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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头萝莉视频在线观看分列着被称为三雍的大型皇家礼制建筑。“三雍”包括明堂、辟雍和灵台，其中明堂是宗祀帝王的“天子之庙”，辟雍是皇帝“行礼乐、宣德化”的场所，即所谓的“天子之学”，而灵台则是占星云、卜吉凶的地方，也是古代的天文观测台。东汉杰出的科学家张衡设计制造的浑天仪和地动仪，都曾被安放在这个灵台之中。王鲁湘：现在看来，灵台是貌不惊人的土堆子，可是它在世界科技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徐金星：完全正确。王鲁湘：据说张衡当年在这里主持工作？徐金星：对。他曾经亲自组织、主持、参与灵台的工作，观测天象、日月星辰，进行天文研究。这个台子现在已经不是原来的模样了。原来它有两层平台，第一层平台跟地面差不多平，再上面还有第二层平台，它是四方形的，四个方面都有平台。西方面的平台有五间建筑，五间建筑后面，就是依托着灵台的夯土台，它向里面挖了一个密室。据记载，密室里面装的就是浑天仪。灵台顶上，是观测天象用的，“上平无屋”，上面是平的，没有房子，人们在上面观测。在密室里边，人就看着浑天仪。王鲁湘：浑天仪有天上的黄道。徐金星：平台上的人看天体运行，“昴星始现，昴星正中，星移斗转……”密室里就看浑天仪，刚好完全吻合。他们的分工非常明确，几个人观测太阳，几个人观测月亮，几个人望天象，几个人观测星星，当然，有一个管理这一切的人，叫台丞。王鲁湘：就是气象台长。徐金星：对。这个灵台机构规模巨大，分工明确，在那个时候应该是代表世界天文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了。东汉在洛阳城定都，总共经历了196年。与早年的辉煌相比，东汉后期皇室衰微，朝纲败坏，民怨四起。并州牧董卓此时趁机作乱，挟持汉献帝，自为相国，权倾朝野。他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还胡作非为，放纵西凉士兵冲入民宅，强掠财物，奸淫妇女。洛阳城中民不聊生。公元190年，各路军阀纷纷起兵，联合讨董。董卓于虎牢关大败，决定逃往长安。临行前，他下令将洛阳的宫殿、宗庙、官府、民宅尽皆焚毁，又让大将吕布掘开帝侯公卿的陵冢，盗取墓中珍宝。可怜昔日赫赫东汉帝都，顷刻间化为一片焦土。然而，汉魏洛阳城的故事并没有因为一个董卓而结束，相反，一座更大更恢宏的洛阳城即将在这片废墟上巍然立起，继续书写它惊世的沧桑。三、魏晋风骨
进西苑后，李隆基因为内心十分抑郁而身染重病，皇帝李亨也因为怏怏不乐而卧病在床时，当时身为太子的李豫的地位正面临着严重的威胁，但李豫并没有顾忌很多，在自己前途未卜的情况下，李豫不顾李辅国的嚣张跋扈，不分白天黑夜地往来于两宫之内，悉心侍奉太上皇和父皇。对于李隆基而言，李豫算是尽了孝道，平稳将太上皇送到了人生终点，这个李隆基最为宠爱的嫡皇孙终于没有辜负于他。但对于父皇李亨来讲，李豫直到他临去世的那天，内心依然充满无限的遗憾，只因为自己的父皇在李辅国发动的兵变中惊恐过世，而自己却因为李辅国的强行软禁，不能在父皇身边陪他最后一程。值得一提的是，在李豫派杀手除掉李辅国后，他将杀手带回来的李辅国的一只手臂送至埋葬父皇李亨的泰陵进行祭奠，这既是一种发泄，也是一种告慰。坦白地讲，李豫的一生有诸多遗憾，他贵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却没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让父皇李亨看到安史叛乱的彻底平定。生母吴太后英年早逝，让李豫过早失去了母爱，虽然他一直生活在李隆基设置的百孙院中，生活似乎并不孤单，但谁都明白无论是谁也代替不了母亲。所以成年之后的李豫在很多事情上表现出了超越常人的仁慈，如极度忍受三大宦官和权臣元载的嚣张跋扈，以及姑息河朔三镇的做法，表面看起来实在与他拥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颇为不符，但在我看来除了某些客观因素之外，不能不与他过早失去母爱，进而形成了一种柔弱的性格有关。从这一点来看，李豫很像他的先祖唐高宗李治。除了对待父母留有诸多遗憾之外，事实上李豫的情感之路走得也是颇为不顺。对情感道路上的遗憾，李豫除了埋藏在内心之外，他还付诸实际行动想要去弥补，他的做法和李唐诸多先帝相比，颇有些感性色彩，甚至可以说不能用理智去控制。在唐朝所有的皇帝中，没有哪个会把自己的皇后遗失，李豫是唯一的一个，当然这不能怪他。皇后沈氏出身江南太湖流域名门，祖辈世代为官，父亲沈易直曾官至秘书监。沈氏温婉贤良，在开元二十二年被选入东宫，被当时还是太子的李亨赐给了广平王府，就这样沈氏来到了李豫身边，不久后成为了广平王妃。李豫和沈氏十分恩爱，一起走过了十六年的岁月，这十六年里两个人相濡以沫，在人生道路上互相搀扶、互相支持，两个人本以为他们的生活就这样平静地过下去，但安史之乱的爆发打破了这种平静。李隆基带领众人仓皇逃离长安时，除自己的嫔妃、皇子、皇孙及公主之外，其余人全都因来不及召集而丢弃在长安，这其中也包括沈氏。安史叛军占领长安后，沈氏被迫做了俘虏，送进东都洛阳掖庭宫为奴，后来李豫担任天下兵马大元帅后收复洛阳后，重新找到沈氏，当再见面时想起沈氏经历的种种苦难，李豫不禁伤感万分，从那一刻起他发誓这辈子再也不会让沈氏受委屈。李豫将沈氏安置在洛阳宫中，身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的他此刻还不能和沈氏尽叙相思之情，他必须要时刻以平叛为己任，完成李唐皇族交给他的使命，只是让他想不到的是，在他奋力拼杀疆场之际，史思明再次攻陷洛阳，虽然李豫很快重新收复洛阳，但沈氏却不知去向。当时李豫派人四处寻找，但每次传回来的消息都是没有结果。随着一批批人的空手而还，李豫开始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虽然他努力地不想让脑海中涌现出那股不祥的想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还是不得不承认沈氏可能已经死于乱军之中。每当想起沈氏在乱军之中，渴求回到自己丈夫身边的场景时，李豫总会伤心绝望地大哭起来，对于大唐帝国而言，李豫尽到了责任，但对于妻子而言，李豫显然觉得有愧于她。只是，这种愧疚是一辈子再也无法弥补的！虽然遍寻沈氏无着，但既然没有找到尸体，李豫的心中总还抱有一线希望，当了皇帝后李豫派人继续到全国各地寻找沈氏，即使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李豫也从没放弃努力，只希望上天能够给他带来奇迹，让沈氏重新回到他的身边。永泰元年（765年）七月，外出寻找沈氏的特使为李豫带回一个消息，说寿州崇善寺有一个尼姑叫广澄，自己登门前来说是太子李适的生母沈氏，李豫听到消息后大喜过望，立即让人将这个自称沈氏的尼姑广澄召进宫来。李豫本以为自己的努力真的换来上天的回报，而且当他见到“沈氏”后，也确实发现这个尼姑广澄和沈氏容貌相似，只是因为很多年过去了，显得过于苍老。兴奋之下的李豫本以为真的找到了沈氏，就在他准备迎回“沈氏”时，这个尼姑广澄终于露馅，在面对太子李适时，她居然不认识。经过审查核实，这个自称为沈氏的尼姑广澄原来是太子李适年幼时住在大明宫少阳院中的一个乳母，这么多年太子早已经长大成人，她是不可能认出李适的。气急败坏的李豫一怒之下，下令将这个冒牌货鞭杀于午门之外。直到唐德宗李适即位后，他依然对生母沈氏存活在世上抱有一线希望，他执意派人继续在全国范围寻找，等来的却是和当年父皇李豫一样的结果——冒牌货不断。最逼真的一次，李适居然已经完成了认母仪式，结果高力士的养子高承悦从外地赶到京城上奏说这个“沈太后”的真实身份是高力士的养女。李适得到消息后，派高力士的养孙樊景超前去查验，结果证实确实“沈太后”的真实身份确实是高力士的养女，只是年龄相仿，相貌十分相似，而且手指和沈氏一样都有刀伤。不过李适的处理方法和李豫不同，他下令免罪放还这个冒牌货，并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朕宁受百欺，欲以后求得一真！”自此之后，世上再无关于沈氏的消息，李适只好追谥沈氏为睿真皇太后，奉祭服葬于埋葬李豫的元陵。……久寻沈氏未果，李豫最终被迫接受了现实，大历三年（768年）二月册封后宫的独孤氏为贵妃。值得一提的是，后宫之中贵妃的地位仅次于皇后，这说明李豫虽然钟爱独孤氏，但在内心深处谁也不能取代沈氏的位置，甚至一直到他去世为止，也没有册立皇后。或许是因为他恪守太子之母应为皇后的惯例，从而想把皇后的位子留给沈氏。但在我看来，一个男人只有对深深扎根于自己加心中的女人，他才会做出如此举动，何况李豫是高高在上的皇帝，他可以有诸多选择，但最终没能迈出那一步，这足以说明沈氏已经深深烙印在李豫的灵魂深处，即使是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也会自难忘。独孤氏的出现让李豫的生活逐渐恢复了生机，而且独孤氏和沈氏一样，都是温婉贤良的女子，其家族为三朝外戚，独孤氏以姿色绝美而被选入宫中，受到李豫的宠爱。独孤氏为李豫生下了韩王李洄和华阳公主，尤其是华阳公主因为聪明过人，善于随着李豫的喜憎而应对，受到李豫的特别钟爱，但大历九年（775年）十月，华阳公主因病夭亡，李豫陷入了极度的悲痛之中。但李豫怎么也不会想到，华阳公主的病逝为独孤氏带来的是致命的打击。独孤氏仅仅在为李豫带来七年的美好时光后既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大历十年（775年）十月，独孤氏因为思念华阳公主过度而身染重病，在一个漆黑的夜里，来不及和她的夫君说上一句话便撒手西去。刚刚走出沈氏阴影没几年光景的李豫，几乎承受不了这连续发生的不幸而遭到沉重的打击，在一阵近乎撕心裂肺的痛哭声中，李豫下令将独孤氏的遗体安放在内殿，以便天天探视。自此之后，李豫几乎每天都到内殿看望独孤氏，每次当他看到自己心爱的女人静静地躺在那里，犹如熟睡一般，李豫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要唤醒她，但很快现实告诉他，这个自己心爱的女人早已经和他人鬼殊途。李豫将独孤氏的遗体安放在内殿中长达三年的时间，一直不忍下葬，直到大历十三年（778年）十月，才在朝臣的一致请求下，安葬独孤氏于庄陵（今陕西三原县东北）。下葬的那天空中飘起了小雨，似乎是被李豫的痴情而感动得落泪，在一片哀怨的氛围中，李豫目送爱妻的棺椁逐渐埋入黄土之中，虽已经过去三年的时间，但那一刻李豫还是犹如被撕裂了心肺一样而失声痛哭。此恨何时已。滴空阶、寒更雨歇，葬花天气。三载悠悠魂梦杳，是梦久应醒矣。料也觉人间无味。不及夜台尘土隔，冷清清、一片埋愁地。钗钿约，竟抛弃。——纳兰性德《金缕曲?亡妇忌日有感》在我看来，李豫虽然不知道千百年后纳兰性德会写出如此凄美的爱情挽词，但这首词确实最能反映李豫当时那种肝肠寸断的感觉。李豫一生情路波折，沈氏的不知所终，独孤氏的突然离世和华阳公主的夭亡，都让他悲痛至极，甚至完全超出了他精神所能承受的极限。在安葬独孤氏的一年后，李豫陷入了漫长的忧郁之中而一病不起。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李豫在精神极度虚弱之中病逝于紫宸殿，走完了他五十四年的人生之路。因为情路波折，李豫始终在精神重压之下生活，同时也形成了他复杂的心态。千百年来很多人诟病他的政治策略，但是当你明白他的政治策略是反复平衡他那复杂心态后而作出的决定时，你就会理解这个仁慈的皇帝原来有许多不被人理解的苦衷。复杂的心态李豫所处的时代是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转折时期，无论从经济还是政治角度而言，都是剧烈动荡变化的时代。安史之乱爆发以前，李豫是帝国百孙院中的佼佼者，接受了优越良好的文化教养，是唐玄宗李隆基最钟爱的嫡皇孙。安史之乱爆发后，他担任天下兵马大元帅统筹部署安排平叛工作，完成李唐皇族交给他的使命，进而在李辅国发动的政变中被拥戴为帝。当上皇帝后他在动乱之后努力寻求大治，改革漕运和税制是他治国中的亮点，而再造李唐一统河山、稳坐皇位是他不懈的追求。前边我们详细介绍了李豫的作为，很长时间以来他都给人一种性格谦和、心胸开阔、宽而善断、喜怒不形于色的感觉。但李豫一生中让人诟病最多的，却是他对河朔三镇的姑息，因为从整个唐朝的宏观历史来看，大唐帝国的逐渐衰落和分崩离析，河朔三镇的危害是源头之一。尽管李豫姑息河朔三镇有其各种复杂的原因，但李豫作为一国之主，他本心是不可能更不愿意对危害李唐皇权的个人或势力进行姑息的。李豫当时作出这个决定本身源于一种复杂的局势，当然还有他那复杂的心态。可以说，对河朔三镇的纵容中既有形势所迫，也有其性格使然。从形势上来看，历经八年安史之乱，大唐帝国已经元气大伤，失去内重外轻的军事态势，兵力布局被打乱，西北边防空虚，如需要彻底根治安史旧部的残余势力，仅仅依靠帝国自身是远远不够的，这就需要借助回纥等西北胡族的兵力，但在平叛的过程中，回纥部族虽然作战勇猛，但他们同样表现出了野蛮的习性，不仅在长安大肆烧杀抢掠，而且损毁宫殿，胡作非为，已经严重损害了帝国的利益，这一点李豫深有感触，所以从李豫内心来讲，随着叛乱的渐趋平定，是不想再继续引狼入室的。不借助回纥等部族的兵力，就无法采用武力手段彻底剿灭安史叛军的残余势力。但要知道人家虽然名曰残余势力，但手中的兵马和武器并不残缺，所以摆在李豫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招降收编。但李豫清楚地知道，他准备招降收编的这些人可不是那些市井无赖，随便发个告示，把对方哄进京城，然后给个官做就万事大吉的。招降这些人的前提首先必须是不能损害对方原有的利益，在那些安史旧部看来，他们最担心被损害的利益，就是失去已经占领的地盘和军队，如果李豫处理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会再起战乱，所以李豫只能原封不动地保持已经形成的格局不变。而且当时摆在李豫面前的还有吐蕃这只老虎，在安史叛乱刚刚平定时，吐蕃人便挥师前来，最终迫使李豫放弃长安逃往陕郡。当时连战略眼光独到的郭子仪也上疏李豫，认为吐蕃、党项部落虽然属于蛮夷，但因为地理位置特殊，且民风彪悍拥兵甚重，对于他们的入寇，绝不能掉以轻心，应该做好长期防御的准备。而要想长期做好防御准备，首先内部必须要安定，正所谓攘外必先安内。可以说李豫之所以姑息安史叛军，顾忌吐蕃这个外敌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针对上述这些现实处境，李豫为当时深处动荡的大唐帝国制订了一个战略计划，那就是在根除安史叛军残余势力尚感力量不足之时，暂时姑息安史旧部，并对仆固怀恩和河朔的骄兵强将暂时实行两个方面的妥协以求平稳。在李豫看来，只要保持住这种相对稳定的局面，对外专心防御吐蕃、回纥、党项等部族，进而稳住帝国的整个局面，然后再励精图治，待到帝国恢复元气后，再一点点地根除安史旧部的隐患。其实，当时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可供李豫选择，一边是一触即发的战乱，一边是使用隐忍换取暂时的和平，但未来却有更大的空间去清除隐患，我想无论是谁都会选择第二条路径。所以我们也就明白了为什么河朔三镇会形成，为什么仆固怀恩会叛乱那么久而不倒，为什么吐蕃人在撤出长安后，李豫没有继续组织反击，其实这一切都是不得已而为之。我相信在面对这种局面时，李豫的内心一定是苦闷的，因为这与他内心的期望实在相去甚远，但面对依然深陷困境的国家，李豫又能怎样呢？你可以认为这是一种隐忍，也可以认为这是一种妥协，但李豫始终没有丢掉恢复太平盛世的理想，只是历史在他完成使命后，并没有给他施展抱负的机会，河朔三镇居然成为了大唐帝国后期祸患的一个源头，我想李豫如果在天有灵，定不会瞑目。或许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历史局限性！从性格角度而言，李豫虽然具备仁慈之心，但很多时候也表现出左右摇摆的态度，如从重儒遵道到独崇佛教，最后又重新归于儒家实行仁政，就可以看出李豫在某些时候对自己所走的道路并不是那么坚定。在李豫之前，李唐皇族崇信道教，这是由来已久的传统，虽然也有少数人（如武则天）信仰佛教，但基本上都是佛道二教并重，并没有偏向哪一方面。但到了李豫这里，情况出现了另一种变化。在大历二年（767年）之前，李豫和他的先辈们一样，特别喜好儒道，专习《礼》《易》，崇尚仁孝。可是从大历二年开始，随着元载、王缙等人逐渐被重用，李豫的行为方式开始发生变化，尤其是元载进入宰相班子后，李豫忽然间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元载和王缙都是佛教的狂热信奉者，在鱼朝恩被清除之前，元载一直都是李豫的宠臣，所以李豫对佛教产生兴趣不能不说与元载的影响力有很大的关系。但由于性格偏软的原因，从元载被重用的那一天起，李豫就对佛教陷入了一种非正常对待的状态，甚至达到了痴迷的程度，进而在随后的几年中出现由于佞佛过度，朝臣争相效仿，以至于政事懈怠，朝纲开始出现些许紊乱。然而事实上，元载的影响力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关键还是出现在李豫本人这里。那么我们不禁要问，除了元载的影响之外，还有哪些原因会让李豫的宗教信仰产生如此重大的转变呢？纵观李豫先前的经历以及当时的形势，可以说李豫的转变有其必然性。安史之乱平定后，李豫长时间紧绷的神经逐渐松弛下来，随即对有功者加官进爵，归降者姑息宽容，入援平叛的少数民族部族进行赏赐，李豫本以为可以就此尽享太平盛世。但朝廷内部却出现了问题，三大宦官相继为祸，仆固怀恩那样的强将武夫又割据犯上，边疆强敌吐蕃又不断进犯，甚至连京城长安也差点送给人家，这一切都让刚刚放松神经的李豫瞬间又紧张起来。这种巨大的形势反差，让李豫产生了极度困惑，他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战乱刚刚平息，转瞬之间又刀兵四起。当时恰好元载、王缙逐渐得宠，而他们皆信奉佛教，所言因果报应之说和敬佛消灾，让当时焦头烂额的李豫似乎找到了一种精神寄托，久而久之元载和王缙在李豫的面前的言行对他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李豫看来信奉佛教可以作为一种精神上的安慰，并且可以弥补儒、道二家的不足，所以他在几次诏令一再
质相当阴寒，土色呈黑，其胶质粘性和酸碱度极不平衡，闭气性能良好，这就使得埋葬在其中的葬者尸体在腐化过程中产生了特殊的变化。一般尸体的腐化很容易就损坏了原本的血脉经络，但养尸茔地中却不同，因为特殊的构造关系，它们的血脉经络会保存得相对完好，这便成为了活尸产生的基础要素。其次是地气，养尸茔地多处于某些地脉的阴脉结穴处，换而言之就是阴气汇集之处，在这里的尸体很容易受到阴气影响，产生微妙的变化。《闻风拾水录》书稿上描述：“阴气入百骸血脉，郁积而变，其状如针灸之，若阴阳激耀，得引经络复动，似无魂复生。”事实上这段话的描述正是解释了活尸产生的激发条件，养尸茔地中的特殊地气影响下，尸体的经络血脉中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生物电，从而激活尸体的某些生理机能。最后是时间，养尸茔地并不是一直具备激活死尸的条件，通常只有在月圆之夜，才会使得各项条件完全具备，这就是为什么杨葛根他们在月圆之夜才发现那块葬地中的尸变现象。古人认为，月为太阴之相，在满月的夜晚，月球磁场和辐射影响会对世间万物产生影响。养尸茔地自然也不例外，月圆之夜往往就是地脉阴气暴增的时刻，这轮时常被人们浪漫歌颂的圆月便成了滋生活尸的帮凶之一。……“这地咋成了养尸地咧？”杨葛根端着烟锅纳闷道，“早些年也么啥事嘛。”“是啊，我和杨村长也是同样的疑问。”晖儿接道，“如果说那块地是养尸茔地，那为什么现在才发作呢？”“养尸茔地的形成很特别，而且三大要素缺一不可。”我摇头道，“从村里最近发生的事情来看，这块养尸茔地却像是突然冒出来的。”“都说是自然形成的了，会不会是最近正巧满足了三大要素？”S琢磨道，“就像火山爆发似的，到了关键时间了？”“土壤和时间都好说，问题就是这地气，如果附近没有适合的气脉，再怎么日积月累也不会形成养尸茔地。”我向杨葛根问道，“最近村子周围是不是发生过什么变动，比如轻微地震或是山崩滑坡？”“没咧，除了这些东西，其他都太平地很。”杨葛根连连摇头道。“不是天灾，是人祸。”耿婆呡了口茶道，“王亦凡，路上你没看出来吗？”“路上……”我有些惶然，在耿婆面前常常会有种被严师指导的感觉，更何况我根本没注意到路上有什么特别。“我倒是觉着有些古怪，路上的树木不太对劲儿。”林岳摸着下巴道，“南北的植物像长倒了似的。”在植物生态环境中，地理的南北朝向往往决定了植物的品种和枝叶生长情况，熟悉植物特性的林岳应该不会看错。照这样来看，那村子附近就应该是……“山上有不少的胶土和砒砂，山间土石层次错乱。”耿婆微微笑了笑，“这村子不知道惹了什么晦气，居然让人弄上了转气叩穴法。”“转气叩穴法？！”众人都是一惊，除了我和林岳外，其余人仅是对这名称的玄妙有些吃惊。“不能吧？”林岳下意识地看了我一眼，“跑小村里整这么大动静，那不是脑子有病吗？”转气叩穴法一般是过路阴阳风水师所惯用的，可这么大手笔的运用却是闻所未闻。照这么看来，村里的变故应该就是人为布设的，难道村子里得罪了什么人？杨葛根和两位长辈立刻否认了我的假设，这个村子一向与世无争，更别说得罪什么风水高手了。“会不会是那个风水师摆大家了一道？”林岳突然冒出一句，“这块葬地不就是让他给整出来的吗？要不也不能有那么多尸体。”耿婆摆摆手，不置可否地笑了笑，转身进了里屋，晖儿识趣地跟了进去，没多久便又转了出来。“今天太晚了，大家先各自休息。”晖儿柔声道，“明天一早去葬地勘察一下。”杨葛根等人立刻点头称是，客气了几句便离开了，姚建国招呼着老婆桂芬烧了些热水供我们洗漱，也不再打搅。看来耿婆的心中早已有了打算，与其在那里妄自揣测，到不如安心睡觉，等明天勘察了葬地情况之后，相信自会有分晓。……村边，一棵高大的槐树上，茂盛的枝叶间伏着一个隐蔽的人影。“有趣的老太太，看来这些人肯定是不会迷路了。”那人影懒懒地笑着，摘下了头上的耳机，在他手里正拿着一个枪形的接收器。“这里差不多该完事了。”那人影猫似的窜下树梢，悠然地点起一支烟，“我还是早点赶去下一个地点吧。”几个起落间，那人影奔上了村旁的小路，看似悠闲的行进却有着惊人的速度。忽地，人影停住了脚步，弯腰从地上拾起一件东西，那是一串精巧的水晶手链，在淡淡的月色下显得分外晶莹可人。“这不是她的手链吗？”那人影嘴角一扬，转头望向姚建国家的后屋。手链不住晃动着，晶莹的光芒闪烁不停，仿佛恋爱的男女心中悸动不已的绮思，在手链的连接处挂着块小小的银牌，上面清晰地镂刻着一个字母“S”。……村北，葬地区域。“好家伙，不管那人是谁，在这儿可算是下了血本了。”林岳捻着一手的黑土直咂嘴道。一大早，杨葛根和姚建国便领着我们来到村北的这块葬地，虽然早有耳闻，但当我们看到这些多得夸张的坟头时，不免还是感叹了一番。耿婆的确没有说错，围着整个葬地查看了一番格局后，我们很快发现了几处人为改造的痕迹。这块葬地依山傍水，乍一看去似乎有那么点藏风得水的意思，难怪那个风水师信口胡诌两句就哄得村民深信不已。但这只能骗骗外行人，从整个格局方位来看，葬地在山北阴处，附近的小河是曲水东流，山风阴冷飞卷，水质混黄不堪，处处透着阴寒凶险，哪里是什么风水宝地。水质中富含了大量的砒砂，这是一种用以改造水质的物质，性阴寒而沉滞，使用时铺陈在改造区域的水源中，用以滞留水源中的阴气，阻断外界气脉进入，并造成水源中生态环境的变化，将其改造成一处聚阴散阳的“水脉口”。而葬地的土壤中则是被人掺入了更多数量的胶土，这种胶土取自西南内陆地区的土壤中。经特殊提炼的而获得的胶土掺入土壤后，可完全地改变其中的胶质和酸碱度，并起到封闭地气和改变地下环境的作用。照资料记载“闽地黑土取之三斗，依法淬之可得五分，曰胶壤”，如此换算下来，要想获得葬地中所掺入的胶土数量，其工作量绝不是一般的大。葬地四面的地势形状也十分怪异，细看之下竟然蕴藏着更大的杀机。东侧是一个凹陷的地形，边缘曲折外弓，两条边路直入葬地，看去像是没头没尾的“双断路”，其间杂草丛生，地表层叠不齐，恰好犯了墓葬风水中的凶穴大忌——曲格沉亡穴，俗称“死牛肚穴”。南侧是一个外凸隆起的地形，这里是整个葬地中最高的地势，和山体形成了一个较窄的夹角，其间多出一些参差错落的山石深入地下，这便是墓葬风水中的另一种凶穴——贪狼噬煞穴，俗称“狗脑壳穴”。西侧就更为离奇了，几棵半死不活的大树斜斜地歪在那里，似乎是被强劲的山风常年吹刮的缘故，但光秃秃的树干却不约而同地直指此处的穴地，莫名地形成了一个“木硬枪头”的凶穴。至于北面的地势连耿婆看了也不禁暗暗摇头，原本这里是葬地四处中最为妥当的一处地势，波浪般曲起的地势符合葬地文曲的吉格，可不知为什么，在最后的一个曲线上却硬生生地被拉出条直线道路，也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变化，活活把这个唯一的吉格给变成了墓葬风水中最头痛的凶穴——“破面文曲”。若只是单独出现一个两个凶格，倒还能设法改局换势，可四处凶穴加上葬地中央的那个“土不成土”的大穴环境，整个区域几乎囊括了墓葬风水中“养尸茔地”的全部凶格。我看得满头是包，恨不能立刻找来一队开山作业队，索性将这里夷为平地。“亦凡，很难处理吗？”晖儿见我愁眉不展，便悄声问道，“好像连耿婆也觉得有点棘手。”“这块葬地根本就是个‘十全大恶地’，什么乱七八糟的倒霉格局都聚齐了。”我皱眉道，“的确棘手啊，至少以我现在的造诣是无法改观这里的。”“光这格局就够咱们忙活的了。”林岳从地下抽出一根发黑的藤蔓来，“我不想添乱，不过还是得提醒下，这块的地脉也不是啥好货。”林岳手中的藤蔓叫“金乌藤”，阳性藤蔓类植物，对地脉地气环境的变化最为敏感，一般情况下藤蔓表面为淡红色，如果地脉地气阳炎过旺，便会呈现出深紫色。而现在这种黑得像腐烂了似的颜色，则说明地脉地气阴泽过盛。“这下手的人也忒狠了，搞得跟有什么深仇大恨似的。”林岳丢掉藤蔓，不住地用纸擦手道，“这转气叩穴法不但把附近的阴气引了过来，还顺带把那些阴毒的虫子也连锅端了。”葬地里的确有不少的蜈蚣、毒蛇爬动，不过它们似乎都很安分，只是懒懒地窝在一些墓穴和孔道里，并没有主动袭击人的举动。杨葛根和姚建国也证明道，平日来下葬祭拜的村民从未被这些东西咬伤过。这些东西当然不会咬人，因为它们身上的阴毒之气全被葬地吸收殆尽，哪里还有活力出来惹是生非呢。“记得我的计算机导师曾经说过，当面对复杂的问题时，往往要从简单的角度去考虑解决。”晖儿拢了下耳边的长发，缓声道，“也许我们大家都想得过于复杂了，忘记了最直接的办法。”耿婆在一旁半天没吭声，但当晖儿说出这话的时候，她的眼睛却突然一亮，眼神有意无意地瞟向了不远处的一个土丘，转而又若无其事地和杨葛根聊了起来。“这些活尸白天不会出来走动，喜欢躲在一些特别的地方。”耿婆左右看了看，“你们村附近有什么土窑、大坑或者山洞吗？”“有咧，就在这边上的山坡后面。”杨葛根用旱烟杆指了指一旁的山坡，“有个呢大的洞，抗战的时候日本人杀了人就丢进洞里，邪气的很，么人敢进去。”“呵呵，看来就是那里了。”耿婆咧嘴一笑，“这帮东西也跑不远，窝在那里比较舒坦。”看她悠然的笑容似乎找到了什么解决办法，我刚想开口询问，耿婆却像知道我心思似的摆手示意，到了嘴边的问题立刻咽进了我的肚子里。“走，去山坡上的那个洞看看。”耿婆精神抖擞地招呼道，众人不知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得跟着走上了山坡。村里倒是有不少闻讯赶来看热闹的，村民看着一个小老太太带着一帮子人探险似的走向山坡，不由都好奇地跟了上来。一阵嘈杂声中，十来个年轻力壮的庄户汉子拿着棍棒锄头，从村里赶来，为首的正是愣头小伙姚远山。他穿了一身厚布衣服，打了绑腿，手里拎着一把大斧子，雄赳赳气昂昂地率领着众多汉子赶上了我们。“你看你穿的啥嘛，么锤子相。”姚建国看到儿子劈头就是一顿训。姚远山倒是不在乎父亲的训斥，笑嘻嘻地辩解着。原来他昨晚听说今天我们要来看葬地，便兴奋得一夜没睡着，天还没亮就爬起身，去村里各处找来些精壮的村民，准备了棍棒家伙赶来协助我们。“起，起，胡然撒哩？”姚建国一脸不乐意道。他儿子自作主张不算，还兴师动众地找来那么多人，做老子的心里自然有些不乐意。更何况，杨葛根这个村长还在边上，就算要组织村民帮忙，怎么也轮不到乳臭未干的姚远山。“小伙子挺机灵。”耿婆冲着姚远山一乐，“这些人来的正好，别散了，跟上一起走。”一听这话，闷头抽烟的杨葛根立刻挥了挥手，大声吆喝着让姚远山和这些精壮村民跟上，当然还不忘喊上两句“保持井然有序”之类的话语，听得我们暗地一阵偷乐。山坡背后是个背阴的去处，内凹的山壁间露出一个一人多高的洞口来，黑乎乎的洞内似乎没有什么活物，除了山风掠过洞口时发出的声响外，一片寂然无声。对我而言，山风早已将洞内的情形揭示了不少，这是一个“Z”字形的洞穴，小半部分是碎石和骨骸，而后面的大半部分却被一些诡异的身影所充斥着，那应该便是聚集在一起的活尸。“奏是这里咧，饿们先打头阵。”姚远山大声道，洞外艳阳高照，身后又有大队人马跟随，再加上耿婆和我们压阵，这愣头小伙一扫昨晚的狼狈，显得豪气冲天。“呼”地一股阴风扑面而来，洞内传出的恶臭呛得众人连连作呕，也许是姚远山在洞口热血沸腾的过头了，洞内的活尸有了感应，如果不是白天的话，只怕他早就被拖进洞内大卸八块了。“饿地娘唉～～”方才还是豪言壮语的姚远山，被吓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下，手里的斧子险些落在了姚建国的脚背上，气得他只骂儿子“瓜娃”。“瓜娃，扎式个啥咧，饿一铮耳子抽死你。”姚建国涨红着脸就要打儿子。“老姚，莫动气，你家小子倒是块料。”耿婆轻轻格了一下姚建国的手肘，“要整好村子里的事，还得靠这帮小伙儿。”“饿跟你们说，这是从上头请来的专家。”杨葛根借势给村民们放了个烟雾弹，“这次来是专门给处理村里地怪事地，你们只管听话做事，有啥不明白地么多问。”村民们见村长发话，又看耿婆气定神闲的样子，心下自然有了数，个个口中应承着摆开了架势，几个性急的小伙更是把袖子撸到了肩头。“莫急，动手之前，要这帮小伙们先放放血。”耿婆眯缝着眼笑了起来。十一、鬼蜮寄生就在村民们群情高涨，个个跃跃欲试的时候，耿婆竟然漏了这么句话出来，场面顿时冷了不少，有几个小伙下意识地往回挪了几步，肩膀上的袖子也褪到了腕上。杨葛根的眼睛眨巴了几下，立刻反应了过来，吆喝着让村民保持次序，脚下悄悄挪动着凑了过来。“耿老，您给大伙说说，到底咋做嘛。”杨葛根小声道，“一说放血，人都吓跑咧。”“老婆子年纪大了，说话难免含糊了点。”耿婆听着笑了起来，“只要中指血就行了……”自古以来，我国的中医及玄学理论认为，人的手部为阳气聚集之处，其中的少阳三焦经络更是阳气流转的主干脉络。而中指则正好是少阳三焦经络的集中点，其血脉中取得的鲜血为人体极阳之物，配合适当的方法可驱除阴邪，因此素有“中指血，驱鬼邪，书符开光斗阴绝”的说法，其实这些是有些夸大了。即便聚集一个人全身的阳气，也不足以像传说中那样除妖斩魔，更何况只是中指上那区区一点的鲜血呢？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手背筋络血管就不难发现，中指的血管恰好是手部动脉和静脉的交汇延伸，也就是说中指血管是老脉沉滞新血萌生之处，富含着极具活力的血液。摒弃故做神秘的因素，严格说来，中指血只能算是一种引子，正如中医药方上的药引，起到的作用无外乎是激发药性，就像雷管引爆炸药一般，其本身是不具备杀伤力的。在杨葛根的安排下，有村民拿来了几坛烈酒、四个农药喷雾器和一大把明松枝条，这些都是耿婆方才和杨葛根交待的。拍开泥封，在一个大海碗里倒入半碗烈酒，耿婆从怀里拿出一把银制小刀。“这里凡是没娶媳妇没破身的都站出来。”耿婆望着面前那些小伙子道。“大，啥叫破身咧？”姚远山刚想上前，突然想起什么似地停了下来，愣愣地向父亲问道。“奏是和女娃睡觉……”姚建国随口说了一半，看到儿子迟疑的面色，心中立刻明白了不少，沉着脸把这愣小子拉去了一边。这头八九个年轻小伙站了出来，耿婆挨个将他们的中指刺破，鲜血顺着指尖滴入了海碗，将整碗酒水染成了鲜艳的红色。用小刀在碗中搅拌了几下后，耿婆看了看酒水的色泽，似乎不太满意，望了一圈周围的人，目光落在了林岳身上。“呃～～您老那意思我明白。”林岳识趣地上前伸出左手，“加上我这点儿应该够了。”S奇怪地看着林岳，嘴里暗自嘀咕着什么，晖儿在一旁听得真切，不由掩嘴偷笑了起来。“你小子可别糊弄我，真是童子身？”耿婆瞅着林岳道。“这年头不流行童子身。”林岳坏笑道，“可我这人太土，怎么着也跟不上流行的步伐。”加上林岳的中指血后，碗内酒水的色泽不再那么鲜艳了，耿婆这才满意地点点头，招呼村民将几坛烈酒灌入洗净了的农药喷雾器中，随即将海碗中的血酒分作四份掺了进去。紧接着，耿婆让晖儿从包里拿出两个小瓶，倒出一些深色的药粉来，用一点酒水调匀后也灌入了喷雾器里。“宝娃、牛墩、三顺、铁生，你们四个扛上喷雾器。”杨葛根见一切准备
究的修订本最近已经发表。见邓尔麟：《嘉定忠臣》；又见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研究这个问题同样还可以引用《东堂轶札》，见《明清史料汇编》第十六卷，第1137—1172页。朱子素的《嘉定县乙酉纪事》和他的《嘉定屠城纪略》大致相同，但后者有更多的关于征服平定的材料。关于嘉定抵抗运动的一般情况，见谢国桢：《南明史略》，第9—11、86—87页；《明史》，第3114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83—284页；《嘉定忠臣》，第282—283页。?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184—189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71—273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87页。?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191页。?同上书，第191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86—293页；《嘉定忠臣》，第284—289页。?同上书，第273页；《嘉定忠臣》，第292页；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194页。这发生在8月9日。?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184、192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89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97—301页，及其《嘉定忠臣》，第295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22—24页；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193—194页；胡山源：《嘉定义民别传》，第36—45、63—66、85—93、145—151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302—304页，及其《嘉定忠臣》，第296页。?同上书，第15—17页，第87页；胡山源：《嘉定义民别传》，第99—109、134页。?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196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302—307页，及其《嘉定忠臣》，第296—298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87页。?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198页。?胡山源：《嘉定义民别传》，第27、35页；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198—199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311—312页，及其《嘉定忠臣》，第299—300页。?李成栋起先派浦峤去嘉定，但是结果表明在葛隆—外冈军事联盟仍然存在的情况下，他无法接管这座城市。胡山源：《嘉定义民别传》，第126—127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86、310—312页，及其《嘉定忠臣》，第300—301页。?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200页；胡山源：《嘉定义民别传》，第129页。?《明清史料》丁编第一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1—132页。著名的短篇小说作家和出版家冯梦龙当时以这样的笔法来描绘太湖：“这太湖在吴郡西南三十余里之外。你道有多大？东西二百里，南北一百二十里，周围五百里，广三万六千顷，中有山七十二峰，襟带三州。哪三州？苏州、湖州、常州。东南诸水皆归。一名震泽、一名县区、一名笠泽，一名五湖……吴人只称作太湖，那太湖中七十二峰，惟有洞庭两山最大。东洞庭曰东山，西洞庭曰西山。两山分峙湖中。其余诸山，或远或近，若浮若沉，隐现出没于波涛之间。”见冯梦龙：《醒世恒言》，“钱秀才错占凤凰俦。”?顾公燮：《销夏闲记摘抄》，引自谢国祯：《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3页。这个出问题的地区在太湖的东南角。长白荡在陈墓外面。此时成了土匪活动中心的泖湖位于太湖和松江之间。明代地图比现代地图给出了更为清楚的界限，标明了互相交织在一起的许多河道和一些从太湖流向松江的小湖。?他们的船建造得像是竹条制成的翼面。这种高度机动船在今天的湖上仍可看到，一天便可驶出300浬。在秋天，船手们夜里上岸，躲进树林，准备突然出来进行抢劫。在浙江太湖南面尤其是这样。在多山的长兴县（湖州府），居民们完全以劫掠为生。吴智和：《明代的江湖盗》，第109—110页。?顾公燮：《销复闲记摘抄》，引自谢国祯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3—134页；又见谢国祯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9页；南园啸客：《平吴事略》，第112页。1659年的宜兴地方志第六卷中的一份材料记载说，赤脚张三和他的妻子由于掌握了秘密的功法而敢于在大白天里进行抢劫。一个当地的军官想抓住他们，他们两人“旋转火矛”，将其打倒在地。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4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98页；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27页。陆世钥得到了另一个叫沈自柄的秀才的帮助。?吴伟业：《吴诗集览》第二卷下，第13页。吴易被史可法选入幕府。他的名字有时被误写成吴杨。顾沅：《吴郡五百名贤传赞》第十五卷，第8页。《明史》，第3315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下，第3—4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98页；艾维四：《陈子龙》，第137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77页。?吴伟业：《吴诗集览》第二卷下，第13页；南园啸客：《平吴事略》，第13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79页，及其《嘉定忠臣》，第282页。?土国宝可能是大同人，尽管后来清朝的史学家昭梿说他是投降了洪承畴的太湖土匪。昭梿还说，土国宝后来想联系郑氏家族进行起义。不过，清当局风闻此事后，故意切断了他部队的供给。当土国宝因此想从苏州逃跑时，他被抓获归案，他的妻子在钟楼上吊自杀。昭梿：《啸亭杂录》第十卷，第18页；还可参见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下，第9页。顺便说一句，土国宝把16世纪拙政园的花园（今位于苏州市博物馆后）变成了总兵的住宅。董春：《中国的花园》，第234—238页。?盖拉德：《南京今昔》，第227—229页。?小威尔斯：《17世纪中国多元政治的夭折》，第4页。松江抵抗运动的史料来自褚华：《沪城备考》第三卷，第2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30—32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40—244、365—366页；《明史》，第3113页；王云五：《大清一统志》，第957—958页（第八十四卷，第10—11页）；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2355页（第二○六卷，第10页）；万寿祺：《隰西草堂集》，第169页（第三卷，第9页）；以及查继佐：《国寿录》，第76页。?陈子龙离开南京朝廷后，在1644年的10月至11月间回到了松江，料理家族墓基的建造，到1645年初完工。在把他的祖父、父亲、母亲和继母埋葬之后，陈子龙举家搬至距省会西北几里地远的津浦县附近。那时他的家族成员中有他病重的祖母、妻子、他的三个妾和几个儿子。艾维四：《陈子龙》，第133—134页。?何炳棣：《进身之阶》，第232—234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论”第二十八卷，第13—24页。关于合法性的观念和江南家族的迁徙，见前“论”第二十二卷，第1—15页。这决不是什么新鲜上法，江南地区从东晋（317—419）以来就具有一种特殊的理想的合法性。罗杰斯：《淝水之战之谜》，第55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41—242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30页。当时有一传闻，说史可法从扬州逃了出来，在太湖统率着一支军队。另外的传闻说，刘泽清派了他的一支部队南进以帮助江南。所有这些传闻都是假的。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70—271页。?李待问是1643年的进士，也是董其昌的挚友。查继佐：《国寿录》，第57页。沈犹龙（1616年的进士）在17世纪30年代晚期担任过福建和江西的巡抚，并在黄斌卿的帮助下平定了张普薇起义。郑芝龙向他投降后，他出任总督两广军务和兵部右侍郎。尽管弘光政权给了他一个职位，但是他拒绝接受。《明史》，第3113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9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89页；及其《嘉定忠臣》，第287—288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41页；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2355页（第二○六卷，第10页）。但是陈子龙的传记并没有赞扬他有这样的领导作用。见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31页。?《明史》，第3113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30页。?《明史》，第3113页；顾炎武：《亭林诗文集·亭林诗集》，第12页。?黄家瑞为1634年进士，以后出任淮阳巡抚。万寿祺：《隰西草堂集》，第169页（第三卷，第9页）。?罗振玉：《万年少先生年谱》“万谱”，第8—9页。?8月1日松江的这场抵抗运动，不论是一个预谋的叛乱，还是简单地发泄报复，它很快地失去了控制，是无疑的。人们指出，抵抗运动的许多领导人，在南明政权时期做过史可法的军事顾问和负责军需官员。在南明军队败退后，他们中的一些人留在军中，甚至可能接受这些军队将领们的命令。比如，杨文驄在他率军南进之前可能在苏州见过吴易。不过，局势十分混乱，以致于这几个推选出来的抵抗运动领导人中几乎没有人知道怎样和什么时候协调行动。这部分地因为他们很少知道清军在这个地区的情况。就像侯峒曾所说：“吾等不知敌军所在。神灵保佑，只有待敌而动，所谓骑虎难下矣。”邓尔麟：《嘉定忠臣》，第128页，及其《达官贵人》，第282、276—277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79—80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70页。根据他的本传，陈子龙本人联络了在嘉兴的前吏部尚书徐石麒、嘉定的侯峒曾、黄淳耀、钱默和蒋若来，昆山知县杨永言、黄南阳和朱天麟，以及江阴、休宁、平湖、太仓和长州的一些官员和乡绅。?甚至在1644年北京陷落以前，荆本彻就已是南方防守战略的有力支持者了。他反对史可法北进收复首都的战略，建议将南方变成南明复兴的基地。在崇明岛，一个不太有名的明义阳王投奔了他，他是由最初在苏州投靠杨文驄的太监李国辅带到这里来的。荆本彻也得到商船专家沈廷扬的支持。查继佐：《国寿录》，第91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76—277页。?褚华：《沪城备考》第三卷，第2页。尽管吴志葵从来没有真正占领上海，但是荆本彻抢劫了这个城市周围的乡村。?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70页。黄蜚是一个边地人，也是一名军士，他被辽阳著名的将军黄龙收为养子。在黄龙被满人杀死在辽东旅顺后，黄蜚接替了他的领导权。南明时期，史可法派黄蜚去南京南面的芜湖接受黄得功的指挥，他们因同姓而互称兄弟。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31页；《明史》，第3022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52页。?《明史》，第3113页；又见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65—366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31页。?《明史》，第3113页。根据一份记载，黄蜚没有接受邀请，因为他认为他在江阴城没有个人的关系。另一份可相印证的记载说，吴志葵带着镣铐被带到了城墙下，喊话要抵抗者投降。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52—254页。不过，一些人认为，黄蜚在春申浦战斗中被杀害了。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32页。?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201页。吴淞百姓投降了李成栋，在当地的武举冯嘉猷的带领下把武器交给了占领军。李成栋把这座城交给旗人徐贞甫。不久，徐贞甫的统治就遇到了吴之潘的挑战，他是当地的一个武装首领，曾经逃往崇明岛，后来又带着4000多人和100艘战船杀了回来。不过，吴淞百姓对这支海盗式的船队没有给予丝毫的援助。他们后来被抓获，在一次受百姓欢迎的公审后被处死。?自称楚朝、建号元神的崇明头领荆本彻邀请冒险家潘复担任上海的头领。他杀死了清朝知县陶涣，抢劫了这座县城。这时他想拉拢一些居民参加他的队伍以支持松江复兴明朝，但遭到了拒绝。松江抵抗运动失败之后，潘复逃往上海，参加了海盗“麻子顾三”的队伍。后来他投降了清朝。褚华：《沪城备考》第三卷，第3页。?《南明史料》，第4—6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98—401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79—80页，及其《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4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42页。?南园啸客：《平吴事略》，第117页。?罗振玉：《万年少先生年谱》“万谱”，第3页；“万补”，第5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31页。陈子龙扮装成和尚逃出了城。那时他的祖母已经90岁了。金泽位于江南与浙江交界处的清浦县西36里外。陶庄位于嘉兴县西北36里。?南京陷落之后，南明复明分子的主要希望是以河南鲁王为核心建立另一个政权，鲁王曾经是史可法最先选择的对象。不过，在1645年7月1日他成为这个政权的统治者时，已经受到了博洛指挥下的多铎旗军的围攻。因为知道没有取胜的希望，鲁王未经抵抗便投降了，杭州落入清人之手。复明分子于是又转向唐王，他被郑鸿逵从杭州护送到福建。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77—278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42页；又见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47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44页；侯方域：《壮悔堂集·四忆堂诗集》第五卷，第8页。他的儿子夏完淳1646年在鲁王处任职。他后因与主张在海岛上建立朝廷的人意见不一而辞职。在1647年对乡绅复明分子的大搜捕中，夏完淳（年仅18岁）被捕遇害。?关于江阴防守及其后来的失败，见魏斐德：《地方观念和忠君思想》。侯承祖和他的儿子侯世禄曾起而响应松江的起义。不过，吴志葵嫉恨侯承祖，因而没有与之合作。同样，在松江失败以后，侯承祖下决心在松江南面的金山建立一个根据地。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80页；黄之隽：《江南通志》，第2580页（第一五三卷，第20页）。?这个城的居民背叛了侯承祖和他的儿子，他们引导李成栋的部队从水路进入金山城。侯氏父子宁死不屈。“吾家自始祖以开国勋，子孙不替食禄二百八十年”，据说这位世袭的参将这样说：“今日不当一死报国哉？”褚华：《沪城备考》第一卷，第12页。?在定海，荆本彻又与黄斌卿发生了冲突，黄斌卿最后杀死了他，并且把他的部队收编到自己的水军中来。查继佐：《国寿录》，第91页。?《世祖实录》第二十一卷，第252页。多铎早在1645年8月14日就报告说，江南和浙江各省已被征服。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67页。?阎尔梅：《白耷山人集》第十卷，第28页。?开元，俗姓熊，又称正志，他是明朝进士，在明朝灭亡之前做过给事中。在江南征服以后，他举行削发仪式，成为弘株和尚的朋友，并在苏州西面的灵岩山的华山招收门徒。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七四卷，第7页。关于三峰和尚和其他佛教徒隐居的事例，见同上书，第一七四卷，第7页；第一六八卷，第10页。?万寿祺：《隰西草堂集》第三卷，第11页。?万寿祺的家有几千顷耕地、花园和其他财产。他的宅院可与王侯相比。《皇明遗民传》第二卷。?罗振玉：《万年少先生年谱》“万谱”，第90页。?阎尔梅：《白耷山人集》第五卷，第27页。“年少”是万寿祺的字。?万寿祺：《隰西草堂集》第一卷，第3页。?在普林斯顿大学的艺术博物馆的亚瑟·
”的呼声越来越高涨，共产党的要求哪里能被批准。
“五月指示”
简单说明一下，这个时期的共产党是没有自主权的，处于对共产国际“盲从”的时期，如加入国民党、打土豪、分田地都是听从共产国际指令的结果。这是因为当时的共产党还不成熟，既没有根据地，也没有经济来源，经费基本靠共产国际提供。也就是说，其经济命脉被苏联紧紧地捏在了手中。中国局势的急剧变化在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也引起了一场政治斗争。由于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权力斗争已经进入了最后时刻，所以两人在中国问题上互不相让。斯大林是现实派，要求共产党在国民党统一中国以前，保持与国民党的合作。托洛茨基是激进派，要求共产党抛开国民党，通过暴力革命建立真正的苏维埃政权。于是，共产国际在这两位大佬的压力下，一点都不考虑中共的地位与处境，也不考虑汪精卫的处境，更不考虑中国的实际国情，在1927年5月31日签发了这样一道自相矛盾的神奇命令给共产党。它一方面提出“必须同过火行为做斗争”、“不要触及军官和士兵的土地”等纠偏的主张，另一方面却要求：“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和两湖地区五万革命工农，组建自己的军队”，“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从下层吸收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改变国民党目前的构成”。这就是著名的“五月指示”的重要内容。可问题是，对于刚刚经历过“四·一二”屠杀的共产党人来说，这就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更夸张的是，苏联一方竟然将“五月指示”通报给了汪精卫，希望汪精卫能够协助共产党人完成这个任务。共产国际全然没有考虑到汪精卫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的处境。此刻，武汉国民政府的处境十分不妙。一来武汉政府所控制的两湖地区因为激进的工农运动导致经济衰退，武汉国民政府的经济状况已是岌岌可危。二来蒋介石在一旁烧火捣乱。此事一会再说。三来据可靠消息，立场一向不大坚定的冯玉祥似乎再度改变了立场。此事比较复杂，之后细说。总之，汪精卫此时正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因此，他一见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便气炸了，他立刻找到苏联顾问鲍罗廷，将满腔的怨愤宣泄向对方：当年《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的第一条就说了，共产组织和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适用于中国。现在你们共产党不仅要建立自己的军队和政权，还想从内部瓦解我们国民党！鲍罗廷，你们背信弃义！国民政府不需要你了，你可以回国了！鲍罗廷自然知道这个指示，身在中国的他远比总部那帮官老爷更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因此他是坚决反对这个极左做法的。不只鲍罗廷一个人这么想，陈独秀也认为共产国际的指示十分不靠谱。所以此二人一致认为应该取得武汉国民政府的谅解，暂不实行“五月指示”，扶汪精卫一把，别把他逼成另一个蒋介石。令陈独秀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意见遭到了以张国焘为首的大多数党员的反对，认为他这是“右倾机会主义”，是妥协投降路线，并中止了他在党内的职权。以至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举行的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上，中共中央干脆撤销了陈独秀连任五届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陈独秀从此淡出中国政坛。会议上，毛泽东说了一句很有见地的话：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话题回到“五月指示”上。7月13日，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共产党临时中央发表《对时局的宣言》，公开揭露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意欲叛变革命的种种反动罪行，同时宣布中共退出国民政府。7月15日，汪精卫召开紧急会议。汪精卫在会上发出重要指示——我们不搞蒋介石那样的“武力清党”，我们保护共产党人的人身自由，我们搞“和平分共”。会上还通过了“统一本党政策案”，要求在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内任职的共产党员必须在即日内脱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此事俗称“七·一五事变”。很明显，汪精卫的做法要比蒋介石温和得多。可紧接着发生了一件大事，竟然使向来温和的汪精卫放出了他的经典名言——“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步蒋介石后尘走上了血腥的武力清党之路。不过要想说清楚此事，还得从蒋介石给武汉政府烧的那把火讲起。张发奎的“终身成就奖”
之前提过，汪精卫本打算出兵收拾蒋介石，却被张作霖的大举南下搅黄了。汪精卫当时的想法是先解决和张作霖的外部矛盾，再解决和蒋介石的内部矛盾。如此看来，汪精卫是个“厚道”人，毕竟给了蒋介石足够的喘息时间。蒋介石就要阴险一些，虽然他忙于北伐工作，几乎没有闲暇，但他还是拨冗思考了一个社交问题：如何给汪精卫增加一些工作量，让对方手忙脚乱，没空找自己的麻烦。仔细思考过后，这位仁兄在私底下搞了不少小动作。如利用在“护国战争”等事件中厮混出来的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邓锡侯、杨森等人的反共心理，让他们率兵出川进攻汪精卫，以及策反唐生智的部下夏斗寅反攻武汉等。蒋介石四处点火，汪精卫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资源才在“七·一五事变”前后把所有的火给扑灭了。可老实人也有脾气，一旦爆发你还不一定能招架得住！喘过气来的汪精卫决心吸取上次的经验教训，把蒋介石和共产党一并解决了。准备工作很快就绪，开始动手。1927年7月中旬，汪精卫命唐生智为总指挥，张发奎为先锋，率军东征，“反共倒蒋”，力争国民政府法统。唐总指挥和张大先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顺江而下，迅速抵达江西九江前线。随后，汪精卫带着他的工作团队抵达旅游胜地——江西庐山。汪精卫来庐山出差可不是为了搞“差旅歪风”和“培训腐败”，他真是来干工作的。有两件要事需要他迅速做出决定，一是拟定具体作战计划，二是商讨如何在张发奎的部队里分共。汪精卫摆出如此大的阵仗，局势如此严峻，蒋介石必须撤回精锐主力，以防御武汉之东征军。这就是之前蒋介石不得不暂停北伐的原因。蒋介石本想搬起石头砸汪精卫，却砸到了自己的脚，看来做人一定要厚道！可是，打死蒋介石和汪精卫都想不到，他们的内讧居然会引发两起超级大事件。对这两位仁兄来说，1927年8月，实可谓“黑色八月”。第一件大事跟共产党有关。“七·一五事变”后，与国民党彻底决裂的共产党人决定采取武装暴动。这个任务交由党内的少壮派领袖、与军界相熟的周恩来全权负责，而周恩来首先想到的就是策动驻军南昌的张发奎率部南下，回到广州建立政权，与南京、武汉分立。为什么首先想到的是联合张发奎？凭借在北伐中的出色表现，以及在“宁汉分裂”事件中拥护汪精卫的坚定立场，张发奎很快就被汪精卫升了官——第二方面军司令，辖“铁四军”扩编而来的第四军、十一军和贺龙独立十五师扩编而来的第二十军。就军事实力而言，张发奎绝对算是国民革命军中的超级巨头，官位比他还高的唐生智也就能给他提提鞋。张发奎不但手握精锐之师，更重要的是，张发奎手下的共产党员最多，同情共产党的国民党左派和无党派人士也最多，而且他们大都身居高位，其中军衔最高的要数第十一军副军长叶挺以及第二十军军长贺龙。叶挺之前介绍过，他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创建了共产党掌握的第一支正规军队——叶挺独立团。这里重点交代一下贺龙。他是湖南人，贫苦出身，属于很纯粹的无产阶级，没有受过军校教育，18岁时参加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在“护国战争”中揭竿而起，曾参与军阀混战，并见机行事，壮大自己，后率军在中途加入北伐，靠着出生入死拼到了现在的军长职位。虽然他对共产主义相当认可，但此时还不是共产党员。尤其是在刚刚发生了“四·一二”和“七·一五”之后，贺龙竟然还敢站在共产党一边，实在是忠肝义胆，很够意思。其实，贺龙此时的上级领导张发奎也勉强算得上够意思，“四·一二”后，他没有“清共”，“七·一五”后，他也没有“分共”。他这么做一是因为比较同情共产党，二是因为不愿自废武功，毕竟共产党最优秀的人才挺起了第二方面军的脊梁。但现在不分不行了，汪精卫来庐山的目的之一就是让他“分共”，不愿分也得分。在庐山举行的军事会议上，张发奎遭遇一通围攻后，被迫同意了“分共”方案：把叶挺和贺龙骗来庐山扣押，然后以优势兵力将两人的部队包围缴械。如果此事让汪精卫办成的话，恐怕中国近代史就必须改写了。但是，这个极为重要的秘密消息泄露了。泄露此消息的人，是当时在庐山与会的叶剑英。“四·一二”后，本是蒋介石嫡系的叶剑英在江西通电反蒋，随即投奔武汉汪精卫，时任第四军参谋长。看上去叶剑英是坚定的国民党左派，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叶剑英在几天之前已经秘密加入了共产党。江西九江，庐山附近的甘棠湖——三国周郎演练水师之处、白居易《琵琶行》之“浸月亭”所在，碧波荡漾，匡庐倒影。一条小木船随波逐流，悠闲惬意，可船上的叶剑英、叶挺和贺龙三人却轻松不起来。叶剑英带来了确切消息，汪精卫即将动手，张发奎也靠不住了。叶挺和贺龙一看局势如此紧迫，当即决定去南昌与周恩来汇合，率部起义，南下广州，开辟一片新天地。谁也想不到，一个中国近代历史上最重要的决定之一，就在这条小船上诞生了。8月1日凌晨两点，由名气最大、军衔最高的周恩来、贺龙、叶挺领导的武装起义爆发，两万余起义士兵历经四小时激战，顺利拿下南昌城。起义过程虽然波澜不惊，起义参与者们的光芒却足够璀璨这个历史之夜。这些人九死一生，历经风雨，终于熬到了1955年授衔。周恩来、贺龙、叶挺、叶剑英、刘伯承、聂荣臻、朱德、林彪，这都是后来获封元帅或够资格封帅的超级大牛人。被授大将衔的牛人之中，张云逸当时的职位是师参谋长，陈赓是营长，许光达是实习排长，粟裕是班长，罗瑞卿是副班长，谭政是特务营文书。其实，当时起义军中军阶比上述牛人高的还有很多，只可惜大多数人都在后来的革命中牺牲了，没能熬到1955年授衔。比如，周逸群、王尔琢、李硕勋（李硕勋的儿子李鹏后来成为了共和国总理）等。如果这些人不死，以他们的资历，不是元帅也是大将。起义军非战斗减员十分严重，刚出南昌，第十师师长蔡廷锴便驱逐了在该师工作的共产党员，率部脱离起义军。你可能据此认为这个蔡廷锴是一个十足的小人，其实，立场不同、角度不同，结论便不同。后来日军侵华，发动“一·二八事变”，蔡廷锴率部血战上海滩，谱下了人生最为光辉的一页。起义军在持续减员的时候，却有三个人反其道而行之，打算加入这支没有人看好的革命队伍。一个是张发奎手下的教导团特务连文书陈毅，陈毅运气不错，中途追上了队伍。一个是张发奎的司令部上尉参谋徐向前，可徐向前追丢了队伍，但他因此开启了属于自己的传奇之旅。还有一个是张发奎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团长卢德铭，他率军从武昌南下南昌，但没能赶上南昌起义，后来随毛泽东在湖南发动“秋收起义”。在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下，起义军最终被打垮打散了。关键时刻，朱德和陈毅二人挺身而出，率领着一支八百来人的部队连战连捷，一路转战到湘南，在当地党组织的协助下，揭开了“湘南起义”的序幕。这些从南昌起义出发，即将走向广阔战场的将帅多出自黄埔军校。由此可见，黄埔不光是“国军”的摇篮，也是“共军”的摇篮。在结束本节之前，我们要做两件事情。首先，给因为流失大量英才而心情郁闷的张发奎颁发一个“终身成就奖”，原因有二。第一，后来共和国军衔最高的十大元帅中的八人和十员大将中的七人（含未参加南昌起义的排长徐海东）都在他帐下。第二，他这支“铁军”的分支个个都非常强悍。分支之一：林彪的中国工农红军之红一军团——八路军一一五师——东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军。分支之二：蔡廷锴、蒋光鼐的十九路军。分支之三：叶挺、项英、陈毅、粟裕、张云逸率领的新四军，“铁军”独立团团长叶挺专门要了新四军番号，意在恢复当年“铁军”之勇。分支之四：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此番号一直保留。最后，大概交代一下那支在北伐中所向无敌的粤军——“铁四军”的现状。北伐毫无疑问是一个光荣的时代，但当那一页翻过，一切都已改变，广东军人似乎集体迷失了方向。副军长陈可钰退隐，几个名气很大的高层领导则因为理想和利益分作了几个集团——张发奎和黄琪翔是一个集团，大部分时间都跟着汪精卫混；李济深自己是一个集团，往往和新桂系穿一条裤子；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算是一个集团，主要依附于蒋介石；因留守广东而未参加北伐的陈济棠是一个集团，由于没有出省作战，其部战斗力较弱。蒋记王朝第八章逝去的北洋时代宁汉合流
汪精卫这边出了如此大事，蒋介石却也没法幸灾乐祸，因为他此时正忙着吃败仗。这事还得从蒋介石调回北伐军主力防御汪精卫说起。北伐军主力前脚刚离开徐州，后脚孙传芳就到了。据他观察，留守徐州的北伐军属于杂牌军，战斗力不强，不可能扛得住自己的大举反攻，如果错过这个可以轻松拿下徐州的机会，那必须把脑袋送入精神病医院做个全面检查。果然，面对有备而来的孙传芳所发起的突然反击，北伐军很快就丢掉了徐州。在这个即将跟汪精卫一决高低的关键时刻，徐州得而复失，不仅丢了蒋介石的面子，也输掉了南京方面的气势，为挽回影响，蒋介石决定亲自率兵夺回徐州。但问题是，第七军和第一军的主力必须留下防备汪精卫，蒋介石能带上战场对抗孙传芳的部队，大都是在北伐中收编过来的杂牌军，战斗力很菜。而他的对手孙传芳，可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家伙。可以说，结局早在开战之前就已注定。不出所料，狡猾狡猾的孙传芳轻松发现了北伐军的弱点，也是杂牌军都有的毛病——意志薄弱，配合生疏，战斗力不强。于是，他抱着“蒋介石的便宜不占白不占”的良好心态，采取诱敌深入打伏击的战术，把蒋总司令率领的这支杂牌北伐军打成了全线溃败。蒋总司令铩羽而归。蒋总司令败回南京之际，汪精卫也在忙着指挥张发奎镇压“南昌起义”后南下广州的共产党部队，焦头烂额，哪还有精力东征蒋介石。既然这对难兄难弟没了打架的心思，那么宁汉双方就有了坐下和谈的可能。虽说宁汉分裂本质上缘于国民党内部的权力之争，但与“联共”还是“分共”的路线之争也有非常大的关系。可随着“七·一五”和南昌起义的爆发，苏联顾问被他们轰回了老家，横亘在宁汉之间的关于“联共”还是“分共”的分歧也消除了。汪精卫与蒋介石都意识到：“分共”、“清共”已不够用，非“剿共”不可。既然分歧已逝，那么合作就在预料之中。冯玉祥成了牵线搭桥之人。之前说过苏联很看好冯玉祥，盛情相邀冯玉祥前去访问。几个月后，在冯玉祥访问完毕回国的随从队伍中，多了几个共产党人，譬如邓小平，他们是苏联派来协助冯玉祥工作的干部。可是冯玉祥的作为始终不离“千面将军”本色，很有些对不起苏联的期望。宁汉分裂后，冯玉祥一方面宣布支持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参加北伐；另一方面却着手清共，向蒋介石伸橄榄枝。为了清除身边的苏联眼线，邓小平等人就在这个时候被冯玉祥扫地出门。之前我们提到过，邓小平在法国留学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周恩来等人回国后，他依然留在法国勤工俭学。小平同志的勤工俭学生活十分艰辛，说是勤工俭学五年多，其实只有约五个月在俭学，其他时间基本都花在了就业、失业、待业、再就业的勤工生活上。不过小平同志也因此走向社会，走向苦难的人间，并由此喊出了“贫时期是“小冰河期”的话，那么明王朝不止经历了一次小冰河期，至少，明朝弘治皇帝朱祐樘（公元1488―1505年）在位的最初时段，也是一个极端天气频发的时段。但这时期的明王朝，非但没有像崇祯时期那样亡国，反而在朱祐樘的合理施治下浴火重生，不但抵抗住了自然灾害，更开创了后人津津乐道的“弘治盛世”。后人对这一时期的赞美之词，史料上可以查到很多。然而被忽略的，是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明孝宗弘治帝登基早期的“大抗灾”。一如果要评选明王朝历史上苦命的帝王，明孝宗朱祐樘或许可位列一席。先是身世苦，其父明宪宗朱见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庸君”之一，其在位22年，其中有16年不上朝，首开了明朝皇帝消极怠工的“先例”。施政上他宠信宦官汪直等人，导致朝政败坏，政府效率低下，一批能臣遭到贬罢去职，文武百官，多是庸碌混日子之人，民间有民谣讽刺说“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私生活上也非议颇多，专宠年长他19岁的万贵妃，任由她祸乱后宫。朱祐樘的母亲，是后宫的一名普通宫女，得朱见深宠信生朱祐樘时，就险些遭万贵妃堕胎，后为躲避万贵妃迫害，在深宫里隐姓埋名6年。朱祐樘与朱见深父子相认后，朱祐樘之母遭万贵妃迫害致死。其后，万贵妃一直谋求废黜朱祐樘，导致朱祐樘数年来小心翼翼，在万贵妃的不断刁难下生活。最后平安即位，可谓历经磨难。平安即位后的朱祐樘发现，父亲留给他的，是一个十足的烂摊子。偏偏屋漏又逢连夜雨，这时期的明王朝，是极端自然灾害频发的时期。仅仅是朱见深去世时的成化二十二年（公元1486年），陕西发生大地震，河南发生水灾。朱祐樘登基后，弘治元年，山东旱灾，江苏水灾。弘治二年，河南水灾，华北旱灾。弘治三年，浙江水灾。弘治四年，陕西旱灾，江西水灾。弘治五年，苏松河水灾，广西瘟疫……除了自然灾害，国家的内外部问题更多如乱麻，国库空虚，财政几近崩溃，朱见深在位时沉迷修道炼丹，几乎把国家财富挥霍殆尽。政府官员混日子，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贪污腐败日益严重。外患方面，蒙古鞑靼，瓦剌各部持续骚扰，边关战火不断。朱祐樘登基后厉行拨乱反正，罢黜昏聩官员，提拔能臣干吏，整顿吏治腐败，减免百姓负担。而要励精图治，国家的重中之重，就是抗灾救灾。关键是：怎么救？别的不说，钱呢？一分钱难死英雄汉，抗灾需要钱，就算朱祐樘是七十二变的孙猴子，也变不出一毛钱来。朱祐樘不是孙猴子，他只做了一件事就解决了问题——割肉。事实上当时明王朝的家底还是很丰厚的，关键在于钱用得不是地方，就像一个肥胖病人，不该长肉的地方全是肥膘。所以要解决财政问题，既得勤俭，又得舍得割肉。先是割老爹的肉：成化朝时代留下的庙宇寺院，关门的关门，充公的充公，什么法师方丈的，劳改的劳改，还俗的还俗，吃斋念佛管啥用，统统干活去。然后就是割自己的肉，神仙都不养了，宫廷的日子当然也得勤俭：仅光禄寺用于做菜的牲口，由每年的10万减到每年4万，香料用量由原来的每年2685斤减少到每年1635斤。人员当然也缩编，皇宫的人员编制比登基前少了近一半，各类开支竟然缩减了六成。政府改革当然也不闲着。闲职官员裁撤的裁撤，采办之类的土匪行动一律叫停。宫廷宴会，包括接待外国使节之类的外交活动，也都一概从简。总之四个字：能省则省。节衣缩食一番，弘治朝初年的各类开支，竟比成化朝减少了八成。这些钱大都变成了一批批发往灾区的粮食与物资，都是朱祐樘精打细算，从牙缝里抠出来的。钱抠出来了，就该救灾了。在当时，破坏力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就是水灾。白花花的救灾银填不平这无底洞，折腾下去，比尔?盖茨都得破产。朱祐樘知道，彻底解决问题就必须修水利工程。当时中国水患的重灾区有3个：河南地区、淮北地区、苏杭地区。治水患的关键在于：要选择正确的人。朱祐樘找到了3位熊猫级水利人才：白昂、徐贯、刘大夏。二第一个人：户部侍郎白昂。开工点：河南开封。斗争对象：黄河。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五月，黄河爆发洪害，在开封黄花岗决口，山东南部以及河南大部皆成汪洋，明朝政府先后投入5万多人救灾，折腾到八月份，灾情总算缓解。许多熟知水患的大臣此时给了朱祐樘当头一棒：眼下水灾不过是一个开头，更大的水灾必将风云再起，连京杭大运河都有阻断的可能。修吧！九月朱祐樘下旨，命户部侍郎白昂修治黄河，发民夫20万，令山东、河南、北直隶三省巡抚皆受白昂节制调度，要权给权要钱给钱，只要把黄河治好了。在今天的教科书里，黄河被尊称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但是翻翻漫长的中国古代史卷册，我们不得不悲哀地发现：这位伟大的母亲更像是一头疯狂的怪兽，无数血泪斑斑的水灾记录由此而写成。怎么对付这头怪兽？黄河两岸的地区都把修坝当做主要工作，结果要么是堤坝被咆哮的黄河水冲毁，要么是东家不闹西家闹，摁下葫芦起来瓢。那就挖掘人工运河疏通水道吧，大禹他老人家不就是这么做的？可开工了才明白，人工挖河的速度远赶不上洪水暴涨的速度快。你正挥汗如雨地赶工程，却发现已被淹没在茫茫波涛里了。在这个问题上，著名奸臣徐有贞（即害死于谦的那位）曾做过一个经典的实验，操作如下：找两个容量相等的水箱，装满同样质量的水，一个箱子底部开一个大窟窿，另一个箱子底部开若干面积总和与大窟窿相同的小窟窿，开始放水，结果证明：开若干小窟窿的水箱水先放完。徐有贞用这个实验说明：在开挖运河缓解水患的问题上，与其开挖一条大运河，不如开挖若干条总流量相等的小运河（徐有贞张秋治水，或谓当浚一大沟，或谓多开支河，乃以一瓮窍方寸者一，又以一瓮窍之方分者十，并实水开窍，窍十者先竭）。这个实验在400多年后，也被美国物理学家史密斯尝试过，这就是物理学著名的水箱放水实验。著名的巴拿马运河正是以此为理论基础开凿成功的。理论虽然正确，并取得过治水成功，可很多人并不信。别人不信不要紧，负责治水的户部侍郎白昂相信。白昂，字廷仪，江苏常州武进人。天顺年进士，历任礼科给事中、兵部侍郎、户部侍郎等职务，主要工作经历包括：在凤阳督造皇陵，在江苏沿海剿灭倭寇，纵观其履历，不是打仗就是修坟，貌似和水利工作没啥关系，但之所以选择他，是有原因的。首先因为治水就是打仗，需要调动人力，统筹指挥，会治水的人未必会带兵，但会带兵的人肯定会治水。中国古代相当多的水利人才，都有过沙场横刀立马的光荣历史。其次他是清官，千百万工程款从手里过，眼皮都不眨一下，相当严于律己。更牛的是，他对祖宗都要严格要求。去凤阳督造皇陵，眼见当地闹灾，他给中央提意见：太祖的坟咱修得寒酸点，剩下的钱全赈济灾民？这种事放在封建社会实在是大逆不道，但白昂不管，长久以来他都坚持一个信念：老百姓的饥寒比皇帝家的坟重要。一个连朱元璋都不怕的人，当然不会怕洪水。所以，他最合适。白昂不怕洪水也是有原因的，20年前他科场登第，坐师正是徐有贞。虽然他们的师徒关系很短（徐有贞不久后就倒台），但徐有贞在治水方面的才华与思想，他学得青出于蓝。这一次，46岁的白昂接过老师的枪，他面对的是更强大的对手——黄河。壮志满怀的白昂来到了河南，他发现，整个中原大地已经是汪洋一片，波及河南、山东、河北、江苏等地区。他和他的治河大军，仿佛圣经故事里的诺亚方舟。白昂毫不慌乱，黄河最终是要奔流入海，治水的关键在如何让黄河以最平稳的线路入海。所以，白昂提出了治水方略：北堵南疏。北堵，就是在黄河以北的沿线地区修筑堤坝，防止黄河水向北蔓延；南疏，就是在黄河南岸地区广挖运河，分流缓解洪峰压力，并将黄河南岸几条水道连接起来，引导黄河水经淮河入海，一句话：把黄河水平安赶下大海，就是胜利！但理论好未必是万能的，哪个地方该修堤坝，哪个地方该清淤，哪个地方该泄洪，都是需要反复斟酌的。白昂抓住了两个关键的开工点：河南阳武、宿州古汴河。具体操作方法是：沿河南阳武修筑长堤，阻止黄河水北上，疏通宿州古汴河，引黄河水入汴河，再由人工开掘线路，将汴河与淮河连接起来，使黄河经由淮河入海。施工方法则完全按照徐有贞的实验理论进行，黄河南线开挖大大小小的运河，分流入淮。与之相对应的，是大大小小的拦水坝和分流运河的修筑与挖掘，白昂细致考虑到了所有的可能：在修筑河堤的同时，也在河堤下面修筑拦水坝缓解水势。从河南到江苏，从江苏到山东，数千条大大小小的分流运河开工了，它们仿佛一根根坚韧的网线，细细密密，缠住黄河猛兽庞大的身躯。这是一项横跨中原四省的大型水利工程，施工时间却有限得很：必须要赶在第二年雨季到来前完成施工，否则新一轮大水风云再起，所有的心血都将化为泡影。工程大，工期急，白昂迎难而上了。他充分延续了天不怕地不怕朱元璋都不怕的传统，工程监督一丝不苟，违纪官员逮谁办谁，特别是在分流泄洪这一敏感问题上，白昂毫不留情，专拿富户豪强开刀，尽量保护小民百姓家财产，直把几省地方大员折腾得叫苦连天。因为如此，整个治河工程进展顺利，但白昂却并未轻松，他隐约感到，自己这个看似完美无瑕的治河计划里，似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漏洞。终于，当他来到一个地方，仔细观察了当地水情后，他找到了这个漏洞。这个漏洞，叫山东张秋河。张秋河西接黄河，东接京杭大运河，是中国北方水路交通的枢纽，在决定治水成败的引黄入海工程里，黄河经由山东入淮河的整条道路上，它是重要的拐点。因为特殊的地理缘故，所以长久以来，黄河一发脾气，张秋河准受株连，直到公元1453年，徐有贞以其独创性的治水方略加以整治，方才太平下来。到白昂前来视察工作的时候，中原大地汪洋一片，这里却太平无事。但白昂却敏锐地发现：这个平静，是暂时的，治水计划的最大漏洞，正在于此。所有的治水计划，核心都是让黄河进入淮河。这有一个前提：黄河水进入淮河时，流量已经大为减弱。但是，如果是更大的洪水呢？一旦入淮的洪水超过了淮河的承受力，那么淮河沿岸势必将遭受灭顶之灾，而张秋河将会率先发生决堤，成为整个淮河大水灾的导火索。意识到问题严重的白昂急忙向朝廷写了奏折，建议从山东东平至青县，开凿12条运河，将部分黄河水引入山东大清河与小清河入海，缓解淮河的分流压力。这是一个事半功倍的方略：既避免淮河水患，又解决山东北部旱区的用水问题，可谓是一举夺得，万无一失。然而，白昂收到的中央回复是：不准！愕然的白昂反复思考，就是不明白咋回事。白昂的这封奏章送上去后，朝堂里就吵翻了天，几位重臣经过讨论：一致建议是不修！关键是钱，修水利费钱，国库本身不富裕，现在追加投资，为的只是一个未必会出现的可能，这不是犯病吗？山东的官员也不干：河南发水干我鸟事，你把黄河水引到我家来，不是给我找麻烦吗？言官们更是把白昂骂得狗血喷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支持白昂意见的最重要人物竟然是刘吉，只有他苦口婆心坚持这是防患于未然的最好方法，但他正确的声音，很快就淹没在铺天盖地的反对声里了。白昂叹了口气，继续干活了。弘治三年夏，这项连接中原四省的大型水利整治工程竣工了，从此，饱受洪涝灾害的黄河中游地区，在之后半个多世纪解除了水灾的困扰。白昂归京后得到褒奖，后被提拔为刑部尚书，继续坚持铁面无私的工作作风。退休后，朱祐樘亲笔为他题写了“宏裕之量，明达之才”八个大字，今天立于江苏常州白氏宗族祠堂内。弘治五年，黄河再次爆发洪灾，地点成了苏北淮河流域，如果当年听从了白昂的意见，这一切是可以避免的。说到这场水灾，就引出了第二位水利人才：刘大夏。刘大夏，字时雍，湖北华容县人，天顺七年进士，先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然后于成化元年被调入兵部职方司（国防总参谋部），长期从事国家军事行动的谋划工作，在这个单位里，他一干就是23年。到弘治朝开始的时候，刘大夏52岁，长期被下派于地方，从广西干到浙江。弘治五年他是浙江布政使，正在浙江惩办贪官，追缴流失的公款，突然新任命又下来了：朝廷升你官了，快北上吧。收拾好包袱，刘大夏才知道，所谓的升官，其实是个苦差使：黄河发大水了。弘治五年春，黄河在张秋镇、黄陵港等地决口，夺汶河入海，两岸尽成千里泽国。更为危险的是，贯穿南北的京杭大运河也被阻断，南方漕运完全瘫痪。这可麻烦了，要知道北京城的物资供应都是靠漕运来维持的，漕运一旦瘫痪，国计民生且不说，京城的老少爷们吃什么。必须要尽快解决！于是朱祐樘火速布置，调15万民夫修治河道。这时，前线总指挥、工部侍郎陈政积劳成疾，竟然一病不起，最后“牺牲在工作岗位”上了。人死了，活还没干完，派谁去呢？朱祐樘犯愁了，就在这时，一边的王恕再次提出自己的建议：让刘大夏去吧。于是刘大夏以右副都御史的身份出发了，这次他的任务远比平乱艰巨。工程进展缓慢，漕运的恢复又刻不容缓，这次黄河水灾是百年一遇，没个几年功夫根本治不完，漕运必须马上恢复，北方一大堆人的吃饭问题就靠这个解决呢。具体的治河方略，是参考元朝大臣贾鲁治黄河的办法：分流入淮。操作方法是：挖掘几条干道，引导黄河进入淮河，经淮河入海。总之，尽一切努力阻止黄河北上，这是一个大工程，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也是唯一正确的办法。此时刘大夏却做了一个奇怪的决定：在黄河的决口处开挖一条向北的运河。这让专家们很不理解：不是要阻止黄河北上么，怎么还要往北挖？这不是胡闹么？看似胡闹，其实是对的。因为刘大夏知道，当务之急，是恢复南北水路交通，漕运中断了，要想尽快恢复，必须开挖一条临时河道，将京杭大运河重新连接起来。这么做当然是有风险的，但是，只要其他几条河道能够做好分流工作，这么做就是最快捷的办法。同时，这条作为暂时河道的运河，还能分流入淮，起到缓解洪峰的作用。于是几十万民夫动工了，事实也确如刘大夏所料，南北漕运再次恢复，连接大明帝国的运输线，终于又畅通无阻了。而在之后的分流工程里，黄河洪水泛滥不断，也正是这条月河一次次缓解了洪峰的压力，保证工程顺利进行。漕运恢复，这只是治理黄河的第一步，分流入淮才是重头戏。几十万民工勤扒苦作，日夜赶工。为了尽快完成任务，刘大夏豁出去了，50多岁的老头天天连轴转，没一天睡囫囵觉，吃住全在工地上，在工程紧急的时段里，更是亲自扛着沙包上阵干活。领导都“模范带头”了，底下人哪敢怠慢，上上下下拧成一股绳，终于保质保量的完成了施工任务。经过两年努力，黄河成功改道，由原来的经山东入渤海，变为此时的经淮河入黄海，肆虐中原数十年的黄河水患，就此平息。数十万流民终于可以重返家园，中原大地的广大黄泛区，也得以重新恢复生产，这是一项伟大的创举。刘大夏的名字，也伴随着这个伟大的创举，从此长留在黄河两岸。今天苏北地区的一些州县，每年都要进行拜河神活动，而河神，正是刘大夏。顺便说一句：刘大夏的这一整套治河方略，基本上沿用了元朝治黄河的方法，外带自己一点小创举。但元朝治黄河，却治得矛盾丛生，治出了一场推翻帝国统治的农民大起义。刘大夏治黄河，却治出了国泰民安，由此可见，好方略也需要好人执行才是。经过白昂与刘大夏两位重臣的治理，肆虐数年的黄河消停了，中原四省恢复了生产，可谓功德无量。但是另一位熊猫
其事；晖儿和S已经因晕车而显得脸色苍白了起来；林岳一路不停地说着话，我知道他是想分散大家的注意力，但在这颠簸的路况上，也只是杯水车薪罢了。“嘎”，厢式货车骤然急停，毫无防备的众人身子一片歪倒。“嗨～～我说老凡，你丫注意着点儿开行不？！”林岳差点一头撞上挡风玻璃。我没答话，伸手指了指车子的前方，小路右侧的树林里横着两辆黑色的越野车。这是两辆路虎发现Ⅱ型越野车，4.0排量，V6发动机，近七十万售价的车辆绝不会平白无故地出现在偏僻小路上，唯一的解释：这就是陈子浩他们驾驶的车辆。两辆路虎此刻已经熄火，车内沉寂得没有一丝动静，侧面的车窗蒙着乌黑的单透膜，眼前的距离是无法透过车窗看清车内情况的。我将厢式货车倒出数米，招呼林岳下车，两人小心地向树林中的路虎摸去。这两辆应该是空车，直到我俩触及车门拉手的那一刻，车内依旧毫无动静。但就在这时，两人的肩头突地一紧，身子不由被人拉得向后退去。“傻小子们，这么大的煞气，你俩找死吗？”耿婆严厉道。两辆车子头尾相接，敦实地拦在面前，无论是车身还是周围都感觉不到有任何的异状，可耿婆那严肃的样子肯定不是在耸人听闻。呜地一声，狴犴的身影出现在面前，涨大到老虎大小的身躯堪堪拦在了我们和车子的当中。只见它抬爪昂首，口中发出一声震撼地咆哮，两只前爪狠狠地拍在了车前的地面上。“窣……窣……”车子的另一侧传来一阵轻微的响动，似乎有什么东西从车上掉落了下来，紧接着便是一股怪风逐渐远去，隐约间我的脑海中映出数个奇诡的影像。“镰鼬？！”那是几只黄鼬般大小的东西，身子弹动着如风般消失在不远的树林中，两只前爪上长着一对锋利的镰刀状物体。“扶桑镰鼬，性金亦从风属，奇诡凶残，乘其尾随风而行，前足锐利如镰刃，纵百炼精钢且不能敌也。扶桑倭人，以神敬之，创隐忍之术，铸弯镰效法，善取人首级。”这种产于东瀛扶桑的凶残虚灵怎么会出现在这个偏僻的树林中？而且隐匿得如此之好，要不是耿婆及时将我俩拉回，只怕我和林岳早就成了两具无头尸体了。狴犴不放心地在车子周围徘徊了一圈，确定没有危险之后，便低低地朝我们吼叫了两声，身体渐渐缩小，紧赶几步跳进了紧跟而来的S怀中。既然出现了镰鼬，车内又如此地死寂，这帮人很可能……两辆车子里都是无头的尸体，颈部的断口平滑整齐，尸体保持着各种姿态，且十分自然，没有任何的扭曲和变形，临死的那一瞬间似乎正在这片树林中停歇休整。“呃……”S躲在一边大口地呕吐了起来，虽然车内没有任何的血迹和腥气，但这些诡异的尸体也足以让人反胃了。我拍了拍脸色苍白的晖儿，示意她去照顾下S，虽然晖儿没有立即呕吐，但我能感觉到她正在强忍着恶心。尸体被搬下了车，整齐地排列在一边的草丛中，一共有九具，林岳拧着四条眉毛一脸沉思地检查着。“扶桑镰鼬仅活动在现在的日本一带，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我疑惑地向耿婆问道。耿婆没有回答，踱着步四处探查了一圈，半晌才回头望了望我。“你问我，我又去问谁？”她沉着脸道，“连虚灵身上的煞气都感觉不出，真不知道你俩是怎么活着从云南回来的。”这番话听着十分刺耳，但却是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我和林岳根本就没有查觉这些东瀛镰鼬的存在，尤其是我的听风能力，似乎对这种虚灵完全没有反应。“老凡，你知道为啥车里没有血吗？”林岳从尸体边站起身来，“这些尸体体内的血液全部凝结了。”人类的血液凝结通常只有三种常见的原因，伤口保护性凝结、血液中混入凝血性毒剂或者是长时间死亡后自行凝结。不过，这些尸体的血液却不属于以上情况中的任何一种，林岳用小刀取出了一部分凝结的血液样本，那些凝结的血块就像我们平时烧熟的鸡鸭血一般。“高温烘培导致的凝结。”林岳摇头道，“这些家伙就跟活烤的鸭子似的。”能造成这样结果的唯一可能就是饲虚一派的灵火，从尸体上辨别，这些人都是年龄在二十到三十多岁上下的年轻人，而陈子浩却并不在其中。是他下的毒手？大费周章地杀死这么多手下，难道仅仅就是为了布下疑局，让我们葬身东瀛镰鼬的刀足之下吗？“他们把书毁了。”晖儿从其中一辆车上下来，递给我一些残破的纸片。从残片的纸质来看，年代已是十分久远，有明显的灼烧痕迹，部分残留着“阅世”、“八神”等字样，看样子应该是属于刘基那本《阅世奇门》上的。“有灵火的痕迹，附近植物的水分蒸发相当厉害。”林岳从一棵大树上荡了下来，“要不是老耗子不见了，我还以为是臭脸大哥干的呢。”“丁火死门，玄武入离，老婆子太久没出门了。”耿婆叹了口气，用脚抹去方才划在地上的东西，“饲虚一派的后辈中出了这些个杀神，只怕后面死的人会更多。”“您老算出是谁了？”林岳瞪大了眼睛道，“是那老耗子还是臭脸大哥？”“你以为奇门遁甲是通天彻地万试万灵的？”耿婆沉脸道，“能知道那么明白的话，我还用跟着你们这俩臭小子瞎转悠？”林岳讨了个没趣，讪讪地闪去了一边，帮着S和晖儿从厢式货车上拿下行李。刘基的《阅世奇门》被毁，陈子浩离奇失踪，树林里留下了一批奇诡的无头尸体。扶桑镰鼬的出现，现场残留的灵火痕迹，原本顺藤摸瓜的跟踪线索变得扑朔迷离了起来。丢下厢式货车，我们换上了其中一辆路虎越野车，返回了主干公路上。“好家伙，这车坐着可是舒坦多了。”林岳在车座上扑腾着，“咱也算是鸟枪换炮了。”“你就不能安静会儿？！”S瞪了他一眼，“狴犴都比你乖。”狴犴神情得意地冲着林岳呜呜了两声，舒服地在座椅上翻了个身，肚子里发出一阵惬意的噜噜声。“靠，我要变它那样，不就成了只懒猫了？”林岳嘀咕道，不屑地瞥向狴犴，却正迎上它那同样不屑的眼神。一人一兽就这么僵持地对视着，谁也不肯示弱。“亦凡，目前的线索都断了，接下来我们该去哪里呢？”晖儿沉吟道，“莫炎一直没有回复你的邮件，他那里会不会出事？”“不清楚，莫炎个性孤僻，不回邮件未必就是出事了，也许他正在我们附近也不一定。”我翻开遮阳板道，“至于该去哪里，陈子浩他们其实已经留下了线索。”“小子，我是低估你咯。”耿婆看着遮阳板内露出的东西，不由笑道。大多数驾驶者都喜欢在遮阳板内夹藏地图，陈子浩的司机也不例外，翻开的遮阳板内放着一幅公路地图，上面用红笔清晰地标注着行进路线，而在一些地点上着重做了标记。“我们下一个该去的地方是河南省巩义市。”我瞟了眼地图道。“那里有什么名人古迹吗？”S问道，“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地方。”“生在苏杭，葬在北邙。”林岳摇头晃脑地吟道，“那里是北宋皇帝的窝点——宋陵。”“北宋宰相赵普就葬在宋陵。”我接着道，“那是北宋最有名的奇门遁甲大家。”……一路上，我和林岳轮流驾驶着车子，为了避免被沿途的路卡人员认出，我们特别选择了一些偏僻的小路，在路虎越野车的良好性能保障下，行进的速度并没有被拖延。“很快就进入河南省境内了。”我看着地图道，“今晚早点休息，明天一早出发。”我们落脚在一家简陋的旅店里，沿途的劳累使得大家都早早地入睡了。低低的声响传入耳中，混合着飘忽不定的梦境在脑海里不住缠绕着，我烦躁地挥了挥手，企图赶走这讨厌的干扰，但一种特殊的感觉却令我迅速地清醒了过来。那声响依旧继续着，低微但却清晰，仔细听去像似某个悲恸的妇人正在啜泣。“这才几点啊？”林岳揉着惺忪的睡眼，一脸不耐烦道，可能他正在做着什么美梦，却被我不由分说地拽了起来。“靠，大半夜的哭丧，听着怪滲人的。”林岳也听到了那古怪的声响。单就这个声音应该不足以让我感到怪异，而令我惊讶的是自己根本无法判断出那声音的来源。无论怎样仔细的听辨，那声音始终在屋外飘荡，似乎没有一个确定的位置。两人穿起衣服，轻轻地溜出房间，来到旅店外的空地上。这家旅店直冲着一条蜿蜒的土路，自东南而来的路基斜斜地从旅店的西北侧经过，离开旅店不远处是一片密实的防风林。幽暗的月光下，那声音飘忽在周围的空气中，我隐隐查觉到，周围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湿气，像是阵雨过后的那种感觉。林岳左右看了看，俯身用双手在地面上拍动了两下，一片细小的蒲公英顿时出现在面前。他微微跺了下脚，蒲公英的飞种立刻四散飞开，在空中停留片刻后，整齐地分两路围向旅馆周围。“我听不出这声音哪儿来的。”我低声向林岳道，“附近可能有什么东西。”“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白天的时候这里还明明白白的。”林岳有些发寒地说道，“到了夜里就怪怪的，附近的植物都拼了命的呼吸。”“你怎么知道它们在拼命呼吸？！”我脑后的汗毛不禁竖起。“简单啊，闻到这股湿气没？植物拼命呼吸的时候就是遮阳了。干嘛？你丫那么紧张……”林岳说着突然住嘴，脸色也开始变化起来。植物在白天依靠光合作用来制造养分排出氧气，而到了夜晚则进行呼吸作用排出部分水分和二氧化碳，在生物学上这是个很简单的常识。如果你发现这些植物晚间拼命进行呼吸作用，那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它们的根茎泡水了，即便看上去生机盎然，但如果不迅速排出水分只怕根茎很快就会腐烂坏死。另一种便是让我和林岳头皮发麻的可能——这附近有个凶煞风水格局。风水格局不论凶吉，在外观上并不是一眼就能看穿的，即便平日里看上去平淡无奇，但到了夜里或某个特殊的时间，周遭的环境便会发生一定的改变，造成一个非常凶险的局势。对这家小旅店而言，东南直来的土路犯了一个冲射的忌讳，一路行来的地气直冲而过，给这里开了个类似“风口”的凶格，但好在是斜对道路，加上附近的树木对冲，气势上不会引起太大的风险，最多也只是影响点人气什么的。我和林岳白天因劳累，并没有过多的注意这里的环境，加上到达这里时正是白天，也完全不会去想夜里的变化。可就是这个疏忽，让我们无意间撞上了一个凶煞风水格局——穿水煞局。天下流水气脉自西向东而行，一路间无论是地上还是地下水脉的行进是不会改变的。但这条土路恰好阻断了流水气脉的行进，放在白天，阳光和植物的会消耗去大量的水分，这里的水气相对比较平衡。但现在是夜晚，植物的呼吸作用恰好会排出水分，地下被土路阻断的水流气脉从植物这里找到了出口，压制已久的水气便汹涌地排放了出来。地面的水气融合地下的水气，形成了类似人类血脉互通的效应，整个地域下的水流气脉更加迫不及待地要涌出地面。这在风水堪舆学中被称为“穿水煞气”，绵绵不绝的水气会渐渐地侵袭附近动物和人的呼吸系统，使它们因缺氧而窒息死去。而旅店的位置处在惊门，易产生异变；五行属金，金生水的特性更加助纣为虐。但这还不是最让我头痛的……“今儿正好又是‘白露助水’的节气！”林岳恨声道，“真他妈会挑时候，怎么拣了这么个地方？！”“我知道那声音是什么东西发出来的了。”我幽幽道。“不用你说，这会儿我也知道了。”林岳指着一处道。在他手指的方向，飘出的蒲公英飞种围绕着一片渐渐聚集的水气，水气中隐约出现一个娇小的绿色身影，幽怨的声音便来自那里。“绿衣水魕！”林岳垮着脸道，“走不了桃花运，尽走桃花劫了。”五、斧声烛影“水魕者，成于水煞凶局，其形袅袅，其音凄凄，色如翠玉而暗华周生，气如雾瘴而掩人口鼻，所遇者皆亡，状若溺毙。如谷雨白露之时得见，当退避三舍，避其盛势，吾道后世切记莫讳。”穿水煞局里最让我头痛的便是这个绿衣水魕，它是一些犯了水煞的风水凶局中滋生的虚灵。它没有特定的实体，只是一股朦胧的水气，但周身的绿色光华会给人造成一种奇异的错觉，隐约看去像似一个身着薄纱绿衣的妙龄女子。不过，那些想上前亲近的人便会被厚重的水气侵入呼吸系统，弄得窒息而死，就好像是溺水身亡一样。与溺水唯一的区别是：他们是被空气里的水淹死。绿衣水魕的来历和成因很模糊，虚灵篇中也不曾提到，但我却可以很清楚地感觉到它身上所带来的那股幽怨之气。当然，相比弥漫在空气中的厚重水气而言，这点幽怨之气完全可以忽略不计。随着绿衣水魕的出现，我和林岳的呼吸渐渐开始困难了起来，口鼻间涌动着特殊的水腥味，我甚至可以听出水滴在肺部聚集的滴嗒声。“你快带S和晖儿她们走！”我冲林岳急声道，“耿婆也许能对付这东西。”“靠，我走了你丫能顶住？！”林岳用力吸了吸鼻子，冲地下啐了一口，吐出的竟已是一口清水。地上迅速地长出一片巨大的仙人柱，这种沙漠生植物是蓄水的行家，针状的叶片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抑制住绿色茎体内水分的蒸发排放。仙人柱疯长着铺满了大半的空地，由土壤中散发出来的水气缓解了许多，周围那些进行着剧烈呼吸作用的植物也平息了下来。林岳的方法看来是奏效了。但这时我却发现他的面色变得难看了起来，那些仙人柱的体积似乎在不住胀大，难道这反而……匆忙间大量的黄土铺就在了地上，干燥的土层完全阻挡了水气外泄的途径。但这也只是缓解了一时而已。“蓬……蓬……”一连串的爆裂声响起，因无法承受内部巨大的水压，巨大的仙人柱相继爆开。一时间四周有如经历着倾盆暴雨，大蓬的水珠洒落下来，那密集的程度愈发令我们呼吸困难。“咳……咳……不行……快走……”林岳被水呛得不住咳嗽，转身向旅店跑去，却因脚下泥泞湿滑而摔倒在地。幽怨的声响在“暴雨”中显得分外清晰，我知道这绝不是因为空气中弥漫了水滴而增强了传导性，事实上我俩的周围已蒙上了一层淡淡的绿色。我不及细想，双手连拍之下，七道飞火印纸排作一个天罡印阵，咬破的指尖洒出一串鲜血，瞬时间剧起的红光冲散了四周的水气。绿影一晃，传来一阵更为幽怨的声响，腾起的飞火阳炎之气将漫天的“暴雨”蒸发成了大片白雾，但这样一来，空气中的水气却愈发浓厚了起来。“老凡，咱俩都用错招了……”林岳看着势头凶猛的白雾道。浓重的白雾，弥漫的水气，两人在呼吸极度困难的情形下已根本辨别不清方向了。现在别说对付绿衣水魕，就连逃都找不到路……“七尺金柱入死门，戊土庚金引壬水！”不远处传来耿婆的喝声。死门，五行属土，主归二十四节气中的立秋、处暑、白露。脑中灵光顿现，一根七尺长短的金属细柱立刻插入身侧死门位的土壤里。“五缕垂柳定伤门，甲乙双木破土行！”耿婆继续厉声道。伤门，五行属木，主归二十四节气中的春分、清明、谷雨。林岳双手一揉，十指插入地下，一棵粗大的五缕垂柳在伤门位破土而出。周遭的绿光突地暗淡下去，一种哀怨而惊恐的声响在空中飘荡着，水气倏然散开，一片明朗的月色洒落在身上。耿婆板着脸站在不远处的旅店前，身后跟着晖儿和S，在她们的四周不规则地插着几根树枝。我惊异地发现，在树枝的围绕的地面竟是干燥的。“两个傻小子，冒冒失失的，想这俩丫头年纪轻轻地就守寡吗？！”耿婆慢步走来，手中的树枝在我俩头上狠狠地各敲了一下。心下不由一阵惭愧，我和林岳的确冒失，如果不是耿婆出声指点，这会地上肯定会多出两具淹死在旱地上的奇怪尸体。“年纪轻轻地就守寡……”林岳那小子咧着嘴一阵傻乐，S脸红了红，低头抚摸起怀中的狴犴来。耿婆从S手中抱过狴犴，抚摸着它柔顺的皮毛，低头在它耳边轻声嘀咕了两句。狴犴打了个哈欠，眯缝的双眼即刻圆睁，摆动长尾纵身下地。坚实的土层像一汪清水般散开了涟漪，狴犴的身影遁入地面。不多时脚下涌起一阵震动，隐隐地，我听到一片澎湃的声响自脚下远去。“上古洪荒时，鲧受命治水，四处堵截，闹得水灾更重，自己也惹来杀身之祸。”耿
渊源实在过深，终究也没能逃脱被贬黜的命运，被李纯贬为崖州（今海南琼山）司马，不久后死于贬所。至此，李诵时代的东宫集团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后世称他们被贬的过程为“二王八司马事件”。东宫集团的彻底瓦解，最为痛心的当属太上皇李诵，当他得知自己那个时代星光璀璨的东宫集团成员，每个人居然会落得如此下场，躺在病床上的李诵不禁老泪纵横，而情绪失控的他此时也感到自己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元和元年（806年）正月十九日，仅仅做了不到一年皇帝的李诵病逝于兴庆宫，终年46岁。事实上李诵的理想和灵魂，早在两个月以前就已经消逝在长安宫城的迷茫与黑暗之中。五个月后，李纯正式确定父皇的庙号为顺宗，第二年顺宗皇帝李诵被葬在丰陵。随着东宫集团的瓦解和太上皇李诵的病逝，李纯的时代已然到来，这位史书上记载刚明果断的皇帝会以怎样的姿态开始他的时代呢？这是当时留给朝臣们心中巨大的疑问。或许谁也不会想到，这位从老爸手中顺利接班的皇帝，居然开创了先祖太宗皇帝、玄宗皇帝的伟业，他的时代是继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之后的又一个盛世局面，史称元和中兴。
狗头萝莉视频在线观看政治家，失后投身截然对立的正治派别，在袁世凯称帝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底气何来杨度是洪宪帝制的策划师，更是筹安会的组织者和灵魂人物，然而当洪宪帝制遭到国内外反对，袁世凯宣布废止帝制、重回民国时，杨度于1916年5月1日向《京津泰晤士报》记者发表了一个“词意坚决”的谈话。大意如下：政治上的帝制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我杨某的政治主张绝无变更。兄弟我仍是彻头彻尾主张“君宪救国”的一个人，一个字不能增，一个字不能减。大约十年前在日本，孙中山、黄兴主张共和，兄弟就发表文章表示反对，以为共和系病象，君主乃药石，人民讳疾忌医，实为国家之大不幸。中国的未来，除了君主立宪外，别无解纷医乱之方。说到这次洪宪帝制，杨度并不推卸自己的责任。他表示：国体问题这两年闹得纷纷攘攘，我杨某确实应该负有主要的责任，既不诿过于人，亦不逃罪于远方。有报纸说我杨某已经畏罪逃亡，你们亲眼看到我跑了吗？兄弟等新政府正式成立后，必将前往法庭躬受审判。当然，退一步说，政见不同，亦是共和国民应有的基本权利。根据记者的观察，杨度在接受访谈时，态度安闲，并没有当时报界纷传畏罪出逃的迹象。侃侃而谈中，杨度并不对引起巨大政治动荡的帝制复辟事件有丝毫悔意，并不认为由此引发的战争，他应该负有多大责任。又过了一个月，袁世凯病逝，杨度在挽联中对洪宪帝制及其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说得更明白：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之后，再平是狱；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如果仔细体会这幅挽联，我们很容易感觉到，杨度一点不认为自己有错，他甚至在强硬回应各界指责——他杨度的君宪救国主张没有错，如果一定要说有错的话，就是这个主张没有得到完整准确地贯彻执行。那么，杨度的底气是从哪儿来的呢？君宪救国的理由从历史上说，杨度在武昌起义之前很长时间就是一个坚定的君宪主义者，在晚清预备立宪的整个过程中，杨度始终站在君宪主义立场上呼吁、推动并身体力行，有传言说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报告有几份便是出自杨度的手笔。这件事的真实性虽说有待考究，但杨度是君宪主义者这个事实没有一点问题。杨度那一代中国人中的绝大多数确实相信君宪主义是解救中国的最佳方案，革命只有在朝廷不愿改革的时候方才有倒逼的功能，只要朝廷愿意改革，就应该支持其重构君主立宪的政治架构，阻止革命发生。我们没有办法评估革命与改良谁对谁错，但事实确实如此——当清廷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后，革命立即陷入低谷，大批革命党人在朝廷感召下纷纷放弃革命，回归主流，参与君宪主义的政治变革。武昌起义、滦州兵谏迫使清廷改“皇族内阁”为真正意义上的内阁，但在怎样重构国会问题上，清廷中的强硬派和南方独立各省争论不休。就在这个非常微妙的时刻，杨度与汪精卫共组“国事共济会”，以第三者立场调停南北，力主将君宪还是共和的问题提交给“临时国民会议”去讨论。杨度此时似乎并不排斥共和作为一个政治选项，只是这个选项因为南北僵持，正式国会无法成立，一直没找到出路。国事共济会很快结束了，中华民国很快建立起来。在中华民国的政治架构下，杨度最初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合适，然而到了1915年，一战爆发，日本宣布参战且出兵中国山东，攫取了德国人在山东的全部权益，并以此逼着中国政府签字画押给予认可。更令中国人吃惊的是，日本人的要求远远超出德国人在山东的权益，其范围扩大到了满洲和蒙古。这就是被称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二十一条》确实是中华民国遇到的最大外交困境。面对这样的外交困境，正确的解决办法应该是就事论事，不存在“由外交而内政”，也不可期待通过改变内部政治架构去应对外交危局。然而，杨度就在这个微妙的历史时刻这样想了，且这样做了。1915年5月25日，中日“二十一条”及换文，由外交总长陆徵祥与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在北京签字并交换。就在这个历史节点上，杨度发表了著名的长篇政论文章《君宪救国论》，上篇详述君宪救国的理由，中篇分析中华民国总统制的缺点，下篇批评清末的假立宪和民国成立后的民主立宪。经过一番复杂逻辑论证和事实陈述，杨度的结论是，中国如果不能就此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中国终归于亡国而后已。在杨度看来，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方才是中国未来的唯一出路。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杨度在这里呼唤重立君主，重建君主立宪体制，大约与后来的新权威主义相仿佛，就是要以一种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推动政治进步。学理离事实有多远如果仅从学理层面言，杨度的这些分析并不令人吃惊，因为民主共和毕竟在中国只有三四年时间，而且这三四年里确实因为民主共和无法真正落实而带来很多困扰——二次革命、外交危机、周边分离主义危机，都在威胁着这个年轻的共和国。这个时候，不仅杨度有这种想法，其实按照许多人的分析，即便后来反对袁世凯帝制复辟最有力量的梁启超，也并不认为中国的出路就在共和，只是他认为杨度和袁世凯选择的时机不对。甚至在先前极端激进的革命阵营中，比如章太炎，也不认为袁世凯不可以称帝，也不认为共和就是中国的唯一选项。章太炎在1913年面见袁世凯时就说过这样的意思：袁公称帝不是不可以，假如袁公能够振作精神发奋为雄，出兵踏平蒙古，让蒙古回归，那么不是袁公愿意还是不愿意当皇帝，是人民期待袁公当皇帝。很显然，民主共和即便在法国那样的国家都经过无数次反复，那么对于中国这样具有悠久帝制传统的国家，出现一次或者几次反复应该是一种很正常的情形。所以当时不仅中国人有这样浓厚的帝制情结，即便来自民主共和国家的美国宪法专家古德诺也在他的一篇研究报告中认为最适宜中国目前情形的政治架构，还是君主立宪体制。古德诺认为，民国建立以来之所以始终无法恢复秩序重建和平，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宪法对总统权力约束太大，使大总统徒有虚名，不能有所作为，因而导致政局不稳。而政局稳定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几乎成了唯一诉求，中国必须建立一个强固的中央政府，然后才有可能去实施各项政策。古德诺在1915年接受中国政府委托，就中国未来政治架构进行宪法学的研究，他的结论是，现在正在实行的共和体制并不合乎中国国情，立宪体制下的君主制其实比共和制更为优良。古德诺的这个结论为杨度的“君宪救国论”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力的旁证。此外，日本宪法学者有贺长雄也有类似论文，都在证明君主制优于共和制。民国建立之后遇到了一次真正的体制威胁。如果仅从学理层面而言，杨度以及古德诺、有贺长雄的研究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所以在最初阶段袁世凯也不愿冒妨碍学术自由的风险加以干涉。然而，杨度等人不知适可而止，他很快将这种尚在讨论中的不成熟方案转化为政治实践。1915年8月14日，杨度串联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及严复联名发起“筹安会”，向全国各省军民长官发出通电，呼吁就君主还是民主问题进行讨论。实际上，此时的杨度和筹安会已不再只是研究学理了，而是深度介入了现实政治，并对袁世凯产生了严重误导。袁世凯看了杨度的《君宪救国论》，以为很有深度，说到了点子上。及至古德诺、有贺长雄两文出，袁世凯更觉得共和病弊的根本解决只能是废除共和，重建一个君主立宪体制，让国家政治重回正轨。袁世凯的理解或许有其合理的一面，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他的这个理解被利用了。他的大儿子袁克定可能太想当皇太子了，他的那些贴身幕僚、随从们太怀念几年前大清帝国的威风了。于是，紧接着的帝制活动演变成了一场闹剧，梁士诒组织了各省国民请愿团，参政院也在这场逆流中随风而动，擅自决定以“国民代表大会”去决定国体，结果全国一窝蜂进行国体投票，全国“完全一致”同意改共和，立君宪，全体一致“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无比庄重的国体构建，就这样儿戏一样的完成了，而一辈子沉稳内敛的袁世凯竟然鬼迷心窍般地相信了这样的拥戴。闹剧即将结束时，梁启超登高一呼，震惊了全国志士仁人；蔡锷云南首举义旗，宣布了洪宪王朝的死亡。袁世凯急火攻心，一命呜呼。杨度逍遥复逍遥，以为自己的理论探讨没有错，错就错在袁世凯的实践方案不对路。杨度的坚持遭到各方面的抨击，以为无耻。只是一百年后重新检讨这个事情，又不能不承认杨度的方案与袁世凯后来的方案之间确实存在着巨大差异。杨度自信他的学理研究没有错，这不是因为有美国宪法学专家古德诺和日本有贺长雄等人背书，也不是因为举国狂欢认同了这个方案，而是他的方案是晚清以来中国人的艰难探索，是一项共识，所以杨度并不认为他的这个学理研讨有什么错。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错误的话，那也是袁公和他身边的那些幕僚们太没有用，将一件好事给做砸了。从历史层面看，杨度的辩解不能说毫无道理。只是杨度忘记了，尽管袁世凯后来的方案与你杨度的最初方案有差异，但如果没有你的最初方案，没有你那如簧之舌肆意鼓吹，中国政治会向这个方向转轨吗？一个学者的力量当然不会扭转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方向，但是一个学者的思考如果从“私”的层面激活了领导人内心的焦虑，那么这种思考就有可能转化为政治实践。在这种转化过程中，政治家总是选择有利于自己的一面，放弃或者无视那些必要的、充分的条件。所以，杨度后来不忏悔，古德诺也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只有袁世凯还算诚实，表示责任终归在自己，毕竟自己拥有最终选择权。洪宪帝制和筹安会已成往事，但杨度和筹安会给中国知识人的教训是深刻的，知识人的学理探讨即便与现实政治有关联，然而毕竟不是一回事，两者有着非常遥远的距离。知识人适度矜持永远都是必要的。张謇：别了，皇上1898年的政治变革揭开了中国走上君主立宪的序幕，光绪帝虽然没有明确作出这样的政治宣示，但其行动已经表明中国要向日本学习，走明治维新的道路，以构建一个君主立宪国家。只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这个计划被耽搁，直至20世纪初新政再启，君主立宪重回中国人的视野，也由此涌现出一批职业政治家。他们在后来的政治变动尤其是从立宪向共和的转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南通张謇就是影响最大者。体制内抗争张謇曾经对日本的君主立宪长期保持关注。日俄战争开打后，他敏锐意识到日本将战胜俄国，胜败的关键不在国土、人口、兵力，而在体制。日本的立宪体制使其致力于实业教育30年，因此有足够的力量与中国、俄国抗衡。不久之后，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取胜，的确证实了张謇的预见。与此同时，体制内的驻外使节如孙宝琦、胡惟德、张德彝及一些督抚朝臣纷纷转变立场，认为只有立宪可以防止中国重蹈俄国覆辙。有以他们为代表的立宪派与朝野上下寻求变革的力量推动，更因为在家天下时代，对于朝廷有利的事情，朝廷都会欣然接受，经过一番讨论和考察后，清廷于1906年秋天郑重宣布预备立宪，争取用九年时间将中国带上日本那样的立宪国家道路。所谓九年准备其实正表明了一种郑重其事的态度。清廷希望在确定方向之后脚踏实地、稳步进行，推行“有计划政治”：先推动官制改革，再参照东西洋各国重定法律，接着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顿武备。按照当时清政府的规划，经过这些稳扎稳打的筹备后，立宪大业自然会水到渠成。对于清廷的稳重方案，焦急的立宪党人当然有点不太愿意接受，他们急切期待用立宪摆脱危机，富国强兵。在清廷预备立宪御旨颁布不久，张謇与汤寿潜、郑孝胥等立宪党人积极活动起来，力促清廷加快立宪步伐。经过反复计议，他们联络江浙闽粤等地近300名立宪党人在上海创办“预备立宪公会”，出版报刊，宣传宪政；编纂商法和公司法，以保护商人利益，促进工商业健康发展；开办法政讲习所，培养立宪人才。经过这些筹备，预备立宪公会又联络其他政治团体，尝试举行请愿运动，以早日将中国带上立宪轨道。张謇和预备立宪公会的领导人确实具有相当能量，他们很快联络全国各地十多个相关团体一起向朝廷施压。面对如此压力，清廷也做出一些善意回应，一再重申立宪方向不变，并同意在中央创设资政院，在各省创设咨议局。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各省咨议局和中央资政院为立宪党人的活动提供了合法平台，张謇等人利用这个平台做了大量工作，短短几年，立宪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各省督抚在咨议局的咨询、问责下，渐渐觉得不太舒服，甚至有点“官不聊生”的感觉。从立宪党人的立场说，咨议局并不是一个完全议会，只是一个议政机构，并不具有立法资格。各省议员在经过一段时间实践后，也感到这种准议会性质不利于宪政推行，因此他们格外期待朝廷能够速开国会，组织责任政府。这就是国会请愿运动的来历。张謇等人发动的国会请愿运动是一种体制内抗争，在认同体制的前提下建议加速改革。这些建议虽有违于朝廷“有计划政治”，但其心可嘉，经过几番争取奋争后，朝廷还是在第三次请愿发生时作出提前召集国会组织责任内阁的承诺，决定在1913年召集正式国会，在此之前先将官制厘定，并预行组织内阁。最后的善意忠告此次清廷对九年预备立宪的调整是真诚的，只是在人们接受了这一调整方案，静候按部就班厘定官制，特别是预行组织内阁时，却出了大问题。1911年5月8日，清廷宣布第一届责任内阁名单，13位阁员中竟有9人为皇室或皇族，这无异于军机处的亲贵内阁。皇族内阁一出台，立刻引起立宪党人普遍反对，张謇也在第一时间敏感意识到清廷的这一举措不仅违反祖制，而且处理得不好，势必导致人心皆失，一场巨大的政治动荡将不可避免。君主立宪是张謇那一代中国人苦苦探究十多年的结果，也是那一代中国人认为最合乎中国的道路，君主专制既然已成历史，民主立宪又不想要，只有君主立宪这条路。现在君主立宪弄成这个样子，满洲贵族对权力的垄断已经变得疯狂而肆无忌惮，这不能不使以张謇为代表的老立宪党人异常愤怒。愤怒归愤怒，出于大局考虑，张謇并未就此与清廷翻脸。而且，传统的君臣观念也影响着他，他只能忍气吞声，有话悄悄向皇上说。张謇为此联系汤寿潜、沈曾植、赵凤昌等人联名致信摄政王，旁征博引耐心劝告摄政王仿照“咸同年间”成例，重用汉大臣中有学问有阅历者，无论如何不能以国家为赌注，放任皇族和“高干子弟”胡作非为，因为如此垄断权力，必将丧失人心。危急时刻，张謇还协同友人前往武汉拜访湖广总督。再至彰德，拜访20多年未见面的袁世凯，详细交换对时局的看法。紧接着，张謇一行入京，与载泽、载洵、载涛、徐世昌、唐绍仪等政要频繁接触，并获摄政王接见。也就是在这次接见中，张謇向摄政王提出了“最后的忠告”，以为当时的外交有三大危险，内政有三大要事。外交上的三大危险一是中俄伊犁条约；二是宣统五年英日同盟条约期满；三是美巴拿马运河告成，必有变故。至于内政三事，一是外省灾患叠见，民生困苦，朝廷须知民隐及咨议局事；二是商业困难，朝廷须设法振作；三是中美人民联合。张謇面见摄政王时，出于稳妥，虽然对其有所忠告，但回避了最敏感的体制改革，尤其是皇族内阁、铁路国有等问题，选择了在随后与王室成员的交谈中再明白阐释自己的看法。对四川风起云涌的保路运动，张謇表示同情，建议载泽尽快与盛宣怀商量，调整方略，无论如何也要将那些集资修路的川民从这个政策
声“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蒋介石为了挽回形象，自导自演了一场表演秀——自请处分，甚至一度退居虎门，表示坚决离开广东，可惜被各方“深切同情、坚决挽留”，于是在4月初“艰难”地回到了广州。整套表演情节合理、动作自然、感情到位，看来蒋校长也是有实力走红地毯的人。看完蒋校长的表演，一起来分析一下“中山舰事件”的输家。输家有很多，首先来看汪精卫。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中下手是极其迅速的，根本没有通知国民政府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汪精卫。虽然汪精卫对蒋介石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极为愤慨，但是事件已经造成了国共矛盾、中苏矛盾，木已成舟，于是汪精卫以此次事件自己负有领导责任为由辞职，又跑到法国去了。汪精卫这权交得也太快了点吧？是啊，所有人都觉得太快了，不知道汪精卫当时是怎么想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汪精卫并非一个恋权的人，他辞职是为了避免党内争斗，保证国民党的团结。一号人物汪精卫走了，二号人物蒋介石得以继承党政军实权，但他没能坐上国民政府主席的椅子。因为汪精卫对蒋介石很有意见，所以他把谭延闿扶上了代理国民政府主席的位子。老谭虽然干过很长时间的军阀事业，打仗的能力也一般，但他在跟小弟赵恒锡的残酷斗争中老打败仗，受到了严酷的实事教育，并因此下定决心加入革命队伍，在讨伐陈炯明、平定商团叛乱及北伐战争等大是大非问题上与孙中山保持了高度一致，算是一个久经考验的“老革命”，由他接任主席也算合理。最大的输家则非共产党莫属。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表面上认了错，后来也逐步把共产党员给请了回来。这一切表明他似乎仍在高举“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伟大旗帜前进。但事实并非如此，这只是“形象工程”而已，因为蒋介石目前并没有足够的实力与共产党分裂，只得虚与委蛇。蒋介石的第一军目前只有第二师刘峙在广州，剩下的主力都远在潮汕。而李济深、谭延闿、朱培德的部队都近在咫尺，真要打起来不一定能赢。更重要的是，第一军上下深受革命思想影响，而蒋介石自己也一直宣扬革命，如果他不能占住法理，部队思想必定陷入混乱。此外，前文分析过，蒋介石的苏联之行后，他就从没有真正信任过苏联和共产党，他和亲苏联、亲共产党的国民党左派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是必然的，即使没有中山舰事件，蒋介石早晚也会制造出另一个事件来。这不是瞎猜，取得党政军实权的蒋介石，迅速借助“中山舰事件”制造了一个“整理党务案”，以继续削弱共产党的实力。在1926年5月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通过了一系列不利于共产党的政策，比如，规定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国民党员不得加入共产党，共产党须将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交国民党中央主席保存……这就是“整理党务案”。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从此便低人一等。“中山舰事件”的背后主谋国民党右派，也没有落着好。在这次风波中，汪精卫、共产党、苏联顾问、国民党左派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甚至连蒋介石都弄臭了个人形象，唯独右派安然无事。看到了这一点，离“中山舰事件”的真相也就不远了。躲在幕后的右派被揪了出来。蒋介石迅速处分了欧阳格、欧阳钟等人，免去广州右派分子的头面人物伍朝枢、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吴铁城一切职务，解散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西山会议派”也被他冠以非法组织之名，开除其成员党籍。至于右派的另一个巨头——孙科，蒋介石还不能动他，因为他必须卖孙中山的面子。不得不说，此案的关键人物李之龙的下场极其悲惨。李之龙确实有他的问题。在既无蒋介石的手令也无正式公文的情况下，这位仁兄轻率地将军舰调往黄埔。他事前完全应该也必须向蒋介石核对，如果他这样做了，一切的误会也就灰飞烟灭，但他没有这么做。所以，陈独秀、张国焘认为李之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怀疑他有叛党嫌疑，遂将其开除党籍。就在李之龙为被开除党籍一事苦恼万分的时候，蒋介石却没有忘记他，派了几个黄埔同学去找这位黄埔英杰，希望他能迷途知返，归顺自己。“四·一二政变”前，蒋介石还发了一封电报给李之龙，叫他立即去南京。不过李之龙身处被同志们怀疑的风口浪尖，又岂敢做出如此见风使舵的事？他不仅拒绝了蒋介石的拉拢，还写了一篇叫《三·二〇反革命政变真相》的文章，彻底加入了讨蒋队伍。两年后，李之龙回到广州策划“中山”等舰起义，失败被捕。不过，蒋校长对李之龙还算不错，他电令相关人员将李之龙押往南京，他要亲自做李之龙的思想工作。可是一切都太晚了，李之龙在被捕后的第二天即被欧阳格的狐朋陈策执行枪决。一颗本有前途的将星就此陨落，他的死亡就像一滴水消失在河流中，像雪花融入到冰凌中，一切都那么的悄无声息。基于当时没有比蒋介石实力更强的力量可以扶持的现实（冯玉祥此时已经完蛋，后面细说），在布勃诺夫考察团的建议下，苏联政府本着实用主义和利益至上的原则，转变了态度，向性格强硬的国民党一把手蒋介石做出妥协——季山嘉被调回苏联，未来的苏联元帅加伦和鲍罗廷重新回到中国，再度北伐开始提上日程。陈独秀在代表共产党做了申辩后并未深究此事，随后蒋介石宣称此事和共产党无关，国、共、苏继续合作，一场风波以蒋介石的胜利落下帷幕。在这个过程中，蒋介石取得了独裁地位，汪精卫从此再也斗争不过蒋介石。蒋记王朝第五章北伐定中原
誓师北伐
应该说，蒋介石的运气不错，就在他“摆平”广州风波的时候，北方风云再起，乱作一团。虽然冯玉祥以辞职下野释放了屈服的信号，但吴佩孚和张作霖不打算放过他。吴佩孚要报冯玉祥背后捅刀子的仇，张作霖也要报冯玉祥趁火打劫的仇，所以这哥儿俩组成“讨赤联军”，拉上对“落井下石”牌情有独钟的阎锡山，组团围攻暂时看起来最强大的冯玉祥，吹响了北洋几大军阀之间最后一场大战的号角。随着群架规模的扩大，战火烧到了《辛丑条约》里的敏感地带天津大沽口，《辛丑条约》的既得利益国日、英、美等八国随即向段祺瑞发出“八国通谍”。1926年3月18日，李大钊和国民党左派徐谦在北京发动民众与学生游行，抗议“八国通谍”，要求段祺瑞废除《辛丑条约》。段祺瑞昏了头，居然以武力镇压游行队伍，造成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为代表的四十七人死亡，史称“三·一八惨案”。游行队伍中的鲁迅后来写下《纪念刘和珍君》一文，将段祺瑞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事件发生后，群架也到了尾声。在联军的进攻下，冯玉祥被打回原形，以前吃进肚子的全都吐了出来。心情黯然甚至开始怀疑人生的冯玉祥接受了苏联的邀请，走出国门，去看一看外面世界的精彩。在苏联那里，他见识了“红色浪潮”的魔力，这将改变他的一生。吴佩孚恢复了实力，势力遍及两湖与河南。张作霖则拿下了华北，再度占领北京。这一次，张大帅没有再装好人。这些年的失败告诉他一个道理：人在弱势的时候奉行实用主义比较合算。因此一统中国的理想在梦里想想就好，还是趁年轻多做几天中央领导过过瘾比较实在。于是他也就撕破了脸，赶走段祺瑞，独霸北京政府……被革命的对象——北洋军阀正在玩窝里斗，时机如此有利，怎能不北伐！国民党中央迅速通过了北伐决议，代理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全权授命蒋介石，命其出任北伐军总司令，负责组建总司令部，负责组织北伐一切事宜。一句话，凡是涉及北伐的事情，全部由蒋介石一人彻底包干。谭延闿很会做人，很够意思。所以蒋介石也投桃报李，让谭延闿一路官运亨通至进棺材为止。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虽说苏联愿意提供一部分军费和武器，但北伐资金还有很大的缺口，毕竟一旦打起仗来，物资的消耗可是源源不断的，每打一天仗，就得多花一天的巨额军费，所以蒋总司令对财政部部长宋子文提出了筹措军费的命令。宋子文的确是一个搞经济的优秀人才。他上任一年多以来，通过向外商借资，规范制度——如确立预算、财政公开，整顿税务，发行公债等手段，不仅保证了广东国民政府的正常运转，而且他麾下的广州中央银行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月流水近亿元。相比辛亥初年南京政府的窘迫财政，真不啻霄壤之别也。接到蒋总司令的命令后，宋子文努力工作，协调各方开支，优先满足北伐的军费需求，保证了北伐顺利进行。经济挂帅，全面布局。在和首席军事顾问加伦讨论过后，蒋介石拍板决定了他此生最为优秀的三大军事战略方案之二：北伐三步走。所谓“三步走”，即第一步打倒吴佩孚，稳住孙传芳，不理张作霖。如果第一步顺利吃掉两湖的吴佩孚，那么立即执行第二步，进入江西、浙江干掉孙传芳。完成第二步之后，第三步自然就是北上消灭张作霖，彻底打倒北洋军阀。简单说来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避免三线同时开战。即将被北伐的那三位仁兄的兵力分布是这样的：吴佩孚约二十万，孙传芳约二十万，张作霖三十余万。三人的军队数量看起来极为吓人，其实没那么可怕。一来这几位兄台要分兵驻守好不容易抢到手的地盘，二来精锐并不多。直系的精锐部队也就占其总兵力的三到四成罢了，至于张大帅，也就两成而已。尽管北伐军只有十万左右人马，但其精锐部队的比例要高于上述三位，打胜仗的希望还是很大的。因此，为了形成局部优势兵力，除李济深率领一部分国军留守广东，其余国军全部参加北伐。这里需要稍作解释，国军第一军主要分成两部，一部随大军出征，一部由何应钦率领，盯防福建、江西的孙传芳。此外，为了跟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搞好关系，蒋介石还把部分左派人士和共产党员请回了北伐的领导班子，譬如任命邓演达和周恩来为总政治部正、副主任，蒋先云为机要参谋。7月9日，广州万人空巷，北伐誓师！广州各界群众三十多万与会，点将台上庄严肃穆。孙中山大幅遗像悬挂正中，左右两侧分别悬挂“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与会群众在国民政府领袖谭延闿、蒋介石、宋子文、孙科、宋庆龄、张静江等人的带领下向孙中山遗像三鞠躬。蒋介石戎装整齐，从主席谭延闿手中接过总司令大印，从张静江手中接过总司令旗，正式就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霎时，鼓乐喧天，彩旗飘扬，“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胜利，一定胜利！”的呼声响彻云霄！接下来是部队受阅。蒋介石看着台下以黄埔学生军为骨干的受阅部队，眼睛略有些湿润。从1924年到今天，两年过去了，黄埔一期的几百个学子，现在只剩下一半不到，绝大部分在东征平叛中阵亡。幸好，第四期即将毕业，第五期即将入学……唐生智
国民革命军是继袁世凯新军之后，中国军队又一次质的飞跃。在充足的军费保证下，在优良的武器武装下，在“党指挥枪”、“党国”、“党军”的精神鼓舞下，北伐军势如破竹！两湖首先传来好消息：北伐军在7月11日进入直系的据点湖南长沙。进展怎能如此之快？9日誓师，两天就进占长沙，这速度也太离谱了吧？能完成如此高难度的任务，自然是有秘诀的。秘诀就是，北伐军在湖南有一个叫做唐生智的内应。此人时年37岁，毕业于保定军校，与程潜、赵恒锡都算是出自湖南新军的杰出军阀代表，原老板为赵恒锡。唐生智虽然信佛，可他不仅做不到无欲无求，还很有野心。他不甘于一直做小弟当跟班，于是找了一个不错的机会造了老大赵恒锡的反。结果赵恒锡搬来老大吴佩孚，吴老大替赵小弟把反骨仔唐生智揍得满地找牙。没办法之下，逃到湖南南部边境的唐生智向广州国民政府求援，算是重新找了一个老大。唐生智于1926年5月加入革命队伍，其军队成为国军第八军，他自己则成了北伐前敌总指挥。唐生智的部下里有两个大家很熟悉的人：一个叫何键的师长，一个叫彭德怀的营长。有理由相信，唐生智参加革命的动机严重不纯，既因为他有借力报仇的嫌疑，也因为他有投机的嫌疑——若不加入国军，势必成为被北伐的对象，而且从后来的历史进程看，他在诸多重大关头的表现都只能用不靠谱来形容。尽管唐生智不甚靠谱，但好在他目前对北伐还有些用处。在唐生智的接应下，国军第四、七两个军于5月底顺利抵达湖南北伐前线。以第四、七两军的战斗力，面对赵恒锡的湘军和吴佩孚的非嫡系部队，一个多月攻入长沙也在情理之中。长沙战役获胜，蒋总司令亲临长沙指导工作，犒赏三军自是必不可少的程序。不过蒋介石首长在长沙校场检阅英雄部队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蒋介石骑马缓缓走过其他方阵，安然无事，可是当蒋介石走到第八军队列前时，军乐队鼓乐齐鸣，蒋介石骑的马大概没听过这种声音，长嘶一声，撒蹄狂奔。蒋介石猝不及防，摔下马来，一只脚挂在马镫上，整个人被惊马拖了十余丈，最后马靴脱落，才幸免于难。蒋总司令忍痛、忍怒坚持完成检阅的事咱们就不说了，一起来看看第八军的军长唐生智干了什么。检阅结束之后，唐生智没有回家，而是去了“二学园”。二学园是顾和尚（本名顾净缘，乃顾炎武之后）讲经论道的场所。这个顾和尚有点特别，在很多人看来，这家伙就是个不折不扣的骗子，连佛语都不会说几句，相当于学英语只会“点头YES摇头NO来是COME去是GO”的半吊子。其实，顾和尚有点水平。只是他崇信的是密宗，很难被普通人理解，而且他性情恬淡，是个隐士，每当遇见有人怀疑他时，他也懒得去辩解。很酷！所以使得大家都当他是个死骗子。当然，也有不少人相当欣赏顾和尚。唐生智就是顾和尚的粉丝之一。唐生智自己信佛不说，还在部队中宣扬佛教，想当他的兵就得接受摩顶受戒，因此他的军队又被称为“佛军”。见到顾和尚后，唐生智把今天的事向他详细说了一遍。顾和尚闻言捏指算过之后才轻声说：看来蒋介石过不了第八军这一关。唐生智顿时心花怒放，自此有了取蒋介石而代之的野心。看来顾和尚是个有真才实学的，并非忽悠混饭吃之人，后来的红军不就改编为国军第八路军了吗？决胜汀泗桥、贺胜桥
除开北伐军实力强悍的缘故，丢掉长沙还有吴佩孚自己的原因——轻敌，他小看了北伐军。原本吴佩孚把主力大都放在北方，用于进攻冯玉祥和防备张作霖。直到丢掉长沙之后，他才意识到自己犯了大错。鉴于冯玉祥已经被他和张作霖揍得只剩下一口气，于是吴佩孚大胆调集主力南下，打算在湖南湖北交界处与北伐军展开生死决战。就在他调兵遣将之际，北伐军已经突破湖南北线，进入湖北。吴佩孚知道这是生死攸关之战，于是亲自组织兵力反扑，在湖北咸宁境内的两处险关汀泗桥、贺胜桥一线布满了自己的嫡系部队，他要拒敌于武汉大门之外！蒋总司令自然不是吃干饭的，早在吴佩孚做出调整之前，他就已经下令北伐各军务必抓住吴佩孚兵力分散、精锐未至的有利时机，迅速打开通往武汉的大门！北伐前敌总指挥唐生智迅速响应了蒋总司令的号召，他本着“把困难留给别人，把便宜留给自己”的军阀精神，把吴佩孚的精兵和前进道路上的险关重城——汀泗桥、贺胜桥以及武昌城都留给了第四、七两军，自己则率第八军直奔滔滔汉水和长江而去，因为长江对面是敌军防守薄弱的汉口和汉阳。因此，吴佩孚的主要对手是第四军和第七军。由于军长李济深留守广东，副军长陈可钰得以成为第四军的最高指挥官。陈可钰是一名优秀的将领，他带领的第四军一直冲在北伐的最前沿，无畏的勇气和敏锐的军事嗅觉就是他的特质。现在，作为最早抵达汀泗桥的将领，陈可钰决定趁吴佩孚主力未至汀泗桥这个稍纵即逝的机会，下去了。巴托罗缪，以他那种虚张声势和亲近热乎的方式，拐弯抹角地向那个不情愿的女人挑明了，房子是他的，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可以随时将她撵出去，另外，她的大儿子在他手下工作，将来要想升迁，还得依靠他的恩惠。这一切都用一种友善的，半开玩笑的方式传递了过去，使马基雅维里看了以后仰慕不已。这个人，看上去是个老粗，其实一点也不傻。塞拉菲娜家境贫穷，不能得罪巴托罗缪。于是她带着强笑，说她愿意破例帮巴托罗缪和他的朋友们一次。住宿是这么安排的：马基雅维里将有一个单间，也可以使用客厅。皮埃罗和他的儿子路易吉睡一个卧室的上下铺。两个仆人睡在阁楼上，她会在那里放置两个铺位。那个女人要的价有些高，巴托罗缪也指出了这一点。马基雅维里觉得代表国家出使，脸面还是更重要一些，于是就爽快地答应了。他明白，要拉拢某个人，没有比让这个人占你一点小便宜更好的办法了。当然窗户上没有玻璃，但是上面有百叶窗和油纸，可以完全或部分地打开，以便光线和新鲜空气透进来。厨房里有个壁炉，客厅可以用火盆取暖。塞拉菲娜同意把自己的房间让出来给马基雅维里住，自己则和她的女儿住到楼下的一间较小的房间里去。[1]土耳其港口城市伊兹密尔的旧称。[2]原文有误，皮埃罗的姓氏应和本书开头的一致。第九章办完了这件事巴托罗缪就离开了他们。马基雅维里和皮埃罗又去了金狮饭店吃晚饭。当他们快吃完饭的时候，两个仆人带着马匹和行李从斯卡佩里亚过来了。马基雅维里让皮埃罗带他们去修道院，顺便将放在那里的鞍囊带过来。“把那匹细亚麻布给巴托罗缪大人送去，让女仆直接交给两位夫人。她不是一个丑陋的仆妇，也许值得你跟她交谈两句。办完这事儿后就回到塞拉菲娜的屋子，在那里等着我”。他停顿了一小会儿。“她是一个喜欢说话的女人，明白无误是个长舌妇。过去和她在厨房里坐一会儿。有人给她做伴她一定高兴。让她给你聊一聊她的孩子，你也可以向她谈一谈你的母亲。然后尽你所能，尽量多了解一些巴托罗缪的情况和他的太太以及他的岳母的情况。塞拉菲娜受巴托罗缪的恩惠太重，估计会因此对他心怀不满；你长着一副诚实，坦率的面容，而且还是一个少年人，如果你能够获取她的信任，她会对你倾吐她所了解的一切。对你来说，学习如何通过友善的话语和美妙的谈吐引导一个人向你倾诉心中的仇恨，是一种很好的实践。”“可是，尼科洛大人，你何以如此肯定，她憎恨他？”“我一点都不肯定。也许她只是一个愚蠢的，多嘴多舌的女人。实际情况是，她贫穷，他富有，她必须仰仗他的施舍，这种沉重的人情债是很难让人承受的。请相信我，原谅你的敌人对你的冒犯比原谅你的朋友给你带来的恩惠更容易一些。”他尖酸地微笑着，然后就走开了。他和佛罗伦萨派驻伊莫拉的使节有个约会，约会的内容是会见一位名叫贾科莫·费里奈利的人。此人是被美第奇流放到这里的。此人由于是一个聪明的会计，所以现在正在公爵手下办事。这个人虽然效力于公爵，但却急着要返回佛罗伦萨，以便将他被没收的财产重新拿回来。所以可以肯定他一定会和佛罗伦萨方面合作。他证实了巴托罗缪今天早上告诉马基雅维里的情况。公爵的新的臣民们对他的统治还是满意的。政府是严厉的，但是非常称职。那些在各自的土皇帝的暴政下呻吟的人们享受到了一个世纪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免于压迫的自由。通过每户人家出一个壮丁参军的义务兵役制，公爵打造了一支比那些用募兵制组织起来的军队更为可靠的部队。法国和加斯孔部队随时都有可能接到法国国王的命令而开拨；瑞士部队只要某个政治势力给出的条件足够优惠，随时准备倒戈；日耳曼部队则是走到哪里，抢掠到哪里，是人民群众谈虎色变的灾星。公爵的士兵对于公爵向他们发放的红黄两色军装十分自豪，他们军饷给得很多，训练充分，装备精良，而且公爵非常成功地在他们中间唤起和培养了高度的忠诚感。“那些将领，维泰洛佐和渥西尼那边有什么消息？”马基雅维里问道。“关于这些人没有任何消息。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宫里面气氛如何？”“你可以说平安无事。”费里奈利回答道。“公爵是个行事隐秘的人，一般深居简出。秘书们也没有显示出任何可以引起人们焦虑的迹象。而阿加皮托大人，则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幽默和轻松。”马基雅维里皱着眉头。他有些困惑了。各种迹象明确地显示，某种情况正在酝酿和发酵之中。这个会计尽管十分愿意透露情况，却完全不得要领。马基雅维里最后不得不认定，和往昔相比较，这个会计并没有变得更聪明一些。他回到了寓所，皮埃罗正在等着他。“你把亚麻布送过去了吗？”他问道。“是的。巴托罗缪大人当时正在宫里面。女仆让我在楼下等着，然后她把布料拿给楼上的女士们，当她下来的时候，她告诉我女士们想当面感谢我为她们送来布料。所以我就上了楼。”“这么说，你并没有按照我的吩咐和那个女仆交上朋友。”“当时没有这个机会。”“你可以捏她一把，或者至少告诉她她长得漂亮。这种机会总归是有的。”“女士们对我很客气。她们拿出了水果，蛋糕和酒来招待我。她们问了我很多关于您的问题。”“她们问了些什么问题？”“她们想知道您结婚多长时间了，娶的太太是谁，以及玛丽埃塔夫人长得什么样。”“后来你和塞拉菲娜说过话吗？”“您对她的估计完全正确，大人。如果不是您回来了，她这会儿应该还在跟我说话呢。我当时想，她大概是没法停下来。”“给我说说看。”当皮埃罗说完之后，马基雅维里给了他一个亲切的笑容。“你干得非常不错。我就知道我错不了。我知道你的年轻会吸引一个老妇人，而且你单纯天真的外貌会使她更容易地向你吐露真言。”皮埃罗确实掌握了不少情况。巴托罗缪很受公爵的宠信。他是城里头一批归顺公爵的人士之一。他是一个诚实，善良，慷慨和虔诚的人。当下的这段婚姻是他的第三次婚姻。他的第一次婚姻是秉承父母之命而缔结的，婚后八年妻子就死于伤寒。经过了一段体面的间隔他又结了婚，但是十一年之后他的第二个妻子也去世了。两位妻子都给他带来了丰厚的嫁妆，并且两个人都没能给他留下一男半女。他当了三年的鳏夫，然后很快地娶了奥莱莉娅。她来自亚得里亚海边一个叫西尼加利亚的港口城市，她的父亲是一艘近海货轮的船东和船长，这艘货轮主要是向达尔马提亚沿岸各城市运送货物。在一次风暴中他和他的货轮一起被汹涌的大海所吞噬，于是他的寡妇一下子就陷入了贫困之中，只能靠为别人做针线活维持生计。她有三个女儿，另外有一个儿子不幸在风暴中和父亲一起被淹死了。两个女儿早已出嫁，事故发生后，巴托罗缪因为这个机缘注意到奥莱莉娅，当时她才只有十六岁。他为她处女般的美貌所打动，但是她的出身和身家都无法和他那样有身份的人匹配。然而，虽然年轻，她的身上有一种成熟的美，预示着她将会很能生儿育女。这一点对巴托罗缪来说是件重要的事，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一个儿子是他更想要的东西了。在他头两次婚姻期间，他也一直和一些社会地位较低下，但像奥莱莉娅这样年轻貌美的姑娘保持着关系，但是这些不经常的男女关系也没能给他带来子嗣。卡特琳娜夫人一辈子生了六个孩子（两个在襁褓中即夭折了）的事实显示出她的家庭生殖力旺盛，而且，通过谨慎的调查，他了解到奥莱莉娅的两个姐姐每人都生了三到四个孩子。事实上，她们是按着一年生一胎的规律在生养着孩子，这对于一个年轻健康的女性来说是完全正常的。但是巴托罗缪是小心谨慎的。他已经娶过了两个无法生育的女人，他实在是不想再娶第三个生不了孩子的女人了。于是他通过一个中介，向卡特琳娜提议，他可以把她和她女儿安置在伊莫拉郊外的一座别墅中，并定时赠予一笔丰厚的生活费，而且承诺，一旦有孩子出生，他一定会认养下来。他甚至允许让那个中介暗示，如果生下来的是男孩的话，他可以考虑娶奥莱莉娅为正室。但是，卡特琳娜夫人，或是因为基督教的训诫，或是因为她从人世间获得的一些基本智慧，愤怒地拒绝了这一建议。她那过世的丈夫，虽然只是一个小型的海岸运输货船的船东，却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人。她的两个女儿，虽说并没有嫁给富裕的人家，却也是体体面面地嫁出去的。她宁可将自己的女儿送进修道院做修女，也不会同意让她为一个富人所包养。巴托罗缪看遍了伊莫拉城中当龄待嫁的姑娘，没有一个像奥莱莉娅那样吸引他，也没有一个看上去比奥莱莉娅更有可能给他生个大胖儿子。他是一个生意人，也是一个理智的人。他明白，如果你非常想要一件东西，但是你出的价钱又没有办法将那件东西买下来，那就只有一个办法来获得那件东西，也就是照卖方的价格付钱。他非常客气地提出了求婚，女方很快就同意了。巴托罗缪不仅是个商人，而且是个精明的商人。奥莱莉娅比他年轻将近二十岁，他想她身边应该有个人看着她一点儿。于是他邀请卡特琳娜夫人过来和他本人以及他的新娘一起住。塞拉菲娜窃笑着说：“那个老蠢货信任她。但是你看看她那样子，她根本就不是那种会忠实于自己丈夫的女人。当她丈夫在航海时，她根本就不守妇道。”“她很明显不喜欢卡特琳娜夫人。”马基雅维里说道。“我在想为什么。也许她本人就想嫁给巴托罗缪，并让巴托罗缪做她孩子的继父。或许是出于嫉妒。究竟是什么原因无关紧要，但知道这一点总是好的。”婚姻是幸福的，巴托罗缪非常喜欢他年轻的妻子。他给她买了许多精美的衣物和首饰。她本分尽职，温顺而有礼，具备一个贤妻所应有的一切。然而尽管结婚三年，她一次也没能怀孕，而且也看不出有怀孕的可能性。这件事成了巴托罗缪生活中的一个大缺憾。如今他有了一个贵族的头衔，他就更想有个儿子了。“塞拉菲娜夫人有没有暗示，这位美貌的奥莱莉娅也有可能对她的老丈夫不忠？”马基雅维里笑着问道。“没有。她除了参加弥撒之外很少外出。每次出门也都是由她的母亲或女仆陪着。据塞拉菲娜女士说，奥莱莉娅对宗教十分虔诚。她会把对丈夫不忠一事看成是死罪一桩。”马基雅维里沉思着。“当你向女士们聊起我的时候，你有没有碰巧提起玛丽埃塔夫人已经怀孕？”男孩子一下子脸涨红了。“我以为她们了解这件事没有什么害处。”“完全没有关系。我一点都不介意她们了解这件事。”马基雅维里意味深长地笑了。但是他微笑的含义皮埃罗却并不了解。我们已经说过，马基雅维里娶玛丽埃塔并不是因为爱情。他很尊重她，他非常喜爱她那些良好的品质，对她的忠贞不渝，马基雅维里也非常赞许。她是一个勤俭持家的主妇，这一点对于一个像他这样收入不多的人来说是颇为重要的。她从来不会浪费一分钱。她也会成为他的孩子的母亲，而且会是一位优秀的母亲。马基雅维里有着所有的理由对他的妻子满怀宠爱和感情，但是他从来没有想过他应该为她守身如玉。奥莱莉娅的美貌把他的魂都摄走了。而且不仅仅是她的美貌打动了他，更重要的是，从来没有一个女人这样迅速而又强烈地刺激着他的感官。他那强烈的欲望使他的肚子都开始作疼了。“我就是死也得把那个女人搞到手。”他对自己说道。他非常懂得女人，所以他无法如愿满足他的欲望的时候并不是太经常。他对自己的外貌不抱幻想，他清楚地知道别的男人要比他英俊许多，而且许多人也比他更有钱和社会地位。但是他对自己的魅力却是十分有信心。他可以逗女人们开心，他知道如何恭维她们，他有一种本事，可以使女人非常容易地接纳他。而且，最最重要的是，他对这些女人们有着强烈的征服的欲望，女人都能强烈地意识到这一点，而这就让她们兴奋起来了。“当一个女人身体里面每一根神经都告诉她，你想要她的时候，她是无法抵抗的。除非此时她正深爱着另外一个男人。”他有一次这么对比亚乔说。要让奥莱莉娅去爱她的肥胖的丈夫，一个年纪比她大出那么多的老男人，估计是一件非常不可能的事。她之所以听从她母亲的安排接受这桩婚事，纯粹是因为这是一桩好买卖。但是巴托罗缪应该清楚，城里面有年轻人，公爵宫廷豢养的一些放荡的小伙子，一定看上了奥莱莉娅的美貌，所以巴托罗缪肯定在这个方面提高了警惕。那个男仆的神色诡谲多疑，他是一个有着突出浓眉的，脸色阴沉的家伙，长着一只硕大而骨感的鼻子和一张残忍的嘴。他很有可能就是安插在家里用来监视他的女主人的。此外还有女主人的母亲，塞拉菲娜说她年纪轻轻的时候曾经风流快活过，这很有可能是真的。这女人长着一双久经情场的女人所特有的大胆而流连顾盼的眼睛。虽说如果她的女儿找个把情人她也不会生气到什么地方去，但这个女人总归还是需要小心对付的。马基雅维里断定巴托罗缪是个要面子的人。世上没有什么比一个非常要面子，但是又发现被人愚弄了的人更具有复仇心理的了。马基雅维里现在要进行的这件事并不容易，但是这并没有使他觉得不安。他对自己颇有信心，而且这件事的难度也使事情本身变得更加有趣。很明显他必须和巴托罗缪搞好关系，使他有安全感，另外，也许也有必要和卡特琳娜建立良好的关系。让皮埃罗到塞拉菲娜那里去打听情况证明是个好的主意，这番侦察让他对形势有了一个大致的掌握。但是他仍然必须了解更多的情况，之后他那足智多谋的头脑中也许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一些计划。他知道在目前情况下绞尽脑汁是无济于事的。他必须等待一个灵感。“让我们去吃晚饭吧。”他对皮埃罗说。他们步行去了金狮饭店，吃完之后就返回了寓所。塞拉菲娜已经把孩子们安顿上了床，这会儿正在厨房里补着一双袜子。马基雅维里把皮埃罗打发去了楼上他和塞拉菲娜儿子共用的那间房间，然后礼貌地问塞拉菲娜他是否可以在厨房里烤一小会儿火，一边坐了下来。他已经感觉到卡特琳娜会很快过来问塞拉菲娜有关他的情况，所以他希望塞拉菲娜能尽可能地为他说些好话。他如果愿意讨人喜欢的话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他现在就开始这么做了。他向她叙述了他出使法国宫廷的往事，部分是因为他知道这会引起她的兴趣，但是更多的是为了显示他自己的重要性。他谈到了国王和他那位作为大臣的红衣主教，他叙述人物的方式让人们以为他跟国王和大臣们是随便和亲密的朋友。他也谈到了那些豪放的贵妇人的声名狼藉的，但是引人入胜的故事。然后他就转换了话题。他向她说起了玛丽埃塔，谈到把怀了孕的她留在佛罗伦萨对他来说是多么地为难，谈到了他是如何急切地想回到佛罗伦萨和他那快乐的小家庭。要让塞拉菲娜怀疑马基雅维里不是他显示出来的那样一个忠诚善良的丈夫，一个普通然而老实的男人，塞拉菲娜还得是一个非常精明的女人才行。他带着同情和兴趣听她诉说着她丈夫的疾病和死亡，她所经历过的过去的好时光和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去闯江湖的艰辛。很明显她把他看成是一个令人快乐的，杰出的和善良的人。当他告诉她他身体孱弱，带有折磨人的胃病，而金狮饭店的食物让他十分不适应时，塞拉菲娜很自然地提议说，如果他不介意屈尊与她和她的孩子一起用餐的话，她会非常乐意为他和皮埃罗提供伙食。这正中马基雅维里下怀。因为这样他不仅可以省一些钱，而且也可以更加方便一些。当他向她告别时，他给她留下了一个不错的印象。他上了楼，进了自己的房间，就着烛光，读了一段李维的著作，直到睡意袭来。第十章第二天马基雅维里躺在床上迟迟未起。他读了但丁的长诗《炼狱》中的一个诗篇。虽然他对于这部高贵的诗歌早已烂熟于心，但是当他再次诵读之时，他
学系学生也多来旁听，挤满了一讲堂。这是三十多年前的事，到今天研究历史的，已颇多知道中国历史上传统政治制度之重要，在此方面出版的著作与论文也日见增加，与我当时在北大开课时情形，显然有甚大的不同了。四此刻要来讲中国历史上政治制度之传统与沿革，兹事体大，殊非一小时之讲演所能叙述。不得已，我想约略扼要举出几点来作例。最重要的，是秦以下的宰相制度，此乃中国政府组织中极特殊的，在西方历史上很少有同样的制度堪与相比。我们可以说，中国自秦以下，依法制言，是王权相权骈立并峙的。王室与政府有分别，自秦以下，早有此观念，而且此观念极为清晰。王室世袭，表示国运之绵延。宰相更迭，则为政事之时新。在制度上，并未能像现代英国般，把来很严格地划开。中国人并不认为一国之元首君主只许挂一空名，绝不许预问政治。因此君权与相权间，一面有许多融通，另一面亦可有许多纠葛。即如诸葛武侯《出师表》，其中有云：“宫中府中，俱为一体”。宫即指皇宫言，府即指政府言。可见在中国传统制度及传统观念下，此宫、府两机构是有分别的，而又可调和融通的。像法国路易十四所谓“朕即国家”之说，在中国传统意见下，绝难认许。中国自秦迄清，大体说来，政府均设有宰相。最低限度说，在明以前是显然有宰相的。明代废宰相，但仍有内廷与外朝之分别。其间细节虽有变动，但大体制则沿袭不改。宰相以下，政府百官，在中国历史上称为“职官”，或称官职。西方论政重权，中国论政重职。一官即有一职，职官即是政府组织中之职位分配。我们此刻称“君权”“相权”云云，实由西方观念来。实际中国政府仅有职位之分，无权力之争。中国人称权，乃是权度、权量、权衡之意，此乃各官职在自己心上斟酌，非属外力之争。故中国传统观念，只说君职相职。凡职皆当各有权衡。设官所以分职，职有分，则权自别。非在职位之外别有权。中国史有职官制，君亦一职，仅在百官之上，非在百官之外。又乌得有西方人之所谓君权专制。在中国，权在职之内，非有权始有职。此层分辨极重要，惜乎我在此刻不能畅为发挥。近代只有孙中山先生，他懂得把中国传统政制来和西方现代政治参酌配合。他主张把中国政治上原有之考试、监察两制度，增入西方之行政、立法、司法三权，而糅合为五权宪法之理想。我们且不论此项理想是否尽善尽美，然孙先生实具有超旷之识见，融会中西，斟酌中西彼我之长，来适合国情，创制立法。在孙先生同时，乃至目前，一般人只知有西方，而抹杀了中国自己。总认为只要抄袭西方一套政制，便可尽治国平天下之大任。把中国自己固有优良传统制度全抛弃了。两两相比，自见中山先生慧眼卓识，其见解已可绵历百代，跨越辈流，不愧为这一时代之伟大人物了。中国传统政制，除宰相制度外，值得提及者又有考试制度。在中国政治史上，唐代始有考试制度，汉代则为察举制度，均由官办。唐杜佑《通典》第一章论食货，即指经济制度言。次章论选举，但实际则由汉代察举下逮唐代之科举考试。可见考试由察举来。察举之目的在甄拔贤才，俾能出任政府官职，处理政事。但察举非由民选，后因有流弊，唐以后始改行考试。杜佑《通典》之所以仍用选举旧名，则因选举制度原为考试制度之滥觞。制度虽变，用意则一。中国自秦以下之统一政府，又可说为是一士人政府，亦可谓是一贤人政府。因政府用意，总在公开察举考试，选拔贤才进入仕途。自东西交通，英国东印度公司首先采用我国考试制度，任用职员。其后此制度遂影响及于英国政府，亦采用考试，成为彼国之文官制度。其制实系模仿我国而来。后来又影响到美国。但他们实只学了中国考试制度之一半，而仍保留着他们自己传统的政党选举制度。凡属政府上层主要职位，如总统内阁首相国务院及各部首领，皆由政党中人出任，只下面官吏则酌采考试选拔。过去数十年来，中国的海关邮政和铁路等各机关，因有外国力量羼入，亦均从考试量材录用，比较上轨道。此项制度，好像学自英国，其实则是吾家旧物。而在政府用人方面，却转把旧传统中的考试制度遗忘蔑弃了。只有中山先生主张仍用考试制度，设立考试院为五院之一。但此后并未能遵照中国旧传统切实推行，实已名存实亡。此一制度，可说是我们中国的民主政治。惟王室君主是世袭的，宰相以下政府各级官吏，均须公开察选以及考试，循序登进。此项制度，显然可成为现代潮流世界性制度的一部分。但中国人则自加忽视，今天虽有考试院之存在，而反不为我们自己所看重，这实在是大可惋惜的。五在中国传统政制中，上述宰相制与考试制属于政府方面。现在再略举几项制度之有关其他方面者。首先述及有关社会问题的，如户口调查。在我幼年时，曾听大家众口交誉西方人有此好制度，而中国则无。其实中国自周代以下，直到清代初期，都有户口调查一项。中国古书常连用“版图”两字，版字即指户籍，即从户口调查而来。在我国历史上历代户口均有记录，其调查户口登记户籍之手续与方法，若有人肯根据史籍作为专题写一论文，虽不能系统详尽，但至少可写成十万字以上的专书。此书至少可使人知道现代世界性的户口调查，在中国历史上已有两千几百年之演变。又如在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中，主张耕者有其田。此一口号，亦自中国传统政制来。今天，“自由中国”推行土地改革有效，赖此使国民政府获得国际声誉。其实此一制度，亦是中国旧传统政制中所有。中国向来土地制度之因革演变，虽历代各有不同，而大体可谓是朝此一目标而努力。此亦是中国旧政制在现世界潮流中，仍值得重视之一项。其次说到军事制度。在五十年前，我常听人说西方国家的军事制度好，尤其是他们能推行全国皆兵制，而中国独否。但西方推行全国皆兵，实自普鲁士开始，为时不到两百年。而在中国则古已有之。汉代早是全国皆兵，此下历代兵制虽递有改变，但如唐代的府兵制度，明代的卫所制度，皆由兵农合一制演变而来，并可说较全民皆兵制更进步。直到今天，西方的全民皆兵制，何尝不是日就废替了。可见中国历史上的兵役制度，直到今天，亦仍有现代性世界性之意义，而值得再加研究。又有人说，中国从前的军阀和督军为国大害，而盛赞西方政制限定军人不干政之精美。其实此种文武分职，军人不干政的制度，在中国又是古已有之，亦属中国旧制中一项优良的传统。汉唐盛时莫不如此。军人统兵归来，仅有爵位勋级，地位尽高，待遇尽厚，但在政府并无实职，不能预闻操纵政事，正与近代西方政制如出一辙。此下再讲到有关经济制度方面，如汉武时代所创始的盐铁政策，即就近代观念言，亦系一种颇为进步的经济政策。西方所谓国家社会主义的各项经济制度，实肇始自德国俾斯麦。但中国在汉代远已有之，由政府来统制盐铁官卖。直到清代，中国社会从未能有垄断性的大资本家出现，即是此项政制之绩效。中山先生提倡民生主义，有节制资本一口号，其实亦在中国传统政制中有渊源。中国社会，自战国以下，自由工商业即甚趋繁荣，但永不能产生出资本主义，即由此故。故在中国历史上此项有关节制资本的一切制度，在现代世界潮流中，实仍有值得注意探讨研究的价值。又如汉代的平准制度，此乃一种调整物价的措施。此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不断变通运用。即如粮价一项，遇丰年时，政府以高价收购过剩粮食，以免谷贱伤农。待到荒年季节，政府便以低价大量抛售积谷，寓有赈济贫农之意。此项制度，随后由社会上用自治方式推行，即所谓社仓制度。据说美国罗斯福执政时，国内发生了经济恐慌，闻知中国历史上此一套调节物价的方法，有人介绍此说，却说是王荆公的新法。其实在中国本是一项传统性的法制。抗战时期，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华访问，在兰州甫下飞机，即向国府派去的欢迎大员提起王安石来，深表倾佩之枕。而那些大员却瞠目不知所对。因为在我们近代中国人心目中，只知有华盛顿、林肯。认为中国一切都落后，在现代世界潮流下，一切历史人物传统政制，都不值得再谈了。于是话不投机，只支吾以对。再次讲到中国从前的地方自治和藩属统治制度，直到现代，也是值得再提及。西方此一二百年来，帝国主义大行其道，英、法等国都拥有大量海外殖民地，他们乃自罗马传统而来。但在中国，自秦以下，版图虽大，统一政府所辖范围虽广，其政制则是郡县的，不得以西方传统的帝国相比拟。但今天的中国人，事事喜欢模仿西方，因此随口常称“汉帝国”“唐帝国”云云。难道汉唐时代的中国人，除却其中央政府所在地以外，各郡县便均以殖民地视之，均以帝国征服方式来统治的吗？试看汉代选举，唐代考试，对全国各地人才，一律平等对待，各地均有人士平均参加政府。一应赋税法律等，亦是全国平等。此等规模，岂能与现代西方帝国之殖民地统治相提并论？即就清代之藩属统治言，亦尚有中国传统美意在，实在还值得今天我们来再行研讨呀！又如中国社会上之宗教信仰，向来是十分自由的。而政府则有一套制度，对此民众信仰，有颇为开明的管制与调节。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政教分离，又是自古已然，并亦极少有因民间信仰冲突而酿成宗教战争的。直到今天，还未有人能仔细来加以研究。我想在中国历史传统中，宗教与政府与社会三方面如何配合，于自由开放之中，有其节制调整之用心的种种制度，在今日依然值得注意。以上只就中国传统政制，分从各方面随便举出几项，用来说明在此刻来研究中国以往传统政制，实未见与现代世界潮流有十分隔膜之感。我曾说过，中国传统政制，乃是贯通于中国全部历史进程中，而占有极重要分量之地位者。如此说来，可见研究中国史，自未见即与现代世界潮流有渺不相涉的距离存在了。六近代的中国人，只因我们一时科学落后，遂误认为中国以往历史上一切文物制度全都落后了。此实是一种可笑的推断。最低限度讲来，中国人所一向重视不断讲究的修齐治平之道，较之并世各民族，断不能说是落后。此一分辨，近代惟孙中山先生最先提出。而且据孙先生意见，中国人所讲治平之道，实在比之并世诸民族远为先进。惟孙先生亦只是粗枝大叶地有此看法而已。若要来仔细发挥阐述，自然应该是有志研究史学者的责任。今天我们要研究中国制度史，必须注意两点：一：研究制度，不该专从制度本身看，而该会通着与此制度相关之一切史实来研究。这有两点原因，一因制度必针对当时实际政治而设立而运用。单研究制度本身而不贯通之于当时之史事，便看不出该项制度在当时之实际影响。一因每一制度自其开始到其终了，在其过程中也不断有变动，有修改。历史上记载制度，往往只举此一制度之标准的一段落来作主，其实每一制度永远在变动中，不配合当时的史事，便易于将每一制度之变动性忽略了，而误认为每一制度常是凝滞僵化，一成不变地存在。二：研究制度，必须明白在此制度之背后实有一套思想与一套理论之存在。在西方历史上，所谓政治思想家，他们未必亲身参预实际政治，往往只凭著书立说来发挥其对于政治上之理想与抱负。如古代希腊之柏拉图，如近代欧洲之卢骚、孟德斯鸠等人皆是。但中国自秦以下即为一种士人政府，许多学者极少著书纯讲政治理论。这并非中国人没有政治理想，乃因他们早多亲身参预了实际政治，他们所抱负的多少可在实际政治上舒展。当知中国历代所制定所实行的一切制度，其背后都隐伏着一套思想理论之存在。既已见之行事，即不再托之空言。中国自秦以下历代伟大学人，多半是亲身登上了政治舞台，表现为一个实践的政治家。因此其思想与理论，多已见诸其当时的实际行动措施中，自不必把他们的理论来另自写作一书。因此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乃似没有专门性的有关政治思想的著作，乃似没有专门的政论家。但我们的一部政治制度史，却是极好的一部政治思想史的具体材料，此事值得我们注意。七我根据上述，敢于说，中国人自古代历史开始，实已表现有一种极大的民族性的天赋能力，即是政治的能力。就空间讲，能完成而统治此广大的国土。以时间言，能绵延此一大一统规模达于几千年之久而不坠。此何以故？一言蔽之，因其能有一种良好的政治故。何以能有此良好政治？则因中国民族天赋有此能创立优良政治制度之能力故。故我说创制立法，是中国人天赋上一种优异表现。试举一简单易明之例，如中国的赋税制度，全国各地租税全是一律。而且能轻徭薄赋，主张藏富于民。只要此制度一订立，便易获得全国人民心悦诚服。社会便可藉此安定几百年。综有变坏，经一番乱事之后，此项制度又复活了。此事似极寻常，不值得我们来夸大宣扬。但以此和西方历史比观，我们的赋税正为没有制度，遂致引起革命，产生近代的民主政治，一切预算决算都要由民选议会来通过。现在我们偏爱说中国人无法制，无定宪，永远在帝王专制下过活，那岂非冤枉了中国历史。这因我们自己不了解自己以往的历史，遂误认为自己以往一切完全要不得，于是只想抄袭别人。即就家庭作比，各国家庭，各有贫富职业种种不同，哪有能全部抄袭别人家的一套规模，来应用于自己家庭，而可以获得理想安乐的？何况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而立国规模却要完全向外国去学习模仿，那实在是近代中国一悲剧。近代的中国人，每每夸耀西方，如电灯，如无线电，如原子弹和火箭等，莫不是别人家在发明。一切近代科学确是如此。但我要试问，如中国历史上一切传统政制，如上述宰相制度、选举制度、考试制度和赋税制度等，这不是一种发明吗？这究是谁在发明的呢？我们历史上的古人，他们究自何处抄袭这一套，而把来传入中国的呢？我之钦佩孙中山先生，正因他不但能采人之长，补己之短，同时亦能不将自己的优良历史文化传统一笔抹杀。他的伟大处，在能确见中国人在政治方面之高明处，实早已凌驾在西方之上。孙先生此说绝非无据。孙先生固不是一位史学家，但他对中国传统政治之优点，已能洞若观火。在这一点上，他确是近代一位先知先觉者。国家之存在，民族之绵延，历史之持续，自当有随时革新改进之处。但从没有半身腰斩，把以往一刀切断，而可获得新生的。我们要重新创建新历史、新文化，也决不能遽尔推翻一切原有的旧历史、旧传统，只盲目全部学习他人，便可重新创造自己。这并不是说西方民主制度有什么不好，但西方有西方的传统来历。即如英国和美国，他们的民主制度即已各有不同。中国有中国自己的国家、民族与历史传统，几千年来的国情民风，有些处．迥异于他邦。若中国人不能自己创制立法，中国今天将永远无望。我们若只知向外抄袭，不论是民主抑是极权，终究是一种行不通的一面倒主义！我们今天来研究中国政治制度，一面固当比较参考西方的，固当要能追上世界潮流，但亦不可数典忘祖，我们实无此能力来把自己腰斩了而还能生存。我们若从头再来研究中国传统政治，第一步不妨先加以分门别类。如政府组织、地方自治等项目，一一弄清楚了，然后再汇在一起。须能看其乃是一整体。又须能配合现实，坐而言，能起而行。当知政治理论并不是纸上谈兵。在中国古人中任意举出一两位，如董仲舒、司马光，他们都绝不单是一书生。他们之作为中国的政治家，都是有抱负而又能见诸实施的。又如唐初名相房玄龄、杜如晦等，他们创立出一套制度来，垂之几百年，即朝代换了，亦并不能完全盖过他们，超越他们。这是中国政治家之伟大处。我们今天如能有人来写一本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史，或中
。于是不断向高骈进谗言，并将高骈的心腹和较能干的部将拉拢到自己身边，从而逐渐掌控了军政府的实际权力，开始与高骈分庭抗礼。可是高骈却始终蒙在鼓里，史料记载高骈当时是“倚用之如左右手，公私大小之事皆决于用之，退贤进不肖，淫行滥赏”。事实上，当中原地区的藩镇互相攻伐不断时，江淮地区也并不平静，高骈虽然是江淮地区首屈一指的强大藩镇，但并不是没有对手。光启三年（887年）三月，高骈迎来了一个强劲的对手——秦宗权。当高骈听说秦宗权要出兵攻打自己时，派部将毕师铎率军屯于高邮防御。毕师铎本是黄巢旧将，看到吕用之专权后，常有不寒而栗之感，加以因女色之事与吕用之产生私怨，于是联合其他部将张神剑、郑汉章等人，自称行营使进诛吕用之为名，回师反攻扬州。四月间，毕师铎领兵突然杀至扬州城下。吕用之亲自督战，对士兵许诺“斩首一级，赏金一饼”的重赏，让士兵们力战到底。结果在士兵们的死战下，阻挡住了毕师铎的攻势，得以断桥塞门闭城防守。对于毕师铎而言，开弓没有回头箭，回师反攻扬州没有成功，迫使他引兵退守城北的山光寺，并立即向宣州刺史秦彦求援。事实上，毕师铎的这个做法等于是将一只老虎引进了扬州。秦彦眼见高骈昏聩，早有攻打扬州的想法，得到毕师铎的求援后，立即派兵三千奔赴扬州。四月二十一日，毕师铎与秦彦合力攻破扬州，吕用之被迫出逃，毕、秦两军在扬州城内大肆劫掠。我们都知道扬州是朝廷转运江南财物的枢纽，高骈担任江淮盐铁转运使多年，在城内截留的物资堆积如山，最终这些财物被乱兵们洗劫一空。而高骈由于没来得及逃跑，先是被毕师铎软禁，半年后被秦彦下令处死。昏聩的高骈虽然已死，但对于江淮地区的军政权力争夺却并没有结束，并由此开始了庐州刺史杨行密、宣州刺史秦彦等人为争夺江淮地区的血腥征战。杨行密曾经参加过农民起义，后来被庐州刺史招募为兵。当秦宗权进犯江淮时，杨行密因为战功而升任队长。中和三年（883年）三月，当毕师铎、秦彦联手围攻高骈于扬州时，吕用之以高骈的名义封杨行密为行军司马，让他出兵援救。杨行密看到此时正是夺取扬州的绝好机会，便即刻带着本州兵马以及向和州借来的兵马数千人应召而往。不过还没到达扬州时，扬州已被攻破，杨行密只得收集高骈的不少部众暂时驻扎，静观其变。此时，毕师铎促请秦彦入主江淮。五月二十一日，秦彦带领三万大军乘竹筏沿江而下，于两天后进入广陵，自称权知淮南节度使。杨行密眼见秦彦要大权独揽，便于二十五日率兵赶到扬州，分兵八寨屯于扬州城西。秦彦派毕师铎、秦稠领兵八千出城与杨行密交战，结果秦稠战败身死，秦彦见杨行密兵锋甚锐，只得闭城自守。双方就这样在扬州一直僵持了三个月，不过，对于秦彦来讲这种局面十分不利。眼见城中粮食不足，八月二十六日，秦彦让毕师铎率领所剩的一万两千人马倾巢而出，在城西列阵好几里，摆出与杨行密决一雌雄的架势。杨行密在一个营寨中堆积大量的金帛和小麦，用一些老弱残兵看守，而将精兵埋伏在营寨四周，然后他亲自带领数千人马冲击秦彦的营寨，一交战即佯装败走，引得秦彦来追。已经很长时间饥肠辘辘的秦彦士兵一入空寨，立即争抢金帛麦米，顿时陷入一片混乱，杨行密见状，一声令下，伏兵四起，将秦彦人马打得大败，毕师铎单骑逃回。此后秦彦无力再与杨行密交战，只得继续困守扬州孤城。秦彦退回扬州城内后，整日眉头紧锁，一时间想不出什么好办法解除扬州之围。不过杨行密也因为久攻不下而打算撤围扬州，就在杨行密刚想撤退的时候，十月二十八日夜晚，扬州城内吕用之的旧将张审威率领麾下三百名士兵趁着天降大雨之际，潜伏于壕沟内，等到天色微明，乘守城者交替之际，突然登上城楼开启城门，迎接杨行密进城，秦彦、毕师铎闻讯落荒而逃，将扬州城拱手相让。杨行密占领扬州后，自称淮南留后，然后上疏朝廷请求册封。由于杨行密行事高调，引起秦宗权的眼热，当得知杨行密想要独揽江淮地区军政大权时，秦宗权立即派其弟秦宗衡与部将孙儒、马殷带领一万人马渡过淮河与杨行密争夺扬州。十一月十二日，秦宗衡之军抵达扬州城西，在杨行密曾经布置的故垒中安营扎寨，同时召回秦彦、毕师铎及其残兵。不久秦宗权因为受到朱全忠的威胁，又召回秦宗衡、孙儒二人对抗朱全忠。此时孙儒看出秦宗权已经呈现衰弱之势，于是干脆在一次酒宴上袭杀秦宗权，将其首级送予朱全忠，进而稳住了朱全忠。当时孙儒为了增加兵力，先后分兵攻打附近州县，使部众很快增至数万。而后为了掠夺粮食，领兵攻打高邮，高邮镇遏使张神剑弃城逃往扬州，结果被杨行密杀死。扬州虽然已归杨行密所有，但其镇守这座孤城，面对诸多强藩不免有些胆怯。当时海陵（今江苏秦州）镇遏使高霸是高骈的旧将，杨行密的谋士袁袭建议杨行密立即召高霸进城，防止被其他藩镇策反。结果杨行密以“违命者族之”相威胁，强迫高霸举县迁入扬州。并最终将高霸袭杀，为了加强扬州城的防守，杨行密又派遣部将廷陵端及其部众两千人还守老巢和州，又派部将蔡俦领兵千余分守庐州，以作狡兔三窟之计。就在杨行密与秦宗权、孙儒为争夺扬州而大动干戈时，朝廷于十二月任命朱全忠为淮南节度使、东面行营招讨使。朱全忠一面派亲信向杨行密通报朝廷的任命，并称愿意以杨行密为准淮南节度副使，一面派手下的行军司马李璠为淮南留后，并以一千兵马护送其上任。杨行密看出朱全忠实际上是想让亲信控制淮南，自然不敢拱手相让。朱全忠本来打算亲自率领大军前来争夺淮南，后来得知杨行密兵力尚强，一时间难以攻取，就于文德元年（888年）二月，奏请让杨行密担任淮南留后。随后杨行密又相继斩杀吕用之、张神剑等高骈旧将，成为淮南地区的一方霸主，后来五代十国之一的吴国，就是在杨行密割据淮南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所以吴国立国之后尊奉杨行密为武皇帝，庙号太祖。黄巢起义之后，各地藩镇不断地互相攻伐，尤其是淮南地区遭到了空前的浩劫，扬州从一个本来富庶的城市一下子变得动乱不已。还在毕师铎起兵之前，扬州事实上已经是连年灾荒。到了光启元年（885年）的冬春之交，当地粮价飙升，比平时高出十余倍，加上当地寒雨连绵，百姓饥寒交迫，大批饥民冬饿而死，每天用车运往城外的尸体就有好几千具。据《资治通鉴》记载，秦彦带兵进入扬州城后，开始吃人充饥。到了光启三年（887年）十月间杨行密围困扬州时，城中因为严重缺粮，一斗米可以卖到五十万钱，草根树皮全部吃光，百姓饥饿而亡。残暴的秦彦之军竟公然抓人到市集上杀死出售。后来杨行密进城后，城中只剩下几十户人家，《旧唐书?秦彦传》记载：江淮之间，广陵大镇，富甲天下。自师铎、秦彦之后，孙儒、行密继踵相攻，四五年间，连兵不息，庐舍焚荡，民户丧亡，广陵之雄扫地矣。事实上，不仅是扬州，当时全国各地在藩镇们互相攻伐下，山河破碎，流民失所，与扬州同样富庶天下的巴蜀地区也是战乱不已。不过在这期间，一个不起眼的人物悄悄崛起，最终在巴蜀地区建立自己的王国，这个人就是前边提到过的王建。王建崛起皇帝李儇能够在黄巢兵进长安时，还能从容前往蜀中避难，全是陈敬瑄受田令孜之命经营蜀中多年的结果，所以很长时间以来，陈敬瑄深得皇帝李儇和田令孜的赏识。表面上看，剑南西川道似乎是皇帝李儇的一个稳固大后方，但事实上，因为陈敬瑄多年的专权，蜀中地区早已经是矛盾重重。早在中和二年（882年）的时候，蜀中就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与当时占据长安的黄巢遥相呼应。陈敬瑄出镇西川后，十分注重个人享乐。有记载称他是“委政事于幕客，委军旅于护戎，日食蒸犬一头、酒一壶，一月六设曲宴，即自有平生酒徒五人狎昵。焦菜一碗，破钱三十千”。不过虽然陈敬瑄整日挥霍无度，但对手下官吏尤其是蜀中百姓的控制却是十分严密。为了加强对官吏以及将领们的控制，陈敬瑄经常派爪牙到各地巡视，称为“寻事人”。这些寻事人仰仗陈敬瑄的权势在各地作威作福，所到之处常向当地官吏索贿。中和二年（882年）三月，两名寻事人经过资阳镇（今四川资阳）时，没有向当地的镇将谢弘让索贿。已经习惯被寻事人索贿的谢弘让备感蹊跷，于是就邀请两名寻事人赴宴，可是也遭到拒绝。这种反常行为更加引起谢弘让的不安，他认为自己或许有什么把柄被寻事人掌控，由于担心被治罪，他连夜逃出资阳，进入深山当起了土匪。次日，两名寻事人离开了资阳，当地的捕盗使杨迁引诱谢弘让出来自首，却谎称是被他抓获，将其押送成都。结果陈敬瑄不问青红皂白，下令将谢弘让杖脊二十，并示众四十天，再煎油泼烫其身，待烫伤的伤口结疤时，又用胶麻将伤疤一一撕下，极尽残酷之刑，惨不忍睹。此时，邛州牙官阡能因公事违期，为了躲避杖罚而亡命山泽之间，杨迁也引诱其出来自首。就在阡能正想出来自首时，得知谢弘让蒙冤的消息，于是决定招募士兵起兵反抗。在阡能的招募下，不到一个月就有一万多名不堪赋税压榨的当地“耕夫”聚集在他的旗帜下。阡能很快就带领这支人马攻陷了邛州和雅州，《资治通鉴》记载：“蜀中少盗贼，自是纷纷竞起，州县不能制。”这说明阡能起义得到了蜀中农民的广泛响应，而且到了六月间，又有蜀人罗浑擎、句胡僧、罗夫子等各聚众数千人响应阡能起义。陈敬瑄得知阡能起义的消息后，急忙派牙将杨行迁等领兵五千前往镇压。杨行迁与义军数次交战不力，又向陈敬瑄请求增兵，当时陈敬瑄府中无兵，只得连守卫仓库、官府门庭的士卒都派去增援。六月间双方在双流（今四川双流县）境内的乾溪展开大战，结果官军惨败，杨行迁担心被治罪，竟然抓了很多当地村民当作俘虏以充战功。不过，他的这种做法只能瞒得了一时，到了十一月份，陈敬瑄见杨行迁镇压不力，而阡能的势力却已经发展到蜀州（今四川崇庆）境内，而且拥有部众数万人时，他决定派出更为得力的骁将高仁厚代替杨行迁前往镇压。高仁厚鉴于数月来单纯的武力镇压收效甚微，于是改用离间义军首从关系为目的的攻心之计。在他出征的前一天，有人向他汇报说一个卖面人从早到晚多次出入军营之间，被巡逻士卒疑为义军的间谍抓了起来，经审讯，果然是义军间谍。于是高仁厚对这个人加以诱降，并派他回去暗中散布消息，说只要义军部众愿意归降，高仁厚就叫人在他的衣背上写上“归顺”二字，保证让他安心回家务农，所要杀的只是阡能、罗浑擎等少数义军首领，以此离间义军首领与部众间的关系。事实证明，高仁厚的策略十分奏效。当他率领官军在双流之西包围罗浑擎所率领的五寨义军后，他派人重申了招降条件，这样就使得大量的义军士兵不战而降，而罗浑擎也因为被孤立而兵败被擒。随后，高仁厚如法炮制，以投降的义军部众先行，进而瓦解义军军心，在短短的六天之内就轻而易举地剿灭了阡能的义军，阡能等义军首领被押送成都后斩首示众。阡能起义虽然很快以失败告终，但涪州刺史韩秀升却趁阡能起义之时，于中和二年（882年）八月率众起兵反唐，并遮断峡江之路，严重威胁身在成都的朝廷与东南地区的往来。当时陈敬瑄得到消息后，先是派部将庄梦蝶、胡弘略领兵三千前往镇压，但不想刚一交战便被打败，被迫退守忠州。江淮诸路的贡赋是沿着峡江而进入成都，如今被韩秀升所阻，等于断绝了身在成都百官的俸禄。陈敬瑄情急之下，一面奏请皇帝李儇委任高仁厚为剑南西川行军司马，派他领兵三千前往平叛，一面许诺高仁厚，只要平叛成功，就让他担任剑南东川节度使。高仁厚奉命前往峡江平叛，探听到韩秀升的精兵全都集中在江舟之中，以防官军渡江而攻，而粮草则全部屯放在岸边的营寨中，让一些老弱残兵守护。他看出了韩秀升是一种“重战轻防”的兵力布局，针对这种布局，高仁厚故意在江边布阵，摆出要渡江进攻的态势，使得韩秀升之兵在舟中昼夜防备不敢懈怠，而暗中则派数千名士兵背着甘草于夜间潜入敌营放火焚烧粮草。韩秀升的舟中之军分兵上岸援救不及，结果粮草焚烧殆尽，使得军心大为动摇。高仁厚同时又招募水性极好的勇士潜水凿破韩秀升的船只，使之相继沉没。韩秀升之军两头奔波相救不暇，高仁厚趁机派兵在要道拦击和招降韩秀升之军。韩秀升为了制止部众溃逃，挥剑不断地胡乱砍杀，反而激起众怒，结果被士兵们一拥而上擒住送到高仁厚那里，最终被斩身死。值得一提的是，韩秀升临死前，高仁厚问他为什么要造反，韩秀升的回答是：“自从文宗皇帝驾崩后，天下已经没有公道可言，现在的造反者难道只有韩秀升一个人吗？”可见，当时所有人都明白，以皇帝李儇为核心的朝廷已经失去权威，而且已经处于矛盾重重与分崩离析之态。陈敬瑄依靠高仁厚先后平定蜀中的两次动乱，而接下来则该是他对高仁厚兑现诺言的时候，不过这就引发了他与时任剑南东川节度使杨师立之间的矛盾。事实上杨师立本来就对田令孜、陈敬瑄兄弟专权的行为心怀不满，当他听说陈敬瑄许诺高仁厚让其担任剑南东川节度使之职时，顿时勃然大怒。当田令孜得知杨师立愤怒的消息后，为了铲除杨师立这个异己，便于中和四年（884年）二月施展明升暗降之计，让皇帝李儇派遣使者选调杨师立到成都担任右仆射，想要将其置于自己的眼皮之下加以监视。杨师立当然不肯奉诏，于是干脆杀掉使者以及东川监军，以讨伐陈敬瑄为名举兵起义。他于三月间发布檄文给成都的朝廷百官以及诸道藩镇，历数陈敬瑄的罪过，并宣称自己调集本道十五万大军，将长驱直入成都对陈敬瑄兴师问罪。皇帝李儇得到檄文后，当然不能容忍杨师立的反叛行为。于是，他下诏削除杨师立的官职，以陈敬瑄为西川、东川、山地西道都指挥、招讨、安抚、处置等使，并以高仁厚为东川留后，让他与行军副使杨茂言领兵五千征讨杨师立。五月十三日，高仁厚进驻德阳（今四川德阳），杨师立派部将郑君雄、张士安扼守雄踞德阳东北鹿头山上的鹿头关进行抵御。郑、张二将采取闭关坚守不出的策略，试图拖垮高仁厚。而高仁厚认为采取强攻之策恐怕会出现重大伤亡，因此采取围而不打的策略，布列十二寨将鹿头关团团包围。高仁厚围而不打的策略，对蜗居鹿头关的郑、张二将来讲十分不利，于是，三天后郑君雄领兵出关突袭位于关城北面的杨茂言军寨。由于杨茂言仓促应战，结果抵挡不住率众弃寨而走，他旁边几个营寨眼见行军副使逃走，也纷纷弃营而逃。郑君雄见官军一战即溃，立即向南转攻高仁厚的中军营寨。高仁厚得知情况后，下令大开寨门，命令士兵点燃火炬，将整个营寨照得通红，然后埋伏士卒于营寨两边。郑君雄见寨门洞开，担心中了埋伏，便引兵退走，高仁厚趁势带领伏兵展开追击，将郑君雄之军赶回了鹿头城关。高仁厚考虑到弃寨而逃的将士甚多，如果等到天亮全部按照军法处置，一定会有很多人被处死，这样会削弱战斗力。于是便暗中召来一个名叫张诏的官吏，让他带着十几个人在军中散布自己昨夜没在营寨，不知道士兵逃跑事件，只要他们回到营寨，就不会再有事情。对高仁厚的这种做法，逃跑的将士都深信不疑，纷纷回到营寨之中，这其中也包括行军副使杨茂言。不过高仁厚十分明白如果逃跑事件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过去，自己的权威会损失殆尽。于是在次日清晨召集众将，宣布杨茂言逃跑的罪行，将其斩杀示众，诸将见此莫不胆战心惊，进而深以为戒。在高仁厚的精心治理下，军纪大为改观。五月二十二日，高仁厚带领士气高涨的将
她并不是没有头脑，在看到李辅国渐渐露出专权乱政的面目后，她的内心开始对这个心机深沉的家奴有所忌惮，尤其在李辅国直接控制皇帝诏书机要后，诏书全部经过他来起草下发（制敕皆从之出）时，张皇后更加受制于李辅国，以致最终两个人形同水火。在李亨身体健康尚能驾驭一切时，张皇后和李辅国的矛盾暂时处于蛰伏状态，可是李亨病情日笃，双方开始剑拔弩张，尤其是在李亨生命的最后一年，即上元二年（761年），双方终于演变成你死我活的斗争。事实上，在李辅国向李豫倾斜的同时，张皇后也意识到李豫对于自己的重要性，所以李豫也就从先前双方的共同敌人摇身一变成了双方各自争取的对象，双方都想联手李豫，吃掉对方。对于张皇后而言，她明白在这场斗争中，自己是优势与劣势并存，优势是在李亨病重之际，她可以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利用李豫对李辅国的憎恨，向李豫进言除掉李辅国，而劣势则是，自己未来在李豫那里似乎没有什么可以利用的政治价值。但无论如何，张皇后也必须要放手一搏，因此在上元二年（761年）四月，张皇后急匆匆地召李豫进宫，向其陈述当前的局势。“李辅国长期出入禁中，统率禁军，诏书敕令都是由他来发布，而且又擅自威逼太上皇迁至西苑冷宫，其罪罄竹难书，但皇帝陛下病体沉重无暇顾及，李辅国现在所忌惮是你我二人，我预感随着皇上的病情加重，李辅国很可能会伙同其死党阴谋作乱，所以想请太子设法除掉他，免生祸患。”张皇后这番话虽然讲得很有道理，但却不合时宜。原因就在于先前她也是和李豫形同水火的，曾经的敌对方现在忽然要化干戈为玉帛，这种没有任何铺垫就亮出自己底牌的做法，无论是谁内心都会有所防备。在李豫看来，张皇后所说的话过于功利，虽然表面听起来是深明大义，但聪明的李豫已经看出张皇后的私心，她是切身感受到来自李辅国的压力，然后借自己的手除掉这个狗奴才。可是对于李豫而言，除掉李辅国并不困难，但接下来他要面对不可预知、错综复杂的形势。从这个角度来看，李豫没有必胜的把握，更何况禁军还在李辅国的掌控之中。所以，面对张皇后的拉拢，李豫拒绝了。“父皇现在病体沉重，此事万万不可，若骤然诛杀李辅国，恐怕父皇受不了如此惊吓，这件事情还是要从长计议。”“殿下应该明白……”“好了，这件事情就这样吧。”李豫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如果说他对张皇后的拉拢感到厌烦，倒不如说他是没有把握扳倒李辅国的。李豫的无情离去，让张皇后瞬间感到一种挫败感，但她不是一个就此认命的人，在奴才反水、太子不给力的境遇下，张皇后决定铤而走险、孤注一掷，试图放手一搏。望着李豫离去的背影，张皇后的眼中露出一丝杀机，她的嘴角在不停地抖动，似乎要急于让李豫瞬间灰飞烟灭。李豫！并不是只有你才是我的依靠，身为储君的你应该明白，我选择你是因为我要将政治风险降到最低，你的拒绝却让我无从选择，所以从现在开始，你和李辅国都是我必须除掉的敌人！李豫走后，张皇后将目标锁定在了越王李系身上。目标转移意味着目的改换，联合越王李系这是张皇后现在唯一的选择，只是这个选择是一条不归之路，前方纵有万丈深渊，张皇后也必须义无反顾地走下去。越王李系是李亨的次子，生母是宫人孙氏，李豫被立为太子后，由于身份的转换，不能再在一线从事平叛指挥工作，九大节度使围攻邺郡失败后，李亨任命李系为天下兵马元帅，但只是遥领各军，具体的一线事务还是由李光弼来负责，史思明二次攻陷洛阳后，李系曾经请兵收复洛阳，但李亨没有同意。从李系的履历来看，还算是有些才干，所以在张皇后拉拢李豫失败后便找到了李系。她的意图是利用李系先诛杀太子李豫，然后再诛杀李辅国，最后拥立李系为帝，自己就会安然无恙。对于李系而言，这是个极大诱惑，况且他本身就不是个安分的人，只是由于身份并非嫡出，无奈与帝座无缘，这么多年其野心始终处于封闭状态，现在有人让他的野心重新释放出来，这让李系有些蠢蠢欲动。“事成之后，当奉您为太后！”当李系听完张皇后的全部想法后，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虽然他也知道这是一条很有可能置自己于死地的道路，但置之死地而后生对李系更有诱惑。事实上，张皇后和李系无论是谁也不会想到，他们的计划反而将太子李豫和宦官李辅国的政治利益紧紧地绑在了一起。先发制人坦白地讲，同时诛杀未来的皇帝以及朝廷第一大佬李辅国，这基本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就必须要采取非常手段，才能成功。经过仔细的筹划，张皇后和李系决定采取突袭方式。不过和唐朝历次宫廷政变稍有不同的是，张皇后和李系这次动用的资源却不尽相同。张皇后和李系密谋计划哄骗太子李豫进宫，然后发动突袭置李豫于死地。他们明白要完成这个任务手中可利用的资源并不多，事实上完成这个任务，最好的资源便是禁军，但现在李辅国执掌禁军，这条路等于被封死。所以，张皇后和李系必须退而求其次，正所谓朱砂没有黄土为贵，精兵动用不得，混混打手凑在一起也勉强有战斗力。选来选去，他们同时将目光锁定在了宦官身上，这是他们较为信任的一股势力，同时也是唯一可供自己选择的人群。上元二年（761年）四月十六日清晨，这一天天空布满阴霾，乌云低沉得似乎要将人压在地上，大唐皇宫内院在阴霾的天空下透露出一种诡异的氛围，仿佛暗含着一股激流，会随时爆发。拂晓时，李系命令其死党、时任内谒者监的段恒俊专门挑选两百名有勇力的宦官，然后前往长生殿集合，李系开始了一番煽动。李系命令随侍的宦官将长生殿的大门紧紧地锁闭，大殿之内顿时寂静下来，所有人全都不知道李系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所以全都紧张地注视着李系。“各位真的愿意只当宫里的奴才，不愿意做功臣吗？”在众人不知所措之时，李系忽然高声问道。他的喊声犹如一道闪电，瞬间划破了大殿的寂静，那些宦官瞬间打了一个激灵，然后继续紧张地看着李系，没有人出声回应他。“我再问一遍，大家真的一辈子愿意当被人看不起的奴才吗？”李系从座位上突然站起来，再次提高声调加重语气地问道。“当然不愿意了，可是我们有什么办法，我们这些身体残废的人还能做功臣不成？”随着李系的二次发问后，人群中一个尖亮的声音瞬间响起。所有人的目光全都集中在了这个宦官身上。当众人的眼睛齐刷刷地看着他时，这个宦官本能地意识到，他可能说错了话，所以赶紧将嘴巴捂住，可是众人的眼神已经让他无法在掩盖，片刻之后李系走到了他的面前。李系仔细打量着这个看上去只有十七八岁年纪的小宦官，然后微笑着问他：“如果我今天给你做功臣的机会呢？”“做，做功臣？”小宦官有些不解。“哈哈哈！实话告诉你们，我知道大家都不愿做被人瞧不起的下人，今天发给你们武器和铠甲，就是为了给你们做功臣的机会。”李系在大笑过后，忽然转过身来对着所有人高声说道。此刻这些平常在深宫里没有见过世面的宦官，开始意识到今天李系将他们召来，肯定是有大事情，但李系没揭晓答案前，谁都不敢说破。“太子未来做了皇帝后，可能要将你们其中的很多人放逐出宫！但张皇后和本王不忍心啊！”李系终于说出了他今天最想说的话，在他看来，经过前边的一番铺垫，自己已经成功挑动起了宦官们对太子李豫的憎恨。果然，在李系说完后，大殿内顿时开始人声嘈杂，宦官们在底下开始议论以来。李系并没有做过多的停留，然后继续说道：“本王今天就是要和张皇后一同除掉太子，等本王做了皇帝，你们不再是被人瞧不起的奴才，而是变成了功臣，你们愿意吗？”“愿意！”这时还是那个先前斗胆出声的小宦官率先喊道。“愿意！”“愿意！”“我们愿意做越王的功臣！”宦官们开始接二连三地高声喊道，大殿内顿时人声鼎沸。“嘘！小声点！既然你们都愿意，接下来就要听我的安排！”……李系在长生殿内做出部署，他命令这些宦官在殿内按照指定地点藏好，等到自己将太子李豫带到这里后，自己以击掌为号，然后大家一拥而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死李豫。部署完一切后，李系得意地离开了长生殿，在半路上他仔细回想自己的一切部署，他始终认为自己的计划无懈可击，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前往张皇后那里，让他利用皇帝的名义召太子李豫前往长生殿。事实证明，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而且李系也实在高估了段恒俊精心挑选的那些宦官的素质，李系万万不会想到，他在长生殿为宦官们部署任务的时候，一个没被段恒俊挑选上的宦官程元振，已经将李系聚纳宦官之事报告给了李辅国。坦白地讲，如果段恒俊挑选上了程元振，或许整个事件会是另外一种走向，但古往今来很多事情就是偶然之中存在必然，程元振因为身材矮小没被段恒俊挑选上，虽然他当时不知道李系究竟要干什么，但出于一种报复心理，他还是向李辅国作了汇报。精明的李辅国立即意识到李系可能要有所行动，而且可能是于己不利。当时李辅国还没意识到整个事件背后的指使人会是张皇后，他更没想到对方的目标不仅仅限于自己，而是要逮住李豫这条大鱼，所以在得到程元振的汇报后，他只是下令让程元振继续监视李系等人的动向，然后自己则调动禁军在皇宫内外不断巡视。当时李亨由于病重，所以宫内的各方势力可以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任意行动，张皇后和李系可以挑选宦官，李辅国同样也可以调动禁军，而李豫因为还没有真正地继承大统，所以无法行使皇帝的权力，这就造成了一种权力真空状态，敌对势力的双方就看谁的能力更高、更强。从掌握的资源来看，李辅国胜出一筹，不仅因为皇家禁军在他的掌控之中，更是因为他在第一时间得到了至关重要的情报。不过，一直到张皇后用皇帝李亨的名义召见李豫前往长生殿议事的时候，李辅国才发现事情远没有自己想象得那样简单。“陛下如果召见什么人，我应该是第一时间知道才对，为什么这次会这么突然呢？”这是李辅国知道消息后的第一反应。很长时间以来，李辅国这个李亨最为信任的家奴，一切诏令全都经过他来下发，虽然后来他受到了冷淡，但他在内廷依然眼线众多，皇帝陛下的动向他很快会在第一时间掌握，但这次他事先没得到任何皇帝陛下要召太子进宫的消息，所以李辅国开始疑虑丛生。联系先前程元振带回来的李系等人的动向，李辅国意识到很可能是张皇后和李系已经联手，李豫前往长生殿一定是凶多吉少。虽然这种预测未必准确，但为了李豫的安全，更是为了自己的安全，李辅国决定坚决不能让李豫到达长生殿。于是李辅国紧急调动禁军，由程元振带领在前往长生殿的凌霄门布置人马，专门等待李豫的到来。就在程元振刚刚到达凌霄门后，他便看到太子李豫等一行人马奔着凌霄门而来。坦白地讲，李豫在接到父皇召见的命令后，并没有过多地怀疑，因为李亨病重已经许久，随时都有召他入宫的可能，而张皇后也正是成功利用了这个机会，才有可能骗李豫进宫。如果没有李辅国这只拦路虎，张皇后已经接近于成功。“殿下这是往哪里去？”当李豫一行人靠近凌霄门的时候，程元振立即从禁军中闪出身来问道。在看到这么多禁军士兵挡在这里的时候，李豫的表情显出一丝慌张，他不知道为什么这里会出现如此多的禁军，而且程元振的问话颇为强势，这让李豫有些不知所措。李豫本能地打马向后退了两步，然后开口问道：“为何众多禁军将士在此门外聚众？”“殿下可是要往长生殿？”“是啊！怎么了？”李豫不解地问道。“越王李系擅自在长生殿聚纳宦官，殿下如果前往，恐有不测，还请殿下原路返回为好。”程元振力劝李豫。刹那间，李豫皱紧了眉头，他不相信程元振所说的一切，在他看来，程元振一定在搞什么阴谋诡计。“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一定是父皇病情加重，所以才召我进宫的。”“殿下今天绝对不能从这里过去！”程元振见李豫不相信，他立即跪在李豫面前说道。“就算是有危险，父皇病重，我也必须要去！”言罢，李豫拨转马头准备绕过程元振，直奔长生殿而去。程元振看到李豫丝毫没有回退的意思，他立即站起身来，一把拽住李豫坐骑的缰绳，然后高声喊道：“殿下！江山社稷事大，今日奴才绝不能让殿下入宫！”“你要造反吗……”“来人！护送殿下前往飞龙厩，保护好殿下的安全，平定乱党后，再让太子进宫探视陛下！”“你们……”没等李豫说完，诸多禁军士兵已经前后将李豫团团围住，然后他们强行将李豫以及随从人员拥往飞龙厩。“你们胆敢强行……”终于，李豫的声音渐行渐远，程元振在看到成功稳住了李豫后，便立即带领剩下的禁军士兵向李辅国复命。“太子殿下已经无忧，接下来我们要对乱党痛下杀手！”当李辅国知道程元振顺利完成任务后，他对这些忠于他的人下了必杀令，随即李辅国决定今夜就展开大肆围剿。……程元振在凌霄门阻挡李豫的时候，越王李系正在长生殿等待李豫的到来，在此之前张皇后已经将召李豫进宫的消息通报给了李系，让他做好准备，李豫到来后，万万不可手下留情。但是直到入夜时分，李系也没能等到李豫的到来，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李系不禁疑虑丛生，按说从东宫到长生殿的距离并不远，为什么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太子李豫还是没到。焦急之下的李系准备派人到张皇后那里核实一下消息的准确性，此时他万万想不到，就在此半个时辰之前，李辅国和程元振已经率领禁军将长生殿周围三里的地方团团围住。“冲进去！活捉李系！记住除了他之外，其他人可以一个不留！”李辅国命令禁军士兵。得到命令后，程元振带领大队禁军直冲长生殿，当他们破门而入时，那些藏在隐蔽处的宦官，一下子全都乱作一团，他们万没料到等来的不是李豫，而是杀气腾腾的禁军。随即，杀声四起，鲜血四溅！李系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呆了，而他之所以暂时没有生命危险，只是因为他那身皇族长袍显得格外扎眼，所有人全都知道这个穿着黄色长袍的就是越王李系。转眼间，段恒俊亲手挑选的那些看似有勇力的宦官，已经被禁军砍杀殆尽，几个靠近门口的宦官，试图逃出大殿，也被守在门外的程元振砍倒在地。在整个过程中，李系自始至终都是呆呆地站在那里，仿佛周围的事情和自己无关一样，或许他明白，事情到了这个份儿上，自己纵有万般本领，亦无挽回的余地。所以禁军士兵捆绑他的时候，李系没有丝毫的反抗，他的眼神中透露出疑惑迷离，完全失去了不久前鼓动宦官们的劲头。李辅国的整个行动前后不到半个时辰，除李系之外，还逮捕了段恒俊以及负责内务省事务的李系同党朱光辉和通风报信的诸多宦官。当然，直到现在为止，李辅国的任务仅仅完成了一半，因为他知道真正的幕后推手张皇后此刻还在寝宫之内。“赶快去张皇后那里，不要让她反应过来！”霎时间，李辅国紧皱眉头，他近乎用一种不容反驳的语气再次下达命令，因为他意识到张皇后和李系不同，如果她跑到李亨那里，事情将会难办很多。最后的遗憾事实上当李辅国在长生殿大开杀戒之时，张皇后已经得到了消息。虽然这个女人在风平浪静之时尽显嚣张跋扈，但当危机来袭时，她不禁惊慌失措，此刻她唯一能做的并不是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她没这个能力，更没这个魄力，作为一个女人，她下意识地想到了自己的丈夫。无论是刚强或柔弱的女人，当她身陷险境时，本能地会渴望得到保护，而自己的丈夫则是她最先想到的人，所以张皇后在渡过短暂的惊慌失措之后，她急急忙忙地跑进李亨的寝室。而此时的李亨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大限将至，躺在床上紧闭双目，气若游丝。十天前，太上皇李隆基
。”我谢谢她愿意与凯瑟琳、迈尔斯合作，也谢谢她为其他人做了一次良好的融合示范。“安正在融入我，”卡伦说，“我不太舒服……她全部进来了……西德尼再也看不到她了……安很冷静……我得到她的某些想法了……我可以感觉到，她很期待外甥女的受洗仪式。”卡伦陷入沉默，我给她一点时间，慢慢接受安。她突然向前靠近。“就这样？”西德尼问道，“没什么大不了嘛！我还以为会很像被吸进吸尘器什么的一样。”“你看见什么了吗？”我问。“安本来很真实，然后突然开始扭曲，像鬼魂一样，然后就听到一声‘噗’，不见了。”“你怎么看这个过程？”“万一我想跟安说话怎么办？以前我们习惯走进每个人的房间，一一跟他们说话；现在有几间房已经没人住了。我要怎么找她？”“现在安是卡伦的一部分了；她还在这里，只是看不见而已。”我尝试解释这无法解释的概念。“你永远都可以找卡伦说话，安会听见的。你愿不愿意告诉卡尔今天看到的事？”西德尼回去了。卡伦说，她觉得很平静，但光线再次变得过分明亮，声音也变得震耳欲聋。这回她离开时，比较不像前几次那样蹒跚、不舒服了。1996年10月20日与安融合1996年10月17日，我与安融合。这次融合并不会令我心烦意乱，但似乎更强烈、更热情；我想，安的记忆将影响我整个人、我的一切。前去你办公室的路上，我不太确定自己能不能与安融合。我很害怕。因为迈尔斯，因为那些关于撒旦、关于邪恶的记忆。我觉得我好像又给自己找麻烦了。然而，当安开始融入我，我才知道她的记忆跟别人完全相反。安不曾面临棘手的困境，不曾遭受虐待，她甚至从未参与我的身体活动（像是走路、找东西、去某个地方等等）。安的记忆、想法、人生观不断在我内心奔腾活跃；也许下一次我就能清楚说明这种感觉了。●大家都喜欢安。安开朗、机敏、乐于助人。她认为我们能找到你，而且你还相信我们，这真是个奇迹。●安认为我们有某种天赋。神赋予我们自我分裂的能力，让我们帮助自己应付神无法阻止的难题。●安觉得我们并非自愿受虐。她无时无刻不为我们祈祷。●安一直很想把我们的故事公之于世，希望能对其他人有所帮助。●安隐藏我们受虐的证据。没有人相信我们。我们的身份撼动不了施虐者的地位。●安负责处理紧急状况。一旦发生意外状况，安会立刻让卡伦睡着，协调其他人出来接手。●安相信，等我们全部合而为一，再度与神和好，我们将重获自由。※※※※1996年万圣节，卡伦浑身发抖、泪流满面地走进我的办公室。最近她想起一位警官——伯特警官——自杀的回忆。伯特是经常虐待她的人之一。她想起伯特曾向她道歉，表示他没想到会变得这么离谱，而他再也没办法继续下去了。他说他知道自己将受地狱之火焚烧，他很抱歉。他站在壁炉前，举枪对准脑袋，扣下扳机。她还记得他的手在镜子上留下血痕。他的那番话一直在她脑中徘徊不去。催眠后，卡尔出来了。他固执地认为卡伦根本不需要想起这些事。他越来越难为她抵挡不舒服的记忆了。他说，这些记忆是毒药，很邪恶，绝不能让她知道！他急坏了。霍尔顿频频压制卡尔，他不想让卡尔继续伤害大家，也不认为卡尔有继续出现的必要。霍尔顿想安排他融合，但是他太愤怒了。他必须像迈尔斯一样，先冷静下来才行。我向霍尔顿致意，表示我会多花时间跟卡尔相处。我察觉卡尔心底有股深切的悲哀。好吧，不是他就是我，因为我的离婚申请在前一天生效了；但我仍假设这股悲哀部分属于卡尔。于是，我刻意忽略卡尔怒气冲冲的斥责，着重处理悲伤的部分；假如我的方向正确，他会更强烈地亲近我，响应我的同理心。这有助于拉近他和我的距离，就像迈尔斯一样。“卡尔，究竟是什么事让你这么难过？”他看着我，吓了一跳。但态度仍相当谨慎。“我不喜欢有人篡改我的工作成果。”他仍相当抗拒，但与过去相比，程度稍微减轻了些。“我承认你的工作很重要，而且你们的变化也可能让你非常生气。假如我们稍微改变一下处理方式，说不定你就能继续保有你的工作噢。”“你在说什么？”他的态度依然谨慎，但也露出兴趣。“卡伦必须一点一滴，慢慢输入这些新的记忆，而非全部吃下来。每次融合之后，她几乎完全招架不住。也许你可以考虑先把你知道的告诉我，先让我知道该怎么开药，然后我们可以一起讨论什么时候让卡伦知道。”“嗯，这个……好吧。”他仍犹豫不决，但部分的他渴望跟我合作，卸下重担。(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这是哪里？”西娅问我。西娅用手遮住脸，掌心朝向我，感觉惊讶，不可思议却又相当迷人。“我的办公室，”我说。“我刚才还在医院里，光线很刺眼。我去医院好多次了。儿童纪念医院、圣安东尼医院、仁慈医院、圣十字医院……”西娅陷入沉思。“你在医院？怎么了？”“噢，我记得我躺在一张桌子上，旁边有好几百个医生正在看一张胶片……我头上长的那块东西。卡伦的爸爸也常用很强的光替我检查，检查这里。”她低头看看自己。“卡伦做直肠检查时会让你想起这件事吗？”“会啊，卡伦检查的时候，医生不会笑。我想我的下面一定受伤了。医生绝对看得出来。”“你以前似乎受到很恐怖的虐待，”我说。“噢，我不会痛，但我总是待在医院里。我生来就是要接受这些检查的。”“你看过很多医生吗？”“对。而且医生都很坏。有个医生每个礼拜六早上都会给我打一针，害我变得很累，没有力气。每次我们在礼拜五晚上受伤以后，隔天都会上医院去。医生会替我检查，然后给我打针止痛。”西娅不说话，看着窗外。“我好孤单。里面都没人了。”“你愿意融入卡伦，跟其他人在一起吗？”我问她，让她开始朝这方向思考。“可是我还得照顾宝宝。”似乎已经有人告诉西娅了，所以我想趁此机会问几个我百思不解的问题。“噢，宝宝几岁了？”我问。“不到2岁。她几乎不太能走。”“宝宝是为了什么诞生的？”“她跟霍尔顿还有凯瑟琳同时出生。他们一分为三。只要卡伦一哭，她的爸妈就会使劲摇她、甩她，这些都由卡伦博来承受。卡伦从来就不是‘真的’。”“不是真的？”“不是。这里没有一个叫卡伦的主体。”“那么，等你们全部融合之后，你们就会变成‘一个’人。你平常怎么打发时间？”“在里面的时候，我常常从一个房间飘到另一个房间；要不就常常进出医院。我从来不睡觉。”我希望我能有更多时间好好跟西娅聊天，但今天的诊疗时间快用完了。我请她回去，顺便问问是否有其他人想出来说话。卡伦突然变了一个人。“假如我融合了，卡伦会开始偷东西吗？”西德尼问我。“我想不会的，西德尼。因为还有很多个卡伦不会偷东西呀，他们可以平衡你的感觉。”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你在担心什么，西德尼？”“我的记忆、我的感觉都不太好。万一我融合了，我怕我会伤害大家。”“可是，假如你不融合，他们会少了你的优点——你的幽默感。”他露出笑容。于是我们同意下一次来进行他的融合。霍尔顿短暂出现，告诉我卡尔试图干扰卡伦记录安的回忆。卡伦再次突然改变。“霍尔顿怎么知道是我？”卡尔挑衅地说。卡尔很愤怒，于是我们只好再次讨论他无法控制众人记忆的无力感。送卡尔回家前，我尽可能听他诉苦，理解他的感受。※※※※时间是1996年12月上旬，天气好冷，常常刮风。从我的窗子往外看，天空阴沉沉的，阳光在远处的密歇根湖畔微微露脸。卡伦已拖欠了5000美元的费用了。她无法按时支付账款，也没有能力凑出现金。我向她提起这件事，她一如往常、震惊得无以复加——每次我们讨论到钱，她总是有此反应。我告诉她，眼前只有一个办法：我干脆不再索取费用，免费为她就诊。身为医生，我知道我不该这么做。人们总以为病人和医生之间存在某种特殊而微妙的关系；一旦不收取费用，医生可能再也无法以理性、超然的态度为病人服务。就卡伦的个案而言，我必须承认——确实如此。但是从道德、良知来看，我找不到其他更好的办法。我们已经一起努力8年了，光是建立信任就花了不少时间；我怎能在这个时候拋下她？我告诉她，未来有一天，假如她有能力偿还这些费用，我很乐意接受；但现在，此时此刻，我们先别管钱不钱的了，赶紧继续我们的工作才是。她很感激。我想卡伦和我应该都很高兴，咱们终于解决无法如期支付费用的问题了。我们再次将重点转回融合。这次轮到西德尼。“我出生时4岁，卡伦3岁，”西德尼说。“现在我5岁了。我出现是因为爸想要男孩。我喜欢爸要我喜欢的东西。棒球、跟狗玩、追农场养的鸡——我不在乎弄得脏兮兮的，但卡伦很介意。我会把爸偷的东西藏起来：盒式磁带录音机、手表之类的。他说我在这方面挺行的，我觉得很高兴。爸老是喜欢偷餐厅的银餐具。他说那是我们用小费买的。假如爸说他喜欢某样东西，我就得替他偷——否则他会伤害我们；可是得手之后，他又会为偷窃惩罚我。不过，比起我不愿动手所受到的惩罚，这根本是小巫见大巫。”西德尼描述父亲惩罚他的各种方法。“我喜欢唬人。有时候我也会捉弄乔希。”“卡伦的丈夫？”“对。爸也常常恶作剧呀，不过他很恶劣。”“你准备好融入卡伦了吗？”我问。“嗯！咱们开始吧！”我引导卡伦进入催眠状态，一步一步指示她让我们进入小房间；然后我介绍西德尼。“西德尼看起来好滑稽哟，”卡伦说，“他想跟我融合。他想直接跳到我身上！”卡伦笑了，似乎觉得很有趣，但夹杂一点点担心。她向后仰，靠在椅背上。“他站在我面前，瞪着我看，一副‘现在我们要做什么’的样子。”“抱抱他？”我建议。“他正在告诉我什么东西放哪里。西德尼把竖笛藏起来了——我以为是女清洁工偷的，所以把她给开除了！他把它藏在露营用具底下。”卡伦停下来。“继续说，没关系，”我说。“他准备起跑……开始跑了……噢！他跳进来了！”她像西德尼一样往椅子上跳。“我可以感觉他在我身体里移动……噢！老天！我听见我体内所有的声音！我的心跳！我的血正在流动！还有脑子里的血压，好痛！好刺眼！”她停下来，试着喘口气，“不过我不会不舒服，也不觉得有压力。我可以看见一些画面，像电影一样：开车兜风，跟父亲说话……”卡伦稍微放松下来，“我想我不会有事的。”“你可能会接收不少关于你父亲的记忆，到时我们再好好谈谈。”“好。他们好幼稚哦，好像我小时候。西德尼喜欢作弄街坊邻居，他不明白会造成什么后果……他活在小男孩的世界里。”我引导卡伦回到我的办公室。就在这时候，一辆消防车呼啸而过，卡伦痛苦得立刻用手捂住耳朵。我让卡伦再休息一会儿，待她稍微恢复精神，自己搭电梯到楼下的咖啡店。她可以继续待在那儿，直到她准备好开车回家。1996年12月10日与西德尼融合1996年12月5日，西德尼融入我。一到你的办公室，我似乎就已经听见西德尼打算怎么融合了。我记得大概是这样的：我发现我比以往更快地来到安全小窝。西德尼跟在你后面进来。我吓了一跳，因为门已经开了。这门通常是上锁的，很多道锁。西德尼早就准备好了，他看着你，等你允许他行动。然后他退回门边，开始跑步冲向我，最后他奋力一跳——我们融合了。我不记得最先进来的是哪一段记忆，但我把部分列出来给你看。离开你的办公室之后，我开始渴望一些我不曾注意过的东西，像玩具、圣诞装饰之类的。想偷东西的欲望很强烈，但我还有办法控制自己。我爸跟我妈发生争执时，西德尼必须站在我爸那边。每当我爸殴打我妈，西德尼总是在一旁看着。我爸每每替自己辩解，所以西德尼相信是我妈罪有应得。我爸需要钱的时候，西德尼必须去找祖母要钱；如果她拒绝，他会直接偷她皮包里的钱。西德尼会把每年第一次的成绩单藏起来，谎称不见了，然后自行制作其他学期的成绩单，填上A或B，好避免遭父亲鞭打：B打一下，C打两下，D打3下，F打10下。西德尼的记忆还有很多，但我的手很痛，写字更痛。等我比较好了，我会再多写一些。※※※※圣诞节即将到来，因融合西德尼而产生的影响也消退了。这次消退的速度很快，卡伦不再听见他的声音了。她说现在她多了一些坏习惯：她会偷喝别人的饮料，上完厕所不洗手；她以崭新的眼光看待店里的小东西，为之着迷。她好想偷圣诞装饰。她好爱好爱涂面包用的那种炒牛肉酱。我问她圣诞节有什么计划。她翻翻自己的记事本。我问她能不能借我瞧瞧。记事本的每一条项目字迹都一样（凯瑟琳写的？）。卡伦说她每天早上都会打开来看，确认当天该做哪些事。她说她母亲邀请他们去过圣诞夜。我警告她赴约的可能后果；卡伦同意我的看法，但她想见弟弟们。我与霍尔顿对谈。他说，自从朱莉和桑迪完成融合后，他们的血糖值恢复正常了。他想知道该怎么向洛申医生解释？我建议让卡伦再检查一次，然后让医生自己解释检查结果。我问霍尔顿下一次该选谁？他表示，融合年轻人似乎颇为顺利。他和凯瑟琳应该留到最后再融合。他说，下一个选西娅应该不错，而且她可能会带着卡伦博，詹森似乎也颇有兴趣；他们都在等待通知，等着轮到自己。卡尔仍在犹豫，不太愿意。我问卡尔手腕还好吗？卡伦一直抱怨手痛。“我会痛，”卡尔说，咬牙忍耐着，“但我觉得没啥大不了的，其他人也一样。”“如果你跟卡伦融合，”我说，“她会拥有你忍耐疼痛的能力。”“假如我跟卡伦融合，我会死掉，”他说，心情沉重。“你不会死的，”我说，“你也不会消失。你会跟其他人结合在一起。”我必须想办法让卡尔接受，他是抗拒程度最强烈的人格。“你的一切，你所有的力量，最后都将成为卡伦的一部分。”“可是自从莎拉出生以后，我就没办法带走疼痛了，”卡尔反驳我，“我再也感觉不到卑鄙、恶劣，我很担心。”卡尔看起来很失落，很渺小。他的态度变得不一样，他软化了。“我头一次明白什么是‘送礼物’。我越来越常跟卡伦一起出来了。我甚至还寄圣诞卡给你，贝尔医生。”“你正在改变，卡尔，你长大了。等你融入卡伦，一定会成为卡伦重要的好帮手。祝你圣诞节快乐。”“谢谢。”第三部人格融合第20章西娅与卡伦博“假如其他人格都不存在，我要怎么面对他们的朋友？”卡伦问道。现在是1月初，芝加哥冷得快结冰，大地一片雪白。卡伦正在承受人格融合带来的各种效应。我该给她什么建议？“我看见这些人的时候，脑袋里确实有他们的印象，但我没有感觉，”她继续说，“他们让我很不自在。我不知道该怎么维持这么多的人际关系。”“你没躲起来？”我探问。“你说对了。”“现在你可以开始建立你自己对这些朋友的观点了。”“还有，以前我每晚平均睡2到4个钟头，最近差不多是4到6个钟头。过去几个礼拜，我失去好多时间。我在毫无自觉的状况下替女儿粉刷房间。不过老实说，成果看起来还不错啦……”卡伦揉揉额头，笑了。※※※※“我真的被这里的人给惹毛了。大家一点都不团结，不好好相处。”凯瑟琳像个忿忿不平的学者，气得冒烟。“已经融合的部分很好——有问题的是还留在这里的人。他们自以为可以随心所欲，爱怎么样就怎么样。詹森一天到晚不按牌理出牌，有一天他竟然心血来潮，跑去粉刷房间！卡尔一直在生气。霍尔顿整天坐在他家，半点事也不做。西娅和宝宝越来越不安，得赶快安排她们融合。”“谁最会惹麻烦？”我问。“詹森、卡尔、卡伦2和爱丽丝。”凯瑟琳退回内在。
秋》的精彩故事找到一个真正的归宿，我们只能留给时间来做解答。千年阅一城今天，如果让你说出世界上最具魅力的都市，你会想到哪里呢？是纽约、伦敦、巴黎、东京，还是香港、上海或者北京呢？答案可能是仁智各见。但如果把时光拨回到1500年以前，答案恐怕就是唯一的了：那便是中国自古被称为“天下之中”的洛阳城。这片平坦而肥沃的土地，背依400里巍巍邙山，南临千年流淌的洛水，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和帝王建都之所。当年，一座浩大的城池曾在这里岿然傲立。城中殿堂楼阁鳞次栉比，高台宝塔巍峨耸立，船车商贾周于四方，文人雅士往来不绝，繁华景象丝毫不逊明清的北京城。然而造物弄人，公元534年，统治中国半壁江山的北魏王朝分裂成东魏和西魏，各自营建新都，而原来的国都洛阳则在连年不断的战火中遭到严重破坏。后来，隋统一全国，隋炀帝另辟新址，在现代洛阳城附近大规模营建都城，盛极一时的汉魏洛阳城最终被岁月遗弃，空留下一截截若隐若现的断壁残垣。现在，这里被称为“汉魏洛阳故城”。一、故城兴衰汉魏洛阳故城，位于今天洛阳城东15公里处，那些在地面上隐约隆起的土台、土堆，便是故城的遗存。通过对这些城垣的解剖和试掘，考古人员发现，现存的遗址由宫城、内城和外郭城三重城圈组成，其中外郭城南北东西各长10公里，面积达100平方公里。如此规模，堪称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古代都城。
的女儿，获得了秦穆公的敬重，于是，秦穆公对重耳报以重礼，坚决支持他回国继位。秦穆公二十四年（前636）二月，在晋国大臣的支持下，重耳被秦穆公武装护送回国，继位为君，史称晋文公。之后，晋文公重耳派人杀死了自己的侄子晋怀公圉。秦穆公围郑烛之武退师晋文公是一位英主。他在城濮之战中打败了强大的楚国，迅速成为一代霸主。面对晋文公治理下迅速强大的晋国，秦穆公首先采取了全面合作的态度。一是协助晋文公解决周襄王时的内乱（秦穆公将兵助晋文公入襄王），二是秦穆公三十年（前630）帮助晋文公围郑。但是，这一次围郑，对秦穆公触动很大。晋文公这一次攻打郑国主要是出于私怨。当年晋文公重耳流亡到郑国时，郑国国君对他很不友好（过郑，郑文公弗礼），重耳耿耿于怀，因此，重耳当上了晋国国君后，便要讨伐郑国，以雪此仇。面对秦、晋两个大国的围困，郑国决定派出使者烛之武游说秦穆公。夜间，郑军把烛之武用绳子从被围困的城墙上放下来，让他面见秦穆公说：秦、晋两国攻郑，郑国已经知道自己要灭亡了；但是，灭了郑国，对秦国并不利。因为从地理上看，郑国与秦国之间还隔了一个晋国。灭了郑国，只能扩大晋国的领土，对晋国有利，而不是对秦国有利。邻国的土地增多了，只能使秦国的领土势力相对变小（邻之厚，君之薄也）。而且晋国贪得无厌，向东灭了郑国，必然向西扩张，如果不侵占秦国的土地，它还会向哪里扩张（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烛之武这番话深深触动了秦穆公（秦伯说），秦穆公马上与郑国订立盟约，而且派了三位将领帮助郑国防守（使祀子、逢孙、扬孙戍之），自己才撤兵。秦穆公突然撤兵，晋文公无奈，亦撤兵而回。这次围郑，不了了之。两年后（秦穆公三十二年，前628），晋文公去世。赛叔哭师穆公伐晋恰在此时，两年前秦穆公派驻郑国的秦将杞子捎信给秦穆公，说郑国人已经非常信任我们，让我们掌管了郑国北门的钥匙（北门之管），如果派兵悄悄进军，郑国的国都就可以轻松地拿下来（国可得也）。秦穆公听说后，立即征询两位重臣百里奚、蹇叔的意见。这两位重臣都坚决反对远程袭郑。因为，秦国的势力在今陕西，郑国的都城在今河南新郑，中间隔着一个强大的晋国。所以，百里奚、蹇叔认为：“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我们没听说过千里奔袭能成功的。因为，如果长途跋涉去偷袭一个国家，最终很有可能会拖垮自己的军队；对方也一定会有所准备，恐怕劳而无功（师劳力竭，远主备之，无乃不可乎）。但是，这一次，秦穆公是铁了心，决心奔袭郑国，连百里奚和蹇叔的话也听不进去了。在与晋国周旋的三十余年中，秦穆公一直非常谨慎，一直不急于东扩。为什么这一次秦穆公要坚决东扩了呢？第一是因为晋文公去世；第二，秦穆公自我感觉良好。秦穆公自继承王位以来，和晋国四位国君晋献公、晋惠公、晋怀公、晋文公接触频仍，只有刚刚继位的晋襄公他还没有来得及打交道。这四位晋国国君中，秦穆公最器重的是晋文公；晋文公的去世让他感到晋国有作为的国君已经没有了，他可以放心大胆地东扩了。秦穆公自继位以来，在东扩的道路上一直非常谨慎，从不敢迈大步。秦穆公三救晋难，打的都是政治牌，但是，此时秦穆公已经在位三十二年，人生的旅途已经走完大半，秦穆公的耐心也到了极限。所以，这一次，秦穆公重新部署，开始打军事牌了。于是，他任命了三位将军，其中，就有百里奚的儿子百里孟明视、蹇叔的儿子西乞术。出征的那一天，百里奚和蹇叔两个人放声大哭。赛叔一边哭，一边说：“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秦穆公派人冲着蹇叔大吼：“你懂什么？如果你活到中年，你墓地上的树都有两手合围那么粗了。”（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他还怒气冲冲地对百里奚、蹇叔说：“孤发兵而子沮吾军，何也？”两位老臣回答：我们不敢影响军队士气，只是我们俩的儿子都要从军。俺俩年龄大了，恐怕他们这一去我们就见不到儿子了。然后，两个老臣对他们的儿子说：你们肯定要打败仗，而且一定是在殽山。那就是秦军的葬身之地，我们只能等着在那里给你们收尸了。秦穆公三十三年（前627），秦兵东进，到了滑国，郑国商人弦高带着十二头牛到周地去卖，刚好碰见秦军，他害怕被秦军杀掉或俘虏，就献上他的牛，并且假托郑国国君的命令说：听说贵国要丢讨伐郑国，郑君已认真做了防守和抵御的准备，还派我带了十二头牛来慰劳贵国士兵（闻大国将诛郑，郑君谨修守御备，使臣以牛十二劳军士）。秦国的三位将军一听这话，立即商量说：我们要去袭击郑国，郑国现在已经知道了，去也袭击不成了。于是灭掉滑国。滑国当时是晋国的附属国。此时，晋文公还没有安葬。太子襄公愤怒地说：秦国欺侮我刚刚丧父，趁我办丧事的时候攻破我国的滑国（秦侮我丧，因丧破我滑）。于是发兵在殽山阻截秦军，把秦军打得落花流水，不仅全军覆灭，还俘获了秦国的三位将军。晋文公的夫人是秦穆公的女儿，她替秦国三位被俘的将军求情说：我父亲对这三个人恨之人骨，您放他们回国，好让我父亲亲手杀了他们。晋襄公便放了这三位将军归国。百里孟明视等三位将军回国的时候，秦穆公穿着自色丧服亲自到郊外迎接他们，向他们三个哭着说：寡人因为没有听从百里奚、蹇叔的话，让你们三位受了屈辱（孤以不用百里奚、蹇叔言，以辱二三子），你们三位有什么罪呢？你们要准备全力洗雪这个耻辱。秦穆公不但恢复了三个人原来的官职棒禄，还厚待他们。秦穆公三十六年（前624），穆公派孟明视等人率兵进攻晋国。秦军渡过黄河就把渡河的船全部烧掉，以示不凯旋不回国之心。我们都知道项羽在巨鹿之战中破釜沉舟大败秦军，但一般不知道沉舟这一战法的专利应当属于秦穆公。秦军众志成城，沉舟而战，晋军震恐。结果，这一仗秦军大败晋军，夺取了王官（今山西闻喜南）和鄗（jiāo，郊）地，为殽山战役报了仇。秦穆公渡过黄河，亲自为殽山战役牺牲曝骨三年的将士筑坟、发丧、痛哭三天，并向秦军发誓说：古人办事都要虚心听取老年人的意见，所以不会有什么过错。我自己没有采纳百里奚、蹇叔的劝告造成重大过失，我要让后代永远铭记这次过失（令后世以记余过）。秦穆公毕生致力于东扩，终于打败晋国，报了殽山战败之仇。但是，秦军虽然取得了这次胜利，晋国的军事实力仍然没有受到重创，晋国仍然是秦国东扩的最大障碍。遗憾的是，秦穆公并未完成这项历史使命就撒手人寰。秦穆公是一代英主，他在位三十九年，东平晋乱，西伐诸戎；招贤纳士，用由余霸西戎，益国十二，开地千里；用百里奚、蹇叔，与东方强大的晋国周旋，见机行事，逐步蚕食其土，并在诸侯国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然而，穆公去世之后，秦国历经十五代国君，近二百六十年，都忙于争权，无所作为。直到秦孝公，才重新续写了秦国的崛起之路。那么，秦孝公是如何重整旗鼓、开疆拓土的呢？第6章孝公变法公元前338年的一夭傍晚，一位匆匆忙忙从秦国商地（今陕西商县）逃往魏国的人，想在边关的客店里住上一夜，第二天再继续向东行进。但是，客店的主人告诉他：商君立法，没有证件的人住店，店主人若留宿，也要连带判罪。你没有证件，我不能留你。这个人长叹一声说：商君变法怎么弄到这种程度！这位客人万般无奈只好离开了这个客店。其实，这位要住店的客人就是立法的商鞅。他在秦国成、功地实施了变法，使秦国走向了富国强兵的道路，为秦国最终吞并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是，这位对秦国作出如此巨大责献的变法者，现在却如丧家之犬，惶惶逃命，最终他也未能逃脱五马分尸的悲惨结局。那么，商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为什么要逃离秦国呢？为什么他制定并实施的能使秦国富强的变法给他带来的是惨死的结局？公叔痤举荐卫鞅魏惠王佯应实违商鞅原本是卫国国君的妾所生的儿子（庶孽公子），原名公孙鞅，因为生在卫国，也叫卫鞅。商鞅是一个非常有本事的人。他初人政坛是在魏相公叔座（cuó，搓，阳平）手下做官。公叔座深知商鞅的才能，他想寻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向魏惠王推荐商鞅。但是，这个机会还没到来，公叔痤自己就病危了。魏惠王听说公叔痤病危，便马不停蹄地赶到公叔痤家中探视，并向他询问：万一您有什么不测，有谁能像你一样辅佐我治理国家？公叔座回答：我手下有一个叫公孙鞅的人，很年轻，但有奇才，希望大王能把国家交给他治理（愿王举国而听之）。魏惠王听了之后，默然无语。魏惠王临走的时候，公叔座斥退左右之人，悄悄对魏惠王说：如果大王不用公孙鞅，一定要杀了他，千万不要让他到其他国家去（王即不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魏惠王表面上答应了奄奄一息的公叔痤的请求。公叔痤请求魏惠王若不用商鞅必杀之，本意是想说服他起用商鞅，公叔痤看出魏惠王不想重用商鞅，所以魏惠王一走，他马上把公孙鞅叫来说：刚才魏惠王问我谁可以代我为相，我推荐了你，但我看他没有重用你的意思。因为我做事一直本着先国家后个人的原则，所以，刚才告诉魏惠王，如果不能用你，一定要杀了你，千万不能让你到其他国家去。你赶紧逃命去吧，晚了就来不及了。公孙鞅听后，很平静地对公叔痤说：大王既然不能听你的话重用我，又怎么会听你的话杀我呢（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杀臣乎）？事实也的确如此，魏惠王从公叔座家里出来，就对身边的人说：公叔座这个老头真是病昏了头，竟然想让我把国家交给毛头小子公孙鞅去治理，简直荒唐之极！因此，公孙鞅并没有离开魏国，魏惠王也没有杀害他。公叔痤贵为魏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对商鞅推崇备至，极力推举，首先是因为商鞅确实有经天纬地之才，同时更显示出公叔座不一般的胸怀和勇敢。古今中外，一个真正有能力的人（如公叔痤）赞扬一个比他更有能力的人（如商鞅），不仅仅需要慧眼识才，更需要勇敢无畏。可惜的是，公叔痤对商鞅的赞扬为时已晚。赞扬本身是一门大学问：赞扬与自己实力相当的人，是胸怀宽广；赞扬不值得赞扬的人，是借力打力；赞扬比自己更强大的人，是勇敢无畏。公叔座了解商鞅，却不了解魏惠王。商鞅断定魏惠王不会杀害自己，证明了商鞅的聪慧。商鞅一再有才，到此为止也只不过是已故魏国国相手下的一位小官（中庶子），他又怎么会跑到秦国施行变法呢？秦孝公广招贤才公孙鞅火速人秦商鞅人生的改变都是秦孝公惹的祸。公元前361年，秦献公去世，年仅二十一岁的秦孝公继位。秦孝公继位之时，当时秦国东边的六个强国韩、赵、魏、齐、楚、燕都已经成了气候。周天子的力量更加衰落，诸侯之间不断厮杀，互相吞并。秦国远处雍州（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秦僻在雍州），不能参加中原诸侯的会盟，被山东六国当作夷翟（dí，敌）看待，并且时刻有被他国侵吞的可能。这种政治局面使颇有雄心壮志的秦孝公忧心忡忡，他迫切希望能够恢复秦穆公时代那种“东平晋乱”、“西霸戎翟”的繁荣昌盛的局面。所以，秦孝公痛下决心，公开提出：谁能够出谋划策让秦国强大起来，我愿意给他高官厚禄，而且将土地分给他（吾且尊官，与之分土）。“与之分土”这句话出自一位国君之口极其不易，分量极重。说它不易，因为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许下分地与人的国君；说它分量极重，因为这句话对天下贤才的杀伤力极强！谁不愿意在有生之年能够分到赏地？除非他一无所求！秦孝公之所以要变法图强，主要出于两大原因：一是对秦穆公业绩的仰慕，秦穆公当年“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孝公对穆公取得的丰功伟业与荣耀钦羡不已。二是对当时秦国地位低下的痛心，穆公时夺来的河西之地，又被夺走，东方诸侯看不起秦国，鄙视其为戎翟，不把秦国当成正式成员看待，这使秦孝公感到了强烈的耻辱（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知耻而后勇，秦孝公痛感秦国必须变法图强，奋起直追。而要强大富强，超越六国，最需要的是什么？是人才。所以，秦孝公决心求贤。秦孝公求贤不仅决心极大，而且撒开大网，范围极广。以他自己的话来说，选拔人才的范围是“宾客”和“群臣”。不仅限于秦国的“群臣”，六国来的“宾客”也不拒绝。这是面向全社会、面向全世界招募人才。秦孝公大张旗鼓地以土地与官爵为饵、网罗天卞人才的政令，就像电波一样，越过边界。有一个人匆匆忙忙从魏国赶来，参加秦国的人才招聘大会，他就是在魏国一直郁郁不得志的商鞅。满怀着求取富贵的目的，商鞅来到秦国，找到秦孝公最宠幸的景太监、（景监），请他安排自己和秦孝公见面。太监在当时是被人看不起的，后世不少人也曾经因为商鞅最初通过景监求见秦孝公一事批评商鞅，但是，商鞅当时急于见到秦孝公，推行自己的一套富国强兵之术，而他在秦国又一无亲朋，二无好友，不找秦孝公宠幸的景监能找谁？商鞅见到秦孝公后，秦孝公对商鞅先后进行了四场面试。商鞅第一次见秦孝公，大讲“帝道”（五帝之道——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秦孝公听得昏昏欲睡，事后大骂景监：你那位客人是个只会说大话的人（妄人）。第二次见秦孝公，商鞅大讲“王道”（三王之道——夏禹、商汤、周文王），秦孝公还是听不进去。第三次见秦孝公，大讲“霸道”（春秋五霸），秦孝公听得有点兴奋了，但还是没有特别感兴趣。第四次见秦孝公，商鞍大讲“强国之术。”，秦孝公听傻了，一个劲儿往商鞍跟前凑，这才是他梦寐以求的富国强兵的人才。从此，商鞅大得秦孝公的赏识，开始在秦国实施变法。商欺没有辜负秦孝公的赏识与信任，他的变法政策使秦国从此走上了国富兵强的道路；秦孝公也兑现了当初寻觅人才时的承诺，给商鞅加官晋爵、赐予封地。那么，求富得富、求贵得贵、要官有官、要地有地的商鞅怎么会在秦国待不下去了呢？怎么会可能发生本篇开头叙述的像丧家之犬匆匆逃离秦国的事呢？富贵，缘于变法；逃奔，亦缘于变法。废井田开阡陌奖军功建县制要了解商鞅为何匆忙逃命，必须从他变法的具体内容谈起。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商鞅对秦国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进行了全面的改革。第一，改革政治制度。商鞅变法是一场政治制度的深刻变改，这种制度变革在商鞅变法中表现在四个方面：1.中央集权制的雏形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合并乡邑为县，每县设立县令、县丞，在全国设立了三十一个县，每个县又都安排了县令、县丞（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商君列传》，《秦本纪》是四十一县），县令、县丞必须由国君直接任命。这项制度看起来并不起眼，只是合并了一些行政区划，但是，它的内容绝非那么简单。把国家的基层政权设置为县，由国君直接任命县令、县丞，这一套基层政权的建制刚好是秦始皇统一帝国后在全国范围内设立郡县制的雏形。此项措施具有两个划时代的重大意义：一是基层政权的长官由国君亲自任命，而国君直接任命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吏，是中国两千多年中央封建集权制的肇端。二是它初步打破了世卿世禄的世袭制，直接催生了官僚制。2.官僚制的雏形西周、东周时期，从天子、诸侯到卿大夫、士，他们的爵位、封邑、官职都是父子相承的，这项制度被称为世袭制，它的基础是血缘宗法关系。其中，爵位和官职的世袭叫世卿，封邑的世袭叫世禄。世卿是政治地位，世禄是经济地位。世卿世禄制和分封制、宗法制是三
捐钱多者可得封爵之后。还有来自官员会馆的集体捐助。但用这种方法只筹集到20万两。不少赎金实际还没有上交国库，就被户部的贪官污吏私吞了。到1644年初，粮仓空了，卫戍京城的军队几乎一年没有得到军饷。正如一位将领所报告的那样：“鞭一人起，一人复卧如故。”
南迁之议
对崇祯帝来说，有一个或许过于自私的办法，那就是放弃危在旦夕的北京，到南京建立临时中央，这一迁都的建议是在德正殿进行的一次私下的召见时，由江西籍官员、翰林学士李明睿首次提出的。2月10日，皇上召李明睿及总宪李邦华、原九江军府总督吕大器议事。当皇上问到今后的策略时，李明睿的回答相当坦率，甚至在提到北方失利时也无所顾忌。他说，义军已经逼临京城，朝廷正值“危急存亡之秋”，唯一明智的选择，就是迁都南京。崇祯帝大惊，对李明睿说：“此事重，未可易言。”既而指天问道：“上天未知如何？”李明睿略加思索，便试图就天命问题劝说其君。惟命不于常，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天命微密，全在人事，人定胜天。皇上此举，正合天心，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知几其神，况事势已至此极。讵可轻忽因循，一不速决，异日有噬脐之忧。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皇上可内断之圣心，外度之时势，不可一刻迟延者也！崇祯帝本来很可能为维护君主意志，而对这段涉及其道义责任的议论大发雷霆，但此次他并未将其视为臣下对自己的责难，反在确认四周无人偷听后问道：此事我已久欲行，因无人赞襄，故迟至今，汝意与朕合，但外边诸臣不从，奈何？此事重大，尔且密之，切不可轻泄，泄则罪坐汝。崇祯帝明确表示了自己的立场，又询问南迁的具体步骤。他将如何出京？李明睿提出最佳路线是取道山东，装作到文王与孔子庙朝圣。一旦到了曲阜，御驾便可快马加鞭南下，20天内即可赶到比较安全的淮安地界。那时——李明睿向皇上保证——举国上下必群情振奋。因为崇祯帝一旦出现在京城之外，国之龙虎必起而响应，陛下遂可握天下于股掌之中。但是李明睿又斗胆警告说，如果皇上仍在京城厮守尊位，则明朝必亡。崇祯帝颇为其言所动，简短答道：知道了。遂令三人退下，自己返回后宫。当晚，皇上又召李明睿进宫参加另一次秘密会议，并于会后将这位翰林学士单独留下，向他提出了一连串问题。中途接应部队有何安排？谁来统领？中途在何处驻扎？李明睿打算先秘密派遣将领至济宁部署接应部队，并在比较安全的济宁、淮安两地安排驻地。但接应部队从哪里调集？皇上又问。李明睿承认，所有明军主力不是用于镇守关口，抵御义军，就是在边地抗击清军。京城关门兵也不能全部抽出，因为必须留下部分军队护卫留守北京的官员。所以只能暗中派遣一些朝中官员从京畿八府征募新兵。这时，李明睿又提出了关于皇上内库这一敏感问题。没有充足的资金，便无法征募新兵，且南下途中也须犒赏将士。“内帑不可不发”，李明睿说，“万一行至中途，赏赐不足，出处甚难。”皇上同意非有一笔钱不能成事，但又坚持认为不应由内库出钱，而应由户部为此特殊用项做出安排。在这一点上，两人发生了分歧。李明睿的态度近乎强硬，认为如果动用国库中仅剩的储备，北边防线必将受到致命危害；这就等于完全放弃中原，而南下之行就将被称作逃跑。“乞皇上自为宗庙社稷计，决而行之，无待临渴掘井也。”崇祯帝点头不语，但并没有最后拿定注意。时间已很晚了——二更已过——他颇感疲倦，遂将李明睿打发走了。三天后，即2月13日，另一解救危局的提案呈到御前：吏科给事中吴麟徵建议将吴三桂从宁远招回。但这一建议被皇上抛在一边，可能是因为他想到了李明睿的话。他拒绝召回东北军队，因为那将意味着将大片区域让与满人。最后，他转而抓住大学士李建泰提供的一根救命稻草。李建泰很富有，当时他答应捐银100万两，用来征募一支军队，以救援其家乡山西。不幸的是，李建泰只能征募到京城中素质最差的人——地痞、无赖和市井游闲，他们根本不听号令。崇祯帝对此一无所知，他将李建泰出征仪式搞成欢送的盛宴，并亲自登上城头目送这支大军在鼓乐和旌旗的伴随下缓缓西去。皇上将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这位大学士的成功之上了。他曾对李建泰说：“先生此去，如朕亲行。”从一开始，这支军队就注定要遭到惨败。甚至在其出发之前，算命先生就预言其必败；李建泰所乘肩舆的杆子又不祥地折为两段。队伍刚一出城，后面的士兵便开始逃跑，3000宫廷禁军也公然全体溜回北京。当大军缓慢地（每天只行30里）通过河北时，最令人沮丧的可能就是李建泰的士兵到处遭到冷遇。北京城内纷纷传说，李建泰的士兵只有谎称是李自成的部下，才能从农民那里得到食物。人们还听说，许多城镇都将这支朝廷军队拒之门外，他们害怕这伙乌合之众甚于害怕农民军。与此同时，李自成从对面迎头而来。2月26日，李建泰尚未到达山西，朝廷便获悉大顺军正横扫山西。次日，又传来不祥的消息，平阳及黄河沿岸州县全部落入义军之手。3月16日，“闯王”（李自成1636年后的绰号）攻陷山西首府太原。明军守将周遇吉英勇保卫宁武关，但这只是李自成军队在此次战役中所遇到的极少见的一次顽强抵抗。在整个山西及北直隶西部，“文武俱失所恃”。街上的百姓毫无顾忌地唱着：闯王来，城门开，闯王不来，谁将衣食与吾侪。寒不衣兮，饥不食，还钱粮日夜催，更有贪臣来剜肉。生填沟壑诚可哀。在这种公开的反对面前，地方官吏束手无策，只得一个接一个地向义军打开城门，4月7日，李自成军占领了大同，并继续向北直隶推进，10天后占领了宣府（宣化）。这时明朝抵御这支由北方穷人和流民组成的起义大军的，只剩下驻守京城西北居庸关的一支怯懦的军队。连15岁的皇太子朱慈烺都认识到，靠这点力量保卫京城，其希望实在太小了。当时，他正恭恭敬敬地与东宫讲读项煜讨论《论语》的第一篇。当读到“不亦说乎？不亦乐乎？”一段时，他不由沉思良久，即而痛楚地说道：“二‘乎’字可玩。”其讲读只好尴尬地笑笑。3月6日，崇祯帝再次命令群臣献策。皇上表现出的诚意鼓励了那些私下早就希望南迁的大臣，于是一连串的密折呈至皇上面前，提出一种又一种方案。李明睿仍是主谋，许多奏折正是来自他所供职的翰林院。很自然，拥护南迁的大多是南京人。倪元璐（大学士陈演在皇上面前说他太书生气，遂将他转为户部尚书）也赞同这一主张，并且还争取到太子讲读项煜的支持，而许多人视项煜为东林党的同情者。这些大臣阐述了三种不同但又相关的建议。第一种意见是由皇上率军亲征，令太子留守北京。这一由文人学士们所提出的方案，符合较多人的愿望，即鼓励天下豪杰士绅募兵勤王。淮安巡抚路振飞已经组织了72支自卫武装，分别由一名下层士人负责训练和统领。人们认为，一旦皇上离开紫禁城内廷，类似的武装就会在其他地区大量涌现。皇上不会骑马是无关紧要的，只要他出现在战场上，便可使“四方忠臣义士，英雄豪杰”群起响应，就像14世纪明太祖推翻元朝时，汉族人都响应其号召那样。第二种建议几乎是第一种建议的自然结果。尽管南方人十分谨慎地声称，他们提出这一建议是因为考虑到南方地区的重要性。皇上一旦离开京城，便可迁至勤王力量最强大的地区——江南。迁都南京后，崇祯帝可沿长江建立起第二道防线，并以南方的经济和军事重镇九江为枢纽。李明睿还为此策略提供了一个历史例证，即南宋迁都杭州后，又统治了一个半世纪。他强调说，类似的南迁完全适合明朝目前的形势，也完全符合《易经》上利的概念。当李明睿和李邦华审慎地讨论建立南明政权的可能性时，他们都明显感到，要获得这一冒险行动的成功，必须由皇上，而不是太子，率众迁往南京。李明睿解释说：太子少不更事，“禀命则不威，专命则不敬”（《左传》语），不如皇上亲行为便。他希望让太子留守北京摄政，保护宗庙社稷，皇上本人则亲自率众迁至南京，在史可法所率长江下游驻军的保护下，为南明政权的建立，奠定行政和经济基础。不过这最终意味着将中原让给起义军和清军，以及由魏藻德等北方人辅佐太子。当然，没有什么正式理由说明为什么北方籍官员不能一同南下，但他们在河北、山东、山西的田产，使其难以离开。因此，援引《春秋》也未能缓解北方官员对此战略的激烈反对，南迁计划终于落空了。太原陷落之后，皇上再次召集六部、督察院和翰林院群臣议事献策。就在这时，主张南迁的大臣提出了一项折中方案。李邦华呈上密折，建议派遣太子南下，以加强江南防线，皇上则留下来守卫北京。这就是说，让皇上留下来与北方籍官员在一起，而一旦王朝覆灭，南方人便有了一位合法嗣君。大约在1644年4月3日至5日间，崇祯帝召见群臣，以观察他们对李邦华建议的看法。皇上手持这份密折，令李邦华阐述其内容，李邦华婉言推辞，皇上遂大声宣读起来并询问群臣的意见。大臣们一个接一个站出来表示赞同这一建议。由于战场上无法挽回的败局，加上南方籍官员的游说，多数人都转而支持南迁。德高望重的项煜是太子讲读，他自然也赞同这一建议。但最为重要的一票在内阁首辅兼太子少保陈演手中，他对李邦华的支持，使皇上陷入了困境。崇祯帝本来已有“那么点儿”同意亲自去南京，而将守卫社稷之责留给太子了。但现在他与太子的职责被颠倒过来。假如不是他而是太子南下，来使明朝像南宋那样再延续个150年，那么留下来守护社稷宗庙就将成为这位当朝皇上的神圣职责。因此，李邦华的建议等于要求皇上做出自我牺牲，而眼下公开举行的廷议又迫使皇上在大庭广众面前做出抉择。崇祯帝别无它法，只得堂而皇之地宣称：“国君死社稷，恒理也。”但话一出口，他又忍不住满腔怨恨地加上一句：“言迁者欲使朕抱头鼠窜耶？”大概是因为皇上明显流露出不快，几位大臣急忙改变立场。兵科给事中光时亨愤怒抨击李邦华，并指责李明睿是这些“邪说”的幕后支持者。于是，决定性的时刻来到了，光时亨本人是南方桐城人，但他坚决主张固守北京，而当他慷慨激昂地谴责了那些要放弃京城的人之后，在场的27位大臣竟有19位表示放弃南迁主张。这并不完全符合皇上的心思，因为他心底是想要代替太子南下，而现在大多数大臣却主张整个朝廷仍留在北京。结果双方都招致了皇上的愤怒。他一面说：“光时亨阻朕南行”，一面又指责李明睿结党欺君。诸臣平日所言若何？今国家至此，无一忠臣义士为朝廷分忧，而谋乃若此！夫国君死社稷，乃古今之正，朕志已定，毋复多言。“然而”，史家评曰：“南迁之议寝矣。”若按光时亨的主张，皇上和太子都不南下，那么就必须采取措施保卫京师。4月16日，光时亨上疏皇上，建议召回所有主要将领勤王。疏中承认采取这一措施意味着将部分领土给满清，但他认为这只是暂时的损失。朝廷一旦剿灭了叛匪，恢复了力量，就可以收复这些失地。光时亨的建议在朝中引起激烈的争论，他的支持者们（倪元璐、金之俊、吴麟徵和孙承泽）坚持认为朝廷必须面对现实，立刻从宁远召回吴三桂，从蓟州召回王永吉，从密云召回唐通。他们强调说，否则京城必将毁于一旦。但其他大臣不同意这一计划。其中一部分人主张只召回一两位将领；另一部分人强调只有吴三桂所率军队最为重要。皇上的首辅大学士陈演和魏藻德，坚决反对召回这些军队，并着力重申其最初的主张，即反对将领土让与满人。魏藻德是北直隶人，他随即得到了山东将领刘泽清的支持。因为吴三桂的军队若撤离长城防线，刘泽清的侧翼就会暴露于清军的攻击之下。崇祯帝暂时未作最后决定。他对李建泰的军队仍抱有一线希望，希望他能阻止义军继续推进。但4月9日，即那次未见分晓的廷议之后的第三天，李建泰的快信终于到了。信中说他的军队——或者说是残兵败将——已无可指望，他劝皇上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自救。第二天，即4月10日，崇祯帝终于发布了勤王令。所有主将都被加官进爵；吴三桂、刘泽清和唐通则奉命率部入京援救。但三人中实际上只有唐通及时赶到了北京。李建泰的信中还最后一次提出了南迁问题，明确建议皇上将太子先行送到南方，然后将朝廷迁至南京。尽管一周前皇上已坚定地表示，他主意已定，南迁问题不得再议，但主张南迁的南方籍官员并未停止私下为太子或皇上离京做准备。现在，他们再次于殿前大胆提出，送太子到南京，让其督率江南军事。然而光时亨再次火冒三丈，质问道：“奉太子往南，诸臣意欲何为？将欲为唐肃宗灵武故事乎？”所有争论便为之再次中止。光时亨言外之意是指责他们阴谋拥立太子，逼迫崇祯帝退位，这使南方籍官员大惊失措，“遂不敢言”。大臣们一个个低头默立一旁，倾听皇上愤怒的斥责：“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尔！”所有在场的人都明白，除在北京厮守至尊之位外，任何劝说皇上采取其他行动的尝试，都必定被曲解为不忠。从此，绝望气氛笼罩了京师的居民，“诸臣咸思南窜”。崇祯帝拒绝了南迁的建议，既不遣太子去南京，他本人也不离京。这对后来满清占领北京时的形势产生了深远影响。满清比较完整地接管了明朝的中央政府，遂拥有了他们颇为缺乏的东西，由此接收了明朝几乎全部汉族官吏，依靠他们接管天下并最后征服南方。崇祯帝的决定还导致诸多皇室宗亲之继承权利的暧昧不定，以致派系倾轧削弱了南明政权。此外，复明阵营也因之少了一批立志恢复失地，渴望对清朝发动反攻以便光复家园的北方人。崇祯帝这一自我牺牲的决定，就这样最终毁灭了后来复明志士坚守南方的许多希望。崇祯皇帝的末日
尽管人们批评崇祯帝过于消极，但他确实在继续设法保卫北京，虽然这可能是徒劳的。他犹豫了如此之久，最后终于下令征召民兵，并通过木版印刷的圣旨布告天下：“各路官兵，凡忠勇之士，倡义之王，有志封拜者，水陆并进。”同时，他派遣部分京城守军开到城外扎营，其余的派往各个城门；各城门还设置了路障并安放了葡萄牙大炮，以加强防守；又把宦官武装起来，令其把守通往紫禁城的主要道口。皇上甚至还挖出深藏地下的并不丰裕的内帑储备，以供太监杜勋招募一支军队，协助总兵唐通守卫居庸关。但这些准备没有一项足以震慑敌军，也没有使北京的百姓振作起来。那道征召民兵的圣旨未能传到京郊以外，负责京城四周15英里长城墙的巡守士兵严重不足，以至每名士兵必须独自守卫30英尺的城墙。各官府的属吏已不再听从命令，“而小民敢于抗上”。在朝廷最高层，钦天监官员奏报，4月10日——即作出固守京城之重大决定的这一天——象征皇帝的北极星下移。崇祯帝显然未理会这一凶兆，还“诏百官修省，而大僚职官饮酒高会，如太平时。”4月22日，皇上照例主持早朝，并将议题转到军饷问题上来。正当他们讨论为居庸关守军增拨给养时，一名信使闯入殿中，呈上一份只能由皇上拆阅的密封急件。（皇上）览之色变，久之，即起入内，谕各官退，始知为昌平失守也。4月21日，杜勋和唐通让义军通过了居庸关。眼下，大顺军已占领了紫禁城西北65公里处的昌平。朝廷上下一片惊恐。大臣们“但相顾不发一论”。尽管他们普遍意识到义军正在步步进逼，但直到此刻他们才意识到，李自成拿下京城已近在眼前。次日一早，即4月23日，崇祯帝主持了最后一次正式朝会。他步入大厅，登上宝座后，环顾群臣，不禁潸然泪下，“诸臣亦相向索柱——和尚——五达子——晋××——福保——明善——文锡——增崇——存耆——奎垣。定：(对奎垣)到您是十辈。(对奎垣的儿子世怡)您是十一辈。察世怡(以下简称子)：我就不算了。
1.秦老胡同增家
定：你们秦老胡同增家在北京特有名。奎：有名倒是也有名。反正我知道的，说我们家什么的都有，好的坏的，捧的骂的，什么都有。我祖父是哥儿四个，我祖父是增崇，仨弟弟是增德、增麟、增绂。哥儿四个不是一个母亲。我祖父是一个人儿，那三个兄弟是一个母亲，那哥儿仨是亲的。我祖父行二，没有老大。老大很早就没了。二三四五。那会儿出名是增二老爷，以后出名的不是我父亲，是我六叔。我四祖父中年早死，我五祖父也比较年轻就死了。定：三祖父是增德？奎：增德。增德属于好佛的人，每天都念经，和雍和宫的喇嘛交往甚深，家常俗事都由六叔六婶管理。他也做官，官比我祖父小。我们家是这样，哥儿四个分家分了四份，怎么分的我就不知道了。哥儿四个在北京就都是住在秦老胡同注254，由这儿到那儿半条胡同，一溜儿房挨着。2.父亲一辈的婚姻圈
定：您父亲是独子，可是按大排行就有好多吧？奎：也不太多，11个男的，9个女的，一共20个。我们这辈儿是大排行。我父亲那辈儿男女还分着。定：都住在这秦老胡同？奎：还真是都在秦老胡同。当然中间儿有死了的，女的嫁出去了。定：您还记不记得他们都娶的是哪家的？嫁的是哪家的？奎：嫁的是哪家的我知道，都说得上来，娶的我就说不上来了。我三伯父娶的是蒙古的。我五叔娶的是麻花胡同继家，也是大家，内务府的。六叔娶的是傅察氏，那阵儿弟兄姊妹开玩笑叫她普洱茶嘛。我六婶是最活动的。子：我们家那会儿贴着红条的普洱茶多得是，那都是宫里的，肯定。红纸条儿写着墨笔字儿，那么大一团儿。那时候谁知道是干什么的，不知道。定：现在可值钱了，还不卖了去！子：卖什么啊，“文革”抄家都让红卫兵给踩啦。奎：八叔娶的是费莫氏。十叔娶的是珍妃她们家的，他他拉氏吧。九姑是嫁给铁家，铁良家。那阵儿不是老说“铁棍打老袁”注261吗。子：铁良老跟袁世凯干。定：后来不是也跑到天津去了吗？奎：也跑到天津去了。租界里头。十一叔娶的是马家，马佳氏，他父亲叫马世杰，住朝内小街新鲜胡同，也是中堂家。注262北京有两个世中堂，一个是我们三舅母家，一个就是这家。我那大姑跟我父亲是亲的，嫁到也是大宅门，佟家，住东四六条。他家俩姓，也姓蒋，佟家那名儿不甚响亮，蒋家响亮，东四六条蒋家，蒋中堂。注263后来我大姑就回娘家住来了。我二姑给的是肃王府，可不是在日本的那支儿，是留在北京的那支。三姑死了。四姑给的是载洵，洵贝勒家。五姑给的是涛贝勒家。他们哥儿俩是各自独立，不住在一块儿。六姑嫁的是……金兀术那是什么？子：完颜，完颜氏。奎：住亮果厂。注264完颜是大家，怎么封的我不知道，人家是金朝的后代，不是一般做官上去的，皇族嘛。他们房子多得很，人也多得很。王佐贤已经是大排行二十一了吧，(六姑给的是)志贤，不是佐贤。还是“姑做婆”，上一辈是我祖父的妹妹。秦老胡同那边那大门是希贤的，那不是他们家买的房，是那桐买的房，那桐给大女儿当陪嫁的。现在早就不是了，那时候是。定：对，那桐的大女儿是嫁希贤了，《那桐日记》写的有注265。3.父亲存耆
定：您父亲后来是做什么的？奎：我父亲是个极其可怜的人，他母亲跟着我祖父做外任官时，早早死在南方了，所以从小没得到过母爱，长大了也不合群。实际我父亲在家里头一点儿也没处理权，只能享受，而且我父亲老说那话：“什么在我这儿都是空的，我住的房子，我的家，我的钱，都是假的”，就这么一种信念似的。他这信念怎么来的呢？因为我祖父留了一笔钱，想要送我父亲去英国留学，学铁路。这是我父亲太希望的事儿了，可是刘家，就是刘贡南注267他爸爸，来对我祖父说了：“您别这么办哪，这么办的话他出去，回来他学成革命党啦。您不如把钱交给我，我给您开买卖。”结果呢，就真让他拿去开买卖去了。后来祖父又留了一笔钱，说不管国内乱还是不乱，你还是去英国读书吧，不要跑回来。过了不多日子，通过我祖母又把钱要回去，是给刘家拿去买房还是干什么去了，我不太清楚，反正是有赚钱的机会就别放过的意思。我父亲心里最懊头(懊恼)的就是这事，所以他就说，什么也不是我的。定：等于让他们给骗走了。奎：也没白拿走，刘家还是给赚了钱。定：就因为这么一件事就把什么都看穿了吗？奎：反正各种坑坎吧。在开当铺的问题上父亲与祖父就有分歧。后来溥仪不是在长春那儿立了嘛，我父亲总想跳出这环境，说那我找溥仪去吧，说我也不愿意在家里无所作为，这样他就找溥仪去了。除了溥仪他还能找谁去？找溥仪我祖父也是同意的，还是旧思想，皇上嘛，就到那儿去了。到那儿去了之后，就给皇上当站班的，皇上也是专挑那些近人当站班的，放心。在那儿过的生活是极其糟糕的，就住一小旅馆一间屋子，住了好多年。定：母亲没跟去？奎：有时候去呀，没跟去。为什么没跟去呢？原因是跟家里头侍候公婆。定：嗯，这倒也是原因。奎：我父亲也不愿我母亲到那儿去，二人都去受那苦，受那罪。我父亲一点儿享受这个那个的都没有，还提心吊胆。除了给皇上站班，上班下班，生活拘谨得很，就指着那俩工资，有时还得由家里补助。定：他还没像润麒那样被逮走。奎：逮走的很少，就那几个跟着的武官。那时候也赶巧了，他回北京来了。定：他从伪满洲国回来也没工作？奎：没工作。没事在家闲着干嘛呢？就研究胡适，把胡适的书一本一本地全买了。这是一种错觉啊还是怎么回事不知道，反正那时候这些满族大家啊，跟这国民政府都没拉扯没联系。也有的拉扯拉扯就进监狱了。我六叔，在汪精卫时期他做到财政厅厅长，最后就进监狱了嘛。然后出来了就在家里什么工作也没做。定：您父亲没沾上这个，还挺好。那解放后他有工作吗？奎：没有什么正式工作。代表啊，文史馆啊，都没有。有时候就是区政协的联系人开座谈会，后来常去民政局，开会或者政治学习，谈谈话，街道有点事就上街道。经常是这儿做贡献那儿做贡献，结果贡献做完了也就完了。我父亲就是写点东西，而且写啊还不预备挣钱。我父亲写得很多，有的时候交派出所了，有的时候交区政协了，全国政协了。我父亲交的时候说了，我写的这些材料啊，都希望你们最好存档，别登在那个什么文史资料上。所以这一下我们再找他的资料就很难了。我父亲写东西糟糕的是我没瞧见过。后来又是“文革”，只有题目，没内容。一直到“文化大革命”，4.我自己
奎：我父亲就是一个人(指独生子)，我一生下来他就特别地宝贝我，等于是家里最盼望的唯一一个继承的后代。所以我小时候从生下来起，一直到结婚，我就没跟我父母在一起，不是我母亲养活，是我的祖母耿佳氏养活的。一是宝贝孙子，二是我祖母没有儿女，母爱她得发泄啊。祖母对我好，我也真是好得离不开祖母。那会儿外边亲戚朋友有办喜事，唱戏了，我祖母去行人情去了，到晚上就提前回家，就不听戏回家了，为什么呢，说怕我找她。这事传得最远了，可着亲戚朋友没有不说她的，宠孙子。定：那就是说别人都不这样，就您祖母特殊？奎：别人听到八点九点，我祖母就听到七点，顶多八点就回来了。那会儿请客照(比)现在时间晚。可是后来我大一点的时候啊，就为这个原因，把我一害害到底儿，一直到现在。定：为什么呢？奎：养成了一个糊涂孩子啊！(众大笑)定：这是您谦虚吧？奎：不是谦虚。要不是这么养活起来的，我绝对跟现在不同。我一辈子净是后悔的事，没一点儿好事。定：这怎么说呢？您具体点儿。奎：不跟其他兄弟一起念书，不见人，不交朋友。我们叔伯兄弟见一面，“走走走”，赶紧给领走狗头萝莉视频在线观看，你就压住它了，你不读书你穷了你就得卖这些东西，它就把你给压死了。它就这个道理呀。所以讲诗书传家，特别重视读书。定：你们家那边都是老郑家的王庄对吧？你们家后来不是和郑王府没关系了吗，可是那老王庄还是他们家的？旗：我爷爷说是犯天犯地犯不了祖地。你犯了再大的罪，祭祀祖宗的香火田不能动，不能没收你的，以维持这种礼数，就是孝道。祖地就叫香火田，那香火田的租子呢，卖的钱只能是祭祖宗用，烧香啊，杀猪啊，祭祖啊，春祭然后秋祭，用于这些方面，所以王庄不在没收之列。后来我爷爷跟我说这个，我以后看《红楼梦》的时候就联系起来了，《红楼梦》里的王熙凤临死之前托梦给薛宝钗，说了这么一句话，就说你们要多置点田，别在京城里头多买房子，要在京城外多置田产，以后祖宗死了以后呀也有几分香火，实际上也指的是这个。注84我们村就在定州。王庄的土地在文献里找不到的。王府自己没有典，王府自己不敢造典。王府的东西最不容易保存下来，因为它这个爵位吧，尤其像清朝，爵位不是世袭，就是那八个铁帽子王，有的一下子就不是王了，继承不了了，给你的世子的号是别的号，这东西你也就没有了。你可以到河北的大王庄、小王庄去看看嘛，现在还叫大王庄、小王庄，定县，庄户还在，但是你要再问，知道的恐怕不多了，实际上说不清楚了。定：那你爷爷周围已经没有旗人了，他完全是生活在一个汉人的环境里啦？旗：那边旗地庄园有一些旗人，但是地位比较低。定：旗地庄园就是那些庄头壮丁、庄户。坟户不多是吧？旗：坟户不多。那儿没有坟。定：除了你们这一支，你们不是好多支，其他那些支呢？旗：其他那些支，我们就跟保定那支还有一点儿来往，但是也隔得很远。保定那一支也挺惨的，他们有庄园，跟我们一样，分了几大家，他们在大王庄、小王庄那儿有地，然后解放以前他们把地都卖了，卖给长工了，挺惨的。主要是他们后来有人抽大烟，抽穷了，还有的是做生意，不会做生意，我爷爷说他们根本不会做生意，赔本。现在来往不多。另外还有一些家族分财产哪，有些过节儿，越来越淡。
3.我爷爷真是不一般
旗：我的感觉，我爷爷的长相跟康熙特别特别像，就是那种瘦脸儿。就跟我这样，脸特别瘦。那个老头儿真是不一般，真是不一般。我感觉那个老人很难摸透，脾气很怪，脾气特别坏，但是对人极好，对人特别好。我爷爷那人特认命，他从小就给我讲“命”，他讲人有“三命”：“随命”“遭命”“定命”。定：你怎么解释这“三命”？旗：“随”是你这一生只要在社会上遇到大事，你原来定的这个命就都给改了，你只能随波逐流，这叫“随命”。“遭命”呢，就是你个人遇到一些突然的灾难，这叫“遭命”。还一个“定命”，一生早给你定好了，你该怎么着就怎么着。所以特别信命。我觉得这玩意儿不算是迷信，是对人生中个人、家庭与社会各种关系的理论叙述。我爷爷的满名叫载儒，是按照绵英那一支来的。他是1898年生的，在河北那边受的教育。因为他生下来，长大的时候已经迁到那边去了。十一二岁的时候，当然主要还是在家里受的教育。后来就是上的公学。原来是私塾，后来改成公学。他先当私塾先生，后来就当了中学老师，人家不知道他是满人，就知道他是汉人，知道他的汉名。保定这地方很有意思，到了二三十年代那时候，美国一个传教士和美国一所大学的教授和晏阳初，在保定和定州那一带搞了一个“平教运动”，就是平民教育运动，注85那是1933年，是我父亲出生的第3年，我父亲1930年出生的，我爷爷就参加了平民教育运动。搞平民教育运动以后，当时比较左倾，就受到党的影响，我姥爷是保定二师的老师，当时就是共产党，在我姥爷的介绍之下，我爷爷以后在高蠡暴动注86中就入了党。高阳和蠡县，两个县的农民因为抗捐，搞暴动，规模不是很大，这就是1932年、1933年了，我爷爷那时候三十六七岁。然后很快日本人就来了。初期是国民党搞民军，在河北这一带，组织地方武装抗日，到1937年、1938年以后党的势力就彻底来了，北方共产党转入武装。怎么配合武装？当时我们家有点钱，等于捐了好多钱，八路军抗日改编以后这边就并入冀中分区，这边是七分区，我爷爷一直在定南县做民众、财务，就是筹集钱粮、军粮这些工作，具体任职在冀中分区总务处，我姥爷当时也在这儿，我姥爷的弟弟当时是五台山五台县的县长，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我母亲嫁给了我父亲，她们是汉族，所以我姥姥是小脚。1968年她老人家来北京住，每天晚上洗脚时，我都好奇地看她尖笋一样只见三个脚趾的小脚。我姥爷50年代做副部长，后来因为周小舟事件注87牵连，说他右倾，给了他处分连降三级，调出京外工作。“文革”期间挨批斗，被红卫兵把牙全打没了，肋骨也打断了，到了1987年去世的。我姥爷进城以后又找了一个(妻子)，所以我姨特别多，我有13个姨，我母亲这边有5个，那边有7个。我姥姥是他原配的，他进城以后休妻，这种事那时候很普遍。这是我另外一个家里的事儿。我爷爷参加革命以后一直在冀中。他当时打交道最多的有几人，后来都是中央组织部、财政部的高官，他们当时都在我们那儿住，实际当时接待人都是在乡下，在定县，根本没有在直隶保定。保定我们家那个宅院很大，平时很少在那儿接待人，很少在那儿住，就等于是一个很隐秘的地方。我们家一些老东西之所以能够完整地留到现在，主要就是因为一直在保定。当时我们定县那地方是犬牙交错，白天是日伪控制，晚上是咱们党，咱们共产党和八路军。那地方打得很厉害，后来那一段就成为解放区。到了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您知道那里打了一场仗，清风店战役，国民党新六军，全军就在那儿被围住了，就在西南河村，当时国共双方死了两万多人，挖一个大坑，埋一层人就垫一层白灰，埋一层人就垫一层白灰，就这样。注88我爷爷他主要是组织伤员呀，太残酷了，我爷爷受刺激特大。他知书达礼，算是知识分子，那时候组织南下工作队，要他南下，就因为受那次刺激他就没去，他就留下来了。就给他背了处分，级别等都受了影响，对他打击挺大，但是好在他也无所谓。到了解放初期他是相当于地区行署专员的干部，实际上有级别无实位，是个闲差了。到了50年代，1956年、1957年挖水库，搞水利，他就是逞能，就跟着年轻人一块干，上大坝，挑东西，特别逞能。下大雨一下给激着了，激着以后就弄成肺病，肺气肿、哮喘啊，非常厉害，就没办法干活了，在1957年“反右”之前，他就退了，病休，级别很高，养起来了。定：就是说那个年代，60年代他已经到保定乡下了？他的经济条件还是很好？旗：当然，他是专员，每月有工资呀，他的级别是十三级干部，而且是老十三级。高干，就是每月180多块钱。还有人给送东西，家里根本不愁吃不愁穿。而且我爷爷那时候老接济别人。有一句土话，我们满人的话，只要一说什么事，比如说你给办这什么事吧，是你帮我接济着点儿。后来我就弄不清是什么字，就问我爷爷，接是接受的接，济是救济的济，就是给人帮点忙。我跟我爷爷接触最多的时候，是6岁到10岁这个期间，后来到十二三岁又一段时间。我记忆力很好，我现在唐诗宋词基本一半可以背下来，都是他教的，他尤其喜欢宋词，随便你挑一首宋词他都能背下来。我的文化修养完全是从他那儿得来的。我父亲的文化修养不如我，主要原因是他没有跟我爷爷的这一段。定：因为他和他爷爷就不可能有这种关系了。旗：对。而且我父亲出去早，他14岁就走了。他那个14岁之前，受教育恐怕还不是那么系统。还有就是我父亲小时候身体弱，曾有一段被我爷爷送到一位中医郎中家去住，并拜人家为干爹。那时候毕竟还是没那么优越，不像现在。到我那代，反正吃喝都不愁，没事就聊天呗，就在一起聊天。我的感觉就是我爷爷这个家族对文化特别重视，所谓诗书传家。我爷爷比较重视文化，他参加革命实际上当时……定：什么动因呢？旗：因为他是文化人，是中学教员，他又参加“平教运动”，他不满那个社会的腐败现象，因为他“左”倾哪，那个时代有知识的人一般都“左”倾，就是因为他有文化。他有传统的中国的文化，他从小受这种传统教育，他不认为这是封建的东西，全套全有，包括烧纸呀，春节的时候磕头啊，压岁钱，凑份子，而且他家里头哪怕是这月工资没有了，也得去接济别人。他在那地方人缘特别好。我就记得我爷爷过去跟我讲过，什么事亏着自己没事，别亏着别人，从小就教育这个。后来上升到理论就叫忠恕，所谓忠呢，很简单，尽己叫忠，做事呀尽最大力量，恕是推己及人，人家怎么想的，先想想你自己怎么想的，如果你是他。尽己为忠，推人为恕。定：满族的老人好像特别典型的就是这种为人的方法。旗：不能亏着别人。定：对外人好。旗：对自己家的人脾气大，您不知道，我爷爷、我父亲都脾气特大，你别招他，但人是非常好，你一招他那一发起火来不得了。虽然不砸东西，但咆哮如雷，火气冲天，只是情绪调节特别快。就是发完火之后有时特怪，不到几分钟他哼着又唱开京剧了。拿着俩核桃玩呀，然后又开始去看古董，就干这个。就像我是后来磨的，实际上我脾气也特别不好。也有这个。特别明显。但是对别人、对外人好，礼儿多，礼特别多。讲面子就不得了，家里来客人了得换衣服，一来客人了要换新衣服穿。送客人走也得换衣服。Elliott：咦？旗：指的是到你家来住几天的客人。要送人家走，换衣服，特别讲究。平常的这些都跟汉人就一样了。过年过节这些压岁钱了，很长时间的那种礼尚往来呀。我们在家里跷二郎腿都不允许，现在我女儿靠着坐我爸爸都说她，腰得直起来坐。小孩要求坐座位的三分之一，大人才可以坐实。说不完，太多。你像我们出去排队，从来不能加塞儿，即使有人加塞儿，人家加是人家加，自己不能加。爱面子。我读研究生的时候静下心来，就回忆起我爷爷给我讲的那些，原来都不懂，就是听，稀里哗啦都能背下来了。包括说“天晴了，下雨了，蛤蟆骨朵儿长腿了。风停了，雨住了，蛤蟆骨朵儿不行了。”刚死人的时候，叫叫丧，叫丧我也听过，就是满人的叫丧，喊，家里有人死了以后，站在房子上又哭又喊，就是喊的第一句，当时都不明白，后来慢慢才明白。它叫风来了，雨来了，蛤蟆骨朵儿长腿了，什么意思？蛤蟆骨朵儿长大，长腿了，变成青蛙了，慢慢长。然后风停了，雨住了，蛤蟆骨朵儿不行了，死了。它用自然界的变化，就跟人的一生一样，用这话来代替哭丧调，然后一边哭一边讲他的好。我爷爷是1976年去世的。我爷爷肺气肿，最后喘得厉害，一夜一夜耗人哪，躺不下去，枕头摞得那么高，每天就那么靠在枕头上，最后他也是喝药，喝安眠药，他把安眠药一片一片留着，他不吃，攒成一包一块儿就吃了。他就觉得拖累别人，拖累我奶奶，他老讲我奶奶一辈子跟着他没享上福。我奶奶从来不说任何话，这么多年每天就是端水呀，照顾他，甚至连什么：“啊，你看你都病成什么样了”，这样的话都从来不说。我爷爷去世时我没回去，因为我已经去工作了，到河北这边工作，是我姐姐回去的。但是那时候必须有人摔盆，您知道，打幡儿，结果就没人摔了，按说应该是我摔，结果是我父亲摔了。我们那儿的规矩是有孙子的话儿子就不能再摔了，儿子去摔就挡了孙子的路，但我没办法。我没回去，办丧事都是他们。我爷爷埋在定州，保定不让埋嘛。定：我可以打断一下吗？你爷爷他有几个太太？都是什么家庭的？旗：悫善的太太也是满人，罗特氏，姓罗。到我爷爷的老婆，就是我奶奶，也是满人，是正白旗，家里背景不知道，没姓没名，他们都管她叫二妞，过门之后叫某某氏，但她是典型的蒙古血统，大平脸，脸特宽。满姓我不知道她姓什么。定：你小的时候，你爷爷教你的时候，你奶奶还在么？旗：在呀。我奶奶也不错。到我爷爷那时候，她们家境还算不错，那时候我爷爷等于是破落了，但是我奶奶的家族挺富裕，在保定也有庄园，就在我们那儿，叫胡坊，胡坊村，地名，那一带的庄园都是她们的，正白旗的。为什么嫁给我爷爷呢，这都是家族的隐私，我奶奶舌头有点短，说话有点大舌头，说话呜噜呜噜不是很清，长得非常漂亮，就是因为有缺陷才嫁给我爷爷，否则她根本不会，她家族大，没破落。她父亲当时在朝廷做官，在吏部。定：在京中做官？旗：但是她家在直隶，根本没搬到北京来，根本就没在北京住。在直隶安家，在北京做官，是这么一种情况。我奶奶也有些文化，但她的文化不是那种，因为那时候受系统的教育不是特别多。她给我的熏陶主要是各种各样的儿歌。儿歌、方言、土语，什么“锔锅锔碗锔大缸，缸里有个大姑娘，十几了，十八了，再过一年聘人了。开门呀开不开，三把钥匙就开开……”不明白，现在都不明白怎么回事。就这个：“拉大锯扯大锯，就是不让小妞去，”就是这些东西，一大堆，什么“榆钱红榆钱亮”。整天都是这个，“懒老婆不做活儿，一天到晚着世界磨，东家转，西家磨，一直磨到日晌午，狼抱柴，狗烧火，兔子碾米烙饽饽”，就是这个。他们管太阳不叫太阳，叫老鸦儿，乌鸦。因为中国古代管太阳曾经叫乌鸦。然后还有好多。我奶奶是我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去世的。我爷爷去世后她就觉得活着没意思，要接她到北京来住，她不肯，守着老宅院，等着呗。上厕所蹲着站起来一下就完了，脑溢血。我奶奶皮肤特别白，出奇地白，70多岁我记得那时候皮肤还特别细嫩，给人感觉就是有修养，衣服也穿得特别好，特别利落，我记得她好多衣服都是用金丝绣的，蓝色的绸子，上头用金丝绣的那个花。70年代我叔叔生小孩儿，把那个东西改成了斗篷，叫大氅，不带袖的。弄一个帽子披在身上，一系，冬天的时候实际上是个披风。棉的，过去那一套都有。我们叫铺陈，朝里那些布啊，看这些铺陈以后，我后来才明白，这东西是朝廷命妇的服装。诰命夫人的礼服。定：后来你们家跟你奶奶家族的联系密切不密切？旗：不密切的原因是我奶奶家族啊，孩子少。到我奶奶那儿只有我一舅爷，就是我奶奶只有一个哥哥，哥哥还有些孩子，到哥哥去世以后，然后我奶奶去世以后，我们跟那边，原来西单那边有，在头发胡同注89，我们有个姑姑，就是我舅爷的女儿，也去世了。过去他们家也不错，在北京也有房产，大官。但是他们家后来不行了，以后没有受太高的教育。但是我爷爷每次到北京来，都要到那儿去看看，我从小就对那儿特别熟悉，我甚至都能知道哪年哪个房子什么时候拆的。我发现满族很有意思，受教育才能把家维系下来，如果不受教育，顶多就是“口述历史”。那一支就越来越破败。4.北京的老宅与坟户
旗：直到后来，郑王府的老家人还有住在北京这儿的，一直跟着悫善、侍候悫善的，都在这儿。到了我父亲参加革命以后进了北京，还又回到评剧团这个院子住过，但是那时候评剧团把整个正房都占了，我父亲就住在后院月亮门内侧室的耳房里，就住在我们原来家里的老仆人的家里。这个老仆人的后代跑到台湾去了，留下一个太太，我们管她叫张奶奶，也是老满人，个儿特别矮，才不到一米五一个老太太，性格特别开朗，好，真是典型的满族王府里的仆人那种，说话特别有分寸，特别特别有分寸。张奶奶知道的特别多，可惜就是那时我太小，那时候她到我们家来就老跟我讲声“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蒋介石为了挽回形象，自导自演了一场表演秀——自请处分，甚至一度退居虎门，表示坚决离开广东，可惜被各方“深切同情、坚决挽留”，于是在4月初“艰难”地回到了广州。整套表演情节合理、动作自然、感情到位，看来蒋校长也是有实力走红地毯的人。看完蒋校长的表演，一起来分析一下“中山舰事件”的输家。输家有很多，首先来看汪精卫。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中下手是极其迅速的，根本没有通知国民政府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汪精卫。虽然汪精卫对蒋介石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极为愤慨，但是事件已经造成了国共矛盾、中苏矛盾，木已成舟，于是汪精卫以此次事件自己负有领导责任为由辞职，又跑到法国去了。汪精卫这权交得也太快了点吧？是啊，所有人都觉得太快了，不知道汪精卫当时是怎么想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汪精卫并非一个恋权的人，他辞职是为了避免党内争斗，保证国民党的团结。一号人物汪精卫走了，二号人物蒋介石得以继承党政军实权，但他没能坐上国民政府主席的椅子。因为汪精卫对蒋介石很有意见，所以他把谭延闿扶上了代理国民政府主席的位子。老谭虽然干过很长时间的军阀事业，打仗的能力也一般，但他在跟小弟赵恒锡的残酷斗争中老打败仗，受到了严酷的实事教育，并因此下定决心加入革命队伍，在讨伐陈炯明、平定商团叛乱及北伐战争等大是大非问题上与孙中山保持了高度一致，算是一个久经考验的“老革命”，由他接任主席也算合理。最大的输家则非共产党莫属。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表面上认了错，后来也逐步把共产党员给请了回来。这一切表明他似乎仍在高举“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伟大旗帜前进。但事实并非如此，这只是“形象工程”而已，因为蒋介石目前并没有足够的实力与共产党分裂，只得虚与委蛇。蒋介石的第一军目前只有第二师刘峙在广州，剩下的主力都远在潮汕。而李济深、谭延闿、朱培德的部队都近在咫尺，真要打起来不一定能赢。更重要的是，第一军上下深受革命思想影响，而蒋介石自己也一直宣扬革命，如果他不能占住法理，部队思想必定陷入混乱。此外，前文分析过，蒋介石的苏联之行后，他就从没有真正信任过苏联和共产党，他和亲苏联、亲共产党的国民党左派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是必然的，即使没有中山舰事件，蒋介石早晚也会制造出另一个事件来。这不是瞎猜，取得党政军实权的蒋介石，迅速借助“中山舰事件”制造了一个“整理党务案”，以继续削弱共产党的实力。在1926年5月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通过了一系列不利于共产党的政策，比如，规定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国民党员不得加入共产党，共产党须将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交国民党中央主席保存……这就是“整理党务案”。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从此便低人一等。“中山舰事件”的背后主谋国民党右派，也没有落着好。在这次风波中，汪精卫、共产党、苏联顾问、国民党左派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甚至连蒋介石都弄臭了个人形象，唯独右派安然无事。看到了这一点，离“中山舰事件”的真相也就不远了。躲在幕后的右派被揪了出来。蒋介石迅速处分了欧阳格、欧阳钟等人，免去广州右派分子的头面人物伍朝枢、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吴铁城一切职务，解散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西山会议派”也被他冠以非法组织之名，开除其成员党籍。至于右派的另一个巨头——孙科，蒋介石还不能动他，因为他必须卖孙中山的面子。不得不说，此案的关键人物李之龙的下场极其悲惨。李之龙确实有他的问题。在既无蒋介石的手令也无正式公文的情况下，这位仁兄轻率地将军舰调往黄埔。他事前完全应该也必须向蒋介石核对，如果他这样做了，一切的误会也就灰飞烟灭，但他没有这么做。所以，陈独秀、张国焘认为李之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怀疑他有叛党嫌疑，遂将其开除党籍。就在李之龙为被开除党籍一事苦恼万分的时候，蒋介石却没有忘记他，派了几个黄埔同学去找这位黄埔英杰，希望他能迷途知返，归顺自己。“四·一二政变”前，蒋介石还发了一封电报给李之龙，叫他立即去南京。不过李之龙身处被同志们怀疑的风口浪尖，又岂敢做出如此见风使舵的事？他不仅拒绝了蒋介石的拉拢，还写了一篇叫《三·二〇反革命政变真相》的文章，彻底加入了讨蒋队伍。两年后，李之龙回到广州策划“中山”等舰起义，失败被捕。不过，蒋校长对李之龙还算不错，他电令相关人员将李之龙押往南京，他要亲自做李之龙的思想工作。可是一切都太晚了，李之龙在被捕后的第二天即被欧阳格的狐朋陈策执行枪决。一颗本有前途的将星就此陨落，他的死亡就像一滴水消失在河流中，像雪花融入到冰凌中，一切都那么的悄无声息。基于当时没有比蒋介石实力更强的力量可以扶持的现实（冯玉祥此时已经完蛋，后面细说），在布勃诺夫考察团的建议下，苏联政府本着实用主义和利益至上的原则，转变了态度，向性格强硬的国民党一把手蒋介石做出妥协——季山嘉被调回苏联，未来的苏联元帅加伦和鲍罗廷重新回到中国，再度北伐开始提上日程。陈独秀在代表共产党做了申辩后并未深究此事，随后蒋介石宣称此事和共产党无关，国、共、苏继续合作，一场风波以蒋介石的胜利落下帷幕。在这个过程中，蒋介石取得了独裁地位，汪精卫从此再也斗争不过蒋介石。蒋记王朝第五章北伐定中原
誓师北伐
应该说，蒋介石的运气不错，就在他“摆平”广州风波的时候，北方风云再起，乱作一团。虽然冯玉祥以辞职下野释放了屈服的信号，但吴佩孚和张作霖不打算放过他。吴佩孚要报冯玉祥背后捅刀子的仇，张作霖也要报冯玉祥趁火打劫的仇，所以这哥儿俩组成“讨赤联军”，拉上对“落井下石”牌情有独钟的阎锡山，组团围攻暂时看起来最强大的冯玉祥，吹响了北洋几大军阀之间最后一场大战的号角。随着群架规模的扩大，战火烧到了《辛丑条约》里的敏感地带天津大沽口，《辛丑条约》的既得利益国日、英、美等八国随即向段祺瑞发出“八国通谍”。1926年3月18日，李大钊和国民党左派徐谦在北京发动民众与学生游行，抗议“八国通谍”，要求段祺瑞废除《辛丑条约》。段祺瑞昏了头，居然以武力镇压游行队伍，造成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为代表的四十七人死亡，史称“三·一八惨案”。游行队伍中的鲁迅后来写下《纪念刘和珍君》一文，将段祺瑞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事件发生后，群架也到了尾声。在联军的进攻下，冯玉祥被打回原形，以前吃进肚子的全都吐了出来。心情黯然甚至开始怀疑人生的冯玉祥接受了苏联的邀请，走出国门，去看一看外面世界的精彩。在苏联那里，他见识了“红色浪潮”的魔力，这将改变他的一生。吴佩孚恢复了实力，势力遍及两湖与河南。张作霖则拿下了华北，再度占领北京。这一次，张大帅没有再装好人。这些年的失败告诉他一个道理：人在弱势的时候奉行实用主义比较合算。因此一统中国的理想在梦里想想就好，还是趁年轻多做几天中央领导过过瘾比较实在。于是他也就撕破了脸，赶走段祺瑞，独霸北京政府……被革命的对象——北洋军阀正在玩窝里斗，时机如此有利，怎能不北伐！国民党中央迅速通过了北伐决议，代理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全权授命蒋介石，命其出任北伐军总司令，负责组建总司令部，负责组织北伐一切事宜。一句话，凡是涉及北伐的事情，全部由蒋介石一人彻底包干。谭延闿很会做人，很够意思。所以蒋介石也投桃报李，让谭延闿一路官运亨通至进棺材为止。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虽说苏联愿意提供一部分军费和武器，但北伐资金还有很大的缺口，毕竟一旦打起仗来，物资的消耗可是源源不断的，每打一天仗，就得多花一天的巨额军费，所以蒋总司令对财政部部长宋子文提出了筹措军费的命令。宋子文的确是一个搞经济的优秀人才。他上任一年多以来，通过向外商借资，规范制度——如确立预算、财政公开，整顿税务，发行公债等手段，不仅保证了广东国民政府的正常运转，而且他麾下的广州中央银行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月流水近亿元。相比辛亥初年南京政府的窘迫财政，真不啻霄壤之别也。接到蒋总司令的命令后，宋子文努力工作，协调各方开支，优先满足北伐的军费需求，保证了北伐顺利进行。经济挂帅，全面布局。在和首席军事顾问加伦讨论过后，蒋介石拍板决定了他此生最为优秀的三大军事战略方案之二：北伐三步走。所谓“三步走”，即第一步打倒吴佩孚，稳住孙传芳，不理张作霖。如果第一步顺利吃掉两湖的吴佩孚，那么立即执行第二步，进入江西、浙江干掉孙传芳。完成第二步之后，第三步自然就是北上消灭张作霖，彻底打倒北洋军阀。简单说来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避免三线同时开战。即将被北伐的那三位仁兄的兵力分布是这样的：吴佩孚约二十万，孙传芳约二十万，张作霖三十余万。三人的军队数量看起来极为吓人，其实没那么可怕。一来这几位兄台要分兵驻守好不容易抢到手的地盘，二来精锐并不多。直系的精锐部队也就占其总兵力的三到四成罢了，至于张大帅，也就两成而已。尽管北伐军只有十万左右人马，但其精锐部队的比例要高于上述三位，打胜仗的希望还是很大的。因此，为了形成局部优势兵力，除李济深率领一部分国军留守广东，其余国军全部参加北伐。这里需要稍作解释，国军第一军主要分成两部，一部随大军出征，一部由何应钦率领，盯防福建、江西的孙传芳。此外，为了跟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搞好关系，蒋介石还把部分左派人士和共产党员请回了北伐的领导班子，譬如任命邓演达和周恩来为总政治部正、副主任，蒋先云为机要参谋。7月9日，广州万人空巷，北伐誓师！广州各界群众三十多万与会，点将台上庄严肃穆。孙中山大幅遗像悬挂正中，左右两侧分别悬挂“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与会群众在国民政府领袖谭延闿、蒋介石、宋子文、孙科、宋庆龄、张静江等人的带领下向孙中山遗像三鞠躬。蒋介石戎装整齐，从主席谭延闿手中接过总司令大印，从张静江手中接过总司令旗，正式就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霎时，鼓乐喧天，彩旗飘扬，“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胜利，一定胜利！”的呼声响彻云霄！接下来是部队受阅。蒋介石看着台下以黄埔学生军为骨干的受阅部队，眼睛略有些湿润。从1924年到今天，两年过去了，黄埔一期的几百个学子，现在只剩下一半不到，绝大部分在东征平叛中阵亡。幸好，第四期即将毕业，第五期即将入学……唐生智
国民革命军是继袁世凯新军之后，中国军队又一次质的飞跃。在充足的军费保证下，在优良的武器武装下，在“党指挥枪”、“党国”、“党军”的精神鼓舞下，北伐军势如破竹！两湖首先传来好消息：北伐军在7月11日进入直系的据点湖南长沙。进展怎能如此之快？9日誓师，两天就进占长沙，这速度也太离谱了吧？能完成如此高难度的任务，自然是有秘诀的。秘诀就是，北伐军在湖南有一个叫做唐生智的内应。此人时年37岁，毕业于保定军校，与程潜、赵恒锡都算是出自湖南新军的杰出军阀代表，原老板为赵恒锡。唐生智虽然信佛，可他不仅做不到无欲无求，还很有野心。他不甘于一直做小弟当跟班，于是找了一个不错的机会造了老大赵恒锡的反。结果赵恒锡搬来老大吴佩孚，吴老大替赵小弟把反骨仔唐生智揍得满地找牙。没办法之下，逃到湖南南部边境的唐生智向广州国民政府求援，算是重新找了一个老大。唐生智于1926年5月加入革命队伍，其军队成为国军第八军，他自己则成了北伐前敌总指挥。唐生智的部下里有两个大家很熟悉的人：一个叫何键的师长，一个叫彭德怀的营长。有理由相信，唐生智参加革命的动机严重不纯，既因为他有借力报仇的嫌疑，也因为他有投机的嫌疑——若不加入国军，势必成为被北伐的对象，而且从后来的历史进程看，他在诸多重大关头的表现都只能用不靠谱来形容。尽管唐生智不甚靠谱，但好在他目前对北伐还有些用处。在唐生智的接应下，国军第四、七两个军于5月底顺利抵达湖南北伐前线。以第四、七两军的战斗力，面对赵恒锡的湘军和吴佩孚的非嫡系部队，一个多月攻入长沙也在情理之中。长沙战役获胜，蒋总司令亲临长沙指导工作，犒赏三军自是必不可少的程序。不过蒋介石首长在长沙校场检阅英雄部队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蒋介石骑马缓缓走过其他方阵，安然无事，可是当蒋介石走到第八军队列前时，军乐队鼓乐齐鸣，蒋介石骑的马大概没听过这种声音，长嘶一声，撒蹄狂奔。蒋介石猝不及防，摔下马来，一只脚挂在马镫上，整个人被惊马拖了十余丈，最后马靴脱落，才幸免于难。蒋总司令忍痛、忍怒坚持完成检阅的事咱们就不说了，一起来看看第八军的军长唐生智干了什么。检阅结束之后，唐生智没有回家，而是去了“二学园”。二学园是顾和尚（本名顾净缘，乃顾炎武之后）讲经论道的场所。这个顾和尚有点特别，在很多人看来，这家伙就是个不折不扣的骗子，连佛语都不会说几句，相当于学英语只会“点头YES摇头NO来是COME去是GO”的半吊子。其实，顾和尚有点水平。只是他崇信的是密宗，很难被普通人理解，而且他性情恬淡，是个隐士，每当遇见有人怀疑他时，他也懒得去辩解。很酷！所以使得大家都当他是个死骗子。当然，也有不少人相当欣赏顾和尚。唐生智就是顾和尚的粉丝之一。唐生智自己信佛不说，还在部队中宣扬佛教，想当他的兵就得接受摩顶受戒，因此他的军队又被称为“佛军”。见到顾和尚后，唐生智把今天的事向他详细说了一遍。顾和尚闻言捏指算过之后才轻声说：看来蒋介石过不了第八军这一关。唐生智顿时心花怒放，自此有了取蒋介石而代之的野心。看来顾和尚是个有真才实学的，并非忽悠混饭吃之人，后来的红军不就改编为国军第八路军了吗？决胜汀泗桥、贺胜桥
除开北伐军实力强悍的缘故，丢掉长沙还有吴佩孚自己的原因——轻敌，他小看了北伐军。原本吴佩孚把主力大都放在北方，用于进攻冯玉祥和防备张作霖。直到丢掉长沙之后，他才意识到自己犯了大错。鉴于冯玉祥已经被他和张作霖揍得只剩下一口气，于是吴佩孚大胆调集主力南下，打算在湖南湖北交界处与北伐军展开生死决战。就在他调兵遣将之际，北伐军已经突破湖南北线，进入湖北。吴佩孚知道这是生死攸关之战，于是亲自组织兵力反扑，在湖北咸宁境内的两处险关汀泗桥、贺胜桥一线布满了自己的嫡系部队，他要拒敌于武汉大门之外！蒋总司令自然不是吃干饭的，早在吴佩孚做出调整之前，他就已经下令北伐各军务必抓住吴佩孚兵力分散、精锐未至的有利时机，迅速打开通往武汉的大门！北伐前敌总指挥唐生智迅速响应了蒋总司令的号召，他本着“把困难留给别人，把便宜留给自己”的军阀精神，把吴佩孚的精兵和前进道路上的险关重城——汀泗桥、贺胜桥以及武昌城都留给了第四、七两军，自己则率第八军直奔滔滔汉水和长江而去，因为长江对面是敌军防守薄弱的汉口和汉阳。因此，吴佩孚的主要对手是第四军和第七军。由于军长李济深留守广东，副军长陈可钰得以成为第四军的最高指挥官。陈可钰是一名优秀的将领，他带领的第四军一直冲在北伐的最前沿，无畏的勇气和敏锐的军事嗅觉就是他的特质。现在，作为最早抵达汀泗桥的将领，陈可钰决定趁吴佩孚主力未至汀泗桥这个稍纵即逝的机会，316年，公孙衍将田婴的儿子田文请到魏国，将合纵运动的大旗交给了田文。然而田文在这个位置上无所作为，到公元前313年，魏襄王为了与秦国亲近，任命公子魏政为相，田文便又回到了齐国。公元前310年，田婴去世，被谥为靖郭君（看清楚啊，不是郭靖君）。田文在家族的封邑薛县继承家业，号称薛公，也就是历史上的孟尝君。不久之后，他又当上了齐宣王的相国。在所谓的“战国四公子”中，孟尝君无疑是排在第一位的。这当然与他的时间最早有关，也与他的影响力最大有关。在中国历史上，“孟尝”二字，几乎成为了江湖义气的代名词。《说唐》中的秦叔宝，《水浒》中的柴进，乃至《书剑恩仇录》中的周仲英，都曾被冠以“小孟尝”的称号。这在江湖中是很高的荣誉，说明他们很讲义气，得到天下英雄的承认。不过，小孟尝毕竟是小孟尝，和孟尝君比起来，有如小巫见大巫。以柴进为例，贵为皇室后裔，家藏誓书铁券，号称“门招天下客”，也不过“三五十个养在家中”。而孟尝君呢？“食客数千人”，完全不是一个重量级。甚至到了汉武帝时期，司马迁走访薛县，仍然发现那里的年轻人有很多是十分蛮横粗暴的，当地人解释：当年孟尝君把天下各路侠士豪杰招揽到薛县来，总数有六万余家。乖乖，六万余家，这厮的胆子可真够大。把这么多门客养起来，是要钱的。孟尝君的收入主要有三部分，一是薛县的租税，二是放贷收利息，三是官俸。但是，这三部分收入全加起来，仍然捉襟见肘，经常入不敷出。原来那种不问身价一视同仁的做法肯定是行不通了，他便开始给门客分等级：下等的，粗茶淡饭，无酒无肉，住“传舍”；中等的，有鱼有肉，有酒有菜，住“幸舍”，称之为“鱼客”（有鱼吃）；上等的，山珍海味，出入有车，住“代舍”，称之为“车客”（有车坐）。这些门客饱食终日，对孟尝君究竟有何作用呢？他不是雷锋也不是特蕾莎修女，他总会要求一些回报吧！据《战国策》记载，有一天孟尝君在家里闲坐，对作陪的三位门客说：“今天想听听大家打算怎么对待我。”第一位门客马上说：“嗨！天下诸侯有谁敢得罪您，我就跟他拼命。”这是打手型的，层次比较低，但是不可或缺，而且需要的数量比较大。第二个说：“只要是有人的地方，我都要掩饰您的缺点，宣扬您的优点，让天下诸侯都知道您的美名，争着抢着要您去当官，唯恐不及。”这位八成是干过宣传部的，可以吃鱼吃肉。第三个说：“您用自己的钱财网罗天下贤士，他们就能为您出谋划策，消灾解难，就像魏文侯以田子方、段干木为师友那样。这就是我能为您做的。”很显然，这位是车客。也有些人报答孟尝君的方式比较有创意。有位名叫夏侯章的门客，享受的是车客的待遇。每当他和别人谈起孟尝君的时候，却总是说孟尝君的坏话。有人看不过眼，把这事儿告诉了孟尝君，孟尝君赶紧说：“我把夏侯公当作朋友来对待，你们以后不要再提这事了。”久而久之，连夏侯章最好的朋友董繁菁也看不下去了，对夏侯章说：“薛公把你当朋友，让你住豪宅，坐马车，你却总是在人前人后说他的不是，做人不能这样吧？”夏侯章看看四下无人，咬着董繁菁的耳朵说：“我说他的坏话，就是为了报答他啊！”“啊？”“你想想看，他对我这么好，我又不能为他作任何贡献，怎么办呢？于是我就说他坏话，而他表示不在乎，因此获得了‘天下第一厚道人’的美名。我这是让自己身败名裂来报答他，你还说我……”原来如此。还有一位名叫冯谖（xuān）的，因为家境贫寒，难以为继，托人请求投靠到孟尝君门下。孟尝君就问了：“您有什么爱好啊？”回答是“没有”。又问：“您有什么本事啊？”还是“没有”。孟尝君就笑了，说道：“那您就留下来吧！”管家按照平时的规矩，给冯谖最低一级的待遇。冯谖也不说什么。过了几天，他就靠在柱子上，弹着剑唱歌：“剑啊剑啊，咱们还是回去吧，吃饭没有鱼。”孟尝君听说后，对管家说：“给他吃鱼，按照鱼客的待遇。”管家撇撇嘴，虽然不情愿，但还是照办了。可是过了没几天，冯谖又弹着剑唱道：“剑啊剑啊，咱们还是回去吧，出门没有车。”孟尝君于是让人为他准备车马，享受车客的待遇，以为他这下应该满足了。没想到，才过了几天，冯谖又唱：“剑啊剑啊，咱们还是回去吧，一个人过得好有什么意思，没有能力养家。”这一次，孟尝君身边的人都觉得冯谖有点太过分了，然而孟尝君还是派人为冯谖的老母送去了衣食，于是冯谖不再弹唱。冯谖在孟尝君家养尊处优，吃了一年闲饭。孟尝君都快把他忘记了。有一天，孟尝君拿出放贷的账本问门客：“列位，你们谁做过会计，能为我去薛县把本息收上来？”冯谖主动站出来说：“我。”孟尝君看了冯谖好久，才想起有这么个人，很高兴地说：“我早就料到先生不是寻常人。如果先生愿意跑一趟，我感激不尽。”命人为他准备好车马，整理好行装，便出发上路。临行的时候，冯谖问道：“收完债，您要买点什么土特产回来吗？”孟尝君说：“您看着办吧，我这缺什么你就买什么。”冯谖说：“我明白了。”到了薛县，冯谖把债务人都召集起来，一个一个核对债券。对完了，他就命人在院子里烧起一炉火，将债券扔到炉子里，统统烧掉。在场的人无不感恩戴德，高呼：“薛公万岁！”做完这些事，他马不停蹄地回到临淄，一大早就去见孟尝君。孟尝君说：“这么快！债都收完了吗？”冯谖说：“当然收完了。”孟尝君说：“那钱呢？”冯谖说：“按照您的指示，都买东西了。”孟尝君说：“啊？这利息都有十万，你都买啥了？”冯谖说：“义。”孟尝君惊得眼珠子都快掉出来。冯谖却很平静地说：“我看您家里什么都不缺，金银财宝，声色犬马，应有尽有，就缺个‘义’字。所以，我就跟您把‘义’买回来了。”孟尝君说：“您说明白点，到底是怎么回事？”冯谖说：“薛县的百姓，都视您为父母。可您却不把他们当作儿女来爱护，还像商人一样，从他们身上榨取利息。所以呢，我就假传您的命令，把那些债券通通烧掉了。百姓们因此高呼薛公万岁，这就是我跟您买回来的义啊！”孟尝君听到“烧掉”二字，已经是万念俱灰，挥着手道：“您别再说了，别再说了，下去歇着罢！”发生这样的事，孟尝君也没跟冯谖翻脸，至少能够说明他有容人的雅量，并非浪得虚名。说到雅量，《战国策》中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孟尝君的门客中，有个人胆子贼大，居然和孟尝君的夫人发生了奸情。有人将这事告诉了孟尝君，孟尝君没有跳起来，只是“唉”了一声，说道：“看到美女，产生爱慕之心，这也是人之常情，算了吧，别再说了，别再说了。”这就不是一般的雅量了。读史至此，难免产生怀疑：这孟尝君成天呼朋唤友，养着数千门客，连老婆被人偷了都不在意，该不会是性取向有点问题吧？咳咳，这可真是听评书落泪，替古人操心，就此打住。如果真正要替孟尝君操心，他最大的问题不在于管不好老婆，而在于名声太盛，风头远远盖过了齐宣王，以至于“齐之有田文，不闻有其王”。任何年代，一个人拥有这样的名声，都是件很危险的事。更危险的是，他还要继续举起合纵运动的大旗，去做那战国舞台上的弄潮儿。孟尝君领导合纵公元前304年，秦、楚两国会于黄棘。公元前303年，孟尝君就组织齐、魏、韩三国合纵，联合出兵讨伐楚国。据《战国策》记载，孟尝君还在酝酿合纵的时候，大夫公孙弘对他说：“您要做大事，必先了解对手的情况。您的主要对手是秦王，楚王只不过是他的帮凶。不如先派人到秦国去刺探一下，如果秦王英明神武，您就别费那力气了；如果秦王昏庸无能，您再举事不迟。”孟尝君认为这个建议不错，于是让公孙弘出使秦国。秦昭王见到公孙弘，知道他是孟尝君派来的，故意问道：“薛公的封地有多大呢？”公孙弘说：“方圆百里。”秦昭王笑了笑，说：“秦国土地方圆数千里，还不敢与别人对抗；现在薛公的土地不过百里，充其量也就是个土财主，就敢来打秦国的主意？”公孙弘不觉冒了一身冷汗，心想这个秦王不简单，一眼就看穿了我的来意。嘴上却还是很硬，回答道：“薛公自有过人之处。”秦昭王说：“哦？请说来听听。”公孙弘说：“有一种人，做事只求合乎正义，即使不做天子之臣，不为诸侯之友，他也愿意；得志的时候，即使做人君，也完全可以胜任；不得志的时候，也不会曲意奉承去做人臣。这样的人，算上薛公世上也只有三个。如果说到治理国家，能够使君王成就王霸之业，这样的人，算上薛公世上也只有五人。如果大王身为令人敬畏的万乘之君，却不顾身份侮辱外交使节，他就会拔剑自刎，以血喷溅上您的衣服，这样的人，算上我世上共有十个人。”秦昭王愣了一下，随即笑道：“哎哟哟，您何必这样呢？我只不过是和您开个玩笑罢了。请回去转告薛公，我对他十分钦佩，希望有机会能和他打交道。”公孙弘还是不亢不卑地说：“可以。”公孙弘回去把情况一说，孟尝君便认识到秦昭王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但是，他对此并不感到害怕，反而更加坚定了合纵的念头。怕，那就不是孟尝君了。公元前303年秋天，齐、魏、韩三国大军一压境，楚怀王就派太子熊横到秦国当人质，请求秦国支援。秦国派“客卿通”（原文如此，姓氏不详）出兵来救，孟尝君权衡了一下利弊，果断决定撤军。经过这件事，秦、楚两国关系本应更上一层楼。但是没想到，熊横到了秦国之后，住了不到一年，就因为喝酒与人发生争执，杀死了一位秦国大夫，私自逃回了楚国。这样一来，反而使得两国关系出现了裂痕，连宣太后都对楚国产生了反感。孟尝君抓住这个机会，于公元前301年再度发动三国伐楚。楚怀王不得不又向秦国求援。为了说服秦昭王，他派出一个重量级的人物——陈轸。秦昭王见到陈轸，态度很亲热，说道：“您本来是秦国的老臣，跟先王的关系都很好。后来因为一些误会，您离开了秦国，去为楚王服务。现在齐国和楚国打仗，有人说救援有利，有人说救援不利。作为秦国的老朋友，您为何不在为楚王效忠之余，为寡人也出点主意呢？”陈轸听了，眼眶一热。当年他离开秦国，主要是因为和张仪尿不到一壶。他对秦国和秦惠王，其实是没有什么意见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秦惠王和张仪都已经作古，他本人也年近古稀，对那些过去的恩恩怨怨，早就看得淡了，反倒是生出一些念旧的情愫来。他对秦昭王说：“大王难道没有听说有吴国人到楚国做官的故事吗？楚王很喜欢那个吴国人。有一次那个吴国人病了，楚王派人去探问，关切地问道，‘他是真的病了，还是想家了呢？’左右大臣说，‘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家，如果真是想家，他肯定会发出吴地的乡音，以表思乡之情的。’现在，我也要为大王发出‘吴地的乡音’了。”秦昭王赶紧朝陈轸作揖，洗耳恭听。陈轸说：“大王想必听说过卞庄子这个人。他是鲁国的大夫，孔武有力，力能搏虎。有一次，两只老虎为了争夺一个人而相斗，卞庄子要去杀老虎，他的朋友管与劝阻说，两虎相斗，弱者必死，强者必伤，为什么不等到它们一死一伤再动手呢？现在齐、楚交战，双方必有伤亡，您何不再等等呢？”陈轸这番“吴地的乡音”，使得楚怀王望穿秋水，也没盼到秦国的救兵。没办法，他只能硬着头皮和孟尝君对抗了。三国联军在齐国名将匡章、魏将公孙喜和韩将暴鸢的率领下，与唐昧率领的楚军在沘（bǐ）水（今河南省境内）对峙。一开始，联军不知道沘水的深浅，不敢贸然进攻。而一旦派人去试探深浅，楚军就放箭驱赶，根本不让人靠近河边。双方相持不动达六个月之久。齐宣王失去耐心了，派人到前线，用极其苛刻的言辞责备匡章。匡章也不是好惹的，对使者说：“撤我的职，杀了我，甚至是杀我全家，这是大王能够做到的。但是，时机不成熟的时候要求我出战，这是大王不能做到的。”使者回去之后，匡章便抓紧在当地花重金寻找向导，终于有一个樵夫对他说：“楚军重兵防守的地方，水就浅；楚军防守薄弱的地方，水就深。”就那么简单。匡章喜出望外，马上组织了一支精锐部队，趁着夜色，从楚军重兵防守的地方渡河，向楚军发动突然袭击。这个时候，楚将唐昧因为联军六个月没有动静，也放松了警惕，等到联军全部过河后才仓促应战，结果在沘水旁的垂沙（今河南省唐河）被打得大败。战斗的结果，楚军被斩首两万余人，唐昧本人也中箭身亡，楚国自宛城、叶城以北的土地，全部被联军占领。一直在坐山观虎斗的秦昭王现在出手了。秦军剑锋直指楚国，斩首两万。第二年，秦国又增兵伐楚，斩首三万，杀楚将景缺，一举攻克新城（今河南省伊川）。楚怀王走投无路，只好向齐国求和，并且又将太子熊横送到齐国去当人质。垂沙之战使得孟尝君声威大振，也使得秦昭王对这位齐国土财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公元前301年冬天，齐宣王去世，太子田遂即位，也就历史上的齐闵王。秦昭王派泾阳君嬴芾（fèi）出使齐国，致吊唁之意。同时向齐闵王提出，想邀请孟尝君访问秦国，如果齐国不放心的话，可以让泾阳君留在临淄当人质。嬴芾是秦昭王的胞弟，也是宣太后的爱子。如果将嬴芾作为人质的话，孟尝君去秦国的安全应该还是有保证的。孟尝君正好也想亲眼看看那位被公孙弘称为“气度不凡”的君王。这倒不是出于爱慕虚名，而是因为在他的骨子里头，有一种热爱冒险的精神。他富可敌国，威震华夏，可他更把自己当作一名侠客——负剑行天涯，把酒会英雄，这才是他最向往的生活。以当时的形势，如果孟尝君下定了决心，是没有人可以劝住他的，连齐闵王都不行。然而门客们出于对恩主的关心，都纷纷劝阻，孟尝君执意不听，直到一个真正的老江湖出现在孟尝君面前。他就是苏秦。别人的话可以不听，苏秦的话，他还是要考虑的，毕竟人家是最早拉起合纵大旗的，资格摆在那里了。苏秦说：“我今天早上在淄水河边看到一个木偶和一个泥偶在说话。木偶说，‘你本是河西岸的泥巴，如果天降大雨，淄水暴涨，你就要被冲坏了。’泥偶说，‘我本来就是河西岸的泥巴做的，化了还是回到泥里。可是你呢，本来是东方的桃梗做的，如果淄水猛涨，你会被冲到什么地方呢？’秦国乃虎狼之国，您还非要到那里去，只怕再也回不来了。”孟尝君这才打消去秦国的念头。接下来发生在楚怀王身上的事情，证明苏秦的话是有道理的。楚怀王之死公元前299年，秦国再度出兵伐楚，连下八城。其后秦昭王派人给楚怀王送去一封信。信上说：“当年秦楚两国结亲，又在黄棘会盟，您还派太子入质于秦，那是多么开心的事！后来太子因一时之怒，杀了寡人的重臣，不负责任地逃去，寡人实在是气不过，才派兵入侵大王的边境。现在听说大王又派太子入质于齐，以求和解，这真是令人唏嘘啊！秦、楚交界，又互为婚姻，两国之间有着深厚的感情，如果这种关系都处不好，何以号令天下诸侯？寡人诚挚邀请您到武关来会面，共叙前缘，重修旧好，请您一定不要拒绝。”楚怀王收到这封信，感到很纠结。去吧，怕羊入虎口；不去吧，又怕秦昭王发怒。令尹昭雎劝他不要去，也不要怕，他认为只要楚国积极整兵备战，秦国是打不进来的。屈原也不同意楚怀王去：“秦乃虎狼之国，不可信！”但是，楚怀王的小儿子子兰主张他去：“如果不去的话，秦、楚两国从此就只能刀兵相见了。”楚怀王听从了子兰的建议，出发前往秦国。刚进武关，就被秦国人抓了起来，直接押送至咸阳。秦昭王提出，要楚怀王把巫郡和黔中郡割让给秦国。楚怀王虽然糊涂，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却是一点也
就是他们如此高看我的唯一原因。”“我住在塞拉菲娜女士的家里，她的家正好在巴托罗缪大人房子的后面。如果我可以邀请您明晚来我的寓所一起用晚餐的话，我们可以详细谈论这件事。并且，有您光临晚餐，塞拉菲娜一定会十分高兴的。”提莫提欧神甫接受了邀请。马基雅维里于是打道回府。在回家的路上，他顺便拜访了一下巴托罗缪，向他借一笔钱。他解释说，为了执行他的使命，他在伊莫拉开销甚大。然而执政团方面的款子还没有到。他详细地诉说佛罗伦萨政府的悭吝，抱怨说，为了保持他作为一个使节的体面和支付买情报的代价，他有时不得不掏自己的腰包。巴托罗缪打断了他的叙述。“亲爱的尼科洛，”他用他那种快乐的方式说道，“你用不着告诉我，在这里的宫廷中一个人可以不付钱就拿到东西。为了你，也为执政团，我愿意借给你所需要的任何东西。你需要多少？”马基雅维里又惊又喜。“二十五个杜卡特。”“就这么点儿？等着，我马上给你拿来。”他走出了房间。一两分钟后带着钱回来了。马基雅维里后悔他要得太少了。“往后，你如果还有需要，尽管告诉我，”巴托罗缪笑着说道，“你必须把我看成是你的钱庄。”“笨蛋看不住他自己的财富，”马基雅维里在回自己寓所的路上这么想道。[1]萨沃那洛拉（1452—1498），意大利宗教政治改革家，多明我会宣教士，抨击罗马教廷和暴政，一四九四年领导佛罗伦萨起义，建立该城民主政权，事败后被判火刑处死。第十八章提莫提欧弟兄准时过来用晚餐。马基雅维里吩咐塞拉菲娜采购一些城里能找到的最好的食物。神甫一点也不见外，放开了肚皮大吃。马基雅维里一直注意给神甫的酒杯斟满酒。酒足饭饱之后，马基雅维里带神甫来到客厅，在那里他们可以进行不受干扰的谈话。马基雅维里吩咐一名仆人再拿一壶酒来。“现在让我们来谈正事吧。”他说道。提莫提欧神甫告诉马基雅维里，他已经仔细地考虑了马基雅维里所提出的要求，提了三个在伊莫拉城中在布道这方面有些名气的神甫的名字。他以诚恳的态度描述了这几个人各自的优点，但是他又用高度的技巧，在他对每个人的赞美中加上一两句贬评，而这些贬评有效地推翻了他所做出的推荐。他在做这些介绍和点评时的匠心独运，使马基雅维里不禁暗自钦佩。马基雅维里和蔼地笑着。“你以一种诚挚的，不偏不倚的立场介绍了这些优秀的神职人员，正如我们希望你应该去做的那样。但是，神甫大人，你却遗漏了一个人的名字，此人的才能和虔诚远远超过你提到的这些人。”“那么此人又可以是谁呢？大人？”“提莫提欧神甫。”神甫脸上露出了一副故意做出，但十分逼真的惊讶的神情。“一个不错的演员，”马基雅维里心里想道。“一个布道的人必须有表演才能。如果执政团真的委托我去找这么一个人的话，我估计也一大半就倾向于选用这个流氓神甫了。”“你开玩笑了，大人。”“是什么让你以为我会拿这么重要的事情开玩笑，神甫大人？我也没闲着。我了解到，在最近的这个封斋期内，你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如此深刻，以至于在伊莫拉的历史上没有哪个传道人能够比得上你。我了解到你雄辩过人，我也注意到，你的嗓音悦耳动听。你仪表非凡，我只是和你交谈了几句话，就发现你十分聪慧，很有策略，富于教养。我十分肯定你对于基督教先贤的知识，一点也不逊于你对古典著作的了解。”“大人，你确实把我给搞糊涂了。执政团方面要的是一个有声望的神职人员，我不过是一个贫穷的偏远小城中的穷神甫。我出身贫寒，也没有显赫的朋友。对于你慷慨的高看我从心底里表示感谢，但是我配不上你所建议的那份荣耀。”“有些时候，旁观者清，当局者迷，现在就是这种情况了。”马基雅维里心里十分受用，他尽管赞赏神甫对于小教堂的感情，但是凭他锐利的眼睛，他还是一眼看出此人的贪婪和野心。在这么一个诱饵面前，马基雅维里深信他可以让他做任何事情。“我想我应该诚实地告诉你，我在佛罗伦萨政府里面无足轻重。我只有建议权，最后还得靠执政团的大人们来定夺。”“我无法想像他们会轻飘飘地忽略他们派往罗马尼阿和瓦伦丁诺公爵处的使节的建议。”提莫提欧神甫带着谄媚的笑容说道。“确实，我们新任的终身执政官，皮埃罗·索德里尼，是我的朋友。我想我也可以不带任何虚荣地说，他的兄弟，沃尔泰拉地方的主教，对我的诚实和良好的判断力还是有点信心的。”从这个话题马基雅维里就很自然地向神甫说起了他陪同当时还是一个主教的红衣主教去厄比诺见切萨雷·博尔贾的事情，那次出使是为了向后者抗议维泰洛佐向阿雷佐发动的进攻。从这件事他又自然而然地向神甫介绍了他本人在比萨战争中的那些活动，还有他出使法国的事。他很小心地使自己在那些活动中所担当的角色显得并不那么显眼，但是仍然设法向神甫暗示，他是在背后掌控形势的人。他轻松自如，谈笑风生，用一种十分熟悉的态度谈论着国王，红衣主教，王子和将军们，就这样巧妙地，不露痕迹地让他的听众相信，他在意大利和法国有着很深的人脉，消息十分灵通。国家机密对于他而言根本不是什么机密。只有傻子才会认为他不是一个手眼通天的人。提莫提欧神甫完全被折服了。“大人，你不知道，能和你这样一位才智出众，阅历丰富的人交谈，对我而言意味着什么。这就像让我看到了一个充满希望的世界。我们生活在这个乏味的小城市中，对外界一无所知。整个伊莫拉城里找不出一个富有教养或才能出众的人。我们的智慧，如果我们还有那么一点的话，也因为长期以来缺乏使用而生锈了。一个人简直需要像约伯那样有耐心才能应付众人的愚昧，并在这群愚昧之人中间度过自己的一生。”“神甫大人，我必须承认，凭着我对你的了解，以及我听到的别人对你的评价，我认为一个有着你这样才华的人在这个地方浪费光阴，实在是万分可惜。你应该不需要我来提醒你那十锭银子的寓言给你发出的召唤。”“我也经常想起这一点。我已经把我的银子埋在地底下。如果主问我我把银子派了什么用场，我将没有什么话可以回答他。”“神甫大人，除了给予一个人一个机会，再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来帮助一个人了。这个得到机会的人一定要知道该如何使用这个机会。”“谁会给一个默默无闻的僧侣机会呢？”“我是你的朋友，神甫大人，如果我还有一点影响力的话，我这份影响力也完全供你使用。当我向沃尔泰拉主教提起你的时候，你就不会完全不为人所知了。让一个有着像你一样习惯的人毛遂自荐是不合适的。但是我认为我可以就这件事与巴托罗缪商量。我毫不怀疑，我可以说服他，让他心甘情愿地写信给他那些在佛罗伦萨的、有影响力的朋友。”提莫提欧神甫笑了。“我们亲爱的巴托罗缪！他本人就是善良的化身。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还是有些头脑简单。他还没有办法将蛇一样的策略与鸽子一样的纯洁结合起来。”就这样，马基雅维里将他们的谈话引到了他一直在瞄准的目标。他给空酒杯斟满了酒。火盆所带来的温暖让人感到很舒服。“巴托罗缪是个不错的家伙。我经常想到，商人在商场上往往很成功，但是对于世间的一些其他事物却完全没有头脑。但是我并没有因为这个原因而减少我对他的敬意。我愿意尽我所能增加他的实际收益。神甫大人，你对巴托罗缪还是有着不少影响力的。”“他还不错，还总算看得上我给他提供的一些个建议和咨询意见。”“在许多地方他展现出良好的判断力。但是一个像他那样出众和应该得到上天保佑的人物，却无法实现自己最大的愿望，真是一件令人悲哀的事情。”提莫提欧神甫用探询的眼神看着马基雅维里。“你一定像我一样，知道他如果能有一个儿子，他愿意捐出一半家产。”“这简直就成了他的心病，他整天就说这件事情，我们在神奇的圣母面前为他求情，但是毫无效果。他对我们很不满意，因为我们的祈祷没有产生他所期望的效果。但是他实际上毫无道理，因为他本人是个没有生育能力的人。”“神甫大人，我在离佛罗伦萨不远的一个叫卡西亚诺的地方有一处小小的庄园。为了补贴我从执政团那里领来的菲薄的薪水，我一直靠卖森林里的木材和耕种我的土地赚一点钱。我有一些母牛，有的时候得到一头公牛来配种，这头公牛看上去强壮而健康，但是却因为一些原因有着像我们亲爱的朋友巴托罗缪一样的毛病。在这种情况下，你能做的就只有将这头公牛宰了，将它的肉卖钱，用卖肉的钱再买一头新的公牛。”神甫提莫提欧笑了。“如果照搬照抄让人也这样干有些不太可行。”“也没有这个必要。但是话糙理不糙。”神甫愣在那里好一会才完全明白马基雅维里的意思。等他明白过来，他又笑了。“奥莱莉娅女士是个贞洁的妻子，另外她也被看得很严。看管她的包括她的母亲和丈夫，当然这两个人的动机并不一样，巴托罗缪不会傻到不明白他年轻貌美的妻子一定会招惹城里那些放荡的年轻人。而卡特琳娜女士久经贫寒，一定会小心地确保她来之不易的舒适生活不会因为她女儿不谨慎的行为而失去。”“但是一个不谨慎的行为也可能成为高度谨慎的行为。如果她可以膝下有个外孙的话，卡特琳娜女士的地位会更加安全和稳固。”“我不否认这一点。现在公爵已经将这份产业赐给了他，另外加上封号。巴托罗缪就更想有个儿子了。他家里的两位女人发现，巴托罗缪正在考虑过继他的两个外甥。他有一个守寡的姐姐住在福力，她倒是十分乐意让自己的兄弟来抚养她的两个孩子，但是她并不愿意和他们分开，所以开出了一个条件，也就是巴托罗缪必须也将她一起收留，住在一个屋檐下。”“一个母亲不想与自己的孩子分开，也是一件自然的事情。”“当然这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但是这一前景让卡特琳娜女士和奥莱莉娅女士十分沮丧。她们猜想，一旦情况真是如此，她们的处境将会变得十分艰难。奥莱莉娅嫁过来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嫁妆。康司坦扎女士，巴托罗缪养子的母亲，会严重地危害奥莱莉娅作为一个妻子的地位，因为她的地位早就不稳固了——巴托罗缪出于虚荣，一直固执地认为他的妻子生不了孩子。可以想像，不用多久，康司坦扎就会成为家里的女主人。卡特琳娜女士曾经求我劝说巴托罗缪放弃这个念头，很明显，在卡特琳娜这方面看来，这件事对于她和她女儿来说危险太大了。”“巴托罗缪问过你的意见吗？”“当然问过。”“那么你又给了他什么建议呢？”“我尽量拖延时间。他姐姐在福力地方的忏悔神甫是个多明我会的修士。如果她过来的话，她有可能会从这个教派中挑一个人做忏悔神甫。多明我会的人不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受巴托罗缪恩惠甚深，如果康司坦扎女士利用巴托罗缪对于我们为他求嗣不成而失望这件事从中作梗，让他转而宠信多明我会的修士，那就太糟糕了。”“没有人比我更能明察你的困难处境了，神甫大人。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就是我所建议的那样。”“大人，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这么做，我们会有一些罪过？”“只不过是一件小小的罪过而已。从这个罪过中将会生出许多好的事物。你可以使一个美妙的妇女得到幸福，使秉性虔诚，值得你帮助的两位妇女得到平稳的地位，更重要的是，这还能够让你保住巴托罗缪弟兄作为一个慷慨施主的不断支持。让我对着你引用《圣经》一定是件狂妄的事情，但是我还是想斗胆提醒你，那个撒马利亚的妇女如果没有触犯通奸罪的话，我们这个宗教的创始人就永远不会有机会阐述他那些关于容忍、宽恕的教义了，而这些教义对于我们这些悲惨的罪人来说有着无可估量的价值。”“真是精辟的论断，大人。”“我是一个凡人，神甫大人。我不想向你掩饰奥莱莉娅女士的美貌让我燃起了熊熊的欲望之火，我要么把她搞到手，要么我就要烧死了。”“我也从来没有想像过你如此关心巴托罗缪的利益，以及两位女士的幸福是完全出于你的一片好心。”神甫不冷不热地说道。“你的修道院并不富裕，而且无疑你也会有许多人让你出钱赞助各种事情。神甫大人，我在此奉上二十五个金杜卡特，以寻求你的善意。”马基雅维里从神甫的黑眼睛中看到一道贪婪的目光。“什么时候？”“就现在。”他从衣服里面的口袋中掏出了一袋钱币，漫不经心地扔到了桌子上。金币掉在木质桌面上的时候发出了一种令人舒服的咣啷的声音。“大人，你已经通过你充满魅力的谈吐和无比优雅的举止获得了我的善意。”神甫说道。“但是我不知道我怎么才能帮助你。”“我不会请你做任何会让你良心不安的事情。我想请你费心安排一下，我可以同卡特琳娜女士私下里见个面。”“我不认为这会带来什么坏处。但这也帮不了你什么。巴托罗缪是个傻瓜，但是他也是个精明的商人，不会冒不必要的风险。如果他有事要外出的话，他的仆人总是在那里看着奥莱莉娅，严防一些放浪和好色的男人的纠缠。”“我很清楚这一点。但是我们亲爱的巴托罗缪对你十分信任，这种信任是心照不宣的，也是完全应该的。他曾经带着奥莱莉娅去洗温泉浴，也曾经带着她去朝圣，希望那些出名的圣地能够显灵，让不孕的女人怀上孩子。我建议你对我们亲爱的巴托罗缪说，如果他能够带上他的仆人，去拉维纳一趟，在装有圣·维塔里骸骨的石棺前沉思祈祷一个晚上，你可以向他保证，奥莱莉娅女士一定会怀孕。”“圣·维塔里很明显是一个伟大的圣徒，否则教会也不会为了纪念他而建造一座教堂；但是是什么东西让你揣测他的遗骨会有如此的效力，会治愈男人的不育？”“圣徒的名字本身就明显地暗示了这一点[1]。无论巴托罗缪，或你和我，谁也不见得知道这个圣徒有没有这么大的神力。一个快淹死的人会拼命抓住任何一根稻草的。拉维纳距离伊莫拉只有二十英里，对巴托罗缪来说，做这么一次短途的旅行，却能获取他向往已久的结果，你以为他会为这事犹豫吗？”“大人，让我也问你一个问题。你有什么理由认为奥莱莉娅女士，一个贞洁而胆小的女人，会响应你对她的追求呢？你已经告诉她你的心愿了吗？”“我跟她也没有说过几句话。但是除非她和其他女人不一样，她应该能看出来我对她有那个意思。妇女们容易犯两个错误，好奇心和虚荣心。”“可以宽恕的小罪过。”“但是这些小小的罪过却常常比激情更容易让她们放弃那条坚持操守的羊肠小道。”“这种小瑕疵太多了，我一直是习惯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当你有一天因为你杰出的才能提升到一个高位后，你会认识到，你如果想获得权力，不是靠培养人们的品德，也不是纵容他们的邪恶，而是宽容他们的一些小小的缺陷。”“你的计划是具有独创性的。我毫不怀疑你将能够说服卡特琳娜女士帮助你。为了能够阻止巴托罗缪过继他的外甥，她愿意做任何事情。但是我非常了解奥莱莉娅女士，她是不会被你或她的母亲说服，来犯下一件到死才能摆脱的罪孽的。”“这确实有可能。有许多事情从远处看让人感到陌生和恐怖，但是走近了再看，这些事物对你说来就变得自然，容易和合理了。我没有理由假定奥莱莉娅女士要比那些绝大多数的女人聪明多少。你应当向她解释说，如果一件事肯定可以带来好的结果，但是会不会带来坏的结果却不能肯定，我们如果单凭这一点就恐惧恶果而不去做那件好事，一定是错误的选择。在这里，我能够肯定的好事就是，她会怀孕，会因此而诞生一个不朽的灵魂，而坏的结果就是她会被人发现。但是如果能采取一些预防措施，这些坏的结果就不可能出现了。至于说到罪过，我觉得这只是一件杞人忧天的事。因为在这里，只是人的意志产生了罪过，而不是人的肉体。只有使丈夫生气才是一个妻子的罪过，而在这
的事。好了，先这样了？给我打电话。我们得谈谈。爱你，宝贝。谈话。当然要谈。帕拉斯没给任何人打电话——警察，迪·迪，或者他——直到八月份。他气坏了，不过还是照样把她的路费电汇给她了。要是他们当着卡洛斯的面背后笑话她，要是他们拿她开玩笑，她听到之后也无动于衷：无非是在她进入学校大厅时中断的手势；在她从存物箱前走开时滑动的眼波；在她坐到人群中吃午饭时不自然的微笑。她从来没有真正引人注目过，但她的谈吐和她父亲的金钱隐藏了这一事实。如今她成了公开的笑柄（帕拉斯和一个看——门——的跑了，你难道不爱听这条新闻吗），谁都不遮遮掩掩的了。她回到了最后的战事发起的地方，高中安排有序的战壕，在这里，羞耻不过是走到大厅换盘子所需的时间，失败不过是开启暗码锁的摸索，而厌恶不过是阻滞射精的薄薄的避孕套。在这里，除去交换衣服和玩具，没有什么好意可言。在这里，孤芳自赏居统治地位，判决是暂时的，开除才是永久的。而成年人对此一无所知。只有监狱才可能是惹眼和可怕的，因为在戒律和仪式之下蛰伏着折磨人的暴力。来自井然有序的宁静家庭的那些人，在关进大门后，当即就被降临到他们头上的残酷压倒了。那种残酷是以年轻人欢欣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帕拉斯试过了。但那种羞辱让她抬不起头来。弥尔顿曾向她打探她母亲的情况。曾经有人警告他要当心与他圈子之外的人结婚的后果，而且每次警告都不幸成为现实：迪·迪是不负责、不道德的；如果情况属实，她还是个荡妇。帕拉斯的回答含糊其辞，模棱两可。他还在谋求起诉学校，理由是它的松懈和造成危险的环境，更不消说有犯罪倾向的职员了。可是受“诱拐”的“牺牲品”却是心甘情愿走的，而那次“跨州”行程的终点恰恰是“牺牲品”的母亲。这怎么能称得上是犯罪呢？她父亲家是不是有什么事情他们得了解一下？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使女儿想要、急着要逃到她母亲那儿去呢？进一步说，校园内并没有发生什么讨厌的事——除了“牺牲品”的汽车被修理了一下，并且她被平安护送到家。何况，“诱拐”发生在学校停课的假期。尤其是，“牺牲品”不仅心甘情愿地去了，还连欺带哄地自愿陪伴一个男人（甚至可以称作是艺术家），他并没有前科，而且在高中的表现和工作都堪称楷模。她被他性侵犯了吗？“牺牲品”说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他是不是让她吸毒，给了她非法的东西吸呢？帕拉斯摇着头否认，只记得她母亲那样做过。撞她车的人是谁呢？我不知道。我根本没看到他们的脸。我离开了那地方。到哪里去呢？我挥手拦车，有人让我上了车。谁？一些人。在一个教堂似的地方。在明尼苏达？不，在俄克拉荷马。地址是什么，电话多少？爸爸，算了吧。我现在不是到家了吗？是啊，我可不想让你操心了。不用了。不用了。帕拉斯觉得不舒服。她无论吃什么东西，哪怕吐掉大半，体重还是会增加一磅。感恩节那天她独自一人过的，吃的都是普罗维登斯准备好的。圣诞节那天她请求放她出去。弥尔顿说不行。你就待在这儿。就去芝加哥，她说，去看望他的姐妹。他最终同意了，并由他的行政秘书做了安排。帕拉斯在她姑妈那儿待到十二月三十日才离开（留下了一张无疑有误导之嫌的字条）。在塔尔萨机场，她花了两个半小时租了一辆小汽车，司机把她一路送到了女修道院。她说，只是拜访一下。只想看看大家都怎么样了，她说。除去她自己，她还能骗谁呢？显然谁都骗不了。康妮当即瞥了一眼。现在又能怎样？康瑟蕾塔把小母鸡歪过来，看着银白色中带玫色的腹腔。她用盐把鸡涂满，并把它的表面用肉桂和黄油揉搓了一遍，再把洋葱加在用鸡脖子、鸡心和鸡胗煮的汤里。母鸡一烤到外焦里嫩，就被她放到一边，去吸足汤汁。浴缸里的水微温，浅得仅及吉姬的腰际。她喜欢又多又热、满是泡沫的水。大宅里的管道破裂了：流出的水带着颜色，一股股地向外冒，有时还输送不到二楼。井水流过一个烧柴的锅炉，那是除去她谁都没兴趣保留的。她是个习惯于惹麻烦的人，总想在冬天比往常更糟的老旧的管道系统中积存好几加仑热水。西尼卡当然帮了不少忙，把一桶桶冒着气的热水从厨房的炉子边提到浴室。为了弄出肥皂泡，她倒进不少象牙雪牌洗浴剂，尽其所能把水搅拌起来，可惜只得到了令人失望的软泥般的东西。她曾经邀请西尼卡到浴缸里和她共浴，但又像以往一样遭到了拒绝。虽然吉姬清楚为什么她的朋友不愿意让人看到赤身裸体，但偶尔仍禁不住要逗她洗浴。她曾经看到过血迹斑斑的卫生纸，但西尼卡皮肤的隆起部分只是在衣服下才能摸到。尽管吉姬莽撞得不怕讨人厌，她仍然没能向她问及那些隆起。答案可能会太接近那个黑人男孩流血的场面了。她伸展开双腿，露出水面，抬起脚来欣赏。以前在K.D.光着膀子背对着她坐着的时候，她常常躺在那儿用双脚蹭着他的脊梁。他糊里糊涂奉献，充满了激情、伤害和向往，以及许多许多的屈服。是啊，她曾经纠缠过他一阵。她欣赏他对她的崇拜和追随，因为她自己没有崇拜和追随别人的经历。米基。没有谁能管那叫爱。可是K.D.的方式没有让她长时间感到开心。她后来就时常欺骗他、侮辱他、拒绝他，而他在宅子周围追逐她、抓住她、拍打她。玛维斯和西尼卡曾经把他拉开，用厨房里的炊具揍他，把他赶走——对他的咒骂她们三个用更难听的骂声作答。啊，好吧。这是新的一年，她想。一九七五年。既然旧的计划全都成了垃圾，就该制订新的。她最终从浴室瓷砖中拿出那个盒子时，看到里面满是证件，不由得欢呼起来。银行官员也喜得手痒难耐，给了她二十五美元，因为他很高兴把它们镶在镜框里或者放进展柜，让他的顾客们开心。这种西部最大骗局之一的文件汇集，你可不是每天都能看得到。她坚持要五十美元，踩着爵士舞步走出银行，吩咐玛维斯干脆开车就走，请吧。她本想要西尼卡与她一起走的。这次是一去不复返了。回来会关系紧张的。在某种程度上，在某些方面。她母亲不知在哪里，她父亲是死囚。只有一个外祖父，住在密西西比州阿尔肯的一辆漂亮拖车里。她先前没把这事想周全，可现在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离开了。就是因为这种紧张关系。倒不是那个流血的男孩或是米基关于沙漠上那对情侣的戏言或是小个子男人有关清水和扭结的双树的忠告。在米基之前，一切全都消失在消遣和冒险之中了。激愤的游行、传单、争吵、警察、静坐者、领导人和谈话、谈话、无休止的谈话。没有一个是认真的。吉姬抬起满是皂液的手，把头上的发箍重新扣紧。没有一个高中生或大学生，没有一个，哪怕是别的姑娘，认真对待她的认真态度。要不是她会印东西，谁都会当作没有看见她。除去米基。“坏蛋。”她说出了声。随后，由于说不准究竟是哪个坏蛋最惹她动怒，她用力拍打着那缸令人不快的浴水，每拍一下就从齿缝里挤出一声“狗屎”。这样发泄了一会儿后，她平静了，便向后靠到浴缸上，用滴水的湿手掌遮着脸，悄声自语：“不，你这蠢而又蠢的坏女人。因为你不够刚强。不够机灵。就像跟所有别的该死的东西在一起一样，你没本事坚持下去。你以为那会很好玩，而且能有点用。也就是在一两个季节之内。你以为我们是熔岩，可是当他们把我们砸成沙粒的时候，你却跑了。”吉姬不是爱哭的女孩；即使现在，当她意识到她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无法对自己满意，她的眼窝里仍像沙漠一样干燥。康瑟蕾塔给褐色的小土豆削皮、切块。她在水里加了熬好的调料汁、月桂叶和鼠尾草，炖上土豆，然后再倒进长柄平底锅焯汤，直到土豆变成暗金色。她把红胡椒粉和黑胡椒籽撒到上面。“噢，对了，”她说着，“噢，对了。”最他妈好的进展就看怎么计价了，玛维斯希望技师对这辆十岁的凯迪拉克的钟爱能让他在收费时给她打个折扣。她始终不会知道他到底打没打折，但在修车铺下班之前，他把活儿干完了，收费是工钱五十、零件三十二、润滑油和汽油十三，差不多把玉米地的租金花光了。要等波森先生下次交租金还得三个月。不过，余下的钱还足够日常购物，加上康妮想涂的漆（她猜是给那把红椅子涂；但还有白漆呢，大概也要涂鸡舍），以及雪糕。那对双胞胎喜欢雪糕，见到就吃。可是圣诞节玩具却没人动，所以玛维斯花了五小时等待翻新和修理，用一辆玩具卡车换了一辆玩具汽车，用一个玩具娃娃换了一个会说话的娃娃。珀尔很快就会长大到可以玩芭比娃娃了。他们的成长和变化令人吃惊。他们夭折时，头还抬不直，但一次在大宅里头听到他们时，已经是蹒跚学步的两岁婴儿了。根据他们的笑声，她能够一丝不差地分辨出来。而根据他们和别的那些在各个房间里跑来跑去的孩子的融洽相处，她知道他们成长得怎么样。现在他们都到了上学的年龄：六岁半，玛维斯该考虑适合他们年龄的生日礼物和圣诞礼物了。她因为思念孩子而备觉孤苦，便在一九七○年回过一次马里兰州。她在萨尔、弗兰基和比利·詹姆斯注册的学校看着课间休息的学生，心中一惊，突然意识到萨尔现在该上初中了，比利·詹姆斯在三年级，而弗兰基在五年级。不过，她觉得不成问题，一定会认出他们，尽管她没把握他们能辨认出自己。可能是由于她的手指抠进了操场的围栏或是脸上扭曲的样子，不管是什么原因吧，反正学生们吓坏了，一个男人过来盘问起她—没有一个问题她答得出。她连忙跑开，想躲起来偷着看。她想藏到佩格的房子那儿，但不能让弗兰克或隔壁的邻居看见。她找到那里时——戴帽子的女孩还在赶鸭子——却流下了泪。原先长得茁壮、繁茂又漂亮的莎伦玫瑰，如今全被砍光了。要不是担心被人认出，她就要沿街跑掉了。她当即清醒地意识到，无论在这儿还是别的地方，只要没有莫尔和珀尔，她就不安全。这都发生在她和勃迪通电话并获悉她被通缉之前。她把头发束进一个墨绿色的发箍，买了一副廉价的墨镜，乘上长途车先到华盛顿，再前往芝加哥。她在那儿替康妮买了给母亲的东西，换了一辆又一辆长途车，到达了米德尔顿的长途汽车站，她的凯迪拉克就存在那儿的停车场。她急急忙忙地买好给康妮的用品，在她的双胞胎孩子的陪伴下一路加速行驶。玛维斯紧张得透不过气来，在车道上踩下刹车，把车停在已经在这里住了下来的赤身裸体的吉姬旁边。三年来，她们吵嘴，动手，勉强相处，只是由于康妮的缘故才不致互相谋杀。玛维斯相信，是因为吉姬被那个从鲁比来的男人搅得心神烦乱，她们才没拔刀相向。玛维斯是宁可这么做的，和任何人拼打到底，当然也包括那个在街上混出来的浑女人，因为那女人曾经威胁说要用刀结果她，让她的孩子们没人保护。因此她在可爱的西尼卡到来时，由衷地甚至过分地欢迎她。吉姬也全心全意地欢迎西尼卡的到来，把那个叫K.D.的人像葡萄籽一样吐掉了。在这一新的组合中，玛维斯的崇高地位稳固了。连那个长着漂亮脸蛋却有着受伤害表情的哀凄的富家小姑娘，也没有动摇她的地位。双胞胎很高兴，玛维斯依旧比别人更亲近康妮。正因为她们如此接近，如此相互理解，玛维斯才开始担忧。倒不是因为康妮的夜间习惯，或是她喝不喝酒，而是这种亲密的情感近来实际上已经消失了。还有别的。康妮点头的样子像是在听旁边的什么人讲话；她总是嗯啊的，而如果你说什么，她就答非所问。还有，她不仅不再戴墨镜，而且每天要打扮那么一下，穿上一件索恩·摩根在这儿时给她的衣裙。她脚上穿的则是原先放在她梳妆台上的那双闪亮的修女鞋。随着她自己耳朵中响着的开心笑声，以及雪糕在严冬中融化，她无法判断这类事情。康妮从来没诘问过双胞胎的真实情况，而玛维斯本不打算解释或辩护她知道的是真的，对她而言接受才是主要的。夜间的来访者越来越少露面了，她除去操心这个，便全神贯注于莫尔和珀尔长得有多快，以及她能不能坚持下去。六个黄苹果存了一冬都干瘪了，掏过核之后漂在了水上。葡萄干在一口深平底锅中的酒里加热。康瑟蕾塔在每个掏空的苹果里填上由蛋黄、蜂蜜、山核桃和黄油混合而成的浓汁，再一个个地加进被酒泡胀的葡萄干。她把香醇的葡萄酒倒进一口平底锅，再把填好馅的苹果放进去。温甜的液体流动着。小街都又窄又直，可她一划出这些小街，就都流血了。有时候她拿着卫生纸来接血，但她也情愿让血就这么流。诀窍是切开的深度恰到好处。不能太浅，否则切口只是一道很淡的红线。也不能太深，否则血会升起来并迅速冲涌而出，就看不见街道了。虽然她已经把地图从胳膊挪到大腿，她还是能高兴地认出旧街故道，连诺曼的痕迹都被排除了。有时候几个月划一次就够了。后来有时候她一天划两次，经常是一条街还来不及封口，她又划开了另一条。但她并不草率。她的工具是干净的，她的碘化物（强于红药水）很充足。何况她还向她的工具袋里加了芦荟滋润霜呢。那个习惯，始于待在一个养育孤儿的家庭里时，开头是偶然的。在她一个收养的哥哥—格里亚妈妈家收养的另一个孩子——第一次把她的内裤扒下来之前，有一根别针系住她牛仔裤的裤腰，原先那里是一个金属扣。在哈里猛拉她的裤子时裤扣处裂开了，别针刮破了她的肚皮。牛仔裤一被脱掉，他就去拽她的内裤，那一道鲜血反倒更刺激了他。她没有哭。那样并不痛。格里亚妈妈给她洗澡时惊叫道：“可怜的宝贝，你干吗不告诉我？”说着她把红药水涂到那V形的伤口上。她想不好该说什么：别针的刮擦还是哈里的行为。于是她故意用别针刮自己，指给格里亚妈妈看。因为她得到的同情太少，她就告诉了她哈里的事。“别再说了，听见没有？你听见了吗？这里不能发生这样的事。”她吃了一顿最爱吃的东西之后，就被安置到另一个家庭。几年之间没有出过什么事。直到上初中，随后是十一年级。那时候她已经懂了，在她身体里有某种东西使男孩们想得到她，使男人们想盯着她。如果她和五个女孩一起在廉价店铺的柜台旁喝可乐，一定是她的乳头被一个受到朋友窃笑的男孩大胆地捏上一下。四个或者一个女孩在街上走过那个抱着女婴坐在公园长椅上的男人身边时，只有当她也走过，他才会把他竖起的阴茎掏出来，嘴里做出咂咂的亲嘴声。找男朋友来庇护也没什么用。他们把她的献身视作当然，但如果她向他们抱怨她曾被朋友或陌生人爱抚过，他们就会冲她大发脾气。于是她明白了，问题就在于内在的某些东西。她像一个其可疑的诗句过于灵活、过于惊人而难以发表的诗人似的堕落了。这让她激动。也让她安定了。深入到衣服下面的内在生命，这使得她的眼睛干涸了，催生了一种只有哭泣的女人才能动摇的安宁。那种哭泣会触发一种痛楚，力道之劲，她宁肯做一切事来消除它。在她十岁那年，还没有划人行便道的时候，肯尼迪遇刺了，全世界都公开哭泣。在她十五岁那年，春天里马丁·路德·金被谋杀，夏季时另一个肯尼迪也死了。她每次都打电话请病假不去做照看小孩的工作，待在屋里，把大街小巷划在胳膊上。她这件流血的工作很容易遮掩。就像艾迪·特托尔，她的大部分男朋友都在夜里干那件事。对那些坚持要问个究竟的人，她就想出一种病来。立刻会引来同情，因为那些疤痕看着真像是外科手术留下的。在康妮的宅子里得到的安全感，在帕拉斯到来之后，不如先前那样完整无缺了。她花费了很多时间哄她高兴、喂她吃饭，因为帕拉斯不吃的时候就哭或者忍着不哭。那姑娘八月份走后降临的轻松感，在她十月份返回时——更漂亮，更丰腴，还装作只是路过这儿看一看——消失了。在一辆豪华轿车里，差不多吧。带着三个箱子。现在是一月份了，她在夜间
格的提高已经超出了贫困农民所承受的能力，他们常常沦为奴隶或是流入城市。在江南，由于越来越多的土地改种像棉花这样的赚钱作物，由于不在本地居住的地主取代了当地曾经负责水利维修的粮长，因此，用于水稻种植的灌溉渠道因为无人过问而干涸了。尽管明末清初的许多文人强调恢复这些水利设施的重要性，但是在一些地区让农民回到以前水稻种植的旧方式上去，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一旦土地用于种植棉花，那么就很难再重新种上水稻。首先，这对于长江下游的老百姓来说并不能造成问题，因为，他们直接使用原棉销售的更大利润，从其他像湖南这样的省份输入大米。而且，地租和赋税以银两交付，增加了自耕农和农民对用于保有土地和支付地租的现金的需求。不过，在万历时期（1573—1619），原棉价格开始下跌。部分地作为它的结果，是江南农民越来越多地转向手工制品——或是通过生产组织，或是自己直接为迅速扩大的城市市场生产商品。到晚明末期，江南开始向北方输出棉布以换取那里的原棉。松江这样的重要棉花中心，到处都是熙熙攘攘的来自湖广、两广和江西的长途贩运商人—他们很多雇用保镖护送，每年都要买卖价值成千上万银两的标布（最高级的棉织布）。他们及其同行在苏州丝织市场上贩卖的这种棉布遍及中国，并创造了新的消费习惯和穿着要求，也使得棉布商人们大发横财。由于在16世纪和17世纪社会的中等阶层因商业和土地收益上升而壮大起来，所以增加了人们对那些最富裕者的嫉妒（因为到目前为止在这个较具流动性的社会中还没有超越出它的限度），也助长了他们用财富炫耀来把其他人从社会最高层次排挤出去的强烈要求。至少当时的人确实越来越感到，社会不仅应区分出穷和富。而且应当区分出特别富裕和一般富裕。根据17世纪30年代的记载，缙绅豪右之家也分成各种等级，“大家”拥有的财富价值在1000万两白银的家产，“中家”约100万两（就像《明史》说的那样），而以万计者不可枚举。
社会依附关系
在上等阶层和中等阶层之下的是穷人和奴仆，他们中的很多人合法地或是不合法地依附于特别富裕的和有权势的人。在晚明时期有许多种不同的依附关系，这因地而异。在北方，“家丁”可能源于明初的世袭占有形式，还可上溯到元朝户籍制度的影响。在明朝初期，战俘或罪犯一旦被记入“铁册”就要交给得胜的将领，或是被编入其部队，或是成为其田庄中的劳动力。这些人的身份于是就用这种法定形式固定下来，而且不能与自己阶层之外的人通婚。尽管这种奴属制度在洪武政权晚期有所松动，但是在永乐皇帝时期又得到了加强，他把那些抵制他夺权的人黜之为奴，并由其子继之为奴。尽管这种世袭形式的依附关系在万历政权末又复松动，但是在晚明我们同时又看到沿北方边界私人军队的兴起，这种军队的士兵具有“家丁”这样的半农奴身份，按照习惯依附于其将领。由于来自正规军的职业士兵团体不再由一个指挥官移交给另一个指挥官（从理论上讲这首先就形成了世袭军人），这种“家丁”制度（在清初被叫做“役使兵丁”）又得到了加强。实际上，到17世纪中叶，在像山东这样的省份“家丁”一词也用于指称豪强的私兵。那里的乡绅住在有人守卫的寨子和设防的村堡里。另一方面，在中国中部和南部依附关系形式更为复杂。那里的依附关系，在一省与另一省之间可能表现得不同，甚至一个县与另一个县之间也不同。当然，这种差异也不是绝对的。尽管在自由人和奴仆之间——在向国家交纳赋税的农民土地所有者与“世仆”或世袭农奴之间有本质的不同，但在这两个极端之间，依然存在着自由与奴役程度各自不同的中间层次。比如，租佃有许多种形式，在永久租佃权方面和契约与货币化的程度方面互相就有相当的区别。宋代，在“随田佃客”制度下，佃客差不多真的“跟着土地走”，他们附属于耕地，由一个地主卖给另一个地主。在晚明，长江下游地区的佃客在土地出卖时也仍然附属于土地上，但这常常是对佃客最有利的。在“一田两主”的协议中，土地被分成两部分。田面由佃客耕种，而田底所有权属于支付赋税的土地主人。因此，一个新的地主可以购买田底，但是佃客耕种的田面却不能收回，只要他按时交租。这样从理论上讲，佃客是一种“租户”，他们对田底所有者根据契约性协议使用其田产。实际上所谓的“佃客，自己常常也变成了出租者，接着又把田面使用权转给实际耕作土地的第三者。而且，一个佃户可以签订一种同时包括现金支付和劳动义务的合同。这样，对土地所有者的个人依附关系，与根据商业性和契约性直接现金支付换取的租佃权之间的差别，便混淆不清了。佃户的契约上可能详细说明了，承租者既要交纳现金地租，又要在结婚和一些喜庆场合提供某种劳役。在“投靠”（依附于乡绅大族以求得保护）这种形式下，佃户的私人依附关系变得更为强化。如果一个农民交不起赋税，他就可以把原用于交纳赋税的钱物以及地产所有权——交给当地某个新的乡绅——庠生，庠生身份可以免除赋税。具有这种官方身份的人便可以在赋税册中把那块土地勾销，接受那块土地的地租，而对这块地的旧日所有者（现在是他的佃户）来说，较之早先不得不交纳的赋税，他们也轻松了许多。因此，“投靠”的基本意思，是为获得某个官僚的保护而交出他的土地和劳动。这就是顾炎武在叙述江南的穷苦农民是如何寻求乡绅保护时使用的这个词的意思：“今江南士大夫多有此风，一登仕籍，此辈竞来门下，谓之投‘靠’，多者亦至千人。”因为“投靠”意味着寻求一个身在官籍的乡绅家族的保护，因此它与简单地自卖为奴有些不同。后者被叫做“卖身”，在此依附于另一个人是以提供食宿为交换条件的。“投靠”常常意味着财产所有权的转移，“卖身”则代表劳动的支付。除了这些奴役形式之外，在农村还存在着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在收获季节，有小块土地的农民常常去做“忙工”。不过这里在农工和奴仆之间也存在着过渡的中间类型——从自由雇用的劳力直到某些形式的奴隶。一般说来，一个人为雇主干活的时间越长，那么奴役的程度就越深。短工是根据日工作量来支付工钱的。根据1588年的一个法令，短工被认为是良民，因此应以自愿方式按计件或计时方法签订合同。另一方面，对长工要支付收获物的一分份。像农奴一样，他们在法律上被认为是“贱民”，不能和一般老百姓结婚，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而且在犯下同样罪过时比平民量刑更为严酷。因此，在半永久性长工与永久性的世仆之间的法律区别并不清晰。而且，“世仆”更为可能依附于最早雇用他们做家内劳动力的家庭。在1397年以后，实际上，在法律禁止非官僚家庭占有农奴以后，收养开始成为一种依附关系的变相形式，许多“世仆”原来是一些孩子，被他们穷苦的父母卖给了那些愿意收养他们的富有的大族人家。这样的“世仆”改从主姓，甚至有时还被列为家族的成员，不能与同姓的家族成员结婚。他们的主人拥有法律权力惩罚那些用来做家仆或一般的田地劳动力、歌伎和舞伎的“世仆”。在15世纪30、40年代，当从金陵（南京）迁都北京以后，自卖为奴做“义男”或做“仆”的情况看来大为增加了。因为进贡谷物要在大运河上运输，江南的土地所有者开始被迫提供徭役，在1471年以后他们又不得不支付军队运输的费用。日益增长的徭役或徭役的折纳，沉重地落在了江南土地所有者的背上，他们随即就投奔豪绅成为贱民，以逃避这种赋税。到17世纪，江南的一些地区几乎没有自由民了，而富有的大户人家甚至使家奴来充当歌童、嬖童和乐手。“世仆”的实际状态看来有很大的不同。在一些地区，像休宁（安徽）地区，他们几乎是一个亚种姓，比起此地那些贵族商人家族，他们皮肤黝黑、身材矮小。即使在那里，役使的原因和服务的内容也相当地不同。一些契约规定了人们有从奴仆或佃客身份中脱身的权利。而在徽州，对“仆”的成规则使之处于永久的奴役之中，并在实际上使之成为田庄中的世袭劳力，作为贱民而无法从田庄脱身。有的甚至到了这种程度：主人——常常是一个家族而不是一个个人——可以把他们从家中拉出来像牲口一样卖掉。在另一些地区，“世仆”则有了半独立的身份，常常替主人担任管事或庄头。就像是宫廷太监的小小缩影一样，这些“豪奴”通晓了主人的事务，因而他们为主人所倚仗，权势熏人。石县富绅吴养春的家奴吴荣就是如此。当他被告发侵吞田庄钱财时，他就逃到了北京，投靠了魏忠贤，并加入了皇帝秘密警察组织锦衣卫。因为他了解主人的财产隐私，便利用这个有权势的地位从吴养春那里敲榨了60万两白银。晚明时期，在张溥（复社的创始人）叔父的管家和画家董其昌儿子的世仆那里，也发生了同类的著名事件。阶级矛盾
有钱有势的家奴，是大多数田庄依附人中的例外。无论如何，他们的个人权势，或是假其主人名义的敲诈行为，只是对他们奴役地位的可怜补偿。而且，如果17世纪的材料是可信的话，那么江南乡村人口的20％—30％，已经通过“卖身”或“投靠”的方式，而依附了富户人家。其他许多农民成了富人的佃户，而且根据同样的当时材料，在满人征服时期，社会上下层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潜在阶级冲突。城中大户和乡村佃农相视若仇敌。至少在万历时期这种敌对关系一直在发展，那个时代的许多作者常常把16世纪初平静的时期与17世纪强弱两分和百姓相互争产骗财时候的经济斗争进行比较。中介性市场城镇的扩大给乡村穷人提供了更为自由的城市环境，在那里他们成了“市井之徒”——用士大夫的语言来说。城镇中的享乐消遣，也引起了对中上层富裕阶级的嫉恨。因此，特别是在中国的中部和南部，晚明时期出现了大量的事例，说那些佃户们聚集在集市上，纪念15世纪福建人的起义及其领袖邓茂七，并且继承了他的旗号——铲平王。皆僭号铲平王，谓铲王仆贵贱贫富而平之也。诸佃各袭主人衣冠，入高门，分据其宅，发仓廪散之，缚其主于柱，加鞭笞焉。每群饮则命主跪而酌酒，抽其颊数之曰：“均人也，奈何以奴呼我！今而后得反之也”。在其他一些平均主义色彩不太强烈的事例中，则是市民们聚众抗议稻米的囤积、谷物的倒卖以及大秤小斗一类欺诈手段。1624年在广东，市民殴打了那些囤积者，并且抢走了他们的谷物。1640年在吴江，紧跟着谷价上涨之后，一个姓朱的和尚发起了一个叫做“打米”的运动，几乎波及到这个县的所有村庄。上百人聚集起来挨门挨户地向富贵人家索要粮食。达到了要求，便放过这家人，若被拒绝了，他们就会捣毁富人的田庄，分掉他们的粮食。在饥荒年景，当佃户们抗议交纳贡物（新婚礼品、新年肉货、冬日祭物等等）并且认为地租太高时，这种骚乱也会出现。在吴江地区，1638年蝗灾过后的那个冬天里，太湖沿岸30多个乡村达成协议，参加者先签名和祭祖，然后画押宣誓，当那些代理人替住在外地的地主来此收租时，这些佃户皆不交纳。在许多类似事例中，抗议运动组织得很好。在中国南方出现的这种“义约”叫做“纲”，这是一个常常用来称呼手工艺人行会的字眼。由于遭到皇帝特令禁止，许多这些组织就像19世纪广东的秘密社团一样，变成了半军事化的秘密组织，人们把它叫做“都”，有大小头目来领导。在中国北方，同类的原始武装有时叫做“会”，它可能模仿了富商的“会馆”（用于同乡人落脚的地方）。尽管这些团体常常容易与土匪团伙混淆，但是他们中的很多组织显然是由一些“贤士”领导的，他们代表着连许多上层人士也会认为正当的要求。比如，在晚明的一次骚乱中，佃户们闯进当地地主的房院，要求在饥荒时开仓赈济、散发其一部分财物，把庞大的田庄割成小块降低地租、免除佃户过重的劳役，而且佃农们要有一小块自己的土地去耕作。在另一次事件中，江西瑞金的暴动者要求永久的租佃权，“其所耕之田，田主有易姓，而佃夫无易人，永为世业”。在17世纪20年代，下层社会和“义绅”经常地联合起来，共同抵制中央政府以保卫城市特权。1626年的苏州暴动便是这种社会统一战线的最有名的事件。在17世纪30到40年代由于社会上下层之间冲突更加尖锐化，所以绅士更加迫切地需要加强上下层之间的这种联盟。江南结为一体的乡绅家族，敏锐地觉察到维持亲族关系这种基本社会联系稳定的必要性，而且还要通过公共救济、自卫组织和其他乡绅领导的为社会从属者提供福利的各种团体，把乡村和城区组织起来，缩短社会上下层之间的距离。在江南的省地方志中，有很多这种温情脉脉而又有约束力的家长式统治的事例。比如上海的张淇效仿范文正规划义庄，置义田千亩以赡族人。来自华亭的大城市绅士卫濂为“宗族及乡之贫者”建造了一座义庄。青阳地区一个官吏的儿子王之璘在1627年为他的家族建立了义田，后来又建立了义学和义仓，“粜谷助赈。人们可以举出上百个乡绅赞助慈善团体建筑桥梁、修建庙宇，在横跨江南的众多水道上设立摆渡服务的事例。所有这些不断出现的努力，其目的是缩短贫富之间差距，以使一地的人们彼此紧密地联系起来。在这种社会各个阶层共同协作的精神下，乡兵也被组织起来，以共同保卫家园。比如前面刚刚提到的王之璘，后来组织了一支由他自己家庭出钱资助的民兵，“募壮勇婴城固守，邑赖以全”。当然，乡绅们对各阶层协作的积极努力也表明它的局限。因为反对残酷的经济剥削，因此一部分可能受了王阳明思想（特别是其泰州学派）影响的城市士大夫，一直拥护平民百姓的主张，并且抨击富人剥削穷人。1636年李进对江南乡绅的抨击和向长江下游富裕地主征税的呼吁，可能就是受到了这种理想精神的影响。但是那些乡绅的家长式统治的拥护者们，也有他们自己的理论根据。在随后举行的朝廷辩论中，李进的主要对手是内阁大学士钱士升，他是嘉善（浙江）乡绅领袖；家道富裕的钱士升认为乡绅是百姓生活的来源，也是防范起义的第一道防线。钱士升与官僚袁黄结为姻亲。袁黄曾致力道家功过的复兴，并鼓吹三教（道、佛、儒）融合是向社会下层灌输儒教的途径。袁黄和钱士升都极力强调通过教导奴仆佃户尊敬主人，明辨“事非”，从而严密地控制他们的重要性。由此可知，到了17世纪30年代晚期，中国乡绅阶级的一部分人鼓吹更为僵硬保守的儒家家长统治理论，以对抗儒家的民本主义。像钱士升这样住在县城的嘉善乡绅上层人士，能够与下层乡绅和那些留在乡下为他们收租的村长们组成稳定的联盟。但是在江南的其他地区，乡绅们的促进有组织的各阶层合作和家长式统治秩序的努力，在农村并不是十分有效的。当时中国的经济危机的恶性影响破坏了他们的企图。对外贸易的下降意味着白银输入的减少，紧接着就是相对于铜币而言的可怕的白银通货紧缩。在江南，1638—1640年之间的铜币贬值44％，在1640—1646年之间又贬值6％。同时，纺织品的需求量在江南急剧下降，因为那个地区与内地的大量贸易关系被切断了，而且与日本、马尼拉、马六甲的贸易实际上处于停顿状态。在1642年到1644年的松江地区，棉花的平均价格只相当于它正常价格的1/8。因为松江地区一半的贸易收入来自纺织业。因此那里的一般人已买不起当时以每担二两银子出售的稻米了。但江南东部的稻米生产早已不能自给自足，因此这里的老百姓完全场上的官员关系，除了师生关系外（座师与门生），老乡关系也呈越演越烈之势，同期中榜的考生，地域之间的亲疏尤其明显。甚至同榜而出的考生间拉帮结派，也渐成常态。明朝万历时期大臣邱瞬就曾总结道：“而今朋党有三途，同榜而出为其一，座主门生为其二，同年而出为其三。”“乡党”关系，反而凌驾于师生关系之上。万历末期至天启初期令后人诟病的“党争”，朝中分为“齐党”“楚党”“浙党”相互攻击，“分榜”制度，确是为其温床之一。第六章谁有资格接朱元璋的班一谈历史，历朝历代的皇子“夺嫡之争”无不吸引眼球。时至今日，在琳琅满目的各类或“正史”或“戏说”的历史剧中，从来都是“永恒的主题”，很精彩，却多是戏说演义。朱元璋时代，诸皇子的夺嫡之争，更为后世人所观注。因为这场勾心斗角数十年的权力游戏，最终演变成一场席卷中国北方，兵连祸结达3年的内战——靖难之役。因之被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尤其多：造反自立，历经苦战最终篡位成功，坐拥天下的皇四子——后来的永乐皇帝朱棣；龙御天下，却昏招频出，最终以全国之地败于地方诸侯，兵败如山倒，失去龙位并至今下落不明的皇太孙——建文皇帝朱允炆。相形之下，在洪武朝时代最早被立为“接班人”，担任储君数十年却最终英年早逝的朱元璋长子——大明懿文太子朱标，长久以来是一个被关注不多的人物。抛却“戏说”的虚构，解读洪武时代诸王夺嫡的来龙去脉，必须从这位皇太子开始。二朱标，朱元璋长子，元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生人，元至正二十七（公元1367年）年被立为世子，次年大明开国，年号洪武，“顺理成章”地成为皇太子，从此开始了长达24年的储君生涯，洪武二十五年病逝，年仅37岁。洪武三十一年，其子皇太孙朱允炆即位，尊奉其为明兴宗，陪葬于南京明孝陵。这位英年早逝的皇储，一生有太多引起后人争论的话题，比如他的出身问题，《明史》记载其为马皇后亲生，从清末开始，以潘柽章为代表的学者提出异议，认定其生母为朱元璋侧室李淑妃，时至今日，依旧各执一词。未引起世人太多争论的，是这位储君的形象，在大多数有关他的评价里，朱标是一位体弱多病，怯懦胆小，知书达理，优柔寡断，在朱元璋的阴影下战战兢兢一生的可怜太子。这个形象，一方面来自朱棣篡位登基后，“御用文人”们在史书上对其的刻意“抹黑”，另一方面也拜他那位“合法”登基却痛失天下的儿子——建文帝所赐，后人总结建文帝失败的教训，也就自然而然把身为其父的朱标看成一类。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还是让我们仔细梳理一下朱标的储君生涯吧。三朱标初立世子，是元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朱元璋亲手选定了刘基、章溢、叶琛、宋濂4位当时名儒为其老师。同年冬天，令朱标以长子身份，回凤阳老家祭祀祖先，行前谆谆教诲，要朱标“访求父老，知我创业之不易”。可见，早在大明开国前，眼光长远的朱元璋便利用各种机会，对其悉心培养，寄托厚望。而从朱元璋的“培养”方式看，我们不难了解朱元璋期待的是一个怎样的继承人。台湾学者李光涛对此的评价最为到位：朱元璋对于继承人的期待，与他自比“汉高祖”分不开，在他打天下的每个步骤上，都事事以汉高祖为师，对于储君的培养更不例外，戎马一生的他，希望能培养出一个合格的守成之君，开创属于大明朝的承平盛世。而从实际情况看，确实如此。朱元璋为朱标礼聘的先生，多为当时的“大儒”，后来大明开国后，朱元璋更是费尽心思，在内宫设“大本堂”，苦心搜罗各类图书，并招揽天下名儒为朱标授课，选拔青年才俊与之伴读。他还制定严格的太子行为章程，让太子举手投足，待人接物，都要按照儒家礼法行事。但朱元璋并不想把儿子培养成“酸腐文人”，多次训诫宋濂等人要“用实学导之”，又选拔一批颇有政望的能臣干吏，担任太子宾客，定期讲解治国之道，其中就有我们前文提到的韩宜可。平日里“忆苦思甜”教育也抓得紧，经常借用一切机会向儿子回忆创业时期的艰难，而担任太子东宫官僚的，是大明王朝开国时期的文武两大支柱：文官之首李善长，武将之首徐达。由此我们也可总结出朱元璋对“接班人”的基本要求：宽宏仁德，礼敬贤臣，却要治国有方，睿智通达，更要行为正派，体察下情，深味民生，与民休息。纵览之下，这实在是一个儒家思想里“仁君”的范本。而朱标又做得如何呢，自被立为太子以来，他对宋濂等授业恩师始终礼敬有加，公开场合，常恭敬以“宋师”相称，年节朱元璋给他的赏赐，必分出一份赠予宋濂，后来宋濂的孙子宋慎被揭发为“胡党”，朱标更是倾力相救，“郭恒案”“空印案”等明初贪污大案株连甚重，朱标主张从轻，并为此和朱元璋争执。户部尚书茹太素因奏章行文啰嗦，遭朱元璋责打，朱标为其说情，并连夜送金疮药和补品，宽慰道“此事乃卿之旧习，非卿之错”。连弟弟秦王和晋王被控告“横行不法”“图谋不轨”，引得朱元璋大怒，还是朱标出面说情，帮两个弟弟脱罪。甚至随朱元璋外出巡视时，也时常将自己的食物分发给沿途缺衣少食的百姓，可谓深得民心。后来建文帝重臣方孝孺赞他“孝友仁慈，出于至性”“为人友爱，仁孝感婴孩”，诚非虚言。这是一个善良、宽容、友爱兄弟、学识渊博、礼贤下士的大明储君。那么许多史料里说他“懦弱无能”“缺乏治国之才”，又是否是事实呢？从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开始，22岁的朱标开始受命处理政事，朱元璋命令群臣“一切政事并启太子处分，然后奏闻”，并传授朱标处理国事的四要诀——仁、明、勤、断。在这刻意的锤炼里，朱标未让朱元璋失望，他悉心学习，勤于政事，遇事时常建议行“宽通平易之政”，虽屡遭朱元璋否定，却也对其日渐满意。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朱标受命出巡陕西等地，一路考察民情，获益良多，归京后又全力维护遭朱元璋囚禁的弟弟秦王朱樉。此后身染沉疴，于次年病逝。一个从22岁开始就以储君身份协助父皇处理政务，且始终保持独立见解，更累积丰富经验的太子，可见是具有相当的治国能力的。至于史不绝书的有关朱标的“软弱”，倒是另有几个鲜明对比的例子：一是洪武七年，朱元璋宠妃孙贵妃去世，朱元璋命太子领诸皇子着孝服服丧，朱标认为不合礼法，坚决拒绝，气得朱元璋险些挥剑砍他。二是洪武末期，朱元璋大肆屠杀功臣，朱标为此求情，朱元璋找了一根满是刺的木棍叫朱标去拔，朱标不敢动手，朱元璋训诫道：“我杀功臣，就是要为你拔掉这些刺。”谁知朱标毫不示弱，反驳道：“帝王是尧舜一样的帝王，大臣才会是拥护尧舜的臣民。”一番话直把朱元璋气得暴跳如雷，又险些冲儿子挥拳动粗。即使在明白了父亲的残暴，甚至可能面临生命危险的情况下，依旧毫不退让，坚持原则。综上，朱标的形象终于清晰起来：一个宽厚仁德，博学多才，深受儒家思想熏陶，为政宽容，仁爱兄弟，拥有丰富行政经验和能力，外柔内刚的人。条条素质，完全吻合朱元璋对“接班人”的要求。这既是朱标自身的性格使然，也是朱元璋刻意培养的结果。若非英年早逝，继位的朱标，很可能是一位堪比文景的仁君。从朱标身上，也不难看到朱棣等人难入朱元璋法眼的原因。一直觊觎皇位且战功卓著的四皇子朱棣，其性格几乎是朱元璋的“翻版”。戎马一生的朱元璋下定决心培养一个“仁君”继位，特别是其在晚年意识到一生为政严苛而造成的种种弊病后，更坚定了这一选择，从而毫不犹豫地将皇位的接力棒传承到性情最接近朱标的皇太孙朱允炆手中。而朱棣等“叔王”们之所以不能成为皇位的“合法继承人”，实在是应了一句话：性格决定命运。四说完朱标，自然要说说朱标的弟弟们，那些觊觎皇位已久的藩王们。明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朱元璋正式建藩封王，封其24个儿子为藩王，分镇各地，藩王拥有自己的“护卫”，每年钞5万贯，米5万石的供给。诏令一下，群臣哗然，先后有叶伯巨、王朴、叶居升等大臣上书反对，尽遭屠戮。有人指摘朱元璋此举“不吸取历史教训”，而从当时看，分封藩王显然是为“中央集权”做准备。在明初大封功臣，诸多功臣尾大不掉的背景下，分封藩王恰是牵制权臣，进而收拢军权的最好方式。朱元璋也对藩镇的危害采取了“预防措施”，编订《皇明祖训》，令诸皇子恪守执行。多数藩王护卫最多不超过5万人，无力对抗中央。例外的，是9个担负驻守边疆任务的藩王，分别是：皇次子秦王朱樉，驻西安；皇三子晋王朱纲，驻太原；皇四子燕王朱棣，驻北平；皇十三子代王朱桂，驻大同；皇十四子肃王朱瑛，驻甘州；皇十五子辽王朱植，驻广宁；皇十六子庆王朱栴，驻甘肃庆阳；皇十七子宁王朱权，驻大宁；皇十九子谷王朱穗，驻宣化。这9位藩王皆担负守土之责，虽按规定不能理“民政”，却有权调动辖区内的军队，供其统帅的军队皆在10万以上，他们才是“中央政府”的最大威胁。而按照封建国家“长幼有序”的顺序，真正对“继承人”构成威胁的，是三个人：皇次子秦王朱樉，皇三子晋王朱纲，皇四子燕王朱棣。对这9位身负守土之责，却足以威胁到中央政权的爱子，朱元璋同样费尽了苦心，既悉心培养，又严加防范。在他们年幼时，即宣召徐达、李文忠、郭英、耿炳文等功勋宿将，为皇子们讲解兵法战策，并严令“多教习实用之术，莫拘泥兵法条文”。国家有战事时，常令皇子们随军征战，亲身体会战事。其中的几位皇子，更在其安排下与朝廷武将结成姻亲，比如燕王朱棣娶了中山王徐达的长女，宁王朱权纳了长宁侯耿炳文的次女，武定侯郭英的两个女儿，分别嫁给代王朱桂和辽王朱植。诸王就藩后，其岳丈家亲属皆被留在京城，以收牵制之效。太子训导叶伯巨曾谏劝朱元璋对诸皇子“遣名师多教习仁义之法，以防二心”。朱元璋怒他“离间皇室宗亲”，愤而将其拷问致死，但对其意见也尽数接纳。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朱元璋从全国各地精选10名“当世高僧”，分派给太子以及9位守边藩王讲经说法，意图通过此举令儿子们懂得“仁德之道”“慈悲之心”。起初颇见效果，次年刑部尚书（司法部长）开济上表称赞此举令各位皇子“深明陛下训导之心，德行大进，诸藩有口皆碑”。但万没料到的是，这10位“当世高僧”里，分派到北平燕王府的，恰是后来朱棣的亲信，策动谋划“靖难之役”的第一谋士——姚广孝。大乱的伏笔，正从此时种下。生性猜疑的朱元璋，从分封建藩开始，提防的目光始终对准两个人：皇次子秦王朱樉，皇三子晋王朱纲。先说秦王朱樉，他的辖区包括今天陕西全省、甘肃东部、青海北部，正是史家常说的“拥之即坐天下”的“八百里秦川”，论兵力雄厚，辖区幅员之广，实为九边诸王之最。朱元璋起初对他颇为器重，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就藩时曾专赐诏旨，命他要“与民休息”，就藩之后，朱樉屡次率兵出击青藏部落和蒙古，斩获甚多。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朱元璋令他为监督诸皇子行为的“宗人令”。因朱元璋多次暗示，南京无“王气”，意图迁都长安。得此暗示，朱樉卖力表现，大兴土木，不法行为也很多，他在辖区内修筑宫殿，劳苦民力，其兵士也时常勒索地方，欺辱朝廷官吏。斗门知县林云因劝阻朱樉部将征用木材而被殴伤，陕西监察御史安然上表揭发朱樉部将借军屯为名滥征民田，被朱樉部将“打击报复”，竟被乱兵烧了府邸，险些殒命。当时的御史周观政、韩宜可和曾任陕西参政的张来素等人皆曾上表弹劾，虽遭朱元璋严惩，但他对朱樉的厌恶之心也日生。尤其令朱元璋不满的，是朱樉曾在青海、甘肃等地私自招募“番族壮勇”，不向朝廷上报，反编做自己亲军，此举犯了朱元璋的“大忌”。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借“擅修宫室，滥用民力”之罪，朱樉被召还京城，随即被关入宗人府看押。朱元璋令太子朱标巡视陕西，查访朱樉的不法行为。好在朱标厚道，巡视回来后极力为弟弟开脱，终让朱樉得到赦免，放归陕西。经此大难，朱樉对太子感激不尽，从此小心做人。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朱樉病逝，临终前叮嘱世子朱尚炳道：“吾家受国恩深重，国家有事，汝要好生扶保社稷，勿生二心。”朱元璋和朱标父子的“红脸白脸”，恩威相施，终令秦王一脉忠心耿耿。相比之下，皇三子晋王朱纲的口碑更差，他坐镇的太原，也是兵家必争之地，精兵强将甚多。洪武二十三年，朱纲率军与燕王朱棣一起北征蒙古，关键时刻临阵退缩，深入大漠不足几十里就匆忙撤兵回师，不过也成就了朱棣燕兵孤军深入大漠，大破蒙古骑兵的美名。同哥哥朱樉以及弟弟朱棣相比，他军事才能相去甚远，劣迹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史载他容貌“修目美鬓，顾盼有威”，行为却是“败絮其中”。在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就藩太原的路上，因嫌饭菜太烫，竟当场鞭打曾侍候朱元璋20年的老厨师徐兴祖，气得朱元璋派快马送书训斥：“徐兴祖跟随我20年，从未受过责罚，你竟敢当众侮辱他，若再有类似事情，定惩不饶。”朱纲不但不收敛，反而变本加厉。虽不像二哥朱樉那样大兴土木，却在当地横征暴敛，掠取民财。比如当时山西的农民，除交国家赋税外，每年还要交晋王过生日的“礼敬”，数额是国家赋税的3倍。过往的商旅，甚至朝廷的官方商队，也要向他缴纳“保护费”。他的日常花费也惊人，身为藩王每年朝廷虽有厚赐，但于他“仅供月余之用”。当然他也不是没做“好事”，太原城即是他主持重修，今为“联合国文化遗产”。对四弟朱棣，常年以来朱纲也百般提防，不但派特务潜入北平监视朱棣，更利用入京朝见朱元璋的机会大肆“打小报告”。但他的不法行为终瞒不过朱元璋，洪武二十三年，在秦王朱樉遭囚禁后不久，派驻山西的锦衣卫经历杨赣揭发晋王朱纲九大罪，包括搜刮地方、敲诈官衙、骄奢淫逸、结党擅权等，尤其是最后一条，几与谋反无异，朱元璋大怒，要治其重罪。恰在此时巡视陕西的太子朱标路经太原，朱纲借机对朱标苦苦哀求，随朱标一道入京朝见，在朱标的好言相劝下，终令朱元璋肝火平息。躲过一劫的朱纲如二哥朱樉一样，此后小心做人，却意志消沉，“购美眷日日饮宴为乐，终不问兵事”。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三月，朱标先于其父朱元璋撒手人寰，谥号“恭王”。而从后来“靖难之役”里发生的事情看，朱元璋对这两个儿子做的一切还是有效果的。朱樉之子朱尚炳，朱纲之子朱济喜，皆出兵勤王，与造反的“皇叔”朱棣血战多年，虽未阻击朱棣篡逆成功，却可称对“中央”忠心耿耿。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朱元璋对待藩王的学问，恰如著名明史学家孟森指出的：“中央朝廷与散布在边关的地方藩王，是国家权力天平的两端。双方力量的平衡，就是国家政局的平衡。”终朱元璋一生，为维护这个平衡，他与朱标“分工合作”，恩威相济，可谓是煞费苦心。但这个“平衡”，却终于在他死后，被起兵造反的皇四子燕王朱棣打破了。论原因，还得说说朱棣本人。五在众多史料里，朱棣被形容为一个常年来处心积虑，企图谋夺皇位的野心家。但不容否认的是，在当时，他是诸藩王中最令朱元璋放心的人。朱棣篡位成功后，为其篡位寻找“合法性”，对史料大加篡改，比如加上了“皇太孙”陷害燕王，“燕王”屡受“太祖褒奖”之类的虚假情节。但有一条是可信的，朱元璋生前对朱棣之器重，在众皇子中仅次于太子朱标。比如朱元璋那句知名的赞誉朱棣的话语“棣儿类我”，实出自洪武朝末期兵
，每户可分耕地30亩，旱地50亩，交换条件是垦户须入籍。政府保留土地所有权，耕地三年，旱地六年，待产权过渡后才开征田赋。参见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垦荒政策分析》，第115页。?仅在1652年一年，由于土地荒废，全国各省（包括北直隶）损失的田赋就超过银400万两。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垦荒政策分析》，第113页；《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2页。?顺治年间共开垦土地164263顷，即每年约9125顷。康熙年间共开垦273671顷（每年4561顷）。不过，顺治年间开垦的大部分土地都变成了军屯地，农民成为屯户，被迫耕种这些屯田。另一方面，由于政府提供减税优惠，鼓励土地所有者自己开垦田地，仅1658年开垦土地的总数就高达98259顷。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垦荒政策分析》，第133—135页。总的来说，新政府在登记明朝藩王所占土地方面，远比开垦另外的荒地或隐匿的地产来得成功。到1646年，上报本县明朝藩王土地总数，已经成了县官们最平常的政务，有时清廷就籍没这些土地，赋民收租，以充军费。见故宫博物院：《清代档案》第四辑，第150—152页。?黄汉良：《中国的地税》，第58—60页。?魏象枢，山西人氏，满清首榜进士，1646年会试、殿试及第。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48—849页。?《世祖实录》第五十七卷。第19—20页。魏象枢并不是唯一提出实行这种改革的臣僚。从1651年农历八月开始，江南臣僚就不断上奏，指出江南登录田地中的不法现象。据了解，富豪人家通过贿赂官吏，千方百计地使他们的土地逃避登录，已开垦的土地也未被登记入册。因此有人提议要进行广泛而准确的土地测量。西村元照：《清初的土地丈量》，第425—426页。?马德林·H·齐林：《火耗归公》，第7页。?1648年，六位按察使和御史被革职或贬秩。1649年，按察使周石可以受贿论死。吕元驄：《清初（1644—1660）的御史、摄政王和皇帝》，第84—85页。?《世祖实录》第五十五卷，第13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49页。?同上书，第3722页。?同上书，第3722、3785页；《世祖实录》第五十七卷，第11页；谈迁：《北游录》，第362页。“外转”制度最初是为了使中央政府的官员获得实际经验而置立的，并不一定就是一种惩罚。实际上，它还相当于一种升迁，并给了外转的官员一个杂敛所出之地。到1653年形成“内升外转”制时，它意味着让以文才入选翰林的臣僚去经历行省的实际管理。不过，虽然外转的确使他们有机会近水楼台先得月，中饱私囊，实际上这一额外的亲民经历却并不一定会使他们晋升（1653年派出去的21名翰林院臣僚中只有5人后来升到四品以上）。吕元驄：《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40—41页；《翰林院》，第93—95页。?张煊曾因与明朝大学士陈演发生了冲突而被革职。1644年，在北京补浙江道御史，继而仍掌河南道事。他弹劾贪官污吏的奏章极多，很多甚至是针对督抚等官的，名声颇著。张其昀编：《清史》，第3785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5页。当时允许风闻奏事。鳌拜摄政时，因为这一作法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方禁止利用匿名揭帖的材料进行弹劾。1671年，康熙皇帝遂下令明确禁止以风闻奏事。凯斯勒：《康熙和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35—136页；吕元驄：《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63页。?《世祖实录》第五十七卷，第12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23页。?据刘献廷的记载，洪承畴的母亲在北京遇到儿子时，对他的变节降清大为愤怒，用拐杖打他，据说还大喊道：“汝迎我来，将使我为旗下老婢耶！我打汝死，为天下除害！”刘献廷：《广阳杂记》，第39页。如果洪承畴早先向朝廷所描述的他与母亲在南京令人伤感的和好是可靠的话，那么这个故事就肯定不足凭信了。不管怎样，洪承畴后来是把母亲从京城送走了，因为根据1652年福建巡抚的一个奏疏。她于此年在福建家中去世。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46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91页。谈迁认为张煊是因受命外补衔恨所致。谈迁：《北游录》，第362页。?《世祖实录》第六十二卷，第720页。关于大敕，见同上书第五十三卷，第1—3页。皇帝回京的日期根据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49页。?同上书第五十七卷，第12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49页。8月28日，以陈泰、李率泰年初奉行大赦令有误，罢任。陈泰隶满洲镶黄旗，系额亦都之孙。他是个受人尊敬的将领，曾在东北与袁崇焕作战，后率偏师从征山东。1644年，他参加了对李自成的战役。三年后，授礼部侍郎，入湖广进攻孔有德，后至福建与鲁王将领作战。1650年后，他出任一系列重要的文职：1651年任刑部尚书，然后任吏部尚书，授国史院大学士。张其昀编：《清史》，第3713页。?这年冬天，在作为汉族归降者而隶属镶黄旗八年之后，洪承畴被允许作为正式成员编入牛录，“披甲侍卫”。从此以后，洪承畴在皇上面前把自己归属于满族，对皇上感恩不尽。《明清史料》第三册，第131、160页，摘自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0—251页。?《世祖实录》第五十八卷，第3页。此诏颁于1651年8月16日。?同上书，第677页。关于皇帝的包衣，见史景迁：《曹寅和康熙皇帝》，第17—18页。?赵开心，长沙（湖南）人氏，前明进士，他以关心民瘼、力除吏蠹而颇负盛名。起初，京城天花流行，引起了恐慌，染疾者常被立即扔到城外等死。这时正是赵开心上疏，请四郊各定一村。来特别安置天花患者。与赵开心相关的制度，如前所述，还有他为多尔衮定入朝仪注；并疏请江、浙、湖广诸行省初定后应急置抚按，以时绥抚。1645年，擢左佥都御史，后坐事罢。1651年9月24日，被召起复原官。张其昀编：《清史》，第49、3776—3777页；《世祖实录》第五十四卷，第16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91页。?《世祖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4页。谭泰的子孙也被判处死刑，但都得到了赦免。同上第五十九卷，第17页。卓罗继谭泰而任吏部满洲尚书。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49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50页。?达赖喇嘛于1651年访问北京，也就是心照不宣地承认了顺治一统天下的君权。皇帝为庆祝自己当家作主，下令大兴土木，耗资几万银两，在紫禁城西北边北海琼华岛的昆仑山上建造了一座白塔，其位置就在以前忽必烈汗宫殿的遗址上。根据一块刻有满、蒙、汉文字的石碑说，顺治“养育人民”，统治四方。1981年我在北京时，这块石碑仍耸立在白塔脚下，它的汉字碑文是由宁完我撰写的。?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49—50页。不过，这个婴儿只活了几个星期。参见罗伯特·B·奥克斯南：《鳌拜摄政时期的政策与党争》，第19—20页。据耶稣教神甫的记载，顺治皇帝脾气暴躁，性欲旺盛。后来他有两个皇后，七个贵妃，八个宫妃。其中有三个后妃来自同一蒙古家族，有一个系汉军旗人之女，他对贵妃栋鄂氏宠幸无比，她是一位满洲将领的女儿。据汤若望一类西方人所说（当时正是汤若望在朝中最有影响的时候，皇帝常常驾临他的府中，用满语称他为“爷爷”），顺治作为一个年轻人，体形极佳，体重适中，皮肤白皙。有一幅顺治当时的画像显示出这位年轻人皮肤细白，头发乌黑，表情平和，目光坚定、深邃而锐利，阔嘴薄唇。虽然肖像画家画的是一个强壮的年轻人，但还是看得出这个年轻人的体质有点羸弱。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清代帝后像》第一卷。顺治是一名优秀的骑手和出色的书法家。李佳白：《北京第一位满族皇帝》；乔治·H·邓恩：《一代伟人》，第329、347—352页。?郑天挺：《探微集》，第95—96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56页。?《世祖实录》第六十二卷，第720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50页。?可能就是由济尔哈朗坚持重议此案的。济尔哈朗也许是想让皇帝的一些儒臣丢脸。不过，这仅仅是一种推想，我没有发现任何证实这一假设的资料。?《世祖实录》第六十二卷，第721页。?同上。?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21页；谈迁：《北游录》，第390页。?《世祖实录》第六十二卷，第721页。?谈迁：《北游录》，第389页。?吴伟业：《吴诗集览》附“行状”，第2—3页；《贰臣传》第九卷，第2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82—883页。?根据吴伟业传记记载，只是由于他母亲对自身的担心（“儿死，其如老人何？”），才阻止了他悬梁自尽。马导源：《吴梅村年谱》，第43页。?吴伟业：《吴诗集览》附“行状”，第2页；马导源：《吴梅村年谱》，第45页。?马导源：《吴梅村年谱》，第45页。当时吴伟业在给侯方域的一封信中宣称，他宁死不仕清廷。侯方域：《壮悔堂集·四忆堂诗集》第六卷，第3页。不过，吴伟业的隐修有点夸张了。查阅一下这些年间，尤其是1650年以后他所写的诗，可以知道吴伟业遍游江南，访嘉兴、杭州等城，结识文友，接交官员，这些都是他在南京陷落之前所从事的活动。他所结识的人中包括清朝最高级官员。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4—5页。?西里尔·伯奇：《中国文学选集》第二卷，第133页。?马导源：《吴梅村年谱》，第55页；赵尔巽编：《清史稿》第一一七卷，第8页。吴伟业体弱多病，儿时肺部曾出血，此时他的肺仍然不好。这时他44岁。据说陈之遴娶了吴伟业的女儿，首先是因为他想利用吴伟业的盛名，来提高自己在士人中的地位。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3页。?高阳：《明末四公子》，第57页；马导源：《吴梅村年谱》，第56—57页。?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4页。吴伟业既想出世拯民，又想洁身自好，极为矛盾，所以对元末明初的历史人物很感兴趣。例如杨维桢（1296—1370）、宋濂（1310—1381），他们虽然曾应元人之召入朝，却显然并未失节。兰德彰：《中国文化主义》，第370—371页。?马导源：《吴梅村年谱》，第59页。这首诗于1653年农历五月刊行于南京，当时吴伟业正在考虑他的决定。此诗未收入他的文集，但评注家都认为系吴伟业所作。?同上书，第57—58页。吴伟业这次可能也希望成为皇帝的老师。1651年张居正所注《四书》再次付梓，题《张阁老直解》。吴伟业在为这部书所作的序中谈到张居正给孩提时的万历皇帝当老师时，充满羡慕之情。伦德贝克：《首辅张居正和中国早期的耶稣会士》，第5页；戴维·E·芒杰罗：《耶稣会士翻译〈四书〉》，第14页。?米勒：《父与子》，第8页；彼得森：《顾炎武的一生》第二卷，第219页。?兰德彰：《忽必烈》，第7页。侯方域的父亲侯恂在1646年返回惨遭兵焚的故里商丘隐居。如上所述，侯方域却决定仿效他的弟弟侯方夏追求功名。侯方夏于1646年中进士。德·弗格斯《中原的起义》阐述了侯氏家族这一方面的历史，见第34—35页。?兰德彰：《忽必烈》，第7页。?这些年间钱谦益与吴伟业接触频繁。1660年，吴伟业诗集刊行，钱谦益为它写了序。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6页。?诗社成员中包括有写《赭山》诗的潘柽章，此人后来于1663年因涉及庄廷鑨明史案而被处死；还有戴笠，这位复明分子后来中“博学鸿儒”科（1679年康熙为吸引前明遗臣出仕清廷而举行的特别考试），年纪最轻，因而声名鹤起。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93—19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27、606、883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95—196页；《归庄集》，第548页。?刘献廷：《广阳杂记》，第10页。?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一二卷，第33页。?小野和子：《清初的思想控制》，第340页。清人从1651年开始限制乡试中式举人到本地衙门任事。两年后，1653年夏天，朝廷命令所有正式的生员都向官府报名列籍，宣布免除他们的赋税，以防止他们出卖特权。1654年，朝廷还讨论罢生员银票免税之制，并宣布科举中式者充任里庄之首为非法。乔舒亚·A·福格尔译：《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二部，第18—19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52页。这一禁令与政府只准学校用正统的程朱理学著作为教科书的命令相一致。赫尔默特·威尔海姆：《大冲突前夜的中国孔教》，第286页。?黄之隽编：《江南通志》第八十七卷，第3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96页。有些记载强调苏州士人与松江士人之间的竞争是“十郡大社”解散的主要原因。彭宾（几社最初的创始人之一）的儿子彭师度选择了一些苏州士人，在大社内部形成了一个小团体，故意排斥其他被认为缺少诚意的人。被排斥的人中有许多是松江士人，于是早在1660年镇压这类党社之前，他们就分裂出去，建立了自己的原社。邓尔麟：《嘉定忠臣》，第308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96—198页。?吴伟业的双亲都还在世。对于他的离去，他69岁的母亲颇感不快，因为她怕再也见不着他了。虽然许多资料记载说他于1653年秋离开江南，但实际上他是在1654年5月底6月初离开南京北上的。1654年初，他受命任职于秘书院（后来他在秘书院一心编注《孝经》），这是由一个南人和北人的联盟提出的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陈名夏、冯铨、成克巩、张端和吕宫联名荐举吴伟业，同时应荐的还有杨廷鉴和宋之盛。因为有冯铨在这份举荐他的关键性章奏上署了名，所以许多人认为吴伟业受到了玷污。马导源：《吴梅村年谱》，第56—60页；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4、8—9页。?顺治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里所说的此举对于谴责归降者的政治效果。他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像许多复明分子一样蔑视那些归降者，这是顺治通过了解当时的中国文化而感觉到的。例如，顺治喜欢在用膳时让侍臣给他朗读归庄的讽刺史诗《万古愁》。这首诗是这样描写北京向李自成投降的：“恨的是左班官平日里受皇恩，沾封诰，乌纱罩首，金带围腰，今日里向贼庭稽颡得早。那如鬼如蜮的文人，狗苟蝇营，还怀着几句进劝表。那不争气的蠢公侯，如羊如豕，尽斩首在城东隩。”《归庄集》，第159页。“劝进表”指周淙所上之表，劝李自成即皇帝之位。?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82—185页。?傅路德、房兆楹：《明代人名辞典》，第1239—1242页。?《贰臣传》第六卷，第17—21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40页。?魏裔介（1616—1686）后来成为清代历史上最著名的御史之一。1657年任都察院左都御史，1664年除大学士。他是汤若望的好朋友，一名秘密的天主教徒。他在一个教堂里接受了圣礼，徐光启一家也常聚集在那儿。对自己信教一事加以保密，是因为他同样深信儒教。直到光绪年间他的天主教信仰才被公开。1736年，乾隆皇帝赐予了他一个谥号。刘
；擅长驾车，射术超群；多才多艺，技能出众；文思敏捷，能言善辩；坚决果断，敢做敢为。五种美德集于一身，休说继承智氏家业，简直和中国上古传说中后羿这样的神话人物有一拼。然而荀申的这个决定遭到族人智果的反对，他提出了另外一个人选——荀宵。荀申对此不理解：荀宵面相凶狠，人们看到他都怕，你怎么会推选他呢？智果回答：荀宵凶狠，是狠在表面，荀瑶却狠在内心。荀瑶有五种美德，独缺仁义。长得漂亮，武艺高强，能言善辩，才艺出众，敢于任事，这都是好事，但是如果内心无仁义的话，这些美德只会助长他的暴戾之气。恕我直言，如果您一定要荀瑶继承家业，智氏必亡。荀申考虑再三，还是立了荀瑶为世子。智果带着家人跑到晋国太史那里，改了族谱，宣布脱离智氏，自称辅氏。这就意味着，此后智氏家族不论兴废存亡，都与他没任何关系了。直到二十多年后，人们才会拍着大腿，称赞智果是个聪明人。但在当时，人们对他的行为并不理解，他们看到的是，智氏家族在荀瑶的带领下越来越强盛，甚至超越了荀跞和荀申的时代。公元前472年，荀瑶以亚卿的身份率军讨伐齐国，在犁丘与齐军相遇。战前，他亲驾战车巡视晋军，战马突然受惊，朝着齐军阵营狂奔。以荀瑶的驾车技术，要控制住战马是轻而易举的事，但他意识到，如果这样做，会让齐国人误以为自己胆小，于是他放马疾驰，一直冲到齐军营垒前才掉头。此举极大鼓舞了晋军士气。在后来的战斗中，荀瑶又身先士卒，奋勇杀敌，亲手擒获齐将颜庚，取得了此战的胜利。公元前468年，荀瑶伐郑。齐国权臣陈恒（即田恒，古代陈、田同音，陈氏即田氏）率军救援郑国。荀瑶得知消息，主动引兵退去，但是派人给陈恒送去一封信。信上说：“您的祖先是陈国公子，陈国的灭亡（陈国于公元前478年为楚国所灭），郑国是出了力的（完全是胡说），所以寡君才派我攻打郑国，是为了替陈国报仇。但是您却跑来救援郑国，让我感到很不理解。难道您一点都不在乎陈国吗？既然您都不在乎，我又有什么所谓呢？所以我主动撤军了，恕不奉陪。”这封信东拉西扯，不着边际，显然只是为了调戏对方。陈恒阅后大怒，但又想不出什么词来回骂，只得提笔回信说：“老是欺负别人的人，不得好死！”不消说，荀瑶很快赢得了晋国人的好感。该有的他都有了：显赫的家世，尊贵的地位，伟岸的身躯，机智的谈吐，一往无前的勇气，货真价实的战功，还有调弄敌人的闲情逸致。他宛如一颗冉冉上升的新星，光芒四射，照耀晋国，连赵鞅在他面前都黯然失色。公元前464年，荀瑶再度伐郑，赵鞅派世子赵无恤随行，担任荀瑶的副手。赵鞅的本意，一是让无恤亲历战场，获得经验和名声；二是向荀瑶表明，晋国日后必定是荀瑶的天下，请他对无恤多多关照。可以说，这既是“知其雄，守其雌”的政治智慧，也是一位垂垂老矣的父亲对儿子的关怀与呵护。但是，荀瑶对赵鞅的拳拳之心并不以为意。据《左传》记载，这一战进行得并不顺利。晋军包围了郑国的首都新郑，却遭到郑军的猛烈反击，攻势一度受阻。战斗最危急的时刻，荀瑶命令身边的无恤出战，带领敢死队强攻新郑的南门。听到这道命令，在场的人都吃了一惊。冷兵器时代，攻城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强攻更是险上加险。守城者可以凭借着城墙和箭垛保护自己，而进攻者则暴露在箭矢檑木之下，还要扛着云梯等攻城器具越过护城河，极易伤亡。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进攻方一般不会采取这种“杀敌八百，自损三千”的笨办法。退一万步说，即便是强攻，也不该由无恤来担当。这倒不是说无恤不能冒险，而是没有让一支军队的副统帅去当敢死队长的道理。大伙都将目光集中在无恤身上，看他如何应对。无恤只说了三个字：“主在此。”主在此，这三个字看似简单，实则可软可硬，大有乾坤——软一点说，“有主将在，我不敢争先。”硬一点说，“你是主将，为什么不自己去？”总之就是我不去，你看着办吧！荀瑶盯着无恤看了几秒钟光景，突然操起案几上的一个铜酒壶，朝无恤狠狠砸去，发疯似的骂道：“懦夫！贱人！你这样的人居然也能当世子，我真替赵氏感到羞愧。”如果不是无恤躲得快，再加上众将死死劝住，荀瑶非将无恤砸死不可。无恤灰头土脸回到自己帐中，家臣都很愤怒，摩拳擦掌，要去和荀瑶拼命。无恤用一句话将大伙都劝住了。“父亲立我为世子，不就是因为我能忍吗？”强权之下不屈服，不妥协，但也不乱来，这就是在乱世之中的生存法则。事情到此，本来应该过去了。但荀瑶显然不解恨，从郑国回来后，他专门找赵鞅谈了一次，一本正经地建议赵鞅废掉无恤，另立世子。赵鞅听了，一脸错愕，不明白眼前这个人是过于颟顸（mānhān）还是过于跋扈。要知道选择继承人乃是家族内政，岂容他人插手？更何况赵鞅现在是晋国上卿，智氏家族虽然强盛，荀瑶也不过是个亚卿，凭什么对他的家务事指手画脚？荀瑶却没有关注赵鞅的情绪变化，仍在那里滔滔不绝，极力向赵鞅证明：不废无恤则赵氏必亡。可是赵氏亡不亡跟他有什么关系呢？站在竞争者的角度，赵氏的继承人越是不堪，不是对他越有利吗？赵鞅半眯着眼睛，听着听着，终于弄明白了：荀瑶这个人，从骨子里头有一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气质，但凡他看不惯的人，必欲除之而后快。如果是这样的话，选择外柔内刚的无恤来对付他，倒是没错了。赵鞅睁开眼睛，老练地打了几个哈哈，说了几句无关痛痒的话，便将荀瑶打发走了。新郑城下的这场冲突，为九年之后的晋阳之战埋下了伏笔。外柔内刚的赵氏族长赵无恤其实赵鞅选择无恤为继承人，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赵鞅骨子里头是个旧式贵族，对一切传统事物抱有一种温婉的敬意。他当权的时候，晋国公室已经极度衰落，大权完全把控在四大家族手里，但他以上卿之尊，仍然保持了对公室的尊重（至少表面如此），在那个年代是不多见的。在选择继承人的问题上，一开始他也是严格遵守周礼的规定，立了嫡长子伯鲁为世子。那时候，无恤还小，而且是奴婢所生之子，在众多兄弟中，地位最为低下（是以荀瑶称之为贱人）。赵鞅即便不立伯鲁，恐怕也轮不到无恤。直到有一天，一位名叫姑布子卿的相士来到赵鞅府上。赵鞅将自己的儿子都叫出来，让姑布子卿给他们看相。姑布子卿看完之后便摇头说：“您的儿子不少，但都不是大将之才。”赵鞅很紧张：“照您那样说，赵氏岂不是没希望了？”姑布子卿说：“我进来的时候，看到一个小孩在院子里玩泥巴，不知道是不是您的儿子？”赵鞅赶紧叫人将那小孩带进来，拍着脑袋想了半天才说：“这个是我儿子，叫什么来着……对了，无恤。”姑布子卿站起来说：“这位才是真正的贵人。”赵鞅说：“您不是开玩笑吧？这孩子的母亲，是我从狄人那里买来的奴婢，一点也不贵！”姑布子卿高深莫测地说：“天命所赐，虽贱必贵。”赵鞅再问时，他便笑而不答，飘然而去。赵鞅将信将疑，但是从此之后，便开始注意观察无恤的言谈举止，发现这个小孩确实有与众不同之处。有一次，赵鞅将自己总结的一些人生格言书写在竹片上，发给儿子们学习。过了些日子去检查，其他人都背不出来，只有无恤倒背如流，还能举一反三，说出自己的见解。赵鞅很惊奇，便问无恤为什么学得这么好。无恤从怀里掏出一个锦囊，小心翼翼地打开，从里边掏出那几块竹片，说：“我每天将父亲的教导带在身边，不时拿出来温习，自然记得牢。”这件事无疑大大增加了无恤在赵鞅心目中的分量。过了一些年后，无恤也成年了。有一天赵鞅将儿子们全召到跟前说，他在常山（即北岳恒山）埋藏了一件宝贝，谁先找到它，就有重赏。大家赶紧驾车出发去寻找，唯有无恤慢慢吞吞，不紧不慢，最后一个出发。几天之后，大伙都空手而归。无恤回来之后，却对赵鞅说：“我找到了。”“哦？”赵鞅很高兴地说，“在哪？”无恤说：“您所谓的宝贝，就是我们可以凭借常山之险，吞并代国。”代国位于今天的山西东北与河北西北交界之处，是白狄人建立的国家。赵鞅为了拉拢代国，将自己的女儿（也就是无恤的姐姐）嫁给代王为妻。但是在他心里，早就盘算着如何吞并代国来扩大赵氏的地盘，同时获得代地盛产的良马。这么多儿子去找宝贝，只有无恤看穿了他的心思。经过这件事后，赵鞅下定决心，废除伯鲁，改立无恤为世子。公元前458年，赵鞅去世。无恤办完丧事，还没脱掉孝服，就带人跑到夏屋（今山西省代县），请姐夫代王前来相聚。代王欣然赴会，他把这次宴请当作无恤上台后向他示好的表示，没有想到会有什么阴谋。席间宾主相谈甚欢，从无恤的脸上看不出一丝失去父亲的悲痛。如果是中原人，必定能够看出不对劲的地方——父亲去世不久，就算是装也得装出悲伤的样子，怎么能够谈笑风生呢？但是代王显然不懂中原文化，他毫无防备，很快就喝得酩酊大醉，他的随从也喝得东倒西歪。这个时候上来一队光膀子的精壮厨子，一人拿着一个长把铜勺，给客人分羹。无恤咳嗽一声，用宽大的袖子将脸遮住。代王还没反应过来，脑袋上已经挨了铜勺重重一击，立马脑浆迸裂。他带来的人也被如法炮制，悉数杀死。无恤迅速兴兵北上，轻而易举拿下代国。如果要问无恤这一票捞得有多大，其实也不算太大——一百多年后，赵氏的后人赵武灵王在这里设置代郡，下辖区区三十六个县而已。无恤的姐姐听到代王被杀的消息，呼天抢地，悲痛万分。当无恤派人接她回晋国，她哭泣道：“因为是自己的亲弟弟，就忘记杀夫之恨，是不仁；因为自己的丈夫死了，就怨恨弟弟，是不义。”于是跑到一座山上磨笄（jī）自杀。所谓磨笄，就是将发笄磨得尖尖的。代地的百姓怜悯这位刚烈的女子，将她自杀的地方称为磨笄之山（今河北省张家口）。而后人以“磨笄”代称后妃自杀殉国，典故就出于此。无恤为了姐姐的死，很是内疚。那时候伯鲁已死，无恤便将代地封给了伯鲁的儿子赵周，称之为代君。他这样做，也许是想告诉天下人，赵无恤不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他所做的一切，并非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赵氏。智伯的致命弱点：贪婪与傲慢赵鞅死后，荀瑶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晋国上卿，三位亚卿分别是赵无恤、韩虎（韩不信之孙）和魏驹（魏曼多之子）。荀瑶一上台，便雷厉风行地干了几件大事。公元前458年，荀瑶谋划进攻仇由。仇由是狄人建立的山中之国，交通极为不便，战车无法通行。荀瑶命人铸造了一口大钟作为礼物，载在牛车上送给仇由国君。仇由人欢欣鼓舞，在山中开辟道路迎接。道路开好后，晋国大军随着那口大钟一拥而入，消灭了仇由。公元前457年，荀瑶剑指中山。中山地处今天的河北省中西部，是白狄的一支——鲜虞人建立的国家。据《吕氏春秋》记载，中山军中有一种“力士”，身穿铁甲，手持铁棒，“所击无不碎，所冲无不陷”，战斗力极强。但是荀瑶显然不怕中山力士，一举攻下了穷鱼之丘（今河北省易县），后来又派人攻占了左人和中人（今河北省唐县），使中山遭受重创。公元前456年，荀瑶又命韩虎、魏驹率军讨伐居住在伊水和雒水之间的戎人部落，攻取卢氏城（今河南省西部），将戎人在伊、雒之间建立的大小政权全部摧毁。这一次行动的意义重大，“自是中国无戎寇”，解决了自春秋时期以来就一直困扰中原的戎患。应该说，荀瑶新官上任的三把火烧得很旺，赢得了满堂喝彩。有人甚至认为，若荀瑶照着这个路子走下去，必能成为晋国中兴的名臣。但是很显然，荀瑶的志向不在于晋国中兴。他将三位亚卿召集起来开了一个会，讨论原来范氏和中行氏的土地归属问题。这些土地，自从二氏灭亡后，一直由公室代管。荀瑶提出，现在公室人才凋敝，难以管理这么大片的土地，不如分给四大家族来管理。三位亚卿都无异议——谁会有异议呢？当然，有一个人很有意见，那就是晋国名义上的统治者晋出公（晋定公于公元前475年去世，晋出公是他儿子）。晋出公一怒之下，向齐、鲁两国发出密函，请求他们发兵“清君侧”，讨伐四大家族。这下捅了马蜂窝，四大家族联手起来，将晋出公赶出了晋国。国不可一日无君。晋出公出逃后，一个名叫姬骄的公室子弟被立为国君。姬骄是晋昭公的曾孙，他的祖父公子雍是晋昭公的小儿子，他的父亲公孙忌跟荀瑶的关系很好。因为这层关系，他才被荀瑶选中。姬骄在历史上是如此不重要，以至于在《史记》的记载中，他一时被称为晋哀公，一时被称为晋懿公。而在其他史料中，他又被称为晋敬公。到底哪个才是他真正的谥号，没有人花心思去考证。荀瑶现在成为了晋国的第一人，智氏家族也成为晋国的第一大家族，实力远在另外三家之上。从公室瓜分来的土地，智氏获得最多，超过其他三家的总和。他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大兴土木，给自己盖了一座宫殿。宫殿落成之日，家臣都来祝贺。有一位名叫士茁的，一直拖到晚上才来。荀瑶半带着醉意，不无炫耀地问士茁：“这房子壮观吗？”士茁回答：“壮观是壮观，但是下臣总觉得有些担忧。”荀瑶说：“你有什么好担忧的？”士茁说：“下臣为智氏掌管文书，看到书上说，高山峻岭，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土质不肥。您这房子造得太壮观了，我怕它不太适合居住。”士茁这些话，记载于《国语》。该书还煞有介事地说，荀瑶的宫殿建成后三年，智氏果然灭亡，仿佛两者之间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事实当然不是这样，荀瑶的致命伤，绝不是他喜爱豪宅。喜爱豪宅有什么错呢？家大业大了，建所大房子难道不应该吗？荀瑶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他目中无人。有一次荀瑶从卫国出差回来，韩虎和魏驹设宴为他接风。好好的一场宴会，却因为荀瑶戏弄韩虎并侮辱其家相（家臣之长）段规，最后不欢而散。事情具体经过，据明人冯梦龙杜撰，是荀瑶喝醉了，对韩虎说：“我曾经查遍史册，天下与您同名的，只有齐国的高虎和郑国的罕虎，加上您也就三个人。”韩虎无言以对，段规在一旁听了，很不是滋味，站起来说：“君子以礼相待，不直呼其名，请不要拿我家主人的名字开玩笑。”那段规生得五短身材，站在韩虎身边，头顶还不到韩虎的胸部。荀瑶也不生气，用手拍着段规的头顶说：“小朋友知道个啥，这不是你玩儿的地方，小心三虎把你给吃了！”说完一阵大笑。段规气得浑身发抖，但是不敢发作。韩虎则佯装喝醉，闭着眼睛说：“智伯说得对啊！”然后告辞而出。荀瑶被称为智伯，是他自己要求的。当时的习俗，地位高的卿大夫一般尊称为“子”，如韩虎被称为韩子，魏驹被称为魏子，鲁国的三桓也被称为三子。荀瑶显然认为自己高人一等，不屑与他们为伍，便给自己进了个“伯”——伯者，诸侯之长也。荀瑶的狂妄，由此可见一斑。宴会结束后，家臣伯国向荀瑶进言：“您今天得罪了韩虎和段规，以后得防着他们一点，否则的话，必有灾难降临。”荀瑶不以为然：“是不是有灾难，那要看我高不高兴。我不发难，谁敢对我发难？”伯国说：“恐怕不是这样。《夏书》上说，一个人屡犯错误，结怨于人，虽然矛盾没有显露，也要加以防范。《周书》上说，怨恨无大小。君子注意细节，所以没有大难。今天您在宴席上戏弄了人家，又侮辱他的家臣，还认为他们不敢发难，这可真是大错特错。要知道，连蚊子蚂蚁都能害人，何况是韩虎、段规这样有实力的人！”荀瑶嗤之以鼻。韩虎算得上有实力吗？也许有，但是跟他比起来，还差得远。四大家族中，韩氏的地盘最小，军力最弱，荀瑶只消伸出一根手指头就可以将韩虎掀翻。段规就更不值一提了，众卿饮酒，他一介家臣，五等残
荆轲，最后和盘托出刺杀秦王的计划。太子丹要求荆轲完成两项任务：一是劫持秦王嬴政，让他完全归还侵占的各诸侯国的土地（劫秦王，使尽反诸侯地）。如果劫持不成功，或者秦王不答应，就刺杀他（则不可，因而刺杀之）。从而造成秦国内乱，然后各诸侯国趁机合纵，破秦。荆轲听了太子丹的计划，沉思很久，最后回答太子丹说：这可是国家的大事，我没这个本事，恐怕不足以胜任（久之，荆轲曰：此国之大事也。臣驽下，恐不足任使）。荆轲在田光死后已经知道太子丹让他干的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个任务无论成败与否，生还希望都非常渺茫。听到荆轲的拒绝，太子丹不断叩头，并再三请求（顿首，固请毋让）。荆轲见此，便同意了（然后许诺）。荆轲听完太子丹的计划之后，完全可以全身而退，或者当面拒绝，或者佯装答应而暗中抽身。但是，荆轲最终郑重答应了太子丹。太子丹尊荆轲为上卿，让他住在最豪华的宾馆里，为他提供美味佳肴、豪华车辆、缤纷美女，供其享乐。只要荆轲想要的，太子丹无不答应（恣荆轲所欲，以顺其意）。但是，荆轲享尽了人间富贵，还是没有动身之意。因为荆轲在思索接近秦王的方式。公元前228年，秦军攻克赵国都城邯郸，俘虏赵王迁，秦军兵临燕国。此时的太子丹再也坐不住了，亲自催促荆轲动身（二十年，燕太子丹患秦兵至国，恐，使荆轲刺秦王）。荆轲说：我去秦国，如果没有可以打动秦王的东西，就不能见到秦王（今行而无信，则秦未可亲也），也就无法完成使命。现在能够打动秦王的东西只有两样，一是樊於期的人头，二是督亢地图。樊於期是秦王嬴政最恨的叛将，这颗人头能使荆坷获得秦王的信任，领取一张走进秦廷面见嬴政的门票；督亢是战国时期燕国最富庶的地区，包括今河北琢州、定兴、新城、固安一带，它能激发起秦王嬴政的贪欲。有了这两样东西，秦王嬴政一定会接见荆轲（诚得樊将军首与燕督亢之地图，奉献秦王，秦王必说见臣，臣乃有以报）。就在太子丹犹豫未决之时，荆轲私自会见了樊於期。荆轲对樊於期说：秦王与你可以说是结下了深仇大恨。你的父母妻子全部被秦王杀掉，现在秦王又以赏金千斤、封邑万户悬赏你的人头，你打算怎么报仇呢（父母宗族皆为戮没。今闻购将军首金千斤，邑万家，将奈何）？荆轲这番话刚好说到樊於期的痛处，樊於期顿时泪如雨下：我现在就是想木出复仇之计。荆轲说：现在有一个办法可以解燕国之危，报将军之仇（今有一言，可解燕国之患，报将军之仇）。樊於期赶紧问荆轲是何计，荆轲说：我如果带着你的人头去面见秦王，秦王一定会接见我。那时，我左手抓住他的袖子，右手直刺他的胸膛，这样，将军的大仇可报，燕国所受的凌辱可以雪耻，不知将军是否同意？樊於期说：我日日夜夜想的就是如何报仇，今天我才找到了报仇的方法，说完，立即刎颈自杀。荆轲获得了进入秦廷的一张通行证。太子丹为了确保行动成功，还准备了一把著名的匕首（赵人徐夫人匕首），并把烧红的匕首放在毒药中浸泡。这种经过毒药浸泡的匕首，只要划破人的皮肤，其毒性就会见血封喉，置人于死地。太子丹又为荆轲准备了一位副手，此人叫秦舞阳，是燕国名将秦开的儿子，十三岁就曾经杀过人，胆量过人，燕国人都不敢正眼看他。太子丹准备好这一切之后，就等荆轲出发了。但是，荆轲始终没有行动。太子丹怀疑荆轲临阵怯懦（太子迟之，疑其改悔），便对荆轲说，时间已经不早了，您是否有动身的打算，要不我让秦舞阳先动身？太子丹这句话惹恼了荆轲，荆轲十分恼怒地说：我之所以迟迟没有动身，是在等我的一个朋友。他住得远，来得迟；既然太子怀疑我，那就不等了，立即出发。荆轲要等的这个朋友是谁？《史记·刺客列传》没有交代，但是，据推测可知，此人应当是荆轲十分信任而且武功高强的一位杀手。临行那一天，太子与知道这件事的全体人员，全都穿上白衣；戴上白帽，在易水边上为荆轲送行。荆轲的好友高渐离亲自击筑，荆轲动情地唱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送别的场面极其悲壮。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头也不回地走了。荆轲登车而去，奔赴秦廷，他自己要等的朋友没有如期到来，随同他去的却是他并不了解的秦舞阳。荆轲在秦廷刺杀嬴政失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秦舞阳临阵怯懦。总之，荆轲刺秦的行动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荆轲刺秦一事彻底激怒了秦王嬴政，他命令王翦攻燕。秦王政二十年（前226），秦军击败燕军主力，二十一年，攻占燕国都城蓟（今北京），燕王喜逃往辽东地区。二十五年，秦兵攻占辽东，俘虏燕王喜，最终灭掉燕国。可悲的是，燕王喜逃到辽东之后，为了讨好秦王，竟然杀害自己的亲生儿子太子丹，却终究难逃亡国的命数。荆轲行刺惹恼了秦王嬴政，但是，如果荆轲不刺秦，秦国就不会灭燕了吗？其实，即使没有太子丹派荆轲刺秦，秦王嬴政也要灭燕，这是既定方针。对于燕国来说，它的灭亡也不是太子丹造成的，荆轲刺秦充其量只是一个导火索。燕王喜杀了太子丹之后，轲政不是照样要灭掉燕国吗？那么，真正导致燕国灭亡的原因是什么呢？燕王哙禅让乱国齐滑王趁火打劫燕国虽然是战国七雄之一，但是燕国在战国七雄中实力比较弱小，所以在很长的时期里默默无闻，没有参与逐鹿中原的争斗，对别国也没有大的威胁。因此有人认为，导致燕国灭亡的直接原因是荆轲刺秦，这给了秦国一个进攻燕国的借口。真正导致燕国灭亡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我认为有三个因素：一是禅让乱国；二是灭齐自削；三是疲赵自弱。赵武灵王在壮盛之年传位赵惠文王，导致自己饿死沙丘。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在位君王放弃强权的特例。燕国也出现了一例国君放弃强权的案例，而且，比赵武灵王更为荒唐。这位燕国国君叫哙。燕王哙继位以后，子之做燕国的国相。子之是一个非常有政治野心的人，他想让燕王哙重用他，于是就采取了两种办法。一是利用齐宣王的重臣苏代。苏代使燕，燕王哙问，齐王这个人怎么样？苏代回答，齐王肯定不能称霸。燕王问为什么呢？苏代说齐王不信任他的重要大臣。燕王哙听了苏代的话，对子之更加信任。子之因此赠给苏代一百镒黄金。二是利用亲信游说燕王。子之有一位亲信叫鹿毛寿，鹿毛寿受子之嘱托，对燕王说，您不如干脆把国家禅让给国相子之。尧被称为贤圣，就是因为他要把天下让给许由，才有了让天下的美名，但是，尧并没有失去天下。如果现在您把燕国让给子之，子之一定不敢接受，而您会得到和尧一样的美誉。燕王哙三年（前318），燕王哙听了苏代、鹿毛寿的花言巧语，把国家禅让给相国子之。子之掌握了燕国实权之后，又有人对燕王说，如今大王说是把国家托付给了子之，但官员都是太子的亲信，名义上您把国家托付给子之，实际上还是由太子掌握实权。燕王哙听后，干脆把俸禄三百石以上的官吏的印信全部交给子之。子之面南而坐，行使燕王的权力；燕王哙因年迈不再处理国政，反而成了臣子，国家大政全都由子之裁决。子之执政三年，燕国大乱，百官恐惧。燕王哙的所作所为，受害最大的是太子平。公元前314年，太子平和将军市被密谋攻打子之。齐国大臣对齐滑王说，燕国现在发生内乱，我们趁机出兵燕国，肯定能把燕国打垮。齐湣王于是派人对燕太子平说，我们齐国支持你。太子平本来就想夺回权力，听了齐国使者的话，率领将军市被包围王宫，攻打子之，但没能攻下来，将军市被和百官又反过来攻打太子平。结果，将军市被战死，燕国国内出现了几个月的内乱，死了好几万人（太子构难数月，死者数万人）。民心恐惧，百官离心。齐湣王借机派出齐军讨伐燕国。燕国的士兵既不迎战，也不关城门，齐军攻入燕都，杀死燕王啥和子之（齐人取子之醢之，遂杀燕王哙），只用了“五旬”时间就占领整个燕国。燕国被齐国占领达两年之久。燕国百姓原以为齐国可以给燕国百姓带来和平、幸福。但是，齐国作为占领军，在燕国随意杀人，毁坏燕国宗庙，大肆掠夺燕国的国宝（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最终，齐军的作为使燕国百姓极其反感，不久，爆发了大规模的燕人叛乱。于是，公元前312年，齐军不得不撤出占领两年的燕国。燕国人共立太子平为王，他就是燕昭王。燕昭王招贤秦始皇东进燕王哙由于听信他人蛊惑，贪图让贤的虚名，稀里糊涂地把君位禅让给相国子之，把燕国搞得大乱。燕昭王就是在这种国家残破、民心离散的形势下登上君位的。为了使燕国振兴，燕昭王四处寻找治国的良才，那么燕昭王究竟有何妙招来延揽人才呢？当燕国由于招揽人才逐步走向强盛，连强大的齐国也臣服于燕的时候，实际上，燕国的力量也在逐步削弱，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燕昭王是在齐国占领军撤走之后继位的。昭王即位之后，痛感被齐灭国的耻辱，痛下决心招纳夭下贤才，复国报仇。他对大臣郭隗说，齐国趁我们燕国内乱，攻破燕国。我深知燕国小、力量弱，不足以报仇。可是，我希望能得到天下贤士和我一起来治国，雪洗先王的耻辱，这是我莫大的愿望！请问我要怎样做才能找到贤士？郭隗回答，只要天下听说大王求贤如渴，天下的贤臣就会到燕国来了。燕昭王大惑不解地看着郭隗说，我要怎么做呢？郭隗说，我听说过一个故事。古代有一个喜欢千里马的国君，找了三年也没有得到一匹千里马。他身边一位清洁工（涓人）花了五百金，给他买了一个死千里马的马头，这位国君很不高兴，涓人说，天下的人知道您肯花重金买一马头，那千里马很快就会不请自来的。果然，不到一年，送来的千里马就有好几匹。假若大王一定要招纳天下的贤士，那就先从我郭隗做起吧。我这样的人都能被您重用，那些比我更有才能的人，还会不从千里之外赶到燕国来吗？于是，燕昭王给郭魄建了宫室金台，堂号为“尊贤堂”，并把他当作老师来尊重。燕昭王招贤一事迅速传遍天下，有一个人获悉此事，风尘仆仆地从魏国来到了燕国。他就是乐毅！乐毅酷爱军事，听说燕昭王礼贤下士，礼尊郭隗，就想到燕国来施展才华，实现自己的抱负。乐毅到了燕国，燕昭王以宾客之礼接待他。乐毅先礼让，后来向燕昭王表示愿意辅佐他，燕昭王立即任命他为亚卿。尽管燕昭王得到了乐毅这样的优秀人才，但是，以燕国一国之力要想打败齐国非常不易。怎么办呢？燕昭王一心想复仇。于是，他采取了两种方法，一是等，二是做。“等”是等待机会，“做”是创造机会。这时，燕昭王苦苦等待的攻打齐国的时机终于来了。齐国当时国力强大，一心想吞并宋国。公元前287年，韩、赵、魏、齐、楚五国攻秦。就在五国攻秦的同时，齐国出兵灭掉了宋国，扩地千里。因为齐国知道当时各国都忙于战争而无暇顾及其他，所以，齐国选择这个时候伐宋。但是，齐国一国独吞宋国，引发了韩、赵、魏、楚、秦各国的不安和不满。各国频繁出访，寻机攻齐。秦国丞相魏冉想通过伐齐，得到当时最大的商业城市陶邑为封地，力主伐齐，遂使秦昭襄王决定参加伐齐之战。公元前285年，秦将蒙骜带兵攻齐，攻下九城。此后，各国之间又进行了一系列的外交活动，中心是伐齐。燕昭王积极参与了伐齐的外交活动。公元前284年，秦、韩、赵、魏、燕五国联手伐齐。燕昭王动员全国兵力，派乐毅担任上将军，赵惠文王也把相国大印交给乐毅。乐毅统一指挥着五国联军攻打齐国。济水一仗，五国联军大败齐军。各诸侯国军队都停止了攻击，撤回本国；燕国军队却在乐毅的指挥下单独追击败逃的齐军，一直追到齐国都城临淄（今山东淄博临淄）。乐毅集中力量攻击临淄，一举拿下齐都，并把齐国的珍宝财物以及宗庙祭祀的器物全部运回燕国。燕昭王大喜，亲自赶到济水岸边慰劳军队，用酒肉稿劳军队，封乐毅为昌国君（燕昭王大说，亲至济上劳军，行赏飨士，封乐毅于昌国，号为昌国君）。燕昭王带着战利品回到燕国，让乐毅继续进攻余下的齐国城邑。乐毅在齐国坚持战斗了五年，攻占齐国七十多座城邑，全部设为燕国的郡县，只有莒（今山东莒县）和即墨（今山东平度）未被燕兵攻占（乐毅留徇齐五岁，下齐七十余城，皆为郡县，以属燕，唯独莒、即墨未服）。齐国就这样被燕国攻打了五年，但是，五年之后齐军又把燕军悉数逐出齐国，收复了全部失地。齐国确实是燕国的仇国，但是，一向对燕国示好的秦国也是燕国的仇国。燕国只看到了仇国齐国，却忘记了秦国更是亡燕之心不减。灭齐实现了燕昭王复仇的愿望，齐经此五年亡国，一蹶不振，从一流强国滑落到谷底。齐国的衰落使其对燕国的威胁大大减小。谁是齐国衰落的受益者呢？燕国是受益国，另一个重大受益者是秦国。灭齐是一把双刃剑，燕国雪耻的同时，齐国的实力也一落千丈。齐国本是战国七雄之中能和秦国一决雌雄的国家。齐国的强大严重制约了秦国对三晋的蚕食，秦国在对付三晋之时必须要考虑齐国的态度。如果三晋有齐国的支持，秦对付三晋就非常困难，至少不敢放开手脚。如果齐国衰落了，秦国兵锋便可直指三晋，肆无忌惮地攻打三晋。三晋的衰败又洞开了攻打燕国的大门。燕国最后的亡国就是在韩、赵、魏相继灭亡之后发生的。此时，秦国已经可以毫无顾忌地对燕国用兵了。到秦国攻燕之时，燕国已是不堪一击。所以，灭齐对燕国来说是一种自我削弱。燕国其实处在两难的困境之中，齐国是燕国的世仇，当然必须努力打击齐国。这是从燕国自身利益出发的明智之举。但是，打击齐国又必须掌握分寸。分寸不够，齐国对燕国是威胁；分寸过了，齐国衰落又导致秦国对燕国的威胁加大。燕国的国君完全不具备这种战略眼光，因此，也不知如何把握这个分寸。燕王喜攻赵赵王迁亡国燕国灭亡的第三个原因是“疲赵自弱”。所谓“疲赵”，就是不让赵国在与秦军大战后进行休整。燕国不仅利用五国攻齐之机占领齐国长达五年，而且，在邯郸之战秦军失败后，又打起了赵国的主意。我们在“赵国之亡”中已经讲过，公元前251年，燕王喜趁赵国长平之战损兵四十五万的机会，派出大军攻赵，企图在赵国再大捞一把，结果被赵国大将廉颇、乐乘打得大败。主战的相国被杀，赵军一直追杀到燕都。接下来赵军又在公元前250年、公元前249年两次围攻燕国都城，打得燕国喘不过气来。但是，赵国在长平之战后最需要的是休整，而不是疲于奔命地应对燕国的入侵。燕国的趁火打劫使赵国疲惫不堪。赵国是三晋之中唯一能够和秦国过招的国家。由于秦国施行“远交近攻”的战略，再加上五国攻齐的教训，齐国奉行明哲保身的策略，不再过问秦与三晋之间的争斗。因此，战国后期中原战场上只有赵国一国在努力阻挡秦国东进。赵国以一国之力保护了“远交近攻”的受益国燕国、齐国，给燕国、齐国以和平；但是，对于赵国的战略性作用，燕国没有一点点认识。燕国君臣是否有这样的战略眼光？一点也没有。燕国当时完全不具备纵览天下兴亡的战略眼光，所以，丝毫不懂“疲赵”也是一种自我削弱。赵国疲劳，军队得不到休整，便会被秦国打败。如果赵国战败，燕国还能享受赵国用鲜血和战火换来的和平吗？所以，燕国灭亡的原因“灭齐”、“疲赵”，都说明燕国毫无战略眼光。当齐国衰落之时，当赵国疲惫之日，也就是燕国的亡国之日了。燕王喜根本看不到这一点，甚至于在丢失国都逃往辽东之后，还幻想用亲生儿子太子丹的性命来换取燕国的维系，结果杀了儿子，燕国还是被秦国所灭。就这样，秦王嬴政易如反掌地就吞灭了燕国。灭燕之后，东方六国只剩下齐国和楚国在苟延残喘了，
座城的仓储也是搜刮了民脂民膏而来的（浚民之膏泽以实之），赵氏在这里同样失了民心。所以，他最终选择了晋阳。为什么选择晋阳？因为晋阳主官为政宽厚，民心向着赵氏（民必和矣）。赵襄子选择长期抗战的根据地主要看民心，说明赵襄子头脑非常清醒。其次是精心备战。赵襄子到了晋阳，视察城墙，准备兵器，做好了一切准备。当晋阳被知伯决开晋水淹城以后，赵襄子仍然坚持到了最后。再次是善于用人。整个晋阳保卫战，赵襄子的家臣张孟谈发挥了巨大作用。备战之时，提出箭头、箭杆用料的是他，赵襄子最后就要坚持不住之时又是他提出面见韩、魏两大卿族的首领。特别是面见韩康子、魏宣子之时，张孟谈剖析了赵氏和韩、魏两家唇亡齿寒的相依关系。这种利害剖析，深深打动了韩康子和魏宣子，使韩、魏两族在赵氏即将败亡的前夜，临阵倒戈，消灭了知伯。这场充满戏剧性的斗争，张孟谈是集编剧、导演、演员三种角色于一身。计划是他向赵襄子提出来的，夜间出城，面见韩康子、魏宣子，痛陈利害，联合两大卿族，也是他策划、执行的。赵襄子的高明在于他发现了张孟谈并重用他。张孟谈大胆提出联合韩、魏两族时，赵襄子积极支持；张孟谈与韩、魏两族定下共灭知伯的方案后，赵襄子也全力执行。这样，才保证了赵襄子坚守晋阳三年、在大水淹城即将溃败之时能够反败为胜，联合韩、魏两家消灭知伯。正是有了赵襄子的三年抗战，有了赵襄子联合韩、魏共灭知伯的计划，才使知伯功败垂成，才使晋国的历史得以重新改写。四卿执政变成了三家分晋，秦国东扩道路上最大最强的晋国分裂了。如果知伯灭赵成功，那么，韩、魏两家绝难自保，最终晋国将成为知氏一卿之国，这样，也许晋国就不会分裂为三了。如果晋国不一分为三，秦国统一天下的大业还能实现吗？当然，这都是不可能出现的假设。无论如何，韩、赵、魏三家最终灭了知氏，奠定了五十年之后韩国的诞生。那么，新兴的韩国最后怎么会被秦始皇第一个灭亡呢？第17章韩国之亡秦王政十六年（前231），秦始皇打响了他统一六国的第一枪，挥师韩国。嬴政首先派兵攻打韩国的要地南阳（今河南南阳），不费吹灰之力就将其占领。第二年又派内史腾从南阳出发，顺利她攻占了韩国都城新郑（今河南新郑），韩国最后一位国君韩安被俘，韩国成为了秦统一进程中第一个被吞掉。的国家。嬴政在其占领的韩国土地上设置了秦国的颍川郡，战国，七雄之一的韩国正式从历史版图中消失。综观韩国被灭的过程，只经过一点象征性的战斗，秦国军队就直捣黄龙，占领了韩国都城，曾经和秦国同属战国七雄的韩国为什么如此不堪一击？韩国之亡究竟亡在哪里？秦王嬴政制定了吞并六国的时间表、锁定了首先灭掉的国家以及使用的手段之后，公元前231年，战争正式启动。秦王嬴政首先派秦军攻下了韩国在河南南部的要地南阳，南阳之战打得非常顺利。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230年，秦王嬴政又派驻守在南阳的秦军向韩国的都城新郑、也就是今天河南的新郑进发，这一仗打得更顺，韩国几乎没有组织起来有效的抵抗，就从版图中消失了，正式成为秦国的一个郡。韩国最后一任国君韩安被俘。这样，韩国就成了秦始皇统一中国第一个灭掉的国家，而且整个过程非常顺利，秦国军队就像进驻自己国家的某个地方一样。正因为如此顺利，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秦王嬴政灭韩的部分，就几十个字，战争顺利得几乎无啥可写。然而，韩国毕竟是战国七雄之一，它能够存活到最后应当说是有它的道理的，为什么到了这个时候，却表现得如此不堪，连一次有效的抵抗都组织不起来？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韩国改革不力；二是地缘政治环境恶劣；三是外交乏术。申不害相韩变法韩昭侯君人南面先谈第一点，改革不力。战国时期，面对着日益加剧的兼并战争，各国都在谋求改革，只有改革才能发展、才能生存。其中，最为成功的是秦孝公时期的商鞅变法。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后，国富兵强，迅速崛起。韩国从韩景侯立国到韩昭侯继位，历经六世，都未能取得突出的发展。韩昭侯是公元前362至前333年在位，秦孝公是公元前361年至前338年在位。所以，这两位国君基本上是同一时代的人，而且这两位国君也都顺应当时大势，在本国进行了改革。公元前356年秦孝公重用商欺变法，公元前355年韩昭侯起用申不害变法。申不害原本是郑国京邑（今郑州荥阳）人，曾经做过郑国的小吏（郑之贱臣），韩哀侯二年（前315），韩国灭掉郑国，申不害成为韩国人，并做了韩国的低级官员。后来，这位韩国小官因为一次突发事件引起了韩昭侯的关注。韩昭侯四年（前359），魏国出兵伐韩，面对魏军兵临城下的危急局势，韩昭侯和大臣们却束手无策。这个时候，申不害站了出来，他建议韩昭侯执圭（古时臣下朝见天子时所执的一种玉器）去拜见魏惠王。申不害说，我们并不是喜欢低三下四而不要国家尊严（非好卑而恶尊），而是目前解除国家危难最有效的办法只能是示弱。现在魏国强大，您用执圭这样的方式去拜见魏王，魏王的内心一定会得到极大的满足。如果这样，魏王就自大骄狂，必然引起其他诸侯不满而同情韩国。如此，我们只是向一个人低了头，但是，却赢得了天下的支持（是我免于一人之下，而位于万人之上也）。韩昭侯采纳了申不害的意见，结果是韩国免去了一场战争的蹂躏。这次外交事件的策划者申不害自然令韩昭侯刮目相看。韩昭侯十年，魏国发兵攻赵，兵围赵国都城邯郸，赵成侯向齐、韩两国求援。韩昭侯犹豫不决，不知如何是好，就问申不害应怎么处理。申不害此时刚刚受到韩昭侯重用，担心自己的意见如果不合韩昭侯的心意，会影响到自己的前程（申不害始合于韩王，然未知王之所欲也），便回答说；这是关系到国家安危的大事，让我好好考虑一下再答复您（此安危之要，国家之大事也。臣请深惟而苦思之）。接着，申不害不露声色地对韩国两位能言善辩的名臣赵卓和韩晃说，作为臣子，只要尽到忠心就可以了，不一定自己的意见一定会被采纳。这等于鼓动他们向韩昭侯发表意见，于是，这两位大臣分别向韩昭侯陈述了自己的意见。申不害察言观色，暗中摸清韩昭侯的态度，猜透了韩昭侯的心思后，他告诉韩昭侯应当联合齐国，伐魏救赵。韩昭侯听取了申不害的意见，非常高兴。于是，韩昭侯按照申不害的意见，和齐国一起发兵攻打魏国都城，迫使包围邯郸的魏军主力匆匆忙忙撤兵回国，这样，赵国都城之困自然而然地得到解除。这就是中国军事史上著名的“围魏救赵”——攻其必救之地，迫使对手回师。围魏救赵的成功，让韩昭侯再次领略了申不害的卓越才能，于是，在公元前351年，韩昭侯提拔申不害出任韩国国相，变法图强。申不害是战国时期韩国著名的思想家，他担任相国的十五年时间，是韩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的时期。申不害“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国家治理得好，军事力量也得到加强，诸侯各国不敢侵犯韩国（终中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那么，申不害究竟做了哪些改革，而这些改革为什么又没能改变韩国灭国的最终命运呢？从申不害的成名之作中，我们可以知道申不害是以权术起家的。这种权术就是申不害最钟情的“术”。申不害的改革，重点就在这个“术”，也就国君统治臣子的权术。韩昭侯拜申不害为相，学到的也是君人之术。有一次，韩昭侯派使者到外地视察，使者回来后，韩昭侯就问他：视察中你看到了什么？这位使者回答；没看到什么特别的东西（使者报，昭侯问曰：何见也？对曰：无所见也）。韩昭侯又说，没看到什么特别的，就讲讲路上看见什么吧。使者想了想后回答说：出国都南门时，看到有黄牛犊在路的左侧吃禾苗。韩昭侯听了使者讲的情况，首先对这位使者说，今天我问你的话，你绝对不能对任何人讲（昭侯谓使者，毋敢泄，吾所问于女）。然后下令，在禾苗生长期内，严禁牛马闯入农田毁苗。韩昭侯虽然颁发了命令，但是，主管官吏们对这道命令不以为然，依旧有许多牛马闯入农田。昭侯又下令，如有牛马闯入农田毁苗，各地要向上汇报，如果汇报得不全，要受重罚。主管官员上报了一些牛马吃禾苗的事件，韩昭侯发现上才良材料中没有国都南门牛马吃禾苗的事，便对他们说，还有遗漏（昭侯曰：未尽也）。官员们只好再去搜集材料，果然发现国都南门外还有黄牛吃禾苗。主管官员非常震惊，他们认为昭侯真是明察秋毫，忽悠不得。从此之后，官员们对韩昭侯的命令再不敢阳奉阴违了（吏以为昭侯明察，皆悚惧其所，而不敢为非）。由此可见，韩昭侯用“术”对提高韩国的行政效率也确实起了很大作用。申不害讲“术”，但并非完全不讲法治。有一次，韩昭侯告诉申不害说，执法非常困难。电不害说，执法的要领是有功而赏，有才任官（法者见功而与赏，因能而受官）。如今你虽然立了法，但是具体执行的时候又接受身边人的请托，所以你才会感到执法困难。韩昭侯一听，马上对申不害说，我现在明白怎样执法了。后来，申不害为他的哥哥向韩昭侯要官，韩昭侯马上拒绝，申不害很不高兴（申子请仕其从兄官，昭侯不许也，申子有怨色）。韩昭侯说，这不是你教我的吗？我接受你的请托，违犯了制定的规矩，怎么还能让其他人遵守规矩呢，我在臣民面前又有何威信呢？你教我按照功劳大小来授官，现在你又请托我授官，我怎么听你的？申不害马上请罪说，君王真是严守法令的人啊（申子乃避舍请罪曰：君真其人也）！申不害为他的“从兄”请官一事是真心要官还是试探韩昭侯，我们今天已无法得知了。但是，韩昭侯确实全面接受了申不害的改革。不过，申不害的改革和商鞅的改革不同。商鞅变法更全面，更重视富国强兵的各种务实办法，更重视立法以立威；申不害的改革虽然没有忘掉法治，但是，改革的重点显然不是法治。看着韩昭侯的作为，我们就可以更明白申不害在哪些方面更多地影响了韩昭侯。有一次韩昭侯在沐浴时发现浴缸内有瓦砾，他冷静思考一番后认为主管沐浴的内官不至于失职到这种程度，应该是有人想诬陷这个内官以取代他。于是，韩昭侯照常沐浴，沐浴结束后，他对左右的内官说：我想撤换主管沐浴的人，谁能够接替他？于是，韩昭侯身边的人向韩昭侯推荐了另一位内官。韩昭侯于是召见这位内官，第一句话就问他，你为什么在我的浴缸里放上瓦砾？这位内官以为韩昭侯已经知道了自己的所作所为，只好认罪说，如果主管沐浴的官员免了，我就可以代替他了，所以，我才在您的浴缸里放了瓦砾（尚浴免则臣得代之，是以置砾汤中）。从这个事件中可以看得出来，韩昭侯不能说不聪明，他知道是有人陷害，但是他所做的这些事情主要是在怎么样驾驭臣僚，官吏上下工夫，而没有在最根本的富国，强兵这两个方面下工夫。由此可见，他从申不害那里学到的主要是“术”，而不是“法”。孝公变法，强调的是“法”，是要富国强兵；而申不害的变法侧重的是“术”，是驾驭群臣。韩昭侯重用申不害施行改革，并没有：抓住富国强兵的根本。所以，申不害一死，改革的成效马上下降。继申不害之后，韩国还有一次变法图强的机会，就是韩国后期还有一位战国时期最著名的法家韩非。但是，韩非一是不受韩王重用，二是韩非生不逢时，战国后期的韩国弱势已经积重难返，历史几乎没有给韩非留下多少施展才华的机会。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只是留下了一份文化遗产，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已经没有了用武之地。申不害改革的重点是“术”，“术”讲的是国君如何控制大臣，是君主驾驭大臣的手法，但这对于富国强兵却没有起到作用。申不害的改革未能触及富国强兵的根本，韩非又无用武之地，因此韩昭侯死后，韩国很快就衰落了，韩国就成为战国七雄中的落伍者。但仅仅这些因素就能使韩国灭亡吗？韩国之亡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吗？强国环伺环境恶劣空间狭小夹缝求生韩国灭亡还有第二点原因，环境恶劣。韩国从三家分晋开始，分得的土地就处于强国环伺之中。韩国的西面是秦，北面是赵，东面是魏国、齐国，南面是楚国。疆土也只有今山酉南部、河南北部的部分地区及河北一角。在战国七雄中，疆域最小，实力最弱，缺少足够的发展空间。魏国是战国初年最为强大的国家。秦国从穆公开始，向西戎开地千里，国土面积倍增。赵国从赵武灵王开始，向西、向北发展，国力大大增强。楚国雄居南方，吞并越国，发展空间也不断提升。齐国本来就是东方大国，也有足够的发展空间。唯独韩国，被强国环绕，没有任何发展空间，这样的地缘环境决定了韩国很难做大做强。特别是韩国和秦国两国不但相邻，而且国土犬牙交错，秦国的几位重臣都把韩国锁定为首灭之国。比如说李斯，一直认为韩国是秦国的心病，一定要首先灭掉。在秦昭襄王时期的重臣范雎提出“远交近攻”的总战略之后（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秦国加紧了对韩国的吞并。公元前294年，秦开始攻韩，夺取韩国武始（河北武安市南）、新城（河南伊川西南）。公元前293年，韩、魏联合抗秦，在韩伊阙（何南洛阳东南）被秦将白起打败，死二十四万人。公元前290年，韩被迫割武遂（山西垣曲东南）二百里地给秦，疆域进一步缩小，实力益衰。公元前264年，白起攻韩陉城（山西绛县），拔五城，斩首五万。公元前263年，白起攻占韩太行山以南地区（《史记·韩世家》及云梦楚简《编年纪》）。公元前262年，秦攻占野王（河，南，沁阳），韩上党郡（治山西长治）丢失。公元前254年，“韩王人朝”（《史记·秦本纪》）。公元前249年，秦庄襄王继位，吕不韦出任丞相。他继续执行“远交近攻”政策，陆续攻占了成皋、荥阳等地，并把建都于巩的东周也消灭了。成皋、荥阳是韩国继宜阳之后最后一个战略要地，攻下这两地，秦庄襄王把这些新占的土地连同原来占领的西周土地合建为三川郡（《史记·范雎蔡泽列传》）。三川郡就像一把利剑，深深地植入韩国疆域之中，对韩国形成了致命的威胁，而且三川郡又成为秦国向东方继续推进的根据地。秦以三川郡为据点，步步推进。公元前246年秦主嬴政继位，第三年夺韩十三城，继而又攻取了魏国大片土地，在魏都濮阳建置东郡。东郡西连三川郡，东接齐境，形如一把利剑深入中原腹地，截断了“山东纵亲之腰”（《更记·秦本纪》），而且对韩、魏两国都形成了包围之势，东方六国遂被肢解，此举为秦国逐一消灭各国打下了基础。所以，在秦国连续不断的进攻下，韩国国土日渐萎缩，力量日趋衰竭。当秦国攻打南阳时，韩国已经无法进行有效的抵抗，秦军从南阳攻打韩国都城新郑之时，韩国基本上没有抵抗就亡国了。从韩国之亡上，我们可以看出，韩国之亡内外因素互相交织，内部改革不力，外部环境恶劣，韩国是在夹缝中求生存，难度不小。但是我们不能排除在夹缝中生存的可能，事实上，历史的发展还是给了韩国生存的条件和机会，但是韩国丧失了一次又一次的机会，以至于到了穷途末路的险境，那么韩国都错过了哪些机会呢？实力弱小外交乏术连横合纵朝秦暮楚韩国迅速灭亡，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外交乏术。像韩国这样的弱国小国，面对秦国这样的强邻，最佳出路就是变法图强，但是，申不害的改革没有取得像商鞅变法一样的效果。自身的强大已经不可能，剩下来只有一条路就是合纵，依靠外交取得生存权。合纵的主要目标是对付强秦，但是，韩国在合纵问题上却始终未能将联合抗秦作为中心，也未能与他国
本人可不会跟你客气。到了20日，沈阳、营口、长春相继失陷；中国当时最强大的空军——东北空军的数百架战机都成了摆设，全部“免费赠予”日军；东北军大批大批地降日，高大威猛的招牌“东北大汉”，就因为“九·一八事变”，几乎被砸得稀巴烂。之后，张学良下令没有投降的那部分东北军“向关内撤退”，这一撤就撤到了关外通往关内的最后战略要冲——锦州。东北军不知道，这一退，就是漫长的十四年的等待。张学良更不知道，这一退，就是七十年的漂泊，终老不得还乡。张学良认为自己忍一忍，日本人就会见好就收，就会跟之前日本人的数次寻衅一样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一次日本是要占领整个东北。这可不是瞎猜，在20世纪90年代，张学良接受美籍华人学者唐德刚采访时承认说：很多书里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躲开他。因为过去对日本的挑衅，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当时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东北那么大的事情，我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指用武力侵占整个东北），我对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这些话都是张学良在20世纪90年代说的，那时老蒋小蒋都已入土，国共两党的当事人也都差不多过世了，不存在任何政治压力，他没必要说假话。
东北沦陷
张学良在下令东北军放下武器的同时，也电告南京，要求国民政府采取外交行动。但是，国民政府的当家人蒋介石并不在南京。蒋介石当时在江西南昌行营。因为江西不仅是共产党的中央苏区所在地，而且南临广东，是防御广东方面的军队北上的一线阵地，所以蒋介石来到南昌是为了在“剿共”和防守广东之间平衡资源。一起来翻看蒋介石的小日记本吧。一、19日，蒋介石从上海和南京发行的报纸上获悉“九·一八事变”发生。事实上，上海、南京的报纸也只是在19日才报道了日本突袭沈阳的消息。蒋介石读报获讯，显然与所谓东北军是在蒋介石“不准抵抗”的命令之下才后撤的说法大相径庭。二、20日，蒋介石离开南昌。三、从19日起，一连数天的日记开头，蒋介石都写下了一句话：雪耻，人定胜天。由此可见，蒋介石的爱国主义情怀还是有的。但是，他并没有下达反攻的命令，而是寄希望于和日本有利益冲突的列强来干预调解。此外，蒋介石希望中国能团结起来，练好内功，等国力强大之时，给日本一棍（团结内部，共赴国难……以出自卫最后之行动）。从“济南惨案”，再到“九·一八事变”，蒋介石一贯的对日策略就是：内求自存，外求共存。总而言之一个字——忍。除非忍无可忍，才能无须再忍。若是站在蒋介石的角度来看，他当时这么想、这么做的原因无非是觉得内部不稳。一、中原大战刚刚结束，战略储备不足；二、国民党分裂，广东另有中央；三、他的对头共产党在全国搞武装割据；四、东北军逃得比什么都快，消极避战。所以，蒋介石坚定地认为这时候不适合跟日本全面对抗，“攘外必先安内”。当然，蒋介石当时也不是没有做过比写日记更有意义的事。他把胡汉民给放了出来，并向广东的汪精卫释放出和平信号。他对汪精卫说：国家危难之际，咱们就别内讧了。只要你们广州政府可以负起国家统一之责，我可以和你们合作……我可以交出权力下野，欢迎你来南京执政。汪精卫一听，你蒋介石可以下野，我也能够不上台，咱们共赴国难。于是取消了广州的国民政府。只是汪精卫不知道，这事他说了不算，陈济棠说了才算。表面上政府是取消了，实际上广东仍是处于独立状态。蒋介石没放空话，果真辞去了所有职务。此后，孙科当上了行政院院长，西山会议派的林森做了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基本上就是右派当家。国民政府这边内讧结束之前，日本这边也暂时平息了内部矛盾。鉴于关东军几乎没有花费任何代价就拿下大半个东北的现实，日本内阁也就没有挑事，甚至在得到日本军部“战争不扩大化”的承诺之后，还给关东军支付了军费。日本内阁都没秋后算账，日本军方对关东军的表现自然是满意到了极点，尤其是天皇裕仁，这小子以日军最高统帅的身份，对关东军侵占东三省大片土地的“功绩”进行了确认和表彰：……或在嫩江、齐齐哈尔地方，或在辽西、锦州地方，冒冰雪，勇战力斗，拔除祸根，宣扬皇军威武于中外。朕深嘉奖其忠烈。尔将士等其各坚忍自重，以确立东亚和平之基础，有厚望焉（三铃书房《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裕仁的表态，算是对关东军擅自采取的战争行动作为国策予以追认，也给石原莞尔、坂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三人打了一针兴奋剂，使之更加肆无忌惮。其中，最为兴奋的要数土肥原贤二。这小子带着川岛芳子，单刀赴会，来到天津“请”已经定居于此的溥仪出山做傀儡。溥仪本来还扭扭捏捏地不愿意，土肥原贤二就给溥仪送了一个水果篮子，里面装的全是炸弹，意思是你去不去？不去就炸死你。溥仪怕了，于是乖乖地答应了土肥原贤二。为了顺利离开东北军控制的天津，土肥原贤二还廉价聘请了约两千的土匪、兵痞、流氓、吸毒客等汉奸，在天津一带制造混乱，吸引中方的注意力。土肥原贤二则趁机离开，顺利将溥仪带到沈阳，这就是“天津事变”。后来日本人在东北建立了“满洲国”，溥仪又登基了，成为“满洲国”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皇帝。土肥原贤二搞定溥仪的同时，日军也追到了锦州。新官上任的孙科决定热血一次，他严令张学良死守锦州，不走蒋介石对外妥协的老路。孙科没想到手提近二十万军队的张学良，根本没有身为封疆大吏卫国守土的觉悟，此刻仍在私心作祟，担心自己的势力受损。日军进逼锦州，东北即将全部沦陷。在这种危急存亡之时，张学良仍然将了孙科主导的国民政府一军：日军很强大，请中央军费支持，请中央援军支持。可是，国家一直在打仗，国民政府花的没有赚的多，而且能弄钱的蒋介石和宋子文等人也不会好心到帮老对头孙科四处举债，孙科哪里拿得出钱。再者，北方几乎都是各地方军阀的私家军，难道让孙科从千里之外的南方调兵？张学良一看中央没钱没人，遂下令放弃锦州，撤到关内。这里澄清一下，并非所有的东北军都撤到了关内，有些不怕死的硬骨头留了下来，留在日军的包围圈里打游击，跟小日本干仗。比如邓铁梅的东北义勇军，杨靖宇的东北抗联，马占山的东北救国抗日联军。张学良不听使唤，这才让孙科明白蒋介石在这个位置上的难处——军阀拥兵自重，将个人利益凌驾于民族存亡之上，中央政府想脚踏实地地做件事情确实很难。东北军不战而退，东三省沦陷。失去东三省，留下“不抵抗将军”的骂名，让张学良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从这时开始，无忧无虑的公子哥张学良才品尝到了人间冷暖，学会了忍辱负重，知道了做军阀也是要有底线和原则的！不过，张学良再一次的爆发已经是在四年后的西安了。“蓝衣社”与军统
上面谈了“九·一八事变”中的几大主角，现在咱们重点关注几个被“九·一八事变”刺激到了的黄埔军校热血毕业生。军阀割据，国难沉重。这让黄埔四期的滕杰，一个留日归来的26岁的青年军人，心里萌生了复兴国家的渴望。通过研究总结世界各大国尤其是德国的发展历史，他发现了一个“规律”：当一个国家陷入危机的时候，“领袖专制”和“国家主义（可以理解为自由主义的反面）”双管齐下是一个有效的解决办法。他认为，自中国从1912年走向共和，民主政治非但没有成功，反倒把国家弄成了一团乱麻——群龙无首，天下无所适从，国家建设毫无效率可言。在他看来，唯有独裁政治可以有效地避免这种内耗和斗争。所以他要以黄埔学生为骨干，结合全国文武青年之精英，建立一个法西斯风格的组织，以辅助最适合的独裁人选——信奉“一个领袖，一个党，一种主义”的校长蒋介石成为中国的最高领袖，整肃腐败，唤醒民众，抵抗外侮，最终复兴中华民族！难得的是，他的未婚妻陈启坤，他的师兄——“黄埔三杰”之一，时任政训处处长的贺衷寒也支持他的想法。贺衷寒是蒋介石很看重的后进英才，因此他们的这个想法很快就传到了蒋介石的耳朵里，并得到了蒋介石的高度赞赏。蒋介石还给他们计划中的这个组织取了一个名字——“三民主义力行社”，简称“力行社”。1932年1月，力行社成立，蒋介石亲任社长。滕杰与那些直接带兵打仗的黄埔将领比起来，完全属于默默无闻之辈。但就这一件事，足以让他载入国民党的党史。力行社的骨干号称“十三太保”，几乎都是黄埔学生，像滕杰、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戴笠、郑介民等，这些人都是搞政治的天才，短短两年，力行社就在他们的手中发展到了极致，延伸出了多个外围组织。其中，最著名、影响最大的要数“复兴社”，其成员多达五十万人。因为复兴社成员均穿蓝衣黄裤，所以它还有一个流传度很广的名字：“蓝衣社”。蓝衣社之所以知名度极高，完全是因为它那堪比德国纳粹的运动社会的能力和特务工作。蓝衣社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拿着蒋介石的尚方宝剑，进行大规模肃贪、反腐、禁黄赌毒、端正官风的事就不说了，毕竟对于国民党这种搞一党专制的政党，贪污腐化就如离离原上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反腐倡廉的效果不可能好。倒是由蓝衣社发起的端正民风的社会生活军事化运动，像以“讲文明树新风”为壳，行全民军训之实的“新生活运动”等，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今的学校升国旗、唱国歌，对高中以上的学生进行军训，处处挂领袖像，这都算是蓝衣社的“创举”。相比于对社会形态的影响，蓝衣社重点投入的项目——特务工作，显得更加厉害。像戴笠的“军统”，太子蒋经国赖以“登基”的势力“三青团”，康泽手下声震民国、编制数万的“军委会南昌行营别动队”（下文简称“别动队”），全都出自蓝衣社。想来这三个例子，足以说明蓝衣社的可怕和厉害。虽然大家对充满了神秘和刺激的特务很感兴趣，但是一来特务工作的隐蔽性导致其难以考证，二来特务也不是本书的研究重点，所以这里重点介绍一下下文还会屡次出现的“军统”。军统的前身是蓝衣社下面的特务处，特务处的一把手自然就是大家熟知的戴笠。大家都知道，军界和政界最讲资历，而戴笠的资历有点浅。前文交代过，戴笠岁数不小，却只是个黄埔六期生，而蓝衣社的其他骨干，几乎全都是戴笠的黄埔学长。既然如此，为何蒋介石将资历最浅的戴笠提拔为特务处的一把手？有两个原因。天赋。戴笠谨言慎行，有耐心，具备极强的记忆能力、观察能力、抽象思考能力以及人脸识别能力——只要他见过此人一面甚至面部的某些器官，多年之后他仍然能够识别出此人。拥有这些好条件，不从事特务工作就是暴殄天物。忠诚，这是决定性的原因。两人相识于微末——都在上海滩混过，后在黄埔重逢，特别是在“四·一二政变”中，戴笠男士坚定地站在了蒋介石一边，积极检举揭发了几十名黄埔同学——全都是他平日观察总结出来的共产党员，证明了自己对领袖的忠诚。由此，戴笠进入了特务领域。不过在大展特务才干之前，戴笠首先得应对来自内部的挑战。同行是冤家，所以同属特务系统的中统老是针对特务处的同仁们。在对付共产党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中统，欺负“晚辈”军统自然不在话下，可戴笠也不是愿意服输的人，所以两家斗得不亦乐乎。发展到后来，双方甚至把工作放在一边，以跟对方制造摩擦为乐，某次设计捉弄了对方，或者假装误会把对方的人狠揍了一顿，都能高兴好几天。为解决这种内耗，蒋介石决定成立一个统一的机构来协调特务工作，这就是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注意，此军统不是后来众人所知的那个军统，此军统局的局长是陈立夫。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下设三个处。一处党务处，由中央党部调查科升格而成，处长自然是中统的带头大哥徐恩曾；二处军警处即戴笠的特务处；三处是新成立的邮检处，处长丁默邨。后来丁默邨落水当了汉奸，成了张爱玲《色·戒》中写的那位“易先生”的原型。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蒋介石决定把三个处分开。党务处升格为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邮检处改为隶属于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维持原处级架构不变；军警处升格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也就是我们熟知的那个军统。枯燥的国民党的特务机构发展史大概就算说完了。在下文中，凡是徐恩曾的特务咱都叫中统，戴笠的则叫军统，这样比较方便叙述和理解。蒋记王朝第十二章“一·二八”，碧血长流驱倭寇川岛芳子“立功”
在“九·一八事变”中，日本关东军以极小的代价，轻松牟取三倍于日本本土面积的领土。不过，也正是由于付出的代价太小，得到的好处太大，从而引起了美、英、法的不满。在国民政府的要求下，三国决定给日本施压。但是，中国东北地大物博，资源丰富，日本决心将其变成自己将来与美、英、苏一争雌雄的霸业基地，自然不可能放手。面对列强的压力，日本想了一个绝招——声东击西，转移国际视线，使日本对东北的侵略与控制行动能够顺利进行。可是找一个什么样的项目转移注意力？答案是再打一仗。日本是岛国，优先发展海军及相关工业。此刻，三菱造船厂已具备自行生产航母的能力，日本海军的整体实力更是位居世界前三。因此，眼见陆军在“九·一八事变”中立下如此大功，日本海军岂甘落后。在日本海军的压力下，日本军部决定让海军出马，再打一仗，拿下上海。日本人选择进攻上海，自然是有原因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凡欲染指中国的列强几乎都要在这里摆摊设点，遂有万国租界一说。要想吸引眼球，转移注意力，没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合适。再者，上海不但是中国当时最大的国际通商港口，也是日本在华最大的贸易中心，这给前仆后继的抗日组织提供了最佳的攻击目标——上海的日本企业和日本人的生意。简而言之，发生在上海的以“抵制日货”为主体的抗日运动，阻碍了日本人赚钱。跟往常一样，开战之前，日本人又搞了一个“事件”。倭寇还就喜欢搞这一套，“九·一八”之前就弄了好几个事件。其实强盗抢劫还需要理由吗？！倭寇也太虚伪了！1932年1月18日，位于上海马玉山路的三友实业社，几个日本和尚和一群中国工人发生冲突，冲突的结果是死了一个日本和尚。接下来，日本人对外宣扬，这个和尚是被中国工人殴打致死。这当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阴谋，打死日本和尚的人是日本人自己雇用的，而直接策划和实施此事的就是中国籍日本特务——川岛芳子，和他的老板之一坂垣征四郎。接下来就是老套路了，日本侨民游行示威，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出兵保护他们的安全。日本政府见状，“义愤填膺”，下令海军出马保护侨民。“一·二八事变”
1932年1月下旬，以“能登吕号”航空母舰为主力的日本舰队驶入黄浦江。开战前，日本人照例对国民政府喷了一大通废话，提了一堆过分的要求，诸如中国必须在1月29日之前乖乖地道歉、赔偿、惩凶，解散反日组织，撤掉驻防上海的军队此类，若不按要求照做就开打。孙科上台前猛烈抨击蒋介石不抵抗，丧权辱国，自己上任后本想来点强硬的，对日宣战，却基本一事无成。而且国民政府的财政空虚、军阀的各自为政，也让孙科头疼不已。更惨的是，没过几天，日本海渔翁之利，所以不可能出兵；杨行密当时正与钱缪争夺江淮，无心插手关中事务。只有平卢节度使王师范见到诏书后，泪流满面地对众将说道：“我们身为朝廷的屏障，岂能眼睁睁地看着皇帝陛下陷入如此困境还在这里拥兵自重。”所以他决定出兵凤翔。从个人素质角度来看，王师范算是个儒将，平生以“忠义”二字自诩，有别于一般的武夫，很有智慧谋略，并以儒家的伦理道德行为作为准则。天复三年（903年）正月，朱全忠在全力围困凤翔，而事实上他的汴州后方极为空虚，王师范分遣部将装成前往汴州贡献的使团或做小生意的商贩，藏带兵器潜入朱全忠占据的汴、徐、兖、郓、齐、沂、孟、滑、陕、虢、华等地，约定好在同一天对朱全忠的各地发起攻击。正月四日，行军司马刘鄩先让人装成贩油者潜入兖州城。在得知泰宁节度使葛从周已经离城前往邢州，城内守备空虚的情况下，刘鄩利用夜色带领五百精兵自水洞潜入城中，兖州守军一时措手不及，被迫举城投降。刘鄩占领州府后，首先拜见葛从周的母亲，每天清晨都去问安，对其家人也是恩礼有加，一切供应如常。不过，刘鄩虽然成功占领兖州，但派往各地的将士们却多因为走漏风声而兵败被擒，就在同一天，平卢将张居厚带领二百名精兵推着小车，装扮成商人模样进了华州城。华州总管娄思敬见这伙人各个身强体壮，不像是做生意的人，便上前盘查。张居厚等人一声呐喊，从车中抽出刀枪，将娄思敬等人砍翻在地，成功占领了东城，随即向西城发起进攻。此时崔胤身在华州，得知平卢军来袭后，立即率众进行抵抗。张居厚毕竟人数太少，只好放弃东城撤退。张居厚带着部下逃往商州，结果被汴州军队擒获。当时朱全忠征讨凤翔时，留下节度判官裴迪驻守大梁，王师范为了迷惑汴州军队，派人到大梁表示愿意朱全忠修好。不过裴迪经过仔细观察，发现送信的人神色不对，于是他询问了淄、青地区的情况。结果一问之下，送信的人回答得很不自然，机敏的裴迪立即觉察出其中必有缘故，于是屏退左右，然后用重金收买送信的人，才得知平卢军的行动计划。裴迪听后大惊失色，在来不及禀报朱全忠的情况下，立即命令马步都指挥使朱友宁带领一万人马东巡兖、郓之地。朱友宁到达后，又急召葛从周自邢州回师共同攻打王师范。朱全忠当时身在凤翔听到这个消息，心中十分焦急，当时凤翔已经是一座孤城，如果就此放弃进攻，将会前功尽弃，但朱全忠还是分出一部分兵马给朱友宁，让他务必打败王师范。从实力对比角度来看，王师范不如朱全忠，这一点他心知肚明，所以他采取了偷袭的策略，而现在自己的意图已经被识破，而且自知不是朱全忠的对手，于是便向李克用求援，他派人将自己起兵讨伐朱全忠之事详细告诉了李克用。李克用对王师范的举动大加赞赏，就在李克用正要出兵援救王师范时，听说皇帝李晔已经起驾回京，李克用担心朱全忠腾出手来进攻自己，于是便撤兵回归本镇。凤翔之战结束后，朱全忠终于能够集中精力对付王师范。为了一举消灭王师范，朱全忠上奏皇帝李晔请求对李克用加以封赏，并告诉李克用是自己的意思，这样一来就可以防止在攻打王师范的过程中，李克用抄自己的后路。三月十七日，朱全忠在处理完凤翔的善后事宜后回到大梁。此时王师范的弟弟王师鲁正在攻打齐州（今山东历城），朱全忠让朱友宁带领大军援救齐州，就此拉开了全面反击王师范的序幕。王师范眼见朱全忠展开反击，急忙调遣军队增援兖州的刘鄩，但均被朱友宁击退。兖州城被葛从周团团包围，而朱友宁则引兵攻打青州。二十七日，朱全忠自大梁领兵增援朱、葛二将，王师范向淮南的杨行密求援。杨行密派出两支援军，一支进攻宿州，结果被朱全忠的部将康怀贞击退；另一路由大将王茂章率领七千人援救青州。王茂章是淮南猛将，上阵时携带双枪勇猛无敌，他与王师范之弟时任莱州刺史的王师诲合兵攻下了密州（今山东诸城），随即向青州进发。五月，朱友宁在进军青州的途中，在博昌（今山东博兴）受阻，博昌城虽小，但守军极为英勇，朱友宁以数万大军围攻了将近一个月也未能攻下。朱全忠闻讯大怒，派部将刘捍前去督战，朱友宁深知朱全忠的脾气，如果再攻不下来，自己可能性命难保，于是命令士兵将附近百姓全部抓起来。当时十多万民丁在汴州军队的威逼下，搬运木材土石，在博昌城南构筑土山。当土山即将接近城墙时，朱友宁下令将民工全部驱赶上山杀死，一时间冤号哭骂之声传至数十里，汴州军队就是踩着这些人的尸体攻进了博昌城。朱友宁进城后，下令大肆杀戮，城内无一人幸免。在攻下博昌后，他以最快的速度直逼青州城下，然后又派部将进攻登州和莱州。就这样在汴州军队的强力攻势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登州和莱州相继失陷，两州败逃的士兵相继逃往青州。王师范将这些人组织起来，在石楼设置两寨，想要以此抵挡朱友宁的进攻。不过，就在两寨刚刚竣工之时，六月七日，朱友宁利用夜色偷袭登州寨。王师范催促王茂章出兵迎战，而王茂章却按兵不动。朱友宁攻陷登州寨后，又立即进攻莱州寨，此时天色已经放亮，王茂章估计朱友宁人马已经疲惫，于是与王师范合兵出战，大败朱友宁。朱友宁自高岗上驰下迎敌，不料马失前蹄，最终被斩杀于乱军之中，失去主将的汴州军队立即大乱，王师范与王茂章乘胜追击，一直追到米河附近方才收兵。朱全忠得知朱友宁战败身死的消息后十分震惊，亲自带领二十万大军昼夜兼程奔赴青州。七月十四日，朱全忠到达临胊，命令人马急速向青州城发起进攻。王师范携战胜朱友宁的余威出战，结果大败逃回城内，而王茂章却故意闭营不战，在知道寡不敌众的情况下，于傍晚时分率兵连夜逃走，只留下王师范独守青州。八月一日，朱全忠见平卢军实力尚强，于是留下曹州刺史杨师厚继续围攻青州，自己则领兵返回大梁。朱全忠走后，杨师厚驻扎在临胊，与王师范继续对决。不过王师范依旧不敢出战，杨师厚为了尽快攻下青州，诈称自己要前往密州，将辎重留在了临胊。王师范得知杨师厚前往密州的消息后，倾城出兵进攻临胊。杨师厚伏兵奋击，大败平卢军，杀伤万余人，擒获王师范的弟弟王师克。次日有五千名莱州兵前来救援，又被王师厚拦杀殆尽，王师厚乘胜在青州城下安营扎寨。八月二十一日，王师范看到对抗不过汴州军队，于是派副使李嗣业及其弟王师悦向杨师厚请降，并请以其弟王师鲁为人质。朱全忠本想杀掉王师范，但他听说李茂贞和杨崇本要联手将皇帝李晔接出京城长安，于是便急于将皇帝李晔接到洛阳，才接受了王师范的投降。王师范投降后，刘鄩依旧占据兖州。当时葛从周为了解救妻儿老小攻城甚急，刘鄩让士卒用板轿抬着葛从周的母亲登城，让葛母劝葛从周解除对兖州的包围。葛从周见家属无恙，于是暂时撤退二十里，兖州城的形势稍稍得到缓解。不过，由于长期被围，兖州城里粮食奇缺，刘鄩让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出城觅食，城内只留下少壮男丁御敌，他治军有方，虽然城内形势极其危急，但百姓们却能安然度日。葛从周见兖州城不易攻取，于是派人劝降刘鄩，不过刘鄩的答复很干脆，他是奉王师范的命令驻守兖州，如果今日见其失势就出城投降，实在是有违做人的道理。后来王师范投降后，声明刘鄩的所作所为全是他的意思，请求朱全忠赦免其罪，并派人命令刘鄩投降，刘鄩得到命令后方才举城投降。刘鄩是个颇具大将风度的人，葛从周很感激他能善待自己的家人，于是替他准备好衣装，准备送他去大梁。不过刘鄩却执意穿囚服前往大梁，而且到了大梁后，刘鄩要求身穿罪服入见。朱全忠十分看重刘鄩，下令免除其罪，并任命他为都押将，后来不断升迁，直至做了汴军名将。相比于刘鄩的待遇，王师范的结局则十分悲惨，朱全忠在解除了西顾之忧后，便让部将李振取代了王师范，而王师范则举族迁往大梁。朱全忠开始还能对他以礼相待，不过到了后梁开平二年（908年），朱友宁之妻要为夫报仇，说丈夫之所以会死于乱军之中，全是因为王师范叛逆的原因，如今王师范还活着，这让她感到万分痛心。朱全忠听后下令诛灭王师范全族，而且宣读诏书的使者先在王家住宅边挖了个大坑，然后才宣读了诏书。王师范听完后全无畏惧之色，带领同族二百余人从容赴死。值得一提的是，王师范是唐末最后一个公开起兵对抗朱全忠的人，此后朱全忠再也没有敌手，他的目标开始瞄向那个高高在上的宝座。剪除羽翼天复三年（903年）正月，皇帝李晔从凤翔回到了京城长安。事实上对于李晔而言如同脱离了牢笼又入虎口，朱全忠在击败一个又一个对手后，野心越来越大，他已经不甘心只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而是开始图谋称帝。朱全忠明白要想达到称帝的目的，必须首先设法剪除皇帝李晔身边的羽翼，他觉得性情偏激的崔胤既痛恨宦官又猜忌大臣，可以加以利用，而崔胤也想借助朱全忠的支持独揽朝廷大权，于是两个人一拍即合，决定联手清洗朝廷。皇帝李晔回京的第二天，朱全忠和崔胤密谋后一同入朝，崔胤按照朱全忠的意思上奏，说建国之初天下太平，宦官并不领兵和参与朝政，天宝年间以后，宦官势力逐渐强大，到了贞元末年，德宗皇帝为了便于随从护卫，将羽林卫分为左、右神策军，并让宦官统领，遂成为定制。自此之后宦官集团参与国家机密，擅夺百官职权，严重者勾结藩镇危害朝廷，朝政混乱的根源就在于此，如果不将其斩草除根，终会受到其害。崔胤在奏疏的最后，请求皇帝李晔罢免由宦官担任的诸司使，其事务全都放还有关省、寺掌管，并下诏召回诸道监军。皇帝李晔一看到奏疏，便知道是朱全忠的主意，很长时间以来他对崔、朱二人可谓是既敬且畏，根本不敢说出不同意见，只得按照崔胤所说的，下诏颁布执行。在李晔刚刚下完诏书的当天，朱全忠等人未经皇帝李晔的同意，便派兵将以宦官第五可范为首的七百多名宦官集中到内侍省杀掉。当时“冤号之声，彻于内外”，这是宦官自天宝年间势力逐渐强大起来后，第一次遭到大规模的屠杀，可谓是遭到重创。不仅如此，当时出使在外的宦官，朱全忠也下令让地方官杀掉，只留下三十个黄衣小宦官打扫宫廷。皇帝李晔虽然痛恨宦官，但当他听说其遭到朱全忠大规模的屠杀后，顿时感到不寒而栗，却也无可奈何。自此之后只能让宫女出入宫廷宣布诏令，崔胤同时夺得了六军十二卫的领导权。朱全忠清除掉宦官集团后，立即将目标转向朝中的文臣武将，而崔胤则仰仗朱全忠的权势，任凭自己的爱憎赏罚官员，大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之势。皇帝李晔到达京城长安时，曾经向诸道发布回归诏书，唯独没发给凤翔的李茂贞。当时宰相陆扆认为这样做不妥，上奏说李茂贞虽然罪大恶极，然而朝廷并未与之断绝关系，现在唯独不发给他诏书，似乎不太公平。崔胤得知陆扆的上疏后，顿时勃然大怒，他要求皇帝李晔将陆扆外贬。而皇帝李晔对崔胤先前的所作所为十分不满，他对韩偓说崔胤虽然有为国尽忠之心，但和韩偓比起来，崔胤的权术实在太多了。当时皇帝李晔十分器重韩偓，想让韩偓担任宰相，而韩偓则推荐说御史大夫赵崇和兵部侍郎王赞堪当此任。于是李晔想要起用这两个人，而崔胤知道消息后，担心新任宰相会妨碍自己大权独揽，可是自己又无法言明，于是便让朱全忠出面阻止。朱全忠觐见皇帝李晔，告诉他赵崇为人十分轻薄，王赞则无才学，韩偓推荐这样的人担任宰相，实在是有失身份。李晔眼看朱全忠态度坚决，不得不取消任命赵崇、王赞为宰相的决定，但是朱全忠并未善罢甘休，进一步要求惩处韩偓，李晔无奈之下只得将韩偓贬为濮州司马。韩偓离京前，李晔偷偷与他辞别，韩偓流着眼泪告诉李晔，说朱全忠现在越来越嚣张跋扈，自己即使死在贬所也在所不惜，但如果照此下去，朱全忠很可能会做出篡逆之事。韩偓就这样流着眼泪前往濮州而去，事实证明在不远的将来，韩偓的话一一应验。不久后，崔胤又接连将政敌工部侍郎、同平章事苏检和吏部侍郎卢光启处死，将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王溥贬为太子宾客，当时朝臣中曾经跟随皇帝李晔前往凤翔的官员，被贬黜者多达三十多人。朱全忠为了控制京城事务，在他东征王师范时，留下步、骑兵万余人驻守长安，任命朱友伦为左军宿卫都指挥使；张廷范为宫苑使；王殷为皇城使；蒋玄晖为充街使，等于将亲信便置于禁卫系统以及京辅地区，进而掌握了京城的所有军队。二月二十七日，朱全忠想要返回大梁，皇帝李晔在延喜楼摆下酒宴为其送行。临分别时皇帝李晔佯装悲伤之态，并让朱全忠在楼前上马离去以示恩宠，百官则在长乐驿为朱全忠送行，崔胤为了显示对其亲近，又加送了三十里，在灞桥之边与朱全忠饯别。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朱全忠离开长安，崔胤与他的联合也宣告自行解体，其根本原因则在于两个人的目标虽然相同，但理想却不同。崔胤虽然嫉贤妒能，想要独揽朝廷大权，但从内心深处始终是忠于唐室的。而朱全忠本身就是黄巢的降将，内心并无对李唐皇室的绝对忠心，而且在打败李茂贞、吞并关中后，开始产生篡夺之志。对于朱全忠产生的变化，崔胤全都看在眼里，而且在皇帝李晔重新回到京城长安后，他也曾试图寻找解救办法，无奈他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在朱全忠刚刚离开京城长安后，崔胤便秘密觐见皇帝李晔，告诉他朱全忠有虎狼之心，如今在朝臣或贬或杀的情况下，只有占据荆襄地区的赵匡凝兄弟对朝廷始终忠心不二，皇帝李晔应该伺机巡幸荆襄地区，进而摆脱朱全忠的控制。现在左右神策军已经解散，如果继续招募士兵重新组建，恐怕会引起朱全忠的怀疑，应该想个万全之策。于是皇帝李晔将此事全权交由崔胤处理。崔胤在经过慎重的思考后，写信给朱全忠，告诉他京城长安与凤翔的李茂贞相距不远，朝廷不能不做防御的准备，想就此招募士卒予以补充，也使朱全忠免除西顾之忧。朱全忠对崔胤的真实目的洞若观火，只是觉得崔胤这样做对自己构不成太大威胁，于是表面上答应了他的请求，可是在暗中又派麾下数千名士兵伪装成百姓前去应募。而崔胤对此则全然不知，下令六军诸卫副使、京兆尹郑元规确定招募标准，一共招募到六千六百人，每日修缮兵器，训练士卒。如果照此下去，崔胤的计划或许就会成功，但接下来发生的一个偶然事件，则不仅让崔胤的计划彻底破产，而且还搭上了身家性命。天复三年（903年）十月，留守长安的宿卫都指挥使朱友伦在左军和幕客们打马球的时候，不慎落马毙命。朱全忠闻听爱子身亡悲伤不已，怀疑是崔胤暗中加害，于是下令将与朱友伦击球的十几个人全部杀死，派侄子朱友谅接替朱友伦的职位，并密切关注崔胤的动向。而恰在此时崔胤建议皇帝李晔南巡荆襄地区以摆脱朱全忠的控制，被伪装成百姓混进禁军的朱全忠的士兵探听出来，由此朱全忠决定处死崔胤。于是，依靠朱全忠实现大权独揽的宰相崔胤，其末日即将来临。昭宗之死天佑元年（904年）正月，朱全忠秘密上疏皇帝李晔，称崔胤专权乱国，离间君臣关系，请求诛杀崔胤及其同党郑元规、陈班等人。李晔见他和崔胤的计划败露，知道崔胤已经是性命难保，只好采取丢车保帅之法，罢免了崔胤的宰相职务，将其贬为太子宾客，郑元规贬为循州司户，陈班贬为凑州司户。次日又按照朱全忠的意图，下诏历数崔胤等人的罪状，任命裴枢、独孤损接替崔胤掌管的事务。崔胤被罢黜后，朱全忠密令朱友谅乘夜包围其住宅。当时崔宅由新招募的禁军守卫，崔胤闻听有变，下令关门拒战，不料混在禁军中的汴州士兵一声呐喊，调转方向与朱友谅一同攻打守卫崔宅的禁军，战斗整整持续一夜
，只知道它分布在云南一些人迹罕至的丛林水域，喜欢懒懒地顺水漂流，适应能力不算强，因为它很挑食。莫炎曾亲眼见过这个不比八仙桌大的家伙在半小时内吸干一头水牛的体液，那头牛只是在河边饮水，莫名其妙地便被裹住吸干，留下了一具媲美木乃伊的尸体。“这东西很敏感。”莫炎眯着眼睛道，“些许触碰就会引发攻击。”事情就这样变得微妙了起来，“席子”离晖儿他们的距离大约也是三十公分，与我们离开的距离相当。但这两段距离间却关系到一个人的生死，从距离测算，我们可以选择救出两个人，但第三个人却会因此而被扑杀。这个树洞内似乎被人做了手脚，莫炎的灵火、林岳的植物甚至连我的金属和黄土都无法在那里起到任何作用。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山上飞速下来的那股巨大力量已经完全消失，周围平静无奇，韩笑和他的师父早已失去了踪迹。莫炎用灵火将我递过的一根铁叉烤得通红，但却无法将那块“席子”射杀，那“席子”的身后是晖儿。更要命的是，莫炎一旦接近树洞，“席子”立刻有了反应，只不过它不是扑向莫炎，而是晃动着开始选择树洞里的人，那样子就像在告诫我们，轻举妄动的后果便是导致它扑杀人质。“席子”一定是被下达了某种指令。于是铁叉便交到了林岳手里，照莫炎的说法，他身上闻不出杀气。林岳端着叉子抖了半天，始终无法下手，懊恼地将铁叉丢在一边，一屁股坐在地上，死盯着树洞里的“席子”，仿佛想用眼光来杀死这个麻烦的家伙。“它对血很敏感？”那东西蠕动的样子忽然让我想起了蚂蟥。“是的。”莫炎点头道，“类似嗅觉的能力很敏感。”“你的植物能造血吗？”一个古怪的念头在脑中产生，我拍了下坐在地上的林岳。“能！鸡血藤就可以，而且很像……”林岳一下刹住了话头，眼里闪过一丝狡黠。……“席子”的身体已经不再像肉皮了，鼓胀的身体疏懒地悬在那里，红得近乎发黑的颜色完全来自于鸡血藤里那种极为类似血液的藤汁。晖儿、S和老田已安全地躺在了树洞外的草地上，在我们搬动他们的时候，“席子”根本没有任何的反应，事实上它已经饱到做不出什么反应了。林岳慢慢地用铁叉将它挑出洞口，挂在了朝南的树梢上，就像在家风干一块腌制好的肉皮。“‘吃饱了撑的没事干’，搞了半天，这句俗语是这么来的啊。”林岳嘻嘻地看着树梢上里那块孤零零的“席子”道。莫炎看着林岳得意的背影，摇了摇头，拿出三颗绿色的药丸，塞入晖儿他们的口中，只一会儿的功夫，三人便各自咳嗽着醒了过来。“亦凡……”晖儿一把抱住了我，语声已经有些哽咽。一种痛惜的感觉油然而生，今晚的一切对于晖儿来说已是十分的不易，作为丈夫的我并不只是需要检讨那么简单了。“没事了，是我没照顾好你。”我惭愧道，口中不知该如何安慰。“喂～～刺激我是不是？”林岳不识趣地凑了过来，拧着一张苦菜花似的脸，他的外套正披在S身上，后者除了责问他怎么跟来的原因之外，并没有任何的表示。这小子典型的心理不平衡，我和晖儿相视一笑，冲S那边努了努嘴，示意林岳再去殷情一下，他却摆了摆手，一脸怯意地溜到了一边。“你种花一般都死吧？”莫炎冲着林岳冷不丁的来了一句。“这什么话，哪有我种不活的植物。”林岳撇嘴不屑道。“有心栽花花不开。”莫炎的眼里闪过一丝笑意，“尤其是桃花。”众人一片愕然，反应过来之后便是一片哄笑，林岳白眼乱翻之间却看见S的脸红了起来，那色泽很像是盛开的桃花。……午后的阳光照在身上让人有种懒懒的感觉，一夜的疲劳紧张却并没有让大家好睡不起。林岳正迎着阳光站在屋内，接受着我们审讯般地盘问。对于他的身份和表现，我是最为惊讶的，很难想象这个共处多年的老同学竟与我和莫炎同属一脉，他对植物控制的能力更是让人匪夷所思。平日里嚼舌搞怪的林岳此刻却显得十分的平静，他的解释简明扼要，一度几乎让我们无法追问下去。对照林岳和莫炎的所知，我渐渐理清了脉络。听风、饲虚、筑壤、布荫本是一脉相承的古老风水派系，其历史可以上溯到三皇五帝时代，由于后辈衍生出了各自不同的能力，于是便分为了四大派别。四大派别各自生活在自己的环境中，互相间守望相助。但就在我们的父辈一代，彼此间的联系却中断了。莫炎的父母死于茶马古道，血案至今悬而未决；了然身份神秘，神龙见首不见尾，从不露面；我父母早年移居海外，除去常规节日邮寄贺卡互祝外少有联系。林岳的情况更为离奇了，据我所知，在他高中时期父亲因行医恶性事故被判入狱，母亲离婚改嫁，这也是林岳当初一定要报考医学院的原因之一。然而事情却并没有表面看来那么简单。十六岁那年林岳便发现了自己的能力，身为中医的父亲与他彻夜长谈，将派系的事体一一告知，并花了一年的时间教会了他许多风水与植物学问。当然，这一切都是背着他母亲进行的，林岳的母亲对这父子俩的秘密毫不知情。之后便是恶性行医事故，入狱不到一年，林岳的父亲便因冠心病恶化死在监狱里。对于父亲的获罪和病死，林岳始终有着怀疑，却没有任何的线索证据。林岳的生活来源几乎断绝，这时却出现了一个神秘的资助者，从高中到大学毕业，林岳每年都能收到一笔足额的费用。父亲病重临危时曾告诉林岳，托付了一位好友照顾他的生活，那好友脾气古怪却绝对可靠，他的名字叫——了然。林岳从未见过了然，和莫炎一样，了然一直通过信件和电邮与他联系。城市事件发生时，林岳惊讶的发现我所具备的能力，并告知了然。他得到的回答是尽力帮助我，不要轻易表露身份，于是便有了之前的那些经历。我们行至滇王阴墓，林岳就收到了然的通知，要他前来云南暗中帮助我们。于是他一路尾随，并凭着自己的能力在隆庆关外杀了寒蜴。至于陈子浩的阴谋，是林岳通过了然的提示，潜入腾冲监视时发现的。莫炎在接电话的时候就已经暴露了伪装，张禾从不好女色，老夫子当时只是在打趣他而已。因为，张禾是陈子浩的男宠。……“那只老耗子下手太快，我来不及变通，所以就只能现身了。”林岳笑了笑，“早知道要解释那么多，我还是躲在背后比较好。”一番话后，除了早就闻出味来的莫炎之外，我们都是一阵惊叹。尤其是S，她并没有亲眼见到林岳的能力，听完解释后，不依不饶地要求林岳证实一下。“夸张～～”S死死地盯着林岳手中凭空出现的花枝，“小林子，你都不用买米了。”“啊？为啥？”林岳反而被说得一呆。“直接自己种啊～～”S愣愣道。“噗”，一口茶水直接喷了出来，两人的对话让我忍俊不禁，简直就是活宝一对。开怀大笑之后，却是一阵冷场，其实每个人的心中都很清楚，眼前有太多的疑问和潜在威胁。“我原本以为韩笑绑架晖儿他们是为了要挟我们，但昨晚的情形似乎又不是这样。”我疑虑道，“他师父在高黎贡山究竟采的是什么？韩笑为什么又放弃了追踪？那块恶心的肉皮只是为了拖延我们吗？”“采到的东西很奇怪。”莫炎道，“至少我没见过。”“那个笑面虎跟蒸发了似的，周围的植物没有任何关于他的记录，除了这个。”林岳想起了什么，伸手从裤兜里掏出一样物件。那是一只纸鹤，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其中一只翅膀上沾有少许泥土。“传信鹤。”莫炎嗅了嗅纸鹤，眉头略微扬了下，“还有残留信息。”说着一点火光出现在莫炎的指尖，纸鹤在火光的触动中颤了一下，低微的耳语声传了出来。“速回……车却……”我辨别着语声，却只能听出两个零散的词组。“车却？”林岳问道，“这是什么意思？”“会不会是扯雀泉哈？”许久不说话的老田插嘴道，“附近有个地方叫扯雀泉，据说那里鸟飞过那里会掉进水里。”“曲石的扯雀魔塘？！”莫炎的神色有些怪异。“对哦，是这个名字，那塘子里的水有毒咯，一般人都不敢去哈。”老田点头道。“昨晚的应该是狎兽……”莫炎面色竟有些发灰，“他居然要抓毒凰！”莫炎的说话方式我早已习惯，虽然现在的话语听来有些没头没尾，但他应该是觉察到了什么严重的事情。“必须去曲石阻止他。”莫炎看了下时间，“还有六个小时。”……前往曲石的路上，车子飞驰着，我握着方向盘的双手微微渗着细汗，这倒不是因为天气炎热，而是莫炎的话语给我带来的震撼。饲虚一派捕猎虚兽为生，从虚兽身上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因而有人创出利用虚兽特质改变风水地貌的方法，但由于使用有限且牵连甚广所以后辈们并不常用此法。狎兽，这是一种体形巨大却平和近人的虚兽，事实上它与任何生物都很亲近，只不过它的亲近程度有些过分，被它亲近的下场便是被迫与之交合，不管你是什么物种。毒凰，准确的称呼应该是炎毒凰，外形酷似传说中的凤凰，生活在地火环境下，美丽的身体蕴含着剧毒，经常出没在火山口，扯雀魔塘的有毒水质便是它的杰作。这两只毫无干系的虚兽，却正是饲虚一派遣换风水地貌的绝学“引子”。在受到惊吓时狎兽体表会产生一种类似汗液的物质，无毒无嗅，却可以引发天地交合之气。用这种物质喂食炎毒凰，与其自身的毒性本质产生作用，便可以令炎毒凰蜕变并与龙脉地气发生交合作用。但这不是最终的目的，按莫炎的解释来说，龙脉地气将会在这场交合下释放全部的能量，那力量足以改变整个地下结构。……“你那个混蛋大哥想搞大地震？”林岳听得一头包，“整这么俩淫性十足的东西过来，亏他想得出。”“地震好对付，改变地下结构恐怕是另有目的。”我从后视镜望了一莫炎，“不过可以肯定一点，他急着找这两样东西，只怕是已经发现了龙脉位置。”“应该已经找到龙脉了。”莫炎沉思道。从刚才起莫炎就一直在思考着什么，其实不用问也能猜到，他正在揣测他大哥的用意。车子不知不觉中已行至熔岩台地附近，一股刺鼻的气味传来，喉咙里顿时像呛进醋一般酸涩难受，晖儿和S忍不住咳嗽起来。“到地方了。”莫炎似乎对这股气味免疫，嗅觉敏锐的他竟然若无其事。林岳变戏法似的从包里拿出一叠过滤防毒口罩，分给众人，口罩里盛着一片不知什么植物的叶子，戴上后吸入的空气变得清新起来。众人下车步行上了熔岩台地，随着海拔高度的增加，黑色的玄武岩渐渐换作了五彩斑斓的岩石，生长的植物越来越少，地上还不时能看到一些动物的骨架，天空中没有鸟飞过，这里仿佛已成为一个生命禁区。“硫化氢和二氧化硫占了绝大部分，氧气和二氧化碳的比例倒个个儿的话就正常了。”林岳看着手掌中不断生长死亡的植物道，“这里简直就是一个天然大毒库，什么乌七八糟的都有。”“还有两个小时。”莫炎看了下手表，“炎毒凰的活动时间。”“你的时间估算应该没问题，可惜的是你大哥好像找到了别的办法。”我指着塘内的一处道。八百多平米的水塘平均深度大概在半米左右，清澈的水质可以一览无遗地看到水底，就在离开我们不远处，水里隐约浮现出一片鲜艳的色彩，乍一看去让人误以为是漂在水中的花丛。但我却看得十分清楚，那是一片带着羽毛的鸟类皮毛，就如我在老田家里见到的锦鸡皮一般，只是眼前的这片皮毛更完整。莫炎身子一震，顺着我指的方向打出一团灵火，一片星点的植物花粉凭空落下，林岳也在极力张望着。“涅蜕。”莫炎显然受到了打击，语气变得有些漠然，“炎毒凰已经蜕变了。”我思索着想将手伸入水里，拾水应该能捕获些残留信息，但林岳第一时间阻止了我。“糊涂了吧你？这水能弄烂你的手！”林岳口里说着，眼睛却死盯着水底，“而且也不用老凡你拾水了，有人会告诉我们实情的。”啵地一声，散开一阵涟漪，几片叶子浮出水面迅速枯黄，一个依稀的影像在水底出现。“是他？”莫炎的眼睛冷光暴射，“想不到还留在这里。”水底翻动了起来，一个人自其中缓缓升起，大蓬水色火焰围绕着他的身体，在夕阳的照射下显得分外夺目。那是一张很普通的面容，带着十分亲切的笑容，模样赫然是莫炎的翻版。“各位下午好。”他礼貌地欠了欠身，“我是莫曹。”二十五、游僧了然无论是相貌、姓名还是莫炎发出的切齿声，都能很好的证明从水中出现的这个人就是莫炎的大哥，当年茶马古道血案的作案人。当然，他也是韩笑的师父，从徒弟的不俗表现来看，莫曹的造诣远在莫炎之上，但加上我和林岳，其间的胜负就很难说了。长期以来，我对这位一直隐身在幕后的人物有着一种与他当面交锋的渴望，可眼前的不期而遇却让我有些没底，这个亲切的家伙透着无比的霸气和杀意。“弟弟，我们有二十年没见了。”莫曹立在水中，眼里满是关怀，“你还好吗？成家没有？”莫炎没有回答，双拳握得格格作响，身周窜起烈烈的灵火，黄昏的景物在火光的照耀下恍如回到了正午时分。莫曹淡然地笑了笑，不再理会莫炎，转眼看向我们。“王亦凡，你的智慧和见识让我佩服，你夫人的胆识也不一般，一路上我弟弟承蒙你多照顾了。”莫曹的话语似乎很诚恳，“林岳，你外表市侩贫嘴，实质却很可怕，公孙潇意识不到你的优秀，那是她的损失。”“酸，丫说话真酸。”林岳嘬着牙花拧脸道，“敢情你跑这儿来就为点评我们？搞得跟我们院里的人事似的。”“废话真多。”S脸上有点挂不住了，如果短柄猎枪没被韩笑毁坏的话，只怕她就直接开枪了。“你想做什么，可以直说。”我看着泰然自若的莫曹，暗暗搜索起四周的动静来。“呵呵，的确，我没必要点评你们。”莫曹有些歉意地笑了笑，“不过我一向认为，对将要死去的人做个评价是一种尊重。”哇地一声，莫炎猛然吐出一口鲜血，身子晃了晃，依旧标枪般地站住了，脸色渐渐开始苍白起来，方才周身怒起的灵火已消失殆尽。“唉，弟弟，从小你就不明白一个道理。”莫曹惋惜道，“对于一个天才，不是单靠你努力就能超越的。”语声未落，脚下的地面突然无声龟裂，一条条拇指粗细的裂缝中透出股股热气，火光一闪，地上现出一层淡色火焰，但这层火焰却很微弱，紧跟着它下面燎出的是大蓬怪色火焰，那种色泽赫然便是初见韩笑时见到的火焰。莫炎顿足厉吼一声，双掌不住交错，一瞬间变幻了八种手印，双瞳已变成可怕的血红色。“灵火九重诀？”莫曹摇摇头，“唉，你觉得八诀合一对我有用吗？”很明显，莫曹谈话间暗地在地下引发了怪火，想消灭我们于无形。莫炎感觉到后便用自身的灵火对抗，可就从现在的局面来看，他并没有足够的力量控制住局势。“噗”，莫炎咬破舌尖在手上喷了一口鲜血，两掌凭空虚画出一个圆形，五彩斑斓的火焰自圈中疯狂冒出直泄向地面，怪色火焰顿时被压制，渐渐隐入地下。滚滚黄土波动着涌来，地面的裂缝厚厚地覆被上了一层，原本暗红的湖岸换上了鲜亮的黄色，在莫氏兄弟的火焰照耀下，环境变得炫丽诡异起来。破土声响起，粗大的树木在湖岸边围了一圈，那些树木像是白桦，但叶子却如松针般尖锐，根根立起，足有一尺多长，表面的光泽显示出它的坚硬。“双拳难敌四手，现在有六手。”莫曹似乎不是很在意，“也好，大家一起来试试。”莫炎一直环抱着虚画的圆形，但就在莫曹说完这句话时，莫炎的双掌已经交错着挥了出去，火光幻化出的圆圈在半空中爆裂开来，无数巴掌大小的火焰刀从不同的角度切向莫曹。火焰刀在接近莫曹的时候突然消失了，莫炎难以置信地看着他，终于支持不住跪坐在了地上。莫炎脱力了，由于先前是全力攻击，现在只怕是没有残存的战斗力了。我立即向林岳丢了个眼色，四周随即窜出数百道坚韧的金属丝，配合着火焰的攻击在莫曹身外形成了一道网。林岳冲着莫曹的位置打了个喷嚏，周围的树木一阵抖动，那尖锐的树叶立即射出，急剧的高速攻击带起空气的响动，听来就像狂风吹过一堵遍布孔洞的残狗头萝莉视频在线观看
捐钱多者可得封爵之后。还有来自官员会馆的集体捐助。但用这种方法只筹集到20万两。不少赎金实际还没有上交国库，就被户部的贪官污吏私吞了。到1644年初，粮仓空了，卫戍京城的军队几乎一年没有得到军饷。正如一位将领所报告的那样：“鞭一人起，一人复卧如故。”
南迁之议
对崇祯帝来说，有一个或许过于自私的办法，那就是放弃危在旦夕的北京，到南京建立临时中央，这一迁都的建议是在德正殿进行的一次私下的召见时，由江西籍官员、翰林学士李明睿首次提出的。2月10日，皇上召李明睿及总宪李邦华、原九江军府总督吕大器议事。当皇上问到今后的策略时，李明睿的回答相当坦率，甚至在提到北方失利时也无所顾忌。他说，义军已经逼临京城，朝廷正值“危急存亡之秋”，唯一明智的选择，就是迁都南京。崇祯帝大惊，对李明睿说：“此事重，未可易言。”既而指天问道：“上天未知如何？”李明睿略加思索，便试图就天命问题劝说其君。惟命不于常，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天命微密，全在人事，人定胜天。皇上此举，正合天心，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知几其神，况事势已至此极。讵可轻忽因循，一不速决，异日有噬脐之忧。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皇上可内断之圣心，外度之时势，不可一刻迟延者也！崇祯帝本来很可能为维护君主意志，而对这段涉及其道义责任的议论大发雷霆，但此次他并未将其视为臣下对自己的责难，反在确认四周无人偷听后问道：此事我已久欲行，因无人赞襄，故迟至今，汝意与朕合，但外边诸臣不从，奈何？此事重大，尔且密之，切不可轻泄，泄则罪坐汝。崇祯帝明确表示了自己的立场，又询问南迁的具体步骤。他将如何出京？李明睿提出最佳路线是取道山东，装作到文王与孔子庙朝圣。一旦到了曲阜，御驾便可快马加鞭南下，20天内即可赶到比较安全的淮安地界。那时——李明睿向皇上保证——举国上下必群情振奋。因为崇祯帝一旦出现在京城之外，国之龙虎必起而响应，陛下遂可握天下于股掌之中。但是李明睿又斗胆警告说，如果皇上仍在京城厮守尊位，则明朝必亡。崇祯帝颇为其言所动，简短答道：知道了。遂令三人退下，自己返回后宫。当晚，皇上又召李明睿进宫参加另一次秘密会议，并于会后将这位翰林学士单独留下，向他提出了一连串问题。中途接应部队有何安排？谁来统领？中途在何处驻扎？李明睿打算先秘密派遣将领至济宁部署接应部队，并在比较安全的济宁、淮安两地安排驻地。但接应部队从哪里调集？皇上又问。李明睿承认，所有明军主力不是用于镇守关口，抵御义军，就是在边地抗击清军。京城关门兵也不能全部抽出，因为必须留下部分军队护卫留守北京的官员。所以只能暗中派遣一些朝中官员从京畿八府征募新兵。这时，李明睿又提出了关于皇上内库这一敏感问题。没有充足的资金，便无法征募新兵，且南下途中也须犒赏将士。“内帑不可不发”，李明睿说，“万一行至中途，赏赐不足，出处甚难。”皇上同意非有一笔钱不能成事，但又坚持认为不应由内库出钱，而应由户部为此特殊用项做出安排。在这一点上，两人发生了分歧。李明睿的态度近乎强硬，认为如果动用国库中仅剩的储备，北边防线必将受到致命危害；这就等于完全放弃中原，而南下之行就将被称作逃跑。“乞皇上自为宗庙社稷计，决而行之，无待临渴掘井也。”崇祯帝点头不语，但并没有最后拿定注意。时间已很晚了——二更已过——他颇感疲倦，遂将李明睿打发走了。三天后，即2月13日，另一解救危局的提案呈到御前：吏科给事中吴麟徵建议将吴三桂从宁远招回。但这一建议被皇上抛在一边，可能是因为他想到了李明睿的话。他拒绝召回东北军队，因为那将意味着将大片区域让与满人。最后，他转而抓住大学士李建泰提供的一根救命稻草。李建泰很富有，当时他答应捐银100万两，用来征募一支军队，以救援其家乡山西。不幸的是，李建泰只能征募到京城中素质最差的人——地痞、无赖和市井游闲，他们根本不听号令。崇祯帝对此一无所知，他将李建泰出征仪式搞成欢送的盛宴，并亲自登上城头目送这支大军在鼓乐和旌旗的伴随下缓缓西去。皇上将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这位大学士的成功之上了。他曾对李建泰说：“先生此去，如朕亲行。”从一开始，这支军队就注定要遭到惨败。甚至在其出发之前，算命先生就预言其必败；李建泰所乘肩舆的杆子又不祥地折为两段。队伍刚一出城，后面的士兵便开始逃跑，3000宫廷禁军也公然全体溜回北京。当大军缓慢地（每天只行30里）通过河北时，最令人沮丧的可能就是李建泰的士兵到处遭到冷遇。北京城内纷纷传说，李建泰的士兵只有谎称是李自成的部下，才能从农民那里得到食物。人们还听说，许多城镇都将这支朝廷军队拒之门外，他们害怕这伙乌合之众甚于害怕农民军。与此同时，李自成从对面迎头而来。2月26日，李建泰尚未到达山西，朝廷便获悉大顺军正横扫山西。次日，又传来不祥的消息，平阳及黄河沿岸州县全部落入义军之手。3月16日，“闯王”（李自成1636年后的绰号）攻陷山西首府太原。明军守将周遇吉英勇保卫宁武关，但这只是李自成军队在此次战役中所遇到的极少见的一次顽强抵抗。在整个山西及北直隶西部，“文武俱失所恃”。街上的百姓毫无顾忌地唱着：闯王来，城门开，闯王不来，谁将衣食与吾侪。寒不衣兮，饥不食，还钱粮日夜催，更有贪臣来剜肉。生填沟壑诚可哀。在这种公开的反对面前，地方官吏束手无策，只得一个接一个地向义军打开城门，4月7日，李自成军占领了大同，并继续向北直隶推进，10天后占领了宣府（宣化）。这时明朝抵御这支由北方穷人和流民组成的起义大军的，只剩下驻守京城西北居庸关的一支怯懦的军队。连15岁的皇太子朱慈烺都认识到，靠这点力量保卫京城，其希望实在太小了。当时，他正恭恭敬敬地与东宫讲读项煜讨论《论语》的第一篇。当读到“不亦说乎？不亦乐乎？”一段时，他不由沉思良久，即而痛楚地说道：“二‘乎’字可玩。”其讲读只好尴尬地笑笑。3月6日，崇祯帝再次命令群臣献策。皇上表现出的诚意鼓励了那些私下早就希望南迁的大臣，于是一连串的密折呈至皇上面前，提出一种又一种方案。李明睿仍是主谋，许多奏折正是来自他所供职的翰林院。很自然，拥护南迁的大多是南京人。倪元璐（大学士陈演在皇上面前说他太书生气，遂将他转为户部尚书）也赞同这一主张，并且还争取到太子讲读项煜的支持，而许多人视项煜为东林党的同情者。这些大臣阐述了三种不同但又相关的建议。第一种意见是由皇上率军亲征，令太子留守北京。这一由文人学士们所提出的方案，符合较多人的愿望，即鼓励天下豪杰士绅募兵勤王。淮安巡抚路振飞已经组织了72支自卫武装，分别由一名下层士人负责训练和统领。人们认为，一旦皇上离开紫禁城内廷，类似的武装就会在其他地区大量涌现。皇上不会骑马是无关紧要的，只要他出现在战场上，便可使“四方忠臣义士，英雄豪杰”群起响应，就像14世纪明太祖推翻元朝时，汉族人都响应其号召那样。第二种建议几乎是第一种建议的自然结果。尽管南方人十分谨慎地声称，他们提出这一建议是因为考虑到南方地区的重要性。皇上一旦离开京城，便可迁至勤王力量最强大的地区——江南。迁都南京后，崇祯帝可沿长江建立起第二道防线，并以南方的经济和军事重镇九江为枢纽。李明睿还为此策略提供了一个历史例证，即南宋迁都杭州后，又统治了一个半世纪。他强调说，类似的南迁完全适合明朝目前的形势，也完全符合《易经》上利的概念。当李明睿和李邦华审慎地讨论建立南明政权的可能性时，他们都明显感到，要获得这一冒险行动的成功，必须由皇上，而不是太子，率众迁往南京。李明睿解释说：太子少不更事，“禀命则不威，专命则不敬”（《左传》语），不如皇上亲行为便。他希望让太子留守北京摄政，保护宗庙社稷，皇上本人则亲自率众迁至南京，在史可法所率长江下游驻军的保护下，为南明政权的建立，奠定行政和经济基础。不过这最终意味着将中原让给起义军和清军，以及由魏藻德等北方人辅佐太子。当然，没有什么正式理由说明为什么北方籍官员不能一同南下，但他们在河北、山东、山西的田产，使其难以离开。因此，援引《春秋》也未能缓解北方官员对此战略的激烈反对，南迁计划终于落空了。太原陷落之后，皇上再次召集六部、督察院和翰林院群臣议事献策。就在这时，主张南迁的大臣提出了一项折中方案。李邦华呈上密折，建议派遣太子南下，以加强江南防线，皇上则留下来守卫北京。这就是说，让皇上留下来与北方籍官员在一起，而一旦王朝覆灭，南方人便有了一位合法嗣君。大约在1644年4月3日至5日间，崇祯帝召见群臣，以观察他们对李邦华建议的看法。皇上手持这份密折，令李邦华阐述其内容，李邦华婉言推辞，皇上遂大声宣读起来并询问群臣的意见。大臣们一个接一个站出来表示赞同这一建议。由于战场上无法挽回的败局，加上南方籍官员的游说，多数人都转而支持南迁。德高望重的项煜是太子讲读，他自然也赞同这一建议。但最为重要的一票在内阁首辅兼太子少保陈演手中，他对李邦华的支持，使皇上陷入了困境。崇祯帝本来已有“那么点儿”同意亲自去南京，而将守卫社稷之责留给太子了。但现在他与太子的职责被颠倒过来。假如不是他而是太子南下，来使明朝像南宋那样再延续个150年，那么留下来守护社稷宗庙就将成为这位当朝皇上的神圣职责。因此，李邦华的建议等于要求皇上做出自我牺牲，而眼下公开举行的廷议又迫使皇上在大庭广众面前做出抉择。崇祯帝别无它法，只得堂而皇之地宣称：“国君死社稷，恒理也。”但话一出口，他又忍不住满腔怨恨地加上一句：“言迁者欲使朕抱头鼠窜耶？”大概是因为皇上明显流露出不快，几位大臣急忙改变立场。兵科给事中光时亨愤怒抨击李邦华，并指责李明睿是这些“邪说”的幕后支持者。于是，决定性的时刻来到了，光时亨本人是南方桐城人，但他坚决主张固守北京，而当他慷慨激昂地谴责了那些要放弃京城的人之后，在场的27位大臣竟有19位表示放弃南迁主张。这并不完全符合皇上的心思，因为他心底是想要代替太子南下，而现在大多数大臣却主张整个朝廷仍留在北京。结果双方都招致了皇上的愤怒。他一面说：“光时亨阻朕南行”，一面又指责李明睿结党欺君。诸臣平日所言若何？今国家至此，无一忠臣义士为朝廷分忧，而谋乃若此！夫国君死社稷，乃古今之正，朕志已定，毋复多言。“然而”，史家评曰：“南迁之议寝矣。”若按光时亨的主张，皇上和太子都不南下，那么就必须采取措施保卫京师。4月16日，光时亨上疏皇上，建议召回所有主要将领勤王。疏中承认采取这一措施意味着将部分领土给满清，但他认为这只是暂时的损失。朝廷一旦剿灭了叛匪，恢复了力量，就可以收复这些失地。光时亨的建议在朝中引起激烈的争论，他的支持者们（倪元璐、金之俊、吴麟徵和孙承泽）坚持认为朝廷必须面对现实，立刻从宁远召回吴三桂，从蓟州召回王永吉，从密云召回唐通。他们强调说，否则京城必将毁于一旦。但其他大臣不同意这一计划。其中一部分人主张只召回一两位将领；另一部分人强调只有吴三桂所率军队最为重要。皇上的首辅大学士陈演和魏藻德，坚决反对召回这些军队，并着力重申其最初的主张，即反对将领土让与满人。魏藻德是北直隶人，他随即得到了山东将领刘泽清的支持。因为吴三桂的军队若撤离长城防线，刘泽清的侧翼就会暴露于清军的攻击之下。崇祯帝暂时未作最后决定。他对李建泰的军队仍抱有一线希望，希望他能阻止义军继续推进。但4月9日，即那次未见分晓的廷议之后的第三天，李建泰的快信终于到了。信中说他的军队——或者说是残兵败将——已无可指望，他劝皇上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自救。第二天，即4月10日，崇祯帝终于发布了勤王令。所有主将都被加官进爵；吴三桂、刘泽清和唐通则奉命率部入京援救。但三人中实际上只有唐通及时赶到了北京。李建泰的信中还最后一次提出了南迁问题，明确建议皇上将太子先行送到南方，然后将朝廷迁至南京。尽管一周前皇上已坚定地表示，他主意已定，南迁问题不得再议，但主张南迁的南方籍官员并未停止私下为太子或皇上离京做准备。现在，他们再次于殿前大胆提出，送太子到南京，让其督率江南军事。然而光时亨再次火冒三丈，质问道：“奉太子往南，诸臣意欲何为？将欲为唐肃宗灵武故事乎？”所有争论便为之再次中止。光时亨言外之意是指责他们阴谋拥立太子，逼迫崇祯帝退位，这使南方籍官员大惊失措，“遂不敢言”。大臣们一个个低头默立一旁，倾听皇上愤怒的斥责：“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尔！”所有在场的人都明白，除在北京厮守至尊之位外，任何劝说皇上采取其他行动的尝试，都必定被曲解为不忠。从此，绝望气氛笼罩了京师的居民，“诸臣咸思南窜”。崇祯帝拒绝了南迁的建议，既不遣太子去南京，他本人也不离京。这对后来满清占领北京时的形势产生了深远影响。满清比较完整地接管了明朝的中央政府，遂拥有了他们颇为缺乏的东西，由此接收了明朝几乎全部汉族官吏，依靠他们接管天下并最后征服南方。崇祯帝的决定还导致诸多皇室宗亲之继承权利的暧昧不定，以致派系倾轧削弱了南明政权。此外，复明阵营也因之少了一批立志恢复失地，渴望对清朝发动反攻以便光复家园的北方人。崇祯帝这一自我牺牲的决定，就这样最终毁灭了后来复明志士坚守南方的许多希望。崇祯皇帝的末日
尽管人们批评崇祯帝过于消极，但他确实在继续设法保卫北京，虽然这可能是徒劳的。他犹豫了如此之久，最后终于下令征召民兵，并通过木版印刷的圣旨布告天下：“各路官兵，凡忠勇之士，倡义之王，有志封拜者，水陆并进。”同时，他派遣部分京城守军开到城外扎营，其余的派往各个城门；各城门还设置了路障并安放了葡萄牙大炮，以加强防守；又把宦官武装起来，令其把守通往紫禁城的主要道口。皇上甚至还挖出深藏地下的并不丰裕的内帑储备，以供太监杜勋招募一支军队，协助总兵唐通守卫居庸关。但这些准备没有一项足以震慑敌军，也没有使北京的百姓振作起来。那道征召民兵的圣旨未能传到京郊以外，负责京城四周15英里长城墙的巡守士兵严重不足，以至每名士兵必须独自守卫30英尺的城墙。各官府的属吏已不再听从命令，“而小民敢于抗上”。在朝廷最高层，钦天监官员奏报，4月10日——即作出固守京城之重大决定的这一天——象征皇帝的北极星下移。崇祯帝显然未理会这一凶兆，还“诏百官修省，而大僚职官饮酒高会，如太平时。”4月22日，皇上照例主持早朝，并将议题转到军饷问题上来。正当他们讨论为居庸关守军增拨给养时，一名信使闯入殿中，呈上一份只能由皇上拆阅的密封急件。（皇上）览之色变，久之，即起入内，谕各官退，始知为昌平失守也。4月21日，杜勋和唐通让义军通过了居庸关。眼下，大顺军已占领了紫禁城西北65公里处的昌平。朝廷上下一片惊恐。大臣们“但相顾不发一论”。尽管他们普遍意识到义军正在步步进逼，但直到此刻他们才意识到，李自成拿下京城已近在眼前。次日一早，即4月23日，崇祯帝主持了最后一次正式朝会。他步入大厅，登上宝座后，环顾群臣，不禁潸然泪下，“诸臣亦相向弟公子黔牟为君，卫惠公仓皇出逃到齐国。至于宣姜，尽管作为一位母亲她很不幸（两个儿子一死一逃），作为一颗政治棋子却发挥了重要作用。就在卫惠公即位的那一年，宣姜的父亲齐僖公以强硬的态度干涉了卫国的内政，他命令急子的另一个同胞弟弟公子顽与宣姜通奸。据《左传》记载，“齐人命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强之。”昭伯就是公子顽。从辈分上讲，宣姜是公子顽的母亲，公子顽不愿意“烝”宣姜，齐国人就强迫他！这道匪夷所思的命令体现了血缘政治的荒唐与无赖。齐僖公深知卫国人怀念急子而憎恶卫惠公，担心卫惠公势单力薄，地位不稳。因此他未雨绸缪，要公子顽与宣姜通奸，目的是要他们生出既有齐国血统、又有宣姜血统的后代——齐国可以通过这些后代来加强对卫国的控制，同时这些后代在感情上也能被卫国人民接受。公子顽开始对这一任务强烈反对，但是在齐国人的威逼之下，不得已与宣姜睡了。没想到，徐娘半老的宣姜仍然魅力无穷，公子顽很快就乐不思蜀，两个人翻云覆雨，如胶似漆，前后竟然生了五个儿女，大大超出了齐僖公的任务指标。更重要的是，这些儿女长大成人之后，果然成为连接齐国与卫国的桥梁，在齐桓公年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是后话，在此不表。【细节决定成败：一颗甜瓜引发的血案】公元前695年冬天，也就是郑昭公复辟的第三年冬天，郑国的首都新郑再次发生政变，大夫高渠弥蓄养死士，刺杀了郑昭公，并立郑昭公的弟弟公子亹（wěi）为君。高渠弥是郑庄公时代的猛将，随着郑庄公东征西讨，立下过汗马功劳。因其战功赫赫，郑庄公曾经考虑提拔高渠弥为上卿，但是因为世子忽（也即是后来的郑昭公）的坚决反对而作罢。高渠弥由此对世子忽怀恨在心。郑昭公二度为君后，高渠弥又怀疑郑昭公终归有一日会对自己下手，怨恨加上恐惧，使得他铤而走险，发动了政变。公子亹因高渠弥而上台，自然对其感恩戴德，封高渠弥为上卿，与四朝元老（现在应该称为五朝元老）祭仲共同执掌朝政。自郑庄公去世后，新郑的主人如走马灯一般轮换，今天世子忽，明天公子突，后天又是世子忽，大后天则变成了公子亹，城里的百姓看着这几兄弟走马灯似的轮番粉墨登场，对于举办即位大典之类的盛事已经没有任何新鲜感了。但是，这一次仍然没有剧终。公子亹昙花一现，仅仅过了一年，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公元前694年，齐襄公亲自率领大军从临淄出发，来到郑、卫边境上一个名叫首止的地方，对郑国形成窥探之势。齐襄公此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不久前鲁桓公在齐国被杀，这事虽然最终嫁祸给了公子彭生，但是国内外舆论仍准确地将矛头指向了他，搞得他灰头土脸，很不好受。为了转移大家的注意力，同时也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形象，齐襄公决定做一两件有国际影响力的大事，其中第一件事就是拿郑国的公子亹和高渠弥开刀，替郑昭公找回公道。凭心而论，齐襄公这个切入点找得不错。一方面，高渠弥弑君乃是大逆不道的行为，讨伐高渠弥就是拨乱反正，替天行道。另一方面，郑昭公还在当世子的时候，曾经领兵替齐国打败北戎，有恩于齐国，齐襄公的父亲齐僖公也一直对郑昭公青睐有加，数度想将女儿嫁给他，可以说，郑昭公是齐国人民的老朋友了。老朋友被人杀害，齐襄公不能坐视不管。可笑的是，公子亹和高渠弥竟浑然不知齐襄公屯兵首止的真实意图，当齐襄公派人邀请他们前来会盟的时候，这两个人欣然赴会，还以为从此攀上了一棵大树，可以高枕无忧了，结果一到齐营就被抓起来。公子亹被齐国的武士乱刀砍死，而高渠弥被处车裂之刑——所谓车裂之刑，就是五牛分尸，受刑者死状极其惨烈。齐襄公给高渠弥下这么重的药，自然是为了昭告天下，他让正义得到了伸张。公子亹此行，本来也想带上祭仲同去，但祭仲已经是一只众所周知的老狐狸，怎么会看不穿齐襄公的把戏？他借口患病，坚决不去首止，因而躲过一劫。公子亹和高渠弥死后，他又出来主持大局，从陈国迎立了郑昭公的另一个弟弟公子仪为君。真可谓铁打的祭仲，流水的国君，这样算起来，他已经是郑国的六朝元老了。真不明白，郑国上上下下怎么就能容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把迎立国君当把戏呢？郑国的老百姓再一次打起精神，欢天喜地地庆贺了新君的即位。齐襄公重塑形象的第二件大事，是帮助卫惠公复国。前面说过，卫国人于公元前696年发动政变，立公子黔牟为君，将宣姜的儿子卫惠公（公子朔）赶到齐国。卫惠公在齐国一住七年。齐襄公即位之后，本来对卫惠公也不感冒，长期将他晾在一边，不闻不问。现在为了扬威于诸侯，齐襄公决定尽舅舅的一份力量，将这个外甥送回去。公元前689年，齐襄公发动诸侯讨伐卫国。参加讨伐的有齐、鲁、宋、陈、蔡等多国部队。这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战争，齐襄公甚至将文姜带到军中，一路玩乐，迤逦而行。联军于这一年夏天举兵，直到第二年春天才进入卫国边境。出人意料的是，自从濡葛之战后就断绝了征伐之念的周王室，这次竟然麻起胆子，派了一位叫子突的下级官员，带领一小支王室部队前往卫国，对黔牟进行支援。这种支援充其量只能算作声援，然而竟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联军春季进入卫国，初夏就结束了战事，卫惠公顺利地重登君位。由于王室的干涉，这次复辟没有给卫国带来太多的腥风血雨。卫惠公大手一挥，仅仅杀了当年政变的主谋公子职和公子泄，同谋的大夫宁跪被流放到秦国，而做了七年国君的黔牟被子突带回雒邑，在王室的庇护之下安度余生。《左传》这么评论这件事，认为公子职和公子泄当年发动政变，立黔牟为君，行为过于草率鲁莽。凡立君而且能够稳固其政权的，必先考虑其本末，然后采取适当的方式立其为君。如果其人没有充分的理由被立，或者立后不能安定国家的，不予以考虑。这是废话。齐襄公帮助自己的外甥重登君位，当然也不能亏待自己，他顺手从卫国带走了大批宝器。这些宝器，多半是周朝初年周成王赏赐给卫国的第一任国君卫康叔的，至此已有300余年的历史，不只价值连城，更象征着卫侯受命于周天子管理一方领土的权力。对于自己的另一个外甥——文姜的儿子鲁庄公，齐襄公更是照顾有加，将这批宝器分了一部分，派人专程送到鲁国去。不过，鲁国人并不领情，在史书上酸溜溜地记载说：“文姜请之也。”说是文姜吹了枕边风才给的。有了这次分赃，又有文姜从中调和，齐襄公与鲁庄公的关系越来越融洽。公元前686年，舅甥两个联合起来讨伐倒霉的郕国。郕国再一次放弃抵抗，向齐襄公请求投降。齐襄公单独接受了投降，而将鲁庄公撇在一边。这种“吃独食”的行为有违利益均沾的国际合作准则，鲁庄公的弟弟庆父很不服气，一时间恶向胆边生，向鲁庄公建议说，我们最好趁这个时候偷袭齐军，齐军没有防备，必定大获全胜。鲁庄公吓得连忙捂住庆父的嘴，小心翼翼把他拉到角落里，批评说：“人家投降齐国而不投降鲁国，是我们的德行不够，齐军有什么罪呢？《夏上说，要下苦功培养德行，德行具备之后，别人自然会降服。这就是所谓的以德服人，我们现在这水平还是老老实实回去修行，等待时机吧！”悄然领兵回国。对于鲁庄公的行为，后世的评价很高，认为他注重反思自己行为操行，遇到任何问题，总是从自身出发找原因，严厉批评自己，很少责难别人。在那充满怨恨的杀伐之世，能够不为血气所驱使，不轻易挑起与大国的战争，是明君应有的风范。我只能说，他的脾气真好。就在齐襄公踌躇满志，准备依仗武力号令中原，重振大国雄风的时候，公元前686年冬天，一场宫廷政变击碎了他的春秋大梦。和那个年代诸多盛极一时的人物一样，他那看似强大的国家政权和战争机器，其实都建立在一种极度脆弱的平衡之上。一旦这种平衡在某个方面被打破，很有可能导致整座大厦失去平衡，轰然坍塌。只不过，齐襄公的倒台比别人更富有戏剧性，起因只是一个甜瓜。事情还得从一年前说起。公元前687年七月，甜瓜成熟的季节，齐襄公派大夫管至父、连称前往葵丘戍边。镇守边疆是一份很辛苦的工作，按照当时的通例，士兵戍边满一年就要轮换，如果超过一年还没有人前来换岗，可以擅自离岗，不作逃兵处理。当时齐襄公也是这样安排管、连二人，说：“及瓜而代。”意思是明年瓜熟的时候，寡人派其他人去葵丘轮换二位，不必担心。有了齐襄公这句话，连称和管至父虽然不太情愿，但还是带着士兵前往葵丘去了。边疆的生活着实单调，不止人烟稀少，还单调乏味，远不如城里的丰富多彩，两个人在那的生活百无聊赖，业余时间也就是钓钓鱼，打打牌，喝喝酒；实在郁闷不过，便光着膀子站在旷野里喊几嗓子，听听远处的回音；憋不住了就跑到附近村里抓几个姑娘，有时其乐也融融，有时其乐也泄泄……总之，一年时间晃晃悠悠也就过去了。某个炎热的夏日，两个人摆了张席子，坐在大树下纳凉，士兵端了一盘新鲜的甜瓜给他们解暑。吃着吃着，连称突然说：“瓜熟了啊。”管至父一只脚踩在凳子上，一脸络腮上还挂着甜瓜汁，也恍然大悟道：“瓜熟了啊。”可是瓜熟了很多天，也不见齐襄公派人来接管工作。看来齐襄公把这两个人的事给忘了。这也难怪，他成天想着东征西讨，干涉他国的内政，还要抽时间和文姜约会，不在戎车上，就在文姜的绣榻上，不在文姜的绣榻上，就是在去文姜绣榻的路上，哪里还记得起葵丘有那么两个人在傻乎乎地等着他派人去轮岗啊。没过多久，葵丘的边疆部队派专人不远千里给国君送来一个熟透了的甜瓜。齐襄公吃了两口，觉得味道很不错，点着果盘责备使者说，这么好吃的瓜，应该多送两车来，怎么只有一个？使者说：“这个……嗯……啊，那个连称大夫和管至父大夫说，嗯……这个瓜，您知道的，就那什么……”齐襄公把瓜往盆里一扔，瞪了他一眼，使者吓得打了一个寒噤，头垂得更低了：“他们说，瓜又熟了，您该找人去代他们了。”齐襄公又好气又好笑，抄起一块甜瓜，咬了一口：“那么点破事，犯得着兜这么大一圈子吗？你回去告诉他们，下次瓜熟的时候再说。”使者这回没敢多说：“是。”一溜烟跑了。这时候齐襄公还没有意识到，他的言而无信已经给自己埋下一颗定时炸弹。使者回到葵丘，将齐襄公的话对连称和管至父一说，这两个人当场便跳起来，也顾不得有旁人在场，吹胡子瞪眼，摔杯子摔碗，发了一晚上牢骚。发完牢骚，他们端起酒杯，瞪着两双布满血丝的眼睛，眨巴眨巴就作了一个大胆而草率的决定：杀掉昏君，以泄心头之恨！荣格的共时性理论告诉我们，几件毫不相干的事如果在同一时空相遇，产生的效果往往是极其巨大的，以至于人们禁不住以为这些事情其实是冥冥之中已经注定。公元前686年，当连称与管至父阴谋作乱的时候，一个叫公孙无知的人进入他们的视线，使得他们眼前一亮，暗自感叹：这个人简直就是为了造反而生的。公孙无知是齐国的公室子弟，他的父亲夷仲年是齐僖公的同胞弟弟。齐僖公在世的时候，对公孙无知这个亲侄子宠爱有加，允许他穿着打扮如同嫡子。在那个年代，嫡子的地位远远高于庶子，嫡子不只享有继承权，在平时的穿着打扮、出行仪仗甚至膳食待遇上也区别于庶子。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体现封建等级制度的权威性，培养庶子对嫡子的服从意识，以维护统治阶级内部的稳定。对于齐僖公来说，公孙无知连庶子都不是，却让他穿上嫡子的衣服，享受了嫡子的待遇，对他来说其实不是一件好事。齐襄公还在当大子的时候，对公孙无知享受与自己同等的政治待遇就很有意见，等到他即位为君，立刻抓住公孙无知越级穿衣服这件事做文章，在众人面前将他好好数落了一番，降低了他的政治待遇。齐襄公这么做，当然是简单粗暴了点，但是并没有做错。只不过公孙无知也是骄傲惯了的人，当众挨了一顿批之后，颜面尽失，自然就对齐襄公产生了不满，进而有了取而代之的想法。连称和管至父想杀齐襄公，但他们不能解决杀死齐襄公之后的问题，没有办法建立一个具备合法性的新政权；公孙无知想取齐襄公而代之，但他现在无权无势，手里无兵，只能依靠别人。这三个人凑到一起，上面的问题就基本上解决了，他们很快达成一致，分好了工：连、管二人负责杀人，公孙无知负责以公室子弟的身份，建立新的政权。一个女人在这桩阴谋中起到了间谍的作用。她是连称的堂妹、齐襄公的小妾，在史料上没有记载其名字和称谓，我们姑且称她为连妃罢，虽然也许并不准确。和公孙无知一样，连妃也是个郁郁不得志的人，只不过她不得志的场所不在朝堂，而在后宫。连妃为什么不得志？岂止她不得志，几乎后宫所有女人都不得志。前些年周天子郑重其事地将女儿王姬嫁给齐襄公做老婆，第二年也就郁郁而终了。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个从鲁国回来的文姜，她以酥风媚骨带给齐襄公无限美好的偷情感觉，成为了齐国后宫佳丽共同的噩梦。为了争取连妃入伙，公孙无知牺牲了自己的色相。他许诺，如果事成之后当上国君，就立她为夫人。这个诱惑实在太大了，连妃不用掰手指头都算得出国君夫人与小妾之间的差距，她立马答应了公孙无知的要求，同意当他的同伙，为他们提供齐襄公的情报。齐襄公并未意识到危险临近。这一年十二月，他带领群臣和宫内人员前往姑棼（fén）赏雪，并计划在贝丘举行狩猎活动。这一消息通过后宫被传到公孙无知那里，他与连称、管至父三人决定动手。说来也是冤冤相报，齐襄公在贝丘打猎，冷不丁冒出一头野猪来，挡在他的车前。齐襄公命贴身小厮孟阳射杀它，孟阳拉开长弓，瞪大眼睛一看，大惊失色：“这哪里是猪，分明是公子彭生！”齐襄公又惊又怒，骂道：“彭生哪敢见我？”抢过弓来搭箭便射。没想到，那野猪如人站立，不住哀啼，把齐襄公吓得魂飞魄散，从车上滚下来，不但崴了脚，还丢了鞋，十分狼狈。回到姑棼的行宫，齐襄公方才发现自己有一只鞋不见了，叫了徒人费（徒人即寺人，也就是后世所谓的太监）来问。徒人费说：“鞋子大概被野猪给叼去了吧。”这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嘛，齐襄公一肚子火正没处发，正好拿徒人费来撒气，亲自操起皮鞭，将徒人费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淋。徒人费好不容易一拐一拐地出了宫门，没走几步，就遇到一群黑衣武士。他想叫，还没叫出声，被对方拿刀柄一撞，就倒了。“昏君呢？”问话的人是连称。“在，在寝宫睡觉……”“把他杀了。”连称简短地吩咐，便带着人就往里冲。徒人费一把抓住他的衣角：“千万不要杀我，留我的小命，我可以进去做内应。”他把衣服褪下来，让连称看他背上的伤口。没错，新鲜的，还流着血。连称信了他，让他先潜回行宫当内应。这一举动虽然没有影响这次行动的最终结果，但从战术上讲，显然是犯了个低级错误，错就错在连称低估了徒人费的奴性。徒人费跌跌撞撞跑回寝宫，上气不接下气地把外面遇到的事讲给齐襄公听。齐襄公吓得脸色煞白，不知道如何是好。倒是徒人费有主见，将齐襄公藏在帷幕之后，又要孟阳穿上齐襄公的服装，躺在齐襄公的床上当他的替身。徒人费自己则装作向连称通风报信，再一次出宫，企图趁连称不注意将其刺杀。当然，徒人费没有成功。连称等人杀死徒人费，又在宫门之内杀死了护卫石之纷如，径直闯进齐襄公的寝宫，将孟阳砍死在床上。孟阳的死到底没能挽救齐襄公。刺客们都是老手，将孟阳砍死之后，拿灯一照，年少无须，发现那不是要杀的人，遂四处搜索，忽然发现帷幕之下露出一只鞋，便知齐襄公藏在幕后。拉出来一看，齐襄公脚上只穿着一
把他拒之门外的城市。袁懋功此刻想要向朝廷指出的是，像阮大铖这类声名狼藉的人会腐蚀新朝。袁懋功告诉皇帝：阮大铖“坏事明朝”，以致“士林不齿”。因为他“误江南数万之生灵”，公开用他，势必招致南方文人的不满。而且此人“在前朝则坏前朝，在今日必坏今日”。结果，阮大铖很快就销声匿迹了。有人说他在浙江当了和尚。但是关于他的晚年，更加可靠的说法看来是，他全心全意地为清军出谋划策、效力尽忠，也许是以此重温他早年想成为一名军事英雄的梦想吧。事实上阮大铖看来是在闽浙边境一带干劲十足地从事这些军务活动，以致到了撩起书生长袍加入行伍的地步。最后他在福建北部山区的一次艰苦的徒步行军中摔死了。不过，阮大铖的死并没使袁懋功的议论失去意义。同是在这个告诫勿用阮大铖的奏章中，袁懋功还提出其他原明朝官员也要受到审查。这些投降的文人既然不能马上被录用，就应该遣返回乡，在那儿他们可以帮助恢复秩序，以防政权落入土豪手中：伏乞敕下该部，详查南官在京者，悉令各回原籍，静听量材酌用。在多尔衮实际收到这份奏章的几个星期之前，钱谦益已经以疾病为由婉言推托了在京城的职务，请求回乡。虽然多尔衮依旧宠待他，委派两名王朝官员照料他，准许他利用政府的驿站去南方旅行，但是钱谦益的引退与袁懋功关于许多归附者的恶劣政治作风的警告，是不无关系的。他的离去标志着像陈之遴这样的年轻人开始出人头地，他们既没有受到以往之党争的那么严重的腐蚀，在公众心目中也没有与投机性的卖身投靠那样紧密地联系起来。
土国宝和太湖复明分子
1646年以后钱谦益的政治引退，并未立即影响清朝与江南地方名流合作的总政策。在最初的松江起义被清军镇压之后，该地区巡抚土国宝开始着手吸引农夫重返家园、粮商重返店铺。甚至在和平时期，苏、松、太一带的粮食都无法自给，而不得不依赖粮商从外省输入稻谷。1645年发生骚乱，杨文驄部队劫掠这一地区，太湖“白头军”闯入苏州货栈，粮商们四散逃命。这些货栈在8月份被重新夺回，巡抚土国宝设法查明了其中屯积的一部分谷物“系行商之物，来之不易”，遂将2.3万石稻谷交付原主，以劝诱苏州粮商重操旧业。这些措施最初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该地区的经济稳定，是颇见成效的。但是，太湖地区吴易复明势力的继续存在，阻碍了土国宝力争江南民众合作以重建经济的计划。吴易曾率部攻打苏州，失败后逃入沼泽地带，重组力量。其他复明分子残部也加入进来，吴易遂与由周瑞指挥的一支小部队实行联合，在长白荡建立了一个新的复明联盟中心。据记载，他们于1646年3月2日打了第一次胜仗。那天他们从湖边突然冒了出来，重占吴江，杀死县官，掠夺地方。虽然他们很快就放弃了吴江城，但周瑞和吴易的人马从此就屡屡出击，更为大胆，终于渐渐地控制了整个太湖东岸。清军缺乏熟练的水手，无力控制以渔民和走私分子为主体的吴易水军。1646年5月11日，1000多艘复明分子的战船再次袭击吴江城，土国宝得到巡抚吴圣兆指挥的松江军队的支援，击退了他们的进攻，但伤亡惨重。吴易的事迹传遍了整个江南，他和周瑞发动军事攻势的消息也传到了浙江鲁王的耳中。通过周瑞的僚员戴之俊（他是杨廷枢的学生），太湖的战士与松江起义中幸存的缙绅复明分子，尤其是当时住在嘉善的陈子龙取得了联系。部分是通过他们，吴易直接与鲁王政权接上了头。鲁王承认他与日俱增的地位，并在同年春天晋封他为长兴伯。同时，吴易和周瑞按正规编制组建部队，刻印任官，建立起一个专门的参议机构，并马上邀请陈子龙前来参加。陈子龙接受邀请参加了吴易的幕府，与他自己的两个弟子王云和钱漱广一起，动身前往太湖复明分子的营地。他们在沼泽中一个岛上的一所荒废的书院里建立了府署，但不久就对他们的使命以及吴易领导的反清战斗的胜利前景不抱幻想了。王云对他们为何马上离开书院躲避到钱家庄园的理由做了一些暗示，他写道：“先生私语予曰：长兴一世人豪也，阚其意颇轻敌，又幕客皆轻薄之士，诸将惟事剽掠而已，师众而不整，其又为长荡乎？”另一方面，巡抚土国宝依旧把吴易及其部众看作是对整个江南安全的一个十分现实的威胁，特别是他们有可能突破清朝的东南防线，而与在浙江作战的南明军队取得联系。事实上，吴易正是决定通过袭击据说防御薄弱的嘉善城，来努力突破清朝环绕太湖的封锁线的。而且，吴易得到消息说，嘉善知县暗中同情复明事业。吴易便与那位官员联系，那人建议在嘉善城中双方秘密会见，专门讨论日后联合起义事宜。以敏捷骁勇出名的吴易显然没有怀疑这是一个圈套，冒失地应邀前往。结果他中了埋伏，被清兵捉住。嘉善县官将他交给杭州府，知府即刻于1646年7月15日在草桥门外处死了这个复明分子。吴易的死既没有终止太湖部众的军事活动，也没有扑灭江南绅士中顽固不移的复明分子的希望。首先，太湖本身继续吸引着亡命徒和冒险家。太湖及沼泽地带以南的地区，即浙江北部，是太湖里的党徒征募新成员的一个不断的源泉。因为这条水路是极为重要的商业枢纽（将商品货物从广东或福建往北运送到长江与淮河流域的商人，除了走这条夹在群山与大海之间的狭长通道外，别无他路），因为这一地区受三个经常互不合作的不同地方当局的管辖（即湖州、嘉兴和南直隶），这里成了各种反抗分子的避难所。清朝官员想直接控制这片禁地，尚需时日。其次，吴易的死也许使得太湖北部的部众一时群龙无首，但他们很快就从各个部将分别掌管，转而接受了周瑞的统一指挥。最后，纵然巡抚土国宝于那年7月处死吴易后，在夏末向北京报告时说苏州一带景象优雅宁静，但尤其在年轻的江南文人中间，还是存在着大量几乎不加掩饰的敌意与怨恨。当时曾发现一些投考的生员将长发藏在帽子下面，还有一个人则公开痛骂土国宝当了卖国贼。预定在1646年9月举行的乡试事实上不得不延迟到11月。那年12月，一个来自无锡的名叫王谋的狂生还领导了一次毫无希望的对江阴的进攻，结果被杀。只要这些事变看起来还是孤立的和偶然的，像土国宝这样的降清者就依旧满怀信心。但一当有迹象表明这些事件不过是更广泛更普遍的不满情绪的公开流露，他和洪承畴就感到忧虑起来了。特别是当地处南京以南皖浙边境的溧阳发生了骚乱，复明运动风起云涌，从淮阳一带的滨海地区越过大运河向皖北广大地区迅速发展时，动乱就逐渐走向了高潮。溧阳、淮阳起义
溧阳起义开始是一场缙绅阶级反抗清朝统治的运动，但很快就变成贫民、奴仆和佃户进行的一场起义，由名叫潘茂和潘珍的两个奴仆领导。叛乱在清人到达南京之前就已开始，到清人试图控制这一地区十六都的时候，他们发现二潘吸引了苏南的大批穷人和被压迫者，并将这些人组织成两支武装大军，称为“削鼻”党和“珐琅”党，占领了县城。溧阳本身受到战火的破坏，不是遭清军抢劫就是被农民掠夺，“徒余四壁”。虽然南京当局在附近的高淳县建立了一个“安全”区，但在1645年秋冬之际，他们还是几乎完全不敢进入溧阳县，只有让两潘控制当地政权。次年夏天，距南京更近的汤山发生动乱，一个“妖生”带领当地盗贼进行掳掠，并纵火烧毁了部分地区。与此同时，关于复明分子的水军在江北淮阳的如皋袭击清军的报告也到达了南京，报告又从那里传送到北京多尔衮处。南京的清朝官员了解到，淮阳地区复明党的活动直接受到一个明朝亲王的唆使，清政府公文中说他是兴昌王。这个人以江苏东北部的云台山为基地，许多官员都把他与远在江北的海州、赣榆和邳州的复明分子联系起来。因此，显然是他下令进攻两淮盐城的，而像盐工缪鼎吉或当地民兵首领高进忠和王翘林这样的地痞却也听从了这一指挥，于1645年10月袭击了盐城。不过，清军击退了他们的进攻，并一直追到海州，最终将兴昌王俘获，带回淮安斩首。兴昌王的死并没有结束江北地区的抵抗运动。另一明室贵族瑞安王朱谊泐，设法在南京附近的一些地区以及整个淮阳一带任命了许多复明分子军事首领和低级官员。当他的军事顾问朱君召在南京组织了一批策应人员时，瑞安王也与瑞昌王朱谊漇取得了联系，朱谊漇保证他的部众合作进攻南方旧都。1646年9月初，南京清政府听到了这一复明武装即将前来进攻的风声。朱君召的一个秘密接头人泄露了在城中策应的密谋，而在30公里外的龙潭的另一个告密者也说，那个地区的复明党人在朱谊漇集合下，正与瑞安王暗中交往。当清军骑哨报告敌军密布于南京东翼朝阳门外的孝陵卫时，城中的要员们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清军的力量有限，尤其是如果这次进攻成为江南、特别是松江地区进一步起义的始发点的话。洪承畴确实统帅着若干“南兵”，但如上所述，这些兵卒与其说是一支兵力，倒不如说是一种负担更为恰当。“南兵脆弱，全无马匹，即盔甲、弓箭，俱称缺乏，尚在设法置备。”他们无法与巴山的满洲兵（“巴山满洲官兵，先声足以夺气，临敌足以摧锋。”）或张大猷的汉军八旗兵相比，洪承畴轻蔑地将他们搁置于一边。可是巴山的满洲兵为数不多，张大猷的汉军八旗兵又只有4000人，但军事会议还是决定将这些数量有限的精锐部队分成两支。一支在巴山和总兵陈锦的指挥下，东进龙潭，将反叛消灭于萌芽之中；另一支留在后面，由洪承畴和总兵张大猷统率，保卫南京，抵御聚集在城外的约有1万人的敌军。巴山率部于9月18日离开南京，次日到达龙潭附近。满洲兵军纪严明，不得任意杀戮，与一年前江南的一些汉族军阀士兵放肆与野蛮的行为，形成了鲜明对照。巴山先是将这个地区团团围住，然后遣兵逐村晓喻村民缚献真“贼”。这一出路或许也是特别军事法庭给指出的。此后十天里，村民献出或告发的共有400余人。洪承畴后来声称所有这些人都在正式审问下“供认”了他们的罪行。然后，巴山返回南京。此时，南京城已遭到了复明军的攻击。他们进袭了神策门，而城内的策应者则试图放火，以分散张大猷和其他守军的注意力。这一牵制并未奏效。洪承畴利用告密者提供的情报，已经开始兜捕瑞安王的支持者了。洪承畴既然得到巴山部的援助，遂于10月2日黎明关闭城门，“擒获甚多”，据官方说，这些人携带着南明公文。巴山也俘虏了一批在朝阳、太平门外作战的南明诸王士卒，将他们处决了。复明军大部逃回乡村，有一些到太湖边避难，瑞安王则携亲随逃到了远在安徽西南的宿松上游。可是他未能幸免。巴山率部穷追不舍，于1647年初将其斩首，带回了南京。北京兵部还命令他们把这一吓人的战利品沿长江一路示众，以惩戒那些起兵反清的人。1646年复明分子的失败
安徽、江苏复明军进攻南京的失败，与1646年秋复明分子在中国南部总体上的土崩瓦解，是相一致的。浙江是复明势力衰落的第一个中心。浙江省最初归总督张存仁管辖，清军占领浙江，当地的归附者曾出过大力。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是罗马天主教徒，视佟国器为政治领袖。佟国器是降清的辽东佟氏家庭的一员。他本人在满清进入中原以前即已南下迁居浙江。他在杭州与信奉基督教的一些人有所交往，这些人则与缙绅领袖朱宗元有联系。当清人入侵之时，朱宗元的著作流传甚广。他认为过去的中国过于以自我为中心，中国人有关“夷”的概念造成了文化上的自负，它无视不同的国度具有不同的价值观这一事实。朱宗元还为文化的普遍性辩护，强调外国人，无论是像艾儒略这样的基督教神父，或是像多尔衮这样的满族统治者，都可能带来一种新的发现天道的“指南”。他声称欧洲本身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在那儿，偷盗近乎匿迹，知识得到尊重，社会各阶层彼此和谐相处。浙江现在需要这种社会指引，因为“东西同道同心”。满人也给中国带来了共同的“道”。朱宗元指出，大舜毕竟也曾被视作“东夷”。所以朱宗元拥护满族统治。朱宗元的所作所为，得到了许多已经深受其著作影响的天主教徒的赞同。这些归附者反过来也依靠佟国器的支持，而被任命为闽浙提督的佟国器则在他们的帮助下统治浙江。对福建的统治就困难得多了，不过那里的复明运动在1646年秋也被镇压下去。唐王的隆武政权在福州海军将领郑芝龙的庇护下，于1645年8月在福州建立。虽然发动了好几次北征（包括1645年9月由名士黄道周率领的一次对江西的倒霉的袭击），隆武政权的主要希望还是在于与湖广长沙的何腾蛟部队会合。然而，郑芝龙不乐意让唐王脱离他的“保护”，最后这个海盗头子背叛了复明事业，秘密与洪承畴联系，表示愿意投降。博洛指挥清军从浙江进逼福建，郑芝龙希望得到博洛的报答，自动撤回了守卫福建北部的一些军队。这就给李成栋和佟养甲率兵进攻让开了道路。唐王及其夫人被迫逃离了行宫，10月6日在汀州被俘，即刻处死。此后不久，郑芝龙正式投降，虽然被留一条活命，却作为满人的俘虏被送到北京。同时，杨廷麟领导的南明军队曾试图抵抗降清将领金声桓的围攻，坚守战略要塞赣州。1646年11月当隆武皇帝的死讯传到赣州时，那儿的抵抗就崩溃了，整个江西成了金声桓的天下。到1646年12月，在南方抵抗清军的将领已经不多了：湖南的何腾蛟和褚胤锡，东南海岸的郑成功（郑芝龙的儿子）和黄斌卿，以及两广的瞿式耜和丁魁楚。诚然，在广东有两个新建的南明政权。苏观生曾是隆武皇帝的一个重要支持者，他从福建逃到广州，于1646年12月11日拥立第二个唐王（他是从海上逃来的）为绍武皇帝。不久，永明王于12月24日在上游的肇庆被拥立为永历皇帝。但是前一个朝廷主要由广东籍拥护者组成，后一个朝廷主要由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复明分子构成，双方很快就开始了火并。1647年1月，当绍武政权和永历政权正打得不亦乐乎之时，李成栋（他受辽东“旧臣”佟养甲的严密监视）正从福建移兵占领潮州和惠州。李成栋给广州的苏观生递送了一份伪造的南明战报，以此在1647年1月20日出其不意地抓住了复明分子。一支由不到1000清兵组成的先头部队被误认为绍武政权的友军，得以开进广州城，几天之内他们占领了全城，苏观生被迫自杀，绍武皇帝则被处死，吓得永历皇帝乘夜悄悄放弃肇庆，逃往广西南部。1647年2月2日，李成栋兵不血刃，占领肇庆，到4月，他包围了在桂林的瞿式耜。当复明势力在遥远的南方遭受严重挫折之时，南京周围的党徒发现，瑞安王的进攻使大批人马暴露在洪承畴部队的攻击和破坏之下。此外，起义本身使洪承畴得以向兵部力争，允许他把巴山留在身边。在瑞安王进攻前夕，巴山部曾受命到湖广地区接管安抚工作，但现在受命留守南京。而且，南京守军对复明分子进攻的有力反击，看来完全是清朝统治巩固的一个象征，这样可以大大地帮助苏州巡抚土国宝，他正努力扑灭太湖一带的抵抗力量。土国宝训练了一批专门的水军，以进攻太湖反清武装。此外，他还向太湖沿岸各县派遣县尉，征募士兵。对周围乡村严格的行政控制，使得土国宝有可能阻止抵抗分子取得必要的食物供给。虽然太湖反清分子可依靠鱼虾维持生计，但仍需要一定的谷物。这意味着他们得不时地上岸来，到农村购买或者偷窃稻米。在这种抢掠过程中，他们极易受到正规步兵和炮兵的攻击。1647年2、3月，封锁线开始收紧，一支支反清武装被清军捕获的战报送到了南京。这些投也做得好，每个营的战旗都绘有不同的图腾，以示忠君报国思想，思想动员灌输到每个士兵。戚继光的理想，就是要用严格的制度，树立一个军队的荣辱、尊严、士气、信仰，打造一支战无不胜的雄师，他做到了。其实制度建军，是戚继光很早开始就有的构想，他是明朝开国侯爵戚升的后代，虽世袭爵位，且17岁就承袭了父亲的官职，但从小刻苦，全无纨绔子弟的骄纵。23岁那年去北京参加武进士考试，碰上了阿勒坦发动的“庚戌之变”，战后兵部要求考生们每人写一篇如何防备蒙古入侵的策论，戚继光的策论叫《备俺答（阿勒坦）策》，很快在京城广为流传。就是在这篇策论里，他提出了一个颠覆明朝军事理念的观点：一个强大的军队，不能靠带兵者个人的能力维持，需要完善的制度和正确的执行，方能长盛不衰。所谓“兵制完备，令行禁止，定标准，重四艺，严军纪，重赏罚，可长保虎狼之师也”，实是戚继光的真知灼见。彼时的代理兵部尚书王尚学阅后大赞，夸耀道：“此子他日必成名将也。”少年成名后，戚继光先调防山东登州，升任登州指挥，在当地裁汰冗兵，整顿纪律，加强战备。此时倭寇的侵扰重点是江南地带，远在山东的戚继光自然没有用武之地。兢兢业业干到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戚继光终于接到调令，升任浙江都司，专门负责军队屯垦，管后勤的活，自然也不是他所愿。所幸没干多久，浙江参将战死沙场，戚继光火线替补，升任参将，镇守宁波、台州、绍兴三府。到任没一个月，就有大批倭寇进犯，壮志满怀的戚继光立刻率军出击，欲打好出道后的第一战，没想到却是当头一闷棍：明军士兵见到倭寇，立刻撒丫子逃命，晒他一个光杆司令，幸亏戚继光眼疾手快，弯弓搭箭射杀倭寇头目，方稳定了战局。倭寇溃逃后，明军象征性地追了几步，接着就不追了，任戚继光如何严令，都无济于事。一个月后又有倭寇来犯，戚继光率军迎战，明军又是一触即溃，幸亏戚继光处乱不惊，死战不退，才杀退敌人。但明朝士兵的怯懦无能，令他刻骨铭心。战斗结束后没多久，戚继光立刻打报告，给浙直总督胡宗宪上《任临观请创立兵营公移》，要求练兵。事情似乎很顺利，戚继光慷慨陈词，胡宗宪虽对练兵成败心存怀疑，但还是支持了他，将其心腹曹天佑麾下的3000新兵交给戚继光训练。然后，戚继光就开始实施他“制度建军”的设想。戚家军最初的管理条令，训练科目，军事纪律，都是在这时期成雏形。经两个月整训，3000新兵战斗力大进，很快在几次小规模战斗里重创倭寇，部队凶猛地冲杀，摧枯拉朽地进攻，让年轻的戚继光满意不已。真正的考验马上来了：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因王直伏诛，其余部盘踞岑港，大肆烧杀，明军调动上万军队围剿，戚继光的部队也在其中。当倭寇们决死一战的时候，戚继光再次看到了那不堪回首的一幕：他用完备的制度苦心数月训练处的士兵们，再一次在日本人的倭刀下崩溃，逃命，任人宰割，最后历经八个月苦战，明军终攻克了岑港，但付出了数倍于敌人的代价。戚继光因此看到了他构想里最致命的一环：制度看似完美，却还远远不够，还需要对制度坚决的执行，执行的人，是士兵。入浙以来的三场闷棍，终于把31岁的戚继光彻底打醒了，如果说心目中的军队是一把锋利的宝剑，那么此时，冶炼这把宝剑的好钢都找不到。一年后的八月，经过苦苦的思索，连番的寻找后，戚继光终于找到了自己所需要的士兵——浙江义乌青壮。民风淳朴悍勇的义乌人，是戚继光几经查访比较，确信的最佳人选，是足够铸造一把锋利宝剑的好钢。八月，戚继光至义乌募兵，经严格挑选，选定了4000人。然后是训练，将之前练兵的种种制度创建正式确立，严苛的训练，严明的赏罚，坚决的纪律，只为这一把披荆斩棘的利剑——戚家军。戚家军很快训练成型了，从是年十月起，戚家军开始参加战斗，多次在小规模战役里击败倭寇。因这些胜仗，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三月，戚继光改任台州、金华、严州参将，这支成军不到半年的新军，从现在起顶在了抗倭的第一线。真正的战斗，也从此时开始。青锋出鞘，戚家军，来了。三戚家军的这场“大考”，发生在明朝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中国军事史上的命名叫：台州九战。这场战斗，不能不说是明王朝自找的，侵扰台州的倭寇，大部分都是当年王直的旧部。王直死后，倭寇一度群龙无首，随后经重新整合，又对浙江发起侵扰，比起以往千人规模的小侵扰，这次的动静非常大。参战倭寇总数不下两万人，这是明朝浙江省自建省之后，遭遇的最大一场兵灾。而顶在第一线的，就是成军仅一年之久的戚家军。这时候的戚家军，仗打了不少，但多是百人规模的小战斗，真正千人以上规模的战斗，这是第一次。比起对面打了一辈子仗的倭寇来说，戚家军，还是一只初上战场的菜鸟。四月，“菜鸟”们的战斗开始了。倭寇兵分多路，声东击西，先是2000倭寇故意乘船在绍兴海面招摇，接着又分路骚扰沿海州县。随后倭寇兵分两路，一路500人进犯新河县，主力部队2000人则盘踞宁海外围，伺机而动。新河县，是戚家军的后方大本营，里面住着戚家军的亲属家眷，包括戚继光自己的妻儿。先攻此地戚家军必救，调走戚家军主力后再发动进攻，倭寇的算盘打得精。但戚继光不惧，你打算盘我打人，他先派戚家军主力火速回援，在新河外围聚歼了500倭寇。见戚家军大出，倭寇自以为得逞，2000主力倾巢而出攻打台州，当他们抵达台州外围的花街时，却惊讶地发现，眼前是2000严阵以待的戚家军。原来驰援新河后，戚家军马不停蹄，深夜急行军70里回援台州，终于在花街堵住了倭寇。然后进攻，追杀，倭寇着实抗打，先被打垮，接着又整军反扑，再打垮，再反扑，接连被戚家军追杀了40里，最后不追了——倭寇败退至台州白水洋，统统被赶下江喂了王八，2000倭寇几无遗。值得一提的是，前后七战，戚家军仅阵亡3人，这支戚家军苦心铸造的军队，今日终显现出其坚韧的品格和强大的战斗力。3∶2000的伤亡率，在整个中国军事史上，也可谓空前绝后。此战过后，“遇戚不得活”的说法不胫而走。可还有不怕死的，仅过一个月，又有2000倭寇进犯浙江丽水，戚继光在丽水外上方岭设伏，再次重创倭寇。十几天后，此战残存的倭寇与另一股倭寇合兵，纠合3000人窜犯温岭，戚继光火速进兵，在倭寇行军路上将其拦截，一场遭遇战再次痛歼倭寇。得胜后的戚继光马不停蹄，他对胡宗宪奏报说：“昔倭寇来我迎击，今宜是主动出击也。”带着这支已历遭苦战的部队，戚继光主动进兵，直接攻打倭寇盘踞在宁波外围的老巢，经过两场大战，将浙江沿海的倭寇据点尽数捣毁。至此，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台州九战落下帷幕，戚家军共计斩首倭寇首级1478个，另倭寇有数万人溺死。浙江倭寇遭到了毁灭性打击，肆虐浙江沿海十数年的倭寇，经此一战全军覆没。从此之后，浙江再无大规模倭寇骚扰。台州九战，是戚家军自建军后经历的第一场大战，观整个过程，昔日横扫东南沿海的倭寇，在戚家军面前败得体无完肤。打打不过，跑跑不过，斗脑筋更斗不过，比起伤亡率，最后更达到了10000比69（戚家军总共阵亡69人）。如此结果，自然有戚家军战斗力强悍，戚继光善于用兵等原因，但有一个原因也不容忽视，戚家军的军阵——鸳鸯阵。所谓鸳鸯阵，是戚家军一种独特的军阵方式，以12人为一小队，12名士兵2人持短刀，4人持长枪，2人持狼铳（一种竹制武器），2人持盾牌，还有一人为火兵，一人为队长。进攻的时候队长指挥，盾牌掩护，长短兵器配合攻击，进可攻退可守。现代军事学家普遍认为，在冷兵器时代，鸳鸯阵是一种几乎无懈可击的军阵，该军阵的核心优势就是“协作”，将士兵之间的团队作战能量与协作能力发挥到极致。日本二战时期名将板垣征四郎曾这样形容鸳鸯阵：“一个日本武士对付一个戚继光的士兵，可以轻松地获胜，但是12个日本武士对付一个鸳鸯阵，却会被轻松地击败。”被很多次“轻松地击败”后，倭寇彻底视浙江为死地了，浙江太平了，可福建却大乱。大批倭寇随即窜犯福建，因台州九战得胜，戚继光官升都指挥使，又在义乌征兵3000人，戚家军此时，已有了7000人规模。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九月，戚继光带着这支新老结合的戚家军远征江西，平定江西黎天明农民起义。与倭寇打游击不同，黎天明将部队屯扎在马鞍山，在山上铸造工事，负隅顽抗。这是戚家军自建军以来，面临的第一场攻坚战。面对敌人的严防死守，戚继光独辟蹊径，率部从山后爬山奇袭，一举捣毁农民军大营。经两个月奋战，江西全境即告平定。这场抗倭战争期间的插曲，为戚家军之后即将面临的一场大战——福建抗倭，无意中练了兵。就在戚家军与农民军苦战时，福建沿海已然弭乱。数万倭寇持续窜犯福建，与浙江倭寇不同的是，福建倭寇更加嚣张，不但在沿海岛屿上有据点，还在内陆打下诸多根据地。而且福建当地的倭寇，原本沿海的各路海匪勾结甚深。浙江的倭寇基本是抢完了就跑，福建的倭寇是抢完了占地盘，嘉靖四十年十月，大批倭寇进犯福建，连续打下走马溪、兴化、牛田等地。次年七月，明王朝命戚继光率部驰援福建。戚继光率6000戚家军从温州出发，沿海路抵达平阳，再从平阳取陆路入福建。此时正是东南雨季，连日暴雨如注，戚家军连日急行军，沿途路过村庄，只在村民屋檐下避雨，对沿路百姓秋毫无犯，戚家军纪律之严明，可见一斑。面对福建沿海倭寇四起，州县告急的危局，戚继光几经分析，决定打蛇打七寸，先消灭盘踞横屿岛的倭寇势力。横屿岛，是今天福建宁德县外围的一个小岛，与大陆之间，是一片相隔十里的浅滩，这段距离，乘船容易搁浅，退潮了全是泥潭，素来是易守难攻之地。这里盘踞的2000倭寇，是诸路倭寇中实力凶悍的一伙，多是来自日本九州地区的“真倭”。戚家军迎难而上，面对牛田外围的泥潭，戚继光命令士兵们趁退潮时负草填补，踩着草堆前进，在黎明时分胜利上岛，然后摆阵，决战，仅用一上午时间，就全歼2000倭寇。继而戚家军迅速南下，向与牛田相邻的福清倭寇发起攻击。戚家军赶到福清时，当地倭寇已经严阵以待，上万倭寇扎营30里排出长蛇阵，意图死守。戚继光假意放话，说要先休整一下，倭寇闻讯后随即松懈，不料戚继光立刻下令，全线进攻。九月一日总攻开始，戚家军兵分四路，一路攻仓下，一路攻锦屏，将30里大营倭寇切成四段，继而分割围歼。另两路军队在上原岭、林木岭设伏，围剿残敌。九月一日深夜，戚家军奇袭击破倭寇大营，随即四下放火，上万倭寇陷入了一片火海，随后戚家军奋勇追杀，一鼓作气连平牛田、上都等地，将这股倭寇彻底剿灭。捷报传来，福建百姓奔走相告，福建巡抚戴游震带领民众，在福清城为戚家军举行盛大庆功。但戚继光却顾不上喝庆功酒，福清战役刚结束，戚家军就接到线报，另一股倭寇正集结在莆田。戚继光随即假装开庆功会麻痹敌人，继而又率2000精锐秘密行军前至莆田，孰料这次却出师不利，戚家军找来的领路向导是个汉奸，戚家军被他带进了死路，到天亮时戚继光才发现，他们处于莆田山谷之中，四面被倭寇包围。绝路之下，戚家军反戈一击，不但要突围，还要反吃这伙倭寇。几次反扑，都被倭寇利用地形优势打退，危急之下，戚家军士兵周能组成敢死队，强行夺取了倭寇死守的吊桥，戚家军终于冲了过去，莆田倭寇崩溃了。此战戚家军付出了他们参加抗倭战争以来的最大伤亡79人。在危急关头担任敢死队的周能等37名戚家军士兵，几乎全部牺牲。自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入福建后，戚家军历经数战，消灭倭寇5000多人。但因疾病等非战斗减员，到十一月，戚家军士兵能战者只剩3000人，戚继光只好率军回浙休整。这次大捷，也让他升任至副总兵，回浙后他再去义乌征兵，将戚家军的规模扩充到了万人。然而戚继光前脚刚走，倭寇又卷土重来，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二月，倭寇发动进攻，拿下福建兴化。明王朝再调戚继光入福建进剿，四月戚家军再抵福建，四月二十一日，戚继光与另两位名将刘显、俞大猷合兵，参加了平海卫之战，一举剿灭盘踞平海卫的2000多倭寇。十一月，戚继光被提升为总兵官，并受命镇守福建。之前戚家军经历的数次苦战，虽有挫折，但总的说来，是以寡击众，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晋升总兵后的戚继光，很快就迎来一场敌众我寡的考验——仙游之战。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十二月，倭寇集中两万兵马，围攻福建仙游县，仙游县在县令陈大有的带领下全城抵抗，渐渐力不能支。戚继光火速驰援，这时驻福建的戚家军正值换防，只有6400多人。戚继光先派两百亲兵入城协防，接着使用疑兵之计，不断在倭寇包围圈外围调动兵马。这些方式果然奏效，倭寇摸不清戚继光的用意，暂缓了对仙游县的进攻。十二月二十六日，戚继光苦苦等待的战机终于到来，是日大雾弥漫，戚家军借大雾发动奇袭，一举端了仙游外围的倭寇营地，随后戚家军各个击破，将两万倭寇逐个歼灭，至十二月二十八日，仙游之战胜利结束，共计斩首倭寇6000多人，溺死烧死者上万。明史说“盖东南用兵以来，军威无如此之盛者”。次年二月、三月，戚继光乘胜追击，将仙游之战中逃脱的倭寇残部尽数歼灭，随后又与俞大猷合兵，参加了南澳之战，剿灭盘踞当地的“海匪”吴平，并一路紧追至越南，在越南万桥山将吴平彻底歼灭。至此骚扰东南沿海数十年的倭寇全部消灭，在万桥山之战结束一个月后，嘉靖皇帝朱厚熜在登州为戚继光修筑“父子总督”，“母子节孝”两个牌坊，以表彰他的赫赫战功。四在整个平倭战争中，戚继光和他的戚家军大出风头，素来强悍的日本倭寇遇见戚家军几乎是一触即溃，很少能硬碰硬打两把。平定倭寇后，戚继光一度奉命监管潮州、惠州防务，戚家军的驻守范围，覆盖了浙江、江西、广东、福建四省，整个南中国，几乎都在戚家军的佑护之下。此时，他人生里的又一次转折到来：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十月，奉命入京。此时嘉靖皇帝朱厚熜已去世，隆庆皇帝朱载垕即位，嘉靖时期困扰明王朝的“南倭北掳”之患，到此时已大为改善，南方倭寇尽灭，北方持续骚扰边境的蒙古鞑靼阿勒坦可汗，也屡遭宣大总兵马芳的打击，气焰大减。但东北方面边患仍在，蓟州北面的朵颜部落以及代表蒙古“黄金家族”的土蛮依然持续骚扰。尤以蓟州受侵扰最甚，戚继光北调之前，蓟州总兵10年里换了7个人，不是战败论罪，就是毙命沙场。蓟州是北京的门户，门户不宁怎么得了。于是在大学士张居正的推荐下，战功赫赫的戚继光奉命入京。戚继光这次北调，主要是张居正举荐，在戚家军壮大的历史里，张居正是一个起重要作用的人物。戚家军早年的成军，是浙直总督胡宗宪的扶持，在军饷、物资供应等方面都给了特殊照顾。后来内阁首辅严嵩倒台，胡宗宪被株连，一直被看做胡宗宪亲信的戚继光也没幸免，在严嵩倒台初期，就有言官弹劾戚继光是“严党”。胡宗宪论罪下狱后，兵科给事中韩庆再度弹劾戚继光。事实上，和戚继光一样战功卓著的俞大猷，就在这场风波里被罢官论罪，另一位名将刘显也被“戴罪立功”，唯独戚继光幸免。这一切，自然来自张居正的庇护。和同时代许多名将相比，戚继光的另一大特点就是“会做人”，无论是严嵩当权时，还
行惩处的例子。另外，满洲人在围攻大凌河时将自己的都城交由蒙古军留守一事，对祖大寿等人也是一种明确提示。这一引人注目的迹象表明，满洲人愿意信任那些归顺金汗以求恩养之人。而一旦双方誓诸天地，他们也会得到同等的信任。今大凌河孤城被困。我非不能攻取，不能久驻，而出此言。但思山海关以东，智勇之士，尽在此城。或者，荷天眷佑，俾众将军助我乎？若杀尔等，于我何益？何如与众将军共图大业？故以肝隔之言，屡屡相劝。意者尔等不愿与我共事，故出此文饰之言耶？最后，书中建议，祖大寿遣使至后金营中莅盟，同时后金也遣使进城与祖大寿莅盟。皇太极的宽宏或许是真诚的，而尽快促成大凌河守将的归降也是目的之一。金军虽大败张春，但其粮草也已渐渐不支。当地全无可以抢掠的村镇，因而无法就地筹饷。相反，所有汉族居民都集中在自己修筑的台堡之中，连牲畜也带入其中，以防盗窃和抢劫。皇太极不见祖大寿回音，便决定全力争取最大的一座台堡——明参将王景驻守的鱼子嶂台——归降。佟养性率领全部旧汉兵，携“红夷”大炮6门、“将军”炮54门，配合500名满洲士兵攻打鱼子嶂台。该台依山而立，垣墙坚固。佟养性用大炮连轰三日，炸死台中守军57人，幸存者皆慌恐不安。11月5日，王景见部下力已不支，遂弃台出降。攻克鱼子嶂台，是个决定性的胜利。其余各台皆闻风惴恐，近者归降，远者弃走。金军从中缴获了大批粮草，足供其人马一月之用。很明显，金军得以继续围困大凌河，主要是由于取得了这次胜利；而这次胜利则显然是皇太极事先组建了汉军炮兵的结果。后金军获得了充足的给养，从而能继续围攻一月之久，而城内明军此时却陷入了骇人听闻的艰难境地。11月3日，一个名叫王世龙的人越城来降，说城内的夫役商贾全已饿死，战马多被杀而食之，只剩了30匹，士兵则开始以人肉充饥。几天后，金军又获悉，城内明军走投无路，正在有计划地杀人为食。11月7日，皇太极令一名和张春同时归降的明朝官员，至城下与祖大寿对话。皇太极要祖大寿派一名官员到金军大营中来看一看。不久，游击韩栋出城，到金营中进行了短暂的拜访。当晚返城后，他告诉祖大寿，金军确实从张春手中及周围陷落的台堡中缴获了大批火器和粮草。自被围以来，祖大寿终于第一次开始认真考虑投降问题了。这时，皇太极决定改变劝降对象。11月16日，他派人将一封写给守城士兵的信射入城中。信中指责明军将领仅仅为了保全名节而拒绝归降，致使部下遭受如此困苦；并提到城内攫人而食的现象，指出守城将领将来到了阴间也要为吃人肉而受到惩罚；然后宣布，凡杀其长官归顺后金者，皆赦免其罪，并量功授职。“尔等小人，死亦何名。”次日，城内一人设法逃了出来，被金兵抓获讯问。此人透露了两条重要情报。一条是城中将领正在杀食士卒为生，这意味着城中守军正在自己消灭自己。另一条是祖大寿计划于11月18日或19日全力突围。皇太极对突围的可能性并不在意。自开始围城以来，他的部下一直在大凌河城四周加修壕沟和栅栏，饥饿无力的明军根本不可能逃出。祖大寿肯定也做出了同样判断，因为就在计划突围的11月18日，一支箭从城上射入了金军的阵地。箭上有祖大寿和其长子祖泽润的两封信，分别要求皇太极派手下的一名汉官、副将石廷柱进城面谈。这两封信有力地说明，大凌河守将正在考虑归降之事。第二天，后金使者来到南城门外，其中包括副将石廷柱、参将宁完我、达海及其他几位官员。达海代表众人向韩栋喊道，城中必须交出一名人质，石副将方可进城。一会儿，城上缒下一人，自称是祖大寿的义子祖可法。后金使者将其带回金营，去见济尔哈朗与岳讬，后者时为管兵部事，是“恩养”汉族降人政策的有力支持者。祖可法上前欲向两位满洲贵族叩拜，岳讬阻拦道：“前此对垒，则为我仇敌。今已讲和，犹兄弟也。何以拜为？”于是，祖可法——其身份已被证实——被让至两位贵族右边的客座。石廷柱等后金使者这才返回大凌河城，去见祖大寿。石副将走后，岳讬与祖可法做了长时间的重要交谈，从而使满洲人认识到了永平大屠杀在东北武人中造成了多么大的影响。岳讬开口便问，祖可法和他的父亲为何如此不愿归顺，为何宁守空城而死。祖可法的回答也直截了当。他说，因为所有明军将领都记得永平发生的事情。当时，后金答应优待永平全体官民，但结果却将他们全部屠杀了。岳讬极力解释，此事乃一贝勒所为，并非皇太极之意。他说，自皇太极即位以后，后金便敦行礼义，抚养黎民。当被问及是否听说过皇太极倡导“仁心仁政”、爱惜士卒之时，祖可法小心翼翼地答道，确曾听说皇太极向贫民发放衣食，并善待富人，这都体现了他的人君之德。然而，永平之事毕竟难以忘却。一年前曾有许多人目睹了那场大屠杀。现在他的许多同胞对后金恩养和奖励降人的许诺根本不愿相信。当晚，石廷柱返回金营后，祖可法被带至城南放回，此后他可能向祖大寿等人转达了岳讬重申的诺言。石副将则向皇太极报告说，他与祖总兵的会见未能如愿。明军将他吊入城中后，没像事先约定的那样带他去见祖大寿，但向他转达了祖大寿对皇太极欲征服天下“成大事”之志向的关切。祖大寿及其部将不愿归顺将和占领永平之后一样很快撤回沈阳的金汗。因为他们来大凌河巡察时都把妻子留在了锦州，归顺金汗并随之去沈阳，便意味着永远抛弃了他们的家人。不过，金汗若确实有“成大事”之志，下一步便应筹划攻取锦州。“倘得锦州”，祖大寿最后说，“则吾妻子亦得相见。”第二天，即11月19日的清晨，又有两封书信射入后金营中。两书都是祖总兵之子祖泽润写的，一封致石副将，一封致皇太极。致石副将之书中对皇太极“成大事”之志表示了和祖大寿一样的关切，同时也对阻碍祖总兵与后金使者面晤的城内混乱局势做了解释。他说原因是在石副将到来之前，许多将领对会见后金使臣一事表示反对。这说明城中将领仍普遍担心永平事件重演，因而宁可光荣地战死城中，也不愿在出降后束手被杀。祖泽润本人赞成归顺，但“我独力不能胜众口”。因此，他向石副将建议，后金大汗可亲自率众前来招降。这将有助于使城中疑虑重重的人们相信，金汗确实欲图“大事”，从而使那些和他一样将亲属留在锦州或燕京（北京）的人们为之动摇。如汗果欲成大事，我等甘心相助。若能设策，将燕京舍弟救出，足见吾兄全我祖氏之大恩。和其父一样，祖泽润也很愿意帮助满族去征服天下，如果这能使他同实际已被明朝扣在北京作人质的亲属团聚的话。由于信中明确指出的原因，祖泽润在写给皇太极的书信中，表现出比对石副将更多的信任感。他写道：前遣人来招降，时难以一言立决。盖众官不从者甚多。或云：“汗非成大事之人，诱降我等，必仍回军。”或又云：“此特诱降而杀之耳。”是以宁死不肯归顺。我对众言，前日汗所遗书，明言向曾有所杀戮，今则概与安全，此人所共知者。今不信此言，摇惑众心者，惟何可刚、刘天禄、祖泽洪三人。何可刚云：“汗非成大事之人，得永平先回，又屠永平人民。我等若降，纵不杀，亦必回军，我等安归？”平彝营祖泽洪，诱诳众蒙古，使不降汗。又有逃来人，言汗于敌国之人，不论贫富，均皆诛戮，即顺之，不免一死。以此众议纷纭。虽有归顺之意，一时难决。且祖总兵又以其次子在燕京为念。汗可令石副将来，祖总兵将以心腹事告之。前石副将来时，祖总兵即欲相见，众官不从。今泽润在内调停，大事似有五六分可成。是以系书于矢，射出。汗可遣能言者来。此乃机密事，城中人疑我者多。我书到时，望汗密藏，毋令阵获官员，及往来传语之汉官见之。与我同心者，副将四人，不便举名，故不书。看来，促成大凌河归降的关键，是让城中动摇不定的人们相信，皇太极定能成其“大事”；而这便意味着要做出攻打锦州的具体部署。因此，皇太极再遣石廷柱至大凌河对祖大寿说：“尔等欲定计取锦州，可遣大员来议。”当晚，祖可法再次出城送来简短的回音：后金若认真做出立即攻打锦州的计划，祖大寿便率部归顺；否则，劝降无益。皇太极深知自己的军队，尤其是眼下可能要增加数千饥饿疲惫之降人的时候，无足够给养继续去攻打锦州。后金的满、蒙、汉大军经此苦战之后，需要休整一段时间才能去攻打另一座重镇。但若不向祖大寿明确表示锦州将很快被攻克，他又无法促成大凌河的归降。皇太极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是将攻取锦州的任务推给祖大寿自己。石廷柱和达海奉命向祖大寿传递了如下信息：我既招降尔等，复攻锦州，恐我兵过劳，难图前进。尔等降后，锦州或以力攻，或以计取，任尔等为之。11月20日，祖大寿复书皇太极。书中提出的攻取锦州的计划，被有意弄得模棱两可。他说，他可派一人潜入锦州，与其弟锦州守将祖大乐联系，但潜入之人有被抓获受审的危险；或者，他可亲自率军诈作逃走之状，进入锦州并夺取之。究竟采取哪种方案，“惟汗睿裁”。无论皇太极做何选择，范围已经确定了。最后，祖大寿写道：“我降志已决。至汗之待我，或杀或留，我降后，或逃或叛，俱当誓诸天地”。1631年11月21日清晨，大凌河城门大开，祖大寿令二人押副将何可刚出城，于后金营前示众。二人声称，这是唯一拒绝归顺的明将，奉命斩于大汗之前。何副将神色不变，不出一言，含笑而死。但其尸首被拖入城门后，城中饥民竟一拥而上，争割其肉。不久，4名副将、2名游击出城，代表祖大寿及其他37位官员，与皇太极和众贝勒对天地盟誓。誓词曰：“凡此归降将士，如诳诱诛戮，及得其户口之后，复离析其妻子，分散其财物牲畜天地降谴，夺吾纪算。若归降将士，怀欺挟诈，或逃或叛，有异心者，天地亦降之谴，夺其纪算。”双方盟誓完毕，祖大寿遂正式献城投降。城中原有3万人，被围82天后，只剩下11682人了。当天，皇太极又遣使入城至祖大寿营，要他定计取锦州。祖大寿不想同来使谈此事，坚持要面见皇太极。皇太极起初不愿接待祖大寿，谨慎地推托说，盟誓虽申，然民心未定。但最后他还是同意祖大寿于当天一鼓时分（下午七点）前来拜见。接到这种犹犹豫豫的邀请后，祖大寿以为将受到冷淡、傲慢的接待。因此，当他看到诸贝勒出营一里隆重迎接他时，不禁喜出望外。他来到御营，皇太极又亲自出幄相迎，并免其跪见，行抱见礼，像接待贵宾那样与他并入幄中。入幄之后，皇太极像对待孟乔芳那样，令祖大寿坐在自己身旁，亲自以金杯盛酒赐之，又赐以御服黑狐帽、貂裘、白马等物。到了开宴入席时，祖大寿又被待以最高礼节，只有汗兄代善坐于其上。在此前的通信中，祖大寿曾经提出过攻取锦州的两种方案。这时他又对皇太极说，后一方案——即祖大寿率军佯装逃走——似乎更为稳妥。皇太极表示同意，第二天（11月22日）即命多尔衮等贝勒准备配合祖大寿袭取锦州。为了能和祖大寿所率350名亲随士兵一起混入城中，参加此次行动的金军（官48员，兵4000人）都奉命改穿了汉装。然而当天夜里，大凌河城内发生了严重骚乱。约二鼓时分，城内枪炮声不绝。祖大寿和皇太极都派人前去调查，但适逢大雾，放枪炮者逃之夭夭。此事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但似乎使皇太极感到不安，因为他毕竟煽动过祖大寿的士兵反抗其将领。第二天，皇太极召集众贝勒议事，说他担心祖大寿可能复叛，特别是当其率亲随士兵进入锦州城后。既而，他又说，此事一本万利，因而不妨冒此风险。如果祖大寿信守诺言，令锦州归降，那么，明朝就再也不能以锦州或宁远威胁后金了。何况祖大寿的子侄实际已被后金留为人质；这也将使他不敢轻易地背叛后金。当天晚些时候，祖大寿又向皇太极献计。他计划当晚赶赴锦州，徒步入城，然后对城中人说，昨夜他是突围逃出来的。他不打算将扮成明军的满洲士兵带入城中，而准备说服锦州军民——他们本来归祖大寿统辖——同他一道归顺后金。邱巡抚若赞同此事，则他的性命可以保全，否则只好将他除掉。如次日皇太极听到炮声，便说明祖大寿已经顺利入城；如果第三或第四天又听到炮声，便说明祖大寿已大功告成，那时皇太极便可率军前往，与祖大寿会合了。皇太极同意了这一计划。当晚，皇太极赐宴后，祖大寿便率领26名士卒，由副将石廷柱等陪送，乘马出发了。到了小凌河，祖大寿一行下了马。他们徒步过河，趁着夜色，奔向锦州城。此处一别，石廷柱和祖大寿到10年后才得以重见。11月24日，皇太极及其将士听到了锦州传来的第一次炮声，但其后再也没听到第二次炮声。1631年11月26日，祖大寿派人到后金营中传话说，他前日带人太少是个错误，锦州新兵甚多，所以原计划眼下难以实现，只能慢慢想办法了。五天后，即12月1日，祖大寿又派人送信到金营，说相约之事，难以骤举，并重申了所带心腹之人太少、新近调集锦州由邱巡抚统领之兵太多、以及邱巡抚对他颇有疑心等理由。此外，大凌河陷落前，有三人越城逃到了锦州，邱巡抚从他们口中得知了大凌河之事，对祖大寿就更加怀疑了。所以祖大寿目前必须潜伏下来。因信使有被捕的危险，他建议停止联系一年，待邱巡抚的疑心消除后，再恢复联系，共图约定之事。皇太极小心翼翼地答复道：我欲驻此，专候好音。奈刍糗匮竭，难以久留。且携大凌河各官，暂归沈阳，牧养马匹，整饬器械，以候将军信息。至于将军计之成否，又何必言？惟速与回音，以副予望。将军子弟，我自爱养，不必忧虑。此书未得回音，双方遂不再互通书信；直到1635年，皇太极才明确意识到，祖大寿虽已完全控制了锦州，却仍旧忠于明朝。皇太极的冒险失败了：锦州仍然在明朝手中。
边民与海盗
虽然祖大寿背叛了誓约，但其他大凌河降将——包括祖大寿的子侄——仍然忠于后金，并将为最后征服天下做出巨大贡献。只此一役，皇太极便赢得了明朝军队中一批最有经验和能力的将领的支持。其中许多人得以继续统领旧属，为皇太极及其继承者效力，并立下了赫赫军功。例如：祖泽润，祖大寿长子，后隶正黄旗，1644—1645年，曾参与招抚山西军旅，后又随洪承畴招抚湖南，驻守长沙。祖可法，祖大寿义子，曾参与制定征服天下的策略，及招降吴三桂和镇压李自成，官至湖广总兵，驻守武昌。祖泽溥，祖泽润之弟，授山西总督。祖泽洪，祖大寿之侄，亦隶正黄旗，对明作战，屡立军功。刘良臣，北直隶人，隶镶黄旗，曾参与征讨山西，擢为甘肃总兵，1648年镇压当地回民叛乱时被杀。刘武，归降时为明朝游击，后任南赣巡抚，1646—1647年出兵平定当地叛乱。及李成栋起兵广东，附明桂王，刘武讨平之，以功擢升兵部侍郎。此后他一直忠于清朝，并曾剿灭流贼罗荣。孙定辽，辽阳人，大凌河明军副将。降后赐银币、鞍马等物，后隶汉军镶红旗。随军征山西，又随多铎攻取扬州，平定江南，官至湖广提督。后于镇压原张献忠部将李兴泰时，溺水而死。张存仁，辽阳人，降后授一等副将世职。1636年授都察院参政，仍兼军职。1640年和1641年，提出诱降城内蒙古兵以取锦州之策，又力主劝服洪承畴归顺。1644年，作为济尔哈朗手下的主要炮兵将领，随叶臣招抚山西（其炮兵在攻打太原时起了关键作用），又作为攻坚战专家随多铎征河南、江南。浙江及福建部分地区平定后，授直隶、山东、河南总督。1652年以子爵卒。其实，自1631年大凌河城陷落后，就再未发今河北定州）发起进攻。李克用的部下时任邢洛节度使的李存孝得到消息后，建议李克用进攻镇州（今河北正定）进而牵制王镕，以解定州之围。十月李克用命令李存孝从南面攻打镇州，又让李存信、李存审自井径方向出兵增援。由于沙陀军队骑兵优势明显，河东军队在临城西北的龙尾冈打败镇州军队，杀敌近万人，并一举攻克临城，随后又包围了元氏、柏乡。王镕抵挡不住李克用的进攻，于是向幽州的李匡威求援，李匡威领兵前来增援后，李克用鉴于军队刚刚结束战争需要休整，于是在大肆劫掠之后，退兵邢州（今河北邢台）驻守。面对失败，李匡威、王镕当然不肯干休，景福元年（892年）正月，李、王二人继续合兵一处，发动大军十余万人对李克用掌控的尧山发起进攻，李克用派大将李嗣源领兵迎击，结果幽镇联军大败而归。当时处在幽、镇之间的王处存感受到了来自李、王二人的极大压力，担心就此会被吞并掉，于是主动联合李克用，趁势合兵攻打王镕，并成功攻克了天长镇。天长镇是王镕的治所门户，王镕急忙组织人马反扑，在新市（今河北新乐）偷袭李克用得手，将其打败。李克用没有想到王镕居然还有还手的实力，他担心王镕的背后或许会有增援部队，于是在没有摸清敌情的情况，他决定退守栾城以观其变。当时面对藩镇们在河北地区的互相征伐，朝廷无计可施，只能是下诏劝其和解，但丝毫没有效果。河东、卢龙、成德、义武四大藩镇对朝廷的诏令置若罔闻，所以攻伐依然不断，战火依旧继续。八月，李克用带领少量兵马进行北巡，当到达代州（今山西代县）西北的天宁军时，他得到了一个紧急消息，李匡威与赫连铎领兵八万攻打云州，鉴于自己手中兵马不多，李克用急忙派人回晋阳召大将李君庆出兵救援，自己则带领兵马悄悄进入新城（今山西朔州），又派人在神堆（今山西大同西南）设下埋伏，俘虏了吐谷浑巡逻骑兵三百人。李匡威与赫连铎听到吐谷浑骑兵被擒的消息后，以为李克用对云州早有防范，于是不再敢向云州进兵，而是就地驻兵观望。事实上，以李匡威与赫连铎的实力来看，如果不进攻云州，应该立即撤兵回到本镇，留在半路实在不是明智之举。果然在八月二十七日的时候，李君庆领兵赶到新城，与李克用合兵一处进入云州，开始对云州加强守卫。这样一来也就使李匡威与赫连铎失去了进攻云州的绝好机会，而且李克用并不想就此打一场云州守卫战，而是在次日就发起对李匡威的反攻。当时李匡威实在没有想到李克用会主动出击，结果因为仓促应战被打得溃不成军，被迫烧掉营垒一路逃窜而去，李克用驱兵全力追赶，在天成军（今山西灵丘东北）两军再次展开激战，李匡威再一次被打败。就在李克用在河北地区耀武扬威地接连打败李匡威与赫连铎时，一个消息传到了他的耳中，使他不得不主动退出与李匡威、赫连铎之间的征战。因为他的养子、时任邢洺节度使的李存孝与王镕、朱全忠结盟，上表朝廷将邢、磁、洛三州之地交还朝廷，并请求皇帝李晔赐旌节讨伐李克用。河朔战火李存孝，本名安敬思，自少年时代起就跟在李克用身边，因善于骑射勇冠三军，被李克用收为养子，身经百战，为李克用立下汗马功劳，河东军将士皆畏惧三分。李克用还有个养子名叫李存信，出身回鹘，也是能征善战，而且文武双全，甚得李克用的宠爱。但是李存信与李存孝二人互相争功，各不相让，矛盾十分突出。大顺元年（890年），李存孝在李克用与朱全忠争夺潞州城时表现十分英勇，一举从朱全忠的手中夺回了潞州，他本以为李克用会将潞州划归自己管辖，没想到却划给了康君立，因此对李克用开始产生不满，并怀疑是李存信从中作梗而致。大顺二年（891年），李存孝镇守邢州时，想立个大功与李存信争宠，于是他建议李克用攻打镇州的王镕。虽然李克用同意了李存孝的建议，但时间已经是两个月后的事情。后来王镕围攻尧山，李存孝救援不力，李克用任命李存信增兵救援，而两个人互相猜忌，致使救援工作停滞不前，李克用只得改派另一员大将李嗣源前去迎战。战事结束后，李存信回到晋阳，来个恶人先告状，诬陷李存孝私自与王镕、朱全忠结盟，而李存孝在邢州得到消息后，怀着对李克用的不满，干脆扯旗造反，公开与王镕、朱全忠结盟。李克用没有料到李存孝会背叛自己，于是在景福二年（893年）二月，他亲自率领大军围攻邢州。当时王镕派部将王藏诲送书劝其二人和解，李克用恼羞成怒，不仅处斩了王藏诲，还兴兵攻打王镕，并在大平山将王镕打败。李克用又领兵进攻天长镇，连续进攻数日没有攻下。王镕接连派三万大军前去救援，但全被李克用击败，李克用进而又攻克井陉，虽然在此之前李存孝派兵进入镇州增援王镕，但自感形势危急的王镕，还是决定向朱全忠求救。面对王镕的求救，当时正与时溥打得难解难分的朱全忠，无法抽调出兵力增援王镕。于是他只得写信威胁李克用，告诉他如果继续攻打王镕，自己将发兵救援。李克用早知道朱全忠是在蒙人，在回信中的态度也是十分强硬，他告诉朱全忠，如果手中真有能够作战的军队，尽管派出来，自己将尽力应战，并约好交战地点，就在常山。朱全忠接到李克用的信后，鉴于和时溥一战还没有结束，便没再继续挑衅，所以李克用继续攻打王镕。不过王镕虽然没能得到朱全忠的增援，但幽州的李匡威还是很够意思，当他得知王镕遭到李克用的攻击后，立即发兵赶来增援，并在元氏打败李克用的军队。李克用担心会遭到王镕、李存孝、李匡威的三军连击，于是领兵南下直扑李存孝所在的邢州。景福二年（893年）七月，王镕派兵增援李存孝，不过其援军却在平山坡被李克用击败。此时王镕因为在此之前连续失利，形势已经极为不利，当时面对李克用这个强敌，王镕内心十分畏惧，因此他向李克用请求议和，并声称愿意出兵二十万帮助李克用打下邢州。而李克用当时急需粮食，所以接受了王镕的请和。王镕与李克用议和后，李克用可以全力对付李存孝，他从栾城会合王镕的三万兵马南下任县，而李存信则屯兵琉璃坡，将邢州城包围。面对几路大军的围攻，李存孝毫不畏惧，时常出兵交战，并曾经利用夜色偷袭李存信的营地，俘获其手下部将孙考老。李克用的几路大军围攻邢州，很长时间没有攻下，这对于手中粮食不多的李克用来讲不是什么好事儿。所以他准备在邢州城外环城挖濠筑垒之后，只留下王镕和李存信继续围攻邢州城，自己则领兵退回晋阳。针对李克用的这种部署，有人建议李存孝暂时闭城不战，等到李克用离开之后，再与王镕、李存信等人决一死战。李存孝采纳了这个建议，但他低估了李克用挖濠筑垒的作用，等到李克用完成挖濠筑垒之后，李存孝才明白，所有的人马都无法逾越出城，他现在所能做的就是困在城里等死。乾宁元年（894年）三月，邢州城内粮食断绝，李存孝无计可施，只得登上城墙向李克用求饶。他告诉李克用之所以会反叛，完全是因为被谗言中伤，希望能够和李克用见上一面，当面将事情解释清楚。李克用当时让夫人刘氏入城去见李存孝，刘夫人说服李存孝出城来见李克用。李存孝伏地请罪，说自己立有战功，如果不是李存信逼迫，自己断然不会背叛义父。但是李克用不为所动，他斥责李存孝说他给朱全忠、王镕写信骂自己，难道也是李存信逼迫的吗？最终李克用命人将李存孝押回晋阳，在牙门外将其处以车裂之刑。事实上，当李存孝被押回晋阳决定判处死刑之时，李克用因为爱惜其才，依然希望能够有人站出来为他求情，然后趁势免其死罪。然而当时诸将全都嫉妒李存孝的才能，竟无一人站出来说话。李存孝死后，李克用一连十多天不理军务，情绪产生极大的波动，最关键的是他的这种不稳定情绪，最终致使他自剪羽翼，使自己的实力受到损耗。例如大将薛阿檀，因为与李存孝关系密切，在李存孝死后。担心受到牵连，看到李克用情绪失控后自杀身亡。又如乾宁元年（894年）八月，时任昭义节度使的康君立到晋阳拜见李克用，本来李克用十分高兴，设宴为其接风洗尘。可是在席间忽然想起死去的李存孝，不禁放声痛哭起来，康君立因为与李存信关系较好，便出言劝慰李克用说李存孝之死是罪有应得，不足为惜。没想到李克用听完后勃然大怒，抽出宝剑向康君立砍去。康君立被砍成重伤，李克用却不让人为他医治，将其囚于马步司。过了几天，李克用觉得如此对待康君立有些过分，便下令将他放出来，可是那个时候康君立已经死去。对于李克用而言，接连失去几员大将，使得本镇的实力大为受损，自此之后，更是无力再与身在汴州地区的朱全忠对抗。这反而让朱全忠渔翁得利，成为了藩镇中最为强大的一支（“朱全忠独盛矣”）。而且情绪的失控不仅让李克用自损羽翼，更让本有机会成功占领幽州的他失去了独占幽州的绝好机会。当王镕得到李匡威的援救，解除了李克用的威胁后，李匡威便带兵返回幽州，没想到当他走到博野时，其弟李匡筹在幽州自称留后，夺了李匡威的兵权。当时幽州的局势十分混乱，李匡筹虽然自称留后，但是人心不服。幽州的刘仁恭戍守蔚州（今山西灵丘）时听说李匡筹篡立，便带着人马攻打幽州，可是在居庸关被李匡筹打败，刘仁恭只得逃奔河东投靠李克用。不过，刘仁恭虽然投靠了李克用，但他不想长期客居河东，多次请求李克用拨给他一万人马继续攻打幽州。当时李克用正在集中精力攻打邢州，一时抽调不出更多的人马，只给了刘仁恭几千人马让他去攻打幽州，这无异于以卵击石。李匡筹看到李克用不过如此，便多次派兵侵扰河东之地。乾宁元年（894年）十一月，李克用被李匡筹彻底激怒，在平定李存孝叛乱后，开始组织兵力对幽州卢龙军发起猛攻，很快便攻克了武州（今山西繁峙），并进围新州（今河北涿鹿）。十二月，李匡筹派一万人马营救新州，李克用选精兵在段庄进行阻击，当时由于卢龙兵猝不及防，几乎全军覆没，多人被活捉，河东兵将这些人用绳索连成一串，绕新州示众。当天夜里新州守将见大势已去，于是举城投降。十二月二十三日，李克用又发兵进攻妫州。次日李匡筹派兵出居庸关增援，李克用再次选派精兵采取围城打援的策略，打败李匡筹的增援人马。二十六日，李匡筹见幽州城难以坚守，于是携带家眷逃往沧州，结果被义昌节度使卢彦威杀害，幽州城就这样落入了李克用的手中。乾宁二年（895年）正月，幽州数万军民载歌载舞地迎接李克用进城。李克用在幽州城进行了声势浩大的阅兵式后，带兵返回河东，只留下义子李存审和刘仁恭分兵讨伐还未归顺的州县。为了使幽州更牢固地掌控在自己手中，李克用上疏朝廷，请求以刘仁恭为幽州留后驻守幽州。皇帝李晔批准了李克用的奏请，这本来是个很好的安排，但在李克用离开幽州后，驻守幽州的河东兵骄横不法，完全不将刘仁恭放在眼里，刘仁恭被迫处死了许多河东士兵。李克用对此十分生气，写信责备刘仁恭，而刘仁恭将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自此之后李克用与刘仁恭的矛盾开始不断加深。乾宁四年（897年），李克用为了迎回流亡在外的皇帝李晔，决定出兵关中，为皇帝李晔回京扫平障碍。他向刘仁恭征兵，而刘仁恭却谎称契丹时常南下入侵，需要大军防御，拒绝为李克用提供兵源。李克用因此多次写信催促，而刘仁恭却是拒不从命，而且在回信中秽语连篇，搞得李克用十分恼怒。八月，情绪失控之下的李克用亲率大军讨伐刘仁恭，九月五日领兵抵达介于蔚州和妫州中间的安塞军，随后开始展开了对刘仁恭的进攻。刘仁恭派部将单可及率领骑兵迎战，当时李克用正在营帐中饮酒，而且喝得有些神志不清，当他听到探马来报，说刘仁恭的军队到达时，神志不清的他仓促带兵出击，当时天降大雾，单可及的部将杨师侃在木瓜涧设下伏兵，打败河东军队，后来只是因为天降大雨方才撤兵，但是此时河东兵马已经损失过半，李克用醒酒后才知道军队战败，只得带领残部撤兵回到本镇。幽州本来是李克用新占据的地盘，但终因为情绪失控，使得幽州之地从自己的手中丢失。虽然他的实力依旧强大，但比起他的老对手朱全忠，李克用实力下降得十分明显，而反观朱全忠则在中原地区打得顺风顺水。吞并徐兖朱全忠在解除秦宗权的威胁后，便想进一步兼并兖、郓之地，然而朱瑄、朱瑾二人对自己有恩，而且又已经和自己结为兄弟，他为找不到借口而苦恼。当时手下谋士敬翔为朱全忠献上良策，让士兵们扮作叛逃者，逃进兖郓之地，到时可以打着惩治叛徒的名义进兵兖郓之地。朱全忠依计而行，命令部分士兵逃往兖郓之地。朱瑄、朱瑾早就羡慕朱全忠有一支强悍的军队，因此面对叛逃过来的汴州之兵，他们全部收留。这就给了朱全忠以口实，他写信责备朱瑄招降自己的士兵。朱瑄为此大为不满，在回信中语气强硬，朱全忠就是利用这个机会，终于找到了出兵的借口。光启三年（887年）八月，朱全忠派朱珍、葛从周进攻曹州（今山东菏泽），杀死刺史丘弘礼，并乘胜进军濮州（今山东甄城）。朱瑄、朱瑾领兵迎战，双方在刘桥相遇，结果朱氏兄弟被朱全忠大败，被迫只身逃跑。九月，朱珍对濮州再次发起进攻，朱瑄派其弟朱罕带领万余人进行增援，而朱全忠则在濮州以东六十里外展开对朱罕的阻击，致使朱罕全军覆没。十月，朱珍攻克濮州，进而包围郓州，在形势危急之下，朱瑄让弟弟朱裕写信向朱珍诈降，约定充当内应，结果朱珍中计，领兵偷袭郓州，朱瑄打开城门放朱珍进城，结果入城者全部被歼。朱瑄乘胜收复濮州，自此之后朱全忠与朱氏兄弟公开决裂，双方形成水火不容之势。当时朝廷因淮南地区久经战乱，想找一个强藩加以镇抚，便任命实力较为强大的朱全忠兼任淮南节度使、南面招讨使。野心勃勃的朱全忠接到诏令后，立刻委任宣武行军司马李璠为淮南留后，派牙将郭言领兵千人护送李璠上任。而时任感化节度使的时溥认为，在镇压黄巢起义的过程中，自己的功劳要比朱全忠大，听说朱全忠被朝廷任命为淮南节度使，心中颇为不平。他知道从汴州到淮南，朱全忠必须要经过自己的领地，所以朱全忠派人向时溥借道时，时溥不仅断然拒绝，而且派兵袭击了保护李璠即将进入自己领地的郭言的军队。郭言无奈之下只得退回汴州，而时溥就此也与朱全忠结怨。从整体实力来看，朱瑄、朱瑾兄弟和时溥都无法与朱全忠相比，因此羽翼渐丰的朱全忠决定趁天下大乱，唐室衰微之际，全力经营东方，在灭掉秦宗权后，吞掉时溥，再行兼并兖郓之地。可是让朱全忠想不到的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事件使他暂时推迟了自己的计划。文德元年（888年）二月，魏博镇发生叛乱。魏博节度使乐彦祯残酷暴虐，将其辖区六个州的百姓都征调到魏州，修筑方圆八十里的罗城，百姓深受其劳苦之害。乐彦祯之子乐从训尤为凶狠，早在中和四年的时候，宰相王铎路过其辖境，他在高鸡泊设伏将王铎杀害，朝廷对此也无可奈何。乐从训还组织了一支由五百名亡命徒构成的亲兵人马，魏博镇的牙兵对此经常惴惴不安，担心地位被这五百人取代，因此伺机铲除这些人。乐从训知道后，担心被牙兵加害，最终逃出魏州，被乐彦祯任命为相州刺史。乐从训虽然逃出了魏州，但他经常派人向魏州城运送武器。他的这种做法引起了魏州牙兵极大的恐惧，乐彦祯见牙兵情绪不稳，担心发生动乱，急忙向朝廷申请辞职，愿意到龙兴寺削发为僧，而后牙兵们推举都将赵文玠为留后。乐从训听说其父被迫退位，便率领三万兵马攻打魏州，赵文玠闭城不战，牙兵们认为他畏怯，于是将其杀害，又拥立牙将罗弘信为留后。罗弘信当时倒是十分有胆量，率领牙兵
加以笼络的。阿加皮托告诉马基雅维里，公爵将会立刻接见他。于是他们爬了一段楼梯，马基雅维里被带到了一间装饰华美的套间。套间四周镶嵌着浮雕，并且有着一座硕大的石砌壁炉。壁炉上方的雕塑是卡特琳娜·斯福查的手臂，这个无所畏惧，但不幸的女人如今做了公爵的俘虏，正被关押在罗马。壁炉炉膛里的木头正在熊熊燃烧，公爵背对着壁炉站着。房间里唯一的旁人是胡安·博尔贾，蒙里埃尔的主教，教皇亚历山大那个魁梧而狡猾的侄子。他坐在一张高背的木雕椅子上，跷着二郎腿，脚尖正对着壁炉中的火光。马基雅维里朝公爵和主教弯腰行礼。公爵优雅地走向马基雅维里，握住他的手，把他带到一张椅子上。“书记官大人，你一路旅途劳顿，想必是又冷又乏，”他问道，“你吃过饭了吗？”“是的，阁下。我在路上已经吃过了。我以这样一副旅行者的装束来晋见您，实在是失礼了。我对此表示歉意。但是我不想耽搁向您转达共和国方面的意见。”他于是呈上了国书。公爵略微地看了一眼之后就交给了他的首席秘书。切萨雷·博尔贾长得英俊不凡。他身高超出一般人，肩膀宽阔，胸脯结实，腰身细瘦。他一袭黑衣，更衬出他鲜艳的容貌。他右手食指上戴了一枚戒指，除此之外唯一的装饰就是法国国王路易赐给他的圣·米歇尔项饰。他的头发是深褐色的，经过仔细的梳理，披在肩膀上。他留着一排髭须，络腮胡子则是精心修剪为薄薄的一层。他的鼻子直而精巧，浓眉之下有着一双俊秀而无畏的眼睛。他的嘴巴长得十分有形，显得十分性感。皮肤光洁，熠熠生辉。他步态庄重，但又十分优雅。举手投足之间有着一种帝王般的气息。马基雅维里不禁自忖，眼前这个年轻人，一个罗马城里普通的女人和一个肥胖的，长着一只鹰钩鼻子的，用无耻的贿赂手段爬上教皇宝座的西班牙神甫相结合的产物，不知道是从哪里学到了一个出众的王子才能够具备的仪表举止。“我请求贵国政府派遣一名代表来见我，是因为我想了解我与贵国之间的关系现在究竟是处在一个什么位置上。”他斟酌着用词。马基雅维里于是开始阐述他事先已经准备好的那套说辞。公爵虽然倾听着，马基雅维里还是明白地看出，公爵将他根据执政团的旨意而释放出的善意和保证看作是一堆没有用的空话。马基雅维里讲完之后，公爵没有作声，出现了一小会的冷场。公爵往后靠在椅背上，左手抚摸着胸前的绶带。他开口说话时，带着一种冷漠的口吻。“我的领地和你们的领地之间有着一条很长的边界。我有责任尽我所能保护我的领地。我十分清楚，你们的城邦对我不怀好意。你们曾经试图挑拨我与教皇和法国国王之间的关系。你们对待我的态度比对一个刽子手好不到哪里去。现在你们必须决定，是把我当朋友看，还是与我为敌。”他的声音有如音乐，轻快而不低沉。声音中有一种特质，不是尖酸，而是锋芒毕露，杀气腾腾，言辞之间透出的傲慢不逊让人很难容忍。他说话的口气就像是对一个卑贱的仆人。但是马基雅维里是一个有经验的外交家，十分了解该如何控制自己的性子。“我能够向阁下保证，我国政府除了您的友谊之外，别无他求。”马基雅维里不温不火地回答着，“但是他们也没有忘记，您允许维泰洛佐侵犯我们的领土，因此他们也怀疑您的友谊是否确实真诚。”“我和这件事没有关系。维泰洛佐纯粹是按他自己的意愿行事。”“他从您那里领取军饷，也服从您的指挥。”“那次征战开始时，我毫不知情。进行的过程中也没有得到我的支援。我不会假装我为这一事变感到遗憾。相反，我一点也不感到遗憾。佛罗伦萨人对我失信，他们为此付出一点代价是恰当的。但是当我意识到他们已经受到足够的惩罚时，我下命令给我的将领们，叫他们撤军。为了这件事，我把他们给得罪了，他们现在正阴谋推翻我。”马基雅维里想，现在并不是一个合适的时机来提醒公爵，他之所以下令撤退部队，完全是因为法国国王下达了一个不容耽搁，不许违抗的命令。“你们咎由自取。维泰洛佐入侵你们的领地也是由于你们自己的过错。”“我们？”马基雅维里实实在在地吃了一惊，不由失声喊出。“如果你们没有愚蠢到拷打和处决保罗·维泰利，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他的兄弟维泰洛佐向你们寻求报复，你们不应该觉得奇怪。并且，由于我阻止了他一路蛮干下去，他现在跟我作对了。”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公爵所说的意味着什么。佛罗伦萨对比萨城有过一段很长时间的围困。但是后来局势逆转。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军队遭受了一次重大的挫败。执政团将失败归因于其将领的无能。于是他们召集了两支当时服务于法国国王路易的雇佣军，两支部队分别由维泰利两兄弟，保罗和维泰洛佐率领。执政团任命保罗为总指挥。雇佣军发动了一场战斗，城墙被打开了一个口子，正当部队要蜂拥入城之际，保罗·维泰利下达了撤退的命令。他说他那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更多的人员伤亡，但实际上，他当时已经有把握比萨城会有条件地投降。虽然他这么为自己辩护，执政团确信保罗是在对他们耍手段，于是派了两个官员，表面上是去送钱给两兄弟，但实际上是要去逮捕他们。保罗·维泰利当时驻扎在卡锡纳城外一英里的地方，两位专员要求保罗在那里与他们碰头，以便商讨战况。他们请他吃了一顿饭，然后把他带到一个隐秘的房间，逮捕了他。然后，他被带到佛罗伦萨，被砍了脑袋。砍头之前，保罗被用了酷刑，但是他坚拒任何罪名。“保罗·维泰利是个叛徒，”马基雅维里说道，“他通过一场公正的审判，被认定有罪。他的下场完全是罪有应得。”“他是否清白或有罪并不重要。将他处决则是一件莽撞的事。”“为了捍卫共和国的声誉，我们必须对共和国的敌人进行有力的处置。我们有必要昭示天下，佛罗伦萨还是有勇气来保障自身安全的。”“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还让他的兄弟活着？”马基雅维里无奈地耸了一下肩膀。这确实是一个痛脚。“我们派了人去请维泰洛佐，准备把他带到卡锡纳。他怀疑这是个圈套。他当时卧病在床。他要求我们的人给他一些时间穿衣服，然后就设法溜了。这件事搞砸了。许多事情你得让你手下的人去完成，这些人有时也会犯愚蠢的错误，换了是你，你是不是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公爵发出一串轻快和愉悦的笑声。他的眼睛闪烁着幽默的光芒。“当我们制订了一个计划准备实施时，一旦情况有了变化，继续实施这一计划变得不可取的时候，如果我们仍然坚持原来的计划，就是一个错误。当维泰洛佐从你们的手指缝隙间溜走的时候，你们就应该将保罗带到佛罗伦萨，将他安置在维齐奥宫中最好的套间里，而不是将他投入大牢。然后你们就应该审问他，无论有什么证据，都宣布他无罪。然后，你们应该恢复他的部队指挥权，增加他的薪水，然后授予他共和国所能授予的最高的荣誉勋章。你们应该让他相信，你们对他仍然有着完全的信任。”“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会将我们出卖给敌人。”“他也许会有这样的念头。但是有一段时间他会小心行事，以证明你们对他的信任是完全站得住脚的。这些雇佣军贪得无厌，为了钱什么都能干。你们完全可以给维泰洛佐一笔丰厚的赏赐或待遇，让他无法拒绝。他于是会重新和他的兄弟联合，当你们成功地稳住了这兄弟俩的时候，用一点小计谋就可以找到一个适合的机会将他们迅速地，不加审判地结果掉。”马基雅维里脸红了。“这样的欺诈行为会对我们佛罗伦萨美好的声誉造成永久的损害。”马基雅维里大声抗辩。“对付叛徒必须要用相应的欺骗手段。治理国家依靠的并不是对基督教美德加以身体力行，而是需要依靠胆大心细和果断无情。”正在这个时候一位军官进了房间，在阿加皮托·达·阿马利亚耳边说了几句话。瓦伦丁诺公爵对这个打扰有些不满。他皱着眉头，用手指敲着面前的桌子。“阁下正忙着，”阿加皮托说道，“他们得等一会儿。”“什么事情？”公爵劈头问道。“两个加斯孔战士抢掠老百姓的财物，被逮了个正着。他们连同赃物一起被带到了这里，卫兵们正看管着他们。”“让法国国王的臣民等待将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公爵说着，带着浅浅的笑容。“把他们带进来。”军官走了出去。公爵转过头来对马基雅维里亲切地说：“我必须处理一件小小的公务，还请你多多包涵。”“我的时间完全由阁下支配。”“我相信你一路上还算顺利吧，书记官大人。”马基雅维里从公爵的语调中听出了一丝弦外之音。“没有什么意外的事，我很幸运地在斯卡佩里亚地方找到了一个小饭馆，吃了一顿还算过得去的饭。”“我一直期望人们可以在我统治的地区安全地旅行，就像安东尼时代的罗马帝国一样。你在这里会有机会亲眼见到，我已经除掉了那些给意大利带来灾难的，各式各样的土皇帝，并且通过明智的管理，情况大有改善，老百姓已经安居乐业了。”外面传来了一阵脚步声，以及人们喧嚷的声音。接着大厅的大门打开了，一群人拥了进来。头一个是那个先前已经进来过的人，在他身后是两个男人，穿戴考究，马基雅维里猜想他们是本城的显贵人士。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两个女人，一个年纪稍老，另外一个则是中年。她们身旁站着一个外貌体面的老年人。不一会一个士兵进来，手里拿着一对银制烛台，另一个士兵则手里拿着一只镀银的高脚玻璃杯和两只银制的餐盘。这两名士兵穿着公爵所领导的部队的红黄两色的军装。接着，半推半拉地进来了另外两个人，双手被捆绑在身后面。他们穿着破破烂烂的怪异服装，站在公爵的一群士兵当中，活像一对恶棍。一个是皱着眉头的，四十岁左右的男人，身材魁梧，一脸黑色的络腮胡子，额头上有条青黑色的伤疤。另外一个则是面容光滑的男孩，脸色病黄，带着惊恐游移的目光。“走近些。”公爵说道。两个人被人从身后推了一把。“什么罪名？”看来事情是这样的：当两个妇人在参加弥撒的时候，有人闯进了她们的房屋，盗走了一些银器。“你如何才能证明这些物品是你的财产？”两个显贵男人中的一个开口说道：“布里吉达太太是我的表亲，我很熟悉这些器皿。这些是她嫁妆的一部分。”另一个人也证实了前面那个人的证词。公爵转身对那个陪着两个妇人来的老年人说：“你是谁？”“乔克莫·法布罗尼奥，阁下。我是一个银匠。这两个被抓起来的人将这些银器卖给了我，他们告诉我说，他们是在福力那个城市抢来的。”“你肯定是这两个人？”“肯定，阁下。”一个军官说：“我们把乔克莫带到了加斯孔兵营，他没费多少劲就把这两个士兵指认了出来。”公爵锐利的两眼盯着银匠。“是不是这样？”“当我听说布里吉达女士的房子遭到了盗窃，她的烛台和银盘被偷了，我就起了疑心。”银匠回答道，脸色灰白，声音颤抖。“我立刻找到了伯纳尔多先生，告诉他两个加斯孔战士卖了些银器给我。”“你这么做是出于恐惧还是出于责任感？”银匠一时语塞，他吓得瑟瑟发抖。“伯纳尔多大人是位执法官员，我曾经为他做过不少事情。如果这些物品是偷来的，我不想拥有它们。”“他说的是实情，阁下。”执法官伯纳尔多说道。“我去检查那些银器，一下子就把它们给认出来了。”“它们是我的，阁下。”两个女人中那个稍微年轻一些的急切地叫嚷着。“任何一个人都会告诉你它们是我的。”“安静些。”公爵转过去注视着两个加斯孔士兵，“你们承认你们偷了这些东西吗？”“没，没有。”男孩尖叫着。“这完全是搞错了。我以我母亲的名义发誓，我没有做这件事。银匠完全搞错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把他带走。拷打他几个回合，他就招了。”男孩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别，别那么做。我受不了的！”“把他带走。”“我招供！”男孩喘着粗气说道。男爵发出一阵短促的笑声，把头转向另外那个士兵。“你呢？”那个年纪稍大一些的士兵将头扭在一边，显出不屈的态度。“我没有偷它们。我只是拿了它们。这是我们的权利。是我们攻占了这个城市。”“说谎。你们没有攻占这个城市。这个城市是自己投降的。”根据当时意大利的战争规则，如果一座城市被攻陷，士兵们可以随意抢掠，并且可以拥有他们抢到手的财物。但是如果一个城市是自己投降的话，投降城市的市民要付出一笔费用，来补偿使用这些雇佣军夺取这座城市所带来的一些相关费用。一旦市民们付了钱，他们就可以保全他们的生命财产了。这条规则还是有用的，因为它使得市民们愿意投降。为了对领主的忠诚而战死的情况并不是经常发生。公爵宣布了他的判决。“我的命令是部队露天宿营，不许占用民宅。而且若有侵犯民众的行为，将判死刑。”他转脸对那个军官说，“在黎明时分将他们吊死在广场上。让部队了解他们犯了什么罪，并且受到了什么样的惩罚。让两个士兵看守尸体直到中午，让市里面的传令人每隔一段时间就告诉一下民众，他们完全可以信赖他们领主的公正处置。”“他在讲什么？”那个年轻士兵惊恐万状地问道。因为公爵对那两个加斯孔士兵说的是法语，对那个军官说的是意大利语。那个年长一些的士兵没有回答，只是用仇恨的目光盯着公爵。公爵听到了这个年轻士兵的问题，于是用法语重述了一下他的判决。“你们将在黎明时分被绞死，作为对其他人的警告。”男孩发出一声绝望的哀嚎，一下子跪了下来。“请发发慈悲，”他尖叫着。“我太年轻了，不能去死啊。我不想去死，我害怕。”“把他带走。”公爵说道。男孩被拽着站了起来，他不连贯地嘶叫着，泪水从眼睛中流出。但是另外那个，面庞由于愤怒而扭曲着，聚集起嘴里所有的唾液，用力唾在了那个男孩的脸上。两个人被推搡着出了房间。公爵扭头朝着阿加皮托·达·阿马利亚说：“确保给他们提供一些宗教上的安慰。如果这两个人在去见他们的造物主之前没能够有机会忏悔自己的罪过的话，我的良心会很不安的。”一丝微笑浮上他的嘴唇。首席秘书出了房间。正在兴头上的公爵，开始对着他的表弟红衣主教说话。当然，这些话也是讲给马基雅维里听的。“这两个人既是恶棍，也是蠢货。把那些在城里偷来的东西在同一个城里卖掉是一件无法宽恕的愚蠢行为。他们应该把东西藏起来，等到了一个大城市，像博洛尼亚或佛罗伦萨，然后再卖掉。那样的话就不会有丝毫的危险了。”此时他注意到银匠还在门边上停留着，似乎还想说些什么。“你还在这里干什么？”“谁可以还给我那笔钱，阁下？我可是一个穷人啊。”“你为了那些个物品付了相应的价钱吗？”瓦伦丁诺公爵温和地问道。“我付了这些物品能值的价钱。那两个流氓要的价钱是可笑的。我必须得挣个利润才行。”“让这件事给你一个教训。下次你要首先确认东西来路正当，然后再把它们买下来。”“阁下，我实在是无法承担损失这么多钱啊！”“滚。”公爵粗暴地吼了一声。声音是如此地野蛮，吓得那个银匠应了一声，就迅速地退出了房间，像个受惊的兔子。瓦伦丁诺公爵重新坐回他的椅子上，放声大笑。接着他有礼貌地转向马基雅维里。“我必须请求您多多包涵刚才的打扰。我认为有必要给予老百姓一个迅速而公正的判决。我也想让生活在我所统治的地区里的民众知道，如果他们有了冤屈，可以随时来找我。他们会发现我是一个执法无私的人。”红衣主教说：“对于一个刚刚征服了一些地区，而想保有对那些地区统治的君主来说，这是最明智的政策。”“如果你不去触动人们私下里的个人自由，那么他们就会原谅你剥夺他们的政治自由。”公爵随意地评论着。“只要你不去糟蹋他们的女人，侵犯他们的财物，他们就会很好地安于他们的命运。”马基雅维里平静地注视着事件的发展。他甚至带着几
造成了如此严重的灾难，使中国人民与外国侵略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激化起来，强烈要求禁烟的呼声日益高涨。二、林则徐虎门销烟对于鸦片毒品，早在雍正时期，雍正就开始禁烟，乾隆也下过禁烟令，嘉庆也屡下令禁烟，但都收效甚微，且愈演愈烈。到道光时，鸦片已经泛滥成灾，禁烟的要求已经成为举国的共识。道光皇帝也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鸦片一天不禁，人民便一天不能安宁，统治阶级的政权便有倾覆的危险。在这紧要关头，道光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鸦片走私活动最猖獗的广东禁烟。林则徐，福建侯官县人，出生于一个下层知识分子家庭。传说在林则徐降生的时候，新任的福建巡抚徐嗣曾，正好乘坐一顶大轿，在侍卫随从的簇拥下，从他家门口经过，林则徐的父亲认为这是个好兆头，便给儿子取名则徐，希望他长大后能像徐嗣曾那样读书做大官，光宗耀祖。林则徐四岁入私塾，七岁开始习作，他聪明早慧，十三岁中秀才，十九岁中举人，二十七岁中进士，他历官十四省，任过监察御史、布政使、河道总督、巡抚、总督和钦差等官职。1839年三月，林则徐到达广州后，严查烟贩，整顿水师，惩办不法官吏，晓谕外商呈缴鸦片。当时，英国商人根本无视中国政府的主权，广东当地群众群情愤怒，很多群众来到英国使馆前，要求公使义律交出逃到这里的大鸦片贩子颠地，石头和瓦块成了中国老百姓的武器，纷纷投向英国使馆院内，林则徐领导的禁烟运动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终于迫使英美烟商缴出鸦片一百一十多万公斤，从六月三日到二十五日，虎门海滩燃起熊熊大火，所有鸦片当众销毁，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虎门销烟”。它表现了我国的民族尊严和浩然正气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三、第一次鸦片战争“虎门销烟”以后，林则徐下令恢复了中英贸易，但坚决禁止鸦片输入。他对外国商人实行了“奉法者来之，违法者去之”的方针，任何国家的商船，只要不夹带鸦片，都允许进口。而义律则利用各种机会扩大事态。他下令英国商船一律不准进口做买卖，并要求英国政府派兵，准备武力解决。1839年七月，在九龙的尖沙咀发生了英国水手行凶伤人事件，村民林维喜被重伤致死。林则徐要求英方交出凶手，义律无理拒绝，并于九月率英舰闯进九龙借机挑起战事，炮击九龙山口，中国方面予以还击，打退英舰进攻，此为九龙之战。十月，义律又率英舰闯人珠江口，在穿鼻洋阻拦英国商船，并与中国水师接战，这就是穿鼻之战。此后，英军在十天之内六次进犯中国军队的驻地，均被击退。1839年十二月，道光帝在接到穿鼻之战的奏报后，命令停止中英贸易，1840年一月，林则徐奉旨宣布断绝中英贸易。而英国资产阶级挑起侵略战争蓄谋已久，禁烟问题成了他们发动战争的导火线。早在1832年，英国船只“阿美士德”号就来到中国测量沿海港湾的船道，调查沿海港口的情况，并绘制成图。同时，对中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进行刺探。1835年，该船船长胡夏米向英国政府提出了武装侵略中国的建议，并提供了具体的作战方案。于是虎门销烟事件一传到英国，英国内阁便于1839年十月一日召开会议，作出了“派遣一支舰队到中国去”的决定。1840年二月，英国政府任命曾在好望角舰队担任总司令的海军上将乔治·懿律和商务监督查理·义律为正、副全权代表，懿律为侵华英军总司令。四月英国议会正式通过了发动侵华战争的决议案，六月，一支由四十八艘舰船、五百四十门大炮和四千名士兵组成的远征舰队，从印度侵入中国广东海面。一场由英国资产阶级挑起的，“旨在维护鸦片贸易而发动的对华战争”正式爆发。战争从1840年六月下旬开始到1842年八月下旬结束，历史上称为“第一次鸦片战争”。战争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40年六月下旬英军封锁珠江口开始，至1841年一月义律发布《穿鼻条约》为止，历时七个月。其过程是：英军到达中国海面后，对广州进行了封锁，广州军民在林则徐的带领下，对入侵英军已严加防备，懿律见无隙可乘，调转船头，率兵北窜。七月，英军进犯福建厦门，新任闽浙总督邓廷桢已有防备，英军也未能得逞。英舰又继续北驶，进犯浙江，攻陷防御薄弱的定海。接着又部分兵舰北上，于八月到达天津白河口，懿律在这里递交了英政府给清廷的照会，英国在照会中提出赔款、割地、自由贸易等要求，并声称，如不答应，将“相战不息”。定海的失陷使清廷大为震动，道光帝十分恐慌，决定对英军实行笼络政策，寄希望于和谈，并派直隶总督琦善前往天津白河口，与英军谈判交涉。琦善在交涉中屈膝求和，他表示：林则徐等人在广东查禁鸦片“操之过急”，实属“办理不善”，一定要“重治其罪”，希望英军退回广东具体谈判，保证能得到满意的结果。英国侵略者在得到琦善的保证后，于九月中旬折回南方。道光帝于九月十七日任命“退敌有功”的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继续办理中英交涉。同时，以“办理不善”的罪名将林则徐、邓廷桢革职查办。抵抗派因此受到沉重打击，妥协派开始占上风。琦善到达广州后，对义律提出的各项无理要求无不一一允诺，只是对割让香港一事，不敢做主，表示要“代为奏圣恩”。1841年一月，英军发动突然进攻，强占大沙角炮台，炮台守将陈连升等进行了顽强抵抗。在战争中，陈连升以身殉国。然而，琦善却下令撤退各炮台的守兵。一月二十日，义律单方公布了《穿鼻草约》，草约包括清政府割让香港，赔偿烟价六百万两等条款。一月二十六日，英军强行占领香港。第二阶段，从1841年一月清政府又宣战开始至五月《广州和约》订立为止，历时四个月，其过程是：一月二十七日，大沙角炮台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道光帝大为恼火，感到定海尚未交出，英军又在广东挑衅，立即下诏对英宣战。他将琦善革职问罪，任命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和湖南提督扬芳为参赞大臣，调集军队一万七千人开赴广东，重新开战。义律获悉清政府调兵遣将的消息后，先发制人，于二月下旬抢先对虎门炮台发起了进攻，六十二岁的水师提督关天培亲自上炮台，率军英勇抵抗。在战斗中，他多处受伤，血染衣甲，依然紧守阵地，誓死不撤。而这时还在广东前线负责军队的琦善，竟拒绝派兵增援。关天培终因孤立无援，弹尽粮绝，与守军数百人壮烈牺牲。四月，奕山等人才带领军队来到广州。五月下旬，在没有切实准备的情况下贸然对英船发动了一次夜袭，结果溃败逃回广州。英军趁机反扑，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就轻易占领了城郊的泥城、四方的炮台，包围了广州城，并炮袭城内。于是奕山等人高悬起白旗，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向英军求和。五月二十七日，奕山与英军订立了屈辱的《广州和约》。和约规定：清军在六天内撤驻广州城外，七天内缴纳六百万两的“赎城费”，赔偿英国商馆损失三十万两。第三个阶段，自1841年一月英军再度进攻厦门开始到1842年八月《南京条约》签订止，历时十二个月。1841年四月，英国政府获悉义律发布的《穿鼻草约》内容后，大为不满，认为这个条约中所获取的权益太少，决定撤回义律，改派曾在印度任职的蹼鼎查为全权公使。八月下旬，蹼鼎查率军进犯厦门，总兵江继芸领兵御敌，力战牺牲，厦门陷落。九月，英军又北犯定海，总兵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等率部抵抗了六个昼夜，重创英军。十月一日定海再度失陷，三个总兵先后遇难。十月中旬，英军进攻镇海。负责镇海防务的总督裕谦率军抵抗，而浙江提督余步云却临阵逃脱，镇海失守，裕谦投水自尽。随后，英军又攻占了宁波。浙东三城的失陷，大大震动了朝廷。为了保住江南财富之区，道光帝下令重新迎战。十月十八日又任命奕经为扬威将军，从多省调集军队两万人赶赴浙江前线，奕经一路游山玩水，于1842年二月才到达绍兴。随后又同奕山一样，对战事不作认真准备，兵分三路袭取浙东三城，结果被打得大败。奕经等人逃回杭州，从此不敢出战。于是道光帝从忽战忽和转为一意求和，下令沿海各省不许进兵，并任盛京将军耆英为钦差大臣，到浙江前线办理议和停战事宜。然而英国侵略军拒绝了议和的请求，开始大举入侵长江流域。五月，英军攻陷海防重镇乍涌。六月，英舰进攻吴淞口要塞，年近七旬的江南提督陈化成率守军五千人顽强抵抗，而后援两江总督牛鉴却闻风逃遁，陈化成孤立无援，战死在炮台。随后，上海、宝山相继陷落。英舰又溯长江西上，七月攻陷镇江。八月初，英军侵入南京下关江面。耆英到达南京，向侵略者乞降。他在给道光帝的奏报中说：“该夷船坚炮猛，初尚得之传闻，今既亲上其船，目睹其炮，益知非兵力所能制伏。”于是耆英接受了蹼鼎查提出的全部条款，不敢提任何异议。八月二十九日同英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割地，赔款，丧失主权，给英侵略者以特权。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一个重要标志。四、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过后十多年，西方列强发现了清王朝已经软弱无能的本质，于是步步紧逼，扩大在华的利益。尽管清政府一再妥协退让，也根本满足不了侵略者贪得无厌的胃口。为了扩大在鸦片战争中所获取的权益，进一步打开中国的门户，英、法经过精心周密的蓄谋策划，准备再次发动侵华战争。为了制造战争借口，英、法、美三国在1854年和1856年先后向清政府提出“修约”的要求，均遭到清政府的拒绝。1856年二月，法国传教士马赖窜人广西西林县以传教为名，进行非法活动，因他作恶多端，民愤极大，被当地政府处死。同年十月，中国走私船“亚罗号”因窝藏海盗受到广东水师搜捕，英国驻广州代理领事出面横加干涉，谎称该船为英国的舰船，诬告中国水师侮辱英国国旗。法、英两国政府就这样堂而皇之地分别以“马神夫”事件和“亚罗号”事件为借口，组成英法联军，悍然发动了新的侵华战争。由于这次战争是打着全面修改鸦片战争所订条约的幌子进行的，历史上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次战争从1856年十月开始，英军以香港为基地，向广州附近各地炮台发动了疯狂猛烈的进攻。十二月，法国派军来华协同英军对中国守军作战，美国和俄国见此，也出兵充当帮凶，公开支持英法的侵略行径，没多久，这些外国的侵略军就占领了广州。1858年四月，英、法、美、俄四国又得寸进尺，更加肆无忌惮，派出大批军舰长驱直入，沿海北上到了大沽口，又一路耀武扬威，直达天津城外，并大肆扬言要攻取清朝的心脏“北京”。在侵略者的淫威恫吓之下，清政府再次屈膝投降，被迫于六月与美、俄、英、法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再次割地赔款，以换来一时的安宁。1859年六月，侵略者利用换约之机，进一步扩大对华侵略战争。1860年八月，英法军舰浩浩荡荡，由俄人引路，占据北塘，后占领天津，进逼北京。清廷上下，慌作一团，争相逃命。九月二十二日，咸丰帝率后妃、大臣们逃往承德避暑山庄，命恭亲王奕向侵略者求和。十月，英法联军控制北京，在京津地区肆意烧杀淫掠。有“万园之园”美称的圆明园被侵略者彻底洗劫后纵火焚毁。十月下旬，在英法联军的武力威逼和沙俄的恫吓下，清政府不得不与英法交换了《天津条约》。然后又与英、法、俄分别签订了《北京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至此结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沙俄趁火打劫，胁迫清政府先后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北京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短短几年之后，沙俄轻而易举地从中国掠夺了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的大片土地，美国也趁机掠取了和英法两国同样的侵略特权。第二次鸦片战争，使中国社会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了。五、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及责任认识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有一个过程，开始一些人认为责任在严禁派与主战派，其代表是林则徐，道光帝于是罢了林则徐的官，并将他充军新疆伊犁。后来一些人认为责任在弛禁派和主和派，其代表是穆彰阿、琦善等。应当说，后者的认识较前者进了一步，但还有深入探讨的空间。鸦片战争时期，西方列强的确比较先进，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而清政府经济落后、君主专制、吏治腐败和军备落后，这是主要原因。但事物还有其特殊性，要对具体历史事件进行具体地历史分析，鸦片战争，从战略和战术两方面讲，清朝是有可能打胜的，而不是弱国就必然失败。清道光时人口四亿，俨然是东方一个大国，而当时英法等国没有强大到无法抗拒。军事上英法等国跨越重洋，长驱远袭，以动对静，以劳对逸，而且兵少，同时当时欧亚交通艰难，英法等战线太长，补给困难。当时英法军等使用的武器，如海军虽用蒸汽机装备，但很多还是帆船，陆军虽使用后膛装弹的火枪和火炮，比清军稍先进一些，但并不像后来差距那么大。相反，清朝却是本土防御作战，以静对动，以逸对劳，而且兵多。再从民心看，英法是侵略一方，清朝是反侵略一方，并得到国民的支持。况且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例子，历史上也是很多的。道光、咸丰皇帝的先祖在当年的萨尔浒之战和松锦之战，八旗军都是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在国外也有相似的例子。光绪二十年（1849），意大利寻找借口，入侵非洲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国王孟尼利克二世，号召军民抵抗侵略，发布公告：“我决心保卫我们的国家，给予敌人反击，一切有力量的人都跟我来吧。”随后，孟尼利克二世积极备战，埃塞俄比亚军民也空前团结，有力者出力——指参军，有钱者出钱——指出衣物、粮食，组成了一支有十一万人和四十余门大炮的军队。经过两年奋战，埃塞俄比亚军民用落后武器打死打伤意军一万一千余人，打败了意大利侵略者。意大利不得不乞和，签订了《亚多斯亚贝巴和约》，承认埃塞俄比亚完全独立，赔款一千万里拉。因此，无论从战略上还是战术上清朝都是有可能打败英国及其他西方列强的，但清朝却打败了。这失败的主要原因和责任都应归结于清王朝的腐败。道光帝三十九岁登基，在位三十年，没有什么才能，只知道艰苦朴素，穿的裤子还打过补丁。朝中大臣竞相模仿，穿破旧衣服上朝，一眼看去，这个朝廷便没有多少气数了。他不能采纳忠言，在关键时刻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对国外列强过于无知，竟问部下：“英吉利至新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这本是早在康熙时期就已经解决了的常识问题，他对西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一无所知，却无知者无畏，对英国的坚船利炮，依然不屑一顾。他又过于无勇，假如他有当年努尔哈赤亲自指挥萨尔浒大战的精神，有皇太极抱病亲自指挥松锦大战的意志，有康熙三次亲征噶尔丹的气魄，率军御驾亲征，调动天下勤王，等侵略军在天津大沽口登岸后聚而歼之，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不会打输的，当然也不会有《南京条约》之耻，无知无勇，不能正确决策，在战和之间反复无常，自毁长城。因此，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的签订，道光帝应负主要历史责任。道光是中国两千年帝制史上，第一个同西方列强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皇帝。道光的儿子咸丰，更是无胆、无识、无远略、无才能、无作为。他做了十一年的皇帝，显然是个历史的误会。有历史学家曾用陆游《钗头凤》里的三个“错”来评价他十一年皇帝生活的三个特点：“错……错……错！”他的第一错是错坐上了皇帝的宝座。道光晚年，立储大事，犹豫不定，在皇四子奕詝和皇六子奕之间徘徊。皇四子奕詝（即咸丰），“长且贤”
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待到“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10月，中央红军三万余人挥师江西，攻克吉安，建立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等蒋介石摆平了各路军阀，回头一看：层林尽染，漫山红遍！可他不觉得这有什么大碍：我现在兵锋横扫中原，所向披靡，就凭你们那点人那几杆枪，还能成什么大气候？但是，事情不像他想的那样简单。1930年12月到1931年9月，蒋介石对红一方面军发动了三次“围剿”。面对“围剿”，毛泽东、朱德领导红一方面军灵活运用“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把你诱进大山里来打”、“游击战”以及“运动战”等战略战术，竟然连战连捷，将赣南、闽西连成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拥有二十一座县城、面积五万平方公里、人口二百五十万的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史称中央苏区。在这一过程中，中央红军有两个极其优秀的军事指挥干部成长了起来。一个是林彪，红一军团的军团长，年仅25岁。林彪精于计算，善于奇袭和伏击，这几手绝活为他赢得了“红军之鹰”的称号。一个是彭德怀，时任红三军团军团长，时年32岁。此人性格极其刚烈，勇猛善斗，被称作“红军之狮”。1931年11月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未到职）任副主席，朱德任中央军委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新生共和国的首都瑞金是一个小县城，地处江西福建两省的交界之处，山势险要，离中心城市较远，没有国军重兵驻防，而国军集聚往返也不易，有利于新生共和国的巩固。在瑞金县县委书记邓小平的精心经营下，瑞金局势稳定，红色政权牢固，民众基础坚实可靠，定都后改名瑞京。不过大家所不知道的是，至1931年年底，瑞金县县委书记邓小平也才走马上任四个月而已，而且之前他刚刚经历了一场惊天叛变，历经千辛万苦才来到了瑞金。下面就来说一说这场叛变的事。蒋记王朝第十章中统
中央特科
前面说过，廖仲恺遇刺事件后中共就已经着手情报工作，譬如周恩来负责的“中共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但重视程度还不够高，直到一个契机出现，中共才建立了真正的专业情报队伍。话说南昌起义失败后，众人失散了，周恩来也脱离了部队。当时他得了恶性疟疾，高烧不退，时常陷入半昏迷之中，最危险的时候身边就剩下两个大牌保镖“保驾”——叶挺和聂荣臻。三个人历尽艰险，终于冲出重围，安全抵达香港。在香港，周恩来得到中央指示，命他北上上海。之所以让周恩来去上海，是因为“八七会议”之后，新的临时总书记瞿秋白率领着中央从武汉转移到了上海。这时候的共产党已经不是在野党，而是被蒋介石全国通缉的“共匪”。来到上海后，共产党中央只能秘密活动，人身安全自然无法保障。周恩来到达上海之后，出于对中央机关安全及情报工作的考虑，提议组建中央特科。由此，中共中央安排了两个人协助他办理此事，一个是向忠发，一个是顾顺章。向忠发、顾顺章何许人也，能与周恩来一起做如此机密的大事？原来这一年共产国际发出最高指示——“领导干部工人成分化”，也就是说想当领导，除了能力和资历，还必须得是工人出身。于是乎，老工人向忠发被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常务主席，也就是中共总书记。小工人顾顺章成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要知道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割据一方的毛泽东，此时不过是一个候补委员。虽说特科有三个负责人，但实际上，工作都被周恩来和顾顺章做完了，毕竟老工人总书记的工作能力有限。1927年11月，中央特科组建完毕。中央特科有四个科：一科是总务科；二科是情报科，科长陈赓，一个在军事、政治、情报领域均能独当一面的综合型人才；三科是行动科，也是特科中知名度最高的部门，负责保卫机关、镇压叛徒特务等，也称“红队”、“打狗队”，科长直接由特科总Boss之一顾顺章兼任；四科是无线电通讯科，科长李强。此人不仅技术好，还懂得搞改革开放，建国后引进美国可口可乐生产线的就是他。这里要特别介绍一下顾顺章，因为他是本章内容的主角之一。顾顺章，男，上海户口，曾做过青帮大哥，有一定的江湖地位，时年24岁，具备相当出众的化装天赋。此外，他坚信技多不压身，利用业余时间培养了一个极具水准的专业技能——魔术，以备将来万一不干革命还可以行走江湖糊口维生。1926年，顾顺章受中共委派，与陈赓一起前往苏联接受特工培训，成为超一流的专业特工人才。一年后，顾顺章与周恩来等人一起领导了上海第三次工人起义。不过，小顾领导没接受过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洗礼，政治立场并不十分坚定，还有些流氓习气，他算是埋藏在共产党内部的一颗定时炸弹。中央特科成立后，工作一直顺风顺水，中央的一道道指令在特科的保护下，安全传向各地。虽然在“英明武断”的共产国际领导下，指令不一定正确，甚至错的多对的少，但至关重要的是，这一切都明白地传达着一个信号：中央还在，这是支撑共产党人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继续坚持战斗的信心源泉。虽然特务工作主要是潜伏，潜伏再潜伏，低调了点，但在后人看来，其中不乏亮点。1929年年底，李强的四科建成了中央特科的第一个电台网络，史称“沪港通报”——信号由各地先发往设置于香港的秘密电台，再由香港电台转接上海电台，传输距离合适且相对安全（截至“二战”初期，香港一直保持中立）。周恩来亲自编制密码，夫人邓颖超兼职电报翻译员，两人使用“沪港通报”收到了第一条消息：邓小平领导的广西百色起义成功了！从此，上海党中央逐渐与中共南方局及各苏区实现了使用电台互相通报。小工人顾顺章的打狗队也不甘落后，招纳了十几个一流的狙击手，跟中央特科的头号对手——中统斗得不亦乐乎，干下了好几桩杀鸡给猴看的大事。如刺杀中统重点看护下的原中共中央军委秘书——出卖中共领导人、农民运动大王彭湃的叛徒白鑫。在继续讲中央特科的故事之前，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央特科的对手中统。中统
前面说过，蒋介石在“四·一二”武力清党后，也被汪精卫和李宗仁给清下了台。蒋介石下台后，一直跟随蒋介石打江山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四处奔走，联络人马，为蒋叔叔复职一事摇旗呐喊。陈氏兄弟出头联络的这一批人马很快结成了一个组织，这个组织有一个很响亮的代号——CC。因为当时众人聚会的地点“CentralClub”的英文缩写是CC，而且陈（Chen）的首字母也是C，两个陈就是CC。陈家兄弟的奔走相助，自是落在了蒋介石的眼里。1928年年初，蒋介石重新上台后，便把两兄弟放到了更重要的工作岗位上。哥哥陈果夫先是成为监察院副院长，后又升为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弟弟陈立夫则成为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主任，后升为中央党部秘书长。简单来讲，兄弟两人的职责就是替领袖把手伸向党务，负责管理国民党在全国各地的党组织，什么清党、解散、改组、重建，几乎都是他们说了算。所谓党国，就是以党治国。陈家兄弟掌控了党，想不权倾天下都不行，所谓“蒋家天下陈家党”可不是没有来由的。由于中国人民一直有搞山头拉派系的习惯，所以二陈带着班底CC在国民党内部拉帮结派，争权夺利，迅速成长为一个超级派系——CC系，势力非常强大。好在中国人民还有另外一个习惯——玩平衡，当一派过于强大时，领导人就会现身，扶持另一派制衡这一派，让两派忙于内斗而不影响自己的权位。蒋介石自然也不例外，他在政治系统里给CC系培养了一个对手——杨永泰的政学系，不仅如此，他在军队系统里也整出了两大派系——黄埔系和陈诚的土木系（“土”拆开为“十一”，“木”拆开为“十八，指陈诚依靠第十一师发展出了国军的绝对主力第十八军）。言归正传。蒋介石让“二陈”整理党务的目的，可不是让他们发扬光大CC系，而是让其打击党内（重点是国民党左派）党外（重点是共产党）的其他势力，统一党权。搞党务工作，自然离不开阴谋诡计，而搞阴谋诡计，自然离不开特务性质的工作。更何况，蒋介石本就对暗杀、打黑枪等特务手段情有独钟。他甚至还过了一把“特工瘾”——暗杀陶成章，要不是他自己承认，还真没人知道是他干的。可见其特务天赋之出色！于是，1928年春，在陈果夫、陈立夫的建议下，蒋介石决定将调查科办成一个纯粹的特务组织。时年28岁的陈立夫前后从黄埔军校中挑选了几十名优秀的学生充实到调查科，组成了最初的特工队伍，这就是中统的前身。后来陈立夫就在这个基础上对其进行扩编、重组，一直发展到成立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打击国民党左派，抓共产党，陈立夫忙得不亦乐乎。陈立夫不是简单地抓完共产党就完事了，他还懂得劝服被抓的共产党人“悔过自新”，以便向共产党取经，学习对方优秀的组织制度，顺便更好地打击对方，所以他手下逐渐地聚集了一大批愿意“悔过自新”的共产党叛徒。一年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主任陈立夫就高升为中央党部秘书长，他推荐CC系的核心人物张道藩接自己的班。说到张道藩，我们正好来八卦一段他既纠结又混乱的情感往事。张道藩本有一个法国正妻，可他为了金屋藏娇搞腐败，把娇妻忽悠回了法国。其婚外情人叫蒋碧微，蒋碧微乃有夫之妇，她老公是大画家徐悲鸿。不过蒋碧微的红杏出墙也不能全怪她与张道藩，谁让徐悲鸿出轨在先，与女学生孙多慈搞婚外恋？只是，孙多慈最终没有选择才子——浪漫花心的老师，而是嫁给了高富帅——CC系的实力人物许绍棣。不想许绍棣也不是省油的灯，也玩起了婚外情，其情人是“江南第一美人”王映霞。王映霞也是一个有夫之妇，她老公是著名作家郁达夫。张道藩本身是个艺术男，专业是美术，搞特务工作实在是专业不对口，让他来做调查科主任确实有些勉为其难。果不其然，张道藩在主任的职位上没支撑几天就下台了。他之后的两任——吴大钧、叶秀峰也都是昙花一现，三个人绑一块儿都没有干够一年。这种“走马换官”的情况直到姚文元的干爹徐恩曾出现才算结束。姚文元就不用多介绍了吧？他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合称“四人帮”。和出身社会底层，念“社会大学”的戴笠不同，徐恩曾是一个“富二代”，老爸是浙江富豪徐新六，爷爷徐珂还做过袁世凯的幕僚。徐恩曾从盛宣怀开办的上海交通大学（南洋公学）毕业后，又去美国镀金，归国后加入了老同学兼表兄弟陈立夫的CC系。1929年12月，徐恩曾接任调查科主任，这一干就是十五年，成为中统这家大公司的执行CEO，与后来者戴笠并列为国民党特务系统的两大巨头。中统在徐恩曾的带领下混得风生水起，他们的特工调查证叫作“PASS”，看这架势，就能略知其威风，那是远超如今的某些城管执法。徐恩曾上台后没干别的，光对付共产党了。仅仅一年多的时间里，光上海临时中央就被他破坏了十四次。在此过程中，徐恩曾策反了一个叫做白鑫的重要人物。白鑫，黄埔四期生，第四军叶挺独立团的成员，后任临时中共中央军委秘书。在白鑫的帮助下，徐恩曾抓住了来上海开会的彭湃。彭湃是中共中央农委书记、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军委书记，地位相当之高。可是徐恩曾并不满意。他有什么理由不满意？这是因为与会人士中还有地位更高的周恩来，周恩来既是中共军队的创始人，也是中央特科的创始人，还是中共的主要领导人。当时周恩来因为身体不舒服临时缺席，才碰巧逃过了徐恩曾拉的这张大网。没几天，徐恩曾就更郁闷了：自己好不容易策反的白鑫被顾顺章的打狗队给干掉了。其实还有一件事可以让徐恩曾更加头疼，只是他目前还被蒙在鼓里，并不知情。此事就是陈赓门下的“龙潭三杰”——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已经全部打入中统，尤其是钱壮飞，一下子打入了敌人的心脏，潜伏在徐恩曾的身边近三年，任机要秘书。六封绝密情报
1931年4月25日，星期六，夜色渐深。中统总部所在地南京中山东路5号失去了平日的喧嚣，包括一把手徐恩曾在内的多数人都下班回家享受生活去了，只有机要秘书钱壮飞等几个人在值班，以处理不能耽搁的情报。一直低调的钱壮飞没有意识到，今晚他将要做出一件直接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大事。突然，一份写有“绝密”字样的卷宗放到了钱壮飞的案头，上面注明“徐恩曾亲译”，落款是“武汉绥靖公署”。“绝密”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好像很神秘，可在钱壮飞看来并没有什么。身处这个部门，天天都看到“绝密”的东西，有些很一般的事也小题大做，弄得神秘兮兮，所以钱壮飞此刻并未放在心上。可接下来的事情引起了钱壮飞的好奇和紧张：一个多小时内，落款“武汉绥靖公署”、注明“徐恩曾亲译”的电报前前后后来了五封。武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值得如此迫不及待地连发急电？按国民党的特务纪律规定，凡标注“徐恩曾亲译”的电报别人无权翻译，而且这种绝密级的加密电文，别人也没法译，因为对应的密码本，在系统内只有徐恩曾有。但没有人知道，钱壮飞和李克农曾通过非正规手段复制了徐恩曾手中的密码本。现在钱壮飞决定自己先译一下电报，根据电报内容再决定下一步。钱壮飞取出暗藏的密码本，很快便译出了第一封电报：共匪政治局委员、负责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的黎明，业已于昨日下午在汉口江汉关轮渡码头被捕。钱壮飞大惊失色：“黎明”是顾顺章的化名，而顾顺章不仅是行动科的科长，更是整个特科的领导人，他掌握了中共秘密战线太多的秘密。如果顾顺章出事，将对革命事业造成致命的打击！钱壮飞的心跳在疯狂加速，但一个优秀间谍的自我修养强迫他冷静下来，继续译电文。第二封：黎明已归顺中央，说有消灭共匪中央的重大计划，欲面陈蒋总司令。第三封：何长官（何成浚）电请陈部长（陈立夫）速报蒋总司令，调军舰一艘即赴汉口，以便押解黎明赴宁（南京）。第四封：虑事关十万火急，汉口方面已征招商局客货轮一艘，即刻解押黎明赴南京。第五封：调查科驻武汉特派员蔡孟坚将于明日飞抵南京，向钧座禀报。连续五封绝密电报传递了一个最坏的信息：顾顺章被捕了，随即叛变。顾顺章真的叛变了吗？钱壮飞并没有十足的把握。牵一发而动全身。他不敢轻易行动，要不然这几年的潜伏就前功尽弃了。思虑再三，钱壮飞立足长远决定，宁信其有不信其无。钱壮飞先是将这五封电报完全复原，整齐地放在了徐恩曾的办公桌上。然后迅速找到女婿刘杞夫，让他即刻乘特快列车前往上海，把这一重要情报交李克农转呈中央。当年，受周恩来和陈赓委派，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都打入国民党内部，三人中的组长就是李克农，现在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工作。党组织有规定：为了保密，他们三人必须单线联系。所以只有找到李克农后才能把情报送出去。刘杞夫走后，钱壮飞不动声色地回来值班，他要再等等，一定要确定顾顺章是否叛变。钱壮飞心急如焚，他不时地看表，盯着那慢慢移动的秒针。已是26日凌晨了，他一点困意都没有。就在此时，第六封电报发来了：切勿让钧座以外人知道，否则一网打尽中共的计划会落空。看完这封电报，钱壮飞反而平静下来。人只是恐惧未知，而这封电报已经将未知变成了已知。“切勿让钧座以外人知道”说的“以外人”是谁？当然是他们三个打入中统内部的高级间谍了，而知道钱壮飞他们三个身份的人总共就那几个，所以可以确定是出了大叛徒。也就是说，现在可以百分之百确定：顾顺章叛变了。改名为天京，并定都于此。但洪秀全万万想不到，这辈子他再也没有机会走出南京。就在洪秀全忙于建都、封赏的相关重要工作时，咸丰皇帝送了他一份大礼，一个由清军做成的笼子。咸丰令以绿营、八旗为主力的清军于江苏建立江南大营、于浙江建立江北大营，在南京周围编织了一个大笼子，咸丰要把太平军囚在笼子里，太平军的破坏能量太大了，绝不能放虎归山。太平军事实上的一把手杨秀清自然也不会束手待毙，在经过周密准备后，杨秀清兵分三路反攻清军。第一路是李开芳、林凤祥率领的两万偏师——北伐军。李开芳、林凤祥是来自强力“黑社会”组织天地会的悍将，他们的使命是把战火引向华北、引向北京，替南京城里的太平军分担压力，顺便学学朱元璋由南统北，看看有没有去风水更好的北京成就帝业的可能性。孤军向北，深入敌境，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缺乏补给和支援，全靠自己杀出一条血路！序幕拉开之前，北伐军的结局，实际上已经注定。这支孤军深入的北伐军虽然杀得清军屁滚尿流，一路打到天津。但北伐军在天津城下遇到了一个无法战胜的对手——北方的酷寒。如果是与清军作战，还可以想办法鼓舞士气，但面对这种防无可防、攻无可攻的酷寒，在孤军深入后继无援的条件下，没有任何解决办法。军无斗志，军心迅速涣散。人心散了，地利也不在北伐军这一边，华北平坦的地势，特别适合清军“战神”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作战，在骑兵的冲击之下，北伐军没有任何机会。1855年，北伐军全军覆没。第二路是以丞相胡以晃、石达开先后为主帅的西征军，他们的使命是占据长江中上游，据长江天险以保东南半壁江山。西征军出兵初期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对手，陆续攻下重镇安庆、九江、武昌，将湖北、江西纳入太平天国的势力范围。不过西征军的好运也就到此为止了，因为他们就要对上宿命中的对手——湘军。第三路则是由坐镇大本营的杨秀清指挥的太平军主力，杨秀清亲自对付清军江北、江南大营，这是一场决定性的战役。感谢众多太平军普通将士牺牲小我、成全大家的奉献精神。感谢以石达开为首的日夜坚守在第一线的众将领，发挥哪里需要哪里搬的革命精神，冲锋在前，撤退在后。感谢北伐军分担了清军火力。历经三年鏖战，1856年，杨秀清指挥太平军击败清军江北、江南大营。至此，太平天国占据长江以南大部，与清朝划江而治，国势升至巅峰。欲望是把双刃剑翻开人类所有的斗争史，你会发现什么无间道、反间计、借刀杀人等从对方内部下手的办法都有神奇的效果。无独有偶，农民起义大多失败的历史教训也深刻地印证了这个道理：堡垒都是从内部被攻破的。那些领导起义的农民领袖在起初造反的时候，生活艰苦，生命没有保障，活过了今天不知道有没有明天，反而能够抛开个人利益，舍身冲锋陷阵，生猛得不得了。但是在造反事业刚刚有点样子的时候，那些农民领袖或是由于贪图享乐玩女人、或是由于内部权力分配不均，从而开始内斗……这大概与其农民出身没玩过政治有关系，在有机会接触到权力与美女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控制权欲和处理胜利的果实，从而导致失败。南京的洪教主和他的手下们就重蹈了这个比较庸俗的覆辙。太平军自威望很高、能力也很强的冯云山战死之后，军政大权就落到了能力与野心成正比、经常装爹欺负儿子洪秀全的杨秀清手上。其实，小弟们野心勃勃也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只要当大哥的自己有本事、驾驭得当，小弟的野心就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被他自己对老大的敬畏感所埋葬，逐渐适应做小弟这一压力不大却前途不小的职业。可惜洪教主正是这一规律的反例。洪教主不仅个人能力有点问题，而且进取心严重不足，尤其是在进入南京后，他把主要精力都放在搞搞宗教活动、写写打油诗、玩玩美女（史书记载说洪秀全老婆的数量在八十个以上）等低级趣味十足的腐败生活上。洪秀全沉溺于腐败生活的不作为让杨秀清给自己的图谋不轨做好了思想预备：这些年来，论处理政事、论出兵打仗，他洪秀全起了什么作用，他能比得上我吗！这天下是谁打下来的，是我杨秀清！洪秀全必须退位！杨秀清的心中有一个声音在呐喊。1856年，杨秀清的时机似乎到了。这一年有两件大事发生：一是杨秀清此生的得意之作，率太平军击败清军江北、江南大营。二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了。顺带插一句，列强本来很看好洪教主的这个信奉基督教的政权，有心跟洪教主来个里应外合，合伙灭掉清朝，然后搞搞商务合作什么的。但在派人接触过洪教主之后，这个想法就破灭了。首先是洪教主的基督教义太山寨，让人无法接受，然后是洪教主太不与时俱进，坚持将列强当做藩属国来对待！杨秀清在对待列强的态度上少见地跟洪教主保持了一致：我太平军的实力足以消灭臭虫（清军），何须与尔等海外番国合作！虽说杨秀清先生瞧不上英法这种藩国的实力，但他对英法联军与清军厮杀替自己分担火力的行为还是持赞赏态度的。清军新败，且要应付英法联军，无力挑起新的战事，洪秀全这个废物只知道把自己关在宫里风流快活，现在岂非是我杨秀清夺权的上佳时机？杨秀清仿佛看见自己登上了太平天国的头把交椅。野心够大，实力够强，还有什么能阻挡杨秀清夺权的脚步？于是乎，杨秀清越来越热衷于上帝下凡表演事业，但是剧情老套不说，连台词都懒得创新，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秀全！你犯了错误，你知道吗？刚才你们说的那事儿应该是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才对……譬如杨秀清同志的意见就很中肯嘛，怎么，你不愿照做？那好，把屁股准备好吧，挨了打你就知道怎么做了。虽是老套路，毫无新意可言，但效果很好。洪秀全发现，自己的支持者一个一个地消失了，自己发布的命令的有效范围仅限于自己的王宫，天京城里几乎都是杨秀清的人。洪秀全被架空了！获得初步胜利的杨秀清，放松了警惕。在杨秀清眼中，现在的洪秀全不过是一个任他宰割的弱者而已。但杨秀清错了，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低估了自己的对手！他的对手可不仅仅是洪秀全，他得罪的高级同僚太多了，里面有开国元老北王韦昌辉、新贵燕王秦日纲，甚至还包括被杨秀清自己看成心腹的中央大员——丞相陈承瑢。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被杨秀清借机在众将士面前狠狠地鞭打过屁股，他们都被杨秀清的极度专权伤过自尊，他们都受够了天父下凡这种无休止的精神折磨，他们都想让杨秀清去死！而且，洪秀全也不是真傻，他之所以任杨秀清作为，只是因为一个字：忍。他知道自己的机会不多，务必要一击必中，所以需要等待一个合适的反击机会。现在机会来了，杨秀清轻视于他，暂时不会动手，对他而言，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于是，一场著名的大悲剧在两位超级大牌导演杨秀清和洪秀全的努力下按照历史规律正式上演了。“天京事变”1856年9月，洪秀全密令韦昌辉、秦日纲（有史料说秦日纲并没有收到洪秀全的密令，是被韦昌辉拖下水的）领兵回京救驾。韦昌辉积极响应，率精兵三千急进，与秦日纲在天京城外会合，在陈承瑢的接应下，趁夜色掩护秘密进城，突袭东王府。杨秀清根本没有做好被杀的思想准备，一代枭雄就被诛于睡梦之中！照理说，杨秀清完蛋了，洪秀全本应该很开心，但洪秀全实在是难以高兴起来，因为杨秀清的人虽然死了，但他的专权精神并没有随之而去。韦昌辉同志完美继承了杨秀清的专权和嚣张。韦昌辉杀掉杨秀清之后并没有收手，反而继续高举屠刀，又杀掉了近两万人。当然，他说自己是在从事光荣的平叛事业，他杀掉的都是杨秀清的人，是反贼。只不过，定义谁是反贼的权力，掌握在他韦昌辉手中。总之，他说谁想造反那个人就必须想造反，他想杀谁就杀谁。许多得罪过韦昌辉的同事没有死在清军的刀下，却死在了自己人手中。韦昌辉既没有在杀人之前请示洪秀全，也没有在杀人之后通报洪秀全，这令洪秀全很是担忧。好在石达开是个好同志，洪秀全正担心韦昌辉成为下一个杨秀清，无人可制，石达开就送上门来了。石达开为表诚意，只带了几个随从回京调解，让韦昌辉不要滥杀无辜。韦昌辉在回复石达开之前做了一道算术题，当年的六人领导班子，冯云山、萧朝贵战死，杨秀清被杀，现在只剩下洪秀全、韦昌辉自己和石达开三个人，如果再减去一个石达开，那么他韦昌辉在朝堂上的视野将是何等开阔！那么他韦昌辉的表演舞台将是多么的宽广！被更高的地位、更大的权力冲昏了头脑的韦昌辉给了石达开一个很特别的答复：我要杀掉你，除掉你这颗绊脚石！意外发生了，石达开因其完美的生活和工作作风在平时深得人心，于韦昌辉率领大部队包围翼王府之前，在众人的帮助下趁着夜色逃离天京。深沉的夜色完美隐藏了石达开的逃跑路线，却掩盖不住天京城头韦昌辉气急败坏的怒火，暴怒燃尽了韦昌辉本就不多的理智：我韦昌辉杀不了你石达开，就先杀掉你在天京的家人收点利息！韦昌辉这一念之间的冲动就断送了他的生机。道理很简单：一、不杀石达开全家，石达开不一定会挥军反抗；你杀人全家，石达开挥军反抗是一定的。要命的是，石达开不仅手下很多，而且战斗力也很彪悍。二、杀石达开全家会让更多的人站在石达开那一边。三、杀石达开全家不如软禁其全家，要挟石达开，给自己留一条退路。韦昌辉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想不明白，只能说他已经疯了，疯子做事是不需要理由的。逃得一命的石达开还没来得及享受劫后余生的喜悦就收到了全家被杀的噩耗。韦昌辉，不报此仇，我石达开誓不为人！石达开迅速挥师进逼南京，要求洪秀全诛杀韦昌辉以谢天下。韦昌辉本来想抓住洪秀全来个鱼死网破，但石达开陈兵城外，城里的军民也已经恨透了他这个杀人狂魔，外有雄兵，内有群众基础，韦昌辉岂能成功？不出所料，韦昌辉造反失败。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玩火者必将自身葬送在烈火之中！接下来，洪秀全以叛乱的罪名杀掉了韦昌辉、秦日纲和陈承瑢三人，给杨秀清平反，并在名义上让石达开总理政务，但实际上提拔自己的兄弟们为王，处处挟制掣肘石达开。1857年，深感自己不受领导信任的石达开，不愿因权力斗争引发窝里斗的悲剧重现，遂另起炉灶，带兵“远征”不归。六年后，石达开转战四川，被大渡河百年不遇的提前涨水所阻，疲惫的英雄就此走上末路。前有天险，后有追兵；苦战不胜，兵败被俘。后遭凌迟大刑，结束了他那灿若流星的一生，时年32岁。面对凌迟的痛苦，石达开一直默然无声。他一世风华，惯看秋月春风，再多成败，到头来也不过是一场空。一声叹息，唯有以酒祭英雄。……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太平天国从此由盛转衰。这就是“天京事变”，又称“杨韦内乱”。有很多人对洪秀全把叛乱的帽子送给韦昌辉却给杨秀清平反的做法感到不解，其实只要你站在洪秀全的立场上，就很容易理解此事。道理很简单，杨秀清有天父下凡的“特权”，信众深信不疑，如果天父下凡的杨秀清被定性为谋反，那么天父之子下凡的洪秀全又算什么？如此一来，太平天国的合法性恐怕就要动摇。更何况杨秀清本非直接死于洪秀全之手，而韦昌辉的形迹又太过猖狂，众人与洪秀全均容纳不得，所以事后的处理必然是顺水推舟地将一切责任推到韦昌辉身上，继续肯定杨秀清并利用其死后的剩余价值。若是按照正常剧情，“天京事变”后的太平天国本应就此元气大伤，一蹶不振直至灭亡，但这种情况并未发生。因为继石达开之后又一位天才将领横空出世，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凭一己之力，几乎挽狂澜于既倒。他出身贫寒，从小兵一步步成长为百战将军，他文武兼备、智勇双全，此人就是忠王李秀成！1858年，李秀成击破清军重建的江北大营！1860年，李秀成击破清军重建的江南大营！江南大营的硝烟未散，李秀成已率大军收复除上海、镇江之外的江苏全境及浙江大部，控制江南财税。此所谓“太平天国中兴”。李秀成能取得这么辉煌的战果，首先要感谢以天生猛将的陈玉成（陈承瑢的侄子）为代表的一众优秀同事的群策群力，然后得感谢洪教主没有捣太多的乱子拖后腿，最后，还必须得感谢一支友军的大力配合，这支友军在北方为他分担了不少清军的火力。捻军在太平天国横扫南方的时候，大清帝国的北方也起火了：一位安徽人扯旗造反了。扯旗造反的这位仁兄叫张洛行。与同样来自安徽的老前辈朱八八（朱元璋）从撞钟的和尚转业到起义战士的经历相比，张洛行就逊色一些，因为他在起义前就已经是杀人放火的专业户了。要说张洛行其实出身不错，家里是地主。在那个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年代，能吃饱穿暖的他完全就是过着中产阶级的生活，简直羡煞了旁人，不过张洛行并不满足。他是一个有野心并且喜欢冒险的人，绝不满足于小富即安。于是他开始努力赚钱，只不过他赚钱的方式有点特别——贩卖私盐。在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食盐的税收都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所以食盐由国家垄断经营，属于受管制物品，任何贩卖私盐的个人行为都是违法行为，是要被杀头的。但是张洛行不这么想，海水就在那里搁着，我不晒有人晒、我不卖有人卖，放着这么容易的发财之道不用，那是缺心眼。而且张洛行不怕违法，他有钱，还讲义气，因此他有很多来路不正的江湖朋友。后来，他就以这些朋友为骨干，组织起了一支不小的武装，搞起了武装走私。自然而然，他的私盐生意越做越大，当地的政府也拿他没有办法。1852年，张洛行眼瞅着洪秀全的事业做得如此红火，都快当皇帝了，张洛行意识到，自己要是还不行动到时候连汤都喝不上。于是他也在兄弟们的支持下，团结种不上土地也吃不上饭的农民朋友，扯起了造反的大旗。这支起义军，史称“捻军”。自此，太平天国与捻军南北呼应，搞得天下大乱。得益于在贩私盐的岁月里跟官府的反复交锋，张洛行的嫡系部队成员都特别擅长一种战法——运动战，一种特别适合防守反击的战法。当清军进攻时，他们就大踏步地退却，然后趁清军不备突然来个回马枪，或者在一个地区转圈圈，拖到清军疲倦，忽而攻之。清军，我们要在奔跑中打垮你！一时之间，清军被捻军打得节节败退。就在和清军你进我退你死我活的斗争中，捻军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大，基本上在江苏、山东、河南、安徽等省来去自如。满汉之别就在太平军、捻军与清军内战时，英法联军来了。咸丰没有“攘外必先安内”，而是做了抵抗，只不过既高估了自己的实力，又死爱面子，结果只能无奈地割地赔款，然后死掉了。咸丰挂得倒是轻松，却给老婆留下了一个大乱摊子。对慈禧来说，摆平顾命八大臣之后，接下来的工作重心自然是搞定洪秀全和张洛行。慈禧心里清楚，要想把屁股下面的椅子坐稳了，最好的办法就是平定太平军和捻军，要平定这些农民起义，就必须用对人，用最能打仗的大臣去替她对付太平天国和捻军。慈禧的思路很正确，但她看中的几个大臣都不是满人，而是汉人，这存在两个很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慈禧又没病，她为何放着满人将领不用，而是去提拔汉人？答案很简单，无将可用，无兵可用。清朝的正规军——满军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以及由投降的明军整编而成的绿营，除了战斗力较强的“僧林格沁牌”蒙古骑兵是被英法联军和捻军打残的以外，其他几支正规军与很多王朝末年的正规部队一样，也彻底腐化了。抛却吸食鸦片不说，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不是合格的将兵，他们之所以当兵就是为了吃饭挣钱。换而言之，他们把重要精力放在了搞第二职业之上。良心好的替人帮工、做点小本生意，良心坏一点的就敲诈勒索、收
有四万之众，然而到淞沪会战临近结束时，仅剩区区一千两百人而已。战场之上，胡宗南看似心坚如铁，但当他看着身边硕果仅存的这一千多个官兵，也不禁悲从中来：黄埔部队多已打完矣！曾经的“天下第一军”，就这样永远消失在了上海。话说唐司令一下子用了两个典故——韩信的背水一战、项羽的破釜沉舟，但仍不甚满意，所以他比韩信和项羽还多考虑了一步：暗中给自己留了一艘小火轮。他手下的将官们也上行下效，有能力的都给自己备好了逃命船。唐司令此招甚妙，既可逼士兵努力杀敌，又可保自己逃命！一切筹划妥当后，日军也追上来了！日军在淞沪会战中虽未伤筋动骨，但损失也很大，亟须休整，因此追过来的日军采用了“围三缺一”的战术——围困了南京城的三个方向，只给国军留了渡江北逃一条路，希望中国军队自己快些溃退，以此减少己方伤亡。如果日军对南京四面全围，会使守军的崩溃值大幅度提高，从而拼死一战。12月10日凌晨，日军对南京发动了总攻。12月12日晚，蒋介石命令南京守军撤退，可能他认为南京保卫战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了吧。三天激战中，日军伤亡多达七千余人，没能突入南京城内。蒋介石命令南京守军撤退的时候，日军尚未破城。如果此时唐生智组织好掩护，有序撤退，那么国军大部分人马当可平安脱险，毕竟城北的长江通道还在自己人手中。可唐生智实在是烂泥扶不上墙，他在匆匆下达撤退命令之后，就慌忙乘坐自己暗中留下的小艇逃之夭夭。那些之前已备好逃命船的军官，一看唐司令跑了，自然不甘落后，一个个立马也逃了。当然不是所有的军官都率先逃命了。像教导总队的邱清泉和廖耀湘就没有逃，还有七十二军军长兼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也始终和自己的部队在一起，只不过唐司令带头跑了，兵败如山倒，孙元良也没法一个人战斗。无奈之下，堂堂国军中将只得接受了德国人拉贝的帮助，化装成平民躲在了金陵女子学院的顶楼密室之中。咱们在北伐的时候说过，孙元良曾经有个外号是“飞将军”，说他打仗光知道跑。现在看来，“飞将军”已经迷途知返了，他率部参加了“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在“八·一三”淞沪会战中第一个冲入战场，而且从头打到尾，再接着率领已不足编制三分之一的残部打南京保卫战，在别的与他职位相当的人都争先恐后逃跑的时候，他一直没有脱离部队。就冲这三战，足够摘掉那顶大帽子。主将跑了，这还得了！士兵们知道长官逃跑的消息后，战斗意志立马就垮掉了，还守什么阵地？还打什么敌人？赶紧跑吧。往哪儿跑？唯一可行的逃跑路线就是渡江北逃。要想渡江北逃，就必须先出城，而出城则必须经过督战队把守的挹江门。好不容易冲破督战队的阻拦，挤过挹江门，来到长江边，才想起来先前唐司令已经将船都沉了，这会儿想跑，对着浩瀚无际的滚滚江水往哪儿跑？无奈之下，逃兵们只得返回城内，枪一扔，军装一扒，混迹于难民之中。同时，也有不愿意放下武器的国军趁机向进城的日军打黑枪。于是，后来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就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需要说明一下，下令执行“南京大屠杀”的是老鬼子载仁的侄儿朝香宫鸠彦，主犯是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等人。鬼子谷寿夫在战后被蒋介石引渡到南京，枪毙于雨花台。这也算是稍稍安息了那些逝去的人们，慰藉了那些无辜的灵魂。现在讲“南京大屠杀”的作品太多太多，如孙元良的儿子秦汉主演过的电影《南京大屠杀》等，在这里实无必要多讲细节。时至今日，我们也不必再去反复探究南京大屠杀到底死了三十万人还是二十万人，无论死亡人数多还是少，日军这种丧心病狂的做法都应该受到最最严厉的谴责和惩罚。而有骨气的中国人最应该做的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使中国更加强大，让“国货”不是在民族感情上，而是在品质上全面超越“日货”！
西南联合大学
蒋介石率领的国民政府在武汉稍做停留后，便知道武汉也不保险，于是决定迁都重庆。在国都失陷、民族危亡的千钧一刻，暗地里没少跟蒋介石在四川唱对台戏的军阀刘湘，骨子里迸发出了一名合格中国军人的血性和顽强，他不仅勒紧裤腰带出兵出钱出粮，主动上书请中央政府迁都重庆，还亲自率兵出川抗日。遗憾的是，刘湘刚走到汉口不久，即1938年1月，就因为肠胃病去世，留下了被蒋介石毒死、气死和因投日败露而自杀等穿凿附会的传言。刘湘出师未捷，临终遗嘱是：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在接下来的八年中，近四十万川军出川抗战，化身无数刘湘前仆后继，在战场上与强敌死扛到底，为国捐躯者高达六成，牺牲之大实为地方军之首（《西南民众对抗战的贡献》）。……迁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尤其是迁得如此紧张而仓促，其过程的混乱不堪是可以想象的。更糟糕的是，日军的轰炸机还随时过来捣乱。严格意义上讲，这不是捣乱，而是有预谋的战略行动。因为日本人对重庆及其周边进行了长达五年半的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目的很明显，鬼子想打击中国政府抗战的意志，瓦解中国军民抵抗的士气。效果也很明显，中国政府抗战的意志越发坚定，中国军民抵抗的士气越发高昂。可就在国民政府为了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南京保卫战和迁都忙得焦头烂额之际，他们仍做出了一个貌似不重要却对现代教育意义甚大的举动——高校内迁。随着国土的逐渐沦陷，不少高校师生成为了顺民或者汉奸，但更多的师生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与资助下，冒着纷飞的战火，踏上了内迁之路。抗战爆发前，中国共有大专以上学校一百零八所。抗战爆发后，高校内迁五十二所，迁入租界二十五所，另有十四所本就在后方，只有十七所停办。国难当头之时，国民政府亦不忘记保全教育，为山河破碎的中国保存了一息顽强的文脉，值得赞赏！内迁的高校中，最为幸运的当属原来在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它跟随中央政府一步到位迁到了重庆。不太幸运且迁徙路途最远的高校是北大、清华和南开。师生们先从北京、天津绕路辗转到长沙，接着又兵分三路。大多数教师及其家眷、部分女同学从长沙乘火车到香港，然后由香港走海路到越南河内，再转道昆明。经济条件较好的男同学和少数女同学由长沙乘火车到广西桂林，再由桂林乘汽车进入越南河内，最后转乘火车进入云南。另一路没钱的同学们，只能用最艰苦的方式——“驴行”去云南了，靠两条腿从长沙走到昆明，这可是一千三百多公里的距离！后来，这三所本来相互颇有抵触、彼此充满学术竞争的学校在昆明合并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高校内迁，十多万学生颠沛流离来到了大后方，他们要吃饭，要教材，要教舍，要老师……这些都需要钱。而国民政府有太多的现实问题亟须解决，现在政府连打仗的钱都拿不出来，更何况短期内只有投入而无产出的教育经费！教育经费的短缺，让当时的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很是头疼，怎么才能把学校办下去？无奈之下，陈立夫抓耳挠腮，终于想出了一个绝妙的解决方案——“贷金”，相当于今天的助学贷款，也就是由学生们写借条，向政府借学费，毕业之后偿还。助学贷款可是一项耗资巨大的阳光工程。需要资助的学生数量巨大不说，而且大多数贷出去的款项都无从收回。毕竟战火纷飞，朝不保夕，那些穷学生哪里还拿得出钱来。好在财政部部长孔祥熙是陈立夫的好哥们儿，在陈立夫死磨硬泡之下，总算是弄到了不少钱。在物资极端匮乏的民族危亡之际，国民政府不仅设法为学子们解决了学费问题，还为他们提供了免费食宿，创造出了一处处环境虽不优雅、配套设施也不完善却又是那么生机盎然的学术净土。下面就以中国历史上最有意思的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为例，来讲述成千上万的专家教授和莘莘学子在国难当头之际谱写出的可歌可泣的教育篇章。后来成为西南联合大学云南校友会副会长的周锦荪回忆说：当年他考上西南联大物理系时，校门简陋得不堪入目——一块油漆的长条木板横架在麻条石堆砌的两个石柱上，上写几个大字：“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学校上课的教室极其简陋。顶棚是用铁皮做的。每逢下雨，雨点打在铁皮顶上，叮当作响，老师的声音根本盖不住雨声，于是大家干脆“下课赏雨”。正所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教室如此，宿舍更不用提了。基本就是一间破茅草屋——土坯的围墙，茅草的顶，冬凉夏暖、四面通风、采光不错。每逢天下大雨，屋内就下小雨，这时候睡在上铺的同学只得取脸盆、油布四处接雨。下完雨，宿舍里就变得泥泞不堪，甚至长起了杂草，学生们的鞋子往往穿一个雨季就烂了。同学们诙谐地称鞋底磨穿了是“脚踏实地”，鞋尖鞋跟通洞叫作“空前绝后”。住得差，吃得也差。很长一段时间内，学生们每天只有两顿饭，上午十点吃稀饭，下午四点吃用劣质米做成的米饭。学生穷，老师也一样。抗战中，教授们薪水涨了六七倍，物价却涨了三四百倍，所以甭管是吴大猷、周培源、华罗庚、费孝通，还是朱自清、沈从文、闻一多、钱钟书、吴晗，就两个字：没钱。因此，教授们在教书之余也就顾不得师道尊严了。费孝通在街上卖过大碗茶；吴大猷在菜市场捡过牛骨头；一名乞丐满大街追逐朱自清，朱自清被纠缠不过，便回头道：别跟我要钱，我是教授！那位乞丐听到这句话，扭头就走。就是这样一所学校，已然是当时国内最强、最大的大学。生活差也就差了，到了后期，鬼子飞机的炸弹也来了，就这也没挡住大学继续开课。飞机来了就躲，飞机走了继续学习。匹夫不可夺志，从没有学生因为条件异常艰苦而辍学。西南联大师生也不负众望。他们中走出了邓稼先、朱光亚、赵九章等八位“两弹一星”元勋，黄昆、刘东生等四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以及近一百七十位科学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除了这些自然科学家外，钱钟书、闻一多、朱自清等文学大家也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还有两个学生需要特别提一下，一个是杨振宁，一个是李政道，他们两人联手获得了1957年的诺贝尔奖，只不过获奖时他们已经是美国人了。而费孝通、宋平、彭珮云、王汉斌等后来成为了共和国的领导人。最后，我们以联大校歌《满江红》作为本节结束语，让我们对上述为中华民族崛起做出了卓越贡献的大师们致以崇高的敬意！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城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韩复榘开会，有去无回
中国连战连败，日军控制了华北、华南大部，接下来自然是继续西进，控制中国当时的南北交通大动脉——津浦铁路，以将南北连成一片，进而拿下郑州和武汉，由东向西压迫国军的生存空间！津浦铁路北起天津，南至南京浦口。拿下津浦铁路上的重要据点——江苏重镇徐州，就成了日军的下一个目标。对中国来说，必须守住徐州，尽可能地拖住日军西进的脚步，缓解敌人西进的压力，为后方布防赢得时间。津浦线一带的防务划归第五战区，徐州自然也在其中，战区的司令长官是李宗仁。补充一句，战区和部队序号都很容易随着战况的实时变化而变化，所以大家不用太过关心。蒋介石给李宗仁安排的副手是中原大战的降将——山东省省主席韩复榘。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脑袋空不要紧，但千万不要进水！不幸的是，这位韩复榘，就是一个脑袋爱进水的神人。这老小子还以为现在的情势是自己人玩内战，连基本的职业操守都没有，在日军杀将过来时居然违抗军令，放弃黄河天险，不战而退，转瞬间山东大部失守。韩复榘此次学了张学良，原因也不外乎是保存实力。可这老小子也不想想，自1937年全面抗战以来，还没有哪路诸侯敢为了保存实力而擅离守地！要搁在以往，蒋介石也不会把他怎么样，可现在不同了。蒋介石说：大家来开会吧，商讨一下军事安排。这个会本是以前就安排好的，并非突然决定，因此韩复榘这个山东军政一把手也没有怎么怀疑，脸不红心不跳地来了。对于其他人来讲，这会也就是一个军事会议而已，但对于韩复榘就不一样了，是鸿门宴改成了鸿门会。在会议上，蒋介石当着与会的八十多个师长的面逮捕了韩复榘，当即押送武汉，两个星期后处决。杀一儆百，韩复榘主席把自己的脑袋主动贡献出来，为即将到来的徐州会战祭旗，也算是为抗战略表寸心！血战台儿庄
1938年3月，日军板垣师团、矶谷师团（第十师团）从山东出发，分东西两路向南进攻，企图会师台儿庄，进而攻占徐州。与此同时，另一路从江苏南京一带北上的日军第十三师团，已经兵临池河、淮南。日军的如意算盘是从南北两面夹击徐州。徐州已如悬卵，危在旦夕。强敌环伺，而李宗仁作为屡次内战皆失败的产物——光杆司令，手头能用来抵抗日寇的军队，除了新桂系现任一把手白崇禧支援给他的李品仙第三十一军，其他都是杂牌中的杂牌。如西北军老油条庞炳勋第四十军，东北军于学忠第五十一军，川军邓锡侯第二十二集团军。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反复权衡之下，万般无奈的李宗仁用上了田忌赛马——将最精锐的李品仙部布置在南面，于学忠辅之，以阻实力稍弱的南路日军北进；将杂牌中的杂牌派去对抗日军王牌中的王牌，庞炳勋部坐镇临沂，阻击东路的板垣师团，邓锡侯部驻守滕县，对付西路的矶谷师团。战斗开始了。李品仙和于学忠不负领导厚望，血染淮河，将北进的日军牢牢地拖在了南线。而另外两路国军所面临的局面则严峻多了，强弱异势，形势十分危急。西北军庞炳勋的第四十军，说起来是一个军，实际上只有一个师。而他们的对手板垣师团的强悍野蛮程度，大家应该已经知道了。林彪以十倍于敌的兵力伏击其辎重部队还要打上大半天的时间，如今庞炳勋迎上的可是其主力部队，作战难度可想而知！西北军出了名的装备差，单兵素质差，甚至连补给都跟不上，怎么才能拖住日军呢？拼了，以命换命！可是拼了命还是抵挡不住。关键时刻，李宗仁请调的援军第五十九军赶到战场。军长是之前在沦陷的北京善后的那个西北军将领张自忠。张自忠、庞炳勋亲自上阵。一将舍命，万夫难敌，有张自忠、庞炳勋这样不怕死的主将，部下自然凶猛异常，何况凶猛本就是西北军的特色。板垣最擅长玩的迂回包抄战术“一支部队走正面，一支部队出侧面”，再也玩不转了，因为他的两支部队分别被两支杂牌军给摁住了。两支西北杂牌军用令人动容的勇敢与顽强，付出巨大的伤亡，依仗城防工事，如钉子般钉住了对手。板垣师团数日内不能越临沂一步。邓锡侯的二十二集团军，是一支典型的川军。川军的枪炮多为土造，打不远打不准不说，还经常打不响；川军吃得不饱，穿得也差，军纪就更差，甚至一手步枪一手烟枪。咱们老电影里的国民党败兵什么样，这川军就什么样。好在大家的抗日热情很高，跟日本鬼子干架不怕死！他们的对手矶谷师团是一支重装备的机械化部队，具备同空军协同作战的能力。更恐怖的是，矶谷师团是日军法西斯分子的大本营。不仅师团长矶谷廉介是一个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而且部队的骨干大多参加过确立军人在日本统治地位的“二·二六政变”。矶谷师团虽然足够疯狂，但川军的精神意志更胜一筹。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在国破家亡之际，川军所表现出的视死如归的精神，光昭日月，气贯长虹！川军第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率部坚守滕县，有死无退，最终以王铭章在内全师阵亡的代价阻敌石卖他一个面子，对阵亡军士进行抚恤、补助，可蒋介石对东北军的业绩失望至极，岂会如数拨给？可是，东北军此时已经背井离乡近五年，想起自己的家乡就心痛。有家不能回，有日本人不能打，却跑到这处穷乡僻壤“免费”打共产党。东北军长期积累下来的对张学良的不满终于爆发了：你张学良当的什么破老大，我们命都要搭进去了，钱却没挣着，还回不了家，大爷我不干了！在东北军中下层官兵消极避战的时候，高福源同志带着使命回来了。一番活动之后，高福源见到了曾经的领导张学良，一个心力交瘁的中年男人，并向他转达了共产党的善意。渐失的军心，良心的压力，卖国的骂名，生命的尊严，自我救赎的理想，复杂现实的无情，林林总总，交织缠扰。经过痛苦的思考，张学良决定放弃自己曾经坚信的“攘外必须安内”，联共停战。1936年4月，在没有知会蒋大哥的情况下，张学良极富诚意地私自来到延安与周恩来、李克农见面，相聊甚欢的双方初步确认了合作方式——“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双方还约定设立专用电台，有事电报沟通，张学良的电报代号叫李毅。此后，张学良省吃俭用，在自己也没有“余粮”的困境下，赠送了红军大量急缺物资如棉衣、药品及银元，解决了红军的燃眉之急。尤其是当时邓小平病重，生命垂危却无药可医，幸好张学良的医药援助救了邓小平的性命。一步之差，历史就要改写！不仅张学良和红军停战，杨虎城也不愿意跟红军交火。前面讲过，杨虎城并非蒋介石的嫡系，而是从冯玉祥手下跳槽过来的，他在中原大战中抢到了西安这块地盘，于是在此驻扎下来。和张学良相比，杨虎城的实力要弱得多，其处境也差得多——老被红军痛揍，蒋介石想借红军之手消灭他，一旁的张学良也跟他不是一条心。为了保住自己的地盘和军队，杨虎城主要依靠磨洋工的手段，在蒋介石、张学良和红军三方势力的夹缝之中自保求存。鉴于杨虎城的这种心态，中共在他身边安插了很多人，试图把他争取过来。如杨虎城的喉舌——《西北文化日报》的总编和兼职秘书宋绮云（黄埔六期，小萝卜头儿宋振中他爸）、第三任老婆谢葆真都是共产党员。应该说，共产党在西北的情报工作做得十分出色，不仅在杨虎城的身边安排了人，甚至还把共产党员熊向晖输送到了胡宗南身边做机要秘书。在共产党的联合下，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和红军结成了统一战线，史称“三位一体”。讲到这里，肯定有人奇怪，难道蒋介石的特务机构对此毫无察觉吗？当然不是，早在中央红军抵达陕北之际，戴笠就着手成立了军统西北区，专门对付共产党、监控西北军和东北军。但问题是，搞情报工作是个慢功夫，环境的熟悉、人员的安排、渠道的疏通，这都需要时间。而西北区是一个新建单位，无任何基础可言，所以军统在西北的工作出现了纰漏。像军统陕西站的站长马志超和他手下的侦缉队长许忠五，就出现了严重失误。他们明知道杨虎城身边的宋绮云是共产党，但派去监视宋绮云以图放长线钓大鱼的军统特务白冠五，其真实身份却是共产党。派一个共产党去监视另一个共产党，钓鱼不成反被“钓”，岂能不误事？！失之桑榆，收之东隅。军统在西北战场的表现不佳，却在广东战场表现上佳。
“两广事变”
广东这块地方，很有些意思。想当年，国共两党携手从这里走出了打倒军阀、打倒列强的步伐。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作为革命策源地的广东，却一直控制在军阀手中。但现在，蒋介石的机会来了。1936年夏天，“九·一八事变”后南下广东的胡汉民，因下棋时用脑过度，在广州患脑出血去世。胡汉民的死，令国民党失去了一个元老，让蒋委员长少了一个敌人，也使陈济棠顿失凭依。在政治上足以抗衡蒋介石的胡汉民一死，陈济棠的广东独立王国就失去了对抗蒋介石的政治资本，就没了继续搞割据的理由。为此烦心的陈济棠，变得有些多愁善感。一个月黑风高、睡不着觉的夜晚，他突然想起了蒋介石于1935年年末对他提过的一个要求：配合中央解决新桂系，顿时彻夜难眠，翻来覆去地体会唇亡齿寒的深刻含义。几天后，压力很大的陈济棠试探来广州吊唁胡汉民的白崇禧：我应该怎么办？白崇禧给他出了一个主意，一个和李宗仁合伙拖陈济棠下水的点子：高举抗日大旗，发兵讨伐蒋介石，先发制人，问鼎中原！对啊，自己现在兵强马壮，连新桂系都俯首称臣，为何不能干掉蒋介石？要说陈济棠有信心也算正常，毕竟他搞经济确实是一把好手，属于有钱人，是军阀中的大土豪。让人叫绝的是，陈济棠居然懂得向苏联取经，搞计划经济，像《广东省三年施政计划》就是他的得意之作。在区区八年（1929—1936）间，他大力发展经济、工业和教育，竟然将广东打造成了中国南部的“首善之地”。以一省之力养活近二十万军队不说，还让老百姓的生活有了一定的改善，无怪乎这八年被称为老广州的“黄金时代”。1936年6月1日，自信心爆棚的陈济棠为主，新桂系为辅，双方合兵三十万造反。“两广事变”爆发。令人奇怪的是，陈济棠如此庞大的造反行动，居然连个浪花都没翻起来。这是因为，陈济棠败得太快了。他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败给了戴笠的军统。由于陈济棠实力强大，且在宁粤分裂时就暴露了反意，所以早在他造反之前，戴笠就已对陈济棠的部下们展开了大规模的策反工作。具体负责此事的人，是军统的二把手郑介民，由此可见戴笠对陈济棠的重视程度。从结果来看，军统此次策反的效果，好得惊人，令人击节。包括广东二号实力人物余汉谋在内的海空陆三军将领，或在未开打，或在刚刚热身之际，纷纷投靠南京政府。当然了，如此大规模的跳槽，应该和陈济棠并非真心抗日有一定的关系，毕竟为一己私利而打内战，手下人不买他的账也算正常。陈济棠众叛亲离，逃亡香港。至此，几乎不费一枪一弹，“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对全民族来说，这实在是一个再好不过的结果。毕竟此时已是1936年，如果把有限的国力全部用于内战，正在华北摩拳擦掌的日军乘虚而入，其后果可想而知。陈济棠跑了，两广联盟垮了，李宗仁和白崇禧也只好扭扭捏捏地服软认输。而蒋介石正打算集中资源“剿共”，也不想浪费精力和财力在新桂系身上，于是便放了李宗仁和白崇禧一条生路。收拾完两广，时间来到了1936年10月。年近半百的蒋介石，终于到达了其个人政治生涯的新高峰。回望走过的路，他一时间百感交集：在列强环伺、内乱不止的大环境下，一统广东，北伐北洋，大战中原，逼走红军，压服闽变（福建事变），经略西南，搞定两广（两广事变），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平定了南方和中原，自己这一路走来，是多么不易！好在努力没有白费，如今可以专心地搞定北方了。危机感很重的蒋介石，决定抓住当前的好势头做一件事：将已成“星星之火”的共产党武装彻底扑灭。除了“攘外必须安内”的考虑，他还想趁“剿共”之机拿下西北作为“御侮复兴之根据地”。蒋纬国在《蒋纬国口述自传》中说，他父亲对未来的中日之战曾有过通盘考虑，即一旦全面开战，东南沿海难以守住，只能迁往内地，而这个内地，必须把南北都包括进去。具体来说，在南方，川、贵为核心，云南为后方。在北方，陕西为核心，甘肃为后方。于是，蒋介石屡次前往洛阳和西安，和“剿匪”态度不积极的阎锡山、张学良和杨虎城开座谈会，共进自助餐，催逼他们向红军发起攻击。可这三位老兄的态度出奇一致：拒绝跟红军作战。其实他们的这种心态也能理解，毕竟红军着实是一个异常强劲的对手，跟红军交手得远小于失。长征后抵达陕北的这些红军官兵，是大浪淘沙过后的精华，经受住了心理、生理的严酷考验，拥有顽强的意志、忠诚的信仰和过硬的军事技术，确实不好相与。所以他们如此答复蒋介石：希望“委座”能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蒋介石仔细思考过后，给出了回应：好吧，阎锡山，我答应你。于是，在蒋介石的逼迫下，阎锡山手下的头号大将傅作义率部与日军大力扶持的内蒙古分裂分子——溥仪的好哥们儿德王（蒙古亲王）麾下的伪军打了一仗，大败对方，史称“绥远抗战”或“百灵庙大捷”。绥远勉强算是阎锡山的地盘，所以阎锡山有机会抗日，但张学良和杨虎城就不行了，因为在他们的地盘上活动的是红军。没有日本人可打的张学良，只能屡次犯颜直谏：希望国共和解，共赴国难。蒋介石无法接受张学良的说辞，他反驳张学良：攘外必先安内！现在好不容易把红军困于陕北，咱们只需再加把劲，就可以彻底解决红军问题，那时再集中资源与日本抗衡，岂非胜算更大？在张学良拒绝配合“剿匪”的同时，蒋介石收到了一个令他如坠冰窟的特大号坏消息：1936年10月底，杨永泰被刺杀于武汉。“哈雷彗星”式的杨永泰坠落了，当他出现的时候，亮得耀眼，却转瞬即逝，还拖了一个长长的尾巴，直拖到几十年后的今天，还无人知道刺杀他的背后主谋。主流看法认为，和杨永泰的政学系为争权夺利斗得死去活来的CC系嫌疑最大。杨永泰的死，令蒋介石永远地失去了一个可以在关键时刻改变局势的超一流谋士。失去杨永泰这个“攘外必须安内”的最得力助手后，蒋介石只能孤身上路了。杀出个黎明第二章“张无忌”与“杨不悔”“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只带少量随员再度来到西安，亲自督战。“行营”设于西安以东三十公里的临潼华清池。西安城内以杨虎城的驻军为主，西安附近地带主要是东北军在负责，都不在蒋介石的控制范围之内，而且杨虎城和张学良还有严重的“通共”嫌疑，但他为何还是敢来呢？一方面，蒋介石本就是一个敢于冒险的人，一生屡履险地。另一方面，在当时，出于“合纵”制衡蒋介石的目的，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甚至包括二十九军的宋哲元在内的地方军阀，都曾抢着派代表到陕甘宁苏区，要与红军订立“不打内战，一致对外”的协定。所以地方军阀想与红军合作差不多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蒋介石也见怪不怪了。再一方面，蒋介石对把弟张学良有信心，他认为对方性格虽冲动但也直爽，讲义气，容易把握。至于杨虎城忠不忠于他，蒋介石并不看重。不仅因为杨虎城没有张学良的地位、实力和影响力，也因为他从来就没有信任过杨虎城，像他选择入驻西安城外的华清池而不是西安城内，就有不相信杨虎城的因素在内。总之，蒋介石认为只要张学良不出问题，自己的安全就不会出问题。然而，恰恰是张学良出了问题。实际上，蒋介石对张学良的性格还是有所顾忌的，他在日记中告诫自己：对汉卿（张学良字）谈话不可太重。但蒋介石就是个暴脾气，暴烈性格岂是控制得了的？蒋介石到达华清池后，随即向张学良和杨虎城下了“最后通牒”，提出两个方案让对方选择。第一个方案，两军服从“剿共”命令，重新开到陕甘前线去，对红军发动真枪实弹的全面进攻。第二个方案，如不愿“剿共”，那对不起，请让开道，东北军到福建，第十七路军至安徽，让出陕甘，由中央军来“剿”。两个方案，张学良、杨虎城都不能接受。尤其是第二个方案，东北军想要的是打回老家东北，而不是去南方，杨虎城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根基所在。为此，12月7日晚，张学良赶赴临潼，再次向蒋介石直言进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蒋介石表示自己不是不抗日，而是要等“剿灭”红军后再抗日。蒋介石倒也不是忽悠对方，他的确有所动作——不仅确定了西南地区作为抗日大后方的地位，还同希特勒展开了合作，向对方借款采购装备，引进德国顾问，整训军队，以之作为抗日的基本力量。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当前完成整训的军队只有四个师左右。但着急的张学良根本接受不了蒋介石缓慢的动作，他强调说，全体东北军特别是中、下级军官和士兵的抗日情绪激昂，前线各部队准备自动组织支援傅作义抗日……说到激动处，张学良声泪俱下，并说如果怎么怎么样，你蒋介石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千古罪人”，等等。蒋介石听了暴怒不已，顿时把大哥的架子端足了，痛斥张学良年幼无知，“上了共产党的当”，劈头盖脸地骂了张学良一通。张学良此时不到36岁，整天被人骂成“不抵抗将军”，本就憋着一肚子火，所以这次张学良和蒋介石吵开了。最后蒋介石爆发了：张学良你不要再说了，你就是把我毙了，我的“剿共计划”也不会改变！12月9日，是“一二·九”学生运动一周年，学生们又上街游行了。对于如何处理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游行学生，张学良选择来软的——暂时答应对方请求稳住学生再说，蒋介石却选择来硬的——命令张学良必要时可以开枪，两人为此吵了一架，蒋介石又把张学良骂了一通。蒋介石不知道，张学良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张大少可不是一个可以随便骂的人，其性格极易冲动，面对蒋介石，他已经拿出了百倍的耐心，之所以隐忍至今，不过因为对方是蒋介石而已，并非因为他没有脾气。至此，双方已走到了决裂的边缘。时间来到了11日晚，蒋介石单方面宣布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要知道，蒋鼎文的职务以前可是属于张学良的。蒋介石的意思已经很明白：我不信任你张学良，我要剥夺你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剿共”兵权！到了这一步，双方已经彻底决裂。当晚，张、杨二人回去就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兵谏蒋介石”。12日凌晨，陕西省西安城内、华清池附近和邻省甘肃兰州城中枪声四起。国民党元老邵元冲、蒋介石的族侄孙副侍卫长蒋孝先及近七十名警卫被杀。陈诚、蒋鼎文、卫立煌等要员被生擒活捉。蒋委员长也未能逃脱，抓他的人是张学良的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被抓时，他躲在骊山一块大石后，赤脚光头，仅穿睡衣睡裤，冻得瑟瑟发抖，全然不是平日酷酷的样子。酷不起来也情有可原，他以50高龄越墙攀岩，仓皇逃难，身体多处受伤，尤以牙齿和腰椎之伤为重，其中，腰椎之伤终身未愈，导致其后半生再也离不开拐杖。兰州的中央系武装力量遭到东北军于学忠部的进攻，死伤近百，被俘虏一千二百余。这就是“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一件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至于整个过程以及方式方法，当事者的回忆以及后人种种靠谱、不靠谱的分析，几十年来已如汗牛充栋，这里实无重复的必要。但是，有一点要强调。史料表明，这个事件不是经过缜密计划的，而是蒋介石和张学良的数次口角冲突以及蒋介石削其兵权的不信任，激发了年轻气盛的张学良的一时冲动，为风起云涌的近代史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张学良后来对唐德刚解释，自己之所以性格上有弱点，主要是因为自己一辈子未尝有过“上司”。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要知道，张作霖是他的上司，可那是父亲，蒋介石也是他的上司，可那是盟友。所以他可以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有时甚至完全不顾及后果。他朝蒋介石进谏，后者对他发了脾气，然后他就把蒋介石给抓了起来（你这个老头子，脾气这么大，又不给我面子，我要教训教训你），这就是张学良晚年在口述历史中对他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因的解释，尽管深层次的原因远非如此简单。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结合体，虽说“西安事变”爆发的直接条件在当时的聚合是偶然的，但中日两国之间的民族矛盾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团结抗日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西安事变”是这种必然性的偶然表现。三个“反骨仔”
事变发生后，张、杨二人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公开通电，说自己把领袖给抓了，还提出了学系学生也多来旁听，挤满了一讲堂。这是三十多年前的事，到今天研究历史的，已颇多知道中国历史上传统政治制度之重要，在此方面出版的著作与论文也日见增加，与我当时在北大开课时情形，显然有甚大的不同了。四此刻要来讲中国历史上政治制度之传统与沿革，兹事体大，殊非一小时之讲演所能叙述。不得已，我想约略扼要举出几点来作例。最重要的，是秦以下的宰相制度，此乃中国政府组织中极特殊的，在西方历史上很少有同样的制度堪与相比。我们可以说，中国自秦以下，依法制言，是王权相权骈立并峙的。王室与政府有分别，自秦以下，早有此观念，而且此观念极为清晰。王室世袭，表示国运之绵延。宰相更迭，则为政事之时新。在制度上，并未能像现代英国般，把来很严格地划开。中国人并不认为一国之元首君主只许挂一空名，绝不许预问政治。因此君权与相权间，一面有许多融通，另一面亦可有许多纠葛。即如诸葛武侯《出师表》，其中有云：“宫中府中，俱为一体”。宫即指皇宫言，府即指政府言。可见在中国传统制度及传统观念下，此宫、府两机构是有分别的，而又可调和融通的。像法国路易十四所谓“朕即国家”之说，在中国传统意见下，绝难认许。中国自秦迄清，大体说来，政府均设有宰相。最低限度说，在明以前是显然有宰相的。明代废宰相，但仍有内廷与外朝之分别。其间细节虽有变动，但大体制则沿袭不改。宰相以下，政府百官，在中国历史上称为“职官”，或称官职。西方论政重权，中国论政重职。一官即有一职，职官即是政府组织中之职位分配。我们此刻称“君权”“相权”云云，实由西方观念来。实际中国政府仅有职位之分，无权力之争。中国人称权，乃是权度、权量、权衡之意，此乃各官职在自己心上斟酌，非属外力之争。故中国传统观念，只说君职相职。凡职皆当各有权衡。设官所以分职，职有分，则权自别。非在职位之外别有权。中国史有职官制，君亦一职，仅在百官之上，非在百官之外。又乌得有西方人之所谓君权专制。在中国，权在职之内，非有权始有职。此层分辨极重要，惜乎我在此刻不能畅为发挥。近代只有孙中山先生，他懂得把中国传统政制来和西方现代政治参酌配合。他主张把中国政治上原有之考试、监察两制度，增入西方之行政、立法、司法三权，而糅合为五权宪法之理想。我们且不论此项理想是否尽善尽美，然孙先生实具有超旷之识见，融会中西，斟酌中西彼我之长，来适合国情，创制立法。在孙先生同时，乃至目前，一般人只知有西方，而抹杀了中国自己。总认为只要抄袭西方一套政制，便可尽治国平天下之大任。把中国自己固有优良传统制度全抛弃了。两两相比，自见中山先生慧眼卓识，其见解已可绵历百代，跨越辈流，不愧为这一时代之伟大人物了。中国传统政制，除宰相制度外，值得提及者又有考试制度。在中国政治史上，唐代始有考试制度，汉代则为察举制度，均由官办。唐杜佑《通典》第一章论食货，即指经济制度言。次章论选举，但实际则由汉代察举下逮唐代之科举考试。可见考试由察举来。察举之目的在甄拔贤才，俾能出任政府官职，处理政事。但察举非由民选，后因有流弊，唐以后始改行考试。杜佑《通典》之所以仍用选举旧名，则因选举制度原为考试制度之滥觞。制度虽变，用意则一。中国自秦以下之统一政府，又可说为是一士人政府，亦可谓是一贤人政府。因政府用意，总在公开察举考试，选拔贤才进入仕途。自东西交通，英国东印度公司首先采用我国考试制度，任用职员。其后此制度遂影响及于英国政府，亦采用考试，成为彼国之文官制度。其制实系模仿我国而来。后来又影响到美国。但他们实只学了中国考试制度之一半，而仍保留着他们自己传统的政党选举制度。凡属政府上层主要职位，如总统内阁首相国务院及各部首领，皆由政党中人出任，只下面官吏则酌采考试选拔。过去数十年来，中国的海关邮政和铁路等各机关，因有外国力量羼入，亦均从考试量材录用，比较上轨道。此项制度，好像学自英国，其实则是吾家旧物。而在政府用人方面，却转把旧传统中的考试制度遗忘蔑弃了。只有中山先生主张仍用考试制度，设立考试院为五院之一。但此后并未能遵照中国旧传统切实推行，实已名存实亡。此一制度，可说是我们中国的民主政治。惟王室君主是世袭的，宰相以下政府各级官吏，均须公开察选以及考试，循序登进。此项制度，显然可成为现代潮流世界性制度的一部分。但中国人则自加忽视，今天虽有考试院之存在，而反不为我们自己所看重，这实在是大可惋惜的。五在中国传统政制中，上述宰相制与考试制属于政府方面。现在再略举几项制度之有关其他方面者。首先述及有关社会问题的，如户口调查。在我幼年时，曾听大家众口交誉西方人有此好制度，而中国则无。其实中国自周代以下，直到清代初期，都有户口调查一项。中国古书常连用“版图”两字，版字即指户籍，即从户口调查而来。在我国历史上历代户口均有记录，其调查户口登记户籍之手续与方法，若有人肯根据史籍作为专题写一论文，虽不能系统详尽，但至少可写成十万字以上的专书。此书至少可使人知道现代世界性的户口调查，在中国历史上已有两千几百年之演变。又如在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中，主张耕者有其田。此一口号，亦自中国传统政制来。今天，“自由中国”推行土地改革有效，赖此使国民政府获得国际声誉。其实此一制度，亦是中国旧传统政制中所有。中国向来土地制度之因革演变，虽历代各有不同，而大体可谓是朝此一目标而努力。此亦是中国旧政制在现世界潮流中，仍值得重视之一项。其次说到军事制度。在五十年前，我常听人说西方国家的军事制度好，尤其是他们能推行全国皆兵制，而中国独否。但西方推行全国皆兵，实自普鲁士开始，为时不到两百年。而在中国则古已有之。汉代早是全国皆兵，此下历代兵制虽递有改变，但如唐代的府兵制度，明代的卫所制度，皆由兵农合一制演变而来，并可说较全民皆兵制更进步。直到今天，西方的全民皆兵制，何尝不是日就废替了。可见中国历史上的兵役制度，直到今天，亦仍有现代性世界性之意义，而值得再加研究。又有人说，中国从前的军阀和督军为国大害，而盛赞西方政制限定军人不干政之精美。其实此种文武分职，军人不干政的制度，在中国又是古已有之，亦属中国旧制中一项优良的传统。汉唐盛时莫不如此。军人统兵归来，仅有爵位勋级，地位尽高，待遇尽厚，但在政府并无实职，不能预闻操纵政事，正与近代西方政制如出一辙。此下再讲到有关经济制度方面，如汉武时代所创始的盐铁政策，即就近代观念言，亦系一种颇为进步的经济政策。西方所谓国家社会主义的各项经济制度，实肇始自德国俾斯麦。但中国在汉代远已有之，由政府来统制盐铁官卖。直到清代，中国社会从未能有垄断性的大资本家出现，即是此项政制之绩效。中山先生提倡民生主义，有节制资本一口号，其实亦在中国传统政制中有渊源。中国社会，自战国以下，自由工商业即甚趋繁荣，但永不能产生出资本主义，即由此故。故在中国历史上此项有关节制资本的一切制度，在现代世界潮流中，实仍有值得注意探讨研究的价值。又如汉代的平准制度，此乃一种调整物价的措施。此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不断变通运用。即如粮价一项，遇丰年时，政府以高价收购过剩粮食，以免谷贱伤农。待到荒年季节，政府便以低价大量抛售积谷，寓有赈济贫农之意。此项制度，随后由社会上用自治方式推行，即所谓社仓制度。据说美国罗斯福执政时，国内发生了经济恐慌，闻知中国历史上此一套调节物价的方法，有人介绍此说，却说是王荆公的新法。其实在中国本是一项传统性的法制。抗战时期，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华访问，在兰州甫下飞机，即向国府派去的欢迎大员提起王安石来，深表倾佩之枕。而那些大员却瞠目不知所对。因为在我们近代中国人心目中，只知有华盛顿、林肯。认为中国一切都落后，在现代世界潮流下，一切历史人物传统政制，都不值得再谈了。于是话不投机，只支吾以对。再次讲到中国从前的地方自治和藩属统治制度，直到现代，也是值得再提及。西方此一二百年来，帝国主义大行其道，英、法等国都拥有大量海外殖民地，他们乃自罗马传统而来。但在中国，自秦以下，版图虽大，统一政府所辖范围虽广，其政制则是郡县的，不得以西方传统的帝国相比拟。但今天的中国人，事事喜欢模仿西方，因此随口常称“汉帝国”“唐帝国”云云。难道汉唐时代的中国人，除却其中央政府所在地以外，各郡县便均以殖民地视之，均以帝国征服方式来统治的吗？试看汉代选举，唐代考试，对全国各地人才，一律平等对待，各地均有人士平均参加政府。一应赋税法律等，亦是全国平等。此等规模，岂能与现代西方帝国之殖民地统治相提并论？即就清代之藩属统治言，亦尚有中国传统美意在，实在还值得今天我们来再行研讨呀！又如中国社会上之宗教信仰，向来是十分自由的。而政府则有一套制度，对此民众信仰，有颇为开明的管制与调节。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政教分离，又是自古已然，并亦极少有因民间信仰冲突而酿成宗教战争的。直到今天，还未有人能仔细来加以研究。我想在中国历史传统中，宗教与政府与社会三方面如何配合，于自由开放之中，有其节制调整之用心的种种制度，在今日依然值得注意。以上只就中国传统政制，分从各方面随便举出几项，用来说明在此刻来研究中国以往传统政制，实未见与现代世界潮流有十分隔膜之感。我曾说过，中国传统政制，乃是贯通于中国全部历史进程中，而占有极重要分量之地位者。如此说来，可见研究中国史，自未见即与现代世界潮流有渺不相涉的距离存在了。六近代的中国人，只因我们一时科学落后，遂误认为中国以往历史上一切文物制度全都落后了。此实是一种可笑的推断。最低限度讲来，中国人所一向重视不断讲究的修齐治平之道，较之并世各民族，断不能说是落后。此一分辨，近代惟孙中山先生最先提出。而且据孙先生意见，中国人所讲治平之道，实在比之并世诸民族远为先进。惟孙先生亦只是粗枝大叶地有此看法而已。若要来仔细发挥阐述，自然应该是有志研究史学者的责任。今天我们要研究中国制度史，必须注意两点：一：研究制度，不该专从制度本身看，而该会通着与此制度相关之一切史实来研究。这有两点原因，一因制度必针对当时实际政治而设立而运用。单研究制度本身而不贯通之于当时之史事，便看不出该项制度在当时之实际影响。一因每一制度自其开始到其终了，在其过程中也不断有变动，有修改。历史上记载制度，往往只举此一制度之标准的一段落来作主，其实每一制度永远在变动中，不配合当时的史事，便易于将每一制度之变动性忽略了，而误认为每一制度常是凝滞僵化，一成不变地存在。二：研究制度，必须明白在此制度之背后实有一套思想与一套理论之存在。在西方历史上，所谓政治思想家，他们未必亲身参预实际政治，往往只凭著书立说来发挥其对于政治上之理想与抱负。如古代希腊之柏拉图，如近代欧洲之卢骚、孟德斯鸠等人皆是。但中国自秦以下即为一种士人政府，许多学者极少著书纯讲政治理论。这并非中国人没有政治理想，乃因他们早多亲身参预了实际政治，他们所抱负的多少可在实际政治上舒展。当知中国历代所制定所实行的一切制度，其背后都隐伏着一套思想理论之存在。既已见之行事，即不再托之空言。中国自秦以下历代伟大学人，多半是亲身登上了政治舞台，表现为一个实践的政治家。因此其思想与理论，多已见诸其当时的实际行动措施中，自不必把他们的理论来另自写作一书。因此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乃似没有专门性的有关政治思想的著作，乃似没有专门的政论家。但我们的一部政治制度史，却是极好的一部政治思想史的具体材料，此事值得我们注意。七我根据上述，敢于说，中国人自古代历史开始，实已表现有一种极大的民族性的天赋能力，即是政治的能力。就空间讲，能完成而统治此广大的国土。以时间言，能绵延此一大一统规模达于几千年之久而不坠。此何以故？一言蔽之，因其能有一种良好的政治故。何以能有此良好政治？则因中国民族天赋有此能创立优良政治制度之能力故。故我说创制立法，是中国人天赋上一种优异表现。试举一简单易明之例，如中国的赋税制度，全国各地租税全是一律。而且能轻徭薄赋，主张藏富于民。只要此制度一订立，便易获得全国人民心悦诚服。社会便可藉此安定几百年。综有变坏，经一番乱事之后，此项制度又复活了。此事似极寻常，不值得我们来夸大宣扬。但以此和西方历史比观，我们的赋税正为没有制度，遂致引起革命，产生近代的民主政治，一切预算决算都要由民选议会来通过。现在我们偏爱说中国人无法制，无定宪，永远在帝王专制下过活，那岂非冤枉了中国历史。这因我们自己不了解自己以往的历史，遂误认为自己以往一切完全要不得，于是只想抄袭别人。即就家庭作比，各国家庭，各有贫富职业种种不同，哪有能全部抄袭别人家的一套规模，来应用于自己家庭，而可以获得理想安乐的？何况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而立国规模却要完全向外国去学习模仿，那实在是近代中国一悲剧。近代的中国人，每每夸耀西方，如电灯，如无线电，如原子弹和火箭等，莫不是别人家在发明。一切近代科学确是如此。但我要试问，如中国历史上一切传统政制，如上述宰相制度、选举制度、考试制度和赋税制度等，这不是一种发明吗？这究是谁在发明的呢？我们历史上的古人，他们究自何处抄袭这一套，而把来传入中国的呢？我之钦佩孙中山先生，正因他不但能采人之长，补己之短，同时亦能不将自己的优良历史文化传统一笔抹杀。他的伟大处，在能确见中国人在政治方面之高明处，实早已凌驾在西方之上。孙先生此说绝非无据。孙先生固不是一位史学家，但他对中国传统政治之优点，已能洞若观火。在这一点上，他确是近代一位先知先觉者。国家之存在，民族之绵延，历史之持续，自当有随时革新改进之处。但从没有半身腰斩，把以往一刀切断，而可获得新生的。我们要重新创建新历史、新文化，也决不能遽尔推翻一切原有的旧历史、旧传统，只盲目全部学习他人，便可重新创造自己。这并不是说西方民主制度有什么不好，但西方有西方的传统来历。即如英国和美国，他们的民主制度即已各有不同。中国有中国自己的国家、民族与历史传统，几千年来的国情民风，有些处．迥异于他邦。若中国人不能自己创制立法，中国今天将永远无望。我们若只知向外抄袭，不论是民主抑是极权，终究是一种行不通的一面倒主义！我们今天来研究中国政治制度，一面固当比较参考西方的，固当要能追上世界潮流，但亦不可数典忘祖，我们实无此能力来把自己腰斩了而还能生存。我们若从头再来研究中国传统政治，第一步不妨先加以分门别类。如政府组织、地方自治等项目，一一弄清楚了，然后再汇在一起。须能看其乃是一整体。又须能配合现实，坐而言，能起而行。当知政治理论并不是纸上谈兵。在中国古人中任意举出一两位，如董仲舒、司马光，他们都绝不单是一书生。他们之作为中国的政治家，都是有抱负而又能见诸实施的。又如唐初名相房玄龄、杜如晦等，他们创立出一套制度来，垂之几百年，即朝代换了，亦并不能完全盖过他们，超越他们。这是中国政治家之伟大处。我们今天如能有人来写一本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史，或中
刚刚过逝，这对李亨是个巨大的打击，虽然李隆基在世之时，李亨作为皇帝怀疑过他，提防过他，甚至李辅国排挤冷落李隆基，在李亨看来都是件有利的事情，父子之情已经被“权力”这个东西，搞的陌生而又畸形，可是随着李隆基的病逝，现在这一切都已经烟消云散。而李亨自己由于病重，似乎也要在十天后即追随自己的父亲而去，他躺在龙床之上尽量让自己的思绪平静下来，虽然他已经口不能言，但意识依然十分清醒。“陛下！李辅国在外边作乱，臣妾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只能到这来，希望陛下保护臣妾。”张皇后从外边慌张地跑进来，跪在李亨的龙床前，一把拉住自己的丈夫，然后抽泣着说道。面对张皇后的无助，李亨心中明白自己虽然身为皇帝，但此刻已无任何能力来保护自己心爱的女人，他唯一能指望的就是自己的皇帝身份，能够让李辅国等人望而却步。李亨缓缓地睁开眼睛，勉强注视着张皇后，然后用软弱无力的手，指向寝宫的最深处，示意张皇后躲到里边去。然后，他又闭上了眼睛。得到了李亨的示意后，她没有说一句话，径直奔向寝宫的最深处躲了起来，在黑暗处她依然露出侧脸，时刻观察外边的动向，对于张皇后而言，这是她一生中最为煎熬的时刻。不久后，杂乱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张皇后最不希望的场面终于还是出现了。事实上，当张皇后急匆匆前往李亨寝室的同时，李辅国在长生殿为所有人下达了捉拿张皇后的命令，他急速带人前往张皇后的寝宫，在得知张皇后已经前往李亨寝室的消息后，他又带人赶到这里，张皇后刚刚在角落处躲好，李辅国便带人闯进了李亨的寝室。进入寝室后，李辅国停下了脚步，然后示意众人停止前进，因为他知道皇帝虽然已经大限将至，但这里如果没有经过皇帝的同意，是不能擅自进入的。李辅国轻轻地走到李亨床前，低下头俯视这个奄奄一息的皇帝，这是他一直服侍的皇帝陛下，从年轻一直到现在，他始终都是李亨忠实的奴仆，虽然有时候他让皇帝陛下感到厌烦，但李辅国对李亨的忠诚毋庸置疑，如今这个自己亲身侍奉二十多年的皇帝，眼看就要一命归西，这不仅让李辅国感慨万千。“唉！”李辅国轻轻地叹了口气，然而就这一声哀叹，让李亨缓缓地睁开了眼睛。李辅国见惊动了皇帝陛下，他立即跪倒在地，然后伏地叩拜。在见到李辅国后，李亨的眼睛中忽然放射出光芒，他用无力的手缓缓指向了这个奴才，似乎在埋怨他不该惊动了自己。“奴才死罪！”李辅国叩拜得更加用力。“陛下可知道皇后娘娘是否在这里？”李辅国终于问出了他最想问的问题。此刻身在暗处的张皇后，已经紧张得快要崩溃，然而李亨却摇摇头，这让她稍微有些舒缓。“陛下可知道皇后娘娘欲弑太子，奴才是奉了太子之命，特来捉拿张皇后的。”然而李亨就像没听到李辅国的话一样，他冲李辅国摆摆手，示意他退出去。鉴于李亨的态度，李辅国低下头开始犹豫起来，他明知道张皇后肯定是在这里，但没有皇帝的命令，李辅国是不敢轻举妄动的，可是如果就此退出去，一旦让张皇后缓过劲来，那结果实在难以预料。此刻，李辅国的性格以及他对“权力”的崇拜，决定了他不可能就此甘心退出，犹豫片刻后，他站起身来握紧双拳，然后回身向着禁军将士发出了命令。“搜！”霎时间，诸多禁军在李亨的寝室内开始大规模的搜捕，片刻后两名禁军士兵从寝室深处的角落里将张皇后拉扯到了李辅国的面前。“放开我，陛下在这里，你们胆敢这么无礼！”张皇后怒斥拉扯她的士兵。在李辅国的面前这个女人极力掩饰自己的慌张，然而李辅国那透出杀机的眼神，又让她的心理防线瞬间崩溃。“你欲弑太子死罪难逃，陛下这个样子，你还指望陛下能够保护你！笑话！”李辅国恶狠狠的说道，随后他径直走到李亨的跟前，伏在李亨的耳边，轻轻地说道：“陛下安心地去吧，大唐的江山社稷就交给老奴吧！”说完这句话后，李辅国并不理会李亨的反应，然后转身让禁军士兵将张皇后强行拖出寝宫。在李辅国带领众人离开的时候，李亨试图用尽自己最后的力气，挣扎着从床上起来，但已经病入膏肓的他最终还是失败了，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被强行带走，此刻拥有最高权力的李亨却无能为力，这让他顿时急火攻心口吐鲜血。“朕死不瞑目！死不瞑目啊！”然而没有人理会这个已经快要死掉的皇帝的感受，寝室内只有李亨在床上依旧痛苦地挣扎，但谁都明白，经历这次变故之后，李亨已经撑不了多久了。上元二年（761年）四月十八日，在李辅国平定张皇后和李系政变的三天后，李亨在惊吓愤怒中闭上了双眼，走完了他五十二年的人生之路，此时距离太上皇李隆基去世仅仅十三天。从险些葬送在母腹中，一直到李亨最后逝世，可以说李亨的一生颇为坎坷，忍受父皇猜忌，经受李林甫的排挤，备受杨国忠的打压，即使当上皇帝，还要肩负平叛的重任，收拾父皇李隆基留下的烂摊子。尤其是自灵武即位之日起，一直到他极不情愿的闭上双眼与世长辞，在短短的七年岁月中，他始终如一地将彻底平定叛乱重整河山，再现大唐帝国昔日风采与辉煌的宏伟大业视为己任。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在他怀着无限眷恋与依依不舍之情告别人世之前，也没有亲眼看到彻底平定叛乱、收复全部失地这一天的到来。如果李亨在天有灵，他一定会为自己生前无力扭转让列祖列宗脸上“无光”的憾事而深深愧疚，甚至在他临别之际也绝对会带着深深的遗憾去见他的那些叱诧风云、名留青史的先人。这是李亨最后的遗憾，也是最大的遗憾，更是永远没有机会再弥补的遗憾！然而在我看来，让李亨灵魂更加难以安宁的，却是李辅国并没有因为李亨的过世而停止杀戮，李亨过世的当天，李辅国就擅自下令处死了张皇后和李系等参与政变的数十人。鲜血流淌的瞬间，大唐帝国不经意间开始了一段新的征程。四月二十日，太子李豫在李辅国和程元振等宦官的支持和拥戴下在两仪殿继位，改年号为宝应。宝应二年（763年）三月，李豫带领众人将父皇李亨安葬在建陵，庙号“肃宗”。李亨已经入土为安，但大唐帝国依然在坎坷崎岖中徘徊，望着父皇李亨的陵寝，李豫此时的心情颇为不平静，他的继位意味着平叛的重任自然而然地落在了自己的肩上，这让李豫瞬间产生了极大的压力。无论前方的道路多么坎坷，我都有信心披荆斩棘接近成功的目标，我要用自己的方式去完成父皇未完成的事业。第七章安内攘外节节败退李豫登上皇位时，平定安史之乱的战事已经进入到了第七个年头。虽然在此之前安禄山、安庆绪和史思明已经因为其内部互相残杀最终授首，但由于唐军在战场上的一系列失误使得以史朝义为首的叛军依然在中原地区肆虐，所以李豫即位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尽快平定叛乱。自从河阳之战结束后，史朝义始终占据着洛阳，一直到李亨去世为止，唐军和叛军在中原地区虽然大战没有，但小战依然不断。从整体的平叛形势来看，如果唐军能够团结统一、调度有方，完全可以给予叛军毁灭性的打击，现在随着李豫的继位，唐军终于可以做到这一点了。李豫继位伊始，首先重新起用名将郭子仪。虽然在邙山之战中郭子仪因为打了败仗受到了李亨的冷落，在李亨弥留之际，还是召见了郭子仪，准备将平叛的重任交给他，只是由于李亨过世得十分突然，所以起用郭子仪的诏书没有下达，一直到李豫即位后郭子仪才重新上岗。郭子仪重新回归后，在李豫的部署下，首先在绛州（今山西新绛）平定了此前不久在朔方发生的王元振叛乱，而后平卢节度使侯希逸击败范阳叛军李怀仙，并带领两万人马引兵南下渡过黄河，和唐将田神功、熊元浩在兖州（今山东兖州）会合。而李光弼顺利攻占许州（今河南许昌），擒获颍川太守李春，又顺道拿下临淮（今江苏盱眙），向徐州逼近。李豫觉得仅仅依靠唐军的力量还不算保险，所以他遣使前往回纥请兵相助，用大将仆固怀恩之女与回纥和亲，终于得到了回纥人的允诺。宝应元年（762年）十月，李亨任命太子李适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统率河东、朔方及诸道行营、回纥等人马共计十万，集兵于陕州。然后令大将郭英乂和神策观军容使宦官鱼朝恩带领人马出渑池，泽璐节度使李抱玉出河阳，河南道副元帅李光弼出陈留（今河南开封），仆固怀恩与回纥首领左杀为先锋军，诸道人马并进，一同合围洛阳。史朝义在得知唐军将至洛阳后，急与主将商讨对策，有的人主张退守河阳暂时避开唐军的锋芒，却未被史朝义采纳。在史朝义看来，自己好不容易重新占据了洛阳，岂能再次拱手相让于唐军，所以他决定誓死守卫洛阳。十月六日，唐军以极快的速度进至洛阳北郊，并分兵攻取了怀州（今河南沁阳）。史朝义的对策是不管唐军攻取了哪里，只要自己坚守住洛阳就是胜利。为此他让守卫洛阳城周围的数万叛军四立栏栅为固，意图为唐军制造进攻的障碍。十月七日，仆固怀恩在西原列阵，派遣轻骑兵混合回纥骑兵从东部率先突袭，结果大败叛军，取得首胜。史朝义得知消息后，立即派精兵数万人列阵于昭觉寺，准备拦截唐军。但是叛军刚刚在昭觉寺布阵完毕后，仆固怀恩趁叛军立足未稳，搞了个突然袭击，尤其是鱼朝恩让弓箭手五百人猛力地冲杀，致使叛军大败，唐军乘势追击，接连转战石榴园、老君庙等地，不给叛军任何喘息的机会，最后一直打到距离洛阳西城门二十里的地方，方才止步。叛军从昭觉寺一路向东败退，几乎毫无还手之力，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逃跑。在经过一系列的惨败后，残兵败将们终于退进了洛阳城，然后关起城门等待史朝义如何决策。数万人马居然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唐军打败，让史朝义愤怒异常，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叛军已经很久未和唐军进行过如此大规模的较量，可以说叛军这次并没有完全进入状态，最终致使惨败。从这次失败开始，史朝义再也未能翻过身来，直到最终兵败身亡。昭觉寺一战，唐军斩杀叛军将近六万人，可以说史朝义将自己在洛阳的家当全部赔了进去。当那些残兵败将们不断涌入洛阳城里时，史朝义知道洛阳城应该是保不住了，所以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逃跑，带领数百名骑兵亲信，从洛阳东门出城，向东飞奔逃去。仆固怀恩随即进占洛阳，但他只留下回纥人马驻守洛阳，自己和儿子仆固玚及朔方兵马使高辅成率兵马万余人继续向东追击史朝义。史朝义出离洛阳城后，他的计划是准备前往汴州（今河南开封），因为那里有他的人马驻守。可当他到达汴州城下时，驻守那里的陈留节度使张献城下令紧闭门户，不让史朝义进城，无奈之下史朝义只好向濮州（今河南鄄城）方向逃去。由于在汴州吃了闭门羹，史朝义已经成了惊弓之鸟，他生怕在濮州遇到同样的情况，所以在濮州他没有做片刻的停留，而是转道向北渡过黄河。渡过黄河后，史朝义放慢了速度，在他看来，即使唐军急速地追击自己，由于人多势众也不可能这么快渡过黄河。但两天后仆固怀恩犹如神兵天将般地渡过了黄河，并领兵打下滑州（今河南滑县），意图切断史朝义北逃的道路。史朝义只得再次转道前往卫州（今河南汲县），这一次史朝义的运气还算不错，当时叛军的雎阳节度使田承嗣在得知史朝义兵败到这里后，急忙领兵四万前来和史朝义会合，准备共同抵抗仆固怀恩的进攻。但仆固怀恩的情报工作实在出色，他事先已经得知叛军要会合的消息，所以分兵在半路劫杀田承嗣。结果遭到伏击的田承嗣由于没有做足侦查工作，使得他误以为仆固怀恩分出来的这些人马是唐军的主力部队，田承嗣为了保存实力，二话没说带领人马立即赶往卫州和史朝义会合。史朝义本以为田承嗣的这四万人会成为自己救命的稻草，可是唐军的半路截杀，让他终于丢掉了幻想，他只能继续向北逃窜至贝州（今河北清河），与其手下大将薛忠义会合，意图在那里布置防线和唐军决一死战。当时仆固怀恩之子仆固玚率领先头部队急速追赶到临清（今河北临西），距离贝州只有不到二百里的路程，而在史朝义掌控范围内的衡水则有三万人马驻守。在史朝义看来，如此一路北逃实在有失身份，不过他没有意识到他的军事才能和他的老爹史思明相比，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这才是他节节败退的根本原因。所以，别说三万人马，就是三十万人放在史朝义手里，只要唐军团结一致也是白搭。结果，在临清仆固玚再次运用伏击战术打败了叛军，而屡败屡逃的史朝义，也不得不继续他的北方探险之旅，向莫州（今河北任丘）逃去。从史朝义最终的整个行程来看，莫州是他停留时间最长的地方，总共将近一个月，这期间唐军的先锋部队由于接连长途奔袭，所以行进速度逐渐放缓，而史朝义正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加强莫州的城防工事，就在史朝义认真准备一切的时候，一个出乎他意料的因素打乱了他的整个计划。准确地说，他被人忽悠了！平定叛乱广德元年（763年）正月，唐军的先锋部队在仆固玚的带领下终于追击到莫州。由于此前史朝义已经在莫州城准备了将近一个月，所以仆固玚并没有贸然进攻，而是在距离莫州三十里的地方安营扎寨，意图寻找有利战机伺机进攻。应该说这一个月让史朝义有了充分的时间对莫州城的城防做了充足的准备，但史朝义恰恰忽略了一点，那就是人的问题，他自始至终没有解决好。关于“人”的问题，倒不是说史朝义手里缺兵少将，而是他对自己手下将领的心理状态掌握得很不够，要知道此时的叛军经过八年的攻战杀伐后，已经完全没有当初安禄山起兵时的浩大声势，甚至更没有史思明掌控时的威武雄姿，有的只是被唐军接二连三地打败，史朝义一路被人追着屁股北逃，在这种情况下，难免会有人产生动摇，当时援救过史朝义的田承嗣就有自己的想法。田承嗣自安禄山在范阳起兵以来，一直指挥叛军南征北战，立下不少赫赫战功，无论是安禄山、安庆绪、史思明还是史朝义在时，田承嗣都是不可或缺的人物。在刚刚起兵造反的那段日子里，田承嗣对安禄山领导的叛军深信不疑，但经过八年的时间，叛军四易其主，直到史朝义逃到莫州，叛军可以说是耗子下崽——一窝不如一窝。从史朝义丢掉洛阳并节节败退开始，田承嗣第一次对自己当初的选择产生了怀疑，叛军从声势浩大到现在的兵败如山倒，这一切都让田承嗣本能地产生一种恐惧，田承嗣不是没脑子的人，面对如此境遇，他开始盘算自己的后路。从现在的态势来看，史朝义最终难逃失败的命运，但田承嗣现在和史朝义同在莫州，以田承嗣目前的实力是无法采取硬碰硬的方式对抗史朝义的，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开动自己聪明的头脑，让史朝义主动离开莫州，然后自己献城降唐。“依现在的态势来看，如果仅凭莫州现有的兵力是难以对抗唐军的，圣上不如将守卫莫州的重任交给末将，然后您到幽州去征兵，再回来援救莫州。”当田承嗣向史朝义说这番话的时候，史朝义完全没有怀疑这个手下的亲信将领，他丝毫没有犹豫就采纳了田承嗣的建议，可是在他刚刚离开莫州城后，田承嗣即打开城门向唐军投降。当史朝义得到消息后，肺都快气炸了！可是他依然不能停止脚步，因为唐军是绝对不会放过自己的，所以追击依然继续，逃跑依然继续。好在莫州距离范阳并不远，史朝义坚信只要到了自己的老巢，不怕没有办法对付唐军。可是事实证明，史朝义对形势显然过于乐观，而当时的情况是叛军内部想降唐的人不在少数，除了田承嗣之外，范阳节度使李怀仙具有同样的想法。当史朝义还在莫州的时候，李怀仙就已经看出史朝义败亡的苗头，所以他通过朝廷派来的使者骆奉先和唐廷暗中沟通投降的事儿，当他知道史朝义即将回来时，为了向唐廷表现出自己足够的诚意，他让手下的兵马使李抱忠率领三千人马镇守范阳，不准史
狗头萝莉视频在线观看想到桂娘一个女流之辈会玩什么花活，所以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就是这样一个不是机会的机会让桂娘抓住了。桂娘用帛书写下李希烈的死讯，然后用蜡封好，夹在含桃中送到陈先奇那里，这样一来李希烈的死讯算是公开了。“杀进府中去！”这是当时陈先奇唯一的想法。第二天，陈先奇和副将薛育带领一千人马迅速包围节度使府。李希烈之子见到陈先奇来势凶猛，知道老爹的死讯已经泄露出去，于是跪在地上请求陈先奇。“只要你们拥戴我为主，我愿意去掉帝号，仍然做节度使。”“你的父亲大逆不道，天子已经下令必须诛杀！”陈先奇面对李希烈之子的央求，并没有心软，随即不待其子起身，便一刀砍下他的头颅，然后指挥士兵血洗李希烈的府中，杀死其全家七十余口人，而且陈先奇没有忘记抬出李希烈的尸首，将其拖到街道上示众。相信李希烈如果地下有知，他一定会为自己最后如此悲惨的下场而羞愧不已。李希烈，一个残忍凶狠的人，兴于藩镇动乱，毁于欲望难填，其中桂娘这个烈女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后世的大诗人杜牧撰写了《窦烈女传》，详细记载了窦氏桂娘的事迹，让后人知道了在枭雄李希烈败亡的过程中这个女子所做的贡献。如果颜真卿在天有灵，相信可以瞑目了！平定河中当建中时期的动乱渐次平息，大河南北关陇上下的烽烟将要消失之际，在长安东北三百多里的河中府，依然有一支叛军盘踞在那里，成为皇帝李适的心头大患。河中府即是今天山西的永济县，在黄河东岸与关中地区隔河相望。地处汾河下游，土地肥沃，又有盐池之利，全盛时期拥有人口五十五万，是长安和北都太原之间的交通必经之路，历来是大唐帝国的经济和战略要地。安史之乱后在这里设立河中节度使，管辖河中府与周围的晋州（今山西临汾）、绛州（今山西新绛）、慈州（今山西吉县）和剻州（今山西剻县）一府四州之地，军事和经济实力较为强大，是关中在东北方面的重要屏障。这个地方由解围奉天之乱却遭到皇帝李适猜忌而出走的李怀光占据。自从兴元元年（784年）以来，李怀光因在关中叛乱受挫，率领本部人马占据河中后，又出兵攻占河中北面的绛州与黄河西岸的同州（今陕西大荔），逐渐形成一股强大的割据力量，观望关中地区官军与朱泚叛军的形势变化。最初李怀光是稳坐钓鱼台静观其变，但兴元元年（784年）七月李晟收复长安后，李怀光的内部开始产生变化。判官高郢劝说李怀光趁京城光复之际，向皇帝李适请罪重新归顺朝廷，李怀光同意了其建议，派儿子李璀前往长安觐见李适，李适虽然对李怀光的反叛心有余悸，但鉴于战乱刚刚平定，为了息事宁人同意了李怀光的归降，派孔巢父前往河中宣慰李怀光，并加封其官职。不过让李适想不到的是，他的这个决定不但给孔巢父带来了杀身之祸，而且使李怀光的归降功败垂成。七月十八日，孔巢父从长安来到河中，向李怀光宣读皇帝的亲笔诏书。李怀光由于是请降，所以穿着白色素服带领部下跪在地上恭敬地听孔巢父宣诏。按照惯例，孔巢父可以让李怀光重新穿上官服，表示朝廷的宽大与恩惠，就在面对这个本可以尽释前嫌的机会时，孔巢父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孔巢父站在那里宣诏，丝毫没有让李怀光重新穿上官服的意思，对于经常出使藩镇的孔巢父来讲，是不可能忘记这个环节的，唯一的解释就是他过于趾高气扬，内心深处瞧不起李怀光。我是钦差我怕谁？可是孔巢父恰恰忽略了一点，站在他面前的是一群生猛的武夫。“太尉无官矣！”李怀光身后一个响亮的声音响起，随即他的部下全都猛地从地上站起。孔巢父并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当他宣诏完毕后，又说了句不合时宜的话语：“李怀光将要赴京请罪，大家看谁能够代替他统领军队呢？”在我看来，置孔巢父于死地的正是这句话。李怀光虽然是朝廷的反叛者，但在朔方将士中素有威信。当时他的许多部下听到孔巢父的话语，全都认为朝廷是有意剥夺李怀光的军权，于是愤怒地一拥而上，没等孔巢父反应过来已经是身首异处。“朝廷根本就是想置太尉于死地，与其这样不如反抗到底！“对！反抗到底！”李怀光的诸多部下高声喊着，刚才发生的事情对于李怀光具有非常大的触动。李怀光的心中本就对孔巢父没什么好感，几个月前孔巢父出使魏博镇，结果田绪发动兵变诛杀了田悦，李怀光始终认为这是孔巢父在搞鬼，现在自己的部下杀掉了孔巢父也未必不是件好事。杀掉孔巢父意味着李怀光只能向着对抗朝廷的道路上一路走到黑，当然这对于他来讲或许本身就是件愿意的事情。河中府发生的悲剧宣告李适争取李怀光归降的做法彻底失败，接下来不出意料的肯定是大兵讨伐。八月，李适任命浑瑊为河中、绛州节度使，河中、同华、陕虢行营副元帅，在太原的河东节度使马燧为晋、慈、剻节度使，先管内诸君行营副元帅，从南北两面夹攻李怀光。当时马燧率领步、骑人马三万，由晋州出发向南进攻，首先攻取绛州的属县稷山、龙门、夏县等地，迫使大批李怀光的守军投降，由于马燧出兵迅速，使得绛州成为一座孤城。到十月为止，马燧攻下绛州外城，守将达奚小俊见城破在即，利用夜色弃城而逃。攻下绛州后，马燧率领人马沿黄河东岸南进，在河中府以北的陶城（今山西永济）击败李怀光主力骑兵部队，不过官军虽然大获全胜，但李怀光驻守蒲州仍旧拼死抵抗，一时间马燧进兵受阻，战事陷入胶着状态。事实上纵观当时朝廷的整个形势，速战速决是最为有利的，一旦陷入胶着的战局，则意味着朝廷失掉了主动权，因为当时帝国上下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灾荒。就在上一年的秋天，太行山以东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蝗灾袭击，从太行山东到大海的河北平原上，蝗虫遮天蔽野，不仅庄稼，就连地上的青草树叶也几乎被吃光。转过年来刚刚过完元旦，一场罕见的大雪席卷关中地区，天气骤然酷寒，长安城中随处可见冻死的百姓。这场大雪过后还没等百姓们缓过神来，从春季开始一直到八月中旬，关中地区居然滴雨未落，长安城郊外的灞水和浐水只剩下涓涓细流，京城长安内外的井水完全枯竭。面对灾难频至的局面，皇帝李适不断拨款赈灾，可是与严重的蝗灾、雪灾、旱灾相比，更严重的是关陇、河北、河南地区发生了大饥荒，粟米涨到每斗十文钱，李适把皇室的内孥全部拿出赈灾也不够。然而祸不单行的是贞元元年（785年）四月十五日夜间，江陵的度支院失火，烧毁了存积待运关中的赋税钱谷百余万，让本来想用这批物资赈灾的朝廷损失惨重。据史料记载，当时不仅普通百姓，就连中央政府也几乎无法维持正常运转，国家仓库中存储的粮食和货币仅够十七天之用，更别说什么拿出军饷支援前线。由于灾荒严重，皇帝李适不断下罪己诏，当时许多朝臣上疏请求停止征讨李怀光，暂时缓解朝廷的财政危机。面对朝臣们给予的压力，李适一时间犹豫不决，当领兵收复长安的李晟得知消息后，上疏李适万万不可在此关键时刻赦免李怀光。李晟的奏疏很长，概括起来他的理由就是诸多藩镇尽数平灭，只剩下李怀光还在作乱，如果停止征讨就会让他逐渐坐大，而国家现在四周形势并不平稳，如果不平定李怀光，日后遇到与邻国发生战事，李怀光定会成为国内的不安定因素。当时远在河东的马燧得知李适犹豫是否继续征讨李怀光的问题时，立即命令部队暂住原地，然后自己率领数百名亲兵昼夜奔驰到京城，面见皇帝李适上奏万万不可赦免李怀光。“陛下！李怀光凶顽异常，如果现在赦免他，以后陛下就再难以号令天下，现在眼看大功即将告成，怎么能够半途而废呢？臣保证再有一个月就可剿灭李怀光，请陛下万万不可下令停止征讨。”马燧说得言辞真切，让李适瞬间重拾信心，于是在看到李晟和马燧两位重臣极力主张讨伐的情况下，李适决定继续征讨李怀光。八月一日，马燧返回河东前线，立即布置发动对河中府的进攻。河中府以北的长春宫，是李怀光主力部队据守的重要据点，李怀光派大将徐廷光领兵六千守卫。长春宫本是大唐皇帝设在河中的行宫，周围宫城高耸，防卫森严，易守难攻。马燧认为如果长春宫不能攻下，李怀光仍然可以继续坚守下去，那么这场战争就会陷入旷日持久之中，所以他决定先从长春宫下手。马燧明白长春宫重兵把守，如果强攻恐怕一时间未必能够攻下，当他得知长春宫的守将是徐廷光时，马燧嘴角露出了笑容，因为十多年前徐廷光曾经是马燧的老部下。有了这样一层关系，马燧决定劝说徐廷光归顺朝廷，兵不血刃地拿下长春宫，在马燧看来，以自己的威望，还是能让徐廷光敬服的。为了表现出足够的诚意，马燧转天仅带领三五个随从来到城下，高叫徐廷光的名字。不出马燧所料，当徐廷光听到曾经的老领导马燧来到后，立即在城楼上向马燧下拜，如果当时不是因为各为其主，徐廷光很可能会出城相见。“我是皇上派来的，廷光啊！你不应该拜我，应该向西跪拜！”马燧因势利导地说道。徐廷光听出了马燧话语中的含义，于是向西跪拜在地。“你们都是朔方将士，不应该毁了郭老元帅的英名！”在看到徐廷光没有产生抵触情绪后，马燧进一步诱导着说道，他口中的“郭老元帅”显然是指德高望重的郭子仪。因为马燧知道，在朔方军人的眼中，郭子仪具有无人企及的威望。“安史叛乱以来，朔方将士为国建功，至今已经三十余年，在所有的军队中功绩最高，怎么会忽然间置祖辈和父辈的功勋于不顾，做出背叛朝廷应该灭族之事呢？如果你们听从我的，不但可以免除祸患，还可以获得富贵。”马燧说完，环顾城上的徐廷光众人，见众人都低头不语，似显出尴尬，马燧继续说道：“如果大家担心我所说的不实诚，现在我们与你们相隔不远，你们可以用箭射我。”言罢，马燧敞开衣襟闭上眼睛挺身而立。刹那间，城头上徐廷光等人被马燧真诚的话语打动了，马燧在这些人心中本来就具有崇高的威望，再加上这样一番颇为煽情的话语，徐廷光等人内心着实感动。“我等愿归顺朝廷！”徐廷光眼里噙着泪水伏在地上说道，左右的人也跟着他一起跪拜在地。长春宫就这样在马燧的几句话之间，被兵不血刃地收复。第二天徐廷光下令打开城门迎接马燧进城，马燧为了表示诚意，仅带几名卫士入城受降，丝毫没有任何防备，这更让徐廷光等人大为感动。八月十日，马燧与浑瑊、韩游环率领人马逼近河中府，进至河中府的外围焦篱堡，李怀光的守军不战而降。焦篱堡的失守让李怀光彻底失去与河中府外围诸郡的联系。八月十二日，马燧带领八万官军开始向河中府主城发起进攻。当时河中府分为两城，河西为西城，河东为东城，两城隔黄河相望，中间有浮桥相连。官军从东西两面合围东西两城，李怀光由于失去了与外界的联系，所以军心动摇，城池即将陷落的谣言传遍城中，东城传言西城已经被攻破，西城传言东城已经投降，在这样一种惶恐的氛围中，李怀光见大势已去，遂在府内自缢而亡。李怀光的死意味着河中地区被彻底平定，李怀光的部将牛名俊砍下其头颅出城投降。从马燧出兵到攻下河中府，只用了二十七天，实现了对皇帝李适的承诺。河中府的平定使唐廷消除了最后一个心腹之患，从建中二年（781年）春天开始，一直到贞元元年（785年）夏天，历时四年多的时间，遍及黄河流域的战乱终于结束。李适因为反对河北藩镇的传子制而一怒发动平藩战争，最初以全国兵力讨伐三镇，几乎取得决定性胜利。但他没有想到由于决策失误，这场战争居然差点演变成为一场几乎覆亡大唐帝国的灾难。经过四年多的战乱后，李适仿佛又回到了原点，那就是不得不承认河北藩镇的传子制度，来换取河北藩镇的顺从，这似乎对李适是莫大的讽刺。最关键的是经历了这场动乱，本就风雨飘摇的大唐帝国再次呈现衰败之势，它不仅让百姓们深陷战争的浩劫，更让很多人对帝国昔日无限繁华产生怀念，以及对帝国未来深深地忧虑。第十三章贞元治乱分歧当河北、河南和关中地区藩镇叛乱引起的大风暴将近平息时，李适君臣的注意力开始转向财政和经济问题。因为从建中时期（780—783年）延续到贞元初年的自然灾害和战乱，已经极为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经济，也将帝国的财政推向崩溃的边缘。据《旧唐书?德宗纪》记载，从建中元年（780年）到贞元四年（788年），地震、蝗灾、旱灾、水灾等灾难加起来将近十次，天灾人祸相继降临，不但百姓们流离失所，就连皇帝李适的膳食都受到了极为严重的影响。当动乱初平，李适君臣所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财政的窘困。贞元二年（786年）夏天，由于东南漕运粮食没有及时运到关中，关中和京城长安的所有粮库全都见了底儿，就连拱卫李适的禁军口粮也无法发放到位，当时很多士兵产生了抵触情绪。李适得到报告后，害怕再一次发生泾原兵变式的动乱，所以极为忧虑。就在局势将要失控的时候，时任镇海军节度使的韩滉从驻地润州（今江苏镇江）运来三万斛大米，暂时解了朝廷的燃眉之急。李适当时高兴得几乎掉出眼泪，他兴奋地对太子李诵形容韩滉的这三万斛大米是让他们父子又重新找到了生路，可见当时李适已经窘困到什么程度。不过李适明白韩滉的大米也仅仅是解燃眉之急，如何让帝国摆脱财政危机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从贞元二年（786年）起，李适的施政重心开始由平定藩镇叛乱转向最为紧迫的财政问题，其中施政重心转移的标志是贞元二年正月崔造出任宰相。崔造，河北安平（今河北安平县）人，年轻时以博学闻名，李豫在位时与韩会、卢东美、张正则结为好友，经常在一起谈论国家大事，以辅佐君主为志向，时人称之为“四夔”。“夔”是传说中尧舜时代的良臣，由此可见当时人们对崔造的看重。崔造能够进入仕途还应该感谢浙西观察使李栖筠，当时李栖筠十分欣赏崔造的才能，将他征辟为幕僚，由此崔造进入仕途。不过在李豫当政时期以及李适即位初年，由于政治风云的变幻，崔造的仕途之路并不顺畅，始终没有进入帝国官场的高层。不过命运之神总是垂青有才能和有准备的人，朱泚之乱成为崔造命运的转折点。当时他担任建州（今福建建阳县）刺史，听到泾原兵变皇帝李适仓皇出逃的消息后，他立即写下檄文，派人飞速送到相邻的几个州，约请他们共同招募军队，以备朝廷随时调遣平叛。崔造在本州招募了两千人马，虽然还没等奔赴长安，朱泚之乱已经被平定，但他的忠诚却被李适得知，于是李适在返回京城后，立即征召崔造进京担任吏部侍郎兼给事中。一年后，崔造由于在其位善于决断，能够独当一面，所以被皇帝李适提拔进入宰相班子，同时原官职照旧不变。当时很多人都赞叹崔造在官场是青云直上，而皇帝李适之所以破格提拔崔造，也是希望他能够竭尽所能在解决帝国财政危机方面做出成绩。事实证明，崔造没有辜负李适的期望，进入宰相班子伊始，就向李适提出改变当时的财政体制来解决帝国财政的危机问题。崔造之所以提出改变财政体制，是因为从李豫时期到李适即位初期，唐朝中央的财政管理实际上已经形成度支和盐铁转运使两套系统。度支掌管农业税收，即通过两税法征收货币和粮食、绢帛等实物上缴朝廷。盐铁转运使掌管工商税和漕运事务，主要负责东南地区海盐的专卖，并将江淮地区的两税征收粮食漕运到京城长安。崔造由于长期在江南地区担任地方官，所以十分熟悉一些地方的“钱谷诸使”在财政收入上欺瞒朝廷的情况，崔造认为这是导致帝国财政陷入危机的首要原因。同时他认为由于度支、盐铁已成为独立的中央财政系统，宰相对财政的控制正在逐渐削弱，这是造成帝国财政危机的第二个原因。因此他建议废除度支
的抽泣，传遍了整个宅子。西尼卡又划了一条街道。实际上是一个十字路口，因为它穿过了不久前她刚划的一条街。桌子已经摆好，食物也摆上了。康瑟蕾塔摘下了围裙。她以贵族式的茫然凝视，掠过几个女人的脸，并且说：“我管自己叫康瑟蕾塔·索萨。如果你们想待在这里，就照我说的去做。我怎么说就怎么吃。在我说睡觉时就去睡。我要告诉你们，你们渴求的东西是什么。”女人们互相看着，随后又一齐看着一个她们认不出来的人。她长着亲爱的康妮的容貌，但有点像雕出来的——颧骨更高，下巴更坚毅。她的眉毛总是那么粗，牙齿总像珍珠那么白吗？她的头发不见一点灰白。她的皮肤像桃子一般光洁。她干吗这样说话？她说的又是什么意思？她们全都觉得莫名其妙。这位亲切平和的老女士似乎对她们每一个都最爱；从来不指责，有什么都与她们分享，却不大需要照顾；不要求感情投入；倾听；从不锁门，不管是谁都肯接纳。这位理想的长辈、朋友、同伴，有她在她们就平安，她在说些什么呢？这个完美的房东，不收房钱却欢迎任何人；这个“鹅奶奶”，可以和她说私房话或者不搭理她，可以对她撒谎或者发假誓；这个玩伴似的母亲，随孩子的意愿，可以拥抱她也可以扶着她出去散步，她在想些什么呢？“你们如果理该待在某个地方，”她继续说，“有爱你们的人在那里等着，那就走吧。不然就待在这儿跟着我。可能有人想见你们。”没人离去。一些神经质的问题，因吓坏了而爆出的傻笑，撅嘴和假装的生气，但不久她们就渐渐看出，她们离不开这个随时都可离开的地方。她们逐渐迷失了日子。开始时最重要的事情是模框。她们先刮擦地下室的地面，直到那些石板干净得和海边的石头一样。然后她们用蜡烛把那块地方圈起来。康瑟蕾塔让她们都把衣服脱光，躺下去。在喜人的烛光中，在康瑟蕾塔柔和的眼光下，她们照她说的做了。我们该怎么躺？觉得怎样好就怎样躺吧。她们试着把胳膊放在两侧，伸在头上，抱在胸前或腹上。西尼卡起初是趴着，随后改成仰卧，双手钩住双肩。帕拉斯侧卧着，把膝盖收起。吉姬劈开双腿，张开双臂，而玛维斯则摆出漂流者的姿势，胳膊弯着，双膝向内。每个人找好位置后，都能够忍受冰冷、不容情的地面。康瑟蕾塔围着她们走，勾出躯体的轮廓。轮廓画好之后，她又要大家都在原地保持原来的姿态。不说话。在烛光中赤裸着。她们极度苦恼地蠕动着，但谁也不肯走出她们选择的轮廓。有好多次她们都觉得再也无法容忍下一秒了，但没人愿意在那双暗淡眼睛的注视下第一个认输。康瑟蕾塔首先开口了。“小时候，我的身体是受伤和脏污的，后来投入了一个女人的怀抱，她教导我说，我的身体什么都不是而我的精神则是一切。我同意了她的观点，直到我遇到了另一个身体。我的肉体渴望着，便吃了他。当他离开时，那个女人再次将我从我的身体中拯救出来。她两次救了我的身体。当她的身体患病时，我尽我血肉之躯所能，照看她的身体。我把她的身体搂进我的双臂双腿之中，擦洗它，摇晃它，还进入它让它保持呼吸。在她去世之后，我无法摆脱那一切。我的骨头叠在她的骨头上，那是唯一的好事。不是精神。是骨头。与男人没有区别。我的骨头叠在他的骨头上，那是唯一的真实。因此我想不通精神在这件事里失落到哪里去了？它确实和骨头一样真实。和骨头一样好。一个甜美，一个苦涩。失落到哪里去了呢？听我说，听着。绝不要把骨头和精神分开。千万别把一个放到另一个上面。夏娃是玛利亚的母亲。玛利亚是夏娃的女儿。”随后，她以比她的开场白（她们谁都不明白）更清晰的语言告诉她们一处地方，在那里，白色的便道和大海相接。五彩缤纷的鱼儿和孩子并游。她讲到了品尝起来像蓝宝石似的果实和用红宝石当骰子的男孩。讲到了纯金建造的芳香的大教堂，男女天神和会众一起坐在靠背长椅上。讲到了和树一样高的康乃馨。讲到了长着钻石牙齿的魔法小矮人。讲到了蛇随着诗和铃声起舞。后来她还给她们讲了一个叫派达德的女人，她只唱歌，从来不说一个字。喧嚣的梦就此开始了。故事就此在那地方揭幕。半截的故事和从未梦到的事情从她们的嘴唇中飞出，高翔于摇曳的烛光之上，把尘埃从箱匣瓶罐上扇起。至于谁讲了那些梦或者它们有无含义，并不重要。尽管身体疼痛，或者正因如此，她们都轻而易举地迈进了做梦人的故事之中。她们进入了凯迪拉克的热气中，感到了一团混乱中冷空气的滋味。她们知道，她们的网球鞋没有系带，胸罩吊带每次从肩头滑落都很烦人。盔甲牌食品包是湿黏的。她们吸入睡熟婴儿的香气并感受到了做母亲的惬意，尽管她们注意到一个婴儿的头别扭地转了过去。她们调整好熟睡婴儿的头部，然后拒绝，断然拒绝她们之所知，开车回家了。她们抱着肉肠、婴儿和钱夹，跨上前廊的台阶，说着：“他们看来不想醒来，萨尔。萨尔？瞧啊。他们看来不想。”她们在水下踢腿，但不很用力，生怕惊动了也在水下的鱼鳍和鱼鳞。男人的声音在说呀说呀说个不停，他们自己都被压到喉咙下面去了。说呀说的，直到没人有力气尖叫或反驳。每个人都在催泪瓦斯中眨着眼、倒着气，将手缓缓地移动到擦伤的皮肤上和撕裂的韧带处。白天在各个过道里跑来跑去，夜里亮着灯睡在一只球里。把五百美元的钞票叠放在她的袜底。因陌生人的阴茎和母亲的抗争而发出的痛苦叫喊——像可卡因一样引起幻觉和具有腐蚀性。在喧嚣的梦中，独白与尖叫毫无二致；指向死者和早已离去的人的谴责被喃喃的爱取代。于是，她们都累巴巴、气哼哼地起身到各自的床上去了，发誓再也不屈从于这套把戏，但心中却深知她们还会的。事实上她们就是照做了。真实而紧张的生活落实到那里，便处于有限的光亮，以及煤油灯和蜡烛的烟气中。轮廓像磁石似的吸引着她们。帕拉斯坚持要去买油彩管和彩笔棒。在较薄的麂皮料子上绘画。她们理解了，便开始着手。先画身体器官：乳房和阴部，趾头、耳朵和头发。西尼卡在一个知更鸟的蛋上用蓝色复制了她的一处相当精致的伤疤，在蛋的尖头还画了一滴红色。后来，当她又渴望在大腿内侧划道时，她没有动手，而是选择画了躺在地下室地面上的一个裸体。她们互相说着梦见了什么和画出了什么。你肯定她是你的姐妹吗？说不定她是你母亲呢。为什么？因为只有母亲才可能而姐妹不会做这样一件事。西尼卡给油彩管拧上盖。吉姬在她的喉咙周围画了一个心形的小盒，玛维斯问起她时，她说那是她父亲给她的一件礼物，被她扔进墨西哥湾了。里面有画像吗？问问帕拉斯。有。两幅。谁的？吉姬没有回答，她只是又加了一些点，代表心形盒的链子。帕拉斯在画在地板上那轮廓的肚皮上加了个婴儿。当问起谁是父亲时，她什么也没说，只是在婴儿旁边画了一个长着长睫毛和撅着毛茸茸嘴唇的母亲的面孔。她们逼着她问，不过很轻柔，既没开玩笑也没嘲讽。卡洛斯吗？那些把她赶到水里的男孩吗？帕拉斯给那张撅着的嘴加了两颗大虎牙。一月份过去了。二月份也过去了。到了三月份，日夜不分，因为她们忙于精细刻画身体部位和纪念物。黄色的发卡，红色的牡丹，一片白色地面上的绿色十字架。一根被小爱神丘比特的弓箭射穿的雄起的阴茎。莎伦玫瑰花瓣，洛娜·杜恩。在孩子气的太阳下，一对亮橘色的情侣不停地做爱。康瑟蕾塔像个新的、改造过的母亲，她负责供应她们无血的食物和白开水以解饥渴，她们因此都变了。她们得经过提醒才移动她们外在的身体，内在活生生的精神倒是极具诱惑力。一位路过的顾客注意不到什么变化。可能只是奇怪，菜圃怎么会还没有耕耘，或者谁在凯迪拉克的车厢上画上了“哀伤”二字。也许还会不解，那个应门出来的老妇人何以不用墨镜遮掩她可怕的眼睛；或者那些年轻妇女到底把她们的头发弄成什么样子了。如果是邻居，会注意得更多——放纵的情绪；宅子的紧张气氛、陌生的感觉，住客眼中明显不同的神色——她们和人谈话时友善、开朗，其余时间则安静、审慎。但是如果一个朋友走来，看到那几个年轻女人时最初显出惊诧，随后可能会被她们的成熟姿态安抚得说不出话来。她们看上去都多么平静啊。而康妮，腰板那么笔直，样子那么漂亮潇洒。那身熟悉的衣裙让她变得多么优雅，她溜进司机的座位，身边放着一个篮子，上面还有一个包袱，起初因为说不准还缺什么很有些心烦。在她驶近家门，开过中央大街时，她的目光可能落在斯维蒂·弗利特伍德的住宅、帕特·贝斯特的房子上，或者她可能注意到一个闲逛的男孩或去爱斯店的米努斯。随后她便会意识到缺了什么：与鲁比的一些人不同的是，女修道院的妇女不再经常出没了。也许她还会补充一条，不再被追逐了。但在这一点上，她很可能弄错了。娄恩路很窄，拐弯很急，但娄恩总算控制着奥兹莫比尔车下了土路，驶上柏油路，没有把标牌彻底撞倒。早些时候，她在开车来的路上，由于天黑又只有一盏前灯，难以保证保险杠不受刮擦，而此刻离开女修道院，却见立柱歪斜着，上面的招牌——“早熟的甜瓜”——也摇摇欲坠。“放不出个响屁。”她咕哝着。极可能是个纸里包着的玩意儿。那儿不是什么学校了。不过“早熟”还是没错的，而且不仅是几个字而已。七月还没过完，女修道院菜圃里的甜瓜已经熟透了，可以摘了。就像她们的头。外表光滑，内里甜美，可是主啊，但愿它们是饱满的。她们没一个肯听。推说康妮忙，拒绝叫她，而且对娄恩的话一字不信。在半夜驱车赶来告诉她们，警告她们之后，她无可奈何地、气恼地看着她们打哈欠，还笑嘻嘻的。现在她得思考一下还能做些什么，不然的话，要裂开的瓜就是她们的光头。夜间的空气很热，她嗅到雨虽然还远，但仍在逼近，这是她两个小时之前就想过的，当时她想趁着曼德拉草还干就收割下来，便在大炉灶近旁的溪岸周围轻轻地走着。若不是她到了那儿，绝不会听到男人们的议论，也不会发现他们策划的邪恶行径。浮云把夜空最好的珠宝遮蔽了，但去鲁比的路熟悉得像是收集捐赠的盘子。然而，她还是眯着眼睛看，以免有什么东西或什么人突然在前面蹦出来——在奥兹莫比尔单个前灯照不到的地方。那有可能是负鼠、浣熊、白尾鹿，甚至会是个气疯的女人，因为这条路就是女人走的。只有女人。男人从来不走。二十多年来，娄恩都亲眼所见。来来往往，往往来来，走着的是哭泣的女人，瞪着眼的女人，愁眉苦脸、咬着嘴唇的女人，或者显然是迷途的女人。在这一带红金两色的土地上，不时有黑岩石或绿土块横在路上；在这一带繁星密布的天空下，土地是不光彩的；在这风像男人似的摆布你的地方，女人们拖着她们的悲苦来往于鲁比和女修道院之间的道路上。她们是唯一的行人。斯维蒂·弗利特伍德走过，比莉·狄利亚也走过。还有那个叫西尼卡的姑娘。另一个叫玛维斯。阿涅特也走过不止一次。而且不仅是这些日子。她们从一开始就走着这条路。比如说，索恩·摩根有一次走过，那时她很年轻，康妮也还年轻。娄恩曾经目睹过许多人走这条路，其余人她也听说过。但男人从不走这条路，他们在这条路上开车，虽说有时候他们的目的地和女人的一样：萨金特、K.D.、罗杰、米努斯，还有那个好人迪肯二三十年前也亲自走过。唉，她要是不找个人装好风扇皮带并修好油槽，也得用脚走这条路，除非还有什么其他地方值得一去。要是还有时间加速，现在正是时候，但小汽车的状况不允许。一九六五年时，雨刷、空调、收音机都能用。如今只有强力的加热器这个部件还能让人想到这辆奥兹莫比尔车当年的动力。在一九六八年，这辆车经过迪克和索恩·摩根两易其主后，索恩问她用不用。娄恩当时高兴得叫了起来。最后，她在七十九岁高龄，虽无驾驶执照却活跃好动，开始学开车，而且还有了自己的车。再不需要搭别人的车了，再也没有在她院子里响个不停的刹车声召她去看急诊，若是不去或坐视不管就会酿成大祸。她可以按照自己的思路，在愿意时检查那些孕妇，在她自己的车里带着工具上门去。而更重要的是，可以在想走的时候马上离开。可惜这件礼物来得太迟。就在她能够得心应手地开车的时候，没人再需要她的医术了。在激怒了有蹄子的、吓坏了长爪子的动物之后，在连续几周拖拉机的轨迹上上下下腾起股股红尘之后，她已经无处可去了。她的病人让她探视，但临到生产，都要走上几小时（如果她们能坚持下来的话）到丹比的医院去，接受白种男人冷冰冰的手的处置。如今在八十六岁高龄，尽管她有从未失手的声名（她从未让一名产妇死去，像费尔里有一次那样），她们都拒绝她处置她们的大肚子、她们的厉声尖叫和攥紧的双手。笑话她干净的腹带，她准备的母亲的尿滴。把她的胡椒茶倒进马桶。在过去的二十五年和之前在黑文的五十年间，她曾经蜷曲在她们的沙发上，摇晃着哭闹的孩子，给她们的女儿梳完辫子之后在厨房里打盹，在她们的园子里种药草，给她们很好的安慰，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了。无论她曾经如何教她们按摩乳房让奶水流出，产后该注意什么，席被下的刀子该朝着什么方向。无论她如何走遍全县去弄她们想吃的那种土，无论她曾经如何躺在她们的床上，用她的脚掌挤压她们的脚心，帮助她们推，用劲推，或者接连几小时用香甜的油膏按摩她们的腹部。这一切全都不算数了。她曾经凭本事帮她们来到这世上。当她和费尔里应召到鲁比这个新地方继续以往的营生时，母亲们向后靠坐在椅子上，劈开膝盖，放心地舒着气。如今费尔里已经故去，就剩下她一个仅存的接生婆，而这里的人口由大得像社区一样的家庭组成，不但需要也以有这样一个人而自豪，孕妇们要靠她来生育。但娄恩相信，比起产房那时髦玩意儿，这还有更多的含义。她曾经为弗利特伍德家接生过，可是每个婴儿的缺陷却玷污了她的名声，仿佛她不仅接生了婴儿，还造就了婴儿。对她是厄运的怀疑再加上丹比医院的舒适，剥夺了她训练有素的工作。有一位母亲就告诉过她，她没法不喜欢那一周的休息，那服务车，那温度计，那测量血压的办法；更对白天的瞌睡和止痛片欢喜若狂；但最主要的，她说是喜爱人们不停地询问她的感觉如何。若是她在家里生育，这一切就都不会有。在家里，她生完孩子的第二或第三天就要给全家做早饭，还要担心牛奶和她自己奶水的质量。别人应当有同感——充分的睡眠和远离家务，新生婴儿每晚都抱走由别人去照顾。而做父亲的——嘿，娄恩怀疑他们也同样乐意产妇被关在门里，自己守在走廊里，产妇自有别的男人负责，用不着一个没牙的老太婆磨着牙床来保持牙床有力。“别误会那些做父亲的感激之情，”费尔里曾经警告过她，“男人都害怕我们，总会这样的。在他们看来，我们是死神的贴身侍女，挡在他们和他们的妻子怀着的孩子之间。”费尔里还说，在那年月，接生婆是障碍物，她发号施令，都仰仗她的秘密技巧，而这种仰仗却激怒了他们。尤其在这种地方，他们来到这儿平和地繁衍生息。费尔里像往常一样正确，但娄恩却别有一种责任。据说她能看透别人的心思，这种本领别管从哪儿来的，反正不是上帝赋予的，而且早在她两岁时就用过了，当时她藏身在院子里被人发现了，而她母亲则死在床上。娄恩不承认她独具禀赋，她相信每个人都知道别人在想些什么。他们不过是回避显而易见的事情罢了。不过她也确实更深刻地了解一些情况，胜过摩根的记忆力或帕特·贝斯特的历史书。她知道记忆力说不出、历史上没记载的一些事情：生活的“诀窍”和“道理”。无论如何，娄恩的生计断了（在最近的八年里，她只被召请过
入位的仪式，那上面锈蚀的字母被打磨得锃亮，人人都看得一清二楚。他本人也协助过清除积了六十二年的煤烟和油泥，让那些字句和一八九○年崭新时一样闪闪发光。大炉灶受损——把他们祖辈安装好的东西拆散——与他们承受的，以及如若他们不开始更新而可能变成的相比，简直不值一谈。作为新一代的父亲，他们与这个世界奋战，不能也不会比以智取胜的老一辈差。老一辈并没有让危险或自然灾害阻碍黑文崛起，他们深知要把胜利封存在他们的优先权之中。一台大炉灶，像头颅那么圆，像欲望那么深。住在他们车辆的里边或附近，在露天里做饭、割草皮、砍木豆树来盖房，老一辈先做了那件事：把他们大部分的力气花在建造硕大的、无瑕的、设想好的炉灶上，那既可以养育他们，又可以彪炳他们的成就。大炉灶完工之时——每一块淡色的砖都已就位；烟囱粗而高大；所有的栓钉和烤架都装牢；把草图从嵌眼中扯掉，把火门调成垂直——小五金商就着手他的工作了。用桶板和裂轴、锅壶和弯钉，他做出了一块五英尺长、两英尺宽的铁板，把它装在灶口的底部。那些字句来自何处依旧不清楚：是他听说还是编造出来的，或者是他在货车车斗里搂着工具屈身睡觉时有人对他耳语的。他叫摩根，谁晓得他铸出的那五六个字眼是他自编的还是剽窃来的呢。那些字眼起初像是祝福，后来像是诅咒，最终则是宣布他们已经沦落。那人看了一眼厨房的下水道。他走到长餐桌跟前，拿起了大奶罐。他先嗅了嗅，然后把枪拿在右手，用左手把奶罐举到嘴边，一口气喝下了半罐奶，这时他嗅到了鹿蹄草油的味道。在上面的一层楼，两个人在过道里走着，检查四间卧室。每扇房门上都用胶条粘着一张名片。第一个名字是用唇膏写的，叫西尼卡。第二个是用黑墨水写的大写字母，叫迪万。他们发现，每个女人都不像常人那样睡在床上，而是睡在吊床上，便会心地交换了一下眼色。卧室中除去吊床之外，也就只有一张窄桌或角桌，再无其他家具了。壁橱里当然没有衣服，因为这些女人穿的都是不合身的脏衣裙，脚上是称不上鞋子的东西。但是墙壁上都钉着或粘着，或在角落里立着一些奇奇怪怪的玩意儿：一张一九六八年的挂历，上面用大×标出几个日子（四月四日，七月十九日）；一封用血红色笔写下的信，脏兮兮的根本辨不出其邪恶的信息；一张占星图；一顶斜挂在塑料女性人体模型脖子上的浅顶软呢帽，而在一度装有基督教—也许是天主教，管他呢—饰物的一处地方，并没有随处可见的耶稣十字架。但是最让这两个人惊诧不已的是，他们最后进的那间卧室里，一张童床上一根吊着的绳子上用缎带系着一串童靴，当中还挂着一个婴儿长牙时用的又破又硬的咬环。其中一人用目光示意同伴去查看过道对面的另外四间卧室，他本人则走近那串童靴。找什么呢？更多的证据吗？他自己也不清楚。血吗？也许是留在一只白色牛皮鞋里的一个小脚趾？他拉了一下枪上的保险栓，就加入过道对面卧室的搜寻行动中去了。那里的房间都很正常。一团乱——一个房间的地板上放着盛有食物的盘子、脏杯子，床上堆着一大摞衣服，把床遮得都看不见了；另一个房间里摆着两把摇椅，上面满是玩具娃娃；第三个房间里净是破烂，还有一股浓重的醉鬼气味——不过至少算是正常。他满嘴苦涩，虽说他知道这地方有病害，但仍为胸中悸动着的怜悯而吃惊。他不明白什么东西可以让女人这么做。她们普通的头脑怎么能够想出这样的事情：令人作呕的性，欺诈，偷偷摸摸地折磨孩子？在这光天化日之下，隐藏在一座大宅邸里——没人会招惹或侮辱她们——她们总算使他对认识的每个妇女的价值产生了怀疑。他父亲经过两季收获偷偷省下的买冬装大衣的钱，他母亲抚摩着那件大衣的海豹皮领子时眼中的光彩；他们兄弟几个为一个姐妹的十六岁生日合伙操办的令人意外的聚会——可是在这儿，离一个恬静有序的居民区不足二十英里的地方，却住着不同于他所认识或听说过的妇女。在所有的地方中这是唯一的。他的镇子独特又闭塞，无可非议地自得其乐，那里既没有也不需要监狱。他的镇子就没出过罪犯。偶尔有一两个人行为不轨，有辱于他们的家庭或者威胁到镇上的观念，都得到了良好的关照。那里当然绝没有懒散邋遢的女人，他认为原因是一清二楚的。从一开始，镇上的人们就是自由自在和受到保护的。一个难以成眠的女人总可以从床上起来，在肩上围上披肩，坐在月光下的台阶上。如果她愿意，还可以走出院子，在街上溜达。没有路灯，但也没有恐惧。从街边传来的嘶嘶啪啪的响声绝不会吓着她，因为不管那响声是怎么弄出来的，绝对不会是什么要扑到她身上的东西。在方圆九十英里之内，没有什么东西会把她当成猎物。她可以随心所欲地慢慢溜达，想着做饭、战争、家务，或者抬眼看天上的星星，什么也不想。她可以在没有灯光也没有恐惧的环境中自顾自走她的路。如果从一座远处的房子里逸出亮光，让她注意到一个肚子疼的婴儿的啼哭，她可能会走到那座房子跟前，轻声招呼屋里哄着孩子的女人。她们两个会轮番轻揉孩子的肚子，摇着孩子，设法喂一点苏打水。孩子安静下来以后，她们还会一起坐上一会儿，聊几句闲话，低声笑着，以免惊醒别人。随后，那女人便可以回自己的家，吃些点心，准备上床，或者也可以按原路继续向前走，经过别家的房子，经过那三座教堂，经过待宰家畜的围栏。她可以一直走到镇子之外，因为在镇郊没有什么把她当作猎物。过道两端各有一个卫生间。他们两人分别进去察看。他们谁都没有说话，因为两人都相信自己已经作好了准备。在那个大些的卫生间里，几个肮脏而俗气的水龙头对宽大的水池来说都太小了。浴缸架在四条美人鱼的背上——它们的尾巴宽宽地叉开，保证浴缸的安定；它们的胸部弓起，保证浴缸的平稳。脚下的地砖是暗绿色的。马桶上有一个摩黛丝牌卫生棉盒子，旁边有一个垃圾桶。没有手纸。没有涂上白灰的只有一面镜子，而这面镜子也被那人忽略了。他不想看到自己搜索女人或者她们的体液的样子。他放心地走出卫生间，关上了门。他松了口气，把手枪指向地面。楼下的两个人是父子，他们面无笑容，尽管他们一进到祈祷室就感到很喜欢那地方，因为那倒真是个教堂，雕刻的神像受到崇拜。身穿白衣、披着蓝金两色斗篷的男女小人儿站在壁龛里的小架子上。他们或者怀抱婴儿或者摆着其他姿势，木然的面孔装出无辜的模样。他们的脚下显然点过蜡烛，而恰如普立安牧师所说，也适时地供奉过食物，因为在门洞的两侧都摆着小碗。等完事之后，他们会告诉普立安牧师他是多么正确，还要当面嘲笑米斯纳牧师。镇上的教众之间有不可调和的分歧，不过在行动的必要性上，全体教众却坚定一致：做你该做的事。无论是女修道院还是院中的女人都不该再这样继续下去了。可怜啊。这座女修道院一度倒是地地道道的：远离邻居，被玉米地、野牛草、三叶草围绕，只有一条从大路过来的依稀可辨的土路直抵门前。这座由大宅改成的女修道院早在镇子出现之前就存在了，在十五户人家抵达之时，最后一批寄宿的阿拉巴霍姑娘就已经离开了。那是二十五年以前，当时所有的梦想都超越了梦想者本身。一条笔直的大道从镇子中心穿过，路的一侧还铺了人行道。那些人家中有七户拥有五百多英亩的土地，有三户则有接近上千英亩。后来，大道成了一条有了名字的街道，一个叫奥西的人组织了一次赛马来庆祝。人们从军用帐篷、盖了一半的住房和刚刚清理好的土地出发，带上他们所有的东西骑马聚到这里。那些东西有的是早已存下的，有的是刚弄到的：吉他和晚熟的甜瓜，榛果，大黄馅饼和一把口琴，一块洗衣板，烤羊肉，胡椒饭，李尔·格林，《在黑暗中》，路易斯·乔丹和他的定音鼓五人乐队，家酿啤酒和油煎浇汁土拨鼠肉。妇女头上扎着鲜亮的头巾，儿童用野罂粟和河草给自己编了帽子。奥西的两匹马分别是两岁口和四岁口，既跑得快，又像新娘一样漂亮。其余的马匹都不过是凑热闹的：爱斯的花斑马，埃斯特小姐的体轻老马，内森的四匹拉犁马，外加他的母马和一匹在河岸吃草没人认领的病歪歪的马驹。骑手们为加鞍还是光背争论不休，给婴儿喂奶的母亲们告诉他们要么上马，要么就换换角色。男人们议论着给好马不利条件而给劣马有利条件的得胜机会均等的办法，并且放肆地用二十五美分来打赌。枪响之时，只有三匹马向前跃出。其余的却走到侧路上或者抄近路跨过没盖好的住房附近的木堆。比赛终于上了正路之后，妇女们在草地上呼喊，她们的孩子则在齐肩高的草丛中边叫边跳。那匹马驹第一个跑完，但由于在四分之一英里处丢了它的骑手，胜利归了内森的紫褐色母马。头上戴的花最多的小女孩被选中献上有奥西的“紫心”勋章的冠军缎带。冠军骑手当年只有七岁，他的脸上笑开了花，仿佛他赢的是肯塔基德比大赛。此时他正在一座女修道院地下室里的什么地方，提防着一些可怕的女人。她们是一个接一个到来的，显然不是修女，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装的，据说只是别的信仰派别的成员。没人晓得。不过知晓与否也无关紧要，因为她们所有的人，都像女修道院老院长和以前的女佣一样，还在出售产品，如烤肉汁、好面包和世上最辣的胡椒。花上一笔大价钱，你能够买到一串黑紫色的胡椒或者用胡椒做的调料，不管哪一种都会让蛋糕成为纯粹的热量源。只要保管得当，这种调料可以多年不坏。尽管许多顾客都试图种这种胡椒，但出了女修道院的菜圃，在哪里都不长。大多数乡亲都觉得她们是奇怪的邻居，但没什么害处。不仅无害，甚至偶尔还有助益。她们接待外人进院——迷路的人或者需要休息的人。最初的传言说的是她们的好心善意和美味佳肴。但现在人人都知道，那全是谎话，是门面，是对里面真情实况精心策划的伪装。遇有显而易见的紧急情况，来自三座教堂的代表就在大炉灶处会面，因为他们谁也不能同意由某一座教堂主持一次会议，决定目前对那些无视一切警告的妇女该做什么。这是一次秘密会议，但谣言不胫而走已有一年多了。一路积累下来的暴行已经留下了证据。一位母亲被她冷漠的女儿推下了楼梯。一个家庭生下了四个受伤害的孩子。女儿们拒绝下床。新娘子们在度蜜月时消失了。兄弟俩在元旦那天互相开了枪。到丹比买VD的路上打枪成了常事。而近日来在大炉灶处进行的事令人难以置信。因此，当九个人决定在那里会面时，就必须用滑膛枪把所有的人从那地方赶出去，然后才能坐在他们的手电筒光中掌控局面。自春天那一可怕的发现以来他们搜集的证据是抵赖不掉的：与这一切大灾难相关联的东西就在女修道院中，而在这女修道院中的就是那些女人。那位父亲在通道中边走边检查左右两边的长凳。他用他的百得牌电筒射出的一束光线照着每个座位底下。蒲团全都掀了起来。走到祭坛前，他站住了。一扇淡黄色的窗子在昏暗中飘浮在他头顶。东西看样子都不干净。他迈步走到嵌在墙上放了小玻璃杯的托盘处，看看还有什么素祭剩下。除了灰尘和蛛网，那些红色玻璃杯都是空的。也许这些杯子不是盛食物而是装钱的。要么就是盛垃圾的？在一个最脏的杯子里有口香糖纸。是绿箭。他摇了摇头，回到祭坛处和儿子会合。儿子指了指。父亲的目光集中到黄色窗子下的墙壁上，只见那里投下了一柱阳光。一座巨型十字架进入眼帘，上面一处干净得像是新涂过漆的地方原是一尊耶稣像。弟兄俩走近地下室时一度又难分彼此了。他们虽是双胞胎，可还不如他们的妻子看着更像。他们俩一个性情平和，身子敏捷，吸特·阿莫牌香烟；另一个要粗俗些，在祈祷时要掩着脸。不过两个人都长着一双无辜的大眼睛，而且都忠诚不贰。此刻他们俩站在一道关闭着的门前，就像他们一九四二年应征入伍时一样。当时他们在找寻一个出路——要从自己欠债累累、一无所有的生活中谋求一种突破。现在他们想要进去。在四十年代的彼时，他们没什么可失去的，而如今一切都需要他们的保护。从镇子开始建立他们就知道，与世隔绝并不能保证安全。在一座沉睡的镇子里，有三座彼此相隔不足一英里的教堂，而为游人服务的项目却全不具备：没有饮食业，没有警察，没有加油站，没有公用电话，没有电影院，没有医院。当迷路和漫无目的游逛的陌生人不想只是在此穿行而过而对这死气沉沉的地方不屑一顾时，就需要男人的力量和意志了。有时候，如果那些过路的陌生客年轻而带醉意或者年老而清醒，他们可能会瞥见在路边闲逛的三三两两的黑人姑娘。她们走上几步，需要谈话时就停下来；再向前蹦蹦跳跳一段路，站住脚放声大笑，或逗弄着拍拍另一个人的手臂。陌生的人们或许对她们感兴趣。三辆汽车，比如说，一辆是一九五三年的雪佛兰BelAir，外表是绿色的，里面是乳白色的，车牌号是085B，六缸，双模式后护板，双速自动挡；一辆是一九四九年的道奇旅行者，黑色，后风挡破裂，边缘式护板，液压制动，棋盘式格栅；还有一辆是配用阿肯色钢板的一九五三年的奥兹莫比尔汽车。驾车人放慢了车速，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呼叫。他们恶作剧地眯起眼睛，驾车围着姑娘转，掉头和倒车，在住房前面搅起草籽，把爱斯杂货店门前的猫赶得四散奔逃。背靠背围成圆圈的姑娘们的目光凝滞了。随后，镇上的男人们一个个地从家里、从后院、从银行的脚手架、从食品店纷纷走了过来。一个过路人把裤子前面敞开，吊在车窗外边吓唬姑娘们。她们小小的心脏悬了起来，来不及马上闭上眼睛，只是把头扭向一边。可是镇上的男人们都正眼看着，明白了这个最好斗的姿势中的意愿，便都笑了。他们笑得并不自在，也并非发自内心，因为他们清楚，即使不计以往，从此以后直到这个人最终病倒，他定会对有色人种尽其所能作出严重的损害。男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了。他们的枪没有对准什么，只是懈怠地贴在大腿边。二十个男人，后来是二十五个。围住了几辆兜圈子的汽车。这里离最近的电话接线员有九十英里，离最近的警察也有九十英里。如果天气干燥，车胎扬起的灰尘会把大家弄得一身灰白，不过事实上，只是一些小石子溅起来落在车辙上。双胞胎兄弟有着极强的记忆力。他们俩虽不对人讲，却对发生过的每一件事的细节都记得一清二楚——无论是亲眼目睹的还是道听途说的。那几辆汽车围着姑娘们转时的确切气温，以及当地每个农场的产量。而且他们从来不会忘记任何故事的具体情节或教训意义，尤其是他们祖父告诉他们的那些令人着迷的故事——他们祖父就是那个把那些词句投入大炉灶黑洞洞的嘴里的人。有一个故事解释了黑文的创建者及其后代除去他们自己对别人都能容忍的原因。在从密西西比州和两个路易斯安那州的教区到俄克拉荷马的路上，一百五十八名自由人在亚祖河至史密斯堡之间的每一粒土壤上都没受到欢迎。他们被富有的乔克托人（北美印第安人的一支，大部分住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和穷白人打发走，被院子里的狗追逐，被帐篷中的妓女和她们的孩子嘲弄，然而他们却对已经建起的镇子中黑人的寻衅式拒绝毫无准备。《先驱报》一篇特稿的标题“有备而来还是毫无准备”指的不可能是他们吧？他们精明强干，渴望耕种自己的土地，他们自认为准备很充分——而且注定如此。他们听到自己没有足够的金钱达到“自立”的黑人的底线时，受到了刺痛，弄得糊涂了。简而言之，他们太穷了，以那副潦倒的样子不能进入，更不消说住在人们分到土地而定居的黑人区内。被那些走运的人如此倨傲地拒绝，有两次改变了他们血液的温度。第一次，他们被写成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