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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色日本一区份工作没有前途，加上身上的担子也没了，因此他动了去外面的世界看看的念头。这之后，他虽在上海做了一段时间的助理会计，但最终还是踏着兄弟的脚印去了日本留学。由于自身条件太差——文化低、年龄大，甚至准备工作也没做到位，陈其美没能进入正规军校，只在一些野鸡大学——东京警监学校、私立东斌陆军学校厮混了一段时间。虽说是混，但他也没有浪费生命。1906年冬，陈其美在日本加入同盟会。此刻他属于边缘人物，是小弟。1908年，陈其美被同盟会派回国内，发动革命。1909年，陈其美在上海设立机关，经营革命。此刻他是主要人物，是头头。在参加革命的这些日子里，陈其美同志积极发挥自己的天分和专长，走出了一条具有陈其美特色的革命道路。特色一：以黑暗之境导入光明，用黑暗的暴力维护光明的正义。陈其美长期混迹社会，办事能力、交际能力很强，在上海滩混得很开，因此他效仿革命领袖孙中山打入青帮内部，引青帮成员为己用，戏院、茶馆、澡堂、酒楼、妓院从此成为陈其美先生闹革命的办公场所。特色二：五年武术无数兵。陈其美派手下请来大侠霍元甲，创办了近代中国妇孺皆知的精武体育会（精武门）。他的计划是以五十名青年拜师霍元甲，半年学成，然后每人再分散培养弟子五十名。若以此类推，五年之后，陈其美的革命兄弟将高达数十万亿，即便把全部地球人拨给陈其美训练都还不够。换句话说，五年之后，全人类都是陈其美的革命兄弟姐妹，全世界直接一统，革命直接成功！可惜这项伟大的计划因霍元甲很快故去而搁浅。虽然陈其美的方法很有特色，但效果不是很好，因为没能经受住实践的考验，打了败仗。前面说到光复会李燮和与同盟会陈其美相约起义，但陈其美并没有如约起义，而是提前一晚抢先进攻清军，结果手下的兄弟们战斗力不行，不但未能拿下清军，反连累陈其美自己被清军捉了。据说清军使了一个狠招对付这位革命家，将其绑在茅坑与屎尿亲密接触了一夜。陈其美同志之所以抛开李燮和同志单干，是因为两个原因。原因一：同盟会和光复会不和。如果让光复会拿下上海，而浙江作为光复会的大本营，也很有可能落入光复会手中，这样的话，十分不利于同盟会争取革命的领导权。因此同盟会内部希望自己人陈其美拿下地位极其重要的上海作为革命大本营。原因二：陈其美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做上海都督，因此他想抢光复上海的头功，若拥有头功，做上海都督的希望更大。虽说陈其美比较阴暗，好在李燮和很大度。李燮和收到陈其美失败的消息后，二话不说，连夜率军起义。一夜激战，打垮清军，救出陈其美，上海也在他的领导下光复。本来按照功劳，李燮和是当仁不让的都督人选，可事情远没那么简单。实际上，参与上海光复的有三股势力——李燮和的光复会，陈其美的同盟会，还有上海本地的绅士商人团体（立宪派）手下的武装力量——商团。李燮和是湖南人，因此上海绅商坚决反对李燮和这个外地人出任上海都督。上海绅商本来也不打算支持陈其美，毕竟陈其美也是外地人。但一来陈其美在上海奋斗了若干年，档案、劳动关系、党组织关系都在上海，远比李燮和与上海的关系亲密；二来这些绅商实在接受不了陈其美手下的青帮小弟们热情而努力的游说方式——威逼恐吓。于是只好半推半就地同意支持陈其美出任上海都督。最重要的是，陈其美本人和同盟会早已将上海都督看作囊中之物，又岂会拱手让人。陈其美表面上说自己不会参选上海都督，背后却在没有通知光复会以及李燮和的情况下，提前把都督选举大会给办了。选民几乎全是他的人，选票几乎全部写着陈其美的名字。陈其美以绝对多数票的优势光荣“当选”上海都督。这可把李燮和气得半死，好在李燮和顾大局，没有跟他拼命。要不然革命还未成功，革命党内部就要为争权夺利撕破脸皮。上海光复，近在咫尺的浙江省立宪派头头汤寿潜在光复会支持下，当上了浙江都督。上海、浙江已经光复，起义军旦夕就要杀来，隔壁的邻居江苏巡抚程德全害怕了。要说这个程德全多少也是个名人，苏州寒山寺的“寒山古寺”四字就是他写的。此人很有意思，大家光复他也光复。不过他光复的过程比较好玩，他让人把巡抚衙门的牌子摘掉，又从大殿边角挑下一块瓦来，“嘭”的一声，着地粉碎，就算“革命”过了。这种别开生面的、不流血的“和平解放”，也算是为保全江苏生灵做出了贡献吧。除开上面这位顺大势的英雄外，其他各地政府官员的脑子也不是猪脑子。清朝的日薄西山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这时眼瞅着中央政府大军竟然拿不下小小的武汉三镇，大家哪里还有心思抵抗，基本是起义军一到，三招两式就放弃抵抗。更有甚者，广西与安徽的巡抚直接宣布独立，说我也革命了。革命党说不行，不许你自行革命，必须由我来革你的命。革命党说到做到，广西、安徽被武力光复。在大清龙旗的频频落地声中，朝廷的支持者越来越少，不过也不是没有反抗的。福建总督旗人松寿就不识时务，发誓顽抗到底。不过，松寿手下的旗兵不像他的豪言壮语那般顽强，很快就被同盟会会员彭寿松和许崇智领导的起义军击溃。松寿见大势已去，吞金自杀，成为第一个自杀殉清的官员。福建落入革命党人的手中。随后，同盟会的“支那暗杀团”出手，炸死了朝廷刚刚派来的倒霉蛋广州将军凤山。手下没了能带兵打仗的人，两广总督张鸣岐知道大势已去，还是保住小命要紧。于是在接受立宪派“和平独立”的要求后，逃到租界。11月9日，同盟会的胡汉民从香港赶回来做了广东都督。胡汉民当上都督后，同盟会的革命党人蜂拥而至，齐聚广州。广州从此成为革命的大本营之一。11月11日，萨老师眼见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压力很大的他在黎元洪又一封来信的感情攻势下，遂将水师交给汤芗铭，撂下挑子，到上海“养病”。萨老师刚走人，汤芗铭就带着军舰投了革命军。打响“保路运动”旗号的四川反倒动手晚了，11月27日才宣布独立。同日，皇族中最开明、最能干的端方死于入川武昌新军发动的兵变。魂归蜀道，万古同悲！这帮人之所以急切地杀死能力人品都不错的端方，无非是急求摆脱先前入川镇压保路军民的干系，出于革命的心思应该不多。如此一来，南方各省在辛亥年12月前基本都已宣告独立。让朝廷稍微感到安慰的是，两江总督张人骏（张佩纶的侄子，张爱玲的叔叔）、将军铁良以及江苏提督“辫帅”张勋仍对朝廷忠心耿耿，尽管南京兵少城孤，但还是在四面楚歌中顽强地和革命军对抗。但是，进攻南京的江浙联军却也不屈不挠，总司令徐绍桢带领镇江、浙江、上海革命联军向南京发起猛攻。张勋也算是有几分能耐，他督率着手下的辫子军与革命军对垒，开始倒也不吃亏，只是最后实在是打不过了，只得带着他的人马开城逃走。于是，南京在革命军起义二十四天后也落入革命党的手中。接下来，来自四面八方的革命军云集南京，人数高达三十万。数目有些吓人，然而素质参差不齐，有正规军人，有帮派大哥，有绿林好汉，也有普通百姓……总而言之，良莠不齐，害得史书都称之为“民军”。不过在本书中为了风格统一，还是称作革命军吧。北方的情况也不容清政府乐观。山东巡抚孙宝琦这位庆亲王奕劻的儿女亲家，居然也在风潮中宣布独立，这可真是让朝廷心寒不已。好在孙巡抚后来良心发现，又宣布取消独立，上演了一场闹剧。琼瑶的爷爷陈贞瑞可不是写言情小说的，他也是一名革命党。1912年3月11日，此人跟随领导黄钺在秦州宣布独立，成立甘肃临时军政府。如此一来，全国二十三个行政省，十五个省宣布独立，只剩下台湾（割予日本）、河南、山东（先独立后又取消）、东北三省、直隶、新疆还没有光复，大清帝国的坠落之势已经不可阻挡。第四章最大公约数
救世主
其实，在大清局势还未彻底糜烂，朝廷还未四面楚歌的时候，载沣就已在琢磨解决办法，他是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大清帝国就此玩完的。确切地说，早在清军主力于湖北前线磨磨蹭蹭、出工不出力的时候，载沣就已开始积极开动脑筋想办法：军队指挥不动，各地欲效法湖北，怎么办？！怎么办？！就在载沣急得团团转的时候，袁世凯的老关系户奕劻同志及时出现了。奕劻给载沣提了一个很犀利的建议：“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北洋军。前线需要北洋军去灭火，中央也需要北洋军的忠心护卫——北洋系遍控关隘，如北京、直隶、山海关、济南、锦州等地都有北洋军驻防。只要解决了军队的问题，其他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要不咱们还是请老袁出山吧，他调教出来的部队他自己还指挥不动吗？”载沣听完之后，脸上闪过一抹难堪的红色，毕竟袁世凯是他辞退的，现在要他请袁世凯回来，这不是打他的脸吗？从个人感情上讲，他十分讨厌袁世凯，但目前就要失控的局势又不容他错失这最后的一根稻草。载沣进退两难。自己拿主意拿惯了的载沣，这时候突然灵光一闪，他想起来还有一尊菩萨可以替自己分担火力。于是他找到嫂子隆裕太后，请她拿个主意。在如此关键的时刻，大好人隆裕太后自己也是六神无主，哪里能给载沣什么好建议。结果隆裕只好召来“高级顾问”皇族内阁协理大臣（内阁副总理）徐世昌。接下来，是徐世昌的表演时间。隆裕太后的声音一如既往的轻柔：“徐爱卿，你说现在该怎么办是好？”徐世昌当然早有主意，但因为演戏要按套路出招，所以太后问起来，徐世昌先是一句“臣不敢说”。再问，又是一句“臣不忍说”。最后再问，就是“臣不得不说”。那说什么？徐世昌先生摆出一副忠君爱国的表情，以万分诚恳的语气对隆裕说道：“咱们应该引虎自卫，请袁世凯出山。而且，朝廷必须给予袁世凯全权，方能处理当前局势。”隆裕太后被忽悠得不住地点头称是。一天后，朝廷正式向袁世凯伸出橄榄枝，是一封电报：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处理剿抚事宜，湖北军队及各路援军归袁世凯调遣，配合荫昌、萨镇冰作战。但是，袁世凯愿意接手这个烂摊子吗？……有那么一种人，当他在你身边时，你不觉得他特别，但当你需要他时，他却已不在你身边，这时你才知道他的重要性。很不幸的是，对载沣来说，袁世凯就是这种人。1909年到1911年，在袁世凯被退休的近三年里，他的声望居然比在位的时候还要高。武昌起义发生后，所有人，包括朝廷和革命党都觉得袁世凯是挽救局势的最佳人选。是不是很神奇？其实没必要大惊小怪，因为袁世凯身上有八个别人没有的好条件。条件一：汉人。革命党主张驱除鞑虏，他“被退休”被看作满人打压汉人的证据。条件二：当下最精锐的军队——北洋军的精神领袖，这是稳定局势的保障。条件三：官僚队伍中的改革旗手，渴望改革的立宪派喜欢他。条件四：和朝廷的关系还算可以，朝廷还指望着他力挽狂澜。条件五：跟列强的关系不错，属于列强最佳代言人，能保护列强的在华利益。条件六：业务熟练，过去的荣誉和工作经验都是有力的证明。条件七：老百姓希望有一个强势的人物出来摆平一切。辛亥革命后，他们天天担心南北战争。不动家伙，过和平的日子，这对老百姓来说是硬道理。条件八：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条件！不极端，不保守，各方都能接受，属于最大公约数。这么看来，在当前局势下，袁世凯的确最有希望成为那个挽救局势的“救世主”，因为他的地位和作用无人可以替代。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条件武昌起义没几天，朝廷电报已到，要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袁世凯的手下们听说后，都兴冲冲地前来道贺。袁世凯却连头都不抬，他看了看电文，随手置于几上，淡然道：“现在不是道贺的时候。”他在装吗？也是，也不是。袁世凯轻轻叹了一口气：“现在时机还未到啊！”多年的宦海浮沉，让他懂得了火候这东西，时机很关键，太早或太晚，都不行。随后，袁世凯电复朝廷，说自己浑身是“病”，不仅老腿病未好，左胳膊也坏了，气喘发烧高血压一并都来了。不过，一旦身体能够带病工作，他就立马出山上班。（……臣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去冬又牵及左臂，时作剧痛……近自交秋骤寒，又发痰喘作烧旧症，盖以头眩心悸，思虑恍惚……一俟稍可支持，即当力疾就道。——袁世凯奏折）载沣虽然脑筋转得不快，但也不算太笨。他知道袁世凯找借口不肯出山肯定是要开口提条件。好吧，我倒要看看你能玩出什么花样。徐爱卿，你去和袁世凯当面谈谈吧，打探一下袁世凯的想法。于是，在武昌起义爆发十天后，袁世凯的老朋友徐世昌乘坐专列来到了南阳。两个人见面之后没有讲诸如今天天气很好啊、你好像长胖了之类的寒暄话，一点也不玩虚的。徐世昌直接发问：“你打算向朝廷开个什么价？”袁世凯感慨地笑了笑：“菊人兄，还是你懂我！”随即拿出了一份整理好的单子，只见上面写着：一、明年召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宽容参与此事件诸人，释放在押政治犯；四、解除党禁；五、须委任袁世凯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六、须予袁世凯十分充足的军费。很明显，这是经过袁世凯的幕僚团队精心策划的。前面四个条件都是用来争取人心，与相关人士建立统一战线。袁世凯在当时算是左派人士，因此团结左派（立宪派）和极左派（革命党），最大限度地孤立极右派（朝廷），便成了他建立统一战线的一大法宝。开国会和组织责任内阁，既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也是为势力越来越大的立宪派说话。宽容参与此事件诸人，释放在押政治犯，解除党禁，则是为革命党说好话。不过这个要求实在是大胆，国人都知道，庇护“叛乱”等拆台行为就是打朝廷的脸，而朝廷是最要面子的，谁要敢打它的脸，它就要谁的命！很多政治家都知道这个是老虎屁股，都不敢去摸，所以这一项目一直以来都是空白。袁世凯的这几个条件，算是彻底地填补了这一空白。客观地说，虽然前四个条件有很强的目的性，不过也算是一个不错的政治家为促进国家进步而开出的条件。最后两个条件尤其重要，军事大权和钱一定要拿到手。谁都知道谈权和钱最易伤感情，但是没有权和钱是万万不行的。与袁世凯合作多年的徐菊人一眼就看穿了这六个条件的本质所在。徐菊人的手指轻轻地落在了第六个条件之后：“项城，咱们是不是应该在这里再加上一句，六条缺一不可，否则绝不出山？”言毕，两位并肩作战多年的哥们儿会意地开怀大笑。因为他们很有信心，载沣一定会答应所有的条件。出山载沣很快就看到了袁世凯的条件，愤怒指数当即成功地攀升到历史新高：“袁世凯，我要把你大卸八块以泄心头之愤！”正在载沣暴走之际，湖南、陕西独立了。无比的惊愕遏制住了载沣心中的暴怒。他慢慢冷静了下来。冷静下来后，他决定满足袁世凯的后两个条件。1911年10月27日，朝廷下诏召回荫昌，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授袁世凯全权指挥所有平叛军队，并特别说明，陆军部、军咨府（参谋总部）不能对袁世凯指手画脚。六个条件缺一不可的袁世凯仍然没有答应。袁世凯和载沣就这么僵持了下来。屋漏偏逢连夜雨，破鼓总有万人捶。两天后的10月29日，发生了两件大事，打破了局势的平衡。第一件事情，阎锡山造反了，山西光复。第二件事情，北京附近发生了一起兵变，史称“滦州兵谏”。之前提过的“北洋士官三杰”张绍曾、蓝天蔚、吴禄贞在河北滦州（今唐山）发动兵变，截留朝廷军火，威胁朝廷立宪。这三人向朝廷提了十二条要求，核心内容跟袁世凯提过的前四条条件相似。末了，还威胁载沣，如果敢道半个不字，他们马上杀奔北京，绝无讨价还价之余。春申君去世的这一年是秦主政九年（前238），离嬴政发动统一战争的公元前230年，仅仅只有八年了。春申君向楚考烈王进奉怀孕的李园之妹一事极类吕不韦与赵姬之事，我在这里不再详辨。但是，我认为有几点是可信的：第一，春申君进献李园之妹一事有可能是真的，它反映了楚国后期政治的腐败，因为春申君是为了自己永葆荣华富贵而向楚考烈王进献美女的。第二，春申君死于李园之手反映了春申君本人毫无政治斗争经验。朱英已经向他说明了李园私养亡命徒要谋杀他一事，他竟然全不柑信。这样完全不懂政治的人掌管楚考烈主的国政长达二十五年，楚国政治的昏聩不言自明。我们再看看春申君的生活。楚考烈王元年（前262），春申君受赏淮北十二县。十五年以后，他向楚王进言：淮北地区靠近齐国，属于边境地区，请把这个地区划为郡治理。同时献出淮北十二县，请求改封到江东。考烈王答应了他。春申君就在吴国故都修建城堡，把它们作为自己的都邑。春申君的住宅极其豪华、司马迁在《史记·春申君列传》中说：“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直到一百多年后的西汉时代，司马迁看到的春申君故宅还如此瑰丽，可以想见，这座建筑在当时多么奢华。有一次，赵国平原君派使者拜访春申君，春申君把平原君的使者一行安排在上等客馆住下。平原君的使者想向楚国夸耀赵国的富有，有意用玳帽簪子给插冠髻，还亮出用珠玉装饰的剑鞘。会见之时，平原君的使者发现，春申君的上等宾客都足蹬嵌有珠宝的鞋子，平原君的使者立即感到自惭形秽（君客春申君客三千余人，其上客皆蹑珠履，以见赵使，赵使大惭）。我们不知道春申君的门客是否得知平原君使者炫富，但是，春申君的门客所穿之履，的确是过于豪奢。春申君在楚国末期大权独揽，生活侈靡，苟且偷安，无所作为，最终造成了楚国的政治腐败。楚国后期的统治者，就是沿着这条腐败的轨道最终走向了灭亡。而这种腐败的局面有其历史渊源，楚国有很多人才，却得不到任用，比如热情来投的昊起惨遭杀害，才华横溢的屈原两遭贬抑。不明大势图苟且鼠目寸光终遭灭除了政治腐败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导致了楚国的灭亡，而这个原因是当时六国所犯的一个通病，就是不明大势。所谓不明大势，就是不懂得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这个时代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是由春秋时期的争霸发展到兼并统一。楚国历代国君对此都没有清醒的认识。表现之一是不知变法图强、统一天下，只知醉生梦死。表现之二是不知道天下大势是趋于一统，如果楚国不能统一天下，天下最终必然被其他诸侯国统一。何以见得呢？我们前面讲过的邯郸之战带来了两大结果：一是合纵成功。赵、魏、楚三国联军大败秦军的现实，显示了山东六国合纵的巨大威力，同时，也给山东六国的合纵提供了新的机遇。如果山东六国能够抓住这一机遇，加强合纵，削弱秦国，这将是对秦国统一六国的严重挑战。但是，山东六国无一国有此战略眼光。前面讲过，燕国认为赵国壮年士兵都死于长平之战，于是发动了对赵国的战争。楚国呢，乘机灭掉鲁国。秦国的压迫稍一减弱，六国之间就展开了相互攻伐。二是秦国受挫。秦国兵败邯郸，是秦国统一战争中的一次重大挫折，由于这次挫折，秦国暂时中止了对六国的蚕食。此事发生在秦昭襄王时期，而楚国君王对天下统一的大势毫无认识。我们再举一例。《史记·春申君列传》记载了春申君给秦昭襄王的一封上书。这封上书被司马迁全文引用，可见，司马迁非常重视这封信。但是，现代史学家认为此书非春申君所写，事情也非秦昭襄王时期所发生。这封所谓春申君给秦昭襄王的上书中心有三点：一是“伐楚”不如“善楚”；二是攻楚不如攻韩、魏；三是攻战齐国部分土地，切断燕、赵和齐、楚的联系。这封给秦王的信虽然使楚国暂时避免了亡国之难，但是，对秦国兼并六国却是一个极有战略意义的建议。它和范雎后来“远交近攻”的方略完全一致。所以，从长远来看，这是一个对楚国极为不利的方案。这封上书与“通天大计”中韩非的上书有异曲同工之妙，即嫁祸于人。我们可以不相信这是春申君对秦昭襄王的说辞，但是，我们应当相信这是楚国使者对秦国国君的说辞，其前提是秦并天下已成大趋势。由于这个大趋势已成定局，所以，韩非要存韩灭赵，楚国要存楚而灭韩、魏。不论是韩非还是这位写奏书给秦昭襄王的楚国大臣，都只看到眼前利益，而忽略了或者是廖及不到母国的长远利益了。楚国最终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灭亡了。秦王嬴政灭楚意味着他发动的统一战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对于仅存的齐国，嬴政来将采取什么方法将其消灭呢？第26章不战而降从公元前230年秦王嬴政拉开灭亡六国的序幕以后，长剑直指，所向披靡，战国七雄中的韩、赵、魏、楚、燕，一个个烟消云散。现在，秦国的大军将面对着最后一个对手——齐国。齐国疆域辽阔，在战国七雄中，国土面积仅次于楚国。齐国因为不和秦国接壤，又受惠于秦国的“远交近攻”策略，长期休养生息，几十年没有发生大的战争。所以，当秦国的大军攻入齐国的时候，齐国还有上千里的土地，数十万的雄兵，但是，秦王嬴政的收官之战几乎不费一兵一卒。被困的鸟兽尚且作生死的最后挣扎，为什么齐国这样一个国家，在秦军兵临城下的时候，仗都没打，就举国投降了呢？秦兵长驱直入齐王不战而降公元前221年，秦将王贲灭掉燕国，率领秦军自北向南攻入齐国。齐王田建看到韩、赵、魏、楚、燕五国全部灭亡，如今秦军又兵临齐国，顿时慌作一团。田建继位四十四年来，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棘手的问题。要抵抗，几十年未做任何准备；不抵抗，只能束手就擒。正当齐王田建惶惶不可终日之时，秦王嬴政的使者来到了齐国都城临淄。田建认为，如果秦王嬴政真想灭掉齐国，还会派使者来吗？肯定不会。既然派来了使者，局势肯定有了转机，难道自己几十年事奉秦国真的有结果了？于是，齐国都城临淄的王宫里举行了一场特别隆重的仪式，齐王田建接见了来自秦国的使者。秦国使者对齐王田建说，只要齐王愿意投降，秦国就准备拿五百里地，让田建做一个封君。田建听后，大是兴奋。五国相继灭亡，五国国君非死即囚，唯独自己还能捞个封君当当，这个待遇已经相当不错了。于是，齐王田建立即爽快地答应了秦使的要求，下令举国投降。这一年是秦王政二十六年。从秦王政十七年嬴政派内史腾攻韩，拉开了统一六国的序幕，到齐王田建举国投降，秦王尽并天下，正好用了十年的时间。齐王田建一到秦国，秦王嬴政就把他安置在共地（今河南辉县）的一片松柏林间，断绝对他的一切食物供应，齐王田建最后竟然活活饿死在林子里（秦处之共松柏之间，饿而死）。在齐王田建的投降政策下，齐国军民都放弃了武装，“秦兵入临淄，民莫敢格者”。百姓看着秦兵进驻都城，没有人敢抵抗。秦国不费一兵一卒就顺利地接管了齐国。在被秦王嬴政灭亡的六国之中，赵国抵抗秦国最为顽强，因为赵国名将辈出：赵奢有大败秦军的阏与之战，廉颇在长平之战中让秦国名将白起头疼得不得不用反间计，李牧在赵国败亡之际仍然能够大败秦军，最后秦国也不得不用反间计除掉他。六国之中，燕国是比较弱的，但是，燕国还派荆轲去刺了一下秦王，不管怎么样，它还挣扎了一下。齐国则是伸出脖子等着挨人家一刀，不战而降，被灭得最为窝囊。齐国的灭亡虽然窝囊，但齐国的历史可并不窝囊。齐国曾有过辉煌的历史。齐国是周王朝分封诸侯的时候最早分封的国家之一，地处今天山东省的东北部，是个沿海国家，有鱼盐之利，物产丰富。那么，这样一个国家，为什么会不战而降呢？让我们翻开《史记·齐世家》，从齐国的兴衰历程中，也许能找到历史的一丝脉络。齐国的第一任国君，是周王朝的开国功臣姜太公；齐国还是春秋五霸中第一个称霸的国家。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任用管仲改革，选贤任能，加强武备，发展生产，国力迅速强盛。“临淄之途，车彀击，人肩摩，连枉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就是齐国强盛时期的写照。齐宣王、齐威王时期，齐国曾经是七国中的佼佼者。秦昭襄王为了自称西帝，不得不拉上齐愍王，让齐愍王称东帝。可见，齐国在七雄之中地位之重、实力之强。但是，战国后期，齐国由于独自消灭了宋国，导致五国伐齐，从而元气大伤，齐国曾经的辉煌已经不再。齐国晚期虽然实力衰落，却也有上千里的广袤土地，数十万的雄兵武备，但在秦国进攻之时，齐国却没有任何抵抗就投降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唇亡齿寒国策误谨慎事秦终被灭齐国灭亡，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国策失误，二是政治腐败。齐国的国策失误并非仅仅在后期，其中期的国策就曾有过重大失误。齐愍王初年，齐国的国力还相当强大。但是，此时的齐愍王对灭宋早已按捺不住。宋国濒临齐国，都城在唯阳（今河南商丘），如果攻占了宋国，齐国的领土将会大大增加。此时的宋国国君康王偃，暴虐无道，人称“桀宋”。“桀”是暴虐之君的溢号，可见当时宋国百姓对宋康王极端不满。秦国使者苏代为了削弱秦国的主要对手齐国，竭力怂恿齐愍王灭宋。齐愍王听从了苏代的蛊惑，对灭宋更是充满了渴望。于是，齐国寻找时机，趁五国攻秦之际，独灭宋国。齐国灭宋引发了诸侯各国的不满。这时，苏代又来到齐国的世仇燕国，对燕昭王说，齐愍王南攻楚国五年，耗尽了齐国的储备；西与秦战三年，民力用尽，军队疲敝。苏代的目的无非是想激发燕昭王伐齐的欲望，实际上不用秦国离间燕昭王，此时的燕昭王也要报齐亡燕国之仇了，更何况再有苏代的游说。苏代的游说立刻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齐之伐宋也，苏代实启之。秦之救宋也，苏代复止之。盖苏为燕反间，骄其君，劳其民，而速其亡也……其说燕曰：齐王长主也，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蓄积散；西困秦三年，民憔悴，士疲弊；又以余兵攻五千乘之劲宋，而包十二诸侯，此其君之欲得也，其民力竭也）。齐愍王只考虑灭宋之后的既得利益，只考虑灭宋之后的疆域扩展，却没有充分考虑灭宋之后可能带来的种种后果。战国中后期，天下统一大势渐趋明晰。各国都不愿意看到某一国家特别强大，以至发展成为灭亡六国统一天下的诸侯国，合纵连横的策略即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合纵连横主要是针对秦国，因为秦国对六国的威胁最大。但是，合纵连横并非仅仅针对秦国。任何一个诸侯国一旦威胁到他国，都有可能会成为各国共同的敌人。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齐愍王恰恰触犯了这条大忌，齐国灭宋又引发了各国之间力量的不平衡，由此导致新一轮的对抗。齐愍王趁五国伐秦之机灭宋，恰恰给燕国带来了联合伐齐雪耻的借口。所以，从齐愍王灭宋开始，齐国就成为各国诸侯讨伐的对象。秦国想借机打击齐国，燕国也想借机报仇，三晋（韩、赵、魏）对齐愍王独吞宋国也心怀不满。总之，齐愍王灭宋使齐国成为众矢之的。齐愍王利用齐威王、齐宣王的强大国力，肆意用兵，招致五国伐齐，兵败身亡，使齐国一落千丈，再也恢复不了五国伐齐前的国力。齐国的最后灭亡已基本成为定局。国策是一国的根本大计，与国家的兴亡关系甚大。齐愍王妄自尊大，擅用武力，导致齐国被灭五年。齐愍王之后，齐襄王有心恢复盛况，却无力回天。君王后、齐王建接受齐愍王的教训，反其道而行之，“事秦”而不顾天下。齐愍王是滥用武力，齐襄王、齐王建则是坚决不用武力，连保家卫国的武备也不充足，导致齐国大而虚弱，成了一个空架子。齐国后期奉行的国策叫“事秦谨，与诸侯信”。“事秦谨”，就是恭恭敬敬地对待秦国，不和秦国打仗。制定和执行这个国策的人叫君王后。君王后是一个女人，她曾经执掌齐国国政十几年，比吕后专政还要早得多。但是后人很少提起她，实际上这个女人还是很值得一提的，君王后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在“秦灭燕国”中讲到，公元前284年，秦、韩、赵、魏、燕五国联手伐齐。在五国伐齐之战中，齐愍王被杀。齐愍王死后，他的儿子法章为了活命，流落民间，改名换姓，在一位莒姓大夫（莒地封君）家中当佣人。这位莒大夫有一位千金小姐，颇具慧眼，她一眼就看出这个佣人气度不凡，绝不是普通的人。于是，出于爱心，小姐经常偷偷地拿好东西给落难的公子吃，拿好衣服让公子穿。真是落地的凤凰不如鸡。公子落难，竟然有小姐出手相救，公子自然非常感激小姐。这位小姐不但在生活上照顾他，而且还以身相许。公子和莒大夫小姐的关系自然日益密切。中国古代小说中大量的落难公子与千金小姐的因缘，看来也不全是文人一厢情愿的凭空捏造。齐愍王被杀之后，整个齐国只有莒和即墨两地还被齐国军民坚守着。逃亡的齐国大臣和莒人都在到处寻找齐愍王的公子，想立其为齐王。公子法章也获悉此事，但是，出于担心，他一直不敢承认。不过，他一直在关注着事情的进展。后来，法章知道齐国大臣是真心在找他，不是加害于他，这时，他才站出来，说明自己就是已故齐愍王的儿子（久之，乃敢自言我愍王子也）。齐国的大臣经过考察，确认他就是齐愍王的合法继承人。于是，大家共同拥立他做了齐王，他就是齐襄王。公子法章当了齐襄王，莒大夫的千金自然是一步登天，内心甭提多高兴了。齐襄王于是立她为王后，这就是齐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君王后。这位王后还生了一个儿子田建。虽然这位莒小姐已贵为王后，但是，她的父亲却非常恼怒，他说，不经过媒人而自由恋爱，不是我的孩子应该做的，玷污了我家的门风，于是，终生不见自己的女儿（太史殷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种也，污吾世，终身不睹君王后）。不管父亲的态度如何，君王后还是齐襄王的王后。她对父亲的拒不相认深表理解，而且不因为父亲不见自己就失了做女儿应有的礼数，仍然非常孝敬父母，所以，天下的人都夸君王后是个孝女。齐襄王在莒待了五年，大将田单在即墨（今山东平度）大破燕军，将燕军全部从齐国的土地上驱逐出境。田单复国成功之后，立即派人迎接在莒继位五年的齐襄王进入国都临淄。可是，齐襄王不是一位长寿之君，仅仅在位十九年就一命呜呼了。齐襄王去世后，君王后的儿子田建名正言顺地继位，成为齐国最后一位国君。《战国策·齐策六》记录了这么一则故事：秦昭襄王曾经派使者给君王后送了一副“压连环”，并对君王后说，听说齐国有很多智商很高的人，不知道能否解开这个“玉连环”。“玉连环”到底是什么，文献记载不详，但它应当是一种益智玩具，解开“玉连环”应当用智慧和耐心。但是，君王后看了看“玉连环”，立即令人拿来一把铁锤，一锤下去，“玉连环”被砸得粉碎。君王后看着砸碎的“玉连环”，笑着对秦使说，解开了（君王后引椎，椎破之，谢秦使曰：谨以解矣）。秦昭襄王送“玉连环”，目的大概是要羞辱君王后，但是，君王后却以锤解题。可见，君王后是一个有智慧有魄力的女主。齐王建十六年（前249），君王后病逝。临终之前，她对其子齐王建说，大臣中有一人可以重用。齐王建赶快说，请母后把话写下来。君王后说，好。等齐王建准备好了笔和简牍，君王后说，我忘了（君王后病且卒，诫建曰：群臣之可用者某。建曰：请书之。君王后曰：善。取笔牍受言，君王后曰：老妇已亡矣）。这位执掌齐国国政长达十五年的女主临终之前为什么欲言又止，史书无载。其实，君王后这么一位聪明的女主肯定不会忘掉哪个大臣可堪大任，她之所以最终决定不说出这位大臣的姓名，无非是不想让齐王建重用这位大臣。这是为什么？
舟访谈中提到的一些事件的当事人，访谈中与刘先生互相提醒，互作补充，令我受益匪浅。而乐先生，又是我的老师兼同事郭松义先生的夫人孙爱成女士为我联系到的。在此特向诸位表示衷心的感谢。又，郭松义先生是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的专家，20多年前还参与编辑过由刘永成、赫治清先生整理的与同仁堂有关的档案史料(参见《崇文门外万全堂药铺资料辑录》，载《清史资料》第一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158—177页，按该辑录只收了相关史料的一部分，后面一部分未刊登)，随我访问刘汝舟先生时，他更感兴趣的是这两家在经营买卖等方面的内容，这从下面他的插话中亦可见到。注297(清)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104页。注298这里说的四大银行，就是当年所谓的北四行。注299据《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四恒号皆设于东四牌楼左右，恒和号在牌楼北路西(今改为警察派出所)。恒兴号居其北，隆福寺胡同东口，恒利号在路东，恒源号在牌楼东路北。”注300据文献记载，四恒并未遭挤兑：“庚子五六月间，市面惶恐，金融不周，曾颁内帑八十万两接济，四恒号赖以稍安，乱后终亦无济于事。”官府为四恒发放帑银之事在《清实录》中亦有记载，见《清实录》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初九日：“谕军机大臣等：赵舒翘等奏，维持商业，谨拟章程一折。四恒银号关系京师地面，现因库款支绌，商情疲滞，无力周转，亟应设法维持，以利民用。著即发给内帑银五十万两，并由户部发给内库银五十万两，交该兼尹等，按照所拟章程，督饬该商等分别办理。将此谕令知之。”亦见《清实录》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二十二日。注301据《北京市满族社会历史有关问题的调查报告》(1959年稿)记察存耆说，秦老胡同增家在1908年时有投资的当铺三四十个，称为“官当铺”，精确数字和投资无法得知。该文中称：“被八国联军抢后还有三个，烟袋斜街的中和当铺的直接经营者也是汉人。”再据刘汝舟撰《刘氏家族兴衰史》(参见下文)称，烟袋斜街的中和当铺正是刘老的父亲刘禹臣开设的，索氏所谓汉人，指的就是刘家无疑。该文提到，这个当铺论地势不在大街上，看似不起眼，但它的当户却非比一般，“其中很大部分都是市面上很少见到的奇珍异宝珠翠首饰等贵重之物。这些奇珍异宝都是出自地安门附近住着的那些满清贵族的府门里。”又按，调查报告中引索存耆：“八国联军时大批房子被毁坏(详细间数无法统计)，两个珠宝玉器柜同时被抢走，但今天十口人仍靠卖旧底和房租，每月700—1300元的生活，”可知在20世纪50年代，增家的生活水平要远远高于北京一般市民。注302小恭王，即恭亲王奕訢的嫡长孙、多罗贝勒溥伟(1880—1936)。他于1898年承袭恭亲王爵，辛亥革命时曾与肃亲王善耆等一同组织“宗社党”图谋复辟，失败后避居青岛。1936年死于长春。从他的年龄与经历看，不可能与刘汝舟等人在一块儿玩，这里说的如果是毓纪明，那也是小恭王而不是恭王的最后一个儿子。注303这里说那桐家是增崇的下属当然不正确，参见奎垣口述。注304这里是刘老没听懂我的问话。我说的“北京政变”是1924年冯玉祥将溥仪驱赶出宫一事。注305金莉珊也就是张莉珊，即张寿蓉，参见前文张寿蓉口述。注306满汉通婚的禁令被正式废除是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见《清德宗实录》卷492，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乙卯皇太后懿旨。民国元年四月(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又颁布《为通饬示谕豁除汉满蒙回藏互通婚姻禁令》，标志着汉族与满族以及其他各民族通婚的界限从此被彻底打破。关于清代满汉通婚问题，可详见拙著：《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第七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注307奉先殿位于北京紫禁城内廷东侧，为皇室祭祀祖先的家庙。注308福祥胡同位于东城区西北部，东起南锣鼓巷，西至东不压桥胡同，南邻地安门东大街，北与蓑衣胡同相通，属交道口街道办事处管辖。因胡同内有福祥寺而得名。福祥寺建于明正统元年(1436年)，是武姓太监为英宗祝寿舍宅而修。雍正二年(1724年)平定青海后，锡呼图克图使节来朝，购此寺为驻京行馆，改为喇嘛庙，更名宏仁寺。清朝属镶黄旗，宣统时称福祥寺，民国后沿称。1965年整顿地名，去“寺”字称福祥胡同。注309据《北京市满族社会历史有关问题的调查报告》(1959年稿)，元顺当和修木厂(售寿材，小量木材加工)是王享年家开的，王的曾祖曾做过内务府“协堂郎中”，到其祖父仍有钱，开“元顺堂”饭庄，民国初歇业。又在天津开元顺当铺，七七事变以后停业。元顺木厂1950年歇业。这个王家，应该就是刘汝舟所谓的“金王”了。注310所谓“仓赵家”无考，但不属于“八个铁帽子王”是肯定的。注311参见liangliang20090404的博客中有“忆外公岳效鹏”一文，提到拙作《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中的这段访谈，说乐曙青的插话:“岳小鹏是岳乾斋的儿子，唯一的儿子”，这一句话就有三个错误，应该是我没有认真核对之故。该博文更正说：“外公岳毓泰(字效鹏)生于1898年，是盐业银行经理岳潜斋的长子，下面有五个弟弟，两个妹妹。”(2012年4月28日)岳小鹏应为岳效鹏，岳乾斋应为岳潜斋，他有六个儿子，而不是只有岳效鹏一个。兹据此更正。又，该博文的作者是岳毓泰之女岳维珍的女儿，岳维珍嫁给了那桐的孙子、张寿崇的四弟张寿崙，在本书张寿蓉和张寿椿的口述中都有提到。注312刘老反复提到他的嫁给庆王后人的二侄女，其实出嫁时间是民国三十九年，那就应该是1950年亦即北京解放以后了。到这个年代还与庆王家结亲是很有意味的。注313这里的乐家指同仁堂乐家。按，什锦花园位于东城区西部。东西走向，东端曲折，东起东四北大街，西至大佛寺东街，因明朝成国公适景园故址而得名。胡同内新门牌21号(原10号院)为蒙古王府，详见本书蒙古王公的相关口述；现43号是民国时宏仁堂老药铺旧址。19号院(原9号)建于清末，曾是戴笠之宅，今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注314二大妈即同仁堂大房乐西园的第一个妻子。注315夏山楼主，即韩慎先(1897—1962)，字德寿，北京人，久居天津，其祖父韩麟阁曾为清吏部官吏。韩慎先曾自开古玩店，后与陈彦衡学戏，对谭派唱腔颇有研究。曾于长城公司、高亭公司灌制唱片多种，拿手戏为“三子”(《法场换子》《桑园寄子》《辕门斩子》)。余叔岩曾从其学《南阳关》唱腔，并传韩氏《战太平》唱腔。韩慎先还是新中国早期书画鉴定权威之一，与张珩、启功、谢稚柳等同为首批书画鉴定小组成员，任职天津艺术博物馆副馆长。吴小如先生在《京剧老生流派综说》一书的《综说之综说》一文中说道，作为谭鑫培的第一代传人，而对于辛亥革命以后的京剧演员影响最大的应推陈彦衡……而在票友中则以韩慎先(别署夏山楼主)和程君谋最能继承衣钵。由于韩、程都见过谭鑫培本人演出，再加上陈的传授、点拨，成就皆斐然可观。韩初在北京，后久居天津，成为陈彦衡这一体系的北方代表人物。但韩老一生只钻研唱工，不但不能登台演出，就连念白也不大讲究。所以王庾生先生曾以惋惜的口吻说：“慎先的条件这么好，可惜只是半个老生。”盖指其不能粉墨登场。注316荣剑尘(1881—1958)，单弦八角鼓演员，荣派单弦创始人。北京人，祖姓瓜尔佳氏。祖居北京西郊健锐营，幼年曾在健锐营的功房习武，在私塾攻满文。其间常去离家不远的八角鼓票房听排练，后向八角鼓名票庆厚庵、高俊山求教，学唱岔曲、单弦牌子曲、联珠快书和拆唱八角鼓，兼学三弦、琵琶。成为健锐营一带八角鼓票友中的后起之秀。他的远房族兄、西城八角鼓名票德润田在艺术上给了他许多帮助，并为他伴奏。经德润田介绍，他拜识了八角鼓票界巨擘、联珠快书名家奎松斋，受到奎的教诲。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荣剑尘拜在西城明永顺门下，成为明永顺开立单弦牌子曲门户的第一个弟子，从此正式作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的单弦牌子曲演唱达到鼎盛期。除京津外，他还曾在宁、汉、沈等地演出。30年代，他曾灌制有《杜十娘》《沉香床》《摩登遗恨》等三张唱片。所创造的荣派唱腔的特点是悠扬圆润，韵味醇厚。1952年参加中央广播说唱团，担任艺术顾问，其间还曾先后在中央实验歌剧团、总政文工团、南京前线文工团、中国京剧院、艺术师范学院讲学任教。他演唱的岔曲曲谱经杨大钧记录整理，编为《荣剑尘岔曲集》内部印行。他还整理演唱单弦牌子曲的经验写成《曲坛献艺六十年》一文，收入中国曲艺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单弦艺术经验谈》一书。注317这里指的是毛泽东于1963年12月和1964年6月作的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批示将当时的文化部骂为“才子佳人部”“帝王将相部”。该批示于1966年在《红旗》杂志第9期为重发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加的按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南针》中首次公开。注318五老胡同位于原崇文区西北部。北起东茶食胡同，南至珠市口东大街。明代称卢老儿胡同，北京人口顺，叫着叫着，就叫成了五老胡同。五老胡同长不足480米，清代时为南、北五老胡同。中间被东西走向的茶食胡同分隔开，北段叫北五老胡同，南段叫南五老胡同，长290米，宽4米。五老胡同曾住过盐商查氏，经营珠市口东大街路南的恩成公盐柜。恩成公盐柜当时垄断全城官盐。注319“乾、嘉间海内富室，推宛平祝氏、查氏、盛氏，怀柔郝氏。康熙时平阳亢氏，泰兴季氏，皆富可敌国，享用奢靡，埒于王侯。祝米商也，郝起农田，余皆业鹾典。”(邓之诚：《古董琐记卷三“富室”》，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93页)并见石继昌《春明旧事》:“海内盐商南北查”，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53页。注320魏源：《圣武记》，中华书局1984年点校本，99页。注321(清)祁韵士撰，(清)张穆改定，包文汉整理：《清朝藩部要略稿本》，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39页。注322此规定于雍正元年(1723年)出台。注323参见冯其利：《寻访京城清王府》，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注324参见拙著：《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注325毕奥南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中心的研究员，专攻蒙古史和边疆史，对于自元以来蒙古族在北京的历史有浓厚兴趣并做了多年研究。这几篇对京城蒙古王公后裔的访谈，都是我与他合作的成果，通过这几次合作，我受益匪浅。其中这些王公及其后裔的相关史料，有一部分也得自于他的提供。注326包家成员具体情况如下：父多尔吉(1904—1988)；母马静懿(1899—1963)；长子包儒(去解放区后改名方华，1923—2002)；次子幼年夭折；三子包义(1929—)；女包平(1931—)；四子包安(1932—)。注327达尔罕，科尔沁左翼中旗的扎萨克亲王。这里几次提到的是第十二世达尔罕亲王那木济勒色楞，汉名包尔康，光绪十年(1884年)袭亲王。他于民国初年与张作霖结为盟兄弟，此后张作霖又将女儿嫁给他的长子，他的继妻朱博儒也是张作霖介绍给他的。因为不愿为日本人效力，1931年来到北京，初居于安定门内红罗厂达尔罕王府，后迁居于马大人胡同(今育群胡同)。1948年冬赴中国台湾台北，1949年移居中国香港九龙，1951年逝世。注328达赉贝子，字竹湘。民国四年(1915年)晋升贝子。和敬公主府此后便称达贝子府。注329“普遍晋升”指的是民国元年(1912年)9月20日民政部颁布《加进实赞共和之蒙古各扎萨克王公封爵》的命令，由此蒙古王公上层普遍受到加封。10月11日袁世凯对“效忠民国”的各旗王公封号均晋升一级。注330那彦图(1867—1938)，蒙古赛音诺颜部人。清初功臣策棱亲王嫡裔，世代常住北京。1874年袭扎萨克亲王，历任清廷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八旗都统。注331贡桑诺尔布(1871—1931)，字乐亭，蒙古族，卓索图盟喀喇沁旗人。世袭扎萨克罗郡王兼卓索图盟盟长。1911年曾联合蒙古王公酝酿“内蒙古独立运动”，未果。注332怡亲王允祥为康熙帝第十三子。此后传到道光朝，承袭亲王爵的是载垣，载垣在道咸时期两次受顾命，后在北京政变(辛酉政变)中与郑亲王端华等一起被夺爵赐自尽，参见本书前面端华后人毓旗的口述。载垣死后，同治三年(1864年)又以宁郡王府的镇国公载敦承袭怡亲王，此爵到光绪朝时由载敦之孙毓麒承袭，俗称“小怡王”，包平之母当是这支怡王家的格格。怡王府最初在金鱼胡同、校尉胡同之间，后来在京城又几次迁址。注333关于父亲去东北的事，包平在《对〈达赉贝子和他的儿子多尔吉〉中部分事实的澄清》(下简称“澄清”)一文中述其始末如下：“关于去东北的事我曾听父亲说过，因为父亲年幼丧母，在家里感觉不到温暖，经济又不独立，母亲还受继母的气，一天夜里，负气出走，由父亲的奶母老苏妈安排人偷偷打开府的后门出去的。由于是夜里，又是不辞而别，只带着包儒，并无其他人跟随……据说第二天东窗事发，祖父就将老苏妈辞退，并牵连了一些人。过了一段时间，祖父去东北将包儒接回北京。”注334对于刘梦梅与包家的关系，包平在“澄清”一文中作了如下的详细说明：“我家的经济情况是，祖父去世以前，由继祖母控制。父亲去东北以后，祖父的财产大量流失，例如，房产改为刘姓，继祖母为自己购买大量珠宝首饰。据父亲讲，在从铁狮子胡同迁往汪家胡同时，祖父本来就不管事，再加上身体不好，父亲又不在家，不少财产流到继祖母手里，后来她的生活一直很好。”“祖父去世后，经过交涉，刘梦梅拿出了所谓祖父在京的遗产，分为四股，即刘梦梅一股，我姑姑一股，父亲两股(包括长孙)。分家后，继祖母单过，姑姑出嫁将自己的一股带走。至于每股多少，父亲未讲过，但数目不小。”注335“土地奉上”，即“蒙旗土地奉上政策”，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9月，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张景惠在今长春市召开由18名蒙古王公代表参加的座谈会，劝导各盟、旗王公、旗长、知名人士把原属各盟旗放垦土地的所有权、收租、征税、津贴以及渔利权等一律奉交伪满洲国所有，名为“土地奉上”，包平这里讲的父母去长春参加的就是这个座谈会。这个政策废除了王公的领地权，使蒙旗土地由王公所有变为伪满洲国所有，为进一步加强日伪统治拆除了一大障碍。与此同时，东蒙古地区的王公制度也以“特权奉上”的名义被废除。从此蒙旗收取垦荒汉人地租一事被废止，此举断绝了包家的经济来源，对包家生活的影响是巨大的。注336牛排子胡同在东城区朝内大街北的弓弦胡同内，该处原有完颜氏著名的半亩园，今已不存。注337关于包平的父母结婚过程，“澄清”一文称：“母亲马静懿比父亲大五岁，从未上过学。据父亲说，外祖父很有文才，父亲曾在荣宝斋见过外祖父的遗墨……未结亲之前，两家并不相识，也无来往。父亲由祖父和继祖母代为相亲，因母亲长得漂亮而相中……总之，父亲的婚姻是由祖父、
印法币。待到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收拾这个被双方搅和得异常混乱的金融体系时，出现了重大失误，导致恶性通货膨胀，而共产党这边的边币却非常坚挺。史家通常认为，国民党最后败走台湾，金融体系崩溃是一个极其关键的原因。
结语
对于军统和中统这样的特务组织，殊难评价其功绩。既因为秘密战线的斗争极具复杂性：间谍，特别是双重间谍，很容易引起怀疑，甚至是引起己方阵营的怀疑。直到今天，众多史料还矛盾重重，有些史料认为的英雄和烈士，在另一处却被指为叛徒。也因为这两个组织一直在做着两件性质完全不同的事情：一边与自己的同胞作对，一边与国共两党以及全中华民族共同的敌人——日本侵略者及其附庸做殊死的搏斗。譬如逮捕川岛芳子的军统北平站站长马汉三，昨天还在抗日的前线含辛茹苦，刚刚胜利就被军统的自己人以“谋反、投敌、贪污”等罪名秘密处决。譬如曹锟的长孙女婿、刺杀汉奸张敬尧的军统著名杀手白世维，之前还是抗日的英雄，到解放战争的时候又猛抓共产党。譬如军统“四大金刚”之一的王天木，昨天还在为国家民族制裁败类，隔天就被捕了，并落水当了汉奸，成为同事的制裁对象。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只能说，那个时代太特殊了，特殊的时代造就了这样一群特殊的人。抛头颅洒热血是一种牺牲，忍辱负重更是一种牺牲，因为这个过程更加残酷，更加痛苦。后人唯一能做的，是在精神深处珍视那些真正为国家、为理想、为信仰而放弃爱情家庭、不畏艰难、流血牺牲的斗士。也许他们的名字少有人知晓，但他们的功绩永世长存！最后，简单交代一下那些曾在本书中出现过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名字的结局。抗战胜利前，徐恩曾因走私军火，被“撤去本兼各职永不录用”。一世风流的戴笠在征服了最后一个女人——上海滩影后胡蝶之后，带着一堆谜题，于1946年3月一个乌云密布、雷电交加的日子，在南京岱山机毁人亡。戴机撞戴（岱）山，雨农（戴笠的字）死雨中。76号的丁默邨于抗战胜利两年后被执行死刑。特高课这边，土肥原作为甲级战犯被第一个处以绞刑，川岛芳子也被判处死刑。杀出个黎明第九章铁血远征军，杀出个黎明猎杀1941
随着中日两国在各条战线均进入僵持阶段，时间也悄然来到了1940年年底。1940年9月，德国、日本和意大利三国签订攻守同盟，是为轴心国。1941年6月，德国全力进攻苏联。“二战”之初，被德军“闪电战”（充分利用飞机和坦克的速度优势，集中兵力，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制敌取胜）击破的国家名单有长长的一串：波兰、荷兰、比利时、法国……这给希特勒造成了一个严重的错觉：闪电战可以包打一切。所以希特勒对付苏联的战术还是闪电战。可希特勒并没有意识到：再高明的战法，也有它的弱点。闪电战的弱点就是它过于注重速度和成功率，一旦不能快速“劈”死对手，就会错过稍纵即逝的机会，陷入拉锯战。一旦进入拉锯战，汽油、弹药、衣服和食物等补给跟不上的“闪电”部队，就成了深入敌阵的孤军。那些被闪电战击破的国家与苏联相比，从国土上来说，都缺少战略纵深，从武器装备来看，都缺少空中优势。苏联的这两个特点，都能克制德国的闪电战。战争的进程果然印证了这一点。开战之初的一个多月里，苏联红军死伤无数，西部国门大开，德国人长驱直入，直抵十月革命的发祥地——列宁格勒（圣彼得堡）城下。此刻，德国人以为自己胜券在握，结果等待他们的却是无比痛苦且漫长的鏖战！此前，德国人只用一个多月就拿下苏联国土数百万平方公里，毙伤苏联军队数百万。但对付列宁格勒这样一座小小的城池，他们居然花了近九百天，自己死伤五十多万，造成对方军民死伤近两百万，最终还是未能拿下。在誓死捍卫祖国和家乡，一波接一波冒死冲锋的苏联人面前，曾经不可一世的“闪电部队”被冻结在了西伯利亚的寒流中。当然，如果把时间定格在进军列宁格勒之前，德军是天下无敌的，谁也不看好被揍得落花流水的苏联红军还能翻盘。德国的成功刺激到了日本，日本人嚷着“不要误了最后一班公共汽车”的口号，在这一年中向中国发动了数次大规模的局部进攻。中日双方各有胜败——如“土木系”二号人物罗卓英指挥的“上高会战”的大胜、何应钦指挥的“中条山战役”的惨败。总体说来，日本赢多输少，但赢得并不轻松。这是黎明前的黑暗，光明即将到来。中日战争打到1941年年底的时候，除了主帅用兵、将士用命外，中国的另一大作战优势也开始发挥作用。这个优势就是人多。随着战争的进行，这一优势就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几场大仗下来，中日双方都紧急招兵以继续作战。中国的新兵虽然和以前一样缺乏训练，但日本的新兵较之以往通过了层层选拔、得到了足够训练且身经百战的老兵差距更大。所以，中国的人口优势终于转化成了胜势。除了人口劣势之外，日本本国贫乏的资源也使其无力支持长期消耗战。而且由于大规模的敌后游击战的存在，日本人“以战养战”也成妄想。尤其是在德、意、日结盟后，美、英公开地支持中国，对日本实施经济封锁，使日本的战争资源迅速走向枯竭。到了1941年下半年，日本的石油储备已经捉襟见肘，似乎只有从中国撤兵一途了。但是，日本人想出了破解当前困难局面的办法——彻底疯狂。彻底疯狂的人是不可理喻的，他们不用思考自己能不能做到，只管听天由命，放手一搏。日本人决定做三件事：第一，彻底摧毁美、英在太平洋上的军事力量，打破其对日海上封锁。第二，占领东南亚，以获取那里富庶的战争资源。第三，进入缅甸，摧毁中国的生命线——滇缅公路，掐死中国。于是时间定格在1941年12月7日，强大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在几小时内就被日军彻底摧毁，这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珍珠港事件”。第二天，也就是12月8日，美、英同时对日宣战。此时的蒋介石一定难抑喜悦之情，因为从1931年“九·一八”开始，十年的孤军奋战终于告一段落！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日本自掘坟墓，把顶级强国美国拖下水，日本人疯得实在是太及时了！第三天，重庆国民政府对以德、意、日为首的轴心国宣战。中国加入轴心国的对立面——同盟国，与美、苏、英站到了一起。几天后，日本的盟友德国和意大利对美宣战。稍提一句，德国、意大利之前已经对欧洲各国都宣过战了。这场震惊世界的大群架——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全面上演。北上还是南下
按照正常逻辑，鉴于苏联国力不如美国，那么日本北上与德国合作，先搞垮苏联再谈其他似乎更加合理，可为何日本人选择南下？其实，到底是北上还是南下，日本内部也有不同意见。但最终日本还是选择南下，不外乎这么几个原因。原因一，兵力不足，风险太大。别看苏联和日本签订了所谓的互不侵犯协定，其实这都是表面功夫。就像德国和苏联也签了互不侵犯协定，还不是照打不误。所以苏联根本信不过日本，仍在远东屯兵近百万。如此看来，日本若想攻打苏联，按照苏联人在“张鼓峰事件”和“诺门罕事件”中表现出来的战斗力，军队派少了根本就是白搭。可军队又不能凭空冒出来，那么打苏联的军队从何而来？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先简单了解一下1942年前后日军扩编之后的兵力分布，情况大概如此：本土驻军（数目不详，大概少于四十万）、海军（约三十五万）、驻守东北一带的关东军（约八十万）、与国军在关内正面战场对战的“中国派遣军”（约一百万）、驻守朝鲜、台湾的日军（约十万）。如果与苏联开战的话，关东军肯定跑不掉。当然了，这也正是关东军所期待的。但关东军主力北上，整个东北将处于真空状态。战争进展顺利的话，一切好说，若一旦受阻甚至失利，试问凭借关东军在东北留下的那点残兵，如何抵挡得住百万苏军南下占领东北？既然如此，日本势必派兵填补关东军留下的真空地带，保护东北这块已经吃到嘴里的肉。可是从哪里派兵？唯有拆东墙补西墙。可能关内的“中国派遣军”，本土的驻军，甚至朝鲜和台湾的驻军，都要抽调去东北驻防。但问题是，中日现在已形成相持局面，日军连发动大规模战役都已是力不从心，如果再将关内日军抽调去东北，又拿什么来防备中国军队的骚扰和反击？难道要放弃这几年来已经占领的中国土地？牵一发而动全身。在当时中国未定的情况下，贸然北上，只会是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的结局。因此，从兵力上说，与其勉力北上，还不如趁苏联和德军无暇他顾之时，抽调一部分“关东军”和“中国派遣军”精锐，配合海军南下开辟另一个战场。退一步讲，即使日本配合德国出兵北上，由于苏联西南部的工业区已落入德国之手，所以日本人若想消灭苏联和捞好处兼顾，就得瞄准苏联内迁的工业区如西伯利亚工业区乃至乌拉尔工业区。可问题是，那里靠近苏联国土的腹心，距日本本土甚至是中苏边境都极为遥远，以日本的战略储备状况——极缺石油，军队能不能打到那里还是个问题。不得不说，日本人没在东北发现大庆油田实乃万幸，否则日军以战养战，其破坏力是亚洲人民难以承受的。综合看来，北上对日本来说风险太大。原因二，国策。日本是个岛国，跟英国一样，非常重视海洋防卫。日本由此确立了“大东亚共荣圈”殖民大帝国的国策，决定将主要力量向太平洋扩张。但是，南下也有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那就是必须面对美国。日本想出来的解决办法是，先干掉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将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缩减到最小，然后趁美军无力插手亚洲的这段时间，打通东南亚通道，迫降国民政府。等美国实力恢复到能够进行干涉的时候，日本已经掌控了大局，消化了足够多的利益和足够大的地盘，具备了和美国对抗的实力。想法虽好，但实现起来有些问题。因为日本人找错了对手，一个是被打倒无数次，却永远不会趴在地上的中国，一个是被打成重伤，却依然能够战斗的美国。选择这样的对手，只能说是日本的悲剧。靠别人远不如靠自己
没有了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掣肘，日军随即挥兵东南亚，掠夺战略物资去也！为快速实现这个目标，日本同时向多个国家发动了攻击。关于日军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的经历，历史书上的记载，大致是地名、沦陷时间、死伤——日军杀死杀伤对手的人数。其实，泰国、马来半岛、菲律宾、关岛、香港、新加坡以及东印度群岛等地的英美殖民军也做了抵抗，只可惜他们抵抗的时间，几乎就是被日军那一冲的瞬间——一冲就垮。这一点在菲律宾和新加坡战场表现到了极致。七万五千美国菲律宾联军放下武器，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仓皇而逃。一千余日军伤亡换来驻新加坡英军八万余人举起白旗。实际上，英美殖民军的实力不是很差，只是腐败得太重，懦弱了太久，血性全无，冲一下便轰然倒塌。日本迅速将东南亚几乎所有的国家都罗织到了自己编织的“大东亚共荣圈”中，石油、天然气、煤和粮食等紧缺战略物资得到了及时的补充。紧接着，日军进入英国的殖民地缅甸，准备实施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切断滇缅公路，进而通过缅甸进攻云南，拿下云南进攻重庆。缅甸是一个孱弱的国家，光靠自己，绝无可能扛住日本的侵袭！而它的宗主国英国，此时正被德国按在欧洲和北非狂扁，根本无暇他顾。即使有暇，英国人最先要保住的，也是其在亚洲最大最富饶的殖民地印度。其他类似缅甸的这种小殖民地，只能由其自生自灭了。至于同盟国中最强大的美国，在失去了太平洋舰队之后，远在万里之外的它想在短期内恢复曾经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几乎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美国、英国都无力发兵援救，缅甸该怎么办？前面说过，中国对外联系的国际通道已经只剩下西南的桂越、滇缅两条公路。而此时法国人已经投降了，日本作为轴心国，作为胜利的一方，顺其自然地接收了法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越南、老挝和柬埔寨，桂越这条国际通道也就被日本堵住了。因此，中国的对外通道只剩下滇缅公路。一旦滇缅公路被切断，中国的持久抗战将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在决定命运的时刻，靠别人远不如靠自己来得稳妥。所以中国决定自己组织远征军开赴缅甸，保卫自己的生命线。蒋介石大出血，一口气准备了三个军，他自己的棺材本第五军也在其中。远征军组织完毕，随时准备兵发缅甸。发兵前，蒋介石也曾征询英国人意见：WhatcanIdoforyou？英国人回复：No，Thanks.娘希匹，英国人自己不出力，居然还不让我中国出力？从表面上看，当时的英国人有四条强大的理由说No。理由一，英国人自己还没有想好守不守缅甸。理由二，在缅甸还有不少英军，应该跟日军有得一拼。理由三，不到万不得已，他们不希望第三国军队进入其殖民地，万一中国人赖在那里不走了怎么办？理由四，实在瞧不上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一百年前，他们在鸦片战争中随便派两艘军舰就能把清军给灭了。这坏印象便一直留存了下来。可惜，英国远非百年前的日不落帝国，实力早被雨打风吹去，剩下的也就是表面风光和所谓的绅士风度了。在缅甸的数万英军，面对欧洲人口中的“三流军队”——日军的疯狂进攻，败得毫无绅士风度，一路狂窜。直到日本人一路追到了缅甸首都仰光，英国人这才知道着急，急呼中国远征军入境协防。可是为时已晚，日军已经深入缅甸，缅甸主要城市都已沦陷。英国人的自私和自负，令中国远征军错过了大好时机。尽管如此，远征军还是决心马上出兵。远征军入缅
与此同时，同盟国在华盛顿召开会议，决定把缅甸、泰国、越南、印度与中国战区合并，成立盟军“中缅印战区”，由蒋介石出任总司令。此外，同盟国还空降了两个大牌领导。一个是美国人史迪威中将，出任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的优点很多。他在中国工作过一段时间，是个“中国通”。他毕业于西点军校，学历不错，只是缺乏作战经验，但做事认真、性格坚强，是一名很有职业精神的军人。他还有一个好靠山——马歇尔，马歇尔时任美军陆军总参谋长，既是总统罗斯福的军师，也是拯救欧洲经济的“马歇尔计划”的提出者。伴随这些优点的，是他的一个大弱点——性格缺陷，此人极其强势，凡事喜欢自己说了算，别人甚至是领导反对也没用。所以他跟领导的关系很差劲，从他给众领导取的外号就可见一斑——蒋介石是“花生米”（意为笨蛋、没用的小人物），罗斯福是“老软脚蟹”。此人来到“中缅印战区”上班后，以罗斯福总统特使自居，自认使命是“监督”中国抗战，行事十分高调。其带兵打仗的本事另说。其实，让美国人派一个参谋长过来是蒋介石的主意。蒋介石的本意是弄一个听话的“传声筒”过来，方便找美国人弄些免费的战略物资和低息贷款，但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居然请回了一尊牛气冲天的菩萨。另一个是英国人亚历山大中将，出任战区英军总司令。此人曾在“敦刻尔克大撤退”中沉着冷静地带领英军安全回到英国，也算是个人物。中国远征军的总司令是卫立煌，但卫立煌因故未到，无法入缅。蒋委员长后来才发现人事安排失当，改派陈诚的忠实小弟罗卓英前去代理，副司令则是昆仑关一战成名的杜聿明。大家也看出来了：领导全是大牌，关系错综复杂——杜聿明要听罗卓英的指挥，罗卓英听中将史迪威的指挥，中将史迪威与中将亚历山大不知道谁听谁指挥，特级上将（蒋介石自封）蒋介石则在重庆遥控指挥。尽管指挥体系一片混乱，那也只能打了，毕竟中国抗战的生命港口——仰光已经悬于一线。1942年3月初，远征军匆忙入缅。这、易二州的义武节度使王处存为了借助李克用的力量保护自己，采取联姻之策为侄子娶了李克用之女。王处存的这种做法使得本就对李克用十分忌惮的卢龙节度使李可举和成德节度使王镕感觉如芒在背。当时河北的藩镇中只有王处存还听命于朝廷，所以李可举和王镕对王处存和李克用的联姻心怀疑惧，担心王处存会借助李克用之力来攻打自己，于是两人商定联手共灭王处存而分其地。经过一番筹划之后，李可举派部将李全忠领兵六万进攻易州，王镕则派兵攻打定州南面的无极县。王处存得到消息后立即向李克用求救，李克用亲自率领大军前来援救，接连打败成德军，解了定州之危。李可举此次出兵攻打王处存，不仅没得到丝毫好处，反而将身家性命搭了进去，究其原委，不是因为李克用大兵压境，而是因为部将李全忠的反戈一击。当李全忠奉李可举之命领兵来到易州后，采取挖地入城的策略，很快便占领了城池，王处存因此被迫出逃。李全忠由此认为王处存不堪一击，而产生轻敌之心，不加防备。王处存在夜间命令三千士兵蒙上羊皮，利用夜色的掩护来到城下，卢龙军以为真的是羊群，便争先恐后地出城抢掠，结果王处存趁势领兵杀入城中赶走李全忠，收复了易州。李全忠兵败之后，担心回去可能会被治罪，干脆收拾残兵对李可举反戈一击。李可举因为事先没有防备，在一片绝境中登楼自焚而亡。随后李全忠成功接管了幽州全面事务，并自称幽州留后向朝廷上疏请求册封。对于李全忠的篡逆行径，当时以李儇为代表的朝廷没有任何可以制裁的措施，只得下诏承认其留后的地位。当时右补阙常濬上疏劝谏，认为朝廷姑息藩镇已经到了太过分的地步，无论是谁请求册封全都予以同意，这是导致藩镇作乱，天下纷争不已的根本原因，希望朝廷能够稍振典刑加以震慑。我们当然不能否认常濬的决心，但当时朝廷的中央集权已经遭到严重的挑战，甚至已经是一蹶不振，根本没有稍振典型加以震慑藩镇的政治威望和军事实力。即使如此，皇帝李儇和宦官田令孜还是对常濬的上疏惊恐万分，担心藩镇得知会兴师问罪，于是将常濬处死以取悦藩镇。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出，当时大唐帝国被藩镇肢解的命运已经在劫难逃，而对于朱全忠、李克用这样的强藩，朝廷只有忍气吞声，只要他们不为难朝廷，朝廷就万事大吉。但事实证明这些强藩的野心已经不可遏制，皇帝李儇就是因为他们再次作乱而被迫再次逃离长安。朱玫构乱光启元年（885年）三月，皇帝李儇返回京城长安后，便陷入极端的财政危机之中。田令孜在蜀中招募的神策新军共计四万五千人，加上原先的左右神策军，赏军的费用激增。同时还有朝官将近万人，每天也需要大量的财政支出。而此时各地藩镇却纷纷截留赋税，河南、河北、江淮等贡税之地不再向朝廷上供，朝廷财政部门财源渐渐枯竭，只能靠向京畿、同州、华州、凤翔等几州之地征调赋税。但是，却无法保障财政支出，禁军将士因供给不足经常怨声四起，宦官田令孜担心产生兵变，急于寻找新的供应赋税之地，于是，他将目光瞄向了掌控两池盐的河中节度使王重荣。所谓的两池盐，是指安史之乱后朝廷实行盐铁专卖政策以来，安邑、解县的池盐，是朝廷财政收入丰厚的两座聚宝盆。例如宣宗李忱在位时期的大中六年（852年），池盐收入达到一百二十多万贯，所以朝廷收入以两池盐为大宗。但是皇帝李儇即位后，两池盐大部分被河中节度使王重荣据有，每年只向朝廷贡献三千车盐使用。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缓解朝廷财政的窘境，田令孜决定收回两池盐。光启元年（885年）四月，田令孜代替皇帝李儇下诏，让王重荣交出两池盐的管理权以供军养，并由他自己兼任两池榷盐使。王重荣接到诏令后，接二连三地上疏论述，称河东军府全靠两池盐的收入供给，不同意交出管理权。皇帝李儇派出宦官去做王重荣的思想工作，但王重荣就是不交出管理权。当时田令孜派出许多亲信到各地侦伺藩镇们的行踪，一般情况下藩镇们对待这些宦官是敬而远之。但田令孜派到王重荣这里的宦官是其养子匡祐，匡祐仰仗田令孜的权势，在河东当地仗势欺人，引起士兵们的愤怒。王重荣利用这个机会，历数田令孜的诸多罪恶，将匡祐赶出河东地区。匡祐回到京城长安后，向干爹田令孜哭诉王重荣全然不将他们父子俩放在眼里。可田令孜也不敢公开得罪王重荣，于是他想出了外调王重荣的方法，想分掉其兵权。五月，田令孜以朝命将王重荣调任泰宁节度使，改派义武节度使王处存为河中节度使，并令李克用率河东兵护送王处存奔赴河中上任。但是王处存担心卢龙、成德之军卷土重来，不肯离定州，同时上疏替王重荣申诉。而王重荣则自认为收复长安有功，趁机揭发令田令孜擅权、离间君臣等诸多罪项。田令孜担心王重荣借机发兵兴师问罪，便勾结邠宁节度使朱玫、凤翔节度使李昌符对抗王重荣，当时双方可谓是剑拔弩张，大战一触即发。田令孜求得两大藩镇的援兵，让王重荣倍感压力，在经过慎重的思考后，他在十月间决定向李克用求救。当时李克用怨恨皇帝李儇在他和朱全忠的矛盾问题上，没有站在自己这一边，而且他探听到朱玫、李昌符和朱全忠暗中有往来，所以决定对王重荣施以援手，出兵河中。当时李克用纠集汉、藩兵马十五万，准备在来年渡过黄河，从渭水北部讨伐朱玫和李昌符。但他向朝廷保证不会逼近京城，等到剿灭朱、李二人，再回师剿灭朱全忠以雪前恨。朱玫得到李克用出兵的消息后，想迫使朝廷下令讨伐李克用，便三番五次暗中派人潜入长安，或焚烧粮草，或刺杀宫廷守卫，并托称是李克用所为，闹得京城一片恐慌。田令孜得知李克用决定来年出兵，便采取先下手为强的策略，下令朱玫、李昌符各率本部人马三万，又征调驻扎在鄜、延、灵、夏等镇的神策军各三万人屯于沙苑，准备进攻王重荣。王重荣见朝廷已经发兵，立即请求李克用急速发兵相救，结果李克用立即引兵赶赴救援。十一月，王重荣出兵进攻同州，同州刺史郭璋战败身死，李克用援军赶到后，与王重荣在沙苑和朱玫、李昌符两军对垒。十二月二十三日，双方展开决战，朱玫、李昌符被李克用打得大败，各自逃回本镇，溃败之军一路焚掠而过。李克用当日进逼长安，二十五日夜晚，田令孜带着皇帝李儇从城西的开远门一路向凤翔逃去，其目标依旧是先前的目的地蜀中。皇帝李儇逃往凤翔后，李克用和王重荣继续将矛头对准田令孜，联合上疏奏请皇帝李儇返回长安，并要求诛杀田令孜。在这种形势下，皇帝李儇也对田令孜产生不满，而且认为想要平息李、王二人的怒火，只有采取削弱田令孜权力的做法，于是便下令起用宦官杨复恭为枢密使。杨复恭是杨复光之兄，杨氏兄弟是宦官集团中比较有实力与田令孜相抗衡的人物。光启二年（886年）正月二日，田令孜要求皇帝李儇前往兴元避难，其实是想让李儇前往蜀中。很长时间以来，皇帝李儇便对田令孜让自己一路逃亡的做法十分不满，所以这一次他没有答应田令孜。但让李儇没有想到的是，当晚田令孜带兵突然闯进行宫，挟持李儇前往宝鸡。当时的情况是，只有禁军士兵和宦官数百人跟随田令孜和皇帝李儇出行，宰相和诸多文武百官均不知道皇帝陛下已经离开行宫，到了第二天才得知田令孜挟持皇帝事件。于是，太子少保孔玮、翰林学士承旨社等几个大臣追到宝鸡。由于事情比较仓促，追赶皇帝李儇的诸多大臣在半路上被乱兵劫掠，只得被迫返回凤翔。李儇急忙任命孔玮为御史大夫，让他回凤翔召集百官，自己停留在宝鸡等待。可以说皇帝李儇这次仓促逃亡，完全是田令孜独断专行的结果。以往朝臣对皇帝李儇纵容田令孜的擅权大多敢怒不敢言，如今他们看到时机已到，于是便采取消极抵制的方式进行对抗。当孔玮到达凤翔，想向宰相宣诏时，宰相们都称病不见。孔玮命令御史台的官员四处催促朝官们启程前往宝鸡时，官员们全都以各种理由加以推辞。结果孔玮只得独自返回宝鸡。孔玮回到宝鸡后，立即建议皇帝李儇，认为宝鸡城小不足以久留，如果久留恐怕会引来藩镇之兵，应该立即前往梁州避难，次日李儇便急匆匆地赶往梁州。事实证明，孔玮的预料十分准确，没过多久，朱玫便对田令孜反戈一击。当时朱玫、李昌符一方面畏惧李克用、王重荣兵力之强；另一方面看到田令孜已经成为众矢之的，也不愿意再为其效命，便与李克用、王重荣联合，共同讨伐田令孜，充当紧追皇帝李儇和田令孜的急先锋，一路向凤翔追去。在追兵的阵阵鼓声中，皇帝李儇在田令孜等人的护佑下，一路向兴元方向逃去。由于跟随逃难的百姓较多，一时间道路堵塞，田令孜派神策军使王建和晋晖为清道斩斫使，带领五百名士兵挥舞长剑砍杀开路，皇帝李儇的乘舆才得以前行。而山南西道节度使石君涉在朱玫的授意下，派人烧毁驿站，不让李儇、田令孜沿官道进入兴元，结果李儇只得改道而行，在朱玫追兵的追击下，几次差点送了性命，好不容易才进入山南西道辖境。石君涉因为做贼心虚，弃镇逃附朱玫。三月十七日，皇帝李儇在山南西道监军严遵美的迎接下进入兴元，并着手布防抵御藩镇之兵。当时在藩镇和朝官的共同反对下，田令孜已经势单力弱，自知不为众人所容，只好顺水推舟地推荐枢密使杨复恭为左神策军中尉、观军容使，让其掌管禁军，而给自己加上剑南西川监军使的头衔，逃入成都投靠其兄陈敬瑄。杨复恭随即剥夺田令孜的亲信在禁军中的兵权，将王建调任利州（今四川广元）刺史、晋晖为集州（今四川南江）刺史。朱玫为了摆脱自己胁君的罪名，以皇帝李儇信用田令孜为由，要求宰相们与自己同谋废立皇帝，另立一位李氏子孙为皇帝。宰相们不敢从命，朱玫仰仗自己手握军队，便宣布自己执意要另立皇帝，敢有异议者立即斩首。当时肃宗李亨的玄孙襄王李煴在跟随皇帝李儇出逃途中，因病落入朱玫手中。四月三日，朱玫与身在凤翔的百官册立李煴权监国事，自己兼任左、右神策十军使，将军权控制在自己手中。五月，朱玫又加封自己为侍中、诸道盐铁、转运使等，集军事、政事、财政大权于己身，同时派人给各地的藩镇封官晋爵。据《资治通鉴》记载，当时大多数藩镇都接受朱玫的册封，尤其是驻扎在江淮地区的高骈也上表劝进，干脆让李煴称帝。一时间朱玫大有总揽朝廷政务之势，而且从中可以看出，人们对于皇帝李儇已经逐渐失去信心。后世的胡三省认为：“史言僖宗再幸山南，天下已绝望矣。”这里所谓的“天下”，指的显然是各地藩镇。从胡三省的评价也可以看出，当时皇帝李儇由于遭到以朝官势力以及以藩镇为代表的军事集团的厌弃，其帝位已经岌岌可危。不过俗话说得好，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在皇帝李儇帝位不保之际，以朱玫为首的反皇帝李儇军事联盟由于各种原因很快产生裂痕，最终这些藩镇们分道扬镳。当时朱玫大有专权之势，这引起了他的同盟伙伴李昌符的严重不满。没过多久李昌符便暗中上疏皇帝李儇表示效忠，被李儇加官为检校司徒。而且此时已经升任为宰相的杜能向皇帝李儇建议，利用杨复光与王重荣在评定黄巢时建立的友善关系，而杨复恭是杨复光之兄这层关系，派大臣对王重荣进行宣慰，让其归顺朝廷。事实证明这个做法十分奏效，王重荣立即表示愿意归顺，而且贡献出十万匹绢，表示要举兵讨伐朱玫。最关键的是，此时的朱玫犯了一个致命错误，那就是他将李克用推向了敌对一边。当时朱玫让襄王李煴派使者前往晋阳以皇帝的名义下诏，让其拥立李煴为帝。李克用看到朱玫施展“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架势想要压服自己，顿时勃然大怒，宣布准备调兵征讨朱玫。皇帝李儇看到形势出现转机，便于六月间派都将杨守亮率领两万禁军从金州出发，配合王重荣、李克用攻打朱玫。形势骤然间的变化没有让朱玫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依旧在十月间拥立李煴为帝，并改元建贞。然而仅仅两个月后，朱玫的大将王行瑜就在凤州大败，进而杨复恭宣布谁能取得朱玫的首级，即以朱玫的靖难节度使之职加以赏赐。王行瑜战败后，知道肯定会被朱玫治罪，于是率领部众返回长安，趁朱玫不备将其斩首。但是，皇帝李儇在朱玫败亡之后依旧是有家难回。当他动身走到凤翔时，凤翔节度使李昌符考虑到自己毕竟参加过胁迫皇帝李儇的行动，虽然李儇表示既往不咎，但他仍然担心李儇回到长安后，自己会被治罪，于是强行要将李儇留在凤翔。对于皇帝李儇而言，好不容易才摆脱朱玫武力胁迫的一场危机，此时的他已经犹如惊弓之鸟，虽然明知道李昌符弦外有音，他只能违背本意，住进了李昌符的节度使官邸。从当时的形势来看，朱玫构乱是以皇帝李儇为代表的唐廷的一次大分裂，是朝官、宦官以及藩镇三大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矛盾斗争的产物，最终朝官势力为反对宦官势力付出了重大牺牲。由于杨复恭地位的上升，以田令孜为首的那股宦官势力逐渐衰弱，但宦官专权的局面依旧继续，而藩镇势力则趁火打劫，继续扩充实力，互相征伐攻占。淮南罹祸朝官、宦官、藩镇三大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皇帝李儇犹如他们的掌中玩物已经成为傀儡，而且对于远离京城长安之地，朝廷更是无力控制，进而导致地方涂炭生灵。淮南地区在当时就是个典型的例子，而追根溯源则是因为镇守该地区的高骈昏聩。高骈其人是唐末对政局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懿宗李漼在位时期，他是安定西南、抵御南诏的功臣，可是黄巢起义后，他成为了拥兵自重的藩镇，并多次拒绝出兵勤王。早在中和元年（881年）与中和二年（882年）间，皇帝李儇就对高骈拒绝出兵产生绝望之情，先后罢免了他的江淮盐铁转运使和诸道行营都统的职务。高骈对被王铎取代官职颇为不满，《旧唐书?高骈传》记载，高骈失去兵权后，数次上疏皇帝李儇，言辞颇为不逊，并认为黄巢打进长安，迫使皇帝李儇出逃蜀中是咎由自取，而且指责李儇忠奸不分，是非不分。皇帝李儇收到高骈的奏疏后，顿时火冒三丈，下诏痛骂高骈不守君臣仪轨。但李儇的处境也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对于高骈也只能是骂骂而已，在诏文的最后还是好言安抚一番，希望他能治理好江淮地区，不要再次辜负自己的期望，这其实对高骈是一种公开的唾弃。可是李儇一定想不到，高骈就连治理江淮也没能做好，最终导致淮南地区战乱四起。高骈本来是慑于黄巢起义的威力，不过又看到朝廷摇摇欲坠而采取按兵不动、坐山观虎斗的策略，没想到皇帝李儇会公开唾弃自己。这导致他在藩镇中的威信顿减，等到王铎率领诸道人马收复长安后，高骈又为自己失去立功机会而懊悔不已，而且此时因为高骈始终暴躁不已，部下多有出走，在这种窘境中，高骈将军政事务交给了爱将吕用之处理，自己则沉湎于神仙方术中。光启二年（886年），朱玫拥立襄王李煴为帝后，任命高骈为中书令、诸道行营都统、盐铁转运使等职。高骈出于对皇帝李儇的怨恨，高兴地接受了李煴的任命，并不断满足于自己所得到的一切。为此，他在府邸中建造了一座道院，日日做法事祈求与神仙相逢，结果吕用之乘机掌控了军政事务。吕用之是鄱阳人，出自世代经商之家，曾经进入九华山求得一些所谓的道术。后来客居广陵以卖药为生，当高骈四方网罗人才时，吕用之经高骈部将余公楚的推荐，以左道之术得到了高骈的器重。当时吕用之利用自己久居扬州，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的优势，不时向高骈提出很多合理化建议，获得了高骈的高度赞许。同时利用高骈一心想修道成仙的病态心理，连哄带骗地加以迎合，使高骈的畸形心态不断加剧，最终独揽军政大权。吕用之深知，要想真正地掌控大权，必须要设法离间高骈与亲信旧将的关系
秦国的边关了。后来一打听，才知道真相，秦国人非常惊骇。赵武灵王入秦的目的，是想亲自看看秦国的地形，顺便了解一下秦王的为人（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观秦王之为人也）。假扮使者人秦视察地形这件事，也说明了赵武灵王意欲灭秦的雄心。赵惠文王三年（前296），在彻底灭掉中山国之后，赵武灵王封前太子赵章为代地安阳君，并且派田不礼为相，协助赵章治理代地。赵章不服他的弟弟赵何继位（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田不礼不但不约束他，还帮他出谋划策。赵国重臣季兑对赵武灵王废嫡立幼可能引发的内乱看得清清楚楚，他亲自去拜见相邦肥义，对肥义说，公子章强悍骄横，党羽众多，田不礼残忍傲慢，这两个人扭在一起，一定会闹出乱子。您负有重任并手握大权，动乱会从您那里开始，灾祸会向您那里集中，您必定最先受害。您为什么不声称有病退出政坛，把国家大政移交给公子成呢？不要让自己成为怨恨的集聚地，不要做祸乱发生的阶梯。肥义听后说：这不行。当初主父把新王托付给我的时候说，不要变更法度，不要改变你的忠心，直到你去世。我接受了王命，如果现在害怕田不礼作乱而忘记承诺的王命，这就是变节负心，有什么罪过比变节更大！有什么错误比负心更严重！变节负心，无法得到人们的童卜容。常言说：死者如果复生，生者不应在他面前感到惭愧（谚曰：死者复生，生者不愧）。我已经有言在先了、我要兑现我的诺言，怎能只顾自保！况且忠臣当灾难临头时要保持节操。您已经给我忠告了，但我不敢背叛自己的承诺。李兑说，那您好自为之吧！我能看到您只有今年了。说完痛哭流涕而去。李兑见过肥义之后，多次去见公子成，要他防范田不礼作乱。肥义知道赵惠文王将要经历一场劫难，于是他召见将军信（shēn，申）期。他对信期说，公子章和田不礼让我非常担忧，夜不能寐，他们表面上说得好听，但实际上是不忠不孝，我不能不防。今后，如果有人请见国君，一定要先让我见，没事才能让国君进来。信期立即答应下来（自今以来，若有召王者必见吾面，我将先以身当之，无故而王乃入）。赵武灵王对于自己放弃强权所带来的后果，以及废长立幼所潜伏的兄弟相争，明显认识不足。在退拉四年之后，他的一个错误想法，使得赵国内乱爆发、自己也被困而活活俄死。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赵惠文王四年，群臣进都城朝会，前太子赵章也来了，赵武灵王让赵惠文王主持朝拜，自己在一旁暗中观看。他看到长子赵章垂头丧气地屈身在自己的弟弟面前，北面称臣，心中顿生怜悯之情。他想把赵国一分为二，赵章做代王，赵何做赵王，但是这个打算没有来得及决定就中止了。朝会之后，赵武灵王和幼子赵惠文王、公子章一同到沙丘（今河北巨鹿东南）游览，父子三人分住在三处宫殿。公子章以为机会来了，他派人假传赵武灵王的命令，召赵事文王到赵武灵王住的沙丘宫来。肥义知道后，担心这事有假，便自己一个人先去，结果，被公子章和田不礼所杀。将军高信得知此事，保护起惠文主，并和赵章、田不礼的党羽打起来。公子成和李兑听到赵章叛乱的消息，立即从国都邯郸赶来，调动四邑的军队前来镇压叛乱、公子章越败，逃到赵武灵王的沙丘宫，赵武灵工收留了这个逆子。公子成和李兑追杀公子章，包围了沙丘宫。结果，公子章被杀，田不礼及其他党羽也都被消灭了。此时，赵惠文王年幼，公子成、李兑两个人掌握大权。公子成和李兑商量说：咱们因为追杀公子章而包围了“主父”，即使撤兵，我们这些人也要被灭族啊（公子成、李兑谋曰：以章故围主父，即解兵，吾属夷矣）！于是，两个牙一咬，一不做，二不休，继续包围沙丘宫，并且向宫中的人发出通告：“最后出来的人灭族。”这一下，沙丘宫里的人全跑出来了。赵武灵王也想出宫，但是出不来，又没有食物，只好去掏雏雀充饥，三个多月以后饿死在沙丘宫（官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鷇而食之，三月余而俄死沙丘宫）。公子成和李兑确信赵武灵王死后，才向诸侯发讣告报丧。赵武灵王死后，赵惠文王任命公子成为相国，代替已经为国捐躯的肥义，封为安平君，同时任命李兑为司寇。弃强权终酿内乱惧族诛困死赵雍赵武灵王是赵国历史上的一代英主，他对赵国的贡献堪与秦孝公对秦国的贡献相媲美。为什么赵武灵王最终竟然会惨死于沙丘宫呢？沙丘之变实质上是赵国的一场宫廷政变，这一事件涉及赵武灵王、赵惠文王、公子章、公子成、李兑五个人，但是，究其原因不外两个方面。就其内因而言，是赵武灵王自己犯了错误。赵武灵王虽然果敢地推行“胡服骑射”，为赵国兴盛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赵武灵王在君位继承上犯了不少错误。一是废长立幼。公子章是赵武灵王的太子，只是因为赵武灵王后来得到了吴娃（孟姚），非常宠爱吴娃，几年不出吴娃之宫（后得吴娃，爱之，为不出者数岁）。吴娃生了赵何之后，赵武灵王居然废了公子章而立赵何（生子何，乃废太子章而立何为王）。赵国国君的传位比较混乱，没有形成固定的立嫡立长制度，立长、立爱、立贤，交替进行，完全随国君之意而为。所以，赵武灵王废长子立幼子在赵国并非特例，但是，这种传位制度人为地导致了长子赵章和幼子赵何之间的君位之争。二是放弃强权。赵武灵王是在自己推行“胡服骑射”获得成功的壮年突然退居二线，这在中国历史上非常罕见。赵武灵王这样做主要是想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辅佐幼子成功掌权，但是，赵武灵王的幼子因为年龄太小，根本无法掌权。赵武灵王自己退居二线，手中的权力自然大大削减。其实，赵武灵王自己不在盛年退位，继续发展、巩固赵国“胡服骑射”的成果，继续提升赵国的综合国力，对赵国的发展天有好处。同时，在他继续掌权的时间里，幼子赵何也会逐渐长大，当他有能力独立处理国事之后再传位给他，这会比传位给一个少年国君强得多，沙丘政变的悲剧也完全可以避免。任何一位国君都必须拥有政治强权，一旦失去政治强权，就失去了对全国政局的控制能力。赵武灵王被困沙丘，活活饿死，就是放弃政治强权的恶果。它不仅是赵武灵王本人的悲剧，也是整个赵国的历史悲剧。三是朝令夕改。赵武灵王是因为特别宠爱吴娃才改换太子的，后来他对原太子赵章的感情又增强了。此时，赵何已经继位，赵国的大臣也已经接受了赵何。但是，赵武灵王却因为偷偷看到了长子赵章对幼子赵何行君臣之礼而怜悯赵章，想把赵国一分为二，由长子赵章做代王，幼子赵何做赵王。这件事虽然最终未能施行，但是，它足以启发原太子赵章的野心，沙丘政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赵武灵王不懂得国君的地位一旦确立之后，绝不能轻易改变。朝令夕改，犯了为政大忌。四是分裂国家。赵武灵王看到长子跪拜幼子而动了分裂赵国的想法，虽然最终未能执行，但是，有这个想法本身对于一个赵国的最高决策人来说实在是太幼稚了。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这个事情，一方面，晋国一分为三己经是实力大减，如果赵国一分为二，在战国后期的统一之战中赵国必然难以生存。另一方面，即使赵武灵王封赵章为代王，赵章会满足吗？赵章的目的是做整个赵国的赵王，而不是仅仅做一个代王。给赵章一个代主，不可能满足赵章的要求，他必然还想要更大的权力。所以，赵武灵王分裂赵国的想法只能诱发长子赵章更大的野心，沙丘政变也就成为必然的结果。以上是内因，就外因而言，涉及赵惠文王、公子章、公子成、李兑四个人。赵惠文主年幼，确实无法掌控朝政，但是，公子章沙丘政变，公子成围困父王达三月之久，赵惠文王竟无一行动，也无一言相救，事后也没有任何问责，未免太不尽情理。公子章由太子被废为安阳君，是其父头脑发热的结果，对公子章来说确实不公平。但是，公子章不明白，如果他发动叛乱，谋取君位，只会引发赵国更大的内乱。即使成功，也只会造成国内的动荡与杀戮；如果不成功，只有死路一条。但是，废掉公子章的理由确实使他恶气难平，这也是人性使然。公子成是赵武灵王的叔叔，他参与了平定公子章叛乱的军事行动，但是，围攻赵武灵王的沙丘宫又使他难逃被诛的命运。他决心一不做二不休地困死赵武灵王，确实不近人情，但是，公子成这样做也有他的道理。为了自己的生存，顾不上侄子的生存，这是人的本能，不过，公子成逼杀赵武灵王，也使赵国的崛起之路戛然而止，断送了赵国的前程。李兑最早觉察到公子章的篡位野心，并和公子成做好了应对突发政治事件的准备。但是，在诛杀公子章以后，他和公子成为了自保，逼杀了赵武灵王。虽然这种做法有自保的因素，但是，为臣者弑君，中止了赵国。崛起，李兑对赵国最后的灭亡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赵武灵王悲剧结局的最大受益者是秦国。秦国在东方六国之中最可怕的一个对手赵国，就这样在内耗中中止了崛起之路，这是历史对秦国的再一次眷顾。秦始皇最终统一中国确实存在着历史的必然，但是，我们也不应当忽略三家分晋。赵武灵王惨死这些偶然性因素对秦始皇统一中国所发挥的作用。历史之所以选择了秦国，历史之所以选择了秦始皇，不仅是因为秦国崛起了，还因为其他诸国都犯下了各种各样难以饶恕的错误。赵武灵王为自己的政治错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用自己生命换取了赵惠文王的继位，但是，赵惠文王能够继续其父赵武灵王的功业吗？赵惠文王能在多大程度上挽回赵武灵王的过失呢？第19章秦赵之争在赵国的发展史上，赵惠文王是第二个起关键性作用的国君，他是其父赵武灵王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所拥立的。那么，赵惠文王究竟是一位什么样的国君呢？赵惠文王治理下的赵国还能延续赵武灵王的上升势头吗？赵惠文王和秦国的争斗对秦始皇统一六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秦昭王欺诈夺宝蔺相如完璧归赵秦王嬴政统一六国所面对的第二个目标是赵国，然而赵国这块骨头并不好啃，因为在秦王嬴政的曾祖父秦昭襄王时期，赵国国君赵武灵主通过“胡服骑射”，使得赵国国力迅速提升，而且赵国还曾经有灭掉秦国的雄心与行动，这对秦国统一六国造成了巨大障碍。但是赵武灵王在壮盛之年，由于错误地传位给小儿子赵惠文王，最终引来了杀身之祸。赵武灵王死后，赵国令人遗憾地停止了崛起的步伐，于是秦王嬴政的曾祖父秦昭襄王利用这个机会，在外交和军事上向赵国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攻势，其中历史上著名的“完璧归赵”，就发生在这个时期。那么和氏璧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和氏璧又是如何成为秦赵之间的争斗焦点呢？除了和氏璧之争，秦赵两国之间还有哪些进一步的对抗呢？秦昭襄王为秦始皇最终消灭赵国究竟奠定了怎样的基础呢？赵武灵王之死中断了赵国的崛起之路，但是，凭借着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的成果，赵惠文王时期的赵国仍然是东方的强国之一。而且，赵惠文王在位期间赵国涌现出廉颇、蔺相如、赵奢等名臣良将。赵惠文主凭借着父亲的遗产，依托名臣的辅佐，称雄诸国。赵惠文王在位之际，得到楚国国宝和氏璧。秦昭襄王听说此事，立即派人送给赵王一封书信，表示愿意用十五座城池换取这块举世闻名的和氏璧。和氏璧是一块宝玉的名称。相传春秋时期的楚国，有个叫卡和的人，在楚国山中捡到一块玉璞（没有经过加工的美玉），献给了楚厉王。厉主让鉴宝专家来鉴定，鉴定的结果说是一块普通石头。厉主大怒，认为卞和在欺骗自己，就以欺君之罪砍掉卞和的左脚。不久，厉王死了，武王即位，卞和又把这块玉璞献给武王。武主也让鉴宝专家来鉴定，结果还说是右头，武王又以欺君之罪砍掉卞和的右脚。武主死后，文王即位。卞和抱着玉璞到楚山下大哭，哭了三天三夜。眼泪哭干了，最后哭出了血。文主听说后，派人向他：天下被砍掉脚的人很多，都没有你这样痛哭，为什么你哭得这样伤心呢？卞和回答说：我不是为我的脚被砍掉而痛哭，我哭的是有人竟把宝玉说成是石头，给忠贞的人扣上欺骗的罪名。于是文王派人剖开这块玉璞，发现果然是一块稀世宝玉，便把这块宝玉命名为“和氏璧”。由于这块宝玉珍奇，来历又如此不平凡，因此，被公认为世间至宝，价值连城。这就是秦昭襄王不惜以十五座城池为诱饵来骗取和氏璧的重要原因。赵惠文王和大将军廉颇及诸大臣商量：如果把宝玉给了秦国，秦国的城邑恐怕不能到手，赵国会白白受骗；如果不给，秦军一定会动武。于是，想派一个使者出使秦国，但一时又没有合适的人选。宦者令（管理宦官的长官）缪（miào，妙）贤说：我的门客蔺相如可以担当这一重任。赵王问：你怎么知道他可以胜任呢？缪贤回答道：我曾经因为犯罪打算逃到燕国去，蔺相如立即阻拦我问：您是怎么了解燕王的呢？我对他说：我曾随大王与燕王见过一面，燕王私下握住我的手说愿跟我交个朋友，因此我想到他那里去。蔺相如对我说：赵强燕弱，您又受赵王宠爱，所以燕主想和您交友。现在您是从强大的赵国逃到弱小的燕国，燕国怕赵国，燕王肯定不敢收留您，而且还会把您押送回国。您不如负荆请罪，也许能侥幸得到大王的赦免。我听了他的意见，大王您也赦免了我。所以我认为蔺相如有勇有谋，派他出使秦国非常合适。于是赵王立即召见蔺相如，问他：秦王用十五座城邑请求交换和氏璧，能不能给他？相如答：秦强赵弱，不能不答应。赵王又问：秦王得了宝璧，不给我城邑怎么办？相如答道：秦国请求以城换璧，赵国如不答应，赵国理亏；如果赵国给了秦国宝玉而秦国不给赵国城邑，秦国理亏。所以，宁可答应，让秦国承担理亏的恶名。赵王再问：谁可以当使臣？相如答：大王如果无人可派，我愿意奉璧出使。城邑归赵了，就把和氏璧送给秦；城邑不能归赵，我一定把和氏璧完好地带回赵国。于是赵王就派遣蔺相如携和氏璧出使秦国。秦昭襄王在章台接见蔺相如。蔺相如献上和氏璧，秦昭襄王大喜，把宝玉传给殡妃和左右侍从欣赏，左右都高呼万岁。蔺相如看出秦昭襄王并没有用城邑与赵国交换和氏璧的意思，便上前说：这块璧上有个小瑕疵，我指给大王看。秦昭襄王便把璧交给他。蔺相如手持和氏璧退了几步，身体靠在柱子上，怒发冲冠地对秦昭襄王说；大王想得到和氏璧，送信给赵王，赵王召集全体大臣商议，大家都说，秦国贪得无厌，凭着它的强大，想空手套白狼，给我们的城邑，我们恐怕得不到。商议的结果是不和秦国交换。而我认为平民百姓交往尚且不欺骗，何况是秦国这样的大国呢？而且为了一块璧惹得强秦不高兴，也不应该。赵王斋戒了五天，派我捧着和氏璧，恭呈国书。我来到贵国，大王却在普通的台观接见我，礼节傲慢。我看大王并没有给赵王十五城邑的诚意，所以我才收回和氏璧。大王如果一定要逼我，我的头今天就同和氏璧一起撞碎在柱子上！蔺相如手持和氏璧，斜视着秦廷的柱子，正准备要往柱子上撞。秦昭襄王怕他真把和氏璧给撞碎了，连忙道歉，请他万万不要这样做，并召来主管官员打开地图，指明从某地到某地的十五座城邑交割给赵国。蔺相如估计秦王不过是用这种欺诈手段摆摆样子罢了，赵国根本拿不到十五座城邑，于是对秦王说：和氏璧是天下公认的宝物，赵王畏惧贵国，不敢不献出来，赵王送璧之前，斋戒了五天，如今大王也应该斋戒五天，安排九宾大典，我才敢献上宝玉。秦王琢磨着这宝玉不能强夺，于是就答应斋戒五天，请蔺相如住在广成宾馆。蔺相如估计秦王虽然答应斋戒，但肯定会违约，便派随从怀中藏好和氏璧，提前走小路把和氏璧送回赵国。秦王斋戒五天后，在殿堂上安排了九宾大典，恭请蔺相如。蔺相如来到后对
，并导致了广泛的不满。一些人直接变成了流民，另一些人则当了强盗。旧日卫所的屯民特别容易成为强盗，因为他们不愿迁到配给了土地的遥远地区，在那里他们的农具与住房全无保障，只有铤而走险。同时，争夺土地的现象出现了。当地的汉族地主声称一些被剥夺的土地是他们的，或试图把被剥夺的佃户召回到自己的土地上来。这种迁徙发生在两个大规模的依法圈地时期，一次早在1646年，一次在1647年阴历二月。此后依法的圈占结束了；但事实上，由于移民从辽东源源而来，圈地活动仍在持续。每当又需要新的土地之时，户部就要派出一些官员去跑马占田。他们骑着马绕地一周，用绳子将地环围起来，这块土地及其上的房屋就成了政府的财产，原先的田主立刻被赶走，他们所有的家产（包括房屋）就直接被旗人占夺了。当局遇到的一个直接困难，是土地的耕作条件各不相同。得到土地的人可能很快就发现，这些土地原来极其贫瘠，或是他们没有足够的劳力来耕种它们以维持生计。于是又决定，那些壮丁少于四人的家庭，可以把土地还给政府，改由政府按月发给钱粮。进而，又采取了这样的办法：把好地上的汉人赶走，分配给旗人，而把旗人不能耕种的薄地分给汉人。但这仍然不能令人满意，因为总的说来，满族旗人没有以土地维持生计的能力。于是，两种不同的办法被制定出来了，这是两种不同的土地所有权形式。那些占有不直接附属于满人的土地的汉族农民，被命令除地租之外还要对政府承担摇役与赋税。这样，他们就成了其占有的土地的实际业主，但他们要交纳较常规略高的赋税，因为这种土地的地租被认为是应高于农民常规的税额。当然，这与明代14世纪在江南的官田制度非常相似。其土地已被分给满族旗人的农民，或其土地被认为是皇庄一部分的农民，尽管田土已被重新分配了，但仍被允许留在那里。他们被认为是满族地主的佃农。尽管这块土地实际上由这些汉人耕作，但他们仍被视为某种近于农奴身份的人。实际上，这种佃农中的许多人是丧失了农具与耕牛的穷苦农民。在1648年这一制度最终得到了法律承认之后，他们被叫作“投充”。他们虽然与在东北为满人耕种田庄的农民那样的农奴不同，但这些佃户被假定是自愿投充的，免除了国家劳役，并为满人承担了奴仆的劳动。这种制度在1648年和1649年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在开始，这些投充者或是希冀依附旗人以求庇护的农村赤贫或逃犯，或是土地已被圈占但不愿迁走的农民。有时，一些本来无地但占有了别人土地的非法占有者，也前来投充，因为他们相信这样就可以不必把偷占的土地归还原主了——他们一般倒也真能如愿以偿。按理说，佃农应仅仅耕田与养畜，但他们中间出现了一种新的人物——庄头。他们也是投充者，被满族地主或旗人挑出来作为代理人，在八旗体制中，其身份相当于“管家”。这种人物显然颇有权势，不仅高踞于佃农之上，甚至附近的自耕农也害怕他们，当庄头强占其土地时敢怒不敢言。“庄头”的称谓可以上溯到明代的田庄；但清代的庄头看来只是一个被委派的收租人，而非庄园的管理者。就是这种庄头，每年秋天根据契约规定的数额征收地租，然后将之送交拥有这块土地的八旗、王公或旗人。很快，满人旗地制度对北京周围的汉族农村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作用。除了前面说过的那种被迫迁徙外，频繁的土地易主，也进一步迫使汉人离开了土地或陷入了贫困之中。例如，后来镶黄、白、红与镶蓝旗，又用自己旗地内的贫瘠不毛之地，换取了顺天、保定、河间和永平地区的132250垧土地。在1666年，在一次旗地普查之后，又出现了这种办法，就是让各旗用其50％以上的不适宜耕作的土地，与其他地区的土地交换。在1666年镶红与白旗便用这种办法又换来了214805垧土地。据估计，在清朝统治的最初25年中，至少有27万顷土地被政府圈占，此外还有7万顷土地通过投充、托寄也落入了满人之手。很快，北京周围250公里以内的优质土地，都以这种形式被占有了。这种活动直到1706年才最后被法令禁止，但1647、1653到1685年禁止私人圈占的命令的发布，表明这种作法一直持续到了17世纪末。在曾经爆发过反“剃发”起义的三河，满人的圈地使已经饱受战乱之苦的农村经济更趋凋敝了。由于无田可耕，年轻人在大路上游荡滋事，胆大者便向路经此地去辽东的过客强索买路钱。甚至在80年代著名的巡按御史彭鹏治理这一地区时，汉人与旗人中的非法行为依然困扰着这一地区。在1644年孔希贵以武力平定了这一地区之后很久，这里又爆发了起义。但从长期来看，旗地分配之事很可能使土地所有权平均化了，尽管这最终在后来阻碍了清代中国北部大规模的庄园式农业经营的发展。授予满人的土地在法律上不能转让。但此后不久，满族旗人的所有权开始丧失了。他们自己并不参预耕种，甚至把收租之事委托给了庄头，这样，满人很快就等于允许圈占土地上的实际所有权发展了。此前的劳役变成了“差银”，变成了地租。庄头最初由此变成了二地主，后来又通过抵押，最终变成了土地所有者。这种现象是法令禁止的，但到了1745年，至少一半的旗地已落入汉人手中了。随着旗地制度最终为传统农村社会所战胜，被引入中原的满族原有的奴隶制度也瓦解了。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它在1647年被正式废除，在1648年被短命的投充制度所取代。但在这一制度发挥作用时，它也为汉族百姓造成了麻烦。八旗从辽东迁居中国北部的过程，为依附于旗下的汉族奴隶提供了许多逃亡的机会。因此，1644年王朝加重了对逃人与窝主的惩罚，但这一政策又导致了许多动乱不安。在1646、1649和1652年，惩罚有所减轻；但这时在兵部而不是在刑部的管理之下，法令的执行却更为严格了。虽然做出了努力以改善旗下奴隶的地位（在1646年，允许家属与之共同生活；1661年，命令旗人准许奴隶探亲），但就有关奴隶的法律的一般效果而言，它妨碍了行政管理的稳定。由于在早期的法律之下，逃人的窝主不是被斩首就是被没为奴隶，成千上万的人丧了命，或陷身于奴。由于地方官也有缉捕逃人之责，因而他们不愿意实施赈济，因为他们害怕接受了赈济的家户可能窝藏了通缉中的逃人。这一制度逐渐瓦解了。早在1649年，逃人的家属就可以纳金赎罪了。到了1652年，任何汉人都有了赎出被捕获者的权利。但是，即使在此时，对逃奴的缉捕仍是满汉之间冲突、摩擦的一个主要原因。
满人的种族分隔与社会控制政策
多尔衮对听任满汉冲突继续发展的危险性十分敏感。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他一再要求结束旗人皇亲利用其在中国社会中的特权地位所进行的巧取豪夺。多尔衮得到了像法律专家孙襄这样的致力改良的官员的支持，去加强法制以抵制这些弊端。这种寻求解决的努力，至少向汉官们表明了朝廷的善意。摄政王的另一些解决种族冲突的努力，借鉴了皇太极在占领辽西后采用的解决满汉类似冲突的办法。在那时，与汉人共处一地的满人的滥用权势，已达到了促使汉人以谋杀作为报复的程度。所以，皇太极下令满汉分居，从而为八旗制度的稳定奠定了社会基础。1648年10月，多尔衮得知，尽管四年前曾实行了迁居，但京师中依然共居一处的满汉之间最近仍是“争端日起”，于是，他在北京采取了大规模的分隔政策。此实参居杂处之所致也。朕反复思之，迁移虽劳一时，然满汉各安，不相扰害，实为永便。除八旗投充汉人不令迁移外，凡汉官及商民人等尽徙南城居住。在多尔衮看来，这是一种人道的行为与计划。各住户的原有住房每间付给4盎斯银两，并给了适宜的迁徙期限。同时，满汉之间的通婚也获许可。这样，分隔政策就不会造成这种夫妻的离散了，他们可以依法结婚并自立门户。这样，在许多人看来是专制暴行的种族分隔法令，在多尔衮看来却是恢复北京的安定和睦的最合乎逻辑的措施：“方今天下一家，满汉官员皆朕臣子，欲其各相亲睦。”然而，汉人的迁居引起了重大困难。特别是在北京城外的那些城镇中，满族营区在这里的建立需要圈占私人土地，赶走这里的长年居民。这些建立于动乱地区以镇压盗匪的营防，按规定应分给旧日属于明朝贵族的土地，户部受命认真清核这些产业，把那些明朝贵族从田主那里强占的土地归还原主，其余分给旗人。然而，大量土地却被不分青红皂白地夺走了，例如在临清就是如此。这引起了当地的满汉冲突。总共有34个“鞑子城”在中国北部建立起来了。它们是分立的，有高墙环卫的营防，或处于原有的城墙之内，或处于其外而与之并峙。并且，建立这种营防的最初后果，是激起了本来想利用它加以镇压的动乱。中国北部的军事平定，所依赖的并不仅仅是旗军的力量。当清占领军逐渐进入各营区驻防以后，北直隶和山东的明朝降军残部主要是被收编进被称为绿营的新军事单位。当一名地方将领投降后，他和他的部属就改编为绿营。例如北京东北的昌平的明游击鲁国南及其部下，就是如此。这些绿营也参加征服战争，但其主要任务，是负责驻防城镇与地方都会中的军事基地周围之乡村的治安。如一位清廷官员所言，绿营最初负责镇压起义，后来其任务逐渐变成了缉捕盗贼。到了17世纪末，中国约有59.4万名绿营兵。因为他们是地方驻军，后来转由地方军政长官指挥了。他们被派驻乡镇“分防”，维持治安。他们，再加上保存于军衙中的税户簿以及细密的保甲体系，便构成了一个颇具弹性的控制系统。这样，在清廷统治早期，地方行政大致是一种主要由汉人武装担负的军事统治。如果某个地区出现了坚决的反清起义，满、蒙、汉旗兵将随时加以干涉；但他们作为重步兵和骑兵，其作用是奔袭作战，而不是治安卫戍。驻防军的长官是总督与巡抚，他们负责一个特定区域，它有时就等于一个省。随着清廷的统治拓宽到京都以外，清廷派出总督巡抚去接管那些业已投降或平定的地区，并担负起后来编入绿营的地方军队的指挥之责。沈文奎被派赴保定；王鳌永、丁文盛、杨方兴被派赴山东。他们都有一定的司法权；如果事情发生于其管区之外，这些长官（他们大多数是可靠的辽东“旧人”）必须得到特别批准才能离开辖区，前往处理。直到1648年，每当一位官员被派赴某处指挥平定战争之后，多尔衮总是要把他召回北京或送回东北呆上一段时间。很清楚，王朝担心像明末左良玉那样的无法驾驭、反复无常的军阀再度出现，所以宁愿紧紧地管束住这些军政长官。与此同时，在扩大清廷在中国北部的统治上，清廷对这些督抚又深为倚重。没有他们的效力，清廷的统治就不可能超出北京周围的中原地带，更远的西部大概会留给李自成的力量，大运河区域或许依然处于南明将领的手中。但中国北部的大多数军人很快就投顺了，在他们的帮助下，满人逐渐巩固了他们的帝国在各地的基础。保卫京城
降军及其统帅的第一个主要任务，是扫荡山西的大顺残部，以确保京城西线的安全。1644年6月14日，李自成在弃京之后沿大路进入山西界内，一路抵挡着吴三桂人马的追杀。在定州，二三十万混乱庞大的人马发生了火并，出现了一场混战。火并中许多将领被杀死了，1万多人投降了追击的清兵。在去往真定的路上，李自成中箭落马。李自成企图在这个已燃起大火的城中找到一间房屋避难，但终因熊熊火烟而离去了。大顺残部后来得以摆脱追兵，李自成逃出了山西的固关。当吴三桂放弃追击挥师回京后，李自成在太原重集旧部。李自成让前明军官陈永福率领一部留守太原，自己又前往陕西去重建营基。他的一些人马直接越过了吕梁，其主力则从山西南进平阳，进渡黄河，从渭河流域北部的韩城进入陕西，回到了西安——四个月以前，他就是在这里宣布了大顺政权的建立的。一大批装备精良火器的部队被派出保卫潼关。李自成的侄子李过则受命北去，重新控制起义的发源地区；高一功率领大顺军之一部在陕北的绥德筑墙固守；蓝县高九英指挥的四十寨联盟，很快就控制了太原西北的山区。到了仲夏时节，从太原西南的交城向西北而去直到偏关附近的河曲，形成一道漫长的、几乎无法逾越的义军防线。当李自成西过山西之时，这个重兵驻防的省份的一些业已投降了李自成的军官，转而与义军干戈相向了。在该省北部的宣府与大同周围，有上千个方墙堡垒棋布于这个荒凉的地区，姜瓖的军队控制着此地。姜瓖原来是明宣化防区的长官，负责科尔干到北京一线的防务，也曾一度归降了大顺。如同许多同级官员一样，在17世纪30年代与40年代初，他培植了一支庞大的私人武装。他所吸引的盗匪与散兵，与李自成的士兵的背景差异很小。此时，他们便对路经此地的人马发动了攻势，并斩死了大顺政权在大同的将领柯天相。与此同时，姜瓖与北京通款，表明自己正在剿除“流寇”，并愿效忠清廷。1644年7月9日，多尔衮接受了他的投降，并任命他为大同地区的军政长官。次月，多尔衮又派吴孳昌为大同巡抚，但这位巡抚仍把军事事务交与经验丰富的姜瓖负责。清廷最初计划依靠姜瓖这样的军阀的支持来平定山西。尽管满军将领叶臣与巴哈那受任全面负责该省的征讨，但又派了一位归顺的汉官吴惟华，负责民政，贯彻招降本地前明文武官员的政策。吴惟华于8月20日到任，并在最初的两个星期中就获得了几位重要的本地官员的合作。他们是王宏祚，前明户部郎中；耿应衡，太原府北道兵备道；李日晋，昌平州知州；吴嵩允，给事中；等等，这些人全都被委任为按察使司佥事。此外还有几位军官降清。9月3日，游击王世敏和马世荣在山西西北的偏关倒戈降清。一周后，明山西总兵王越也投降了。在吴三桂或洪承畴的赞同下，巡抚吴孳昌（应为吴惟华——译者）的力请得到了朝廷批准，精明老练的马国柱以左副都御史巡抚山西，以控制这一省份。但是，在9月进攻太原之时，即使马国柱的精兵也未能动摇大顺的防守。很显然，如果希望在对大顺军的战斗中获胜，那么清廷在山西的将领必须得到大量的增援。增援军队以平定山西的请求，正值清廷形势不甚顺利之时。在1644年初秋，清廷招降北直隶与山东的政策显然没有取得完全的成功。当然，当时的顺天学政曹溶继续呼吁采用“文治”手段，而不是严厉的政治社会控制，他们希望通过儒家教化来改变形势。但是，“招抚”政策的支持者自己，对于什么是最佳手段仍有分歧。兵部侍郎金之俊一伙人倡言“收抚”，即通过赦免使盗寇放下武器。以刘余祐为首的另一派则支持“能抚”，即斩其首领，强迫遣散其胁从者，使之重操良民之业。在吏科给事中孙承泽看来，麻烦的是政府在辩论“收抚”与“能抚”之优劣短长上花费了太多的时间，却没有作出足够的努力切实贯彻这些招抚措施。孙承泽认为，问题不在于政策本身而在于正确的贯彻，他敦促王朝同时采用两种方案，杀掉首恶，没收武器战马，使胁从者归于正业。朝廷应首先看到这一点，就是地方官并不总是有力量单独完成招抚任务的。所以，应该派出专门负责招抚的官员，让他们每两个月报告一次计划的进展。只有通过对招抚官员的切实成绩加以表彰，朝廷才能真正促进这一政策产生实效。例如，通州道郑辉的招抚工作，就证明了松松垮垮、漫不经心的行为的危险：这里旧的盗寇没有消灭，新的匪徒又滋生蔓延起来。另一方面，霸州道刘芳久（原文误为刘芳之——译者）则通过施与恩惠与恰到地下室里有一间小屋。不，等等，先听我说。我会把那儿收拾一下，布置得漂漂亮亮的。用蜡烛。那儿夏天凉爽黑暗，冬天又暖得像咖啡。我们会有一盏灯，可以互相看见，但没人能看见我们。我们可以尽情大声叫喊，没人听得见。那里面存放着梨和满墙的酒。整瓶的酒都躺着沉睡，每一瓶都有名字，像‘凯歌’、‘梅多克’；还有年头：一九一五，一九二六，如同等着获释的囚犯。就这样吧，”她催促着他，“请来吧。到我的房子里来。”在他考虑的时候，她的脑子里掠过各种计划：把迷迭香塞进枕套，把亚麻布泡在热的香料水里。她告诉他，他们可以用窖藏的葡萄酒来解渴。他满意地低声笑着。她咬着他的嘴唇，回想起来，那是她的一大错误。康瑟蕾塔说到做到，而且还有所丰富。地下室那个房间里有荷兰进口的可点八支蜡烛的枝形烛台照耀，还弥漫着古老的香草气味。多汁的甜梨装满了一个白色大碗。这一切都没能取悦他，因为他从未来过。从未感受过旧亚麻布在肌肤上滑动，也从未从她的头发中摘下香樟细枝。她从填着草的柳条箱里拯救出来并擦得锃亮的酒杯，接收着尘埃，后来到了十一月，就在感恩节前，一只勤劳的蜘蛛搬进杯里住下了。潘妮和克拉丽莎已经洗好头发，坐在炉边，用手指捋顺着头发，好让它干透。她们俩总有一个时不时地凑近炉子，晃着一绺闪亮的黑发烤着。她们轻声唱着被禁止的印第安阿尔贡金民谣，像往常一样看着康瑟蕾塔：她充满激情、精力充沛的日子；她在心烦意乱之中慢慢变得总是咬指甲。她们喜欢她，因为她和她们一样是偷来的，也从心里可怜她。她们把她的举止看作是有关爱的局限和可能、有关禁锢的严肃教诲，从中吸取教训，以平衡她们自己的生活。然而，要优先考虑的是当前的出路。包裹已经打好，计划也安排好了，她们需要的只是钱。“你把钱放在哪儿了，康瑟蕾塔？请告诉我们吧，康瑟蕾塔。星期三他们就要把我们送到教养院去了。只要一点，康瑟蕾塔。在食品间，是吗？唉，那倒是在哪儿？从星期一以来就只有一美元二十美分了。”康瑟蕾塔不理睬她们。“别纠缠我了。”“我们帮助过你，康瑟蕾塔。现在你该帮我们了。这不是偷——我们在这儿工作很努力。行吗？想想我们干得多么卖力吧。”她们的声音像唱歌般柔滑。她们把头发一甩，用处于危险中的姑娘的闪亮眼睛看着她。厨房门上的敲击声并不响亮，但那种私密劲儿是不会弄错的。敲了三下。再没有了。那两个女孩手握着头发僵住了。康瑟蕾塔从椅子上站起身，仿佛是被法官或天使召唤似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既是法官又是天使，呈现出年轻女子的外形，疲惫不堪、气喘吁吁，但身板笔直。“走这一路可不近啊，”她说，“请让我坐下吧。”潘妮和克拉丽莎像烟一般消失了。年轻女子坐到了潘妮腾出的椅子上。“我能为你弄点什么吗？”康瑟蕾塔问。“水，可以吗？”“不要茶？你似乎冻坏了。”“是啊。不过先来点水吧。然后再来茶。”康瑟蕾塔从一个大水罐里倒了水，再弯腰去查看炉火。“那是什么气味？”来者问，“鼠尾草吗？”康瑟蕾塔点点头。那女子用手指捂住嘴。“这气味让你难受吗？”“会过去的。谢谢你。”她慢慢地喝光了那杯水。康瑟蕾塔知道，也许以为知道，但还是问了：“你想要什么呢？”“你的帮助。”她的声音很柔和，但语气不明朗。既不是判断，也不是请求。“我没法帮你。”“要是你愿意就有办法。”“你想要什么样的帮助？”“我不能要这个孩子。”热水从壶嘴溅到托盘上。康瑟蕾塔放下壶，用一条毛巾吸干水。她从未见过这女人——实际上是个不满二十岁的姑娘——但是从她迈进屋里的那一刻起，对于她是什么人就一清二楚。她的周身都是他的气味，或者说，他的周身都是她的气味。他们在一起生活，接触亲密，时间长久，共同吸着福禄考、佳美牌香皂和烟草的气味，醒来时又呼出这些气味。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小孩的气味，食用油的香甜，婴儿爽身粉和素食菜肴的气味。这是一位母亲，却说着不像母亲的残忍的话，那如同叉尖般刺向康瑟蕾塔。她避开了叉尖，但后面的毒素仍以她虽知道却难以想象的程度使她震惊：她在和他的妻子分享他。此时她看到了能够准确代表“分享”这个词的含义的画面。“我没法帮你这个忙！你是怎么了？”“我在两年间有了两个孩子。要是我再有第三个……”“你是来找我的吗？你为什么要找我？”“还能找谁呢？”那女人问道，口气清晰、毫不含糊。毒素在扩展。康瑟蕾塔已经失去了他。完完全全地。永远地。他的妻子也许还不知道，但康瑟蕾塔记得他的面孔。不是当她咬着他的嘴唇的时候，而是当她哼唧着舔掉他嘴唇上的血的时候。他大口吞吸着空气，说：“再也别这样了。”可是他的眼睛先是吃惊，随后是反抗，道出了余下的话，她当时就明白了。三叶草、香樟、柔软的旧亚麻布——谁肯冒险同一个俯身像吃肉似的咬他的女人尝试梨子和一墙的窖藏酒呢？“你走吧。你来这儿不是为的那个。你来是要告诉我，让我看看，你是什么样的人。你还以为，我知道了你情愿要做的事情后就会罢休。哼，我不会的。”“不，他会的。”“你要是这么想，就不该到这儿来。你想看看我是什么样子，我是不是怀孕了。”“听我说。他不能荒废掉他正做的事情。我们俩都不能。我们正在做一些事情。”“你们那个破烂小镇关我什么事？出去。走你的。我还有事要做呢。”她是一路走回家的吗？或者，连那也是一句谎话？她的汽车是不是就停在附近什么地方？要不，她当真是走来的，没人搭载她吗？她是因为这个才流产了吗？她的名字叫索恩，后来和康瑟蕾塔成了挚友。索恩告诉她，她并没有那么想。是她心中的邪恶造成的。她说，是自以为是的傲慢自大。她装出牺牲的样子，并没打算教训她不要对上帝玩弄花招。她作为交易提供的生命，在她的两腿间流成了一摊血水，变成被风吹起的床单。她们俩的友情在过了些时日之后诞生了。而在那女人走后，康瑟蕾塔把一布袋硬币扔给潘妮和克拉丽莎，叫着：“滚开，别让我看见你们！”随着时光变幻和一日三餐的轮换，之后的几天是漫长的哀伤期，康瑟蕾塔在急速燃烧的爱情的碎片中拾拣着。浪漫延伸到破裂点就破裂了，破裂的结果是简单愚蠢的转换。从五体投地膜拜上帝、吸纳关于他的血肉的概念，转向一个活生生的男人。羞耻。无怨的羞耻。康瑟蕾塔手脚并用地爬回到祈祷室（热切地巴望着他能在那里，在昏暗中发出红光）。像妇女们通常做的那样，她匆匆投入自己知道在哪里的那个躯体的怀抱，如同肌肉痉挛一般对其畏缩没有任何感知。没有请求式的祈祷。没有说“主啊，我当不起你到我舍下来”。她只是跪了下去，以一向的幸福感开口说道：“亲爱的主，我没想吃他。我只想回家。”玛丽·玛格纳走进祈祷室，跑到康瑟蕾塔身边，伸出一只手臂搂着她的肩头，说了声“终于”。“你不知道。”康瑟蕾塔说。“我不需要知道，孩子。”“可是他，可是他——”沙，沙，沙。沙，沙，沙，她想说的意思是，他和我一样。“嘘，嘘，嘘。嘘，嘘，嘘，”玛丽·玛格纳说，“别再提他了。”她不一定这么快就同意了，但是当玛丽·玛格纳带她走出祈祷室进入教室时，一道阳光刺伤了她的右眼，宣布她开始有蝙蝠一样的夜视能力，从此她在黑暗中就有了最好的视力。康瑟蕾塔的这种奇能一直被人们称道。玛丽·玛格纳花费了超出支付能力的钱，带大家到米德尔顿去了一趟。除去康瑟蕾塔比较特殊之外，每个人都做了忏悔，出席了弥撒。克拉丽莎和潘妮是一对忏悔的模范，她们催促着去参观一下沿途广告上推介的印第安和西部博物馆，但没有成功。玛丽·伊丽莎白修女说，把忏悔后的时间如此花费掉不是明智之举。乘车返回的长途旅行中，大家都沉默不语，只有翻看弥撒书页的沙沙声和学校最后一位委托人偶尔发出的哼哼声。不久之后，只有母亲和罗伯塔修女留下了。玛丽·伊丽莎白修女在印第安纳接受了一个教职。潘妮和克拉丽莎被带到了东部，后来听说一天夜里在阿肯色州的费耶特维尔，她们俩从长途车上逃跑了。除去寄给康瑟蕾塔的一张汇款单上签着一本故事书里的名字之外，再没听到她们的消息了。三个妇女整个冬天都在等待，后来由于有了退休或“家”的变化，便不再等待了。慈善机构设想的独立，开始让人感到似是一种遗弃。与此同时，她们采取措施维持这处产业，避免出现基金会无法偿还的债务。萨金特·波森同意从她们手中租借土地种植粗玉米和苜蓿。她们自己制作调料汁、果子冻和欧式面包，出售鸡蛋、胡椒、辣味美食和浓汁烤肉调料。她们在一块方纸板上打出广告，钉在褪色的蓝底白字的学校名牌上。在一九五五年，她们的大多数顾客是来往于阿肯色和得克萨斯两州之间的卡车司机。鲁比的居民很少停下来买胡椒以外的东西，因为他们都是烹饪高手，而且自己种植或制作需要的东西。只是在六十年代，日子过得宽裕了，他们才加入卡车司机的行列，把他们口中所说女修道院养的鸡看得比自养的品种优越得多，愿意走上这么一段路程。后来，他们也尝试了一种玉米做的小食品。四十年代栽种的美洲山核桃树苗在一九六○年已经长得粗壮了。女修道院出售山核桃，而在收获季节制作的山核桃馅饼，一贴出广告就销售一空。她们做的大黄馅饼十分可口，在顾客中口碑很好，而以极品胡椒为基础制作的烤肉调料汁更是赢得了美誉。对康瑟蕾塔来说，这样的生活很不错了。由于玛丽·玛格纳多年来都教导她，耐心是第一条生意经，她的生活更是锦上添花。她在安排完坚信礼之后，就会把年轻的康瑟蕾塔带到一边，她们会一起熬咖啡或者默默坐在菜圃边上。她说，上帝的大度在耐心的赏赐中看得最清楚不过了。这样的教喻很好地控制住了康瑟蕾塔，她几乎注意不到她正在失去的东西。最早丢掉的是她的第一语言的基本内容。她不时发现自己说的和想的都处于两者之间，处于第一语言的规则和第二语言的词汇之间的谷地之中。第二件消失的东西是尴尬。最后她失去了忍受光的能力。到玛维斯到来时，罗伯塔已经去了一家小型疗养院，康瑟蕾塔除去照顾玛丽·玛格纳，脑子里已经什么都不想了。但在此之前，在那个穿着系带凉鞋、蓬头垢面的女人在菜圃边大声叫喊之前，在玛丽·玛格纳卧病在床之前，那个躲在一间满是烧成灰的死人的房子后面溪谷的夏天已经过去十年，康瑟蕾塔仍处于一种奉献的境界和不能见光的状态，她被赋予起死回生的才能。那是很抑郁的年月。她虽然苦修苦行，却还没有完全枯萎，还有时间和头脑去考虑日常事务。康瑟蕾塔学会了不用在纸上书写计算来管理一切：她完善了烤肉调料汁，让牧民们趋之若鹜；和小鸡争吵；给可恨的鹅筑窝；还照看菜圃。她和罗伯塔修女一致同意再试着养一头奶牛。康瑟蕾塔站在园中，想不好该把奶牛圈在哪里，这时她的脖颈和发根流出汗来。连她戴的墨镜都蒙上了一层水雾。她摘下墨镜，擦去眼周的汗水。透过那带咸味的汗水，她看到一个身影向她走来。走到近处才看出来，原来是个小个子女人。康瑟蕾塔感到头晕目眩，想扶着一根豆架杆，却没抓住，便瘫倒在地上了。她醒来时已经坐在红木椅中，那小个子女人一边擦着她的前额，嘴里还一边哼唧着。“真幸运啊。”她说，在泡泡糖周围泛起笑容。“我是怎么了？”康瑟蕾塔朝房子看着。“变了，我琢磨。这是你的墨镜，可惜弯了。”她说，她名叫娄恩·杜波列斯；她说，要不是她来买胡椒，谁知道康瑟蕾塔会在菜豆中躺多久呢。康瑟蕾塔感觉自己无力站起来，于是把头靠到椅背上，要些水喝。“噢，噢，”娄恩说，“你已经喝得太多了。你多大岁数了？”“四十九。就快五十了。”“呃，我已经过七十了，我知道我的体格。你照我说的去做，变化就会容易些和短促些。”“你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当然知道。不光是出汗的事。你还有别的感觉，是吧？”“像什么？”“你要是经历过就知道了。”“那是种什么感觉？”“你告诉我吧。有些女人忍受不了。另一些人说，这让她们想到了——唉，你知道的。”“我的喉咙发干。”康瑟蕾塔说。娄恩在她的袋子里掏摸着。“我要给你熬点东西帮帮你。”“不必了。那些修女。我的意思是，她们不会喜欢的。她们不会让你这样走进去，动手鼓捣炉子的。”“噢，这东西很好的。”确实如此。娄恩给了康瑟蕾塔一杯热饮，味道有点像纯盐水。当她向玛丽·玛格纳描述她那阵晕眩和娄恩的偏方时，玛丽笑了，说：“好啊，作为教师，我想的是‘胡扯’；作为女人，我想的是有帮助，有帮助的任何事。但要十分小心。”玛丽·玛格纳放低了声音，“我想她在练习。”娄恩不常来造访，但来的时候就会带来令康瑟蕾塔不安的消息。康瑟蕾塔抱怨说她不信魔法，教会和一切神圣的事物都禁止知晓和练习魔法。娄恩并不咄咄逼人，她只是说：“有时候人们需要得更多。”“绝不，”康瑟蕾塔说，“在我的信念中，信仰就是我需要的一切。”“你需要我们都需要的一切：土地、空气和水。不要把上帝和他的元素分开。他创造了这一切。你总是要把他和他的创造物分开。不要把他的世界搅乱了。”康瑟蕾塔心不在焉地听着。她的好奇是温和的，她的宗教习惯是牢固的。她的安全不牵系于一把笤帚倒下或一只郊狼的粪便。她幸福的增减不在于看到一只畸形的动物。她不幻想和水交谈。她也不相信普通人能够或者应该干涉自然结果。然而，来自丹比的路像锯条一样笔直，一个十几岁的少年第一次在这条路上开车，不仅相信能够蒙着眼睛开，而且相信能够睡着觉开，当初斯考特·摩根就是这样做的。一天黄昏，他曾在女修道院门前的马路上来回开过车。他当年只有十五岁，开的是他最好朋友的父亲的卡车（他叔叔教他驾驶的小迪尔车与之相比，根本算不上什么），车里边，他哥哥伊斯塔睡在车厢里，他的好朋友睡在他旁边。他们偷偷到了红叉河去看黑人竞技表演——这是他们的父亲禁止的，还高高兴兴地喝了福斯塔夫啤酒。斯考特坐在方向盘后面打盹，一次卡车歪出路面，本来可能不会造成严重损坏，可是路侧堆着电线杆，等着电线工一接到命令就立刻竖起来。卡车撞上了那堆电线杆，便飞了起来。朱利·波森和伊斯塔被抛了出去。斯考特则被卡在车里，他黑黑的太阳穴上开了一个红亮的弯弯的口子。娄恩坐在康瑟蕾塔的桌旁，与其说听到不如说感觉到那次事故：朱利和伊斯塔的叫喊声不可能传得这么远。她站起身，紧抓住康瑟蕾塔的胳膊。“来！”“去哪儿？”“我想，就在附近。”她们赶到时，伊斯塔和朱利已经把斯考特从驾驶室里拖了出来，正俯在他毫无知觉的身体上号哭。娄恩转脸对康瑟蕾塔说：“我现在太老了，再也做不成了，可是你能。”“把他抬起来？”“不。钻进他的身体里，把他弄醒。”“钻进去？怎么钻？”“迈步进去。就这样踩上去。帮帮他吧，姑娘！”康瑟蕾塔看着那躯体，毫不犹豫地摘下墨镜，盯着染了他头发的红色细流。她迈步走了进去，看到了他梦想过要穿越的延伸的路，感到了翻车、头痛、胸闷、不想喘气。她还听到像是远处传来的伊斯塔和朱利踢着卡车和悲吟的声音。在那躯体内，她看到针尖似的光点在退去。她提起感觉上像是畏惧的精神，瞪着那光点扩大。越来越大，起初空气能够一点点地吸进来，随后便一股股地冲进来。虽然看着那儿如同被魔鬼刺痛，她还是集中注意力，仿佛那处于险境的肺脏就是她自己的。斯考特睁开眼睛，呻吟着坐起了身。两个女人吩咐没受伤的孩子把他抬回女修道院。他们交换着目光，迟疑着。娄恩叫道：“你们到底是怎么了？
色色日本一区哦！”他看看窗外，40层楼的高度令他缩回身子。他转回来看我。“迈尔斯？”“对。”“你睁开眼睛了。”“是啊，霍尔顿说我可以睁开眼睛。”“以前你不知道吗？”“不知道。你从来没说我可以把眼睛张开。”“噢，对不起。我没搞清楚……”“在黑暗中说话，让我想起在啤酒窖里的感觉。”“啤酒窖是什么样子？”“像工具房。以前只要我们做错事，就会被关进啤酒窖里。里头很冷、很黑，灰泥地面。如果我们没穿衣服，这种灰泥地面可冷了！库房里还有梯子。有时我们会被绑在梯子上。有一次，卡伦的爸爸把我们绑在梯子上，然后把一只猫扔进来。这只猫一定也吓坏了，可能想抓我，但我努力保持安静，所以它啥也没做。现在我还是常常待在那里，要不就窝在车库里。”“除了这两个地方，你还会去哪里？”“嗯，我会去冷房间，也可以去会议室，不过都是在天黑以后，或是卡伦闭上眼睛的时候。那时房里才会漆黑的。”“你现在有什么心事吗？”“我跟桑迪吵架了。她想跟卡伦的妈妈去她爸爸的墓，可是我不想去。我很怕他会从坟墓里爬出来抓走我们。”“可是他一年前就死了呀。”我提醒他。“我知道。他们说那天是他去世一周年纪念日。”“出了什么事吗？”“我想割我自己。我在想，假如我把自己弄伤，就不会有人想去墓园了。”“为什么你割伤自己大家就不会去墓园？”“如果去墓园，大家就会想起他，想起他是怎么伤害我们的，所以我想用疼痛赶走回忆的痛苦。”“我不明白。”“痛苦能驱除痛苦。”“真的吗？怎么驱除？”“外在疼痛会减轻内在的疼痛。”“你是说，如果你让自己的外在受伤，内心的伤害就会比较少？”“对。”“你从哪儿学到这个的？”“我不知道。詹森也这么做。”“我很想帮你们找到其他减轻痛苦的方法。你愿意跟我一起试试看吗？”“嗯，没问题。”迈尔斯回去之后，卡伦坐直身体，恢复正常高度，坦率、明快地说话。“贝尔医生，我是霍尔顿。我撑不住了，这个系统快要四分五裂了！”“你好像非常担心，霍尔顿。真正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大家开始共享记忆了。彼此的界线越来越模糊，渐渐引起困扰。通常都是我在决定谁该出来，在什么时候出来，但现在却变成他们想出来就出来！”“这会有什么问题？”“他们开始感觉到不曾感受过的经历。这也对我造成影响。现在我开车或写字时，手会发抖，不由自主地震颤，我的手臂快要失去知觉了！”“你害怕有人受伤，或者做出什么毁灭性的举动吗？”“是的，贝尔医生。”霍尔顿有些消沉，点点头，“你得跟我一样了解他们才行。”“咱们何不从现在开始？我应该知道什么？”“我要从哪儿开始？我们每个人所受的影响都不一样。”“受什么影响？”“嗯，就拿酒来说好了。酒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影响都不同，相当危险。”霍尔顿说得很急，仿佛他想在我们仅有的短暂时间内告诉我一大堆信息。“酒不会影响我，却会让西德尼一个劲儿傻笑，让迈尔斯变得更恶劣，还会使克莱尔陷入昏迷，实在太难控制了。如果我们不能融合在一起，就无法离开她丈夫，当然也就活不下去了。”“卡伦曾经跟我提过，并非每一个人都像她一样，需要来个几杯。”“没错，我们完全不一样。我们是在不同时刻、为了不同问题而诞生的。凯瑟琳脑筋很好，我负责维持秩序，卡伦博必须永远当个婴儿，抚慰双亲的情绪。朱莉和朱莉安是凯瑟琳感受到痛苦时，从凯瑟琳身上分出来的。朱莉安生来就是为了记录一切。卡尔能感觉痛苦与邪恶，安却只能感觉到好的那一面，所以她尽力维系基督信仰，躲开意图虐待她的人。有些分身原本只是零碎的记忆片段，起初没有名字，只装载一段记忆，而且都是从其他人身上分离出来的。卡尔和爱丽丝源自迈尔斯，他俩是迈尔斯的分身。卡尔负责接受最极端的痛苦，爱丽丝负责将这些痛苦与日常生活分开。詹森能感觉到的跟迈尔斯差不多，他们彼此为伴，沉浸在痛苦中。他们承受痛苦，折磨其他人。”这些故事我都听过了，但是每多听一次，就能多补上一些细节。“你和凯瑟琳为什么出现？”我问。“卡伦前额长了肿瘤，所以她的父母想把她送给别人领养。他们因为她有缺陷，经常打骂她。凯瑟琳和我因此出现，而卡伦博则承受最初的痛苦。卡伦2岁半时，西娅诞生，成长至6岁，一年级时再换凯瑟琳接手，展开学习生涯。桑迪比西娅晚一点出现，她的角色是陪伴父母。桑迪生于卡伦11岁时，但她成长至18岁——卡伦搬出父母家时——就不再长大。当特定虐待行为消失，这些因应而生的人格便停止长大，永远停留在同样的年纪。然而，凯瑟琳和我仍被其他人需要，所以我们继续长大。我们俩无时无刻不在协调、讨论，好维持日常行为。”时间到了。我谢过霍尔顿，并请他尽快再出来跟我说话。下一次治疗时，卡伦带了一张她18个月大时的相片给我。那是张黑白照，相片中的她是个穿着浅色洋装的胖娃儿。在她的右眼接近鼻梁顶端，有一颗深色、高尔夫球大小的瘤。原来如此，我心想。尽管她曾跟我提过肿瘤的事，肿瘤切除后也一直带着这道疤，但亲眼见到她当时的模样仍不免令我心头一震。现在我更能理解她的粗暴的父亲何以选她作为虐待对象。这颗瘤实在太吓人了。催眠过程中，克莱尔和迈尔斯告诉我一段曾写在信上的虐待事件。这次他们再补上些许细节。“上个礼拜，凯瑟琳带我们去参加一场葬礼，”克莱尔对我微笑，害羞地蜷在椅子上。“我很少在葬礼上出来，我会害怕。但我还是出来一下。”“你害怕什么？”“葬礼会让我想到殡仪馆——还有那边发生的事。”“你能跟我聊聊这件事吗？”克莱尔撇过头，蜷起身体，仿佛想缩进椅子里。“都是巧克力牛奶害的，”她说。“我喜欢巧克力牛奶，可是卡伦的爸爸在里面放东西，害我很想睡，好像飘在半空中一样。然后他们带我去教堂，去……忏悔室。”克莱尔努力挤出这几个字。她很愤怒。“神父说我很坏，说我是恶魔。他们一直说我很坏，然后我也得跟着说。我好害怕。”克莱尔的脸庞苍白而扭曲。“然后他们带我回殡仪馆。”克莱尔使劲往椅子里缩，哭了起来。“你确定你想全部告诉我吗？”我问。克莱尔哭声渐缓，转为轻轻地啜泣。“霍尔顿说我应该告诉你，”她吸吸鼻子，“他说，如果我肯告诉你，噩梦就会不见了。真的吗？”“也许噩梦真的会不见。一般来说都是这样的，”我说，试着鼓励她但不贸然给她希望。“你愿意尽力试试看吗？”“他们把我们锁在棺材里！”“我们？”“我和迈尔斯。”“哦。”“我不能呼吸，也看不见，但我能感觉到棺材两侧的丝质内衬。他们说我们就要死了，因为我们很坏。”“谁这么说？”“那些男人。我不知道，我想大概有5个人。他们都在笑。”克莱尔开始颤抖，她伸手环抱自己。“他们先把我放进冰水里……”克莱尔再次哭出来。她抱着自己前后摇晃，没多久，她放松下来，仿佛变了个人。她看起来不害怕，很愤怒。“剩下的我来告诉你。”“迈尔斯？”“对，”他说，口气像个硬汉。“他们把我们放进混着尸体和血水的冰水里，再帮我们冲干净，放进棺材。他们说，如果我们注定重生，就必须先经历死亡。可是他们都在笑。他们觉得这是极恶心的笑话。克莱尔很害怕，当他们盖上盖子时，她开始尖叫。然后他们会打开棺材盖再盖上，盖上的时间越来越长。每次克莱尔一尖叫，他们就哈哈大笑，所以我就出来了。我不会尖叫。他们打开盖子，我用力瞪他们，结果他们甩上棺材盖，好久好久都不打开。我闭上眼睛等死。我没办法呼吸。我想用力踹用力踢，大声尖叫，我快受不了了！然后我就不记得了。”“听起来好恐怖，”我说。简直吓死我了！我心想。“迈尔斯，我想你大概还有很多话要告诉我，或许我们应该多花点时间相处，你觉得呢？”“如果你做好心理准备，我当然没问题啊。”※※※※卡伦又带了一只信封来。我一看当场愣住：里头有张画了17张脸的图画，画工极佳，令我惊艳不已。我猜这应该是卡伦内在人格的画像，但我不确定谁是谁。我能认出霍尔顿，还有詹森——因为他是黑人，手里还握着画笔；至于其他人就只能猜了。我拿给卡伦看。她耸耸肩，脸庞泛红，露出淡淡的微笑。“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卡伦有些不自在，将图片拿远了些。“我想大概是我画的。”原来她没拆过信封，也没看过这张画。“你看得懂这张画吗？能不能告诉我这几张脸是谁？”卡伦摇摇头，望向窗外。我察觉卡伦最近有些疏离，漠不关心，我想可能是我把大部分时间都放在催眠而与其他人格相处所造成的。虽然我知道她能明白了解内在人格有多重要，但她肯定有被遗弃的感觉。“我们搜集了这么多关于你内在的资料，我在想，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被冷落了？”卡伦不自在地动了动，明白告诉我她同意我的看法，却不好意思承认。“谢谢你这段日子的耐心，我保证往后每一次治疗开始之前，我都会跟你好好聊一聊。”卡伦笑了。她放松下来，姿势较为舒适自在，暗示她已准备好接受催眠……“嗨，我是詹森。”“嗨！你画得很棒呀！”詹森得意微笑。“快告诉我他们是谁！我猜这应该是卡伦内在所有人格的画像吧？这是霍尔顿吗？”我指指右下角的成年男子。“对，那是霍尔顿。他抱着卡伦博。”“底下那个是我，拿画笔的那个。我是黑人。卡伦的爸爸不喜欢黑人。我旁边是西德尼，他上面是克莱尔，克莱尔旁边是迈尔斯和西娅。表情很生气的是卡尔，右边是爱丽丝。朱莉用拐杖，因为她不能走路。拿吉他的是凯瑟琳，她偶尔会弹给我们听。安在祷告，桑迪也在。她很胖。桑迪旁边的是卡伦1、2、3，朱莉安在最上面。”“哇！那‘坏脾气’在哪儿？”“噢，我想应该没有‘坏脾气’吧。我猜那只是特别恶劣的卡尔。”“卡尔？”“对啊，这礼拜我们脑袋里充斥一大堆恶劣的事，大家都觉得应该是卡尔想到的。但他说不是他，是‘坏脾气’想的。可是我不相信他。”我想，詹森的回答解开了神秘的第18号人格之谜。原来他们一共有17个。“你一定有画画的天分。哪天你再拿其他作品给我看，好吗？现在，你觉得卡尔会想跟我说话吗？”如果我想阻止卡尔一意孤行伤害卡伦，我必须试着与他建立感情。“我去看看。”卡伦闭上眼，表情暂时呈现空白。数分钟后，她微微仰起头，一脸怪相，咬牙切齿。卡伦维持这副模样好几秒钟，直到我打破沉默。“卡尔？”“对。”他从齿缝间吐出这个字。“很高兴见到你。谢谢你来跟我说话。”“我还不知道我想不想跟你说话。”他仍紧咬着牙关跟我说话。“我知道你受了很多苦。”“我承受别人无法承受的痛苦。我只会这个。”“听起来，你好像为大家承担非常重要的责任。我真的非常想了解你。你是什么时候诞生的呢？”“我出生在棺材里。”“克莱尔和迈尔斯告诉我的那具棺材？”“嗯。克莱尔和迈尔斯轮流待在冰水里。后来，迈尔斯在棺材里不能呼吸，大喊大叫要人家救他的时候，我诞生了。我生来就是要承受别人没办法应付的事。我不害怕。我喜欢这样。”“那么，卡尔，你有心事吗？有没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我想摸摸人。”“什么？”“我从来没有摸过别人。我一直都是一个人。我想碰碰别人，像别人伤害我一样去伤害某个人。我想要像詹姆斯和莎拉那样长大。”“我也想看你长大，而且我可以帮助你成长。只不过，放下想伤害别人的念头也是成长的一部分，所以，也许我们可以两件事一起努力。现在你心里有任何想伤人的念头吗？”“有。”“是什么呢？”“我想割掉卡伦的乳房。”“为什么？”我问他，假装我没有任何想尖叫冲出房门的意图。“假如她没有乳房，她就是男生了。我不喜欢这个身体。”“我能了解你想要男生身体的愿望。可是很不幸的，割掉卡伦的胸部并不会让身体变成男生。你还是在卡伦的身体里，只是没有乳房。这么做没什么帮助，真的。在我们下次见面讨论这些事情之前，你觉得你有办法克制住伤害卡伦的冲动吗？”“嗯，有吧。”“很好。对了，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何你一直紧咬着牙齿？”“噢，那是因为我的下巴断了。”第二部分身第14章说故事时间“晚上我会睡觉，但我睡不着，”卡伦说。她看起来十分疲累，情绪紧绷。“我总是精疲力竭地醒来，但至少家里打扫得很干净。我不知道是谁做的。”她叹了口气，摇摇头。“有人在你睡着时出来了？”“大概吧。”“你的丈夫，乔希，他知道你晚上会起来活动吗？会不会造成什么问题？”“没有。他通常都是醉醺醺的，要不就不省人事。”“他注意到你会转换人格吗？”“可能没有。但如果他刻意逼我的话，我会转换。”“你的意思是……？”“如果他不喜欢我的态度，他会贴近我的脸——很近很近——对我大吼大叫，这时我多半会遗失时间。没多久，我会醒过来，然后一切再次恢复正常。”“除非你突然变得温顺，否则他不一定会知道你转换了。”“我想是吧。”“我们来看看有没有其他人想跟我说话？”“好。”我协助卡伦进入催眠状态，让想出来的人自由出现。克莱尔和迈尔斯迅速接连现身，抱怨的事都差不多。然而，迈尔斯有几句话——对乔希的批评——确实引起我的注意。“如果他打我们，我常会趁他睡着的时候把他踹下床，要不揍他几拳。”说不定这就是卡伦说她丈夫会在半夜摇醒她、揍她的原因。也许他只是打回去。桑迪接着出来，反驳刚才迈尔斯说“大家”——也就是卡伦的整个内在——越来越胖了。“吃东西让我心情很好啊，”桑迪说。她露出呆傻的笑容，整个人仿佛快要从椅子上溢出来。“所以你常常心情不好？”我问道。必须同时治疗好几个对象——记住他们的名字，各自需要帮忙、矫正的问题——令我有些招架不住。我只能尽可能跟上他们的话题。“每次拿钱给卡伦她妈，我就会心情不好。”“你为什么要给她钱？”“我想要她喜欢我。”“你给她钱，她就喜欢你了吗？”“一会儿吧。没多久她又变得很恶毒，让我感觉很糟。”“然后你就去吃东西？”“对。”“吃了东西，心情就比较好了？”“对。”“那么，如果你不给她钱，也许你就不会心情不好了？”“但是，是她向我要的呀！假如不给她，她会更恶劣，我的心情也不好。”“如果她再来找你要钱，或许你可以尝试拒绝她。”“我不要。”“为什么？”“这样她就不会喜欢我了。”※※※※1995年7月，卡伦带了一份礼物给我：一个袋獾“塔茨”卡通造型的“不求人”。卡伦的样子很尴尬。进入催眠后，她告诉我更多背后的故事。“是我送的。”“你是哪一位？”“西德尼，而且我没有偷哦！”“偷？”“我没偷。霍尔顿给我钱，让我买给你的。我说你可能用得上这东西，而‘塔茨’让我想到你。”“这礼物好棒，真的谢谢你们。”我立刻用“不求人”搔搔背，西德尼笑了起来。“你担心我以为这是你偷来的吗？”我问。“对啊。卡伦她爸一天到晚逼我偷东西，如果我不想偷，他会拧我的耳朵，捶我手臂，要不就掐我。他甚至还威胁要拔光我的指甲，不过他没这么做。”“听你的口气，你对这礼物不是偷的，而是买的感到很骄傲啰？”“那当然！我想送礼物给你，所以我不希望它是偷来的。”“谢谢。你这么做让我更喜欢这份礼物了。”“里边的人开始知道其他人的故事了。”“你的意思是？”“我想起更多迈尔斯和克莱尔的遭遇了。”“你有什么感想？”“我不喜欢。”西德尼退回，卡伦坐直身体。“我们试着分享更多经验，尤其是对那些孩子们，”凯瑟琳说，“噢，对了，我已经着手处理保险费，确保你能拿到支票。卡伦不太会管钱，她似乎对钱有很不好的感觉。当然，她还没跟我分享这
作：拇指与中指对捻，凌空轻点了一下。“我这朋友有些嘴碎，请多原谅。”我上前一步道，“不过，您下手也未免太狠了点。”耿婆比划的方位正是我们站位的伤门位，虽然我不知道她用的是什么手法，但可以肯定她用的是奇门遁甲中的衍生术法。“田然那个老家伙教出你们这样的徒弟，也真够丢人的。”耿婆满脸不屑地说道。“靠，真够黑的。”林岳从地上跳了起来，手中捻着一支金针，“曲池穴能乱扎针吗？！”“哦？”耿婆的眼中露出一丝讶异，双手又开始动作起来。“林岳！”我招呼一声，面前扬起一片金属细网，一连串细细的响声传来，地上落下了无数细小的金针。“乖乖，还来～～”林岳的身边盘着一些错落的树枝，那上面也星散地插着一些细针。这个耿婆果然不善，从刚才那怪异的隔空施针手法来看，刘德柱老婆身上的逆门拾骨很有可能是她的杰作。“听风驭金，布荫缘木？！”耿婆似乎发现了什么。嗯？她怎么会知道我和林岳的来历？！我和林岳互递了一个眼神，身子挡在了晖儿和S的前面。“虽然不同门，但也算是同宗了。”耿婆脸上稍显平静了些，“刚才的事情我也不追究了，省得田然那家伙说我欺负小辈。”“您和老田是……”晖儿试探地问道。“那老家伙和我算是同门。”耿婆对老田有什么仇恨似的。“您也是筑壤一派的传人？”我和林岳不由有些怀疑，这一切变化得实在突然，虽然耿婆表现出的修为与老田有些类似之处，但她的话却无从佐证。“田然给了你弱水铜壶，应该也教过你弱水三千诀吧？”耿婆查觉了我们的疑虑，“悠悠长流我自归，滔滔白浪几人回，三千弱水凭君去，莫教阎罗急急催！”别在腰间的铜制水壶的确是老田在玉龙雪山交给我的，为了对抗莫曹的朱雀他也教授了我弱水三千诀，这口诀是配合着铜壶使用的，而且是筑壤一派密不外传的术法。不过……耿婆抬了抬右手，四指弯曲依次重叠，拇指紧贴在四指上，冲我微微一笑，没有多言。“之前所遇到的事件太过复杂，所以我们不得不处处当心。”晖儿见我露出了肯定的神色，便柔声向耿婆说道，“对您老有所冒犯，请不要见怪。”“怎么？田然出了什么事情了？！”耿婆从兜里掏出一个玉件，在地上随意画了几下，手指轻巧地点着画好的图案，不一会便僵在了那里，眼中滚滚的泪水落了下来。“他有什么话留下吗？”耿婆木然地问道。“这些说来话长，可以的话我们还是进屋细说吧。”我渐渐有些明白耿婆和老田的关系了。耿婆点点头，转身走向小屋，原本轻巧的步履此刻显得有些蹒跚，晖儿和S乖巧地上前搀扶着她，众人一并走进屋中。……“饲虚一派的那个忤逆小子！”耿婆恨恨道，在座的每个人都感受到她身上隐隐涌动的杀气。我简要的将之前发生的一切和耿婆做了个交待，并且显著地将幕后的那个神秘力量突出描述了一遍，虽然这其中大多是我和老田当日的揣测分析。耿婆的情绪很激动，这和她的火暴脾气倒是十分吻合，但在一阵痛苦之后，她对那个神秘力量的看法却十分独到。“你说田然死的时候身上有七处奇怪的痕迹是不是？”耿婆问道，“记不记得，这些痕迹都在什么地方？”“起先只看到前胸、后背、掌心和头顶近额处的痕迹。”林岳回忆道，“后来我脱了他的鞋子，才发现脚心上也有。”“不可能……这小子不可能有这么大能耐。”耿婆脸上的皱纹更深了，“八门转魄凶格，没有筑壤一派的嫡传是参透不了的。”“老田是被自己门派的人所杀吗？”我惊疑道，“凶手难道不是莫曹？！”“不是门内人干的，我们这四派近年来凋零得所剩无几了。”耿婆叹道，“更何况八门转魄凶格是奇门遁甲中的衍生禁术，我们的祖辈早就封禁了。”“既然是禁术，那您老怎么会懂？”S不由好奇地问道。“好奇呗，当年就是太沉迷奇门遁甲的这些个数术，结果犯了禁……”耿婆的神情有些落寞……原来耿婆当年偷学了禁术，被派内长辈发现后，便要废了她的一身修为，作为一派传人的田然以死相保，这才改为逐出门派。耿婆比田然大了六岁，两人之间却早已互生爱意。耿婆被逐出筑壤一派后，田然便断了和她的联系，无论耿婆如何想方设法地找他，田然总是避而不见。渐渐地，耿婆觉得田然对她已经变心，直到有一天听到了他大婚的喜讯。耿婆不顾一切地赶了过去，在婚堂上要田然表态。田然淡淡地告诉她婚事已定不容更改，只当是这辈子欠她的。悲愤中对耿婆新娘下了重手，却不料田然用身体挡在了新娘和耿婆之间，几记毒辣的攻击全数打在了他的身上。“后来我才知道，是长辈们的安排，作为传人的他也不可能和我这个被驱逐的人结婚。”耿婆似乎完全沉浸在了感情中，“可我还是恨他，为什么他不直接和我说清楚？！”“也许是因为老田对您的感情太深了。”晖儿低声道。“也许……”耿婆望着方才的玉件，眼泪再次泉涌而出。那是老田年轻时佩戴的东西，他们的定情信物。……“常五根老婆的事我有所耳闻，是个外来的木匠下的厌胜术。”耿婆点头道。“您老没帮他们？”林岳奇怪道，“这对您来说可是小菜一碟了吧？”“天道轮回，我帮不过来。”耿婆回答的非常干脆，“那人也决不是什么简单的木匠。”……“刘德柱和他老婆都会死。”耿婆断言道，“最近村里怪事很多，九宫八神都是凶格，应该有高手在附近。”“高手？会不会是害死老田的人？”我对村子里的事件早有怀疑，“难道说这一切是冲着我们来的吗？”“你说过，那个混蛋小子的徒弟让你去文成刘基墓。”耿婆眼中满是深意地说道，“知道刘基是谁吗？”“刘伯温，明太祖朱元璋的开国功臣之一。”我颔首道，“也是历史上有名的风水堪舆家。”“刘基最精通的是奇门遁甲。”耿婆望着手上的玉件道，“而且他也是我们派内的旁系。”“您是说，这些事情有联系？”我隐隐觉得事情的内幕开始复杂了起来。“他们要找的应该是刘基生前写下的那本《阅世奇门》。”耿婆头也不抬地说道，“你这个傻小子……”照耿婆的分析，韩笑他们是为了找寻这本记载着奇门遁甲精髓的古书。从时间上推测，村里发生怪事的时候，韩笑恰好在城里布局陷害我入狱。耿婆让晖儿在网上查询了一下，令我们惊讶的是，这个时间段内，城市附近的县市地区同样有着类似的事件发生。“他应该不是一个人来的。”耿婆道，“而是顺道带了一个研究队。”……“我知道下一步该去哪里了！”“老凡，咋啦？想通了啥道道？”“浙江文成县，去拜访一下刘老前辈。”……耿婆带上门，领着我们抄小道走了五里路，一家农贸货运站出现在眼前。简朴的办公室内，一个满脸络腮胡的粗犷汉子笑脸相迎，耿婆跟他说了几句，那汉子立刻招呼来一辆双人座的厢式货车，爽快地把钥匙交给了我。“嘿，您老还真有路子。”林岳瞅着车子咂嘴道，“大几万的车就这么送您了？”耿婆没搭理林岳，自顾上了车，四平八稳地坐在了后排座上。“您这是……”我有些不解道。“我有二十多年没好好走动了。”招呼晖儿和S上车后，耿婆悠然地说道，“老婆子也出去见见世面。”……“您老帮过那个大胡子吧？”林岳一路不死心地八卦道，“要不咋这么爽快地给您车呢？”“他一家五口翻车在山沟里，碰巧我采药经过顺手救了他们。”耿婆闭着眼睛道。……文成县，石圃山中支，夏山之麓。刘基，字伯温，封诚意伯，追赠太师，溢文成，为明开国元勋。无论之前在史书典籍上看到的记载有多么的神奇，刘基对大多数人来说还只是停留在“刘伯温”的名字或传说的范畴内。我也包含在了这大多数人之中，直到亲眼看到这座诚意伯墓。诚意伯墓大约有八百多平米的范围，墓前有石碑一方，上刻“明敕开国太师刘文成公墓”。站在墓前环视四周，附近的九支小山脉延伸至此，宛如九条自各方而来的神龙，在墓葬风水中，这种山势被称为“九龙朝会”。墓前，离我站立处不远，有块形似墨砚的地块，正中隆起一个小小的土丘，乍一看去仿佛一颗半露在地面的龙珠。“龙珠”和九只“山龙”恰好结成了一处气脉汇集的穴，而诚意伯墓的位置正处于穴眼。不过很奇怪，以刘基的身份地位，在明朝应该算是位极人臣了，但这墓穴前既无石兽也无石像，更是没有那些王侯将相墓前常见的石条石板围砌。“这刘基也够惨的，帮着朱元璋打下了大明江山，算得上劳苦功高了。”林岳摇头道，“到头来被朱皇帝疑神疑鬼不说，死了也没个像样的排场。”“呵呵，傻小子，这话让刘基听到，非骂你个不学无术不可。”耿婆笑骂道。“刘基是风水大家，这么做应该是有他的用意吧？”晖儿思索道。“丫头说的对，当年刘基的两个儿子弄了个三进三圈坟墓图，就被他一把撕碎了。”耿婆娓娓道来，“他说，墓字上草下土，若用石铺，怎么生草？古人造字，大有讲究，人不能靠造坟墓立牌坊流芳百世。”石砌封土，事实上是对地气的一种封阻，这在很多王侯将相的墓葬里屡见不鲜。作为一个深谙风水奇门的堪舆大家，且不论刘基生前的是非功过，单就其墓葬格局的独到之处便可见一斑。不过，刘基的墓穴在清末和民国初期便被无良盗墓的贼群光顾过了，虽然他下葬时并没有陪葬什么珠宝玉器，但名声在外的刘伯温毕竟还是引起了不少人的兴趣。聪明的刘基很清楚自己死后容易成为这些盗墓恶徒的目标，所以他自然有他的办法。……“这里有三个墓穴？！”我难以相信，无论我的听风还是林岳的遁木入地，都确确实实地探明地下只有一个墓穴，更何况“九龙朝会”争“龙珠”的这个穴眼并不大，怎么可能再在别处开穴安葬呢？“听话听半边，凡事都这么曲解你俩怎么能有长进？！”耿婆板着脸道，“三奇掩衬，怎么就理解成三个墓穴呢？！”三奇，奇门遁甲中将乙，丙，丁称为三奇，代表着天空中的日、月、星。白天我们看不见月亮与星辰，并不代表它们不存在，只因阳光的强烈遮掩了它们，加之地月转动的关系而已。夜间月圆明朗的时候，很多星辰也会不见，道理依然。之前被我认作“龙珠”的土丘事实上是个障眼法的骗局。夏山之麓海拔近一千一百四十米左右，山势地形的变化较大，那块墨砚形的地块恰好利用了一个视觉误差，使人误以为其中的土丘就是九条山龙争的“龙珠”，却不知道真正的“龙珠”是刘基的这个坟山。我绕过墓前，约步丈量，在北面的一处位置停了下来。“山龙汇集，七步结穴。”风水格局篇上曾如是记载，我忽地明白诚意伯墓为什么一反常态地坐西向东，原来作为墓前龙珠案砂的假坟正好位于南面，两侧的笔架山峰恰好形成了“左青龙右白虎”的案砂格局。“看来还算孺子可教。”耿婆看着我站立的位置，不住点头道，“三奇掩衬，真假难分。”“不过有一点我还是不清楚。”我沉思道，“为什么这里感觉不到刘基的墓室存在呢？”“三奇环衬是墓葬中的奇门假穴法，很容易被虚布的格局影响。”耿婆用手在地面上叩了两下，“所以就要用沉土实葬，让墓穴与地脉完整结合起来。”沉土实葬，便是将棺椁完全封埋，不建造中空的墓室，这种葬法多为民间一般百姓所用，而富贵王侯之流往往不会如此。“整了半天在这儿啊。”林岳蹲在地上望着我脚下的土地，一脸无奈道，“这个刘基还真会折腾。”“我们应该是来晚了。”S抹了抹地上的土说道，“这里有二次挖掘的痕迹。”耿婆一愣，附身捻起地上的浮土，放在鼻间闻了闻，又用舌尖尝了下味道，眉头立刻竖了起来。“这帮家伙还是老把式。”耿婆有些气恼，转而向S问道，“丫头，你怎么看出来的？”“这里是高山，土质中参杂了很多细小的碎石。”S捻起一把泥土道，“建筑挖掘中很容易将原本留在地下的这些细小碎石翻到表面上来。”泥土中果然夹杂着一些细小的碎石，而周围其他地域的浮土里却没有。“三天前有个摄制组来这里取过景。”晖儿在一边的电脑上飞速操作着，“从时间记录来看很可能是他们动的手脚。”晖儿在城市论坛中找到了一些网友发布的信息，有人还上传了手机拍摄的照片。照片中一群人不知在忙碌着什么，照片的边角处一个斜靠在在导演椅上的身影引起了我的注意，但因照片太小无法仔细分辨。“可以把这块放大处理一下吗？”我向晖儿问道。“位图放大失真比较厉害，我用图像动态补偿试试。”晖儿继续忙碌着。照片的局部被放大了，处理后虽然不是十分清晰，但那人的面目却已经可以分辨。“陈子浩！”照片上的人正是陈子浩，他的手中正拿着一本书。那书的样式很像古代的线装书籍……四、穿水煞局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当解决了一个不小的难题，大脑还处于成就感带来的兴奋状态时，却突然发现早已有人捷足先登，得到的答案事实上已变得毫无价值。这是一种挫败的感觉，虽然我们的心里都很清楚，时间上陈子浩早已占据优势，而且他手下肯定不止一个奇门遁甲方面的高手，但却依旧有些不甘，也许这就是人类特有的好胜心在作祟吧。作为明初风水堪舆大家，筑壤一派的旁系高手，一个奇门遁甲的资深学者，刘基留下的那本《阅世奇门》中记录了大量奇门遁甲与风水堪舆精妙见解。明朝开国的过程中，刘基在征战沙场上将奇门遁甲运用得淋漓尽致，以至于很多人都认为朱元璋之所以能够获得政权，绝大多数的功劳要归属于这位神奇的辅佐者。可莫曹和他背后的神秘力量又想从刘基身上得到什么呢？……晖儿一直在电脑上忙碌着，通过她的“网络足迹”理论，一切信息都具有相关性和联动性，只要将其留存在网络中的“足迹”按适当的条件进行排列重组，一条清晰的信息脉络便可跃然纸上了。“附近的植物上没留下什么信息。”林岳从一棵树后晃了出来，“这帮家伙真有两把刷子。”不但是林岳，我找遍了附近的水流水源，拾水的结果也是一无所获。耿婆一直在地上画着什么，一脸沉思的样子使我们不敢上前打搅，她应该正在用奇门遁甲中的某种数术推算着什么。林岳不知什么时候凑到了S身边，嬉皮笑脸地冲着狴犴嘀咕着什么。狴犴不耐烦地看了看林岳，张大嘴巴打了个哈欠，最后索性原地趴下，呼呼地睡了起来。“靠，我见过嚣张的，可这么嚣张的还是第一次看到。”林岳恼火道。“你和它嘀咕啥呢？”我好奇地问道。“也没啥，就和它打个商量。”林岳叹气道，“让它帮着闻闻味儿，看看能不能找出什么线索。”“切，你就会瞎来，你当狴犴是警犬啊？！”S在一旁不满道。“没办法，臭脸大哥又不在。”林岳一脸无奈道，“我只能拿它凑数咯。”莫炎，如果他在的话，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若论追踪，只怕没人能和他比。可他到现在还没回复我的邮件，难道发生了什么意外吗？……文成县，一家油站边。“没错，这帮家伙朝西南面的公路去了。”林岳钻入车内道。根据晖儿在网上找到的信息线索，林岳在四处打探了一下，由于陈子浩他们的张扬风格，很快便找到了下落。原来他们下山后在文成县内仅逗留了两天，之后便驱车离开。“应该感谢那些在当地网络论坛上发八卦帖的网友。”我不禁笑道，“不是他们的话，还真找不出这些人。”耿婆的确是在用奇门遁甲的卜算术推算，她断定那些人是沿公路向西南方向出城的。为了确保万一，林岳在出城的加油站打听了一下，果然吻合。“他们开的是两辆黑色路虎。”林岳一路摇头道，“咱们这辆小卡车可赶不上他们的速度。”……“他们早上十点左右在这里吃的早饭，朝着南边的小路走的。”S从饭店老板折了回来。“南边的小路？！哎哟喂，这下我的屁股要遭殃了……”林岳顿时怪叫道。……泥泞颠簸的小路蜿蜒曲形，厢式货车在行驶中不住弹动着，臀部在坚硬的座椅摩擦下传来一阵火辣辣的感觉，胃里的食物也开始不停地翻动。耿婆稳稳地坐在后排座椅上，显得若无
已经达到顶点，完全知道附会顺从的道理，这样也会免受重责，但出于良心不死，虽想不闻不问但却实在做不到。”奏章写好后，陆贽长舒了一口气，这是他一生中用力最深的一封奏章，在陆贽看来，应该能够打动皇帝陛下。但陆贽显然过于天真，他奏章中的“但出于良心不死，虽想不闻不问但却实在做不到”，完全激怒了李适。难道只有你陆贽有良心吗？你的话分明是在说皇帝没有良心！三天后，裴延龄得到了消息，于是他开始在李适面前不断攻击陆贽，说陆贽这是有意专权。专权！这两个字明显触动了李适的神经，于是贞元十年（794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李适下诏罢免陆贽的宰相职务，改任为太子宾客的闲职。但裴延龄似乎并不想就此善罢甘休，在对待政敌的态度上，这个狂妄之人从来都是一踩到底。在陆贽被罢相后，裴延龄上奏李适说陆贽现在内心颇多怨言，公开说度支欠禁军的军粮马料，进而动摇军心。正好没过几天李适在禁苑打猎，恰好有禁军将士对李适诉说度支不拨马料的事情，李适认为裴延龄所说属实，于是再次下诏贬陆贽为忠州（今四川忠县）别驾。陆贽的政治生命就此终结，此后再也没能回到朝廷，裴延龄可谓是大获全胜。但是裴延龄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的胜利是一个不能持久的胜利，裴延龄什么都算到了，只有一样东西没有算到，那就是自己的身体健康。终于在陆贽被外贬的一年半后，裴延龄在一次宴会上忽然中风倒地，再也没能起来。有人说裴延龄一生荒诞，以至于死法都有些荒诞色彩。也有人说他算计陆贽损了阴德，以至于鬼上身最终要了他的命。不管舆论如何，裴延龄机关算尽，却最终也没能进入宰相班子，或许这就是他的命运。对于李适而言，无论是杨炎、崔造还是陆贽，事实上几任宰相都没能彻底解决帝国的财政危机问题。而究其根本原因不是这几位宰相能力不够，是因为皇帝李适对他们始终怀有猜忌之心，而不能长期任用。《旧唐书?德宗纪》上有一段话是对李适最客观公正的评价：知非竟逐于杨炎，而受佞不忘于卢杞。用延赏之私怨，夺李晟之兵符，取延龄之奸谋。罢陆贽之相位，知人则哲，其若是乎！贞元之辰，吾道穷矣。事实上在我看来，即使韩滉、裴延龄没有突然去世，其最终的结局或许也会和崔造、陆贽的命运一样，被李适贬黜。而这一切都源于李适那无端的猜忌之心，我想这才是贞元时期帝国财政危机问题始终得不到彻底解决的症结所在。宦官掌兵李适在位的贞元时期，可谓是一个政局特殊的时代，不仅因为帝国财政捉襟见肘，最重要的是宦官开始掌握实权，这个标志从宦官获得皇家禁军神策军的永久控制权开始。之所以会造成这种局面，我们还得从唐朝禁军的发展说起。唐代的中央禁军创建于李世民的贞观初年，当时帝国受到突厥的严重威胁，李世民为了训练一支精锐的军队，选择善于射箭的士卒百余人，分批次在玄武门值班，亲自率领他们骑射打猎，当时称之为“百骑”。贞观十二年（638年）李世民在玄武门设置左右屯营，称为“飞骑”，全都由魁梧有力，乘骑娴熟的良家子弟组成。到了武则天时期，中央禁军的规模开始扩大，将“百骑”改为“千骑”。中宗李显时期又改“千骑”为“万骑”，并分为左右营，李隆基发动唐隆政变诛杀韦皇后，其利用的班底就是“万骑”。李隆基即位后，将“万骑”分为左、右龙武军，以功臣子弟充任军官士兵，成为皇帝的亲信戍卫部队。可是由于开元、天宝时期府兵制的严重破坏，在唐初作为守卫京城的南衙禁军，兵源日益困难，地位不断下降，终于被北衙禁军所取代。安史之乱爆发后，李隆基西逃入蜀，京城长安的混乱局面使中央禁军系统建制受到严重破坏，一直到了李亨即位后，禁军系统才开始重建。从李亨到李适即位的三十多年中，北衙禁军陆续设置和恢复左右羽林军、左右龙武军、左右神武军等，加上左右神策军，共计十军，总称为北衙十军，重新成为皇帝直属的禁卫部队。代宗李豫在位时，神策军开始崭露头角，终于压倒其他北衙禁军，成为中央禁卫军的绝对主力。前边我们介绍哥舒翰的时候，曾经详细说过神策军的来历，在代宗李豫受到吐蕃人的威胁时，神策军在保卫李豫的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时鱼朝恩率领神策军屯驻长安宫城北面的禁苑中，禁苑是防卫长安和皇帝安全的心腹之地，当时神策军屯驻此地，从某种角度而言显示了其地位超越其他禁军之上，成为皇帝的心腹禁军，自此之后神策军开始飞黄腾达。前边我们说过李辅国、程元振等宦官掌控过神策军，但那个时候他们还只是掌握一部分，也就是说皇帝还有制约他们的其他禁军力量。但到了李适在位时，由于他趋于极端的性格，在朱泚之乱平定的过程中，进一步造成大唐帝国另一个祸患源头，那就是宦官完全出掌神策军。一群身体残缺不全，觊觎心态颇重的人，却掌握了足以改变政局的力量，他们不打出个沧海桑田才怪，哪怕是他们的身后洪水滔天。由于神策军在朱泚之乱中，曾经护送皇帝李适先后避难奉天和山南梁州立下汗马功劳，所以李适返回京城后，对神策军也格外优待。据《资治通鉴》记载，当时神策军仰仗皇帝的恩宠非常骄横，在长安城内肆意欺凌百姓，甚至侮辱官员，但凡有人反抗，就是一顿鞭打。因此即使是府县州官也无法制约神策军，甚至有些富户往往为神策军将领行贿，将自己挂名在神策军之下。不过，神策军虽然已经备受恩宠，但李适对掌控这支军事力量的宦官，还没有恩宠到顶点。于是在贞元十二年（796年）六月，李适决定进一步提高宦官对神策军的统辖权威，任命心腹宦官窦文场、霍仙鸣分别为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李适的这个决定是继鱼朝恩掌控神策军之后，宦官再一次出掌神策军，与鱼朝恩不同的是，宦官这一次掌控的期限是——永久！宦官掌握神策军，不仅使宦官势力的地位在朝廷内陡然而升，同时通过宦官们的努力，神策军的实力也不断增强。贞元时期西北边防军每年防御吐蕃需要驻扎大量的防秋兵，前边我们说过由于帝国财政捉襟见肘，使得防秋兵的物资供应经常不足，而神策军当时虽然也驻扎在关中西部防秋，但其供应却十分充足，赏赐也很优厚。所以沿边的将领往往以各种借口向朝廷申请隶属神策军的管辖之下，这样每年可得的供应可以超过先前供应的三倍。据统计到了贞元末年隶属于神策军管辖下的军队多达十五万人，而这又对宦官们具有反作用力，那就是宦官在朝廷内的地位再也难以撼动。大诗人白居易当时有感于宦官的志骄意得，写了一首《秦中吟?轻肥》以讽刺宦官们的所作所为：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臣。朱绂皆大夫，紫绶悉将军。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樽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果擘洞庭橘，脍切天池鳞。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除此之外，由于皇帝李适对藩镇的不信任，贞元时期宦官不仅直掌中央神策军，而且被派到各地担任监军。虽然早在李隆基时期已有宦官担任监军的做法，但贞元时期宦官担任监军已经开始独立指挥各地的一部分军队。例如宣武镇（今汴州、河南开封等地）监军俱文珍，在任内自己设置亲兵一千人以做护卫。贞元十五年（799年）二月，宣武节度使董晋去世，李适下诏以行军司马陆长源继任节度使，可是陆长源性格暴躁，经常辱骂士兵，结果士兵们反水杀死陆长源，宣武镇即将陷入动乱之中。监军俱文珍因为距离宣武镇不远的宋州节度使刘逸准长期担任过宣武镇守将，对那里的情况比较熟悉，所以写信急召刘逸准进兵宣武镇平叛。等到平叛结束后，俱文珍上奏李适正式任命刘逸准为宣武节度使。从俱文珍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由于李适的撑腰，宦官在贞元时期开始真正掌握兵权，甚至可以独立调动各地方的军队，这在大唐帝国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事情。虽然李适的初衷是想让这些家奴替自己加强集权，但通过后来的事实证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宦官们不仅没有为他们的主子分忧，反而却恶政不断，直至他们运用所掌控的军队在朝廷内为所欲为，甚至是擅权废立皇帝。据理力争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初一，李适在长安大明宫含元殿举行了盛大的朝贺仪式，外戚、诸王、朝臣都齐聚含元殿，向李适祝贺新年。端坐在宝座上的李适在这一年已整整做了25年皇帝，刚即位时的削平藩镇振作朝纲的雄心，早已经烟消云散，此刻已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垂暮老人，但毕竟经历动乱风雨，千钧一发能够维持至今已经实属不易。面对群臣的赞颂祝祷之声，李适的脸上没有一丝微笑，只有悲切的面容。尤其是距离皇帝宝座较近的宰相等大臣，还能看到他脸上流下了泪水，顿时含元殿的气氛变为一片肃然。“陛下今天这是怎么了？”群臣们在底下议论纷纷，知道内情的人则做出神秘的样子告诉消息迟钝的同僚，皇太子李诵因为中风，丧失了说话的能力，今天不能前来参加含元殿的庆典。这一日的庆典活动在一片哀怨的氛围中不欢而散，很快太子李诵病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朝廷，顿时整个朝廷陷入一片愁云之中。也正是在这一天，李适的悲切之情终于压倒了他的健康，他和儿子李诵一样开始卧床不起。也许是前半生的经历与动荡的坎坷影响了他的健康状况，李适的身体以惊人的速度衰弱下去。当时谁也想不到，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初一的这次朝会，居然会是这个老人作为皇帝会见群臣的绝响。当时皇帝和太子同时身患重病，帝国上下为之震动，因为这在大唐帝国的历史上还是史无前例。所有人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更不知道自己的命运还能不能由自己掌控，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加强皇宫的守卫，以防发生不测。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二十三日，李适在经历与病魔顽强斗争23天后，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在长安大明宫会宁殿去世。这一天距离他64岁的生日仅仅只有四个月的时间，十个月后他的孙子宪宗李纯将他安葬在崇陵，庙号德宗。我们不能否认李适当上皇帝后，重用杨炎实行两税法使他的帝王之路有一个精彩的开局。但性格急躁，刚愎自用让他杀刘晏、杨炎，随后在对待藩镇的态度上过于轻率，导致差一点陷入灭顶之灾，幸好诸多忠臣名将齐心协力平定叛乱，才让大唐帝国逐渐衰微的国运延续下来。纵观李适的一生，可谓是“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最好的诠释。李适已经去世，按照礼法太子李诵顺理成章地应该继承皇位，可是由于这位太子殿下已经几乎成为残废之人，让这样一个人去治理国家，这无异于痴人说梦，很多人都不看好太子李诵，甚至有人公开提出了质疑。事实上，李诵自从出生之后，走过的道路颇为不平坦。除了跟随他父皇李适经历诸多战乱艰险，最重要的是他的太子之位并不稳固。李诵被立为太子以前的生活状况史料记载不多，我们只是知道他被册封为宣王，建中元年（780年）被立为皇太子时，已经19岁。此时的他已经初为人父，在他立为太子的前一年即大历十三年（778年）二月，他的长子李淳降生。李诵是唐朝所有皇帝中，位居诸君位置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共计26年。在这26年中，他亲身经历了藩镇叛乱的混乱和烽火，也耳闻目睹了朝廷大臣的倾轧与攻讦，在政治上逐渐走上了成熟。史书上对他的评价是：“慈孝宽大，仁而善断。”除此之外他对各种技艺学术很是上心，对于佛教经典也有涉猎，写得一手好字，尤其擅长隶书。每逢父皇做诗赐予大臣和方镇节度使时，一定是命李诵书写。在李诵26年的太子生涯中，最为出彩的当属建中四年（783年）泾原兵变时的表现。当时他随父皇李适出逃避乱时，李诵执剑殿后护送李适出城，随后在40多天的奉天保卫战中，面对朱泚叛军的进逼，他常身先士卒乘城拒敌。将士们在他的督促激励下，无不奋勇杀敌，取得了奉天保卫战的胜利，确保了父皇李适的安全。兴元元年（784年）李诵跟随父皇李适重返长安，住进了大明宫的少阳殿。李诵的太子生涯虽然不像唐朝前期的诸多皇太子那样波折不断，动辄被废，之所以说他的太子之位并不稳固，是因为贞元三年（787年）八月的郜国大长公主之狱事件，险些把他推向灭顶的深渊。郜国大长公主是肃宗李亨的女儿，皇帝李适的姑母，最初嫁给杨玉环的三姐虢国夫人之子裴徽，裴徽死后又改嫁给驸马都尉萧升，但不久后萧升也病逝，郜国大长公主此后就再也没有嫁人。虽然这位长公主没再嫁人，但其此后的情感经历颇为丰富，在朝官中物色了好几位情人，这些人经常出入长公主府邸，其中包括太子詹事李升、蜀州别驾萧鼎、彭州司马李万、丰阳令韦恪等人。不久有人告发大长公主淫乱，并且召集巫师在家中大行压胜之法，李适一怒之下将郜国大长公主下到大狱之中。按说这件事情本来和太子李诵没什么关系，但当时李诵娶了郜国大长公主与萧升所生的女儿，等于郜国大长公主既是李诵的姑奶奶，同时也是他的岳母。有了这样一层关系，太子李诵当然脱不了干系，更何况李适还是个猜忌心颇重的人。李适当时将太子李诵训斥一顿，搞得李诵十分尴尬，情急之下只得请求与萧妃离婚，与其划清界限。面对李诵的请求，李适当时没说什么，而是径直回到内宫，急召时任宰相的李泌进宫。事实上，在李适的心中此时已经有了废掉李诵的想法，之所以没有做出决定，是因为废立太子事关重大，他必须要听听朝臣的意见。事实证明，如果没有李泌的进宫，李诵的太子之位很可能已经不保。“舒王李谊近来已经长大成人，性格宽厚仁孝，而且温和仁慈。”李适见到李泌后，便开门见山地说道。他口中的舒王李谊本是李适之弟李邈之子，由于李邈早死，所以李适将李谊过继到自己这里，对其十分宠爱，不仅与李诵同时封王，并且任命他为平叛元帅，领兵讨伐李希烈，泾原兵变的时候，太子李诵负责殿后，而负责在前边开路的就是舒王李谊。李泌是何等的精明之人，他听出了皇帝陛下的言外之意，于是他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努力保住李诵的太子之位。“陛下应该不至于如此吧，您只有这个大儿子，怎么想废掉儿子另立侄子呢？”既然皇帝陛下开门见山，所以李泌也不再遮掩。“是谁告诉你李谊是我侄子的？”李适有些动怒。“陛下难道忘了吗？大历初年的时候有一天陛下告诉臣又多了一个儿子，臣问为什么，陛下说是舒王过继到了您的膝下。”听李泌说完后，李适恍然大悟地点点头，开始低头沉默不语。李泌十分明白此时李适处于一种矛盾之中，正是这种矛盾的心态才能让李泌有机会直言。“陛下如果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信不过，怎么可能会信任侄子呢？舒王虽然仁孝，但如果被立为太子，陛下恐怕今后就不要再指望他孝顺了。”显然，在李适听起来，李泌的话颇为尖刻，不过李适不想采取强硬的姿态斥责李泌，因为那样就会失去今天召李泌来见的初衷。“你难道不爱自己的家族吗？”李适准备变换一种方式，对李泌施加压力。“陛下！臣正是深爱自己的家族，所以才和陛下将话说得这么透彻，如果今天臣顺从陛下，确立舒王的储君地位，未来有一天陛下一定会后悔。到时陛下会责问臣，陛下会说‘朕让你担任宰相就是为了让你为朕分忧，可是你却一味顺从朕，导致选错了储君，失去了儿子，朕今天也要杀死你的儿子’。如果真的到了那个时候，臣的家族受牵连还是小事情，最重要的是陛下已经没有机会再重新选择了。”李泌说完跪在地上连连叩头，脸上已经淌满泪水。面对李泌的诚恳态度，本想刹住李泌锐气的李适，此时已经将神色缓和下来，虽然他性格急躁，刚愎自用，但他并不糊涂，眼前的李泌虽然言辞激烈，但李适听得出来，这是一个忠臣在对自己泣血的忠告。“事已至此，爱卿说朕该怎么办
总督的职位，并召其至京，授以大学士之位，时为1660年。次年，许其致仕，此时，洪承畴为满洲效劳已近20年了。洪承畴无疑是满族人最可贵的合作者之一，当四年之后（1665年）他去世时，被正式赐予谥号。同时，清廷接受了他关于抚靖云南的建议，命吴三桂继续进军，穷追亡命的僭越名号的明朝余部。大将军吴三桂与满洲内大臣爱星阿奉命征缅，终于在阿瓦附近捕获了永历皇帝，将之带回云南府，并在1662年6月11日用丝帛将他绞死。明朝最后的这位皇帝时年40。吴三桂以杀君之举，受封亲王，实际总督云、贵两省。
清廷信用汉人的后果
当时，满人单凭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征服南部中国的，他们不得不依赖归附的汉人来完成这一任务。然而，他们显然并未预见到这一军事方针的危险后果。首先，最为显而易见的是，清廷实际上是授予了吴三桂及另外两位协助征服中国南部的藩王耿精忠、尚可喜无法抑制的权力。事实上，清朝已经出现一种贵族势力的威胁，本来它担心这种威胁会来自满洲内部，但现在它却从汉人军事贵族身上体现出来了。吴三桂的亲王地位，以及作为其仆从的私人军队，正是多尔衮及顺治一直避免使他们自己的满洲贝勒得到的那种割据力量。为了维护皇权，清廷迟早得回击这个威胁。当这个时机来到时，内战注定会爆发。其次，也是更为根本性的后果，是满人对军权的垄断地位的丧失。这一点在1660年陆光旭事件中就能清楚地看到。陆光旭1651年进士及第，他在任陕西按察使时，于1660年9月上章抨击满人的腐化现象。他列举了满洲贵族处处阻格按察使的批评之事，还指责他们在各省的军事行动，尤其是他们对民众竭泽而渔、僭权妄为的行为，等等。清廷召集议政王大臣会议来详细讨论陆光旭的奏章。在会上，大学士、礼部侍郎兼吏部侍郎梁清标为汉族官员的意见做了辩护。梁清标也是在明朝科举及第的。在会议的讨论之中，陆光旭提出的意见变成了一个程序性的问题。对在军事上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像陆光旭这样的按察官是否有权议论？这类敏感的问题是否仅仅是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限？满官对此的意见是：汉官不应涉足军务。凡议军情，汉官从未与议。果汉官与议，而置其言于不论，辄自擅专，臣等自应甘罪。在另一方面，梁清标则认为，满汉官员对这类事务都应不受限制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双方可以事先草拟出建议，这样就可以找出双方意见的相异之处。虽然顺治皇帝并未特别表示赞同这一方法，但当时他确实肯定了陆光旭上章论奏军务的权利，这就等于允许高级汉官参与对军事战略问题的讨论了。满洲贵族关于唯独他们才有这一权利的意见被否决。皇帝决定让汉人参与制订军事政策，反映了汉人在战场上的实际领导地位。它还进一步坚定了皇室早已形成的一个决心：不把满洲贵族和旗人作为一个完全独立的特等阶层，实行分封。当多尔衮一旦在汉族士大夫身上发现了他自己统治这一国度的关键线索，他就决心不要在中国内部形成一个凌驾于这些皇位拱卫者之上的食封阶层。这并不是因为封建军事精英的政府与那种儒家官僚体制两不相容。如果多尔衮当时访问过日本的话，他就可以发现确实有可能建立一个食封——官僚体制，在这一体制内，军事贵族服从于一个藩国的封建律令，同时又作为其国君的官员，领受特定的俸禄与官品。有着明确的结果与酬劳的封建义务，就这样维持了那种显然应被视作一种封建军事阶层的伦理责任。但是满、蒙及汉军旗人不可能在儒家的文官体系内长期担任这样一种官僚角色，而不放弃其军人身份。正因为皇室需要将满洲贵族、汉人藩王及新的汉军旗人的最高阶层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所以就需要使一个完全的文职官僚体制永久存在。如果清朝的八旗贵族不想完全成为能够拥立皇帝的权臣，像当时在欧亚大陆另一端的奥斯曼帝国的近卫军人一样，那么，他们就必须与另一种文职政府的代表分享中央与地方的军权，同时，不得不在同那些与自己有区别的官僚竞争时，接受其价值观念。由于文职官僚体制深深地扎根于儒家的政治价值观之中，而且在根本上由它所维系，这就转过来无情地嘲弄了武夫们永久保持权势的理想。只要学而优则仕的科举制度依然存在，士大夫的美德就会占据优势：学识渊博，谙熟伦理道德，精通书画，兼文人和官僚于一身。因而，从长远的观点看来，清廷十分成功地支持了自己在旧归附者及新承皇恩者中的儒学盟友，结果使得军人去竭力效仿文臣。有抱负的武将凭其举重、舞戟、开弓的本领来划定等级，这是在体力上对八股文东施效颦式的模仿；而满洲旗人，则力图成为经学家和诗人（虽不一定高明），以跻身正式的文臣队伍，赢得自己的一席之地。到了18世纪中叶，绝大部分旗人已经既不会骑马，也不会狩猎了。其中居住在北京的大多数人，成天以饮酒、赌博、看戏、斗鸡度日。到了20世纪20年代，清朝早已灭亡，占城市人口不小比例的北京旗人，不是当了黄包车夫，就是做了警察，职业五花八门，但已无权无势了。这就是约3个世纪以前曾在中国大地上纵横驰骋的武士的后裔。郑成功的进袭
在遥远的南方最终击败了永历帝复明军，这不仅伴随着军权向汉人手中的转移，而且标志着在长江三角洲大规模反清斗争的结束。长江三角洲仍是帝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因为摧毁了最后一个复明政权，洪承畴与吴三桂也就割断了国内怀有贰心者与皇统的联系。在沿海，还有郑成功及其海军，但当他们真正对长江地区造成威胁之时，各省的官员已使他们在江南的同伙们无所作为了。自从吴圣兆失败后，苏州南部水草丛生的太湖沿岸地区，及松江西面的泖湖，便成了小股穷苦渔民及非法居住者的领地，他们相机出动“打饷劫掠”。1654年初，这些贼徒有了一个新的首领：钱应。他参加过早年的复明起义，后来在老家潜居数年，接着又复出冒险拉起队伍。他大约召集了30人，有小船10余只，与另一个贼党陆二合伙。但这一群人总的说来还是势单力薄，不过搞些零散的劫掠而已。1656年，这伙人时来运转了。该年年初，永历政权的两个信使来到泖湖地区，一为扬州人李之椿，一为僧人丘戒。他们带来了盖有明朝玺印的空名告札十道，并一下子把钱应从本伙的首领及另一伙人的搭档，提升为明朝总兵。一夜之间，钱应及其同伙不再仅为糊口过日子，而是开始招兵买马，征集钱粮（其中有些可能是乡绅中的支持者捐赠的），准备起义了。“身一得了札付”，钱应后来回忆道，“招的人越发多了，船就有了二三百号”。钱应用捐赠之财置买兵器，以永历政府的告札指派拥有人和船的入伙者为“头目”。4月份，密使王秀甫又给钱应送来了更多的告札。关于钱应活动的消息甚至传到了南方郑成功的总部，于是这位海军将领就派王秀甫带着盖有永历玺印的黄绢告札前来，任命钱应为明朝地方官、平南将军。又许以成功之日，任命钱应为江南挂印总兵，陆二为横跨浙江边境的嘉兴总兵。钱应反应积极，王秀甫成了泖湖复明军营地与福建郑成功海军之间的信使。他从南方又带来书信，让钱应多招兵众，预备船只器械，以接应海上的进攻。王秀甫还告诉他，一旦得知吃水很深的海船已离岸出发，他就应在苏松举起反清大旗。但这预计的进攻还没来得及开始，钱应就因为在江、浙间来回袭击，此剿彼遁，而引起了官府的注意。汉军旗人、两江总督郎廷佐虽然不知道预谋的起义，甚至不了解钱应人马的目的及其规模，但仍然认定这类盗贼应该立即剿灭，便在两省同时对他们展开了攻势。第一次战役失败了，郎廷佐的军队仅将钱应水军赶出了泖湖，驱至海上。钱应的船队在海上曾经远至浙江的台州，然后又折回江南沿岸，并于途中击败一支清朝水军。郎廷佐意识到，钱应人马的规模比他预想的要大得多，遂提醒浙江巡抚封锁其南逸之路，接着动员属下的各营人马，进剿泖湖。但钱应听到了风声，及时地逃走了。郎廷佐又组织了第三次进剿。这次，他严格封锁消息，兵分九路，在泖湖外围的不同地点分别屯驻，以避人耳目，又请毗邻的两省派遣兵将这一地区团团围住。1658年2月4日，他的努力收到了效果。松江有人来报告，说看见钱应人船在松江东北部的黄浦江边几个小村之中，郎廷佐立即整军进发，决定亲自指挥这一战役。当郎廷佐率部与钱应人马交手开战时，这位总督一开始十分惊异。这是一支比他原来想象的规模要大得多、装备要好得多的舰队。但钱应及其部属同样大吃一惊，他们被包围在驻地之内了，自清军开始进攻，他们就完全处于守势。在混战中，钱应至少有10条战船起火，许多贼徒跳河淹死。陆二及其他几位头目被捕，包括钱应的母亲。此时夜幕降临，钱应得以率数船沿黄浦江遁去，但郎廷佐紧追不舍。而且这位清朝的总督为这次战役曾广做动员，以使钱应发现无论走到哪里，都几乎不可能逃脱追捕。3月17日，钱应及其余下的头目中了清军埋伏，他的部下被杀，许多人淹死了，妻子毛氏被捕。钱氏想乔装逃走而未成，被捕入狱。这样，当郑成功于1659年最终决定冒险向江南大举进攻时，在江南已经不存在有组织的起义来接应他了。有少数人的确曾经起兵响应，但他们的作用微不足道。被捕入狱的约有100人。郑成功不得不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不过，他的兵力是颇为可观的，有船400只、兵25万，装备精良，多数持盾牌短剑，有些则双手操长柄大刀；上身披有铁片层叠的甲衣，以防御枪弹。郑成功也有自己的枪炮弹药，及两队黑人士兵，他们以前是荷兰人的奴隶，学过使用枪炮的技术。此外，还有一大队精良的弓手，善于远射，甚至比枪手还厉害。他的盾牌手在整个东亚是最精锐的军队。守卫南京的清军主要是汉军旗兵，有500满洲兵协助他们。如果遭到突然袭击，他们也许根本不是郑成功水陆大军的对手。但是1659年8月4日夺取广州，并在六天后又占领了浙江以后，郑成功未能听取副将甘辉一举猛攻夺取南京的建议，而是决定以小心推进来围困这个明朝的陪都。对南京的围攻自8月24日开始，持续了20天。起初，南京城里的人处境异常艰难，许多人饿死了，还有一些人自杀了。在城中甚至发现了数百名支持郑成功的人，称为“羊尾党”。满洲将领轻率地决定要大搜捕，处死所有可能的复明分子，但被其他官员所劝阻，他们担心这将引起恐慌。尽管如此，民众一直士气颇盛。而且更重要的是，郑成功的包围并不严密。有三个城门仍然可以出入，总督郎廷佐得以从周围的农村搞到一些大米，并派人向北方的满洲骑兵求援。考虑到他的士卒刚从西南远征回来，个个英勇善战，郎廷佐决定不再等待增援部队的到来。9月8日，正当郑成功的士兵出来打柴之时，满洲轻骑兵发起了进攻，占领了郑成功的前沿阵地，迫使郑成功将自己的大帐迁离南京。次夜，就在黎明之前，清兵马步军从南京西北面的两个城门出发，发起总攻，冲散了郑成功盾牌手组成的方阵和长刀队。失败变成了溃逃，郑成功部队退回船上，扯起风帆逃出海去。复明分子在江南对清朝政府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就这样被挡住了。社会与政治的均平
尽管响应郑成功的北伐而密谋复明的江南人士只有少数人，长江三角洲的士绅阶级还是遭到了北京清廷的敌视。就如在1645到1646年间，清廷官员将江南的复明分子与他们的文学党社完全等同起来一样，在1659年，他们仍然持有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等量齐观式的态度。而且，文学党社的活动好像总归是体现了江南地区本身的社会复杂性。这个人口密集的地区看来到处都是难以管束的文人、腐败的士绅以及危险的盗匪。江南社会错综复杂的状况似乎使得顺治皇帝实现理性统治与专制统一的意图落了空。江南、浙江、福建一直是帝国中最难统治的地区之一，相比于这一像百纳布一样拼凑起来的社会，北方的大平原和单纯的社会结构是多么的顺从而易于统治。朝廷对江南社会复杂情态的不耐烦，必定已被称为清初最杰出的谏官杨雍建感觉到了。杨雍建本身也是南京人，系海宁（浙江）人氏，但又是一位“新人”，1655年进士及第，他发誓要清查腐化违法行为，不管违法者是谁。1660年，杨雍建任礼科右给事中。主持教育与科举工作的当然正是礼部，因此，由杨雍建来处理八年前就已被禁止的士大夫党社问题，正是再恰当不过了。1660年4月，他向顺治的上奏，这一奏章，无疑是一件令江南文人党社骤然晕头转向的起诉书，它第一次就朋党问题为顺治皇帝提出了一个涉及社会根源的解释。顺治皇帝长期以来一直想同朝廷中的朋党现象作斗争。杨雍建声称，宗派、朋党并非是在政府内部生成的，而是由在官僚体制之外形成的社会组织派生而来的。他说：“臣闻朋党之害，每始于草野，而渐中于朝宁。”最典型的旧例就是复社，它在江南有众多的成员。杨雍建坦率地承认，这些活动有其一定的合法性，其初大约是出于好名，刻印诗集，或从事其他文学活动。而且，党社本身是在同学或师生间最密切的友好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就是党社何以如此地难以清除，以及何以直至现在，它们仍在江南的苏、松及浙江的湖、杭等地兴盛不衰的原因。然而众所周知，这些党社不仅与朝廷大臣结成了政治联盟，而且也为缙绅阶级在人民中赢得盟友提供了机会，阻碍着君主与其臣民之间的直接联系。“而缙绅大夫各欲下交多人，广树声援，朝野之间，人皆自为。”党社成员还干扰地方行政，“结交有司，把持衙门，关说公事。”在福建，党社甚至控制地方市场，结众敛财。所有这些均属“恶习”。“皆始于儒生，而流及于市井小人”。杨雍建含蓄地警告说，此类行径，曾经导致了明朝的覆亡。即便在本朝，南方士子的党社也严重地威胁着政治稳定，将同样的扰乱政治的朋党纷争带入了清廷的朝议。处于社会最高政治中心的顺治皇帝一向在努力抑制上层中朋党的蔓延，防止它的萌生。而杨雍建认为，皇帝还应从产生朋党的更低的社会层次中，去除掉其更为基本的原因。“拔本塞源之道，在于严禁社盟”。杨雍建奏章意义深远。在他看来，朝廷中政治性朋党实质上是缙绅家族统治的一种体现，它与势力遍于一地的非正式组织相关，这类组织由地方名流把持，危险地阻碍着皇帝与其臣民的直接联系。不仅如此，朋党还显示了一种同样的自卫能力，在明代，这种能力在损害中央政府利益的情况下，维护缙绅阶级自己的经济利益。1636年，李进抨击了明末豪富士绅的免税特权，而杨雍建又重复了李进的观点，事实上他认为，乡居地主、城市食利者及为官居职的士大夫，一同在南方的党社之中找到了他们私人利益的表达方式。如果允许这些组织像天启、崇祯时期的缙绅组织一样活跃起来，清朝国家控制这一富庶地区经济资源的能力就会受到削弱。如果失去了与国内最富生产能力的农业人口的畅通无阻的联系，无法在这些地区行使意志征收赋税，清朝政府就会发现自己像晚明朝廷一样软弱无力。杨雍建关于对缙绅特权阶级的政治活动实行制约的呼吁，一方面正好与中央政府限制地方贵族对其依附民的控制的努力相一致，另一方面，又与中央政府克服缙绅阶级对赋税征集的抵制的努力相合拍。因为既然天下业已太平，缙绅们就试图再次构筑起保护自己利益的沟堑。政府制约缙绅阶级奴役佃农权力的努力，真正开始于1660年，当时，江宁巡抚魏祯远请顺治皇帝下令禁止许多“大家”将其佃农变为“庄奴”，顺治下令完全依请照办。官方的禁令，及当原判，认为应处死任珍。不过，他们赞成死刑的理由却是不心相同的。满洲臣僚以及几乎所有汉军旗人要处死任珍，是由于他后来的叛逆行为，而不是因为他杀死了几个家仆。其他汉人臣僚则被他的残杀行径以及这个旗人所得到的特殊对待所震惊，想要以杀人罪判他死刑。于是，以陈名夏、陈之遴和金之俊为首的28名汉官坚决与其他廷臣持异议，认为他们判处任珍死刑仅仅针对他最初的杀人罪。这28位大臣注意到任珍从未认识到自己第一项罪行的严重性，他们提出，“若以此定案，反开展辩之端，不若坐以应得之罪。”顺治皇帝被这种烦琐的司法推理搞糊涂了。他干脆下旨道：“是谁展辩，应得何罪，著明白具奏！”陈名夏作为这批汉官的代表回奏说：任珍并未承认杀人大罪，如果只是根据他人的告词定罪，恐怕无以服其心。同时，陈名夏也承认，以第一条罪行判任珍死刑，是律无正条的，所以他打算建议皇帝赐任珍自尽，而不是公开处决他。最后这句话把顺治激怒了。如果律无正条，那他们怎么能够合法地提议赐其自尽呢？这“是何盛世典例”？想让人主致尧舜之治者，岂有进此言之理？如果想以“巧”止事，那不就是设法诡避起初的过失吗？尔群臣当副朕期望至意，洗涤更新，奈何溺党类而踵敝习”！皇帝再一次，而且是更加气愤地命令陈名夏解释28名大臣提出不同判决的理由，特别是建议赐命任珍自尽的理由。这一次陈名夏的回奏很卑怯，事实上也很恭顺，他并不想解释最初提议赐任珍自尽的理由。他正式地、恭顺地回奏道：皇上圣明，赐任珍自尽律无正条，故臣作此提议实为不当，现谨束身待罪。不管顺治是否感到了被人嘲弄的羞辱，反正他被陈名夏的含糊其词激怒了。他怒斥道：这些全是蒙混支吾之辞。陈名夏和陈之遴曾获大罪，但朕每从宽宥，给了他们一个自新的机会。但他们并没洗面革心，旧习不改。所以顺治谕令无论如何不得有任何拖延，让内三院、九卿满汉官员、六科、十四道、翰林七品以上，以及六部郎中等官在午门外集合，对那28人严行议罪。清廷立即召开了这一特别会议，它实际上包括了中央政府中整整1/3的高级官员。与会官员克尽其职，要求陈名夏和陈之遴认罪，并接受了他们的供认，即他们为了保住官位而试图欺蒙皇上，并一直掩饰自己的渎职罪。他们也指责金之俊及其同伙私下纠合朋党，确信他犯了罪。审讯结果的推论是，由于上述罪行，这三名最高级大臣应被判处死刑。此外，包括魏象枢和王永吉在内的13名官员，因结党以及试图以术欺君，有负君恩，应被流徙边疆。还有八名官员，包括张端在内，被指控同属党人，建议革职，永不叙用。最后，包括孙承泽在内的另外三名官员也应被免职，还有一人则当降级调外用。众臣的判决很严厉，这正是顺治所希望的；这使得他很满意。现在，他可以来施舍他的仁慈了。既然已经维护了自己的权威，并显示了自己作为专制君主的权力，顺治就不打算处死陈名夏、陈之遴和金之俊了，只是削去官衔二级，罚俸一年。除陈名夏外，都保留现职，陈名夏则被革去吏部尚书一职，任大学士如故。其他课刑也酌减如下：被流徙的官员改为降秩一级，罚俸一年，仍供原职；八名朋党分子罚俸九个月；三名革职官员勒令付出六个月薪俸；外转官员的处罚则暂停。纵观顺治与陈名夏争论的全过程，有迹象暗示陈名夏及其同僚欲将任珍置于死地是别有隐蔽原因的。若确系如此，还没有证实它的资料，但串通之说总是在顺治言谈中出现。换言之，在打击朋党活动中，顺治不仅仅为打击朋党而谴责朋党，而且认为这28名官员勾结在一起，有其秘而未宣的动机。从任珍一案的表面看，很难说这种猜疑有什么理由。那些受到威胁要被流放或革职的人，看来并不具有任何共同的派系特征。在这些受指控的人中，南方人与北方人几乎各占一半，来自各个部曹，外加都察院、内三院。他们既包括有汉军旗人，又有像魏象枢这样的在清朝由科举入仕而非明朝遗臣者。他们唯一共同的特性在于他们是汉人。所以，在判决的第二天，皇帝就抓住这一共同特征来解释自己为什么愤怒与苦恼。5月6日，顺治命大学士范文程、洪承畴和额思黑将那28名官员再度集合在午门下听他发话。这些罪臣一到齐，皇帝就告诉说，他们的第一个罪状就是拒不承认自己议论有失。他再三申饬，而他们却仍旧混议。他们的第二个罪状是形成了一个汉官的团体，自持己见，与满官异议。虽事亦或有当异议者，何以满洲官议内无一汉官，汉官议内无一满洲官？此皆尔等心志未协之故也。皇帝继续谈到，这种按种族纠合朋党的活动无论出现在汉官或满官一边，都必定会招致清朝的毁灭。所以，顺治命令他的御史如再发觉有这类“乖戾”者，当即行纠弹，同时，要特别注意28名官员中的三个主要大臣——陈名夏、陈之遴和金之俊，以避免日后发生这类行为。虽然顺治也许可以因为已对这类种族性的朋党活动采取了防患未然之法而感到庆幸，但是任珍事件显然继续烦扰着他。譬如说，他可能已经认识到，朝廷完全按种族关系而分化，造成不和，会损害自己君临天下的地位，因为他总得赞同这一派或那一派，这便会失去另一派的支持，无论他们全部是汉人还是满人。想要使他自己加强皇权的政策取得成功，保持中立，同时使每一臣僚形成独立个体的意识，作为由各个体组成的整体官僚队伍，在君臣之间形成完美的——相对的关系，是最为基本的。然而，他选来帮助自己实现这种关系的人，例如陈名夏、陈之遴这样的臣僚，却因任珍案而大受连累。他们显得极易与满洲臣僚发生异议，纵然他们别出异议的表面理由是为了遵循正规的司法程序，可结果是造成了满汉根本分裂。而且，这样的分裂很有可能是另有起因的：私相交通，非法勾结。李三一案已经证明了这类阴谋集团和非法势力是怎样地存在于各部的。现在，任珍一案刚刚结束，皇帝似乎就已开始对臣僚们洁身自好的能力丧失信心了。正如皇帝在对“言官”的一系列敕令中所表示的，以及他后来在这一年秋天公开承认的那样，他对于言官是否尽到了绳愆纠缪的职责，不敢委以信任，因为他们也可能自匿己非。
仿效明初之制
总之，任珍一案看来进一步证实了顺治的忧虑，清朝正日益陷入曾导致明朝覆亡的那种腐败与党争。1653年2月11日，皇帝认为“士气隳靡已久”，诏令臣僚对此奏呈作答。又是魏裔介应诏条奏，十分详尽。他首先热情地肯定了皇帝的观察力，然后警告说，由于忽略了基本道德原则对于治世的关键意义，新政权正掉以轻心地让晚明的陋习继续存在。明初君主政体成功地缔建了一个强大帝国，是因为基本的道德感，它的基础是一切文人学士共同遵奉的孝敬之德。有才能的人不是一心于科举，或者研读后人对经籍的注疏，而是靠经籍的本文进行自我修养，研究孔夫子手定之书，在明初，每个省的训导都特别承担起培养文人学士效忠竭力的使命精神，同时还指引学生务于实学。这就是为什么明初涌现了许许多多才华横溢的学者，而他们同时也是正直的臣子的缘故。魏裔介重六经原义轻理学新解，重基本道德准则轻玄学，重实学轻纯文学，这对有待于解决的许多社会、经济问题也许是一帖过分简单化的处方，但它肯定反映了时代的倾向。他的道德热情也是出自一种道德正直观念，这是一些年轻的汉人臣僚的特征，他们是在清朝科举及第的，因而尚未沾染明朝官场的陋习。当魏裔介这样的御史在抨击晚明弊政、力主皇帝仿效明初之制的时候，他们就自以为是地将自己同那帮明朝遗臣区分开了，而后者虽然仅仅比他们年长几岁，却显然是老一辈降臣。陈名夏之流总是动辄被指责为政治投机分子，而这类指责既不会针对宁完我或范文程这样的在满人征服天下的过程中归降、并与他们并肩战斗的“旧臣”，也不针对17世纪40、50年代的全新臣僚。早在谭泰事件后，顺治皇帝就已经在称颂忠臣而怀疑陈名夏的品质了。他对这位大学士的品性有一种非常矛盾的心理，既怀疑他不光明正大，又欣赏他异常的博学。陈名夏对下官、甚至同僚焦躁易怒，性锐虑疏，经常咄咄逼人。但是对于顺治来说，他又是知识的缩影，活万宝全书。皇帝有一次对冯铨谈起：“陈名夏多读书，问古今事了了，即所未见书能举其名。”所以，陈名夏作为一名使人敬畏的硕学鸿儒，与年轻的皇帝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皇帝当时正力图学习汉文经籍。在这方面，顺治对他的大学士们是既支配，又依靠。与他未来的儿子康熙皇帝不同，顺治不会独自起草制敕。事实上，当他最初亲政时，他甚至并不亲自批注奏章，而是向某一大学士口叙上谕，然后由大学士令内三院臣僚书红成文。这就给了大学士们相当大的斟酌处理的权力。据说陈名夏就有好几次改动了重要文件中的措词，或者干脆在最后书红时删掉某些他不同意的辞句。为避免这类有意无意的差错，1653年，皇帝坚持票拟谕旨须经回奏，这就需要增置几名大学士。1653年7月21日，令内三院各增汉大学士两员。五天之后就任命了三名新大学士：成克巩授内秘书院大学士，张瑞授内国史院大学士，刘正宗授内弘文院大学士。同时，诏令将原属翰林院的一些有关教育事务划归内三院，命内三院掌直隶、江南和江北学政。由于内院的地位越来越接近于明朝的内阁，顺治也就要花越来越多的时间与大学士们一起讨论制定行政命令。这在满洲臣僚中引起了忧虑，担心再次出现内、外廷互相阻隔的情况。有些担心在1653年12月15日成为事实，那天顺治决定在紫禁城里拨出一个专门的房间，供大学士、学士内直草诏之用。此后不久皇帝又命汉大学士们移家皇城东华门内，各赐宅一区，其奴婢俱于兵部注籍，发给符牌，供出入检验。从皇帝的观点看来，这些变化绝大部分是为了使人主于行政上效率更高，作用更大。顺治很快就抓住了专制统治的关键，所以，他在1653年至1654年间对于保证从“耳目”处得到大量可靠的情报这一点兴趣日增。1653年，为了鼓励更多的人来检举揭发，他废止了被论劾的官员按常例可反诘上奏者的旧制。上奏程序也被简化了，御史们某些冗长、费时的汇报各部政务的职责也被免除。不过皇帝对于他的御史们是否愿意直言无隐仍然抱有怀疑。1654年3月23日，顺治告诉“言官”们说，他是多么地关心御史们能遵照他的三令五申，直言上书。如果皇帝真要建立一个“太平”之世，那么言官们就必须要让他与闻天下之邪正贪廉。但他担心言官们的纳交结党，会妨碍他们真心直言。事实上，顺治此刻似乎已经认识到理想的官僚行为（公正和非人格化的）与理想的文人行为（克己复礼）之间的内在矛盾。他因此警告言官，说他们正在“重违朕心，纳交结党”。顺治一方面命令监察官们分别上奏，从而得到许多来自不同渠道的情报；另一方面，他还试图使他的行政官们在制订政策时更多地采用集议的形式。一得到奏报，皇帝就希望召众官集议，得出一致意见，从而避免个人偏见，以使政策得到有效的执行。1654年3月28日，就在他谕诫御史们毋纳交结党，以免妨碍以公论劾的五天后，顺治召集内院诸臣，向他们表示对目前廷议形式的不满，它们常常陷于不得要领的争吵。相反，顺治坚决主张一旦多数人认为某事是正确的，那么它就应当得到一致贯彻。今后如果有“一人坚执己意”，从而有妨政事，那就要被看作故意妨碍议案通过，就要受到相应的处罚。皇帝坚持一旦达成明确的合议，大学士和学士们就要互相配合，然而这一要求受到两种情况的阻挠。首先是宗派关系网的迅速扩大，它们看来就是围绕满汉意见分歧的争端而形成的。皇帝已经开始采取措施反对公开的政治联盟，告诫臣僚不要造成满汉间的分歧。现在他将不得不着力解决个人小集团的问题，这对皇帝来说特别棘手，因为这些小集团牵连到内三院中他的宠臣，如他的侍读大臣陈名夏。第二种妨碍臣僚们齐心同议的情况与第一种密切相关。这就是，在诸大学士内部，尤其是陈名夏与内院其他一些人之间，仍然存在着敌意和怨恨。例如，宁完我就忘不了1651年指控他庇护大学士刚林篡改《实录》的谕旨，就是由陈名夏起草的。虽然济尔哈朗已经替宁完我澄清了事实，但宁完我却一直对陈名夏耿耿于怀。其他臣僚如冯铨、范文程等也知道自己被贬的类似的朱批上谕出自陈名夏之手。也许陈名夏正是感觉到自己为众人所忌，遂于1653年要求外任。当时正是李定国和孙可望在广西、湖南和四川节节获胜，清廷举朝震惊之时。李定国、孙可望从前是张献忠的部将，此刻正在替南明永历政权作战。1649年，清廷曾经遣孔有德率兵2万征广西，但去年夏天他在桂林作战时，被李定国切断了回湖南的退路，遂于8月7日自杀，所以现在需要有个文武大臣总督湖广、广东、广西、云南和贵州，协调对李定国、孙可望的讨伐。陈名夏所求正是此职，但皇帝却求助于远比陈名夏更为老练的洪承畴。1653年遣洪承畴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处地方，总督军务。陈名夏所请未获批准。1654年2月，时值陕西总督一职缺人，他又请求出镇行省。据当时消息灵通人士的看法，陈名夏想要离开京城，“盖避众忌，而上待之殊厚。”但是顺治拒不让他这位大臣离京。陈名夏依旧留在内三院，掌选翰林院词臣等事。选拔翰林院见习人员，是替皇帝最上层的内廷——内三院甄选臣僚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由于皇帝是依靠大学士、学士诸臣替他起草谕旨的，所以无论谁若是控制了对词臣的选拔，他就近乎可以控制朝廷的政策了。所以，当试卷在文华殿供大学士们讨论评定时，每位廷僚都有机会提出文才可取的候选人，但他们也许就是那个提名的大学士的私党。因而，甄选词臣对于监管考试的大学士来说是一个紧张而重要的时刻。1654年春，大学士集议选用词臣，由陈名夏主持，总共提出了18名候选人。虽然范文程和冯铨也非常积极地参与了推荐，他们的候选人还是被排在了陈名夏所荐候选人的后面。至于宁完我，他提名的三个人被从名单上一笔抹掉了。宁完我提出质问，陈名夏勃然作色说：“文字我岂不识也。”宁完我文名虽不及陈名夏，但他却因再次受辱于陈名夏，忌恨愈深，伺机报复。1654年3月28日，宁完我受皇帝殊恩，列名于参加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满洲臣僚之中。这对一个汉人来说是一种殊荣，即便是像宁完我这样一个汉军旗人也是如此。这便对陈名夏造成了极大威胁。宁完我现在可以作为正式成员参与由满洲亲王们控制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了，而那批满洲亲王并不信任像陈名夏这样的南人，他们把他与持异议的复明分子和无能的文人联系在一起。这些文人正在怂恿顺治皇帝越来越多地采用汉族习俗，甚至包括服饰。矫枉过正：朝服事件
当顺治在多尔衮死后最初亲政时，他仍在一定程度上为济尔哈朗和其他一些满洲亲王所左右。也许因为这个缘故，1651年，他起初驳回了御史匡兰兆关于朝祭宜复用“衮冕”的疏请：一代自有制度，朝廷惟在敬天爱民，治安天下，何必在用衮冕？不过后来皇帝还是采用了汉族式样的衮冕。他本人还曾亲自向内院出示明朝冠服，诸臣对此称善不绝。也许正是由于皇帝在那些场合对明代肥大的饰有滚边的朝服的默认，陈名夏才做出了下面这种举动。这甚至还可能有更深刻的赎罪的心理动机，即对于自已折节归降，背明事清的负疚感。不管他有什么理由，回想起来，陈名夏的如下举动显得极为冒失。1654年4月17日的前几天，陈名夏与自己的对手宁完我打，大喜过望，感到自己的统治终于得到了上天的认可。就这样，为敌二十余年的察哈尔举部投降，广阔的漠南蒙古归于清朝。8.向南用兵，五入中原皇太极向明朝用兵，五次大规模入塞，攻打北京，掳掠中州，陷落济南，反映了他的胆识、气魄、谋略的雄奇。其中以用反间计除袁崇焕最为后人称道。天命十一年（1626）正月，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中惨败，不久忧郁而死。皇太极亲临战场，目睹了八旗战史上这场最惨痛的失败，发誓要为父汗报仇，于是发动了宁锦之战。天聪元年（1627）五月，皇太极在宁远、锦州又战败。这使他认识到：袁崇焕是他经山海关进入中原的“拦路虎”。不久，皇太极想到一计：绕道山海关，攻打北京，调动袁崇焕“勤王”，实施“反间计”，除掉袁崇焕。天聪三年（1629）十月，皇太极亲率大军，避开山海关，绕道内蒙古进攻北京城。这时袁崇焕被崇祯帝重新起用为兵部尚书、蓟辽督师。袁崇焕在山海关巡视的时候，得到皇太极进攻京师的军报，急忙点起九千骑兵，日夜兼程，前来救援，保卫北京。袁崇焕驻兵在北京广渠门外，兵无粮，马无草，白天作战，夜间露宿。袁崇焕身先士卒，连获广渠门和左安门两捷，北京转危为安。这时皇太极便用《三国演义》中周瑜利用蒋干盗信使曹操中反间计的手法，设计陷害袁崇焕。第二天，皇太极告诫诸军不要进攻，召鲍承先及副将高鸿中授之以秘计。明朝有个太监杨某，被后金军俘虏后关在金营里，于是太监杨某听见两个看守他的金兵在外面小声谈话。一个金兵说：“今天撤兵，完全是皇上的主意。”另一个问：“你是怎么知道的？”前一个又接着说：“刚才我看见皇上一个人骑着马向明营的方向急走，明营里也有两个人向皇上走来，看见皇上，跟皇上说了很久才离去。袁经略和皇上有密约，眼看大事就要成功啦……”太监杨某假装睡在旁边窃听。第二天，后金兵又故意不慎让杨某逃跑了，杨某回到崇祯帝身边，便把这事告诉了崇祯，崇祯是个猜疑心极重的人，听了太监杨某的报告，信以为真，十分震怒，马上命令袁崇焕进宫。袁崇焕到了宫里，崇祯帝立刻喝令锦衣卫把袁崇焕捆绑起来，押进了死囚大牢。第二年八月十六日，一代名将袁崇焕在北京西市被凌迟处死。据《明季北略》记载：袁崇焕受刑时，人们咬牙切齿，买从袁崇焕身上割下的肉下酒喝，喝一口，骂一声。这个记载，未必可靠，但说明当时北京城上下都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误认为袁崇焕“通敌”。事情一直到清朝修《明史》，在满文档案中看到当时的记载才真相大白。事过一百多年后，袁崇焕的冤案才由乾隆帝给予平反。皇太极用反间计使崇祯帝“自毁长城”，《明史·袁崇焕传》说：“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从这里，我们也不难看出皇太极心机之深，谋略之高，手段之辣，实在令人叹为观止！这样一代英杰，本来应该能够创立更大的功业，但是，皇太极却在五十二岁的盛年（1643）突然辞世，他去世的当天，还在举行政务活动。也许天不假年，使他无缘坐在紫禁城的宝座上，实现其终生为之奋斗的定鼎燕京的梦想。【点评】爱新觉罗·皇太极十二岁丧母，二十岁带兵打仗，三十五岁登基，在位十七年，五十二岁去世，是清朝继努尔哈赤之后又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皇太极的死，标志着大清皇朝一个朝代的结束，也标志着大清皇朝奠基工程的完结。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两代整整六十年的奋争，为后来清军入关，统一中原，奠定了基础。第三章清军入关统一中原清朝经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父子两代六十年的努力奋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民国富强。而南面的明王朝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已经趋于没落。清军入关，统一中原的时机已经成熟。一、多尔衮铁踏山海关多尔衮为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十四个儿子，生于1612年。努尔哈赤死时，多尔衮才十五岁，皇太极即位后，封多尔衮为贝勒，因按年龄序列第九，故称九贝勒或九王。天聪二年（1628），多尔衮随同皇太极进军蒙古察哈尔部，因作战英勇，被皇太极封为墨尔根岱青，意为聪明王。天聪九年（1635）二月，皇太极封多尔衮为元帅，进攻察哈尔部林丹汗之子额哲。多尔衮不费一兵一卒，圆满地解决了察哈尔向清朝的归服问题，再立奇功，在满洲贵族中赢得了极高的威信。崇德元年（1636）四月二十三日，皇太极在沈阳论功封兄弟子侄，多尔衮被封为和硕睿亲王，成为六大亲王之一，名列代善和济尔哈郎之后，其政治地位节节上升。崇德八年（1643）八月，皇太极在沈阳暴逝，宗室中很多人倾向于支持多尔衮争夺皇位，多尔衮为了谋求清廷内部的统一顾全大局，采取折中方案，立皇太极的第三子、年仅六岁的爱新觉罗·福临即位，年号顺治，意为“顺利治国，统一华夏”之意，自己和济尔哈郎共同摄政，负责实际政务。多尔衮在宣誓辅政之后，就一步一步地将朝政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成为“首席摄政王”。而年幼的顺治帝根本不能主事，因此，清军入关统一中原实际上是在多尔衮的领导下完成的。多尔衮率领清军入关，以及入关后的统一大业，是与范文程的襄助分不开的，范文程祖籍沈阳，其祖父官至明朝兵部尚书。崇德初年，皇太极任命范文程为内秘书院大学士，进职二等甲喇章京，参与机密。范文程虽系汉人，但头脑清醒，有大略，深得清朝统治者的信任。顺治元年（1644）四月初四，当多尔衮即将率师伐明之际，范文程向他提出了以下统一中原的方略：（1）明朝腹背受敌，进军关内的时机不能错过。（2）中原地区应一举平定。（3）农民军将是角逐的对手。（4）进攻内地时，应注意军纪。（5）据守关内据点，稳扎稳打。范文程的这些建议，对当时执政的多尔衮影响极大，事实上多尔衮入关后的行动，均依照范文程的奏书拟议，未作大的修改。一切准备妥当，顺治元年（1644）四月初九，多尔衮率领大军浩浩荡荡由沈阳出发了。二、冲冠一怒为红颜公元1644年，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在西安建立政权，国号大顺，李自成率领一百万起义将士，渡过黄河，兵分两路进攻北京。两路大军势如破竹，到了这年三月，就在北京城下胜利会师，驻守城外的三大明军精锐全部投降，北京城一举攻破，崇侦帝缢死煤山。进入北京以后，李自成一面出榜安民，一面严惩明朝的皇亲国戚、贪官污吏。他派刘宗敏和李过，勒令那些权贵交出平时从百姓身上搜刮的财物，充当起义军的军饷，拒绝交付的统统处以重刑。有个明朝的大官僚吴襄，也被刘宗敏带人抄了家产，并且逮捕起来进行追赃。这时，有人告诉李自成，吴襄的儿子吴三桂是明朝的山海关总兵，手下还有几十万大军，如果把吴三桂招降了，岂不可以解除大顺政权的一个极大威胁。李自成觉得有道理，于是叫吴襄给他儿子吴三桂写信，劝说他向起义军投降。吴三桂收到吴襄的劝降信，处在犹豫之中，向起义军投降吧，从心底是不愿意的；不投降吧，起义军勇猛善战，兵力强大，自己不是对手。同时，北京城里还有他的家属和财产，也舍不得丢掉不管。由此，他决定带兵到北京看看情况再议。吴三桂带兵到了滦州，离北京很近了，碰到一些从北京逃出来的人。吴三桂找来一问，听说他父亲吴襄已经被起义军抓了起来，家产被抄，心里恨得咬牙切齿，后又听说他最宠爱的爱妾陈圆圆被农民起义军首领刘宗敏所占，怒气冲天，立刻下令军队全部退回山海关，并且要将士们一律换上白盔白甲，说要为君父报仇。李自成得知吴三桂拒绝投降，就决定亲自带领二十多万大军进攻山海关。吴三桂听到这个消息，也顾不得什么民族气节了，连忙写了求援信，派人飞马出关，请求清兵入关镇压起义军。清朝辅政的亲王多尔衮接到吴三桂的求援信，真是正中下怀，立即亲自带着十几万清兵向山海关进发。清军来到山海关下，吴三桂迫不及待地带着五百个亲兵出关迎接多尔衮，他见了多尔衮，卑躬屈膝地哀求多尔衮帮他报仇，多尔衮心中另有图谋，自然顺水推舟地答应了。李自成大军从南面开到山海关附近。二十多万起义军，依山靠海，摆开浩浩荡荡的阵势，一眼望不到边。多尔衮从山海关城头望见起义军阵容齐整，料想不容易对付，于是就让吴三桂打先锋，叫清军埋伏起来，自己和几名清将远远地躲在后面的山头观战。战斗开始了，李自成披挂整齐，骑着马登上西山指挥作战。吴三桂带兵一出城，起义军左右两翼进行合围包抄，把吴三桂的部队团团围住，明兵东窜西逃，总也冲不出重围，起义军个个英勇血战，喊杀声震天动地。正在双方激战的时候，不料海边一阵狂风，把地面上的尘沙刮起，霎时间，天昏地暗，对面看不见人。多尔衮看准这个时机，命令埋伏的几万清兵一齐出动，向起义军发起突然袭击，起义军毫无防备，也弄不清是哪儿来了这么多敌人，心里一慌，阵势也就乱了。一时间，万马奔腾，飞箭如雨，农民军战败溃逃，混乱中，马匹自相践踏致死的人不计其数，尸体遍地，血流成河。直到风定下来，李自成才在西山上发现清兵已经入关，想下令军队稳住阵势，指挥抵抗，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只好传令后撤。多尔衮和吴三桂的队伍乘势里外夹击，起义军遭到惨重失败。李自成带领将士边战边退，吴三桂和清军则在后面紧紧追赶，起义军退回到北京，兵力已大大削弱，而实力强大的清兵，已成锐不可当之势。李自成回到北京的第二天，便率领起义军离开北京，向西安撤退。多尔衮于是带领清兵顺利地进了北京城，吴三桂因打击农民起义军有功，被封为平西王。1644年十月，多尔衮以皇太极遗言“若得北京，当即迁都，以图进取”和范文程稳扎稳打的战略，把顺治帝从沈阳接到北京，把北京作为了清朝的首都，从此开始在关内建立了它的统治。第二年，清朝分兵两路攻打西安。一路由阿济格和吴三桂、尚可喜率领，一路由多铎和孔有德率领。李自成率领农民军在潼关抗击清军，经过激烈战斗，终于抵挡不住，被迫放弃西安，向襄阳转移。过了几个月，农民军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遭到当地地主武装的突然袭击，李自成战败牺牲，时年三十九岁。李自成退出北京后，张献忠在四川称帝，国号大西，带领队伍继续抗清。到1647年，清军长驱直入，进入四川，张献忠在川北西充凤凰山的一场战斗中中箭身亡。就这样，明末两支主要的农民起义军都先后失败了。三、史可法血战扬州崇祯帝在煤山自缢的消息传到明朝陪都南京，南京的大臣们慌忙立了福王朱由崧做皇帝，在南京建立了一个政权，史称南明，朱由崧称为弘光帝。弘光帝朱由崧是个迷恋酒色、不思进取的昏庸皇帝。凤阳总督马士英和一批魏忠贤的余党利用弘光帝的无能，操纵了南明政权，这些人根本没有想调集兵力抵抗清兵，只过着荒淫的生活。南明政权的兵部尚书史可法，本来不赞成让朱由崧做皇帝，但为了避免引起内部冲突，才勉强同意。弘光帝即位以后，史可法主动要求到前方去抗击清兵。在史可法抗清时，长江北岸有四支明军，叫四镇。四镇的将领都是些骄横跋扈的人。他们割据地盘，互相争夺势力，放纵士兵残杀百姓。史可法在南方将士中威信很高，他到了扬州，那些将领不得不听他的指挥，他坐镇扬州指挥，做了督师。大家都称呼他史督师，史可法做了督师之后，以身作则，跟士兵同甘共苦，受到将士们的衷心拥护和爱戴。没多久，清军在豫亲王多铎带领下，大举南下，史可法指挥将士顽强抵抗，打了一些胜仗。然而，此时南明政权内部起了内讧，驻守武昌的明军将领左良玉为了跟马士英争权，起兵南京。马士英于是以弘光帝的名义要史可法带兵去南京保护他。史可法明知清军压境，不能离开，但为了平息内争，不得不带兵回南京。刚过长江，传来左良玉已兵败的消息，史可法又急忙挥师江北，而这时清兵已逼近扬州。史可法发出紧急檄文，要各镇将领率兵集中到扬州守卫。但过了几天，没有一个将领发兵来救。史可法知道，现在只有依靠扬州军民孤军奋战了。清军一到扬州城下，多铎先派人到城里向史可法劝降，他一连派了五个人，都被史可法严词拒绝，说：“城在人在，城亡人亡，我头可断，而志不可屈。”多铎恼羞成怒，下令把扬州城紧紧包围了起来，扬州城危急万分，一些胆小的将领害怕了。第二天就有一个总兵和一个监军带着部分人马投降了清军。这一来，城里的守卫力量就更弱了。史可法把全城官员召集起来，勉励他们同心协力，抵抗清兵，并且分派了守城的任务。他分析了一下形势，认为西门是最重要的防线，于是亲自带兵防守西门。将士们见史可法坚定沉着，还亲自出战，都很感动，纷纷表示要和督师一起，誓死抵抗。多铎命令清军没日没夜地轮番疯狂地攻城。扬州军民在史可法领导下奋勇作战，把清兵猛烈的进攻一次次打退，多铎见一时不能取胜，便命令军队用大炮攻城，他探听到西门防守最严，又是史可法亲自防守，就领炮手专向城墙的西北角轰击。呼啸的炮弹一颗颗在扬州城的西门口落下来，城墙渐渐塌陷，终于被轰开了一个大缺口。军民奋力堵缺口，大批清军蜂拥了进来。史可法见扬州大势已去，便拔出佩刀往脖子上抹。随从将领赶紧抱住史可法，又夺了他手里的刀，部将们连拉带劝地把史可法保护出来，准备从小东门逃走。这时来了一队清兵，看见史可法穿的是明朝官服，就喝问道：“你是谁？”史可法怕连累伤害别人，就高声道：“我就是史督师，你们快杀我吧！”就这样，扬州城陷落，史可法被捕遇害，年仅四十四岁。史可法遇害后，扬州人民继续坚持巷战，同清兵顽强拼杀，他们受史可法精神的鼓舞，无一人投降，给了清军以沉重打击。多铎因攻城的清军伤亡很大，心里十分恼恨，竟灭绝人性地下令兵士屠杀扬州百姓，连续杀了十天，几十万扬州百姓死于屠刀之下，历史上把这次惨案称作“扬州十日”。大屠杀之后，史可法的养子史德威进城寻找史可法的遗体。最后只找到史可法穿过的袍子，埋葬在了扬州城外的梅花岭上。这就是现在还保存完好的史可法“衣冠冢”。史可法是南明政府抗清的中心人物，史可法一死，南明弘光政权很快就灭亡了。四、民族英雄郑成功弘光政权被消灭后，东南沿海地区的抗清斗争还在继续。1645年6月，由明朝的遗臣黄道州、郑芝龙另立了朱聿键为皇帝，并在福州即位，历史上称他为隆武帝。黄道州虽然真心抗清，但无奈兵权却掌握在郑芝龙手中。郑芝龙只想保存实力，不肯真正出兵抗清。后来清军进攻福建时，郑芝龙受清朝高官厚禄的引诱就投降了。这样，隆武政权也就灭亡了。郑芝龙虽然没有气节，但他的儿子郑成功却和他相反，几次拒绝清军的引诱，决心抗清，并和他父亲断了交。郑芝龙降清时，郑成功才二十二岁，是个青年将领。郑成功苦苦劝阻他父亲降清无效，便气愤地单独跑到南澳岛，招募了几千人马，举起了抗清大旗。郑成功兵力逐渐发展强大起来，在厦门建立了一支水师。公元1647年，桂王永历政权建立，郑成功改奉永历年号，被封为威远侯。从此，郑成功与西南的抗清将领李定固往来呼应，成为南方抗清斗争的两大支柱。郑成功在抗清斗争中十分注意根据地的建设，他改厦门（明代称为中左所）为思明州，设立六官分理庶政，并将全部军队分为七十一镇。在郑成功起兵抗清的十几年中，曾先后九次南征、三次北伐。其兵锋所指，清军闻风丧胆。1659年，为配合西南的抗清斗争，郑成功再次北战，他跟抗清将领张煌言联合起来，乘海船率领水军十七万人开进长江，分水、陆两路进攻南京，一直打到南京城下，但清军用假投降的手段欺骗了他。郑成功中了清军的计，最后打
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她有些害怕了。慈禧想了又想，拟了一封电报，打算通电各省，让各省总督筹款调兵，召集“义民”勤王抗敌，共渡难关。通电这个词在本书中出现的频率很高，趁此机会解释一下，它并非接通电流的意思，而是指发电报给相关人士。不过这其中有一种特殊情况叫通电全国，不是说把电报发给每家每户，而是在把电报发给相关人等的同时，还公开发表在报纸之类的媒介上，间接告诉国人我想干什么。既然是电报，那就得通过电报局向外发送。电报局的最高领导盛宣怀由于职务关系，最先看到了慈禧的这道指示。头脑冷静的盛宣怀干了一件能掉脑袋的事情，他压下这封电报不发，并把电报内容报告给了老师李鸿章。李鸿章很久没有出场了。是的，从甲午战败被去职后，李鸿章就闲居在北京贤良寺，其间虽然慈禧或光绪也偶尔给他安排一个小项目做一做，但都是临时工，这一歇就是五年。就在这年1月，慈禧给他分配了一个大项目。原来，慈禧不仅将光绪软禁，还打算废掉他，另立新帝。不过因为清朝治下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所以她就不得不尊重洋鬼子们对此事的态度。这种事情派谁去问？显然这个人得跟洋人关系比较近才方便开口。想来想去，慈禧唯一能想到的就是李鸿章。李鸿章对这个消息几乎没有任何心理准备，但他知道麻烦来了：掺和废立天子是一件容易掉脑袋的事情。当下李鸿章决定远离京城这摊浑水，可找一个什么样的理由呢？李鸿章是个聪明人，只花了几秒钟就想到了一个主意，他回慈禧说：废立天子是内政，如果上赶着询问外国人的态度太没面子了，有失国体。但如果太后您派我到外地当总督的话，外国使节必来祝贺，那时可借机探问而又不失面子。慈禧一眼就看穿了李鸿章的小把戏，论玩心机权谋，慈禧自认第二，大清朝廷之中就没有人能做第一。但她出乎意料地答应了李鸿章，因为她打算顺水推舟把李鸿章放到广东。此时康有为、梁启超靠着编造的山寨版“公车上书”、“戊戌政变”事迹在海外华侨、华商中得到广泛支持，声势越来越大，而侨民、侨商大多数都是广东人，她这样做，正好可以借李鸿章的资望去镇压此种局面。于是乎，李鸿章荣升两广总督，外国使节果然登门祝贺。不过言谈中都对李鸿章“无意间”透露的慈禧废掉光绪一事表示了不支持，在他们心中，光绪是一个具有进步思想的开明皇帝。慈禧的算盘落空了。1900年1月下旬，新任两广总督李鸿章带着慈禧“将康有为、梁启超严密缉拿到案”的最高指示到达广州。不过李总督非但没有抓捕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打算，反而立马给流亡日本的二人捎去了他的问候：一封亲笔信。在信中，李鸿章勉励康、梁不要为现在的处境灰心，好好努力，等待他日报效祖国（精研西学，历练才干，以待他日效力国事，不必因现时境遇，遽灰初心——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上粤督李傅相书》）。李鸿章之所以这么做，一是因为他深知在大清办事的难处，很体谅康、梁二人的处境；二是因为他也是支持变法的维新人士。李鸿章在“戊戌变法”前说：现在各国一变再变蒸蒸日上，只有中国人还不思进取，宁肯因不变法而亡国也不后悔。这是怪天？还是怪人？一个地位显赫的高官如此慰问流亡海外的朝廷通缉犯，自然让人感动，康、梁自然急忙回信，以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从此，康有为、梁启超就在日本组织起了一个以他们为核心的保皇派，踏踏实实地经营起反对慈禧的事业来，给了失去自由和权力的光绪一丝感动和希望。这个李二真不“二”前面讲到，盛宣怀把慈禧下令各省总督“召集义民，勤王抗敌，共渡难关”的电报私自扣押，并把此事报告给了老师李鸿章。李总督一听到徒弟的报告，就懵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这是一个亡国的糊涂命令，绝对不能执行！可是自古以来，帝国的官场绝不允许抗旨，朝廷的命令即使再荒谬不堪，也必须不折不扣地完成，在官场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李鸿章深知此理，经过一整夜的激烈思想斗争，他想到了一个应对的办法，一个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怪招。李鸿章发了一封电报给慈禧，电报内容为：“此乱命也，粤不奉诏。”李鸿章的意思就是：这么荒唐的命令肯定不是您这么圣明的人发出的，八成是朝廷里的奸人修改了您的旨意，这个错误的命令我就不执行了。李鸿章的行为告诉我们：他是大清的忠臣，但不是大清的奴才！慈禧见了电报之后气得几乎晕倒，但李鸿章给了她下台阶的理由，她也不好意思找李鸿章的麻烦。一时间“此乱命也”这句话成了当时官场上的流行语，就像现在的“神马都是浮云”一样。在盛宣怀、李鸿章的串联下，南方各省的头头们都加入了拒不执行命令的阵营，还搞了一个叫做“东南互保”的政治联盟。北方的山东省在袁世凯的领导下，也参加了东南互保阵营。这个联盟与各列强签订了一个协议，大概内容是：其一，划分各自的责任，各保护各的国民和财产。租界由洋人自己保护，其他的地方也不用洋人操心，由中国各省自己管理。其二，限制洋人的活动范围。洋人只能在法定的租界里活动，否则出事之后中国人概不负责。这是一个不失国家尊严的协议，在当时绝对是一个明智的举动。但“爱国学者”们不干了：卖国贼！李鸿章、盛宣怀、袁世凯全是卖国贼！……当帝国的整个北方已经混乱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的时候，帝国的南方却是一番宁静的和平景象，仿佛大清帝国此时分裂为南北两个不同的国家。国殇大清朝廷内乱的时候，英国、美国、意大利、德国、法国、日本、奥匈帝国、俄国组成著名的八国联军，也在天津大沽登陆了。他们的进攻目标是哪里？北京。第二次鸦片战争教会了洋鬼子们一个道理：只要打到清朝最高统治者的家里去，就可以获取最大化的利益。慈禧原本计划依靠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但事实证明，这个幼稚的想法是个彻头彻尾的笑话。别看义和团搞破坏拿手，但是面对八国联军的进攻，他们的大刀、木棍等武器和刀枪不入神功一点作用都起不了，义和团拳民（大多是十来岁的孩子）在来福枪子弹前像被割的麦子一样倒下……所以要跟联军对战，还得靠朝廷的正规军——荣禄麾下的武卫军、董福祥的甘军。荣禄手下的第一悍将、甲午之战中赢过日本人的聂士成，在天津八里台奋勇抗击八国联军。令人遗憾的是，义和团的人在聂士成率军浴血奋战的关键时刻，居然公报私仇，在后方抄了聂士成的家。得到消息的聂士成十分悲伤，但他没有私自下战场去和义和团算账，而是继续领导清军抗击八国联军，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战斗结束后，德军将领命随从拿过一条红毛毯，亲手把聂士成的遗体盖上，然后脱下军帽，命令德军士兵朝天开枪，向聂士成的遗体致哀。联军攻陷了天津，然后迅速向北京推进，去拯救被围攻的使馆。其实北京东交民巷的各国使馆并没有陷落的危险，他们虽然只有四百人守卫，但是面对荣禄率领的正规军和义和团组成的数万联军的进攻，一点危险都没有，还在悠闲地看报喝茶。这不太合情理吧？几万人马对几百人而已，如果决心以命换命，搞定人数仅是自己区区百分之一的敌人，那还不是弹指间的事情？不怪你这么想。事情的真相是：荣禄他不想打，而想打的义和团打不了。虽说荣禄一直对慈禧很忠心，譬如“戊戌政变”就坚定地站在了慈禧这一边，但荣禄知道这件事情干不得，这是违反国际法的事情，将来不好收场。于是，当慈禧逼他率军攻击大使馆时，荣禄就让装备最差的董福祥的军队去打，出人不出力。不仅如此，本来一点都不好客的荣禄大人突然变成了好客之人，他在战火间隙还给洋人送西瓜、蔬菜、慰问品，就差没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甚至后来，荣禄在使馆力量不支的时候还令人假扮盗匪，接济使馆军火子弹。至于义和团，他们虽然人数众多，有心杀贼，但被荣禄大人的军队隔离在战线之外，他们的任务就是爬到屋顶上扯起嗓子给正规军加油（升屋而号——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但是，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时候并没有感谢保护了他们使馆区的好心人荣禄，而是重创其手下军队，几乎搞得他全军覆没。不知道荣禄大人有没有被气得口吐白沫。8月14日，八国联军杀进京城。当日，慈禧携光绪仓皇逃离北京。国都失陷，政府首脑出逃，这对一个国家来说是仅次于亡国的奇耻大辱。北京城内火光四起，房屋楼宇，顷刻之间化作滚滚浓烟，只留下一片哭声震天。然而，有更大的事件在东北发生：俄国人趁着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城的空当，在东北制造了“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原来，俄国鬼子早就看中了中国的两块地，一块是海兰泡，另一块是江东六十四屯。他们想将两片土地彻底地划拉到自己名下，怎么办呢？把原来的主人一个一个全杀掉，这样的无主土地可不就变成自己的了吗？俄国人计划中的大屠杀从7月16日开始，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两地的几万中国人或被淹死、或被烧死、或被射死、或被刺死……哀鸿遍野，血流成河。贼抢了东西，怕主人讨还，所以抢完东西后要连主人也一起杀掉，这就是俄国人！这就是20世纪第一年（1900年）中国所发生的变化、呈现的景象……逃亡之路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得了间歇性失心疯的慈禧太后此时也意识到：义和团不仅灭不了洋人，还连累自己差点被洋人给灭了。但一切都晚了，她只能开始人生中的第二次逃亡。第一次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年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还是懿贵妃的慈禧随着丈夫逃往承德。不想人生的经历竟有重现的时候，这一次，已是老女人的慈禧带着光绪皇帝、皇亲贵族仓皇逃出了北京城，一路西行，不知何时何地才能驻足！走之前，慈禧终于以她擅长的方式搞定了婆媳关系。在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的深宫之中，唯一给予了光绪男人尊严的珍妃，在光绪最为彷徨的时候，给予了他温存与激励的珍妃，被慈禧命人推到水井之中淹死。小姑娘时年25岁。身为一国之君，光绪竟然不能做出任何的反抗，这又是怎样的痛苦，从下面这首诗里，我们或许能够感受到光绪的悲凉：金井一叶坠，凄凉瑶殿旁。残枝未零落，映日有辉光。沟水空流恨，霓裳与断肠。何如泽畔草，犹得宿鸳鸯。光绪悲伤、痛苦，又或许是出于其他的什么原因，他忽视了一个机会。其实光绪原本可以趁此良机重掌大权的，但可能因为上述的种种原因，错失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当时，光绪不跟着慈禧逃跑完全可行，他可以藏在宫内或者宫外某隐秘处，等慈禧逃跑后再出来，就能重获自由了。慈禧在情急之下，不可能有精力去寻找光绪，即便慈禧想查，太监宫女跑的跑、逃的逃，她让谁查？光绪只要等慈禧逃出后，出面会见列强，鉴于列强当时恨不能剁了慈禧，他一定能在列强的支持下重掌大权，那么他就活了，中国历史就有可能改写。可惜这一切只是假设。言归正传，慈禧等人一路恓恓惶惶。这时候，有两个人给了慈禧一些感动。第一个人叫王文韶，时任军机大臣。在联军即将攻破北京时，王文韶见机不妙，情势紧急之下什么家人之类的全顾不上了，赶紧跑吧！在逃跑之际，他才想到军机大印还落在军机处呢，没了它，慈禧太后发布的命令恐怕效果不佳啊！此人冒着生命危险潜回军机处，带走大印。逃亡的路上也不敢骑马——骑马目标太明显了，被联军一枪崩了怎么办？没办法，只能徒步奔跑，以七十高龄的蹒跚步伐居然硬生生地追上了慈禧的逃亡大部队！抛却忠心不谈，就这等身体素质，他完全可以参加马拉松比赛！第二个人虽然是文职，但本质上还是武将，他叫岑春煊。要说这时候还记得慈禧的武将真的是不多了，除了荣禄大人比较忠心，毛遂自荐留下来打游击殿后外，其他人都是能躲多远就躲多远。但远在天边的甘肃布政使（甘肃省主管民政的副省长）岑春煊在知道慈禧逃亡的消息之后，立刻带着一帮兵丁远道举师勤王，终于在半道赶上了风餐露宿的慈禧一行，随后一直护卫慈禧，自称慈禧老佛爷的“看门恶犬”，并顺道跟李莲英同志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两人成了绝对的铁杆。上述两个人给了慈禧继续逃亡的勇气，行行复行行。可惜，逃得太急，银子没有带够，吃的东西更是早就没有了，怎么活下去？这时，躲在一旁观察了慈禧很久的袁世凯出场了。自从得知慈禧出逃后，袁世凯便开始密切注意慈禧的行踪，等待着一个绝佳的表现机会。现在慈禧即将饿死，是时候出手了！该出手时就出手，袁世凯一出手就是二十五万两银子以及相当够用的日用生活品。后来，袁世凯又陆续给落难的慈禧送了很多财物，袁世凯雪中送炭，直把慈禧感动得躲到一边老泪纵横。袁世凯如此处心积虑，当然是想跟领导修复关系。袁世凯在“戊戌变法”和“东南互保”中，两次都违背了同一条官场潜规则：没有跟领导慈禧同心同德。所以袁世凯必须瞅准这个时机，临危救主，扳回印象分！毕竟官场风云变幻莫测，新陈代谢速度很快，要想长盛不衰，就得跟领导搞好关系。慈禧有了吃、有了穿，终于有了心思、有了体力干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正式下诏取缔非法组织义和团，并对其实行残酷镇压。第二件事情，决定暂时就蜗居在西安，等哪天洋人不追究她的责任了，再搬回颐和园。想让洋人不追究责任，这很难，慈禧现在是列强钦点的头号战犯，是首恶，估计列强把她煮了吃的心都有！可如何才能不让八国联军追究她的“首恶”责任？慈禧与首席参谋兼贴身侍卫李莲英一起开动脑筋，想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把我们中国最好的东西给列强，讨得列强的欢心，争取宽大处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慈禧《罪己诏》）。从这时开始，她割地赔款跟付账埋单一样爽快，说割就割、说赔就赔，你要多少我给多少。因此，这也就有了第三件事情，下令议和。下面就来说一说议和。李鸿章没你想的那么坏都说弱国无外交，但弱国比强国更需要外交，所以慈禧非常需要李鸿章，这也是慈禧信任李鸿章的原因之一。慈禧在黄尘烈风中的西安下达了议和的命令，命令是给李鸿章的。慈禧说：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给予全权，北上负责议和。其实叫命令已经不太合适，应该说是慈禧一连十二封电报的哀求。李鸿章原本不想去，但他又不得不答应慈禧的请求。这是为什么？难道他忘了五年前慈禧让他独自一人承受骂名吗？是的，他忘了，因为他必须忘记。一切都因为他是李鸿章，他必须肩负起自己应尽的责任。现在除了他李鸿章还有谁能担此责任？李鸿章知道自己懂些国际游戏规则，善于擦屁股，所以他只能抢着为漫天拉屎的老太后擦屁股。1900年7月，骄阳似火，77岁的李鸿章从广州出发，踏上了“卖国路”或者是“误国路”。故意误国是卖国，无意卖国是误国，两者只是动机问题，结局并无太大区别。李鸿章不走这条路是不行的，家人朋友想安慰他都不知道说什么。南海知县裴景福问他：您有什么办法对付洋人？李鸿章叹道：哪有什么办法，只能跟他们死谈，拖延时间，但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你说我还能活几年，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我这个和尚不死，就得去敲钟，至于能不能敲得响，我也不知道。李鸿章先是到达了上海，见到了学生盛宣怀。李鸿章对他说：这次形势太严峻了，和议成，我必死。我死了就要靠你们这些人了！盛宣怀也不知道怎么安慰老师，不知道他有没有想过把自己贪污的银子拿出一部分来支援国家建设……据某些史料反映，之后有两个年轻人求见李鸿章，25岁的黄兴和他未来的老婆徐宗汉。黄兴开门见山：您为什么不帮我们赶走清狗，恢复汉人江山？李鸿章沉默不语，许久才答：一代人做一代的事吧。此前许多人都这样问过李鸿章，但他这种意味深长的回
阎老弟，你把我放了，这事就过去了，咱们一如既往地反蒋！你只需支援我充足的军火……末了，冯玉祥以一句相当雷人的话作为总结——相信我，没错的。我冯玉祥绝不是背信弃义的人！阎锡山心想你不算背信弃义，谁还背信弃义。但他不敢再耍心眼，全部照做。由你阎锡山奸似鬼，也喝了冯玉祥的洗脚水。原来，冯家班的将领们是在冯玉祥的授意下诈降蒋介石。当然，冯玉祥的心态和演技也很不错，不因为自己被阎锡山虐待就意气用事，而是始终抱定拉阎锡山一起下水的初衷，终将阎锡山这个老狐狸拖下了水。就这样，冯玉祥将山西、将晋绥军、将善于避重就轻的阎锡山裹挟到了反蒋第一线。冯、阎联手，核心出现，登高一呼，从者云集。失势的汪精卫响应。新桂系响应，李宗仁等人赶紧回到广西，布置一切准备报仇。不对劲吧，李宗仁哥仨不是卷铺盖走人了吗，怎么还能回到对头俞作柏、李明瑞当家作主的广西？俞作柏和李明瑞也真是有些意思，回广西后不久，就跟着汪精卫同蒋介石开战不说，还被正在广西工作的邓小平给引导向善了，尤其是俞作柏的亲弟弟俞作豫和亲表弟李明瑞，作为主力跟随邓小平发动了百色起义，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在这种广西局势骤变的情况下，李宗仁哥几个混回广西吃饭还是比较容易的。在冯玉祥、阎锡山卓有成效的公关工作下，各地大大小小的军阀也表示响应。比如孙殿英，就是由冯玉祥亲自来做思想政治工作拉拢的。冯玉祥对孙殿英刚刚挖完慈禧坟的行为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我搞活的你搞死的，大家都是“革命”，殊途同归！孙殿英本来自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下三流的盗墓贼，没想到自己一贯崇敬的冯老总不但不歧视自己，还正面肯定自己，孙殿英感动得泪流满面。在不能把心掏出来给冯玉祥的情况下，也只能靠效犬马之劳聊表寸心了。刚刚被打残的石友三、张发奎也宣布回归战斗。那个在孙中山北上时转战几千里打回河南老家的樊钟秀也加入了反蒋大军。
摘桃子的张学良
1930年5月，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军阀混战——中原之战全面爆发。对于这场正义和道义的含量极低的混战，实无细写的必要，因此在这里向大家简单地汇报一下战况。兵力：反蒋联军约七十余万人马，蒋介石麾下的中央军及其拉拢过来的军阀部队总计六十余万。战场：基本上就在津浦路、陇海路、平汉路三条铁路沿线附近。说民国时的铁路大家可能不熟悉，还好如今这三条扩建后的铁路依旧在发光发热。津浦路就是京沪铁路的一段（天津到南京），陇海路就是如今的陇海—兰新铁路的一段（宝鸡至连云港），而平汉路则是京广铁路的一段（北京到武汉）。再粗略一些，主战场就在河南，至于山东、江苏、湖南等地算是次战场。7月初，何应钦联合粤军蒋光鼐、陈济棠和湘军何键把实力已经锐减的李、黄、白“三驾马车”给揍散了架，也把张发奎虐成了光杆司令。8月初，阎锡山的晋绥军也被揍得满地找牙。阎锡山虽然搞经济建设和内政的本事过得去，但他军略一般，擅长的是防守而非进攻，而且他地盘小、军队少，战争潜力不佳，被惨揍一通实属应有之义。人在低潮的时候，总是会有些不自信，甚至怀疑一切。这一点在阎锡山身上得到了完美的诠释。有小人在阎老板面前告黑状，说前线总指挥傅作义要投降蒋介石。阎老板一咬牙，自断一臂，把头号大将傅作义给撤了下来。号称“民国第一善守之将”的傅作义下来了，阎老板还有啥抵抗力？9月中旬，冯玉祥的西北军精锐——骑兵队和铁甲车队覆没，主力尽溃。西北军败得如此之惨，既是因为之前输了一仗，也是因为战斗力不强，但更是因为后勤补给太差。冯玉祥占据的地盘大都是穷乡僻壤不说，他自己既不擅长搞经济建设，也不懂改善民生，所以不但财政赤字连年疯狂增长，也没有阎锡山之山西、李宗仁之广西那样靠谱的根据地，只能指望救济过活。但问题是，苏联因为觉得他靠不住已经断了援助，阎锡山又是一个葛朗台，赞助不了几个钱。因此，以西北军的经济情况，能够勒紧裤腰带打几仗就谢天谢地了，哪里支撑得了五个月之久的战争。冯家班经济状况窘迫也就罢了，问题是蒋介石还落井下石——向冯玉祥麾下的近十员大将发起了金钱攻势，结果这帮缺衣少食、缺枪少弹的人没能经受住物质诱惑，出现了集体反水。其中为首的居然是如今咱们都熟知的爱国将军吉鸿昌，吉鸿昌倒也光明磊落，反水之前还通知前老板冯玉祥：大哥，我决定诈降蒋介石了，你多保重！西北军的大将都这样了，中低级军官就更别提了，面对蒋介石这边的军事专家（杂牌军的头头，第三军团总司令）和外交活动专家何成浚的“两弹”攻击——“银弹”（银元）加“肉弹”（有点姿色的妓女），纷纷丢盔弃甲。客观地说，在这场战争中，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中央军——黄埔教官刘峙、蒋鼎文、陈诚、卫立煌、顾祝同，黄埔学生胡宗南、胡琏、宋希濂和张钟麟等人都表现得很不错。为了抢地盘和捞好处，一些地方部队也表现得很卖力，像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占领潼关，断冯玉祥的退路，霸占西安，蔡廷锴、蒋光鼐的第十九路军大败李宗仁部于衡阳城下……战斗进行到现在，谁胜谁负已经一目了然。远在东北的张学良自然也能看出来。1930年9月18日（注意这个日期），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支持中央政府，挥兵数万入关武装调停。实际上，中原大战伊始，反蒋联军和蒋介石都曾争取过张学良，希望将其拉拢过来，壮大自己，但张学良选择了坐山观虎斗，待价而沽。张学良选择这种比较现实的做法，自然是有原因的。1929年下半年，张学良跟苏联在东北打了一架，史称“中东路战争”。据张学良后来回忆，他挑起这场战争是出于如下三个目的：一、近年来，东北军在内战中屡战屡败，为世人所看不起，得不到尊重，因此必须要打一场胜仗为东北军正名。二、张学良的权力是继承来的，不是靠自己拼出来的，东北军内部有很多人对他不服气，虽然他找了一个借口杀掉了最不服气的杨宇霆，但杀人并不是树立个人权威的最好办法，最好的办法是打一场大胜仗，证明自己是一名优秀的统帅。三、争夺中东铁路的所有权。在张学良看来，俄国人不仅打输了日俄战争，而且苏联在东北的势力也不如日本人强，所以找更弱的苏联人打上一仗，既能为东北军正名，也能增长个人权威，还能争夺中东铁路的所有权为国争光，于己于国都有利，有什么理由不干？想法挺好，可惜张学良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过于冲动。他以为苏联还是日俄战争时期的俄国，在不了解对手的情况下就贸然地发动了战争。果然，事与愿违，东北军死伤过万，不仅没打过苏联红军，还让苏联把黑瞎子岛给占了。但输仗失地不是最严重的后果，最严重的后果是让日本人看清楚了东北军的虚弱和中国人的不团结，刺激了日本人的野心。之所以说中国人不团结，是因为当初东北军跟苏联干仗的时候，也就蒋介石支持了一部分军费，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包括蒋介石都没有军事行动支持。这也是导致张学良选择坐山观虎斗的原因之一——报复这几位的淡漠。话题回到张学良挥兵入关上。即便张学良入关对蒋介石取得最终的胜利帮助不大，可他还是要收取好处的——约两千万银元的出兵费，黄河以北交给他负责。朋友是在你最孱弱的时候伸出援手的人，而不是趁火打劫的人。这么看来，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关了张学良大半辈子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双方建立关系的核心还是“利益”二字。张学良的入关毫无疑问就是压垮骆驼的那最后一根稻草。11月初，阎锡山、冯玉祥通电下野，军队分别被张学良和蒋介石改编，中原大战结束。战后报告总结大会
1930年，历史在这里拐了一个弯。发生在5月至11月的这场中原大战，算上张学良入关的部队，有近一百五十万军队参战，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前所罕见。最可怜的当然是老百姓，尤其是河南老百姓，哀鸿遍野，白骨千里。军阀之中，冯玉祥算是输得相当出彩的。西北军被蒋介石化整为零，一块块吃掉，仅仅保留了一个被改编的二十九军，曾经横扫西北的冯家班就此散伙，冯玉祥的西北军时代一去不复返。至于阎锡山，他的军队大部分被张学良改编，本人则被蒋介石要求离开山西出国考察。可阎锡山没听蒋介石的话，而是凭借留学日本的经历，以及一直对日友好的态度，得到了日本人的保护，一直待在大连搞破坏活动，等待翻身的机会。新桂系也输得很有节奏感。大哥李宗仁的本部人马损失殆尽，只得暂时下野蛰伏，以待起复的时机。李宗仁没有傻等，他知道机会得靠自己创造和争取，所以他不在老家广西混了，跑去广州常驻，抱粤军的大腿，跟刚刚揍过他的粤军陈济棠搞战略合作，建立了割据两广的统一战线。表面上看起来，李宗仁抱的这根大腿很是粗壮。陈济棠在“蒋桂战争”和“中原大战”中完美发扬了“牛马作风，土匪心肠，妓女态度”的军阀精神，迅速地壮大了自己，拥兵近二十万，人称“南天王”，目前正在“老天王”陈炯明走过的联省自治的道路上奋力前行。二哥黄绍竑则心灰意冷，在不出卖新桂系利益的前提下，投降了蒋介石。大哥二哥都离开了广西，原本入伙时力量最弱的三哥白崇禧终于熬出了头。素有野心的他，依靠新桂系在广西所剩不多的军队，大搞民团制度（全民皆兵，相当于今天的民兵），将新桂系建设成了“白崇禧”牌。汪精卫想借机再度出山执政的愿望，只能再等机会实现了。对于唐生智、张发奎来讲，一切都已是浮云。石友三也是输得精光，还好他拉得下脸来，又找了一个新老板——同是东北人的张学良。樊钟秀输得最惨，连命都丢了。说完了输家，来看看所谓的赢家。摘桃子的张学良在中原大战中的收获颇为丰厚。相比于冯玉祥、阎锡山这些老油条，相对简单的“暴脾气”张学良更得蒋介石的信赖，于是两人义结金兰。之后，蒋介石履行了对张学良入关的承诺。张学良被委以陆海空三军副总司令重任，坐镇北京，一人统揽河北、山西、察哈尔、绥远、辽宁、黑龙江、吉林、热河八省，北京、天津、青岛三市，基本上统治了整个北方，超过了老子张作霖曾经的版图，可谓风光无限。但是，张学良率兵入关接收地盘，造成东北兵力空虚，为日本全面占领东北创造了机会，并由此助长了日本全面占领中国的野心。蒋介石看似赢了，打败了各路军阀，但实际上很难说赢。说他没赢是因为他除贼不尽。如果当时蒋介石咬咬牙，一鼓作气，派遣嫡系部队攻入广西和山西，李宗仁和阎锡山的历史就有可能至此终结。可他偏偏不这么做，因为他希望由湖南、广东、云南的地方军阀出兵攻打广西，由张学良出兵收拾山西，他自己则坐收渔利。但问题是，这些地方军阀不是傻子，谁也不愿意做这种吃力未必讨好的事情，结果大都是虚张声势一番就偃旗息鼓。蒋介石自作自受，在接下来的十数年中，阎锡山、李宗仁、冯玉祥、汪精卫变着法子反蒋，斗争一刻都没有停止过——阎锡山在共产党、蒋介石、日本之间摇摆得利，此所谓“在三颗鸡蛋上跳舞”；李宗仁借共产党的力量“逼宫”迫使蒋介石下台；冯玉祥的部队大量投共降日；汪精卫降日。话又说回来，中原大战还是给蒋介石带来了一定的好处。首先，他成了中国的最高权力标志，暂时稳定了权力格局，为民国的经济发展创造了相对稳定的环境。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终于得以腾出手来对付共产党。这两年的军阀混战过于夺人眼球，以至于大家忽视了一支不知不觉成长起来的力量——共产党。蒋介石专注于北伐和摆平各路军阀之际，无暇顾及共产党，这给共产党的成长提供了两个便利条件：其一，军阀战争创造出成群游荡的逃兵溃卒，这些人极易被共产党吸收改造，从而扩充兵源；其二，国民党派系内讧、中原大战大大消耗了国民政府的力量，这给共产党提供了成长的时间和空间，使得共产党在苏联的金钱及武器援助下，有足够的机会去扩张。有了上述便利条件，共产党更加坚定了武装割据的决心。星火燎原
在南昌起义之后，有两次至关重要的起义咱们没有讲。首先是秋收起义，秋收起义的领导人是毛泽东，军事指挥是黄埔二期的卢德铭（死于突围）和余洒度（后叛变）。1927年9月初，秋收起义在湘赣边界爆发。起义军的主力是农民赤卫队，训练不足，武器基本都是梭镖。什么是梭镖？毛泽东形容为“一种接以长柄的单尖两刃刀”。起义很快就失败了，起义军被迫撤向江西。由于部队缺乏补给，导致士气越来越低落，开小差已经成了公开的行为。这时，34岁的毛泽东体现了他的过人之处，他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队伍先停下来，咱们就地开会。这个临时决定开会的地方叫三湾村，这次会议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毛泽东决定：其一，将部队由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将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的余洒度免职。其二，支部建在连上，党指挥枪。其三，官兵平等，不许打骂士卒。“三湾改编”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也让士兵们在艰难的处境中感受到了长官的不抛弃不放弃，从而使军心渐稳。接下来，部队来到了一个叫井冈山的地方，这里山高林密，地势险峻，易守难攻，适合长期发展，因此毛泽东决定不走了，他要把这里建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根据地。其实，井冈山已经有了两个“山大王”：袁文才、王佐，不过二人很快就被毛泽东收服了。在此期间，毛泽东结识了第三任妻子贺子珍，两人于1928年5月完婚。就在这时，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残部发动了湘南起义，可惜他们的对手是李宗仁，起义军很快就只剩下了一万多人。好在朱德、陈毅收到了毛泽东已经在井冈山站住脚的消息，于是振臂一呼，率领剩下的近万人退到井冈山。1928年4月底，朱毛握手，会师井冈山。会师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整编，部队改叫中国工农红军。由于部队中的大部分军官都来自国军第四军，而且第四军的“铁军”名头实在是响亮，于是将番号定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这就是为什么还没有一二三军就先来个第四军的原因。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陈毅任政治部主任，林彪任营长，粟裕任连长。这支红军又被称为“朱毛红军”，从此朱、毛并称。八个月后，刚刚加入共产党的前国军军官彭德怀，在发动“平江起义”之后率军来投。一时间，井冈山群英荟萃。共产党的第一主力团队——井冈山团队，就此成型。秋收起义之后，即1927年11月，共产党在湖北黄安（今红安）、麻城地区领导了一场大规模的农民武装起义，即“黄麻起义”。以此次起义为基础，张国焘和徐向前等人于1931年建立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地位和作用仅次于井冈山团队的鄂豫皖团队，由此诞生。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起义居然孕育了徐海东、李先念、董必武、王树声、陈锡联、刘华清等数百位共和国将帅和国家领导人，而起义的中心地红安县，居然以此为开端，走出了两百余位将军，使得几乎每七位开国将帅中就有一个红安人。红安县由此获得共和国“将军第一县”的名号。秋收起义和黄麻起义结束后，军阀与政府大打出手，红军则抓住这个空子迅猛发展。一年多的时间里，红军通过开展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团结农民，使得自己的根据地如雨后春笋，一个劲猛长。到1930年春，共产党手里已经有了大小十多块根据地，十四个军近十万红军。令人惊喜的是，到8月时，红军首次出现了“方面军”。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又叫中央红军，朱德任总司—155页。?傅吾康：《于谦》，第121页。他们将熊廷弼的让步斥为叛逆之行，见《乾坤正气集》，第二六一卷，第31—32页，及第二六二卷第28页，高攀龙条；同上书第二九九卷，第10页，1620年杨涟条。我说他们对边防情况一无所知，是根据刘献廷对方以智《全边略记》的评论。他说，该书写于崇祯初年，方以智当时正在兵部任职。然而此书材料来源皆非实录，而多取自传闻。刘献廷断言，多数官员正是依靠这类作品了解边防情况的。刘献廷：《广阳杂记》，第139—140页。不过，应当注意的是有些已经散失的作品对前线生活有相当详细的描述。温体仁的老师颜季亨当时曾著《九十九策》，但在乾隆大兴文字狱时被销毁了，也无抄本流传下来。见傅路德：《平夷九十九策》。?《乾坤正气集》第二九○卷，第9页，徐如珂条。徐如珂（1562—1626），苏州人，因在四川平定奢崇明起义而闻名。张其昀：《清史》，第249页。在写给同年温湛持的两封信中，徐如珂提出，应首先平定四川和贵州的叛乱，然后再将主要注意力转向辽东。见《乾坤正气集》第二九四卷，第36—37页。?《明史》第四卷，第2846—2847页。?徐大化的事迹见姚广孝：《明实录》天启朝第五十一卷，第5—9页。1644年夏，杨涟弹劾魏忠贤犯有24大罪。马米兹：《魏忠贤》，第167页；贺凯：《明代的监察制度》，第203—204页。?《明实录》天启朝第五十二卷，第9—10页。?《明亡述略》，第278页；《明史》，第3049页。?1625年魏忠贤发动的大清洗，就是从告发东北军队胡作非为和阴谋叛逆开始的。根据严刑逼出的供词（魏忠贤已于两年前控制了东厂），东林党领袖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顾大章和周朝瑞，都卷入了在东北边地建立割据政权的阴谋。这项阴谋，据说是威胁了朝廷的安全。至1625年8月，所有人犯都死于酷刑之下。马米兹：《魏忠贤》，第161、233—234、238页。?《明实录》天启朝第五十五卷，第42页。?《明实录》天启朝第五十八卷，第57页；第五十九卷，第4页。?《皇清开国方略》，第133—134、140页。?辽东大屠杀使明军将士作战时比以往更加顽强。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6页。?《清太宗实录》第一卷，第4页。?后金境内的大量人民受着饥荒的折磨。1627年阴历二月，有2万余人越过鸭绿江入朝鲜觅食。皇太极还威胁朝鲜国说，若不提供粮草帮助后金渡过难关，后金便要出兵朝鲜，自己来抢。《旧满洲档译注·清太宗朝》，第178页。?明朝给后金的修好之礼为金10万两、银100万两、缎100万匹、布1000万匹。此后，明朝须每年输纳金10万两（应为1万两——译者）、银10万两、缎10万匹、布30万匹。后金则回赠东珠10颗、貂皮1000张、人参1000斤。《旧满洲档译注·清太宗朝》，第164页。?《旧满洲档译注·清太宗朝》，第165—166页。?同上书，第169页。?钱龙锡是编撰“逆案”的倡议者之一。逆案就是开列魏忠贤罪状的官方文件。而更重要的是，其中列举了魏忠贤在朝廷中的同党。《明史》，第2845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77—78页。?《旧满洲档译注·清太宗朝》，第182—183页。?亮父：《岭南历史人物丛谈》，第92页。?第二章崇祯朝廷他们身边，净是些时髦的奉承话，和搜罗殆尽的声色犬马，在这里，良知听命于感性的要求，若满足不了，定遭痛骂；在这无边欲壑的中央，寻欢作乐的皇上，仅仅对死害怕。W.H.奥登：《皇帝与逻各斯》1627年，崇祯帝以信王入继大统时，大臣们都满怀希望地谈论着明朝中兴的可能。第二年，在崇祯皇帝的登基大典上，言官杨鹤竟大胆陈述了自明朝建立后军力日衰的事实，并且断言，使明朝恢复元气的唯一办法，是坚决消灭腐败现象和朝中的党争。因此，崇祯帝要想彻底扭转局面，必须首先改变大臣碌碌无为又官官相护的状况，而这种状况正是其昏庸的兄长天启皇帝（1621—1627年在位）短暂统治的特征。崇祯帝不打算对中下层官僚机构进行重大改革，而将注意力集中在高级文武大臣身上。因为，这位当时还算中国最聪明的（虽然不是最有学问的）统治者的新皇上，是带着这样一种强烈信念登上皇帝宝座的，即朝中大臣几乎都不可信任，他们大多都想结成阴谋集团，同自己作对。几年过去了，这种信念发展为偏执狂——一种靠特务及秘密警察提供的情报来获得满足的精神状态。数百名政治犯被投入监狱，数十名将领被处死。崇祯帝在位17年，先后入阁为相的大臣有50人，其中4人是被处死的。任职最久的大臣，通常是那些能使皇上相信其政敌都是朋党领袖的人。崇祯皇帝对朝廷党争的这种神经质的恐惧，来自对天启末年那场血腥事变的可怕回忆。当时，宦官魏忠贤与皇帝的乳母客氏互相勾结，残害了大批与东林党及其政治运动有关的官僚和士大夫。这些正直的士人，批评昏庸腐败和任人唯亲的积弊，声称要大力加强儒家道德教育，从根本上整顿吏治。为此，魏忠贤和客氏便唆使同党搜集东林党人的罪证，编成《三朝要典》。此书包括东林党人大臣的名单，是魏客集团对其政敌进行逮捕、刑讯乃至处决的依据。崇祯皇帝决心结束这种残酷的党争。其兄长尸骨未寒，他便下令收审客氏。结果发现，客氏曾阴谋鸩杀崇祯帝，而让她所控制的一位皇妃所生之子取而代之。客氏在“千刀万剐”中极度痛苦地死去。这使魏忠贤意识到，自己的末日也即将来临。不久，他听说皇上要下令逮捕他，便畏罪自杀了。随着调查的深入，被视为魏、客党羽的其他官员也纷纷入狱；为杀一儆百，表示今后定要严惩此类阴谋集团，崇祯皇帝遂下令将魏忠贤剖棺戮尸，令其来世不得再次托生。尽管施以如此酷刑，朝中党争仍未停息。其原因在于经阉党清洗后幸存下来的东林党人，又乘机向魏忠贤的所有同党进行报复，而不问其与魏忠贤的关系深浅如何。例如，冯铨——他对1625年弹劾熊廷弼一事负有责任——早于1626年7月便同魏忠贤分道扬镳了，并被挤出了内阁，但他是《三朝要典》三位总裁官之一，因而仍然受到弹劾，后经行贿才免受监禁，得赎为民，遣返涿州老家。另一著名的例子是剧作家阮大铖。此人是安徽怀宁著名官僚世家的后裔。1624年，他被提名任吏科给事中之要职。尽管这是东林党领袖左光斗的意见，但仍遭到赵南星、杨涟、高攀龙等东林党人的反对。他们显然是出于鄙视阮大铖为人轻浮而阻挠其升迁，使之转至远不如吏科重要的工科任给事中。阮大铖不甘被拒于吏科大门之外，遂向当时权势日盛的魏忠贤等宦官寻求庇护。及至魏氏专权，阮大铖便成了阉党党徒，被擢授礼部侍郎。尽管他吹嘘说，杨涟、左光斗的入狱被杀，有他一份功劳，但时隔不久，他也同魏忠贤分手，并辞官回乡了。魏、客集团被粉碎后，他又在崇祯朝中作官，且自称无党无派，反对各派的过激行为。然而人们并没有忘记他从前的所作所为，对他的印象极坏。因此，1629年4月12日，他再次被迫辞职。东林党人将冯铨、阮大铖等人视为背逆“儒”道而向阉宦求宠之徒。其他许多与魏忠贤勾结的官员也受到弹劾，尽管事情并不像东林党人所宣称的那样泾渭分明。然而，这种法定的明确区分，正是17世纪20年代政治斗争的一大恶果。就像对外策略问题总要逐渐分化出对立的两派的惯例一样，国内政治问题也被“正人君子”们说成是勇敢的道学家同无耻的阴谋家的政治斗争。这不仅仅是东林党人的观点。在东林党与阉党的激烈斗争中，许多非东林党的士大夫也被动员起来了。于是，东林书院学者的观点，很快就会成为广大士大夫、特别是各文学社团成员的共同看法，而当时这种文学社团正在中原和南方各地蓬勃发展。
士大夫的社团
明朝晚期士大夫社团的出现，和17世纪20、30年代的朝廷党争，反映出这一时期上层社会的膨胀，及随之而来的将官场角逐同社会运动联系起来的一种新政治格局的发展。上层社会的膨胀，在中国最富庶的江南地区，即后来的安徽和江苏两省，表现得最为明显。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那里不仅涌现出许多富商大贾，中产家庭也明显增加了。与此同时，生员和秀才的数量上升了15倍，他们也前所未有地拼命要挤入大都市上层社会的行列。这些常常落榜的生员或秀才，在长江三角洲各城镇形成了新兴的引人注目的阶层。他们艳丽浮夸的衣着举止，被当时人们视为性异常或社会异常现象。对此深为反感的李东写到：“熟闻二十年来，东南郡邑，凡生员读书人家有力者，尽为妇人红紫之服，外披内衣，姑不论也……”又作诗曰：昨日到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身女衣者，尽是读书人。用来购买华服与戏票，或在苏州茶馆中赌光输尽的大量钱财，不仅助长了都市中的奢侈之风，也耗尽了这些纨袴子弟之家族的财富，从而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变动。所谓“温饱之家，则挜债而盘折其田房；膏粱之子，则纠赌而席其囊橐”。异常发达的家族——世代显赫的大户或望族——必须找到防止衰败破产的对策。其中有许多做到了这一点。例如，嘉兴有90多个大户，被时人视为望族。它们都能长盛不衰，有些甚至能使其财富和声望延续八代以上。嘉兴位于江南和浙江交界处，确有某些经济上的有利条件，使当地士绅家族比较容易维持下来。15世纪中叶，嘉兴府增置属县，因而很容易通过在一县占田而在另一县落籍的办法来偷漏田税。然而，嘉兴望族的财富和权势得以数百年不衰的真正原因，是他们采取了这样一种成功的手段，即为了使自己的家族获得新的人才与财源，精心筹划同那些正在上升的暴发户通婚。例如，以明末出过几个知名官员而著称的嘉兴沈氏，便常与当地那些有财力使自己的子弟接受教育的暴发户通婚。石窗公（沈琮）择婿，鲜当意者；一日，抵郡，偶于竹马戏得包池州（包鼎），欲以女妻之；询其师，邀为媒妁。时池州父，布贾也，自以齐大非偶，逊谢不敢。公曰：“毋固辞，吾意已决，异日昌尔门者，必此子也。”归语盛安人曰：“吾在郡中得一佳婿，包姓，鼎其名；他时名位爵禄，悉与吾似。”遂字焉。已而公仕至广州府，包仕至池州府，前言若符券然。嘉兴的望族也常相互联姻——在91家望族中，相互通婚的至少有280例，但其长久不衰的真正秘诀，是他们成功地将贵族文化对下层社会的排斥同他们对新近上升为中产阶级的暴发户的接纳结合了起来。由于明朝末年江南地区科举名士的大量涌现，这种结合成了望族为维持生存所必备的特征。和其他盛产举人进士的地区（也许江西除外）不同，江南不像浙江之有余姚和鄞县，或福建之有莆田和晋江那样只有少数几个人才之乡。江南所属10个府，在有明一代各自都造就了一两百名官员。而且，江南有许多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地区，其士人流动率比其他重要省份要高得多。因此，江南的官僚名士，不受少数重要城市中个别大族的控制。个别城市也不能支配整个江南。相反，整个长江流域这一中国最富庶的地区，到处都有政治名士。他们具有自我认同的强烈意识，又与大众文化有横向的联结。由于他们散布各处，便需要超越家族界线和地域隔阂而走到一起。因此，士人交往聚会的传统形式——诗社、学社、书院——在这一地区便异常发达。这些士大夫的社团，不仅体现出上层社会的凝聚力，也反映出16和17世纪大众文化素养的普遍提高。数百万人跻身科举，为迅速繁荣的出版业造就了庞大的读者队伍。书商们不惜重金，聘请已考取功名的知名才子，选编八股文集，介绍这种专门用于科举考试的文体的写作技巧。正如孔尚任的《桃花扇》中南京三山街书商蔡益所的一段道白所言：俺蔡益所既射了贸易书籍之利，又收了流传文字之功。凭他举人进士，见俺作揖拱手，好不体面。今乃乙酉乡试之年，大布恩纶，开科取士。准了礼部尚书钱谦益的条陈，要亟正文体，以光新治。俺小店乃坊间首领，只得聘请几家名手，另选新篇。今日正在里边删改批评，待俺早些贴起封面来：“风气随名手，文章中试官”。这些书店除了出售八股文集外，还推销社稿，即文学会社成员撰写的文稿。出版这种社稿的目的，主要是想让日后的考官对后进才子的姓名有些印象。通过刊布登科社员之名单，社稿也吸引了不少渴望提高文章技巧的读者。当时的出版界并不仅仅如黄宗羲所说——是“时文批尾之世界”。除八股文外，也有冯梦龙之类的出版家所印行的小说，比如他自己的集子——《三言》，艾南英（1583—1646）等编撰的时人传记、丛书、诗集等等。当然，诗也是科举考试的文体之一；但私人或文学社团之所以编辑出版诗集，主要是为了适应当时社会审美趣味日益提高、诗歌创作日趋繁荣的形势，创建新的文学批评标准。明末的诗歌和散文，受拟古派诗人王世贞（1526—1590）等前后“七子”的影响极深。王世贞、李攀龙（1514—1570）及其他倡导“古文辞运动”的文人，背弃了宋代散文的形式主义和15世纪流行的平庸呆板的“台阁体”，转而极力推崇秦汉散文和晚唐乐府诗。16世纪晚期的一些诗人，像1584年创建拂水山庄社的常熟学者瞿纯仁，继续发展了这种拟古的唯美主义原则。瞿纯仁的书斋中——后来成了17世纪的文学大师钱谦益的书斋——聚集着一群诗文鉴赏家，他们有志于振兴古诗，因而常作乐府诗。但一种反对拟古派矫揉造作的势力，也在渐渐形成。艾南英等人对文风做作的诗人提出了尖刻批评，甚至指斥王世贞的诗作缺乏自然气息和自发情感。在给诗人陈子龙的一封信中，艾南英写道：“后生小子，不必读书，不必作文，但架上有前后四部稿（王世贞文集），每遇应酬，顷刻裁割，便可成篇。”当时，并非人人都同意艾南英对王世贞的指责。但到17世纪20年代末，多数文社都赞成恢复刘基、欧阳修等古文家所提倡的古文。因此，这一时期出现的诗社，大多不是高雅鉴赏家的而是文学盟友的群体，以便共同致力于重现诗歌的魅力，并挽救文学和哲学的衰颓。大约1620年，才华横溢的金坛诗人周钟创立了匡社，这一名称本身就表达了上述目标。同样建于1620年的南社，也抱有类似的目的。用南社成员沈寿民的话说：“吾同术者，卧起相闻，晦明相厉，贬誉相共。”相互品评诗的风格，只是20年代出现的文学和哲学社团的活动之一。在开展文学批评和砥砺品德修养的同时，他们还共同致力于发掘儒学经典中的微言大义，以帮助似乎丧失了道德准则的社会恢复秩序。促成这种合作的是这样一种观点，即任何人都不可能独立完成这项重大使命。因为对经典的含义，每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甚至偏执的理解。而在学社和书院中，通过讨论和讲学得到共同的批判性的发现，则会使社会秩序的恢复成为可能。在1624年这思想日益活跃的一年中，几个江南的社团合并成为应社，它以南京所在的应天府而得名。这一事件标志着长江上、下游各文人群体的联合。该社实际由两部分组成：一为南应社，由拂水山社发展而来，以常熟富人杨彝（字子常）为首；一为北应社，以匡社创始人周钟为首。联合的倡议显然是杨彝发出的，所需盘缠及出版费用也是他提供的。他之所以如此，似乎是出于虚荣心。据查慎行：《人海记》载：常熟杨子常，家富于财，初无文采，而好交结文士，与太仓顾麟士（即顾梦麟）、娄东二张友善时对自己当年有救命之恩的陈洪范正好在熊文灿手下，于是张献忠派人携重金与美女贿赂陈洪范，对陈洪范说：“我主帅蒙恩公搭救，大恩未报，今日相遇实乃天意，愿率部投降。”陈洪范大喜，将此事告诉熊文灿，如果换上孙传庭或洪承畴，此时一定是先接纳张献忠的投降，把他稳住，然后在受降仪式上将张献忠等贼首剁成肉泥，然而熊文灿还真的相信了张献忠的投降，并将此事上奏崇祯。在崇祯内心深处，其实是把后金政权作为自己的第一敌人，于是崇祯也主张招抚张献忠。由于张献忠投降的示范效应，闯塌天（刘国能）、罗汝才、十反王（杨友贤）、托天王（常国安）、混十万（马进忠）、射塌天（李万庆）、过天星（惠登相）、关索（王光恩）各部纷纷向熊文灿投降。熊文灿接纳了各部投降，并发给他们军饷，各路农民军由此得到了宝贵的喘息之机。在熊文灿招降张献忠各部的同时，孙传庭和洪承畴在陕西与李自成死磕，李自成打不过他们，便带兵杀进四川，而后洪承畴率军进入四川追剿。李自成便跟洪承畴捉起了迷藏，他带兵从四川又杀回陕西。崇祯十一年（1638年）十月，孙传庭亲率秦兵在潼关原设伏，每五十里设一路伏兵，李自成、革里眼、左金王、老回回所部掉入孙传庭的包围圈时尚茫然不知，李自成下令部队开饭，正吃着半截，伏兵四起，与此同时洪承畴派兵在后截杀，端着饭碗的李自成部队自相践踏，死伤惨重。李自成弃马步战上山，山上孙传庭伏兵杀出，最终李自成被洪承畴、孙传庭打得只剩十八人，李自成和刘宗敏侥幸逃生。至此，李自成还剩十八人，张献忠已经被招降，看起来明朝似乎中兴有望了。崇祯说：“再用十年，必将社稷兴盛，天下太平。”然而，历史没有给崇祯任何机会，一丝希望瞬间幻灭，就在此时，皇太极第四次南侵，崇祯急调洪承畴、孙传庭北上抗清，李自成借此机会死里逃生重整旗鼓，张献忠则复叛，最终中原局势不可收拾。大明就这样错过了第三次免于灭亡的机会。第十七章大清诞生在李自成、张献忠等中原各路农民军按下葫芦起来瓢的同时，皇太极也丝毫没有消停，己巳之变转年，崇祯四年（1631年），皇太极亲率六万大军包围祖大寿镇守的大凌河城，守军只有一万四千人。皇太极玩起了围城打援，一方面在城外各处挖掘层层壕堑，一方面阻截宁锦方向的明朝援兵，此外皇太极还带来了新式武器——仿制的红夷大炮，因为避讳“夷”字，改名为红衣大炮，这样明朝有的武器后金也有了，明朝守军丝毫不占优势，这样的山寨版红衣大炮共有四十门。锦州方面派出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率四万援军前来，结果遭到皇太极伏兵截击，吴襄率军应战，火箭呼啸，重炮轰鸣，短兵相接，突然西风骤起，吴襄乘风纵火，烈火喷吐着黑红的火舌向后金军席卷而来，后金军大乱，此时却风向一转，烈火反扑明军，明军大败，吴襄仅以身免，明军三十三员将领和四万援军全军覆没。援军没了，祖大寿还一直在硬扛，毕竟祖大寿所部是关宁铁骑，战斗力极其强悍，莽古尔泰所部死伤惨重，他便大发牢骚，皇太极很不高兴，莽古尔泰也怒了，他拔出刀来，此时被各贝勒制止。当晚莽古尔泰也觉得自己失礼，于是以白天饮酒过量失态为借口请求皇太极原谅，皇太极则借故将莽古尔泰囚禁起来，不久莽古尔泰暴死。至此，四大贝勒只剩下皇太极、代善两人。祖大寿的弟弟祖大弼一身是胆，人称“祖二疯子”，一天夜里他率敢死队一百二十人缒城而下，每个人都戴上后金军的大辫子，以浑水摸鱼。此时皇太极还没睡觉，正在看文书，祖大弼手拿大刀冲入皇太极的大帐，接连砍倒数人。皇太极忙拔出腰间佩剑，挡住祖大弼的大刀，两人刀剑你来我往，皇太极渐渐不支。就在此时，阿济格带领侍卫十人赶到护驾，皇太极死里逃生。赶来的后金军越来越多，祖大弼大喝一声，冲出重围，在城下祖大寿派兵接应，祖大弼安然回城。回城后点将，发现带出的一百二十人全数回城，无一阵亡，仅有数人受伤。三国时有甘宁百骑劫曹营，战后百骑未折一人，祖大弼可谓不让古人。然而一场夜袭无法改变整个战局，祖大寿坚守几个月后，城内断粮，马肉鼠肉雀肉食尽之后，开始出现人吃人现象。供役筑城的近万名工匠、城内的商贾平民、士兵中身体羸弱的先后被吃掉。“炊骨析骸，古所没有”，人肉都吃光了，用骨头来点火做饭，足见大凌河城内已经成了人间地狱。（《清太宗实录》卷十）祖大寿真的撑不下去了，再吃就是吃自己的士兵了，与此同时皇太极先后七次写劝降书给祖大寿，最终祖大寿决定投降，并送儿子祖可法到后金营中为人质。由于祖大寿的家属大部分在锦州，他表示投降后希望后金不要声张，再替后金赚开锦州城。大凌河守将除何可纲外，都随祖大寿降后金。祖大寿把何可纲押至城外，当着两军将士的面，斩杀何可纲。何将军临死大笑：“宁为大明鬼，不为鞑子奴！”随后祖大寿与皇太极盟誓，皇太极说：“凡此归降将士，如果我们杀害他们，拆散他们妻子，收缴其财物牲畜，则我遭天谴，减我阳寿。若归降将士，怀欺挟诈，归降后再叛逃，则定遭天谴，减阳寿。”祖大寿说：“祖大寿等，遇满洲国兵，围困三月，军饷已尽，率众出降，倾心归汗。”（《清太宗实录》卷十）当晚，祖大寿到后金大营，皇太极亲自出迎，两人见面，祖大寿刚要行跪拜礼，皇太极止之，与他行“抱见礼”。这种满族礼仪是两个大老爷们见面，拱手作揖后，互屈一膝，相互左肩碰右肩，再右肩碰左肩，然后拥抱。这是女真人的最高礼仪。第二天，皇太极采纳祖大寿建议，命后金军四千多人着明军军装，跟祖大寿的三百多人一起做溃逃状，希望赚开锦州城门。由于天降大雾，后金军走丢了，祖大寿便提出自己先入城，趁机斩杀明将后再拥兵献城（此为明朝这边的记载，《清太宗实录》则记载是皇太极主动提出放祖大寿）。皇太极信以为真，派祖大寿与其侄子祖泽远前往锦州。祖大寿到锦州后，派人至后金大营报称锦州明军太多，表示要从容图之，自己先在城内做内应，今后适当时机再献城。皇太极无奈，率军返回。祖大寿回锦州后，对巡抚邱禾嘉说自己是突围而出。不久事泄，由于朝廷正是用人之际，祖大寿是关宁铁骑的总指挥，崇祯没有杀他，而是让他入京面君。祖大寿心中有鬼，不敢入京，借故推辞。但从此开始，十年内，祖大寿一直没有与皇太极再联系，一心一意守卫锦州。十年之后，松锦大战，祖大寿才真正降清。在与大明辽东争锋的同时，皇太极把兵锋对准了蒙古，漠南蒙古最强者为察哈尔部林丹汗（他是成吉思汗的子孙，明朝一些典籍将他称作虎墩兔），察哈尔部兵强马壮，有四十万人，林丹汗曾说：“南朝止一大明皇帝，北边止我一人。”努尔哈赤时林丹汗就曾遣使后金，在文书中狂妄地说：“统四十万众蒙古国主巴图鲁成吉思汗，问水滨三万人满洲国主。”各位贝勒大怒，主张将林丹汗来使一半斩杀，另一半砍掉鼻子耳朵后放回去报信。努尔哈赤对林丹汗使臣的处置还是比较文明的，他说：两国交战不斩来使，把林丹汗使臣先扣下，然后自己派使臣去与林丹汗交涉，问问林丹汗为何这么狂。结果林丹汗也跟努尔哈赤一样，把后金的使者扣下，而努尔哈赤却误闻自己的使者被杀，于是大怒，心说林丹汗我给你脸你却不要，这才把林丹汗的使者斩杀。刚杀死林丹汗的使者，努尔哈赤的使者就从林丹汗处买通看守逃回来了。虽然是一场误会，但林丹汗听说自己的使者被努尔哈赤斩杀后，大怒，于是双方正式结仇。努尔哈赤死后，林丹汗恃兵强马壮而不断欺凌各部，漠南蒙古喀尔喀部、巴林部、喀喇沁部、扎鲁特部、阿鲁部纷纷归顺皇太极，至此察哈尔部越发孤立，皇太极的机会来了。1628年皇太极第一次征讨林丹汗，将其打得大败，林丹汗被迫从内蒙古东部迁徙到河套一带。1633年皇太极第二次征讨林丹汗，林丹汗得知消息后率部一路狂逃，结果导致皇太极此番颗粒无收，仅斩杀察哈尔部一人，生擒六人。内蒙古的沙漠险些让皇太极全军覆没，在部队断粮时，突然见“黄羊遍野，不可数计，遂杀死数万”。其中皇太极一人就射死了五十八只黄羊，若无这些黄羊，皇太极的大军怕是都去见努尔哈赤了。当时酷暑难耐，水也几乎断了，还有富余的水的士兵做起了生意，一头黄羊换水一碗。既然出兵，不能白来，于是皇太极率军攻入大明境内的宣化、大同，进行大屠杀，烧杀抢掠，房屋仅存原来的十分之一，死尸腐烂，无人收尸，死尸“盈街遍野”，连井里都被死尸填满，臭秽难闻。这是继己巳之变后皇太极第二次南侵。1635年皇太极第三次征讨林丹汗，此番最终歼灭察哈尔部，林丹汗逃亡青海，途中得天花而死。林丹汗是成吉思汗的第二十二世孙，整个明朝，元朝的残余势力都一直存在，至此，随着林丹汗之死，元朝残余势力彻底覆灭。林丹汗死后，其子归降，并献上传国玉玺和氏璧。和氏璧从秦始皇用到后唐，末帝李从珂怀传国玺登玄武楼自焚，传国玺就此失踪。宋朝时又出现所谓的和氏璧，其实就是假的了，这个假的和氏璧一直用到元顺帝时，据说这颗玉玺元顺帝北逃时还带在身边，他死后玉玺丢失，二百多年后，一个牧羊人见一只羊三天不吃草，用蹄子不停刨地，牧羊人好奇，挖地竟得到玉玺，后来将玉玺献给林丹汗。此次皇太极得到玉玺，大喜过望。他当然不知和氏璧之真假，他以为这就是一统万年的征兆。崇祯八年（1635年）十月十三日，皇太极下令把族名由女真改为满洲，从此满洲族（满族）名称正式出现在历史上。崇祯九年（1636年）四月十一日，皇太极将国号由后金改为大清，年号由天聪改为崇德。由于金国与汉人的宋政权是世仇，皇太极此举在于不再刺激汉人，弱化世仇的矛盾，以便今后进取中原。在改年号的称帝大典上，斋戒三天的皇太极身穿礼服，在文武百官的簇拥下，祭告天地。事先皇太极已命人筑造了一座天坛，四面台阶通向天坛，天坛上安放着铺有黄绫缎的香案，香案上有努尔哈赤等先祖灵位，香案前摆放着香炉。汉八旗、满八旗、蒙八旗这二十四色旗帜旌旗猎猎，兵将的兵刃铠甲熠熠生辉。皇太极在满汉各一名导引官的引领下拾级而上，登上天坛，跪在努尔哈赤等人的神位面前，恭敬上香、献帛、敬酒。仪式过后，皇太极高声宣读：满洲国皇帝、臣皇太极敢昭告于皇天后土之神曰：臣嗣位以来，常思置器之重，时深履薄之虞，夜寐夙兴，兢兢业业，十年于此，幸赖皇穹降佑，克兴祖、父基业，征服朝鲜，混一蒙古，更获玉玺，远拓疆土。今内外臣民，谬推臣功，合称尊号，以副天心。臣以明人尚为敌国，尊号不可遽称，固辞弗获，勉徇群情，践天子位，建国号曰大清，改元为崇德元年。宣读完毕，皇太极坐在大政殿龙椅上，文武百官叩首，多尔衮、多铎、豪格、岳托、孔有德、蒙古使臣等人纷纷下跪，此时唯有朝鲜使臣拒绝下跪，皇太极让人按着朝鲜使臣下跪，朝鲜使臣仍不屈服，皇太极正愁没有借口彻底收拾朝鲜，于是便决定以此为借口第二次东征朝鲜。当然，在东征朝鲜前皇太极还是决定先拿明朝作为自己建立大清后的第一个立威对象，皇太极第三次南侵。崇祯以为皇太极还会像前两次一样取道蒙古迂回，便加强西线防御，不成想皇太极并没西进，而是从延庆南下，进入居庸关，占领昌平，焚毁了明熹宗的德陵，以报明熹宗掘金国皇帝陵墓之仇，而后直逼北京，把北京周围地区蹂躏一遍，五十六战全胜，连克十六座城池，俘虏汉人十七万——还好没杀他们。清军凯旋时穿着艳服奏乐而还，还写了“各官免送”四个大字留给明朝，以示蔑视。此次皇太极南侵，明军在兵部尚书张凤翼指挥下一战不胜，张凤翼知道崇祯必然要拿自己开刀，于是每天服用大黄，争取让自己拉稀拉死。有人会问，干吗如此，直接喝毒药死了不完了？不然，如果直接服毒，张凤翼就是畏罪自杀，崇祯不会放过他的家人，而这样每天服用大黄，最终拉死，张凤翼还可算上为战事操劳过度，因公殉职。明朝大臣玩心眼都用在了这上面，国事可知。皇太极第三次南侵收兵后，立即将兵锋对准朝鲜，朝鲜向明朝求救，崇祯置之不理，并禁止辽东大军援救朝鲜。皇太极率军进攻朝鲜，清军渡过鸭绿江后，扬野战之长，舍坚城不攻，长驱而下，仅仅十二天便抵达朝鲜首都汉城下。朝鲜王将王妃、王子和大臣妻子送往江华岛避难，自己则率领文武百官坚守，等待各路勤王军的到来，同时派出崔鸣吉等人赴清营谈判，拖延时间。朝鲜请和书中写道：朝鲜国王谨上言于大清宽温仁圣皇帝：小邦获戾大国，自速兵祸，栖身孤城，危迫朝夕……如念蒙丁卯（丁卯之役）誓天之约，恤小邦生灵之命，容令小邦改图自新，则小邦之洗心从事，自今始矣。必欲穷兵，小邦理穷势极，以死自期而已。皇太极见状，决定加紧攻势，一鼓作气拿下汉城。与此同时各路勤王军队也被清军击败，最终清军攻陷汉城，朝鲜成为清朝藩属，正式向皇太极称臣，并约定：一、断绝同明朝的关系；二，奉大清正朔；三，每年向清朝进贡；四，把朝鲜国王世子送入清国为人质；五，惩处主张与清朝交战的大臣。由于此战发生在丙子年，也叫“丙子之役”。清军攻朝鲜用了十五万人，基本上是他们全部的家当了。辽东大军驻扎在宁锦防线的不下二十万，在清军攻朝鲜时，要么抄其老窝，要么在鸭绿江断其后路，两者选其一都可把皇太极置于死地。可惜明朝隔岸观火，坐视友邦灭亡。更为严重的是，朝鲜雄厚的资源成了清朝的囊中之物。若朝鲜不丢，明朝就有了一个收复辽东的基地，丢失朝鲜如损一臂膀，让人痛心疾首。崇祯就这样坐视不管，大明错过了第四次免于灭亡的机会。此外，皇太极在班师途中攻克皮岛，全歼明朝皮岛守军。至此，毛文龙的东江镇寸土不留。1638年皇太极第四次南侵，他在《致明国皇帝书》中公然自称“朕”，信中说：“自古天下，非一姓所常有。天运循环，几人帝？几人王？哪里有帝之后裔就一定是帝，王之后裔就一定是王的道理？”皇太极兵分三路，皇太极亲自率军佯攻宁远、锦州，牵制关宁锦防线的明军；岳托为西路军，由墙子岭（北京密云东）入边；多尔衮为东路军，由青山关（河北迁西东北）入边，两路军在通州会师后再南下中原腹地。先说皇太极这一路，《吴三桂纪略》记载，吴三桂他爸吴襄率五百名骑兵做哨探，与后金皇太极率领的四万佯攻宁远的大军不期而遇。皇太极藐视明军，这五百人根本不够自己一口吃的，于是皇太极围而不打。吴三桂得知父亲危在旦夕后，立即赶到舅舅祖大寿的军帐，请他发兵援救父亲脱离险境。祖大寿说：“我手头兵力不满三千，打他四万人纯粹是送死！”吴三桂三次请求祖大寿发兵，但祖大寿依旧不答应，于是吴三桂跪下说：“舅舅不肯发兵，儿请率家丁前去。”祖大寿说了一个字：“嘎！”《吴三桂纪略》一书是这么写的，咱也不知是啥意思，反正吴三桂回了两个字——得令！随后他率家丁二十人去救父亲。他率二十人冲入皇太极四万人的军阵，接连射死两名敌军，然后又用箭射倒一名红旗王子。在拍马上前挥刀准备割下该王子的首级时，不料那王子突然以刀砍中他的鼻梁。吴三桂血流满面，但毫无惧色，撕裂红旗包扎好伤口后，立即再战。此时被围的五百明军也杀出来，吴三桂对父亲的队伍大喊：“跟我来！”皇太极见明军人少，以为自己如果追上来会有埋伏，所以没有追赶，吴三桂和父亲得以从容而退。战后祖大寿拍着吴三桂后背说：“儿别担忧不能富贵，我马上请求皇上给你封官。”而皇太极得知此战明军根本没有埋伏后，说：“吴三桂是好汉子！我家若得此人，何忧天
张浚和李存孝征战期间，韩归范带着李克用的诉冤状回到了长安。李克用的诉冤状措辞严厉，质问皇帝李晔为什么要征讨河东，而且表示如果朝廷继续征讨，自己将和朝廷对抗到底，并且在合适的时机打进京师长安。皇帝李晔得到李克用诉冤状的三天后，张浚兵败的消息也传到了京城长安。张浚从晋州逃出后，率领残兵败将自含口逃出，翻越王屋山到达河阳，又拆民居的木料制成木筏渡过黄河，最终总算回到长安，但士卒已经损失殆尽。面对惨败而归的张浚，皇帝李晔心中懊恼、恐惧、沮丧，可以说是百感交集。他懊恼自己轻易做出征讨李克用的决定；沮丧自己即位所做的抑制藩镇的努力化为泡影，辛苦组建起来的禁军再度夭折；恐惧李克用以武力相威胁以及随着朝廷威信的下降，关中地区藩镇有可能再起作乱之心。为了缓和朝廷与李克用的关系，皇帝李晔被迫罢免了力主用兵的张浚和孔纬的宰相之职，恢复了李克用的姓氏和官爵。征讨河东之战对于时局影响极大，可以说加速了大唐帝国走向衰亡的速度。探究其失败的原因其实有很多，因为朝廷禁军刚刚组建，战斗力不强，因此不得不依靠藩镇，而藩镇对讨伐李克用的态度又不统一，李匡威、赫连铎因为和李克用是水火不容之势，所以态度坚决，但终因兵少将寡而失败。朱全忠虽然卖了不少力气，但因为自顾不暇，无法抽调过多兵力参战，因此这一路军队最终撤出战场，终于导致整个战役以失败告终。对于李克用来讲，在这场战争中虽然是胜利者，但其损失惨重，而且朝廷的征讨降低了李克用在藩镇中的声望。内部则因赏罚不公而矛盾重重，其势力由此遭到削弱，而朱全忠因为主动撤出战场，最终坐收渔利，协助朝廷征讨使他提高了声望，而且自身势力并没有受到过多的损耗。征讨河东之战结束后，朱全忠趁李克用喘息未定之际，成功臣服了魏博镇，使河朔三镇中最强大的魏博镇成为自己遮挡河东的屏障，也为他全力进攻徐、郓二州解除了后顾之忧。从此，朱全忠的实力开始一天天增长，终至他称霸的那一天。铲除杨复恭宦官手握兵权干预朝政，甚至是擅权废立皇帝，已经成为中晚唐时期以来难以去除的痼疾，对此皇帝李晔深有感触。如果不是当年田令孜给予他屈辱的一鞭，或许李晔对宦官还不至于如此痛恨。不过，上天终究和宦官集团开了个大玩笑，让他们将一个仇人亲手扶上了皇帝宝座。李晔在即位之初眼见以杨复恭为核心的宦官集团地位已经在朝廷根深蒂固，所以在暂时无力铲除时，便极力克制自己仇恨的情绪，尽量地迁就宦官们的嚣张跋扈。但事实上，皇帝李晔内心深处时刻没有忘记铲除杨复恭，而且这种想法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杨复恭的所作所为表现得越来越迫切。早在龙纪元年（889年）冬至时，李晔就因为祭祀的礼服事件，对杨复恭予以容忍。按照当时惯例，皇帝及文武百官要在冬至日到圜丘坛（天坛南半部）进行祭祀活动，唐朝典制规定，在这一天朝臣们可以穿着定制的礼服跟随皇帝进行祭祀活动，但宦官只能穿着平时的服装侍从旁边。可是在僖宗李儇在位时期，田令孜擅自在衣服上加了襕袖，并和朝臣一样持笏助祭，这明显违反了礼仪之规。这一次在宦官该穿什么样衣服的问题上再一次发生争执，杨复恭认为宦官集团具有拥立之功，于是命令有关部门为其制作参加助祭的礼服，样式为冕服佩剑。十一月二十三日，皇帝李晔在武德殿内宿斋，宰相及百官都身穿朝服各立其位，而出身宦官的左、右神策军中尉以及两位枢密使也都身穿朝服侍从。宰相孔纬以及谏官、礼官都认为宦官的穿着不符合礼法，因此坚决反对宦官穿礼服上朝。时任太常博士的钱珝、李绰当天就上疏李晔，表示反对宦官身穿礼服上朝。在奏疏中钱、李二人从礼法以及宦官的身份角度，阐述了宦官身穿礼服上朝的危害。李晔看完奏疏后认为说得很有道理，可是他同样明白，论官职杨复恭是金吾卫大将军（正三品），如果仅仅让他穿平常的官服上朝，恐怕会让刚即位的自己陷入窘境，搞不好还会有性命之忧。因此，皇帝李晔暗中回复钱、李二人，表示他们忠心可嘉，但目前的局势下，礼服问题乃是小事，而宦官专权的问题更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的，他们这些人现在所要做的就是一个字“忍”。于是杨复恭等宦官就身穿礼服参加了助祭。杨复恭本姓“林”，净身入宫后认大宦官杨玄翼为父，凭着这种关系，早在懿宗李漼在位时期，就被任命为枢密使。僖宗李儇在位时期因与田令孜不睦，一度遭到排挤。后来田令孜失势后，他又东山再起，身兼六军十二卫观容军使、左军中尉，总领禁军权倾朝野。拥立皇帝李晔即位后，杨复恭仰仗具有拥立之功，急速扩充实力，广收义子干儿，号称“外宅郎君”，派这些人到全国各地担任节度使、刺史。这些“外宅郎君”们仰仗杨复恭的权势，多做违法乱纪之事。例如，龙剑节度使杨守贞、武定节度使杨守忠不但不向朝廷缴纳贡赋，反而时常因为些小事上疏指责朝廷。除了杨复恭外放的这些“外宅郎君”，他还将宫中六百多个宦官收为养子，这些人也大多被派往各地充当监军，成为杨复恭的耳目。对于杨复恭的所作所为，皇帝李晔可谓是心知肚明，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感觉越来越难以忍受。但李晔知道，即使再难也必须要暂时忍下去，不过他也会利用一些机会敲打杨复恭，让这个嚣张跋扈的宦官有所收敛。一天，皇帝李晔正在太极殿和宰相们讨论如何应对藩镇反叛一事。杨复恭也因有事要面见皇帝，让轿夫一直将他抬到太极殿，到了皇帝近前才下轿，宰相孔纬见状十分气愤，便开口对皇帝李晔说道：“陛下！我们管不了藩镇的反叛之事了，现在您的身边就有反叛之人，更何况那些鞭长莫及的地方了。”皇帝李晔很长时间以来对杨复恭这种目中无人的做法，已经是见怪不怪，不过他听出孔纬是话里有话，于是立即开口反问：“爱卿所指是何人反叛？”“杨复恭本是您的家奴，竟敢乘坐轿舆大摇大摆地直冲前殿，并且还收了很多壮士为义子，这些人不是执掌禁军，就是被派到各地去当节度使，这不是明显要造反吗？”孔纬一边指着杨复恭，一边高声说道。面对孔纬的指责，杨复恭连忙辩解说道：“我收养壮士是为了替陛下笼络人心，好让他们尽力保卫国家，怎么能说成是谋反呢？”杨复恭说完后向皇帝李晔连连叩头，希望用自己的肢体语言来打动皇帝李晔。不过他没有想到接下来李晔的话让他感觉如鲠在喉。“你说这些确实是为了国家着想，可是朕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让那些人姓‘李’，而全都姓‘杨’呢？”“这……”杨复恭顿时面红耳赤，无言以对。这次对话就在这样一片尴尬的氛围中结束，不过杨复恭心中却对孔纬产生憎恨之情。前边说到的张浚、孔纬因为主张征讨李克用失败，结果孔纬被贬为荆南节度使，在赴任的途中，杨复恭派人在长乐坡阻截孔纬，抢走了他的所有财物，孔纬仅以身免。就这样皇帝李晔与杨复恭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不过仅仅因为口舌之争，李晔还没有真正下定决心铲除杨复恭，导致李晔最终下定决心的一件事，是源于杨复恭暗害皇舅王环一事。大顺二年（891年）八月，王环请求李晔到地方去做节度使，当时身为皇帝的李晔为此感到十分为难。从感情角度来讲，王环是他的亲娘舅，过去从未向自己提出什么要求，实在是不好回绝。可是从朝廷的局势以及自己的处境来看，李晔自己实在无法做主，因为当时杨复恭把持了任命节度使的权力，于是他只得硬着头皮征求杨复恭的意见。事实上，李晔没指望杨复恭会立即有个肯定的答复。但他想不到杨复恭不仅一口回绝，而且言辞十分尖刻，丝毫不顾及皇帝陛下的面子。“吕产、吕禄差一点倾覆汉室江山，本朝武三思又极度危害唐室，他的后人全都不能拜封。如果陛下信任王环，可以任用其他职务，绝不能让他这个外戚到地方担任节度使，一旦放他出去，恐怕日后无法节制啊！”杨复恭说完，皇帝李晔没再说什么，等于同意了杨复恭的意见。坦白地讲，杨复恭的话虽然没有给皇帝面子，但说得还是有些道理，这一点李晔心知肚明，所以他没有和杨复恭针锋相对，而是转过头婉拒了王环的请求，暂时将其安置在宫中，帮助自己处理些杂务。按说这件事情可以就此结束，但杨复恭接下来所做的事情，终于让李晔再也无法忍耐，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铲除杨复恭。杨复恭得知皇帝陛下将王环安置在宫中后，他本能地开始有一种恐惧心理，担心王环得知自己阻碍其担任节度使一职而对自己不利，于是心中生出了铲除王环的一个计划。不久后，杨复恭奏请皇帝李晔派王环前往黔南地区担任节度使。黔南地区虽然是个闭关落后的地方，但皇帝李晔认为，杨复恭好歹是给了自己面子，便让王环带上族人前往黔南赴任。就在王环就任的路上，杨复恭便派人让其兄杨复光的长子，时任山南西道节度使的杨守亮设法除掉王环。当王环一行来到利州益昌县的吉津柏时，杨守亮已事先派人守候在那里，王环一行人乘坐的船刚一到，杨守亮的士兵便一拥而上将船掀翻，王环及其族人全部溺水身亡。然后杨守亮上疏皇帝李晔，谎称国舅王环乘船失事，溺水身亡。皇帝李晔当然知道杨守亮和杨复恭是什么关系，他明白此事杨复恭万难脱开干系，他深刻地意识到杨复恭的嚣张跋扈已经到了滥杀无辜的地步，如果再不加以铲除，恐怕日后自己的性命也会交代在他的手中。皇帝李晔明白，要想铲除杨复恭，首先要解除他的兵权。然而身为六军十二卫观军容使的杨复恭，掌握禁军多年，在军队中根深蒂固，并且党羽众多，其“外宅郎君”们在禁军中全都担任要职，特别是他其中的养子杨守立更让皇帝李晔感到难以对付。因为杨守立不仅英勇善战，而且在禁军中声望极高，一旦解除杨复恭的兵权，杨守立必反无疑。因此针对这种现状，皇帝李晔和亲信臣僚们可谓是煞费苦心。经过一段时间的密谋后，他们决定采取拉拢杨守立的方法，使其逐渐背叛杨复恭。定下计策后，皇帝李晔某一天召见杨复恭，开始实施自己的计划。“听说你那个本姓‘胡’的养子英勇善战，朕想让他到朕的内宫负责我的警卫工作。”“多谢陛下厚爱，老奴这就将他召来面见陛下！”……杨守立就这样成为了皇帝李晔的身边人。李晔为了表示对他的信任，赐其“李”姓，并改名李顺节，让他负责指挥禁军，并将各屯营门的钥匙也交给他负责。不久又将他提升为天武都头，领镇海节度使，还给他加上了同平章事的头衔。事实证明，李晔拉拢李顺节的策略十分奏效，面对一连串的升迁，李顺节认为这一切都是皇帝的恩赐，逐渐对杨复恭失去了往日的恭敬之心，并开始和杨复恭争权。为了早日扳倒杨复恭，尽快掌握朝廷全部兵权，李顺节尽其所能将杨复恭往日的不法行为全部上报皇帝李晔。李晔顺势将杨复恭的罪名公之于众，并以此为由撤销了杨复恭的神策军中尉之职，派他到凤翔监军。杨复恭对此大为恼火，坚决不肯从命，并声称自己有病请求退休。这对皇帝李晔来讲无疑是求之不得的，于是他立即下诏同意了杨复恭的请求，让他以上将军的身份退休。而且为了防止杨复恭反悔，李晔派使者到其住所宣布诏令。可是就在使者宣布完诏令回宫时，杨复恭便派心腹张绾在途中将使者杀害，以解其心头之恨。杨复恭就这样被皇帝李晔解除了兵权，而退休在家的杨复恭心中异常烦闷，地位的落差让他很想找个贴心人倾诉一下自己的冤屈。杨复恭的住所在昭化，靠近禁军所在的玉山营，其另一个养子时任玉山营军使的杨守信倒是不忘养父的旧恩，时常抽空到府上看望干爹。因此有人告发杨守信与杨复恭密谋造反，皇帝李晔也认为杨复恭终究是心头大患，因此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彻底铲除杨复恭。大顺二年（891年）十一月八日，皇帝李晔在禁军的护卫下登上安喜楼，命令天武都头李顺节、神策军使李守节带兵攻打杨复恭的住所。张绾带领杨复恭的家兵拼死抵抗，杨守信闻讯后也带领他的玉山营前来救援。李顺节等人虽然奋力进攻，但直到天黑也没能攻下杨府，只得将杨府团团围住，准备第二天继续进攻。次日战斗继续进行，当时守卫寒光门的禁军想要趁乱劫掠两市。宰相刘崇望骑马从此路过，正巧遇到正要劫掠的士兵，便动员士兵们应该协助皇帝陛下铲除奸佞，而不是在这里劫掠财物，士兵们都表示愿意效命，于是便跟随刘崇望前去助战。杨守信的部下见刘崇望带领禁军前来增援，自知不敌纷纷逃命，杨守信只得保护杨复恭及其族人杀出条血路，从通化门逃出长安，直奔兴元而去。杨复恭达到兴元后，写信给他在各地的义子干儿，讲述了自己被解职的前后经过，并联络这些人准备起兵造反。当时据守山南地区的杨守亮、杨守忠、杨守贞等人以及绵州刺史杨守厚等人相继响应，而凤翔节度使李茂贞早就觊觎山南地区，于是趁机向朝廷请求讨伐杨复恭。乾宁元年（894年）七月，杨复恭、杨守亮、杨守信等在李茂贞的攻击下，无力据守山南地区，便想前往河东投奔李克用，当行到华州时，被刺史韩建擒获，并于八月押解到长安，杨复恭最终被斩于独柳之下。至此，始终是皇帝李晔心腹大患的杨复恭，终于被彻底铲除。对于李晔而言，也算是报了当年那一鞭之辱的仇，更是他即位以来，重振唐威关键的举措。不过从当时的局势来看，皇帝李晔要想实现重振唐威的宏愿，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第八章晋汴角逐耀兵河北皇帝李晔有决心重振唐威，但他面临的局势却是相当严峻，除了朝廷内部宦官专权之外，全国各地的藩镇也彼此攻伐不断。除了老牌儿藩镇成德、魏博、卢龙之外，宣武的朱全忠、河东的李可用、河中的王重荣、义武的王处存、泰宁的朱瑾、天平的朱瑄、武宁的时溥等，都不是省油的灯。不过经过十几年的征战厮杀，宣武的朱全忠与河东的李克用逐渐脱颖而出，成为皇帝李晔即位以来，最具实力的两大藩镇。前边我们说过，朱、李二人的矛盾由来已久，大顺元年（890年）朱全忠和李匡威、赫连铎联合讨伐李克用，是晋汴两大藩镇之间爆发的一次大规模冲突。在这次战争中，朱全忠在军事上虽然受挫，但因为审时度势地主动退出战场，所以损失不大，实力依旧强大。相比之下，李克用虽然取得胜利，但在道义上和实力上损失不小。于是，在经过一系列的互相攻伐之后，朱、李二人双方都认识到，在短期内消灭对方不太现实，便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首先致力于兼并其他弱小藩镇。首先采取这一策略的是河东的李克用。大顺元年（890年）李克用成功顶住朱全忠、李匡威、赫连铎的联合讨伐后，在转年的四月，为了报仇雪恨，发起了对相对弱小的赫连铎的进攻。赫连铎在浑河北岸设兵阻击李克用，但是防线很快便被李克用的沙陀军队击溃。李克用乘胜包围了云州（今山西大同），并一直围困三个月之久。到了七月，云州城内粮草断绝，赫连铎见无法固守，于是弃城逃奔吐谷浑。损兵折将的赫连铎到达吐谷浑后，由于处于穷困潦倒的局面，再也得不到往日的礼遇，于是一气之下又离开吐谷浑，投奔了其盟友卢龙节度使李匡威，企图东山再起。李克用击溃赫连铎后，便控制了云州地区，在那里设置官吏进行管辖，并任命大将石同善为大同防御使。李克用打败了赫连铎，总算是出了一口恶气，他本想就此就此休整一下，准备南巡察看朱全忠的虚实情况。八月，李克用到达泽潞地区，为了查清朱全忠的虚实情况，他冒险前往边界怀孟（今河南沁阳）地区。就在此时，卢龙节度使李匡威和成德节度使王镕见李克用吞并了云州，内心十分震惊，于是两个人准备联手讨伐河东。当时在卢龙和成德镇之间还夹着依附李克用的义武节度使王处存，于是李匡威和王镕决定首先灭掉王处存，便同时向定州（
色色日本一区国历史上最强大帝国的兴衰成败耗时六年新历史作家冬雪心境真诚奉献中国工人出版社向广大读者致意大唐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九日，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和精心、周密的策划，安禄山认为举兵反唐，取而代之的条件与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发动所辖兵马连同奚、契丹、室韦等大唐北部少数民族部落人马十五万人，以“奉密旨入朝讨伐杨国忠”为名，蒙骗三军将士在范阳公然发动叛乱。当时所有人都未曾想到，安禄山发动的这场叛乱居然会改变大唐帝国的命运，正所谓“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场叛乱犹如一股强台风，它惊破了李唐皇室的轻歌曼舞，也冲破了千家万户的祥和之景，国泰民安瞬间破碎，帝国山河顿时陷入一片腥风血雨。安禄山在范阳城门前慷慨激昂地检阅兵马时，李隆基正在华清宫内杨贵妃带给他的温柔乡里，七天后当安禄山叛乱的消息传到华清宫时，李隆基居然不相信。准确地说，很长时间以来对国事的厌倦与慵懒，使他不情愿直面这场命运的挑战。第一章天下惊变应对“这一定是厌恶安禄山的人造谣生事！”当李隆基听到安禄山叛乱的消息后，这是他抛给所有人的第一句话。这种心存侥幸的天真想法，很快就被站在一旁的高力士否定。“陛下！安禄山有野心已经很长时间了，这一点陛下并非不知道，依老奴看来，安禄山叛乱是迟早的事儿，现在传来他叛乱的消息，还是希望陛下能够早日定夺！”当时朝堂之上没有人比高力士更能说动李隆基，当高力士说完后，李隆基的脸上开始显出忧虑之色，虽然他知道安禄山野心十足，但局势变化如此之快，还是出乎他的意料。残酷的事实无情地击碎了李隆基的幻想，高力士的话语让他极不情愿地正视安禄山发动叛乱的现实，于是他面对朝臣开始发问：“众爱卿可有良策？”事实上早在朝臣听到安禄山挥师南下的消息后，很多人已经吓得目瞪口呆、相顾失色，所以李隆基的问话基本等于是白问，这些锦衣玉食的大臣们很多人已经犹如行尸走肉一般过着寄生虫似的生活，身在官场整天打打嘴仗、搬弄是非绰绰有余，但对于突生的变故根本没有能力去应对。所有人全都面如死灰地低着头不说话，但此时有一人例外，这个人就是先前不断逼安禄山造反的杨国忠。此时杨国忠非但没有惊慌，脸上反现扬扬得意之色，因为他不厌其烦向李隆基上奏安禄山必反的“天才”预言终于成为了事实，从而证明了自己的远见卓识。就在朝臣们忧心忡忡、手足无措时，杨国忠为了显示自己卓然的才能，故意装出一副处惊不乱、泰然自若的“大将”风度，开始站出来为皇帝陛下解忧：“陛下不必忧虑，我估计现在只有安禄山想反叛，士兵们未必愿意跟着他，请陛下放心，凭借着陛下的天威，过不了几天，必定会有人献上安禄山的首级。”在我看来，杨国忠所说的话虽然很能振奋人心，但却是实实在在的废话。不过李隆基似乎很认同杨国忠所说的话，对于杨国忠这种浅薄无知之徒的痴人说梦及满嘴的胡言乱语，李隆基居然不住地点头，这真成了“君臣默契，一体同心”。杨国忠说完后，李隆基并没有过多地进行深入思考，就立即指派特进（退休官员）毕思琛前往东都洛阳、金吾将军程千里前往河东，二人各自在当地招募士兵，共同抵御安禄山的大军。从李隆基的这个安排来看，他显然低估了事态的严重性，试图用临时招募拼凑的乌合之众，来抵御安禄山的斗志旺盛、训练有素、久经沙场、骁勇善战的精兵劲旅，无异于螳臂当车、以卵击石。不过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天宝年间大唐武备内轻外重的真实隐忧，如此安排，也算是此时关中地区无兵可调的无奈之举。李隆基内心没有真正重视安禄山这个可怕的对手，但在毕思琛和程千里走后，他的内心又很忐忑，因为在此之前，从河北地区又传来了最新消息，安禄山此次前来一共带了将近二十万人。这下，李隆基真的坐不住了。此时，安西节度使封常清恰巧入朝奏事，李隆基犹如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在见到封常清后第一句话就是询问讨贼方略。李隆基之所以如此看重封常清，是因为他不仅是和安禄山官职一样的节度使，更是一员名震西北边陲、久经沙场的猛将。天宝元年曾跟随夫蒙灵詧远征至碎叶城（今俄罗斯伏龙芝市）平定达奚诸部的叛乱，天宝六年又跟随高仙芝击败了依附吐蕃的小勃律国，可谓是战功赫赫。按说这样一位久经沙场并深受皇帝陛下信任的战将，在皇帝陛下询问讨贼方略时，其回答应该是严谨负责任的，然而封常清却犯了兵家大忌，那就是在对战局情况毫无所知的情况下头脑发热、盲目轻敌；或许是他多年来在战场上少有败绩，使得他逐渐自大起来，在面对皇帝陛下的发问时，他居然不假思索地说出了下面一段话：“陛下不必忧虑，现在天下太平已经很久了，所以人们都害怕安禄山大军前来。但在臣看来，事情逆顺，形势总会有变化，臣愿意前往东渡洛阳，打开府库取出金帛武器，招募骁勇善战的勇士，然后渡过黄河去征讨安禄山，臣保证过不了多长时间就能将安禄山的首级送来长安城。”封常清说得信誓旦旦，李隆基听得心潮澎湃。然而在我看来，正是封常清这番不负责任的话语，导致了他日后的悲剧下场。李隆基听后龙颜大悦，当即任命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将守卫东都洛阳的重任悉数托付于封常清。不可否认，封常清对于皇帝陛下的重托，还是十分努力的，他当日就动身启程，晓行夜宿赶赴东都洛阳，在那里他很快就征兵六万，并拆毁洛阳北面的黄河要津河阳桥，以加强洛阳城的防御。封常清虽然是久经沙场，但李隆基在听叛军不断攻城掠地的消息后，还是对时局流露出了担忧之情，所以在封常清走后，他并没有继续留在华清宫，而是立即星夜兼程返回长安重新进行部署。在回到长安后，李隆基召见的第一个人是郭子仪。郭子仪，祖籍山西，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人，时任朔方节度右兵马使、九原太守。自幼研读兵书，学习十八般武艺，身材魁梧，相貌俊秀。十八岁以优异的成绩考中武举，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后世史家称郭子仪是“天下以其身为安危者殆二十年”，“再造王室，勋高一代”，从他后来指挥平定安禄山的叛乱和保卫大唐边疆的一系列战斗中可以看出，史家的评论绝非虚言。不过更让郭子仪本人想不到的是，李隆基这次召见他，居然会拉开他可歌可泣、辉煌灿烂的人生序幕。“朕决定任命爱卿为朔方节度使，为朕去前方讨贼，万望爱卿勿负朕之重托。”事实上李隆基在此之前，早已经看出了郭子仪是个难得的帅才，担任一方节度使绰绰有余，只是由于安禄山始终兼任朔方节度使，所以郭子仪始终没有机会上位。现在好了，安禄山已经变成了大唐的敌人，所以李隆基这次决定重用郭子仪，让他到战场上去实现他真正的价值。“臣当竭尽所能，拼上这条老命也要保住大唐的基业。”当郭子仪听到李隆基的任命后，他立刻跪在地上叩头在地。“爱卿的心意朕明白，不过此次安禄山叛乱，朕觉得其人马众多，恐怕需要动用全国的力量才能平定，仅是爱卿一人担当恐怕力不能及啊！”“臣愿听陛下调遣，让臣去哪里，臣就去哪里。”“爱卿暂且整顿兵马，在京城待命，容朕再仔细思量。”……就在李隆基和郭子仪对话的转天，即他回到长安的第二天，就得到了叛军攻克博陵（今河北定县）的消息，至此李隆基终于下定决心，动用全国的力量来平定这场叛乱。针对安禄山的行军路线，李隆基决定在长安与河北之间划分三个战区，将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放在北路，同时任命李光弼为河东节度副使，在中路形成屏障，防御太原扼守井陉，伺机出击河北。新置河南节度使，领陈留等十三郡兵马，任命卫尉卿张介然为节度使，以程千里为潞州（今山西长治）长史，统管诸郡前线防御使。为了使这三路大军形成合力，李隆基特意任命六皇子荣王李琬遥领三军统帅，高仙芝为副元帅，率领大军东征，十二月初在高仙芝的带领下，大军离开长安，进驻陕郡（今河南陕县）。当时安禄山率领叛军已经攻克河北大部分州县，即将进入河南地界直逼东都洛阳。从李隆基的部署来看，唐军主要设了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在陈留（张介然负责，兵力一万人），第二道防线在东都洛阳（封常清负责，兵力六万人），第三道防线在陕郡（高仙芝负责，兵力五万人）。通过李隆基的部署我们可以看出，唐军围绕长安大致确定了一个总的防御体系，那就是京东以高仙芝、封常清为主力，京北以郭子仪、李光弼为主力。应该说，从战略角度而言，李隆基的部署还是比较妥当的，然而实际上，李隆基犯了一个致命错误，那就是本来就少得可怜的政府军，又是临时招募“赶鸭子上架”的军队，居然被他分散得不成样子，这势必影响士气。洛阳失陷安禄山亲率十五万大军（号称二十万）自范阳起兵南下，乘着铁甲战车，步骑精锐，浩浩荡荡，烟尘千里，鼓噪震地。由于安禄山发动叛乱很突然，加上大唐本土已近百年没经过战争，以至于各地武备废弛，战斗器械严重老化，叛军每到一处，守城官兵不是开城投降，就是望风而逃，叛军一路南下所过河北诸州县，几乎没遇到什么抵抗，兵不血刃地横扫了整个河北地区。十二月二日，叛军在攻克河北博陵后，进至河南灵昌郡（今河南滑县）的黄河北岸，时值隆冬季节，天寒地冻，黄河的水位正好下降至一年之中的最低点，安禄山下令让士兵用长绳将老化的船只系在一起，然后和草木等横在黄河之上。经过一夜的冰冻，黄河之上呈现出了一座“人工浮桥”，次日清晨叛军轻而易举地渡过了黄河。黄河的对岸就是灵昌郡，当时灵昌郡守错误估计了形势，他认为如此天寒地冻的时节，安禄山的叛军要渡过黄河至少要在转年三月河水开化以后方可成行，所以他没有认真地进行守城的准备，结果安禄山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就渡过了黄河，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在叛军的突然袭击下，灵昌宣告失陷。至此，安禄山的叛军已经进入了河南道的地界。准确地说，叛军距离东都洛阳已经很近了。十二月五日，安禄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陈留（今河南开封）。此时距离河南节度使张介然上任刚刚三天的时间，由于时间仓促，张介然在闻听叛军已至的消息后，匆忙率兵登上城楼，坚守要害之处抵御叛军，但由于时间实在有限，当时根本容不得张介然认真准备和仔细部署，加上他本身就没有在战场上摸爬滚打过，而且守城的士兵全是临时招募而来的，他们在听到叛军那震天动地的吹角鼓噪之声后，吓得胆战心惊，浑身发抖。张介然本来是李隆基十分宠信的内侍，本没有上阵杀敌的经验，此时看到叛军声势浩大，早已经吓得魂飞魄散。可想而知，在这样一种状态下，陈留还能有多少抵抗力，所以叛军一攻城，守城的兵士立刻做鸟兽散，顷刻间土崩瓦解，陈留太守郭纳见叛军兵临城下，知道难以与之抗衡，遂打开城门献城投降，张介然以及上万名士兵被俘。安禄山进入陈留后，本不想为难张介然，但此时他得到了远在长安的儿子安庆宗被杨国忠诛杀的消息，安禄山禁不住捶胸顿足、恸哭不已。“杨国忠！我与你势不两立，不打进长安将你碎尸万段，我安禄山誓不为人！”此刻安禄山借着丧子之痛发下毒誓，为了发泄自己的对杨国忠的忿恨，在陈留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血腥报复，他下令将被俘的张介然和上万名士兵全部杀害。残酷的杀戮极大地满足了安禄山那嗜血的征服欲，不过在他看来，张介然等人的鲜血，依然不能平复他的丧子之痛，现在唯一能平复他丧子之痛的就是将杨国忠碎尸万段。所以，他不能在陈留过多地停留，必须要快速地向前、向前、再向前！经过两天的休整后，安禄山留下部将李庭望镇守陈留，自己则挥兵继续向西。前方所到之处是东都洛阳的门户——荥阳（今河南荥阳）。荥阳距离洛阳只有二百七十里，所有人都知道荥阳对于东都洛阳的战略意义，荥阳失守，东都洛阳则门户洞开。当时荥阳太守崔无波为了以防万一，除了荥阳守军之外，又自行招募了两万人御敌，但正所谓“兵贵精不贵多”，荥阳的守军和陈留的比起来几乎一模一样，绝大部分士兵是南郭先生吹竽——滥竽充数。所以，荥阳最后的结局也和陈留几近相同，安禄山指挥叛军攻城的时候，守城的士兵是中看不中用，唯一和陈留不同的是，陈留的守军望风而逃，而荥阳的守军则是吓得如雨点般的坠落城下（自坠如雨）。十二月九日，叛军攻陷荥阳，太守崔无波自杀殉国，自从起兵以来，叛军连战连捷，士气大振，这也让安禄山十分兴奋。所以攻下荥阳后，安禄山以部将武令峋镇守荥阳，自己在荥阳没有片刻休整，带领大军继续向西，迅速向洛阳挺进。事实上在安禄山围攻荥阳的时候，身在洛阳的封常清，就已经预感到荥阳是支持不了多长时间的。虽然他和张介然一样，到任的时间并不长，但封常清的临敌经验显然要比张介然丰富很多，除了他下令切断河阳桥之外，他亲自带领三万人主动在洛阳城东二百里的虎牢关，凭借地势的险要进行防御。虎牢关可谓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当年李世民就是在这里强攻虎牢关从而打败窦建德的，现在安禄山虽然势头不小，但在封常清看来，凭借着自己的御敌经验，加上手上的三万人马，安禄山想要跨过虎牢关势比登天。不可否认，封常清是很有信心的，但打仗不是打架，有的时候确实是“将熊熊一窝”，但有的时候兵熊能把将领也熬熊了。封常清手中的部队正是由这样一群怂人组成的。这支仓促之间组建起来的新军，悉数都没有受过任何训练，战斗力极差，由下层民众组成，或为市井之徒，或为无业游民，平常在街上挽起袖子打打群架或许还是一把好手，但要是真刀真枪地上战场，这些人还是趁早洗洗睡吧。所以，封常清即使有天大的能耐，也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将这些人训练成一支可以战斗的部队，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十二月十一日，当叛军和封常清的这支新军在虎牢关交手时，在安禄山铁骑的冲击下，这只新军当即阵脚大乱，溃不成军。封常清实在没有想到自己辛苦组建起来的军队，就这样一哄而散，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得收拾自己从长安带来的少部分亲兵，撤出虎牢关，占据葵园（今洛阳城郊）以图再战。然而安禄山并没有给封常清喘息的机会，十二月十二日，叛军又强攻葵园，封常清再败，只得领着残兵败将退入洛阳城内，然后关闭城门誓死守卫洛阳。坦白地讲，直到现在为止，封常清依然没有丧失信心，作为多年来败绩极少的名将，封常清不是那种遇到挫折就退缩的人，但现在手中这些人马实在不争气，这让他很是头疼。事实证明：某支男子足球队即使请来世界水平最高的教练，也难有回天之力。封常清现在就如同那位主教练。十二月十三日，决战的时刻终于到来，作为守卫洛阳的主将，封常清虽然还可以继续向西撤退。但那样实在对不起多年得来的名将头衔，而且在此之前封常清已经在皇帝面前夸下海口，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将安禄山的首级送到长安。不过现在洛阳的局势，情况似乎正好相反，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封常清都不能再退，他现在必须要做的就是守住洛阳。当叛军从四面八方攻城的时候，封常清始终身在城头指挥作战。但他看到的却是自己的军队不是逃跑，就是被叛军轻而易举地射杀，到最后他只能跑下城头，在洛阳城中与叛军展开巷战。从某种角度而言，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名将，当沦落到和敌人进行巷战的时候，他的作用往往不及那些在市井上打群架的混混儿们。“将军！赶快撤吧！这样打下去恐怕咱们都得交待在这里，到陕郡和副元帅高仙芝一起联手抵抗叛军吧！”在激烈的巷战过程中，一个部将为提醒封常清如是说道。此时的封常清已经浑身沾满血
想到桂娘一个女流之辈会玩什么花活，所以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就是这样一个不是机会的机会让桂娘抓住了。桂娘用帛书写下李希烈的死讯，然后用蜡封好，夹在含桃中送到陈先奇那里，这样一来李希烈的死讯算是公开了。“杀进府中去！”这是当时陈先奇唯一的想法。第二天，陈先奇和副将薛育带领一千人马迅速包围节度使府。李希烈之子见到陈先奇来势凶猛，知道老爹的死讯已经泄露出去，于是跪在地上请求陈先奇。“只要你们拥戴我为主，我愿意去掉帝号，仍然做节度使。”“你的父亲大逆不道，天子已经下令必须诛杀！”陈先奇面对李希烈之子的央求，并没有心软，随即不待其子起身，便一刀砍下他的头颅，然后指挥士兵血洗李希烈的府中，杀死其全家七十余口人，而且陈先奇没有忘记抬出李希烈的尸首，将其拖到街道上示众。相信李希烈如果地下有知，他一定会为自己最后如此悲惨的下场而羞愧不已。李希烈，一个残忍凶狠的人，兴于藩镇动乱，毁于欲望难填，其中桂娘这个烈女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后世的大诗人杜牧撰写了《窦烈女传》，详细记载了窦氏桂娘的事迹，让后人知道了在枭雄李希烈败亡的过程中这个女子所做的贡献。如果颜真卿在天有灵，相信可以瞑目了！平定河中当建中时期的动乱渐次平息，大河南北关陇上下的烽烟将要消失之际，在长安东北三百多里的河中府，依然有一支叛军盘踞在那里，成为皇帝李适的心头大患。河中府即是今天山西的永济县，在黄河东岸与关中地区隔河相望。地处汾河下游，土地肥沃，又有盐池之利，全盛时期拥有人口五十五万，是长安和北都太原之间的交通必经之路，历来是大唐帝国的经济和战略要地。安史之乱后在这里设立河中节度使，管辖河中府与周围的晋州（今山西临汾）、绛州（今山西新绛）、慈州（今山西吉县）和剻州（今山西剻县）一府四州之地，军事和经济实力较为强大，是关中在东北方面的重要屏障。这个地方由解围奉天之乱却遭到皇帝李适猜忌而出走的李怀光占据。自从兴元元年（784年）以来，李怀光因在关中叛乱受挫，率领本部人马占据河中后，又出兵攻占河中北面的绛州与黄河西岸的同州（今陕西大荔），逐渐形成一股强大的割据力量，观望关中地区官军与朱泚叛军的形势变化。最初李怀光是稳坐钓鱼台静观其变，但兴元元年（784年）七月李晟收复长安后，李怀光的内部开始产生变化。判官高郢劝说李怀光趁京城光复之际，向皇帝李适请罪重新归顺朝廷，李怀光同意了其建议，派儿子李璀前往长安觐见李适，李适虽然对李怀光的反叛心有余悸，但鉴于战乱刚刚平定，为了息事宁人同意了李怀光的归降，派孔巢父前往河中宣慰李怀光，并加封其官职。不过让李适想不到的是，他的这个决定不但给孔巢父带来了杀身之祸，而且使李怀光的归降功败垂成。七月十八日，孔巢父从长安来到河中，向李怀光宣读皇帝的亲笔诏书。李怀光由于是请降，所以穿着白色素服带领部下跪在地上恭敬地听孔巢父宣诏。按照惯例，孔巢父可以让李怀光重新穿上官服，表示朝廷的宽大与恩惠，就在面对这个本可以尽释前嫌的机会时，孔巢父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孔巢父站在那里宣诏，丝毫没有让李怀光重新穿上官服的意思，对于经常出使藩镇的孔巢父来讲，是不可能忘记这个环节的，唯一的解释就是他过于趾高气扬，内心深处瞧不起李怀光。我是钦差我怕谁？可是孔巢父恰恰忽略了一点，站在他面前的是一群生猛的武夫。“太尉无官矣！”李怀光身后一个响亮的声音响起，随即他的部下全都猛地从地上站起。孔巢父并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当他宣诏完毕后，又说了句不合时宜的话语：“李怀光将要赴京请罪，大家看谁能够代替他统领军队呢？”在我看来，置孔巢父于死地的正是这句话。李怀光虽然是朝廷的反叛者，但在朔方将士中素有威信。当时他的许多部下听到孔巢父的话语，全都认为朝廷是有意剥夺李怀光的军权，于是愤怒地一拥而上，没等孔巢父反应过来已经是身首异处。“朝廷根本就是想置太尉于死地，与其这样不如反抗到底！“对！反抗到底！”李怀光的诸多部下高声喊着，刚才发生的事情对于李怀光具有非常大的触动。李怀光的心中本就对孔巢父没什么好感，几个月前孔巢父出使魏博镇，结果田绪发动兵变诛杀了田悦，李怀光始终认为这是孔巢父在搞鬼，现在自己的部下杀掉了孔巢父也未必不是件好事。杀掉孔巢父意味着李怀光只能向着对抗朝廷的道路上一路走到黑，当然这对于他来讲或许本身就是件愿意的事情。河中府发生的悲剧宣告李适争取李怀光归降的做法彻底失败，接下来不出意料的肯定是大兵讨伐。八月，李适任命浑瑊为河中、绛州节度使，河中、同华、陕虢行营副元帅，在太原的河东节度使马燧为晋、慈、剻节度使，先管内诸君行营副元帅，从南北两面夹攻李怀光。当时马燧率领步、骑人马三万，由晋州出发向南进攻，首先攻取绛州的属县稷山、龙门、夏县等地，迫使大批李怀光的守军投降，由于马燧出兵迅速，使得绛州成为一座孤城。到十月为止，马燧攻下绛州外城，守将达奚小俊见城破在即，利用夜色弃城而逃。攻下绛州后，马燧率领人马沿黄河东岸南进，在河中府以北的陶城（今山西永济）击败李怀光主力骑兵部队，不过官军虽然大获全胜，但李怀光驻守蒲州仍旧拼死抵抗，一时间马燧进兵受阻，战事陷入胶着状态。事实上纵观当时朝廷的整个形势，速战速决是最为有利的，一旦陷入胶着的战局，则意味着朝廷失掉了主动权，因为当时帝国上下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灾荒。就在上一年的秋天，太行山以东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蝗灾袭击，从太行山东到大海的河北平原上，蝗虫遮天蔽野，不仅庄稼，就连地上的青草树叶也几乎被吃光。转过年来刚刚过完元旦，一场罕见的大雪席卷关中地区，天气骤然酷寒，长安城中随处可见冻死的百姓。这场大雪过后还没等百姓们缓过神来，从春季开始一直到八月中旬，关中地区居然滴雨未落，长安城郊外的灞水和浐水只剩下涓涓细流，京城长安内外的井水完全枯竭。面对灾难频至的局面，皇帝李适不断拨款赈灾，可是与严重的蝗灾、雪灾、旱灾相比，更严重的是关陇、河北、河南地区发生了大饥荒，粟米涨到每斗十文钱，李适把皇室的内孥全部拿出赈灾也不够。然而祸不单行的是贞元元年（785年）四月十五日夜间，江陵的度支院失火，烧毁了存积待运关中的赋税钱谷百余万，让本来想用这批物资赈灾的朝廷损失惨重。据史料记载，当时不仅普通百姓，就连中央政府也几乎无法维持正常运转，国家仓库中存储的粮食和货币仅够十七天之用，更别说什么拿出军饷支援前线。由于灾荒严重，皇帝李适不断下罪己诏，当时许多朝臣上疏请求停止征讨李怀光，暂时缓解朝廷的财政危机。面对朝臣们给予的压力，李适一时间犹豫不决，当领兵收复长安的李晟得知消息后，上疏李适万万不可在此关键时刻赦免李怀光。李晟的奏疏很长，概括起来他的理由就是诸多藩镇尽数平灭，只剩下李怀光还在作乱，如果停止征讨就会让他逐渐坐大，而国家现在四周形势并不平稳，如果不平定李怀光，日后遇到与邻国发生战事，李怀光定会成为国内的不安定因素。当时远在河东的马燧得知李适犹豫是否继续征讨李怀光的问题时，立即命令部队暂住原地，然后自己率领数百名亲兵昼夜奔驰到京城，面见皇帝李适上奏万万不可赦免李怀光。“陛下！李怀光凶顽异常，如果现在赦免他，以后陛下就再难以号令天下，现在眼看大功即将告成，怎么能够半途而废呢？臣保证再有一个月就可剿灭李怀光，请陛下万万不可下令停止征讨。”马燧说得言辞真切，让李适瞬间重拾信心，于是在看到李晟和马燧两位重臣极力主张讨伐的情况下，李适决定继续征讨李怀光。八月一日，马燧返回河东前线，立即布置发动对河中府的进攻。河中府以北的长春宫，是李怀光主力部队据守的重要据点，李怀光派大将徐廷光领兵六千守卫。长春宫本是大唐皇帝设在河中的行宫，周围宫城高耸，防卫森严，易守难攻。马燧认为如果长春宫不能攻下，李怀光仍然可以继续坚守下去，那么这场战争就会陷入旷日持久之中，所以他决定先从长春宫下手。马燧明白长春宫重兵把守，如果强攻恐怕一时间未必能够攻下，当他得知长春宫的守将是徐廷光时，马燧嘴角露出了笑容，因为十多年前徐廷光曾经是马燧的老部下。有了这样一层关系，马燧决定劝说徐廷光归顺朝廷，兵不血刃地拿下长春宫，在马燧看来，以自己的威望，还是能让徐廷光敬服的。为了表现出足够的诚意，马燧转天仅带领三五个随从来到城下，高叫徐廷光的名字。不出马燧所料，当徐廷光听到曾经的老领导马燧来到后，立即在城楼上向马燧下拜，如果当时不是因为各为其主，徐廷光很可能会出城相见。“我是皇上派来的，廷光啊！你不应该拜我，应该向西跪拜！”马燧因势利导地说道。徐廷光听出了马燧话语中的含义，于是向西跪拜在地。“你们都是朔方将士，不应该毁了郭老元帅的英名！”在看到徐廷光没有产生抵触情绪后，马燧进一步诱导着说道，他口中的“郭老元帅”显然是指德高望重的郭子仪。因为马燧知道，在朔方军人的眼中，郭子仪具有无人企及的威望。“安史叛乱以来，朔方将士为国建功，至今已经三十余年，在所有的军队中功绩最高，怎么会忽然间置祖辈和父辈的功勋于不顾，做出背叛朝廷应该灭族之事呢？如果你们听从我的，不但可以免除祸患，还可以获得富贵。”马燧说完，环顾城上的徐廷光众人，见众人都低头不语，似显出尴尬，马燧继续说道：“如果大家担心我所说的不实诚，现在我们与你们相隔不远，你们可以用箭射我。”言罢，马燧敞开衣襟闭上眼睛挺身而立。刹那间，城头上徐廷光等人被马燧真诚的话语打动了，马燧在这些人心中本来就具有崇高的威望，再加上这样一番颇为煽情的话语，徐廷光等人内心着实感动。“我等愿归顺朝廷！”徐廷光眼里噙着泪水伏在地上说道，左右的人也跟着他一起跪拜在地。长春宫就这样在马燧的几句话之间，被兵不血刃地收复。第二天徐廷光下令打开城门迎接马燧进城，马燧为了表示诚意，仅带几名卫士入城受降，丝毫没有任何防备，这更让徐廷光等人大为感动。八月十日，马燧与浑瑊、韩游环率领人马逼近河中府，进至河中府的外围焦篱堡，李怀光的守军不战而降。焦篱堡的失守让李怀光彻底失去与河中府外围诸郡的联系。八月十二日，马燧带领八万官军开始向河中府主城发起进攻。当时河中府分为两城，河西为西城，河东为东城，两城隔黄河相望，中间有浮桥相连。官军从东西两面合围东西两城，李怀光由于失去了与外界的联系，所以军心动摇，城池即将陷落的谣言传遍城中，东城传言西城已经被攻破，西城传言东城已经投降，在这样一种惶恐的氛围中，李怀光见大势已去，遂在府内自缢而亡。李怀光的死意味着河中地区被彻底平定，李怀光的部将牛名俊砍下其头颅出城投降。从马燧出兵到攻下河中府，只用了二十七天，实现了对皇帝李适的承诺。河中府的平定使唐廷消除了最后一个心腹之患，从建中二年（781年）春天开始，一直到贞元元年（785年）夏天，历时四年多的时间，遍及黄河流域的战乱终于结束。李适因为反对河北藩镇的传子制而一怒发动平藩战争，最初以全国兵力讨伐三镇，几乎取得决定性胜利。但他没有想到由于决策失误，这场战争居然差点演变成为一场几乎覆亡大唐帝国的灾难。经过四年多的战乱后，李适仿佛又回到了原点，那就是不得不承认河北藩镇的传子制度，来换取河北藩镇的顺从，这似乎对李适是莫大的讽刺。最关键的是经历了这场动乱，本就风雨飘摇的大唐帝国再次呈现衰败之势，它不仅让百姓们深陷战争的浩劫，更让很多人对帝国昔日无限繁华产生怀念，以及对帝国未来深深地忧虑。第十三章贞元治乱分歧当河北、河南和关中地区藩镇叛乱引起的大风暴将近平息时，李适君臣的注意力开始转向财政和经济问题。因为从建中时期（780—783年）延续到贞元初年的自然灾害和战乱，已经极为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经济，也将帝国的财政推向崩溃的边缘。据《旧唐书?德宗纪》记载，从建中元年（780年）到贞元四年（788年），地震、蝗灾、旱灾、水灾等灾难加起来将近十次，天灾人祸相继降临，不但百姓们流离失所，就连皇帝李适的膳食都受到了极为严重的影响。当动乱初平，李适君臣所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财政的窘困。贞元二年（786年）夏天，由于东南漕运粮食没有及时运到关中，关中和京城长安的所有粮库全都见了底儿，就连拱卫李适的禁军口粮也无法发放到位，当时很多士兵产生了抵触情绪。李适得到报告后，害怕再一次发生泾原兵变式的动乱，所以极为忧虑。就在局势将要失控的时候，时任镇海军节度使的韩滉从驻地润州（今江苏镇江）运来三万斛大米，暂时解了朝廷的燃眉之急。李适当时高兴得几乎掉出眼泪，他兴奋地对太子李诵形容韩滉的这三万斛大米是让他们父子又重新找到了生路，可见当时李适已经窘困到什么程度。不过李适明白韩滉的大米也仅仅是解燃眉之急，如何让帝国摆脱财政危机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从贞元二年（786年）起，李适的施政重心开始由平定藩镇叛乱转向最为紧迫的财政问题，其中施政重心转移的标志是贞元二年正月崔造出任宰相。崔造，河北安平（今河北安平县）人，年轻时以博学闻名，李豫在位时与韩会、卢东美、张正则结为好友，经常在一起谈论国家大事，以辅佐君主为志向，时人称之为“四夔”。“夔”是传说中尧舜时代的良臣，由此可见当时人们对崔造的看重。崔造能够进入仕途还应该感谢浙西观察使李栖筠，当时李栖筠十分欣赏崔造的才能，将他征辟为幕僚，由此崔造进入仕途。不过在李豫当政时期以及李适即位初年，由于政治风云的变幻，崔造的仕途之路并不顺畅，始终没有进入帝国官场的高层。不过命运之神总是垂青有才能和有准备的人，朱泚之乱成为崔造命运的转折点。当时他担任建州（今福建建阳县）刺史，听到泾原兵变皇帝李适仓皇出逃的消息后，他立即写下檄文，派人飞速送到相邻的几个州，约请他们共同招募军队，以备朝廷随时调遣平叛。崔造在本州招募了两千人马，虽然还没等奔赴长安，朱泚之乱已经被平定，但他的忠诚却被李适得知，于是李适在返回京城后，立即征召崔造进京担任吏部侍郎兼给事中。一年后，崔造由于在其位善于决断，能够独当一面，所以被皇帝李适提拔进入宰相班子，同时原官职照旧不变。当时很多人都赞叹崔造在官场是青云直上，而皇帝李适之所以破格提拔崔造，也是希望他能够竭尽所能在解决帝国财政危机方面做出成绩。事实证明，崔造没有辜负李适的期望，进入宰相班子伊始，就向李适提出改变当时的财政体制来解决帝国财政的危机问题。崔造之所以提出改变财政体制，是因为从李豫时期到李适即位初期，唐朝中央的财政管理实际上已经形成度支和盐铁转运使两套系统。度支掌管农业税收，即通过两税法征收货币和粮食、绢帛等实物上缴朝廷。盐铁转运使掌管工商税和漕运事务，主要负责东南地区海盐的专卖，并将江淮地区的两税征收粮食漕运到京城长安。崔造由于长期在江南地区担任地方官，所以十分熟悉一些地方的“钱谷诸使”在财政收入上欺瞒朝廷的情况，崔造认为这是导致帝国财政陷入危机的首要原因。同时他认为由于度支、盐铁已成为独立的中央财政系统，宰相对财政的控制正在逐渐削弱，这是造成帝国财政危机的第二个原因。因此他建议废除度支
熟，好像是干这个活计的行家里手。最后，她拔下一株长在后院一个角落的玫瑰，栽到坟墓上死者脑袋所在的一侧。她会再生吗，戴墨镜的姑娘问；她不会，医生的妻子回答说，但活着的人们需要再生，从本身再生，而他们不肯；我们已经半死了，医生说；我们还半活着，妻子回答说。她把锄头和铁锹送回小房间，收藏好，又扫了后院一眼，证实一切都井井有条；什么井井有条呢，她问自己，接着又回答说，死者和活人各得其所，这就是井井有条，而母鸡和兔子供一些人吃，同时它们又靠其他生物活着。我想给父母亲留下个记号，戴墨镜的姑娘说，只是为了让他们知道我还活着；我不想让你失望，医生说，但是，首先他们必须能找到这个家，而这不大可能，你想想，如果没有个有眼睛的人领着，我们永远到不了这里；说得对，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还活着，不过，要是不给他们留下个记号，留下点什么东西，我会感到像是抛弃了他们一样；那么，留下什么呢，医生的妻子问；一件他们能用触觉认出来的东西，戴墨镜的姑娘说，糟糕的是我身边什么从前的东西也没有带着。医生的妻子望着姑娘，只见她坐在防火梯最后一级台阶上，两只手搭到膝盖上，美丽的脸庞充满痛苦的表情，长长的头发披散在肩头。我已经知道你该留下什么了，她说。说完，她快步爬上楼梯，回到家里，拿着一把剪刀和一截绳子回来了；你这是什么主意呀，戴墨镜的姑娘惴惴不安地问，她听到了剪刀剪她头发的声音；如果你的父母能回来，他们就会摸到门把手上挂着的一束头发，除了女儿，这头发还能是谁的呢，医生的妻子问道；听了你这句话我真想大哭一场，戴墨镜的姑娘说，她怎么说的就很快怎么做了，头伏到交叉放在膝盖上的胳膊间，立刻发泄出心中的悲伤，心中的怀念，还有对医生的妻子这个主意的感激，后来她又发现，不知道因为何种感情，她也在为一楼老太太痛哭，那个吃生肉的可怕的女巫死后亲手把钥匙还给了她。这时，医生的妻子说，这是个什么时代呀，一切事情都颠倒了，几乎总是表示死亡的象征变成了生命的标志，有一些手能够制造这样的或者更大的奇迹，医生说；亲爱的，人的需要无所不能，妻子说，好了，现在不要再谈哲学和幻术了，让我们携起手来，走向生活吧。戴墨镜的姑娘亲自把那束头发挂在门把手上，你相信我的父母会发现它吗，她问；门把手是住宅伸出来的手，医生的妻子回答，可以说，这句话实际上宣布了这次探访到此结束。那天晚上，又是一个人读书，其他人听，没有别的消遣方法，可惜医生不是业余演奏家，比如说小提琴手，否则五楼就能听到优美的小夜曲，邻居们会满怀忌妒地说，他们要么生活得不错，要么麻木不仁，以为能通过嘲笑别人的不幸而逃过自己的不幸。现在，除了词汇的音乐之外没有其他音乐，而词汇，尤其是书上的词汇，悄然无声，即使这栋楼里有人出于好奇来到门口侧耳细听，也只能听到一个孤独的声音在窃窃私语，这声音也许像一条无限延长的细线，因为世界上所有的书合在一起，正如人们所说，便构成了整个无边无际的宇宙。读过书之后已是深夜，戴黑眼罩的老人说，我们竟然落到了这般地步，只能听别人读书，我倒不抱怨什么，可以永远这样，戴墨镜的姑娘说；我并非在抱怨，只是说我们现在仅仅有这么点用处，仅仅能听别人读在我们之前就存在的人类的故事，靠这里唯一一双还明亮的眼睛，这是个偶然现象，仅存这么一双明亮的眼睛了，如果有一天这双眼睛也失去光泽，我甚至连想也不愿意想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把我们与人类联结在一起的那根线就断了，我们与其他人在空间上就会永远隔绝，因为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盲人；只要可能，戴墨镜的姑娘说，我就怀着希望，希望找到我的父母，希望这个小男孩的母亲出现；你忘了说大家的希望；什么希望；恢复视力的希望；有些希望是痴心妄想；因此我告诉你，要不是有这些希望，我早就不想活了；你给我举个例子；重见光明；这个例子我们早已经知道，再举一个；我不说；为什么；你不会感兴趣；你怎么知道我不感兴趣呢，你以为你很了解我，你自己就能决定我对什么感兴趣，对什么不感兴趣吗；你不要生气，我无意惹你不高兴；所有男人都一个样子，他们以为从一个女人肚子里生出来就知道女人们的一切事情；对女人们我知道得很少，对你更是一无所知，至于男人，现在我越来越意识到我是个老人，独眼老人，并且双目失明；你再也没有别的自责的话可说了吧；多得很，你想象不到，随着一年年过去，我自责的事越来越多，或者说，自责的黑名单越来越长；我还年轻，但却已经完蛋了，你还没有做过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坏事；既然你从来不曾和我一起生活过，你怎么会知道呢；对，我从来不曾和你一起生活过；你为什么以这种口气重复我的话呢；什么口气；就是这种口气，我只说了从来不曾和你一起生活过呀；口气，我说的是口气，你不要佯装听不懂；不要追问了，我求求你；非追问不可，我必须知道；我们接着谈希望吧；好，接着谈；刚才我拒绝举出的那个关于希望的例子是；是什么；我自责的黑名单上最后一项；请你解释清楚，你这些谜语我猜不出来；一个荒唐古怪的愿望，就是我们不要恢复视力；为什么呢；为了我们继续这样生活下去；你是想让我们所有人还是只和我一起生活下去呢；请你不要逼着我回答；如果你仅仅是个普通的男人，倒也可以逃避回答，大家都这样做嘛，但你亲口说过，你是个老人，既然是老人，活了那么多年，总不该闭口不说实话，回答吧；我和你；那么你为什么愿意和我一起生活呢；你想让我当着他们所有人的面说吗；我们这些人当着彼此的面曾做过最肮脏最丑陋最令人恶心的事，可以肯定，你要说的不至于比那些事更糟糕吧；既然你愿意，那我就说吧，因为我还是个男人，喜欢你这个女人；表示爱情竟然这么难吗；到我这个年岁，最怕别人笑话；你并不可笑；忘掉这件事吧，我求求你；我不想忘掉，也不想让你忘掉；岂有此理，你逼着我说了那些话，现在却；现在轮到我说了；你不要说以后会后悔的话吧，想想我刚才说的黑名单；如果今天我真心实意，明天后不后悔又有什么关系呢；住口；你愿意和我一起生活，我也愿意和你一起生活；你疯了；从此我和你就像一对夫妇一样一起生活，如果不得不离开我们的朋友们，我们也仍然一起生活，两个盲人会比一个盲人看得清楚；荒唐，你并不喜欢我；喜不喜欢算得了什么，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任何人，只是和男人们睡过觉；你这句话证明我说得对；不对；刚才你说真心实意，那么你回答我，你真喜欢我吗；喜欢，喜欢到足以想和你一起生活的程度，这还是我头一次对人说这句话呢；假如你在这之前遇到我就不会说这句话了吧，我是个上了年纪的人，半谢顶，头发白了，一只眼上戴着眼罩，另一只患了白内障；如果我还是原来那个女人，就不会，这我承认，但说这句话的是今天的我，是今天这个女人；我们等着看明天你这个女人说什么吧；这么说你是要考验我；哪里话，我算什么人，怎能考验你呢，这些事要由生活决定；其中一件它已经决定了。他们这些话是面对面说的，一个人那双失明的眼睛盯着另一个人那双失明的眼睛，两张脸都激情洋溢，涨得通红，一个人把话挑明，另一个人表示愿意，于是两人都同意他们开始一起生活的决定，这时，戴墨镜的姑娘伸出两只手，但仅仅是把手伸出去了，不知道伸往哪里，结果碰到了戴黑眼罩的老人的手，老人轻轻把她的手拉到自己身边，这样，两个人坐在了一起，当然，对他们来说这不是头一次，然而现在这次是在他们都表示同意之后。别人谁也没有评论一句，谁也没有道声祝贺，谁也没有祝愿他们永远幸福，确实，现在不是举行什么庆祝活动或者憧憬未来的时候，他们做出决定的时刻显得如此庄重，如果有人以为只有失明的人才能有这样的举止，那么他的想法不会令人吃惊，另外，沉默是最好的欢呼。这时候，医生的妻子用几个沙发垫在走廊上搭起一张相当舒适的临时床铺，然后把斜眼小男孩领到那里，对他说，从今天开始你就在这里睡觉。至于客厅里发生的事情，一切迹象表明，在这头一个晚上，那天上午一只神秘的手为戴黑眼罩的老人洗背的事件一定会真相大白，当时有那多么水在他身上流过，滴滴都是圣水。17第二天还躺在床上的时候，医生的妻子对丈夫说，家里的食物不多了，必须出去转一趟，我想今天去头一天去过的那个超市的地下仓库看看，如果到现在谁也没有发现那个地方，我们就能备足一两个星期的食物；我和你一起去，再叫上他们当中一两个人；我想最好是只我们两个人去，更方便一些，并且也不至于有走失的危险；你负担这六个不能自理的人，能支撑到什么时候昵；只要我还挺得住就支撑下去，不过，确实觉得力不从心了，有时候我甚至想失明，和其他人一样，不比他们承担更多的义务；我们已经习惯于依赖你，一旦没有了你，我们真的要第二次失明，多亏有了你的眼睛，我们才稍好一点，没有完全失明；只要还能做这些事，我就尽力而为，我只能许诺这一点；如果有一天我们知道已经不能为世界做任何善事和有用的事，那么我们应当有勇气像他说的那样，干干脆脆地离开人世；他，指的谁呢；昨天那个幸福的人，我想他今天不会再那样说，改变主意最好的理由莫过于坚定的希望了；他已经满怀希望了，但愿这希望持续下去，听你的口气似乎有点不高兴；不高兴，为什么；好像有人拿走了属于你的东西；你是指我们在那个可怕的地方时我与那姑娘之间的事吧；对；你该记得，是她去找我的；你记错了，是你去找她的；你敢肯定吗；我没有失明；我可以发誓；发誓也是假的；奇怪，我们的记忆力怎能这样不中用呢；这不难证明，主动送上门来的东西比我们争取来的东西更加属于我们所有；她后来也没有再找过我，我也没有再找过她；你们如果愿意可以在回忆中相会，记忆的用途正在于此；你这是忌妒；我并不忌妒，即使在那一天我也没有忌妒，只是可怜你，可怜她，也可怜我自己，因为我不能帮助你们；我们还有多少水；情况不妙。两个人草草吃了几口东西，权作早饭，不过心情倒也愉快，因为他们用谨慎的笑吟吟的暗语谈论着头一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只是用词隐晦，提防在场的小男孩听懂，想到在检疫隔离期间小男孩亲历过的难堪场面，这防范措施显得古怪多余，后来医生的妻子和丈夫出了门，这一回只有舔泪水的狗陪伴，因为它不愿意留在家里。街道的状况时时都在恶化。垃圾似乎在夜间的几个小时里成倍地增加，仿佛人们从外国，从尚过着正常生活的某个国度偷偷运来集装箱在这里倾倒，如果我们不是身在盲人的国度里，就会看到在这白色的黑暗中有幽灵似的马车和卡车来往，装满了废物，渣滓，残骸，化学废料，灰烬，燃烧过的石油，骨头，瓶子，内脏，旧电池，塑料，成堆的废纸，只是没有送来残余的食物，甚至连果皮都没有，不然，在等待好日子到来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用果皮充饥。上午刚刚开始，但人们已经感到炎热。从巨大的垃圾堆里散发出的臭味像一团毒气云。用不了多久就会出现多种瘟疫，医生又说，谁也不能幸免，我们都束手无策；我们是一边遭雨打，一边挨风吹，妻子说；还不如下雨刮风呢，下雨还能让我们解渴，刮风会吹走我们身边一部分臭气。舔泪水的狗不肯安生，这里闻闻，那里闻闻，在一堆垃圾旁停下来研究了一番，可能里边藏着大量美食，一时找不到，若是它独自到了这里，肯定不会离开，但曾哭过的那个女人走到前边去了，它有义务跟上，谁也不知道是不是需要它再次舔干泪水。路很难走。在一些街道上，尤其是坡度最大的街道上，雨水曾汇成洪流，卷起汽车撞到其他汽车上，撞到建筑物上，撞开大门，撞碎橱窗，地上到处是厚玻璃的碎片。一个男人的尸体夹在两辆汽车中间，正在腐烂。医生的妻子转过眼去。舔泪水的狗走过去，但也被死神吓呆了，不过还往前走了两步，这时它突然毛发直竖，嗓子里发出一声令人肝胆俱裂的吠叫，这条狗的毛病在于和人类过于亲近，最终变得要和人类承受同样的痛苦。他们穿过一个广场，一群一伙的盲人停在那里听另一些盲人演讲，以此为乐，第一眼看上去他们都不像盲人，演讲者面向听众，说得情绪激动，听众面对演讲者，听得聚精会神。他们正在那里宣扬有组织的伟大制度的基本原则，私有财产，自由兑换，市场，交易所，税率，利息，据为己有，没收，生产，分配，消费，供给，匮乏，富有，贫困，传播，镇压，违法，彩票，监狱，刑法典，民法典，公路法典，字典，电话簿，卖淫网络，军火工厂，武装力量，墓地，警察，走私，毒品，获准的非法交易，药物研究，赌博，治疗和葬礼的价格，公理，借贷，政党，选举，议会，政府，凸形思维，凹形思维，平面思维，垂直思维，倾斜思维，集中思维，分散思维，逃逸思维，声带切除，词汇死亡。这里在谈论组织起来的事呢，医生的妻子对丈夫说；我已经发现了，丈夫回答了一句，不再张口。他们继续往前走，到了一个路口，医生的妻子去查看一个像十字架似的竖在那里的本市地图。超市很近了，就在这一带，那天她迷了路，疲惫地背负着那些因为运气好而装得满满的塑料袋，终于倒在地上哭起来，一条狗前来帮助她，安慰她，让她辨明方向，摆脱痛苦，现在这条狗就在这里，朝着靠得过近的几群狗低声吠叫，仿佛在告诉它们，你们骗不了我，赶快给我走开。沿一条街往左，再沿另一条街往右，看到超市的门了。只是门，也就是说，看到了门，看到了整个建筑物，但看不到人们进进出出，往常这些市场里时时刻刻都有蚁堆似的人群，这些市场就是靠巨大的人群生存的。医生的妻子担心发生了最坏的事情，对丈夫说，我们来得太晚了，恐怕里边连块饼干都没有了；你为什么这样说呢；我看不到有人进去，也看不到有人出来；可能因为他们还没有发现那个地下室；我也希望这样。他们俩是站在超市对面的人行道上说这几句话的，当时旁边有三个盲人，仿佛在等待信号灯变成绿色。医生的妻子没有发现他们脸上浮现的惊愕不安迷惑恐惧的表情，没有看见他们当中一个人张开嘴要说什么但马上又合上了，没有注意到他迅速地耸了耸肩膀；你马上就能知道了，估计这个盲人心里这样想。医生和妻子横穿马路，走到马路中间的时候，已经听不见第二个盲人说的话了，他说，那女人为什么说她没有看见，没有看见有人出来进去呢，第三个盲人回答说，这只不过是一种说法，刚才我绊了一跤的时候，你问我是不是没有看见踩在什么地方了，她也一样，我们都没有失去看得见的时候的习惯，我的上帝，这种话我们说过多少遍了，第三个盲人叹了一声。阳光把宽敞的超市最里边也照得亮亮堂堂。几乎所有的玻璃货架都倒了，地上除了垃圾破瓶子和空包装箱之外一无所有；奇怪，医生的妻子说，这里一点食物都没有倒也罢了，我不明白怎么没有活人呢。医生说，确实，好像不大正常。舔泪水的狗低声嗷嗷叫着，皮毛又竖起来。医生的妻子说，这里有气味；到处有臭味，医生说；不是臭味，是另一种气味，腐臭气味；莫非那里有死尸吗；我没有看见；那么大概是你的印象了。狗又呻吟起来。这狗怎么了，医生问；它神情紧张；我们怎么办；看看再说，要是有死尸我们就绕过去，这种时候已经不怕死人了；对我来说更方便一些，我看不见。他们穿过超市，来到一个走廊的门口，沿走廊就能到地下室仓库。舔泪水的狗跟在后面，但不时停下来吠叫几声，呼唤他们，然后又接着往前走，这是它的义务。妻
申明：儒佛殊途同归，是“爱河之舟楫”，可以“涤除昏妄，调伏魔冤，天人洗心于度门，龙鬼受职于神印”。也就是从此时开始，李豫的信仰开始改变，只是他的这种改变有些过度，以至于让元载和王缙等人利用皇帝信奉佛教的机会大肆敛财。李豫佞佛除了受元载和王缙的影响之外，个人生活际遇和多情的性格也有间接的影响。幼年丧母、第一任夫人沈氏离散、华阳公主夭亡、贵妃独孤氏早逝，这一切都让李豫很难在现实中找到可以寄托哀思的载体。所以当元载和王缙在他面前大肆宣扬信奉佛教的好处后，李豫很难找出相应的理由来排斥佛教。应该说多种因素促使李豫从大历二年开始逐渐推崇佛教，甚至一度出现佞佛的局面。但随着他渐渐看透元载和王缙专权乱政，李豫瞬间对他们鼓吹的佛教产生了一丝怀疑，因为在李豫看来，如此信奉佛教的元载和王缙，他们的实际行动和信誓旦旦所说的话完全不符，所以李豫清除元载和王缙不能不说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当元载和王缙彻底倒台后，李豫佞佛也就走到了尽头，开始重新回到那个所谓正统的儒道治国的道路上来。值得一提的是，在唐代历史上，李唐皇帝对于佛、道二教因为历史时代的不同，存在着很极端的态度，在后边我们还会详细说到。不过，在这两种信仰之间开始产生动摇的应该始自李豫。事实上，每一个历史人物的心态大多受到三方面条件的制约，一是所处的历史时代，二是社会地位，三是个人的教养和性格。李豫因为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所以拥有一颗仁慈之心；一生情路波折，又让他养成了多情的性格；而时事的混乱，又使他必须树立坚毅的信念，去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从他整个的一生来看，李豫其实是在一种极其复杂的心态下度过的。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在位已经十六年的李豫忽然一病不起。五月二十一日，自感大限将至的他下诏让皇太子李适监国，当天晚上五十四岁的李豫病逝于长安宫紫宸殿，两天后皇太子李适正式继承皇位。继位的这天，李适刚满三十七岁，从先前的经历来看，虽然他没有经历过太多的磨炼，但也非昏庸之辈，如今顺利登上皇帝宝座，这个年轻的君主踌躇满志，决心大有作为。第十章初示天威戏剧性的变化随着皇太子李适的继位，所有人开始将目光投向这个已经走向中年的帝王，有的人无比期待，有的人仍在迟疑。可以说摆在李适面前的是父皇留下来的一个不算动荡的局面，而之所以朝臣内心对李适态度不一，是因为这位皇帝虽然即位时已经不算年轻，但先前并没有经过太多的锻炼。李适出生于天宝元年（742年）四月，那个时候正是大唐帝国的黄金时代，沐浴在盛世中的李适尽享安定富足的皇家生活，这种生活到十四岁时却瞬间宣告结束。安史之乱的爆发不仅让大唐帝国陷入一片腥风血雨之中，更让李适和生母沈氏离散。前边我们说过一直到后来李适继位，他也没能找到生母沈氏，应该说失去母亲是李适人生的一个转折点，这也让他那年少时开朗乐观的性格逐渐蒙上一层阴影。随着年龄的增长，李适亲身经历了马嵬驿兵变、平定安史之乱、李辅国兵变等影响帝国命运走向的一系列事件，虽然在父皇李豫继位后，李适接过了天下兵马大元帅的职位，但坦白地讲，由于身份所限，这个官职对于他来讲只是个名誉职务。李适的经历如果和他祖父李亨相比，那自然是差了很远，甚至他也不如父皇李豫那样经历过战场的厮杀和宫廷斗争的骇浪。史料记载李适为数不多的一次独立完成任务，是在宝应二年（763年）十月，李适以天下兵马大元帅的身份前往陕州与赶来支援唐军的回纥登里可汗会合。没想到李适就是这么仅有的一次外出执行任务的机会，却遭到回纥登里可汗的侮辱！当时还是雍王的李适接受父皇李豫交给的任务，前往陕州与登里可汗会和。到达陕州后，李适知道回纥军队驻扎在黄河北岸，所以率领十余名亲兵前往北岸回纥大营，与登里可汗见面。本来李适是带着诚意去见登里可汗的，他以为对方也会以诚相待，但当他来到回纥大营之外，让侍卫药子昂进去通报时，登里可汗的表现可以用傲慢无礼来形容。“你们雍王为什么不在帐前跪拜？”“我们元帅是肃宗皇帝的嫡孙，现在两宫去世尚未安葬，按照礼法不应该行跪拜礼。”面对登里可汗的刁难，药子昂不卑不亢地说道。登里可汗还没说话时，他身边的宰相和车鼻将军再次刁难说道：“大唐天子与我们可汗已经约为兄弟，所以我们可汗就是你们雍王的叔父，现在侄子来见叔叔，为什么不赶快进帐来拜见，还在外边等什么？”药子昂实在没有想到回纥的人居然这么不讲道理，但他并没有立即发作，而是稍稍加强些口气说道：“我们元帅是大唐的太子，也就是国家的储君，哪有国家的储君跪拜外国可汗的道理？”没想到药子昂情急所说的话，让登里可汗大为恼怒，这一次他不再斗嘴，而是让手下人将药子昂及其随从全部按倒在地一顿痛打。药子昂等人的惨叫声让身在帐外的李适听得十分真切，这也让第一次走出深宫大院的他一时间惊慌失措，他本能地想到了逃跑，可是在他刚刚转身准备离开大帐时，就被回纥士兵拦住了去路。一直到药子昂等人被鞭打了一百下之后，登里可汗才派人走出大帐告诉李适，说看在他这个侄子年少不懂事的分上不予以处罚，暂时放回本营以观后效。就这样李适搀扶着浑身是伤的药子昂勉强回到唐军大营内，好几个随从因为伤势过重死去。由于唐军急需回纥人的援助，所以李适不得不暂时压制住怒心中的怒火，但第一次走出深宫就遭受这样的羞辱，还是让李适受到了强烈的刺激。一定要让我的国家强盛起来，只要国家强盛了，对待意欲羞辱者才能以强硬的手段还击！这是通过本次耻辱的经历，李适悟出的一个对他日后行为方式产生至关重要影响的道理。在此后的日子里，李适虽然名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但并没有参与到具体的实战之中，在父皇李豫去世以前，他都一直待在深宫之中，安心地做一个等待接替老爸皇位的储君。现在皇帝老爸突然撒手西去，李适终于登上了皇位，属于他的时代已经到来，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治理这个国家了。还在居丧期间的时候，李适为了显示自己遵守礼法，在饮食丧服等细节上十分注意，目的就是为了给大臣们一个良好的印象。尤其对对他抱有迟疑态度的那些人，李适更是谨小慎微，生怕让那些人挑出毛病，甚至他与弟弟韩王李洄一同吃饭时，居然撤掉了酒肉，只有马齿苋一种野菜，并且不放任何调味品，以粗粝的饭食表示自己对丧礼的遵守。但让李适想不到的是，在他如此精心在意的情况下，居丧期间还是发生了一起戏剧性事件。事情的起因源于宰相常衮的多事。很长时间以来，朝臣们因为常衮性格固执急躁而对他颇有微词，更对他亲自过问鸡毛蒜皮小事的做法不以为然。李豫的灵柩停放在大殿上，大臣们早晚都要到灵堂前致哀，这其中的细节有很大的规矩。但常衮在致哀时，却哭得特别悲伤，按说皇帝驾崩，臣子哭得悲伤应该说是件好事，这至少说明君臣感情甚笃，但常衮的哭法儿实在有失身份，众人发现这位老先生哭着哭着居然在地上打起滚来，颇有些市井泼妇撒泼的感觉。你爹死时恐怕都没哭得那么厉害，现在面对新皇帝你作什么秀？当时一起在灵堂前致哀的大臣全都对常衮的做法嗤之以鼻，但绝大部分人只是冷眼旁观，即使有天大的不满也埋在心里，而且很多人还出于息事宁人的态度，准备将常衮从地上搀扶起来，但时任中书舍人的崔佑甫却偏偏是个大炮筒子，看到常衮的表现后，立即当众发飙：“臣子在君主灵堂前哭泣，怎么还有让人扶持的礼节呢？”常衮听到这句话后，立即从地上站起来准备和崔祐甫理论，结果被众人拉住，才没有当场发作。崔佑甫的话犹如尖刀般深深扎进常衮的心窝中，要不是碍于自己的身份，以及诸多同僚的面子，常衮早已经和崔佑甫对骂起来。面对崔祐甫的挑衅，常衮硬生生地忍下了这口气，这件事情本来可以到此为止，但不久后一场关于皇帝服丧时间的论战，使两个人的矛盾彻底爆发。在灵堂祭拜事件的七天后，朝臣们在私下的场合讨论作为大臣究竟该为代宗皇帝李豫服丧多长时间的问题时，常衮第一个站出来发表意见：“陛下！按照礼法臣子要为已经逝去的君主服丧三年，到汉文帝时改为三十六天，我朝从高宗皇帝以来，都遵守汉朝的制度，一直到玄宗、肃宗皇帝去世才改为二十七天。臣认为至少二十七天是不能变的，虽然先帝有‘天下吏人，三日释服’的遗诏，但既然皇帝都服丧二十七天，所以朝臣也应当一样。”常衮的声音还没落地，他最讨厌的崔佑甫便站出来反驳：“常相别忘了，先帝遗诏中所说的‘天下吏人’是包括所有的公卿大臣和天下所有的百姓，我认为应该按照先帝的遗愿去做，只服丧三日足矣。”“祖宗的规矩是不能破的，难道崔大人不明白吗？”常衮厉声问道。“现在是讨论为代宗皇帝服丧，理应考虑先帝生前的遗愿！”崔佑甫据理力争。“你……”“常相如果认为我说得不对，可以到皇帝那里去告我的状！”言罢，崔佑甫转身头也不回地离去，只剩常衮站在原地气得浑身颤抖。“好！我现在就到陛下那里去！”常衮冲着崔佑甫离去的背影气急败坏地咆哮着。然后，他便真的去面见李适。老油条常衮明白，如果他真的按照崔佑甫所说的到皇帝陛下那里去陈说两个人吵架的事情，皇帝陛下不仅不能理解，反而还可能会因为服丧期间心烦意乱而被治罪，所以常衮面见李适时并没有直接说和崔佑甫争执的事情，而是祭出了礼法这件利器。当然，精明的常衮更明白在皇帝陛下面前，一定要保持淡定的态度。“陛下！今日众多朝臣讨论该为先帝服丧多长时间时，大臣们各抒己见很是热情，只有崔佑甫随便耍性子，轻议国典！”常衮坚信“轻议国典”这四个字，一定会触碰李适敏感的神经。“轻议国典？他是怎么说的？”果然，李适对常衮说的话，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崔佑甫说为先帝服丧三日足矣，臣却认为虽然先帝确实说过‘天下吏人，三日释服’的话，但那是先帝体谅众臣，做臣子的万万不可失去礼节，就是因为这件事，崔佑甫当着众人的面不断奚落臣。”常衮说这番话的时候，情绪并没有过于激动，似乎在用自己的淡定向李适传达一种完全就事论事的态度。“崔佑甫如此轻易说出这种话，是不是事出有因呢？”“陛下！不管怎样，崔佑甫作为朝臣，也不应该轻议国典，他说的话影响实在不好，臣建议外贬崔佑甫为潮州刺史，以树天威。”“嗯……这件事容朕慎重思考后再做决定，卿退下吧！”……应该说常衮在皇帝那里说的话，产生了一定作用，至少皇帝陛下没有当场驳斥。不过对于常衮来讲，他并不想就此打住，他决定趁热打铁，上一封奏章，让李适下定决心外贬崔佑甫。转天，李适便收到了常衮的奏章。奏章中将崔佑甫轻议国典的事情重叙一遍，然后进一步述说崔佑甫这么做的危害，最后继续建议将其外贬为潮州刺史。值得一提的是，奏章的落款是三个人的名字，分别是：常衮、郭子仪和朱泚。朱泚最初是幽州卢龙军节度使李怀仙的部将，后来其其部将朱希彩取代李怀仙后，朱泚又得朱希彩的信任。大历七年（772年），朱希彩为部下所杀，众人推举朱泚为留后，朝廷即授他为幽州卢龙节度使。大历九年（774年），朱泚入朝以示恭顺。朱泚赴京师，以其弟朱滔留管州务。不久，他察觉朱滔有自立野心，遂上表请留京师，李豫命他统领汴宋、淄青人马以防吐蕃。大历十一年（776年），朱泚加同平章事，出屯奉天（今陕西乾县），从“同平章事”的官职来看，朱泚算是宰相班子的成员。李适看到常衮的奏章中落款是三个宰相的名字，心中不由一惊，本来想息事宁人的他开始对这件事情重视起来，因为三个宰相同时建议外贬一个人还真是不多见，最终李适认为仅凭“轻议国典”就贬潮州刺史有些过重，于是他大笔一挥改为外贬河南少尹。按说这件事情本来可以到此为止，但李适一定想不到这封奏章落款的三个人名，除了常衮是亲笔签名之外，郭子仪和朱泚居然不知道内情，更搞笑的是，这也不是常衮有意欺骗李适，完全是因为当时唐帝国的公文制度存在严重漏洞。最初肃宗李亨在位时，因为平叛军情紧急，所以让几个宰相轮流值班，值班时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可以马上处理，由值班宰相代替休假的宰相班子成员署名上奏，久而久之这种做法成为惯例。李适继位后，朝廷内实际行使宰相职权的只有常衮一人，郭子仪、朱泚都只是以军功进位宰相之职，并无对朝政的处理决断之权，所以常衮在给李适的奏章上按照以往惯例也写上了两个人的名字。可问题正是出在常衮事先没有和郭子仪、朱泚沟通这件事，他本以为外贬崔佑甫是小事一桩，但郭子仪和朱泚恰恰却不这么认为。崔佑辅的被贬在郭子仪和朱泚看来有些冤枉，所以二人联名上疏李适请求从宽处理。他们的奏章递上去后，搞得李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于是李适询问两个人既然已经在常衮所呈的奏章上签字为什么又反悔。皇帝陛下的发问，让郭子仪和朱泚也是一头雾水，两个人害怕被治罪，立即解释说根本没在奏章上签字。直到此时，李适才明白原来这其中一直是常衮在搞鬼，盛怒之下，李适立即召见常衮询问事情的原委，可是他没想到常衮来到后居然振振有词，说自己是按照惯例行事。既然你是按照惯例行事，朕就偏偏打破惯例！“你这是假借他人名义欺骗朕！”常衮那无所谓的态度让李适异常震怒，他向常衮咆哮道。说完后，李适狠狠地拍了下桌子，然后起身退回内室，而此刻早已吓呆的常衮，立即意识到自己的前程很可能就毁在这件事上。大历十四年（779年）六月五日，也就是在李适怒斥常衮的转天，李适召见群臣亲自下诏，贬黜常衮为潮州刺史，同时即刻召回已经被贬上路的崔佑辅回来担任门下侍郎并加封同平章事，这等于是让崔佑辅顶了常衮的位置。常衮虽然先前已经预感情况不妙，但当他听到皇帝陛下的决定后，还是几乎要晕倒过去。他没有想到原本准备留给崔佑辅的那个潮州刺史的职位，居然最终会落到自己头上，受到打击的常衮被迫离开京城前往潮州赴任，两年后转为福建观察使，于贞元元年（785年）病逝于福建。李适下达追回崔佑辅的命令时，崔佑辅已经走到了长安东边的昭应县（今陕西临潼），接到皇帝的诏书后，他立即赶回长安重新接受任命，算是进入了宰相班子。服丧事件是一个偶发事件，虽然最初这不是李适有意为之，但从结果来看，谁也不会想到李适一朝宰相班子的调整工作居然会以这么戏剧化的方式来完成。最关键的是，崔佑辅回来后只干了不到半年的时间便病逝，在病重期间他向李适推荐了一个能够代替自己做宰相的人。这个人就是我们前边提到过的杨炎。在此之前，杨炎因为身为元载的同党，被李豫外贬为道州司马。这些年他一直远离朝廷，如果没有崔佑辅的推荐，杨炎很可能会终老于道州，但现在他必须收拾行囊赶赴京城接受皇帝的陛下的任命。不过，当时谁也没有想到，杨炎重新回到朝廷后，居然完成了一件唐代历史甚至是中国经济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这件大事就是杨炎制定和实施了对后世财政税收制度产生深远影响的两税法！两税法大历十四年（779年）八月，杨炎从道州赶到京城，被李适破格提拔为宰相，开始了他崭新的仕途之旅。杨炎出任宰相期间的最大政绩当属实行两税法，但为什么大唐历史偏偏行进到李适这里时，两税法才应运而生呢？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还得从唐代的赋税和财政制度变迁说起。高祖武德七年（624年），朝廷颁布了均田制和租庸调法作为唐代的基本赋税制度。均田制规定：十八岁以上的成年男子，每人由国家授予
张浚和李存孝征战期间，韩归范带着李克用的诉冤状回到了长安。李克用的诉冤状措辞严厉，质问皇帝李晔为什么要征讨河东，而且表示如果朝廷继续征讨，自己将和朝廷对抗到底，并且在合适的时机打进京师长安。皇帝李晔得到李克用诉冤状的三天后，张浚兵败的消息也传到了京城长安。张浚从晋州逃出后，率领残兵败将自含口逃出，翻越王屋山到达河阳，又拆民居的木料制成木筏渡过黄河，最终总算回到长安，但士卒已经损失殆尽。面对惨败而归的张浚，皇帝李晔心中懊恼、恐惧、沮丧，可以说是百感交集。他懊恼自己轻易做出征讨李克用的决定；沮丧自己即位所做的抑制藩镇的努力化为泡影，辛苦组建起来的禁军再度夭折；恐惧李克用以武力相威胁以及随着朝廷威信的下降，关中地区藩镇有可能再起作乱之心。为了缓和朝廷与李克用的关系，皇帝李晔被迫罢免了力主用兵的张浚和孔纬的宰相之职，恢复了李克用的姓氏和官爵。征讨河东之战对于时局影响极大，可以说加速了大唐帝国走向衰亡的速度。探究其失败的原因其实有很多，因为朝廷禁军刚刚组建，战斗力不强，因此不得不依靠藩镇，而藩镇对讨伐李克用的态度又不统一，李匡威、赫连铎因为和李克用是水火不容之势，所以态度坚决，但终因兵少将寡而失败。朱全忠虽然卖了不少力气，但因为自顾不暇，无法抽调过多兵力参战，因此这一路军队最终撤出战场，终于导致整个战役以失败告终。对于李克用来讲，在这场战争中虽然是胜利者，但其损失惨重，而且朝廷的征讨降低了李克用在藩镇中的声望。内部则因赏罚不公而矛盾重重，其势力由此遭到削弱，而朱全忠因为主动撤出战场，最终坐收渔利，协助朝廷征讨使他提高了声望，而且自身势力并没有受到过多的损耗。征讨河东之战结束后，朱全忠趁李克用喘息未定之际，成功臣服了魏博镇，使河朔三镇中最强大的魏博镇成为自己遮挡河东的屏障，也为他全力进攻徐、郓二州解除了后顾之忧。从此，朱全忠的实力开始一天天增长，终至他称霸的那一天。铲除杨复恭宦官手握兵权干预朝政，甚至是擅权废立皇帝，已经成为中晚唐时期以来难以去除的痼疾，对此皇帝李晔深有感触。如果不是当年田令孜给予他屈辱的一鞭，或许李晔对宦官还不至于如此痛恨。不过，上天终究和宦官集团开了个大玩笑，让他们将一个仇人亲手扶上了皇帝宝座。李晔在即位之初眼见以杨复恭为核心的宦官集团地位已经在朝廷根深蒂固，所以在暂时无力铲除时，便极力克制自己仇恨的情绪，尽量地迁就宦官们的嚣张跋扈。但事实上，皇帝李晔内心深处时刻没有忘记铲除杨复恭，而且这种想法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杨复恭的所作所为表现得越来越迫切。早在龙纪元年（889年）冬至时，李晔就因为祭祀的礼服事件，对杨复恭予以容忍。按照当时惯例，皇帝及文武百官要在冬至日到圜丘坛（天坛南半部）进行祭祀活动，唐朝典制规定，在这一天朝臣们可以穿着定制的礼服跟随皇帝进行祭祀活动，但宦官只能穿着平时的服装侍从旁边。可是在僖宗李儇在位时期，田令孜擅自在衣服上加了襕袖，并和朝臣一样持笏助祭，这明显违反了礼仪之规。这一次在宦官该穿什么样衣服的问题上再一次发生争执，杨复恭认为宦官集团具有拥立之功，于是命令有关部门为其制作参加助祭的礼服，样式为冕服佩剑。十一月二十三日，皇帝李晔在武德殿内宿斋，宰相及百官都身穿朝服各立其位，而出身宦官的左、右神策军中尉以及两位枢密使也都身穿朝服侍从。宰相孔纬以及谏官、礼官都认为宦官的穿着不符合礼法，因此坚决反对宦官穿礼服上朝。时任太常博士的钱珝、李绰当天就上疏李晔，表示反对宦官身穿礼服上朝。在奏疏中钱、李二人从礼法以及宦官的身份角度，阐述了宦官身穿礼服上朝的危害。李晔看完奏疏后认为说得很有道理，可是他同样明白，论官职杨复恭是金吾卫大将军（正三品），如果仅仅让他穿平常的官服上朝，恐怕会让刚即位的自己陷入窘境，搞不好还会有性命之忧。因此，皇帝李晔暗中回复钱、李二人，表示他们忠心可嘉，但目前的局势下，礼服问题乃是小事，而宦官专权的问题更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的，他们这些人现在所要做的就是一个字“忍”。于是杨复恭等宦官就身穿礼服参加了助祭。杨复恭本姓“林”，净身入宫后认大宦官杨玄翼为父，凭着这种关系，早在懿宗李漼在位时期，就被任命为枢密使。僖宗李儇在位时期因与田令孜不睦，一度遭到排挤。后来田令孜失势后，他又东山再起，身兼六军十二卫观容军使、左军中尉，总领禁军权倾朝野。拥立皇帝李晔即位后，杨复恭仰仗具有拥立之功，急速扩充实力，广收义子干儿，号称“外宅郎君”，派这些人到全国各地担任节度使、刺史。这些“外宅郎君”们仰仗杨复恭的权势，多做违法乱纪之事。例如，龙剑节度使杨守贞、武定节度使杨守忠不但不向朝廷缴纳贡赋，反而时常因为些小事上疏指责朝廷。除了杨复恭外放的这些“外宅郎君”，他还将宫中六百多个宦官收为养子，这些人也大多被派往各地充当监军，成为杨复恭的耳目。对于杨复恭的所作所为，皇帝李晔可谓是心知肚明，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感觉越来越难以忍受。但李晔知道，即使再难也必须要暂时忍下去，不过他也会利用一些机会敲打杨复恭，让这个嚣张跋扈的宦官有所收敛。一天，皇帝李晔正在太极殿和宰相们讨论如何应对藩镇反叛一事。杨复恭也因有事要面见皇帝，让轿夫一直将他抬到太极殿，到了皇帝近前才下轿，宰相孔纬见状十分气愤，便开口对皇帝李晔说道：“陛下！我们管不了藩镇的反叛之事了，现在您的身边就有反叛之人，更何况那些鞭长莫及的地方了。”皇帝李晔很长时间以来对杨复恭这种目中无人的做法，已经是见怪不怪，不过他听出孔纬是话里有话，于是立即开口反问：“爱卿所指是何人反叛？”“杨复恭本是您的家奴，竟敢乘坐轿舆大摇大摆地直冲前殿，并且还收了很多壮士为义子，这些人不是执掌禁军，就是被派到各地去当节度使，这不是明显要造反吗？”孔纬一边指着杨复恭，一边高声说道。面对孔纬的指责，杨复恭连忙辩解说道：“我收养壮士是为了替陛下笼络人心，好让他们尽力保卫国家，怎么能说成是谋反呢？”杨复恭说完后向皇帝李晔连连叩头，希望用自己的肢体语言来打动皇帝李晔。不过他没有想到接下来李晔的话让他感觉如鲠在喉。“你说这些确实是为了国家着想，可是朕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让那些人姓‘李’，而全都姓‘杨’呢？”“这……”杨复恭顿时面红耳赤，无言以对。这次对话就在这样一片尴尬的氛围中结束，不过杨复恭心中却对孔纬产生憎恨之情。前边说到的张浚、孔纬因为主张征讨李克用失败，结果孔纬被贬为荆南节度使，在赴任的途中，杨复恭派人在长乐坡阻截孔纬，抢走了他的所有财物，孔纬仅以身免。就这样皇帝李晔与杨复恭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不过仅仅因为口舌之争，李晔还没有真正下定决心铲除杨复恭，导致李晔最终下定决心的一件事，是源于杨复恭暗害皇舅王环一事。大顺二年（891年）八月，王环请求李晔到地方去做节度使，当时身为皇帝的李晔为此感到十分为难。从感情角度来讲，王环是他的亲娘舅，过去从未向自己提出什么要求，实在是不好回绝。可是从朝廷的局势以及自己的处境来看，李晔自己实在无法做主，因为当时杨复恭把持了任命节度使的权力，于是他只得硬着头皮征求杨复恭的意见。事实上，李晔没指望杨复恭会立即有个肯定的答复。但他想不到杨复恭不仅一口回绝，而且言辞十分尖刻，丝毫不顾及皇帝陛下的面子。“吕产、吕禄差一点倾覆汉室江山，本朝武三思又极度危害唐室，他的后人全都不能拜封。如果陛下信任王环，可以任用其他职务，绝不能让他这个外戚到地方担任节度使，一旦放他出去，恐怕日后无法节制啊！”杨复恭说完，皇帝李晔没再说什么，等于同意了杨复恭的意见。坦白地讲，杨复恭的话虽然没有给皇帝面子，但说得还是有些道理，这一点李晔心知肚明，所以他没有和杨复恭针锋相对，而是转过头婉拒了王环的请求，暂时将其安置在宫中，帮助自己处理些杂务。按说这件事情可以就此结束，但杨复恭接下来所做的事情，终于让李晔再也无法忍耐，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铲除杨复恭。杨复恭得知皇帝陛下将王环安置在宫中后，他本能地开始有一种恐惧心理，担心王环得知自己阻碍其担任节度使一职而对自己不利，于是心中生出了铲除王环的一个计划。不久后，杨复恭奏请皇帝李晔派王环前往黔南地区担任节度使。黔南地区虽然是个闭关落后的地方，但皇帝李晔认为，杨复恭好歹是给了自己面子，便让王环带上族人前往黔南赴任。就在王环就任的路上，杨复恭便派人让其兄杨复光的长子，时任山南西道节度使的杨守亮设法除掉王环。当王环一行来到利州益昌县的吉津柏时，杨守亮已事先派人守候在那里，王环一行人乘坐的船刚一到，杨守亮的士兵便一拥而上将船掀翻，王环及其族人全部溺水身亡。然后杨守亮上疏皇帝李晔，谎称国舅王环乘船失事，溺水身亡。皇帝李晔当然知道杨守亮和杨复恭是什么关系，他明白此事杨复恭万难脱开干系，他深刻地意识到杨复恭的嚣张跋扈已经到了滥杀无辜的地步，如果再不加以铲除，恐怕日后自己的性命也会交代在他的手中。皇帝李晔明白，要想铲除杨复恭，首先要解除他的兵权。然而身为六军十二卫观军容使的杨复恭，掌握禁军多年，在军队中根深蒂固，并且党羽众多，其“外宅郎君”们在禁军中全都担任要职，特别是他其中的养子杨守立更让皇帝李晔感到难以对付。因为杨守立不仅英勇善战，而且在禁军中声望极高，一旦解除杨复恭的兵权，杨守立必反无疑。因此针对这种现状，皇帝李晔和亲信臣僚们可谓是煞费苦心。经过一段时间的密谋后，他们决定采取拉拢杨守立的方法，使其逐渐背叛杨复恭。定下计策后，皇帝李晔某一天召见杨复恭，开始实施自己的计划。“听说你那个本姓‘胡’的养子英勇善战，朕想让他到朕的内宫负责我的警卫工作。”“多谢陛下厚爱，老奴这就将他召来面见陛下！”……杨守立就这样成为了皇帝李晔的身边人。李晔为了表示对他的信任，赐其“李”姓，并改名李顺节，让他负责指挥禁军，并将各屯营门的钥匙也交给他负责。不久又将他提升为天武都头，领镇海节度使，还给他加上了同平章事的头衔。事实证明，李晔拉拢李顺节的策略十分奏效，面对一连串的升迁，李顺节认为这一切都是皇帝的恩赐，逐渐对杨复恭失去了往日的恭敬之心，并开始和杨复恭争权。为了早日扳倒杨复恭，尽快掌握朝廷全部兵权，李顺节尽其所能将杨复恭往日的不法行为全部上报皇帝李晔。李晔顺势将杨复恭的罪名公之于众，并以此为由撤销了杨复恭的神策军中尉之职，派他到凤翔监军。杨复恭对此大为恼火，坚决不肯从命，并声称自己有病请求退休。这对皇帝李晔来讲无疑是求之不得的，于是他立即下诏同意了杨复恭的请求，让他以上将军的身份退休。而且为了防止杨复恭反悔，李晔派使者到其住所宣布诏令。可是就在使者宣布完诏令回宫时，杨复恭便派心腹张绾在途中将使者杀害，以解其心头之恨。杨复恭就这样被皇帝李晔解除了兵权，而退休在家的杨复恭心中异常烦闷，地位的落差让他很想找个贴心人倾诉一下自己的冤屈。杨复恭的住所在昭化，靠近禁军所在的玉山营，其另一个养子时任玉山营军使的杨守信倒是不忘养父的旧恩，时常抽空到府上看望干爹。因此有人告发杨守信与杨复恭密谋造反，皇帝李晔也认为杨复恭终究是心头大患，因此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彻底铲除杨复恭。大顺二年（891年）十一月八日，皇帝李晔在禁军的护卫下登上安喜楼，命令天武都头李顺节、神策军使李守节带兵攻打杨复恭的住所。张绾带领杨复恭的家兵拼死抵抗，杨守信闻讯后也带领他的玉山营前来救援。李顺节等人虽然奋力进攻，但直到天黑也没能攻下杨府，只得将杨府团团围住，准备第二天继续进攻。次日战斗继续进行，当时守卫寒光门的禁军想要趁乱劫掠两市。宰相刘崇望骑马从此路过，正巧遇到正要劫掠的士兵，便动员士兵们应该协助皇帝陛下铲除奸佞，而不是在这里劫掠财物，士兵们都表示愿意效命，于是便跟随刘崇望前去助战。杨守信的部下见刘崇望带领禁军前来增援，自知不敌纷纷逃命，杨守信只得保护杨复恭及其族人杀出条血路，从通化门逃出长安，直奔兴元而去。杨复恭达到兴元后，写信给他在各地的义子干儿，讲述了自己被解职的前后经过，并联络这些人准备起兵造反。当时据守山南地区的杨守亮、杨守忠、杨守贞等人以及绵州刺史杨守厚等人相继响应，而凤翔节度使李茂贞早就觊觎山南地区，于是趁机向朝廷请求讨伐杨复恭。乾宁元年（894年）七月，杨复恭、杨守亮、杨守信等在李茂贞的攻击下，无力据守山南地区，便想前往河东投奔李克用，当行到华州时，被刺史韩建擒获，并于八月押解到长安，杨复恭最终被斩于独柳之下。至此，始终是皇帝李晔心腹大患的杨复恭，终于被彻底铲除。对于李晔而言，也算是报了当年那一鞭之辱的仇，更是他即位以来，重振唐威关键的举措。不过从当时的局势来看，皇帝李晔要想实现重振唐威的宏愿，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第八章晋汴角逐耀兵河北皇帝李晔有决心重振唐威，但他面临的局势却是相当严峻，除了朝廷内部宦官专权之外，全国各地的藩镇也彼此攻伐不断。除了老牌儿藩镇成德、魏博、卢龙之外，宣武的朱全忠、河东的李可用、河中的王重荣、义武的王处存、泰宁的朱瑾、天平的朱瑄、武宁的时溥等，都不是省油的灯。不过经过十几年的征战厮杀，宣武的朱全忠与河东的李克用逐渐脱颖而出，成为皇帝李晔即位以来，最具实力的两大藩镇。前边我们说过，朱、李二人的矛盾由来已久，大顺元年（890年）朱全忠和李匡威、赫连铎联合讨伐李克用，是晋汴两大藩镇之间爆发的一次大规模冲突。在这次战争中，朱全忠在军事上虽然受挫，但因为审时度势地主动退出战场，所以损失不大，实力依旧强大。相比之下，李克用虽然取得胜利，但在道义上和实力上损失不小。于是，在经过一系列的互相攻伐之后，朱、李二人双方都认识到，在短期内消灭对方不太现实，便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首先致力于兼并其他弱小藩镇。首先采取这一策略的是河东的李克用。大顺元年（890年）李克用成功顶住朱全忠、李匡威、赫连铎的联合讨伐后，在转年的四月，为了报仇雪恨，发起了对相对弱小的赫连铎的进攻。赫连铎在浑河北岸设兵阻击李克用，但是防线很快便被李克用的沙陀军队击溃。李克用乘胜包围了云州（今山西大同），并一直围困三个月之久。到了七月，云州城内粮草断绝，赫连铎见无法固守，于是弃城逃奔吐谷浑。损兵折将的赫连铎到达吐谷浑后，由于处于穷困潦倒的局面，再也得不到往日的礼遇，于是一气之下又离开吐谷浑，投奔了其盟友卢龙节度使李匡威，企图东山再起。李克用击溃赫连铎后，便控制了云州地区，在那里设置官吏进行管辖，并任命大将石同善为大同防御使。李克用打败了赫连铎，总算是出了一口恶气，他本想就此就此休整一下，准备南巡察看朱全忠的虚实情况。八月，李克用到达泽潞地区，为了查清朱全忠的虚实情况，他冒险前往边界怀孟（今河南沁阳）地区。就在此时，卢龙节度使李匡威和成德节度使王镕见李克用吞并了云州，内心十分震惊，于是两个人准备联手讨伐河东。当时在卢龙和成德镇之间还夹着依附李克用的义武节度使王处存，于是李匡威和王镕决定首先灭掉王处存，便同时向定州（
战！慈禧母子夹在洋人与民众之间，左右为难。因此，如何处理这个事件，成了考验慈禧母子执政能力的一项重大课题。此时慈禧想到了曾国藩。毕竟天津属于直隶总督的管辖范围。她对曾国藩说：曾爱卿，这满朝文武，就属你办事我最放心，我就把这件事交给你处理，不过我送你一句话：“持平办理，顺民情而维大局。”既要不失去民心，又要不得罪洋人，难哪！可曾国藩有选择吗？没有！曾国藩带着慈禧的最高指示来到了天津。他打开卷宗，开始审查整理案件。在这个并不熟悉的地方，他动用了所有能用的资源，在孤灯下艰难地工作，经过半个月的努力，他最终完成了这件看似无法完成的任务。1870年7月21日，曾国藩顶着群情汹涌的压力，据实上奏慈禧《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奏折回答了三个问题：一是教堂墓地埋葬的那些儿童的由来。这一年是灾荒之年，瘟疫流行，许多家庭无力养活孩子，家长就将孩子丢在道旁或直接扔进河里，许多孤儿便只能自生自灭。后来，育婴堂的修女、教士发现了孩子们，但他们大都已奄奄一息。这些孤儿被收留进教堂后，一部分孩子患病不治，死了之后教堂就送出去埋了。有些埋藏的位置较浅，就被野狗给刨了出来，“胸腹皆烂，肠肚外露”、“挖眼剖心”之说由此而来。二是武兰珍口供的蹊跷。有人的地方就有黑社会，天津当地有个民间黑社会组织叫“水火会”，首领叫徐汉龙，徐老大手下有七八百个古惑仔，这些人平时的娱乐活动主要是“替天行道”，代替政府私设公堂，审理案件，随意处决他们所怀疑的人，“惩恶扬善”。这个武兰珍正是水火会“修理”过后交给县衙的。曾国藩后来发现武兰珍身上“跪伤”、“棒伤”和“踢伤”成片，那份蹊跷的供词其实是屈打成招的结果。三是“教案”的深层次原因。其一是教堂自身的问题。在老百姓眼中，教堂神秘兮兮的（终年紧闭，过于秘密，莫能窥测底里），人们对于透明度不高的神秘之地总会有一些妄自猜测。而且教堂也表现得很酷，根本不出面解释。所以教堂与老百姓就被人为地隔作了两个世界。当老百姓根本不能理解教堂推出的慈善项目（收留被遗弃的病重孩童为其洗礼）的时候，自然会怀疑教堂残害儿童。其二是心理落差。经历了鸦片战争的中国人从八荒六合、唯我天朝独尊的优越地位骤然跌落到唯洋人之命是从的屈辱之境，仇洋之心日益汹涌。其三是教会藏污纳垢。百姓中有信洋教的，也有痛恨洋人不信洋教的。不信洋教的百姓由于痛恨洋人，自然很鄙视信洋教的百姓。问题是信洋教的教民中有少数地痞流氓，仗着洋人的势力欺男霸女，尤其热衷于诱拐小孩、诱奸妇女。一旦这些败类被告到官府，官府却总是因为这些人的洋人背景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搞得干群关系非常紧张。在这种背景下，老百姓与洋人的矛盾就如同干柴烈火，一点就着。不管如何，“天津教案”的起因是不折不扣的谣言。好在这一年的8月，曾国藩的主要对手法国人被突然爆发的普法战争（法德战争）弄得焦头烂额，根本没有精力去顾及死在遥远东方的国民。曾国藩跟洋人一番讨价还价之后的处理方案是这样的：以命换命，杀掉为首的煽动者；向各国赔银五十万两；派遣专员去法国“谢罪”。唯一坚决不让步的是不让相关官员抵命，譬如知县刘杰以革职充军了事。不谈曾国藩的处理结果是否公允，但这种处理方案，注定了曾国藩的结局——“卖国贼”的骂声汹涌而来，弹劾他的奏折如雪片一般，均欲杀之而后快。短短几个月，就毁掉了曾国藩数十年积聚的声名。因为批评总是容易的，做事总是不容易的。可叹。远去的真爷们儿曾国藩鉴于舆论汹涌，慈禧找来了曾国藩：曾爱卿，群情汹涌啊！现在船上载有我、皇帝和爱卿三个人，船上人太多了，得有一个人跳下去……曾国藩说：太后和陛下当然不能跳，微臣跳。慈禧略微有点小感动：爱卿深明大义，哀家甚感欣慰，这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你是不能做了，刚好现任两江总督马新贻被人给刺杀了，就委屈你去做两江总督，顺便把这个案子给查清楚吧！曾国藩平静地接受了安排，回到了战斗过多年的地方。不过慈禧并非全然绝情，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留给了他的得意弟子——圆滑而机智的李鸿章。李鸿章这一干就是二十五年，从此权倾一时，谤满天下。李鸿章再度出场之前，请看他的名片：姓名：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别名：在家里排行第二，又称李二籍贯：1823年生于中国安徽合肥星座及血型：A型水瓶，理想又保守的矛盾体。内心世界极为错综复杂，外人很难理解主要成就：灭太平天国；搞洋务；建北洋水师；签订不平等条约名人社会关系：老板慈禧，老师曾国藩，徒弟袁世凯、盛宣怀，曾外孙女张爱玲最喜欢做的事：做第一长亭古道，秋风萧瑟，长衫猎猎作响。曾国藩看着送行的李鸿章——这个三十年前跟随自己做学问的一介落魄青年，这个十二年前还是自己幕僚的人，这个一起渡过时艰、历经考验的人——不得不感叹，如今年华逝去，大浪淘沙，留下的这个人绝不仅仅是他的学生，也是他的朋友。于是他注视着他的这个朋友，深情地说道：你天资聪敏，但官场险恶，仕途坎坷，望你好自珍重，若到艰难之时，牢记此“隐忍徐图”四字真言，用心领悟，必可转危为安。李鸿章眼眶噙满了泪水，点头称是。他果然牢牢记住了老师的这番叮嘱，并在之后的岁月里把“隐忍徐图”四字原则炼化为“内需变法，外需和戎”的八字方针。这八个字大概就是说要和列强搞好关系，尽最大努力求得和平的发展环境，不要因小失大，而要赢得时间来改革、发展自己。应该说，这是一个有远见也很正确的外交方略，与如今的共和国一心求发展的策略如出一辙。不过，再好的策略，没有正确的执行，那都是镜花水月。接下来的三十年中，李二“和戎”的方式不大理想。他的选择是：以夷制夷、妥协退让。也就是说，要么寄希望于列强调停，狗咬狗，譬如让俄国人与日本人互咬，结果是前门驱虎后门进狼；要么被迫签一些不平等条约，希图换取发展的空间和时间，结果是背上卖国贼的骂名。当然，这是未来的事情，暂且言归正传。无论时局多么艰难，形势多么险恶，曾国藩都挺了过来，可这一次不行了，因为无论怎样的一腔赤诚、无论怎样的披肝沥胆，他内心也承受不了被世人当做卖国贼的苦楚！很多人过得不快乐，是因为太过敏感。像有些人常常因为别人一句话、一个评论就生一个月气，严重的就成了马加爵：因为别人不请自己吃饭就郁闷得要杀人。曾国藩也不快乐，因为自己的秉公处理、自己的一片丹心换来的是声声骂名。这样的结局让这位铁骨铮铮的真爷们儿也难以承受，他的身体状况急剧衰落。一年多后，1872年3月，曾国藩在郁闷中病逝，结束了风雷激荡的一生。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百年后的今天，无数浮华散去，曾国藩已被历史平反。他勇敢无畏、才能过人，品德上也几乎无可挑剔，正所谓德才兼备者。更关键的是，他的经历和著作影响了一大批人尤其是湖南人，从而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的进程。作为一名品行、才能、影响皆过人的不世出之奇才，曾国藩理应被世代传诵。容闳曾国藩去，李鸿章来，但“天津教案”的影响并没有就此结束。1870年年底的一天，一个温文尔雅的年轻人来到了李鸿章的家，他叫容闳，美国耶鲁大学毕业，是中国史上留学美国的第一人。容闳对李鸿章说：是您的老师曾国藩推荐我来找您的。随后，容闳对李鸿章说出了他的来意：我觉得几句谣言都能导致“教案”这样的大灾难，是国人的愚昧无知导致的大不幸，而要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唯有教育救国！以我在美国留学七年的经验，我认为有必要选派幼童赴美留学，借西方科学影响民智，使这个陈腐的古老帝国变成由朝气蓬勃的文明少年主宰的新中国。说白了，容闳认为教育要从娃娃抓起，而且目前最适合的方式还是精英教育！容闳说完之后，就静静地等待李鸿章的回应。他对李鸿章有信心，他坚信现在的这些朝廷重臣之中，李鸿章是最开明的一个，这正是他来到这里的原因！李鸿章的思绪飘得很远：我今年已经48岁，老天给我的时间不多了。一介书生尚有如此宏大的志愿，我又畏惧什么？我本一无所有，经过多少的艰难险阻才走到今天，难道就不能放手一搏吗？李鸿章认可了年轻人的想法。于是，两人联手争取，在费了几个月的口舌之后，慈禧母子终于批准了这个“选派幼童赴美留学”的计划。1872年夏天，上海。容闳率领第一批幼童踏上了赴美留学的艰辛之路，拉开了改革的大幕。历史无独有偶，一百零六年后的中国再次改革时，也同样选择了把第一批留学生遣往美国取经。从1872年开始，三年间一共有一百二十名幼童告别父老，走向了吉凶难测的未知道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后来都成了引领中国改革之人，譬如詹天佑、唐绍仪、蔡廷干……留学时代开始了，李鸿章的行动也开始了。时不我待，作为北洋大臣，他要加快“自强求富”的洋务改革步伐！可是选一个什么样的突破口呢？未来的首富盛宣怀李鸿章的幕僚之中，有一个28岁的年轻人站了出来，给他出了一个主意：开办上海轮船招商局。这个年轻人叫做盛宣怀。盛宣怀，江苏常州人，字杏生……号补楼……为什么用省略号，因为他的字和号实在是太多了，多得估计他自己也搞不清楚。其实又不是通缉犯，干吗老改名，很令人费解！不过盛宣怀还算好的。据知，在晚清民国时代，“没事整天改名排行榜”的冠军应该是李叔同，也就是那个写“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的弘一大师，他一辈子用过的名、字、号有二百多个，真真奇人也，也不知道大师怎么想的。盛宣怀这个人，自称是明朝大将盛庸之后，据查证确实属实。不像后来有一个叫冈村宁次的日本人，自称是明朝开国大将徐达的后代，非常不靠谱！要说常州，真是一个盛产考试猛人的地方，仅明清两代就出了近二百个进士。不过这块福地并没有庇佑盛宣怀，他在22岁时才考中秀才，要放在现在，充其量也就是一个重点高中毕业的学历，而普通人22岁都已经大学毕业了。盛宣怀的表现充分诠释了他不是一块考试的料。不出所料，接下来的岁月里，他多次尝试考个举人，都以失败告终。万幸，盛宣怀是个明白人，知道“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考试中举之路不适合自己，于是他选择了另一条路。1870年，26岁的盛宣怀走了一些关系，去做李鸿章的幕僚。在别人看来，盛宣怀不过是一个文凭较低、长得比较精神的小伙子而已，但李鸿章的眼力很毒辣，一眼看穿了这个年轻人的特点所在：喜怒不形于色，很有城府，值得大用。接下来的两年中，盛宣怀表现出了自己与普通年轻人不一样的一面：沉稳内敛，多谋善断，八面玲珑，热心仕途经济。盛宣怀从军营秘书干起，不到两年，28岁不到的他由李鸿章推荐升为知府。这可是从四品的厅级干部，相当于市委书记。一名高中生，两年爬上市委书记的位置，这能说明什么问题？这说明人家特别有本事，后台也特别硬。洋务时代前面说到，就在李鸿章为从哪里入手掀起洋务运动高潮而头疼不已时，有经济头脑的盛宣怀给他出了一个主意：在上海开办轮船招商局。盛宣怀分析说：在上海，航运是最赚钱的行业，而且现在航运百分之八十的市场都在洋人手中，如果经营得当的话，既能赚钱又能从洋人手中夺回相当的利益，何乐而不为？李鸿章承认他说得有道理，但反问了他一个问题：需要的启动资金可不少，从何而来？盛宣怀拿出了早就准备好的方案——《轮船章程纲领》，并解释道：虽然朝廷两袖清风，给不了咱们多少银子，但还有一样东西可以用，那就是权力，权力就是第一生产力。我们这个招商局只需要朝廷给予政策支持，运营的资金则靠民间商人集资，年末结算，返给朝廷分红作为报答，朝廷肯定会答应。我给这种打着国有旗号实质民间经营的形式取了一个名字，叫“官督商办”。盛宣怀的一席话让李鸿章大为吃惊。他虽然知道小盛是个人才，但此时也不得不重新认识一下眼前之人：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才，是大才，日后必有大成！就这样，第一个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第一个纯华人的股份制企业——上海轮船招商局正式登场。但是招商局的第一任领导并不是盛宣怀，他还太年轻了，才28岁，不足以服众。李鸿章选定了民间著名商人唐廷枢为督办、徐润为会办，大概相当于今天的经理、副经理。幕后老板自然是李鸿章。虽说盛宣怀在招商局的职位也就是帮办，相当于经理助理，但在李鸿章的支持下，他的地位可不低，从决策到执行他都有相当的话语权。之后，李鸿章在慈禧面前不断进言，朝廷也给招商局开起了小灶，一份接一份来自朝廷的红头文件帮助招商局减税、招徕业务、打压对手。负责执行的盛宣怀也不负众望：招商局作为中国洋务企业的一面旗帜，只花了三年时间就奇迹般从洋商那里分回了一千三百余万两白银的市场份额。接下来几年，招商局又大肆收购外国企业，甚至包括美国的旗昌公司，不久之后，市场份额已经占了六成多，基本上垄断了航运市场。李鸿章与盛宣怀的成功证明了一个规律——在权力面前，资本一旦低下那高傲的头颅，资本与权力就能永享鱼水之欢。几年后，招商局副经理徐润先生被查出有经济问题：挪用公款十六万两去炒房地产，结果全赔了，没有银子堵漏洞，东窗事发。于是乎，徐润被“双规”，请去坐局子，唐廷枢也身负连带责任，被轰出去坐了冷板凳。在“反腐”的名义下，盛宣怀终于当上了招商局的督办，从此在这里扎下了根。盛督办除了继续实施垄断经营外，与唐、徐二人主持招商局时明显不同的是，上海轮船招商局的发展道路转向了对外多层次、宽领域的投资，投资的对象包括煤矿、纺织、铁厂、银行、铁路等领域，几乎囊括了晚清时期所有的洋务行业……当然，盛督办也从中获取了巨大的好处。这个在招商局以技术股投入的大清干部，直到去世都是招商局的最大股东，并因此跻身中国的顶级富豪行列，个人财产高达数千万两白银。就在盛督办大刀阔斧地将轮船招商局从私有改造成为国有的同时，日本政府则将其最大的国有轮船企业——长崎造船所以惊人的低价转让给了民间商人岩崎弥太郎。长崎造船所后来的名字叫做“三菱”，也就是如今的商业帝国“三菱”。改变孙中山等人一生的《盛世危言》从轮船招商局起，历史就这么把李鸿章、盛宣怀安排在了一起，让他们成了绝妙的洋务搭档！两人的成绩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未来的几十年间，师徒两人创造了无数个第一：第一个官督商办企业——轮船招商局。第一所近代军校——天津水师学堂。第一所陆军军官学校——天津武备学堂，又称北洋武备学堂。第一支近代海军舰队——北洋水师。第一所工科大学——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第一家电报局——天津电报局。第一家商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家西医院。第一家中国红十字会。……基本上这就是近代中国的军工业体系。看起来，貌似这些事情做起来也没有什么难度嘛！你这么想就错了！看起来容易的事情，做起来未必简单。你不知道李鸿章在干这些工作时，面临多少的困难，有多大的阻力，这些困难和阻力是今天的我们难以想象的！比如，拉电报线、修铁路，实现信息化，多好的事情！但是清朝大批中央或地方干部都把电线跟忠不忠、孝不孝联系在一起：电线埋在地下，电流通过会惊动祖坟，让祖先的亡灵不得安宁。不让修铁路也差不多：机车轰鸣的声音会打搅死去的祖先休息，对祖先不好是为不孝，不孝就不可能忠。
墓，是李家山发现的所有女性墓里边规格最高的一座。那些纺织贮贝器，还有播种贮贝器、四个舞俑、镏金铜鼓，都是在这里出土的。
娅之外不可能是其他人。他唱了两首他最喜欢的歌，这两首都是情歌。当他正在唱第三首的时候，窗户突然被关上了，好像是有人走进了对面的房间。这使马基雅维里的雅兴多少有些被搅乱，心里浮起一片疑云，怀疑是不是女仆在偷听他的歌唱，被走进来的女主人所惊动，为了不让女主人发觉她因为偷听对面房间的男人唱歌而疏忽了要做的正事，赶紧关了窗户。到了吃晚餐的时候，通过精心引导的对话他发现那个被打开窗户的房间正是巴托罗缪和他年轻妻子的主卧室。那天的晚些时候他去了宫里。但是他既没有见到公爵，也没有见到他的秘书们。于是他就和那些在宫里逗留，显然没有什么事情要做的人攀谈了起来，问他们近来有什么新闻。这些人什么也不知道。但他得出一个印象，这些人至少知道有件事情刚刚发生。不论这件事是什么，事件本身暂时还是保密的。正在这时他碰巧遇见了巴托罗缪。巴托罗缪告诉他，他本来和公爵约好了见面，但是到了时候公爵又突然不能见他了。“我们在这儿是浪费时间，”马基雅维里用他那特有的、讨人喜欢的亲切态度说道，“让我们去饭店喝上一杯。我们可以玩纸牌，如果你下棋的话，我们可以杀上一盘。”“我喜欢下棋。”在去往金狮饭店的路上马基雅维里问他为什么今天城里面每个人都那么忙碌。“我也是没个头绪。没有人能告诉我任何情况。”巴托罗缪语气中流露出一丝气恼，马基雅维里猜想他这次讲的是真话。他自视甚高，当他发现他并没有获得公爵完全信任的时候，他觉得十分丢面子。“我听说，若是公爵企图保守某个秘密，就是连他最亲近的人都不会了解这个秘密。”马基雅维里说。“他今天一整天都和他的秘书们在一起。传令兵像走马灯似的一个接一个地向外派遣。”“很明显肯定有什么事情发生了。”“我知道今天早上有一个信使从佩鲁贾过来。”“是信使，还是一个装扮成信使的人？”巴托罗缪很快地看了马基雅维里一眼。“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怀疑吗？”“没有。我只是问问。”到饭店的路并不远。他们叫了一大壶酒和一副象棋。马基雅维里棋艺不错，没过多久他就发现巴托罗缪不是他的对手。但是他故意让棋局杀得难分难解，最后输给巴托罗缪，从中取乐。巴托罗缪豪气昂扬，于是边喝着酒，边向马基雅维里指出他哪里犯了什么失误，以及对付敌人所应该采取的策略。马基雅维里于是责备自己缺乏远见。在返回他们各自的寓所的路上巴托罗缪问道：“我岳母说她今天早晨听到在你的房子里有人唱歌。歌喉相当不错。是你还是我年轻的表亲皮埃罗？”“皮埃罗的嗓音比我好，但今天唱歌的确实是我。得知卡特琳娜夫人没有嫌弃我的努力，实在是十分荣幸。比亚乔，我和另外两个朋友经常用唱歌来打发时光。”“我的男低音唱得不错。”“皮埃罗唱男高音。我们仨在一起将是一个完美的组合。如果你不介意寒舍的简陋，在方便的时候来我这里唱歌，将是我极大的快乐。我们也可以顺便给我们的好朋友塞拉菲娜一个小小的音乐会。”对于这个巧妙地抛掷出去的鱼饵，鱼儿会咬吗？还没有看出征兆来。“我们一定要这么做一次。这将唤起我对青春的回忆。当我还是一个青年，在士麦那的时候，我们意大利人总是歌唱个不停。”“耐心，”马基雅维里对自己喃喃自语。“耐心一些。”回到寓所，他取出一副油腻腻的扑克牌来，他开始玩一种叫作“耐心”的扑克游戏。他一边玩着牌，一边在脑子里翻腾着巴托罗缪告诉他的事，以及他从塞拉菲娜那里听到的情况。他想出了一个计划，而且是一个非常好的计划。但是执行这个计划却需要一些创造力。他越是想起奥莱莉娅，他就越是欲火中烧。一想到他有可能替巴托罗缪生个孩子，而且最好还是个巴托罗缪十分希望要的男孩，他就心痒难耐。“这种机会可不是常有的，”他思忖道，“当你在做一件好事时还能给自己带来这么多的快乐。”很明显他必须取悦卡特琳娜，因为没有她的话他将什么也做不成。但是困难在于如何才能与她建立起足够亲密的关系，以便在整个计划中获得她的支持。她是一个肉感的女人，马基雅维里心里闪过一个念头，心想也许他应该劝说皮埃罗和卡特琳娜上床。皮埃罗年轻，在她那样一个年纪她不可能不为此心怀感激。但是他立刻打消了这个想法。让皮埃罗成为那个女仆的情人能够更好地服务于他的需要。人们传说卡特琳娜年轻的时候曾经风流快活过。如果有一件事马基雅维里深信不疑的话，那就是当一个女人自己已经丧失魅力的时候，她就开始当起鸨母来了。他想，性的本能之一就是，当一个人年事渐高，以至于性的享受与他们的年龄不相称的时候，会以幻想身临其境而体验这种快乐。另外，她为什么要操心巴托罗缪的荣誉？奥莱莉娅能有后代也符合她本人的利益。但是那个提莫提欧神甫那边又该怎么办呢？他是他们家的一个忏悔神甫，是这一家子的朋友。也许有必要去见一下这个人，了解一下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个人也许能够派上好的用场。马基雅维里的思路被百叶窗上的一声敲打一下子打断了。他没有动，只是抬头仰望着窗户。敲窗的声音很低，而且很谨慎地又重复了一次。他走到窗口，稍稍开启了一些百叶窗。来人用低低的声音报了自己的姓名。“费里奈利。”“请等一下。”“你是一个人吗？”“只有我一个人。”他穿过走廊，打开了门。在夜色中他只看见一个人站在那里。费里奈利，也许你还记得，就是马基雅维里抵达伊莫拉之后第二天就会面的那个来自佛罗伦萨的会计。他蜷缩在一件披肩下面，一条围巾遮住了他的面孔，他溜进了门，跟着马基雅维里进了客厅。房间里只点了一支蜡烛。他在桌子旁坐下，紧紧地挨着马基雅维里，这样他就可以不用抬高自己的声音，只用耳语就可以和马基雅维里谈话了。“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请讲。”“如果我透露的情况对执政团的长官有用的话，你们会给我一笔慷慨的酬谢吗？”“绝对没有问题。”“一个骑着驿站快马的信使今天到了宫里。叛乱分子相互之间终于签定了协议。他们决心与本蒂沃留一起，保卫博洛尼亚，使那些被赶下台的贵族们在他们原来的领地上重新恢复权力，并相互保证不与公爵单独讲和。他们决定招集七百名军人，一百匹快马和九千名步兵。本蒂沃留将要攻打伊莫拉，维泰洛佐和渥西尼则是预备向厄比诺进发。”“这确实是个新的情况。”马基雅维里说道。他又是高兴，又是兴奋。变幻的局势使他感到振奋，他期待这个大戏中精彩的一幕出场，想亲眼看一下公爵会如何对付他现在面临的危机。“另外还有一件事。维泰洛佐和公爵暗通款曲，向公爵提出，如果他能够从公爵那里获得保证，他可以永久地保有他在卡斯泰洛的领地的话，他可以加入公爵的阵营。”“你是怎么知道这个的？”“你只需知道我知道这个就足够了。”马基雅维里有些困惑了。他了解维泰洛佐。一个阴沉，多疑，情绪不定的人，极其容易发怒，也非常容易陷入抑郁的状态。他染上的梅毒严重地影响了他的健康，以至于有些时候他完全没有理性可言。谁能了解那个遭受折磨的脑袋里在谋划些什么邪恶的计划？马基雅维里于是请会计打道回府。“我能请您为我保守秘密吗，尼科洛大人？如果被人发现我向您透露了上述情况，我的小命恐怕就难保了。”“我知道。我不会宰掉一只下金蛋的鹅的。”第十三章从那以后事态的发展就变得很快了。接到厄比诺造反的报告之后，公爵派了两个西班牙籍的将领，唐·乌哥·达·蒙卡达和唐·米盖尔·达·科莱拉去镇压叛乱。这两个人将部队的总部设在普哥拉和福松布朗两地，大肆抢掠周围的地区。他们攻陷城镇，屠杀了绝大部分的居民。在福松布朗，女人们将她们自己和孩子们投入河中以逃避士兵们的暴行。公爵把马基雅维里召来，用一种十足的幽默来描述这些战果。“看来天时对于这些叛乱者来说不太有利。”他冷笑着说。公爵刚刚收到一个消息，教皇派到佩鲁贾的使节一到佩鲁贾，渥西尼就跑过来见他。渥西尼向他保证他将忠于教皇，请求教皇原谅他以前的行为。马基雅维里想起了费里奈利告诉他的有关维泰洛佐的事。“真是很难理解他们在做些什么……”他说道。“书记官大人，请您开动脑筋。这只能是意味着他们还没有准备好，想通过佯装依然有可能同我讲和来换取一些时间。”几天以后维泰洛佐攻下了厄比诺城。公爵于是再次召见马基雅维里。马基雅维里预期会见到一个被这个坏消息搞得心烦意乱的公爵，但是这事他连提都没提一下。“和平常一样，我想和你商讨一下与贵国政府及我们的共同利益有关的事务，”他说道。“我收到了一封我派至锡耶纳的人寄来的信。”他开始大声地朗读。信是奇瓦利埃·渥西尼寄来的。奇瓦利埃是渥西尼这个高贵而有权势的家庭的一个私生子，现在正为公爵效力。他和那些搞阴谋的头头们进行了商谈，他们表达了他们愿意和公爵重归于好的心意，而且表示，如果公爵可以放弃攻打博洛尼亚的计划，而代之以专攻打佛罗伦萨的领地，他们愿意重新归顺公爵，出兵协助公爵攻打佛罗伦萨。“你看我对你有多么信任。”他念完信之后补充道，“我对你们的政府抱有真诚的信赖。相应地，贵国政府也应该更加相信和依靠我，一改以往的态度。他们可以放心，我不会让他们失望。”马基雅维里不知道这番话中有多少可以让人相信。渥西尼是佛罗伦萨不共戴天的敌人，自然十分欢迎任何可以使流亡的美第奇家族复辟的机会。如果他们向公爵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从情理上讲确实不无可能。马基雅维里猜想公爵没有接受渥西尼的建议，主要是害怕让法国人生气。现在他把这个内幕透露给马基雅维里，是为了让执政团觉得欠了他的人情，应该考虑重新与他签署一个雇佣协议。不久之前，公爵用武力威逼执政团签署了这一协议，然而危机解除之后，执政团方面收回了这一成命。这一反复使公爵十分恼火。雇佣协议是用来聘用一个雇佣军首领的，有一定时限的协定。根据协定，以及双方讨价还价的结果，公爵将会领到一笔薪水。这笔钱他用来支付他手下人的饷银，剩下的部分归他本人所有，这笔落入他私人腰包的金钱也很可观。两天以后叛军向公爵手下两位西班牙将领率领的军队发动了攻击，将后者击溃。唐·乌哥·达·蒙卡达被俘，唐·米盖尔·达·科莱拉负伤逃到了福松布朗的要塞。这就不是一次简简单单的挫折了，这简直就是一场灾难。但是这一消息在伊莫拉遭到了封锁。原因就像马基雅维里向执政团报告的那样，公爵宫廷中的事情，除非已经打算让人知道，否则是不会有所泄露的。但是马基雅维里自有其办法发现他要了解的事情。当他听说某种情况后，他就进了宫，请求晋见公爵。马基雅维里带着极大的好奇心进了会客厅。他想看看这个到目前为止一直充满自信和处变不惊的公爵目前是个什么状态。目前的形势简直就是距离彻底毁灭只有一步之遥。他不可能不清楚，他不可能指望他的敌人们对他手下留情。但是他很平静，甚至有些高兴。他用一种鄙夷的口吻谈论叛军。“我不想吹牛，”他说道，“但是我预期，无论最后出现什么结果，都将证明他们是用什么材料制成的，而我又是用什么材料制成的。我对他们所有的人都了解，所有他们那帮子人。而且我根本看不上他们，维泰洛佐名声在外，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从来没见过他做一件需要胆量的事。他的借口是他患有梅毒。事实是，他除了骚扰劫掠那些不设防的地区，抢掠那些没有勇气和他对抗的人之外，他什么都不行。他是一个靠不住的朋友和一个反复无常的敌人。”对于这个面临毁灭却依然有着不可屈服的斗志的人，马基雅维里不由得从内心生出一番敬意来。他的处境是令人绝望的。本蒂沃留以及博洛尼亚的诸侯们压在他的北方边境上，维泰洛佐和渥西尼，肯定会从南方向北推进。在南北两条战线上遭到优势兵力的协同攻击，他无法逃脱彻底被歼灭的厄运。瓦伦丁诺公爵从来不是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朋友，他的衰落和死亡将为共和国解除掉一个巨大的威胁。但是马基雅维里在潜意识之中，与他本人的意志正好相反，有一种隐隐的希望——不过也就那么一点点而已——希望公爵能从他目前的困境中挣脱出来。“我从法国收到来信，”公爵停顿了一下开口说道，“从信上我了解，法国国王已经指示贵国政府，向我提供一切我所需要的协助。”“我没有听说这一消息。”马基雅维里说道。“是的，你说的确实是实际情况。你应该向你的上级写一封信，告诉他们给我派遣十个骑兵中队，另外你可以补充说，我已经做好准备，可以和他们建立一个坚固和永久性的同盟关系，由于这层同盟关系，他们可以预期享有我的援助和好运能够带来的所有的优势。”“我一定按照阁下吩咐的去办。”公爵并不是一个人在屋子里。和他在一起的还有阿加皮托·达·阿马利亚，埃尔纳地方的主教——他的表弟，还有一个秘书。房间里出现了一阵可怕的沉默。公爵若有所思地注视着面前的佛罗伦萨的使节。这种沉默和注视的目光会使一个比马基雅维里紧张的人感到不自在。即使是马基雅维里，也必须调动他的自制力来保持镇定。“我从各种渠道获得报告，”公爵最后开口说道，“报告说你的政府正在鼓动博洛尼亚地方的领主们向我宣战，他们之所以这么做，要么就是想置我于死地，要么是为了在和我谈判时获得更有利的条件。”(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马基雅维里竭尽他的所能露出微笑，让他那副一向冷漠，间或严峻的面容挂上最大程度的亲切的表情。“我一点都不相信这些，阁下，”他回答道。“我从执政团那里收到的信件从来不缺乏对教皇和您本人的善意的表示。”“我也不相信那些报告。但是善意的释放只有伴随着实实在在的行动时才更有说服力。”“我确信，我国政府会尽一切力量来显示我们的诚意。”“如果它明智的程度和它拖延的程度一样的话，我相信它一定会这么做的。”马基雅维里内心战栗了。在他一辈子中，还从来没有在一个人的声音中听出如此的冷酷和凶狠。第十四章在这之后的几天当中，马基雅维里一直忙于从各种人那里搜集情报。这些人包括巴托罗缪，费里奈利，还有公爵身边的人。他不能彻底地相信任何一个单独的个人，而且他也清楚，瓦伦丁诺公爵周围的亲信只会告诉他一些他们想让他知道的事。但是最令人困惑不解的事情是，那些叛乱的将领们，近来一直毫无动作。公爵到处招兵买马而集结的部队尚未到达，而且，尽管他在叛乱的地区还控制着一些要塞，人们很难相信他可以经受一次决心坚定的进攻。现在就是进攻的时候了。就是现在。但是叛军什么也没有做。马基雅维里觉得自己的脑子不够用了，他就是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是什么原因迟滞了叛军的进攻。接着又发生了一件事，进一步地增加了他的困惑：渥西尼家族派了一个代表来见公爵，代表是傍晚到达的，第二天走的。马基雅维里费了不少劲去了解这个人来访的目的，但是一无所获。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收到了执政团方面就公爵请求派兵支援的要求做出的答复。为了要探听一下虚实，他于是请求晋见公爵。他在去宫里的路上心里有些发慌，因为他即将告诉公爵的消息是，佛罗伦萨方面无兵可派，佛罗伦萨方面可以给予的仅仅是再一次保证他们对公爵的善意。马基雅维里已经领教过公爵发怒的样子，知道场面会十分凶恶，于是他鼓足勇气，准备以坚毅不屈来迎接这场即将到来的暴风骤雨。所以，当他看见公爵对于他带来的这一消息完全无动于衷的时候，马基雅维里大大地吃了一惊，觉得太出乎他的预料了
灵前磕了几个响头，一字一句，说出了一个铮铮的誓言：“愿杀尽胡虏，雪吾兄之耻也。”这个孩子，就是年13岁的宋晟。此情此景，宋家上下，乃至朱元璋诸将，皆是“大异之”。朱元璋也大为感慨，对其父宋朝用道：“汝子少年大志，他日成就必在汝之上也。”不但称赞，朱元璋更随即下令，命宋晟承袭其兄“前锋将军”的职务，所部军队编入邓愈麾下。就这样，13岁的宋晟，从将门家中的小儿子，到大军里的“娃娃兵”，再到此时的将军，不过短短两年时间。说是少年将军，自然毫不为过。但在当时许多人看来，13岁的娃娃就去统兵打仗，荒唐么！宋晟此后的表现，证明这一点儿也不荒唐。宋国兴阵亡两个月后，少年宋晟就震撼了沙场。当年十一月，邓愈统兵攻打元廷重镇徽州。徽州连接长江南北，经济富庶，战略位置极其重要。是重镇就要拿下，邓愈四面包围，火炮弓弩全用上，硬是啃不下来。关键时刻，身为“前锋将军”的小宋晟，提出了一个古怪的建议：咱先撤？邓愈晕了，朱元璋的催促令一道接一道，打不下徽州，全军都要法办，你说撤就撤？宋晟接着的一句话，让邓愈不晕了。“今敌所以死战，在于我围城严密，故拼死而战也。不妨稍却，待敌松疲之时突袭，且只围三面，敌必溃也。”一番话，却是一个兵法上的重要道理：围三缺一。邓愈恍然大悟：听你的。接下来的事情，就完全进入了宋晟预想的轨道：元军果然懈怠，邓愈借机发起突袭，独独北门一面不攻，原本死战的元军一触即溃。之前血战一个月无法前进一步的徽州坚城，就此兵不血刃地拿下。也正是这一仗，让朱元璋麾下的许多人看到了宋晟的实力，就如邓愈在给朱元璋的奏报里夸赞的，宋晟“多奇谋，大将之才也”。从此以后，宋晟开始不断的“多奇谋”，先是跟着邓愈打了一堆胜仗，后来宋晟之父宋朝用因生病退休，朱元璋命宋晟接替其父“都督同知”的职务，20出头的年岁，成了“正军级”干部，开始独当一面。这时是朱元璋统一天下的关键时期，仗越打越大，宋晟先参加了平定张士诚夺取江南的战役，然后在朱元璋定都南京正式建国后，参加了徐达统兵北伐元王朝的统一北方大战。比起众将破阵杀敌，屡建战功，此时的宋晟，做得更多的是“善后”工作。明军攻克山东，他奉命留守山东，明军攻克河南，他再奉命留守河南，接着明军攻克陕西，他又奉命留守陕西。统一天下这一路，杀敌立功轮不上他，治理地方、清剿残余的“脏活”，多落在他身上。到了明王朝北逐元廷，统一天下后，宋晟又奉命相继镇守大同和陕西，担任当地的“都指挥使”，并督造山西、陕西的长城建造。比起明朝开国后诸多功臣“封侯拜将”的荣耀，彼时的宋晟虽也是开国功臣，却因年龄资历所限，并未得到太多封赏，在明朝军中，只是个“中层干部”。宋晟人生的第二次转折，发生在明朝洪武十二年（公元1379年），与上一次一样，这次转折的开始，依然是一次悲伤。这个事件是此年的“南京花船案”。事情说来很简单，就是元宵节时，一帮功臣子弟们凑钱造了一艘大船，在船上奢靡铺张，沿秦淮河一路吹吹打打好不风光。事情被朱元璋知晓后，龙颜大怒，当即下令严查，凡是上船的官员，皆要严惩。而此时调任南京的宋晟，恰恰也在这条船上，毫无例外的被一撸到底，降职到甘肃凉州任卫指挥使。或许朱元璋自己都没想到，这次严苛的处罚，不但没有打垮宋晟，相反，却为他的人生打开了一片新天地。宋晟后来建功沙场，封侯赐爵，名震天下，正是从此开始。二说对宋晟的处罚严苛，不仅仅是因为降职，还因为在当时凉州实在不是一个好地方。经济落后不说，当地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相互冲突不断。且凉州位于边境要冲，此时西北元朝残余势力仍在，不时入侵骚扰，常年战火不断。穷，远，战争多，这样的地方说是降职，其实就是发配流放。所以当处罚令下来的时候，宋晟身边大多数人就一个判断：这孩子这辈子算完了。宋晟却不这么想，反而乐呵呵地与家人告别，和朋友告别的时候，更是口出豪言：“此去西北，必立不世功业也。”到了凉州后，宋晟才知道豪言好说，事情却真是不好做。当时的凉州，情况糟得不能再糟。凉州的西北和北面，是北元王朝的地盘，时不时过来打你。凉州的南部是青藏地区的吐蕃部落，虽归附于明王朝，却是时叛时降，若逢灾年，更是成群结伙地进来。比如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凉州东南西北皆有敌人入寇，打不及，也跑不及，兵灾过后，只留下狼藉一片。外敌入侵足够让人头大，内部的事情也让人挠头。当年徐达从元王朝手里收复甘肃时，曾招降大量蒙古部落。后来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傅友德西征，又带回大批俘虏，其中相当多都被安置在凉州。这些部落依然保持着游牧习俗，与当地汉民冲突不断。其中有些部落，还和北元王朝勾搭，每次敌人入侵都充当先导。内忧外患摁下葫芦起来瓢，直让历任地方官头大。所以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明王朝设置凉州卫开始，至宋晟到任前，凉州卫指挥使这个职务，前前后后已经换了9个人，其中4个战死沙场，3个撤职查办，两个死于当地士兵哗变，都没有好下场。身兼重任的宋晟，从凉州卫的内忧外患之中，一下子找到了解决凉州问题的关键点：粮食。凉州乱，其实就乱在一个“吃”上。当地苦寒，游牧民族日子难过，没粮食就引起变乱。也因为没粮食，朝廷调来屯垦的士兵，逃亡甚多。老百姓没粮食吃就动乱，军队没粮食吃就打不了仗。问题好找，解决起来却难。凉州当地气候恶劣，干旱雪灾不断，派军队在当地屯垦戍边，辛苦撒下的种子，一场大灾就赔个精光，指望朝廷送救济粮。路远不说，年年吃救济，就像是个无底洞，怎么也填不满。宋晟开始行动了，他先是主动接触周边各少数民族部落，召各部酋长恳谈，同时公正处理历年累积下来的各种案件，化解各族边民之间的矛盾，仅用数月时间，就将当地积攒数年的案件处理完毕。他还从粮库中调拨大量粮食，用以帮助各部落度过荒年。一番奔忙之下，当地局面总算平息下来。但这平息是暂时的，不解决吃饭问题，该闹还要闹。此时宋晟已经有办法了，凉州多灾，其主要的灾害有两个：干旱、沙暴。凉州地区的张掖，自古号称“塞上江南”，当地水源丰富，宋晟动用军队，将水源引入干旱地区，化解旱情。凉州北面毗邻沙漠，宋晟命士兵们广种沙枣之类的抗沙林木，用以抵抗沙暴。诸上事情，他皆“亲身筹谋”，凡事亲力亲为，同时他还制定严格军法，从严治军，严惩将士中欺压百姓者。苦心之下，凉州果然渐趋安定。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冬开始，凉州卫连续多次击退周边敌人的进犯，而到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明朝监察御史蒋星巡视凉州时，他看到的，是阡陌纵横的良田，各族百姓和睦相处以及精锐的边关士兵。宋晟镇守西北后的战争考验，是从第二年五月开始。此时经过十数年休养生息后日渐富强的明王朝，终于下决心解决北方边患问题，而开刀的第一战，就是凉州北面的亦集乃路。亦集乃路这个名字，已经为现代人所陌生，但在明初时期，这却是令朱元璋寝食不安的一个心腹大患。亦集乃路，位于今天内蒙古额济纳旗达来呼布镇，从元初开始，这里就是元王朝的西北重镇。早年成吉思汗灭金时，它是蒙古大军的物资中转站，元王朝建立后，它是元王朝塞外屯兵的重地。在元王朝退出中原后，它又成为蒙古军南下骚扰的桥头堡。此地的镇守者是北元王朝“吴国公”把都刺赤，此人和元王朝是儿女亲家，更是北元能征善战的猛将，蒙古人称他为“黑将军”。多年以来，提起这位“黑将军”的名号，诸多明朝边将无不头大。是年五月，未等明军动手，把都刺赤自己找上门来了，蒙古军大股入寇，而且采用“叼一口就跑”的战术，这边骚扰一下，那边打个埋伏，明军出击，他退出塞外，明军回师，他复来骚扰，全仗着自己骑兵来去如飞，几番侵扰，直把明军折腾得气喘吁吁。气喘吁吁的宋晟，并未慌乱，面对蒙古军连续的进犯，宋晟只说了一句话：“今敌大出，其巢必空也。”一句话，点中了把都刺赤的死穴。宋晟派少量部队，牵制入寇的蒙古军，然后精选了3万精骑，从凉州出发一路北进，不理会沿途蒙古军的侵扰，经数日急行军，终于抵达了亦集乃路城，如宋晟所料，亦集乃路城果然“其巢必空”，明军迅速发起了攻击，猝不及防的把都刺赤登时大溃，经一日血战，明军俘虏“吴国公”把都刺赤，千户也先帖木儿，以及蒙古军18000多人。这个肆虐明朝北疆十数年的大患，一战而解。亦集乃路的夺取，对明王朝的西北边防，乃至北部边防，都有重大的意义。明朝洪武三年（公元1371年）徐达北伐时，北元王朝正是通过调度亦集乃路的兵马，从侧面夹击明军，导致明军功败垂成，被迫撤军，之后的十几年里，亦集乃路一直是北元军队侵扰明朝边陲的基地。所以捷报传来，明朝开国功臣郭英闻讯大赞道：“此乃断胡掳臂膀之功也。”宋晟的这一战功，也在明王朝引起了强烈反响。大喜的朱元璋立刻下旨，召宋晟进京，恢复了他的“都指挥司”一职，接着又升官为“右军都督”，以“封疆大吏”的身份重新镇守凉州，从此守护明王朝西北大门的责任，正式落在了宋晟肩上。值得一提的是，亦集乃路大捷后，对被俘的18000多名蒙古兵，宋晟采取了“优待俘虏”的政策，仅送其中千余人入南京治罪，其余的皆安置在凉州地区，与汉民相处杂居，其中精壮者更由宋晟挑选编入军中。这支他精心打造的军队，在后世有一个名字——甘凉精骑。后来明王朝平定安南、麓川，乃至土木堡之变后的北京保卫战，皆有这支军队的身影。肩起西北边防大任的宋晟没有让朱元璋失望。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宋晟再次出手，这次的目标，是明朝打通西域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哈梅里。哈梅里，即今日新疆哈密，当时是元朝藩王兀纳什里的封地。比起亦集乃路的那位“吴国公”，这位兀纳什里王爷起先很老实，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明王朝曾计划攻打哈梅里，哈梅里闻讯后请降，明王朝遂派使团经哈梅里，进入西域招抚各部，这也是明王朝建国后第一次进入西域。从此明王朝与西域各部往来不断，丝绸之路重开。但兀纳什里贪心不足，竟然数次打劫往来商队，到洪武二十三年，更是得寸进尺，扣押西域部落向明王朝朝贡的使团。朱元璋闻讯大怒，随即命令宋晟与陕甘都督刘真合兵，于是年四月攻打哈梅里。兀纳什里有恃无恐，也是有原因的。哈梅里地区地形险要，明军多为步兵，劳师袭远，粮草辎重很难接济上。等到了哈梅里，恐怕也是强弩之末，只要把地盘守好，拖个三五个月，明军必会不战自退。事情也确实如兀纳什里所料，明朝都督刘真的部队进军异常缓慢。但是他却漏算了一个人——宋晟。从兀纳什里严防死守开始，宋晟就知道他打的什么算盘，而宋晟的对策还是一样——直捣黄龙。当年蒙古军疯狂进攻的时候，就敢直捣亦集乃路，这次对手收缩防守了，照样要直捣哈梅里。这次难度却比上次大得多，路远，粮草供给都是问题，地形险要，兵力不易展开。宋晟缜密布置，先是详细考察地形，找到了一条进军的小路，然后颁下军令，每个士兵多带5日的干粮，连日急行军。这支奇袭部队出发了，从凉州到哈梅里，急行军上千里，从小路穿过蒙古军的防区，仅用两日就抵达了哈梅里城下。黎明时分，当哈梅里城头士兵向外眺望的时候，他们惊讶地看到了城外黑压压的，正摩拳擦掌的数万明军。此时的宋晟，也深知孤军深入，后援不济，如果不能尽快攻克坚城，等待这支奇袭部队的，也许就是全军覆没的灭顶之灾，所以抓紧时间拿下敌人，或许是最好的选择。然而宋晟的选择却是：不打！虽然不打，但样子还是要装的。明军列阵于城下，全军战鼓声，呐喊声震天，就是不发起进攻。喊了大约有半日，奇迹突然发生了，哈梅里城发生哗变，先前牛气哄哄的兀纳什里仓皇出逃，其子别尔且帖木儿以及官员数十人，被守城官兵绑了送到明军面前。铁壁坚城的哈梅里，不战自破。原来早在进军之前，宋晟就得到了一个重要的情报：兀纳什里的内部并不团结，当地许多百姓和军官都心向明朝，如果贸然发动进攻，对方肯定会上下一心守城，这仗就难打了，所以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最好的选择，他做到了。在攻克哈梅里后，宋晟采取了开明的民族政策，大军入城后秋毫无犯，参与反叛的敌人，只抓元凶宽大胁从。当地局势很快安定下来，随后赶来的都督刘真继续率军追击，兀纳什里的部下们纷纷投降，先后共有各级官员两千余人被俘。堵塞明王朝西进道路十余年的哈梅里，就这样兵不血刃地被平定。如果说之前的亦集乃路之战，是断掉了北元王朝的臂膀，那么这场兵不血刃的哈梅里之战，不但解除了甘肃地区西北方面的威胁，更打通了连接欧亚的丝绸之路。哈梅里之战后，西域各部真正见识到了明王朝的兵威，原先与北元王朝勾搭连络的部落，从此便死心塌地归附明王朝。史载明王朝从此“威行西域”，诚为实情。亦集乃路之战和哈梅里之战，是宋晟在洪武时期镇守西北参与的两场最重要的战争。这两场大战后的甘肃地区，从此兵灾大减，数十年再未发生大规模的战争。镇守西北有功的宋晟，不但打出了他在西北的名声，更因此屡获重任，5年后被朱元璋委以“征南副将军”，派往广西平定当地叛乱。得胜后又调任开平（原北元王朝上都），担任开平卫都督，这一次调令，再次改变了他的命运，让他得到了另一个人的赏识——朱元璋四子燕王朱棣。三开平卫，在明朝初年甚为重要，明朝开国第一武将徐达曾称开平卫为“塞外卫所之首”。这不仅仅是因为它曾是北元王朝的国都，更因为此地战略位置重要，占有开平，就可以俯瞰整个蒙古草原，遏制北元王朝的南下侵扰。选择宋晟镇守开平，证明了此时他在朱元璋心中的地位。对宋晟来说，镇守开平最重要的意义，是获得了与另一个人共事的机会：燕王朱棣。此时的朱棣，封地在北平，北平北面的开平，是朱棣的属地。这时是朱元璋的晚年，各皇子之间的“夺嫡之争”，已经到了白热化阶段，镇守北方的各路王爷，都在争相培植亲信，扩充自己的实力。战功卓著的宋晟，自然成了朱棣的拉拢对象。在与朱棣共事时，两人建立了亲密的关系。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宋晟随朱棣出击蒙古，进兵至内蒙古宁城地区，击败了当地的蒙古军，朱棣本想立刻班师，宋晟却判断说，宁城北面尚有蒙古军主力。在宋晟的力主下，明军再次北进，果然捕捉到蒙古军主力，再次大破之。战后宋晟建议，应当在右玉城设置卫所作为屏障。朱棣采纳了他的建议，在当地设定边卫，后改名为右玉城。这座卫所此后历经风雨，从明初至明末，始终是明王朝抵御北方游牧民族侵扰的屏障，明朝万历年间兵部尚书张学颜曾送该城一个绰号“铁壁卫”。此后朱棣对宋晟越发赏识，不久之后便与宋晟结成了儿女亲家——宋晟的儿子宋琥迎娶了朱棣的女儿安成公主。这桩婚姻，也注定了宋晟在接下来的“靖难之役”中的角色——朱棣的亲信。就在宋晟与朱棣结成亲家后不久，明太祖朱元璋病逝，皇太孙朱允炆即位，次年改年号为建文。这位从做“太孙”时期就心忧北方各路诸侯尾大不掉的年轻皇帝，登基后厉行削藩，削藩的主要对象，就是在北方对皇位虎视眈眈的朱棣。已是朱棣亲信的宋晟，则成了建文帝极为忌惮之人。建文帝近臣黄子澄建议“可令其远调，以削燕王羽翼，再徐图之”。于是当年七月，南征北战的宋晟再次接到调令，担任甘肃都督。次年八月，雄
降的复明军有许多被作为士卒编入了吴圣兆统帅的松江守军各部。事实上，被置于这位将领指挥下的降军是如此之多，以致北京朝廷对吴圣兆是否可靠都担心起来了。吴圣兆是辽东人氏，据说他从前做过吴三桂的副官。但到1645年初夏，他已归属于李成栋麾下。在李成栋残忍地平定江南地区期间，他任参将。故此，他最主要的战绩就是招降了两支规模较大的太湖叛军：一支是戴之俊领导的队伍，他率兵到松江，受吴圣兆的直接指挥；另一支是由吴易的前副将周谦指挥的队伍。部分是由于吴圣兆的这些战绩，当1646年李成栋进军福建时，就让这位以前的副将继承了自己的指挥权，并接用自己的帅府，李成栋的帅府是不久前被征用的徐府。吴圣兆很快就与在他幕府中做事的好些地方士绅建立了密切的关系。通过这些人的努力，他不仅受到了复明思想的影响，而且经过劝说，他还开始考虑与在厦门的鲁王的支持者缔结军事同盟，尤其是与舟山岛的海霸黄斌卿结盟。黄斌卿最初支持唐王，但后来他被说服邀请鲁王和他的主要军事支持者张名振（他占据了福建至广东沿岸的几个岛屿）到舟山避难。唐王被俘后，几乎所有东南海岸的海军将领都转而支持鲁王。1646年12月30日，鲁王受郑采之邀在厦门建立行宫。戴之俊和太湖其他复明分子领袖认为，如果他们能够说服某个像黄斌卿那样有势力的人来请他们做中间人，那么他们也许能反过来诱使巡抚吴圣兆在南明海军从海上进攻时于陆上举行起义。但至少在1659年以前，这一战略只是南明人士的一厢情愿而已。关于江南复明力量与南方海军结盟的建议被采纳了。1646年复明党人在浙东地区陆战的失败，把几乎整个复明事业推向闽浙沿海的港湾与岛屿。浙东的失败也使得鲁王的那些顾问得理三分，他们认为尽管前一年出现过清朝官员背信弃义的现象，但扭转战局的唯一出路仍在于与满清朝廷重要的地方命官结盟。这一期望也是根据这么一种现实的估计而萌生的；新朝为了在中国的中心地区迅速扩展自己的势力，不得不依靠未经考验的归附者。然而，由于前一年发生的清朝官员的欺诈行为，也由于像郑采这样的海军将领对于过分依赖陆军的可以理解的迟疑，要使鲁王朝廷相信江南地区确乎存在可靠的同盟者，尚需一番周折。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为直接与缙绅复明分子通气，鲁王朝廷很合适地聘用了一个名叫夏宝谟的嘉善“诸生”。夏宝谟已经把来自吴易的情报送到了鲁王朝廷，现在返回松江地区与那儿的接头人联系。正如浙江复明分子在军事上的地位使他们倾向于与松江抵抗分子联盟一样，吴圣兆的政治动摇性也使他对起义发生了兴趣。他改编了这么多的太湖叛贼，已经引起巡抚土国宝和总督洪承畴的怀疑。吴将军知道了他们的疑惧，于是便考虑接受夏宝谟的邀请，去舟山与复明分子商讨机事。因此吴圣兆早在1647年就采取了两个重要步骤：一是秘密与黄斌卿交换礼品和物资，用江南稻谷换取舟山珍珠；二是通过戴之俊，与松江士绅中的主要复明分子陈子龙取得联系。
陈子龙与松江兵变
到1647年5月初，在参加了杀身取义的夏允彝的葬礼之后，陈子龙作为一名复明分子的意志，似乎有所恢复。起码，他感到自己在公众心目中的复明分子的形象已使得他别无选择，他所能做的只有保持对明朝事业忠心耿耿了。总而言之，他只能取“危时”之“拙计”，正如他当时写的一首诗所披露的：计拙存谋野，时危适遯荒。友人怜豫让，女子识韩康。周鼎无消息，秦灰正渺茫。冥鸿天路隘，何处共翱翔。这是由一个正赶上改朝换代时期的人所写的诗。在这首心曲迂绕的诗中，最能表露真情之处是它提及了韩康。众所周知，韩康是东汉人，在长安卖药，因从不讨价还价而声名远扬。陪伴他外出采购与销售药材的女儿，在他又一次清高地拒绝与顾客讲价钱而损失了钱财的时候，对他愤愤然起来。他回答女儿说，他韩康即使想要讨价还价，也不能那么做，因为他的名誉约束着他。那么，像韩康一样，陈子龙依旧做一名复明分子，也是因为他别无出路了。因此，在关系到他的名誉之时，或者说由于惟恐辜负了这名誉，陈子龙一直不得不尽其所能。由忠义所认定的自我完善的人生义务，驱使他最后一次到松江去加入吴圣兆阴谋集团。也许，陈子龙在两件重要事情上帮助了吴将军：他把缙绅阶层中的复明分子引入了阴谋集团，他们是第一次松江抵抗活动的幸存者；他还使得鲁王政权确信，可以信赖吴将军按计划起义。黄斌卿本人的疑惧大概也消除了，因为他后来同意支持张名振率一支舰队北伐，以策应吴圣兆领导的松江起义。两军于1647年5月20日会合，从水陆两路去进攻南京的清军。随着起义计划的制订，起义消息在吴圣兆衙门的吏员僚属中已是人所共知了。5月12日，即两军预计会合的八天前，陈子龙到松江郊区，戏剧性地向他的门徒宣布直到那时他还认为是一个秘密的计划。他的学生着实吃了一惊，告诉老师说，城里人人都知道了这个秘密，他恳求陈子龙绝不要参与进去。毫不奇怪，阴谋传到了南京的清朝当局耳中。在预定发动起义的两天前，洪承畴接到松江同知杨之易的一封密信。杨之易是著名的东林义士杨涟的儿子，他在信中写道，吴圣兆正计划兵变。洪承畴意识到，要赶到松江去制止叛乱，为时已迟，不过他立即提醒土国宝注意迫在眉睫的入侵，动员起长江沿岸的军队做好决战准备。为以防万一，洪承畴还下令迅速处死在南京被扣作人质的吴圣兆家人。这时，吴圣兆已听说了杨之易的出卖。他认为城内其他一些官员可能也与南京方面有秘密交往，遂将他的2000士卒集合于城下，在他们宣誓加入南明舰队、推翻清王朝的口号声中，处死了杨之易及松江的知府与其他文官。吴圣兆仍然自信他的事业会成功。就他所知，张名振的舰队已绕过江南海岸的突出部，甚至正准备在长江与他会合。他怎么会知道自然的力量已经注定了这场叛乱的失败呢！在松江官员被处死的两天前，南明舰队停下来抢劫崇明岛上游大约50公里处的鹿苑。那天夜里天气闷热异常。5月18日清晨，一场小台风扫过长江口，冲击了系泊的舰队。由于来不及起锚到外洋避风，张名振的几乎所有兵舰和黄斌卿的大约一半船只都沉没了。许多水手、士卒挣扎着游到鹿苑岸边，但是迎接他们的却是附近福山的部队，土国宝事先已将这场迫在眉睫的进攻通知了他们。清兵轻而易举地用刀剑弓弩杀死了散布在岸边的1000名南明士兵，此外又俘虏了500人，包括张名振的兄弟张名斌。张名振本人则与黄斌卿和张煌言一起，设法从海上逃走了。这时，吴圣兆对这一惨败全然不知，遂遣副将张世勋率兵从松江北进，去迎接浙江的复明军到他的驻地来会合。张世勋等待着盟友的到来，但一直不见踪影。时间一长，他慢慢意识到南方的舰队再也不会来了。在这一紧要关头，他为自己的命运着想，突然回师松江，迅速制服了吴圣兆的卫兵，逮捕巡抚，占领了衙门。然后张世勋以吴圣兆的名义，召集其他主要起义领袖到州府议事。最重要的对手是戴之俊，此人不容轻视，不过张世勋很快设计杀了他，于是太湖匪贼群龙无首，翻山退回到湖面上去了。张世勋接着向南京正式报告这次起义，将吴圣兆押送总督洪承畴处监禁。虽然鹿苑溃散与松江兵变被扼杀是清政府的重大胜利，但朝廷并未因此欣然自信，反而充满了疑虑与猜测。仅在几个星期之前，即1647年4月，清廷恢复了其招抚政策，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帝国经济的心脏地带新的复明叛乱的爆发，现在看来那是一个软弱的姿态。所以，鲁王舰队沉没之后，土国宝以张名斌未作抵抗而投降为理由，要求予以赦免，就遭到了巴山的弹劾。巴山指出，恰恰是这种宽大怂恿了像吴圣兆这样的人率先作乱。这位兵部尚书接着颇不情愿地承认，把在鹿苑囚禁的人全部处死，也许确实太多了些，但他宁愿把他们作为战俘用于徭役，也不肯作为正规水兵编入清朝水军。他还提出，土国宝的行为应受吏部审查。皇帝批准了他的奏章。洪承畴也受到了怀疑，因为清廷将他与缙绅阶层中的复明分子联系了起来。在起义平息后从事调查的官员们，全都过高地估计了那些人在阴谋集团中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这些文人自己造成的，他们故意夸大自己的重要性。江南缙绅沈廷扬，风暴来临时正在泊于鹿苑的鲁王舰队的一艘船上。他发现了沿岸的清军，便说：风浪似此，天意竟何在也！吾应报国而死，然若此就死，无名也。于是，沈廷扬为了扬名，大声向清军将领叫喊，自称是鲁王朝廷中的一名监察官。后来，他在苏州受审期间，又自称是他告诉黄斌卿许多江南文人还没有剃发、保持着对明朝事业的忠心，并说服他参加了舰队。沈廷扬不屑于被赦免，尽忠而死，赢得了烈士的名声，而且，这样做有助于让他的刽子手相信，怀有贰心的文人组织仍遍布江南。兜捕文人学士
清廷相信，这场起义的主要煽动者是与南明串通的江南文人，因此要派那些受文人阶层影响最小的官员去消灭叛贼。于是，洪承畴和土国宝暂时将松江兵变之后安抚地方的责任移交给陈锦和巴山。陈锦是辽东“旧臣”，1633年宁完我曾把他推荐给皇太极。他忠心耿耿，在吴圣兆起义之后，受命治理苏州，“谋乘此尽除三吴知名之士”。在他的主持下，江南按察使司开始调查策划起义的关键人物，不久就断定一个名叫陈子龙的人是主谋。虽然陈子龙也许当过吴圣兆与鲁王政权之间的联络人，但实际上他对松江兵变仅略有介入而已。他住在城外，对吴圣兆平日的策划也基本上一无所知。然而，对陈锦和清政府来说，陈子龙很快就以起义的象征性领袖而出名，环绕着他的罗网不久便收紧了。起初他逃避逮捕，躲到了夏允彝兄弟夏之旭处。于是夏家受到追查。夏允彝的儿子夏完淳被捉住押送南京，他是在夏允彝自杀后投靠太湖匪党的。到了南京，洪承畴被这个年轻犯人所感动，试图劝他以自己出众的文才为新朝服务。夏完淳大骂洪承畴变节降清，遂被处死。之后，其叔父夏之旭意识到自己也只有死路一条，于是就在当地孔庙里上吊自尽了。同时其他一些人也被清朝捕快俘获，拘禁入狱，除杨廷枢因当过戴之俊的老师而被抓获外，还有40多名江南名士在南京被处死。另有许多人被守卫松江西郊的陈锦缇骑当场杀死。最后被判决的大约有1000名士人，包括一名代理县官。用土国宝的话来概括说：“兜捕之后，凡能咀嚼者一人不留。”夏之旭自杀后，陈子龙到密友侯岐曾家里躲避。但由于清廷一直在追捕，他又不得不东躲西藏，先去了旧仆人处，再去另一个朋友家。在那里他终于被巡捕发现。他们包围了住宅，直到他束手就擒。巡捕立即把他带到陈锦面前，陈子龙只是对陈锦说自己是崇祯旧臣。尽管陈锦竭力恐吓，陈子龙在整个受审过程中一直十分镇静。当问及他的长发时，他直率地说：保留头发可以见先皇帝于地下。无庸置疑，陈锦准备将陈子龙公开示众，开刀问斩。他命令将这个复明分子押到南京进一步审讯。但是陈子龙设法逃脱了这种折磨。1647年6月15日夜间，警船在从苏州去南京的途中穿过跨塘桥时，陈子龙挣断镣铐，纵身投河。虽然有会水的巡捕下水打捞，但陈子龙已经自溺身死。巡捕对犯人的自杀大为恼怒，他们割下陈子龙的首级，将他抛尸河中。几天后，陈子龙的几个学生捞回了他的遗体，将其安葬于陈氏坟地。他论“危时拙计”那首诗中的最后一节，可以作为他的一篇合适的墓志铭：故物经时尽，殊方逐态新。恨无千日酒，真负百年身。芝草终荣汉，桃花解避秦。寥寥湖海外，天地一遗民。1647年对文人复明分子的清洗，既不意味着抵抗活动在江南完全终止，也不表示缙绅对地方的控制被打破。缙绅阶层拥有巨大的经济势力和社会影响，而且在此后10年里，这种势力和影响一直为他们所独占。然而，尽管残存着这种地方自主的力量，长江下游地区政治反抗的支柱却在1647年被摧毁了。这一地区的州县政府不久就委派了可靠的旗人来任职，而且直到19世纪，才有人向清朝对江南人民的统治提出根本性的挑战。新朝已根基坚固，难以动摇，以致它得以彻底改变先前留用明朝旧臣的政策，甚至敢于对最初制定这项政策的人，包括洪承畴本人在内，表示怀疑，并肆意指斥。当陈锦在松江和苏州大肆清洗时，巴山留在南京处理一些高级俘虏的审讯事宜。吴圣兆自然被押还南京。在审问过程中他披露出有好几名重要缙绅卷入了这场阴谋。就在这种充满猜疑的气氛之中，1647年10月1日，一名清军参将俘获了一个信使，此人带有鲁王政权的文件和信函。经检查，发现信件中有南明封授洪承畴为公、土国宝为侯的敕书，还发现了黄斌卿给这两人的信件，内容是建议他们先与他这个舟山军阀通信。虽然这些信件轻易地落入清人手中，可能是为了让洪承畴与土国宝蒙受猜忌，但清廷仍命令巴山进行全面的调查。不过清廷也还是给了洪承畴足够的撇清自己的机会，并与巴山一起参与审讯。淮安之谋
尽管身遭嫌疑，洪承畴依旧担负着继续平定南京总督辖区中其他各地的全部责任。松江此刻已经再度处于牢固控制之下，但洪承畴对反清武装出没无常的江宁以南地区，以及江宁以北运河区的安全，仍未予释怀。在扬州以北的淮安，漕船满载谷物，准备向北运送，以供京城之需。但这些漕船以及运河航道本身都极易受东部复明分子的不断袭击。在淮安以东，即苏北产盐区，许多居民都是职业走私者。1647年10月9日，一支大约2000“土寇”组成的队伍袭击了庙湾城。袭击发生在清晨时分，最初被守城的清朝游击将军击退。但叛军在大白天再次进攻，打伤了游击，把知府和知县官赶出城外。在一个名叫张华山的反清分子和自封为明朝义王的人的率领下，复明军打起隆武皇帝的旗帜，招徕党徒，威胁淮安。负责运河谷物运输的清漕运总督是杨声远。他从淮安的总督衙门向洪承畴报告说，庙湾“今为贼据，盐场一带居民，胥化为贼，势甚披猖”。杨声远还告诉洪承畴，他已采取紧急措施，防守淮安城，因为叛军宣布他们要在10月10日进攻淮安。他在向庙湾派遣正规军的同时，还沿运河派驻了专门的漕运守军，以保护满载的船只，其中许多已经起航北上。但杨声远不相信凭他自己指挥的这点兵力就能遏制叛贼。为防“滋蔓难图”，他要求立即增援。形势十分紧迫，他等不及北方部队的到来，所以请求从洪承畴支配的兵力中立即调来至少二三千满汉军兵。洪承畴一接到杨声远的求援信，就在南京召集他的主要将领陈锦、陈泰和张大猷开会。虽然杨总督可能夸大了淮安所受到的军事威胁，但是，必须保卫帝国最重要的运输干线是毫无疑问的，特别是这条运输干线当时正在向京城运粮。所以洪承畴从南京守军中抽调了2500人出援，命提督张大猷率领之。洪承畴后来在给多尔衮的奏折中说明如下：凡进剿机宜，听汉兵提督与总漕督臣同心计议，必求万全，尤要严束满汉将兵，恪守纪律，秋毫无犯，期于剿贼保民，奠安重地。这支部队计划10月14日从江宁出发。那时复明军已经向淮安发动了进攻。首次进攻淮安的队伍由一个名叫周文山的人指挥，他的800人马据说来自城东80公里处的盐城。10月10日清晨，周文山部队突破了东门边的淮安城墙，但经八小时激战，又被击退了。周文山在混战中丧生。虽然留守淮安的清军仅100余人，他们仍坚持打退了义王所率领的复明武装潮水般的第二次进攻。在复明军乘船从运河开往淮安城时，淮安清军又伏击了义王的人马。复明。现在卫国已经不是问题了，晋文公没有浪费太多时间，迅速挥师南下，进攻曹国，包围了曹国的国都陶丘。这时候他指挥的部队不仅仅是晋国三军，还有加入到晋军中的齐、秦两国部队。晋军集中力量进攻陶丘的城门，曹国人拼死抵抗，一次又一次打退敌人的进攻。晋军死伤累累，在陶丘城下留下大量尸体，仍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冷兵器时代，攻城是一项极其艰苦的工作。《孙子兵法》曾这样描述：“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修橹轒（fén）轀（wēn），具器械，三月而后成；距堙，又三月而后已。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将孙子的这段话翻译成现代文：最上乘的用兵之法，以谋略取胜；其次以外交取胜；其次以打败敌人的军队取胜；攻城是下下之策，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为了攻城，光准备器械就得三个月；如果一时攻不下，就得在城外修筑土丘围城，又得三个月；如果还攻不下，攻方将领难免心浮气躁，驱使士兵像蚂蚁一样进攻，搞人海战术，死伤更加惨重，有可能高达三分之一以上，而敌城仍然屹立不拔——这就是攻城的灾难。这段论述，生动地反映了攻城的艰辛，也体现了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指导思想。回想起来，齐桓公和管仲纵横中原三十年，虽然以强大的武力作为后盾，但总是尽量避免战争的发生，更多采用外交和谋略来解决问题，与孙子的思想不谋而合。而现在，晋文公刚出江湖，就在陶丘城下陷入攻城的困境，勇气虽然可嘉，谋、交略嫌不足。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晋文公之所以强攻陶丘，与其救援宋国的战略目标有关。宋国在楚军的进攻之下，已经岌岌可危，如果不尽快解决曹国而对宋国直接施以援手，那么当晋军与楚军主力相遇的时候，曹军势必成为晋军的后顾之忧。因此，救宋必先破曹，攻城虽是下策，却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晋文公本来以为，以晋国三军的实力，加上齐、秦二国之助，攻下陶丘只是小菜一碟。没想到，这碟小菜却是如此难啃。曹国人不但打退了晋军的进攻，还采取心理战术来削弱晋军的斗志——将晋军留下的尸体挂在城墙之上。这一招非常狠毒，晋军士兵看到如此场景，又愤恨又惊惧，箭不敢射，石头不敢扔，梯子也不敢搭，生怕破坏了同袍的尸体，攻城一时陷于停顿。有人给晋文公献了一条“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计谋：将晋军部队迁到陶丘郊外的曹国公墓去驻扎，并且宣称，要挖曹国人的祖坟作为报复。祖坟被挖，那是天都要塌下来的大事。而挖人家祖坟，也是缺德得不能再缺德的事，如果不是有曹国人挂尸在先，晋国人也不敢这么做——人嘛，毕竟还是有底线的。曹国人听到这个消息，无不感到恐惧，而且愧疚万分。他们立刻派人与晋国人谈判，要求晋军赶快撤出公墓，别再骚扰他们祖先的神灵。晋文公很爽快，说行啊，只要你们将晋军的尸体都收拾好，装在棺材中送还给我们，我们就马上撤出公墓，这仗该怎么打还怎么打，大家都别再耍小聪明出毛招了。这个要求一点也不过分，曹国人当然答应。几天之后，他们将晋军的尸体收敛妥当，用牛车拉着几百具棺木，打开城门送往晋军大营。队伍刚出来三分之一，听得城外一通鼓响，无数晋兵从四面八方涌过来。曹国人情知上当，想关门，门却被牛车堵了个严实。手忙脚乱的工夫，晋国人已经控制了城门，陶丘城陷落了。曹共公当年好奇心作怪，偷看晋文公洗澡，现在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晋文公当众数落他的罪状，总共有三条：第一，不用僖负羁这样的贤臣；第二，小小曹国，居然有“乘轩者”（大夫）三百人，政府官员严重超编；第三，不尊重贵人，偷看人家洗澡。根据《左传》的记载，僖负羁当年背着曹共公给重耳送饭，并非出于他自己的意愿，而是他老婆劝说的结果。就算是他自己的意愿，因为送过一顿饭，就被称为贤臣，也实在是太带有主观色彩了。但是对于晋文公来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现在正是时候。为了表达对僖负羁的敬意，他还特地给部队下了一条命令，不许任何人闯进僖负羁的宅子，违者斩首。晋国军中，有两个人情绪不佳，那就是魏犨（chōu）和颠颉。这两个人都曾跟随晋文公流亡列国，然而回国之后并没有受到重用。一年前晋文公作三军，起用了郤谷、郤溱、先轸、栾枝等新人，魏犨仅仅担任戎车护卫，颠颉更是榜上无名，使得他俩愈发忿忿不平。现在打下曹国，僖负羁仅仅因为一饭之恩，就受到晋文公如此厚报，进一步加深了这两个人的不满。为什么外人一顿饭，胜过咱们那十几年的不离不弃呢？魏犨和颠颉想不通，凑到一起喝闷酒。酒入愁肠，化作满腔怨言。喝着喝着，魏犨有了一个邪恶的念头，他凑到颠颉的耳边一说，颠颉立马表示赞同。当天夜里月黑风高，两人各自带着亲兵，抱着柴禾来到僖负羁家附近，将柴禾团团围住他家院子堆放好，把前后几扇门都用链条锁上。魏犨一声令下，亲兵们点燃柴禾，又将数十个火把扔进院子。霎时间四处火起，院里的人从睡梦中惊醒，男女老少乱成一团。魏犨喝得有十二分醉了，听到里面哭爹喊娘，报复的快感油然而生，竟然忘记自己是在做见不得人的事，举着一把长刀又蹦又跳，吆喝着亲兵：“把守好各个门口，不许放一个人出来！”不料乐极生悲，突然间一段烧得滚烫的院墙轰然断裂将他压倒。颠颉吓得立马酒醒了，连忙扒开砖头，将魏犨扛在肩上，带着亲兵逃离作案现场。回到家找来军医一看，魏犨整个胸部被烧伤，伤势之重，至少要卧床半个月才能恢复。而僖负羁一家数十口，全部葬身火海。晋文公带着群臣赶到现场的时候，只看到一堆灰烬。军法官四处调查，没费多少力气，就查出案件的凶手是魏犨和颠颉。魏犨身长八尺，力能搏虎，是晋国军中数一数二的勇士，熊熊火光中，有谁会认不出他的身影，听不到他的声音？将魏家的亲兵抓来两个一拷问，便将当晚发生的事情弄个明明白白。晋文公大为光火。烧死僖负羁一家本来就是严重的罪行，公然违抗他的命令更不能容忍。他决定将这两个罪犯斩首示众，以肃军纪。颠颉本事平平，杀了就杀了。但魏犨是员猛将，本事非同小可，杀了未免可惜。争霸天下，最需要的是什么？人才。晋文公考虑再三，派赵衰到魏犨住处探望病情。他的想法很简单，魏犨如果伤势太重，也就没有了价值，留着也是个废物，不如杀掉。魏犨虽然是个粗人，却也知道赵衰此来的目的。他命人给自己包扎好伤口，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见到赵衰一揖到地，行了个大礼。“老魏啊，你怎么突然跟我客气起来了呢？这可不是你的风格呀！”赵衰说着，故作亲昵，在魏犨胸前用力捶了两下。魏犨疼得撕心裂肺，却连眉头都没皱一下，还笑容可掬地说：“应该的，应该的，您是领导嘛！”“哎呀，什么领导不领导！咱们可都是主公身边的老人了，一起吃苦流亡，情同手足，你这样称呼多生分！”说到这里，赵衰侧过头瞟了魏犨一眼，只见这家伙仍然一脸天真的憨笑，便将话锋一转，突然问道，“最近身体还好吧？”“好，好得很！不信你看。”魏犨说着，跑到院子里，一口气做了三百个俯卧撑，接着又做了三百个跳跃。“够了，够了。”赵衰笑道，“我只是随便问问，你还是那个急性子脾气，有甚于当年啊！”赵衰刚刚离开，魏犨便瘫倒在地上，双手捂住胸口，满地打滚。疼归疼，命是保住了，仅仅被撤去了戎车护卫之职，由舟之侨取而代之。颠颉则没有这么好命，被拉出去砍了头。处理完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宋国的使者门尹般也来到了陶丘，他给晋文公带来一个信息：“如果再不加紧派兵救援，宋国就要被楚国消灭了。”门尹般绝非夸大其辞。自去年冬天到现在，宋国以区区一国之力，抵抗楚国及其仆从国的进攻已经三个多月，商丘城岌岌可危。即便门尹般不来报告，晋文公猜也猜得到宋国的形势危急。晋军伐卫侵曹，目的就是牵制楚国，救援宋国。现在卫、曹两国均已告解决，楚成王仍然不为之所动，死死咬住宋国不放，显然，晋国的牵制战略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要救援宋国，只能继续挥师南下，与楚国大军面对面地决战。但这样一来，晋军劳师袭远，而楚军以逸待劳，战争的主动权就握在了楚国人手里。另一方面，晋国的盟友秦国和齐国对于是否主动寻衅楚军也持不同意见，如果晋军一定要南下，秦军和齐军很有可能停留在曹国，作壁上观。仅以晋国三军奔袭楚军，胜算微乎其微。但如果坐视不救，宋国必定会背弃晋国，转而投向楚国的怀抱，这对晋文公来说，将是一个难以接受的打击。他只能想办法继续牵制并调动楚军，迫使其离开宋国，主动来找晋军决战。新任中军元帅先轸提出一套解决方案：一方面要求宋国人以重金寻求齐、秦二国的帮助，请齐、秦二国向楚国呼吁停战；另一方面，在齐、秦二国呼吁停战的同时，晋国将曹共公囚禁起来，并把卫、曹二国的土地赠送给宋国。楚成王得知此事，定然恼怒，不同意齐、秦二国的停战呼吁。而齐、秦二国接受了宋国的重金贿赂，又恼怒于楚国人的蛮不讲理，必定会全力以赴，与楚国人一战。（反之，如果楚成王同意停战，则正中晋文公下怀，以和平方式解决宋国问题，功劳还是他的。）先轸的方案，好比将一个烫手的山芋强行塞到楚成王手里，他接或是不接，都将处于极为不利的位置。晋文公采纳了先轸的建议。先轸的计谋高超，楚成王的警惕性更高。齐、秦两国使者一进楚军大营，他便嗅到了可疑的味道。不久又听到晋国瓜分卫、曹两国的土地转手送给宋国的消息，更加证实了他的想法：这是晋文公给他布下的一个圈套。以楚成王的脾性，自然不会答应齐、秦两国提出的停战呼吁，让晋文公坐收渔翁之利。但是拒绝的话，齐、秦两国就被彻底推向晋国那一方，成为楚国的敌人了。三个大国联合起来，在兵力上已经超过了楚军，而且很有可能导致鲁、郑、陈、蔡等同盟见风使舵，倒戈一击。楚成王思前想后，作出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撤军回国。作为一个牌桌上的老手，他清楚地知道，当对家将所有好牌都抓在手里，而且上下两家都倾向于支持对家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不玩了。楚国人办事历来雷厉风行。当天晚上，楚成王带着自己的卫队开始从宋国撤离，退回到楚国境内的申县建立指挥部，在那里继续指挥全局。同时命令镇守谷城的申叔侯撤军，命令围攻商丘的成得臣放弃进攻宋国，将部队迅速撤回楚国。楚成王深知成得臣不甘心就这样放弃，还派人专门给他带去一封信，信上说：“晋侯在外流亡了十九年，什么样的苦都吃过，最终还是得到了晋国，这是因为老天眷顾他，而且帮助他排除了障碍。天命如此，非人力所能废。兵书上说，敌我旗鼓相当则避而不战；又说，要知难而退；还提到，不要和有仁德的人作战。现今的情况就是这样。请你一定遵照命令，稳妥安排退军事宜，不得有误！”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拿得起、放得下才是真英雄。但成得臣看到这封信，第一反应不是服从，而是产生了一个错误的判断：有人在楚王面前说我的闲话。自子文让贤以来，成得臣就担任了楚国的令尹。令尹乃是楚国的首席执政官和军事指挥官，出征宋国本来也就是他分内之事。然而楚成王一开始并没有考虑让成得臣担纲，而是请已经退居二线的子文出马，明显是不放心将这么大的军事行动交给成得臣指挥。虽然子文用消极怠工的办法逼迫楚成王起用成得臣，而且成得臣一出马就赢得了大众的满堂喝彩，但在成得臣心里，已经埋下了自卑的阴影。他迫切需要通过这场战争来证明，自己并不比子文差。但是没想到，这仗一打就是三个月，商丘城近在眼前，却总是屹立不倒。恰在这时候，他又收到了退兵回国的命令。对于成得臣来说，这道命令无疑是一道催命符。他绝望地认为，自己这次无功而返，必定使楚成王更加怀疑他的能力，同时也会使国内产生一种“子玉不如子文”的舆论。不是曾经有个小孩说过“给子玉兵车超过三百乘，肯定有去无回”的话吗？连小孩子都敢这样大放厥词，还不知道有多少人等着看他成得臣的笑话。怕是有人嫉妒他年纪轻轻就当上了令尹，担心他攻下商丘城，立下盖世奇功，因而向楚王进了馋言，命令他赶快从宋国撤军。这个念头在成得臣脑子里一闪过，立刻变成了铁定的事实。既然是这样，那我就彻底打败晋国军队，让你们这些闲人看看我的厉害！成得臣派人到申县给楚成王送去一封信，请求与晋军一战。信中写道：“并非我想立功，而是希望通过这次战争堵住某些人的嘴。”“混蛋！”楚成王气得差点跳起来。但是多年的执政经验使得他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没有当着使者的面发火。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成得臣，居然将战争当成了赌气的工具，他难道不知道，战争不是游戏，战争是会死人的，稍有不慎就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吗？楚成王很后悔没有坚持己见，将军国大事托付给了这样一个不负责任的人。可现在又有什么办法呢？远征军的主力还在宋国，如果此时撤换成得臣，恐怕引起军心混乱，被晋国人趁火打劫。更可怕的是，成得臣很有可能拥兵为乱，反过来进攻楚国，那样的话，事情就不可收拾了。既然成得臣要战，那就让他战吧，给他一个教训也好。楚成王这样想着，最终答应了成得臣的请求，但是只派了“西广、东宫与若敖之六卒”前去增援成得臣。简单说明一下，在春秋年间，各国都蓄养着一定规模的宗族武装，称为“私卒”或“族兵”，一般由国君或卿大夫的亲族组成，相当于后世的“亲兵”。私卒的规模不大，但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战斗力极强，是各国军队中的精锐部队。根据楚国的传统，楚王本人拥有的私卒，共计兵车三十乘，分为东西两广，每广十五乘；楚国大子（太子）的私卒称为东宫之卒，规模必定小于楚王的两广；而所谓若敖之六卒，则是成得臣的宗族亲兵六百人。这样看来，楚成王派去增援成得臣的部队，就是楚王的卫队兵车十五乘，大子的私卒估计也不超过兵车十五乘，还有成得臣的族兵六百人。作为精锐部队，这批援助不算大，也不算小。加上原来在宋国的楚军远征军主力部队，应当可以和晋、齐、秦三国联军势均力敌。成得臣并非有勇无谋之辈。得到楚成王的增援部队之后，他没有马上挥兵北上，而是派了一名叫宛春的使者前往晋军大营，对晋文公说：“您不是想救宋国吗？我来和您做一笔交易，请您恢复卫侯和曹伯的国君地位，我愿意放弃围攻宋国。”言下之意，只要晋国放过卫、曹两国，楚国就放过宋国。这等于是将晋国踢给楚国的球又踢回去了。晋文公开了一个会来讨论成得臣的要求。狐偃拍案而起：“这个子玉（成得臣字子玉）也太无礼了！他是臣，您是君，他凭什么跟您来做交易？而且您救宋国，只是一件功劳；他救卫、曹两国，是两件功劳。这个人不懂礼节，又贪功好利，咱们得好好教训一下他！”先轸站起来拍拍狐偃的肩膀，慢悠悠地说：“我反倒觉得，不妨答应他。子玉一句话，三个国家得到安宁；我们一句话，三个国家陷于灭亡，无论如何是我们理亏。不答应他的话，就等于放弃了宋国，我们本来就是来救宋国的，到头来却放弃了宋国，诸侯会怎么看？楚国人的这个建议，对宋、卫、曹三国都是恩惠，我们不答应，必定会引起这三个国家的怨恨，对我们大大不利。”狐偃双手一摊，愤愤地问：“难道咱们就这样受他摆布，往他画好的圈里跳？”“当然不是。”先轸笑着说，“何必便宜了子玉小子，我们私下和卫、曹两国交易，答应卫侯、曹伯复国，离间他们与楚国的关系。然后将宛春拘禁起来，激怒楚国人，引诱他们前来作战！”皮球踢来踢去，还是
地！这三人可不是闹着玩的。他们手握新军，麾下还有冯玉祥那样生猛的营长、韩复榘那样牛烘烘的兵，距京师也近，一不小心就能打到北京。北方心腹之地连续发生两起事变，朝廷中央高层再也没法保持淡定。隆裕太后打算带着溥仪跑路，当然她自己对外宣称是去热河打猎（北狩）。太后和皇帝都要跑路了，载沣自然是坐不住的，必须得把袁世凯这根稻草抓住。载沣通知袁世凯，我答应你的所有条件。载沣没有忽悠袁世凯，他一改之前磨磨蹭蹭的办事作风，在接下来的短短几天中，把袁世凯提出的几个要求都解决得十分妥帖。首先，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由他全权组织内阁领导班子。还临时抱佛脚，迅速起草了一份宪法草案：《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然后，6岁的娃娃皇帝溥仪颁布罪己诏。溥仪说，国家搞成这样，都赖我用人无方，施治寡术……我用皇帝的名义保证，一定立即实行君主立宪。随即，溥仪连下旨意，承诺亲贵不得充任国务大臣，承诺赦免“戊戌变法”以来的所有政治犯。载沣答应了袁世凯的所有条件，袁世凯自然得赶紧兑现承诺，站出来力挽狂澜。毕竟袁世凯还是朝廷的臣子，食君之禄担君之忧，袁世凯从来都不是一个绝情之人。他即刻致电朝廷，说自己的脚已恢复得差不多，身体条件可以上班了，并且热情挽留太后与皇帝，请他们安心留在京城，自己马上就出发，去往前线督战。第五章战争与和平
阳夏保卫战之黄兴血战汉阳
1911年10月30日，袁世凯携爱将段祺瑞到达前线。北洋军看见老首长来了，立即军心大振。尤其是袁世凯亲自选中的前线总指挥冯国璋，早就琢磨着拿下汉口，送给老大做出山礼物。革命军虽然人数和武器居于劣势，但他们表现出了惊人的心理素质和不错的军事素养，临危不乱地集合兵力在汉口城内布防，合理地利用地利——倚仗汉口城内的险要位置，坚持巷战，给北洋军造成了很大的杀伤。冯国璋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指挥官，他很清楚，如果北洋军陷入巷战这种肉搏战，将无法发挥己方以武器、人数和战术素养为代表的综合优势。时间拖得越久，士兵的伤亡人数就会越多。于是冯国璋决定采用新办法——火攻，放火烧掉汉口城。办法是正确的，但代价是惨痛的。在熊熊的烈火之中，汉口被烧为平地，平民死伤惨重。11月1日，革命军被逼退出汉口。汉口易手。汉口到手之后，袁世凯并没有“宜将剩勇追穷寇”。表面上是让部队先休整几天，但实际上他是想借此机会派人摸摸革命党的底，看看能否用谈判解决问题。袁大官人深知战争是政治的延伸这个道理。军事只是手段，政治才是目的。如果能通过谈判达到政治目的，又何必要动武？袁世凯的使者到武昌后，双方并没有谈拢。最主要的原因，是双方在如何对待北京的那个破落朝廷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袁世凯觉得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英国和日本采用的君主立宪制。君主立宪属于“虚君共和”，君主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国家主权属于人民，实际上也是民主共和。从本质上说，革命的目的达到了。关键是这个方案比较适合目前的局面，保留皇帝照顾了朝廷的面子，实行立宪则满足了立宪派的要求，而且袁世凯自己的内阁总理也会掌握实权。但黎元洪等人的态度非常强硬，我们造反就是为了“驱除鞑虏”，皇帝必须退位，清朝必须灭亡。其实，黎元洪还有一句话没说，如果留下皇帝的话，要是皇帝记仇，哪天给他们这帮拼死造过反的人穿小鞋怎么办？谈判不见成效，革命党的底线也差不多摸透了，而袁世凯好勇斗狠的个性也并未随着身体的苍老而减退，所以他决定继续打。不服就打到你服，不同意就打到你同意。袁世凯一声令下，冯国璋迅速集结重兵于汉阳城外，锐气逼人。革命军还能坚持多久呢？汉阳作为武汉三镇互为犄角之一角，与武昌仅一江之隔。汉口已失，若汉阳再陷，那武昌也就保不住了。革命军必须拼死一战。革命军的总指挥是10月28日赶到武汉的同盟会二把手黄兴。怎么是黄兴而不是更精于军事的黎元洪？原因就两个字：名气。同盟会二把手黄兴是享誉全球驰名中外的造反领袖，名气要比黎元洪大得多。名气确实有它的威力。黄兴来到汉阳，革命军士气冲天，前一阵子被冯国璋打败的郁闷之气几乎一扫而光。不仅如此，湖南革命新军也慕名来援。湖南新军中藏龙卧虎，未满18岁的毛泽东也在其中，是第二十五混成协第五十标第一营左队的一名普通列兵，他所在部队的最高领导叫程潜。此时距黄兴指挥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刚好时隔半年，相信他心里也是一片忐忑，所以黄兴的防守方案——集中主力在汉阳正面布防，布置少量兵力于汉阳侧翼作为牵制，显得有些保守。黄兴这个四平八稳的方案遭到了“首义三武”——孙武、蒋翊武、张振武的反对。这三位既是武昌起义的领导者，也是新军中的基层干部，是在实战中锤炼出来的战将，自然不是吃干饭的。他们认定冯国璋绝对不会老实地用兵，其主攻方向不是汉阳的正面，而是汉阳的西大门——侧翼的蔡甸，所以黄兴应该派重兵把守蔡甸。其实，无论是冯国璋的北洋军还是“三武”所在的自强军，都是朝廷十几年来在袁世凯和张之洞主持下编练的新式陆军，有着共通的战略战术。所以他们对于攻防汉阳有着共同的理念。如果黄兴采纳了“三武”的方案，那也许将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血战。遗憾的是，黄兴没有采纳“三武”的方案，结果可想而知。革命军与北洋军激战二十余日，牺牲成千上万，但还是丢掉了汉阳。1911年11月27日，北洋军拿下汉阳，阳夏保卫战结束。虽然这一仗和黄兴之前指挥的所有战役一样，以失败告终，但平心而论，黄兴力敌两倍于己的强敌二十四天，将清军主力死死地拖在湖北，为其他各省的独立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也还算是一张勉强过得去的答卷。战争与和平的区别，就是一顿揍的距离正当朝廷盼望着袁世凯一鼓作气拿下武昌，尽快剿灭武汉的革命军时，袁世凯却突然不打了。袁世凯到底想干什么？养寇自保。一旦吃光了草原上所有的动物，狮子就会饿死。一旦把敌人打光了，朝廷就要卸磨杀驴。因此，保住钟爱的权力事业乃至于保住无比眷念的脑袋，便成了摆在位高权重的官员们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所以几千年来，它一直吸引着无数官员前仆后继地思索解决办法。经过无数官员的流血实践，他们终于找到了完美的解决方案：若没有敌人就要创造出一个敌人，若有了敌人千万不要把敌人一下子打死。此所谓养寇自保。袁世凯自是十分清楚养寇自保的要诀。首先他得把革命军打得知道肉疼，这样革命军才会收敛一些，才知道接受和谈。其次他又不能把革命军打得太惨，要让革命军有实力对朝廷施加压力，这样才能实现自己君主立宪的梦想。总之，袁世凯必须得维护革命军与朝廷之间的平衡。袁世凯的计划不错，却在执行的过程中出了点小错，错在冯国璋身上。冯国璋凭借武汉三镇取其二的功勋，得到了一个非同寻常的赏赐——二等男爵，这令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十足。于是冯国璋秣马厉兵，准备打过长江去，解放全武汉，立更大的功。没想到袁世凯发来一纸电报，命令他暂时停战，顿时浇了冯国璋一头冷水。冯国璋没法理解，在局面占优的情况下，为什么不能彻底拿下革命党的地盘建立功勋？于是冯国璋一边给袁世凯发电报说：“大哥，现在机不可失，武昌唾手可得，我要把它打下来给你。”一边命令手下继续炮击武昌。丝毫没有放弃进攻的打算。袁世凯知道消息后特别郁闷，这么多年过去了，冯国璋的政治智商怎么还如此之低，居然毫无长进。白培养你了，你给我下去吧！于是，“北洋之狗”冯国璋同志被调回北京，由于他曾干过陆军贵胄学堂校长，跟满清皇族关系还可以，能被禁卫军接纳，因此袁世凯把他安插进了铁板一块的禁卫军以监控皇族动向。接替冯国璋的新任前敌总指挥，则是政治智商较之稍高的“北洋之虎”段祺瑞。在袁世凯和段祺瑞的完美配合下，先前十分强硬的革命军，态度发生了变化。北洋军武汉三镇取其二，段祺瑞兵临武昌城下，湖北革命军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只好派出代表，主动要求和袁世凯停战谈和。可是，谈判是个技术活，尤其是谈判过程中的关键技术——掌控谈判节奏（时机与条件）。谁掌控了节奏，谁就能在谈判中捞到更多的好处，所以袁大官人不着急，因为他是掌握节奏的艺术大师。首先，他要晾晾革命军的代表，让革命军知道谁是弱势群体，让革命军心急。对方越心急，就越有利于他在谈判中砍对方的价。其次，他要花时间对付皇族亲贵，争取更大的谈判主动权。之前说过载沣和溥仪答应了袁世凯的出山条件，承诺取消皇族内阁，承诺亲贵不得出任国务大臣。这就是袁世凯正大光明的理由，他就用这个理由把那些皇亲贵族一个一个地从要害部门中扫地出门，就连宿敌摄政王载沣也没能幸免。12月6日，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摄政王载沣交出印信，回家抱孩子去也。从此，皇室力量正式退出中国政治历史的决策舞台。袁世凯办完这件事情后，基本上掌握了朝廷的军政大权，他终于有空回头想想和谈的事情了。然而，袁大官人不想偷偷摸摸地谈，他要摆到台面上来正式谈判，不过怎么才能让皇帝同意和谈呢？这可难不倒袁大官人，他买通了隆裕太后身边的太监和丫鬟，让他们每天在隆裕太后跟前说说革命党人的厉害和英雄事迹什么的。效果立竿见影。几天后，袁世凯得到隆裕太后的正式授权，和革命党和谈。南北谈判袁世凯想和谈，但南方革命党居然没人来跟他谈。这是在搞什么名堂？原来，此时的革命党还处于无政府状态。内部派系林立，没有一个众望所归的革命领袖。全国十五个省独立，其中，武汉、南京、上海三个地方的革命党实力最强，谁都不服谁，彼此互不买账。武汉的黎元洪和上海的陈其美就是其中代表。黎元洪先站出来：我们武汉军政府是全国首义，革命成功的头号功臣，你们各省是不是得派人到武汉来，谈一谈组建中央政府的事情？陈其美先生自然不是省油的灯。他见黎元洪发大招，于是见招拆招，赶紧联合隔壁邻居江苏都督程德全和浙江都督汤寿潜，在三天之后联名通电全国，要求各省派员来上海，组建中央政府。革命党自己先就“谁是老大”、“谁是中央”的问题吵了起来，谁还顾得上和你袁世凯和谈？就在武汉和上海争谁是带头大哥时，袁世凯等得不耐烦了。他觉得迟则生变，还是快刀斩乱麻比较好，毕竟他还想在有生之年利用有限的时间做点大事业。唉，人生最残酷的地方就是人只能年轻一次啊！袁世凯有些伤感。此时，杨度站了出来，给正在伤感的领导出了一个折中的主意：不如他们争他们的，我们谈我们的，我方派代表分别去武汉、上海甚至是南京跟他们谈，只要都谈拢了不也一样吗？这样一来可以尽早开启谈判以节省时间，二来也可以利用革命党的内部矛盾从中获利。袁世凯也觉得这个看似并不高明的做法是目前最好的办法，随即让杨度全权处理此事。杨度的办事效率很高，武汉、上海、南京很快就获悉了这个方案，他们也没有什么异议。毕竟与北洋军相比，南方革命军在兵将素质、武器装备、后勤保障、财政支持等方面全部处于下风，他们远比袁世凯更加期待和平。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南北正式和谈。武昌首义两个月之后，长江流域终于迎来了久违的宁静。袁世凯的谈判团队规格很高，唐绍仪为正、杨度为副，杨士琦先生也在中途加入了谈判队伍。南方革命军的谈判团队也不弱，武汉方面有黎元洪，上海方面有汉阳之战失败后退居上海的黄兴。不过黄兴是给一个叫伍廷芳的人打下手。伍廷芳早年留学英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留洋的法学博士，由他来担任上海方面的首席谈判代表，算是与袁世凯的外交活动专家唐绍仪棋逢对手。这些口才极佳之人打嘴炮的谈判过程，此处就不详细说了，简单汇报一下谈判结果。大家首先就全面停战问题达成了一致，但在最为重要的政体问题上还是没能谈拢。现将革命党一方代表的观点摘录如下：黎元洪说，苍生凌宇景仰明公（袁世凯），如果清帝能够退位，就推举明公做大总统，明公就是中国的拿破仑、华盛顿。伍廷芳说，如今全国人民都向往共和，如果袁世凯赞成共和，废除帝制，革命军可以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黄兴也承诺，只要袁世凯能让皇帝退位，最后大伙肯定公推他来做这个大总统。南京也传来消息，共和之后，革命党内各派将会共推袁世凯主持大局。这些承诺明确地告诉北方谈判代表，革命党坚持要驱除鞑虏，实现没有皇帝的共和制，若袁世凯赶走皇帝，那总统就是属于袁世凯的。谈判陷入僵局，唐绍仪也只好将实情反映给老上级袁世凯。对于南方代表们不怕开战不惧挨打也要让皇帝下台的坚定决心，袁世凯也很是为难。从他的内心来讲，他个人虽然并不抗拒民国大总统的宝座，但作为一个有些良心的人，并不想落下欺负孤儿寡母的骂名，毕竟袁家在清朝三代为官，也不能把事情做绝了。要是施行君主立宪那就从容多了，但这事不好办哪。正当袁世凯纠结的时候，却传来了让他意想不到的消息。第六章欢呼吧，为了民国开天辟地，民国铁幕拉开
武昌起义之后，大家自主革命，自闹独立，自封都督，忙得不可开交，再没有人想得起来那位远在大洋彼岸的孙先生。但随着各地逐渐尘埃落定，大家才发现，需要个“带头大哥”。既然武汉、上海谁都不服谁，那就去南京组织政府吧。武汉、上海鹬蚌相争，南京渔翁得利，成为最后的胜利者。12月14日，各省代表在南京开会推选领袖，黎元洪和黄兴争夺最为激烈，难分高下，互不相让。正在南方革命军苦恼的时候，从海外来了一个人，正好使问题迎刃而解，此人便是孙中山。武昌起义的时候，孙中山正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家餐馆给人打工，为革命筹钱，具体职业是刷盘子。话说他在刷盘子时看到了报纸，上面写着中国革命党在武昌暴动的消息。之前无人请示，之后无人汇报，但孙先生还是被这次难得的胜利所鼓舞，积极在各国为义军筹措借款和粮饷物资，虽然最终没筹到什么东西，毕竟爱国的拳拳之心还是尽到了。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辗转抵达上海。正当他高举礼帽、向欢迎群众频频致意的时候，一个不识相的记者挤上前去，劈头便问：“孙先生，你这次带了多少钱回来？”孙中山没想到对方这么不给面子，一愣说：“我一分钱都没有带，我这次带回来的，只有革命精神！”于是，在万众瞩目之下，身无分文的孙中山便带着革命精神来到了南京。同盟会虽然已经分裂，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当时依然是国内最大的革命党组织，很多其他组织也都是从同盟会分裂出来的。虽然孙中山在同盟会中没有绝对的权威，却也没有人比他更有权威。革命阵营经过乱哄哄的讨论，最后众人妥协的结果，就是推选了在革命界资格最老、名气最大的孙中山做“带头大哥”。对了，革命党不是说要推举袁世凯做总统吗，怎么如此不讲信义，为什么要干这种出尔反尔的事？原来，虽然南北和谈正在进行，但革命党的打算是借和谈拖住袁世凯，然后在南京先把共和制生米煮成熟饭。这样一方面可以敲击一下袁世凯，另一方面也希望借孙中山的名望，换得西方国家的承认和支持，看有没有可能撇开袁世凯单干。但是革命党没想到，列强们并不买他们的账。如此看来，革命家们也不简单。可能这是因为大家都是政治家吧。搞政治可不是一件单纯的事情，政治博弈往往复杂而残酷，是不能简单地使用道德标准去评判的。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民国的铁血大幕就此拉开！袁世凯的反击正等着续报道中，都提到一位“守坟人”，即弘晌后人毓珍的妻子——金秀珍女士。当时碑已被重新立起，周围渣土也都清理干净，看起来很像样子了。金女士的家，就在政法大学后面的居民楼中，显然是返迁后分给他们的房子。据《清史稿》：“固山贝子品级允禔，圣祖第一子。三十七年三月，封直郡王。三十九年四月，上巡视永定河堤，鸠工疏濬，命允禔总之。雍正十二年卒，世宗命以固山贝子礼殡葬。子弘昉，袭镇国公。卒。子永扬，袭辅国公。坐事，夺爵。高宗以允禔第12子弘晌封奉恩将军，世袭。”2.四品宗室之家
金：我结婚不算早。我25岁结的婚，虚岁。我老头名叫毓珍。定：怎么说的他们家呀？金：我呀，有个大姨，我叫姨大大，我们满族人管大姨叫姨大大。那会儿正是白面(指鸦片)兴隆的时候，满街都是倒卧，就是瘾大的那个再一冻就死在外头了。我们老头子(即金的丈夫)上他姑太太那儿去，正好我姨大大也到他姑太太那儿去，就瞅着他挺好的，也不抽烟也不喝酒，一点嗜好都没有，家里也清静，这么样给说的。他也是属马的，我25岁，他37岁，比我大12岁，可不是大太多了点么。定：您嫁给他的时候知道他们家是宗室吗？金：知道，都是西北套的么。他出生就四品呢，这谱上都有。不叫官，叫四品宗室，也叫闲散宗室。我听我姑说，吃那俸禄，待遇特别低。就相当于那政协委员吧。我还没跟他结婚的时候他就在宗人府写书，修谱注123。他们原来也住城里头，前牛犄角胡同，也是西北套。那时候爱新觉罗也困难了不是，把府也卖了，大房也卖了，后院也卖了。这边有公公、婆婆、小姑子。他那时候在沙滩理学院，一个月收入70多块钱，凑合了。还要养老头子，还有他妹妹，没结婚，在家呢。旗人反正就是规矩吧，这早晨起来，头一档子儿，得端出尿盆去，公公婆婆起来得给人家沏茶倒水，一下地，这咕嘟儿一按(指旗人女子的蹲安)。像我那时候，阿玛您起来啦？一按。管爸爸还叫阿玛，管婆婆也还叫奶奶，不叫妈。然后吃饭请安，睡觉请安，跟小姑子也请安，对小姑子不能说你，得说您，到现在也是那样，改不过来了。我婆婆也是旗人，姓李，也是西北套啊。过去满族不跟汉人结婚，汉人也别想进满族，就这么回事，到我这辈儿就为止了。我婆婆不在家，一说就说是跟府里头帮忙，也不知是哪府，最后一打听啊，是给人看小孩儿，给沙滩那个理学院的院长。住在和平门松树胡同。注124那儿有两层小楼。金恒德：我奶奶富态着呢，看过我。金：我婆婆脾气好着哪，也没什么规矩，她有时也回来，我也不搭地(时常之意)过去瞅瞅，回来就告诉我，晌午天要是困了可以睡会儿觉。公公和小姑子不成，规矩还不说，反正我老不合人家心思，老呱嗒脸子(北京话，形容脸色阴沉的样子)，不理我，小姑子也如是。她比她哥哥小10岁，比我大两岁。结婚一个月，刚住对月注125回来，她就把这日子不管过了，告诉说，你过日子吧，我也该休息休息了。过日子是把钱搁到那儿，谁买东西谁就去拿。我就问：“妹妹，咱们吃什么呀，我好到新街口买去呀。”不理你，她自己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你还不能紧着问，再问：“妹妹，咱们吃什么呀。”拿眼睛翻你一眼，还不理你。再问第三声，说话了，慢条斯理儿地：“吃面吧。”得，命令下来了，我买东西去……反正老不高兴。定：是冲您不高兴还是在家里就是不高兴？金：那我就说不清了，我没进这门儿我也不知道哇。反正我进这门就没跟她说过话。那时就租房住了，3间南房，两暗一明，我住里间屋，我要拿着点活儿和小姑子一块做点活儿，多好哇，嘿，拿着活儿去了，跟她说话她也不理我，她干她的我干我的，后来就自个儿干自个儿的了。就这么一个脾气。定：她在家厉害吗？金：不言语呀。压根儿连理你都不理你。她用眼神挑你。金恒德：那老太太的眼睛那么大个儿，用眼睛看着你，眼目传神。金：用眼神挑你。一天就这样。我们那时候反正生活没问题。我嫁过来以后就没出去干活儿了，就天天伺候他们吃喝。我有病了也得照样伺候。吃混合面那时候(指日军占领北平时期)，我有一次感冒了，发烧，也没吃饭。我老头子上班了，家里就剩公公、小姑子，我伺候他们吃完了，我也没吃饭，我就躺着去了，到了下午3点多钟4点钟，街坊老太太进屋去了，拍拍我：大奶奶大奶奶，那会儿都叫大奶奶，爷俩儿都走啦，你该起来做饭了。噌地，我就坐起来了，误了人家的饭哪儿成啊，慢慢起来做饭吧，夏天儿，你得把粥给熬出来，拿砂锅熬一锅绿豆粥，然后再说吃什么。你说这知道我有病，老爷子又走了，你(指小姑子)就别走了，一声不言语全走了，到吃饭时候又都回来了。定：走哪儿了？金：老爷子有时走有时不走，他没事，什么都不干，就在家。小姑子走，到她姑太太那儿去。她姑太太家在西直门里头开冥衣铺，糊烧活的。注126定：什么叫糊烧活？金：不太懂啊？这会儿也没有了，你是不懂。那会儿死人，接三，得拿纸糊4个箱子，一个棚车一个马，还有一赶车的，拿着鞭子。人死到35天不是烧伞吗，那会儿讲究烧伞注127，糊伞，就干这个。我家北边住的，是我一个舅母婆，是我婆婆的娘家嫂子。这舅母婆好，那老太太个儿不高，就剩一人了，给东家西家的做卖活。做卖活跟缝穷不一样，这就在家做，做好活，都是软缎哪，那会儿大宅门有的是呀。她就指着这做活自己生活，还攒钱。结果儿子快结婚了，东西都预备好了，儿子死了，这多坑人哪。我现在还有一个喜字的茶盘子，就是我舅母婆的，那老太太好，来这儿不挑这不挑那的。像我这个新媳妇吧，头一回回娘家，走前得给他们磕头，给公公磕完了给小姑子请安，然后给姨婆磕头，给舅母婆也得磕呀，我那舅母婆也在这儿呢，舅母婆站起来了，说话细声细气儿的，到现在我还想着她那声儿呢：我不能受你的头，你还是娇客呢，你是外甥媳妇，我不能受你的头。还有个姨婆，是我婆婆的妹妹，她们(指姨婆的婆家)也姓董。一年得在这儿不说住半年吧，起码也得住5个月。她是第一监狱的所长，挺大的脾气。本来我这小姑子就够瞧的了，她还挑唆。有一回那姨婆又到这儿挑唆事儿来，还一个姑婆，叫九姑姑，也不知是哪支儿的，吃完饭这几口，公公、小姑子、姨婆，就到我舅母婆那边讲究我去了，嘿哟，这么着那么着的，说给我听，我也急了，我连屋里都不待了，我就出去了。那天还下小雨呢，北屋那儿前沿深，有高台阶，我到那儿站着去了。我不敢搭茬儿，那我走出去会儿还不成吗。真欺负人。我也不敢一赌气回娘家，可不敢。回去我也不说，什么话都不敢说，我爸爸脾气不好，我要说得乱七八糟的，他跑到这儿闹来，我还过不过了？有时跟妈说说，深了也不说。今儿是初十，我今早儿还想起来呢，我公公是我结婚第2年，腊月初九死的，60岁。初八还指着点腊八粥呢。转过天儿初九死的，伤寒，几个礼拜就死了，老怕伤寒少怕痨啊。再转过年3月还是4月我们小姑子结的婚。也没办，就请请亲戚就完了。她出嫁时29岁，因为哥哥还没结婚呢，这妹妹要是结婚了，这家里就没人管家了。就不让她结婚，耽搁着。要不，这么样跟她哥哥也做点仇。她跟她哥哥不对付，一句话也没有。她哥哥后来死的时候，她来给穿上衣裳，哭没哭上两声，扭头走了就再也不来了，就这样。现在走得近乎，是他们俩(金恒德夫妇)净去，他们去她厚道着呢，这么着那么着的。金恒德：我姑姑还住在豁口，西北套。她也爱说着呢。定：您小姑子的丈夫是干什么的？金：什么也不干，他比我小姑子大12(岁)。她的婚姻遂心不遂心也就那么回事儿吧，都是我姨大大管的闲事儿。我这个妹夫他们家姓那(nā)，他姑姑姓李，他姑姑是宫里头的宫女，没儿子，就把这侄儿过给她这儿了，跟他姑姑过。我这个妹夫就随他姑姑的姓，姓李了。公公死了，小姑子走了，就剩我一人了，舒服了。附图：“穷西北套”地图
内，呼吸轻微了……连打几针，都不见好转……须藤医生说过了这一夜，再过了明天，就没有危险了……我千呼万唤，也不见他（鲁迅）应一声……”（许广平的这段回忆文字，出自于许广平所著《十年携手共艰危：许广平忆鲁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8页。）我仔细读了这一章，没有发现许广平指控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故意误诊、毒害鲁迅一类的文字。我们来看看本案的“头号犯罪嫌疑人”——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自己是怎样说的：“……鲁迅先生生来就不是健康的体质……四十岁左右就患了胃扩张病……四十四岁的时候已经有了肺结核病的初期感觉……他说吸烟一事要减也减不了，自己无论如何离不开香烟……到后来，减少至每天抽15根……我要是知道他去世得这么快的话，我真不该强制限制他最爱的香烟了……想起来我还觉得很抱歉……（鲁迅）先生的死，为什么会这样快呢？说起来，是从10月18日午前3点钟开始，旧病支气管哮喘发作，呼吸困难，引起心脏性喘息……终于成为不归之客人……”（须藤五百三的这篇自白文，最早发表在1936年11月15日版的《作家》第2卷第2期，而收录在河北教育出版社《海外回响：国际友人忆鲁迅》中，2000年12月第一版，第60～65页。）可见，须藤五百三认为：1.鲁迅是病死，须藤五百三自己已经尽力医治了，没有责任。2.须藤五百三曾经强制鲁迅减少吸烟量，鲁迅勉强减少至15根／天。鲁迅在肺结核病重期间，经过须藤五百三的强制性要求，仍然每天至少抽15根香烟，可见鲁迅在得病之前，其抽烟量该有多大。须藤五百三在这篇自白文的尾部，还附上了一份《鲁迅先生病状经过》，详细地记录了1936年3月2日至10月18日鲁迅的病情和治疗的过程，收录在上述文献《海外回响：国际友人忆鲁迅》的第63～65页。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查阅它。我于此，部分摘录如下：“……本年3月2日，鲁迅先生突罹支气管性喘息症，承招往诊，当时验得病者体格中等，营养稍差，食欲缺乏，近一年半来，常患便秘，致每隔四日，总需利缓下剂或洗肠用药。喘息发作之日症状及医治经过如下：循左肩胛上部、右锁骨上下窝及第三四肋间部、胸骨缘深处有似水泡之声响。时作咳嗽，咯痰黏稠，或少或多，发热最高在37.6°C左右，毫无知觉，泄尿无甚异常。右胸背面第7胸椎以下，呼吸之音细微，诊察上肩胛骨下边以下，询问胸膜炎的已往情形，答称并不知道。胃扩张至胸部之上，不时充满动摇之水声，并无饥饿之感，时常失眠……午前3时喘息又突然发作，午前6点半往诊。当时即以跪坐呼吸营救，病者面色苍白，冷汗淋漓，呼吸纤弱，尤以吸气为短微，体温，脉细左右而软弱，且时常停滞。腹部扁平，近两肺处诊听有喘呜，加以应急处置之后始稍转轻，其不稳状态亦似稍缓。午后2时往诊，呼吸已较徐缓，然尚在乃46～52之间，脉软弱，110～114次/分钟。体温下降，为35°C左右。病者声称呼吸困难，情况不佳，颇呈衰惫不堪之状，早晨以来仅进牛乳百公分。右肺喘呜尽去，左肺亦然，诊查左胸下半部觉有高而紧张之鼓声，肋间亦觉陷落少许，心脏越过右界，横径约半指许。决定为心脏下方右倾，肺动与脉搏二音如稍亢进，谅已引起所谓“气胸”由于此病状，以致虽尽量使之绝对安静就眠，亦不能深睡，频频惊醒，声称胸内苦闷。心部有压迫之感，终夜冷汗淋漓，自翌晨19日5时起，苦闷加甚，辗转反侧，延至5时20分，由心脏麻痹而长逝……”那么，鲁迅是怎样结识须藤五百三这位日本医生的呢？原来是鲁迅的日本朋友，上海内山书店的老板——内山完造介绍的。我们来听听鲁迅先生生前这位好友——内山完造，是怎样说的：“……当时我立即打电话给须藤医生，须藤医生是鲁迅先生非常信任的医生，也是我十二分信任的具有高尚人格的医生，他答应马上去诊视，我也立即赶去鲁迅家，先生坐在藤椅上非常痛苦地喘息着，尽管这样，先生右手手指间仍然夹着品海牌香烟……我告诉他须藤医生马上就来，他说谢谢，我感觉他说这句话非常的吃力，脸色非常不好……须藤医生握住先生手腕诊视脉搏……须藤劝（鲁迅）先生：‘丢掉香烟吧……’他这才把香烟丢掉，于是，医生给先生注射……第二天早晨，鲁迅先生与世长辞……”（内山完造的证词，收录在河北教育出版社《海外回响：国际友人忆鲁迅》，2000年12月第一版，第119～122页。）可见，内山完造在证词里指证：1.鲁迅信任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2.须藤五百三其人品德并不坏。3.鲁迅直至死前，仍然在抽烟。4.须藤劝鲁迅丢掉香烟，这是内山亲眼所见的。5.鲁迅之死，纯属病死。读者需要注意，与日本许多侵华者不同，内山完造的确是一个亲华人士，其在战后于东京组建“日中友好协会”，1959年应邀参加“解放十周年庆典”，受到中国政府的高规格接待，而且死在中国并葬在中国。前些年，具有内科医生背景的浙江鲁迅研究会学者周正章写了一篇《鲁迅先生死于须藤误诊误治真相》，利用自己的医学知识背景，分析研究了鲁迅1936年5月所拍的X光胸片、诊疗病历、用药过程，做出了他旗帜鲜明的结论：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对鲁迅肺病的治疗，具有不可推卸的“误诊误治”的医疗事故责任。这篇文章早已公开，读者不难寻到，其文冗长，而且医学术语众多，不适合一般读者阅读，哪怕我读起来，仍然十分吃力，于此暂不摘录。但是，周正章的论文，仍然未能合理解释以下的问题：1.没有人逼迫鲁迅找日本医生治病，是鲁迅自己信任日本医生。2.用现代先进医疗技术的标准，去研判六七十年前的旧时代医生诊病的处方单子，这种研究问题的方法，似乎有待商榷。3.“误诊误判”并不等于“蓄意谋杀”。而且，须藤医生劝鲁迅“戒烟”，该行为似乎又与“蓄意谋杀”相悖。4.须藤五百三认识鲁迅并非一朝一夕。须藤自1934年开始给鲁迅一家当家庭医生。鲁迅自从1936年6月份起，病情就已经相当严重了，须藤五百三“误诊误治”了长达4个月之后，才最终把鲁迅“治死”。如果从1934年初当周家家庭医生算起，须藤的“杀鲁”计划（如有），实施了两年多之久，可谓旷日持久，真有耐心。5.在民国时期，肺结核俗称“痨病”。“十痨九死”，当时的肺结核，就是绝症，鲁迅患上肺结核之后，死期指日可待。如果说须藤五百三明知鲁迅行将就木，日子不长了，还要“迫不及待”故意“误诊误治”，故意把鲁迅“治死”，其必要性和逻辑合理性，需要作进一步的解释。鲁迅是左翼作家联盟的人，也是主张抗战的。1936年是中日关系紧张年。鲁迅不应该对日本人丧失警惕。如果信不过日本医生，就不要找日本医生治病。而一旦找了日本医生治病，并因而被治死，那么，家属要么到租界当局报案处理，要么只好怨鲁迅太过相信日本人，还能怪谁呢？行文到此，我想，如果我们必须要从鲁迅之死一案中吸取什么经验教训的话，依我看来，似乎以下的经验教训，是比较稳妥的：珍爱生命，拒绝抽烟。
清朝倒台的隐动力
清朝的倒台，起于武昌起义。革命党人对清王朝的覆灭，显然是主要的推动力量，但是，人们忽视了：在清朝倒台的过程中，其实“金钱”这玩意儿，也起了“润滑剂”的作用，是推动这段历史发展的一股隐动力。今天，我来谈谈袁世凯和奕劻、那桐、小德张的金钱游戏。大家都知道，在辛亥革命的战火中，在朝中卖力劝说隆裕太后退位的有许多人，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是这么几位：奕劻、那桐、小德张。而这三个人，事实上，都是袁世凯养肥的代理人。这么说，有什么依据呢？各位看官且听我慢慢道来。在民国时代，奕劻的三个儿子分家，在分家的时候，由于财产分配不均，三兄弟吵架说气话，无意中将自己的父亲奕劻在辛亥革命前后收受袁世凯巨额钱财的历史，暴露了出来。对于这一点，我们来听听清廷贵族溥佳的证言。溥佳是这样说的：“……我记得在民国初年，庆亲王奕劻死后，他的三个儿子载振、载搏、载抡请我父亲给他们分家，载搏因嫌分给他的现款太少，就对我父亲说：‘辛亥前各方面所送的金银珠宝就不用提了，光是辛亥革命时，因为隆裕太后迟迟不发表《逊位诏书》，袁世凯为了恫吓她迅速发布，就向祖父（奕劻）和总管张兰德(小德张)每人报效了300万两银子，怎么才分配这么一点呢?’由此可见，接受贿赂，确实是那些权监的生财之道……”（资料见文史资料出版社《晚清宫廷生活见闻》溥佳《清宫回忆》。）载搏上述这段气话，无意中透露了以下的惊人事实：1.在辛亥革命时，袁世凯给奕劻送了300万两银子的贿赂；2.同期，袁世凯也给大太监小德张送了300万两银子的贿赂；3.袁世凯送钱的动机，是委托奕劻、小德张帮忙劝说隆裕太后退位。怎么样？这段历史，是不是很有趣？可别以为溥佳记录下来的载搏的话是孤证，同一件事的证人证言，还多着呢。末代皇帝溥仪，在其所著《我的前半生》第二章《我的童年》第四节《毓庆宫读书》里面，记录了奕劻收受袁世凯的钱财、劝说隆裕太后退位并由此断送了大清江山的事情。溥仪的证言，原话是这样的：“……我（溥仪）理直气壮地说：‘奕劻受袁世凯的钱，劝太后让国，大清二百多年的天下，断送在奕劻手里，怎么可以给个美谥，只能是这个：丑！谬！”溥仪的这段话，说的是溥仪的父亲载沣主张给已经去世的奕劻一个追封的谥号，也就是所谓的“光荣称号”，溥仪反对，反对的理由是因为溥仪认为：正是这个奕劻，收受袁世凯的贿赂，劝说隆裕太后退位，因此这个奕劻，不配拥有一个正面评价的谥号。不仅如此，溥仪在同一章节里面，还引用了晚清遗臣梁鼎芬在侍讲日记里的这样一段文字：“……宣统九年正月初七，庆亲王奕劻死。初八日遗折上，内务府大臣拟旨谥曰‘哲’，上不可……初十日，召见世续、绍英、耆龄，谕曰：奕劻贪赃误国，得罪列祖列宗，我大清国二百余年之天下，一手坏之，不能予谥！已而谥之曰‘密’。谥法考追补前过曰密。奕劻本有大罪，天下恨之。传闻上谕如此，凡为忠臣义士，靡不感泣曰：真英主也……”我们从转引的上述文字，可以读到作为晚清遗臣的梁鼎芬，有如下的看法：1.奕劻贪财，断送了大清江山；2.溥仪拒绝封给奕劻谥号，是英明的。我们继续来读更多的证人证言。接下来的这个证人，名叫恽宝惠，是晚清时期的陆军部主事。恽宝惠认为：是袁世凯买通了奕劻、那桐、小德张，通过这三个人对隆裕太后做了思想工作，使隆裕太后作出了退位的决定。恽宝惠的原话，是这样的：“……奕劻的灵魂，早为袁世凯所收买……奕、那之贪污受贿，早已有名，外闻流传，叫他们是‘庆那公司’……一直到袁世凯逼迫隆裕太后禅让，亦是以巨数金钱买通内监张兰德（小德张）以威胁利诱的手段而告成功……”恽宝惠的这篇证言，名叫《清末贵族之明争暗斗》，参见文史资料出版社《晚清宫廷生活见闻》第65－67页。再看一个证人：晚清贵族载润。载润对于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也是这样认为的：是袁世凯买通了奕劻、那桐、小德张，通过这三个人对隆裕太后做了思想工作，最终使隆裕太后作出了退位的决定。我们来读一下载润的原文：“……隆裕闻革命军起，唯恐失去太后之地位与享受，初意亦在主战；后因张兰德受了袁世凯之贿，乃劝隆裕共和，谓共和仅是去掉摄政王之职权，太后之尊严与享受依然如故。隆裕信之，遂有逊位之举……隆裕与载沣皆无治国之才，而奕劻、那桐等人，又只知贪污受贿；袁世凯有见于此，乃极力拉拢奕劻、那桐与张兰德三人，对彼等大行贿赂，以满足其贪财之欲。他一方面利用张兰德哄骗隆裕；另一方面又利用奕、那，挟制载沣……”载润的这篇证言，名叫《隆裕与载沣之矛盾》，出自于文史资料出版社《晚清宫廷生活见闻》第77－78页。还有一个证人：载涛。载涛是谁？载涛是末代皇帝溥仪的叔叔。亲叔叔。载涛对于此事的说法，和上述的证人证言也是相互印证的。载涛证言的原文如下：“……他（载沣）摄政以后，眼前摆着一个袁世凯，处于军机大臣的要地；而奕劻又是叫袁（世凯）拿钱喂饱了的人，完全听袁支配……袁又看准奕劻、那桐平日贪得无厌，遂以大量金钱投其所好，奕劻之无钱不要，为人所共知，据闻袁前在直隶总督任内，对于庆王府中大小生日所需以及嫁娶妆奁等项，无一不悉予供给。当革命事起，十月十七日北京报纸曾登载，奕劻私有的金银珠宝衣饰详单估计所值在现金万万两以上……奕劻和那桐及那、袁两家彼此皆系姻亲，关系密切，他们三角勾结，袁之阴谋始得实现……袁世凯摸清这条路线，专派人密向张（小德张）联络，许以巨额金钱，叫他向隆裕施用威胁利诱的手段，说袁世凯如何忠心，但是各省纷纷独立，前敌军队撤不下来，外债无望，饷项难筹，若不答应民党的要求，则革命军队杀到北京，您的生命难保；倘能依从让位，则优待条件如何如何，仍可安居宫闱，长享尊荣富贵，袁世凯一切可以担保云云。奕劻、那桐本来只认得钱，至于清朝封建统治的垮台，并不在他们的心上。他们二人与张兰德里应外合，不由得隆裕不入他们的圈套……这种‘禅让’之局得以成功，可说是全由奕、那、张三人之手……”载涛的这篇证言，出自文史资料出版社《晚清宫廷生活见闻》第79-83页，载涛的文章《载沣与袁世凯的矛盾》。我们来听听最后一个证人：溥铨。溥铨是谁？溥铨就是大贪官奕劻的孙子。溥铨作为奕劻的孙子，对其祖父贪污卖国（指出卖“大清国”祖业）的行为，毫不讳言。溥铨的说法是这样的：“……盖自庚子以来，奕劻即与袁世凯沆瀣一气。他与袁接近，虽意在相互利用，然因其昏庸无能，唯利禄是视，实时时为袁所乘……”溥铨的说法，可参考文史资料出版社《晚清宫廷生活见闻》第275－276页，溥铨的文章《我的家庭“庆亲王府”片断》。行文至此，笔者已经搜集了关于此事的八个证人如下：溥佳、载搏、溥仪、梁鼎芬、恽宝惠、载润、载涛、溥铨。综合这八个人的说法，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出如下的事实：1.在辛亥革命的炮火中，袁世凯给奕劻、那桐、小德张送了贿赂；2.奕劻、那桐、小德张收受贿赂之后，劝说隆裕太后退位，得逞。也就是说：在清朝倒台的这个过程当中，“金钱”起了润滑剂的作用，是推动这段历史的一股隐动力。晚清立宪
从鸦片战争开始，接连的战败使风雨飘摇中的晚清政府不得不开始了一场立宪运动，这场立宪运动到底是欺骗人民的一场虚伪大戏，还是清朝统治者的真正觉醒呢？笔者的观点倾向后者，具体原因分析如下。首先，清政府立宪运动是自觉行为。也许有不少人认为，清政府立宪是被孙文的革命党逼迫的。事实上，1905－1906年前后的时间，孙文在海外流亡，反清革命正处于低潮，并未对清政府构成有效的威胁，朝廷当时也没把孙文一伙真正放在眼内。清政府之所以立宪，是因为在1905年，日本打败了俄国，这件事给予清政府前所未有的震撼。清政府认为：日本的胜利，实际上是日本政治体制的胜利。于是，清政府决定学习日本立宪，动机是稳固皇位、消除外患、弭平内乱。换言之，清政府的立宪行动，是清政府自觉、自愿、主动的行为，既然是自愿、主动的行为，那么就没有必要自己欺骗自己。第二，清政府的立宪运动，有实际行动，并非敷衍。1905年，清政府拨出色色日本一区沐浴，结婚也要沐浴。凡是庄重、严肃的场合都必须沐浴，这就是中国的沐浴文化。王鲁湘：而且温泉很早就被中国人赋予了神泉、灵泉的意义。温泉的水里含有硫的成分，这是不是和魏晋南北朝那些士大夫们服用的“五石散”差不多？我在黄山读过贾岛等人留下的温泉诗，当时的知识分子确实认为温泉具有“五石散”54的功用。维泉肇何代，开凿同二仪。五行分水火，厥用谁一之。在卦既得济，备象坎与离。下有风轮煽，上有雷车驰。瞎掀祝融井，口灿扶桑池。气殊岩石历，脉有灵砂兹。骊山岂不好，玉环流污脂。至今华清树，空遗后人悲。暇哉哲人逝，次水真吾师。一濯三沐发，六凿还希夷。伐毛返骨髓，发白令人黟。十年走尘土，负我汗漫期。再来池上游，触热三伏时。古寺僧寂寞，但余壁上诗。不见题诗人，令我长叹咨。——贾岛《记黄山温泉》骆希哲：南北朝崇尚炼丹，认为服了丹之后可以长生不老。从宗教仪式来讲，修道之人必须每日沐浴，才能有一个洁净的身体。所以沐浴不仅是日常生活的需要，和宗教也有密切联系。王鲁湘：还有就是，他们会思考温泉水为什么是热的？有些地方的温泉比骊山热得多，像汤一样。于是他们觉得整个大自然就是一个大的鼎炉，这个鼎炉在炼丹的过程中产生了温泉这种丹水，人泡在温泉里就有点服丹的感觉。不管古人如何看，洗温泉能强身健体延年益寿，这是没有疑问的。骆希哲：有一个故事说，秦始皇有一次在沐浴的时候，看见一个神女长得很漂亮，就加以轻侮。神女见他这样无理，朝他脸上吐了一下。秦始皇立刻脸上生疮，痛苦不已，跪地向神女求饶。神女念他是一国之君，跟他说你到温泉里洗一下就好了，以后不要再为非作歹了……当然这故事有点荒诞，可能因为秦始皇焚书坑儒把知识分子得罪了，人们就编排故事挖苦他。但这个故事也说明，古人很早就认识到温泉对皮肤病是有治疗作用的。因此，古人有三月三日洗桃花水的习俗。一直到八十年代，每年三月三的时候，临潼周围一百多里的老百姓还在这里洗桃花水。三、骊宫长恨歌“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杜甫的诗所描写的，正是宫中的夫人们在三月三日这天到河边洗浴的情景。据说，三月三日的洗浴能够祛除邪秽，保持健康。而温泉的功效更使人们乐于在这一天沐浴。三月三日，还是情人幽会的季节。《诗经·桑中》就描写了阳春三月，小姑娘与小伙子们在桑间濮上幽会的情景。西南的很多少数民族也保留着相似的风俗，像傣族的泼水节，以及壮族三月三的对歌。古代华清宫占地面积大约60万平方米，现在的华清池只有它的十分之一。在唐代，单是描写华清宫的诗就有400多首，且很多出自大家之手。比如杜牧有《过华清宫绝句》，而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也是路过这里的时候写的。这里是历代无数墨人骚客所仰慕的地方，其原因一则是华清宫当时非常鼎盛壮观，再则便是为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所吸引。骆希哲：唐代华清宫由三部分组成，北边是现在临潼县城的所在地，中区是皇帝来骊山游幸之时处理军国大事的地方。西区主要是皇帝宗庙所在地；东区是沐浴区，里面有许多著名的汤池，如星辰汤、莲花汤、海棠汤……后面山上相当于皇帝的近院，是皇帝游玩的地方。山上有很多著名的建筑，如唐玄宗为了朝拜道教始祖老子而建的朝元阁、供奉太上老君的老君殿，还有非常著名的长生殿和祭灵台遗址。王鲁湘：实际上就是把金銮殿搬到这儿来了，皇帝在此处理朝政。
继祖母包办的，而绝非自由恋爱。”注338关于京剧，包平的“澄清”一文称：“听我父亲说，祖父喜欢京剧，而且请人教过戏，就是现在所说的戏迷、票友。祖父与载涛(涛贝勒)、言菊朋(蒙族，内称言三爷，曾在蒙藏院供职，当时尚未下海成为专业演员)一起唱过戏。父亲曾对我说：‘老爷子唱戏时，我不能坐着看，只能站着听。’我小时候在家里看见过唱戏用的靴子、髯口、刀枪、胡琴等。父亲也爱好京剧，会拉胡琴。但我从来没有听说四大名旦来我家唱过戏。”注339德王，名德穆楚克栋鲁普，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人，1908年袭扎萨克多罗杜棱郡王爵。1913年北洋政府授为扎萨克和硕杜棱亲王。1919年执掌旗政。1924年任锡林郭勒盟副盟长、察哈尔省政府委员。德王熟悉儒家经书，是泛蒙古主义的主张者与推动者，鼓吹民族自决和民族自治。1934年4月，经南京国民政府批准，蒙古地方自治政府在乌兰察布盟百灵庙成立，德王任秘书长，实际主持政务。1937年七七事变后投靠日本人，出任伪蒙疆傀儡政权首脑。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寓居北平。1949年初假道兰州去阿拉善旗定远营(今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鼓动阿拉善旗的扎萨克达理扎雅等内蒙古上层人士发起“蒙古自治”，成立“蒙古自治筹备委员会”。1950年初，德王、李守信逃往蒙古人民共和国，后被蒙方逮捕并送回我国，被关押直至1963年被特赦释放，任内蒙古文史馆馆员。1966年在呼和浩特过世。注340李守信(1892—1970)，字子忠，蒙古族，内蒙古卓索图盟土默特右旗人。早年参加地方武装，1922年投向奉系军阀张作霖，镇压过嘎达梅林起义。1933年率部投降日本。后参加以德王为首的伪蒙古军政府，任伪蒙古军副总司令(后任总司令)、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副主席。1949年返回内蒙古，追随德王在阿拉善旗参与组织“蒙古自治政府”的活动。失败后出逃至蒙古人民共和国，于1950年被逮捕并引渡回国受审。1964年获特赦，任内蒙古自治区文史研究馆馆员。1970年病故。注341白云梯，字巨川，蒙名布延泰，喀喇沁中旗人。1918年前往广州参加孙中山召开的非常国会，追随孙中山从事国民革命。1924年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受孙中山之命在内蒙古地区开展国民党党务工作。1925年10月参加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该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1927年投向国民党，历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执行委员、蒙藏委员会委员等。1947年7月任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12月任委员长，解放前夕前往中国台湾。金崇伟，国民党辽蒙党部主任特派员，国大代表，解放前夕前往中国台湾。注342据冯其利先生述，1923年达赉贝子以15万现大洋将和敬公主府(达贝子府)卖给直鲁联军司令张宗昌。注343帽儿胡同东起南锣鼓巷，西至地安门外大街。13号是冯国璋的住宅。注344关于包家在北京的住所情况，“澄清”一文称：“帽儿胡同的住房是租的。听父亲说，1930年从东北回京后，家已搬到汪家胡同，但父亲认为汪家胡同的房不好，又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住房，故办完丧事以后，暂在帽儿胡同租房。后才买了秦老胡同住房。”注345梓潼庙，即梓潼庙文昌宫，位于帽儿胡同21号。文昌帝君是文昌君与梓潼帝君合二为一的文教之神，都被道教尊为主宰功名禄位之神。该庙始建于元代，清朝嘉庆年间曾大修。今仅存遗址，庙前半部今为帽儿胡同小学。注346包家兄妹所述与察奎垣所述是相符的，即所谓的“索家花园”正是包家买下的这个院落，但这个院落并不是一个像样的花园。详见本书察奎垣口述。注347嘎达梅林：蒙古名那达木德，汉名孟青山。在达尔罕旗王府任梅林职，掌管军事，即包平所说的小官。1929年在达尔罕旗领导反对张作霖和蒙古王公屯垦开荒的起义，旋即失败被害，后因有关他起义的叙事长诗和民歌广泛流传而著名。注348达理扎雅(1903—1968)，阿拉善旗亲王。1949年9月通电起义。解放后曾任宁夏省阿拉善旗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兼宁夏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巴音浩特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巴音浩特蒙古自治州州长、巴彦淖尔盟盟长兼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内蒙古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等职。1968年11月18日死于“文革”批斗会。注349达理扎雅的妻子名金允城，的确是载涛之女、溥仪之堂妹。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由慈禧许配给达理扎雅为妻。注350上文已经提到，此时的卓王名贺西伊尔图墨尔根。卓王与包家即达赉贝子家均属蒙古科尔沁左翼中旗，关系当然比与其他王公更近。注351汉王即蒙古王汉罗扎布，光绪十七年(1891年)袭扎萨克辅国公，民国元年(1912年)晋封镇国公、固山贝子、多罗郡王，娶庆亲王奕劻第十一女为福晋。据冯其利先生考察，汉王府位于东直门南小街慧照寺旧门牌15号院，今为瑞普发展公司所用，新地址为东四十三条53号。见《寻访京城清王府》，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248页。注352这里所叙有误，燕京大学在抗战时期的迁址是四川成都的华西坝。迁到云南的是西南联大。注353阿拉腾奥其尔当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副研究员，对于新疆的蒙古族情况非常熟悉。他参与了我为两位蒙古王公后裔做的访谈。注354满珠习礼，科尔沁左翼中旗达尔罕亲王，孝庄皇后生父。色布腾巴勒珠尔是其玄孙。注355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后称为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1949年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北平入城仪式；2月15日，东北野战军致电中央，报请在平津两地招收一万名知识青年参加军队工作，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其中“七千学生，条件是初中以上，年龄18岁，男女均收；另三千人拟招收技术工人与职员和各种专业技术人才，由两市委负责动员，待遇从优”。26日登报考试招生，至6月初结束，先后组建三个分团。谭政任总团长，陶铸任副总团长，实际工作由陶铸主持。南下工作团与华北大学、华北军政大学、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等校学生的最大不同，是后者身着灰色粗布干部服，前者身着第四野战军的绿色人字呢军服，配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字样的胸标，因此在青年学生中颇具吸引力。1949年4月四野70万大军分3路南下，7月29日—8月3日，南工团近万名学员递次出发，大部至湖北武汉，被分别派往第四野战军各部队以及华中局参加地方工作。9月28日，南下工作团结束历史使命。注356抓“内人党”，即“挖肃运动”，“文革”时期以挖肃历史上曾有活动解放后早已解散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为名，残酷迫害少数民族干部，是内蒙古最大的一起冤假错案。内蒙古军区是重灾区之一。后经纠正平反。注357即朝阳区东坝村西口北京第十六中学侧。按和敬公主与额驸色布腾巴勒珠尔就葬在这里，他们的后人也都陆续葬在此地而没有其他坟地。据说日军占领北京时期该坟地被地方恶霸聂洪儒盗发，目前遗留的只是一片松树林。注358札奇斯琴，喀喇沁旗人，北大毕业生。曾在蒙疆自治政府任职。后去中国台湾，在台湾政治大学任教，组建边政研究所，现移居美国。刘澍在有关清朝历史的学术著作、通俗读物、历史小说汗牛充栋的大环境下，要想重写一部清朝通史是需要勇气的，然而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我，却尝试着来把大清朝的历史重新建构，是为《大清棋局》一书的由来。大清王朝是中国历代王朝中国家政策最为成功，国防军队保持战斗力时间最久，中国少数民族政权中执政时间最长的政权。之所以如此，与大清朝有意识地构建国家体系有极大关系，大清用满人来作为各省总督和军机处主要领导人以控制国家核心机构，用汉族文人来作为自己的官僚体系主要组成，用汉族农民上缴的赋税来建庙宇和各种优厚待遇笼络藏传佛教的领袖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和章嘉呼图克图，用藏传佛教格鲁派来羁縻蒙古人，再用喀尔喀蒙古的骑兵来保卫大清政权。就这样无限良性循环，有了“康乾盛世”。从1759年乾隆平定大小和卓木之乱到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这将近一百年的时间是大清这种民族国家体系构建最为成功的时期（1840年鸦片战争对大清只是隔靴搔痒，几乎没有多大影响），而自从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满洲八旗和汉族绿营战斗力低下，曾国藩湘军崛起，随后湘军、淮军人员充任全国各地督抚，大清的民族国家体系构建开始出现危机。1865年高楼寨之战，僧格林沁的蒙古马队被捻军全歼，使得大清所有有战斗力的部队都是由汉人领导和组成，自此，大清的崩溃就只是时间问题了。满、蒙、汉、藏的四角体系中满洲贵族彻底颓废，蒙古骑兵全军覆没，藏传佛教日益衰落，汉人督抚却强势崛起下，此后无论大清洋务运动有多大成就，无论甲午战争是胜是败，无论清末新政幅度多大，最后汉人重臣夺取满洲贵族的政权，都是必然的。写中国近代史的各种著作不讲这一点，都是毫无意义的。本书把大清构建这套体系的过程和结果称作“大清棋局”，此即本书书名，本书写的就是这个格局从萌芽、建立、巅峰、衰落直至崩溃的全过程。《大清棋局》这套书不止写民族国家体系的构建全过程，写大清的12位帝王，写那些著名的大人物，还写了面对苦难奋起抗争的人民，饱经灾难哭泣无助的妇女，死里逃生呻吟哭号的难民，人与人的明争暗斗，公开的秘密，农民运动的风起云涌，衣衫褴褛、孤苦伶仃的在造反边缘的人们，在战争中蒙羞受辱的人们，被主流史学界唾骂的人物的伟岸形象，被教科书光环笼罩的人物的阴暗面，这些都在《大清棋局》为您呈现。我怀着一颗虔诚的心去阅读历史，以公正的态度去感受人物，去触摸历史人物的心灵深处，无论他是丑陋肮脏的人还是光明正大的人，无论他是流血动武的人还是哭泣咒骂的人，无论他是忍气吞声的人还是无恶不作的人，无论他是功成名就的人还是一事无成的人，都在我的笔下一一呈现。总之，本书将大清一朝的所有政治、军事、思想、文化、科技、生活、制度的历史为您呈现。中国历史是个不断循环的过程，经历过光荣的征服，也接受过多次屈辱的蹂躏，经历过被周围国家众星捧月的尊敬，也经历过和周围蛮族无休无止的争逐，经历过李世民那样伟大的君主的统治，也经历过石虎那样的万世暴君的酷虐。这个民族什么都经历了，见得太多了，中华文明是个太早熟的文明，两千多年前就有了极为发达的纯原创文明，但也正因此使得中国思想在此后两千年没有自发性大的飞跃。不论遇到什么事都难以改变中国优哉游哉、自由散漫的脚步，不论发生什么情况她都能从自己的记忆中找到应对的成例，正如中日甲午战争时朝廷大臣还从明朝抗倭援朝战争中寻找灵丹妙药一样。我写的是大清历史，历史如同那些我们曾经爱过的人，如今皆已远去。每当我们回首往事，顿感尘缘苦短，叹世事沧桑，因此，我们应该通过阅读历史，来知晓古往今来的人生经验，以便指导自己的现实人生，让自己通过阅读历史，重新活一遍诸位先贤的人生，以使自己少犯错误。我在褪色的史书中似乎看见了金戈铁马，感受了刀光剑影，听见了鼓角铮鸣。而后那一个个鲜活的面容等待着我以自己的秃笔呈献给大家，从前几多兴废事，不止应在渔樵闲话中体现，也不止留在暗黄发脆的纸张中，而是需要我这杆笔来还原，来展现给大家历史最真实的一面。历史，只能被证伪，不能被证实，只能无限接近，却不能完全重现，但我的确尽力了，尽最大努力还原一个真实客观的清朝历史。如今忙于应酬、看电视的现代人有多少人还看历史，还去了解自己的国家昔日的光荣与耻辱？大家在白天去追求自己生活中所需要的，晚上去享受自己工作中所得到的，于是再没有人去思考，我们这个民族现在需要的是什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强大？国人为什么有那么强的劣根性？过去中国人是不假思索地喊口号，喊万岁，现在是不假思索地乱花钱、玩游戏，每个人只忙于自己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没有几个人塌下心来想想，自己现在做的是什么？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自己的所做到底值不值？于是，中国人在这种非主流价值冷漠中离强国梦越走越远。因此，现在太需要我们去反思了，我们需要在历史中找到自己的精神源头，以此知晓我们在现实中究竟应该做什么，以历史的经验来重新审视我们的来路，以便更好地走我们的去路。历史的纵向发展并不意味没有横向联系，在历史的前进轨迹中可以找到无数的交叉符号，然而后人在研究历史时往往会把这些交叉符号忽略，而本书重视的恰恰是这些交叉符号。余秋雨说：“历史是坎坷，历史是幽暗，历史是旋转的恐怖，历史是秘藏的奢侈，历史是在雨中的泥泞，历史是在悬崖的废弃，因此不能太轻易进入。”但是我还是禁不住诱惑，进入了历史中寻找真相。龚自珍云：“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这正是历史的重要性。章太炎1935年演讲《论读经有利而无弊》说：“夫读史之效，在发扬祖德，巩固国本，不读史则不知前人创业之艰难，后人守成之不易，爱国之心，何由而起？”可见只有多读历史，才能更让人激发爱国心。李大钊则把全民学历史作为一个时代进步的征兆，他的《史学要论》说：“研究历史的趣味的盛行，是一个时代正在生长成熟，正在寻求聪明而且感奋的对于人生大观的征兆。”历史是什么？历史是一座永不落幕的旋转舞台，许多人物、事件会重复出现。但是，舞台下的人在当看客的时候往往不吸取舞台上的人的教训，于是，当他们成为舞台上的演员后，便重蹈台上人的覆辙，从而再被台下人看笑话，尤其是中国历史，就在这不断循环悲剧的情况下走到了近代。丘吉尔说：“历史犹如一位老人，带着一盏闪烁的灯，沿着过往的陈迹踉跄前进，试图重现它的情景，再次响起它的回声，用黯淡的光激发昔日的感情。”罗宾·W·温克在《历史的价值》中说：“控制历史和控制如何写历史的人就控制了过去，而控制过去的人就控制了现在。”民主国家记叙真实的历史以启迪现在生活，从而创造历史。专制国家虚构过去的历史以维持现在统治，终将没有未来。那些历史罪人仿佛贪心的秃鹫，而为了掩盖这些历史罪人而生的历史记录者与为了真相而生的真正史家又好像互相用黄金舌头攻击的蛇，使历史真相欲盖弥彰，扑朔迷离。历史无法厘定，好像无法解开的长链，无论如何，许多细节无法掌握，而我尽我所能还原清朝历史真相，至于还原得如何就看我的水平了。历史是零碎的，是无数个日日夜夜物换星移的片段。历史是完整的，没有任何人能超出历史外，不在历史中，所以每个人构成了历史的每一个瞬间。历史是复杂的，光荣与梦想，生与死、爱与恨、光明正大与阴谋诡计交织在一起。历史是简单的，尤其是中国历史，简单到用一治一乱就可以概括。历史事件犹如过眼烟云，所有的心酸荣辱都早已定格为历史的陈迹，化作历史的尘埃。商场、官场、情场、考场、战场，历朝历代哪个场不是充满着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说到底，这些场上的争斗都是男人的游戏。金钱、官位、美女、名次、战果则是这些场最后角逐的成绩。然而无论在哪个场春风得意，最后终究逃不过进入坟场的命运。历史
们给了她一块厚厚的熏腊肠三明治和一个他们当苹果吃的洋葱。帕拉斯担心拒绝会得罪他们，就接受了，却发现自己像狗一样吃了个精光。她居然饿得如此狼吞虎咽，连自己都吃惊了。卡车摇摇晃晃，使她时断时续地打着瞌睡，每次惊醒时她都刚好在梦中挣扎着不让黑水吸进口鼻。他们沿途经过了一些零零散散的住宅、农用车道和一处加油站，一路不停地到了一座颇具规模的镇子。时间已近黄昏。卡车驶进了一条空街，在一座浸礼会教堂前放慢了速度，一块标志牌上有“原始”字样。“你在那儿等着，”那妇女说，“会有人来照顾你的。”小伙子们帮助她下了车，卡车便开走了。帕拉斯在教堂台阶上等着。她看不到住宅，这条街上也没有一个人。夕阳西下，空气变冷了。只是她的脚底磨破了皮，火辣辣地疼，分散了她对彻骨寒冷的注意力。她终于听到了引擎声，抬头又看见了那个印第安妇女——这次只有她一人——开着同一辆卡车。“上来吧。”她说，随后便带着帕拉斯驶过好几个街区，来到一处覆着波纹屋顶的矮房子。“进去吧，”她说，“这是一家诊所。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麻烦。我看你像，像个有麻烦的姑娘。可是别对这里的人说。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有麻烦，反正别提就是了，听见了吗？最好别提。只说你挨了打，被赶了出来，诸如此类。”她说完还笑了笑，不过她的眼神仍很严肃。“你的头发里净是水藻。”她摘下帽子扣到帕拉斯的头上。“去吧。”她说。帕拉斯坐在候诊室里，别的病人都和她一样沉默不语。两个年长的妇女包着头巾，一个睡着了的母亲怀里抱着一个发烧的婴儿。护士用令人不快的好奇目光看着她，但是没说什么。眼看天就要黑了，这时进来了两个男人，其中一个一只手断了一部分。帕拉斯和那个睡着了的母亲还没有看病，那个用毛巾吸血的男人倒是先进去了。在护士领着那伤者走开的当儿，帕拉斯跑出门，绕到房子的一边，在那儿把吃下的洋葱和熏腊肠全都吐了出来。在剧烈的恶心之中，她先是听到，随后又看到两个女人走了过来。两个人都戴着浴帽，穿着蓝制服。“瞧瞧那个。”一个说。她们来到帕拉斯跟前站住，歪着头看着她干呕。“你是要进去，还是刚出来？”“大概是怀孕了。”“你见过护士没有，亲爱的？”“她最好赶快。”“咱们带她到丽塔那儿去吧。”“你带她去吧，比莉。我得走了。”“她戴着帽子，却没穿鞋。好吧，你去吧。明天见。”帕拉斯伸直了腰，手捂着肚子，大张着嘴拼命喘气。“听我说。诊所已经关门了，除非你是要看急诊。你肯定不是怀孕了吗？”帕拉斯竭力控制住又一次干呕，打了个冷战。比莉回头看着她朋友的车驶离了停车场，然后才低头看呕吐物。她脸上没有厌恶的表情，只是用脚踢着土，把吐出的东西盖住。“你的钱包呢？”她问，扶着帕拉斯离开埋好的呕吐物，“你住在哪儿？你叫什么名字？”帕拉斯摸摸脖子，发出的声音就像是用一把错钥匙在锁孔里转动。她只能摇头。随后，像被独自撇在操场的孩子似的，用大脚趾在土上划出她的名字。随后，学着那姑娘刚才埋掉呕吐物的样子，把名字踢开，用红土完全盖住。比莉摘下了她的浴帽。她比帕拉斯高得多，只好弯下腰来看那双低垂的眼睛。“你跟我来，姑娘。”比莉说，“在所见过的病人中，你是个可怜的病例，所幸我还见过几例。”她在晚间蓝色的空气中开着车，轻声说着一些让人放心的话。“你在这地方可以待上一阵。没问题。我就在这儿待过一次，她们对我很好。好得比——呃，挺好的。别怕。我也有过的。我指的是，害怕她们。在别处看不到多少像她们这样的姑娘。”她还笑了一声，“一些小修女，大概是，不过有点懒散的样子。要是她们什么衣服都不穿，别奇怪。我起初有点吃惊，可是后来，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不觉得怎么了。我要是光着身子走来走去，我母亲会把我打昏，一星期醒不过来。不管怎样，你可以在这儿调理一下，把事情想清楚。这段时间里没有任何事情，也没有任何人会打扰你。她们会照顾你或者让你单独待着——随你便，哪种方式都成。”她们周围的蓝色渐渐加深了，只有远处有一点银色的亮光。田野里掠过一股暖风，可是她们到达女修道院时，帕拉斯却在打战。那姑娘把她托付给玛维斯之后，说：“我会回来探视你的，好吗？我叫比莉·卡托。”蜡烛烧到只剩一英寸了，但火苗还很高。帕拉斯用手背抹了下嘴。摇椅还在摇晃。康妮的呼吸很深，帕拉斯以为她在睡觉。她看得见西尼卡，手肘支在膝头，手托着下巴，抬眼看着她，但烛光像米西塔的月光似的，把面孔都扭曲了。康妮动了一下。“我问的是谁伤害了你，你却告诉我谁帮助了你。还想把那部分再保密一会儿吗？”帕拉斯没有答话。“你多大啦？”她本来想说十八岁，但还是说了实话。“十六，”她说，“我明年就上高中四年级了。”她本该为她失去的高中三年级再哭一次的，但康妮毫不客气地用手肘推着她。“起来吧。你把我的大腿都快压断了。”随后她又用柔和的声音说，“现在去睡上一觉吧。在这儿想待多久就待多久，到了想和我谈的时候，再把其余的说给我听。”帕拉斯站起身，由于摇椅摇晃和酒气的缘故，身体有点打晃。“谢谢。可是，我最好给我父亲打个电话。我想。”“我们会带你去的，”西尼卡说，“我知道哪儿有电话。可你不能再哭了，听见没有？”她们说完就走了，在黑暗中小心地迈着脚步，眼睛追随着蜡烛发出的微光。帕拉斯是在洛杉矶强烈的光线下，在没有地下室的房子里长大的，伴随着电影里的邪恶、垃圾或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她抓着西尼卡的手，喘着气。但那姿势所表示的是预先有所准备的而不是真正的惊异。事实上，她们在爬楼梯时，一副老奶奶在椅子里安详地摇着的景象，以及她手臂、大腿的样子和唱歌般的嗓音都抚慰了她。整栋宅子都充溢着神圣的福祉，如同一块受到保护的领地，没有猎人而只有激情。仿佛她可以在这里遇到她自己——一个不受拘束的真实的自我，不过她认为那是个“冷酷”的自我——在这栋巨宅的许多房间中的一间里。餐桌上摆着一大浅盘玉米饼似的东西。吉姬打扮得齐整而淡雅，只是描得稍歪的嘴唇美中不足。她正在摆弄她那台宽频收音机，想找到播放她想听的节目的那个电台——不是农业新闻、乡村音乐或《圣经》内容。玛维斯在炉边忙着，叨念着烹饪步骤。“康妮还好吗？”玛维斯看到她们俩进来时问。“当然。她对帕拉斯挺好的。对吧，帕拉斯？”“是啊。她心眼儿好极了。我现在觉得好多了。”“哇，它（此处及后面的话中，吉姬凡指帕拉斯时均用“它”，意思是未成年的小家伙。）总算说话了。”吉姬说。帕拉斯莞尔一笑。“可是会不会再吐呢？这可是个问题。”“吉姬。闭上臭嘴。”玛维斯热切地看着帕拉斯，“你喜欢小薄饼吗？”“嗯。饿坏了。”帕拉斯回答。“有的是呢。我把康妮那份放到旁边了，要是你想吃，我可以再多做些。”“它需要些衣服。”吉姬仔细打量着帕拉斯，“我的衣服都不合适。”“别再用‘它’来叫她了。”“值得一用的只有一顶帽子。你把它放哪儿了？”“我有一条牛仔裤，她可以穿。”西尼卡说。吉姬哼了一下鼻子。“你千万要先洗一下。”“当然。”“当然？你干吗说‘当然’？从你来到这儿，我还没见过你洗一件东西，包括你自己。”“少说一句吧，吉姬！”玛维斯咬着牙说。“哼，我还没说完呢！”吉姬隔着桌子，探身朝向西尼卡，“我们这儿东西不多，可肥皂还是有的是。”“我说过我要洗裤子，不是吗？”西尼卡从下巴上抹了把汗。“你干吗不捋起袖子？样子像个吸毒的。”吉姬说。“瞧瞧是谁在说话。”玛维斯窃笑着。“我在说毒品，姑娘。不是一点点大麻。”西尼卡看着吉姬。“我不向自己身子里注射化学药品。”“可是你原先用过，没有吗？”“没有，原先也没有。”“那就让我来看看你的胳膊。”“滚开！”“吉姬！”玛维斯叫道。西尼卡看起来像受到了伤害。“好吧，好吧。”吉姬说。“你怎么会这样？”西尼卡问。“对不起。行了吧？”这是难得的认错，但看来是诚心诚意的。“我从来不用毒品。从不！”“我已经赔过不是了。天哪，西尼卡。”“她可是个爱挑衅的人，西尼。总是给别人‘扎针’。”玛维斯洗着盘子，“可别让她激怒你。皮肤下可是血待的地方。”“闭上你的臭嘴！”玛维斯笑出了声。“她又来了。‘对不起’也就是那么回事。”“我向西尼卡道歉，又没向你。”“别提这个了。”西尼卡叹口气，“打开那瓶子行吗，玛维斯？”“不只是‘行吗’，是必须。我们得为帕拉斯庆贺庆贺，是吧？”“还有她的嗓音。”西尼卡笑着说。“还有她的胃口。瞅瞅她。”卡洛斯让帕拉斯倒了胃口。在他爱她（或者像是爱她）时，除去那第一个辣热狗，别的食物都让她生厌，那成为喝可乐的借口或者出门的理由。从上小学起她就与之奋斗的体重问题不存在了。卡洛斯从来没有评论过她的体重，但事实上反正从一开始，她还是个胖子的时候，他就喜欢上她了——挑中了她，向她示爱——让她确定了对他的信心。而在她最瘦的时候，他却背叛了她，这就加剧了她的耻辱。被迫藏到湖里的梦魇，一时之间代替了因遭背叛而逃出母亲家门的痛苦。她甚至无法在一间点着蜡烛的房间的黑暗中悄声倾诉这件事。她的嗓音恢复了，但诉说羞耻的词语却像息肉似的卡在喉咙里。覆在玉米面小薄饼上融化的奶酪味道浓烈，一块块鸡肉像猪肉一样风味地道；从早玉米上滴下的几乎纯白的黄油与她吃惯的毫不相同，有一种奶油似的甜香。面包布丁上浇了热乎乎的糖汁。还有一杯又一杯的葡萄酒。那恐惧，那口角，那恶心，那尘土中可怕的扭打，那黑暗中的泪水——当天的一切失控场面全都在咀嚼食物的欣喜中烟消云散了。玛维斯给康妮送晚饭回来时，吉姬已经找到了她的舞台，正随着收音机中的音乐跳着来到敞开的后门，以便更好地接收信息。随后她又跳回到餐桌边，给自己倒了更多的酒。她闭着眼睛，扭着屁股，圈起双臂去拢住一个魔幻舞者的脖颈。其余的女人吃完饭后都看着她。当上一年排行榜榜首歌曲《轻歌销魂》播放时，她们便纷纷跟着跳起来。连玛维斯也跳了。先是分开跳，想象着舞伴。随后又捉对跳，彼此想象着。在酒力的作用下，当晚她们都睡得死沉沉的。吉姬和西尼卡睡在一个房间。玛维斯单独在另一个房间。因此，是睡在办公室兼游戏室沙发上的帕拉斯，听到了敲门声。敲门的姑娘穿着白色的缎鞋和纯棉背心裙，用一个崭新的瓷盘托着一块结婚蛋糕。她的笑容很庄重。“我现在结婚了，”她说，“他在哪儿？也许是她吧，她在哪儿？”那天深夜，玛维斯说：“我们该给她一个那种玩具娃娃。或者别的东西。”“她发疯了，”吉姬说，“我了解她的一切。K.D.把她的什么事都告诉我了，她整个儿是个疯人病院。天哪，他有麻烦了。”“她在新婚之夜跑这儿来干吗呢？”帕拉斯问。“说起来话长了。”玛维斯在她的胳膊上拍着酒精，比较着血道子和吉姬早些时候抓破的伤口，“几年前就来过了。康妮为她接了生，尽管她不想要那孩子。”“那么，孩子在哪儿呢？”“我想是和莫尔、珀尔在一起吧。”“谁？”吉姬白了玛维斯一眼。“死了。”“她难道不知道？”西尼卡问，“她说你们大家把孩子杀死了。”“我跟你说过，她整个儿是个疯人病院。”“她事后就走了，”玛维斯说，“我不清楚她都知道些什么。她对孩子看也没看一眼。”随后她们便不讨论了，仿佛看着那胎儿：转过去的面孔，手捂着耳朵以便不听那新鲜却悲凄的哭声。没有奶头。没有东西可以放进那小嘴里。没有母亲的肩头可以偎依。她们当中没人愿意回忆或了解后来发生了什么。“说不定孩子还不是他的，不是K.D.的呢，”吉姬说，“说不定她是赖上他了。”“那又怎样？孩子不是他的又怎样？反正是她的嘛。”西尼卡的口气听起来像是受到了伤害。“我不明白。”帕拉斯说着走向炉灶，剩下的面包布丁放在那儿。“我明白。在某种意义上。”玛维斯叹了口气，“我来给大家煮点咖啡。”“我不喝了。我要回去睡了。”吉姬打了个哈欠。“她真是疯了。你们看她会平安无事地回去吗？”“圣西尼卡。上帝保佑吧。”“她在高声尖叫呢。”西尼卡瞪着吉姬说。“我们都一样。”玛维斯将咖啡朝咖啡壶的过滤网倒。“是啊，可我们都没有叫她的名字。”吉姬舔着牙。“她在新婚之夜没有更好的事情可做，却来寻找一个死婴，你该怎么叫这样一个心理变态的人呢？”“叫她抱歉？”“抱歉，我的傻瓜。”吉姬回答，“她只是想死死抓住她嫁的那个小子。”“你不是说你要上床吗？”“我这就走。来吧，西尼卡。”西尼卡没搭理她的室友。“我们要不要告诉康妮呢？”“为的什么？”玛维斯厉声说，“我可不想让那姑娘接近康妮。”“我觉得她咬了我。”帕拉斯表情吃惊，“瞧，这是不是牙印？”“你想要什么，打狂犬病预防针吗？”吉姬又打了个哈欠，“走吧，西尼。嘿，帕拉斯，打起精神来。”帕拉斯瞪着眼。“我不愿意自己一个人睡在这楼下。”“谁说你得睡这儿？这可是你自愿的。”“楼上没有多余的床了。”“噢，天哪。”吉姬朝过道走去，西尼卡跟着，“真是个孩子！”“我跟你说过了。别的床都存在地下室里呢。我明天弄一张床上来。今晚你可以和我睡。”玛维斯说，“别担心，她不会再来了。”她锁上后门，然后站在那儿盯着咖啡壶，“顺便问一句，你叫什么？我是说，你的姓。”“特鲁拉弗（原文为Truelove，意为“真爱”。）。”“别开玩笑了。你母亲给你起的帕拉斯？”“不是。是我父亲。”“她叫什么？你母亲。”“迪·迪。是迪万（原文为Divine，意为“神赐的”。）的缩写。”“噢—我喜欢这名字。吉姬！吉姬！你听见没有？她的名字叫迪万。迪万·特鲁拉弗。”吉姬跑回来，在门口探进头来。西尼卡也是。“不是这样的！那是我母亲的名字。”“她是个跳脱衣舞的女人吗？”吉姬咧嘴笑着。“一个艺术家。”“她们都是的，亲爱的。”“别逗她了，”西尼卡咕哝着，“她好不容易熬过这一天。”“好啦，好啦，好啦。晚安……迪万。”吉姬走出门，消失了。“别理她，”西尼卡说罢，在离开时又很快地耳语，“她小心眼。”玛维斯依旧笑眯眯的，倒了咖啡，又切了面包布丁。她端给帕拉斯后，便坐到了她身边，吹着咖啡的热气。帕拉斯吃了第三次甜点。“给我看看牙印。”玛维斯说。帕拉斯转过头，拉下T恤的领口，露出肩头。“唔——”玛维斯哼了一声。“这儿的每一天都这样吗？”帕拉斯问她。“噢，不。”玛维斯抚摸着受伤的皮肤，“这里是世界上最宁静的地方。”“明天你要带我去给我父亲打电话吗？”“对。头一件事。”玛维斯停止了抚摸，“我喜欢你的头发。”她们默默地吃完夜宵。玛维斯拿起灯，让厨房黑着。她们来到玛维斯的卧室门前时，她没有开门。她僵在了那儿。“听到了吗，他们挺高兴的，”她说着捂住了笑口，“我知道的。他们喜欢那个婴儿。绝对喜欢。”她转过来面对帕拉斯，“他们也喜欢你。他们认为你是神赐的。”帕特丽莎用红、绿两色美术纸剪出来的铃铛和松树，整齐地堆放在餐室的桌上。全都做完了。只剩下小饰物有待调整。去年她犯了个错误，让小孩子们做这件事。给他们洗净手指和手肘上的胶水、从他们的头发和脸蛋上摘掉银屑之后，她还得把大多数饰物从头做起。这一次，她要在交出铃铛和松树的同时，检查自己身上的每个胶水污迹。为了学校的圣诞节舞台剧演出，全镇的人都参与或帮忙了：年纪大些的男人修理舞台和安装栏杆；小
些如杨九的济宁乡勇，较之流贼更好掠夺，但同样是由地方名流领导的。王鳌永抱怨，驱散他们是多么的困难；有些官员主张没收他们的武器，解散他们的组织。最后，多尔衮拒绝了这一建议，因为他感到，仅仅依靠满族官军去维持地方秩序是不可能的。然而，政府鼓励地方官员购置军马、训练自己的民勇，以与地主领导的“乡勇”形成制约。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二部分，第9、10、16页。?谢国桢特别选择山东东部作为例证，以说明乡绅是如何因为敌视农民武装，而使清廷成为天然盟友的。但是他把事情过分简单化了，特别是当他论及农民的天然“民族主义”思想时。虽然近年来他的观点受到了其他中国历史学家的批评，但是，他的许多观点仍是很有道理的。参见魏斐德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明清史研究》，第93页。?刘允浩就是忠明思想的著名事例。他领导的顽强的山东乡勇，在江西建昌被包围期间奋战至死。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44页。?韩素瑞：《1774年的山东王伦起义》，第35页。?景苏、罗仑：《地主和劳动者》，第46—48页。?在17世纪初，邹县80％—90％的乡村人口由只拥有3—30亩土地的“贫农”构成。谷口菊雄：《明末农民起义》，第62页。1616年，这里发生了一场严重的灾荒，接着是20年代的又一次饥馑。赛米多：《中国历史上与鞑靼人的战争史》，第31页。寿张县（约在临清南80公里）的入籍人丁从16世纪晚期37773口减少到清初的2200口。韩素瑞：《1774年的山东王伦起义》，第8—9页。?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一部分，第30页。这里的社会状态被描绘为“封建的”，因为这里的地主像军阀一样生活着。19世纪，山东—江苏—河南边界地区的一个典型地方豪右实际是生活在一个堡垒之中：有深沟和围墙环绕，砖房上有四层高的两个方形塔楼。除了居所和武库之外，围墙之内还有花园和楼台亭阁。这位豪右可能拥有多达6000亩的土地，成百的邻居每天能从他那儿得到一点施舍。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第11页。关于山东佃农与佃主之间严重的依附关系，参见片岗芝子：《明末清初华北的农业经营》，第80页。?后来在清朝，曹州因为成了盗匪渊薮而闻名全国。盗贼是有季节性的，在深夏之际相当普遍，其时高粱长至二三米高，为伏击提供了方便之所；其次是冬天的农闲季节。周锡瑞：《论义和拳运动的社会起源》，第7—8页。?这里一直是贫困地区。在1979年，曹县73％的生产队年终决算时不能向其队员分配一分钱。《中国日报》，1981年12月18日，第4版。?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上。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1—82页。?徐氏是王森的弟子。在16世纪后期，他创建了传播甚广的闻香教。徐在1622年6月发动起义时，声称“大成兴盛”的时代已经来到。他和教徒们最初攻占了邹县与滕县，并且封锁了大运河。然而，徐没能击败山东的乡勇，起义军主力最终为地方民勇和滕县其他武装所包围，并被击败。徐在北京被斩首示众。傅路德和房兆楹：《明朝人名辞典》，第587—589页；韩素瑞：《起义背后的联系：17世纪中国的家族网》，第4—6页；格罗特：《中国的教派与宗教迫害》，第167—168页；程廷恒编：《大名县志》第十二卷，第16页；万寿祺：《隰西草堂集》第三卷，第166—169页；赛米多：《中国历史上与鞑靼人的战争史》，第133—135页；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三三一卷，第2608页。?李清：《三垣笔记》中，第32页。?根据1686年的文献记载，在遭到满洲进攻之后，临清的繁荣程度只及先前的1/5。济宁也受到了破坏。17世纪初，济宁与三个邻区的丁数是49554口；但在1644年，下降至17590口。直至18世纪晚期，济宁人口方才达到万历年间的水平，临清也是直到此时才基本上恢复了先前的商业繁荣。景苏、罗仑：《地主和劳动者》，第48、56页。同样，对于农村地区，1645年的一个报告表明，许多地区每户只有一个或两个人活下来了，每十亩地中只有一两亩得到耕种。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的垦荒政策分析》，第112页。?黄仁宇：《明代的大运河》，第132页；吴若灏纂：《邹县续志》，第419—420页。1641年至1642年这些乡贼中最大的一个集团是由米谷挑夫、驿卒和小商人啸聚而成的联盟。其领袖名叫李青山。他们的活动中心位于梁山，即《水浒传》中的英雄们呆过的地方。佐滕文俊：《土贼李青山之乱》，第118页。?光绪版《费县志》第八卷“兵事纪略”，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0页。整个晚明，兖州诸县因其贫穷和乡绅之狠毒而闻名。藤田敬一，《清初山东赋役制度》，第4页。同时在明代，衮州也由于不断的农民起义而闻名：正德年间（1506—1521）的刘六、刘七起义；天启年间（1621—1627）的徐鸿儒起义，崇祯时期（1628—1644）的白莲教起义。佐滕文俊：《土贼李青山之乱》，第120页。?根据地方志记载，王俊“有田在开明山下之吴村，招佃垦荒，积粟甚富，意图纳粟得官。崇祯十三年岁祲被劫，其党无食，遂为盗，复拒捕，杀县役。”光绪版《费县志》第八卷，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0—81页。?1644年10月1日奏折，《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4页。1644年的主要领导人是“擎天大王”李文盛；又见《世祖实录》第17卷，第200页，奏书之日为1645年7月12日。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4、78页。?其中一些，如徐鸿儒起义之前的济宁的乡绅领导的乡勇，也参预赈济机构与义仓的事务。在疾病流行之年乡勇也发放药品，掩埋尸首。结果济宁成了混乱的汪洋大海中一个安定的小岛。参见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一部分，第6—7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上奏之日为1644年9月23日，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9页。?《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上奏之日为1644年11月21日，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7页。在莱州、安邱和济南都有类似的民勇组织。赵俪生：《李自成地方政权所遭地主武装的破坏》，第45—47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8页。正如方大猷在其奏书中所解释的：“每营差官一员督阵，仍各领剃头家丁八名，使驰阵前，张虚声”。同上书，第79页。?新王朝统治的最初10年中，整个帝国的地方官都接到政府命令，他们必须雇请保镖，以武器装备起来，而且应当付给这些人以钱粮。这些保镖可以保障地方官平安任职。1653年，私人保镖制度已不再具有强迫性质，但许多官员继续雇请这些武士。吕元驄：《1644—1660年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3页。?例如：我们在一份记述1647年章邱抵抗农民起义军的报告中可以看到，政府的军事力量包括：一、军官统领下的正规防守部队；二、衙兵，由兖州府儒学训导蔡廷谏指挥，另外他还指挥一营家丁；三、知府的亲丁（“时有陈知府统领亲丁，堵大街口”）；四、明季都司于大海等，统领家丁及镇内回兵李纵先等；五、乡绅领导下的乡兵，负责协防。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7页。在1647年山东的另一个地方抵抗的事例中，除了正规部队之外，还有员外郎领导的亲丁。同上书，第83—84页。地方绅士之所以希望将他们的税册交给新政府，其主要原因即是巡抚方大猷及其助手们有能力在危急时把乡勇从一个地方调往另一个地方，例如，从曲阜调到邹县。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一部分，第17页。?《淮城纪事》，第133页。该省明巡抚邱祖德处死了大顺政权派来劝降的使臣，并且南逃而去。张廷玉等编：《明史·郭芳传》，第3111页。然而，山东大多数乡绅最初没有抵抗就投降了李自成，只是在大顺政权将土地分给农民，并开始拷掠地主以榨取钱财时，才决定抵抗李自成的人马。洪焕椿：《论明末农民政权的革命性与封建性》，第72页；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一部分，第8—13页。?骆承烈：《从大顺〈创建信女桥〉碑看李自成起义军在山东地区的一些活动》，第39页。鲁九王、朱义海南逃至京口（今镇江）。济宁乡绅在驱逐了大顺政权官员后，向南明政权寻求支持。但他们从史可法处得到的只是一个登基诏书。因而，他们除了转而向清朝寻求支持以对抗起义军及其同伙之外，已别无选择了。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一部分，第15—16页。?《贰臣传》第七卷，第34页。?朱曾是北直隶三河以南的香河县令。当李自成军攻占北京时，他离职而逃，但为大顺军的阎杰逮捕入狱。?《贰臣传》第九卷，第21—23页。有时，平民领导抵抗起义军和盗贼的斗争。曹安祚，邹县著名的智勇双全的武林好手，拒贼于门外，并从其院堡的二楼上将燃烧着的炭火掷向敌人。清政府后来对其“靖匪”的功劳予以嘉奖。另一平民杜承美，从义军的包围中解救了其村落，并与官军一道抗击义军。吴若灏：《邹县续志》，第420页。?《贰臣传》第九卷，第24—27页。毕自严是当时中国最富者之一，毕为淄川人；又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8—49页。文秉说，支持明王的实际上是德州贡生谢升，但为史可法提供消息的人把谢升（陞）和谢陛弄混了。这是个难以置信的说法。首先，一个文人在他的名字中用“陛”字，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也许会与“陛下”的“陛”相混淆。其次，谢升自己也在一种尴尬的口吻中向满人承认了他支持过那位明王之事。“时德藩被执，适庆藩宗室曾为明朝香河令名师钦者，避闯过境，为伪州牧所禁，臣等暂奉为号召之资。”《贰臣传》第七卷，第34页。?《贰臣传》第七卷，第34页。?当满军一进抵北京，多尔衮就让山西商人做了官商，隶属于内务府。韦庆远、吴奇衍：《清代著名皇商范氏的兴衰》，第2页；佐伯富：《清代的山西商人》，第282页。?《贰臣传》第六卷，第17—21页。关于多尔衮与两位大臣之间的对话，参见佐伯富：《清代的山西商人》，第282页。?朱希祖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第32页。1649年又颁布了同样的法令。吕元驄：《翰林院》，第59页。?当左懋第的使团经过山东时，他们发现，山东省已完全为王鳌永和方大猷所控制。根据他们所述，王、方二人深为百姓痛恨，“众唾其脸。”陈洪范：《北使纪略》，第120页。?王的奏折中有这39个人的名字，参见朱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第32—34页。《清实录》也记载，王推荐了前明大学士谢升和其他40余人。《世祖实录》第六卷，第67—68页。王还另外推荐了其他一些山东人。1643年，山东进士之一张端，抛弃了李自成的官职，经山东巡抚向多尔衮推荐，成为宏文院的一名检讨（张的父亲张忻也曾供职于大顺政权，1645年由佟养性推荐为清朝天津巡抚）。1646年，任江南乡试主考官；后来又入秘书院为侍讲；此后又做了国史院侍读；最后升为大学士。《贰臣传》第十二卷，第14—15页。张端作为一名主考官列入了法式善著的《清秘述闻》之中。?朱希祖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第19页（此书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编，朱希祖作序——译者）。?朱希祖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第1页。?《贰臣传》第五卷，第21—24页。李化熙（1634年进士）是山东士绅领袖之一，崇祯时曾为天津兵备道、四川巡抚、陕西总督。1644年初，李以兵部右侍郎总督三边。在李自成攻陷平阳后，李化熙意识到都城危在旦夕，因此他率领部众回到山东，就食于家乡。1644年9月，在满人决意留在北京已确然无疑时，李速遣游击吴伸上书归降。他除了得到过巴哈那和石廷柱的推荐外，还得到了清天津总督佟养性的支持。同上书第五卷，第21—24页。巴哈那的推荐日期记为1644年8月18日，见《世祖实录》第六卷，第70页。石廷柱早在1622年就降清了。1639年成为汉旗的成员，不再是佟养性的部将了。他和巴哈那都曾受命“平定山东”。石作为驸马拥有固山额真的称号，见《世祖实录》第十一卷，第127页。?《贰臣传》第九卷，第24—27页。?《贰臣传》第九卷，第21页。?《贰臣传》第六卷，第32—33页。?任濬（山东1624年进士）曾任明朝右佥都御史。刘余祐向多尔衮引荐了他。在为户部右侍郎时，任濬提出了几项改进财政管理的重要建议；为刑部尚书时，主持修订了一个重要法典。“满汉堂官专领其事，慎选司员一一商榷，疑难者请旨裁定。罪例可更者，一准于律；不可更者，即载入律条，著为令”。1644年多尔衮谕示刑部在量刑时宜依据明朝法律定夺。但是，明朝法律中有些条款与满人的惯例不一致，因此，又命令各有司分别为满汉开列律条，再将其意见送至刑部加以统筹；司法审判与诉讼程序都是满汉有别的。任濬也为《会典》的修改提出了意见。这样，通过不断的调整过程，才将明朝会典的条例纳入了清廷的政法活动之中。1646年农历五月，满语本《大清律》也告完成。见《贰臣传》第五卷，第33—34页。关于协调满汉法律的谕旨，参见1645年3月11日诏令，《世祖实录》第十四卷，第160页。至于司法审判及诉讼程序，见1646年2月12日谕旨。同上书第二十二卷，第270页；又见徐道邻：《中国法制史论略》，第106页。?多尔衮的旨令附于王鳌永的内阁抄本中，参见朱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第34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34页。?《世祖实录》第六卷，第71页。此令颁布于1644年8月20日。《贰臣传》第九卷，第26页。?清人一进京，即宣布恢复科举考试。同时，奉天府学政推荐了一批进士，以供直接任用，结果把那些求官的进士们网罗一空。然而，应当指出的是，这一渠道很快就变得狭隘起来。1644年9月10日，有人建议辽东地区应该参加定期的科举；1645年初，一位礼部官员极力提倡汉满官员的儿子都应依例在国子监一起学习。这些措施获得了批准，同时，还为满、蒙、汉旗人特别规定了乡试员额，并增加了一些进士员额以使众多的举人们能按比例地分享。《世祖实录》第七卷，第82页；《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23—24页；何炳棣：《中华帝国中的进身之阶》，第111—115页；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9页。?多尔衮亲自邀请冯铨参加新政府。张其昀编：《清史》第二四六卷，第378页；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8页。?冯也是一位有名的古董收藏家，引退时期他在北直隶积累了大量的田地。马米兹：《魏忠贤：对明末内廷宦官和党争的重新评价》，第245—246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33页。?《贰臣传》第九卷，第29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40—241页。?冯铨极其清楚地意识到，他容易因曾为阉党而备受谴责。他进入清廷的内三院后，获得了接近国史馆的可能。据说，他秘密地将《明实录》中不利于自
兵卫的关系户（萨摩派），也就是说，军官的升迁几乎都靠拼爹、拼关系，十分不利于他们这些背景不足的草根。其次，这几个日本鬼子还有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在国外（主要是德国）受过教育或工作过，深知日德、日美之间的差距，所以他们要推翻代表腐旧的山县有朋，推进军队现代化，以实现其强盗逻辑蓝图——在外吞并满蒙，控制中国，在内建立军人独裁统治，遏制国内经济衰退，迅速强大日本。要命的是，他们的这个理想在日本陆军的下级军官中很有市场。裕仁要赶走山县有朋，“统治派”也要推翻山县有朋。裕仁有地位，也有权力，“统制派”有能力，也有实力，彼此有利用价值。双方一拍即合，于1925年向长州派发动了进攻。之所以选择在1925年发动，一是因为最大的阻力——山县有朋被病魔战胜了，已经挂了；二是因为日本此时不景气的经济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动手借口——裁军以减轻国家财政负担；三是因为裕仁的老师、“统治派”的学长宇垣一成终于熬成了陆军大臣。天时、人和俱在，有什么理由不动手？于是，日本近代史上极其重要的“宇垣裁军”开始了。近两千名来自长州的军官被清洗出日本陆军，“统治派”的那些军官则被裕仁安排进了军部，担任课长一级（属于中级职位）的职务。裕仁终于踏出了掌握军权的重要一步。大和民族是一个很奇怪的民族，明明因为先天不足的原因极度缺乏安全感，极度喜欢对外扩张，却又极度内敛自律，极度喜欢按部就班，以至于干什么都要论资排辈。譬如当时的日本军部，其高层领导几乎都是依靠资历熬上来的平庸之辈。其实，能力差些也不打紧，毕竟权力、地位摆在那，想来话语权应该把持得住。但奇怪的是，军部的这些高级军官说起话来竟然远不如那些少壮派军官管用。细细一想，倒也能想通。这些少壮派军官有能力有实力，裕仁要通过他们来干活，难免对他们放纵一些。再者，这些军官资历不够，地位不高，也需要借裕仁的领导名义实现自身的利益。在这种裕仁默许的情形下，这些东瀛岛国的“桑”为了方便干活，给自己打上了神圣的标签——为天皇服务，为“爱国主义”奋斗。所以一旦惹毛了他们，轻者把对方归为“非国民”（相当于中国的汉奸），重者就要让对方“死啦死啦地”，即便是他们的头头也惹不起他们。因此，在“二战”结束前的日本，决策往往出于军部的中级军官，其上层领导反倒被架空，形成了“下克上”的奇特权力结构。有样学样，那些非军部的中下级军官敢造上级军官的反也就不足为奇了。相信大家也曾在影视剧中见过这样的镜头：下级军官动辄我行我素，杀气腾腾，白刃见血，而上级军官还不敢招惹这帮刺头，不得不做出让步……无论如何，裕仁和“统治派”成功把持日本的军事决策权，对于希望和平的亚洲人民来说，这绝对是一个极度危险的信号。好了，对欧、美、苏、日的介绍到此为止，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国内。
张学良和宋美龄的暧昧往事
这时的中国，南方的国民政府厉兵秣马，大革命如火如荼，而北方却在上演“城头变幻大王旗”。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赶走直系，才有之后的孙中山北上，可在孙中山到达北京前，冯玉祥已经离开了北京。为什么这位仁兄屁股都没坐热就离开了中国的政治中心？理由无他。无论是冯玉祥的资历与能力，还是他临阵卖主的倒戈经历，都让他难以服众、难以得到尊重。手握重兵的各地军阀都不认可他，尤其是直系孙传芳，还有喘过气来的吴佩孚，都反对他留在北京。所以，冯玉祥被迫去了张家口，黯然出任西北边防督办，其军队也由此被称作西北军。此事让老冯有些郁闷，他郁闷的时候就爱植树。后来老冯在西北植了很多树，成了保护环境的先进工作者。当然了，冯玉祥愿意离开北京，也是因为捞到了足够多的好处。西北边防督办可不是白当的，察哈尔、绥远、西北一带都成了他的新地盘。而且，在段祺瑞的平衡手段运作之下，他在“直奉战争”中的搭档张作霖捞到的好处并不比他多，这让他心态比较平衡。冯玉祥做西北边防督办，张作霖干东北边防督办，继冯玉祥开往西北之后，张作霖也离开了北京。张作霖乖乖地离开北京，自然也是有理由的。在段祺瑞和冯玉祥的默许下，张作霖的手下李景林、张宗昌、杨宇霆、姜登选先后出任直隶、山东、江苏、安徽督办，也就是说他拿到了四块地盘，只不过江苏和安徽还得从直系手中抢才行。此外，他还有一个以退为进的想法。他不想花太多的心思在北京跟段祺瑞钩心斗角搞政治斗争，他要集中所有的精力和资源统一全中国。一旦中国在手，到时候北京还不是他想来就来想走就走？1925年1月底，也就是广东大本营筹划第一次东征的时候，奉军先锋张宗昌进入上海，至盛夏的6月，奉军已大举南下，直逼长江流域，奉军势力达到顶峰，奉系和直系的又一场战争一触即发！也就是在这期间，张作霖的大公子、24岁的英俊少年张学良也来到了上海，他在这里结识了一个清新脱俗的知性女子，一位20世纪最有传奇色彩的女性，她就是宋家三小姐——宋美龄。宋美龄从小在美国接受现代教育，知书达理。不过在她温柔娴静的外表下，却有一颗刚毅的心。大姐二姐都嫁了当世豪杰，她这个小妹也不甘落于姐后，可当世能媲美大姐夫二姐夫的金龟婿实在太难钓了，连二姐夫孙中山引荐的优质“高富帅”谭延闿都不合心意，最终以结拜兄妹的方式降温处理，那些寻常男子又岂能入宋小姐法眼。所以28岁的宋三小姐仍然云英未嫁，待价而沽。1925年6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在美国驻上海领事馆举行的party上，张学良和宋美龄相识了。张学良是典型的“官二代”加“富二代”，有权、有钱、有自信，何况还有一个“民国美男”的名号。自信的男人总是分外胆大，于是张学良开始约会宋美龄。张学良晚年回忆说，他们私下约会过好几次。至于他们的约会内容是去看电影，还是喝咖啡，又或是更旖旎的活动……张学良就不说了。故事最后的结局大家都知道了。宋美龄成了第一夫人，张学良成了阶下囚。不过，这样一个操东北腔的高富帅与一个说吴侬软语的白富美之间的一段暧昧，倒是给大家留足了想象的空间。混战
拿下上海后，张学良的老子张作霖仍不满足，一来直奉大战的奖品——江苏和安徽还未拿到手，二来张作霖也有武力统一全中国的野心，所以他是一门心思地积极策划摆平直系势力盘踞的长江流域。这一次，轮到直系面对生存危机。危急关头，孙传芳和吴佩孚站了出来，担负起了保全自己、挽救直系的重任。是不是很奇怪，之前输得精光的吴佩孚居然敢站出来与张作霖唱反调？不用奇怪，因为吴佩孚已恢复元气。别看其麾下第一悍将彭寿莘在第二次直奉大战后厌倦红尘隐居了，跟随他来到武汉的都是残兵败将，其实这些人都是身经百战的精锐，吴佩孚就以这些人为班底，又打造出了一支精锐之师。在孙传芳和吴佩孚的串联下，直系成立了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结成了强大的反奉联盟。1925年10月，反奉联盟组成“讨贼联军”起兵反击。北洋几大军阀之间的倒数第二场大战——“浙奉战争”（“反奉战争”）拉开了序幕。直系不仅占据本土作战的优势，而且战斗力也比奉军强。孙传芳手下的头号大将——其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卢香亭，带着孙传芳的起家本钱——北洋第二师，秒杀了奉系所谓的精锐：姜登选、张宗昌和杨雨霆，特别是张宗昌的王牌部队——凶残的白俄士兵雇佣军，也在卢香亭手中覆灭。奉军的境况怎一个惨字形容！仅用了六天，联军便击退奉军，占领上海。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中，讨贼联军节节胜利，奉军被逐出长江流域。后院起火！就在奉军节节败退的时候，张作霖迎来了有生以来最严峻的一次考验。张作霖麾下的悍将、张学良的结拜兄弟、奉军第三军团副军团长郭松龄在滦州造反！郭松龄反戈一击的理由很有说服力，受了欺负岂能不反抗？！之前说过张作霖对东北军的领导班子进行调整的事（整军经武），这里不再重复。当时众人都只看到了人事变动带来的好处：在毕业于正规军校的军事干部的带领下，东北军战斗力大幅提升。没有人意识到，这次人事变动居然会引发新的问题。问题出在被张作霖提拔起来的两大核心将领杨宇霆和郭松龄身上。这两人权欲都极强，在军中拉帮结派，以各自学校为名组成士官派（杨宇霆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大派（郭松龄在北京陆军大学进修过）争权夺利。虽然郭松龄和张学良的关系很铁，但也架不住杨宇霆的靠山是张作霖。因此，杨宇霆逐渐在与郭松龄的斗争中占据了上风。尤其是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划分好处时，杨宇霆和其盟友姜登选拿到了江苏、安徽督办，而郭松龄什么都没捞到。有功而不得赏，令郭松龄对从中作梗的杨宇霆极其愤怒，也对杨宇霆的后台张作霖极为失望！更何况郭松龄早年出自同盟会，跟着孙中山战斗过，受到了三民主义的洗礼，本就不大看得上跟日本人勾勾搭搭、思想作风过于军阀的张作霖。于是郭松龄决定造反。他在反戈之前，拖了两个人下水。一个是欠他人情、老受东北籍军官歧视的河北籍好兄弟李景林——“五虎将”之一的奉军第一军团军团长，另一个是张作霖潜在的强大竞争对手——别有居心的冯玉祥。三人约好了：郭松龄起兵后，李景林和冯玉祥予以配合，共同反奉。11月23日，郭松龄率麾下七万精锐在滦州举旗造反，起兵口号极有煽动性：反对内战！惩办罪魁杨宇霆！张作霖下野！张学良上台！近代东北在清朝灭亡后最大的一次战乱正式爆发！郭松龄造反的决心十分坚定。张学良本想亲自出马劝说曾经的好兄弟放下屠刀，可郭松龄拒绝见面，只是通过报纸告诉张学良：你对我的好我都记着，但这个反我造定了，谁劝都没用！话音刚落就把因为出差路过他地盘的姜登选给杀了。张学良一看就明白了：郭松龄已经不想回头，也回不了头。算了，放弃吧，就让曾经的一切在这场战争中随风逝去！郭松龄自己是一员猛将，手下又是奉系精锐，再加上事起突然，顿时打了张作霖一个措手不及。起兵五天后，郭松龄拿下山海关，随后一路高歌猛进，进逼张作霖的大本营——沈阳城！就在张作霖打算弃城而逃的关键时刻，有人出手救他！“大恩人”冯玉祥
第一个给张作霖递救生圈的人居然是冯玉祥！冯玉祥又食言了，其实也不算什么，这是他人生的常态。不过要说清楚冯玉祥食言这事，还得从他先前答应郭松龄反奉的内幕讲起。这事跟苏联有很大的关系。话说中国北方局势的发展让苏联和共产国际大受鼓舞，于是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设计了一个投入不大但可能回报惊人的革命计划——“首都革命”：收买冯玉祥，让其率军进攻北京政府，同时由国共两党发动北京的工人群众予以配合，三家联手推翻段祺瑞、张作霖二人把持的北京政权，给日本帝国主义下些绊子。可加拉罕为什么会选中冯玉祥当这个计划的主角？这是因为在苏联人的眼中，冯玉祥是一个有利用价值的进步军阀。其实力看起来很强大不说，他还发动过“北京政变”，而且从1925年开始学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让苏联觉得他思想进步，与其他军阀相比，更容易被招为己用。苏联与冯玉祥的联络人是咱们熟悉的李大钊。李大钊找到冯玉祥：如果你同意进行首都革命，苏联会在军事和经济上援助你。冯玉祥很高兴地答应了。他没有理由不答应，这可是壮大实力的难得机会。李大钊没给冯玉祥开空头支票，苏联人拿出了近千万卢布的好处：步枪，机枪，大炮，防毒面具，飞机，电话……应有尽有。冯玉祥刚应付完李大钊和苏联人，郭松龄也找上门来了，郭松龄想和他谈谈反张作霖的生意。冯玉祥认真思考了做这笔生意的好处：反张作霖也算是满足与苏联的合作条件，拿了苏联的好处不能不干活。再说了，你们窝里斗正好方便我坐收渔利。一箭双雕。因此，冯玉祥也就卖了郭松龄一个顺水人情。接下来，郭松龄、冯玉祥、李景林三人将合作意向以条约的形式——《郭冯密约》固定下来。该条约的核心内容是打败张作霖之后地盘如何分配，当然也顺便提了提造反的目的：革命，消灭军阀。但是当郭松龄和张作霖打起来之后，三个盟友之中纸面实力看起来最为强大的冯玉祥便决定违约了。因为局势的发展完全出乎冯玉祥的意料，张作霖太弱了，败得太干脆了，完全没有三家合伙的必要，单干就行，我冯玉祥一人把你们全灭掉，地盘都是我的。在利益面前，要保持忠诚和信义是一件很难的事情。11月28日，冯玉祥起兵断了郭松龄的后路，让没有退路的郭松龄专心地跟张作霖死磕去吧！同日，冯玉祥部进逼李景林的地盘——天津。同日，李大钊在北京发动数万民众示威游行，包围北京政府，尝试运动夺权，失败。史称“首都革命”。12月4日，李景林宣布：支持张作霖，讨伐冯玉祥。李景林是武当派的传人，真正的武林高手，江湖外号“武当剑仙”。但此人的人品远逊武功，是棵标准的墙头草。冯玉祥一反，李景林便根据当前局势和自己多年的江湖经验，做出一个合理的判断：好兄弟郭松龄完蛋的概率远比老板张作霖高。死道友不死贫道，为了自己活命，李景林遂举兵反抗冯玉祥，顺便支持张作霖，跟兄弟郭松龄挥手说再见。虽然李景林在二十天后输掉了与冯玉祥的战争，但他破灭了冯玉祥想把大家一窝端的计划，为张作霖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正所谓雪中送炭。北方一片乱战。就在此时，张作霖的第二个救星到了。张作霖的老关系户——日本人出兵沈阳。日本人救张作霖可不是为了发扬国际主义精神，而是因为拿到了张作霖给出的好处——《日奉密约》，以及对郭松龄的三民主义背景和冯玉祥背后的苏联人不放心。在日本人和张作霖的两面夹击下，本就进退维谷的郭松龄在起兵一个月之后被俘，旋即被张作霖处决。如果人可以死而复生，想必郭松龄很难放过冯玉祥。在经历了直系、郭松龄的连环打击之后，张作霖再也没有武力一统中国的雄心和实力。更重要的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日本人此次出兵隐藏着更阴暗的目的：趁机入驻沈阳。两年后，张作霖就将为自己的引狼入室付出惨痛的代价。打完“反奉战争”，获利最丰的是孙传芳和冯玉祥。孙传芳在击败奉军之后，自任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兵力高达二十万人，成为后直系时代能跟吴佩孚平起平坐的带头大哥。孙传芳还请来自己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师兄冈村宁次做军事顾问，可这名日后的侵华日军总司令哪能给他出什么好主意，小鬼子来中国的主要目的是为五年后开始的战争踩点。至于冯玉祥，虽说为人有点反复无常，但这一次捞取的好处非常大。他不仅趁机扩编队伍，还占据了直隶、天津、河南、察哈尔、甘肃、绥远等地，超越“东北王”张作霖，成为占地最广的军阀。难产的北伐
缓过气来的张作霖稍做休整之后，就立即出兵华北。难得的是，张作霖、吴佩孚这二位仇家居然选择联手，宣布彼此停战，共同对付目前看起来最为强大的冯玉祥。世上果真是唯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敌人。面对张作霖与吴佩孚的南北夹击，冯玉祥顿感信心不足，他决定暂时从名义上屈服，缓解一下恶劣的形势。于是，冯玉祥在1926年元旦当天宣布下野，命手下张之江代理总司令。对于服软的冯玉祥，张作霖和吴佩孚是否会放过他，下文再说。冯玉祥成为苏联人的“香饽饽”之际，蒋介石却受到了截然不同的待遇。既为了实现孙中山的主张和遗愿，更为了实现个人抱负，蒋介石从1926年1月开始，便全力推动各方支持他率军北伐。但他没想到，纳躺在枕头上思考了片刻，他自信那结果是令人满意的。脾气收敛了，决议达成了，和平也宣告了。至少他希望如此。摩根家的人像是总想再谈一次——他们说出来的话都有言外之意。他们采取了一致的态度，但迪克的表现使米斯纳怀疑他是否代表了他兄弟——把他当作脑筋慢的孩子来看待。阿诺德那种当众挑衅的神气并不理直气壮：那种姿态是人人都料得到的，但大家也都清楚毫无分量可言。杰弗逊的皮肤像纱一样薄。最让米斯纳不痛快的是K.D.。高兴得太快了，道歉又那么油腔滑调，还那样狡猾地笑。米斯纳看不起欺负女人的男人——何况是个十五岁的女孩呢。K.D.以为自己在做什么？当然，他同迪克和斯图亚特的甥舅关系保护了他，但依靠家里人撑腰的男人是难以讨人喜欢的。对舅舅百依百顺，对女人却蛮横无礼。后来到了晚上，米斯纳在热安娜·弗拉德给他送来的煎牛排和土豆时，往窗外一看，刚好瞅见K.D.开着斯图亚特的英帕拉车子向中央大街驶去，还笑着——他敢为此打赌——是那种狡猾的微笑。他相信，这些烦人的念头会让他彻夜难眠，可是早晨醒来时，倒像是睡了最美的一觉。他想，是安娜的饭菜的缘故。不过，他依然不解，K.D.开车驶上出镇的路是忙些什么？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一直在做爱。当光线每四小时变化一次时，他们就翻新花样。在沙漠的边缘，他们对着亚利桑那的天潮做爱。什么也阻止不了他们，也没什么想阻止他们。月光照着他拱起的背，阳光温暖着他的舌头。若是你知道他们在哪里，你是不会找不到或认错的：就在图森郊外I-3公路上一座叫“祝愿”的镇子里。经过那里，在第一个岔口向左转，在路尽头、沙漠开始之处，继续走。那些蜘蛛有毒，可你必须步行，因为在那种地形上轮胎是没法前进的。一小时就足够了，你会看见什么是爱到天翻地覆。有时候柔情似水，其余时候则粗暴异常，但他们绝不停止，即使遇到沙尘暴或是气温超过摄氏四十二度。如果你有足够的耐心，并且赶上他们处于沙漠偶有一次的降雨中，就会看见他们身体的颜色变深了。但他们在罕见的真正的雨水中仍继续做着——亚利桑那州“祝愿”镇的那对黑人。米基一次次地告诉吉姬他们的模样，以及在他家乡的城外怎样找到他们。他说，他们应该也能够吸引游客的目光，除去会使当地人发窘之外。一个与卫理公会有关联的委员会组成了，为的就是要把他们炸掉或者用水泥遮掩起来。可是事情刚刚着手，便在几次初步调查之后流产了。委员会的人说，他们完全不是反对性，而是反对堕落，因为一些曾经仔细观察过的人相信，地里做爱的那一对其实是两个女人。另一些人经过同样仔细的察看（靠近或用望远镜观察），则表示了否定，说他们是两个男性——像蛾摩拉（《旧约·创世记》中一座因居民罪孽深重而遭神毁灭的古城，后引用为“罪恶之城”。）一样大胆。然而，米基曾经亲手摸过那身体的部分，知道事实上是一男一女。“那又怎么样？”他说，“他们毕竟没在公路上干。你得从公路上下去走一段路才能发现他们。”米基说，卫理公会想除掉他们，可也还想让他们待在那儿。他说，甚至一伙受压制的红脖颈的南方乡巴佬，尽管对梦中遗精吓得要命，也懂得他们需要那一对男女。他说，哪怕他们从来没有走近过他们，也仍需要知道他们待在那野地方。他说，太阳升起的时候，他们就变成了古铜色，反正你知道他们一夜都在干。中午时分，他们变成了银灰色。下午就成了蓝色，到晚上就是黑色的了。动啊，动啊，一刻不停地动。吉姬最爱听他讲述这一部分：“动啊，动啊，一刻不停地动。”他们分手的时候，米基还得蹲九十天。吉姬从急诊室出来时，手腕上缠着Ace牌绷带。事情发生得太过突然，他们没来得及商妥在哪儿见面。法庭指定的律师出来说，不准保释，没有缓刑，他的当事人必须服刑整整三个月。经过对判决的计算，减掉在狱中已经关的三个星期，吉姬通过加利福尼亚的律师捎给米基一个口信。那句话是：“祝愿四月十五日。”“什么？”那律师问道。“照说就是了。‘祝愿四月十五日。’”米基对她的口信是怎么说的呢？“对啊，”他说，“对啊。”没有米基，没有“祝愿”，没有I-3号路，沙漠中也没人在做爱。她在图森搭过话的人都觉得她发了疯。“也许我要找的镇子太小了，地图上没有。”她主动提出来。“那就问问州警吧。镇子再小，也没有他们不知道的。”“那个石头造型不在公路上，样子就像是在做爱。”“噢，我看过蜥蜴在沙漠里干那事，小姐。”“也许是仙人球吧？”“有可能。”他们笑得腿都软了。吉姬在电话簿上用手指沿着一栏姓名向下查，这一带就没有米基家的姓“鲁德”，她只好作罢。心里其实不情愿。不过，永恒的沙漠情侣，她仍认定是亲切而珍贵的生活。在吸引人的有关社会公正和正直人的保护的梦想之下——比她记忆中向自己手上吐血的男孩还要有力量——这沙漠情侣令她心碎。米基没有捏造。他可能说错了地方，但他仅仅把她知道的生活中所有存在的东西召唤了出来……在什么地方。或许在墨西哥，那是她正要去的地方。药性很强，男人们总是准备好了的，但十天之后她哭着醒来了。她用对方付费的方式给密西西比州的阿尔肯挂了电话。“颠着你的屁股回家吧，丫头。这世界变化得足以适应你了吗？人人反正都是要死的。金（指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遭暗杀而死。），肯尼迪家族的另一个人，麦德加·艾弗斯，一个叫X的黑人，天啊，我想不出他们都是谁了，这都是你走后的事，更甭提眼下了。还记得L.J.吧，他在二号路下去的仓储市场干过活，有人在光天化日之下闯了进去，手里的枪是谁也没见过的……”吉姬把头向后仰靠在电话机旁的灰泥墙上。小店外面，一个店员冲着一些孩子挥扫帚。姑娘们。不穿内衣。“我回来了，外公。我现在正在回家的路上呢。”大部分时间她都可以占着两个座位。有了伸展的空间，还可以睡觉。可以读卷在她背包里的几份过期的《壁垒》杂志。她乘上开往圣非的火车，火车载满穿蓝色军装的空军士兵开动了。不久，车厢里又被四健会（美国农业部在农村青少年中建立的组织，目的在于促进头脑、心灵、双手和体魄四方面的健康。）的人拥塞着。但她换乘密苏里－堪萨斯线的火车后，车厢里从没满员过。戴着耳环的男人并没有来找她。可她把他找到了。他正在和一个穿的不是人造纤维衣服的人说话，那人看起来不像是会抽切斯特菲尔德牌香烟的。他个子不高，几乎是个矮子，衣服却是东海岸的时新样式。他的非洲式发型干净利落，毫不邋遢，脖子上戴着金项链，一只耳朵上戴着相配的金耳环。他们在快餐台前并肩站着，列车员坚持把那里叫作餐车。她要了一杯不加冰的可乐和一份核桃巧克力饼，他则只买了一大杯冰水。“这应该是白给的，”吉姬对柜台后边的男人说，“他不用为杯子付钱。”“请原谅，女士。我只是照章办事。”“我没要冰，你扣掉钱了吗？”“当然没扣。”“别给自己找麻烦了。”矮个子男人说。“我没找麻烦，”吉姬告诉他，随后对售货员说，“听着，你。你不该收我冰块的钱，把冰块给他，好吗？”“小姐，我要不要叫列车员来？”“你要是不叫，我就叫。这是列车抢劫，好啊——列车抢劫乘客。”“算了吧，”那人说，“不过是五美分嘛。”“这是原则问题。”吉姬说。“五美分的原则根本不是原则。这个人需要一枚五美分硬币，当真迫切地需要。”矮个子笑着说。“我不需要什么，”售货员说，“这是规矩。”“来两份。”那人说，又把一枚五美分硬币扔进茶盘里。吉姬瞪着眼，戴耳环的男人微笑着，两人一起离开了快餐台。她和他隔着走道各坐一边，她谈论着这件事，那人则嘎吱嘎吱地嚼着冰块。“我叫吉姬，”她伸出一只手，“你呢？”“戴斯（原文为Dice，意为“骰子”或“将……切成小方块”，故有后文在含义上的猜测。）。”他说。“像是切成小块？”“像一对骰子。”他用一只冰凉的手碰了碰她。他们彼此编着故事，不觉之中火车已走了许多英里。吉姬甚至舒服到开口问他见过或听说过那个看着像一男一女挨在一起的石头造型没有。他笑着说没有，不过他有一次听说过一处地方，那儿的一块麦田中间有一个湖，湖边不远处有两棵树相拥着长在一块儿。如果你找准了地方挤进两棵树的间隙中，嘿，你就会感到一种没人编得出或仿得来的着迷的狂喜。“人们说，有了这个经历之后，就没人能够拒绝你了。”“现在就没人能够拒绝我。”“没人吗？我指的是真的一个人都没有？”“这地方是哪里？”“鲁比。俄克拉荷马的鲁比。在遥远的无名之地。”“你到过那儿吗？”“还没有。不过我打算去看看。人们都说他们那儿有全国最好的大黄馅饼。”“我不喜欢大黄。”“不喜欢？丫头，你没经历过。你根本就没经历过。”“我在回家的路上。看我的家人。”“哪里是你的家？”“旧金山。我的家人都住在旧金山。我刚在电话上和我外公通过话。他们都在等着我。”戴斯点点头，但什么也没说。吉姬把巧克力饼的包装纸塞进她的空纸杯里。她想，我没有迷失。一点都没有。我能去看外公或者回到湾区，或者……火车慢了下来。戴斯起身，从头顶的行李架上取箱子。他个子太矮，不得不踮起脚尖。吉姬伸手帮他，可他似乎不在意。“好啦，我在这儿下车了。跟你谈话很开心。”“我也一样。”“祝你好运。小心啊。别喝酒。”如果站在烤炉之类东西前边的小伙子们说，不，这是密西西比的阿尔肯，她很可能就相信了他们。同样的发式，同样的目光，同样的乡下人稀松的笑容。这就是她外公所说的“国中国”。那儿也有些女孩，像是在和其中的一个人唧唧喳喳地争论着。无论是怎么回事，他们不会有太大帮助，但她欣赏自己走过街道时背后袭来的那股生涩的好色劲头儿。最先是像面粉那么细的尘土，筛进她的眼睛和嘴里。后来又是风弄乱了她的头发。突然之间，她已经在镇外了。当地人叫作中央大街的那条路刚好到了头，而吉姬在到达鲁比边缘的同时也就来到了其中心。无声的风与其说来自天上，还不如说起自地面。她的脚跟刚刚还踏地有声，随后便在卷起的尘土中沉默了。在她的两侧，高高的草滚动着，如同水浪。五分钟之前她停在了一家所谓的药房前，买了些香烟，得知烤炉那儿的小伙子说的是实情：这里没有汽车旅馆。如果有馅饼，也不是在餐馆里卖的，因为这里也没有餐馆。除去烤炉那东西跟前的野餐板凳，没什么公共场合可以坐下来的椅子。她的周围全是关着的门和紧闭的窗，只有窗帘分开来又迅速地拉严了。她想，这就是鲁比了。米基准是把她打发给火车上那个说谎的畸形人了。她只是想看看。不仅看看麦地中的东西，还要看看这个世界到底有没有什么不得不为自己辩解（在石头、树或水里）的东西——不是运尸袋或者把血吐到手里以免毁了他们的鞋的小男孩。就是嘛。阿尔肯。她完全可以从密西西比州的阿尔肯重新出发的。迟早会有那些卡车停在种子和食品店跟前，等开走时她就可以好歹搭上一辆离开那里了。吉姬手按着头发，在风中眯起眼睛，思量着朝食品店走回去。她穿着高跟鞋，感到背包很沉；要是不走动，大风没准会把她吹倒呢。风说停就停了，像起来时那样突然；在没风的当口，她听到引擎声向自己这个方向传来。“你要去女修道院吗？”一个戴着宽檐帽的男人打开他的客货两用车的门，问道。吉姬把背包扔到座位上，就爬进了车。“女修道院？你不是在开玩笑吧？有什么也不会有女修道院啊。你能不能把我放到一个真正的汽车站或火车站之类的地方？”“你真有运气。可以一直把你带到铁路上。”“太棒了！”吉姬在她两膝间的背包中掏着，“这车的气味很新。”“是崭新的呢。你们都是我的第一批乘客。”“你们都？”“还得停一次。另一位乘客也要我送到火车上。”他笑了笑，“我叫罗杰。罗杰·贝斯特。”“我是吉姬。”“我不跟你要钱。那个人我是要收费的。”他说着，眼睛转到路旁，假装从右侧车窗观察外面的景致。他先看看她的肚脐，再往下看，然后又看上去。吉姬掏出一面小镜子，尽可能地把被风吹乱的头发整理好，心想，咳，我不付钱，好啊。她确实免费乘了车。正如罗杰·贝斯特所说，对活人不收费，但对死者要收二十五美元。那个坐在前廊台阶上的女人不时抬起她那副飞行员式墨镜，揉揉眼睛。一条辫子从她的草帽下垂到背后。罗杰一手撑在膝头，前倾着身子和她说话，在吉姬的感觉中像是说了好长时间，后来他们俩都走进了屋子。罗杰出来时，皱着眉合上了他的钱夹。“在这外边待着没用。你完全可以到里边去等。把尸体抬下来还要费一段时间呢。”吉姬回头去看，但隔板挡着，看不见里边。“天啊！真倒霉！这居然是灵柩车？”“有时候。有时候做急救车。今天是当灵柩车。”他现在满口的生意经，再也不瞥她的胸部了。“得赶下午八点二十密苏里－堪萨斯的火车。而我得准时而不是正点赶到车站。”吉姬迅速而笨拙地爬下现在充当灵柩车的客货两用车。她绕过宅子，踏上宽大的木台阶，穿过前门，这一切都是转眼之间完成的。他说过“女修道院”，因此她设想着有一些温柔又刻板的女人，她们头戴帆船帽，身穿长袖黑袍，飘然走过。可是这里没人，连那个戴草帽的女人都不见了。吉姬走过一间大理石门厅进入另一个房间，那里的面积要大上一倍。在昏暗的光线中，她看到了一个向左右伸展的通道，面前则是更宽的台阶。她还没想好朝哪边走，罗杰已经到了她身后，带着一个带轱辘的金属做的东西。他边向台阶走边咕哝着：“不帮一点忙，一点不帮。”吉姬向右转，跑向从两扇弹簧门下面透出的光线。里边是一个特大的厨房，餐桌之长是她从未见过的。她坐下来，咬着大拇指指甲，心想着不知和一个死人一起乘车要倒霉到什么程度。她的背包中有香草。她想，尽管不多，但足够让她不致发疯。她伸手从眼前摆着的一个馅饼上掐起一小块，这才注意到这地方竟然放着食物，而且大多没人动过。有好几块蛋糕，很多馅饼，土豆色拉，一只火腿，一大盘烤豆。她想，这里应该有修女。或许这一切都是从葬礼上拿回来的。猛然间，她像个死者遗属似的，觉得饿极了。吉姬正在狼吞虎咽，把更多的东西堆到自己的盘子里，一勺勺塞进嘴里，这时那女人走了进来，没戴墨镜和草帽，躺到了冰冷的石板地面上。吉姬的嘴里塞满了烤豆和巧克力蛋糕，没法说话。屋外，罗杰按响了汽车喇叭。吉姬放下勺子，抓起了巧克力蛋糕，走过那女人躺着的地方。她蹲下去，边抹嘴边说：“我能帮你一把吗？”那女人闭着眼，但摇着头表示不用。“这里还有别人我可以叫来吗？”这时那女人睁开了眼，可是吉姬什么也没看见——虹膜边缘的地方只有模模糊糊的一个圆圈。“嗨，丫头。你出来了吗？”罗杰的话音在引擎的轰鸣中显得又低又远，“我得赶火车。得准时！我得准时到车站！”吉姬俯身下去，更近地看着那双什么都表达不了的眼睛。“我说这儿还有人吗？”“你，”那女人嗫嚅着，“你在这儿。”每个字音都是乘着一股酒气飘到吉姬耳朵里的。“你听见我的话了吗？我不能等一整天！”罗杰警告说。吉姬把她空着的手在那女人面前晃了晃，想确定一下她是否是瞎子，而且喝醉了。“别晃了。”那女人说，声音虽低却很不耐烦。“噢，”吉姬说，“我原以为……你为什么不让我给你搬把椅子来呢？”“我要走了，听见了吗？走了！”吉姬听到引擎一阵轰响，灵柩车从空挡换成了倒挡。“我要误车了。你想要我干吗？”那女人转身侧卧着，把双手叠在脸颊下。
往夏姬家参加派对，因此不见任何宾客。单襄公回来之后就对周定王说：“陈国也许快要灭亡了吧。”他接着说，按照先王的遗训，雨水稀少，就修整道路；河水干涸，正好搭建桥梁；草木凋零，应当储藏粮食；天寒地冻，则准备冬衣；寒风吹袭，赶快修整城墙和房舍。现在的陈国，十月已过，道路仍然无人修整，田地里的庄稼没人收割，水面上既没有水利工程，也没有桥梁，这是违背先王的教诲啊！按照周朝的官制规定，外国派使者前来，边境官员要立刻向国君报告，并派专人迎接、引导、慰劳客人，陪同客人到宗庙向列祖列宗行礼献花。外交部要安排好宾馆，司徒派人服务，司空巡视道路，司寇安排保卫，膳食工作人员、马夫、工匠等人员全部到位，做到热情洋溢，宾至如归。如果是大国的使者到来，接待档次还要提高。天子的使者到了，档次更高。如果是天子本人巡视，国君必须亲自出面监督接待工作。现在我单某人虽然不才，好歹也是天子的亲戚，奉天子之命经过陈国，居然无人理睬，这是公然蔑视王室啊！更离谱的是，陈侯违背人间伦理，置夫人、妃子于不顾，带着臣子去夏家开淫乱派对，这不是侮辱‘妫’这一高贵的姓么？身为太姬之后，不穿戴我周朝的礼服和帽子，却戴着楚国的帽子招摇过市，这不是太随便么？公元前599年夏天，夏家的亭台楼阁竣工，陈灵公又带着孔宁和仪行父到夏家饮酒行乐。按照周礼的规定，诸侯如果不是因为问病或吊丧而前往卿大夫家，叫做“君臣为谑”，在当时是非常失礼的行为。陈国人对此议论纷纷，有诗为证：“胡为乎株林？从夏南。匪适株林，从夏南。”夏南就是夏征舒，这是陈国的百姓讽刺陈灵公与夏姬淫乱，不辞辛劳地驱车前往夏家，朝夕都不休息。最感难堪的是夏征舒。他既对国君的无耻感到愤怒，又为母亲的荒淫感到羞愧，而在愤怒和羞愧之外，更多的是感到无奈。虽说士可杀不可辱，但在那个礼崩乐坏的年代，要维护士的尊严，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更需要智慧，甚至是狡黠，而这些都是夏征舒所不具备的。陈灵公等人一连几天在夏家饮酒作乐，猜拳行令，当然还干了更糟糕的事。酒醉半酣中，陈灵公突然对仪行父说：“我怎么越看越觉得征舒长得像你？”“是嘛？”仪行父装作端详了陈灵公半天，说：“我看他长得也很像主公您啊！”一群人笑得前仰后合，夏姬脸色绯红，更加楚楚动人了。这个下流的玩笑通过仆人传到了夏征舒耳朵里，这位一直处于痛苦煎熬中的年轻人终于下定了决心。他拿着一副弓箭埋伏在自家的马厩里，等陈灵公心满意足地走出来，便一箭射穿了陈灵公的咽喉。突如其来的变故使得旁边的人都惊呆了，夏姬看看倒在地上的陈灵公，又看看从马厩中缓缓走出的儿子，脸色变得煞白。这个时候，孔宁和仪行父趁着大伙不注意，偷偷从侧门溜出了夏家的花园。他们驾上马车，一路狂奔，跑出上蔡（陈国首都）的城门，跑出陈国的边境，然后转向南方，一直跑到楚国境内。楚庄王看到孔宁和仪行父，立刻意识到这两个人是来送枕头的——人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你想睡觉的时候，有人给你送枕头。自从晋成公即位，晋楚之间的争霸就进入拉锯战时期。双方争夺的战略重点仍然是中原的心脏地带，也就是郑、陈、蔡、宋几个国家。处于中国心脏地位的郑国首当其冲，陈、蔡、宋三国也不能幸免。同时，晋楚两国又都不约而同地开始巩固各自的后方，争取更大的战略空间。公元前601年，晋国为了解决后顾之忧，联合白狄部落发动了对秦国的进攻。有传言说晋国人俘虏了秦军的间谍，拉到绛都的闹市区公开处斩。六日之后，间谍竟然死而复生。这自然是天方夜谭。但也有人认为，自晋文公去世后，秦晋两国总是刀兵相见，冤家易结不易解，间谍的死而复生，正是两国兵争不断的象征。同年，楚国的附庸、位于今安徽省境内的舒国背叛楚国。楚庄王亲率大军讨伐，一举将舒国消灭，将它并入楚国的版图。自此之后，楚国的边境与吴、越的江南诸国接壤。楚庄王与吴、越两国的国君举行会盟，三方建立了外交关系。回顾楚庄王的争霸之路，先是灭掉了庸国，稳固了楚国西北的边防；与秦国建立同盟关系，使秦国成为打击晋国的“左勾拳”；现在又将吴、越二国纳入同盟，则东南无忧，战略布局基本成型。公元前600年九月，晋、宋、卫、郑、曹等诸侯再一次在扈地会盟，陈灵公缺席。缺席的原因，据说是因为与楚国达成了秘密同盟，因而懒得搭理晋国。但也有可能是，陈灵公此时正沉溺于与夏姬的淫乱之中，不想参与任何国际事务。作为此次会盟的直接成果，晋国派荀林父为大将，率领诸侯联军讨伐陈国。不过，由于晋成公突然在扈地去世，大军尚未抵达陈国便草草收兵，无功而返。晋成公的儿子据即位，也就是历史上的晋景公。大约就是在晋景公即位后不久，赵盾去世了，取而代之的就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郤缺。不久之后，楚庄王又一次挥鞭北上，讨伐郑国，以惩罚其参加扈地会盟的背叛行为。郤缺率军救援郑国。没想到，晋楚两国尚未交锋，倒是郑国人主动出击，在柳棼（郑国地名）打败了楚国部队。因为这次胜利，郑国举国欢腾，只有郑襄公的哥哥公子去疾对此表示担忧。他认为，郑楚两国实力相差悬殊，郑国逞一时之强，偶尔打败楚国，但是从长远来看，仍然处于弱势，因此，打了胜仗非国家之福，而是国家之祸。基于这种担忧，郑国人在打了胜仗之后，又主动与楚国和谈，请求楚国的原谅。这一举动惹恼了晋国人。公元前599年夏天，晋国又带头发动诸侯联军讨伐郑国。夹缝中求生存，真是不容易，郑国人再一次妥协，转而与晋国签订了和平协议。楚庄王不干了，于是再一次派兵讨伐郑国（可怜的郑国）。这一次，晋景公派了老臣士会带领诸侯联军保卫郑国，在颍水北岸赶走了楚国人，并且驻军郑国，防备楚国的再次入侵。正当楚庄王为战争相持不下而暗自焦虑的时候，孔宁和仪行父失魂落魄地站到了他面前，向他报告了陈灵公被夏征舒杀死的消息。楚国群臣中，有位担任申县县公的公族大夫，名叫巫臣，曾数次出使陈国，在陈国偶遇夏姬出游，惊为天人，只恨不能将其据为己有，久而久之，竟成为心病，于是力劝楚庄王讨伐陈国，企图借机掳取夏姬。即便没有巫臣的鼓动，楚庄王也打算好好利用陈灵公被杀这个题材，名正言顺地干涉陈国内政，以获得对陈国的绝对控制权。他好言安慰了孔宁和仪行父几句，然后表态道：“此事非同小可，寡人断无坐视之理！”公元前598年春天，中原再次陷入战火。楚庄王亲率大军讨伐郑国，一直打到栎城。此时士会率领的诸侯联军已经撤走，两面不讨好的郑国人万念俱灰，公子去疾说：“晋国和楚国这两个国家不以德服人而总是诉诸武力，谁打过来我们就听谁的。他们毫无信义可言，我们又为什么要信守什么诺言呢？”于是郑国再次屈服于楚国。同年夏天，楚庄王、郑襄公和陈国的大子午在辰陵举行了会盟。大子午是陈灵公的嫡长子，陈灵公被夏征舒杀死之后，大子午迅速出逃，流亡国外。辰陵会盟被视为楚庄王霸业初成的标志性事件。此后不久，楚庄王派他的弟弟、时任左尹的公子婴齐率军入侵宋国，而楚庄王本人亲率楚军主力在郑国的郔城坐镇。到了冬天，楚庄王大军突然自郔城出发，直奔陈国而去。楚军进入陈国之前，楚庄王发布了《告陈国同胞，全文简洁明了，只有八个字：“无动！将讨于少西氏。”意思是，陈国的百姓不用惊慌，楚国大军是为了讨伐少西氏（指夏征舒）而来，与其他人无关。饱受战乱之苦的陈国人本来就没有斗志，看到这八个字的檄文，觉得这事确实和自己无关，于是歌照唱，舞照跳，任由楚国大军兵不血刃地进入了陈国的首都上蔡。夏征舒被楚国人抓住，处以车裂之刑。车裂之刑又被称为五牛分尸。确切地说，不是分尸，而是分大活人，其残酷可想而知。在《左传》的记载中，尚只有齐襄公对郑国的高渠弥使用过这种酷刑，主要是为了扬威于诸侯，同时给自己树立一种嫉恶如仇的光辉形象。楚庄王此举，出发点和齐襄公是一样的。处死夏征舒之后，楚庄王本人却对夏征舒的母亲——夏姬动了凡念，想纳其为妾。这也难怪，按照冯梦龙的描述，男人见了夏姬，没有一个不动心的，楚庄王自然也不例外。这事遭到巫臣的强烈反对。巫臣说：“大王召集诸侯，是为了讨伐有罪之人；现在纳夏姬为妾，是贪恋她的美色。贪恋美色就是淫邪，万恶淫为首。《尚上说，‘明德慎罚’，周文王依此建立了周朝。明德，就是推崇美好的品德；慎罚，就是有恶必除。如果发动诸侯讨伐有罪之人，自己却陷入罪恶之中，岂不是太不慎重了？请三思而后行！”楚庄王不知道巫臣心里打的是什么主意，只是觉得这话说得很有道理，于是听从了巫臣的劝告。大将公子侧在一旁见了，肾上腺素激增，马上站出来说：“既然大王不要那个女人，那就赏赐给在下吧。”巫臣感叹道：“这是个不祥的女人啊。她嫁给御叔，御叔便死得早；与陈灵公私通，陈灵公便死于非命；她的儿子夏征舒因她而死；孔宁和仪行父因为她而流亡国外；陈国也因为她而被我楚军占领。世界上还有比她更不祥的吗？人生在世已经不容易，你又何必惹祸上身？天下有的是美女，你又何必只在乎这一个呢？”被泼了这瓢冷水，公子侧也冷静了下来，表示放弃。但是，这么漂亮的女人，如果谁都不要，未免太浪费资源，楚庄王想了半天，决定将她赏赐给连尹（楚官名）襄老。不幸被巫臣的乌鸦嘴说中，襄老得了这个宝贝，也没享用多久，便于第二年的晋楚大战中被射死，连尸首都被晋国人抢走。这是后话，暂且不提。楚庄王打着替天行道、讨伐逆臣的旗号进入陈国，处理完夏姬母子的事务之后，真实的嘴脸就露出来了。他宣布：自此之后，陈国就不存在了，改为楚国的陈县。前面说过，自楚武王兴起以来，楚国每吞并一个国家，就将这个国家改为楚国的一个县，已成惯例。楚王既然称王，县的长官也就比于公侯，称为县公。随着楚国的扩张，楚国的县公一度多达十七人，可以说是蔚为壮观。大子午本来指望靠楚国的力量夺回君位，楚庄王这么一宣布，他立刻逃往晋国寻求政治避难。其时楚国大夫申叔时奉命出访齐国，回到楚国之后，他向楚庄王汇报了出访的情况后，就准备告退。楚庄王一时适应不过来，说：“夏征舒大逆不道，以下犯上，杀死了自己的君主。寡人替天行道，率领诸侯讨伐他，并且杀死了他，诸侯和各县县公都来歌功颂德。唯独你当做不知道，连句祝贺的话都没有，这是为什么？”申叔时倒是不含糊，问：“我还可以为自己辩护么？”“可以。”“夏征舒犯上弑君，罪大恶极，您讨伐他，并且将他治罪，乃是君王的责任和义务。不过，我们乡下有一句话，‘牵牛踩坏了人家的田，而田主夺了他的牛。’牵牛踩田，当然有罪，但是因此而没收他的牛，惩罚就太重了。诸侯跟随您，是因为您替天行道，讨伐有罪之人。现在您将陈国改为陈县，是贪图陈国的富庶，所以据为己有。您以讨罪号召诸侯，最终却以满足贪心而结束，这样好吗？”楚庄王一拍大腿，说：“有道理！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层呢？那我恢复陈国，如何？”申叔时面露喜色，说：“这就是我们乡下人常说的，从人家怀里偷了东西，然后还给他呀！”楚庄王于是命人将大子午从晋国迎接回来，立他为陈国的君主，撤销陈县而恢复了陈国。大子午也就是历史上的陈成公。楚庄王又命令，从陈国的每一个乡中迁出一人，带到楚国，划出一块地方给这些人集中居住，并将这地方命名为“夏州”，以纪念讨伐夏征舒的功绩。据后人考证，夏州应当就在今天湖北省武汉市的汉阳区。【晋国的内讧，最大的敌人往往是自己辰陵会盟是楚庄王称霸的标志性事件。然而，辰陵会盟本身的成果并不显著。除了楚庄王自己，参与会盟的诸侯仅有两位，那就是郑襄公和陈国的大子午，也就是后来的陈成公。而且，对于夹缝中求生存的郑襄公来说，会盟没有任何约束力，今天参加楚国的会盟，明天就派人向晋国汇报情况，两边都不敢得罪。料理了陈国的事务之后，楚庄王决定不再与晋国磨叽，一劳永逸地解决郑国问题。公元前597年春天，楚军入侵郑国，包围郑国的首都新郑，日夜攻打。围城到第十七天，郑国人快顶不住了，想向楚国人求和，问卜，结果不吉；转而又就“临于大宫”和“巷出车”举行问卜，结果大吉。所谓临于大宫，就是跑到郑国的祖庙去大哭；巷出车，则是将战车陈列在街巷之中。这两种活动都带有决一死战，绝不妥协之意。既然天意如此，郑国人也就放弃了投降的念头，作好必死的准备，全体人民一起放声大哭，连坚守在城墙上的将士也号啕大哭，直哭得惊天地，泣鬼神。想当年，郑庄公纵横河雒，打遍中原无敌手，一百多年后，他的子孙却只能以号啕大哭的方式来作困兽之斗，真是让人唏嘘。哭声传到了楚军大营，连楚庄王都听到了，骇然道：“两国交战，百姓何罪？”于是命令楚军停止攻城，后退数十里地安营扎寨。这一退为楚庄王的“霸道”写下了注脚，深得世人好评。所谓霸主，原本就是打着仁义的旗号杀人的人。自古以来，识仁义而不会杀人的，被人们视为笨蛋，比如宋襄公；会杀人而不识仁义的，被视为暴君，比如齐襄公；既会仁义又会杀人，则成为天下的霸主，齐桓公、晋文公和楚庄王就是这样的人。郑国人没想到这一哭果然起作用，还以为是祖宗庇佑，趁着楚军撤退，连忙修筑城墙，加强新郑的防卫。不久之后，楚军卷土重来，再一次包围新郑。这一次，新郑的城防比原来坚固多了，楚军攻打了整整三个月才突破郑军的防御。六月上旬，楚庄王带领部队从皇门进入新郑，这也是自公元前666年子元入侵新郑以来，楚国军队第二次踏进郑国的首都。郑襄公肉袒牵羊（光着上身，牵着瘦羊）来迎接楚庄王，说：“全是我的错，白活了一把年纪，却不知道天命所归，不自量力与大王对抗，殃及郑国，辱及先人，更无脸拜见大王的尊颜。”楚庄王将身体靠在车轼上，饶有兴致地看着他表演。肉袒牵羊原本是商纣王的哥哥微子首创。当年周武王灭商，微子就是这样向周武王表示降服，获得周武王的宽恕。而对于楚国人来说，这样的投降仪式也许并不陌生，公元前654年，许僖公就曾经对着楚成王表演过一次。“无论大王怎么惩罚我，我都唯命是从。就算您将我发配到江南，或者迁徙到海边，我也心甘情愿，因为那是我应得的。就算您消灭郑国，将郑国的男女作为您的仆人，我也不敢有意见，因为那是对抗您的下场。”说到这里，郑襄公抬眼偷偷看了一下楚庄王，后者正认真听着，而且用鼓励的眼光看着他，分明在说：“继续，继续。”“但是，”郑襄公清了清嗓子，接着说，“如果大王顾念楚、郑两国的传统友好关系，不绝郑国的社稷，让郑国的列祖列宗能够继续享受祭祀，使郑国臣服于您，成为楚国的附庸，则郑国上下都感念您的大恩大德，心悦诚服地接受楚国的领导。这也许是不切实际的痴心妄想，但也是我的真心话，请大王考虑。”楚国的群臣都劝楚庄王不要接受郑国的投降，直接将郑国并入楚国的版图。更有人说，从郢都千里迢迢来到新郑，连续作战半年，将士们付出了太多血汗，怎么能够轻易就答应人家投降呢？楚庄王摆摆手，制止了群臣的议论：“这个人身为国君，却能够这样低三下四地求我，必能得到郑国人民的信任，还是很有希望的嘛。再说我们讨伐郑国，是因为郑国不服；现在既然服了，我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还要怎么样呢？”于是接受了郑襄公的投降，并亲自挥动战旗，指挥楚军从新郑撤出。紧接着，楚国派潘尫（wāng）为代表，与郑
内部发生内讧的同时，身在彭原的李亨终于迎来了各路援兵，其中包括陇右、河西、安西以及西域诸胡等数路人马，而且从江淮地区征集的军需物资也从汉水源源不断的运来，如此局势下，李亨决定从彭原移兵离长安更近的凤翔进行最后的反攻准备。二月十九日，在李亨到达凤翔的第十天，传来了安禄山死亡的消息，这让身在凤翔的所有人击掌相庆，当然最兴奋的人当属李亨。现在军需物资均已齐备，前来增援的的人马精神饱满、斗志旺盛，李亨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制订好反攻的战略计划。当时李泌建议先派安息诸军向东北方挺进，从归州、檀州（今北京密云）南取范阳，以达到直捣叛军黄龙断其后路的目的，然后再集中兵力包围长安、洛阳两京，围而歼之。从当时整个战局来看，李泌的策略虽然不算最好的策略，但确实可行，因为在援军到来后，唐军首先在兵力上弥补了缺陷，而且安禄山刚刚死亡，这也让守卫两京的叛军人心惶惶，如果切断其归路，这只能让两京的叛军更加恐惧，进而削弱抵抗力。但李泌的策略却遭到了李亨的反对，他认为李泌的策略过于保守，而且也是舍近求远。李亨认为，自己兵力充足，趁着安禄山新亡，不失时机地直接收复两京，会极大激发全国抵抗叛军的信心。事实上，从李亨个人而言，他提出的这个策略，虽非妙计，但却能理解。要知道李亨能够登上皇帝宝座，可以算是临危受命，也可以算是他争取来的，但无论如何这里边都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随着李亨登上了帝位，人们也就对李亨产生了很高的期望值。坦白地讲，从李亨灵武继位一直到安禄山死亡这段时间，李亨除了成功平定李璘的叛乱和坚守住太原之外，似乎没做多少有利于平叛的事情。虽然这里边有种种客观原因，但对于李亨自身来讲，他是要急于证明自己的，之前的陈陶斜之战就是个很好的例子。那一次李亨因为选错了主将，所以遭到了惨败，当然也有兵力不足的客观原因，而现在援兵已到，在当时来讲，收复两京是证明李亨能力的最好途径，所以他坚持不采取李泌的策略是可以理解的。但或许李亨实在太想证明自己了，他并没有静下心来仔细思考李泌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策略。据《资治通鉴》记载，李亨反对李泌的策略后，李泌曾有一大段论述，其大意是：现在唐军主要依靠的力量是西北诸胡的兵力，以他们的能力收复两京不成问题，但西北诸胡人马有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生性耐寒、畏惧炎热。现在已经进入暮春时节，等到收复两京后就会进入夏天，如果那个时候叛军重新反攻，西北诸胡人马的战斗力将大大削弱，两京未必能够守住，不如让他们先到北方作战，切断叛军的后路。应该说李泌思考得很细致，可是在李泌分析之后，李亨只说了一句话，就将李泌的策略彻底否定，他的理由是：朕之所以要先收复两京，是想急着迎回太上皇奉养。表面看起来，李亨的话很是冠冕堂皇，是一个任何人都无法反驳的理由，但事实上当时李亨的心中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后世的王夫之曾经一语道破天机，说李亨之所以拒不采纳李泌的建议，是因为他当时迫切想利用收复两京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而产生这样的想法是因为他意识到父皇李隆基虽然退居蜀中，但似乎威信并没有降低，在朝廷和民间都隐藏着重新拥戴李隆基的苗头，并且虽然永王李璘之乱已经平定，但李隆基那个“诸王分节制”的命令并没有取消，换句话说，李亨急于赶时间收复两京迎回李隆基，是想将李隆基控制在自己手里，从而达到挟天子以令诸王的目的。从后来李亨迎回李隆基的表现来看，王夫之的评论还是十分准确的。我们不能否认李亨当时的算盘拨得实在叮当响，不过李亨或许想不到，若干年后正是因为他没有采纳李泌的建议，而致使大唐帝国一直到灭亡为止，河北地区的藩镇之乱一直没有解决，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李泌作为战略家的独到眼光。李亨的反对使李泌不再言语，虽然他当时嘴上并没说什么，但是他心里明白这一次李亨的确丧失了全歼安史叛军、永绝后患的最佳时机，正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也就是从这一刻起，李泌隐藏在心中很长时间的那种功成归隐想法再次涌现出来。先行收复两京的计划就在李亨的坚持下确定下来，但就在李亨决定反攻之时，叛将安守忠率部进攻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兵马使郭英乂与叛军交战不利被流矢射中脸颊败退而归。关内节度使王思礼看到叛军来势凶猛，不得已退守扶风（今陕西扶风）。叛军一路西进至大和关驻扎，距李亨所在的凤翔仅有五十里的距离，李亨得知消息后，命令立即对凤翔城进行戒严。幸运的是，在安守忠准备继续西进的时候，郭子仪打通了通往河东的要道，安守忠不得已立即回兵自保，才缓解了凤翔方面的压力。四月初二，李亨任命郭子仪为司空、天下兵马副元帅，让他回师凤翔，准备反攻一起收复两京。不过让李亨想不到的是，他的想法虽然很好，但因为郭子仪的轻敌，致使李亨一直到至德二年（757年）八月，才真正开始实施反攻的计划。郭子仪在接到命令后，于四月十二日率军急速返回凤翔，转天走到三原（今陕西三原）时与叛将李归仁所率领的五千铁骑遭遇。李归仁的这点人马当然对郭子仪形成不了什么威胁，郭子仪当时命令部将仆固怀恩、王仲昇等人率领人马在白渠留运桥（今陕西泾县）设下埋伏，结果将李归仁打得大败，几乎全军覆没，但郭子仪取得胜利后，并没有接着返回凤翔，而是与王思礼会师于西渭桥，旋即进驻橘水西岸，大有直接收复长安之势。显然，郭子仪对自己的实力过于自信了，甚至没有征得李亨的同意。安庆绪在看到郭子仪突然到来后，下令让安守忠以及败退而归的李归仁集结人马驻扎在长安西门外的清渠来抗拒唐军，当时双方可谓是麻秆打狼——两头怕，双方相持七天没有战事，可是到了第八天，安守忠率先变招。第八天的清晨，郭子仪忽然得到安守忠撤退的消息，在郭子仪看来，很可能是长安城内发生了某些变故，犹如先前安禄山的死亡一样。所以在没经过慎重思考的情况下，郭子仪下令全线出击，趁势收复长安。可就在唐军刚刚过了清渠后，发现自己的四周全是叛军，而且是很有规律地不停移动，直到这时郭子仪才意识到自己可能陷入了重围之中。不过郭子仪只想对了一半，而另一半却是安守忠当时设计的包围圈很特别，名为九曲长蛇阵。安守忠在撤退之前，早已经让手下最精锐的九千铁骑盘成长蛇阵形，但这个阵形从平面看上去，丝毫看不出什么端倪，只有坐在直升飞机上向下才能俯瞰到全貌，显然郭子仪做不到这一点。郭子仪带领唐军钻进了长蛇阵的中心地带，虽然他带领唐军奋力想从四周突围而出，随着叛军长蛇阵的不断变化，唐军往往是顾此失彼，最终安守忠令旗一挥，叛军首尾忽然变成两翼夹击唐军，结果唐军大败，溃不成军，郭子仪奋力拼杀而出，率领残兵败将撤退到武功。郭子仪战败使得刚刚解除凤翔之围的李亨再次紧张起来，他不得已下令再一次戒严，整个凤翔进入一级战备状态，而郭子仪只身一人赶赴凤翔请罪，被降为左仆射。清源之败，李亨虽未过多地责怪郭子仪，但从整个战局来看，却让李亨放缓了收复两京的步伐，而且对整个战局产生了不利的影响。清源之战不久后，叛将武令峋、田承嗣率兵猛攻南阳，已经坚守南阳一年的山南道节度使鲁炅由于城中粮草已尽，被迫弃城南逃，退守襄阳。南阳的失陷致使江汉地区运输支援凤翔的水路交通线大受威胁。继之叛军又重兵包围颍川，颍川守将程千里虽然拼死抵抗，但由于叛军切断了颍川通往外界的要道，使得身在凤翔的李亨不知道颍川战况如何。当然，在诸战之中最让人感到惊心动魄和荡气回肠的当属睢阳之战。血战睢阳事实上李光弼在太原和史思明、蔡希德鏖战的时候，安庆绪看到打通河东通往朔方的道路并不容易，就下令向江淮方向进兵，意图控制江南通往朔方的水路交通要道，切断唐军军需物资的补给线。至德二年（757年）二月十五日，安庆绪命令汴州刺史、河南节度使尹子奇率领妫、檀二州及同罗、奚等部十三万人马进攻睢阳（今河南商丘）。睢阳太守许远得到叛军大兵压境的消息后，吓得急忙向附近的宁陵太守张巡求援，张巡在收到求救信后，当即率兵三千入援睢阳。当时许远的手中只有不到七千人马，加上张巡的三千人，守卫睢阳的总兵力只有不到一万人，而就是这毫不起眼的一万人，在张巡的带领下，面对超出自己十几倍兵力的叛军，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杀。张巡，蒲州河东（今山西永济）人，年少时就聪敏好学，博览群书，为文不打草稿，落笔成章，长大后颇讲气节，轻财好施，扶危济困。开元末年中进士第三名，初仕为太子通事舍人，因为他不善于巴结权贵，尤其对于杨国忠更是不感冒，所以仕途一直颇为不顺，未能继续升迁。天宝八年被外调出长安城，历任清河（今河北清河）、真源（今河南鹿邑）县令。安史之乱爆发后，张巡率众据守雍丘，但由于雍丘县令令狐朝率众投降叛军反戈一击，致使张巡措手不及，在坚守雍丘四个月后，被迫转战宁陵，一直到他接到许远的求救信。张巡带领三千人马马不停蹄地赶到睢阳后不久，叛军就将睢阳围了个水泄不通。尹子奇命令人马轮番攻城，张巡率先垂范同守城将士一起守城，最多的时候一天击退叛军二十余次的进攻，一连十六天睢阳城稳如泰山，叛军损失了将近两万人。三月十日，鉴于河东地区的压力，尹子奇从睢阳撤退，张巡暂时得到了喘息的机会。五月尹子奇复攻睢阳，张巡再次击退叛军。从五月到九月，尹子奇来来回回地数次攻打睢阳，但在张巡的正确指挥下，虽然伤亡惨重，但睢阳自始至终没有落入叛军之手。不过当郭子仪在清渠战败，凤翔进入全面戒严的时候，睢阳的局势立即急转直下，首先由于睢阳地处中原地区，当时绝大部分地区在叛军的掌控之下，使得张巡虽然很多次缓解了睢阳的军事压力，却无法在当地征得足够的兵丁来补充兵力。所以从三月至九月，守卫睢阳的士兵越来越少，进入十月的时候，守城士兵仅剩下不足六百人。当时凤翔由于全面戒严，致使睢阳在中原地区更加陷入了孤立，而它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一点安庆绪心知肚明，所以在清渠之战后，安庆绪趁着凤翔方面自顾不暇时，决定继续向睢阳增兵，试图一举拿下。面对如此危急局势，张巡和许远不得不将全城一分为二，亲自率兵固守，张巡守东北，许远守西南。而且张巡派出部将南霁云带着三十名骑兵敢死队拼死突围而出，火速赶往林淮求救。此时张巡将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南霁云带回援兵，但让他想不到的是身为临怀太守的贺兰进明居然拒不发兵。“贺兰大人！睢阳已经危在旦夕，张大人让我杀出条血路，前来向大人求救，还请大人即刻发兵！”这是南霁云见到贺兰进明说的第一句话。不过出乎南霁云意料的是，贺兰进明听他说完后，居然表现得很冷漠。“现在睢阳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恐怕早已经陷落了，即使救兵去了，又有什么意义呢？”贺兰进明故意不慌不忙地说道。“大人！睢阳如果真的陷落了，霁云情愿以死来谢罪，如果睢阳真的被叛军攻陷，接下来就会轮到临淮，大人应该明白唇亡齿寒的道理啊！”南霁云声音已经开始有些颤抖。“哈哈！南将军言重了，我久闻南将军的威名，今日特为你备了上好的酒菜，还请南将军不要急着走啊！”南霁云听出了贺兰进明话中的味道，这分明是在下逐客令，于是他两步上前指着贺兰进明高声说道：“贺兰进明！霁云从睢阳出来的时候，百姓们已经有一个月没有粮食吃了，如果今日霁云在此享受美酒佳肴，那真是连狗都不如，你身为一方太守自拥强兵，居然见死不救，这难道是忠臣义士的作为吗？”说到最后，南霁云已经开始哭出声来。“好了！你在这装什么装啊？天下人谁不知道做官为了什么？哼！”面对南霁云的质问，贺兰进明有些不屑一顾。但贺兰进明刚刚说完，南霁云当着他的面居然咬断了自己的左手食指。刹那间鲜血染红了南霁云的整个左手，他忍着疼痛依然慷慨激昂地说道：“霁云今日就让你知道究竟是谁在装！既然我完成不了张大人交给的任务，那就留下一根手指当作信物回去向张大人复命。告辞了！”言罢，南霁云将咬下的手指扔在地上，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在场所有人全都被南霁云的所作所为感动，很多人悄悄留下了眼泪，但他们不知道的是，离开临淮的南霁云将面临生与死的考验。离开临淮后，南霁云并没有立即回到睢阳，而是前往宁陵，在南霁云看来，即使没在临淮请到救兵，也应该为奋力守城的张巡带回些许人马，所以他选择了张巡曾经待过的宁陵。让南霁云稍稍欣慰的是，在宁陵他遇到了张巡先前的老部下廉坦，廉坦的手中尚有三千步兵，两个人就这样带着三千人马急速赶回睢阳。俗话说得好，上山容易下山难，对于南霁云而言，杀出睢阳不容易，此时想要再冲进睢阳更难。距离睢阳尚有五里的时候，南霁云就隐约看到了包围睢阳的叛军，不过他早已经下定决心，即使战死也要为张巡带回去援兵，哪怕只有一个人，也算是南霁云不辱使命。怀揣这样的一种信念，南霁云和廉坦带领三千人马在睢阳城下和叛军展开了一场血战，虽然最终杀出一条血路，得以进入睢阳城，但由于力量相差实在过于悬殊，导致进城的时候，三千人马只剩下了一千人。“大人！贺兰进明拒不发兵，末将咬断了手指表明心迹……”“我明白！南将军辛苦了，即使只有这一千人也是好的。”张巡勉强挤出笑容说道，不过他知道南霁云确实尽力了，求不来援兵只能说睢阳城该有此劫。“大人！要不末将接着杀出城去，前往凤翔向皇上……”张巡摆了摆手，他打断了南霁云的话，然后缓缓说道：“皇上要是能救咱们，此时早就来了……”张巡嘴中一边说着，一边向城外望去。他的眼神流露出了一丝绝望，这是张巡从进入睢阳起，从没有过的感觉。……进入十月以后，睢阳城犹如一座人间地狱一般。由于城中早已经没了粮食，所以百姓们只好吃茶纸，茶纸没了杀马而食，马匹没了就捕捉鸟雀或者四处捉老鼠吃，最终发展成杀掉老弱病残分食，甚至张巡都不得已杀掉自己的小妾让士兵们充饥，但让人敬佩的是，在这样一种极端的恶劣环境中，睢阳城居然无一人投降。什么是气节？临危之时可以选择生的希望，却坦然面对死亡而不屈无悔，是为气节。十月九日，在睢阳城中实在挖掘不出任何可以食用的东西后，张巡彻底绝望了。虽然仅剩下为数不多士兵依然在抵抗叛军的进攻，但张巡感到睢阳城已经大势已去，于是他在城头上向西面对凤翔倒地跪拜。“臣已竭尽全力了，但最终未能守住睢阳城，有生之年不能报答陛下的知遇之恩，死后变作厉鬼也会为陛下杀尽贼子。”此时的张巡既充满了深情，却又是那么心有不甘。十月九日夜，坚守了长达十个月的睢阳城，终因寡不敌众而陷落，张巡、许远、南霁云以及仅有的四百名守城士兵尽皆被俘。睢阳保卫战虽然最终因寡不敌众、粮尽援绝而告失败，但在长达十个月之久的坚守过程中，睢阳城中的所有人在张巡的率领下前后大小历四百余战，消灭叛军共计八万人，不仅牵制了叛军，而且粉碎了叛军意图长驱直入江淮，夺取大唐物资供应基地的阴谋。最重要的是，叛军在睢阳之战中投入了大量兵力，致使其无力继续西进，从而缓解了凤翔的压力，为唐军后来收复两京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但正是因为上述这些结果，也使得史思明对张巡等人恨到了极点，所以在张巡等众人被俘的三天后，史思明下令将他们无情地杀害。《新唐书》将保卫睢阳的张巡等众将放在了《忠义传》中，其中的评价在我看来十分公允：（睢阳之战）大小数百战，虽力尽乃死，而唐全得江、淮财用，
现在，她不曾再遗失时间，不过她真的非常疲倦。我想知道她的人格融合是否完全成功，于是，我们约好几天后见面。另外我也叮咛她，如果有需要，她随时都可以打电话给我。再见面时，卡伦抬头挺胸，但步伐缓慢，眼神满是疲惫与宽慰。她拉长了脸，一屁股坐在老位子上。“今天我觉得好多了，”她虚弱地微笑。“我不懂自己以前为什么介意他们的存在。我不断想起有趣、好玩的往事，而非他们给我惹的麻烦。”卡伦眼眶红了，“我觉得自己好像站在孤岛上，一切又重新开始。下一步该往哪儿去？我觉得我好像昏迷了大半辈子。”“你会为他们哀悼吗？”“我不知道如何表示哀悼，”她淘气一笑。“也许我应该穿得一身黑，上墓园去，见见亲朋好友？”我们都笑了。“这好像迈尔斯说的话，”她说。“我也想念迈尔斯，”我说。“是啊。昨晚我买完东西回到家，我丈夫问我为何去这么久；我说，我在第21排货架跟人搞上了——我想都没想就蹦出这句话。”我再次与她一同大笑。接着，她略带哀伤地望着我。“我得用别种方式来了解他们，”她说。“我想多了解他们一点。除了融合前的短暂时光，我从来不曾真正见过他们，然后他们就这样消失了。”“很难想象他们曾经是‘你’，”我说，“但我知道他们还在。”“嗯，我知道。现在我喝巧克力牛奶，虽然它不是我的最爱，但我知道某部分的我很喜欢。我拥有许多新的记忆，但我还没全部想起来。”“我们的下一个任务就是将过去所有的经历跟完整的个体彻底融合。”“希望能有好结果。”卡伦摇摇头，“自从霍尔顿融入后，我想起更多属于每一个人格——特别是男性人格——的个人经历。你知道这些男性人格从来没去过洗手间吗？他们没有阴茎。所以想上厕所的时候就得换女生出来。迈尔斯最想变成男生。曾有好几年，他和另外几个男性人格把我的胸部缠起来，尽可能把胸部弄平。还有几个人格是过敏体质。这些我完全不知道！但霍尔顿一清二楚。”她从皮包里掏出一叠纸，“我不知道我写了什么，我只是一直写，不停地写，无奈就是写得不够快。”我接过她的笔记，请她过几天给我打电话。卡伦才刚离开，我迫不及待读了起来。1998年4月29日与霍尔顿融合（最后一位）亲爱的贝尔医生：现在是晚上10：45，好精彩的一天。借着你的协助，我终于是完整的“一个人”了。我无法想象未来，只求我能乐观以对。我好害怕跨出下一步——不管该往哪去——我害怕极了。幸好往后一路上还有你陪着我，我真心诚意感激你。现在，我想写一下今天的生活。记忆已开始涌入，我可不想忘了与霍尔顿融合的感觉。今天早上醒来的不是我——是霍尔顿。我发现我已办好汉普顿旅馆的住宿手续了。再度遗失时间，我多少有些不高兴，但我知道把今天安排妥当对霍尔顿有多重要。我想霍尔顿一定非常非常关心我。驾车前往你的办公室的路上，我试着要自己别去想今天有多重要。但就在车上，我猝然感受到这念头的冲击，吓得要命，我甚至不确定我有没有办法撑过这一关。我在你的办公室外坐了半个钟头，设法鼓起勇气走进去。我怕自己没有多重人格就活不下去，但最后我还是决定走进你的办公室，因为我知道你不会让我出事。没有人逼我融合，这是我的选择，而且也该是时候了。今日不做更待何时！霍尔顿准备好了。我的最后一个分身。与霍尔顿融合后，我驱车前往旅馆；在路上，我做了白日梦——这是前所未有的经历。我从来不曾在开车时分神，不自觉地抵达目的地。以前万一我在开车时不够专注，我会直接转换、遗失时间。晚上8点左右，记忆开始浮现；接收30分钟后，我沉沉睡去，睡了20分钟又再度醒来，接收更多记忆。这个过程反复持续了一整晚。与你通过电话后，我骤然想起这次融合的始末。我一度希望霍尔顿跳出来说：“咱们再等一天吧。”虽然我知道这次肯定不好受，但我还是接受霍尔顿融入我的事实；于是记忆如洪水般淹没我，我一整天都处于这种状态。我想起每一个人格的姓名、年龄，以及他们存在的目的。我得知霍尔顿对你，对治疗，对痊愈的所有感想，也拥有他对未来的梦想与希望。我忆起你和霍尔顿的多次谈话，感受到他的失落（因为他即将失去你们的友情）；这让我好悲伤、好难过。我能感觉霍尔顿的冷静与耐心，也和他一样爱上驾车兜风——特别是夜间兜风；在夜里，世界是如此宁静、如此美丽。许多新记忆填补了旧记忆的缺口。我开始想起哪个人格负责承受哪些虐待。他们瞬间转换的能力令我惊讶。借着这种能力，他们只需各自承担一小部分的痛苦。他们确确实实是在掩护我。我不懂自己为何如此难受。我不仅失去他们，似乎也无法理解他们“一天24小时都与我同在”这种说法；若真如此，为什么我无法与他们联系？我好希望他们能再次出现在我面前，让我一一致谢。现在我不再遗失时间，而且说真的，我对自己的感觉也越来越好。今天去店里买东西，我竟然认识每一个向我打招呼的人；我再也不需要假装，硬撑，等待另一个分身跳出来救我。你觉得我曾好好表示过我的感谢吗？希望他们知道，我真的在乎。我想我确实不太清楚该如何传达我的感受。我该怎么向自己的内在致谢？有这个可能吗？现在，我是完整的了。我能感觉到我的完整。我就是我。※※※※到了5月13日，卡伦睡得比较好，记忆自发涌现的速度也日益趋缓，反倒是生活中的零星事件偶尔会勾起她的回忆。比方说，她母亲打电话来，问她记不记得那天是父亲的生日，请她载她去墓园。霍尔顿早已料到这一点。他知道如果有人提起与某段记忆相关的人和事物，卡伦一定会想起来。现在的她似乎正在经历这个时期。此外，她偶尔也会以“阅读报导”的方式获取某些记忆。好比说，她会突然理解州际公路的标志如何编码；这些记忆与情绪无关，完全是霍尔顿个人获得的知识而已。卡伦也想起她对孩子的教育方式，还有霍尔顿在每晚聚会时与众人的谈话内容。许多记忆皆未附带情绪，所以她不知道该如何摸索，感受这些事件。莫非这些感觉被消除了？我告诉卡伦，或许这就是霍尔顿：极度实事求是，较少诉诸情绪和感情。过去卡伦不曾问过是谁帮她打扫房子、谁帮她准备孩子的午餐、谁帮她出门采购；现在她想起当时是如何办到的了。她觉得还有好多事想不起来，记忆仍有许多空白。治疗即将结束。卡伦突然默不作声，表情有些困窘；我问她哪儿不对劲，她说她觉得怪怪的，却又无法确切形容这种感觉。没多久，她笑了出来，说她知道问题在哪儿了：她不习惯“独自”跟我聊完这一整段时间。我想了想，猛然理解过去这几个月来，她在每次治疗时最多只跟我聊10到15分钟。如此说来，今天确实聊了很久。※※※※1998年5月底，卡伦再次拜访；看得出来，卡伦变了。我很难明确指出究竟哪里不一样，但她似乎更像个人了。她的身体语言变得更丰富，语调的转折也变多了。改变虽不明显，却令人震撼。“现在我每天都能感受到新的记忆，”她说。连她的笑容也变得复杂难解了。“有好多东西我都必须重新学习，真不可思议。我知道答案都在我心里，正等着我重新发现。”卡伦热切地对我微笑，“我错过好一大段人生，但我觉得自己好像重生了。”“卡伦，你才刚走过一段非常重要且震撼的人生经历，但接下来还有好些工作要做。你得经过一切完整融合，才能真正成为你。”卡伦神情哀伤。“我还记得，好久以前有个分身曾经说过：‘我的人生38岁才开始。’再过几天，我就要39了，我为自己定下一个新目标：等我40岁，我要感觉到完整的自己。所以我还有一年的时间好好体验这种‘完整’的感觉。”她停下来，凝视窗外。“但这真的好难，”她又继续，“无法分离，没有分身，我必须自己一个人解决生活中的大小琐事。我永远都不想忘记他们。他们让我成为现在的我，还有未来的我。”她不说话，闭上双眼，然后慢慢转过来看着我，“我好想仔细描述我的感觉，可是我太累了。”“没关系，我们下次再继续，”我说。我看着她，突然感到敬畏：她真是个不可思议的人。她对我微笑，“那就下次吧！我还有好多话想告诉你呢！”尾声1998年8月中旬，卡伦和我出门兜风。薄暮时分，夕阳逐渐西沉，夏日暑气渐渐散去。卡伦的老家离我办公室很近，只需穿过交通繁杂的市区，我们足足开了30分钟才抵达目的地。她带我去看她成长的环境，还有童年受虐的地点；我们聊起我对这些地方的看法。我必须亲自走一趟，亲眼看看这里。离开高速公路，我们向南驶去。现在，这里是西班牙裔美国人聚居地，但是在1937年，卡伦的祖父刚搬来的时候，这儿以德国裔、波兰裔和爱尔兰裔人居多。转个弯，我们向东走，直直开往她家。这是栋3层楼的砖造房屋，外观毫无特别之处；虽然天底下没有完全相同的两间屋子，但整条街的房子都是这个味道。这一带是20世纪上半期建造的平价住宅区，居民主要是附近工厂或牧场畜舍的工人。卡伦一家子住在公寓底部，祖父母住一楼，二楼是阁楼。我们在门口并排停车，卡伦靠着窗户，往里头窥看；米白色的油漆层层脱落，露出底下红色的砖头。“窗子和门边的油漆都剥落了，”卡伦看着屋子说，“看起来好像受伤的脸。脸上有血，混着泪水。”卡伦为我指出对街的冰淇淋店，还有街尾转角的殡仪馆。我们继续往前开，然后左转。卡伦家旁边的街角就是新教教堂。以前她想逃离家时，常躲在通往教堂地下室的楼梯间。她父亲的咆哮总是清楚地传进神父耳里——尤其是在没开冷气的夏天，因为家家户户的门窗都是敞开的。神父会打开上锁的栅门，走进小巷子，心里明白他待会儿就会在楼梯底下看见小卡伦。他偶尔会跟她聊聊天，带点牛奶和饼干给她。再过3条街就是天主教学校和教堂。学校是一栋3层楼红色砖造建筑，建于20世纪初。穿过学校，教区神父的寓所就挤在学校与教堂之间。“我从学校走到神父寓所大门，在那儿，”卡伦指给我看，“然后可以从寓所走廊进入教堂地下室，”卡伦指指围绕在寓所外，通往教堂的走廊，“进入教堂后，里头有楼梯通往地下室。”我感觉得出来，这么做对卡伦而言并不容易。她说她已经有好些年没回来，这儿的一切似乎变小也变脏了。然而，旧地重游给卡伦带来相当大的刺激；当我们逐一拜访过去的事发现场，我仿佛看见往事也重新在卡伦心里轮番上演。转过弯，我们沿着公园前行。她带我去看湿地和她常坐的几张长凳；小时候，如果她弟弟吉姆逃出家去，她总会在这儿找到他。如果卡伦有办法躲开暴怒的父亲，她会躲在保护雕像的矮墙底下。雕像在公园另一角，离她家有段距离，但至少还是在公园的范围内。我们继续在她家附近开车绕行，迂回向北走。每个街角都有酒吧，每隔两条街就看得到一家殡仪馆，另外还有小杂货店、面包店和五金行。过去生意兴隆的各式小生意现在倒的倒、关的关。距卡伦家两条街外有家贩售色情照片和黄色电影的照相馆，照片和电影主角全是卡伦与附近的孩子；现在，那里变成一家美发沙龙。我们掉头回卡伦家，转进她家后面的小巷子。来到车库，她指给我看那间灰灰的、沿主屋搭建出来、以铁板和木材混合盖成的小屋——啤酒窖。她曾在那儿受过数不清的伤害。我们再次经过殡仪馆与车库入口，来到尸体防腐室。她父亲及父亲的朋友曾在这儿把虐待她当成娱乐。开车绕回她家正前方，住在这条街的几名年轻人不怀好意地瞪着我们。这些人不认识我们，但我们却在调查他们的住家环境；我突然觉得有些毛骨悚然，于是便建议卡伦打道回府。我想她也看够了。上高速公路前，我们经过通往化学工厂的旧入口。这路钻过一条宽而低矮的陆桥底下，陆桥上是载客与载货铁道。桥下通道很暗，仅有出入口的灯光提供微弱照明；卡伦说，她小时候这里连灯也没有，总是很黑很黑，非常恐怖。我想象此处应该立个牌子：“入此门者，莫存幸念。”[1]我们开车钻过桥下，从通道另一端出来；工厂不见了，眼前只剩一大片被围起来的水泥地。卡伦望着空空如也的厂房旧址，告诉我停车场的位置，还有通往工厂后门的小径。那天晚上，卡伦做了噩梦。她的老家突然有了生命——窗子是眼睛，门是嘴，她被吸进房子里。她拼命挣扎，但那股力量越来越强，最后她只好屈服。我去找她，但她已嵌入墙壁，成为这房子的一部分，我听不见她，也看不到她。后来，她在我的协助之下终于挣脱那栋房子。醒来后，卡伦觉得恶心又肮脏，立刻跑去冲澡，冲了许久才停下来。※※※※数个月转眼过去，卡伦努力抵抗，想摆脱母亲的钳制，粉碎她无止境的金钱与劳务需求。在卡伦经常遗失时间的岁月中，她时而妥协，时而拒绝母亲的要求；现在她是个完整的人了，但她对待母亲的方式完全没变。唯一的差别是，她在妥协时已不会转换人格了。卡伦身上仍有迈尔斯与桑迪的影子。偶尔，她会拿出迈尔斯的力量，抵挡母亲的要求；偶尔——尤其是她没自信的时候——她会扮演桑迪的角色，无法对母亲说不。这方面，卡伦已有长足的进步，但她仍得花上好几年时间摆脱不成熟的亲子模式：付钱买回母亲的爱。除了与母亲发生冲突，卡伦还得应付另一个难题：与暴力相向的丈夫分手。卡伦深知，如果她想彻底告别各种形式的虐待，她必须切断与施虐者的关系。这趟漫长的独立之旅包括挂急诊、向警方报案、丈夫遭到逮捕并在库克郡监狱蹲了3天等大小事件。我请大学时代最要好的朋友——他是律师——出面协助卡伦，而我的好友仅象征性索取一点费用。2001年万圣节，判决最终裁定，卡伦离婚了。离婚后，她丈夫仍持续骚扰她，找她要钱，请她帮忙；卡伦偶尔还是会心软，但她仍坚持与他保持距离，切断与他有关的一切人际关系。法院判她丈夫必须支付孩子的教养费，他也很少支付。卡伦原本在某非营利机构兼职担任接待员，现在已是正式员工。她不但能体会拜访者的心情，并且不可思议地了解他们的问题，这让许多人不得不提早到访，只为了跟她说话，上一堂“咨询前的咨询”。尽管卡伦工作能力强，值得信赖，经常主动多做事，她依然害怕犯错，也怕别人大声吼她。她仍隔三差五找我帮忙，我试着引导她把工作当成例行公事看待，而非每日的宗教审判。有趣的是，同时应付多项业务可是她在职场的拿手本领呢！然而，融合仍无法抹去虐待对身心造成的影响。虽然卡伦已于1998年4月完成人格融合，她和我仍继续并肩奋斗，度过另外8年时光。当卡伦遭遇日常生活的挑战与挫折，她依然容易丧失信心，感到绝望，因此我们花了许多时间强化她面对挫折的复原能力。我很幸运，能守护这位女性自我成长，逐渐成为慈悲、有爱心、亲切又善良的人，并且看着她摆脱过去阴影，在这个世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迎向幸福未来。2006年4月底，我们约好在6月30日那天，为多年治疗划下休止符。日子一天天越来越近，我们细数这些年发生在我们身上，发生在她内心的所有回忆。卡伦有点担心，但她也知道自己不再需要治疗了。我说的每一句话她早已心知肚明，她只是喜欢听我说而已。最后的诊疗日终于到来，卡伦提早两个小时抵达我的办公室。赴约之前，她先开车在旧市区（我住在这儿）绕一绕，结果迷路了。她发现自己停在赛奇威克街的小公园旁边——“没有荡秋千，没有小孩，没有干扰，”她是这样说的——然后在那儿待了两个小时，仔细思考“终止精神治疗”对她的意义。来到我的办公室，卡伦在老位子坐下来；尽管这个动作她已做过无数次，但今天的感受完全不同。我们早已成为彼此人生的一部分
出了一个这样的决议：“陆军部决于明年（1912年）正朔，各员皆剪发穿军服进署”。（参见香港《华字日报》1911年1月3日版。）这就是辫子的真相。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笔者是否可以依据这些第一手史料，大胆地推测一下：就算清王朝不倒台，全民剪掉辫子，也是大势所趋，仅仅是时间的问题了。结语：在晚清的最后十几年，大清国从上到下，相当多的人已经明白到辫子这个东西，与刚刚引进的西方生产方式和军事生活，已经严重脱节，已经到了非废不可的地步了。资政院和陆军部的决议，事实上已经几乎相当于宣布了辫子的死缓。与时代潮流相悖的东西，几乎都是不得长久的。
再谈“东亚病夫”
在近代史上，外国人歧视中国人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同时也不能否认当时的中国人的确也有一颗十分敏感的玻璃心，于是，当我们的自尊心脆弱到极点的时候，别人有意无意地往地上吐一口唾沫，我们就会觉得是在骂自己。唾沫也许本身就有一点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是其实人心也出了问题……我们完全可以做得更自信一些。谈到中国近代史，中国人的心中，有无数的淤血团，其中，所谓“东亚病夫”这起辱华事件，就是这样的淤血团之一。可是，如果用放大镜去审视近代史，我们却不难发现，这件事，与我们一向理解的似乎还不太是一回事。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还请听我细细说来。首先，令你大跌眼镜的是：在近代中国，最早称呼中国为“病夫”的，其实还并不是什么“帝国主义者”，而是一个中国人，这个人的名字叫严复。严复于1895年3月发表于《直报》的文章《原强》，文中有以下两处称呼中国为“病夫”：“……今夫人之身，惰则窳，劳则强，固常理也。而使病夫焉日从事于超距赢越之间，则有速其死而已。中国者，固病夫也……”“……盖一国之事，同于人身……今之中国，非犹是病夫也耶？且夫中国知西法之当师，不自甲午东事败衄之后始也……”严复的这两段文字，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意思：“……人的身体，懒惰则败坏，活动则强健，这是常理。但是如果叫一个病夫超速飞奔，跑得太快，则只有使他走上死路。中国就是这样的一个病夫……”“……国家大事和人的健身，道理是一样的……现在的中国，难道不就是一个病夫吗？更何况中国早就知道应该学习西方，并不是从甲午战败开始的……”我挖掘出严复在当年所写的这两段文字，是要告诉大家以下几点鲜为人知的事实。1.在近代中国，最早称中国为“病夫”的，并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严复。2.严复所说的是“中国是病夫”，没有说“中国人是病夫”，没有侮辱国人的意思。3.当时的大清国，的确是一个“病夫”，严复所说的，其实是真话,他并没有错。那么，外国人最早嘲笑中国为“病夫”的出处，又是哪里呢？原来出自清末年代英国人在上海所办的一份英文报纸，名叫《字林西报》，英文名字是《NorthChinaDailyNews》。1896年10月17日，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登载了某位英国记者所撰写的一篇批评大清国国政颟顸、不思进取的文章，原文中含有如下的英语词句：“……Therearefoursickpeopleoftheworld——Turkey，Persia，China，Morocco……China……SickManoftheEast……”翻译成中文是以下的意思：“……世界上有四大病夫：土耳其、波斯（伊朗）、中国（大清国）、摩洛哥……（其中）中国，是东方的病夫……”我们把原文挖掘出来并弄清楚了事实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以下几个基本要点：1.英国记者并不仅仅称中国为“病夫”，而是在原文中，同时还批评了土耳其、伊朗、摩洛哥。2.英国记者所说的是“中国是病夫”，而没有说“中国人是病夫”，因此，这位英国记者似乎也并没有要侮辱中国人的意思。3.当时的大清国，的确可以比喻为一个“病夫”。这位英国记者所说的不过是一句真话而已，他并没有错。类似于医生告知病人“你有病”，实事求是。这似乎并不带有太浓重的感情色彩。4.这位英国记者的言论，既谈不上“友好”，也算不上“恶意”，只是一篇典型的混稿费的文字。中国人太拿它当一回事，其实是过分在意它了。5.退一步而言，就算这位英国记者的言论确实是在蓄意侮辱中国人，那也只能代表这位记者他自己一个人，而并不能代表全世界。难道不是吗？读到这里，读者要注意了，这份《字林西报》是一份英文报纸，它要面对的读者群，是当时旅居在中国的外国侨民，上述的这篇文章，原文是用英语发表的，并不是给中国人看的，而是给西方人看的。如果没有人翻译它，那么中国人根本就读不到。既然读不到，似乎也就很难谈得上是什么蓄意侮辱。可是，有人翻译它并传播了。这个人是谁呢？正是当年的“公共知识分子”梁启超。梁启超读了这份《字林西报》之后，翻译了这篇社论，并于不久之后，在《时务报》上发表了评论。梁启超是这样翻译的：“……夫中国——东方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然病根之深，自中日交战后，地球各国始悉其虚实也……”鲜为人知的是，和当时很多的国民不同，梁启超对英国记者用“病夫”一词批评中国一说，却是深表赞同的。梁启超于第二年（1897年），也特地撰文评论道：“……若今日之中国，则病夫也，不务治病，而务壮士之所行，故吾曰，亡天下者，必此言也……”梁启超的上述这段文字，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这个意思：“……今天的中国，就是一个病夫，不好好治病，而偏要学强壮人士飞奔快跑，所以说，这种（步子迈得太大）的言论，会亡国的啊……”不久之后，梁启超更是写道：“……中(国)人不讲卫生，婚期太早，以是传种，种已孱弱，及其就缚之后，终日伏案，闭置一室，绝无运动，耗目力而昏眊，未黄耇而骀背；且复习为娇惰，绝无自营自活之风，衣食举动，一切需人；以文弱为美称，以羸怯为娇贵，翩翩年少，弱不禁风，名曰丈夫，弱于少女，弱冠而后，则又缠绵床笫以耗其精力，吸食鸦片以戕其身体，鬼躁鬼幽，跶步欹跌，血不华色，面有死容，病体奄奄，气息才属：合四万万人，而不能得一完备之体格。呜呼!其人皆为病夫，其国安得不为病国也!以此而出与狰狞枭鸷之异族遇，是犹驱侏儒以斗巨无霸，彼虽不持一械，一挥手而我已倾跌矣。呜呼!生存竞争，优胜劣败，吾望我同胞练其筋骨，习于勇力，无奄然颓惫以坐废也……”梁启超上述这段文字，翻译成现代中文，概括地说，是以下的意思：“……中国人不讲卫生，结婚生育太早，不利于优生，而且中国许多人终日闭门读书，根本不做运动，身体所以不强健，而且不少人还房事过度，而且还抽鸦片，身体当然不可能强壮。所以啊，中国人的体格根本就是病夫，由病夫组成的国家，怎么可能不是病国呢？希望我的同胞们，要锻炼身体啊……”可见，梁启超从外国人称“中国”为“病夫”的社论当中，引申出了中国人的体格问题，并批评中国人不爱运动，因此，梁启超认为“中国人”是“病夫”，而由一群“病夫”所组成的国家（中国），这样的国家，自然也是一个“病夫”。读到这里，有几点重要事实，需要注意。1.梁启超是当年洛阳纸贵的“公共知识分子”，他的文字对当时国民舆论的影响，是不可小视的，在当时，绝大多数的国民没有能力阅读英文社论的原文，因而只能以梁启超的评论为参考。2.清朝末期的中国人的确没有做体育运动的习惯，我们所熟知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口号是1949年之后才提出来的。到了1904年，梁启超更是在他的《新大陆游记》一文里写道：“……称病态毕露之国民为东亚病夫，实在也不算诬蔑……”很清楚了，身为当年中国人意见领袖的梁启超认为“外国人称中国人为‘东亚病夫’，只是实话实说，谈不上污蔑”。这是梁启超的原话，读者要不服，可以找梁启超去理论，因为这是他的原话，并不是我的杜撰。这里有一个魔鬼般的细节，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字林西报》的英国记者用英文评论“中国是病夫”，而到了梁启超翻译、传播、评论该事件的时候，却逐步演变成了“中国人是病夫”。“中国”和“中国人”的概念显然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所谓“东亚病夫”这条信息，从梁启超这里，就开始被扭曲了。随后，“东亚病夫”这个名词，再一次得到大规模的传播，为什么呢？因为在1904年，中国出版了一本畅销小说《孽海花》，作者名叫“曾朴”，而笔名为“东亚病夫”。这本小说在当年，热销得不得了，多次重印，作者笔名“东亚病夫”也就随着这本小说的走红，而名声大噪。还有一个更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史实，鲁迅在年轻的时候在日本留学，看到幻灯片里日本军队砍杀一个给沙俄军队当间谍的中国人，同时看到许多围观的中国人表情很麻木，因此，鲁迅认为“中国人有病”，所以他“弃医从文”，走上了当作家的道路。鲁迅说“中国人有病”，这恐怕是各位在小学年代就耳熟能详的片段了吧？鲁迅说“中国人有病”，因而成了伟人。而英国记者说“中国有病”，却被中国人记恨了一百多年。其实，我们中国人完全可以做得更自信一些。难道不是吗？前文提到了英国记者最早嘲笑中国是“病夫”的同时，也嘲笑了土耳其、伊朗、摩洛哥。事实上，西洋鬼子的品性，远远不止如此，他们在西方世界的内部，也是互相嘲笑“病夫”。在此，我特列举几个例子。早年西方人在19世纪中期，嘲笑当时的“奥斯曼帝国”是“欧洲病夫”（TheSickManofEurope）。2009年4月3日，美国知名杂志《外交政策》（《ForeignPolicy》）登出评论文章，嘲笑日本是“亚洲病夫”(SickManofAsia)。2009年10月29日，英国BBC电台，英国评论员笑骂本国（英国）为“欧洲病夫”(SickManofEurope)。2007年，《经济学人》杂志(《TheEconomist》)，讥笑葡萄牙为“新欧洲病夫”(ANewSickManofEurope)。在更早前的2005年，同一本杂志《经济学人》(《TheEconomist》)，还曾经讥笑意大利为“真正的欧洲病夫”(TherealSickManofEurope)。除此之外，法国、德国、希腊……都有被西方媒体笑称为“病夫”的历史。这些事例，根本列举不完。可见，在英语媒体里，“病夫”（SickMan）这个词语，原来是一个常用的比喻词，在英语世界里，记者、编辑们频繁使用这个词语，用来评论那些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出了问题，或者遇上了麻烦的国家，而被西方记者扣过“病夫”（SickMan）帽子的，其实远远不只中国，而还有俄国、日本、英国、葡萄牙、意大利、法国、德国、希腊……可见，在西方被称为“病夫”根本就不是一个事，或者至少可以说——不是一件什么大事。不但如此，在近代史上，还有一个被我们严重忽略的事实。早在近代（清朝中叶）之前，有一些清朝统治者就看不起外国人，发明了相当多的贬义词来称呼外国人，例如：“红毛鬼”、“番鬼”、“鬼佬”、“洋鬼子”、“蛮夷”、“夷人”、“倭奴”……读者只要换个位置思考一下，立马就能知道，这些名词，就其字义而言，只有比“病夫”更难听，而绝不比“病夫”更高雅。总之，最早是某些清朝统治者蔑称外国人，后来才轮到外国人蔑称大清国的官民，这似乎也是一个铁的事实，但又是最容易被国人忽视的事实之一，也是国民最不愿意承认的事实之一。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清朝的统治者用双重标准看待自己和他人，因此，判断问题当然不可能做到客观实际。凡事贵在换位思考。难道不是吗？我挖掘了这么多事实，自信已经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基本上讲得很清楚了。在此，请容我作一个简单的总结如下：1.最早将“中国”比喻为“病夫”的是中国人严复。2.英国记者在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评论：“土耳其、波斯（伊朗）、摩洛哥、中国，这四个国家，是当今世界上的四大病夫”。3.这条信息，经过梁启超翻译、传播、评论之后，变成了“外国人嘲笑中国人是东亚病夫”使信息产生了严重的扭曲。4.“东亚病夫”一词，被畅销书作家曾朴采用为笔名，随着其小说《孽海花》的畅销，“东亚病夫”一词成为了近代史上的“热词”，继而家喻户晓。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东亚病夫”一词，从产生——传播——扭曲，再到发扬光大的基本过程。“支那！支那！”
比日本人称呼中国为“支那”更早的，是一个唐代的中国人，他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唐僧”——玄奘法师。玄奘法师在其口述的著作《大唐西域记》里面，记载了拘摩罗王和玄奘法师的一番对话如下：拘摩罗王：“自何国来，将何所欲？”玄奘法师：“从大唐国来，请求佛法。”拘摩罗王：“大唐国在何方？经途所日，去斯远近？”玄奘法师：“当此东北数万余里，印度所谓摩诃支那国是也。”这段文献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意思：拘摩罗王：“你是从哪个国家来的？来我们这里干什么？”玄奘法师：“我从大唐国来，是来求佛经的。”拘摩罗王：“大唐国在哪里？要走多少天？有多远的路程？”玄奘法师：“往东北方向走几万里路，印度叫支那的，就是指的大唐。”玄奘法师所说的，只不过是一个事实，古印度将大唐国称呼为“至那”、“支那”、“脂那”。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是在唐朝。当时的唐朝是日本崇拜和学习的对象。于是，从唐朝开始，一些日本僧人就开始在文献中，称呼大唐国为“支那”——注意：那时的日本，不但对大唐丝毫没有恶意，而且还相当地仰慕大唐。唐朝时代的日本僧人，为什么称呼大唐为“支那”呢？因为当时的日本僧人和唐僧（玄奘）所读的，是同一批的梵文佛经——古印度人将中国称为“支那”，唐僧也跟着学，于是，日本僧人也跟着学。可见，“支那”一词，从其诞生的最初来看，其实并没有歧视、侮辱、蔑视中国人的意思。“支那”一词在日本的影响进一步的扩大，是从江户时代（17世纪初）起，当时的中国处于明朝时期。那么在明朝的时候，日本为什么不称中国为“中国”，而是沿袭旧称，继续称呼中国为“支那”呢？因为——日本要避免混淆。事情原来是这样的：在明朝以前，“中国”这个名词，并不常用。当时大明国的周边小国，都知道“大明国”、“大明”，而不知道“中国”——反而是在日本，有一个地方名叫“中国”——日本本州岛西部的“山阳道”、“山阴道”两个地区，在日语中，合称“中国地方”，也简称“中国”。因此，如果把大明国硬称为“中国”，则在日本国内必然会造成混淆。两个地方叫同一个地名，很显然会造成误会。所以，日本从明朝开始，举国上下就习惯了称呼大明国为“支那”，而不叫“中国”——为的是与日本国内的“中国地方”区别开来。直到后来抗战胜利，日本迫于战胜国——中国的压力，才普及了“中国”的称呼，并开始迁就中国，将日本的“中国地方”改称“山阳地方、山阴地方”。事实上，将中国称呼为“支那”的，远远不止日本一国，至少还有以下国家的语言，都称呼中国为“支那”：泰语、法语、马来语、德语……更有甚者，俄语更是将中国称呼为“契丹”，至今仍是如此。在中国的历史上，将中国称呼为“支那”的，也不仅仅是日本人，在中国，大量的汉民族英雄和成功人士，都曾经将中国称呼为“支那”撤兵，要不你们清军也留下来吧，一起帮助朝鲜改革内政……你先回去考虑考虑？之后几天，日军仍驻扎重兵在战略要地，而且不断增兵。袁世凯是个明白人，一眼就看出来了：经过长达数年的积累，日本已经做好全面战争的准备。袁世凯立刻把日本拒绝退兵的消息还有自己的判断告诉了李鸿章，还让李鸿章多派军队入朝给日本以威慑。李鸿章将此事汇报给了朝廷。朝廷就“是打还是和”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这个时候的大清帝国集团公司，法人代表是光绪，可是集团董事长却是慈禧。光绪作为一名热血青年，见不得小日本如此猖獗，他是非常想教训教训对方的，毕竟大清在中法之战中都没有输，何况打跟法国比起来貌似差很远的小日本呢。可是慈禧老人家今年就要过六十大寿，她可不想让战争耽误她大办生日庆典。严格说起来，慈禧近几十年的“大寿”都过得不太爽。1875年，她四十大寿那年，刚好赶上亲儿子同治病得奄奄一息，做娘的当然难过，哪里有心情过寿。1885年，她五十大寿那年，中国和法国开战，又把好心情给搅了。现在是1894年，马上六十大寿了，总该好好过过了吧，可惜中日很快就要爆发一场决定国运的战争！其实，慈禧想办一个超级生日Party的迫切心情也是可以想象的。自从她垂帘听政以来，平定了太平天国、捻军，收回了新疆，中法战争算不上输，洋务运动也办得有声有色，史称“同光中兴”，而她慈禧不就是大清王朝的“中兴之主”吗？于是乎，随着1894年的临近，慈禧老佛爷就开始琢磨着要给自己办一个体面的六十大寿。因此，慈禧只想和议，不想打仗。她以为退一步海阔天空，日本人就不会生事，她也就可以好好筹办生日Party，可她不知道，日本已经铁了心要开打。袁世凯班师回朝令人奇怪的是，这一次“北洋水师之父”李鸿章竟然也站在慈禧这边。他说：日本此时战争实力已超过我国。咱们应该主动从朝鲜撤军，通过国际调停，争取时间。如果咱们躲过此战，我国便可获得一个战略机遇期，在实力充足后再与日本交锋不迟。李鸿章居然支持通过国际调停解决朝鲜危机，他是对自己创建的部队没有信心，还是愚忠到唯慈禧之命是从？后来知道了，他不支持开战的理由居然是他没有信心赢取胜利，与以光绪为首的主战派认为大清帝国会轻易地秒杀小日本的想法完全南辕北辙。李鸿章认为，大清这间破屋，已经风雨飘摇，难以继续维持。他说：在清朝前三十年的军事变革中，老佛爷给他出的题目都是命题作文，给予他自由发挥的空间极其有限，他从来没有实实在在地、放开手脚地办过事，总是受到各种各样的掣肘，所以事情也办得不大靠谱，像海军就是纸老虎，根本不足以战胜日本（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吴永《庚子西狩丛谈》）。所以，李鸿章不愿意在这种没有把握的决战中消耗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实力，他觉得应该再等一等，尽力争取和平的发展环境，把经济搞起来再说。当然，由于这番话是李鸿章在战争结束后说的，不排除有马后炮的嫌疑。其实光绪和李鸿章怎么想都不重要，只要大清的董事长慈禧不想打仗，那就不能打仗，大清自然也不会派兵。一心等待朝廷援兵的袁世凯终于失望了。袁世凯这时的处境很艰难：一方面，东学党人想暗杀奴役他们的袁世凯；另一方面，朝鲜的亲日派也想杀袁世凯；再一方面，日本人也想趁机搬掉袁世凯这块拦路石。在这种危急时刻，袁世凯从小练就的一身武艺还有小心谨慎的防范措施起了作用，他成功地逃过了多次暗杀。袁世凯明白，继续在朝鲜待下去，不但没有任何意义，而且自己的小命也将不保。于是他开始向朝廷打报告，申请调职归国工作，理由是头晕发烧全身痛，要回国养病。这么见鬼的理由，好在李鸿章给他面子，恩准了。1894年7月初，袁世凯将朝鲜这个烂摊子留给了十分讲义气的小老弟唐绍仪，踏上了归国轮船的甲板，望着船慢慢地往后退离岸边，袁世凯眼里有泪花闪过：再见了，我逝去的青春！再见了，我奋斗了十二年的地方！日本虽说清朝内部有打与不打两种意见，可是蓄意扩张的日本对朝鲜已经势在必得：打不打由不得你！战争就要开始了！在此之前，我们还要介绍一下清朝的对手，日本。领导人：明治天皇，日本史上最伟大的统治者，没有之一国土面积：三十七万平方公里人口：三千万起步水平：日本普通国民连姓都没有，明治天皇下令国民自定姓。住在山上的叫山口；住在田里的叫田中；替人养狗的叫犬养，光看字面意思，很容易让人误解为被狗养大的。国情：当中国面临列强入侵、亡国灭种的生存危机时，隔海相望的日本也遇到了相同的挑战。1853年，美国人佩里制造“黑船事件”，美国侵入日本。之后，俄国、荷兰、英国、法国也开始侵略日本，日本由此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列强打开日本的国门后，日本人觉醒了，平静地接受了不平等条约，派出留学生到西方先进国家学习先进的制度、技术还有思想，同时将“效法西方”、“脱亚入欧”、“政治改革”列为国策。在做了一定的准备后，日本于1868年左右开始施行改变了自己也改变了世界近代史格局的明治维新。从字面上看，似乎明治维新与清朝于7年前开始的洋务运动同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部挠痒式改革。其实不然，千万别被日本人忽悠了。明治维新的本质实为革命，看看他们做的事情你就明白了。刚刚继位不久的明治天皇成功团结广大既没有钱也没有地位、对社会现实严重不满的中下级武士（大概可以理解为通晓武艺的职业军人，这帮人的职业精神就是传说中的“武士道”），通过战争一举消灭了一直把天皇当成傀儡来使唤的军阀政权——德川幕府。消除军阀割据后，明治天皇开始推进国家工业化，施行政治改革，并于1885年实施内阁制，1889年正式君主立宪，带领日本从此脱离封建主义走上资本主义强国之路。短短数十年间，日本就在他的领导下从一个闭关锁国的小弱穷国，奇迹般成为世界强国。由于日本特殊的地理位置，日本深知制海权的重要性，于是在明治维新开始后特别重视海军建设。明治天皇拿出自己的私房钱，天皇媳妇儿也省下自己的化妆费，就连天皇的老妈欧巴桑也捐出了她仅有的几件首饰，统统用作海军军费。日本全民效法皇室，勒紧裤腰带省吃俭用，纷纷向海军捐款。注意，日本人的海军军费只有一部分用来向西方购买军舰，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用来扶持军舰自造的工业，譬如三菱。因为日本人明白，一个国家工业化的命运，基本上就等同于一个国家海军的命运。没有工业化，军舰坏了找谁修？炮弹没了找谁买？总不能全指望进口解决吧？此外，日本还十分重视对军队的思想教育，所以他们的军官具有高度国家意识，他们的士兵具有民族主义牺牲精神。尽管这对其他的国家而言是一种灾难。不管如何，军事工业自主化，尤其是对军队进行思想教育正是清朝和李鸿章所忽视的！直到三十年之后，一位屡败屡战的英雄站出来重拾旧山河时，才意识到了这一点，并用实际行动交出了一份近乎完美的答卷。言归正传。日本海军的发展从此一路狂飙，而视察战舰编队演习就成了明治天皇的乐趣所在。铁甲武士我有，试问天下谁是敌手？兴奋的明治天皇还收到了一个意外的好消息。据可靠情报，假想敌清国对海军的投入越来越少。自1888年北洋水师完全成军之后，李鸿章便很难从户部尚书（财政部长）翁同龢手里拿到军费了。因为在慈禧的授意下，翁部长拿军费另有妙用。譬如光修建皇家度假山庄颐和园一项，就挪用军费七百五十万两白银。明治天皇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刻来了灵感：趁清国海军没钱，赶紧找英国人把最先进的快速巡洋舰“吉野号”给我买下来！……不进则退，数年之前还是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在开战前至少在军舰的机动性、火炮强度以及将兵素质上输给了日本海军。好了，有关日本的介绍到此为止。甲午之战1894年7月25日，朝鲜牙山湾口的丰岛西南海面，日海军率先进攻清军运兵船，清军被迫还击。此后几天，日陆军向驻扎在朝鲜牙山的叶志超和聂士成发起进攻。寡不敌众的两人先后向平壤方向撤退，但叶志超为了升官谎报战绩，譬如“我军英勇歼灭日军有生力量多少人……不计一城一地得失，做战略性撤退”之类的鬼话，让朝廷对日军的战斗力做出了错误的判断。日海陆两军出击，进犯清军，不宣而战。慈禧、光绪已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不打也得打。一个星期后，光绪下宣战诏书，正式对日宣战！这一年是甲午年，因此这次中日全面对抗又叫甲午中日战争。清军的战略是：一、以北洋水师扼守渤海湾口，并掩护陆军进驻朝鲜。二、集结陆军于平壤，再南下进攻日本陆军。一句话，清军的战略是水师主防，陆军主攻。原来，早在7月21日，李鸿章便下令淮军卫汝贵、马玉昆、丰升阿、左宝贵四路大军共计一万三千余人起程入朝，日军在7月25日那天进攻的对象就是这支军队的运兵船。后来，这批增援部队与叶志超、聂士成两支军队在防守设施相对完备的坚城平壤会合。这李鸿章不是主和吗？怎么在战斗未打响之前就偷偷增兵？其实，像李鸿章这种纵横政坛几十年的老政客，做事沉稳，工于心计，绝不会冒险，一般都会做多手准备。所以，在李鸿章寄希望于国际调停的同时，也集结部队为有可能发生的战争做准备。而日本方面的战略计划呢？小日本的计划很简单：首先击败北洋水师，取得海战胜利，夺得制海权，然后由海军掩护陆军在渤海湾登陆，最后在直隶平原寻求与清军主力决战。小日本的战略与清军相反。他们的战略核心是海军制胜。因此，日本海军一直在海面上搜索北洋海军主力，以图决战。与此同时，日本陆军也在朝鲜投入了重兵，毕竟占领朝鲜是最现实的目标。9月15日，规模升级的第一战在平壤打响，日军兵力占优。清军总指挥是谎报军功升官的叶志超，丰升阿、卫汝贵、马玉昆、左宝贵各自负责防守平壤城的一个方向，聂士成负责保护清军退路。而日军主攻的城西，这个最危险的地方，清军的指挥是最有本事的左宝贵。开战后，除了左宝贵被几倍于己的重兵攻击之外，其他几个方向中日两军人数差不多，杀得难分难解，胜负尚在两可之间。一天后，左宝贵寡不敌众，英勇战死，城西被攻破。听到日军入城消息的叶志超，没有想过调兵增援，更没有想过亲自上战场阻击日军，而是牢记“让领导先走”的精神，二话不说，跑路！丝毫没有军人的职业操守。也是，你能寄什么希望于一个说谎冒功的人呢？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只怕猪一样的队友！清军丧失了宝贵的战机，失去了统帅指挥和协调的清军，被日军大败，平壤失守。一个星期后，清军全部退过鸭绿江，日军完全控制朝鲜。平壤失守的第二天，即9月17日，主动寻找战机的日本海军终于在黄海大东沟一带找到了目标：北洋水师。两支当时亚洲最强大的海军短兵相接：北洋水师十艘舰船对阵日本海军十二艘舰船。北洋水师的运气很不好，开战不久司令官丁汝昌就被日军炮火击成重伤，北洋水师各舰失去指挥，只好各自为战。在这里要讲一个在战争中表现得最为英勇无畏的人，他叫邓世昌。海军司令丁汝昌很看重年轻的邓世昌，给他加挂衔副将协都统（少将）。这么做似乎是重才，但别人都不以为然，认为这是丁司令为抗衡福建派系采取的政治行为，因为邓世昌是当时北洋水师中唯一非福建籍水师军官。但邓世昌牺牲的那一仗，打得非常勇敢，远比大多数管带玩命。他指挥的“致远号”舰身燃起大火，他开足马力试图与对方的绝对主力、杀伤力最强的“吉野号”同归于尽（有史料认为是“浪速号”），争取拉一个垫背的。虽然最后没有成功，反而己方舰毁人亡，但还是非常英勇悲烈。尽管像邓世昌这样勇于战斗、不畏牺牲的北洋将士是大多数，是主流，但仍有不少贪生怕死之人，譬如“济远号”管带方伯谦、“广甲号”管带吴敬荣就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临阵脱逃。人在做，天在看。方伯谦战后被斩首，“广甲号”触礁自毁，吴敬荣喂了鱼。不过“广甲号”上一个叫黎元洪的普通军官居然逃得一命，大难不死的他在不久的将来创下了一段传奇。五个多小时后，黄海海战结束。黄海海战北洋水师伤亡近千，沉五艘船，战斗力损失一半。日军伤亡不到五百，被重创五艘船。日军获胜，获得黄海的控制权。水陆两军皆败，李鸿章及时转变了策略：鉴于黄海海战中北洋水师的弱点暴露无遗——火力弱、射速慢、航速更慢，舰船保障也没有日本给力，北洋水师应该以防守为主，相机出海决战，今后主要倚靠旅顺这样拥有猛烈火力的军事基地与日军周旋，阻止日军登陆作战，就让他们在海上漂着干瞪眼吧！李鸿章对自己的安排很有信心：战斗经验丰富的淮军，坚固的旅顺军事基地，足够的弹药储备，没有理由守不住！然而他错了，他的淮军再也不是当年那支在江淮战场上所向披靡的强军，三十年后的淮军早将不怕死的光荣传统丢得一干二净，已经彻底腐化，怎么腐败怎么来——贪污军费，吃喝嫖赌，吸鸦片，不好好训练，也就是在李鸿章来视察的时候才装装样子，这样的军队、这样的后勤保障，是无法打胜仗的。最精锐的淮军都这样了，地方部队就更别提了：战斗还没有开始，就打定主意逃跑，还没有等到日军进攻，就纷纷溜之大吉。局势基本一边倒的时候，聂士成这个淮军里的异类，居然能偶尔赢一把小日本，不过这样的局部胜利已经无法挽回大局。两国陆海两军从辽东半岛打到山东半岛，从旅顺打到威海，清军战战皆败。陆军方面除聂士成之外，李鸿章起家的淮军近乎全军覆没；北洋水师在威海卫一战中，悍将刘步蟾战死，主帅丁汝昌自杀，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北洋海军全军覆灭。这耻辱的一仗，打到来年4月正式结束。又卖了一次国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李鸿章又代表慈禧、光绪，卖了一次国，签订了《中日马关条约》。为什么又是李鸿章呢？其实，李鸿章并不是慈禧最初选定去谈判的人选，在他前面，已有两批人被日本人赶回来了。日方的代表是内阁首相伊藤博文，他觉得慈禧先前派遣的那两批人，威望和地位都不够高，不能全权代表清政府，哪里有资格跟他谈，这不是没有诚意吗？他希望由奕訢或李鸿章来跟他谈。奕訢是地位尊崇、很有威信的王爷，而李鸿章也因为办海军、办洋务、搞外交，在国内外积累了极高的人气。但是奕訢这些年来由于被慈禧猜忌受到打压，比较沉寂，那唯一的人选就是李鸿章了，所以伊藤博文指名道姓非李鸿章来谈不可。战败之国没有丝毫尊严可谈，73岁的李鸿章明知这次肯定又要割地赔款，那也得去。谈判在日本下关（后改叫马关）的春帆楼正式开始。伊藤博文撂下狠话：条件不可能改变，李鸿章你就两个选择，答应或不答应！李鸿章一看条件：赔款三亿两白银，割让台湾以及辽东半岛！哪里敢答应，双方就这么僵持了下来。就在这时，一起突发事件改变了谈判的进程。一个日本愤青在李鸿章下班后走出春帆楼时，给了他一枪，击中其左眼下一寸的位置，李鸿章倒下了。若李鸿章就这么死了，那他在后人心中的评价绝对高得多，说不定能评个“民族英雄”。可惜，阎王爷不让他死，因为老佛爷还等着他帮她卖国！于是，李鸿章稀里糊涂地活转了过来。美中不足，当时的医疗水平太差，弹头取不出来，永远留在了李鸿章的身体里。苏醒后的李鸿章高兴地说：此血可以报国矣！因为他知道日本人的麻烦来了。那个日本愤青的本意是干掉李鸿章，挑
反仆固怀恩却认为自己实力依然弱小，终于将吐蕃人作为自己的援军，来向他曾经效忠的大唐王朝发起进攻。事实上，当时在李豫和仆固怀恩之间没有一个有效的信息传递方式，准确地说李豫虽然优待其家眷，但在仆固怀恩看来这是唐廷的一招怀柔政策，只是一种骗他去长安的手段，而他始终坚信保护自己家眷的最好方式，就是自己成为朝廷的心腹大患，越是这样其家眷就越安全。所以，仆固怀恩谋反不是野心的暴露，而是为了自保，可以说这是仆固怀恩的宿命，同时也成全了吐蕃人。广德二年（764年）九月，仆固怀恩引吐蕃、回纥十万之众入寇边境，李豫得到消息后，不得不下定决心用武力来解决仆固怀恩的问题，他派郭子仪出兵奉天（今陕西乾县）抵御仆固怀恩和吐蕃大军。郭子仪到达奉天后，得知吐蕃人已经逼近邠州，于是让儿子郭晞带领一万人马星夜驰援邠州。但就在郭晞走后，郭子仪又得知仆固怀恩的先锋军已经到达宜禄，郭子仪遂做出应对部署，调遣右兵马使李国臣作为郭晞的后援以防不测。四天后传来消息，邠州节度使白孝德和郭晞还是很给力，面对吐蕃大军的轮番进攻，硬是坚守住了邠州城，吐蕃人无奈之下只得退兵五十里安营扎寨。吐蕃人的撤退让仆固怀恩内心十分焦急，于是他亲自到吐蕃人领军元帅的大帐内劝说其继续出兵，并引用“曹刿论战”的理论，告诉吐蕃人是不能泄气的。在仆固怀恩的不断鼓动下，吐蕃人终于再次出兵继续围攻邠州，由于先前白孝德和郭晞拼死抵抗，消耗了太多的兵力，所以这次两个人紧闭城门坚决不出战，仆固怀恩无奈之下只得和吐蕃人进逼奉天，试图擒贼先擒王打败郭子仪。但郭子仪却早已经找到了破敌良方！十月七日深夜，郭子仪调集数万大军，列阵于乾陵之南广布旗帜。仆固怀恩以为郭子仪毫无防备，想要发动突然袭击，但是就在他刚要行动时，忽然发现郭子仪的大军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似乎在形成某种阵形，对于自己的老领导郭子仪，仆固怀恩还是十分忌惮的，再三犹豫之下他选择了退兵。郭子仪趁势命令副将李怀光率领五千人马追击仆固怀恩，不过仆固怀恩的撤退速度实在很快，李怀光一直追到奉天北边的麻亭也没能追上仆固怀恩，由于兵力较少而且与郭子仪大军距离过远，李怀光不得已撤军回到奉天。仆固怀恩这次意图进攻奉天，却因为郭子仪的疑兵之计而退缩，但他不甘心就此空手而归，所以回身继续进攻邠州，但由于仓促用兵，被郭晞和白孝德联手击退，不仅死伤无数，而且这次吐蕃人十分恼怒，在没和仆固怀恩沟通的情况下，一路沿径水撤退。吐蕃人的背信弃义让仆固怀恩十分气恼，当他听到吐蕃人连招呼都没打就扔下自己跑路时，这个心高气傲的将军在马上大发雷霆，但就在他准备找吐蕃人理论时，部将为他带来了一个坏消息，他的发家大本营灵武被河西节度使杨志烈率军攻破。当听到这个消息时，他急火攻心顿时口吐鲜血，也就是从此时开始，仆固怀恩的健康状况开始每况愈下。吐蕃人擅自跑路使得仆固怀恩无奈之下只得先回军驰援灵武，由于身体原因，他先派出骑兵星夜攻打灵武，或许是良心发现，吐蕃人看到仆固怀恩首尾自顾不暇时，主动派出一万骑兵帮助仆固怀恩收复灵武。灵武的收复让仆固怀恩的前沿阵地总算没有丢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时节已近寒冬，这对于远征而来的吐蕃人十分不利，于是权衡再三，仆固怀恩留下部分人马驻守灵武，然后和吐蕃人撤退回陇西，准备来年再战。进入永泰元年（765年）后，一直到九月，由于唐廷主动向吐蕃示好，并让宰相元载在长安兴唐寺和吐蕃使者结盟，使得这九个月来边境一直太平无事。但这种局面却不是仆固怀恩所希望看到的，当他得知唐廷和吐蕃结盟的时候，仆固怀恩可以说是火冒三丈，但正所谓气火攻心，当时间进入九月后，长时间的精神压力和不断拼杀使得他感觉自己的身体有些支撑不住了。但仆固怀恩明白，既然走上了反叛朝廷的道路，是无法再回头的，现在唐廷和吐蕃结盟就是个信号，那么接下来唐廷的目标将是自己。所以为了寻求自保，他再一次游说吐蕃人，希望他们能够跟着自己继续进攻唐廷，而本来就反复无常的吐蕃人同意了仆固怀恩的请求，对于他们而言，完全可以做到一边做兄弟，一边做对手。九月一日，仆固怀恩引吐蕃、回纥、吐谷浑人马共计十万进犯，李豫得到消息后命令长安周围各节度使集中兵马对长安形成一个保护圈，但仅仅七天后就传来仆固怀恩病逝的消息。仆固怀恩这次可以说是强撑病体进犯唐境，他亲自率领朔方军坐镇大军之后进行指挥，但病痛的折磨没能让他坚持到最后，当大军走到鸣沙时，仆固怀恩暴死于军中。一代名将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悲喜一生。后来吐蕃、回纥大军为郭子仪所击退，李豫听到消息后，遗憾地说，“怀恩不反，为左右所误耳”。但李豫知道真相实在太晚了，因为诸多误会以及消息沟通不畅，致使平叛名将终究走上一条不归之路。仆固怀恩全家有四十六人为国殉难，两个女儿牺牲个人幸福为国远嫁和亲，可谓满门忠烈。可惜这样一个忠勇之人却不被朝廷信任，被史学家记入“叛臣传”，确实令人感慨和同情。事实上，仔细分析仆固怀恩从忠臣到叛将的整个过程，除了他本身性格的缺陷，以及诸多误会和沟通不畅的客观原因，这其中还隐藏着一股外力的推动作用，前边我们说过，当时朝廷说仆固怀恩谋反的只有四个人，而其中两个人是宦官。事实证明，说仆固怀恩有被宦官逼反的嫌疑并不为过，而纵观李豫当政时期，平息宦乱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跨过去的一道坎。第八章平息宦乱傲视天子谁都知道李豫称帝是宦官拥立之功，虽然他早已经被立为太子，继承皇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李亨去世前由李辅国发动的那场宫廷政变，还是让李豫的继位蒙上了一层宦官拥立的色彩，而且当时李豫被李辅国的人变相软禁，在李豫即位后，以李辅国为首的宦官一党本能地表现出一种拥立之功。李隆基在位时，宦官开始掌握权力，其中的代表人物是高力士。但高力士是个好宦官，凭借李隆基的绝对信任，本来有专权的机会，但好人高力士依然保持自己的本色，尽心尽力地做一个皇帝的仆从，效忠他跟随多年的李隆基，不论他是万人瞩目，还是无人理睬。当高力士听到李隆基病逝的消息后，他也追随太上皇而去，口吐鲜血倒地而亡。高力士离去之后，唐朝直到灭亡为止，再也没有出现过如此忠心不二的宦官。而从李亨继位伊始，给予了李辅国过高的权力，甚至将身家命脉——皇家禁军，完全交给这个服侍自己多年的奴才，只因为李亨处在人生十字路口艰难抉择时，是李辅国为他指明了方向。我们不能否认李亨对李辅国的感激之情，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像高力士那样正确看待自己，通过李辅国逼迫太上皇李隆基住进西苑，一直到李亨临终前发动的那场政变，我们可以看出这个马厩奴才出身的宦官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他视权力如同生命，在拥立李豫继位后，他更不把这个曾经被自己软禁的皇帝放在眼里。李豫的心中始终对这个下狠手的奴才怀有憎恨之情，在他即位之初忙着平定史朝义叛乱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大宦官李辅国对自己所做的那些不敬之事，虽然李豫性格温和，不是那种有仇必报的人，但为了江山社稷，为了激浊扬清，他始终没有忘记清除掉李辅国这个毒瘤。事实证明，宦官虽然拥有权力，但如果失去皇帝的庇护，其结局客观地讲还不如自家养的宠物。而当时李辅国依然沉浸在专权的美好日子里，在他看来，自己拥立的皇帝完全被自己控制在掌中。李豫刚继位时，他曾经用颇具挑衅的话语告诉李豫，说陛下只要好好待在宫里就可以了，所有的事情都由老奴来处理。李豫听完后，犹如芒刺在背！不过李豫当时并没发作，因为他明白自己刚刚继位，很多事情需要自己去理顺，对李辅国暂时还不能轻举妄动，虽然他内心十分不满，但表面上依然尊敬李辅国，尊称他为“尚父”，所有事情全都先和李辅国打招呼再作决定，而且大臣进宫朝见皇帝，都要先去面见李辅国，然后再去见皇帝。对于这种超高规格的待遇，时间长了，李辅国也认为这是他应该得到的，所以泰然处之，尤其在李豫面前丝毫没有诚惶诚恐的感觉，而在表面尊敬李辅国的背后，李豫的内心始终隐藏着杀机，他现在唯一需要的就是时间。在这里我们不能不佩服李豫的心机，这位从宫廷百孙院里走出来的大唐皇帝，在经过战场厮杀的历练以及先前那场宫廷政变的波澜后，其内心已经十分强大，就在他继位的一个月后，他还加封李辅国为司空、中书令，实封八百户。在李辅国看来，这是李豫对于自己拥立之功的一种回报，然而他不明白，自己对于李亨而言确实有拥立之功，但对于李豫而言，这个可恶的奴才简直就是在胁迫自己。李豫依然丝毫不露痕迹地稳住李辅国，让他尽情享受自己给予他的超高规格的待遇，但同时他那聪慧的头脑始终在寻找制约李辅国的方法，就在李豫积极寻找对策之时，一个人站了出来，这个人看出了李豫对待李辅国的态度极为反常，所以他秘密面见李豫，请求皇帝陛下削减李辅国的权力。这个人就是在李亨去世前李辅国发动兵变时充当马前卒的程元振。程元振，京兆府三原（今陕西三原）人，少年时为了养家活命，被迫阉割，托人送入京城长安，入侍皇宫，先在内侍省做些扫地、打水、倒马桶的工作，由于聪明伶俐，逐渐升为内射生使，统领射生手侍卫皇帝。在李辅国发动兵变之前，程元振可以说是默默无闻，如果不是因为他向李辅国告密，程元振恐怕会一直默默无闻下去，但正是这次告密改变了他的命运。事实上，程元振的告密行为并不能说明他有多大的政治目的，当时身处旋涡之中，他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保命。坚决与张皇后和越王李系划清界限，这是程元振当时的唯一想法，不过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程元振具有敏锐的洞察力，知道以李系和张皇后的智商和实力，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成功。随着李辅国兵变的成功，李豫即位后程元振算是拥立功臣，李豫加封他为飞龙副使、右监门卫将军、上柱国、知内侍省。这一连串官职标志着程元振获得了皇家部分禁军的掌控权，以及内侍省的操控权，是仅次于李辅国的朝廷二号宦官。可以说随着官职的提升和权力的增加，程元振在朝廷内人气飙升，最关键的是程元振是一个和李辅国一样的人，都视权力如同生命。同时也都是不甘居于人下的人！如果没有发生那场政变，地位卑微的程元振是打死也不可能请求李豫削弱李辅国权力的，但权力这个东西有时候真的能让一个人爆发出惊人的能量，在看到皇帝陛下被迫忍受李辅国的嚣张跋扈后，程元振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现在，他如果想实现自己的愿望，只能依靠两样东西——皇帝的权力和自己仅有的一点兵权。在程元振看来，皇帝的权力可以削减李辅国的权力，而自己掌握的部分皇家禁军可以保障皇帝行使权力。换句话说，一旦皇帝陛下因为限制李辅国的权力而遭遇不测时，程元振掌握的禁军必须顶上。这也是程元振之所以敢向皇帝进言的筹码所在。事实上，当时不仅程元振看到了这一点，苦于没有机会制约李辅国的皇帝李豫也同样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当程元振面见自己说出想法后，李豫开始动心了。身首异处宝应元年（762年）六月，在李豫忙于应对平叛事宜的同时，并没有忘记清除李辅国这个身边的毒瘤，在和程元振密谋多次后，他终于下定决心整治那个曾经胁迫自己的奴才。六月十一日，他让程元振率领能够掌握的禁军迅速集结在内宫周围，其意图是让程元振守护内宫，一旦李辅国胆敢轻举妄动，程元振的人马可以抵御。在看到程元振部署妥当后，李豫立即下诏解除李辅国元帅行军司马以及兵部尚书的职务，以程元振代理元帅行军司马，并命令他迁出皇宫居住。李辅国看到诏书后差点没晕过去，他不明白皇帝陛下为什么会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免去自己最有实权的官职，而当他听到程元振已经带兵将内宫团团护住的时候，他才意识到这次皇帝陛下是动真格的了。李辅国当时虽然担任兵部尚书，但前边我们详细介绍过唐代的兵制，应该说兵部尚书并没有真正掌握兵权，李辅国真正能够掌握的是当时皇家的绝大部分禁军，可是当时程元振已经做好准备，时刻准备拼命，而且他真要调集禁军向皇帝开炮，恐怕禁军也未必能够买账。总之一句话，在那个时代，大唐皇帝还没有彻底失掉威信！所以，李辅国没有必胜的把握。既然无法硬抗，那就只能采取迂回的方式来自保。现在皇帝陛下诏书已下，想要改变已经不可能，李辅国决定采取逆向思维，向皇帝陛下上表请求让出中书令的位置。在他看来，自己这种诚恳的态度必然能够打动皇帝陛下，仁慈的皇帝至少应该是挽留，只要回到宫内，自己就会有机会重新上位，然而他最大的失策就在于他认为的拥立之功，在李豫那里却被认为是胁迫。所以表文递上去，六月十三日皇帝批复下来，两个字“准奏”。这一次李辅国彻底愤怒了！失去理智的李辅国转天前往内宫面见李豫，名为谢恩，实则是去质问。“谢陛下体谅老奴，让老奴卸掉长久以来身上的担子，得以休养。”李辅国行过大礼后，第一句话就带有挑衅的味道。“呵呵！尚父拥立之功朕当永远铭记，奈何朝廷事务繁杂，朕恐尚父操劳过度，故而卸去尚父的官职，到宫外居住休养。”面对李辅国的挑衅，李豫并没有与之针锋相对，依然尊称李辅国为“尚父”，但其话语明显是绵里藏针的回击。李豫的话让李辅国如骨鲠在喉，片刻之后他哽咽地说道：“既然老奴侍奉不了陛下，那就到地下侍奉先帝去！”言罢，李辅国转身气冲冲地走了。面对李辅国挑衅的言语，李豫一笑而过，他明白这意味着这个该死的奴才已经黔驴技穷，所以在李辅国向外走的时候，李豫依然笑着说道：“尚父保重身体啊！朕会派人经常去探望你的。”不可否认李辅国临走时说的话乃是气话，但让他想不到的是，不久之后他真的实现了到地下侍奉先帝的愿望。随着李辅国的倒台，他先前的死党如秘书监韩颖、中书舍人刘烜、山陵使判官裴冕等人均被罢官流放岭南或赐死。事实上，李豫的这种做法已经算是对李辅国开展了清算运动，但这一切并没有引起李辅国的重视。李辅国本以为皇帝罢免他所有的官职后，不会再追究他先前的所作所为，所以他在皇宫外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丝毫没有收敛的意思。一直到十月十八日的那个夜晚，该来的报应终于降临在李辅国的头上。当李辅国说完挑衅的话语转身离开内宫时，李豫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不见，他知道罢免李辅国的官职仅仅是个开始，多年的政治历练，让他深切地懂得对于权力欲极强的人，尤其是李辅国这样身体残缺不全，且心里存有某种阴暗想法的人绝不能手软。必杀之！这是李豫心里唯一的想法。但李豫同时也明白，李辅国无论多么嚣张跋扈，毕竟有诛杀张皇后之功，如果公开将其正法恐怕会落下屠戮功臣的骂名，罢免李辅国的官职已经达到了李豫树立权威的目的，而杀掉李辅国则是清除潜在的威胁，完全没有必要兴师动众。正所谓特殊的人物必须要寻找特殊的方法来解决特殊问题。对于李辅国这样的人，李豫认为秘密除掉乃是上策。于是在十月十八日的那个夜晚，李豫秘密派遣心腹武士前往李辅国在宫外的宅院执行刺杀任务。当杀手在李辅国居住的房顶上掀开瓦片向下观看时，这个已经被排挤在朝廷之外的老奴才，此刻刚刚参加完府内的宴会，浑身酒气的他躺在床上呼呼大睡，熏得房顶上的杀手不禁捏住鼻子。杀手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然后挪开几片瓦，纵身跳进房间，轻轻走到李辅国的面前，手起刀落砍下其头颅和手臂，装进袋子后回去向皇帝陛下复命。或许杀手的手法实在炉火
们肯定会改种稻子，那时候您再以断掉水源相威胁，他们就只好乖乖地听命于您了。”在苏秦的劝说下，这件事很快得到解决。苏秦因此在周显王那里得到一笔赏赐。但是，当他企图以此为契机跻身于王室小朝廷的时候，却被周显王警惕地拒绝了。原来几位王室重臣都对周显王说，苏秦不过是有点小聪明，如果让他担当大任，只怕要闹出笑话。周显王本来也没什么抱负，只想过几天太平日子，对苏秦的纵横捭阖之道一点也不感兴趣，于是顺水推舟，听从了重臣们的建议。然而，经历这件事之后，苏秦对自己的能力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所谓人君，只要你揣摩透了他的心思，就能够像指挥木偶一样指挥他，没什么了不起的嘛！”揣着周显王给他的那笔赏赐，苏秦收拾行装，来到秦国游说，想向秦惠王介绍连横的策略。“秦国沃野千里，人民富庶，战车万辆，勇士百万，存粮丰富，地势险要，乃天下之强国。再加上有您的英明领导，完全可以兼并诸侯，统一天下。”苏秦先给秦惠王送上一顶高帽子。但是秦惠王似乎根本不吃那一套，只是厌烦地说了一句：“秦国羽翼未丰，还没有想过要兼并别国。”苏秦还想再说点什么，秦惠王打了个哈欠，摆摆手，做了个“送客”的手势，结束了这次会见。苏秦虽然失望，然而并不死心。他知道，即便是商鞅见秦孝公，也是第三次才擦出火花，说不定秦国君主都是慢热型的呢！数天之后，苏秦再一次请求朝觐秦惠王，没想到这一次，秦惠王连见面的机会都没给他。苏秦只好留下一篇早就写好的时政论文，垂头丧气地回到了旅店。过了几天，苏秦再去宫中求见，结果又吃了闭门羹。如此求见了十次，论文上交了十篇，秦惠王依然对他不理不睬。一个比怀才不遇更恼人的问题困扰着他——为了面见秦惠王而置买的貂皮大衣穿破了，盘缠也用完了，旅店老板天天催着他交房租，吃了上顿没下顿，这日子，没法过了！苏秦穿着草鞋，打着绑腿，背着书袋，挑着行李，神色憔悴，垂头丧气地回到了雒邑。他不知道，他之所以不受秦惠王待见，不是他的论文写得不好，也不是他的口才不足以打动人，只是秦惠王刚刚车裂了商鞅，对一切游说之士都怀有恶感罢了。苏秦回到家中，发现一切安好——他的妻子正在织布，听到他进屋，连头都没抬一下；嫂子视若不见，也不去准备饭菜；连父母见到他，也是若无其事。总之，他存在或不存在，对于家人来说已经没有任何区别。换作别人，或许早就摔门而出。然而苏秦最大的优点，就在于心态好。他只是长叹了一声，自言自语道：“妻子不把我当丈夫，嫂嫂不把我当小叔，父母不把我当儿子，这都是我的罪过！”继续一头扎进书堆，刻苦攻读。据说夜里读书困倦，苏秦就拿起铁椎猛刺自己的大腿，鲜血一直流到脚跟，于是睡意全无。成语“悬梁刺股”中的“刺股”，说的就是这段故事。如此苦读一年之后，苏秦再度出山，来到了赵国。赵肃侯对他的学说倒是颇有兴趣，然而幸运之神仍然没有向他招手——当时赵国的相国奉阳君对他十分防范，处处掣肘。苏秦施展不开，只好离开赵国来到燕国。燕国地处北方，长期以来偏安一隅。春秋时期的历史记载中，燕国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进入战国之后，齐、楚、秦、魏、赵、韩等国战乱纷纷，来往频密，燕国人仍然不问世事，过着与世无争的日子。苏秦带着他那套纵横捭阖的理论去燕国游说，显然有点不合时宜。他在燕国待了一年才见到燕文公。“燕国东有朝鲜和辽东，北有林胡和楼兰，西有云中和九原，南有滹沱和易水。国土两千多里，战士数十万，战车六百乘，战马六千匹，存粮足够数年之用，资源丰富，衣食无忧，乃是所谓的天府之国啊！”苏秦照例先把燕国夸奖了一番。接着问道：“燕国多年无战事，百姓安居乐业，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燕文公一脸茫然：“为什么？”苏秦说：“天下最强的国家就是秦国，燕国之所以没有遭受秦国的进攻，是因为赵国做了它的南方的屏障。秦国如果要攻打燕国，必须穿过云中、九原，经过代郡、上谷，路程数千里。即便能够攻克城池，也无法固守。秦国不能对燕国构成威胁，这是明摆的事。但是，如果赵国想进攻燕国，只要赵君一声令下，不出十日，便可以在东垣附近集结数十万大军，接着渡过易水，四五天便可直抵蓟城（燕国首都）。所以说，真正让燕国担心的，不是秦国而是赵国。而赵国又不时受到秦国的威胁，如果燕国能够利用秦、赵之间的矛盾，主动与赵国联合，与天下诸侯联合，共同抗击强秦。这样的话，燕国方可确保平安。”如前所述，苏秦当初去到秦国，是想将连横的策略贩卖给秦惠王。现在他见到燕文公，推销的却是合纵的计划。对于鬼谷子的门人来说，所谓立场，不过是棋局中执黑还是执白的区别，不成其为问题。如果秦国用他，他就主张连横；如果其他国家用他，他就主张合纵，仅此而已。苏秦向燕文公推销合纵计划，用的是江湖术士忽悠老太太的手段——“老人家，你印堂发黑，七天之内必有血光之灾，但是如果你能把所有的钱都交给我，我可以替你消灾解难。”燕文公却完全被苏秦那套把戏搞蒙了，把苏秦看成了上天派来解救燕国于危亡的使者，马上将他奉为上宾，而且提供车马财礼，让他到赵国游说。也该轮到苏秦时来运转。这个时候，奉阳君已死，苏秦得以顺利地见到了赵肃侯。一见面照样是送高帽子：“当今天下贤士，无论是布衣还是卿相，都仰慕您的高尚品德，想到邯郸来聆听您的教导。只是由于奉阳君妒忌贤能，故意从中作梗，所以他们都得不到机会在您面前畅所欲言。如今奉阳君已经去世，言路又畅通了，我这才敢来对您说说我的愚见。”苏秦现在的样子，跟一年前那位失魂落魄的寒士大不相同了。他穿着崭新的礼服，佩戴着名贵的玉器，在赵国朝堂上用流利的京城方言侃侃而谈，时而慷慨激昂，时而低首蹙眉，很快将赵肃侯吸引住了。“对于君主来说，人民安居，国无战事，就是最大的好事。安民的根本在于邦交，以谁为友，以谁为敌，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以赵国的形势，如果把齐国、秦国当作敌人，则民无宁日。如果联齐抗秦，同样不得安宁。算计别国的君主，讨伐别人的国家，这样的话是很难说出口的，希望您也不要轻易去说。“赵国与秦国结盟，秦国一定会削弱韩国和魏国；赵国与齐国结盟，齐国一定会削弱魏国和楚国。魏国被削弱就只好割让河外，韩国被削弱就会献出宜阳，这样一来，上郡就危险了。而楚国如果被削弱，赵国就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外援。这三个国家的安危，其实也关系到赵国的安危，您不可以不认真考虑。“当今天下诸侯，莫强于秦。秦国如果得志于韩、魏，连齐国都必须向它俯首称臣，那时候秦军就会渡过黄河，直指邯郸，这是我替您担心的啊！“赵国地方二千余里，军队数十万，战车千乘，战马万匹，乃山东（指崤山以东）强国。秦国最忌惮的就是赵国，但又不敢轻易发兵进犯，为什么？就是怕韩、魏两国在背后打它的主意。从这种意义上讲，韩、魏就是赵国的南方屏障。韩、魏若亡，则赵国也不能独存，这是非常浅显的道理。“山东（太行山以东）诸国的疆土，合起来比秦国大五倍，兵力则是秦国的十倍。如果大家联合起来向秦国进攻，秦国是抵挡不住的。依我之见，赵国应该与韩、魏、齐、楚、燕等各国合纵友好，一同对付秦国。只要秦国敢于攻击其中任何一国，则其余五国共同发兵相救，拒秦军于函谷关外。就算秦国再强大，也不敢与六国为敌。这样的话，您的霸业就有希望了。”赵肃侯连连点头道：“您说得有道理。可是，合纵是件大事，有谁能够为寡人去说服各路诸侯呢？”“我。”苏秦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如果您能够采用我的建议，我可以向您保证，燕国会献上北方的毛皮狗马，齐国会献上海边的鱼盐，楚国会献上南方的橘柚，韩、魏、中山等国会献上土地作为您的汤沐之邑。您只要坐在邯郸，便可坐享其成。”赵肃侯大喜，赏给苏秦车百辆，黄金千镒，白璧百双，绸缎千匹，让他游走列国，建立抗秦统一战线。就在这时，秦惠王派公孙衍进攻魏国，斩首八万，生擒龙贾，占领雕阴，天下震动。而楚国趁火打劫，魏国一下子陷入两面受敌的困境，形势极其危险。对于即将出发游说列国的苏秦来说，这无疑是一个不利的消息。如果秦国顺势消灭了魏国，只怕无人敢响应他的号召与秦国为敌，合纵抗秦就成为了一句空话。苏秦看似触底反弹的行情，现在又面临着被做空的危险。怎么办？苏秦想到了他的同门师兄，现在依然穷困潦倒的张仪。苏秦与张仪的对弈：以天下为棋局据《史记》记载，张仪、苏秦同在鬼谷子门下学艺。对于张仪的学问，苏秦是自愧不如的。然而成绩好并不代表工作好。当苏秦经历了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上升的拐点的时候，张仪还是一介寒士。据说他曾在楚国令尹昭阳门下担任门客。有一次，昭阳大摆筵席，宴请群臣，事后发生身上佩戴的一块名玉不见了。府上的人都怀疑是张仪偷的，理由是“仪贫无行”——张仪又穷又贱，除了他谁还能做出如此下作的事情？昭阳还没发话，这些人已经把张仪捉住，私刑逼供，打了好几百板子，直打得皮开肉绽，血流满地。张仪一口咬定自己没偷，这些人只好把他放了。回家后，张仪的老婆又心疼又生气，说：“你如果不去读书游说，怎么会受这份罪呢？”张仪奄奄一息，躺在门板上，嘴唇动了几下。他老婆把耳朵凑过去，好不容易才听明白他说什么。“你看看，我的舌头还在不？”他老婆又好气又好笑：“当然还在。”“那就好，那就好。”张仪说着，脸上也露出一副天真的笑容。只要舌头在，吃饭的工具就还在，没什么大不了的。发生了这样的事，昭阳府上是不能再去了。张仪只能躺在家里养伤，而他老婆看着一天天空下去的米罐子，心急如焚。有一天，有个熟人从赵国来，告诉了张仪一个好消息：“你的师弟苏秦发迹了，正在赵国受到重用，你何不去邯郸投靠他，让他给你谋个一官半职？”张仪犹豫了半天。要他去求苏秦，他是不乐意的。最后肚子决定了脑袋——如果继续待在楚国，除了沿街乞讨，没有别的活路。相比之下，向昔日同窗低头未尝不是一个体面的办法。就这样，张仪来到了邯郸。苏秦的府上很好找，向任何一个邯郸居民打听，他们都会很热情地给张仪指路。但是，找到苏府并不代表见到苏秦。当年穿着打满补丁的衣裳在鬼谷读书的那位爱闹爱笑的苏秦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位看不见、摸不着、深居简出的苏客卿。张仪在苏府递上名片，等了整整六天，苏秦才抽出空来接见他。“哟，原来是你啊！好久不见了。”苏秦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即便是对住在同一条巷子里的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想必也不会如此冷漠吧！张仪忍住怒火，刚想寒暄一番，苏秦已经在众人的簇拥之下走远了，但是派了一个侍童回来告诉张仪：“晚上就留在这里，一起吃个晚饭吧！”这句话给了张仪一点希望。他心里想，也许是苏秦现在家大业大了，必须在众人面前保持一种威严，才故意这样对待他的。等到吃晚饭的时候叙叙旧情，回忆一下鬼谷的往事，再向他提出工作的事，应该就水到渠成了。张仪在苏府一直等到天黑，苏秦才回来。厨房已经将晚餐做好，仆人们像走马灯似的铺好坐席，摆放碗碟，端出一道道美味佳肴。光闻到那味道，张仪就止不住流口水了。然而，当一切准备就绪，苏秦也在堂上坐好的时候，张仪才发现，堂上只有苏秦一个人的座位。正在疑惑之际，一位老仆走过来，将张仪带到堂下仆人和侍女就座的地方，给他安排了一个座位。饭吃到一半，张仪强忍住愤怒，对着堂上说：“我这次来，是想请您帮我谋个职位，要求不敢太高，聊以养家糊口便罢了。”苏秦把嘴里的肉嚼完，咽下，又喝了一大口酒，才说：“我如果开口，别说养家糊口，就算是荣华富贵也可以给你。可是，以你的才能，却将自己弄到这个潦倒的地步，我怎么还敢向国君推荐你呢？你如果实在没事做，就到我厨房里给大师傅打个下手，可保你吃饱穿暖，如何？”张仪再也忍不住了，一把推开眼前的食物，拂袖而去。他这一去，就没有再停留，而是风餐露宿，一路向西，直奔秦国。你要合纵天下，共抗强秦，那我就为秦国献上连横之计，各个击破，让你一事无成。苏秦，你等着！话虽如此，张仪很快面临一个现实的难题。从邯郸到咸阳，是很长一段路程，而他口袋里的盘缠，已经不足以支撑他走出赵国了。退一万步说，即便他一路乞讨来到咸阳，这一身衣衫褴褛，恐怕也难以见到秦惠王。万念俱灰之际，张仪遇到了一位来往于秦、赵两国之间的商人。两个人交谈了几句，商人惊奇道：“您不是一般人，为何沦落如此？”两个人越谈越投机。接下来张仪的路就顺多了。商人给他换了衣服，让他坐着自己的马车，一同来到了咸阳。俗话说，蛇有蛇路，鼠有鼠道。商人既然来往于秦、赵之间，对秦国的情况自然熟悉。他拿出一大笔财礼，让张仪送给秦国宫中的警卫长。通过警卫长的推荐，张仪顺利地见到了秦惠王。同为鬼谷子门下，张仪的路数和苏秦大不相同。他没有以送高帽子作为开场白，而是对秦惠王说：“下臣听说，不知而言，是为不智；知而不言，是为不忠。不智当死，不忠亦当死。下臣能力有限，但仍然愿意冒着不智的危险，把我所知道的全部讲出来，请您定罪。”秦惠王微微一笑，说：“请继续说吧！”“下臣听说，赵国正在准备联合燕国、魏国和韩国，争取楚国和齐国，结成合纵联盟，共同对付秦国。我听了之后，忍不住发笑。以赵国现在的形势，钱粮不足，人民畏怯，打仗都要人拿着大刀在后面督战，不准后退，可是仍然畏缩不前。秦国国力强盛，赏罚严明，只要是为了国家，人人皆有必死之心，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以赵国之弱，居然敢打秦国的主意，实在是自不量力。“然而，小心谨慎不为过。当年智伯率领三家大军攻打晋阳，眼看就要获胜。赵氏用张孟谈之计，策动韩、魏两家反水，结果大败智军，活捉智伯。对于赵国的合纵联盟，秦国切不可掉以轻心。“赵国要合纵，则秦国必须以连横相对。要采取军事和外交两种手段，想办法分化合纵联盟。要对联盟各国区别对待，有的要打击，有的要拉拢，有的恐吓，有的要给予一定的好处。这样的话，赵国想合纵也合不了，反倒是秦国可以抓着空子，一步一步蚕食天下的土地，完成霸业。”幸运之神突然降临。秦惠王和张仪谈了一整天，便任命张仪为客卿，留在朝中担任参谋。张仪当上客卿没几天，那位曾经给他提供帮助的商人来向他告辞。张仪拉着他的手说：“全赖您的帮助，我才得到今天这样显赫的地位。我正想要报答您，可您为什么急着要走呢？”商人这才对他说：“请不要谢我，要谢就谢苏先生吧。其实，从头到尾这一切，都是苏先生为您安排好的。他知道您的才能在他之上，不应该屈居他之下，所以才想出这招激将法，逼您投奔秦国。他还让我转告您，从此之后，天下就是您和他对弈的棋局，请您一定用心下好这盘棋，不要手软。”张仪听了这番话，目瞪口呆，老半天才长叹道：“单从这件事上看，苏秦之才已在我之上了。而我一直蒙在鼓里，没有察觉。惭愧，惭愧！”第二天上朝，张仪便对秦惠王说：“秦、楚联合攻魏，魏国的形势已经十分危急，很有可能转向楚国。而韩国与魏国关系历来不错，也会随之与楚联合。这样的话，秦国就被孤立了，不如出兵帮助魏国抵抗楚国。”秦惠王听从了张仪的建议，于是以张仪为将，带领“卒万人、车百乘”救援魏国，在陉山大败楚军。魏国暂时得救了。作为对秦国的回报，魏惠王命令加快移交河西土地，两国于当年年底完成了交接。
落得浑身是伤，还征讨过吐谷浑，虽然肋间受了重伤，但我用线缝合伤口继续作战。”面对田令孜的责问，郭琪毫无惧色。郭琪的回答让田令孜十分尴尬，于是在短暂的沉默后，田令孜另取了个杯子，然后另斟了一杯酒赏赐给了郭琪。郭琪十分清楚那是一杯毒酒，但不得已一饮而尽，据传他回家后杀死一名奴婢，吮其血解毒，吐出黑汁数升方才幸免一死。郭琪明白自己不死，田令孜绝不会善罢甘休，于是带领部众发动兵变，突袭皇帝李儇的行宫。郭琪发动兵变的消息，很快传到李儇的行宫内，李儇、田令孜以及陈敬瑄等人来不及组织人马抵抗，被迫进入成都东城，闭门登楼进行躲避，但却没有通知宰相王铎等人入城，以致朝臣们惶惶不安，人人自危。虽然郭琪的兵变在当天就被平定，但皇帝李儇既不召见宰相，也不宣慰被惊扰的官员，依旧是与宦官们在一起游戏，而疏远朝臣。当时身为谏官的左拾遗孟昭图实在看不下去，上了一份义正词严的奏疏，想要劝谏皇帝李儇能够知道现在的形势已经十分危急。不过和先前的侯昌蒙一样，孟昭图的奏疏根本还没到皇帝李儇那里，便被田令孜截收。田令孜矫诏将孟昭图贬为嘉州（今四川乐山）司户，并派人在途中将其杀害。以田令孜为首的宦官集团一再擅杀谏官，已经说明李儇一朝宦官专权的严重程度，而且通过上面列举田令孜对待将士赏罚不公的例子，可以看出帝国赖以支撑的军队存在着严重的隐患。后世的胡三省对李儇一朝宦官的所作所为，有着很深的感叹：“天子杀其谏臣者，必亡其国。以阉官而专杀谏臣，自古以来未之有也。”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大唐帝国已经开始出现亡国之兆。当时不仅朝廷内乌烟瘴气，放眼整个国家，百姓的处境已经到了危急存亡之秋。民不聊生皇帝李儇即位后，朝廷整体不作为，再加上全国各地灾患不断，导致各地出现大量的饥民和贫民。例如乾符元年（874年）正月，时任翰林学士的卢携在一份奏疏中，详细说明了关东地区农民的灾后凄惨状况。卢携说他亲眼看到关东地区去年遭受旱灾，自虢州（今江南灵宝）到东海之滨，庄稼严重歉收，冬天的物资储备急缺，贫困者只能磨蓬实、拾槐叶充饥，那些老弱病残更加难以活命。以往一个地区遭遇灾年，百姓们还可以逃到邻境度荒，但现在全国遍地都是饥荒，百姓们无所依靠，而官府却依然向饥民们征收赋税，这实在是官逼民反的节奏。卢携进一步具体指出，贫农们要想完成缴税任务，就算是拆卖房屋，甚至是卖妻鬻子也是不可能完成任务的，而且所有钱只不过被催税的胥吏当作酒食费用，根本无法抵税，再加上赋税之外还有诸多徭役，百姓实在没有活路可言。为此，卢携建议目前情况下应该停止征税，等到秋天庄稼收成后，立即送往义仓，以作赈灾之用。据说皇帝李漼当时采纳了卢携的建议，可是仅仅是下了一道敕文，到了地方后便变成了一纸空文，地方官府拒不执行，征收赋税如故。卢携指出关中灾民的现状，在当时全国屡见不鲜，而且随着灾民的不断增多，以及官府的强征赋税，又导致摊逃、徭役负担不均、额外差科加重和提前征税加重负担现象严重加剧。《全唐文》中收录了乾符二年（875年）正月十七日，皇帝李儇祭祀南郊之后发布的一份敕文，在文章中提及了上述四种现象。例如“甸内逃亡入户，尚征税物”。所谓的“甸内”即是京兆府，近在天子脚下，尚且摊逃不止，其他地方就更加严重。敕文中不得不承认“朝廷大弊，在于令不行。只如经水旱州，三降敕命，不许将逃亡规摊见在人户；遭水旱处，有于见在户两倍征或至三倍”。至于徭役负担不均的问题，敕文中列举了两种可能。一是中央财政部门的盐铁转运使、度支使和户部下属监院“影占富豪”，意思是按照规定，替政府经营盐、酒、茶等专卖品的商人，可以免户内差役。因此州县大户都设法通过贿赂官府，以规避徭役。另一种是冒充“衣冠户”逃避户内差役。衣冠户是唐朝后期出现的一种拥有轻税和免役特权的社会阶层，是家中有人进士及第的人户，可以享受免税特权。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不是通过进士及第出身的官员以及曾经担任军职的官员，都冒充衣冠户以逃避徭役负担。这种情况在皇帝李漼即位后更加严重，而那些冒充衣冠户逃避的徭役，官府就强加给了普通百姓，以致造成徭役负担不均。而额外差科加重现象，其加重的原因和表现形式，各地既有类似之处，但也有不同，例如自懿宗李漼即位以来，因用兵而加重赋税征收已经是普遍现象，皇帝李儇的敕文中对此说得很是明白：近年百姓流散，税钱已多。如闻自朝廷用兵，有于百姓正税外，每贯纽四五十文，已是半年，至今不矜放……其天下缘用军奏加纽贯之外，更有敢征一文，其长吏及判官、录事参军并准入已赃。敕文中的“纽”即是加征之意，这说明由于用兵而经朝廷批准加征的税率已经达到百分之四或百分之五，在用兵的州县和军队调动经过的州县，地方官吏又以供军为借口进行双重加敛，这种现象在岭南地区颇为突出，以至于达到“关要之外，声教至遥，每念疲人，尤多横役”的境地。第四种现象是因提前征税而加重农民的负担，对于这个问题，本来按照两税法的规定，赋税一年分两限征收，其中夏税以六月为限，秋税以十一月为限，这个规定是与农副产品的收获时间大体一致。但由于地方财政困难以及官吏的腐败，先期征税的现象依然是相当普遍。李儇的敕文中重申了已经实行了一百年两税征收限期，这反而恰恰说明了它在很大程度上未被各地官吏执行。敕文还提到先期征税的一种具体表现：近年以来，节度、观察使或初到任，或欲移除，是正、二月百姓饥饿之时，但公然下令先抽现钱，每一千文令纳三四百。皇帝李儇的南郊祭祀敕文虽然指出了当时的种种弊政，但这种文章不过是官样文章，所提到的弊政也是轻描淡写，甚至这种文章都未必经过皇帝李儇之手。所以对于种种弊政而言，也仅仅是在文章中提到而已，根本不能指望朝廷去真正解决种种问题。对于百姓们的疾苦，当时一些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诗人，在其诗作中对上述因苛重赋税加剧百姓负担有着形象的描述。例如，咸通十二年进士聂夷中在其诗作《咏田家》中就描写说：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不过虽然种种弊政已经积重难返，但朝廷对于国家局势还可以掌控。真正导致大唐帝国陷入无限战乱，最终造成亡国的导火索，是没解决好当时出现的私贩食盐的问题。安史之乱爆发后，帝国为了解决财政危机问题，采取第五琦的建议，实行了食盐专卖政策。《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天宝、至德间，盐每斗十钱，及琦为诸州榷盐铁使，尽榷天下盐，斗加时价百钱而出之，为钱一百一十。可见从一开始，唐朝的食盐专卖之利就是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生产者（时称盐户或亭户）压价收购；二是对以农民为主的消费者加倍盘剥。在中晚唐时期，政府控制的食盐销售价格一直呈上涨之势。从现有的明确记载的资料来看，到了穆宗李恒时期，不管是江淮的海盐，还是内陆的盐池，每斗售价都高达三百文。与此同时，农民的生存却日益贫困化，很多人连日常生活用品都无力购买，只好少食盐甚至是被迫淡食。在唐朝凭借强大的行政力量强制实行食盐专卖的同时，食盐走私活动也开始逐渐兴起，走私的盐贩为了与朝廷争夺盐利，一方面加价向食盐生产者收购食盐；另一方面降低价格向消费者出售，从而获得农民的欢迎。对于这种侵害帝国利益的行为，朝廷自然要加强对盐贩走私活动的打击。事实上,早在德宗李适在位时期，就已经出现盐户走私的活动，甚至已经是遍布州县，各地更是大肆缉捕，随着时间的推移，朝廷对走私盐贩的惩治越来越严酷。例如德宗时期规定,走私海盐一石以上，杖脊二十。文宗时期加重为二石以上者，所犯人处死，并且罪及替走私盐贩提供落脚点、运输工具和搬运等服务的人员，对河东两池（解池和安邑池）的盐禁又比禁止海盐更加严酷。可是,朝廷对于食盐走私活动仅仅是限于打击和镇压，没有从制度层面进行反思和改进，在这种情况下，走私盐贩便针锋相对地采取了武装贩运的形式，因为贫苦百姓从官府手中得不到食盐，所以武装走私食盐便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而且其中不乏军事经验的人，进而逐渐形成威胁朝廷统治的一股势力，例如武宗李炎在位时，曾经在一份敕令中提到：如闻江淮诸道，私盐贼盗，多结群党，兼持兵杖劫盗，及贩卖私盐，因缘便为大劫。懿宗李漼在位时期，由于朝廷不断衰弱，武装走私食盐活动已经成为官府无力禁止的活动，各地的走私盐贩对抗官府越来越猖狂。乾符元年（874年），也就是皇帝李儇即位的当年，濮州（今河南范县）发生了大规模的走私盐贩对抗官府事件。在这起事件中，一个叫王仙芝的人聚集数千农民起事，将武装对抗演变为农民起义。当时王仙芝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发出文告，揭露朝廷官吏造成贫富不平的罪恶，得到了周围州县贫苦农民的不断响应。王仙芝率众起义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各地，不久后冤句（今山东曹县）也发生了走私盐贩对抗官府的事件。在冤句的这起事件中，一个盐贩得知王仙芝在濮州发动农民起义并做得顺风顺水时，他决心聚众响应王仙芝，将冤句变成另一个农民起义之地，进而将起义风暴席卷全国。值得一提的是，与很多出身卑贱、文化甚少的走私盐贩不同的是，这个人从小读过书，又能骑马射箭，他曾经到京城长安去参加进士科举考试，不过考了几次都没有考中，算是个落地秀才。这个人的名字叫黄巢。第五章黄巢起义草军奋起《资治通鉴》说黄巢是“善骑射，喜任侠，粗涉书传，屡举进士不第”。当年黄巢屡次没有中举，心中已经埋下了对唐王朝仇恨的种子，当他走出长安，回身仰望高大的城墙时，他发誓终究有一天他会用自己独特的方式重新回到这里，为此，他专门赋诗以表达自己的雄心壮志：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又如《菊花》诗称：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据《旧唐书?黄巢传》记载，在黄巢发动起义响应王仙芝之前，曹州已经流传着“金色蛤蟆争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的民谣，其实这是有人为鼓动当地农民大规模地揭竿而起所造的舆论。当时这种情况不止曹州一地，乾符二年（874年）正月的那篇《南郊敕文》已经提到：“近日奸险之徒，多造无名文状，或张悬文榜，或撰造童谣。此为弊源，合处极法。”身在濮州的王仙芝率先拉开农民起义的大幕，不过直到乾符二年（875年），朝廷才得知王仙芝起义的消息。因为在此前王仙芝发布过一道檄文，内容抨击官吏贪污受贿，赋税苛重，赏罚不公，而宰相们在得知消息后，感到十分羞耻，不敢向皇帝李儇汇报，所以起义的消息过了很久才让李儇得知。不过，对于这种农民起义，朝廷已经是见怪不怪，当皇帝李儇得到消息后，惯性思维地下诏，让当地军队前往镇压。也就是说在乾符二年（875年）十一月之前，对王仙芝起义军的镇压主要还是由地方军队去进行。前边我们说过，即使没有什么战事，当时唐朝地方军队的战斗力已经是相当低下，连小股的农民军都难以应付，因此当遇到王仙芝领导的数以千计的有组织的“草军”时，就更加难以招架。一直到六月，王仙芝带领义军先后攻占了蒲州和曹州，部众发展到了将近十万人，而且曹州的黄巢也起兵响应，一时间起义军“攻剽州县，横行山东”，很多被繁重的赋税压得透不过气来的贫困农民，争先恐后地加入义军。而与此同时，乾符二年（875年）四月，浙西的通州（今江苏南通）也爆发了由兵变发展而成的大规模农民起义，与王仙芝的义军形成南北响应之势。通州有座狼山，五山相连矗立于长江之滨，俯瞰东海，朝廷在此设有狼山镇，是一个军事要地。乾符二年（875年）四月，狼山镇军将王郢等六十九人立有战功，但节度使赵隐赏赐不当，王郢等人一怒之下劫掠库中的兵器，带领部下发动兵变。正如庞勋起义时一样，兵变爆发后，很快便有大量的农民加入其中，最终演变为近万人的农民起义。他们接连攻陷苏州和常州，并乘舟入海，转战浙南和福建地区，当时朝廷称之为“海贼”。河南、山东、浙西的农民起义迅猛发展，鼓舞了各地农民的斗志，起义接连不断，多则千人，少则数百人的起义队伍在全国争相兴起。在这种形势下，到了十一月，皇帝李儇下诏让淮南、忠武、宣武、义成、天平五个军镇的节度使合并围剿王仙芝。如果五路大军同时出兵的话，将从南、北、西三面对农民军进行夹击，可是当时五路大军互相观望，停止不前，王仙芝趁机于十二月挥兵东进围攻沂州（今山东临沂），显然是针对朝廷的军事部署而采取的避实就虚的战术。眼看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平卢节度使宋威上疏朝廷，请求带领本镇人马出击，并要求另外拨给步骑五千，专门设置一个使职，以统辖镇压农民军事宜。宰相卢携也积极推荐宋威，皇帝李儇批准了宋威的建议，授予他“诸道招讨草贼使”的官衔，并加拨三千禁军、甲骑五百，让他出兵镇压王仙芝。宋威出兵伊始，果然不孚众望，在沂州城下打败王仙芝。王仙芝见势不妙，领兵暂时撤退隐蔽，宋威以为大功告成，便上奏朝廷宣称王仙芝已死，将诸道人马撤回本镇，自己也回归本镇。可是三天后，州县却奏报说王仙芝不仅还活着，而且在继续进攻沂州。皇帝李儇得到消息后紧急征调诸道人马返回，此时已经踏上归途的士兵们因为回家心切，不满朝廷再次征调的诏令，而且有的军队甚至差点发生兵变。例如乾符三年（876年）正月，天平军派去救援沂州的将士张晏等人在返回本镇的途中，走到郓州，监军因为接到王仙芝再次兴兵要求军队重新集结返回的诏令，便下令让他们重新返回。张晏等人对此十分不满，喧闹着要求进入郓州城，最终郓州都将张思泰、李承佑二人出城不断慰劳张晏等人，才消除了一场爆发在即的兵变。吸取庞勋起义的教训，皇帝李儇连忙下诏对天平军进行宣慰，并规定对其回归本镇不得有任何阻拦。当时面对王仙芝的起义，朝廷内部不仅平叛决心不够，军队甚至是各自为战，这就导致了接下来王仙芝更大规模的动作。乾符三年（876年）八月，朝廷得到奏报，王仙芝进逼汝州，东都洛阳危在旦夕。东都震惊王仙芝虽然在沂州之战中遭受小挫，但宋威的疏忽大意以及官军的厌战，使得王仙芝找到机会再次兴兵，并于乾符三年（876年）八月攻陷阳翟（今河南禹县）、郏城（今河南郏县），并在十日之内，连克周边八个州县，然后进逼汝州，直接威胁东都洛阳的安全。面对王仙芝势力的不断扩大，朝廷急忙调兵遣将，命令昭义节度使曹翔带领步骑五千以及义成军进入洛阳护卫东都宫殿；以左散骑常侍曾元裕为招讨副使驻守东都洛阳；以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精选步骑两千守卫汝州、邓州的战略要地；以凤翔节度使令狐绹带领步兵一千、骑兵五百驻守陕州和潼关。王仙芝和黄巢的起义军攻城略地，攻势越来越猛烈，朝廷不敢再掉以轻心，诏令福建、江西、湖南诸道观察、刺史，皆严格训练士卒；号召各地州县直至乡村各置兵器准备抵御起义军；同时又为宣武节度使、感化节度使、泗州防御使下达密诏，让他们各选精兵数百人在辖境内汴河边上巡逻，进而保护运载钱粮前往洛阳的漕船的安全，并规定每五日上报一份“上供钱粮平安状”。乾符三年（876年）九月，王仙芝率众数万合围汝州，一举从南门攻破城池，活捉刺史王镣，并擒杀正好在城内的刑部侍郎刘承雍。汝州距离
色色日本一区。但这只是他的一块遮羞布而已。搞经济的人都懂得，凡是搞经营事业最主要的是资金，也就是经营的资本。只要是有了资本，不怕什么盛世或者乱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越是身逢乱世，倒更是大显身手的好时机。换句话说，刘氏前辈的两代创业史不也是在乱世创造起来的吗？只可惜两代辛辛苦苦创起来的巨大家业，瞬间就因不善经营而败尽了。这是他对外改变经营的结果。再看看他十几年掌权期间对内理家的结果，自然也是可悲的。他自从1932年独掌大权以后，一改从前勤俭持家的作风，在家内马上大兴土木，自己的住房和卧室全部安装了卫生设备和暖气，以满足自己豪华的生活享受欲，连续购买了三部汽车，并且给自己的妻妾们购置了大量的珠宝首饰，其中大部分首饰当然是从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当铺中选购来的便宜货，同时他自己也动用了大量现金购买了许多钻石。用他的话来解释：钻石是当今世界上最值钱的宝贝，因为它体积小便于携带和收藏，因此他收集钻石的事当时常被同行业的人和他的几个好友所称道。后来曾有他一个当铺中的伙计在北京文史资料上写文讽刺他，说他是：“烟枪在手，钻石在囊，头枕京津两地，脚踩十三家。”以他当时的权势和财力再加上他的权术和策略，如果都用在事业的经营上，抑或赶上了政治和经济上不稳定也不至于败到后来的惨地。主要是因为他聪明才智有余而文化不足，由于文化不足，在政治上更是一窍不通，不懂政治在动乱的社会里搞经济事业的人一定是要吃亏的。何况他在当政中远君子近小人总听不进去有识之士的忠告，在国民党统治后期，物价暴涨，经济面临崩溃的时候，他仍在变卖家产搞当铺的复业，还想恢复他那“脚踩十三家”的黄粱美梦，最后终于到了一败涂地的境地。这就是以当业发家积聚的财富开始，以大部分家财仍还回衰败而告终。北京解放前夕的刘贡南，已经到了山穷水尽四面楚歌走投无路的地步，全家的生活开支完全靠变卖家里的不动产以维持。先卖全院的地毯，再拆卖全院的暖阁，然后又拆卖全院内的镜子，最后又拆卖全院的洗澡盆。等到把所有的木器家具都卖光了以后，竟然将院内的大树也锯了卖掉。当他正在发愁因房子卖不出，而没有人买就要拆房卖瓦的时候，北京解放了。马大人胡同曾有刘氏三代家族的祖产，他以特别低的价格卖给了政府。从此刘氏家族离开了这个人海沉浮可歌可泣的发源地。刘贡南在北京解放后曾两度移居天津，晚年的生活尚可维持一般，但神经有时不正常，曾数次走失，后由家人领回。于1971年病故于天津寓所，享年八十岁。
第一章(7)我的二姐刘俊卿
我的二姐刘俊卿，出生于1886年。因大姐夭亡，实际上她就是我们兄弟姐妹中最年长的大姐。同时她也是父母心中最疼爱的一个女儿。前文曾提过，她因在变乱中保护财产有功，父亲刘禹臣对她更加器重和信任。从成人到出嫁前一直由她主管着家庭里的一切。父亲为了她的出嫁曾仔细和慎重地选择门第和人才。他选择的所谓门第，不是一般讲的门当户对和低女高聘，而是要找一个从前也是比较富有的大户可现实家道中落的人家；他选择的所谓人才，重点放在相貌堂堂性格老诚方面的人上。他的这个比较独特的见解和选择，主要的目的就是以自己和财势做后盾，使自己的女儿不但不会受委屈而且还能让她主管着婆家家庭的一切。最后终于选定了做金店生意的王紫山的长子王兆年做了女婿。刘俊卿婚礼的嫁妆在当时是比较丰富的，因为木器家具比较多，厢房三间放不下，当时不但她的公婆在厢房住，就连王紫山的父母也把北上房五间让出来给孙子做了新居，而他们老夫妻也搬到了厢房居住了。这样一来，刘禹臣嫁女的第一目的算是达到了，后来没过多久，又在西城酒醋局给她买了十几间房，因此刘俊卿果然掌握了王家日常家务之大权，父母对她的一片苦心终于完全达到了目的。刘俊卿自与王兆年结婚后，先后生有二子五女，她出嫁后还经常带子女等在娘家居住，每次回娘家时，所有的家人和仆人们都要列队迎送，刘家的这种最高殊荣，在刘禹臣的众多子女中能享受的只此一人。这当然是由于父母的偏爱所造成的，但是却给她种下了晚年悲剧和不幸遭遇的根源。因为父亲刘禹臣在临终前留有遗言，每月给刘俊卿生活费用四百元。在刘禹臣死后虽然由刘贡南照办不误，但姐弟二人已然是貌合神离。这种关系一直延迟到1942年，终于爆发了姐弟间争夺遗产的诉讼，由于诉讼爆发，刘贡南借机终断了每月给刘俊卿的生活费，由于断了生活的来源，刘俊卿一家处于极端困难之中，因此她神经错乱一病不起，最后于1942年冬病故于东华医院，时年五十六岁。刘俊卿晚年的悲剧，是谁造成的？应该引起后辈们的深思和注意。附：知情人谈刘汝舟定：我问问您刘老他们家。某：当铺刘就开当铺啊，他们(指刘贡南和刘汝舟)哥儿俩，他(刘汝舟)是姨太太(生)的，在他们家里他就不占什么地位，可是他父亲叫什么来着……定：刘禹臣。某：一故去，大家伙儿抢，这姨太太跟他小啊，抢的东西不多。他的大哥(刘贡南)是拽子，胳膊锯了，得了叫什么癌什么，住天津。后来解放以后，马大人胡同那房子挺大的，里边有戏楼。他们就把这房子卖了，就搬到协和医院那正门，把角儿那地方，这儿是协和，这是那个胡同的把角儿，这个门儿。就是他大哥。定：他大哥后来怎么着了？某：很有钱啊，“文革”以后死的。大太太，邪门儿就在这儿，他(刘汝舟之父刘禹臣)一个，岳效鹏一个，盐业银行的，俩人都娶了姨太太，这两位姨太太都不如大太太好看，这两个姨太太就跟戏台上那架子花脸似的，那两个原配夫人啊，真是大家闺秀，您一瞅那说话，言谈举止，特斯文。邪门儿就在这儿。然后刘大爷跟他这小夫人就住在帅府园这儿，大太太在天津跟儿子。定：那刘老跟他哥哥关系也不是……某：不是太好。他们那院儿我没进去过。定：他们家的事我在相关的史料里都找不着，不像同仁堂乐家，一找那材料，就比他们自己说的还多好多。某：因为开当铺啊，解放后在人心目里就不是太好的事。肯定是剥削。定：不能当红色资本家。某：当不了。四、科尔沁王公的子孙
——包义、包平、包安、方虹口述
清朝的北京城，尤其是它的内城，是一个主要以少数民族居民构成的城市。所谓的少数民族，除满族王公和八旗官兵之外，还有回族与蒙古族。从崇文门往北直到北新桥，那一条条胡同以及胡同中的深宅大院，居住的主要角色，便以满洲与蒙古为最多，他们才是“京味文化”的主要载体。我敢说，对于北京社会生活史，目前的研究之所以流于空泛，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对这个特定的非汉群体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没有准确的定位和细致入微的探讨所致。有清一代，蒙古是满洲统治者最亲密、最可靠的盟友，蒙古诸部的向背是清朝统治能否稳固的关键，所以满、蒙关系非同一般。清代生活在北京城的蒙古人，来源主要有三种：一是因清朝实行“满蒙通婚”政策而来到京师并从此定居下来的蒙古“额驸”(“女婿”)与公主；二是八旗蒙古的官兵；三是因各种原因来到京师的蒙古王公贵族。这三种蒙古人中除了八旗蒙古之外，都属于居住在宅门儿的王公贵族的后代。这些蒙古人的祖先，身上带着草原、大漠的鲜明性格，有着骑马民族自己的语言、习俗与宗教信仰，他们是如何在北京这样一个城市中一代又一代地生存下来的，他们的子孙对于自己的民族又有什么样的意识、记忆和表达，这是一个很少为研究者关心过的问题，因为研究北京史的学者，几乎都忽略了京城还有这样一个族群的存在。而事实上，自清朝到民国乃至如今，蒙古人在京城政治与宗教活动中一直发挥着自己独特的、有时是不可或缺的影响。这个人群以及由他们构成的圈子，在京城文化中有着自己特有的色彩和声音，正因为京城能够包容像他们这样来自各种地域与文化的族群，才构成了如此绚烂多姿的文化层次与生活样式。和敬公主府是京城中典型的、蒙古王公居住的宅门之一。它位于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7号院，自从修建平安大道之后，它就从胡同深处脱颖而出，成为路北一座引人注目的古建筑，现在院中又修建起一家宾馆，我在里面开过会，却被禁止进入府内的主要部分，所以未得一睹它的芳颜。和敬公主(1731—1792)是清乾隆皇帝第三女，系孝贤纯皇后所生。乾隆十二年嫁蒙古科尔沁部辅国公色布腾巴勒珠尔。在蒙古诸部中，科尔沁部与清朝关系非同一般，用当时人的话来说就是“世为肺腑，与国休戚”，注320又称：“科尔沁以列朝外戚，荷国厚恩，列内扎萨克二十四部首。有大征伐，必以兵从……”注321科尔沁部是最早与满洲爱新觉罗皇室互通婚姻的蒙古部落，皇太极所立的五宫后妃都是蒙古王公贵族之女，其中有三位就出自科尔沁部，内中最有名的，就是如今被电视剧一演再演、一炒再炒的皇太极的庄妃，也就是顺治帝的母亲、康熙帝的祖母孝庄，到康熙朝的时候她已经是太皇太后了。满蒙联姻作为清朝的一代国策，在争取蒙古王公贵族为清朝效力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为使远嫁的公主安心留在蒙古，清廷制定了一系列的约束条例，最突出的就是凡下嫁外藩的公主必须离京。注322而和敬公主未遵此例，当与色布腾巴勒珠尔其家与清廷的特别深厚的姻亲关系有关。色布腾巴勒珠尔9岁即入内廷随诸皇子读书，婚后一直与和敬公主居住于京城的公主府内。不仅如此，他们夫妇的后人从此也长住京师，再未返回科尔沁草原。从色布腾巴勒珠尔算起，到达赉贝子是第七代，他的儿子多尔吉，人称多贝子，就是第八代了。多尔吉有四个子女，均姓包，分别以“儒、义、平、安”命名，包儒已经去世，我采访的是包义、包平与包安三人。对于和敬公主府自清以来的沿革兴衰，冯其利先生有大作出版，作过精审的考证。注323至于这个家族与清朝的联姻关系，我也曾撰专著作过论述。注324不拟再作重复。我在这里关注的问题有二，一是这样一个在清朝曾经十分显赫的蒙古族家庭，他们的后裔是否还有蒙古族的民族意识和认同，他们身上究竟还留有多少蒙古人的本色。二是清朝衰亡百年来，这个北京的蒙古人家庭经历过什么样的变迁，他们又是怎样看待这些沧海桑田的变化的。对此，包家三兄妹的回答有颇多耐人寻味之处，从中可知，至少在清朝与民国时期，与其说他们被“汉化”，倒不如说被“满化”更确切些。包家兄妹四人中有三人在1949年前后走上革命的道路，在那个时代的那样一个家庭，作为从旧中孕育出的“新”因素，也很具代表性。这是当时有机会上学读书、能够接触到新思想的很多年轻人都会选择的道路，与时代背景有关，与民族身份则基本无关了。(一)包义、包平口述
时间：2003年7月23日地点：北京市西二旗安宁庄南区包义家访谈者：定宜庄、毕奥南注325注359定：你爸爸是在和敬公主府长大的，也是兄妹四人中唯一在那里生活过的。方：叔叔姑姑都没在那里生活过。定：你爸爸对那段生活给你讲了多少，他怎么看待那段生活的？方：我爸对在和敬的那一段没有特殊的回顾，也许因为小吧，就是片断地讲一点儿他小时候的生活，后来好多是我妈说的。说当时家里请戏班子唱戏，说他比较小，不让他过去，他就天翻地覆地闹，最后把脑袋撞到墙上还是哪儿，撞得头破血流，结果全家听不成戏。就那样。家里还有一张照片，我爸挺小的，穿着长袍马褂，推着一个小自行车，在花园里头，因为过去都有花园，还挺好玩的。还有一些过去的老照片，可是我们家吧，一贯地，就是从我爸开始，对这段历史呢，不愿意提起，所以照片什么的也没特意地留。定：就是说你爸小时候在和敬公主府，后来没有多大就离开了。那离开了以后的日子，您知道多少？方：爸爸常和妈妈聊过去的事。我问过我妈，我妈说别看他们生活是节节往下降啊，后来经济上不是特别肥的那种，还是保持着过去那种谱吧。我妈就说都那种情况了，我奶奶还是成天挥霍，从早上起来，一天三顿酒，你不能喝粥喝酒嘛对不对。送饭都是各饭庄拿大圆笼送饭，还养着一个中餐厨子一个西餐厨子。想吃什么随时再点。完了就是打牌，要赢钱的。我妈嫁过去就挺晚的了，还各有各的用人，做衣服，那还是绸布庄带着布料、绸子料到府上去挑，挑完了给量，你想做什么，做完了再去试样子，再去送，特讲究。我最深的一体会是什么呢，我小的时候，鼓楼那儿有一个商场，我妈带我去看布，结果一个售货员，是一老头，就跟我妈悄悄说话，说大少奶奶，我妈吓一跳，说你是谁呀，他说我上你们府上去量过衣服，我妈特紧张。我回家问我妈说：“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妈说以后少到那儿去，人家认出我来了——反正都是那种特排场的，那时候已经到秦老胡同了，别看已经没落了，现在要说起来还是那种特豪华的生活。我爸(在家)是啥都不动。我爸的手永远是细细的，软软的，都不沾水。所以就是说，虽然解放后了都是干部都是啥的，其实跟过去一样，也就是在家里头啥也不做，我妈就说，说你爸解放后别看是干部，这个那个的，就跟在家当老爷一样，就没有这习惯，你想过去小时候……定：你们家好几个保姆呢。方：我妈有时候评论评论，说他们老包家，反正是……嗨，公子哥儿，享乐长大的。我们老家在东蒙，科尔沁的，听我爸讲当时那儿有林子，有牛有羊，特别大的，每年人家来送，跟《红楼梦》似的，到时候就送钱送东西。解放以后我爸还挺庆幸呢，说解放以后，咱们这儿倒是纷纷地，不是参加革命了，就是上政协了，摇身一变又成红人了。那儿的二地主说是恶霸，全给枪毙了(笑)。定：其实你们家那时候还算是很有钱的，虽然没落了，是不是从和敬公主府那儿还能有进项呢？方：分了。听大人说，当时我爸的爷爷他有六个还是几个姨太太，我爷爷这边分的算多的，好像因为我爸是长房长孙，等于我爸跟他们那一辈的也一样占一份，等于我爷爷这边占了两份。其他的姨太太可能权力比较大，照理说我们这家应该算正份儿的吧，可是主份儿是在姨太太家，我是听姑姑和四叔说的，可是因为有我爸爸的关系，还是多分了，所以还能继续享受，买房子买这买那的，过去在秦老胡同，还有在帽儿胡同，不是都有一些大宅子么，当时有一段是租的，租的然后又从和敬公主府弄的银子，买的帽儿胡同还是秦老胡同的房子，我不清楚，他们搬到那里头，反正是能折腾。我妈结婚的时候说那里头还有祠堂呢，有牌位的，包括公主的都有，一到过年挨着个儿磕头，磕完了头就到长辈的屋里头，人家给红包，这程序一完了，我爸拉着我妈说走了，没事儿了，钱拿完了就走了，骑自行车跑了，玩儿去了。我们家败就是从我太爷爷，我爸的爷爷把大注的钱给姨太太。那回包安还说呢，说：“哎呀，老包家有一毛病，大注的钱，主要的钱都不给正室，都给歪地儿了。”定：一个是姨太太败，一个是东北的土地让日本人“土地奉上”了。方：所以老包家挺恨日本人的。我爸中学是上的崇实，蒙藏学校也待过。崇实中学的毕业证我看见过，蒙藏学校因为他老讲，我没特别着耳朵听。我爸在燕京学习挺好的，在学生中地位也挺高，学生会主席。燕京的学费不是挺贵的么，他念得好，很多学费都是免的，优秀学生才免呢，我爸就拿缴费的单子，周武王灭商，到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被杀，这段时期被称为西周。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到公元前256年被秦所灭，这段时期被称为东周。东周又分为春秋与战国两个时期。春秋时期一般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开始，到周敬王四十四年（前476）为止；周元王元年（前475）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为止是战国时代。周武王灭商之后，大封诸侯，但是，在周初分封的诸侯中，不见秦人的踪迹。由此可知，西周初年的秦没有诸侯的名分，只不过是一个小族群。到西周第八位天子周孝王时期，秦人的地位有了转机。当时，秦人的首领是非子。非子很喜欢马和其他牲畜，且善于养殖，他养的马繁殖快，马匹长得膘肥体壮。当地人把这一情况报告到周王那里，周孝王召见了非子。于是，善搞养殖业的非子被派到汧（qiān，千）水与渭水之间主管马匹，其业务精湛，颇受赏识，因此被封于秦（今甘肃陇西），并让秦人“复续赢氏祀，号曰秦赢”，这是秦人得到采（cài，菜）邑的开始。采邑是古代天子、诸侯封赐给所属卿大夫世禄的封地，也称食邑。而卿大夫因世代以采邑为食禄，故也用食邑代指卿大夫。这样，非子成为秦赢的合法继承人。采邑只是卿大夫的封地，还远远比不上诸侯的封地。因此，得到采邑的秦赢只是一个卿大夫。那么，卿大夫与诸侯是什么关系呢？自周初开始，周天子把天下划分为若干领地（领主管理的土地），分给他的亲属、功臣，让他们成为诸侯。诸侯要服从周天子的王命，定期朝贡述职；但是，在诸侯的领地中，他们又是世代相袭的最高统治者。诸侯在其国中又分封领地给卿大夫，卿大夫只有领地，没有政权。卿大夫的领地就是他们的采邑。所以，卿大夫比诸侯的地位低，而且，卿大夫没有国，即没有政权。由此可知，秦人最初比东方的诸侯如晋、齐、燕的地位要低得多。尽管秦人地位比东方的诸侯地位要低，但凭借一技之长，总算是在以周天子为塔尖的金字塔政体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这意味着秦人踏出了从政的第一步，这一步至关重要。周幽王烽火娱褒姒秦襄公勤王封诸侯秦人获得封邑，是秦始皇家族走向政治舞台的第一步。但是自此之后，秦始皇家族一直没有太大的作为，直到西周王朝走向穷途末路之时，秦始皇家族才抓住了一个历史机遇，为其发展奠定了基石。那么这个历史机遇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秦始皇家族又是如何把握这个历史机遇的呢？这两个问卜题和西周王朝的衰败密切相关。西周王朝公元前11世纪武王伐封建国，到周幽王时期亡国。秦国由卿大夫被提拔为诸侯，恰恰伴随的是这场变化——周天子的地位在逐步下降，西周的王制在走向衰落。这一过程很漫长，在其间，有三位周王应当负不可推卸的责任。第一位就是周厉王。周厉王的失误有两点：一是与民争利，二是压制言论。周厉王在位时期，不准“国人”（西周、春秋时期住在国都人的通称。他们有户口可以住在国都，具有公民权，可以从军，充当基层官吏，参加祭祀；和“国人”对立的是“野人”。因此，“国人”是一股重要政治力量）利用山林和水面，把这些生产资料收归国有。结果严重损害了“国人”的利益，引发了“国人”的强烈不满。面对“国人”的愤懑，周厉王不但不思悔改，反而派了大量特工，监视“国人”，谁敢在背后议论，杀之无赦（以告，则杀之）。这导致“国人”见面不敢打招呼，在路上碰见了熟人也只能交换眼色（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可见“白色恐怖”的严酷。周厉王控制言论，短期之内产生两种结果：一是“其谤鲜矣”，二是“诸侯不朝”。周厉王本人还沾沾自喜地对他的大臣召公说：我能禁止他人说我的坏话了！（厉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他手下的大臣（召穆公）对厉王进谏说：堵住百姓的嘴不让他说话，比堵住河水不让它流淌的危害还要大。堵住河水不让它流，最终会导致决堤，会伤害很多人，堵住百姓的嘴不让他们说话，何尝不是这样呢（防民之口，甚于防水；水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有朝一日也会决堤的，恐怕那时悔改也来不及了。但是，周厉王还欣欣然地沉浸在短期政治高压的效果中，对召穆公的谏言充耳不闻（王不听）。在这种情况之下，国内是没有人敢讲话了。不过，三年以后，也就是公元前841年，忍无可忍的“国人”，“乃相与畔，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周厉王从镐京（今陕西西安）出逃，流窜到了彘（今山西霍县）。周厉王从镐京出逃时，他的太子静藏在召穆公家里，“国人闻之，乃围之”。最后，召穆公没有办法，“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脱”。周厉王逃亡之后，由大臣召穆公、周定公主持政事，史称“共和行政”。这一年（共和元年，前841）成为中国历史有确切纪年的开始。又过了十四年（前828），周厉王死于流放地，太子静被拥立为周宣王，召穆公、周定公交还政权（一说朝政由共（gōng，躬）伯和执掌。共伯和是西周时期的共国（今河南辉县）君，周厉王出逃后，他受诸侯拥戴，代行王政。周天子被“国人”赶出京城，客死于流亡之地。天子的颜面扫地，权威尽失，这是西周王朝衰落的开始。第二位导致西周衰亡的周天子是谁呢？周宣王。周宣王登基后，采纳大臣召穆公等人的意见，整顿朝政，曾经出现一度中兴的局面。但是，宣王晚年，连续用兵失利，先是败于姜氏之戎（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后来，又在南征中损失了“南国之师”，军力受到重创，再次陷人危机。西周初年，周王室拥有“西六师”、“成周八师”、“殷八师”等大量军队，周天子的军力远远强于诸侯，这是周天子号令天卞诸侯的军事保证。但是，到宣王时期，周天子的兵力损失极大，已经严重不足。大臣劝谏周宣王举行天子籍田助耕的礼仪，这虽然只是一种形式，却需要各国诸侯齐至，正是强化权威的有利时机。然而，周宣王不听劝谏（王弗听）。曾经有所作为的宣王没能担当起重振周室的大任，反而因不听劝谏而使兵力大大削弱，失去了号令诸侯的军事保证。第三位导致西周灭亡的周天子是谁呢？周幽王。周幽王是怎样摧毁了西周的呢？曾经号令天下诸侯的西周被灭于犬戎之手。公元前771年，申侯联合增侯、犬戎，对西周都城镐京发动突然袭击。周幽王见势不妙，立即点燃烽火，希望诸侯能够率兵保卫京城。但是，看到镐京的烽火，却鲜有诸侯率兵勤生（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结果，西周都城被犬戎攻破，幽王逃到骊山被杀，镐京的财宝与美女褒姒（sì，似）都被掠走（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西周王朝宣告灭亡。周天子自立国之初就拥有号令诸侯的权力、如果诸侯不听从周天子的号令，周天子就可以对之进行征伐。因此，孔子说：“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为什么周幽王点燃烽火竟无人勤王呢？这件事其实是和一位女人有关，她就是美女褒姒。周幽王本来就是一位昏庸之王，他宠信了一位贪财图利而又善于逢迎、能说会道的大臣主持朝政，导致民怨鼎沸一。后来，褒国进献了一位美女褒姒，周幽王非常宠爱褒姒，对她的话是言听计从。周幽王废掉王后申后和太子宜臼，立褒姐做王后，并且立褒姒的儿子伯服为太子。太子宜臼被废，只好和其母亲逃回申国。褒姒虽然美艳绝伦，却是位冷美人，特别严肃，不爱笑（褒姒好笑）。幽王想尽了一切办法，希望博得褒姒一笑，但始终未能成功（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黔驴技穷的幽王竟然下令：点燃烽火台。烽火台本是国都镐京遇险时紧急征召天下诸侯勤王的标志，烽火一起，说明国都有警，各地诸侯会纷纷率兵前来救驾。但是，当各地勤主的诸侯赶至京城时，却看不到敌兵。褒姒看到各地诸侯心急火燎地奔到京城城外又见不到敌兵的尴尬情景，放声大笑（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褒姒一笑，幽王开心极了（幽王说之），很有成就感。然而，各地赶来的诸侯却满腔怒火，因为镐京并无凶险，也没有外敌来犯，幽王举烽火不过是为了博得美人莞尔一笑。但是，大家敢怒而不敢言。幽王的昏庸并没有到此为止，由于当时没有其他的娱乐项目，于是“数举烽火”便一发而不可收。有位大臣劝周幽王：烽火台是救急用的，这个玩笑开不得。大王如此戏弄诸侯，真有急事，诸侯又认为大王在戏弄他们，不派兵相救，那会怎么样呢？但是，周幽王此时像着了迷一样，为了博得褒姒一笑，根本听不进忠言劝告。所以，后来幽王再举烽火，各地诸侯都不再赶来救援（其后不信，诸侯益亦不至）。这就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周幽王大玩“狼来了”的游戏，终于自食恶果，就是这一“点”一“笑”，美人没了，江山没了，自己的性命也玩完了。申后的太子被废，这使申后的父亲申侯十分恼火，便联合增国与犬戎，攻灭幽王（申侯怒，与增、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被杀之后，诸侯与申侯共同立幽王原来的太子宜臼继位，史称周平王（于是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平王继位之后，犬戎时时刻刻威胁着镐京。周平王没有充足的兵力保卫镐京，只好远离犬戎。公元前770年，他将周王朝的都城迁到洛邑（平王立东迁于雒邑，辟戎寇）。这一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东周的开始。周平王东迁洛邑（令河南洛阳）之后，周王室的力量更加衰落（平王之时，周室衰微）。东周时代，天下的诸侯相继称霸，这些霸主成为天下真正的主宰者（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这就是孔子说的“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时代。历史由此进入了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就成为春秋时期的开始。西周王朝的逐渐衰亡为秦始皇家族走向历史舞台创造了一个历史机遇，尤其是当西周最后一个天子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视国家大政如同儿戏的时候，大部分诸侯对周王朝丧失了信心，没有勤王，导致周幽王最终兵败被杀，西周灭亡。但当时秦人审时度势，奋起勤王，之后又亲率大军护送周幽王的儿子周平王东迁，建立了东周。这位率兵勤王之人是谁呢？他就是秦始皇之前第三十五位、秦君中的第六位秦襄公。秦襄公这一次勤王很了不得，这是秦国在崛起之路上非常重要的一步。这次勤王至少说明秦襄公具备两点政治素质：第一，他有政治眼光，他知道，这是一个历史机遇。第二，他有政治魄力，敢于带兵救驾，因为他明白，要想得到封赏，必须讨好周天子，所以别人不去救我去救，别人不来我来，别人不打我打，而且他这一次打得还很有力。秦襄公抓住了这次历史机遇，勤王作战非常有力，立下了赫赫战功（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平王东迁的时候，为了报答秦襄公的救援，第一次封秦襄公为诸侯，并把自己现在守不住、将来也管不了的岐山以西的大片土地（西戎之地）赏给了秦襄公。平王对秦襄公说：犬戎不讲道义，屡屡侵夺我岐、丰之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如果秦能攻占其地，驱逐犬戎，就把岐、丰之地封给你们（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并且赐予秦襄公爵位（与誓，封爵之）。秦襄公这次勤王得到了两样珍贵的礼物：一是立国封侯，二是经营西戎。先说立国封侯。秦襄公由于率兵勤王被正式封为诸侯，可以和原来的诸侯国开始互派使者（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周初分封诸侯没有秦，所以，秦人在秦襄公正式被封侯之前的政治地位十分低下，与已经封侯多年的齐、楚、燕等国根本不能平起平坐。秦襄公的立国封侯使秦国获得了一笔重要的政治资本——能与原来的诸侯国势力均衡了。周代社会非常重视名分。秦人在此之前只是个卿士，并无资格与关东诸侯平起平坐，更谈不上称霸天下、统一全国了。秦人自襄公起，有了诸侯的名分，这是秦国最终统一天下的基础。所以，在秦国的发展史上，秦襄公是第一位有巨大贡献的君王。再说经营西戎。西戎是中国古代西部一个族群，他们占据了大片土地。杀死周幽王的犬戎即属于这一族群。当时西戎的势力很大，周平王为了躲避西戎的侵扰，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发祥地迁到洛邑避难。虽然周平王将西戎之地封给了秦襄公，但实际上，统治这一地方的仍是西戎。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周平王的这一赏赐只是一纸空文，但是，这一纸空文对秦国来说却意义非凡，它使秦国获得了攻占西戎大片土地的合法性。秦国从此可以公开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大张旗鼓地攻取西戎之地，建立起以关中为中心的根据地。这就好比赏给你一套房子，房产证也给你了，不过，房子里目前有别人住着。但是，这个“证”非常重要，它证明这套房子从法律上讲是属于你的。至于何时收回，那只是时间问题。所以，对于秦国来说，襄公立国是秦国兴盛发达的重要一步，也是它日后统一中国的关键一步。秦襄公锐意进取，一生致力于夺取西戎之地，最终战死在与酉戎作战的战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对于逐步崛起的秦国来说，秦襄公无疑是第一座巍巍丰碑。我们用较多篇幅来讲述西周的亡国，是想说明一个观点：西周的亡国给秦国崛起创造了一个历史契机，秦襄公抓住了这个历史机遇，使秦国走上了一条振兴之道。大国的崛起无不有一定的历史机遇，抓住机遇者盛，失去机遇者衰。秦襄公抓住了秦国兴盛的机遇。秦襄公虽然获得了攻占西戎的赏赐，但是，秦襄公直至战死疆场都没能占领西戎。所以，他并没有从周平王的封赏中得到任何实惠。亡由余戎王纳女乐霸西戎穆公得其实秦襄公拿着房产证光想把房子收回来，他就去跟西戎打，一直到最后战死、都没能把西戎之地夺过来。秦襄公战死之后，秦国经历了七代国君，在近一百七十年里都没有什么作为，也没有从周王的封赏中得到实惠。但是，到了秦穆公时期，周平王的恩赐才使秦国获得了极大的回报。这叫做：襄公有其名，穆公得其实。秦襄公战死疆场都没能得到的东西，秦穆公凭什么就得到了呢？这主要得力于一个人。这个人是谁？他为什么能够让秦穆公得到这么大的回报呢？这个人叫由余。由余的祖上是晋国人；后来逃到戎地。戎王听说秦穆公非常贤明，为了了解秦穆公，于是派由余来秦国做实地调研。听说戎王的使者由余来了，秦穆公特意安排由余参观巍巍壮观的秦宫和宫中价值连城的大量财宝。秦穆公为什么要这样做？只能有一个答案：夸富、炫耀。但是，由余参观完之后却淡淡地说了四句话：这些东西如果让鬼神造出来，也能把鬼神累死；你让人民造出来的，那真是苦了天下的民众啊（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由余并没有羡慕富丽堂皇的秦宫和各种稀世珍宝、反而直截了当地提出批评。由余为什么要批评秦穆公呢？因为由余既看透了秦穆公的用心，又感到秦穆公的夸富非常可笑。由余的回答使穆公大为惊诧，于是问：中原各国用“德”（诗书礼乐）和“法”来治理国家，还不时出现战乱，戎人没有诗书礼乐与法律，他们靠什么来治理国家？由余笑答：这就是中原各国出现战乱的原因啊！自从黄帝创造了礼乐法度，并亲自带头贯彻执行，也只是实现了低水平的太平。到了后代，君主一天比一天骄奢淫逸。仗着法律的威严监督民众，民众不堪忍受了，就怨恨君上，要求实行仁义。上下互怨，篡夺屠杀，甚至灭绝家族，都是由礼乐法度引发的。戎人可不是这样。在上位者怀着仁德来对待臣民，臣民怀着忠信侍奉君上，整个国家的政事就像一个人支配自己的身体一样轻松自如，根本不需要什么治理的方法，这才是真正的圣人治国（一国之政，扰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也）。穆公听了
王巍：我们发掘了一千多座墓葬，其中有九座大型墓，每个大墓中都有一个龙盘，直径约五六十公分，画着一个盘龙，好像正在吐出舌头信子一样。这个盘上的龙跟后来龙的形状实际上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