一副刚睡醒的样子，说：“动手？跟谁动手？楚军出现了吗？”“这个……楚军尚未出现，只不过老这样等下去，恐怕不是办法，不如直捣郢都，将敌酋绳之以法……”管仲不得不跟人家解释一番，大意是八国联军离家千里，后勤补给线已经拉得很长，如果继续深入下去，人生地不熟，只怕还没打到郢都，就被楚国人抄了后路。“您想被楚国人关门打狗，瓮中捉鳖吗？”脑袋圆滚滚的管仲半眯着眼睛问。这话说得很难听，但是很管用，被问到的人一般只敢再弱弱地追问一句：“那，咱们还呆在这里干啥？”管仲长叹一声，远远地看着帐外的夕阳，高深莫测地说：“等。”再问下去的话，管仲就闭目养神了。一直等到夏天，终于等来了管仲要等的人。楚成王派大夫屈完为全权代表，来到陉地的联军大营。按常理，这个时候谁先提出和谈，谁就处于心理弱势，在谈判中会做更多的让步。可是屈完一到联军大营，就给齐桓公来了一个下马威：“请贵军后退三十里，以示和谈诚意。”齐桓公差点想跳起来，被管仲使眼色制止了。他知道，和楚国人打交道，用菜市场讨价还价的伎俩只会自讨没趣，还不如把牌摊开来打。在管仲的建议下，联军退到召陵。在这里，联军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阅兵仪式，齐桓公请屈完坐上他的戎车，检阅了威武雄壮的联军部队。这次检阅出动的部队之多，在春秋史上当属罕见。齐桓公以他挺拔的身躯伫立在戎车上，不停地向将士们挥手，所到之处，他均致以“勇士们辛苦了”的慰问，而各国将士则用不同的方言回以“诸侯长更辛苦”，一唱一和，欢声雷动，将热烈的气氛推到极致。检阅完毕，齐桓公得意洋洋地问屈完：“屈大夫认为我中原的军队如何？”“威武之师，雄壮之师。”瘦小的屈完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回答。齐桓公故作感叹道：“你看这些人，不远千里从中原跑到这里，难道是为我而来的吗？不是。他们是为了我们这些国家的传统友谊而来的。屈大夫你说，我们两国也建立这种友好关系如何？”他说这话的时候，语音中带着一种不可思议的热情，让周围的人都感觉到目眩神迷。这一点，连屈完也感受到了。因此，他恭恭敬敬地回答：“这是敝国的福分。”齐桓公沉默了一阵，话锋一转，说：“屈大夫你看，如果用这样的军队作战，谁能抵挡？用这样的军队攻城，有什么样的城池攻不破？”屈完听后，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君侯您如果以德服人，
重用，纷纷来到安邑寻找自己的前途。一时之间，魏斯门下人才济济，形成了战国时期第一个人才集聚中心。有一次魏斯请卜商的学生田子方宴饮，席间有人奏乐。魏斯精通音律，难免要卖弄一二，说道：“钟声有些不协调，左边的高了一点。”田子方笑而不语。魏斯问：“先生为什么笑呢？”田子方说：“为人君者，不应该把心思放在娱乐上面。音乐嘛，听得明白就行了，像您这样善于鉴赏音乐，我担心会疏于管理朝政。”魏斯点头称善，虚心接受了意见。一日魏斯的世子魏击出行，遇到田子方。魏击下车行礼，田子方却大大咧咧，一笑而过。魏击很恼怒，拦住田子方说：“究竟是富贵者盛气凌人，还是贫贱者盛气凌人？”田子方说：“当然是贫贱的人啦，富贵者哪里敢对人无礼！国君盛气凌人就会亡国，大夫盛气凌人就会失去封邑。像我这样贫贱的游士，话不投机，行为不爽，拍拍屁股就告辞了，有什么好操心的呢！”魏击马上向田子方赔礼道歉。魏斯听说这件事后，感慨地说：“如果不是在贤人身边，怎么会听到这样的真知灼见呢！”段干木也是卜商的学生，一心治学，不想出来做官。魏斯亲自登门拜访，他竟然翻墙而走。魏斯没有因此生气，反而更加尊重段干木，每次经过段宅时，总要在车上起身以示敬意。有人问道：“段干木不过一介草民，您何必如此行大礼呢？”魏斯回答：“段干木在权势面前不改变自己的节操，有君子之道。他虽然住在茅草房子里，贤名却远扬千里，我怎敢不对他表示敬意？”后来段干木终于答应与魏斯见面，魏斯听他谈治国的大道理，一直站着，几个时辰不敢坐下休息。这件事传出后，魏斯礼贤下士的名声就更响了。连魏氏的宿敌秦国都感受到了安邑的变化。据说有一次秦厉共公想讨伐魏氏，有人劝道：“魏氏现在人才济济，连田子方、段干木这样的名士都在为其服务，恐怕不是用武力能够征服的。”秦厉共公便打消了出兵的念头。当然，这样说有点夸大其词，从此后的历史记载来看，秦国并没有放弃对魏国的进攻。真正让秦国人有所忌惮的，是一个名叫李悝的人。李悝变法公元前425年的一天，一支秦国军队逼近魏氏领地上郡——“郡”是春秋末年的新兴事物，当时三晋都在各自的战略要地设置了郡，主要目的是巩固边防。郡的军政长官称为守，也尊称太守。上郡地处西河，与秦国交界，不消说，就是为了对付秦国而设的。这支秦军遭到了上郡军民的阻击，两军还未接触，魏军便箭如蝗飞，秦军将领一开始并未在意，但是很快就发现情况不对——魏军射过来的箭又狠又准，而且似乎射程更长，瞬间倒了一大片秦军。他犹豫了片刻，刚想下令撤退，猛地一阵疾风迎面扑来，还没来得及惊呼，脑门上已经中了一箭。当他从战车上栽倒的时候，眼睛的余光正好扫到了远处那面迎风招展的“李”字大旗。这支魏军的统帅，就是上郡守李悝。现存史料的记载中，找不到关于李悝身世的记载，只知道他曾受业于卜商的弟子曾申，算是卜商的徒孙，来到安邑后，受到魏氏家相翟璜的赏识，被推荐担任上郡守。李悝到上郡不过数年，上郡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粮食产量提高了，社会治安变好了，更重要的是军事力量变强了。原来，李悝为了提高上郡军民的射箭技术，下令用射箭比赛的方式来判决官司，“中之者胜，不中者负”。在这种激励下，上郡军民个个苦练射箭，培养了一大批神箭手，每次与秦国发生军事冲突，魏军都因射术高超而大占便宜。因为李悝在上郡干得成绩斐然，翟璜卸任后，魏斯将他召到安邑，继任了家相。魏斯的初衷，是要李悝将上郡经验推广至整个魏氏领地。他没有想到，这一人事变动悄然拉开了战国时期第一场变法运动的序幕，魏氏政权从此被拉上了富国强兵的快车道，其速度之快，不只是秦国望尘莫及，其余各国也莫不瞠目结舌，望洋兴叹。李悝是那种给他一个小舞台，他能演好《图兰朵》；给他一个大舞台，他就能整出一场奥运会开幕式的人。早在上郡工作期间，李悝就通过观察和研究发现，方圆百里的土地，除去山川、村落，约有六百万亩耕地（相当于今天的一百八十万亩）。如果农民精耕细作，每亩可增产粮食三斗，反之则减产三斗，总计差额有一百八十万石。这个数字在当时意味着什么呢？一个成人一年的口粮约十八石，一百八十万石可以供应十万人一年的口粮。寻常年景，一石粮食可以卖三十钱（铜币），一百八十万石就是五千四百万钱。当时一头猪的价格约二百五十钱，五千四百万钱可以买二十一万六千头猪。一个农民一年衣着费用约三百钱，五千四百万钱可以解决十八万农民一年的衣着费。要想民富国强，不用偷也不用抢，把自己脚下的地种好就行了。在李悝的领导下，魏氏政权颁布了“尽地力之教”的三条政策：第一，指导农民同时播种多种粮食作物，以避免单一的品种遇到灾害难以弥补；第二，命各级官吏督促农民抓紧耕种，及时收割，以免灾害天气影响收成，也不让周围的强盗有可乘之机；第三，要求农民利用住宅周围的土地栽种桑、果、蔬菜等，扩大副业生产。在现代人看来，这些措施也许不足为奇，但是在当时却意义重大。前面说过，春秋时期的国家大事有两件，即“祀与戎”，战国时期竞争残酷，求老天告祖宗也不管用，国家大事便只剩下“戎”。李悝“尽地力之教”，却是以农为本，将农业生产当作国家的头等大事来抓，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对魏氏的影响不亚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对现代中国的影响。发展农业的同时，李悝强力推行法治，编撰并颁布了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法典——《法经》。李悝认为，法律最根本的作用是维护社会秩序，让人民安居乐业，不受盗贼的侵犯（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因此《法经》六部，以《盗法》和《贼法》为首，强调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同时也强调专制政权下的尊卑等级制度，对各等级划分及其占有的田宅、奴隶等权力都进行了严格规定，超出规定叫作“逾制”，将受到严厉的惩罚。可惜的是，这部法典的原文早已失传，后人只能通过《汉书》《晋书》的记载窥知一二，因此本书也只好一笔带过。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部《法经》奠定了李悝的学术地位，使他被后人视为战国时期法家的先驱。数十年后，商鞅由魏入秦，在秦国推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商鞅变法，就是带着这部《法经》去的。后来秦国的《秦律》，甚至汉朝的《汉律》，都是在这部《法经》的基础上扩充而成。李悝还从市场的角度思考粮价问题。他认识到，粮价如果太贱，农民将入不敷出，生活困难；粮价如果太贵，则城市居民负担加重，政府的财政也难以保障。因此粮价无论太贵还是太贱，都不利于维护统治。另外商人为了追逐利润，囤积居奇，丰年低价购入大量粮食，灾年高价卖出，也导致社会不稳定。有的人一听到囤积居奇便自然想到——奸商，法办他！但是且慢，商人不偷不抢，买进卖出，违反了哪条法律呢？所谓法办，其实往往是违法办，是对契约精神的践踏，为着看似正义的目的而采用了不正义的手段。作为法家的先驱，李悝没有使用这种粗暴的方式，他决心在法治的框架下解决粮价问题，为此又提出了平衡物价的“平籴（dí）法”。粮食丰收的时候，政府出钱从农民手里收购余粮；粮食歉收的时候，政府平价卖出余粮，以免出现粮价因收成问题而大起大落，同时使得想投机倒把的商人无利可图。政府在这里完全是通过市场手段来调节市场，对于巩固小农经济、保持社会稳定和维护法律的权威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此后两千多年，历朝历代都广泛延用这种平籴法，只不过名字有所区别。魏斯通过卜商吸引人才，通过李悝发展经济，但是从军事上讲，魏氏还不够强大。秦国仍然在威胁魏氏的安全，双方摩擦不断，时有大规模战事发生。齐、楚两国也趁火打劫，一有机会便派兵侵略魏氏。公元前419年，魏氏开始修建少梁城（今陕西省韩城），用以防御秦国进攻。城未建好，秦军就攻了过来，工程被迫停工。战争持续了近两年，直到公元前417年，魏氏才将少梁城建好。秦国针锋相对，在少梁城南修建了繁城，北面修建了籍姑城。为了一劳永逸地解除秦国的威胁，公元前413年，魏斯主动出击秦国，在郑地（今陕西省华县）大败秦军。齐国马上派兵乘虚而入，毁黄城（今河南省内黄），围阳狐（今山东省阳谷）。楚国则北伐至上洛（今陕西省洛南）。魏斯不得不回师相救，对秦作战取得的胜利被齐、楚两国的入侵抵消，魏氏反而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魏斯深深地感到，富国强兵，光富国不行，要在这个弱肉强食的年代生存下去，还得强兵啊！战神吴起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名叫吴起的人出现在他面前。吴起是卫国人。据《史记》记载，吴起年少的时候，家境还不错。他如果安于现状，也许可以在乡下当一辈子养尊处优的土财主，过着简单而快乐的生活。但是战国乱世给了他一颗不安分的心，他开始负剑走天涯，游历各国，企图混个一官半职，出人头地。现实是残酷的，数年之后，千金散尽的吴起拖着疲惫的身躯又回到了卫国。同村的人对这位好高骛远的青年充满了幸灾乐祸和不屑，在他们看来，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跑到国外去乱闯，无疑是一种自不量力的行为——这下好了，把祖上积累的一点家业全挥霍掉，连吃饭都有难了吧！某一天，有人故意逗吴起：“哎，吴起，把你的剑卖给我吧，你都快饿死了，还要那破玩意儿干啥？”吴起勃然变色：“你再说一次！”“哟，叫花子还挺神气嘛！”话音刚落，血光飞溅，那人的人头滚落地面，眼睛还瞪得大大的。他至死都不明白，开一句小小的玩笑，值得吴起大动杀机么？周围的人吓坏了，因为他们平时都嘲笑过吴起。等他们意识到情况不妙的时候，杀戮已经开始。只见吴起挥舞着带血的宝剑，像一头豹子般冲到人群中，所到之处，惨叫连连，不大一会儿工夫，地上已经躺了三十多具尸体。士可杀，不可辱，尤其是当他腰里别着一把宝剑的时候。当天夜里，吴起收拾了几件衣服，将家里仅剩的一点钱装在包袱里，悄然离开。吴起的老母亲已经七十多岁，拄着拐杖到村口送他。他在母亲面前捋起袖子，在自己手臂上狠狠咬了一口，发誓说：“如果不能当上卿相，我就不回卫国了！”然后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他也不想想，就算他运气再好，当上卿相也至少要个十几二十年，那时候再回卫国，老母亲还在世吗？何况他的运气一直不怎么好。此去不是生离，而是死别！但是吴起已经顾不上这些了，多年来的挫败以及由此带来的耻辱，在他心里燃起了一通熊熊的烈火。他要成功，他要成名，他要让这个世界在他面前颤抖！带着这样的目的，吴起来到了鲁国，投奔到了曾申门下。前面说过，曾申是卜商的弟子，李悝的老师。曾申的父亲则是卜商的同门师兄，大名鼎鼎的曾参，被后人尊称为曾子。冥冥之中，吴起已经和魏斯发生某种联系。但此时的他，并没有想到顺着曾申这条线去投奔魏斯，而是希望在鲁国找到自己的市场。不久之后，卫国传来了消息，吴起的母亲去世了。曾申闻知，马上给吴起放假，还给了一笔盘缠，让他回去奔丧。吴起却拒绝了曾申的好意——臂上的齿印还在呢，他怎么能够忘记自己的誓言？曾申发火了，要知道儒家极其讲究孝道，他的父亲曾参还写过一本《孝经》，是天下闻名的大孝子，对于吴起这种不孝的行为，曾申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就算是有一千种理由，你也必须回去为你母亲送葬！”曾申对吴起说。“不行。我发过誓，不功成名就，决不回卫国。我不能违背自己的誓言。”这段短暂的师徒之谊就此结束。吴起说一不二，绝非托辞，而应该是偏执的性格使然。据《韩非子》记载：吴起还在卫国的时候，有天拿回来一条腰带，要他老婆照着织一条。腰带织成后，吴起问老婆：“我要你织一条一模一样的，为什么你织得这么漂亮？”他老婆说：“我用的原料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因为是你要用的，所以特别花了心思才织成这个样子。你系起来给我看看，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我再改。”满以为吴起会感动，没想到吴起冷冷地说了一句：“谁叫你自作主张，不按我的要求做？”接着就命她收拾衣服回娘家去——这都什么人啊？他岳父前来求情，吴起说：“我从来都是说一不二，不开玩笑的。”硬是将那女人给休了。如果那女人知道她的继任者的命运，绝对不会因为被休而哭泣，反而应该感到庆幸。吴起在鲁国又娶了一个齐国女人为妻。公元前412年，齐国进攻鲁国，连拔两城。有人向鲁元公推荐吴起，说他善于用兵，可为大将。鲁元公听说吴起的老婆是齐国人，不免犹豫，害怕吴起胳膊向外拐。吴起听说之后，回家就将老婆杀了，提着头去见鲁元公，以表忠心。这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杀妻求将”。吴起为所有急功近利而不择手段的人树立了一个典范。吴起确实无耻，但备不住吴起用兵如神。鲁元公拜吴起为将，命他带兵进攻齐军，结果吴起“大破之”，很快收复了失地，打得齐国人讨饶，主动要求谈判。鲁元公十分高兴，想重用吴起。有人对鲁元公说：“吴起这个人，多疑而残忍，为了博取功名，连自己的老婆都能杀，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一句话断绝了吴起在鲁国的仕途。正在吴起心灰意懒的时候，李悝变法的消息传到了鲁国。鲁国的遗老遗少们对此嗤之以鼻，多以为魏氏这是离经叛道，必致大乱。吴起却在黑暗中看到了一片光明。走吧，反正鲁国也没什么值得留恋的了。吴起终于离开鲁国，来到了热火朝天的安邑，通过翟璜的引见，见到了魏斯。魏斯对吴起没有太多了解，但他知道吴起曾经是曾申的学生，和李悝算是同门。于是问李悝：“你对吴起这个人有没有了解？”李悝说：“我对他早有耳闻，是个贪财好色之徒。但是如果让他带兵打仗，只怕连司马穰苴也比不上他。”司马穰苴就是田穰苴，是春秋末年齐国著名的兵法家。拿司马穰苴作对比，等于告诉魏斯，吴起是当世第一兵法家。魏斯听了大喜：“那我就用他为将。”这位勇于变革的英主，深受卜商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决不拘泥于以德取才的旧观念。这倒不是说他不爱德，安邑城中的有德之士已经够多了，卜商、田子方、段干木都是德才兼备的博学鸿儒。现在他需要的是能征善战的将军，是能够将秦国人赶回西方、让齐国和楚国不敢轻举妄动的军事家，至于这个人的品行如何，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换而言之，当他需要一条狗的时候，他只管这条狗会不会看家防贼，才不理会它是白狗还是黑狗，是黑背还是哈士奇。如果说，李悝是让秦国有所忌惮的人，那么现在，让秦国颤抖的人粉墨登场了。吴起的军事主张，集中体现在《吴子兵法》里。简明扼要地说——第一，吴起主张把政治和军事结合起来，对内修明文德，对外积极备战，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废。换而言之，他认为军事强大的基础是政通人和。第二，在治军方面，他也强调政治优先，用道、义、礼、仁等儒家思想教育将士为统治者卖命。第三，他主张兵不在多而在于精，要建立一支“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挡，退不可追”的精锐部队。为此，必须要选募良材，加强训练，重用勇士，赏罚分明。根据上述指导思想，吴起上任后，立马对魏军进行改革，建立了所谓的“武卒”制度。武卒即职业军人。春秋时期，职业军人基本由士以上的贵族阶层充任；平民和奴隶则充当义务兵，平时从事生产，打仗的时候则自备武器跟在贵族的战车后面作战。到了战国时期，随着土地制度改革，各国纷纷由封建社会向专制社会进化，原来的贵族特权被打破，平民通往权贵的道路被打开。吴起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变化，他的武卒制度实际上就是
英王之后金励衡口述时间：2005年11月23日地点：北京西城区南樱桃园回民医院家属宿舍访谈者：定宜庄在场者：岑大利注136[访谈者按]老北京人常说的“穷德胜门，恶果子市，不开眼的绦儿胡同”，指的是顺“穷西北套”往东延伸到德胜门城根儿的一带地区。“穷德胜门”无须解释，至于“恶果子市”，是做干鲜果品生意的市场，既然是做买卖，就有欺行霸市各种勾当滋生，故曰“恶”。而绦儿胡同中有很多人以捡破烂儿为生，便被嘲笑为“不开眼”。由此可知，生活在这一带的应以穷人居多。但金励衡却是“天潢贵胄”，注137他的先祖是英王阿济格，那个最受努尔哈赤宠爱的大妃所生的幼子。虽然他这一支的祖上已不再是府门儿的王公，但从他的叙述来看，他家的败落是自清朝覆亡才开始。虽然金先生更愿意与我谈论那个被逼殉葬的大妃以及她生的小哥儿仨(即多尔衮、多铎和阿济格)的故事注138，但我感兴趣的却是他祖父在家庭败落之后，在果子市经营果品的经历。前面谈到，清亡后的满洲皇族，较著者多以作画与写字为生，还有很多靠变卖家产度日，像金励衡的祖父这样全凭自己的才能经营商业并且游刃有余颇为成功，在爱新觉罗子孙中，是一个很罕见的形象。与前面毓旗的口述一样，这是又一个由孙子讲述的爷爷的故事，自有与“穷西北套”那三位女性不同的视角。金励衡医生接受访谈时为74岁，退休前是北京市宣武区(今西城区)回民医院的副院长。《爱新觉罗宗谱》中金励衡家族支脉一览：
1.祖父的生意
金：我祖父的父亲，我的老祖啊，那会儿就指着吃国家的钱粮，皇上给的国家给的，一个月给多少钱给多少粮食，反正到时候就给。那会儿对老头的评价就是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什么本事都没有，反正有吃有喝吧。可是后来就越来越没落了，生活就不够了。我祖父哥儿三个，我祖父行二，一个哥哥一个弟弟，还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就是同母生的，要是叔伯的就多了去了。我那个大爷爷，他是御前大臣。定：御前侍卫吧？金：对，御前侍卫。那会儿反正是光绪了，溥仪了，我祖父要活着100多岁了么，他是我祖父的哥哥呀。辛亥革命以后什么不干，有点儿积蓄，家里头挺破落的。他后来半身不遂，结果我那大太太，满族不是管奶奶叫太太么，大太太就把我这大爷爷送到我们家去了，送到他弟弟这儿来了等于。她不管，反正她经济也困难。我祖父反正那会儿有钱吧，和我父亲，吃喝拉撒地就照顾着。后来见好了，就拄一拐棍在院子那儿遛弯儿，现在我那印象还挺深的。后来第二次脑出血还是怎么就死在那院子了，就在那院子我祖父还给搭的棚办的事儿。我祖父的弟弟呢，我管他叫三爷爷，就更破落啦，挺聪明的人什么也不干，靠我祖父一个月给多少斤杂和面儿。老找我祖父要钱来，也早就死了。我祖父还有一个亲姐姐一个亲妹妹，她们的爱人也都是侍卫，等于大清国一不行就都不行了(笑)。她们都住在西直门那块儿。我祖父的妹妹住在桦皮厂，现在还有，我祖父的姐姐住在后桃园，靠城根儿，西直门里头。现在这前桃园、后桃园可能没了。定：那不都是过去特穷的地方，是“穷西北套”吗？金：穷噢！我们原来住的地方也是穷啊。从我老祖来讲，是什么也不会干，就指着吃钱粮。到我祖父那儿呢，就苦了，生活就没有着落了。我祖父什么都做过啊，摆摊卖白酒，卖过煮饺子，做莲花灯，原来七月十五不是放莲花灯吗？什么都会。他没什么技术也没什么文化啊，我祖父连小学都没上过。后来就在果子市卖力气，当时叫伙计。我祖父一个肩膀能扛300斤栗子，那不容易啦。后来商店的老掌柜死了，一看我祖父也挺能干也挺吃苦的，就让我祖父接着做这个商店了，就熬到当了掌柜的。这个商店原来叫老合店，我祖父接过来以后就叫合店存记，我祖父那辈不是姓存么，所以老本家老亲戚都管我们叫果子市存家，一提果子市，就知道是我们了。5路汽车不是还有果子市一站呢么，现在不叫果子市了，叫鼓楼西大街了。北京的果子市原来有两个，这个叫北市，前门那个叫南市。南市大北市小，都是卖干鲜果的。注153我祖父原来卖鲜果，后来鲜果里边呀太累太乱，就专门卖干果，栗子、枣。我祖父赚钱主要就赚在这栗子上。另外我祖父还是一个商店的股东，果子市最大的商店，叫泉德长，卖百货的，就是杂货店。定：他到哪儿进货去呀？金：货全是从德胜门进来的。定：他是不是就到德胜门那儿趸栗子去？金：人家给送。平谷的、顺义的、昌平的、怀柔的，山里人啊，一到栗子熟了，就赶着骡、驴子，不用马，马根本扛不动。那也很辛苦的啊，头天晚上半夜三更就起来了，什么时候到德胜门？第二天的下午才到德胜门哪！到德胜门把这货物啊，栗子也好，枣也好，就都卸到商店里边，人跟牲口就都住大车店了。人吃饭，牲口吃草，那儿都有大炕，几十米长的大炕。哎，第二天，才过秤。我还记得小时候看见当地送货的农民，有的还留着清朝的辫子。有的把辫子铰了呢，就跟现在男的似的，留着跟女的似的头发。我还挺奇怪的，这男的怎么梳辫子，怎么留那么长头发呀。现在琢磨呀，怀柔、延庆那边净是满族，密云檀营注154，怀柔的喇叭沟门儿注155，那不都是满族么。然后小商小贩上这儿来买来，就是搞批发。核桃、山楂，晾干了的柿饼儿。杮饼就是串儿的那个，也叫串饼，用麻绳串一大嘟噜。定：都挂在身上？金：(笑)山里红才挂着哪，杮饼可挂不了。还有庚饼，就是现在那高庄杮子，一个儿一个儿的，杮饼就是串儿的。庚饼不太甜，可是杮饼甜。定：有人吃么那会儿？2.关于祖上的故事
定：关于您祖上的那些事，您是怎么知道的？是从小听老人说的，还是后来学满文的时候自个儿从书上查的？金：这个啊……反正说来话长啊。阎老弟，你把我放了，这事就过去了，咱们一如既往地反蒋！你只需支援我充足的军火……末了，冯玉祥以一句相当雷人的话作为总结——相信我，没错的。我冯玉祥绝不是背信弃义的人！阎锡山心想你不算背信弃义，谁还背信弃义。但他不敢再耍心眼，全部照做。由你阎锡山奸似鬼，也喝了冯玉祥的洗脚水。原来，冯家班的将领们是在冯玉祥的授意下诈降蒋介石。当然，冯玉祥的心态和演技也很不错，不因为自己被阎锡山虐待就意气用事，而是始终抱定拉阎锡山一起下水的初衷，终将阎锡山这个老狐狸拖下了水。就这样，冯玉祥将山西、将晋绥军、将善于避重就轻的阎锡山裹挟到了反蒋第一线。冯、阎联手，核心出现，登高一呼，从者云集。失势的汪精卫响应。新桂系响应，李宗仁等人赶紧回到广西，布置一切准备报仇。不对劲吧，李宗仁哥仨不是卷铺盖走人了吗，怎么还能回到对头俞作柏、李明瑞当家作主的广西？俞作柏和李明瑞也真是有些意思，回广西后不久，就跟着汪精卫同蒋介石开战不说，还被正在广西工作的邓小平给引导向善了，尤其是俞作柏的亲弟弟俞作豫和亲表弟李明瑞，作为主力跟随邓小平发动了百色起义，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在这种广西局势骤变的情况下，李宗仁哥几个混回广西吃饭还是比较容易的。在冯玉祥、阎锡山卓有成效的公关工作下，各地大大小小的军阀也表示响应。比如孙殿英，就是由冯玉祥亲自来做思想政治工作拉拢的。冯玉祥对孙殿英刚刚挖完慈禧坟的行为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我搞活的你搞死的，大家都是“革命”，殊途同归！孙殿英本来自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下三流的盗墓贼，没想到自己一贯崇敬的冯老总不但不歧视自己，还正面肯定自己，孙殿英感动得泪流满面。在不能把心掏出来给冯玉祥的情况下，也只能靠效犬马之劳聊表寸心了。刚刚被打残的石友三、张发奎也宣布回归战斗。那个在孙中山北上时转战几千里打回河南老家的樊钟秀也加入了反蒋大军。
摘桃子的张学良
1930年5月，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军阀混战——中原之战全面爆发。对于这场正义和道义的含量极低的混战，实无细写的必要，因此在这里向大家简单地汇报一下战况。兵力：反蒋联军约七十余万人马，蒋介石麾下的中央军及其拉拢过来的军阀部队总计六十余万。战场：基本上就在津浦路、陇海路、平汉路三条铁路沿线附近。说民国时的铁路大家可能不熟悉，还好如今这三条扩建后的铁路依旧在发光发热。津浦路就是京沪铁路的一段（天津到南京），陇海路就是如今的陇海—兰新铁路的一段（宝鸡至连云港），而平汉路则是京广铁路的一段（北京到武汉）。再粗略一些，主战场就在河南，至于山东、江苏、湖南等地算是次战场。7月初，何应钦联合粤军蒋光鼐、陈济棠和湘军何键把实力已经锐减的李、黄、白“三驾马车”给揍散了架，也把张发奎虐成了光杆司令。8月初，阎锡山的晋绥军也被揍得满地找牙。阎锡山虽然搞经济建设和内政的本事过得去，但他军略一般，擅长的是防守而非进攻，而且他地盘小、军队少，战争潜力不佳，被惨揍一通实属应有之义。人在低潮的时候，总是会有些不自信，甚至怀疑一切。这一点在阎锡山身上得到了完美的诠释。有小人在阎老板面前告黑状，说前线总指挥傅作义要投降蒋介石。阎老板一咬牙，自断一臂，把头号大将傅作义给撤了下来。号称“民国第一善守之将”的傅作义下来了，阎老板还有啥抵抗力？9月中旬，冯玉祥的西北军精锐——骑兵队和铁甲车队覆没，主力尽溃。西北军败得如此之惨，既是因为之前输了一仗，也是因为战斗力不强，但更是因为后勤补给太差。冯玉祥占据的地盘大都是穷乡僻壤不说，他自己既不擅长搞经济建设，也不懂改善民生，所以不但财政赤字连年疯狂增长，也没有阎锡山之山西、李宗仁之广西那样靠谱的根据地，只能指望救济过活。但问题是，苏联因为觉得他靠不住已经断了援助，阎锡山又是一个葛朗台，赞助不了几个钱。因此，以西北军的经济情况，能够勒紧裤腰带打几仗就谢天谢地了，哪里支撑得了五个月之久的战争。冯家班经济状况窘迫也就罢了，问题是蒋介石还落井下石——向冯玉祥麾下的近十员大将发起了金钱攻势，结果这帮缺衣少食、缺枪少弹的人没能经受住物质诱惑，出现了集体反水。其中为首的居然是如今咱们都熟知的爱国将军吉鸿昌，吉鸿昌倒也光明磊落，反水之前还通知前老板冯玉祥：大哥，我决定诈降蒋介石了，你多保重！西北军的大将都这样了，中低级军官就更别提了，面对蒋介石这边的军事专家（杂牌军的头头，第三军团总司令）和外交活动专家何成浚的“两弹”攻击——“银弹”（银元）加“肉弹”（有点姿色的妓女），纷纷丢盔弃甲。客观地说，在这场战争中，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中央军——黄埔教官刘峙、蒋鼎文、陈诚、卫立煌、顾祝同，黄埔学生胡宗南、胡琏、宋希濂和张钟麟等人都表现得很不错。为了抢地盘和捞好处，一些地方部队也表现得很卖力，像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占领潼关，断冯玉祥的退路，霸占西安，蔡廷锴、蒋光鼐的第十九路军大败李宗仁部于衡阳城下……战斗进行到现在，谁胜谁负已经一目了然。远在东北的张学良自然也能看出来。1930年9月18日（注意这个日期），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支持中央政府，挥兵数万入关武装调停。实际上，中原大战伊始，反蒋联军和蒋介石都曾争取过张学良，希望将其拉拢过来，壮大自己，但张学良选择了坐山观虎斗，待价而沽。张学良选择这种比较现实的做法，自然是有原因的。1929年下半年，张学良跟苏联在东北打了一架，史称“中东路战争”。据张学良后来回忆，他挑起这场战争是出于如下三个目的：一、近年来，东北军在内战中屡战屡败，为世人所看不起，得不到尊重，因此必须要打一场胜仗为东北军正名。二、张学良的权力是继承来的，不是靠自己拼出来的，东北军内部有很多人对他不服气，虽然他找了一个借口杀掉了最不服气的杨宇霆，但杀人并不是树立个人权威的最好办法，最好的办法是打一场大胜仗，证明自己是一名优秀的统帅。三、争夺中东铁路的所有权。在张学良看来，俄国人不仅打输了日俄战争，而且苏联在东北的势力也不如日本人强，所以找更弱的苏联人打上一仗，既能为东北军正名，也能增长个人权威，还能争夺中东铁路的所有权为国争光，于己于国都有利，有什么理由不干？想法挺好，可惜张学良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过于冲动。他以为苏联还是日俄战争时期的俄国，在不了解对手的情况下就贸然地发动了战争。果然，事与愿违，东北军死伤过万，不仅没打过苏联红军，还让苏联把黑瞎子岛给占了。但输仗失地不是最严重的后果，最严重的后果是让日本人看清楚了东北军的虚弱和中国人的不团结，刺激了日本人的野心。之所以说中国人不团结，是因为当初东北军跟苏联干仗的时候，也就蒋介石支持了一部分军费，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包括蒋介石都没有军事行动支持。这也是导致张学良选择坐山观虎斗的原因之一——报复这几位的淡漠。话题回到张学良挥兵入关上。即便张学良入关对蒋介石取得最终的胜利帮助不大，可他还是要收取好处的——约两千万银元的出兵费，黄河以北交给他负责。朋友是在你最孱弱的时候伸出援手的人，而不是趁火打劫的人。这么看来，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关了张学良大半辈子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双方建立关系的核心还是“利益”二字。张学良的入关毫无疑问就是压垮骆驼的那最后一根稻草。11月初，阎锡山、冯玉祥通电下野，军队分别被张学良和蒋介石改编，中原大战结束。战后报告总结大会
1930年，历史在这里拐了一个弯。发生在5月至11月的这场中原大战，算上张学良入关的部队，有近一百五十万军队参战，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前所罕见。最可怜的当然是老百姓，尤其是河南老百姓，哀鸿遍野，白骨千里。军阀之中，冯玉祥算是输得相当出彩的。西北军被蒋介石化整为零，一块块吃掉，仅仅保留了一个被改编的二十九军，曾经横扫西北的冯家班就此散伙，冯玉祥的西北军时代一去不复返。至于阎锡山，他的军队大部分被张学良改编，本人则被蒋介石要求离开山西出国考察。可阎锡山没听蒋介石的话，而是凭借留学日本的经历，以及一直对日友好的态度，得到了日本人的保护，一直待在大连搞破坏活动，等待翻身的机会。新桂系也输得很有节奏感。大哥李宗仁的本部人马损失殆尽，只得暂时下野蛰伏，以待起复的时机。李宗仁没有傻等，他知道机会得靠自己创造和争取，所以他不在老家广西混了，跑去广州常驻，抱粤军的大腿，跟刚刚揍过他的粤军陈济棠搞战略合作，建立了割据两广的统一战线。表面上看起来，李宗仁抱的这根大腿很是粗壮。陈济棠在“蒋桂战争”和“中原大战”中完美发扬了“牛马作风，土匪心肠，妓女态度”的军阀精神，迅速地壮大了自己，拥兵近二十万，人称“南天王”，目前正在“老天王”陈炯明走过的联省自治的道路上奋力前行。二哥黄绍竑则心灰意冷，在不出卖新桂系利益的前提下，投降了蒋介石。大哥二哥都离开了广西，原本入伙时力量最弱的三哥白崇禧终于熬出了头。素有野心的他，依靠新桂系在广西所剩不多的军队，大搞民团制度（全民皆兵，相当于今天的民兵），将新桂系建设成了“白崇禧”牌。汪精卫想借机再度出山执政的愿望，只能再等机会实现了。对于唐生智、张发奎来讲，一切都已是浮云。石友三也是输得精光，还好他拉得下脸来，又找了一个新老板——同是东北人的张学良。樊钟秀输得最惨，连命都丢了。说完了输家，来看看所谓的赢家。摘桃子的张学良在中原大战中的收获颇为丰厚。相比于冯玉祥、阎锡山这些老油条，相对简单的“暴脾气”张学良更得蒋介石的信赖，于是两人义结金兰。之后，蒋介石履行了对张学良入关的承诺。张学良被委以陆海空三军副总司令重任，坐镇北京，一人统揽河北、山西、察哈尔、绥远、辽宁、黑龙江、吉林、热河八省，北京、天津、青岛三市，基本上统治了整个北方，超过了老子张作霖曾经的版图，可谓风光无限。但是，张学良率兵入关接收地盘，造成东北兵力空虚，为日本全面占领东北创造了机会，并由此助长了日本全面占领中国的野心。蒋介石看似赢了，打败了各路军阀，但实际上很难说赢。说他没赢是因为他除贼不尽。如果当时蒋介石咬咬牙，一鼓作气，派遣嫡系部队攻入广西和山西，李宗仁和阎锡山的历史就有可能至此终结。可他偏偏不这么做，因为他希望由湖南、广东、云南的地方军阀出兵攻打广西，由张学良出兵收拾山西，他自己则坐收渔利。但问题是，这些地方军阀不是傻子，谁也不愿意做这种吃力未必讨好的事情，结果大都是虚张声势一番就偃旗息鼓。蒋介石自作自受，在接下来的十数年中，阎锡山、李宗仁、冯玉祥、汪精卫变着法子反蒋，斗争一刻都没有停止过——阎锡山在共产党、蒋介石、日本之间摇摆得利，此所谓“在三颗鸡蛋上跳舞”；李宗仁借共产党的力量“逼宫”迫使蒋介石下台；冯玉祥的部队大量投共降日；汪精卫降日。话又说回来，中原大战还是给蒋介石带来了一定的好处。首先，他成了中国的最高权力标志，暂时稳定了权力格局，为民国的经济发展创造了相对稳定的环境。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终于得以腾出手来对付共产党。这两年的军阀混战过于夺人眼球，以至于大家忽视了一支不知不觉成长起来的力量——共产党。蒋介石专注于北伐和摆平各路军阀之际，无暇顾及共产党，这给共产党的成长提供了两个便利条件：其一，军阀战争创造出成群游荡的逃兵溃卒，这些人极易被共产党吸收改造，从而扩充兵源；其二，国民党派系内讧、中原大战大大消耗了国民政府的力量，这给共产党提供了成长的时间和空间，使得共产党在苏联的金钱及武器援助下，有足够的机会去扩张。有了上述便利条件，共产党更加坚定了武装割据的决心。星火燎原
在南昌起义之后，有两次至关重要的起义咱们没有讲。首先是秋收起义，秋收起义的领导人是毛泽东，军事指挥是黄埔二期的卢德铭（死于突围）和余洒度（后叛变）。1927年9月初，秋收起义在湘赣边界爆发。起义军的主力是农民赤卫队，训练不足，武器基本都是梭镖。什么是梭镖？毛泽东形容为“一种接以长柄的单尖两刃刀”。起义很快就失败了，起义军被迫撤向江西。由于部队缺乏补给，导致士气越来越低落，开小差已经成了公开的行为。这时，34岁的毛泽东体现了他的过人之处，他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队伍先停下来，咱们就地开会。这个临时决定开会的地方叫三湾村，这次会议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毛泽东决定：其一，将部队由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将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的余洒度免职。其二，支部建在连上，党指挥枪。其三，官兵平等，不许打骂士卒。“三湾改编”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也让士兵们在艰难的处境中感受到了长官的不抛弃不放弃，从而使军心渐稳。接下来，部队来到了一个叫井冈山的地方，这里山高林密，地势险峻，易守难攻，适合长期发展，因此毛泽东决定不走了，他要把这里建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根据地。其实，井冈山已经有了两个“山大王”：袁文才、王佐，不过二人很快就被毛泽东收服了。在此期间，毛泽东结识了第三任妻子贺子珍，两人于1928年5月完婚。就在这时，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残部发动了湘南起义，可惜他们的对手是李宗仁，起义军很快就只剩下了一万多人。好在朱德、陈毅收到了毛泽东已经在井冈山站住脚的消息，于是振臂一呼，率领剩下的近万人退到井冈山。1928年4月底，朱毛握手，会师井冈山。会师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整编，部队改叫中国工农红军。由于部队中的大部分军官都来自国军第四军，而且第四军的“铁军”名头实在是响亮，于是将番号定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这就是为什么还没有一二三军就先来个第四军的原因。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陈毅任政治部主任，林彪任营长，粟裕任连长。这支红军又被称为“朱毛红军”，从此朱、毛并称。八个月后，刚刚加入共产党的前国军军官彭德怀，在发动“平江起义”之后率军来投。一时间，井冈山群英荟萃。共产党的第一主力团队——井冈山团队，就此成型。秋收起义之后，即1927年11月，共产党在湖北黄安（今红安）、麻城地区领导了一场大规模的农民武装起义，即“黄麻起义”。以此次起义为基础，张国焘和徐向前等人于1931年建立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地位和作用仅次于井冈山团队的鄂豫皖团队，由此诞生。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起义居然孕育了徐海东、李先念、董必武、王树声、陈锡联、刘华清等数百位共和国将帅和国家领导人，而起义的中心地红安县，居然以此为开端，走出了两百余位将军，使得几乎每七位开国将帅中就有一个红安人。红安县由此获得共和国“将军第一县”的名号。秋收起义和黄麻起义结束后，军阀与政府大打出手，红军则抓住这个空子迅猛发展。一年多的时间里，红军通过开展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团结农民，使得自己的根据地如雨后春笋，一个劲猛长。到1930年春，共产党手里已经有了大小十多块根据地，十四个军近十万红军。令人惊喜的是，到8月时，红军首次出现了“方面军”。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又叫中央红军，朱德任总司FREE XXXX MOVIES HD GIF意见。1905年9月24日上午，北京正阳门火车站军警林立，岗哨密布。慈禧太后钦派的五大臣：湖南巡抚（省委书记）端方、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财政部副部长）戴鸿慈、兵部侍郎（国防部副部长）徐世昌、商部右丞（商务部副部长）绍英带着大清国的希望走入了火车包厢——五大臣将转道出洋考察西方国家的宪政。没有人注意到，一位随从打扮的人从乱纷纷的送行人群中挤上了五大臣的包厢。包厢门口的卫兵警觉地问：你是哪位大人的随从？那人答道：泽公爷（载泽）府里的。怎么以前没有见过你呀？卫兵越发觉得此人面生。我是新进府的！说话间，此人已挤到了包厢前段之夹道中，背向卫兵的一转身间，他的手悄然摸进怀中，眼角余光飞快地捕捉到了五大臣的座位。正当此人欲掏出怀中的撞针式炸弹时，不料恰逢火车的机车与车厢挂接，车身被撞得猝然后退，车上人均为之倾侧。此人手中的炸弹未及掏出抛掷已自动引爆，轰然一声巨响，弹片与血肉横飞，紧靠着他的三名仆役亦被炸死。五大臣因距之较远，仅绍英伤势较重，徐世昌受轻伤，其他人基本安然无恙。这个“随从”，当然就是北方暗杀团分舵主吴樾。吴樾刺杀五大臣的目的也很简单：当时国人都认为，清朝目前颇有起色，只要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进行改革，就还有强大起来的希望。而吴樾和陈独秀是坚决的推倒重来主义者，对，就是革命派。他们显然不想让清朝有翻身的机会，于是决定阻止五大臣出洋考察。事后虽说少不了军警出动，全城鸡飞狗跳。但吴樾单枪匹马，又粉身碎骨，从何查起？短时间内根本破不了案。不过，吴樾的小算盘在把阴谋当盐吃的慈禧眼里根本就算不上计谋。慈禧很清楚这起刺杀案背后的玄机，她把受伤的绍英和徐世昌换了下来，又凑齐五大臣，按照原计划出发。别了，科举制袁世凯在忙着推动五大臣出洋考察的同时，也终于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1905年，袁世凯的对头王文韶卷铺盖走人了。因为身体老化，无法继续坚持工作，不得不退休。袁世凯是一个政治嗅觉非常敏锐的人，他的直觉告诉他，王文韶的滚蛋，是一个废除科举的好机会。没有恋栈科举的王文韶带头阻挠，一个连政体都舍得改造的慈禧还会畏惧废除科举吗？袁世凯深信改革已是大势所趋，任何阻挡废除科举的人都将被历史的车轮碾作尘土！1905年9月2日，袁世凯把张之洞、端方等名气很高的封疆大吏拉上自己的战船，联合上奏《请废科举折》：臣等默观大局，熟察时趋，觉现在危迫情形……实同一刻千金……强邻环伺，岂能我待……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袁世凯领衔主演，张之洞、端方等黄金配角搭戏，一群举足轻重的南北封疆大吏摆出一副不废科举就要亡国的架势，慈禧哪好意思不认真对待，哪好意思不给面子。同日，慈禧下诏，所有科举考试全部停止。至此，这一历史悠久、传承一千三百年、被誉为“中国第五大发明”的科举制度，几经周折，终归废弃。让我们一起铭记这个日子吧！也记住袁世凯的努力！随后，袁大官人再接再厉，宣布在直隶省内，女子可以读书。从此，女孩子可以光明正大地走出家门读书识字。中国第一所女子师范学堂——天津北洋师范女学堂在袁大官人如春风般温暖的关怀下，于1906年正式成立。很可惜，学堂成立后没有什么生源，毕竟大部分男人都不愿自己的女儿或女人抛头露面，风言风语的多丢脸！袁大官人有办法！经过耐心说服劝解，自己的老婆和女儿终于答应入学读书，为天下人做一个表率！在堂堂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家眷的广告效应下，众多家庭纷纷丢下脸面包袱，把自己的女人和女儿从闺房中解放了出来，送入学校学习。一年多以后，学校的生源终于稳定了下来。像邓颖超、郭隆珍、刘清扬、许广平等著名人士都毕业于天津北洋师范女学堂。成立我国第一所女子学校说明袁世凯本人对女性还是十分尊重的，说他积极宣扬女权、是妇女解放思想的先行者也不为过，可算是我国妇女运动发展史上的一个正面人物。但他自己的行为不太说得过去：一妻九妾。不仅如此，其中还有三位是妓女。如此看来，袁世凯同志还是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我国传统官僚宽于律己、严以待人的管理理念。不管如何，到现在为止，袁世凯依然是神勇与智慧并存，他有勇气，并且善于发现机会，能够准确预见到事情发展的方向！第十三章孙中山“劫赌款”
广州大劫案
1905年是精彩的一年，前面已经说完了这一年的两件大事，再接着讲第三件大事，不过这第三件大事是由一场劫案引发的。时间回到十年前……一起未遂的“惊天大劫案”在广州成功告破，并缴获了枪支刀具等多种管制武器。这是1895年重阳节震撼广州的头条新闻。这起“劫案”是横跨境内外的一个秘密组织干的，巡警逮捕了四十多名案犯。据案犯供称，其抢劫的目标就是广东官方赌博“闱姓”的赌款。解释一下，“闱姓”是一种彩票，清末盛行于两广，是猜科举考试中榜者名字的一种赌博活动。两广总督谭钟麟在写给朝廷的案情报告中说：据被捕案犯陆皓东等供称，他们打探到彩票发行当局已积攒票款数百万，所以就想打劫赌资，进攻彩票当局所在地——广州西关（今荔湾）。其中主犯杨衢云在香港招了五百人马，分批进入广州城。幕后主使孙文在广州找了三处地方安排他们居住……本定初九（重阳节当天）动手，但人手没有到齐，改为十二，不料初十就被巡警捉拿破案。这当然绝非一起“劫案”，而是武装暴动，即国民党党史中所称的第一次广州起义。不过谭钟麟认为这是一起单纯的赌款劫案，他有两个理由：一来这帮人确实是冲着这几百万的赌款去的，目标明确；二来这帮人大都是绿林好汉，来自江湖，是有案底的，说他们这么快就转变成了革命党，有点不太让人信服。朝廷对这起劫案中涉案人员的看法如何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劫案中又见到了久违的孙中山。说句实话，孙中山选择的暴动时机不可谓不妙。年初，甲午战争正酣，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日军的凌厉兵锋直指北京，清国朝野震动，谁有心思注意他这么一个小人物的动静？所以，孙中山才决定“在两广独立成立共和国”。他当然没想到，计划在九九重阳节（10月26日）举行的广州暴动，却因为他的同志们形迹可疑，被巡警发现，因而彻底失败。这一次，孙中山的左膀右臂——陆皓东被捕就义。但陆皓东留下了一笔宝贵的遗产——亲手设计的青天白日旗，日后成为国民党及其政权的标志。认真说起来，革命早期的起事失败一般都是因为一个原因：消息泄露。不知道是他们中间有叛徒，还是民众心向大清，又或是他们太高调了。但有一个事实是可以肯定的：队伍不太好管理，无组织、无纪律，因为他们都是江湖中人。这一次，就是因为这些大佬不守时，才给了谭钟麟一个机会。下面就来说一说在这起劫案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绿林好汉们。黑道风云200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此处要谈的江湖，是一个秘密组织。它的名字，或许看过《鹿鼎记》的人会有一些印象——“地振高冈，一脉溪山千古秀；门朝大海，三合河水万年流”的暗语、武功高强的总舵主陈近南、混上了堂主位置的韦小宝……没错，它就是“天地会”，又称“洪门”。天地会的保密工作做得不错，即使到了现在，也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它的起源，只知道它大概出现于清初，或许是因为要反清复明，又或许是因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反正就冒出了这么个强力的黑社会武装组织。还好，这一切都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它的生命力很强。虽说清朝统治者一向很心虚，总觉得自己是塞外小族，人少力量小，对于有反心的非法组织总是坚决取缔。可惜清朝跟所有的传统王朝一样，中央集权还做得不到位，能力有限，手脚伸不到最基层的乡村去，而乡间的实际当权者——乡绅们又对这种破坏性不大的民间组织没有什么太大的热情去遏制。所以，天地会就一直像野草一样，死而复生。朝廷的镇压不仅没有歼灭他们，反而让他们平白生出了反叛性，在极个别怀有政治野心的家伙的挑唆下，一有机会，还真就反清复明地干一下。这样下去的结果，就是反清复明的大旗越扛越红，比如白莲教、太平天国起事都有他们的影子。在这里要特别表扬一下曾国藩，作为晚清帝国挽狂澜于既倒的英雄，居然也为天地会事业的发展添砖加瓦。前文说过，曾国藩作为一个懂得进退的谨慎之人，在功成名就以后，很担心受慈禧猜忌，于是主动裁减自己的嫡系——湘军，除部分人员改编为长江水师外，大量湘军被遣散。但曾国藩没有料到，当惯了兵的人是没法回乡种田的，因此大量湘军只好散落民间，其中很多人都参加了天地会，天地会越发壮大了。家大业大就不好管理了，于是发展到后来，就出现了“三合会”、“青帮（清帮）”、“哥老会”三足鼎立的局面，至于“致公堂”、“三点会”、“小刀会”、“匕首会”之类的小分支也是数不胜数。其实无论是三合会或是青帮、或是哥老会，乃至于那些小帮会，仍属于天地会这个大系统。只是各个地方的帮会再也没有了统属关系，甚至一省一地的帮会，也是谁都不买谁的账，各做各的龙头大爷，只管自己麾下的一摊子。力量太分散，打出去的力量就不够强。因此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后，天地会一系的帮会就再也没有取得过什么像样的成绩。因为他们不明白这个道理：强度永远战胜广度，就如同找到一个富矿来挖，远比在各个贫矿中这儿挖一块、那儿挖一点强得多。没想到时过境迁，几十年之后机会又来了。清末，随着一系列的战败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老百姓不仅地位越来越低，而且分摊下来的赔款也让大家的生活质量越来越低，人们对清朝的统治已是日益不满。这时，一些精英人士站了出来，四处倡言革命，不过这些精英人士的声势虽大，但都是赤手空拳的“三无”书生：无权、无钱、无兵。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无一不是如此。因此，团结各种反清力量组成统一战线，便成了精英人士唯一的选择。自然，联合现成的反清力量——天地会系统，便摆上了他们的工作日程。毕竟帮会要钱有钱、要人有人，最重要的是渗透到了社会各个阶层，力量很好、很强大。岳王会扛把子陈独秀曾经对青帮做过一次调查。他说：青帮是上海最强大、最有势力的团体，无孔不入，他们老头子（首领）的命令效力强过官府，上海的秩序安宁也操控在他们的手里……上海只有三百万的人口，青帮会众却在五十万以上。幸好，从战国时代苏秦、张仪的远交近攻开始，到后汉三国的诸葛亮联吴抗曹，政治家们的口才一向很好。以孙中山他们的语言能力和组织能力，搞定帮会还是轻而易举的。所以，孙中山后来公开加入了海外华侨组织的天地会分支致公堂，黄兴也做了哥老会的大龙头。至于蒋介石，虽然只是青帮的普通成员，但他有当龙头的兄弟陈其美、老师黄金荣罩着。自从革命与帮会产生了亲密关系，帮会就有了特别的称呼“会党”。会党为支持革命而慷慨助饷，在武装起义时能冲锋破敌，真是尽其所能，不过会党也有它的劣根性——破坏强于建设。不知道孙中山他们能不能把会党打造成一支铁血之师？孙中山的小宇宙爆发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先生逃亡了！逃亡是革命党人的必修课程，试问谁人不跑路，谁人不在路上跑？从孙中山开始，革命家们就在路上奔跑。不过这一次，孙中山的逃亡历程应该会很艰辛。慈禧很重视孙中山的这次造反行动，老太太说：不惜一切代价捉拿孙中山，我要活剐了他！因此，她派出了大批暗探跟踪追捕，并通报所有驻外使馆缉拿孙中山。因为害怕大伙出工不出力，据说老太太还重金悬赏：但凡抓到他的，升官赏钱不说，还能分房子！追缉的力度挺大，孙中山的逃亡之路自然很艰辛，基本上成了环球旅行。剪掉辫子穿上西装的孙中山，逃亡之路的第一站是日本，还好那时出国没有签证之类的麻烦，去日本甚至比回广东老家还方便。对于日本他一直心存好感，因为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迅速成为世界级的明星国家，到底是什么让日本发展神速？孙中山一直希望能够亲自来到这里找到答案，只是没有想到，自己第一次踏上日本国土竟是为了逃命。但他并未在日本多待，随即转往美国。1896年秋天又逃到了英国伦敦。这一逃就绕了地球大半圈。说到这里，就要谈一谈孙先生身上最伟大的特质——信仰坚定、百折不挠、绝不服输，必要时破釜沉舟，为着远大目标在所不惜。孙先生实在是把不拘小节的英雄本色发挥到了极致。孙中山到达英国后，原本以为可以喘口气歇一歇，考察一下欧洲各国的社会、经济制度，找一找救国真理，顺便筹点活动经费。没想到，尽职尽责的朝廷密探早已经盯上了他。在他到达英国之后的第十天，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他就被逮住了，关在清朝驻英大使馆。细节决定成败，孙中山的生命本该就此结束，可他的一个良好的习惯救了他：他信仰基督教，每天都要抽空做祷告。使馆里的两个仆人：一个叫科尔的男仆，一个叫贺维夫人的女仆，恰好也是基督徒。最重要的是，这二位偶然发现了孙中山的这个习惯。看在孙中山同是皈依上帝的分上，帮了孙中山一个忙：把孙中山被抓的消息告诉了孙中山的英国朋友康德黎。康德黎收到消息之后，不仅马上给英国政府写信，还把此事通知了伦敦新闻媒体。这个康德黎先生还真是个聪明人，知道利用舆论导向制造压力，迫使英国政府出面解决此事。事情就像康德黎预料的那样，一时之间，伦敦报界大肆报道孙中山蒙难事件，用词触目惊心，比如“绑架”、“身陷伦敦”、“中国公使绑架事件”、“革命者被诱拘于伦敦”……在媒体的刻意炒作下，孙中山成了一宗“轰动国际的绑架案的主角”，引起了英国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迫于舆论的压力，英国政府出面，迫使清朝驻英大使释放了孙中山。1896年10月23日，孙中山终于又呼吸到了伦敦自由的空气。迎接他的是一个令人激动的场面：等待采访的记者一拥而上，而他则被簇拥于众人之中，有问即答，各记者随答随写，其疾如飞……当时，包括美国《纽约时报》在内的世界名报都以显赫的位置刊载了他伦敦脱险的新闻。这还不算完，孙中山还出了一本英文书《伦敦蒙难记》（KidnappedinLondon）。可以负责任地说，这一事件是孙中山一生之中最重要的转折。要说之前的孙先生，在中国老百姓的心目中可能也就是一个普通的“乱臣贼子”，可是借此机会，他不仅争取到了国际友人、中国老百姓对革命的同情与认可，更重要的是，他给自己正名了！从此，“孙文”这两个字传遍世界，他成为人们心目中公认的中国民主革命领袖。国际政治巨星孙中山人靠衣装，佛靠金装，不过都不如名人效应光环的包装。1897年，惊心动魄的伦敦事件结束后，孙中山载誉来到了日本，因为好兄弟陈少白、郑仕良也在这里。与一年前来日的恓惶无助相比，他这一次的心情毫无疑问要轻松得多。孙中山预感到，这一次也许会有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在日本安定后不久，有两个日本人带着1897年度世界畅销大作《伦敦蒙难记》找上门来。孙中山比较吃惊，心想：你们是哪一路英雄，我怎么不认识你们？还好这两个日本人迅速做了一番自我介绍说：我们叫宫崎寅藏、平山周，在看过《伦敦蒙难记》之后，非常佩服您的人格魅力与革命情操，希望能追随您为革命效力。既然是革命友人，孙中山自然是非常欢迎，自此三人结为好友。随后在他们的介绍下，又有两个叫犬养毅、山田良政的日本人加入说，我并非一演说家，亦非一语言学家，但此均非我之短处。讨论我之长短者，不应在此方面立论。我此刻是来讲历史文化，诸位找我短处，正该从我所讲中去找寻、去指摘。因此我们讨论文化，正该先了解其长处，然后指摘其短处。不能说一人长于游泳，但偏要他比赛打网球。若不会，便是他短处。有人说，我向来讲中国史总爱举其长处，如此则容易误认为中国文化有长无短。其实要讲中国史，盛衰进退治乱兴亡都该讲。不能只讲汉、唐，不讲三国与五代。但若你来写一部希腊史，自然只该写希腊出生了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亚历山大，却不必历数希腊没有出生过孔子、释迦和耶稣。希腊后来衰了，但当希腊盛时，那些优点也不该一笔抹去不提。而且写希腊史的，正该在其盛时多着笔，衰了便无语可着了。我上面说过，讲文化依然只是讲历史。不能说今天中国不像样，便对以往不该叙述其长处。这真是：“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了。”在我幼时，六十年前的中国，抱此见解的真不少。他们当然亦是激发于一时爱国热忱。但我们若平心静气来讨论文化问题，则似乎不宜如此般一意自谴。太过自谴了，至少不客观，不真实，没有历史根据。上面说过，文化只是人生。我们在实际人生中，也哪能专找人短处的呢？无论在家庭、在社会、或交朋友、或处师生，人与人间则总有种种关系。若一意专找别人短处，此诸关系也都不可能存在。若真说中国文化只有太监、姨太太、麻雀牌、鸦片烟、长辫和小脚，那真成为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了。但试问此世界上岂不仍还有中国和中国人之存在吗？不能因为一意要骂中国和中国人，却骂到上帝瞎了眼，丧了良心，说此是无天理呀！因知做人自谴过甚，也是一病。讨论文化问题，我们也不该只如是般一味自谴自责！上述关于如何研究文化问题，我特就我们中国此六十年来学术界风气，提出下列诸点：一、应根据历史真情。二、求其异，不重在指其同。三、自大处看，不专从小处看。四、从汇通处看，不专从各别处看。五、看得远，不可专从一横切面只看眼前。六、不可专寻短处，应多从长处着眼。三以上讲了些研究文化问题所应保持的几种心习和态度。此下再略谈有关讨论文化问题的其他方面。首先谈到所谓文化精神与文化病。任何一种文化都会出毛病，但所谓文化病往往恰好正从其文化优点上生出。此层骤似颇难说，但以浅显例言，如骑者易坠，操舟者易溺，歌唱者易失音，演剧者易失态，历史上亦尽不乏其证。中国传统文化，政治方面可说是最见长的。但中国历史上大病，正以出在政治方面者为多。近几十年来，中国病痛主要亦出在政治方面。若说近代中国工商实业不发达，新科学不生根，这些话也都对。但这些只是外在短处，我们尽可设法补救，或说迎头赶上。所以老不能如此，则正为内在有病。此一病，从中国近代历史讲来，显然仍是政治病。若使政治上没有病，我们想要提倡科学，振兴实业，该不是做不到。故我说，所谓文化精神，应指其特殊长处。而所谓文化病，则正亦出生在其特殊见长处，而不在其短缺处。若要把别人长处来弥补自己短处，便有所谓文化交流与文化革新。但文化体系譬如一七巧板，只是那七块板，却可拼成一头鸟，或一个老人，或一艘船，或一所屋子，或其他种种拼法，可成种种形态。只在此七巧板中，一块位置变动，其余各块也得随着全部变。此处可见文化交流与文化革新之不易。在文化传统大体系中，从外面加些微影响，亦可使整个文化体系改头换面。当知别人长处与自己长处，骤然间未必能配合上。所怕是引进别人长处，先把自己长处损害了。自己陷入病中，则别人长处亦将不为我有。故文化交流，先须自有主宰。文化革新，也须定有步骤。此六十年来的中国知识界，既对西方文化并为加以审慎别择，而对自己固有传统更不能深细剖析其利病得失之所在，随便引进一些，却转对自己损害一些。于是意志愈激，遂有提出所谓全盘西化之说。但所谓西化，究向西方哪一国哪一民族的文化模型来化呢？这其间也得有别择，仍须有步骤，否则如何全盘地化法？“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终是件危险事。其实这六十年前乃至六十年中，文化何尝不时有革新。只为是无别择、无步骤。譬如那七巧板，初时一两块稍微移动，还依稀见得原来模样是老人、是马。后来逐块都变乱了，原来模样早已消失，但又尽拼不出新样子来。演变到近年如大陆，总算在全盘西化中选出一模子，可以照拼照凑。又无奈是文化旧根柢太深固，苦于一时斩不断。在看得见的方面纵使都西化了，但中国的自然背景还在，中国人的传统心习究难尽情铲除，势将仍受多少中国旧传统的影响。从前有人主张，要劝中国人搬全家去外国留学。但此主张决难彻底。这一家纵西化了，待这一家回到中国，岂非仍在中国社会里？若使我们能把全体中国人一口气都搬到外国，则岂不仍在外国凭空搬进了一个中国社会？我们人口又多过了任何一个外国，那岂不要把外国社会反而中国化了？这六十年来的中国人，一番崇拜西方之狂热，任何历史上所表现的宗教信仰，也都难相比。所惜只是表现了些狂热的俗情，偏激的意气，最高也只算是空洞的理想，没有能稍稍厝意到历史与现实方面去作考虑。至此，我们要讲一些文化的共态与个性。文化有共同处，是其共态。文化有相异处，是其个性。个性有长有短，贵在能就其个性来释回增美。共态是一种普通水准，个性则可有特别见长。但亦不能在个性上太发展，而在共态上太落后。如印度文化，便有此毛病。六十年来的中国人常说：“西方人用电灯，我们用火水灯。西方人乘汽车，我们坐独轮车。我们如何能与人相比。”此亦不错。但此所指，亦只在文化共态方面。在此共态之上，总还得有些自己的个性。又有人说：“我只要能和人一般地用电灯，坐汽车，个性生而俱有，却不怕遗失了。我们尽说全盘西化，但中国人总还是中国人，莫要老在这上面操心。”此一说，骤看像有理，其实是一大荒唐。创为此等说法者，实全不知文化与人生为何事。当知文化与人生，莫不由人的心智血汗栽培构造而成。哪有如哥伦布寻新大陆，一意向西，结果却仍回到东来之理。若果我们全心全力来求全盘西化，西化不成是有此可能的。若谓东方依然仍还是个东方，这却在从来的人类文化历史上难于得证。我们继此再谈一问题，即是世界文化与民族文化之别。究竟统一性、大同性的世界文化将在何时出现？此问题谁也不能答。或者我们可以说，这一种世界文化，在今天已在酝酿开始了。但何时能成熟确立，此尚有待。在我认为，世界文化之创兴，首在现有各地区各体系之各别文化，能相互承认各自之地位。先把此人类历史上多彩多姿各别创造的文化传统，平等地各自尊重其存在。然后能异中求同，同中见异，又能集异建同，采纳现世界各民族相异文化优点，来会通混合建造出一理想的世界文化。此该是一条正路。若定要标举某一文化体系，奉为共同圭臬，硬说惟此是最优秀者，而强人必从。窃恐此路难通。文化自大，固是一种病。文化自卑，亦非正常心理。我们能发扬自己文化传统，正可对将来世界文化贡献。我能堂堂地做一个中国人，才有资格参加做世界人。毁灭了各民族，何来有世界人？毁灭了各民族文化传统，又何来有世界文化？我下面将再略说文化的陶冶与修养，及其承担与护持。或有人问：你上面所说诸项文化问题及发挥中国文化优点，固然也可能很对。但中国文化在今天，确已像到了一条山穷水尽之路。要何人来承担此一番文化复兴之大任，以及如何来护持此一份文化业绩于永存呢？此一问题，该是很艰巨。但我的答案则很简单。中国古人说：“道不虚行。”又说：“苟非至德，至道不凝焉。”文化的责任，只在人身上。明末大儒顾亭林曾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此一番文化业绩之护持，其职责正落在我们当前各人的身上。自然非有一番文化修养与文化陶冶的人，便无法来善尽承担文化与护持文化之责。上次我说过，只要有中国人，在其背后则必带一套中国的文化传统，此是从一面说。但话又得说回来，今天的中国，对自己以往那一套文化传统，有的存心鄙薄，有的漠不关心，似乎中国人对中国自己文化传统，并不能如其他民族般保守与固执，此亦或可是中国人一长处。但今天若要护持与承担中国文化，则非先有人能受良好的文化修养与陶冶不可。此事可以深言，也可以浅说。今天我们或许对政治、对经济、对学术各方面感到自己力量薄弱，无法来分担此责任。但如何像样地做一个中国人，这总该是人人有责，而且人人可能，这是在人人自己本分内能力所及之事。难道我们便不能自信我自己能做一个中国人吗？你不信你自己能像样地做一中国人，难道你准自信能像样地做一外国人？若能像样地做一中国人，此人便已接受了中国传统的文化修养与文化陶冶，亦已对中国文化有所承担有所护持了。或有人还要问，中国文化究竟在将来有无出路？此则触及文化自信与文化悲观的问题上去。我上讲曾指出，在目前，连西方人也对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陷于悲观，失却自信，则无怪我们要提出此问题。但文化本是由人创造的，文化要人继续不断地精进日前永远去创造。路在前面，要人开，要人行。不开不行，便见前面无路。却不是前人创下此文化专来供后人享受。一个文化中所留下的物质成就，是可供人享受的。一个文化中所蕴有的精神力量，则待后起人各自磨炼来发扬，来持续。文化本身是属于精神的。仅存着一堆物质，到底不成为文化。因此，此一问题无可讨论。失却自信，便真可悲观。只有我们把各自信心先树立起，便见无可悲观处，接着的问题才能有讨论。以上所讲，只就我个人针对着近六十年来中国人讲文化的一般流弊和短视之处说起。我只因生在此时代，深受此一种时代思潮观念之影响，心中老觉苦闷不安，总想在此问题上找一出路，让自己心下得一解决，因此引生出这许多想念来。但我此种种想念，亦非凭空随便地想。我自问是曾在以往历史上下过一番功夫，而始引生起此种种想念的。这次一连八讲，由于时间所限，所讲总嫌空泛肤浅，又是语焉不详。我不能站在纯历史纯学术的立场来讲话，有时不免带有情感，随便空说，请诸位原谅。附录略论治史方法一历史本系复杂人事之记录，尤以中国史绵历之久，包涵之广，记载之详备，所谓一部十七史从何说起，更何论于今日。近人治史好言系统，然系统亦未易求，晚近学人言国史系统，不越两途。一谓自秦以来，莫非专制政体之演进。无论历史上任何事情，莫不以帝王专制一语为说。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表彰五经，排斥百家，尽属专制。乃至隋唐科举，明代八股，莫不谓其便于专制，其他一切率类此。此等说法，起于晚清革命变法潮流之下，不过为当时一种党人之宣传。细按之，无当史实。待满清倾覆，专制政体推翻，此等历史观，早应功成身退。而谬种流传，绵延不绝。据此辈人之见解，不啻谓中国自秦以来两千年之政治传统，全属不合理。直到最近民国建立，光明稍露，乃始谓骤然有长足之进步。而此等进步，明属模仿西洋，则中国此下岂不只有西化之一途。此等见解，我故名之曰“近代中国人之维新观”，实即是一种“崇洋媚外”观。又或根据西洋最近唯物史观一派之论调，创为第二新史观。其治史，乃以社会形态为躯壳，以阶级斗争为灵魂。所论厥为自秦以来，中国社会形态之阶段分别。若谓中国尚在封建社会之阶段中，绝未走上商业资本社会之阶段。自谓其对中国史已全部通透，而无奈其误解。照彼等意见，历史上种种事迹，总之为上层经济榨取之一种手腕，与下层无产民众之一种反抗，相互为消长起伏。如是则仅为彼等政治趋向之一种工具，一种说法，惜亦同样无当于国史之实际真相。中国以往历史，究有何等意义？中国以往文化，究有何等价值？中国将来之前途，除却抹煞自己以往之一切而模仿他人以外，究有何等生路？此则尚待真心治史者之努力。治史而言系统，固非易事。然若谓历史只是一件件零碎事情之积叠，别无系统可求，则尤属非是。或谓国史尚在逐步整理中，遽言系统，未免过早。今日急务，端当致力于新材料之搜罗，与旧材料之考订，至于理论系统，暂可置为缓图。此说亦可商。历史范围过广，苟非先立一研寻之目标，以为探讨之准绳，则史料尽如一堆流水账，将见其搜之不胜搜，将终无系统可言。此如清儒治经，初谓训诂明而后义理明，其论亦非不是。而极其所至，训诂小学日明，经学大义日晦。精熟《说文》、《尔雅》，岂遂通得语孟义理。窃谓今日治史要端，厥当先从通史入门。中国今日尚无一部适合于时代需要之通史，但以研读通史之方法治史，为又一事。此两事虽属相关，然无第一事仍不妨其可有第二事。窃谓治史者当先务大体，先注意于全时期之各方面，而不必为某一时期某些特项问题而耗尽全部之精力，以偏见概全史。当于全史之各方面，从大体上融会贯通，然后其所见之系统，乃为较近实际。其所持之见解，乃得较符真实。而其对于史料之搜罗与考订，亦有规辙，不致如游魂之无归。治古史本求通今，苟能于史乘有通识，始能对当身时务有贡献，如是乃为史学之真贡献。不致将史学埋没于故纸麓中，而亦不致仅为一时之政客名流宣传意见之利用品。一九三六年九月二治史者先横亘一理论于胸中，其弊至于认空论为实事，而转轻实事为虚文。近人每犯此病。史迹浩繁，或与自己所抱理论渺不相关，或捍格不入。不悟所抱理论不能涵括史实，而转疑史籍别有用意。循至于前代史实，毫不研寻。自抱理论，永此坚持。当知治史先重事实，事实未了，而先有一番理论条贯，岂得有当？昔人治史，先从一方面再转别方面，久之各方面俱到。今治国史，苟能于政治制度上，或于食货经济上，先事寻求。事实可以范围理论，而理论不足以改变事实。超越事实空言理论，则理论尽可有千百样不同，而事实则只此事实。此乃所谓历史，虽千头万绪，不胜浩繁，须虚心耐烦以求认识。认识事实亦非易。人事繁赜，复杂万状，其相互间，轻重大小，先后缓急，至不易辨。处世阅历，只是其中之一部分。治史者贵能上下古今识其全部，超越时代束缚。故首当虚心耐烦，先精熟一时代之专史，乃能深悉人事繁赜之一般。而对于各方面事态之互相牵涉影响，及其轻重大小，先后缓急之间，亦渐次呈露。如是，其心智始可渐达于深细邃密，广大通明之一境。然后再以通治各史，自知有所别择。然后庶几可以会通条理而无大谬。能治通史，再成专家庶可无偏碍不通之弊。一九三六年九月三近人治史，每易犯一谬见。若谓中国史自秦以下，即呈停顿状态，无进步可说。此由误用西人治史之眼光来治中史，才成此病。今试设譬，有两运动家，一擅网球，一精足球，若为此两人作年谱，乃专事抄袭网球家定稿，来为足球家作谱，岂得有当。近人治中国史，正多抱此意见。若谓中国惟先秦一段尚见光彩，此下即渐入歧途。惟洗伐净尽，扫地赤立，另起场面，庶可赶上他人。是不啻以网球家成格，来批评足球家，宁得有当。中国史与西洋史精神上之差异，至少尚远过于足球家与网球家之不同。或仍过于运动家与美术家之别。今治西洋史，以其走上近代化的步骤，如十字军战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海外殖民地之寻觅、法国大革命、机械工业骤起、社会主义种种，来看中国史，则中国史殆如半死不活，绝无生命可言。惟春秋战国时代，尚有封建贵族宗教神权等等，几分近似西洋史处。今完全以西洋目光治中国史，则自秦以下宜为一个长期
还是像以往那样内心充满狂喜。每次阅读这部诗歌，他都不禁因为它美妙的语言而觉得极度的快乐。但是在他的心思的另外一部分，却浮现着奥莱莉娅端端正正地坐着刺绣的图像。于是他时不时必须放下手中的书本，让自己耽溺在一些不体面的念头中。他琢磨着他到底可以用什么方法和奥莱莉娅再见上一面。当然，一旦见了第二面，她也许会变得不是那样吸引人了，这也许也不是一件坏事，因为即使不去偷情，他手上的事也已经够他忙的了。不过，偷情这件事也可以成为他的政治外交事务之余一件令人愉快的消遣。他的心思一下子被他的仆人安东尼奥打断了。安东尼奥告诉他巴托罗缪正在楼下，希望能见他。马基雅维里让他告诉巴托罗缪他马上就下楼，说完话他就迅速地穿上了衣服，走下楼去。“抱歉让您等了，男爵。我正在给执政团写一封信。”他轻松地撒了一个谎。巴托罗缪对马基雅维里称呼他的贵族封号用手做了一个自贬的动作，好像在说这根本不值一提。但受到如此的恭维，他还是很高兴。他带来了一个消息。厄比诺城邦中最坚固的堡垒是圣·利奥，它位于一个陡峭和孤立的岩山上，据说固若金汤。前些日子城堡正在进行一些维修，利用这个机会，一帮子农民操了武器，闯进城堡，把公爵的守卫部队全部杀死了。这一消息迅速地传到了其他村庄，于是这些得到消息的村庄也立刻造了反。当这一消息被报告到公爵那里时，他勃然大怒。很明显暴动是由马焦内那儿的一小撮阴谋分子煽动起来的。这只能说明他们已经决定向他进攻了。宫中现在乱作一团。“公爵可以调动的军队是哪些？”马基雅维里打断巴托罗缪问道。“你最好亲自过去了解这一点。”“我怀疑阁下不会允许我这么做。”“跟我走。我正要去兵营。我带你去。”马基雅维里恍然大悟，巴托罗缪并不是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前来，告诉他一件根本也就无法保密太长时间的事变，他应该就是公爵直接派来送达这一邀请的。就像一个森林中的猎人听到了灌木丛下发出的动静那样，马基雅维里一下子绷紧了弦，但是表面上他还是挂着亲切的微笑。“我的朋友，如果你能随意进出兵营的话，你一定是个有权的大人物。”“不是这么一回事。”巴托罗缪回答道，装出一副谦逊的样子。“公爵任命我为负责为部队提供给养的一群公民的头头。”“你一定从中捞了不少油水。”马基雅维里狡黠地说道。巴托罗缪发出一阵大笑。“简直就是蝇头小利，如果还有那么一点利润的话。公爵不是一个你可以糊弄的人。在厄比诺由于食物供应质量差的原因，部队险些哗变。当事件呈交公爵裁决时，他发现部队的怨言确有真凭实据，于是他就吊死了三个维持会官员。”“我现在明白了，这事让你小心了。”他们骑马直奔兵营。兵营距离城里有三英里远。那里有三个连的枪骑兵。其中五十人由西班牙军官率领，另外一百人由一个为了寻求历险和名声而加入公爵部队的、来自罗马的绅士率领。每个枪骑兵均有一匹坐骑，一个骑着马驹的传令兵，和一个步兵战士，传令兵和步兵均归这个枪骑兵使唤调遣。此外还有两千五百名雇佣军，六千名公爵手下的义务兵，大约会在两天内抵达。公爵派了一个代理人去米兰，帮他在散布于伦巴第地方的加斯孔浪人中招募五百个人，同时他又派了另外一个代理人去雇佣一千五百名瑞士兵。公爵的炮兵部队是令人生畏的，目前整装待发。马基雅维里一向对军事颇有兴趣，在围困比萨城那场不太成功的战役中，他也获得了一些经验，对此他颇为自得。所以进了兵营，他睁大了眼睛观察。他向士兵和军官们问了一大堆问题，然后对所得到的回答进行分析，去伪存真，最后得出结论，公爵的力量确实不容忽视。回到城里后，他发现了一封阿加皮托·达·阿马利亚留给他的信。信中告诉他公爵希望在当晚八点钟见他。吃过晚饭后他打发皮埃罗去巴托罗缪家里，告诉巴托罗缪他今晚要见公爵，如果在他见完公爵之后巴托罗缪想见他的话，他们可以在金狮饭店喝上一杯酒。通过巴托罗缪，他也许有可能和他的妻子奥莱莉娅牵上线，所以就有必要先和巴托罗缪搞好关系。巴托罗缪是个爽快的人，喜欢好的谈话和好的伙伴。像这种来自佛罗伦萨共和国使节的信任不可能不极大地满足他的虚荣心。马基雅维里去了他自己的房间，睡了一个午觉。之后他觉得，有必要和塞拉菲娜再谈上一次。他认为，和皮埃罗相比，他可以获得更多的情况。到目前为止，她关于巴托罗缪还是说了不少好话。但这很有可能是出于谨慎。如果他对人性的了解还算正确的话，她一定是对那个胖男人已经给予的没有更多的感激，然而却对他没能给予的东西心中怀有更多的怨恨。马基雅维里认为自己足够聪明，可以让她说出她内心的真实感觉。当他醒过来后，他踱下楼去，似乎要去客厅的样子。一边走着，一边唱着一首佛罗伦萨歌曲的其中一段，声音稍稍地大了一些。“您在吗，塞拉菲娜女士？”当他经过厨房间的门口时，他开口说道。“我以为您出去了。”“您有一副好噪子，大人。”她说道。“一千个感谢。我可以进来待上一分钟吗？”“我的大儿子有一副好噪子。巴托罗缪大人过去经常请他过去，他们会经常一起唱歌。巴托罗缪大人是个男低音。像他那样一个庞大而强壮的人声音如此没有力量，实在是件奇怪的事。”马基雅维里竖起了他的耳朵。“我的朋友比亚乔·布纳科齐，巴托罗缪大人的表亲，和我非常喜欢一起唱歌。我没能带我的鲁特琴过来，真是遗憾！如果能让我为您唱上几首歌，将会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我的儿子在这里留了一把鲁特琴。他当时想把它带走，但这是一件无价的乐器，它是一位绅士赠送给我那可怜的丈夫的，用来酬谢他为那位绅士所提供的服务。我不舍得让他带走。”“您可以让我看一下这把琴吗？”“已经有三年没有人碰过它了。我敢说有些弦已经断了。”但是她还是很快取了来，放到了马基雅维里手中。这是一件精致的乐器，用西洋杉木制成，并且镶嵌着象牙。他调了一下音，开始用低音歌唱。他不仅十分喜欢音乐，而且具备专业水准的知识。他曾经自己填词作曲。他表演完了之后发现塞拉菲娜已经泪盈于眶。他放下乐器，非常和蔼地看着她。“我实在不想让您伤感。”“这让我想起我的儿子。他远在天涯，在那些异教徒中间承担着这么多风险。”“这对于他来说是一种历练。而且，在巴托罗缪大人的庇护下，他的前程也是有保证的。”她用一种凄苦的眼神看了马基雅维里一眼。“对于富人餐桌上掉下来的面包屑，乞丐总是感激的。”她尖刻的话语让他明白，他的揣测确实八九不离十。“《圣经》向我们保证，在天堂里面，所有的情况都会倒转过来。”她冷笑一声。“为了能够有我那样的几个孩子，他可以放弃他一半的家产。”“三个太太都未能给他生下一男半女，也确实奇怪。”“你们这些男人，你们总是以为这是女人的问题。卡特琳娜夫人心里清楚得很，如果奥莱莉娅不能很快生了孩子的话，她们娘俩的日子很快就不会好过了。到那时就再也没有好衣服，也再也没有戒指和手镯了。我对巴托罗缪这个人太了解了。他是绝对不会做赔本买卖的。卡特琳娜的担心是有理由的。她正在捐一些钱给提莫提欧神甫，请他为奥莱莉娅祈祷，让她早日怀孕。”“谁是这个提莫提欧神甫？”马基雅维里问道。“他们的忏悔神甫。巴托罗缪许诺，如果奥莱莉娅生了一个儿子的话，他会赠送一幅圣母圣婴图像给他，提莫提欧神甫从他们那里骗了不少钱。他简直就是把他们玩弄于股掌之中。其实他就像我一样清楚，可怜的巴托罗缪是个没有生育能力的人。”马基雅维里了解到了比他预期更多的东西。一个简单而且美妙的计划在他脑海中闪现。他想，现在也许是时候中止这番谈话了。他悠闲地拨弄着鲁特琴的琴弦。“您说得不错，这是一把美好的乐器。能够弹奏它是一件赏心乐事。我一点都不奇怪，您不舍得让您的儿子带着它漂洋过海。”“您非常具有同情心，大人。”她说道。“如果您演奏这件乐器给您带来快乐的话，我愿意在您逗留此地的这段时间中把它借给您。我知道您会爱惜它的。”马基雅维里正在琢磨他如何才能让她主动把琴借给他——她现在连这些麻烦都给他省了。毫无疑问，他对于女人有一手。很可惜她老了，憔悴而干瘪。否则的话他也许会允许自己和她调一下情。他温厚地谢了她。“能唱上几首我的妻子喜爱的小曲，我内心十分宽慰。我和她结婚时间并不长，而她正怀着孕。和她分开是痛苦的。但是我又有什么办法？我是共和国的仆人，总归是要将自己的职责放在自己的感情前面。”于是，在马基雅维里离开她的时候，他已经成功地让塞拉菲娜相信，他不仅是一个杰出的人，而且是一个好丈夫，一个诚挚的朋友以及一个诚实、可爱而又可靠的男人。第十一章到了指定的时间，公爵的一个秘书，由一群举着火把的人簇拥着，过来接马基雅维里。马基雅维里叫上了他的一个仆人，就向王宫出发。公爵出人意料地用一种温和的态度接待了他，好像两天之前在怒气中请马基雅维里打道回府这件事已经完全时过境迁了。他看上去兴致很高。他用一种毫不经意的方式提到了圣·利奥城堡陷落的事情，似乎信心满满，认为他不久就会平定在厄比诺的骚乱。然后他就用一种亲切和机密的口吻告诉马基雅维里，他叫他来是为了告诉他一些执政团的官员们会有兴趣的消息。公爵这种亲切信任的态度完全可以使马基雅维里感到十分受用，如果他是一个喜欢恭维逢迎的人的话。他拿出了一封信，这封信是他刚刚从教皇派驻法国的使节，阿莱斯地方的主教那里收到的。在信中，主教告诉他，国王和他的宰相非常希望取悦于公爵。他们知道他需要人马攻打博洛尼亚，所以已经给在米兰的德·肖芒大人发出了指示，让他立刻派遣三百名由德·拉克雷大人统率的枪骑兵支援公爵，而且，一旦公爵有命令，德·肖芒大人必须率领另外三百名枪骑兵向帕尔马地方开拨。公爵把信亲自交到马基雅维里手中，以便他能确认信件的真伪。公爵当下心情大好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他在攻下了厄比诺之后没有趁势向佛罗伦萨进发，唯一的原因就是法国人派了一支部队去保护它。从这件事能得出的唯一结论就是他不能指望法国人会帮他。正因为有了这个把握，那些雇佣军首领才受到鼓舞，起来造反。但是如果法国人由于尚未被人了解的原因，又一次地准备支持公爵，那么形势就变得对公爵十分有利了。“书记官大人，请听我说，”他开口说道，“这是一封给我的回信。在我写给主教大人的信中，我请求法国方面支援我攻打博洛尼亚。你现在可以看出，要对付这些流氓，我一点都不缺乏力量。他们这些小人自我暴露得正是时候。现在我知道应该提防谁，而谁又是我的朋友。我告诉你这些是为了让你写一封信给你的上级，我并没有在风暴面前低头。我有一些好朋友，其中也包括佛罗伦萨执政团——如果他们能够和我谈妥结盟条件的话。但是如果他们没有诚意，我就和他们一刀两断，今后即使我遇到再大的困境，也不会和他们讲和。”虽说他的言辞是威胁性的，但是他用一种轻松自信的方式说出，所以听上去也就不那么具有敌意了。马基雅维里回答说，他会立刻写信给执政团，报告公爵和他分享的这一切情况。公爵于是亲切地向他道了晚安。当马基雅维里到达饭店的时候，他发现巴托罗缪在等他。他们点了加热了的葡萄酒。马基雅维里故作神秘以使得谈话内容十分重要，告诉了巴托罗缪公爵向他叙说的情况。马基雅维里私下里很明白，上述情况巴托罗缪如果不是已经了解的话，就是很快就会了解。在马基雅维里看来，能够添油加醋一番也不错，所以他就告诉巴托罗缪，公爵还很亲切地提到他。当这个胖子想了解更多的细节时，马基雅维里毫不费力地编造了一些。巴托罗缪顿时面露喜色。“你已经是伊莫拉城里的第一号人物了，巴托罗缪大人。如果教皇寿比南山，公爵的事业蒸蒸日上，你很有可能成为意大利的第一人。”“我只不过是个商人，我不敢奢望这么多。”“科西莫·德·美第奇也不过是个商人，但是却成了佛罗伦萨的主人。他的儿子洛伦佐则与国王和王子平起平坐。”巴托罗缪的面部表情向马基雅维里显示，他的标枪命中了目标。“大人，听说你的太太怀孕了，确实吗？”“这是一件令我非常开心的事。她的预产期在明年的某个时候。”“你比我幸运得多，”巴托罗缪叹道。“我已经娶了三个太太，没有一个人为我生下个一男半女。”“奥莱莉娅夫人是一位强壮和年轻的女士。没有理由相信她会是无法生育的。”“那还能有什么其他的解释？我们都已经结婚三年了。”“也许你可以带她去洗温泉浴……”“我带她去洗了温泉浴，当那证明不管用之后，我又带她去了阿尔瓦尼奥地方的迈瑟里科地亚圣母院朝过圣，那里的圣母像非常灵验，可以使无法生育的女人怀孕，但还是没有用。你可以想像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多大的羞辱。我的敌人说我是个阳痿的人。这简直是荒唐。没有人比我更能生孩子了。我真是想不通，在伊莫拉以外方圆十英里内的每个村庄里都有我的私生子。”马基雅维里知道这是一句谎言。“你能够想像一个人运气坏到如此地步，竟然可以连续娶了三个无法生育的女人？”“我的朋友，请不要绝望。总是有可能出现奇迹的。我确信你为我们神圣的教会做了许多事功，完全有条件蒙神赐福。”“提莫提欧神甫也这么说。他每天都为我祈祷。”“提莫提欧神甫？”马基雅维里问道，好像他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我们的忏悔神甫。他让我对这件事保持信心。”马基雅维里又多要了一些酒。通过精心选择的恭维，也就是向巴托罗缪请教，他可以如何与公爵进行艰苦的谈判，他很快把后者的兴致调动了起来。接着他向巴托罗缪讲了几个极其不体面的轶事。马基雅维里积累了相当多这样的黄色掌故，而且每次讲起来都绘声绘色，引人入胜。巴托罗缪被逗得大笑不止，当他们分别的时候，他已经认定，他这辈子还没有碰到一个比马基雅维里更有趣的伙伴。马基雅维里也认为这个夜晚过得十分有价值。他是一个凡事适可而止的人，另外他酒量也好，所以让巴托罗缪醺醺然的那点酒对他来说毫无影响。当他回到自己的房间时，他开始书写一封给执政团的信。信中讲述了他和公爵见面的经过，以及公爵目前已经支配的，以及可以随时调遣的部队。他写得非常顺畅，没有一处需要修改。写完之后他读了一遍，觉得写得非常好。第十二章瓦伦丁诺公爵习惯于工作到深夜，因此早上也没法早起。他的秘书们也就跟着公爵忙碌到很晚才休息，也就趁机睡到日上三竿。于是第二天早晨，马基雅维里午饭之前基本上没有什么事情要处理，给执政团的信也已经送出了，心想今天总算可以从容一些了。他阅读了李维的著作，一边阅读一边在书上注上他的心得，然后他拿出那把借来的鲁特琴，玩弄了一会以打发时间。这把鲁特琴的音色不错，音色深沉但是十分甜美，当他第一次试弹时即发现琴声和他的男中音十分相配。这天是个艳阳天，他坐在打开的窗户旁，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中。不远的地方有人在烧柴火，发出的气味使他的鼻腔觉得很舒服。隔开塞拉菲娜和巴托罗缪两座院子的小巷是如此之狭窄，以至于背着驮篮的驴子几乎无法通过。马基雅维里从他的窗口向下望去，眼底就是那个有着水井井栏和栗子树的小小的天井。他开始歌唱。他今天早晨的嗓子不错，唱了几句后他感觉良好，于是就继续唱了下去。接着他就发现，对面房间的窗户正在被打开，他没能看清是谁在开窗，甚至连放置纸窗框的那只手都没看清。但是他感到一阵激动，因为他确信那位开窗的人除了奥莱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