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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无码人妻精品一区二区三区Av 发布时间:2023-12-12 14: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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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熟妇乱妇熟色a片在线仅是在六年之前,三晋还打着五国伐秦的大旗进攻秦国,被打得落花流水;六年之后,魏国和韩国为什么会跟在秦国后面戮力攻齐呢?关于这六年间发生的事情,还得从公元前316年发生在咸阳的一场辩论说起。司马错论伐蜀公元前316年,地处西南的两个少数民族国家苴国和蜀国,因为领土问题发生战争。苴国打不过蜀国,便派人向秦国求援。秦国地处中国西部,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众多,其中实力最强的是西北的大荔、义渠和西南的蜀。它们并不服从秦国的领导,与秦国的关系时好时坏。总的来说,好的时候少,坏的时候多。秦国时常掠夺它们的土地,它们也不时发动反攻或侵略。进入战国以来,秦国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大规模战争已经有好几次。公元前461年,秦国攻取大荔的都城(今陕西省大荔),逼迫大荔向北撤退。公元前451年,秦国在南郑(今陕西省汉中)筑城,意在防范蜀国入侵。公元前387年,蜀军突袭并攻取南郑。同年,秦军发动反攻,夺回南郑。公元前444年,秦伐义渠,俘虏义渠王。公元前430年,义渠兴师伐秦,一度深入渭南。最近一次是公元前318年五国伐秦,秦军出函谷关反击,大获全胜。但是,义渠在公孙衍的鼓动下乘机起兵袭秦,在李帛(地名,今不详)大败秦军。由此可见,蜀和义渠在当时都具有相当强大的实力,对秦国构成了一定的威胁。当秦惠王收到苴王的求救信,他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将秦国的势力扩张到西南巴蜀地区的大好机会。他立刻将重臣们召集起来,就进攻蜀国征询大家的意见。没想到,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就是相国张仪。“蜀国不过是西南的蛮夷之国,地又偏,路又远,就算您兴师动众,疲困劳苦将它打下来,也无利可图,更不会成就霸王之名。依下臣之见,不如先进攻韩国,夺取韩国的新城、宜阳,威逼二周(东周国和西周国),将象征统治天下权力的九鼎抢到手里,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才是王业正道。”张仪这么一说,秦惠王便觉得也有道理。这十余年来,张仪一直是他的左右手,他对张仪的信赖,已经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更何况,自古以来的历史经验也使他觉得,将天子抓在自己手里,确实比其他事情更重要。这时有位名叫司马错的将军站出来说:“我反对相国的意见。我听说,想使国家富有,就要扩张土地;想使军队强大,务使人民富裕;想要建立王业,必须广施仁德。把这三件事办好了,王业自然而来,哪里用得着去抢九鼎,挟天子?”秦惠王颇为诧异地看着司马错,因为他从来都认为司马错只是一名赳赳武夫,没想到能够说出这么有水平的话。他点点头,鼓励司马错继续讲下去。司马错说:“周朝,乃天下诸侯之宗室;齐国,乃韩国的盟友。如果周朝预感将失去九鼎,韩国自知将失去三川,它们必将联合起来,依赖于齐、赵,求救于楚、魏。那时候,周朝将九鼎献给楚国,韩国将三川献给魏国,秦国只能在一旁干瞪眼。所以,攻韩逼周,其实是下下之策,下臣以为不可取。”这显然是跟张仪对着来了。张仪反驳道:“不对。我听说,争名在朝廷,争利在市场。现在周朝就是朝廷,三川就是市场,我们不占领,齐国和楚国就会占领,所以我们必须先下手为强。”司马错说:“您说得不对,秦国的当务之急,是扩张地盘,增强实力。蜀国是西南的蛮夷之国,现在正和苴国打仗,我们趁此机会进攻蜀国,如同豺狼追逐羊群一样,毫不费力。夺取蜀国的土地,可以扩张秦国的地盘;掠夺蜀国的财物,可以使秦国的百姓获得实利,同时扩充秦国的军备。”说到这里,司马错停顿了一下,看了看秦惠王,又看了看张仪,才缓缓地说,“更重要的是,吞并巴蜀之地后,秦军可以顺江东下,直攻楚国。楚国灭亡,则天下大局已定。”听到这句话,张仪不禁对司马错刮目相看。对于张仪来说,所谓的连横,就是“以秦、韩与魏之势伐齐、楚”。韩国与魏国,是争取的对象;齐国和楚国,则是讨伐的对象。“秦国和齐、楚之间,必有一战。”他时常这样说。当时天下诸侯,以秦最强,齐、楚次之。秦国要吞并天下,齐、楚两国是不可能同意的,只能通过武力来解决。张仪之所以主张进攻三川,威逼周朝,也就是想把韩、魏两国抓在手里,获得进攻齐、楚两国的前进基地。他没有想到,司马错却提出另外一条路径——先灭巴蜀,再灭楚国,然后吞并天下。张仪不是固执之人,他稍加思索,便能看出司马错的高明之处。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果司马错的计划得到实施,对秦国来说,无非是把攻韩的时间往后推一推罢了;但是对楚国来说,却是个巨大的威胁。在日后秦、楚两国的博弈中,无疑是大大有利于秦国的。关于司马错的家世,有必要介绍一下。他的祖上原本是周朝的史官,后来迁徙到晋国,战国时期分散为三支,一支在卫,一支在赵,一支在秦。司马错自然是在秦的一支,他的后人也一直为秦国服务,直至秦统一天下。秦朝灭亡后,司马氏又成为汉朝官吏。汉武帝时期,司马错的一位后人编写了一部史书,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位后人名叫司马迁,那部史书就是《史记》。秦惠王最终采纳了司马错的意见。于是同年六月,秦惠王命司马错率军经汉中入侵蜀国。蜀王亲自带兵到葭萌(今四川省剑阁)抵抗,失败后逃至武阳(今四川省彭山),被秦军追上杀死,蜀国由此灭亡。司马错又顺手牵羊,消灭了巴国和苴国。从此秦国的势力范围扩张至今天的川、渝一带。后世有人评价:商鞅变法,为秦国统一天下打下了社会、政治、经济基础;司马错灭蜀,为秦国统一天下打下了战略基础。秦国吞并了巴蜀后,由于交通不便,短时间内并没有完全控制这些地区,只能采取“羁縻(jīmí,笼络控制)政策”,对当地少数民族进行笼络控制。比如秦国仍然封蜀王的子弟为侯,而且让他们世代娶秦国公主为妻;对巴蜀之地实行赋税优待政策,减轻人民负担等。尽管如此,当地少数民族一直没有停止对秦国的反抗。司马错作为秦国的巴蜀问题专家,后来不止一次带兵入蜀平叛,立下了赫赫战功。解决西南问题的同时,西北问题也被提上议事日程。公元前314年,秦国出兵讨伐义渠,一举夺得二十五城,又在西北大大地扩展了自己的势力。这样一来,秦国无后顾之忧,便将全部精力放到东方,加快了对东方各国的军事和外交攻势。合纵新旗手田文自从公元前318年五国伐秦失败,合纵运动的领导者公孙衍的日子就一直不太好过。到了公元前316年,正当秦国攻略巴蜀的时候,魏襄王为了取得齐国的支持,决定起用客居魏国的齐国人田需为相,以取代公孙衍。对于这一天,公孙衍早有心理准备。但是对于由田需来取代自己,却是愤愤不平。因为田需的为人实在是太差了。连当年惠施这种老好人都曾经忍不住劝告他:“你一定要与人为善,虽然你觉得自己已经在魏王面前扎下了根,可是想除掉你的人实在是太多了,要小心被人连根拔起。”——一个人能够得到这种劝告,可想而知是什么货色。公孙衍对魏襄王说:“您之所以起用田需,无非是想让齐王满意。但实际上齐王对田需并没有好感。不如这样,我向您推荐一个人。如果由他来担任相国,不只是齐王满意,对魏国也是一件好事。”魏襄王说:“好啊!如果有那样的人,寡人当然乐意。”公孙衍说:“您可知道,齐王最宠信的大臣是谁?”魏襄王说:“田婴。”公孙衍说:“对了,田婴乃齐王之弟,又是齐国的相国,在齐国可谓炙手可热。您何不请田婴之子田文到魏国来担任相国?”“田文?”魏襄王不觉眼前一亮。他对这个年轻人早有耳闻,因为听说了太多田文的故事,只要一提到这个名字,魏惠王就会产生一种如雷贯耳的熟悉感。关于田文的身世,《史记》是这样记载的。田婴妻妾众多,生了四十多个儿子。田文的母亲地位低贱,生下田文那日,正是五月初五。田婴都没来看一眼,只是派人传话说,孩子生下来就扔掉吧!“扔掉吧!”轻飘飘的一句话,就像扔掉阿猫阿狗那么简单。也许对于某些男人来说,生孩子不过是个播种的过程,播下了之后便一概不管,所以也无所谓骨肉之情。田文的母亲肝肠寸断,但是又不敢违抗田婴的命令,甚至不敢争辩,只得默默点头。幸好,田婴说过这句话,很快就忘掉了,也没有派人监督检查。田文的母亲便大着胆子,将孩子藏在府里,偷偷地哺养起来。田婴贵为齐国第一权臣,家大业大,府上家人奴仆何止上千人?因此,对于这个孩子的存在,他一直不知情。也许偶尔有一两次遇到,他也当作是奴仆的儿子,没怎么在意就走过去了。转眼过了七八年,田文已经长成了一个大孩子。他母亲心想,总不能这样一辈子瞒下去,让儿子当个黑户吧!再说了,经过这么些年,她一直没弄明白田婴当时为什么要扔掉田文,或许是一时不高兴,过了也就过了呢?怀着这样的想法,她将田文带到了田婴跟前。没想到,田婴见到田文,把情况问清楚之后,脸一下子就黑了。他瞪着她问道:“我不是当时就叫你把这孩子扔掉吗?你为什么还要把他养活了下来!”那可怜的女人吓着浑身颤抖,不知道接下来会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倒是田文十分镇定,他走上前向田婴磕了一个头,问道:“父亲,您为什么要扔掉我呢?”田婴将头偏到一边,不予回答。田文就直盯着他,眼睛一眨也不眨。田婴只要一接触到他的目光,内心就一阵发虚,赶紧避开。父子俩这样对峙了老半天,田婴首先受不了了,终于不情愿地说道:“五月里出生的孩子,长到像门框那么高的时候,就会对父母不利。”“父亲,”田文又问道,“请您告诉我,一个人的命运是决定于老天呢,还是决定于门框?”田婴回答不上来。“如果决定于老天,那您还操什么心呢?操心也没用;如果决定于门框,那咱们完全可以把门修高点,再修高点,修到我长不到那么高的位置,不就可以了吗?”田文说着,脸上露出天真的笑容。田婴哭笑不得,大声嚷嚷道:“算啦算啦,你别再说了!”从这个时候开始,田文才获得田家少爷的身份。这个身份,与其说是田婴赐予的,不如说是他自己争取得来的。又过了数年,田文已经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有一天,田婴喝酒,田文在一旁侍候。他突然问了田婴一个问题:“儿子的儿子是什么?”“孙子。”“那孙子的孙子呢?”“玄孙。”“玄孙的玄孙呢?”田文紧追不舍。“我怎么知道?”田婴不耐烦了,“你到底想说什么,直说吧,别绕弯子。”田文正色道:“您在齐国当权,已经经历了三代君王了。齐国的土地没有因为您而增加,咱们家里倒是积累了黄金万两,但是您的门下又见不到一个有才能的人。”田婴勃然变色,将酒杯重重地砸在案几上。田文却还是一如既往地淡定:“俗话说得好,将门必有将,相门必有相。可是咱们家呢,您的妻妾使女穿的都是绫罗绸缎,吃的都是好饭好菜,而跟随您的士人连个粗布短衣也穿不上,连顿糟糠也吃不饱。可您还是一个劲地积累财富,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我不是批评您,我只是感到十分不解,所以就大胆地说了出来……”田婴脸色红一阵白一阵,坐在那里生了一顿闷气,酒也不喝,菜也不吃,把袖子一甩,起身就走了。父子之间的这次对话过了没多久,田婴下达了一道命令,让田文主持家族外务,也就是迎来送往那些事。田文出手果然不凡。自打他当上外管家,田婴家的人气就旺了起来。许多在齐国深孚众望的士人都投靠到田婴门下,还有不少人从国外来投奔。当然,也有一些人的来路不是那么正,有的是政治投机失败者,有的甚至是犯了罪逃亡而来。田文对这些人,不分贵贱,不问出处,一律平等相待,好酒好肉伺候着,管饱管醉,管吃管睡。有一次,田文在夜间招待客人吃饭,其中有一位客人背着火光在黑暗中吃,旁边的一位客人生气了,他怀疑吃的东西不一样,有贵贱等差之分,于是推碗而去。田文立刻站起来,端着自己的饭碗给那位愤怒的客人看。那人一看,田文碗里也就是两块叉烧一只鸡腿,和自己的没有任何差别,不禁羞愧难当,立刻拔出佩剑自杀了。田文还有一个习惯:接待客人的时候,他的秘书拿着笔坐在屏风后面作记录,将谈话内容记下来,同时将客人的家庭情况也记下来。比如家住哪里啊,有几口人啊,经济条件怎么样啊,都摸得一清二楚。客人离开,刚回到自己家,田文的使者就到了,带着礼物对其进行慰问,而且是阖家老小通通有礼,老人有酒肉,孩童有衣裳,皆大欢喜。使者走后,这一家人关起门来,无不饱含热泪,交相称赞田文的仁义。田文的名声很快传遍了诸侯,风头甚至盖过了田婴。在这种情况下,田婴顺应潮流,将田文立为世子。公元前316年,当公孙衍向魏襄王提出请田文出任相国,魏襄王毫不犹豫答应了。他虽然很喜欢田需,但是知道田文的分量比田需高了整整一个重量级,二者不可同日而语。公孙衍亲自跑到齐国,征得田婴的同意,将田文这尊大神请到了魏国。而他本人,在向田文办好移交手续后,悄然来到了韩国,取代公叔出任了韩相。这样一来,田婴、田文父子分别担任了齐、魏的相国,公孙衍担任了韩国的相国,齐、魏、韩三国合纵的形势就明朗起来了。合纵运动的大旗也由公孙衍交给了田文。田文很快会发现,合纵运动和江湖义气完全是两码事,不是那么好玩的。连横大势初具规模秦惠王和张仪的反应很快,公元前315年,秦国刚刚结束对蜀国的战争,就发动了对韩国的进攻。韩国的新任相国公孙衍率军与秦军大战于浊泽,形势十分紧张。然而由田氏父子控制的齐、魏两国却在作壁上观,丝毫没有要发兵相救的意思。韩国大臣公仲朋,历来主张与秦国亲近。他向韩宣王建议:“秦军打来了,咱们的盟国都当作没看见。单以韩国的力量,无论如何不是秦国的对手。依下臣之见,秦国去年攻略巴蜀,意在楚国;今岁攻韩,同样也是为了楚国。大王不如通过张仪向秦国求和,送给秦国一座大城,与秦国一起伐楚,此乃以一失而换二利的好事。”所谓一失,就是失去一座大城。二利,一则秦不攻韩,战祸可消;二则与秦攻楚,有利可图。韩宣王对此表示赞同,于是命公仲朋负责与秦国谈判,而且一再叮嘱:“要谨慎,千万不要走漏了消息!”可这消息偏偏就让楚怀王知道了。楚怀王觉得此事非同小可。秦国已经获得了巴蜀,占据了上游之利,如果再得韩国之助,则对楚国构成两面威胁,可不是闹着玩的。他立刻宣陈轸进宫商量。陈轸是谁?本书第七章末尾说过,五国相王的时候,楚国令尹昭阳率军攻魏,又想移师攻齐,陈轸从中劝谏,避免了一场“画蛇添足”的战争。据《史记》记载,陈轸也是游说之士,和张仪同时进入秦国,曾经受到秦惠王的重用。正所谓一山不容二虎,张仪一直将陈轸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多次在秦惠王面前说陈轸的坏话。有一次,张仪对秦惠王说:“陈轸常去楚国出差,可是楚国不见得对秦国更加友好,而只是对陈轸更加厚待。这家伙,该不会是拿着秦国的机密获取楚国的财宝吧!而且我听说,他正在私下准备离开秦国到楚国去,恐怕是要畏罪潜逃。”秦惠王将信将疑,把陈轸召来问道:“有人说您常把秦国的机密泄漏给楚国,而且想投奔楚国,有这回事吗?”陈轸很干脆地回答:“有啊。”秦惠王显然没有料到他那么主动承认,怔怔地说道:“看来张仪说的是真话喽!”果然是张仪!陈轸心里冷笑了一声,说:“这事不单是张仪知道,连咸阳大街上的张三李四王二麻子都知道。但这事不能说明我不忠,只能说明我太优秀。”“啊?”“如果一个奴婢,被主人拉出去卖,还没去巷子口就被邻居买走了,您觉得是什么原因?回答不上来?没关系,我告诉您,就是因为她太优

                      说通过颜真卿的努力,进而开辟了敌后第二战场。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平原郡的城门之南,所有人共推颜真卿为反抗叛军的盟主。在如此危急局势下,河北、河南地区对叛军的反抗终于形成了体系,逐渐由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安禄山一定想不到自己会陷入如此窘境,当他回味过来时,前方等待他的将是一片晦暗的景色。安禄山!你的血腥屠杀换回来的终将是不屈不挠的反抗!气节颜真卿在河北的大动作不仅惊动了安禄山,同时也让远在长安的李隆基大为惊讶。自从安禄山发动叛乱以来,河北诸多州县陷落于叛军之手,让李隆基感到十分失望,他曾经无奈地发出“河北二十四郡,岂无一忠臣乎?”的感叹。现在颜真卿的横空出世,让李隆基的精神为之一振,虽然他早已经忘记了颜真卿的模样,但他知道颜真卿起兵后,还是兴奋地对朝臣说了一句话:“朕不识颜真卿形状何如?所为得如此!”一个曾经在朝为官被排挤出去的人,一个让自己没有什么印象的人,居然会为自己尽忠到底,当李隆基知道颜真卿在河北的举动后,他终于明白了什么叫真正的忠臣。感慨良久的李隆基在经过慎重的思考后,决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支持颜真卿,为此他派出了郭子仪率领朔方军从山西东下河北作战。郭子仪受命出征后,先是在单于都护府的振武(今内蒙古托克托南)军击败了前来进犯的安禄山手下大同军使高秀岩的叛军,继而攻克了河东道的静边(今山西右玉)军,又在河曲(今山西永济)第二次打败高秀岩,最终一直打到军事战略要地云中(今山西大同)与马邑(今山西朔县)等地,进而打通了东进河北的道路。当颜真卿知道郭子仪在山西连战连捷之后,他的自信心进一步提升,在安禄山无暇东顾的情况下,颜真卿果断向西急速收复领土,试图与在山西的郭子仪会合。但就在此时,从东都洛阳传来了噩耗,他的哥哥颜杲卿被安禄山无情地杀害!颜杲卿在常山虽然经过一段时间准备,但因时间仓促仍不具备公开举兵的条件与时机。鉴于安禄山准备西进潼关直指长安、颜真卿在河北公开举兵以及郭子仪在山西连战连捷的战局下,为了牵制与阻滞安禄山西进的速度,配合颜真卿在叛军后方的作战,颜杲卿决定提前举兵。此时恰巧安禄山派遣手下的部将高邈回到幽州去征兵,以解决河南境内兵源不足的问题,颜杲卿决定举兵的时候,高邈已经完成了征兵的任务,正在返回洛阳的路上。在颜杲卿看来,这是一个绝好的突袭机会。当即,颜杲卿任命部将冯虔率领五千人马在槁城设伏,突袭半路经过的高邈。突袭高邈的过程十分顺利,顺利得甚至有些出乎颜杲卿的预料,在将高邈押进牢房的同时,颜杲卿又得到了一个消息,安禄山的部将何千年从东都洛阳回范阳督粮,于是又一举擒获何千年。擒获高邈并没有为颜杲卿带来什么,但擒获何千年却为颜杲卿带来了两个结果。何千年是个贪生怕死的人,在面对颜杲卿的时候,他为了保住性命,向颜杲卿献上了自己的计策:“现在太守想要效忠大唐,开始计划的时候一切都做得很好,现在更应该谋求一个好的结局,我看太守的人马都是临时招募的乌合之众,叛军真要是打过来,恐怕难以应对。您应该把城外的河沟挖得深深的,城墙的壁垒筑得再高一些,不要同叛军硬碰硬,等到郭子仪的朔方军来到后,合力一同进攻叛军。现在我建议您发檄文到赵、魏之地,让他们切断通往范阳、幽州等地的要道,对外宣扬李光弼率领的大军很快就会通过井陉,并游说正在攻打饶阳的张献诚,明确告诉他,他手下的那些人全都是地方的民兵,根本抵挡不住即将到来的朔方军,这样饶阳之围即可解除。”何千年一番长长的话语,让颜杲卿不住地点头,于是他采纳了何千年的计策。事实证明,何千年的计策确实是个好计策,张献诚在听到朔方军即将到达的消息后,顿时大为惊恐,立即解散了人马,饶阳之围顿解。不仅如此,当时河北诸多郡县,除去范阳、卢龙、渔阳、密云、汲、邺六郡仍效忠安禄山之外,十七个郡县全部宣布归顺朝廷,至此河北地区反抗叛军的人马已经达到二十万以上。应该说颜杲卿采纳何千年的计策,一度使得河北的战局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因为河北不仅是安禄山的老巢和兵源、军需补给的战略大后方,同时又是安禄山的发迹之地,颜杲卿在河北搞出这么大的动作,对于准备西进攻打潼关的安禄山来讲,无疑增添了诸多难度,从某种角度而言牵制了叛军。话复前言,何千年的计策为颜杲卿带来了两个结果,前边说的是有利的结果,接下来要说说不利的结果,而这个不利的结果恰恰让颜杲卿送掉了性命。叛军西进潼关的时候,安禄山正在洛阳筹划他的登基大典,当他听到颜杲卿在常山居然连续捉住他的两员大将,并大有光复河北的意图时,让他十分恐惧。为了解除后顾之忧,安禄山决定派部将史思明、李立节统领藩、汉混合步骑攻打常山,又派部将蔡希德统兵一万从河内(今河南沁阳)出兵增援史、李二人,共同形成对常山的重兵合围之势。这里着重提一下,历时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其中的“史”指的就是史思明。史思明,初名崒干,宁夷州突厥人,与安禄山为同乡。天宝初年,累功至将军,知平卢军事。跟随安禄山讨契丹,任平卢兵马使。安禄山发动叛乱后,他作为先锋平定河北,被禄山任为范阳节度使,占有十三郡,手下拥有八万人马。既然这场叛乱被称为“安史之乱”,就说明史思明和安禄山是不相上下的。虽然在叛乱的最初阶段,史思明算是安禄山的配角,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由配角变成了主角,这一点在后边我会详细说到,暂不赘述。事实上,史思明和李立节围攻常山并不可怕,问题的关键是颜杲卿由于匆忙地暴露了自己,还未来得及加固城防,史思明和李立节就已经兵临城下。无奈常山城中兵寡将少,难以抵抗,颜杲卿不禁心急如焚,急忙之中派人杀出重围前往太原向太原尹王承业求救。然而王承业拒不出兵,他的理由是太原的局势也十分紧张,自己现在自顾不暇。就这样,颜杲卿丧失了最后的一点希望,但颜杲卿刚烈的性格,让他绝不甘心就此投降,他率众坚守危城,在势单力孤、寡不敌众的情况下浴血奋战几昼夜。终于,在天宝十五年(756年)正月初八,常山城破,颜杲卿与袁履谦巷战力尽,不幸被俘。颜杲卿被俘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安禄山那里,安禄山并不理解自己如此优待颜杲卿,为什么这个人依然反水。所以他下令将颜杲卿押解进洛阳,自己要亲自审问这个人。“你本来是范阳一个小小的户曹(官名),我提拔你当了判官(官名),没过几年又提拔你当太守,我可是待你不薄,你为什么要背叛我?”当安禄山看到五花大绑的颜杲卿时,怒气冲冲地开口问道。“为什么要背叛你?你个杂胡!皇上如此恩宠你,你又为什么背叛皇上?”虽然被五花大绑,但颜杲卿并不屈服,怒目圆睁高声对安禄山喊道。安禄山本想用气势压住颜杲卿,但颜杲卿这突如其来的反问,让安禄山瞬间哑口无言。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时,颜杲卿继续向他开炮:“安禄山!你本来不过是营州放羊的杂胡,皇上提拔你为三道节度使,对你恩宠至极,皇上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你居然兴兵作乱,涂炭生灵。我家累世为唐臣,官位都是大唐所赐,绝不是你安禄山提拔的功劳,怎么可能跟你这个乱臣贼子为伍,我为国讨贼,只恨未能亲自切下你的脑袋!杂胡狗!为什么还不赶快杀我?”颜杲卿越说越激动,说到最后以至于眼睛已经血红。安禄山此时已然气急败坏,在颜杲卿骂完后,他气得从座位上站起来,然后指着颜杲卿恶狠狠地说道:“你不是想死吗?那我就成全你,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来人!将他绑在柱子上,给我一刀一刀割他身上的肉!”顿时,士兵将颜杲卿从地上架起,拖着他向殿门外走去。“狗贼!我做了鬼也要找你索命!哈哈哈!”“一定要将他割上三千六百刀,解我心头之恨……”……天宝十五年(756年)正月初八是非常寒冷的一天,冻彻人心骨,一个忠义气节之士的灵魂在寒风中傲然不屈,苍茫大地间飞舞的雪花,仿佛在为他悲号哀叹。值得一提的是,与颜杲卿一同赴死的还有太守袁履谦,以及颜氏一门忠烈三十余人。四百多年后,另一个铁骨铮铮之人文天祥用一种近乎膜拜的情感来抒发对颜杲卿的怀念,一句“人世谁无死,公死千万年”,让世人对颜杲卿的气节更为深深折服:常山义旗奋,范阳哽喉咽。明雏一狼狈,六飞入西川。哥舒降且拜,公舌膏戈铤。人世谁无死,公死千万年。有的人活着却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却还活着。想到此处,不禁悠悠我心悲,苍天曷有极。……当颜真卿知道其兄颜杲卿以及颜氏一门三十余人被安禄山残酷地杀害后,颜真卿几乎昏厥过去。但颜真卿是一个比颜杲卿性格更加刚烈的人,那一刻他握紧拳头,强忍住悲痛,努力地让自己的情绪恢复平静。在他看来,悲痛绝不是反击安禄山的方法,将河北义军的势力无限扩大,才是对哥哥最好的告慰。颜真卿已经做好了准备,让河北变成埋葬安禄山叛军的坟墓。但就在他化悲痛为力量,领导河北义军风起云涌之时,一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般传来。长安的门户——潼关,不幸失守!第二章灵武称帝胶着天宝十五年(756年)正月,安禄山在洛阳迫不及待地称帝。这个腰腹肥硕的杂胡,此时终于圆了他多年的皇帝梦。称帝后的安禄山虽然兴高采烈,但他并没有忘记曾经在范阳起兵时许下的诺言,那就是打进长安城清除杨国忠。安禄山十分明白这是他能聚拢人心的必要手段,无论如何这个口号不能丢。所以在首次进攻潼关未果之后,安禄山虽然忙于应付河北的混乱局势,但他依然没有放弃对潼关的进攻。经过他持续的进攻,终于在天宝十五年六月初九攻陷潼关。事实上,潼关作为长安的门户,城防十分坚固。当时李隆基对于潼关的防守也十分重视,调派名将哥舒翰承担潼关防守的重任。之所以潼关最终不幸失陷,完全是由于大唐高层的内耗所致,这其中有李隆基昏庸偏执与自以为是,也有杨国忠的弄权固位与排斥异己,更有哥舒翰的公报私仇与因小失大。在此之前,高仙芝和封常清被冤杀,大唐的确是损失了两员良将,此举可谓是亲者痛仇者快,致使李隆基一时之间无将可派。但潼关的战略地位十分特殊,李隆基明白叛军绝不会放弃这个目标,而其他骁勇善战的将领一时间来不及征调,所以李隆基想到了时任河西、陇右节度使的哥舒翰。哥舒翰本是西突厥哥舒部落人。按突厥的习惯,他们常常以部落的名称为姓氏,他的父亲是哥舒部落的首领,叫做哥舒道元,曾经做过唐安西都护府的副都护。哥舒翰的家族世居安西,而哥舒翰也生在安西都护府的所在地龟兹(今新疆库车县一带)。天宝五年(746年),战功赫赫的大唐名将王忠嗣兼任河西节度使,很快发现了哥舒翰这个人才,对他十分欣赏,提升他为衙将。哥舒翰自幼就通读《左氏春秋》、《汉书》,所以极富智谋。天宝八年(749年)六月,哥舒翰统领陇右、河西及突厥阿布思之兵,向石堡城发起进攻。吐蕃凭险据守,唐军进攻多日,伤亡惨重。哥舒翰大怒,限三日内破城,否则斩杀攻城先锋官副将高秀岩、张守瑜。三日后,唐军占领石堡城。哥舒翰功拜特进、鸿胪员外卿。天宝十二年,哥舒翰兼任河西节度使,进封凉国公,实封三百户,不久,进封西平郡王。天宝十三年,再拜为太子太保,加实封三百户,兼任御史大夫。不可否认,哥舒翰兼具智慧与军事谋略,而且当时都流传着赞颂哥舒翰的诗歌:“北斗七星高,歌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但这位在战场上让敌人闻风丧胆的名将,却始终沉湎于酒色。李隆基想到哥舒翰的时候,这位曾经威震边陲的名将因为长期沉湎酒色,导致自身瘫痪,已经在家休养了十个月之久。按说哥舒翰这种身体状况,李隆基本不该再让他强行带兵。但此时情况危急,最关键的是哥舒翰和安禄山素来不睦,在李隆基看来,目前情况下,只有哥舒翰是最好的人选。可是哥舒翰虽然经过十个多月的精心调养,但仍无多大起色,只能站起身来慢慢行走,更别说行军打仗。因此对于皇帝陛下交给的重任,哥舒翰坚辞不受。哥舒翰上疏李隆基请求皇帝陛下从实际出发,切身考虑一下他这个半残废之人的身体状况。但李隆基似乎不为所动,而且抛给了哥舒翰一句狠话:“高仙芝、封常清叛逆,卿不可效仿!”哥舒翰在听到这句话后,如果还不识趣儿,那就是典型的没事儿找抽。万般无奈之下的哥舒翰只得接受了皇帝陛下的任命。天宝十四年(755年)岁末,哥舒翰率领河西、陇右、朔方、奴剌等十三部兵马十余万人,号称二十万大军浩浩荡荡地开赴潼关。临行前,李隆基在勤政楼亲自为哥舒翰送行,并让文武百官到长安城郊为大军壮行,可以说李隆基对哥舒翰寄予了厚望,京师长安的安危休戚,至此全部系于哥舒翰一身。大军进入潼关后,哥舒翰基于敌我双方的整体分析,决定依然采用先前高仙芝、封常清定下的重兵聚关坚守的策略来与叛军对抗。当时哥舒翰虽然拥有十余万大军,但真正经过战场上血与火洗礼,灵与肉考验以及生与死较量的士兵并不多,只有少数来自河西、陇右等一直跟随哥舒翰征战的士兵训练有素。最关键的是,哥舒翰此次是硬着头皮来到潼关,以他身体状态来看,纯粹是赶鸭子上架,根本无法料理繁忙的军务。无奈之下,哥舒翰准备将军务托付给他比较信任的御史中丞兼行军司马田良丘全权处理。然而田良丘是个对军事一窍不通、处事优柔寡断的文弱书生,如此危急的局势之下,这么个扶不起来的“阿斗”,让哥舒翰实在放心不下。于是他只得将军队分开,部将王思礼统领骑兵,另一个部将李承光掌管步兵。事实上,从哥舒翰到达潼关的那一天开始,守军的内部就展开了派系之争,王思礼是哥舒翰带去的,算是自己的亲信,但李承光却是高仙芝的部下。高仙芝被冤杀让李承光一直耿耿于怀,哥舒翰虽然功勋卓著,但李承光并不服气。这是因为哥舒翰到达潼关后,治军不能保持公正,对待自己带去的部下十分宽厚,但对待先前高仙芝的部下则十分严厉。这样一来,潼关的守军就不再是铁板一块,不能在大敌当前完全形成一股合力,同心同德,全力对付叛军,搞得将帅不和,军队没有斗志。天时不利加上人和不谐,如此一来,唐军所能仰仗的只有地利了。潼关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考虑到潼关守军的实际情况,应该说哥舒翰采取坚守的策略还是十分得当的。哥舒翰的设想是,利用潼关的有利地势,固守待援。或者说让郭子仪、颜真卿的各路人马在各自的战区消耗叛军的有生力量,待出现有利时机出关给予叛军致命的一击。为了让李隆基充分了解潼关的局势,不至于像猜忌高仙芝和封常清那样猜忌自己,哥舒翰上疏李隆基,详细说明了之所以闭关固守的原因,得到了李隆基的充分理解。从天宝十四年(755年)岁末一直到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半年多的时间,哥舒翰始终没有主动出战过。这期间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后,曾经率领叛军再次来犯潼关,甚至运用计谋让部将崔乾佑仅带不到五千老弱病残之兵驻扎在陕郡,以“示弱”造成一种假象,暗中却在陕郡周围部署精锐部队,想诱骗哥舒翰贸然出关作战。然而哥舒翰也是身经百战,具有极其丰富的实战经验,面对安禄山的诱骗,他来了个死猪不怕开水烫,任凭你风吹雨打,我自岿然不动。就这样哥舒翰在潼关与安禄山形成了胶着状态,其实谁都明白,随着各地反抗叛军的声势愈演愈烈,这种胶着状态无疑对唐军是有利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哥舒翰一定会有机会和叛军一决高下。然而正当两军在潼关处于紧张的对垒之时,唐廷内部开始出

                      桓公转过来,瞄了瞄管仲,眨眨眼说:“他有那么神?”“我虽然没有什么本事,但是跟着您出生入死,把身家性命都寄托在您身上了,我又怎么会有片言只语骗您呢?”鲍叔牙一把把管仲推到齐桓公跟前,信誓旦旦,“您尽管用管仲,他的才能在高傒之上啊。”高傒就是齐国的上卿高敬仲,也就是前面说的国、高二氏中的高氏,在齐国德高望重,而且直接主导了迎立齐桓公的行动,为他登上国君宝座立下首功。齐桓公对于高傒的感激和倚重可想而知。听鲍叔牙这么一说,齐桓公不由得仔细打量了管仲一番:“这还真看不出来。”“您不妨试试。”鲍叔牙说。接下来的故事比较老套。齐桓公先是对管仲拱拱手,管仲也对齐桓公拱拱手,两个人算是见过了礼。齐桓公率先长叹一声,说:“先君襄公在位的时候,不好好料理国政,只喜欢游山玩水,放鹰打猎;不尊重人才,只喜欢讨好妇人。后宫的女人多达数百,都是锦衣玉食,好生供养,军费开支都被用在后宫,而前线作战的将士吃不饱也穿不暖,贤能之士的地位反而不如女人的地位高。国家被搞得乱七八糟,宗庙也被弄得乌烟瘴气。管先生给我说说,有什么办法改变这一切?”齐桓公这个题目出得很大,管仲的回答却很简单:“要想改变这一切,关键只有两个字——秩序。”这就是管仲的聪明,没有长篇大论,只是拣最关键的要点说。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吊起这位国君的胃口,引他继续往下问。果然,齐侯盯着管仲的眼睛,紧接着就追问:“如何确立秩序?”管仲捏捏胡子,若有所思地说:“很久以前,古代的圣王治天下,用的是‘叁其国而伍其鄙’的办法,让老百姓各居其所,各安其业,各就其位,国家也就大治了。”管仲的治国之道在于先治民,把国民分为士、工、商、农四个阶级,各个阶级均为世袭,不能互相转换。简单地说,父亲当农民,儿子必定是农民,孙子也是农民,代代相传,不可变更。根据这一阶级划分,再将全国分为二十一个乡,士居十五乡,工居三乡,商居三乡(所谓的叁其国)。其中十五个士乡,国君自统五乡,国、高两大家族各统五乡(所谓的伍其鄙)。齐桓公听到这里,已经入味,兴致勃勃地坐直了接着问:“如果那样做,我就可以号令诸侯了?”齐桓的兴趣很明显不在治国上,而在于号令诸侯上。这一点,他其实和哥哥齐襄公很相似,但他比齐襄公幸运,因为他遇到了管仲。管仲微微一笑:“别急,刚刚讲的不过是治民之道。治民为治国之本,我接着给您讲讲安国之术。”齐桓公有点失望:“好,先生您接着说。”身体又靠了回去。管仲的安国之术说起来也比较简单:检视原有的法令,择其善者而留用,不善者则加以修订;安抚和尊重百姓,并为生活困难者提供一定的社会福利。齐桓公一听,这还不容易,马上又问:“现在可以号令诸侯了?”管仲搓了搓手,说:“这个……恐怕还不行。”齐桓公打了个呵欠:“那……先生您接着说。”管仲一看架势不对,临时改变了教课顺序:“号令诸侯这件事嘛,也不是没有速成之法。”他半眯着眼睛斜了齐桓公一眼,果然,那家伙立刻竖起了耳朵。管仲接着说:“如果您光靠整兵备战,那么别的大国也会整兵备战,双方势均力敌,不能速成;如果针对小国,您用的是平常的攻伐之器,而小国也自有其防备之术,同样不能速成。所以,速成是很难的。但我可以教您一个绝招,包管您心想事成,而且无须长久等待。”这回齐桓公身体前倾,急切地搓搓手,“愿闻其详。”管仲给开出的速效药叫做“作内政而寄军令”。根据士、工、商、农的阶级划分,士这个阶级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同时也为国家提供充足的兵源。每五个士乡出兵一万,编为一军,全国十五个士乡,总共编制三军,其中齐侯自领中军,国、高两个家族分别领左、右两军,形成以乡土、血缘、宗族为基础的军事单位。士兵们“居同乐,行同和,死同哀”,守卫国土则同仇敌忾,讨伐他国则齐心协力。有这样的常备军三万人,齐侯就可以替天行道,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了。管仲还提出,为了解决战备物资短缺的实际困难,可以采取“轻过而移诸甲兵”政策。一个人如果犯了重罪,可以出一副盔甲和一支长戟抵罪;犯了轻罪,可以一副盾牌和一支长戟抵罪;小罪则可以罚金;嫌疑犯就放了算了。一个人如果被告,与原告相持不下,只要向国家交纳一束箭矢,就可以走人。这样的话,既可以增加武备,又节省了办监狱的开支,一举两得。齐桓公大喜,拍着案几道:“这下我可以号令诸侯了吧?”管仲摇摇头:“还差一点。”“请先生继续说!”管仲说,搞好内政是为了富国强兵。富国强兵之后,还要注重搞好外交,先和周边的邻居搞好关系,退回齐国侵占的别国的土地,不要收受他国的贿赂,“以亲四邻”。再派游士八十名,前往各诸侯国打探情报,看哪个国家的君主昏庸无道,再发动诸侯联合讨伐他。(齐桓公心里犯了个嘀咕,敢情这号令诸侯,也全然不是想打谁就能打谁,还得挑对象啊?姑妄听之。)通过讨伐“无道”的诸侯,齐国的威望树立起来,再率领诸侯朝觐周天子,尊崇王室。到那个时候,您不想号令诸侯,诸侯都哭着喊着要您来号令了。齐桓公听到这里,一拍大腿,站起来对一直恭候在旁边的鲍叔牙说:“师傅您说得对,就是这个人!”这边,管仲还意犹未尽呢,急忙说:“您……我还没说完呐。”齐桓公笑眯眯地拍拍他的肩膀:“不急,以后有的是时间。”接下来,齐桓公郑重其事地斋戒沐浴三天,在大庙里当着全体官员贵族的面拜管仲为相。据《史记》记载,鲍叔牙极力成全管仲,而且甘居其下。相较于管仲的治世之才,当时天下的人们更看重鲍叔牙的知人善任。【齐桓公和管仲:变法是第一生产力】公元前684年,齐桓公即位的第二年春天,齐军进犯鲁国。齐桓公此举,显然违背了管仲给他订的先亲四邻的政策,遭到管仲和鲍叔牙的强烈反对,但是齐桓公急于称霸天下,执意要出兵。而在鲁国这方面,去年乾时大战惨败的阴影尚未消失,现在齐国大军压境,全国上下弥漫着一种悲观的情绪。一个叫曹刿的人出其不意地登上了历史舞台。正史没有记载曹刿的年龄、出身和籍贯,我们只知道他是一个鲁国的乡下人,听到齐国入侵鲁国的消息,他放下锄头,前往曲阜请求面见国君。乡亲们都劝他:打仗,那是吃肉的人操心的事,你一介草民瞎掺和个啥?古代生产力低下,农民难得吃上一顿肉,一般的士族阶层也很少吃肉。所谓吃肉的人,是指大夫以上的贵族,他们天天可以吃肉。曹刿拍着身上的草灰说:“吃肉的人脑满肠肥、不学无术、鼠目寸光,没有深谋远虑,我这草民不掺和怎么行?”于是不顾乡亲们的劝阻,上路去曲阜了。鲁国没有信访局,自然也没有驻京办之类的截访机构,各地官员也没有截访任务和指标,农民曹刿一路通行无阻,竟然很快就见到了鲁国的最高统治者鲁庄公。简单地见过礼之后,曹刿就直入主题:“您打算依靠什么和齐国人作战?”这还用问,打仗靠的是战车、是兵、是武器、是粮草。但是鲁庄公觉得这个问题没那么简单,这就好比一个成年人被问到一加一等于几,总觉得不应该等于二那样。他想了老半天,眼睛看着地面,战战兢兢地说:“吃的穿的,不敢一个人独享,总要分给别人一些。”说完偷偷看了曹刿一眼。曹刿粗声粗气说:“那只是小恩小惠,范围也有限得很,老百姓不满意。”鲁庄公又想了老半天,说:“那,祭祀祖先和鬼神,摆两头牛就说两头牛,不敢说有三头,诚实可靠。”曹刿整了整腰带,不耐烦地说:“那些也只是小信,鬼神其实并不满意。”鲁庄公头都大了,面上也有点挂不住了,事不过三,再答错一次,脸都不知往哪搁,他深呼吸几次,然后尽量沉缓地说:“大大小小的官司,虽然不能一一明察,但总是本着以民为本的原则,正确对待。”这句话的原文是:“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说句题外话,若能将这十一个字挂在全国公、检、法机关的墙上,也许可以减少某些人的傲慢、粗暴和急功近利。言归正传,曹刿听到鲁庄公这么说,终于笑了:“能够忠于自己的职守,也差不多了,可以与齐国一战。如果开战,请带上我。”鲁庄公长吁了一口气,擦了一把汗,连忙答应。鲁军和齐军在长勺(shuò)相遇。鲁庄公的戎车在去年的乾时之战中被齐军缴获。现在他换了一辆新的戎车,请曹刿和他同车。与国君同车是非常恩宠的待遇,草民曹刿愉快地接受了。两军对阵,鲁庄公想先发制人,拿起鼓槌准备擂鼓进攻。曹刿将他的手按住,说:“不是时候,让敌人先敲。”齐军的鼓敲响了,全体士兵举起兵器,有的敲盔,有的敲盾,齐声呐喊:“风,风,大风,大风。”声势极为浩大。按惯例,鲁军这时候不能在气势上输给人家,也要擂鼓呐喊,两军随之各自发动,战车在前,步卒在后,冲向敌阵厮杀。可是齐军吼了一阵子,士兵们嗓子都有点发甜了,鲁国人还是毫无动静。大风呼呼地刮过鲁军阵地,吹得战旗猎猎作响,除此之外,整个鲁军方阵一片死寂。鲁国人不按常理出牌啊!齐国人没见过这种阵势,本来想跃马进攻,战车又悄然往后退回了起跑线,步卒手里的长戟也握出了汗,大伙儿都不知道对手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其实连鲁庄公也不知道曹刿在搞什么名堂,他很想擂鼓进军,可是曹刿将他的鼓槌牢牢抓在手里,就是不给他敲。齐军的战鼓再一次擂响。鲁军仍然纹丝不动。齐军第三次擂响了鼓。站在鲁庄公车上的曹刿松开了手,说:“可以了。”鲁军的战鼓终于轰轰隆隆地响起来。听到鼓声,数百辆战车以势不可挡的速度冲向齐军阵地,战车后面的步兵也挥舞着手中的利刃,嗷嗷叫着冲过来。齐军先是惊愕,既而骚动,然后像退潮一般溃散。鲁军如同参加冬天的狩猎一般在战场上四处屠杀着齐军士兵,那场景,连一贯温文尔雅的鲁庄公都禁不住在车上面红耳赤地吼起来:“杀啊,冲啊,把齐国人统统杀光!”齐军全线败退。鲁庄公下令全军追击,又被曹刿制止了。他仔细查看了齐军战车留下的车辙,又站在戎车前面的横木上,朝着齐军溃逃的方向眺望了一阵(我们也许搞错了,他原先不是农民,而是乡间杂耍演员),然后才说:“可以追击了。”这一仗以齐国人的惨败而告终。《左传》记载,鲁庄公赢了一场战争,却不知道是怎么赢的,于是很虚心地向曹刿请教。曹刿毫不客气,说:“打仗,比的就是勇气。一鼓作气,是斗志最盛的时候;第二次鼓起勇气,就不如第一次;第三次基本上就毫无勇气可言了。敌人丧失斗志,而我方斗志旺盛,所以能打胜仗。至于追击之前,俯看地上的车辙,眺望敌人的旌旗,那是为了判断敌人是不是故意诱我军深入。我是确定齐军车阵已乱,旌旗靡倒,才敢放手追击的。”我要替曹刿补充说明一下:打仗是件会死人的事,对于双方士兵来说,举起武器冲向敌阵,都是一个极其痛苦的过程,充满着恐惧、颤栗,甚至还有对人生的虚无感。两军阵前战鼓齐鸣、士兵高声呐喊,就是为了消除和掩饰这种恐惧感,增强自身的勇气。一旦鼓起勇气,又被硬生生憋回去,就很难再次振作了,遑论第三次?所以才会有“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说法。这和现代人结婚是同一个道理。同年六月,齐桓公不甘心长勺之败,联合宋国再次出兵进犯鲁国,两国联军越过鲁国边境,驻扎在曲阜附近的郎城附近。宋庄公已经在八年前去世,现任宋国君主是他的儿子捷,也就是历史上的宋闵公。鲁国大夫公子偃对鲁庄公建议说:“宋国部队军容不整,我军可以避强就弱,先打垮宋军。宋军一败,齐军也就只能撤退了。请您派我攻击宋军。”一向慎重的鲁庄公考虑了半响,没有答应他。当晚月色朦胧,公子偃命令属下将虎皮蒙在战马身上,偷偷打开城门去偷袭宋军。鲁庄公得到消息,连忙动员全军接应他。宋国人果然没有防备,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士兵们在恍惚之中,只见百余头猛虎在营中横冲直撞,惊惧不已,全军崩溃。在这种情况下,宋国的猛将南宫长万仍然奋勇抵抗,左冲右突,鲁军无人能敌。鲁庄公远远地看见了,取出自己祖传的长箭“金仆姑”,弯弓搭箭,射中了南宫长万的右肩。中箭之后南宫长万被数百名鲁军士兵包围,仍然勇不可挡,直到鲁庄公的贴身护卫遄(chuán)孙加入战团,鲁军才合力将他擒获。宋军的溃败引发连锁反应,齐军见势不妙,连夜撤退。一连两次讨伐鲁国失败,齐桓公刚刚开始的雄图霸业,显然有点流年不利。公元前683年夏天,宋闵公为报去年战败之仇,再一次兴兵攻打鲁国。越来越有战争经验的鲁庄公前率部队迎击,乘宋军立足未稳就发动攻击,一举击败宋军。左丘明对此喜不自禁,在《左传》中记载:举凡战事,敌未列阵就被击溃叫做“败”,敌已经列阵叫做“战”,全线崩溃叫做“败绩”,敌我相当叫做“克”,敌人全军覆没叫做“取”,王室部队失败则叫做“王师败绩”……时隔数千年,字里行间仍能感受到当年鲁国上下的得意之情。回想去年的鲁、宋之战,宋军之所以速败,同样也是因为军容不整、防范不周。一连两次重蹈覆辙,这位宋闵公的治国治军之才,实在令人担心。相比之下,经历了诸多磨难的鲁庄公显得成熟多了。同年秋天,宋国遭遇洪水灾害,鲁庄公及时抓住这一时机,向宋国伸出了橄榄枝,派人到宋国致以慰问之情,说:“天降大雨,毁坏了庄稼,使百姓流离,我怎敢不来慰问?”对于鲁庄公的好意,宋闵公的答复也相当得体:“因为孤不敬鬼神,所以老天降祸于宋国,还要劳烦您担忧,在此拜谢您的好意!”这里的“孤”是宋闵公自称。按照周礼,诸侯在天子面前自称其名,平时自称寡人,国内有凶事则自称孤。对此,鲁国大夫臧文仲表扬道:“宋国有这样的君主,想必要兴旺了。当年大禹和成汤敢于担当责任,说‘天下有罪,都是我一个人的责任’,得到天下人的拥护,终成大业;夏桀和商纣将责任全推给别人,不想承担任何责任,结果很快就灭亡。国家有灾难,君主自称为孤,合乎礼制。宋公言辞谦卑,深知礼数,算是不错的啦!”然而没多久,又有消息传出说,那番话并非出自宋闵公本人之口,而是公子御说(宋庄公的另一个儿子、宋闵公的兄弟)代为捉刀写的。臧文仲又感叹道:“这个人有体恤百姓之心,应该当国君才对啊!”事实上,宋闵公不只是治国无道,治军无方,还有一个坏毛病,那就是口德很差,说起话来肆无忌惮,口无遮拦。随着鲁、宋两国关系的修好,宋国向鲁国提出,将一年前被俘的南宫长万归还宋国,鲁庄公同意了。南宫长万苦战被俘,回到宋国,没有得到一句安慰的话,反而被宋闵公当众奚落了一番:“原来我尊重你,因为你是勇士。可你居然当了鲁国人的俘虏,叫我如何再尊重你呢!”很难理解宋闵公为什么要说这一句话,听起来仿佛仅仅是为了向大家证明自己没水平。一年前那场战争的失败,责任不在南宫长万,而在宋闵公自己身上。现在他不但不反省自己的过失,反而当众奚落曾经奋勇杀敌的南宫长万,这究竟是什么心态呢?常言道,士可杀,不可辱。南宫长万虽然是个粗人,但是将自己的名誉看得很重。公元前682年,也就是南宫长万回国的第二年秋天,宋闵公带领群臣到蒙泽狩猎,因为一场棋局与南宫长万发生口角,宋闵公旧事重提,又揭了南宫长万的旧伤疤,戏称其为“鲁虏”。这一次,南宫长万没有客气,拿起石头做的棋盘,一下就将宋闵公给砸死了。接着他又打死了宋闵公身边的几个侍从,闻讯而来的大夫仇牧和大宰华父督也未能幸免。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这场本来没有预谋的个人行为自然也就演变成了政变。宋国的公族子

                      条水平线上。由于国军普通士兵的战斗力不佳,因此相对文化素质较高的中下级军官才是国军战斗力的核心。在一线战斗中,战斗力主要依赖于中下级军官的临阵指挥和牺牲精神。换而言之,评价国军是否为精锐之师的标准,主要就是中下级军官的教育背景和实战经验。话题回到战场上。日军的负隅顽抗,为援军争取了时间。第三、六、九、十一、十三、十六、十八师团,第五师团一部相继投入战斗。之前提过,日军序号前二十的师团为甲种师团,而第五、第六师团则是甲种之中的甲种,是日军战斗力最强的两支部队。通过日军的兵力分配,可见其对上海战场的重视程度。日军虽是在战役开始后才进行兵力调动,却很快在上海完成了陆海空三军高达三十万人的部队集结。要知道这些部队分别来自中国东北、华北、台湾,朝鲜甚至日本本土。与日军超强的战斗动员能力相比,国军的运兵能力就差远了。中国铁路、公路包括航道的运输能力都太小,兵力根本无法一次性地调上来。在这种运输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很多部队甚至是同一支部队都被迫拆分,有的坐车,有的步行,迫不得已形成了兵家所忌的“添油战术”——军队只能是梯次投入战斗,编制混乱,缺乏统一领导,各自为战,兵力和火力不能集中使用。别看战后国民政府号称有七十万军队投入了淞沪会战,但真正有效投入的军队远未达到七十万。所以完全可以认为,日军在上海的兵力并未处于下风。日方不仅兵力不吃亏,还可以依靠其优势空军以及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舰载大炮,支援其陆战部队的作战。中国军队被迫在日军的空中优势火力和重型武器压迫下与敌对抗。日本空军的轰炸机以及海军的舰炮毫无顾忌地向中国军队阵地成吨成吨地倾泻着钢铁和炸药,战斗进入最惨烈焦灼的状态。在争夺最为激烈时,一个连上去十分钟就全部阵亡,一个师扔进去几小时就没了,淞沪战场就像一个巨大的熔炉一般,填进去就熔化了。国军牺牲的壮烈程度,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历史上,没有前例!蒋介石的中央军精锐损失惨重,班、排、连、团的基层骨干损失大半,这些人都是打了很多年仗的职业军官。大量中下级军官的牺牲,令部队的战斗力在短时间内难以恢复元气。在中国驻印远征军未成军之前,国军面对日军时多缺乏战而胜之的底气,也不是毫无理由的。中央军的巨大牺牲,令蒋介石很心痛,但也很欣慰。因为他独揽军政大权的十年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令出如山。调令所到之处,原本习惯于为一己私利而各自打小算盘的军阀们——粤军、桂军、湘军、川军、滇军、被改编的东北军,居然不讲条件,不提困难,不远万水千山,杀向了淞沪战场。如川军杨森的二十军,徒步、乘船、坐车,花了整整一个月,终于在10月初赶到上海,没有休整就直接投入战斗中。就这么一支穿着草鞋,装备低劣,身无长物,又刚刚经过长途跋涉的羸弱之师,竟然以伤亡七千人的代价与日寇激战了七昼夜。尽管无数国军闻义赴难,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退,即便阵地化为灰烬,军心仍坚如铁石!但现实情况是,国军在经过头两个月的狂攻之后,不仅被迫由攻转守,且渐渐抵挡不住日军的攻势。战局危急!这是由三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其一,精英尽出的中央军在头两个月的战斗中损失惨重,而之后补充上来的大都是各地军阀的杂牌部队,战斗力大减,这一进一出,形势逆转,国军再也无力压制日军。其二,我们的后勤系统跟不上。抗战发生时,我们是以一个近代农业国家拼死抵抗一个近代工业国家。我们的大部分武器都是进口的,仅枪支便来自十几个国家,更别提如飞机、坦克此类的高端武器,基本是打一架(辆)少一架(辆),根本无从补充。枪、弹的生产能力也有限,无法满足战场消耗。而日本则拥有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所有武器均可以自行制造,且产量充足。这样的两支军队交手,除了以惨烈的牺牲换取胜利一途,再无其他的路可走!其三,我们失去了制空权,天空变成了日机的天下。日本轰炸机连难民都不放过,何况是行军中的部队,这就使得上海周边的交通几乎完全堵断,军队运输非常困难。后勤补给跟不上,战伤者得不到救治不说,打到后来士兵连口粮也没有了。说一千道一万,原因只有两个字——国力,绝对的力量是一切的基础。拼到10月底,由攻转守的中国军队已经几无还手之力。为避免全军覆没,国民政府决定将主力撤至苏州河以南阵地。为掩护大军撤退,必须留下一支部队牵制日军。这个任务最后交到了孙元良麾下八十八师五二四团手里。说是一个团,其实它的建制已经被打残了,只剩下一个营。原团长已经阵亡,接受断后命令的是刚刚由副团长晋升为团长的谢晋元。谢晋元,黄埔四期生,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一有死无生的任务,率领麾下仅有的四百余官兵在闸北四行仓库布防。四行仓库与英美租界只相隔一条苏州河,因此这场防御战将进一步吸引国际社会的注意力。中国军队在整个上海就此一支孤军。当时谢晋元接受采访时,为了虚张声势便说了句“我们有八百人”,从此“八百壮士”威名远播。谢晋元和他的部下们抱定殉国的决心,即便只剩下一枪一弹,亦必与敌周旋到底。这一周旋就是四天四夜,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军队不屈不挠的意志和抗战到底的决心,也赢得了世界对中国的尊重与同情!四天后,谢晋元接到蒋介石“珍重退入租界、继续为国努力”的手令,撤到租界。主力这边撤退得并不顺利。大军在撤出上海时不够果断,舍不得退出战斗。就这么一磨蹭,让瞬间的迟疑变成了永久的遗憾,日军指挥官趁机使出了他们使用频率最高的战术——迂回包抄:一部正面强攻,一部从侧翼包抄,两面夹攻。日军增援部队在杭州湾金山卫附近突然登陆,从侧翼迂回包抄了国军的后路。国军腹背受敌,阵脚大乱。11月初,蒋介石被迫下令全线撤退。淞沪会战就此以中国军队的失利而告终。此役中国军队伤亡三十余万,团以下军官半数殉国,但也迫使强大的、团结的、凶悍的、野蛮的、世界一流的日军付出近九万精锐伤亡的惨痛代价!此役中国跟敌人耗掉了三个月的时间,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三个月解决中国”的计划,为从上海等地内迁大批厂矿机器及战略物资,坚持长期抗战争取了时间!相比之下,我们太过弱小,我们国力不足,我们战略部署欠妥,我们战役指挥不当,但我们决心以全面的牺牲来面对历史危机的挑战!面对强敌的入侵,面对蹂躏与侮辱,我们誓死抗争,我们矢志不渝,我们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全国军民众志成城、同仇敌忾的壮丽悲歌,这不仅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更为中华民族赢得了生存的权利和发展的时间!换了现在的中华民族,小日本你再来上海试试?!

                      太原会战

                      上海作战陷入困境之时,北方的战火还在熊熊燃烧。“七七事变”后,日军遭到了中央军汤恩伯部在北京南口与河北张家口一带长达十九天的坚决抵抗,史称“南口战役”。日军在付出近万人的伤亡后,迅速完成对北京、天津、察哈尔、河北等地的占领,而后直扑山西。日本人所打的如意算盘,是从南方的上海和北方的华北同时发起攻击,形成南北夹击向西合围的态势,迅速灭亡中国。日军先锋是板垣征四郎。前文说过,“九·一八”和“一·二八”都有他参与,当时这小子不过是一个大佐(上校),而现在他已晋升为中将,担任日军成名于“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第五师团(广岛师团)第十九任师团长。可能因为板垣征四郎缺失了一些正常细胞导致其少根筋,所以与一般的鬼子相比,他的精力和斗志格外旺盛,更加好战。他率领的第五师团在中国的八年间,先后对阵中国七十多个师,鲜有败绩,人称“钢军”。因为中国人民对小鬼子板垣征四郎印象太深,所以第五师团又被称为板垣师团。不过,鬼子的如意算盘完全在中国军方的预料之中。面对入侵的日军,蒋介石命阎锡山和卫立煌在长城一线率众抵抗,史称“太原会战”。这个“众”绝对名副其实,阎锡山的晋绥军、中央军卫立煌、老西北军孙连仲、单衣赤足的川军邓锡侯,还有共产党的部队,合计近六十万人马。国军的对手日军的数量约为十五万。其间,阎锡山安排了十一个军近十万人在平型关附近阻击日军,被称作“平型关战役”。但这十一个军中唯有国军第八路军取得了胜绩,这就是我们熟悉的“平型关大捷”。从哪里突然冒出来的国军第八路军?“西安事变”结束后,蒋介石虽然履行了停止“围剿”红军的承诺,但在如何改编红军的谈判中,双方却是难以达成一致。淞沪会战爆发后,日本人的枪炮、亡国灭种的危机迫使双方不再犹豫。于是国共双方重启谈判,并迅速达成一致,蒋介石同意给予红军一个军三个师四万五千人的编制,红军三大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也就是我们后来常说的八路军。朱德、彭德怀任正、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下辖一一五师(主要由红一方面军缩编成)、一二〇师(主要由红二方面军缩编成)、一二九师(主要由红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缩编成),师长分别是林彪、贺龙、刘伯承。编制规整后,八路军立即奉命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八路军的派驻地是山西,受阎锡山节制。1937年9月25日,林彪指挥一一五师在平型关附近设伏,消灭了板垣师团二十一旅团的辎重部队。辎重部队说白了也就是管后勤的运输部队,负责运输军械、粮草等物资,非正规作战部队。出于抗战的需要,当时共产党和国民政府对外都大大地夸大了战果,后来我们的教科书沿用了当时的战报。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论调才逐渐改变,歼敌数目一降再降,终于降到不到一千人。探究歼敌数目的多少不是重点,此处只想强调一点,战斗过程绝不像今天那些为了吸引眼球而设计出种种匪夷所思桥段的抗日神剧所描述的那样:神功盖世的中国人民玩弄日军如虐杀蚂蚁——徒手撕鬼子,手榴弹炸飞机,杀猪刀、石块、弹弓、飞针也成了杀鬼子的利器!一个个愚蠢猥琐、无能弱智的日军,主动把身体送到我方帅哥靓女们打不完用不尽的子弹前面!各种雷人的台词层出不穷——同志们,八年抗战开始了!我爷爷9岁的时候就被日本鬼子残忍地杀害了……抗日神剧对强悍和先进的对手进行丑化与贬低,实际上只是在贬低那些在抗战中牺牲的烈士和活下来的胜利者,把一段悲壮的历史记忆变成搞笑的娱乐节目,实在是对不起为国家存亡而英勇奋战的英雄们!实际情况是这样的。一一五师是八路军的第一主力,参加伏击战的官兵几乎都是从长征中走过来的老红军,战斗意志与战斗技术均属国军中的出类拔萃者,尤其在改编过程中,由于缩小了编制,营长变连长,连长变班长,班长变战士,导致部队中干部的比例非常高,其战斗力不言而喻。八路军占据有利地形进行偷袭,人数十倍于敌,且攻击的只是敌人的一支运输部队,打起来的激烈程度还远超常人想象。八路军付出了约千余人的伤亡,又厮杀了大半天,才分出胜负。据说,毛泽东在陕北得到内部战报后,亦曾为牺牲的将士数量之多心疼不已。亲自指挥此役的林彪在事后专门做过经验总结,他说:我们过去从北伐到苏维埃战斗(国共十年内战)中还不曾碰到过这样强的敌人。好在付出收获了回报。一是获胜的一一五师缴获了不少好东西。最重要的当数军大衣,因为马上就要入冬了,而大部分八路军将士都只有单衣。后来林彪穿着这次缴获的日本军大衣出去兜风,被阎锡山手下一个尽职尽责的哨兵当成日本军官一枪给撂了,林彪重伤,就此退出抗日战场。等林彪再次出山时,已是国共争天下之际,林彪好似专为内战而生。二是八路军通过此战积累了宝贵的抗日经验。据老八路王汝林回忆,八路军后来找到了跟日军打白刃战的办法——“群殴”,即以班组为单位同日军拼刺刀的战术,至少三个人结成一个小组与鬼子拼刺刀,有防守的,有助攻的,还有佯攻的。八路军没有和第五师团的主力交成手,但中央军卫立煌和晋绥军傅作义,在雁门关附近的忻口,跟以第五师团为主力的日军打了一仗,历时一月,史称“忻口战役”。因为双方主力精锐尽出,所以此战成为抗日战争中中国北方规模最大、战况最激烈的一次战役,也是一场决定性的战役。尽管将有必死之心——第九军军长郝梦龄战死,尽管士无贪生之念——国军将士牺牲高达十万,尽管国军的前线指挥官表现得可圈可点,尤其是突然冒出来的“无名之将”——晋绥军将领陈长捷超水平发挥,几乎做到了独当一面,尽管国军歼敌万余,但整个战役还是以中国失利而告终。在忻口战役中,国军不仅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还消耗了四万多发炮弹,可以说把阎锡山的太原兵工厂这几年生产的炮弹清仓甩卖给了鬼子。这次几乎称得上孤注一掷的战役输掉之后,娘子关和太原也相继失守,整个太原会战以失败告终。就此,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中日两国在北方的大规模战事宣告结束。1937年11月初,太原失守后,众将领都玩了命地逃,大多数人都一口气逃过了黄河。没逃几天,蒋委员长的电报就来了,过黄河的人都挨了一顿臭骂。于是,众人只得收拾行囊,卷好铺盖,转身折回山西。阎锡山躲到了晋西,就此玩起了在三个鸡蛋上跳舞的高难度杂技:有时联共,有时反共,有时抗日,有时联日,有时拥蒋,有时拒蒋。当然了,这一切都是为了生存,为了保住他的地盘。傅作义去了草原大漠,厉兵秣马,两年后创造出了“五原大捷”,成为“射雕英雄”。卫立煌则跑到了晋南,从此在中条山附近以半正规、半游击的方式抗日,日子过得虽不易,但也打过十余次小胜仗,在日军的包围圈中勉强站住了脚。杀出个黎明第五章中国伤得起,日本输不起

                      双面唐生智

                      话题回到南方战场。有经验的人都知道一个常识:打胜仗并不能完全显示一支军队的素质,军队在战场失利,被击溃打散之后有序撤退、重新组织、再次投入战斗的能力,才能真正彰显一支军队的素质!从这一点来看,国军还需要在不断的战斗中尤其是大规模的高强度战争中提升自己,国军离成为世界一流的强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淞沪会战末期,国军腹背受敌,阵脚大乱。从上海逆长江而上三百公里的土地上,国军在日军的追击下,撤退逐渐变成了溃败,溃败又逐渐变成了溃逃。军官们已经无法收拢部队,无法有效组织第二道防线来保卫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首都南京门户大开,日军即将兵临城下。南京守军大都是刚刚从上海战场上退下来的残破疲惫之师,如中央军王敬久第八十七师、孙元良第八十八师、宋希濂第三十六师、俞济时第七十四军、桂永清的教导总队,以及临时补充入伍的新兵。也就是说,南京一无可用之险,二无可用之兵。战还是不战,这是个问题。可蒋介石从政治角度出发,决定守一下。他认为南京是国家首都,是孙总理陵寝所在,一枪不放就撤出,自己怕是会被民众的口水淹死。蒋介石甚至提出由自己来守城,但之前老跟蒋介石唱反调的唐生智站出来反对说:委员长,国家还需要你,你负责撤退和迁都以统领全局,此处就交给末将吧。于是唐生智临危受命,誓与南京共存亡。南京背靠长江,可谓是背水一战。可唐司令觉得这还不够绝,因此组织了一个督战队驻扎于出城渡江北上的通道——挹江门,还把大部分船只都给砸破了,只留下少量船只让督战队统一掌管,意思是谁也别想弃城逃跑。接下来他又命令驻防长江北岸的胡宗南第一军:谁敢乘船北逃,你给我格杀勿论!大家可能会奇怪,那支一统广东和北伐的绝对主力——第一军,居然沦落到了当大刀队的境地?第一军初到上海时,尚

                      始终没有将他交出去,最终顺利将他扶上了宋国国君的宝座。按理说,宋庄公应该知恩图报才对,怎么好意思反过来向郑国伸手索要财物呢?郑厉公先是拖延,既而提出先支付一小部分,接下来开始赖账,最后干脆板起脸来,把宋国的使者拒之于门外。在宋庄公看来,这笔看似一本万利的政治投资还没分到红利,就已经面临清盘的危险。郑、宋两国的关系,因为宋庄公的贪得无厌,再一次走到了悬崖边缘。这个时候,鲁桓公出面来斡旋了。仅仅是一年多以前,郑庄公还带着齐、卫两国的军队讨伐鲁国,“来战于郎”,现在鲁国为什么愿意出面来摆平郑国与宋国之间的这笔肉账呢?《左传》对此没有解释,只写道:“公欲平宋、郑。”我想,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应该首先是郑国主动找了鲁国,要求恢复友好关系,并请鲁国出面解决郑、宋争端;其次是因为一年多前的“郎之战”,起因与郑庄公有关,现在郑庄公已经去世,鲁国朝野也就消了气,毕竟是以和为贵,想通过调和宋、郑两国这样的外交活动来重新建立友好的国际格局。宋庄公还是蛮尊重鲁桓公的。没办法不尊重,当年贿赂人家的郜大鼎还在鲁国的宗庙里放着呢。两国元首在句渎会盟,就解决郑、宋争端的有关问题进行商讨,然而没有取得一致性意见。鲁桓公锲而不舍,又约宋庄公在虚地会谈,仍然未果。到了冬天,又不辞严寒与宋庄公在龟地会晤,宋庄公没有被感动,表面上答应,背地里还是坚持要郑国把账付清楚。鲁桓公毛了,干脆和郑厉公在武父结了盟,两个国家联合起来,把矛头对准了宋国。宋国也不示弱,联合一些小诸侯国讨伐郑国,于公元前698年打到新郑城下,烧了新郑的城门,捣毁了郑国的大宫,并将郑国大宫的大椽取下来,带回宋国做了城门的大椽。战争的机器又开动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因各种各样的原因卷入战争,分成了鲁、郑、纪和齐、宋、卫、燕两个集团互相攻伐,中原大地又乱成了一锅粥。第二章新鲜血液的注入:外族崛起【南蛮入侵,不能小看的邻居】《左传》记载,公元前710年,“蔡侯、郑伯会于邓,始惧楚也。”当时的郑伯还是郑庄公寤生,那一年蔡、郑两国的关系其实还处于互相敌对的状态,两国元首之所以平心静气地坐到一起开研讨会,主要是因为两国都感受到了来自南方楚国的威胁。有必要先简单介绍一下楚国的历史。楚国的先祖据说是黄帝的孙子高阳,也就是上古五帝中的颛顼。高阳有个孙子叫重黎,在帝喾(也是五帝之一)时期担任了“火正”,也就是主管火烛事务的官,为当时的“火利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被帝喾封为祝融氏。到了商、周时期,祝融氏有个后代叫鬻(yù)熊,在今天湖北荆门一带立国,就与中原互有往来。周成王年代,鬻熊的后人熊绎“桃弧棘矢以共王事”,拿着桃木弓和棘枝箭侍奉周天子,替天子驱邪除灾,被封为子爵,立“楚”为国,定都丹阳,可以算作是楚国的第一任君主。古代交通不便,信息难通,楚国所处的地区山高皇帝远,经济也不发达,历代周天子对于楚国的事情很少过问,基本上是任其自生自灭,因此中原各国对楚国也没有太多重视。而楚人久居蛮夷之地,渐渐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信巫鬼、重淫祀、长于幻想玄思,与中原地区的周文化截然不同。在政治上,楚人更将自己置于中原诸国之外。周夷王年代,楚子熊渠大规模扩张自己的势力,得到江汉之间(长江与汉水流域)人民的拥护,将势力范围扩大到今天的安徽省境内。熊渠自觉劳苦功高,不满足于周朝赦封的小小子爵称号,有了去中国化的意图,公然宣称:“楚国乃是蛮夷之国,与中原诸国不同,不必听从周朝号令!”一口气将自己的三个儿子都封为王。要知道,周朝封给诸侯的最高爵位也不过是公,王是周天子独有的称号,熊渠将自己的儿子统统封为王,可以说是对周朝统治的公开反叛。周夷王为人懦弱,也懒得去管熊绎这个山大王,但是他的儿子周厉王是个出了名的暴君,脾气相当火暴,对熊渠那一套另立中央的做法深为不满,熊渠掂量了一下轻重,怕周厉王派兵打到山里来,几年后又主动将那几个王爷的封号取消了。等到周平王东迁,周室明显衰落,楚国人称王的心思又动了。公元前741年,楚子蚡(fén)冒去世,他的弟弟熊通发动政变,杀死了蚡冒的儿子,自立为君。熊通统治楚国的年代,正是中原各国开始战乱纷争的年代,诸侯不尊天子,卿大夫不听令于诸侯,弑君灭国的事情不断发生。而楚国偏居南方,远离战乱的中心,一方面努力发展经济,一方面不断侵略汉水流域的小诸侯国,其眼光也开始窥探中原诸国,隐然已有问鼎中原之志。一句“始惧楚也”,足见当时中原诸国对楚国这个“非我族类”国家的防范和畏惧之心,而像郑庄公这样雄才大略的君主,对楚国的威胁自然不会掉以轻心,所以不惜纡尊降贵,与敌对的蔡国共同商议防楚大计(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郑庄公之所以盯住蔡国而非其他国家,是很有远见的,在此不提)。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当时的中原地区就好像一个村,村里的村民以姓姬的为主,当然也还有为数不多的外姓,因此把这个村叫做姬家村也无妨。姬家村有一个村长,在名义上管理着大大小小百十来户村民。这些村民原来一直依照着一套叫做《周礼》的规矩生活,相互之间基本上能够和睦相处,就算是有点矛盾,请村长出个面也就解决了。可是自从村长为了躲避村子外头野人的骚扰,从村子西头搬到村子东头,他的威信就下降了。大伙儿有了矛盾,也不再去找村长评理,先是互相骂街,发展到用拳脚相加,再发展到拉帮结派打架,闹得不可开交。闹归闹,可终究还是一个村里的人,说的基本上是同一种语言,风俗习惯也大致相同,相互之间的交通与沟通不存在大的问题。大伙虽然相处得不太好,但如果村外的野人跑来抢牲口,就近的几户人家也总是能够互相帮助,齐心协力把野人给赶跑,内部矛盾与外部矛盾那还是区别对待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村子外头的山林里,出现了一户陌生人家。这家人的穿着打扮、语言习俗都与村子里的人不同,喜欢装神弄鬼,逞勇好斗。据有知识的人说,这家人的祖先原来也是村长家的朋友,村长还给过他一个地保的名份,让他去南边的山上殖民,后来他家就与山里的野人混到一起,久而久之,也养成了野人的生活习惯,断发文身啊,茹毛饮血啊,甚至吃人肉啊……不一而足,总之是相当可怕!更可怕的是,这家人根本没有把村长放在眼里(虽然大家也没把村长放在眼里,但自己并不觉得是多大不了的事),并且不满足于在山上做地保,总想着怎么跑进村子来干坏事,村子外围的十几户居民都受到了那家人的威胁,以至于村子里头那几户德高望众的大户人家,都开始考虑怎么应付他了。公元前706年,熊通亲率大军入侵汉水之东的随国。随国姬姓,是周王室的后裔,也是汉水之东最大的一个诸侯国。之所以选择这个时候进攻随国,估计与一年前周桓王在濡葛被郑国人打得落荒而逃有关。天子连自己都顾不上,哪还顾得了随国呢?熊通如是想。楚国军队驻扎在随国的瑕地,熊通一边修整战备,一边派大夫薳(wěi)章前往随国,表达发展两国友好关系的诚意。和郑庄公一样,熊通也总是先礼后兵。随国派了大夫少师前往楚军大营与熊通谈判。这边,楚国军营彻夜商量对策。大夫斗伯比作了一通自我批评说:“我们多年以来想在汉水以东扩展势力而不能如愿,主要责任在自己身上。我们总是整顿军备,耀武扬威,用武力压迫这些小国家,搞得这些小国都很害怕,联合起来对付我们,没有办法各个击破。随国是汉东各国中最大的国家,如果骄傲自大,必定会与其他小国产生隔阂,我们也就有机可乘了。”他建议熊通将老弱病残的部队摆出来给少师看,让少师产生楚军不堪一击的错觉。另外一位大夫熊率且比马上提出反对意见:“这个搞法恐怕不行,随国有季梁这样的人物,我们骗得了少师,恐怕骗不到季梁。”斗伯比也相信得宠的蠢人更容易骗,但他有另外的想法:“眼光放长远一点撒,少师很得随侯宠信,总有一天随侯会听他的话。”熊通原来的计划是先和谈,谈不拢就用武力威胁。听了斗伯比的建议,他觉得很有道理,下令把精兵都藏起来,只派一些老弱病残的军士无精打采地迎接少师。少师来到楚营,与熊通闲聊了一通国际形势,八卦了一下两国的民俗风情后就回去了。他来的时候慢慢吞吞,回去的时候快马加鞭,急着向随侯汇报情况。“快,快……赶快发兵攻打楚军大营。”一见到随侯,少师顾不上擦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少师你是说……现在……就发兵吗?”随侯抚着少师的后背,结结巴巴地问,对此建议不是很确定。“没错,我去看过了,楚军尽是老弱病残,楚将都是酒囊饭袋,更搞笑的是那个什么熊通,见我的时候还带着两个妖里妖气衣不蔽体的女人,左拥右抱,全无体统。请您赶快下令,动员全军部队,一举歼灭楚军!”少师兴奋地说。随侯高兴得都合不拢嘴,跳起来说:“好,咱们一举歼灭楚军,也让各国好好见识一下随军的战斗力!”他一边说,一边示意身边的侍从给他穿上盔甲。“且慢。”站在旁边一直沉默不语的大夫季梁突然说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您有什么话不能等到打完仗再说吗?”少师不满地说。对于人称智囊的季梁,少师总是带有一种天生的抵触情绪——他那张圆饼样的脸毫无英气,也看不出有多少智慧,说话却慢吞吞,老气横秋,尤其喜欢泼冷水。季梁并不理会少师,对伸手挡住随侯说:“请您且慢发兵,以我之见,楚国是故意摆出一些老弱残兵来引诱我们上当。”“胡说!”少师的脸都扭曲了,蹦到季梁跟前质问道,“你难道是说,我在撒谎吗?难道我会背叛主君吗?”随侯只是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等着季梁的长篇大论。“请您想一想,这些年来楚军纵横江汉之间,所向无敌,正所谓气势如虹,怎么可能尽是老弱病残之辈呢?”见随候若有所思,他又继续道,“自古以来,小国能战胜大国,是因为小国得道多助,大国失道寡助。主公您知道何谓道吗?道,就是忠于人民而获信于神。作为君主,要多想和多做对老百姓的福利有益的事,就是忠;主持祭祀的时候不说假话,就是信。”随候听到这里还一脸茫然,干脆一屁股坐下来,“现在百姓都吃不饱,您却总想着表现自己,主持祭祀又总喜欢夸大其辞,欺骗鬼神,以这样的品德,居然想以弱胜强,打败楚国人,我……真不知道您是怎么想的!”季梁说到最后,握着拳头,跺着脚,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少师连忙后退了几步。随侯激动得跳起来,脸红到脖子根,强辩道:“我祭神,总是用最肥壮的牲口,最丰盛的谷物,您说说,我倒是怎么欺骗鬼神了?”季梁长叹道:“您知不知道,人民意志就是鬼神的意志啊。所以圣贤之君总得想尽办法先填饱老百姓的肚子让他们安居乐业,然后才敢在祭坛上摆上肥壮的牲畜、美味的五谷、甘甜的酒水,心安理得地感谢神明庇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百姓安居乐业,朝野上下同心协力。这样社会和谐,神也赐福,工作也顺利。现在人民三心二意,鬼神也六神无主,您一个人独自丰盛,何福之有哦。我劝您啊,赶快整顿内政,团结周边的兄弟国家共同对付楚国,才能免于祸患。”随侯愣了半晌,看了看少师,又看了看季梁,垂头丧气地说:“大夫言之有理,寡人受教了。”熊通在瑕地等了两天,不见随军前来挑战,叹息道:“看来这位季梁确实是我们的眼中钉啊。”斗伯比安慰他说:“急事慢做,咱们有的是时间,不争朝夕。”楚军偃旗息鼓,回到了国内。当然,这次远征也并非完全无功,熊通临走之前,派人给随侯捎了一句话,大意是,我熊通乃是蛮夷之人,现在看到诸侯不尊王室,互相侵伐,天下已乱,我也没有别的本事,只有一些穿着破烂的武士,想凭借他们插手中原的政治,请您向王室转达我的意思,给我一个尊贵的配得上的封号。所谓尊贵的封号,自然是封他为王。随侯派人将熊通的要求报告给王室,遭到王室的断然拒绝。如前所言,古代交通不便,信息难通,人们的办事效率也不高,楚国与中原的交流更加困难。当随侯将王室的答复反馈给熊通,已经是一年多之后的事了。熊通得知自己的要求被拒,勃然大怒:“寡人的先祖鬻熊是周文王的师傅,先公熊绎仅仅被周成王封为子爵,统治南方。现在蛮夷部落都臣服于寡人,而王室却拒不承认寡人的地位,也罢,那寡人就不客气,自尊为王了!”从此之后,熊通就不再是楚子,而被称为楚王。因为他死之后的谥号是“武”,所以在历史上,他又被称为楚武王。公元前704年,楚武王率军进攻江汉以南的濮族部落,将濮地并为楚国的领土,进一步增加了楚国的实力。同年秋天,志得意满的楚武王在沈鹿召开诸侯大会,邀请汉水流域各国国君共商合作大计。据史学家考证,这次大会堪称春秋史上第一次诸侯大会,远比齐桓公“九合诸侯”要早,可以视为楚国称霸汉水流域的标志性事件。可是,河南南部的黄国和汉东的随国没有派代表参加大会,这也是对楚国的霸道表达的一种无声的抗议。面对这种公然不合作情况,楚武王也理所当然要采取行动,一边派薳章前往黄国进行外交施压,一边亲自率大军第二次讨伐随国。同样是不赴会,黄国受责而随国受兵,一方面是因为黄国太远,地处中原地带,以楚国当时的实力,还没有能力远袭黄国;另一方面是因为“汉东诸国随为大”,随国树大招风,如果随国屈服,其他小国家也就只能乖乖就范了。这次,楚国大军驻扎在汉淮之间休整,静观随国如何应对。对于楚国人此来的目的,季梁是相当清楚的:楚国人不是为了消灭随国而来,只是希望随国臣服于楚国,给汉水流域各国做一个表率。对比了双方的实力和优劣势之后,他给随侯提了一个先礼后兵的建议:楚国以不赴会为由来讨伐随国,我们应当避其锋芒,派人到楚王那里去认个错,请求免于惩罚。楚国人如果得理不饶人,我们再战不迟。在中国的历史上,每当一个国家到了危急关头,就会出现主战派和主和派两种不同的声音。一般来说,主战派慷慨激昂,无所畏惧,恨不能早日开战;主和派慢条斯理,思前顾后,不到最后关头不放弃外交努力。季梁就是主和派,他深知楚国战斗力之强,不到逼不得已,他是不愿意看到两国开战的。但是,深受随侯宠信的少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主战派,他对季梁的谨慎深感不屑,以他的经验来看,楚军就是一块自动送上门的肥肉,上次随候原本已经要发兵了,被季梁一通长篇大论砸得晕头转向,志气大伤,这次决不可再让他当面指着鼻子说我们不懂得治国之道,不得神明庇护啦。因此向随侯提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建议:“必速战,不然将失楚师!”这是《左传》记录的原话,如果翻译成现代文,就是:必须要速战速决,否则的话,再也找不到更好的机会来消灭楚军了!言下之意,他是怕楚国人又像上次那样,还没开打就跑了。随侯也许是被楚国咄咄逼人的气势给惹恼了,也许是对季梁的批评还耿耿于怀,决计要做出个样子来给这个只懂得讲道理的胖子看看,于是听从少师的建议,将全军拉出城去,跟楚国人打起了野战。本来,楚国人远道而来,后勤和后卫线都被拉得很长,随国人就算要打,也完全可以以逸待劳,躲在坚固的城防设施背后消耗楚军的实力,待其疲惫之时再奋力出击,或许还有几分胜算。但是,在少师的眼中,楚军还是几年前看到的那样羸弱不堪,完全没有必要凭借城防设施来取胜,即便现在兵强马壮,以他们的蛮夷粗俗也万万敌不过我们泱泱随国的智勇双全,因此采取了主动出击的战略,希望一

                      倒,狴犴的吼声竟是震去了它们剩余的两魂两魄。“哇哈哈,小猫发威还真管用。”林岳乐开了花,“回头我去买几斤鲜鱼,好好犒劳你。”众人哑然失笑,这小子得意忘形间居然真把狴犴当家猫了。“那胖子既然能操数百只囊倮,怎么会那么不堪一击?”晖儿望了望塔楼上的绿色道。话音未落,塔楼倏然贲裂,一个硕大的圆球凌空砸向众人。“轰”,急忙躲避下,圆球砸在了地上,灰土飞扬中现出了一个巨大的凹坑。“嘿嘿……”圆球发出一阵令人发寒的笑声,在粗短的四肢支撑下,翻身站了起来,扁圆的脑袋上露出一张扭曲的人脸。“臭胖子,丫还没死?!”林岳惊骂道。这圆球正是被林岳困在塔楼的胖子,原本有些傻呵呵的他已经变得面目狰狞,肥胖的身体像充了气似的鼓胀了不少。胖子没有答话,口中依旧怪笑着,臃肿的身形以惊人的速度直冲向林岳,由于四肢短小的缘故,看来就像是一个圆球在四处滚动。“你要送死,我也没办法。”林岳垮着脸原地跺了跺脚,两个巨大的仙人球气球般地在身前暴涨了出来。蓬然一声,胖子的身体竟将仙人球撞了个粉碎,浑身扎满尖刺的他就像一个活动的仙人球飞速地攻向林岳。“我靠!”林岳一惊之下身子斜斜闪开,一根藤蔓横空卷出恰好将他吊在了半空。胖子身形猛地一顿,皮球似地弹射向空中,对着林岳就是一撞。砰!两个球体在空中对碰,发出震耳的声响,林岳翻身跃下,蹿到了耿婆身边。空中落下一个巨大的金属球,那是我情急之下用以阻挡胖子的,相撞的一面已经有些凹凸不平。胖子被反作用力震的飞了出去,但身子刚一落地又跃了起来,一付弹性十足的样子,不依不饶地继续向林岳撞去。“和他硬来没用。”耿婆微微一笑,“这小子把自己也变成了残魂倮。”眼见胖子逼近,耿婆不慌不忙地从袖中掏出一根三寸长短的木棍,身子一跃竟以相同的速度迎上了胖子,两人相交之间耿婆一个跃起,双手持棍点在了胖子胸前。胖子的速度并没有减慢,顶着耿婆继续前冲。耿婆在空中身子一缩一弹,越过了他的头顶,稳稳地落在地上,手里的棍子已完全没入了胖子的肥肉中。“癸水化乙木,震宫伤门生!”耿婆掌中聚起一团水球,反手拍入了胖子的左后心。咯咯几声,胖子的身形顿了下来,浑身肥肉一阵颤动,前胸后背相继爆出无数碎裂的木片,整个身体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软软地瘫在了地上。……此刻,某个城市的一幢大楼里。“风爷,这不能怪我,当时事发突然……”陈子浩低声辩解道。“吱吱”,一只金毛猴子跳到了陈子浩的肩上,两爪使劲地抓扯着他原本就所剩无几的头发。陈子浩痛得一阵咧嘴,却没有伸手驱赶在他头上作恶的猴子,身子依旧直直不动地站在那里,一付诚惶诚恐的模样。“解释的越多证明你想掩饰的更多。”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从大班椅上站了起来。那金毛猴子停止了恶作剧,跳在了椅背上,跟着一个翻身跃上了那男子的肩头,双眼恶狠狠地盯着陈子浩。“急着立功不是件坏事,但你要清楚自己的实力。”男子拿过一个苹果递给肩上的猴子,“擅自改变路线,全队死得只剩下你一个,这就是不按我计划去做的下场。”陈子浩的脸色已接近死人,双腿开始微微地颤抖起来,额头渐渐渗出了一片汗珠。“你也是老人家了,做事要懂得沉稳,有空多和莫曹学学茶道。”男子转身望电脑屏幕,挥了挥手,不再理会陈子浩。见此动作,陈子浩立刻如获大赦般地不住应承,狼狈地走出了房门。“这群人的成长速度越来越快了。”男子冲着肩上的金毛猴子道,“事情也变得越来越有趣了,接下来是不是该让他们见识得更多些?”金毛猴子听懂了似的看了那男子一眼,丢下啃了一半的苹果,蹿到一旁的装饰架上,搬下一个物件。那是一个柳州工艺品棺材,精巧的制作工艺使得这副只有二十公分长短的微型棺材看上去和真品一般。“呵呵,你和我想到一块去了。”男子不由笑道,“这应该是个上上之选。”金毛猴子咧开嘴无声地“笑”着,双爪抱着那副微型棺材不住地在桌上敲打,显得异常兴奋。男子身旁的电脑屏幕上正播放着一段监控视频,画面上一个体形奇特的胖子软软地瘫倒在一堵围墙边……八、月夜活尸有时候工具的性能只是相对而言的,即便人们运用如何精妙的言词去修辞和夸张,在特定的环境下还是会显出不足。进入陕西境内,路虎越野车渐渐开始丧失了相对平稳,不住的颠簸使得车内的人怪异地弹动着,仿佛每个人的座位下都装上了一个超级弹簧垫。“我……说……稳点……行不?”林岳被颠得直呲牙,“斧头……都快砍……头上了。”车子的速度慢了下来,望着表盘上的指针,我摇了摇头,搬动方向盘将车靠在了一边。“呼~~得,这下世界清静了~~”林岳舒服地伸了个懒腰,“骨头都快散架了。”“一路上就你叫的欢。”我打开车窗,点起一支烟,“那斧子看出什么名堂没?”“那个啥……哎唷喝~~”林岳刚拉开腔,头上突然挨了一掌,后座的耿婆板着脸向我俩做了个噤声的手势,随手指了指歪在座位上的晖儿和S。我们都忽略了连日舟车劳顿所带来的疲劳,她俩早已疲惫不堪,各自靠在座椅上沉沉入睡,就连那只活泼的狴犴也已卧在S的腿上惬意地打着呼噜。我冲林岳摆了摆手,小心地打开车门,蹑手蹑脚地下了车。“晖儿和S是累坏了,跟着我们这么跑,的确难为她俩了。”我叹了口气,坐在了一边的大石块上。“得了,老凡,咱们这些人还用得着计较这个?”林岳掂了掂手里的金玉药斧,“说实话,有时间感慨,还不如趁早把这事儿给了了。”“嗯,这斧子你看出什么没?”我点点头,向林岳问道。“没头绪啊,外形、材质和我看到过的一样,根本没啥特别的。”林岳挨着我坐下,“照我看,关键在手法上,而不是这斧子。”“手法?你是说那胖子和囊倮身上的痕迹?”我沉思了起来。在与囊倮的那场大战后,马哲明死在了混战中。不过,即便他活着,只怕也无法提供出什么有价值的线索。照之前的情况来看,他应该已经失去了思维意识,所谓的“发疯”很可能就是他被改造成囊倮后的特征表现。我们搜遍了整个精神病院,却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唯一可以称之为线索的便是这把别在胖子腰后的金玉药斧。林岳检查了几具囊倮的尸体,发现它们的身上有多处奇怪的痕迹,像是被钝器敲击造成的瘀青。他思索了一下,走到胖子的身边,三下两下将胖子扒了个干净。在那堆肥肉上,竟也有着与囊倮相同的痕迹。大批的囊倮、金玉药斧、胖子的变异,这些零星线索渐渐在我们的大脑中串成了一个完整的链环。这所精神病院很可能是用来研究某种方法的人体试验场,方法应该是与金玉药斧有关,而试验的主持者就是这个有些疯癫的胖子。可这些人究竟在研究什么方法呢?制造囊倮组织生化兵团?恐怕只有在充满危机意识的西方电影里才会出现这样的桥段,更何况在现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面前,再多的囊倮也只不过是炮灰而已。难道是生命边缘理论…………陕西省,礼泉县烟霞乡,九山附近。按地图上的路线,陕西的第一站便是唐朝的昭陵。昭陵,唐太宗李世民墓葬之处,属依山陵墓,首开了中国封建帝王“依山为陵”的先河。昭陵总面积近两万公顷,周长六十公里,是我国帝王陵园中面积最大、陪葬墓最多的一座,同时也是唐代具有代表性的一座帝王陵墓。陪葬墓约有一百八十余座,主要有长孙无忌、程咬金、魏征、温彦博、段志玄、高士廉、房玄龄、孔颖达、李靖、尉迟敬德、长乐公主、韦贵妃等墓,还有少数民族将领阿史那社尔等十五人之墓。从各种迹象来看,在五代时期昭陵就已经被盗,之后的岁月中,昭陵中的珍贵文物流失严重,著名的石刻“昭陵六骏”也散落不齐,其中的两骏至今还存放在美国费城大学博物馆。而最为世人所瞩目的《兰亭序》真迹,更是落为了千古之谜。不过,陈子浩他们最关心的应该不是昭陵中的奇珍异宝。李靖,唐卫国公,一生征战无数,功绩显赫,在行军作战中擅用奇门遁甲,被唐太宗誉为史上“十大名将”之一。由此看来,能引起陈子浩等人兴趣的,应该就是这位唐朝名将遗下的某些东西了。只是,无论怎样查探,李靖生平所有与奇门遁甲相关的却只有一本早已通传世间的《卫公兵法》而已。……“老凡,总不能老在车上将就吧?”林岳苦着脸道,“窝得我都快酸了,找个点儿休整休整吧。”“附近都是山村,找户农家借宿也好。”耿婆望了望山脚下的村落,脸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这儿的人应该很会欢迎我们的。”……“唉~~这叫什么事儿嘛!黑灯瞎火的就撂这儿了。”林岳靠在车边长吁短叹着,仰头喝了一口瓶里的米酒,“这名牌车也会抛锚?”“切,逻辑混乱,名牌就保证不会坏了?”S白了他一眼,举高了手中的电筒,“你家的Windows也是名牌啊,还不照样是三天两头出问题?”“呃,这可不能比。”林岳打了个嗝,满脸惬意道,“那是软件,这车是硬件。”“油嘴问题,幸好堵得不厉害。”我满脸油污地合上引擎盖,晖儿拿过一条毛巾细心地帮我擦拭着。“还是人家王亦凡能干。”S关上电筒,敲了林岳一下,“谁像你,就会躲在边上喝酒说怪话。”“哎~~我可是在帮他分析故障原因。”林岳满脸委屈道,“再说了,常五根送的米酒都快馊了。”“呵呵,别怪他了,这种东西喝点没坏处。”耿婆笑着道,“兴许还能有帮助。”“您老怎么也帮他说话?”S不服气道,“酒能有什么帮助?”“蓬”,车身猛地一震,似乎尾部被什么东西撞到了,站在车头附近的众人都是一愣,打着手电向车后望走去。车后,一辆老式二八自行车横在了地上,一个穿着单褂的小伙子正呲牙咧嘴地坐在那里。“饿贼~~”那小伙瓮声瓮气地说道,“介路上停地是个啥?”浓重的陕西方言听得我一头雾水,不过这小伙子应该是夜里没看清抛锚的越野车,一头撞了上来。“嚯,小伙儿挺结实啊。”林岳看了看车后一处被撞瘪的痕迹道,“快赶上坦克了。”“你没事吧。”我友好地上前拉起那小伙,“我们的车子抛锚了,只能停在路上。”“车坏了?坏了奏停兜哦么人的地方起。”小伙子气鼓鼓地扶起自行车,用力扳正歪斜的车把。“叮呤呤”一串车铃声传来,又是一辆自行车跟了上来,车上跳下一个五十来岁的朴实汉子,满脸疑惑地看着我们。“瓜娃,这大地车子,你奏是么看到,还胡然撒涅?”问清原因后,那汉子训斥道。“赫漆漆地,饿奏是么看到么,奏知道骂饿。”小伙子小声嘟囔着,显得十分的委屈。我们在一旁哭笑不得,这纯朴十足的陕西乡音完全听不懂意思,但从年龄模样看来两人应该是父子,这父亲正在教训儿子。“你们是外地来地?”汉子似乎察觉到我们的尴尬,操着不太标准的普通话道。“是啊,来陕西旅游的。”我点头道。一番寒暄后,大家互相认识了,那汉子叫姚建国,小伙子是他儿子,叫姚远山。父子俩是山下村落的居民,刚从隔壁村串门回来。听说我们在找住处,姚建国立刻热情地邀请我们去他家,说是后屋正巧空着,可以腾出来给我们过夜。车子暂时还不能用,只得锁好留在山路上,姚建国父子带着我们步行向村子走去。薄云散去,天上一轮黄色的圆月照亮了脚下的道路,夜空似乎比平日更为高远,四周的空气清新醒人,连日的疲惫和压力仿佛减轻了许多。姚建国看着天空中的圆月,脸上顿时蒙上了一层阴影,姚远山凑近他正想说些什么,却被制止了。“还有三里路,大家快点么。”姚建国招呼着我们,眼睛却不住扫着四周。“你咋喝酒了么。”姚远山惊道,一把拽住了刚走过他身边的林岳。“呀?就喝了两口米酒,干啥?”林岳被看他惊怕的样子不由有些莫名其妙。“奏知道幕囊,快点走么!”姚建国喝了一声。两人的表情中似乎隐藏着什么惧怕的事情,难道这附近有什么古怪吗?“月黄夜莫走,要走莫喝酒,喝酒莫带狗,狗叫一两口,九曲莫回头。”耿婆突然念道。我心中一动,这段民间顺口溜似乎在哪里听到过,应该是某种夜间的忌讳,但又一时无从想起。“老人家,你咋知道是这东西么。”姚建国听得一愣。“你们村子最近是不是被这东西闹得厉害?”耿婆不答反问道,“知道这东西有多少吗?”“饿贼,奏是不知道么。”姚远山打了个冷颤道,“看到的么几个活的。”“您老说的是什么?”S好奇道,“这附近有什么危险吗?”正说话间,她怀里的狴犴突地竖起了耳朵,口中不住呜呜着,似乎发现了什么。与此同时周围几处传来奇怪的声响,好像有东西正在摇晃着接近我们。“你看你们说啥捏。”姚远山两脚打颤道,“那东西来了~~”“别往后看,拐着走!”姚建国低声道,轻轻将自行车放倒在一边,脚下沿着山路歪歪扭扭地走起曲形路线来。奇怪的声响离我们更近了,速度也似乎加快了不少。看着姚建国父子快步走去,我们不由紧步跟上,但心中多少又有些疑惑,这里到底有什么东西在作怪?耿婆不紧不慢地跟随着众人,脚下走得并不是很快,两眼凝重观望的样子更像是在做着什么准备。夜风拂过,清爽中带着一丝阴冷,其中还夹杂着些许异味,闻起来有些奇怪。“亦凡,你闻到什么味道没?”晖儿悄悄地问道。“嗯,闻到了。”我低声答道,“有点酸臭,像什么东西馊了似的。”随着那些奇怪声响的接近,空气中的异味更重了,但已不再是微微的酸臭,而是换作了极为刺鼻的恶臭,并带着某种酸腐的气息,这味道……“靠,这是尸臭!”林岳一脸惊愕道,“黑灯瞎火的,怎么会有尸臭?”“呵呵,你说呢?”耿婆笑了笑,突然停了下来,“总不见得有人扛着尸体在后面追我们吧?”“呃~~”林岳一阵恶心道,“你那意思是……会走路的尸体?!”“老人家,快些走么。”姚建国急道,“遇上那东西奏是个死。”“跟着我们的是活尸?!”我终于记起了那段顺口溜的由来。这是古时陕西黄土高原一带流传一首顺口溜,说的便是夜间行路的一个忌讳。陕西黄土高原、湖南、湖北一带是尸变现象较多发生的地域,月圆且月色泛黄的夜晚,一般就是葬穴内外气息交汇及地气最易返潮的时际。这时最易导致尚未腐化的尸体产生尸变,于是夜间走夜路的人就最易撞见这些产生尸变的尸体,民间将其称之为“活尸”。而且走夜路忌讳喝酒,一来喝酒很容易让人气息加重,血脉受酒精影响而活络起来,导致周身的气息旺盛。这样一来,那些趋于生人气息的活尸就会很容易嗅到;二来,喝酒喝多了头昏眼花,就算直接撞上活尸也不一定能认出,或者走路批偏偏倒倒,容易摔跤跌倒,或者喝醉了干脆一头栽在野外大睡,死的不明不白。喝酒走夜路已是危险之至,但再带条狗则更为危险。民间有种说法,狗、猫、狐狸、狼等牲畜野禽极易催生尸变,它们的气息即使两米之外也能被尸体吸纳。如果带狗在身边,狗这种动物特别喜欢到处乱嗅,说不定就会在哪座乱墓边嗅出个尸变。不过,据说狗能认出活尸,若见到活尸时,狗会吠上一声到两声,但绝不会再叫第三声,然后就是龇牙咧嘴的低声哼哼。带狗在山里走夜路时,若见到狗突然朝一个人影叫上一两声,然后便在主人跨下慌乱地钻进钻出,那么,记得要马上离开。离开时要走弯路,九曲十八弯,不能走直路。这是因为直路顺风,常常会把人的气息一条直线地留下了,而活尸辨人便是通过人的气息。走弯路可以在各个方向留下人的气息,打乱活尸的嗅觉。不过,现在的情况却很微妙,一来我们人数众多,要想隐藏迷惑活尸很难,二来林岳喝了酒,气息十分旺盛。S怀里抱着的是狴犴,它身上的龙脉地气更是让活尸趋之若鹜。更何况,那些活尸的数量应该不会少于十只,四散分布呈扇形向尾随而来。“不急,现在靠走是走不掉了。”耿婆

                      ”。商路开辟也大有收获,与西班牙、葡萄牙、英国等国签署通商协议,并严拒其“在台设教”,既争取最大利益,又维护主权。这位在父亲生前将其气得七窍生烟的“逆子”,一点一滴,实现着父亲兴复台湾的遗愿。能实现的原因,在于他用对了一个人——陈永华。陈永华,即金庸武侠小说里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的原型。和武侠小说比,历史上的他没有出神入化的武功,却有另一样远超越小说人物的智慧——安民。在郑氏集团振兴台湾经济的全过程里,他是总设计师。他是福建龙海人,前明官员陈鼎之子,清军破福建,陈鼎自尽殉国,15岁的他凭机智逃生,至厦门投奔郑成功,从此得到重用。早在郑成功东征台湾前,身为行军参军的他就为郑成功进献“安台十策”,包括兴商、屯田、立法等后来的各类措施尽在其中。而后他一直留守厦门辅佐郑经,郑成功过世后,黄昭拥立郑袭叛乱,又是他果断行动,在厦门火速逮捕黄昭等人的亲信,稳定局面,助郑经东征平叛成功。在郑经正式坐镇台湾后,他先出任监军御史,后任“总制使”,实为台湾的“大管家”。他主持屯田大计,亲赴台湾南北各地视察,并派专员向各地屯军教习农业耕作技巧。性格上他铁面无私,在台湾经济初兴,兼并之风初起的时候,他厉行严政,重手整治郑家宗室以及功臣苏将的不法行为,遏制了郑经继位初期的“兼并风”。对普通百姓则宽仁有加,重“德化”,凡是涉及到平民百姓的要案,都亲自核查,力求从宽,减少株连。甚至连黄昭叛乱这类的大案,也敢为株连问题与郑经力争,终赦免了数百无辜百姓。在台18年间,亲手平反的冤狱重案就有27起。他的“民族团结”工作也做得好,对台湾各族酋长礼敬有加,不但多有丰赐,饥荒年多有赈济,广泛推行新耕作技术,还力邀其中的“干才”入仕为官。里里外外一肩挑,可谓是呕心沥血,郑成功对其的评语“卧龙再生”,观其一生实为恰当。他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甚至影响到今日的台湾——兴儒办学。早在公元1662年台湾初平时,随郑经留守福建的陈永华就写信给郑成功,力陈在台湾兴儒办学的重要性。后来随郑经赴台后,再次把兴办儒学提上日程。彼时台湾,之前荷兰殖民者大行“去中国化”,在岛内传荷兰文,兴基督教,陈永华到后改变了这一切,永历九年(公元1665年)起开始“建圣庙,立学校”。首府设“国子监”,为最高学府,地方设“府学”、“州学”、“县学”,并规定“送子入乡塾者,免徭役”,可谓是台湾特色的“义务教育”。科举制度也随即建起,分州试、府试、院试,院试得中者入国子监学习3年后参加“中试”,中试得中者则“补六官内都事”,一套完整的儒家教育体系由此创建。而“兴儒”的另一举措就是招纳人才,中国大陆,乃至东南亚各地的诸位前明学者纷纷来投,至郑经统治中叶,已达上千人。这些人都由陈永华主持安置,贤者安排职位,或讲学或为官,即使一时未及安排的,也由政府发放俸禄“恩养”。苦心经营下,原本“化外蛮夷丛生”的台湾岛,成为“衣冠文明之地”。此后数百年里,时事变迁,未变的是台湾岛国学兴盛,英杰辈出,毕竟金戈铁马只能喧嚣一时,文化才能永久。当年郑成功命陈永华辅佐郑经时,曾对郑经说:陈永华是天下奇才,我留他辅佐你,你应以老师之礼待之。而观陈永华一生,郑经确实做到了。几十年同风雨共患难,这对君臣感情之深厚,不亚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对明君贤臣的组合。陈永华兴办儒学,推广屯田,发展商业,条条政策,哪怕得罪权贵重臣,郑经也倾力支持,言听计从。陈永华执法严格,不徇私情,常有宗亲宿将在郑经面前哭诉,大进谗言,反被郑经劝道:你等要遵纪守法,否则犯到陈永华手里,我也救不了你。永历十四年,视察基隆屯田的陈永华感染风寒,卧病在床,郑经闻讯后大惊,率太医急赴基隆,亲自喂水端药,调理数日。郑经还将自己的长子,内定的继承人郑克臧托付于陈永华,期待儿子能在陈永华的调教下,成为一代英杰。《鹿鼎记》里的武侠故事属虚构,而小说中的陈近南一句“王爷以国士待我”,确为实情。推心置腹的结果,是兴屯垦,整纲纪,促商旅,开商路,郑经治下的台湾,这个为海峡对岸大儒们所鄙薄的“海匪政权”,成为一个丰衣足食,商旅繁荣,法令完备,文化昌盛,生机勃勃的世界。封建礼教里是“乱伦逆子”的他,确为一个不负先父重托的守成者。六但这个丰衣足食,商旅繁荣,法令完备,文化昌盛,生机勃勃的世界,终于还是毁灭了,为什么?说到台湾郑氏小朝廷的覆灭,大多的原因均归结为郑经死后,台湾郑氏集团内部派系林立,内斗不止,政治腐败,少主当国,冯锡范等小人祸乱朝政的问题。而纵观其灭亡,这些原因都是次要的。覆灭的原因,其实早在清康熙十一年就种下了,是年三藩作乱,郑经乘机出兵,攻占潮州、漳州、泉州等地,并与耿精忠相约“与事互助,无事勿扰”,一时间震撼清廷,形势大好。这次出师,身为股肱重臣的陈永华从一开始就是反对的。早在耿精忠遣使至台湾,约定共同进军的时候,陈永华就力陈:“三藩不可信,更难成事,而今清廷议台湾,尚在犹疑间,而我以小事大,正可行韬光养晦之计。若出师,正坚其决心,后患恐无穷也。”纵览事后的局面,他看得精。其实就在清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清军联合荷兰舰队攻陷金门,拔去郑氏集团在中国大陆的最后一个据点后,“弃台”论就一直甚嚣尘上。在明珠、康亲王杰书等一干执掌国家大政的清朝权贵眼里海洋是没有价值的,筹备跨海攻台,更非精于骑射的八旗军的强项,一心用兵,只能提高汉八旗水师的价值,抬高他们身后的汉官们的身份,这是他们更不能容忍的。而同时,组建水师的巨大花费,更让他们心疼不已。所以多年以来,多数清廷权贵对此都极力抵制,甚至在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施琅率军攻克台湾后,许多满族大臣依然频繁上书,坚称“荒岛无益,徒縻钱粮,不如弃之”。康熙本人,在攻台还是弃台的问题上,长久以来也犹豫不定。这样的背景下,如果能够采取灵活的外交方式,促使清廷放弃攻台的动议,并非是不可能的。但是郑经在公元1674年的悍然出师,在震撼了清廷,宣示了台湾水师的强大战力后,也同样坚定了清廷攻台的决心。同年七月,康熙即下诏,命素来力主复台,先前被解除兵部职务的大学士黄锡衮重新“署理兵部事”。此后,黄大学士的两个妹夫——施琅、姚启圣,一武一文相继得到重用,这两个人,就是后来郑氏家族命运的“终结者”。大清的对台政策,从此不再摇摆犹豫,沿着“平台”的轨道隆隆开进。转向的原因很简单:郑经用事实告诉清廷,台湾始终是清廷的威胁,必须除之而后快的威胁。在郑经的一生里,这大抵算是唯一一次对陈永华未能言听计从,后果却是无可挽救的。可这些郑经是看不到的,也没有时间看到。东进福建失败后,公元1680年郑经返归台湾,从此意志消沉,整日不理国事,沉溺于声色犬马中,次年正月十八日病逝。陈永华也没有看到,郑经东征时,留长子郑克臧监国,陈永华辅政,其间与民休息,深得民望,却遭到以冯锡范、刘国轩为首的派系的嫉恨,屡次散步谣言说陈永华欲废主自立。洞察形势的陈永华明智的辞去职务,退休归养,于公元1680年三月病逝。郑经悲痛万分,亲往吊祭,赐谥号文正。郑经死后,原来的“继承人”郑克臧孤掌难鸣,遭冯锡范一派诛杀,郑经小儿子郑克爽即位。海峡对岸的北京城,却弹冠相庆。康熙重臣李光地兴高采烈地向康熙道贺说:陈复甫(陈永华)殒命,台湾指日可待也。指日可待的日子来了,清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经多年精心筹备后,原台湾郑氏家族叛将施琅,率水师2万人跨海东征,武装攻台。台湾这边,幼主郑克爽才13岁,辅政大臣冯锡范无远谋,自然乱作一团。六月十四日,施琅率水师与郑氏集团刘国轩部在澎湖会战,重创刘国轩。败报传来,全台上下一片慌乱,其间有人提出可迁徙至菲律宾等地,谋求东山再起。却被冯锡范力止,最终在冯锡范、刘国轩等人的主持下,在清军接受了“三不伤”(不伤宗室,不伤官兵,不伤官民)的允诺后,全岛归降。13岁的“幼主”郑克爽被封为“海澄公”,软禁在北京朝阳门外一条胡同,康熙四十六年(公元1707年)病逝于北京。后半生家道中落,虽是“公爵”,却无俸禄,其子也屡遭陷害,多遭发配流放。时至今日,这一门郑氏族裔早已不可考。而当时同被遣送至京城的,还有被郑氏集团恩养多年的明宗室成员,被清廷安排世代守护明十三陵,直到清亡。不知一心志在光复河山的郑成功若泉下有知,该作何感想,可他该怪谁呢?怪冯锡范和刘国轩吗?在这里多说他们几句。先说冯锡范,《鹿鼎记》小说以及影视作品里,他是纵横江湖的武林高手,心机奸诈的大反派。历史上真实的他,却到不了这个高度。有武功不假,郑经留守福建时,他多次浴血冲杀,解救郑经于危难中,清军公元1664年攻陷厦门、金门时,郑氏宗族多人争相归附清廷,唯独冯锡范与陈永华忠心耿耿,与郑经共度难关。于郑经而言,他是个“疾风知劲草”般的忠臣。公元1674年郑经东征,冯锡范以侍卫身份随行,耿精忠的部将刘应麟归降,郑经犹豫不决,冯锡范力主接纳,因此导致了耿精忠与郑经反目,为后来的大败埋下伏笔。郑氏集团参军颜望忠力主征讨菲律宾,开辟新地盘,也被他坚决阻止,后来证明,这些都是错的。与陈永华的矛盾,以及后来辅佐郑克爽篡杀“继承人”郑克臧,其实也是政治派系问题。纵观其一生,这是一个有小聪明,无大智慧,对主子忠心耿耿的小人。而另一个“投降派”刘国轩,历史上的评价还不错,虽与陈永华不和,但确有军事才能。郑成功东征台湾时,他是水师先锋,郑成功病逝后,他参与黄昭叛乱,拥立郑袭,事败后被郑经宽恕,此后他知恩图报,屡立战功,尤其是在基隆会战里重创荷兰舰队,堪称“民族英雄”。郑经趁三藩之乱再次东征时,他率军所向披靡,连克海澄、南安、安西、永春,逼得清军守将穆黑林上吊自杀,因功被封为“武平伯”。耿精忠兵败后,清军反攻福建,是他在南平寨留守阻击,方才保得郑经全身而退。长久以来,他是清军最难对付的对手。后来台湾郑氏家族投降,他被封为顺清侯,驻守天津,任上为官清廉,兴农安民,康熙三十一年病逝于任上,赐太子太保,观其一生,算是能臣。一个“有忠心却无大才”的小人,一个“百战百胜”的能臣,看似尚可,可惜他们都不是陈永华这般拥有卓越眼光的大才。但将台湾败亡的罪过尽数推诿到二人身上,也有失公平。因为施琅兵临台湾岛的时候,以台湾的实力,是根本无法战而胜之的。面对封建社会回光返照时期的中国大陆,领土、资源、人口处于严重劣势的台湾,从来都是无法硬碰硬的,只要清朝政府战争机器全面开动,集中力量复台,台湾就将无任何胜算,即使能够击退施琅的进攻,也无法改变这样的结局。所谓台湾最好的选择,早如陈永华当年所说“以小事大,行韬光养晦之计”,但被郑经轻易地否决了,这个带给台湾二十年繁荣的“明主”,在一念之间,将台湾推进了终结的死胡同,成败,尽在这守成之君。今日台南延平郡王祠有一对联:夫死妇亦死,君亡乃明亡。影射的恰是郑经长子,在政变中被杀害的郑克臧,尽管郑克臧当国,依然无法战胜清军,但是他也许会选择另一条道路:远征菲律宾。毕竟提倡此议的颜祖望等人都是他监国时的重臣,若如此的话,历史,或许又是另一种假设了。七该怎样评价台湾郑氏王朝?什么样的话最准确?或许可以这样说:当中国社会在清王朝的统治下,沿着中国传统的封建君主专制道路行进的时候,孤悬海外的大明朝台湾郑氏家族,无意之间,打开了一条新路,坚定地走了22年,迎来了初步的繁荣,却又被重新拉回到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怀抱里。一个全新的窗口,在迎来些许明亮的光芒后,悄然关闭。然后是无奈的结束,平静的沦陷,沉默的消失,遮掩了22年孤悬海外,壮心不改的岁月,留下了大明王朝300年最后一曲余音。引台湾延平郡王郑经的诗作《悲中原未复》一段,作为对这个政权所有的歪曲,以及对于他走过的所有道路的注解。故国山河尽变色,旧京宫阙化成丘。复仇雪耻知何日,不斩楼兰誓不休。第二十四章南明的灭亡之路一明朝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十九日,“大顺”朝皇帝李自成率军攻破北京,文武官员大多投降,崇祯帝煤山上吊,天子守边关,君王死社稷。统治中国266年的明王朝至此灭亡。而后宁远总兵吴三桂向清朝投降,四月十三日,吴三桂与清军联军,在山海关之战中大破李自成20万大军,昙花一现的大顺政权就此崩溃。随后吴三桂充当清朝急先锋,先追杀李自成,再南下进攻南明政权,终助清王朝一统天下,建立了全国一统的大清帝国。后人皆把1644年看做历史的拐点,特别是看成明王朝结束。而事实上,崇祯自尽后,明王朝并未完全丧失生机,当时忠于明王朝的遗臣们,在那一年并未认识到明王朝即将垮台,相反大多认为南明就要开始。在明朝灭亡后继续建立政权的南明王朝,完全有机会免于灭亡,甚至统一天下。然而历史的机会,被一次次无情地错失。且让我们来看看整个过程。公元1644年吴三桂借清兵入关,后人皆认为他是汉奸,但是在当时,许多人不这么看。比如南明名臣,后来死守扬州,不屈而死的南明弘光政权督师史可法,就曾对吴三桂,乃至对清军寄予厚望。在吴三桂山海关破李自成,引兵南下时,史可法大为兴奋,对好友刘宗周赞叹说:“吴将军(吴三桂)忠义,欲效忠武也。”把吴三桂比作唐朝平定安史之乱的郭子仪,吴三桂借清兵的行为,被看做是郭子仪借回鹘兵平定安禄山的翻版。在彼时南明政权内部,“借掳平寇”是许多大臣的共识,包括史可法、钱谦益等名臣,眼中的首要敌人,依然是逼死崇祯的李自成。今人在说清朝南下时,总说是筹谋已久的雄才大略,其实在占领北京后,在以后怎么办的问题上,清朝方面也是几度犹豫。比如和多尔衮同为辅政大臣的郑亲王济尔哈朗,就曾对多尔衮说到:“占中原不足持久,不如尽早北归。”而许多王公贵戚也担心清朝难以立足,皆主张抢掠后北撤。真正力主清朝建立政权的,是洪承畴等降清的汉官,在几度犹豫之后,彼时执掌清朝大权的“摄政王”多尔衮最终决定在中原立足。为了争得皇室贵族的支持,清军在占领北京后不久即发布“圈地令”,允许王公贵族在中原圈地,并有免税待遇。有了“既得利益”,清朝上下这才同心同德,开始了全国统一战争。从当时的实力分布看,局面对清王朝未必有利。清朝在赶走李自成后,控制区域不过是淮河以北、陕西以东的土地。在当时,江南大地依然掌握在南明政权手里。公元1644年五月,福王朱由菘在南京登基,建立了南明弘光政权。从军事力量看,南明弘光政权拥有兵力100余万,且拥有富庶的东南大地,即使不能收复中原,划江自保绝无问题。外加张献忠尚在四川,李自成余部也四处活动,清朝统一全国,论局面,远难于北宋灭亡后的金朝。但南明政权自己给清朝帮了忙。今人皆说南明弘光帝荒淫,但南明最大的问题却是“党争”。朱由菘登基前,围绕着谁继承帝业,各方势力相互冲突,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主张立桂王朱常瀛,以钱谦益为首的东林党人则想立路王朱常芳,冲突的结果是折中了——福王朱由菘即位为帝,改年号为弘光。弘光政权的势力,主要就是东林党和阉党。东林党以礼部尚

                      是做吃做喝。我跟我二叔学的拉胡琴儿。您知道燕守平注203吗?京胡高手,全国第一把。燕守平拉胡琴,我二叔给伴二胡。后来“文化大革命”,我拉过全本的《沙家浜》,因为我们房管局有《沙家浜》剧组。《红灯记》的“痛说革命家史”,还有《智取威虎山》的“打虎上山”。玩儿呗也是。定:您祖父后来一直跟您家生活?何:一直跟我们在一块儿,我父亲养着。我父亲是80多岁去世的。定:您妈妈是旗人吗?何:旗人哪!端方您知道吗?他们大排行,端五爷,端方行五,我太姥爷行二,端锦是行六。我妈管端方叫叔爷。端方、端锦俩人到了四川保路同志会,镇压去了。端方像定:对呀,后来端方给杀了,端锦也给杀了。何:一块儿就义。要说老姓啊,是托克忒氏,要说汉姓啊,简姓陶。定:其实端方才冤呢,这人其实特进步。何:我妈结婚的时候,连五太太全来了。我姥爷管端方应该叫五叔。这是我太姥爷啊,我姥爷呢,叫荣连,到我母亲呢,就叫秀珍了,都指名为姓。他们的后人就没有联系。后来我母亲拿着毕业证书出去找不着工作,就因为叫秀珍,就这个是旗人,不给。后来怎么办呢?也没有姓,说我老太太娘家老姓姓王,干脆咱们就姓王得了,就这么指东说西,就姓了个王。定:荣连是干吗的?何:吃喝玩乐。我就听说呀,小时候没少挨打,后妈,就说他出去啊,跟人一块儿斗蛐蛐儿,回来啊磕膝盖上边有土,肯定是老师罚跪来的,有土,哎哟,这就一顿打。本身他也好玩儿。那会儿为什么怀塔布注204跟他们熟啊?我姥爷那会儿给他挎刀,当什么呢?当噶什哈。噶什,您知道吗?我给您写,一般俗念就念郭什。给怀大人呢,就当郭什。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本身哪,他不学无术,会什么呢?玩马。定:玩马?这马怎么玩儿啊?何:他那马骑的,邪行了。说有一次也不是谁啊,蒙古的,给皇上进贡,进了一匹烈马,这烈马给了谁呢?给了怀塔布了,这马啊,没人降得住,谁打算上去啊,没门儿,还没到那儿呢,这马“乓”一踢就给踢跑了。有人就说了,说荣连,你不是会骑吗,你看看怎么样。他说我试试,也不知是怎么着,他就冲这马比画比画吧,一不注意,“咵”地一下,上去了。这马直撂蹦儿,可是怎么蹦,他始终就摔不下来。说行,管理人说配上鞍子,他说我带它遛遛去吧,配好鞍子。他不是住东厂吗,出来,从美术馆,再往东,东四,朝阳门,朝阳门外神路街,那儿有个庙嘛。定:东岳庙。何:快到东岳庙了,这马坏呀,突然就撒起欢来,吔——就快,照着一个旗杆哪,拿那肚子就往上一贴,我姥爷就往上一吊,一吊,“咵”,行了,没事儿,那马啊,一下,就老实了。就把马拉回去了。我听我姥爷说,那时候天哪,正冷,怀大人瞧着,我姥爷把那马拴到马桩上了,把衣服往腰里一系,把小辫往脖子上一绕,拿马鞭子就一边打一边骂呀,把那马打得“咴咴咴,哟哟哟——”一下就打过来了,打那儿起,那马,特好使了。定:那他是有能耐呀,你们说人家好吃懒做。何:那他这是玩儿呀,也是跟着八旗子弟一块儿出去玩儿。有玩蛐蛐儿的,那一块儿玩儿去。有玩鹦鹉的,有架鹰的。这是玩马的。当初那会儿,他文化素养不是不行么,说在家逛荡不行啊,端方出头跟怀塔布嘀咕着,说让他挎刀,这么着就当郭什。可是一到辛亥革命呢,就吹啦。定:也不能再玩儿马了。何:玩儿什么啊,什么都没有啦。后来听说是出去做买卖,死在外头了。定:哎哟,他几个孩子啊?何:一共是3个孩子。我一个大舅,一个二舅,还一个是我妈。那大舅啊,4岁的时候就死了。大舅怎么死的?他小时候淘气,扛着一个浆秆儿,扛枪似的。定:什么秆儿?何:就是秫秸秆儿,玉米秆儿。看那边拴一匹马,他拿那个秆儿捅马屁股去了。那马一扭屁股,“叭”这么一踢,就把他踢昏了,昏了以后就发高烧,死了。听说呀,事先都有预兆。他小名叫七一儿,奶奶婆呀,71岁的时候有的他,他的奶奶,就是他的祖母,71岁的时候生的他,那会儿他都吃上钱粮俸米了。他说话有点儿咬舌儿,要盛饭吧,跟我姥姥说:“奶奶,盛得满满的”,管我姥姥叫奶奶,旗人不是叫奶奶么,说干吗盛那么满呢,吃完再盛,“嗨,没日子吃了。”他老说这话,就是出这事之前。后来死了给我姥姥哭的。后来好些人还给她做工作,有个尼姑,说:“你别哭他啦,上辈子你该他的,他坑你来了。”慢慢慢慢地把这事给放开了。后来之后又有了我舅舅。我舅舅1956年死的,高血压,他属猪的。他也赶上吃钱粮俸米了。定:你妈妈后来还行?何:老太太喜欢唱单弦。为什么我也喜欢唱啊,就是受我母亲影响。我母亲还能唱京剧,1958年不是群英会么,我母亲是积极分子啊,北京饭店请客吃饭,她上台演出,唱《四郎探母》。定:唱公主?何:唱老生。好像说,这满族人的家庭,爱学习的多。定:比较讲究精神追求。(笑)何:我小时候就是什么都纳闷儿。你看我那几个弟弟什么的,他们不会,像我们家那些工尺谱什么的,他们都不会。我奶奶就说,我那几个弟弟啊,他们哪个都不着调。我奶奶管他们叫什么呢,管他们叫土鳖。定:您几个弟弟?何:我3个弟弟呢,还有一个小妹妹。我老爱打听事,他们这些人,他们不打听事。连我婶她们娘家的事,他们自己不知道,都上我这儿问来:“我们老家是怎么回事儿?”我说听我婶儿说,她娘家是干什么的?她娘家是保皇粮的,运粮河上,保镖的,镖行,白粮金家。定:他们是汉人还是旗人?何:回人。定:他们老家在哪儿?何:通州啊。一说白粮,白粮就等于是皇粮。老百姓的粮也不是叫军粮还是什么粮。白粮金家他们姓金啊,都是练武的,练刀练枪。他们家那姥爷练的功夫叫“云中踏”,夜里12点的时候,估计这人都有病,夜里12点才开始练呢,蹲得挺好,弯着腰,蹲裆骑马式,拿手,就慢慢慢慢轻捞,捞到什么时候?你听着,这水能响了,这功就出来了。定:这都什么啊,神了吧唧的。何:您就当故事听。那老太太什么都跟我说,她娘家的事也跟我说。他们家一个特点,就是男性活的岁数都挺短,练武出身么,练过了力了。我那婶儿死的时候68岁,她是属鸡的,比我母亲小3岁,今年要活着得九十五了吧。定:他们怎么娶一回民呢?何:那会儿呀,我叔呀不是会摔跤还爱拉胡琴么,正好我婶她那姐夫就是摔跤拉胡琴,这么着,说干脆我把我小姨子说给你吧。定:他们那生活习惯能一样吗?何:生活习惯就随他们家了。所以我跟一般回民要侃起山来,我比回民还回民。定:您那婶也按时上清真寺什么的?何:她不去。反正她挺虔诚的。家里有什么事,乜贴事,上礼拜寺。后来搬到城里头来住宽街,上东四清真寺。

                      3.北京人及其他

                      何:我还跟您说,这第一代的北京人是谁?牛街的回族人。为什么?因为当初啊,成吉思汗征服世界,从阿拉伯弄了好些个小青年儿,东打西打,其中一部分人打到哪儿?就是牛街,到最后那个是元什么宗来的,把他打跑了,这些回族人他没带走,就留在北京了。他们算第一代。第二代北京人,就是明成祖迁都的时候,到了北京了,说皇上吃菜怎么办呢?就从山西洪洞县大量移民,移到北京菜户营。在这儿扎下来以后,专门给皇上种菜。菜户营这人是第二代北京人。第三代北京人就是咱们,满洲。咱们都是抱着老太罕龙尾巴过来的。我分析得有没有道理啊?定:挺好玩儿的。何:我跟您说,这府门头,原来啊,东城,够称上几个府门头的,不多。你看东厂胡同怀家,就是怀塔布家,那算。定:还有麻花胡同继家,秦老胡同增家,金鱼胡同张家。何:还有一家,文董家,还有仓赵家,头上都有一个封号似的。定:咱们说的都不是府门儿,是宅门儿。何:我没赶上过,我听家里老人说,这宅门进去,不是就进它这院子,您得进那垂花门。外头有几间房子,那是下人住。定:传达室。何:除了传达室之外,有水房,有赶车的,拴马的,他们这些人的房子,也是干干净净,都弄得好着哪!进了影壁之后,才见了垂花门,里面这是一溜廊子,东西廊子。这下多大的雨都不用张伞,直接就进了屋子了。这咱们都没赶上。还有说乾隆他妈梳大两把头,这不对。她头发没这么多,再有西太后,头发没那么多,梳小两把头。头发多的时候梳大两把头,根据头发多少来定两把头。定:那我们不懂,我以为头发不多了可以用假发代替。何:不行不行,小两把头就是小两把头。西太后到晚年就小两把头,有重大的仪式,她就不是两把头了,就戴钿子了。珍珠拴成的小盆儿似的。您到内蒙古,王爷福晋什么的戴的那珠子,那叫钿子。公共场合非常隆重的时候,就戴钿子了。这女同胞后头啊,这叫燕尾儿,过去那梳头刘,给宅门儿啊,给宫里头啊,经常梳头,那会儿他也上我们家来,说这头发呀,梳的时候怕梳得不好,怎么办呢,拿那长头发纫上一根大针,这针可扎不着你啊,把头发缝上它,那燕尾儿规规矩矩的,可好看了。还有汉军旗人梳喜鹊尾儿。定:怎么这汉军旗人和满人的发式还不一样?何:有的汉军旗人啊,她为省事。还有一种,也是汉人,有钱的汉人,梳苏州撅,还有一个名字叫搭拉苏,也是它。这都是清朝那会儿梳的头。北京的事儿,这犄角旮旯儿的故事啊,我自个儿都在写。地坛抓蝎子的事儿您知道吗?定:不知道。何:地坛逮蝎子的故事啊,是说有一个小伙子,他逮蝎子,一天啊来一老头:“干吗哪?”“逮蝎子。”“逮蝎子卖钱。”“我呀,给你点儿钱,做个小买卖吧,别逮了,太损。”“哎。”给了点儿钱,不少,几百几千吧,没做买卖啊,胡花乱花,花没了,花没了又逮蝎子去了,草高啊,第二天一看,那小伙子浑身都肿了,光着脊梁死在那儿了。有人说,那个老头是蝎子精,把小伙子蛰死了。这是地坛的故事。马莲的故事我给你讲过,忘啦?定:不记得了。何:也是八旗兵,镶黄旗啊,说那操场啊,老年间不长马莲,说马莲是地门的钥匙。那八旗兵天还没亮呢上那儿遛弯,一瞅怎么长出马莲来了?嘿……一把拔下来了,说这是地门的钥匙,真的假的啊?他随身带着火镰呢,唰唰唰,点着了,“轰”,开了一扇大门,看见一小驴儿啊拉着一个磨盘,在那儿轧黄豆呢,桌子上搁着瓶子罐子的,什么都有,小伙子就纳闷儿,这小驴拉着磨轧黄豆干什么呀,这时候地门就要闭了,他不能白来呀,抓了一把黄豆就跑出来,地门“咵”地就闭上了。他一看这黄豆,全是金豆子。别人就说,你看你这命啊,就是把金豆子,那茶壶茶碗,你要抓出来全是金的。诸如此类的故事,我这儿多极了……
                      下编宅门儿本书序言提到,满洲和蒙古的王公亲贵曾跟随爱新觉罗家族打下清代江山,是清朝统治集团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并与爱新觉罗家族结成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利益集团。事实上,这个集团中人与清皇室的关系也有远近亲疏之分,其中联系最紧密的,莫过于专门管理皇族事务亦即皇室家事的内务府大臣。内务府,全称为总管内务府衙门,是清朝创设的专管皇室“家事”的机构,与管理“国事”的外廷互相独立,不相统属。隶属于内务府的包衣三旗是从皇帝亲自统率的镶黄、正黄和正白三旗亦即“上三旗”所属的户下包衣(Booi,满语,即家的、家人之义)中挑选组成的,称为“内三旗”,与“外八旗”之间,恰似内务府与外廷的关系。内务府旗人既然是皇帝的“家人”,与皇帝的关系就比外廷朝臣更亲近、更特殊。清代外任肥缺如盐政、织造、粤海关监督、淮安监督、九江道等,均用内务府旗人,清朝中叶以后尤其如此。他们在为皇室效力的同时,也为自己的家族获取并集聚了大量财富,有些家族还数代累任内务府总管大臣等重任。《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上曹寅是如此,本书中选择来做访谈的金鱼胡同那家、秦老胡同增家,以及他们不断提到并与之结亲的继禄与奎俊家族也莫不如此。除了满洲王公贵族之外,蒙古王公也是与爱新觉罗皇室关系非常密切的部分。蒙古诸部是满洲统治者最重要、最可靠的盟友,蒙古诸部的向背是清朝统治能否稳固的关键。满蒙通婚则是“怀柔蒙古”的重要手段之一,甚至被清廷提到一代国策的高度。因此,本书把与爱新觉罗家族结亲之后仍居住于京城的蒙古王公后裔,也列入到宅门儿之中。至于不是由于通婚而是由于其他原因居住于京城的蒙古王公后裔,也并入此类。
                      一、最要紧的是门第张寿蓉、张寿崇口述时间:1999年1月19日地点:北京东城区张宅访谈者:定宜庄[访谈者按]与老北京人谈天,常提到旧日京城有“八大宅门”,但我迄今未听到谁能把这八家说全。反正有两家是必提的,一个是金鱼胡同那家,一个是秦老胡同增家。而其中的金鱼胡同那家,尤其是旧日“大宅门”的代表。“那”不是代词,是姓,读nā音。那家,指的是内务府镶黄旗满洲、清末军机大臣那桐的宅邸。那桐在清末政坛上是炙手可热的人物。史称:“清光绪初,满部员之最负时望者为荣禄、端方、那桐,皆于部中最有权,当时所谓红人也。”注205京城百姓称其为“那中堂”。注206那中堂的府第即“那家花园”始建于清光绪朝,位于北京王府井大街金鱼胡同1号,是老北京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大宅门,它曾是清朝与民国两朝官员和达官显贵的政治、交际场所。这里在清末招待过外国公使,民国时国务总理陆征祥和清皇室又都在这里设宴欢迎过孙中山和黄兴,孙中山还在这里发表过重要演讲。许多京剧名角如杨小楼、余叔岩、梅兰芳也曾在此演唱,可称一时之盛。这一切都使那家花园当之无愧地成为北京乃至中国近代政治风云和社会变迁的重要舞台和历史见证。注207那桐的行迹在清代官书文献中记载甚详,即使私人生活甚至逸闻野史,也有诸多材料出版,我对他的政治生涯、是非成败一概不作评价。我在这里,就像前面对清朝皇族子弟一样,是将他和他的家族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来展示的。我关心的是处于这个既不同于汉族官僚,也不同于八旗外廷文武官员的、独特的内务府旗人圈子中的人,以及他们这个圈子形成与交往的方式、他们的日常生活,还有,就是经过这百年大起大落的兴衰之后,他们后人的生活状态以及对旧日荣华所具有的记忆。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们凭借通婚建立起的极其复杂紧密的社会关系,其中又尤以他们与王府之间的婚姻最值得注意和耐人寻味。互通姻娅,这是统治集团内部结构组合的重要方式。细察内务府世家的婚姻网络以及他们如何通过这样的网络保存及伸展相互间的势力,是政治史中不可忽略的内容。同时,如这篇口述提到的那桐两个女儿与一个孙女分别嫁给庆王奕劻两子一孙的姐妹嫁兄弟与“姑做婆”婚姻,以及一个口述中提到的索家姐妹分别嫁与醇亲王(光绪之弟、宣统之叔)府载涛、载洵兄弟家的婚姻等等,都提示我们内务府臣僚与皇室王公间存在的“主子”与“奴才”特殊的紧密关系,亦可见形成于他们之间的婚姻圈具有的特别狭小的特点。此外通过访谈还可以展示的,一是身处其中的家族中人对此有什么样的感受和评判,张寿蓉说“反正那时候门第是太要紧了”,就是一语中的的一例。二是我做口述之前从未注意到的,就是当这个官僚集团已经倾覆并且势力不再的时候婚姻网的仍然延续,这既表现了他们这个家族与社会圈子相对于政治的变迁要较为滞后和紧密,也表明了他们虽屡经

                      日本熟妇乱妇熟色a片在线完了就再没有音信了。夫:后来还来过,听说老头去世了,就……毕:他用德文写是为了出版方便呢,还是他不愿意用汉文写?奥其尔:没有,他德文水平比汉文水平高。策:他不是拿笔写德文,他有一个机器,整天嗒嗒嗒嗒打。和德文相比,他蒙文的水平一般,还是德文水平高。定:您印象里他讲的汉语是北京话吗?策:北京话。挺地道的。夫:我跟您这么说吧,到老年以后,(汉话)他听不懂了。策:对。他就不是汉话的思维。他的母语我觉得应该是德语。奥其尔:母语应该是蒙语,他从小在北京学德语,所以他德语的书面能力、写东西的能力比较好。毕:我们很想知道他对老北京的描述和对个人遭遇的感叹,我们很感兴趣。策:他是在德国出版的。我听他的学生说在德国见过。书里写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别人要是问我,我也不懂,也不敢随便给人看,万一里面有点儿什么不合适的,谁知道会有什么事儿呀。夫:也不知道里面牵扯“文化大革命”没有。定:您怎么没学德文呢?策:我没学德文。我这人可能不开那种窍,我妈教英文的,我也没有那什么。


                      附录毕奥南:《关于帕勒塔生前身后几件事》[访谈者按]由于对帕勒塔以及相关背景,读者可能比较陌生,所以经该文作者同意后,我将这篇文章附于口述之后,以供读者参考。特别要指出的是,这篇文章的后半段特别提到了帕王的侧福晋(即文中所称“京邸侧福晋”),也就是本篇口述的主角——奶奶,从中可知,这位奶奶的来历颇不一般,也并非一直是安详和平、与世无争的人物。清代新疆乌纳恩索珠克图旧土尔扈特东部落盟长扎萨克弼锡呼勒图郡王帕勒塔(1882—1920年4月)因轮值年班前往北京,从一个地方贵族一跃而为京城政坛活跃人物,跻身清朝亲贵之列,转而又成袁世凯的拉拢对象。然而犹如流星划过,他英年早逝,虽然一些学者对他生平事迹有过探究注381,但他生前身后留下了许多有活动线索但无具体事迹的史迹。近来笔者阅读资料,又见到一些与帕勒塔相关的记载,似鲜为人道及。本文对已知情况不再赘述,仅摘录以往忽略不详者略排比分析。敢不揣孤寡,掷砖盼玉而已。

                      1.年班入值走出新疆

                      帕勒塔因轮值年班进京而介入清末民初政坛风云。根据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四月军机处请示及相关安排,年班赴京王公必须十一月内到理藩院报到。旧土尔扈特郡王帕勒塔接到伊犁将军马亮通知,他也在入值年班之列。帕勒塔表示将于九月下旬动身前往京城。按照相关规定,清政府提供使用驿站的方便。帕勒塔申请并得到批准的是“随带跟役五名,骑马六匹,行李三千斤”,为此可以使用地方提供的三辆车注382。此前帕王父亲巴雅尔郡王也曾使用驿站进京朝觐。巴雅尔向护理伊犁将军、副都统富勒铭额申请使用11匹马、随带人役10人、向导1人、大车5辆注383。按规定,郡王级别使用驿站有相应规格,两相比较,同是郡王爵级,从帕勒塔父子不同时期不同待遇看,驰驿规定似可变通。到了京城,帕勒塔受到慈禧太后的接见,根据档案资料,清廷原来安排是让帕勒塔“前赴美国游历”,后来又改派去东洋游历注384。这与通常讲的帕王自己申请赴日不同。留日期间,他曾入振武学堂学习注385。在京城期间,帕勒塔见到“京师女学堂林立”,想到自己福晋“年青无知,诸务未谙”,致电父亲巴雅尔,希望允准儿媳也前往京城上学,以期“开通心智,俟毕业回府,以便教化所部妇女”。其父巴雅尔去过京城,对新疆外部世界有所了解,思想较为开通。对帕勒塔请求表示同意,并为儿媳行程致函新疆巡抚,争取到安排车辆行走驿站的待遇。于是帕勒塔福晋得以赴京注386。应该讲巴雅尔思想开通,对于帕勒塔夫妇走出新疆影响很大,而介入京城风云变幻的政治活动则使帕勒塔迅速成为令人瞩目的王公翘楚。据1945年时任新疆省主席的吴忠信回忆,约光绪末年(约三十三年),吴忠信在南京任营长,帕王莅南京阅兵,他见到的帕王是“身材瘦长,唇蓄短须,相貌英俊”,可见当年参加阅兵的帕勒塔是清政府器重的亲贵子弟。三十多年后,作为蒋介石信任的边疆大吏,吴忠信仍感叹帕王“为余生平见面蒙族首领之第一人”注387,可见时人印象之深。有档案记载,光绪三十年(1904年),帕勒塔请理藩院代奏,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发生回乱,因为甘肃巡抚陶模发给来复枪2000杆,借此训练蒙古马队250名,得以保护当地游牧。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再次发生回乱时,因有马队保护未受侵扰。以后新疆巡抚饶应祺添发了20杆毛瑟枪,但为数无多,不敷使用。提出“拟自筹资斧,在天津大仓洋行购定毛瑟枪120杆,子弹两万四千出运回,以便训练”。请求清廷准运。当年二月二十九日“奉旨依议”,得到批准,沿途放行注388。帕勒塔条陈蒙部新政等奏折、政见在社会各界产生影响,年轻的帕勒塔在京城政坛迅速崛起。政坛如此“快进”也易遭人物议。1910年7月13日,伊犁将军广福上奏朝廷,揭发帕勒塔“函致署伊犁府知府贺家栋。欲以官权压买羊只。又称拟将贝子德恩沁阿拉什劣迹纠参,指称交伊犁将军查办,革去此人之爵。将来覆奏。能否办到。若由将军自行严劾更佳等语”,帕勒塔被斥之“擅致信函,挟私请托,实属不安分”,受到罚俸处分。不过二个月后,可能南北形势紧张让清政府深感缺乏得力大臣,于是免除了对帕勒塔的处分注389。当外蒙古宣布独立,清廷让帕勒塔署科布多办事大臣注390,以期能够牵制外蒙。

                      2.帕勒塔从不认共和到支持共和再到支持袁世凯复辟之转变

                      在讨论清帝退位的御前会议上,帕勒塔与那彦图、贡桑诺尔布等蒙古王公坚持清帝不能退位,帕勒塔甚至发表声明,表示决不承认共和注391。报纸还曾以“帕邸不认共和之声明”为题写道:“京函云,现蒙古各王公之反对共和,已纪各报。兹闻其反对最力者,除喀尔喀亲王那彦图以外,以旧土尔扈特帕勒塔为尤甚。”帕勒塔甚至声称,蒙古所以臣服中国,“惟与清廷有血统之关系”。“一旦撤销清廷,是蒙古与中国已断绝关系。将来驱逐中原,尚不识鹿死谁手。”注392不久帕勒塔“因病请假旅行”。此时孙袁南北议和将成,清廷已经岌岌可危,蒙古王公保皇派已有人离京回旗,号称要调兵勤王。帕勒塔请假是否与此有关尚不清楚。清廷下谕“赏假四十日”,没批准他离京“旅行”注393。清朝退位的形势让支持的蒙古王公陷于尴尬境地,蒙古王公联合会于是集体转向。喀喇沁贡王、土尔扈特帕王等共21人特开大会。会上帕王“反复陈说今日大势所趋,实非宣布共和,不足以弭乱;而组织共和政体,实非联五大民族合而为一,不足以免亡国之祸”。据说随后全数赞成共和注394。很短时间内态度鲜明做出截然不同政治决定,实非一般王公所能做到。其间,帕勒塔曾向俄国驻北京代办传递过由蒙古王公联合会起草并经袁世凯删改的“蒙古管理章程”注395。据包尔汉讲,1912年1月伊犁起义得到当地少数民族的支持。冯特民发起组织了“五族联合会”,“乌苏县四棵树地方的旧土尔扈特亲王帕勒塔(曾留学日本士官学校)也派人前来伊犁,表示支持革命”注396。这大概并非全是耳食之言,此时帕勒塔已经转向拥护袁记“共和”,遂被袁氏委以阿勒泰办事长官重任,并加封亲王。联合伊犁、迪化两方面势力作为阿勒泰地区后援无疑是必要的。帕勒塔是否真就“拥护共和”了呢,1917年11月,帕勒塔任临时参议会议员注397。袁世凯称帝,帕勒塔与那彦图、贡桑诺尔布等蒙古王公再次拥护袁记帝制,留下逆流式潮流而动的不光彩记录注398。为什么帕勒塔等王公会反复于共和、帝制之间?简单言之,当时蒙古王公联合会的王公大多数人对君主立宪或共和并无定见,他们对主导并掌控蒙旗政治及在国体更替之际保障蒙古原有权益更为关切。帕勒塔作为王公阶层代表,其政治取向不能不受到局限。

                      3.乌苏八音沟承化寺与帕勒塔家族关系

                      清季洮州喇嘛棍噶扎拉参(察干格根)在北疆护民御乱的功业是研究者耳熟能详的事。清廷迫于俄国压力,先将承化寺从阿尔泰迁至乌苏八音沟,复将棍噶扎拉参调离新疆。光绪二十年(1894年),回到新疆安插徒众的棍噶扎拉参又奉旨“由八音沟起程,回甘肃洮州新寺祝嘏诵经”注399。帕勒塔父亲巴雅尔郡王原来打算派人将棍噶扎拉参迎回八音沟承化寺。不意次年九月棍噶扎拉参在洮州圆寂。考虑到“该呼图克图前在塔城、阿尔泰山及各处所办案牍上年已随带赴洮,今各徒众返新并未携回”,巴雅尔致函镇迪道,准备派人前往查取,要求利用驿站,镇迪道也认为“棍噶扎拉参呼图克图在洮圆寂,所有由新带往案牍自应取回备查”注400,同意巴雅尔派人使用驿站。棍噶扎拉参呼图克图圆寂使蒙古信徒颇为失落。于是帕勒塔父亲巴雅尔郡王向伊犁将军长庚呈文,要求清廷让棍噶扎拉参呼图克图转世注401。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巴雅尔赴洮州进香,商请甘肃巡抚陶模,奏准清廷赏给洮州棍噶扎拉参新寺庙号普佑寺,并仿照棍噶扎拉参在八音沟所建承化寺章程,由政府每年酌定僧众口粮一千二百斗注402,奠定官庙地位。鉴于该庙与八音沟承化寺的同祖关系,1914年,当洮州普佑寺在民国之初为取得官府庇护,请帕勒塔代向蒙藏院请求,由寺庙备礼,赴京向袁世凯致敬。为此帕勒塔致函蒙藏院总裁,除了介绍普佑寺僧人“诚心趋向共和,来京呈递贡物”,还建议赏给该寺新匾额,酌给赴京喇嘛罗藏奖叙。蒙藏院据此呈文总统,于是袁世凯颁布大总统策令,称“甘肃洮州扯巴沟普佑寺僧众公派喇嘛罗藏来京纳贡”,“该代表喇嘛罗藏远道输诚,深堪嘉尚,着即给予绰尔济职衔,并颁给该寺匾额(汉蒙藏三体书)一方”注403。由此可见帕勒塔不负所托,本人确实具有一定影响力。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由额敏十苏木各选派蒙古包五顶移居乌苏八音沟,在山上修筑了宗教崇奉中心承化寺。在棍噶扎拉参圆寂后,鉴于暂无领袖,巴雅尔郡王曾通过伊犁将军长庚,提议清廷“赏给乌苏八音沟承化寺副大喇嘛罗伯藏宗都扎萨克喇嘛职衔”注404,以便管理承化寺及属寺。清末民初,八音沟承化寺住持察干格根圆寂,承化寺派人前往拉萨请达赖喇嘛算卦指示,在拉卜楞地方寻访到转世之贡卡嘉措,但一直没能迎回承化寺注405。该寺一直由扎萨克喇嘛管理。据记载,1945年承化寺有喇嘛90余人。作为承化寺的属寺,四棵树的千佛寺却有喇嘛200余名,其住持喇嘛嘉穆措被时任新疆省主席的吴忠信称作“新疆蒙旗年长而地位最高之喇嘛”注406。时年75岁的嘉穆措大有来历。据吴忠信询问得知,帕勒塔是其侄,帕王子敏王(曾任蒙藏委员会委员敏珠策旺多尔济)为侄孙,敏王子代亲王马尼则是其侄曾孙。嘉穆措之兄是帕勒塔的父亲巴雅尔郡王。他们的父亲都郡王生前嘱咐蔡旺活佛照料两子。都郡王死时,嘉穆措年仅十龄,巴雅尔则已十八岁,继袭了郡王。嘉穆措入普庆寺从图音喇嘛学经。在35岁时赴拉卜楞寺,在嘉木样活佛门下学经。民国四年(1915年),他曾一度游历北京,当时帕王也在京城供职。民国五年(1916年)嘉穆措回到新疆,从此未离开新疆一步,潜心诵经,不问世事,并完成图音喇嘛嘱托,1919年创建千佛寺于乌苏四棵树注407。作为当地贵族出生的高僧,又得到晚辈三代亲王的尊崇,无怪乎被吴忠信施以青眼。

                      4.关于乌苏旧土尔扈特内部有隙传言

                      赛福鼎提到,“旧土尔扈特部落分住乌苏、玛纳斯两地,1913年双方打算联合,杨增新忙向中央政府诬告帕勒塔王与日本、沙俄关系暧昧,极力阻挠双方联合”注408。查杨增新《补过斋文牍》并未记录杨氏这封“举报信”,可能此事不宜编入杨氏生前纂定公开出版的文集而被忽略。但内部有裂隙也非空穴来风。据记载,乌苏旧土尔扈特东部落分左右两旗:左旗三苏木,在乌苏南山,离城西南九十五里,离四棵树九十余里;右旗四苏木,在四棵树。左旗扎萨克贝子衔,右旗郡王衔。民国袁世凯时期分别升为贝勒衔和亲王衔。前文提到,帕勒塔曾鼓动伊犁府知府贺家栋参劾左旗贝子德恩沁阿拉什,甚至希望伊犁将军出面查办,革去德恩沁阿拉什爵位,虽然受到清廷训斥没有办到,但彼此矛盾可见一斑。据乌苏县代县长、德恩沁阿拉什贝勒福晋、该旗总管以及东部落代理盟长帕王福晋杨金等人先后向省政府报告,1938年11月1日,副盟长、郡王衔贝勒、左旗扎萨克德恩沁阿拉什回乌苏参加会议,5日突然得急症(脑响血病)猝卒。以德贝勒身后无嗣,请示身后爵位如何承袭。省政府又请示督办盛世才。经过北部落呼图克图兼盟长夏律瓦了解舆情民意时,得知已经由各大小头目公推素有声望的喇嘛吕日甫代理贝勒职务。省府及盛世才予以批准。注409帕勒塔身后有两福晋两王府。乌苏四棵树旧王府杨金福晋主持,长子敏珠策旺多尔济袭爵亲王。帕勒塔去世后杨金被晚辈尊为太福晋。敏珠策旺多尔济去西藏后,部落印务由古子达尼玛代理。盛世才上台后,据乌苏县民众联合分会委员长王兆祥揭发,敏亲王部落护理印务古子达尼玛“为人贪婪嗜酒,压迫蒙古同胞,在我新政府和平政策领导之下不合”,要求民众联合会“俯赐调查,如果属实,请呈请省、督两座饬令该游牧推选贤员接替印务、古子达,以资解除蒙古同胞痛苦,实为公、德两便”。此呈文提交民众联合会第三十二次常务委员会讨论,议决提请政府“取消尼玛职权及护理任务,遗缺以杨太副荆(福晋)递任,并令杨太副荆(福晋)察民意所归,推选贤员为总管,以便协理”注410。于是杨金代理盟长印务。在相关档案中还可知杨金以下事迹。(1)护理盟务,参与政治活动。所谓参与政治活动,许多情况下是因为身兼代理盟长,具名签署文件;或者出席政府组织的1937年全省蒙古代表大会及1939年全省蒙哈柯代表大会。注411此外还有一些实际活动。例如,为响应1936年迪化女子学校招生,通过蒙古文化促进会的帮助,杨金福晋选送4位女学生前去就读。虽然有省政府的督促,但这在当时是开风气之举,杨金福晋思想还算开通。注412(2)保护地方利益。乌苏旧土尔扈特部境内古尔图地方有两处盐池,产量不多,大致可供当地蒙民食用。在近代以来新疆动荡的社会背景下,本部蒙民权益并不能得到保障。为防止外人偷运贩卖,影响本部蒙民生活,杨金分别在1921年、1937年致公文于省政府,提请保护地方权益。注413位于新疆乌苏四棵树的玛尼王府,亦即帕王府。帕勒塔是第七代玛尼王,此照片说明中的玛尼王(1920—1976)则为第九代(毕奥南提供)(3)接纳札哈沁难民。杨金福晋并不只注重本部利益。这在安置札哈沁难民事中可见其胸襟。蒙古札哈沁部1912年从科布多迁入阿尔泰地区。在马仲英入疆的动乱中流离失所,备受苦难。其中有50余帐430余人札哈沁人从沙湾县流落至乌苏四棵树一带,希望就近安排牧场,结

                      近,如果兄弟多的话总会有一个陪着同去。虽然听说那是由于住房紧张不得已而为之,但伸夫却希望自己家也变成那样。然而,伸夫家是父母弟弟在一起睡觉,伸夫跟姐姐在二楼睡在各自的房间里。他不愿接受这种就寝方式。父母堪称全家的顶梁柱,而且都是大人应该无所畏惧,所以根本无需睡在同一个房间里。倒是出于守护孩子们的考虑,父亲跟自己和弟弟、母亲跟姐姐在一起睡觉才合适。“为什么爸爸和妈妈要在同一个房间里睡觉呢?”伸夫很想提出这个问题。他倒不是因为想歪了或为了嘲讽,而纯粹是为了从夜晚的恐怖中逃脱。但不知什么原因,伸夫无法说出口。虽然心里觉得奇怪,可到了跟前却支支吾吾,犹豫到最后只说声“好羡慕弟弟呀”就沉默不语了。如果问到“为什么沉默”他会穷于应答。这倒也没什么特别的原因和顾虑,只是隐约感到后面的话不该说出而已。尽管如此,伸夫仍曾一度跟父母在同一个房间里就寝。客厅隔壁就是卧室,记不清是因为偶然钻进铺好的被窝自然睡着,还是因为自己卧室的蚊帐破了,他只在父母旁边睡过一夜。反正伸夫那天夜里睡在父母旁边,偶然醒来就听见有人在说话。也不知是在深夜还是在清晨,总之天还没亮确切无疑。他立刻明白那是父亲和母亲在说话,可详细内容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不过,他隐约记得母亲像是在诉说身体不适,父亲提议去哪里放松静养一段时间。伸夫没能忘记的是父母说悄悄话的奇妙感觉,虽然就在身边,却像来自天外一般甜蜜而柔和。伸夫以前从未听过父母这样说话。父亲柔声细气,简直不像男人的嗓音,而母亲则像是几分扭捏几分撒娇。伸夫一时感到身边说话的不是父母而是别的男女,闭住眼睛浑身紧绷。他就在那种状态中沉沉睡去。第二天早上醒来,父母依然以平常的嗓音进行平常的对话。然而,在伸夫的脑袋里却留下了深夜半睡半醒之间听到的男女对话声。对话内容并不清楚,只有语气的温柔感觉萦绕脑海挥之不去。那果真是父母的声音吗?会不会是在做梦?虽然越想越觉得不可思议,可那毫无疑问就是自己耳朵听到的声音。另外,那次确实是在清晨。因为被尿憋醒去厕所时,房檐下的牵牛花正沐浴朝阳,所以毫无疑问。因为时间还早,伸夫突然改变主意想回到被窝里去,就拨开了父母卧室的隔扇门。正好母亲已经起来,于是伸夫猛地钻进了母亲的被窝。“好暖和!”伸夫喜欢在早上钻进父母的被窝。他为寻求母亲留下的体温刚刚钻进被窝,脚下就触到了冰凉如水的东西。“好凉!”伸夫嘟囔着缩回双脚,随即推开了被窝。这时,本应熟睡的父亲睁开了眼睛,正在更衣的母亲回过头来。“湿了嘛!”伸夫眼前的褥单有些皱皱皱巴巴,中间的位置还有一小片潮湿。伸夫一时以为可能是父亲或母亲尿床了。“怎么搞的,还尿床?”伸夫欲言又止。父母根本不可能尿床,而且即使尿床也不可能只这么一小片。伸夫在一瞬间想到这些,但并不意味着他已醒悟到那是什么东西。可是不知何故,他感到不能再问下去。伸夫慌忙闭嘴,随即躺下盖上被子。他缩起双脚尽量不去碰那片潮湿。如果可能的话伸夫真想逃出被窝,可刚刚钻进来又不好意思说走就走。如果马上离开的话,“湿了”就具有了某种意义。伸夫为了表示他毫不介意,就躺在被窝里一动不动。他在被窝里一直睁着眼睛,母亲已经脱掉睡衣换上了和服便装,而父亲依然若无其事地躺着。过了片刻,母亲拨开隔扇门出去,旋即拿着报纸进来放在父亲枕边。“伸夫,赶快起来!”就像被这呼唤声拯救,伸夫赶紧从有些腥臊味的被窝里爬了出来。十一说实在话,伸夫对父母已有性关系难以置信,他不认为在现实中父母发生过各种黄书中所描述的淫秽行为。然而,既然父母已经有了孩子,这毫无疑问就是那种行为的结果。以前伸夫曾被安井君问到姐弟几个,他在回答时感觉蒙受了莫大的侮辱。即便这是事实,他也不愿想象父母之间曾经发生过性关系。然而,这毕竟是伸夫的一厢情愿。客观地考虑,既然父母都是普通人,理所当然会有正常的性关系。可是,与其说他不能坦率地接受这个事实,莫如说他根本不愿意这样想。当然,他对跟弟弟年龄隔了七岁感到不可思议,所以也曾问过此事。“其实还有一个,可是因为妈妈身体太弱就拿掉了。”母亲十分自然地回答,伸夫点了点头。不过仔细想来,那不就是人工流产,即黄书中经常出现的“堕胎”吗?由于自己的年龄跟弟弟隔了七岁,因此不能在同一所学校里上学,也不能恪尽兄长的情分。想到从小就怀有的不满就是由此导致的结果,伸夫忽然悲伤起来。而且,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意味着母亲也做过书中所写那种令人羞臊不堪的手术。黄书中以“妇产科医院里哭泣的女人”为题,对接受手术的女性的实际状态进行了描述。即便情况会有所不同,但想必母亲也曾以那种姿势接受过手术。伸夫一想到黄书中描述的场面就呼吸急促起来。他想说“只有妈妈与众不同”,但实际上自己的年龄跟弟弟相隔七岁,而且母亲本人也如此说明,所以他没有理由予以否定。虽说此事与自身无关,但伸夫只是想想便感到脸上发热。“为什么要做那种事情?”伸夫想到这里突然觉得母亲实在可恨。“做这种事情还能算是妈妈吗?”伸夫不由得怒火中烧,连看到母亲的面孔都会心生反感。“爸爸也真是的!”他的激愤情绪又指向了父亲,骤然感到父母都是不够纯洁的人,甚至不想跟他们说话。可是,父母丝毫没有觉察到伸夫的情绪,照旧若无其事地在楼下喊“伸夫,吃饭啦”。伸夫走下楼去,却见父亲正在悠然自得地喝茶看报纸。“怎么啦,不想吃饭吗?”听到母亲问话,伸夫一声不吭地走过餐桌旁进了厕所。母亲望着他的背影嘟囔:“真是个怪人呀!”母亲这样说就让伸夫更加反感了。“我才不怪呢!明明是自己做了奇怪的事情。”伸夫想这样说,可又觉得即使在众人面前说出来母亲也不会接受。而且,此话一旦说出,恐怕愤怒就会失去威力。愤怒毕竟也只是在伸夫自己的脑袋里发酵才能够成立。“妈妈根本不可能理解。”伸夫心里嘀咕着又沉默不语了。虽说如此,不过当时伸夫可能对母亲逆反心理过强,常因琐碎小事动怒发牢骚。稍稍争吵几句,一旦理屈词穷就干脆板着面孔关在自己的房间里。伸夫虽然也想与母亲和睦相处,可心底涌起的冲动却驱使他对抗母亲,感到体内就像翻腾着黏稠炽热的岩浆,时时刻刻都在寻找机会爆发。他也知道不应该这样,但又克制不住。这倒也并非有什么理由,就像潜藏于体内的能量不可遏阻地点燃了怒火。爆发的目标大都是针对母亲。虽然这是因为母亲离自己最近,但同时也不可否认是出于对母亲恃宠而骄的心理。总而言之,他觉得母亲的一切都令人愤怒、不可宽谅。(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例如,在相册里贴有母亲年轻时的照片。虽说是出生于明治年间,可母亲的娘家却相当富裕,还供她上了札幌的女校。在照片中,她身穿据说是当时流行的黑色斗篷,精心编好的发辫垂在肩头,脚上穿的是黑色皮鞋,一只手搭在扶手椅上。在另一张照片中,母亲就像个大正时期的摩登女郎,头戴白色贝雷帽,身穿白色裙装,手中拿着网球拍。与母亲相比,父亲却俨然一个穷学生。在所有的照片中,他要么穿着黑色的学生装,要么穿着脏兮兮的睡衣。姨母了解母亲的年轻时代,她看着相册向伸夫介绍:“你妈那会儿可是个大红人儿哦!”虽然姨母这样说,可伸夫却还是搞不明白。从大正时代起就穿得这么时髦,想必一定引人注目,但说到怎么走红他却无从想象。“因为她皮肤白、眼睛大嘛!大家都叫她‘好美姑娘、好美姑娘’。”“那、她交游很广吧?”“虽说不可能像现在这样,但还是有很多喜欢她的人哦!”“后来呢……”“后来的事情最好直接去问你妈啦!”姨母开玩笑似的笑了,伸夫却不由得郁闷起来。自己的母亲年轻时美貌出众、受到男人们追捧,听到这话感觉倒也不坏,自己也是男孩,所以希望母亲永远美丽。但是,一想到母亲跟其他男人也很亲密,伸夫就高兴不起来,并突然觉得母亲太随便,就连在当时十分别致的名字“好美”都令他厌烦。“这张照片挺漂亮的吧?”姨母说的是母亲左手臂上搭着那件斗篷、右手扶着立柱的照片。如果说漂亮也确实漂亮,但对于伸夫来说母亲就是母亲,不愿把她想象成一个吸引男人目光的女人。“因为你爸太老实啦!”“那不挺好吗?”伸夫突然想为父亲辩护,并感到穷得从夏到冬只穿一件立领制服的父亲更加亲近。“我觉得我爸特棒!”“所以你妈就跟他结婚了吧?”这么一说伸夫又搞不懂了。实际上他无意了解也不想知道这些事情。对于男孩来说,自己的父母怎样相识并非愉快的话题。姐姐倒是满不在乎,总想听那种事情。伸夫却实在搞不明白姐姐是怎么想的,也许是因为爱做梦或爱浪漫。但尽管如此,连自己父母的事情都想刨根问底可就太不知趣了。那种事情只是听听就会羞臊不已,如果刨根问底的话,恐怕连自己出生的事情都会变得历历在目了。伸夫做出已经厌烦的样子,把目光从相册上挪开并站起身来。不过,与其说是已经厌烦莫如说只是心情变得沉重了。如果可能的话,他实在不想知道父母的秘密。父母永远是父亲与母亲,而不能是男人与女人。一张照片一段对话乃至所有的一切,都必须是父亲与母亲。然而,那似乎只是一个少年不想面对现实的天真愿望。在半夜偶然听到难以置信的温柔对话,清晨钻进被窝发现褥单潮湿,上有姐姐下有弟弟相差七岁的事实,还有时髦的母亲和朴实的父亲的照片,刨根问底都会牵扯到男女秘事。伸夫还不想直面这种现实,只希望父母是与性无缘的透明存在。然而,自己心中与日俱增的、对性的好奇心却不许他继续天真。虽然他在大脑中要求父母既单纯又透明,可暴走的身体却打碎了天真的梦想。在这种矛盾的状态当中,焦躁的伸夫对自己变得更加沉默寡言、态度粗鲁感到惊讶不已。十二伸夫虽然对性的关注有增无减,但并非仅仅沉迷于这种事情。当然,以自慰为中心的性遐想已扎根于生活之中无法割舍,但沉迷于其中的时间并不很长,每天顶多一小时,有时即使加上阅读色情书籍也就是两小时左右。其他大半时间都耗费在校内活动和户外游戏当中。一旦走出家门在灿烂阳光下见到同学,性的世界就急速远去,他也会回到快乐玩耍的普通少年。那个时期伸夫特别热衷于滑雪。所幸他家就在札幌西区的山边,步行到滑雪场只需十分钟,即使爬到稍陡的中级雪道也就用二三十分钟。滑雪场可以说就像自家庭院,周六周日自不必说,即使在平日也能去滑雪。从学校到家的距离远达三公里,放学后步行到家早则三点钟,有时就过四点了。在天短的冬季,虽然暮色已开始降临,他也照样扛起滑雪板出门。即使在阴天周围一片昏沉时,雪道仍因反光而发亮。滑雪的人已寥寥无几,剩下的人也都随着天色渐黑走光了。而伸夫却仍然继续滑雪,直到市区华灯初上、看不清坡边的沟壑为止。伸夫上初三时每天早上去学校前就要先滑一阵,放学回家后还要去滑。当时,伸夫家的附近有家名叫“佐藤”的理发店,店主的长子“武师傅”是梳扎日式发髻的高手,还曾获得过全国锦标赛亚军。他平时少言寡语,给伸夫理发时一声不吭,在冬季期间不太来店上班。伸夫崇拜这位武师傅,偶尔在滑雪场相遇,对他滑雪时的华丽身姿看得入迷。伸夫心想,即使赶不上武师傅,也要通过全运会的札幌区预赛让大家刮目相看。可是,这个愿望在上高中的同时完全破灭了。其原因之一就是上高二时施行了学区改制变为男女同校,伸夫对一位同班女生萌生了爱意。另一个原因就是从上高三时开始忙于高考复习。不过,他在上高一时确实对滑雪十分着迷。在雪后初晴的星期天或光线渐暗的平日下午,当他登上坡顶向下滑行时,脑袋里就不会有丝毫的性遐想。这时,那个双目充血地看着黄书沉湎于自慰行为的少年就变成了遥远的存在。当时的伸夫体内确实存在着两个少年:一个在以滑雪运动宣泄全身能量,而另一个则关在自己房间里浑身燥热地沉浸在淫亵的遐想当中。虽然后面那个少年出现的时间要短得多,却并不能因此而予以轻视。莫如说正因为时间较短,其浓度更加根深蒂固。不过,热衷于滑雪的少年与性意识萌发的少年并非没有相互关联的时候。在初三那年的寒假中,他曾跟朋友樱田君去滑雪用品店“山崎”打工。那是在一九三八年,人们的生活也渐渐安稳下来,在繁华区已有两三家体育运动用品专店开张。虽然“山崎”与之相比是新开张的小店,但因为能与自己酷爱的滑雪运动近距离接触,所以伸夫就去那里应聘打工了。不过,他去了之后才知道,所谓“山崎滑雪用品店”与纯粹的体育运动用品专店稍有不同。首先,这家店位于站前大街的南端,来往行人不是很多。当然,这里毕竟还是在薄野区内,所以还算比较热闹。但基本上也是从傍晚开始,而且多数都是在酒吧和舞厅上班的人。店主是个三十五岁的微胖男子,据说是因为胞兄就在隔壁经营杂货店而在此开店,可他对生意并不十分热心。店内是三十三平方米的狭长水泥地板间,虽然号称滑雪用品专店,却只在门口两侧立着二三十条滑雪板,而且其中一半都属于妇女儿童专用。一般说来,此类商店总会有滑雪运动选手出入,可在这里却完全看不到,来往的都是身穿夹克衫貌似经纪人的男子。从店内中段到里面是兼做安装金属件和滑雪板边刃的操作间,而老板总是坐在中段简易火炉前的圆椅上朝店外观望。晴天时的周六周日暂且不说,在下雪的平日里几乎没有顾客,因此伸夫和朋友为了排遣无聊真是费了不少心思。可是,老板却显得无忧无虑,就坐在炉前烘烤着裆胯,偶尔跟顺路进店不明来历的男人们谈笑风生。这位老板依然叉开双腿,用手隔着裤子咯吱咯吱地挠着裆胯。这是他的习惯性动作,即使面前有顾客也满不在乎。所以,他的裤子前面总是有些发亮。“那家伙是得了阴虱病。”伸夫和樱田君在背地里说坏话,可店主本人却根本不当回事,照旧叉开腿面朝店门口坐着。由于商店位置的关系,到了傍晚就会有住在附近的陪酒女郎经过门前,老板看到熟悉的面孔就快活地打招呼并相互调侃。看样子因为在当地长大,他的面子相当广。伸夫曾经见过老板的太太,某天傍晚她独自一人走进门来。伸夫以为她是普通顾客就说了声“欢迎光临”,可太太一声不吭径直朝坐在里边的老板面前走去。伸夫惊诧不已,太太跟老板吵了两三句就出门走了。“这老婆子真烦人!”伸夫听到老板嘟囔才知道那女人是他太太,可他在老板太太走了之后还盯着门口。她是不是来抗议老板在外边搞女人呢?少年伸夫费尽心思也就能想到这一步。但是,老板太太那头巾下紧咬嘴唇强忍愤怒的苍白面孔令他久久难忘。老板怎么忍心让那么漂亮的人悲伤呢?伸夫忽然对态度傲慢的老板感到无法容忍。可是,老板却照旧满不在乎地一边烘烤裆胯一边拔鼻毛。女人再怎么漂亮都会被厌倦和嫌弃吗?在半年前,伸夫曾听母亲说起过邻居年轻夫妻的事情。那对夫妻姓高田,丈夫在电气公司工作,最近在外面另有新欢就不回家了。发展到这一步会有怎样的过程?伸夫虽然无从推测,但只是听了母亲说的情况,就觉得不能容忍那位高田叔叔。高田阿姨伸夫也认识,身材高大并不太漂亮。可是,那位阿姨毫无疑问是个女人,所以应该拥有那种书中所写的淫猥而富有魅力的阴部。既然叔叔能够随意地接触那个部位,他怎么还会厌倦呢?既然他能随意做那种事情,有家不回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太可惜了……”伸夫曾经这样想过,如果给了

                      耳中。一跃而起,我跑到声响发出的地方,仔细又听了听,山壁的里面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活动。莫炎还活着?!我一阵狂喜,手下立即挥过几个钻头,飞快地在山壁周围开挖起来。“哗啦……”一片碎石山壁向外倒塌了下来,山壁内露出一个不大的凹洞,莫炎灰头土脸地从洞里翻了出来,手中拿着一卷破布。“你这家伙差点把我们吓死!”我大笑着为莫炎拍去灰土,“想不到你还会入土的功夫。”“就是为了这个东西。”莫炎在地上大口地呼吸着,扬了下拿着东西手,我这才看清他手里抓着的是自己的外套。上面的方石原来是郑买嗣的棺椁,他沿用了僰人的悬棺墓葬法,并巧妙地将石棺嵌在了峭壁的凹陷处。伪装之下完全看不出破绽,再加上担当守卫工作的邪龙看守,可谓是费尽心机。莫炎攀上石棺后发现上层顶盖是分两块镶嵌在石棺上的,手一推便滑开了一半,石棺里面空无一物,棺底上刻着一些文字。莫炎闪亮灵火仔细看了一下,发现其中赫然记载了蒙氏一族的家传秘密,欣喜之下他脱下外套,用灵火烤热石板拓印下那些文字。可他在棺底把外套按紧时,铁链突然晃动了一下,迅速地将石棺向回收去,情急之下他便一头钻进了石棺里。石棺回复原位后并没有什么其他的变化,莫炎继续拓完棺底的文字,随后用灵火焚化山石摸索着自峭壁上下来。由于人在峭壁内,不清楚状况,推进的速度自然就慢了些。等到了山脚他已是筋疲力尽,只得用力弄出点响动,那便是我听到的悉窣声。莫炎带回的碑拓是纯粹的汉字楷书,清晰可辨,协商之下众人决定回住宿处修正后再研究。彻底地处理了寒蜴的尸体和机关金人的残骸,雪域冰蚕丝也被挖地深埋了起来。瞥见地上机关金人的兵器,我心里一动,这四件古怪的兵器看上去不凡,或许之后会有用处,于是便小心地装进背囊。“哎呀”一声,走在石道上的老田突然摔了一跤,晖儿与S连忙扶起他。老田无奈地看着石道上深陷的马蹄印,摇头叹道:“老咯,这大的马蹄印都看不清咯。”茶马古道的青石道上遍布着许多深深浅浅的马蹄印,可见当年这条道路的鼎盛时期马队络绎不绝。绊倒老田的那个马蹄印足有二十厘米深,黑洞洞地嵌在石道上,也难怪老田会不当心,深的蹄印不反光,换作是我恐怕也会不留神。可就是那么一看,一个奇怪的现象却吸引了我,石道上较深的马蹄印远大于周围较浅的那些,而且错落中似乎带有某种特殊的规律。我立即叫来莫炎,请他在这些马蹄印中各点一簇灵火。星点的灵火亮起后,在场的所有人都呆在了那里,这些灵火组成的图案竟然是两个硕大的八卦阴阳鱼,但区别于平日所见的是,原本圆形的阴阳鱼图案在这里却成了方形。“无间轮回盘……”其他人是惊叹这奇诡的阴阳鱼图案,而我却是惊恐,“莫炎,我们必须放弃这次龙脉之行!”“怎么现在要放弃?!”S抢在莫炎的头前大声问道,“这个什么盘有危险?”“无间轮回盘我没听过。”莫炎冷静地看着我,“你有话不妨直说。”“回去再谈,这里我不想说。”身后的衣服已被一阵冷汗浸湿,我头也不回地拉着晖儿自顾向古城走去。……房间里弥漫着浓浓的烟雾,我面前的白纸上画着刚才的方形八卦阴阳鱼,手中已不知是进门第几根烟了,众人眼巴巴地看着我,却没有一人问话。“我们经历过的风水格局大大小小也有不少了。”掐灭手中的半截烟,我叹了一声,“你们大概也都明白,风水格局和阵法一样,也分大小强弱的。”大家一阵点头,没有搭话,静静地等待着我的下文,这反而让我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压力,不知从何说起。“亦凡,这个无间轮回盘是不是什么特别大的局?”晖儿察觉到到我压抑的神情,主动问道。我又点起一支烟,深吸一口后,重重地吐出烟雾,仿佛想就此将胸间的压抑感完全排放出来。一只有力的手掌按在了肩头,莫炎无言的动作似乎在帮助我支撑精神。我定了定神,缓声讲述起这令我惊恐不已的缘由。风水格局千奇百怪,虽然有很多的基本格局可以参照,但更多的是靠堪舆者自己去领悟和参透。正如舞步一般,基础的舞步并不多,不同的音乐下舞者根据自己的感觉组合舞步,便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舞蹈。《闻风拾水录·藏穴篇》所记载的众多风水格局其实也只是基本的舞步而已,包括那些深奥的上古风水格局在内,没有任何的特定模式,只要可以符合其中的基本原理,其余形式则可以忽略不计。但这些都是有迹可循的。我在参看藏穴篇的时候,结尾一张上画着两个并行的八卦阴阳鱼图案,那图是方形的,下面标注着“无间轮回盘”,除此以外便没有任何的解释。好奇中便在网络和馆藏典籍中查找资料,但除了知道与云南的僰人有关外,其余一无所获。结识了然后,我曾向他求证,了然在网络的另一端沉默了半晌,直接发来一个文件包便下线了。文件包里足有三十多张扫描图,斑驳的竹纸和手写的古文看得我生涩异常。反复咀嚼后才渐渐明白,原来这个“无间轮回盘”原本叫“僰人双卦”,据说是夏朝流放滇地的先民创造的,历史流传中被后族的僰人继承。它的方形阴阳鱼是将原本浑然天成的圆形循环拆解成了四个阶段,运作卦象时以“此时→彼时→静时→此时”的顺序演算,换作现代的理解方式便是“现在→将来→沉静期→现在”。而这个沉静期便是演算者衡量事物或命运的一个关键点,现在到将来的一切过往是非都在这个阶段里进行评价和权衡,而后则输出结果到现在的人们面前进行抉择。这种运卦演算用的图形本身并不可怕,甚至可以说,它是古人专为命理推算所创作的一种优化演算方式。可它同时也是一个特殊风水格局的启动钥匙。没有人知道这个风水格局的名称,我暂且称之为“无间轮回局”。据这份手稿上记载,运作这个风水格局需要的区域不定,可以是弹丸之地也可以是广域之土,将六个无间轮回盘放在局地外围,局地内并合人阳地阴的“气”,并构成八八之数的格局,至于这八八之数是建筑、草木还是山水则全凭布局者自己的修为而定。一旦格局运作,整个格局内会产生一个与当前空间并行的时空,至于这个时空会是怎样,没有人知道。因为在局势运作时,局内一切的东西都会进入另外一个不为人知的时空,包括布局者本身在内。写下这本书稿的正是一个尝试此局的堪舆者,书稿的结尾是他在被吸入另外一个时空前写下的寥寥数字,也正是这些字带给了我无尽的恐惧:“内如无间,更胜无间,苦难轮回,永世不返,纵虚留文,以警人间。”二十、气脉全无“夸张~~越说越玄了,并行时空,这也太离谱了。”S显然有所怀疑。“这世界上能理解的事本就不多。”莫炎淡淡道,“否则谁会尊敬老子、释迦牟尼他们?”“王亦凡自己也说了,这个局只是启动运作时才会打开另一个空间。”S不依不饶道,“你看把他吓得,人都白了一圈,也不想想,这个局不是早运作完了吗?”我苦笑了一下:“关键就在于我们不知道布局者的用意,这个局不会无端存在的。如果他将引龙大局的关键部分放入这个造出的并行时空,那我们就无从入手了。”“能不能把这个局逆行运作?”莫炎沉思道。“不行,了然事后曾和我探讨过,一旦打开这个空间,结果只有两个,要么是两个空间并存,要么就是让两个空间互相吞噬。”我的神经再次被触动,“但无论是哪个,结果都不会是你想要的,并存的结果是导致时空错乱,而互相吞噬的结果就是夷平整个地区,这就是它最可怕的一点。”“亦凡,先别急,既然有人布下这个局,那就一定有他的用意。”晖儿安慰道,“也许这是故意误导我们,龙脉的去向并不一定要死盯一个线索。”晖儿的话恰好提醒了我,忽然发现对无间轮回盘的恐惧感显得有些莫名,可它的确在我潜意识中挖出了一片深深的阴影。照现在看来,在引龙大局发挥完作用后,有人刻意地将剩余的格局改变了,至少眼前的卧龙部是这样。且不说棋盘式的街道将九阳六气局封杀殆尽,单茶马古道上无间轮回盘的出现就足以证明有人事后动过手脚。“晖儿说的问题也是我的问题。”莫炎将拓印的外套铺在桌上,“郑买嗣可能知道答案。”在发现无间轮回盘后,几乎已忘记了莫炎舍命拿回的拓文,细细阅读之下,一段悬疑未决的历史揭示了开来。这个郑买嗣对风水堪舆学说研究颇深,严格意义上说来,他应该算是一个堪舆家。在南诏国出任清平官(相当于宰相)时,他不但治理国政,更以风水堪舆学说方面的造诣为百姓谋福。正如所有的末代王朝一样,后期的南诏国穷文黩武,四处横征暴敛,郑买嗣几度劝谏却遭驳回。民愤鼎沸之下,他权衡再三,终于决定推翻南诏。朝中大权在握,军中虎符掌控,照理郑买嗣对这千疮百孔的南诏王朝应该是唾手可得。可当他观星问卜此举凶险时,却惊异的发现,蒙氏一族的衰败的王室气脉背后,竟有一股庄严不可侵犯的龙脉气息在支撑着残局。郑买嗣大惊失色,虽说龙脉气息并不能挽回南诏王朝没落的局势,但足以让它继续维系下去。这也就意味着郑买嗣必须先设法找出并阻止这条隐藏的龙脉,否则只怕还没推翻南诏王朝自己便已祸遭满门了。观星问卜是一回事,探查龙脉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不过郑买嗣似乎得到了什么帮助,拓文上没有写的很详细,只称“得遇仙人指点”,这才破了南诏王室的龙脉依托。“遵仙尊所言,灭蒙氏八百余人,兴筑浮屠镇其戾气。”蒙氏一族就在这个“仙尊”的嘱咐下惨遭灭族。拓文的之后部分便是记载着郑买嗣夺得王位后勤政爱民,广建佛教设施的种种功德。就在我们不再准备阅读下去的时候,一段敏感的文字落入了眼中:“是年初春,为祈国运昌盛,桓帝诏令通改民居,逐废两房一耳之形,普作一正两耳。白蛮俱不服教,然皇命如山不可违之。”一正两耳!这和城内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的九阳六气格局似乎有什么关系。“一、三、四;二、一、五。”莫炎点算道,“古城的格局是八八之数。”很显然,这个“仙尊”指使郑买嗣改制民居就是为了在城内布下八八之数,配合城外古道上的无间轮回盘组成无间轮回风水格局。“月余,天地变色,大地狂澜,民间邪蛊诡异之事尽消,是年入葬者化于无形,毒虫猛兽逃匿,方知桓帝仁德泽被子民。”这段记载所描述的分明就是无间轮回局发动后的情形!无间轮回盘的启动需要大量的阴气,民间的鬼怪、蛊术事件、入葬的尸体迅速腐化、敏感的兽类虫豸会逃窜都是因为无间轮回盘的起动条件。但奇怪的是为什么没有像了然给我的资料中描述的那样引发并行时空的出现,而身处局眼的蒙化古城也没有遭受变故。看完拓文,我心中的恐惧感略轻了些,脑中原本的疑问也都有了解释。不过,随着这些解释而来的是更多的疑问,一时间脑中已布满了问号。“今晚大家都累了。”莫炎看了看我,不容反对地说道,“都休息,明天再想。”……午后的阳光透入窗棂,沉重的大脑中渐渐反应出一些清晰的意识,在床上翻身坐起,抬眼看到晖儿在床边笑吟吟地看着我。“老田和莫炎呢?”我们三人共住一间,晖儿和S住另外一间,但此时他俩却不在房内。“先吃点东西吧。”晖儿递来几块糕点,“他们和S去城镇上打探消息了,莫炎找到了一些线索。”“唔~~线……索?!”口中尚未咽下的糕点顿时噎住,呛得我面红耳赤。“你现在急也没用,噎成这样。”晖儿连忙递过一杯水,“他们就快回来了,到时你问下就知道了。”一杯水还没喝完,就见S像阵风似的冲了进来,脸上兴高采烈的样子似乎是有了什么特大喜讯。“城外茶马古道三进三出的路口上都有无间轮回盘。”S没头没脑的说道,“城里所有的佛塔下面都埋着八具尸体,而且是筑在基石里的。”我和晖儿被她说得面面相觑,无间轮回盘本就应该有六个,这早就料到了,可佛塔下的尸体又是怎么回事。“郑买嗣摆了个葬卦局。”迈进屋门的莫炎缓声道,“葬卦引生,阳世阴镜。”“你是说郑买嗣用蒙氏一族的八百人摆了个葬卦局,在蒙化城的地下复制了一个城市?”我惊道,“这家伙的堪舆修为实在太惊人了,手笔也太大了,居然能想出这么个偷龙换风的手法来!”古代战乱时期,许多人横死非命,那些无主尸体往往得不到埋葬,死者不能入土而安。于是一些善良的堪舆者便发明了葬卦局,按规律将他们聚拢埋葬。它以每八个人的尸体摆作一个卦局,利用彼此气脉意识的相辅相成在格局中互相扶持,这也就为葬在局内的无主尸体带来了类似后人供奉的效果。但郑买嗣动辄八百人的葬卦局就完全不是这样了,他等于在地下仿造了一个生气空间,那八百具尸体又都是血脉相承的一族人,蒙化城的地下便出现了一个庞大的葬气空间,从风水学上来说就是“阳世阴镜”,完全成为了城市的地下镜像。“现在城内的建筑并不全是一正两耳,也有不少是两房一耳的。”S继续兴奋道,“但了解之后发现地基部分都是一正两耳,也就是说八八之数都在地下。”“他把无间轮回局摆在了地下,用阴镜仿造的方法使地下空间存在一个‘人世’。”我叹道,“难怪蒙化古城毫无妨碍,只是经历了一场‘大地狂澜’而已。”“手法的确高明。”莫炎淡然道,“但绝不是郑买嗣能想到的。”“对,找拓文上的意思来看,一定是那个‘仙尊’的指示。”我忽然冒出一念头,“莫炎,你是怎么会想到调查葬卦局的?”“昨晚梦到了我的父母而已。”莫炎的声音变得淡然了下来,“他们就是葬卦局埋葬的。”“那你们有没有查出无间轮回局布局缘由的线索?”晖儿巧妙地转移了话题。“有三条类似的线索。”莫炎点点头,“具体让公孙说吧。”老田笑呵呵地倒了几杯茶,转身下楼招呼店家准备午饭,我们则围坐在桌边听S兴致盎然地说了起来。原来他们三人是分头行事的,莫炎查探古寺,S了解建筑,而老田则走家串户地打听本地传说。弄明白了葬卦局的秘密后,又合计了一下手头的线索,通过老田的关系找到了蒙化的县志记载。在县志记载中两处特别的地方引起了他们的注意,秦代起蒙化就是个人才辈出的地方,但自从郑买嗣之后便凋零了许多;郑买嗣曾募集全国铜铁铸造观音铜像,后传闻观音大士赠以金甲力士,不久便传出郑买嗣成仙飞升的消息。“你只说了两条,第三条是什么?”之前的信息似乎在预示着什么,其中的迷雾渐渐散开,但却总像少了什么。“袖子。”莫炎突地冒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单词。“袖子?!”我正自迷糊间,那件印满拓文的外套再次铺在了桌上,但这次衣袖被翻在了上面,一个袖管上赫然拓着几排文字。“拓印的时候我也疏忽了。”莫炎指着袖子道,“是棺底的末尾几句。”那晚查看时没有注意到衣袖上也拓上了文字,现在突然出现可以说给了我们极大的希望,也许这些被忽略的拓文可以带来意外的进展。“桓帝得仙尊所示,于隆庆起吕氏玄椁,寒玉铸棺,复乘其生气。龙虎砂踞,玄武高起,前筑朱雀之台,又赠邪龙相守,金甲力士护卫,桓帝欣然腾升,七日仙去。”看完衣袖上的拓文,我愕然了半天,莫炎和S看着我似乎并不明白这些话语的含义。“这条线索等于宣告结束了。”我不知道这些人是真不明白还是假装的。“结束?为什么?看这些的意思应该和这里一个姓吕的有关。”S有些奇怪道,“其余的我看不太懂,也就是讲那天我们碰到的东西吧。”“看出什么来了?”莫炎觉得我情绪不对。“S对古文历史最头痛,莫炎从小在云南长大。”晖儿提醒道,“他们可能根本不了解这段野史。”“民间一直流传着一种说法,秦始皇的亲生父亲是吕不韦。”我摇头道,“如果要利用龙脉达到效果,那秦始皇就必须将自己的父亲埋葬进去。”“啊?!”S与莫炎面面相觑,两人果真不知道这其间的就里。拓文的意思很明显,“仙尊”指使郑买

                      们聚居在一起的威胁,又可以被姬姓诸侯所用,成为诸侯国政治与军事的支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鲁国分到了“殷(殷即是商)民六族”,卫国分到了“殷民七族”,而我们即将说到的晋国,分到了“怀姓九宗”。从地理位置上看,晋国大致位于今天的山西,在黄河中游的汾河、浍水之间,西接秦国,南靠周王室,东边则与卫国接壤。同为中原国家,晋国所处的位置使得它与西方的戎人发生更多的接触,晋、戎之间既有斗争,也有通婚,民族趋于融合。晋国的先祖叔虞,是周武王的儿子,周成王的弟弟。周成王年少的时候,与叔虞在一起玩,随手摘了一片桐叶,剪成玉圭的形状,送给叔虞,并且说:“我把这分给你。”本来是一句玩笑的话,被辅政大臣周公旦知道了。周公旦立刻跑去找周成王,请他择日分封叔虞。周成王有点不知所措道:“我这是和弟弟开玩笑呢。”周公旦却一本正经地说:“天子无戏言,一言一行都被记入史册。”于是封叔虞于唐地,也就是后来的晋国。这个故事在中国历史上很有点名气,叫做“桐叶封弟”。到了周宣王年间,晋国的国君晋穆侯的夫人姜氏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叫仇,小儿子叫成师。晋穆侯死后,仇即位为君,也就是晋文侯。晋文侯死后,他的儿子晋昭侯即位。晋昭侯居住在翼城(又名绛都),而将晋国的第一大城曲沃封叔叔成师,称为曲沃伯,又号桓叔。此举实际上将晋国一分为二,一部分仍由晋昭侯统治,另一部分则由曲沃伯统治。从此,晋国进入“翼-曲沃”双城记的时代。成师死后,他的儿子曲沃庄伯讨伐翼城,企图获得晋国的统治权,拉开了“曲沃代晋”的序幕。“曲沃代晋”的历程持续了很多年,直到公元前678年,也就是齐桓公主持第一次幽地会盟的时候,曲沃政权终于攻克翼城,取得晋国的控制权,并获得周天子的承认,被授予建立一军的权力。当时曲沃的领导人是成师的孙子曲沃武公,随着地位的改变,在历史上又被称为晋武公。晋武公死后,儿子晋献公即位。随着晋国的统一,新的国内矛盾产生了。曲沃桓叔、庄伯的其他子孙,也就是晋献公的同族,被称为“桓、庄之族”,因为多年营聚曲沃,势力非常强盛,使得居住在绛都的晋献公十分烦恼。晋献公采用大夫士蒍的计策,从内部分化“桓、庄之族”,诱使其同室操戈,然后一网打尽,于公元前669年解除了心腹之患。因为这件事,晋献公对士蒍十分赏识,于公元前668年提拔他做了大司空。晋献公是春秋时期晋国历史上第一个值得重墨书写的人物,据《韩非子》记载,晋献公在位期间,“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基本上将周边小国和戎、狄部落兼并到晋国的统治范围内,晋国成为北方大国。在此有必要将他的主要家庭成员作一个介绍:1,元配夫人,历史上没有记录其名字,只知道是从贾国娶回来的,没有生育子女。2,齐姜,晋武公的小妾,按辈分是晋献公的庶母。晋献公和齐姜通奸(又是“烝”,那个年代的人也许真有很严重的恋母情结),生下一儿一女,女儿嫁到秦国,成为秦穆公夫人,儿子申生则被立为大子。3,大戎狐姬、小戎子,西方戎族的女子,晋献公的小妾。大戎狐姬生公子重耳,小戎子生公子夷吾。4,骊姬,骊戎国的公主。晋国讨伐骊戎国,该国以骊姬和她妹妹献给晋献公。骊姬为晋献公生了公子奚齐,而她妹妹则生公子卓子。另外,据《史记》记载,晋献公在得到骊姬姐妹之前,已经有儿子八人,其中大子申生、重耳、夷吾在朝野较有名望。这就说明,晋献公一生共有十个儿子,历史上留下了名字的,是申生、重耳、夷吾、奚奇和卓子五人。也许是异域风情格外迷人,这位骊姬一嫁到晋国来,就特别受晋献公的特别宠爱。据说,骊姬“貌比息妫,妖同妲己”。息妫的美艳我们在楚文王的事迹中已经介绍过,妲己的故事大家想必也不陌生。骊姬能和这两位美人相提并论,也难怪晋献公为之色授魂与。当时晋献公的元配夫人和齐姜已死,第一夫人的宝座空缺多年,晋献公既然迷恋骊姬,很想将她扶正,立为夫人。在那个年代,但凡国家有大事,必须先到大庙里举行卜筮(shì)活动,以预测凶吉,然后再决定做不做。立夫人这样的事情,乃是头等国家大事,自然也要先卜筮。这里还需要特别说明一下,卜和筮是两个概念。所谓卜,就是根据龟甲的裂纹来算命;所谓筮,就是依靠《周易》来算卦。每个国家都有专司卜筮的官员,叫做卜人。按照规定的程序,对国家大事要先筮后卜,以示隆重和谨慎。明眼人应该看得出来,先筮后卜的程序说明,假如对筮的结果不是很确定,则需要用卜的结果来作最终判断。这就意味着,卜相对于筮来说,具有更高的决断权。晋献公欲立骊姬为夫人,卜筮的结果截然相反:筮吉,而卜不吉。正常情况下,显然应该听从卜的结果,将立夫人的事就此搁下。但是晋献公实在太喜爱骊姬了,不忍心看到她撅起小嘴满脸失望的样子,更不能忍受被她踢到被子外面睡觉的待遇,于是他壮着胆子和卜人商量说:“那……要不,就听从筮的结果吧。”“这……不太好吧?”卜人说。“有什么不好?”卜人心想,你这不是摆明了明知故问吗?按照祖先传下来的规矩,如果卜筮的结果有矛盾,当以卜的结果为准,你难道不知道?但他不敢这样直接顶撞晋献公,而是很婉转地说:“筮短龟长,不如从长。”意思是,筮的卦辞简短,卜的爻辞却很长,还是按照长的来吧。卜人还把卜的那段谣词摇头晃脑地唱出来给晋献公听:“专之渝,攘公之羭(yú)。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臭。”爻辞的意思,专宠使人心生绮念,会损害人的美德;香草与臭草放在一起,十年之后仍然臭味难除。晋献公不听卜人的话,还是坚持立了骊姬为夫人。古人写历史,但凡写到女人,尤其是漂亮女人,除了少数几个三贞九烈的值得称赞外,其余的大部分都被归于“红颜祸水”一类加以批判。远的妲己、褒姒不说,单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了孔夫人、文姜、宣姜、息妫、哀姜等一批祸水。客观地说,这些祸水有的是自己主动跳出来为祸国家(宣姜、哀姜);有的是因为自己行为不检,导致了一些不应该发生的事(文姜);有的则是完全无辜的弱女子,偏被强加上祸水的罪名(孔夫人、息妫)。这里说到的骊姬,我们可以将她归到第一阵营,与宣姜、哀姜为伍。骊姬当上夫人,可以说是晋献公冒了天下之大不韪,违反了卜筮的结果才争取来的,但她还远未满足,她要为自己的儿子打算,让儿子奚奇成为晋国的大子。她的想法很简单,老头子活不了多久,儿子才是自己终生的寄托。这就意味着,原来的大子申生成为了她的绊脚石。然而,要扳倒申生并不容易。申生为人谦和,在晋国历来口碑很好,深受百姓爱戴,并且有杜原款、里克、狐突等一批重臣支持和扶助,基本上没犯什么错误。冒冒失失要求废立申生的话,无疑将引起朝野的反感。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使得奚奇不容易当上大子,那就是骊姬的出身并不高贵。前面说过,春秋时期是“子以母贵”,母亲的出身往往决定儿子在同父异母兄弟中的排名。根据《左传》的记载,骊姬的父亲是骊戎国的国君,被称为“骊戎男”,仅仅是个男爵,为周天子所封的爵位中最低一等。可想而知,骊姬以男爵之女的身份在当时被归于“嬖人”一类,能当上夫人已属不易了,如果骊姬的儿子再当上晋国的大子,晋国的贵族百姓恐怕很难接受。就像《红与黑》中的于连一样,出身低微的骊姬此时表现出一种不择手段的狠劲,不达目的誓不甘休。像多数港台剧、古装剧的故事一样,为了争取儿子的福利,这条路再难走,她也要风雨无阻地走下去。如果将骊姬视为晋献公的“内嬖”,这时候两个“外嬖”恰如其时地出现在她的视线中。这两个外嬖,一个叫做梁五,一个叫做东关五,均为晋国的大夫,在当时被称作“二五”。什么叫做外嬖?外嬖就是国君的男宠。如果再不理解的话,直接用现代语言称之为“GAY”,大家就明白了。《春秋》一直读下去,才发现那个年代不只是有男欢女爱、不伦之恋,而且还有男欢男爱、君臣鱼水,实在让人大跌眼镜。骊姬派人以重金贿赂二五,要他们想办法使晋献公远离申生,在感情上隔断他们父子之间的联系。二五深知骊姬在后宫的地位,对她的拉拢当然是趋之若鹜。没过多久,二五瞅着个机会,一个对晋献公说:“曲沃,是祖宗兴起的地方;蒲与屈,是边疆重镇。这三个地方一定要派可靠的人坐镇。曲沃无主则不能对百姓立威,疆场无主则戎族易生叛逆之心。戎族有心叛逆,百姓不怀畏惧,是国家的大患。”一个立马接下来献计献策,“如果派世子申生入主曲沃,重耳、夷吾分别入主蒲与屈,则可以立威于民,警惧于戎,而且彰显主公您多年来攻伐之功。”这话说得冠冕堂皇,入情入理,简直让人没办法不接受。以骊姬的妇人之见,只能想到赶跑大子申生,二五则进一步发挥,要将重耳和夷吾两位有竞争力的公子一并赶走。可见内外合嬖,威力是何其巨大!晋献公频频点头,还在犹豫之际,二五又进一步说:“边疆广阔,如果归于晋国,则可以在那里建设城市,加强控制。晋国因此而开拓疆土,难道不是好事吗?”这话说到晋献公心坎上了。他不但采纳了二五的建议,派申生进驻曲沃,重耳进驻蒲城,夷吾进驻屈城,而且将其他儿子都派到边疆城市去镇守,只留下年纪尚小的奚齐与卓子在绛都陪伴。骊姬初战告捷,而且战果远远超出自己的预想。等到众公子分头赴任之后,她与二五等人便开始在晋献公面前说他们的坏话。一开始晋献公仅仅是姑妄听之,但枕边风吹久了,自然便与儿子们产生了隔阂。也难怪,那个年头通讯不发达,众公子到了边远地区,除了写一两封竹简信,恐怕也没别的途径与晋献公进行更多的沟通,只能任由骊姬与二五胡说八道,三人成虎了。但是,朝野之间对于骊姬与二五的行为倒是看得很清楚,将二五戏称为“二五耦”。耦是农村用来耕作的一种农具组合,由两个人共同操作。晋国人这样称呼二五,不止有点戏谑,甚至有点色情的味道。公元前661年,晋献公整编部队,将全国的武装力量编制成上下二军,上军由晋献公亲自统领,下军则由大子申生统领。任命赵夙为御戎(戎车驾驶员),毕万为戎右(贴身护卫),同年发动对外扩张,灭耿、霍、魏三国。回国之后,晋献公正式将曲沃封给申生,将耿国的土地赐给赵夙,魏国的土地赐给毕万。两百年后,赵夙和毕万的后人参加了“三家分晋”,分别建立了赵国和魏国。这是后话,在此不提。对于申生统领下军并获封曲沃一事,大司空士蒍看到了危险的信号,他暗地里与人分析说:“申生恐怕将要被主公废立大子了。给他分封都城,并且委以卿的重任,作为臣子而言,的确是恩宠无以复加。但是大子本来就应该继承国家的一切,没有分封的先例。主公这样做,心里肯定是有其他想法。”在士蒍看来,申生倒不如急流勇退,向吴太伯学习,顺从父亲的意愿,逃离晋国这个是非之地,既得个好名声,又得以保全性命。这吴太伯是周王室的先祖周太王的嫡长子,本来应该继承王位。但是周太王喜欢有才能的小儿子季历,很想立季历为储君。吴太伯知道父亲的心意,于是远远地逃到南方的荆蛮之地,以示孝顺与让贤之意。蛮夷之人为其义举所感动,主动追随他,由此建立了吴国。士蒍以吴太伯的典故奉劝申生,是希望申生审时度势,将大子的位置让给奚齐,到远方开拓自己的事业,男子汉志在四方,何患无家呢?退一万步说,别以为呆在国内就能继承君位,一切天定,如果上天真的希望申生入主晋国,不管离开与否终究还是要掌权的。然而申生为人厚道,对于父亲的心思没有作过多的猜测,而且又正处于春风得意的时候,怎么可能轻易离开晋国去避那莫须有的祸患?一年之后,也就是公元前660年,晋献公又命令申生单独统领部队讨伐东山的狄族皋落氏,而且下达了一个难免产生非议的命令:“不杀尽敌人,就别回来见我!”大夫里克对这一命令感到十分不解,他眨巴着眼睛对晋献公说:“大子是负责祭祀祖先社稷、照顾国君饮食起居的人,片刻不离左右,所以才又被称为‘冢子’。国君出行,则大子守家,叫做监国;国君抵抗外敌入侵,则大子侍奉左右,叫做抚军。而讨伐异族,劳师远征,独当一面,是国君与执政大臣的责任,不该派大子去啊。”在里克看来,领兵打仗需要统帅临机决断,如果事事向君父禀报,则没有权威,而且延误战机;如果独断专行,不向君父报告,则又是不讲孝道。所以自古以来,大子不可以统兵出征,出征则必陷于“失威”与“失孝”的两难境地,将无所适从。“我听说皋落氏也在积极备战,大子此去,必有恶战,请您收回成命。”里克如是说。晋献公听了,不耐烦地说:“我那么多儿子,立谁还不一定呢。”里克唯唯而退,出来之后立马去找大子申生,把这个情况说了一遍。申生这才有点发慌,觉得事态严重,一把抓住里克的袖子,追问道:“这么说来,我将要被废了吗?”里克一时间发觉自己说得太多,转而安慰道:“国君授你以大任,只担心你不能胜任,哪里有废你的意思……”这话恐怕连他自己都不能自圆其说,干脆话锋一转,劝申生说:“身为儿子,所担心的只有自己孝不孝,而不应该担心得不得立为大子,请好自为之,不要责怪别人,则可以免于祸患。”就在申生即将领军出征之际,晋献公又派使者给他送来两件特殊的礼物:一件偏衣和一块金玦。偏衣是背面两色的衣服,玦是半圆环形的玉器,一般佩戴在腰下,金玦则是用金做成的玦形饰物。衣和玦并非什么稀罕之物,但是两色偏衣和金玦委实比较少见。当时申生摆出的阵容十分强大。申生亲率上军,狐突为其戎车驾驶员,先友担任护卫;罕夷率领下军,梁馀子养担任驾驶员,先丹木担任护卫;军尉则由羊舌大夫担任。上、下二军同时出动,基本上也就是动用了晋国的全部正规武装力量。出发之前,申生手下的众将在中军大帐开了一个前敌军事会议,讨论的议题不是如何对付敌人皋落氏,而是国君赐给主帅申生两色偏衣和金玦,究竟用意何在?从《左传》的记载来看,会议讨论非常热烈。先友首先发言:“主公亲手给您穿上两色衣服,又让您掌握兵权,成败在此一举,请您自勉。两色衣服意味着主公将自己的衣服分了一半给您,完全没有恶意。而且您现在手握重兵,主公又对您如此亲近,不用担心什么!”同样的事物,狐突与先友的看法完全不同,他说:“但凡要顺顺利利地做成一件事,必须做到三点,一是在适当的时间开始,二是穿衣服要穿纯色的衣服,三是佩戴饰物要佩戴温润的玉器。现在主公令您冬天出征,四季将尽,万物萧条,是想让您事事不顺;赐给您两色衣服,杂乱无章,是想要您远离他身边;要您佩戴金玦,黄金代表寒冷,玦则代表绝断。主公赐给您这些东西,有什么可以高兴的。”狐突顿了顿,泄气地垂下头去,“况且,就算咱们再努力,怎么可能杀尽狄人?”梁馀子养也站在狐突一边,说:“大将统帅军队出征,本来应该受命于大庙,而且在祭坛下分受祭肉,穿着常规的军服。现在大子得不到常服,而获赐这么奇怪的一件衣服,主公的用心,由此可见。与其背着不孝之名战死他乡,不如现在就逃跑。”罕夷说得更吓人:“这衣服很奇怪,不合常规。且不说金玦不能回复圆环(玦为半块圆环,所以象征不能回复),即使回复又怎么样呢,主公已经有杀大子之心了。”先丹木面向着营帐大门,声音又粗又很直接:“这样的衣服,就算是神经病都不会穿。主公还命令您‘杀尽敌人才可以回师’,敌人是杀得完的吗?就算杀完敌人,国内还有

                      三座主城在,能起到什么作用?想要挽回这一切,除非立即派援军。赵桓命令从西北防线上调西军参战,他点名要种、姚两姓将官出征。种,自第一代种世衡已降,第二代的种古、种谔、种诊、种谊都故去了,第三代的种朴战死、种师道衰病,只剩下了一个种师中。种师中号称“小种”,与兄长一样自青年起结发从军,历任环庆、秦凤两路的经略安抚使,是一个威名赫赫的老西北。姚,姚麟、姚雄与种谔、种古齐名,尽管出过姚平仲这样的妙人,但是几十年的威名仍然很有号召力。简单地说,种家的人狡猾聪明,无论是独当一面还是做一个将军,都有奇思妙想,在战场上灵动变化,既凶狠又狡诈。姚家的人只有一个特点,能打,是西军里最能打的熙河军里最暴力的世家。这一次姚家出战的人是姚古,他去救太原。剩下的河间、中山由种师中负责。公元1126年,宋靖康元年五月间,种师中出征。关于这次出征,一切都显得对立。从时间上看,正是时候。金军在二月时全面撤退,不只是东路的完颜宗望,西路的完颜宗翰也在退却中。他边退边打,在回军的途中连续攻陷了威胜军(今山西沁县)、隆德府(今山西长治市)。这对宋朝来说是噩耗,但也是机遇。这代表了金军主力的动向,他们在向云中老巢撤退,与太原、河间、中山等北方三镇越来越远。此时出兵,正是时候。但与之对立的是宋军的情况,种师中手边没人。这些年西军被大量抽调,为了保持西边防线的完整,迫于无奈只能不断地招募新兵。种师中的军队里新兵占一半还多,连常规训练都没多久,怎么能突然间拉上战场?这不是有没有战斗力的问题,是一个军人的起码素质都没能明确的问题。这有多重要,种师中懂,高高在上的天子宰相们却不懂,他们不管军队怎样,只管时机和需要。赵桓严令种师中必须迅速进兵,不然以“逗挠”论罪。逗挠,比战败更要耻辱,它是胆怯、避战、畏缩不前的同义词!赵桓准确地击中了种师中的要害,以种氏威名,绝不能忍受这样的罪名。种师中立即提兵出征,结果刚刚集结,新兵们就给了他一个惊喜。这帮新兵蛋子把刚刚发到手的军械,像神臂弓、箭枪牌、马甲等等,都拿到黑市上换了酒肉吃喝!“军人的起码素质都没能明确”,这是灾难性的。种师中就带着这样的部队,出井陉,向金军主动出击。一路行军,他们在杀熊岭(今山西榆次县东北)附近遇到了两个意外。第一,遭遇了金军。金军应该在围困三镇,这里距离太原至少还有一百余里,为什么会遭遇?第二,金军的战力。情报说金军的主力由完颜宗翰带出了国境,那么眼前的这支算什么?征战一生,种师中不会连巡哨和主战的都分不清。无所谓,哪怕面对的是完颜宗翰本人,种师中都无所谓。这一战他有进无退,前面哪怕是刀山火海,他都要踏进去。很多年以前,宋朝也有一个人,做过同样的事。陈家谷,杨业……哪怕必败必死,也要去战斗!这一天,种师中面对的敌人是金将完颜活女,此人是金军常胜将军完颜娄室的部下,女真建国期间,他活跃在第一线,以战绩为论,比很多阿骨打的近亲还要强。再强也没用,这时种师中的手里握有一张王牌,这张牌是金人之后十几年里的噩梦,实事求是地说,如果不是宋朝出现了两个现象级的非常规人物,那么这张牌,就是高居汉人战力巅峰的存在。张俊。时光流逝,当年十六岁走进军营当弓箭手的少年,这时已经四十一岁了。宋、金战争爆发,是一个民族的灾难,对张俊来说,却是机遇。他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在东明县(今河南兰考北)抗击金军,以战功升至武功大夫。这时跟种师中救援三镇,他是援军里的前锋。那一天,面对数万金骑,张俊冲了出去,开始了他的传奇军事生涯。从这一刻起,直到以后十五年期间,张俊是一面飞扬的旗帜,是宋人的军中之胆,在最后的日子来临之前,他是一位无可争议的军人。杀熊岭,宋、金前锋对决,张俊以少胜多,西军真正的战力让金军震惊,他们想不到会败在宋人的手下,他们死了多少人没有准确记载,他们被缴获的战马就在千匹以上。张俊建议乘胜进击,一鼓作气突破金军的封锁,去救援三镇,顺便背靠坚城抵敌。种师中反对,一来天晚了,士兵们一路行军突然遇敌,没有休整过;二来他要等待姚古。他和姚古曾经约定先会合再赴援,这时如果姚古能如约出现的话,无疑会胜算大增。一夜过去,姚古没有出现,限于古战场的通讯能力,他不知道姚古几乎同时遇敌,在隆州谷(现山西祁县一带)正与金将拔离速激战。天明时分,种师中等来的是金军的全面进攻,数万骑兵冲击过来,这回参与的再不是少数的精锐,而是拼全军的素质。种师中的新兵蛋子们成了战场上最特殊的一群人,想想连军械都没有的要怎样作战呢,玩空手搏击?这个笑话很冷。新兵所在的右军、前军迅速崩溃,把种师中的中军暴露了出来。金军的骑兵蜂拥而至,配合的默契简直像军前哗变一样。这时种师中仍然还有活路,他可以选择后退,收缩兵力边战边退,相信金军会明白太原和援军哪个更重要,不可能一路追击直到赶尽杀绝。可是那样,等待种师中的会是生不如死,他得回去等着赵桓的进一步侮辱。那么死战吧,种师中的中军不动,从几千人拼到几百人,直到他本人都受了四处重创。最后的时刻来到,种师中和他的幕僚、亲军全部战死……他终于用生命证明了自己的勇敢,种姓家族里没有懦夫。这是有意义的吗?在时光的长河里,人们记住的是种师中的部队被金军全歼,他不仅没能解救围困中的北方三镇,更把宋军有限的机动部队损失了很多,同时,也把宋军的士气进一步磨灭。几乎全是错,全是耻辱。但是,到底是谁阻止了种师中变成真正的种家军的呢?种家的人在战场上从来不是蛮牛,他们是聪明狡诈的狼,知道后退、迂回、挑逗、突进,战况不利军力不足,他们最可能用的办法是拖着金军一路后撤,把敌人远远地调到三镇的远方,那时自然会分解三镇的压力,甚至造成友军前进的空隙。这都是最简单的军事常识。这件事不必再多说了,一切都归功于神奇的赵桓。在他的领导下,种师中败亡,姚古败亡,这让金国更清晰地看清了宋朝的现状。这些还是次要的,对于怎样搞定金军,解除女真人的威胁,赵桓还有更创意的表现……在金军从开封撤退的时候,赵桓悄悄地挽留了一会儿金国的使者萧仲恭,塞过去大笔金银财宝以及一封信。信是写给现任金国高级军官耶律余覩的,赵桓希望耶律余覩回忆从前,你是辽国的皇族,辽亡于金,你难道不想报仇吗?我可以配合你!这封信被萧仲恭上缴给了完颜吴乞买。吴乞买的惊诧远远大于愤怒,这一刻,他深深地看清了宋朝皇帝的本质,那一定是个脑残片吃多了的残障青年。想反间很正常,但最起码要找个靠谱的通信员吧,你不能用金国的官方大使替你送策反信给金国的大将吧!并且严重提醒一下,要精确掌握被策反人的实际情况。耶律余覩是辽国皇族不假,但一来被辽国皇帝逼得家破人亡;二来这时在金国的地位比在辽国时更高,以刚刚过去的第一次伐宋战争为例,金军的左路军主帅是完颜宗翰,元帅右都监就是耶律余覩,是左路军里的第三号人物。宋朝得拿什么条件才能收买,仅仅是所谓的“国恨家仇”?这件事之后,我把宋钦宗赵桓的一生重新审视了一遍,可以公布一个真理了。——赵桓这一生没做过一件正确的事,从他走上神坛当皇帝开始,直到他死,绝对没有一件是正确的。其中包括杀六贼。杀六贼的时机没掌握好,杀得太晚了,比如童贯,绝对不能让他带着正规军去追赶赵佶,险些造成江南小朝廷。而且杀完之后,做得更错。他把六贼的子孙亲族都发贬到了江南,把被六贼历年外贬的官员子弟们赦回京城。京城不久之后会发生什么,大家都知道吧。尽管这不是赵桓主观意愿去做的,但他就是做了。这说明了什么呢,只能说他是个震古铄金独一无二的衰仔,无论谁只要和他贴边,都会死得超难看。截止到这里,赵桓以及宋朝官方在东京保卫战之后的举措都做完了,他们成功地压制了己方的振作分子,让李纲、种师道等人屈辱地活着,并且完美地激怒了金国,让对方没理由不再次发兵侵略。时间一天天地过去,公元1126年,宋靖康元年的八月份临近了。八月,是一切的终结月。在这之后,神州板荡中原陆沉,汉人史上前所未有的耻辱即将到来。在这之前,我们要稍微回头望一眼,看看曾经的国之少年们,他们都怎么样了。第二十二章烈日骄阳,男儿雄壮种师中全军覆灭的那一天,张俊率领前锋营在乱军中杀出了一条血路,从几万金骑中突出重围,且行且战,一路向南。到达乌河川时,他们又遇上了金军。这时张俊身边只剩下了几百人,人困马乏各带战伤,以常理度之他们死定了,想跑都没了力气。张俊在这种情况下率军出击,向金军主动挑战,以几百人的战力再次冲破重围,在他身后,地上躺着金军五百多具尸体。他回到了国内,在信德附近休养部队。他关注着局势,默默地等待自己的机遇。他是聪明的,更是机敏的,不久之后,他准确无误地找到了自己一生事业的起点。刘光世的日子过得有点苦。幽燕战役之后他老爸被撤职,他本人因为失踪连降三级,这意味着他的衙内生活到头了,并且要到基层去从头干起。他回到了西北。一年多的时间里,刘光世打起精神踏实工作,先是亲自出马剿匪,把在浚州抢劫的河北籍巨匪张迪打散,这让他官复原职,重新当上了鄜延路马步军副总管。看来衙内的人脉还是很广的,一次剿匪就升了三级的官。之后金军围困开封,西夏也没闲着,乘机发兵西北,想趁火打劫。刘衙内当时驻扎在杏子堡,正好是西夏的进兵要道。话说刘光世在有压力有动力的状态下还是非常可怕的,在杏子堡他把西夏人打得灰头土脸往回跑。刘衙内再次高升,荣任侍卫马军都虞侯。他将在西北等待机遇,不久之后天下大乱,每个人都无所适从,而刘光世却超级敏锐地看准了一条光明之路。这条路在当时只有他敢走,这是刘光世最了不起的地方,他的一生都是这么的准确。他在听话与不听话之间摇摆,要命的是,他每次都能准确无误地判断出什么时候应该听话,什么时候应该不听话。无论是听,还是不听,都让他加官晋爵,富贵终生!这段时光里,最幸福的人是韩世忠。他在失意郁闷中突然得到命运的青睐,遇到了一生中的挚爱。那是在平定方腊之后的庆功宴上。宴会设在京口,“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王安石的诗可以当账簿可以当地图,一看就知道,是在长江边。宴会的规格很高,席上有禁军、西北军的高官,有抢他功劳的辛兴宗,有即将登上人生之巅的童贯,当然,也有官妓。官妓,是古代官员们的一种福利设施,一般来说只接待官员,不对外开放。她们有的是被抄家的官员女眷,有从小被特殊培养的女孩儿,无论是出于培养还是官宦子弟的素质,她们都有不错的文学水平,可以陪着政府官员们讨论人生做做游戏。不说这些操蛋制度了,继续韩世忠的这次宴会。韩世忠是承节郎,上这种席面很勉强,他也无心去应酬那些高官,一个人躲到角落里喝酒吃肉。那样子,说他落落寡合很孤单也成,说他洒脱自在很自我也成,反正他游离在人群之外,而光怪陆离的欢场里,也没有谁去在乎他这个小人物。生擒方腊又怎样,仍然只是个马仔而已!就在这时,有一个官妓离开那些大人物,向他走来。这个女孩儿敬重他,崇拜他,在他最失意落寞的时候欢娱了他,而他也在这个女孩儿的身上找了很多的共同点。这女孩儿的父亲、兄长都是宋朝的武官,在对抗方腊的战争里失败,这是个罪名,足以让没有根基的官员掉进万丈深渊,这女孩儿的家被抄了,她成了官妓。可这并不能改变她,她生有神力,开硬弓射两百步,弓马娴熟,即使放在禁军里也是头等战士。两个同在困顿中的人相遇了,他们走到了一起,韩世忠替她赎身,娶她为妾,之后戎马倥偬,这个女孩儿陪他走过了前半生。她姓梁,相传名叫红玉。平定方腊之后,韩世忠调防了,从西军调进了禁军,成了京城里的精锐。时间回拨,当完颜宗望的东路军杀奔开封城时,京城里的精锐在干什么呢,相信大家都还记得,一个叫梁方平的死太监,带着他们去了黄河的北岸。据说是要阻敌军于国门之外,让黄河真正变成天险。这次行动简直是个灾难,梁太监在黄河岸边纵酒狂欢,当金军临近时直接逃跑。可惜他慢了点,金军的速度太快,追了上来。当时千军万马乱成一团,绝大多数的宋军只想着逃跑,有一个人却不一样,他挥舞长戈杀出重围,冲过了对岸,没急着跑,而是把桥烧了。烧完之后,他更是与众不同,没有四散开逃跑,而是和金军赛跑,抢先一步跑回了开封城。这在当时没几个人敢做或者能做到,第一和金军骑兵赛跑难度很大;二来谁都知道开封是金军的主攻目标,这时回去不异于自投罗网。韩世忠进开封城时,宋朝的皇权刚好交接完毕,他被新皇帝召见,咨询前方战报。如此这般,他升官了,成了武节大夫,参与了之后的东京保卫战。金军退走之后,整个北方治安大乱,不去说私人性质的强盗武装,连正规军都造反了。当时胜捷军被金军击败,监军执行战场纪律,把将军张师正砍了,下面的军校立即哗变,几万人造反,淄、青两州失去控制。开封城没办法,再没人也得去剿匪。韩世忠就在这次的行动中。照例,他仍然是前锋,带着几百个人渡过淄水河,向叛军靠近。那可是几万人的正规部队!韩世忠想了想,把铁蒺藜拿了出来,扔在了身后的岸边,他命令:“进则胜,退则死,走者命后队剿杀。”完全是破釜沉舟不留后路。第二天,韩世忠带着这几百个人出发,正面挑战几万人。这个比例让人绝望,查一下古今战史,能在这种比例下获胜的人哪怕有,也都是凤毛麟角,并且一生只干过一两次。韩世忠不一样,他把这种事干到了一个空前绝后的地步。他习以为常。韩世忠这辈子就没打过以多欺少的仗,每次都是以少胜多,别管内战外战都一样,换女真人上来也一视同仁。对于这一点,很久以后他的那位战绩比他还强的同事也很郁闷,他的韩二哥把全世界都骗了,哪怕在宋朝内部,也没人敢相信鼎盛时期的韩家军居然只有……那么点兵力,但却控扼长江,阻敌于第一线!回到这次剿匪现场,他把这支叛军惹火了,这帮人没法穿越到几十年后知道他韩世忠是何许人也,他们就知道自己是几万人的正规军,哪怕是叛变了,也不带这么欺负人的吧,几百个人就想来剿我们?冲动中,他们的首领,原校级军官李复摆开阵势决定亲自出马。悲剧开始了,别说是他,就连以后的金国四太子殿下敢把身体暴露在韩世忠的视线里都有生命之忧!这位李校官当场被砍死,他身后的好几万人吓呆了,集体呆滞之后选择逃跑。这就形成了一个很少见的场景,几百个人追着几万人跑,不停地追,不停地跑,持续了整整一天,到夜幕降临之后,双方才决定停下来歇会儿吃点饭。黑暗里,一大片的叛军点起了篝火想心事,明天怎么办呢?想想白天那人,他们感觉人生真是没意思透了!正在想着,那个人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韩世忠一个人骑马进了叛军的营地。他当然不能一个人砍死好几万,他只是来带个话,说后面的剿匪大部队到了,最晚天亮就会发起攻击,你们是投降呢还是投降呢还是投降吧!好几万人都点头,韩大人真仁慈,这时候还给了俺们一条活路,真是个好人……天亮之后,他们再一次呆滞,根本没什么大部队,仍然还是昨天那几百个人。他们还是投降了,实在是受够了。韩世忠再一次升官,左武大夫、单州团练使,驻防滹沱河。这样,他成了中级军官,别管大小,有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单州的生活是短暂的,没多久他接到了一

                      慈禧太后当年接班时一样大。而且慈禧安排了隆裕皇太后和载沣搭班,相当于1860年慈禧太后和恭亲王搭的班子。隆裕比慈禧太后当年接班的时候还大了十几岁。这个叔嫂结构是一个良性的结构。隆裕皇太后的作用,在《清实录》里讲得很明白,就是在重大问题上拥有否决权。摄政王载沣如果遇到了重大的事,还是要找嫂子商量。如果要说弱,可能载沣的班底比较弱。慈禧接班时特别是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朝廷的大臣都是位高权重的。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在1860年的时候,都处在上升的状态。1908年是另外一种格局,摄政王上台的时候,张之洞死了,袁世凯退下来了,端方、岑春煊等朝廷几个权臣都下来了,朝廷上来一拨年轻的大臣。如果载沣接班后,不把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疴,不把岑春煊和端方开了,可能不会发生后来的失误。不是摄政王弱,而是他的班底弱。你看皇族内阁出台之后,强一点的就只一个庆亲王奕劻,其次就是徐世昌,只是幕僚出身,和一个理想的内阁班底差距太远。这就和载沣底气不足有关了。南都:载沣开掉这些能臣是因为他底气不足?马勇:对。因为载沣没有打过仗,没有丰功伟绩。只是因为血缘的关系和自己儿子的关系做了摄政王,底气太不足了。如果这些有本事有实权的大臣不配合,他是完全没办法。开掉端方时他找了一个借口,端方在慈禧的丧礼上拿着照相机到处去照相(那个时候照相机刚刚传到中国不久)。开他的理由就是他在丧礼上不庄重、不严肃。端方那个时候已经从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就以这种理由把他开了。上来的都是一些乱七八糟的皇族,怎么能和端方比呢?开岑春煊的理由是怀疑他和康有为、梁启超有关系,其实是一个造假的照片。革命党合成了一个他和康梁合影的照片,结果朝廷就信了。南都:开袁世凯又是以什么理由?马勇:1908年清廷为什么把袁世凯以脚疾的名义开除了?我们过去的解读都是说摄政王要报仇,因为袁世凯1898年秋天向慈禧告密,使得变法失败光绪被软禁。载沣是光绪的弟弟,所以上台之后要向袁世凯报复。那都是康有为的瞎扯。载沣就是没有底气。一朝天子一朝臣,一开御前会议,一个权柄在握的重臣在旁边,摄政王怎么施展呢?袁世凯确实有脚病,在慈禧和光绪活着的时候,袁世凯就因为脚疾请过好几次病假,这个材料我是从许宝蘅日记里面看出来的。另外一个理由,当时袁世凯在外交上有一个失败,这个后来很少被披露出来。南都:是什么样的失败?马勇:1908年,在中国东北开仗的日本和俄国谈妥了,又把英国和法国拉进来,利益均沾,共同开发东北。这样一来,中国国土上的权力都归人家了。德国找到中国,建议和美国搞一个三国联盟,对抗四国。这时袁世凯是外务部尚书,他请示了慈禧和光绪,认为这是一件好事,至少可以牵制日本。所以1908年10月,就派了吉林巡抚、袁世凯的老搭档唐绍仪出使美国。当时走海路,去美国必须经日本。到了日本,日本人拉着唐绍仪不让走,拖了一个多月才走掉。结果等他到美国,日本和美国已经达成协议,美国被拉到东北利益团体中了。唐绍仪只好灰溜溜地回来。这次外交失败袁世凯吃了一个哑巴亏,只能以外务部尚书的身份承担这个责任,有点引咎辞职的味道。南都:你认为隆裕也不是没有见识之辈?马勇:隆裕皇太后或许没有慈禧太后那样老辣的政治手腕,但是慈禧太后将大清王朝交给她,也有其道理和依据。如果我们仔细研究隆裕皇太后的全部资料,就不难看出她并不是传统理解中的妇道人家。辛亥革命能够从一个武装暴动转化为一场和平的权力交接,没有发生大的流血冲突,应归于暴动发生后各方的妥协和让步。隆裕并没有在最后时刻鱼死网破摧毁国家,而是接受现实坦然让步。我认为这表现了中国人一个很重要的智慧。南都:所以隆裕在最后关头的让步是一种明智的表现?马勇:如果不是她的态度与决断,南北之间不可能走上谈判桌。鱼死网破孤注一掷,是概率比较高的可能。根据袁世凯的建议,隆裕皇太后召开了三天御前会议,像铁良、良弼这些强硬派都是掌握军队的,他们说我们有枪,不接受南方的条件。隆裕问担任过军咨大臣的载涛,那你能打下来吗?载涛说,我没打过仗,不知道。这个时候隆裕皇太后的姿态就非常重要了,她觉得庆亲王、袁世凯是真诚地护着王室。当历史潮流往这儿走的时候,你要顺势发力,保全皇室。所以你去看《清帝退位诏》,大意是说,人民都要求共和,我不能逆历史潮流而动,我接受这个结果了。这就是明智。立宪欲速不达要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来渐进式改革。梁启超讲过,应该用三十年的时间准备。因为日本从1867年开始改革,到了1897年的时候才宣布明治宪法,用了三十年才建成一个立宪的体制。南都:清廷一直被质疑是假立宪,没有诚意,但你认为它是有诚意的。马勇:说假立宪,基本上是在海外的革命党人说的。我有本书的开篇就叫《革命与改良赛跑》,孙中山一个人的革命主张从1901年开始有很多跟随者,因为清廷那几年确实不给力,有很多问题。但是当1905年五大臣考察宪政回来,清廷踏上了立宪之路后,一大批原来支持革命的人就回归了。朝廷已经说了通过和平的改良走上立宪道路,干吗一定要砸碎,一定要制造恐怖和流血呢?皇族内阁出台,清廷到最后时刻确实没有处理好,这是一个事实。但是你不能因为最后他没有处理好,就回过头来说它不真诚。立宪党人都是什么人呢?汤化龙、汤寿潜、张謇、赵凤昌,这都是当时中国最厉害的人,他们的地位和智商远远高出革命党。当然也不能低估革命党的功能,如果没有革命党在外部的压力,清政府也不一定就真的改革,任何政治改革都是有惰性的。南都:你提到,清政府派员出洋考察宪政,最初目的并不是真的想立宪。马勇:晚清的改革基本上都有外力的推动。1904年日俄双方在中国东北打仗,1904年底1905年时,美国人召集日俄等国开会,处理东三省善后问题,却没有让中国参加。美国人的理由是,这是立宪国家之间的事,而中国还不是。况且虽然日俄两国在你的土地上打仗,但你是保持中立的,与此无关。早在1904年3月,盛宣怀等官员就曾建议清廷,为了防止日本战后霸占东三省,应该马上派遣大臣,以考察新政的名义出访欧美国家,真实目的是与各国进行外交斡旋,争取各国在东三省问题上的支持和同情。当时清廷没接受。但到了战后会议把中国排除在外,从各省督抚到各部大员开始纷纷请求变法立宪。清廷才回头采纳盛宣怀的意见。因为考察宪政是西洋各国普遍欢迎的事情。名义上说是去考察立宪,实际上是去主谈外交问题。当然在五大臣出发之前,在日俄战争刺激下,关于立宪的呼声在清廷高层内部也已经成为主流了。南都:外交方面有效果吗?马勇:外交没谈出什么名堂来,但是这几个出洋的大臣都被洗脑了,回来之后就认为中国应该走君主立宪之路。深受慈禧太后欣赏的大臣戴鸿慈讲了立宪的三个“有利于”:有利于皇权巩固,有利于消弭革命党,有利于百姓监督官员。最不利的只是中下层官员,因为把权力释放之后,人民有监督他们的权利。这就说服了慈禧,开始真的准备立宪。南都:五大臣出洋时,还遇到革命党的袭击?马勇:1905年9月24日,革命党人吴樾在五大臣的专列上搞爆炸,载泽等人只是受轻伤。后来吴樾被誉为革命英雄,其实在当时他是引起国内外舆论的普遍谴责,被认为是置国家前途于不顾,用恐怖手段遏制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革命党之所以要阻止立宪,是因为清廷发起立宪运动之后,获得上下的一致支持,使得革命被严重边缘化。所以当时革命党人一方面批评清廷是假立宪,是欺骗人民,另一方面就是阻止立宪,打击那些骨干和领袖人物。但吴樾的做法反而使清廷意识到改革迫在眉睫,坚定了政府的决心。正如五大臣之一的端方在致上海报界的一份电报中所说,这个炸弹表明,从速实行宪政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程度。所以我讲吴樾是临门一脚,把清政府立宪的球踢进去了。随后,进展很快,到1908年就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南都:既然清政府真的想立宪,那为什么定预备立宪期是九年那么长?马勇:当时都有分析,就是要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来渐进式改革。最早提出的是十几年、二十年。梁启超讲过,应该用三十年的时间准备。因为日本从1867年开始改革,到了1889年的时候才宣布明治宪法,1890年开始实施,仅制定宪法就用了二十多年时间,至于建成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立宪体制,可能时间还要长。后来清廷公布的时间是九年,有形势逼迫、立宪派人强烈要求的因素。1908年8月,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稍后又提出一份《九年预备立宪逐年推行筹备清单》,根据这份清单的规划,九年当中会逐步举办各省咨议局,进行咨议局选举,办地方自治,办教育提高识字率,设置律法等等。如果我们不带政治偏见的话,应该承认这个立宪日程表是可行的,它规划了详细方案、责任目标、每年应该办的事项。比如当时格外重视提高识字率的要求,规定到第九年识字人口要达到二十分之一。但后来有立宪派三次国会请愿事件,摄政王载沣不得不将年限缩短了。南都:立宪派为什么要求提前开国会?马勇:与外交危机有关。九年立宪是一个有计划、有步骤推进的过程。到1909年各省都完成了咨议局选举,咨议局的成员基本都是当时的精英,或者海外留学回来,或者毕业于国内新式学堂。他们确实做了许多参政议政的实事,在地方政治经济改革方面提出很多好的议案。但1909年9月,中日两国达成《中韩界务条款》,相当于日本扩张了在东北的势力。这一危机导致当时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等立宪党人联合江苏、浙江巡抚,要求清政府改变九年规划,提前召开国会,以救国难。各省咨议局组织请愿代表,三次到北京请愿。1910年7月,日俄两国又签订第二次《日俄协定》,背着中国瓜分东三省。之后日本又正式吞并了朝鲜。这些来自外界的危机很大地刺激了国内的国民情绪,要求尽快立宪的声音更加强烈。8月,各省咨议局在北京成立各省咨议局联合会,汤化龙任主席,要求清政府在两年内召开国会。东三省总督锡良也向中央发电报,表达请愿民众的诉求。他还联合了十几个省的督抚联名致电清政府,要求立即组织内阁,明年开设国会。南都:清政府对此态度如何?马勇:前两次请愿的要求,清政府都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从摄政王的立场看,九年预备立宪是各方认定的日程计划,不能说改就改。他反复强调,朝廷从来都希望宪政早日达成,只是考虑到国家至重,宪政至繁,必须慎思而后动,不能贸然行动。但这些解释没能说服请愿代表,反而被认为是缺乏诚意,敷衍拖延的表现。到第三次请愿的时候,摄政王终于让步了。各省督抚的联名电报应该给了他比较大的压力,他召集政府要员王公大臣讨论,最后宣布将九年缩短为五年,也就是1913年正式立宪。但这一让步,反而不可收拾了。南都:请愿仍没有结束吗?马勇:有很多人认为既然可以让步,为什么不能一步到位,立即召开国会呢?代表们接着发动了第四次请愿,要求第二年立即召开国会。清政府采用强力压制的手段把第四次请愿压下了。所以这一个让步就如同推翻了多米诺骨牌,人民的要求如潮水般地一个接一个。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皇族内阁出来之后,摄政王不愿意退让,就和这次国会请愿运动有关。国会请愿运动之后,你让了,并不能平息下去。共和大势所趋1894年的时候,中国人确实不知道怎么开会,但是到了1912年的时候,中国人太知道怎么开会了,因为有了十几年的民主宪政的训练。南都:我们都知道,最后终结清王朝的,袁世凯是关键人物。他早期是倾向立宪的,后来的态度是怎么转到民主共和的呢?马勇:南北议和过程中,袁世凯一再向南方声明,民主共和并不是中国最需要的,应该君主立宪——保留皇上有什么不可以呢?皇上可以是国民的向心力。袁世凯身边的那些幕僚,都不是简单人物。晚清政治家的幕僚群体当中,都是研究多轨策略的。武昌起义爆发的第二天,袁世凯还在河南老家,他的幕僚班子各种意见都有,就拿出了三套方案。君主立宪、民主共和、推翻清廷,这几套都有。都不会单边下注,都是多边下注。南都:他会有好多个方案?马勇:袁世凯派去谈判的人当中,就有主张共和的,主打的就是谈判总代表唐绍仪。他一定是多元选择,顺势发力的。武昌起义不久,南方有人就出主意说,我们要把袁世凯从清廷当中拉出来,怎么拉呢?有两个办法,一个是给他诱饵,我们请你做河南、河北大都督。不行的话成立新政府,让你当总统,这是第二个诱饵。另外他们就散布谣言,说你看朝廷对你不信任。这一点确实让清廷和皇族中的一些人上当了。袁世凯在这个时候,对朝廷没有二心。但武昌打下来之后,袁世凯在那儿按兵不动。后人多以为袁世凯是想利用南方的形势压清廷,又用清廷的变革压南方,目的是自己坐大。但这不能代表袁世凯当时的想法。袁世凯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保持军事高压,但最终还是要用谈判解决问题。但是皇族的强硬派就不干了。南都:他们认为袁世凯有异心吗?马勇:强硬派认为,袁世凯已经打下了一个有利的地形,为什么不继续往前打呢?袁世凯讲,我可以踏平武汉三镇,我可以踏平两湖,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干掉张謇、赵凤昌、汤寿潜,因为他们在人民中间。袁世凯讲的道理很明白了,就是最终一定是要政治解决,因为哗变的新军不是要求加饷,他们的要求是政治改革,你打死几个人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但是明显可以从这个争论当中看出来,南方瓦解的战术在袁世凯那里也有一点影响。南都:包括杨度这些坚决的立宪派,到了清帝退位前夕为什么也转向支持共和了呢?马勇:1912年杨度在北京发起成立“共和促进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他与袁世凯关系密切,所以他的转变在某种程度上也预示着袁世凯态度的转变。杨度当时强调,之前大家主张君主立宪是以救国为前提,而不是以保存君主为唯一目的。现在中国已经错过了君主立宪的良机,武昌起义之后,就意味着君主立宪走到了绝境。现在面临南北分裂,国将不国。要保全中国,唯一的出路就是接受南方的条件,走向共和。南都:早年清廷要各省成立咨议局,其实也是为自己埋下了强劲的对手。马勇:那是培养了一大批职业政治家。各省的咨议局都是光绪时代培养出来的。这拨人都是经济上的中产阶级。按照宪法大纲规定,咨议局的议员要选举。竞争非常厉害,贿选、拉选票、造假都有。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人民的政治情绪确实被调动起来了,对政治介入的热情提升了。大概到了1908年清廷宪法颁布前后,各省的咨议局已经成为行政首长很头疼的一件事。总督和巡抚动不动就被咨议局叫来问询,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和那个问题。南都:这些人都是什么背景的人?马勇:一个是有家底的人——你整天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没有文化,肯定是不行的。咨议局议员选举的时候,就有一项财产申报。比如你要想竞选上海选区咨议局的议员,你需要在上海居住十年以上,有十年的纳税证明,才有资格参加选举。而且你的财产也要登记出来。这种状况下,他就成为一个职业政治家。其中很多人是1901年新政之后到日本留学的。比如李大钊、杨度这些人到日本去都是学的法政,回来只有当官一条路。最初的起步必须从议会起步,所以这一拨留学生都在各省的咨议局里面混事。这拨职

                      。第三,提军巡队。实在无语,到这步想必是劝降被拒绝,打仗没效果,成了一个相持不下的局面,再提军巡队有意义吗?这四个字是耀武扬威,是王厚拿下熙河路之后,在西夏边境上玩的手段,跟这时根本不贴边。可这是皇帝的命令,童贯必须遵守。当然,他可以再一次君命有所不受,但小心已经有过前科,再不听话,哪怕打了胜仗也没好结果。纠结啊纠结,到底是听皇上的呢,还是听局势的呢?童贯在苦恼中催动大军,奔赴燕云。在前方,还有一连串的纠结在等着他。先是战备。到了宋帝国东北边境上,童贯开始视察战略人员物资。不看不知道,看了真心跳。只见号称自古武风强盛的河朔地区,居然是一片军备真空状态。河朔军备从澶渊大战之后,一百多年以来什么都没做。城破了不修,怕辽国人疑心;河塘涸了不引水,怕辽国骑兵不爽;士兵老了不换新兵,怕辽国人紧张……现在的东北防线上,军人没素质,比民兵强不了多少。军粮很充足,但是打开仓一看,都是陈的。去掉皮壳,连一半都剩不下来;军械从太原、大名、开德等地紧急调运了些过来,数量先不说,看质量都是些废品。这样还打什么仗?童贯坐在高阳关前线上头疼得想撞墙。啥也没有,难道要再从西线上调吗?西军的精锐部队调来,西军的战备物资也调来……党项人突然打过来怎么办?更纠结的是人员。这一次西军出征,童贯带来的都是声名显赫的名将。童贯之下是刘延庆,这位党项族大将久经考验,有勇有谋(嗯,主要是“谋”),是领导手里的亲信人,用着就是放心。下边的主战力量分成两支。一支是西军中的传奇人物种师道;另一支是“活捉”方腊的辛兴宗。这两个人是整个西军中的风云人物,尤其是种师道,他的锋芒已经盖过了收复河湟的王厚,成为西军旗帜。他的威名是在七年之前的臧底河之战打出来的。臧底河是座军城,是西夏人筑在宋朝西北保安军北边的一座堡垒。多年以来,宋朝一直用筑砦战术蚕食西夏,西夏人被逼急了,也在宋朝的边境玩了同一手。宋朝立即火了,派出了两大王牌王厚、刘仲武(名将刘锜的父亲)集结陕西泾原、鄜延、环庆、秦凤四路大军围攻。按说这是全部的底牌了,拿下一个刚刚建起来的小军城有何难处?可事实让人震惊,以王厚横扫吐蕃,破城无数之威,以西军除熙河军之外全部精锐之力,居然打不下这个小小的臧底河城。而且,折军近一半!空前的损失,让开封城都震动了,这回宋朝人也尝到了西夏人的痛苦,攻城实在是太难了,而且代价太大。但打不下来的话,西夏人会步步紧逼,把堡垒也修到宋朝的腹地来。宋朝第二次的攻击由童贯亲自率领,种师道、姚古为主战力量,集结西军十万人马,再攻臧底河城。开封方面下了死命令,以十日为限,必须拿下它。臧底河城,成了一台搅肉机,注定要埋藏几十万人的尸骨。就是在这场战争中,种家军的威名达到了顶峰,种师道的强硬凶狠让敌我双方都心惊胆战。敌方,西夏人被连攻了八天,不分昼夜轮番强攻,简直是用尸体往城头上堆。己方,在强攻八天之后,战场上一个将军实在是累坏了,找了把胡床坐着休息一会儿,被种师道看见了。种师道大怒,当场把这人斩首,尸体挂在辕门前,号令全军,限时一天,如果还拿不下臧底河城,都像这人一样处斩!臧底河城当天陷落。一将成名万骨枯,种师道威名远扬震慑西北。多好多强的将军,用来打破落户辽国多合适,可惜的是种师道不配合。他公开说,邻居家里遭了贼,我们不去帮助,反而趁火打劫,这实在说不过去。我不想干。军心如此,纠结不?困难太多了,几乎是全方位的,这让童贯的心里很没底儿。但是转念一想,他这点小问题和幽州城里的耶律淳相比算什么呢?他顶多是不充分,耶律淳是很绝望。那就成了,进兵!但是又一次刹车,他想起来了,皇上说过,第一要争取民众,来个和平解放。于是他派出了很多的使者,向燕云地区的各州各县展开劝说攻势。历史证明,这事儿做得很失败。从汉人丢了燕云十六州到现在,过去一百八十多年了,再浓的血也被稀释,生于斯长于斯,契丹人给了汉人平等权,一直活得很好,凭什么你们突然出现,说声老乡们好,就跟着你们造反?对燕云地区的汉人来说,童贯不是来解放的,他们是迟到了一百八十多年的还乡团。除了极少数的人表示欢迎外,根本没人理会,相反有很多人向幽州报告,有敌特!于是,赵佶发起的亲情攻势起到的作用是提前警告了耶律淳,并且把契丹人集体惹火。做到这步之后,童贯发起了第二波攻击,他派出正式使者去幽州,劝降耶律淳。在这种情况下劝降,效果只有一个,耶律淳大怒。宋朝一共派去了两拨使者,被耶律淳杀了一对。到这时,童贯才算执行完了赵佶的前两项政策,带着超过十五万人的大军杀了过去。全军分成东西两路,东路军由种师道率领,从白沟发起攻势,西路军由辛兴宗率领,目标是范村。两军相比,东路军无论是兵力还是攻势方向,都是主力军。战争的最初焦点,集中在白沟。白沟,即今河北新城东自北而南的白沟河。它地处京、津、保三角腹地,北距北京一百零二公里,东至天津一百零八公里,南到保定六十二公里,是这片土地的天然中心,自古以来都是兵家的必争之地。追溯源头,战国时燕太子丹派荆轲献图刺杀秦皇,那张图里所绘的地方,就是白沟区域。宋朝当年连番血战,动辄近百万人生死,赵光义耗尽一生心血,也没能抢回来它。这回童贯出征,本应该突然袭击,瞬间越过国境线,却搞来搞去,仍然还是在白沟这里和辽军相遇。尽管闹情绪,但真正开战了,种师道还是非常认真的。他派出了手里的王牌战将,号称“万人敌”的前军统制杨可世去抢占阵地。白沟界河的桥。这是重中之重,现在宋、辽两军隔着河都能看着了,作为攻击一方,这座桥至关重要,如果被辽军抢先毁了,现搭起来一座能承载近十万大军的桥简直是开玩笑。杨可世行动神速,他带着几千轻骑兵冲了出去,尽管是客场作战,但他一路狂飙,居然直接冲到了桥北岸。这等于是把白沟河抛在了身后,进入到辽国国境。天险变通途,这时他心情大好,从怀里拿出了童贯交代下来的特殊武器——劝降榜。上面封官许愿,只要辽国的军队肯投降,官位待遇好商量。到了这一刻,宋朝的顶级官场仍然在做美梦。这也难怪他们,他们怎么知道这时杨可世面对的人是谁呢?对面的辽国将军叫耶律大石!这位辽国的末代状元文武双全,就像命中注定一样,没在耶律延禧的身边当官,而是分配到了燕云十六州。从这时起,他走上了历史的舞台。杨可世送来的劝降榜被他撕得粉碎扔到地上,他接下来的动作让杨可世大吃一惊,他没有命令辽军冲击,而是派出大股骑兵冲向了白沟河的下游。这意味着什么?杨可世瞬间明白,他之所以能一路冲过白沟桥,不是因为他的速度快,而是耶律大石根本就不跟他抢。下游一定有浅滩,辽国的骑兵能涉水过河,抄宋军的后路!意识到这一点,杨可世马上分兵尾随辽军,隔着河盯住,辽军在哪里过河,就在哪里设防。正巧这时种师道派来了后援部队,领军的是老将赵德,杨可世让他向河下游增援,他本人仍旧占据白河界桥。无论怎样分析,这都是当时的最佳方案,既守住了既得利益,还防住了辽军的暗算,剩下的就是用实力说话。两军对撼强者胜,他非常渴望。他是万人敌,这不是空话,是他在西北战场上一刀一枪杀出来的!杨可世算到了开头,没算到结尾,他算对了自己,却没计算清楚赵德。赵德是个老西军了,按理说混到这位置,哪个西军将领都是尸山血海里滚出来的,哪怕不能常胜,至少不是个胆小鬼。但万事都有意外。只有极少数的勇士是从不胆怯决不妥协的人,更多的是一会儿勇敢一会儿怯懦,状态跟着局势走,得看当天遇上了什么敌人。赵德就是这样,他沿河岸追向下游,速度很快了,可惜他是增援来的,启动比耶律大石慢了些,他赶到时,辽军先锋已经从浅滩头渡过了河。他凭经验立即断定,这些辽国骑兵的凶狠度超过了他的勇敢值。这些辽人是来拼命的,他们建国两百多年了,从没有像现在这样狼狈,五京已经丢了四个,偌大帝国只剩下了燕云十六州这一块,还被宋朝逼上了门。这时他们的心态,可以用刚才耶律大石撕碎劝降榜时的话来形容——“无多言,有死而已!”未来的西辽开国皇帝都拼命了,手下的大兵们还怕什么,他们只想和这伙趁火打劫捡现成便宜的宋朝人同归于尽。赵德转身就跑了,把杨可世、白沟桥北的几千宋军轻骑都扔在界河对岸,这等于是人为地把之前火速突进的杨可世部变成了孤军。只要让从浅滩处渡河的辽军再兜回来,就全落进包围圈里。危急中杨可世大怒,他大骂赵德道:“老匹夫,奈何一战就跑,拿什么报效国恩?”骂归骂,赵匹夫跑得跟兔子似的,根本不可能因为脸红回来帮他。耶律大石指挥军队合拢包围圈,要吃掉宋军的先锋。这是他的军事生涯第一战,说实话真是很不错的开端,从理论上讲,他必将大获全胜。可惜的是,他遇到的是不讲理的杨可世。这世上有种人是没法靠人多就压死的,多少人都不行,在契丹战史上就有过先例。五代时,以辽国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的战力,率领三十万铁骑包围了后唐庄宗李存勖在内的一千余名骑兵,结果居然是李存勖突出重围,汇合十万步卒追杀耶律阿保机一百余里。杨可世当然没有逆天到李存勖的程度,后唐庄宗是公认的五代第一强人,单以武功值计算,他的排名还要高于后周世宗柴荣。但他仍然不是末代辽军所能包围得住的。杨可世率军突围,刚刚起步,就遇到了最大的凶险。耶律大石是状元,他太聪明了,根本就不给宋军机会,他集结了军队里的弓箭手,守住南端,向宋军密集攒射。非常准确,命中杨可世。杨可世的血瞬间就流了下来,流量之大,很快就灌满了他的战靴。他中的不是普通的箭,是辽国特制的铁蒺藜箭。这样的创伤,足以让人失去战力。但杨可世却越伤越勇,他让辽人知道了什么叫做万人之敌。他“怒发裂眦”,突入敌阵,连杀百余名敌骑,率领人马冲出了重围,回到营寨。真是神勇,足以让辽国人目瞪口呆,可是回顾战况,无论如何都是宋军败了。哪怕没有损失多少士卒,没丢掉阵地,仍然输掉了第一回合。并且,杨可世重伤,宋军的前军统制就此远离战阵。出师不利,种师道意兴阑珊,这仗他本来就不愿意打,出了这事,更是懒懒散散。当天夜里,耶律大石率领辽军来夜袭,他坐拥优势兵力没出击,只是命令全军各营金鼓齐鸣,辽人不知虚实,只好退走;第二天耶律大石又来挑战,这回光线良好,他居然想冲进来踹营。这胃口大得让种师道恼火,只是个前军小接触占点优势嘛,居然猖狂到这地步了。他下令全军准备大木棒子,把营门口打开,放辽国人进来。结果辽国人满头大包往回跑,限于史料的精确性差点,没法证明耶律大石的状元脑袋上是不是也红肿一片。有了这种教训之后,东线战场上短暂地清静了一小会儿。无论是种师道还是耶律大石,都把目光投向了西方。西方范村,在今天河北涿县的西南方,宋军西路军主将辛兴宗在这里遇到了一大堆国际联军。他左看右看,凭着多年的外战经验,认出了对面的敌人居然一共有四个种族,分别是契丹、汉、渤海、奚。这让他的心情大好,辽国已经没落到这步田地了,全国精锐丧失殆尽,守卫燕云十六州这样重要的地段,居然拿不出本族的军队。辛兴宗抱着这样的看法走上战场,注定了要被撞得头破血流。范村等待他的辽军的确是一支杂牌军,但要看掌握在谁的手里。领军的叫萧干,他家祖传的杂牌手艺,可以说是辽国世袭的杂牌军领导。萧,是辽国后族的姓氏,萧干这一支世袭奚王,专门做少数民族的工作,到他这辈都是第六代了。关于怎样整合不同民族,捏合成集中的战斗力,他是燕云地区的不二人选。战斗开始,宋军的纪律性得到了完美体现。从赵光义开始,直到赵佶共有七位皇帝,每一代都要求宋朝的将军们听指挥守纪律,按照事先布置好的阵图打仗。于是乎,每一场战斗都是样板戏,从头到尾,都像流水线一样规范划一。和东线一样,西路军也先是派出了前军去挑战。这多经典,多理智,举国决战嘛,怎么也得试探一下,知道对方的虚实不是?结果和东路军一样,他们也落进了重重包围。原因很简单,他们是仗着人多势众来占便宜,心里很轻松,辽军却是在拼命,尤其是人少。那么除了一拥而上之外,还有别的办法吗?于是,时光倒流,又到了宋将表现英勇的时刻,落进重围,杀出重围,真是可歌可泣的壮举!只不过万人敌实在太少,西路军里暂时缺货,他们一路被萧干纠缠着败向大营,眼看着要把西路军的营寨冲开。关键时刻辛兴宗站了出来,他下令全军接应,甚至自己亲自上阵,以上将节钺督战,才把萧干挡了回去。战后盘点,他的大营没丢,还能挺在前线。但是前军统制王渊也歇菜了,这人全身浴血,几乎是被人扶着回到营地。最重要的是士气一落千丈。宋军集体傻了,不是说辽国马上就灭亡了吗?军队都死光了吗?个个吓得要死饿得要死,分别只是死在宋朝人手里还是金国人手里吗?怎么会还这么野蛮?一连串的问题都搞不清楚,光是调整心态就够他们忙的了。总之一句话,西路军很惨很忧伤,但和童贯比起来,他们还算是轻松快乐的。真正闹心的是童贯。他坐镇后方,等来的是一个接一个的伤亡报告,这和他的预料相差太远了,他比谁都想跳脚骂人,他很想对苍天怒吼一声。——这还是我的西军吗?还是战无不胜,破过城灭过国的西军吗?要知道宋、辽百年无战事,两国在边境上的力量基本持平,那么,宋朝的河朔地区已经是军事真空地带,为什么辽国的燕云地区还有这样的军队?当时的童贯是想不清这些问题的,只有全盘掌握了宋、辽、金三国同时期的历史进程资料,才能分析清楚,给出这些答案。第一,为什么辽军变强?这是因为金国的刺激。百年安宁,养得契丹人和宋人一样肥胖白嫩不知所谓,但几年之间濒临亡国灭种,这是什么压力,哪怕是被动应战,几年之间也会让战力升级,更不用说会形成举国反抗的狂热情绪。第二,为什么西军变弱?老天在上,查一下西军近十九年以来的战史,答案会自己出来。不算哲宗时代对吐蕃、西夏的战争,从赵佶即位开始,西军先是收复河湟,再和西夏开战,连续不断地打了八年,期间还抽调主力两次南下,一次扫平卜漏,一次平定方腊,接着马不停蹄进军燕云,这样密集的作战任务,就算二十世纪的全机械化部队也吃不消吧,何况是以步兵为主的十一世纪冷兵器军队。更何况在这十九年间,除了和西夏的战争互有胜负之外,宋朝的西军保持着百分之百的胜率,并且从来都是在规定时间里干脆利落地打出来的。所以,现在童贯不必无语问苍天,他应该扪心自问,为什么他要对西军这样的苛刻,就算宋朝当局总是给西军派任务,就算西军的确是宋朝唯一的一支决胜部队,哪里出事都得派它去,童贯作为直系领导,是不是得为属下争点喘息的时间?现在,终于把西军挤干榨尽了,恶果从上至下,没谁能例外,都得咽下去。这一刻来得非常快,计算时间,当年五月二十六日,杨可世在白沟被击败;三十日,辛兴宗部在范村失利,之后才过一天,童贯突然接到了一个让他心惊肉跳的情报。幽州方向有数万辽军快速向边境运动,辽国增兵了!当童贯害怕时,这个世界变样了。他害怕之后,他的人生、西军的声誉、北伐的成败,甚至宋朝的国运,都突然拐弯,扭向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方向。说童贯,他是太监里的将军,六贼里的好人,给人的一贯印象是硬朗的、英伟的、正面的,哪怕有些地方很招人恨,但把军队交给他,让人放心。此前

                      也俛首焉,又风俗之一变也。”《太仓风俗记》中也有同样的描述:士大夫为时局所迫,“杜门谦退,苦身自约,渐不为闾巷所尊矣。”引自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5页;又见袁清:《城市暴动与骚乱》,第300页。?南园啸客:《平吴事略》,第113—114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4页。?《明清史料》丁编第八本,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8—139页。另一个这种异想天开的阴谋的例子涉及到祁彪佳的两个儿子:祁班孙与祁理孙。他们俩皆因收藏珍本书籍和参加无休止的聚会而闻名遐迩。“其诸子尤豪,喜结客,讲求食经,四方簪履,望以为膏粱之极选,不胫而集。及公子兄弟自任,以故国之乔木,而屠沽市贩之流,亦兼收并蓄。家居山阴之梅墅,其园亭在寓山,柳车踵至,登其堂复壁大隧,莫能诘也。”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35页。大约是在1660年,这两位游手好闲之徒和一个名叫魏耕的冒险家相遇了。此人是杭州湾南岸慈谿县的一个布衣,在安徽北部建立了一个称为亳社的秘密团体,并暗中散布说,他打算将该地所有的明朝忠臣重新联合在一面旗帜下。祁氏两兄弟兴奋地将他邀至他们的田庄。然而魏耕只有在其欲望得到满足时才会显得愉快、有礼,兄弟俩也就只好用美酒、妓女和剑谱取悦于这位亡命之徒。他们对此甚感厌恶,但为“忠义”之故仍然维持着这种关系。最后,到1662年,清政府将魏耕列入通缉名单,兄弟俩也被以同谋罪逮捕入狱。祁家为营救他们俩而上下打点,结果弄得倾家荡产。理孙死在狱中;班孙被放逐辽东,于1677年设法重获自由,遂回到江苏削发为僧。谢国桢:《党社运动》,第235—236页;也见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26页。?1656年,正负责编纂太祖和太宗二帝《圣训》的吴伟业,请求归乡以葬其继母张氏。1657年阴历二月,他抵达太仓。科场丑闻爆发后,他写了几首诗寄托对他的几位遭到惩罚的朋友的痛惜之情。马导源:《吴梅村年谱》,第62—66页。?吴伟业:《圆圆曲》,见其《吴诗集览》第七卷上,第9页。越女,即西施。她是公元前5世纪越王送给吴王夫差的美女。夫差为之倾倒,在她身上大肆挥霍,而她则将此情形秘密告知了越王。夫差被越军打败后自杀。西施最后知道了自己在这场阴谋中所扮演的角色,遂也自杀。“屉廊人”指的是在空旷的白色大理石长廊中漫步,并用陶罐敲出银铃般悦耳声响。“羽”和“宫”是五声音阶中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音阶。?伯奇:《中国文学选集》第二卷,第134页。?其例见吴伟业:《吴诗集览》第十五卷下,第13页。吴伟业的诗始终反映出一种负罪感,因为他的许多同窗好友都在1644—1655年间以身殉国,而他却没有自杀。例如:“故人往日燔妻子,我因亲在何敢死?憔悴而今困于此,欲往从之愧青史。”吴伟业:《遣闷诗》,引自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3页。?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七四卷,第7页。弘储是江南著名高僧三峰的弟子。?吴伟业:《吴诗集览·谈薮》上,第2页。?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4页。?马导源:《吴梅村年谱》,第78页。邓尉山在吴县西,灵岩山在该县南,紧靠太湖。赵尔巽:《清史稿》第一一七卷,第8页。?肯定有许多人用这种方式理解明朝的衰亡。对南明政权的失败表示同情的人也相当普遍。《桃花扇》于1699年秋在北京上演,直到1700年春仍场场爆满,许多观众泪流满面。作者孔尚任当时写道:“长安之演《桃花扇》者,岁无虚日……然笙歌靡丽之中,或有掩袂独坐者,则故城遗老,灯施酒阑,唏嘘而散。”见张春树、骆雪伦:《孔尚任与桃花扇》,第322页。?兰德彰:《顾嗣立〈元诗选〉和17世纪的忠君思想》,第21页。宋濂是明初政治家,曾做过元朝的官。人们对他这样的过渡性人物极感兴趣。宋濂被视为在异族统治期间保持中国文化的人物。吴伟业认为他的文章登峰造极,恰逢圣贤之君。即出仕于朝,助创大业,这正是那些草泽隐逸之士,执守斯文,翘首以待圣人之起,并由此而给他们带来无限荣耀与业绩所走的一条共同的道路。(“斯文”出自《论语·子罕》第五章,孔子的意思是,贤君既没,文化必将保存于贤人之中。)兰德彰:《中国的文化主义和根据元代所做的类推》,第372页。?《谈孺木墓表》。见谢国桢:《明清史料研究》,第32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7页;吴乃荪:《董其昌》,第260页。另一著名画家龚贤,感叹道:吾等实乃“小人”;如僧人之避肉欲。西尔伯格德:《龚贤柳林中的自画像》,第8页。?吴乃荪:《董其昌》,第261页;又见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3—54页。在许多同类的例子中,明朝忠臣有意引起对13世纪的画家龚开或文学家邓牧等南宋“遗民”的怀念。邓牧留下了这样一句名言:成王,败寇。何惠鉴:《蒙古人统治下的汉人》,第93—95页。?当然,有些人确实想在入清后继续他们在明代就喜欢的活动。色情小说《肉蒲团》的作者、冒襄的同乡李渔,仍是一位享有盛誉的职业墨客。清军入关后,他的剧本常由他的戏班在达官贵人家中演出。1657年游历北京后,他回到南京,在南城门附近建了一座有名的芥子园,并开起了书坊。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95—496页。许多学者,尤其是第二代学者,对入仕清朝仍有着强烈的矛盾心理。斯特鲁弗:《矛盾心理与行动》,第326—331页。?林侔圣:《人与思想》,第188页。在此后的日子里,黄宗羲致力于振兴其老师刘宗周的学术,并于1667年在绍兴重开了刘宗周的证人书院。黄宗羲写道:“始学于刘子,其时志在举业,不能有得,聊各蕺山门人之一数耳。天移地转,僵饿深山,尽发藏书而读之。近二十年中,胸中窒碍解剥,始知曩日之孤负为不可赎也。”引自狄百瑞:《帝国的蓝图:黄宗羲》,第42页。有两种不同的忠明思想需加鉴别:一是“代际调节”,这是鼓励其子侄入仕清朝的黄宗羲与顾炎武等人物的特点;一是“大汉族主义”,其代表人物是丧失了生员资格并认为下一代人不应为外来征服者效力而损害自身名誉的吕留良。费席尔:《清初遗民的抉择》,第37—43页。黄宗羲和吕留良原是朋友,后来为争夺祁彪佳的书楼,即著名的淡生党,而发生争吵。同上书,第9页;又见费席尔:《吕留良的生平》,第38—41页。?白乐日曾指出,许多明朝遗民的生活实际上可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充满着狂热的政治活动;第二阶段——更为长久、更为重要、但对政事保持沉默——则属于创造性工作时期。”白乐日:《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和行政现实》,第19页。艾尔曼也提到:“1644年清军入关后,南方文人率先找到了摆脱因明朝灭亡而造成的进退两难境地的办法。他们从追求道德修养向从事刻板的学术研究的转变,是汉人对明朝灭亡所作出的反应中的一个关键部分。”艾尔曼:《清朝的学术流派》,第6页;又见罗普:《近代中国的异议:〈儒林外史〉与清代的社会批判》,第47页。关于此时欧洲思想界出现的类似“冷却”状态的富于启发性的评论,见鲍斯玛:《17世纪社会的世俗化》,第10页;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33页。?兰德彰:《顾嗣立〈元诗选〉与17世纪的忠君思想》,第22页。?这一客观记述其历史的要求是17世纪40年代庄廷鑨编纂明史的主要动机。然而,这部私修的《明史纪略》因使用明朝正朔和直呼清朝先帝之名而过多地表现出对明朝的忠诚。结果,1663年,编者与出版者共有70人被杀,其家属被发配东北为奴。奥克斯南:《鳌拜摄政时期的政策与制度》,第281—282页。?这次特科考试是1678年2月宣布的,此时“三藩之乱”已经爆发,康熙帝试图通过它来阻止旧明遗臣投奔吴三桂。其举行是在1679年4月,应试者共有152人,中举者50人。其中80%(40人)来自浙江和江南。这或许是唯一公正的考试。《南疆绎史》的作者温睿临认为,明朝忠臣子孙的这次成功是上天报偿为明朝殉难者的一种方式。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41页;凯斯勒:《康熙》,第158页;米勒:《派系斗争和清朝的政治整合》,第97页;斯特鲁弗:《矛盾心理与行动》,第328、329页,及其《康熙时期徐氏兄弟和学者们的半官方资助》;威尔海姆:《1679年的“博学鸿儒”科》。1680年,黄宗羲致书于刚刚被任命为明史馆监修的大学士徐元文,要求为他的儿子在史馆中谋一职位。狄百瑞:《帝国的蓝图:黄宗羲》,第44页。?实际上,1679年的特科考试恰好是在招揽下一代学者的时候举行的,因而为编修《明史》提供了一批史学家。这些参与编修《明史》的人在清朝入关之初几乎都只有10岁或15岁。斯特鲁弗:《康熙时期的徐氏兄弟和学者们的半官方性资助》,第16—17页。?编修《明史》为那些因明朝灭亡而心灰意冷的清初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以公开的和分析的方式探讨明朝灭亡原因的机会。“《明史》的编修决定性地结束了汉族士绅阶级中重要分子的顽固态度,并恢复了他们对清廷作出的尊重其传统价值观和特权的许诺的信任。”凯斯勒:《康熙》,第166页;又见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141、153—154页,及其《矛盾心理与行动》,第336页。?对具有治国才干的明朝忠臣来说,这种进退两难的矛盾最为尖锐。他们出于对明朝的感情不能接受清朝的官职,但又不能忘怀作为进士所承担的以天下事为己任的义务。对他们来说,自我修养不过是清静无为,除此之外的唯一选择便是学问或“汉学”。即使最入迷的学者——像黄宗羲一类的历史学家,或顾炎武一类的文献学家——也肯定对其撰写的著作同其拒绝参与管理的社会之间的差距产生过痛苦的疑虑。当然,这就是他们著述如此之多的原因。关于这一矛盾的透彻研究,见杨成:《幸存者:清初的思想压力》,第2—5页。顾炎武的确想努力将个人为一个王朝效力同为保存一种文明所必需的共同努力区别开来。在《日知录》“论正始风俗”条中他写道:“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引自暮泊:《中国文化与天下观念》第六卷第十期,第9页。于是,顾炎武终于放弃了面对紧要关头的个人英雄主义,而承担起一种共同的义务,即趁全面重建之机,使天下趋于合理。?这与马克斯·韦伯提出的“英雄道德观”与“常人道德观”的差异十分相似。见玛丽安娜·韦伯:《马克斯·韦伯传》,第382页。当然,以前也有大量这样的例子,即许多官员选择了恪守职责的道德,而抛弃了那种极端的道德。例如:赵孟頫(1254—1322)是宋朝开国皇帝的后裔,他在宋朝任过职,后来又接受了元朝的官位。有人将他斥为叛徒,然而他正是这样一位高于此类吹毛求疵的伟大政治家。莫特:《元朝儒生的隐退思想》,第236—238页。许衡(1209—1281)据说曾这样为自己与元朝的合作进行辩护:如果他能选择其他方式的话,那么他就不会这样做。据说宋朝忠臣刘因尖刻地回敬道:如果他能选择其他方式的话,那么他就不会以此为荣。兰德彰:《中国的文化主义和根据元代所做的类推》,第358页。无论如何,在13世纪和14世纪由于元朝和明朝的建立,“忠”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同样,17世纪也出现了一场脱离具有宋代理学特征的“非理性的绝对效忠”观念的运动。恪守职责的道德观比容易被接受的千篇一律的史书编纂——特别是清代的史学——更为盛行。兰德彰:《顾嗣立〈元诗选〉》,第29页;又见刘子健:《岳飞与中国忠君传统》,第297页。富于理性的历史学家墨子刻,试图孤立地观察晚清时期出现的一种“趋势”,他称这种“趋势”为天下一家的现实主义,并使韦伯受到了启发。他认为,这种“趋势”使更早的“温和的现实主义”得以继续发展,同时中断了“新儒家通过逻辑推理和圣贤的造诣去追求‘内心’改造”的运动。墨子刻:《对建立现代中国哲学体系的一些基本看法》,第9页。我认为,这种“趋势”在清初实际表现为抛弃“英雄道德观”而转向“常人道德观”,而追求英雄主义的冲动和达到圣贤境界的愿望直到19世纪初公羊学派复兴之时才被重新恢复。关于后一观点,见魏斐德:《历史与意志》,第101—114页。?格雷:《20世纪中国历史方面的创作》,第195页;麦克莫兰:《爱国者与激进派》,第159页。?白乐日:《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与行政现实》,第43—44页。?魏斐德:《历史与意志》,第82—86页。关于这点的一个有趣的讨论,见林:《人与思想》,第205—207页。王夫之认为,形而上的道离开具体环境就没有生命力,任何“道”都只是一种有形的“气”之道。他并未将形而上的道归结为纯粹的关系调理模式,因为像“仁”这样一种绝对规范具有超越具体环境的优先权。而“孝”和“忠”一类道德原则的存在,则是由于它们是具体的行为规范。关于王夫之对适应实际的观念和形而上的思考所作的区分,见布莱克:《王夫之哲学思想的性质、思路和表述》,第277—280页。关于王夫之的“调理”概念,见麦克莫兰:《王夫之与新儒家传统》,第438—439页。?王夫之:《读通鉴论》,第1114页。?比利特:《王夫之两探》,第156页。?关于黄宗羲、顾炎武和方以智,彼得森写道:“他们都关心考证。他们都趋向于用考证方法去研究历史。这种方法包含着这样一种意思,即只有抓住伦理学、政治学、地理学、语言学或其他学科具有开拓意义的能动性,才能获得深刻的理解。他们都通过强调历史现象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多元性,来证明他们厌恶乃至反对这样一种占支配地位的观点,即存在一种能够、也应当向人们揭示的根本不变的统一性。彼得森:《苦果》,第12页。在我所说的王夫之思想中的“联系论”与清初传统的绘画风格之间也存在着一种有趣的联系。正如高居翰所指出的,传统派通过竭力仿效董其昌来保持元代风格,而董其昌运用的在元代风景画中常见的那种构图法,就是用按规范画法画出的各个部分来构成画面的整体,“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便是构图的基础。”高居翰:《清初画界的正统运动》,第174页。高居翰还注意到,对各种规范的局部画法的运用是极有限的。因为,这些局部画法都能在以前的绘画大师的作品中找到渊源,致使传统派的作品在整体上并未离开前人创造的价值,而只是在旧的价值之间寻求新的相互关系。结果是“各个部分的相互作用”如同“巴赫的逃赋格曲一样复杂、正规和抽象。”同上书,第176页。这样,我们赞赏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是因为他们作为画家的成熟和技巧的完美,而非他们的独立性。在其早年经历中,他们总结了董其昌画派的构图原理,但到中期“他们全都或多或少地走上了同一条有害的道路,安于墨守成规和创作呆板的千篇一律的风景画”。同上书,第171页。?杜维明

                      …绕了半天弯子,就是不正面答应纪武公的请求。纪武公再迟钝,也看出鲁桓公在齐僖公面前说不上话,转而请求鲁桓公到天子面前说几句好话,再请天子出面做齐僖公的工作。但是这个要求鲁桓公也没敢答应,他和群臣们商量了半天,想出了一个曲线救纪的办法:由鲁国牵线搭桥,促成了周桓王与纪国公主纪姜的婚事。按照鲁桓公的想法,纪武公既然成了周桓王的岳父,齐僖公不看僧面看佛面,多少要给天子一点面子吧。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鲁桓公对齐僖公的畏惧。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他这个高明的主意也未能挽救纪国。若干年后,齐国还是吞并了纪国,而王室对此也没敢发表任何意见。力求明哲保身的鲁桓公自然也未能确保鲁国的平安,公元前702年冬天,郑庄公借口鲁国人在排座次的问题上侮辱了郑国,悍然发动战争,联合齐、卫两国包围了鲁国的郎城,史称“来战于郎”。接着,两位小霸相继去世,郑庄公于公元前701年去世,三年后齐僖公也去世了。齐僖公去世后,公子诸儿继承君位,也就是历史上的齐襄公。齐襄公对鲁桓公这位妹夫也不太友好,公元前695年夏天,两国因为边境小事发生冲突,齐国军队便入侵了鲁国边境。鲁国边境长官派人跑到曲阜报告情况。鲁桓公这回果断地一拍桌子:“边境部队的任务,就是要提高警惕守住自己的阵线,防备突发事件。敌人来了就要全力应战,还请示什么?”鲁国边防军这才展开反击,与齐军在奚城发生战斗。在双方边境摩擦不断的情况下,公元前694年春天,鲁桓公带着夫人文姜前往齐国拜访齐襄公,一方面是为了协商解决两国边境冲突,另一方面是周天子要将女儿嫁给齐襄公,指定他为主婚人,因此要与齐国方面商量有关操办婚礼的事宜。国家元首出访,第一夫人作陪,在今天看来是很正常的事,在当时却引起了鲁国群臣的强烈反对。大夫申濡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说:“女各有夫,男各有妻,互不亵渎,就叫做有礼。如果违反这一伦常,必定会出问题!”鲁桓公明白申濡说得不错,不过他想,文姜是齐襄公的妹妹,兄妹见面自然温情许多,谈国事谈家事想必也轻松不少,万一谈崩了,还有个顺虎毛降火的救星呢,说不定很多难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加上文姜嫁到鲁国来十余年了,趁此机会让她回国看看,也不失为一件好事。就这样,文姜便跟着鲁桓公来到了齐国。对于文姜来说,齐国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如同十几年前一般亲切,只不过所见到的人都有了不小的变化,尤其是她那位当了国君的诸儿哥哥。文姜与诸儿并非一母所生,然而自幼在一起玩耍,感情笃深,到了十五六岁年纪,一个青春萌动,一个情窦初开,竟隐然有了相恋之意。据说当年文姜出嫁,诸儿曾以诗相赠:“桃有华,灿灿其霞。当户不折,飘而为苴。吁嗟兮复吁嗟。”诗的意思是,桃花如同红霞般美丽,虽然种在我的家门口,我却没有采摘,现在飘落于地,真是让人唏嘘!文姜亦以诗相和:“桃有英,烨烨其灵。今兹不折,讵无来春!叮咛兮复叮咛。”桃花每年都会盛开,就算是今年不采摘,难道来年春天都不开花了吗?千万记住我的叮咛啊!——这是哥哥妹妹的离别诗吗?一晃十余年过去,文姜由花季少女变成了风韵少妇,比往日更多了一分妩媚,一分娇艳,一分性感;而诸儿也由风流倜傥的公子哥儿变成了一呼万应的大国诸侯,比往日更多了一分成熟,一分稳重,一分威严。两个人一见面,齐襄公(诸儿)的眼睛都看直了,而文姜也不胜娇羞,眉来眼去之间,已然有了暧昧的情愫。只有鲁桓公仍然蒙在鼓里,这也难怪,戴绿帽子的人总是最后一个知道实情的。齐襄公与鲁桓公在泺(luò)地相会,宾主相谈甚欢,该消除的误会都消除了,王室与齐侯家的婚事也谈妥了。齐襄公很高兴,邀请鲁桓公夫妇再到临淄去住上一段时间,鲁桓公喜滋滋欣然应允。到了临淄,齐襄公与文姜便有了单独相处的机会,两个人干柴烈火,一点就着。想想看,文姜十余岁出嫁到鲁国,算起来已有三十来岁了吧,三十来岁是女人最漂亮的年龄,因为她知道青春正从发丝间滑走,所以要拼了命来绽放自己。而齐襄公呢,虽然他有三宫六院,但自古妻不如妾,妾不如妓,妓不如偷,何况偷的还是自己的妹子?用郭德纲的话说,“我的妈呀,太刺激了!”如果要兰陵笑笑生来写这个故事,肯定写得激情四射。而鲁国的史官显然没那个兴致,只写了干巴巴的四个字:“齐侯通焉。”通就是通奸,你要是不研究文言文,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鲁桓公虽然迟钝,在临淄住的日子一久,对文姜与齐襄公的迎来送往也心知肚明了。当时齐国人写了一首诗:〖敝笱在梁,其鱼鲂鳏。齐子归止,其从如云。敝笱在梁,其鱼鲂鱮。齐子归止,其从如雨。敝笱在梁,其鱼唯唯。齐子归止,其从如水。〗这首名为“敝笱”的诗收录于《诗经·齐风》。破鱼篓儿横在水坝上,只见鱼儿互相追逐,快乐得像云像雨又像水。只不过,齐襄公和文姜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了鲁桓公的痛苦之上。再老实的人也不甘心戴绿帽子。武大郎得知自己的老婆与西门庆有染之后尚且怒发冲冠,威胁潘金莲说,要叫他的兄弟武二回来收拾这对奸夫淫妇。鲁桓公虽然身在异国他乡,只能任由别人摆布,但还是可以找机会向文姜发一通脾气,责骂她不知廉耻。但这一骂,骂出问题来了:文姜跑到宫里,向齐襄公狠狠地告了他一状。文姜向齐襄公哭诉,也许只是觉得委屈,想在情人那里撒撒娇,获得一些额外的安慰。但是这位齐襄公听了之后,做贼心虚,担心闹成国际丑闻,立刻作了一个决定,要一劳永逸地解决那位吃醋的丈夫。这一年的四月初十,齐襄公设宴招待鲁桓公。在宴会上,齐国群臣不停地给鲁桓公敬酒。鲁桓公心情郁闷,正好借酒浇愁,很快被灌得烂醉如泥。宴会过后,齐襄公令公子彭生驾车将鲁桓公送回宾馆。彭生是齐国有名的大力士,走到半路略施手脚,将鲁桓公肋骨拉断。鲁桓公就这么不明不白地“薨”了。《春秋》简单地记载:“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齐。”而《左传》也仅仅是语焉不详地说:“(齐侯)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车。”翻译成白话:齐侯派公子彭生为鲁桓公驾车,鲁桓公死在车里。一桩证据确凿的谋杀案,鲁国的史书为什么要记载得这么遮遮掩掩呢?那是因为:第一,鲁桓公带着文姜去齐国访问,本来就是一件“非礼”的行为,他本人应该对此负责任;第二,鲁桓公正月访问齐国,四月被杀,整整在齐国流连了三个多月,不理国内政事,虽然情非得已,但也不可原谅;第三,鲁桓公的死事关国家级绿帽子,所谓家丑不可外扬,鲁国人写起这段历史,总是感觉难堪,难以下笔。鲁桓公死得暧昧,当时鲁国的群臣对于这件事的态度就更暧昧。他们给齐僖公发了一份含糊其辞的外交照会,大概意思是说:我国元首畏惧您的虎威,不敢安坐家里,前来贵国修好,事情办成了,非但没有回国,还稀里糊涂地死在贵国,也不知道找谁负责任,搞得我国在各国面前抬不起头,请您杀了公子彭生,也好让我们对各国有个交待。这份照会结结巴巴,前言不搭后语,有点想讨回公道,却又怕对方发威,有点想指桑骂槐,却又欲说还休,堪称是春秋外交史上一篇奇文。齐襄公收到这份照会,倒是毫不含糊,将公子彭生当作替罪羊给杀了,算是给了鲁国人一个说法。大子同即位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鲁庄公。鲁桓公死后,文姜一来留恋与齐襄公厮会的快乐,二来也无脸回鲁国见人,干脆在齐国定居下来。《春秋》和《左传》频频记载了那些年间文姜与齐侯私通的丑事:“十二月,夫人姜氏与齐侯相会于禚地。”(庄公二年)“夫人姜氏在祝丘宴请齐侯。”(庄公四年)“夏天,夫人姜氏进入齐国军中。”(庄公五年)“春天,夫人姜氏与齐侯在防城相会。”(庄公七年)“冬天,夫人姜氏与齐侯在谷城相会。”(庄公七年)……这哪里是偷情,简直就是明火执仗!我有点怀疑,鲁国人是不是派了一支跨国狗仔队,专门盯着文姜,一有信息就直接向鲁国的史官报告,然后记录在案。又或者鲁国上下已经对文姜产生了浓厚娱乐兴趣,将其所作所为一一记录在案以便让她遗臭千年,以至于忘记了这位文姜还是现任主君的亲娘。鲁国人对这对奸夫淫妇的愤恨,由此可见一斑。夹在中间难以做人的是鲁庄公,既要忍受丧父之痛,又要顺应国民的情绪,埋藏对母亲的思念,实在是难为他了。公元前690年,十七岁的鲁庄公偷偷越过边境,前往齐国的禚(zhuó)地与齐襄公会猎。说是打猎,实际上还是想探望一下自己的生母文姜。鲁国的史官对此不满,因此在《春秋》上记载:“冬,公及齐人狩于禚。”越过边境去和齐国的人打猎,当然是“非礼”的行为。然而,母子之间的舐犊之情,又岂是一个“礼”字所能泯灭?公元前689年,齐、鲁等国联军讨伐卫国,“夫人姜氏如齐师”,一方面是为了和齐襄公相会,另一方面恐怕也是为了看一看自己的儿子吧。既贪恋肉体的欢愉,又思念他乡的儿子,这位绝世佳人文姜分身乏术,难以两全。《左传》在“七年春,夫人姜氏会齐侯于防”之后,紧接着又记录:“夏,恒星不见,夜明也。星陨如雨,与雨偕也。”读起来宛如一首带着淡淡忧伤的小令。较之齐姜的乱伦,她姐姐宣姜的故事同样令人唏嘘。回顾一下,当年州吁谋杀卫桓公,自立为国君,卫桓公的弟弟公子晋出逃到国外。后来州吁政权垮台,卫国人又将公子晋接回国,立为新君,也就是卫宣公。然而这位卫宣公,却是历史上有名的昏君。《左传》记载了他的一桩风流事:“卫宣公烝(zhēng)于夷姜。”夷姜是卫庄公的小妾,按辈份是卫宣公的庶母。“烝”则是特指以下淫上,也就是晚辈与长辈通奸。春秋时期,诸侯娶十几个小老婆是很正常的事,而诸侯的精力有限,加上年事已高,小老婆久旷,难免成为怨妇,被诸侯的儿子偷偷“烝”掉的事情时有发生。至于诸侯死后,新君即位,既继承老爸的江山也继承老爸的美人,就更不足为奇了。卫宣公和夷姜通奸,夷姜为卫宣公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为急子。卫宣公对夷姜倒也不错,即位之后,立夷姜为夫人,立急子为大子,并且任命大夫公子职担任急子的老师,负责培养这位未来的接班人。卫宣公既然立急子为大子,就想替他娶一个好老婆,于是向齐僖公提亲,齐僖公正想加强对卫国的控制,也欣然答应,于是将女儿宣姜嫁到卫国去做大子妃。没想到,卫宣公这老头子一看到宣姜就傻了眼,做了一个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事:儿子的婚礼不办了,儿媳妇带回自己的寝宫去享用!新台有泚(zǐ),河水瀰(mí)瀰。燕婉之求,籧(jǔ)篨(chú)不鲜。新台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籧篨不殄。鱼网之设,鸿则离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这首名为“新台”的诗收录于《诗经·卫风》。卫宣公将儿媳妇抢到手之后,为了讨新人欢心,就在黄河岸边建立了一座亭台,成天与她在这里嬉笑游乐。卫国人民对国君的行为深感不齿,写了这首诗进行讽刺,大概意思是:新建的楼台光鲜明亮,河水潺潺从它旁边流过,美丽的人儿哟,竟然嫁给了丑陋不堪的糟老头。老头丑是丑点,然而生育能力尚在。短短数年之间,卫宣公和宣姜生了两个小孩,大儿子叫做公子寿,小儿子叫做公子朔。他将公子寿交给大夫公子泄调教。从来只有新人笑,有谁听到旧人哭?人老珠黄的夷姜眼看着本来应该成为自己儿媳妇的女人霸占了自己的老公,不免又想起自己的老公原本是自己的儿子(名分上),已经去世的公公又是前任老公……真是剪不断,理还乱,只觉得了无生趣,神经也发生错乱,于是找了一根绳子自缢而亡。夷姜死后,宣姜理所当然成为了卫国的第一夫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两个儿子,公子寿和公子朔也逐渐长大成人。理所当然,宣姜希望自己的儿子将来能够成为卫国的君主,而一个现实的障碍摆在了她面前:夷姜虽死,急子却仍然是卫国的大子。如果不除掉这位原来应该成为自己的老公的人,她的希望就只能落空。小儿子公子朔很理解宣姜的心情。大儿子公子寿自幼接受公子泄的教育,满脑子仁义道德,反倒对宣姜的想法感到难以接受。在公子寿的眼里,急子是一位性格温和、为人宽厚、知书达礼的兄长,总是抱着一种乐天知命的态度,飘然物外地观察着周围的世界。这样一个人,难道自己非要取而代之,甚至不惜伤害他的生命吗?公子寿时常这样问自己,然后摇摇头,自我解嘲般笑笑。公子寿的仁爱并不能浇灭宣姜心中争权夺利的火焰,眼见卫宣公日益垂垂老矣,她和公子朔决定赶紧行动。她在卫宣公面前诬告急子,说某一天公子朔与急子喝酒,急子喝得醉眼惺忪,借着酒性,竟然呼公子朔为儿子,而且拍着胸脯说:“你母亲原是我妻子,你便称我为父,也是理所当然。”树怕揭皮,人怕揭脸,卫宣公做贼心虚,最怕人提起他筑台纳媳的往事。听了宣姜的诬告,他恼羞成怒,也不问青红皂白,立刻决定除掉急子。这一年冬天,卫宣公派急子出使齐国,宣姜与公子朔预先派刺客埋伏在莘地,准备刺杀急子。这个消息被公子寿得知,连忙跑去给急子送行,兄弟两人在黄河边摆酒话别。公子寿向急子透露了宣姜的阴谋,劝他赶快逃离卫国,以免遭到不测。天下之大,何处不能安身?但是胖乎乎的急子听了公子寿的话,只是摸着肚皮,淡然一笑:“出使齐国是父亲委派的任务啊,如果弃父命于不顾,还要儿子干啥呢?你说,这世上有没有哪里是没有父亲的,如果真有这么个地方,我倒是可以逃到那里去。”作为现代人,我们可以笑话急子的迂腐,但不能笑话他的乐天知命。这是生于乱世的人对于荒唐乱世的无语抗争,视死如归的姿态令人心生敬意。公子寿不再说什么,举酒敬急子。三杯两盏下去,急子酣然大醉。等到他醒来,才发现公子寿已经穿了他的衣服,带走了他的仪仗,替他前往齐国出使去了。公子寿走到莘地,埋伏在那里的刺客远远看见一行人举着大子的仪仗过来,以为就是急子,于是一拥而上,驱散随从,将公子寿杀死。杀死之后才发现认错了人,正在郁闷呢,只见急子匆匆忙忙追上来,大声呼喊道:“我才是你们要杀的人,快来杀我!”既然送货上门,刺客们也不手软,又将急子杀死。《诗经·卫风》中有一首名为“二子乘舟”的诗,据说是卫国人为哀悼公子寿与急子而作:〖二子乘舟,泛泛其景,愿言思子,中心养养。二子乘舟,泛泛其逝,愿言思子,不瑕有害。〗“二子”自然就是指公子寿与急子。从卫国前往齐国是否乘舟而行,现在已经无从考证。当我读到这首诗,首先想起的是北岛的诗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就事论事,我想再加上一句:高尚在很多时候其实是一件很无可奈何的事。宣姜处心积虑要杀死急子,她的目的达到了,但是没想到搭上了自己儿子的性命。这个结果显然并不是她想要的。当她听到公子寿被误杀的噩耗时,哭得死去活来。她始终未能明白自己的良苦用心怎么就不值得体谅,公子寿连同父异母的兄弟尚且不忍背弃,那背叛自己的亲生母亲难道就可以理所当然?也许她隐约领会到了公子寿慷慨赴死的一片苦心,乃是希望用自己的死为母亲减少一丝罪孽。当然,仅仅是也许。这场政治谋杀的最大获益者是人小鬼大的公子朔。急子死了,哥哥公子寿也死了,接下来卫国君主的宝座,理所当然要由他来继承了。公元前700年,卫宣公去世,公子朔即位,成为了历史上的卫惠公。但是卫国人对他没有任何好感,反而更加怀念急子和公子寿。公元前696年十一月,公子职和公子泄发动政变,立急子的同胞弟

                      建立起合纵抗秦的联盟。当然,像韩国这样处境尴尬的国家,要联合其他诸侯抗秦非常不易。事实上韩国主观愿望上是希望联合抗秦,但是,常常是在事秦和抗秦之间东堰西倒,摇摆不定。我们看看韩国历史上的两次败仗。第一次是岸门之战。韩宣惠王十六年(前317),秦军在修鱼(今河南原阳)打败韩军,还俘虏了韩国的将领。韩国急了,相国公仲对韩王说:盟国实在靠不住。秦国早就想征伐楚国了,大王可以通过张仪向秦王求和,送给秦国一座名城,和秦军一块伐楚。这样,我们韩国只失了一座城,但是,既避免了秦国的继续侵略,又可以从伐楚中得到好处(与国非可恃也。今秦之欲伐楚久矣,王不如张仪为和于秦,赂以一名都,具甲,与之南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计也)。韩王于是派公仲与秦国讲和。楚王知道后非常担心,召见陈轸(zhěn,枕)。陈轸说,秦国早就想攻楚了,假如秦国得到韩国一座名城和韩国的资助,秦、韩合兵攻楚,这当然是秦国梦寐以求之事,所以,楚国一定会受到伤害。以我之见,我们先在全国加强警戒,然后发兵声言救韩,把战车开到路上,造成一种救韩的巨大声势。然后,派出使臣,带上重礼,让韩国相信大王是真心救韩。韩国一定非常感激大王,这样就不会帮助秦国攻楚,即使派兵参战,也不会为伐楚尽力(王听臣为之警四境之内,起师言救韩,命战车满道路,发信臣,多其车,重其币,使信王之救已也。纵韩不能听我,韩必德王也,必不为雁行以来是秦韩不和也,兵虽至,楚不大病也)。韩国要是听了我们的意见,停止向秦求和,秦国必定大怒,秦、韩之间的怨恨就会加深。韩国结交了楚国,必定会慢待秦国,这样就可以利用秦、韩两国的矛盾解救楚国之难。楚王听了陈轸一番话,龙颜大悦。于是,楚国在全国加强警戒,大张旗鼓地摆出救韩的姿态。然后楚王派出使臣,带着重礼到韩,对韩王说,楚国已把全部军队派出来了,希望贵国能放心地同秦国作战,楚军将为韩国死战。韩宣惠王听了之后非常高兴,立即停止派公仲到秦国议和。公仲认为这样不行,以实力侵犯韩国的是秦国,用虚名来救韩国的是楚国。靠着楚国援韩的虚名,和强秦绝交,一定会犯大错。何况楚、韩不是兄弟之国,又不是盟国。我们有了联秦攻楚的迹象,楚国才放出风声救韩,这只是一种计谋。况且大王已经派人把联合伐楚的打算通报秦国了,现在反悔,欺骗强秦,轻信楚国,肯定要吃大亏(夫以实伐我者秦也,以虚名救我者楚也。王恃楚之虚名,而轻绝强秦之敌,王必为天下大笑。且楚韩非兄弟之国也,又非素约而谋伐秦也。已有伐形,因发兵言救韩,此必陈轸之谋也。且王已使人报于秦矣,今不行,是欺秦也。夫轻欺强秦而信楚之谋臣,恐王必悔之)。韩王不听公仲劝告,和秦国断交。秦国大怒而进攻韩国,两国大战,楚国的救兵却一直没来。宣惠王十九年,秦军在岸门大败韩军,韩国只好派太子仓到秦国做人质求和(太子仓质于秦以和)。从这件史实来看,韩国最大的军事威胁是秦国。韩国并非不想联合抗秦,但是,韩国始终不能组成抗秦的联盟。这里既有韩国自身的因素,也是因为其他诸国各有各的打算。比如楚国,它只想瓦解秦、韩结盟,并不想真正援助韩国。宣惠王是继韩昭王之后的国君,凭借着韩昭王用申不害变法的基础尚且不能有效地合纵抗秦,何况是此后的其他韩国国君。如此,韩国被迫投入秦国怀抱,成为秦国的盟国。宣惠王二十一年,韩国同秦国一起攻楚,打败楚将屈丐,在丹阳斩杀八万楚军(二十一年,与秦共攻楚,败楚将屈丐,斩首八万于丹阳)。韩国帮助秦国打败了楚国,只能使秦国的力量更加强大。楚国的削弱,’意味着秦国在统一六国的道路上走得更决。第二次是伊阙之战。韩釐王三年(前293),韩、魏联军抗秦,在韩伊阙(河南洛阳东南)与秦决战。此时,韩、魏两国军队的人数是秦军的两倍。但是,韩、魏两军都不想担任主攻,相互观望。秦将白起利用这个机会,猛攻魏军,率先击溃了魏军。魏军一败,韩军不攻自破。这一仗韩、魏联军战死二十四万人之多,位居战国时期历次战争死亡人数的第二位。韩、魏联合抗秦,竟然还相互推诿,不愿自己承担主攻任务,又怎么能够不败?合纵之所以难以成功,最大的原因就在于各国心力不齐,都有自己的小算盘。在这种背景之下,韩国最终成为秦国的附属国,日渐削弱,苟且偷安。所以,韩最终被秦灭亡是在所难免的。如上所述,韩国的灭亡是由于地处诸国包围当中,发展空间有限,变法图强又没能真正落到实处,发展合纵抗秦,各国又貌合神离,难以成事。这几个原因互相制约,造成的合力最终将韩国推向覆灭的深渊。三家分晋之后建国的韩国就这样成为秦始皇统一中国进程中第一个被灭掉的国家。那么,秦王嬴政灭韩之后的利剑又会指向哪个国家?这个国家又是怎样被秦国灭亡的呢?第18章赵武灵王晋国一分为三为秦国统一六国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晋国如果不分裂,统一中国也许只能成为秦国一厢情愿的梦想。秦王嬴政第一个吞掉韩国之后,又把矛头对准了赵国。不过,赵国的实力不容小觑,早在秦王嬴政的曾祖父秦昭襄王时期,赵国的国君赵武灵王曾一度想把秦国给灭掉。赵武灵王这位叱咤风云的国君,以推行胡服骑射而名垂史册,赵国也因为他的改革而成为战国时期的一个强国。如果不是赵国的失误,统一中国的首选之国或许当属赵国。可是赵武灵王,这位雄才大略的君主,在推行胡服骑射八年之后却突然退居二线,交出了属于自己的权力,他的这个出人意料的举措几乎给赵国带来了灭顶之灾。那么赵武灵王究竟是如何推行胡服骑射的?他为什么要退位交权呢?赵武灵王的退位交权又给秦国的统一之路带来了怎样的契机呢?胡服骑射辟地千里赵武灵王名雍,继位于公元前325年,是三家分晋后赵国的第八代国君,此时正值秦惠文王的晚年,秦国的强大已经完全彰显。不过,此时的赵国也因赵武灵王的改革而强大起来。赵武灵王对赵国的贡献可以概括为四个字:胡服骑射。什么叫“胡服骑射”呢?简单来说就是改穿胡服,招募骑兵。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共进行过两次,第一次是赵武灵王十九年(前307),初步推行胡服骑射;第二次是赵武灵王二十四年,进一步深化胡服骑射。赵武灵王推行的胡服骑射是一项非常艰难的事业,面临着很多困难。第一,改变文化习俗艰难。赵国是从晋国分裂出来的诸侯国,赵国君臣的服装和中原各国相同,但和赵国周围的胡人服装相差极大。服饰历来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原各诸侯国一向高谈华夷之辨,看不起夷狄之邦,对夷狄文化也持排斥态度。赵武灵王要抛弃中原服饰,改穿胡人服饰,阻力肯定非常之大。所以,赵武灵王对自己的胡服骑射有很大的顾虑,所谓“有高世之功者,负遗俗之累”,改变祖宗法制的建功立业一定会受到世俗的反对。赵武灵王深知改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是涉及文化习俗的改革,更是举步维艰。第二,王公大臣们反对。赵武灵王推行胡服,也遇到了王公大臣们的反对,反对的理由也是出于对夷狄文化的排斥。对此,赵武灵王抓了两件事,一是在大臣中争取支持,二是在公族中争取支持。赵武灵王正式颁布胡服令之前,先召他的臣子楼缓做工作,他对楼缓说,赵国目前四面有敌而内无强兵,因此,“我欲胡服”,楼缓毫无保留地支持赵武灵王。赵武灵王接着又找了老臣肥义,肥义是元老,也是赵武灵王幼年继位时的托孤大臣。肥义不仅全力支持赵武灵王的改革,而且进一步打消赵武灵王胡服改革的心理障碍。肥义一方面用赵国历史上的赵简子、赵襄子两位先贤来激励赵武灵王,另一方面对赵武灵王讲:“臣闻疑事无功,疑行无名。王既定负遗俗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矣。夫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如果顾忌天下人的议论,什么事也干不成。肥义特别强调“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因为“愚者闇成事,智者睹未形”。一般的人对成大事往往缺乏超前意识,只有智者才能看到事情的未来。赵武灵王深知推行胡服困难重重,所以,他必须取得赵国公族的支持,特别是他的叔叔公子成的支持。公子成在赵国上层有很大的影响力,赵武灵王先派了一位大臣去看望公子成,并对他说:“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议之也。”但是,公子成认为中原文化远胜蛮夷文化,因此不支持穿胡服。赵武灵王为了胡服改制成功,亲自到公子成家中做工作。他对公子成说了四点:第一、从目的上看,服装是为了方便使用,礼仪是为了方便成事(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第二,从现实来看,赵国面临着燕国、东胡八楼烦、秦国、韩国、中山等国的包围,生存环境恶劣。如果不“变服骑射”,无法应付四面之敌。第三,从历史上看,赵简子、赵襄子都是在应对戎狄之中获得发展的。今天的“变服骑射”,其实是继承简、襄之功业。第四,从“国际关系”上看,中山国对赵国危害极大,必须“变服骑射”以报此仇。公子成对赵武灵王继承简、襄之志非常赞赏(今王将继简、襄之意、以顺先王之志,臣敢不听命乎),立即同意穿胡服上朝。在取得叔叔公子成和重臣肥义的支持后,赵武灵王立即颁布胡服令,宣布臣民改穿方便的胡服,抛弃宽袍大袖的汉服。从赵武灵王经过多方工作后再发布胡服令来看,他是一位非常清醒的政治家。他懂得“变服骑射”的重要,也深知“变服骑射”的艰难。既然赵武灵王知道阻力这么大,他为什么还要提倡“胡服骑射”呢?目的有三。其一,拓边扩土。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北取胡地、内灭中山。赵武灵王自己也说:“虽驱世以笑我,胡地、电山吾必有之,于是遂胡服矣。”“驱世”,就是整个国家的人。不管因为我穿胡服有多少人嘲笑我,只要能拥有胡地和中山,我不怕任何人的嘲笑。其中,“吾必有之”四个字显示了赵武灵王北拓胡地、内灭中山的决心。赵国建国以来,曾经多次想向中原发展,但是,这种努力收效甚小。因为赵国向中原腹地的扩展必然要和韩、魏、齐诸国发生冲突,各国都会全力阻止赵国向中原腹地扩展。不过,赵国南北两部分中间有一个“千乘之国”的中山国,而北部是广袤的胡地。如果能够北取胡地、内灭中山,赵国的领土就会大大扩展,而且不会和中原各国为争夺土地拼得精疲力竭。赵武灵王想攻战胡地、中山,根本目的是为了与秦国争夺统一天下的机会。赵武灵自己穿上胡人衣服,缩小了赵人和胡人的心理差异,增强了胡人对赵人的认同感,便于双方融为一体,这对教化胡人、吸引胡人加入赵国非常有利。当时,赵国周边的胡人如东胡、林胡、楼烦都是游牧民族,擅长骑兵作战。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做法使林胡、楼烦归顺赵国。林胡王献马,楼烦王骑兵接受改编,吸引了大批胡人加入到赵国的军队中,大大增强了赵军的战斗力。其二,洗刷羞耻。赵武灵王三年,赵国和韩、魏、燕、中山四国国君相互称“王”,目的是为了和当时的秦、齐、楚三个大国相抗衡,加强五国之间的联系。这样,赵武灵王也就成为赵国历史上第一个称王的国君。但是,赵武灵王八年发生了一件事,让赵武灵王一下改变了称呼。原来,这一年韩、赵、魏、燕、楚五国联合,以楚国为首领,攻打秦国,结果被秦国打得大败,赵武灵王对这次失败感到格外羞耻,他说:“无其实,敢处其名乎。”丛此,赵武灵王“令国人谓已曰君”(《史记·赵世家》)。赵武灵王九年,韩、赵、魏三国联合进攻秦国,又遭惨败,赵国士兵被杀八万人之多(九年与韩、魏共击秦,秦败我,斩首入万级)。连续的失败使赵武灵王痛感赵国需要改革。其三,不改则亡。战国和春秋的最大不同在于,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规模越来越大,各国为了生存都在谋求变法图强,魏国有李悝变法,楚国有吴起变法,秦国有商鞅变法,韩国有申不害变法,等等。变法后的各国都有不同程度的起色,特别是秦国的商鞅变法,效果最为显著,实力提升最快。强秦已经成为赵国最大的威胁,而且赵国腹地还有一个国中之国中山,正如赵武灵王自己所说:“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东有胡,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而无强兵之救。”赵国是一个四战之地的国家,东西南北每一个方面都需要应付外敌。赵国现有的弱势如果不改变,就会被四边的国家一步步蚕食。赵国已经到了不改革就要亡国的危险境地。赵武灵王十九年施行的“胡服骑射”收到了极好的效果,当年派兵攻击中山,拉开了消灭中山国之战的序幕。第二年,赵武灵王招募胡人军队,建立原阳骑兵训练基地,同时发动对中山国的战争,前后历时十二年,终于灭掉了“千乘之国”中山。灭中山使赵国南北领土连成一片,极大扩大了赵国的领土,增强了赵国的实力。“中山之国地,方五百里,赵独擅之,功成名立利附,天下莫能害。”在进行“胡服骑射”改革的同时,赵武灵王于二十年,率领新建的骑兵军团,向西攻打胡地,使赵国“辟地千里”。赵武灵王向西扩地千里这一年,正当秦始皇的曾祖父秦昭襄王继位,而且,秦昭襄王也是赵武灵王派兵从燕国护送回国才当上秦国国君的。强大统一的晋国消失了,但是,赵国在赵武灵王的统治下迅速成为东方的大国、强国,成为日后秦始皇统夯天下的最大障碍之一。赵雍立庶禅位赵章篡权身亡赵武灵王(赵雍),所推行的“胡服骑射”不仅拓展了赵国的疆土,壮大了赵国的实力,而且使赵国成为北方民族融合的中心之一。更重要的是由于推行“胡服骑射”,赵武灵王已经取得了与秦国一争高下的军事实力和政治资本。可是就在人们瞩目赵国如何进一步强大之时,赵武灵王二十七年(前299),正当壮年的赵武灵王突然废掉了太子赵章,禅位给小儿子赵何。赵何就是赵国历史上的赵惠文王。赵武灵王在传位幼子之后,自称“主父”,并派曾经辅佐先王与自己的两朝元老肥义做惠文主的相邦和傅(国君之师)。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里面潜伏着怎样的危机呢?这事还得从赵武灵王十六年说起,那年,赵武灵王外出游玩,梦见一位美少女一边弹琴一边唱歌。第二天,赵武灵王和大臣们喝酒之时,多次提到那个美梦。他手下一位臣子吴广听赵武灵王反反复复地说这件事,就动了心思,他通过赵武灵王的夫人(正妻)把自己的女儿孟姚献给了赵武灵王。为了和赵武灵王的美梦相符,吴广与赵武灵王的夫人串通好,说自己的女儿叫“娃嬴”(吴广闻之,因夫人而内其女娃嬴,孟姚也)。因为,赵武灵王梦中的那位美少女就姓嬴。赵武灵王得到孟姚之后,觉得她就是自己梦中的美少女,因此非常宠幸她。后来孟姚生了一个儿子,就是赵何。孟姚病逝于赵武灵王二十五年,出于对孟姚的怀念,赵武灵王废掉了长子赵章的太子之位,立幼子赵何为太子。此时的赵何只有十岁左右。前太子赵章虽然被废,但是,赵章年长,又多次带兵,很有能力。赵何还是个小娃娃,在政治上远不是前太子赵章的对手。为了让年幼的赵何能够在自己百年之后顺利接班,于是,赵武灵王就在自己壮年之际宣布退休,以便有足够的时间辅佐幼子赵何。这是赵武灵王壮年退位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为了让自己从繁杂的国事中解脱出来,专门攻占胡地,便于从北面的云中、九原袭击秦国(将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从云中、九原直南袭秦)。有一次,退位的赵武灵王假扮成使者使秦,当时秦国国君是秦昭襄主,他不知道这个使者就是赵武灵王,但是交谈以后,秦昭王发现这个使者相貌奇伟,言谈举止极有风仪,不像是做臣子的,于是派人追赶,而赵武灵王早已到了

                      仅是在六年之前,三晋还打着五国伐秦的大旗进攻秦国,被打得落花流水;六年之后,魏国和韩国为什么会跟在秦国后面戮力攻齐呢?关于这六年间发生的事情,还得从公元前316年发生在咸阳的一场辩论说起。司马错论伐蜀公元前316年,地处西南的两个少数民族国家苴国和蜀国,因为领土问题发生战争。苴国打不过蜀国,便派人向秦国求援。秦国地处中国西部,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众多,其中实力最强的是西北的大荔、义渠和西南的蜀。它们并不服从秦国的领导,与秦国的关系时好时坏。总的来说,好的时候少,坏的时候多。秦国时常掠夺它们的土地,它们也不时发动反攻或侵略。进入战国以来,秦国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大规模战争已经有好几次。公元前461年,秦国攻取大荔的都城(今陕西省大荔),逼迫大荔向北撤退。公元前451年,秦国在南郑(今陕西省汉中)筑城,意在防范蜀国入侵。公元前387年,蜀军突袭并攻取南郑。同年,秦军发动反攻,夺回南郑。公元前444年,秦伐义渠,俘虏义渠王。公元前430年,义渠兴师伐秦,一度深入渭南。最近一次是公元前318年五国伐秦,秦军出函谷关反击,大获全胜。但是,义渠在公孙衍的鼓动下乘机起兵袭秦,在李帛(地名,今不详)大败秦军。由此可见,蜀和义渠在当时都具有相当强大的实力,对秦国构成了一定的威胁。当秦惠王收到苴王的求救信,他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将秦国的势力扩张到西南巴蜀地区的大好机会。他立刻将重臣们召集起来,就进攻蜀国征询大家的意见。没想到,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就是相国张仪。“蜀国不过是西南的蛮夷之国,地又偏,路又远,就算您兴师动众,疲困劳苦将它打下来,也无利可图,更不会成就霸王之名。依下臣之见,不如先进攻韩国,夺取韩国的新城、宜阳,威逼二周(东周国和西周国),将象征统治天下权力的九鼎抢到手里,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才是王业正道。”张仪这么一说,秦惠王便觉得也有道理。这十余年来,张仪一直是他的左右手,他对张仪的信赖,已经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更何况,自古以来的历史经验也使他觉得,将天子抓在自己手里,确实比其他事情更重要。这时有位名叫司马错的将军站出来说:“我反对相国的意见。我听说,想使国家富有,就要扩张土地;想使军队强大,务使人民富裕;想要建立王业,必须广施仁德。把这三件事办好了,王业自然而来,哪里用得着去抢九鼎,挟天子?”秦惠王颇为诧异地看着司马错,因为他从来都认为司马错只是一名赳赳武夫,没想到能够说出这么有水平的话。他点点头,鼓励司马错继续讲下去。司马错说:“周朝,乃天下诸侯之宗室;齐国,乃韩国的盟友。如果周朝预感将失去九鼎,韩国自知将失去三川,它们必将联合起来,依赖于齐、赵,求救于楚、魏。那时候,周朝将九鼎献给楚国,韩国将三川献给魏国,秦国只能在一旁干瞪眼。所以,攻韩逼周,其实是下下之策,下臣以为不可取。”这显然是跟张仪对着来了。张仪反驳道:“不对。我听说,争名在朝廷,争利在市场。现在周朝就是朝廷,三川就是市场,我们不占领,齐国和楚国就会占领,所以我们必须先下手为强。”司马错说:“您说得不对,秦国的当务之急,是扩张地盘,增强实力。蜀国是西南的蛮夷之国,现在正和苴国打仗,我们趁此机会进攻蜀国,如同豺狼追逐羊群一样,毫不费力。夺取蜀国的土地,可以扩张秦国的地盘;掠夺蜀国的财物,可以使秦国的百姓获得实利,同时扩充秦国的军备。”说到这里,司马错停顿了一下,看了看秦惠王,又看了看张仪,才缓缓地说,“更重要的是,吞并巴蜀之地后,秦军可以顺江东下,直攻楚国。楚国灭亡,则天下大局已定。”听到这句话,张仪不禁对司马错刮目相看。对于张仪来说,所谓的连横,就是“以秦、韩与魏之势伐齐、楚”。韩国与魏国,是争取的对象;齐国和楚国,则是讨伐的对象。“秦国和齐、楚之间,必有一战。”他时常这样说。当时天下诸侯,以秦最强,齐、楚次之。秦国要吞并天下,齐、楚两国是不可能同意的,只能通过武力来解决。张仪之所以主张进攻三川,威逼周朝,也就是想把韩、魏两国抓在手里,获得进攻齐、楚两国的前进基地。他没有想到,司马错却提出另外一条路径——先灭巴蜀,再灭楚国,然后吞并天下。张仪不是固执之人,他稍加思索,便能看出司马错的高明之处。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果司马错的计划得到实施,对秦国来说,无非是把攻韩的时间往后推一推罢了;但是对楚国来说,却是个巨大的威胁。在日后秦、楚两国的博弈中,无疑是大大有利于秦国的。关于司马错的家世,有必要介绍一下。他的祖上原本是周朝的史官,后来迁徙到晋国,战国时期分散为三支,一支在卫,一支在赵,一支在秦。司马错自然是在秦的一支,他的后人也一直为秦国服务,直至秦统一天下。秦朝灭亡后,司马氏又成为汉朝官吏。汉武帝时期,司马错的一位后人编写了一部史书,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位后人名叫司马迁,那部史书就是《史记》。秦惠王最终采纳了司马错的意见。于是同年六月,秦惠王命司马错率军经汉中入侵蜀国。蜀王亲自带兵到葭萌(今四川省剑阁)抵抗,失败后逃至武阳(今四川省彭山),被秦军追上杀死,蜀国由此灭亡。司马错又顺手牵羊,消灭了巴国和苴国。从此秦国的势力范围扩张至今天的川、渝一带。后世有人评价:商鞅变法,为秦国统一天下打下了社会、政治、经济基础;司马错灭蜀,为秦国统一天下打下了战略基础。秦国吞并了巴蜀后,由于交通不便,短时间内并没有完全控制这些地区,只能采取“羁縻(jīmí,笼络控制)政策”,对当地少数民族进行笼络控制。比如秦国仍然封蜀王的子弟为侯,而且让他们世代娶秦国公主为妻;对巴蜀之地实行赋税优待政策,减轻人民负担等。尽管如此,当地少数民族一直没有停止对秦国的反抗。司马错作为秦国的巴蜀问题专家,后来不止一次带兵入蜀平叛,立下了赫赫战功。解决西南问题的同时,西北问题也被提上议事日程。公元前314年,秦国出兵讨伐义渠,一举夺得二十五城,又在西北大大地扩展了自己的势力。这样一来,秦国无后顾之忧,便将全部精力放到东方,加快了对东方各国的军事和外交攻势。合纵新旗手田文自从公元前318年五国伐秦失败,合纵运动的领导者公孙衍的日子就一直不太好过。到了公元前316年,正当秦国攻略巴蜀的时候,魏襄王为了取得齐国的支持,决定起用客居魏国的齐国人田需为相,以取代公孙衍。对于这一天,公孙衍早有心理准备。但是对于由田需来取代自己,却是愤愤不平。因为田需的为人实在是太差了。连当年惠施这种老好人都曾经忍不住劝告他:“你一定要与人为善,虽然你觉得自己已经在魏王面前扎下了根,可是想除掉你的人实在是太多了,要小心被人连根拔起。”——一个人能够得到这种劝告,可想而知是什么货色。公孙衍对魏襄王说:“您之所以起用田需,无非是想让齐王满意。但实际上齐王对田需并没有好感。不如这样,我向您推荐一个人。如果由他来担任相国,不只是齐王满意,对魏国也是一件好事。”魏襄王说:“好啊!如果有那样的人,寡人当然乐意。”公孙衍说:“您可知道,齐王最宠信的大臣是谁?”魏襄王说:“田婴。”公孙衍说:“对了,田婴乃齐王之弟,又是齐国的相国,在齐国可谓炙手可热。您何不请田婴之子田文到魏国来担任相国?”“田文?”魏襄王不觉眼前一亮。他对这个年轻人早有耳闻,因为听说了太多田文的故事,只要一提到这个名字,魏惠王就会产生一种如雷贯耳的熟悉感。关于田文的身世,《史记》是这样记载的。田婴妻妾众多,生了四十多个儿子。田文的母亲地位低贱,生下田文那日,正是五月初五。田婴都没来看一眼,只是派人传话说,孩子生下来就扔掉吧!“扔掉吧!”轻飘飘的一句话,就像扔掉阿猫阿狗那么简单。也许对于某些男人来说,生孩子不过是个播种的过程,播下了之后便一概不管,所以也无所谓骨肉之情。田文的母亲肝肠寸断,但是又不敢违抗田婴的命令,甚至不敢争辩,只得默默点头。幸好,田婴说过这句话,很快就忘掉了,也没有派人监督检查。田文的母亲便大着胆子,将孩子藏在府里,偷偷地哺养起来。田婴贵为齐国第一权臣,家大业大,府上家人奴仆何止上千人?因此,对于这个孩子的存在,他一直不知情。也许偶尔有一两次遇到,他也当作是奴仆的儿子,没怎么在意就走过去了。转眼过了七八年,田文已经长成了一个大孩子。他母亲心想,总不能这样一辈子瞒下去,让儿子当个黑户吧!再说了,经过这么些年,她一直没弄明白田婴当时为什么要扔掉田文,或许是一时不高兴,过了也就过了呢?怀着这样的想法,她将田文带到了田婴跟前。没想到,田婴见到田文,把情况问清楚之后,脸一下子就黑了。他瞪着她问道:“我不是当时就叫你把这孩子扔掉吗?你为什么还要把他养活了下来!”那可怜的女人吓着浑身颤抖,不知道接下来会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倒是田文十分镇定,他走上前向田婴磕了一个头,问道:“父亲,您为什么要扔掉我呢?”田婴将头偏到一边,不予回答。田文就直盯着他,眼睛一眨也不眨。田婴只要一接触到他的目光,内心就一阵发虚,赶紧避开。父子俩这样对峙了老半天,田婴首先受不了了,终于不情愿地说道:“五月里出生的孩子,长到像门框那么高的时候,就会对父母不利。”“父亲,”田文又问道,“请您告诉我,一个人的命运是决定于老天呢,还是决定于门框?”田婴回答不上来。“如果决定于老天,那您还操什么心呢?操心也没用;如果决定于门框,那咱们完全可以把门修高点,再修高点,修到我长不到那么高的位置,不就可以了吗?”田文说着,脸上露出天真的笑容。田婴哭笑不得,大声嚷嚷道:“算啦算啦,你别再说了!”从这个时候开始,田文才获得田家少爷的身份。这个身份,与其说是田婴赐予的,不如说是他自己争取得来的。又过了数年,田文已经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有一天,田婴喝酒,田文在一旁侍候。他突然问了田婴一个问题:“儿子的儿子是什么?”“孙子。”“那孙子的孙子呢?”“玄孙。”“玄孙的玄孙呢?”田文紧追不舍。“我怎么知道?”田婴不耐烦了,“你到底想说什么,直说吧,别绕弯子。”田文正色道:“您在齐国当权,已经经历了三代君王了。齐国的土地没有因为您而增加,咱们家里倒是积累了黄金万两,但是您的门下又见不到一个有才能的人。”田婴勃然变色,将酒杯重重地砸在案几上。田文却还是一如既往地淡定:“俗话说得好,将门必有将,相门必有相。可是咱们家呢,您的妻妾使女穿的都是绫罗绸缎,吃的都是好饭好菜,而跟随您的士人连个粗布短衣也穿不上,连顿糟糠也吃不饱。可您还是一个劲地积累财富,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我不是批评您,我只是感到十分不解,所以就大胆地说了出来……”田婴脸色红一阵白一阵,坐在那里生了一顿闷气,酒也不喝,菜也不吃,把袖子一甩,起身就走了。父子之间的这次对话过了没多久,田婴下达了一道命令,让田文主持家族外务,也就是迎来送往那些事。田文出手果然不凡。自打他当上外管家,田婴家的人气就旺了起来。许多在齐国深孚众望的士人都投靠到田婴门下,还有不少人从国外来投奔。当然,也有一些人的来路不是那么正,有的是政治投机失败者,有的甚至是犯了罪逃亡而来。田文对这些人,不分贵贱,不问出处,一律平等相待,好酒好肉伺候着,管饱管醉,管吃管睡。有一次,田文在夜间招待客人吃饭,其中有一位客人背着火光在黑暗中吃,旁边的一位客人生气了,他怀疑吃的东西不一样,有贵贱等差之分,于是推碗而去。田文立刻站起来,端着自己的饭碗给那位愤怒的客人看。那人一看,田文碗里也就是两块叉烧一只鸡腿,和自己的没有任何差别,不禁羞愧难当,立刻拔出佩剑自杀了。田文还有一个习惯:接待客人的时候,他的秘书拿着笔坐在屏风后面作记录,将谈话内容记下来,同时将客人的家庭情况也记下来。比如家住哪里啊,有几口人啊,经济条件怎么样啊,都摸得一清二楚。客人离开,刚回到自己家,田文的使者就到了,带着礼物对其进行慰问,而且是阖家老小通通有礼,老人有酒肉,孩童有衣裳,皆大欢喜。使者走后,这一家人关起门来,无不饱含热泪,交相称赞田文的仁义。田文的名声很快传遍了诸侯,风头甚至盖过了田婴。在这种情况下,田婴顺应潮流,将田文立为世子。公元前316年,当公孙衍向魏襄王提出请田文出任相国,魏襄王毫不犹豫答应了。他虽然很喜欢田需,但是知道田文的分量比田需高了整整一个重量级,二者不可同日而语。公孙衍亲自跑到齐国,征得田婴的同意,将田文这尊大神请到了魏国。而他本人,在向田文办好移交手续后,悄然来到了韩国,取代公叔出任了韩相。这样一来,田婴、田文父子分别担任了齐、魏的相国,公孙衍担任了韩国的相国,齐、魏、韩三国合纵的形势就明朗起来了。合纵运动的大旗也由公孙衍交给了田文。田文很快会发现,合纵运动和江湖义气完全是两码事,不是那么好玩的。连横大势初具规模秦惠王和张仪的反应很快,公元前315年,秦国刚刚结束对蜀国的战争,就发动了对韩国的进攻。韩国的新任相国公孙衍率军与秦军大战于浊泽,形势十分紧张。然而由田氏父子控制的齐、魏两国却在作壁上观,丝毫没有要发兵相救的意思。韩国大臣公仲朋,历来主张与秦国亲近。他向韩宣王建议:“秦军打来了,咱们的盟国都当作没看见。单以韩国的力量,无论如何不是秦国的对手。依下臣之见,秦国去年攻略巴蜀,意在楚国;今岁攻韩,同样也是为了楚国。大王不如通过张仪向秦国求和,送给秦国一座大城,与秦国一起伐楚,此乃以一失而换二利的好事。”所谓一失,就是失去一座大城。二利,一则秦不攻韩,战祸可消;二则与秦攻楚,有利可图。韩宣王对此表示赞同,于是命公仲朋负责与秦国谈判,而且一再叮嘱:“要谨慎,千万不要走漏了消息!”可这消息偏偏就让楚怀王知道了。楚怀王觉得此事非同小可。秦国已经获得了巴蜀,占据了上游之利,如果再得韩国之助,则对楚国构成两面威胁,可不是闹着玩的。他立刻宣陈轸进宫商量。陈轸是谁?本书第七章末尾说过,五国相王的时候,楚国令尹昭阳率军攻魏,又想移师攻齐,陈轸从中劝谏,避免了一场“画蛇添足”的战争。据《史记》记载,陈轸也是游说之士,和张仪同时进入秦国,曾经受到秦惠王的重用。正所谓一山不容二虎,张仪一直将陈轸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多次在秦惠王面前说陈轸的坏话。有一次,张仪对秦惠王说:“陈轸常去楚国出差,可是楚国不见得对秦国更加友好,而只是对陈轸更加厚待。这家伙,该不会是拿着秦国的机密获取楚国的财宝吧!而且我听说,他正在私下准备离开秦国到楚国去,恐怕是要畏罪潜逃。”秦惠王将信将疑,把陈轸召来问道:“有人说您常把秦国的机密泄漏给楚国,而且想投奔楚国,有这回事吗?”陈轸很干脆地回答:“有啊。”秦惠王显然没有料到他那么主动承认,怔怔地说道:“看来张仪说的是真话喽!”果然是张仪!陈轸心里冷笑了一声,说:“这事不单是张仪知道,连咸阳大街上的张三李四王二麻子都知道。但这事不能说明我不忠,只能说明我太优秀。”“啊?”“如果一个奴婢,被主人拉出去卖,还没去巷子口就被邻居买走了,您觉得是什么原因?回答不上来?没关系,我告诉您,就是因为她太优

                      日本熟妇乱妇熟色a片在线条水平线上。由于国军普通士兵的战斗力不佳,因此相对文化素质较高的中下级军官才是国军战斗力的核心。在一线战斗中,战斗力主要依赖于中下级军官的临阵指挥和牺牲精神。换而言之,评价国军是否为精锐之师的标准,主要就是中下级军官的教育背景和实战经验。话题回到战场上。日军的负隅顽抗,为援军争取了时间。第三、六、九、十一、十三、十六、十八师团,第五师团一部相继投入战斗。之前提过,日军序号前二十的师团为甲种师团,而第五、第六师团则是甲种之中的甲种,是日军战斗力最强的两支部队。通过日军的兵力分配,可见其对上海战场的重视程度。日军虽是在战役开始后才进行兵力调动,却很快在上海完成了陆海空三军高达三十万人的部队集结。要知道这些部队分别来自中国东北、华北、台湾,朝鲜甚至日本本土。与日军超强的战斗动员能力相比,国军的运兵能力就差远了。中国铁路、公路包括航道的运输能力都太小,兵力根本无法一次性地调上来。在这种运输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很多部队甚至是同一支部队都被迫拆分,有的坐车,有的步行,迫不得已形成了兵家所忌的“添油战术”——军队只能是梯次投入战斗,编制混乱,缺乏统一领导,各自为战,兵力和火力不能集中使用。别看战后国民政府号称有七十万军队投入了淞沪会战,但真正有效投入的军队远未达到七十万。所以完全可以认为,日军在上海的兵力并未处于下风。日方不仅兵力不吃亏,还可以依靠其优势空军以及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舰载大炮,支援其陆战部队的作战。中国军队被迫在日军的空中优势火力和重型武器压迫下与敌对抗。日本空军的轰炸机以及海军的舰炮毫无顾忌地向中国军队阵地成吨成吨地倾泻着钢铁和炸药,战斗进入最惨烈焦灼的状态。在争夺最为激烈时,一个连上去十分钟就全部阵亡,一个师扔进去几小时就没了,淞沪战场就像一个巨大的熔炉一般,填进去就熔化了。国军牺牲的壮烈程度,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历史上,没有前例!蒋介石的中央军精锐损失惨重,班、排、连、团的基层骨干损失大半,这些人都是打了很多年仗的职业军官。大量中下级军官的牺牲,令部队的战斗力在短时间内难以恢复元气。在中国驻印远征军未成军之前,国军面对日军时多缺乏战而胜之的底气,也不是毫无理由的。中央军的巨大牺牲,令蒋介石很心痛,但也很欣慰。因为他独揽军政大权的十年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令出如山。调令所到之处,原本习惯于为一己私利而各自打小算盘的军阀们——粤军、桂军、湘军、川军、滇军、被改编的东北军,居然不讲条件,不提困难,不远万水千山,杀向了淞沪战场。如川军杨森的二十军,徒步、乘船、坐车,花了整整一个月,终于在10月初赶到上海,没有休整就直接投入战斗中。就这么一支穿着草鞋,装备低劣,身无长物,又刚刚经过长途跋涉的羸弱之师,竟然以伤亡七千人的代价与日寇激战了七昼夜。尽管无数国军闻义赴难,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退,即便阵地化为灰烬,军心仍坚如铁石!但现实情况是,国军在经过头两个月的狂攻之后,不仅被迫由攻转守,且渐渐抵挡不住日军的攻势。战局危急!这是由三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其一,精英尽出的中央军在头两个月的战斗中损失惨重,而之后补充上来的大都是各地军阀的杂牌部队,战斗力大减,这一进一出,形势逆转,国军再也无力压制日军。其二,我们的后勤系统跟不上。抗战发生时,我们是以一个近代农业国家拼死抵抗一个近代工业国家。我们的大部分武器都是进口的,仅枪支便来自十几个国家,更别提如飞机、坦克此类的高端武器,基本是打一架(辆)少一架(辆),根本无从补充。枪、弹的生产能力也有限,无法满足战场消耗。而日本则拥有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所有武器均可以自行制造,且产量充足。这样的两支军队交手,除了以惨烈的牺牲换取胜利一途,再无其他的路可走!其三,我们失去了制空权,天空变成了日机的天下。日本轰炸机连难民都不放过,何况是行军中的部队,这就使得上海周边的交通几乎完全堵断,军队运输非常困难。后勤补给跟不上,战伤者得不到救治不说,打到后来士兵连口粮也没有了。说一千道一万,原因只有两个字——国力,绝对的力量是一切的基础。拼到10月底,由攻转守的中国军队已经几无还手之力。为避免全军覆没,国民政府决定将主力撤至苏州河以南阵地。为掩护大军撤退,必须留下一支部队牵制日军。这个任务最后交到了孙元良麾下八十八师五二四团手里。说是一个团,其实它的建制已经被打残了,只剩下一个营。原团长已经阵亡,接受断后命令的是刚刚由副团长晋升为团长的谢晋元。谢晋元,黄埔四期生,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一有死无生的任务,率领麾下仅有的四百余官兵在闸北四行仓库布防。四行仓库与英美租界只相隔一条苏州河,因此这场防御战将进一步吸引国际社会的注意力。中国军队在整个上海就此一支孤军。当时谢晋元接受采访时,为了虚张声势便说了句“我们有八百人”,从此“八百壮士”威名远播。谢晋元和他的部下们抱定殉国的决心,即便只剩下一枪一弹,亦必与敌周旋到底。这一周旋就是四天四夜,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军队不屈不挠的意志和抗战到底的决心,也赢得了世界对中国的尊重与同情!四天后,谢晋元接到蒋介石“珍重退入租界、继续为国努力”的手令,撤到租界。主力这边撤退得并不顺利。大军在撤出上海时不够果断,舍不得退出战斗。就这么一磨蹭,让瞬间的迟疑变成了永久的遗憾,日军指挥官趁机使出了他们使用频率最高的战术——迂回包抄:一部正面强攻,一部从侧翼包抄,两面夹攻。日军增援部队在杭州湾金山卫附近突然登陆,从侧翼迂回包抄了国军的后路。国军腹背受敌,阵脚大乱。11月初,蒋介石被迫下令全线撤退。淞沪会战就此以中国军队的失利而告终。此役中国军队伤亡三十余万,团以下军官半数殉国,但也迫使强大的、团结的、凶悍的、野蛮的、世界一流的日军付出近九万精锐伤亡的惨痛代价!此役中国跟敌人耗掉了三个月的时间,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三个月解决中国”的计划,为从上海等地内迁大批厂矿机器及战略物资,坚持长期抗战争取了时间!相比之下,我们太过弱小,我们国力不足,我们战略部署欠妥,我们战役指挥不当,但我们决心以全面的牺牲来面对历史危机的挑战!面对强敌的入侵,面对蹂躏与侮辱,我们誓死抗争,我们矢志不渝,我们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全国军民众志成城、同仇敌忾的壮丽悲歌,这不仅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更为中华民族赢得了生存的权利和发展的时间!换了现在的中华民族,小日本你再来上海试试?!

                      太原会战

                      上海作战陷入困境之时,北方的战火还在熊熊燃烧。“七七事变”后,日军遭到了中央军汤恩伯部在北京南口与河北张家口一带长达十九天的坚决抵抗,史称“南口战役”。日军在付出近万人的伤亡后,迅速完成对北京、天津、察哈尔、河北等地的占领,而后直扑山西。日本人所打的如意算盘,是从南方的上海和北方的华北同时发起攻击,形成南北夹击向西合围的态势,迅速灭亡中国。日军先锋是板垣征四郎。前文说过,“九·一八”和“一·二八”都有他参与,当时这小子不过是一个大佐(上校),而现在他已晋升为中将,担任日军成名于“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第五师团(广岛师团)第十九任师团长。可能因为板垣征四郎缺失了一些正常细胞导致其少根筋,所以与一般的鬼子相比,他的精力和斗志格外旺盛,更加好战。他率领的第五师团在中国的八年间,先后对阵中国七十多个师,鲜有败绩,人称“钢军”。因为中国人民对小鬼子板垣征四郎印象太深,所以第五师团又被称为板垣师团。不过,鬼子的如意算盘完全在中国军方的预料之中。面对入侵的日军,蒋介石命阎锡山和卫立煌在长城一线率众抵抗,史称“太原会战”。这个“众”绝对名副其实,阎锡山的晋绥军、中央军卫立煌、老西北军孙连仲、单衣赤足的川军邓锡侯,还有共产党的部队,合计近六十万人马。国军的对手日军的数量约为十五万。其间,阎锡山安排了十一个军近十万人在平型关附近阻击日军,被称作“平型关战役”。但这十一个军中唯有国军第八路军取得了胜绩,这就是我们熟悉的“平型关大捷”。从哪里突然冒出来的国军第八路军?“西安事变”结束后,蒋介石虽然履行了停止“围剿”红军的承诺,但在如何改编红军的谈判中,双方却是难以达成一致。淞沪会战爆发后,日本人的枪炮、亡国灭种的危机迫使双方不再犹豫。于是国共双方重启谈判,并迅速达成一致,蒋介石同意给予红军一个军三个师四万五千人的编制,红军三大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也就是我们后来常说的八路军。朱德、彭德怀任正、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下辖一一五师(主要由红一方面军缩编成)、一二〇师(主要由红二方面军缩编成)、一二九师(主要由红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缩编成),师长分别是林彪、贺龙、刘伯承。编制规整后,八路军立即奉命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八路军的派驻地是山西,受阎锡山节制。1937年9月25日,林彪指挥一一五师在平型关附近设伏,消灭了板垣师团二十一旅团的辎重部队。辎重部队说白了也就是管后勤的运输部队,负责运输军械、粮草等物资,非正规作战部队。出于抗战的需要,当时共产党和国民政府对外都大大地夸大了战果,后来我们的教科书沿用了当时的战报。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论调才逐渐改变,歼敌数目一降再降,终于降到不到一千人。探究歼敌数目的多少不是重点,此处只想强调一点,战斗过程绝不像今天那些为了吸引眼球而设计出种种匪夷所思桥段的抗日神剧所描述的那样:神功盖世的中国人民玩弄日军如虐杀蚂蚁——徒手撕鬼子,手榴弹炸飞机,杀猪刀、石块、弹弓、飞针也成了杀鬼子的利器!一个个愚蠢猥琐、无能弱智的日军,主动把身体送到我方帅哥靓女们打不完用不尽的子弹前面!各种雷人的台词层出不穷——同志们,八年抗战开始了!我爷爷9岁的时候就被日本鬼子残忍地杀害了……抗日神剧对强悍和先进的对手进行丑化与贬低,实际上只是在贬低那些在抗战中牺牲的烈士和活下来的胜利者,把一段悲壮的历史记忆变成搞笑的娱乐节目,实在是对不起为国家存亡而英勇奋战的英雄们!实际情况是这样的。一一五师是八路军的第一主力,参加伏击战的官兵几乎都是从长征中走过来的老红军,战斗意志与战斗技术均属国军中的出类拔萃者,尤其在改编过程中,由于缩小了编制,营长变连长,连长变班长,班长变战士,导致部队中干部的比例非常高,其战斗力不言而喻。八路军占据有利地形进行偷袭,人数十倍于敌,且攻击的只是敌人的一支运输部队,打起来的激烈程度还远超常人想象。八路军付出了约千余人的伤亡,又厮杀了大半天,才分出胜负。据说,毛泽东在陕北得到内部战报后,亦曾为牺牲的将士数量之多心疼不已。亲自指挥此役的林彪在事后专门做过经验总结,他说:我们过去从北伐到苏维埃战斗(国共十年内战)中还不曾碰到过这样强的敌人。好在付出收获了回报。一是获胜的一一五师缴获了不少好东西。最重要的当数军大衣,因为马上就要入冬了,而大部分八路军将士都只有单衣。后来林彪穿着这次缴获的日本军大衣出去兜风,被阎锡山手下一个尽职尽责的哨兵当成日本军官一枪给撂了,林彪重伤,就此退出抗日战场。等林彪再次出山时,已是国共争天下之际,林彪好似专为内战而生。二是八路军通过此战积累了宝贵的抗日经验。据老八路王汝林回忆,八路军后来找到了跟日军打白刃战的办法——“群殴”,即以班组为单位同日军拼刺刀的战术,至少三个人结成一个小组与鬼子拼刺刀,有防守的,有助攻的,还有佯攻的。八路军没有和第五师团的主力交成手,但中央军卫立煌和晋绥军傅作义,在雁门关附近的忻口,跟以第五师团为主力的日军打了一仗,历时一月,史称“忻口战役”。因为双方主力精锐尽出,所以此战成为抗日战争中中国北方规模最大、战况最激烈的一次战役,也是一场决定性的战役。尽管将有必死之心——第九军军长郝梦龄战死,尽管士无贪生之念——国军将士牺牲高达十万,尽管国军的前线指挥官表现得可圈可点,尤其是突然冒出来的“无名之将”——晋绥军将领陈长捷超水平发挥,几乎做到了独当一面,尽管国军歼敌万余,但整个战役还是以中国失利而告终。在忻口战役中,国军不仅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还消耗了四万多发炮弹,可以说把阎锡山的太原兵工厂这几年生产的炮弹清仓甩卖给了鬼子。这次几乎称得上孤注一掷的战役输掉之后,娘子关和太原也相继失守,整个太原会战以失败告终。就此,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中日两国在北方的大规模战事宣告结束。1937年11月初,太原失守后,众将领都玩了命地逃,大多数人都一口气逃过了黄河。没逃几天,蒋委员长的电报就来了,过黄河的人都挨了一顿臭骂。于是,众人只得收拾行囊,卷好铺盖,转身折回山西。阎锡山躲到了晋西,就此玩起了在三个鸡蛋上跳舞的高难度杂技:有时联共,有时反共,有时抗日,有时联日,有时拥蒋,有时拒蒋。当然了,这一切都是为了生存,为了保住他的地盘。傅作义去了草原大漠,厉兵秣马,两年后创造出了“五原大捷”,成为“射雕英雄”。卫立煌则跑到了晋南,从此在中条山附近以半正规、半游击的方式抗日,日子过得虽不易,但也打过十余次小胜仗,在日军的包围圈中勉强站住了脚。杀出个黎明第五章中国伤得起,日本输不起

                      双面唐生智

                      话题回到南方战场。有经验的人都知道一个常识:打胜仗并不能完全显示一支军队的素质,军队在战场失利,被击溃打散之后有序撤退、重新组织、再次投入战斗的能力,才能真正彰显一支军队的素质!从这一点来看,国军还需要在不断的战斗中尤其是大规模的高强度战争中提升自己,国军离成为世界一流的强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淞沪会战末期,国军腹背受敌,阵脚大乱。从上海逆长江而上三百公里的土地上,国军在日军的追击下,撤退逐渐变成了溃败,溃败又逐渐变成了溃逃。军官们已经无法收拢部队,无法有效组织第二道防线来保卫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首都南京门户大开,日军即将兵临城下。南京守军大都是刚刚从上海战场上退下来的残破疲惫之师,如中央军王敬久第八十七师、孙元良第八十八师、宋希濂第三十六师、俞济时第七十四军、桂永清的教导总队,以及临时补充入伍的新兵。也就是说,南京一无可用之险,二无可用之兵。战还是不战,这是个问题。可蒋介石从政治角度出发,决定守一下。他认为南京是国家首都,是孙总理陵寝所在,一枪不放就撤出,自己怕是会被民众的口水淹死。蒋介石甚至提出由自己来守城,但之前老跟蒋介石唱反调的唐生智站出来反对说:委员长,国家还需要你,你负责撤退和迁都以统领全局,此处就交给末将吧。于是唐生智临危受命,誓与南京共存亡。南京背靠长江,可谓是背水一战。可唐司令觉得这还不够绝,因此组织了一个督战队驻扎于出城渡江北上的通道——挹江门,还把大部分船只都给砸破了,只留下少量船只让督战队统一掌管,意思是谁也别想弃城逃跑。接下来他又命令驻防长江北岸的胡宗南第一军:谁敢乘船北逃,你给我格杀勿论!大家可能会奇怪,那支一统广东和北伐的绝对主力——第一军,居然沦落到了当大刀队的境地?第一军初到上海时,尚

                      “此义军与彼义军之间,相互猜疑,互相攻伐”。诸路“反元豪杰”,几年征战下来,相互之间的征伐次数,远甚于和元政府军的作战次数。如此“九恶”泛滥,又何谈“一统天下”。所幸彼时元朝气数已尽,虽有王保保等名臣辅佐,但朝政腐败,皇帝昏庸,宗室王公之间相互倾轧,内战不休,比南方的“义军”好不到哪里去。于是有了朱元璋逐鹿天下时的情形,元朝灭不得南方诸“豪杰”,可诸“豪杰”也成不了大事。长江为界,南北分裂割据,互相对峙,最终问鼎天下的会是谁?在这场天下纷争中,最终的胜利者,必然是一个“九恶”中“犯”得最少的人,若能把“九恶”变成“九不恶”,这个人,终将成为这个时代的王者。于是,朱元璋脱颖而出了。三朱元璋怎样开始做“九不恶”?他又怎样做到?朗声一笑容易,条条付诸实施可就难了。在这之前,他本是草头百姓,家中闹饥荒,父兄横死,无奈之下出来闯世界。先做僧人,后来僧人做不下去,投奔了郭子兴的红巾军,得到赏识成为爱将,却屡次卷入当地红巾军的权力斗争中,终于下定决心提兵另闯天地。之后步步为营建立“根据地”,及至打下南京,有了自己的地盘,等来了元末第一谋士刘基。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虽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可历代争天下,最终得势的多是世家豪族,所谓农民起义,虽喧嚣一时,却免不了给别人做嫁衣裳,逃不了覆灭的厄运。从大泽乡起义至元末,一代代有人揭竿而起,一代代重复相同的失败,根由恰是“九恶”难改。之所以难改,应了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一句话:“农民起义之所以重复相同的失败,只因为他们是农民起义。”既是“农民起义”,招兵买马,自然脱不了古代各类怪力乱神,所谓“明教”“白莲教”甚嚣尘上,自然为“读书人”所不齿,也自然多瞧不起“读书人”,于是“亵渎圣人之道”也就正常。起义者多是官逼民反的贫民,既敢起义,心中自然有恨,有恨则仇富,仇富则免不了滥杀滥抢。起义领导者也多为“草寇”,有长远眼光的不多,于是更“杀伐无度”。庄稼汉出身的农民,从将领到士兵,皆没受过正规军事训练,除却少数无师自通的军事天才,大多数是乌合之众。起义多是自发,没有明确的纲领与目标,一旦遇挫,自然内部涣散,分崩离析,各支起义队伍所属不同,既无眼光,自然计较眼前利益,自相残杀也就不奇怪……所谓“九恶”,换位思考,发生在农民起义身上,却是正常。但“正常”的后果很严重,滥杀的结果是民心丧失,失民心,如何得天下,“亵渎圣人之道”看似快意,但封建社会,朝廷是上层建筑,“读书人”和“中小地主”是基石,基石坍塌,又怎能成大业?所以封建社会历代“反封建”的农民起义领袖,面前只有两个选择:一,覆灭;二,决裂“反封建”的身份,成为“封建主”。两个选择间命运拐点的信号灯,就是这来自农民起义自身的弱点,无法避免的“九恶”。刘基之所以选择了朱元璋,就是因为“九恶”,朱元璋之前已经避免了一些。比如“不敬孔孟,亵渎圣人之道,败坏天理人伦”这条,起初的朱元璋也曾轻视文人,但是自招纳了李善长后,开始着力笼络知识分子。其军队每攻下一城,必设“礼贤馆”,用以招纳知识分子。对当地的名士才俊,更是软硬兼施,试图收为己用,刘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朱元璋身边的。“攻伐无度,形同流寇”这条也极力避免,从白手起家至占据南京,可谓步步为营,层层推进,且采用朱升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之策,耐心壮大自己的实力。“粮饷不能自足,临阵不知兵法”这条,朱元璋也是另类,从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晋升为吴国公开始,他就在所辖的淮西地区推行屯田之策,占领南京后,又将此政策推广至南京地区。其部将徐达、常遇春、李文忠等人,更为不世出的名将,所谓“为士者缺乏训练,作战形同群殴”,虽有存在,却不严重。在当时的“众豪杰”里,论“九不恶”,朱元璋无疑是做得最好的。但是,要得天下,这些还远远不够。作为一个“农民起义领袖”,战胜“九恶”,化“九恶”为“九不恶”,是需要有与其出身,乃至劣行,勇敢决裂的勇气,战胜自己的勇气。四“九恶”中有几条是朱元璋注定无法避免的!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此义军与彼义军之间,相互猜疑,互相攻伐”。摆在朱元璋面前的事实是:一统天下的最大障碍,并非苟延残喘的北方元王朝,而是身边同为“义军”的陈友谅、张士诚两大强敌,两强中陈友谅兵最强,张士诚财最富,“互相攻伐”,是免不了的。不可避免,就要继续讲策略,绝不可“攻伐无度”,先打陈友谅,这之间拼命结好张士诚以及北方元王朝。即使张士诚在陈朱交兵时,屡屡发动侵扰,也极力隐忍,按兵不动。直到鄱阳湖一战歼灭陈友谅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张士诚下手,却不急于一口吃个胖子,先夺张士诚江北领土,继而迂回湖州、杭州,吞并张士诚南方领土,对坐镇苏州的张士诚形成包围之势,最终发起总攻。从公元1365年十月举兵,至公元1366年十二月平灭张士诚,拿下北伐中原一统天下的最大本钱,可谓步步为营。之后的北伐灭元之战,方略更是稳妥。先取山东河南,最后汇攻元大都,水陆并进稳打稳扎,兵不血刃收复中原,再集中力量,彻底摧毁西北王保保的有生力量,终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大明王朝在战火中屹立而起。在这之间,朱元璋除了做到的事关争天下的“九不恶”,还做了另外几件看似微不足道的事。还是回到“不敬孔孟,亵渎圣人之道,败坏天理人伦”这条,设礼贤馆,招纳贤才,远远不够。他还要在辖区内遍开学馆,修缮宗庙,尊孔敬儒。所谓“贤才”,不是“招”出来的,而是养出来的。元至正二十一年(公元1361年),其于南京设“国学馆”,以大文士宋濂为“经师”,这就是大明开国后“国子监”的前身。各州府亦遍设学馆,此为明建国后地方“府学”“县学”的前身。当然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自开馆以来,连下严令,敢有骚扰学馆者,无论何人,严惩不贷。次年,发生了傅友德部乱兵勒索亳州学馆,殴打教习的事,朱元璋惩一儆百,参与滋扰的乱兵各领军棍五十,主将傅友德扣俸半年,重典频施,才算让众将领教了“圣人之道”的分量。对“攻伐无度,形同流寇”“胜时聚集,败时作鸟兽散”“掠人妻女财产,只知取之于民,而不知养于民”这几条则是从根子上根治。还是至正二十一年,设大都督府,统辖各兵将,设军政奖惩制度,定各级军官俸禄,立军规83条,严肃军纪。恰如海外学者黄仁宇所指出:“朱元璋之胜利,在于其军队相比于诸路‘义军’,最具国家军队的形态。”可这更难办,严令初下时,不少军将置若罔闻,至正二十三年,朱元璋于南京玄武湖畔设刑台,公斩32名违纪军将,其中大部是跟随他从凤阳出来打天下的“老班底”。事后,朱元璋着孝服,亲往吊祭,声泪俱下一番,恩威并施煞费苦心,从此“纲纪一新”。有了军队,当然要有国家政府。文官的建制也与大都督府同时建起,邀各地士绅出仕为官,安抚地方。李善长为“大都事”,也就是未来的大明帝国“宰相”。“粮饷自足”“养于民”两条,有了“政府”自然做得好,自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起,凡军队征战过处,即在当地计丁给田,招募流民垦荒,进而编订户籍,保甲连环。赋税方面则轻徭薄赋,在至正二十四年决战陈友谅,至正二十五年平灭张士诚的两次关键时刻,连续两次下令减免税赋,招募垦荒,元朝派往朱元璋处的使节杨思义,是当时出名的“农业专家”,朱元璋闻知后将其硬留下来,成为后来大明王朝的第一任户部尚书。建“政府”,定“兵制”,肃“军纪”,兴“儒学”,敬“大户”,点点滴滴微不足道的事,让一个脱胎于农民起义的朱元璋的“吴”政权,破茧化蝶,渐具“封建国家”雏形。刘伯温的断言,实则该补充一句:九恶者,若尽数做成“九不恶”,所谓义军,实则“封建国家”。恰如海外明史学家黎东方先生所说:“元末各类割据政权,多徒有‘国家’之表,却无‘国家’之实,唯朱元璋,先立其形,再行其实,逐鹿天下之根基,由此而定。”既是“国家”当然就要与“红巾军”决裂了。元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364年)十二月十二日,平灭陈友谅的朱元璋命部将廖永忠将依附于他的红巾军“名义领袖”小明王从滁州接至南京,途经江苏六合时,凿船将其溺死。这场谋杀不仅意味着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彻底终结,更意味着,一个叫朱元璋的“农民起义领袖”,从今天起成功“洗底”。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正月初四,平灭南方群雄的朱元璋在百官拥戴下称帝,建国号为大明,年号洪武。同年八月,明北伐大军兵不血刃攻入元大都,元朝末代皇帝元顺帝北逃大漠,元朝灭亡。做到“九不恶”的朱元璋,至此将这个草根英雄得天下的神话,演绎完成。从农民起义领袖到封建国家的开国帝王,评价他的成功,或许《亚洲史》主编、美国学者罗兹墨菲的话最为客观恰当:“一个平民出身的起义者,用战胜自己的方式,战胜天下,开创了足可比肩成吉思汗的奇迹。成吉思汗的奇迹,是一个关于勇敢者探险的奇迹,朱元璋的奇迹,却是一个更接近于普通人奋斗脉络的奇迹。”第二章谁缔造了『洪武盛世』一说起明太祖朱元璋在位的洪武朝时期(公元1368年—1399年),今人的印象多是屠戮功臣,北征蒙古,金戈铁马,权谋厚黑。但有一件不容回避的史实,却在历史长河里被忽略了。这个史实,是一组数字——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天下田8577623顷,户10652804家,人口60545812人。国家岁入米麦合计32789800石,官仓储粮71800000石,不计民间百姓储量,亦可供全国官民支用3年。全国棉花总产量11803000余斤,果木种植总量10亿株。全国各府县共开塘堰4000987处,疏通河道4162处,修筑堤岸5048处。《明史?食货志》如此评价这一时期:宇内富庶,赋入盈羡,府县仓储甚丰,至红腐不可食……把眼光转向中国封建社会前朝后世,纵向对比:300年后的清朝“康雍乾盛世”,耕地总数最高未超过600万顷。前代被称为“富宋”的北宋王朝,最高人口数字不过4500万。大诗人杜甫无比追忆的“稻米流脂粟米白”的盛唐时代,国家粮税总收入不过此时的三分之一……再横向对比同时代的世界:根据英国学者李约瑟的记录,14世纪欧洲人口的最高水平,仅为此时中国的四分之一,西欧列国的政府农业税总和,为此时中国的三十二分之一……这样的数字,只能用一个词形容——国富民强。可以用这个词形容的时代,是盛世——洪武盛世。说洪武盛世,论权谋,解厚黑,总不计国计民生来得近,不妨细解下,如此骄人的“GDP”成就,究竟是如何缔造。二英国戏剧家莎士比亚曾在一部剧作中如此形容盛世:“盛世是一座瑰丽的宫殿,伟大的君王在顶端指引我们,沉默的柱石,托起他的高高在上。”说起洪武盛世这座“瑰丽的宫殿”,自然首推朱元璋。众所周知的是他开国后推行的“休养生息”政策:轻徭薄赋,官田税五升三合,民田税三升三合,为中国历代田赋之最低;(江南地区除外)奖励垦荒,无主荒地一经耕种即为田主所有,新垦田地免徭役3年;厉行节俭,禁铺张奢华……还有今天已鲜为人知的“宏观调控”:一是大规模移民屯垦,数次迁移南方无地农民及世家豪门往山东、山西、辽东等省垦荒定居,既解决北方劳动力不足问题,又打击“江南豪强”。出台政策鼓励“多种经营”,规定有地5亩至10亩的农民,必须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否则增收税赋。10亩以上加倍,每百户农户必须种枣树200株,违者充军,政府选派大量“技术员”下乡,推广先进农业生产技术,花大力兴修水利工程。商业方面也不放松,全国厉行海禁,“片板不得入海”,禁止私贩盐,食盐、外贸等高收入行业一律“国营”。当然也没忘了适当照顾,工商业减免税收,仅为三十税一,不到元朝的一半,全国官民登记入籍,分民户、军户、匠户三类,严禁人口随意流动,制《黄册》《鱼鳞图册》,登记全国土地户口……廉政工作也不放松,以“农绩”为考核官员的第一标准,严查贪官污吏,甚至屡次以“惩贪”为名兴起大狱,地方官要带头种田,名为“责任田”……处心积虑,费尽心机,一个延续整个大明王朝的经济体系建立起来,这是一个高度集中,权责分明,律令严苛,法网严密,层次分明,壁垒森严的封建农业国经济体系。以后世的眼光看,或许死板僵化,却在当时元末明初百业凋敝的大背景下,迸发出无比的生命力。骄人的经济成就,便是结晶。在这骄人的成就下,功勋卓著的人物——洪武时代的能臣们,他们以默默无闻的行动,缜密无漏的心思,呕心沥血的劳苦,似沉默的柱石,托起“洪武盛世”的金碧辉煌。其中最重要的,是3个人。说这3个人是“无名英雄”,是因为在群英荟萃的洪武朝,他们的身份、职业、受关注程度,较之诸多功臣名宿,实在只能算是籍籍无名的“小角色”,他们担负起治理天下的大责任,不够“高光”,却足够“举足轻重”。三第一个人,便是我们上一章中曾略带提及的,大明朝首任户部尚书——杨思义。在二十四史中堪称编修最为完整齐全的《明史》中,对杨思义的介绍只有数百字的简短几笔,且就在这寥寥几笔中,生卒年不祥,籍贯不详,字号不详,实在是惜墨如金,但惜墨如金的背后,是他金子一般的贡献。如果说洪武朝时代大明王朝建立的经济体系,来自朱元璋的铁腕手段,那么身为大明朝开国首任户部尚书的杨思义,就是这个经济体系的设计者。杨思义是个“贰臣”,原为元朝中书省平章行走,虽“贤名”在外,在元朝廷却常年得不到重用。直到元至正二十一年(公元1351年),奉命出使朱元璋处,急需人才的朱元璋从刘基口中得知杨思义乃“元廷大贤”,欣喜非常,杨思义一到即热情招待,继而“策反”成功。从此,行将覆灭的元王朝少了一个跑腿的“小秘书”,孕育而生的大明朝,多了一个14世纪中国最杰出的经济学家。刘基的眼光没有错,归附朱元璋的杨思义果然“大贤”。身为儒生,却博学多才,天文地理无所不精,先是辅助徐达常遇春等人革新装备,改良“火龙枪”,使之成为明军初期骑兵的主战火器,后协助刘伯温修订《大统历》,使之成为大明开国后的通用历法,闲暇之余顺便研究数学问题,改良朱元璋军中计算账目用的算盘,更创“珠算新决”,很快推广使用,计算效率加倍。在朱元璋草创时代的各位栋梁里,这位身负“大贤”之名的“贰臣”,是块放到哪都闪光的“好钢”。“好钢”自然要用在刀刃上,不久杨思义被任命为司农卿,主管明军征战天下的后勤工作。屯田、生产、税收、收支计算和分配,样样做得有条不紊,大明开国后,更摇身一变,成为“户部尚书”。这一任户部尚书,堪称历任大明尚书里,最“难做”的一位。难做,是因为从洪武元年至洪武五年,明军正南北出击,向北攻克元大都,进而乘胜追击,追剿漠南以及大西北的元朝残余势力,向南则南进湖南、广东、四川、广西一带,扫荡南方割据势力,力图南北一统,这都是必须打的仗。可但凡战争都免不了开支巨大,彼时的明王朝,国家百废待兴,百姓疲敝,正是休养生息,人心思治之时,绝不能摊派加税,用来满足前线的钱粮用度,身为户部尚书,实在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杨思义有办法:不加税,就推广屯田,与民休息,大力鼓励垦荒,尽量在不增加赋税的情

                      990年10月30日,我收到这封信:亲爱的贝尔医生:我必须让你知道,上次我说伤害自己的事,我说谎了。我告诉你事情发生在3个月以前,其实根本不到一个礼拜。我很抱歉。我只是突然被卸除心理的防备,很害怕你会怎么想我、看我。我不是故意要说谎的。当时我没办法一次把全部的真相都告诉你。我真的很害怕自己有什么很恐怖的毛病。我需要你帮忙。我不知道自己为何想伤害自己。高中时,我曾像这样伤害自己;但19岁之后就没再这么做了。去年10月,我又开始故态复萌;在讨论我被性侵害的那段治疗期间,我自虐的状况更加严重。我不知道怎么停止这一切。※※※※她告诉我,大约一年前,这种迫切惩罚自我的念头再度找上她。她说她会把铁衣架戳进自己的身体,借此伤害自己。她认为,如果她把自己伤得够重,往后就不必再忍受性行为了。为此,伤口必须维持在“新伤”的状态。她甚至把部分细节写给我看。约定的诊疗时间到了,卡伦一如往常准时出现;打开门,我发现她比平常站得更远。她眉头深锁,鱼尾纹也跑出来了;进了办公室坐下来,她也不太看我。“我看了你的信,”我说。她脸上的痛苦又加深了些。“你还想看见我吗?”她问,“或者我是不是太恶心,恶心到你根本不想跟我说话?”她无法直视我。“我很高兴你终于愿意把秘密告诉我了,我也非常想帮助你了解你为什么会有这些感觉。”“其实我并不想告诉你,我跟你距离太近了;可是我已经说了这么多,现在我反倒怕你会生气,怕我会失去你。”她能以正面态度看待我们的关系,让我很高兴。“这么说来,你好像有点受不了我,又不能没有我啊。”我支持她对这层关系的看法。她同意我的说法,但也认为这渐渐是个问题;尤其是从她自残的念头越来越强烈之后,她开始害怕吐露她的遭遇。有时候,我无法以言语安慰她赤裸裸的伤痛。我试着说些什么,试着表示我了解她的感受——甚至我偶尔也能感受到她的部分感受。我不能说我能体会,因为我根本无法想象她曾经历的一切。然而,因为卡伦,我正开始学习当个更好的倾听者。※※※※1990年圣诞节过后不久,我去度假,但实在很难不带着罪恶感出门;不仅对卡伦感到抱歉,还有其他处于不同危急或需要程度的病人。我不在的时候,他们可能受苦,甚至又回到治疗前的状态;但卡伦似乎会是最惨的一个。我想跟她多聊聊遗失时间,但每当我们快要聊到那一点的时候,又冒出新的问题或自杀危机,硬生生扯开这个话题。我建议卡伦,在我度假这段时间,她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和梦境记下来,等我回来以后就能一起检视她写的东西,帮助她跨越障碍。但我怀疑我真的有办法了解她。第一部苟且偷生第4章选择死亡1990年12月29日今天我努力说服自己恨你、讨厌你。我好伤心。我觉得你遗弃我了。其实我知道你去度假,但我的感觉还是很糟。我想,我真正恨的人——那个需要你的人——是我自己。我决定不吃药了。我不需要它。我什么都不需要。1991年1月4日恐怖的事发生了。我大概有两个钟头的时间不见了。在这段时间内,我攻击我丈夫。他说我狠狠地踹他,揍他,抓他。我看见他身上有伤,但我不记得我曾伤害他。另外,我又割伤自己了。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做。1991年1月10日我想起越来越多过去的事了,觉得很恶心。我写不出来。我甚至不知道我有没有办法说出来。我想忘掉它们,但我忘不掉。我没办法封锁那些言语口角,没办法锁住痛苦。度假归来,一封信躺在信箱里等着我。卡伦的笔迹。见面之前,我读了好几篇她的手稿。她垂头丧气慢慢走进来,状况似乎不太好。“我丈夫好像很喜欢折磨我,”卡伦终于开口,“但我不觉得我有能力离开他。”“我明白。但有什么是你现在比较可能做到的?有什么办法能让你保护自己不受他欺负?”我问。卡伦耸耸肩,摇了摇头。“我被他逼得无处可逃,”语气充满无奈,她说,“我幻想杀了他,就像我曾幻想杀了我爸一样。”我观察她,看她是否流露任何可能付诸行动的蛛丝马迹;但她眼神绝望,肢体动作也感觉不到这方面的意图。“你怎么处理这些幻想?”我问。“越想越难受的时候,我就伤害自己。”“为什么伤害自己能帮助你?”“因为这样可以让我不再幻想。”“你之所以伤害自己,有没有可能是为了保护他们——避免在盛怒之下伤害丈夫和父亲——所以改变对象,转而发泄在自己身上?”卡伦望着我,没搭腔;但我看得出来,这番话令她迷惑不解。“另外,这是否也足以解释,在我度假期间,你为何更急切地想伤害自己?”我再补上这一句。卡伦不明就里地望着我。我一下子跳过好几个步骤,期望卡伦能发现“我外出度假,遗弃她——她很气我”与“她增加自残频率”之间的连结。她必须明白:虽然她没说出口,但我知道她有多气我拋下她出门度假,但她的愤怒却不会摧毁我们之间的关系。当晚,卡伦做了一段预知梦。我梦见我去找你,你在厨房,拿着大锅子使劲搅拌。锅子是白色的。我坐在凳子上,突然有好几个人从我身体里跑出来——有些是成年人,有些是小孩,他们好像全都很想见你。这些人是透明的。有个孩子往锅里看,有个躲在我背后;有个大人看起来粗鲁无礼,另一个却一副害怕模样。你看不见他们,但我却能感觉到他们围绕在我身边。等我们开始谈话,这些人便一个一个消失了。然后画面突然快转起来,但我们俩仍说个不停,仿佛一下子就过了好几年;只不过,你仍在搅拌东西,手里还是那个大白锅。但其他人全都不见了。有时,病人在治疗初期会做一种类似“摘要”的梦,他们以几近预知的方式,将自己往后的治疗轨迹完整压缩,封存于梦境中。我想,卡伦做的正是这种梦。我在梦中的角色仍维持不变。我是厨师,但我只做一件事:持续搅拌锅中物。她的梦中经历令我感到不可思议:这些影子般的人物——大人和小孩——从她体内冒出来;然而当我们继续说话,我持续搅拌锅子,这些人又陆续消失了。这个梦不只证明卡伦确实有多重人格(有大人,有小孩,各自独立的不同人格),同时也暗示我和她共同努力的方向:让这些独立人格消失。不可否认,要卡伦和我维持长期信任关系确实有些困难。换言之,“厨房”的热度令她惊慌,使她经常动不动就想逃离。任何人一旦如卡伦这般受尽虐待,往后最困难的便是信任他人不会再以同样的方式折磨自己。卡伦在日记里写了封信给我:我知道我在烦什么,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我觉得好像是我让自己陷入这一团混乱,所以必须把自己给弄出去才行。你去度假时,我突然了解到:我和你正在建立一种对我来说非常危险的关系。我知道最后我一定会受伤。我不能让这种事发生。我已经变得太依赖你。你不在,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感觉自己变得支离破碎。我不记得以前曾经有过这种感觉。你已经成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我吓坏了。后来有一天,卡伦走进我的办公室——没跟我打招呼——直直走向她的椅子坐下。这很不寻常。她走得很慢,但若有所思;坐定之后,她神色一凛。“我觉得我只能选择自杀,”她不带一丝感情说道,“我一直在等待适当时机,现在时候到了。”然后,她直视我的双眼。“做出这个决定,我觉得很自在。”“为什么是现在?”我问。我知道,每次她觉得跟我拉近距离,自杀的念头就会更强烈。幸好时间还早,我们可以在下一位病人到访之前好好处理这个问题。“我妈计划去匈牙利旅行。那儿是她的故乡。”卡伦已向我描述过,她这辈子如何受她母亲批评和羞辱。“所以你觉得现在时机正好?”我问。“不是,我根本不在意时机这档事。”哦,既然如此,你刚才为何那样回答我的问题?母亲出门应该不至于引发她如此反应。她会这么做肯定另有隐情。“你让我对自杀感到内疚,”她垂下视线。沉默好一会儿之后,她继续说道,“你是唯一试图帮助我的人。”“你有没有想过,我对你选择自杀可能会有什么感觉?”我问。她猛然抬头,“嗯,想过,我曾写信跟你提过这件事。但我没把信寄出去。”她手在皮包里摸索,然后倾身向前,眼望他处,把信递给我。我接过信,放在一旁,继续专心与她对话。“我一直都知道自己终究会走上自杀一途……现在时机正好。”她失神了好一会儿。“我只是不想活了。”我没搭腔。心想,她究竟给自己挖了多深的坑呀!“治疗期间,你会和我一起经历一段过渡期,”我终于开口。“多年来,你一直试着不去理解自己究竟遭受何种程度的虐待,但现在你慢慢看见了,在这里,和我一起,这让你不知所措。”我试图引导她朝“为何是现在?”思索,搜寻她会意的神情;她似乎稍微理解,但未明显表露情绪转移的征兆。我没抓住机会,还得再试一次。“我曾担心会发生这种事,”我继续说,“对任何一个像你这样、曾受过严重伤害的人来说,这段时间肯定很难熬。而且你们可能也很难信任别人,相信别人会帮助自己。”她哭了起来。好现象。“你母亲要出远门,你觉得很孤单,而且只剩下我能帮助你。你纳闷:你能相信我吗?”卡伦埋首于掌心,嘤嘤啜泣。哭泣有净化的作用。“我对你越来越重要,你对我的感觉也越来越强烈,却也更危险。你该让自己信任我,还是选择死亡?”卡伦崩溃了。她呜咽出声,胸口剧烈起伏。我没再说话,给她时间平复情绪。“我不要你自杀,”我说,倾身靠向她。“我们该怎么预防?”我看看她,等她回答。我需要她的合作。她勉强耸了耸肩。“至少我们能做一件事:让你住院,”我说,“保障你的安全。”我知道这是专业上的必须建议,但也是个很差劲的选项。前次住进精神病房已用光她的保险给付,一旦挂急诊,她肯定依法院发出的把病人关进精神病院的制度被转诊到州立精神病院。若她谎称自己没有自杀意愿,州立医院会很快放人,她不但不会好起来,我也可能找不到她。我跟这些机构打过交道,很清楚他们的规矩。我必须另外想办法。“我不想去医院,”卡伦态度坚决,“住院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没有什么比失去你更糟糕,”我直截了当地说,试图说服她。现在她开始专心听我说话了。刚才那番声明使她平静下来,我们静静坐着。“如果能再多了解你为何有这么强烈的寻死念头,”我说,“也许我们就有办法帮助你了。”这会儿我该闭嘴了。当你拋给病人一个重要问题,不管他们接着说了什么,那就是答案。对我而言,最困难也最重要的就是比她更能忍受提问后随之而来的静默,耐心等待答案。我看着卡伦思索,暗忖她可能往哪方面想;但她的脸庞仅仅流露哀伤。大约一分半钟之后,她在椅子上动了动,说,“我一直都知道妈不爱我,但我从来不曾真正领悟这个事实,”她稍稍停顿,“我以为,假如我能给她足够的爱,也许她就会爱我了,但我就是办不到。”我认为她话里还有别的意思:她害怕我会跟她母亲一样。既然我也不爱她,干吗老黏着她,一直说要帮助她?如果连自己的母亲都不爱她,她又怎能期盼我会关心她?“为什么是现在?”我问。“只是觉得现在好像是时候了,”她说,旋即绝望地叹息。“我觉得,你只是害怕自己太靠近我,想找理由逃避。”我瞅着她。我的话是挑战,极具吸引力的挑战。她转移视线。眼前又是我该闭嘴的时刻。加入或退出,她得做决定。卡伦犹豫了一会儿,不自在地扭动。“我不知道……我不敢抱希望。”卡伦面色困惑依旧,但她比刚才坐直了些。也许她会选择加入。“我有个计划,”我说。我必须让她更接近我,强化她的希望。“现在我终于了解,你母亲无法爱你的事实一直让你很难受,所以你绝望地以为我可能比你母亲更值得信赖、更能支持你,陪你熬过治疗。然而,因为你父亲曾经虐待你,所以你担心万一跟我太亲近,我也会对你做同样的事。”我等待卡伦吸收这一超大剂量的真心话。“但重要的是:你不会有事的,”我继续说,“今天是星期三。晚上我打电话给你,明天晚上也一样,然后星期五下午1点我们碰面。你可以保证,从现在直到晚上我打电话给你之前,你会让自己平平安安的吗?”我看着她,四目相对,等待她的保证。“好,”她说。“那么,你会让自己好好的,直到我明天晚上打给你吗?”我再次等待。“我试试看,”她说,语气不太确定。我紧盯着她,片刻后,她点头了。“目前就先这么办吧,”我说,“如果我找不到你,或者星期五你没出现的话,我会报警叫他们找你。”我要她知道我是认真的,我把她的人身安全视为我的职责。“好。”卡伦挤出感谢的微笑。她离开办公室时,我暗自松了口气。信任对卡伦而言着实不易。我们的治疗已持续两年半,但她直到刚才才开始认真解决问题。希望她最难熬的一段已经过去了。至少,她离开时比进来时看起来有精神多了。以下是这次诊疗刚开始时,卡伦给我的那封信:1991年6月13日亲爱的贝尔医生:非常感谢你这么帮我。有你做我的医生,我十分感激。如果没有你,我想我不会活到现在。我只想要你知道,无论我发生什么事,都是我的错。我实在撑不下去了,所以我计划逃离这一切。这么做与抑郁无关,我只是不想活了,因此唯一的逃脱办法就是结束。我会尽我所能、用我知道最好的方式解释我的想法。我选择死。死总比活着好。我将永远摆脱一直困扰我的梦魇,再也不必面对我父亲和我祖父,不需要应付我母亲。我会很开心,很平静。选择离开,我丝毫不觉得内疚。我再也不会觉得自己肮脏不洁,也不会再伤害自己了。我不再需要处理我对你的感觉,内心深处的空虚也将不再是负担。我觉得现在是时候了。我都安排好了。我在我家附近的汽车旅馆订好房间。我决定用我手边的药试试看,如果行不通,我还有枪。我真的觉得好孤单。我真的很想把这些都告诉你,但我知道你一定会试着要我说出来,而我绝不能让这种事发生。请你谅解,我是真的撑不下去了。我好难过。我很高兴能遇见你,希望你不会因为这件事而恨我。祝福你的未来一切顺利。你是非常棒的医生,值得拥有最好的人生。好好照顾自己和家人,保重。敬爱你的卡伦·奥弗希尔那天傍晚5点20分,我打电话给她,但无人接听。我知道她很绝望,但我希望我们的约定能让她决定不终结自己的生命。这是精神科医生面临的诸多艰难时刻之一。面对像卡伦这样深受创伤的病人,你唯一能做的只有等待,看他们决定要不要继续活下去。如果她选择活着,就表示我是她选择活下去的部分理由;如果她选择死,意即就算有我在,她仍执意赴死。我再拨一次,她接了。那晚我和她聊了好一会儿。隔天晚上也一样。两天后,她来复诊。尽管征兆并不明显——脚步也许轻盈了些,动作快了些,心情似乎好点儿了,眼神接触的次数也变多了——她看起来确实好多了。尽管穿着和往常差不多,至少也稍微打扮了一下。她说她每天都觉得比昨天好一点。虽然卡伦曾经以为,就算自己消失了,应该也没什么大不了;但现在,她对自杀有些犹豫,举棋不定。部分的她开始改变心态,想好好活下去。昨晚,她首次被自己想自杀的念头吓一跳。不知怎么着,以前的她竟不曾理解:万一她自杀,就真的什么都没了——孩子没了,丈夫没了,就连我也不在了。“我在想,我想死的部分原因是不是我不想再跟我先生有亲密关系?”她问自己,“好笑的是,我甚至不记得跟他发生过关系。”我疑惑地望着她。“我知道我们做过,”她继续说,“我一定是完全封锁了这部分的记忆。”完全封锁?她不发一语,静静坐着,仿佛迷失在自己的思绪中。“在我内心深处,”她说,“我知道自己不想活下去。我甚至连子弹都买

                      的祖母,当然,只是名份上的,并非亲祖母。事实上,宋昭公在位的时候,宋襄公夫人是不是一位老太太,还值得商榷。因为据《礼记》记载,“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瓮。”说他给夫人办葬礼,用了一百缸醋。由此可见,宋襄公的原配夫人早已经先宋襄公而去,宋昭公得罪的这位奶奶,应该是宋襄公的继室。宋襄公夫人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当朝天子周襄王的亲姐姐。众所周知,这个身份在春秋时期虽然显赫,但并不代表任何实际的权力。然而,如果有人要利用这个身份来达成某种目的的时候,它又变得很有价值了。“六卿和公室”一年之后,也就是公元前619年冬天,华氏、乐氏、皇氏等“戴之族”(宋戴公的子孙)打着宋襄公夫人的旗号发动叛乱,杀死了宋昭公的拥护者孔叔、公孙钟离和去年才上任的大司马公子卬。作为宋国最高军事长官的公子卬死于内乱,显然死得不是地方,然而死得很壮烈,至死都紧紧握住象征大司马权力的符节,表示不敢放弃使命。而新任司城荡意诸(前任司城公子荡之孙)逃亡到鲁国。连年动荡的宋国,在楚国强大的军事压力下丧失了抵抗的意志。当然,如果晋国有所作为,形势或许会有所改观,但是晋国人选择了保持沉默。司寇华御事向宋昭公提议说:“楚国大军压境,目的是要我国屈服。那我们主动屈服就是了,他们又何必动刀动枪呢?”宋昭公还在犹豫,华御事又自我检讨说,“宋国羸弱,受到楚国的欺负,是因为我们这些人领导无方,为什么连累人民跟着受罪呢?”宋昭公掰着指头一算计,晋国显然是靠不住的了,单凭宋国之力与楚国抗衡,实在是太勉强。于是听从华御事的建议,亲自跑到厥貉去觐见楚穆王,毕恭毕敬地听命于帐下。为了把郑穆公、陈共公、蔡庄公都比下去,宋昭公还殷勤地邀请楚穆王到宋国的孟诸湖举行狩猎活动。孟诸湖是宋国的大湖,水草丰美,湖畔山林茂盛,是春秋时期有名的猎场。前面讲过,城濮之战的前夜,楚军统帅成得臣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河神对他说:“把你的马冠马缨都给我,我将赐给你孟诸之麋。”麋是湖边水草丰美之地,黄河之神要用孟诸之麋换成得臣的马饰,意思很明白:你给我马饰,我就让楚国人得到宋国。可惜成得臣舍不得自己的马饰,在城濮被晋军打得大败,孟诸湖也就成为楚国人心里头永远的痛了。事隔十五年,楚穆王不折一兵一卒,反而以宗主国元首的身份来到孟诸湖,难免让人感慨,真是风水轮流转啊。根据自古以来的传统,君主举行狩猎,既是娱乐,又是军事演习。楚穆王自然担任了中军主帅,宋昭公以东道主的身份担任左翼指挥,郑穆公担任右翼指挥,楚国期思县(地名)的县公复遂担任右司马,息县的县公公子朱和申县的县公文之无畏担任左司马。狩猎要用到烟熏之术,中军主帅楚穆王命令,各车都要带上取火之物,以备使用。狩猎之中,楚穆王自中军追逐一群狐狸驰入右阵,狐狸逃入洞穴,于是命紧随其后的宋昭公点火烧熏。没想到,宋昭公耸耸肩,意思是没带引火之物。楚穆王的脸当场就黑了。他还没发话,左司马文之无畏已经命令手下将宋昭公的驾驶员给揪下车来。“宋公违令不从,应以军法处罚。然而国君不可以受刑,请您下令惩罚其仆从。”文之无畏向楚穆王请示。楚穆王瞄了宋昭公一眼。这家伙大概没想到事情会闹得这么大,老老实实立在车上,浑身发抖,直冒冷汗。楚穆王不禁莞尔一笑,对文之无畏说:“你是左司马,此事听由你处置。”说罢扬长而去,将皮球踢给了文之无畏。行军打仗,司马就是司法官,对于违反军令的行为,自然有权处置。当时陈、蔡两国国君在场,想做个和事佬,劝文之无畏说:“一国之君不可辱,请您务必手下留情。”楚穆王如果只是想吓吓宋昭公,目的已经达到了。再加上有陈、蔡两国诸侯求情,按理说,文之无畏完全可以顺水推舟,放宋昭公一马。毕竟宋昭公是一国之君,文之无畏以楚国一县之长的身份,没有必要在宋昭公面前太过强硬。但是文之无畏显然是个认理不认礼的人。他瞪着眼睛,板着脸,毫不客气地说:“楚王既然命我为司马,我就要忠于职守,行使职权,并非我强硬。古人有诗云,‘硬的不吐出来,软的不吞进去’,又说,‘不要放纵狡诈之人,以检点放荡的行为’,都是教育人们不要怕认真啊。我就算是死,也不敢放弃职守。”于是下令对宋昭公的戎车驾驶员执行鞭笞之刑。文之无畏是楚文王的后裔,因此以“文”为氏,无畏则是他的名字。他在孟诸狩猎中的行为,倒是解释了他为什么叫做无畏——无知者无畏。当然,文之无畏也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不过那是二十多年之后的事了,在此不提。孟诸狩猎的鼓噪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晋国的不安。自公元前618年楚国人重入中原,短短两年之间,已经有郑、陈、蔡、宋等国先后弃晋入楚,南风猎猎,势不可挡,有甚于城濮大战之前。公元前616年夏天,晋国郤缺和鲁国大夫叔仲惠伯在承筐会晤,就当前的国际形势交换意见,并就如何分化争取宋、郑、陈、蔡等国达成一致意见。两年前的夏天,楚穆王派斗越椒访问鲁国,鲁国给予了斗越椒合乎外交礼仪的接待。作为晋国的盟国,鲁国与楚国的这种非亲密接触体现了鲁国人相对独立的国际关系准则,同时也是对晋国不尊重同盟国家的态度的一种心理反弹。然而,当楚国的动作越来越大,并且将宋国纳入势力范围的时候,鲁国立刻与晋国亲密起来。可以这样说,在西方的晋国与南方的楚国之间,鲁国不是摇摆不定,而是理性地保持了一种势力均衡的政策。这一年秋天,鲁国大夫公子遂受命访问宋国,向宋昭公提出建议,让三年前因内乱而流亡鲁国的司城荡意诸回国,同时别有用心地向宋国表示祝贺:“去年楚国大军压境,没有给贵国造成任何伤害,实在可喜可贺。”宋昭公听了,脸上红白交错,又不好生气,只能顾左右而言他。有些伤害是表面的,有些伤害深深地藏在心里。对于宋昭公而言,孟诸狩猎中所受的侮辱,已经成为他心底永远的痛。还好,这种痛并没有延续太长的时间,仅仅是五年之后,他再一次来到孟诸湖边,结束了动荡不安的一生。当然这也是后话。鲁文公派公子遂访问宋国,自然是郤缺与叔仲惠伯承筐之会的直接后果。从地理位置上看,如果鲁国将楚国当做潜在的威胁,则宋国是鲁国的屏障。一旦宋国完全沦为楚国的附庸,鲁国也就暴露在楚国的刀剑之下了。所以说,晋国想拉拢宋国,是出于其霸业考虑;而鲁国拉拢宋国,则更多是为了自身的安全着想。就在公子遂访问宋国期间,鲁国北部边疆也受到了威胁。鄋(sōu)瞒部落(狄人的一支,别称长狄)在其首领侨如的带领下,入侵齐国,顺势袭扰鲁国。鲁文公命叔孙得臣为大将,率军追击鄋瞒人。叔孙得臣以侯叔夏为战车驾驶员,绵房甥为护卫,富父终甥为别乘后卫(一车四人,有别于当时一车三人的战车编制),在咸地大败鄋瞒军,俘虏并杀死了侨如。为了纪念这场胜利,鲁国人将侨如的首级埋于首都的子驹之门(城门名),叔孙得臣更是得意洋洋地给自己的儿子命名为“侨如”,以表彰自己的功绩。关于鄋瞒部落和侨如这个人,还有些类似于神话的传说。据《国语》记载,很多年后吴国讨伐越国,在会稽得到一根异常巨大的骨头,仅骨节就载满一车,无人能识,于是派人把骨头带到鲁国,向孔子请教。孔子博古通今,立刻认出这是防风氏的骨头。防风氏何许人也?大禹治水的时候,命群神齐聚会稽山,防风氏迟到,被大禹处死,骨头被埋在会稽。而防风氏的后人,就是商朝的汪芒氏,到了周朝则被称为长狄,也就是说,鄋瞒部落其实就是上古神话中巨人防风氏的后裔。《国语》的记载已经怪诞不可信,《谷梁传》则进一步发挥想象说,侨如兄弟三人为害中国,毛深皮厚,刀枪不入。神箭手叔孙得臣射中了侨如的眼睛,才将他打倒,身体横躺在地上,占地九亩,头颅装在车上,高过了车轼——这哪里是写春秋,分明是《荷马史诗》嘛!从《左传》的记载来看,鄋瞒侵犯中原诸国,前后有很多年的历史。早在春秋早期,就有鄋瞒侵略宋国的记录。当时宋武公派司徒皇父带兵迎击,在长丘打败鄋瞒人,杀死了其首领缘斯,而皇父的两个儿子也战死沙场。侨如死后数年,鄋瞒侵略齐国,被齐国人打败,侨如的弟弟荣如被杀,齐国人将他的头颅埋在周首(齐国地名)的北门之下。侨如的另一个弟弟简如则被卫国人杀死,鄋瞒部落宣告灭亡。鲁国人打败侨如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15年秋天,秦康公派西乞术出访鲁国。如果说公元前618年秦国人的来访是投石问路的话,这次西乞术来访的目的就明确了,他向鲁文公通报了秦国即将展开的军事行动——讨伐晋国。晋国在山西,鲁国在山东,两国相距甚远。秦国人当然没指望说服鲁国人东西合围,夹攻晋国。秦国人的目的是,鲁国作为晋国的主要盟国,在秦晋之争中至少保持中立的态度,不要帮助晋国来对付秦国。不难看出,晋国的两大强敌——秦国和楚国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远交近攻的战略,而且“远交”的目标一致锁定鲁国。鲁文公对秦国人此来既喜又忧。喜的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忧的是,朋友来得不是时候。对于鲁国来说,现在首要的方略不是联合秦国来制约晋国,而是联合晋国来应对楚国的蚕食。秦国在这个时候出兵攻打晋国,等于在晋国背后插一刀,无疑将大大削弱晋国对抗楚国的力量,这是鲁文公不愿看到的。《左传》记录了当时西乞术访问鲁国时的情景:西乞术身穿朝服,手捧秦康公送给鲁文公的礼物——圭玉,来到鲁国朝堂的中庭,向鲁文公奉上礼物和国书。公子遂入内庭报告鲁文公后,再走出中庭,代表鲁文公答谢秦国的好意,并推辞不接受圭玉,说:“贵国国君没有忘记两国的传统友谊,派您光临鲁国,安抚鲁国的土地和人民,又赠送如此厚礼。敝国愧不敢当,情谊心领了,圭玉不敢接受。”西乞术对答道:“小小礼物,不成敬意,不值得贵国辞谢。”公子遂辞谢三次,西乞术说:“敝国国君仰慕上国已久,想与贵国分享先祖周公、鲁公的鸿福,所以准备了这些微薄的礼物,交由下臣带来,作为吉祥的象征和两国交好的信物。这些礼物承载了国君的使命,期望能够加深两国之间的友好往来,故此才敢致送。”按照当时的外交礼仪,使者奉玉,是代表尊重;主人辞玉,是表示重情轻财。但是,西乞术此来不是单纯的礼节性访问,而是希望鲁国成为秦国在东方的盟友;而鲁国对于秦国的拉拢,保持了理性的态度,既不想得罪秦国,又不想得罪晋国,所以双方拉拉扯扯,纠缠再三。最后公子遂给秦国人戴了一顶高帽子,说:“如果没有仁君贤臣,难道能够治理国家?贵国之礼,一点也不微薄。”并以厚礼还赠西乞术。同族相争造成宋国的动荡不安。实际上,鲁国也因公族内部事务差一点发生内乱。事情与一个叫做莒(jǔ)己的女人有关。大夫公孙敖从莒国娶了一个老婆,历史上称为戴己。戴己为公孙敖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谷,字文伯。戴己的妹妹声己陪嫁到鲁国,也为公孙敖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难,字惠叔。公元前620年,戴己不幸早逝,公孙敖又向莒国提出求婚,要求莒国再嫁一位公主给他做正室夫人。莒国人不同意,认为戴己虽然死了,按照传统习俗,她的妹妹声己应当继承姐姐的地位,成为公孙敖家的女主人。莒国人说得在理,公孙敖不便强求,但又觉得白跑一趟很没面子,转而要求将公主嫁给公子遂。前面说过,公子遂就是东门襄仲,是鲁庄公的儿子。而公孙敖是庆父的儿子。庆父是鲁庄公的异母弟弟。因此,公孙敖与公子遂是堂兄弟关系。同年冬天,莒国遭到徐国入侵,派人到鲁国请求救援。鲁文公派公孙敖到莒国会盟,顺便替公子遂迎娶莒国公主回国。在这种情况下,莒国对于鲁国的要求当然不能拒绝,于是安排公孙敖在鄢陵(莒国地名)迎接公主莒己。没想到,莒己是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公孙敖一见之下,犯了一个男人很容易犯的错误——将莒己据为己有。在这场政治婚姻交易中,公孙敖好比一个不讲信用的代理商,翻云覆雨,视诚信如无物。莒国人急于与鲁国结盟,对公孙敖的荒唐行为也感到无可奈何,只好让他把莒己娶了回去。可想而知,当等着当新郎官的公子遂知道自己的老婆被公孙敖夺走,心情是何等郁闷。所谓“杀父仇,夺妻恨,不共戴天”,公子遂立刻向鲁文公提出,要动用自己的私人武装攻打公孙敖。我们在生活中也许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两个人在街上吵架,一直吵到脸红脖子粗,仿佛要大打一场。有经验的看官都知道,这种情况一般打不起来,要打早打了,何必浪费那么多口水?公元前620年冬天,当公子遂提出要攻打公孙敖的时候,实际上并不是真的想发动内战,而是希望借此引起鲁文公的注意,出来主持公道,替他出一口恶气。没想到,鲁文公想都没想就答应了。政治是什么?政治在很多时候就是踢皮球。公子遂提出要攻打公孙敖,就是向鲁文公踢出了一个皮球。而鲁文公不愧为资深政客,轻描淡抹地一脚,又将皮球踢回给了公子遂:你不是要攻打庆父吗?那就打吧,我不干涉。鲁文公真的那么潇洒吗?非也。有识之士都知道,这时候必须要有一位和事佬登台,否则事情将变得无法收拾。这位和事佬就是大夫叔仲惠伯,当时正在公堂之上。据《左传》记载,叔仲惠伯对鲁文公说了如下一番话:“臣听闻,动刀兵于国内叫做‘乱’,于国外叫做‘寇’。寇祸及他人,乱则只能殃及自身,死伤都是自己人。现在臣子要作乱,您身为国君不但不制止,反而推波助澜,结果必将是亲痛仇快,外敌也会趁乱而入,到时该怎么收拾呢?”鲁文公听了这番话,又看看公子遂,意思是:怎么样,你还想攻打公孙敖吗?公子遂沉默了。叔仲惠伯好事做到底,在公子遂和公孙敖之间奔走调解,要求两兄弟消除怨恨,握手言和。在他的安排下,事情以一种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方式得到解决:将莒己遣返回国,大家都不要。然而,莒己虽然遣返,公孙敖对她的爱慕却没有结束。第二年秋天,在位三十四年之久的周襄王去世,鲁文公派公孙敖前往雒邑吊丧。年近六旬的公孙敖再一次老夫聊发少年狂,居然带着吊丧的财物中途逃到莒国,放弃名誉与地位,投奔心爱的莒己去了。公孙敖叛逃后,鲁文公让他的大儿子文伯继承了家业。公孙敖在莒国过了几年神仙日子,又与莒己生了两个儿子,估计是因为家庭支出日益增加,而贪污的公款也用得差不多了,于是厚着脸皮给鲁文公写信,提出回国的请求。文伯也替父亲求情。鲁文公听从公子遂的意见,折中处理这件事:准许公孙敖回国居住,但是剥夺了他的政治权利,不让他到朝中参与政事。但是,公孙敖在鲁国深居简出过了三年,忍不住对莒己的思念,又席卷了家中的金银财物,再次出逃到莒国去了。文伯历来体弱多病,而父亲公孙敖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又使得他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来,终于于公元前613年去世了。临死前,他向鲁文公请求由弟弟惠叔来继承家业,获得批准。公孙敖在莒国得到消息,又写信给惠叔,要求惠叔以重金贿赂朝中大臣,好让他再次回鲁国。惠叔照做了,鲁文公也同意了。但是这一次,一代情圣公孙敖没有踏上鲁国的土地,途经齐国的时候,死在了路上。他的家人赴鲁国告丧,请求以卿的礼节回鲁国安葬,被鲁文公断然拒绝。公孙敖的灵柩在齐国一停就是数月。第二年夏天,齐国有人给他家里人出主意,将灵柩抬到齐鲁交界的堂阜(齐国地名)停放。鲁国边境的军政长官将这事报告给了鲁文公。惠叔则仍然穿着孝服,带着悲伤的神情,向鲁文公请求取回公孙敖灵柩,回国安葬。鲁文公开始不答应,惠叔就立在朝堂上守候,直

                      员,德玉白为学监,凡是达赉贝子属下蒙民年满14岁至16岁的男子一律入学,所有服装、膳宿、书籍等费用,概由多尔吉负担。当时在《奉天公报》上发表过以学生名义称赞多公爷办学的事:“达旗公爷多尔吉,痛蒙民知识愚陋,文化不兴,曾在本旗王府,创设蒙汉学校,规模宏大,设备周全。所有服装、宿膳等费,概归公爷负担,生等未出分文而受新民教育,扪心自问,感激莫名。草述梗概,略表谢忱。”实际上多尔吉夫妇并非真心捐资兴学,其中隐藏着个人的打算。多尔吉鉴于当时国民党蒋介石的势力,已伸入蒙古地区,叫嚣要取消蒙古王公封建制度。多尔吉怕世袭爵位化为乌有,土地一律交公,便采取了收买蒙古青年之计,以兴学为名,把自家拓垦之地及地局,每年能收1000多石粮的产权转为校产。对外扬言:以自家私产为国家培养人才。这样既可保全私产又可落得开通办学名声。可总算给属下蒙民子弟带来了学习的机会。但是劝学员温玉堂借办学从中坐收渔利;杜喜借劝学之机,到处欺骗蒙民,说什么:“公爷立学堂让蒙民子弟上学,要剃去辫子学洋人,将来得拉去当兵。”蒙民害怕子弟入学,拿钱托情求杜给留下;子弟已经入学的,听到这个消息,竟把家中仅有的一头牛,牵到学校要求换回子弟,杜喜也发了一笔横财。结果办学资金被吞掉,弄得学校不到半年就彻底垮台了。多尔吉、马淑俊带领奴仆离开北府回到北平。达赉贝子经济收入日益减少,生活消费逐渐扩大,不得已再次迁居。于1929年,从汪家胡同迁到北海后门外帽儿胡同6号——原冯国璋大总统的旧住宅。迁到新居后,达赉贝子的手谕屡下北府,可是北府的官员多不执行。当时科尔沁左翼中旗灾荒严重,人民连饭都吃不上,征收租税很难完成,穷苦蒙民,为了生活揭竿而起,反对迫租,使北府官员无法为其主子效力。达赉贝子在忧病交加的情况下,于1930年(民国十九年)五月初六,在北平死去。

                      (五)

                      达赉贝子逝世后,关于其子多尔吉袭爵问题,首先由科尔沁左翼中旗扎萨克备文呈请哲里木盟转请承袭,由盟转咨东北政务委员会,东北政务委员会以张学良的名义,向蒙藏委员会呈文,请予袭爵。蒙藏委员会以依照前此向国民政府行政院“密呈办法”中“职官与爵号分别去留,遇有扎萨克等职官出缺,慎选该旗相当人员补授之。至前任所遗,例由后任兼袭之爵号,则无形搁置,不予承袭,其他闲散王公出缺请袭等事一概不予照准”的规定,提请行政院公决。最后亦无明文批复袭爵,人们只称多尔吉为多公爷。1931年9月18日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北。东北的政治、经济、交通等命脉,悉被日本帝国主义者所控制,民不聊生。多尔吉在东北的经济来源也被掐断,生活日益困窘。1932年,日本侵略者在东北成立了伪满洲国,科尔沁左翼中旗扎萨克达尔罕亲王那木济勒色楞不为日寇效力而迁往北平。因此,由其家族温都尔王阳仓扎布出任伪满科尔沁左翼中旗第一任旗长:当时,多尔吉见阳仓扎布当了旗长,就恳求他向日本统治者乞讨,才从原怀德县中公益地局的收入中得了几万元。尽管经济来源几濒断绝,可是多尔吉依然奢侈无度,府第里仍设管事处,有管事、随从侍奉人员20多名。在生活上仍是沿用旧制,早起放鸽子为乐,吃喝极为讲究,早饭在大厅开,中午饭在偏厅开,晚饭在内宅开。各个住房里都摆设着珍贵家具,陈列着珠宝玉器。多尔吉还请来一位河南人蔡润生为两个儿子教读,月薪现大洋一百元。骆俊投其所好,极尽吹嘘,取得了多尔吉的信任,遂被任命为怀德县中公益地局局长,而大发横财。另一个侍卫李明山,从小就给多尔吉当书童,成年后,善于阿谀奉承,颇受多尔吉夫妇的信宠。骆俊见已失势,遂将蒙古丫鬟秋菊拐走,跑到伪蒙疆政府投靠补英达赖去了。李明山随后也拐走了丫鬟绿叶,奔往伪满洲国当上了警察署长。多尔吉当年的另一个书童韩秀岩也相继离去。一向被多尔吉重用的侍卫温玉堂,偷着卖掉他的很多粮食,将钱带走,不辞而别了。而北府的官员排申达、哈番、扎兰、包义达等将所剩的牛马和财物一分而散,与多尔吉断绝往来。到1940年,多尔吉的生活全靠典当来维持,在最困难时曾把他父亲达赉贝子殉葬的宝珠取出来卖掉,而且不得不从帽儿胡同迁到奉先胡同18号,不久又从这里迁到北海后门织染局9号。这里只是一座四合院,使用的仆人也只有四个人了,多尔吉为生活所迫,万般无奈,曾只身去新京(今长春),找傀儡皇帝溥仪。溥仪念他先祖是乾隆皇帝的额驸,系属皇亲,当场封他为三等侍从官。当“诏书”颁下,他谢恩后,穿上了礼服陪班护驾时,却被日本总务厅长驹井德三所发现,随即批驳了“圣旨”。说他“建国”无功,没有资格享受这个职位,当场扒下官服,撵出宫外,多尔吉羞愤而归。他回到北平后,曾说:“溥仪皇帝是幌子,甘作东洋木偶人,中外人民笑话死,亡国封君不如狗。”从此多尔吉认清了日寇侵略者的本质,在日寇统治北平的岁月里,决不为日寇效劳。全国解放后,多尔吉先生曾为巴盟政协委员,在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光辉照耀下,他和他的儿子走上了为人民服务的光明道路。
                      附录二科尔沁左翼中旗王公世袭表注368
                      五、吾家曾在瀚海西策美迪口述时间:2004年5月25日地点:北京东城区干面胡同策美迪家访谈者:定宜庄、毕奥南、阿拉腾奥其尔在场者:策美迪之夫[访谈者按]寻找北京的清代蒙古人后裔并不容易,因为1949年以后,他们中的上层人士及子女大多数都已迁居海外,留在京城的人数本来就少,加上多年来政治上的忌讳,家庭中对旧事几乎不提一字,很多人对自己的祖先一无所知。与帕王后代有关的线索,还是毕奥南先生提供给我的。毕先生多年来热心寻访元代以来京城蒙古人的行迹,本书所作几篇蒙古人的口述,颇得益于他的帮助。帕王即帕勒塔,蒙古旧土尔扈特部乌纳恩素珠克图东路盟巴木巴尔六世孙。光绪三十四年(1898年)袭爵为亲王。他于1903年被清廷赏赐来京,任乾清门行走。注369从这篇口述可以看到,他的妻、子乃至后代从此便定居北京直至如今,这是与包家兄妹不同的又一个蒙古王公家庭的类型。帕王的故事和清末民初那段时期的蒙古族历史,丰富得足以写一部甚至多部专著,对此冯其利先生以及与我同去的阿拉腾奥其尔、毕奥南先生都是专家,但策美迪女士和她丈夫的讲述却绝不因此而重复。从他们讲述中凸显出的,是奶奶这样一个人物,只要想象一下在北京最繁华地带那曲曲折折的胡同中,居住着这样一个终生不讲汉语的、安详和平与世无争的女人,我就止不住对于北京胡同发出“深深深几许”的感慨。奶奶显然是这篇口述的主角,而策女士的丈夫将他的旗人姥姥与这位蒙古族奶奶所做的对比,虽然着墨不多,也颇给我以启发,因为还没有人这样对比过。毕奥南(以下简称毕):我们在读书、研究的时候经常读到帕王的故事。帕王太有名了,清朝退位的御前会议上,满洲王爷、太后只知道哭,只有帕王、贡王几个蒙古王,叫着要和南方干一场。这段故事在正史里头写着呢,注370所以一听到有您这样一个线索,我们就特别想过来坐坐。策美迪(以下简称策):有一个人叫冯其利,他找过我,他写过一本书,写的是在北京的十个蒙古王爷,但是这书我没见着。他找我的时候我父亲刚刚去世,我还没退休呢,我对他是绝对没提供什么,有关我爷爷的这一段还是从他那儿听来的。我觉得别人知道的都比我多。蒙古旧土尔扈特部亲王帕勒塔像

                      1.爷爷和奶奶来北京

                      策:我们家好像是光绪那会儿就到北京来了。我听我奶奶说,那会儿我爷爷是在清政府里头当什么陆军长官。他们挺早就通过俄国,俄罗斯,西伯利亚来的中国,来的北京。我不太清楚……我父亲、我大爷绝对都是在北京生的。我父亲可能也没回去过,因为他从来没提过他回过老家。定:那您父亲如果在世的话,他今年应该是多少岁?策:今年九十。现在不在了。定:那就是说他出生已经是辛亥革命之后了。策:1914年。定:你们家光绪朝的时候到北京来,那时候不是住在这儿吧?策:关于王府这一块儿的事情,我是听冯其利先生跟我说的,他说他们来的时候在太平仓,注371就是林彪住过的毛家湾,说那儿是他的王府。那里头还有一个小白楼,据说是我爷爷曾经在那儿待过。那个胡同已经不叫太平仓了。那儿现在是解放军的总后(勤部)还是总政(治部)占着呢,他当时已经跟人家谈好了,要带着我去看,但是那时候我正上着班呢,没工夫,后来他自己去了。原来我们家还有一个图,就是太平仓那房子的图,我给冯先生找了半天,没找着。定:那就是说打你记事起你们家就没在那个小白楼住过?策:毛家湾那儿我都没去过,您想我1945年出生,我不可能去过。那房子可能早就没有了。毕:我看到两个资料,一个是讲菊儿胡同有帕王府……策:菊儿胡同?那我不知道。毕:另外一个,大甜水井胡同也有帕王府,就是王府井那儿。策:我都不知道这俩……我只知道太平仓有,那可能是帕王活着的时候。要是菊儿胡同和大甜水井……我爷爷可能都不在了,你想,他去日本就没回来嘛,死在日本了。毕:学术界感到最迷惑不解的,是帕王在光绪年间,瞒着清政府悄悄去日本,上的士官学校,但是这段历史谁都不清楚……策:这个我也不知道。毕:去日本的这段,我看的是国民党编的档案,档案里头提到他在横滨还是在大阪看病,那个领事每天去看他,为啥看他呢?不放心他,那时候正好是……是不是1919年呀,外蒙正在闹泛蒙运动,布里雅特人正在搞一个大蒙古国,据说要帕王出任首脑,这只是据说,但北京政府是绝不放心,天天派领事去看他,他确实是在治病。注372策:他是肝有病,这我知道,最后说是肝腹水,我估计就是肝硬化这样的病。其实我奶奶也说不上来到底是什么,就告诉我是肝病。毕:看病的时候您奶奶在跟前吗?策:在,我奶奶跟着他去的日本。毕:有一个说法说您奶奶是日本人。策:不是不是。我奶奶是阿勒泰人。定:是阿勒泰的蒙古人吗?策:对。我奶奶不是帕王的原配,她算一个福晋吧。定:您奶奶是什么时候从阿勒泰过来的?策:他们是一起来的吧。毕:帕王是光绪年间来的,您奶奶不一定是那次来的。帕王后来得到过袁世凯重用,因为阿勒泰那里的好多事情需要帕王去摆平。他做过办事大臣。策:那叫什么,阿勒泰办事长官。策美迪之夫(以下简称夫):奶奶说她的丈夫是袁世凯的尉官,我以为是上尉的尉,可是不对,抄家后送回来的大肩章,大伙儿大概都不知道吧,那起码是新疆军区司令。毕: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以后,为了招抚几个高级的蒙古王公,专门设置了翊卫处吧,封了几个翊卫使,这个是制服啊。定:您奶奶嫁给您爷爷后再也没有回过家乡?策:没回去过,肯定没回去过。毕:应该回去过一次。1914年还是1915年帕王出任阿勒泰办事长官,是回去的。策:也没准儿是回老家那次才带来的。定:不过既然您父亲是在北京出生的,那您奶奶肯定在那之前就来了。您父亲不是1914年生的吗?毕:我想是1912年或1913年来的,阿勒泰那儿有个科布多停火线,帕王去主持的。注373策:从她平时说的话当中,我估计我奶奶的家不是太好,不是太上层的家,反正不是王爷什么的。那时我也小,没问过。阿拉腾奥其尔(以下简称奥其尔):是当地的总管呀?策:反正不可能是穷人吧,但是不是太上层的。她是阿勒泰的,“文化大革命”那会儿不是要把地主婆送回老家去?还真来了一拨学生,是哪儿的我不知道。可是从地图上一看,阿勒泰已经到边境线了,(有一部分)归苏联了,所以咱说不能回去(笑)。定:您奶奶应该比您爷爷年轻不少吧?策:应该比他小好多,据说有个敏王,也算我的一个大爷,他好像跟我奶奶大小差不多。

                      2.姑姑和姑姑买的房子

                      定:您奶奶跟您爷爷生了几个孩子?就您父亲一个吗?策:还有3个女儿呢。两个死了,一个是得肺结核,18岁的时候死的,还有一个就没怎么提,估计很小的时候就死了。最后就剩一个大姑妈,就是我(爷爷的)大女儿吧,她二婚嫁了一个法国领事。我对姑妈有印象。定:她二婚嫁给法国领事,那第一次呢?策:第一次我不知道。她有两个儿子,二儿子已经不在了。她的大儿子不是她那个法国丈夫的孩子。那会儿的法国领事馆,就是那老外交部,在东交民巷里头,现在那地方还有呢。我小时候还在法国领事馆住过,从北京解放一打炮,我们好像就上那儿住去了,住到1951年还是1952年?夫:你6岁的时候她走的嘛,1950年走的。策:反正就是那些外国领事馆全让撤的那年走的,去法国了。肯定是1949年以后。她八几年去世的。毕:您父亲去德国留学时您奶奶是跟您姑姑一起生活是吧?策:那时候我姑姑在呢。那是1945年以前的事了,所以应该是跟着我姑姑的。我觉得他们娘儿俩的生活习惯还是比较西方,也许跟着我姑妈那段生活的时间长吧。定:您小的时候,不,您父亲小的时候,在北京的生活挺好的吧?策:我觉得应该还行,“文化大革命”以前困难的时候,是我姑妈的孩子给我们寄钱寄吃的。这个房(现在住的房)就是我姑妈买给我奶奶的,这叫作王宫。当时一个德国的留学生在中国学建筑,他设计了这么一个,里面完全是西式的,地板、天花板、木围墙。现在什么也看不见了,您要是以前来过……奥其尔:从那个窗户外面看墙还是洋式的。定:房顶像是庙的形状,像宫殿。策:那种走兽、龙,房顶上有那些个玩意儿。但是我姑妈是怎么买的,我就不太清楚了。我1945年就是在这间屋里出生的。这间房以前没有这个隔断,这儿是连着的。奥其尔:这(房)是后来买的吧?夫:档案上写的是民国十一年,1922年。策:我们这房是1956年公私合营时交的。那时候我们家就三口人,三口人住这么多房子。公私合营以前是一个苏联人租的,是卖三合板的。我小的时候我们家都码的三合板,我就知道他是卖三合板的。夫:1954年变成印度参赞住的。1956年时国家没房子,征用房子,这是我从她家里知道的。策:后来一直就是外交部征用,再后来又给了服务局,就跟城里那些大使馆似的,那些大使馆不是都归了外交人员服务局了嘛。后来我听老太太(策的奶奶)说,老太太不愿走。那时给房钱,一直给到“文化大革命”前。“文化大革命”以前每个月给我们36块钱还是38块钱,叫领房租,一直给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那时候30多块钱也够我们家吃饭的了,那年月5毛钱一斤肉,应该够了。反正我记得1962年我上班时最低生活费是8块,那时发困难补助(的标准)是按人均收入不足8块。奥其尔:我听你父亲讲过,你们家是住在洋房里,这排房(现在住的)是仆人住的。策:那会儿人比较多,我就不知道了。后来他觉得房子挺好的,想要回来,是以他们单位的名义去查的,要是私人去查人家还不给查呢。定:要回来了吗?策:要不回来。不是“文革产”,要是“文

                      州宣慰李希烈,诏书一经颁布,所有人全都知道这是卢杞的借刀杀人之计。颜真卿虽然也明白这是卢杞在报复自己,但他丝毫没有犹豫,稍加准备后就起程前往许州,因为他早已经抱定必死的决心。在他看来,颜家一门忠烈,尤其是哥哥颜杲卿死于叛军之手,自己决不能退缩,辱没颜家的名声。当时宣武节度使李勋上奏皇帝李适,认为以李希烈的为人,颜真卿此去必死无疑,朝廷不仅损失了一位元老大臣,李希烈也不会因此而罢兵,朝廷这样做等于是自寻奇耻大辱。李勋的上奏让处于焦头烂额之中的李适恍然大悟,他急忙派人试图追回颜真卿。但一切都为时已晚,就在追赶的人刚刚上路一天后,颜真卿已经到达了许州。李希烈知道颜真卿此番前来的用意,当颜真卿面对他宣读皇帝的诏令时,他故意让养子带着一千多名士兵拿着明晃晃的刀剑,在颜真卿周围示威,并不断地谩骂,好像要把颜真卿的肉割下来吃掉一样。李希烈本以为颜真卿会露出惊恐之色,但让他想不到的是,颜真卿居然脸色如常,脚下丝毫没有移动半寸,仿佛身边的人与他无关一样,巍然挺立在原地朗声宣读诏书。李希烈立即被颜真卿的气场所震慑,他下令让士兵们退去,然后招待颜真卿先到待客的馆驿中住下。李希烈十分清楚颜真卿在朝廷中的地位,现在完全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戏耍这位刚正不阿的大臣,羞辱一下唐廷。于是,李希烈利用一次宴会的机会,开始了自己的计划。当时李希烈宴请朱滔、王武俊、田悦、李纳等派来的使者,席间自然少不了的颜真卿。李希烈一边喝酒作乐,一边让前来助兴的倡优不断唱着辱骂朝廷的戏文,这下点燃了颜真卿胸中的怒火。当时颜真卿拍案而起,用手点指李希烈道:“元帅应该还算是朝廷的大臣吧,怎么会做出这样无礼的举动呢?”言罢,颜真卿准备拂袖离去。就在宴会陷入极度尴尬的氛围时,一个声音从颜真卿的身后传来:“早就听说颜真卿的大名,现在元帅正准备做皇帝而颜太师却来到了这里,这不是上天赐给元帅一个宰相的最佳人选嘛!哈哈哈!”说话的人是朱滔派来的使者。颜真卿本想头也不回地离去,但朱滔使者的话让刚正不阿的颜真卿犹如骨鲠在喉,他立即转身斥责说话的那个使者。“你们听说过痛骂安禄山而死的颜杲卿吗?告诉你们,他就是我的兄长。他首先在河北举兵抗击安史叛军,后来虽然被安禄山抓住,却骂贼不绝于口,我现在年近八十官至太师,我对朝廷的忠心天地可鉴,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怎么会受你们的威胁利诱。”颜真卿说得激昂慷慨,让在场的每一个人无不心惊!当然在所有人当中最为心惊的当属李希烈。事实上李希烈并不在乎颜真卿的语调有多高,他最在意的是颜真卿话语中透露出的讯息。在李希烈看来,如今的藩镇割据是因为安史之乱才形成的,而自己现在跟着朱滔、王武俊、田悦等安史叛将反叛朝廷。颜真卿通过他哥哥的例子,明显是在告诉他朝廷对待这些安史叛将和对待安禄山、史思明等人没什么区别。所以,颜真卿说完后,李希烈动了杀机。只是这个时候李希烈并没有下定必杀颜真卿的决心,真正使他下定决心的原因是他手下大将周曾想要拥立颜真卿为节度使。李希烈在整治了周曾之后,将颜真卿押往自己的老巢蔡州囚禁。而蔡州注定成为颜真卿生命的最后一站,在蔡州的日日夜夜里,颜真卿不断地向西遥望,他并不因自己失去自由而恐慌,相反却对自己没能完成使命而自责。颜真卿清楚地知道,李希烈是绝不会让自己活着回去的,已经预感死亡将近的他挥笔写下了给皇帝李适的遗表,并为自己作好墓志铭和祭文,他经常告诉看守他的人,囚室的西墙下就是他的归宿,死后只要把他埋在那里就可以了。李希烈之所以这么长时间没有杀掉颜真卿,是因为他始终怀有一种矛盾的心理,一方面他始终没有丢掉争取颜真卿的想法,另一方面也想通过羞辱这个德高望重的三朝老臣,满足他的虚荣心。李希烈本以为随着时间的推移,颜真卿或许会改变,但无论是威逼还是利诱,颜真卿的不屈不挠让李希烈一次次地产生挫败感,尤其当李希烈想要称帝去询问颜真卿该遵循什么仪式时,颜真卿的回答让李希烈很是羞愧。“老夫耄矣,曾掌国礼,所记者诸侯朝觐礼耳!”这是句振作朝廷权威的话语,同样这句话也彻底激怒了李希烈。兴元元年(784年)八月,李希烈得知其弟李希倩被朝廷处死后。恼羞成怒,联想起颜真卿先对他的不敬,终于,在囚禁颜真卿一年零八个月后,下令将他无情地杀害。颜真卿至死都表现出一副傲骨,就像当年他的哥哥颜杲卿临死时一样,真正做到了威武不能屈。威武不屈,以死明志千古恨!千百年来人们争相传颂颜真卿的坚贞不屈,当历史的尘封往事渐渐被黄沙所掩埋后,颜真卿那大义凛然、临危不惧的品格却犹如一片绿洲,在黄沙滚滚中傲然凸显。值得一提的是,在人们争相传颂颜真卿可歌可泣的事迹时,他那无比绝伦的书法成就被保留至今天,并自成一体,称为“颜体”,与唐代另一位书法大家柳公权并称“颜柳”。苏轼曾云:“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画至于吴道子,书至于颜鲁公,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尽矣。”是的,我们可以感受到《祭侄文稿》的字字泣血,也可以感受到《颜家庙碑》的恭谨严整,还可以体会到《多宝塔碑》的瑰丽多变和《颜勤礼碑》的端庄遒劲,无愧于“点如坠石,画如夏云,钩如屈金,戈如发弩,纵横有象”的评价。颜真卿,一个义薄云天的人,一个视死如归的人,让后人无比敬仰。关于颜真卿的评价有很多,但在我看来最能体现他价值的,当属下列这几句话:立坚实骨体,求雄媚书风。究字内精微,求字外磅礴。臻神明变化,与生命烂漫。泾原兵变李希烈在囚禁侮辱颜真卿的同时,并没有停止反叛唐廷的步伐,在联合卢龙、成德、魏博、淄青四大藩镇后,他开始向唐廷控制的地区发起了攻击。李希烈接连攻下汴州、汝州,致使唐廷的经济重心江淮地区与长安的主要交通线路——汴渠被阻断。幸好长江中下游还在唐廷的控制中,由江淮运往长安的物资只能改道沿长江而上,到鄂州(今湖北武昌)转入汉水,再经汉水支流丹江入武关,最终进入关中。虽然当时唐廷的物资生命线暂时勉强保住,但对于李适来讲,这种缝缝补补又一年的做法,只能是权宜之计,如果不能平定叛乱,那么长江中下游也早晚会落入叛军的手中。李适作为皇帝,既然平藩的决心已下,就断然不能放弃,如果妥协,不仅使朝廷的权威进一步低落,更会让藩镇的势力急剧膨胀,这对李适本人强化皇权是个沉重的打击。但继续坚持的话,必须要有强大的财力做支撑,而当时朝廷由于军费开支浩大,中央财政已经到了濒于崩溃的境地。据史料记载,当时长安城中每斗粟米已经卖到一千钱,国家太仓就连供应皇帝和六宫的膳食,也仅能维持十天。在这种情况下,主管财政的判度支赵赞建议征收“间架税”渡过难关。所谓“间架税”是指按房屋的好坏分为上中下三等,每间上等房屋征收两千,中等征收一千,下等征收五百,税吏亲自挨家挨户统计征收。为了保障这项政策能够贯彻实行,朝廷规定隐藏一间的将处以极刑,并且每千钱交易额征收五十钱的税,如果隐匿一百钱以上的,不仅处以六十以下杖刑,而且罚钱两千,同时奖励告密者。李适本以为这项措施一经颁布,会征收上来不少税钱,但让他想不到的是,“间架税”的出台,不仅没有征收到多少税钱,反而使长安城中顿时陷入混乱之中。百姓怨恨之声闻于远近,最关键的是因为国库空虚,一场更大的动乱开始酝酿成形。建中四年(783年)十月,李希烈围困襄城,李适征调关中西部的泾原诸道军队开赴关东救援。十月二日,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领五千人马来到长安,准备稍事停顿等领到军饷后再向关东进发。这一天长安城内雨雪霏霏,寒风刺骨,对于远道而来的那些泾原士兵而言,最希望的就是能够得到皇帝陛下发给的赏赐,以便赡养家小。当他们翘首企盼皇帝陛下的赏赐时,朝廷一点表示的意思也没有,而且第二天他们从长安城郊离开时,犒劳他们出征的居然是糙米和素菜,连一点肉末也没看见,这些士兵并不知道朝廷已经穷得叮当响,在他们看来,朝廷是看不起他们这些泾原来的士兵。于是,士兵们的愤怒开始爆发了。“我们将要上前线去赴死,朝廷居然连饭都不让我们吃饱,我们怎么能卖命去抵抗叛军的刀枪啊!听说皇宫里金银绢帛堆积如山,我们不如自己取来用吧!”很多人不断叫嚣着喊道,然后这些士兵张起旗帜,迅速聚拢起将近一万人,全副武装地向长安城皇宫方向而来。当时泾原节度使姚令言正在宫中向李适辞行,部下兵变的消息传来后,姚令言飞驰前去安抚乱兵,当行到长安城东的长乐坡时与士兵们相遇,姚令言本以为士兵们看见他后,会暂时平息怒火,可还没等姚令言开口,迎头就迎来了士兵们射来的箭,姚令言下意识地侧身闪过,他不顾生命危险,伏在马背上冲进士兵队伍中间,然后高声喊道:“大家仔细想一想,只要东征立下功劳,何愁没有富贵?大家千万不能做这种灭族的事情啊!”然而,士兵们的愤怒已经不能用话语安抚住,姚令言的喊声很快淹没在人群之中,士兵们强拥姚令言和他们一起向京城皇宫方向继续前行。长乐坡发生的事情,皇帝李适很快得到了消息。当他得知这次兵变是因为士兵没有得到赏赐而发生时,李适立即下令赏赐泾原士兵们每人绢帛两匹,并派宦官前去告知,可是宦官刚和泾原士兵相遇,就被乱箭射杀。就在这来去之间,士兵们已经进入了长安东北的通化门。李适以为射杀宦官是因为士兵们认为赏赐太少,所以拿出皇宫内库金银绢帛二十车赏赐给士兵们。可是就在那些金银绢帛刚刚装好车还没来得及出发时,乱兵已经进入皇城,李适在内宫已经隐约听见士兵的呐喊声,这时李适才意识到事情发展到如此地步,已经不再是赏赐所能解决的问题了。事态的发展,完全出乎李适的意料,为了以防万一,李适急调禁军将领白志贞召集禁军守卫皇宫,但等了半天也不见一个人到来,此时乱兵已经进入皇宫南门,李适情急之下只得带领部分皇室成员和几个妃子从玄武门出逃。值得一提的是,从此时开始,李适一生中最为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开始了。由于禁军护驾不力,致使李适仓皇出逃来不及征召随行人马,身边只有曾在东宫服侍过李适的两个宦官窦文场、霍仙鸣带领百余名宦官和郭子仪之子郭曙带着十几名亲兵随行。一直到李适逃出长安城外,时任右龙武军使的的令狐建才带着麾下四百名士兵仓促赶来护驾,李适当时就是在这么一小股兵力的保护下,一路向咸阳而去。在李适仓皇出逃后,宰相卢杞见乱兵冲进皇宫,被迫从中书省的后墙翻墙而逃。禁军将领白志贞,御史大夫于欣,户部侍郎赵赞,翰林学士陆贽、吴通微等从玄武门接连逃出,在得知皇帝陛下前往咸阳后,众人到咸阳和李适会合。皇帝和大臣的仓皇出逃,让皇宫中陷入一片混乱,乱兵进入皇宫后,立即进入正殿含元殿,看到殿内空无一人后,士兵们意识到皇帝可能已经逃走,于是争先冲进府库,抢夺金银财宝,直到搬运不动方才罢休。在这些人中间最为尴尬的当属节度使姚令言,这个被迫上了贼船的将军,此刻恐怕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于是在看到无法抽身后,他和士兵们商议在目前京城如此混乱的局势下,必须有人出来稳定局面。在姚令言看来,当时身在京城并能够控制局面的人,似乎只有朱滔的哥哥朱泚。幽州卢龙节度使朱泚自从大历九年(774年)九月到达京城请求留下后,便被代宗李豫外派出镇关中西部的奉天行营,以防备吐蕃侵扰。后来又任命他为陇右节度使和泾原节度使镇守凤翔,那么他所遗留的幽州卢龙节度使的职位便由其弟朱滔担任。身为朱滔的哥哥,朱泚十分明白弟弟反叛朝廷意味着什么。事实上早在朱滔反叛之初,就曾经派人在发髻中藏蜡丸书信送给朱泚,想要让他一起反叛朝廷。结果被河东节度使马燧截获呈献给皇帝李适,李适立即召朱泚将蜡书交给他看,朱泚诚惶诚恐地叩头请罪,虽然李适当时并没有责怪朱泚,但这件事情过后,李适便将朱泚留在了京城,没有让他踏出过京城半步。显然李适已经将朱泚列入了重点“关照”的对象,当然这也让问心无愧的朱泚心中很是不爽。泾原兵变李适仓皇逃出长安时,翰林学士姜公辅提醒过李适,认为朱泚曾经担任过泾原军统帅,因为其弟朱滔反叛被陛下软禁在京城,心中肯定十分不满,陛下必须带上朱泚一起走,或者将他杀掉免除后患,如果留他在京城,泾原的士兵一定会拥立朱泚重新复出。但由于当时形势危急,李适只说了句“来不及了,以后从长计议”,便匆匆逃出了长安。事实证明,姜公辅的预言十分准确,曾经做过泾原节度使的朱泚,一定是姚令言首先想到的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朱泚都是最合适的人选。十月四日清晨,姚令言带领泾原士兵在大明宫东北的白华殿,共同迎立朱泚为统帅,进而稳定住了长安城混乱的局面。朱泚复出的第一天便张贴布告,要求那些没来得及逃出长安的朝廷官员必须来自己这里报到,违令者立斩不饶。那些官员只得灰溜溜地出来拜见朱泚,当时很多朝廷官员看到朱泚稳定住长安的局势后,认为这个人是朝廷的功臣,于是纷纷建议朱泚立即迎回皇帝李适。面对朝臣的建议,坐在宝座上的朱泚始终冷笑不语,很多人不知道朱泚的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事实上所有人全都想不到重新复出只是朱泚实现野心的第一步。奉天保卫战朱泚事实上并不想迎回李适,不仅不想迎回,他还明白国无二主的道理,在重新复出的朱泚看来,此时是报复李适的最好时机,联合弟弟朱滔等人反叛唐廷,咸鱼翻身的朱泚开始下定决心。大多数朝臣猜不到朱泚内心深处的想法,但当时光禄卿源休看透了朱泚的心思。于是他不失时机地告诉朱泚,上天已有符命,朱氏将有天下,劝朱泚赶快称帝,必定会得到诸多藩镇的拥戴。源休说这番迎合朱泚的话,并不仅仅因为他是个溜须拍马的人,而是因为建中三年(782年)在唐廷与回纥关系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源休冒着生命危险出使回纥,但回来后却被嫉贤妒能的宰相卢杞仅仅授予光禄卿的职位。这让源休十分不满,这次劝朱泚称帝,也算是源休寻找实现自我价值的另一途径。在源休的帮助下,朱泚得到了很多在李适身边郁郁不得志的朝臣,例如检校司空、同平章事李忠臣,太仆卿张光晟,工部侍郎蒋镇,都官员外郎彭偃等人全被朱泚重新起用。朱泚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组建了为自己服务的临时朝廷,这种局面的出现,一方面说明李适对待藩镇轻举妄动、急躁求治的施政方针已经遭到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很多政治势力的反对,并以泾原兵变为标志宣告破产。另一方面也表明朱泚这种宽厚的政策,便一旦进入政治舞台中心,使他与皇帝李适形成鲜明的对照,所以会成为很多官僚一个新的选择。与朱泚那边风生水起相比,已经逃出长安暂时在咸阳避难的皇帝李适此时显得颇为窘迫。早在泾原兵变的三年前,一个名叫桑道茂的术士就告诉过李适,说他不出三年的时间会有暂离宫廷之厄,而奉天有天子气象,那个时候可能会成为李适的避难所,所以现在应该加强对奉天城的修筑。当时李适采纳了桑道茂的建议,直到此次逃出长安,李适又忽然想起了桑道茂当年所说的话,不禁唏嘘不已,于是决定前往奉天避难。奉天就是今天陕西的乾县,武则天和高宗李治合葬的乾陵就在其辖地之内。事实上李适决定逃往奉天,内心也有祈求先祖保佑的意味,但是就在他刚到奉天没几天,就得到了朱泚在长安称帝的消息。建中四年(783年)十月八日,朱泚在长安大明宫宣政殿举行登基仪式,自称大秦皇帝,同时任

                      答还是第一次。聪明的黄兴立刻理解了李鸿章的意思:我保我的大清,你反你的大清,各做各的事。次年,黄兴赴日本留学。几年后与孙中山建立革命党,从此共同反清,发动了多次革命。不知道大导演陈凯歌会不会把这一段拍成电影,这是先辈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他拐弯抹角居然跟黄兴还扯上了点关系。没有开玩笑,黄兴的妻子(徐宗汉)的妹妹(徐文)的第二个女儿(龚澎)的第二个丈夫(乔冠华)的第二个妻子(章含之)的第一个丈夫(洪君彦)的女儿(洪晃)的第二个丈夫是陈凯歌。话题回到李鸿章身上。李鸿章在上海停留了一个多月,干了两件事情:一、李鸿章拒绝了赵匡胤的那件黄袍——刘学洵、卜力、孙中山三人组团忽悠李鸿章割据两广独立。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李鸿章的高参(幕僚)之中有一位叫做刘学洵的兄台。刘兄是广东本地的著名绅士,确切地说是进士的学历加大富豪的身家,在当地基本上黑白两道通吃。而且刘兄还是一位有理想的人,他的理想就是反清复明。刘兄策划了多年,也没找到什么反清复明的机会,直到李鸿章搞“东南互保”与慈禧唱对台戏,这才让他发现了从中起事的机会,所以他找到了两个人来帮助他实现理想。第一个人是香港最高行政长官(港督)英国人卜力。卜力为何要蹚这摊浑水?因为捅了天大娄子的慈禧被联军追得满世界逃跑,这让卜力意识到:清朝已经失去了他们祖先征服明帝国的那种能力,而这不正是大英帝国瓜分中国的最好时机吗?如果能够在离香港咫尺之遥的广东扶持一个傀儡政权,那简直就是上帝赐予大英帝国的礼物。第二个人是刘兄的老乡孙中山。刘兄忽悠老乡孙中山说:联合李二先生一起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事业,是个很好的点子,你不试一试吗?孙中山当然要试试看,只要有万分之一的成功希望,他都会试一试!李鸿章虽然身体的硬件已经老化了,但好在脑袋还没有生锈,刘学洵的小九九、英国人的居心、孙中山的实力他都很清楚。因此,他用不接受、不拒绝的沉默态度否定了这个提案。再联想到之前的东南互保,或许可以这么解释李鸿章的选择:怀抱着放弃挽救满清王朝的李鸿章,却仍然没有放弃挽救中国的努力和希望。二、李鸿章绕了一大圈,终于把“卖国谈判团”的专家找齐了,值得一提的是,在“卖国谈判团”中还有一位超级大才子辜鸿铭先生。如果每个人的生命只剩下最后一程,你会做什么?我想大多数人奔波忙碌一生,都会选择在最后的一刻放下所有的包袱,然后静静地等待结束。而李鸿章在生命的最后一程,却是在无比悲伤的心境中和洋人进行噩梦般的周旋。10月,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壮观的“世纪大拍卖”开始了!如狼似虎的列强代表,提出议和谈判的七项原则:一、惩办以慈禧为首的战争罪犯;二、禁止大清制造和进口军火;三、赔银十亿两,十年还清;四、驻清使馆可以驻扎卫兵;五、拆毁大沽炮台;六、天津至大沽间驻扎洋兵,以保障大沽与北京之间的交通安全自由;七、如何割地的事情他们内部还没有商量好。李鸿章觉得,除了第四条其他都不可接受。尤其是第一条,严重突破了慈禧交代的底线。所以李鸿章指着列强鼻子说:你们是一群虎狼,你们要是要求太过分,我们四万万人民也不怕流血!李鸿章手中根本没有牌,他只能装,装作成竹在胸,装作泰然自若,装作有理有据,装作词严理正。总之,他一个人和十多个国家的武官、文官、外交官斗法,努力维持着大清政府最后的一丝尊严。有时候,对方官员常常好笑地看着他,连李鸿章都觉得自己像个小丑。他装聋作哑,声东击西,说好说歹,插科打诨……胡搅蛮缠都用上了,居然把谈判拖延了一年多,最后居然取得了不可思议的成绩:一、把慈禧从战犯名单上删除,仍保有过去的地位;二、赔款数额远低于十亿两;三、一寸国土都没割让。这个重大成绩其实来得非常惨烈:李鸿章多次把血呕到谈判桌上,然后擦擦嘴继续谈。原来李鸿章已然病入膏肓,属于带病上阵。列强一看,跟他们谈得来的李鸿章要不行了,于是主动要求休会,主动找医生给他治疗。但李鸿章豁出去了,他说:你们不撤兵,就不是我的朋友,而是我的敌人。我从来不接受敌人治疗!联军谈到赔款数额时,李鸿章实在坚持不住了,副手庆亲王奕劻顶上去继续谈。奕劻坐到李鸿章的座位上,一下变得不像是过去胆怯无能的奕劻了,突然不怒而威,视死如归。谈了一年,都快把李鸿章谈死了,连原本没有血性的奕劻也生出了血性。联军沉不住气了,只好做出妥协:我们不割地了,也不杀慈禧了,就赔款吧,你们中国人不是号称四亿五千万吗?一人一两吧!一个奇迹就是这样活生生地让李鸿章和奕劻给完成了。联军给各自政府汇报的时候做了很阿Q的说明:一人一两,以示侮辱!鉴于《辛丑条约》中的有些内容对下文有不小的影响,特归纳出来:一、赔款四亿五千万两,三十九年结清;二、划定使馆区——北京东交民巷,中国人不得居住,各国可派兵驻守;三、拆毁大沽炮台,天津至大沽间驻扎洋兵;四、禁止中国进口武器两年,如觉有必要还可延期;五、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全心全意为洋人服务;六、派出使节去对德、日“谢罪”,为死在义和团手里的德国大使立牌坊。李鸿章与联军代表谈判的那段时间,逃亡至西安的慈禧在黄尘烈风中,天天盼着李鸿章的“好”消息。盼了将近一年,慈禧终于盼来了李鸿章发过来的“协定草本”电报。慈禧看到协定内容后大喜过望,回电:应准照办。1901年9月7日,《辛丑条约》签字仪式,李鸿章最后一次为大清出场。奕劻虽然手在抖,但还是很讲义气地对李鸿章说:这个字由我来签吧。李鸿章微微地摆手说:天下最难写的是自己的名字,庆亲王以后的路还长,你没必要把自己搭进去,这卖国条约还是让我来签吧!不过李鸿章也没有力气签完自己的名字,他用虚弱的手签了个虚弱无力的、很可怜的“肃”字,因为他是大清的“肃毅伯”。签完字的李鸿章老泪纵横,再一次大口地吐血,“紫黑色,有大块”,医生立刻赶来诊断救治:肃毅伯的胃血管破裂。知道自己已经油尽灯枯的李鸿章,在病榻上发出了最后一封奏折,结合不久之前他上奏给慈禧的折子,我们可以认为李鸿章留下了这样的政治遗嘱:大清国已经没有绝对封闭的国防,西方势力不但在文化上侵蚀着中国,更重要的是他们有侵占中国的野心,其手段是“一国生事,多国构煽”,列强的“友好”和“野心”从来都是掺杂在一起的。世界发展至今日,一国已不可能关闭国门而安然生存。大清国如果打开国门参与世界商品经济的往来,不但可以富强自己,而且因为贸易是双边的,等于也就制约了别人,这样的制约甚至强过武力,整个地球便可“胥聚于中国”。……这几十年内,我们每多一次滋事,就多一次吃亏,去年就是例子,创伤太重,薄海惊心。现在总算议和大局稍定,希望政府以后外修和好,内图富强,如此国家还有好转的希望。在百年前的中国,李鸿章居然已有这样的认识,实属振聋发聩,着实可敬!拿什么安放你,我的忠诚1901年11月7日,京郊贤良寺,李鸿章早上一醒来,就觉得这是自己最后的一天。所以他让家人给他穿上寿衣,静静地躺在床上等死。正巧以前的老部下周馥(大实业家周学熙的老爸)来看他,可他来得有点晚,李鸿章已经到了口不能语的弥留状态,但仍睁着两目,张着口似乎想说什么。周馥哭着说:老夫子有何心思,告诉我吧。李鸿章的嘴唇在翕动,却发不出声音,眼眶有泪水溢出。周馥又说:你还没有完成的事情,就交给我们来完成吧,请你放心!李鸿章的嘴唇仍然在翕动,没声音。周馥一面哭号,一面用手抚其眼睑。李鸿章终于缓缓闭上了眼睛,享年78岁。可敬!可惜!可悲!李鸿章弥留之际显然还有话要说。人在长时间沉默后,总是想说点话的。在李二孤独上路的时候,估计他最想说的应该是:“拿什么安放你,我的忠诚!”慈禧当天就知道了李鸿章的死讯,她的眼泪当场就流了下来,感叹说:大局未定,倘有不测,再也没有人分担了。是啊,陪她一路前行的小伙伴们——曾国藩、奕訢、李鸿章全都去了,以后再也没人替她背黑锅,日子还怎么过?慈禧念起了李鸿章的好,给李鸿章办了国葬,给老李封侯,还给老李建纪念庙堂(祠),这待遇肯定是清朝汉族官员第一人。史书对李鸿章的评价不低,说他是中兴名臣,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不愧国家重臣(中兴名臣,与兵事相终始,其勋业往往为武功所掩。鸿章既平大难,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轻,名满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庶不愧社稷之臣……——《清史稿·李鸿章传》)。但是,民间可不这么认为。李鸿章签订完《辛丑条约》,老百姓终于急了,对李鸿章的愤怒一下达到了顶点,终于喊出: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老百姓知道李鸿章是大清忠臣,可也觉得李鸿章当官的水平太差,性格过于软弱,所以对他定义为“误国”,把他和秦桧并列,是想恶心一下他,出口恶气。毫无疑问,人民都喜欢硬气的人,尤其是硬气的权臣或统治者。不论对与错,李鸿章那些看似软弱的主张与行为,无疑让很多人误解他、讨厌他!所以到了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还有越来越多的人说他卖国。其实李鸿章应该不想卖国,也没有这个资格。理智点看,整个大清就是一家股份公司。其股民由满洲贵族与极少部分汉族官僚组成,其法人代表是光绪,其董事长当然是老太后了,至于李鸿章,顶多是个职业经理人。按公司的正常运作来讲,最后签字盖章的只能是老太后和光绪,李鸿章只是个跑腿的,而且想叫你跑才能跑,不想叫你跑立马就得立正稍息靠边站。所以,“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种明目张胆的卖国话只有老太后有资格说,而且说得理直气壮!其他人你说说看?杀头都算便宜你了!“外交授权历来有限”的道理不用多说。可奇怪的是,国人可以很轻易地原谅执政者本人,却很难原谅给执政者充当帮办的人。比如赵构与秦桧,民众更多地把唾沫奉送给了后者,其实用脚指头想想就知道,如果没有赵构的授意与支持,秦桧哪有那么大的能量与胆量?再比如慈禧与李鸿章,老太后为了自己高兴,拿整个大清江山做自己的陪葬,中国历史上很难找到比她更卖国的,但是我们听到的骂声更多的是针对李鸿章的。慈禧卖国,李鸿章背黑锅。可是谁叫李鸿章是大清朝的那张脸?背黑锅、挨唾沫或许是避免不了的责任和义务吧。写到这里,不禁想起李鸿章当年只身入京赶考时的一首诗: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八千里外觅封侯。当年白衣飘飘、意气风发、指点江山的书生,不幸地站在了一个衰朽不堪的舞台上,毕生致力,满腔热血,也没有换来“外修和好,内图富强”,只得到了一声声骂名,一捧捧凄凉!无论如何,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李鸿章时代结束了。他对这个时代倾注了太多的心力,这就注定了他要被这个时代所局限。毫无疑问,他是这个时代的集大成者,然而他身上汇集的,不仅有美好与坚韧,也有局限和狭隘……第十一章拿什么拯救你,晚清

                      歪打正着建起的清华园

                      《辛丑条约》规定中国人赔偿四亿五千万两白银,这被称为“庚子赔款”。值得一提的是,在驻美使馆参赞、原留美幼童生梁诚的努力之下,美国后来用中国赔偿的两千万两白银建立了清华学堂,也就是后来的清华大学。当时的清华学堂每年都为中国培养出两百名美国留学生,这一大批人才都是这笔赔款培养出来的,一直到1952年。当然,美帝国主义肯定另有自己的想法和目的,譬如对华输出意识形态以便控制中国知识分子阶层,进而获取长远的商业利益,但这对中国的长远发展终究还是有益的。民国大师云集,人才辈出,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当年从清华学堂走出去的庚子赔款留学生,如金岳霖、胡适、梁思成等。在学成后的几十年间,这些人大都成了学术界的大师和泰斗级人物。这也算是机缘巧合、歪打正着吧!《辛丑条约》当然不只是造就了清华大学,对彻底腐化的老慈禧也是有所刺激的。慈禧也搞改革开放年轻时候的慈禧是一名令人心仪的气质美女,但老了后那叫一个丑陋,据说是在权力的催化下彻底变态了。可惜,曾国藩这种近似圣人、李鸿章这种近似高人的人都对慈禧忠贞不贰。如果李鸿章在谈判的时候不努力,以慈禧在八国联军战犯黑名单上高居榜首的成绩,最后很难逃脱萨达姆那种绞刑。可惜了,李鸿章保住了她,是因为觉得她了不起吗?肯定不是。李鸿章对慈禧的提拔之恩不乏感激,但心底还是瞧不起慈禧的。平时他不会表现出来,只有在外国人面前才会常常不加掩饰。四年前,李鸿章在德国考察时,据说他跟俾斯麦展开过如下颇具深度的对话。俾斯麦说:咱俩都是首相,你做事怎么就这么窝囊?李鸿章怅然叹曰:为女人和小子办事,实在身不由己啊(唯与妇人孺子共事,则无如何矣——梁启超《李鸿章传》)。虽然李鸿章瞧不起慈禧,但两个人还是就晚清的最后一次改革达成了广泛共识。慈禧算得上一个矛盾的人,虽然她在西安悟透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么“高深”的道理,但同时又觉得耻辱,两度被洋人赶出紫禁城后,她也反省、自责,对身边人说她要奋发图强(雪耻自强,其心甚切——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在这种心态下,在李鸿章和洋人进行噩梦般的周旋期间,慈禧和李二两个人通过电报频繁联络,敲定了变法大纲,确立了建设有大清特色的封建主义路线的改革总方针。1901年1月29日这天,慈禧在西安发布“预约变法”上谕。大概内容是说:全国的干部同志们,请你们就大清的方方面面,如民生、学校、军政等,提出富国强兵的改革意见,每人必须写一份报告交给中央,限期两个月。社会各界反应强烈,有学者称其为“慈李新政”,但在这里我们姑且称之为“清末新政”。这一次慈禧改革决心比较大,一直维持到王朝落幕。力度另说。老佛爷以身作则,主动扛起改革先锋的大旗,首先发起了“解开婆娘的臭裹脚布”(劝禁缠足)运动,打响了改革的第一炮。这个香帅有点神除慈禧之外,清末新政中有两个人表现得尤为出色,一个是袁世凯,另一个是张之洞。袁世凯大家已经熟悉了,这里重点介绍一下张之洞。张之洞,“官二代”,16岁获得河北省高考(乡试)第一名,26岁时考取探花,也就是说在皇帝主持的公务员统考中取得了全国第三的名次,学历相当不错!其人特别爱臭美,给自己取号“香帅”,不知道古龙笔下的名角“香帅”楚留香创意是否借自张之洞。年轻人,身家好,学习成绩好,长得也帅,所以张香帅难免目空一切,好空谈,是当时的清流代表。不过此人的伟大之处就在于空谈之余还能做些实事。张之洞在出任湖广总督时,按照他发明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八字原则,创办了汉阳钢铁厂、兵工厂,一时间“汉阳造”成了品牌货,硬生生地把武汉打造成一座重工业城市。确切地说,1927年国民政府由广州迁至汉口时,武昌、汉口、汉阳三镇才定名“武汉”。袁世凯和张之洞接到慈禧发出的最高指示后,都发动下属挖空心思地寻思建设性意见。英雄所见略同,两个人上交给慈禧的工作报告中都有一项:实业救国、教育兴邦。实业这里就不多说了,他们的主要创新点是教育:办新学堂,搞义务教育。教育从娃娃抓起,在完成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再根据需要进行普通教育和专门教育。这还不止,还要选择优秀的学生送出国,培养现代化人才。慈禧从善如流,回电给二人说

                      沐浴,结婚也要沐浴。凡是庄重、严肃的场合都必须沐浴,这就是中国的沐浴文化。王鲁湘:而且温泉很早就被中国人赋予了神泉、灵泉的意义。温泉的水里含有硫的成分,这是不是和魏晋南北朝那些士大夫们服用的“五石散”差不多?我在黄山读过贾岛等人留下的温泉诗,当时的知识分子确实认为温泉具有“五石散”54的功用。维泉肇何代,开凿同二仪。五行分水火,厥用谁一之。在卦既得济,备象坎与离。下有风轮煽,上有雷车驰。瞎掀祝融井,口灿扶桑池。气殊岩石历,脉有灵砂兹。骊山岂不好,玉环流污脂。至今华清树,空遗后人悲。暇哉哲人逝,次水真吾师。一濯三沐发,六凿还希夷。伐毛返骨髓,发白令人黟。十年走尘土,负我汗漫期。再来池上游,触热三伏时。古寺僧寂寞,但余壁上诗。不见题诗人,令我长叹咨。——贾岛《记黄山温泉》骆希哲:南北朝崇尚炼丹,认为服了丹之后可以长生不老。从宗教仪式来讲,修道之人必须每日沐浴,才能有一个洁净的身体。所以沐浴不仅是日常生活的需要,和宗教也有密切联系。王鲁湘:还有就是,他们会思考温泉水为什么是热的?有些地方的温泉比骊山热得多,像汤一样。于是他们觉得整个大自然就是一个大的鼎炉,这个鼎炉在炼丹的过程中产生了温泉这种丹水,人泡在温泉里就有点服丹的感觉。不管古人如何看,洗温泉能强身健体延年益寿,这是没有疑问的。骆希哲:有一个故事说,秦始皇有一次在沐浴的时候,看见一个神女长得很漂亮,就加以轻侮。神女见他这样无理,朝他脸上吐了一下。秦始皇立刻脸上生疮,痛苦不已,跪地向神女求饶。神女念他是一国之君,跟他说你到温泉里洗一下就好了,以后不要再为非作歹了……当然这故事有点荒诞,可能因为秦始皇焚书坑儒把知识分子得罪了,人们就编排故事挖苦他。但这个故事也说明,古人很早就认识到温泉对皮肤病是有治疗作用的。因此,古人有三月三日洗桃花水的习俗。一直到八十年代,每年三月三的时候,临潼周围一百多里的老百姓还在这里洗桃花水。三、骊宫长恨歌“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杜甫的诗所描写的,正是宫中的夫人们在三月三日这天到河边洗浴的情景。据说,三月三日的洗浴能够祛除邪秽,保持健康。而温泉的功效更使人们乐于在这一天沐浴。三月三日,还是情人幽会的季节。《诗经·桑中》就描写了阳春三月,小姑娘与小伙子们在桑间濮上幽会的情景。西南的很多少数民族也保留着相似的风俗,像傣族的泼水节,以及壮族三月三的对歌。古代华清宫占地面积大约60万平方米,现在的华清池只有它的十分之一。在唐代,单是描写华清宫的诗就有400多首,且很多出自大家之手。比如杜牧有《过华清宫绝句》,而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也是路过这里的时候写的。这里是历代无数墨人骚客所仰慕的地方,其原因一则是华清宫当时非常鼎盛壮观,再则便是为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所吸引。骆希哲:唐代华清宫由三部分组成,北边是现在临潼县城的所在地,中区是皇帝来骊山游幸之时处理军国大事的地方。西区主要是皇帝宗庙所在地;东区是沐浴区,里面有许多著名的汤池,如星辰汤、莲花汤、海棠汤……后面山上相当于皇帝的近院,是皇帝游玩的地方。山上有很多著名的建筑,如唐玄宗为了朝拜道教始祖老子而建的朝元阁、供奉太上老君的老君殿,还有非常著名的长生殿和祭灵台遗址。王鲁湘:实际上就是把金銮殿搬到这儿来了,皇帝在此处理朝政。唐玄宗莲花汤骆希哲:对。唐玄宗沐浴的汤池叫御汤九龙殿,也叫莲花汤,位于华清宫东部。他把汤池做成莲花的形状,是为了得道成仙。现在大家一般认为莲花是佛教的标志,实际上莲花也是道教的标志,因为莲花有长生不老的寓意。这个池子在修建的时候有一段逸闻。据说唐玄宗修好池子以后,安禄山为了邀宠,用汉白玉雕了游龙和凫燕放在池子中间,沐浴的时候,因为水的波动,这些动物好像活了一样,所谓“奋鳞举翼,若动状”。这可把唐玄宗吓着了,于是赶快叫人把这些东西拿走,只把出水口的莲花留下来了。莲花汤的面积非常大,东西10.06米,南北6米,深1.5米。王鲁湘:完全是一个小游泳池的规模了。骆希哲:文献记载池壁上都有精美的线刻,但是由于历时既久,已经剥落了。这个池子一直延用到建国初年,八十年代的时候还在作为一个温泉的水源使用。当时我们考古的时候就奇怪,这个地方怎么会有水源?于是进到水里用手一摸,有花的形状,打开一看,结果是唐代非常漂亮的一个池子。骊山的温泉是唐玄宗最爱去的地方,只是那时的他,还不知道杨玉环何许人也。玄宗在宫中最宠爱的人叫武惠妃,自然也是个美貌与智慧并重的女人。她是玄宗祖母武则天侄子的女儿。出于对祖母和姑姑太平公主的敬佩与景仰,玄宗对遗留着祖母和姑姑影子的武惠妃恩宠有加。开元二十二年,正是在武惠妃的主持下,杨玉环成为了玄宗之子寿王李瑁的王妃,一夜间成了玄宗的儿媳。杨玉环像开元二十五年,武惠妃病逝,玄宗因此郁郁寡欢。后宫佳丽三千,惠妃在他心中的位置依旧无人能替。内心深处的孤独终日灼烧着玄宗的神经,四年过后,在心腹宦官高力士的刻意安排下,李隆基到华清宫见到了此时还是他儿媳的杨玉环。兜兜转转之后,一段轰轰烈烈的黄昏之恋就此开始了。骆希哲:唐玄宗娶杨玉环的时候,她已经是他儿子寿王的妃子了。王鲁湘:按老百姓的说法,就是公公“扒灰”了。骆希哲:为了掩盖乱伦的丑闻,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唐玄宗让杨玉环以为太后祈福为名出家,去当道姑。皇宫里有道教的场所,杨玉环便在这里从事法事活动,这样她和唐玄宗的约会就更加方便了。而且她一旦成为道姑,就完成了由人向神的初步转变,因为出家意味着脱俗。到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唐玄宗说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老子对他说,在京城以西一百多里的地方有老子像。唐玄宗命李林甫去找,结果在周至楼观台这个地方找到一尊汉白玉的老子像。现在这个像就放在碑林博物馆,雕刻非常精美,是目前道教保存的最古老的老子像。当时这个像请回来以后,举行了盛大空前的迎接活动,皇帝开始在全国有计划有步骤地宣传道教。其中一个隐含的目的,就是要把人搞得晕头转向,弄不清皇帝到底是人还是神,好为迎娶杨玉环开脱。到了天宝四年(745年),玄宗正式封杨玉环为贵妃,这时候人们已经处于狂热的宗教崇拜之中了。当然除此之外,他推崇道教还有政治因素。王鲁湘:因为唐朝皇帝姓李,“李”在当时并不是一个尊贵的姓。他们为了把自己这个姓的地位抬高,就把老子搬出来。骆希哲:咱们这个攀附名人的习惯由来已久。王鲁湘:对,连皇帝都不能免俗。骆希哲:骊山过去叫神山、灵山。每当骊山山顶上出现云的时候,这个地方就要下雨,很灵验的。它的宗教地位是在唐代确立的。唐代帝王为了政治的需要和老子攀亲,因为老子也姓李,而且是道教的创始人,所以唐代尊崇道教。到了唐玄宗的时候,他就制造了很多老子显灵佑助唐朝的神话,这倒并不稀奇,因为每一个统治者为了政治的需要都要编造很多各种各样的神话。王鲁湘:而且武则天自称是弥勒佛下凡,她当时特别崇拜佛教,所以唐玄宗即位后要反过来用道教压一压。加上他要迎娶自己的儿媳,推崇道教等于是公私兼顾了。李隆基和杨玉环就这样结缘于骊山华清宫,“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唐玄宗为杨贵妃建造的海棠汤紧靠莲花汤一侧,以其形若海棠花得名。两座建筑一大一小,呈依偎之势。《贵妃出浴图》骆希哲:海棠汤中间有一个莲花状的出水孔,相当于海棠花的花蕊。海棠汤和莲花汤毗邻,但大小相差悬殊。这说明杨贵妃尽管地位很高,但与皇帝相比,她仍是臣民。二池的排列一朝南,一朝北,也与天空中帝星与后星的排列一致。王鲁湘:虽然他们两个人的恩爱非常深笃,恨不能融为一体,但是从这两个汤池的关系来看,封建礼制是不可逾越的。莲花汤肯定要大,而海棠汤要小;莲花汤要高,海棠汤要略低一点;莲花汤在左边尊位,海棠汤则在右边;海棠汤在前面半步,莲花汤则在后面半步;这种高低大小前后左右的关系是非常严格的。骆希哲:一大一小的池子,一大一小的建筑,反映出了古代社会的皇权至上和等级森严。王鲁湘:一般来说,大家会想当然地认为唐玄宗和杨贵妃是同池而浴的。骆希哲:不是的。根据《周礼》记载,古代的皇帝和嫔妃是“同床不同浴”,即便是皇帝,也要遵循礼制。王鲁湘:所以杨贵妃和唐玄宗肯定没有在一个池子里洗过。骆希哲:是,而且安史之乱以后,这个池子就被掩埋了,因为当时杨贵妃被认为是导致安史之乱的祸根。在温泉的滋养沐浴下,旷世名君爱上了绝色佳人。杨玉环的确很美,美得“天生丽质难自弃”,美得“回眸一笑百媚生”。对于这个漂亮的女人,史料中的记载也不乏赞美之词。她个性单纯、耿直、听话又不乏蕙质兰心,而在她面前,李隆基也不再是万乘之尊,而是她情意绵绵的爱人。他们的故事之所以独特、凄美,就在于他们的爱情超越了帝王对嫔妃的恩宠,具有了寻常百姓的情深意切。于是,“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两个人讲的是寻常夫妻的誓言:“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李隆基也的确由此沉溺了,他是“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骆希哲:华清宫孕育了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发生了众所周知的长生殿盟誓。长生殿在骊山上头,虽然历史文献和唐人诗作中经常提到,但长生殿的具体位置到现在还未找到。也许随着岁月的流逝,它已经被掩埋或破坏无存了。不过,唐玄宗和杨贵妃盟誓的祭灵台遗址还在。历史上往往把祭灵台和长生殿合为一体,实际上它们是两个建筑。唐玄宗和杨贵妃在骊山祭灵台祭天之前,要进行沐浴、斋戒,长生殿是斋戒的地方。因为白居易的《长恨歌》流传四海,古今闻名,人们已经自觉不自觉地把长生殿当成了一个爱情圣地来对待,历代文人骚客游骊山时都想一睹长生殿的风采。王鲁湘:而且因为他们是在七月七日晚上进行的海誓山盟,所以现在很多人想把“七月七”当做中国的情人节。骆希哲:应该说是当之无愧的。每到七月七,唐玄宗和杨贵妃都要到骊山来,在宫中搭一个百尺高楼,进行“乞巧”活动。“乞巧”活动由来已久,大概产生于原始社会,夏代的文献记载中就出现了牛郎织女星的故事,后来衍生出一个美丽的传说:天上的织女下凡到人间,和放牛的小伙子牛郎结为夫妻,生了一男一女。王母娘娘知道这事,便来到凡间,趁牛郎不在的时候把织女带回天宫。牛郎回来以后得知织女被王母带走,悲恸欲绝。这时他忽然想起他养的老牛临死时告诉他,把牛皮剥下来,如果有紧急情况,可以披着老牛的皮上天。于是牛郎披上牛皮就追。王母娘娘看他就要追上来了,马上从头上拔下金簪一划,牛郎面前就出现了一条波涛汹涌的银河,牛郎织女被隔在了两边。但牛郎仍不懈抗争,王母娘娘拗不过二人的痴情,最后答应他们每年的七月七日可以相见,这天有无数的喜鹊搭成鹊桥。这个传说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在古代,“七夕节”是最浪漫的中国传统节日。农历七月初七的夜晚,姑娘们摆上时令瓜果,仰望星空,朝天祭拜,向聪慧灵巧的织女乞求智慧和娴熟的女红技艺,更乞求真挚的爱情和幸福美满的姻缘。而每年的七夕,唐玄宗和杨玉环也会像平常的夫妻一样,在鹊桥下表达对彼此的誓言。王鲁湘:到了汉代,朝野都信奉牛郎织女的故事,而且都把七夕这一天当成一个很重要的日子。骆希哲:对,到唐代尤盛,主要的原因是唐玄宗和杨贵妃这个模范带头作用发挥得非常好。而他们之所以热衷于七夕节,可能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比如是不是杨贵妃不孕?因为古人不光在七夕节祈求爱情,夫妇没有小孩的时候,也会向牛郎织女这一对爱情神进行祈求。杨贵妃跟唐玄宗生活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小孩,唐玄宗可能会向牛郎织女祈求延年益寿,而杨贵妃也可能有想早生贵子的心愿。王鲁湘:应该是有的,他们“夜半无人私语时”,不能老是说你爱我我爱你吧,恐怕还有一些实质性的活动。骆希哲:而且古代母以子贵,杨贵妃虽然“三千宠爱集一身”,但终究没有孩子,地位是不稳固的,杨贵妃很有可能有这种难言之隐。尽管杨贵妃有一些难言之隐,但是她与唐玄宗的爱情却丝毫未受影响。这对老夫少妻能够几十年恩爱不衰,这在常人看来,确实是至为难得,甚至让人感到好奇。细细思考,二人的感情之所以这么坚固,并不是皇权所能维持的,因为二人有共同的爱好和精神世界,才铸就了这段坚贞而凄美的爱情故事。骆希哲: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确实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一对老夫少妻居然十几年恩爱不衰。王鲁湘:要不是安史之乱,可能还会一直延续下去。骆希哲:是啊,三千宠爱在一身,我想不仅仅是由于皇权的威慑、权力的诱惑,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二人在很多方面有惊人的相似。比如两个人都信道,按现在的说法,是一个教团的,有共同的宗教信仰;二人都热爱音乐,唐玄宗不仅热爱音乐而且十分懂音乐,精通音律,善吹笛,能谱曲,还敲得一手好羯鼓。王鲁湘:好鼓手!骆希哲:有时人家给他弹琴,他就说,出去,拿羯鼓来,让我解秽!王鲁湘:他觉得人弹得不好,污了他的耳朵。骆希哲:杨贵妃呢,琵琶弹得好。王鲁湘:舞也跳得好。骆希哲:她的霓裳羽衣曲,可与赵飞燕的掌上舞相媲美。他们两个都是顶尖的音乐大师,还在宫廷里边组织了一个乐团,里面的弟子叫“琵琶弟子”。王鲁湘:也就是说,两人有共同的事业爱好。骆希哲:每当唐玄宗政暇之余,就把这些琵琶弟子组织起来在宫中进行演奏。精通音律的唐玄宗在这里修建了著名的梨园,在华清宫的日子,玄宗与贵妃大多出现在这里。有人说,繁盛的大唐正是在这里一天天消失殆尽。梨园遗址博物馆王鲁湘:这个建筑是在当年考古发掘的梨园遗址上盖起来的。骆希哲:梨园遗址在地下七米深的地方,保存得比较完整,这在唐代考古中是不多见的。当时梨园遗址有房子,有回廊,中间还有一个大厅。大厅可能是演戏、演奏、排演的地方,回廊是乐班子伴奏的地方。唐玄宗还不忘为这些人提供专门沐浴的地方,所以梨园旁边有一个小汤。因为她们演奏歌舞的时候,很可能会大汗淋漓,唐代的歌舞像霓裳羽衣舞,节奏感是非常强的,很费力气。王鲁湘:所以唐明皇后来也就成了梨园的祖师爷。骆希哲:梨园还经常发生一些逸闻。比如杨贵妃过生日的时候,唐玄宗就把马先期、贺怀智55这些宫廷音乐大师组织成一个小乐队来演奏,然后叫张云容这些人跳舞。杨贵妃的姐姐虢国夫人也来观看演出,唐玄宗在演完后,装出一副寒酸相,说,哎呀,请虢国夫人给阿满一点赏钱吧。王鲁湘:唐玄宗其实是一个性情中人。骆希哲:他不但是一个政治家,也是一个艺术家。他和杨贵妃在骊山住的时间很长,所以这里的办公、娱

                      霆和张学良相持不下的时候,元老派支持谁就成了天平上那最后一块重要的砝码。这一点张学良占了上风,一来元老派大都是跟着张作霖起家并拜过把子的老兄弟,二来张学良既没有杨宇霆有能力也没有杨宇霆性格跋扈,选择跟张学良混日子肯定比跟杨宇霆舒服。由此,经过近一个月的明争暗斗,张学良终于坐上了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的椅子,成为名副其实的“少帅”。张作霖的暴亡,将这位年仅27岁的张大少爷过早地推到了历史的风口浪尖。这位本性最适合于声色犬马的浪荡公子哥,现在执掌一方政权,没了依靠,面对日、苏的倾轧,面对国民革命军的武力威胁,身背国仇家恨的他能撑起这片天空吗?在张学良掌权后没多久,一个长得很阴鸷的猥琐男找上门来,此人叫土肥原贤二,是他老爹张作霖的顾问。这个小鬼子可不简单,他与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三人日后在中国兴风作浪,被称为“关东军三杰”。其实咱们之前提过他,他不仅是“统制派”的法西斯骨干,还是“班志超”即日本间谍之父坂西利八郎的首席门徒。年老力衰的“班志超”现已退居幕后,那份“伟大”的政府顾问工作只好由首席大弟子接任。顾问当然只是一个掩护,与他的师傅一样,土肥原是日本驻中国特务机构的头头。这小子也参与了“皇姑屯事件”,算是杀死张作霖的主凶之一。好在搞阴谋、说谎话是土肥原的专长,因此这小子刚把张学良他爹给杀了,还敢脸不红心不跳地来见对方。他给张学良分析了一番形势后总结道:你们奉军不可能打得过用民族主义武装起来的国民革命军,可能无法再度进入关内组织政府,要不你来当东北的皇帝,我们大日本政府、关东军支持你。对于这个提议,张学良装作没听见,下令送客。土肥原自然不会死心,接下来,他找来老同学冈村宁次,让其配合日本特使林权助,极力游说张学良做日本的傀儡。但是,张学良不仅身背父仇,还是一个脾气极大也极有主见的大少爷,受不得委屈,岂甘受日本人的操纵?张学良拒绝了日本人让他认贼作父的要求。就在这时,国民革命军的使者也到了,使者带来了蒋介石的提议——和平解决东北问题。蒋介石不是不想武力收回东北,而是不能。一来东三省涉及苏联和日本,利益关系复杂,如果处理不好就要爆发战争,二来共同北伐的四兄弟蒋、冯、阎、李又出问题了。于是,张学良在权衡利弊后,不顾日本的反对,排除担心中国统一之后私益受损的杨宇霆等人的干扰,接过了蒋介石递过来的橄榄枝,做出了一生之中最重要的两个决定之一——与国民政府合作,对抗日本;宁肯投降蒋介石,也不做倭寇的傀儡。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这就是“东北易帜”。随后,蒋介石给奉军取了新名字: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简称“东北军”。由此,中国在名义上结束了军阀割据的局面,实现了国家统一。南京国民政府成为国际承认的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逝去的北洋时代

                      从1888年李鸿章建立北洋水师,到1895年袁世凯天津小站建立北洋陆军,再到1928年张学良易帜,北洋系统正式退出历史舞台,整整四十年间的中国历史,无处不有北洋的痕迹。现在,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那些北洋骄雄的结局(按病逝时间排序):1.李鸿章——爱背黑锅的李二,1901年,于绝望中病逝在北京贤良寺,终年78岁。2.盛宣怀——曾经与日本商人剪不断理还乱的盛宣怀在走向人生的终点前,拒绝了日本人的拉拢,于1916年病逝于上海。葬礼极其隆重,不是国葬胜似国葬,终年72岁。3.袁世凯——中国曾经的君主立宪制皇帝,1916年,于悔恨交集中病逝于北京,终年57岁。4.冯国璋——“北洋之狗”于1919年病逝于北京,终年60岁。5.黎元洪——1928年病逝于天津,终年64岁。6.张作霖——黎元洪病逝一天后,在皇姑屯死于日本关东军的暗杀,终年53岁。7.王士珍——“北洋之龙”于1930年病逝于北京,终年69岁。8.孙传芳——“九·一八事变”后,孙传芳隐居天津,拒绝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土肥原贤二和冈村宁次的拉拢,没做汉奸,后皈依佛门。1935年,他为当年杀俘(施从滨)的行为埋了单——被施从滨的女儿施剑翘刺杀,终年51岁。9.段祺瑞——被张作霖赶下台之后,“北洋之虎”便在天津老家做宅男。“九·一八事变”后,土肥原贤二邀请他出面组织华北傀儡政府,段祺瑞坚持不与日本人合作,并表示中国人唯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救,曾经与日本牵扯不断的段祺瑞总算是醒悟得不晚。他于1936年病逝,终年72岁。10.曹锟——因“北京政变”下台的曹锟,晚年无钱无权,面对日本人的拉拢,立场异常坚定,坚决不做汉奸,并破口大骂前来替日本人游说的高凌蔚,将其轰出家门,又告诫子女不许为日本人做事。1938年,曹锟因肺炎在天津病故,终年76岁。11.徐世昌——“水晶狐狸”于1939年在天津病逝,终年85岁。在一众北洋兄弟中,他是最高寿的。12.吴佩孚——日本为了分裂中国而搞“华北自治”,请他上台当傀儡,他坚决拒绝;三年后,土肥原贤二出马策反他,他依旧没答应。1939年,他因为吃饺子被骨屑伤了牙龈引发败血症求治,没想到日本牙医水平不行,弄出了医疗事故,吴佩孚当场死亡,留下了被日本特务谋害的疑云,终年65岁。回顾历史,这些双手沾满鲜血的内战杀手,在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时候却个个大义凛然。他们可以内斗——这好歹也算是自家人打自家人,但他们不能接受外侵——凭什么自家的地盘上要让别人撒野。他们会在某一时刻去寻求帝国主义的支持,但当列强真正打到我们的国土上时,即便他们已经穷途末路、自身难保,却无一降敌!所以,他们是一群好战的疯子,但却不是一群卖国的矮子。记住这些名字吧:段祺瑞、孙传芳、曹锟、吴佩孚、张作霖……记住那曾经辉煌的、渐行渐远的北洋时代。蒋记王朝第九章中原大战,蒋记王朝

                      裁军

                      蒋介石前往碧云寺拜祭孙中山之后,面前摆了一个大难题——裁军。因为经济压力太大,在宋子文的支持下,在虞洽卿的鼓动下,供应北伐军费的主体——江浙财团组成“国民裁兵促进会”,公开要求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这四位先生高抬贵手,行行好,别再找他们要钱了。这倒不是虞洽卿等人小气,而是蒋、冯、阎、李一边北伐一边扩军,这四位手头的军队数量此时高达百万之众,他们实在是养不起了。根据宋子文的估算,养活五十万人的军队,一年要花掉近两亿银元。也就是说,养活一百万的军队,半年就要花掉两个亿。再者,裁军的提议也提到蒋介石的心坎上去了。他做梦都想集中军事、人事、行政、财政权于中央,削弱地方势力,苦于一直没有合适的理由,现在宋子文和虞洽卿雪中送炭,他岂有不同意之理?但问题在于,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这三位老兄谋算的是怎样凭借参与北伐之功,在既保住自己的山头的同时,还能拿到尽可能多的好处,想让他们裁军,主动削弱自己的权力本源,根本没门。裁军的难度确实很大,但蒋介石还是决定开会讨论试一试,试过之后不行才能死心。从1928年7月开始讨论裁军一事,到1929年1月底在南京召开的全国编遣会议结束,诸位大佬口舌费尽,花招耍尽,结果却在意料之中:蒋介石一定要裁,那三位死活不裁。对蒋介石来说,既然政治裁军没戏,那就武力削藩!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那场著名的混战——中原大战,就此揭开序幕。发生在1929年的这一轮混战算是车轮战,众人轮番单挑蒋介石。

                      “当代卧龙”杨永泰

                      最先开战的是新桂系和蒋介石。对蒋介石而言,新桂系无疑是他当前最强劲的对手。李宗仁坐拥两湖,黄绍竑占据广西,白崇禧收编了唐生智残部,拥兵十万控制华北京津,李济深在广东为后援。新桂系的势力从中国的最南方一直延伸至长城脚下,实力看起来非常强大。不过,新桂系在杨永泰的眼中,也就是土鸡瓦狗而已。这个杨永泰是何人,竟然如此狂妄?杨永泰,字畅卿,广东人氏,19世纪的80后。文武双全,学贯中西,对人心的精确把握,惊人的局势预判能力,出色的行政管理能力,这都是他的过人之处。此人功利心较重,通过他的跳槽经历便可窥一二。他跟着宋教仁、黄兴和孙中山闹过革命,也曾委身于陆荣廷和唐继尧,还投奔过曹锟。作为玩政治的人,政治立场却不鲜明,自然难以得到真正的信任,所以一直没有一个合适的舞台,让他将自己最出色的才能“出谋划策”发挥出来。1928年春,蒋介石的结拜兄弟黄郛(一说为张群),把杨永泰这个超一流人才引荐给了事业处于上升期却急需人才的蒋介石。事实证明,这是杨永泰此生最成功的一次跳槽,因为通过这次跳槽,杨永泰证明了自己,并获得了“当代卧龙”的超卓荣誉。刚刚跳槽的人一般都着急立功,毕竟在关键环节表现出你的过人之处,让大家不得不服你的水平,你才能站住脚。杨永泰也不例外。蒋桂大战还没正式开始,杨永泰就开始兴奋起来。这是因为在他看来,这场战争是一个实现自己抱负,扬威天下的机会。一番精心谋划之后,杨永泰对蒋介石进言道:桂系看起来虽然强大,但实际上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根基不稳。像广东李济深一直不得粤军陈济棠、张发奎的认可;华北白崇禧的麾下大都是唐生智残部;两湖李宗仁的绝对主力第七军里数一数二的悍将李明瑞,并不是李宗仁的人,李明瑞听命于他的亲表兄——新桂系曾经地位仅次于李、黄、白的四号创业元老俞作柏,而且俞作柏跟李宗仁很不对付,于北伐有大功的李明瑞也因为这个原因被李宗仁刻意压制。咱们就充分利用这一点,将桂系打垮。这个为新桂系量身定做的绝妙方案,得到了蒋介石的首肯。在蒋介石的全力支持下,杨永泰的谋划得到了完美地执行。第一步,请李济深出面调停中央、广西的矛盾,诱到南京加以软禁,把跟李济深穿不了同一条裤子的陈济棠升为粤军一把手。第二步,利用唐生智找新桂系报仇的心理,让其说服了以李品仙为首的老部下们倒戈反桂。白崇禧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狼狈出逃,华北变天。第三步,以付出一大笔金钱和把广西交给俞作柏、李明瑞为代价,让李明瑞在蒋介石的中央军与桂军大战之际反戈。事实证明,这是一笔很划算的生意,因为李明瑞带着第七军的另一员不得志的大将杨腾辉一起反了,算是买一赠一。第七军的三支主力反了两支,致使两湖的桂军一败涂地。第四步,发动湘军、滇军、粤军以及刚刚跳槽的俞作柏、李明瑞群殴广西的黄绍竑,黄绍竑战败出逃,俞作柏、李明瑞接管广西。这场历时三个月的“蒋桂战争”,以蒋中正的胜利而告终。新桂系则从高高的云端瞬间跌落凡尘,不仅丢失了包括大本营广西在内的全部地盘,而且,其起家的第七军或分裂,或被蒋介石收编,这支曾经辉煌的北伐军王牌部队就此烟消云散。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被迫流亡香港、越南,这三位仁兄从此跌出民国一流实力人物排行榜。至于这场战争的头号男主角杨永泰,则凭借从错综复杂的局势纠葛之中准确找到突破口的表现,完美地诠释了中华民族最为灿烂悠久的政治文化传统之一——每个时代都有属于它的绝顶谋士。

                      “倒戈之神”被倒戈

                      解决了来势汹汹的新桂系,蒋介石终于腾出手来全力对付之前一直坐看鹬蚌相争的“倒戈之神”冯玉祥。“济南惨案”之后,经过英美等国调停和多轮外交谈判,日军终于在1929年3月左右撤出了济南。但是蒋介石命令驻扎于山东的冯玉祥部:你们不准接收济南,这是中央军的事情。冯玉祥恼怒异常,再加上裁军问题上的不快,一气之下,失去了“倒戈将军”的精明与冷静。他命令部队离开山东下河南,给蒋介石施加一点压力。南下的主力分别由三位猛人——韩复榘、杨虎城及石友三率领。请记住,火烧河南登封少林寺的,就是这个叫石友三的家伙,其人品之低劣在整个中国近代史上可以排在前两名——他第一,之前提过的苗沛霖排第二。令冯玉祥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除了他自己爱跳槽,他的手下也信奉“埋头苦干无出路,频繁跳槽挣得多”的道理。经过杨永泰的火眼金睛的筛选,人品最差的韩复榘、石友三二人脱颖而出,率先幸福地倒在了杨永泰的银弹攻势之下。至于另一名大将杨虎城则是高智商高情商的代表,以“识时务为俊杰”的名目主动投奔了蒋介石,从此潜龙升天,取代冯玉祥成为西北军的新代表。冯玉祥貌似强大的攻势瞬间瓦解。但冯玉祥没输服气,他调兵遣将,卷土重来。可惜面对战斗力强过他一大截的黄埔军,他的手下实在不堪一战,兵败如山倒,好不容易攒下的地盘几乎丢个精光。在杨永泰的辅助下,蒋介石应对新桂系、冯玉祥的做法,就是发挥中央的正统优势,居高临下,洞悉对手的弱点所在(内斗),辅以国家财政的支持(蒋介石不仅占据了富庶的地盘,还有大舅子宋子文挖空心思地想办法——抓税收,发国债,找关系户、国内外银行贷款为他弄钱),不战而屈人之兵,从谋略角度讲堪属经典。打完冯玉祥,转眼就到1929年年底了。这时,汪精卫又跳了出来,想浑水摸鱼东山再起。汪精卫也不是没脑子的人,知道自己一个人斗不过蒋介石,经过仔细调研,他打着“护党救国”的口号,找到了好几个盟友,如唐生智、张发奎、石友三和俞作柏等,大家约定一起下水。对于汪精卫发起的这次挑战,蒋介石连脑筋都懒得动,直接动手,武力平乱!首先完蛋的是唐生智,被陈诚、杨虎城两人的一个突袭打得落花流水,屁股都没坐稳的俞作柏、“变色龙”石友三以及在南昌起义中流失了太多人才的北伐名将张发奎也没有蹦跶几天,全部失败。唐生智、张发奎这二位北伐名人从此失去了与蒋介石角逐的资格。

                      “忍者”阎锡山

                      1929年上演的这几场闹剧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少了一个主角:阎锡山。其实也不算少,阎锡山一向以擅长投机而著称,不把刀架到他脖子上他是不会反抗的。这等“忍者神功”,实是民国整整三十八载中难得一见的绝技。不过现在阎锡山想忍都没机会了。一切还得从打了败仗的冯玉祥找“反裁军统一战线”的盟友阎老弟求救说起。冯玉祥到山西后,抱着阎锡山痛哭求救,阎锡山也信誓旦旦,要与冯老兄合作到底,反蒋到底。不过阎锡山心底可不是这么想的,他认为冯玉祥横行西北,与自己的势力范围接壤,一山岂容二虎,现在这只猛虎虎落平阳,正是把它关进笼子里的好时候,也许还可以借机找蒋介石要点好处费。于是阎锡山把冯玉祥软禁在了农村让他做农民,这一软禁就是好几个月。这下可逼急了冯家班的将领们,这帮人立即与蒋介石取得联系,表示“拥护中央,开发西北”,愿做消灭阎锡山的先锋。蒋介石一听:好,利用冯家班消灭一直阳奉阴违的阎锡山,多么令人喜闻乐见的好事!我答应你们。阎锡山在得知了这个不幸的消息后,当即陷入了极度紧张和害怕之中。阎锡山虽说称得上是一名粗糙朴素的经济学家,重视经济建设与市场调节,懂得推行“六政(水利、种树、蚕桑、禁烟、剪辫、天足)三事(种棉、造林、畜牧)”搞新农村建设,明白精打细算和开源节流,并因此积攒了不少钱粮,但是其地盘面积和军队数量、质量都居于蒋、冯二人之下,战争实力不强。如果遭此二人夹击,那是必败无疑!于是阎锡山跑到了度日如年的冯玉祥跟前,上演“追悔莫及”秀,并坚决表示“同生死、共患难,反蒋到底”。冯玉祥内心十分鄙视阎锡山的演技,但还是大度地说:

                      “救国”的八项政治主张。南京方面迅速做出反应。忽略掉由于1935年年底遭遇刺杀而在欧洲将养身体的汪精卫,南京方面主要分为两派——蒋夫人宋美龄要“和平解决,带回委员长”,何应钦力主“武力讨伐,救回委员长”。宋美龄的“和平解决”派,主要是宋美龄和蒋介石的亲友,譬如宋子文、孔祥熙和陈立夫、陈果夫,显得有些势单力孤。好在宋美龄此时的要求很简单:作为妻子,她希望那个一生相伴的人能够平安归来。但问题是,此时除了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出的那份通电外,西安与外部的所有联系都已断绝,无法得到关于蒋介石存活与否的任何确切消息。这里说明一下,在当年,由于通讯事业极度落后,要想控制消息,不是什么太难的事。张学良和杨虎城在事变一开始,就把所有的军事通讯设施、广播电台、电报局和报社控制住,基本上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络渠道。而且,由于此次兵变并未经过长期的酝酿和准备,叛迹不彰,事起突然,以至于南京国民政府在陕西的全部机构,包括军统,都没有来得及向外部发出示警信号,便已就范。就在蒋介石生死未卜,宋美龄心急如焚的时刻,张学良专门发给孔祥熙和宋美龄的解释电报到了,保证“决不妄加危害”蒋介石,这才让宋美龄把心放下了几分。张学良的电报,让宋美龄一方觉得事情还有回旋的余地,于是“和平解决”派做了一个稳妥的决策:先派一个可信赖的人到西安了解情况,然后再设法把蒋介石营救出来。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个人挺身而出,站在了宋美龄身边,他就是戴笠。没办法不站出来,一来保卫领袖本就是军统的天职,二来此次领袖“失陷”西安,跟军统在西北的糟糕情报工作很有关系,戴笠难辞其咎。所以若不想下岗失业甚至被砍头的话,就必须站出来亡羊补牢,将功补过。再来说说势力强大的“武力讨伐”派。其头面人物是老资格的黄埔系领袖何应钦。十几年过去了,新人换旧颜,当年的黄埔战术总教官何应钦已不声不响地成为了国民政府的二号人物,现在眼见老领导立于危崖,要是再推上一把,自己不就能接班了吗?因此,何应钦是一心要武力解决“西安事变”。很多资料都说何应钦是亲日派,是为了投降日本才要武力解决蒋介石,这种说法倒也不算空穴来风。长城抗战之后,当时主政华北的张学良被迫下野。这之后,中日双方在华北地区屡次发生小型冲突。新上任的国民政府华北军政长官何应钦本着“能忍就忍,能拖就拖”的原则与日本华北驻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订了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中央军撤出华北,日本军队(所谓华北驻屯军)合法地进驻平津。名义上归属国民政府,但实际上是个半独立政权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因此成立,虽然由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任委员长,但在日本的影响下,尤其是在华北驻屯军的威慑下,他说话的分量能有多重?!一句话,“华北自治”因此协定成为事实。在背后策划此事的又是土肥原贤二那个该死的倭寇。《何梅协定》签订之后,就爆发了由共产党人胡服在北京发起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胡服是化名,他的真名叫刘少奇。结果何应钦动用军警镇压了学生运动。你何应钦不拿枪打日本人,却在这里打学生!这应该就是何应钦亲日的由来。不单何应钦主张武力解决“西安事变”,在他背后还有两个厉害角色推波助澜。他们是蓝衣社的中坚骨干贺衷寒、邓文仪,算是青年一代的政治领袖。这两位老兄的想法是这样的:蒋校长万一被释放,自己可得“勤王”之功;若蒋校长“驾崩”,自己也可成为拥立何应钦继位的元勋,反正黄埔系的老大哥何应钦也是自己人。看起来很完美的投机方案!其实,这两位老兄的做法并不奇怪,在官场上,本就没有永恒的联盟,只看你能不能跟对人。遗憾的是,这次两人跟错了。贺衷寒、邓文仪以黄埔同学会、蓝衣社的名义,拥护何应钦暂代陆海空军总司令职务。这还不算,两人还收编了几百名中央各军校的毕业生,组织了一个“讨逆赴难团”,准备开赴潼关,武力救出校长。“武力讨伐”派在确定策略之后,于“西安事变”当日就宣布张学良、杨虎城为“叛逆”,原来的中央“剿匪军”迅速转换角色变成“讨逆军”,分两路开向潼关和咸阳,围攻西安,武力营救领袖蒋介石。“西安事变”的情势发展超出了张学良的预料。讨逆军来势凶猛,只两天时间潼关即告失守,关中已无险可据,中央军长驱直入,不日即可兵临西安城下。

                      被众人抛弃的张学良

                      张学良挟持老蒋时,以为只要自己振臂一呼,就会从者云集。他认为自己迫蒋抗日应该是很得人心的一件事,那些学生娃娃不是天天游行要求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吗?不料现在舆论一边倒,除红军控制区外,各方基本都在指责张、杨与“西安事变”,同情拥戴蒋介石,抨击张、杨的文章和电报如雪片般飞来。不会吧?这么正义的行动居然被舆论如此鄙视?这是由三个原因导致的。一是相对来讲,在当时蒋委员长虽不是理想的领袖人选,却也少有人比他更好。蒋委员长上台之后(1927年)的十年,虽然战争不止,但国民政府在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外交诸方面还是稍有进步,取得了自184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史称“黄金十年”。因此,多数国人比较认可蒋委员长的执政表现,他在民间有一定的威望。所以当张学良“大逆不道”地绑架领袖时,像胡适、朱自清、闻一多等知名人士纷纷撰文谴责张、杨“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系国家民族之罪人”。二是张学良的老部下黄永安的背叛使得何应钦得以提前应对。这个“反骨仔”在事变当日接到张学良密电后,不仅没有遵命调动军队对付中央军,反而立即向南京中央方面告密。因此在张、杨二人发给南京中央的解释电文尚未到达时,何应钦就已知道西安发生的事变。何应钦在事变当日迅速做出反应,在调动军队向西安进发的同时,还提前控制了舆论宣传——重点宣传张、杨二人兵变抓捕领袖的事实,而忽略他们抗日救国的目的,不让西安方面的消息和有利于张、杨二人的舆论在媒体上露面。这样一来,张、杨二人便在舆论上陷入了被动。三是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等平日信誓旦旦反蒋到底、频频指责蒋介石不抗日的地方军阀,竟然全哑巴了,甚至阎锡山还喝起了张学良的倒彩!阎老西儿公开发电报给张、杨二人,可电报内容里不但没有支持,没有理解,没有同情,反而提了四个问题,问了五个“乎”,通篇以“以救国之热心,成危国之行动”一句点睛收笔,完全就是一副幸灾乐祸的嘴脸。张学良此时才看透了这些地方军阀的心思,加起来就是两个词:虚伪和自私。地方军阀没人愿意冒天下之大不韪支持张、杨二人。南京那边何应钦要发兵攻打“叛军”。至于西安这边,出于蒋介石有可能被西北军“撕票”的担忧,张学良把蒋介石接到了自己的控制范围,每天好茶好饭好招待,一有空就向他诉说自己发起事变的初衷,说得眼泪都掉下来了,但老蒋的态度就如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即使身为阶下囚也完全不搭理张学良“停止剿共”的要求。蒋介石成了烫手山芋,杀又不敢杀,放又放不得。张学良、杨虎城也有些蒙了: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在各方的反对和谴责下,无奈的张、杨二人只有寄希望于红军方面,尤其是共产党曾经在三方建立合作关系时承诺的苏联政府支持。可苏联政府先是在其新闻媒体工具《真理报》和《消息报》上指责“西安事变”是“汉奸”张学良的罪恶企图,而后更是派专员向南京政府说明,我们与“西安事变”没有任何关系,也不能对中国红军的行动负任何责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编《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在苏联人急于撇清关系的现实态度背后,隐藏的真相是这样的。斯大林担心“西安事变”会让中国分裂,从而导致中国被日本人轻松搞定。如果这种担心成真的话,那么苏联就要在亚洲面对宿敌日本,在欧洲面对比日本更加强大也更加危险的宿敌——德国,从而陷入德日两国东西夹击的绝境。为此,斯大林想了一个对策:移祸江东。让日本这股祸水在中国泛滥,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支援中国武器弹药,使日本陷入对华战争的泥潭,无力侵犯苏联。简单说来就是,以牺牲中国为代价,拖住日本,而一个能够有效抵御日本侵略的中国政府,正是此计成功与否的关键。很显然,在当时曾经主政过民国政府的人之中,似乎没有比蒋介石更加全面发展的强力人选。因此,斯大林便立即采取了坚决反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他要保住蒋介石。斯大林的反应远远超出了张学良的意料。这对张学良来说绝对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有些惶恐的张学良只剩下红军这一根救命的稻草。可是,抓蒋介石这么大的事,张、杨二人根本就没有事先和共产党通气,以至于共产党刚得到这个消息时都难以置信。但这个消息还是把大家高兴坏了,包括一向老成持重的朱老总在内的多数人,都主张先公审这老独裁然后杀之而后快。但张闻天和周恩来二人并没有因为兴奋而失去冷静,他们认为此时局势错综复杂,不要着急表态,先静观其变(刘东社编《西安事变资料丛编》第1辑)。就在共产党人莫衷一是的时候,张学良求救来了。

                      营救蒋介石

                      14日,张学良一方面请红军派兵接管东北军防务,共同对付中央军;另一方面请周恩来速到西安。中共中央决定答应张学良的要求,派遣周恩来去西安斡旋。周恩来此次西安之行的助手是叶剑英,两人作为蒋介石的老部下与老领导蒋介石殊死斗争了近十年时光,此次在西安与蒋介石久别重逢,心中自有一番复杂滋味。17日,周恩来辗转到达西安,接洽周恩来一行人的是张学良的副官,叫吕正操。也许吕正操的声名不显,但他的英雄事迹你一定耳熟能详,因为红色经典爱国主义教育影片中提到的抗日事迹“地雷战”、“地道战”、“平原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等,皆出自此人之手。周恩来到达西安后才知道苏联的态度。之所以这么晚才得知,一是因为陕北信息闭塞,二是因为共产国际那边给中共发来的电报由于密码错误还没译出来。周恩来赶紧向毛泽东汇报了苏联的态度,并说南京方面何应钦居心不良,宋美龄、宋子文主和。中共中央在得到周恩来急报后,马上开会研究对策,他们不清楚也管不了苏联为什么是那种态度,但有一点大家都很清楚:斯大林的意见需要尊重,因为革命现阶段离不开苏联的援助。会上最终决定,蒋介石现在杀不得,应该和平谈判解决“西安事变”。就这样,一项改变中华民族命运走向的决策,居然在当时实力并不是最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手里诞生了。就在周恩来到达西安之前,在“和平解决”派的努力下,宋美龄冲破何应钦的阻挠,派出的使者来到了西安,此人就是先后担任过孙中山、张学良和蒋介石私人顾问的英籍澳大利亚人端纳。端纳牵线搭桥后,宋美龄终于确切地知道了丈夫还活着,也意识到了和平解决事件的可能性。这之后,宋美龄、宋子文和孔祥熙动用了全部能动用的关系和人脉,终于让国民党中央通过了“宋子文代表国民政府和平谈判”的提案。这其中的斗争已不可考,但是用脚后跟想想就知道,有想方设法令蒋介石速死的何应钦从中作梗,通过这个提案的难度可想而知。当然了,何应钦也不傻,你宋子文可以去谈判,但我有条件:只给你四天的时间,四天之内,飞机不会轰炸,陆军不会进攻。但若是四天期限已过还没有找到解决方案的话,那进攻继续。20日,国民政府的代表、蒋介石的大舅子、张学良的好朋友——宋子文来到了西安。宋子文被允许探视蒋介石后,递上了宋美龄的亲笔信。上面写道:如子文三日内不回,则妹必来陕与兄共生死。把蒋介石感动得泪如雨下。可是,此次被手下“绑架”实在是过于丢人,威信大损,况且现在又没有适合的台阶下,因此蒋介石还是不肯屈服。岂止是不屈服,他还强打精神,作英勇无畏状,写好遗嘱,让宋子文带回去转交宋美龄。宋子文知道只有宋美龄能够软化蒋介石的态度,也只有蒋介石立场软化,方可和平解决西安危机,于是他联系上了宋美龄:妹妹,时间所剩无几,你快来吧!宋美龄的专机于22日抵达西安,陪同在她身边的有专程从西安赶回南京,又从南京陪宋美龄到西安的端纳,还有戴笠。专机缓缓地着陆了,走下舷梯的宋美龄看见了专程迎接的张学良。久别重逢,两人脑海里恐怕都会浮现起十二年前上海滩的那次初见。岁月无情,当初的情怀已随风远去,现如今罗敷有夫,使君有妇,曾经的相互欣赏只能深藏心底。当宋美龄走进蒋介石的房间时,蒋介石潸然泪下,责怪娇妻身犯险地。这之后两人在一起密谈了什么,外人无从知晓,但蒋介石的态度开始明显软化。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分析,两人的谈话无外乎如下几点:一、外有张、扬二人逼宫,内有何应钦作乱,如果不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性命堪忧。这一点可通过蒋介石日记中宋美龄当时说过的一句话“宁抗日,勿死敌手”印证。二、如果蒋介石不幸殒命,那么中国可能陷入因权力重新分配而导致的内乱,容易为日本所趁。三、实难割舍夫妻情分。在蒋介石与宋美龄单独会面后的第二天,宋美龄亲自参与了和周恩来的谈判,口头达成了包括“停止剿共”、“准备抗日”在内的多项协议。不光如此,宋美龄一方还允诺为红军发放给养,给予红军番号并将红军纳入“国民革命军”序列,让共产党重新获得合法地位。在此基础上,蒋介石与周恩来会面。在周恩来面前,蒋介石作为曾经的领导,架子还是端得很足的,他对周恩来说:恩来,你是我的老部下,你应该听我的。周恩来的回复有理有节:只要蒋先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指挥。接下来,蒋介石向周恩来当面重申了己方的许诺,在确认蒋介石的保证后,周恩来告辞。到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得以安全返回南京,中共及红军的艰难处境得以改善,国家终于可以停止内战,特别是抗日战争即将全面爆发,更凸显出此次停战的特殊意义。“西安事变”看似是蒋介石被绑票,面临生命危险,是受害者。但到最后,他也成了赢家。第一,事变后,虽然说广西、山西乃至华北依旧处于半独立状态,其经济、人事、军事蒋介石还是很难插手,但上述各地对全面抗战和拥蒋却有了共识,这还是蒋介石第一次获得各种政治派别的全面拥戴。哪怕这种拥戴可能只是流于表面,但也令蒋介石的声望不降反升,成为当仁不让的抗日领袖。第二,苏联为了团结蒋介石抗日,不仅将王明派回中国制衡毛泽东,也把蒋经国给放了回来。1937年,蒋经国回到辞别十二年之久的中国。蒋介石在见到自己阔别多年的儿子兼事业接班人的同时,也第一次见到了漂亮的白俄罗斯儿媳蒋方良。

                      张学良无忌,杨虎城不悔

                      “西安事变”的发起者张学良和杨虎城呢?他们二人又被如何处置?“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不听众人劝阻,甘愿只身护送蒋介石回南京,以示勇于承担责任。张学良敢这么做,除去本身的胆识之外,应该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跟蒋介石就此事已经达成了某种共识。至于这个共识是什么,当时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很明显:蒋介石应该是做了某种宽大处理的承诺,这才有了宋美龄晚年多次的自责——我们对不起汉卿。大家都知道,张学良到南京后不久就被蒋介石长期软禁,直到当事人蒋介石及其儿子蒋经国辞世,九十岁高龄的张学良方才重获自由。在张学良长达半个世纪的幽禁生涯中,一直陪伴着他的就是那位风华绝代、温婉可人的赵四小姐。张学良重获自由后,对记者说话百无禁忌,可唯独对“西安事变”谈得少之又少,关于蒋介

                      然极其雷同。王鲁湘:朱馆长,这条金冠带出土的时候,是完整的还是成一团的?朱章义:是完整的,不过有点褶皱。它也不是团成一团,而是在中间断开了。王鲁湘:那怎么知道它是一个围成一圈的冠带呢?朱章义:它断开之后,我把它弯过来一看,接上断口是完整的一个环。不过它不是均匀的,上面的直径大一点,下方的小一点。它的大小应该和头基本一致,所以我们认为它可能是一个戴在头上的冠带,而且它可以与三星堆出土的金杖相对应,因为冠带和杖都是权力的象征。它上面的纹饰和三星堆金杖上的纹饰也是一样的。王鲁湘:当时发现这个纹饰的时候你们肯定非常欣喜,因为找到了一件和三星堆文化有关联的直接性物证。朱章义:这件文物当时出土的时候有一个小故事。当时开修下水管道时,挖掘机挖上土来之后就堆在一边。下水管道修完之后,旁边的土还得回填下去,而且还进行夯打。这是我们又重新开挖的时候发现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它在挖掘机开挖的时候掉出来,人们一看是金子,那么肯定就被拿走了。这些土在那里摆了半个月呢,能够保存下来非常幸运。王鲁湘:这个和三星堆的那个金杖的图饰有哪些地方是完全一致的,有哪些地方是不一致的呢?朱章义:大体上是一致的,但小的地方也有一点差异。比如说三星堆那个人面和这个人面是有差异的,三星堆图案上的那个人是一个正在跳舞的形象。茑纹饰也有一点差异,金沙的那个鸟尾是一个三角,三星堆的则有点像弧形。鱼尾也有些差异。但是这些差异是非常细微的。王鲁湘:两个图案都是一根箭经过鸟,再扎到鱼。但是箭好像没有扎到鸟身上,只是从鸟前边掠过去了。朱章义:箭扎在鱼眼上,然后扎进去,没有扎到鸟的身上。这给人感觉图案里的人要射的是鱼,而不是鸟,这和三星堆也是一致的。它们之间应该有传承关系,而且不是一般的装饰图案。王鲁湘:也就是说,三星堆和金沙的这个图案,都象征着极高的权力。朱章义:跟世俗权力有直接的关系,是权力的一种表现。金沙出土的铜器零部件跟三星堆青铜神树上面的青铜鸟非常相似,看起来也是插在一个大型器物上面的。但是到今天为止,金沙还没有出土像三星堆青铜神树、青铜大立人一样的大型青铜器。这又是什么原因呢?王毅:我们还没有挖到像三星堆大立人那样辉煌的东西,这是跟金沙遗迹的构成形式有关系的。我们感觉,三星堆那两个坑出土的东西,极有可能就是宗庙里的东西。它被活生生地搬到里面埋起来,这是特别隆重的一个祭祀。跟金沙的祭祀不同,三星堆的那个祭祀太奢侈,它几乎把所有的财富、代表权力的那些东西都埋在一个坑里面。太阳神鸟金沙遗址太阳神鸟金箔器王鲁湘:这就是太阳神鸟金箔。朱章义:对。这件东西做得非常精美,但并不大,直径只有12.5厘米,厚度只有0.2毫米,质量总共只有20克。它有点像我们现在的剪纸工艺,空心部分才是它要反映的主要内容。我们认为,它的中间应该是一个太阳,周边有12道光芒,这些光芒刚好是弧形的,是太阳在运行的动态表现。太阳的周边有四只高度抽象化的鸟。王鲁湘:好像是水鸟。朱章义:差不多,它的腿特别长,颈也特别长。王鲁湘:这个金光闪闪的太阳神鸟应该就是我们金沙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了。它和我们凤凰的标志太神似了,而且其基本内涵也是一样的,凤凰的标志是一个凤一个凰旋转成为一个太阳鸟,这个实际上也是太阳鸟。朱章义:凤和凰也是太阳的一种表现。这个饰品更直观地把太阳和鸟放在一起,把人们对太阳和鸟的崇拜有机地结合在一块,来表现生生不息、追求光明的寓意。王鲁湘:这个金箔是完全用沙金敲出来的?朱章义:对,敲出来之后再把图案画上,然后慢慢进行刻划。我们可以看到它刻划的痕迹。王鲁湘:我觉得当时刻划的艺人的手艺相当好,四个鸟完全一样。据说这个东西当时团成了一团,那个喙都还留着。朱章义:能保留下来确实非常不容易。当时我们慢慢把它打开的时候非常惊奇,那么薄的一件东西,做得那么细,而且又竟然保存得那么好。青铜立人除了太阳神鸟的金箔器以外,金沙出土的这件青铜立人头上还戴着旋转光芒的太阳形帽,这个带柄的有领璧上面也有象征太阳的圆孔和三只绕日飞行的鸟。它和在三星堆出土的太阳形铜器和栖息了九只鸟的神树一起,给我们传递着一个共同的信息:那就是古蜀人对太阳和鸟的崇拜。金沙遗址青铜立人王鲁湘:这个小青铜人的姿势和造型很奇特啊,特别是头上戴的那个东西。朱章义:对,这个小青铜人戴的是一个太阳形帽,帽子上面表现得还是太阳的一种光芒。王鲁湘:如果从上面俯瞰的话,它的确和金箔上的太阳鸟很相似。但考虑到咱们现场出土了很多野猪的獠牙,我又仔细看了一下,这个帽子是不是用野猪的很长的獠牙一个一个插起来,然后做起一圈的?因为它实在太像野猪獠牙了,而且野猪獠牙也是这么弯过来的。朱章义:古金沙人用排成一圈的野猪牙代替太阳的光芒,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王鲁湘:这样的造型也相当酷了,也是金沙的一件标志性器物吧。这个仅19.6厘米高的青铜小立人是金沙最具有代表性的青铜器,而当年在三星堆,也出土过一个高达两米多的青铜大立人。它们的造型极其相似,两者的一脉相承由此可见。当然,继承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朱章义:金沙发现的青铜立人和三星堆的那个非常大的青铜立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王鲁湘:比如它手的姿势和三星堆那个一样,都是双手空握,好像拿着什么东西。朱章义:是的,但是也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一个最显著的差异就是,金沙铜人戴的是太阳帽子。再者,它还有腰带,还插了把剑,或者是权杖,这跟三星堆的铜人也不太一样。我们从背面可以看到,它扎的是长辫,一直垂到腰部,每一个辫子下头都是三股辫子,还打了结,而三星堆的铜人则是梳着发髻的。在三星堆,青铜大立人是梳着发髻的,他是位大祭司,属于宗教阶层。而有专家认为,三星堆的头像中,梳辫子的应该是宗教阶层之外的另一个贵族阶层。根据这两种发式的对比,我们可以联想,3500年前,在三星堆这两个不同的贵族之间很可能引发了一场纷争,谁胜谁负不得而知。但是后来梳辫子的一族辗转来到金沙繁衍下来,延续着他们过去的信仰和生活方式。玉琮金沙遗址出土的良渚文化青绿色玉琮随着金沙遗址被一层层地剥开,考古工地上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这是一个柱状的物体。工作人员除去上面的泥土后,在场的人都惊呆了——竟然是一个青绿色的玉琮!朱章义:在成都平原三千年前的遗址里边,居然出土了一件距成都平原几千公里以外的环太湖地区良渚文化的一件东西,这件东西的时代比金沙文明早了一千多年。良渚文化是指距今5000年左右浙江、江苏环太湖一带的水稻文明。它最具代表性的器物是玉器。而良渚文化中体积最大、制作最精美的玉器就是玉琮。琮体通常分为多节,每节上都雕有神人兽面像。这件金沙发现的玉琮上面也出现了和良渚相同的纹饰。那么,这件在金沙发现的良渚玉琮是怎么穿越时空、不远万里来到四川的呢?朱章义:它在一千多年之后,几千公里以外的地方,作为蜀王的一个重器,在祭祀祖先神明之后被埋了下去,这个非常难得。王鲁湘:一在江之头,一在江之尾啊。金沙遗址四节玉琮朱章义:很多专家检查过之后,都认为这绝对是良渚晚期的一件东西,而不是蜀人做的。有少数专家怀疑,是不是当时的良渚人到了成都平原之后在这里制作的?我觉得可能性不存在。经过一千多年,这种工艺早就消失了。而且能够明显地看出,这个琮上边有把玩的痕迹。所以我认为,它就是良渚的东西。但这个东西是怎么过来的?这是非常值得探讨的,有可能会成为千古之谜。王鲁湘:金沙出土的其他几件玉琮,从材质、工艺、神韵上一看就是金沙的东西,但是这件东西则是良渚的。朱章义:比如那件四节的玉琮,从外形上来看还是良渚的风格,但很明显是仿那件良渚的玉琮做的,比原来的更为简洁了。玉钺金沙不是一个封闭文明,它的统治者们和中原地区的上层社会之间有着广泛的交流。金沙遗址中出土的各种型制的玉器,似乎都在以其独特的精美来替统治者祈求上苍的厚爱。朱章义:这个是我见过的玉钺中最精美的一件,当然是否应当称为钺,我们觉得还有待商榷。它实际上是用一块整玉来做的,上边和下面的玉皮22还在。它上面的兽面纹做得非常精细,两面都有纹饰,而且是对称的。但很奇怪的是,它的下边这部分采取阴刻的手法,而且阴刻的水平相对也比较低。王鲁湘:那就是不同时期刻上去的。金沙遗址兽面纹玉钺朱章义:很难说,也有可能是不同的匠人做的。王鲁湘: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性:这件玉钺不是本地玉匠做的,而是从商传过来的。因为它的整个纹饰和商的青铜纹饰是相同的。朱章义:我们以前也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这种玉料只有这个地方才有,其他地方没有。王鲁湘:它上面阳刻部分的技艺如此精湛成熟,不会是偶尔为之的东西。朱章义:应该是经常做才能达到的那种熟练程度。但下面的阴刻那部分的确相当粗糙,所以说这件器物很值得研究,金沙的很多文物都有这个问题。王鲁湘:也就是说,它们到底是交流的结果,还是本地原生的东西,这是一个要好好研究的问题。二、金沙的谜团与启迪在成都平原这片土地上,考古工作者们一直在找寻古代蜀国人的遗迹。继1986年发现广汉三星堆的两个祭祀坑之后,1995年,在成都发现了宝墩古城遗址,2000年在成都商业街发现了船棺墓葬遗址,2001年又发现了金沙遗址。它们时代最早的应该是距今5000年的宝墩、而后是与商同代的三星堆、商末到春秋时期的金沙,最后是战国早期的船棺墓葬遗址。考古学家们已经证明出他们之间有着某种继承关系。可以说,这里已经诞生了一个长江文明的典型代表。也正是因为金沙遗址的发现,填补了成都平原上古蜀国序列的空白。从三星堆到金沙三星堆文明是土生的古蜀国文明,没有来源、没有去向。对于它的突然消失,有人说是外族的入侵,有人说是内部的骚乱,也有人说是肆虐的洪水逼迫三星堆居民匆忙逃亡。根据年代测算,三星堆文明比金沙文明早500年,那么,金沙人是否就是三星堆人的后裔呢?他们又从三星堆人那里继承了什么呢?王鲁湘:根据您对这个古遗址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您觉得那个时候的人大概具有什么样的宇宙观和世界观?王毅:你说的问题其实我们也在探索:这个区域的文化到底是什么样的,他们对于天地人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想的?这个问题我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开,但是我们一直在尝试去了解。我们曾经以为这个地方在两千多年前是蛮荒之野,这里的人群都是从外边过来的,它的文化一定比中原滞后。但是金沙的发现,包括1986年三星堆的发现,让我们彻底改变了对成都平原,以至于对黄河文明、长江文明的认识。金沙出土了大量的象牙、玉器、金器这些东西。考古学家在一个遗址里面能出一件象牙,一件玉器都不得了,而这个地方的象牙是数以吨计,几十根上百根的出现。王鲁湘:而且玉器也是数以千计。王毅:对,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你会感觉到这个区域的文化具有极高的水平,而且有一个独立的思维体系,天地人的体系。很多的出土文物都代表着对祖先的崇敬,大量的象牙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这时应当出现了统治者,进入了某个王国时代。这个古蜀国的世界观已经把成都平原作为世界的中心,它的世界观当中也有无限崇敬的上帝。王鲁湘:那些国王可以直接与上天对话。王毅:在三星堆出土了很多神树,那是沟通天地的。而金沙出土的数以千计的玉器金器都是通灵的。金沙村就曾经是古蜀人专用的祭祀场所,这个祭祀遗迹的分布面积很大,有五千平方米以上,而且它的祭祀品也非常丰富,埋藏了一坑一坑的象牙、玉器、金器,每一次埋藏都是一次祭祀活动,到底有多少祭祀活动,我们目前还不能完全统计出来。王鲁湘:我觉得金沙遗址的发现,使考古工作者的视野有了突破性的扩展。三星堆遗址被发现之前,中国的考古学包括历史学界有一个很顽固的观点,即“中原文化中心论”,认为中原地区以外的区域在上古时期不会有太发达的文化,即便是有某种文化现象,也是中原文化辐射的结果。三星堆文化的发现使人们认识到,在长江流域尤其是长江流域的上游,离中原有相当距离的古蜀国,居然有这么发达的上古文明,而且这种文明的形态与个性又是那么强烈。在这个意义上,金沙和三星堆遗址对我们整个成都平原的考古,乃至对整个中国学术界都有一种解放思想的作用。王毅:你说的非常对。我们都珍视我们的文化,但是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过去一直是黄河中心论。黄河是我们的母亲,这肯定是没错的,很多的文化创造者都在黄河流域居住生存,大量的文献典籍都可以让我们感触到这个母亲,以及母亲河给我们中华文明带来的深刻影响。但是我们也应当思考,黄河流域之外的区域是不是也有相同的文化?我记得上个世纪河姆渡文化的发现、良渚文化的发现、长江中游的一些发现,确实让我们感觉到长江流域也有博大精深的文化。从那时起,已经是长江文明、黄河文明并提了。王鲁湘:所谓中华文明的双子河,也是中国的“两河流域”。王毅:这种提法是真有考古依据的。除了长江中下游的那些发现,像三星堆、金沙都证明了这一点。三星堆是一个非常发达的青铜文明,它表现出的博大精深你怎么说都不过分,它可以跟任何同时期的青铜文明相媲美。但三星堆才发现时有种说法,认为三星堆文明是外来的。九十年代以来有了新的考古发现,比如在三星堆文明之前的宝墩古城,它的时期在四千到五千年前,是文明的门槛。那个时候成都平原已经出现巨大的城墙,出现了阶级分化:城里边居住的人和城外居住的人是不一样的,城里边居住的人也分群而居。比如我们在郫县古城中发现一个长方形的房子,它周边所有房子的门都朝向这座大房子,可以看得出当时已经有统治的事实和理念了。王鲁湘:已经有社会核心的概念了。王毅:城墙的出现,说明当时可能有战争,不同族群之间有利益冲突。那时候农业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人们能生产更多的粮食,出现了社会的分层,还有丰富的精神世界。三星堆遗址,正是这些遗址文化的延续,但三星堆文化到晚期好像突然消失了。王鲁湘:而2001年金沙遗址的发现,一下子就把三星堆前面的东西和它后面的东西联起来了。王毅:这样一来,从宝墩古城、三星堆,一直到金沙这么一个5000年前到3000年前之间的文明体系,就很清晰了。我们现在可以说,成都平原已经是长江文明的典型代表,它的文化发展序列很清晰,它的文明程度是过去的人们完全想象不到的。它跟长江下游是有交流的,跟黄河上游也是有交流的,

                      常伺候,不可私自遣人往曹县等处去。如曹县等处有人到,即时送出,亦不可使家人往别家去,如别家人来,亦不可放入。兵部打算对刘泽清做特殊考虑,不予逮捕。多尔衮命令:“待曹县事平,自见明白”。从军事上平定“曹县危机”,与此年秋天平息三边起义余部一样,由河道总督杨方兴全面负责。不过,河南巡抚吴景道也曾予以大力协作,他委任前明将领高第来全面负责镇压反贼的任务。当时高第已开始了在黄河南岸河南地区的清剿,把榆园军赶回了兰阳。与此同时,总兵孔希贵也切断了他们的东逃之路。在这次战役中,一个名叫佟文焕的清兵游击将军战功卓著。此人原来驻守内蒙,后率其所部铁骑被调到吴景道麾下,9月20日,佟文焕在兰阳击败刘之炳的榆园义军,并协助将敌人赶过黄河回到封邱,范慎行就在封邱被杀了。到10月28日,高第部攻焚黄河北岸的贼寇城堡。两天后,总兵孔希贵派遣两支清军东进曹县。这两支部队沿途抓捕战俘,予以审讯,结果发现曹县城外“张家楼”附近有一支1万多人的反清武装,由一个名叫张光素的“国公”指挥。于是清军派精锐步骑千人向县城附近的这个义军营地发起了进攻。在随后的两军激战中,成千榆园军战士被杀,12名重要将领被俘,幸存者则被包围在四周围有土墙的张家楼老寨。清军又攻占并摧毁了这些围墙,叛军只得退进楼里。清军在楼四周放起火来,叛军不是死于火中,就是在奔逃时被杀。曹县于是完全暴露在清军面前。曹县至东明路上的义军骑兵,也在11月4日到6日间被游击佟文焕的蒙古兵肃清。曹县县城自9月13日以来就被一支满汉联军所包围。义军最初在城外设防,不情愿地与清军在田野上激战。到9月17日,他们放弃第一道防线,退到了城里。四天以后,一支义军步骑自东北而来,试图援救曹县,被清军击退。10月11日,围攻的清军提出与曹县义军首领李化鲸谈判。开始,清军将领提出,如果义军交出被立为天正皇帝的那个明朝宗室,就赦免李化鲸和其他榆园军首领。但无论是在这次或在10月30日举行的另一次谈判中,李化鲸都拒绝交出伪王。11月16日,满洲重型炮队最终抵达了曹县,带来了足以轰破厚重城墙的大炮。17日一整天,直到次日清晨,清军大炮不停地轰击曹县。18日,城墙西北角倒塌,清军突破了榆园军的防守。在随之而来的大屠杀中,许多人丧了命,不过李化鲸和李洪基被活捉以供审讯。“曹县危机”暂时结束了,俘虏现在掌握在清人手中,他们能够被用来证明刘泽清是否卷入了这场阴谋。

                      刘泽清案件

                      甚至在东明和曹县陷落之前,就有新的证据暴露出刘泽清与起义的牵连。1648年11月4日,当游击佟文焕的骑兵在清剿东明与曹县之间的道路时,一个名叫陈桂的年轻女仆在翻越刘泽清在北京的府第后墙时被巡卒抓住。在刑部审讯下,她说她看到过一封刘泽清给他在曹县的母亲的信,预先通知她即将爆发起义。而且,她在家里听到传闻说刘泽清还给榆园军送去过一封信,约定10月1日在京城领导起义。根据这一新证据,加之已抓住大多数起义领袖,清廷感到围捕刘家成员的时候已经到了。12月3日,多尔衮颁布敕令,指责刘泽清谋反,下令对此案进行彻底调查。接着,刑部尚书吴达海遣官审问李洪基和李化鲸,他们很快就垮了下来,招供了清廷想要知道的事情。根据他们的招供,刘泽清的侄子刘之干曾扮作僧人秘密去过南方。在他返回时,带来了两个人,即郑隆芳及姚文昌,这两人以前是刘泽清手下的参将,现在南明政权中做将领。这两人受命在曹县策划一次复明起义。如果李化鲸和李洪基有意参加——对此刘之干已经应诺——他们就会分别被任命为都统,晋封亲王。这一在曹县发动起义的计划,时间安排在与刘泽清领导的北京起义同时。所以,在告诉了他们这一密谋之后,刘之干动身去京城与他叔叔协调计划。八天之后,即1648年7月17日,刘之干从北京返回,与李洪基联系,命他于8月24日进攻曹县。结果,李洪基实际直到9月5日才发起进攻,不过他们进攻曹县,则显然是由上述密谋引起的。仅仅根据李化鲸和李洪基的供词,此案并不直接牵连刘泽清。因为,这两个反叛者只是听到刘之干说他叔叔参与了密谋,他们本人并不能直接向审讯官证实刘泽清是他们的同谋。但刑部官员很快就提出了确实涉及刘泽清的新证据。经审问,刘泽清的继子刘继先供认,当刘泽清的侄子刘之干没有被清政府选为显赫的皇帝侍卫时,刘泽清便被激怒了。于是他派了一名家人给在曹县的刘氏宗亲带去了如下几句话:“我见虾子们烧肉役使,清国不会用人,国运不久了。”这个家人还给刘之干带去了一封密信,这封信刘继光和别人都不许看的。刑部审讯官记起了女仆说过的那封刘泽清自己决定10月1日在京城起义的信,便再次提审刘之干,问他那时是否收到过他叔叔来的一封信。刘之干回答:“有一书信,装在合包内,失落了。书上言语,忘记了。”刘家其他人也证实刘之干收到过一封信,问题最后归到刘泽清本人身上。刘泽清的回答是:“原发家书二封,一封单与刘之干看。”审讯者追问信里写的是什么。“一封记得”,刘泽清坚持说。最后,审讯官向刘泽清出示了他被软禁时一名卫兵的口供。这位卫兵的口供说,他看到将军在一天深夜烧了一捆文件。这些文件如果不是某种犯罪证据又是什么呢?在反复审问下,刘泽清终于供认,他所焚烧的文件包括他担任明四镇之一的东平侯诰命。这样,刑部审讯官颇有把握地得出了几点结论:第一,刘泽清确曾违敕派一名家人去曹县;第二,他送去了两封信,其中一封是保密的;第三,刘之干关于密信丢失以及忘记了信中内容的说法,审讯官认为难以相信。又所烧书文,泽清供为明朝诰命,[然]我朝受命今已五载,早宜缴上,乃收匿至今,竟何意也?第四是起因问题。其侄刘之干确实没有被选为侍卫,而从这两人之间互相联系的情况看,此事似乎就是导致密谋的关键;第五是来自榆园军本身的证据,即刘之干曾扮作僧人与复明分子接触;最后,从某些方面看来,所有定论中最令人痛恨的,是刘泽清傲慢而讽刺地评论清人为“虾子烧肉”,清廷审讯官严厉地以刘泽清自身的污点来抨击他的忘恩负义:出猎之日,鼓勇争胜,获兽则燔炙共食,泽清随猎,此言是实。此言实,而刘继先所供之言皆真矣。不过,不管多尔衮对刘泽清的谋反多么恼火,他还是充分意识到让刘泽清这样的汉族归顺者成为好像是满人无端猜忌的受害者而带来的政治风险。因此摄政王坚持由六部的满汉尚书、九卿侍郎以上官员来共议此案。刘泽清被正式宣判为曹县起义主谋。12月19日,他、他的侄子刘之干、李洪基和李化鲸,都被处决了。刘家剩余成员被逐出山东流放。

                      1648年的回民起义

                      与山东这些事件同时,远在西部沿中亚边境一带,爆发了另一种叛乱:回民部族在甘肃和陕西西部反抗清朝统治。这场发生在1648年5月的回民起义的原因还不清楚。如前所述,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中亚贸易的衰退引起了一场经济萧条,而这在明朝末期导致了回民反抗活动的不断高涨,许多回民参加了以李自成为首的大规模起义。经济利益与贸易特权是16世纪明廷与吐鲁番商人和统治者之间发生摩擦的一个主要原因。实际上,在明朝边地戍军与回民士卒之间为摆脱贸易法规的束缚而屡次发生冲突之后,16世纪20年代,吐鲁番军队曾袭击了甘肃走廊。在这些混乱过程中,尤其是在1513年吐鲁番征服哈密之后,上万的哈密回民逃入汉族居住区,在甘肃走廊的肃州、甘州和凉州这些地方居住。这些难民后来提供了一种与哈密的直接联系,这对1648—1649年的起义至关重要。在资源问题上,他们与旧居此地的汉人和回民之间争夺也加剧了。特别是当茶马贸易的衰退影响了回民生计的时候,到处都有盗匪活动。回民最普遍的姓氏“马”,这特别显示了他们在饲养马匹和商品运输方面的杰出作用。在李自成危在旦夕之时帮助过他的那个起义头领老回回,不过是边境诸多亡命之徒中最著名的一个。他们中的一些人,无疑由于明代后期驿站系统的缩减而不得已从事了盗匪活动(在1629年的经济措施中,1/3的驿卒被遣散,而这些人中许多就是回民)。反叛活动旷日持久,回民起义不断发生,直到明朝覆亡——平均每六、七年一次。倘若西北的回回商人期待在清朝统治下贸易条件会有所改善的话,那么他们一定会大失所望。当时,与纳贡诸国的交往——以及此后与吐鲁番和其他中亚王国的贸易关系——由翰林院四译馆负责。清初四译馆主事为孙承泽(1631年北京进士),此人是明朝的都御史,他在多尔衮进京之后同意重任该职,兼太常寺少卿。孙承泽本人是否提出过贸易法规并不清楚,但礼部颁布的贸易法规肯定经过他的同意。这些法规仍然反映了早先明朝所贯彻过的类似的全面限制性贸易政策。清政府告知渴望贸易的喀尔喀蒙古人,商队不许通过北京以北长城一线的张家口和古北口。对吐鲁番使节,也再度实施早先在西部引起过战争的明朝旧规,并警告说违令者将受严惩。清政府还告知说,虽然允许吐鲁番商队在兰州从事贸易,但要置于最严密的戒备之下。而且,旧有的茶马贸易只许在汉族居住区界线外的原先明朝置立的马市里进行。这些严格的贸易法规一方面体现了像孙承泽这样的前明官员的决心,他们决心重建曾作为明朝外交基石的限制性特权和控制通道的制度。另一方面,它们不仅反映了清人自己特别清楚的贸易特权对于野心勃勃的部落首领的战略意义,同时,它们还表现了多尔衮要担当在他父亲努尔哈赤兴起之前明朝在亚洲世界秩序里所曾具有的相同角色的决心。1646年7月,通过延请贡使,清政府既重建了明朝贸易体制以维持外盟秩序,又宣布了新天子对异邦附庸的至高权力。然而,不幸的是,这一决心的直接后果,却是不容置疑地引起了吐鲁番及其属地对清朝统治的反抗,也许还恶化了过去曾导致社会混乱和反叛的经济环境。然而,明代后期回民叛乱愈演愈烈,并最终导致了1648—1649年起义,经济因素并不是它唯一的起因。部分地由于19世纪中叶在甘肃回民中发生的所谓“新教”叛乱,一些历史学家就认为回民与非回民之间的地方性冲突在明代已经加剧,到清代更加恶化了。还有更让人感兴趣的一种意见,认为宗教冲动导致了反叛,并可能是由好战的苏非派激起的。甘肃西部起义回民中最著名的领袖是一个名叫米喇印的人。《甘州府志》说他“素桀黠”。他拉起队伍帮助地方官追杀李自成起义军残部。1648年5月,米喇印和另一位回民首领丁国栋发动了反清起义。这两个回民首领说服了前明延长王朱识第十二章多尔衮摄政各处征伐,皆叔父倡谋出奇。攻城必克,野战必胜。叔父幼而正直,义无隐情,体国忠贞,助成大业。福临登基诏。《世祖实录》第九卷,第113页1644年5月2日,就在多尔衮下决心着手征服中国的前七天,大学士希福向在盛京的清廷呈上满文本辽、金、元三史。希福解释说,这些史书中包含了许多过去的教训,包括以前这几个征服王朝所经历的“政治之得失”,“其事虽往,而可以诏今;其人虽亡,而足以镜世”。翻译汉文史书的工作始于1636年。因为太宗(他刚把国号从“后金”改为“清”)认为,所有满洲官员都应该研究这三朝的历史,“善足为法,恶足为戒”。太宗本人从这三朝历史,尤其是从《金史》中得到的鉴诫,就是汉化的危险:“后代习汉法而忘箭术”。在1644年,对于许多随从多尔衮入侵中原多少有点勉强的贝勒们来说,这仍是一件令人关心的事。不过多尔衮自己从诸如《金史》中也得到了一些教训,这就是部落贵族与皇帝之间灾难性的内讧,无异自相残杀,极其危险。读一读《金史》,我们就会明白征服者上层之间的这种分裂,是怎样助长了汉族官僚政治派系的形成;而这种政治派系反过来又激化了汉化的皇帝与排外的贵族之间的敌意。我们也可以发现,例如在金禧宗朝(1135—1148),汉族官僚是如何因中央集权的加强而欣然拥护君王的,而女真将领和贵族们又是如何地反对汉化政策。因为制度改革的结果,威胁到他们对自己的势力范围的独立控制权。于是对行政改革的意见分歧变成了残忍的权力斗争,这场斗争使得金朝皇室一蹶不振,正如1161年以后持续的汉化削弱了它的部落基础一样。当多尔衮仔细考虑占领北京的决定时,他一定希望弄明白满洲人是否能够避免类似的结局。对于满洲人来说,这里存在着汉族皇室与外廷官僚们长期的紧张关系,以及亡明的那支派系复杂的官吏队伍。此外,满洲人自己的八旗制度也很容易在贵族集团间导致冲突。而且,已经以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三院形式存在的政治机构,也使满洲贵族与满汉儒家君主政体之间这些潜在的对抗得以加剧,并且集中了起来。

                      议政王大臣会议与内院

                      议政王大臣会议可以追溯到1622年,当时努尔哈赤确定皇子八人为和硕贝勒,共议国政,次年,又任命大臣八人负责监察,以使努尔哈赤得以觉察八贝勒的密谋。皇太极继努尔哈赤登位后,加强皇权,逐渐废弃皇帝与贝勒共治天下之制,大臣的权力加强,人员增多。1626年,又命总管旗务的八大臣参预议政。1637年太宗称帝后,议政王大臣会议进一步扩大,秉命审议军事得失,筹划外交事务。它体现了源于满族兴起初期的部落贵族的高度权威;但尽管如此,议政王大臣会议仍十分明显的是皇帝的一个咨询机构,被小心地约束在官僚机构的范围之内,因此它并不能充当帝国政府集体决策机构的角色。如果说议政王大臣会议代表了贵族的集体统治,那么早先的另一机构显然更多地象征着皇权及其决策作用。它最初是个文书机构,负责把汉文文书译成满文,或把满文文书译成汉文的工作。1658年后,称为内院。1614年起,清廷正式设置笔帖式,受理牛录账籍。这些人后来逐渐发展成了受命记注国家政务、翻译汉文资料的儒臣。最初他们倒并不一定是文臣,而多是武臣。1631年皇太极置六部后,始命文臣充之。1634年,礼部试译员16人,授为举人,此衔为文职遂成定制。两年后,其所供职的文馆(初建于1629年)正式改为内三院:内国史院,掌编纂实录,收藏御制文字,撰拟祝文、诰命、册文等;内秘书院,掌撰拟与外国书,及敕谕、祭文等;内弘文院,掌为皇帝进讲道德得失,并为皇子侍讲之职。起初设大学士至少四人,掌内三院之事,满汉各二人。1636年,汉大学士减员一人,并在1644年以前一直由范文程担任。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三院这两个机构,初看上去似乎与明朝的两个类似的机构相对应:九卿科道会议和内阁。九卿科道会议由六部、都察院、通政使司与大理寺的长官组成;皇帝的内阁则甚至包括了与天子最为接近的翰林院,掌编史、起草诏令文书、研究学问、编纂书籍等事。不过事实上,明、清两朝机构的基本职能是迥然不同的。譬如,明朝的九卿科道会议聆听廷训,被召集讨论重大政策,但它显然是一个作为皇帝侍从的咨询机构;而清朝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势则大得多了,体现了早先满族集体统治的传统。新朝初建,这个区别即已存在。议政王大臣会议掌外交与军务,认可皇帝在这些方面的决策,九卿会议则是严格的咨询机构,满汉大臣时而合议,时而分议,对政策的制定发表意见,提名大臣人选,讨论行政法规。九卿会议常与王大臣会议一起召开,但相对于权力更大的王大臣会

                      母的头颅。他查觉了莫炎的出现,便提着短刀走了过来,脸上带着亲切的笑容。莫炎被这诡异的情景吓得呆在了原地,只觉脸颊被哥哥伸手摸了一下,周身便立刻被一种怪色灵火包围。火焰没有带来痛楚,只是令得他浑身融化般地瘫软,不由自主地倒在了地上。哥哥依然亲切地笑着,手中的短刀慢慢凑近了莫炎的头颅…………莫炎的话语突地停住了,所有的情感从眼中顿时消失,他一把拿过鼠标点开了电脑画面上的邮件提醒,简短的邮件呈现眼前,末尾署名“了然”。那是莫炎接驳在晖儿电脑上的N93手机传来的信息,众人都在入神地听他讲述,全然没有注意到邮件提示。“丧星突现已七日,太岁落地蒙化城,茶马寻龙君不再,隆庆关外马蹄深。”邮件的内容是一首七律,字里行间透露着警示,似乎在告诫我们蒙化之行的险阻。“了然怎么会知道我们发现了蒙化的秘密?”我不禁疑惑道,“难道他一直在暗中监视?”“可能性不大。”晖儿在键盘上操作了一会,“邮件的始发地来自美国的威斯康辛州,没有代理转发的痕迹。”“他擅长观星测凶。”莫炎望着窗外的星空道,“远在千里,运筹帷幄。”了然去美国干嘛?我又一头掉入了云雾之中。莫炎出神地望着星空,似乎在观察着什么,我顺着他的视线望去,北斗星清晰地映入眼帘。深夜的天空格外清透,闪烁的星辰十分清晰,甚至连平日不常见的那颗暗淡星辰也出现在了它的边上。“丧星突现……”我忽地想起那暗淡星辰的由来,“从我们到滇池那夜起,这颗丧星就出现了。”北斗本为七星,但实际在它边侧很近的位置上还有一颗不易察觉的星辰,星象上称之为“丧星”。风水理论中,出行、迁徙、动土、架梁、婚嫁但逢丧星突现,须一律改日或作罢,否则凶险难当。丧星连续出现七日,星辰位置转定于某地的话,那里便一定会发生什么重大事件,尤其当你的目的地就是那里的时候。如果一定要用科学的角度去解释,应该是这颗丧星与地球的距离发生变化后,特殊磁场的影响造成了某种变化。不过,其中的根究到底如何,恐怕只有东方朔、袁天罡这样的大师级人物才能诠释了。经过地图方位查证确认,这颗丧星的位置确如了然所言,照之前的邮件分析和对比来看这封邮件应该是真正的了然发出的。现在看来蒙化之行确实危险重重,暂且不说丧星示警,单就三十年前一批高手丧生古道便足以让人望而止步。莫炎征询地看了看大家,见我们没有反应,便揣起手机,一语不发地开始收拾背囊。“这剑放你包里吧,我路上背不动。”S递给莫炎的正是那把刑天猎首剑。“亦凡,我的电脑放你包里。”晖儿收起电脑塞进我的背囊,“猎枪卡着不好放。”莫炎接过铜剑,有些意外地看着我们,眼中隐约有着一丝感动。“蒙化肯定一起去,但必须事先声明一点。”我严肃道。“你说。”莫炎一脸凝重地应道。“收拾完了就睡觉,明天不许早起。”我捶着后腰苦笑道,“我们不是铁打的。”“我也不是……”脸上闪过一片愕然后,莫炎难得的露出了一丝笑意。……蒙化县现称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可能因为拗口或长久的习惯,大多数人还是称之为蒙化。这里是茶马古道“三进三出”交通枢纽,也曾是沟通川、滇、藏、印、缅及东南亚贸易的繁荣城镇。南诏蒙氏的王朝便是发源自此,但四代古都的蒙化城除去古老的建筑之外,已全是现代商业旅游的氛围。相较莫炎,老田更为熟悉蒙化的环境,南诏古街一路到底,歇脚打尖带住宿,繁杂的事情在他乐呵呵的招呼声中全数解决。“蜜饯、粑肉饵丝、青豆小糕、锅巴凉粉、什锦咸菜……”S嘟囔着在一边盘点着战利品,大包的食物看上去夸张之极。“这些吃的比铜剑重吧?”我笑着打趣道。莫炎掂量了一下食品袋,又掂掂铜剑,一脸肯定地点了点头。众人一片笑倒,S唬着脸道:“吃完了就不重了,铜剑又不能吃。”这话又引得我们大笑起来,S被笑得不好意思,转身打开窗户自顾看风景去了。照莫炎之前的叙述,三十年前血案的地点就在城东的隆庆关,了然的邮件中也提到了这个地方。线索匮乏的情况下,我们决定先从那里着手。“老田,蒙化古城是不是明清时期的建筑啊?”S张望着问道。“是哦,这古城留下的都是明朝和清朝的建筑哈。”老田指着窗外的建筑道,“二十五条街,十八条巷子,交错起来就像是个棋盘咯。”“是明清棋盘式城池,我说呢。”S伸了个懒腰道,“我以前的建筑史教授就喜欢这种井字型结构。”“呵呵,这里大多都是白族人的建筑哈。”老田笑道,“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不成棋盘成啥子哟。”这话一出口,我和莫炎都愣了一下,明清棋盘城池,白族特色建筑,这原本都是很平常的东西,但对查找龙脉的我们却别有一番含义。“老田确实没说错。”莫炎点着旅游宣传册上的介绍道。翻出蒙化城地图,我仔细查看了一下,清晰的格局设置,与我们预料的完全吻合。而当晖儿找到“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的全景图片时,我和莫炎不禁一阵喜忧交加。这里民居中四合院的格局多为四居门加前后院门,合上三坊门大开,为九阳数,恰好是人脉阳气鼎盛的“九门通关”。五天井地气冲天,合中脉照壁分隔引导,为六阴数,便形成了地脉阴和润物的“六阴内生”。这正是引龙大局中卧龙部的双局之一——九阳六气局。但这局的气脉已完全被棋盘式的城池格局毁坏殆尽,二十五条街道,十八条小巷,将错落有致的建筑布局堪堪隔开,而几条主要街道的位置却又正好横断了九阳六气局的局眼,整个局势的走向已无迹可寻。“照你这么说来,蒙化曾经是引龙局的一部分?”S瞪大眼睛道,“那应该附近还有一个局才对啊。”“按这里的位置格局来看,并存的另外一局应该就在隆庆关那里。”我指着地图道,“鸟道雄关赖以成名,现在看来就是因为这个局的关系。”“千鸟入关,撞山自尽。”莫炎点头道,“关内的迷雾一直很奇怪。”意外的发现与我们原本的计划十分巧合地凑到了一起,商议之后,大家整理好装备当下各自休息,准备夜幕降临的时候探访这个神秘的隆庆关。入夜时分,一行人来到了城东二十公里的文峰山,巍峨盘延的山脉间隐约显露的山口便是隆庆关。山风掠过,厚重的雾气幽灵般地出现在我们周围,只一会的功夫,能见度已降到了五米。“我靠,这什么鬼天气?”S被突如其来的迷雾吓了一跳,“是不是有人搞鬼?”“隆庆关之所以会有那么多鸟自杀,原因就是这些雾气。”我笑着递过绳子,“穿在腰上带,大家别走散了。”莫炎灵敏的嗅觉加上我听风辨位的能力使迷雾间的行进顺畅了许多,但即便如此,速度也并不是很快,翻上隆庆关的山口时,新换上的冲锋衣已布满雾水。山口的一侧是高耸的文峰山,远处绵延的横断山脉一望无边,静心听去,附近的整体山脉地势尽数在我脑海中浮现。环抱的山口在连绵的山脉上形成了一个新月形的地势,山体四处不住透出阴绵的地气,如果不是引通了阴极地脉,这里是不会有如此之多的地气的。地气在夜间开始吞吐,配合新月形格局,与天空的月气向连,阴月地气混为一脉将这里的地气洗炼得阴柔之极,这与蒙化城内的九阳六气局完全配合不起来,甚至可以说是完全相冲的做法!“怎么是阴月地气局?!”我失声道,“这里的地气也吐纳的特别快。”“有些不对劲。”莫炎的鼻子抽动了两下,“地气里有兽的味道。”“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们俩说的清楚点。”一旁的三人听得糊涂,S更是不耐烦地叫道。“布局的家伙做了手脚,这里是伪装的部分。”我示意大家下山,以免有什么意外,“照这个局来看,附近肯定养着什么特殊品种。”莫炎和老田手脚麻利地拴好了一卷绳索,在山口一边抛下,大家顺绳滑下。我和老田是最后下山的,刚滑到一半耳畔便传来一阵激烈的翅膀拍打声,迷雾中突然出现了大群的飞鸟,争先恐后地向我们袭来。身在半空无法闪避,匆忙间我只得用金属板护住我和老田。蓬蓬声接连响起,漫天羽毛飘落,那些飞鸟全部撞死在山口的岩石上,一时间鸟血的腥味在空气中弥漫开来。惊吓之余,我们加快了下滑的速度,直到脚下踩在厚实的泥土上才略松了一口气。地面上落着许多飞鸟的尸体,几只尚未断气的鸟儿扑腾着翅膀想要站立起来,扭折的脖颈歪斜着摆动,痛苦挣扎中更加速了它们的死亡。虽说这场面远不如之前所遇到的那样诡异,但我却不由有些颤栗。“每年都不知道要死掉多少鸟哈。”老田看着地上的鸟尸皱眉道,“你说的局为啥会让鸟撞山?山里头有啥东西?”“地气造成的迷雾会影响鸟类飞行时的辨别能力。”我随口答道,眼下却不见了晖儿、S和莫炎三人。“莫兄弟和两个女伢子咋不见了?”老田也发现了三人的失踪。彼此上下的间隔只不过相差十分钟,照理他们不会随意走开,我隐隐觉得有些不妙,正想搜寻时,山口里传来一阵火焰撩动的声响。是莫炎!我招呼老田跟紧,顺着声响发出的位置奔去。转入山口,迷雾中闪现大片火光,莫炎双手并用地划出一道道灵火,飞速攻向黑乎乎的山口内。晖儿和S倒在莫炎的附近,身上满是黏糊糊的液体。我紧赶上前探查,发现两人只是昏迷,所幸没有受伤。“发生了……”还未等我问话出口,莫炎的灵火蓬然剧涨,闪动中,一个硕长的身躯在山口间一闪而过,那样子竟有些像天坑中的毛龙。“周围布些尖刃!”莫炎面对山口,细细闻着气味,“三尺长,要最锐利的。”老田帮着我把晖儿和S抬到莫炎站立的地方,我在四周布下了上百根三尺来长的锐利尖刃。莫炎始终一动不动地对着山口深处,手中的灵火不断缩张,一付大敌当前的模样。此刻四周毫无声响,平静的山口间缓缓掠来一阵山风,原本已渐渐稀薄的雾气在山风的鼓动下转又浓重了起来。山口的石壁上隐约传来一丝不易察觉的响动,莫炎的鼻子猛地抽动几下,灵火骤然高起,举手挥动间长长的火舌直射石壁。火光掠过的那一刹那,一条粗如手臂的粉色蛇形物在我们身前两米处出现。那东西灵巧地避让开了灵火攻击,却不慎碰到了我布下的尖刃,锐利的刃口划在上面发出吱嘎的怪响。莫炎击出一串火球正中那东西,扭动中蛇形物飞速逃回来路。“它吃了亏,暂时不会攻击。”莫炎嗅了嗅空气中的味道,“吃的东西真不少。”“那是什么东西?”我发现自己竟然无法听辨出那东西的形迹,甚至连它的动作都难以捕捉。“这东西不会是邪龙吧?”老田有些难以置信地说道,“蒙化古时候就传说山里有邪龙和凤凰哈,晚上都不敢来山口哟。”“你说的一点都没错。”莫炎看着老田,语气中有些惋惜,“难怪蒙化的别名叫邪龙。”十八、机关金人中国古代传说中的龙是一种神奇的动物,但史书上并没有十分详细的记载和描述,即便是记载了众多传说动物的《闻风拾水录·虚灵篇》也没有涉及。如果不是在天坑见到那条毛龙,我依旧会认为龙只是古代的一种图腾象征物。我并不知道现在这条邪龙是什么东西,但可以肯定它不是虚灵,否则我不可能判断不出它的动作和形态。“邪龙是动物?”我试探地问莫炎,“我的听风根本无法了解到它的动态。”“寒蜴,本该灭绝的动物。”莫炎依旧盯着山口的黑暗处,“传说中蜃的原型。”制造虚幻景象,吸食过往路人,这东西难道就是误传为龙子的蜃?脑子里有些发炸的感觉,这些时间里不断更新的知识见闻太具颠覆性,我的大脑几乎有些难以承受。说话间,迷雾再次浓重起来,惨白的雾气中隐隐有种特别的味道,虽然不是很明显,但却令我眼前的景物有些晃动。“它移动的范围不大。”莫炎嗅着空气道,“我用灵火弹照它出来。”十几个拳大的灵火团飞入迷雾,星点地排布在了山口间,莫炎双手一振,火光猛地大盛,柔和的火光将布满迷雾的山口照得通亮,但奇怪的是山口上空却依旧漆黑。老田茫然地向内望着,似乎灵火弹的光芒只有我才能看到。莫炎指着山口边壁上的一处道:“那东西被拴住了。”顺着莫炎手指的方向望去,一条奇怪的生物正吸附在山口的崖壁上,细长柔软的身体有些像蛇,四只脚掌却像蹼足,与身体相比,那过于宽扁的脑袋像把铲子,浑身的颜色灰黄斑驳完全近似山石的颜色。那东西灵活地扭动了几下,身体在山壁间溜冰似地滑动,掠过之处隐约留下一道发亮的痕迹。难怪无法查觉它的行动,粘液和吸盘足的作用下,移动起来是全然无声的。但在它的后足上却栓着一根乌色的长索,限制着它的行动范围。“拉长了的大壁虎……”我反了个恶心,“这么恶心的东西也能叫龙?”“看到美丽的你就没命了。”莫炎淡淡地丢了一句,“还好它的毒腺被摘了。”“这雾里有毒?”我突然想起空气中那奇怪的味道。“现在只有少量致幻的毒素。”莫炎抛来一个瓶子,“每人一颗。”我和老田分别服下瓶中的药丸,又喂食给昏倒的晖儿和S,眼前的晃动感顿时消失。吱嘎一声,之前出现的粉红色蛇形物再次冲进尖刃中,我惊愕地发现这蛇形物竟是那只寒蜴的舌头,自崖壁甩向我们的站立处足有十来米!更为惊讶的是,被舌头卷刮过的锋利尖刃全部卷刃,有些甚至已经出现了豁口,如果不是莫炎的灵火及时攻到,只怕尖刃早已被寒蜴毁去了大半。心下有些不甘,我索性挥出一排圆锯飞斩过去,快速旋转的锯齿无情地绞噬着寒蜴那柔软的身体。血肉飞溅的场景却并没有如我预想般发生,寒蜴很是受用地甩动了几下身体,圆锯立刻被击打得四散开来。“这东西练金钟罩铁布衫的?!”我完全闷在了那里,在这只寒蜴面前我几乎成了个废物。莫炎没有回答,双手在胸前盘抱成团,一个硕大的灵火球在他手中不断剧涨。寒蜴摆了摆头,猛地张嘴呼出,空气中清晰地显现出一道白色的气流痕迹,气流过处白雾层层卷起,周围的气温瞬间阴冷起来。老田浑身打了个冷颤,手中的铜炮子猎枪一下走火,喷射的火舌恰好与气流相遇,一阵悉窣声中,散出的火药弹丸竟结上了一层白色的霜花,纷纷落在地上。与此同时,莫炎手中的灵火团也已迎上气流,冷热交替的感觉让人一阵心血翻涌,面前竟凭空落下了一阵细雨。“不能和它耗了,我们赶快走。”我拉着老田扶起地上昏到的两人,转身便走。噗地一声,寒蜴的长舌突然从地下钻出,我连忙躲闪,回身撞到老田,四人齐齐倒在地上。莫炎跃身赶上,双手叠掌,一式灵火入地诀封住了长舌继续的攻击。趁此机会,我和老田连忙拖拽着晖儿和S闪到一边。“它入地了。”莫炎挥手在身周焚起一片灵火,五人就这么站在了熊熊燃烧的灵火中。山壁上的寒蜴果然已经不见,乌色长索也随之消失,估计那长索的固定点在山脚下的某处,寒蜴爬在山壁上攻击距离不够,但钻入地下后却可以控制我们周围很大的范围。“寒蜴还是怕火的。”莫炎沉声道,“你缠住舌头,我断了它。”“嗯,这寒蜴太厉害了,你以前是怎么对付它的?”我一边问道,一边抛出几条带着锐利倒勾的铁链。“我只听父亲说起过。”莫炎双手横端胸前,“没对付过。”闻言一阵大汗,这家伙做实验的代价可是五条人命啊,但眼前却也只有如此了。地面的灵火在莫炎的控制下灭了一处,泥土翻滚中寒蜴的长舌立刻钻出,我急速挥动铁链缠绕了上去,倒勾和链条的绞合之下,长舌被牢牢锁住。猛力回撤,链条长舌顿时拉了个笔直,寒蜴那铲子般的脑袋已露出了地面。虽然铁链并不在手中,但我依旧能感觉到长舌挣扎时传来的大力。莫炎双目暴睁,瞳仁竟已化作火焰般的色泽,身周卷布着暗色的灵火,诡异的样子竟似地狱罗刹一般。他自胸前横拉双掌,掌心互交合十,高举过顶后交叉缓缓用力挥出:“灵火雷刃诀!”刚猛的呼喝中,数十道弯刃似的火焰掠空而出,夹带着风雷之声飞速斩切长舌。长舌似乎也感觉到危险

                      分列着被称为三雍的大型皇家礼制建筑。“三雍”包括明堂、辟雍和灵台,其中明堂是宗祀帝王的“天子之庙”,辟雍是皇帝“行礼乐、宣德化”的场所,即所谓的“天子之学”,而灵台则是占星云、卜吉凶的地方,也是古代的天文观测台。东汉杰出的科学家张衡设计制造的浑天仪和地动仪,都曾被安放在这个灵台之中。王鲁湘:现在看来,灵台是貌不惊人的土堆子,可是它在世界科技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徐金星:完全正确。王鲁湘:据说张衡当年在这里主持工作?徐金星:对。他曾经亲自组织、主持、参与灵台的工作,观测天象、日月星辰,进行天文研究。这个台子现在已经不是原来的模样了。原来它有两层平台,第一层平台跟地面差不多平,再上面还有第二层平台,它是四方形的,四个方面都有平台。西方面的平台有五间建筑,五间建筑后面,就是依托着灵台的夯土台,它向里面挖了一个密室。据记载,密室里面装的就是浑天仪。灵台顶上,是观测天象用的,“上平无屋”,上面是平的,没有房子,人们在上面观测。在密室里边,人就看着浑天仪。王鲁湘:浑天仪有天上的黄道。徐金星:平台上的人看天体运行,“昴星始现,昴星正中,星移斗转……”密室里就看浑天仪,刚好完全吻合。他们的分工非常明确,几个人观测太阳,几个人观测月亮,几个人望天象,几个人观测星星,当然,有一个管理这一切的人,叫台丞。王鲁湘:就是气象台长。徐金星:对。这个灵台机构规模巨大,分工明确,在那个时候应该是代表世界天文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了。东汉在洛阳城定都,总共经历了196年。与早年的辉煌相比,东汉后期皇室衰微,朝纲败坏,民怨四起。并州牧董卓此时趁机作乱,挟持汉献帝,自为相国,权倾朝野。他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还胡作非为,放纵西凉士兵冲入民宅,强掠财物,奸淫妇女。洛阳城中民不聊生。公元190年,各路军阀纷纷起兵,联合讨董。董卓于虎牢关大败,决定逃往长安。临行前,他下令将洛阳的宫殿、宗庙、官府、民宅尽皆焚毁,又让大将吕布掘开帝侯公卿的陵冢,盗取墓中珍宝。可怜昔日赫赫东汉帝都,顷刻间化为一片焦土。然而,汉魏洛阳城的故事并没有因为一个董卓而结束,相反,一座更大更恢宏的洛阳城即将在这片废墟上巍然立起,继续书写它惊世的沧桑。三、魏晋风骨汉魏洛阳城复原图汉魏洛阳故城自西周始建,历经多次修缮与扩张,在东汉迎来了它的第一次辉煌。东汉光武帝刘秀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皇帝之一。史称其才兼文武,豁达有大度。关于他,有这样一则故事:一天,刘秀游猎晚归,夜入洛阳上东门,虽举起了火把亮明了身份,却仍被守门侯官郅恽以“夜晚看不清楚”为由拒之门外。光武帝无奈,不得不改由中东门进入。事后,刘秀非但没有惩罚郅恽,反而因为他忠于职守而重用之,相比之下,管理中东门的官吏却受到了处罚。从这件小事,足见刘秀是一位深明大义的君王。在他的带动下,东汉的经济迅速恢复,民众安乐,史称“光武中兴”。作为这一盛世的国都,洛阳不仅经济繁荣,商业兴旺,而且文化昌盛、人才荟萃。公元67年,印度两位高僧以白马驮经来到这里,把佛教文化正式带入中土,其影响更是不可估量。总之,东汉洛阳城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为繁华的一座东方大都会。然而,“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东汉末年,汉室衰微,董卓一声令下,将帝都洛阳付之一炬。此后群雄并起,战火不断。公元220年,三国枭雄曹操在洛阳病故,结束了他长达20多年“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当政岁月。他的儿子曹丕继承魏王王位,继续把持朝政。经过一番准备之后,曹丕为完成父亲遗志,上演了一场“禅让”的闹剧,逼迫汉献帝让位,自称皇帝,建立了魏国。他依旧把国都定在洛阳,并开始在废墟上重建都城。可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曹丕代汉45年后,同样的闹剧却反过来发生在了他的子孙身上,曹魏家业连同他们苦心修筑的洛阳城,尽皆改姓了司马。最终,西晋结束了这场乱世纷争,天下重新在洛阳城归于一统。东汉末年,遭受了董卓之乱的大劫难后,都城洛阳已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公元220年,曹丕代汉,开始重建洛阳的宫殿府第。由于当时尚处三国时期,魏忙于对吴、蜀作战,洛阳宫殿的建设也进行得较为缓慢。直到公元234年蜀国丞相诸葛亮去世,战事稍缓,曹丕之子魏明帝曹叡才开始大修洛阳宫。曹魏时期的洛阳城在规模上继续沿用秦汉“九六城”的形制,只是为了军事防御的需要,在城市的西北角修建了一座城中之城,这便是著名的金墉城。(图6,)金墉城平面示意图王鲁湘:徐先生,这条路应该不是一条普普通通的农村土路吧。徐金星:对,这是金墉城的西城墙,高的那个地方是金墉城的西北角。它宽250米,南北长1000米多一点。王鲁湘:一公里左右,那也不小了。徐金星:在它的中间从北向南依次分成了三个城,甲城、乙城、丙城,北边的甲城位置最高,城墙最为坚固,当时在军事防御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王鲁湘:它正好是依据这个地形而建啊,你看这个地势是一个台地。徐金星:这个城的位置高亢而险要,城墙固若金汤。而且这个城墙很有意思,它每隔那么一段,就会有突出的一部分。王鲁湘:马面?就是防御工事吧。徐金星:是的。当地老百姓叫炮台,啥意思呢,打仗的时候,下面的敌人要是攻城,上面的人可以从旁边来射箭。王鲁湘:从几个角度来防御,就增加了防御面。魏明帝修建金墉城,是效仿他的祖父曹操在邺城西北角修建铜雀三台的做法,主要就是出于屏障宫城、避险防乱等军事考虑。但是,在它建成后的日子里,这些功能并没有得到发挥,高大坚固的城墙,反而让它成为了一座颇为特殊的监狱。徐金星:因为洛阳城里残酷的政治斗争,甚至改朝换代等,有些皇帝被罢免了,有些皇后被废了,而废后、废主有时候就被幽禁到金墉城里。王鲁湘:哦,就是离宫别馆。徐金星:有这么个意思。西晋代替曹魏后,就把那些失败的曹魏皇室、宫人都幽禁在这里。西晋一朝,它的“八王之乱”,也是乱得不可开交。在此期间,失势的皇后、皇帝,也会被囚禁在这儿。像著名的贾南风45,也曾被囚禁在这里。公元249年,司马懿在洛阳发动政变,掌握了曹魏的军政大权。后来司马师废魏主曹芳,迁于金墉城。司马炎重演“曹丕代汉”的旧事,逼魏帝曹奂“禅位”,也将其幽居于金墉城。公元280年,西晋灭东吴,终于结束了多年的战乱,实现一统。魏晋时期,虽然全国局势动荡,但国都洛阳并未遭战乱破坏,出现了一个近100年相对安定的繁荣期。经济复苏,文化也随之兴盛,“三曹”、“建安七子”46、“竹林七贤”47和“金谷二十四友”48等都是驰名一时的文人,他们的名篇名作,结合前朝东汉的众多文学成就,留下了“汉魏文章半洛阳”的美谈。《建安七子》画徐金星:有句话叫“汉魏文章半洛阳”,汉魏时期的天下文章,有一半都在洛阳。王鲁湘:而且这个地方的文人一出现,都是一窝一窝的,像蘑菇一样,一般是一个集团或是一个家族,比如曹氏父子三人,围绕在他们父子周边,有一个“建安七子”,这就是一个文人集团。然后“竹林七贤”又是一个文人集团,“金谷二十四友”,又是更大的文人集团。另外还有左思兄妹。徐金星:左思是当时的一个著名文人,他老家本来是山东的,后来他妹妹被晋武帝招到宫中做了妃子,全家就跟着来了。左思到洛阳一看,觉得洛阳城实在是了不起。王鲁湘:好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乡里人进城一般。徐金星:他本来就很勤奋,也很有才华。到洛阳以后,他又接触了好多文人,增长了很多见闻,看到了很多书籍,所以他用了十年功夫来写《三都赋》49,因为当时刚刚统一。王鲁湘:三都就是他路上看过的三个都城。徐金星:他的《三都赋》写成之后,洛阳富豪之家竞相传抄,留下了“洛阳纸贵”的美谈。在完成统一大业后,晋武帝采取了一系列开明政策,让百姓逐步摆脱了多年的战乱之苦,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史称“太康之治”。当时的国都洛阳,百姓丰衣足食,夜不闭户,安居乐业,有“天下无穷人”的说法。徐金星:西晋统一三国以后,在一段时间内国家比战乱时期富裕。尤其在晋武帝的时候,有一个短暂的繁荣期。这时的富豪非常多,竞相穷奢极欲,特别著名的就是王恺、石崇斗富。王恺是晋武帝的舅舅,晋武帝在背后支持他去和石崇斗富。比如有一次,王恺拿出一株珊瑚树来向石崇炫耀。石崇一见,就拿出铁如意把它打碎了。王恺很愤怒,说我这么一个宝贝你竟然打碎了。石崇说你这珊瑚树没啥了不起,于是给王恺拿出了三四棵,比他的还高大,让他随便挑。王鲁湘:可见石崇金谷园里头藏的珍宝已经赛过了皇宫,因为晋武帝司马炎偷偷从宫里拿东西交给王恺,让王恺拿着去和石崇斗富。最后王恺还是败在石崇手里了。徐金星:他实在是太富裕了。石崇斗富的故事在今天可以被当成一场笑谈,但在当时,就连皇帝本人都参与到这种攀比斗富之中,可见西晋的王公贵族们,生活是何等的骄奢淫逸。可能是天不怜见,就在司马氏的皇位还没有坐热的时候,一段中原历史上最为黑暗的岁月正悄悄来临。司马炎统治后期,生活极度奢靡腐败,后宫嫔妃竟多达万人。公元290年,他在洛阳驾崩,白痴太子司马衷继承皇位,凶悍妒妇贾南风贾皇后把持朝政,导致皇族为争王位骨肉相残,同室操戈。这一阶段被称为“八王之乱”50,司马氏的统治由此走向衰落。不久,西晋便告灭亡,古都洛阳再次毁于战火。此后,在长达120多年的时间里,中原成为了北方少数民族逐鹿的战场,直到鲜卑族统一北方,建立北魏政权,洛阳城一直是纷纷扰扰,没有宁日。四、北魏洛阳城北魏王朝是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鲜卑族拓跋氏建立的政权。公元439年,拓跋氏统一中国北方,国都最初定于平城,也就是现在的山西大同。崇信佛教的他们在这里开凿了大气磅礴的云冈石窟,却无法阻挡北方柔然人的经常南侵。当时,幼年登基的孝文帝拓跋宏看到国都不断受到威胁,危如累卵,亲政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将国都迁往黄河南岸的洛阳。公元493年,他亲率大军和文武百官以进军南下,统一南北为名,迁都洛阳。这一举动,让这座饱受磨难的千年古都再次繁盛起来,并且其辉煌的程度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北魏是在汉魏洛阳故城建都的最后一个王朝,因而现存故城遗址的规模布局也基本为北魏所留。通过考古发掘,人们惊讶地发现,北魏洛阳城的形制较先前发生了重大改变,一座令人难以置信的城池显现了出来。徐金星:北魏人把原来汉魏晋的洛阳城放在中间,在四周又筑了一个大城。这个大城了不得,综合书上记载和我们考古发掘的情况,这个城东西十公里,南北十公里,总面积将近100平方公里,可以说是近代之前世界范围内最大的都城。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开始重建洛阳的城池宫殿。为了树立他正统王朝继承者的地位,取得中原汉族的支持,北魏的宫殿、宫城的规模与形制,基本沿用魏晋旧制。宫城正门称为阊阖门,宫中正殿称为太极殿,均是曹魏时期的旧称。公元2001年,考古工作者在汉魏故城宫城的南端发现了一座保存尚好的大型城门遗址。当地的村民曾把这里称为“午门台”,它的北面正对着宫中正殿太极殿遗址,而南面则是已探明的御道“铜驼街”。各种证据都表明,这里就是当时北魏王朝的宫城正门阊阖门。阊阖门原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天门”,古人用这个名字来象征帝王的威仪。从文献记载中得知,北魏阊阖门城楼高大,门外巨阙双立,巍峨壮观,是帝王举行重大礼仪活动的场所。北魏洛阳城门复原图王鲁湘:看这城门很雄伟啊。有东阙台、西阙台、阙间广场。徐金星:阙边上有城墙连着门,门有三道。这上面有个很雄伟壮观的殿堂式城门楼子。王鲁湘:这其实就相当于明清紫禁城的午门,午门也包括一个这样的广场,而且也是举行非常重要的国家大典的场所。皇帝登基,接见四方朝贡,都在那个地方。它主要不是用于防御,它的礼仪性要大于防御性。这个城阙给人一种很威严的感觉,进到这个地方来以后,假如没有这两个阙形成的阙间广场的这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帝王的威严就体现不出来。而人一进到这里,突然一夹一抱,三面全是高大的建筑,帝王的威严就体现出来了。徐金星:高大的殿堂式建筑,巍峨的双阙,加上一个相对封闭的广场,那是非常威严的,所以它这个设计,就是为了显示帝王或者皇家的威严。王鲁湘:这是礼仪建筑的一个重要的精神意义。在阊阖门以北的宫殿遗址群内,考古发现的夯土台基多达二三十处。其中有一处台基,规模巨大,比附近地面高起约2米,而其位置就在阊阖门的正北。当地村民称这里为“朝王殿”,也就是传说中的“金銮殿”。经确认,这里就是当年北魏宫城中最为雄壮华丽的太极殿。王鲁湘:太极殿的遗址,就剩下这点土堆了。实际上我们现在所站立的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泱泱帝国的中心啊。徐金星:对。王鲁湘:洛阳居天下之中,太极殿又居洛阳之中。从太极殿向南望去,正是阊阖门遗址,而阊阖门再向南,则是当年城中的御道铜驼街。这三处遗址由北向南串列在同一条直线上,给人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当年设计建造这座城市的人们,一定已经有了城市中轴线的概念。王鲁湘:我一直在琢磨,这么大的一个都城在规划的时候,它一定有一条子午线。子午线要取南北两个坐标,然后把这条子午线联系起来,整个都城才能由此展开它的布局。所以我在想,这个子午线的北端应该是黄河的孟津渡口,南边应该对着一个山,是嵩山吗?徐金星:应该是嵩山的余脉。嵩山在洛阳稍微偏东南的方向,它有座余脉叫万安山。这个山正好有个很大的缺口叫大谷关,是洛阳八关正南边的关,它正对着那个关。王鲁湘:它是以万安山大谷关的关口作为南边的坐标点,然后过邙山取一个黄河的坐标点,就成了这条子午线。徐金星:一个城市形成中轴线,有一种说法就认为是从汉魏故城开始的。你看西汉的长安城就没有中轴线。王鲁湘:对,它的宫城偏西北角。徐金星:从汉魏故城开始就逐渐地形成了中轴线:从宫城太极殿,向南穿过宫城的正门阊阖门,再向南走,穿过内城的正南门、宣阳门,这就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中轴线。这应当是非常宏伟的,而且中轴线形成之后,隋唐的长安城、洛阳城,北宋的东京城,元明清的北京城就是这条中轴线的延伸。由此可见,北魏洛阳城在中国都城史上,有承前启后的重大作用。王鲁湘:中轴线布局使都城有了一个对称、平衡且符合等级秩序的平面结构。因为有了中轴线,我们才能有尊卑之序,才能安排左和右的区别,才能实现《周礼·考工记》里头所设想的营建都城的理念。《周礼·考工记》中记载日本熟妇乱妇熟色a片在线

                      己的部分删改了。傅吾康:《明史资料介绍》,第18页。?尽管这个法令颁布的准确时间不得而知,但在1645年后,苏州、常州、镇江、松江、杭州、嘉兴和湖州的当地士人不能在京城拥有高官却是事实;只是到了1660年6月这项法令才被正式取消了。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103页。?朱希祖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前言”,第1页。?1645年为江南秀才举行了乡试,考官为刘肇国(湖广人)和陈可拱(北直隶人),试题选得很稳妥。第一题是“其养民也”,取于《论语·公冶长》:“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第二题是“君子而时”,取于《礼记·中庸》:“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小人而无忌惮也。”法式善:《清秘述闻》第一卷,第1页。行己也恭,事上也敬,这种责任伦理显然是王朝当时的要求。?朱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前言”,第1页。在16世纪和19世纪之间,海宁陈氏家族共出了208名举人、进士和三名大学士。参见《清代名人传略》,第906页。满族入侵本身也许促进了这种地区差别。各个征服王朝一向都是喜欢北人甚于南人。例如,在拓跋氏的王朝后,北南之间的敌意变得愈益显著了。从此以后,北人俗称南人为“岛夷”;而南人则称北人为“索虏”,因为农奴常将其头发缠成辫子。芮沃寿:《隋朝》,第28页。据陈洪范在1644年10月所称,特别是北京的北方籍的降清官员总是闭门不出,由于害怕被斥为明朝叛臣而不敢与南人有任何联系。陈洪范:《北使纪略》,第120页。?军官的才能或许更受朝廷欣赏。这里所说的长于政务者与长于礼仪者两类人之间的区别,乃是根据《周礼》中的“六艺”划分的,即射、御、数为一类;礼、乐、书为另一类。?关于官阶的变动,参见孙甄陶:《清史述论》,第16—21页。?谈迁在《北游录》第375页中对举人有过描述。1644年,所有的参将都普迁为侍郎。然而,其中许多正在京城之外作战,其职衔不过是一种荣誉。但是,早在1638年皇太极任命的满汉参政们实际上掌握着各部以及都察院与理藩院的实权。因而,内三院的大学士绝大多数是汉人和汉军旗人,而新的官僚体制中的上层官位则是由满人与汉军旗人所占据。在省级官僚中,汉军旗人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在1646年,任命了八名巡抚,其中三名是普通汉人,五名是汉军旗人;在1644年至1645年任命的九名总兵中,有三名是普通汉人,六名是汉军旗人。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2—33、42—43、93页。?《世祖实录》第六卷,第69—70页。多尔衮对“衙蠹”的痛恨可以与明太祖对吏胥的猜忌相比拟,虽然不如他那么酷烈。史墨的《朱元璋反对贪官污吏的经验教训》对此论述甚详。?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二部分,第17页。?《世祖实录》第五卷,第55—56页。同时,多尔衮警告说:“各官宜痛改故明陋习,共砥忠廉,毋朘民自利,我朝臣工不纳贿、不徇私、不修怨,违者必置重典。凡新服官民人等,如蹈此等罪犯,定治以国法不贷。”参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263页。1644年6月28日,根据范文程的建议,紧接着又颁布了一项措辞严厉的法令,声称对于那些被指控受贿的官员将严加惩罚。范常言:“天下治安,惟在得贤。庶官有一眚者,悉请湔擢。”同上书第一卷,第414页。6月28日的法令见李光涛编:《明清档案存真选集》“初集”,第6页中有复制件。?《世祖实录》第五卷,第58页。根据当时人说,顺治朝廷的鞭刑使用比崇祯朝还多。顾诚:《论清初社会矛盾》,第157页;另见吕元驄:《1640—1660年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69页;莫特:《中国专制主义的发展》,第40页。?《世祖实录》第五卷,第52页;又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0页。?《世祖实录》第五卷。朱姓是明朝皇族。?根据一个朝鲜目击者的报告:北京周围的乡村由于1644年的清军入侵而惨遭蹂躏。城市周围几百里内所有的田野都遭到了战马的践踏,以致寸草不见。在城内,劫掠、盗窃与谋杀常常发生,人们对此已是司空见惯。由于他知道,清朝可能要向朝鲜人征求米谷,所以,他在给其朝廷的报告中特别谈到了京城的仓廪或是空空如也,或是只剩下一些腐谷了。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34—3735页。但是,不久,新政府便能充实其仓储了,所以赈济制度也恢复了。吕元驄:《1640—1660年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23页。?《世祖实录》第五卷,第59页。?同上书第五卷,第58页。关于宋权的赋税改革建议,见琴川居士:《皇清名臣奏议》第一卷,第1—4页;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9页。卫周祚也强烈要求减轻赋税(这里他的名字误写为“周寅”),见《皇清名臣奏议》第一卷,第16—18页。?关于满人准备回辽东的“谣言”,最初也许是由那些想回辽东故土的旗人首领们所制造的。阿济格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他告诉多尔衮,他们在辽东攻占汉民区时所遇到的那种至今仍为之至为懊悔的种族对抗,今天又出现了;他担心有朝一日汉人会推翻满人的统治,并将满人统统杀光。因此,对他们而言,回到山海关或盛京比留在燕京要好得多。多尔衮根本不赞成这种看法。他说,而今民心未定,在此紧要关头轻易抛弃北京、返回东土,是不行的。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4—11页;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35页。?《世祖实录》第五卷,第59页。?同上。?《多尔衮摄政日记》,第5页。?李佳白《北京的第一个满洲皇帝》中记述甚详。?《世祖实录》第八卷,第2页;又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5—56页,尽管多尔衮自己或许没有意识到这个概念,但是他的顾问们自然知道“正闰”和“伪定”在编年史上的含义。前者被汉代史学家用来评价秦朝,它统一了中国,但又如此短命,以致不能认为它合法地据有过“天命”。第二种是宋代学者周密所提出的,指像隋这样的王朝,虽然它结束了分裂,实现了统一,但由于不行德政,所以不能维持长久的统治。用方孝孺的话说,这样的王朝只有“变通”,但没有维持统治的合法基础。克莱默:《周密和修端》,第11—16页。?次年,在清政府命令顺天府各州、县派100名匠人去修建宫殿后,居民们才进一步确信,清廷意欲久居于此。嵇璜:《皇朝文献通考》第二十一卷,第6页。?郑天挺:《清史探微》,第66页。?昭梿:《啸亭杂录》第二卷,第11页。17世纪20年代,满人使用了宦者,特别是在贝勒家。1621年努尔哈赤命令贝勒,他们家中的男仆要自幼阉割,以防他们与宫女发生性关系。郑天挺:《探微集》,第94—95页;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22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40页。清朝沿袭了明朝御史制度,并通过把给事中并入都察院,从而实现了监察与规谏功能合一的发展趋势。每个汉人御史相应地配有一位满人御史。贺凯:《明代的监察制度》,第28—29页。?《贰臣传》第六卷,第67页;琴川居士:《皇清名臣奏议》第一卷,第5—8页。整个1644—1645两年,西山的“土寇”使从山西运来的煤船无法抵达京城。为首者名叫刘自升(按应为刘自什——译者)。政府派了1300名人马,奔赴该区,将刘自什擒执处决;并责令各处乡长维持地方秩序。《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又见谢国桢:《清初农民》,第52页。?《世祖实录》第六卷,第69—70页;又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一辑,第152页。废除加派,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但它或许有赖于政府盐税收入的多寡。在清统治初年,政府大约一半的盐税收入是在内务府中任官商的山西商人所缴纳的。山西商人在清征服初期的财政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中最重要的山西商人是范永斗,其家族与满人和蒙古进行贸易达八世之久。在成为内务府皇商之后,范永斗及其家族获允在科尔干(即张家口)建立了王侯般的府第,并在大发横财。除了贸盐之外,范还与外商进行交易。韦庆远和吴奇衍:《清代著名皇商范氏》,第1—2页;佐伯富:《山西商人》,第282页。在理论上来说,明朝额外加征赋税或许已经被废除了,但事实上许多地区仍在征收。1654年8月11日,湖广总督祖泽润的一份奏报很清楚地表明,三饷仍在湖南征收。故宫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一辑,第55页。应当注意的是,新政府废止衙门额外摊派的希望是多么的不现实。在15世纪晚期,大多数在京供职的官吏都享有俸禄。在16世纪70年代,他们的俸禄有了一些增加。但是,所增极少。他们的薪俸虽然增加了,但它仅仅相当于上涨的物价。几乎所有的政府官吏都不得不寻找其他财源。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75—176页。?“明朝政府的财政制度反映了这样意图,即在其技术水平尚未达到这种集中程度之前,就要为这个庞大的帝国强行建立一个野心勃勃的集权制度。”黄仁宇:《16世纪中国明朝的税收及政府财政》,第313页。?黄仁宇:《16世纪中国明朝的税收及政府财政》,第322页。?例如,开垦荒地、复民旧业的整个计划是那些被派往农村,并非常熟悉明朝制度和地方状况的前明官员提出来的。这是一个出自合作者的、自下而上地提出的政策。参见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垦荒政策分析》,第115页;又见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二部分,第11—12页。?参见刘子健:《宋代中国政治保守主义的根源:行政问题》。?在次年孙襄转到吏部任同样职务时,也表现出了在合理化建议方面的同样才干。他建议,应对各级行政机构进行正规的管理,以鼓励人们安于职守、尽职尽忠。他也向上奏请,那些驱赶民众流离失所,并抢夺其财产的守军应当受到处罚。见何绍基:《安徽通志》第一九○卷,第1页;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四八卷,第8页。?《贰臣传》第五卷,第23—24页。?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四六卷,第16页。?1644年以后,清政府对两淮盐场的政策,既有守旧的一面,又有改良的一面。新政权在制定盐法时还是以明朝制度作为根据的。同时,通过废除纳银入边、换取盐引的制度(许多人不赞成这一制度),使官营制度合理化了。但是,清政府也鼓励商人投资,对船商采取更受欢迎的政策,尽管直到三藩平定之前,政府的各种捐税一直是盐商的一个沉重负担。最后,在1667年,新统治者通过任命24名富商为“总商”,负责盐场到汉口这样的销售中心的食盐贩运,把鼓励与支持盐商的愿望,与控制食盐运销体制的需要结合起来了。墨子刻:《清朝政府的商业组织能力》,第24—25页;王思治、金成基;《清朝前期两淮盐商的盛衰》,第2—3页。至于山东盐区,可参考韩素瑞:《1774年山东王伦起义》,第20页。?嵇璜:《皇朝文献通考》第二十六卷,第3页;第二十八卷,第1页。?《世祖实录》第十七卷,第202页。?唐棣:《略论清代的地丁制度》,第46页。?《世祖实录》第二十五卷,第302页。1644年上谕:尔后每三年进行一次户籍与财产登记,以代替以前的每十年一次的做法。由于没有多少材料需要编改,1647年后,编册改为每五年一次。参见贝蒂:《中国的土地和宗族》,第73页。?《赋役全书》最终是被编成了,但实际上它更是一种对赋役额数的重新估定,而不是一次彻底的全国土地清丈。遗憾的是,历史学家仍然未能在档案中发现1651年前任何一年的政府收入统计数字。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管理》,第121—122页。?李华:《清代前期赋役制度的改革》,第102页;新政府也临时发行过纸币,但它仅仅通行了10年左右。王业键:《1644—1850年中国货币制度的演变》,第470页。?由于政府的预算出现了赤字,因而清朝初年多尔衮亲笔写信给朝鲜国王请求援助,便不奇怪了。例如:1644年冬,他写道:“适军需孔亟,尔今秋量所得米粟,可运送燕京,以助国用。”《世祖实录》第七卷,第79页。米粟运至的时间是1644年9月5日。?顾诚:《论清初社会矛盾》,第157页。?清军与北京前此的占领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严禁抢劫;如果旗人偷窃财物或在纠纷中杀人,那么他们将被迅速严惩。清朝驭军甚严。如果有一人被杀,就要让十名士兵偿命;如有一狗被杀,则以一名士兵偿命。参见陈济生著:《再生纪略》第二卷,第33—34页。?尽管天花非常容易蔓延,但它“越过”大路、河流或运河却常需要一些时间,因为这些地理上的特征,同时也是职业或生活习惯相同的社会集团的自然界限。种族分离,例如清人的那种做法,可以大大降低感染率,特别是在他们自己免疫力较高时。狄克逊:《天花》,第301—316页;麦克尼尔:《瘟疫与人类》,第146、194—195页;德乌特希曼:《天花的生态学》,第7—8页;尼古拉斯:《女神西塔拉与孟加拉的天花》,第25、34页;兰格:《詹纳之前的天花免疫》,第112页;邓斯坦:《明末流行病》,第32页。中国有一种把天花屑片吹入鼻子以获得免疫力的办法,这在16世纪已很流行。李约瑟等:《中国古代的卫生学和预防医学》,第466页。?多尔衮死后,这种严格分隔便松弛了。代之而起的是,当一户染上天花,官员便把房屋周围80步以内封锁起来,不准任何人进入疫区。1655年又有一场严重的流行病,但政府设法将它控制于南海城区,不准任何人出入,直至此病消失。谈迁:《北游录》,第355页。关于成立一个特殊防区的效果的讨论,参见马奉琛:《清初满族与汉族的社会和经济冲突》,第348页。?《世祖实录》第七卷,第88页。?《皇朝文献通考》第二十一卷,第14—15页。清室诸王的代理人如同前代太监们所做的那样,在北京城门继续征收关税,即使是只携带一袋米进城的农民也得于此交税。参见吉斯:《明代的北京》,第28页。?马奉琛:《清初满族与汉族的社会和经济冲突》,第347—349页。只要旗人统治着社会,汉人便会想办法冒充满人。在东北尤其如此。这里的移民们一直在努力归化为满人。在20世纪拉铁摩尔便遇到过这种人。他认识一个河南人,年轻时去了东北,并学会了满人一切行为举止习惯。当拉铁摩尔问他的儿子——一名军官,为什么他的父亲说话像一个满族人时,他回答说,他父亲年轻那会儿,一个“明人”想在这块地上发迹是十分困难的。满人把持一切,而且迫害明人。在齐齐哈尔、他的居住之处,有一个每年两次的驱逐明人的习惯。所有渗透进来的汉人都有可能被赶走,并且常遭鞭打和抢劫。当然,许多人回关内了,但是只有模仿满人,学得与他们一模一样,才有安全感,不被发现。所以,在我的父亲学会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之后,便加入了八旗,并与一位满族姑娘结了婚,而且始终受到与满人一样的待遇。在我长大时,做旗人已没有什么好处了。因此,我便变得与同时代其他年轻人一样了。参见拉铁摩尔:《满洲里》,第62—63页。?《世祖实录》第十九卷,第241页。这一命令颁

                      ,临了还得从头到脚给你扎针活络筋脉,那叫一个累啊!”身上不知何时已被扎满了银针,林岳这小子随身带针的习惯倒也挺好,不然这荒山野岭哪里去找这些专用器械。此刻我才感到浑身酸麻胀痛,勉强撑起一看,体表竟壮观地插满了银针,林岳已将我变成人形仙人掌了。“亦凡,别乱动,小心点,你现在身体虚。”晖儿柔声道,她的眼睛隐隐有些红肿,明显有哭过的痕迹。我横躺在越野车的车厢后部,大家撤去了座椅,空出一个不小的空间,从车窗望出去,依旧是山谷附近。“刚才到底是怎么了?”我颤声问道,却发现自己的声音响亮的不像一个虚弱的人。“就是这东西折腾的。”耿婆伸手拿起一块木制的东西,“墨家的木甲术。”这东西我曾在黑魆兵的身后见过,但形状似乎小了一圈,而且已是残破不堪。随着耿婆的话语,情景一转,之前的情景一幕幕回放了起来,所不同的是,我的视角转作了旁观。林岳弄出汽油树之后,我微微一笑,金属刺球出现在空中,只要它们在汽油树造成的可燃性气雾中相碰造出火花,那些黑魆兵就会立刻被火焰吞噬,这就是耿婆之前和我们交待的战术。但是我们都没有注意到,一个毫无声息的黑影自地下接近了我,所有人的注意力集中在面前的战局上,根本没有发现我身后的地面上悄悄钻出的东西。那东西微微一弹,准确地附在了我的背后,八根锐利坚韧的竹条八爪鱼似地扣入背部肌肉,猛然收紧。这一刻正是我挥出金属刺球的时候,也就是这个改变使得我将攻击目标转向了林岳。那木制的东西里似乎包含着什么机括,随着我能力和动作的变化,它有规律地发出咯咯的响声,每次响声后竹条便扣紧拉动,我的攻击也增强数倍。晖儿看到这个东西便高声提醒,却被我的攻击阻住,耿婆瞥见后眉头微微一皱,闪身在狴犴耳旁低语几声,而那时林岳则正在和我周旋。狴犴点点头,身子一抖恢复作家猫大小,一跃潜入黄土之中消失不见。驭金力量越来越狂暴,就在我和耿婆对决的那个时候,背后那东西突地出一些细缝。紧接着,我疯狂地爆发力量,地面的金属全部碎裂,隐隐的力量震得背后那东西顿时裂开了,但却没有脱离。狴犴悄悄从地下冒了出来,灵巧地掩到我背后,团身下蹲,猛地一扑,前爪狠狠地扑打在我背后的东西上,咯啦数声下那东西碎裂成了几块,八根竹条无力地挂在了我的背上。失去那东西的控制,我的身形变得有些脱力,开始晃动起来,也正是那一刻,我绝望地闭上了眼睛,完全没有看到空中动起来的金属碎片。它们的确是动起来了,但却不是攻击,只是纷纷落在了地上,发出叮当的响声。在这片响声中,我仰面倒在了地上…………“墨者非攻,怎么弄出这么阴狠的东西来?”拔去银针后全身无比舒畅,我恨恨地问道,“木甲术又是什么?”“木甲术是源自远古的一种精妙技术,远比墨家和鲁班的机关术更为古老。”晖儿低声道,“控制你的东西叫‘傀人甲’,原本是用来控制战俘为自己效命的机关,因为太过阴狠后来被木甲大师偃师先生废除了。”晖儿手中正拿着姜老所赠的笔记,看来她一定是查阅了那上面的记录资料。但墨家的后人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东西来对付我呢?照理我们从未谋面,更谈不上什么深仇大恨,唯一的解释也许就是利益驱动了。“剩下那些半条命的东西都让我给灭了,这些个家伙的确是大食国来的,估计是战死的,托了这里的沙土和气候的福,保存较好。”林岳继续道,“也是靠那种‘傀人甲’刺激神经系统才那么牛轰轰的,不过……”林岳伸出手掌,手心里放着一把草叶,隐隐有些黑黄。“灵火的痕迹,这上面还有人油。”林岳拨着草叶道,“这是在附近发现的,死的那个应该是墨家的人,动手的应该是莫曹。”利益是人们的共同驱动,如果说是莫曹他们找来的杀手却也在意料之中,但他大可不必将这个墨者杀了,即便是灭口,也显得有些过头了。只是不管如何,好在大家都平安,最重要的是没有酿成我亲手杀死妻子好友的惨剧。“调查这些只会浪费时间。”我恨道,“继续按原计划查探,要想太平,就必须先把这些潜在后面的混蛋挖出来!”……(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湖南湘西张家界,青岩山地域。西汉初年的张良,字子房,与萧何、韩信同被称为汉初三杰,被封留侯,谥文成侯。张良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传奇式的人物,据《史记》、《汉书》等史志典籍记载,他的先人曾五世相韩,自秦灭韩后,张良结交刺客,曾与樊哙在博浪沙狙击秦始皇。陈胜、吴广起兵后,张良聚集百余名少年投奔沛公刘邦。精通兵法的他善于出谋划策,深得刘邦信赖,曾称赞他能“运筹策帷幄中,决胜千里外”。然而,这位功名卓著的开国元勋在功成名就之后,却急流勇退,称病不朝,过起闭门谢客的隐居生活,直至汉高后三年去世。因此,张良的晚年活动鲜为人知,以至被人蒙上一层神秘色彩,而张良死后究竟葬于何处,也成为千古之谜。而我们的下一个目的地却正是这位兵法、数术名家的墓地。关于张良的墓地,人们曾有多种猜测。有人认为,张良墓地在今河南省兰考县,县城西南六公里的曹辛庄车站南侧,确有一座张良墓,高达十米,周围古柏环绕,郁郁葱葱,似有一定来历。据传说,刘邦死后,吕氏专权,张良便托病隐居于东昏县(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兰考)西南的白云山,死后就葬于该地。后世的戏曲、小说也有相似描写,说张良纳还冠盖,辞朝学道,刘邦追至白云山,张良幻化而去,从此不知下落。也有人认为,张良墓地在今山东沛县东六十五里的微山湖微山岛上,据唐代《括地志》记载:“汉张良墓在徐州沛县东六十五里,与留城相近也。”又载:“故留城在徐州沛县东南五十五里,今城内有张良庙也。”当初刘邦封侯的时候,曾许诺让张良“自择齐三万户”。但张良以在留城与刘邦首次相见为理由,要求封给他留。既然封地在留,死后葬于留城附近,应属合情合理的事情。这一看法以唐代文献为依据,且与史实较接近,也有一定说服力。还有人认为,张良墓地在今湖南张家界的青岩山。当地山水奇丽、林木清幽,是著名的风景区。据《仙释志》记载:“张良,相传从赤松子游。有墓在青岩山,时隐时现。”《陵墓志》也记载:“汉留侯张良墓,在青岩山。良得黄石公书后,从赤松子游。”邑中天门、青岩各山,多存遗迹。核以史实,张良确实曾在封侯之初,向刘邦说过:“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综合上述记载,张良晚年前往景色秀美的青岩山隐居学道,死后即葬于该地,应该是最为合乎逻辑的推断。何况,陈子浩他们留下的地图上也鲜明的标记了青岩山的所在。陈子浩等人对张良墓的图谋十分显而易见,由于之前他们一直是遵循着奇门遁甲这条脉络,那这位在奇门遁甲钻研史上最著名的子房先生就更不会被放过了。相传当年黄帝得到的奇门遁甲为一千零八十局,到了周朝为太公姜子牙改作七十二局,而这个张良张子房则将其简化为了十八局,即阴遁九局和阳遁九局。何况民间一直有传说,张良将一生的奇门遁甲精要研究都藏入了自己的墓穴,之所以布下三处墓穴葬地,正是效法“狡兔三窟”,以迷惑那时虎视眈眈的吕后。明白目的是一回事,可要想抢占先机则是另一回事,对于毫无头绪的我们来说,且不谈传说的真实性,单单这些精要书籍的线索,就已是扑朔迷离了。……“嗬,这菜辣的,我那喉咙都赶上大兴安岭火灾了。”林岳满头大汗地吃着,口中不住叫唤,“不过还真好吃,辣死也值得了,唔……”“慢点吃,就这吃法,迟早把你的胃弄坏了。”S倒没有嘲笑林岳的穷形尽相,反而递去一杯白水,细心地提醒着。从山谷回来林岳便一直嚷嚷着叫饿,一路海吃过来。他之前一直到现在的表现始终让我觉得有点奇怪,但又说不出为什么,终于在某次饭桌上我想到了症结所在。“哎,林岳,我记得你小子在学校里没这么大胃口啊。”我回忆着问道,“那时候你还不太爱吃水果,怎么,现在秋后算账一起吃个够本了?”“得……得了吧,我……我这叫体质特殊……”林岳嘴里塞满了食物,翻着白眼道。“体质特殊?你不属猪吧?”S白了他一眼,讥讽道。“体质的确特殊,是他的缘木能力害的。”耿婆微微笑着替他解释道。“缘木是一种借助自然变化来创造和控制植物的能力,对施术者来说体力消耗很大。”“就是,你们看我这么吃也没见长肉啊。”林岳捏了捏自己坚实的胳膊道,“唉,整一小细胳膊小细腿的,都给消耗了。”我们这才惶然大悟,难怪林岳在每次战斗后都会大吃大喝,一路食物不断,而且还特别注意随身携带的干粮补给。原来他是为了应付沿途的状况,注意给自己的能力补充动力。自那以后,S便不再嘲笑林岳,相反的,还时常会准备一些食物带在身边,以备林岳的不时之需。在古战场上,林岳在地下造成的那阵波动隐含了极其巨大的潜能,我很好奇,当时如果不是耿婆喝止了他,情形又会是怎么样呢?从知道林岳的能力开始,似乎没人知道这小子到底有多大能耐,但那千奇百怪的植物却又被他运用的巧妙自如。他的个性有些搞怪,每每采用的攻击方式都是刁钻阴损的,可真要细论起来,缘木能力的威力却是让我隐隐有些发寒的。虽然我并不知道自己究竟害怕哪一点。在这片风景如画的地域里,晚饭后最好的活动莫过于慢行散步,虽然我们落脚处附近并没有什么市集和景点,但对人来说亲近自然远胜于市井喧嚣。或许在自然的环境中,思维会变得更加敏锐,至少我是非常需要这样的环境来思考。黄昏的天色总是给人带来许多的遐想和感叹,也许是夕阳晚霞的色彩最容易触动人类大脑中的某根神经,世间多少骚人墨客为此留下了千古佳句。当然,这种雅兴和情调并不是人人都有的,最多也只会安然享受晚景而已。但眼前那些喜欢煞风景的除外。拐过一片幽静的树林,石板铺就的道路出现在面前,沿路观赏着周围的景色,林岳和S在一边低声谈论什么话题,不时地偷笑着。晖儿拉了拉我的衣角,似乎在提醒我什么,猛一抬头,不远处有几个路人迎面走来。不过是几个路人,晖儿未免也太过小心了,我正想笑着调侃她两句,视线却被那些人的行动所吸引,身边的耿婆也低低地“咦”了一声。那是八个身材高大的人,为首的一个穿着一身灰色的布衣,款式很像当地的农家服饰,脚下行走起来大有龙行虎步的感觉。在他身后的那七个人却穿着宽大的长袍,头上戴着个大大的斗笠,行动间有些僵硬,暮色中看着十分的诡异。更不可思议的是,我看不清那斗笠下的面孔,这并不是因为天晚的关系,而是他们的脸部都让一张画着朱砂印记的黄纸所挡住了。“湘西赶尸匠。”耿婆低声提醒道,“湘西赶尸,生人回避。大家都靠边,给他们让条道。”大家都是一愣,在现代社会这个名头有些生僻,但我们几个多少都有所了解,当下闪在一边给对方让出了道路。那些人很快便走过了我们的面前,为首的那名汉子大约三十多岁,身形魁梧,蓄着短髭,板寸头上刺毛林立,看着彪悍异常。我悄悄地打量了一下他身后的七个人,都是垂手而立,行动间似乎双膝并不弯曲,脚下向前直直挪动,看着像是在跳动一般,只是动作幅度并不大。“啊~~”S突然发出一声惊叫,满面怒色地盯着为首的男子,一只手探向身后。灰衣汉子嘿嘿地笑着,身后那七人全部停了下来……十八、辰州尸俑装潢古朴的包间内摆着一张矮小的木桌,上面满是精巧的茶具,两名男子隔桌相对跪坐。正在摆弄茶具的男子似乎十分熟知茶道,手法轻巧优雅,面上那亲切的笑容更是让人油然生出倾慕的感觉。在他对面的男子身形较为高大,即便是跪坐下来也比常人高出不少。这人看来十分普通,但却普通得让人有些害怕,因为你根本无法在这张谦和平常的面孔上窥出任何的情绪。摆弄茶具的男子提起水壶,用滚烫的热水在小巧的紫砂茶壶外均匀地浇了一圈,取过茶杯,以清茶洗涮。单掌托壶,缓缓倾出,一杯幽香四溢的茶水敬至高大男子的面前。“茶之道,深蕴而内敛也,嗅则其香淡雅,品则入口浓郁。”高大男子轻晃着茶杯道,“你浸淫茶道多年,怎么今天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茶道乃静心专一之道,心中愧意难当有如茶香外溢,故不能控也。”沏茶男子恭谨道,“莫曹欺瞒风爷,一直揣揣不安,自知难逃您的法眼。”“行事大气,有心胸,这是我欣赏你的原因之一。”高大男子品了一口茶水,“哦?这茶的功夫……”“雕虫小技,风爷见笑。”沏茶男子坐直了微一欠身,“莫曹只是以茶明志。”“鼻间茶香浓郁,茶水淡而无味,细品之下却是浑然一体。”高大男子点头道,“好个以茶明志!用嗅觉引导味觉,果然寓意深刻。”见杯中茶水已干,沏茶男子恭谨地又沏上一杯,那高大男子接过茶杯在鼻间细细嗅了一阵,一口呡下。“陈子浩的事我自会处理,你不必担心。”高大男子放下茶杯,身边突然蹿出一只金毛猴子,攀到桌上摇摆着走向茶具。沏茶男子微微一笑,又沏了一杯,递了过去,那金毛猴子大大咧咧地接过茶杯,竟也细细嗅了一阵,两爪托住茶杯呡了一口,即刻点着头冲高大男子唧喳地叫了起来。“能让我欣赏的人不多,能让它欣赏的人就更少了。”高大男子的脸上露出一丝笑意,“你,很好。”……S的惊叫声并不是无端而发的,当那汉子经过她身旁时,宽大的手掌在她臀部重重地摸了一把,那动作猥琐之极,但又快的惊人,以至于S完全没有避让的余地。“朋友,这是什么意思?”边上的林岳没有破口大骂,却一反常态地严肃道,似乎也看出那人的来路有些不凡。“么子意思?赶尸的道道忌讳女的,这妹子翘起屁股拦路,我只不过是教训两下。”灰衣汉子操着地道的湘音满脸生横道,“高声大气地炒哒我的客,这笔账倒要算下看看。”对方的态度霸道强硬,强词夺理的架势似乎在故意找碴,我隐隐觉得事有蹊跷,当下掩在了晖儿的身前。S早已按捺不住,听到那汉子口里不干不净的,更是恼火,刚想放出怀里的狴犴上前对付,却被林岳暗暗拉住。“算账?好啊,不过她是个女的,怎么也不能让朋友你坏了名声吧?”林岳微微一笑,“要不我陪你玩玩?朋友尽管划出道来。”“城里人细皮嫩肉的,就莫学哒讲么子江湖切口,倒你爷的胃。”灰衣汉子不屑道。哐铛几声,那汉子话音刚落,身后的七个怪人突然倒地,个个摔得四仰八叉,手脚挣扎摆动却站不起身来。也就是这么一摔,宽大的袍子耷拉在了身上,这七个怪人居然都是大腹便便,可让我惊异的是,他们隆起的腹部竟然是一般大小。地上不知何时长出了一片苔藓,闻声灰衣汉子转头间险些也是一跤,当即脚下一扎稳住身子。那汉子哼了一声,双脚交替探出,脚步诡异地游动了一圈,满地的苔藓尽数被他翻起,双手一抓一提,拎住地上怪人的衣领,几下将他们拽了起来。“急哒找死!”那汉子恶声喝了一句,身子晃动中,手掌翻飞地在七个怪人背后击打了几下,一阵梆梆作响后,那些怪人动作诡异地向我们直冲过来。“老婆子有些累了,你们陪他玩玩吧。”耿婆打了个哈欠,坐在了路边的石头上,翘起二郎腿悠哉地观起斗来。临近身边,那些怪人的手臂突地举起,平伸向前,宽大的袍袖中露出一双双惨白枯槁的手掌,十指上长着乌黑的长甲,像是猛禽的利爪一般。手臂抬起的位置恰到好处,在他们的逼近下,寸许长的黑甲全然是冲着我们的咽喉部位而来。“就知道是这一招。”林岳乐了,双手抖动了两下,几根粗大的树枝横劈了下来,狠狠地敲在了那些怪人横伸的手臂上。“梆梆梆……喀嚓……”一片响声后,那些怪人的行动被阻了阻,手臂却并未折断,

                      —美国第十航空队二十三大队,你的军衔嘛,我给你升成准将吧。至抗战结束,飞虎队共击落敌机两千余架,击沉或重创二百余万吨敌商船、四十余艘大型敌舰,自身只付出了约五百架飞机的代价。战果相当辉煌!本可在抗战结束后就完美谢幕的陈纳德,却在后来参加了内战,协助国民党与共产党作战。最后八卦一下。陈纳德不仅在中国战场上功成名就,还成就了一段传奇的婚姻——和原配和平结束,娶了一位小他32岁的中国姑娘。这个名叫陈香梅的姑娘,家世可不简单,她的外叔祖父就是“刺廖案”中死去的国民党左派元老廖仲恺。这个陈香梅也非常了不起,她个人的经历就是一段关于勇气和自信的传奇。陈姑娘后来跟老公去往美国,凭借祖先赋予她的优秀政治基因以及后天的努力,成为在尼克松、里根、老布什三任美国总统执政时期辅佐政要的实权人物。陈香梅甚至是美国人自己选出来的“全美七十位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一个亚裔女性能在美国政坛取得如此之高的成就,前无古人,后尚无来者。

                      驼峰航线

                      说完了旁门左道的草根陈纳德,再来看一看另一个美国人——出身名门正派的高富帅史迪威在干什么。史迪威在缅甸被日军打得大败,落荒而逃,到了印度才有空喘气。史迪威引以为奇耻大辱,输得十分不服气。于是,他对着撤退到印度的中国远征军新二十二师和新三十八师官兵发下狠誓:请你们相信我,美国援助很快就会到来,我一定会带着你们从原路打通滇缅公路,打回中国!史迪威不是放嘴炮,他还真跟罗斯福要钱要枪。搁在以往,罗斯福还真没有心情搭理史迪威。好在日本拿下滇缅公路死死掐住中国的咽喉之际,罗斯福听到了从太平洋战场传来的好消息。1942年6月,处于劣势的、重建的美国太平洋舰队顶住了倾巢而出的日本海军,取得了中途岛战役的胜利。由覆灭中国北洋水师而迅速崛起、因偷袭珍珠港成功而不可一世的日本海军基本完蛋。此后,日军的海上补给线也被美军切断,美军逐渐从日军手中夺回了对太平洋的控制权。被逼到绝路的日军使出了最后的大招——狗急跳墙。他们开始酝酿一个大的计划:“一号作战计划”。打算掐死中国以求生!中国危在旦夕。就在这时,为了让中国维持住对日本的压力,也算是卖史迪威一个面子,同时也是为了堵住蒋介石常常向自己抱怨美国援助不力的嘴巴。罗斯福出面牵线搭桥,出钱出力,一条空中生命线被迅速建立起来。这条空中生命线的起点在印度的阿萨姆邦,美国援华物资经海运到这里后,再由运输机运往中国。为了避开缅甸日军的地面防空炮火,这条空中运输线不得不选择一条不是路的路——飞越喜马拉雅山,飞越世界屋脊,开辟人类历史上最为艰险的航线!在接下来长达三年的艰苦飞行中,在飞虎队尽力反击日军飞机侵扰的前提下,美军仍牺牲优秀飞行员近一千五百人,折损飞机近六百架,就连中国航空公司仅有的一百架运输机也损失过半。为什么会这样?原来,当时的运输机受技术所限,其飞行高度根本不足以飞越世界屋脊,所以只能选择穿过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一个形似骆驼背脊凹处的山口,这条航线也由此被命名为“驼峰航线”。这一地区气候十分恶劣,强气流、低气压和冰雹霜冻使飞机在飞行中随时面临坠毁和撞山的危险。更何况还有日机时常过来骚扰袭击。好在付出的这些代价是值得的!之后三年中,平均下来每个月约有两万吨物资通过“驼峰航线”支援正在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罗斯福为了更好地“领导”中国抗战,他决定不把这些援华物资直接交给蒋介石,而是通过一个中间人进行分配。罗斯福的本意是借此拿住蒋介石的命脉,自己指东蒋介石不敢向西。想法挺好,但是他选择的这个中间人选,准确地说,是马歇尔推荐的人选——史迪威出了点问题。不是史迪威的身体出了问题,而是他的分配方案有些问题。这位老兄将大部分物资留给自己做反攻日军之用,剩下的物资则在无尽的争吵和钩心斗角中被他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给了他的美国同事陈纳德。史迪威本不打算拨给陈纳德,因为陈纳德老跟他唱反调。陈纳德主张以他麾下的美国空军为主力反攻日本,认为史迪威应该把大部分物资划拨给空军。史迪威则主张通过自己麾下的缅甸陆军向日本反攻,自己留下大部分物资的做法没错。表面上看是工作方案之争,实际上这涉及了功劳的大小和事业的前途,实属权力和利益之争,所以二人展开了激烈的内讧。史迪威很强势,陈纳德也不好惹,不仅把状告到了罗斯福面前,还联合蒋介石对付史迪威。史迪威最终只得服软,让出一部分物资。至于剩下的一小部分物资,史迪威拨给蒋介石用于国内的抗日战场。可就连名义上留给蒋介石自由安排的那部分,这位兄台还想拨给敌后战场的中共抗日武装一部分。尽管史迪威的出发点不错,他想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抗日,但他扶持共产党的行为却是蒋介石所不允许的。在蒋介石的全力反对下,史迪威援助中共抗日武装的事最终没有办成。两人之间本就因为缅甸远征军的指挥权而变得极不和谐的关系,更加势同水火。蒋介石多次要求罗斯福把史迪威给弄回去。弄回去的意思就是让史迪威滚,从哪里来,滚哪里去。史迪威也不是省油的灯,他通过老大——马歇尔,在罗斯福面前打了“花生米”若干次小报告,大概内容是“花生米”既不能治国也不能领军,对中国的现代化和国家前途也毫不关心,一切都只是为了搞个人集权,基本上就是个没有价值的废物……发展到后来,史迪威甚至还表示自己非但不会接受“花生米”的领导,还要代替“花生米”统率全部的中国军队!好在罗斯福是个明白人,知道这两人的私人矛盾是不能凌驾于世界反法西斯事业之上的。于是让史迪威和蒋介石多注意自我检讨、自我批评。罗斯福和完稀泥后,史迪威和蒋介石的矛盾暂时被压制下来。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

                      史迪威终于把钱和物资弄到了手,现在就差把这些东西花出去。于是史迪威找蒋介石要人:只要你能给我把人弄到印度来,我就给你训练出一支足以和日军对抗的精锐之师。但有一个要求,你给我送来的人不能是文盲,好歹得有些知识,最好还会说几句英语。1943年,蒋介石发表了著名的“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的演讲,号召大后方的青年学生投笔从戎,舍家为国。虽说后半句“十万青年十万兵”不一定是委员长的原创,但这并不影响蒋委员长在抗战豪言壮语排行榜上独占鳌头的地位,也不影响蒋委员长的演讲的强大感染力。广大爱国学生响应蒋委员长号召,纷纷弃学从军。短短一段时间里,就有近十万知识青年从军,未来的大历史学家黄仁宇也在其中。这些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唱着既文采飞扬又豪气干云的《知识青年从军歌》,走向了纷飞的战火,也走向了他们人生的一段辉煌:君不见,汉终军,弱冠系虏请长缨,君不见,班定远,绝域轻骑催战云!男儿应是重危行,岂让儒冠误此生?况乃国危若累卵,羽檄争驰无少停!弃我昔时笔,著我战时衿,一呼同志逾十万,高唱战歌齐从军。齐从军,净胡尘,誓扫倭奴不顾身!这批知识青年来到了陌生的印度,陌生的蓝姆伽。这里的条件甩国内好几条街——吃得饱,睡得好,全套的美式军装,连内裤都是进口的。全副的美式装备,一水儿的美国教官。很多时候,一个人的价值取决于他所在的位置。业务一定要跟专长相结合。史迪威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史迪威在缅甸当参谋长时,把军队指挥得一塌糊涂。若让他搞政治,成绩也未必会及格。但是,他绝对是一个一流的练兵专家。史迪威亲自上阵和年轻的中国军人一起摸爬滚打。他说:你们中国人拥有吃苦耐劳、逆来顺受的品质,能够忍受饥饿、长时间劳作、伤病和无聊,再加上先进的装备,我有信心把你们训练成第一流的军人,同世界上任何一支部队抗衡!新兵们虽然没有打过仗,甚至绝大多数人都没摸过枪,但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学习能力、接受能力很强。加之报国心切,平日的口号就是“打回老家去”,因此训练异常刻苦。孙立人的新三十八师、廖耀湘的新二十二师以及这支青年军被整编为新一军。在长城、台儿庄和昆仑关等战场表现不错的黄埔一期生郑洞国任新一军军长。战场抗命的孙立人非但没有受到惩处,反而被任命为副军长兼新三十八师师长,廖耀湘仍为新二十二师师长。这支中国驻印远征军的总指挥自然是史迪威。史迪威现在粮草齐备,装备精良,手握自己亲自训练的十万集国恨家仇于一身的虎狼之师,于是再也按捺不住。他认为时机已经成熟,要反攻缅甸。孙立人当仁不让地成为了反攻先锋。孙立人在美国留学多年,受过美国正统军事教育,英语讲得也流利,和史迪威沟通起来全无障碍,史迪威对这个精干的中国军人非常信任。

                      缅甸大反攻

                      与此同时,为了配合史迪威从缅甸发起反攻,蒋介石抽调国军精锐并辅以报国心切的知识青年在云南建立起了第二批远征军——滇西远征军。卫立煌接替生病的陈诚出任司令,下辖六个军,争分夺秒地加紧训练。1943年3月,美国政府将陈纳德和他的麾下扩编为美国陆军十四航空队,陈纳德晋升为少将司令,但人们仍然习惯地称陈纳德手下的这支队伍为“飞虎队”。1943年10月,中国驻印军发起反攻,是为第二次入缅战役。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在极端恶劣的情势下与日军抗衡周旋,所赖者无非是用血肉铸就长城的决心、为自由和尊严牺牲生命的勇气。现在决心依旧、勇气依旧,而以前总是抱怨的问题也大都得到了解决——此时的中国驻印远征军拥有最先进的武器,打不尽的弹药,可靠的空中支援——变强的“飞虎队”,充足的后勤补给,一流的训练水准,已经是一支全新的中国军队。简单说来就是,中国驻印军的单兵素质已经超出日军精锐。后来,一个叫服部卓四郎的日本愤青(曾任陆军参谋部作战科科长),在其所著的《大东亚战争全史》中也承认了这一点。1944年7月7日,即抗日战争爆发七周年纪念日,郑洞国下令成功穿过野人山入缅的中国驻印军,对密支那日本守军发动总攻击。经过一个月的苦战,中国驻印远征军收复了密支那,日本最擅长山地丛林作战的十八师团全军覆没,师团长水上源藏少将拔枪自杀。到了这时候,中国军队消灭日军一整个精锐师团已经不再令人觉得惊奇,中国军队用自己的实力获得了世界的尊重!到了这时候,空中运输终于可以告别凶险的“驼峰航线”,直接飞过缅北上空。紧接着,新一军被扩编成新一和新六两个军,孙立人和廖耀湘分别升任军长,郑洞国则升任驻印远征军副总指挥。1944年5月,卫立煌下令战将宋希濂等人率滇西远征军分左右翼冲过怒江,十战松山,鏖战腾冲,三战龙陵,凭借这三场无比惨烈的攻坚战,几乎全歼日本最擅长山地丛林作战的另外一支部队——第五十六师团,收复滇西全部失土!第五军的精锐二〇〇师也随卫立煌参加了滇西反攻,算是告慰了戴安澜的在天之灵。继收复滇缅公路后,由中美工兵合作,为打破日军封锁,输送战略物资而修建的中印公路(即史迪威公路)通车,中国西南一带陆上生命线全部恢复。至此,第二次入缅战役结束!第二次入缅作战,中国驻印远征军伤亡一万八千余人,歼灭日军四万八千余人。滇西远征军伤亡六万七千余人,歼灭日军两万一千余人。中国军队总共付出八万五千余人伤亡的代价,歼敌近七万人,伤敌七万五千人。日军缅甸战场最精锐的两个师团一全军覆没(十八师团),一名存实亡(五十六师团)。中国军队收复云南全部领土,控制缅甸北部所有的军事要地。滇西、缅北从此不见敌踪。杀出个黎明第十章我们赢了

                      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

                      中日两国在缅甸战场鏖战时,中国国内的情况相对平和。毕竟日本国力有限,不可能在两个战场同时开打。因此,从1942年到1943年上半年,国内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战事。疲于奔命的国民政府终于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1942年年底,宋美龄趁机跑了一趟美国,此行最大的收获有二:其一,说服罗斯福增加对华援助。到1944年上半年的时候,美国对华援助物资上升到了每月近五万吨。其二,直接促成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原本罗斯福和丘吉尔是不想带蒋介石玩的,但宋美龄的外交运作起了效果,此二人觉得“有必要”跟蒋介石直接面对面地交流,这才有了后来开罗会议的“三巨头”——中、美、英。中国咸鱼翻身,确立了四大强国之一的地位——美、苏、英、中。法国被踢出了局,这在意料之中,毕竟一个开战不久就投降德国的国家哪有什么资格和价值。当然,开罗会议是1943年年底的事情了。1943年,就在蒋介石为能参加开罗会议而兴奋得睡不着觉时,国内国际战场都传来了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在冬天即将过去的2月,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以苏联红军艰苦卓绝的人海战术获胜而告终。入夏的5月,即驻印远征军蓄势待发反攻缅甸前夕,日军似乎是闻到了什么危险气息,遂抢先下手,向驻扎于湖北西部的国军发起进攻,意图攻入重庆灭亡国民政府,史称“鄂西会战”。而湖北宜昌境内的石牌要塞,这个从鄂西通往重庆的咽喉所在,正是日军攻击的重点。一千七百年前,三国历史上有名的“夷陵之战”就是在这里爆发。吴国的后起之秀陆逊,以少胜多,一举大败老前辈刘备。蜀国从此一蹶不振。一千七百年后,石牌的守将换成了同是后起之秀的胡琏。胡琏是陕西人,黄埔四期生,用兵“狡如狐,勇如虎”,是陈诚非常倚重的属下。此役,胡琏成功复制了陆逊当年创造的奇迹。他率手下第十一师以少胜多,守住了入川咽喉,逼得日军功亏一篑。此谓“石牌保卫战”。盛夏的7月,德军在库尔斯克会战中受阻。与此同时,盟军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登陆。欧洲战场形势逆转。金秋的9月,意大利眼见形势不妙,遂见风使舵,把自己的领袖墨索里尼给抓了,率先无条件投降。入冬的11月,日军为牵制中国军队反攻缅甸,“围魏救赵”的“常德会战”也打响了。从最开始的外围战,到后来的城郊作战,再到最终的常德守城战,中国军队寸土必争,视死如归,战事极为悲壮惨烈。11月15日,黄埔军校四期生、七十三军第五师中将师长彭士量,战死!11月20日,川军第一五〇师中将师长许国璋,战死!11月22日,黄埔一期生、常德城守将、七十四军五十七师师长余程万,率八千将士,开始了拖住三万日军十六昼夜,不到百人生还,余者皆战死的英勇历程!1943年12月1日。这一天,黄埔六期生、第十预备师中将师长孙明瑾壮烈殉国。这一天,守卫常德城的八千将士已所剩无几。这一天,后来击退日军收复常德的悍将张灵甫和方先觉(请注意此人)还在救援常德的路上左突右杀。还是这一天,中美英三国正式发表《开罗宣言》。煽情的话不用再多说。这一战役的具体过程可参见两部文艺作品,一是张恨水的小说《虎贲万岁》,一是电影《喋血孤城》。……总之,日本人的境况变得前所未有的恶劣。在欧洲战场,德国的战败已经只是时间问题了。在太平洋战场,中途岛之战后,美军太平洋舰队死死地封锁住了海上通道,缺乏舰船的日寇只能望洋兴叹。在东南亚战场,日军面对中国远征军的陆上攻击和美国的海上封锁,已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日寇本想向中国突围,却又在怒江受阻。至于中国大陆战场,面对坚守不出、大摆铁桶乌龟阵、铁了心要耗时间的中国军队,日军干着急却无处下手。德国再也伤不起,意大利又不给力,日本也等不起了。一旦德国战败,盟军就要围攻日本,日本就

                      上北京皇位之活动的老一代辽东汉军旗人退出政治舞台,就成了顺治十五年的标志。当这两个在一定程度上互相对立的集团,在1658年前后同时离开高层宫廷政治活动之时,顺治明显地感到那种已丧失了实质内容的旧政治模式,可能得到恢复。陈之遴及其同伴陈名夏毕竟一直代表着一种自我追求的小集团与以正义自命的文人理想主义的特殊结合,我们可以将此与明朝后期的党争联系起来。在一定程度上说,1653—1654年间的政治危机,就集中于他们那种恢复对皇帝进行自主的、并常常是英勇的道德判断的传统的企图之上。在东林党时期,这一传统以对个人进行清议品评的方式表现出来,宁完我及辽东“旧臣”抑制了这一传统的恢复。现在,看来皇帝已有可能重建明朝专制主义的构架,而不必冒他的臣僚结成朋党的危险了。随着陈名夏与陈之遴的下台,1658年8月13日,顺治改旧满洲内三院为内阁,正式重建独立的翰林院。11月6日后,不再将大学士派属某院,而是附于大内中两两相对的各殿:巴哈纳与金之俊为中和殿大学士,洪承畴与胡世安为武英殿大学士,等等。这些并非机构功能的标志,而是一种武断的指派,因为像明朝的内阁一样,新内阁真正的功能,是由各部来区分的。因此,各大学士由皇帝指派,分管指定的一个部曹的臣僚。并且,随着内阁日益成为内廷的秘书处,就像明朝的前任们一样,大学士被授权对各自负责的部门的奏章代皇帝票拟谕旨。大学士的治事权看来是恢复了。刚刚重建的翰林院的第一位掌院学士是王熙,他的父亲王崇简当时任吏部尚书。吏部当时正在进行官品改革,使满人与汉人的品级相对等,这样,在同一职位上的满汉官员现在有了同等的地位。后来在1659年,王崇简出任礼部尚书,并负责组织一次特殊的科举考试,以庆贺永历皇帝已逃到缅甸的喜讯。一般说,让父子同时出任如此敏感的职位,肯定会再次唤起明朝朋党的幽灵。可是能说一口流利满语的王熙,在这一点上是将顺治所渴望的品性完善地结合起来的“新人”之一:他是这样一位翰林掌院学士,既与南方有广泛联系(其父曾帮助组织复社),精通辞章,又有清白的政治背景及满洲贵族所能接受的风度。而最重要的是:他得到皇帝的信任。皇帝并不仅仅倚仗于人事的变动及新的官僚机构,他需要形成一个稳固的专制体制,由摆脱了大臣私恩、宗派影响以及下级官僚机构中士大夫之间相轻相争积习的内阁、翰林院,在最高层牢牢地控制它。很明显,甚至“新人”也开始与旧的恩师、门生关系网多少有了些联系,人际关系又开始继续产生影响。不过,顺治显然希望通过加强他与他的阁臣的关系,以在最高层形成一种融洽信任的气氛,使臣僚可以依靠上下间的关系而不是横向的联系,为可预见的未来政治赢得一种保障,这完全是其父祖的传统。简言之,皇帝试图将一种新的政治作风加之于传统的君臣关系之上,这种关系正是形成儒家政治思想体系的关节点。这一新的施政作风是所有早期满洲统治者的特点,尤其是太宗的特点。太宗有意识地与其大臣们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个人关系,它对应于作为晚明宫廷政治特点的皇帝与谋臣之间那种虽理想化,但不掺杂个人感情的关系。很自然,紫禁城宽阔的庭院和高耸的宫墙,不可能像皇太极在盛京那小别墅一样的宫殿,能使人产生同样的亲切感。因此顺治与其谋臣的亲密关系不可避免地还受到了帝室威严的制约。不过他设法对高度礼仪化的汉人朝廷中的君臣关系,添加了其独特的个人风格,这一风格在某一点上也影响了康熙甚至乾隆皇帝。在顺治与两名在陈名夏死后任职的德高望重的老臣党崇雅及金之俊的关系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两人都是年迈的“贰臣”,早就准备告老还乡了。1655年,党崇雅首先引年乞休,辞去国史院大学士。顺治批准了他的请求,诏加太保兼太子太傅,赐冠服,对他说道:“卿今辞朕归籍,不能复见朕矣。抵里后,用此冠服,如见朕面。”但当第二年金之俊上表乞罢时,顺治未予同意。正如在准许党崇雅归籍时,他强调了个人间亲密关系的重要性一样,在驳回金之俊的请求时,他也强调了人际间同样的紧密联系:君臣之义,终始相维,尔等今后毋以引年请归为念。受朕殊恩,岂忍违朕,朕今何忍使尔告归。顺治又转向其他在场的臣僚说:昨岁,金之俊病甚,朕遣人图其容。念彼己老,倘不起,不复相见,故乘其在时命工绘像,盖不胜眷恋如此!群臣亦有衰老者,岂不有归田休养之念,然经朕简用之人,欲皓首相依,不忍离也。面对皇帝如此深切的感情,金之俊无法请老了,就像大多数的儒生一样,他极易因天子亲召而尽忠。于是金之俊又留任高官六年,1658年,参预编修大清律;1659年,撰写并进上了明崇祯帝碑文。皇帝期望臣僚直言尽忠,以作为对他的恩典的报答。君臣之义,不容贰心。因为臣子对于君王的义务,是十分明确的,这超越任何其他形式的道德义务,包括激励了晚明党社运动的那种政治理想。正如1654年年初,顺治在陈名夏被捕前对洪承畴所说的那样:“六部大臣互结奸党,实为大谬。臣子之义,唯以忠义力事于君国。善善恶恶,始见其正。”此后的清朝君主继续不断促进君臣间这种亲密的人际关系,这是围绕着儒家的方式建立的一种理智交流,而同时又严禁官僚结成党派。康熙皇帝的南书房,甚至为理想化的圣主与其儒士谋臣间的这种关系,提供了一个制度化的环境。南书房的汉人臣僚(其中许多是南人)为君主担任文化教师之职。康熙及其儿子雍正逐渐发展了一套宫禁密奏制度,以向皇帝提供可靠的情报(这些情报在顺治皇帝御史们的奏报中常被遗漏),皇帝“耳目”的地位因之大大加强了。由于互相监督阻止了官僚联盟的形成,由于君主与外廷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与某个具体的个人无关,皇帝与其各近臣之间的关系,随着清朝专制制度的成熟而日渐成为个人的事情了(例如康熙对高士奇、雍正对田文镜等)。顺治皇帝已经使满洲贵族服从于明朝的专制机构:一个辅助性的监察机构专事报告吏治腐败的情况;重建都察院吏科,以对中央政府中的满洲旗政进行监审;一个内廷秘书机构,帮助皇帝制订政策,控制六部。接着,为了防止在这些机构任职的官员以权谋私,顺治已把主要的试图恢复晚明议政之风的明朝归附者,从他的近臣中清除了出去。最后,在用1644年后科举及第的年轻士大夫,或对新政权绝对忠诚的第二代汉军旗人取代那些旧臣后,皇帝已把满洲氏族制的人际关系样式与汉族皇位世袭制合并起来,在君主与谋臣之间形成了一种亲密的关系,而同时继续坚决地制止官僚朋党的出现。所有这些,在当时并未受到官员们的正式指责,虽然后来满洲人批评皇帝倚赖汉官,明显地贬低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地位,而以前他却十分有效地以此来对付陈名夏。不过顺治采取的另一个他视之为同类的使皇权理性化的措施,却不是无懈可击的。1653年7月23日,就在他复置汉人大学士的两天之后,皇帝宣布了在皇城与宫城重建宦官理事机构的计划。就他看来,这一措施是为了更好地控制一向混乱无章的内廷机构。顺治在他的谕旨中宣布说:自从宦官在汉朝首次确立其在宫廷中的地位以来,擅权的现象,不胜枚举。他们涉足宫廷事务,深深介入了对军队的监督管理,为三亲六戚聚敛财富,助长腐化,任用私人,勾结劣绅,扰乱地方官的行政。皇帝指出,所有这些正是因为他们的权力是非正式的,没有明确范围,以致即便是最有胆识的君主,都会觉得要阻止宦官的这些行为十分困难。不过,他顺治将要吸取历史教训,通过建立一个正式的机构以控制宦官的权力,就能够避免这些擅权现象了:宫禁役使,此辈势难尽革,朕酌古因时,量为设置……防禁既严,庶革前弊。于是,顺治利用明朝皇帝曾经采用过的十三衙门来经管宦官事务。他还对宦官事务范围做了明确的规定:(1)满洲近臣与宦官共同承担宫中使役;(2)各衙门宦官品级不得超过四品;(3)宦官为内廷官员,不得承担宫外事务,也不能离开皇城;(4)宦官不得与外人接触,包括他们自己的亲属;不得收养义子;(5)宦官不得与外官经常交往,他们的任何交通勾结,都将科以重罪。当时,许多官员反对这一决定,十三衙门被推迟到两年之后,即1655年7月才正式建立。群臣的主要担心之一,就是宦官将会接管公文传递的工作。不过这很快就清楚了,皇帝有意让内务府高级官员来监督宦官,防止他们利用政治权力,非法妄为。建立十三衙门的本意被全然误解,部分地是由于顺治死后鳌拜等辅臣伪造的遗诏,说皇上对再次允许宦官自由地主管宫廷事务表示羞愧。很明显,顺治打算将政府机构的内廷部分官僚化,并用满洲人和汉军旗人来检查宦官是否有越出他的1652年敕令严格规定之范围的行为。譬如在1658年3月17日,当他得知宦官吴良辅受贿时,立即下诏在宫内处罚曾经是他与诸王公大臣斗争中的主要谋臣之一的吴良辅,并令吏部严惩与此案有牵连的外官。

                      汉军旗人的上层分子

                      皇帝委派来担任大多数中央政府高级职位并管辖十三衙门的汉军旗人,例如范承谟和丁思孔,多为第二甚至第三代清朝拥护者,身处社会的最高层,他们的父祖早在辽东就已投靠了努尔哈赤或皇太极。这批汉官的第二、三代后裔与满洲贵族区别很少。耿仲明一家就是这种融合的突出例子。1648年,在对南明政权的作战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之后,耿仲明被封为靖南王。虽然在1649年12月30日,他被指控庇护隐匿了300逃奴的下属,自缢身死,但他的军队仍然在其子耿继茂统帅之下,继续与复明分子作战。1654年,他请求遣其两子耿精忠与耿昭忠入朝侍候皇上。顺治为加强与汉族大臣的关系,不仅恩准了这一请求,而且赐其两子子爵,并安排耿精忠娶了豪格之女,耿昭忠娶了亲王阿巴泰的孙女。因为这后一位是郡主,耿昭忠这个著名的书画鉴赏家还被授予了一个满洲贵族的世职:都勒额附。最后,皇帝召耿继茂的第三子耿聚忠入朝。耿聚忠娶了岳乐之女,授以太子詹事。在稍低一点的层次中,汉军旗人的第二、三代后裔也由其父祖的陈请,入朝为官,成为皇帝忠心耿耿的仆人。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就是马雄镇,他由其父马鸣珮荐举,任工部副理事。马鸣珮出身于辽阳一个颇有名望的家族,这一家的女人于1621年集体自杀。他在皇太极麾下步入仕途,出任新设的工部启心郎。此后,如前所述,他在山西的骚乱地区平乱安民,颇建功勋。马鸣珮为户部侍郎,受户部特遣出使江南,组织漕运系统,迁户部尚书。1654年,任两江总督。其子马镇雄隶汉军镶红旗,任职于工部,初于1656年主管在北京南部的皇家制币厂和琉璃厂,接着,像他父亲一样,任宗人府启心郎。后来,马镇雄成了清朝最著名的忠臣之一(详见下文)。顺治好任用汉军旗人为各省督抚,这特别明显地体现了他对这些人的信任。确实,在顺治年间,汉军旗人开始变为新的心腹权要,几乎是扮演着北京的皇帝在行省亲信的角色。这部分地是因为清廷有意不让满人与蒙古人统治各省。在1658年以前,从未任命过一位满洲巡抚;在排他主义者鳌拜等辅臣于1668年开始任命满洲总督前,也从未有过满人出任此职。因此在顺治朝,汉军旗人替代满人治理各省,甚至还取代了汉人的科举及第者,使得他们难以找到员阙。在多尔衮摄政时期,一般汉官与汉军旗人出任各省巡抚的人数大致相等。但当1651年顺治皇帝亲政之时,人数比例变化了。至1659年,1/3的巡抚都是汉军旗人,并在1668年鳌拜决定开始大量任命满人与蒙古人为巡抚之前,大体上一直维持着这一比率。事实上,如果将清朝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我们就可以发现,就巡抚一职而言,这个王朝的历史可以分成三大阶段:1650至1700年,汉军旗人统治各省;1700至1800年,一般汉官与满人大体平分地方的统治权;1800至1900年,一般汉官在各省政府中占据优势。就总体看,清朝总督人选情况也大致与之类似,虽然在18世纪中叶,满洲总督相比于一般汉人总督占绝对多数。不过在清初,甚至在顺治朝以前,总督官位实际上早已被汉军旗人所垄断了。其原因并不难找到。在三藩之乱前,总督是一种特殊职位,主要视军事征服的需要而设置。其职位常常依属于某一个人,而不是地区,并随其出巡使命的结束而废罢。因此,在1659年之前,实际上只存在七个总督官职。在军事征服的最初几年,对平定地方的计划举足轻重的非八旗汉人,清廷是授予他们总督之职的。例如北方人、锦衣卫都指挥使骆养性迎多尔衮进北京,多尔衮即命他总督天津军务(供职共四个月,直至军事危机结束);或如明朝御史吴孳昌,他在满洲军队占领京城后,即被命为大同巡抚,宣达、山西总督。但到1646年,这些最初任命的汉官,或与其职位一齐罢废,或全被汉军旗人取代了。在此后九年的时间里汉军旗人包占了所有的总督职位。17世纪50年代中期,有几位一般的非八旗汉人被任命为总督,然而自1651年顺治亲政后,90%的总督都是汉军旗人。由于总督统领一省或数省的军民之政,既指挥前线将领作战,又负责动员常规行政机构征集赋税,供应给养,那么很显然,50年代进行的对南部中国的征服,主要就是由汉军旗人完成的。这一最高层集团人员的构成是各式各样的。部分汉军旗人为原辽东本地人,早已降清;另外一些是1644年后归附满洲的明朝官员;还有一些则是降臣的第二代,或是在清朝官场中从初仕升迁至高位者。他们多数为职业军人,但其真正的共性当然在于他们的种族:都是汉人。因此,正是他们,而不是满人自己,作为总督承担起了扫清南部中国南明军队残余的责任。1652—1653年间,孙可望“庇护”永历帝于贵州西南的安隆,他与李定国等率明军在广西、湖南及四川等地出击,战败清军。为对付明军这一攻势,顺治认定最重要的是派一名经验丰富、多能善战、秉领大权的指挥官到南方去,协调各省众多战线的军事行动。因此,他命洪承畴出任湖广、两广、云南、贵州总督,令其起复,驻扎长沙,全面调度出征的朝廷大军。在洪承畴的指挥下,清军集中进攻原来的起义军李定国、刘文秀部,1655年,追击至广西,次年,将义军逐出了南宁。同时,在安隆,孙可望似乎想废黜永历,自立为帝。永历皇帝惟恐被杀,秘密与孙可望的对手李定国联系。李定国当时已退至贵州,决定营救永历帝。他在安隆附近击败了孙可望,遂将南明最后的这位君主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在云南府孙可望刚完工的宫殿里,重新建立了一个团结一致的永历朝廷。孙可望最后一次试图打败李定国,但1657年10月24日在云南东部交水之战中大败,这位军阀只得逃到宝庆,投降了总督洪承畴。孙、李交恶,为洪承畴提供了一个期待已久的机会。孙可望降清后,清军大举进犯贵州,拟定了一个攻击李定国南明军队的计划。清军分三路进兵:一由平西大将军吴三桂统率出四川;一由铎尼统率,出广西;一由总督洪承畴统率,出湖南。此战之结果,是清军大获全胜。1659年1月23日,云南府被清军攻陷;3月7日,南明军队主力在大理(云南)被击溃,永历帝被迫出逃缅甸。年迈的洪承畴无意穷追逃敌,以目疾日重,请求还京,他建议顺治皇帝封大将军吴三桂为亲王,负责抚靖云南。亲王为最高的爵位。1645年吴三桂助阿济格败李自成后,曾一度以亲王为号。清廷准许洪承畴离开

                      活动规模越来越大,而标志性的活动当数咸通十四年(873年)的奉迎佛骨。奉迎佛骨在皇帝李漼即位之前,唐朝的皇帝自太宗李世民首次开启法门寺地宫展示佛骨以来,高宗李治、武则天、肃宗李亨、德宗李适和宪宗李纯先后举行过大规模的迎佛骨进入洛阳或长安的佛事活动。而咸通十四年(873年)李漼的奉迎佛骨,则是整个唐朝规模最大、耗资最巨的一次。在武宗李炎的会昌废佛中,法门寺虽然遭到严重破坏,但是经过众多僧徒的努力,佛骨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据史料记载,会昌废佛时,朝廷强令法门寺上交佛骨,寺中的和尚们暗中仿制“影骨”上交朝廷,才使这件佛教圣物免于碎殄之厄。等到皇帝李漼即位后,当年熟悉此事秘闻的九陇山禅师上疏朝廷,请求皇帝李漼奉迎真佛骨入宫。依据诸多史料的记载来看,咸通十二年(871年)八月十九日,在法门寺旧隧道的西北角处得到舍利子一颗,其形色为“长一寸五分,上齐下折,高下不等,三面俱平,一面稍高,中有隐迹。色白如玉少青,细密而泽”。这就是众僧精心保护的骨质真佛骨,而所谓的“影骨”,从考古发现所得来看,乃是石质的。因此,可以说佛骨的重新被发现是导致皇帝李漼举行奉迎佛骨的一个重要原因。咸通十四年(873年)三月二十二日,李漼下诏长安两街功德使派出大德高僧数十人和一批宦官一起前往法门寺奉迎佛骨。当时诏书一下,很多朝臣纷纷上疏劝谏,认为奉迎佛骨活动历来劳民伤财,加上宪宗李纯于元和十四年(819年)奉迎佛骨进宫,却在次年就“暴崩”,因此认为奉迎佛骨进宫实际上是不祥之兆,希望皇帝李漼能够三思而后行。没想到李漼给予群臣的反应是:“朕生得见之,死亦无恨!”为了奉迎佛骨,在国家财政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皇帝李漼仍不惜削减军费来装饰寺庙,不断增加赋税而提高佛事活动规模,且耗费巨资大造法器。据《杜阳杂编》记载:以金银为宝刹,以珠玉为宝帐、香升。仍用孔雀氄毛饰其宝刹。小者高一丈,大者二丈。刻香檀为飞帘,花槛瓦木阶砌之类,其上遍以金银复之……其宝帐香舆,不可胜纪。工巧辉焕,与日争丽。除了朝廷大肆铺张准备之外,皇帝李漼又下令百姓于长安城外的路旁垒土为香刹,有的高一二丈,有的高八九尺,以金翠装饰。据史料记载,当时仅是这种香刹,京城长安之内就有上万座。四月八日,在凤翔监军王景珣、观察判官元充等人的护送下,李漼派出敕使将佛骨迎至长安城内。李漼迎接佛骨的入宫仪式极为盛大奢靡,自长安城西的开元门到皇城西面的安福门之间,可谓是“彩棚夹道,念佛之音震地”。以禁军兵仗以及官方、民间各种乐队为先导,“沸天烛地,绵延数十里”,长安的富豪们争相驾车奔走于道,寻常百姓全都扶老携幼地观看,面对这种盛大的场景,皇帝李漼十分得意。李漼亲自登上安福门顶礼膜拜,当看到佛骨到来后,禁不住喜极而泣,立即将佛骨迎入内道场供奉,并且设置金花帐、温清床、龙鳞之席、凤毛之褥以供养,据法门寺地宫的碑文记载,皇帝李漼在宫中所赐予的供养物共有一百二十二件。三天后,李漼将佛骨出置安国寺、崇化寺,诏令京城士庶朝奉。李漼这次奉迎佛骨活动虽然盛大,但造成的影响极端恶劣,进而导致在佛骨入宫的仪式中,有些愚昧者丑态百出。《杜阳杂编》中记载,当时有一个军卒,砍下自己的左臂,用右手拖着一步一礼,血流洒地。又有一名和尚以点燃的艾草放在自己头顶上,称为“炼顶”,疼痛时大摇其头呼叫。而很多坊间少年更是对其进行恶作剧,几个人上前捉住他,不让他动弹,结果这个和尚疼痛难忍,号啕大哭摔倒在地,头顶被烧焦,搞得旁观者大笑不已。佛骨出置安国寺和崇化寺后,诸多朝臣争相施以金帛,在长安停置了八个月,一直到后来僖宗即位后才送回法门寺。其间无论是王公贵族、富商平民,为之耗费的钱财不计胜数。这次迎佛骨活动极大地满足了皇帝李漼的虚荣心,事实上,除了发现真佛骨以及九陇山禅师上疏请求奉迎佛骨之外,皇帝李漼大搞迎佛骨活动还有其深刻的原因。李漼本人在《迎佛骨敕文》中说道:朕以寡德缵承鸿业十有四年。顷属蛮寇猖狂,王师未息,朕忧勤在位,爱育生灵,遂乃尊奉释教,志重玄门,迎请真身,为万姓祈福。事实上,所谓的“爱育生灵、为万姓祈福”这种鬼话,恐怕连李漼本人都不相信。通过上述这段话,我们可以明白李漼佞佛早在即位之初就已经开始,并不是在南诏入侵之后才开始的。但是,西南边患确实让他头痛不已,特别是咸通十二年(871年)十二月发生的沙陀侵扰北部边境事件,为李漼带来了新的难题。沙陀部落历来有功于唐朝,最近的一次就是协助唐军镇压了庞勋起义,朱邪赤心带领三千骑兵助战,事后李漼册封其为左金吾上将军,同时赐姓“李”,名“国昌”,列为皇族之籍。当时在唐军作战能力严重削弱,而内忧外患不止的情况下,唐廷不得不更多地借重沙陀的军事力量。此后回鹘不断侵扰榆林关(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十二连城),并骚扰灵州、盐州等地。朝廷派李国昌为延绥节度使(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咸通十一年(870年)十二月,因回鹘侵扰天德,李漼任命李国昌为振武节度使抵御回鹘。李国昌到任后确实很好地完成了任务,但同时因为朝廷的昏庸腐败和国力的不断虚弱,使得李国昌在任上逐渐产生专横跋扈之心,开始不服从朝廷的管制。咸通十二年(871年)十二月,皇帝李漼因李国昌“恃功肆横,专杀长吏”,下令调任他为大同军防御使,但李国昌托病不服从调动。结果朝廷改派卢简方为云州刺史,兼大同军防御使。而且皇帝李漼还特意召见卢简方,叮嘱他到任后向李国昌转达自己的旨意,希望李国昌不要猜疑太多。可是,李国昌叛唐之心已定,在卢简方还没到任时,他派儿子李克用带兵袭击云州,李克用十五岁就随李国昌参加镇压庞勋的起义,被军中称为“飞虎子”,他带兵进攻云州,设计擒杀云州防御使段文楚,占据云州后自称防御留后。值得一提的是,自李克用攻陷云州后,唐末的沙陀之乱就此开始,当时谁也不会想到李克用为唐朝带来的危害远胜于其父李国昌。沙陀之乱的消息很快传到了皇帝李漼那里,最初李漼还指望能够采用安抚策略稳住李国昌,可是随着李克用攻占云州,李漼只好下诏命令太原节度使崔彦昭、幽州刺史张公素率军讨伐,但是效果不甚理想,帝国的西北边境逐渐陷入战乱之中。与此同时,西南边境烽烟再起。咸通十四年(873年)五月,南诏进攻黔南地区,黔中经略使秦匡谋以兵力不够为由,弃城逃往荆南,黔南大部地区被南诏占领。所以,在内忧不止、外患不断的现状下,加上有唐一代始终流传着佛骨“三十年一开,开则岁丰人和”的传说,皇帝李漼萌发奉迎佛骨来消灾祈福的念头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李漼长期沉溺酒色,以及纵欲过度,导致病魔缠身,在咸通八年(867年)曾经大病一场,从五月开始生病一直到十一月方能起床,历时半年多才稍见好转。可是到了咸通十四年(873年),李漼一直是卧病在床,他曾经敕造过“捧真身菩萨”,上面有他亲笔刻上的“圣寿万春”的錾文,可以看出他奉迎佛骨乃是出于私愿所在。可惜,奉迎佛骨并没能保佑李漼的身体健康,咸通十四年(873年)七月十六日,李漼病情转危,两天后不治身亡,终年四十一岁。诡异的是,李漼是继宪宗李纯奉迎佛骨后没多久便死亡的又一个皇帝,如此看来,群臣们所说的逢迎佛骨并非吉兆,并不是没有道理。《旧唐书?懿宗纪》带有讽刺口吻的记载:“佛骨才入应门,龙輴(运载皇帝灵柩出殡的车)已泣于苍野。”乾符元年(874年)二月五日,李漼被埋葬在位于富平县西北五十里处的简陵,庙号懿宗。纵观其在位十四年的所作所为,李漼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生活骄奢、政治昏庸的败国之君,所以《旧唐书?懿宗纪》末尾的一段评论,算是为他的一生做了盖棺定论:邦国治乱,在君听断。恭惠(李的谥号)骄奢,贤良贬窜,凶竖当国。险人满朝。奸雄乘衅,贻谋道消。李漼驾崩的两天后,即咸通十四年(873年)七月二十日,左军中尉刘行深、右军中尉韩文约拥立李漼的次子普王李儇继承皇位。刘行深和韩文约都是宦官,所以说李儇的即位又是宦官一手操控的结果。不过问题的关键是,宦官们为什么不拥立李漼的长子,而是拥立次子李儇呢?对于这个问题,史料上没有明确的记载,但通过只言片语我们可以从中揣测出宦官们的目的所在。政出宦官宋代的范祖禹在所撰的《唐鉴》中有过一段议论,颇值得玩味:懿宗之崩,中官废长立幼,遂倾唐室……大抵宦官者利于幼弱,欲专威权;以长而立,则己无功。故必有所废置,谓之定策,夫立君以为天下,而宦者以私一己,既以授立为功,未有不乱国家者。范祖禹认为宦官废长立幼,是出于巩固自身权力的需要,这是符合众多历史事实的看法。前边我们详细介绍过李漼一朝的状况,但对宦官的情况则介绍得不多,事实上,李漼虽然是宦官拥立的,但纵观其在位的十四年,虽然宦官依旧权力不小,但嚣张跋扈的态势有所收敛。而宰相们则保有一定的权力,有时甚至比宦官权力还大。《旧唐书?路岩传》评价李漼在位时期的权力格局是“王政多僻,宰臣用事”,也就是说当时宦官专权的局面有所缓解。造成上述格局的原因当然有很多,但在我看来其根源还是在于宣宗李忱时期对于宦官的抑制,应该说懿宗李漼时期是宦官们的缓冲期,但等到李儇登基后,中枢权力格局明显发生变化,具体表现就是朝政大权再次回归到宦官的手中。李儇即位时年仅十二岁,不仅是个没有处理政务能力的孩童,而且很长时间以来的优越生活,以及父皇李漼的过分宠信,导致李儇成为一个被惯坏的纨绔王孙,在他的脑海中“玩”这个词似乎是他生命的全部。宦官们正是看中了李儇的这个特质,所以果断地拥立其即位,因此中枢权力再次回归到宦官手中。《旧唐书?僖宗传》评价说:“(僖宗)冲年缵历,政出宦官”,李儇在位共计十五年,总体来看基本上是被宦官们玩弄于股掌之间。而当时集军权和朝廷政权于一身的宦官,是一个叫田令孜的人。田令孜,字仲则,本姓陈,四川人。咸通年间被宦官收为义子,入内侍省成为宦官,和很多宦官不同的是,田令孜是个有文化的宦官。史书记载他是“颇知书,有谋略”,先是官至小马坊使,负责御马的管理工作,李儇出生后,田令孜调到李儇身边,负责照料和陪伴,可以说李儇从小到大和田令孜有着很深的感情。所以在其即位后,立即擢升田令孜为左神策军中尉,人称“东军”。李儇是个贪玩的皇帝,但同时也是个相当聪明、接受能力颇强的少年。《资治通鉴》记载说,李儇喜好骑射、剑术、算术,至于音律、扑搏等无不精妙。并且热衷于斗鸡、赌鹅之类的游戏,经常到皇兄们的住宅以及兴庆宫内玩耍,有时一只鹅的赌注可以达到五十万贯钱,尤其在与那些小宦官们玩乐时,经常随意取出国库里的金银赏赐给小宦官们,有时每天的费用达到数万。值得一提的是,李儇特别喜欢马球运动。这项运动在李唐皇族中有着颇为悠久的历史,有唐一代,马球运动始终是风靡朝野的一项竞技体育,李唐皇族对此乐此不疲,而且皇帝中也涌现出了不少马球好手,例如玄宗李隆基、穆宗李恒、敬宗李湛以及宣宗李忱。李儇则充分遗传了先辈们的这种特长,而且其击球技艺恐怕只比先辈们更加高超,他曾经自负地对宦官们说道:“朕若应击球进士,须为状元。”从精通多项文娱体育技艺来看,李儇的智商并不低下,如果加以正确的引导,相信做一个守成之主应该是绰绰有余。但以田令孜为首的宦官们显然没有起到好作用,他们不仅不对李儇加以正确的引导,反而向着相反的方向让李儇逐渐玩物丧志,乃至陷入荒废政事的歧途。李儇一步步地陷入宦官们为自己挖下的一个巨坑中,但他却始终认为那些宦官们才是最可靠的人,对于一个皇帝来讲,这无疑是最为悲催的事情。纵观李儇在位的十五年间,其做出的荒唐之事不在少数,但最为臭名昭著的当数“击球赌三川”事件。广明元年(880年)三月,田令孜在得知黄巢大军快速北上、官军节节败退之际,认为该对自己的退路有所安排,便暗中盘算如果形势极端危机时,就得走当年唐玄宗李隆基的老路,逃入蜀中避难。于是他向李儇奏请从自己的兄长左金吾大将军陈敬瑄和心腹左神策大将军杨师立、牛勖、罗元杲四人中选择出任三川节度使的三个人选。当时三川的辖境大致包括了帝国西北和西南的大部分地区,其军政长官的人选必须过硬。不过李儇对于人员选授视同儿戏,他想出的办法竟是击球相赌。最终经过击球竞赛,陈敬瑄取得第一名,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牛勖、杨师立分获二、三名,分别出任山南西道、剑南东川节度使,而罗元杲则被淘汰出局。一个国家的边境军政长官居然用如此荒唐的方法选出,其作用可想而知。年少贪玩的皇帝李儇将政事交给田令孜处理,称田令孜为“阿父”,而田令孜为了专权,则全力投李儇之所好,诱导他热衷于吃喝玩乐。每次去见李儇,田令孜都自备两盘水果和食品,与李儇相对而食,聊天之后就自行告退,根本不涉及国事,如同大人哄孩子一样。久而久之,李儇处理国事的意识逐渐淡化,田令孜趁势独揽大权,开始大肆招权纳贿,公然卖官鬻爵,敢于擅自任命五品以上的官员,事后都不向皇帝李儇汇报。当大唐帝国面临黄巢起义的严重威胁时,田令孜一手遮天,胡作非为,而在他的任命下,朝廷官员多是奸险佞幸之徒,或是苟且偷安,或是无所作为,例如宰相卢携一向依附田令孜,每有奏事都不忘阿谀奉承。广明初年(880年),左拾遗侯昌蒙看到关东一带农民起义已经声势浩大,而皇帝李儇依旧不理政事,整日嬉戏无度,内心十分焦急,于是上疏劝谏皇帝李儇,希望能够抑制宦官权力,还天下一个太平。没想到奏疏刚送进宫,便被内侍省获取,侯昌蒙落了个身首异处的下场。从权力分配角度来讲,李儇在位时期已经是北司宦官一手遮天,以前所谓的南衙北司之争已经逐渐成为历史名词,南衙的朝官们在田令孜的眼中已经是形同虚设,甚至根本不算个人,例如,当李儇获悉黄巢大军攻破潼关,与田令孜带上一群后宫的人仓皇出逃,竟然没有通知诸朝官,以至于宰相卢瑑、崔沆和仆射于综等大批朝官被黄巢俘虏。即使在李儇避难蜀中期间,田令孜依旧是嚣张跋扈。当时有不少官员和士兵历经千难万险,追随李儇来到蜀中。到达蜀中后,李儇让田令孜统管行宫所在地的军队,可是田令孜胆大妄为,对护卫他和李儇从长安前来的神策军,他天天加以赏赐,而对一起承担护卫责任的蜀中将士,除了刚到蜀中时赏钱三千之外,就再也没有赏赐过,对此蜀中将士颇有怨言。事实证明,正是因为田令孜赏罚不公,最终导致了蜀中将士产生哗变。而这次哗变也让皇帝李儇和田令孜的性命差点交代在蜀中。中和元年(881年)七月的一天,田令孜设宴款待守卫皇帝李儇行宫的所有将领,席间他用金杯盛酒赏赐诸将,将领们一一接受,唯独剑南西川军黄头部的都头郭琪不肯接受。很长时间以来,田令孜对待神策军和蜀中地方将士不公的问题,让郭琪十分恼怒,而他又偏偏是个极其暴躁的人,所以当田令孜将酒端到他面前时,郭琪终于找到机会开始泄愤:“蜀军与诸军共同宿卫而赏赐悬殊,军士怨声四起,望减诸将之赐以均蜀军。”郭琪突如其来的话语,让田令孜一时语塞,田令孜站在原地愣了好一会儿,然后厉声责问郭琪:“你有何功?敢公开讨赏?”“我生在山东,长年驻守边境,曾与党项交战过十七次,与契丹交战十余次,

                      方等各种计算。康熙的比例规增加了平分、正弦等不同的计算。(3)康熙角尺。尺上镌刻有“康熙御制”四个字。(4)平面和立体几何模型。全部由楠木精制,是清宫造办处监制的康熙学习几何学的教具。(5)绘图仪。质地有银、木、漆、鲨鱼皮等,每套六至二十余件不等。盒内装有比例规、半圆仪、分厘尺、数尺、圆规、鸭嘴笔等,为适用野外作业,有的还配有刀子、剪子、铅笔、火镰、放大镜、黑板、画棒等。这类仪器是康熙时期清宫造办处依照西洋绘图仪制作的,用于野外绘图。(6)御制简平、地平合璧仪。它是集简平仪、地平仪、罗盘、象限仪、矩度为一体的多功能测量仪器,携带方便,具有适合野外作业的特点。它分六层,由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制造。自白晋、孔诚以后,又陆续有不少西方科学家来到清宫。他们的最大成绩,是促使康熙创建了被他们称为“中国科学院”的蒙养斋算学馆,西方的自然科学著作《验气图说》、《仪象志》、《赤道南北星图》、《穷理学》、《坤舆图说》等被一一翻译过来,有的已经译成汉文的自然科学著作,如《几何原理》前六卷,康熙又命人译成满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西方科学家还使康熙实施了中国地理大测绘这一伟大创举。这里,人们不禁会问,既然三百年前西方科技就已经传到中国,为什么18世纪后中国科学又大大落后于西方了呢?看看当时在康熙宫廷供职的巴多明留下的诸多信件,就不奇怪了。巴多明在康熙三十七年(1698)七月,从巴黎来到中国并进入宫廷,他在参与中国地理大测绘的同时,把对中国官场的观察也一一记录下来寄回法国,收入《耶稣传教士书简集》。比如在谈到清朝的天文机构——钦天监时,他说:“他们观察天象的条件简陋。在钦天监工作一生的人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当上钦天监的高级职位,如果监正本人很富有,又爱好科学,他就自己花工夫去搞研究,如果他想对他的前任工作精益求精,增加观察或对工作方式做些改革,他马上会在钦天监中成为众矢之的。众人顽固地一致要求维持原状,他们会说,何必自讨苦吃,多惹麻烦呢,稍有差错就会扣罚一两年的俸禄,这不是做了劳而无功反而自己饿死的事吗?毫无疑问,这是钦天监阻碍人们使用望远镜去发现视线达不到的东西和使用摆锤精确计算时间的原因。”在这种仅有康熙皇帝与个别大臣对科学感兴趣的情况下,改进科研制度的社会条件根本不具备,就是皇帝个人这一因素也每况愈下,康熙朝以后,皇帝们对科学一个比一个缺乏兴趣,中国两千多年的儒家文化传统已经使中国人的科学思维停留在朴素状态,凝固化了,这就是中国科技文明在这个时代无法快速发展的原因。三、康熙皇帝成功之谜康熙帝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把大清帝国建成了当时世界上幅员最辽阔、人口最众多、经济最富有、文化最繁荣、国力最强盛的大帝国。那时清朝的疆域,东起大海,西至葱岭,南达曾母暗沙,北跨外兴安岭,西北到巴尔喀什湖,东北到库页岛,总面积约一千三百万平方公里。康熙大帝奠下了清朝兴盛的根基,开创出康乾盛世的大局面。他本人成为秦始皇以来少有的好皇帝,是一位英明的君主,伟大的政治家。他为什么能取得上述巨大成功呢?归结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1.一生好学不倦过人的功业,必须要有过人的思想;而过人的思想,必须要有过人的学习。一生好学不倦是康熙开创大业的秘密之一。康熙八岁丧父,十岁又丧母,两年之间,父母双亡,无疑是人生幼年最大的不幸,然而人生常是这样,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忧患既使人痛苦,也使人奋进,幼年的不幸,激励了康熙奋发学习、自立自强的精神。康熙身上有着三种血统、三种文化和三种品格。他的父亲是满洲人,祖母是蒙古人,母亲是汉族人,他深受祖母的教诲,又向苏麻喇姑(孝庄贴身侍女)学习蒙古语,向满洲师傅学习骑射,向汉族师傅学习儒家文化。康熙的勇武和奋进,受到满洲文化的影响;高远与大度,得益于蒙古文化的熏陶;仁爱与韬略,来自汉族儒学营养;他后来的开放与求新,则是受了西方文化的熏染。可以说,康熙帝吸收了中华多民族的,西方多国家的,悠久而又先进,博大而又深厚的文化营养,具有当时最髙的文化素质,这为他展现帝王才气,实现宏图大业,奠定了基础。康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好学帝王,他五岁入书房读书,昼夜苦读,不论寒暑,甚至废寝忘食。他继位后,更是勤奋学习,甚至过劳咯血,他读书不是为了消遣,而是为了“体会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以治国平天下。直到花甲之年,仍手不释卷,他喜爱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的劲头,更是令人动容,1698年巴黎出版的白晋著《中国皇帝康熙传》中有过以下记述:康熙带着极大的兴趣学习西方科学,每天都要花几个小时同我们在一起,白天和晚上还要用更多的时间自学。他不喜欢娇生惯养和游手好闲,常常是起早贪黑。尽管我们谨慎地早早就来到宫中,但他还是经常在我们到达之前就准备好了,他急于向我们请教一些他已经做过的一些习题,或者是向我们提出一些新问题。有时他亲自用几何方法测量距离,山的高度和池塘的宽度,他自己定位,查看各种仪器,精确地计算,然后他再让别人测量距离,当他看到他计算的结果和别人测量的数据相符合,他就十分高兴。康熙就是这样勤奋学习,善于学习,活学活用,是中国古代唯一一位了解西方文明、尊重科学精神的学习型皇帝。2.对臣民仁爱宽宥康熙继承了儒家为政“仁爱”的理念,并在施政过程中加以实践,他身后谥号为“仁皇帝”,这个“仁”字,正是他一生为人、行政的显著特点。康熙屡次申令停止圈占土地,又免除钱粮达五百四十五次之多,银一亿五千万两,他赈灾、设义仓,关心民众疾苦。有一次康熙到塞外视察,发现一个人僵卧在路旁,他亲自询问,知道这个人叫王四海,是个佣工,在回家路上,因为饥饿,躺下起不来了。康熙立即下令给他喂热粥,等王四海苏醒后,又将他带到行宫,给他盘缠,送他回家。康熙仁政的又一个特点是实行宽刑政策。康熙二十二年(1683),全国秋决(处死刑)的犯人尚不足四十人。康熙仁政的第三个措施是惩办贪官,表彰清官。清官是康熙帝的一面旗帜,当时最著名的清官于成龙,有个绰号叫“于青菜”,就是因为他虽贵为封疆大吏,却常年不吃肉,只吃青菜。于成龙是山西永宁(今斋石)人,先任广西罗城县知县,当时已经四十五岁,罗城县位于万山之中,历经战乱,没有城郭,遍地荒草,县衙是茅屋三间,居民仅有六百家。于成龙到任后,鼓励耕种,设养济院,宽免徭役,兴建学宫,县境大治,史书说他“居罗七年,与民相爱,如家人父子”。于成龙升任合州知州,前往赴任时,百姓倾城出动,痛哭号泣相送,有一位瞎子,不肯离去,于成龙问他为什么不走,他回答说:“我想您路上盘缠不够,我会算卦,可以沿途赚点钱,以备不足之用。”于成龙很感动,就把他留下来。后来途中钱果然花光了,于成龙多亏瞎子赚些算命钱才补充路费到了合州。在合州,有政绩,又迁黄风。黄风社会治安很乱,他装成乞丐,深入罪犯巢穴,日夜杂处,探明实情,一举端掉贼窝。后来又升为福建布政使。当时清军平定三藩之乱,军中有掠良民子女为奴的现象,于成龙集资赎出被掠妇女放还。在任两江总督期间,他勤奉俭约,每天就是粗米、青菜,终年不知肉味,江南人于是称他为“于青菜”。他死后,将军、都统、官吏、友人到他家中一看,家里只有竹筐里粗糙纺织品制作的一身袍子和床头几罐食盐、豆豉而已。为追悼于成龙,市民罢市,聚哭致哀。百姓家挂他的画像祭祀。康熙曾说:“朕博采舆评,咸称于成龙为天下廉吏第一。”3.勤慎理政康熙处理军国大政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勤”,二是“慎”。康熙一生勤政。他认为“勤政实为君之大本,怠荒实亡国之病源”。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皇帝大多怠政。万历帝和天启帝都是有名的怠政庸君,万历二十几年不上朝,导致南北两京缺尚书、侍郎十四员,大学士病请假,内阁大门白天紧闭,尚书虚悬,无人理事,中枢机构瘫痪。天启帝也一样,整天不理朝政,却迷恋上了木工活,刀凿斧锯,玩得津津有味。这样没有责任感的皇帝执政,国家如何不衰败?康熙吸取了明朝灭亡的教训,勤政理事,每天都要亲自主持御前朝廷会议,即听政,最初主要在乾清门听政,后来听政的地点经常变化,有时在中南海瀛台勤政殿、畅春园澹宁居,避暑山庄澹泊殿等。参加会议的主要是六部九卿等官员,会议都有记录,听政的时间,一般在早上八点左右,所以又称“早朝”。康熙从亲政之日起,到去世之前,除因生病、三大节、重大变故之外,无论严寒酷暑,几乎是没有一天不听政的。康熙理政不仅“勤”,而且“慎”。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总要反复调查,慎重决策,下面以治河为例。康熙四十五年(1706)治河,康熙在御门听政时,大臣们发生意见分歧,经过调查、辩论、验证等,从正月初十开始到十二月二十七日结束,整整进行了一年,才做出决策,真可谓慎之又慎,请看他治河决策的全过程:第一,重视治河。康熙亲政后将三藩、河务、漕运三件大事,书写在宫中柱子上,以日日提醒。第二,寻根溯源。比如治理永定河,他巡视北京通州河堤,随驾的有皇太子、皇四子、皇五子、皇十四子等,他命诸皇子分钉木桩,学用仪盘,亲自检测仪器,记录测量。第三,任用能臣。康熙任用治河名臣靳辅和陈潢,治河大成。第四,御前辩论。每一治河方案,都要在御前辩论,即让不同意见的双方各申己见,互相驳难。第五,集思广益。争论的双方各有各的理由,没有达成共识时,康熙又命乡里临河的在京官员,书写己见,上报朝廷。第六,会议裁决。康熙听了各方面的意见,便在九卿会议上裁决。第七,实践验证。方案定了之后,在执行过程中,康熙还要数次派人去视察河工,检验朝廷辩论意见孰对孰错。第八,改正错误。若发现方案错了,便马上进行改正。从上面,我们不难看出康熙是一位治政十分严谨的明君。4.严格教育子孙康熙对子孙的教育特别认真,也特别严格。康熙对皇子的教育,第一为成龙,第二为襄(助)政,第三为领兵,第四为务学,第五为书画。由此,康熙帝为皇子皇孙制定了严格的教育制度。据《养吉斋丛录》记载:“我朝家法,皇子、皇孙六岁,即就外傅读书。”学习时间,“刻至书房,先习满洲、蒙古文毕,然后习汉书。师傅入直,率以卯刻。幼稚课简,午前即退直。迟退者,至未正二刻,或至申刻”。休假日,“惟元旦免直入,除夕饭前一日巳刻,准散直”。即是说,一年之中,休假只有元旦一天和其前两个半天。相比之下,我们今天学生的假日可谓多矣。康熙亲自为皇子们选定师傅,皇子老师中的汉人老师,都是一代名儒,主要教授儒家经典,满人师傅称谙达,内谙达教授满文和蒙古文,外谙达教授弓箭骑射技艺。康熙对子孙的教育,除了上学,还包括言传身教,让子孙参加祭祀、打猎、巡幸、出征等。康熙三十二年(1693),康熙帝患病,便命皇太子代理政事,康熙帝病愈后,又命皇太子协助处理一般政务和旗务,对其他皇子常委以重任,既对其加强锻炼,又对其进行考察。康熙对各皇子还注重因材施教。法国科学家白晋写给法王路易十四的信中说,康熙亲自给皇三子胤祉讲解几何学,并培养其科学才能。后又让胤祉等向意大利传教士德理格学习律历知识。后来胤祉成为康熙朝的一位杰出学者,主持纂修了《律历渊源》、《古今图书集成》等。康熙教育子孙,是他为君之道中的重要内容。康熙的继承者雍正、乾隆都很杰出,康熙的皇子中,没有不学无术的庸人,也没有胡作非为的纨绔。他们都有一定素养,一技之长。【点评】康熙的父辈本来已经给他打下了一个很完整的华夏江山,他八岁即位,十四岁亲政,年轻轻的一个孩子,按常理坐享其成就够了。但是,胸怀大志的少年天子,好学不倦,勤于国事,革旧图新,重整山河,开创出了“康乾盛世”的大好局面,使自己从一个继承者变成了创业者。历史将永远仰望这位英明的圣主、雄才大略的政治家。第六章承上启下的改革型皇帝雍正康熙帝驾崩后,四十五岁的皇四子雍亲王胤禛即位,年号“雍正”,就是雍亲王得位正,为君正的意思。然而有趣的是,自从雍正继位,到现在近三百年间,史学界乃至民间对胤禛得位是否正当的问题,从来没有停止过议论和争论,似乎成了一个永远的疑案。一、雍正继位之谜关于雍正的继位,有三种说法:遗诏继位说、改诏篡位说和无诏夺位说。1.遗诏继位说持此说者提出了三种根据:(1)雍正受到父皇康熙的信任,曾派他到天坛代行祭天大典,说明康熙临终前有意让雍亲王继承皇位。(2)有康熙遗诏为证。《清圣祖仁皇帝实录》记载: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十三,康熙病重,召皇子诚亲王允祉、皇七子淳郡王允祐、皇八子贝勒允禩等七位阿哥和尚书隆科多到御榻前说:“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3)有《康熙遗诏》为证。《康熙遗诏》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遗诏上写道:“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2.改诏篡位说持此观点的人认为:(1)胤禛虽在康熙眼中印象不错,让他代为天坛祭天,但不能证明康熙有意、有遗诏让他继位。(2)康熙在临终当天的遗诏是假的,因为这么重要的决定,既然将继位大事告诉七位阿哥和隆科多,为什么不向当事人——继位者胤禛宣谕?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宣遗诏之事是无中生有,是雍正继位后编造的。(3)《清圣袓仁皇帝实录》又载: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皇四子胤禛曾三次闻召到康熙床边问安,但这三次召见,康熙都没告诉他继承皇位,这岂不是怪事?于是有的学者认为,这反倒证明康熙并没有遗诏向七位皇子宣布由胤禛继位这件事。(4)康熙崩逝之后,为什么由隆科多一个人单独向胤禛宣布皇四子继位的遗诏?而宣布康熙遗诏时王公大臣和其他兄弟都不在场?这也使有的学者认为,康熙遗诏是假的。(5)康熙崩逝的噩耗传出后,京城九门关闭六天,诸王非传令不得进人大内,这又使人产生“雍正政变”的疑问。(6)《康熙遗诏》自然在康熙去世前已经定稿并经康熙审定,按理应在康熙十三日死后立即当众宣布,为什么十六日才公布?显然这段记载有伪造的嫌疑。(7)经过清史专家研究,《康熙遗诏》是参照康熙五十四年(1715)十一月二十一日的谕诏加以修改而成的。(8)雍正继位后杀年羹尧、隆科多以及对诸多兄弟或杀害、或监禁,似有“杀人灭口”之嫌。在上述改诏继位诸说中,主要是篡位说,认为雍正篡夺了他的同胞皇十四弟允禵的位。其理由是:(1)康熙意中的继位者是十四子允禵,派他做抚远大将军,就是让他立军功,掌军权,树威信,以备接班。(2)康熙刚死,就传出雍正党人将康熙遗诏“传位十四子”,篡改为“传位于四子”的说法。说是康熙临终前发了一道诏谕,叫远在西宁的抚远大将军、十四子允禵紧急回京继位,却被步军统领隆科多捏在手里不发,改作“传位于四子”。此传闻,不是史实,因为,如果康熙帝真有“传位于四子”的遗诏,那么:其一,当时繁体字的“于”写作“於”,“十”字很难改成“於”字。其二,当时作为称呼的规范是“皇某子”,“于”与“四”之间隔了一个“皇”字,根本无法改。其三,满文为清朝的国书,如此重要的遗诏应同时以满、汉两种文字

                      下!”皇太极这一路除了小打小闹的佯攻外,没有大战可说。真正的主力在西路,西路军岳托率军兵临墙子岭,墙子岭的守将总兵吴国俊在清军杀到之时,正在给监军太监祝寿喝酒,毫无戒备,自然,墙子岭失守。崇祯急调卢象升、杨嗣昌、监军太监高起潜抗击清军,此时卢象升、高起潜和杨嗣昌都是父亲刚去世,处在守孝期,所以卢象升上奏说这样太不吉利,应另选他人,但崇祯意已决,他任命卢象升为兵部尚书,赐尚方宝剑,总督各路军队保卫京师。十月十二日,岳托的西路军已逼近通州,卢象升决定在十月十五日兵分四路夜袭敌营。高起潜与卢象升意见不同,便大说风凉话,“只听说有唐朝李愬雪夜袭蔡州,没听说过有在十五日明月皎洁下偷袭成功的,月光那么亮偷袭得成功吗?奇袭宜少不宜多,兵分四路偷袭还能不泄露消息?”高起潜非但不支持卢象升,反而把一路奇袭的兵马调往他处,最终导致十五日只有三路参与夜袭,被清军击败。卢象升为了避免高起潜掣肘,便提出自己驻守昌平,让高起潜驻守通州,两人分开,崇祯同意了。但不久崇祯又要卢象升前往通州与高起潜合兵一处,卢象升便认为这是杨嗣昌在捣鬼,还让高起潜牵制自己。大敌当前,明军内讧如此,最后的悲惨结局已经只是时间问题了。在此期间卢象升听到了杨嗣昌在与清军秘密议和的传言(传言是假的,但杨嗣昌的确此前曾向崇祯提议与清朝议和),于是他在见到杨嗣昌后就说:“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我卢象升手拿尚方宝剑,倘若我们议和的话,袁崇焕之祸马上就到眼前!纵然我们不怕祸患,难道不念披麻戴孝之身,既不能移孝作忠,奋身报国,那么就是忠孝都做不到,还有何颜面立于天地间?”杨嗣昌听了这话,当即面红耳赤,赌咒发誓,“如果我要是跟鞑子秘密议和的话,将军的尚方宝剑就先拿我开刀!”卢象升:“既不能奔丧,又不能战,尚方宝剑还是应该我用来自裁,怎能强加别人?”杨嗣昌:“您放心,我绝没有秘密议和。”大战在即,内部猜忌如此,卢象升已经做好了为国尽忠的准备,杨嗣昌也做好了继续陷害忠良的准备。十二月十日,卢象升率领天雄军在巨鹿(河北邢台东北)迎敌,他披麻戴孝,对将士们说:“我与大家一起受国恩,就怕不能死得其所,不要怕不能生还!”说罢,率五千将士迎战,清军将卢象升重重包围,卢象升的部队杀的“刃必见血,人必带伤,马必喘汗”(谈迁《国榷》)。激战多时,卢象升所部箭镞用光,部下虎大威劝卢象升突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但卢象升却慷慨激昂地说:“虎将军,今天是我效命之秋也!”随后继续与清军搏杀,卢象升身中四箭和三处刀伤,仍又斩杀了几十个敌人,最终壮烈殉国,年仅三十九岁。他的部下杨陆凯怕他的遗体被清军残害,于是趴在卢象升的遗体上,最后后背中二十四箭而死。卢象升的天雄军全军覆没,仅虎大威突围而出。卢象升满门忠烈,其家族死于国难者一百多人。卢象升诗词也作得很不错,其《前调》一词,壮怀激烈,有岳飞遗风:“搔首问天摩巨阙,平生有恨何时雪?天柱孤危疑欲折,空有舌,悲来独洒忧时血。画角一声天地裂,熊狐蠢动惊魂掣。绝影骄骢看并逐,真捷足,将军应取燕然勒。”值得一提的是,戎马倥偬一词最早就是卢象升发明的,卢象升在《与豫抚某书》说:“戎马倥偬之场,屡荷足下训诲指提。”此乃“戎马倥偬”最早出处。卢象升战死,崇祯调正在中原与李自成、张献忠血战的孙传庭、洪承畴前来勤王,崇祯任命洪承畴为蓟辽总督,孙传庭为保定总督,赐孙传庭尚方宝剑,总督山东、河北军务。西路军只遇到了卢象升的坚强抵抗,多尔衮的东路军则只在河北高阳遇到了抵抗。高阳是孙承宗的老家,祖大寿大凌河失守后,时任蓟辽督师的孙承宗被罢官,于是他告老还乡。然而孙承宗并没有闲下来,而是埋头研究军事。他创造性地创建了以热兵器为主要杀伤手段的十二车营,并撰写了专门论述火器车战战术技术的军事著作《车营百八叩》。书中所论车营,系指拥有火器的战车、步、骑和辎重合编而成的新型营阵,具有较强的火力和较好的火炮运动性能。其编制方法以四车为一乘,四乘为一衡,二衡为一冲,四冲为一营,每营六千余人,车一百二十八辆,骑步合营配各种炮三百五十二门。布阵时,战车在前,步兵、骑兵和权勇(骑营选勇八百人为中权,直属主将,名其兵曰权勇)依次排列于后。火器配置,步兵则鸟枪、佛郎机在前,三眼铳、火箭在后,骑兵也配有三眼铳和火炮。然而孙承宗的军事永远停留在了理论上,明朝此时的国力已不容许这样会耗费大量资金来装备的特种部队。在皇太极刚刚发动第四次南侵时,《武备志》的作者、孙承宗的好友茅元仪劝孙承宗到南方躲躲,孙承宗婉言拒绝了,他说:“我都这一把年纪了,没什么可怕的了,如果能有机会战死疆场,也算是死得其所了。”就这样,在清兵向高阳进攻的时候,孙承宗以七十六岁的高龄,率领全家及高阳民众奋起抵抗,由于兵力相差过于悬殊,高阳城很快就被攻陷了,孙承宗被清兵抓获。多尔衮听说抓到了孙承宗,非常高兴,亲自来劝降,孙承宗严词拒绝,说但求一死。多尔衮无奈,鉴于对其敬重,应允孙承宗可自尽而亡,最后,孙承宗坐在一张椅子上,令两个清兵用白绫将自己勒死,从容而又壮烈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一说投缳而死)。在保卫高阳的战斗中,孙承宗六个儿子、两个侄子,十二个孙子、侄孙殉国,全家老小四十余人遇难。孙承宗不仅是大军事家,而且诗词写得豪迈壮烈。咱们欣赏一下:《水龙吟》:平章三十年来,几人合是真豪杰。甘泉烽火,临淮部曲,骨惊心坼。一老龙钟,九扉鱼钥,单车狐骨。念河山百二,玉镡罢手,都付与,中流楫。快得罴熊就列。更双龙陆离光揭。一朝推榖,万古快瞻,百年殊绝。玄菟新陴,卢龙旧塞,贺兰雄堞。看群公,撑挂乾坤,矢力了,心头血。《沁园春》:匹马东来,掩泪新亭,江山笑予。看诸峰罗列,霜描白发,大嬴环绕,云溅征衣。化鹤应回,凤凰何处,惟有明月依戟枝。凝望眼、叹人民城郭,何是何非。是谁夺却燕支。麟阁云台须有时。问一行直抵,黄龙痛饮,何如合坐,绿野弹碁。独上高楼,风烟欲净,遥见白云随钓矶。天恩远,念玉关人老,曰汝其归。《木兰花幔》:鹤来华柱下城郭,是人民非看,七萃凌霜,六花喷雪,万姓东归向来事。且莫问,但旃裘匝地浣征衣,远戌胡笳正急,连天塞草初肥。搜胸中百万雄师,小试大凌西,喜三箭天山,六赢虎落,百道龙旗。正黄云赤羽两同飞,早是风驰千里,攻月翚重园。三十多年来为内阁首辅者,有几个才是真豪杰?多数是些鼠目寸光的肉食者,尸位素餐,妨功害能,由此搞得大明山河破碎,被满洲人的铁蹄践踏,光怪陆离的朝局之下,究竟谁才是可救世的历史巨人?兴许没有,也兴许我孙承宗的一生事业都会付之东流,但是面对这已经满目疮痍、物是人非的昔日曾经繁华、今日战火兵燹的人民与城郭,我也一定会苦撑残局,强撑病体,我胸中这雄兵百万、战将千员在大凌河西面已经牛刀小试打退过敌军,希冀着像薛仁贵三箭定天山那样最终敉平辽东敌寇,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但遗憾的是,孙承宗一己之力难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清朝人编修的《明史》这样评价他:“以此人的才能,恢复失去的江山,未必容易,但如果信任他,将权力交给他,稳定固守现有的国土,是可以的。”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孙承宗一直活着,清朝是无法得天下的,足见孙承宗在明亡清兴争局中的重要性。攻陷高阳后,多尔衮继续南侵,一路势如破竹,没有遇到任何像样抵抗,他攻陷济南,在济南进行大屠杀,杀人十三万(据《明史纪事本末》)。清军走后,孙传庭上奏请求重新回到中原,以防农民军反叛,但杨嗣昌百般阻挠,使得孙传庭的奏折无法上达,孙传庭被气得耳朵都聋了,于是告假。杨嗣昌借机上奏说孙传庭是装病,崇祯信以为真,大怒,将孙传庭贬为平民后关押。此次南侵,清军西路军与东路军此次南侵共攻陷七十座城池,如入无人之境。至此,在皇太极的打击下,明朝距离崩溃已经不远。中国北方以盛产强悍的民族著称。从侵扰秦汉的匈奴到给南朝造成很大威胁的北魏,从在隋唐之际崛起的突厥到足以左右唐朝生死的回纥,从纵横中原几十年的沙陀到与宋朝争雄的辽国,从屡胜宋朝的西夏到灭亡北宋的金国,从横扫亚欧的蒙古到十八万人横扫中国的清军,北方强大的民族两千年来一直威胁中原王朝的安全。然而华夏民族的力量是伟大的。北匈奴被窦宪打得西迁,南匈奴在五胡仇杀中彻底灭亡,建立北魏的鲜卑族被同化后融入汉族,东突厥被李靖灭掉,西突厥被苏定方灭掉,回纥则成了维吾尔族,成为中华民族一部分,沙陀则荡然无存,辽国也早无昔日辉煌,成了现在的达斡尔族。费正清对于中国北方民族总结如下:一,蛮族一般在政局混乱时入侵中国北方。二,蛮族政权往往得到汉人指点和效忠。三,蛮族骑兵进入中原后就丧失了纵横草原的战斗力。四,大量汉族官吏被任用。五,入侵者往往采用汉人政治制度。六,这些异族往往以其长城外的发祥地为根据地,以此争取不被汉人同化。七,朝廷以下各级政府多为汉胡二元结构,其中除去主管者外多为汉人。八,其他少数民族往往加入政府。九,异族统治者通过武力维护统治,派亲兵防御国都和其他重要地区。十,对中亚各族分而治之。十一,由于汉人多,异族统治者吸取中国文化一些特点。十二,异族或最终被汉族同化,或被赶出中原。游牧民族帝国如风,中原王朝轮番兴替,真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百年皇图霸业,过眼烟云!第十八章烈士与汉奸的一步之遥横扫华北后,皇太极将兵锋对准了大明在辽西仅存的锦州。松锦大战一触即发。此时的明朝已经腐败到了极点:彼(指明朝)文武大小官员,俱是钱买的。文的无谋,武的无勇。管军马者,克军钱;造器械者,减官钱。军士日不聊生,器械不堪实用,兵何心用命?每出征时,反趁勤王,一味抢掠。俗语常云:“鞑子、流贼是梳子,自家兵马胜如篦子。”兵马如此,虽多何益!况太监专权,好财喜谀,赏罚失人心。在事的好官,也作不的事;未任事的好人,又不肯出头。上下里外,通同扯谎,事事俱坏极了。(《张文衡请勿失时机奏》,《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下)在皇太极眼里,是时候对辽西明军发动致命一击了,1640年秋,皇太极率军围锦州,挖壕沟、垒墙做长久围困的架势。1641年蓟辽督师洪承畴率军十三万增援锦州,屯兵锦州南面的松山(辽宁凌河南),他的部下就有日后的一代枭雄吴三桂,参战部队除了洪承畴本部外,还有关宁铁骑一部,总之最能打的他都调来了。考虑到双方的战斗力和兵力,皇太极下令继续围困锦州,不得主动出战,等待敌军进攻。洪承畴采取且战且守的方针,避免过早同清军主力进行野战决战,而是在加强各要点防御力量的同时,以宁远为基地,以松山、杏山为依托,与锦州守军协同,不断向围城清军反击,以消耗、疲惫敌人,而后再相机寻求决战,解锦州之围。清军在镇守锦州的祖大寿外面,洪承畴在清军外面,双方就这样大打没有,小打不停。1641年六月洪承畴突然打破平静,率大军向松山北岗挺进,这个举动大大出乎清军意料,多尔衮没有设防,十万人突然扑过来,被打个措手不及,激战中洪承畴所部“势极壮,用兵亦奇”,多尔衮“大骇”。多尔衮身先士卒,挥舞着马刀与一名明军骑兵搏斗,对方长刀几次险些砍中多尔衮,都被他灵敏地躲过。这时多尔衮的卫兵用马枪向对方肋下刺去,多尔衮也趁势一刀砍在明军骑兵的肩膀上,这名士兵从马上栽了下来。多尔衮趁势发起冲锋,明军渐渐支撑不住,许多人调转马头向松山退去,少数人被清军纠缠住,无法脱身。这时炮声再次响起,明军不顾战场上还有没撤退的自己人,便开始用红夷大炮猛轰,八旗兵被炸得血肉横飞。多尔衮见势不妙,想要撤退,这时一颗红夷大炮的炮弹在他身旁爆炸,强大的气浪使他从马上重重栽下来……多尔衮醒来时已经在清军帐篷中,这次炮火的弹片可能击中了多尔衮的胯下,此后多尔衮终生没有生育能力了。差点被炸死,心有余悸的多尔衮被迫“师退六十里”。战败消息传来,皇太极怒了。一年都没动静,突然有大动作,多年的经验告诉他决战即将到来,于是他立即率军前往松山,他下令满洲、蒙古十五岁以上所有人从军,“空国以往”,与明军决一死战。但此时皇太极突然流鼻血了,得了重病,他的各位弟弟都劝他缓行,皇太极说:“行军打仗贵在神速,朕如果有翅膀能飞的话早就飞到战场了,怎能缓行?”军情紧急,皇太极骑马一边流鼻血一边用碗接着,两天接了几十碗。皇太极赶来了,他指挥若定,对各路兵马说:“朕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敌人听说朕御驾亲征后吓得逃走了!倘上苍保佑,敌军不逃,朕定让你等破敌如纵犬逐兽!”皇太极面对的敌军除了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外都不太能打,而他自己的十二万人战斗力都跟吴三桂差不多。在这种情况下,七月二十八日洪承畴却突然发动攻击,攻占制高点乳峰山,占得先机,洪承畴十分得意,此时他的武官说:“占据高地,固然有利,但我军粮食少,要提防清军抄袭后路。”洪承畴说:“老子扛枪那阵你还玩尿泥呢,这还要你提醒?”(《崇祯实录》卷十四)那么洪承畴在沉寂了一年之后,率大军带着仅能维持三天的粮食,突然挺进,究竟是为什么呢?要知道洪承畴一向用兵谨慎的。究其原因,还是在于明朝同时要对清国和李自成、张献忠农民起义军用兵,财政上捉襟见肘,崇祯让兵部尚书陈新甲赶紧结束在东北的战争,好省钱,陈新甲便不断催洪承畴出战。但洪承畴之所以出战,不仅因为国防部长唠叨,还因为没钱撑下去,不打不行。但洪承畴不愧为名将,他想出了妙计——只带三天干粮出征,赶好了打一棒子,打完就跑,也不怕对手断后路。如果见势不妙,立马就跑,回来还能说是粮食不够了才跑回来,对上面也有交代,真比猴还精。可惜他的对手是皇太极,皇太极看出了门道,就在洪承畴出发第二天,他派兵断了洪承畴的后路。久经沙场的洪承畴自然不会因为被断了后路而手忙脚乱,他退兵十里扎寨,到夜里,令王朴、唐通为第一队,白广恩、王廷臣为第二队,马科、杨国柱为第三队,曹变蛟、吴三桂为第四队,依次进发,自己和邱民仰巡抚守大营。王朴、唐通率军来到清营附近,见清营中有一股杀气,阴森逼人。王朴一向胆小,他说:“我看敌军有备,咱撤吧!”唐通说:“咱们奉命前来,不能撤退。”于是他们对清营发起了进攻,刚冲进去,猛听到一声号炮,子弹和箭镞纷纷飞来,把明军打死一半。王朴急令撤退,没撤几步,多尔衮和多铎两支部队杀出,将明军拦腰截断。唐通、王朴忙夺路而逃,清军紧追不舍,正危急间,白广恩、王廷臣率第二队赶到,等第一队残兵撤走后,与清军厮杀,正酣战间,又杀出一支人马,原来是清军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所部。白广恩见敌军猛增,无心恋战,于是且战且退,清军穷追不舍,幸亏第三队人马赶到,方得走脱。现在该说吴三桂、曹变蛟的第四队人马了,他们出发不久,忽听后面鼓角声起,炮火齐鸣,吴三桂猛回头,问:“莫非清军攻我大营?”话音未落,一个士兵赶来说洪承畴有令,因清军偷袭大营,特调二将军速回。吴三桂忙率军回援,到了大营,只见洪承畴亲自督战,已退回来的唐通、王朴虽奋力抵抗,但仍力不从心,曹变蛟于是一马当先,杀入清军队里,吴三桂也率军攻入,与清军鏖战多时,待第二队、第三

                      暗示,逐渐吸引了清廷的注意,清政府遂于1902年5月13日责成刑部右侍郎沈家本、四品京堂候补伍廷芳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朝廷的这个判断本身就已承认中国传统法律中有与国际规则脱轨的内容,已不能适合于国际规则。所谓参酌各国法律,其实就是要将中国现行法律根本改造,使之与国际接轨,与世界同步,通行中外。清政府怎么管理媒体由《南方周末》改稿事件引发的“中国之春”遐想究竟会怎样继续发酵,引来怎样的故事,还有待于观察。但从这件事情上,明显感觉到大陆媒体传统管制手段面临着非改不行的处境。怎样管理媒体,怎样看待媒体的意义,对通过革命获得政权的执政当局来说,可能还有学习提升的空间,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还值得重新研读。对于中国来说,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只有几年时间;以报纸杂志为代表的传统媒体,其实也不过百年,与西方相比为时甚短。最早的中文报纸都是外国人创办的,至少在甲午战争之前,真正属于中国人创办的报纸基本不存在。在那之前三十年洋务,是凭借国家资本主义的力量获得高速发展,社会空间被挤压到最低限度,自由办报对于洋务时期中国人来说根本不可想象,是一种权力奢侈。甲午战败,中国人转身向东,学习日本,进入“维新时代”,全面释放社会。报刊杂志仿佛一夜之间遍布中国,原来不知报纸杂志为何物的中国人,很快便熟练利用报纸来了解朝政,了解社会,了解国际大势,甚至精明的商人知道利用报纸来了解各地物价、市场行情,报纸很快成为中国人生活中的寻常物品,不足为奇。最初引领潮流的报纸,是政治类别的,最有名的是康有为主持的《强学报》。这个报纸最初借用传教士主持的《万国公报》大名,是一个典型山寨或克隆版。经教会抗议,康有为等人将这个冒牌的《万国公报》更名为《强学报》。《强学报》热衷于议论政治,开启了维新运动言论新声,贡献极大。但由于以议论政治为主要内容,也衍生许多问题。一些守旧官僚相当恼火,只是因为报纸是个新生事物,朝廷支持,反对者只能用传统政治手段指控康有为等人结党营私,涉嫌经济犯罪或贪占,促使朝廷查禁。由此反推,清政府此时还没有出台管理报纸的律例或办法,处于一种无法治的自然状态。《强学报》北京版在反对声中关门大吉,康有为很快又在张之洞等维新大员支持下办了一个上海版。清政府还没有弄明白怎样管理报纸杂志,报纸杂志就在那几年获得空前发展,除了《时务报》、《国闻报》等几家具有全国影响的大报大刊,还有很多地区性的报纸杂志,大家分别用内容分割市场。不经意间,新媒体为新知识人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活动舞台,从未有过的新职业——报人,成为那时许多年轻读书人的首选,他们普遍羡慕梁启超、严复这样的知识人,以自己的笔锋搅动天下。维新时代的报纸杂志是中国新媒体的初期,清政府还没有来得及制定管理规则。从总体上说,政府认为报纸杂志的正面功能大于负面影响,因而对传媒业的发展乐观其成。直至1898年政治变革加速,清政府开始考虑创办纯粹为政府发声的官报,准备设立管理全国报刊的官报局,甚至准备为报刊立法树规。根据管学大臣孙家鼐建议,朝廷责成康有为参照东西各国律例和中国情形,为大清制定一部“报律”。遗憾的是,康有为的《大清报律》还没有踪影,中国政治在那年秋天大逆转。康有为、梁启超等流亡国外,谭嗣同、杨锐等六君子被杀。又经几年蹉跎,1901年,清政府在各国压力下开始新政。中国开始全方位学习东西方各国,报纸杂志在这个时代获得新机遇,各个政治派别都意识到了报纸杂志的重要性。报纸杂志大发展又使立法树规成为迫切任务。郑观应当此时第三次修订《盛世危言》,不失时机加上《日报》一篇,集中讨论制定报律的原则和目标。根据郑观应的看法,报纸杂志的大发展使报馆主笔良莠不齐,如果没有报律,没有规矩,执政当局或许会因噎废食,因小事查禁报纸,阻断朝廷耳目;外国报纸一定会借着这些事件大肆炒作,任意诽谤中国政府打压舆论,剥夺自由。中国人无从争辩,这显然是不利的。为此,郑观应建议朝廷参照英、日法律,尽快制定报律,准许人民自由开设报馆,报馆言论准则一律遵从报律。1898年中断的新闻出版立法再次被提上日程。此时制定报律的目的,根据汪康年的说法,不是去限制报纸杂志的发展,而是为报纸杂志大发展提供法律支持,报律的根本目标是准许人民自由办报,报馆言论行为一律以报律为依归。汪康年说,报律颁布还有一个好处,那些担心朝廷随意查处而挂上洋人招牌,寻求外国人保护的假合资报纸,必将随着报律颁布而回归,忠于国家的言论必将越来越多。新政到了1906年转化为预备立宪。所有主张立宪的人都知道集会、言论、出版是宪政基本标志和要求。没有言论、出版自由,不可能实行宪政。宪政必须保证人民享有这些权利。根据这些原则,清政府在随后几年相继颁布几个相关联的法规。主要有1906年颁布的《大清印刷物专律》、《报章应守规则》;1907年颁布的《报馆暂行条规》;1908年的《大清报律》和1911年的《钦定报律》;这些律条大致构成了大清新闻出版法律体系。实事求是说,这些法规在沈家本、伍廷芳等法律专家主持下,全面吸收了西方近代新闻法规的基本精神,全面移植了西方各国对报馆的管理经验,而不是从头开始,渐渐摸索。此时制定的新闻出版法规,在政策目标上希望适度放开言论空间,落实人民基本权利,有助于宪政改革进行,有助于政治透明化。但是,正如所有社会都信奉的,自由不是无限度,更不能侵害别人权利,所以此时颁布的几部法律,都明确给报馆划出自由言论的边界:一是不能轻易、轻浮议论宫廷。这毕竟牵涉国家安全、元首尊严。这也是一般宪政国家的共同准则。二是不得立论怪异,不得妖言惑众,歪理邪说。三是不得有意攻讦,制造事端。四是不得有偿新闻,妄受贿赂。《大清报律》的颁布为混乱的文化市场、意识形态找到了管理凭借,人民自愿自由创办报纸的权利得到了落实。新报新刊立案注册非常方便,想办报的只要按照规定向民政部提交资料,在一个规定时间就能得到同意的最终批复。如果在审核中发现问题,民政部相关部门会提前协助申请者准备。报律的功能是让想办报的人能如愿以偿,不是借着法律遏制办报。对于违禁报纸的处罚,一般由民政部奉谕或自行通过各省督抚、警察机关进行查禁。查禁内容主要为违背事实,泄露机密,危害国家安全,蔑视王章,违背报律,或担心引起外交纠纷等。但凡出现这类问题,民政部探访局、阅报处、京师内外城巡警总厅都有负责检查的责任。根据《大清报律》,负责检查的这几个机关并不享有处罚的权力,对于违反报律的案件,依照规定应由民政部向京师或各地审判厅提出,由审判厅独立行使审判权。如此,清政府将过去检查权、纠察权、审判权、处罚权混乱不堪的关系真正理顺,向一个成熟的宪政国家迈出了一大步。假如没有《大清报律》1908年,中国宪政改革进入攻坚克难最后阶段。按照规划,这一年必须公布《钦定宪法大纲》。在公布宪法大纲前,清政府于3月公布与宪法大纲相配套的《大清报律》。这是清末政治改革至关重要的一步。但怎样看待这一步,由于后来历史发展急剧转型,加上意识形态困扰,我们今天已很难明白其前因后果了。按照孙中山一系革命党人,以及当时报界比较激进的看法,《大清报律》就是一个非常反动的法律,因为这个法律规定了非常严格的新闻管理和审查制度,没有让人民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然而到了后来,当人们总结清亡教训时,一个更重要的看法是:大清王朝之所以亡,就亡在其政治改革,亡在其开放舆论,亡在其颁布这个《大清报律》,让言论自由无度泛滥,因而导致了大清王朝的灭亡。其实,这两种说法都是不对的。任何体制下的言论自由都有一定的自由边界,《大清报律》确实规定了比较严格的报纸注册手续、文稿预审、违规处罚,尤其是规定了什么样的内容不能发表。实事求是说,这些规定在任何一个常态国家,均属于正常,有制度的检查总比有检查无制度要好许多。根据《大清报律》,报纸不得刊载的内容见于第十条至第十五条:第十条诉讼事件,经审判衙门禁止旁听者,报纸不得揭载。第十一条预审事件,于未经公判以前,报纸不得揭载。第十二条外交、海陆军事件,凡经该管衙门传谕禁止登载者,报纸不得揭载。第十三条凡谕旨章奏,未经阁钞、官报公布者,报纸不得揭载。第十四条下列各款,报纸不得揭载:诋毁宫廷之语,淆乱政体之语,扰害公安之语,败坏风俗之语。第十五条发行人或编辑人,不得受人贿嘱,颠倒是非。发行人或编辑人,亦不得挟嫌诬蔑,损人名誉。假如我们不带成见去分析,应该说这六条规定对于社会稳定非常重要。《大清报律》最值得诟病的是文稿预审规定。其第七条规定:每日发行之报纸,应于发行前一日晚十二点钟以前;其月报、旬报、星期报等类,均应于发行前一日午十二点钟以前,送由该管巡警官署或地方官署,随时查核,按律办理。这种提前预审制度确实不是一个成熟的宪政国家所当有,但考虑到当时中国正处在政治转型特殊期,政治改革刚刚启动,几千年君主专制传统根深蒂固。从这个意义上说,《大清报律》这些今天看来稍感严苛的制度可能还是必要的。其实,在实际执行中,由于有了透明公开的预审文稿制度,因而除了鼓吹暴力,鼓吹革命,鼓吹造反推翻政府的言论受到控制外,相当激烈的政治言辞,大都能发表出来。这也是今天许多人总结清亡教训时觉得清政府不应该放开言论,不应该公布《大清报律》,而应继续无规则严格控制舆论的理由。这种说法在政治上的有害性不必说了,即便从清亡具体原因看,这种说法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假如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大清报律》,大清王朝照样要结束,但中国那时必将大乱,决不会南北妥协,平稳过渡。中国之所以在辛亥年避免了一场法国大革命式的灾难,主要得益于《大清报律》带来的言论自由和公开。武昌起义发生后,负责管理报纸的民政部于1911年10月12日确曾下令北京各报不要刊登来自武昌的军事消息,这个禁令的法律依据就是《大清报律》第十二条规定,但凡海陆军事件,没有经过主管衙门同意,报纸不得登载。武昌起义,本质上就是新军哗变,没有军事主管衙门发布,报纸自然无权刊登。但是,武昌发生的事情毕竟太大了,外国通讯社报道了,全世界都知道了,国内比较机灵的报纸,特别是倾向于革命的报纸也隐约报道了,尤其是在北京发行的《国风日报》以开天窗的方法发布:“本报得到武昌方面消息甚多,因警察干涉,一律削去,阅者恕之。”假如这种掩耳盗铃式的禁止继续下去,谣言必然满天飞,人心惶惶,社会动荡。禁止刊登的命令依据是《大清报律》,各个报纸同样根据这个法律要求刊登。他们的理由是,《大清报律》相关法律解读规定很明确,所有关涉军事行动的消息在没有确切消息时不能刊登,但经同业调查,所有确切消息,似乎还是一律照登为便。所以息浮言而维持大局稳定者,就在消息公开透明。报业的要求与理由是成立的,也是有利的,于是留在北京主持陆军部日常事务的副大臣寿勋14日接受新闻界访谈时,就明白表示新闻界可以按照《大清报律》约束,自主如实报道武昌前线的消息。陆军部稍后进一步解释说,此次武昌动荡事起仓促,不免谣言纷起,为镇定人心起见,陆军部认为应该让各报馆如实刊登一些确实消息,以真实消息抵消谣言的传布。民政部、陆军部相关衙门按照《大清报律》允准各报登载前线消息,这对于稳定大局意义重大,先前听闻小道消息惊慌失措的人渐渐镇定下来,因为他们从各方面都掌握了比较准确的信息,作出了正确判断。在北京,在全国,并没有因为武昌战局出现大规模持续混乱。南北妥协,清帝退位,这样超乎想象的重大事件竟然波澜不惊,仔细想来,都得益于《大清报律》。假如没有《大清报律》,必然是一场混乱,混乱一场;必然是中原板荡,生灵涂炭。铁路国有的正当与失当清廷本没有与民争利的意思,但在民间看来颇有国进民退之味。如同近代中国一切新奇玩意儿一样,铁路也不是中国人创造的,而是西方工业革命的产物。中国人很早就知道了这项发明,但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是停留在争论铁路的利弊上,没有考虑引进,更不要说大规模修建了。大规模筹划修筑铁路是在《马关条约》之后,因为这个条约规定日本臣民可以自由到中国开办企业。根据利益均沾原则,列强相继将大量资金投入这个尚未充分开发的广袤市场。随着这轮经济腾飞,物流增加,大规模的铁路建设也就自然而然提上了日程。对于甲午战后的中国来说,大规模铁路建设遇到的困难,并不是过去所说的什么传统、什么文化冲突,而是实实在在的经济原因:资金和技术。最终铁路得以修建,离不开外国资本对中国铁路建设的高度热情——当然,这主要出于资本本身具有的赢利冲动。不过,清廷的政治决断更加重要,如果没有清廷利用外资修筑铁路的决断,中国铁路不可能在甲午战后几年获得突飞猛进的超常发展,基本形成影响至今的中国铁路路网。铁路建设对当时乃至后世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都起到不可估量的进步作用,铁路延伸到哪儿,近代文明的种子就播撒到哪儿;在铁路沿线很快形成一批中心城市,它们迅速成为近代文明的中心,极大改变了古老中国的文化地图、社会结构,乃至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但谁也想不到的是,铁路竟然将一个两百多年的王朝送进历史。民间资本进铁路进入20世纪,中国资本在外国资本的示范下也有了一定发展,在民族资本家看来,具有高额利润空间的铁路修筑当然不该让外国人独享。聪明的中国人从1903年开始就酝酿着一场争斗,他们准备用民族主义的旗帜,以国家安全、民族利益为理由,要求清廷将外国资本驱逐出铁路修筑,最低限度是允许民族资本进入铁路修筑。这就是近代史上所说的收回利权运动,其触发点是粤汉铁路修筑权。粤汉铁路是指从广州至武昌的铁路,这是一条贯穿近代中国铁路史的线路,自1895年决定兴建至其建成,始终充满各种各样的争执和故事,其规划路线也几经调整。按照清廷的规划,粤汉铁路是交给美国公司主持修建的。但美国人在协议签署后迟迟不开工,不仅向中国方面要求铁路沿线的矿产资源开采权,而且私自将其三分之二的股权转卖给了比利时的公司。这就给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留下了口实。于是,顺着收回利权运动的思路,粤汉铁路沿线三省(广东、湖南和湖北)绅民建议,朝廷收回粤汉路权,交给三省自行修建。对于三省绅民的热情,朝廷好像甚为感动。1898年初,清廷以高价从美国人手里收回粤汉铁路修筑权,制定《铁路简明章程》,将民间资本引向铁路建设,并同意湖北、湖南和广东三省绅民与铁路总公司会商,妥议办法,招股集资,承接粤汉铁路的修筑。就铁路建设来说,允许民间资本进入无疑是件好事。将一个新兴产业公平开放给所有资本,既有助于民族资本的提升,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助于遏制外国资本一家独大、挟制朝廷。问题在于,资本的本性就像《资本论》所分析的那样,从来就以利润最大化为最高诉求,不会因为民族而更爱国,也不会因为国际而害人。那时中国人没有对民族资本、国际资本仔细分辨,出于一种爱国主

                      去引发事端的人之外。他的两个舅舅迪克和斯图亚特,米斯纳牧师,阿涅特的父亲和兄弟。他们要讨论那记耳光,不会谈怀孕问题,当然更不会涉及那个鞋里藏着蓝宝石的姑娘。假设她没到这里。假设她的肚脐眼没露在牛仔裤裤腰上面或她的胸部不那么显眼,只要再有那么几秒钟,让他们能够琢磨出该如何表现——摆出何种态度。要是在没有姑娘们晃荡于周围的公开场合,他们会明了的。他们作为一个群体,会当场采取恰当的语气。可是阿涅特在那儿嘀嘀咕咕,比莉·狄利亚也一样。K.D.和阿涅特离开其他人单独待在一边。为了谈话。他们站在野餐桌凳背后的矮橡树丛附近聊着,这是他从未想到的最糟的一次谈话。阿涅特说的是:“喂,你打算对那件事怎么办?”她的意思是:我要在九月份去朗斯顿,我可不想怀孕,不想流产,不想结婚,不想独自伤心或面对家人。他说:“喂,你打算对那件事怎么办?”心里想的是:对于我的社会活动,你比我惦记的都多,在我最后同意不需要拉下你的内裤时,你却打着我去做,所以这不是我的问题。长途汽车开走的时候,他们刚开始遮掩威胁,揭开相互的厌烦。所有的脑袋,所有的,全都转了过去。首先是因为他们从来没在镇上见过一辆长途汽车——鲁比不是通往别处的一站。其次是想弄明白那辆车到底为什么要停下来。长途汽车开走后出现了那个美女:站在路边的校舍和救世者雕像之间,吸引了大炉灶边闲散的人们的注意力。她没抹什么口红,而从一百五十英尺以外,你照样能看清她的眼睛。那笼罩下来的寂静若不是由阿涅特打破了,简直要永远持续下去。“要是那种荡妇就是你想要的,赶紧跑过去吧,黑鬼。”K.D.的目光从阿涅特整洁的女式衬衫移到她前额的刘海,再盯到她脸上——阴沉,找碴儿,责难——随后就扇了她一耳光。她表情的变化说明她活该。有人说了声“哎呀”,不过他的朋友们大多都在评断那正逼过来的令人惊艳的胸部。阿涅特逃跑了,狄利亚也跑了,可她像好朋友应该做的那样,回过头来看,眼见他们都强迫自己瞅着地面,瞅着五月明亮的天空或是自己的手指甲。古德完事了。它肚皮上的毛该剪一剪了——那样就不可能打结了——可它很漂亮。K.D.动手整理本的皮毛,心里默诵着面对阿涅特家人时为自己辩解的词句。当他向他的舅舅们描述事件的经过时,他们同时皱起了眉。这对双胞胎不仅长相,连姿态也像镜中的映像,斯图亚特吐出了刚吃进嘴里的“蓝孩”烟草,迪克(后文“迪肯”的昵称。)则点燃了一支雪茄。无论他们多么令人厌恶,K.D.深知他们不会商量出一个危及他或摩根家财富前景的决定。他的外祖父为双胞胎儿子起了迪肯和斯图亚特的名字是有他的理由的,而他们家族建立两座镇子,并一心与白人的法律、有色人种克里克人、匪帮和恶劣天气奋争,可不是为了眼看着牧场和住房,以及给食品店、药房和家具店发放抵押贷款的银行,最终落到阿诺德·弗利特伍德手中。自从他的表兄弟们散架的骨骼两年前被埋葬以来,作为他们家族的希望和失望的K.D.就成了血脉中的最后一个男性了,而这个家族曾经出过一个副州长、一名州审计官和两位市长。他的举止一向需要仔细检查和认真纠正。或许,舅舅们会另眼看待这件事?很可能阿涅特的婴儿会是个男孩,摩根家的一个侄孙。她父亲阿诺德到时候会不会有什么权利让摩根家的人不得不尊重呢?K.D.抚爱着本的皮毛,从毛绺中挑出草刺,同时尽力像他舅舅们那样去思考——那是很难的。后来他放弃了这种努力,干脆听凭梦幻去选择,只是在这时候才想起了吉姬(“格蕾丝”的昵称。)和她那显眼的胸部。“嗨。”她像个妓女一样吹爆口香糖泡泡,“这儿是鲁比吗?长途汽车司机说这儿就是。”“对,对的。嗯,没错。”闲散的小伙子们异口同声地回答。“这附近有汽车旅馆吗?”这问话引起一阵哄堂大笑,他们便问她找谁、从哪里来,心里觉得挺舒服。“旧金山,”她说,“还有大黄馅饼。明白了吧?”那么说,梦幻是在旧金山。摩根家的男人们没有退让什么,但他们对会议地点的选择感到不自在。米斯纳牧师原先认为最好是提出协议书并到弗利特伍德家去,而不要让受害的一方到加害者的家里来,以免使家族受到雪上加霜的粗暴侮辱。K.D.、迪克和斯图亚特坐在牧师的客厅里,点着头,嘴里模模糊糊地咕哝着,但是K.D.知道他舅舅们心里的想法。他瞅着斯图亚特换烟丝,端果汁。迄今为止,米斯纳组织的信贷会是不赢利的——把小额的紧急贷款借给教众,而且没有逾期不还的惩罚规定。迪克说过,就像个小猪存钱罐。可斯图亚特说,目前还凑合。米斯纳来鲁比前所待的教堂的声誉漂浮在他身后:举行皈信仪式来唤起民众,与白人的法律正面交锋而不是躲闪回避。他显然指望着有一个州能兴建一所全新的法律学校,接收一个学生——一个黑人女孩,并同时保护种族隔离制度。他明确而严肃地认为可能在一个州里作出改变:紧挨教室建一个敞开的小隔间,让一个黑人学生坐在里边。那是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当时K.D.还是个吃奶的婴儿,他母亲、兄弟、表兄弟和所有其他人还没离开黑文呢。如今,已经过去了二十年,他的舅舅们每周都要听米斯纳布道,只是每次结束之后,他们就坐到奥兹莫比尔和英帕拉车的方向盘后面,重复父辈的歌谣:“俄克拉荷马是印第安人、黑人和上帝混居的地方。其余地方都只提供饲料。”让他们沮丧的是,米斯纳牧师常常把饲料当成餐桌上的食品。这样一个人能够鼓励奇怪的举动,支持一个十几岁女孩的看法,改变立场支持弗利特伍德。这样一个情愿把钱财抛掉的人能够给顾客提供一些主意,让他们以为在利率上有选择的余地。不过,浸礼会教徒是镇上最大的教众群体,也是最有权势的。因此,摩根家的人认真分析米斯纳牧师的意见,以判断哪些是可以轻易忽略的建议,哪些又是必须遵从的命令。他们驾着两辆车驶过从米斯纳的客厅到弗利特伍德住宅仅有的三英里路程。在一座俄克拉荷马州城市的某处,六月天的声响被阳光照耀下的一个游泳池的水声加大了。K.D.曾经到过那里一次。他随着舅舅们一路乘车经过密苏里、堪萨斯、得克萨斯到达那里。他在路边候着,而舅舅们则在一栋红砖房里谈生意。那些激动的嗓音听起来很近,他就过去看。他看到在一道抹着宽宽的无缝水泥的篱墙背后是一片碧绿的水面。现在他知道那水面不过一般大,但当时觉得简直是漫无边际。在他看来,仿佛有几百个白人儿童在池中嬉戏,他们的嗓音好像瀑布一样落下,代表着世上最纯净的幸福,从中感受到的快活令他落下了眼泪。此时,当奥兹莫比尔车在吉姬吹口香糖泡泡的大炉灶处掉头转弯时,K.D.又感到了一种对耀眼的水面和六月游泳者的声音令人激动的渴望。他的舅舅们当年并不乐意为他去城里的商业区找门路,并在火车上责罚他,后来在坐汽车回鲁比的一路上也是如此。当年价钱低,如今价钱仍然低。“你真见鬼,怎么卷到这一团乱里边了?你应该和同龄人待在一起。你干吗想和一个弗利特伍德家的人混在一起呢?你看到那小子的孩子们了吗?该死!”——这些话一下子爆发出来,却没有造成伤害。正如他看到了那片闪烁的水面,他已经看到了吉姬。但不同于那座游泳池的是,这个姑娘他还会再见到。他们把汽车头尾相接地停在弗利特伍德住宅的旁边。敲门的时候,除去米斯纳牧师,每个人都开始用嘴呼吸,像是要减少那宅子中疾病气味传播的通道。阿诺德·弗利特伍德从来不愿意睡在小帐篷里,也不想再睡在草垫或地板上了。所以他就在中央大街上建的这栋宽敞的住宅中设置了四间卧室,安排他自己、他妻子和他们的两个孩子使用,还留出一间他们引以为豪的客房。在他儿子杰弗逊从越南回来,带着他的新娘斯维蒂进入洞房时,客房仍然还在。他们若不是需要把它用作杰夫和斯维蒂的孩子们的病房,本来会把它当作育儿室的。事情的结果是,弗利特(“弗利特伍德”的昵称。)如今睡在餐厅里的一个隐蔽处。男人们坐在纤尘不染的垫子上等候米斯纳牧师结束对那些根本没露面的妇女的探望。弗利特伍德家的婆媳把全部精力、时间和疼爱都用在到目前为止还活着的四个孩子身上了。弗利特和杰夫(“杰弗逊”的昵称。)对这种奉献既感激又恼怒,反倒把羞耻撇到一边了。和他们在一起坐得这么近是件苦差,要谈话就更是难上加难了。K.D.知道,弗利特欠他舅舅们的钱。而且他也知道,杰夫特别想杀人。既然他无法杀掉老兵管理机构的那些人,就不得不杀掉别人。当米斯纳笑眯眯地下楼梯走回来时,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是的。不错。”米斯纳牧师拍了下手,他的肩膀微微震颤一下,似乎他已经把对手击出了场外,“女士们答应给我们拿咖啡来,我相信她们还说了过一会儿再给我们一些米饭布丁。这是我所知道的最富理性的开场了。”他又一次微微笑了。作为一个教士,他几乎过于帅气了。不仅是脸和头发,他的全身都经过了精心打理,结果引起所有人的钦羡。他为人严肃,并利用这种显而易见的英俊防止懈怠——这使他不得不小心翼翼地与他的教众打交道,任何事情都不想当然:无论是妇女的敬佩还是男人的嫉羡。没人呼应他对甜食展出的笑意。他仍自顾自说下去。“让我来把我所知道的局面说清楚。如果我分析错了或是有什么遗漏,你们一定要纠正。我的理解是,K.D.造成了一次伤害,一次严重的伤害,对阿涅特。所以,我们可以干脆地说K.D.在脾气和道义上有问题——”“他对一个年轻姑娘发脾气是不是不够老成?”坐在距离灯光最远处一把低矮椅子上的杰弗逊·弗利特伍德按捺不住地打断了他,“我不管那种行为叫脾气不好,我管那叫非法行为。”“好吧,在那个特定的时刻,他出了格。”“请原谅,牧师。阿涅特十五岁。”杰夫紧盯着K.D.的眼睛说。“不错,”弗利特说,“从她两岁以来,就没人碰过她。”“问题可能就在这儿。”斯图亚特是人所尽知喜欢作煽动性讲话的人,所以迪克一直警告他别开口,而由他这个机灵鬼来谈。他这句话一出口,就让杰夫从椅子里蹦了起来。“你来我们家就是为了对我们口出胡言吗?”“你们家?”斯图亚特的目光从杰夫扫到阿诺德·弗利特伍德。“你听见我的话了!爸爸,我看我们最好还是结束这次会面吧,免得有人受伤!”“你说得对,”弗利特说,“我们谈论的是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原来只有杰夫是站着的,这时米斯纳也立起了身。“先生们。啊!”他举起双手,压制下坐着的人,充分利用了布道的嗓音,“我们在这儿的都是男人,上帝的男人。你们打算把上帝的工作扔进阴沟里吗?”K.D.看到斯图亚特竭力压下想吐的口水,也站起了身。“听我说,”他说,“我很抱歉。要是可能,我就收回我所做的。”“做了就做了,朋友们。”米斯纳压下双手。K.D.继续说:“我尊重你的女儿——”“从什么时候起?”杰夫问他。“我始终尊重她。从她只有这么高的时候起。”K.D.把手在腰间比画了一下,“随便问谁。问问她的女朋友比莉·狄利亚。比莉·狄利亚会告诉你的。”这机智一击的效果立竿见影。摩根家的舅舅们控制着自己的笑意,而弗利特伍德父子气得须发倒竖。比莉·狄利亚是镇上最放荡的女孩,正被第二名追得益发放荡。“这事与比莉·狄利亚无关,”杰夫说,“而关乎你对我小妹的所作所为。”“等一等,”米斯纳说,“也许我们能够找到一个较好的办法,K.D.,如果你能告诉我们你为什么那么做。为什么?出了什么事?你当时喝酒了吗?她当时激怒你了吗?”他指望这个直截了当的问题能够敞开一个诚挚的空间,以便让这些男人停止找碴儿而谈具体条件。之后的突然沉寂使他很惊异。斯图亚特和迪克两人同时清了清嗓子。阿诺德盯着他的鞋。米斯纳牧师猜想,准是出了什么毛病。在这种令人尴尬的沉默中,他们听到头顶鞋跟轻轻的着地声:妇女们在走动,干活,翻找,喂食——不管她们在做些什么来拯救孩子们,孩子们却拯救不了自己。“我们不在乎为什么,”杰夫说,“我想知道的是你打算怎么办。”他在说到“办”字时,食指向椅子扶手上一戳。迪克向后靠坐着,把腿大大地劈开,仿佛在欢迎理当属于他的领地。“你们想好什么了?”他问道。“首先,要道歉。”弗利特说。“我刚刚道过歉了。”K.D.说。“不是对我,对她。是对她!”“好的,先生,”K.D.说,“我一定做到。”“好吧,”迪克说,“这是第一件。第二件呢?”杰夫回答:“你最好再也别碰她。”“我不会再沾她的,先生。”“还有第三件吗?”迪克问。“我们需要知道他说话算数,”弗利特说,“已经有一些影响了。”“影响?”迪克摆出一副不解的神情。“我妹妹的名声给糟蹋了,对吧?”“唔,唔,我看得出。”“没法弥补了,对吧?”杰夫的问话包含着挑战和询问。迪克向前俯身。“唉,我不知道。听说她要去上大学,那样这些事就全抛在她身后了。也许我们能帮点什么忙。”杰夫咕哝着:“我不知道那个。”他看着他父亲,“你看呢,爸爸?那样……”“得问她母亲。她也为这事受打击了,你知道。比我受的打击还大,也许。”“好吧,”迪克说,“可你们为什么不事先和她谈妥呢?要是她通情达理,明天在银行那儿停一下。”弗利特擦着下巴。“我可不敢担保。梅布尔是个非常骄傲的女人。非常骄傲。”迪克点了点头。“她有理由这样——女儿要进大学,这一切。我们不愿意有什么挡道的东西,这是在为镇上增光。”“那所学校什么时候开学,弗利特?”斯图亚特歪着头问。“八月,我认为。”“到那时她就准备妥当了吧?”“你是什么意思?”“唉,”斯图亚特答道,“离八月还有好长时间呢,现在才五月。她可能会改变主意,决定待着不走了。”“我是她父亲。我会为她安排的。”“好吧。”斯图亚特说。“就这么定了?”迪克问。“像我说的,得跟她母亲谈。”“当然。”“她是关键,我太太是关键。”迪克当晚第一次开怀地笑了。“女人总是关键,上帝祝福她们吧。”米斯纳牧师叹了口气,仿佛又有了可以呼吸的空气。“上帝的慈爱在这栋房子里,”他说,“每次我来这儿都感受到这一点。每次。”他朝天花板看着,而杰弗逊·弗利特伍德则委屈地瞪着他。“我们珍惜他的力量,但我们不该忽视他的慈爱。那才是保持我们力量的东西。先生们,兄弟们,让我们来祈祷吧。”他们垂下头,顺从地聆听着米斯纳锦心绣口的词句和看不见身影的妇女们响个不停的脚步声。次日黎明,米斯纳牧师对这一夜睡得这么好都觉得诧异。前一晚和摩根及弗利特伍德两家人的会面使他很不安。在弗利特伍德家的客厅里有一只灰熊——无声无息,无影无形,却限制着人们随意行动。楼上,他使妇女们大笑——嘿,反正梅布尔笑了。斯维蒂虽然也笑了,但并不欣赏他的逗乐,眼睛始终不离她的孩子们。向侧面一闪,向前一俯身,吸一口气——她上身探过婴儿床,迅速而熟练地作出调整。但她的表情很温和,仿佛在说:有什么可以让她高兴的,他又为什么要尝试?当他要她和自己一起祈祷时,她默许了。她低下头,闭上眼,但当她面对着他轻声地念诵着“阿门”时,他感到同正在与之讲话的上帝之间的关系似乎模糊了或者太生疏了,而她与上帝的关系才是优越的、长久的、完全隐蔽的。他和梅布尔·弗利特伍德相处时运气还不错。她很高兴他来拜访,拖延着他们东拉西扯的谈话。听了在大炉灶那儿发生的事之后,他召集了那些男人,此刻他们都在楼下等候——就像那灰熊一样。米斯

                      场上的官员关系,除了师生关系外(座师与门生),老乡关系也呈越演越烈之势,同期中榜的考生,地域之间的亲疏尤其明显。甚至同榜而出的考生间拉帮结派,也渐成常态。明朝万历时期大臣邱瞬就曾总结道:“而今朋党有三途,同榜而出为其一,座主门生为其二,同年而出为其三。”“乡党”关系,反而凌驾于师生关系之上。万历末期至天启初期令后人诟病的“党争”,朝中分为“齐党”“楚党”“浙党”相互攻击,“分榜”制度,确是为其温床之一。第六章谁有资格接朱元璋的班一谈历史,历朝历代的皇子“夺嫡之争”无不吸引眼球。时至今日,在琳琅满目的各类或“正史”或“戏说”的历史剧中,从来都是“永恒的主题”,很精彩,却多是戏说演义。朱元璋时代,诸皇子的夺嫡之争,更为后世人所观注。因为这场勾心斗角数十年的权力游戏,最终演变成一场席卷中国北方,兵连祸结达3年的内战——靖难之役。因之被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尤其多:造反自立,历经苦战最终篡位成功,坐拥天下的皇四子——后来的永乐皇帝朱棣;龙御天下,却昏招频出,最终以全国之地败于地方诸侯,兵败如山倒,失去龙位并至今下落不明的皇太孙——建文皇帝朱允炆。相形之下,在洪武朝时代最早被立为“接班人”,担任储君数十年却最终英年早逝的朱元璋长子——大明懿文太子朱标,长久以来是一个被关注不多的人物。抛却“戏说”的虚构,解读洪武时代诸王夺嫡的来龙去脉,必须从这位皇太子开始。二朱标,朱元璋长子,元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生人,元至正二十七(公元1367年)年被立为世子,次年大明开国,年号洪武,“顺理成章”地成为皇太子,从此开始了长达24年的储君生涯,洪武二十五年病逝,年仅37岁。洪武三十一年,其子皇太孙朱允炆即位,尊奉其为明兴宗,陪葬于南京明孝陵。这位英年早逝的皇储,一生有太多引起后人争论的话题,比如他的出身问题,《明史》记载其为马皇后亲生,从清末开始,以潘柽章为代表的学者提出异议,认定其生母为朱元璋侧室李淑妃,时至今日,依旧各执一词。未引起世人太多争论的,是这位储君的形象,在大多数有关他的评价里,朱标是一位体弱多病,怯懦胆小,知书达理,优柔寡断,在朱元璋的阴影下战战兢兢一生的可怜太子。这个形象,一方面来自朱棣篡位登基后,“御用文人”们在史书上对其的刻意“抹黑”,另一方面也拜他那位“合法”登基却痛失天下的儿子——建文帝所赐,后人总结建文帝失败的教训,也就自然而然把身为其父的朱标看成一类。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还是让我们仔细梳理一下朱标的储君生涯吧。三朱标初立世子,是元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朱元璋亲手选定了刘基、章溢、叶琛、宋濂4位当时名儒为其老师。同年冬天,令朱标以长子身份,回凤阳老家祭祀祖先,行前谆谆教诲,要朱标“访求父老,知我创业之不易”。可见,早在大明开国前,眼光长远的朱元璋便利用各种机会,对其悉心培养,寄托厚望。而从朱元璋的“培养”方式看,我们不难了解朱元璋期待的是一个怎样的继承人。台湾学者李光涛对此的评价最为到位:朱元璋对于继承人的期待,与他自比“汉高祖”分不开,在他打天下的每个步骤上,都事事以汉高祖为师,对于储君的培养更不例外,戎马一生的他,希望能培养出一个合格的守成之君,开创属于大明朝的承平盛世。而从实际情况看,确实如此。朱元璋为朱标礼聘的先生,多为当时的“大儒”,后来大明开国后,朱元璋更是费尽心思,在内宫设“大本堂”,苦心搜罗各类图书,并招揽天下名儒为朱标授课,选拔青年才俊与之伴读。他还制定严格的太子行为章程,让太子举手投足,待人接物,都要按照儒家礼法行事。但朱元璋并不想把儿子培养成“酸腐文人”,多次训诫宋濂等人要“用实学导之”,又选拔一批颇有政望的能臣干吏,担任太子宾客,定期讲解治国之道,其中就有我们前文提到的韩宜可。平日里“忆苦思甜”教育也抓得紧,经常借用一切机会向儿子回忆创业时期的艰难,而担任太子东宫官僚的,是大明王朝开国时期的文武两大支柱:文官之首李善长,武将之首徐达。由此我们也可总结出朱元璋对“接班人”的基本要求:宽宏仁德,礼敬贤臣,却要治国有方,睿智通达,更要行为正派,体察下情,深味民生,与民休息。纵览之下,这实在是一个儒家思想里“仁君”的范本。而朱标又做得如何呢,自被立为太子以来,他对宋濂等授业恩师始终礼敬有加,公开场合,常恭敬以“宋师”相称,年节朱元璋给他的赏赐,必分出一份赠予宋濂,后来宋濂的孙子宋慎被揭发为“胡党”,朱标更是倾力相救,“郭恒案”“空印案”等明初贪污大案株连甚重,朱标主张从轻,并为此和朱元璋争执。户部尚书茹太素因奏章行文啰嗦,遭朱元璋责打,朱标为其说情,并连夜送金疮药和补品,宽慰道“此事乃卿之旧习,非卿之错”。连弟弟秦王和晋王被控告“横行不法”“图谋不轨”,引得朱元璋大怒,还是朱标出面说情,帮两个弟弟脱罪。甚至随朱元璋外出巡视时,也时常将自己的食物分发给沿途缺衣少食的百姓,可谓深得民心。后来建文帝重臣方孝孺赞他“孝友仁慈,出于至性”“为人友爱,仁孝感婴孩”,诚非虚言。这是一个善良、宽容、友爱兄弟、学识渊博、礼贤下士的大明储君。那么许多史料里说他“懦弱无能”“缺乏治国之才”,又是否是事实呢?从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开始,22岁的朱标开始受命处理政事,朱元璋命令群臣“一切政事并启太子处分,然后奏闻”,并传授朱标处理国事的四要诀——仁、明、勤、断。在这刻意的锤炼里,朱标未让朱元璋失望,他悉心学习,勤于政事,遇事时常建议行“宽通平易之政”,虽屡遭朱元璋否定,却也对其日渐满意。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朱标受命出巡陕西等地,一路考察民情,获益良多,归京后又全力维护遭朱元璋囚禁的弟弟秦王朱樉。此后身染沉疴,于次年病逝。一个从22岁开始就以储君身份协助父皇处理政务,且始终保持独立见解,更累积丰富经验的太子,可见是具有相当的治国能力的。至于史不绝书的有关朱标的“软弱”,倒是另有几个鲜明对比的例子:一是洪武七年,朱元璋宠妃孙贵妃去世,朱元璋命太子领诸皇子着孝服服丧,朱标认为不合礼法,坚决拒绝,气得朱元璋险些挥剑砍他。二是洪武末期,朱元璋大肆屠杀功臣,朱标为此求情,朱元璋找了一根满是刺的木棍叫朱标去拔,朱标不敢动手,朱元璋训诫道:“我杀功臣,就是要为你拔掉这些刺。”谁知朱标毫不示弱,反驳道:“帝王是尧舜一样的帝王,大臣才会是拥护尧舜的臣民。”一番话直把朱元璋气得暴跳如雷,又险些冲儿子挥拳动粗。即使在明白了父亲的残暴,甚至可能面临生命危险的情况下,依旧毫不退让,坚持原则。综上,朱标的形象终于清晰起来:一个宽厚仁德,博学多才,深受儒家思想熏陶,为政宽容,仁爱兄弟,拥有丰富行政经验和能力,外柔内刚的人。条条素质,完全吻合朱元璋对“接班人”的要求。这既是朱标自身的性格使然,也是朱元璋刻意培养的结果。若非英年早逝,继位的朱标,很可能是一位堪比文景的仁君。从朱标身上,也不难看到朱棣等人难入朱元璋法眼的原因。一直觊觎皇位且战功卓著的四皇子朱棣,其性格几乎是朱元璋的“翻版”。戎马一生的朱元璋下定决心培养一个“仁君”继位,特别是其在晚年意识到一生为政严苛而造成的种种弊病后,更坚定了这一选择,从而毫不犹豫地将皇位的接力棒传承到性情最接近朱标的皇太孙朱允炆手中。而朱棣等“叔王”们之所以不能成为皇位的“合法继承人”,实在是应了一句话:性格决定命运。四说完朱标,自然要说说朱标的弟弟们,那些觊觎皇位已久的藩王们。明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朱元璋正式建藩封王,封其24个儿子为藩王,分镇各地,藩王拥有自己的“护卫”,每年钞5万贯,米5万石的供给。诏令一下,群臣哗然,先后有叶伯巨、王朴、叶居升等大臣上书反对,尽遭屠戮。有人指摘朱元璋此举“不吸取历史教训”,而从当时看,分封藩王显然是为“中央集权”做准备。在明初大封功臣,诸多功臣尾大不掉的背景下,分封藩王恰是牵制权臣,进而收拢军权的最好方式。朱元璋也对藩镇的危害采取了“预防措施”,编订《皇明祖训》,令诸皇子恪守执行。多数藩王护卫最多不超过5万人,无力对抗中央。例外的,是9个担负驻守边疆任务的藩王,分别是:皇次子秦王朱樉,驻西安;皇三子晋王朱纲,驻太原;皇四子燕王朱棣,驻北平;皇十三子代王朱桂,驻大同;皇十四子肃王朱瑛,驻甘州;皇十五子辽王朱植,驻广宁;皇十六子庆王朱栴,驻甘肃庆阳;皇十七子宁王朱权,驻大宁;皇十九子谷王朱穗,驻宣化。这9位藩王皆担负守土之责,虽按规定不能理“民政”,却有权调动辖区内的军队,供其统帅的军队皆在10万以上,他们才是“中央政府”的最大威胁。而按照封建国家“长幼有序”的顺序,真正对“继承人”构成威胁的,是三个人:皇次子秦王朱樉,皇三子晋王朱纲,皇四子燕王朱棣。对这9位身负守土之责,却足以威胁到中央政权的爱子,朱元璋同样费尽了苦心,既悉心培养,又严加防范。在他们年幼时,即宣召徐达、李文忠、郭英、耿炳文等功勋宿将,为皇子们讲解兵法战策,并严令“多教习实用之术,莫拘泥兵法条文”。国家有战事时,常令皇子们随军征战,亲身体会战事。其中的几位皇子,更在其安排下与朝廷武将结成姻亲,比如燕王朱棣娶了中山王徐达的长女,宁王朱权纳了长宁侯耿炳文的次女,武定侯郭英的两个女儿,分别嫁给代王朱桂和辽王朱植。诸王就藩后,其岳丈家亲属皆被留在京城,以收牵制之效。太子训导叶伯巨曾谏劝朱元璋对诸皇子“遣名师多教习仁义之法,以防二心”。朱元璋怒他“离间皇室宗亲”,愤而将其拷问致死,但对其意见也尽数接纳。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朱元璋从全国各地精选10名“当世高僧”,分派给太子以及9位守边藩王讲经说法,意图通过此举令儿子们懂得“仁德之道”“慈悲之心”。起初颇见效果,次年刑部尚书(司法部长)开济上表称赞此举令各位皇子“深明陛下训导之心,德行大进,诸藩有口皆碑”。但万没料到的是,这10位“当世高僧”里,分派到北平燕王府的,恰是后来朱棣的亲信,策动谋划“靖难之役”的第一谋士——姚广孝。大乱的伏笔,正从此时种下。生性猜疑的朱元璋,从分封建藩开始,提防的目光始终对准两个人:皇次子秦王朱樉,皇三子晋王朱纲。先说秦王朱樉,他的辖区包括今天陕西全省、甘肃东部、青海北部,正是史家常说的“拥之即坐天下”的“八百里秦川”,论兵力雄厚,辖区幅员之广,实为九边诸王之最。朱元璋起初对他颇为器重,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就藩时曾专赐诏旨,命他要“与民休息”,就藩之后,朱樉屡次率兵出击青藏部落和蒙古,斩获甚多。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朱元璋令他为监督诸皇子行为的“宗人令”。因朱元璋多次暗示,南京无“王气”,意图迁都长安。得此暗示,朱樉卖力表现,大兴土木,不法行为也很多,他在辖区内修筑宫殿,劳苦民力,其兵士也时常勒索地方,欺辱朝廷官吏。斗门知县林云因劝阻朱樉部将征用木材而被殴伤,陕西监察御史安然上表揭发朱樉部将借军屯为名滥征民田,被朱樉部将“打击报复”,竟被乱兵烧了府邸,险些殒命。当时的御史周观政、韩宜可和曾任陕西参政的张来素等人皆曾上表弹劾,虽遭朱元璋严惩,但他对朱樉的厌恶之心也日生。尤其令朱元璋不满的,是朱樉曾在青海、甘肃等地私自招募“番族壮勇”,不向朝廷上报,反编做自己亲军,此举犯了朱元璋的“大忌”。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借“擅修宫室,滥用民力”之罪,朱樉被召还京城,随即被关入宗人府看押。朱元璋令太子朱标巡视陕西,查访朱樉的不法行为。好在朱标厚道,巡视回来后极力为弟弟开脱,终让朱樉得到赦免,放归陕西。经此大难,朱樉对太子感激不尽,从此小心做人。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朱樉病逝,临终前叮嘱世子朱尚炳道:“吾家受国恩深重,国家有事,汝要好生扶保社稷,勿生二心。”朱元璋和朱标父子的“红脸白脸”,恩威相施,终令秦王一脉忠心耿耿。相比之下,皇三子晋王朱纲的口碑更差,他坐镇的太原,也是兵家必争之地,精兵强将甚多。洪武二十三年,朱纲率军与燕王朱棣一起北征蒙古,关键时刻临阵退缩,深入大漠不足几十里就匆忙撤兵回师,不过也成就了朱棣燕兵孤军深入大漠,大破蒙古骑兵的美名。同哥哥朱樉以及弟弟朱棣相比,他军事才能相去甚远,劣迹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史载他容貌“修目美鬓,顾盼有威”,行为却是“败絮其中”。在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就藩太原的路上,因嫌饭菜太烫,竟当场鞭打曾侍候朱元璋20年的老厨师徐兴祖,气得朱元璋派快马送书训斥:“徐兴祖跟随我20年,从未受过责罚,你竟敢当众侮辱他,若再有类似事情,定惩不饶。”朱纲不但不收敛,反而变本加厉。虽不像二哥朱樉那样大兴土木,却在当地横征暴敛,掠取民财。比如当时山西的农民,除交国家赋税外,每年还要交晋王过生日的“礼敬”,数额是国家赋税的3倍。过往的商旅,甚至朝廷的官方商队,也要向他缴纳“保护费”。他的日常花费也惊人,身为藩王每年朝廷虽有厚赐,但于他“仅供月余之用”。当然他也不是没做“好事”,太原城即是他主持重修,今为“联合国文化遗产”。对四弟朱棣,常年以来朱纲也百般提防,不但派特务潜入北平监视朱棣,更利用入京朝见朱元璋的机会大肆“打小报告”。但他的不法行为终瞒不过朱元璋,洪武二十三年,在秦王朱樉遭囚禁后不久,派驻山西的锦衣卫经历杨赣揭发晋王朱纲九大罪,包括搜刮地方、敲诈官衙、骄奢淫逸、结党擅权等,尤其是最后一条,几与谋反无异,朱元璋大怒,要治其重罪。恰在此时巡视陕西的太子朱标路经太原,朱纲借机对朱标苦苦哀求,随朱标一道入京朝见,在朱标的好言相劝下,终令朱元璋肝火平息。躲过一劫的朱纲如二哥朱樉一样,此后小心做人,却意志消沉,“购美眷日日饮宴为乐,终不问兵事”。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三月,朱标先于其父朱元璋撒手人寰,谥号“恭王”。而从后来“靖难之役”里发生的事情看,朱元璋对这两个儿子做的一切还是有效果的。朱樉之子朱尚炳,朱纲之子朱济喜,皆出兵勤王,与造反的“皇叔”朱棣血战多年,虽未阻击朱棣篡逆成功,却可称对“中央”忠心耿耿。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朱元璋对待藩王的学问,恰如著名明史学家孟森指出的:“中央朝廷与散布在边关的地方藩王,是国家权力天平的两端。双方力量的平衡,就是国家政局的平衡。”终朱元璋一生,为维护这个平衡,他与朱标“分工合作”,恩威相济,可谓是煞费苦心。但这个“平衡”,却终于在他死后,被起兵造反的皇四子燕王朱棣打破了。论原因,还得说说朱棣本人。五在众多史料里,朱棣被形容为一个常年来处心积虑,企图谋夺皇位的野心家。但不容否认的是,在当时,他是诸藩王中最令朱元璋放心的人。朱棣篡位成功后,为其篡位寻找“合法性”,对史料大加篡改,比如加上了“皇太孙”陷害燕王,“燕王”屡受“太祖褒奖”之类的虚假情节。但有一条是可信的,朱元璋生前对朱棣之器重,在众皇子中仅次于太子朱标。比如朱元璋那句知名的赞誉朱棣的话语“棣儿类我”,实出自洪武朝末期兵

                      施以惩戒,所以他将目光锁定在了先前代表朝廷向自己投降的张直方。张直方本性残暴,手下一名军将曾经犯有小过错,便被他笞杀。家中的一名奴婢也曾经因为一点小闪失,而被其辄杀。当黄巢大军打进长安后,张直方虽然迫于形势表面上投降,但众多官员都藏在他的家中,而且伺机准备东山再起,对于这一点黄巢心知肚明。那些窝藏在张直方家中的官员,本以为张直方投降黄巢,黄巢一定会善待张直方,进而自己会得到庇护。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黄巢早已经定下实施釜底抽薪之计。为了杀一儆百,以及断送那些官员的最后一丝东山再起的念头,黄巢在事先没有征兆的情况下,派兵突袭张直方的府邸,捕杀张直方等数百人,并诛杀了李唐皇室在京的全部成员,当时韦庄在其诗作《秦父吟》中说到的“天街踏进公卿骨”说的正是这个事件。黄巢进入京城采取一系列措施稳定局势,可以说形势对他越来越有利。可是,逃出京城长安的皇帝李儇当时的处境可谓是“贵落深坑贱出泥”。当黄巢在长安稳定局势的时候,皇帝李儇带着家眷昼夜不停地逃跑,当时郑畋任凤翔节度使,得知皇帝陛下逃出京城,立即率众迎接,请皇帝李儇留在凤翔。可是当时李儇已经犹如惊恐之鸟,觉得凤翔离长安太近,想逃往兴元府。因此他匆匆和郑畋说了几句话,让他整合人马东拒黄巢前来追击,同时派人通知东、西两川节度使杨师立和陈敬瑄,命令他们做好迎接自己入川的准备。广明元年(880年)十二月二十日,皇帝李儇抵达兴元。陈敬瑄得到消息后,立即派人迎接其进入成都,由于兴元地处山区,人口稀疏,交通不便,物资供应十分匮乏,加上担心黄巢追击进入蜀中,李儇在兴元府没有停留过长时间,便于中和元年(881年)正月动身踏上入蜀的艰难路途。事实上,正如当年李白所感叹的那样,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入蜀之路本就崎岖难行,加上正值寒冬,冰雪不时阻道,皇帝李儇一行着实吃了不少苦头。诗人韦庄的《雨霁晚眺——庚子年大驾幸蜀后作》中写道:入谷路萦纡,岩巅日欲晡。岭云寒扫盖,溪雪冰粘须。韦庄的诗虽然属于艺术创作,但实际情况恐怕大抵如此。特别是因仓促出逃,导致马匹不足,连平日娇生惯养的皇室成员也只能徒步行走。值得一提的是,就在皇帝李儇入蜀的队伍中,一个人始终蹒跚而行,当走到斜谷时因实在走不动,一脚穿着袜子,一脚光着脚板,直挺挺地躺在一块大石板上。可是当他刚刚躺下后,宦官田令孜一鞭子抽在他的身上,并呵斥他赶快起来继续行走。这个人顿时怒从心头起,但眼前的形势告诉他,此刻不是发作的时候,所以他忍了下来。“实在走不动了,能不能给匹马骑啊?”这个人哀求田令孜说道。“山谷之间何处能够找到马?起来快走!”田令孜继续呵斥,然后便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面对宦官的嚣张跋扈,这个人在内心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他发誓未来自己找到机会,一定会狠狠惩处这些宦官,让这些家奴们永无出头之日。这个人就是我们后边即将要说到的,大唐帝国的第二十任皇帝,也是实际上的最后一任皇帝,此刻还是皇帝李儇七弟的寿王李晔。正月二十八日,皇帝李儇等人终于到达成都,开始了长达四年的蜀中生活。事实上,田令孜之所以选择剑南东道的成都作为皇帝李儇的避难所,从表面上看似乎是效仿当年唐玄宗李隆基的做法,但仔细分析来看,并不是这么简单。对于这一点,明朝的顾炎武有着精妙的比喻,从地理形势上来看,他将长安和西蜀比作为宽敞的厅堂与四壁环围的关系;从经济角度来看,物资充足的蜀中与长安可看作厅堂与奥(房屋深处)的关系,他认为李唐皇室多次依据蜀中而化险为夷是有一定必然性。而且皇帝李儇到达成都后,虽然跟随前来的朝官和皇室成员不足二百人,但因为蜀中各地进贡的络绎不绝,加上本地本就物资充盈,所以李儇的赏赐的数量与额度和在京城长安时相差不大。这也是后来为什么朝官和官军依旧为其卖命的一个原因所在,加上蜀中易守难攻的独特地理环境,为后来朝廷全面反扑黄巢奠定了基础。随着皇帝李儇到达蜀中,李唐皇室终于逐渐稳定下来。但黄巢这边虽然在进入长安之初为了稳定局势而采取了必要措施,但当京城的局势逐渐稳定后,黄巢却渐渐陷入自我陶醉之中,对朝廷反扑能力严重地估计不足。反攻长安黄巢虽然打进长安城,但并不意味着唐朝就此被他灭亡。皇帝李儇虽然逃亡蜀中,却仍然发挥着政治偶像的作用。唐朝的许多文武官员都不甘心就此失败,被黄巢打破既有的富贵格局,尤其是唐朝中央附近地区的一些藩镇,更是积极准备反扑黄巢,收复长安。例如忠武军节度使王处存,其父王宗累官至金吾大将军,同时善于经商,家中生活十分奢侈。当王处存听到长安被黄巢占领的消息后,痛哭流涕了好几天,不等皇帝李儇下诏,就派去两千人护卫皇帝李儇,同时自己领兵进军长安。可以说,黄巢占领长安和皇帝李儇出逃之后,朝廷和黄巢的较量进入了新的阶段,具体来说就是官军进攻,黄巢防守。自从长安的局势稳定以来,黄巢逐渐陶醉于胜利的喜悦之中,认为唐朝的各路藩镇只要传檄即可平定,所以对藩镇准备反扑长安准备不足。虽然很多藩镇看到黄巢兵占长安,已经取得巨大成功,朝廷似乎已经灭亡在即,这些藩镇们拥兵自重,甚至有的归顺黄巢。但事实上,细数当时投降黄巢的只有关中、河南以及河中等十八个藩镇,如果将大同、昭义、河东三个藩镇算在内也只有二十一个藩镇,占全国四十八个藩镇的百分之四十,这与《册府元龟》中说的“屈伪廷者十三四”的说法基本相符。而且很多藩镇都是被迫投降,可谓是“貌奉而心图之”,例如凤翔节度使郑畋在面见皇帝李儇之后,取得李儇整合人马的诏令后返回凤翔,便着手开始策划反攻长安。此时正值黄巢派招降的使者抵达凤翔,郑畋便假装归降了黄巢,而暗中与朔方节度使唐弘夫、泾原节度使程宗楚约定合兵之计,而且此时关中还有数万神策军因为皇帝李儇逃奔蜀中而分兵各处,群龙无首,郑畋派人对这些人进行整合,最终整编出五万多人马,一时间郑畋成为长安西北地区唐军对抗黄巢的主力军。当时全国各地藩镇公开对抗黄巢的不在少数,早在广明元年(880年)十二月,黄巢刚刚到达长安的时候,王重荣在河中地区首先公开打起抗拒黄巢的大旗。当黄巢大军分别进入长安及其附近地区之后,物资供应出现缺乏现象,由于河中府管辖十一个县,而且距离长安只有三百余里的距离,因此黄巢不断派出使者向河中调取兵员和物资。当时河中节度使李都被迫投降黄巢,黄巢不断地索取兵员和物资,李都无计可施。王重荣认为,如果就这样纵容黄巢,最终河中府被掏空后,等待他们的结局只能是被黄巢斩杀,王重荣建议与其早晚都是死,不如现在起兵反抗黄巢,或许还有成功的可能。可是李都天生是个胆小怕事的人,他看王重荣决心已下,便将兵权交给王重荣,任命王重荣为河中留后,自己带着家眷逃往成都。于是王重荣斩杀黄巢派来的使者,正式起兵,与黄巢公开决裂。黄巢闻讯大怒,立即派其弟黄邺领兵从华州(今陕西华县),部将朱温领兵乘舟从同州(今陕西大荔)出兵,然后合并一处进攻王重荣。不料因为仓促出战,被王重荣打得大败而归,朱温损失了四十多条战船的粮食和兵器,王重荣因此军威日盛,并与王处存结盟屯兵渭北,继郑畋之后,成为黄巢在京城长安东北面的一支主要对抗力量。此时,长安东北、西北分别有王重荣和郑畋,算是朝廷反攻长安的前沿阵地,而皇帝李儇虽然还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不过在经历逃出京城、寄居蜀中的遭遇后,从内心感到了切肤之痛,虽然身在成都,却心系长安,有时竟到了寝食不安的地步,为了成功收复长安,他在蜀中不断地向各路藩镇封官许愿,并调兵遣将加紧部署反攻长安事宜。最初皇帝李儇对手握重兵坐镇扬州的高骈寄予厚望,还在奔往蜀中的路上时,他就接二连三派人去敦促高骈出兵。到了中和二年(881年)二月,又任命高骈为京城四面行营都统,希望高骈能够担当起指挥长安周围各路唐军收复京城的重任。可是很长时间以来,高骈因为黄巢势大,以及担心平定黄巢后朝廷会卸磨杀驴,所以一直按兵不动。据《旧唐书?高骈传》记载,他是想要利用国家的混乱形势,兼并两浙地区,效仿三国时期孙策的三分天下之计。所以对于皇帝李儇一再地敦促出兵,高骈总是拿出各种理由搪塞,不肯应命领兵北上。眼看高骈这路人马指望不上,皇帝李儇便将主要精力放在关内的军事部署上。中和元年(880年)二月,李儇任命杨复光为京西南面行营都监,让他带领忠武军屯驻邓州(今河南邓县)。当时南面行营招讨使刘巨容镇守襄阳一带的交通要道,关中一带从京城长安逃出的官员大多在他的保护下逃往成都,所以让杨复光屯驻邓州是为了屏障襄阳和江陵的一种战略部署。郑畋作为长安西北一路的主要反攻力量,已经和泾原节度使程宗楚、天雄节度使仇公遇结盟,并于中和元年(881年)三月十六日发布讨伐黄巢的檄文,并将檄文传至各路藩镇,号召藩镇们起兵勤王收复长安。皇帝李儇自从进入蜀中后,由于交通不畅导致与各路藩镇联系也不畅,有些藩镇甚至认为朝廷已经灭亡,所以被迫投降黄巢,有的也持观望态度。可以说郑畋的这份檄文对各路藩镇起到了鼓舞的作用,史称“诸藩耸动,各治勤王之师”。郑畋在长安西北部可谓是磨刀霍霍,可是此时陶醉在胜利喜悦之中的黄巢,却对郑畋的动向毫不知情。事实上,郑畋斩杀黄巢的使者后,其势头已经是“烽火已严,侦逻殊密,云旗霜刃,森罗于百里之内”。黄巢派去侦察敌情的人大多被郑畋伏击致死,不过也有少数逃回者向黄巢报告了郑畋的动向,可是却没有引起黄巢足够的重视。黄巢实在不相信,朝廷能够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组织起有效力量反扑长安,他曾经自负地对手下人说:“我纵横半个天下,所到之处无不攻克,即使是高骈也不敢与我作战,郑畋还能把我怎么样?”一直到郑畋发布檄文,甚至斩杀使者后,黄巢才觉得郑畋是个隐患,于是决定派尚让、王播领兵五万进攻郑畋。当黄巢反应过来时,郑畋已经完成了所有的准备工作,甚至是昼夜不停地对黄巢动向进行侦察。当他得知黄巢派兵来攻后,立即派部将唐弘夫、李昌言领兵埋伏于要害之处,自己则带领数千精兵在山冈布阵,虚张旌旗延绵数里,显然是要打一场伏击战。当时在黄巢错误的战略指导思想的影响下,尚让等人误认为此战可以轻而易举地取胜,尚让甚至认为郑畋不过一介书生,根本没有军事经验,竟然没有列阵迎敌,让士兵散漫而行。当两军相遇时,郑畋命令部下擂动战鼓,尚让这才意识到郑畋可能埋下了伏兵,可是等到尚让再想列阵迎敌时,官军伏兵四起,一时间将尚让的人马冲击得人仰马翻,双方一直交战到夕阳西下。尚让在官军的猛烈攻势下节节败退,最终在龙尾陂(今陕西岐山东面)被唐军打得溃不成军,这一战使尚让的人马损失两万之多,而郑畋则在此战中缴获了义军的大批军用物资,最重要的是这是自皇帝李儇逃离长安后,官军对黄巢的首胜,同时也遏制了黄巢继续向西的进攻。虽然凤翔这一战取得胜利,但郑畋并没有就此收手,他乘胜让宥州刺史拓跋思恭整合汉、蕃联军,与鄜延节度使李孝昌合兵于鄜州,准备发动反攻长安之战。此时,包括郑畋、王重荣在内的几路大军已经开始逼近长安,北面的唐弘夫带领泾原镇兵马屯于渭北,王处存带领义武镇兵马屯于渭桥;东面则有王重荣带领的河东镇兵马进驻沙苑地区(今陕西大荔县南洛、渭两河之间);拓跋思恭与李孝昌带领夏绥、鄜延镇兵马屯于武功,郑畋则带领凤翔军屯驻盩厔(今陕西周至)。可以说,几路人马已经对长安渐成合围之势,不过郑畋毕竟一直驻扎在长安附近,虽然凤翔一战取得胜利,但他深知黄巢的实力颇为雄厚,不是一战就可以打败的,此时身为几路大军统帅的郑畋,时刻告诫各路人马的统帅不要轻易冒进攻打长安,必须要听从自己的指挥,谨慎行事。可是郑畋命令刚下,四月一日,唐弘夫就挟龙尾陂之胜,与程宗楚率先发动进攻,攻取咸阳后,造浮桥渡过渭水。四月五日,黄巢利用唐弘夫、程宗楚急于求成的心理,率众假装撤离长安,屯驻于长安东面的灞上。唐、程二人认为黄巢不堪一击,争先进入长安。当晚,王处存也领兵五千入城,头裹白巾为识别标志,当时长安城中一些敌视黄巢的人,在看见官军到来后,纷纷欢呼出迎。唐、程二人以为收复长安大功告成,唯恐其他藩镇夺了功劳,向郑畋隐瞒进入长安的消息。当时进入长安的官军趁火打劫,纷纷放下兵器闯入民宅抢劫财物,造成长安城内一片混乱。黄巢在灞上一直注视着长安内的动静,在探听到官军并无后援而且军纪败坏的情况后,立即回师反攻,分兵从长安各门进入与官军展开交战,唐、程二人因为事先毫无防备,被打得一败涂地,两个人也死于乱军之中。王处存由于身在外城之中,眼看唐、程二人战败身亡,立即带领人马慌忙逃出长安,围攻长安的官军见到唐、程二人战败,担心黄巢引兵西进,全都从据点撤兵而走。唐、程二人这次的军事行动,勉强算是官军收复长安的第一次军事行动,虽然两个人战败身亡,但是从中可以看出,黄巢虽然占领了长安,但实际控制的范围并不大,号令所及也就是长安附近的几个州县。这次军事行动的失败让郑畋十分郁闷,唐、程二人战败不说,最关键的是自己辛苦建立的合围长安之势,顷刻间土崩瓦解,在此后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官军与黄巢在关中基本处于相持状态。对于黄巢来讲,虽然这次击败了官军,但这也让黄巢意识到官军加快了收复长安的步伐,鉴于自己目前实际控制的地方并不多,黄巢决定以长安为核心继续向外扩张地盘。事实上,在唐、程二人进攻长安之前,黄巢就以朱温为东南面行营先锋使,派他领兵远征距离长安九百多里远的邓州。三月三日朱温攻克邓州,活捉刺史赵戒,监军杨复光逃离邓州,依附许州伪装投降黄巢的周岌,但是许多史学家却认为这场远征其实并不值得,因为邓州距离长安过远,对于关中地区的义军并不能起到支援作用,而且分散了义军的力量。就在朱温刚刚占领邓州没多久,逃往许州的杨复光就和忠武军节度使周岌密谋,准备重新起兵反抗黄巢。当时杨复光带领三千士兵与占据蔡州(今河南汝阳)的秦宗权联络,秦宗权派遣部将王淑带领三千士兵跟随杨复光攻打邓州,可是王淑却因为畏惧黄巢的声势而不愿出兵。最终,杨复光将其斩首,并收容其部众,连同自己的三千人马共分为八部,并指派鹿晏弘、晋晖、王建、韩建等八员牙将为都头,分别统领八军。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八个人中,王建到后来成为至关重要的人物,因为他就是五代十国中前蜀的创建者。杨复光重新整编人马后,带领八都头之兵成功收复邓州。朱温由于远离关中腹地孤立无援,所以被迫放弃邓州退回长安。而身在华州、黄巢任命的刺史乔谦听说黄巢领兵撤出长安,以为黄巢战败,所以率众逃跑,结果被朱温斩杀,昭义军将领高浔趁机与王重荣合力攻下防务空虚的华州。邓州、华州的成功收复,让远在蜀中的皇帝李儇大为振奋。于是在中和元年(881年)六月,李儇下诏以郑畋为京城四面诸道行营兵马都统,崔安潜为副都统,重新开展反攻长安的军事行动。但由于黄巢加强了戒备,所以双方依旧在关中地带形成拉锯之势。一直到中和二年(882年)四月,这种拉锯之势随着官军的努力才逐渐改观。正月八日,皇帝李儇诏令宰相王铎代替高骈出任诸道行营都统,太子少师崔安潜为副都统。本来皇帝李儇对于拥兵一方的高骈有着深

                      件事上,她只会让他高兴。在我们考虑所有的事情时,我们都要想到最终的目标。而在这里,最终的目标是在天堂中再加上一个座位,让一个做丈夫的人能够满足自己的心愿。”提莫提欧神甫看着马基雅维里,没有做出回答。在马基雅维里看来,神甫是用了很大的努力才没有让自己笑出声来。神甫将视线移开,眼光落在了桌上的那包金币上。“我现在确信,执政团派你出使晋见公爵,真是没有选错人。大人。”他最后回答道。“我也许要谴责你的意图,但却不能不佩服你的老练。”“你过奖了。”马基雅维里回答说。“你应该给我一些时间,让我能够考虑一下这件事。”“神甫大人,相信第一感觉是对的。不过我要失陪一下,我要去院子里方便一下。你们这里的葡萄酒看来有些利尿的功效,我琢磨着。”当马基雅维里回来后,神甫还是端坐在他原来的地方,但是桌上的那袋金币已经不见了。“卡特琳娜女士星期五会带她的女儿来做忏悔。”神甫说道,一边看着他自己那双保养得很好的手。“当奥莱莉娅女士在忏悔室里时,你会有机会向卡特琳娜女士说话。”[1]Vitale一词含有活力,生命力的意思。第十九章不久一个令人高兴的机会出现,让马基雅维里能够实施他的计划。他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个机会。一般说来,除非有必要,他并不早起。和提莫提欧神甫谈过话的第二天早晨,他翻身下床然后开始穿衣服时,已经是日上三竿了。他走进厨房,用了塞拉菲娜给他预备的简单的早餐,然后就走进了院子,从井里打了一些水上来。哆嗦着把手和脸洗了一下。然后他上楼去取一些他所需要的文件。他打开窗户,准备看一下天气,忽然看到尼娜,那个女仆,带了一张椅子和一只搁脚板凳上了巴托罗缪家的屋顶。这些天以来天气一直是阴沉沉的,间歇还会有阵雨。但是这天早晨万里无云,阳光灿烂。他猜想尼娜这些举动意味着什么。不一会儿奥莱莉娅也上了屋顶,身上裹了一件绗缝被,手里拿着一顶硕大的草帽。马基雅维里猜对了,奥莱莉娅是要趁着天好,晒干她刚刚洗好的头发。她坐在椅子上,女仆将她的长发穿过这顶只有硕大边檐,但是没有顶的帽子,将草帽安放在奥莱莉娅的头上,然后将头发散在草帽的边檐上,这样阳光就可以晒到这些头发上面了,而刚刚染上的金色也就更加明艳。马基雅维里改变了计划。他决定将文件的阅读推迟到一个更好的时候。他取了自己的鲁特琴,上楼走进了塞拉菲娜房子二层楼俯临庭院的走廊。当他走上去的时候,女仆已经忙活自己的事去了,奥莱莉娅一个人在屋顶上。草帽巨大的边檐挡住了她的视线,以至于她完全没有看到马基雅维里。另一方面,奥莱莉娅也确实专注于让自己的头发能够好好地晾晒一下,也没顾得上想其他的事。但是当她听到他开始歌唱的时候,吃惊之下,她抬起帽檐,视线穿过两座紧挨着的房子之间那十分有限的空间,向马基雅维里这里望来。还没等马基雅维里和她目光对接,她立刻就低下了头。马基雅维里好像是在自娱自乐一样地唱着一首爱情歌曲。按照当时的风尚,歌曲的主题是丘比特和他的爱情之箭,他那些被所爱的女郎的眼神所带来的残酷的伤口;以及那些他如果可以不去想念心上人时他内心的快乐。马基雅维里把奥莱莉娅搞得进退两难。因为害羞她也许希望能够赶快离开,但是她又确实需要太阳光把她头发新染的色染牢固。马基雅维里觉得,一个女人是不会为了美德而牺牲自己的容貌的,如果在这之前奥莱莉娅还不敢太肯定马基雅维里对她的感觉的话,现在应该是毫无疑问了,但是马基雅维里觉得这种机会也许不会再次出现,所以他想再努把力,使奥莱莉娅能够明确无误地感受到。他曾经谱写过一首献给一位叫费尼切的女人的小夜曲,开头是这样的:“你好,姑娘,你超凡脱俗。”然后歌词开始叙述她是一个如何如何罕见的美人,有着万般可爱的美丽灵魂,在这里,把歌词中的“哦,只有费尼切”改成“哦,只有奥莱莉娅”非常容易,而且一点也不破坏韵律。拨弄着鲁特琴的琴弦,他用一种叙唱调的方式念出这些词句,调子里不乏某种柔美的意味。奥莱莉娅静静地坐着,她的脸隐藏在草帽底下,但是马基雅维里有一种感觉,觉得她正在专心致志地听。这正是他所要的。不过他刚刚唱完两段,奥莱莉娅摇了一下她随身带来的小铃铛,叫来了她的女仆。尼娜上来后,奥莱莉娅和她说了几句话,然后站起身来。尼娜随后搬起奥莱莉娅坐过的椅子,挪到了屋顶的另外一个地方。奥莱莉娅走了过去,坐了下来。两女人开始说起话来。马基雅维里猜想奥莱莉娅是想把尼娜留在身边,直到走开为止。他也没有什么不满意的。他下了楼,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从他那锁着文件的箱子中取出文件,不一会他就全神贯注地撰写起给执政团的报告了。到目前为止结果还不错。第二十章马基雅维里并没有上教堂做礼拜的习惯。星期五那天,他一直等到晚祷结束,会众走出教堂的时候,他才进入那座神圣的殿堂。他走进去的时候刚好看到提莫提欧神甫正进入忏悔间。不一会儿,奥莱莉娅也随着神甫走了进去。卡特琳娜女士一个人独自坐在一个小礼拜堂中间。马基雅维里走过去挨着她坐下。她看到他时并没有显出惊讶的神色,马基雅维里心想,估计神甫已经向她打过招呼,她早就在等着他了。然而马基雅维里觉得没有兜圈子的必要——于是他开门见山地告诉她,他不可救药地爱上了她的女儿,请她在她女儿面前为他转达爱意,为他穿针引线。卡特琳娜对马基雅维里的这番表白不仅没有恼怒,而且有些被逗乐的感觉。她告诉他,他并不是第一个打她女儿主意的人,但是先前的那些人都没能成功。“我一直非常严格地把她带大,尼科洛大人。从我把她以处子之身送到巴托罗缪大人的婚床上的那个晚上开始,她就一直是一个忠实和尽责的妻子。”“如果我的消息准确的话,她之所以如此,也仅仅是因为没有其他的机会。”卡特琳娜发出了一声低低的,带有些淫荡意味的笑声。“尼科洛大人,你阅历丰富,应该明白一个妻子如果想欺骗她的丈夫的话,他是没办法采取任何预防性措施的。”“所有的历史都证明你是对的,卡特琳娜女士。而且,听你的口气,我觉得你是一个可以开诚布公地讨论问题的人。”她将她的头侧了过来,认真地看着马基雅维里。“尼科洛大人,我这辈子经受了太多的不幸。我历尽惊涛骇浪,现在我终于有了一个平静的港湾可以休息,我不想冒不必要的风险了。”“我很能理解这些。但是你有把握说你的锚很稳固,系船的桩子足够结实吗?”卡特琳娜没有回答。马基雅维里从她的沉默中感到,她对于这个问题感觉有些不自在。他继续说了下去。“我认为,如果奥莱莉娅女士不能很快地为巴托罗缪生一个他日思夜想的继承人的话,他会考虑收养康司坦扎女士的两个儿子。你认为我的想法正确吗?”卡特琳娜又一次沉默着没有回答。“你久经世故,太太,不需要我来告诉你,一旦出现那种情况,你和你女儿的处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两行眼泪从卡特琳娜的脸上流下。马基雅维里亲切地拍了拍她的手背。“绝望的处境需要绝望的解决办法。”她意气消沉地耸了一下肩膀。“虽说我能够帮助奥莱莉娅克服恐惧,但是这种机会并不会有。”“你的女儿讨厌我吗?”“你能引她发笑,”卡特琳娜笑着说,“一句玩笑话也能获取女人的欢心,其效果不亚于一副英俊的面孔。”“太太,你我真是想到一块儿去了。一旦有这么一个机会,能够让我们毫无危险地实施我们的愿望,我能够指望你的帮助吗?”“不光是要克服我女儿的恐惧,而且还要帮助她克服她的顾忌。”“这些靠你的常识所不能够驱散的顾忌,让我们留给我们杰出的提莫提欧神甫去处理好了。他可不喜欢多明我会的修士。”卡特琳娜又发出一声低沉的笑声。“你是一个吸引人的男人,尼科洛大人。如果我还有那么一点姿色,而你也看得上的话,我不会拒绝你的。”“老母牛。”马基雅维里心里嘀咕着。但是他还是按住了她的手,响亮地回答道,“如果我不是如此热烈地爱着你的女儿,我一定恭敬不如从命。”“奥莱莉娅来了。”“我要告辞了。”溜出了教堂之后,马基雅维里进了一间银匠铺子。在那里他买了一条银项链,因为他也没有买金项链的钱,但是这条银项链做工很精美。第二天早晨他让皮埃罗去买了一篮子饱满的无花果。卡特琳娜曾经告诉过他,说她是如何地喜欢无花果。马基雅维里将银项链放在篮子的底部,告诉皮埃罗将篮子给卡特琳娜送去。马基雅维里让皮埃罗对卡特琳娜说,这些无花果是他送给她的礼物,并且要补充说明,在无花果下面是一件马基雅维里要恳请卡特琳娜收下的东西,这件物品代表着他对她的敬意。他觉得他和卡特琳娜之间有着充分的相互理解,但是一件小小的礼物会比任何其他东西更能够确认这种相互理解。第二十一章几天以后巴托罗缪提议他们再举行一次宴会,因为上一次的夜宴既有歌唱,又有欢笑,大伙都挺尽兴,巴托罗缪觉得应该再来一次。于是他们就开了第二次宴会。宴会的展开一如上一次,有着愉快的交谈和优美的音乐。奥莱莉娅本来就不是喜欢多说话的人,这次更是沉默。但是马基雅维里注意到,当他与其他人轻快地交谈时,奥莱莉娅带着一种鉴定般的目光看着他。他很肯定她和她的母亲已经就他本人和他所表达的欲望做过讨论,这些探询的目光表明她正在琢磨马基雅维里作为一个情人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人。马基雅维里心里明白他之所以吸引女人,不是因为他的出众的外表,而是因为他令人愉快的谈吐,他的机智和他平易近人的风度。他正尽着自己最大的努力。他知道,女人们并不欣赏讽刺和挖苦,他们欣赏的是一些小小的玩笑和有趣的故事。在这两个方面他哪个都不缺。他的俏皮话所惹来的笑声使他倍感兴奋,他不禁得意地想,他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逗人开心。不过他还是很小心地显示出,他不仅是个爱开玩笑的人,而且还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一个平易近人,人们容易信任和喜爱的人。时不时地,他在奥莱莉娅的眼睛里看到一种笑盈盈的温柔的意思,他觉得那似乎在暗示说,她对他也有些意思。不过,这是不是他一个人一厢情愿的想像呢?对于这种目光的意思,曾几何时也在其他女人那里见过。女人们是一种奇怪的动物,她们一定要以情感为先导,不知疲倦地将仁慈的上帝为了补偿驱逐亚当和夏娃出伊甸园而赐予人类的快乐搞得十分复杂。不过有的时候这种缺点也会带来些好处。他脑海里闪过了玛丽埃塔。她奉父母之命和他结了婚,现在她是如此地溺爱他,以至于她都舍不得让他离开。她是一个贤惠的女人,他对她也有着真正的感情,但是她也无法指望她能够将他拴在她的围裙的带子上。马基雅维里的外交事务一度变得十分繁忙,以至于有好几天时间他不得不将他的全部时间用来处理这些事务。但是通过皮埃罗,他向奥莱莉娅送了一长颈瓶的玫瑰油,这是他从一位刚从中东回到本地的商人那里买来的,价格之高,他简直有些吃不消。奥莱莉娅没有拒绝,他觉得是个好兆头。他称赞了皮埃罗,夸奖他有谋略,有技巧,将礼物送了过去,但是没有招惹到任何人的注意。他给了皮埃罗一块银币,以便他可以去追求尼娜。“你和她处得怎么样了,我的孩子?”他问道。“我不认为她讨厌我,”皮埃罗说道。“她一直很恐惧他们家的一个仆人。他是她的情人。”“我很怀疑这一点:但是不要泄气。如果她还是要你的话,她还是能找到办法来安排事情的。”接下来是一个下雨的下午。巴托罗缪派人来找马基雅维里,请他去巴托罗缪家里下棋。马基雅维里觉得手头上的事可以暂时放一下,就过去了。巴托罗缪在自己的书房里见了他。房间里虽说没有壁炉,但是有着一盆火,房间里也不冷。“我们在这里下棋,比旁边有几个说话的女人更方便一些。”巴托罗缪说道。马基雅维里抱着能够见到奥莱莉娅的想法去了巴托罗缪的家,听了这话不免有些扫兴,但是还是十分礼貌地回答说:“女人总是要说话的,而象棋是一种需要全神贯注的活动。”他们开始下棋。也许是因为马基雅维里的注意力分散了,巴托罗缪欣喜地发现,他轻而易举地击败了马基雅维里。他叫仆人拿酒来。当酒端上来以后,马基雅维里已经将棋盘重新摆好,准备开始新的一局了。他向后靠在椅子上,开口说:“亲爱的尼科洛,我叫你来不光是为了和你下棋消遣。我想问一下你的意见。”“我愿意效劳。”“你听说过圣·维塔里这个人吗?”一丝轻微的满意之色滑过马基雅维里的嘴边。提莫提欧神甫没有辜负他的委托。“非常奇怪你竟然会问起这个,你是在说拉维纳的那座教堂吗?这位圣徒的遗骨埋在那里。佛罗伦萨的每一个人不久以前都在谈论着他。”“关于哪个方面?”“人类的愚蠢有时简直没个尽头。就拿我们佛罗伦萨人来说吧,他们一向以自己活跃的才智而自豪,但有时也是让人难以置信。”他看到巴托罗缪的脸上露出一副急不可耐的神情,于是他心想,我要好好地吊一吊他的胃口。“你指的是什么?”“这个故事是如此荒谬,我都不好意思讲。在我们神圣的教会确定的范围内,我的那些共和国的公民伙伴们,有着一种健康的怀疑态度。对于那些他们看不到,闻不着,摸不到的事物一般不会相信。”“这也就是他们之所以成为好的生意人的原因。”“也许是这样。但是时不时他们会受到那些最疯狂的迷信的蛊惑,实在是令人惊讶!实话告诉你,我实在不能告诉你这个将那些佛罗伦萨人置于可笑境地的故事。”“我自己差不多也就是一个佛罗伦萨人了,如果我听不到这个故事,我会坐立不安。听你讲故事总是一件愉快的事,另外,在这样一个毫无意趣的日子,开怀大笑一下也是好的。”“好吧,事情是这样的:朱利亚诺·岱里·阿尔伯泰里是一个有钱的佛罗伦萨的公民。他春秋正盛,在市里有一处不错的房产,另外他也有一位他非常喜欢的漂亮的太太。他本来应该是个快乐的人,但是他没有子嗣,这对他来说是件令人遗憾的事情。因为他和他的兄弟不和,所以他一想到这个人和他那一窝嚎哭着的小家伙将来有一天会继承他的遗产,他就是不能忍受这一点。他带他的妻子去洗温泉浴,去许多神圣的地方朝圣,他咨询过许多医生,还走访了一些号称拥有使妇女怀孕的秘方的老妇人,结果没有一件事有效果。”巴托罗缪喘着粗气,注意地听着,心急火燎般地,好像他的性命全在这上面。“后来他碰到一个曾经去耶路撒冷朝圣回来的僧侣,那个人告诉他,在他回来的路上,在拉维纳做了停留,那里有座叫圣·维塔里的教堂,这个教堂供奉的圣徒有着让不育男人重新获得生育能力的神奇功力。朱利亚诺听说此事后心动了,虽然有不少朋友劝他不要相信,他还是坚持要去拜访一下这个圣地。你可以想像一下,当他终于出发时,周围的人是怎么笑话他的。讽刺他的小文章被人写了出来,传来传去。当他回来的时候,人们必须避开他,以免当着他的面大笑出来。然而,当他回来九个月零一天之后,他的太太生了一个九磅重的儿子。结果是朱利亚诺笑到了最后。佛罗伦萨的人都大惑不解,而那些虔诚的人则大声疾呼,这是个神迹。”巴托罗缪额头上渗出了晶莹的汗水。“这如果不是奇迹那又能是什么呢?”“我的朋友,让我们关起门来说句老实话,我认为奇迹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了。因为我们身上的罪孽,我们已经配不上神迹了。但是我必须承认,这件事还是对我震动挺大。我想我只能重复一下你的评论,如果这不是神迹,又能是什么呢?我已经给你讲述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现在该由你来提出你的看法了。”巴托罗缪举起酒杯,一口气喝

                      由余的这番高论,大为惊讶。会见一结束,穆公便立即召见内史王廖,说:邻国有了圣人,就是我国的灾难。现在这个由余太有才了,将来必然是我们的麻烦。我们怎么办呢(今由余之贤,寡人之害,将奈之何)?内史王廖回答穆公说:我告你三个字:一送,二扣,三怠。一送,戎王地处偏僻,没有听过中原各国的音乐,送给西戎漂亮的歌女舞伎,让他整天沉迷于歌舞声色之中,丧失斗志。二扣,扣由余,不让他按时回去,延误他回国的日期,并且积极主动地向戎主给由余请功,这样,戎主一定会产生怀疑。一旦他们君臣之间有了隔阂,我们就可以设法得到由余了。三怠,戎王一旦喜欢上歌舞声色,一定也没心思处理国事了(且戎王好乐,必怠于政)。秦穆公一听,大喜,说:好,就这么办。于是,秦穆公一方面盛情款待由余,另一方面让内史王廖送给戎王十六名漂亮的歌女。戎王非常高兴,整日沉迷在歌舞声色之中。缓歌曼舞凝丝竹,尽日戎王看不足。过了很长时间,秦国才让由余回国。由余看见戎王整夭泡在歌吧里,便多次向戎王进谏,戎王一概听不进,由余因此非常郁闷。穆公放由余回戎地之后,一直密切关注着由余的动向。当他得知由余郁闷之后,屡次派人秘密至戎地,盛情邀请由余到秦国就业。看着戎王整天泡在女人堆里,无所作为,无可奈何的由余只好痛下决心,离开戎王,投奔秦国。穆公得知由余到来,用最隆重的宾客之礼接待由余,非常恭敬地向他询问应该在什么样的形势下进攻戎族(由余遂去,降秦。穆公以客礼礼之,问伐戎之形)。秦穆公三十七年(前623),秦国用由余的计谋攻打戎王,一下子吞并了十二个西戎之国,开辟了千里疆土,终于在西戎之地称霸(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周天子听到这个消息,亲自派召公带着金鼓前来祝贺。周天子派人祝贺有两个原因:一是报仇,秦穆公替周天子报了当年戎王杀死幽王之仇;二是拉拢,通过嘉奖秦穆公拉拢秦国。因为,平王东迁之后周天子的势力更加衰弱,笼络有实力的诸侯已经成为周夫子生存的一项童要原则。秦襄公当年得到的一纸空文的封赏,终于在秦穆公手里变成了现实。秦国因此有了幅员广阔的根据地。两年后(前621),在秦穆公仙逝之时,他留下了一个疆土更为广阔的秦国。秦穆公继承秦襄公的遗业,开地千里,称霸西戎,奠定了秦国的基业。但是,西戎之地毕竟偏远,秦国要想成为大国,必须向东发展。而且,秦穆公对西戎兵,是在秦穆公的晚年,秦穆公在位三十九年,称霸西戎是在秦穆公三十七年,那么,前三十多年秦穆公在干什么?他对进军中原有没有什么作为呢?第5章穆公东扩秦国西临诸戎,东接强晋。秦穆公晚年称霸西陲,大大拓展了秦国的疆域,奠定了秦国长期发展的根据地。但是,秦国要想成为诸侯中的大国,偏安西方一隅肯定不行,东扩是秦国的必然选择。秦穆公在位三十九年,有三十六年在与东方诸国周旋,想要东扩必须先和东方强大的晋国打交道。秦穆公称霸西戎势如破竹,那么,他在向东扩张上也能所向披靡吗?秦穆公在位三十九年,秦土东扩用去了其中三十六年的光阴。秦国的东邻是强大的晋国。秦国东扩,必须和晋国一争高下。当时的晋国,地广人众,势力非常强大。秦穆公一方面积极网罗人才,一方面针对晋国不同的国君,区别对待:东扩中心不改变,政治、军事两手抓。三救晋难,大打政治牌,在诸国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帮助在外奔亡多年的公子重耳归国继位,杀死晋怀公,与晋文公全面合作;晋文公死后,开始东进,大胜韩原,终于打败强大的晋国。虞国君贪贿亡家国秦穆公礼贤得良才为了秦国东扩,秦穆公继位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网罗人才。秦穆公非常清醒地意识到,如果没有王佐之才,自己不可能完成东扩大业。那么,秦穆公网罗到人才了吗?他是怎么网罗到人才的呢?秦穆公五年(前655),晋国向虞国借路去征伐虢国。当时晋国和虢国之间隔着一个虞国,只有向虞国借路,才能去征讨虢国。当晋国向虞国借路的时候,虞国一位非常有见识的大夫宫之奇认为,虞国与虢国的关系好像嘴唇与牙齿的关系,“唇亡齿寒”,虢国灭亡了,虞国还能存活吗?但是,虞国国君因为曾经接受过晋献公的宝玉、名马,所以,他认为晋国和自己的关系非常铁,就答应了晋国。宫之奇于是率领全族离开了虞国。百里奚(一作百里傒)。当时在虞国任大夫,他深知虞国国君鼠目寸光、昏庸无能,很难听得进意见,便缄默不语。晋国在灭掉虢国后,回师之时就顺手灭了虞国,虞君及百里奚都被俘,这就是著名的虞国国君贪贿亡国事件。后来,晋献公把女儿嫁给秦穆公,百里奚被当作陪嫁的小臣送到秦国。百里奚以此为奇耻大辱,便从秦国逃到宛(今河南南阳),被楚国边境人员抓获扣留。秦穆公听说百里奚是一位贤能之人,就想用高价赎回百里奚,但又怕出价太高楚人觉得奇货可居,反而不放,就对楚国人说:“我妻子出嫁时陪嫁的小臣百里奚在你们那儿,我想用五张羊皮把他换回来。”(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请以五羖羊皮赎之)楚国人得知自己扣压的这个老头还能值五张羊皮,便爽快地答应了。百里奚因此被交还秦国。百里奚回到秦国时,秦穆公亲自为他打开囚车(穆公释其囚),向他咨询国家大事(与语国事)。百里奚当时已经七十多岁了,推辞说自己是亡国之臣,不值得询问。秦穆公礼贤下士地说,你是个难得的人才,虞国国君不用你,所以虞国才灭亡(虞君不用子,故亡)。百里奚顿觉知遇之感,便全心事之。于是,秦穆公与百里奚一连好多天在一起谈论国事,越谈越投机。秦穆公十分赏识百里奚的才华,把国家大政交给百里奚处理(穆公大说,授之国政),号称“五羖(gǔ,谷)大夫”。羖,就是黑色公羊。之所以如此称呼百里奚,是因为他是由五张黑色羊皮换来的。百里奚是秦穆公得到的第一位人才。当秦穆公大大称赏百里奚的才干时,百里奚却说:“我不如我的朋友蹇(jiǎn,简)叔(臣不及臣友蹇叔)蹇赛叔才是真正的贤才,但是,没有人了解他(蹇叔贤而世莫知)。”百里奚说,我过去外出游学求官。被困在齐国,沦落到沿街讨饭,蹇叔收留了我。我想当齐国国君之臣,蹇叔阻止了我,我这才躲过了齐国政变那场灾难。后来、我到了周,周王子穨喜爱牛,我想凭着养牛的本领求个官职,穨也想用我,但是,蹇叔又劝阻了我。我离开了穨,才没有和穨一起被杀。我到虞国做官,蹇叔也劝阻过我。我虽然知道虞君不能重用我,但我心里贪恋俸禄和爵位,就暂留下来。我两次听蹇叔的话,两次躲过劫难;一次没听,就遇到这次虞国灭亡被俘之灾。一所以,我深知蹇叔的才干(再用其言,得脱。一不用及虞君难,是以知其贤)。秦穆公闻听此言。立即派人带着重礼迎接蹇叔,任命他为上大夫(于是穆公使人厚币迎蹇叔,以为上大夫)。这样,秦穆公得到了他一生最为重要的两位主佐之才:百里奚与蹇叔。晋惠公出尔反尔秦穆公三救晋难秦穆公一生和晋献公、晋惠公、晋怀公、晋文公、晋襄公五位晋国国君打过交道。秦穆公即位之时,晋献公已经掌权十八年,已进入晚年,所以,秦穆公与晋献公往来并不多。晋襄公即位时,秦穆公已经进入执政后期。因此,秦穆公在位之时,主要是和晋惠公、晋怀公、晋文公三位晋君打交道。秦穆公和晋国三位国君交往是区别对待的,根据晋国当时的实力采取不同的对策。秦穆公和晋惠公打交道的过程堪称经典,核心策略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是一切以“东扩”为中心,“两个基本点”是道义和武力。无道义不足以服众,无武力则没有话语权。秦穆公三救晋难,道义尽显。先前,晋献公生前宠幸一个叫骊姬的女人,骊姬害死了太子申生,申生的两位弟弟重耳、夷吾为保全性命出逃。晋献公去世后,骊姬的儿子奚齐被拥立,而献公的大臣里克又杀了奚齐。另一位大臣荀息在奚齐被杀之后拥立了骊姬妹妹的儿子卓子,大臣里克又把卓子和荀息杀死。晋国朝中一片混乱。晋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动荡不安的政治状况呢?原来,周代宗法制盛行,嫡长子继承制深入人心。骊姬之子不是宗法制度承认的法定继承人,大臣们不从。此时的晋国出现了权力真空。出逃的公子夷吾在国外知道了晋国内乱的消息后,以割让河西之地八座城为代价(割晋之河西八城与君),请求秦穆公协助他夺取君位。秦穆公面对晋国的政治真空,毅然决然地派百里奚率兵护送公子夷吾回国。解决了晋国的君权继承问题。这就是秦穆公“一救晋难”,拥立了晋惠公。但是,夷吾(晋惠公)即位之后,立即背叛了自己“割晋之河西八城与君”的承诺。秦穆公虽然对晋惠公的言而无信很愤怒,但是,他并没有立即举兵伐晋,而是审时度势,静观其变。秦穆公“二救晋难”,娠济晋灾。秦穆公十二年(前648),晋国大旱。国内出现了严重的饥荒。晋国向西邻的秦国紧急求援。秦穆公当时面着临三种选择:一是出兵晋国,二是坐视不救,三是开仓赈灾。当时他可以利用晋国自然灾害之机,出兵攻打,削弱晋国,但是,这对秦国的政治形象不利。坐视不救,实际上与出兵是同一性质,只是手段温柔一点而已。开仓赈灾,帮助晋国渡过难关,政治上可以得分,但是,强晋会成为阻碍秦国东扩的尾大不掉的障碍。秦国大臣在这一问题上分两派意见:主战派主张趁“饥”讨伐,主和派认为不能见死不救。秦穆公最后询问他最信任的百里奚。百里奚说:晋国国君夷吾从前背叛自己的诺言,得罪过你,但是,晋国的老百姓有什么罪呢(夷吾得罪于君,其百姓何罪)?由于百里奚力主赈济晋国,秦穆公采纳了他的意见,大规模向晋国运粮(以船漕车,转,自雍相望至绛)。一就这样,秦穆公援劲敌称誉天下。秦穆公通过两救晋难,为秦国摸索了一条大国崛起之道:重视道义。春秋之际,已经进入了大国称霸、吞并小国弱国的阶段。但是,真正的大国,绝不单单是个经济强国,而且一定要秉持道义,这样,才能让诸侯宾服。所以,在秦晋关系上,秦穆公高举道义的大旗,在政治上得了重要的分值。说白了,秦穆公打的是政治牌。秦穆公“三救晋难”,遣返晋惠公。两年之后(秦穆公十四年,前646),秦国发生饥荒,向晋国请求援助。晋惠公和他手下的大臣们商议,有位大臣对晋惠公说:趁秦国发生灾荒出兵讨伐,一定可以获得大功(因其饥伐之,可有大功)。晋惠公采纳了大臣的意见,于秦穆公十五年(前645),出兵攻秦。晋国饥荒,秦穆公大规模救灾;秦国饥荒,晋惠公却落井下石,兴兵伐秦。二者相比,晋国明显在道义上失了分。但是,秦穆公是道义、军事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国君。既然晋国要打,秦穆公当然;要奉陪。于是,秦、晋两国在韩地开战,这就是著名的韩原之战。韩原之战一开始,晋惠公倒是奋不顾身,抛下自己的大部队就往前冲,回来的时候,驾车的战马陷到泥潭里。秦穆公和部下看到此情此景,纵马追赶,想趁机抓住晋惠公。但是,秦穆公不但没能抓到晋君,反而被晋军包围了。晋军围攻秦穆公,穆公受了伤,形势非常危急。正值此危急之时,秦军三百多个士兵不顾个人安危,驱马冲入晋军,晋军的包围圈被打开,不仅穆公得以险处逢生,反而活捉了晋惠公。这三百个勇士是什么人呢?之前,穆公曾经丢失过一匹良马,岐山下的三百多个乡下人抓到这匹良马,把它宰杀吃掉了。政府抓到他们,要严办。穆公说:君子不能因为一头牲畜而伤害人(君子不以畜产害人),我听说吃了良马肉,如果不喝酒,会伤身(吾闻食善马肉不饮酒伤人)。于是,不但不处罚他们,还赐给他们美酒,并将他们全部赦免(乃皆赐酒而赦之)。这三百人心怀感激,听说秦穆公要去攻打晋国,都要求跟着去。作战时,他们发现穆公被敌军包围,于是,个个高举兵器,争先恐后,冲上前来,报答秦穆公的恩德。这就是秦穆公被困时临危解围的三百敢死队;结果,就是这三百勇士帮秦穆公脱离险境,还意外地俘虏了晋惠公。这就叫善有善报。回国后,愤怒的秦穆公发布命令:人人斋戒,独宿,要用晋君祭祀上帝。秦穆公的这个决定可以理解。晋惠公知恩不报也就罢了,反而恩将仇报,趁人之危兴兵伐秦,怎能不让秦穆公恼羞成怒?周天子听说了这件事,想要替晋君求情,他对秦穆公说,晋国国君是我的同姓,可否网开一面(晋,我同姓。为请晋君)?晋惠公的姐姐是秦穆公的夫人,她听到这件事,穿上丧服,光着脚,跑到秦穆公面前说:“我是夷吾的姐姐,但是,我却不能救自己的兄弟(妾兄弟不能相救以辱君命)。”秦穆公在战场上俘虏了晋惠公,要杀要放,本来全凭秦穆公一句话。现在,周天子求情,夫人也求情,秦穆公该怎么做呢?按理说,秦穆公完全可以我行我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但秦穆公却说:我俘虏了晋惠公,自以为办了一件大事,本想用他祭天,以报天下。可是现在天子来说情,夫人也为此事发愁。于是,秦穆公跟晋惠公订立盟约,答应让他回国,并以诸侯之礼相待。秦穆公此举,再次在道义上得了分。晋惠公背信弃义,战败被俘。秦穆公本可以杀了这个忘恩负义之徒,结果,秦穆公以德报怨,再次放他回国。秦穆公在晋国内乱之际首立晋惠公,结束了晋国的内乱,一救晋难;在晋国旱灾之时,送粮贩灾,二救晋难;在晋惠公企图趁秦国灾荒而兴兵攻打秦国之时,俘获了晋惠公,并再次送他回国,三救晋难。从秦穆公三救晋难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位成熟、大度、负责任的秦穆公。而且,在三救晋难的过程中,秦穆公不仅政治上得了满分,秦国自身也有了重大创获——秦国势力在向东大规模地扩张。秦穆公再次送晋惠公回国后,晋惠公献出晋国河西的土地。同时,晋惠公还派他的太子圉(yǔ,语)到秦国做人质。秦穆公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圉。这时候,秦国的地盘向东已经扩展到陕西、山西的黄河一线(是时秦地东至河)。再说武力。秦穆公的武力不用多讲,拥立晋惠公,靠的是军事实力作后盾,秦穆公与晋惠公的韩原之战也显示了秦国的军事力量。靠道义实施的话语权需要依托背后的军事武力作支撑。所以,秦穆公是两手(政治、军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国君。晋怀公逃归继位秦穆公迎立重耳秦穆公二十二年(前638),晋惠公的太子圉逃回了晋国。原因是太子圉听说父亲晋惠公病重,担心自己在秦国当质子会失去继位的机会,所以,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紧急时刻回到晋国。第二年(前637),晋惠公病故,从秦国逃回晋国的太子圉被立为国君,他就是晋怀公。这是秦穆公东扩要面对的第二位晋国国君。秦穆公三救晋难,对晋惠公施行的是怀柔政策。对晋怀公,秦穆公却决定将他拉下马来,另立新君。秦穆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他对晋怀公非常不满。秦穆公对晋惠公的食言和背义也很不满,但是,秦穆公对他还是三救其难;对于晋怀公,秦穆公更为不满,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晋怀公抛弃了自己的女儿秦赢,偷偷跑回晋国继位。既然秦穆公认为晋怀公非常可恶,当然想找人取而代之。此时,晋惠公的兄弟公子重耳在外流亡近二十年到达楚国,长期流亡在外的重耳,即是一个合适的人选。于是,秦穆公派人到楚国迎来重耳,并且把被圉抛弃的自己的女儿再嫁给重耳,虽然重耳开始不同意迎娶秦穆公这位二婚的女儿,但是,斟酌再三,最终还是把她娶了回来。重耳是晋怀公的叔叔,娶了晋怀公的妻子,就是娶了自己亲侄子的妻子。有人说这是乱伦,其实当时的伦理观念并不在意这些,历史上真正重视婚姻中的辈分是宋代之后的事情。重耳娶了被晋怀公抛弃的秦穆公

                      人囚禁起来,连会盟仪式都没让他参加。直到鲁国人交出一笔贿赂金,晋国人才将他释放。对于这件事,鲁国的史官觉得很丢脸,因此在《春秋》中记载鲁宣公参加了黑壤之会,而不写黑壤之盟。毕竟,堂堂一国之君遭到囚禁,未免太窝囊了。公元前601年春天,鲁宣公灰头土脸地回到了鲁国。论面积,鲁国不是一个小国;论综合实力,鲁国在列国之中至少也可以排到前八强;而且鲁国还有一个特殊的政治身份,是周公的后裔,在列国中地位崇高。按照周礼的规定,天子的祖庙称为大庙,诸侯的祖庙称为大宫,而鲁国的祖庙也称之为大庙,享受与天子同等待遇;天子家里举行典礼,用八八六十四人的舞蹈,诸侯则只能用六六三十六人的舞蹈,而鲁侯也可以用六十四人之舞。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均体现鲁国的地位超群。可是,进入春秋时期以来,本应受到尊重的鲁国却屡屡受到欺负,而且总是敢怒而不敢言,隐忍了事。如:公元前694年,鲁桓公携夫人前往齐国访问,不但被齐襄公戴了一顶绿帽子,还被齐国人谋杀在车中,成为一桩离奇死亡事件的男主角。鲁国人对此事的态度之离奇,有甚于谋杀案本身。他们给齐襄公送去一份含糊其词的外交照会,说我国元首畏惧您的虎威,不敢安坐家里,前来贵国修好,事情办成了,却回不了国,也不知道找谁负责任,搞得我国在各国面前很没面子,请您杀了公子彭生,也好让我们对各国有个交待云云。这份照会结结巴巴,前言不搭后语,有点想讨回公道,却又怕对方发威,有点想指桑骂槐,却又欲说还休,堪称是春秋外交史上一篇奇文。同时,在当年的《春秋》记载中,也仅仅用“公薨于齐”四个字一笔带过。没有比鲁国人更善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开解自己的了。公元前613年,鲁僖公派兵吞并了小国项国,当时天下的霸主齐桓公大为震怒,在淮地会盟中将鲁僖公扣押起来。鲁僖公夫人声姜原为齐国公主,亲自跑到齐桓公那里说情,才将鲁僖公放回来。《春秋》连鲁僖公被扣押的事都不书,只写“夫人姜氏会齐侯于卞”。鸵鸟将头埋在沙子里,以为看不到敌人就可以躲避追捕;鲁国人则总是在历史记录中不经意地遗忘一些不开心的事。可见,早在鲁迅之前两千多年,阿Q的祖先们便已经很有阿Q精神。公元前625年,鲁文公前往晋国朝觐晋襄公,结果连晋襄公的面都没见到。晋国人为了羞辱鲁文公,只派了阳处父来见他。《春秋》记载此事,只用了区区“及晋处父盟”五个字,无头无尾——可以理解,头埋到沙子里了嘛。更近的事,是前面说的,齐国上卿高固为了娶鲁国公主,要求齐惠公将前来访问的鲁宣公强留了几个月。有这些历史前科,可以想象,公元前601年,当鲁宣公回到曲阜的时候,曲阜的居民对于自己的国君遭受外国的侮辱,倒也没有表现出多大的愤怒,没有人上街游行,没有人到使馆区示威,也没有人宣布要抵制晋货。鲁宣公安安静静回到公宫,继续当他的国君。同年六月,一直扶持鲁宣公的公子遂在访问齐国途中病逝了。由于他对鲁宣公的贡献,或许也由于他与鲁宣公的母亲敬嬴的特殊关系,公子遂的葬礼被办得很隆重,采用了“绎”的方式。所谓“绎”,简单地说就是连续两日祭祀,而且第二日之祭不用头日之牲,又新杀畜牲以祭。按照周礼的规定,绎是天子与诸侯之丧礼,卿大夫之丧礼只能用一日之祭。孔夫子对此批评道:“非礼也,卿卒不绎。”鲁宣公当然也知道这是非礼的行为,所以在祭祀的过程中,“万入去籥(yuè)”。万,就是万舞,是春秋时期祭祀用的舞蹈;籥,是一种竹制的乐器,用于吹奏。万舞有文舞和武舞之分。文舞文质彬彬,舞者左手执籥,右手执羽,人数有严格的限制,也就是前面说的:天子用六十四人,叫做“八佾(yì)”;诸侯用三十六人,叫做“六佾”;卿大夫用“四佾”;士则用“二佾”。武舞显示力量,舞者手持兵器,动作狂野。当年楚国的公子元想诱惑寡妇文夫人,派人在文夫人住所旁边跳万舞,就是武舞。鲁宣公既要给公子遂办一个隆重的葬礼,又不想让太多人指责,所以在跳万舞的时候,故意让人不使用籥。这样就不会弄出太大的声响,惹人注意了。也许是兔死狐悲,公子遂死后的第七天,敬嬴也去世了。敬嬴的身份是诸侯夫人,按照诸侯死后五月而葬的规矩,她的葬礼一直等到冬天才举办。据《左传》记载,敬嬴下葬的当天,久旱的鲁国突然下起了大雨,所以只好将葬礼延期。敬嬴和公子遂通过阴谋而使鲁宣公上台,为此杀死了哀姜的两个儿子。如果要荷马或是莎士比亚来写这个故事,他们会说这是被害者的眼泪。然而中国的古人没有这种情调,他们想到的是另一回事。《左传》干巴巴地说,鲁宣公延迟哀姜的葬礼,是合乎礼制的。按照礼的要求,儿子在为父母选择下葬的日期的时候,要举行占卜,以示隆重。而且,对于备选的日期,要尽量延后。这是因为父母下葬之后,儿女的悲哀会渐渐削减,所以不急于下葬,略表孝心。虽然发生了这些个事情,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00年正月,鲁宣公仍然不辞辛苦地来到齐国,给齐惠公拜年。鲁宣公对母亲的孝心可嘉,对齐惠公的孝心也不遑多让。公元前599年春天,鲁宣公又早早来到齐国拜访。这是他上台以来第四次访问齐国了。鲁宣公这种孜孜不倦的问候打动了齐惠公,由此得到的回报是,齐国归还了当年鲁国割让的济西土地。当然,齐惠公此举也许与他的身体状况有关。一个人,在快死的时候,总是比较大方。到了夏天,齐惠公就去世了。鲁宣公得到消息,再次来到齐国,参加了齐惠公的追悼会。这又是超出常规的殷勤。按照传统,诸侯不奔诸侯之丧。鲁宣公能够做到这个份上,客观地说,为了国家的安全,他确实是不遗余力了。同年夏天,齐惠公的葬礼在临淄举行。鲁国又派公子遂的儿子公孙归父作为特使,前往齐国参加葬礼。同年秋天,季孙行父访问齐国,参加齐国新君齐顷公的即位大典。同年冬天,公孙归父再次来到齐国,就不久前鲁国派兵讨伐邾国,攻占了邾国的绎城一事进行专题汇报。后人解释,鲁国以大欺小,怕受到齐国的责备,所以主动前去汇报。其实,在此之前,鲁国已经有多次讨伐邾国的历史,攻占邾国的领土也不是第一次,但是这么急着去向齐国汇报,倒确实是第一次。公元前598年,齐顷公派兵讨伐莒国。虽然这事与鲁国没有任何关系,鲁国还是客串嘉宾,派公孙归父带兵参加了讨伐。这些年间齐鲁两国的关系,用如胶似漆来形容也不过分。知其雄,守其雌,鲁国人这样做,也是乱世之中的生存智慧罢。相比对齐国的殷勤,鲁国对王室的态度就不仅仅是冷淡了。据《春秋》记载,公元前600年,鲁国大夫仲孙蔑前往雒邑拜访当时的周天子,也就是周定王。《左传》不无讽刺地解释道,仲孙蔑此行不是鲁国主动所为,而是周天子派了使者到鲁国来,要求鲁国遣使访问王室,才“应邀”前往的。仲孙蔑就是孟献子,是庆父之孙,文伯之子。前面说过,季友、庆父、叔牙都是鲁桓公的儿子,他们的后代枝繁叶茂,分别以季、孟、叔孙为氏,在历史上被称为“三桓”。很多时候,他们又被称为季孙氏、孟孙氏和叔孙氏,那是因为“孙”是鲁国贵族的尊称,“三桓”的族长均被尊称为“孙”,是以得名①。公元前599年秋天,周定王派卿士刘康公访问鲁国。刘康公同时代表周定王,对鲁国的几家权臣进行了拜访。结果发现,季孙行父、孟献子家里比较节俭,而叔孙侨如家、公孙归父家过得相当奢侈。刘康公回到雒邑,周定王问:“鲁国的大夫们,谁更有贤能?”刘康公回答说,季、孟两家可以久,叔孙、东门家就算不败亡,他们目前的家长恐怕也难逃祸患。东门家就是公孙归父家。公孙归父是公子遂的儿子,而公子遂久居东门,即以东门为氏。刘康公解释说,臣有臣道,君有君道。宽厚、严肃、周全、仁爱是为君之道,忠诚、谨慎、谦虚、节俭是为臣之道。现在季、孟两家虽然注重节俭,但是足够保证日常的开支与用度,而且让族人得到庇护;而叔孙、东门两家过得奢侈,而且不体恤族人的贫困,亲戚也得不到周济,忧患很快会降临。像叔孙、东门这样的家族,只顾自身,必然不顾君主,而且他们这么奢侈,国家财政也受不了,这是自取灭亡。周定王饶有兴趣地问:“那以你之见,叔孙、东门两家还可以维持多久?”“两三代吧。”刘康公说,“东门的地位不如叔孙,奢侈程度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很难侍奉两代君主;叔孙的地位不如季、孟两家,奢侈却大大超过,不可能侍奉三代君主。倘若这两人早死也还好,如果活得太长又不收敛,宗族必然灭亡。”从后面发生的事看,刘康公的预见相当精准,精准到让人怀疑它的真实性。不过,具体的历史事件也许可以捏造,勤俭持家者兴旺,奢侈浪费者败亡,却是自古不变的道理。【冲冠一怒为红颜】话说远古的时候,尧统治天下。尧顺天应人,他的仁德如天之广阔,泽被大地;智慧有如神明,无所不知。天下人对尧的景仰之情,如同长江之水,滔滔不绝。可是,尧毕竟很老了,他很想找一个合适的继承人来接自己班,大伙向他推荐了一个叫舜的人。从族谱上看,尧的父亲高辛是黄帝的曾孙,而舜的父亲瞽叟是黄帝的第七世孙,两个家族虽然自黄帝的儿子那一代就分支,却也多少有些血缘关系。瞽(gǔ)叟是个瞎老头,在舜的母亲死了之后又娶了个老婆,又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象。自古男人爱后妇,瞽叟爱屋及乌,把所有的爱心都分给了象,甚至常常想杀死舜,好让象来继承家业。不过,舜是个超级孝顺的儿子,对于父亲的厚此薄彼毫不介意,反而对父母和弟弟更加亲善。尧是个很负责任的统治者。为了考察舜的品德,他将自己两个美丽的女儿一股脑儿嫁给了舜这傻小子,以观察舜的治家能力;又派自己的九个儿子与他交往,以观察他处事的能力。舜带着一家人居住在妫水的拐弯处,于是因地制宜,以妫为姓。由于他的仁德,人们都来投奔他,与他为邻,接受他的领导,那地方三年便变成了一座大城。尧对舜的表现很满意。他赏赐给舜一套上等衣服和一把古琴,又派人为舜修建了谷仓,并且送给他一些牛羊。看到舜突然阔绰起来,瞽叟又动了杀他的念头。他让舜爬到谷仓顶上去修葺屋顶,自己却在底下放火。没想到,舜对空气动力学有一定的研究,一手持着一顶草帽,像一只大风筝一般飞了下来,毫发未损。瞽叟不甘心失败,又让舜去挖井,待至井挖深了,瞽叟和象一起往井里填土,把舜活活埋在了井底。这缺德的父子俩很高兴,于是着手瓜分舜的财产,当然也包括老婆。瞽叟分到了谷仓和牛羊,而尧的两个女儿和琴被分给了象。又是一个没想到,舜对隧道工程也有一定的研究,他早在井壁上挖了一个秘密通道,从这个通道逃走了。象住进了舜的房子之后,坐在里面弹琴取乐,还没来得及享用舜的老婆们,舜便回来了。“我正想你想得伤心,所以弹琴解闷呢!”象连忙说。“是啊。”舜说,“咱们兄弟之间的感情,真是很不错啊!”在这之后,他对父亲仍然孝顺,对兄弟仍然友爱。他的逆来顺受,被中国人树立为孝顺的典型。舜就这样通过了尧的考察,成为天下的统治者。舜在这个位置上干了多年,又传位给禹,而他的后代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衰落,到商朝的时候竟然失传了。周武王消灭商朝后,大规模分封建国,派人到民间寻访舜的后人,居然还真找到了一个叫妫满的人,于是将他封到陈地,让他以诸侯的身份,世代祭祀舜,并且将自己的长女太姬嫁给他为妻,以示恩宠。这就是春秋时期陈国的来历。这个故事当然有诸多疑点,但是在那个年代,人们都毫不怀疑:陈国的国君就是舜的后代。乌飞兔走,斗转星移,到公元前600年的时候,陈国的第十九任君主陈灵公已经在位十四年了。弱肉强食的乱世中,舜的后裔这一曾经显赫的身份并没有给陈国带来任何庇护。晋楚两大强国为了争夺中原的霸权,就像两股不定时造访的飓风,将陈、郑、宋、蔡等第二世界国家吹得东倒西歪,无所适从。陈灵公在位期间的历史,就是一部弱国无外交史。陈国不是被讨伐,就是被会盟,不是被晋国威胁,就是被楚国摆布,如同风箱中的老鼠,两面不是人。也许是过度的不安全感导致人性扭曲,也许是礼崩乐坏使得人丧失最基本的羞耻之心,在陈灵公身上,祖上的种种美德已经消磨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难以理喻的放荡。他喜欢上了一个叫夏姬的女人。夏姬是郑穆公的女儿,嫁给了陈国大夫御叔。御叔的祖上,曾经有一位名叫少西的,字子夏。因此,御叔以夏为氏,有时又被称为少西氏,而夏姬的“夏”也因此得名。御叔去世得早,留下一个儿子叫夏征舒,夏征舒子承父业,也在陈灵公的朝廷中担任了大夫的职位。“那夏姬生得娥眉凤眼,杏脸桃腮,有骊姬、息妫之容貌,兼妲己、文姜之妖淫,见者无不惊魂,颠之倒之。”在一本名为《东周列国志》的小说中,作者冯梦龙如此生动地描述,继而写道,“更有一桩奇事,十五岁时,梦见一伟丈夫,星冠羽服,自称上界天仙,与之交合,教以吸精导气之法。”天生丽质加上吸精导气之法,使得这位夏姬成为不折不扣的床上尤物,再加上寡妇门前是非多,更使得一众登徒子趋之若鹜,争相献谄。这夏姬也并非来者不拒,在众多追求者中,只选择了区区三位来当自己的情人,那就是当朝国君陈灵公、大夫孔宁和仪行父。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在男权社会中是一段逆向性的四角关系。一位寡妇同时拥有三位情夫,其中一位是国君,两位是大夫,同时自己的儿子也在朝为官,大家每天都要见面,让人难免替她担心,这种关系很难处理吧。担心是多余的。陈灵公与夏姬私通,完全不避她的另外两位情夫。事实上,这段四角关系在陈国不是公开的秘密,而是头版头条的八卦题材。三位情夫之间为了炫耀夏姬对自己的宠爱,甚至在朝堂之上公然穿着夏姬穿过的汗衣,嬉皮笑脸地打闹。大夫泄冶看不下去了,他对陈灵公劝谏道:“国君和卿大夫公然倡导淫乱,叫民众如何效仿呢?而且名声也不好。您实在喜欢穿,好歹将汗衣穿在里边,别拿出来炫耀!”陈灵公当场说:“我知错了,一定改。”一转身就将这事当笑话告诉了孔宁和仪行父。孔宁和仪行父听了,便对泄冶动了杀心。他们对陈灵公说,不可轻视泄冶的危害,这老头子的嘴很难管得住,如果听任其胡说八道,总有一天会坏了咱们的好事。陈灵公愣了半天,问道:“那该怎么办?”孔宁做了个“杀”的手势。陈灵公点点头,表示默许。几天之后,泄冶便陈尸于公宫之外。对于泄冶的悲剧,孔夫子以“民之多辟,无辟自立”这样一句诗来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民之多辟,无辟自立”见于《诗经》大雅,意思是:既然国人多行邪恶,就不要特立独行,乱发表意见。自古以来,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人,总是没有好下场的。这也是孔夫子“邦无道,其默足以容”的中庸之道的具体表现。陈灵公的淫乱不只是在国内享有盛名,连远在雒邑的周定王都有所耳闻。公元前600年,周定王派单襄公出访宋国和楚国,途经陈国。时值十月,单襄公看到的是一片萧条景象:道路上杂草丛生,路旁没有绿化,负责到边境迎送宾客的官员不见踪影,主管建设的司空不巡视道路,塘堰上没有水利设施,河流上没有桥梁,田野里的粮食也没有收割完毕,庄稼长得像杂草。首都的国宾馆已经荒废了,普通城市也没有像样的旅舍,外交部对于天子的使臣不闻不问,连最起码的伙食都不能安排。要问陈国人都到哪里去了?回答是,给夏姬家筑亭台楼阁去了。夏姬家贵客盈门,陈灵公、孔宁、仪行父戴着楚国时兴的帽子,相约前

                      日本熟妇乱妇熟色a片在线些,就会发现姑娘的脸虽然肮脏,但泛起了红晕,尽量理解女人们吧,其中一个与不大相识的男人们睡过不知多少次之后突然产生了羞耻之心,而另一个,我们已经知道,她非常可能凑到前者耳边以世界上最平静不过的口气说,你用不着害臊,他看不见你,显然,她指的是她本人的丈夫,我们不会忘记,那个不知羞耻的姑娘怎样把他勾引到床上,确实如此,女人们,只有不了解女人的男人才去花钱购买。但是,她脸红也许出于别的原因,这里还有另外两个赤身裸体的男人,其中一个曾在床上接待过她。医生的妻子把丢在地上的衣服拢到一起,裤子,衬衣,一件西服外套,背心,女衬衫,一件内衣脏得发黏,即使用洗涤剂泡上一个月也难以洗净,她把这些衣服通通卷成一团,抱起来,你们留在这里,她说,我马上回来。像刚才收拾鞋子一样,她把衣服也送到阳台上,在那里她脱下自己的衣服,望着阴沉的天空下漆黑一片的城市。一扇扇窗户没有一丝微弱的灯光,房屋正面不见半点反射出的光亮,眼前不是一座城市,更像沥青熔化了,冷却之后在硕大无比的模子里铸成了楼房屋顶和烟囱的形状,一切都死气沉沉,寂无声息。舔泪水的狗来到阳台,显得心神不安,但现在没有人哭泣,没有泪水可舔,眼睛已经哭干,一切绝望和疯狂都埋在心里。医生的妻子感到有些寒冷,想到伙伴们,想到他们赤条条地站在客厅中央,不知道在等待什么。她走进屋里。他们都成了没有性别的轮廓,成了边缘模糊的污渍,成了隐没在黑暗中的阴影。但是,对他们来说并不这样,她想,他们溶解在自己周围的光亮里,正因为这光亮他们才失明。我来点上灯吧,她说,现在我几乎和你们一样瞎;已经有电了吗,斜眼小男孩问;没有,我要点上一盏油灯;什么是油灯,小男孩又问;过一会儿我告诉你。她从一个塑料袋里掏出一盒火柴,走到厨房里,她知道橄榄油放在什么地方,找出来不用费事,把一块洗餐具的抹布撕成条作灯芯,然后她返回客厅,油灯就放在那里,自从人们造出这盏油灯以来它将头一次派上用场,一开始这似乎不该是它的宿命,不过,我们当中任何一个,包括油灯,狗和人在内,一开始谁也不知道为了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油灯的喷嘴一个个点着了,摇摇曳曳,像三个发光的杏仁,有时伸得长长的,仿佛尖尖的火苗要消失在空气中,随后又蜷缩回来,仿佛变得浓密结实,成了光亮的小石块。医生的妻子说,现在我看得见了,我去给你们找干净衣服;可是,我们都很脏,戴墨镜的姑娘提醒说,她和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都用手捂着乳房和阴部。这不是因为我在这里,医生的妻子想,是由于油灯的光亮在看着她们。随后,她说,脏身体穿上干净衣服总比干净身体穿上脏衣服好。她端起油灯,到里边的衣柜抽屉和衣架上翻了一通,几分钟以后拿来了睡衣,白大褂,裙子,女衬衫,连衣裙,裤子,背心,足够七个人穿戴整齐,当然,他们高矮不同,但瘦弱方面却像孪生兄弟姐妹。医生的妻子帮助他们穿上衣服,斜眼小男孩穿的是医生的短裤,就是去海滨或者乡间时穿的那种,任何人穿上它都会变成孩子。现在我们可以坐下了,医生的妻子叹了口气说;请扶我们一下,我们不知道坐在哪里。客厅和所有客厅一样,中间放张小桌子,周围有几个沙发,足够全体都坐下,医生和他的妻子以及戴黑眼罩的老人坐在这个沙发上,戴墨镜的姑娘和斜眼小男孩坐那一个,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和第一个失明者坐另一个。人人都筋疲力尽了。小男孩把头偎在戴墨镜的姑娘怀里,很快便睡着了,再也没有想起油灯的事。就这样,一个小时过去了,这也是一种幸福,在极为柔和的灯光下,一张张肮脏的脸也仿佛已经洗过,没有睡着的人眼睛闪闪发光,第一个失明者摸到妻子的手,紧紧攥住,从这个动作上可以看出,消除肉体疲劳对精神的和谐起着多么大的作用。这时候,医生的妻子说,过一会儿我们就吃点东西,但吃饭之前我们最好就如何在这里生活下去达成一致意见,请放心,我不会重复扩音器里那个通告,睡觉的地方够用,我们有两间卧室,两对夫妇各住一间,其他人在这个客厅的沙发上睡觉,每人一个,明天我必须去寻找食物,现有的东西快吃完了,你们当中要有一个人跟我一起去,帮助我拿食物,不过也是为了让你们学会辨认道路和拐角,知道怎样回到家里来,说不定哪一天我会生病,或者失明,我一直等待着出现这种情况,那时我必须向你们学习,还有一件事,谁需要方便的话就到阳台上去,那里有一只桶,我知道,外边一直在下雨,很冷,到阳台上去方便不是件惬意的事,不过总比把屋里弄得臭气熏天要好,我们不该忘记,在精神病院的时候我们过的是什么生活,我们,所有的人,各种凌辱都忍受过,甚至干了那么下贱的事,同样的事也可能在这里发生,当然形式不同,在那里,我们还能以其他人的下贱行为为自己开脱,而现在则不然,现在我们在恶与善面前人人平等,请你们不要问我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在失明症还是例外的时代我们从每个行为中都认识到了这一点,所谓正确与错误,只不过是对我们与他人关系的着眼点不同而已,这里不是指我们之间的关系,这一点不容置疑,请你们原谅我这番伦理道德方面的说教,你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在盲人世界里有眼睛是什么滋味,我不是女王,绝对不是,只是个生来注定目睹这悲惨场面的人,你们能感受,而我既能感受又能看到,好了,我的高谈阔论到此结束,吃饭吧。谁也没有提出什么问题,只有医生说,如果我恢复了视力,我就要真正地看看别人的眼睛,就像看他们的灵魂一样;灵魂,戴黑眼罩的老人问;或者说精神,名称无关紧要;奇怪的是,戴墨镜的姑娘开口了,此人从来不曾研究过高深的学问,她说,我们当中有件没有名称的东西,这东西就是我们。医生的妻子把所剩无几的食物拿出一些放在桌子上,然后帮助他们坐下,她说,你们都细嚼慢咽,这样能欺骗肠胃。舔泪水的狗没有来乞求施舍,它已经对挨饿习以为常,再说,大概它以为自己吃了那顿丰盛的早餐之后,没有权利再从先前那个流泪的女人嘴里抢一丁点儿东西,对其他人它倒似乎不大在意。桌子中间有三个喷嘴的油灯正等着医生的妻子讲一讲它是个什么样子,这是她许下的诺言,但直到吃完饭她才开口。把你的两只手伸过来,医生的妻子对斜眼小男孩说,然后她拉着小男孩的手慢慢摸油灯,一边摸一边说,这是灯座,圆圆的,感觉到了吧,这是灯柱,支撑着上面的贮油碗,这里,小心,不要烧着你,这里是喷嘴,一个,两个,三个,灯芯从喷嘴里伸出来,这些缠在一起的细布条把油从里边吸上来,划根火柴就点着了,只要还有油它们就一直亮着,灯光很弱,但有它我们就能看得见;我看不见;总有一天你会看得见,那时候我把这盏油灯送给你;油灯是什么颜色的呀;你从来没有见过洋铁皮做的物件吗;不知道,记不得了,什么是洋铁皮呢;洋铁皮是黄色的;啊,斜眼小男孩考虑了一会儿,叹了一声;现在该打听他妈妈了,医生的妻子想,但他想错了,小男孩只说他非常渴,要喝水;只能等到明天了,我们家里没有水,就在此刻,她想起来了,有水,对,有水,水箱里的水还没有动呢,大概有五升,也许更多,这宝贵的水不会比检疫期内喝的水差。屋里漆黑一片,她走进洗手间,摸索着掀起水箱盖,看不清里边是否真的有水,但手指告诉她,有,她找来一个杯子,按进水里,小心翼翼地灌满,文明回到了原始洪荒时代。她走进客厅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还坐在各自原来的地方。油灯照着一张张脸,仿佛在对他们说,我在这里,看着我吧,不要错过机会,我不会永远亮着。医生的妻子把水杯送到斜眼小男孩唇边说,喝水吧,慢慢喝,慢慢喝,仔细品尝品尝,一杯水就是珍宝,她不是在对小男孩说,不是在对任何人说,仅仅在告诉整个世界,区区一杯水成了珍宝。你在哪里找到的,是雨水吗,她丈夫问;不是,从水箱里舀来的;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不是还有一大瓶水吗,丈夫又问;妻子喊道,对呀,我怎么没有想起来呢,一个瓶里还有半瓶,另外一瓶还没有开封,啊,真让人高兴,你不要喝了,不要再喝了,这话是对小男孩说的,我们大家都喝纯净水吧,我把家里最好的杯子拿出来,要喝纯净水,这一回她端起油灯,走进厨房,提着大水瓶回来了,灯光照进大瓶里,里面的珍宝闪闪烁烁。她把大水瓶放在桌子上,转身去取杯子,家里最好的杯子,精致的水晶杯,然后一杯杯斟满,动作缓慢,仿佛在进行某种宗教仪式。最后她说,干杯。一只只盲手摸索着找到了各自的杯子,颤抖着举起手。干杯,医生的妻子又说了一遍。桌子中间的油灯如同被群星围绕着的太阳一样。众人放下杯子,戴墨镜的姑娘和戴黑眼罩的老人哭了。这是个不平静的夜晚。一个个起初空泛模糊的梦在客厅里游荡,带着从这里那里搜罗来的新回忆新秘密和新愿望从这个沉睡的人心里走到那个沉睡的人心里,所以他们不时叹息一声,嘟嘟嚷嚷地说,这个梦不是我的;但梦回答说,那是因为你还不认识你自己的梦,这样,戴墨镜的姑娘知道了在离她只有两步远的地方睡觉的戴黑眼罩的老人是什么人,同样,老人猜想他也知道了姑娘是什么人,当然,这仅仅是猜想,因为那些梦还没有达到相互交融完全一致的地步。天刚刚亮,开始下起雨来。狂风卷着倾盆大雨敲打窗户,像甩起了一千条鞭子,发出呼呼的声响。医生的妻子醒来了,睁开眼睛,低声说,好大的雨呀,接着又把眼睛闭上了,卧室里还是深夜呢,可以接着睡。没有过一分钟,她又猛地醒来,想到该做什么事情,但一时弄不明白究竟要做什么,雨对她说,起床吧。这雨想干什么呢。为了不吵醒丈夫,她慢慢走出卧室,穿过客厅的时候停下脚步,看了看睡在沙发上的人们,然后沿走廊走进厨房,建筑的这一部分迎着风头,雨势也最猛。她用身上穿的白大褂的袖子擦擦门上灰暗的玻璃,朝外边望望。天空乌云密布,大雨如注。阳台的地上堆着他们脱下的脏衣服,塑料袋里装着应该洗的鞋子。洗。梦境的最后一层面纱突然揭开,该做的就是这件事。她打开门,朝前迈了一步,就像到了瀑布下边一样,马上被雨水从头到脚淋成了落汤鸡。必须利用这雨水,她想。她返回厨房,尽量不发出响动,把盆锅等一切能盛点水的器皿都找到一起,如注的大雨形成的水帘在风中晃动,风像一把巨大的发出嘈杂声的扫帚,把雨水从城市的一个个屋顶上扫下来。接着她把器皿搬到外面,沿阳台的栏杆排好,现在该用雨水洗肮脏的衣服和令人作呕的鞋子了。但愿不要停,这雨不要停,到厨房去拿肥皂洗涤剂和抹布的时候她嘟囔道,把一切能用来擦洗的东西都拿去,洗一洗灵魂中难以忍受的污垢,哪怕洗去一点点。洗去身上的污垢,她说,仿佛在纠正刚才抽象的想法,又说,其实两者是一样的。于是,好像这是最自然不过的结论,即所想和所说和谐统一,她猛地扯下湿漉漉的白大褂,把衣服脱光,任凭身体让雨水时而轻轻抚摸,时而像鞭子似的抽打,她一边洗衣服,一边洗自己。周围尽是雨声和水声,她没有发现这里早已不只她一个人。戴墨镜的姑娘和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站在门口,至于是什么样的预感直觉或内心的声音将她们唤醒的,人们不得而知,更不知道她们如何找到了来这里的道路,不过现在无须对此探究,人们不妨随意推测。你们帮着我做吧,医生的妻子看到她们说;我们看不见,怎样帮呢,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问;先把身上穿的衣服脱下来,需要晾干的衣服越少越好;可是,我们看不见呀,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重复了一句;没关系,戴墨镜的姑娘说,我们尽量做嘛;我马上洗完,医生的妻子说,然后继续洗还脏着的东西,好,干活吧,我们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有两只眼睛六只手的女人。也许,在对面楼房紧紧关闭着的窗户后面,几个被不休的暴雨惊醒的盲人男女正把额头贴在冰凉的玻璃上,口中哈出的气使夜晚更加模糊不清,他们正回忆着往日这种天气,那时节也像现在这样,但能看到天上哗哗落下的雨水。他们不会想到,那里有三个赤身裸体的女人,像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那样一丝不挂,像是疯子,大概真的疯了,精神正常的人不会这样在阳台上洗衣服,任凭邻居们窥视,即使所有人都已失明她们也不会这样做,不应当这样做,我的上帝呀,雨水从她们身上往下流,在两个乳房中间往下流,在黑乎乎的阴部停留一下,消失了,后来又沿大腿倾泻下来,也许我们这样想象她们有失体统,行为不端,也许我们看不见本市有史以来这最美好最壮观的景象,从阳台地板上落下一帘白毛巾似的泡沫,但愿我和泡沫一起落下去,无尽地下落,干净,纯洁,一丝不挂。只有上帝看得见我们,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尽管历经了一次次绝望和不快,她依然坚信上帝没有失明;医生的妻子反驳说,不仅上帝失明了,天空也被乌云遮住了,只有我能看见你们;我长得丑吗,戴墨镜的姑娘问;你瘦,你脏,但你绝对不丑;我呢,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问;你和她一样瘦,一样脏,不如她漂亮,但比我好看;你很漂亮,戴墨镜的姑娘说;你从来没有看见过我,怎么知道呢;我梦见过你两次;什么时候;第二次在昨天夜里;你梦见的是这所房子,因为,我们经历了那一切之后,你感到了安全安宁,当然是这样,你梦中的我是这个家,要是看见了我,你总得让我有个长相,臆造出我的长相;我看你也长得很漂亮,可我从来没有梦见过你,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这只能表明失明症是丑陋的人的幸事,可你并不丑;不丑,我长得确实不算丑,就我的年纪来说;你多大岁数了,戴墨镜的姑娘问;快五十岁了;像我母亲一样;她呢;她,她什么;还漂亮吗;原来更漂亮;我们所有人都一样,总不如当年漂亮;你不是这样,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就这样,话语中有许多言不由衷的成分,你一句,我一句,信马由缰,不知道到哪里为止,突然,因为两个三个或者四个词同时涌现,它们本身意义简单,一个代词,一个副词,一个动词,一个形容词,会使我们难以抗拒的激情涌上皮肤,涌出眼睛,抑制不住的情感突然爆发,有时是神经像身着甲胄一样,一再经受打击,一切都承受住了,但现在再也无法承受,都说医生的妻子有钢铁般的神经,但医生的妻子现在也在一个代词,一个副词,一个动词,一个形容词的作用下泣涕涟涟,尽管它们只是区区的语法现象,只是符号,同样,那两个女人,另外两个女人,两个不定代词,也哭哭啼啼地和她拥抱在一起,三个赤身裸体的淑女立在瓢泼大雨中。她们在阳台上站了一个多小时,这种时刻不能永远持续下去,该感到寒冷了。我觉得有些冷,戴墨镜的姑娘说。衣服,只能洗到这种程度了,鞋子上的大部分脏东西已经洗去了,现在该这些女人们洗澡了,在头发上打肥皂,互相搓背,像没有失明的时候,女孩子们在花园里玩捉迷藏那样咯咯地笑。天完全亮了,第一缕阳光从世界的肩膀上朝这里窥视,一会儿又被乌云遮住。雨还在下,但比原来小多了。三个洗衣妇走进厨房,用医生的妻子从浴室取来的毛巾擦干身子,皮肤散发出洗涤剂的气味,不过,这就是生活,没有狗的人就带猫去打猎,香皂转眼之间就用完了,尽管如此,这家里好像还是一应俱全,也许是因为她们善于利用一切现有的东西,最后,她们穿上衣服,要说天堂,还是在外面,在阳台上,医生的妻子的白大褂早已湿透,现在她穿上了一件有树枝和花朵图案的连衣裙,这件衣服已弃置多年,但这时却使她显得比另外两个女人更美。她们走进客厅,医生的妻子看见戴黑眼罩的老人坐在他睡觉的沙发上,双手抱着头,

                      心被乱棒打出来。梁师成的致命缺陷在于他是太监,这一生都别想有儿子。现在像王黼这样有身份(正牌进士,御史中丞)有相貌(白面金晴,长身玉立)的美男子突然来袭,不由分说叫亲爹,他凭什么不立即晕倒,严重销魂,认王黼亲儿子?亲爹是很给力的,先是给王黼铺设了新的道路,把触须伸进了皇宫内院。这就是蔡京集团力所不及的地方了,这是隐相的专属地区,除了梁师成,没人能伸得进手来。第二步更干脆,在公元1119年时,各方面势力发动,把王黼推上了特进、少宰的位置。少宰,是次相的身份……王黼从谏议大夫到少宰,直接越过了八阶官衔,越过了宋朝官制中必经的考核流程,越过了所有人的心理底线。当他就职那天,官方还赠送了他一套地处城西的豪华住宅,由教坊乐队做前导,带着全部家具和日用品,簇拥着他搬家。那天,全开封的人见证了王黼的崛起,群情耸动,知道这人飞黄腾达。在远处,蔡京也在看着,他的心里有些失落。他知道,这个人已经跳出了他的手掌,不再是他的亲信,他的小跟班了。他的预感是正确的,一年之后,他被赵佶罢相,接替他的人就是王黼。王黼,区区一个普通进士,一个没有任何根基任何背景任何成绩的小人物,只靠阿谀奉承过河拆桥,就以空前的速度从校书郎到御史台长官,从御史台长官到宰执,四五年间连跳近二十级,直达国家权力的顶峰宰执首相!这说明什么呢,国之将亡,必出妖孽。该妖孽刚上任时把全国人民也捧了一下,他把蔡京时期的各种不合理政策全推倒,一时间条令清晰依法办事,乌烟瘴气的宋朝上层社会突然间空气清新了。史书里给了他一句这样的评价:“四方翕然称贤相。”王黼居然是个贤德的宰相……可惜转眼间原形毕露,他看清了局势,眼前大好河山,锦绣社稷,正是大块的肥肉,谁都在咬,为何不去做咬得最狠的那一个呢?王黼,是整个北宋时最大最狠的贪官,其贪欲之盛,贼胆之大,绝对是北宋第一人,甚至是自唐朝以下、截至清朝的第一人。像和坤之流,远远不能与之相比,他所逊色的,只是东、西两晋时的高门贵族,那些人某天心血来潮想在自己的家里逛一遍,居然得翻越好几座大山才能走完。王黼之贪,动用的是国家机器。他上任之后,把花石纲扩编到整个宋朝全境,像李彦、朱勔在西北、江南两地玩命地折腾找钱,拆房倒屋地翻古玩花木,都是给谁的呢?赵佶?不,是给王黼。他是花石纲的纲主,应奉局的领导人。下面交上来的东西先得经他手,然后才能捧到赵佶的面前。在一次次的转手中,各种珍异宝物十有八九都流入了他和梁师成的私人金库,只有一二分上缴皇宫。以天下奉一人,这个人不是皇帝赵佶,而是宰相王黼。这只是他的来钱渠道之一,严格说来,还属于暗箱操作,出朱勔、李彦之手,入王黼、梁师成之家,是奸贼们的地下活动。另一种方式就彪悍得太多了,等于是明目张胆地抢劫。王黼敢给国家公务员的职称标价,比如“三千贯,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谁出钱谁当官,只要价格到了,王黼就能让你去上任。这到底是宋朝的江山,还是王氏的社稷?!做人做到这地步,相信也没有什么是王黼所不敢的了。与之相比,童贯实在是个苦力,放着好生活不享受,非得跑到大西北跟一帮炮灰丘八们混日子,离开兵营就觉得心没底儿。蔡京,似乎很有品味,也很奢侈,但是比较一下就会知道,他当年鄙视别人的话,那个“陋”字,正好可以反过来讽刺他自己。蔡京喜欢熏香,每当有客人时,他派人在隔壁房间里燃几炉上好的龙涎香,中间隔以重帘。当香气郁满时突然撤帘,香雾如瀑布一样四面涌进。每每客人目瞪口呆,蔡京轻松一笑,说:“香须如此烧,乃无烟气。”又如蔡京精于美食,喜欢吃的是鹌鹑羹,这道菜每做一次都得杀数百只鹌鹑,因为用的只是鹌鹑的舌头;又如他爱吃蟹黄馒头,一次宴会,花在这种小吃上的钱都达到一千三百余贯。再如蔡京奢侈,住的地方高楼广厦,重檐高翎,可惜的是一到冬天,越高的屋子越冷,蔡奸贼年老体衰,被冻得浑身发抖,实在没办法,只好盖了个低矮小屋,在里边烧足了炭火过冬……这些跟王黼比,只有一个字——陋!王黼在开封城里的住处有两个,一个在相国寺东,一个在城西竹竿巷。想想花石纲是为他操办的,他的家能装修到什么地步?他家里的假山石高达十余丈,合三十多米,也就是现在十多层楼那么高。他家里装饰的不是雕梁画栋,而是螺钿。这是用天然的螺壳、玳瑁等磨薄,刻成花鸟人物等景致,镶嵌在房子的各个角落里,造价极其昂贵。其他的地方,简直是微缩版的艮岳。在这样的府第里,王黼过着浓郁的香艳生活。他在卧室里放了一张榻,用金玉做成屏风,翠绮为幔帐,周围几十个小榻环绕,家里几十个老婆一起陪他快乐。此情此景传遍京城街头时,不只是年老体衰的蔡哥哥,几乎每一个开封人都对他羡慕嫉妒恨,无法自已。俗话说财不露白,尤其是政府官员,更是忌讳自己的豪华生活曝光。按说王黼应该遮掩着点,最起码得瞒着赵佶,他满院子的花石纲要是被正主看见,还不得鸡飞蛋打瞬间全家充公?不,王黼根本不在乎,他竟然不只一次地把皇帝接到家里,让赵佶亲眼看看他家里都有啥。赵佶也奇怪,他竟然不恨不嫉妒,反而连声惊叹:“好快活的去处!”这是为啥呢,自古以来臣子不能比皇帝过得好,下级一定得保持些低调,王黼反其道而行之,居然没事,这到底是怎么搞的?原因很简单,在于“友谊”。谁都有私生活的,哪怕是一国之君,也需要些幕后的放松。尤其是像赵佶这样有特殊情趣的高智商皇帝,只有真正地走进了他的私生活,才能在公开的官场上屹立不倒。之前蔡京、童贯就是这么做的,他们通过书画竹石等高雅品位,成功地融入了赵佶的本色生活里。但与“友谊”相比,蔡京、童贯都要逊色了,他们俩走进的是赵佶私生活里的高雅部分,是琴棋书画。这很有格调,但是在私密感上差太远了,没有真正触及一个人的心底最深处。每个人的心底最深处都有一个恶魔的影子,都想去吃、喝、嫖、赌,去杀人放火,去为所欲为。只是身处正常社会里,都得忍住了,不得不装人。在蔡京、童贯面前,赵佶忍住了,他是高雅人;在王黼面前,赵佶可以原形毕露,他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比如去做小买卖。王黼带着一大帮宫里的人,搞了个农贸市场,他当市场管理所的所长,赵佶是买家兼上级,可以在里边自由逛街、买东西、挑刺。某一次,赵佶特意找他的麻烦,要重罚他,王黼立即哭丧着脸求饶,“告尧舜,免一次。”赵佶哈哈大笑,“饶你不得,从重从严。”这还只是一般友谊,更深的是两个公然逃班,从皇帝、宰相的位置上逃跑,悄悄溜出宫里寻欢作乐。每当此时,他们俩换上了平常人的衣服,躲开侍卫,溜到宫墙下边,想法子跳墙出宫。宫墙太高了,是防着职业刺客用的,赵佶怎么能爬得上去?王黼得蹲下身子,给赵佶当人梯。配合中,两人有两句对话流传了下来。赵佶:“耸下来,司马光!”王黼:“伸下来,神宗皇帝!”之后才是成功翻越宫墙,到外面的花花世界自由天地里去风流快活,李师师等传说才会上演。综上所述,完全符合了男人之间的终极友谊。这样的牢固程度,能是琴棋书画花鸟鱼虫的票友所能比的吗?所以赵佶一点都不猜忌王黼,因为这是腻友加密友,两人的关系超级瓷实。以上是截至公元1121年,宋朝产生的各个妖孽的简介。这些人用种种手段在各自的领域里敲骨吸髓一样地折磨着宋朝,让宋朝全境的百姓们生不如死。但,他们仍然不是最终极的代表。在他们之后,还有两个人,这两个人才是把宋朝扔进万丈深渊的人。其中一个是北宋灭亡时的群臣之首,他以各种萧奉先式的动作,把北宋搞死;另一个更上层楼,以他终生不懈的努力,把汉人光复河山的最大也是最后的希望扼杀。前一个人姓李,要在四五年之后出场,接替的就是王黼的位置;后一个,严格地说,他崛起的时刻和完颜阿骨打、耶律大石重合,都在公元1115年。那一年,这个人在宋朝的科考中一举成名。有人说他是当年的状元,有人说不是,史料散佚,这事儿没对证了,但他的才学是无可置疑的,哪怕每一个汉人,每朝每代的汉人都把他恨到了骨头里,也没法否认他的才干能力绝对是亿万人中的杰才。他姓秦,叫秦桧。计算时间,在公元1021年左右,秦桧工作在教育系统里,最初时在密州(今山东诸城)当教授,之后调回京城当太学的学正。眼看着岁月蹉跎,他从政的道路还没有踏上正轨,他的心里很郁闷。妖孽们的简介到此为止,下面要说的是他们的工作结果。综上所述,尽管王宰相的名望最高,李太监的手段最狠,高太尉的脚法最好,杨太监……嗯,死得最早,论工作效果,还是朱二世最好。他所祸害的江南地区,最先受不了了。江南,从赵匡胤时期起,就是最没有社会地位,被剥削得最狠的地区。花石纲就像最后的一根稻草,终于把长江以南压垮了。最先反抗的,不是被压迫得最惨的一个,而是最聪明最冷静的那个人。这人叫方腊,睦州(今浙江淳安县西淳城镇)青溪人。他家里开着一个漆园,算是一个中产阶层。史书里记载,他发动起义时,远没到山穷水尽的时候,而是他觉得机会到了。第十五章青溪县的真相身为江南人,方腊也被剥削得很愤怒,但他一直忍着,没发作(造作局屡酷取之,腊怨而未敢发)。直到朱二世觉得每个人都是任凭他蹂躏折磨的猪羊,无论怎样都不敢反抗,从而更凶残地蹂躏折磨后,方腊决定反抗了。因为比他惨的人太多了,满世界都堆满了炸药,只需要有人扔进去一颗火星而已。临界点到了,方腊在公元1120年的十月份,把周边的受苦人集合起来,公开的理由是请客吃饭。他杀了很多的牛、很多的猪,在猪肉牛肉的召唤下,所有人都拥了过来。方腊等大家吃得差不多了,发表了一次讲话。他讲得非常有水平,老实说,翻开历代史书,在最初感化民众一起造反时,没有谁的讲话能超过他,连几年后耶律大石重建辽国时,在西域发表的那次讲话,也没法和他比。讲话分成几部分,第一,试探。方腊问:“现在有一个人家,子弟玩命劳动,辛苦一年才赚来一点糊口的粮食,却全被好吃懒做的父兄抢去。稍微有点怨气,就拳脚相加,打到死也不怜惜。你们说,子弟们甘心吗?”“不甘心!”受苦的人都共鸣了,他们当然知道方腊指的是什么。共鸣之后是理智,方腊有另一番道理。第二部分,国际形势。他说:“父兄挥霍之余,又把钱财拿去交给敌人,仇敌靠我们的钱财更加富有,反过来加倍欺负我们。父兄不说为我们做主,反而驱使子弟为仇敌服劳役。子弟力不能支,责罚随之而至。尽管如此,每年拱手资敌的财物却并不减少。你们心甘情愿吗?”“岂有此理!”民众沸腾了,这正是宋朝的症结所在。钱,百姓千辛万苦挣来的生活之本,就这样白白流失,换来是加倍的痛苦,谁能情愿?!情绪都调动起来了,方腊的讲话进入到真正的主题里。他当众分析了反抗成功的可能性。方腊分析,东南百姓受苦已久,我们揭竿而起,一旬之内,可以集结万人以上。地方官知道了,他们不会马上申奏朝廷,那样会影响他们的政绩。这样只要耽搁两个月,江南必将遍地烽火,不可收拾。朝廷得到报告,也不会马上派兵围剿。他们要召集大臣商议,至少要议论一个月以上。等到调集兵马,越过长江,更得半年的时间。那时起义军早已做大,江南之地尽在掌握中。到这一步,不必动刀动枪,宋朝必将灭亡。因为钱,宋朝每年要给辽国、西夏近百万的岁币,本身还要有千万贯的经费运转,这些钱都是由东南百姓供给的。现在起义军占据东南,宋朝想生存下去,必将转而压榨中原,中原百姓不堪压迫,必将变乱。中原变乱,辽国、西夏也将乘乱而入。到那时,哪怕赵匡胤复生,也没法收拾这烂摊子。起义军划江而治,轻徭薄赋,十年之间宋朝崩溃,江南以富足之财力,稳固之人心,终将混一天下,另建乾坤。综上所述,这个漆园小生意人的话让人信服。首先他把宋朝当时的官场看透了,两个月上报开封,半年发兵江南,这个速度已经是非常快的了,基本上和宋仁宗时代狄青击败侬智高的速度相等。而宋徽宗时代的效率,拿什么和宋仁宗时相比?他更看透了宋朝的立国之本——“钱”。东南动荡,宋朝国本动荡,这个精致的帝国处处要钱,每时每刻都离不开钱,不能压榨东南必将压榨中原,那时千疮百孔处处漏风,赵宋天下立即崩盘!事态发展,完全印证了方腊的推论。方腊起义,以诛杀朱勔为口号,瞬间传遍江南,响应起义的人数不是“旬日之间可得万众”,而是几天之内达到了十万人。在短短两个月之内,起义军攻占了青溪、睦州(今浙江建德)、歙州(安徽歙县),再向北攻占了桐庐(今属浙江)、富阳、杭州。直到杭州城破,东南第一重镇丢失,消息才传进了开封城。果然是两个多月地方官才放弃幻想,承认自己失职。而到了开封之后,王黼继续幻想,想把这事压下去,别去打扰赵佶的享乐心情,也别破坏联金破辽的历史进程。将近过年,方腊的军力已经抵近长江,威胁到宋朝的江北重镇淮南一带,淮南转运使受不了了,以省长的名义向京城告急,消息才传进了赵佶的耳朵里。赵佶在百忙之中召见童贯,命他率领十五万西北军、禁军南征平叛。临走前他想了想,给了武装太监一个天大的特权。——“如有急,当以御笔行之。”如果情况紧急,来不及汇报,可以用天子的名义发布文告。这不仅仅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那么简单了,简直是将在外,和皇帝一样。做完了这些,赵佶又回到艮岳里吟风弄月顾影自怜,当他的道君皇帝。回到童贯,这时他率领十五万人马,这是当时宋朝全国可以动员的军力总和,抛开西北边疆上必备的和西夏对峙的军队之外,宋朝再没有什么家底了。也就是说,童贯已经是宋朝实际上的兵马大元帅。这样的人离京出征,谁还能、谁还敢和金国的使者谈什么联金灭辽呢?于是,金国人白等了半年,满肚子怨气回老家。童贯在公元1021年的四月渡过了长江,这时距离方腊起义已经过去了半年。半年,这和方腊之前的计算完全吻合,足够他用来改天换地了。童贯发现他面对的是个完全陌生的世界,简单地说,宋朝的政令不通行,宋朝的税赋没法收,宋朝的军队都散光了,最重要的是百姓再不是宋朝的子民。残酷的现实逼疯了原本老实本分的江南人,他们郁积了几十年的怒火,让他们分外凶狠。史书记载,仅以杭州城为例,他们攻进去之后放火六天,满城搜捕官吏,只要抓到了,立即砍断四肢、挖出脏腑、熬成膏油、乱箭射死,等等,怎么狠怎么来。关于这些历史记载,理所当然夸大了,毕竟后来的元朝政府站在了宋朝政府一边,大家都是有单位的人,要照顾的嘛。但事情肯定是有的,农民起义的根基是怒火,是报复,这个世界亏负了他们,必须得砸烂点什么,才能让他们舒服。针对这一点,童贯按兵不动,没急着杀人。他决定先从心理下手。他以赵佶的名义写了一份诏书,里面说花石纲的事儿是个误会,这些年的确从江南收购了很多的花木竹石,但都是买的,官方特意拨了专款,下放到各级单位,三令五申要向民间公平买卖。可是没想到出了朱氏父子这样的败类,他们欺上瞒下,中饱私囊,不仅害苦了江南百姓,也欺骗了远在开封城里的皇帝。所以,百姓们啊,俺也是受骗的人,和你们一样!现在,皇帝已经知道错了,所以下令解散应奉局,废除花石纲,朱家满门罢官,由有关部门带回京城受审。在这期间,江南有过激行为的人,官方非常理解,赦免你们无罪。这是一份非常正规的罪己诏,它一下子缓解了江南百姓的

                      的年代,这种友谊委实为稀罕之物。其次,从国家利益上来看,寤生已经在鲁隐公身上进行了巨额的感情投资,不仅奉献了泰山脚下的一座祊城,还将郑国将士用鲜血换来的郜、防两城也做了人情,赢得了鲁隐公乃至整个鲁国的尊重,使鲁国成为了郑国的坚强盟友。现在,随着鲁隐公的非正常死亡,这些感情投资会不会付诸东流,鲁国下一步将何去何从,是继续与郑国友好合作,还是反目成仇,转而成为宋国的盟友?都是让寤生感到揪心的问题。第三,暗杀事件本身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躁动与不安。自从周平王东迁以来,不但王室的影响力呈直线下降趋势,诸侯的权威也屡屡遭到卿大夫阶层的挑战,前几年卫国的弑君悲剧曾经掀起轩然大波,现在鲁隐公又死于非命,怎能不令同为诸侯的寤生感到兔死狐悲?鲁隐公的死,还得从鲁国的上一任君主鲁惠公说起。鲁惠公的元妃(嫡妻)孟子是宋国的公主。孟子没有生育,而且很早去世,鲁惠公便又续弦娶了宋国的另一位公主声子,声子给他生下一个儿子,取名为息姑,也就是后来的鲁隐公。虽然是续弦,声子本人的地位却不高,没有被立为嫡妻,反倒是鲁惠公后来又娶了另一位宋国公主仲子,成为了正牌的国君夫人。根据《左传》的记载,这位仲子公主,可以说生来就是注定要嫁到鲁国去当夫人的,因为她出生的时候,手掌心清清楚楚地写着“为鲁夫人”四个字。既然是天意,仲子长大成人之后,便义无反顾地嫁给了鲁惠公这个老头子,并且给他生下一个儿子,取名为轨,也就是公子轨。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轨被立为大子。但是,公子轨还没有成年,鲁惠公就去世了。那个年代,中国还没有垂帘听政的说法,仲子也不好抱着个娃娃南面称君。鲁国的群臣们商议了一下,从国家的利益出发,决定先立息姑为君,替公子轨代理国事,并且约好,等到公子轨长大之后,再将君位奉还给他。息姑的身份,有点类似于后世的“摄政王”。隐公是他死后的谥号,“隐”代表的含义是:摄其政而不尸其位。三国同盟讨伐许国的时候,鲁隐公在位已经十一年,公子轨也已经十四岁。按照当年的约定,还政于公子轨的事情,按理说应该提上议事日程了。但是,鲁隐公愿意按照约定奉还大政,退居二线吗?在一般人看来,肯定是不愿意的。艺人到了年老色衰的时候,尚且频频出镜,不愿退出舞台,何况是万人之上的国君?大夫公子翚,也就是当年不听鲁隐公号令擅自率军参与围攻郑国的那位仁兄,觉得这是一个讨好国君的大好时机,于是偷偷地跑去找鲁隐公,向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请让我杀掉公子轨,您就不用考虑退位的事了!”当然,公子翚这么做也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事成之后,鲁隐公任命他为鲁国的大宰。春秋时期,各国官制互不相同,大宰一职在别的国家也许并不重要,但在鲁国就是首席执政官,乃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重要人物。鲁隐公听了公子翚的建议,先是一愣,继而大笑。他对公子翚说:“这些年来,因为轨还年幼,寡人才勉为其难,代为摄政。现在他已经成年,我正打算尽快将君位奉还给他,因此早就派人在菟裘(鲁国城市)营造宫室,准备退位之后就去那里养老了。你说,到那个时候,我再想去哪里看鱼,应该不会再有人指指点点了吧?”公子翚讪讪而退。从鲁隐公宫中出来,他越想越不对劲,越想越害怕:如果鲁隐公将这件事告诉公子轨,等公子轨即位,还不把他整死?公子翚辗转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来到公子轨的府上,对公子轨说:“昨夜国君将我召入宫中,交给我一个任务。”“什么任务?”公子轨冷冷地看着他。这位十四岁的少年与他那位憨厚的哥哥完全不同,眼神中总是带着一种旁人难以揣测的冷漠。“他……他要我将您杀死,并许诺我当太宰。”“那你为什么还来告诉我?”公子轨眼中掠过一丝惊慌,但很快掩饰过去。“您是先君的世子,鲁国的君位本来就应该是您的,我不效忠于您,难道效忠于他?”公子翚一本正经地说。这句话他说得如此义正辞严,以至于自己都深受感动,差点流出了眼泪。听他这么一说,公子轨连忙正襟危坐,双手作揖恳求道:“请大夫救我。”“他既然不仁,您也不必有义。为今之计,只好先下手为强,我愿为您刺杀息姑……只不过,事成之后,您当上了国君,请别忘了我的功劳,封我为大宰。”公子翚说。“唔。”对于公子翚的要求,公子轨没有正面回答,反而问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宫中禁卫森严,大夫打算在哪里下手?”“宫禁当然森严。”公子翚迟疑了片刻,“您想必也知道,每年秋天,他都要出宫祭祀钟巫,在别人家里过夜吧?”公子轨长长一揖到地,说:“那就托付给大夫了。”原来,鲁隐公还在当公子时候,鲁国与郑国发生过战争。鲁惠公派他带兵入侵郑国的狐壤,结果打了败仗,被郑国人俘虏,囚禁在大夫尹氏家中。鲁隐公以重金为许诺,买通了尹氏,并且在尹氏家族供奉的神祗钟巫面前发誓,只要能够平安回到鲁国,一定在鲁国树立钟巫的神位,年年祭祀。钟巫是位什么样的神,史料没有任何记载。大约当年的名门望族,都有古时流传下来的家族之神,钟巫便是尹氏的家族之神罢。鲁隐公在尹氏的帮助下逃回鲁国,将钟巫的神位也带回了鲁国,当了国君之后仍然信守承诺,每年都为钟巫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公元前712年十一月,鲁隐公再度祭祀钟巫,并在大夫寪(wěi)氏家中住宿,接受了寪氏的招待。当天晚上,公子翚派刺客潜入寪氏家,将鲁隐公刺死。当然,这笔账被算到了寪氏头上,寪氏全家都遭到杀戮。鲁隐公死后,公子轨在公子翚的扶持之下顺利登上君位,成为了历史上的鲁桓公。对于哥哥鲁隐公的死,鲁桓公没有任何愧疚之意,甚至没有按国君的礼节为鲁隐公举办一场像样的葬礼。但是,对于鲁隐公的盟友郑伯寤生,鲁桓公倒是毕恭毕敬,即位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派人去新郑通报情况,要求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建立更加紧密的战略伙伴关系。鲁桓公为什么急于讨好寤生?因为他的上台并不光彩,鲁国朝野对于鲁隐公的真正死因都心存怀疑,大家虽然敢怒而不敢言,心里面却不约而同地认为鲁桓公就是幕后真凶。在这种情况下,他急于得到王室和国际社会的承认,而郑伯寤生的承认显得尤其重要。另外,郑国和鲁国是盟友关系,如果他上台之后不及时向郑国表明自己的立场与态度,寤生必定会对两国的关系产生猜疑,很有可能利用其王室卿士的身份,打着为鲁隐公报仇的旗号,联合齐僖公对鲁国进行武力干涉,这是鲁桓公最怕看到的事情。鲁桓公的巴结正中寤生下怀。寤生意识到,这是一个坐地起价的好机会,于是派使者前往曲阜,一方面承认了鲁桓公政权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向鲁国人提出一个意想不到的要求:“当年我国承诺在许田祭祀周公,一直未能实现,现在再次提出这一要求,请贵国务必答应。”前面说过,郑、鲁两国交易祊与许田,祊已入鲁,许田却一直赖着未交给郑国。鲁隐公在位的时候,寤生对这件事绝口不提,等到鲁桓公一上台,他便用一种很委婉的方式提醒鲁国人,现在该将许田移交给郑国啦。有求于人的鲁桓公没法拒绝这一要求。公元前711年三月,两国国君在卫国的垂地举行了会晤。鲁国正式将许田割让给郑国,而寤生为了表示自己的大度,不但没有要求鲁国支付利息,反而加送了一双玉璧,作为与鲁桓公初次会晤的见面礼。对于这件事,鲁国的史书是这样记载的:“郑伯以璧假许田。”假,就是交易。按照这种说法,许田不是郑国人主动要去的,而是郑伯用一双玉璧交换的。鲁国人爱面子,可以说是到了厚颜无耻的地步。鲁国人爱面子,郑国人就给面子,两国元首在垂地的会晤极其愉快,有甚于鲁隐公的年代。一个月之后,两国元首又在越地签定了和平友好条约,双方举行了隆重的盟誓,誓言是:“渝盟,无享国!”意思是,谁违背了盟约,就不能享有国家。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的战国时代,大名之间签订盟约,仍基本采用这一誓言,可见中国文化对其影响之深。同年冬天,寤生对鲁国进行了正式的国事访问,受到鲁桓公的热情款待。此时距鲁隐公之死刚好一年。一年的功夫,昔日的朋友已成旧鬼,而蓄谋杀死朋友的人,又成为了觥筹交错的新朋友——这真是应了邱吉尔先生那句名言: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有的只是永远的利益。就在这个堪称“鲁郑蜜月”的冬天,在郑国的宿敌宋国,发生了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这件事,如果刊登在《壹周刊》之类的八卦杂志上,或许很合适。但它竟然煞有介事地记载在《左传》这样严肃的史书中,多少让人感到意外。宋华父督见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华父督,既不姓华也不姓华父,华父是他的字,督是他的名,古人名字连读,所以称为华父督。他是宋戴公的孙子,宋戴公是宋殇公的曾祖父,所以华父督是宋国的公室成员,论辈分则是宋殇公的叔伯辈。孔父嘉,就是前面说过的大司马孔父嘉。和华父督一样,孔父嘉也是名字连读,字孔父,名嘉。这个人在历史上因为两件事而出名,第一,他的老婆很漂亮;第二,他有一位后人,名丘字仲尼,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孔夫子。华父督看见孔夫人(姑且这样称呼她,虽然并不准确),可谓是“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后人无从得知当时孔夫人是否与他眉来眼去,但华父督已是三魂不见了七魄,以至于回家之后仍然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但是他只能想,只能独自辗转反侧,不敢去找孔夫人,因为孔夫人的老公不好惹,是宋国的国防部长,手握重兵的实权派人物,深受国君信任的红人。但是啊但是,孔夫人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了,她的娇好面容和曼妙身姿在华父督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有如醇酒一般被珍藏,而且偷偷发酵。一个月之后,公元前710年的正月,饱受相思之苦的华父督断然作出了一个冲动的决定。他派人袭击了大司马府,杀死了孔父嘉,将梦寐以求的孔夫人抢到了手。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就不只是一个八卦新闻,而是一桩政治丑闻了。宋殇公得到消息,勃然大怒。色胆包天的华父督这才想起害怕,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又带人杀入宫中,将宋殇公也杀掉了。如果说,鲁隐公之死曾经给寤生带来过一丝不安的话,宋殇公之死带给他的则全都是重大利好。这件事发生过之后没多久,华父督就向郑国派出了使者,请求郑国将公子冯送回宋国,继承君位。使者同时也向寤生表达了结束两国之间的争端、睦邻友好的愿望。公子冯被送到郑国,是公元前720年的事,至今已经有十年之久。因为有寤生这样一位强有力的保护者,十年的流亡生涯并没有给他带来太多困苦,他吃得饱,睡得好,不用担心被人追杀,也不怕仇人动用数个国家的部队来取他的性命。但是,当宋国来的使者跪在他面前,举着群臣联署的文书,请求他回国当国君的时候,他反倒是吃了一惊,仿佛不相信命运会发生如此重大的逆转。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自己的保护人,而寤生正一脸慈祥,如同老父亲一般看着他。他没有理会使者,反倒是跪倒在寤生面前,说了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没有您,我又怎么能够苟延残喘至今?这次有幸回国,得以延续祭祀祖先,宋国世世代代臣服于郑国,不敢有二心。”寤生微微一笑,将公子冯扶起来。他相信公子冯此时说的是真话,但他也明白,真话是有一定的时效性的,别看公子冯现在感恩戴德,等到回国南面为君,能够在他寤生有生之年臣服于郑国就已经很不错了,还谈什么世世代代?公子冯回国之后,在华父督等人的拥戴之下顺利登上君位,成为了历史上的宋庄公。同年三月,齐、鲁、郑、陈、宋等国元首在宋国的稷地举行了高级会晤。会晤的主题,一是“以成宋乱”,也就是对宋国发生的弑君事件表示谅解,各国承诺不干涉宋国内政,尊重宋国人民的选择;二是承认宋庄公继承君位的合法性,认可他为宋国的最高领袖;三是确立华父督在宋国的首席执政官地位。“宋乱”之所以成,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宋殇公自即位以来,十年之间,发生了十一场战争。从战争的起因上看,主要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一己私利,斩除公子冯;从战争的结果上看,丧师、辱国、失地、丢人。连年的战争使得宋国的人民疲惫不堪,早就无法忍受了。而孔父嘉作为大司马,对这些战争的发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样难辞其咎。这两个人的死,在宋国朝野没有引起多大的震动,大伙心里反倒是松了一口气,庆幸这连年征战的日子终于到了尽头。第二,公子冯原来就是宋穆公的大子,继承君位也在情理之中,再加上他在外流亡了十年,得到大多数人的同情。第三,在华父督的操纵之下,宋国花了大本钱,对齐、鲁、郑、陈等国进行贿赂,用金钱收买国际承认。以鲁国为例,宋国送给鲁桓公的礼物中就包括“郜大鼎”这样贵重的礼器。郜国是姬姓小国,很早就被宋国吞并,因此郜国的大鼎也成为了宋国的器物。公元前713年,齐、鲁、郑三国同盟讨伐宋国,郜被攻占,又成为了鲁国的领地。自古以来,鼎就是权力的象征,宋庄公将郜大鼎送给鲁国,等于是承认了鲁国对郜的主权。鲁桓公对此喜不自禁,郜大鼎运到曲阜后,派人将它安放在大庙之中。这一举动遭到朝中大臣的反对。大夫臧哀伯(臧僖伯的儿子)劝谏说:“将作为贿赂的大鼎放在大庙,以此向官员和民众炫耀,百官必定以此为榜样。国家的衰败,是由于官员的邪恶;官员的邪恶,是由于索贿受贿成风。郜鼎放在大庙里,还有比这更明显的贿赂吗?昔日周武王打败商纣王,将九鼎迁到自己的首都,尤且受人诟病,现在您竟然将代表弑君叛乱的器物放在大庙,究竟是想干什么呢?”这番话很有道理。可是,臧哀伯还没来得及想明白,鲁桓公不也正是通过弑君才上台的吗?用这番道理来教育鲁桓公,岂不是变相地掌他的嘴?【挑战权威的尺度:有礼、有据、有节】现在,从地图上看,郑国周边的几个国家,东边的齐、鲁是铁杆盟国,宋国已经化敌为友,成为友好邻邦,南边的陈国是姻亲,许国是附庸,西边的周王室则风雨飘摇,不足为患。北方的少数民族北戎曾经于公元前714年,也就是齐、鲁、郑三国同盟谋划进攻宋国的那一年,趁着中原动荡,从今天的山西省平陆县一带出兵,南侵郑国。寤生起兵抵抗入侵。半个世纪之前犬戎大军血洗镐京的记忆仍留在人们的脑海中,对于北戎军的战斗力,寤生不敢等闲视之。他私下对公子突表示了自己的担忧:“戎人以步兵为主力,而我军以战车为主力,我很担心戎兵穿插于我战车之前后,扰乱我军阵势。”战车是当时中原各国的主要的军事装备,一辆战车加上一定数量的步兵,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作战单位——战车具备冲锋的力量,而步兵起到掩护的作用,攻防兼备,类似于现代的坦克加步兵组合。但是,在实际作战中,往往出现这样一种状况:战车冲锋的速度过快,将步兵远远扔在后面,前后脱节,不能相互照应。另外,战车不是骑兵,不能灵活转身,必须跑到开阔地才能掉头,一次冲锋过后,战车找不到自己的步兵,反而被敌人的步兵围攻,在当时也是屡见不鲜。寤生久经沙场,对于战车的弱点当然了如指掌。他担心,戎军步兵的战斗力强于中原的步兵,如果郑军战车的一次冲锋不能有效击溃戎军,则很有可能被戎军分割蚕食,导致全军失败。对此,公子突回答道:“戎人轻率而无秩序,贪婪而不团结。如果打了胜仗,就在战场上为了争夺战利品互不相让;如果打了败仗,只顾各自逃命互不相救。我军可以派出一支部队作为诱饵,与戎军接触之后,扔下少量装备,佯作逃跑,戎军见有利可获,必定追击。我军事先埋伏下三路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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