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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电影在线学系学生也多来旁听，挤满了一讲堂。这是三十多年前的事，到今天研究历史的，已颇多知道中国历史上传统政治制度之重要，在此方面出版的著作与论文也日见增加，与我当时在北大开课时情形，显然有甚大的不同了。四此刻要来讲中国历史上政治制度之传统与沿革，兹事体大，殊非一小时之讲演所能叙述。不得已，我想约略扼要举出几点来作例。最重要的，是秦以下的宰相制度，此乃中国政府组织中极特殊的，在西方历史上很少有同样的制度堪与相比。我们可以说，中国自秦以下，依法制言，是王权相权骈立并峙的。王室与政府有分别，自秦以下，早有此观念，而且此观念极为清晰。王室世袭，表示国运之绵延。宰相更迭，则为政事之时新。在制度上，并未能像现代英国般，把来很严格地划开。中国人并不认为一国之元首君主只许挂一空名，绝不许预问政治。因此君权与相权间，一面有许多融通，另一面亦可有许多纠葛。即如诸葛武侯《出师表》，其中有云：“宫中府中，俱为一体”。宫即指皇宫言，府即指政府言。可见在中国传统制度及传统观念下，此宫、府两机构是有分别的，而又可调和融通的。像法国路易十四所谓“朕即国家”之说，在中国传统意见下，绝难认许。中国自秦迄清，大体说来，政府均设有宰相。最低限度说，在明以前是显然有宰相的。明代废宰相，但仍有内廷与外朝之分别。其间细节虽有变动，但大体制则沿袭不改。宰相以下，政府百官，在中国历史上称为“职官”，或称官职。西方论政重权，中国论政重职。一官即有一职，职官即是政府组织中之职位分配。我们此刻称“君权”“相权”云云，实由西方观念来。实际中国政府仅有职位之分，无权力之争。中国人称权，乃是权度、权量、权衡之意，此乃各官职在自己心上斟酌，非属外力之争。故中国传统观念，只说君职相职。凡职皆当各有权衡。设官所以分职，职有分，则权自别。非在职位之外别有权。中国史有职官制，君亦一职，仅在百官之上，非在百官之外。又乌得有西方人之所谓君权专制。在中国，权在职之内，非有权始有职。此层分辨极重要，惜乎我在此刻不能畅为发挥。近代只有孙中山先生，他懂得把中国传统政制来和西方现代政治参酌配合。他主张把中国政治上原有之考试、监察两制度，增入西方之行政、立法、司法三权，而糅合为五权宪法之理想。我们且不论此项理想是否尽善尽美，然孙先生实具有超旷之识见，融会中西，斟酌中西彼我之长，来适合国情，创制立法。在孙先生同时，乃至目前，一般人只知有西方，而抹杀了中国自己。总认为只要抄袭西方一套政制，便可尽治国平天下之大任。把中国自己固有优良传统制度全抛弃了。两两相比，自见中山先生慧眼卓识，其见解已可绵历百代，跨越辈流，不愧为这一时代之伟大人物了。中国传统政制，除宰相制度外，值得提及者又有考试制度。在中国政治史上，唐代始有考试制度，汉代则为察举制度，均由官办。唐杜佑《通典》第一章论食货，即指经济制度言。次章论选举，但实际则由汉代察举下逮唐代之科举考试。可见考试由察举来。察举之目的在甄拔贤才，俾能出任政府官职，处理政事。但察举非由民选，后因有流弊，唐以后始改行考试。杜佑《通典》之所以仍用选举旧名，则因选举制度原为考试制度之滥觞。制度虽变，用意则一。中国自秦以下之统一政府，又可说为是一士人政府，亦可谓是一贤人政府。因政府用意，总在公开察举考试，选拔贤才进入仕途。自东西交通，英国东印度公司首先采用我国考试制度，任用职员。其后此制度遂影响及于英国政府，亦采用考试，成为彼国之文官制度。其制实系模仿我国而来。后来又影响到美国。但他们实只学了中国考试制度之一半，而仍保留着他们自己传统的政党选举制度。凡属政府上层主要职位，如总统内阁首相国务院及各部首领，皆由政党中人出任，只下面官吏则酌采考试选拔。过去数十年来，中国的海关邮政和铁路等各机关，因有外国力量羼入，亦均从考试量材录用，比较上轨道。此项制度，好像学自英国，其实则是吾家旧物。而在政府用人方面，却转把旧传统中的考试制度遗忘蔑弃了。只有中山先生主张仍用考试制度，设立考试院为五院之一。但此后并未能遵照中国旧传统切实推行，实已名存实亡。此一制度，可说是我们中国的民主政治。惟王室君主是世袭的，宰相以下政府各级官吏，均须公开察选以及考试，循序登进。此项制度，显然可成为现代潮流世界性制度的一部分。但中国人则自加忽视，今天虽有考试院之存在，而反不为我们自己所看重，这实在是大可惋惜的。五在中国传统政制中，上述宰相制与考试制属于政府方面。现在再略举几项制度之有关其他方面者。首先述及有关社会问题的，如户口调查。在我幼年时，曾听大家众口交誉西方人有此好制度，而中国则无。其实中国自周代以下，直到清代初期，都有户口调查一项。中国古书常连用“版图”两字，版字即指户籍，即从户口调查而来。在我国历史上历代户口均有记录，其调查户口登记户籍之手续与方法，若有人肯根据史籍作为专题写一论文，虽不能系统详尽，但至少可写成十万字以上的专书。此书至少可使人知道现代世界性的户口调查，在中国历史上已有两千几百年之演变。又如在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中，主张耕者有其田。此一口号，亦自中国传统政制来。今天，“自由中国”推行土地改革有效，赖此使国民政府获得国际声誉。其实此一制度，亦是中国旧传统政制中所有。中国向来土地制度之因革演变，虽历代各有不同，而大体可谓是朝此一目标而努力。此亦是中国旧政制在现世界潮流中，仍值得重视之一项。其次说到军事制度。在五十年前，我常听人说西方国家的军事制度好，尤其是他们能推行全国皆兵制，而中国独否。但西方推行全国皆兵，实自普鲁士开始，为时不到两百年。而在中国则古已有之。汉代早是全国皆兵，此下历代兵制虽递有改变，但如唐代的府兵制度，明代的卫所制度，皆由兵农合一制演变而来，并可说较全民皆兵制更进步。直到今天，西方的全民皆兵制，何尝不是日就废替了。可见中国历史上的兵役制度，直到今天，亦仍有现代性世界性之意义，而值得再加研究。又有人说，中国从前的军阀和督军为国大害，而盛赞西方政制限定军人不干政之精美。其实此种文武分职，军人不干政的制度，在中国又是古已有之，亦属中国旧制中一项优良的传统。汉唐盛时莫不如此。军人统兵归来，仅有爵位勋级，地位尽高，待遇尽厚，但在政府并无实职，不能预闻操纵政事，正与近代西方政制如出一辙。此下再讲到有关经济制度方面，如汉武时代所创始的盐铁政策，即就近代观念言，亦系一种颇为进步的经济政策。西方所谓国家社会主义的各项经济制度，实肇始自德国俾斯麦。但中国在汉代远已有之，由政府来统制盐铁官卖。直到清代，中国社会从未能有垄断性的大资本家出现，即是此项政制之绩效。中山先生提倡民生主义，有节制资本一口号，其实亦在中国传统政制中有渊源。中国社会，自战国以下，自由工商业即甚趋繁荣，但永不能产生出资本主义，即由此故。故在中国历史上此项有关节制资本的一切制度，在现代世界潮流中，实仍有值得注意探讨研究的价值。又如汉代的平准制度，此乃一种调整物价的措施。此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不断变通运用。即如粮价一项，遇丰年时，政府以高价收购过剩粮食，以免谷贱伤农。待到荒年季节，政府便以低价大量抛售积谷，寓有赈济贫农之意。此项制度，随后由社会上用自治方式推行，即所谓社仓制度。据说美国罗斯福执政时，国内发生了经济恐慌，闻知中国历史上此一套调节物价的方法，有人介绍此说，却说是王荆公的新法。其实在中国本是一项传统性的法制。抗战时期，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华访问，在兰州甫下飞机，即向国府派去的欢迎大员提起王安石来，深表倾佩之枕。而那些大员却瞠目不知所对。因为在我们近代中国人心目中，只知有华盛顿、林肯。认为中国一切都落后，在现代世界潮流下，一切历史人物传统政制，都不值得再谈了。于是话不投机，只支吾以对。再次讲到中国从前的地方自治和藩属统治制度，直到现代，也是值得再提及。西方此一二百年来，帝国主义大行其道，英、法等国都拥有大量海外殖民地，他们乃自罗马传统而来。但在中国，自秦以下，版图虽大，统一政府所辖范围虽广，其政制则是郡县的，不得以西方传统的帝国相比拟。但今天的中国人，事事喜欢模仿西方，因此随口常称“汉帝国”“唐帝国”云云。难道汉唐时代的中国人，除却其中央政府所在地以外，各郡县便均以殖民地视之，均以帝国征服方式来统治的吗？试看汉代选举，唐代考试，对全国各地人才，一律平等对待，各地均有人士平均参加政府。一应赋税法律等，亦是全国平等。此等规模，岂能与现代西方帝国之殖民地统治相提并论？即就清代之藩属统治言，亦尚有中国传统美意在，实在还值得今天我们来再行研讨呀！又如中国社会上之宗教信仰，向来是十分自由的。而政府则有一套制度，对此民众信仰，有颇为开明的管制与调节。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政教分离，又是自古已然，并亦极少有因民间信仰冲突而酿成宗教战争的。直到今天，还未有人能仔细来加以研究。我想在中国历史传统中，宗教与政府与社会三方面如何配合，于自由开放之中，有其节制调整之用心的种种制度，在今日依然值得注意。以上只就中国传统政制，分从各方面随便举出几项，用来说明在此刻来研究中国以往传统政制，实未见与现代世界潮流有十分隔膜之感。我曾说过，中国传统政制，乃是贯通于中国全部历史进程中，而占有极重要分量之地位者。如此说来，可见研究中国史，自未见即与现代世界潮流有渺不相涉的距离存在了。六近代的中国人，只因我们一时科学落后，遂误认为中国以往历史上一切文物制度全都落后了。此实是一种可笑的推断。最低限度讲来，中国人所一向重视不断讲究的修齐治平之道，较之并世各民族，断不能说是落后。此一分辨，近代惟孙中山先生最先提出。而且据孙先生意见，中国人所讲治平之道，实在比之并世诸民族远为先进。惟孙先生亦只是粗枝大叶地有此看法而已。若要来仔细发挥阐述，自然应该是有志研究史学者的责任。今天我们要研究中国制度史，必须注意两点：一：研究制度，不该专从制度本身看，而该会通着与此制度相关之一切史实来研究。这有两点原因，一因制度必针对当时实际政治而设立而运用。单研究制度本身而不贯通之于当时之史事，便看不出该项制度在当时之实际影响。一因每一制度自其开始到其终了，在其过程中也不断有变动，有修改。历史上记载制度，往往只举此一制度之标准的一段落来作主，其实每一制度永远在变动中，不配合当时的史事，便易于将每一制度之变动性忽略了，而误认为每一制度常是凝滞僵化，一成不变地存在。二：研究制度，必须明白在此制度之背后实有一套思想与一套理论之存在。在西方历史上，所谓政治思想家，他们未必亲身参预实际政治，往往只凭著书立说来发挥其对于政治上之理想与抱负。如古代希腊之柏拉图，如近代欧洲之卢骚、孟德斯鸠等人皆是。但中国自秦以下即为一种士人政府，许多学者极少著书纯讲政治理论。这并非中国人没有政治理想，乃因他们早多亲身参预了实际政治，他们所抱负的多少可在实际政治上舒展。当知中国历代所制定所实行的一切制度，其背后都隐伏着一套思想理论之存在。既已见之行事，即不再托之空言。中国自秦以下历代伟大学人，多半是亲身登上了政治舞台，表现为一个实践的政治家。因此其思想与理论，多已见诸其当时的实际行动措施中，自不必把他们的理论来另自写作一书。因此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乃似没有专门性的有关政治思想的著作，乃似没有专门的政论家。但我们的一部政治制度史，却是极好的一部政治思想史的具体材料，此事值得我们注意。七我根据上述，敢于说，中国人自古代历史开始，实已表现有一种极大的民族性的天赋能力，即是政治的能力。就空间讲，能完成而统治此广大的国土。以时间言，能绵延此一大一统规模达于几千年之久而不坠。此何以故？一言蔽之，因其能有一种良好的政治故。何以能有此良好政治？则因中国民族天赋有此能创立优良政治制度之能力故。故我说创制立法，是中国人天赋上一种优异表现。试举一简单易明之例，如中国的赋税制度，全国各地租税全是一律。而且能轻徭薄赋，主张藏富于民。只要此制度一订立，便易获得全国人民心悦诚服。社会便可藉此安定几百年。综有变坏，经一番乱事之后，此项制度又复活了。此事似极寻常，不值得我们来夸大宣扬。但以此和西方历史比观，我们的赋税正为没有制度，遂致引起革命，产生近代的民主政治，一切预算决算都要由民选议会来通过。现在我们偏爱说中国人无法制，无定宪，永远在帝王专制下过活，那岂非冤枉了中国历史。这因我们自己不了解自己以往的历史，遂误认为自己以往一切完全要不得，于是只想抄袭别人。即就家庭作比，各国家庭，各有贫富职业种种不同，哪有能全部抄袭别人家的一套规模，来应用于自己家庭，而可以获得理想安乐的？何况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而立国规模却要完全向外国去学习模仿，那实在是近代中国一悲剧。近代的中国人，每每夸耀西方，如电灯，如无线电，如原子弹和火箭等，莫不是别人家在发明。一切近代科学确是如此。但我要试问，如中国历史上一切传统政制，如上述宰相制度、选举制度、考试制度和赋税制度等，这不是一种发明吗？这究是谁在发明的呢？我们历史上的古人，他们究自何处抄袭这一套，而把来传入中国的呢？我之钦佩孙中山先生，正因他不但能采人之长，补己之短，同时亦能不将自己的优良历史文化传统一笔抹杀。他的伟大处，在能确见中国人在政治方面之高明处，实早已凌驾在西方之上。孙先生此说绝非无据。孙先生固不是一位史学家，但他对中国传统政治之优点，已能洞若观火。在这一点上，他确是近代一位先知先觉者。国家之存在，民族之绵延，历史之持续，自当有随时革新改进之处。但从没有半身腰斩，把以往一刀切断，而可获得新生的。我们要重新创建新历史、新文化，也决不能遽尔推翻一切原有的旧历史、旧传统，只盲目全部学习他人，便可重新创造自己。这并不是说西方民主制度有什么不好，但西方有西方的传统来历。即如英国和美国，他们的民主制度即已各有不同。中国有中国自己的国家、民族与历史传统，几千年来的国情民风，有些处．迥异于他邦。若中国人不能自己创制立法，中国今天将永远无望。我们若只知向外抄袭，不论是民主抑是极权，终究是一种行不通的一面倒主义！我们今天来研究中国政治制度，一面固当比较参考西方的，固当要能追上世界潮流，但亦不可数典忘祖，我们实无此能力来把自己腰斩了而还能生存。我们若从头再来研究中国传统政治，第一步不妨先加以分门别类。如政府组织、地方自治等项目，一一弄清楚了，然后再汇在一起。须能看其乃是一整体。又须能配合现实，坐而言，能起而行。当知政治理论并不是纸上谈兵。在中国古人中任意举出一两位，如董仲舒、司马光，他们都绝不单是一书生。他们之作为中国的政治家，都是有抱负而又能见诸实施的。又如唐初名相房玄龄、杜如晦等，他们创立出一套制度来，垂之几百年，即朝代换了，亦并不能完全盖过他们，超越他们。这是中国政治家之伟大处。我们今天如能有人来写一本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史，或中
。纯子轻轻地叹了口气：“咱们走吧！”两人离开旅馆，再次走在花季阴云下的街道。伸夫感到自己像是遗失了重大宝物。虽然还只是推测，可难得被纯子邀请到她的房间里自己却无所作为，这会不会使纯子感到失望呢？对于跟成年男人玩惯了的纯子来说，自己的存在是不是太乏味了呢？两人走下一小段坡道，纯子说“那就在这儿告辞吧”。这时，伸夫的懊悔之情更加强烈。“你在东京待到什么时候？”听到伸夫询问，纯子微笑着点了点头。“因为展期没结束，所以我还得待四五天呢！伸夫明天几点回去？”“晚上九点。”“要是有时间，我会去送你哦！”“你真的会来吗？”伸夫低落的情绪顿时高涨起来。如果纯子真的去上野车站送别，那么两人的恋情就还能持续下去。或许是诚心祈祷真有灵验，第二天纯子果然在八点多来到了上野车站。为了不被同学们发现，她就靠在排列着擦鞋匠的角落立柱旁。她身穿藏蓝色大衣，围着白色围巾，即使被同学们看到也肯定不会认出。“谢谢你来送我啊！”伸夫跑过去就握住了纯子的手。“我还以为见不到你了呢！”“怎么会呢？昨天说好要来送你嘛！”伸夫感到自己比昨天更率真了一些。“再过四五天你就回札幌了吧？”“大概吧！”纯子模棱两可地回答，双眼望着排在远处的同学们。“你还是要跟他们回去吗？”“是啊！为什么这样问？”纯子是不是要建议他留在东京呢？伸夫想予以确认却没能说出口。纯子开始催促了：“你该归队啦！”“还有些时间呢！”“可是我也该走啦！”纯子露出成年人式的笑容望着伸夫。“那，你要多加小心哦！”“你也是……”“再见！”纯子依然窃窃私语般地道别，随即扭身快步走进人群当中消失了。伸夫目送纯子离去，然后跟修学旅行的伙伴们一起乘上列车。闷热天在傍晚时唤来了降雨，夜晚的东京变得湿漉漉的。伸夫望着雨中的霓虹灯，又沉浸在强烈的失落感中。十曾一度从庭院地面堆到屋顶的积雪也已融化，四月的新学期开始了。可是，伸夫的心情却并不爽快。因为在他升入高三时班级进行了重组，伸夫留在一班，而时任纯子则转到了九班。两人分在整个年级九个班的两端，而且教室也隔着长长的走廊离得最远。如果挨得近的话，倒还有机会在上社会科和理科等选修课时见面，而分属一班和九班可就不那么容易了。伸夫认为这是老师们的阴谋。由于纯子遗失了伸夫的情书，所以老师也都知道了两人的关系。继续让两人同在一个班级会有危险——老师们肯定是这样想的。虽说是班级重组，实际上就是近半数学生的变动，而且主要是从一班到二班或从三班到一班这种相邻班级的调整。与此相比，从一班调到九班不是相隔太远了吗？虽说如此，伸夫也根本不可能向老师申诉不满。本来班级重组是经过教职工会议决定的，而学生们只能接受。也许实际上校方不可能满足每个学生的意见。但尽管如此，两人离得也太远了。伸夫本想向班主任老师申诉不满，可那就等于主动承认了两人的关系。校方根本不可能接受这种意见，而且即使接受了，也只能招来同学们的反感。再加上调整到九班的除了纯子之外还有几名同学，所以未必能够断定只有纯子受到了特殊对待。在班级重组方案公布的第二天，伸夫向来学校的纯子发出了抱怨。“这完全是为了拆开咱俩，太过分了！”“可是，既然已经决定，那也没什么办法啦！”纯子的回答意外平淡，伸夫感到非常扫兴。“这样一来，咱俩可就分开啦！”“分开也只是班级不同而已嘛！”确实只是班级不同，学校却还是一样，两人的关系并不会因此而终结。只要两人相爱，即使不在一个班也应该没问题。而且，班级不同还能避免伙伴们多嘴多舌，因此反倒变成了有利条件。不过，自从修学旅行归来，伸夫还只跟纯子见过一次面。而且是在星期六放学之后，两人只去咖啡馆聊了半个小时而已。因为伸夫在雨中上野车站分别时体验到了撕心裂肺般的痛苦，所以他对这次约会十分期待。可是，纯子刚喝完咖啡就站起来说她还有事。而当伸夫想商量下次约会时，纯子也只是反复说“最近很忙”。伸夫觉得过度强求有失体面就不再吭声，但纯子后来就再也没打过招呼。由于班级重组就在此后进行，所以伸夫担心纯子会趁机离开自己。仔细想来，这种阴晦的预感似乎在东京会面时就已经萌生。伸夫从上野的美术馆跟纯子去了她住宿的旅馆，在分别时就已心生几分担忧。纯子会不会从此离开自己？这种预感在雨中上野车站分别时也同样涌上心头。两人之间并没有吵过架或发生过不愉快，因此这种预感只能说是处在恋爱当中的一种直觉。但正因为是直觉才更加挥之不去。伸夫担心自己的预感会变为现实，希望这只是自己的多虑而已。然而，这种预感却似乎正在一步步地接近现实。这种预感以明确的形态表现出来，是在半个月后去图书部活动室幽会的时候。伸夫照例在大家走后去昏暗的活动室里等候，可纯子却从约定的六点钟到七点多都没有出现。天气虽已不像隆冬那般寒气逼人，但在没有火炉的房间里还是冻得直想跺脚。伸夫喝着纯子介绍给他的小瓶威士忌又等了一个小时，可纯子还是没有出现。此前纯子即使迟到也没有超过半个小时，而且她在迟到时总是气喘吁吁地跑来道歉说“对不起”，还会突然亲吻伸夫。可这次却过了两小时都没有任何动静。或许是因为她突然有了什么急事，虽说如此耽搁的时间未免过长。如果继续待在这里的话，到了九点钟体育馆的侧门也会关闭，那就出不去了。时间已过八点半，伸夫终于放弃等待并离开了图书部活动室。虽然已经快到黄金周了，可街道的阴面仍有处处残雪。伸夫望着片片白影，想起纯子说过“即使是夜间雪也在融化”。当时的纯子相当诚恳朴实，伸夫能够全身心地感到她直冲冲扑面而来的活力。然而，三天前在走廊里见到她商量约会时，纯子却像换了个人似的特别冷淡。伸夫紧咬不放地说“什么时候都行，我等你”，纯子像是无奈地点了点头，眼里含着困惑的神色。伸夫再次叮嘱说“一定要来”，而纯子却还是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她也许再不会来了——伸夫的担忧就是从这时产生的。不过，伸夫走在夜路上，心中仍然没有放弃。纯子虽然今天没来，但那并非她自己的意志。此前她虽然说过“很忙”，但那并非在说“我讨厌你”。事实上，从上高三以后她就不太来学校了，据说她正在努力创作鸿篇巨制。她之所以不能悠闲地跟自己约会，就是因为她在全神贯注地搞创作。只要有了空闲时间，她肯定还会像以前那样温存。在情绪低落时，伸夫更愿意往好处想。然而，伸夫在一个月后听纯子的朋友宫地怜子讲了一件事，彻底粉碎了他的期盼。“纯子这丫头，对什么都不在乎，会不会出事儿呀？”宫地怜子漫不经心地说出这话，伸夫慌忙追问：“纯子怎么啦？”“你不知道吗？纯子一周前就去钏路了呀！跟谷村先生一起。”“谷村？”“东大毕业的报社记者嘛！他这次不是去钏路分社了吗？”伸夫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那她不回来了吗？”“倒也不会。不过，那个人一旦喜欢上谁就连学都不想上了。她母亲也急得不得了呢！”虽然难以置信，但纯子果真喜欢上别的男人了吗？伸夫感到纯子很有可能做出这种事情，但又不能轻易相信。不过，宫地怜子是跟纯子同班的唯一好朋友，她不可能说假话。不仅如此，想到纯子近来的态度，宫地怜子的话更透出了几分真实性。“纯子这丫头，到底还是难以抗拒那种能说会道、精明强干的人啊！”宫地怜子似乎不太在意伸夫跟纯子的关系，否则不会这样漫不经心地说出如此残酷的话来。或许她是对伸夫如今还在追求纯子感到悲哀，所以干脆向伸夫说明了真相。宫地怜子如此一说，伸夫不得不承认此前的不祥预感已经变为现实。“果然如此……”伸夫喃喃自语，然后发出一声叹息，“是这样啊！”仅剩的一线希望也被斩断，伸夫突然变得沉默寡言了。新绿遍染北国都城，槐花和丁香花盛开的五月到六月是伸夫最难过的季节。北国初夏一到人们就倾城出游，可他却与这种欢乐无缘。伸夫能够稍稍镇定下来并考虑自己与纯子的关系，是在季节从初夏转向盛夏的七月初。纯子为什么会离自己而去？即使是已经几乎放弃的现在，他依然对此难以释怀。曾一度那样亲密的女人怎么会如此轻易地离去呢？那是纯子的真心，还是一时的恶作剧？伸夫怀着这样的疑问，思绪回到在东京产生那个晦暗预感的瞬间。当时，纯子把伸夫带到她的住处，还在隔壁房间里更衣。如果伸夫当场向纯子求爱的话，她或许就会以身相许。如果伸夫低下头来坦诚表示“我想要”的话，她或许就会露出常见的成熟笑容，并尽情地展开怀抱。当然，这些假设既非现实亦非已经向纯子确认，因此无法证明。不过，纯子在离开旅馆前曾发出一声叹息，或许那就是她对过分老实规矩的伸夫感到失望的表示。事实上，纯子后来确实焦躁不堪撇下伸夫独自离去。在上野车站送别时，她又问过“你还是要回去吗”。当伸夫理所当然地点头时，她也是叹息一声并快步离去。也许当时纯子是最后一次向伸夫押注，而结果还是对这个幼稚的男子感到失望。伸夫回想起这一幕幕场景，感到就是它们交织出了现在的“失恋”状态。不过，即使真是缘于伸夫自己的幼稚，当时他也尚未具备超越这种幼稚的手段。显而易见，伸夫本来就对异性幼稚无知，也可以说纯子就是因为伸夫幼稚才接近他。而如果伸夫也像纯子所交往的中年男子那样是个情场老手的话，纯子或许就不会对他产生兴趣了。总而言之，纯子再不返回已是确切无疑。“原来如此啊！我是失恋了呀！”伸夫喃喃自语，这个极具新鲜感的词令他惊诧不已。仔细想来，伸夫此前从未把“失恋”这个词用在自己身上。实际上，因为他以前不曾有过真正堪称恋爱的经历，所以失恋当然是初次体验。“失恋的男子……”伸夫再次喃喃自语，然后望着镜中自己的面孔，心中既感到失落，也觉得自己又向成年男子迈进了一步。他为错过纯子这个可心的女子感到懊悔，即使今后再喜欢上别人，或许也不再会像以前那样忐忑不安了。因为他已经与纯子这样的女人交往过，所以遇到一般情况也就不会再惊慌失措了。他与她的交往或许就是走向成年的一段里程。伸夫在笔记本中一连串的“纯子”上画了叉号。“既然你喜欢那种下流的中年男人，那就随你的便吧！你已经没用了！”伸夫在心中反复念叨，并把笔记本涂得漆黑一片。“我要找个比你好过无数倍的女人！”但是，当他重新审视周围，却发现已不可能有比纯子更可心的女人了。若勉强言之，也就是村井麻子而已。可事到如今他既无意接近村井麻子，而且即使自己有意接近，她也不可能接受自己了。“还是算了吧！”伸夫有些不胜其烦了。女人总是翻云覆雨、骄横任性、不可信赖。如果真心跟那种东西相处，自己恐怕会疯掉的。伸夫嘴里一句接一句地嘟囔着大脑中浮现出的怒骂，可那些骂声本身无疑都是对纯子的怀恋。“忘了她吧……”伸夫如此自我劝解，可是去了学校却偏偏又在走廊里与纯子相遇。伸夫在一瞬间怀着依然如故的恋情走近纯子，慌忙之中表情有些僵硬。可纯子却若无其事地从他身旁走过，眼神十分平淡，就像在看一般的同班同学，丝毫不给伸夫接近的机会。其后又过了一个月，额头沁汗的季节终于来到北国。这一天，伸夫来到市中心的书店，出门时碰上纯子跟一位高个子男人并肩走来。好像有什么特别高兴的事情，纯子笑弯了腰。但是，她在看到伸夫时就止住欢笑，只瞥了伸夫一眼就扬长而去。事发突然，伸夫慌忙朝两人追去，可纯子已经跟高个子男人并肩消失在人群当中。那个男人就是怜子所说的谷村吗？伸夫虽然无从确认，可是纯子跟他的亲密姿态却非同一般。纯子最初向伸夫呈现的就是那种只对喜欢的人才会有的纯真温柔的笑容。“果然如此啊！”伸夫望着两人消失的方向喃喃自语。“到此为止吧！自己跟纯子的那段交往只是梦幻而已。那种女人不值得永无止境地去追。”伸夫手中握着新出版的英语参考书和高考复习资料。高三已进入夏季，高考在一分一秒地迫近，由于他从春季到初夏一直被纯子搞得心浮气躁，所以今后必须加倍努力刻苦用功。既然已经亲眼看到纯子跟其他男人在一起的情景，所以应该反而能够彻底地放弃她了。“这样就可以彻底地忘掉纯子了。”伸夫虽然还不太服气，但决心已下，那就能全力以赴地把落下的功课补上。“首先要考上大学，成为一个大人。”既然纯子嫌自己幼稚而绝情离去，那么成为大学生就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只要自己成为大学生，纯子也许会另眼看待自己，并且再次回到自己身边。虽然嘴上说已经放弃，可心中却依然难舍难分。伸夫不禁对自己产生了厌烦情绪，但这也比拖拖拉拉地纠缠下去强过很多。从夏季到冬季，伸夫一门心思致力于高考复习。虽说如此，他倒也不是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即使在长时间面对书桌之间，他也会忽然想起纯子胸部的丰满和嘴唇的触感。虽然已经下定决心抛开纯子，但他并不能立刻静下心来投入学习，在发呆时手依然会自然地伸向藏在抽斗里的黄书。高考复习似乎仅仅使大脑疲倦，而身体却依然精力充沛。翻上两三页黄书，只要看到刺激性强烈的标题，下体就会勃起，手便像被吸附般触摸那里。坐在椅子上自慰，如果突然有人闯进房间会很难遮掩。伸夫虽然已在房门上贴了“请敲门”的字条，可母亲和姐姐却根本不屑一顾。为防万一被看到，伸夫用貌似膝毯的布块盖在腰间，然后在布块下反复做自慰动作。但在这种时候，好像脸上总会发烫，眼神也会变得呆滞。母亲曾有一次没敲门就端着红茶进来，伸夫赶紧停下手，却来不及把裤裆前面合住，幸亏用旁边的膝毯盖住而没被看见。不过，母亲也许已觉察到自己表现异常。“都半夜一点啦！赶快睡吧！”母亲要把茶杯放在桌上摊开的参考书之间，可那下面就藏着黄书。伸夫慌忙把笔记本和历史年表也盖在上面，并伏下身来遮掩。“怎么啦？不会是发烧了吧？”母亲更加疑惑地盯着伸夫的侧脸看。“没事儿呀！”母亲在这种时候担心未免多余，不如赶紧退出房间才是体贴儿子。“我马上就睡，别担心了！”伸夫虽然感谢母亲送茶，但因为自慰行为受到了打扰，所以烦躁的情绪溢于言表。母亲受到冷对不免有几分扫兴，伸夫在母亲离开之后终于松了口气。刚才幸好坐在背对房门的位置，所以没被发现，却也真够悬乎。虽因受到打扰而一度兴致颓萎，可那个部位却似乎依然未能消停。“刚刚进来过一次，所以不会再进来了。”伸夫重新翻开黄书，这次他心情放松地把手伸向了裆胯。虽然这样说不免有些夸张，但男孩高考成败的关键之一，或许就是怎样与自慰的冲动作斗争。随着越来越深地沉溺于这种快感，学习效率也会急剧降低，只有无力感在不断地蔓延。即使无法避免自慰行为，也应该控制在暂时排遣的程度，然后断然转换心情。这也许就是走向成功的必要条件之一。伸夫虽然想法很多，但这些苦恼当然不能向父母倾诉，甚至不能对朋友说。特别是女性朋友和母亲，她们并不理解男性生理的本质。不可思议的是，伸夫在跟纯子热恋时，却没有产生过多么强烈的自慰欲望，但在诀别后开始投入高考复习时，却又变得倍加强烈。伸夫曾一度问过密友村田君。“你每天做几次那个？”村田君是妇产科医生的儿子，所以说到这种事情比较容易开口。“大概每天一次吧。”虽然每天一次并非固定，但伸夫平均也就是这个频率。有时冲动强烈就会连续两次，然后直接睡觉。“做那个，对学习不好吧？”“可是，那又有什么办法？”伸夫了解到在这方面也有人跟自己想法一致，也就能够心安理得了。可是，在过了冬季进
置于死地。他还挺自得其乐的。说他们抓我，我没有烟抽，让我扫地，我就拣人家烟头儿，一个女生说：“你拣什么情报呢？”我爸说没有情报，“那你刚才扫地你拣什么了？”我爸说：“跟你没关系”，“拿来看看！”我爸说：“跟你没关系。”“把手打开！”我爸一打开，一个烟头。我爸说：“你有用吗？你有用吗？”把那女学生气得！呵呵呵，我爸还乐。其实我爸说这些受罪的事，别人听起来都挺伤心的，我爸就当笑话讲。他在楼上和几个教授关在一块儿，那几个老教授摇头晃脑地：“太痛苦了太痛苦了”，我爸就在一边比画，人说你干吗呢？他说我练坐飞机啊，下次他们撅我我能那什么，练。后来又说想逃跑，把单子都扯了，系上扣，弄挺长的，拴上。我爸不是挺瘦的么，单子也能经得住他，拴上往下看，说不行，夏天嘛，说学生都在那儿开着窗户打牌呢，开着特亮的灯，他说不能跑，我要下去正好掉到他们中间儿，一伸手把我抓了不就跑不了么，后来没跑成。定：他想跑到哪儿去？方：逃跑嘛。反正也是苦中作乐，自己找乐。去干校的时候家里的房子都缴了，全缴了，其实之前红卫兵已经洗劫了一大拨了，我爸说红卫兵来抄我的家，拿走的不是衣服就是鞋，因为太多了。书和材料人家都不怎么关注，走的时候等于没有人管了么，噼里啪啦地，就都送图书馆了。把他们弄江西(干校)去，注364他跟我们讲，我记得特清楚，说到那儿让我干活儿，我说让你干什么活儿啊？他说先让去搬砖，刚一搬就把手砸了，人说不行，你搬砖搬不了，就让我抓虫子，到菜地里头。我说你怎么抓啊，他说我拿小棍夹，他害怕虫子。从干校回来，他说我第一件事，就是骑上自行车，哪儿饭馆多，那条街，能吃的我都吃遍了，第二天我再去吃去。他从干校回来，把包平、包安都找去聊天儿，也都讲了“文革”的经历啊，一些想法啊，他都跟开玩笑似的，可是人家都觉得心里挺难过的。家里头荣华富贵没有啦，过去当教授当高级知识分子的地位没有啦，在干校给人干活儿，还挺艰难的。反正从公主府往下走往下走，加上日本，又加上他们参加革命，一步一步地，就变成现在这副样子(笑)。实际我爸也有体验，我爸是这种想法，你也出来参加工作了，你跟过去是一刀两断吧，或者说决裂吧，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过去的东西你可能是一个回忆，不可能重新去那什么了，反正过去就过去了，他不去想，就那样。定：就是先是家里的荣华富贵没有了，接着就是当教授的那点儿地位尊严也没有了，一个劲儿地往下出溜。方：所以为什么好多东西他不愿意提呢，和敬那会儿他更不愿意提了，一下斯文扫地啥都没有了，能享受点儿就享受点儿得了，过去的辉煌对他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连想都不想，他不爱讲这样的事。落差太大了。定：落差是够大的。方：我爸那时候说过，从干校回来的时候，七几年有一段时间不是稍微松动一些么，就有人请我爸出去讲课。有一次记者跟他从张自忠路前头过，不就是和敬公主府那儿么，他们记者都知道我爸的背景是什么，就说：“和敬公主府您听说过吗？是什么情况？”我爸说：“哎哟，真不知道。”哎哟(笑)，特逗。我爸特得意：“哼，让我说和敬公主府是什么情况，我才不说呢，毛主席说了，哦……这个‘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再来一次，下回想整我？没门儿！”定：你爸后来跟蒙古人那边交往得不多是吧？方：我爸反正没有特意地跟蒙古人交往。你想在人大，就是人大的环境。定：所以我当时找到包平他们时，觉得挺遗憾的是你爸他走了，但又一想，找到他他也未必跟我说。方：那倒是。
4.叔叔和姑姑
方：我爸是最受他爷爷的宠，从他爷爷奶奶就宠他，所以就一直宠下来。我奶奶比较宠三叔，包义。爷爷疼姑姑，蒙(古)族疼女孩，我爷爷脾气好。包安是没人宠。我三叔、姑姑和我爸他们是那种，就是从来不自己动手做什么。家里就是对这些有特色的东西(指蒙古的奶制品)，赶上什么就吃什么，就是喜欢。都是人侍候惯了的那样。定：他们不承认这一点(笑)。方：不承认哈？我那个姑夫，四十多岁心梗去世的，我妈就说：“哎呀，老郭可把包平宠坏了，包平什么都不用动手。”姑姑好像家务活儿不怎么做。三叔也是。就四叔因为参军嘛，自己靠自己，还动点儿手。我听我三叔的儿子跟我说，(解放前)有一段时间我家生活来源一下子断了，等于他妈，就是三婶，三婶他们家给包家支撑了一阵儿，不能断了这经济来源哪，我爸跟三叔关系不是很近，我爸嫌三叔忒落后。姑姑听我爸说得多，因为我爸爱跟她说话，我爸爸带我上姑姑家去，都说这些事。对包义就不太瞧得上，觉得老四是小孩儿，不懂什么事。定：后来你爷爷多尔吉还常回北京来吗？方：他没退的时候回来得比较少。定：你跟他接触不多是吧？方：因为蒙(古)族都比较喜欢女孩儿，见到我，还有我姑姑，包洁什么的，都特高兴。对男孩子，三叔那儿子小元跟我说，爷爷连根冰棍儿都没给我买过。小元的儿子说，我爷爷，就是包义，也没给我买过冰棍儿。特别明显的。爷爷解放前是国大代表，解放后是政协委员。爷爷后来还回北京来看看他们，他跟三叔比较对路。喜欢三叔，因为三叔是那种呵呵呵，呵呵呵，玩自己的，什么都不计较，也是吃喝玩乐的主。跟我爸爸也不亲。包安是小时候在家比较受气，受欺负，我这是听我妈说，我妈结婚的时候包安才九岁嘛，特小，瘦瘦小小的，胳膊腿都特细，冬天手和脚都是冻的。反正不是那么受宠，在那种家庭他已经是受下等人的对待了。所以后来跑出去参军了嘛。定：对。方：我四叔吧，一辈子好多地方不是很顺利。可他从来不表现出来，情绪上语言上啊，从来不说。我爸也是这样的人。包安刚去(内蒙古)参军的时候，差点被一个连长打死，为什么？连长是我们家的奴隶，一看包安来参军，那简直太不像话了，就想把他打死。当时就让别人给摁住了，连枪都上来了，那样。这个事儿后来我姑姑呀我爸呀就都知道。现在当然又不一样了，就当时那会儿，特别强调阶级呀阶级斗争。包安后来就特使劲地努力工作，后来在那儿提得也算比较高吧。定：他说后来他有一段……方：把他当“内人党”抓起来了。定：为什么抓他？方：“内人党”不是打击了一大片嘛，抓的人太多啦。有他事没他事就给他抓起来了，军队里头比较严，最后说没事，放了，抓了就白抓了，他不就转业了么，因为他祖籍是北京的，就转业回北京了，回北京之后各方面身份也没恢复，是属于最低潮的时候。他在最困难的时候还是想着我妈能帮他，就给我妈写信，我去内蒙接的我那四婶儿么，她的两个孩子，他“内人党”他也没工资，我妈帮他养着老婆养着孩子，请了两个人看孩子。定：也真帮了大忙了。方：那可不，包安出来之后到我们家，把老婆孩子全接走，挺长时间呢。包安后来在标准件厂当工人，离我们家挺近的。后来碰上郝真，把他调到市里，包安说她可帮了我了，可真是我的恩人。说她一个是帮我，一个是认为我还是有能力。包安就是特别能写。原来在内蒙古军区宣传部嘛。他后来的单位是北京市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郝真在那儿当会长。定：他也像你爸那样吃喝玩乐吗？方：不，包安是特别严谨的一个人，你看上他们家去，他们家屋子收拾得简直就是，一看就跟宾馆饭店差不多，弄得特整齐干净，没有一点乱七八糟的。我爸，一掀床单子，底下一片，全是鞋。踢出来，今天哪件衣服配哪鞋，穿上了。我奶奶死得早，我奶奶50多岁死的。爷爷是90多岁吧，后来在包安那儿住着。定：爷爷从阿拉善回来就住在包安那儿？方：住在包安那儿。包安呢，其实心里也有点委屈，为什么呢？他跟我妈无话不说。他跟我妈说，其实当时我在家里是最受冷落的，最受虐待的，可是到老了都得我侍候，他们怎么都不管呢，肯定老大不管。我爸不管，我爸恨不能跟他划清界限呢。5.我自己
吕：你后来插队了吗？方：插队了，山西啊，山阴县，在大同南边一点儿。我是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本来不应该下去的，可是工宣队好像也是为了完成任务吧，就非得让我去，说不去，就派一师傅天天上我家坐着去，说你一天不走，我就天天来。哎哟我特烦，说别来别来我走行不行。我妈说你不应该走啊，我说他老来，我可不愿意他老上咱家坐着来，我自己把户口转了就走了，我是1968年12月底走的。我走了5年，后来有一个26号文件，说独生子女可以转回北京，就回来了。回来后分配工作，问我想干什么，说有中学老师，全民的，我说我们家全是老师，下回“文化大革命”又挨整，我可受不了。最后说还有街道医院，但是是集体所有制，我说街道医院倒行，集体所有就集体所有，完了就去了。去了待了4年多不到5年，1977年大学招生嘛，知道时就只剩20多天就考试了，我赶紧报个名。那会儿单位不许我考，不给假，上班也不许看书，我就一直憋着下班回家，一进家门就坐着，一直坐到第二天早上三四点钟，每天就睡两个钟头，二十多天拼死拼活。因为我插队的时候不是表现不错嘛，被推荐过两次(上大学)，全让人抢啦！人说你是独生子女，你能转回北京，你不应该在这儿跟我们抢这个机会，我说我不是抢什么机会，我就是想上学，那也不行，村里头因为我表现好，把那个表给我，知青之间就……所以我特恨工农兵学员(笑)。最后上不成，我就转回来了。这次我说就靠我自己了，我能考过凭我自己本事，考不过那我也认了，那能怎么办呢！后来考上北医(北京医学院)。那是1977年，念了5年。吕：学的什么？方：医疗啊。临床好几十门课呢。当时岁数已经挺大了，我们班岁数最大的和最小的差一轮呢。医学院吧，90%的课程全靠背，你要不背下来你考试过不了啊，我就拼命背，小孩就背一遍过了，哎哟我背三遍五遍，一会儿又忘了考试还是不行，还得再背，就那样子。定：后来就在安贞医院当医生哈？方：对，毕业以后就分到这儿了。一开始在临床，在内科，后来我们医院那会儿扩大，进人必须通过懂业务的人，搞人事的不懂业务啊，就一定让我过去，我在人事又待了两年，从我手里进了得六七百人哪，后来临床不缺人了，我就上研究室了。最后退的时候是从保健科退的，为什么呢？我结婚以后洪大夫注365忙，孩子也那什么，我想算了，我也甭再研究什么了，上保健科，时间比较自由，上学岁数一晚，好多事就耽误了。我孩子才二十多，不到三十。插队时我想，插队不能结婚，我还得回北京。回到北京在街道医院工作，哎呀这不是落脚的地方啊，不行，每天就是玩儿，一说结婚，别跟我说这事儿。就这么耗着，耗到上大学了，可是北医那会儿功课特别忙，不敢结婚，结婚我什么时间背书啊，又耗了5年。耗了5年分到安贞，哎呀好不容易开始工作了，一上来就结婚就拴住了，我还得玩儿呢。就这么一耗，耗到快四十了嘛。我们家的人，老包家的人都是结婚也晚生孩子也晚。我姑姑他们这一辈儿的几个孩子，女孩子，都是三十多岁没结婚呢。定：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对你的民族，就是蒙古族，有没有意识？是不是觉得和别人不一样啊，不单是王爷的问题？方：从上小学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是蒙(古)族，因为我爸的关系嘛，户口都是蒙(古)族。有时候人家帮着填表，写汉，我说我不是汉，我是蒙。自己没觉得奇怪，也没觉得别扭啊，接受不了啊，挺自然的一个事。我插队的时候才逗呢，本来皮肤特别白，一晒呢，也不变黑，就变红，拿盐碱地的水一洗吧，头发变黄。老乡就说，哎，你是不是苏联人呢？你怎么跟我们不一样啊。我说我不是苏联人，我是蒙古人，人家说怎么是蒙古人呢，人家觉得特奇怪。定：你第一次来和敬公主府是什么时候？方：有两三年？洪大夫来这儿开会。因为和敬公主府我是早听说，我爸不爱说，我姑姑他们经常说，后来洪大夫在和敬宾馆开会，我说我还没进去过呢，我去接你吧，顺便看看，绕一圈儿，我就开车进来了。我进去就说：“我爸当年出生在这儿。”哎，他们就盯上我了，说你姓什么？我说姓方，他们就给领导打电话，领导就说，是不是姓方？说就是姓方，“那就对了”，他们头儿就过来了，说我们一直在找你们。他们就是找我爸爸，知道你爸改姓方以后，才知道你爸去世了。因为他们找姓包的嘛，找不着。我这是跑这儿送上门来了，这事就联系上了嘛。和敬公主府那院儿吧，因为我爸轻描淡写地说惯了，我一去特震惊，啊？这个院子也忒大了，一进去特遥远的，人家说这还只是一部分，我说这这这，就跟一个大单位似的一个院子，人家说据他们了解，这只是一部分，都削了很多了，乾隆时候给公主赐的是60亩地，从东边的段祺瑞府一直到西边宽街那条街，都是我们家的。后来七占八占的经过历代的什么吧……定：后来人民大学不就在这儿嘛。附录一李景唐《达赉贝子和他的儿子多尔吉》注366[访谈者按]此文便是包平口述中提到的那篇文章，包家兄妹认为该文严重失实。此次特将该文找出附于下，目的是使读者知其原委，也能明了包家兄妹所要纠正的史实所在。蒙古诸部在归附满清之后，在其贵族阶层中，除受封为扎萨克王公者外，其余受封王公品级的贵族们都通称为闲散王公。他们在本旗内有领地和奴隶，有的被扎萨克任命为协理、章京等职务。有的也可以在扎萨克无承袭人的情况下，由清廷授命继任扎萨克。本文记述的是科尔沁左翼中旗(达尔罕旗)闲散王公——贝子爵达赉及其儿子多尔吉(清赐三品顶戴)的历史和生活片段情况。
(一)
达赉贝子是达尔罕亲王的同宗，是第五代达尔罕亲王色布腾巴勒珠尔的七世孙。色布腾巴勒珠尔于乾隆十一年(1746年)尚固伦和硕公主，授为固伦额驸，五年后，袭任科尔沁左翼中旗扎萨克和硕达尔罕亲王，乾隆二十年(1755年)，因平定准噶尔之达瓦齐叛乱有功加双俸。后因误用辉特部之阿睦尔撒纳驻守伊犁，致其乘机叛乱并杀死议政大臣奥云古，获罪被革除爵位，由其兄色旺诺尔布承继了达尔罕亲王爵位与扎萨克。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色布腾巴勒珠尔又被封为辅国公，任为兵部大臣，三十八年(1773年)，因军功复固伦额驸称号，同年，因作战身负重伤仍勇猛杀敌而重被封为和硕亲王。乾隆四十年(1775年)病死军中。死后谥曰毅，所以后人称之为毅亲王。色布腾巴勒珠尔逝世后，因无世袭罔替之封，其子孙不能承袭亲王爵。但按清廷袭封例制，可以降级承袭，由其子鄂勒哲特穆尔额尔克巴拜降袭多罗郡王爵。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诏世袭罔替。可是到了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八月，又被革除了郡王爵，同年乔年被吓得面如土色，响过后尸体脑门飞出一条赤色小蛇，蛇头上有角，下巴上有胡须，腹部长有四个脚，面部闪闪发光，俨然一条龙。小蛇飞起来，腾空数十丈，向太阳乱叫，大有吞噬日光之势，飞起数十丈后就坠落下来，如此三起三落，最后跌倒在地乱滚，转眼化作一团血水。汪乔年目瞪口呆，下令焚尸，尸骨一阵恶臭，十里外都能闻到，最后他把李自成祖坟的所有棺材都焚毁。关于挖李自成祖坟的这段荒唐故事出自明末吴伟业《鹿樵纪闻》，吴伟业的来源是《崇祯十五年正月十四日塘报》，塘报是上交内阁的军事情报，边大绶想必是不敢撒谎，这个塘报出自边大绶所写《虎口余生记》中，内容仿佛《盗墓笔记》，但既然有这段记载，我就不妨把它写出来供大家一看，蛮有意思的，这段记载堪称中国历史最邪乎的一页。李自成得知祖坟被刨后大怒，说：“此仇不报，誓不为人！”二打开封后，汪乔年被调到襄城，李自成率军攻陷襄城，把仇人汪乔年的头砍下，敲破脑壳，用吸管喝他的脑髓，并将一百九十个书生的鼻子和脚砍下当陪葬。李自成祖坟被刨后，与罗汝才率军五十万二打开封，但仍久攻不下，于是让妇女露出阴部，倒立，向城上骂街，称之为阴门阵，开封守军找来全城和尚，让他们脱光衣服，站在城垛上，称之为阳门阵。这当然不是个事，双方都觉得现眼，于是两个阵都撤了。（此据清初彭孙贻《平寇志》）高名珩派精兵三千坐在筐里，趁夜色用绳子从城墙缒下，杀死了一批在睡梦中的农民军。李自成恼羞成怒，令在城四周筑起四座高台，高度与城墙差不多，每座高台上都有大炮瞄准城内。高名珩针锋相对，在城上修筑一道小城，明军可躲在小城后对农民军射击，农民军反而处于不利地位。就这样打到正月初一，这天李自成认为高名珩会过年，于是下令猛攻，可高名珩早料到李自成这手，他令士兵把芦苇柴草点燃后向攻城敌军扔去，农民军许多人被烧死。李自成于是接着打地道战，高名珩这次不用“万人敌”了，他知道李自成的军队连军粮都很难保障（因为开封附近的粮食都被他搞到城里了），他决定玩点软的，于是派士兵对挖墙脚的农民喊话：“你们吃饭了吗？”农民：“到哪去吃呀？”明军就向他们扔食物，农民军于是动摇了，有许多挖着半截墙角就倒戈了，李自成于是把有限的军粮保障给打地道战的士兵吃饱，这样农民军倒戈人数大大减少，高名珩的日子不好过了，眼看城墙被打开几个缺口，高名珩觉得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于是下令：谁将一袋土放到城下缺口处，赏一块银圆。结果李自成的进攻又白费了。正月十三，李自成埋好地雷，一声巨响，黑烟腾空，城外碎石乱飞，李自成自己的部下又被炸死不少，城墙却没有崩断。此时左良玉率军来援开封，李自成有被反包围的危险，他率军撤退。崇祯十五年（1642年）四月，李自成三打开封，做长久围困的打算。崇祯派左良玉等各部二十五万援军，一万辆炮车增援开封，此外崇祯还把已经在监狱里被关押三年的孙传庭释放出来。孙传庭在监狱这三年没法读书看报，新闻联播之类的也看不到，他还以为李自成是十八骑败走商洛的阵势，便跟崇祯说：“给我五千精兵足能破贼。”等孙传庭到河南后，见李自成已有几十万人，便大为后悔，向崇祯承认错误，把所需兵力扩大四倍，说：“没有两万精兵的话没法破贼。”崇祯看后大怒，下诏说：“你不是说五千人就够吗？怎么又要两万人了？现在就给朕剿贼，不可拖延。”与此同时，崇祯下诏让孙传庭斩杀与李自成同为米脂人的贺人龙，理由是崇祯认为贺人龙跟李自成是老乡，因此作战不力。崇祯是个具有女性化思维的、想当然的皇帝，他的许多无端猜忌最终自毁长城，也葬送了大明。贺人龙在剿灭李自成的作战中屡战屡胜，杀人如麻，人称“贺疯子”，此时却被崇祯处斩。贺人龙的死讯传到李自成的部队后，农民军纷纷说：“贺疯子死，取关中如拾芥矣！”就在崇祯令孙传庭在河南与李自成鏖战时，陕西总督汪乔年在襄城战死，崇祯调孙传庭去陕西代行其职，救援开封的任务不再由孙传庭来做。救开封的各路援军集中在开封西南四十五里的朱仙镇，李自成为不让援军与开封守敌合为一股，于是他在开封和朱仙镇设置两个包围圈，分割敌军，又在南方交通线上挖长百里宽一丈六尺的壕沟。这样一来他既切断敌军粮道，又切断敌军退路。李自成的布置使明军很危险了，但就是这样，明军内部还貌合神离，号令不一。李自成抓住时机兵分两路，一路突袭朱仙镇南部的虎大威部，打草惊蛇，另一路牵制最强的左良玉部。在击溃虎大威部后李自成两路合兵，左良玉更难以脱身，李自成对左良玉发起了冲锋。左良玉人马损失过半，拼命向西南突围，李自成故意放开一条路，让明军溃逃。左良玉退了几十里后来到了壕沟边上，马过不去，士兵只得弃马过壕沟，仓皇逃命。李自成伏兵此时出击，把明军打得人仰马翻，尸体填满了壕沟，二十五万明军全军覆没。此时开封城内断粮，有明军半夜缒下城去“摸营”，有的人一出去就投了起义军，不再回来；有的去附近的村中将百姓杀死，把头提回来，先向高名珩报功领赏，然后重价卖给别人吃。因恐被人们认出面孔，故意在被杀者的脸上和头上乱砍几刀，诡称是格斗被杀。然而后来到底露了马脚，不仅有人认出来是郊外的亲戚和相识，不敢声张，还有人看见有的死人头不长胡子，耳垂上带有窟窿眼，显然是用妇女的头混充贼人首级。不久高名珩已经明白实情，禁止兵丁们半夜再缒城“摸营”。夏季开封城连降暴雨，街上满地泥泞，坑洼的地方都积满了臭水。街上很少行人，冷冷清清，凄凄惨惨，简直不似人间。原来一些荒凉的地方堆满白骨，黄昏以后有磷火在空气里飘荡，现在白骨也被水淹没了。过去开封房子很多，如今人死房空，空房又被拆毁当作柴烧，空旷的地方也更多了。偌大一座开封城，连一声狗叫也听不见。猫也被吃光了。甚至飞鸟都已经绝迹了。每一次飞鸟来到，总是被人们设法捕获，或用弹弓打死；又因为城中没有粮食，连青草和虫子都被人吃光了，所以久而久之，鸟再也不飞来了。据白愚《汴围湿襟录》记载，城内因粮绝，有人剥下树皮吃，有人剜草根吃，甚至有人捞粪便中的蛆吃。——莫非当时人就知道蛆体内含蛋白质？开封城内有人为生存结伙杀人，靠吃人肉延续生命，有人家境稍好就杀自己的仆人吃，更惨无人道的是父母杀自己的子女吃。一个叫黄澍的人的妻子在分娩后吃包子时看到一小截人的手指头，当场就被吓死，这个女人还没被深埋就被别人吃了。由于李自成下令“攻得开封城，不留一个人，就是笤帚头，也得剁三刀”，城内无人投降，在严重断粮的情况下坚决抵抗。九月，开封巡抚高名珩密令决黄河水灌李自成，可是这个消息被李自成潜伏在开封城内的内应得知了。李自成于是把军营移到高处。当时下大雨，瓢泼般雨水从宛如无底黑洞的天空倾泻下来，汇入奔腾咆哮的黄河，盖过了千军万马的呼声。突然，随着两声震天动地的闷雷，决口了，汹涌的黄水狂暴地奔流而出，直奔开封，水没淹李自成，反而倒灌开封城。黄河之水天上来，水声如雷，哭号声如潮。城内仅钟楼、鼓楼和王府露出水面，形似孤岛。水声中夹杂着撕心裂肺的哭号声。开封居民在浩劫后由百万人减至两万人。洪水退后，城内到处是人的尸体，鼓起的死尸泡在发绿的污水里，在太阳暴晒下发出阵阵恶臭，红头苍蝇在尸堆里嗡嗡飞舞，乌鸦从这具尸体跳到那具尸体上，专门啄死人的眼珠，野狼也跑进大街叼吃骨肉。《汴围湿襟录》记载了开封被淹后的惨景：“老稚男妇，形如傀儡。奄奄气息，病骨伶仃，苛倒卧道旁荒草中，或投宿古庙破寺内，药饵无从，汤水难得。时值初冬，又死十三。昔日富贵殷实之家，顿成他乡流离之鬼。坏土何厝，钱纸谁焚？闻金人破汴，宋室南渡，未有如此惨也！”高名珩最终弃城而逃，李自成也不想要开封这个烂摊子，于是率军撤退。至此明朝在河南再无重镇可守。明朝汜水知县周腾蛟说：“汴城（开封）不守无河南，河南不守无中原，中原不保，河北之咽喉断，而天下大势甚可忧危也。”他说得没错，仅仅两年之后，大明王朝就灭亡了。拿下开封后，李自成集团对于下一步战略产生分歧，牛金星主张先取河北，直捣京师。礼政府侍郎（李自成将六部设为六政府）杨永裕主张：先取金陵，截断南北漕运，后乘机北伐。兵政府从事顾君恩提出：金陵在长江下游，从此北伐战线太长，难以胜利，而直捣京师，万一不胜，退无所归。不如先取关中，关中为闯王桑梓之地，且秦都百二河山，以此建国立业，然后资其兵力，再攻取山西，进军京师，进可攻，退可守，方为万全之策。李自成权衡利弊，最终采纳了顾君恩的建议，从河北直接北伐，风险太大，左翼山西陕西，右翼山东都有明军。打下金陵后北伐很可能就是日后太平天国的翻版了，顾君恩的建议最为稳妥，从陕西出发，两翼无敌，最终李自成靠此战略打下北京。李自成率军西进入陕西，在陕西郏县与鲁山之间和孙传庭大战，将孙传庭打得大败，此时，明朝在河南湖北就只剩汝宁的杨文岳兵团和襄阳的左良玉兵团了，左良玉在朱仙镇之战中损失惨重，不足为虑，于是李自成进攻杨文岳，拿下汝宁，李自成攻克汝宁后把汝宁的所有官员绑在大树上，然后调来几尊大炮对准官员开炮，这些官员无不被炸得粉身碎骨，尸体狼藉。攻克汝宁后，李自成继续南下，攻陷南阳，直抵荆州（湖北江陵）。崇祯十六年（1643年）李自成接连攻克湖北钟祥、湖南常德，斩杀罗汝才，吞并了罗汝才的部队，至此，成为起义军中名副其实的老大。吞并罗汝才后李自成攻占襄阳，在此自称“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数年征战，江淮鱼米之乡“数千里内，见城陷处荡然一空，即有完城，仅余四壁，鸡犬无声，曾未遇一耕者”。而后李自成北上杀回陕西，崇祯三番五次令孙传庭与李自成决战。大臣张凤翔说：“孙传庭所有皆天下精兵良将，皇上只此一副家当，不可轻动！”崇祯不听，非要孙传庭迅速与李自成决战。九月十四日，双方交战，官军首战获胜，李自成险些被生擒。惊惧之下，数位头领都想绑李自成投降官军。李自成久经沙场，他知道该如何稳住部下，他说：“不要怕，我辈杀王烧陵，毁城无数，罪过不可谓不大。可在此决一死战，如果不胜，你们再缚我出降不晚！”很快，李自成派刘宗敏率军断了孙传庭的粮道，孙传庭军心大乱。此前孙传庭发明了“火车”以剿贼，这种“火车”在上面安装火炮和甲仗，用马来拖挽，作战时，既可用来开炮攻击，也可排列起来当拒马，阻挡敌方骑兵，宿营时则环列在营帐外，用作屏障，用以护营自卫。孙传庭总共造了三万辆“火车”，但由于时间仓促，质量不好，能用的还不到一万辆。粮食不多了，孙传庭决心拿出“火车”阵在郏县对李自成来个绝杀。李自成面对孙传庭的“火车”阵，排出新阵型：最外层是参战不久的新兵，第二层是久经战阵的步兵，第三层是精锐骑兵，第四层是决胜骁骑，第五层是铁甲部队。一番血战后，孙传庭勉强冲破李自成的第一层，此时已经死伤一半，好不容易冲到第二层，却由于孙传庭的部下都是新兵，第一次目睹如此惨烈的杀戮，不少人崩溃了，大小便失禁，更有人吓呆了，有一个人喊了一声“败了”，一下子炸了锅，离此处乘胜进攻，明军四万人战死，“火车”全部被摧毁。惨败过后，孙传庭羞愧得要跳进黄河自尽，但被人抱住，身边人说：“公一身系国家存亡，今徒死何益？不如入关据险，收兵以图再举，天下事尚可为。”此战史称“郏县之战”，而后李自成乘胜进军，在潼关与孙传庭决战。孙传庭真忠烈之士，在预备队打光后，勇冲敌阵，最终死于乱军之中。据《明史·孙传庭传》：“传庭死而大明亡矣。”随着孙传庭殉国，大明能战之将仅剩吴三桂一人。明末大文豪屈大均在得知孙传庭的死讯后赋诗曰：一败中原势不还，二陵风雨惨龙颜。朝廷岂合频催战，司马惟应暂守关。杀气未销函谷里，忠魂常生大河间。行人郏县踟蹰久，泪洒斜阳匹马间。孙传庭妻子张氏闻夫死讯，率孙传庭两女三妾跳井自杀，满门忠烈！可由于明廷没有找到孙传庭尸首，崇祯怀疑他未死而降贼，竟不予抚恤，崇祯的做法彻底寒透了将士的心。李自成大军兵临西安城下，城内藩王秦王朱存枢身为陕西人却有着山西人一样的抠门，一两银子也不拿出犒军，激起众怒。结果，不待农民军进攻，明朝守城将领主动开城投降，西安落入李自成手中。而后李自成接连攻取宁夏、甘肃、青海，整个西北地区除西宁以外，尽数是李自成的天下，大明朝的灭亡进入倒计时，然而就在此时，崇祯的头号敌人皇太极却突然暴卒。第二十章“过劳死”的皇太极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九日，太阳缓缓落下，黑夜降临了，忙碌了一整天的皇太极回到清宁宫东暖阁，坐在南炕上休息。今天，皇太极向土默特部的甲喇章京等人赐给银两，与皇后一起召见远嫁察哈尔、科尔沁蒙古的女儿固伦公主等人，还从第五次南侵获得的战利品中选取最好的绸缎和财物，赏给固伦公主和各位福晋。当皇帝十八年来每天睡眠时间也不会超过六个小时，长期的超负荷工作让皇太极的每一根寒毛都是战栗的，他太累了，也该歇歇了，他在南炕上坐着，慢慢闭上了眼睛。突然间，头上的青筋一阵抽搐，皇太极瞬间感到头痛欲裂……时间到了八月九日晚九点到十一点之间，皇太极“端坐而崩”。此前皇太极的身体早已报警，身体过于肥胖的他穿上铠甲骑在马上，让胯下的千里龙驹都只能每天行五十里，过于肥胖的身躯让他的心脏负担极大，现代医学数据统计，肥胖者心脏病发病率为普通人2.4倍。1641年松锦大战时皇太极每天都在流鼻血。1642年九月，皇太极最心爱的妻子博尔济吉特氏（日后孝庄的姐姐）去世，皇太极大恸，不吃不喝，突然昏迷，说话语无伦次。十二月皇太极出去打猎时“圣躬违和”，还没打猎就回来了。1643年正月初一，皇太极因“圣躬违和”而没有参加新年朝贺典礼。三月，皇太极“圣躬违和”，大赦天下（实际只是东北）。四月，皇太极“圣躬违和”，患“风眩”。长期的积劳成疾，加之过于肥胖，最终将皇太极送上了黄泉路。由于皇太极暴卒，压根儿没有指定接班人，于是大清皇位的交接问题顿时剑拔弩张。此时最有实力问鼎龙椅的是皇太极的弟弟多尔衮和皇太极的长子豪格，多尔衮有同父同母的弟弟多铎和阿济格的支持，掌握着正白旗和镶白旗，豪格掌握着皇太极此前亲掌的正黄旗、镶黄旗、正蓝旗，此外，代善和他的儿子岳托统领正红旗和镶红旗，济尔哈朗统领镶蓝旗。八月十四日，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英亲王阿济格、肃亲王豪格等人齐聚崇政殿，共同商讨继承皇位的人选。多尔衮、多铎、阿济格一进来就感觉不对，殿内外都是豪格的正黄旗、镶黄旗的士兵，一个个虎视眈眈，手握剑柄，随时准备动手。此时，如果多尔衮稍有不慎，两黄旗士兵就会拔刀将自己乱剑砍死。于是多尔衮进入崇政殿后一言不发，处于沉默状态。此时多尔衮的弟弟多铎坐不住了，他见多尔衮没有胆量站出来说当皇帝的意图，自己便起身大吼：“多尔衮，如果你不愿意当皇帝，那就我来当，我的名字在太祖遗诏里！”多尔衮很巧妙地否决了多铎：“太祖遗诏里提到的除了你外还有豪格。”言外之意是太祖遗诏上的名字不能作为太宗死后继承人的依据，一句话一石二鸟，同时否定了多铎和豪格。多铎于是提出让代善来继位。代善论年纪最年长，论实力他和儿子岳托拥有正红旗和镶红旗，然
朝义进入范阳城。面对李抱忠的阻拦，史朝义当时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向在城门外向站在城头上的李抱忠解释自己为什么回来的原因，并用君臣大义责备李抱忠，但李抱忠的一句话，让史朝义顿时从头上凉到脚下。“上天不佑大燕，大唐又要中兴了，现在我们既然已经归顺了大唐，怎么可以再助纣为虐呢？希望您尽早找到谋求自全的办法，而且田承嗣肯定已经背叛了您，不然的话唐军也不可能追您到这里。赶快走吧！不留了！”言罢，李抱忠转身走下城楼。“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史朝义在城下已经完全不能顾忌自己的身份，竟然一边说着一边失声痛哭起来。“将军难道没有一点怜悯之心吗？我从早上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吃饭，将军即使不让我们进城，难道不能招待我们一顿饭吗？”说到最后，史朝义已经没有“皇帝”的威严，完全像是一个沿街乞讨的乞丐。即将走下城楼的李抱忠听到史朝义的喊声后，他发出了一丝怜悯之心，派人把食物装进框里，然后用绳索从城头上送到外边。这一刻，是史朝义一生中最为屈辱的时刻，当那些食物从城头上系下来的时候，史朝义一把抢过食物使劲地往嘴里塞，连日来的逃命生活，已经让史朝义顾不上食物的味道，只要能填饱肚子，对于他来讲就是最大的幸福。当时跟随史朝义一起逃命的范阳人不在少数，他们看到史朝义的这副狼狈相后，知道大势已去，所以全都利用这个机会四散而逃，而史朝义也没有过多地阻拦，因为他知道这些人之所以在此前一直跟着自己，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还有希望，可是现在自己已经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所以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们去吧。就这样，在很多人接连离开之后，史朝义的身边只剩下几百名胡兵，在饱餐李抱忠“赏赐”的食物后，他和这些胡兵们继续向北逃窜。在路过广阳（今北京密云）的时候，史朝义看到城门紧闭，他没有再请求进城，而是下定决心跑出国门，北入奚和契丹部落。但是在到达一个叫温泉栅（今河北唐山北部）的地方时，史朝义因为过于疲劳，他暂时停下了脚步，而让他想不到的是，他这一停竟是永久。事实上，在史朝义刚刚逃离范阳地界后，唐军恰好追击史朝义进入范阳地界。范阳节度使李怀仙没有想到史朝义会这么快就逃离自己的地盘，为此他深刻追究了李抱忠拦截不利的责任，而且派兵向北急速追击史朝义。在李怀仙看来，如果能拿到史朝义这条大鱼，自己将是再造大唐中兴的功臣。最终，经过五昼夜的追击，终于在温泉栅追上了史朝义。当李怀仙的人马追上史朝义的时候，这个“逃亡皇帝”正在一片树林外休息，在看到一片旌旗招展时，他立即意识到追赶自己的人已经距离自己不远了，慌乱之中史朝义向着丛林中跑去，当他到了密林深处，他忽然发现一件倒霉的事——李怀仙的人马已经将这片树林彻底包围。李怀仙的人马并没有追着史朝义进入树林，因为他们对这里的地形十分熟悉，这是一片面积不算太大的树林，只要把守住几条出口，史朝义就算是插上翅膀也难逃出。终于，连日的惊恐和疲劳让史朝义的精神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此时距离他在范阳城下的那顿饱餐，已经整整过去了五天，这五天他已经是食不果腹，看着依然跟在身边的那几百名胡兵，史朝义不禁号啕大哭起来。“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史朝义用拳头猛力的槌打头部，然后他痛苦地跪在地上。“圣上！不如出去和他们拼个你死我活，或许还会有条生路。”一名胡兵提醒着说道。“我死不足惜，可是今天竟然让你们陪着我死，唉！”在场的的人全都默不作声，史朝义从地上站起来，用他那布满血丝的眼睛环顾在场的这几百名胡兵，片刻之后，他解下了腰带，然后径直走到一颗树下，将腰带挂在上面，并打了个死结。“圣上！万万不可啊！”“走开！不要管我，如果你们还认我这个圣上，就走远点！”史朝义歇斯底里地喊道。那一刻，所有人都知道史朝义已经彻底绝望，或许终结生命对于他而言，反而是一种很好的解脱。所以，没有人再去阻拦他。“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史朝义嘴里始终重复这句话，直到他将脖子伸进他亲手打的那个死结套中。……广德元年（763年）正月二十六日，史朝义在温泉栅的密林中自缢身亡，这也意味着历经八年的安史之乱被彻底平定。在史朝义身亡之后，那几百名胡兵走出林外向唐军投降，李怀仙命人割下史朝义的首级送往京城长安。正月三十日，史朝义的首级终于摆在了李豫面前，那一刻李豫流下了兴奋的泪水。八年来，山河动荡，流民失所！八年来，很多人献出了生命，更有很多人没有亲眼看到叛乱的平定，而留下无法弥补的遗憾。但今天，胜利真的到来时，所有人都心潮澎湃，很多人载歌载舞、鼓掌相庆。这其中，也包括远在长安城千里之外的一个人。当这个人听到史朝义自缢身亡，安史之乱被彻底平定时，他赤着双脚从屋子里兴奋地跑到院子里，然后跪在地上，眼含热泪地双手托天大声高喊“苍天开眼”。然后，他又径直跑回屋内，提起笔来记录下那一刻他兴奋的心情，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诗篇《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这个人就是我们前边多次提到的，千百年来被人们冠以“诗圣”头衔的杜甫。千古诗圣杜甫，字子美，河南巩县（今河南巩义）人，自号少陵野老，世称“杜工部”、“杜少陵”等。盛唐时期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有一千四百余首诗被保留到今天，其精湛的诗艺，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影响深远，备受推崇，其诗被称为“诗史”，他被世人尊为“诗圣”，与另一位盛唐大诗人李白合称“李杜”。杜甫出生于唐玄宗先天元年（712年），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大唐的黄金时代开元盛世中度过的，沐浴在盛世荣光中的杜甫和李白具有同样的想法，那就是当上宰相，然后“致君尧舜”。事实上，杜甫和李白的经历有很多相似之处，如浪迹天涯、经历坎坷、不受重用等，但唯一不同的是，李白生前名声已经响遍大江南北，而杜甫生前则是默默无闻，甚至在他去世后的几十年时间内，杜甫依然不为世人所重视。不可否认，杜甫是个伟大的诗人，具有忧国忧民的情怀，尤其是安史之乱爆发后，他写了很多揭露安史叛军暴行以及同情无辜百姓的诗歌，但杜甫同样具有致命的弱点，而在我看来，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在杜甫的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旧唐书?杜甫传》记载：杜甫性格褊狭浮躁，没什么气量，凭着恩情放纵不羁（甫性褊躁，无器度，恃恩放恣）。《新唐书?杜甫传》记载：杜甫旷达不拘礼俗，又不自我约束检点，喜欢谈论天下大事，调子虽高却不切实际（甫放旷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也）。从上述两条记载来看，杜甫实际上并不像他在很多诗歌中所写的那样，具有非凡的政治才华，可以协助皇帝再造淳朴的民风，说得通俗点，杜甫不具备“宰相肚子能撑船”的气量，他的可控世界只是宣纸上的妙笔生花。透过他一生的经历来看，在很多关键时刻，杜甫的性格是制约他发挥政治才能的最关键因素，以致一生落寞不得志，只有通过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情感。三十六岁之前，杜甫基本是在漫游生活中度过，只在二十四岁那年参加过一次科举考试，那一次他并没有将考试放在眼里，算是小试牛刀，所以没能考上。虽然他的志向是登科致仕，但在年轻的杜甫看来，以他的才能只要稍加准备，参加科举考试肯定会一举中第，所以此后的很多年里，他并不急于参加考试，他要走遍名山大川，扩宽视野，为自己的人生增添厚度。那时他的足迹踏遍了江南锦绣之地和燕赵雄浑的山川，甚至为未能飘洋过海到日本而遗憾。在漫游生活的那段时间里，杜甫裘马轻肥，呼鹰逐兽，快意非常，进取心十足，并自信满满，坚信自己能够在未来的日子里，在政治上实现自己的价值。这一点，从他的那首《望岳》便可以看出：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首诗，杜甫借着登上泰山最高顶的雅兴，表达了自己敢于攀登人生顶峰的伟大抱负和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与王安石的“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和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以说由于性格的原因和年轻时漫游生活的经历，使得四十岁之前的杜甫对这个世界永远抱有一种希望之情，尤其是天宝三年（744年），他在漫游的途中结识了李白和高适，三位诗人由于性格相近、情趣相投，一同登高怀远、郊游狩猎、访道寻幽，让杜甫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以至于很多年后当他深陷困境时，时常回想起那段惬意非常的时光，不禁怅然慨叹世间境遇多变。那一年的秋天，杜甫和李白、高适三个人由于各自的目标不同，终于分道扬镳，李白前往任城探亲，高适则南游楚地，而杜甫则前往兖州（今山东兖州）看望父亲。天宝四年（745年），杜甫终于结束了自己的漫游生活，转年他带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来到长安，准备参加当年朝廷的科举考试。那一年，杜甫三十八岁。当时已近不惑之年的杜甫参加科举考试，其心态已经和二十四岁那年不可同日而语。由于年龄的原因，杜甫对这次考试很是看重，为此他经过了认真的准备，应该说在考试之前，杜甫对自己的才能还是很有信心的，但考试结束后，朝廷却只发布了一道榜文，上边写着：无一人及第。毫无疑问，这道榜文意味着拥有绝对自信的杜甫再次落选。这件事情让杜甫百思不得其解，甚至当时在京城长安也引起了极大的非议，因为即使杜甫落选，总应该还有其他人中举，但朝廷这道“无一人及第”的榜文实在让人不明白朝廷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然而朝廷的这道榜文并不是拍脑门的决定，它的发布是一个朝廷顶级大佬操控的结果。这个人的名字叫李林甫。当时独揽相权的李林甫知道李隆基爱惜人才，所以为了取悦李隆基，让李隆基的虚荣心能够得到充分满足，他制造了“无一人及第”的假象，也就是所有人全都不录取，让皇帝陛下知道天下所有的人才全都已经被朝廷录用，天下没有一个人才被埋没。李林甫的这种做法不仅满足了李隆基的虚荣心，更让他得到了更加丰厚的政治利益。但对于杜甫而言，这却是个致命的打击，因为他将此次考试看成自己唯一成功的机会，可是最终却惨败而归，这让杜甫顿时对这个世界产生了绝望之情。更何况前边我们说过，杜甫不是那种气量宏大的人，一次失败不要紧，只要坚定信念，还可以重头再来，而杜甫恰恰缺少这种韧劲儿，经过这次失败后，他犹如斗败的公鸡一样，再也没能缓过神来，而自此之后他再也没能鼓起勇气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这次失败不仅让杜甫的心灵承受了巨大的打击，更让他的生活陷入到了拮据之中。此后的五年时间里，他寄居长安过着“卖药都市、寄食友朋”的生活，甚至屈辱到“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心”。生活的拮据让杜甫第一次感受到了人间的世态炎凉，不经意间杜甫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在悄然发生变化，也就是在长安的这五年辛酸生活，也让他的诗风开始转变，由锐意奋进和过分自信，逐渐变成叹息忧虑和无限悲凉。在长安的五年的时间里，杜甫虽然生活艰辛，但他依然幻想自己有朝一日能够得到皇帝陛下的重用，虽然他知道实现的可能微乎其微，然而正所谓天无绝人之路，命运在杜甫穷困潦倒之际，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天宝十年（751年）正月，李隆基带领文武大臣举行祭祀太清宫、太庙的大典，并对外发布诏书，希望天下人能够广进赞颂本次祭祀的名篇佳句，确实优秀者可以入仕做官。诏书一经发布，便引起了杜甫的极大兴趣。在杜甫看来，这的确是个难得的机会，因为写诗是自己的拿手绝活，如果被皇帝看中，可以省去参加科举考试的麻烦，直接得到皇帝陛下的重用。于是杜甫挥毫泼墨，情真意切地写了三篇《大礼赋》，投进了延恩匦。延恩匦是武则天时代建立的一种制度，天下人不分等级都可以通过撰写赋颂和治国方略，然后投进延恩匦的方式以求仕进，朝廷会定期搜集延恩匦内的文章，让皇帝陛下过目，只要被皇帝看中的，那这个人从此可能就会飞黄腾达。当时杜甫是抱着一种试试看的心态去投延恩匦的，但这次投匦居然得到了李隆基的重视。在看完杜甫的三篇礼赋后，李隆基当即决定召杜甫进宫，让他在集贤院待制，然后让宰相班子成员对杜甫进行命题考试。如果杜甫能够通过这次考试，那他真的有可能在未来的日子里，实现他那掩藏胸中已久的宰相梦想，但遗憾的是这次考试结束后，杜甫就进入了遥遥无期的等待之中，最终也没有等来朝廷的相关任命。史书上没有记载杜甫这次考试的详细过程，我们也并不知道究竟考的什么题目，但录取朝廷公务人员的考试，一般情况下都会考些治国方略以及国家某个领域实际问题的应对问题，有些类似于现在公务员考试中的申论科目，可以肯定的是，杜甫的答卷，朝廷一定是不满意的，联系《新唐书?杜甫传》的“甫放旷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也”的记载，可以断定杜甫同志的申论考试不及格。而这次考试不再是李林甫一人的幕后操控，而是宰相班子所有人都打了不及格的成绩，这也只能说明杜甫同志实在不具备做公务员的能力，至少其思想和观点与时局不符。杜甫再次入仕的愿望就这样落空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渐渐变得更加颓废，曾经还能够上街卖药自食其力，还有过向富人推荐自己的主动性，但现在他完全失去了自我，只能靠朋友的接济去度过每一天。这样颓废的生活，杜甫一共过了将近四年，虽然生活拮据，虽然内心苦闷，但在长安总还有自己的栖身之地。天宝十四年（755年）十月，在友人的极力推荐下，杜甫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看守兵甲仗器、库府锁匙的小官)的官职，然而仅仅一个月后，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杜甫终于开始了他的颠沛流离生涯。潼关失守后，李隆基带着诸多皇亲国戚仓皇逃往蜀中，长安城中的老百姓因为担心叛军攻陷长安后会大肆屠杀，所以很多人也开始向外流亡，在这庞大的流亡人群中也包括杜甫，他带着家人出长安后由奉先赶往白水，又由白水向陕北逃亡到达鄜州（今陕西延安）。天宝十五年（756年）七月十三日，李亨在灵武称帝，杜甫得知这个消息，将家人安置好后，准备穿过叛军的封锁线，前往灵武投奔李亨，但不幸半路被叛军俘获，被押解至长安。由此开始了他在叛军铁蹄下九个月的屈辱生活。这九个月中，杜甫亲眼目睹了叛军在长安城内的种种暴行，以及百姓们在国破后的种种惨象，这不禁让他生出悲天悯人之心，并用自己的笔进行了忠实的记录，例如《悲陈陶》《哀江头》《悲青坂》等名篇就是这一时期的创作的。不过，千百年来，这一时期最能打动人心的，最能表现诗人心系天下、忧国忧民的博大胸怀的，当属那首沉郁悲壮、恸慨千古的《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当时长安被安史叛军焚掠一空，满目凄凉。杜甫眼见山河依旧而国破家亡，春回大地却满城荒凉，在此身历逆境、思家情切之际，不禁触景伤情，发出深重的忧伤和无限的感慨。也就是在写完这首诗后，杜甫再次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摆脱叛军的魔爪，即使粉身碎骨也要再次穿越叛军的封锁线，前往灵武投奔李亨。在这样一种信念的支撑下，至德二年（757年）四月，杜甫冒险从长安终于逃至凤翔李亨的行在。据史料记载，当杜甫到达凤翔时，说他是丐帮的
声“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蒋介石为了挽回形象，自导自演了一场表演秀——自请处分，甚至一度退居虎门，表示坚决离开广东，可惜被各方“深切同情、坚决挽留”，于是在4月初“艰难”地回到了广州。整套表演情节合理、动作自然、感情到位，看来蒋校长也是有实力走红地毯的人。看完蒋校长的表演，一起来分析一下“中山舰事件”的输家。输家有很多，首先来看汪精卫。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中下手是极其迅速的，根本没有通知国民政府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汪精卫。虽然汪精卫对蒋介石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极为愤慨，但是事件已经造成了国共矛盾、中苏矛盾，木已成舟，于是汪精卫以此次事件自己负有领导责任为由辞职，又跑到法国去了。汪精卫这权交得也太快了点吧？是啊，所有人都觉得太快了，不知道汪精卫当时是怎么想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汪精卫并非一个恋权的人，他辞职是为了避免党内争斗，保证国民党的团结。一号人物汪精卫走了，二号人物蒋介石得以继承党政军实权，但他没能坐上国民政府主席的椅子。因为汪精卫对蒋介石很有意见，所以他把谭延闿扶上了代理国民政府主席的位子。老谭虽然干过很长时间的军阀事业，打仗的能力也一般，但他在跟小弟赵恒锡的残酷斗争中老打败仗，受到了严酷的实事教育，并因此下定决心加入革命队伍，在讨伐陈炯明、平定商团叛乱及北伐战争等大是大非问题上与孙中山保持了高度一致，算是一个久经考验的“老革命”，由他接任主席也算合理。最大的输家则非共产党莫属。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表面上认了错，后来也逐步把共产党员给请了回来。这一切表明他似乎仍在高举“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伟大旗帜前进。但事实并非如此，这只是“形象工程”而已，因为蒋介石目前并没有足够的实力与共产党分裂，只得虚与委蛇。蒋介石的第一军目前只有第二师刘峙在广州，剩下的主力都远在潮汕。而李济深、谭延闿、朱培德的部队都近在咫尺，真要打起来不一定能赢。更重要的是，第一军上下深受革命思想影响，而蒋介石自己也一直宣扬革命，如果他不能占住法理，部队思想必定陷入混乱。此外，前文分析过，蒋介石的苏联之行后，他就从没有真正信任过苏联和共产党，他和亲苏联、亲共产党的国民党左派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是必然的，即使没有中山舰事件，蒋介石早晚也会制造出另一个事件来。这不是瞎猜，取得党政军实权的蒋介石，迅速借助“中山舰事件”制造了一个“整理党务案”，以继续削弱共产党的实力。在1926年5月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通过了一系列不利于共产党的政策，比如，规定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国民党员不得加入共产党，共产党须将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交国民党中央主席保存……这就是“整理党务案”。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从此便低人一等。“中山舰事件”的背后主谋国民党右派，也没有落着好。在这次风波中，汪精卫、共产党、苏联顾问、国民党左派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甚至连蒋介石都弄臭了个人形象，唯独右派安然无事。看到了这一点，离“中山舰事件”的真相也就不远了。躲在幕后的右派被揪了出来。蒋介石迅速处分了欧阳格、欧阳钟等人，免去广州右派分子的头面人物伍朝枢、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吴铁城一切职务，解散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西山会议派”也被他冠以非法组织之名，开除其成员党籍。至于右派的另一个巨头——孙科，蒋介石还不能动他，因为他必须卖孙中山的面子。不得不说，此案的关键人物李之龙的下场极其悲惨。李之龙确实有他的问题。在既无蒋介石的手令也无正式公文的情况下，这位仁兄轻率地将军舰调往黄埔。他事前完全应该也必须向蒋介石核对，如果他这样做了，一切的误会也就灰飞烟灭，但他没有这么做。所以，陈独秀、张国焘认为李之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怀疑他有叛党嫌疑，遂将其开除党籍。就在李之龙为被开除党籍一事苦恼万分的时候，蒋介石却没有忘记他，派了几个黄埔同学去找这位黄埔英杰，希望他能迷途知返，归顺自己。“四·一二政变”前，蒋介石还发了一封电报给李之龙，叫他立即去南京。不过李之龙身处被同志们怀疑的风口浪尖，又岂敢做出如此见风使舵的事？他不仅拒绝了蒋介石的拉拢，还写了一篇叫《三·二〇反革命政变真相》的文章，彻底加入了讨蒋队伍。两年后，李之龙回到广州策划“中山”等舰起义，失败被捕。不过，蒋校长对李之龙还算不错，他电令相关人员将李之龙押往南京，他要亲自做李之龙的思想工作。可是一切都太晚了，李之龙在被捕后的第二天即被欧阳格的狐朋陈策执行枪决。一颗本有前途的将星就此陨落，他的死亡就像一滴水消失在河流中，像雪花融入到冰凌中，一切都那么的悄无声息。基于当时没有比蒋介石实力更强的力量可以扶持的现实（冯玉祥此时已经完蛋，后面细说），在布勃诺夫考察团的建议下，苏联政府本着实用主义和利益至上的原则，转变了态度，向性格强硬的国民党一把手蒋介石做出妥协——季山嘉被调回苏联，未来的苏联元帅加伦和鲍罗廷重新回到中国，再度北伐开始提上日程。陈独秀在代表共产党做了申辩后并未深究此事，随后蒋介石宣称此事和共产党无关，国、共、苏继续合作，一场风波以蒋介石的胜利落下帷幕。在这个过程中，蒋介石取得了独裁地位，汪精卫从此再也斗争不过蒋介石。蒋记王朝第五章北伐定中原
誓师北伐
应该说，蒋介石的运气不错，就在他“摆平”广州风波的时候，北方风云再起，乱作一团。虽然冯玉祥以辞职下野释放了屈服的信号，但吴佩孚和张作霖不打算放过他。吴佩孚要报冯玉祥背后捅刀子的仇，张作霖也要报冯玉祥趁火打劫的仇，所以这哥儿俩组成“讨赤联军”，拉上对“落井下石”牌情有独钟的阎锡山，组团围攻暂时看起来最强大的冯玉祥，吹响了北洋几大军阀之间最后一场大战的号角。随着群架规模的扩大，战火烧到了《辛丑条约》里的敏感地带天津大沽口，《辛丑条约》的既得利益国日、英、美等八国随即向段祺瑞发出“八国通谍”。1926年3月18日，李大钊和国民党左派徐谦在北京发动民众与学生游行，抗议“八国通谍”，要求段祺瑞废除《辛丑条约》。段祺瑞昏了头，居然以武力镇压游行队伍，造成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为代表的四十七人死亡，史称“三·一八惨案”。游行队伍中的鲁迅后来写下《纪念刘和珍君》一文，将段祺瑞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事件发生后，群架也到了尾声。在联军的进攻下，冯玉祥被打回原形，以前吃进肚子的全都吐了出来。心情黯然甚至开始怀疑人生的冯玉祥接受了苏联的邀请，走出国门，去看一看外面世界的精彩。在苏联那里，他见识了“红色浪潮”的魔力，这将改变他的一生。吴佩孚恢复了实力，势力遍及两湖与河南。张作霖则拿下了华北，再度占领北京。这一次，张大帅没有再装好人。这些年的失败告诉他一个道理：人在弱势的时候奉行实用主义比较合算。因此一统中国的理想在梦里想想就好，还是趁年轻多做几天中央领导过过瘾比较实在。于是他也就撕破了脸，赶走段祺瑞，独霸北京政府……被革命的对象——北洋军阀正在玩窝里斗，时机如此有利，怎能不北伐！国民党中央迅速通过了北伐决议，代理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全权授命蒋介石，命其出任北伐军总司令，负责组建总司令部，负责组织北伐一切事宜。一句话，凡是涉及北伐的事情，全部由蒋介石一人彻底包干。谭延闿很会做人，很够意思。所以蒋介石也投桃报李，让谭延闿一路官运亨通至进棺材为止。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虽说苏联愿意提供一部分军费和武器，但北伐资金还有很大的缺口，毕竟一旦打起仗来，物资的消耗可是源源不断的，每打一天仗，就得多花一天的巨额军费，所以蒋总司令对财政部部长宋子文提出了筹措军费的命令。宋子文的确是一个搞经济的优秀人才。他上任一年多以来，通过向外商借资，规范制度——如确立预算、财政公开，整顿税务，发行公债等手段，不仅保证了广东国民政府的正常运转，而且他麾下的广州中央银行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月流水近亿元。相比辛亥初年南京政府的窘迫财政，真不啻霄壤之别也。接到蒋总司令的命令后，宋子文努力工作，协调各方开支，优先满足北伐的军费需求，保证了北伐顺利进行。经济挂帅，全面布局。在和首席军事顾问加伦讨论过后，蒋介石拍板决定了他此生最为优秀的三大军事战略方案之二：北伐三步走。所谓“三步走”，即第一步打倒吴佩孚，稳住孙传芳，不理张作霖。如果第一步顺利吃掉两湖的吴佩孚，那么立即执行第二步，进入江西、浙江干掉孙传芳。完成第二步之后，第三步自然就是北上消灭张作霖，彻底打倒北洋军阀。简单说来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避免三线同时开战。即将被北伐的那三位仁兄的兵力分布是这样的：吴佩孚约二十万，孙传芳约二十万，张作霖三十余万。三人的军队数量看起来极为吓人，其实没那么可怕。一来这几位兄台要分兵驻守好不容易抢到手的地盘，二来精锐并不多。直系的精锐部队也就占其总兵力的三到四成罢了，至于张大帅，也就两成而已。尽管北伐军只有十万左右人马，但其精锐部队的比例要高于上述三位，打胜仗的希望还是很大的。因此，为了形成局部优势兵力，除李济深率领一部分国军留守广东，其余国军全部参加北伐。这里需要稍作解释，国军第一军主要分成两部，一部随大军出征，一部由何应钦率领，盯防福建、江西的孙传芳。此外，为了跟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搞好关系，蒋介石还把部分左派人士和共产党员请回了北伐的领导班子，譬如任命邓演达和周恩来为总政治部正、副主任，蒋先云为机要参谋。7月9日，广州万人空巷，北伐誓师！广州各界群众三十多万与会，点将台上庄严肃穆。孙中山大幅遗像悬挂正中，左右两侧分别悬挂“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与会群众在国民政府领袖谭延闿、蒋介石、宋子文、孙科、宋庆龄、张静江等人的带领下向孙中山遗像三鞠躬。蒋介石戎装整齐，从主席谭延闿手中接过总司令大印，从张静江手中接过总司令旗，正式就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霎时，鼓乐喧天，彩旗飘扬，“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胜利，一定胜利！”的呼声响彻云霄！接下来是部队受阅。蒋介石看着台下以黄埔学生军为骨干的受阅部队，眼睛略有些湿润。从1924年到今天，两年过去了，黄埔一期的几百个学子，现在只剩下一半不到，绝大部分在东征平叛中阵亡。幸好，第四期即将毕业，第五期即将入学……唐生智
国民革命军是继袁世凯新军之后，中国军队又一次质的飞跃。在充足的军费保证下，在优良的武器武装下，在“党指挥枪”、“党国”、“党军”的精神鼓舞下，北伐军势如破竹！两湖首先传来好消息：北伐军在7月11日进入直系的据点湖南长沙。进展怎能如此之快？9日誓师，两天就进占长沙，这速度也太离谱了吧？能完成如此高难度的任务，自然是有秘诀的。秘诀就是，北伐军在湖南有一个叫做唐生智的内应。此人时年37岁，毕业于保定军校，与程潜、赵恒锡都算是出自湖南新军的杰出军阀代表，原老板为赵恒锡。唐生智虽然信佛，可他不仅做不到无欲无求，还很有野心。他不甘于一直做小弟当跟班，于是找了一个不错的机会造了老大赵恒锡的反。结果赵恒锡搬来老大吴佩孚，吴老大替赵小弟把反骨仔唐生智揍得满地找牙。没办法之下，逃到湖南南部边境的唐生智向广州国民政府求援，算是重新找了一个老大。唐生智于1926年5月加入革命队伍，其军队成为国军第八军，他自己则成了北伐前敌总指挥。唐生智的部下里有两个大家很熟悉的人：一个叫何键的师长，一个叫彭德怀的营长。有理由相信，唐生智参加革命的动机严重不纯，既因为他有借力报仇的嫌疑，也因为他有投机的嫌疑——若不加入国军，势必成为被北伐的对象，而且从后来的历史进程看，他在诸多重大关头的表现都只能用不靠谱来形容。尽管唐生智不甚靠谱，但好在他目前对北伐还有些用处。在唐生智的接应下，国军第四、七两个军于5月底顺利抵达湖南北伐前线。以第四、七两军的战斗力，面对赵恒锡的湘军和吴佩孚的非嫡系部队，一个多月攻入长沙也在情理之中。长沙战役获胜，蒋总司令亲临长沙指导工作，犒赏三军自是必不可少的程序。不过蒋介石首长在长沙校场检阅英雄部队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蒋介石骑马缓缓走过其他方阵，安然无事，可是当蒋介石走到第八军队列前时，军乐队鼓乐齐鸣，蒋介石骑的马大概没听过这种声音，长嘶一声，撒蹄狂奔。蒋介石猝不及防，摔下马来，一只脚挂在马镫上，整个人被惊马拖了十余丈，最后马靴脱落，才幸免于难。蒋总司令忍痛、忍怒坚持完成检阅的事咱们就不说了，一起来看看第八军的军长唐生智干了什么。检阅结束之后，唐生智没有回家，而是去了“二学园”。二学园是顾和尚（本名顾净缘，乃顾炎武之后）讲经论道的场所。这个顾和尚有点特别，在很多人看来，这家伙就是个不折不扣的骗子，连佛语都不会说几句，相当于学英语只会“点头YES摇头NO来是COME去是GO”的半吊子。其实，顾和尚有点水平。只是他崇信的是密宗，很难被普通人理解，而且他性情恬淡，是个隐士，每当遇见有人怀疑他时，他也懒得去辩解。很酷！所以使得大家都当他是个死骗子。当然，也有不少人相当欣赏顾和尚。唐生智就是顾和尚的粉丝之一。唐生智自己信佛不说，还在部队中宣扬佛教，想当他的兵就得接受摩顶受戒，因此他的军队又被称为“佛军”。见到顾和尚后，唐生智把今天的事向他详细说了一遍。顾和尚闻言捏指算过之后才轻声说：看来蒋介石过不了第八军这一关。唐生智顿时心花怒放，自此有了取蒋介石而代之的野心。看来顾和尚是个有真才实学的，并非忽悠混饭吃之人，后来的红军不就改编为国军第八路军了吗？决胜汀泗桥、贺胜桥
除开北伐军实力强悍的缘故，丢掉长沙还有吴佩孚自己的原因——轻敌，他小看了北伐军。原本吴佩孚把主力大都放在北方，用于进攻冯玉祥和防备张作霖。直到丢掉长沙之后，他才意识到自己犯了大错。鉴于冯玉祥已经被他和张作霖揍得只剩下一口气，于是吴佩孚大胆调集主力南下，打算在湖南湖北交界处与北伐军展开生死决战。就在他调兵遣将之际，北伐军已经突破湖南北线，进入湖北。吴佩孚知道这是生死攸关之战，于是亲自组织兵力反扑，在湖北咸宁境内的两处险关汀泗桥、贺胜桥一线布满了自己的嫡系部队，他要拒敌于武汉大门之外！蒋总司令自然不是吃干饭的，早在吴佩孚做出调整之前，他就已经下令北伐各军务必抓住吴佩孚兵力分散、精锐未至的有利时机，迅速打开通往武汉的大门！北伐前敌总指挥唐生智迅速响应了蒋总司令的号召，他本着“把困难留给别人，把便宜留给自己”的军阀精神，把吴佩孚的精兵和前进道路上的险关重城——汀泗桥、贺胜桥以及武昌城都留给了第四、七两军，自己则率第八军直奔滔滔汉水和长江而去，因为长江对面是敌军防守薄弱的汉口和汉阳。因此，吴佩孚的主要对手是第四军和第七军。由于军长李济深留守广东，副军长陈可钰得以成为第四军的最高指挥官。陈可钰是一名优秀的将领，他带领的第四军一直冲在北伐的最前沿，无畏的勇气和敏锐的军事嗅觉就是他的特质。现在，作为最早抵达汀泗桥的将领，陈可钰决定趁吴佩孚主力未至汀泗桥这个稍纵即逝的机会，己太没自信，因此她下意识想为丈夫的暴行找借口；“谁能怪他”——言下之意是“这是我自找的”。她哭了起来，她很难过，因为自己的问题让全家人付出极大的代价。我无话可说，无论我说什么都无法挽回或减少她的损失；我只能表示我了解这让她有多难受。卡伦离去前，我请她下次尽可能记得把霍尔顿的东西带来给我。她点点头，泪眼婆娑地望着我。※※※※卡伦再次来到我的办公室。这次她带了一幅画；画中的她在‘新窝’里——心灵之屋前院的大树。天空湛蓝，阳光灿亮，每一根树枝上都有一个分身的名字。她还交给我一封信。我立刻打开与她一同阅读。1998年3月22日亲爱的贝尔医生：我们即将融合我的最后一个分身，但我发现，我害怕自己没办法在失去多重人格的状况下继续生活。在霍尔顿融入我之前，我必须让你明白我的想法——我认为这很重要，如此你才能了解融合后的我可能会有什么感觉。融合后的我将变成什么样？我应该被称为什么？是“融合康复后的多重人格障碍”患者还是别的类似的名称？我的心智支撑我度过这么多年的日子，并且总是很努力想保护我、治愈我。如果可以选择，我当然不想生病；但既然我病了，我就必须想办法活下来。虽然我已融合17个人格中的16个，但是以“未分离”的方式经历每一天，这感觉仍令我相当恐惧。这种恐惧是正常的吗？我会害怕吗？我们该如何进行霍尔顿的融合？我已经不太想回到那个小房间了，感觉不舒服。我为什么会这么想？我的内在世界出了什么问题吗？我的言行举止会不会变得像男人一样？谁又该负责开车载我们回家？卡伦“我发现一件有趣的事。”匆匆阅读她的信之后，我对卡伦说。“你还是用‘我们’而非‘我’来思考。等你与霍尔顿完成融合回到家，你就得用‘我’而不再是‘我们’了。说不定你就是在担心这个：只剩下一个‘你’了。”“我害怕未来，”她说，“我不曾考虑过将来。从以前到现在，我只想着该怎么熬过每一天。”我告诉她，我能了解她对未知的恐惧，但我认为她有能力应付一切。进入催眠状态后，我跟霍尔顿说话。“我想，今天卡伦应该把录音带带来了吧？”我对霍尔顿说。三番两次的拖延已令我不耐烦。“噢，抱歉。”霍尔顿闻言弯下腰，打开卡伦的手提袋。他捧着袋子的模样颇不自在，仿佛他不曾拿过女用手提袋，并为此感到尴尬。他拿出两盒微型卡式录音带，递给我。“希望这能对你有所帮助。”※※※※当天稍晚，我在家听霍尔顿的录音带。录音时间是1998年2月12日至18日。第一盒带子并不长，大概只录了15分钟，结束得有些唐突。他说他不习惯对着麦克风说话，感觉很奇怪。他告诉我他自己的最新状况，并表示之前融入的人格尚未混合完全；他觉得卡伦急着想在最后一次融合前将其他人格混合完毕。他向我保证，卡伦完全不需要这么做，因为混合可能得历时数月才会完成。但快速涌现的记忆已经让卡伦大感吃不消了。我想起卡伦形容过这种感觉：“关不掉的水龙头。”霍尔顿也叙述了因为他们的人格分裂系统带来的经济上的问题，以及他准备在融合之前把这些账单分类整理好。我边听边思考；或许，我可能永远都无法搞清楚多重人格障碍及其操作方式，但凯瑟琳曾说过，他们没有一个叫“卡伦”的核心人格，只有17个人格组成的集合体。大多时候——诚如霍尔顿在录音带里所叙述的——“卡伦”是其他人格呵护、照料的对象。或许他们之间如何区隔并不重要，或许霍尔顿和其他人对这个系统如何组织运作也缺乏完整、客观的认识。不过，我常不免纳闷，他们口中的“卡伦”究竟是哪一个？说不定是“肉体”的卡伦，那个承载所有人格的卡伦。最后几分钟，霍尔顿再次强调他会让卡伦自己应付所有场合，他只会在需要时现身。他说，他们都是卡伦痛苦的化身。如果她童年所受的痛苦是正常的，她理应能自己承担；无奈她的痛苦并不正常，所以他们这群分身只好尽力而为。第二盒录音带内容比较长，大概有50分钟。从第18分钟开始，霍尔顿特别提到他为完成最后一次融合（也就是他自己）所做的暂时规划。完成融合后，他建议卡伦先找个汽车旅馆住一晚。他说他会耐心等候，直到我下达“释放记忆”的指令，他才会开始把他的一生放进卡伦的脑子里。显然，霍尔顿可以压制或不压制部分想法。他不希望卡伦在设法应付融合的影响之余，还得忍受丈夫骚扰。他认为她丈夫是目前最大的问题，她迟早有一天会离婚。霍尔顿要我密切关注卡伦。他担心失去分身会令卡伦情绪低落，甚至可能有自杀的危险。他说，他总是勉力而为，尽力照顾这一大家子，他真的累坏了；不过他也感受到一股宁静祥和，因为他终于可以把担子交给我了。霍尔顿说我必须在融合完成后，立刻询问卡伦得到哪些记忆；因为她的记忆必须借由我的提问激活，她才会开始想起来。他知道这并非我的惯用模式，但他向我保证这绝对不会影响她的记忆。咱们看着办吧，霍尔顿。“要放下一切真的好难。”霍尔顿在录音带中说道，但他准备好了。换个角度想，这就像孩子长大，翅膀硬了，父母必须放手任其飞翔。他认为卡伦和我将会继续这趟艰难又折磨的旅程，但是当我们来到终点，一切都是值得的。他将这个内在系统看作是神的赐予，是一套任何人皆无法想象的系统；能成为这群人格的头儿，并且被选为他们的保护人，霍尔顿深感幸运，也十分骄傲。最近他常常在想自己该用什么方式融合。他已关闭心灵之屋内的所有房间，也会在自己融合前关闭位于心灵之屋外属于他的个人空间。我想我应该可以邀请他来我的办公室，在这儿进行，不知行不行得通？录音即将进入尾声，霍尔顿说他很享受我们的每一次对话，还说我是他这辈子认识最有价值，也最重要的男人。虽然他永远都会是卡伦的一部分，但卡伦已不再需要他。回顾这一生，他活得既痛苦又悲哀，而现在该是重新开始的时候了。※※※※“从以前到现在，我一直有其他可以遗失时间的对象，”卡伦皱着眉头说，“等最后一个分身融入我，我想我一定会心脏病发作。万一我变了怎么办？万一我不认识自己了怎么办？”“你不会因为霍尔顿融入而失去任何东西的，”我再次向她保证。“他会加入你，就像其他人一样。现在可以让我跟霍尔顿谈一谈吗？”卡伦的视线穿过我。片刻后，她微微撑起腰杆，坐姿挺直了些。“我来了，贝尔医生，”霍尔顿说。“不用催眠！”我大叫。“是的。现在我都跟她一块儿出来，但她并不喜欢共享时间，也会排斥，不过她自己并不知道。照这个状况看来，假如不进行催眠，我想我也没办法跟她融合。她似乎比较喜欢她的小房间，但我已经关闭它了。”“是这样啊……”咱俩都想了好一会儿。“我们可以在院子里进行。在她的树下，”我提议。霍尔顿沉思片刻，“应该行得通，”他说。“好极了，”我说，“就这么办吧！对了，最近卡伦倾向改用左手，莫非是受到你的影响？”“对，她为此有些不愉快。她会用左手拿餐叉，想也不想就吃了起来。跟我一起出来，对她来说果真是很大的折磨。我不知道她会这么辛苦。”“你觉得现在还有必要跟她共享时间吗？”我问。“嗯，应该不需要了，”说完，霍尔顿叹了口气，“说真的，共享时间给我的压力也很大。融合之前，我不会再干扰她了。”“好，”我说，“我们会依照以往的方式为你进行融合，但地点改在树下。”“好的。”1998年4月15日亲爱的贝尔医生：我对我自己感到失望。我以为我已经操作得比以前好，以为我什么都知道，并因此心情变好，实则不然。我仔细思索自己为何心烦意乱，这才明白恐惧早已像毯子般裹住我、控制我。我对人生感到恐惧，对未来的我感到恐惧。我完全不知道什么叫“完整”。你瞧，比方说，在霍尔顿融入我之后，我理当变得完整，处于最佳状态。我会变得更完美，但我却不这么认为。我认为，迈向“完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绝大多数的人一辈子只有一趟旅程，他们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向前迈进，最后成为他们有能力胜任的那种人。但我不一样。我必须走两趟——第一趟先自我融合，然后才是第二趟——跟其他人一样——发现自我。如果不先走完前面那一趟，我就无法展开第二趟旅程。然而到时候，我必须跟其他人一样，充分发挥我的力量，经营我的人生——这就是我的恐惧。我有力量重新开始吗？此时此刻，我只觉得精疲力竭、全身无力，失去了方向。我相信天主已为我准备好第二次机会，一个全新的开始。我怕我会搞砸，但我不会放弃。长期以来，我都是别人的受害者；如今我要在任何人胆敢伤害我之前，全力为自己奋斗。卡伦1998年4月29日，卡伦来到我的办公室。她看来有些紧张和疲倦，但很开心。她给我一本霍尔顿整理的剪贴簿，名为“我们的相簿”；相簿里尽是卡伦童年时期的照片，霍尔顿——在照片底下注明拍照当时现身的人格。霍尔顿还写了封信给我，描述他今天早上——赶在卡伦出发前——为她做了哪些重要工作，今晚在汽车旅馆过夜的手续也办好了。他说他的最后几个动作将是“到旅馆柜台登记，进房，洗最后一次热水澡，写信，摆好食物和饮料”。他在信的末尾写道：“我挑了二楼的房间，房间号码是218，在电梯和制冰机旁边，位置很好找。现在是下午3：59，我得回到里头，让卡伦准备一下，然后开车到你办公室进行融合。待会儿见。”“如果能嫁给这么有条理的人，应该很不错，”卡伦说。“他为自己的融合做了一大堆准备，”我说，“显然，他想照顾你到最后一刻。”卡伦并未注意我说了什么，她凝视窗外。“这将是我此生第一次，独自一个人，”她近似自言自语地说。她转头看我，“我害怕，却又觉得很开心。我准备好了。”我展开例行催眠仪式。这次我并未引导她进入特别房间，而是依照我先前和霍尔顿讨论好的，来到心灵之屋前院的那棵大树下，请她欣赏这个充满生气、色彩缤纷的世界。待她进入深度催眠状态后，我请霍尔顿出来。“你现在感觉如何？”我问。“我准备好了，”霍尔顿摇头长叹，“我累坏了。”“卡伦也是。”霍尔顿点点头。“我设法在她浅眠时出来，而非她熟睡的时候，”他解释道。“如果我等到她熟睡，我自己也会被关在她的睡眠中。”“你怎么出来？”我问。“我试着不打断她的睡眠，”他继续解释。看得出来，他绞尽脑汁想找到正确字句描述这个过程。“等她睡着约10到15分钟，或是做了一场梦以后，我再伺机行动……我想大家都知道做梦很重要。然后我出来，办完事再回到里头躺下。卡伦醒来后，她会以为自己睡了一场好觉。”“直到她发现那天晚上车子多跑了200英里？”我说。霍尔顿摇摇头笑了起来，然后点点头。“那是我最能好好思考的时刻。”“我想告诉你，在整个融合过程中，谢谢你一直帮助我们，”我说，“如果没有你一步一步地指示，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办法应付，从而走到今天。”“我很高兴能跟你合作，贝尔医生。我一个人无力完成这些，我需要你的协助。从以前到现在，保护大家一直是我的职责；最初决定让你知道其他分身的人，其实是我。”“你是说克莱尔的那封信？”“对。她常出来，也常观察你。她迷上你了。她问我，你什么时候才会知道我们的存在？她想写信给你，我说好，然后帮她把信寄了。治疗过程中，我们一直都在，也一直在观察。”霍尔顿点头对我笑了笑，我顿时领悟：这些年来，他的影响力果真无所不在。“你准备好了吗？”“嗯。”我请霍尔顿先退一步，待会儿再请他过来。我确认卡伦还在树下，再次加强她的催眠深度。我告诉她，我会跟她一起待在草地上，等她见着我了，我再请霍尔顿加入我们。“你能形容一下霍尔顿的模样吗？”我问她。这一刻，我情绪激动，但仍设法控制声音和稳定度。卡伦坐在椅子上，眉头深锁，专注于她内心的场景。“他很高，”她说，声音听起来好遥远，“他穿白衬衫、黑西装，打了领带。头发是褐色的……”“他说了什么吗？”我问。“他说他很高兴终于见到我了。”她停顿一下，身体向前倾，“他要我站起来。”“噢，请便，你喜欢怎么样都可以，”我说。她并未真的站起来，只是一直往前倾。我猜她应该是在心里完成这个动作。“他看起来好高，”卡伦描述当下的体验，“他说，这么多年来，他总是设法为我做最好的选择，尽力保护我。”卡伦停下来，侧头聆听。“他说他已经跟你成为好朋友了，他会很想念这段时光；但是为了我好，他最好还是与我融合，让我变得完整。”她再度倾听。“他叫我不要害怕，不要担心。我跟他说我已经准备好了。他点头，对我微笑。他说，等他融入我，我会想起全部事情，也会像过去一样感觉到其他人的存在。他说我需要进行最后这一次的融合，让自己变得完整。”“那么，你准备好了吗？”我问。“他也这样问我！”她回答。“他会跨进我，就这样。现在他把手摆在我的肩膀上。他说，这个星期他过度使用手臂，也知道我会不舒服，所以他在行李箱里放了一个冰袋。他问你可以继续了吗？”“可以啊，请便。”我尽力控制声音，维持镇静与信心。“他说，他将会在‘另一边’看着我。”卡伦不再说话。她微微移动身体。“一切开始改变了……我可以感觉它正在发生……”卡伦停下来，表情扭曲，看得出来她正在努力接受霍尔顿。时间一分一秒慢慢溜走，感觉过了好久好久。“他完全融入了，”卡伦终于开口。她捂住耳朵，弯下腰，轻轻地前后来回摇动，然后哭了出来。泪水滑下她的脸庞。“怎么了？”我问卡伦。她没搭腔，仍自顾自哭泣着。“他走了，你很伤心吗？”卡伦点点头，仍哭个不停。我陪她坐了好一会儿，陪她吸收霍尔顿的记忆，她经历的一切，还有他留在她心里的感觉。“你想回来了吗？”卡伦渐渐止住啜泣，我赶紧问她。她点头。我必须让她准备好进行下一个步骤。“等你到达旅馆，霍尔顿才会开始融入，”我说，“你会清醒地开车，并且安全抵达。”我带她离开催眠状态，她遮住眼睛，阻挡光线，然后抹去脸颊上的泪水。“好奇怪……”她说。“恭喜你，”我说，“不过，未来几个礼拜你会很辛苦哟。”卡伦点头，再次哭了起来。“以前我有个内在大家庭，”她说，“现在他们都不见了。他们一辈子都在照顾我，为我付出那么多……我觉得他们好像都死掉了。这么多年来，总是有人陪着我……”卡伦止不住抽咽，然后又说，“我的听觉变得非常敏锐，可是现在我只觉得好安静。”“你的脑子里安静下来了？”“对……我只听到一些普通、正常的声音。”她看看屋里，仿佛正以全新的眼光注视一切。“你开车应该不会有问题，”我说，“你知道怎么去那个旅馆吗？”她点头。“明天打电话给我，让我知道你的状况。”她再次点头。我目送她离开办公室，一股深深的失落感袭上心头。我想起过去这段日子，以及她带来的种种混乱与骚动；我还想起那些消失的分身们，尤其是克莱尔和迈尔斯。我会想念他们的，可爱的克莱尔和勇敢的迈尔斯。现在，这些特质全部藏在卡伦体内，但我却再也无法看见他们独立展现了。治疗卡伦是我职业生涯中最重要，也最令我着迷的一次经验。我想卡伦和我都会怀念这段时光。※※※※隔天早上，卡伦从旅馆打电话给我。她说，昨晚她彻夜辗转难眠。记忆如洪水般冲向她，但她没事，她很好。卡伦不想说话，她太累了。她试着将回想起的记忆写下来，但回忆来得太快，她完全跟不上速度。我请她尽力而为，希望她两天后打电话给我。她答应了。两天后，我接到她的电话。卡伦说，记忆涌出的速度慢下来了。她说，从上次见面到
行惩处的例子。另外，满洲人在围攻大凌河时将自己的都城交由蒙古军留守一事，对祖大寿等人也是一种明确提示。这一引人注目的迹象表明，满洲人愿意信任那些归顺金汗以求恩养之人。而一旦双方誓诸天地，他们也会得到同等的信任。今大凌河孤城被困。我非不能攻取，不能久驻，而出此言。但思山海关以东，智勇之士，尽在此城。或者，荷天眷佑，俾众将军助我乎？若杀尔等，于我何益？何如与众将军共图大业？故以肝隔之言，屡屡相劝。意者尔等不愿与我共事，故出此文饰之言耶？最后，书中建议，祖大寿遣使至后金营中莅盟，同时后金也遣使进城与祖大寿莅盟。皇太极的宽宏或许是真诚的，而尽快促成大凌河守将的归降也是目的之一。金军虽大败张春，但其粮草也已渐渐不支。当地全无可以抢掠的村镇，因而无法就地筹饷。相反，所有汉族居民都集中在自己修筑的台堡之中，连牲畜也带入其中，以防盗窃和抢劫。皇太极不见祖大寿回音，便决定全力争取最大的一座台堡——明参将王景驻守的鱼子嶂台——归降。佟养性率领全部旧汉兵，携“红夷”大炮6门、“将军”炮54门，配合500名满洲士兵攻打鱼子嶂台。该台依山而立，垣墙坚固。佟养性用大炮连轰三日，炸死台中守军57人，幸存者皆慌恐不安。11月5日，王景见部下力已不支，遂弃台出降。攻克鱼子嶂台，是个决定性的胜利。其余各台皆闻风惴恐，近者归降，远者弃走。金军从中缴获了大批粮草，足供其人马一月之用。很明显，金军得以继续围困大凌河，主要是由于取得了这次胜利；而这次胜利则显然是皇太极事先组建了汉军炮兵的结果。后金军获得了充足的给养，从而能继续围攻一月之久，而城内明军此时却陷入了骇人听闻的艰难境地。11月3日，一个名叫王世龙的人越城来降，说城内的夫役商贾全已饿死，战马多被杀而食之，只剩了30匹，士兵则开始以人肉充饥。几天后，金军又获悉，城内明军走投无路，正在有计划地杀人为食。11月7日，皇太极令一名和张春同时归降的明朝官员，至城下与祖大寿对话。皇太极要祖大寿派一名官员到金军大营中来看一看。不久，游击韩栋出城，到金营中进行了短暂的拜访。当晚返城后，他告诉祖大寿，金军确实从张春手中及周围陷落的台堡中缴获了大批火器和粮草。自被围以来，祖大寿终于第一次开始认真考虑投降问题了。这时，皇太极决定改变劝降对象。11月16日，他派人将一封写给守城士兵的信射入城中。信中指责明军将领仅仅为了保全名节而拒绝归降，致使部下遭受如此困苦；并提到城内攫人而食的现象，指出守城将领将来到了阴间也要为吃人肉而受到惩罚；然后宣布，凡杀其长官归顺后金者，皆赦免其罪，并量功授职。“尔等小人，死亦何名。”次日，城内一人设法逃了出来，被金兵抓获讯问。此人透露了两条重要情报。一条是城中将领正在杀食士卒为生，这意味着城中守军正在自己消灭自己。另一条是祖大寿计划于11月18日或19日全力突围。皇太极对突围的可能性并不在意。自开始围城以来，他的部下一直在大凌河城四周加修壕沟和栅栏，饥饿无力的明军根本不可能逃出。祖大寿肯定也做出了同样判断，因为就在计划突围的11月18日，一支箭从城上射入了金军的阵地。箭上有祖大寿和其长子祖泽润的两封信，分别要求皇太极派手下的一名汉官、副将石廷柱进城面谈。这两封信有力地说明，大凌河守将正在考虑归降之事。第二天，后金使者来到南城门外，其中包括副将石廷柱、参将宁完我、达海及其他几位官员。达海代表众人向韩栋喊道，城中必须交出一名人质，石副将方可进城。一会儿，城上缒下一人，自称是祖大寿的义子祖可法。后金使者将其带回金营，去见济尔哈朗与岳讬，后者时为管兵部事，是“恩养”汉族降人政策的有力支持者。祖可法上前欲向两位满洲贵族叩拜，岳讬阻拦道：“前此对垒，则为我仇敌。今已讲和，犹兄弟也。何以拜为？”于是，祖可法——其身份已被证实——被让至两位贵族右边的客座。石廷柱等后金使者这才返回大凌河城，去见祖大寿。石副将走后，岳讬与祖可法做了长时间的重要交谈，从而使满洲人认识到了永平大屠杀在东北武人中造成了多么大的影响。岳讬开口便问，祖可法和他的父亲为何如此不愿归顺，为何宁守空城而死。祖可法的回答也直截了当。他说，因为所有明军将领都记得永平发生的事情。当时，后金答应优待永平全体官民，但结果却将他们全部屠杀了。岳讬极力解释，此事乃一贝勒所为，并非皇太极之意。他说，自皇太极即位以后，后金便敦行礼义，抚养黎民。当被问及是否听说过皇太极倡导“仁心仁政”、爱惜士卒之时，祖可法小心翼翼地答道，确曾听说皇太极向贫民发放衣食，并善待富人，这都体现了他的人君之德。然而，永平之事毕竟难以忘却。一年前曾有许多人目睹了那场大屠杀。现在他的许多同胞对后金恩养和奖励降人的许诺根本不愿相信。当晚，石廷柱返回金营后，祖可法被带至城南放回，此后他可能向祖大寿等人转达了岳讬重申的诺言。石副将则向皇太极报告说，他与祖总兵的会见未能如愿。明军将他吊入城中后，没像事先约定的那样带他去见祖大寿，但向他转达了祖大寿对皇太极欲征服天下“成大事”之志向的关切。祖大寿及其部将不愿归顺将和占领永平之后一样很快撤回沈阳的金汗。因为他们来大凌河巡察时都把妻子留在了锦州，归顺金汗并随之去沈阳，便意味着永远抛弃了他们的家人。不过，金汗若确实有“成大事”之志，下一步便应筹划攻取锦州。“倘得锦州”，祖大寿最后说，“则吾妻子亦得相见。”第二天，即11月19日的清晨，又有两封书信射入后金营中。两书都是祖总兵之子祖泽润写的，一封致石副将，一封致皇太极。致石副将之书中对皇太极“成大事”之志表示了和祖大寿一样的关切，同时也对阻碍祖总兵与后金使者面晤的城内混乱局势做了解释。他说原因是在石副将到来之前，许多将领对会见后金使臣一事表示反对。这说明城中将领仍普遍担心永平事件重演，因而宁可光荣地战死城中，也不愿在出降后束手被杀。祖泽润本人赞成归顺，但“我独力不能胜众口”。因此，他向石副将建议，后金大汗可亲自率众前来招降。这将有助于使城中疑虑重重的人们相信，金汗确实欲图“大事”，从而使那些和他一样将亲属留在锦州或燕京（北京）的人们为之动摇。如汗果欲成大事，我等甘心相助。若能设策，将燕京舍弟救出，足见吾兄全我祖氏之大恩。和其父一样，祖泽润也很愿意帮助满族去征服天下，如果这能使他同实际已被明朝扣在北京作人质的亲属团聚的话。由于信中明确指出的原因，祖泽润在写给皇太极的书信中，表现出比对石副将更多的信任感。他写道：前遣人来招降，时难以一言立决。盖众官不从者甚多。或云：“汗非成大事之人，诱降我等，必仍回军。”或又云：“此特诱降而杀之耳。”是以宁死不肯归顺。我对众言，前日汗所遗书，明言向曾有所杀戮，今则概与安全，此人所共知者。今不信此言，摇惑众心者，惟何可刚、刘天禄、祖泽洪三人。何可刚云：“汗非成大事之人，得永平先回，又屠永平人民。我等若降，纵不杀，亦必回军，我等安归？”平彝营祖泽洪，诱诳众蒙古，使不降汗。又有逃来人，言汗于敌国之人，不论贫富，均皆诛戮，即顺之，不免一死。以此众议纷纭。虽有归顺之意，一时难决。且祖总兵又以其次子在燕京为念。汗可令石副将来，祖总兵将以心腹事告之。前石副将来时，祖总兵即欲相见，众官不从。今泽润在内调停，大事似有五六分可成。是以系书于矢，射出。汗可遣能言者来。此乃机密事，城中人疑我者多。我书到时，望汗密藏，毋令阵获官员，及往来传语之汉官见之。与我同心者，副将四人，不便举名，故不书。看来，促成大凌河归降的关键，是让城中动摇不定的人们相信，皇太极定能成其“大事”；而这便意味着要做出攻打锦州的具体部署。因此，皇太极再遣石廷柱至大凌河对祖大寿说：“尔等欲定计取锦州，可遣大员来议。”当晚，祖可法再次出城送来简短的回音：后金若认真做出立即攻打锦州的计划，祖大寿便率部归顺；否则，劝降无益。皇太极深知自己的军队，尤其是眼下可能要增加数千饥饿疲惫之降人的时候，无足够给养继续去攻打锦州。后金的满、蒙、汉大军经此苦战之后，需要休整一段时间才能去攻打另一座重镇。但若不向祖大寿明确表示锦州将很快被攻克，他又无法促成大凌河的归降。皇太极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是将攻取锦州的任务推给祖大寿自己。石廷柱和达海奉命向祖大寿传递了如下信息：我既招降尔等，复攻锦州，恐我兵过劳，难图前进。尔等降后，锦州或以力攻，或以计取，任尔等为之。11月20日，祖大寿复书皇太极。书中提出的攻取锦州的计划，被有意弄得模棱两可。他说，他可派一人潜入锦州，与其弟锦州守将祖大乐联系，但潜入之人有被抓获受审的危险；或者，他可亲自率军诈作逃走之状，进入锦州并夺取之。究竟采取哪种方案，“惟汗睿裁”。无论皇太极做何选择，范围已经确定了。最后，祖大寿写道：“我降志已决。至汗之待我，或杀或留，我降后，或逃或叛，俱当誓诸天地”。1631年11月21日清晨，大凌河城门大开，祖大寿令二人押副将何可刚出城，于后金营前示众。二人声称，这是唯一拒绝归顺的明将，奉命斩于大汗之前。何副将神色不变，不出一言，含笑而死。但其尸首被拖入城门后，城中饥民竟一拥而上，争割其肉。不久，4名副将、2名游击出城，代表祖大寿及其他37位官员，与皇太极和众贝勒对天地盟誓。誓词曰：“凡此归降将士，如诳诱诛戮，及得其户口之后，复离析其妻子，分散其财物牲畜天地降谴，夺吾纪算。若归降将士，怀欺挟诈，或逃或叛，有异心者，天地亦降之谴，夺其纪算。”双方盟誓完毕，祖大寿遂正式献城投降。城中原有3万人，被围82天后，只剩下11682人了。当天，皇太极又遣使入城至祖大寿营，要他定计取锦州。祖大寿不想同来使谈此事，坚持要面见皇太极。皇太极起初不愿接待祖大寿，谨慎地推托说，盟誓虽申，然民心未定。但最后他还是同意祖大寿于当天一鼓时分（下午七点）前来拜见。接到这种犹犹豫豫的邀请后，祖大寿以为将受到冷淡、傲慢的接待。因此，当他看到诸贝勒出营一里隆重迎接他时，不禁喜出望外。他来到御营，皇太极又亲自出幄相迎，并免其跪见，行抱见礼，像接待贵宾那样与他并入幄中。入幄之后，皇太极像对待孟乔芳那样，令祖大寿坐在自己身旁，亲自以金杯盛酒赐之，又赐以御服黑狐帽、貂裘、白马等物。到了开宴入席时，祖大寿又被待以最高礼节，只有汗兄代善坐于其上。在此前的通信中，祖大寿曾经提出过攻取锦州的两种方案。这时他又对皇太极说，后一方案——即祖大寿率军佯装逃走——似乎更为稳妥。皇太极表示同意，第二天（11月22日）即命多尔衮等贝勒准备配合祖大寿袭取锦州。为了能和祖大寿所率350名亲随士兵一起混入城中，参加此次行动的金军（官48员，兵4000人）都奉命改穿了汉装。然而当天夜里，大凌河城内发生了严重骚乱。约二鼓时分，城内枪炮声不绝。祖大寿和皇太极都派人前去调查，但适逢大雾，放枪炮者逃之夭夭。此事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但似乎使皇太极感到不安，因为他毕竟煽动过祖大寿的士兵反抗其将领。第二天，皇太极召集众贝勒议事，说他担心祖大寿可能复叛，特别是当其率亲随士兵进入锦州城后。既而，他又说，此事一本万利，因而不妨冒此风险。如果祖大寿信守诺言，令锦州归降，那么，明朝就再也不能以锦州或宁远威胁后金了。何况祖大寿的子侄实际已被后金留为人质；这也将使他不敢轻易地背叛后金。当天晚些时候，祖大寿又向皇太极献计。他计划当晚赶赴锦州，徒步入城，然后对城中人说，昨夜他是突围逃出来的。他不打算将扮成明军的满洲士兵带入城中，而准备说服锦州军民——他们本来归祖大寿统辖——同他一道归顺后金。邱巡抚若赞同此事，则他的性命可以保全，否则只好将他除掉。如次日皇太极听到炮声，便说明祖大寿已经顺利入城；如果第三或第四天又听到炮声，便说明祖大寿已大功告成，那时皇太极便可率军前往，与祖大寿会合了。皇太极同意了这一计划。当晚，皇太极赐宴后，祖大寿便率领26名士卒，由副将石廷柱等陪送，乘马出发了。到了小凌河，祖大寿一行下了马。他们徒步过河，趁着夜色，奔向锦州城。此处一别，石廷柱和祖大寿到10年后才得以重见。11月24日，皇太极及其将士听到了锦州传来的第一次炮声，但其后再也没听到第二次炮声。1631年11月26日，祖大寿派人到后金营中传话说，他前日带人太少是个错误，锦州新兵甚多，所以原计划眼下难以实现，只能慢慢想办法了。五天后，即12月1日，祖大寿又派人送信到金营，说相约之事，难以骤举，并重申了所带心腹之人太少、新近调集锦州由邱巡抚统领之兵太多、以及邱巡抚对他颇有疑心等理由。此外，大凌河陷落前，有三人越城逃到了锦州，邱巡抚从他们口中得知了大凌河之事，对祖大寿就更加怀疑了。所以祖大寿目前必须潜伏下来。因信使有被捕的危险，他建议停止联系一年，待邱巡抚的疑心消除后，再恢复联系，共图约定之事。皇太极小心翼翼地答复道：我欲驻此，专候好音。奈刍糗匮竭，难以久留。且携大凌河各官，暂归沈阳，牧养马匹，整饬器械，以候将军信息。至于将军计之成否，又何必言？惟速与回音，以副予望。将军子弟，我自爱养，不必忧虑。此书未得回音，双方遂不再互通书信；直到1635年，皇太极才明确意识到，祖大寿虽已完全控制了锦州，却仍旧忠于明朝。皇太极的冒险失败了：锦州仍然在明朝手中。
边民与海盗
虽然祖大寿背叛了誓约，但其他大凌河降将——包括祖大寿的子侄——仍然忠于后金，并将为最后征服天下做出巨大贡献。只此一役，皇太极便赢得了明朝军队中一批最有经验和能力的将领的支持。其中许多人得以继续统领旧属，为皇太极及其继承者效力，并立下了赫赫军功。例如：祖泽润，祖大寿长子，后隶正黄旗，1644—1645年，曾参与招抚山西军旅，后又随洪承畴招抚湖南，驻守长沙。祖可法，祖大寿义子，曾参与制定征服天下的策略，及招降吴三桂和镇压李自成，官至湖广总兵，驻守武昌。祖泽溥，祖泽润之弟，授山西总督。祖泽洪，祖大寿之侄，亦隶正黄旗，对明作战，屡立军功。刘良臣，北直隶人，隶镶黄旗，曾参与征讨山西，擢为甘肃总兵，1648年镇压当地回民叛乱时被杀。刘武，归降时为明朝游击，后任南赣巡抚，1646—1647年出兵平定当地叛乱。及李成栋起兵广东，附明桂王，刘武讨平之，以功擢升兵部侍郎。此后他一直忠于清朝，并曾剿灭流贼罗荣。孙定辽，辽阳人，大凌河明军副将。降后赐银币、鞍马等物，后隶汉军镶红旗。随军征山西，又随多铎攻取扬州，平定江南，官至湖广提督。后于镇压原张献忠部将李兴泰时，溺水而死。张存仁，辽阳人，降后授一等副将世职。1636年授都察院参政，仍兼军职。1640年和1641年，提出诱降城内蒙古兵以取锦州之策，又力主劝服洪承畴归顺。1644年，作为济尔哈朗手下的主要炮兵将领，随叶臣招抚山西（其炮兵在攻打太原时起了关键作用），又作为攻坚战专家随多铎征河南、江南。浙江及福建部分地区平定后，授直隶、山东、河南总督。1652年以子爵卒。其实，自1631年大凌河城陷落后，就再未发h电影在线，章惇有多强，他就有多强。而蔡京呢，一个地道的软柿子，一个天生的附庸，居然敢反抗他！这种反抗本身就是侮辱，决不能忍受。于是他反击，他辩解，他喋喋不休，渐渐声色俱厉……他掉坑里了，蔡京要的就是这个，他越失态效果才越好。就在曾大首相的高音唱得高亢嘹亮时，突然被打断。有人在旁边呵斥他，“曾布，上前安得失礼！”还记得他是怎么搞倒章惇的吗？这一声和他当初在哲宗灵前吼章惇是多么地像，报应！呵斥的人是温益，随着这声呵斥，赵佶拂袖而起，返回内宫。曾布完了，后面的事有御史台、知谏院的人接力，弹劾奏章一篇一篇接一篇，直接把他踢出京城，贬过江南。曾布的故事到此结束，他没有续集。他不会像章惇那样东山再起，在贬谪之后达到更高的巅峰，创造有他印迹的元符岁月；也不会像吕惠卿那样，纵然仇敌满京华，仍然高才可恃，在边疆守土保民。他是这个时代里最叫人厌恶的人，一个真正反复无常出尔反尔没有原则的小人，在某种程度上说，他是新旧两党二十年间在最高领导层里最垃圾的一个，就算是挑起党争之祸的元祐大臣们都比他强得多。比如刘安世，不管政治见解多糟，不管执政能力多渣，他对自己的信仰无比坚定——我就是认为司马光是对的，我按照这条路走下去，哪怕再多的折磨，我甘愿。刘安世历经“春、循、梅、新、高、窦、雷、化”等南方最险恶的八州中的七州，百死而不悔其衷，留下了很多让人动容的事迹。篇幅所限，只举其中一个。刘安世贬到英州时，有一个福康县（今福建福清县东南）的林姓书生奉命南下，要置他于死地。消息传来，满城的人都为刘安世发愁，尤其是他寄住的道观里的道士。该道士一边替刘安世熬每晚必喝的鸡肉粥一边流泪，说道观都被官军围住了，只等林书生到，您就难免一死了。刘安世厉声说：“人之生死前定，何用惧？汝出家学道，见识乃尔！”他说完倒头就睡，粥好了起床喝粥，从容写信安排身后事。这是何等的胆魄气度，就算是敌人也要佩服。每当看到这一段，我都会想起一段电影对白。那是一对海盗父子，儿子某天问：“你什么都见过，什么都做过，你活了下来，一定有什么秘诀吧，生存的秘诀？”父亲回答：“目的不在于永久地活下去，杰克，秘诀是，你要活出自己的人样。”活出自己的人样……刘安世有，曾布没有。蔡京当首相的那天是北宋史上最温馨动人的一刻。与之相比，王安石拜相时争议太多了，司马光是负面情绪太重了，章惇时……下边是一片牙齿打战的声音，实在是太吓人了。蔡京不一样。他是最风雅和善的，最通情达理的，是零拒绝的好同事，是大公无私的好领导。最后这句不是乱讲，以扳倒曾布的理由，他是多么的光明正大啊。杜绝官官相护，杜绝私相授受！真是最正义的手段。综合来看，蔡京的案底和这次的上位，简直是宋朝近二十年以来最雪白干净的大臣。由他来收拾乱到无可再乱的烂摊子，真是众望所归的不二人选。这一点不仅官场新皇帝赵佶相信，连新党里的顶级元老张商英也认可，蔡京的拜相制由他执笔完成，史称极其褒美。登场完毕，全天下人擦亮了眼睛盯着，看蔡京有什么高招能把国事、党争梳理好。天知道，这是个多么巨大的、无解的难题！但蔡京都一一解开了。在这个过程里，世界才逐渐地认识到，蔡京是怎样的动物。上任伊始，蔡京非常讲究传统，他对皇帝说，我们要沿着伟大的神宗皇帝、伟大的安石相公的足迹走。这样才会正确。赵佶点头。于是讲议司出现。它在名义上是王安石变法时期的制置三司条例司的仿制品，功能上也相近，国家的各项事务，如宗室、冗官、国用、商旅、盐泽、赋调、尹牧等等事情，都由它负责。和制置三司条例司的确很像，当年变法，也是由这种部门来决策怎么变的。但是最后有一条是额外添加的。蔡京说，讲议司做出的决定，宰执、台谏等官员不许干涉，连议论都不许。只此一条，天塌地陷，宋朝瞬间国已不国。国家是什么，无非宗室、冗官、国用、商旅、盐泽、赋调、尹牧这几件事，把这些事归于一个衙门，那么全体官场都成了摆设，都被架空了。再不许宰执、言官过问，连半点的监督机构都没有，这不是国中之国，另立天地了吗？这是国家政事，蔡京一把抓住之后，再向意识形态开刀。二十年间不是互殴不断吗，旧党骂新党是小人，新党骂旧党是奸邪，骂来骂去的没个定论。现在我来给你们终局。终点站到了，蔡京再一次把传统发扬光大。北宋党争的特点是列名单，从最初旧党人设立的元丰榜，到章惇报复时产生的旧党列表，都是大型代表作。真是力度强，影响大，一砍就砍倒一个时代。但是也有局限性。即百分之一百的精确性。元丰榜里全是新党人，旧党列表里全是旧党人。两边泾渭分明，不冤枉一个同志，不放过一个敌人。这都过时了，根本没法满足蔡京的需要。蔡京要的是涵盖天下英杰，所有人都在掌控之中。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瞄准了一年多以前发生的一件大事情。赵佶刚登基时向天下求言，承诺说对了有奖，说错了不罚。赵佶兑现了，真的给一部分敢说话的人升了官。一切从这件事开始。蔡京和他的班底把原始资料搬了出来，查奏章。把当时上书的五百八十二人，分成了正上、正中、正下、邪上尤甚、邪上、邪中、邪下共七等。七等中，正下以上只有四十一人，包括邓洵武等；其余“邪”等居然是五百三十四人！里面包括陈师道、邵伯温等，他们从此定性，再没法翻身。这只是开始，毕竟这些人只是一时因为某件事偶然凑在一起的，从本质上讲，都是些官场的小杂鱼。是油炸也好，是活切也罢，都不能真正确定什么。几天之后才是官场的末日。又一张名单出炉，一共是一百二十人，里面宰执官二十二个，包括司马光、文彦博、吕大防、刘挚、王岩叟、范纯仁、韩维、苏辙、陆佃、章惇、曾布；待制官三十五人，包括苏轼、范祖禹；普通官员四十八人，有秦观、黄庭坚、程颐等；外加著名太监八个、武官四人。这些人的名字由赵佶御笔亲书，勒石刻在端礼门外的石碑上。它，就是著名的元祐党人碑。第四章党争养蛊孰为殃党人碑是终极版的政治迫害，所有能想到的招数，除了限于赵匡胤定下的不杀大臣这一条之外，都用上了。比如上碑的人里，死了的，司马光、吕公著他们，追回一切追封，打成牛鬼蛇神，永世不得翻身；没死的，远远贬到南方烟瘴地面，进行极地生存训练。可以预见，他们要是没有苏轼的气魄、范纯仁的操守，基本上是死定了。这只是普及型打击，下面是精确针对型的。碑上的名人们，谁是有一技之长的，可以号啕痛哭了。他们一生的心血，不只变成了追命符，更面临着在世间毁灭消失的噩运。宋代苏、黄、米、蔡四大书法家中的黄庭坚，他参与过修撰《神宗实录》，内容专门和新党唱对台戏。很好，他的著作手迹全部销毁。苏轼，这位不世出的大天才，宋朝的荣耀，刚刚才赦回北方恢复名誉，这时上碑了，那么《东坡文集》之类的著作也保不住了。不只是他，三苏的文字、苏门四学士的文字，也都在毁禁之列。其余的像宋朝历史系名人，号称唐史最强的范祖禹写的《唐鉴》、范镇的《东斋纪事》、刘颁的《诗话》、僧文莹的《湘山野录》等也全毁掉。唯一幸免的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这本巨著不管出发点是什么，由什么人写成，它本身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是中华民族集体的瑰宝，这一点不能因为厌恶司马光而恨乌及屋。可蔡京不管，毁，真要爱才的话，东汉的蔡邕还会死吗？人都能杀，何况一本书。烧，连印版一起烧掉。危急关头，有一个太学博士站了出来，他叫陈莹中，此人非常聪明，他没明着反对，而是在太学的某次考试里出了道题。题目引用的是《资治通鉴》的序文。安全了，这下子谁也不敢再动这本书。《资治通鉴》是司马光给官方写的皇帝教科书，当年写成时由宋神宗亲手写的序文。经过新政老祖宗认可的东西，还不是圣物吗？对《资治通鉴》有心无力，实在是有损蔡太师的威名，他在另一些方面找回了平衡。打击面扩散，辐射到党人的子孙后代身上。这是开一代之先河了，前所未有的事。之前最狠的章惇也不过是夺了司马光等人子孙的恩荫，让这帮富二代们不能出生就当官罢了。如果他们争气，自己能考出文凭来，还是不受限制的。比如文彦博的儿子文及甫，在同文馆之狱案发前，还好好地当着官。这时蔡京宣布，凡上碑党人的子弟们，第一，不得与宋朝宗室结亲，已经定亲没举行仪式的，全部取消；第二，不管有官没官，都不许在京城居住。京城四周各处设立盘审点，严格监控，有私自入京的，监审点人员与党人子弟同罪。这两点，让原先含着金匙出生的高干子弟们比平民百姓的孩子还惨，他们失去了一切特权，不仅不能当驸马爷，连当官都成了白日梦。因为法令的无限延伸性。虽然明文规定中，只是强调了居住地的问题，可是实际操作里，被变成了党人子弟的人生终止符。比如一个叫程端彦的小官，只是鄢陵县的县尉，典型的芝麻豆大的官，萤火虫一样的前程，可是在这场运动中，他被罢免了，变成一介白丁。至于原因，很简单，他的老爸叫程颐。再比如一个叫李阶的年轻人，真是了不起，大考之年文章盖世，为礼部试第一名。真是一头绝世神牛，如果在往年，他的前程，他的名望，必将传遍神州，冠盖一时。可惜皇帝看了看他的出身，把第一名换上了另一个人的名字。因为李阶的老爸叫李深，是资深型的党人，并且他舅舅更厉害，是上船给章惇讲课的陈瓘。这样的祸根怎么能留，直接摁到十八层地狱里去。如此这般，完成了一个体系的打击，应该算斩草除根了吧？不，蔡京想了想，根本以往丰富的党争经验，还不到位。还剩下一批人，差点漏网了。前面这些党人，都是元祐时期露头，截止到宋哲宗去世的造反派，在哲宗刚死到赵佶初立这段时间内的呢？那批堪称向太后嫡系的旧党人，他们怎么处理？这类人被整理出二十七个人，以刘奉世为首，被贬官、外放。注意，这次的贬官是一贬到底，连之前担任一些宫观之职，领点补贴金之类的待遇都没有，变成彻底的下岗无业人员，只能自食其力了。到这步仍然没完，不久后，蔡京想出了新点子。根源在当年司马光等人在西京洛阳组成的顶级元老会，那时他们俨然是另一个小朝廷，论起资历、威望，简直比开封城的皇国班底还高，直接影响到国家政策的实行。这怎么成呢，现在好几百的元老贬了出去，要是再组成元老会谁负责？为了杜绝这一点，蔡京下令，所有贬出的官儿们，不许扎堆生活，个个都分开，散在不同的城市里。严格控制他们的行踪，不允许出城。……连起码的人身自由都没有了。这仍然只是开始。蔡京再规定，这些人不允许议论朝政，不准教授学生，不给一丝一毫的机会传播他们的危险思想、有毒的倾向。……这还让人活吗？这些事情都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一条接一条，打得党人们晕头转向。他们痛苦之余很纳闷儿，这个蔡京是怎么了，他吃拧了还是被绝世冤种附体了？怎么变态到这地步，有这么虐待人的吗？直到这时，他们仍然不能反躬自省，制造出蔡京的，正是他们自己。搞清这一点，只需要回答两个问题：一，要怎样才能结束党争；二，怎样才能在党争中活下去。问题一，党争有二十年了，要结束它，几乎所有人、所有历史书都说要温和、要不偏不倚。具体起来，要像赵佶刚登基时那样，从皇上开始表现出中立、中庸的态度，下面自然平静了。等时间一长，大家习惯了互相温柔，世界自然和谐了。好，按照这个思路推演下去。某个皇帝是中立派，不偏向哪一方，更不打压哪一方。请问下面的大臣们会怎么样，就此安静吗？空口无凭，有实例为证。宋仁宗，这个世界里最仁厚最中正的君主，他对臣子们好吧，可偏偏正是党争的源发点。为什么会这样？庆历新政居然等同于庆历党争，堂堂三百年第一人的范仲淹居然是党派之争的发起人，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人是一种独立思考的动物。还因为宋朝对文臣的超级宽大。这两点把宋朝的大臣们惯得无法无天，平时脑子里想到了就说，说啥也没关系，甚至说得多等于工作努力，那自然是不说白不说。这时要皇帝怎么办，只是温和就行了吗？人家拼着不当官儿了都要说的，一个温和、平衡的态度就能阻止他们？开玩笑。所以，以柔克刚是行不通的，只能以暴制暴。想消除党争，一是长久地、不改变地支持某一方，保持政策不变；二是把两边都打倒，一个不留。只有这样，世界才能安静。蔡京不是皇帝，没法制定方针，作为臣子他只能选择第二条。既然做了，就干票狠的，为了彻底在党争中脱身，他不分敌我，不分新旧，只要是有威胁的，全都打倒。比如章惇、曾布，本来这是两位众所周知的新党元老，甚至是蔡京的老上司，但是为了干净的新天地，蔡京硬塞给他们两张旧党的党票，这就是新标签了，以党争的名义——去死！这样结束党争，蔡京算不上大仁大义，但绝对大智大勇。历史证明，只有这一个办法，再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如果还有，非流云所能逆料也。问题二，关于生存的事。党争到了这一步，新、旧两党分别被对方抡倒两次以上，几乎每个参与者都跌倒、爬起、流放、回京、再爬起过，其间无论过程多么惊险曲折，都有一个共同的终点——倒台死亡。无一例外，谁都一败涂地。强如王安石、司马光也没法幸免。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要怎样活下来呢，这是个大问题啊。蔡京是个有心计的人，是个从开始就非常有危机感，向往平安舒适的生活的人。他的零拒绝服务足以证明这一点。有这样的心胸，只要稍微分析一下过往的例子，就会得出一个绝望的答案。身在潮流里，浮沉不自由。不管是做党魁，还是当帮兵，都只是片刻的荣誉、永恒的悲剧！要想活，只有把周围的人都踩在脚下，唯我独尊，才能唯我生存。都是你们逼的！这是种顿悟，产生的后果是蔡京突然间的凶狠。一点预兆都没有，他变成了北宋史上最残忍、杀人最多、不问青红皂白斩草除根害人到死的人。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真切地反映了这一点。前面提到的张商英，新党元老，亲手为他写的拜相制，文字极为褒美。可以说对蔡京非常好了，可是元祐党人碑上就有他的大名。为什么，只因为他有威胁，以张商英的资历、脾气，早晚有一天会反蔡京。那好，只要有可能，就先摁到死。蔡京成功了，如果说北宋官场是一只大罐子，新旧两党无数党徒是毒虫，那么蔡京就是互相咬噬中存活下来的唯一的那一只。他，成“蛊”了。以上只是推算出蔡京变身的经过，下面要说的是蔡京变成了什么。作为祸国殃民毁灭国家级的奸臣，人们总喜欢把他和董卓、曹操等著名反派相提并论。这不对，蔡京并没有活在乱世里，他更没有篡位的心，他所有的欲望都非常浅薄，非常实际。他的狠毒只是出于他的危机感，是被动的应战，而不是主动去害人。后面发生的事，每一件都证明了这一点。第五章国之少年宋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的春天前后发生了一些事，传说这些事，让几个宋朝大佬在另一个世界里有过几段对话。王安石说：“小京，有点过了啊。”蔡京：“首领，我想活下去。”这是关于元祐党人碑的。司马光说：“小京，有点奢侈啊。”蔡京很郁闷，“我想活得舒服些……谁让我之前受罪呢？谁让我怕来日无多呢？”这是关于赵佶、蔡京等高级领导人生活水平问题的。生活水平……这实在是最小，也最大的事了。说它小，小到了用餐的器具。某一天蔡京上朝，发现年青俊秀的皇帝呆呆出神。主忧臣辱，他当然要问清楚。“陛下，您怎么了？”赵佶羞涩又犹豫，他的面前摆着几只晶莹温润的玉盏、玉盘、玉卮，都是顶级的餐饮用具。他说：“过几天
国民经济根本的主张。著作分二十三卷，卷卷皆讲经济政策，以孔子“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为核心思想，全面阐述大明朝农业、税收、军屯、外贸、关税、盐政等改革措施。书中的思想，是对两千年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经济思想的全面颠覆。直到几个世纪后，清朝大儒纪晓岚在编纂《四库全书》时，依然痛斥丘浚“率意妄做，可谓荒谬”。清末维新领袖梁启超却对其颇为推崇，一日梁启超与某西方富商交谈，对方大谈西方近代重商主义思想，梁先生大笑，手指一本《大学衍义补》道：“汝之说，此书早尽言也。”在丘浚生活的明朝中期，此书一经问世，自然引起轩然大波，时任内阁辅臣的徐浦认为丘浚之说“妖言祸国”，但年轻的朱祐樘却深感兴趣，数夜“挑灯研读，时击掌嗟叹，言大明竟有如此奇才也”。数日后对丘浚表达了“读后感”：“此书既为救时之良策，更为治万世之远谋。”当即下令福建布政使负责刊印，全国发行。正是以这部《大学衍义补》为参考，少年登基的朱祐樘大刀阔斧，开始了对于大明王朝政治经济的全面整合，政治上，依书中“官职不在多，却在效用，良臣不在品德，却在督考”，朱祐樘启用王恕为吏部尚书，设立“京察”“栓选”“评考”制，即后来张居正“考成法”的前身。税收上，如丘浚书中所言“国家财税之锐减，一在土地兼并，黄册萎缩，二在米粮通运，耗费巨大，三在机构重叠，关节横生”，朱祐樘简化了税收体系，裁减税收机关，在全国范围内遏制兼并，并继续开放辽东和湖广的“无人区”，招募农民屯垦，缓解土地矛盾，更推出了“折纳银钱”制，即农民可将半数税粮以白银方式缴纳，这一条，即是后来“一条鞭法”的前身。弘治五年，原内阁首辅刘吉被撤职，丘浚以礼部尚书身份入阁，首开明王朝“尚书阁老”先例。之所以破例，看中的还是他这份“治世之才”。丘浚也未让朱祐樘失望，除高瞻远瞩外，具体改革措施上，丘浚更谋划详尽。弘治三年，朱祐樘着手整治江南税赋，清理历年积欠，丘浚认为“百姓苦于苛政，不宜催逼，需平抑赋税，方可两难自解”，继而详细谋划，重施周忱时代的平米法。在具体税收策略上，丘浚推出了“问责制”，即每年秋收初期，地方官要向朝廷“报计划”，具体税额，以朝廷下发的“凭票”为据，不得肆意加征，小小的改动，就堵住了官员“贪墨”的口子。在税粮运送上，丘浚推出了“兵补制”，每年负责押送运河税粮的“运军”，由兵部统一补贴，减轻运军负担，运军所过之府县，由当地布政使和按察使联合监督税粮押运盘点，实行“集体负责”他还创立“扣分”制，凡税粮有减损，各级负“连带责任”的官员都要被“扣分”，扣分到一定程度，便自动“下岗”。苦心谋划下，成化朝时期连年入不敷出的明王朝终重现生机，数百年后，清末政治家曾国藩也曾感叹：“前明弘治时，民不加赋却国用足，诚为我朝之鉴也。”在成为“阁老”后，丘浚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盐政改革，影响更是深远。改革的对象，正是朱元璋时代杨思义首创的“开中法”。“开中法”的本意，是要在国家垄断盐业贸易的前提下，用授权盐业贸易的方式，鼓励商人向边关输送粮食。但在明朝中期，这一政策已很难实行：一者是官员贪墨，利用盐业贸易渔利，二者是部分商人弄虚作假，利用明王朝发放的“盐引”扩大食盐贸易，甚至造假“盐引”渔利。但最重要的一条是：“开中法”原本的方式是商人用粮食换盐，但是在明中期，盐价和粮食价格的比例早发生了变化，单纯的“以粮易盐”早已无利润。因此朱祐樘即位早期，虽屡次清查，查办大批贪墨官员，但诸多盐商对此应者寥寥。这个问题，丘浚在《大学衍义补》中也有论述：“开中法之弊，贪墨为其表，无利乃主因。”弘治五年，依新任户部尚书叶淇陈奏，朱祐樘正式改革“开中法”，由原来的“以粮换盐”，变为“以银换盐”，一字之变，即引得商人纷纷响应，国家得到大笔收入充实国库，北方盐业贸易也因此繁荣。此奏议虽由叶淇提出，但身为阁老的丘浚是坚决的支持者，不但在朝堂上极力赞同，更与反对改革的徐浦等人据理力争，他更看到了叶淇看不到的地方：奏请朱祐樘“调太仓之粮输九边，以太仓粮易九边银”，即用政府行为“宏观调控”，防止银多粮少造成物价飞涨。可年轻急于求成的朱祐樘这次并未采纳，事实果如丘浚所料，数年以后，北方边境粮食价格暴涨，差价竟与中原相差3倍。从此时起，原本垄断食盐业的明王朝变成了“批发商”，盐业贸易的繁荣，带动了两淮和山西两大商人集团的崛起。国家不但通过开中法获得了大量收入，更从盐业贸易中抽取了大量盐税，明末史学家谈迁曾赞叹道：“国朝盐业之利，自此数倍于前。弘治中兴之局，富庶由此奠定。”在这“中兴之局”中，呕心沥血的丘浚实现了祖父“以济天下”的厚望，明史称他“一代贤辅”“中兴贤儒”，至为公允。四但相比于“弘治中兴”18年的诸多英杰人物，无论是比起“凝重有度”的内阁首辅徐浦，还是被赞为“弘治三君子”的马文升、刘大夏、王恕三位六部堂官，以及被赞誉为“公谋断内阁”的谢迁、李东阳、刘健三位阁老，甚至比起地位远不如他的杨守随、王琼、姜宛等地方官，身为大明朝“副总理”的丘浚，不但在正史中的记录多被一笔带过，且在清代更遭诸多“大儒”的口诛笔伐，生前身后的评价相去甚远。有关他的记录，很少见于专门的传记，只能从明朝中期的历次“大事件”中摘录整理。声名寂寂如此，原因究竟何在？论学识，丘浚自幼即被称为神童，在弘治朝当时更可称学问第一，是当时官场上难得的博古通今的人才。论政绩，丘浚为官数十年，任礼部堂官时大行“义务教育”，参与编纂《明英宗实录》《宪宗实录》《宋元纲目》，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他奏请整理天下典籍，抢救珍贵资料无数。著作《大学衍义补》更是眼光超然，领百年风气之先，“入阁为相”后，又苦心筹谋，兴利除弊，堪称弘治中兴的“总设计师”。论名声，丘浚为官清廉，身为阁臣，家境却贫寒至极，其所住房屋，还是初入京城为官时购置，40年来无钱修缮，早已破败不堪。他一生酷爱读书，逢好书必买，囊中羞涩时，宁可跑到当铺当家具，至他去世时，已是家徒四壁。然而对于学富五车、呕心沥血、为官清廉的丘浚，其“老上级”，时任内阁首辅的徐浦在其文集《谦斋文录》中却有不同评价：“丘公固有经天纬地之才，然为官一生，素来胸襟狭隘，睚眦必报，因小隙构陷同僚，党同伐异，终令声名受损，也诚为天下为官者谏。”事实正如徐浦所言，丘浚为人胸襟狭隘。成化朝时，仅因政见不和，便趁项忠、杨鼎等人遭陷害时落井下石，引起了“公愤”。朱祐樘即位后，丘浚官升一级，身兼大明朝“经济建设”的重任，虽是“宰相”，但肚子依然“撑不得船”，但凡有不同意见，皆遭他“打击报复”，甚至于同内阁同僚也时常争吵。史载一次在内阁与同僚刘健争吵，面红耳赤时，丘浚竟“掷冠于地”，差点就动手开打，朝堂之上，凡有言官弹劾丘浚，丘浚立刻当场对骂，徐浦说他“污言秽语尽出，全无宰辅之风”。此外，身负奇才的丘浚性格也极为高傲，尤喜奉承之言，凡“赞誉其才者，皆得其喜，指斥其过者，皆惹其怨”。正因如此，在他为官的晚期，留下了一生最大的污点——弘治六年的“王恕案”。王恕，字宗贯，时任明朝吏部尚书，在当时，他是出名的“直臣”。朱见深时代，他曾在云南抵制明朝太监的“采办”，且救下了因弹劾妖僧继晓被下狱的言官林俊，一时声名大振，民间有言“两京十二部，唯有一王恕”。朱祐樘登基后，将已退休的王恕召回，任吏部尚书整顿吏治，裁汰冗官惩治腐败，建树颇多。同为清官能臣的他，本与丘浚是一类人，但不幸的是，王恕同样性情孤傲，且在弘治朝初年，王恕官至执掌“人事权”的吏部尚书，在六部中号称“天官”，对待其他五部尚书时常趾高气扬，对时任礼部尚书的丘浚更是如此。起初丘浚尚能忍耐，但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丘浚入阁后，王恕依然对丘浚指手画脚，不但日常交往中傲慢无礼，且工作中时常抵触。是年八月，王恕向朱祐樘提交一份被裁官员名单，其中有三分之二是丘浚准备启用治理经济的“能臣“，二人为此大吵，王恕竟当着朱祐樘的面，数落丘浚成化朝时期陷害言官打击项忠的“烂账”，令丘浚大伤自尊。此后两人“不交一言”，怨仇从此结下，偏巧此时，太医院一个叫刘文泰的医生也因“机关精简”问题同王恕结怨，便借机对丘浚大加奉承，两人竟成了“莫逆之交”。经二人合力“整黑材料”，丘浚终于抓到了王恕的一条“小辫子”——成化年间王恕罢官归乡后，曾找当地秀才撰写自己与奸臣作斗争的“光荣事迹”，其中对“先帝”朱见深的行为多有嘲讽。弘治六年（公元1493年）春，丘浚“鸡蛋里挑骨头”，授意刘文泰上奏，指责王恕“诽谤先帝”，一时间朝野震动，大臣们纷纷借此相互攻击。朱祐樘命锦衣卫夜审刘文泰，稍一动刑，软骨头的刘文泰就把同丘浚的密谋和盘托出。真相大白后，同样厌烦王恕“飞扬跋扈”的朱祐樘乘机命王恕“退休回乡”，这位声名显赫的老政治家从此彻底告别了政坛。对于“打击陷害”的丘浚，朱祐樘仅“申斥”之，并无任何加罪，一时间“朝议哗然”。虽被除掉，但王恕威望崇高，在成化朝时曾救下林俊，弘治朝初年的“两京之狱”时，更救下多名得罪权臣刘吉的言官，早就是各位御史给事中眼里的“大恩公”，赶走王恕，丘浚可谓得罪天下言官。此后几年，任丘浚鞠躬尽瘁，各路言官口诛笔伐，弹劾丘浚的奏章络绎不绝，从而彻底把丘浚“搞臭”。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七月，积劳成疾的丘浚与世长辞，享年73岁，朱祐樘大为悲痛，追赠太傅，谥号文庄，并拨大内专银在丘浚家乡修建陵寝，其墓高6米，分16级台阶，上有朱祐樘亲笔提写的“理学名臣”四字，足见悼念隆重。但朝臣们反应冷漠，丧礼的时候吊客寥寥。丘浚生前的“莫逆之交”刘文泰前来吊唁，一进门就被邱家家丁乱棍轰出来，丘浚夫人当场哭骂：“汝损吾夫清誉甚矣！”虽是“损清誉甚矣”，但弥留之际，丘浚依旧“一心扑在工作上”。生命的最后时刻，丘浚双目近盲，难以写作，依然以口述方式向朱祐樘上奏章。一是建议朱祐樘“可招募边地良民为壮勇，以补军户之兵不足”。依此议，丘浚去世数月后，朱祐樘正式颁布了《民壮法》，即从农村乡民中选拔精壮民兵，农闲时训练，战时编入军队，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义务兵役制”。二是完成了《大明会典》的修订纲要，依丘浚的“提纲”，两年后朱祐樘正式下诏修改《大明会典》，删去朱元璋时代诸多苛刻刑法条文，可谓善莫大焉。而一直伴在丘浚身边的这位“记录员”，是丘浚弘治元年编纂《明宪宗实录》时的助手，丘浚当时就赞他“宰辅之才，他日成就远胜于我”。这个人，就是彼时翰林院修撰，后来大明正德朝内阁首辅，被明史赞颂为“镇静持重”“补苴匡救”的一代名臣——杨廷和。第十六章十六世纪的中国海商们2005年作家李敖在北大演讲的时候，曾有一句发人深省的名言：5000年来，我们总以为敌人来自于草原，直到吃了亏挨了打才明白，我们真正的敌人来自于海上。从其演讲的内容看，这句话所指的对象，是鸦片战争及其后的中国，但明王朝，恐怕对这句话也会体会至深。从建国开始，明王朝的主要战略防御重点，就是北方的蒙古部落，从朱元璋起就修筑长城，北方设“九边”，囤积雄兵百万，到朱棣时更迁都北京，加强北部防御。来自于海上的威胁，从元末明初开始，先是倭寇的持续骚扰，屡剿屡不绝。不过在明朝中前期，多是小打小闹。从明朝中期的嘉靖皇帝朱厚熜登基开始，倭寇却成为困扰整个明帝国的大患，从山东到浙江再到广东福建，倭寇肆虐中国东南沿海长达20年，这期间葡萄牙殖民者、西班牙殖民者相继来犯，东南沿海百姓惨遭屠戮无数。海上的敌人，渐成中国边防大患。翻检明朝中期有关“海患”的各种史料时，我们却惊讶地发现了如下的几个新名词。一是“奸民”，多出现在有关葡萄牙殖民者入寇的各类记录中，称葡萄牙殖民者是以沿海“奸民”作向导，继而侵扰中国东南沿海，起先只是少数人，后来却有“人心思乱，百姓纷纷为奸民”的记录。二是“真倭”、“假倭”，真倭容易理解，多是来自日本的海盗倭寇，假倭却鱼龙混杂，有“海匪”、“海寇”、“海贼”，都是沿海当地华人。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假倭”骚扰的次数和规模，要远远大于“真倭”。如此奇景，确为先前历史所罕见。不管“奸民”还是“假倭”，却都折射出了另一个新名词：明朝中期，中国东南沿海的华人海商。一在明王朝立国后的一个多世纪里，“海商”，其实是一个非法的词。战国时期开始，中国东部沿海就有以海外贸易谋生的商人群体，到唐宋元时期，中国沿海的海商已然渐成规模，甚至一度达到极盛之景。比如中国东南沿海边民大规模地移居东南亚，就是从唐朝中后期开始的。到宋元时期，中国的海外贸易曾达到顶峰，东部的泉州、宁波、广州等港口，皆为国际化贸易港口。元朝末年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中，东南沿海起事的张士诚、方国珍等人，皆与东南沿海业已壮大的海商势力有密切联系。比如张士诚麾下的诸多将领，皆是海商家族出身，方国珍虽是贩盐出身，却是以联合海商，“啸聚海上”的方式起兵反元。《元史》说东南元末农民大起义时，说“东南海寇四起，交相为乱”，诚为实情。农民出身的朱元璋，从争天下开始，至最后一统河山，对海商采取的是严厉打击策略。在明王朝鼎定天下后，朱元璋先是严厉打压江南富豪，尤其是有海商背景的富户们，不但课以重税，更逼迫许多家族举家北迁，至北方边境地区屯垦。这里要提一人，即大名鼎鼎的江南富豪沈万三。世人皆传说他有“聚宝盆”，事实上他的发家方式很简单，就是坐镇周庄，利用运河便利收购内地货物，再高价转卖外国商人，方国珍、张士诚等人皆是他的“贸易伙伴”。《吴县县志》说他的发迹“富甲天下，由通番而得”。明朝建立后，沈万三主动“表忠心”，不但向朱元璋捐献财物，为朱元璋修缮南京城墙，更出资犒赏军队。不过，他的这些行为却惹得朱元璋大怒，明朝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朱元璋降罪沈万三，将其流放云南，家产充公，7年后沈万三死于云南（又说贵州）。事情还没有完，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沈万三二子沈至、沈庄又获罪入狱，沈家再遭抄家。甚至在朱元璋临作古的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借蓝玉案由头，朱元璋再次将沈万三家人下狱，沈万三曾孙遭凌迟处死。几度整治，终让这个元朝末年富可敌国的家族凋零败落。朱元璋之所以整治沈万三，有说是垂涎于沈家巨大财富，也有说是因为沈万三犒赏军队，犯了朱元璋的忌讳。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自明朝一统天下后，先前张士诚、方国珍等部的残余势力皆盘踞沿海诸岛，时常伺机骚扰内地，他们勾结倭寇以及沿海海商，连年作乱。对此朱元璋采取了最简单粗暴的办法，一面在东南沿海屯兵50万，设立卫所上千，加强海防，一面大力整治国内与“海匪”有瓜葛嫌疑的海商们。沈万三，就成了朱元璋“杀鸡儆猴”的道具。同时朱元璋厉行闭关锁国，就在沈万三获罪的次年，朱元璋裁撤了自唐朝起开始设立的泉州、明州、广州三处市舶司。大明律更规定：凡擅自造船且与外国人交易的，一律处斩，家人流放戍边。“严打”之下，自唐宋起日
旺年。他自进京以后，积极帮助父亲料理经营和熟悉业务知识，又经常随父亲出入于各满清官僚政客内务府等大员的家庭，因而得到了几家内务府大员的赏识，都认为这个青年人有魄力，并且老诚可靠。当时大清内务府的大官都很有钱，但是所有的金银财宝只能长期放在自己的家里。因为当时的大清律法有一条规定，所有大清官吏不许经营任何与民争利的买卖，也就是做官的不准当东家开设买卖。所以这伙想开个买卖谋求点私利又不敢公开当东家的官吏们，一下子就看准了这个年轻人。起初是积聚了几家少量的钱财作为资本，名义上是帮助这个年轻有为的人把他们父子俩的换钱摊扩大经营成为店铺，实际上也是他们想把自己积攒的死钱(金银)变为活钱的一种尝试。没有想到这个初出茅庐的刘槐庭，很快就找到了一间门面的铺面房，把一个换钱的小摊扩大成为当时北京第一家兑换所形式的“恒和钱庄”。地址就在东四牌楼路西(今闽南餐厅)。由于当时这个钱庄地处北京的繁华区，又是第一家新兴行业，给予社会上很大的方便，所以很快就得到了社会上的公认和发展。它的主要业务是兑换钱币，当年即获得了较丰厚的利润。刘槐庭深知给他拿钱开钱庄的东家们的心理，到了年底他将全年所得的利润一分不留地全部交给了东家们分享，他的这一举动，又进一步地赢得了各东家们的信任，当时他们就表示会再增加投资扩大经营。刘槐庭胸有成竹地说出了他打算扩大经营汇兑和存贷款业务的计划，就是由恒和钱庄出银票将大宗银两变为银票以便利货币的流通，同时还开展存款付息和在北京小范围内代付代汇的业务。他这一大胆的设想，在当时的北京无疑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但是要比仅仅兑换钱币的业务风险大得多，并且资金也必须雄厚，同时还要有后备力量的准备金。本来刘槐庭认为他的这个发展兑换业的计划不会很快得以实现，不料这几个东家很快就答复了他，同意他的全盘规划，并又集聚了较大一笔资金交给他扩大恒和钱庄的业务，因此刘槐庭得以大展宏图，几年以后不单把一间门面的恒和钱庄发展成为五间新式门面，因有几十间房而全国闻名的大钱庄“恒和总号”，并且陆续在北京开设了三个分号：恒源、恒茂、恒兴。人称四大恒。恒和钱庄总号的地址就是在恒和兑换庄的原址上买地皮扩建的(今东四北大街闽南餐厅)。恒源钱庄也在东四，就是前面写的东四牌楼东南角(今永安药店)。恒茂和恒兴的地址据说也都在北京的东城地安门附近，详细的地址就无从考查了。……刘槐庭的四大恒在北京的快速兴起，主要当然是取决于他的创业才能和工作的认真与勤奋，现在分析起来，可能也与当时北京的社会背景也就是所谓天时地利人和有很大的关系。首先是当时的满清政府由于政治腐败开始走向衰亡，各方面的建设都属于落后状况，钱庄的出现，无疑是给社会上各行各业以极大的便利，同时因为开创了存款付息的业务也起到了货币流通的作用。其次北京是当时的帝都，一大批大官僚都是家财万贯金银满库，这是刘槐庭最大的靠山，也是四大恒最雄厚的后盾，再加上刘槐庭聪敏过人的待人处世之道，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俱备，四大恒及其总经理刘槐翁(这是当时北京熟悉刘槐庭的人对他的敬称)的业绩很快就誉满帝京，为很多人所称颂。……刘文祥死后刘槐庭和他的兄弟们分居另过……为了去恒和钱庄方便，就在东四马大人胡同(今育群胡同)路北买下了一所四合院的住房自立了门户，专心经营四大恒之一的恒和钱庄总号的一切业务。恒和钱庄从创业到停业他整整当了将近六十年的总经理，他活八十二岁，无疾而终。由于他晚年信奉道教，死后着道装入殓。他的夫人商氏的娘家是经营当铺和木厂的商人，因此他死后用的寿木极好。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因占地迁坟时他的寿木不但完好无损，就连表面上的图漆经用水冲洗后，仍然光彩照人。但是要知道这在地下已经埋了将近四十年了。刘槐庭和他的夫人高氏生有两个儿子。长子刘宗淇，次子刘宗浚(字禹臣)，宗淇和高氏夫人在刘槐庭六十岁那年因患传染病母子二人相继去世。宗浚娶妻梁氏，他自十五岁开始随刘槐庭到恒和钱庄学徒，在他将要接任总经理时，就碰上了一次变乱(1900年庚子变乱)，恒和钱庄曾遇上了两次挤兑(大众拿着恒和钱庄的银票去恒和要求兑换白银)，这举动对钱庄来说，可谓遇到了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他当时不会把白银存在钱庄，他放给各店铺的借款当然不可能全部收回，所以那就要看总经理当时的应变能力和他有无坚强的后盾了。这时候的刘槐庭心中有数，赶忙向各股东要求紧急支援。他要求各股东把家里库存的白银拿来支援应急的办法很特别，他只要求将各家的白银装在车上往恒和钱庄门前一放，并不卸车，结果车一到门前，来挤兑的人一看钱庄有如此多的白银大部分就都转身走了，果然很顺利地解救了一次相当大的危机。听说当年恒和钱庄最大的一次挤兑危机是在1900年，那次聚积在门前挤兑的人有几百人之多，各股东拉白银用的轿车由东四恒和钱庄的门前一直排到东四十条口，当时此举曾轰动京城，被人们所称道。这次是最大的一次挤兑，虽然又使恒和钱庄转危为安，但是引起了刘槐庭的深思。那时他自己的年事已高，本想叫自己的儿子继承事业，他要退下来在家安度晚年享几年清福，可是当时的时局动荡不安，钱庄的风险性是相当大的，到那时自己的儿子未必应付得了。于是他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做出了急流勇退见好就收的决定。自此之后，他征得股东们的同意，将恒和钱庄总号的业务逐渐压缩，将其他的恒源、恒茂、恒兴三个分号相继停业，将各项压缩下来的资金集中起来在东四六条口外大街上路东(今医药公司)开设了东恒肇当铺和恒肇金店。他这样做在当时有两个原因：一是钱庄风险太大，怕将来自己的儿子应付不了；另一个原因是他的内弟也就是高氏夫人的弟弟是经营当业的内行，当时在北京开有几家当铺，是当时北京社会上称为常、刘、高、董四大家有名的富商之一。刘槐庭将自己的事业和儿子都托给了舅爷，当然是放心的了。谁又能料到，刘槐庭晚年做出的这一决定，果然是给他的儿子刘禹臣奠定了发展当业的基础，进而成就了刘氏家族两代振兴的创业史。
第一章(3)我的父亲刘禹臣
我的父亲刘禹臣(名宗浚)出生于1863年，是刘槐庭的次子，也就是刘槐庭晚年的独子，幼年勤奋好学，性格刚直好斗，每遇事总有自己的见解，从不落于人后。自幼随父经营钱庄，壮年时又转入当业。经常出入于官僚富豪之家，周旋于富商巨贾之间，很快便掌握了经营理财之道。由于他有不甘人后的性格和惊人的毅力，几年之内他就创办了东、西、南、北四个恒肇当，当业中新的四大恒出现了。这四个恒肇当的地址是：东恒肇当在东四北大街(现医药公司)；西恒肇当在西城锦什坊街；北恒肇当在西四羊肉胡同；南恒肇当在前门一带，因它开业不久即被火焚，以后未复业，故今地址不详。(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当业的四大恒开业后，在北京的当业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因为当时北京的当铺大部分都是门面小资金不多，最多不过万八千元的当物架本，而四大恒肇当的门面大都是五间门面，连同库房客房计算在内都在五六十间左右。资金雄厚各家的当物架本都在几万元左右。因此引起了同业的忌妒与排挤，甚至闹得甥舅反目。前文提过刘禹臣开基的当铺东恒肇当是由他的娘舅高立棠帮助建立的。高家当时在北京开有几家当铺，但都属于中级水平，虽然是当业的四大家族之一很有名气，但资本并不雄厚。俗称同行是冤家，他见自己帮助外甥开的当铺门面大资金厚，并且还有继续扩张的形势，那就必然影响到高家的声望和利益。于是他一面加紧对外甥刘禹臣施加各种压力，对他在用人理财经营等方面严格控制，另一方面联合其他同行想尽一切办法限制和阻止其扩张和发展，最后闹得甥舅二人只好分道扬镳。高立棠退出刘号的总管职务，对用人理财经营等事再不过问。刘禹臣当年在事业方面的遭遇不是一帆风顺的，是经过一番艰苦的奋斗和拼搏的。而他在家庭内的遭遇也同样是经过一段痛苦的挣扎才生存下来的，他在家庭里的对头是他的寡嫂，她处处为难他、迫害他。据说迫害最厉害的一次是在一碗老倭瓜中下了毒药想毒死他，后来因为被他的一个表侄媳看见后告了密才得免一死，这件事被揭发以后，他的寡嫂无地自容，羞愧交加最终精神错乱，独居于西跨院几年后而亡。因此老倭瓜就成了我刘家后几代的禁用食物，由我出生直到现在都没有吃过它。刘禹臣在中年受到内外两方面的排挤，这并没有把他压垮，反而使他更加坚强起来。自从他战胜了内外对手之后，他的事业进取心更加坚定了，此后他的事业可以算得上是一帆风顺，几年之后又创办了中和当(在地安门内烟袋斜街)，利源当(在东华门大街)，恒德当(在宣外大街)，恒盛当(在崇外花市)，福和当(在前外煤市街)，同仁当(在西单北大街今桂香村食品店)，连同东、西、北三个恒肇当，在北京发展经营了九家当铺。另外还有一家常元当开办最晚，经营的时间也最短，是他在北京创办的最后一家当铺，这家当铺开业于1930年左右，是他专为他的二女婿王兆年和二女刘俊卿、五女刘毓卿开设的。另外在天津发展了“四顺”：恒顺、天顺、元顺、和顺四家当铺。连同北京共管理十三家当铺。他还在1929年左右去过一次大连，当时去的目的是准备在大连创立几家当铺，后因时局动荡不定未能实现。但他在大连购置了四百间房产，成立了一个经营房地产的房产公司，派了一个叫傅海泉的去大连主管经营。他还在北京当业中创办了“思豫堂保险会”，目的是当时北京的当铺已有一百余家，但每一遇到火灾，不但损失惨重而且还要赔偿当主的损失，因此有的当铺遇火灾后即无力复业。他有鉴于此，经过多方奔走与协商，并经官方批准，以当业公会的会员为基础，创立了思豫堂保险会，每家以当物的架本高低每月按百分比交一定数额的保险金，如遇到火灾则照损失的程度予以赔偿。此举当时曾赢得全体当业人员的拥护和称赞。记得在他六十岁大庆的时候，思豫堂保险会全体人员曾送匾一块，上书“卓识深远”四个大字，以表彰他创办之功绩。这时刘禹臣的家庭也起了一定的变化，首先他把刘槐庭买的马大人胡同的一所四合院陆续扩建成了三进大院带后罩房共有百余间的深宅大院，然后又把西隔壁两个门牌的房院买下来与正院连通，重新改建成一座能容纳500人的演戏大厅，前后还有西客厅和花厅可以同时设摆十桌酒席。总之他扩建的西院耗资数万，只是专供办喜寿事用，平时只能闲置无用。至今回忆，这个所谓的演戏大厅由1920年建成至1949年北京解放后刘姓迁出，大用场可能只用过几次，最后用的两次，是1931年他的六十九岁寿辰和1932年也就是最后一次他的七十正寿。这两次做寿都连演了两天京戏，演出的剧目都是名演员的拿手好戏。演员也都是当时的名演员，他们荟萃一堂，如梅兰芳的《红线盗盒》《凤还巢》，马连良的《黄金台》《三娘教子》，雪艳琴的《贵妃醉酒》《玉堂春》等。其余的小用场当然也用过很多次，只不过是演电影、皮影和曲艺等。再就是亲友和当权者借用过几次。现在估计当时他肯耗资数万建大厅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为了扩大自己的知名度；二是为了叫各股东放心借以召来新股东的投资扩充自己的财势。可惜的是他晚年这一雄心壮志和对自己的事业一直奋斗不息的精神，因外敌入侵东北三省，国家处于危难和动荡不安而终未能实现。刘禹臣的原配夫人梁氏，生有五女一男，长女夭亡，二女俊卿，三女淑卿，四女敏卿，五女毓卿。长子刘贡南名“杶”。侧室夫人郭氏，生有一女一男，长女夭亡，幼子刘汝舟名“楫”。在刘禹臣的众多子女中，他最疼爱的是二女刘俊卿。因为民国初年(壬子年)的一次变乱，东恒肇当被抢，刘禹臣事先将当铺里的金银首饰带回家里交给了刘俊卿保管，由于她的精心安排保住了这批财产，有了复业的资本，因而使得恒肇当在乱后很快就复了业，免受更大的损失。这件事他始终念念不忘，所以刘俊卿在他的心目中也始终是刘家的头等功臣。晚年的刘禹臣，可以算是功成名就、名利双收。但他认为遗憾的是，国家日渐衰败，外敌压境，民族危亡在即，自己更伟大的事业扩展计划不可能实现。于是1927年他在天津法国花园买了一所楼房，把全部事业交给长子刘贡南经营管理，他自己同郭夫人带着幼子刘汝舟去天津寓所居住，想在那里安度晚年。他最后一次回北京是在1932年夏天，在他办完他的七十正寿以后(旧历六月十七日)，九月返回天津寓所，当年旧历十一月十五日病故于天津寓所。刘禹臣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也是创业的一生。他虽继承了刘槐庭创立的一部分基业，但他没有守财守业，而是在父辈创业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创立了新的基业。他的晚年本已积劳成疾的身体，在他得知“九一八”东北沦陷的消息之后，曾大声惊呼“不当亡国奴”！因此病体加重，终于在一年以后忧愤而亡。刘禹臣病故于天津寓所以后，在津停灵吊唁一星期，然后于旧历十二月初二日用运灵专用火车将灵柩运回北京贤良寺庙内开始吊唁办丧事。因年关即至在贤良寺又停灵办事十四天，前后共停灵办事二十一天，于旧历十二月十六日出殡至朝阳门外白家庄茔地安葬。关于刘氏家族在北京的茔地，还有一种传说。据说当年刘槐庭选择茔地时，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他同时在白家庄买了南北对面的两块地，称为南上坡的作为以刘文祥为主坟的共用坟地；称为北上坡的是以刘槐庭为主坟的自用坟地。他的用意很明显，他认为自己创业一生，自立了门户，死后不愿意再埋到共用坟地里，因此他把北上坡立为以他为主的祖坟，想把自己的子孙将来共埋在一块土地里。谁想他的这一想法和做法又影响了他的下一代刘禹臣，他也认为自己创业的一生，自立门户，死后也不愿意埋在祖坟的左右，因而他也在离祖坟不远的地方又买了一块地，作为以他立祖的坟地。这样一来，刘槐庭的茔地变成了两座孤坟。据说当初选择朝阳门外白家庄做茔地还有一说，那就是离市中心近，为将来子孙们上坟祭祖方便。看来智者之心可谓尽矣。谁能料到他的两样愿望，最后都未能实现。北京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次年即在东郊展开大规模市政建设，这几块坟地都是因离市中心近首批开始占地迁坟的。看来真可算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第一章(6)我的长兄刘贡南
我的长兄刘贡南(名杶)出生于1892年，幼年身弱多病，因而学业荒废，十七岁时与冯静安结婚，生有三子二女。婚后身体一直多病未痊，曾两度为其在西山购别墅养病，并派专人随同护理和照料。两年后病体稍安返家，即随父经营京津两地的当铺，从而学会了弄权术、善谋略的经营之法。自1932年独掌家庭和京津两地各家商号的内外大权之后，即改变了常规，对外则换用了善于逢迎拍马之人作为心腹，因而习惯喜听奉承不听忠于事业之人的直言劝告，以致在他掌权的短短十几年内，把京津两地十三家当铺和两个房产公司以及所有的房地产败到一无所有和片瓦无存的惨境。在这十几年内唯一可以替他辩白的理由，就是国内发生政治变化和社会经济不稳定，也就是日本入侵中国，北京沦陷八年和胜利后国民党统治时由于内战的关系，物价飞涨、币制贬值等经济不稳定的因素两次），她只有靠教众和邻里的慷慨捐赠度日。她把时间花费在采集药草、奔波于各教堂间筹集捐赠上，还在野地里巡视，那种地方之所以吸引她，不仅因为空旷，还因为充满秘密。比如她几个月前找到的一车骷髅。若是她稍微思考一下而不是喋喋饶舌，大斋节兀鹰一出现她就会弄得一清二楚了—那还是两年前一九七四年三月阳春时节融雪时的事呢。但是因为恰好在摩根和弗利特伍德两家宣布结亲的时候看到了那些鸟，人们就闹不清究竟是这桩婚事召来了兀鹰呢，还是要保护镇子不受其害。现在大家都知道它们被一场盛宴所吸引，这家人在暴风雪中迷了路。阿肯色州的盘子。哈珀·朱里店里的标签在一种咳嗽药上挂着。他们彼此热爱，那个家庭确实如此。即使受到猛禽的骚扰，你仍可以看出他们在那严寒中彼此拥抱着越睡越沉。起初她以为萨金特该了解这一切的。他在那片地里种玉米。但他脸上的惊诧以及别人在听说之后露出的惊恐都是不容置疑的。问题在于要不要通知警方。大家决定，不。甚至掩埋了那个家庭，也就是承认了他们与此无关。当一些男人去看时，他们的大部分注意力没有集中在现场，而是被引向西边，在他们视线中看不清的女修道院。她当时本该知道的。若是她把注意力先集中到兀鹰上，再集中到男人们的心思上，就不会用光她的全部润滑剂和汽油去办一件她希望是她最后一次使命的事了。视力太弱了，关节也太僵硬了——这不是一个天才接生婆该干的差事。但上帝给了她这件任务，祝福他的圣心。在一个炎热的七月夜晚，她以每小时三十英里的速度行驶，知道她是在他的时限里赶路，而不是置身其外。是他把她安放到那里，鼓励她去寻找最好在夜间采摘的药材。河床是干涸的，即将降下的雨会疗治干旱，甚至会把像双腿一样的曼德拉草根变软。她听到了从大炉灶处传来的轻声欢笑和收音机播放的音乐。年轻的恋人在求爱。她想，他们至少还在露天里，没有爬到干草楼上或钻到卡车后部的毯子下面。后来，笑声和音乐声停了下来。深沉的男性嗓音下达着命令，手电筒在人们的身体上、面孔上、手上和他们拿着的东西上照出一道道亮光。那些恋人一声不吭地离开了，但是男人们都没走。他们靠在大炉灶的壁上或蹲在一边，在黑暗中聚集着。娄恩用围裙裹着自己的手电筒，本想悄悄地移到圣救世主教堂的背后，因为她的车就停在那里，但她忽然记起了别的她忽略或误解的事件：大斋节兀鹰，阿波罗的新手枪。她一下子缩回到漆黑之中，坐到缺乏水分的草上。她只好停下来不再抱怨镇上人拒绝她提供服务的事，停止悄悄进行的睚眦之报，不能因此而无视当前发生的事而让邪恶横行。装聋作哑是逃避上帝话语的行为。他既没有声如响雷地发号施令，也没有悄声耳语传递信息。噢，没有。他是个解救众生的上帝，一个教导你如何学着自己观察的师长。他的信号是明晰的，绝对如此，只要你停止在虚荣的酸汁中下滑并关注他的世界就成。他想要她聆听聚在大炉灶处的男人们如何决定和策划把女修道院的女人们赶跑。如果他要她目睹这事，他就一定也想要她对此做出些举动。开头她并不知道要出什么事，或者该做什么。但如同以往感到困惑时那样，她闭目默念：“你可以的。你可以的。”这时那些人说话的声音便升高了，而且她就像站在他们中间似的，把他们彼此说的话和话中的意思听得一清二楚。他们说了什么和没说什么。他们一共九个人。有的吸烟，有的叹气，与此同时，一个接一个地开始说话了。他们说的许多事都是娄恩以前听过的，只是那些言辞在穿过夜间空气蜿蜒前行时如何膨胀却无法测量。话题并不新颖，但毫无布道坛上对同一话题作演讲时的那种愉悦。加里牧师在一次布道中把这个话题说得娓娓动听，大受欢迎，后来每个礼拜日他都要采用这种方式。“你住在这儿放弃了什么？”他问，把“弃”强调得如同女高音，“你住在这儿，在上帝的美好之中，在他的恩惠之中，在他的和平之中，你都牺牲了什么？”“告诉我们，牧师。说出来。”“我就来告诉你们。”加里牧师窃笑着。“好，牧师。”“现在就说吧。”加里牧师直直地举起右手，伸向空中，然后把手攥成了拳头。接着他一次伸出一根指头，开始历数教众们从自己身上剥夺了的事物。“电视。”众人的笑声向四下散去。“迪斯科。”他们开心地笑着，声音十分响亮，还摇头晃脑。“警察。”他们笑声如吼。“电影，肮脏的音乐。”他用左手的指头继续数说着，“街上的邪恶，夜间的盗窃，清晨的谋杀，午饭饮酒，晚饭吸毒。这些都是你们已经放弃的。”每一项都引起哀叹和悲吟。教众中的每一个人都心存对拒绝和逃脱了污秽、残忍、渎神，一切以快乐为伪装的新潮邪恶的感激，都能感到自己的心充满着对那些与这种“牺牲”奋争的人的怜悯。但是在这里却没有怜悯可言。在这里，当人们谈及降临到他们头上的祸害时——鲁比如何正在以不可容忍的方式发生变化——他们并没有想到以伙伴之情或仁爱之心伸出手来加以整顿，而是纸上谈兵并依其所需磨砺证据，直到每个零件都适合了已经抛光的槽沟。少数几个人说了大部分的话，一些人说得极少，有两个人根本没开口。他们虽然保持沉默，娄恩却知道这对双胞胎正是领导者。记得她们是怎样玷污那次婚礼的吗？你说什么？嗯，就在那同一天，我看到她们在那辆破烂的凯迪拉克后面互相亲吻。要是这样还不足以讨魔鬼的欢心，就在那同一天，还有两个在地上打斗。就在地上打的。主啊，我痛恨让人恶心的女人。斯维蒂说，她们曾竭力毒害她。我也听说了。她在路上被暴风雪困住，在她们那儿借宿。应该知道得更清楚。是啊，你们都了解斯维蒂。不管怎么说，她听到从那栋宅子的某处地方传来声响。在她听来像是小婴儿在哭。以上帝的名义，小婴儿在那地方做什么？你问我？不管是怎么回事，反正不正常。喂，那儿曾经拘禁过小姑娘，是吧？对，我记得。据说那儿是一所学校。教什么的学校？她们在那儿教些什么？萨金特，你不是在你的苜蓿地里发现种有大麻吗？没错，肯定有这么回事。这一点都不让我惊奇。我所知道的一切，就是阿涅特到那儿去与她们对质，她们对她撒谎，还把她揍了一顿。她认为她们养着她的孩子，她们却告诉她那是个死胎。我老婆说她们给她流了产。你相信吗？我不知道，可我不会放过她们的。我确切知道的就是她的脸给弄得怎么一团糟。唔，伙计，我们不能容忍这种事。罗杰告诉我，那位母亲——你们都认识那个原先有时候到这儿来买东西的白人老太婆吧？嘿，他说她死的时候还不到五十磅重，却像硫磺一样闪光。天哪！他说他撂到那儿的那姑娘公然向他挤眉弄眼。就是整天半裸着的那个吧？从她下长途车那会儿起，我就知道她有毛病。她到底是怎么乘上长途车到这儿来的呢？你们干吗不猜猜呢？你们以为她们有权势吗？我知道她们有。问题是谁的权势更大。她们干吗不走出来，离开那儿？呸！要是你有一栋老式的大房子住着还用不着干活，你愿意走吗？那地方正干着什么事，我是一点都不喜欢。没人会喜欢的。她们自己亲嘴。藏着婴儿。天哪！更甭提别的了。看看比莉·狄利亚自从在那儿逛悠以来有了什么变化吧。把她妈妈从楼梯上打下来便去了那地方，就像猪崽找奶头。我听说她们还像开宴会那样喝酒。我看见那老妇人时她总是醉醺醺的。还记得她们来参加婚礼时嘴里说的头一句话吗？有什么喝的吗？她们想要喝的，她们拿到一杯柠檬水时，那副做派就像是让人啐了一口唾沫，紧接着就走出大门了。我可记着哪。这群婊子。更像是巫婆。可是听我说，兄弟，骨头的事最能说明问题。我没法相信整整一家人死在那儿却没人知道。他们离那儿并不远，明白我说的话吗？没人能告诉我吗，他们离开了大路消失在一块地里，而距那儿不到两英里的地方有一栋老式大房子？他们应该看得见。没法看不见。那男人应该走出了车子，走向那栋宅子，明白我的意思了吗？他可以想得到嘛，是不是，就算他想不到，还是能看见嘛。在这片平得像指甲盖的地面上，你怎么会看不见那么大的房子呢？你们说她们与这有关系？听着，这一带从来没发生过像现在出的这种事。在那些俊妞儿来到镇上之前，这里是个平静的王国。在她们之前的那些人至少还信教。可那儿的那些骚货就是自己抱团，从来没进过教堂。我拿一美元跟你的五美分打赌，她们连想都没想过一种宗教。她们不需要男人，也不需要上帝。不能说她们没受过警告。先要求后警告。要是她们就自己待着，也就算了。可是她们不。她们搅乱。把人拉到那儿，像是苍蝇寻找粪便；凡是走近她们的人总要受点伤，而那种脏污正在渗入我们的屋里，我们的家里。我们容不得这个，你们都不能。一点都容不得。娄恩想道，这么看来，祸害在别的地方。不安定因素全在远处一所满是妇女的宅子里。不是什么远离男人安全地禁锢着的女人，而是更糟，是自愿聚集在一起的女人，就是说不是女修道院而是女巫团体。娄恩摇摇头，嚼了一下口香糖。她只是漫不经心地听着他们的话，尽力猜测言辞背后的心思。有些话她当即弄懂了。她知道，萨金特会点头同意任何捕风捉影的谣言，咀嚼真实情况的残块，并且说不明白由有责任心的人掌管的这座从容又美丽的镇子何以不能保持原状：稳定、繁荣，没有背后胡说的年轻人。他们为什么要离开这里到别处安家立业？他会想到，如果他拥有了女修道院的土地，他的支出要少多少，而如果那些女人离开那儿，他就会处于更有利的位置来拥有那片土地。人人都知道，他已经拜访过女修道院——去“提醒”她们，就是说，他提出要买下那块地，而当反应是难以理解的瞪眼时，他告诉那老妇人要“仔细想一想”，“会出现别的事情把价钱降低”。威斯顿·普尔在找理由解释为什么他再也控制不了他的弟弟妹妹了。解释原先崇拜他、听从他的人现在怎么会变得偏偏要走自己的路。去年布鲁德和阿波罗因为比莉·狄利亚开了枪，这使他有足够的理由去寻欢作乐，并且只要高兴就把一些女人抛在路上。比莉·狄利亚与那些女人交情很好，曾经让他的一个弟弟开车把她送到那儿，正是在那之后，阿波罗和布鲁德之间的麻烦变得危险了。他们俩谁也没有服从威斯顿的命令不再看那女孩或和她说话。结果就像《圣经》故事一样——一个人躺下来等着他的兄弟杀害。至于弗利特伍德家，阿诺德和杰夫，嘿，他们长期以来一直想着要埋怨别人，就因为斯维蒂的孩子们。也许是接生婆的错，也许是政府的错，不过接生婆不请就是了，政府也不会担这种责任。虽说娄恩是在第一个女人到达女修道院很久以前接生的杰夫的一些病孩子，他们不会让那样一桩小事阻止他们到自己的血统之外找碴儿的。还有斯维蒂的血统。米努斯嘛，他是随时都愿意袭击那地方的。他在那儿待了好几个星期戒酒，你以为他会感激不尽吗？那些女人准是目睹过一些事情，他可不想让这些事在什么人的脑子里转悠，一不小心被张扬出来。或许只是为了洗刷掉他感受到的耻辱，因为哈珀和别人说服他别娶他带回来的女人。他们告诉他，那个漂亮的赤犬似的姑娘配不上他，说她更像个荡妇而不像新娘。据他说，他喝酒是因为在越南受到的刺激，但娄恩认为那个漂亮的赤犬姑娘的消失才是真正的原因。他没有勇气一走了之和她到别处过日子，而是选择了向他父亲的规矩低头，并为此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不声不响地接受了自己要遭受的折磨。摆脱一些为他洗洗刷刷、清除他的呕吐物、聆听他的咒骂和他的抽泣，与他没有任何牵连的女人，可能在一时间使他坚信，他当真是个未受他母亲弱点熏染的男人，值得他父亲付出耐心，而他让那漂亮的赤犬姑娘走也是对的。娄恩数不清她有多少次坐在新锡安山教堂里听到他父亲哈珀的话，以表明和检讨自己的罪孽开始，却以不停地声讨一些浪荡女人结束，那样的女人可以让你不知道你的孩子是谁、是什么样子、待在哪里。他后来娶了布莱克霍斯家的一个女孩凯瑟琳，搅得她害了神经质的胃病，直闹得精神失常，弄不清她在做什么、看见了谁，也不知道是不是调教好了他们的女儿凯特。凯特尽快地嫁了人，就是为了逃离他的手心。他的头一个妻子玛莎，就是米努斯的母亲，大概让他过的日子不安生，以致他绝不让他们的独子哀悼。接下来是K.D.，有家室的男人。说起来女修道院的一个姑娘可真够怪的，他一看到她下了长途车，怎么就会马上知道的。啊哈。他现在是个四个月的男孩的爸爸了，孩子不缺胳膊断腿，谁知道呢，也许还有个健全的头脑。丹比的医生居然会心甘情愿地优待黑人。所以他和阿涅特两口子才对娄恩嗤之以鼻，不管阿涅特如今该有多么幸福并把她当年的“错误”归咎于女修道院女人的欺骗。K.D.自有他个人的怨恨。如今被他诋毁名声的那个姑娘，曾经和他在一起多年，最后把他赶出了门外。养下一堆健康的婴儿会让他忘记那段事。但他毕竟是摩根家的人，这家人从来没有忘记一七五五年以来的任何一件事。娄恩了解那些私密的想法，以及斯图亚特和迪肯可能有些什么动机：他们都不能容忍自己控制不住的事情。但她想象不出斯图亚特的积怨——想到他外甥孙（可能吧？）确实在那地方受到了伤害或者毁掉了，就要暴跳如雷。那是他血液中流动的一个疱，既没有缩小也不会长成脓头。娄恩也想象不出，他兄弟与索恩的婚姻多么临近破裂，这记忆是多么深入他的脑叶。当迪克看着那些毒剂和那双有毒的眼睛时，曾经滑出轨道有多远。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他们俩秘密约会；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迪克都心烦意乱，屡犯错误，总猜想那荡妇是不是怀孕了。生个混血孩子？斯图亚特一想到这种对老一辈许下的承诺的公然背叛就怒火中烧。对老一辈延续的繁衍规则的不忠，被对他和他兄弟所持观点的持久威胁所压倒。女修道院的女人们对他而言，是对他和他兄弟早年记忆和理解中的十九位黑人女士夸张而拙劣的模仿。她们是他们分享阳光般的肤色和马鞭草的那一片刻的退化。她们，连同她们没头脑的傻笑，伤害了那十九位女士爽朗喜人的笑声中银铃般悦耳的音调，那些女士本来永远生活在色调阴暗的梦中，如今却由于这一新的可憎的女性族类而注定要灭绝了。他不能容忍她们以街头妓女的服装和娼妇的口味玷污他的个人历史，嘲弄和亵渎支撑着他和他兄弟经历战争、维持婚姻和增强他们建设一个得以发扬理想的镇子的力量的梦幻。他永远都不会原谅她们，也不会容忍这种博爱的缺乏。娄恩也不知道迪肯·摩根如同冰川的骄傲。它那隐藏不见的体积，它那增长和不可移动性。她知道他多年以前和康瑟蕾塔的那段关系。但她不可能探测他个人的耻辱，也不可能理解抹掉那个耻辱和他相信是耻辱来源的那个女人对他是何等重要。一个难以驾驭、就为了舔流出的血而咬他嘴唇的咬人的女人；一个想要诱陷男人，把他关在地下室里用酒软化他，以便能在黑暗中行苟且之事和违背自然之事的漂亮的、金黄色皮肤的、长着苔绿色眼睛的外来女人；一个他若不及时逃脱就会把他的头盛在餐盘中的莎乐美（《圣经》故事中说，希律王为让莎乐美跳舞，竟应她之求砍下施洗者约翰的头。）。那个性饥渴到大胆妄为的女人没有离开他的生活，反倒鬼鬼祟祟地溜进了索恩的感情世界。他怀疑，那女人还强迫她喝了邪恶的药水，让她不如以前可爱。使她态度冰冷的并不是失去二子的永久悲痛，而是她仍在吞食的那种药。对于给她药的女人，她把她的名字时时挂在嘴边，还把她视作女性楷模来效仿。娄恩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这一切，但她已知的也就足够了，何况手电筒的光亮还照出了他们
户。清兵们先是要银子，后来就无所不要了。直到20日的白天，还没有人身伤害。但是夜幕降临之后，人们听到了砸门声、鞭子抽人声和受伤人发出的嚎叫声。那个夜晚火势蔓延开来，但有些地方的火被雨浇灭了。到5月21日，一份告示保证说，如果藏起来的人能够出来自首的话就会得到赦免，于是许多藏在自己家里的人走了出来。可他们走出来后却被分成50或60人一堆，在三四个士兵的监督下，用绳子捆起来。然后就开始用长矛一阵猛刺，当场把他们杀死，即使仆倒在地者也不能幸免。诸妇女长索系颈，累累如贯珠，一步一跌，遍身泥土；满地皆婴儿，或衬马蹄，或藉人足，肝脑涂地，泣声盈野。扬州变成了屠场，血腥恶臭弥漫，到处是肢体残缺的尸首，一切社会准则都不复存在了。扬州城那些因美丽而闻名的妇女们，愿意把她们自己献给清兵，最要紧的是用身体赎回她们的生命。逐渐地，一股疯狂席卷了入侵者。任何女人不论愿意还是不愿意，都有可能被抓住，被成群的士兵轮奸。一些市民像奴隶一样为清兵服务，替这些入侵者做饭，打扫卫生。由于这种人的生命可以得到赦免，因此其余的人也极力想加入进去，但是被拒绝了。与此同时，大屠杀仍然在继续。遇一卒至，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刃，无一敢逃者。那些从城墙上跳下去企图逃跑的人不是摔断了大腿，就是落到了流氓无赖和散兵游勇手中，他们把这些人抓起来拷打，要他们交出财宝来。在城里，一些人藏到垃圾堆里，在身上涂满烂泥和脏物，希望以此躲开人们的注意，但是清兵不时地用长矛猛刺垃圾堆，直到里面的人像动物一样蠕动起来，鲜血从伤口流了出来。大火蔓延开来，那些因为藏在屋子里或地下室里仍然活着的人们，或者是被无情的大火所吞噬，或者是战战兢兢地跑到街上来，被那些仍然在屠城的清兵杀死了。甚至那些被正规的清军放过去的、赤身露体在街上游转的、孤弱无助的市民，又被成群的散兵（“不知为清兵、为镇兵、为乱民”）拦住，乱棒打死。到5月25日，即滥杀和抢劫的第六天，这场大屠杀结束了。清军接到豫王的命令，就此封刀。和尚们得到命令开始收集和焚烧尸体。到5月27日，开始赈济口粮。又过了几天，那场雨——它使大火没有毁灭整个城市——终于停止了，太阳也出来了。当时的人们估计，有80万人死于这场屠杀。
史可法功过评价
史可法的尸体没有在死者中找到，这并不令人奇怪。传说他还活着，这甚至还为一些在城市陷落之后起义反满的民军提供了旗号，他们宣称，史可法领导着他们。尽管史可法幸存的亲属向当局保证说，那个军事将领是个冒充者，但是这个疑问一直存在。史可法的旧日幕僚阎尔梅在一首诗里表达了这些疑问：元戎亲帅五诸侯，不肯西征据上游。今夜庐州灯下见，还疑公未死扬州。阎尔梅耿耿于怀的怀疑是可以理解的，这表达了他对史可法防守战略的失望。不太令人理解的，是清朝总督洪承畴也不相信史可法的死讯。他在一年以后，曾向昆山的忠君之士顾咸正打听史可法是否还活着。因为参与吴圣兆起义而被捕的顾咸正，面带嘲笑地回答了洪承畴的问题。他暗示说，洪承畴自己也曾被误报死亡：“汝知洪承畴死乎，不死乎？”不过，看来已不必研究关于史可法死刑执行的清官方记载了，特别是在史可法就义时目击者的证明材料后来由他的养子和一个当时在场的卫兵公布出来以后。尽管没有尸首用来祭奠，但是史得威还是尽力为他父亲建造了一座坟墓。第二年，得威把他父亲的衣物收集到一起，象征性地埋在扬州北门外的梅花峰下。甚至在进行这种追孝之举以前，多铎本人已经下令，在已经破落不堪的扬州城内建祠，以纪念史可法的在天之灵。这样，这位已故的前明将领很快就成了日益增多的英雄崇拜者的偶像。人们不难明白为什么这一切会发生。对多铎本人来说，纪念这样一个已经埋葬了的忠贞不渝的义士，有助于把这场疯狂的掠杀变成一种庄严的、带有英雄主义色彩的传奇。从抽象的价值观来看，史可法对于一个已经灭亡了的王朝承担的儒教义务，已经远远超出了满人与汉人的冲突。正因为如此，人们后来把他当作“忠正”的楷模，认为他是仅次于文天祥的忠君榜样，而乾隆皇帝为了清朝本身也利用了史可法这种臣僚的忠诚。随着不断地受到赞美，史可法的历史地位被大大提高了。他的信件——甚至他给密友的私信——也被认真地收集起来，他许多警策的话语也一直为人所传诵。到18世纪末，他的被理想化了的形象被刻成受人欢迎的雕像在扬州出卖，此时，他已成为超凡的人物。到了20世纪，他的死难使他成了“民族英雄”，一个受到人们“最衷心地”尊敬的“民族英雄”。不过，即使在史可法成为这样一个中国人民的民族英雄以后，关于他的历史作用的看法仍然充满着矛盾。对于那些1966年在公开出版物上热烈讨论史可法地位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来说，他在扬州的遇难只不过是一件偶然的光荣事件，但同时他却由于“封建的忠君思想”和“对农民起义军进行16年之久的反革命镇压”而受到了斥责。有人说，“史可法是镇压农民革命的最大刽子手，是历史的罪人”；而同时，一些人坚持认为，他的令人钦佩的自我牺牲精神已在“客观上”弥补了他名声的疵点，因而可以继续鼓舞中国人民。另一方面，一个较少教条主义的当代中国史学家，曾经大声问到：“为什么这样一位鞠躬尽瘁和自我牺牲的人最终不能免于失败？”因为，如果史可法的牺牲只是为了自新补过，那么它肯定就不能够弥补扬州城的战略失误。正像17世纪在史可法死后一位作者指出的那样：史道邻有才，然无力回天。江淮是为南北要道也，虽其殉难何以当之？史可法不仅因为没有分权而受到批评，而且因为他没有勇敢地抵制像马士英这样的人也受到了清初史学家们更多的指责：史可法忠有余而才不足。其可有重于选君择相事乎？或曰：“不可”，然其已屈服。或曰：“可”，然其已从之。士英晨入而可法暮出。他的一些同时代的人认为，史可法并不精明老成，史可法的功绩不可避免地因在扬州的失败而打了折扣。不过，洞察得更为敏锐的清代史学家认识到，仅仅根据军事上的成功与否对之进行轻率的功过评价，并不公允。在描述扬州的失陷时，李天根写道：“众将甫逃，黄河一线十里空营，故皇清军整队入城，毁扬州而断外援，可法死而国家随之亡。悲夫！我时思之，古之亡国之君者，无若刘禅之昏庸者，其有诸葛武侯之才亦不足以救之。何论才不如武侯，君昏过刘禅、不识其将败者乎？然则，可法知其不可而为之。此之谓‘任重而道远，人死而道尽’乎？细思之，我等当勿以成败论史阁部也。”因而，就面对困境的坚忍而言，史可法得到了同时代人极为公正的评价；不论他为个人操守付出了怎样的直接的政治代价，但是他的死难却为国人所敬仰——甚至是仿效。史可法的殉难和扬州的失陷猛然掀起了一股死节的浪潮，这既包括那些曾经供职南明的人们，也包括这场大崩溃的直接目睹者。对于一些忠君之士而言，满兵对这个城市的征服引起了他们强烈的自责。他们对这场苦难的耳闻目睹考验着他们个人的操守；可以说，他们个人生命的意义也到了最后关头。诸生韩默听说了这场悲剧的详情之后，对他妻子说：“吾读圣人书，当守义死，不可苟活！若自为计。”说完，他自己跳进了水井，随后他妻子和最大的儿子也跳了进去——因为这种义务感，韩默的妻儿在后来的地方志中受到了同等赞誉。对许多人来说，扬州的陷落既粉碎了人们收复中原的希望，却也鼓舞了人们用不断反抗满人统治的方法把人们从绝望中解脱出来的强烈愿望。比如说后来，在宋江式的忠君分子头脑中时时浮现的，就是史可法的殉节。弘光帝出逃
扬州的失陷也预示了弘光政权的命运。清军获胜的消息一传到南京，弘光皇帝立即召集他的高级阁员会商。与曾在崇祯皇帝最后几天向皇上提出南迁建议相似，钱谦益主张，首都应该迁得更南，也许可以到贵阳去。弘光皇帝反对这个建议，同时也拒绝接受马士英的意见，即把朝廷撤到长江南岸防线，可能有希望沿长江固守这道防线。南明防守低岸的部队由47岁的杨文驄率领。杨文驄（贵州1618年的举人）曾在华亭做过学官，在那儿他曾随董其昌学习绘画。他是徐州画家和诗人万寿祺的一个密友，也是马士英的连襟。尽管他在1644年因为贪污被免去了江宁（南京）的地方长官职务，但是他又被任命为南京政权兵部的文官，并且接管了南京的长江防务。这个时候他可能极清楚自己作为阮大铖和侯方域之间的调停人该做些什么。事实上，日后国人也正是把他看作一个政治调停角色的。到1645年5月29日，多铎的满汉部队渡过瓜洲，抵达长江。第二天，多铎沿着与大运河相交的长江北岸摆开阵势，与对岸保卫浙江的杨文驄的水军和福建水军指挥郑鸿逵（海盗郑芝龙的兄弟）对峙。明军水师忙着杀死那些想渡江逃走的高杰残部，但是6月1日深夜，清军把一些粗粗赶制的木筏送进江中并用火把照亮，于是明朝水师中了圈套，以为是敌人进攻了，浪费了大量的弹药，而同时李率泰带领的清军先头部队，在晨雾的掩护下穿过西部防线，一举包围了明守军。放弃浙江之后，郑鸿逵和他的士兵慌忙逃往长江，然后从海上逃往了福州，在那里他帮助了唐王登基，也就是隆武皇帝。杨文驄跑到了苏州，在那里他帮助领导了江南的抵抗运动，后来他参加了唐王政权，任兵部侍郎。这时，因为浙江轻而易举地落入手中，清军主力开始进军南京。清军挺进的消息传到了南明首都。一本日记写道：顺治乙酉五月初十日（1654年6月3日）连日警报叠至……夜分北风甚急。北兵渡江，由七里港进迫神京，时日将晡，弘光计无所出，召内臣韩赞周问策，韩云：“此番势既汹涌，我兵单力弱，守和无一可者。不若御驾亲征，济则可以保社稷，不济亦可以全身。”弃城出逃的主张再次出现，像他的叔父在北京时一样。弘光皇帝得知，他的臣民已经做鸟兽散。不过，和崇祯不同，弘光皇帝发现他要走的小路并没有被封锁。一本匿名的日记记述了弘光皇帝的出逃：时将二鼓（6月3日），从通济门出。携带惟太后、一妃及内相多人，文武绝少。或云往武林，或云往云贵，或云往太平，纷传不一。是举，旬日间，啧有人言，未尝不叱其伪。不论是在史书里还是在戏剧里，在历史中还是历史外，这位逃跑中的福王都哀叹着他的失败——实际上正是他放弃了这个首都。在《桃花扇》里他唱道：堪伤，寂寞鱼龙，潜泣江头，乞食村庄。在道白中，他又说到：“寡人逃出南京，昼夜奔走，宫监嫔妃，渐渐失散，只有太监韩赞周，跟俺前来。”根据一些记载，弘光皇帝最初逃到南京东南的太平地区，但是刘孔昭闭门不纳。遭到拒绝以后，他接着去了长江在安徽的港口芜湖。在那里，他可能死在百川桥。一些人说，有一个忠臣，眼看他就要被清军抓住，于是就用手把弘光皇帝按进水里，以防被俘。另外的材料记载了他的自杀，而且还像崇祯一样，在桥上留下了绝望的遗嘱：我家养士300年，现在众官何以如此绝情弃我而去？不过由于这些记载可能反映了一些官吏们的负罪感或者充满了弘光同时代人对传奇的偏爱，因此，它们不是完全真实的。弘光皇帝确实在逃出首都后跑到了太平，而且城门也确实向他关闭了；但是后来在6月5日，他于安徽中部长江南岸铜陵的黄得功营地找到了避难所。当弘光帝被领进指挥部时，黄得功禁不住失声痛哭。起初他想推卸掉现在已落到他身上的历史责任。“陛下死守京师”，黄得功对他说：“臣等犹可尽力，奈何听奸人言，仓卒至此，且臣方对敌，安能扈驾！”弘光帝凄厉地说，黄得功不是一个可以依赖的将军，黄得功深受刺激，以至终于同意承担起保卫弘光的任务。黄得功说：“愿效死”。6月15日，叛徒刘良佐到达了黄得功在芜湖的营地。他带着多铎的一支旗军，同时还有前瓜洲驻军将领张天禄及其队伍。他们要求南明皇帝投降。黄得功拒绝了。但是在刘良佐身后，张天禄突然施放冷箭，正中黄得功喉部，这位忠君的指挥官一会儿就死了。他的主要助手们没有犹豫，两个支队指挥官马得功和田雄马上就把弘光皇帝交给了刘良佐将军，并且投降了清朝。此时，弘光皇帝出逃的消息传回南京，引起了一场大混乱。十一日（6月4日），昧爽，哄传上已出城，京中文武一时隐遁，有不去者，将门首封示尽行洗去，男女蜂拥出门，扶老携幼者，不可胜数。间有妩媚少艾，金莲踯躅，跬步难行，见者心恻，既出而复，十有八九，以路多兵也。已而闭门，欲返不得者，十居二三，莫竟其终矣。一部分人——在史书中径称“百姓”——更想所做的却不是冲出城去。他们决定任命那个冒名的太子做皇帝。带着做为人质的大学士王铎，他们打进了城里的监狱，要求狱长指太子给他们看。因为害怕，监狱很快就屈服了，尽管他一个劲地发誓说，把这个年轻人投进监狱的不是他而是马士英，但还是差点儿被这些暴民杀死。由于太子的说情，王铎的性命得以幸免。人们把这个假太子扶到马上，穿过新华门，拥入武英殿。暴民们没有时间为这个冒牌者的登基进行准备，但是在发现一个箱子里存有戏剧服装之后，便挑选了一件戏剧中皇帝穿的龙袍给这个年轻人穿上。他穿着这件漂亮的龙袍，坐在弘光皇帝旧日的皇位上，众人便围在阶下高呼万岁。此前连着几天，天气都是阴云笼罩，而那天天空却放晴了。旁观的人们认为，灿烂的阳光是一种好兆头。让假太子在武英殿坐上皇位，是城市百姓的一种自发行为。王之明（如果这确实是他的名字的话）与其说是学士和高官的君主，还不如说是庶民和小吏们的头领。几个小时后，几乎南京各部门的小官吏都来向这个人鞠躬效忠，他们相信他会成为这个政权的皇帝。不过，高级官员中只有几个人来了。实际上，这位假太子的登基，在那些曾经建议福王把这个年轻人关进监狱去的人当中引起了一片恐慌。在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张捷在一座庙里悬梁自尽，而杨维垣则投井自杀了。曾最早建议福王登基的官员李沾命令轿夫火速将他送至赵之龙的家，在那儿，他请求赵的帮助，并且得到了赵之龙使他安全出城的令节。反对这位假太子登基最为坚决的自然是马士英。不过，就在王之明身着戏服、被一群暴民加冕之时，马士英正平安地来到了城外，有400名贵州籍精兵保护他前往南方。马士英在6月4日逃离南京的表面原因是为了保护弘光皇帝的母亲邹氏的安全。不过，有些人认为，那天随他离开南京的老妇人其实是他自己的老母，但打扮成了皇太后的模样。可是那人当时的身份是皇太后，则几乎是没有疑问的。尽管她后来死于事变，但是声称皇太后的人在马士英的车中，就为马士英提供了一个借口——尽管只是一种花言巧语的借口——以推卸他在首都所负的责任。然而，马士英不光彩的名声仍然留在了城里。尽管他不论走到哪里几乎都遭到反对，他仍在不断地努力以再次加入到南明的事业中去，即使是在福建，他还是站在复明分子一边继续奋斗。不过，到他最后被俘并在浙江一个集市上被砍头示众为止，他的名声还是没有能够挽回。就像人们习惯上认为明北京城失守的责任应由奸臣周延儒承担一样，马士英也是一个要为南京政权的败亡承担责任的败类。实际上，在公众眼里，马士英与周延儒是一丘之貉，因为当时一首流行的歌谣说得很清楚：周延儒，字玉绳，先赐玉，后赐绳，绳系延儒颈，一同狐狗之毙；马士英，号瑶草，家藏瑶，腹藏草，草贯士英皮，遂作犬羊业政客一直到民国时代，民国时代的民主思潮，都和这些人有关。南都：所以当时的民主试验其实是有一定效果的了？马勇：孙中山多次讲到，要提高人民的素质，要教人民怎么开会，怎么投票，怎么选举。这是因为孙中山1894年跑出去之后，清廷不让他回国，所以他根本不知道晚清十几年的发展。1894年的时候，中国人确实不知道怎么开会，但是到了1912年的时候，中国人太知道怎么开会了，因为有了十几年的民主宪政的训练。但是这个孙中山都不知道，一是他在国外没有回来，另外他戴了一个有色眼镜，清政府的任何改革，他都认为是假的、骗人的。南都：但立宪派也是少数人？马勇：晚清十几年的立宪运动发展走的是精英政治路线，只是给人民一张选票，给这些政治精英合法的权力，并不是让人民都介入政治。而孙中山和后来的革命者都是动员人民。政治不能这么玩，政治永远都应该是职业政治家手里面的东西，但是职业政治家的合法性来源于人民投票。晚清走的是一种很合乎中国国情的一个立宪道路，后来孙中山走的另外一条路，怎么训政，怎么民主。南都：就是说要相信民众的判断力。马勇：应该相信人民的判断。就是选上了一个坏人，人民仍然有办法把他选下来。而且中国当时走的精英政治路线，人民选的就是咨议局议员，并不需要人民去一人一票选大总统。我们当时走的代议制，和美国的制度有很多的相似性。只要是真诚的代议制，真正的代议制，在基层放开权力就行了。南都：所以你说，辛亥革命是对法国大革命的超越。马勇：因为这场革命不仅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而且避免了内战和血腥。我认为这是中国智慧的最高体现，合乎人民的根本利益。（原载于《南方都市报》2011年6月2日）第五章再给历史把个脉中国仍在突围中：回望百年在过去一百年，最大的事件莫过于大清帝国轰然坍塌。一个具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庞大帝国，且正在进行全方位改革的帝国，为什么在一场军事哗变之后竟然如此脆弱，不堪一击，走进历史？或以为清亡的教训在于其改革，以为清廷假如不改革，或者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加强管制，清廷或许还能硬撑若干年。然而历史无法假设，清廷在1895年之后走上政治变革道路，从家天下的立场说，一点儿都没有错。没有哪一个家长不希望自己的家族人丁兴旺繁荣昌盛，大清国的主政者不论是慈禧太后，还是光绪帝，他们比任何人都更加爱惜大清国的未来，更期待大清皇位永固。政治改革对于清廷来说，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改革的目的如果套用今天的政治术语说，也就是“坚持和完善满洲贵族统治集团对大清国的领导”。这一点是没有什么疑问的。问题在于，清廷的改革或许真的像革命党人当时批评的那样，缺乏诚意，到了关键时刻掉链子，不明白所谓改革就是一场凤凰涅槃，就是浴火重生，就是权力的重新分享，就是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社会体制。因此，清廷统治者尽管在晚清最后十年做了大量工作，改官制、改法制、改教育制、构建近代社会管理体制等等，然而到了最后关键时刻，即将进入君主立宪的时候，一个皇族内阁将先前十几年的改革成果全部吞噬，一个王朝就这样结束了。如果正面总结清廷失败的教训，绝对不是改革太多太激进，而是改革不到位，不彻底。由此引发另外一个疑惑，为什么清廷改革不彻底、不到位，清廷既成体制是否像一些研究者所说，根本就不存在改革的可能性？“满洲党”对权力的垄断和贪婪，使这个特殊的利益集团不可能在关键点上有丝毫实质性的让步。二十年前的所谓“告别革命”说，不管出于怎样的善良目的，其实都像孙中山当年所说是一个善良的农夫期待猪能够变得更温顺更善良，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大清国是通过暴力构建的帝国，这样的帝国无论怎样改革，都无法变成一个良性的体制。一个特殊利益集团垄断权力和一切资源的帝国，其最理想出路就是和平退出，让人民拥有权利，重新建构属于人民的现代民族国家。这或许就是清之所以亡而不得不亡的根本原因。革命无法告别，革命与改良在历史上大约永远都是交替使用。大清国当然不是革命党人之手推翻的，而是满洲贵族用自己的手将这个王朝掀翻的。终结帝制是中国历史的大进步，这既是对一百多年前法国大革命的回应，也是对几个世纪之前英国工业革命的回应，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个重要节点。一百年过去了，我们有资格有机会回溯这一百年的进与退了。实事求是地说，不论清帝退位后的中国怎样一度混乱，也不论在民主共和的道路上出现过多少次反复，多少次复辟。中国往前走的决心不变，方向不变，尽管有曲折有反复。我们在过去的一百年，已经大致构建了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框架，帝制时代已经永远离我们而去，中国在未来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与问题，绝对不可能有任何人想到帝制复辟，想到用皇帝的威权与神圣的光环去重建中国社会。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这就是中国社会的进步。然而，这种进步也不能太夸大。中国毕竟是一个具有两千年帝制传统的国家，从帝制到共和，也绝对不是选举共和国总统那么简单，更不是口头上说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就真的是国家的主人。中国的民主化需要一个漫长的转型期，中国真正走出帝制时代，或许需要两三百年的时间。这不是危言耸听故作高深。在一个具有悠久帝制传统的国度里实现社会转型，即便有形的皇帝不存在了，谁能保证我们每一个人心里不再期待一个无形的皇帝，谁能保证那些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心中没有想过当皇帝，即便不能名正言顺当有形的皇帝，为什么不能享皇帝之实而去皇帝之名呢？事实上，在我们今天无处不在的官僚体制中，那些大大小小的头目，哪一个不把自己视为主宰单位的小皇帝呢？我们要想完全走出帝制时代，可能还有一段漫长的路。在过去一百年，中国的进步是显然的。中国确实已经摆脱先前家天下的束缚，人民确实逐步成为社会的主人。只是从全世界横向进行比较，中国的进步远远不够，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在摆脱了帝制束缚，也失去皇恩庇护的同时，其实并没有真正获得民主的权利。皇恩不再浩荡，民主又没有实现，这就有点不进则退了。中国只有彻底落实人民的权利，只有让人民自己当家做主，拥有选择公仆和罢免公仆的权力，就像马克思对巴黎公社所期待的那样，中国才能坦率地说真正走出了帝制时代，真正走向了现代社会。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中国决不会以特色向世人炫耀，而是实现晚清以来几代中国人的信念，与世界同步，愿世界上各民族以平等身份待我。专制君主已经远离我们而去，一个现代国家正在构建中，一百年的时间在人类历史上说非常短暂，但这一百年的变化绝对超出了中国历史上过去的两千年。在这一百年，我们经历过清朝的最后统治，经历过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经历过袁世凯和北洋系的十几年政治统治，也经历过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党国体制”，直至1949年，中国的面貌发生根本转变，几十年的混乱、分裂予以终结。此后六十年，台湾在继续发展，延续了孙中山当年所规划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至20世纪80年代开放党禁，实现宪政，为中国政治发展走出一条很不一样的新路。台湾的成就和经验对近代中国许多既成观念都是根本性颠覆，自康有为、孙中山以来的所谓特殊国情论在台湾政治实践中逐步被证明有误。这是亚洲的骄傲，也是全体中国人值得自豪的成就。在大陆，过去六十多年也是几经反复一路坎坷，最初的十七年，尽管犯有人民公社、大跃进等一系列头脑发热式的激进错误，确实给新建的共和国以沉重打击。这是中国历史的惨剧，但是人们并没有因此丧失对执政者的信赖。然而，可悲的是，随后便人为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不仅使中国的文化遭到毁灭性打击，而且使中国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文革的中止，一系列错误的纠正，伴随着改革开放，逐步将中国带到一个常态国家，经济发展繁荣，民生改善提升。也就短短三十年时间，中国已经从先前贫困状态步入比较富强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这都是过去一百年不得了的成就，中国的面貌由此发生根本改观，一百年前的东亚病夫成为亚洲也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发动机。一百年的变化是巨大的。一百年的成就，理所当然也有这些领导阶级和领导者的贡献。一百年后理性回溯中华民族走过的路，成就是主要的，问题其实也不少。变化固然天翻地覆日新月异，不变甚至某些方面的倒退也是事实。早在一百多年前，清廷就曾郑重承诺要进行君主立宪政治体制改革，然而到了最后清廷无法兑现立宪承诺，只好逊位，只好交出政权。一百年前，孙中山也曾郑重承诺在经过军政、训政两个阶段后还权于民，实现宪政。只是孙中山在其一生并没有真正获得政权，没有机会实现自己的诺言。也是一百年前，袁世凯在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时庄严承诺遵守共和，然而为时不久，帝制自为，一生名誉毁于一旦。接替袁世凯的北洋系军人一次又一次地维护共和，挫败帝制阴谋，但是军人政治也使民国蒙受了巨大羞辱。直至1927年，蒋介石北伐成功，重建统一，也曾承诺还政于民，实现宪政，但是直至国民党兵败大陆，蒋介石的承诺都没有变成现实。一百年前的问题好像至今没有变。未来中国不变革则已，一旦走上变革之路，政治民主化，还政于民，依然是必须跨越的一道坎。中国只有政治有办法，其他方面才会有办法。而政治上的办法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让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拥有选择执政党和执政者的权利。中国近代史的热点、焦点和难点2012年就要结束了，《深圳特区报》理论版主编周国和先生约我对过去一年中国近代史研究作一简略回顾。这是一个好主意，就像任何一家公司一样，总要在一个财政年度结束后做个盘点，弄清盈利还是亏损。当然，我并不是这个题目最合适作者，因为现在一年近代史专业知识产量汗牛充栋，断非浅学如我者所能把握。我只能像国和兄所说，就自己感兴趣的学术热点问题谈点看法，更细致的综述，还应求助于那些专门者。好在我们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有几十人常年关注学术进展，每年都分门别类撰写“学术前沿报告”。读者如对相关话题有兴趣，不妨翻看每年《近代史研究》第五期，那里有上一年度学术分析，全面涵盖上一年度近代史学界有关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文化、学术、思想等诸多门类研究新进展。热点：历史相似性历史哲学早就注意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重大历史情形在历史上都不会出现一次就结束，历史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尽管每一次重复并不那样全然相同。近代中国的主题就是中国走上世界，世界进入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其实就是近两百年中国历史的缩写，就是世界重新进入中国，中国走上世界的过程。类似的历史主题，总会衍生类似的历史问题，因而近代史在过去若干年活跃，如果一定要寻找其动力，毫无疑问是时代对理论的需求，是人们期待从既往历史经验中寻找智慧。近代中国走向世界，是从坚船利炮开始，是从物质建设开始，中国人在最初几十年埋头发展，确实取得了巨大成就，如果剔除意识形态因素，我们必须承认，1860—1894年这三十四年，使中国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一个传统的农业文明正在裂变，一个全新的现代工业基础正在形成，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思维方式都在变化。三十年，原本只是人类历史的瞬间，但洋务运动带给中国巨大变化，确是几百年、几千年所罕见。洋务三十年高增长主要是因为国家资本主义，是中央政府合法利用资源、市场、价格等诸多方面垄断，实现了超常规跨越。这是中国历史的奇迹，也是中国人的创造，值得总结，值得珍惜。跨越式发展，超常规增长，给中国带来了巨大成功，也遗留无穷问题。如果我们不抱成见观察19世纪70年代之后中国思想界关于发展，关于中体西用等问题的一系列讨论，尤其是郑观应等一批来自实业界思想家的“盛世危言”，我们就应该相信那时的中国人并没有躺在三十年跨越发展成就上不思进取，而是谋划着一个可持续的发展方向、发展轨道。可惜，历史没有给那代人留下足够时间，1894年一场局部的中日冲突，将先前三十年成就近乎一扫而光。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进入维新时代，过去三十年管控过于严厉的社会得以释放，新的社会阶层得以发生，社会空间得以打开，维新、变法，成为中国人最乐于谈论的问题。短短几年，中国社会在变化，即便仅仅从经济增长方面说，1895年之后的速度、质量，远远超过先前，过去几十年无法建设的铁路，无法开采的矿山，都因中国有了新思路而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再往后，经过1900年的义和团、1901年《辛丑条约》的强烈刺激，中国开始在政治改革上迈出重要一步。至1906年，中国终于步趋东西洋各国，走上立宪道路，试图以君主立宪重构中国社会。应该说，这是中国自1840年不得不踏上现代化道路之后最重要的觉醒。焦点：革命与改良历史学界对近代史的重新表达，是生活的恩赐，是时代的必然。西方历史学者在谈到历史学的性质时有一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曾经引起巨大争议，以为历史学不是科学，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其实，这句话的真实意思是，历史学家之所以对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历史问题感兴趣，进行研究，是因为在他的生活中，在生命意识中意识到这个问题远比那个问题更重要。这就是近代史学界2012年重述近代史，寻找近代中国发展主线的深层思想根源。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三十年道路如果放在大历史视角进行观察，虽然与洋务三十年有根本性质不同，但凭借国家主义优势，学习西方，埋头发展等，还是有很多相似或相同处。这不是说改革开放刻意模仿了洋务新政，而是说这两个历史阶段具有高度相似性。相似的道路总在提醒人们注意历史教训，避免历史悲剧重演，这是人类与其他生灵最不相同的本事。三十年洋务不仅没有让清朝顺畅发展下去，恰恰就在洋务终结时，萌发了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革命思潮、运动，这就是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孙中山的中国革命无疑具有正当性；但对于清朝来说，孙中山的中国革命毕竟是一种不该发生的悲剧。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2012年是清帝退位一百周年纪念。这两个重要日子引起了知识界的关注，近代史学界也在过去几年投入相当精力，组织一批很有意义的活动。人们在讨论清亡教训时都注意到了革命与改良赛跑，都知道大清王朝之所以亡，主要就是因为其改革慢了一步或半步。甲午战后，中国并没有在改革上犹豫、蹉跎，中国几乎在没有经过任何争论的情形下轻松转轨，放弃了先前畸形发展方略，以社会改革、政治改革、文化改革为主轴，引领中国步入一个全新的维新时代。从1895年起，短短三年时间，中国面貌大变，如果仔细考究湖南那三年的情形，就很容易同意这个判断。从1898年开始，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动荡期，政治上是焦虑迫使领导层走上了激进主义轨道。欲速则不达。中国经过几年蹉跎，直至1906年方才找到正确方向，以仿照日本君主立宪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出路。实事求是说，清廷的方案、道路，都是对的，所以当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经过一个短暂高潮，立马陷入困境。此后几年，革命的机会越来越少，改革成功的几率越来越大。到了1911年春，孙中山
后几十年中日之间的恩怨情仇，都可以在这个重大事变中寻找到影子，中日交恶直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而结束。回望百年中日交涉史，日本总是能巧妙利用时间点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些时间点或是中国发展关键期，或是中国困难时，或是中国格外重视的节点。从国家立场上说，日本的这些做法对中国有极大伤害，也非君子所当为。但是从历史教训说，中国也应矫正自己的政治日程，不能以内政压外交，内政、外交应该建立一种良性联动，而不是恶性互动。不能将自己的软肋总是暴露在外，不能给对手留下可攻击的目标，更不能用党派的纷争、政见分歧为重，甚至利用外交危机实现党争的目的。在外交上，中国在坦荡荡的同时，也应该适度注意“小计”，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或许应该引起中国人的警惕，不要再以“倭人”视日本，更不能以阿Q心态蔑称“小日本”。日本是“大和民族”，是亚洲的伟大国家，是中国无法搬走的邻居，中日必须友好。中日之间只有重建正常国家关系，亚洲和平与稳定方才可期，中国重建辉煌方才可能。文化的根本在政治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与前此中国政治的急剧变化密切相关，是20世纪初中国人精神探索的继续。辛亥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上的剧烈变动，造成国人信仰的空前危机与混乱，中国向何处去——又一次成为中国人的难题。鲁迅在1932年的一篇文章中回忆：“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辛亥革命以后的一系列复辟事件导致新知识分子对政治失望，进而颓唐，他们觉得中国问题的根本可能不在建立新的政治体制，而在于改造传统文化。旧的文化传统是帝制复辟的社会土壤，要建立民主共和的新的政治体制，就必须彻底打碎旧的文化传统。然而问题在于，旧的文化传统从何而来？以儒家伦理为中心的帝王意识为什么不能随着民主共和体制的建立而自然消亡？辛亥革命通过暴力手段推翻了统治中国长达两千余年的帝王专制体制，但并没有迅速改变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和中国人的基本生存方式。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之后立即提出，民主、民族两大问题已经解决，中国必须尽快转入和平的建设阶段，着手解决民生问题。孙中山的想法具有普遍意义，在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之后，中国确曾出现过一段时间的经济建设热潮，孙中山本人曾期望致力于铁路的建设与开发，黄兴也有解甲归田从事实业的考虑，就连著名思想家章太炎，也在民国初年放弃书斋生涯，致力于东三省的实业建设和边疆开发。如果不发生重大意外的话，中国的经济建设在民国年间必将进入一个黄金时期，中国的综合国力在民主共和政体的框架内将得到迅速恢复，中国的社会结构和中国人的基本生存方式也将很快得到改变。到那时，中国人的意识形态也必将随之而改变，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也就自然会随着人们生存方式的改变而改变。良好的期待并没有成为现实。袁世凯在其执政的第一年，受《临时约法》内阁制的束缚，基本上是在民主共和的框架内处理问题。然而宋教仁血案爆发之后，不仅袁世凯开始“溢出”民主共和的正轨，就连南方的共和党人也不愿继续遵循民主共和的原则去解决问题，他们寄希望于武力。从此，中国政治离民主宪政体制越来越远，武人专制、军阀割据的局面由此形成，他们动辄进行武力较量，中国政治沦为军阀操纵的工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但他们把原因归结到文化实在过于天真，并没有找到根治此种痼疾的良药。事实上，不必用文化为政治家们脱离民主的轨道寻找借口，而应该从政治本身寻找答案。就政治本身而言，辛亥革命之后建立的民主共和体制实质上是和平的议会政治、政党政治，各政党都可以在议会进行合法的游说、辩论，以争取议会多数和社会层面的多数。议会政治的关键在于绝对排斥武力，只要参加了和平的议会政治，任何政党都应交出手中的军队，使军队成为国家政权的工具，而不应该成为政治家手中的筹码。孙中山等革命党的领袖们为民国制定了民主宪法，但他们在宋教仁案发生之后的本能反应不是借助法律的武器解决问题，而是诉诸武力，进行所谓的“反袁”斗争，由此开启20世纪中国政治史上武力革命之先河。而袁世凯作为合法的总统，事实上也没有遵守民主宪法所赋予的义务和权力，他期望从肉体上消灭政治上的对手，并利用合法总统的身份命令属于国家的军队为其个人政治利益服务。民初的政治家们都没有遵守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这既是民国初年政治黑暗的根本原因，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之所以会从文化上解决中国问题的直接背景。政治问题是一切问题的根本，只有首先解决政治问题，其他一切问题才会有转机。如果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即便在文化上来一次革命，彻底否定传统，实行全盘西化，也无法解决问题。文化问题、经济问题附丽于政治，反过来说，经济的发展与繁荣，能促进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与壮大，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与壮大，反过来就会影响中国的政治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期望二十年不谈政治，期望以二十年的时间为政治的良性发展打下一个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可能是找错了方向。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发生了严重分歧，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激进的思想家热衷于组建政党，从事政治斗争，期望用政治的手段去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可能和他们已经认识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方向选择并不正确有着某种程度的关联。
公债。这封电报似乎出现得过于突兀：应桂馨不提黑材料的碴儿，提公债干什么？公债就是国民政府发行的一种债券，只是这种债券相当抢手。原因是政府急于套现，公债一般都以最大的折扣尽快出售。而等到公债到期还本时，都按票面价值加利息计算。也就是说，应桂馨想利用洪老大的中央政府背景优势用公债套利，发一笔横财。可这与搞臭宋教仁他们的计划有什么关系？洪述祖也晕了，因为电报内容看起来不像是答复自己发出的那份“工作指导意见”（下文简称“意见”）。因此他写信给对方：我没明白你的意思，请给我详细解释一下（来意不明，请详情再转）。不等应桂馨答复，3月13日，洪述祖给应桂馨发去一封至关重要的电报：已交财政总长核办，偿止六厘，恐折扣大，通不过，毁宋酬勋位，相度机宜，妥筹办理。洪述祖告诉应桂馨，公债的事我已经交给财政部长在办，估计利息达不到你说的八厘，只能搞到六厘，而且你要求的折扣也比较大，恐怕通不过财政部的审核。根据洪述祖先生几天之后的表现推断，他并没有尽力去办公债的事，甚至根本就没办。当然，洪述祖的这种行为也可以理解：不见兔子不撒鹰。应桂馨承诺的黑材料没有着落，让洪述祖在领导面前丢了好大的面子，结果你应桂馨还想借他洪述祖的中央背景低价购买公债赚利息，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因此，洪述祖在电报的后半部分暗示应桂馨：你想拿好处也行，但你必须有更加积极明确的表示——“毁宋酬勋位”。“毁宋酬勋位”下文会深入剖析，暂时不多说。又一封杀人的信同日，即3月13日，应桂馨发给洪述祖一封信，这是一封堪称近代史上第一不要脸的犯罪信，信的内容可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只有一句话：“三月初九来函，及十三号电，均敬悉。兹分别详陈于后。”这是解释写此信的目的是回复一封信——三月初九收到的洪述祖于3月6日写就的那份“意见”以及一封电文——3月13日收到的那份绵里藏针的“毁宋酬勋位”电报。可为何要在这封信中回复“意见”？秘密就应该藏在应桂馨收到“意见”的日期“三月初九”里面，只是“三月初九”很费解，应该不是指阴历“三月初九”（1913年4月15日），可“三月初九”也不像阳历的说法。不管怎么样，或许是应桂馨在发出电报后才收到“意见”，也或许是收到了却没来得及看。总之，那封买“公债”的电文并不是对“意见”的回复，这是可以确定的。在第二部分，应桂馨详细解释了公债的事情。应桂馨说，中央政府去年9月发行的那种利息八厘的公债，现在市面上有人只卖六五折（外间展转出卖，每百万只卖六十五万），而他出于帮中央解决财政困难的目的，打算以高于市面价格的六六二折购买。这小子还强调说，他费了很大的劲才搞到这么一个好点子，而且不要好处费，这当然是给自己脸上贴金的鬼话。应桂馨说了这么多，言外之意就是我开的条件不错，你洪述祖之前责怪我开的条件太高是没有道理的，只要你在财政部长面前美言几句，公债不难买到。插一句，根据民国初年公债相关的史料以及洪、应二人的来往电函可知，买卖公债这种商业行为的最终决定权在财政部，财政部长说了算，并不需要取得袁世凯的同意。絮絮叨叨说了这么多公债相关的事情，只为了说明一点：买公债跟“谋宋搞钱”一事没有直接关系。这是一条非常关键的信息。信的第三部分可以看作应桂馨对“意见”的正式答复。应桂馨知道自己拿不出黑材料交差，所以采纳了洪述祖教给他的办事流程应付差事。先收集宋教仁的反对文章——他收集了《民立报》转载的宋教仁演讲稿寄给洪述祖。趁目标有特别不轨的激烈举动，方可下手——他侦探到了对方的“激烈之举”——不但宋教仁最近的言论非常危险，而且黄兴也表现得很不安分，昨天黄兴把应桂馨帮忙转卖公债得来的现金拿出一部分用作联络江苏、浙江、安徽等地驻军的活动经费（专任苏、浙两部暨运动徐皖军马之需）。随后，他解释自己这次帮助黄兴卖公债是为了打入“敌人”内部“干革命”，让洪述祖在领导面前替自己说两句好话。信的第四部分则明显是应桂馨深刻领会了“毁宋酬勋位”电文之后的自我发挥。他说，我个人本来不在乎什么功劳赏赐，但禁不住宋教仁太能搞事，如果我们不釜底抽薪干掉他（去宋），恐怕对大选的局面不利。可办宋教仁这事儿所需手续费很多，而我倾家荡产也才垫付二十余万（惟中间手续，无米为炊……余产拼挡，足可挪拨二十余万）。应桂馨的这次喊价：二十余万，与之前索要的报酬三十万元相当。也就是说，其最终报价还是三十万。高潮一天后，应桂馨主动提出明确的刺宋计划：梁山匪魁，四处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乞转呈，候示。用“梁山匪魁”宋江之“宋”取意宋教仁，“设法剿捕”取意暗杀，“乞转呈”是让洪述祖征求领导（赵秉钧、袁世凯）意见。刺宋的剧本就此完成。看到这里，似乎洪述祖没有得到任何好处，这可不符合他的一贯作风啊？洪述祖用实际行动告诉世人：狗改不了吃屎，他改不了捞钱。1913年3月17日，洪述祖发电给应桂馨：债票特别准，何日缴现领票。另电，润我若干，今日复。债票特别准，表面上似乎在说公债肯定能办下来，但实际上是肯定应桂馨的刺宋计划——三十万的报酬没问题，勋位没有问题。然而洪述祖担心应桂馨再次满嘴跑火车，于是激他：“你别光说不做，赶紧行动（何日缴现领票）！”至于最后一句话“润我若干，今日复”，意思是记得给我回扣，今天务必答复我。可接下来的两天，应桂馨并没有给出答复，因此洪述祖再发两份电报，催促应桂馨兑现承诺。3月20日，应桂馨回复洪述祖：电报我已经收到，但请你先呈报给中央。至于洪述祖有没有“先呈报”，下文再说。反正应桂馨是没管三七二十一，以相当雷人的理由——替四万万同胞除害和相当离谱的价格——三十元（承诺一千，实付三十）请得杀手武士英出手，也就是本章最开始的那一幕。……至此，案情的大致脉络渐渐清晰起来：应、洪二人想通过搞臭宋教仁来弄些黑钱，原本这个计划已经得到了赵秉钧和袁世凯的同意，但应桂馨是个满嘴跑火车的家伙，根本就拿不出黑材料。于是骑虎难下的应桂馨在同样交不了差的洪述祖的暗示下，杀了宋教仁，试图以此交差并取得酬劳。但问题是，洪述祖有没有受到袁世凯或者赵秉钧的指使呢？这涉及两句电文，也就是大部分人用之给袁世凯定罪的两句话——洪述祖分别于13日和17日所发电文中的“毁宋酬勋位”以及“债票特别准”。难以成立的罪证“毁宋酬勋位”应该作何解释？不同的解释，似乎可以引发不一样的结果。国民党人的解释是：毁宋酬勋者，杀宋教仁则酬以勋位也。而“酬勋位”这么大的事不是洪述祖这样一个小秘书可以决定的，必须得到总统的同意。因此可以证明，洪述祖之所以能发出“毁宋酬勋位”的电文，想必是得到了袁世凯的授意。对于国民党的说法，袁世凯和赵秉钧自然是矢口否认，而且他们也给出了说得过去的解释：“授勋”是一件透明度很高的事情，不可能暗箱操作，如果我们以应桂馨“毁宋”有功的名义授予对方勋位，岂非不打自招？难道我们的智商有这么低吗？其实，国民党和袁世凯双方的论据都不成立。政治界有一个著名的原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欲赏之功，也同样何患无辞！就“毁宋酬勋位”一事来说，“应桂馨于辛亥革命有功”就是一个很好的“辞”，一个很好的借口。因此，国民党认定洪述祖没法“酬勋位”的假设是不成立的。洪述祖完全有底气假传圣旨，因为他可以用这个借口为应桂馨申请勋位。更重要的是，洪述祖确实有用这个理由为应桂馨申请勋位的计划，这可不是瞎编。1912年10月，洪述祖给应桂馨写了一封信。洪述祖在这封信中让应桂馨补寄申请勋位所缺的“革命资料”（望补寄，因要叙勋，非如此不可也）。至于为何拖了几个月也没有办下来，可能是因为洪述祖不满意应桂馨弄黑材料的表现吧。同理，袁世凯也不能用“酬勋位不可暗箱操作”的理由来洗脱干系，因为他可以用这个借口光明正大地为应桂馨授勋，不用任何暗箱操作。也就是说，“毁宋酬勋位”既无法证明袁世凯下令“毁宋”，也无法证明袁世凯没有下令“毁宋”。至于洪述祖给出的承诺：债票特别准，也有人提出质疑：若没有袁世凯和赵秉钧的同意，即使杀了宋教仁，洪述祖有能力批准以六六二折出售八厘公债吗，他又以什么样的名目搞到三十万的酬劳？对于公债的事情，前面已经讲了很多，也有了结论：公债与“刺宋案”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更不需要袁世凯批准。至于如何拿到三十万的酬劳，这个简单。鉴于之前袁世凯已经承诺只要见货就交钱，因此在拿违法当盐吃的洪述祖看来，只要应桂馨不暴露，杀了宋教仁也是可以找个好借口把这笔已经准备好的钱拿到手的。既然“毁宋酬勋位”和“债票特别准”都无法证明袁世凯直接涉案，难道袁世凯就此洗脱嫌疑了吗？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必须深入研究一下重大嫌疑人洪述祖先生的口供。不靠谱的口供应桂馨于案发后第三天被捕，洪述祖则在案发后逃到了青岛德国租界。1913年5月3日，他在青岛通电，承认是自己“冒用中央名义”，是自己假传圣旨，袁世凯和赵秉钧没有命令他“毁宋”。而他提出的“毁宋”是指诽谤，是利用黑材料毁掉宋教仁的名声，至于后面的“去宋”和“剿捕”都是应桂馨自作主张，跟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仅欲毁其名，何得认为谋杀之证据）。这之后，他就一直藏匿在租界，活得很滋润。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1917年春，自以为已被大家遗忘的极品坏人洪述祖先生，从青岛来到了上海这个他当年战斗过的地方，并找到了新的就业机会——替日本人推销鸦片。放眼整个中国近代史，几乎没有人能把极品爱财奴本色发挥到洪述祖先生如此出色的地步。洪述祖自以为大家都已经忘记了他这个刺宋案的主谋之一，自以为可以在上海平安地混下去，但他没有想到，上海对于他来说就是一张虎口。因为有两个人一直时刻关注着他的行踪——宋振吕（宋教仁的儿子）和刘白（宋教仁的秘书）。洪述祖很快就被二人抓住了，先是被暴打了一顿，后又被扭送到了他最应该去的地方——法院，去接受中华民国的最终审判和刑罚。鉴于这样一个客观现实——袁世凯、赵秉钧此时已死且声名也被世人踩成了渣，洪述祖先生在法庭上提出了一个新说法：“毁宋酬勋位”的电报是袁世凯通过赵秉钧转交给自己的，自己完全没做任何加工，至于“毁宋”被理解成什么意思，完全取决于应桂馨同志的个人理解能力。总而言之，他只是奉令行事，“毁宋”跟他洪述祖没有关系。但法官不为所动，因为洪述祖的这种说法在逻辑上存在三个漏洞。漏洞一：应桂馨明确提出“刺宋方案”的那封回信是对“意见”与“毁宋”电文的综合答复，而“意见”很明显是洪述祖先生的私人作品。也就是说，即便洪述祖把“毁宋”电文推到袁世凯的头上令其负有领导责任，也不能说自己就是“奉令行事”，因为“意见”有明显的教唆意图。漏洞二：假设“毁宋”电文出自袁世凯之手，那么对于应桂馨之后数次要求洪述祖“呈上”等待进一步指示的电文，洪述祖就应该呈送给袁世凯看，让袁世凯作出进一步批示。而一旦呈报给袁世凯，那么洪述祖就是受袁世凯的指示杀人，他便可以借此脱罪。当时袁世凯、赵秉钧都已经故去，没有人会威胁他说出所谓真相，再加上他的人品，他完全可以在法庭上如此给自己辩护。可是洪述祖并没有这么做，并没有指证袁世凯或赵秉钧对应桂馨的刺杀方案做了批示。换句话说，洪述祖是真的没有“呈上”，而袁世凯也没有直接参与“刺宋”。漏洞三：洪述祖没有办法解释自己在应桂馨提出“刺宋”之后仍催促对方赶紧兑现承诺的行为。洪述祖不但没有“呈上”，还催促对方赶紧“去宋”。那只有一种解释：洪述祖自作主张同意了应桂馨的刺杀方案，他就是主谋。1919年3月底，洪述祖被判死罪，处绞刑。这是中华民国的第一起绞刑。4月15日，洪述祖被绞死。死状极惨，行刑过程中头颈分离。这对那些曾经被他伤害过的人来说，也算是一种交代吧。动机虽然根据之前的分析和目前已经解密的档案，没有任何一件证据可以证明袁世凯曾下令“刺宋”，虽然洪述祖先生从不按照常理出牌，也没有人品，但要说他是单纯地为了钱而去谋杀政要，还是略微有些疯狂。好在有一种假设似乎可以用来解释这种不合理，该假设是这样的：洪述祖通过袁世凯不但愿意掏钱还常常催问黑材料下落的言行，感受到了领导对自己弄“黑材料”搞臭宋教仁进而破坏国民党大选一事的强烈支持，于是一股强烈的喜悦感油然而生：我要借此机会立下大功！甚至可能在他与袁世凯有限的几次接触中，袁世凯还曾表达过一些对宋教仁不满或颇为忌惮的言语，令他感受到了领导的怂恿，从而坚定了迎合上意的信心。因此，洪述祖决定拍马屁和捞钱并举，因而一步步将行动升级，直至提升为刺杀。有人不认同这种“袁世凯知情怂恿，洪述祖主谋”的假设，说宋教仁坚持责任内阁的构想已经威胁到了袁世凯，袁世凯有足够的杀人动机。实际上，宋教仁坚持责任内阁的构想，不仅威胁到了袁世凯也威胁到了孙中山。若按照这种说法，岂不是国民党也有杀人动机？根据中华民国成立以来的经验，要想顺利施行责任内阁制，就得依赖于一点——没有一个强力总统。要不然一个强力总统，一个强力内阁，估计成天就是吵架，根本干不了正事。因此，宋教仁早就计划推出一个适合他的大总统，但这个总统人选既不是本党头号领袖孙中山，也不是现任总统袁世凯，而是综合实力较弱的黎元洪（吴湘相《宋教仁——中国民主宪政的先驱》）。这能令国民党内部的激进派服气吗？不可能服气，证据如下：1912年12月29日，宋教仁写给自己的秘书兼湖南同乡刘白的信中，直言“闻本党有内讧，前日兄来电警告弟以危像，弟总料未必有如是之甚，纵小有波澜，当不至于成大风潮”（宋教仁《与刘羹臣书》）。透过这封信以及写这封信的日期——1912年12月29日，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宋教仁同党内的激进派近期矛盾很深。因此，“袁世凯有杀人动机”并不能证明宋教仁肯定就是袁世凯杀的，可惜很多人都据此认定这就是袁世凯干的。不过话又说回来，袁世凯被扣上幕后主使的帽子，也怪不着别人。毕竟玩火（使用阴招搞臭宋教仁）就要有烧了自己的准备，甚至是被烧死。疑案之最后悬疑洪述祖与应桂馨这两个胆大妄为的神经病联手干下这桩大案，大概就是事实的真相，不过还有四个疑问没有解决。疑问一，国民党人为何能够如此精确地掌握宋教仁刺杀案的各种内情？答案不复杂，因为得到了准确的情报。沪军都督陈其美作为辛亥革命后上海军政府的第一任最高领导，当然会将心腹安插到各个关键的岗位。当时的上海电报局局长吴佩璜就是陈其美的人，而且吴佩璜先生还是陈其美的情报官。在这里插一句，虽然沪军都督一职在1912年7月底被袁世凯裁撤，其职能划归江苏都督。但这对羽翼已丰的陈其美来说，丝毫不影响其对上海的实际掌控力——他的部队仍驻扎上海，上海军政机关的要害部门仍由他的亲信控制。话题回到吴佩璜身上。那时，应桂馨和洪述祖的电文都是通过上海电报局收发，所以吴佩璜有能力掌握应桂馨和洪述祖之间的秘密。知道了洪述祖与应桂馨之间的秘密勾结，就很容易顺藤摸瓜找到武士英。这种智商，陈其美肯定有。疑问二，什么人有能力接触到武士英，并且促使他翻供
海，去了浅草的某家饭馆喝酒。和尚喝般若汤[23]这事儿，大家在落语[24]跟小笑话里都常有耳闻。不过那说的都是酒肉和尚，他们连寺里的经书也不怎么了解。这位在人们眼中身为候补管长的高僧就截然不同了，他不会把自己喝成八先生、熊先生那样，给人拿来当落语里的笑柄。这位前辈还有一点不能不提。首先就是他那副慈颜，那是世上少有的慈颜中的慈颜。他总是面带浅浅的微笑，就像暖春的轻风，悠然自得。嗓音也是柔柔的，就算喝醉也很少大声嚷嚷。他潇洒地调笑女服务生，灌龙海和按吉喝酒，却不会主动去灌自己。于是这位候补管长带着两个小沙弥走进了茶馆[25]的大门。这位候补管长可怜这两个小沙弥——他们没醉的时候就开始谈论女人，醉了以后谈论得越发热烈了，从头到尾都在谈论女人，开不了悟，真是极其可悲，因此也就萌生了恻隐之心。高僧打算教授他们具体该如何享受女色，如何把握享受女色的度。来了几名艺伎。大家都跟候补管长有着多年交情，众人聊演戏、聊旅行、聊恋人，除了佛经以外什么都聊了。到了深夜，一群人一起在一间茶室里睡得横七竖八。天亮了，大家洗了洗脸，换上和服，候补管长帮女人系好和服带子，动作之熟练让两位小沙弥目瞪口呆。龙海和按吉并不是不感谢候补管长的一番好意。这确实是一番纯粹的好意。他尽量把这两个愚昧的小沙弥引向开悟，而且还故意采用召伎这种最容易被误解的方式来引导后辈，真是一番苦心。然而两人却无法释然。不知怎的，两人心头总笼罩着一层吹不散的阴云。“我心里怎么就是过不去呢？”按吉问龙海。“何止过不去！简直臭不可闻！”龙海气得浑身直哆嗦。两个人彻底颓丧消沉，在街上失落地游荡了一阵子。两人首先能想到的是：既然都能做到那个份儿上，为什么不干脆堂堂正正跟女人一起睡觉呢？然而问题绝不在这里。按吉认为，和尚即便堂堂正正跟女人睡了觉，也绝不可能就因此朝气蓬勃。这种散不去的奇妙毒气不光是跟不跟女人睡觉的问题，而来源于更根本的东西。和尚们只把女人当成发泄性欲的对象。他们会守身如玉，只是在守自己的性欲而已。然而，俗人是会迷恋女人的。为女人不惜付出生命，做尽一切愚蠢之事，舍弃名誉，舍弃情义，执迷不悟。在高僧所认知的女性里，并没有这种让人爱得发狂的女性。按吉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个道理。谁对谁错已经没有讨论价值了。他深刻体会到：只要还有沉迷之心，就只能沉迷到底，无可救药。他意识到这点以后，再看那些没有慈眉善目、没有散发阵阵毒气的人，就发觉这些人很脆弱——他们似乎下一秒就要为女人痴狂，抛弃情义丢掉性命。有那么一天，按吉在学校大门前捡到了一张传单。从那一天起，到报名截止日期为止，按吉都在认真地思考。他渐渐想去朝圣了。按吉想，干脆下定决心，成为横跨沙漠的一分子吧。他觉得只有到了那里，他才能体会到生命的存在。他莫名感觉到一种近乎乡愁的、强烈的冲动。报名截止当天，他下定决心去了丸之内大厦。接着他来到了公开课的会场入口。他又犹豫了，在门前来回走了三趟。然而，他最后还是没有进去。他就转身下了楼梯。因为他在来丸之内大厦的路上，在电车里见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学生，美得让人眼前为之一亮。他的心强烈地悸动了。于是，他觉得想去阿拉伯的那些念头都假得不能再假了。他一边下着丸之内大厦的楼梯，一边为自己有生以来头一次做了件真实的事情而感到亢奋。他边走边对自己说：“今后，我也得一直这么做下去。”自那天以后，他就放弃了开悟。龙海在正要偷渡去巴黎之前迷上了个女人，于是从此行踪不明，生死不知。[1]指关东大地震，又称关东大震灾。是一场在1923年（大正12年）9月1日日本时间上午11时58分，发生在日本关东平原的地震灾害，里氏规模高达7.9，又称东京大地震。——译者注[2]卡尔·马克思用德语写作、由恩格斯等编辑的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这部作品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对日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诸多领域有着深远影响。——译者注[3]这里说的“主义人士”是“二战”前期和“二战”中期的日本左翼思想分子。[4]日本和尚是可以结婚的。——译者注[5]现在的东京大学，原称日本帝国大学，简称“帝大”。——译者注[6]旧地名，今北海道西南部和安平町北部。——译者注[7]越南语旧时的称呼。——译者注[8]日本传统表演剧目。——译者注[9]能乐剧目《翁》里开头的唱词，语意不详。——译者注[10]指平贺源内，江户中期的人物，多才多艺，身兼诗人、发明家、医生等多职。——译者注[11]今大阪府堺市。——译者注[12]原文写出来是“洒落臭い”，其日语发音和“社乐斋”一词相同。——译者注[13]佛教用语，本意是指慈悲的誓愿。现一般多指不惜任何代价都要达成的悲壮的心愿。——译者注[14]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哲学家，犹太人。——译者注[15]日本宗教团体的最高指导者之职（首长）。——译者注[16]原本是佛教对高僧长老的敬称，在日本也引申为对天主教枢机的敬称，意义等同于殿下或阁下等对世俗人物的敬称。——译者注[17]原作为《DieWelsseSklauin》，德国作家ElisabethSch?yen著。描写了惨遭国际人口贩卖组织捕获的退役海军少佐之女春满子的故事。——译者注[18]为了打破有些人的执迷，不少禅师或用棒，或用喝，或者“棒喝交驰”，作为一种特殊的施教方式。“棒”始于德山宣鉴。僧来参问，“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后用于形容高僧严厉教导和警示修行者。——译者注[19]是日本集体住宅的一种形式，一般为一层（也有两层），各个房间并排挨在一起，共享墙壁，走廊相通，共用厕所等设施。类似于我国当年的筒子楼。——译者注[20]南画，日本绘画因受中国“南北宗论”影响而称“文人画”为“南画”，并形成宗派。——译者注[21]1钱等于十分之一日元。——译者注[22]1英里约等于1.609千米。——译者注[23]和尚称呼酒的隐语。——译者注[24]日本的一种传统表演艺术，类似于中国的单口相声。——译者注[25]这里的茶馆指“待合茶屋”，过去曾是召妓女和艺伎的地方。——译者注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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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村子出了一个陆军大佐和一个海军大佐。陆军大佐小野在南方战死，海军大佐佐田在战争结束后回了村子。我就是那个海军大佐。我并不是出于本人的意愿才当上了村长。碰巧上任村长病死了，又没有其他合适的人选，大家就把这差事推给我了。大家说，只要去村公所，坐在村长位子上就行。然而在我印象中，我舅舅当村长的时候，如果有事村公所打杂的就会来接，若非如此，他就会成天在家里下围棋。我把这段回忆讲给了我的助理羽生，跟他说如果可以这样的话就不妨试试。他回答说：“您也知道，这仗打完了以后世道完全变样了，哪怕在咱这种小山村，也有像城里那样喜欢到处讲理的人，虽说挺麻烦的，还是烦请您做到每天按时上班。您可以不用顾忌任何人，在村公所下一整天围棋。”“不，我对围棋什么的都没有兴趣。搞搞园艺，整整田地这点乐趣就够我忙的了。所以啊，我一旦确定每天要来上班，这对我来说就不算什么苦事儿了，况且这应该也有益于身体健康。”我就这么轻率地接下了这份差事。村里的小学因为去年起了一场怪火，全都烧没了。幸好新建没多久的初中还没烧干净，就暂时在初中和寺院实施轮流上课，目前好歹还搭了个木板房当校舍，之后就该动工盖真正的校舍了。然而，资金方面却搞不定，没人想当村长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可是，没有村长这事儿也没法搞，所以助理和村公所的委员们找到我，说新建学校和资金的问题全都他们自己弄，不用我操心，所以麻烦我来当村长。就算我什么都不做，我的头衔也会自然而然发挥作用，事务也都由助理代办。换句话说就是名义上的村长。原来如此，世上这种村长应该不少吧。我也就大笑着当了村长。从我刚上任起，小学的事儿就很成问题。等我实地考察后，才渐渐发现这件事运作起来要比操纵军舰困难得多。在南方战死的陆军大佐小野的女儿原先一直在这所小学当老师，这位女士在村里风评相当差。不过她父亲是她父亲，她是她，尤其他父亲跟我都是军人，我也就没见外。想着谈一谈多半就能相互理解，私底下还很期待与她见面。有一天，她往村公所打了个电话，说有话想当面跟我谈，让我来学校一趟。羽生助理有事出去了，我也找不到其他合适商量这事的人，正好又该下班了，我就决定去学校看看。冬日傍晚，刮着凛冽的寒风。校工把我领到办公室，有位女性肩披外套，正蹲在火盆边取暖，这人就是她。她看到我，轻轻点头致意。“太无聊了，我就给你打了个电话。我今天值班。又没有别的事可干，烟也抽完了，就捡烟屁股抽，初中办公室的火盆我也翻了个遍，想敲竹杠也没有人可敲，正想着会不会来个笨蛋给我敲，突然就给你打了个电话。村长，您好吗？村公所有意思吗？”“你捡烟屁股抽？”“对，用旱烟袋抽。”“哈哈，你平常就把旱烟袋挂在腰间呗？”“怎么会，我是从男老师的抽屉里找到的。你有烟吗？”我并不讨厌她。原来如此，她跟大家说的一样，没什么礼貌，但是位很直率、很有意思的女性。我从怀里拿出了香烟递给她，她笑着接过去，非常高兴地说：“不出所料，真好骗。可能是我坑他们太多回了，只有其他村子里的人才会给我烟抽。”“你这么喜欢抽烟吗？”“废话。要不还能干些什么？”“看书吧，身为教育者也需要读书。”“小学老师有武力就够了，另外就是要有以物易物的概念吧。付出就该有回报，虽说我什么都给不了你，不过我总觉得这村子里的东西我基本都可以拿吧。难道烟这玩意还要钱买吗？都跟不要钱似的。”“你拿钱买什么呢？”“我那点儿钱哪够买东西。来，你看看，这就是二十五岁未婚女性穿的衣服！胸口，胳膊，连裙子上都是补丁。胸口和胳膊还是小孩拿小刀割的。我也想穿尼龙袜子，你看，这袜子，比残兵败将的袜子还要寒碜。”“没那么惨，这袜子在这村子里算华丽的了。换条灯笼裤，不穿裙子就用不着袜子了。絣织的衣服开个线，打个补丁倒不显眼，不过你这身衣服穿起来，却跟蝾螈开膛破肚了似的。”“真会说话，这村子里的男人比东京报纸还会耍嘴皮子，尤其是在挑女人毛病的时候。好像这村子里的男人这辈子的事业就是打倒女人似的。”我跟小野真理子的第一次见面就是如此。没过多久，值班的男老师来学校了，我也就准备告辞，可那个男老师一看见我，就跟看见宿敌似的冲到我面前，逼问我说：“我们今年就要靠这临时盖的木板房过冬了吗？窗玻璃基本都碎了，您是没看见吗？教室地板也都没铺。等积了雪，教室里就该满是泥泞了。您是要让孩子们在这种地方学习吗？！”他打开门，给我看了看教室内部。我没回答他就走了。我跟我老伴两个人在这村子里生活，所以跟他人的话题自然也很有限。但没有想到临时校舍连地板都没铺，也不知道窗玻璃大部分都碎了。那男老师对我这个长辈说这种话虽说是有些出格，不过这番质问也没什么错。我打算第二天跟羽生助理谈谈这件事，看看怎么应急处理一下。然而第二天我刚到办公室，就发现助理早就在那等着我了。“您昨天去了小学是吧。您跟那女老师做了什么，跟那位堕胎老师？”他怒气冲冲地逼问我。我不知个中缘由，就回道：“这村子不准村长跟女老师说话是吧？”“您还给那人香烟了是吧，一根香烟？”“我看她没烟抽，就给了她一根。”“她一直都没烟抽呀。要不您就一直给她？身为村长，给那个堕胎老师香烟。”“堕胎老师是什么？”“就是堕过胎的老师啊。村里人都这么叫她，没人叫她的名字，连小孩背地里都这么叫她。只要给她根烟抽，她可能就会陪你上床，是比妓女还不如的浪货。因为那人在这村子里当老师，所以小学就是伏魔殿[1]。”“伏魔殿？指的是宫殿吗？魔王是谁呢？”“区区一个原海军大佐的话，连魔王都当不上啊。战场都上不了的海军大佐，干什么都成不了气候。”再没有比他这几句更能侮辱我的话了。没错，我是个连战场都上不了的海军大佐。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之前，我被编入了预备军。在这种缺人缺到随便拉个人就上的关键时刻被编入预备军，不就意味着上面认为我非常无能吗？！要是晋升到少将才当的预备军，心里还能好受一些，然而我并没有，因此我茫然自失，也因为这份奇耻大辱动过自杀的念头。之后，我调整心态，在一个叫作海军水路部的地方当了一个小雇员，既然是雇员，预备大佐这个名号也就派不上用场了。我一面挨着跟我儿子差不多大的中尉少尉的骂，一面告诉自己这是在修身养性。忍着忍着，终于熬到了战争结束。身为军人，在遭遇未曾有过的大战之时却被免去官职，不许参加大战——多么可笑！这段历史连子孙都不能告诉，只能拿来自嘲。羽生甩出了几句我最害怕的话，于是我很奇怪他是怎么想的。就算是仇人，多少也会留点情面，能面对面说出这种话，肯定是有什么了不得的事。可我却完全没有头绪。“我不知道我去了一趟小学，就能让你这么不高兴。你是不是有把给妇女香烟的男人想成恶人的怪癖？”“嗯，算有吧。跟村长被本村的招牌骚货叫出去拿烟给她抽差不多怪的怪癖。”“话说，小学的临时校舍好像没铺地板呀，玻璃大部分也都碎了，能不能想想办法呢？”“您还好意思提这个？”他脸色大变。一时间好像在思考什么，突然又下了什么决心似的，从书架上翻出了几本书。“您先看看这个吧。那临时盖的木板房就已经让我呕心沥血了。如果要是没有我，就连那木板房都没得盖。哪儿有钱呀？没有钱，那木板房是怎么盖起来的呀？”他嚷嚷着，又来来回回从书架上取了好些书。没过多久，我的桌子上就堆起了一座书山。“您先看看村里的经费吧。看看到底有多少收入，有多少支出。然后是新建小学的额外收入，您看看到底有多少支出？盖木板房又需要多少，还有大概一半没付清。您再看看我把村里的经费都用在哪儿了，您查查我的差旅费。自我上任以来这七年，我都没有要过出差补助。我自己出钱，我跟那些卖解毒药的住一样的旅馆，到处求人，总算才盖成了那样的木板房。您跟我提这个，不觉得自己厚颜无耻，不觉得害臊吗？您什么心血都没付出过，还好意思说这种话。”“我明白您的意思了。那我就如您所说，拜读这些文件以后再谈我个人的看法，不过你太激动了，你把我说的话都给听岔了。咱们都冷静点，好好谈谈，齐心协力为村子办事。”我安慰了助理羽生，之后花了一星期翻看那些旧文件。他说得没错。这村子非但不景气，而且村里的财政简直都空空如也了。因此他无欲无求、尽忠职守的作风堪称伟大。他东奔西走一向是自己掏腰包。他会这么愤怒，多半是因为自己这份努力不为人知吧。这么看来，他会生气也不是没有道理。我很羞愧自己对此一无所知。因此，我为我的无知向他道了歉。但我又重申了一遍：“我知道预算不够，不过，能不能勒紧腰带给学校铺上地板呢？”我话音刚落，他的眼神就突然又凶恶了几分。“这样呀，那您自个儿来吧，村长。别客气，咱就弄到您满意为止，村长。”当时我第一次体会到在被人叫作村长时的那种不寒而栗的屈辱。羽生说道：“不过嘛，反过来一想，不铺地板就不用担心着火了。干脆把教室铺上地板990年10月30日，我收到这封信：亲爱的贝尔医生：我必须让你知道，上次我说伤害自己的事，我说谎了。我告诉你事情发生在3个月以前，其实根本不到一个礼拜。我很抱歉。我只是突然被卸除心理的防备，很害怕你会怎么想我、看我。我不是故意要说谎的。当时我没办法一次把全部的真相都告诉你。我真的很害怕自己有什么很恐怖的毛病。我需要你帮忙。我不知道自己为何想伤害自己。高中时，我曾像这样伤害自己；但19岁之后就没再这么做了。去年10月，我又开始故态复萌；在讨论我被性侵害的那段治疗期间，我自虐的状况更加严重。我不知道怎么停止这一切。※※※※她告诉我，大约一年前，这种迫切惩罚自我的念头再度找上她。她说她会把铁衣架戳进自己的身体，借此伤害自己。她认为，如果她把自己伤得够重，往后就不必再忍受性行为了。为此，伤口必须维持在“新伤”的状态。她甚至把部分细节写给我看。约定的诊疗时间到了，卡伦一如往常准时出现；打开门，我发现她比平常站得更远。她眉头深锁，鱼尾纹也跑出来了；进了办公室坐下来，她也不太看我。“我看了你的信，”我说。她脸上的痛苦又加深了些。“你还想看见我吗？”她问，“或者我是不是太恶心，恶心到你根本不想跟我说话？”她无法直视我。“我很高兴你终于愿意把秘密告诉我了，我也非常想帮助你了解你为什么会有这些感觉。”“其实我并不想告诉你，我跟你距离太近了；可是我已经说了这么多，现在我反倒怕你会生气，怕我会失去你。”她能以正面态度看待我们的关系，让我很高兴。“这么说来，你好像有点受不了我，又不能没有我啊。”我支持她对这层关系的看法。她同意我的说法，但也认为这渐渐是个问题；尤其是从她自残的念头越来越强烈之后，她开始害怕吐露她的遭遇。有时候，我无法以言语安慰她赤裸裸的伤痛。我试着说些什么，试着表示我了解她的感受——甚至我偶尔也能感受到她的部分感受。我不能说我能体会，因为我根本无法想象她曾经历的一切。然而，因为卡伦，我正开始学习当个更好的倾听者。※※※※1990年圣诞节过后不久，我去度假，但实在很难不带着罪恶感出门；不仅对卡伦感到抱歉，还有其他处于不同危急或需要程度的病人。我不在的时候，他们可能受苦，甚至又回到治疗前的状态；但卡伦似乎会是最惨的一个。我想跟她多聊聊遗失时间，但每当我们快要聊到那一点的时候，又冒出新的问题或自杀危机，硬生生扯开这个话题。我建议卡伦，在我度假这段时间，她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和梦境记下来，等我回来以后就能一起检视她写的东西，帮助她跨越障碍。但我怀疑我真的有办法了解她。第一部苟且偷生第4章选择死亡1990年12月29日今天我努力说服自己恨你、讨厌你。我好伤心。我觉得你遗弃我了。其实我知道你去度假，但我的感觉还是很糟。我想，我真正恨的人——那个需要你的人——是我自己。我决定不吃药了。我不需要它。我什么都不需要。1991年1月4日恐怖的事发生了。我大概有两个钟头的时间不见了。在这段时间内，我攻击我丈夫。他说我狠狠地踹他，揍他，抓他。我看见他身上有伤，但我不记得我曾伤害他。另外，我又割伤自己了。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做。1991年1月10日我想起越来越多过去的事了，觉得很恶心。我写不出来。我甚至不知道我有没有办法说出来。我想忘掉它们，但我忘不掉。我没办法封锁那些言语口角，没办法锁住痛苦。度假归来，一封信躺在信箱里等着我。卡伦的笔迹。见面之前，我读了好几篇她的手稿。她垂头丧气慢慢走进来，状况似乎不太好。“我丈夫好像很喜欢折磨我，”卡伦终于开口，“但我不觉得我有能力离开他。”“我明白。但有什么是你现在比较可能做到的？有什么办法能让你保护自己不受他欺负？”我问。卡伦耸耸肩，摇了摇头。“我被他逼得无处可逃，”语气充满无奈，她说，“我幻想杀了他，就像我曾幻想杀了我爸一样。”我观察她，看她是否流露任何可能付诸行动的蛛丝马迹；但她眼神绝望，肢体动作也感觉不到这方面的意图。“你怎么处理这些幻想？”我问。“越想越难受的时候，我就伤害自己。”“为什么伤害自己能帮助你？”“因为这样可以让我不再幻想。”“你之所以伤害自己，有没有可能是为了保护他们——避免在盛怒之下伤害丈夫和父亲——所以改变对象，转而发泄在自己身上？”卡伦望着我，没搭腔；但我看得出来，这番话令她迷惑不解。“另外，这是否也足以解释，在我度假期间，你为何更急切地想伤害自己？”我再补上这一句。卡伦不明就里地望着我。我一下子跳过好几个步骤，期望卡伦能发现“我外出度假，遗弃她——她很气我”与“她增加自残频率”之间的连结。她必须明白：虽然她没说出口，但我知道她有多气我拋下她出门度假，但她的愤怒却不会摧毁我们之间的关系。当晚，卡伦做了一段预知梦。我梦见我去找你，你在厨房，拿着大锅子使劲搅拌。锅子是白色的。我坐在凳子上，突然有好几个人从我身体里跑出来——有些是成年人，有些是小孩，他们好像全都很想见你。这些人是透明的。有个孩子往锅里看，有个躲在我背后；有个大人看起来粗鲁无礼，另一个却一副害怕模样。你看不见他们，但我却能感觉到他们围绕在我身边。等我们开始谈话，这些人便一个一个消失了。然后画面突然快转起来，但我们俩仍说个不停，仿佛一下子就过了好几年；只不过，你仍在搅拌东西，手里还是那个大白锅。但其他人全都不见了。有时，病人在治疗初期会做一种类似“摘要”的梦，他们以几近预知的方式，将自己往后的治疗轨迹完整压缩，封存于梦境中。我想，卡伦做的正是这种梦。我在梦中的角色仍维持不变。我是厨师，但我只做一件事：持续搅拌锅中物。她的梦中经历令我感到不可思议：这些影子般的人物——大人和小孩——从她体内冒出来；然而当我们继续说话，我持续搅拌锅子，这些人又陆续消失了。这个梦不只证明卡伦确实有多重人格（有大人，有小孩，各自独立的不同人格），同时也暗示我和她共同努力的方向：让这些独立人格消失。不可否认，要卡伦和我维持长期信任关系确实有些困难。换言之，“厨房”的热度令她惊慌，使她经常动不动就想逃离。任何人一旦如卡伦这般受尽虐待，往后最困难的便是信任他人不会再以同样的方式折磨自己。卡伦在日记里写了封信给我：我知道我在烦什么，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我觉得好像是我让自己陷入这一团混乱，所以必须把自己给弄出去才行。你去度假时，我突然了解到：我和你正在建立一种对我来说非常危险的关系。我知道最后我一定会受伤。我不能让这种事发生。我已经变得太依赖你。你不在，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感觉自己变得支离破碎。我不记得以前曾经有过这种感觉。你已经成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我吓坏了。后来有一天，卡伦走进我的办公室——没跟我打招呼——直直走向她的椅子坐下。这很不寻常。她走得很慢，但若有所思；坐定之后，她神色一凛。“我觉得我只能选择自杀，”她不带一丝感情说道，“我一直在等待适当时机，现在时候到了。”然后，她直视我的双眼。“做出这个决定，我觉得很自在。”“为什么是现在？”我问。我知道，每次她觉得跟我拉近距离，自杀的念头就会更强烈。幸好时间还早，我们可以在下一位病人到访之前好好处理这个问题。“我妈计划去匈牙利旅行。那儿是她的故乡。”卡伦已向我描述过，她这辈子如何受她母亲批评和羞辱。“所以你觉得现在时机正好？”我问。“不是，我根本不在意时机这档事。”哦，既然如此，你刚才为何那样回答我的问题？母亲出门应该不至于引发她如此反应。她会这么做肯定另有隐情。“你让我对自杀感到内疚，”她垂下视线。沉默好一会儿之后，她继续说道，“你是唯一试图帮助我的人。”“你有没有想过，我对你选择自杀可能会有什么感觉？”我问。她猛然抬头，“嗯，想过，我曾写信跟你提过这件事。但我没把信寄出去。”她手在皮包里摸索，然后倾身向前，眼望他处，把信递给我。我接过信，放在一旁，继续专心与她对话。“我一直都知道自己终究会走上自杀一途……现在时机正好。”她失神了好一会儿。“我只是不想活了。”我没搭腔。心想，她究竟给自己挖了多深的坑呀！“治疗期间，你会和我一起经历一段过渡期，”我终于开口。“多年来，你一直试着不去理解自己究竟遭受何种程度的虐待，但现在你慢慢看见了，在这里，和我一起，这让你不知所措。”我试图引导她朝“为何是现在？”思索，搜寻她会意的神情；她似乎稍微理解，但未明显表露情绪转移的征兆。我没抓住机会，还得再试一次。“我曾担心会发生这种事，”我继续说，“对任何一个像你这样、曾受过严重伤害的人来说，这段时间肯定很难熬。而且你们可能也很难信任别人，相信别人会帮助自己。”她哭了起来。好现象。“你母亲要出远门，你觉得很孤单，而且只剩下我能帮助你。你纳闷：你能相信我吗？”卡伦埋首于掌心，嘤嘤啜泣。哭泣有净化的作用。“我对你越来越重要，你对我的感觉也越来越强烈，却也更危险。你该让自己信任我，还是选择死亡？”卡伦崩溃了。她呜咽出声，胸口剧烈起伏。我没再说话，给她时间平复情绪。“我不要你自杀，”我说，倾身靠向她。“我们该怎么预防？”我看看她，等她回答。我需要她的合作。她勉强耸了耸肩。“至少我们能做一件事：让你住院，”我说，“保障你的安全。”我知道这是专业上的必须建议，但也是个很差劲的选项。前次住进精神病房已用光她的保险给付，一旦挂急诊，她肯定依法院发出的把病人关进精神病院的制度被转诊到州立精神病院。若她谎称自己没有自杀意愿，州立医院会很快放人，她不但不会好起来，我也可能找不到她。我跟这些机构打过交道，很清楚他们的规矩。我必须另外想办法。“我不想去医院，”卡伦态度坚决，“住院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没有什么比失去你更糟糕，”我直截了当地说，试图说服她。现在她开始专心听我说话了。刚才那番声明使她平静下来，我们静静坐着。“如果能再多了解你为何有这么强烈的寻死念头，”我说，“也许我们就有办法帮助你了。”这会儿我该闭嘴了。当你拋给病人一个重要问题，不管他们接着说了什么，那就是答案。对我而言，最困难也最重要的就是比她更能忍受提问后随之而来的静默，耐心等待答案。我看着卡伦思索，暗忖她可能往哪方面想；但她的脸庞仅仅流露哀伤。大约一分半钟之后，她在椅子上动了动，说，“我一直都知道妈不爱我，但我从来不曾真正领悟这个事实，”她稍稍停顿，“我以为，假如我能给她足够的爱，也许她就会爱我了，但我就是办不到。”我认为她话里还有别的意思：她害怕我会跟她母亲一样。既然我也不爱她，干吗老黏着她，一直说要帮助她？如果连自己的母亲都不爱她，她又怎能期盼我会关心她？“为什么是现在？”我问。“只是觉得现在好像是时候了，”她说，旋即绝望地叹息。“我觉得，你只是害怕自己太靠近我，想找理由逃避。”我瞅着她。我的话是挑战，极具吸引力的挑战。她转移视线。眼前又是我该闭嘴的时刻。加入或退出，她得做决定。卡伦犹豫了一会儿，不自在地扭动。“我不知道……我不敢抱希望。”卡伦面色困惑依旧，但她比刚才坐直了些。也许她会选择加入。“我有个计划，”我说。我必须让她更接近我，强化她的希望。“现在我终于了解，你母亲无法爱你的事实一直让你很难受，所以你绝望地以为我可能比你母亲更值得信赖、更能支持你，陪你熬过治疗。然而，因为你父亲曾经虐待你，所以你担心万一跟我太亲近，我也会对你做同样的事。”我等待卡伦吸收这一超大剂量的真心话。“但重要的是：你不会有事的，”我继续说，“今天是星期三。晚上我打电话给你，明天晚上也一样，然后星期五下午1点我们碰面。你可以保证，从现在直到晚上我打电话给你之前，你会让自己平平安安的吗？”我看着她，四目相对，等待她的保证。“好，”她说。“那么，你会让自己好好的，直到我明天晚上打给你吗？”我再次等待。“我试试看，”她说，语气不太确定。我紧盯着她，片刻后，她点头了。“目前就先这么办吧，”我说，“如果我找不到你，或者星期五你没出现的话，我会报警叫他们找你。”我要她知道我是认真的，我把她的人身安全视为我的职责。“好。”卡伦挤出感谢的微笑。她离开办公室时，我暗自松了口气。信任对卡伦而言着实不易。我们的治疗已持续两年半，但她直到刚才才开始认真解决问题。希望她最难熬的一段已经过去了。至少，她离开时比进来时看起来有精神多了。以下是这次诊疗刚开始时，卡伦给我的那封信：1991年6月13日亲爱的贝尔医生：非常感谢你这么帮我。有你做我的医生，我十分感激。如果没有你，我想我不会活到现在。我只想要你知道，无论我发生什么事，都是我的错。我实在撑不下去了，所以我计划逃离这一切。这么做与抑郁无关，我只是不想活了，因此唯一的逃脱办法就是结束。我会尽我所能、用我知道最好的方式解释我的想法。我选择死。死总比活着好。我将永远摆脱一直困扰我的梦魇，再也不必面对我父亲和我祖父，不需要应付我母亲。我会很开心，很平静。选择离开，我丝毫不觉得内疚。我再也不会觉得自己肮脏不洁，也不会再伤害自己了。我不再需要处理我对你的感觉，内心深处的空虚也将不再是负担。我觉得现在是时候了。我都安排好了。我在我家附近的汽车旅馆订好房间。我决定用我手边的药试试看，如果行不通，我还有枪。我真的觉得好孤单。我真的很想把这些都告诉你，但我知道你一定会试着要我说出来，而我绝不能让这种事发生。请你谅解，我是真的撑不下去了。我好难过。我很高兴能遇见你，希望你不会因为这件事而恨我。祝福你的未来一切顺利。你是非常棒的医生，值得拥有最好的人生。好好照顾自己和家人，保重。敬爱你的卡伦·奥弗希尔那天傍晚5点20分，我打电话给她，但无人接听。我知道她很绝望，但我希望我们的约定能让她决定不终结自己的生命。这是精神科医生面临的诸多艰难时刻之一。面对像卡伦这样深受创伤的病人，你唯一能做的只有等待，看他们决定要不要继续活下去。如果她选择活着，就表示我是她选择活下去的部分理由；如果她选择死，意即就算有我在，她仍执意赴死。我再拨一次，她接了。那晚我和她聊了好一会儿。隔天晚上也一样。两天后，她来复诊。尽管征兆并不明显——脚步也许轻盈了些，动作快了些，心情似乎好点儿了，眼神接触的次数也变多了——她看起来确实好多了。尽管穿着和往常差不多，至少也稍微打扮了一下。她说她每天都觉得比昨天好一点。虽然卡伦曾经以为，就算自己消失了，应该也没什么大不了；但现在，她对自杀有些犹豫，举棋不定。部分的她开始改变心态，想好好活下去。昨晚，她首次被自己想自杀的念头吓一跳。不知怎么着，以前的她竟不曾理解：万一她自杀，就真的什么都没了——孩子没了，丈夫没了，就连我也不在了。“我在想，我想死的部分原因是不是我不想再跟我先生有亲密关系？”她问自己，“好笑的是，我甚至不记得跟他发生过关系。”我疑惑地望着她。“我知道我们做过，”她继续说，“我一定是完全封锁了这部分的记忆。”完全封锁？她不发一语，静静坐着，仿佛迷失在自己的思绪中。“在我内心深处，”她说，“我知道自己不想活下去。我甚至连子弹都买
面对危险，自己毕竟被安全地捆在牢固的金属上。后来她带孩子们去游乐园时，萨尔却不喜欢转盘火箭，那两个男孩也一样。此时，在逃往加利福尼亚的路上，乘转盘火箭飞驰的记忆随时陪伴着她。根据地图，路是直的。她只需找到七○号路，沿路开到犹他州，向左转，然后一路驶到洛杉矶。后来她回想起像这样的旅程——直行，一个州，又是一个州，完全和地图指示的一样。到她的现金减少到只有硬币时，她被迫去找搭车的人了。可是除去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她都记不得那些姑娘的顺序了。让姑娘们搭车是最容易的。她希望有她们做伴，很安全，而她们还会替她出加油费和餐费，有时候还邀她到她们可以休息的地方。她们驶过主路、立交桥、上桥的斜坡、路边的加油站和汽车旅馆，姑娘们为沿途增添了光彩，她们穿着腰带低到臀部、裤脚开衩的牛仔裤，长发飘拂或是把头发剪成与众不同的非洲式样。白种姑娘最为友好，有色人种的姑娘融合得要慢些，不过所有的人都向她讲述前面的加利福尼亚。在会意的谈话、银铃般的笑声和含蓄的沉默之下，她们描述的世界和她自己来加利福尼亚之前的生存天地分毫不爽——悲凄、惊恐，全都错位。高级中学破破烂烂，家长们傻傻乎乎，约翰逊（指美国第三十六任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Johnson，1908－1973），其任内使越南战争升级。）令人生畏，警察是猪，男人是耗子，男孩子是傻瓜。第一个姑娘是在曾斯维尔郊外遇到的。当时玛维斯正坐在路边的小吃亭里数她的钱，这出走的姑娘出现了。玛维斯此前已经注意到她进了女卫生间，后来待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出来，换了一身打扮：一条长裙，一件平滑的上衣齐到大腿。在停车场，那姑娘跑到凯迪拉克的右侧前窗外，请求搭便车。玛维斯点头同意，她便满脸欢笑地打开了车门。那姑娘说她叫桑兹拉——不过叫我达斯蒂（原文为Dusty，意为“沾满灰尘”或“含糊其辞”。）好了——一直喋喋不休地说了三十二英里。达斯蒂对玛维斯的事丝毫不感兴趣，她吃了两块点心，聊个没完，大部分是关于她脖子上吊着的六个身份识别证的主人的故事。那些男孩是她高中的同班同学或是她上初中时认识的。有两个识别证是她约会时得到的，其余的则是她找他们的家人要的——纪念品。那些男孩不是死了就是失踪了。玛维斯同意穿过哥伦布市，把达斯蒂放到她女朋友的家门口。她们到达时正下着细柔的雨。有人完成了那个季节的最后一次剪草。达斯蒂的棕色头发缠成了一绺一绺；新割过的草在雨中散发出阵阵清香，身份识别证叮当作响，还有半块点心。这就是玛维斯对于和第一个搭车人绕路的记忆。除去最后一个，她记不起别的搭车人的顺序了。她看到有个男人坐在高速路休息区松树下的一条长凳上，是在科罗拉多吗？他边读报纸边吃东西，吃得很慢很慢。是在到科罗拉多之前吗？那天太阳高照，可气温很低。在什么地方，反正在那——带她载了一个搭车的姑娘，那姑娘却偷走了她的仿钻石耳夹。但更早的时候—在圣路易附近，是吧？——她打开车门，让两个站在七○号路上发抖的姑娘上了车。她们在大风中用军用外套的衣领紧裹住下巴，脚上穿的是皮面木底鞋、灰色的厚袜子——她们的双手插在衣袋里，用衣领蹭着鼻子。她们说，要去的地方不远。她们说，去一处只在几英里之外的地方。那地方是一个绿莹莹的墓地，但像公园一样住着人。入口处围着一排排的汽车。成群结队的人和只身的散步者在大风中都耐心十足，其中还夹杂着一些来自军校的小伙子。那两个姑娘谢过玛维斯之后下了车，跑了几步，便加入了一伙在墓旁悼念的人当中。玛维斯没有急着走，她对草木一片不自然的绿色感到惊讶。她心里想的是军校学生原来是地道的士兵——只是年轻，实在年轻，而且和他们身后的墓碑一样有着崭新的面貌。玛维斯载了本妮——最后一个搭车人，也是她最喜欢的，可本妮偷了她的内衣和萨尔的靴子。本妮很高兴地听到，玛维斯和她一样是要径直到洛杉矶去。本妮自己是去圣地亚哥。本妮无论如何算不上爱说话的人，但她唱歌，唱的是真正的爱、虚假的爱、救赎，唱的是无缘无故的高兴。有些引人落泪，别的则是故意犯傻。玛维斯偶尔跟着她唱，但多数时候都在听，在一百七十二英里的路程中没有听厌过。伴着本妮嗓音中那种华彩式的痛苦，车子驶过一英里又一英里，而且行进得很轻松。本妮不喜欢在公路的休息站吃东西。如果赶上在这种地方，出于玛维斯的坚持，她就喝些水，而玛维斯则吞下溶化的奶酪和油炸食品。有两次，本妮指点着玛维斯穿过镇子，寻找有色人种的居住区，以便照她的说法吃到“健康的”东西。在这种地方，本妮吃得很慢，每次要的食物都一样，总是些附加菜和配餐。她花钱很仔细，但看来并不担心，加油的时候都是分担一半费用。玛维斯始终没听到本妮计划做什么或者去洛杉矶（噢，在圣地亚哥）见谁。每逢玛维斯问起的时候，她的答复总是简单的“往前走就是了”。然而，在堪萨斯州的托皮卡和劳伦斯之间的一处地方，她溜掉了，还拿走了玛维斯鲜亮的塑料雨衣和萨尔的黄靴子。怪事，玛维斯的五美元钞票还用橡皮筋系在挡杆上。她们在一家叫希基的下等餐馆刚吃完烤肉和土豆色拉。本妮的“打包”食物包得好好的摆在桌上。“我来付款，”她朝账单点着头说，“趁我们上路之前，你去一下厕所。”等玛维斯从厕所出来，本妮和她“上路”的笑话一起不见了。“我怎么会知道？”女服务员这样回答，“她连一分钱的小费都没留下。”玛维斯取出一枚二十五美分的硬币，放到了柜台上。她在车里等了几分钟，才找到返回可爱的七○号路的路。本妮一走，凯迪拉克车内的沉寂简直难以忍受。玛维斯一直开着收音机，如果播出了本妮唱过的歌，她就随着哼唱，为那些劣等表演哀伤。在一处埃索石油加油站，玛维斯吃了一惊。她还掉洗漱间的钥匙以后，便向窗外看着。在掩蔽着油泵的霓虹灯下，弗兰克正俯身隔窗看着凯迪拉克车内。他可能在两周内长出那么多头发吗？还有他的衣服。黑皮夹克，衬衫几乎敞到肚脐，还戴着金链子。玛维斯弯下腰去，当服务员盯着她看时，她竭力做出一副像是脚下绊了一下的样子。没地方可跑。她翻看着架子上的科罗拉多地图。她再往外看。他走开了。她想，他把车停在附近，等着她出现。她对自己说，我要大喊大叫，假装不认识他，和他动手，叫警察来。汽车已经不再是薄荷绿的了，啊，天哪——车牌可是原来的。她有注册证。也许他有购车时的车主证。出了新闻简报吗？她不能干等，而且又没有退路。玛维斯向前走去。没有跑。没有绊倒。一往直前，从她的钱包里拿出一张二十美元的钞票。回到车里，等着服务员收钱的时候，她从后视镜和侧视镜中察看着周围的情况。没有什么。她交完费，转动了点火开关。就在这时，那个穿黑夹克、敞着衬衫的身影在右侧的镜中出现了。金链子闪映着霓虹灯光。她吓慌了，忘记了在找什么地方。是什么交叉路口？向右转到南边。不，是西边。在什么地方进入七○号路？可这是东边。出口坡道是向哪里去的？一小时之后，她驶在一条先前已经走过两次的道路上。为了尽快出去，她发现自己行进在一座窄桥和一条两边都是货栈的街道上。她想好了，无论如何，二级路会好些。警察少，路灯少。每遇到红绿灯，她都心惊胆战，便取道出城。夜幕降临时，她到了一八号路上，就这样一路驶下去，直到引擎里只剩下冒着的烟。凯迪拉克既不叹气也不咳嗽了，干脆在一团漆黑中停了下来，车头灯照出了三十英尺远的柏油碎石路。玛维斯关掉车灯，锁上车门。她悄声对自己说，要有点勇气，就像那些跑来跑去的姑娘们。如果她们能四处游荡，跳上汽车，搭车去墓地，找陌生的居民区要吃的，独自找出路或者只是相互保护，她当然也能在黑夜中等候着黎明到来。她长大成人之后就做过这一切了，能够在大白天睡上安稳觉。何况，她毕竟不是个十几岁的小女孩了；她是个二十七岁的母亲……时代牌威士忌毫无助益。泪水淌湿了她的下巴，一直流到脖子上。酒最终把她击倒了。玛维斯醒来时，口干舌燥，面目难看，视线模糊。她知道自己感到饿，是因为红红的西瓜似的太阳看着就像能够下肚。周围的蓝天却不那么诱人，当然也不至于招人厌烦，由亿万英里中不止一样东西支撑着。无可选择。她照达斯蒂教她的办法放松一下自己，回到车里等候再有一辆汽车经过。本妮很精明，她总要在离开任何地方的时候丢下食品盒。玛维斯感到自己的愚蠢像个干口袋似的在头上套紧了。一个成年妇女，竟然不能穿越这个国家，不能作出超过二十分钟的计划，还要人教如何在杂草中擦干身子。脑子成了一团乱麻，以致没打开车窗让婴儿能够呼吸。如今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从向她迎来的金链子跑开。弗兰克是对的。从一开始他对她的看法就完全没错：她是地球上最蠢的女人。等待期间，没有轿车、卡车或公共汽车驶来，她打着瞌睡，在可怕的想法中醒来，再昏然睡去。她突然坐起身，完全清醒明白了，决定不干待着挨饿。路上那些姑娘会不会就这么干坐着？达斯蒂会吗？本妮呢？玛维斯向四下仔细打量。在那不止一样东西的亿万英里中，远处有些树。这是草呢，还是什么庄稼？每一条路都通向什么地方，是吧？玛维斯收拾起她的钱包，寻找她的雨衣，却发现已经不见了。“天啊！”她惊叫一声，砰地把车门关上。上午余下的时间，她仍待在同一条路上。太阳升到头顶之时，她转到了一条较窄的路上，因为那里有树荫。还是柏油碎石路，而且窄得容不下两辆车，非轧上路肩不可。在路上没有树的地方，她看到左前方有一栋房子。那房子看着很小，而且关着，但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发现那房子既不小也没关着。她不得不穿过几英亩的玉米地才来到跟前。那房子要么是背向着她，要么是没有车道，随着越走越近，她才看出来房子是石头砌的——可能是砂岩吧，而且已经旧得发黑了。起初看着仿佛没有窗户，但后来她找到了门廊的起点，并且看到底层大窗的反光。她绕到右边，便瞥见了一条车道，不是通向前门，而是转到了侧面。玛维斯向左绕去。靠近门廊的草是修剪过的。石阶两侧都刻有抓着顶端装饰物的动物爪子。玛维斯走上台阶，敲了敲门。没人应答。她走到有通道的一侧，看到一个妇女坐在菜圃边上的一把红色木椅上。“打扰了！”玛维斯两只手在嘴边拢成喇叭状，高声叫喊。那女人朝她转过脸来，但玛维斯说不清她向什么地方看，因为她戴着墨镜。“打扰了，”玛维斯向前凑了两步，现在没必要大喊了，“我的车在那边抛锚了。有谁能帮帮忙吗？有什么地方可以打电话吗？”那女人站起身，边用双手拽了拽围裙的边缘，边走向前来。她穿着一件有小白花、纽扣很奇特的黄色棉布衣裙，系着的围裙看着就像是帆布做的。她的平底鞋没系带。头上戴着一顶宽边草帽。烈日当头，一股热风吹来，掀起帽檐的后部。“这里没有电话，”她说，“到里边来吧。”玛维斯随着她走进厨房，那女人把围裙里的山核桃倒进炉边的一个盒子里，随后摘掉了草帽。两根海华沙（或译哈依瓦萨，印第安人传说中的始祖。）式的辫子拖在她的双肩上。她脱掉鞋子，用一块砖顶着门，让它开着，随后摘下了墨镜。厨房很大，充满各种香味，还有足够一个女人吃一顿的饭菜。她背对着玛维斯，问道：“你是喝酒的女人吗？”玛维斯不清楚对方是要给自己喝一杯呢，还是请求自己准许她喝一杯。“不，我不喝酒。”“这地方是不准撒谎的。在这里，一切真事都是可以的。”玛维斯吃了一惊，往手掌里吹了口气。“噢，过去我有时候喝一点我丈夫的酒，可我不是你所说的喝酒的女人。我实在是……唉，受尽折磨了。开了这么长时间的车，然后又用光了汽油。”那女人忙着点炉子。她的辫子垂向前边。“我忘了问你的名字了。我叫玛维斯·阿尔布赖特。”“人们叫我康妮（后文“康瑟蕾塔”的昵称。）。”“我挺想喝些咖啡，康妮，你要是有的话。”康妮没转身，点了点头。“你在这儿工作？”“我在这儿工作。”康妮把辫子甩到肩后。“这儿住着一家人吗？我好像敲了好长时间的门呢。”“没有一家人。只有她一个人在楼上。就算她愿意，也没法应门，何况她根本不愿意。”“我要去加利福尼亚。你看能帮我弄些油到我的车里吗？能指给我从这儿出去的路吗？”那女人对着炉子叹了口气，但没有回答。“康妮？”“我在想呢。”玛维斯打量着厨房，这四下里看来和她初中学校的咖啡室一样大，而且也有木头弹簧门。她猜想着在一道道门外是一间又一间屋子。“你一个人待在这地方，不害怕吗？这外边多少英里好像什么都没有呢。”康妮笑了。“吓人的东西不总在外边。最吓人的东西在屋里呢。”她拿着一只碗从炉边转过身，放到玛维斯跟前。玛维斯绝望地望着上面融化着一块黄油的冒着热气的土豆。时代牌威士忌造成的醉意使饥饿感变成了恶心，不过她还是说了声谢谢，并从康妮的手中接过了叉子。无论如何，咖啡的香气还是有指望的。康妮在她旁边坐下。“我也许可以跟你去。”她说。玛维斯抬头看着她。这是她第一次看到那女人没戴墨镜的面容。她很快又把目光收回到食物上，把叉子伸进碗里。“你说什么，你要和我去加利福尼亚？”玛维斯感到了，却无法面对那女人的微笑。她在热土豆前洗过手吗？她身上有一股胡桃而不是山核桃的气味。“那你在这儿的工作怎么办？”玛维斯强迫自己尝了一小口土豆，咸的。“加利福尼亚在海边吧？”“是啊，就在海岸上。”“再看到水真是太好了。”康妮目不转睛地盯着玛维斯的脸，“一浪又一浪的。一大片水啊。蓝，蓝，蓝蓝的，对吧？”“人们都这么说。阳光明媚的加利福尼亚。海滩，橘子……”“对我也许太明媚了。”康妮突然站起身，向炉子走去。“不会比这里更明媚了。”黄油、盐和胡椒掺进土豆里还不是那么糟糕，玛维斯很快地吃着，“走了好多英里，不见一点阴影。”“真的，”康妮说着在桌上摆了两杯咖啡和一罐蜂蜜，“这世上阳光太多了，把我都弄烦了，再不想吸收了。”一阵微风吹过厨房门，以一种更甜美的芳香取代了食物的气味。玛维斯原以为咖啡一上来，她会一口喝光，但又热又咸的土豆使她得到了满足，变得不那么急迫了。她照康妮的样子把蜂蜜舀到咖啡杯里，慢慢地搅拌着。“你想好了我怎样才能弄到汽油吗？”“稍等一会儿。也许是今天，也许是明天吧。外边的人会来买东西的。”“买？买什么？”“园子里的东西。我做的饭菜。他们自己不想种的东西。”“其中会有人带我去弄到油吗？”“肯定。”“要是没人来呢？”“总有人来的。总有人会来的。每天都有。今天上午我已经卖了四十八个玉米和整整一磅胡椒。”她拍了拍围裙的口袋。玛维斯对着杯子轻轻吹着，随后走到厨房门口向外看。她刚到的时候，见有人在家很高兴，没有好好看园子。此时，她看到在红椅子的背后，花卉散种或间种在一畦畦的蔬菜中间。一些地方，用杆子撑着的作物在土岗上种成圆圈而不成行。视线之外有鸡在咯咯地叫。园子的一部分她原以为已经长了杂草，仔细一看，原来种了一片甜瓜。再往远处是一大片玉米地。“你不是一个人种这么多东西吧，嗯？”玛维斯指着园子说。“除去玉米。”康妮说。“哇。”康妮把早餐碗放进水池。“你想洗洗吗？”玛维斯想象着一道道门后是一间套一间的屋子，无法开口问卫生间的事。她在这厨房里感到很安全，想到要离开厨房，心中有些不踏实。“我要等着瞧瞧谁会来，然后再把自己收拾一下。我知道我这样子够难看的。”她
h电影在线编辑，这是那个时代的“新青年”比较向往比较羡慕的。在《时务报》，章炳麟结识了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等一大批维新志士，他的才华也受到许多维新志士的欣赏与推崇，只是章炳麟性格太孤僻，他实在看不惯康有为摆谱以圣人自居，看不惯康门弟子阿谀奉承低三下四，为此他与康门弟子闹得不可开交，甚至不惜接着酒劲发生肢体冲突。《时务报》的编辑生涯很快就结束了，此后几年，章炳麟辗转武昌、杭州和上海，先后在一些新式团体或新式报刊中任职，大要都是传递新思想新学术，俨然成为维新时代思想家和新派学者。孤僻的个性和学问上的自负使章炳麟无法与同侪普遍友好相处，除了几个能够高度容忍他的独特个性给予宽容的朋友外，章炳麟在很多时候其实很孤独，当然由于他的个性和自负的学问，特别是他毕竟得过癫痫病，因而许多人对他的怪异言行见怪不怪，不过冷嘲为“章疯子”而已，大多时候相安无事。疯疯癫癫的章炳麟只是一种行为上的疯癫，在思想上在学问上，章炳麟确实不让人。在那几年，章炳麟在与各方激烈争辩争斗的同时也潜心写作，一大批有洞见有学问根基的论文先后在《时务报》、《经世报》、《译书公会报》等发表，这就是稍后结集为《訄书》的基础。《訄书》的结构就是一部论文集，只是这部论文集比较别致，从结集之初就考虑到结构，考虑到了体系。这个过程相当漫长，如果从1897年章炳麟踏进《时务报》报馆算起，至1916年前从《訄书》改编成《检论》，这个过程前后将近二十年。二十年中有1900年时的木刻初刊本，稍后又有手校本；1904年在日本出版铅字排版的重印本，至《检论》全面写定，中间所收篇目，各个篇目的具体内容甚至文字，都有大幅调整或改动。这个过程过去被研究者视为“从《訄书》到《检论》”一个复杂的结集过程，强调其间隐含着非常复杂的思想演变轨迹。如果从思想史脉络说，《訄书》初刊本问世的时候，正是中国政治局面急剧动荡的一个非常时期，从1895年开始的维新时代到了1898年的政治变革达到顶峰，但是稍后就遇到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谋划用武力挟持慈禧皇太后向光绪帝让权的事情。这个计划不慎败露，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流亡海外，谭嗣同、康广仁等六君子被杀。这个故事的真相在当时其实是很清楚的，但由于康梁等人是以改革者的面貌出现，而清廷因为甲午战败而陷入一个道德困境，现在又因权力冲突杀死六君子，因而维新志士自然占据了道德高地。对于清廷内幕新闻，章炳麟究竟知道了多少是很值得怀疑的。但经过1898年秋天的政治大逆转，章炳麟暂时放弃了与康有为、梁启超的政治分歧，以同情的态度批判清廷，尤其是批判慈禧皇太后，接受康有为的想象，以为那位可怜的小皇帝可能还是不错的，值得利用，建议将光绪帝视为中国的“客帝”，不要太折腾中国的政治架构，让中国平稳过渡到一个新的政治形态上。章炳麟的“客帝”说只是一种说法，也是他那时还没有走上革命走上排满的象征，只是他所期待的“客帝”即那个小皇帝在经过1898年秋天那场未遂政变一惊一乍之后真的病倒了，此后一年，中国政治进入一个非常麻烦的动荡期。就在这个动荡期，章炳麟整理出版的他的第一部作品《訄书》。所谓“訄”，就是不得不说的意思。可见章炳麟对这本小册子是怎样自负。《訄书》初版本是由梁启超题写书名的，由此可知章炳麟先前虽然与康门弟子有冲突，但可能与梁启超还没有闹翻，或者因1898年中国故事而再度成为朋友。这个初版本列目50，最早的《明独》写于1894年，最迟的写在出版前。50篇作品中的《儒墨》、《儒道》、《儒法》、《儒侠》、《民数》、《平等难》、《喻侈靡》、《东方盛衰》、《蒙古盛衰》、《客帝》等11篇曾经在《实学报》、《译书公会报》、《经世报》、《昌言报》、《清议报》上发表，只是在辑入《訄书》时又作了一些修改，大致为文字润饰、译名改写，增补新资料等。初版本的印数不会太多，但出版不久却又出了一个增补本。这个增补本对于原有50篇并没有删改，只是在书末以《訄书补佚》的形式增加了《辨士》和《学隐》两篇文章。这两篇不见于目录，其页码也与全书不连贯。从思想脉络看，《訄书》初版本表明章炳麟的思想还处在与“尊清者游”的状态，尽管发生了1898年政治逆转，章炳麟的思想好像还停留在那个维新时代，他在初版本中保留《客帝》等作品，表明他这个时候还没有生发排满革命的思想。思想家的思想有时走在时代前列，更多时候其实就是时代的反映，几个被反映的事件真相并不一定准确并一定对，但思想的变化在很多时候都在政治变动社会变化的后面。章炳麟在1898年及其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绝对相信康有为、梁启超对政治逆转的一般判断，以为这场逆转的根本原因就是清廷内部慈禧太后不满意于光绪帝的独断专行，于是在1898年之后，皇太后总想着废黜光绪帝，重立新帝。1899年的大阿哥事件，其实就是慈禧太后这个想法转为政治实践。其实，这些想象是不对。一百年后重新翻检当年的记录，小皇帝在那一年确实病了，在此后一年间清廷高层鉴于光绪帝的病情，鉴于光绪帝已经不能生育的事实，开始为他寻找继承人，至少可以在光绪帝病重的时候替代一些礼仪性的活动。这就是“己亥立储”，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大阿哥事件”。从善意去理解，为光绪帝寻找一个继承人慢慢培养，即便这个大阿哥将来接班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这不仅因为光绪帝总会生病总会老去，而且即便从光绪帝不能生育，必须培养接班人的立场说，也是一种正常行动。然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朝野之间缺乏起码信任，外国人也不明底里，再加上皇族内部权力分配不均衡，比如主管外交事务的皇族庆亲王奕劻似乎对于皇族会议选择了端王的后人心有不满。于是乎，内部纷争闹成了外部冲突，原本只是民间活动的义和拳、大刀会等被利用，中国政府与外国之间的僵持也在升级在恶化，终于演化成1900年的义和团战争。在这场因内政而引发的外部冲突中，章炳麟并没有闲着。他先是与孙中山等人一样，想到策动两广总督、汉人高官李鸿章反正，重建汉族人的国家。当这个希望近乎破灭之后，章炳麟又和容闳、严复、唐才常等人在上海成立“中国国会”，继而剪取象征着清朝顺民的辫子，由与“尊清者游”走上排满革命，正式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建立联系。至此，章炳麟的思想发生了剧烈变动，并很快在《訄书》修订本上有所反映。《訄书》修订本的整理出版时间还有争论，但在与邹容结为兄弟之后应该没有问题，因为这个新版本不仅在篇目上有很大调整，而且其封面题字也由梁启超而换成了邹容。这个新版本有“前录”两篇，一篇是《客帝匡谬》，另一篇为《分镇匡谬》，表明章炳麟已经正式放弃“客帝”思想，不再认清廷为合法政府，也同时放弃了对汉族高官特别是地方督抚大员走上地方自治的期待，不再对清廷抱有任何幻想。除两篇《匡谬》外，修订本收录作品63篇，初版本的篇目有保留有调整，也有增补。大致上说，《訄书》修订本更多地强调了学术性和经典性，呈现出作品构建独特学术体系的努力和尝试，这对中国传统学术特别是史学转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有着重要启示。我们现在已经不太清楚章炳麟的外语能力，尽管他在那个时代也曾与他人合作翻译过一些东西学作品，比如《社会学》。但他的外语工具肯定没有办法与留学西洋的严复比，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章炳麟对东西学的理解似乎不在严复之下，他和严复、梁启超等人在这方面大约不相上下。但是如果将他们放在中国学术传统转型这个学术脉络中进行考察，我们不难发现章炳麟的贡献远在康有为、严复及梁启超之上。章炳麟将他所理解的东西学具体运用到了中国学术的整理上，并由此建构了中国现代学术的新体系，他既是传统中国学术的终结者，又是现代中国学术成立的开启者，他不是像严复那样将西方思想文化一般性地传入中国进行鼓吹，而是将这些西方的理论运用到对中国学术的具体分析重新解读上。《訄书》中的许多篇章比如《原变》、《原人》、《族制》、《公言》、《颜学》、《王学》、《订实知》等虽然讨论的问题还是传统中国学术的旧问题，但由于章炳麟将达尔文的进化论、生存竞争等理论不动声色地运用到了里面，因而他在这些篇章中得出了与传统解读很不一样的结论，对新史学的发生具有重要启导意义。按照章炳麟的解读，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物都是由微生物进化而来的，进化的动力就是生存竞争，这种竞争既有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竞争，也有物种与物种之间的竞争。人与其他物种的差别在于人能群，即能够组成社会，因而人类能够在各种生物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万物之灵。章炳麟的这些解读除了达尔文的影响外，很明显也具有荀子、韩非等中国古典思想的印痕，所以比较容易被新知识分子所接受。这对于重建中国历史解释体系至关重要。章炳麟对中国史学转型的另一个贡献就是为重新评价中国历史与人物树立了一个新的标准，这个标准既不是中国史学的正统与异端，也不是简单照搬西方现代价值理念，而是一种更加实在的情理分析的层面。这是《訄书》对后来新史学的深刻影响之一。比如在对儒家以及孔子等人思想价值的分析方面，章炳麟在《订孔》、《原学》、《学变》等篇中，将孔子视为古代中国的一个大历史学家，以为孔子对中国文明的巨大贡献不是什么先圣什么至圣，而是整理了《春秋》，启发了诸子，既保存传播了古代文化，也为后世思想的开启准备了一定的条件。由此，章炳麟又对儒家之外的墨家、道家、法家、名家、兵家、游侠等进行系统研究和阐释，重新建构了一个具有现代特征的中国思想史脉络，胡适后来的《中国名学史》、《中国哲学史》以及等而下之的各种思想史、哲学史，其实都带有很明显的章炳麟思想印痕，都或多或少与《訄书》中的诸多篇章有着直接间接的关联。所以如果说胡适等人的中国哲学、思想研究具有现代史学典范意义的话，那么这个典范的起点其实应该从《訄书》中去寻找。在现代中国新史学构建方面，《訄书》还有一个重要示范，就是将西方刚刚兴起不久的文化人类学理念运用到中国史学研究上，从体制、方法等方面彻底改变了传统史学叙事、资政的简单功能。在《訄书》中的许多篇中，比如《序种姓》、《族制》、《方言》、《订文》等，作者运用文化人类学方法详尽考察了各个种族之间的差异及其各自的历史脉络，明确提出了“历史民族”的范畴，这不仅对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起到了积极影响，而且极大丰富了中国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和表达方法，历史不再只是帝王将相家谱和英雄事迹，同时也是一个民族共同体逐渐成长的过程，从那里可以看到民风民俗社会教化的演化，可以体会一个种族或者一个民族智慧甚至是体能、体制方面的变化。章炳麟在《訄书》中的这些研究或许还非常幼稚或浅薄，但无疑为后来的中国史学开启了新通途。《訄书》在现代中国学术特别是新史学建立方面贡献巨大，其及门弟子黄侃、朱希祖、钱玄同、吴承仕，以及三代弟子范文澜、周予同等，其实都是参照章炳麟的《訄书》构建各自的学术体系，只是由于《訄书》文字太过古奥，晦涩难懂，除了章门弟子口耳相传深得要旨外，别人很难弄清《訄书》的价值和意义，更没有办法像胡适等新派学者那样聪明地利用这笔学术资源。蒋廷黻论近代中国外交进入近代，东北亚一直成为中国外交的难点，始终困扰，甚至牵制着中国。东北亚问题的症结在如何看待朝鲜，中国只有弄明白这一点，才能找到解决东北亚外交困境的钥匙。在这个问题上，外交史专家蒋廷黻的一些论述最具启发意义。蒋廷黻认为，在光绪初年，日本、俄国、英国、美国、法国和德国等六国都曾试图与朝鲜发生关系。李鸿章的研判是，日本和俄国对高丽有领土野心，而其他诸国则只是为了通商与传教。基于这种判断，李鸿章主张借用英、法、德、美四国的力量对付俄国和日本，于是他从光绪六年起就竭力劝说朝鲜放弃闭关自守政策，想方设法诱导朝鲜与西方各国签订通商友好条约。在李鸿章的劝说下，朝鲜于光绪八年与各国订约，朝鲜半岛的大国均势似乎形成。然而到了后来，李鸿章的朝鲜政策终归失败，其原因据蒋廷黻的分析主要有两个：第一，朝鲜地瘠民贫，内政不修，经济未得开发，致注重通商的国家无大利可图。所以到了中日甲午战争不得不爆发的时候，英、美、法、德都觉得与己利害关系不大，无积极干涉的必要。第二，中国始终不愿改变旧的宗主国对藩属的观念。朝鲜对中国的重要全在国防，在国防上中国所怕的不是朝鲜，而是别的帝国主义国家利用朝鲜为跳板向中国作进一步的侵略。朝鲜果能独立自保，中国的国防目的即可达到。光绪十年，德国驻朝鲜总领事根据这些理由曾向李鸿章建议，化朝鲜为远东的比利时，由列强共同担保其独立和中立。这种建议不但清政府不能接受，就是李鸿章也表示反对，因为这个办法不合乎中国在朝鲜的传统宗主权。以后在袁世凯的积极运作下，宗主权几乎变成了统治权。结果，美国舆论哗然，反对中国改变朝鲜的现状。而朝鲜内部的新派人物也因对中国的失望而有意于联合日本或俄国，朝鲜半岛的局势日趋复杂。1894年春，东学党起事，日本遂借口保护日侨向朝鲜派遣重兵。世界各国均知局势严重，中国士大夫的激昂也可想而知。他们主张即时动员，力主军事解决。在朝的一些军政要员多年来想倒李而屡屡失败者亦坚决主战，以便借对外来对内。李鸿章拿到这个难题竟无法交卷，因为以往他假借朝廷的威力迫使各省协济北洋军饷，其理由就是对日备战。甚至他过去反对在伊犁、越南等地用兵对付俄国和法国等，也都是为了集中力量保护朝鲜，以免朝鲜落入日本人手里。现在朝鲜形势吃紧，李鸿章如再不以强硬的态度对付日本，他就无法自圆其说，也必然将丧失自己的诚信。李鸿章处于战和两难之间。恰当此时，俄国公使喀西尼路过天津，李鸿章临时抱佛脚向俄国求援，喀西尼也觉得如果让日本的阴谋得逞独占朝鲜，将损害俄国的利益，于是答应李鸿章的请求，警告日本撤兵。有了俄国的答应，李鸿章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他觉得日本怕俄国，有了俄国人出面，日本肯定会撤兵，朝鲜危机就可以旦夕化解。于是他在对日外交上取强硬姿态，不肯退让，但他在军事上却不积极准备，以防患于不测。他期待不战而胜，期待列强干预。喀西尼的答应是不负责任的，俄国的既定政策是不干预。俄国的真实态度早被日本方面所获知，因此日本不仅无意撤兵，反而加紧了向朝鲜进攻，逼迫李鸿章应战。结果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日本获得了战争的胜利，中国则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屈辱和失败。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由此决定了远东地区的政治格局，远东的政治领袖终于由中国移交给日本，中国从此开始了从属的地位。在战前，中国只受到西方帝国主义的压迫，从此之后，中国则要面临东西洋的夹攻和侵略了。所以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不仅是军事的，也是外交的和政治的。军事失败的缘由大体上说有这样两层：一是中国西化的水准低于日本；这一层的责任主要应该由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来承担；二是中国此时的军政太过腐败；这一点，李鸿章应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至于中国外交失败的根由也可以分为几个层面。第一，像战和这样的军国大事，无论如何也不能仅凭一个公使的谈话就贸
康熙晚年的弊政，承上启下，为乾隆盛世准备了条件。应当说，雍正在位十三年，政绩卓然，但就在他政绩初见成效之时，却突然去世了。四、众说纷纭的死因胤禛在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二十三日子时，在圆明园猝然去世。由于书不载原因，于是雍正死因之谜，朝野众说纷纭。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种：1.吕四娘谋刺说稗官明史如《清宫十三朝》、《清宫遗闻》等书，都有雍正被吕四娘谋刺身亡的记载。传说吕四娘是吕留良的女儿，吕留良因文字狱被死后戮尸，吕氏一门，或被处死，或被充军，只有吕四娘携母及一仆人逃出。吕四娘隐姓埋名，潜藏民间，拜师习武，技艺高超，后来飞入深宫，把雍正脑袋砍了。2.丹药中毒说雍正对道士、丹药感兴趣，特为紫阳道人重建道院。他还曾请道士张太虚、王定乾等到圆明园炼丹，以求灵丹妙药，长生不老。雍正死后三天，他的儿子、新君乾隆帝下令驱逐张太虚等道士，并严谕他们不许透露宫中只言片字。乾隆帝对圆明园中道士的态度，使人们认为这可能同其父食道士炼制的丹药致死有关。近人金梁（思候）在《清帝外纪·世宗崩》中说：“惟世宗之崩，相传修炼丹药所致，或出有因。”杨启椎教授也认为雍正是“丹药中毒而亡的”。有的学者则认为：“此说颇有合于情理处，然而实属推论，未可成为定献。”关于雍正帝的死因，还有被宫女缢死说、被曹雪芹和竺香玉合谋毒死说和中风而死说等。总之，众说纷纭，但都缺乏直接证据。或许，是一个永远的历史之谜。【点评】雍正帝的一生，留给人们许多话题。继位之谜、死因之谜，一直扑朔迷离，但对于历史而言，还是他的改革为后世所称道。他既继承了康熙大帝的历史遗产，又改革了康熙晚年的弊政，使清王朝能够继续向前推进，为乾隆繁盛的到来准备了条件。康、雍、乾三朝，既是清朝历史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华帝国皇朝历史发展的一个鼎盛时期。第七章清初文字狱清朝统治者对明朝留下来的文人，一面采取招抚办法，一面又对任何反清思想和活动采取严厉的镇压手段，从康熙到乾隆三朝，见于记载的文字狱案件约有七八十起。康熙二年（1663），浙江湖州有个文人庄廷龙刻印了朱国桢编写的《明史》，又请人增添了明末天启、崇祯两朝的事，其中多有指责满洲的文句，被人告发。这时庄廷龙已死去。清政府知道了，竟下令把已死的庄廷龙开棺戮尸，其他作序者、刻印者、校阅者、售书者、藏书者被杀七十二人，充军边防的也有几百人。康熙五十年（1711），又有人告发，在翰林戴名世的文集里，竟然有对前明政权表示同情的态度，于是，清廷下令把戴名世打进大牢，判了死刑。这个案件牵连他的亲友和刻印他文集的人，有二百多人。对于这些完全由写文章引起的案件，当时人们就叫它“文字狱”。康熙之后，继位的雍正帝是一个残暴成性、猜忌心很重的人，在他的统治下，文字狱出现得更多也更严重，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案件是吕留良事件。吕留良是康熙时一个著名学者。明朝灭亡以后，他参加反清斗争没有成功，就在家里开设私塾教书，有人推荐他参加博学鸿辞科，他坚决地拒绝了，官员劝他不听，威胁他也没有用，后来他索性跑到寺院里，剃光头当了和尚，官员们对他没有什么办法。吕留良当了和尚后，就躲在寺院里著书立说。他写的书里有反对清朝统治的内容，书写成后，没有向外流传，吕留良就死了。后来有个湖南人曾静，一个偶然的机会见到了吕留良的文章，对吕留良的学问十分敬佩，就派了个学生张熙，从湖南跑到吕留良的老家浙江去打听他遗留下来的文稿的下落。张熙到了浙江，不但打听到了吕留良文稿的下落，还找到吕留良的儿子和两个学生，张熙跟他们一谈，很合得来。他回去向曾静汇报后，曾静也和他们见了面。他们几个人议论起清朝的统治，心中都十分愤慨。随后秘密商量，如何推翻满清的统治，他们认为，光靠几个读书人办不了大事，后来，曾静打听到担任陕甘总督的汉族大臣岳钟麒，是岳飞的后代，想来能够继承岳飞的遗志来推翻清朝，于是曾静写了一封信，派张熙去找岳钟麒。这事说起来已经有点近乎笑话，岳飞抗金到那时已隔着整整一个元朝、整整一个明朝、清朝也已过了八九十年，算到岳钟麒身上都是多少代的事啦，还想让他因一个“岳”字拍案而起，反叛清朝，中国书生的昏愚和天真就在这里。岳钟麒是个清朝的大官，做梦也没有想到过要反清，岳钟麒接见张熙，拆看了来信，大吃一惊，厉声问道：“你是哪里来的，胆敢送这样大逆不道的信？”张熙面不改色说：“将军跟清人是世仇，您难道不想报仇了？”岳钟麒说：“这话从哪儿说起？”张熙说：“将军乃是岳武王岳飞的后代，现在清朝的祖先是金人，岳飞当年被金人勾结秦桧害死，千古称冤，现在将军手里有的是人马和兵力，正是替岳武王报仇的好机会。”岳钟麒听了，虚假地应付说：“听了你的话，十分感动，我决心起兵反清，希望你帮我出出主意。”于是张熙把教师曾静交代的话都如实抖了出来，岳钟麒获得张熙提供的情况后，一面派人到湖南捉拿曾静，一面立刻写了一份奏章，把曾静、张熙怎样图谋造反的事，报告给了雍正帝，随后把张熙也抓了起来。雍正接到报告后，立刻下令把曾静、张熙押送到北京，命刑部严刑审问，最后查出了曾静还跟吕留良一家有密切来往，这样，案子就牵连到吕留良家。由于吕留良已经死了，雍正下令把吕留良的坟刨了，棺材劈了，又把吕留良的后代和学生全部抓起来，判了刑，杀的杀，充军的充军。像这样真有反对朝廷的活动引起的案子是不多的，其中大部分文字狱，完全是牵强附会，挑剔文字过错，甚至为了一句诗、一个字也惹出杀身大祸。有一次，翰林官徐骏在奏章里把“陛”字错写成了“狴”字，雍正见了，马上把徐骏革职，后来再派人一查，在徐骏的诗集里找出了两句诗：“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无端挑剔说这“清风”二字就是指清朝，这一来，徐骏便犯了诽谤朝廷的罪，把自己的性命也白白地送掉了。再如雍正四年（1726），满洲隆科多的党人礼部侍郎查嗣庭出任江西考官，出题有“维民所止”四字，清政府认为这是去掉雍正二字之头，遂把查嗣庭打进了监狱，判了死刑。雍正不仅用血腥的屠杀来加强对思想文化的统治，而且还亲自著书来驳斥反对者。吕留良在他的书中强调孔子的思想精义是“尊王攘夷”，主张严“华夷”之别，雍正撰辑了《大义觉迷录》一书，并将它颁行天下，他在书中则强调“华夷无别”，认为舜是“东夷”人，文王是“西夷”人，自己虽是满族人，却和舜、文王一样，可以完全合法做中国的皇帝。陆生楠作《封建论》，反对清朝的统一和专制统治，企图恢复三代的“封建”，雍正则作《驳封建论》，说：“中国之统一始于秦，塞外之统一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此皆天时人事之自然，岂人力所能强乎？”雍正的这番话，带有明显的委屈情绪，也真有一些动人的地方。但他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外国人”、“夷人”，尽管他所说的“外国”只是外族，而且也泛指中原以外的几个少数民族，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外国不同，但无论如何在一些前提性的概念上，雍正把事情搞复杂了，反而不利。他的儿子乾隆看出了这个毛病，即位后把《大义觉迷录》全部收回，列为禁书，杀了被雍正赦免了的曾静等人，开始大兴文字狱。康熙、雍正年间都有丑恶的文字狱，但来得特别厉害的是乾隆，他不许汉族知识分子把清廷看成是“夷人”，连一般文字中也不准出现“虏”、“胡”之类的字样，不小心写出来了很可能被砍头。他想用暴力抹去这种对立，然后一心一意做个好皇帝。其实，本来这样的人已经不可多觅，雍正和乾隆都把文章做过头了。【点评】清初文字狱是清廷为了维护满洲皇帝和贵族在全国的优越统治地位，而对任何反满思想和活动的严厉镇压。他们在对一种民族偏见的抗拒中，矫枉过正，最后陷入了相同的意识沼泽。在后来的盲目排外中表现出来，而在行动上则是非人道而丑恶的。专制文化的双刃剑最后总有一面要政到自己身上，这就是清初文字狱给历史的教训。第八章乾隆盛世清朝经过康熙、雍正，到乾隆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乾隆帝，名弘历，二十五岁登基，在位六十年，当太上皇四年，享年八十九岁，是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享年最高的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实际执政时间最长的皇帝。同时，他又是在民间传闻最多、被作品演绎最多和官方文献记载疑点最多的皇帝之一。一、出生地之谜在清朝的十二位皇帝中，出生地不明的只有两位：一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二是乾隆帝弘历。努尔哈赤出生时还没有满清，他当时也不是什么显赫的人物，因此，他的出生地没有留下明确的文字记载是可以理解的。但乾隆不一样，他是雍正的第四个儿子，康熙五十年（1711）八月十三日生，他的出生地怎么会不确定呢？于是人们认为这里面必定有蹊跷。关于乾隆的出生地，他的父母没有留下明确的说法，倒是乾隆自己曾反复说明他生于雍和宫。乾隆四十七年（1782）正月初七，乾隆作《人日雍和宫瞻礼》诗注说：“余实康熙辛卯生于是宫也。”但是，乾隆还在位的时候，就有人对他的出生地发出不同的议论，认为他出生于承德避暑山庄。当时有一个官员叫管世铭，江苏武进人，乾隆四十年（1775）进士，后入军机处，任军机章京，了解很多宫廷掌故与秘闻。他随乾隆一家去避暑山庄，去木兰围场游玩，写下了《扈跸秋纪事三十四首》，其中第四首涉及乾隆帝的出生地：庆善祥开华渚虹，降生犹忆旧时宫。年年讳日行香去，狮子园边感圣哀。管世铭在这首诗的后面有个原注，说：“狮子园为皇上降生之地，常于宪庙忌辰临驻。”狮子园是承德避暑山庄外的一座园林，康熙到热河避暑时，雍正作为皇子经常随驾前往，狮子园是当时雍亲王一家在热河的住处。乾隆帝到底出生在北京雍和宫，还是承德避暑山庄，至今仍是一个历史之谜，如果是普通百姓，他的出生地在什么地方，对家庭来说可能有影响，但对民族、国家来说并没有意义。然而，乾隆皇帝却不同，他的出生地同他的生母是谁关系密切，人们为什么关心乾隆的生母是谁呢？因为乾隆的母亲是“出生名门”还是“出身卑贱”会直接影响到乾隆的皇位、事业。如果乾隆的母亲是汉人，则关涉到更为复杂的政治问题。二、亲生母亲之谜乾隆的生母，正史记载为“原任四品典仪官，加封一等承恩公凌柱女”。野史传说有很多种：第一种传说是浙江海宁陈世倌的夫人。陈世倌，俗称陈阁老，在康熙年间入朝为官。传说陈世倌与雍亲王一家常来常往，今天陈阁老的旧宅，还保存有一块九龙匾，据说是雍正亲笔书写的。那一年恰好雍亲王的福晋和陈阁老的夫人同月同日分别生了孩子，雍亲王就让陈家把孩子抱入王府看看，可是，等孩子再出来时，陈家的男孩竟变成了个女孩，陈阁老意识到此事性命攸关，不敢作声，那换入宫中的男孩，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第二种传说是钮祜禄氏。钮祜禄氏是承德地方的一个女子，十三岁到京师，恰巧大选入宫，由于她体端颀秀中选，后被分到雍亲王府，雍亲王生病时，此女日夜服侍数月，雍亲王病愈，她也怀孕生下了乾隆。第三种传说是热河汉人宫女李桂氏。说是雍正在做雍亲王时，一年秋天在热河打猎，射中一只梅花鹿，雍正喝了鹿血，鹿血壮阳，雍正喝下躁急，身边又没有王妃，就随便拉了山庄内一位很丑的李姓汉族宫女幸之。第二年，康熙父子又到山庄，听说这个李家女怀上了“龙种”，就要临产，康熙发怒，追问：“种玉者何人？”雍正承认是自己做的事。康熙怕家丑外扬，就派人把她带到草棚，丑女在草棚里生下一个男孩，这就是后来的乾隆，由于李氏“出生卑贱”，康熙便命钮祜禄氏收养了这个男孩，于是乾隆之母便转为钮祜禄氏。虽然以上传说并不可靠，但乾隆的生母的确存在文献与档案上的疑点，清宫档案《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雍正元年（1723）二月十四日记载：雍正元年二月十四日奉上谕：尊太后圣母懿旨，侧福晋年氏封为贵妃，侧福晋李氏封为齐妃，格格钱氏封为熹妃，格格宋氏封为裕嫔，格格耿氏封为懋嫔，该部知道。同一件事，《清太宗宪皇帝实录》雍正元年（1723）二月甲子记载：谕礼部：奉皇太后圣母懿旨，侧妃年氏，封为贵妃；侧妃李氏，封为齐妃；格格钮祜禄氏，封为熹妃；格格宋氏，封为裕嫔；格格耿氏，封为懋嫔，尔部察例具奏。这两份记载上的差异，也叫人们生疑。雍正档案和雍正实录关于熹妃钱氏与钮祜禄氏的记载上的矛盾，至今不能圆满地解决。不仅如此，连乾隆的皇后和皇妃，也有许多可以称为“疑案”的事情。三、乾隆后宫之谜乾隆的后宫，有名分的：三后、五皇贵妃、五贵妃、七妃、六嫔、三贵人等共二十九人，这里仅就两后之死和香妃的事说一说。1.第一皇后富察氏之死雍正五年（1727），富察氏被册封为宝亲王弘历的嫡福晋，这年乾隆十七岁，富察氏十五岁。乾隆二年（1737）嫡福晋富察氏被册封为皇后。皇后富察氏，性贤淑，尚节俭，不奢华，孝顺太后，敬爱乾隆。乾隆十三年（1748）正月，皇后富察氏随乾隆帝和皇太后东巡，前往山东曲阜祭孔。三月十一日，却在返京途中死在德州的船上，时年三十七岁。关于富察氏之死，野史记载：三月十一日夜，乾隆东巡回銮，驻德州，在船中宴饮淫乐，皇后激切进谏，遭到乾隆的辱骂，因羞愤投水而死。蔡东藩《清史演义》说，傅恒夫人（即皇后弟妹）在皇后千秋节时来祝寿，酒后乾隆与傅恒夫人私通，被皇后发觉，于是同乾隆产生芥蒂，于是有了乾隆十三年出巡，皇后陪同，死在船上的事。进而，又产生了傅恒之子福康安的身世之谜，人们怀疑福康安为乾隆同傅恒夫人所生。台湾著名历史派小说作家高阳认为，福康安的际遇之隆，清三百年，无与伦比，但却并未被招作额附（而他的两兄弟皆为额附）。因此，“其中缘故，反足深思”。2.第二皇后乌拉那拉氏之死乾隆做皇子时，乌拉那拉氏被册封为侧福晋。富察氏死后，她由贵妃晋为皇贵妃，再被册封为皇后。乾隆三十年（1765）初，乌拉那拉氏陪太后和乾隆第四次下江南，在途中，皇后过四十八岁生日，就出了问题。蔡东藩在《清史演义》中说，乾隆在金陵秦淮河和在船中拥妓酣饮，色迷心醉，后被皇后发现，二人发生口角，从此皇后乌拉那拉氏被打入冷宫。第二年即乾隆三十一年（1766）七月十四日乌拉那拉氏死于冷宫。这件事，清宫档案的记载是：闰二月十八日，皇后在行宫吃早饭时，还得到皇帝赏赐。到了晚饭时，皇后却不见了踪影，她的名字被黄签盖上，皇后哪里去了？有人说她发了疯，在杭州削发当了尼姑，也有人说她被先行遣回京师。清宫《谕档》记载：闰二月二十八日，乾隆派额附福隆安护从皇后乌拉那拉氏，由水路先行回家。那么，皇后为什么被遣送回家？《清史稿·后妃传》记载：乾隆三十年（1765），乌拉那拉氏随皇上南巡，到杭州后，不顺从皇上的意旨，随后剪掉头发。乾隆更加不高兴，命令皇后先还京师。乾隆三十一年（1766）七月甲子，皇后去世。当皇后的死讯传来时，乾隆帝正在木兰围场打猎，但他并没有停止打猎，只命令皇后的儿子回京办理丧事，丧仪按皇贵妃标准，降了一个等级，令人叹惋。3.香妃之谜关于香妃的传说，主要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香妃悲剧说。香妃是乾隆年间平定回部大小和卓木叛乱时，被掳进皇宫的。乾隆因其美貌，且体有异香，而册封为香妃，并对她大加恩宠。但香妃矢志守节，随身藏着刀，准备杀帝报仇。皇太
。于是不断向高骈进谗言，并将高骈的心腹和较能干的部将拉拢到自己身边，从而逐渐掌控了军政府的实际权力，开始与高骈分庭抗礼。可是高骈却始终蒙在鼓里，史料记载高骈当时是“倚用之如左右手，公私大小之事皆决于用之，退贤进不肖，淫行滥赏”。事实上，当中原地区的藩镇互相攻伐不断时，江淮地区也并不平静，高骈虽然是江淮地区首屈一指的强大藩镇，但并不是没有对手。光启三年（887年）三月，高骈迎来了一个强劲的对手——秦宗权。当高骈听说秦宗权要出兵攻打自己时，派部将毕师铎率军屯于高邮防御。毕师铎本是黄巢旧将，看到吕用之专权后，常有不寒而栗之感，加以因女色之事与吕用之产生私怨，于是联合其他部将张神剑、郑汉章等人，自称行营使进诛吕用之为名，回师反攻扬州。四月间，毕师铎领兵突然杀至扬州城下。吕用之亲自督战，对士兵许诺“斩首一级，赏金一饼”的重赏，让士兵们力战到底。结果在士兵们的死战下，阻挡住了毕师铎的攻势，得以断桥塞门闭城防守。对于毕师铎而言，开弓没有回头箭，回师反攻扬州没有成功，迫使他引兵退守城北的山光寺，并立即向宣州刺史秦彦求援。事实上，毕师铎的这个做法等于是将一只老虎引进了扬州。秦彦眼见高骈昏聩，早有攻打扬州的想法，得到毕师铎的求援后，立即派兵三千奔赴扬州。四月二十一日，毕师铎与秦彦合力攻破扬州，吕用之被迫出逃，毕、秦两军在扬州城内大肆劫掠。我们都知道扬州是朝廷转运江南财物的枢纽，高骈担任江淮盐铁转运使多年，在城内截留的物资堆积如山，最终这些财物被乱兵们洗劫一空。而高骈由于没来得及逃跑，先是被毕师铎软禁，半年后被秦彦下令处死。昏聩的高骈虽然已死，但对于江淮地区的军政权力争夺却并没有结束，并由此开始了庐州刺史杨行密、宣州刺史秦彦等人为争夺江淮地区的血腥征战。杨行密曾经参加过农民起义，后来被庐州刺史招募为兵。当秦宗权进犯江淮时，杨行密因为战功而升任队长。中和三年（883年）三月，当毕师铎、秦彦联手围攻高骈于扬州时，吕用之以高骈的名义封杨行密为行军司马，让他出兵援救。杨行密看到此时正是夺取扬州的绝好机会，便即刻带着本州兵马以及向和州借来的兵马数千人应召而往。不过还没到达扬州时，扬州已被攻破，杨行密只得收集高骈的不少部众暂时驻扎，静观其变。此时，毕师铎促请秦彦入主江淮。五月二十一日，秦彦带领三万大军乘竹筏沿江而下，于两天后进入广陵，自称权知淮南节度使。杨行密眼见秦彦要大权独揽，便于二十五日率兵赶到扬州，分兵八寨屯于扬州城西。秦彦派毕师铎、秦稠领兵八千出城与杨行密交战，结果秦稠战败身死，秦彦见杨行密兵锋甚锐，只得闭城自守。双方就这样在扬州一直僵持了三个月，不过，对于秦彦来讲这种局面十分不利。眼见城中粮食不足，八月二十六日，秦彦让毕师铎率领所剩的一万两千人马倾巢而出，在城西列阵好几里，摆出与杨行密决一雌雄的架势。杨行密在一个营寨中堆积大量的金帛和小麦，用一些老弱残兵看守，而将精兵埋伏在营寨四周，然后他亲自带领数千人马冲击秦彦的营寨，一交战即佯装败走，引得秦彦来追。已经很长时间饥肠辘辘的秦彦士兵一入空寨，立即争抢金帛麦米，顿时陷入一片混乱，杨行密见状，一声令下，伏兵四起，将秦彦人马打得大败，毕师铎单骑逃回。此后秦彦无力再与杨行密交战，只得继续困守扬州孤城。秦彦退回扬州城内后，整日眉头紧锁，一时间想不出什么好办法解除扬州之围。不过杨行密也因为久攻不下而打算撤围扬州，就在杨行密刚想撤退的时候，十月二十八日夜晚，扬州城内吕用之的旧将张审威率领麾下三百名士兵趁着天降大雨之际，潜伏于壕沟内，等到天色微明，乘守城者交替之际，突然登上城楼开启城门，迎接杨行密进城，秦彦、毕师铎闻讯落荒而逃，将扬州城拱手相让。杨行密占领扬州后，自称淮南留后，然后上疏朝廷请求册封。由于杨行密行事高调，引起秦宗权的眼热，当得知杨行密想要独揽江淮地区军政大权时，秦宗权立即派其弟秦宗衡与部将孙儒、马殷带领一万人马渡过淮河与杨行密争夺扬州。十一月十二日，秦宗衡之军抵达扬州城西，在杨行密曾经布置的故垒中安营扎寨，同时召回秦彦、毕师铎及其残兵。不久秦宗权因为受到朱全忠的威胁，又召回秦宗衡、孙儒二人对抗朱全忠。此时孙儒看出秦宗权已经呈现衰弱之势，于是干脆在一次酒宴上袭杀秦宗权，将其首级送予朱全忠，进而稳住了朱全忠。当时孙儒为了增加兵力，先后分兵攻打附近州县，使部众很快增至数万。而后为了掠夺粮食，领兵攻打高邮，高邮镇遏使张神剑弃城逃往扬州，结果被杨行密杀死。扬州虽然已归杨行密所有，但其镇守这座孤城，面对诸多强藩不免有些胆怯。当时海陵（今江苏秦州）镇遏使高霸是高骈的旧将，杨行密的谋士袁袭建议杨行密立即召高霸进城，防止被其他藩镇策反。结果杨行密以“违命者族之”相威胁，强迫高霸举县迁入扬州。并最终将高霸袭杀，为了加强扬州城的防守，杨行密又派遣部将廷陵端及其部众两千人还守老巢和州，又派部将蔡俦领兵千余分守庐州，以作狡兔三窟之计。就在杨行密与秦宗权、孙儒为争夺扬州而大动干戈时，朝廷于十二月任命朱全忠为淮南节度使、东面行营招讨使。朱全忠一面派亲信向杨行密通报朝廷的任命，并称愿意以杨行密为准淮南节度副使，一面派手下的行军司马李璠为淮南留后，并以一千兵马护送其上任。杨行密看出朱全忠实际上是想让亲信控制淮南，自然不敢拱手相让。朱全忠本来打算亲自率领大军前来争夺淮南，后来得知杨行密兵力尚强，一时间难以攻取，就于文德元年（888年）二月，奏请让杨行密担任淮南留后。随后杨行密又相继斩杀吕用之、张神剑等高骈旧将，成为淮南地区的一方霸主，后来五代十国之一的吴国，就是在杨行密割据淮南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所以吴国立国之后尊奉杨行密为武皇帝，庙号太祖。黄巢起义之后，各地藩镇不断地互相攻伐，尤其是淮南地区遭到了空前的浩劫，扬州从一个本来富庶的城市一下子变得动乱不已。还在毕师铎起兵之前，扬州事实上已经是连年灾荒。到了光启元年（885年）的冬春之交，当地粮价飙升，比平时高出十余倍，加上当地寒雨连绵，百姓饥寒交迫，大批饥民冬饿而死，每天用车运往城外的尸体就有好几千具。据《资治通鉴》记载，秦彦带兵进入扬州城后，开始吃人充饥。到了光启三年（887年）十月间杨行密围困扬州时，城中因为严重缺粮，一斗米可以卖到五十万钱，草根树皮全部吃光，百姓饥饿而亡。残暴的秦彦之军竟公然抓人到市集上杀死出售。后来杨行密进城后，城中只剩下几十户人家，《旧唐书?秦彦传》记载：江淮之间，广陵大镇，富甲天下。自师铎、秦彦之后，孙儒、行密继踵相攻，四五年间，连兵不息，庐舍焚荡，民户丧亡，广陵之雄扫地矣。事实上，不仅是扬州，当时全国各地在藩镇们互相攻伐下，山河破碎，流民失所，与扬州同样富庶天下的巴蜀地区也是战乱不已。不过在这期间，一个不起眼的人物悄悄崛起，最终在巴蜀地区建立自己的王国，这个人就是前边提到过的王建。王建崛起皇帝李儇能够在黄巢兵进长安时，还能从容前往蜀中避难，全是陈敬瑄受田令孜之命经营蜀中多年的结果，所以很长时间以来，陈敬瑄深得皇帝李儇和田令孜的赏识。表面上看，剑南西川道似乎是皇帝李儇的一个稳固大后方，但事实上，因为陈敬瑄多年的专权，蜀中地区早已经是矛盾重重。早在中和二年（882年）的时候，蜀中就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与当时占据长安的黄巢遥相呼应。陈敬瑄出镇西川后，十分注重个人享乐。有记载称他是“委政事于幕客，委军旅于护戎，日食蒸犬一头、酒一壶，一月六设曲宴，即自有平生酒徒五人狎昵。焦菜一碗，破钱三十千”。不过虽然陈敬瑄整日挥霍无度，但对手下官吏尤其是蜀中百姓的控制却是十分严密。为了加强对官吏以及将领们的控制，陈敬瑄经常派爪牙到各地巡视，称为“寻事人”。这些寻事人仰仗陈敬瑄的权势在各地作威作福，所到之处常向当地官吏索贿。中和二年（882年）三月，两名寻事人经过资阳镇（今四川资阳）时，没有向当地的镇将谢弘让索贿。已经习惯被寻事人索贿的谢弘让备感蹊跷，于是就邀请两名寻事人赴宴，可是也遭到拒绝。这种反常行为更加引起谢弘让的不安，他认为自己或许有什么把柄被寻事人掌控，由于担心被治罪，他连夜逃出资阳，进入深山当起了土匪。次日，两名寻事人离开了资阳，当地的捕盗使杨迁引诱谢弘让出来自首，却谎称是被他抓获，将其押送成都。结果陈敬瑄不问青红皂白，下令将谢弘让杖脊二十，并示众四十天，再煎油泼烫其身，待烫伤的伤口结疤时，又用胶麻将伤疤一一撕下，极尽残酷之刑，惨不忍睹。此时，邛州牙官阡能因公事违期，为了躲避杖罚而亡命山泽之间，杨迁也引诱其出来自首。就在阡能正想出来自首时，得知谢弘让蒙冤的消息，于是决定招募士兵起兵反抗。在阡能的招募下，不到一个月就有一万多名不堪赋税压榨的当地“耕夫”聚集在他的旗帜下。阡能很快就带领这支人马攻陷了邛州和雅州，《资治通鉴》记载：“蜀中少盗贼，自是纷纷竞起，州县不能制。”这说明阡能起义得到了蜀中农民的广泛响应，而且到了六月间，又有蜀人罗浑擎、句胡僧、罗夫子等各聚众数千人响应阡能起义。陈敬瑄得知阡能起义的消息后，急忙派牙将杨行迁等领兵五千前往镇压。杨行迁与义军数次交战不力，又向陈敬瑄请求增兵，当时陈敬瑄府中无兵，只得连守卫仓库、官府门庭的士卒都派去增援。六月间双方在双流（今四川双流县）境内的乾溪展开大战，结果官军惨败，杨行迁担心被治罪，竟然抓了很多当地村民当作俘虏以充战功。不过，他的这种做法只能瞒得了一时，到了十一月份，陈敬瑄见杨行迁镇压不力，而阡能的势力却已经发展到蜀州（今四川崇庆）境内，而且拥有部众数万人时，他决定派出更为得力的骁将高仁厚代替杨行迁前往镇压。高仁厚鉴于数月来单纯的武力镇压收效甚微，于是改用离间义军首从关系为目的的攻心之计。在他出征的前一天，有人向他汇报说一个卖面人从早到晚多次出入军营之间，被巡逻士卒疑为义军的间谍抓了起来，经审讯，果然是义军间谍。于是高仁厚对这个人加以诱降，并派他回去暗中散布消息，说只要义军部众愿意归降，高仁厚就叫人在他的衣背上写上“归顺”二字，保证让他安心回家务农，所要杀的只是阡能、罗浑擎等少数义军首领，以此离间义军首领与部众间的关系。事实证明，高仁厚的策略十分奏效。当他率领官军在双流之西包围罗浑擎所率领的五寨义军后，他派人重申了招降条件，这样就使得大量的义军士兵不战而降，而罗浑擎也因为被孤立而兵败被擒。随后，高仁厚如法炮制，以投降的义军部众先行，进而瓦解义军军心，在短短的六天之内就轻而易举地剿灭了阡能的义军，阡能等义军首领被押送成都后斩首示众。阡能起义虽然很快以失败告终，但涪州刺史韩秀升却趁阡能起义之时，于中和二年（882年）八月率众起兵反唐，并遮断峡江之路，严重威胁身在成都的朝廷与东南地区的往来。当时陈敬瑄得到消息后，先是派部将庄梦蝶、胡弘略领兵三千前往镇压，但不想刚一交战便被打败，被迫退守忠州。江淮诸路的贡赋是沿着峡江而进入成都，如今被韩秀升所阻，等于断绝了身在成都百官的俸禄。陈敬瑄情急之下，一面奏请皇帝李儇委任高仁厚为剑南西川行军司马，派他领兵三千前往平叛，一面许诺高仁厚，只要平叛成功，就让他担任剑南东川节度使。高仁厚奉命前往峡江平叛，探听到韩秀升的精兵全都集中在江舟之中，以防官军渡江而攻，而粮草则全部屯放在岸边的营寨中，让一些老弱残兵守护。他看出了韩秀升是一种“重战轻防”的兵力布局，针对这种布局，高仁厚故意在江边布阵，摆出要渡江进攻的态势，使得韩秀升之兵在舟中昼夜防备不敢懈怠，而暗中则派数千名士兵背着甘草于夜间潜入敌营放火焚烧粮草。韩秀升的舟中之军分兵上岸援救不及，结果粮草焚烧殆尽，使得军心大为动摇。高仁厚同时又招募水性极好的勇士潜水凿破韩秀升的船只，使之相继沉没。韩秀升之军两头奔波相救不暇，高仁厚趁机派兵在要道拦击和招降韩秀升之军。韩秀升为了制止部众溃逃，挥剑不断地胡乱砍杀，反而激起众怒，结果被士兵们一拥而上擒住送到高仁厚那里，最终被斩身死。值得一提的是，韩秀升临死前，高仁厚问他为什么要造反，韩秀升的回答是：“自从文宗皇帝驾崩后，天下已经没有公道可言，现在的造反者难道只有韩秀升一个人吗？”可见，当时所有人都明白，以皇帝李儇为核心的朝廷已经失去权威，而且已经处于矛盾重重与分崩离析之态。陈敬瑄依靠高仁厚先后平定蜀中的两次动乱，而接下来则该是他对高仁厚兑现诺言的时候，不过这就引发了他与时任剑南东川节度使杨师立之间的矛盾。事实上杨师立本来就对田令孜、陈敬瑄兄弟专权的行为心怀不满，当他听说陈敬瑄许诺高仁厚让其担任剑南东川节度使之职时，顿时勃然大怒。当田令孜得知杨师立愤怒的消息后，为了铲除杨师立这个异己，便于中和四年（884年）二月施展明升暗降之计，让皇帝李儇派遣使者选调杨师立到成都担任右仆射，想要将其置于自己的眼皮之下加以监视。杨师立当然不肯奉诏，于是干脆杀掉使者以及东川监军，以讨伐陈敬瑄为名举兵起义。他于三月间发布檄文给成都的朝廷百官以及诸道藩镇，历数陈敬瑄的罪过，并宣称自己调集本道十五万大军，将长驱直入成都对陈敬瑄兴师问罪。皇帝李儇得到檄文后，当然不能容忍杨师立的反叛行为。于是，他下诏削除杨师立的官职，以陈敬瑄为西川、东川、山地西道都指挥、招讨、安抚、处置等使，并以高仁厚为东川留后，让他与行军副使杨茂言领兵五千征讨杨师立。五月十三日，高仁厚进驻德阳（今四川德阳），杨师立派部将郑君雄、张士安扼守雄踞德阳东北鹿头山上的鹿头关进行抵御。郑、张二将采取闭关坚守不出的策略，试图拖垮高仁厚。而高仁厚认为采取强攻之策恐怕会出现重大伤亡，因此采取围而不打的策略，布列十二寨将鹿头关团团包围。高仁厚围而不打的策略，对蜗居鹿头关的郑、张二将来讲十分不利，于是，三天后郑君雄领兵出关突袭位于关城北面的杨茂言军寨。由于杨茂言仓促应战，结果抵挡不住率众弃寨而走，他旁边几个营寨眼见行军副使逃走，也纷纷弃营而逃。郑君雄见官军一战即溃，立即向南转攻高仁厚的中军营寨。高仁厚得知情况后，下令大开寨门，命令士兵点燃火炬，将整个营寨照得通红，然后埋伏士卒于营寨两边。郑君雄见寨门洞开，担心中了埋伏，便引兵退走，高仁厚趁势带领伏兵展开追击，将郑君雄之军赶回了鹿头城关。高仁厚考虑到弃寨而逃的将士甚多，如果等到天亮全部按照军法处置，一定会有很多人被处死，这样会削弱战斗力。于是便暗中召来一个名叫张诏的官吏，让他带着十几个人在军中散布自己昨夜没在营寨，不知道士兵逃跑事件，只要他们回到营寨，就不会再有事情。对高仁厚的这种做法，逃跑的将士都深信不疑，纷纷回到营寨之中，这其中也包括行军副使杨茂言。不过高仁厚十分明白如果逃跑事件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过去，自己的权威会损失殆尽。于是在次日清晨召集众将，宣布杨茂言逃跑的罪行，将其斩杀示众，诸将见此莫不胆战心惊，进而深以为戒。在高仁厚的精心治理下，军纪大为改观。五月二十二日，高仁厚带领士气高涨的将
趋繁荣的中国东南海外贸易，几乎禁绝30年。“海禁”口子的松动，是在明朝“靖难之役”结束，永乐皇帝朱棣登基后第二年开始的。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永乐皇帝朱棣在明州、泉州、广州三地重开市舶司，尤其是广州市舶司，不久之后由宦官监管。朱棣有此举，一面是为即将开始的“郑和下西洋”做准备，另一面也是为加强对官方“朝贡贸易”的管理。明朝海禁与清朝最大的不同，就是明朝并非“闭关锁国”，而是将海外贸易权牢牢抓在政府手中，由政府进行官方贸易。但这种官方贸易基本是“花钱买面子”，往往都是花买人参的钱换外国人的萝卜，以体现大明朝的“富庶”。海禁的两个缝隙，也在此时产生——私货与互市。所谓“私货”，就是外国来朝贡的使团，除了携带进行朝贡贸易的货物外，往往还夹带许多私人货物，用以进行私下贸易。而贸易的方式，就是在市舶司的监管下，与当地商人进行“互市”。这种情况在永乐元年就曾发生，渤泥国使者在南京与当地商民“互市”，市舶司请示朱棣是否征税，朱棣大方地表示免税。这以后很长时间，对“互市”少征税甚至不征税，就成了惯例。如此一来，大批外国使团“朝贡”时，都争相夹带私货，私下的“互市”比官方的朝贡贸易还要热闹。历经朱元璋时代打压的中国海商，就这样缓慢地复苏起来。到了明朝中期的宣德、正统年间，情况继续起变化，彼时明王朝承平日久，东南沿海经济发展迅速，打破明王朝官方垄断的商业走私活动日益猖獗。明王朝曾多番打击走私，比如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八月就曾严令各省查禁走私。景泰三年（公元1452年）又在福建搞整顿，严禁沿海边民私下与海外商人贸易。但新海商势力还是发展起来，比如在福建，就出现了专门交易走私货物的“乡集”，形成了一套地下网络，并在正统年间演变成轰轰烈烈的邓茂七大起义。起义虽然被明王朝镇压，但彼时明王朝刚刚经受“土木堡之变”，国家元气大伤，因而对参与叛乱的众多走私势力“胁从不问”。顾炎武的《日知录》上说此后“私通番者益多也”。明王朝不知道的是，朱棣重开市舶司后至15世纪末的这近一百年，中亚国家战乱，陆上丝绸之路今不如昔，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在欧洲国家价格暴涨，而转运东方货物的“马六甲航线”，这一时期正控制在西亚和东南亚国家手中，他们通过“朝贡贸易”得到的中国货物，向西方国家高价售出牟取暴利。“仁宣之治”后的明王朝，已不堪“朝贡贸易”的负担。一面是市舶司管理松弛，外国朝贡使团往往违反规定，带来超过限额的货物进行交易，为了“面子”，明王朝基本都是照单全收。“朝贡”的越多，明王朝赔本也就越多。同时明王朝土地兼并严重，自明英宗朱祁镇在位开始，国家田赋收入连年锐减，朝贡贸易也就越发力不从心。到了明朝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明王朝不得不再次做出调整，规定凡外国来华贸易的货物，但凡“私货“，皆按照百分之二十的比例抽税。从此开始，原本负责监管私货贸易的市舶司，职责更多转向了税收。原本由市舶司监管的“私货互市”，改由市舶司在当地组织“牙行”来完成。所谓“牙行”，就是市舶司出面，委派当地人组织市场，管理“私货互市”，受委派的人要求是当地“有抵业人户”，其实就是与市舶司关系密切的当地商人。此时是明武宗朱厚照在位的时期，先是刘瑾乱政，继而刘六刘七起义，随后明武宗又北伐蒙古，游猎四方，上上下下花钱的地方很多。经此改革，市舶司果然收入大增，仅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广东市舶司送交中央的白银就达30万两，给明王朝解了燃眉之急。可从此时起，市舶司的职权一步步下降，沿海的海商势力借助“牙行”掩护，走私活动日益猖獗。观明朝立国之后的海禁政策，至16世纪初叶，可谓演变甚多，海禁的严厉程度，可以说是时紧时松，但总的趋势，却是越来越松。此时明朝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初兴，东南沿海海商势力日益增多，且借“牙行”等改革，许多交易日益合法化，市舶司的权限，也在一步步缩小，原先的包办一切，变成越来越多的放权。但与此同时，从永乐至正德年间，明朝市舶司的关税收入却在直线上升，早年的“花钱买面子”，变成此时税额日益增加。海商权限的扩大，海禁政策的名存实亡，已是大势所趋。此时，一个外来因素的加入，给这个大趋势加了催化剂——葡萄牙人。这时正是16世纪初叶，西方“新航路开辟时期”，葡萄牙船队一路拓展，先击败垄断印度洋贸易的印度舰队，又占据马六甲，下一个目标就到了中国。葡萄牙人第一次造访中国，是明朝正德九年（公元1514年），葡萄牙船队抵达珠江口，他们要求与明朝政府贸易，因为拿不出明朝朝贡贸易的“勘合”（贸易许可证），遭到明朝政府拒绝。不过，葡萄牙人发现了另一群人——广东当地的走私商人们，他们主动与葡萄牙进行交易，且给葡萄牙人做向导。通过在广东“牙行”供职的商人牵线，葡萄牙成功向广东镇守太监行贿，获得了入京觐见朱厚照的机会。孰料好景不长，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朱厚照病逝，嘉靖皇帝即位，对葡萄牙采取了强硬态度，不但驱逐了广东沿海的葡萄牙商船，更调动水师，在广东屯门、西草湾两次痛击葡萄牙舰队。眼见得和明朝政府通商没戏，葡萄牙开始和沿海的海商们勾搭连环。这些常年在东南沿海搞走私贸易的海商，在当地熟门熟路，且饱受明朝政府打压，自然乐意与葡萄牙合作发横财。从此，葡萄牙人、倭寇、东南海商联合作乱，反复骚扰东南沿海，这就是嘉靖皇帝在位时期开始的“倭患”。今人说到抗倭，波澜壮阔的战斗说了很多，不过一些提及很少的事情，却会让后人惊讶：与葡萄牙人以及倭寇勾结的沿海海商，固然都是当地臭名昭著的“走私犯”，但沿海的百姓也纷纷参与其中。比如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著名的“横屿岛之战”，是葡萄牙人、倭寇，以及海商李光头等人联合占据浙江横屿岛，将当地建成了一个“国际贸易港口”。日本历史学家藤田丰八曾赞此地为“十六世纪的上海”。岛上贸易繁荣，商旅云集，不但各国商人纷至沓来，就连当地周边的商户也纷纷参与。岛上不但有集市，更有李光头的“衙门”，葡萄牙人的教堂和医院，俨然一个国中之国。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明朝闽浙总督朱纨调集大军，发动强攻，一举攻破双屿岛。上岛后他惊奇地发现，岛上40里长的主干道竟然寸草不生。朱纨不禁感叹道：“商旅往来之多，由此可见。”双屿岛之战后，大批的“海贼”们逃至福建地带。朱纨趁热打铁，火速追击，相继在福建吴语和走马溪重创“海贼”，且严厉打击走私，将有“通番”行为的90多名罪犯当众正法，重手打击下，福建“倭患”稍息。但让人扼腕的事情发生了，立下战功的朱纨，旋即遭到弹劾，众多御史纷纷指责朱纨“滥杀无辜，草菅人命”。众议汹汹下，嘉靖帝也不得不罢掉朱纨官职。朱纨受不了这个气，愤然感叹说“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慨然服毒自尽。朱纨之冤，后人大多归结为“奸臣陷害”，“奸商诬陷”，但一个实际情况是，不止福建当地与“海贼”有勾结的势豪大户们，就连普通的小民百姓，也有人状告朱纨。当地沿海百姓，多年以来都参与走私贸易，许多人以此为生。朱纨秉承嘉靖帝圣旨，到任后厉行海禁，打击走私，自认为“为民做主”，却无意断了大多数人的活路。彼时福建，走私猖獗已经多年，当地士绅权贵乃至普通百姓皆有参与其中，就连京城的福建籍官员，也多有人从中渔利。海商猖獗，作乱沿海，其实是明王朝一百多年来海禁自酿的苦果。在明朝海禁开放前，称雄东南沿海的海商们，耳熟能详的是三个人：王直、徐海、吴平。二许多历史书里，这三位“海贼”，毫无例外地都被称为“汉奸”，因为他们与此时肆虐中国沿海的倭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三个人在海商中身份不同，人生目标不同，下场却殊途同归——被明王朝镇压。说三个海商有什么区别，或许可以这么说：一个很有理想的，一个有点理想的，一个根本没理想混吃等死的。很有理想的，是王直。他是徽州结林县人，本就是商人家庭出身，成年后先是在老家搞走私，遭明王朝连番打击损失惨重，几次被追得走投无路，最后决定赌一把，伙同徐唯学、叶宗满等同伙于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流窜到广东，倾囊所有打造了一艘大船后偷偷下海，躲过了明朝战舰的巡逻，此后就“放开金锁走蛟龙”。他们先加入了海商许栋的走私团伙，许栋被明军在双屿岛击毙后，部下差点鸟兽散，关键时刻王直挺身而出，率领残部冲出明军重围。此后几年，王直盘踞于东南沿海的海岛上，和明王朝打起了游击战，对外贸易也做得有声有色，凭着海上打劫以及往日本走私，迅速聚敛了巨额财富，原先大大小小的海商势力，也被他一一平灭。不但能打，王直还很能送，明朝沿海的官军头目，有多人曾收过他的好处，与他相互勾结。经数年苦心经营，王直成了东南沿海中国海商的“魁首”，沿海的海商船只，必须要挂王直的“五峰”令旗，才能在海上安全通行。当了老大的王直，也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号：老船主。今人说起王直的发迹史，无不说他勾结倭寇，作乱东南。事实上，王直虽然一直往来于中日之间，但一直到他当海盗的第五年（公元1544年），才真正带了3个倭寇一起打劫，之前的“买卖”，基本都是他的团队单干。当了“老大”后，王直不再打游击，反而大大方方地在日本长崎建立了自己的地盘，起名号叫“宋国”，在当地自立为王，招兵买马，成为各路“海贼”中实力最强的一支。今人多以王直麾下有诸多日本倭寇为由，称其为“汉奸”，其实所谓倭寇，都是“王老船主”打仗的炮灰。顺便说一句，盘踞长崎的王直，将与自己一直有贸易往来的葡萄牙人介绍给长崎当地诸侯源义长，葡萄牙人从此获得了在日本通商以及传教的权力，西方的科技尤其是军事科技开始大量传入日本。后来的织田信长，正是积极向葡萄牙学习火枪技术，最终统一日本。说此举改变了日本历史，毫不过分。但王直的理想不是改变日本历史，而是改变中国历史。在安徽搞走私的时候，他的理想是出海；出了海后，他的理想是当老大；当了老大后，他的理想是做“老船主”。一步一步，靠他敢赌的性格，他都实现了，而在他心里，却还有一个终极的理想：废除海禁，让海外贸易合法化。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胡宗宪就任浙直总督，让王直看到了赌一把的曙光。胡宗宪到任不久，王直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他从四月起，先打下太仓，又打下苏州，接着攻克青浦、嘉定、闸北，在明王朝最富庶的江南地区，轻轻松松来了场自驾游，所过之处杀戮无数，财物洗劫一空，明王朝的军队根本无法抵挡。兵威之下，胡宗宪很识趣，开始谋求“和平解决”，他先派使者蒋州出使日本，与长崎诸侯源义朝达成协议，以给予朝贡贸易特权为条件，令这路日本诸侯放弃侵扰，这等于给了王直一个和平信号。王直随即向胡宗宪表示，希望双方进行和谈。双方往来使者数次以后，王直提出了解除海禁，开放互市等要求，表示若如此，他不但会停止侵扰，更会帮助明朝剿灭其他肇事的海盗势力。解除海禁的事情，非胡宗宪能做主，但开放互市却可以商量。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王直率大队人马开至浙江，在得到胡宗宪有关人身安全的保证后，王直放心上岸，至杭州与胡宗宪面谈，并再次托胡宗宪转奏明王朝，请求开放互市。然而事情在这时候起了变化，开放互市的事，嘉靖帝朱厚熜的起先态度暧昧，但闻听王直已经登岸至胡宗宪营中，朝中的“反对派”们登时底气足了。先是明朝兵部明确拒绝了“互市”的要求，接着御史王本固竟在杭州设计诱捕了王直。胡宗宪原本想招安王直，用以对付倭寇，没想到事与愿违，可还没等他发火，王本固理直气壮的弹劾就来了，言之凿凿地怀疑胡宗宪“通倭”。朝廷里的“愤青”们也口诛笔伐，连番斥责，重压之下，为保全自己，胡宗宪只能缄口，不再为王直辩白。即使是在狱中，王直依然不放弃自己的初衷，连番向朝廷上奏折，先是保证自己一定可以戴罪立功，抵御倭寇，更坦言如果开放互市，明王朝可以通过外贸获得重利。奈何痴心一片，明王朝始终充耳不闻。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8年）十二月十五日，王直在杭州被处斩，临终有遗言：“死我一人，恐苦两浙百姓。”此话不幸被他言中，王直遭诛后，其部下在养子毛海峰的带领下盘踞浙江岑港，与明军对抗，明王朝调集了戚继光、俞大猷两位抗倭名将，苦战8个月方攻克。更让明王朝意想不到的是，沿海的“倭患”因王直之死而加剧，群龙无首的海盗们，对明朝东南沿海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犯。王直在世时，海盗入寇，不过几千人，王直死后，几乎每次入寇，都是上万人的大规模入侵，惨烈程度，远超先前。比起有理想的王直来，同样被看做“汉奸”的徐海，是一个有点理想的人。比起王直主动赌一把，倾家荡产做海盗。同是枭雄的徐海干这行，完全是被他叔叔拉上贼船的。他本是杭州寺庙的一个和尚，法号叫普静，每日吃斋念佛，日子也算无忧无虑。有一天，他的叔叔找上门来，哄骗他一起出海做生意发财，徐海上了船才明白，原来是做海盗。巧合的是，徐海的叔叔正是当年一起随王直跑船的老弟兄徐乾学，徐海就这样，成了王直手下的一个马仔。徐乾学想摆脱王直自立，踢开王直单独和日本倭寇合作，在一次战斗中意外被打死了。痛失亲人的徐海，就这样加入到了倭寇的队伍里。上了船的徐海，经过无数次战斗才发现，吃斋念佛半辈子的他，最大的本事竟然是打海战。徐海擅长打海战，几乎是无师自通，不但独创了海战阵法，还精指挥。彼时明朝水师的主力战舰是“大福船”，吨位和火炮都优于倭寇海盗船，所以一旦在海上遇到明朝舰队，倭寇大多都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开几炮立刻开溜。徐海却不溜，他独创了“近战法”，利用倭船速度快灵活的优点，发挥铁炮小炮的优势轰击明军，多次成功“以小搏大”，凭节节胜利，徐海在倭寇中地位攀升，很快有了一支自己的武装。他的角色类似于抗战电影里那些领着鬼子扫荡的汉奸们，即给日本海盗做向导，在中国沿海侵扰，事后坐地分账。因他的部队战斗力强悍，明军多不敢战，许多没种的明朝水师见了“徐”字战旗竟然立刻逃命。彼时明朝水师中，能与徐海对战的水军将领，仅俞大猷一人。如果说对王直，胡宗宪尚存招安之心的话，那么对徐海，胡宗宪从一开始就下定了决心：除恶务尽。可徐海太恶，明军的实力根本“除”不了他。所以就在与王直接洽的同时，胡宗宪假意拉拢徐海，连番派使者接洽，并向徐海出示王直与胡宗宪往来的书信。得悉王直也欲归降后，徐海降心大起，他本身就是“被倭寇”，外带他十分宠爱的美妾王翠巧早不愿过这种颠沛流离的日子，天天给徐海吹枕边风。徐海也深知，窜犯海上，并非是长久之计，总要给以后谋个出路，因此也与胡宗宪频繁使者来往。但徐海不知道，自己的亲信王傲在几次出使后，被胡宗宪策反，成了明朝的内应。灭顶之灾，逐渐降临。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正月，动心的徐海为试探明朝态度，发动了对浙江沿海的试探性进攻，徐海军连掠瓜州、慈溪，明朝溃不成军。胡宗宪果断判断出徐海的意图，一面调集重兵与徐海对峙，一面派使者夏正斥责徐海。徐海试探着提出，要胡宗宪给他的部下“犒赏”，胡宗宪大手一挥送来5万两白银，外带好酒好肉。徐海又一次试探性进攻，在
是谈判双方摆实力而非讲道理的地方。好在袁世凯也没想和日本讲道理，他谈判的目的是拖，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拖。中方谈判代表是外交部长陆征祥、副部长曹汝霖和驻日大使陆宗舆，这三人彻底地贯彻了袁大总统的指示：拖。拖的办法有两个。办法一，减少谈判次数。日寇的代表日置益说：“我方希望每天谈判，以赶快解决为原则。”陆征祥先生则讨价还价道：“每周谈一次，且谈判只能在下午举行，我上午还要处理其他公务。”讨价还价的最终结果是每周谈三次，下午举行，每次谈两小时。办法二，缩短谈判时间。每次开会，陆征祥先生尽量多说几句开场白，好不容易说完开场白，又让服务员上茶，茶杯还特别大，等茶喝完，才开始谈判，可是陆先生那慢悠悠的说话节奏堪比电影里的慢动作分解……如此一来，正事还没谈，会议时间倒是悄悄从指缝间溜走了。陆征祥先生熬得很辛苦，开场白编不出来了，茶也喝到想吐了，幸好事情有了转机。原来，袁世凯准备了一明一暗两套办法。明的办法自然就是“拖”，至于暗的办法，落在一个日本人身上。在陆征祥度日如年的时候，袁世凯把自己的日本顾问有贺长雄派回了日本。有贺长雄肩负的责任很明确，替袁世凯出高价收买日本人的情报，分析日本人到底想干什么，如果自己拒绝“二十一条”日本人会不会出兵。最终，袁大总统花大价钱搞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情报：“二十一条”并没有经过御前会议，而是大隈重信内阁擅自采取的秘密行为。这就能解释为什么日本人要袁世凯保密了，因为“二十一条”不仅不能让其他列强知道，在日本国内也见不得光。接下来，袁世凯动用人际关系把“二十一条”相关的消息透露给了英、美两国。据考证，英国方面由袁世凯亲自出面搞定，因为英国大使朱尔典和前《泰晤士报》驻中国记者莫理循都是他的故人，关系很不错。而美国方面则是被一颗冉冉升起的外交新星顾维钧（唐绍仪的女婿）摆平的。随后，日本强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立刻成为纽约及伦敦媒体的头条新闻。秘密谈判已经不可能。日本人的本意是趁“一战”这个列强都抽不出手的良机，在中国浑水摸鱼赚一把。袁世凯则摸准了日本人不希望其他列强来捣乱这一点，非要把这事透露出去。于是，袁世凯的老上级李鸿章当年用过的办法登场了——以夷制夷，以利益制利益，联英美制日。1915年5月7日，受到英美两国压力的日本人终于等不及了，这么谈下去谈到哪天是个头，于是发出最后通牒：“就这样，我们一步也不让了。5月9日下午六点前，再不答应签字就开打！”小日本并非虚言恫吓，他们已经在搞小动作——向山东和南满增兵。没办法，国弱民贫。袁世凯政府被迫认怂，答应签字。但是，袁世凯签的不是“二十一条”，而是经过艰苦谈判而取得的《民国四年五月二十五日缔结之中日条约及换文》，简称《民四条约》。陆征祥、曹汝霖和陆宗舆等中方代表苦撑了四个月，抗争了四个月，数十轮谈判，坚持了一个原则：日本人已经得到的，可以让步，日本人没有得到的，锱铢必较。以弱势姿态迫使日本人在原来的条件上做出了几次让步。尤其是“二十一条”中最恶劣的第五项——干涉中国内政的部分被全部删除。屈辱的外交谈判终于告一段落，副作用却刚刚开始。袁世凯本来认为，自己在国家衰败的情况下，通过努力达成此目标也算勉强交代得过去，可他发现自己想错了。由于《民四条约》中含有“中国同意日本向德国索要其在山东的一切权益（清政府与德国所签条约有效期为99年，还未到期，因此日本必须找德国办理好交割手续才算完事），延长旅顺、大连租期至九十九年，日本人可向满蒙移民”这样的条款，导致报纸舆论对袁世凯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批判，全国各地学潮此起彼伏。在学潮的队伍之中，有我们的三个熟人。来回奔走的17岁南开中学才子周恩来。辛亥革命后退伍求学的21岁湖南一师才子毛泽东。喊着“誓死反对”口号的14岁少年张学良。不过十六年之后，即“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说了这样一句话：“当年袁世凯应许‘二十一条’时，我是学生，一腔热血，誓死反对，及至二十年后我执政，还不如人家。”……这就是共和吗？袁世凯不禁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一年后，此事与他干的另一件事将成为他一生之中最让人诟病的两大罪状。张作霖从一颗棋子起步《民四条约》签订后，袁世凯不仅把5月9日定为国耻日，还放出豪言：卧薪尝胆，奋发向上，十年之后跟日本抬头相见。可对袁世凯的寿命来说，十年奋斗显然太久了，相对而言还是搞破坏见效快。于是他计划在东北扶持一颗棋子，暗中抵制日本。候选人还没有开始海选，袁世凯的粉丝团体——“凯子”之一的段芝贵，便向偶像隆重推荐了给过自己好处费的张作霖。这个走后门的张作霖需要重点提一下，此人就是后来的“东北王”张大帅。张作霖，字雨亭，1875年出生于辽宁海城。跟之前介绍过的那些牛人一样，他家里也很穷。为了生存，他卖过包子，当过货郎，学过木匠，干过兽医相过马，投过清军，做过土匪。总之，从业经历丰富而复杂。也正是由于复杂的工作背景，让他集狐的狡黠与狼的凶猛于一身。若论出身和背景，张作霖跟他日后的对手如留过洋的阎锡山等人比起来，完全不在一个层次。好在英雄不问出处。那年头，混不出来的叫土匪，混得出来的叫老总。张作霖的情商和手段，在土匪中那是相当出众。当了很短时间的土匪后，他就明白土匪这份工作没前途，遂脱离土匪，凭借之前的人脉拉起了一支雇佣兵性质的非法私人武装——“保险队”，收起了雇佣费。接下来的几年间，农村居民张作霖不仅收获了宝贝儿子张学良，而且家庭收入持续稳定增长，恩格尔系数大幅下降，生活质量迈上了一个全新的台阶。于是，不再为温饱问题发愁的张作霖，将个人的前途问题正式提上日程。1902年年底，政府部门知道了张作霖的事迹，本想灭了他，但考虑到张作霖手下的私人武装战斗力不错，不好收拾，便把他给招安了。张作霖由此成为一名副营级的清军干部。加入政府编制后，张作霖的主要工作是拿之前的同行们开刀——剿匪。由于对土匪的那一套工作流程十分熟悉，因此他的剿匪工作干得不错。张作霖的官位也伴随着出色的工作业绩越来越高，在辛亥革命之前爬到了镇守使一职。在接下来的辛亥革命中，他跟着当时的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砍了不少革命党人，成功镇压东三省的革命党起义。当然，他们说自己的行动是“保境安民”——不革命不保皇，走中立路线，一切从维护当地稳定的大局出发，为士绅服务，为人民服务。袁世凯当上大总统以后，论功行赏，张作霖被提升为中将师长。《民四条约》签订后，袁世凯交给张作霖一个以搞破坏为核心业务的艰巨任务：“我把东北的抗日任务交给你，你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阻止日本人买到或租到东北的一寸土地，不要让我失望！”这时候的袁大总统还是很有权威的，张作霖这样一个出身不好的兵头子，听到袁总统要重用他的消息后，其反应用受宠若惊形容都不到位。张作霖这样向袁大总统保证：“只要有我在，日本人不敢走出附属地，东北的一寸土地也到不了日本人手中！”根据后来的实际情况看，这话水分有些大。张先生不但没有兑现承诺，而且还跟日本人眉来眼去，搞些军火生意。好在双方的合作点到为止，日本人想让他做傀儡的想法一直没成，彼此既利用又防备。因此，袁大总统的棋子战略，倒也没有偏离预想的轨道太多。张作霖除了能力出众，拍马屁的本事也很好。凭借这两个特长，他成了一名“凯子”。张作霖把袁大总统当偶像一般供着，袁世凯自是不会亏待他。在袁大总统的保护和支持下，张作霖大肆扩军，开始了称霸东北之路。第十四章必须做皇帝
“为什么要当皇帝”论文报告会
日本人出于占便宜的目的不让中国和“一战”有关系，但一群吃饱了没事干的知识分子把中国和“一战”扯上了关系，他们说：“在战争中有厉害表现的国家，如英国、日本、德国，哪个不是君主立宪制？再看看咱们民主共和的中华民国，惨不忍睹！”于是，1915年，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之争成了年度热门话题。最热衷于这个话题的，当数杨度。杨度写了一篇论文《君宪救国论》，洋洋洒洒数千字。在文中，杨度将民国以来的政局混乱统统归结为共和的弊端。他认为以老百姓目前的思想意识水平和文化教育程度，还不能理解共和、法律、自由、平等为何物，而且中国也没有民主传统，若贸然由专制直接进入共和，会令国家陷入混乱，强国无望……而且，君主立宪还能降低为争夺国家元首地位而发生内战的风险。总之，杨度的意思就是要废掉现行的共和制度，转而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袁大总统见此奇文后，十分兴奋，当即挥毫泼墨，写下“旷代逸才”四个大字赠予杨度。也不知道袁大总统是欣赏杨度的才华，还是看到了做皇帝的机会？好了，杨度的这篇论文咱们先放一放，现在给大家引见两位博士生导师级别的人物。话说袁大总统正式就任以来，一来苦于自身的理论水平不足，二来为了装点门面，于是高薪聘请了两位外国法律专家做自己的高级顾问。一位是之前露过脸的有贺长雄博士，另一位是来自美国的古德诺教授。这二位先生没白拿袁大总统的钱，各自贡献了一篇出色的论文。古德诺教授轻松完成了《共和与君主论》一文。他在文中写道，就君主制和民主共和制而言，并没有孰优孰劣的区分，关键在于是否适合本国国情，而政治制度的决定，关键在于本国的历史沿脉和传统。前面持正秉公，却在最后一句峰回路转，以“传统”二字暗示君主立宪适合中国。进可攻，退可守，古德诺的忽悠水平还真配得上他的高薪资。日本人有贺长雄也写了一篇《新式国家三要件论》，他说日本之所以迅速富强，就是因为采取了君主立宪政体。言外之意就是，如果中国实行君主立宪，那么也会迅速强大起来。这三位的观点是一致的，都赞同君主立宪。不过就表达方式而言，后面二位要含蓄得多。含蓄，在官场生态系统中有一个别名：圆滑，俗称滑头。事情办成了少不了功劳，事情办不成问责时也便于推脱责任。进可攻，退可守，左右逢源。不过，这实在不是值得鼓励的行为。有了这三篇极具理论指导意义的开场白，实干家们就可以依葫芦画瓢，开始干活了。袁大头终于昏了头若将政体改为君主立宪，有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那就是皇帝。好在皇帝的候选人并不多。论传承，自然是溥仪；论实力，自然是袁世凯。但让满人世代承袭皇位，国人恐不答应吧？因此，在溥仪和袁世凯之间做一个选择，并不是太难的事情。最先采取行动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杨度，另一个是袁克定。杨度最擅长的本领是帝王之术。据他观察，袁世凯是一颗很有希望的帝星，这也正是他弃孙中山投袁世凯的根本原因。袁世凯死后，他又加入了孙中山的国民党。1922年，他又脱离国民党，成了周恩来的手下，做了一名共产主义战士。几经波折，他最终还是猜准了谁会取得天下，总算不负生平之学。不过话说回来，他自以为把握了命运，其实是命运把握了他。当然了，这是未来的事情。现在的杨度正一心一意地为袁大总统登基筹划造势，为了他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一定要把袁世凯推上皇帝的宝座。8月中旬，杨度谋划许久的“筹安会”正式挂牌开张。帝制运动的帷幕终于拉开！简单介绍一下杨度在筹安会的几位名人同事。严复，这位早年的北洋水师学堂教导主任，后来的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是杨度的头号助手。除了严复，还有四位关键人物——刘师培、孙毓筠、李燮和、胡瑛。这四位都曾入过同盟会，也曾为共和革命冲锋陷阵、出生入死。这次的华丽转身着实让人大跌眼镜。不过，这几位精英可都是主动要求加入杨度团队的，没有武力胁迫，没有美色陷阱，也不是经济利益驱动。因为在他们做出这种选择的背后，以及之前讲过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背后，都隐藏着这样一样东西——它既是世上最坚固的堡垒，却也是世上最为可怕的武器，它的名字叫信仰。而他们的信仰，就是君主立宪能救国救民。这五位，再算上杨度，就是名扬千古的“筹安六君子”。就在杨度努力“造皇”的时候，大公子袁克定也在打如意算盘：总不成把拥立之功全让给外人了吧？皇帝可是世袭的，如果老头子当皇帝，那自己岂不是名正言顺的继任者？因此，这位仁兄本着“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专业精神，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办了一件经典的事情给老头子加油打气。袁世凯很喜欢看《顺天时报》。这份报纸刊载了很多赞成复辟帝制的文章，比如，以中国当前的国民素质还是有皇帝好啊，袁大总统不做皇帝则中国必定国将不国、纲常不再、四分五裂此类，直让袁大总统看得心花怒放。但他不知道，这份报纸是他的宝贝大儿子袁克定为他炮制并限量供应的。袁克定出钱印刷，版式仿照真正的《顺天时报》，一期只出一份，专供老子阅读。后来袁世凯知道此事的真相时，悔之晚矣。袁大公子后来再接再厉，把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梁大财神等七名“凯子”也拉进了“造皇”队伍，凑齐了一支名字非常威风的队伍——“七凶”，与“筹安六君子”合称“十三太保”。在“十三太保”的舆论和金钱攻势下，全国各地的人们怀着各种各样的目的，纷纷成立团体，联名请愿——敦请袁大总统顺从民意早日称帝，早日行君主立宪政体强大中国。这当中有将军请愿团、军警请愿团、商会请愿团、学界请愿团、教育请愿团、人力车夫请愿团、清室贵族请愿团……最出奇的是，还有乞丐请愿团和妓女请愿团。一时间群魔乱舞，即便金庸大师笔下的星宿派重新出山，也只能甘拜下风。这些人要出风头，抢拥立之功，但问题是袁世凯乐意当皇帝吗？若从权力的角度出发，当皇帝貌似不是一个好选择。袁世凯此时权倾天下，权势远超英王、日皇、德皇，甚至是美国总统。而君主立宪的君主只是国家的象征。也就是说，袁世凯若想当皇帝，必先拱手让出一部分权力。但从后面发生的事情来看，袁世凯是想当皇帝的。由于袁世凯同志是一名政治家，政治家的嘴巴向来很严，不会轻易透露内心的真实想法，所以我们只能根据非著名原理：世间所有的选择，到最后其实都是五个字——你想要什么，勉为其难地猜测一下他想做皇帝的原因。理由一，为袁氏家族的源远流长计，为子孙后代的幸福生活考虑。当立宪皇帝最大的好处，当属皇帝世袭制，其传承的稳定性远比封建君主专制靠谱。看人家英国王室都传承多少年了。理由二，去追寻当年的政治梦想——走英国、日本的君主立宪强国之路。只不过在当年的梦想中，他给自己安排的角色是内阁总理，而现在随着权欲的膨胀，角色与时俱进升级为至高无上的皇帝。理由三，满足他因为长期独裁而日益膨胀的个人权欲。绝对的权力产生的不仅仅是绝对的腐败，更有绝对的欲望，而且是永远无法满足的欲望。以袁世凯如今的独裁地位，他也许有办法在不交出权力的情况下坐上立宪皇帝的椅子。权力不交，皇帝照做，这个想法无疑很酷。当然了，也许真正的原因永远埋藏在袁世凯的心中。不管如何，眼看“民意”难违的袁大总统，并未经过艰苦卓绝的激烈思想斗争，只假意推托了一下，便半推半就地答应了称帝。好大的两个反贼袁大总统不会想到，所谓的“民意”，只不过是一场绑架而已。绑匪是杨度狭隘的理想、袁克定以及袁世凯的私欲。强行绑架民意，只会加速灭亡。所以，袁大头正在走向灭亡。一起来研究一下拥护袁世凯称帝的将军请愿团名单，因为出现以及未出现在这份名单上的人对袁世凯能否坐稳皇位都地一闪，灭去了两支。盘坐的老头脸上掠过一丝惊讶，双目紧闭中单手弹出两道灵火再次点亮了香烛，只是他不曾看到，那香烛的颜色却是变成了淡紫。……“好样的，再撑一会儿。”耿婆在竹签卦阵前低声自语道，“老小子这次是败定了！”……虽然眼前这个莫念非只是梦中的幻像，但起手间惊人的实力却丝毫不比莫曹逊色，即便是当日莫炎与莫曹交手时也不曾有如此大的劣势，莫炎心中一定对父亲崇敬之极，也因此早就出了一个如此厉害的对手。“就这么多了？”莫炎自地下爬起，冷冷地看着眼前的“父亲”，身上的衣服残破不堪，冰冷的脸颊上遍布着燎伤的痕迹。莫念非似乎有些讶异，方才莫炎所中的每一招都足以重创肢体，但他却依旧站在了那里，摇摆的身体完全靠着意志在支撑。“那么……”莫炎缓缓地举起左手，上面的灵火淡得近乎透明，“你可以死了。”话音中，满是灵火的左手轻描淡写地按在了自己的左胸，莫炎脸上一阵抽动，豆大的汗珠自额角滑落。莫念非全身一震，眼中的讶异化作了绝望，挺直的身躯竟如烟般飘动起来。“灵火断情！”随着飘忽的声音，莫念非的身影飘逝而去。“丫头小子们，这是陈子浩的引梦戮魂局。”耿婆的声音在周围响起，“跟着东面出现的光亮走，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回头！”一道柔和的光亮自空中亮起，脚下蜿蜒地出现了一条小路，我扶起莫炎带着众人沿路而去。就在这时，四周的景物再度变幻了起来…………地窖中火光亮成了一片，白发老头身周的香烛已不再明亮。但就在这香烛圈的外围却诡异地出现了一圈腐烂的人头，头盖骨上一团团跃动的灵火不住跳动着，火光映在老头那阴沉的脸上，显得分外凶狠。“喝！”老头一声低叱，人头上的火光高起一尺，空气中弥漫起一阵灰黑的雾气。……啪地一声，阴阳鱼中那颗白色的石球突地裂开一道大缝，随着阵中一道黑气的突起，飘动的白色雾气渐渐淡了下来。“糟糕，是度尸解灵！”耿婆双手一合，竭力控制住逐渐开裂的白色石球，“这老乌龟真的玩命了！”……随着逐渐的接近，柔和的光亮变得有些刺眼起来，我抬起手在眼前遮挡了一下，隐隐看到光亮中有着一层旋动的白雾，那里应该是这个恶梦的出口。只是不知为何，白雾外围有着一道缥缈的黑气，那黑气不断涌动着，似乎正在吞噬着出口。突然，脚下一空，通向出口的道路莫名崩溃，众人猝不及防地纷纷落下，四周的景物变得漆黑一片。坠落中眼前出现了一片暗红的湖泊，翻滚的波涛中传来一阵阵灼热。“是岩浆！”晖儿大声喊道。忽地一声狂吼，狴犴的身躯化作一层厚厚的黄云，堪堪承载了落下的众人。可那岩浆却似涨潮般地涌起，飞快地接近了黄云。……一个淡淡的人影无声地飘入了地窖，看着地上那些燃烧的香烛人头，嘴角露出一丝调皮的笑容…………承载众人的黄云奋力地向上浮动着，但速度却无法超过那无情的岩浆。无比的灼热中，头发和衣衫渐渐开始冒起了青烟，林岳缘木造出的绿叶更是被烤得焦黄起火。噗，岩浆终于赶上了黄云，刹那间一切都被吞没。……“啪！”竹签卦阵中的白色石球突地爆裂了开来。……岩浆中，一团柔光渐渐黯淡了下去……二十三、凶楼困生“嗬～～”林岳打了第十个哈欠，揉了揉眼角，满脸倦意地转头想和S搭腔，目光却正迎上一张满是利齿的大嘴，大嘴的主人吧嗒了两下，一双睡眼毫无兴趣地瞥了林岳一眼，慢慢爬下椅背，跃上S的膝头舒服地打起呼噜来。“这年头，连大猫都欺负我……”林岳看了看熟睡的S，悄声怨道。“这年头，连大猫都计较。”莫炎有趣地看着他道，“你从小就这样？”“呃～～”林岳立马被呛了个饱，冲莫炎翻了翻白眼，转头靠去一边假寐。“陈子浩也挺倒霉，眼看都要得手了。”我扳动方向盘拐上一条大路，“偏偏那些香烛倒在了地上，最后一搏的人头灯就这么给烧了。”“倒霉是倒霉，也许是天意，也许是人为。”耿婆闭着眼睛悠然道。“您老的意思是……”我惊讶地望了望后视镜，“有人暗中帮忙？”……许昌市襄城县，姜店西，高阳山下。姜太公墓背依高阳峻峰，左首山，右湛浦，墓冢高大，占地数亩，墓门雕刻古朴。据史料记载，太公墓前原有太公祠，正殿内有太公塑像一尊，四周墙壁绘有以姜太公生平为主题的壁画，祠内有数株两抱粗的巨松，只可惜现在祠，碑已毁。历史上并无姜太公葬地的记载，许昌原为姜氏后裔封地，此墓应该只是为了纪念祖先姜太公而修建的。显然这座古墓中根本不会留有西周时期的古物，更不可能存放着太公生前传下的什么文稿资料。但在那份地图上，姜太公墓却是整条路线的最后一站。“可这里为什么会定在最后一站呢？”S奇怪道，“一般最后一站往往总是最重要的。”“那你得去问老耗子了。”林岳看着地图摇头道，“不过，除非做恶梦，否则没什么机会碰到他。”“猜是猜不出什么的，你们分头出去逛逛。”耿婆看着窗外道，“看看有什么扎眼的事情发生。”……“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这句俗语似乎是人所周知的，这位研究出奇门遁甲七十二局的姜太公不但辅佐周武王登上了王位，更是被世人神话到了极点。换作平时我很少会对这类俗语有什么想法，世事原本就不会因某个人的存在与否而改变其本身的发展规律，更何况“姜太公”并不“在此”。不过，这里的“禁忌”也太多了点…………林岳心不甘情不愿地和莫炎搭在了一组，但听到S也在同组，便也没有多说什么。我和晖儿自然作为另一组出行，而耿婆则留在落脚的旅店中摆弄着一些玄妙的卦盘。走在繁华的街道上，突然想起已许久没有这样和晖儿一起漫步街头了，那次梦境中晖儿的话语始终徘徊在我的脑中，自从突如其来的事件接踵而至后，求生和解谜渐渐地替代了生活中原有的悠闲和宁静，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去适应新的环境。但如果不是这样，我是否会如此清晰地感受到平凡生活的可贵呢？“亦凡，这里的公寓小区建的很不错啊。”晖儿看着路边的几座仿欧式建筑道。“的确不错，内地城市环境和格局都比沿海好。”我点头道，“单就城市建筑发展来看，应该不会逊色……”但就在这一瞥间，这些建筑的环境却引起了我的注意。从公寓小区的构成来看，它们都属于多层加高层的小区，亭台楼阁、假山流水配合着大片的绿化环境，不但显得人文意味浓重，更是符合现代人的健康家居需求。可这些却只是表面…………“天知道这里是不是撞邪了。”林岳嘬着牙花道，“反正我一路看着一路寒。”“夸张～～真的很夸张。”S一边翻开笔记本，一边神秘道，“连莫炎都惊讶了，现在还在那里勘察呢。”笔记本电脑的屏幕上显示出几张清晰的图片，是从不同角度拍摄的，基本囊括了画面中那些并不高大的建筑环境，尤其是那张高处的全景。看着图片，我沉默了半晌，转手拿过晖儿的笔记本，打开了我们拍摄的图片。“现在大家都有什么想法？”我沉声道，不禁林岳和S已目瞪口呆，连耿婆的眼中也闪出了惊愕的目光。“你们全张着嘴干什么？”耿婆突然一笑，“来，都和老婆子说说，有啥稀奇事。”若只是从风水堪舆的表面层次来看，我和晖儿所到的公寓小区并没有什么特别。抬眼一扫，气脉、明堂、水口一应俱吉，风水的三纲五常摆得清清楚楚。可就是这些太过规律的事情才让人感到奇怪，我装作若无其事地和晖儿谈笑着步入其中一个小区，四周闲逛了一下，终于发现了让我心中隐隐不安的地方。小区的格局布置中散落着多彩石块砌成的空地和道路，一些装饰性雕塑被做成了古朴的狮子造型，格局主线上的路灯更是出现了波浪状的夸张灯罩，这结合着古典与前卫的设计风格似乎在遵循着一种中西合璧的不对称创意。自古民间建筑中，阳宅风水的好坏并不像阴宅茔地那样被重视，有许多的建筑在建造后期才会发现在风水上所存在的不足。于是，堪舆者们便整理出了一套足以调整改变阳宅风水格局的方法，然而可惜的是，再好的初衷都会被金钱利益扭曲变形。眼前的这些东西根本就是一个转煞治气的格局。风水宝地之所以难能可贵是因为它的罕见，可每个相信风水的人都希望自己能够居于其中。明明是一块普通之极的地皮，只要你出得起钱，又够大胆，那么一些无良的“大师”们便会附耳授秘，让你一夜之间拥有一块风水宝地。这种方法并不复杂，在指定的风水煞位埋藏或建造一些足以制造出大量凶险煞气的东西，而后在其周围布下相应的格局，那些煞气的力量便会神奇地被转换为有助人们的格局气息，从而让你飞黄腾达、佳运亨通。只不过，“大师”们往往收了钱便“四处云游”去了，过个三年五载之后，你会发现你的生活一落千丈，连纯净水都能卡在牙缝里，更有趣的是，无论你怎么努力都别想再离开这块“风水宝地”。“以五色石排形，化煞转气，避其锋芒而入，辅以五行之气遁之。”这小区里那些色彩斑斓的空地和道路正是转煞治气局的第一步，依据色彩和五行属性的呼应，布设成形，以形煞反煞的原理将煞气分解引导，化整为零以便下一步的进行。“狻猊者，其性为金，气势刚猛，存于西方镇宅安神，于煞者善降也。”雕塑从外观来看很像现代的狮子，但却有些许不同，细究之下它们正是古时人们常用的狻猊镇兽。这种镇兽通常是用以镇压比较凶狠的煞气，取道以暴制暴的方针策略。五色石分解的煞气四散而去，经开、杜、生、死门四位的金属和石制狻猊镇压后，气息顿时变得规规矩矩，循着事先布设的方位被这些狻猊赶着来到格局主线上。“水平而生波浪，形曲，其性灵动，融之善变，导气之根本，入局之要穴。”小区格局主线上的水波状路灯并不是什么超前风格的设计，那只是风水堪舆中的峦头法诀，波形为曲可化去煞气中剩余的暴戾成分，彻彻底底地将这股煞气转换为无害的能量。当然，在格局主线上还有一样东西是不可忽视的，如果没有它，那么这股能量也就无法被正确的使用。那是格局正中一个碑亭中的石龟。“龟者，灵兽也，其态端庄，其性祥和，温润缓滞，以柔克刚。”这只看似平平无奇的石龟却在造型上做足了文章，面南的大口与面前的两道波形灯壳介于一条直线，喇叭形的孔道自身底通向口内，加上整个小区的形状本就按照一个“灵龟纳气”的形状来排设的，这只石龟便将那些转化了的煞气直直引入了地下，成为整个小区所谓的“吉格之气”。“亦凡，按你说的应该没什么不对啊。”当时晖儿曾不解地如是说。是，从表面看根本就没什么不对，否则那些人怎么会大费周章地去摆设这些格局，还将大笔的金钱塞入“大师”们的口袋呢？要是他们明白那些五色石在一段时日后与这里的地脉相融，自然产生五行生克，失去化煞作用；如果他们知道狻猊本属乾卦，应居西方，以金为上属，单只摆放只会累积凶煞；如果他们了解“波形为曲，遇灯火则相悖”，路灯夜间等于是在腾升煞气；如果他们弄懂了“灵龟纳气，入煞反凶”，灵龟身下的地层里埋藏的正是那股煞气……如果真有那么多如果，这事情也就不会发生了。虽然这里还没有凶险到入不出生的地步，但只要稍稍假以时日，这些小区的居民只怕是难逃厄运。“据小区的那些老人们说，前不久有些不寻常的事情发生。”晖儿接着我的话头道，“小两口吵架上吊的，失业导致无法还贷跳楼的，类似的虽然不多但也已经有些可观了。”“嗯，最让我担心的是，发生事情的住户并没有离开那里。”我沉声道，“虽然是动了心思要搬出，但却总是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搁浅。”“对了，那附近的小区应该都是同一家开发商承建的。”晖儿回忆道，“好像那家公司的老总是个风水迷。”“风水迷？”耿婆脸上露出一丝怅然，“不怕精，不怕笨，就怕半吊子耍枪棍。”“不管这事的根底在哪里，眼下最好能尽快把煞源找出来。”我接着道，“七个小区，上万户人家，数万条人命……”“恐怕不止。”莫炎悄无声息地开门进来，手上提着个旅行包，“再算上三个小区。”啪，包丢在了地上，里面传出一阵叽里咕噜的响声，包袋蠕动着似乎装着什么活物。狴犴正巧站在一边，看到包袋脸上突地严肃了许多，眼睛眯缝了半天冲着包袋呜呜了两声。说来也怪，那包袋中的东西不再发出声响，甚至连动都不动了。拉开拉链，包中黑黑白白的现出几团东西来，毛茸茸的样子倒挺可爱，那是黑白相间的两只猫咪和一只小狗。“戴孝狗，奔丧猫……”林岳一脸头晕道，“你带这么几个晦气东西回来干嘛？”“怕啥？这三只是幼仔，没多大阴气。”耿婆瞪了林岳一眼，转而对莫炎道，“你约摸着那边还有多少只？”“三十多只狗。”莫炎看了眼边上的小猫，微微叹了口气，“猫两百多。”“什么？！”三人齐声惊道，耿婆、林岳和我不可思议地盯着莫炎，他冷静地点了点头，做了个摊手的动作。戴孝狗和奔丧猫其实只是俗称，是民间流传的一种说法。一只黑狗如果在近后脑的位置上长有白色毛发，便有如丧礼上一个身着黑袍头戴白麻的戴孝者，加上人们常认为黑狗不吉利，所以便给了个“戴孝狗”的绰号。那么黑猫的四爪全白，腹部及腰处长有大量白毛，便有如一个脚穿白鞋，腰系白麻的奔丧妇女，同为与黑狗一样，黑猫也被认为是不吉之物，它的诨名便是“奔丧猫”。很多地区的老百姓都认为这种猫狗是极凶险的征兆，一旦发现不是打死就是丢弃。可莫炎拿回来的却并不是人们常说的那种，事实上它们貌似外形上根本和传说中的不一样。黑狗的眼下有两个显著的黑点，而黑猫的眼下则是两个白点，看上去就像是哭泣的泪痕，这才是真正的“戴孝狗”和“奔丧猫”。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们与乌鸦有着类似的地方，人们之所以憎恨乌鸦，主要是因为它出现的地方常常会发生灾祸，而事实上乌鸦这种聪明的鸟类是预感到了某些事情的变化，用它那并不动听的声音来警示人们的。但世间却没有多少人善待这位“报忧使者”，除了传说中那位封乌鸦为神鸟的真武大帝。这种猫狗同样也有着预感能力，至于为何它们比同类更为敏感，这其间的原因却不得而知，但《闻风拾水录》风水格局篇关于堪舆家畜的文字中曾特意提到“狗阳猫阴，玄色为灵”。从风水五行气脉的角度去看，它们“性喜阴，纳气入脉，复化阴阳，伴人左右，化煞解灾”。因此经常出现在阴霾煞气较重的地方，引去这些对人们不利的气息，一来为自己所用，二来也保护人们。毕竟自古猫狗便是人类的朋友，对饲养自己的主人好些，难道有错吗？不过，数量的叠加往往会成为恐怖的根源，正如一只小猫可称作可爱，一千只小猫便是恐怖了。从莫炎的描述来看，那些小区间游走的猫狗数量已大大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范围，家养数少，流浪数多，这正是它们从各处聚集而来的证明。那里的阴霾煞气可以和千年恶冢相提并论了。“从照片上看也只是阳宅阴局的布设，应该是病痛阴气较重。”我有些不解道，“怎么会弄出这么严重的后果来？”“那里的楼房可能不对。”莫炎看了看S道。“我倒没有太注意，不过井字型的楼宇建筑的确少见。”S看着图片道，“要拍那个造型难度比较大，所以这里没有显示出来。”“看来是下了不少的功夫。”耿婆翻了下桌上的一叠纸张，那是她一天关在房里的杰作，“估计咱们是找到门道了。”……大厦中，一间雅致的屋内。“他们应该到了。”莫曹沏满茶，悠然地品了一口，“李守信炒地皮设风水，很容易会成为目标。”“他们是昨天晚间到的，今天一早便分成两组四处活动。”站在沙发旁的韩笑恭敬道，“王亦凡和他妻子去了李守信的物业，林岳、公孙潇和师叔去了井字楼，老太太留守。”“呵呵，不错，越来越敏锐了。”莫曹满意地一笑，又沏了杯茶抬手递给韩笑，“你觉得他
指秦国的军队。死人不会说话，卜偃说这句话，背后必定有人指使。这个人有可能是狐偃，也有可能是先轸，总之是晋国的鹰派。这句话也不是凭空猜测，而是有准确的情报作为依据。两年前，秦国与郑国签订秘密盟约后，秦将杞子等人就一直留守在郑国，成为了秦国的驻外部队。听到晋文公去世的消息，他给秦穆公写了一封密信，信上说：“郑国人对我们很信任，要我们担任新郑北门的守卫任务。如果派大军潜行而来，里应外合，消灭郑国易于反掌。”这无疑是个馊点子。当年烛之武游说秦穆公不要打郑国的主意，最重要的理由就是秦国离郑国太远，中间还隔着晋国，就算消灭了郑国，好处也只能让晋国得到，对秦国没有任何意义。秦国的大夫蹇叔则进一步指出：“劳师袭远，是兵家大忌。部队从秦国出发到郑国，有千里之遥，怎么可能‘潜行’？不但郑国人会知道这个计划，晋国人也会知道。”坚决反对杞子的提议。用现代管理的语言来说，杞子的计划，不但目标的设定有问题，操作起来也不具备现实性。但秦穆公显然将晋文公的去世当做秦国称霸的一个契机，听不进蹇叔的劝阻，决定派百里孟明视、西乞术和白乙丙三人带部队前往郑国。孟明视是大夫百里奚的儿子，西乞术和白乙丙则是蹇叔的儿子。关于百里奚这个人物，《左传》与《史记》的记载有较大的出入：第一，公元前655年，晋献公灭虞国，俘虏了虞公和他的大夫井伯。后来晋献公将女儿嫁给秦穆公，将这两个人作为陪嫁的奴仆，一并送到了秦国。在《左传》的记载中，这两个人自此没有下文。而根据《史记》的记载，晋献公俘虏了“虞君及其大夫井伯百里奚”，则井伯即为百里奚无疑。《史记》又记载，百里奚在前往秦国途中，趁人不注意，偷偷地跑出了送亲队伍，而且流亡到楚国，被楚国人当做三无人员给抓了起来。秦穆公听公孙枝说百里奚有德有能，想花重金从楚国人手里将他赎回，但又怕动作太大，引起楚国人的警觉，于是派下人出面到楚国交涉，说：“我国有一个逃亡的奴仆百里奚现在贵国，请允许我们用五张羊皮将他赎回，以惩戒逃亡之人。”五张羊皮，在当时应该就是一个奴仆的价格。楚国人听了，也没怀疑什么，就把百里奚交给了秦国人。到了秦国，秦穆公亲自来迎接百里奚，一问年龄，已经七十了，老是老了点，然而满腹经纶，秦穆公和他谈了三天，如同当年周文王得到姜太公一般高兴，拜为大夫，令他主持国政。当时国人都戏称他为“五羊皮大夫”。百里奚又向秦穆公推荐了自己的朋友蹇叔，秦穆公于是将蹇叔也找来，拜为上大夫。虽然《史记》言之凿凿，但百里奚与井伯究竟是不是同一个人，在《左传》中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第二，公元前628年，秦国打算派兵袭击郑国。根据《左传》的记载，当时只有蹇叔站出来表示反对，则百里奚无疑已不在人世。秦穆公坚持要派兵，蹇叔牵着孟明视的手，说：“大侄子，我恐怕只能看见你出师，不能看见你回来了哟。”秦穆公知道了，派人警告蹇叔说：“你这老头子胡说八道个啥，如果不是活得长，你坟墓上的树都可以双手合抱了！”言下之意，我听你歪歪叽叽几十年，早听厌了。秦国大军从东门出发，蹇叔前往送行，看到自己的两个儿子雄纠纠、气昂昂地站在战车上，忍不住哭泣，嘱咐他们说：“此去郑国，一定要小心晋国人在殽（xiáo）地偷袭我军。殽地有一处山谷，地势险要，南边山麓是夏朝后皋的陵墓，北边山麓是周文王当年躲避风雨的地方。你们倘若死在那里，就由我这个老头子来替你们收拾尸骨吧。”但是根据《史记》的记载，当时反对出兵的不止蹇叔，还有百里奚。而且在秦军出发的时候，两个人都参与了“哭师”。仔细推敲起来，《史记》的记载有点不靠谱：公元前655年，百里奚已经七十岁，到公元前628年，百里奚如果还活着，则已有九十七岁。在那个年代，一个人活到九十七岁恐怕不太容易。因此，我们还是采用《左传》的观点，即：百里奚与井伯是两个人，孟明视出征的时候，百里奚已经去世。言归正传。公元前627年春天，偷袭郑国的秦军部队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了离郑国很近的王城雒邑。经过雒邑北门的时候，为了表示对天子的尊重，孟明视令战车上的弓手和持戟之士脱掉甲胄，下车步行。然而刚一过城门，秦军将士就纷纷跳上战车，动作十分彪悍。当时王孙满尚幼，站在城楼上看到这一幕，说：“秦军轻佻无礼，必定失败。轻佻则少谋，无礼则防备不周。身处险境又没有防备，且无谋略，哪能不败？”秦军公然经过雒邑，其用心已经昭然若揭。郑国如果有常驻雒邑的间谍或是外交人员，只要轻车快马走小路给新郑送去一封密报，秦军偷袭新郑的计划就得泡汤。然而，直到这个时候，郑国官方似乎仍然对近在眼前的危险毫不知情。新郑城内，一切有如往日般平静，秦将杞子等人带领的小支秦军部队仍然负责北门的警备，一丝不苟地检查着可疑人员的行李和证件。如果不是那个名叫弦高的郑国商人的出现，秦军这次千里奔袭郑国至少在战术上是成功的。弦高是来往于新郑与雒邑之间的商人。他的生意很简单，在郑国收购牛，贩到雒邑去卖，从中赚取差价。春秋时期，商人的政治地位相当低下，在“士、农、工、商”四大职业中属于垫底。但是，郑国的商人地位特殊，某些商人自郑桓公年代就与公室保持了良好的关系，甚至“世有盟誓”，休戚与共。据《国语》记载，郑桓公在王室担任司徒，听了史伯的建议，向东经营自己的势力，用大量的金钱贿赂雒东诸国，收买人心，背后想必就有商贾巨富为其撑腰。再加上郑国地处中原心脏，是南来北往的交道要冲，商业远比其他诸侯国发达，郑国商人地位因此比别国商人高也不足为奇。弦高是否与郑国公室有交往，《左传》没有明说。但是当他途经滑国，听到秦军入侵的消息之后，第一反应就是派人赶回新郑去，向郑穆公报告敌情。弦高自己则装作郑国的使者，带了四张牛皮和十二头肥牛前往秦军大营。见到秦军主将孟明视，他神态自若地说：“寡君听说您将带兵经过蔽国，特命在下来犒劳大军。”古人献礼，讲究先轻后重，弦高先以四张牛皮献给孟明视等人，然后再以十二头肥牛犒劳秦军将士，搞得像模像样。秦国人对他的身份没有产生任何怀疑。既然派使者前来劳军，说明郑国已经有准备，偷袭显然是不可能了。孟明视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他考虑再三，对西乞术和白乙丙说：“郑国有了防备，我们如果硬攻，很难攻克；如果围城，又没有后援，只能回去。”孟明视不想白跑一趟，顺手将滑国灭了，掳获大批财物，一路迤逦西行。而在新郑，郑穆公收到弦高的情报之后，派人到杞子等人居住的宾馆打探，发现秦军正在厉兵秣马，作战斗准备。他派人前去拜访杞子，说：“各位在敝国久居，将敝国存粮吃得也所剩无几了。现在听说你们将要远行，也没什么相送，郑国有块原圃，和秦国的具圃一样，是打猎的胜地，各位可以到那里自行方便，打几头麋鹿作为粮食，也好让敝国轻闲一下，如何？”话说得很客气，杞子等人听了却是满头大汗。没过多久，密探又送来孟明视大军撤离的消息。杞子知道机密泄露，大势已去，逃亡去了齐国，逢孙和杨孙则逃往宋国，驻守新郑北门的秦军部队也一哄而散。秦军劳师袭远，已经是一错；袭远不成，顺手灭掉滑国，又是一错。这两错的理由相同：郑国和滑国离秦国千里，就算灭了这两个国家，也无法管理，只能让他国得利。至于获得些许战利品，更不似大国所为，反倒像鸡鸣狗盗之徒。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孟明视自滑国起程的时候，晋国也正在酝酿袭击秦军的计划。刚刚继承君位的晋襄公主持了军事会议。先轸非常兴奋，说：“秦伯不听蹇叔的劝告，因一己之贪而劳累全国，是上天给我们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咱们必须讨伐秦军。”“我们尚未报答秦国人的恩惠，反而攻击秦国的部队，难道先君才死，你们就忘了他的立场了吗？”栾枝反驳道。“秦国不对我国先君的去世表示哀悼，还讨伐我同姓诸侯，是秦国人无礼，还谈什么报答？我听说一日放纵敌人，后患将波及几代人。祸及子孙，难道是先君的立场吗？”辩论的结果，先轸占了上风。晋襄公身穿黑色孝服发兵，并且策动姜戎部落派兵相助，前往殽山拦截秦军。秦军从雍城出发的时候，蹇叔一再叮嘱他的两个儿子要提防晋军在殽山打埋伏。但西乞术和白乙丙都没有将他的话放在心上，孟明视也放松了警惕，加上秦军在滑国掠夺了不少辎重，经过殽山山谷的时候，部队拖拖沓沓地，竟然拉了近十里长。从殽山的地形来看，恐怕只能说，秦国人完全是为了让敌人伏击才摆出这种长蛇般的行军队列。晋国人等秦军完全进入山谷后发动进攻，将秦军截成几段，分割包围。这一仗，秦军几乎全军覆没，孟明视、西乞术和白乙丙也成为了晋军的俘虏，从滑国抢回来的战利品，不消说，也成为了晋国人的战利品。获得“殽之战”的胜利后，晋国上下才为晋文公披麻戴孝。自晋献公年代，秦国与晋国就互相通婚，不是晋国将女儿嫁到秦国去，就是秦国将公主嫁到晋国来，双方借此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友好关系。后人将婚姻称为“秦晋之好”，就是出自这一段典故。然而，再好的婚姻也不过是政治的附属物，一旦政治利益发生冲突，两国就不免拔刀相向，将几十年的交情全部抛到了爪哇国。在这些错综复杂的政治与婚姻关系之中，女人虽然是弱者，却时常以其柔弱的力量影响着历史。公元前645年的韩原之战，晋惠公成为秦国的俘虏，正是因为他姐姐在秦穆公面前以死相挟，他才得以免受耻辱，并最终被释放回国。十八年之后的殽之战，秦军三帅成为晋国的俘虏，晋文公的遗孀文嬴希望能为秦国做一点事，便向儿子晋襄公请求释放这三个人，她说：“就是这三个人离间秦、晋两国君主，导致两国交兵。秦君如果得到这三个人，恨不得扒他们的皮，吃他们的肉，哪里用得着你动手？不如让他们回秦国去受死，以满足秦君的愿望。”文嬴是秦穆公的女儿，按照《左传》的记载，应当就是当年被立为夫人的怀嬴。晋文公死后方获得“文”的谥号，因此现在将怀嬴改称为文嬴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晋襄公听了文嬴的话，就把孟明视等人释放了。第二天上朝，先轸问起秦国战俘的事，晋襄公如实回答说：“母后为他们求情，我已经放他们走了。”先轸一听，暴跳如雷：“战士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战场上捉到他们，妇人用一两句话就将他们放跑了，这是损己利人的事，晋国离灭亡不远啦！”说完竟然不顾礼节，在晋襄公面前就吐了一口痰。晋襄公也醒悟过来了，命大夫阳处父去追孟明视。阳处父一直追到黄河边上，孟明视等人已经在秦国派来接应的船中。阳处父急中生智，解开战车左边的马，对孟明视说：“主公派我来送您一匹好马，请回来将马载走。”傻瓜才会回来。孟明视站在船头作了一个长辑，说：“感谢贵国国君的恩惠，没有将我们杀掉祭战鼓，使我们得以回秦国去接受惩罚。如果我回国被处以死刑，那是死而不朽；如果万幸得不死，三年之后必定回来拜谢（三年将拜君赐）！”秦穆公得到孟明视等人回国的消息，穿着白色的衣服亲自到雍城郊外迎接，见到他们就大哭说：“都怪我没听蹇叔的话，使得你们遭受耻辱，罪责全在我一人。”当场宣布孟明视仍然官复原职，并且说：“是我的过错，大夫何罪之有？我不会因为一次失败就埋没一个人的优点和能力。”【父子相残的人伦悲剧】春秋时期，王室衰微，各诸侯国你攻我伐，争夺“天下”这个有限的市场。周平王东迁到齐桓公兴起的近百年间，中原诸国虽有大小，然而实力相差并不十分悬殊，用现代市场理论来说，是完全竞争时期。待到齐桓公兴起，凭借雄厚的国力，通过军事与外交手段，以“尊王攘夷”为口号，胁迫或诱使其他国家听命于他的领导，霸主政治也随之产生，春秋的历史进入垄断竞争时期，少数几个寡头先后崛起，各领风骚数十年，产生了所谓的“春秋五霸”，即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当然，后人对“春秋五霸”这一说法，历来有很多不同意见。比如说，齐桓公被称为霸主，自然当之无愧。可是，与齐桓公同时崛起的楚成王，无论在实力上还是成就上，都不输于齐桓公，在某些方面似乎还略胜一筹。若论春秋之霸，楚成王不应被排在门外。比如说，宋襄公志大才疏，失仁失义，丧师辱国。若论斤两，充其量是一个鼻子上贴白药膏的丑角，可是仅仅因为曾经召集过一两次并不成功的会盟，便也将他列入五霸，有滥竽充数之嫌。又比如说，郑庄公挟天子以令诸侯，联合齐、鲁二国，纵横河雒之间，所向披靡，虽无会盟诸侯之举，已有号令诸侯之实，是否应该考虑将其也算作春秋一霸，而且是首霸？就算是齐桓公、晋文公两位最不受争议的入选者，后人也还是有诸多争议，焦点是：谁更胜一筹？站在不同的角度看，焦点问题也有诸多解读。比如说，在应对楚国的扩张这一问题上，齐桓公始终没有勇气与楚国放手一搏，在战略上处于守势；晋文公主动求战，而且大获全胜，有效地遏制了南风北渐。以此观之，晋文公胜。然而，齐桓公之所以不与楚国正面交锋，自有其不得已的原因。召陵之盟貌似不如城濮之战辉煌，但在其有限的条件下，也许是可能获得的最好成果，单以战争的成败论英雄，不能令人信服。若论及扶危救难，发扬国际人道主义精神，齐桓公似乎又胜晋文公一筹。如是争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恐永无定论。(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我的意见是：齐桓晋文，俱为豪杰，单以个人成就论，难以区分伯仲。但齐桓之霸，仅为个人之霸，由于不注重接班人的培养，在他死后，齐国陷入混乱的局面，国势每况愈下，齐国的霸业也被雨打风吹去，成为明日黄花。而晋文之霸，乃是晋国之霸，虽然其霸业甫成即撒手西去，晋国的霸业在一大批能人志士的共同努力之下，不但没有衰落，反而日益强盛。殽之战是在晋文公的葬礼尚未举行的情况下进行的。殽之战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晋国霸业方兴未艾的标志性事件。站在全面的、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晋文公完胜齐桓公。完胜的主要原因在于他坚持了以人为本，注重人才的使用和国民素质的培养。晋文公的人力资源战略其实很简单：大胆起用非公族的士大夫，让他们掌握实权。晋文公死后，正是狐偃、赵衰、先轸等非公族贵族作为晋国的主要支柱，继续辅佐晋襄公，维护了晋国的稳定和发展。晋文公用人唯贤，到了不拘一格的地步。《左传》记载，某年晋国的大臣胥臣臼季奉命出使他国，在冀（晋地名）的郊外住了一宿，看见一个叫郤缺的农夫在田里劳动，其妻为其送饭，态度十分恭敬，夫妻相敬如宾。臼季觉得很奇怪，于是向人打听，才知道这位郤缺原来是罪臣郤芮的儿子。（公元前636年，吕甥、郤芮密谋放火焚烧公宫而谋害晋文公，事败被杀。）臼季将郤缺带回绛都，向晋文公汇报了出使的情况之后，介绍郤缺说：“我找到一个有德之人，特此向你推荐。”晋文公一挑眉问：“你怎么知道他是有德之人？”臼季描述了一番他在冀郊田野里看到的现象，说：“敬重，是有德行的表现；夫妻相敬如宾，其人必有大德，可以帮您治理民众，恳请您一试！”见晋文公仍在犹豫，又说：“出门如见大宾，办事如同祭祀一般慎重，这样的人心地仁厚，可用！”晋文公沉吟了半晌，不无疑虑地问道：“他父亲犯有重罪，这样的人也可以用吗？”“此人是国之栋梁，不应该计较其先人的罪恶。当年鲧治水不力，
捐钱多者可得封爵之后。还有来自官员会馆的集体捐助。但用这种方法只筹集到20万两。不少赎金实际还没有上交国库，就被户部的贪官污吏私吞了。到1644年初，粮仓空了，卫戍京城的军队几乎一年没有得到军饷。正如一位将领所报告的那样：“鞭一人起，一人复卧如故。”
南迁之议
对崇祯帝来说，有一个或许过于自私的办法，那就是放弃危在旦夕的北京，到南京建立临时中央，这一迁都的建议是在德正殿进行的一次私下的召见时，由江西籍官员、翰林学士李明睿首次提出的。2月10日，皇上召李明睿及总宪李邦华、原九江军府总督吕大器议事。当皇上问到今后的策略时，李明睿的回答相当坦率，甚至在提到北方失利时也无所顾忌。他说，义军已经逼临京城，朝廷正值“危急存亡之秋”，唯一明智的选择，就是迁都南京。崇祯帝大惊，对李明睿说：“此事重，未可易言。”既而指天问道：“上天未知如何？”李明睿略加思索，便试图就天命问题劝说其君。惟命不于常，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天命微密，全在人事，人定胜天。皇上此举，正合天心，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知几其神，况事势已至此极。讵可轻忽因循，一不速决，异日有噬脐之忧。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皇上可内断之圣心，外度之时势，不可一刻迟延者也！崇祯帝本来很可能为维护君主意志，而对这段涉及其道义责任的议论大发雷霆，但此次他并未将其视为臣下对自己的责难，反在确认四周无人偷听后问道：此事我已久欲行，因无人赞襄，故迟至今，汝意与朕合，但外边诸臣不从，奈何？此事重大，尔且密之，切不可轻泄，泄则罪坐汝。崇祯帝明确表示了自己的立场，又询问南迁的具体步骤。他将如何出京？李明睿提出最佳路线是取道山东，装作到文王与孔子庙朝圣。一旦到了曲阜，御驾便可快马加鞭南下，20天内即可赶到比较安全的淮安地界。那时——李明睿向皇上保证——举国上下必群情振奋。因为崇祯帝一旦出现在京城之外，国之龙虎必起而响应，陛下遂可握天下于股掌之中。但是李明睿又斗胆警告说，如果皇上仍在京城厮守尊位，则明朝必亡。崇祯帝颇为其言所动，简短答道：知道了。遂令三人退下，自己返回后宫。当晚，皇上又召李明睿进宫参加另一次秘密会议，并于会后将这位翰林学士单独留下，向他提出了一连串问题。中途接应部队有何安排？谁来统领？中途在何处驻扎？李明睿打算先秘密派遣将领至济宁部署接应部队，并在比较安全的济宁、淮安两地安排驻地。但接应部队从哪里调集？皇上又问。李明睿承认，所有明军主力不是用于镇守关口，抵御义军，就是在边地抗击清军。京城关门兵也不能全部抽出，因为必须留下部分军队护卫留守北京的官员。所以只能暗中派遣一些朝中官员从京畿八府征募新兵。这时，李明睿又提出了关于皇上内库这一敏感问题。没有充足的资金，便无法征募新兵，且南下途中也须犒赏将士。“内帑不可不发”，李明睿说，“万一行至中途，赏赐不足，出处甚难。”皇上同意非有一笔钱不能成事，但又坚持认为不应由内库出钱，而应由户部为此特殊用项做出安排。在这一点上，两人发生了分歧。李明睿的态度近乎强硬，认为如果动用国库中仅剩的储备，北边防线必将受到致命危害；这就等于完全放弃中原，而南下之行就将被称作逃跑。“乞皇上自为宗庙社稷计，决而行之，无待临渴掘井也。”崇祯帝点头不语，但并没有最后拿定注意。时间已很晚了——二更已过——他颇感疲倦，遂将李明睿打发走了。三天后，即2月13日，另一解救危局的提案呈到御前：吏科给事中吴麟徵建议将吴三桂从宁远招回。但这一建议被皇上抛在一边，可能是因为他想到了李明睿的话。他拒绝召回东北军队，因为那将意味着将大片区域让与满人。最后，他转而抓住大学士李建泰提供的一根救命稻草。李建泰很富有，当时他答应捐银100万两，用来征募一支军队，以救援其家乡山西。不幸的是，李建泰只能征募到京城中素质最差的人——地痞、无赖和市井游闲，他们根本不听号令。崇祯帝对此一无所知，他将李建泰出征仪式搞成欢送的盛宴，并亲自登上城头目送这支大军在鼓乐和旌旗的伴随下缓缓西去。皇上将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这位大学士的成功之上了。他曾对李建泰说：“先生此去，如朕亲行。”从一开始，这支军队就注定要遭到惨败。甚至在其出发之前，算命先生就预言其必败；李建泰所乘肩舆的杆子又不祥地折为两段。队伍刚一出城，后面的士兵便开始逃跑，3000宫廷禁军也公然全体溜回北京。当大军缓慢地（每天只行30里）通过河北时，最令人沮丧的可能就是李建泰的士兵到处遭到冷遇。北京城内纷纷传说，李建泰的士兵只有谎称是李自成的部下，才能从农民那里得到食物。人们还听说，许多城镇都将这支朝廷军队拒之门外，他们害怕这伙乌合之众甚于害怕农民军。与此同时，李自成从对面迎头而来。2月26日，李建泰尚未到达山西，朝廷便获悉大顺军正横扫山西。次日，又传来不祥的消息，平阳及黄河沿岸州县全部落入义军之手。3月16日，“闯王”（李自成1636年后的绰号）攻陷山西首府太原。明军守将周遇吉英勇保卫宁武关，但这只是李自成军队在此次战役中所遇到的极少见的一次顽强抵抗。在整个山西及北直隶西部，“文武俱失所恃”。街上的百姓毫无顾忌地唱着：闯王来，城门开，闯王不来，谁将衣食与吾侪。寒不衣兮，饥不食，还钱粮日夜催，更有贪臣来剜肉。生填沟壑诚可哀。在这种公开的反对面前，地方官吏束手无策，只得一个接一个地向义军打开城门，4月7日，李自成军占领了大同，并继续向北直隶推进，10天后占领了宣府（宣化）。这时明朝抵御这支由北方穷人和流民组成的起义大军的，只剩下驻守京城西北居庸关的一支怯懦的军队。连15岁的皇太子朱慈烺都认识到，靠这点力量保卫京城，其希望实在太小了。当时，他正恭恭敬敬地与东宫讲读项煜讨论《论语》的第一篇。当读到“不亦说乎？不亦乐乎？”一段时，他不由沉思良久，即而痛楚地说道：“二‘乎’字可玩。”其讲读只好尴尬地笑笑。3月6日，崇祯帝再次命令群臣献策。皇上表现出的诚意鼓励了那些私下早就希望南迁的大臣，于是一连串的密折呈至皇上面前，提出一种又一种方案。李明睿仍是主谋，许多奏折正是来自他所供职的翰林院。很自然，拥护南迁的大多是南京人。倪元璐（大学士陈演在皇上面前说他太书生气，遂将他转为户部尚书）也赞同这一主张，并且还争取到太子讲读项煜的支持，而许多人视项煜为东林党的同情者。这些大臣阐述了三种不同但又相关的建议。第一种意见是由皇上率军亲征，令太子留守北京。这一由文人学士们所提出的方案，符合较多人的愿望，即鼓励天下豪杰士绅募兵勤王。淮安巡抚路振飞已经组织了72支自卫武装，分别由一名下层士人负责训练和统领。人们认为，一旦皇上离开紫禁城内廷，类似的武装就会在其他地区大量涌现。皇上不会骑马是无关紧要的，只要他出现在战场上，便可使“四方忠臣义士，英雄豪杰”群起响应，就像14世纪明太祖推翻元朝时，汉族人都响应其号召那样。第二种建议几乎是第一种建议的自然结果。尽管南方人十分谨慎地声称，他们提出这一建议是因为考虑到南方地区的重要性。皇上一旦离开京城，便可迁至勤王力量最强大的地区——江南。迁都南京后，崇祯帝可沿长江建立起第二道防线，并以南方的经济和军事重镇九江为枢纽。李明睿还为此策略提供了一个历史例证，即南宋迁都杭州后，又统治了一个半世纪。他强调说，类似的南迁完全适合明朝目前的形势，也完全符合《易经》上利的概念。当李明睿和李邦华审慎地讨论建立南明政权的可能性时，他们都明显感到，要获得这一冒险行动的成功，必须由皇上，而不是太子，率众迁往南京。李明睿解释说：太子少不更事，“禀命则不威，专命则不敬”（《左传》语），不如皇上亲行为便。他希望让太子留守北京摄政，保护宗庙社稷，皇上本人则亲自率众迁至南京，在史可法所率长江下游驻军的保护下，为南明政权的建立，奠定行政和经济基础。不过这最终意味着将中原让给起义军和清军，以及由魏藻德等北方人辅佐太子。当然，没有什么正式理由说明为什么北方籍官员不能一同南下，但他们在河北、山东、山西的田产，使其难以离开。因此，援引《春秋》也未能缓解北方官员对此战略的激烈反对，南迁计划终于落空了。太原陷落之后，皇上再次召集六部、督察院和翰林院群臣议事献策。就在这时，主张南迁的大臣提出了一项折中方案。李邦华呈上密折，建议派遣太子南下，以加强江南防线，皇上则留下来守卫北京。这就是说，让皇上留下来与北方籍官员在一起，而一旦王朝覆灭，南方人便有了一位合法嗣君。大约在1644年4月3日至5日间，崇祯帝召见群臣，以观察他们对李邦华建议的看法。皇上手持这份密折，令李邦华阐述其内容，李邦华婉言推辞，皇上遂大声宣读起来并询问群臣的意见。大臣们一个接一个站出来表示赞同这一建议。由于战场上无法挽回的败局，加上南方籍官员的游说，多数人都转而支持南迁。德高望重的项煜是太子讲读，他自然也赞同这一建议。但最为重要的一票在内阁首辅兼太子少保陈演手中，他对李邦华的支持，使皇上陷入了困境。崇祯帝本来已有“那么点儿”同意亲自去南京，而将守卫社稷之责留给太子了。但现在他与太子的职责被颠倒过来。假如不是他而是太子南下，来使明朝像南宋那样再延续个150年，那么留下来守护社稷宗庙就将成为这位当朝皇上的神圣职责。因此，李邦华的建议等于要求皇上做出自我牺牲，而眼下公开举行的廷议又迫使皇上在大庭广众面前做出抉择。崇祯帝别无它法，只得堂而皇之地宣称：“国君死社稷，恒理也。”但话一出口，他又忍不住满腔怨恨地加上一句：“言迁者欲使朕抱头鼠窜耶？”大概是因为皇上明显流露出不快，几位大臣急忙改变立场。兵科给事中光时亨愤怒抨击李邦华，并指责李明睿是这些“邪说”的幕后支持者。于是，决定性的时刻来到了，光时亨本人是南方桐城人，但他坚决主张固守北京，而当他慷慨激昂地谴责了那些要放弃京城的人之后，在场的27位大臣竟有19位表示放弃南迁主张。这并不完全符合皇上的心思，因为他心底是想要代替太子南下，而现在大多数大臣却主张整个朝廷仍留在北京。结果双方都招致了皇上的愤怒。他一面说：“光时亨阻朕南行”，一面又指责李明睿结党欺君。诸臣平日所言若何？今国家至此，无一忠臣义士为朝廷分忧，而谋乃若此！夫国君死社稷，乃古今之正，朕志已定，毋复多言。“然而”，史家评曰：“南迁之议寝矣。”若按光时亨的主张，皇上和太子都不南下，那么就必须采取措施保卫京师。4月16日，光时亨上疏皇上，建议召回所有主要将领勤王。疏中承认采取这一措施意味着将部分领土给满清，但他认为这只是暂时的损失。朝廷一旦剿灭了叛匪，恢复了力量，就可以收复这些失地。光时亨的建议在朝中引起激烈的争论，他的支持者们（倪元璐、金之俊、吴麟徵和孙承泽）坚持认为朝廷必须面对现实，立刻从宁远召回吴三桂，从蓟州召回王永吉，从密云召回唐通。他们强调说，否则京城必将毁于一旦。但其他大臣不同意这一计划。其中一部分人主张只召回一两位将领；另一部分人强调只有吴三桂所率军队最为重要。皇上的首辅大学士陈演和魏藻德，坚决反对召回这些军队，并着力重申其最初的主张，即反对将领土让与满人。魏藻德是北直隶人，他随即得到了山东将领刘泽清的支持。因为吴三桂的军队若撤离长城防线，刘泽清的侧翼就会暴露于清军的攻击之下。崇祯帝暂时未作最后决定。他对李建泰的军队仍抱有一线希望，希望他能阻止义军继续推进。但4月9日，即那次未见分晓的廷议之后的第三天，李建泰的快信终于到了。信中说他的军队——或者说是残兵败将——已无可指望，他劝皇上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自救。第二天，即4月10日，崇祯帝终于发布了勤王令。所有主将都被加官进爵；吴三桂、刘泽清和唐通则奉命率部入京援救。但三人中实际上只有唐通及时赶到了北京。李建泰的信中还最后一次提出了南迁问题，明确建议皇上将太子先行送到南方，然后将朝廷迁至南京。尽管一周前皇上已坚定地表示，他主意已定，南迁问题不得再议，但主张南迁的南方籍官员并未停止私下为太子或皇上离京做准备。现在，他们再次于殿前大胆提出，送太子到南京，让其督率江南军事。然而光时亨再次火冒三丈，质问道：“奉太子往南，诸臣意欲何为？将欲为唐肃宗灵武故事乎？”所有争论便为之再次中止。光时亨言外之意是指责他们阴谋拥立太子，逼迫崇祯帝退位，这使南方籍官员大惊失措，“遂不敢言”。大臣们一个个低头默立一旁，倾听皇上愤怒的斥责：“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尔！”所有在场的人都明白，除在北京厮守至尊之位外，任何劝说皇上采取其他行动的尝试，都必定被曲解为不忠。从此，绝望气氛笼罩了京师的居民，“诸臣咸思南窜”。崇祯帝拒绝了南迁的建议，既不遣太子去南京，他本人也不离京。这对后来满清占领北京时的形势产生了深远影响。满清比较完整地接管了明朝的中央政府，遂拥有了他们颇为缺乏的东西，由此接收了明朝几乎全部汉族官吏，依靠他们接管天下并最后征服南方。崇祯帝的决定还导致诸多皇室宗亲之继承权利的暧昧不定，以致派系倾轧削弱了南明政权。此外，复明阵营也因之少了一批立志恢复失地，渴望对清朝发动反攻以便光复家园的北方人。崇祯帝这一自我牺牲的决定，就这样最终毁灭了后来复明志士坚守南方的许多希望。崇祯皇帝的末日
尽管人们批评崇祯帝过于消极，但他确实在继续设法保卫北京，虽然这可能是徒劳的。他犹豫了如此之久，最后终于下令征召民兵，并通过木版印刷的圣旨布告天下：“各路官兵，凡忠勇之士，倡义之王，有志封拜者，水陆并进。”同时，他派遣部分京城守军开到城外扎营，其余的派往各个城门；各城门还设置了路障并安放了葡萄牙大炮，以加强防守；又把宦官武装起来，令其把守通往紫禁城的主要道口。皇上甚至还挖出深藏地下的并不丰裕的内帑储备，以供太监杜勋招募一支军队，协助总兵唐通守卫居庸关。但这些准备没有一项足以震慑敌军，也没有使北京的百姓振作起来。那道征召民兵的圣旨未能传到京郊以外，负责京城四周15英里长城墙的巡守士兵严重不足，以至每名士兵必须独自守卫30英尺的城墙。各官府的属吏已不再听从命令，“而小民敢于抗上”。在朝廷最高层，钦天监官员奏报，4月10日——即作出固守京城之重大决定的这一天——象征皇帝的北极星下移。崇祯帝显然未理会这一凶兆，还“诏百官修省，而大僚职官饮酒高会，如太平时。”4月22日，皇上照例主持早朝，并将议题转到军饷问题上来。正当他们讨论为居庸关守军增拨给养时，一名信使闯入殿中，呈上一份只能由皇上拆阅的密封急件。（皇上）览之色变，久之，即起入内，谕各官退，始知为昌平失守也。4月21日，杜勋和唐通让义军通过了居庸关。眼下，大顺军已占领了紫禁城西北65公里处的昌平。朝廷上下一片惊恐。大臣们“但相顾不发一论”。尽管他们普遍意识到义军正在步步进逼，但直到此刻他们才意识到，李自成拿下京城已近在眼前。次日一早，即4月23日，崇祯帝主持了最后一次正式朝会。他步入大厅，登上宝座后，环顾群臣，不禁潸然泪下，“诸臣亦相向事？”“它没在你身上发生，”——凶巴巴的，固执己见——“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你让它发生了而已。”“但它对我来说很重要、很重要。”“对于她来说很重要，这是肯定的。”她说，干巴巴的，带着怨气，人们感到自己被利用了的时候，说话就是这副口气。我对她说：“乔伊丝，你不觉得奇怪吗，我们都觉得对付老人应该用计谋，就好比对付敌人，或是陷阱圈套一样，把这个视为理所当然？而不是觉得我们亏欠了他们什么，不把这个视为理所当然？”“我不指望我的子女照顾我。”我感到绝望，因为我现在觉得这像是张磨损了的留声机唱片。“你现在这么说，到时候就不会这么说了。”“我不能自理的时候，我就退出，我会告辞的。”“这不过是你现在的说法罢了。”“你怎么知道，你为什么这么确定我会怎么样？”“因为我现在知道在生命的各个阶段，大家都说一样的话。”“所以到头来，我会成为一个执拗的老巫婆，一个大小便失禁的老巫婆——你是这个意思吗？”“是的。”“我可以告诉你这一点，有一件事我很高兴，我和我爸之间从此隔着几千英里。他是个老可爱，但是该适可而止了。”“谁来照顾他？”“我想会送他进敬老院吧。我是这样指望的。”“大概吧。”我们就这样聊天，我和乔伊丝，一说就是几个小时。我在伦敦平躺着，试图熬过下一次要把我的背绞起来的痉挛，她坐在山区木屋里的印花布椅子上，“请假暂离”《莉莉丝》，但实际上她已经递了辞呈了。我不给我姐姐打电话。我不给我姐姐的孩子打电话。想到他们我就来火。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对青少年的态度，就像乔伊丝对于我和莫迪的态度一样：啊，好吧，好吧，但是现在不行，我改天再想，我现在实在没精力。四个星期无所事事但是我一直在思考。思考。不是噼里啪啦、凭直觉立即下结论的那种，而是长时间慢慢地思考。关于莫迪。关于《莉莉丝》。关于乔伊丝。关于弗雷迪。关于乔姬家那群混账东西。我回办公室上班之前，去看了莫迪。她的小脸满是敌意，但那张脸苍白，不是蜡黄，这立即让我对她感觉好多了。“你好呀。”我说。而她脸上闪过吃惊的表情，因为我消瘦了不少。“那么你真的是生病了，是吗？”我们相对坐在美好的炉火边，她问道，声音温柔迷惘。我想到她，眼前就会浮现出那炉火：那房子肮脏、破旧、糟糕，但是那炉火让它泛着光芒，对你表示欢迎。“是啊，我当然是生病了，莫迪。不然我会过来的。”她转过脸，抬手遮住脸不看我。“那个医生来了，”她终于说，声音细细的，怅然若失，“她叫他来的。”“我知道，她告诉过我。”“啊，好像她是你的朋友似的！”“你看起来比以前好多了，所以一定是医生起了什么作用！”“药片我倒厕所了！”“全倒了？”虽然生气，她还是笑出声来。“你眼还真尖！”“你的确是看上去好多了嘛。”“你这么说罢了。”“哎呀，”我决定冒这个险，“这有可能事关你会不会提前死去。”她浑身僵直，坐在那儿，不看我，盯着炉火。感觉好像过了好长时间。然后她叹了口气，直视我。那是多么了不得的一个表情，畏惧但是勇敢，甜美，恳求，感激，还有一丝精明的幽默。“你觉得是这么回事吗？”“几片药片的事。”我说。“但是那药片弄得我晕乎乎的。”“逼自己能吃几片就吃几片吧。”那是一年前的事了。如果我有时间好好记这本日记的话，它看上去会像是个建筑工地，零碎材料堆着码着，四处散落，东西都乱摆着，没有要紧和不要紧之分。你穿过工地（上周，我为了一篇文章去一个工地转了转），看到这里一堆沙子，那里一摞玻璃，零散几根钢梁，几包水泥，一些撬棍。日记的意义就在于此，记下琐碎的事件，都混在一起。不过现在我回顾过去的一年，开始明白哪些是重要的事件了。而最重要的一件事我当时几乎都没注意到。一天晚上外甥女凯特突然出现，看上去像是二十岁而不是十五岁，现在这些青少年都有这个本事，但是她看起来有些疯癫，说话结结巴巴的，举止造作，直翻白眼。她说她离家出走来和我住了，她要做模特。我态度坚决但和蔼（我那时觉得是这样的，现在还是这样觉得的），我说她得给我马上回家去，而要是她来和我过，哪怕只是一个下午，不必怀疑，我可不会像她妈那样，我连她用过的杯子都不会帮她洗。她气鼓鼓地走了。乔姬姐姐来电话：你怎么一点点普通人的同情之心都没有？胡说，我回答。外甥女吉尔来电话。她说：“我给你打电话，是要告诉你我和凯特一点都不一样。”“那很好啊。”我说。“如果我和你生活，你不用伺候我的。妈妈让我累得慌，我站在你这边。”“你不可能有她那么累，而且她永远都歇不下来。”“简姨，我想来过周末。”从她的口气里，我很容易就能听出来她的想象：光彩照人的简姨，住在时尚繁华的伦敦，做各种时髦光鲜的事。她来了。我承认，我喜欢她。她是个高挑、苗条、挺可爱的姑娘。扶风弱柳，应该是这个词。一不小心的话就会折了腰。深色的直发：看上去可能有点稀疏无光。大大的灰眼睛：和我的一样。我看着她打量琢磨着我房间里的一切：是不是好学会了照搬回家？——或许是青少年的叛逆心理；不，不是，她这是在掂量计划如何让自己适应这里，适应和我在一起的生活。“我想来这里和你住，简姨。”“你想来《莉莉丝》工作，成为我时髦、优雅、神奇的生活的一部分？”“我十八岁了。我不想上大学，你也没上，不是吗？”“你的意思是说，有我做护照，可以通往更好的东西，于是你就犯不着拿文凭了？”“啊，是。”“你考试成绩很好？”“我会考好的，我保证。我夏天的时候参加考试。”“唔，那我们到时候再考虑。”我根本没考虑。这也太出格怪异了：乔姬姐姐的化身安顿到我生活里来，这件事我是这么看的。但是吉尔又来了。我特地带她去看莫迪，只说她是个老朋友。莫迪最近身体好些了。最让她伤脑筋的大小便失禁问题，现在已经好了。她自己外出采购，胃口也好。我忙进忙出，和她喝杯茶，拉拉家常，挺享受。但是我已经习惯了她，忘了其他人会怎样看她。面对这个陌生人，这个漂亮干净的姑娘，莫迪十分拘谨生硬，暗地里埋怨我把她暴露在陌生人面前。小老太冷漠简慢，只回答是和不是，没招呼我们喝茶，试图遮住裙子正面的污渍，那儿泼洒过食物。外甥女吉尔举止礼貌，心里却大吃一惊。不是因为直面老年人：乔姬姐姐的慈善工作保证了她的子女不会见到老人就惊讶。她惊讶是因为自己得把老人以及慈善工作与她光鲜时髦的简姨联系在一起。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吃晚饭，她暗暗地打量我，久久地看，目光精明，一边还闲扯着她的兄弟姐妹以及他们的趣事。“你多久去看她一次？”她问得很委婉，我知道这一刻多么关键。“每天都去，有的时候一天去两次。”我立即回答，斩钉截铁。“你经常请许多朋友来吗，你出去参加派对吗，晚宴？”“基本没有。我的工作太忙了。”“但是没有忙到不能去看那个老……去看……”“福勒太太。对。”我带她上街，去买些体面的衣服。她想要在我面前好好展示一下她的品位，给我留下个深刻印象。她做到了。不过那个时候，要在我的议事日程上挂上号，乔姬姐姐和她的子女还早着呢。这一年我工作了，啊，我是如何地工作的啊，我是如何地享受这份工作的啊。他们把我提成了主编。我没有说我只会干一两年，没说只不过是因为额外收入、更好的退休金才接受这份工作，没说我还有其他计划。我终于意识到自己并没什么野心，安于一直这样工作，就像以前和乔伊丝时一样。乔伊丝去美国定居了。离开前打来一个干巴巴、不痛不痒的电话。我对菲丽丝说，你还是用乔伊丝的桌子吧，你接手她的工作时间够长的了。她半个小时就收拾好搬来了，一脸得意。我观察她，用手遮着我的脸。（像莫迪一样。）藏好我的想法。减少损失，简娜，减少损失，简！我说，等你安顿下来，我们得讨论一下能做点什么改变。她猛地一抬头：危险。她不想要改变。她的梦想是继承她长久以来渴望、妒羡的东西。妒羡。忌妒和妒羡。我总把这两个词混着用。奇怪的事儿：七宗罪，以前小孩子要学这些，但在我们这美妙的时代里，一个中年妇女不查字典不会知道妒羡是什么。好吧，菲丽丝并没有忌妒，我觉得她从来都没有忌妒过。她不想要我和乔伊丝的亲近和友谊，她要的是权位。菲丽丝是在妒羡。一整天，她伶牙俐齿、冷言冷语地指责挑剔，打击所有人、所有事。她开始冲乔伊丝下手。我发现自己一股怒火蹿了上来。住口，我说，你可以在别人面前说乔伊丝的刻薄话，别在我面前说。好几个月的讨论，我们都很享受，讨论要不要把《莉莉丝》换成《玛莎》[6]。《莉莉丝》这个姑娘适合困难、焦虑的八十年代吗？支持《玛莎》的理由。我们需要的是更为日常、不容易引起忌妒的形象，代表着诚心诚意、与时俱进、智慧精明的服务。支持《莉莉丝》的理由。人们天生需要魅力。时世艰难，我们越发需要乐趣。人们在时尚杂志里读时尚，就像他们读浪漫小说一样，是为了逃避。他们没有准备要按照时尚来做，他们只是享受时尚这个概念。我对两边都没什么强烈的看法。我们的发行量也只掉了一点点而已。就接着用《莉莉丝》。内容也不变。我把前十二期《莉莉丝》带回家分析。奇怪得很，当初乔伊丝和我就是《莉莉丝》，一切都是我们推动的，按我们的意志行事，那个时候我一刻都没担心过，杂志的生命力是不是在消失，动力还在吗，它还在上升的浪头上、呈上升态势吗？我知道现在动力是没有了，《莉莉丝》就像冲浪的小船，但推波造浪的力量已落在后面，很远很远。《莉莉丝》三分之二的内容都是有用的，内容充实，提供某种服务。这个月这一期：一、一篇关于酗酒问题的文章。几乎所有的想法都是从《新社会》和《新科学家》上偷来的。（当然了，大部分严肃报刊杂志都是这么做的。）我曾经和乔伊丝狠狠干过一仗，说我们要注明文章来源，但是我失败了：乔伊丝说这样我们的读者会跑掉的。菲丽丝把文章重写了一遍，起名《危及你和家人的潜在威胁》。二、一篇谈及各个国家堕胎状况的文章。三、我写的关于十七世纪厨房的文章。全是大蒜和香料！肉和水果混着煮。花园里摘来的所有东西都能做沙拉。然后就是一贯的专题文章，时尚，食物，酒水，书籍，戏剧。我动笔写我的历史小说了。哦，我们需要美化历史，这我是再清楚不过了。若是把冗长、沉重的事实写进来，严酷、痛苦，谁又能承受得了那样的重负？不，我这个伦敦女帽工的故事将是一个浪漫故事。（毕竟，莫迪将死之时，回想的一定不是拖着脚步去那冰冷难闻的厕所，而是基尔伯恩的绿地，她的德国小伙儿，还有学徒们一边嬉笑打闹，一边做漂亮帽子，那种摆在巴黎也不会显得土气的帽子。我猜，她大概也会回忆“她的男人”。不过这个想法还真是让人忍无可忍，我可接受不了。）昨天，我开车回家的时候，在街上看到了莫迪，一个老婆子，全身着黑，鼻子挨着下巴，凶巴巴的灰眉毛，一边嘟囔、诅咒着，一边推着购物篮往前走，有几个小男孩在捉弄她。有些我以为结果会再糟不过的事，到头来却一点不糟。甚至挺有用。甚至，我相信，很令人愉快。在街尽头卖收音机、电视机的店里，我站在柜台边，给莫迪买一台像样的收音机。我耐心等待着，身边是一位老太太，她的包敞开着，她在里头抖抖索索地摸钱。印度店员望着她，我也望着她，立刻回想起我第一次见莫迪时的情景。“我恐怕钱没带够，我的钱不够。”她说，害怕、绝望，把一台微型收音机推给他。她的意思是让他把这拿去冲抵他修理这台机器的费用。她缓缓地、笨拙地转过身，准备离开。我站在那儿，大脑飞速运转。这次我不会因为没有经验，遇到迫切需求时便手足无措了。我第一眼就看清楚了这个老太太。那副灰扑扑、脏兮兮、阴惨惨的模样。那股酸臭。那小心翼翼、慢吞吞的动作。我帮她付了收音机的钱，去追她，在她等着有人扶她过街的时候赶上了她。我陪她回了家。回家以后，我给那位“穿靴子的聪明猫”打了个电话，纯粹为了开开心。“你是我在福勒太太那儿碰到的那位？”“是的，我是。”我回答。沉默。“我有话要说，你介意吗？”她问，干练，但也不乏人情味，“我们经常遇到好心人无心却办了坏事，把事情弄得更糟。”“对于谁来说更糟？”我指望她会大笑，但是她不是薇拉·罗杰斯。“我的意思是，具体点说，经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个好心人关注到哪位老年病患……哪位老人，但其实是他们自己心理上有障碍，你知道，他们一直都在解决自己的问题，真的。”“要我说，你这话几乎肯定没错，反正有点道理，”我说，充分享受着这分分秒秒，“但是虽然这对我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好处，所涉及的这位可怜的老年病患者却很可能是开心的，因为她明显是没有朋友，孤寡一人。”又是沉默。显然，她觉得有必要运用自己受过的训练，琢磨从我的话里能得出什么结论。终于，她说：“我不知道你觉得‘交朋友治疗小组’会不会有用？”“惠特菲尔德小姐，”我说，“现在有这样一位老太太，你不觉得你应该上门去探望探望？”“如果她情况这么糟，她的医生怎么没有把她报上来？”“这你清楚，这些医生大多根本不去接触他们名单上的老人，那些老人们也不去找医生，因为他们害怕医生。不管这想法对还是不对。害怕被送走。”“那种观念真的太过时了。”“关键是，到了某一时刻，他们的确是会被送走。”“只有别无选择的时候才会。”“哦，与此同时，还有一位可怜的安妮·里夫斯需要探望。”“我会调查一下的。”她说，“谢谢你百忙之中还关心此事。”然后我给薇拉打电话。薇拉问，她叫什么名字，地址是什么，年纪多大了，情况如何。是的，她知道住在楼下的贝茨太太，但是安妮·里夫斯一直都拒绝接受他们提供的任何服务。“她现在不会拒绝了。”我说。薇拉和我在那栋楼门口见面。我请了一上午的假。开门的是贝茨太太，她穿着绒绒的蓝色睡裙，头上罩着蓝色发网。她严厉地看着我，看着薇拉。“他们昨天晚上把里夫斯太太送去了医院，”她说，“她跌了一跤，在楼上。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这次，看起来她是伤了膝盖。”薇拉和我，还有贝茨太太对此感慨良多，彼此心知肚明。贝茨太太那不满的表情是做给我们看的。“呃，也许这也算件好事，我们可以把她的房间打扫一下。”“要是你觉得三十年的清扫工作一早上就能完成的话。”她下结论，侧过身让我们进去。这栋房子是1870年左右建的。没有偷工减料，没有敷衍了事。很不错的楼梯，大方体面的楼梯平台。安妮·里夫斯的家在顶楼，光线充足，通风透气。很好的房间，比例恰当，有大窗户。前厅俯视大街，比其他房间大。壁炉堵住了。墙纸略带褐色，细看上面有好看的棕色、粉色叶子和花朵花纹，不过颜色褪得厉害，还有污渍。挂画嵌线以上，因为屋顶漏水，墙纸已经脱落，松松地悬在那里。屋里火炉边有一把古旧的硬椅子，上面摆着破损的蓝垫子，内芯已经露出来了。有几张梳妆台，还有一个五斗柜。油毡，开了裂，褪了色。还有那张床——但是我觉得自己没法全面充分地描写那张床。双人床，棕色的木床头板和踏板——我该怎么才可以描述清楚呢？因为身体总是躺在同一个位置，床垫被磨出了痕迹，条纹亚麻布已经被磨掉了，里面是一团团乱糟糟的粗毛和一个个洞。枕头上没有枕巾，就像床垫一样，里面的羽毛戳了出来。床上有一团污秽肮脏的毯子。真脏，真恶心。但是我们在里面没看到虱子。这就像一只非常老的鸟儿的巢，已经用了好多好多年。它
了，他也不干了。后来我有个本家哥哥，在地方法院那儿又给他找了个工作，最后又不干了，就做个小买卖，卖个果子。反正那时候靠租房子还能过，他再出去工作去，有点填补儿，就还凑合着。我们一直就在西直门，在这儿住了50多年呢。定：您爱人解放以后做什么呀？金：就做小买卖，自个儿做呀，卖果子。再后呢都要牌照了，没牌照不卖给你东西，怎么办呢，你买不来东西你卖什么去？后来也不让卖了。取牌照去，谁也不给，不给，怎么办呢，那个就回家了，那会儿岁数也不大。那13间破房子，到解放后一间房子才租几毛钱，人家还不正经给，不是说到月头就给你，就不给钱白住，白住，那还惦记分你的房子呢，以后就一点儿进项没有了。你怎么办，不能都在家里饿着吧。我就出去啦，给人看好几年孩子哪。那家离我们家倒不远儿，他们家也是个旗人，人挺好的，两口子工作。我就出去，天天晚上回家。到1958年就往出轰人么，家里头不许有人，都得出去工作去，1959年43岁了我就，又出去到工厂。德胜门里头，德胜桥那儿有个五金厂，哎哟，累着哪，我都40多岁了你想。我就一直跟那儿，待了20年，待到退休，63岁才回家来。他又什么都干不了，又干什么人家都不让干，他但凡能做个买卖什么的，我也就不出去了。我这一辈子一天也没享着福，挨家挨家受苦，在这儿在那儿受累。我生了6个孩子哪，一个比一个大3岁，他(指儿子)上头一个哥哥，都6岁了，死了。要说那病都不知道，邪病，吐虫子，吐了一天一宿就完了。他底下生了一个也死了，就他一个了。这两个女儿都是后生的。大女儿今年47岁了。定：那时候生病都怎么找大夫啊？金：单有瞧中医的大夫，请中医到家看，轻易不上医院，医院都是外国人开的。抓药这边有个圣济堂注134。
5.哥哥和嫂子
金：我哥哥比我大10岁呢，他赶上(清朝的)一个末角儿。到生我的时候就民国五年(1916年)了，就一点没赶上，要不怎么什么都不太清楚呢，没赶上么。那会儿也小，也不往心里去。最后修这次谱，都是我哥哥他们修的，那会儿我们后头有一家街坊，那老头是宗人府的，他们俩净在一块儿，在一块就研究这个，说我们原来有家谱，后来说再做一份，搜集材料去，都找齐了，修谱，有修谱办事处。我哥哥脑筋旧，不让女的上学，女的不能上学。我就是小时候，我父亲教给我4本小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六言》注135，4本书，就教给我那个，由几岁就学那个，瞎学，没正经上过学校。后来去过一个可以算业余的学校，二十九小学。是正式学生下了学，我们去补习。去了有二三年，后头怎么不去啦？因为那学校的老师是个女老师，也梳头，后头留个大辫子。后来都让剪发，我哥哥不让剪，最后不剪的就剩我一个人了，去了人家都说我，因为那个我就不去了。我24岁才剪的头。我哥哥脑筋特旧，后来一直就那么旧，至死我看脑筋也没变，还是那老一套。我母亲倒没那么大规矩，自己都没饭吃了还要规矩干吗用？那会儿我才十几岁，我哥哥他一直就工作呀，家里事都是我的，过日子，买这个买那个，跑外呀干什么都是我的，我父亲就在家里管做饭。我管买，买完了他做。我掌家。我哥哥结了婚了我才不管了，嫂子在，哪儿能让小姑子当家啊。我嫂子她们家也挺苦，她父亲也没工作，她弟弟也没工作。她有个大姑姑，有一个表哥有工作，是在牛奶厂还是干什么的我就不知道了。她姑姑家条件好，开一个饭庄子，她小时候是跟她姑姑家长大的。我记得在后坑住。我嫂子比我还小两岁，我哥哥比她大一轮。是她姨大大，就是她大姨儿给介绍的。她姨大大那时候告诉她，说人家家可是有规矩的，这不能干，那不能干。可是头一天她一给我父亲请安，我父亲就说得，免了，咱不要那规矩，我们这儿早就没这规矩了。不吃饭饿得慌，要规矩有什么用啊。定：你们家那时候信佛吗？金：不信。定：您哥哥信是吧？金：他也就是那么回事。定：我看书上写的，一般满族家庭的小姑子都特厉害，是吗？金：对。过去我们家的大姑子、小姑子都是站着的婆婆。定：那您也是站着的婆婆？金：我？当孙子吧，还婆婆呢。定：那您跟嫂子关系怎么样？金：我们俩关系还行，挺好的。定：您哥哥他们搬到老坟那儿的事您还记得吗？金：那会儿他们在积水潭、火药局那儿住，也不知道俩人怎么商量的，非得要上农村，非得要种地去。我说不行，你们干不了，他们说怎么干不了呀，人家干得了，我们怎么干不了。把两间房也给我嫂子娘家弟弟了，就搬到那儿去了。城里待惯了到城外头也不行啊，也没房子也没地，那坟地也不是正经八百的大片的地，这给你刨一道儿，那给你刨一块，刚搬过去还和耿家伙着种，他们不会呀，跟人家种，又没水。到麦秋，还叫我们那位(指丈夫)帮着收去呢。那会儿收粮不像现在这会儿收粮这么多，一亩地才出几斗粮食，到年下收点老玉米，收点谷子啊，换面去。就两口子，这一年都不够嚼口的，不够吃的。定：他们怎么就想起非要出去呢？金：不知道他们两人怎么想的，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就非得要去。(三)金恒德口述
时间：2003年2月18日地点：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宿舍访谈者：定宜庄[访谈者按]恒德这篇口述比较简短，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对她母亲和姑姑所叙故事的补充，也可以看作是从孩子的视角对父母生活的一种感受。恒德还将她精心保存的她父亲毓珍“文革”时写的“检查”出示于我。作为当时的“检查”，不可避免地会有渲染自己生活之贫困和工作之辛勤的成分，甚至将新中国成立初期出城守坟一事也说成是“自觉光荣自愿出城种地自力更生”，但我相信他所叙述的为生活四处奔波的经历是真实的。而且40年前的这种“检查”，如今已经堪称文物。兹将这份“检查”附于文后。并对恒德几年来对我慷慨热心的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金恒德(以下简称恒)：我妈死的时候我好像有预感。您1月15号来，她2月28号走的，不到一个半月吧。我父亲是1906年出生的，一出生时候四品。我爷爷叫溥万，溥字辈。我小时候对我爸的印象，他就是一个老头。一天到晚跟我也说不上什么话，他老是看书，抱着那家谱看。据我妈说，他最早在宗人府当差。定：那时候清朝已经完了呀。恒：还有宗人府吧，干了一段时间，不知怎么就不干了，出去给人打小鼓。后来在老理工大学，他的交代上都写着呢。我父亲结婚挺晚的了，我姑姑说我爸那时候左挑右挑，族人们也都给挑，老不合适，就挑到这么大岁数了。后来是我妈的三姨太太给我妈说的，说这人挺老实，不抽烟不喝酒的，就这么给说上的，结婚时候我妈都二十六七了。我父亲的性格就是，连个蚂蚁都不踩。我那天上我姑姑那儿她还说，你爸爸年轻的时候儿呀，哪儿有野猫，瘸狗，伤残的猫，伤残的狗，他都弄回来，甭管花多少钱，他先把药上好了，那会儿他一下班回来，猫都跑到他身上去。我小的时候是我太太给我看起来的。那时候她在人家给人当保姆，反正是挺有权势的这么一家，有了我以后就把我太太请回来了看我，可是那么多年还跟那家，就是在人家干活的那家来往。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小时候，我太太还背着我呢，下着雨，打着伞，我太太把伞给扔了都没扔我。我妈也就给我讲了这些。定：你们这个村过去叫什么村？恒：大王花园呀。后来他们出城以后就改农业户口了，也挺坎坷的。人家都劝他们别出城，说你们出城干吗去呀，两眼一抹黑，谁都不认识谁，你再受气。定：那他们为什么一死儿要出来呢？恒：就为了这坟地呀。这坟对于我爸爸好像特重要。定：当时你们家多少亩地？恒：没有地，就是这个坟地。就为这个坟地出来的，这坟地不是我父亲的么，我父亲他们家的。原来我小时候这边都是小坟头，花生地，还有柿子树。这碑还真看住了。定：听你妈说，他们年轻的时候挺受苦的，有这么多东西怎么还受那么多苦啊？恒：这就说来话长了，可能我妈不愿意说这段，她没跟您说这段吧？原来这地儿都是宝顶坟，坟上是白灰、混凝土、黄土，这个俗称宝顶坟，大宝顶，立的碑。坟是我父亲他们那支儿上的坟。那会儿不是都占地了吗，得起走，不能埋在下边呀，当时起坟就起出不少东西来，好多殉葬品吧，戒指啦扇子啦……定：起这坟是什么时候？恒：可能是50年代以后吧。我那会儿毕竟还小，说的也不那么完全属实，反正我所看到的、听到的，就是这么回事儿。……我父亲是84岁没的，1989年5月份，当时我们不是住平房么，那天等到下午他就有点拉稀，也没有什么别的症状，晚上送到北医三院去，11点回来，第二天早上就不行了。我父亲去世以后，我妈也病了一场，她就不愿意住平房了，就带着孩子到楼上住去了。我妈我爸都信佛，特别信那个。我妈是82岁没的，我妈去世后我觉得好多事情挺对不起我妈的，我妈把一腔心血都扑到我身上了。人都说你挺孝顺的了，可我要是特别特别积极地给我妈治病，我妈也许死不了。我现在为什么信佛呢，就是对我妈的一种忏悔。我妈挺不容易的。她跟您说过她出城的经历吧，为什么出来就是因为这片坟地。出城以后根本不会干农活，这一块儿就我们是村外边的，村里人就欺负我们。刚出来时候，我那会儿还没上学呢，就分配了一块自留地，这地得插白薯秧子，插白薯秧子得去买，完了去插，我妈也不懂，我爸也不懂，就得雇人插，人家插完了都不给封土，没给封土这白薯就得死呀，白薯秧子晒了一天了，到晚上下了一场大雨，浇了水了，就把白薯秧子自动给封上了。我妈后来为什么信佛呀，我妈说佛可以救咱们，老天爷可以救咱们。定：我想问问你，你妈给我讲的是一种非常贫困的生活，可是听你刚才讲好像不完全是这个样子是吧？恒：我妈年轻时候的事我知道得不是特别多。我妈给我讲的也就是这些，什么挑花啦，缝穷啦，梳两把头啦什么的。我姥姥、我姥爷，也不是几品，是传圣旨的，说圣旨到，就干这个。我妈就是姐弟俩，年轻时也没享过什么福，但是也没受过太大的罪。我就觉得我妈出城以后受的罪特别大。我小时候的印象是出城以后就挺受罪的了。我父亲没怎么下过地，因为他不会干活儿啊，都是我妈下地干活儿，起早贪黑的，你想拔麦子、下凉水什么的，在城里虽说是缝穷吧，跟下地干农活是不一样的，锄头也不会拿，人家会用巧劲儿她也不会。手上起的大包，到死的时候手上都是大包。而且还受欺负，挺受挤对的。我是1963年上小学的，1966年就开始“文化大革命”了，1967年就开始抄家，把我们家给砸得乱七八糟。砸完之后就拉那碑，得有20多个红卫兵，拿那大粗绳子，喊着口号就给拉倒了，当时就“破四旧，立四新”。这是我亲眼看见的，我们就住在碑的旁边，离碑也就几米远。“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好多孩子比我大的、比我小的，都追着骂我，都知道我们家是旗人，就说老子骑驴你骑人，人家骑马你骑人，我都不知道人家干吗骂我这句话。我就跟我爸我妈说，我妈才跟我说，咱们过去是在旗的，是黄带子，人家骂你，你也不要还言，赶紧走就完了。我到现在都不理解，我就没系过黄带子，别人干吗叫我黄带子。反正我小时候挺受歧视的。定：你对你这个民族的印象特深刻？恒：特深刻。你想当时这个环境，这点儿都是农业社，一片地啊，我的周围没有满族，就我们一家满族，从小就听我妈说咱们挺受气的，挺挤对咱们的。又赶上“文化大革命”，人家都是贫下中农，我呢，第一成分不好，我父亲的成分是城市小业主，第二是满族，所以红小兵不让入，好多事情都不让去，人家还追着骂我，旗人哪，什么的。后来附录毓珍“文革”期间写的检查7岁上学，日期不多退学。9岁入学，12岁退学。13岁14岁15岁做小买卖，卖梨糕，卖枣，卖花生，卖白薯，并全家给西直门内大街路南饭店西万庆糊火烙干。16岁在德胜门外第二监狱当看守。18岁告退。19岁20岁21岁22岁做小生理，跑小市，抓货，下街打鼓，有时作小工。23岁在前门内地方看守所当所工，24岁告退。25岁26岁仍做小生理，跑小市抓货，下街打鼓。27岁在南西门(右安门)内姚家井第一监狱当看守，30岁告退。31岁仍做小生理，跑小市打鼓，在东城铁狮子胡同内麒麟碑胡同路东入满族联合会当会员，有时在该地址修谱处抄写(临时雇工)。32岁在景山东街北京大学理学院事务股当小职员，41岁改组结束回家，42岁43岁仍做小生理，跑小市抓货，打鼓，有时赴安定门宣武门抓货，有时赴门头沟河南街卖货。44岁自觉光荣自愿出城种地自力更生。在解放头3年中我做小生理，我母在文姓家中使唤(……不清)使唤(住西城成方街路南门)，后又在周济家中使唤(住鼓楼东小大佛寺路南饭庄门内)。我妻金秀珍在家挑花作卖活作老虎活，并帮助我做买卖。以上均在解放头三年。地亩总数共贰拾陆亩壹分。生产地数拾伍亩，未生产地数拾壹亩。出典年月是在1921年前后，因家贫由我祖父及我父陆续将坟地出典与耿瑞祥共拾伍亩，言明除到典期外，地无租价，钱到回赎。赎回年月是在1935年前后由耿瑞祥手中将地拾伍亩赎回。赎地后情况拾伍亩地仍由耿瑞祥耕种，并没与他要粮，听我父说每年他给几块钱。赎地本钱来源是我母在文姓家中使唤时，由文重之母由数年工钱之中抽出给积储的，在文重之母手中保管。赎地原因，因为家中贫甚才将坟地出典，受了腐化封建旧思想，以坟地为重，将坟地赎回。要粮情况是在吃共和面那年粮食紧张，这时我父与他商量每年要7个半……因天灾旱涝不收地势湫凹原因均未给足数。近年来劳动情况，因身体多病(喘症，血压高，心脏病，贫血)诸症，各医院均可调查(积水潭、新街口二条医院，第三医院，第四医院，五道口、大钟寺各医院)以上均可调查证明外，并有新街口二条中医证明。又因我母(80余岁)重病在床不能动转，一年数月无人我得带病扶持。自己感想，我家住城里将坟地出租(属有小量土地者)与人要粮，但不是我全家一年生活主要来源，而我自己家人均有正当劳动生活业务。
六、“恶果子市”的
方等各种计算。康熙的比例规增加了平分、正弦等不同的计算。（3）康熙角尺。尺上镌刻有“康熙御制”四个字。（4）平面和立体几何模型。全部由楠木精制，是清宫造办处监制的康熙学习几何学的教具。（5）绘图仪。质地有银、木、漆、鲨鱼皮等，每套六至二十余件不等。盒内装有比例规、半圆仪、分厘尺、数尺、圆规、鸭嘴笔等，为适用野外作业，有的还配有刀子、剪子、铅笔、火镰、放大镜、黑板、画棒等。这类仪器是康熙时期清宫造办处依照西洋绘图仪制作的，用于野外绘图。（6）御制简平、地平合璧仪。它是集简平仪、地平仪、罗盘、象限仪、矩度为一体的多功能测量仪器，携带方便，具有适合野外作业的特点。它分六层，由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制造。自白晋、孔诚以后，又陆续有不少西方科学家来到清宫。他们的最大成绩，是促使康熙创建了被他们称为“中国科学院”的蒙养斋算学馆，西方的自然科学著作《验气图说》、《仪象志》、《赤道南北星图》、《穷理学》、《坤舆图说》等被一一翻译过来，有的已经译成汉文的自然科学著作，如《几何原理》前六卷，康熙又命人译成满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西方科学家还使康熙实施了中国地理大测绘这一伟大创举。这里，人们不禁会问，既然三百年前西方科技就已经传到中国，为什么18世纪后中国科学又大大落后于西方了呢？看看当时在康熙宫廷供职的巴多明留下的诸多信件，就不奇怪了。巴多明在康熙三十七年（1698）七月，从巴黎来到中国并进入宫廷，他在参与中国地理大测绘的同时，把对中国官场的观察也一一记录下来寄回法国，收入《耶稣传教士书简集》。比如在谈到清朝的天文机构——钦天监时，他说：“他们观察天象的条件简陋。在钦天监工作一生的人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当上钦天监的高级职位，如果监正本人很富有，又爱好科学，他就自己花工夫去搞研究，如果他想对他的前任工作精益求精，增加观察或对工作方式做些改革，他马上会在钦天监中成为众矢之的。众人顽固地一致要求维持原状，他们会说，何必自讨苦吃，多惹麻烦呢，稍有差错就会扣罚一两年的俸禄，这不是做了劳而无功反而自己饿死的事吗？毫无疑问，这是钦天监阻碍人们使用望远镜去发现视线达不到的东西和使用摆锤精确计算时间的原因。”在这种仅有康熙皇帝与个别大臣对科学感兴趣的情况下，改进科研制度的社会条件根本不具备，就是皇帝个人这一因素也每况愈下，康熙朝以后，皇帝们对科学一个比一个缺乏兴趣，中国两千多年的儒家文化传统已经使中国人的科学思维停留在朴素状态，凝固化了，这就是中国科技文明在这个时代无法快速发展的原因。三、康熙皇帝成功之谜康熙帝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把大清帝国建成了当时世界上幅员最辽阔、人口最众多、经济最富有、文化最繁荣、国力最强盛的大帝国。那时清朝的疆域，东起大海，西至葱岭，南达曾母暗沙，北跨外兴安岭，西北到巴尔喀什湖，东北到库页岛，总面积约一千三百万平方公里。康熙大帝奠下了清朝兴盛的根基，开创出康乾盛世的大局面。他本人成为秦始皇以来少有的好皇帝，是一位英明的君主，伟大的政治家。他为什么能取得上述巨大成功呢？归结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1.一生好学不倦过人的功业，必须要有过人的思想；而过人的思想，必须要有过人的学习。一生好学不倦是康熙开创大业的秘密之一。康熙八岁丧父，十岁又丧母，两年之间，父母双亡，无疑是人生幼年最大的不幸，然而人生常是这样，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忧患既使人痛苦，也使人奋进，幼年的不幸，激励了康熙奋发学习、自立自强的精神。康熙身上有着三种血统、三种文化和三种品格。他的父亲是满洲人，祖母是蒙古人，母亲是汉族人，他深受祖母的教诲，又向苏麻喇姑（孝庄贴身侍女）学习蒙古语，向满洲师傅学习骑射，向汉族师傅学习儒家文化。康熙的勇武和奋进，受到满洲文化的影响；高远与大度，得益于蒙古文化的熏陶；仁爱与韬略，来自汉族儒学营养；他后来的开放与求新，则是受了西方文化的熏染。可以说，康熙帝吸收了中华多民族的，西方多国家的，悠久而又先进，博大而又深厚的文化营养，具有当时最髙的文化素质，这为他展现帝王才气，实现宏图大业，奠定了基础。康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好学帝王，他五岁入书房读书，昼夜苦读，不论寒暑，甚至废寝忘食。他继位后，更是勤奋学习，甚至过劳咯血，他读书不是为了消遣，而是为了“体会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以治国平天下。直到花甲之年，仍手不释卷，他喜爱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的劲头，更是令人动容，1698年巴黎出版的白晋著《中国皇帝康熙传》中有过以下记述：康熙带着极大的兴趣学习西方科学，每天都要花几个小时同我们在一起，白天和晚上还要用更多的时间自学。他不喜欢娇生惯养和游手好闲，常常是起早贪黑。尽管我们谨慎地早早就来到宫中，但他还是经常在我们到达之前就准备好了，他急于向我们请教一些他已经做过的一些习题，或者是向我们提出一些新问题。有时他亲自用几何方法测量距离，山的高度和池塘的宽度，他自己定位，查看各种仪器，精确地计算，然后他再让别人测量距离，当他看到他计算的结果和别人测量的数据相符合，他就十分高兴。康熙就是这样勤奋学习，善于学习，活学活用，是中国古代唯一一位了解西方文明、尊重科学精神的学习型皇帝。2.对臣民仁爱宽宥康熙继承了儒家为政“仁爱”的理念，并在施政过程中加以实践，他身后谥号为“仁皇帝”，这个“仁”字，正是他一生为人、行政的显著特点。康熙屡次申令停止圈占土地，又免除钱粮达五百四十五次之多，银一亿五千万两，他赈灾、设义仓，关心民众疾苦。有一次康熙到塞外视察，发现一个人僵卧在路旁，他亲自询问，知道这个人叫王四海，是个佣工，在回家路上，因为饥饿，躺下起不来了。康熙立即下令给他喂热粥，等王四海苏醒后，又将他带到行宫，给他盘缠，送他回家。康熙仁政的又一个特点是实行宽刑政策。康熙二十二年（1683），全国秋决（处死刑）的犯人尚不足四十人。康熙仁政的第三个措施是惩办贪官，表彰清官。清官是康熙帝的一面旗帜，当时最著名的清官于成龙，有个绰号叫“于青菜”，就是因为他虽贵为封疆大吏，却常年不吃肉，只吃青菜。于成龙是山西永宁（今斋石）人，先任广西罗城县知县，当时已经四十五岁，罗城县位于万山之中，历经战乱，没有城郭，遍地荒草，县衙是茅屋三间，居民仅有六百家。于成龙到任后，鼓励耕种，设养济院，宽免徭役，兴建学宫，县境大治，史书说他“居罗七年，与民相爱，如家人父子”。于成龙升任合州知州，前往赴任时，百姓倾城出动，痛哭号泣相送，有一位瞎子，不肯离去，于成龙问他为什么不走，他回答说：“我想您路上盘缠不够，我会算卦，可以沿途赚点钱，以备不足之用。”于成龙很感动，就把他留下来。后来途中钱果然花光了，于成龙多亏瞎子赚些算命钱才补充路费到了合州。在合州，有政绩，又迁黄风。黄风社会治安很乱，他装成乞丐，深入罪犯巢穴，日夜杂处，探明实情，一举端掉贼窝。后来又升为福建布政使。当时清军平定三藩之乱，军中有掠良民子女为奴的现象，于成龙集资赎出被掠妇女放还。在任两江总督期间，他勤奉俭约，每天就是粗米、青菜，终年不知肉味，江南人于是称他为“于青菜”。他死后，将军、都统、官吏、友人到他家中一看，家里只有竹筐里粗糙纺织品制作的一身袍子和床头几罐食盐、豆豉而已。为追悼于成龙，市民罢市，聚哭致哀。百姓家挂他的画像祭祀。康熙曾说：“朕博采舆评，咸称于成龙为天下廉吏第一。”3.勤慎理政康熙处理军国大政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勤”，二是“慎”。康熙一生勤政。他认为“勤政实为君之大本，怠荒实亡国之病源”。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皇帝大多怠政。万历帝和天启帝都是有名的怠政庸君，万历二十几年不上朝，导致南北两京缺尚书、侍郎十四员，大学士病请假，内阁大门白天紧闭，尚书虚悬，无人理事，中枢机构瘫痪。天启帝也一样，整天不理朝政，却迷恋上了木工活，刀凿斧锯，玩得津津有味。这样没有责任感的皇帝执政，国家如何不衰败？康熙吸取了明朝灭亡的教训，勤政理事，每天都要亲自主持御前朝廷会议，即听政，最初主要在乾清门听政，后来听政的地点经常变化，有时在中南海瀛台勤政殿、畅春园澹宁居，避暑山庄澹泊殿等。参加会议的主要是六部九卿等官员，会议都有记录，听政的时间，一般在早上八点左右，所以又称“早朝”。康熙从亲政之日起，到去世之前，除因生病、三大节、重大变故之外，无论严寒酷暑，几乎是没有一天不听政的。康熙理政不仅“勤”，而且“慎”。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总要反复调查，慎重决策，下面以治河为例。康熙四十五年（1706）治河，康熙在御门听政时，大臣们发生意见分歧，经过调查、辩论、验证等，从正月初十开始到十二月二十七日结束，整整进行了一年，才做出决策，真可谓慎之又慎，请看他治河决策的全过程：第一，重视治河。康熙亲政后将三藩、河务、漕运三件大事，书写在宫中柱子上，以日日提醒。第二，寻根溯源。比如治理永定河，他巡视北京通州河堤，随驾的有皇太子、皇四子、皇五子、皇十四子等，他命诸皇子分钉木桩，学用仪盘，亲自检测仪器，记录测量。第三，任用能臣。康熙任用治河名臣靳辅和陈潢，治河大成。第四，御前辩论。每一治河方案，都要在御前辩论，即让不同意见的双方各申己见，互相驳难。第五，集思广益。争论的双方各有各的理由，没有达成共识时，康熙又命乡里临河的在京官员，书写己见，上报朝廷。第六，会议裁决。康熙听了各方面的意见，便在九卿会议上裁决。第七，实践验证。方案定了之后，在执行过程中，康熙还要数次派人去视察河工，检验朝廷辩论意见孰对孰错。第八，改正错误。若发现方案错了，便马上进行改正。从上面，我们不难看出康熙是一位治政十分严谨的明君。4.严格教育子孙康熙对子孙的教育特别认真，也特别严格。康熙对皇子的教育，第一为成龙，第二为襄（助）政，第三为领兵，第四为务学，第五为书画。由此，康熙帝为皇子皇孙制定了严格的教育制度。据《养吉斋丛录》记载：“我朝家法，皇子、皇孙六岁，即就外傅读书。”学习时间，“刻至书房，先习满洲、蒙古文毕，然后习汉书。师傅入直，率以卯刻。幼稚课简，午前即退直。迟退者，至未正二刻，或至申刻”。休假日，“惟元旦免直入，除夕饭前一日巳刻，准散直”。即是说，一年之中，休假只有元旦一天和其前两个半天。相比之下，我们今天学生的假日可谓多矣。康熙亲自为皇子们选定师傅，皇子老师中的汉人老师，都是一代名儒，主要教授儒家经典，满人师傅称谙达，内谙达教授满文和蒙古文，外谙达教授弓箭骑射技艺。康熙对子孙的教育，除了上学，还包括言传身教，让子孙参加祭祀、打猎、巡幸、出征等。康熙三十二年（1693），康熙帝患病，便命皇太子代理政事，康熙帝病愈后，又命皇太子协助处理一般政务和旗务，对其他皇子常委以重任，既对其加强锻炼，又对其进行考察。康熙对各皇子还注重因材施教。法国科学家白晋写给法王路易十四的信中说，康熙亲自给皇三子胤祉讲解几何学，并培养其科学才能。后又让胤祉等向意大利传教士德理格学习律历知识。后来胤祉成为康熙朝的一位杰出学者，主持纂修了《律历渊源》、《古今图书集成》等。康熙教育子孙，是他为君之道中的重要内容。康熙的继承者雍正、乾隆都很杰出，康熙的皇子中，没有不学无术的庸人，也没有胡作非为的纨绔。他们都有一定素养，一技之长。【点评】康熙的父辈本来已经给他打下了一个很完整的华夏江山，他八岁即位，十四岁亲政，年轻轻的一个孩子，按常理坐享其成就够了。但是，胸怀大志的少年天子，好学不倦，勤于国事，革旧图新，重整山河，开创出了“康乾盛世”的大好局面，使自己从一个继承者变成了创业者。历史将永远仰望这位英明的圣主、雄才大略的政治家。第六章承上启下的改革型皇帝雍正康熙帝驾崩后，四十五岁的皇四子雍亲王胤禛即位，年号“雍正”，就是雍亲王得位正，为君正的意思。然而有趣的是，自从雍正继位，到现在近三百年间，史学界乃至民间对胤禛得位是否正当的问题，从来没有停止过议论和争论，似乎成了一个永远的疑案。一、雍正继位之谜关于雍正的继位，有三种说法：遗诏继位说、改诏篡位说和无诏夺位说。1.遗诏继位说持此说者提出了三种根据：（1）雍正受到父皇康熙的信任，曾派他到天坛代行祭天大典，说明康熙临终前有意让雍亲王继承皇位。（2）有康熙遗诏为证。《清圣祖仁皇帝实录》记载：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十三，康熙病重，召皇子诚亲王允祉、皇七子淳郡王允祐、皇八子贝勒允禩等七位阿哥和尚书隆科多到御榻前说：“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3）有《康熙遗诏》为证。《康熙遗诏》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遗诏上写道：“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2.改诏篡位说持此观点的人认为：（1）胤禛虽在康熙眼中印象不错，让他代为天坛祭天，但不能证明康熙有意、有遗诏让他继位。（2）康熙在临终当天的遗诏是假的，因为这么重要的决定，既然将继位大事告诉七位阿哥和隆科多，为什么不向当事人——继位者胤禛宣谕？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宣遗诏之事是无中生有，是雍正继位后编造的。（3）《清圣袓仁皇帝实录》又载：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皇四子胤禛曾三次闻召到康熙床边问安，但这三次召见，康熙都没告诉他继承皇位，这岂不是怪事？于是有的学者认为，这反倒证明康熙并没有遗诏向七位皇子宣布由胤禛继位这件事。（4）康熙崩逝之后，为什么由隆科多一个人单独向胤禛宣布皇四子继位的遗诏？而宣布康熙遗诏时王公大臣和其他兄弟都不在场？这也使有的学者认为，康熙遗诏是假的。（5）康熙崩逝的噩耗传出后，京城九门关闭六天，诸王非传令不得进人大内，这又使人产生“雍正政变”的疑问。（6）《康熙遗诏》自然在康熙去世前已经定稿并经康熙审定，按理应在康熙十三日死后立即当众宣布，为什么十六日才公布？显然这段记载有伪造的嫌疑。（7）经过清史专家研究，《康熙遗诏》是参照康熙五十四年（1715）十一月二十一日的谕诏加以修改而成的。（8）雍正继位后杀年羹尧、隆科多以及对诸多兄弟或杀害、或监禁，似有“杀人灭口”之嫌。在上述改诏继位诸说中，主要是篡位说，认为雍正篡夺了他的同胞皇十四弟允禵的位。其理由是：（1）康熙意中的继位者是十四子允禵，派他做抚远大将军，就是让他立军功，掌军权，树威信，以备接班。（2）康熙刚死，就传出雍正党人将康熙遗诏“传位十四子”，篡改为“传位于四子”的说法。说是康熙临终前发了一道诏谕，叫远在西宁的抚远大将军、十四子允禵紧急回京继位，却被步军统领隆科多捏在手里不发，改作“传位于四子”。此传闻，不是史实，因为，如果康熙帝真有“传位于四子”的遗诏，那么：其一，当时繁体字的“于”写作“於”，“十”字很难改成“於”字。其二，当时作为称呼的规范是“皇某子”，“于”与“四”之间隔了一个“皇”字，根本无法改。其三，满文为清朝的国书，如此重要的遗诏应同时以满、汉两种文字
尔，后来证实就是他，因为他是来缴还贷款的最后一笔款项的。迪克想着让普尔先等一会儿，自己驱车去追斯维蒂，但他还是关掉了汽车引擎。他的职员和秘书朱利要到十点才上班。一座庄重的好镇子的银行是不该有不按时开门的情况的。安娜·弗拉德说：“瞧，看看他吧。”她眼瞅着迪克的轿车围着大炉灶转了一圈，然后又慢慢地驶过她的店铺。“他干吗要这样徘徊呢？”理查德·米斯纳从柴灶上抬头望去。“他只是在察看，”说着他便转身回去添柴火，“他有权利嘛，是吧？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他的镇子，你说呢？是他和斯图亚特的吧？”“我不这么看。他们可以表现得像是拥有这座镇子，但并不是这样。”米斯纳喜欢把柴火码得密而有序，现在他正这样做着。“是啊，他们建了这座镇子，对吧？”“你跟谁谈过？”安娜离开窗户，走到后面通往她住处的楼梯口，在那儿往楼梯井下倒掉了一盘肉渣和麦片。那只猫出于母性变得紧张起来，用警告的目光紧盯着她。“十五家共建了这座镇子。十五家，不是两家。其中一家是我父亲，另一家是我叔叔——”“你明白我的意思。”米斯纳打断了她的话。安娜看向暗处，想看清盒子里放的垃圾。“我不明白。”“钱，”米斯纳说，“摩根家有钱。我琢磨着应该说他们资助了这座镇子——倒不是建了它。”那只猫被人盯着时是不吃东西的，所以安娜白了它一眼，便转过身来面对着米斯纳。“你在这一点上又错了。大家凑的钱。开银行就是凑钱的路子。各家买下银行的股份，你知道吗，而不是只把钱存进去。有钱是随时都可以花光的。用买股的办法，他们的钱倒能存下来。”米斯纳点点头，擦净了手。他不想再争什么。安娜拒绝理解投资和合营的区别，就像她拒不相信柴灶比起她小小的电热器能供暖更多一样。“摩根家的人脑瓜儿灵，如此而已，”她说，“从早在黑文时他们父亲开银行开始。我的爷爷埃布尔·弗拉德就是他的合伙人。大家都叫他老爹，可他的真名叫——”“我知道，我知道。列克特。列克特·摩根，也叫老爹。是撒迦利亚·摩根的儿子，撒迦利亚在教徒中被叫作老爷爷。”随后他引用了鲁比居民爱背的一句歌谣，“‘列克特的银行失败了，但他却没有。’”“这倒是真的。银行在四十年代初被迫关门，但并没有倒闭。我是说他们还有足够的钱，所以我们能够重新开始。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你没法老老实实地说那不管用。人们在这儿发了家。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是靠贷款发的家，安娜。那不是一码事。”“是吗？”“要是没有了贷款会怎么样呢？”“不可能没有。是我们欠银行的，不是银行欠我们的。”“噢，安娜。你没弄通，是吧？你不明白。”她欣赏他的长相，即使在他驳倒她喜欢的人的时候依旧欣赏。以斯图亚特为例吧，他好像看不起人，可正是他教会了她蝎子怕人的那一课。一九五四年的时候，安娜才四岁，坐在她父亲店铺的新门廊上——当时人人都在建造着什么，而一群男人，包括斯图亚特在内，正在帮助爱斯·弗拉德做货架。他们都在屋里，中午吃完快餐后正在休息，这时安娜逗弄着台阶上的蚂蚁：在它们前进的道路上摆上障碍物，看着它们爬过叶子的边缘，仿佛那座全新的绿山是它们行程中难以避免的一段路。突然间一只蝎子在她的赤脚边冒出来，她吓得瞪大眼睛跑进了店里。男人们停止了谈话，琢磨着这小孩怎么会跑进来。斯图亚特把她抱起来，问她“是什么东西招惹你了，漂亮的小姑娘”，让她不再害怕。安娜紧紧搂着他，这时他解释说，蝎子翘起尾巴是因为它也怕她，和她怕它是一样的。在底特律的时候，她看到娃娃脸的警察摆弄枪支，就想起了蝎子的硬尾巴。有一次，她问过斯图亚特当双胞胎兄弟是一种什么感觉。“不好说，”他回答道，“因为我从来不是一胞胎。不过我猜可能感觉上更完整吧。”“就像你从来不感到孤独吗？”安娜问。“嗯，是吧。是那样吧。不过更像是……优越感吧。”爱斯去世后，她回到了鲁比，打算卖掉店铺、住房、汽车和一切，然后回底特律去，这时米斯纳开着那辆破旧的福特车独自进了镇子。他是卡尔瓦里山的新牧师。安娜在木柜台上抱着双臂。“我拥有这家店铺。我爸死了——这儿成了我的。不出租。不抵押。只交税和镇上的管理费。我买进，我卖出，毛利是我的。”“你算走运呢。农场怎么样呢？假如庄稼歉收了，就算是连续两年吧。桑兹老太太或内森·杜波列斯就得提走他们的股份吗？凭股份贷款吗？把股份卖给银行吗？还是怎么着？”“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做，可我当然知道，他们失去股份的话，银行是没有获利的。所以就得给他们钱去买种子、肥料，诸如此类。”“你的意思是借给他们钱？”“你让我头疼了。你待过的地方可能是这样。鲁比可不一样。”“但愿如此吧。”“事实如此。酿成任何问题的肯定不是钱。”“好吧，那又是什么呢？”“难以预料，可我不喜欢迪克察看大炉灶时的脸色。他在上帝给我们的每一天里都要察看，更像是追踪而不是察看。他们不过是些孩子嘛。”“画的那个拳头吓着了许多人。”“为什么？只是一幅画嘛！你们把这想成有人烧了一座十字架！”她心烦地动手擦拭东西——罐子，盒子的前脸儿，放苏打汽水的冰箱。“他应该找家长谈谈，而不该追踪那些孩子，就像他是司法官似的。孩子们需要的比这儿有的要多。”米斯纳再赞同不过了。自从马丁·路德·金遇害以来，新的法规得到认可，法律也介入了，但大多是点缀：雕像，街道名称，演讲。就像什么值钱的东西被当掉了，当票却不见了。这正是迪斯特里、罗伊、小摩斯和其他年轻人所追寻的。也许画拳头的那个人也在追寻它。无论如何，要是他们找不到那张当票，就可能冲进当铺。问题在于，是谁最先当掉的和为什么要当掉。“你告诉我这就是你离开的原因——无事可做——可你一直没说你为什么回来。”安娜不想解释这一切，就在他已经知道的事情上加以发挥。“是啊，是这么回事。我觉得我能在北方做点事情，一些实实在在的不会让我伤心的事情。可是就这些了，我不知道—谈话，四处奔波。我的脑子都乱了。不过我一点都不后悔出去—哪怕没什么结果。”“嗯，我很高兴没有结果，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抚摸着她的手。安娜也摸着他的手。“我在担心——”她说，“比莉·狄利亚。我们得出点主意，理查德。不能只限于歌咏比赛、《圣经》课、给大棵蔬菜系缎带，还有婴儿洗礼……”“她怎么了？”“走掉了。至少我这样想。没人见到她。”“她妈怎么说呢？”安娜耸了耸肩。“跟帕特难以交谈。凯特问她比莉·狄利亚的事——在唱诗班的练习课上没见到她。知道她做什么去了吗？她对凯特的问题答非所问。”安娜模仿着帕特·贝斯特轻描淡写的声音，“‘你为什么要知道这个？’她和凯特可是也很亲近的。”“你觉得她在惹祸吗？她不可能一下子消失了却没人知道她去了哪儿。”“我不知道我怎么想的。”“和罗杰谈谈嘛。他该知道的。他是她的外祖父。”“你去问他吧。不该我去。”“嘿，罗杰到底是怎么了？我到这里有三年了，差不多吧，可弄不明白为什么人们对他冷冰冰的。是因为他的殡仪馆生意吗？”“大概是吧。还有，嗯，他‘有所准备’，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他自己的老婆。”“噢。”“这是让人有想法的事，对吧？”“对。”他们沉默了片刻，想着这件事。随后安娜绕过柜台，站到窗前。“你知道吗，你预测天气准极了。这是我第三次不信你的话，结果证明是我错了。”米斯纳站到了她身边。只是摸了摸玻璃窗，他们就能觉察到温度已经急剧下降到摄氏零下七八度了。“去把火点着吧。”她笑着说。她的错误如果证明她所尊崇的这个男人是正确的，她还是很高兴。教会中有些妇女很反感他对她显而易见的兴趣——只对她而不对别人。而帕特·贝斯特却老练地掩饰着自己对他的兴趣。但安娜认为其中另有深意，不会仅仅限于她们为这个英俊、聪慧的男人和她们各自女儿或侄女可能安排的计划。她确定无疑地认为，那种反感大多因为她那不顺直的头发。老天，她从底特律回来时被迫进行的那些谈话啊。奇怪的、愚蠢的、侵犯式的探询。她觉得她们仿佛在讨论她的阴毛、腋毛。即使她一丝不挂地走在街上，她们要评论的仍然只是她的头发。这个话题比米努斯从弗吉尼亚带回来的妓女招来了更多的热情，引来了更多的意见，招致了更多的气愤。她最终可能会把头发再拉直——那不是一种永久性的变更或声明——如果不是头发让她在被诸多别的事情搅得昏头昏脑的日子里清醒了许多。她当即分辨出了谁是朋友，谁不是朋友；辨别出了教养好的和教养差的，有威胁的和受到威胁的种种人。对她的新发型，多薇·摩根喜欢；帕特·贝斯特憎恨；迪克和斯图亚特摇着头；凯特·戈莱特利喜爱，还帮她固定发型；普立安牧师为此作了整整一场布道；K.D.嘲笑了一番；多数年轻人，除去阿涅特，则大加赞赏。如同盖革计数器一般，她的头发注了册，她相信，其特征便是平静或极度喧闹，能导致严重的混乱。柴火燃着后气味奇妙，吸引了那只母猫。它在炉后弓起了身体，不过目光仍然保持着对食肉者——人类或别的动物——的警觉。“我来煮点咖啡吧。”安娜说着，瞥了一眼圣救世主教堂上方的云朵，“天可能要阴了。”爱斯·弗拉德的信念属于那种坚定不移的类型，因此他建店的时候强调耐久。砂岩为料。比一些教堂还要坚实。楼上是家居的四个房间，楼下是一间宽敞的仓库、一间小卧室和一个高达十五英尺的售货区，售货区里塞满了架子、箱子、盒子和抽屉。窗户是普通住宅式的——他不愿意或不需要显摆；没有纯属浪费的能“向里看”的大玻璃窗。对他来说，是要让人们到里面看他都有些什么。他的货品不多，但备货很充足。在他去世之前，他见到了他的店铺从鲁比的必需品供应点变成了一桩由对某些货品的热衷来支撑的买卖，尽管他们因他货品的价格迟疑不前，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开着卡车到丹比去买更便宜（和更好）的东西。安娜改变了这一切。如今的爱斯杂货店虽然在存货的规模上有所欠缺，但品种的多样化和风格化却取得了进展。在冷天她免费供应咖啡，热天则白送冰茶。她在店外摆上两把椅子和一张小桌，为老人和从农场驱车赶来并想稍事歇息的人提供服务。由于这年月成年人不怎么光顾与她店铺为邻的大炉灶——除非有特殊事件——她迎合了喜欢聚在那里的年轻人的口味。她把自制的馅饼和糖果与在丹比选来的货品共同出售。她备有三种苏打汽水而不是一种。有时候她还卖女修道院种的“黑如八层石”胡椒。她照她父亲的做法把猪头肉冻和本地产的黄油及腌肉一起存在冰箱里。但罐头食品、干青豆、咖啡、白糖、糖浆、苏打粉、面粉、食盐、番茄酱、纸制品，凡是人们不愿在家中自制的东西，则占据了爱斯·弗拉德用来放布匹、工作鞋、工具、煤油的位置。如今，萨金特食品和种子店出售鞋、工具、煤油，而哈珀药房经销针线、常备药、处方药、卫生纸巾、文具和烟草。只是“蓝孩”除外。斯图亚特一直靠爱斯进这种牌子，而且不想改变他的习惯。在安娜的手里，爱斯杂货店以多品种、舒适性和灵活性而兴旺。因为她让米努斯每逢周六在后室中理发，偶尔还卖玫瑰。因为她在楼下有个清爽的卫生间，随意一用的人觉得离开之前总该当个顾客。农妇们从教堂出来后要进店买点薄荷糖，男人们要买几袋葡萄干。他们无一例外地还要从货架上再挑点小物件。理查德点燃了炉火，这让他感到一种满足，脸上便露出笑靥。但她不可能给一个牧师当妻子。绝不可能。她能吗？是啊，他并没有要求她做妻子——那就在炉子散发的温暖中，看着他的后颈，与那些不露面的猫待在一起，自得其乐吧。不久，一辆客货两用轿车开过来，停在离店门很近的地方，米斯纳和安娜两人都能从车中婴儿的蓝眼睛看出他发烧了。那位母亲抱着孩子，让孩子靠着她的肩头，同时用手理着他的黄发。开车的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一身城里人打扮，他下车推开了安娜的店门。“你们好啊。”他笑容满面地说。“好着哪，你呢？”“我似乎迷路了。一直在找西一八号路，都找了一个多小时了。”他看着米斯纳，抱歉地笑了笑，因为他打破了男人从来不问路的规矩，“太太让我停车，说是她找到了。”“要沿着你来的路再回去一段，”米斯纳说着，看了一眼那块阿肯色州的车牌，“不过我能告诉你怎么找到那里。”“感激不尽，感激不尽。”那个男人说道，“这一带没有医生吧，有吗？”“这个地区没有。你得到丹比去找。”“孩子怎么了？”安娜问道。“有点呕吐，还发烧。我们准备得相当充分，可是谁会为了这样一小段熟路装上阿司匹林或咳嗽药呢？总是没法想那么周全，是吧？天哪。”“你们的小孩咳嗽？我不认为你需要咳嗽药。”安娜瞥了一眼窗外，“叫你太太进来，躲躲外边的寒气吧。”“药房会有阿司匹林的。”米斯纳说。“我没看见药房。在哪里？”“你已经错过了，不过那儿看着不像药房——倒像是普通住家。”“那我怎么才能找到呢？这里的民居似乎没有门牌。”“告诉我你们想要的所有东西，我去给你们弄来。然后让你太太带着孩子进屋来。”米斯纳伸手去拿他的外衣。“只要些阿司匹林和咳嗽药。感激不尽。我去叫我太太。”门一敞开，一股风吹进来，晃得咖啡杯直响。那人回到汽车里。米斯纳开着他那辆破福特走了。安娜想到要烤些肉桂面包，南瓜面包在这季节有点过时。要是她有只熟透的香蕉就好了——那婴儿看着像便秘。把香蕉捣碎，再掺些苹果酱就成了。那男人摇着头回来了。“我不熄火就成了。她说她可以待在车里。”安娜点点头。“你们还要走远路吗？”“拉博克。呃，咖啡热吗？”“热的。你要什么样的？”“不加奶，只加糖。”他刚喝了两口，两用车的喇叭就响了起来。“狗屎。请原谅。”他说。他再次回来时，买下了甘草、花生酱、饼干和三瓶皇冠饮料，拿出去给了他太太，随后又返回来喝完他的咖啡。他不言不语地啜饮着，安娜捅了捅炉火。“你最好在西一八号路加满油。暴风雪就要来了。”他哈哈笑了。“暴风雪？在得克萨斯州的拉博克会有暴风雪？”“你还没到得克萨斯呢。”安娜说。他朝窗户望去，看到两个身影走来。米斯纳用肩部顶开门，斯图亚特紧随其后。“你可以走了。”米斯纳说，递过去药瓶。那人接过药瓶，奔出去上车。米斯纳跟在后面给他指路。“这都是谁啊？”斯图亚特问道。“不过是些迷路的人。”安娜递给他一听三十二盎司装的蓝孩。“迷路的老乡还是迷路的白人？”“噢，斯图亚特，算了。”“差别很大，安娜姑娘。很大。对吧，牧师？”米斯纳刚刚迈进门。“他们和大家一样迷了路。”安娜说。“天生就迷路。占有了世界，照旧迷路。对吧，牧师？”“你自相矛盾了。”安娜笑着说。“上帝只拥有一个民族，斯图亚特。你明知道这个。”米斯纳搓着两手，随后又向手上呵气。“牧师，”斯图亚特说，“我听你说过，事情出于无知，这可是我第一次听你说什么事情基于无知。”米斯纳微笑着正要回答，那男人又进了门，给了米斯纳药钱。“暴风雪就要来了。”斯图亚特看着那人单薄的衣服和鞋子，“你大概是想开车去什么地方。一八号路上有加油站。我要是你，就不会再往远处去了。”“我会找准的。”那人合上钱包，“我会在一八号路上加油的，不过我们今天就会穿过州界。谢谢你们。你们都帮了大忙，感激不尽。”“他们从来不听人劝说。”斯图亚特看着两用车开远了，说道。他本人在一九五八就在这儿赶上了所有的牲口都冻僵的事，他从星期三起就抽水，钉钉子
新大臣。他条列陈名夏十罪、二不法，指责他“谄事睿亲王”，因而骤迁尚书，“夤缘夺情，恤典空悬”。紊乱铨序，且“结党营私”。最后，张煊讲到了火神庙的秘密会议，控告陈名夏、洪承畴和陈之遴为谋反集团：“屏左右密议”。这最后一条论劾还附带有一个实证，说洪承畴未经事先奏明，就将母亲送回了福建祖籍，似乎是在预先将她安置到安全地带，以待某个南明阴谋小集团在北京策划政变。洪承畴确实将母亲送回了原籍，但他坚决反驳关于密谋的指控。他解释说，大臣们在火神庙会议是为了甄别诸御史。不过，此案是非曲直尚未判定。陈名夏有一个势力很大的伙伴，就是他的搭档、吏部尚书谭泰。陈名夏对谭泰的腐败行径助纣为虐。自然，如果有关陈名夏铨选不公的论劾被证实的话，谭泰也会被谴责为无能。也许就是因此缘故，谭泰亲自策马去皇帝狩猎的驻跸之所，对张煊的弹章提出质疑，并反过来指控张煊因被洪承畴免去御史，挟嫌做不实之劾。次年皇帝与朝臣坦率地谈到谭泰的这次晋见，根据皇帝本人的回忆：其时朕狩于外，一切政事暂委之和硕巽亲王满达海。王集诸王大臣逐件审实，遂将名夏、承畴羁之别所，拨兵看守，以事关重大，驰使奏闻。谭泰闻之，艴然不悦，遂萌翻案之心，及朕回京，敕诸王、贝勒、贝子、公、侯暨众大臣质审廷议，谭泰咆哮攘臂，力庇党人，务欲杀张煊以塞言路。诸王大臣惮彼凶锋，有随声附和者，亦有袒首无言者，内亦有左袒者。入奏之时，朕一见罪款甚多，不胜惊讶，谭泰挺身至朕前诳言，告词全虚，又系赦前。诬陷忠臣于死罪，应反坐。于是，不管是被说服了或是受到胁迫，议政王大臣会议接受了谭泰的意见，1651年7月15日，宣布陈名夏和洪承畴无罪。上疏弹劾也们的张煊，则被认为“心怀妒忌，诬蔑大臣”，判处死刑。
抑制贵族
尽管皇帝在后来的回忆中认为对陈名夏的论劾值得重视，但在7月审讯后的日子里顺治还是继续信任并提拔了这个前明朝官员。如果说稍有不同之处的话，那就是对陈名夏的评价看来变得更高了。在大学士陈泰、李率泰被罢免后，1651年9月8日陈名夏被重新任命为弘文院大学士。与此同时，皇帝继续支持的政策是，或者更加宠幸他的近臣大学士们，或者试图抑制满洲贵族的一些特权和过分的行为。例如，刑部的惯例是立即审讯在各官衙内遭到弹劾和被认为有污秽之举的官吏。这就将最终决定绝大多数中下级官员命运的权力交到了各部长手里。顺治则相反，他命令所有的弹劾章疏都要先直接上奏，由皇帝近臣决定某个官员是该受审还是继续留任，这样就把更多的裁判权交给了内三院。同时，顺治下诏将刑事起诉扩大到那些满洲贵族的成员，他们招徕投充，减损了汉族人口。在这个问题上皇帝所持的家长式态度是与多尔衮极为相似的：朕闻之，不胜痛恨，帝王以天下为家，岂有厚视投充、薄待编氓之理。况供我赋役者民也，国家元气赖之；投充者奴隶也，今反借主为护身之符，藐视有司，颠倒是非，弁髦国法，欺压小民，若不大加惩治，成何法纪！自今以后，上自朕之包衣牛录，下至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侯、伯、诸臣等，若有投充之人仍前生事害民者，本主及该管牛录果系知情，问连坐之罪。不过虽然语调与前摄政王相似，顺治的政策却严厉得多。在这类事件上顺治皇帝剥夺了占有投充者的满洲贵族的刑事豁免权，这样就把皇家权威扩展到了贵族头上，远远超过多尔衮所曾做的。事实上，他和他的谋臣是在宣布，如果皇朝要想继续赢得民心，就必须严格抑制官员和贵族的特权。像赵开心这样特别大胆的“言官”被任命为左都御史，也正表明了朝廷的这个政策。赵开心以论劾吏蠹、无所畏避而出名。在某种程度上，皇帝于1651年10月1日突然诏责谭泰，同样体现了君主对贵族特权的否定。苏拜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攻讦这位满洲一等公，说他阿附多尔衮。但顺治对这位吏部尚书的指责则主要强调了另一方面，即谭泰企图将他个人的影响扩大到政府其他各部，经常使官吏误以为谭泰的意志也就是皇上的愿望。自然，在付狱受审中，还有其他的指责。许多证人都说谭泰专横，包括对待宗室成员。不过，虽然这些指责有助于谋取宗亲和议政王大臣会议其他贵族的支持，他们或者受过这个新授一等公谭泰恣意专横的当众侮辱，或者被他对多尔衮的谄媚所激怒，但皇帝对于他“部中事一切事务朦胧奏请”，以及他不断的“但知为己营私”的愤恨，才最终导致他受诛身死。随着谭泰的被处死，至少就君主与贵族之间的斗争而言，顺治看来终于成了自主的主人。尽管济尔哈朗仍然是朝中极有势力的人物，到1655年去世时他一直是贵族中的首领，但从今往后，只要顺治在世，就没有任何贵族成员或是他们的联盟能有效地向君权挑战了。随后，在1651年的最后几个月，顺治完成了从一个在极有势力的摄政者监护下的幼主到独立自主的君主的转变。1651年10月31日，宫城南门“承天门”被改为“天安门”。虽然《实录》中对这一名称的改变未做任何解释，但它看来似乎象征着从庆贺刚刚君临天下（这是多尔衮的骄傲）到颂扬天下大治（这是顺治的愿望）的转变。随着顺治在政治上日臻成熟，他将自己的童年永远地撇在了身后。9月，他娶了自己的表妹；12月13日，也许这个日子比前者更为重要，一个宫妃为他生了第一个儿子。当然，日益强大的皇权不能够一概视同于福临个人的权力。毋容置疑的是，在与势力强大的贵族较量的这一时期，年轻的皇帝得到了谋臣小心谨慎的指导和帮助。毫无疑问，宦官吴良辅对于团结官吏支持皇帝，反对议政王大臣会议中和官僚中的亲多尔衮分子，在幕后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实际上，宦官支持皇权的重要意义，可以从后来于1653年7月置立臭名昭著的十三衙门推知一二。十三衙门由内侍组成，其中有些人负责起草诏令，任命官员。这样，继承权斗争的结果之一就是内朝宦官势力的复兴，它体现了明制的部分恢复。另一个反映着明制恢复的结果是，作为皇帝私人谋臣的大学士势力扩大了。因而，皇权的胜利也在君主与其儒家谋臣之间造成了新的紧张状态。了结旧账
谭泰死后，在皇帝所有的汉人谋臣中，陈名夏处境最为困难。自然，谭泰在吏部的恣意不法连累了他，但是，尽管陈名夏此时还没有意识到，在皇帝看来，谭泰的专擅还是与他有关。顺治后来这样告诉朝臣们：当朕亲政之初，（谭泰）把持六部，干预万机。藐朕幼冲而威权专擅，广纳贿赂而祸福横施。此时陈名夏亦任本部尚书。虽然如此，陈名夏好像仍然受着皇帝的宠幸。所以，当众臣于1652年2月17日得知陈泰再度被任命为大学士的消息时，一定甚感意外。第二天，即2月18日，当他们发现陈名夏将被再次付狱，就更是大吃一惊了。这一天恰逢京城地震。在审判中，朝臣们从皇帝本人处得知，秘密调查现已进行了一段时间。顺治向议政王大臣会议说明，自从去年7月听审，谭泰开脱了陈名夏而使御史张煊被处死以来，他就一直想知道在张煊的论劾中是否真的没有一点事实。于是顺治命令重议此案，由郑亲王济尔哈朗对洪承畴和陈名夏进行调查。洪承畴一得知此事，就承认他确实未先上奏便将母亲送回了原籍，应当引罪，但对火神庙集议他仍然辩解是为了甄别诸御史。陈名夏则不然，他坚持否认有任何不法之举，而在皇帝看来正是这一点最终成了他的过错。皇帝对议政王大臣会议说：独名夏厉声强辩，闪烁其词，及诘问词穷，乃哭诉投诚之功。朕始知名夏为辗转矫诈之小人也。名夏罪实难逭，但朕有前旨，凡谭泰干连之人，一概赦免，若仍执名夏而罪之，是不信前旨也。今将名夏革任，其官品俸禄仍旧，发正黄旗汉军下，同闲散官随朝。与此同时，张煊被昭雪，仍加二级恤典，以慰忠魂，并使御史与皇帝间“言路”畅通。所以，顺治下令重议此案的本意之一，是鼓励汉人御史今后更加直言无隐。另一动机则是为最后了结由谭泰案件遗留的旧账，因为对于谭泰受诛，而陈名夏却仍逍遥法外，许多满洲贵族一定是耿耿于怀的。然而，皇帝并不想走得太远，以免许多由陈名夏荐举而出仕为官的的南人，诸如郝洛、向玉轩、宋徵璧、李人龙、王崇简、杨廷鉴和宋之盛等，与他疏远。这些杰出的文人（他们之中有些人曾在明朝翰林院供职）当中有几个是陈名夏的同榜进士，其他则与他为一个文学社团的成员。所有这些人都把他看作是他们在朝中的主要靠山。如果皇帝称陈名夏为“辗转矫诈之小人”的话语传到保密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之外，那么他们在政治上的忠诚就会濒临破灭，而皇帝招徕更多南人的愿望就会受到阻碍。所以，顺治决定只让议政王大臣会议外面的人知道张煊的昭雪和谭泰的罪行。又思谭泰罪恶，满洲官民皆知，而各处汉人未必尽晓。著将谭泰罪款并张煊启状详为刊示，暴之天下，以明朕之无偏私也。于是清廷对黜责陈名夏之事密而不宣，使他在民众中的声誉如旧。陈名夏被发遣到汉军正黄旗，这原本是一种处罚，却被像史学家谈迁这样识见平庸的局外人误解为受皇帝恩宠的一种迹象。年轻的皇帝对陈名夏政治上失宠之事加以保密的决定是明智的，它使得陈名夏在公众中维持住了人缘颇好、正在朝廷中为南方士子谋利益的名声。反过来，陈名夏也得以在努力招徕文人名士时取得了一项很大的成就：说服江南著名诗人、士人领袖吴伟业出仕清廷。吴伟业复兴文学党社的努力
推荐吴伟业到清政府任职是一件极为敏感的事情，因为众所周知他曾出仕南明政府，而且许多人认为他仍怀有忠君复明之心。吴伟业在得知崇祯皇帝的死讯时曾认真考虑过自杀，当时他在南方的陪都任文选司郎中。但他没死，在福王手下任职如故，加秩一等。不过，他在任只两个月后，就深信马士英和阮大铖毁了收复北方的一切希望。于是，私下里认为“天下事不可为”的吴伟业，以需要照看年迈的双亲为理由，返回原籍太仓隐居，时年36岁。起初，吴伟业害怕因参加过复明运动而被捕，所以深居简出，谢绝来客，也不应邀出访。但他作为一名浪漫诗人的声望日高，使得他的隐居生活难以继续下去。他的抒情诗词传遍全中国，如《临江仙·逢旧》：落拓江湖常载酒，十年重见云英，依然绰约掌中轻。灯前才一笑，偷解砑罗裙。薄伟萧郎憔悴甚，此生终负卿卿。姑苏城外月黄昏，绿窗人去住，红粉泪纵横。1652年，吴伟业在嘉兴开馆授徒，他的名字引起了总督马国柱的注意。马国柱此时正受朝廷之命，在江南荐举名士去京城就任高职，遂将吴伟业的名字报了上去。但诗人得知此事后，给总督写了一封长信，以身体有病为借口谢绝了这一荣誉。吴伟业的朋友和爱慕他的人们，并不因为他拒绝出仕而罢休。与陈名夏一样，他的女婿、礼部尚书陈之遴对他纠缠不休。1653年初，孙承泽再次向皇上荐举吴伟业，称他为东南最有才能的名士之一。这一次吴伟业表面不置可否，从而极明显地表明了他的意向，如果新政府任命他担任高官，他将加以接受。这想必是一个矛盾的决定，就像下面这首他当时所写的诗《新浦绿》中暗示的那样：白发禅僧到讲堂，衲衣锡杖拜先皇。半杯松叶长陵饭，一炷沈烟寝庙香。有恨山川空岁改，无情莺燕又春忙。欲知遗老伤心处，月下钟楼照万方。甲申龙去可悲哉，几度东风长绿苔。扰扰十年陵谷变，寥寥七日道场开。剖肝义士沈沧海，尝胆王孙葬劫灰。谁助老僧清夜哭，只应猿鹤与同哀。但是，恰恰就在他祭祀明朝末代皇帝、谴责失节仕清的“无情莺燕”的时候，吴伟业对正在向他喋喋不休地强调他应邀出仕的重要性的贰臣们却听之任之，不加抵制。那些人认为吴伟业跻身内三院会给东南文人带来一个决定性的机会，以恢复他们自1644年以后所丧失的对朝廷的影响力。不过，吴伟业想必知道，由像他自己这样的南方名士来充任内三院，充其量也只能恢复满人到来前左右明政府政治联盟的一翼。倘若江南精英想要再度支配政府，那么各地区文学党社的关系网也必须复兴。这些文学党社本身已经开始重新展露头角，这无疑是因为南人正试图再次在高级别的科举考试中金榜题名。1651年，就在侯方域决定参加河南省试的时候，他也正在着手创立一个叫做“雪园六师”的文学党社，这当然决非是一种巧合。仅仅这样一个党社是无关痛痒的，特别是它还声明为艺术而艺术。但是，假使像它这样的其他文学党社都能够联合一起，成为一个立誓相从的联盟或社团，那么，近似于原来的复社的组织就可能作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而在中国又一次出现。而这种联合的主要障碍，在吴伟业看来，是像陈名夏或钱谦益这样的降清者与像归庄或顾炎武这样的复明分子之间的不和。后者创立了自己的文学社——“惊隐诗社”，它吸引了许多其他和他们自己一样的复明分子，以致它也以“逃之盟”而广为人知。于是，吴伟业希望将以上这些复明分子与他女婿（以及他自己）这样的降清者撮合到一起。1653年春天他在复社旧日聚会之地——虎丘，召集了一个所有苏州和松江最著名的文学党社都参加的聚会。包括归庄这样的重要领袖在内的好几千名文人学士参加了这次聚会，宣布了重新开始各种活动的计划，如授课、印书、聚会等等。这都是复社在1644年以前从事过的活动。由于两个原因，吴伟业重建明朝最后30年间的政治联盟的努力失败了。第一个原因是在同满清合作与否的问题上，士人中一直有意见分歧。在虎丘大会就要结束时，一位年轻人突然站出来将一封信扔到吴伟业座位前。信中有这样一副对联：千人石上坐千人，一半清朝一半明。同时，这位年轻士子嘲笑地唱道：“两朝天子一朝臣。”吴伟业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但未发一言。第二个原因是政府对江南这些文人活动的反对。顺治虽然赞赏南方学者在文化上的造诣，但别的官员也向他提出，中国南方文人的言行特别易于标新立异。1650年，江南道御史李嵩阳上奏道：时士人风尚相沿明季余习，为文多牵缀子书，不遵传注。而且，皇帝和他的朝臣们也意识到，明朝末年的文学党社已经成为左右公众舆论、参与政治争论以及缙绅阶级影响地方政府的一种工具。所以，1652年顺治采纳几个御史的建议，颁布了禁止党社的敕令。一、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违者听提调官治罪。在清政府看来，1653年吴伟业在虎丘召集的聚会是非法的。实际上当时并没有采取任何直接步骤实施这一敕令，也没有任何人因非法活动而被控告或逮捕。但是，对政治倾向问题意见的不一，加之上述清政府明确的反对态度，这两者结合起来，就意味着吴伟业模仿复社建立“十郡大社”的努力归于失败了。松江的各党社与苏州诸社相离异，彼此分立门户。这样，当吴伟业最后公开决定应清政府之邀到北京任职于内三院的时候，他是孤身北行，背后并未留下一个可资凭依的基地。他原本希望依靠这一基地建立新的政治联盟。而且，除了只身投靠及追求私利这两条外，吴伟业找不到可以更加说得响的理由为自己与清政府的合作辩解，这使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易招致谴责，并因而声名扫地。皇帝与殉难者
严格说来，让吴伟业这类重要的归附者声名狼藉，对于皇帝的政治利益来说是最好不过的了。如果坚定的复明分子感到与臭名昭著的“贰臣”们誓盟结义无法忍受，那么，中国各大州府的缙绅们要结合成像过去东林党和复社运动这样强大的政治党社，就更加困难了。虽然这也许会促使像，武汉的唐生智不算对手吗？如果你这样想，那就太把唐生智当根菜了，这位兄台与真正的乱世枭雄孙传芳相比，水平有相当大的差距。所谓“东南一战无余敌，党国千年重此辞”，不虚言也。
蒋介石复出
龙潭战役结束后，汪精卫和李宗仁的矛盾并没有解决。新桂系通过龙潭一战获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威望，李宗仁也因此变得更加强势，汪精卫自是不会让步，事情到这里就算僵住了。关键时刻，右派先锋孙科出现了，他倡议：咱们选举一个十四人的中央特别委员会，先行过渡，实现国民政府的统一再说。估计汪精卫当时只记得孙科是老领导的儿子，忘记了他另外的身份——右派骨干，居然点头同意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但是，当汪精卫看见新鲜出炉的十四人大名单时，发现除了名单之首是自己之外，接下来的人名全都是南京方面或西山会议派的人。汪精卫当即明白了：你们摆明了架空我，你们爱让谁干谁干，我不干了！1927年9月13日，汪精卫通电下野表示抗议。汪精卫的下野给了李宗仁口实。李宗仁说：你汪精卫不配合我，不给我面子，那我就西征，武力统一全党。西征征谁？汪精卫那边的头面人物唐生智。李宗仁这么做，就是要削弱汪精卫，趁蒋介石下野的机会捞取政治资本，积累资格，取而代之。不知道是因为唐生智太弱，还是因为新桂系太猛，反正唐生智是没打出什么像样的仗，连吃败仗，很快就缴械投降，流亡日本去也。由此，新桂系不仅兵力涨至二十万人，还通过“中央特别委员会”控制了南京政府。新桂系的势力攀升至巅峰，似乎无人可以撼动其地位。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一切，证明还是有人能够动一动他们的，因为新桂系得罪的人太多，群众基础太差。不仅先后被整下台的两个苦大仇深的对手——蒋介石和汪精卫甘愿抛弃恩怨，联手找新桂系复仇，而且粤军的主力之一张发奎也对新桂系十分不满，这主要是因为粤军名义上的老大、新桂系的盟友——李济深的户口有问题。李济深吃着广东人民的饭，却因为自己是广西人就唱着新桂系的调，老站在新桂系一边。作为广东人民的一份子，张发奎很反感这个长期控制广东的广西人，所以张发奎打算收拾掉对方，由他自己来管理广东。换句话说，国民党中的老人——汪精卫、蒋介石和粤军张发奎，要联合起来对付半道参加国民党的新人——新桂系。一场内斗的好戏就要上演了。1927年10月下旬，因率部镇压南昌起义部队而回到广州的张发奎，邀请汪精卫回广东指导革命。汪精卫欣然前往，随即在广东另立中央。11月中旬，本应全力筹备婚事的蒋介石，于百忙之中专门抽出时间，宣布召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在上海召开国民党四中全会的预备会，并隔空点名邀请新桂系的三位先生、广东的李济深和汪精卫参加。11月17日，李济深和汪精卫离开广东刚一天，张发奎就和老部下黄琪翔发起“倒桂”行动，将新桂系在广东的部队能缴械的缴械，不能缴械的就直接赶回广西，史称“广州张黄事变”。宁汉刚合流，宁粤又分裂。1927年整整一年，分裂完全成了主流。在上海举行的会议上，吃了亏的新桂系要收拾汪精卫，而汪精卫因为有张发奎撑腰，则坚决表示是新桂系有错在先。双方争执不下，事情走到了十字路口。就在这时，汪精卫提议让在会议上非明显偏帮自己的蒋介石复职。毕竟蒋介石属于国民党在广东起家时的老人，在军中威望最高，反共最旗帜鲜明，将政府的主导权交给对方，令汪精卫比较放心。新桂系的三位也表示能接受这个提议，一来曾和蒋介石有过愉快合作的经历，二来双方也未完全撕破脸，还存在继续合作的感情基础。自此，蒋介石得以借“广州张黄事变”复出。就在这几位兄台忙于争权夺利的时候，共产党人在广州出现了。当初南昌起义后被打散的叶挺、叶剑英等人潜回广州，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发动张发奎手下受共产党影响的部队，于12月11日发动了“广州起义”，起义军自称“红军”。这是共产党第一次将自己的军队称作红军。张发奎立即调集军队镇压。由于力量悬殊，广州起义只坚持了两天即告失败，叶挺、叶剑英冲出重围。虽然还差三年才到汪精卫的本命年（48岁），汪精卫却提前走了霉运。没在广州干多久，就赶上了广州起义。这下国民党内反对汪精卫的那些人就更有理了，责怪他纵容共产党，骂声劈头盖脸。据某些史料反映，这些骂声的背后，是李宗仁和蒋介石在暗中操纵。从动机上分析，这二位确实有理由这么做，李宗仁和汪精卫刚刚撕破了脸，而蒋介石也是因为汪精卫拆台才被迫下台。但不管如何，出了这么大的事，汪精卫只能老老实实地承担领导责任。于是，汪精卫再一次声明隐退政界，带着陈璧君远走法国浪漫去也。汪精卫走后，张发奎孤掌难鸣，新桂系趁机报仇，武力逼迫张发奎走人，李济深重回广东。1928年1月，在蒋介石的压力下，中央特别委员会宣告解散，众望所归的蒋介石在南京复职。复职后的蒋介石，随后亲自主持了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为代表的一系列会议。所有会议均胜利召开，所有会议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成果一，取消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给因反对三大政策而被开除党籍的人一律平反，国民党内部纷争暂告一段落。成果二，调整政府领导班子，优化政府组织结构。谭延闿就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担任军事委员会主席。至于胡汉民，也有新岗位，出任即将成立的立法院院长。这个立法院可不简单，属于蒋介石即将施行的新举措——五院制和三层权力架构的关键部分。五院制来源于孙中山生前的潜心研究成果——五权分立，即政权、治权分立，政权归属国民，治权归属政府。治权又细分为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监察权、考试权，五权并立，其对应机构即为五院——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监察院、考试院，各自独立运作并互相合作。三层权力架构则是基于五院制的政体权力组织形式，国民政府主席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采取“集体领导制”的国务会议拥有决策权，五院握有具体实权，而国民政府主席和五院院长都是国务会议的常委，大家平起平坐，互相制衡。成果三，通过了蒋介石关于“搞相互监督，搞民主政治”的提议。于是，国民政府在广州、武汉、开封和太原分别设立政治分会，分会主席由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担任。中华民国时期的蒋、桂、冯、阎四大军阀正式浮出水面。“济南惨案”
蒋介石暂时“统一”了国民党后，收拾张作霖便成了他的下一个目标。要打仗，首先就得筹措经费。毕竟在天上没有馅饼掉的情况下，军费、粮食、抚恤金等还得靠自己想办法。自从苏联在“四·一二”之后切断了对蒋介石的国际援助，蒋介石就只能在国内市场上打主意。简单来说，他主要通过老大哥张静江的面子，找江浙财团借款养活军队和维持北伐。可是老找人借钱，借了也不准时还，再借就难了。在这种无钱可用的情况下，蒋介石只得请大舅子宋子文出山。宋子文本来支持汪精卫武汉政府，反对蒋介石的右派做法，可问题是，现在武汉政府都没了，他还能支持谁？还能去哪里实现自己的抱负？再者，新晋妹夫的面子也是要给的。于是，宋子文顺势出山。宋子文虽然理财能力不错，但他也只有用钱生钱的本事，没有凭空生钱的本领。光靠南京政府控制的地盘上缴的税收，不足以供应北伐。没办法之下，宋子文也只能采取利诱和高压摊派双管齐下的策略，想尽办法让江浙财团筹款和认购公债，最终筹得两千多万银元军费，勉强维持北伐战事的需要。1928年4月，蒋介石宣布继续北伐。在蒋、桂、冯、阎四大集团军的配合作战之下，张作霖的奉系节节败退。5月1日，北伐军击败奉军张宗昌部，攻入济南城。但他们没想到，迎接他们的是日军最精锐的部队之一——第六师团。其实这支日军不是突然出现的，远在南京国民政府单独北伐那会儿就已经开进济南了，只不过南京政府后来暂停北伐，没与这支日军照面。鉴于中日全面对抗即将开始，为方便理解，特在这里就中日两国陆军的编制稍作解释，下文不再赘述。中国陆军：集团军——军——师——旅——团——营——连——排——班日本陆军：方面军——军——师团——旅团——联队——大队——中队——小队——分队（或称作班）大家可以粗略地认为：从右至左逐一比较，日军的每一级编制都要高出中国军队一个级别，像日军的师团就相当于中国的军。日军的主要作战单位是师团，这里大概介绍一下它。日军师团分四个等级：甲、乙、丙、丁。一等甲类师团，即日军的常设师团，番号依次为近卫、一至二十师团。除近卫师团，其他都是侵略中国的主力，平均人数近三万，人数与中国的甲种军相当。其中不少师团经历过甲午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考验，战斗力很强，尤以第五师团和第六师团为最，这些精锐师团将是国军在正面战场的主要对手。其他番号的师团，大都是抗战全面爆发之后扩编而来的乙、丙、丁等师团。乙等师团约两万人，丙、丁师团都是一万出头，战斗力按照乙、丙、丁依次递减。其中，丁等师团主要用于扫荡敌后根据地。一般来说，番号靠前的师团战斗力更强，但也有例外。抗战后期，日军为了解决兵力不足的困局，往往会通过“老鹰带小鸡”的方式，即抽调精锐师团中的精锐官兵去扩充其他师团，所以某些番号靠后的师团战斗力也很强。言归正传。之前提过，日本为占领山东不惜跟德国打了一架，虽然后来被迫在华盛顿会议上认怂，承诺放弃山东，但那也只是嘴上说说而已，日本从未放弃将山东发展为“第二满洲”的想法，因此日军打着“保护侨民”的幌子阻挠北伐军接收济南。北伐军进入济南后，日军立刻封锁济南商业区，开枪击杀北伐士兵。蒋介石先后派出时任外交部部长的结拜兄弟黄郛、特派交涉员蔡公时去交涉。结果可想而知，毫无成效。没有血性的黄郛在被强迫签了一个莫须有的“中国军队在某处打死一个日本士兵”的证明之后顺利离开。有血性的蔡公时则被日军削成了“人棍”，然后被杀死，十八名随从也全部被害。看来人与人之间，是可以用勇气分出区别的！同一天，日军以优势兵力收缴了数千北伐军的枪械，屠杀中国军民一千余人，残暴而嚣张。蒋总司令的日记里有这些关于“济南惨案”的字样：“若北伐被阻，竟至半途而废，则党国前途何堪设想”，“不屈何以能伸，不予何以能取”，“对日军采取不抵抗决议”，“以后每日六时起床，必作国耻纪念一次，无间断，以至国耻洗尽为止”。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三件事情。其一，蒋介石把北伐统一中国当作最高目标，其他一切都可以让步；其二，“对日本不抵抗主义”确实是由蒋介石首先提出；其三，“济南惨案”对蒋介石刺激很深，他在后来的日记里还写有一些“金点子”，说明怎样才能雪耻，也算煞费苦心。但从他后来的实际行动看，日记内容被完全兑现的并不多。因此，蒋总司令“日记强国”的说法也并非空穴来风。日记已经说明了蒋介石处理此事的态度——暂不抵抗。不出所料，北伐军撤出济南，绕道北伐。北伐军大部队撤离后，日军占领全城。之后的几天，这群疯狗无恶不作。据不完全统计，军民死伤一万余人，史书把这些灭绝了人性的杂种系兽类集团在这十几天中犯下的罪行，统称“济南惨案”，又称“五三惨案”。北伐军屈辱地绕道北伐后，只好把气撒在奉系身上。哀兵必胜，兵力占优，更何况北伐军的战斗力本就强于奉系军队，张作霖兵败如山倒。6月初，北伐军攻陷北京，统治中华民国十六年的北洋系统寿终正寝。7月6日，晨曦初露，西山碧云寺显得格外静谧。蒋介石在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人的陪同下，拾阶而上，来到了孙中山灵位前，追思当年与中山先生一起战斗过的岁月，蒋介石热泪盈眶：总理，北伐成功了，你生前一统中国的愿望实现了！我要把你的陵墓搬到南京，就叫中山陵……随后，北京政府被取消，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北京这地方也连带不能叫京了，改叫北平。不过为使本书风格统一，下文仍称北京。“东北易帜”
随着北伐军拿下北京，洗洗回家睡成为张作霖的最优选择，但他此时还不知道，他已经失去了回家睡觉的权利。一直以来，张作霖依靠人前一套人后一套的办法，跟日本人进行打了折扣的合作——在拿到日本人的好处的同时，也返给对方一点“红利”，但没有变成日本人理想中的傀儡。对日本人来说，张作霖固然滑头，却也没胆造反，不会伤害日本的“满洲权益“，算是一个可以长期合作的伙伴。现在情况出现了变化。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张作霖已经挡不住北伐军继续前进的步伐。可怕的是，一旦那支喊着“打倒帝国主义”的北伐军冲进东北，日本人所谓的“满洲权益”恐怕就保不住了。所以日本政府很着急，不仅制造“济南惨案”阻碍北伐，还要求张作霖从关内调兵跟北伐军在关外决战。张作霖没干，他不是傻子，他知道一旦倾巢而出与北伐军决战，不但自己可能没命回东北，恐怕东北的黑土地也要便宜了渔翁得利的日本人。张作霖不听话，日本人还真不好收拾他，毕竟日本还没有做好出兵东北跟中国开战的准备。就在这种日本政府干着急的情况下，日本军中流行的“下克上”Style起了作用。在没有得到上级（军部）允许的情况下，两个日本鬼子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这两个日本二杆子是关东军（日本于1919年在辽宁的旅顺和大连一带建立的军队）的司令官村冈长太郎和参谋河本大作。他们想到的办法是把张作霖干掉。一方面杀鸡给猴看，吓吓北伐军，另一方面，看看有没有可能再找一个更适合的代理人。退一步讲，即便找不到合适的代理人，那也可以通过干掉张作霖把东北的水搅浑，一旦水浑了，喜爱浑水摸鱼的日本人不就有机会了吗？日本人下定决心动手的时候，接连惨败的张作霖也决定乘坐火车由北京逃回奉天。1928年6月3日，那趟中国近代史上最有名的死亡专列启动了。4日凌晨五点半，专列驶到皇姑屯附近的京奉、南满两铁路交会处的三孔桥时，突遭日本人预先埋好的炸弹袭击，这位末代北洋枭雄身受重伤。专列被炸四小时后，张作霖恋恋不舍地丢下他一手打下的江山，一命归西。一代枭雄自此谢幕，享年53岁。张作霖这一生，坏事肯定比好事干得多，但有一点值得肯定——勉强算是一个硬骨头，在东北被日、苏两国的势力渗透时，他为保卫中国的利益出过一些力，尽管这很大程度上是在保卫他的“家天下”。由于张作霖死得突然，没有来得及留下任何遗嘱，所以围绕着他屁股下的那张椅子的归属，东北军政内部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对东三省老大的宝座有兴趣的人自然很多，但真正有实力参与角逐的候选人只有两个：奉系的二号人物杨宇霆，张作霖的大少爷张学良。按理说，张学良本应轻松接班，毕竟奉系也算是家族企业。既然如此，为何他还要同杨宇霆竞争呢？杨宇霆极具野心是一方面，张学良的领导资质不过硬也是一方面。张学良的生活作风很有问题，难以服众。他近年来沉迷于毒品和女人，不仅失去了当年带兵冲杀的武勇，还严重影响到了思考能力和工作效率，这给杨宇霆拿他当阿斗欺负找到了合适的借口。据一些史料反应，张学良之所以吸毒，跟郭松龄的背叛以及过于优渥的富二代和官二代生活有关。但无论张学良有多少问题，结果还是他赢了。因为张学良争取到了多数派的支持。奉系现在大致可分为三派。张作霖起家时的老部下——以张作相为首的旧派军官，即元老派；张作霖整军经武后的两派新式军官，即支持杨宇霆的士官派和支持张学良的陆大派。在杨宇h电影在线研究的君主，在他统治时期，齐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高级学府——稷下学宫。稷下学宫因靠近临淄的稷门而得名。它也许是中国历史上学风最为开放的学术机构，堪比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主持的雅典学院。在学宫中，诸子百家都可以登台演讲，可以互相争辩，不同的声音在这里出现，没有所谓的统一思想，公室也不插手学者们的学术研究。事实上，自齐桓公以后，历代齐国统治者都对稷下学宫采取了宽容和保护的态度，允许学者们“不治而议论”“不任职而论国事”，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学术的独立性，使学宫成为了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滥觞之地。齐威王自幼在稷下学风的熏陶中长大，见识自是不凡。据《史记》记载，齐威王善于弹琴。即位后不久，有一个名叫邹忌的人带着一张古琴前来求见。当时齐威王正在自弹自唱，自得其乐。邹忌在堂下听了一段，也不待宣召，大步走到堂上，击掌称赞齐威王弹得好。对于君臣之间来说，没有比这更无礼的举动了。齐威王勃然大怒，将琴推开，一只手按在剑柄上说：“你只看见寡人弹琴的样子，还没有仔细听，凭什么说寡人弹得好？”邹忌说：“我听您弹琴，大弦庄重温和，小弦高亢清脆，持弦紧而有力，放弦松而有度，琴声悠扬和谐，曲折婉转，有如四季更替，周而复始，让人情不自禁叫好。”齐威王不觉莞尔一笑，松开了剑柄，道：“看不出，你倒是个懂音乐的人。”邹忌说：“何止是懂音乐？治理国家、安抚百姓的道理也尽在其中了。”齐威王眉头一皱，心想这个人还真是不识趣，我说你懂点音乐，已经是给你个台阶下了，你却不知进退，大言不惭地在这里胡说八道！于是不客气地说：“那你说说，治理国家，安抚百姓，跟弹琴有什么关系？”邹忌说：“大弦庄重温和，那是君主的气度不凡；小弦高亢清脆，有如臣下的精明干练；持弦紧而有力，放弦松而有度，象征着国家的政令有张有弛；琴声悠扬和谐，曲折婉转，说明国家政治昌明。治国如同弹琴，事情不同，道理相通。”齐威王听了，点头称善，将他留在朝中参与政事。这件事之后三个月，邹忌被封为相国。稷下学宫中有位名叫淳于髡（kūn）的学者，以善辩而闻名。有一次见到邹忌，便拦住他道：“听说您很善于说话。我有一些愚蠢的想法，能不能跟您说一说？”淳于髡长得矮小，站在邹忌面前，就像一个侏儒。邹忌却不敢有任何轻视，一本正经地说：“我洗耳恭听。”淳于髡说：“一个人，周全则事事如意，不周全则身败名裂，是这样吗？”邹忌说：“是这样。我会牢记您的教导，在国君面前小心谨慎，不失礼数。”淳于髡说：“将猪油涂在车轴上，车轮就转得快，有这么回事吗？”邹忌说：“是的，我会跟同僚搞好关系。”淳于髡说：“把胶涂在弓上，可以黏合弓体，但是不能以此弥合裂缝。”邹忌说：“您说得太对了，我会和人民群众融为一体，从中获得智慧。”淳于髡又说：“狐皮袍子破了个洞，千万不要用狗皮去补。”邹忌说：“有道理，我会谨慎地选拔人才，不让小人有机会混入朝中。”淳于髡说：“大车不经常加以矫正，就不能承载重量；琴瑟如果不时时加以调整，就不能弹奏出优美的音乐。”邹忌不禁笑了起来，回答道：“感谢您的教诲，我一定会修明法令，加强督察，整顿吏治。”淳于髡没有再说什么，默然退下。回到家门口才对自己的仆人说：“这个人了不得，我给他打了五个哑谜，他回答我就像回声一样快。用不了多久，他就会名闻天下，成就一番大事业的！”说句题外话，所谓“髡”，是古代的一种刑罚，即将头顶周围一圈头发剃掉以示侮辱。淳于髡出身卑微，家境贫寒，长大后娶不起老婆，只得给人家当了上门女婿，又受过髡刑，却能够在稷下学宫登坛讲学，还敢和当朝相国当面耍花腔，足见当时齐国风气之开放。邹忌得了淳于髡的教诲，果然将整顿官场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不久之后，就发生了“烹阿封即墨”的事件。据说这一年齐威王将全国地方官七十二人召集到临淄进行考核，其中即墨大夫和阿（ē）大夫（阿即今天山东东阿）两人的成绩最特别。即墨大夫名声最差，民主评议得分最低；阿大夫名声最好，民主评议得分最高。到了齐威王总评的时候，结果却大大出人意料。对于即墨大夫——“自从你去即墨，到寡人面前说你坏话的人络绎不绝。然而寡人暗地里派人调查，即墨治安良好，人民安居乐业，官府没有积压的事务，一派和谐的气氛。由此可见，你没有走上层路线，通过买通寡人的左右来获得好评。”大笔一挥，赏了他封邑一万户。对于阿大夫——“自从你去了阿地，时不时有人说你能干，但是寡人明察暗访，发现阿地的田间长满荒草，老百姓生活困苦。卫国派兵犯境，你竟然隐瞒不报。但是对你的评价却很高，难道你不是买通了寡人的左右来为你说好话？”命人当庭架起一口大油锅，将阿大夫和那些为他说话的人一并投进去给烹了。自此之后，“齐国惧震，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诚”，齐国的气象焕然一新。邹忌推荐人才，整顿吏治，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之后，将注意力转向了国家统治机器的最高层——齐威王本人。《战国策》中记载了一个有名的故事。邹忌身高八尺有余，体貌俱佳。某天早晨，邹忌对着镜子穿好衣服，左看右看，对自己的仪态十分满意，于是问他老婆：“我与城北徐公比，谁漂亮？”他老婆说：“当然是您了，徐公哪里比得上您呢？”城北徐公，是齐国有名的美男子。对于妻子的回答，邹忌又高兴又不自信，于是偷偷问他的小妾：“我同徐公比，谁漂亮？”“哟，这还用问吗？当然是您漂亮！”小妾说着，在他的脸上捏了一把。这天正好有客人来访，邹忌向客人问了同样的问题。客人仔细端详了他一阵子，才一本正经地说：“实话实说，徐公比不上您。”后来徐公来了，邹忌仔细地看他，自己觉得不如人家漂亮。再照镜子看看自己，更是觉得相差甚远。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躺在榻上想着这件事，突然领悟：“妻子认为我漂亮，是偏爱我；妾认为我漂亮，是害怕我；客人认为我漂亮，是有求于我。”第二天邹忌上朝，对齐威王说起这件事，说：“我知道自己肯定不如徐公漂亮，可是我妻子偏爱我，我的妾害怕我，我的客人有求于我，所以他们都说我比徐公漂亮。如今齐国地方千里，城池众多。宫中的妃子、近臣没有谁不偏爱您，朝中的大臣没有谁不害怕您，全国范围内的人没有谁不有求于您。由此看来，您是最容易受蒙蔽的啦！”齐威王正色道：“你说得对！”于是下令：大小官吏百姓能够当面指责寡人过错的，受上赏；书面劝谏的，受中赏；能够在公共场所批评议论寡人的过失，并能传到寡人的耳朵里的，受下赏。命令刚下达，许多大臣都来进谏，宫中门庭若市；几个月以后，还不时地有人偶然来进谏；满一年以后，即使有人想进谏，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魏惠王便是在听说这件事后，才产生了要到齐国与齐威王一晤的念头的。两国君主会谈结束，在临淄郊外狩猎娱乐。魏惠王突然问了齐威王一个问题：“您有什么宝物吗？”“宝物？”齐威王一下没反应过来。“是啊，像我这样的小国之君，还拥有十颗举世罕有的明珠。”魏惠王说着，示意齐威王看他车盖上缀着的十颗“径寸之珠”（直径达一寸的珠子）。“哦？这十颗珠子难道有什么特别之处？”齐威王的好奇心也被勾上来了。“别小看这些珠子。”魏惠王脸上露出一丝得意，“一到晚上，它们就会发出耀眼的光芒，足以照亮前后各十二乘车的距离，连火把都用不着。齐国乃东海大国，不会连这样的宝物都没有吧？”“有的，有的。”齐威王微微一笑，说，“只不过我的宝物和您的有所不同。”“那也拿出来让我见识一下啊！”齐威王说：“我的大臣中有一位檀子，派他守南城，楚国不敢东向，泗上十二诸侯（鲁、宋、邹、滕等小国）都来朝觐；有一位盼子，派他守高唐，赵人不敢越过黄河来捕鱼；还有一位黔夫，派他守徐州，燕国和赵国百姓前来投奔的有七千余家；更有一位种首，让他管理治安，齐国道不拾遗，夜不闭户。这些人，都是我的宝物，我用他们来照亮齐国千里之地，何止是照亮前后十二乘呢？”魏惠王听了，脸“腾”的一下就红了，赶紧咳嗽两声，掩饰过去。他不知道，就在他与齐威王斗宝的时候，有一颗在魏国蒙尘的珍珠，已经被出使大梁的齐国使臣藏在车厢里，正在日夜兼程赶往齐国。田忌赛马公元前355年冬天，一位名不见史册的齐国使臣在大梁的大街上遇到了沿街乞讨的孙膑。两个人用齐地方言交谈了几句，齐国使臣马上意识到自己遇到了一位奇人。当他完成使命，启程返回齐国之际，将孙膑装在自己的辎重车内，轻易地逃过了魏国边境的检查。抵达临淄之后，孙膑被安置在将军田忌家里。田忌姓田，自然是齐国公室子弟。不过这位公室子弟近两年混得不太如意，因为他和相国邹忌的关系一直处理不好。当然，这和邹忌整肃官场没有关系。田忌既不是贪官，也不是混蛋，他和邹忌的矛盾纯属私人恩怨。很多时候，关系不和，并不需要解释。第二年春天，孙膑作为田忌的门客，陪同田忌参加了在临淄郊外举行的赛马会。赛马是当时齐国极为流行的贵族活动。比赛规则为：双方各出赛马三匹，分别比三次，三局两胜。齐威王本人也热衷于这项活动，派人搜刮和训练了几匹好马，在赛场上与各位官僚贵胄一较高下。田忌每次与齐威王对赌，都必败无疑。这一次，他毫无悬念地又以三比零的战绩输给了齐威王。但是他很快又回到赛场，要求与齐威王再比一场，而且把赌注加大十倍。齐威王歪着脖子看了他半天，说：“田忌，你这是在向我变相行贿么？”田忌说：“下臣岂敢？即便是行贿，那也是向您身边的大臣行贿，哪有向您行贿的？”齐威王说：“那也不行，你肯定是换了三匹马来再比。而我的马已经跑过一次了，不公平。”田忌说：“马还是刚刚那三匹，不含糊。”齐威王叹了口气，道：“既然你非要这样，那我就只能奉陪了。不过事先说好，回去被老婆骂，可怨不得我。”比赛再度开始。第一局下来，齐威王的马又大胜，甚至比刚刚那场胜得更多，冲线的时候，足足超出田忌的马十个马身。齐威王嘲弄地看了田忌一眼：“不行啊田忌，你的马士气低落，表现比刚才还差啊！”田忌抹了一把额上的汗说：“现在还难言胜负，您等着瞧。”第二局下来，田忌的马却是小胜。齐威王“咦”了一声，道：“有进步啊！”田忌似乎也颇为意外，说：“真有进步啊！”第三局开始了，两个人的眼睛都瞪得大大的，全场观众也都紧张地看着赛场。只见两匹马开始还齐头并进，难舍难分。跑过一半的路程，田忌的马便领先了，先是一个马头，接着半个马身。齐威王的骑师见状，拼命扬鞭策马，想挽回局面，但是始终差那么一点，眼睁睁看着田忌的马以微弱的优势赢得了这场比赛。“不对，不对！”齐威王气得跳起来，“田忌你肯定是做了什么手脚，否则不可能赢寡人。”田忌说：“没有。”齐威王说：“不做手脚，你怎么会那么有把握加大赌注？你老实说，到底使了什么花招？”田忌说：“真的没有使什么花招。只不过……下臣的门客孙膑给下臣出了一个小小的主意罢了。”“什么主意？”“他把您的马和下臣的马都分为上、中、下三等。第一局以臣之下马对您的上马，所以大输；第二局以臣之上马对您的中马，所以小胜；第三局以臣之中马对您的下马，又是小胜。所以就……嘿嘿！”齐威王愣了半晌，骂道：“好你个田忌，居然在家里藏着这样的能人，不推荐给寡人！马上请他过来，寡人要见见他。”孙膑就这样见到了齐威王。两人见面，嘘寒问暖的话就不赘述了，唯独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孙膑的祖上孙武，原来是齐国田氏的分支，因此孙膑与齐威王也算是同宗关系。齐威王听过孙膑的故事，唏嘘不已，但是又颇感怀疑——那庞涓率领魏军东征西讨，名震天下，被誉为当世之雄，孙膑的才能难道还胜过庞涓？带着这样的疑问，他向孙膑请教了几个军事问题。齐威王首先问：“如果两军对峙，旗鼓相当，且都严阵以待，请问先生该如何破局？”孙膑回答：“可以派小股部队进行骚扰，只许败不许胜，引诱敌军进攻，让敌军暴露出弱点，再集中力量突击。”齐威王一听，有点门道！便又问道：“如果双方力量不对等，有什么原则可循吗？”孙膑说：“有。”齐威王说：“假如是我众敌寡，我强敌弱，该怎么办？”孙膑马上向齐威王作了一个揖，说：“这是明君才会问的问题。优势在自己这边，还小心翼翼地问怎么办，说明您对待战争很慎重，乃国家之福。下臣的祖上孙武子著兵书，第一句便是‘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身为国君，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对战争慎之又慎，即便看起来极有把握，也要小心行事，因为国之存亡，往往只在一念之间。”孙膑接着说：“如果是我众敌寡，最好是故意摆出一副军容不整的样子，扰乱敌人的视线，让敌人觉得有机可乘，主动寻战。这样的话，敌人失去警觉，好比鸡蛋碰石头，我军趁机掩杀，可大获全胜。”齐威王又问：“如果是敌众我寡，敌强我弱呢？”孙膑说：“那就长兵在前，短兵在后，严阵以待。”齐威王说：“那么，以一击十，可以做得到吗？”孙膑说：“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可以做得到。”齐威王来了兴趣，又问道：“在先生看来，要在战场上立于不败之地，主要取决于什么因素？”这个问题明显和前面的具体问题不同，已经上升到“兵道”的层次，是要考孙膑对战争规律的理解。孙膑很干脆地回答：“恒胜有五。”也就是常胜有五要素——一是统帅全权指挥，二是知道胜负的条件，三是得到士卒的拥护，四是将帅同心协力，五是能够正确判断敌情。话题既然打开，孙膑便不待齐威王发问，继续滔滔不绝地讲下去。“兵多，国富，武器精良，这些都是获胜的有利条件，但并不一定能够获胜，关键还是要掌握战争的规律。自古以来优秀的将领，能够让敌人分兵，也能够让敌人按兵不动，因此即便处于劣势，也可以找到获胜的机会。“地形平坦，则多用战车；地势险阻，则多用骑兵；居高临下，则多备弓弩。没有什么兵种可以横行天下，关键是因地制宜，使用正确的兵种。“正确使用骑兵，可以轻易获得主动。敌人立足未稳的时候派骑兵发起冲锋，可以出其不意；敌人已经列阵，派骑兵迂回到敌阵背后，可以攻其不备；敌人溃散之后，骑兵可以自由追击。除此之外，还可以将骑兵用于战略用途，袭击敌军的粮道，烧毁敌国的桥梁，掠夺敌人的村庄……骑兵的优势在于能离能合，能聚能散，忽然而来，呼啸而去，神鬼莫测。大王如果想富国强兵，一定要优先发展骑兵，方可与诸侯一决高下。“进攻第一，防守第二，被动的防守不如主动的进攻。虽然孙武子将攻城当作世间最艰难的事，但我这个后辈的认识有所不同。近百年来，中原各国都在兴建前所未有的大城，它们人口众多，商贾云集，积聚丰厚，乃兵家必争之地。在平时的训练中，要将攻城作为重点科目，同时加强对攻城器械的研究和开发，切实提高部队的攻城能力。”齐威王听得入了迷。不知不觉，两个人已经聊了一整天。齐威王问了最后一个问题：“我想百姓都听我的话，该怎么办？”孙膑笑了：“您言必有信，百姓自然服从。”至此，齐威王对孙膑完全信服了。他对孙膑说：“请先生看在同宗的面子上，就留在齐国吧。寡人想拜先生为将军，统领齐国军队。”孙膑指了指自己那双并不存在的脚，又指了指脸上的印记，说：“在下这副尊容，如果担任了将军，岂不是让齐国蒙羞？”“那就请您担任寡人的军师，在幕后出谋划策吧！”齐威王也不强求，很快抛出另一个方案。孙
万进攻邕州。由于康承训麻痹大意，平日不派前哨侦看敌情，在闻听南诏大军已经逼近边境，才仓促派出六镇之兵一万人马迎敌。由于应战仓促，在交战过程中六镇兵马有五镇兵马八千人被打垮，只有天平镇之军因晚到一天而幸免。康承训得知唐军战败的消息后，一时间不知所措，节度副使李行素建议立即指挥士卒堑壕树栅，防止南诏大军突袭邕州城，结果刚刚修筑好城防工事，南诏大军就将邕州城围了个水泄不通。南诏大军在城下做了四天的攻城准备，康承训眼看敌军攻城器械准备就绪，攻城在即，急得犹如热锅上的蚂蚁，诸将建议康承训以攻代守，乘夜分兵偷袭敌营。康承训最初不同意，经过天平镇一名小校的力争，才勉强同意。是夜，这名小校带领三百名勇士，摸黑出城突袭南诏军营，火烧军营后又斩首五百，南诏大军慌乱之下，次日解围而去。康承训派兵追击，不过效果一般，仅仅斩杀俘获南诏三千人，而且主要是南诏胁从的当地土著人。但是康承训在呈现朝廷的奏疏中，却夸大战果，奏称大破南诏大军。皇帝李漼信以为真，加封康承训为检校右仆射。而且康承训上报的立功受赏者，都是自己平日的嫡系，由此军中怨声载道，当时诗人于濆在其诗作《戍卒伤春》描写了军中的这种哀怨情绪。连年戍边塞，过却芳菲节。东风气力尽，不减阴山雪。萧条柳一株，南枝叶微发。为带故乡情，依依籍攀折。晚风吹碛沙，夜泪啼乡月。凌烟阁上人，未必皆忠烈。南诏虽然在邕州城下受挫，但他们却转道不断侵扰巂州。咸通六年（865年）四月，南诏再次发动对巂州的进攻，皇帝李漼下诏派右神策军五千及诸道人马赶赴救援。因巂州刺史喻士珍平日为政残暴贪婪，掠卖当地少数民族百姓，导致巂州土著打开城门迎接南诏大军，巂州城陷。当时邕州虽然能够暂时坚守，但时任岭南东道节度使的韦宙在邕州有自己的亲信，这些亲信向韦宙报告了康承训贪冒战功一事。于是韦宙暗中上奏朝廷，揭发康承训夸大战果一事。尽管当时的专权宰相杜悰对此事不置可否，但康城训却做贼心虚，多次托病请求辞职，结果皇帝李漼不仅对其未加任何追究，反而加封其为右武卫大将军，调他回京任职，另派容管经略使张茵担任岭南西道节度使。可是当时因为交趾城失陷，张茵虽然手握镇兵两万五千人，但因为胆小怕事，一直到咸通五年（864年）七月仍然不敢出兵收复安南。于是经过朝廷另一名宰相夏侯孜的推荐，皇帝李漼改派骁卫将军高骈出任安南都护，接管了张茵的指挥权。高骈，字千里，幽州人，祖父高崇文在宪宗时期因统领禁军平定西川叛乱被封为南平郡王。父亲高承明任神策军虞候，所以史称高骈“家世仕禁军”。高骈自幼习武，史书记载了他曾经一箭射中二雕的逸事，人称“落雕侍御”，而且高骈从小喜欢诗文，常与文人交游，流传下来不少诗歌，例如《言怀诗》便是其较有代表的一篇作品。恨乏平戎策，惭登拜将台。手持金钺冷，身挂铁衣寒。主圣扶持易，恩深报效难。三边犹未静，何敢便修官。可以说，高骈在晚唐时期算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才，由于受到统领神策军宦官的交口称赞，高骈累官担任右神策军都虞候。宣宗李忱在位时期，西北边境的党项族发生叛乱，高骈受命率领禁军万人戍守长武城，并伺机出击平定党项叛乱。后来吐蕃侵扰边境，高骈又被调任秦州（今甘肃天水）刺史，到任后成功收降吐蕃两个部落的两万余人。从这些经历来看，高骈又是一个熟悉边境作战的战将。高骈就这样带着曾经的这些光环赴任安南，在到达暂时的治所海门后，他开始按照自己的想法做着进军安南的准备。在高骈看来，安南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的，所以他不想贸然出兵。但当时的监军李维周忌妒高骈立下战功，便打算借刀杀人，一再催促高骈立即出兵，高骈不得已于咸通六年（865年）带上五千人渡海先行，约定让李维周随后发兵增援，临行前高骈赋诗一首表达了自己此次出征必胜的信念。万里驱兵过海门，此生今日报君恩。回期直待烽烟静，不遣征衣有泪痕。可是高骈虽然率兵渡海而去，李维周却拥兵于海门不发一兵一卒，即使这样，九月间，高骈在安南南定（今越南顺城陇城乡）初战告捷。此时恰逢监陈敕使韦仲宰带领七千人马到达峰州（今越南河西省山西），高骈遂与之合兵进击南诏，屡屡派人回到海门向李维周告捷，但都被李维周藏匿不报。咸通七年（866年）六月，皇帝李漼见高骈赴任以来杳无音讯，内心感觉十分奇怪，便下诏向李维周询问。于是李维周趁机诬奏高骈“驻军峰州，玩寇不进”。李漼当即大怒，下令以右武卫将军王晏权代高骈镇守安南，召高骈回京准备加以治罪。事实上，就在李漼下达诏令的同时，远在安南的高骈已经屡次打败南诏大军，并包围交趾城。十月，高骈围攻交趾城十几天，眼看破城在即，却突然受到王晏权接替自己的碟文。王晏权说自己是奉皇帝诏令与李维周率领大军从海门出发前来接任，让高骈立即返回。高骈无奈之下，只得暂时将军务转交给韦仲宰，带上麾下百余人北归。在此之前，李维周一直没有回音，韦仲宰派部下王惠赞，高骈派小校曾兖，让两个人带着捷报渡海回去报捷。二人行舟海上时，忽然发现远处盛张旌旗的大船队经过，两个人经过询问，得知是监军和新任的安南经略使，王、曾顿时明白是李维周和王晏权的船队，一旦让他们发现自己，一定会扣留两个人，然后夺走捷报。于是两个人决定转舵藏在岩石之间，等船队过去后，他们再直接赶回长安报捷。皇帝李漼得到高骈的捷报后，顿时喜出望外，立即撤销治罪的诏令，下令加封高骈为检校工部尚书，继续镇守安南，高骈回到海门后，接到皇帝陛下的诏令又马不停蹄地漂洋过海，赶回安南。在高骈赶回海门期间，李维周和王晏权来到交趾城下，继续高骈没有完成的任务。可是王晏权生性怯懦，凡事都听李维周的指使，不过因为李维周在军中缺乏威信，诸将全都不出力，因此攻城不力，以致南诏守军趁机逃走大半。等到高骈回来后，重新激励和督促将士们攻城，很快便攻克交趾城，南诏军被迫退出安南。收复交趾城后，高骈在当地恩威并施，逐渐安定安南的土著居民，《旧唐书?懿宗纪》记载：“自李琢失政，交趾湮没十年，蛮军北寇邕容界，人不聊生，至是方复故地。”高骈主政安南期间，重新修筑交趾城以加强防务，又疏浚广州到交州的漕运水路，以保障军粮的供应，可以说在帝国的西南边境筑起了一道屏障。安南的问题在高骈的努力下，终于重新恢复平静。但南诏并没有就此消停，在看到安南地区不易攻取后，他们接下来转战大唐帝国的西川边境，开始在那里生出事端。西川战乱咸通七年（866年）十一月，皇帝李漼在《大赦文》中一方面要求安南、邕州、西川等诸道军队各守疆界，不要去招惹南诏；另一方面又为南诏传递信息，告诉他们如能与大唐重修和好，朝廷会和以前一样善待南诏，一切既往不咎。应该说，这是当时朝廷上下想恢复与南诏友好关系的一种努力，从安定角度来讲是正确的决策。但是南诏方面却欲壑难填，加上唐朝边将压迫边境土著居民甚重，所以南诏从安南撤退后，并没有就此罢兵，而是转战西川一带继续侵扰唐境。对于南诏的动向以及如何加强对西川的防御，时任凤翔少尹的李师望上奏，认为巂州是对抗南诏的要冲之地，而成都距离巂州遥远，难以节制，请求建定边军，屯重兵于巂州，并以邛州（今四川邛崃）为治所。事实上，邛州距离成都不过一百六十里，而距巂州则有千里之遥，在那里设置定边军与在成都节制巂州并没有什么差别。李师望是为了谋求出任专制一方的统帅，才提出上述建议。但皇帝李漼对当地的地理情况根本不熟悉，在没经过调查的情况下，盲目下诏委任李师望为巂州刺史、充定边军节度，并兼任眉、蜀、邛、雅、嘉、黎等州观察使，将一大片边境地区划归其管理。李师望大权在握，成功地达到了目的后，为了邀功请赏，开始有意挑起与南诏的冲突。早在咸通七年（866年）三月的时候，南诏王便派遣重臣董成等十九人为使者前往成都。按照惯例，由于南诏对唐朝称臣，其使者面见西川节度使时要行跪拜礼，因此当时西川节度使李福要求董成等人按照惯例行礼。但董成却认为，如今南诏国主已经称王，双方是平等关系，不应该再行跪拜礼。双方各执一词，传话者往来奔波，从早晨争论到中午也没有结果，李福大怒之下，下令鞭打董成等人，并将其十九人全部下到狱中。不久，朝廷改派河东节度使刘潼为西川节度使，刘潼到任后，立即释放董成等人，皇帝李漼下诏召董成等人进京，给予丰厚赏赐，慰劳一番后遣还南诏。咸通九年（868年）六月，南诏王派使者杨酋庆前往成都为释放董成一事道谢，但此时已经大权在握的李师望却一心要激怒南诏而求功，便将杨酋庆杀死。当时西川很多将领怨恨李师望分割了自己巡管的邛、巂等州而另立定边军，这些人出于争权夺利的私欲，利用李师望擅杀杨酋庆一事，暗中勾结南诏，让其寻机入侵边境。不久后，李师望因为政残暴，聚私货以百万计，最终导致西川将士怨怒，被朝廷召回，改任窦滂为西川节度使。但窦滂是个比李师望更加贪婪的人，此时南诏虽然还未大举入侵西川，但西川边境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咸通十年（869年）十一月，南诏王酋龙终于做出了大举入侵唐境的决定。当月，他亲率数万大军进攻巂州，定边军将领安再荣见南诏军声势浩大，不得已退守大渡河北岸，与南诏大军隔岸相持近十天。在这期间，南诏大军在酋龙的指挥下，分兵突至嘉州界内的沐源川，窦滂派五百人前去抵抗，结果全军覆没。南诏士兵顺势穿上唐军的衣服，装扮成唐军败兵到青衣江招呼渡船过江。南诏军队用这种方法攻下犍为县（今四川犍为县），并一路纵兵焚掠陵州（今四川仁寿）、荣州（今四川荣县）二州之境，不久后，南诏大军在嘉州南山上的凌云道集结，与嘉州城只有一水之隔。嘉州刺史杨忞与定边军监军张允琼带兵据水抵抗，酋龙出奇兵从东边的渡口潜渡过江，夹击唐军，唐军大败，嘉州失陷。当时在大渡河畔，窦滂亲率人马增援守军，酋龙假装派人求和，乘窦滂与使者谈话时，指挥大军乘船强渡过河，唐军急忙列阵抵抗，暂时遏制住南诏的进攻。窦滂无勇无谋，见势不妙，首先假装自杀，被部将劝解后，又趁部将准备出战时，弃军只身逃跑。幸好其手下三员部将稳住阵脚，采取以攻为守的战术，于当夜突袭南诏大营，趁乱带兵撤出大渡河。此后，南诏大军乘胜攻陷黎州（今四川汉源）、雅州（今四川雅安），而唐军溃退之下沿途焚掠，以至于邛州的军用物资都散落于乱兵之手，百姓尽皆四散逃亡，当南诏大军到达邛州时，那里已经基本上成了一座空城。西川百姓听到南诏入侵的消息后，争先恐后地逃往成都，不过，酋龙这次入侵西川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劫掠财物，所以没有长驱直入。他们一路上忙于劫取财物而处处停留，很多士兵因为抢得大量金银财宝而不愿意继续行军，从而影响了南诏大军的行军速度，因此，西川百姓绝大部分可以扶老携幼地进入成都。当时成都只有子城没有护城壕，大量的难民蜂拥而至，只能席地而坐。时任西川节度使的卢耽面对如此窘境，急招彭州刺史吴行鲁和前泸州刺史杨庆复作为助手，成立应急小组共同筹备成都防务。除了必要的加强城防之外，针对西川军队战斗力不强的现状，卢耽张榜从军中招募一批骁勇之士，承诺给予优厚的物资供应以及相应的军职，用这种方法从中选出三千人，称为“突将”。在卢耽筹备防务期间，南诏大军进逼定边军北部边境新津，距离成都所在的蜀州只有七十里的距离。卢耽几次派人与南诏讲和，又遣使向朝廷告急，请求朝廷也派人来讲和，以作缓兵之际。酋龙看到卢耽态度恭谦，认为是个可以招抚的人，于是命令大军稍作停留，卢耽因此赢得了加强成都防务的宝贵时间。正月十日，南诏大军兵临成都城下，酋龙自信稳操胜券，派人挑着彩幕到城南炫耀，扬言装饰城中隋朝时建立的蜀王厅，准备入驻其中。在此之前，朝廷任命左神武将军颜庆复率诸道人马数万人进入西川救援，卢耽派人前往汉州等候和催促援军及时赶到。此时已有一万人陆续到达汉州，窦滂也整合残兵败将四千人来到汉州，这些人马仓促整合在一起与南诏大军交战，结果遭到失利，不得不拒守汉州，等待大批援军的到来。但是，窦滂因为想减轻自己弃守定边军的罪责，巴不得西川各州相继陷落，所以每当援军到达一批，窦滂都会煽风点火地告诉他们，南诏大军多于援军数倍，援军远道而来，不宜立即与南诏大军交战。结果导致这些援军们放缓步伐，耽误了援救成都的时间。虽然援军未至，但在卢耽等人的指挥下，成都将士依旧竭尽全力坚守城池。二月一日，南诏军队动用云梁、鹅车从四面攻城，唐军在城上用钩环将云梯、冲车拉近后，泼油点火焚烧，然后又派“突将”出城袭击南诏军营，杀敌两千人，南诏大军暂时撤退十里。在此后的十几天里，南诏军队多次攻城，卢耽带领守城军队采取各种各样的方法，一次又一次挫败南诏军队的攻城行动。直到二月十二日，朝廷才传来贬黜窦滂的诏令，同时命令颜庆复为剑南东川节度使，全权指挥援蜀诸军。当时颜庆复率军在成都北面四十五里处的新都与南诏军队交战，经过惨烈搏杀，颜庆复终于带领援军杀开一条血路，进兵至距离成都三十里处。正在包围成都的南诏军队得知唐军大批援军到来后，为了避免腹背受敌，酋龙下令解除对成都的包围，于夜间撤回南诏境内。朝廷在任命颜庆复为剑南东川节度使的同时，命令右武卫上将军宋威屯驻绵州（今四川绵阳）、汉州以为后继。宋威乘胜首先攻至成都城下，而且想要继续带领部下追击已经撤军的南诏军队，可是颜庆复担心宋威的功劳超过自己，于是命令宋威撤回汉州待命。事实证明，当南诏大军走到新津（今四川新津县）时，因为河水暴涨，一时间造桥不及，整个大军滞留新津达到三日之久，如果唐军能够追击，一定会大有所获。据《资治通鉴》记载，当时蜀地的百姓知道整个消息后，十分怨恨颜庆复（“蜀人恨之”）。不过公正地讲，颜庆复虽然嫉贤妒能，但对成都的防务还是丝毫不敢懈怠，他让当地守军增强防备力量，在城门之外修筑垣墙作为遮护城门的一道屏障，并深挖三丈的护城壕，在城外斩木为排杈鹿角，同时修建驻军营房，在城上建立警戒室。后来，南诏得知成都守备森严，不敢再轻易进犯成都，从这个角度来看，应该说颜庆复还是有一定功绩的。为了收复安南和防守西南边境，朝廷付出了巨大代价，最明显的就是财政危机继续加重。本来晚唐的中央财政已经处于入不敷出的困境，宣宗李忱在位末年，天下的税费收入每年是九百二十二万缗，但用于正常开支的“常费”就达到三百余万，战争费用不包括在其中，有司只能抽取下一年度的税费来接济本年度的开支。可以说，当时的财政已处于卯吃寅粮的境地。更为严重的是，南诏的入侵加剧了晚唐的社会动荡，战争不仅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而且对于心理的伤害极为严重，就连皇帝李漼也不得不承认与南诏交战是“劳我士卒，兴我甲兵，骚动黎元，凋残转甚……”因此，在南诏不断侵扰西南边境的同时，由戍边士卒哗变发展而成的两淮农民起义就不是偶然事件。第三章两淮起义积重难返两淮起义的原因十分复杂，戍边士卒哗变是一个导火索。如果将这次起义放在晚唐历史的大背景下去探讨，其深层原因在于，当时对百姓的赋税已经到了苛重无度的境地。皇帝李漼在位时期，两税法已经在帝国境内实行了五十多年，不仅弊病丛生，而且积重难返，而首当其冲的就是赋税
至关重要。排在名单首位的是蔡锷同志，此人后来第一个竖起反袁大旗。接下来的重要人士，是超级人气实力天团“溜须拍马无下限”的大牌成员——阎锡山先生和张作霖先生。阎锡山不仅在袁世凯出山后大力镇压革命党表明立场，还把老爹阎书堂送到北京做了人质。这么看来，我们应该从“我爸是李刚”手中收回“坑爹”一词的冠名权，毕竟远在一百年前，阎锡山先生就已成功做到了这一点，对“坑爹”一词下了准确而生动的定义。话又说回来，此法虽然凶残，但效果还可以。因为阎锡山依靠不孝的“坑爹”奇招，慢慢消弭了袁大总统对他的戒心。比起阎锡山，张作霖也不遑多让。作为百年难遇的拍马屁高人，为了让袁大总统对他放心，他隔一段时间就赠送袁大总统一个回报（主要是升官发财）惊人的大马屁。对于袁大总统想升级做皇帝的行为，他拍着胸脯气壮山河地表示：关外有异样，唯作霖一人是问，作霖一身当之；关内若有反对者，作霖愿率本部以平内乱！凭此二人的种种行为，不难知道他们的请愿举动并非出自真心实意，而是出自畏惧，畏惧袁世凯拿割据一方的他们开刀。这种人就是墙头草，一旦出事，跑得比兔子都快。名单中有一个叫陈宧的四川军区司令，此人曾以45岁高龄双膝跪地、手捧袁世凯的臭脚，声泪俱下地表达拥护之情，说让袁大总统早日登基，说他只认袁皇帝不认袁大总统之类的极品马屁话。就是这个演技超一流的老小子，后来率四川独立，是力劝袁世凯退位的主力。名单中还有之前露过脸的汤芗铭，以及一个叫陈树藩的小马屁精军阀，这两人后来都竖起了反旗。总之，这些劝进的将军，不是为了自保就是为了往上爬捞好处，没有一个人靠谱。奇怪，理论上应该靠谱的一线北洋重要干部如段祺瑞、冯国璋，为何不在名单中？因为这二人很不爽袁世凯。不爽的理由之一前面提过：袁世凯收回了他们手中的权力。此外，还有一个关键理由，这二人并不支持袁世凯放弃共和。段祺瑞曾当面告诫袁世凯：“咱们都共和好几年了，您却要掉头当皇帝，这种开历史倒车的行为十分危险，搞不好就要车毁人亡。”但袁世凯没听进去。段祺瑞很生气，心想你不听我的，我还不伺候你。于是掉头回家，下围棋去也。远在江苏的冯国璋，消息自然不如京城的段祺瑞灵通。他走了一些关系后，才打探到袁老大要做皇帝的消息。但他不相信英明神武的老大会做如此愚蠢的事情。于是从江苏大老远地跑到北京，当面跟袁世凯确认。袁大总统具有很精湛的艺术表演功力，面对冯国璋的询问，他佯作惊异道：“绝无此事，纯属谣言！你看袁克定是一残疾人（跛腿），二子袁克文是文人（浪荡公子哥），都是无用之人。假如我做了皇帝，传位给他们，天下不是立即完蛋吗？我何至于如此之愚蠢？不要听信谣言，我绝无做皇帝的打算。”冯国璋的脑袋有些一根筋，想当皇帝的人，怎么可能轻易明说。若冯国璋多问几遍，凭他们的交情，也许能套出实话。冯国璋打仗是一把好手，但搞政治是个榆木脑袋，他想不明白这个道理。之后，这位兄台向新闻界发表谈话：“有关袁总统想当皇帝的事情，我已经找他本人确认了，那纯属谣传。以后谁敢乱说话诽谤领袖，不要怪我的枪子儿不认人！”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袁老大在耍他。于是，与老大的关系本就不如当初和谐的冯国璋，更加觉得老大拿他当外人，顿生异心。这两个心怀不满的北洋功臣，将成为袁世凯的大问题。不过在袁老大的积威之下，这两位做惯了小弟的人还是不敢反的，他们需要一个人领头。人生就是一出戏还真有这么一个人选。此人就是正在“八大胡同”与名妓小凤仙演戏的蔡锷。蔡锷的大名已经提过很多次了，却从没有认真介绍过，在此补上。蔡锷，字松坡，1882年出生于湖南邵阳。跟此前介绍过的所有牛人一样，蔡锷的家境也是贫寒得不得了。从16岁开始，蔡锷就辗转于各地求学。他要用知识去改变命运。他先是进入长沙时务学堂，跟维新派的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学习新学，随后不久留学日本。这段时间，蔡锷学的都是维新致用的知识，走的是梁启超那样的路线，他想和平地改造这个腐朽的王朝。但事情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简单。1900年，蔡锷的老师唐才常、梁启超等人成立“自立军”，计划打到北京去营救被慈禧软禁的光绪。因为他们坚定地认为，开明的光绪皇帝能给民主和自由保驾护航。可还没来得及起事，唐才常和左膀右臂们便被张之洞一窝端。唐才常随即被杀。鲜血浇醒了蔡锷，他决定改走铁血救国路线。此后，他考入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1904年，蔡锷毕业回国，后进入云南讲武堂当军事教官。随后，全国大练新军。蔡锷由于工作表现优异，得以执掌新军十九镇三十七协，相当于如今的旅长，手下大概有四千人。武昌起义爆发后，蔡锷就靠这四千人马策动云南独立，成为新任云南都督。后来的事情之前提过。蔡锷虽然反对“二次革命”，但他不像阎锡山和张作霖那样没脸没皮，舍得放下身段投靠袁世凯，所以他在“二次革命”后被袁世凯调入北京，闲置到现在。当袁皇帝还是袁总统的时候，蔡锷确实对这个中国第一强力人物抱有殷切希望，觉得共和或许能在此人手中实现。可袁总统后来连出昏招，居然逆流而行做了皇帝，蔡锷遂对其彻底失望。他决定站出来阻止袁世凯，以匹夫之身去挑战袁世凯背后的国家机器。他不是没有考虑过失败，但不畏惧失败。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这样一种人，你在他身上看见的只有理想、勇气、坚定和无畏，没有懦弱。这种人无论自己多么弱小，无论对手多么强大，都会聆听并遵从内心的声音，毫不犹豫地前行，遇神杀神遇佛杀佛，直至到达胜利的终点。这种明知艰难险阻却一往无前、不顾小我去拯救大我的人，我们一般称之为斗士。他们是可怕的，是值得敬畏的。而蔡锷正是一名伟大的斗士。幸好，蔡锷并非一人孤军奋战。表面上拥护袁世凯称帝的人虽多，但站出来极力反对的也有一些，蔡锷曾经的老师梁启超就是其中之一。师徒二人秘密取得联系后，一致认为当务之急是尽快回到云南，因为唯云南有兵可用！可现在蔡锷形同被软禁，怎么回云南？蔡锷知道，只能一步一步来，第一步就是取得袁世凯的信任，再看有没有可趁之机。而要让一个枭雄信任你，不再觉得你是他的威胁，只有一个办法：装傻充愣，当然也可以称之为韬光养晦。就像《三国演义》中所写，刘备被曹操软禁后，天天躲在住处的后院里种菜养花，摆出一副安于现状的样子，做起了全职宅男。时间久了，曹操便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难道刘备真失去了争雄天下的大志，甘做一田舍翁？于是杀刘备的心思不再如以往坚定了。33岁的蔡锷吸取前辈刘备的经验，演起浪荡公子哥，常常出现在八大胡同，与小凤仙携手打造浪漫的文艺范儿生活。不仅如此，蔡锷还在呼吁袁世凯称帝的请愿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大名献媚。时间久了，袁世凯虽不相信蔡锷的壮志已经消磨殆尽，但还是稍微降低了防范的力度。其实这也就够了，一点点的松懈都可以有一个大的机会。袁世凯忙着登基一事之际，蔡锷创造出了机会。至于这个机会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史料提供了两个版本的解释。第一个版本，是流传度最广的文艺版本。一个大雪纷飞的冬日，蔡锷与小凤仙假装出门踏雪寻梅。途中趁监视的暗探不注意，蔡锷竖起衣领，压低毡帽，混进人丛，登上开往天津的列车，自天津出海，绕道回到云南。至于第二个版本，虽不浪漫却更加可信。蔡锷没有靠小凤仙打掩护，而是拿着医院出具的证明，直接跟袁世凯请了三个月病假，理由是去日本治病。袁世凯因为比较满意蔡锷近期的表现，一时大意答应了，蔡锷趁机借道日本回到云南。不管哪个版本的解释才是历史的真相，蔡锷终归是依靠自己的智慧、胆识和洞察力，主动创造机会，历经艰辛回到了云南。“护国战争”回到云南的蔡锷没有休息，而是立即执行与梁启超早就商定好的超高难度计划：尽云南之力，倾巢而出，占领四川。然后再倾四川全省之力，北出祁山，东下三峡，直入中原，北上幽燕，一举打垮袁世凯。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通告各界：“盛情难却，我准备做皇帝了，计划明年1月1日登基。”次日，流亡日本的孙中山发表通电，号召国民进行“三次革命”，把袁世凯这个独裁者打回原形！1915年12月25日，圣诞节。袁世凯宣布建立“中华帝国”，年号“洪宪”，行君主立宪政体。这个洪宪王朝有两处创新。一是将觐见礼由三跪九叩改为鞠躬，这算是一大进步。想当年，清朝皇帝们为了这个问题和列强们死磕，弄到最后连圆明园也给人家烧了。二是废除太监制度和宫女制度，与之前的王朝划清界限。袁皇帝正为上面的两项创新感到得意之际，却收到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圣诞礼物。礼物是一个坏消息：蔡锷在云南宣布独立，口号是“反袁护国”，已经誓师出征。云南陆军编成第一、二、三军。蔡锷亲率以麾下四千精锐为主力的第一军自云南入川，北上中原。人数是少了点，但这已是蔡锷能拿出手的全部家当。从日本匆匆赶回的李烈钧任第二军总司令，兵出广西。说是兵出广西，实际上只是防备可能来自广西的攻击。云南境内除蔡锷外的另一名实力派唐继尧任第三军总司令，留守云南看门。“护国战争”正式爆发！护国军起，平乱为重，袁世凯不得不无限期推迟登基典礼。袁世凯见招拆招，派出三路大军进攻护国军，他要以攻代守，以泰山压顶之势迅速击溃护国军。第一路、第二路由天津小站出身的少壮派军官曹锟统率，其中一路由吴佩孚、冯玉祥两大猛男做先锋，入川进攻蔡锷的护国军主力，另一路由北洋第六师（原第六镇）师长马继增率领，过湖南，进攻云南的护国军大本营，围魏救赵，攻敌必救。第三路由龙觐光率领，由广东出发，借道广西，配合马继增夹攻云南。战斗首先在四川边境打响！朱德率领的护国军先锋部队在棉花坡与北洋军遭遇，小挫大意轻敌的北洋军，未来的朱德元帅在棉花坡一战成名。但北洋军因此重视起了护国军，对护国军来说，局势并不容乐观。果不其然，一个月后，兵员不足、弹药严重消耗，综合实力处于下风的护国军被迫撤退，由攻转守。奇怪的是，曹锟的北洋军却按兵不动，并不乘胜追击，战事进入相持状态。曹锟明明占据优势，为何休兵不战？答案应该离不开如下可能性：可能性一，以曹锟为首的前线军官并不支持老上级袁世凯称帝，但也不想拒绝出兵公然得罪对方，所以在击退护国军后，见好就收。可能性二，为了保存实力。可能性三，由于日本人介入战争，暂时观望一下。由于袁世凯一贯的坚定反日立场，尤其是他近年来日益向欧美列强靠拢以制衡日本的政治立场，日本必除之而后快。因此在护国战争开始后，日本内阁就通过决议：为推翻袁世凯政权，日本将大力赞助如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以及宗社党为代表的反对政治势力。势头正盛的云南护国军，自然也受到了日本人的重点关照——军火以及军事顾问团队（李吉奎《护国战争与日本》）。曹锟休兵的时候，马继增那一路进攻云南的军队才投入战场。这是因为湖南和云南的交通条件太不理想，路太难走。马继增率军兵临城下，而唐继尧手头的那点兵和将用来防守云南一个省实在是捉襟见肘，几乎处处是防守漏洞。云南局势危殆！陷入被动的蔡锷和梁启超开始寻找援军，四处求救。求救效果并不好，大部分人都推三阻四，不肯给个痛快话。好在有一个叫王文华的，不负二人厚望。王文华的家族在贵州很有实力，他舅舅刘显世手下有兵（护军使），跟立宪派关系也不错，是贵州的土霸王，而且刘显世还欠蔡锷一个人情——当年蔡锷派遣唐继尧帮他摆平了强大的对手，为他在贵州称王称霸做出过很大的贡献。1916年1月27日，在王文华的策动下，刘显世宣布贵州独立。随后，王文华率军出贵州，对抗马继增的大军。战斗很快爆发。王文华的部队不仅战斗意志坚定，而且有未来的名人何应钦这样有潜力的将领临场指挥，而北洋军既不擅长山地作战，又是骄兵，徒具人数和装备优势。在王文华部的偷袭之下，北洋军连续小输几场。连败的马继增非常郁闷，自己瞧不起护国军，结果人家跟自己玩儿命，吃了败仗。太轻敌，太丢人。马继增先生并没有郁闷太久，因为他很快就彻底解脱了——在前线暴毙而亡。说是暴毙，其实是死因不明，可能是活活郁闷死的，也可能是自杀谢罪……这场及时的胜利意义重大，不仅解决了云南危机，更重要的是将“北洋军并非不可战胜”的信号传达给了天下人！这之后，北洋军稳驻城池，不再冒进，王文华也不敢逼迫太甚，双方就此对峙起来。四川、云南两个战场同时陷入僵持阶段。再见，结束跟辛亥革命如出一辙，主战场无战事的时候，其他各省倒是热闹起来。最热闹的肯定要算广西一份，因为袁世凯的老对手岑春煊出了一个狠招。他指使老部下——广西督军陆荣廷宣布广西独立，扣押借道广西的龙觐光，导致袁世凯的第三路大军瞬间瓦解。云南、广西、贵州三省连成一片，护国战争达到高潮。此时，陷入被动的袁世凯并未绝望。在他看来，得到日本支持、底牌尽出的护国军都打不过长江一线，这点小小的冲击力不足为惧！他认为只要换将，前线的北洋军一定能重整旗鼓。可换谁去？没有选择，只有段祺瑞和冯国璋。但这二人直接一口回绝袁世凯的命令不说，冯国璋还给了袁世凯一个更大的“惊喜”——冯国璋联合江西、浙江、湖南和山东四省督军密电各省，请护国军立即取消独立，请袁世凯立即取消帝制，以安人心！此事史称“五将军密电事件”。北洋系统公开分裂！曾经独霸天下的北洋系统正式分裂！虽然袁世凯熟悉战争，精通战争，有着挽救危局的能力，但他毕竟老了，且久疏战阵，而他视为倚靠的两员北洋战将——段祺瑞和冯国璋又离叛而去，他的皇帝事业是真干不下去了。肯定有人要问，北洋系统不是徐世昌、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四足鼎立吗，怎么少了段祺瑞、冯国璋，袁世凯就玩不转了？这是由另外两人的性格和兴趣所决定的。之前提过，徐世昌和王士珍擅长的是谋略，与带领军队相比，他们更享受决胜于千里之外的谋士身份和荣耀。此外，他们还时不时地退隐江湖。如此一来，这两人对军队的影响力哪比得上在北洋军营的熔炉里“烧了又化、化了又烧”的段祺瑞和冯国璋。玩不转当前局面的袁世凯赶紧找来徐世昌、段祺瑞商议。想当初，拥护袁世凯称帝的人之中根本就没有这二位。这么看来，袁世凯已经有借坡下驴的意思。果然，此二人异口同声地支持取消帝制。祸起萧墙，人心离散，军队带不动了。失去了最大的底牌——军队，袁世凯并没有破罐子破摔，没有孤注一掷地将皇帝事业进行到底，理智和良知尚存的他决定悬崖勒马。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取消帝制。当了八十三天没有正式登基的皇帝之后，袁世凯宣布恢复民国，洪宪王朝彻底关门大吉。不知道是袁世凯老糊涂了，还是众叛亲离消磨了他的敏锐，袁世凯在取消帝制之后，张口就是一句有失水准的话：“我不当皇帝了，那我继续当总统总是可以的吧？”袁世凯想一切都回到没有当皇帝之前，重新来过。但不会有人给他这个机会。反袁的旗手和精神领袖孙中山，第一个不答应他。5月9日，孙先生又一次站了出来，发表“二次讨袁宣言”：全国人民继续起来战斗，彻底打倒袁世凯这种不遵守《临时约法》开历史倒车的大独裁者！有人可能奇怪：孙先生怎么说得多做得少？你误会了，孙先生的动作还是相当迅猛的。关于孙先生“二次革命”后的反袁经历，下章具体再讲。老对头孙中山坚定地不放过他，之前积
起手擦了擦眼睛，因为眼前一片模糊，但她没有吃惊，知道是由于眼中的泪水。她接着往前走。来到天井，靠近通往外边围栅的门口，朝外望了望。大门后面有一盏灯，映出一个士兵的身影。马路对面，一座座建筑物全都一片漆黑。她走到台阶前的平台上。没有危险。即使士兵发现了人影，也只有在她下了台阶，靠近那另一条无形的线时才会开枪，而且事前还要警告一次，对士兵来说，那条无形的线就是他的安全边界。医生的妻子早已习惯了宿舍里持续不断的嘈杂声，因而对现在的寂静感到奇怪，这寂静似乎占据了这虚无的空间，仿佛整个人类已经消失殆尽，只剩下一盏亮着的灯和看守着这盏灯，看守着她和其他眼睛看不见的男男女女们的一名士兵。她坐在地上，背靠着门框，姿势和她在宿舍里看到的那个瞎眼女人一模一样，眼睛也望着前方。夜晚天气寒冷，风沿着大楼正面吹来，这个世界上似乎不可能还有风，不可能还有漆黑的夜晚，这句话她不是为自己说的，而是想到了盲人们，对他们来说永远是白天。灯光下又出现了一个人影，大概是士兵来换岗，没有新情况，后半夜要回帐篷里睡觉的士兵会这样说，他们想象不到这扇门后面发生了什么事，可能枪声没有传到外边，一把普通手枪发不出多大声响。一把剪刀更发不出什么响动，医生的妻子想。她没有问自己，其实问也徒劳无益，这个想法从哪里冒出来的呢，只是奇怪它来得非常缓慢，好像第一个字就出来得晚了，后面的字更加磨磨蹭蹭，最后她才发现这个想法早已在那里，在一个什么地方，只差用语言表现出来，如同一个躯体在床上寻找早已为他准备好的被窝，只是为了在里边躺下睡觉一样。士兵走到大门口，尽管逆光，可也不难发现他在朝这边观望，大概察觉到有一个一动不动的人影，灯光太弱，他看不出是只有一个女人坐在地上，双臂抱着双腿，下巴贴在膝盖上，这时士兵用手电筒朝这边照了照，现在毫无疑问，是一个女人，她正在站起来，动作慢得就像她刚才的那个想法一样，但士兵不可能知道她的想法，只知道那个人动作慢得好像永远也站不起来，他心里害怕，一时间曾问自己是不是应当拉响警报，过了一会儿又决定不拉，只不过一个女人，离得又远，无论如何，应当有所防备，先瞄准她，要瞄准必须先放下手电筒，就是这个动作让手电的光线正好照在他的眼睛上，好像把他的视网膜灼伤了，他突然感到一阵晕眩。等到恢复了视力的时候，那女人已经消失了，现在这个哨兵不能向来换岗的人说没有新情况了。医生的妻子已经来到左侧的走廊里。这里也有盲人睡在地上，而且比右侧人还多。她慢慢朝前走，不发出一点儿响动，赤脚粘在黏糊糊的地上。看看前两个宿舍里面，看到的和预想的一样，一个个人影躺在毯子下面，也有一个盲人睡不着，气急败坏地说着他睡不着，还能听到几乎所有人都在发出断断续续的鼾声。至于这一切散发出的气味，她并不感到奇怪，整栋大楼里没有别的气味，全是人们的身体和身上穿的衣服的气味。拐过一个弯，到了通向第三个宿舍的那段走廊里，她停了下来。门口站着一个人，也是一个哨兵。他手里拿根棍子晃来晃去，动作缓慢，像是要拦截某个企图靠近的人。这里没有盲人睡在地上，所以通行无阻。门口的盲人继续单调地摇晃着棍子，似乎不知劳累，其实不然，几分钟以后他把棍子换到另一只手里，重新开始摇晃。医生的妻子沿着另一侧的墙壁往前走，小心地不碰到它。棍子画出的弧形到不了宽阔的走廊中央，谁看见了都会想说，这个哨兵拿着一条没有子弹的枪在站岗。现在，医生的妻子正好站在盲人的前面，可以看到他身后的宿舍。里边的床上并不是全都有人。他们有多少人呢，她想，又往前走了一点儿，几乎到了棍子晃动的边界，停在那里，盲人转过脸，对着她所在的方向，仿佛发现了什么异常，一声叹息或空气的颤动。这个人身材很高，双手很大。他先是手拿着棍子往前伸了伸，飞快地扫了一下前面的空间，接着又跨了一小步，在这一秒钟的时间里医生的妻子担心盲人已经看见了她，只是在寻找进攻的最好位置，那双眼睛没有失明，她惊恐不安地想。但它们是瞎的，当然是瞎的，和生活在这些屋顶之下这些墙壁之内的所有人同样瞎，所有人都一样，都是盲人，只有她例外。那个人压低声音，像窃窃私语似的问，谁在那里，而没有像真正的哨兵那样大喊一声，过来的是什么人，遇到这种情况，正确的回答是，好人，然后他回答，请便吧，但这样的对话没有出现，他摇摇头，像是在回答自己刚才的问话，胡言乱语，这里不可能有任何人，这时候全都睡了。他用另一只手摸索着退到门边，因为自己说的这句话而放下心来，两只胳膊垂了下去。他困了，等伙伴来换岗等了好长时间，但他必须等到那个人听见内心响起责任感的声音，自己醒来，因为这里没有闹钟，即使有也没法用。医生的妻子小心翼翼地靠近另一边门框，朝里边望去。这个宿舍没有住满。她飞快地数了数，觉得屋内大概有十九个或者二十个人。在宿舍最里面，她看见一些饭盒摞在一起，空着的几张床上还放着一些，这在意料之中，他们不会把收到的所有食物都分配出去，她想。盲人哨兵好像又一次显出不安的样子，但没有做出任何要调查一下的动作。时间一分钟又一分钟地过去了。宿舍里面传来一声咳嗽，吸烟者那种剧烈的咳嗽。哨兵急切地转过头去，终于可以去睡觉了。但躺在床上的盲人没有一个起来。哨兵坐到挡住门的那张床的床边上，动作缓慢，仿佛怕别人当场抓住他擅离职守，或者彻底违反哨兵必须遵守的所有规矩，开始他还点着头打了一会儿瞌睡，但很快就身不由己地坠入睡河，在沉入河底的时候他一定想过，没关系，谁也看不见。医生的妻子把里边睡觉的人又数了一遍，连哨兵计算在内一共二十个，至少能带回去一个准确情报，这次夜间出动没有白费，不过，我仅仅是为了这个来这里的吗，她问自己，但又不想找到答案。盲人哨兵头靠在门框上，睡得正香，棍子滑到地上，也没有发出声响，这是个被解除武装没有进攻能力的盲人。医生的妻子故意把眼前这个人想成偷食物的贼，想成抢劫理应属于别人的东西的贼，想成从儿童嘴里夺取食物的贼，尽管如此，她仍然不能对他感到蔑视，更没有一点儿恼怒，而只是对这个睡成一摊烂泥的躯体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怜悯，他脑袋向后仰着，青筋暴突的脖子伸得老长。从走出宿舍以来她头一次打了个寒战，仿佛石板地把她的脚冻得结了冰，仿佛她的双脚在燃烧，但愿这不是在发烧，她想。不是发烧，只是太疲倦了，想把身子蜷缩起来，眼睛，啊，尤其是这双眼睛，望着身体里面，更里面，更里面，直到大脑最深处，在那里，看得见和看不见两者之间的区别是肉眼难以区分的。慢慢地，再慢一些，她拖着身体往回走，到她所属的地方去，到像梦游者一样的盲人那边去，对他们来说她也是个梦游者，无须再装作盲人。两个热恋的盲人已经不再手拉着手，都侧着身子蜷缩着睡着了，为的是保存热气，女人缩在男人的身体形成的凹处，仔细一看，原来他们还在手拉着手，男人的胳膊搂着女人的身体，手指和手指交叉在一起。宿舍里面，那个睡不着的女人依然坐在床上，等待身体的疲劳最终战胜头脑的顽强抵抗。其他人似乎都睡着了，有的蒙着头，仿佛在寻找不可能有的黑暗。戴墨镜的姑娘的床头柜上摆着那小瓶眼药水。眼病已经治好了，但她不知道。11如果为歹徒们记录非法所得账目的那个盲人幡然悔悟，决定带着他的盲文板，厚纸和盲字笔弃暗投明，来到这一边，那么可以肯定，他现在应该正在撰写一篇既富于教益又生动感人的编年史，描写遭受掠夺的新伙伴们如何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忍受着其他种种痛苦。文章一开始就会说，在他离开的那一边，那些掠夺者们不仅把正直的盲人赶出宿舍，自己占据整个空间，为所欲为，而且还禁止左侧另外两个宿舍的人使用所谓卫生设施。写到这里他会评论说，这种无耻的专横行径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急不可耐的人们全都涌到右边的厕所，任何没有忘记这里早先状况的人们都不难想象其后果。他会告诉人们，只要在围栅里边走上几步就会绊在盲人身上，他们有些在腹泻，有些则里急后重，蜷缩着身子，觉得能痛痛快快排泄出来，结果却白费力气。如果善于观察，他不会不刻意记录下人们吃得少而排得多这一明显的矛盾，它也许能表明人们常常提及的著名的因果关系至少从数量角度来看并不总是可信。他还会说，这时候歹徒们的宿舍里大概塞满了饭盒，而在这里，倒霉的人们马上就要堕落到不得不去肮脏的地上拣面包渣。盲人会计也不会忘记自己要以这一事件的参与者和记录者的双重身份谴责盲人压迫者们的罪恶行为，他们宁肯让食物烂掉也不送给非常需要的人。或许某些食物能存放几个星期不变质，而另一些，尤其是熟食，不马上吃掉，就会酸腐或者发霉，人不宜再食用，如果这些人还算人的话。这时候，我们的盲人编年史作者会改变内容，但不会改变主题，极为伤心地写道，这里不仅有因为营养不良或消化功能紊乱造成的肠胃系统疾病，除了失明，来到这里的人并不都个个身体健康，有些人看上去还好，但现在和另一些人一样，患上了不知道如何传进来的重感冒，躺在床上起不来了。五个宿舍里已经没有一片阿司匹林给他们退烧或者减轻头痛，从女士们手提包的里袋找出来的几片在很短时间里就吃完了。慎重起见，我们这位盲人编年史作者对于近三百人当中许多人在如此惨无人道的隔离检疫中忍受的其他病痛不再分别记述，但他不能不提到其中有两位癌症晚期患者，当局在追捕盲人过程中不想考虑什么人道主义，把他们带到这里，甚至说法律从诞生那一天起就对所有人同等对待，而民主与特权水火不容。不幸的是，在这么多人当中只有一位医生，仅此一位，而且还是我们最不需要的眼科医生。这时候，盲人会计已经被这人间惨状和痛苦折磨得心力交瘁，把盲字笔扔在桌子上，伸出颤抖的手去摸他在履行记录这世界末日的编年史作者的义务时放在旁边的那片硬邦邦的面包，没想到面包没有了，原来已被另一个盲人偷走，可见那位盲人在饥饿之中嗅觉多么灵敏。于是，盲人编年史作者背弃了促使他来到这边的义举，背弃了无私无畏的冲动，决定返回左侧第三个宿舍，如果还来得及，在那里，虽然他对歹徒们的胡作非为义愤填膺，但起码不至于挨饿。确实如此。每当负责去取食物的人带着很少的东西回到各宿舍的时候，宿舍里总是爆发出一片愤怒的抗议声。常常有人建议组织起来，举行大规模集体示威，提出的理由确凿有据，说人多势众，并且以颇为辩证的口气断言，只要有决心就能做到，一般来说，只要众人同心协力就无所不能，在某些情况下力量会成倍增长，直至无穷大。但是，只要有较为审慎的人客观地衡量一下此建议的利弊，提醒那些热心人注意手枪往往产生致命的后果，人们的情绪很快就又冷静下来。走在队伍前面的知道那边有什么在等待他们，审慎的人会说，至于后面的人，非常可能的情况是听到第一声枪响就吓得屁滚尿流，那么我们相互踩压致死的人会比被打死的人还多。其中一个宿舍做出了一个折中的决定，并告诉了其他宿舍，他们仍然派人去取食物，但不是原来那几个曾遭到对方训斥的人，还由那些人去显然不合适，而是一伙新人，并且人数更多，比如十个或者十二个，代表所有人齐声向对方表示不满。于是征求志愿者的工作开始了，但是，或许由于谨慎小心的人们发出的警告起了作用，哪个宿舍报名执行这项任务的人数都不够。感谢上帝，在得知做出上述决议的那个宿舍派出的征讨队有何下场之后，人们觉得当初表现出的意志薄弱简直算不了什么，甚至无须为之脸红，显然谨慎从事才是合理的对策。敢于前去的八条好汉遭到一阵棍棒的迎头痛击，失魂落魄地逃了回来。不错，确实只开了一枪，但这一次子弹不是像前几次那样朝高处打的，去提要求的人们都能作证，他们赌咒发誓地说，分明听见子弹贴着脑袋嗖地一声飞过。至于当时开枪者是否真的要杀人，我们以后也许能明白，眼下暂且对此表示怀疑吧，也就是说，要么这一枪只不过是警告，虽然确实是严重警告，或许歹徒首领对示威者们的身高估计错误，把他们想象得矮了一些，而第二种猜测更令人不安，就是错在把示威者们的身高想象得比实际高，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对他杀人的意图就不能不加以考虑了。现在，暂且把这些鸡毛蒜皮的小问题放在一边，关注一下整体利益，这才是最重要的。绝属偶然，但确实幸运的是，示威者们自报家门，说出了他们是某个宿舍的代表。这样，只有那个宿舍受到三天没有饭吃的惩罚，不过，他们运气不错，不是永远断绝供应，毕竟，谁敢于咬给他东西吃的人的手，永远不能得到食物也是天经地义。胆敢造反的宿舍的盲人们没有别的办法，在三天时间里只得沿屋乞讨，说可怜可怜他们，给块面包皮，如果可能，给一点儿佐餐的肉或奶酪。不错，他们都没有饿死，但不得不听尽风凉话和讽刺挖苦，你们既然想出了这种主意，就只能靠喝西北风活着；要是我们当初听了你们的鬼话，现在会是个什么下场；不过，最难听的话是，你们忍着吧，忍着吧，这比咒骂更刺耳，还不如被羞辱呢。三天的惩罚期终于过去了，人们以为会开始新的一天，不料，对四十名造反盲人所住宿舍的惩治并未结束，因为先前勉强够二十个人吃的食物现在更少了，不足以让十个人果腹。可以想象，他们多么气愤，多么恼怒。不过痛心归痛心，事实总是事实，看到饥饿难忍的人们要来抢夺食物，其他几个宿舍害怕了，不知如何是好，一方面是应当履行人类休戚与共的古老义务，另一方面是同样古已有之的法则，即仁爱始于家。就在这个时候，歹徒们传下命令，再次让他们交钱和贵重物品，认为向他们提供的食物的价值已经超过了第一次付的财物，而且歹徒们说，对交上的物品估价已十分慷慨，高于实际价值。各宿舍都焦急地回答说，他们口袋里一分钱也没有了，收集起来的东西全都立即交上去了，以及，这个理由确实让人羞于启齿，他们说刻意无视各宿舍交纳的价值不同，一概而论作出决定是不公正的，用简单的话说就是，无罪之人不应当替有罪的人获咎，因此不应当切断那些尚有余额的人的食物供应。显然，任何一个宿舍都不知道别的宿舍交了多少，但每个宿舍都认为自己有理由继续得到食物，而别的宿舍预付的钱财已经用完。值得庆幸的是，潜在的冲突胎死腹中，歹徒们断然决定所有的人都必须服从命令，如果在估价方面有什么差别，那也是盲人记账员的秘密。各宿舍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有的甚至动了手。一些人怀疑有些自私自利居心不良的家伙在收集钱财时隐藏了一部分，靠那些为了群体的利益而交出一切的人供养。另一些人则援引之前集体提出的理由为自己争辩，说已经交出去的钱财还够自己吃许多天，如果不是被迫用来供养寄生虫的话。盲人歹徒们一开始就曾发出威胁，要来搜查各个宿舍，惩办违规者，结果是各个宿舍内部先实施了这一行动，好盲人对付坏盲人，还有心地歹毒的盲人。没有搜出什么值钱的东西，只发现了几块手表和几个戒指，从男人身上搜出的比从女人身上搜出的还多。至于宿舍内部进行的惩办，只不过是推搡一下，有气无力地打一耳光还没有打中，听到最多的是咒骂，有的属于自古以来用来斥责他人的句子，例如，竟然偷到你亲娘头上来了，想想看，仿佛这种或者更为严重的无耻行径只有到所有人都瞎了的时候才干得出来，瞎了眼睛，也就失去了自尊。盲人歹徒们接收交去的钱财时威胁说，要对他们
怨恨和思念便变成了恶魔。公元前583年夏天，庄姬向晋景公告状说，赵同和赵括兄弟阴谋叛乱。晋景公就这件事询问栾书和郤锜（郤克的儿子）。也许是出于对赵氏家族的厌恶，栾书和郤锜都点头说，赵同和赵括对国君的不满由来已久，恐怕确实有反叛的可能性。晋景公早就对赵氏兄弟不满，现在既有庄姬作苦主，又有栾、郤两大家族认可，他就放心大胆地向赵氏家族宣战了。同年六月，晋国宣布赵同、赵括阴谋叛乱，证据确凿，株连九族，将赵家老小满门抄斩。唯有赵武随着庄姬在宫中居住，没有受到牵连。这就是所谓赵氏孤儿的原始素材。司马迁写到这段历史的时候，自然也看过《左传》的记载，但是很显然，他认为民间传说比《左传》的记载更精彩，更能吸引读者，因此毫不犹豫地采用了民间传说的内容，从而给中国人留下了一个关于忠诚、仁义与复仇的凄美故事。真正对赵氏家庭保持了忠诚的不是虚构的程婴和公孙杵臼，而是那位由赵盾一手提拔起来的好干部韩厥。据《左传》记载，赵氏家族被剿灭后，晋景公打算将他们的田产全部赏赐给大夫祁奚。韩厥劝谏道：“以赵衰的功勋和赵盾的忠诚，如果无后于晋国，会让那些一心向善的人感到恐惧。”而且用《周上“不敢欺侮鳏夫寡妇”这样的话来提醒晋景公不要把事情做得太绝。韩厥这番话，应该分为两面来看：赵衰确实有大功于晋国，赵盾的忠诚则让人难以苟同。但是，考虑到如果不是赵盾唆使赵穿杀死晋灵公，也轮不到晋成公即位为君，晋景公就更不可能坐上这宝座了——赵盾对于晋成公、晋景公父子的忠诚，倒也不是空穴来风。想到这一层关系，晋景公也就心软了。他收回成命，命令赵武继承了赵朔的家业。那个时候，赵武还只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也许是家族的变故使得这位少年成熟得特别早。几年之后，他按当时的风俗举行了成人礼，便戴着代表成人的帽子去拜访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听取他们的教诲，包括曾经对赵氏家族落井下石的中军元帅栾书。栾书说话很客气，“你真英俊啊！以前我有幸在你父亲手下工作的时候，你就已经很俊美了，就是不知道才干如何，努力加强修养吧，年轻人。”他去拜见士燮，士燮教育他：“从今之后，你要时时警告自己啊。自古以来，贤者受到宠幸会更加小心谨慎，不明白事理的人受到宠幸则会更加骄傲。”他又去拜见韩厥，韩厥感到很欣慰，但是又很严肃地告诫他：“戴上这顶帽子，代表你已经成人了。成年人要与善人多交往，那样的话，坏人就没有办法影响你了。一个人戴上帽子，好比房屋有墙壁和屋顶一样，是为了经常打扫去除污物罢了，不然戴它有什么用呢？”赵氏家族的孤儿，便是在这样的教诲之下成长起来了。一百多年后，赵氏家族的后人参与了三家分晋，建立了战国七雄中的赵国。当然，这是后话。【昙花一现的霸业】公元前585年春天，郑悼公为答谢去年的虫牢之盟，在公子偃的陪同下来到晋国朝觐晋景公。晋景公很高兴，依照给齐顷公的待遇，为郑悼公举行了“授玉”仪式。春秋时期，各国的朝堂均立有东西两根大柱，分别叫做东楹和西楹，两楹之间的空地叫做“中堂”。举行授玉仪式的时候，主人从东厢进入朝堂，客人从西厢进入朝堂。这里有个讲究：其一，如果宾主身份相当，则双方都走到两楹正中，客人接受主人赠送的玉圭；其二，如果客人的身份低于主人，则客人稍走快点，多走两步，在中堂与东楹之间授玉，以示对主人的恭敬。晋景公和郑悼公都是一国之君，地位相当，属于第一种情况，应该在两楹正中授玉。但是那天，郑悼公走得实在太快了，以至于晋景公刚走两步，还没走过东楹，郑悼公已经走到了他面前，于是出现了第三种情况——“授玉于东楹之东”。士贞伯看到这一幕，暗自摇头。在他看来，郑悼公纵使认为晋景公是霸主，不敢和他平起平坐，多走两步也就行了。但是此人目光畏缩，行动过于迅速，竟然小跑着越过东楹来与主人相见，这还真是罕见。“身为一国之君，却不安其位，怕是要不久于人世了！”士贞伯暗地里对人说。果然，几个月之后，在位才两年的郑悼公就无疾而终了。郑悼公死后，他的儿子郑成公即位。同年秋天，楚共王派公子婴齐带兵入侵郑国。晋景公派栾书带兵救援郑国，两军相遇于蔡国的绕角（地名）。楚军初战失利，连夜逃遁。晋军趁势入侵楚国的盟国蔡国，与楚将公子申、公子成率领的申、息两县地方部队在桑隧（蔡国地名）对峙。从当时的战局来看，形势对晋军有利。栾书想主动出击，遭到了荀首、士燮、韩厥的共同反对。荀首说：“国君命我们救援郑国，楚军连夜逃遁，我们的使命已经完成了。趁势进攻蔡国，是擅自将战争的范围扩大，所以引起了楚国人的愤怒，再打下去，势必对我军不利。退一万步说，就算我们打赢了这一仗，也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我们以全军出战，打败楚国两县地方部队，有什么荣耀可言？如果打不赢，耻辱就翻倍了，不如回去吧。”但是，当时晋国六军的正副统帅中，想打这一仗的人占了大多数。还有人对栾书说：“圣人总是与众人站在同一立场，所以能够成就大事。您现在是晋国的首席执政官，有权斟酌众人的意见办事，何不听从大家的意见？再说，您手下的统帅有十一人，当中不想打仗的，仅三人而已。”栾书沉吟了一阵，答复说：“确实，对待有争议的问题，一般会采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但所谓三人为众，现在有三位统帅认为不能打这个仗，已经不算少数派了，我决定听从他们的意见。”于是将军队撤回国内。公元前584年秋天，不甘心失败的楚共王派公子婴齐再度讨伐郑国。晋景公则发动齐、鲁、宋、卫、曹、邾、莒、杞等国诸侯救援郑国。郑国人底气一足，迸发出来的能量往往令人侧目。郑成公派大夫共仲、侯羽主动出击，俘虏了楚国的郧县县公钟仪，并将钟仪献给晋军带回晋国，囚禁在军府（军用品仓库，也用作囚禁战俘）之中。同年八月，各路诸侯在马陵举行会盟，重温虫牢之盟的誓言。马陵之盟是晋景公霸业成熟的标志，也是由盛而衰的转折点。马陵之盟后，晋景公作出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重大决定，他派新上任的上军副帅韩穿出使鲁国，要求鲁国将汶阳（地名）归还给齐国。汶阳自古就是鲁国的领土。七年之前，也就是公元前589年，齐顷公带兵入侵鲁国，占领了汶阳。后来发生了鞍之战，齐军大败，齐顷公被迫臣服于晋国。在郤克的主持下，齐国将汶阳交还给了鲁国。为了这件事，鲁国上下对晋景公感恩戴德。鲁成公先是跑到晋国军中表示感谢，而且还为郤克等人举行了“赐命”仪式，后来又专程跑到晋国拜谢晋景公。没想到，时隔七年，在没有任何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晋景公突然提出要鲁国将汶阳“归还”给齐国，鲁国人无论从感情上还是从利益上，都十分难以接受——汶阳本来就是鲁国的土地，谈何“归还”呢？晋景公这样做，当然也有他的考虑。据《公羊传》记载，鞍之战中，齐军大败，齐顷公回国之后，吊唁死者，慰问生者，七年不饮酒、不吃肉。晋景公听了，感叹说：“怎么能够让堂堂的一国之君不饮酒、不吃肉长达七年之久呢？还是把他所侵占过的地方都还给他吧！”《公羊传》的记载让人难以信服。让我们大胆假设一下，真实的情况也许是这样——齐顷公在鞍之战后，有了脱胎换骨的改变，踏踏实实做人，兢兢业业工作，服从晋国的领导，唯晋景公的马首是瞻，在晋国主导的多次国际行动中都坚持了正确的立场，因而受到晋景公的信任。为了鼓励齐顷公更好地为晋国服务，晋景公感到有必要给他一点甜头尝尝，适当地给予物质奖励，又不想付出代价，所以慷他人之慨，要求鲁国把汶阳“归还”给齐国。鲁成公当然不乐意，但也没办法，只能答应晋国的要求。鲁国朝野上下都对这件事感到悲哀。韩穿完成使命，即将回国的时候，鲁国权臣季孙行父设宴为其饯行，私下对他说：“大国主持公道，因此而成为盟主；诸侯感念其恩德，又畏惧其武力，所以没有二心。汶阳本来就是鲁国的领土。七年之前，贵国打败齐国，将汶阳归还给鲁国；七年之后，又命令我们将它交出来，献给齐国。做事情哪有这样反复无常的？晋国这样下去，很快就会失去诸侯的拥护了。”韩穿苦笑，对季孙行父摆摆手，意思是别说了，我也知道这事不靠谱，可那又有什么办法呢？这件事情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在晋国的同盟国之中，一种不安的情绪迅速扩散开来。晋景公很快也意识到自己做了一件荒唐事，为了挽回影响，他于公元前582年春天在蒲地召集诸侯会盟，主题是：重温马陵之盟的誓词，共同构建和谐友好的国际关系。参加蒲地之盟的诸侯，仍有齐、鲁、宋、卫、郑、曹、莒、杞八国之多，但是气氛已经大不如马陵之盟热烈了。季孙行父陪同鲁成公参加会议，遇到了晋国的上军副帅士燮，季孙行父对士燮直言不讳：“贵国不修仁德，就算会盟又有什么意义？”士燮回答：“霸主如果不能用仁德来团结盟国，那么用殷勤的接待来安抚他们，用宽厚的态度来对待他们，用强权和武力来驾御他们，用神圣的誓言来约束他们，讨伐三心二意的国家，笼络坚决服从的国家，这也算是次一等的德行了。”士燮的反应很快，然而终归底气不足，算是勉强为晋景公辩护了一下。季孙行父听了，也只能苦笑一声，表示理解士燮的立场。蒲地之盟没有达到晋景公预期的效果，甚至适得其反。郑成公从蒲地回到新郑，立即接见了一位不速之客——楚共王派来的代表公子成。双方并没有达成什么实质性的协议。对于楚共王来说，能够与晋国的盟国（尤其是郑国这样一个举足轻重的盟国）进行正常的外交接触，他的目的就已经达到。接下来，他只要静静地坐在一边，摇着扇子看热闹就行了。晋景公得知郑国与楚国私下接触，果然勃然大怒。同年秋天，郑成公怀着两面讨好的心理，前往新田朝觐晋景公，结果连晋景公的面都没见上，就被抓起来，囚禁在铜提（晋国地名）的别宫之中。与此同时，晋景公还趁着郑国群龙无首，派栾书为将，带兵讨伐郑国。这种做法自然不厚道。更不厚道的是，当郑国人派大夫伯蠲（juān）来到晋国请罪求和，晋景公竟然又下令将伯蠲杀死。《左传》对此照例批评说，这样做是非礼的，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主要是体现以和为贵、不擅开战端的思想。晋景公囚禁郑成公，本来就是一个错误；派兵讨伐郑国，是将这个错误进一步扩大；杀死伯蠲，则彻底将郑国推向了楚国的怀抱。在这种情况下，楚共王顺理成章地出手了。他派公子婴齐领兵出征，将部队驻扎在陈国，对郑国形成救援之势。同年十一月，公子婴齐出人意料地打了一个弧线球——从陈国出发东进，突然袭击与晋国同盟的莒国，并将莒国彻底击溃，占领了莒城、渠丘、郓城。回想起来，一年前的秋天，晋景公派巫臣第二次出使吴国，途经莒国的时候，巫臣与莒国的国君渠丘公会晤。巫臣提醒渠丘公：“莒城的城墙也未免太薄弱了，该修修啦！”渠丘公不以为然地回答：“莒国地处东夷之地，国家弱小，产出不丰，有谁会看得上这块土地呢？”言下之意，荒山野岭中的一所破房子，又是家徒四壁，担心什么盗贼呢？孔夫子对莒国的败亡深有感触，说：“因为穷困而毫无戒备，实在是一大错误；只有时时提高警惕，防备外敌入侵，才正确啊。莒国倚恃其简陋，懒得去修城墙，十二日之内，楚国就占领了它的三座城池，这不就是不加防备的后果吗？古人说，即便有丝麻这些上好材料，也不要抛弃菅蒯这样的下等材料；虽然有姬姓和姜姓的绝色美女，也不能抛弃那些面色憔悴的平庸妇人。但凡君子，总是有备而无患啊！”孔夫子这话说得有趣，仔细推敲起来，应该算是“外面彩旗飘飘，家中红旗不倒”的古代版了。公子婴齐的这一记弧线球打得相当漂亮，虽然没有直接打击晋国，却击中了晋国建立的国际同盟的软肋，让远在新田的晋景公着实难受了一把。紧接着，另一个让他不安的消息传来，西方的秦国联合白狄部落入侵了晋国西部边境，造成重大损失。更让他不安的是，得到楚国的间接支援之后，郑国人的腰杆子也明显硬了。大夫公孙申建议：“我们出兵包围许国，而且装作要另立新君，晋国自然会归还我们的国君。”装作要另立新君，就是要断绝晋国人挟持郑成公威胁郑国的念头。而出兵包围许国，则是向晋国人示威——就算晋国大军压境，郑国仍有余力，能够空出手来对付许国。在这种形势下，晋景公不得不反思自己的政策了。他想起两年前，郑国俘虏的楚国将领钟仪还一直囚禁在军府之中，于是亲自跑到军府去看望钟仪。虽然被囚禁了两年，钟仪仍然戴着楚国的帽子，保持了南方贵族特有的气质。晋景公见了，故意大声问道：“那位带着南方的帽子而被囚禁的人，是谁啊？”狱卒回答说：“那正是郑国人所献的楚国俘虏啊。”晋景公命人打开枷锁，让钟仪坐到自己面前，询问了他几句在狱中的生活状况，算是表示慰问。钟仪向晋景公稽首拜谢。晋景公接着又问到：“大夫的家族，在楚国担任什么世袭的职务？”前面说过，钟仪是郧县的县公。但郧县县公只是钟仪个人的职务，而且随时可能变动，并非世袭之职。钟仪如实相告：“我们自古担任楚国的乐官。”晋景公很感兴趣，追问：“那您会弹奏乐器吗？”钟仪老老实实地回答：“这是祖上的职守所在，我岂敢抛弃？”于是晋景公叫人取来一张琴，钟仪随即演奏了一曲楚地的音乐。奏罢，晋景公故意问钟仪：“贵国国君是个什么样的人？”钟仪为难地说：“这个……非我等小人所能够评判。”晋景公执意要钟仪说。钟仪被逼不过，只得回答：“当年他还是大子的时候，先王为其选择师傅，考虑教学内容，都是下过功夫的，命他早晨向令尹公子婴齐请教，晚上又访问司马公子侧，聆听教诲。其他的事情，我实在是不知道了。”晋景公听后沉默不语，回来讲给士燮听。士燮说：“楚国的俘虏，是一位君子啊！言必称先人的职守，是不肯忘本；弹奏本土的音乐，是不肯忘旧；说到他的国君，只谈其当大子时候的事，是为了避嫌，怕人家说他阿谀奉承当朝国君；说到楚国的两位重臣，他又直呼其名，是尊重您的身份地位。不忘本，是仁的表现；不忘旧，是信的表现；避嫌，是忠诚的表现；尊重您，是聪明的表现。这样的人，派他办什么事，没什么办不成的。您何不放他回去，要他促成晋、楚两国的和平。”士燮的话，给了晋景公很大的启发：是啊，为什么要一味和楚国争夺对抗，为什么不能实现两大强国的和平共处呢？公元前582年冬天，钟仪被释放回国。不久之后，楚共王派公子辰出使晋国，表示愿意与晋国修好。自公元前632年城濮之战后整整半个世纪，晋楚两国第一次坐到了谈判桌前。公元前581年春天，晋景公派大夫籴（dí）伐出使楚国，作为对公子辰出访晋国的回访。晋楚两国的紧张关系虽然得到缓解，晋国对郑国的敌意却没有消失。同年二月，晋国命令卫国派兵讨伐郑国。同时，郑成公仍然被囚禁在晋国，作为威胁郑国就范的筹码。国不可一日无君。郑成公被囚禁的日子一长，郑国内部也出现了问题。同年三月，大夫公子班没与众人商量，擅自做主，立郑成公的同父异母哥哥公子繻为君。仅仅过了一个月，公子繻便被郑国人赶下台，公子班只身逃往许国，郑国人转而立郑成公的大子髡顽为君。栾书对晋景公说：“郑国人都拥立新君了，我们再抓住那个人不放，又有什么用处？不如将他放回去，促成两国之间的和解。”这一年，已经是晋景公在位的第十九个年头了。早在两年前，他就感到身体不适，现在病情明显加剧，自己都能感觉到大限将至了。大概是
渔翁之利，所以不可能出兵；杨行密当时正与钱缪争夺江淮，无心插手关中事务。只有平卢节度使王师范见到诏书后，泪流满面地对众将说道：“我们身为朝廷的屏障，岂能眼睁睁地看着皇帝陛下陷入如此困境还在这里拥兵自重。”所以他决定出兵凤翔。从个人素质角度来看，王师范算是个儒将，平生以“忠义”二字自诩，有别于一般的武夫，很有智慧谋略，并以儒家的伦理道德行为作为准则。天复三年（903年）正月，朱全忠在全力围困凤翔，而事实上他的汴州后方极为空虚，王师范分遣部将装成前往汴州贡献的使团或做小生意的商贩，藏带兵器潜入朱全忠占据的汴、徐、兖、郓、齐、沂、孟、滑、陕、虢、华等地，约定好在同一天对朱全忠的各地发起攻击。正月四日，行军司马刘鄩先让人装成贩油者潜入兖州城。在得知泰宁节度使葛从周已经离城前往邢州，城内守备空虚的情况下，刘鄩利用夜色带领五百精兵自水洞潜入城中，兖州守军一时措手不及，被迫举城投降。刘鄩占领州府后，首先拜见葛从周的母亲，每天清晨都去问安，对其家人也是恩礼有加，一切供应如常。不过，刘鄩虽然成功占领兖州，但派往各地的将士们却多因为走漏风声而兵败被擒，就在同一天，平卢将张居厚带领二百名精兵推着小车，装扮成商人模样进了华州城。华州总管娄思敬见这伙人各个身强体壮，不像是做生意的人，便上前盘查。张居厚等人一声呐喊，从车中抽出刀枪，将娄思敬等人砍翻在地，成功占领了东城，随即向西城发起进攻。此时崔胤身在华州，得知平卢军来袭后，立即率众进行抵抗。张居厚毕竟人数太少，只好放弃东城撤退。张居厚带着部下逃往商州，结果被汴州军队擒获。当时朱全忠征讨凤翔时，留下节度判官裴迪驻守大梁，王师范为了迷惑汴州军队，派人到大梁表示愿意朱全忠修好。不过裴迪经过仔细观察，发现送信的人神色不对，于是他询问了淄、青地区的情况。结果一问之下，送信的人回答得很不自然，机敏的裴迪立即觉察出其中必有缘故，于是屏退左右，然后用重金收买送信的人，才得知平卢军的行动计划。裴迪听后大惊失色，在来不及禀报朱全忠的情况下，立即命令马步都指挥使朱友宁带领一万人马东巡兖、郓之地。朱友宁到达后，又急召葛从周自邢州回师共同攻打王师范。朱全忠当时身在凤翔听到这个消息，心中十分焦急，当时凤翔已经是一座孤城，如果就此放弃进攻，将会前功尽弃，但朱全忠还是分出一部分兵马给朱友宁，让他务必打败王师范。从实力对比角度来看，王师范不如朱全忠，这一点他心知肚明，所以他采取了偷袭的策略，而现在自己的意图已经被识破，而且自知不是朱全忠的对手，于是便向李克用求援，他派人将自己起兵讨伐朱全忠之事详细告诉了李克用。李克用对王师范的举动大加赞赏，就在李克用正要出兵援救王师范时，听说皇帝李晔已经起驾回京，李克用担心朱全忠腾出手来进攻自己，于是便撤兵回归本镇。凤翔之战结束后，朱全忠终于能够集中精力对付王师范。为了一举消灭王师范，朱全忠上奏皇帝李晔请求对李克用加以封赏，并告诉李克用是自己的意思，这样一来就可以防止在攻打王师范的过程中，李克用抄自己的后路。三月十七日，朱全忠在处理完凤翔的善后事宜后回到大梁。此时王师范的弟弟王师鲁正在攻打齐州（今山东历城），朱全忠让朱友宁带领大军援救齐州，就此拉开了全面反击王师范的序幕。王师范眼见朱全忠展开反击，急忙调遣军队增援兖州的刘鄩，但均被朱友宁击退。兖州城被葛从周团团包围，而朱友宁则引兵攻打青州。二十七日，朱全忠自大梁领兵增援朱、葛二将，王师范向淮南的杨行密求援。杨行密派出两支援军，一支进攻宿州，结果被朱全忠的部将康怀贞击退；另一路由大将王茂章率领七千人援救青州。王茂章是淮南猛将，上阵时携带双枪勇猛无敌，他与王师范之弟时任莱州刺史的王师诲合兵攻下了密州（今山东诸城），随即向青州进发。五月，朱友宁在进军青州的途中，在博昌（今山东博兴）受阻，博昌城虽小，但守军极为英勇，朱友宁以数万大军围攻了将近一个月也未能攻下。朱全忠闻讯大怒，派部将刘捍前去督战，朱友宁深知朱全忠的脾气，如果再攻不下来，自己可能性命难保，于是命令士兵将附近百姓全部抓起来。当时十多万民丁在汴州军队的威逼下，搬运木材土石，在博昌城南构筑土山。当土山即将接近城墙时，朱友宁下令将民工全部驱赶上山杀死，一时间冤号哭骂之声传至数十里，汴州军队就是踩着这些人的尸体攻进了博昌城。朱友宁进城后，下令大肆杀戮，城内无一人幸免。在攻下博昌后，他以最快的速度直逼青州城下，然后又派部将进攻登州和莱州。就这样在汴州军队的强力攻势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登州和莱州相继失陷，两州败逃的士兵相继逃往青州。王师范将这些人组织起来，在石楼设置两寨，想要以此抵挡朱友宁的进攻。不过，就在两寨刚刚竣工之时，六月七日，朱友宁利用夜色偷袭登州寨。王师范催促王茂章出兵迎战，而王茂章却按兵不动。朱友宁攻陷登州寨后，又立即进攻莱州寨，此时天色已经放亮，王茂章估计朱友宁人马已经疲惫，于是与王师范合兵出战，大败朱友宁。朱友宁自高岗上驰下迎敌，不料马失前蹄，最终被斩杀于乱军之中，失去主将的汴州军队立即大乱，王师范与王茂章乘胜追击，一直追到米河附近方才收兵。朱全忠得知朱友宁战败身死的消息后十分震惊，亲自带领二十万大军昼夜兼程奔赴青州。七月十四日，朱全忠到达临胊，命令人马急速向青州城发起进攻。王师范携战胜朱友宁的余威出战，结果大败逃回城内，而王茂章却故意闭营不战，在知道寡不敌众的情况下，于傍晚时分率兵连夜逃走，只留下王师范独守青州。八月一日，朱全忠见平卢军实力尚强，于是留下曹州刺史杨师厚继续围攻青州，自己则领兵返回大梁。朱全忠走后，杨师厚驻扎在临胊，与王师范继续对决。不过王师范依旧不敢出战，杨师厚为了尽快攻下青州，诈称自己要前往密州，将辎重留在了临胊。王师范得知杨师厚前往密州的消息后，倾城出兵进攻临胊。杨师厚伏兵奋击，大败平卢军，杀伤万余人，擒获王师范的弟弟王师克。次日有五千名莱州兵前来救援，又被王师厚拦杀殆尽，王师厚乘胜在青州城下安营扎寨。八月二十一日，王师范看到对抗不过汴州军队，于是派副使李嗣业及其弟王师悦向杨师厚请降，并请以其弟王师鲁为人质。朱全忠本想杀掉王师范，但他听说李茂贞和杨崇本要联手将皇帝李晔接出京城长安，于是便急于将皇帝李晔接到洛阳，才接受了王师范的投降。王师范投降后，刘鄩依旧占据兖州。当时葛从周为了解救妻儿老小攻城甚急，刘鄩让士卒用板轿抬着葛从周的母亲登城，让葛母劝葛从周解除对兖州的包围。葛从周见家属无恙，于是暂时撤退二十里，兖州城的形势稍稍得到缓解。不过，由于长期被围，兖州城里粮食奇缺，刘鄩让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出城觅食，城内只留下少壮男丁御敌，他治军有方，虽然城内形势极其危急，但百姓们却能安然度日。葛从周见兖州城不易攻取，于是派人劝降刘鄩，不过刘鄩的答复很干脆，他是奉王师范的命令驻守兖州，如果今日见其失势就出城投降，实在是有违做人的道理。后来王师范投降后，声明刘鄩的所作所为全是他的意思，请求朱全忠赦免其罪，并派人命令刘鄩投降，刘鄩得到命令后方才举城投降。刘鄩是个颇具大将风度的人，葛从周很感激他能善待自己的家人，于是替他准备好衣装，准备送他去大梁。不过刘鄩却执意穿囚服前往大梁，而且到了大梁后，刘鄩要求身穿罪服入见。朱全忠十分看重刘鄩，下令免除其罪，并任命他为都押将，后来不断升迁，直至做了汴军名将。相比于刘鄩的待遇，王师范的结局则十分悲惨，朱全忠在解除了西顾之忧后，便让部将李振取代了王师范，而王师范则举族迁往大梁。朱全忠开始还能对他以礼相待，不过到了后梁开平二年（908年），朱友宁之妻要为夫报仇，说丈夫之所以会死于乱军之中，全是因为王师范叛逆的原因，如今王师范还活着，这让她感到万分痛心。朱全忠听后下令诛灭王师范全族，而且宣读诏书的使者先在王家住宅边挖了个大坑，然后才宣读了诏书。王师范听完后全无畏惧之色，带领同族二百余人从容赴死。值得一提的是，王师范是唐末最后一个公开起兵对抗朱全忠的人，此后朱全忠再也没有敌手，他的目标开始瞄向那个高高在上的宝座。剪除羽翼天复三年（903年）正月，皇帝李晔从凤翔回到了京城长安。事实上对于李晔而言如同脱离了牢笼又入虎口，朱全忠在击败一个又一个对手后，野心越来越大，他已经不甘心只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而是开始图谋称帝。朱全忠明白要想达到称帝的目的，必须首先设法剪除皇帝李晔身边的羽翼，他觉得性情偏激的崔胤既痛恨宦官又猜忌大臣，可以加以利用，而崔胤也想借助朱全忠的支持独揽朝廷大权，于是两个人一拍即合，决定联手清洗朝廷。皇帝李晔回京的第二天，朱全忠和崔胤密谋后一同入朝，崔胤按照朱全忠的意思上奏，说建国之初天下太平，宦官并不领兵和参与朝政，天宝年间以后，宦官势力逐渐强大，到了贞元末年，德宗皇帝为了便于随从护卫，将羽林卫分为左、右神策军，并让宦官统领，遂成为定制。自此之后宦官集团参与国家机密，擅夺百官职权，严重者勾结藩镇危害朝廷，朝政混乱的根源就在于此，如果不将其斩草除根，终会受到其害。崔胤在奏疏的最后，请求皇帝李晔罢免由宦官担任的诸司使，其事务全都放还有关省、寺掌管，并下诏召回诸道监军。皇帝李晔一看到奏疏，便知道是朱全忠的主意，很长时间以来他对崔、朱二人可谓是既敬且畏，根本不敢说出不同意见，只得按照崔胤所说的，下诏颁布执行。在李晔刚刚下完诏书的当天，朱全忠等人未经皇帝李晔的同意，便派兵将以宦官第五可范为首的七百多名宦官集中到内侍省杀掉。当时“冤号之声，彻于内外”，这是宦官自天宝年间势力逐渐强大起来后，第一次遭到大规模的屠杀，可谓是遭到重创。不仅如此，当时出使在外的宦官，朱全忠也下令让地方官杀掉，只留下三十个黄衣小宦官打扫宫廷。皇帝李晔虽然痛恨宦官，但当他听说其遭到朱全忠大规模的屠杀后，顿时感到不寒而栗，却也无可奈何。自此之后只能让宫女出入宫廷宣布诏令，崔胤同时夺得了六军十二卫的领导权。朱全忠清除掉宦官集团后，立即将目标转向朝中的文臣武将，而崔胤则仰仗朱全忠的权势，任凭自己的爱憎赏罚官员，大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之势。皇帝李晔到达京城长安时，曾经向诸道发布回归诏书，唯独没发给凤翔的李茂贞。当时宰相陆扆认为这样做不妥，上奏说李茂贞虽然罪大恶极，然而朝廷并未与之断绝关系，现在唯独不发给他诏书，似乎不太公平。崔胤得知陆扆的上疏后，顿时勃然大怒，他要求皇帝李晔将陆扆外贬。而皇帝李晔对崔胤先前的所作所为十分不满，他对韩偓说崔胤虽然有为国尽忠之心，但和韩偓比起来，崔胤的权术实在太多了。当时皇帝李晔十分器重韩偓，想让韩偓担任宰相，而韩偓则推荐说御史大夫赵崇和兵部侍郎王赞堪当此任。于是李晔想要起用这两个人，而崔胤知道消息后，担心新任宰相会妨碍自己大权独揽，可是自己又无法言明，于是便让朱全忠出面阻止。朱全忠觐见皇帝李晔，告诉他赵崇为人十分轻薄，王赞则无才学，韩偓推荐这样的人担任宰相，实在是有失身份。李晔眼看朱全忠态度坚决，不得不取消任命赵崇、王赞为宰相的决定，但是朱全忠并未善罢甘休，进一步要求惩处韩偓，李晔无奈之下只得将韩偓贬为濮州司马。韩偓离京前，李晔偷偷与他辞别，韩偓流着眼泪告诉李晔，说朱全忠现在越来越嚣张跋扈，自己即使死在贬所也在所不惜，但如果照此下去，朱全忠很可能会做出篡逆之事。韩偓就这样流着眼泪前往濮州而去，事实证明在不远的将来，韩偓的话一一应验。不久后，崔胤又接连将政敌工部侍郎、同平章事苏检和吏部侍郎卢光启处死，将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王溥贬为太子宾客，当时朝臣中曾经跟随皇帝李晔前往凤翔的官员，被贬黜者多达三十多人。朱全忠为了控制京城事务，在他东征王师范时，留下步、骑兵万余人驻守长安，任命朱友伦为左军宿卫都指挥使；张廷范为宫苑使；王殷为皇城使；蒋玄晖为充街使，等于将亲信便置于禁卫系统以及京辅地区，进而掌握了京城的所有军队。二月二十七日，朱全忠想要返回大梁，皇帝李晔在延喜楼摆下酒宴为其送行。临分别时皇帝李晔佯装悲伤之态，并让朱全忠在楼前上马离去以示恩宠，百官则在长乐驿为朱全忠送行，崔胤为了显示对其亲近，又加送了三十里，在灞桥之边与朱全忠饯别。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朱全忠离开长安，崔胤与他的联合也宣告自行解体，其根本原因则在于两个人的目标虽然相同，但理想却不同。崔胤虽然嫉贤妒能，想要独揽朝廷大权，但从内心深处始终是忠于唐室的。而朱全忠本身就是黄巢的降将，内心并无对李唐皇室的绝对忠心，而且在打败李茂贞、吞并关中后，开始产生篡夺之志。对于朱全忠产生的变化，崔胤全都看在眼里，而且在皇帝李晔重新回到京城长安后，他也曾试图寻找解救办法，无奈他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在朱全忠刚刚离开京城长安后，崔胤便秘密觐见皇帝李晔，告诉他朱全忠有虎狼之心，如今在朝臣或贬或杀的情况下，只有占据荆襄地区的赵匡凝兄弟对朝廷始终忠心不二，皇帝李晔应该伺机巡幸荆襄地区，进而摆脱朱全忠的控制。现在左右神策军已经解散，如果继续招募士兵重新组建，恐怕会引起朱全忠的怀疑，应该想个万全之策。于是皇帝李晔将此事全权交由崔胤处理。崔胤在经过慎重的思考后，写信给朱全忠，告诉他京城长安与凤翔的李茂贞相距不远，朝廷不能不做防御的准备，想就此招募士卒予以补充，也使朱全忠免除西顾之忧。朱全忠对崔胤的真实目的洞若观火，只是觉得崔胤这样做对自己构不成太大威胁，于是表面上答应了他的请求，可是在暗中又派麾下数千名士兵伪装成百姓前去应募。而崔胤对此则全然不知，下令六军诸卫副使、京兆尹郑元规确定招募标准，一共招募到六千六百人，每日修缮兵器，训练士卒。如果照此下去，崔胤的计划或许就会成功，但接下来发生的一个偶然事件，则不仅让崔胤的计划彻底破产，而且还搭上了身家性命。天复三年（903年）十月，留守长安的宿卫都指挥使朱友伦在左军和幕客们打马球的时候，不慎落马毙命。朱全忠闻听爱子身亡悲伤不已，怀疑是崔胤暗中加害，于是下令将与朱友伦击球的十几个人全部杀死，派侄子朱友谅接替朱友伦的职位，并密切关注崔胤的动向。而恰在此时崔胤建议皇帝李晔南巡荆襄地区以摆脱朱全忠的控制，被伪装成百姓混进禁军的朱全忠的士兵探听出来，由此朱全忠决定处死崔胤。于是，依靠朱全忠实现大权独揽的宰相崔胤，其末日即将来临。昭宗之死天佑元年（904年）正月，朱全忠秘密上疏皇帝李晔，称崔胤专权乱国，离间君臣关系，请求诛杀崔胤及其同党郑元规、陈班等人。李晔见他和崔胤的计划败露，知道崔胤已经是性命难保，只好采取丢车保帅之法，罢免了崔胤的宰相职务，将其贬为太子宾客，郑元规贬为循州司户，陈班贬为凑州司户。次日又按照朱全忠的意图，下诏历数崔胤等人的罪状，任命裴枢、独孤损接替崔胤掌管的事务。崔胤被罢黜后，朱全忠密令朱友谅乘夜包围其住宅。当时崔宅由新招募的禁军守卫，崔胤闻听有变，下令关门拒战，不料混在禁军中的汴州士兵一声呐喊，调转方向与朱友谅一同攻打守卫崔宅的禁军，战斗整整持续一夜
的明显优越性面前动摇了。广宁陷落后，基督教徒孙元化同徐光启一道研究了欧洲的数学和工艺学，建议用葡萄牙大炮装备一支明军，以加强东北防务。在侯震旸等东林党人支持下，孙元化的建议终于被朝廷采纳。1623年，4名葡萄牙炮手自澳门北上。孙承宗、袁崇焕等关外驻军，都装备了欧式大炮，并投入了使用。孙元化本人则出任登、莱二州巡抚，将山东半岛作为此项行动的中心。1630年，又有200名澳门炮手在高卡乌斯·特谢拉（GoncalvesTexeira）和安东尼奥·德尔·卡波（AntoniodelCapo）率领下，受雇前往登州。虽然他们大部分行至南昌便被阻留，既而又被遣回澳门，但其中的翻译乔奥·罗德里戈斯（JoaoRodrigues）神甫，却得以抵达登州，并向孙元化及其部将（包括辽东武人孔有德和耿仲明）传授了制造和使用新式大炮的技艺。与此同时，在较为宽容的崇祯皇帝统治下，朝中的天主教徒，再次要求更多地相信和采用欧洲技术。经徐光启推荐，传教士汤若望主持了一次历法改革，又于1642年7月应崇祯帝之邀去创建一座铸炮厂。这位耶稣会士虽然经验不足，但还是勉强同意由他指挥工匠在皇宫附近修建这座铸造厂，并铸成了20门大炮，其中多数可发射40磅重的炮弹。这样，从1623年起，经过30年代，直至40年代初，明朝在东北的军队逐渐装备了欧式枪炮，从而加强了防卫和进攻的能力。由于具有了这种新的能力，明朝政府便决定去改变自己在辽东的命运。在这次军事反击中充当主要角色的是袁崇焕。此人来自广东，原为文官，但长期以来对辽东战事颇为关注，自诩是“边才”。广宁陷落时，他刚刚由南方的一个知县调至朝廷任兵部主事，遂亲自来到山海关，察阅形势。回朝后，他立即上疏天启皇帝，毛遂自荐，“与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不久，他便被派往辽东前线。袁崇焕的顶头上司是王在晋。同其倒霉的前任熊廷弼一样，王在晋也担心采取进攻策略会缺乏后勤的支持。因此，他不准备去加强边远的前线阵地，而宁愿让蒙古科尔沁部驻守关外，以为缓冲之计，还打算在山海关之八里铺修筑重城，置4万兵守之，以加强长城与北海接合处这一战略要道的防卫。天启皇帝对此计划颇感兴趣，遂遣亲信大臣孙承宗（1563—1638）前去检验其可行性。但孙承宗丝毫未被打动。相反，他向王在晋提出质询后，回朝报告说，王在晋不打算从山海关调出4万士卒，而准备向困难重重的兵部请求增兵。孙承宗认为，增加援兵并无明显的必要。因此，他力劝天启皇帝另作抉择，包括考虑袁崇焕的更富有进取精神的计划，将防御重点放在山海关以北200里处的宁远，使之成为收复辽东的跳板。这时，皇上决定支持孙承宗、袁崇焕。1622年9月21日，王在晋被罢免，由孙承宗接替其职，又兼任大学士和兵部尚书，并授以处置前线事务之权。袁崇焕则奉命赴宁远修缮城墙，以此作为收复锦州附近城镇的基地。天启皇帝对孙承宗等人的支持没能持续多久，因为他又从其他大臣那里听到相反的忠告。事实上，这场防御策略之争，日益明显地卷入了“正直的”官僚士大夫与皇上身边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之间的主要冲突之中。前者支持东林党，主张恢复儒学在官僚政治中的基本价值而结束专断专制；后者则是围绕皇权的不受约束的内廷专断权力的代表。此时，东林党人的立场早已形成，那基本上是按照12世纪主张抗金的岳飞等民族英雄的模式，来评述袁崇焕等人的行事的老套。一些东林党人认为，收复辽东、阻止女真继续入侵的“进取”策略，定能成功，不应因为出了主张绥靖、首鼠两端的熊廷弼之流而放弃。高攀龙和不久即被处死的杨涟等东林领袖的主张，通常是建立在对前线形势真相全然不明的基础之上的，因而他们支持这样一种看法：议和并削减军费的保守策略，等于怯懦和卖国。于是，将明军防线置于何处的争论，又常常被说成是爱国者同卖国贼之间进行的激烈的历史性的斗争。反对东林党之进攻策略的意见认为，袁崇焕的计划并不现实，特别是在军备甚少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而此时将注意力集中于遥远的前线，更是目光短浅，因为这意味着放弃了镇压内地叛乱这一更为急迫的任务。徐如珂等人坚信，一旦平定了内地叛乱，外敌——关外夷狄——便不难平定。当时，辽东局势还能维持，朝廷完全可以先解决内地的真正危机，然后再将主要注意力转向辽东。然而另一些官员却从这一诚恳明智的建议中，引申出极为阴险的含义，即：进攻策略不仅是刚愎自用的表现，还是东林党人为谋求私利而策划的阴谋。那位极力鼓吹收复失地的大臣、韩爌的门生袁崇焕，不正是东林党的拥护者吗？他不正是杨涟的同门生成基命一手提拔的吗？这些人不正是通过掩盖辽东惨败的真正原因，即内阁的腐败无能，而互相保护的吗？为什么每次被选来为战败承担罪责的大臣到头来都成为东林党的政敌呢？这不就是朝廷大权渐渐落入结为“邪党”的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党人之手的关键所在吗？朝廷近来日趋腐败，不正是由于他们对皇上不忠而结党营私吗？在双方的争论更加激烈的1624—1625年，支持进取策略的大臣们，又要求将山海关守军的一半调往前线，以夺回广宁。魏忠贤则千方百计阻止孙承宗进见皇上详述其理由。此外，他还诋毁奉命前往山海关督师的孙承宗是军阀，并暗遣手下宦官至前线军中，为攻击孙承宗搜集证据。后当魏忠贤以受贿为罪名，欲将东林党领袖杨涟下狱查办时，孙承宗曾极力相保；但他自己也因部下一次小小的军事失利，横遭报复而受到弹劾，并被迫于1625年11月辞去辽东经略之职。其继任者高第，则是公认的魏忠贤的同党。高第向天启皇帝夸下海口，说他能整肃辽东的腐败和弊政，包括设法清除潜在的叛徒，防止叛明降金之事继续发生，令手下将领各负其责，改善部队装备，强化士兵的纪律。最后，高第认为最重要的，是将防守薄弱、易受攻击之处的军队全部撤回。他辩解说，与其千里迢迢向宁远等镇运送给养，不如全力加强关内防线。于是，锦州一线各城堡都被放弃，袁崇焕也被告知今后其给养将被削减。
努尔哈赤之死与皇太极之议和
袁崇焕有充分理由撤离宁远，但他决意坚守，凭借布列于内城城头的葡萄牙大炮，抗击努尔哈赤未来的进攻。努尔哈赤得知明廷已改变战略，任高第为辽东经略，遂决定攻打宁远。1626年2月19日，金军将宁远团团包围，第二天便发起攻击。袁崇焕有意放弃外城，将敌人放入“红夷”大炮及矢石、燃油的射程之内。但努尔哈赤仍奋力攻城。战斗持续了6天，明军的顽强抵抗使金军遭受重大伤亡。努尔哈赤也中炮负伤，被迫率众撤回。七个月后，即1626年9月30日，这位后金大汗伤重而死。高第及朝廷本已放弃宁远，忽闻袁崇焕大胜，顿时惊喜若狂，连权倾朝野的魏忠贤也表示要支持袁崇焕。一时，收复失地之主张的正确性似乎已被证实。然而袁崇焕竟因胜利而飘飘然，以致没能充分利用后金愿意议和这一大好时机。宁远之败及严重的经济危机，使后金第二代大汗、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1626—1643年在位）倾向于同明朝改善关系。1627年2月23日，后金使者来到宁远，致书袁崇焕。书中列述了“七大恨”，详细申明了女真在明朝统治下所受之冤屈，随后表示愿意重修两国之好，并要求互赠礼品。所谓互赠礼品云云，只是外交辞令，实际上是要明朝向后金纳贡。先输纳值银数百万两的和好之礼，然后每年纳贡。其数额无疑大大少于辽东地区每年的军费开支，但仍是一项沉重且带有屈辱意味的负担。4月20日，两名后金使者自宁远返回，三名明朝使者携袁崇焕复书随同前往。这封复书，语气凌人，甚至含有警告之意。它主要就“七大恨”问题进行辩解，指出双方都有无数人民惨遭杀戮，并要求金汗若真想议和，笔下应少些动气之言。此外，书中还提出，后金必须将开战以来所占领的全部城池和战俘退还明朝，和平才能实现。这一次，皇太极作出了更大让步。1627年5月22日，他再次致书袁崇焕，断然拒绝退还所获城池战俘，因为这是上天所赐；但他表示对“七大恨”可既往不咎，并保证将信守诺言。为申明此意，皇太极将索要的初和之礼削减了一半，将每年往来之礼减至黄金9万两。袁崇焕没有继续讨价还价，因为当时朝廷对他的支持甚至比宁远大捷后还要有力。天启皇帝之死，导致了其心腹宦官魏忠贤的最后失宠和覆灭。许多因和东林党有牵连而被清洗的士大夫，暂时恢复了权力。他们以钱龙锡为首，无疑是支持袁崇焕的。袁崇焕深知于此，遂在东北推行了更为积极的进攻策略，下令在曾被放弃的锦州和大凌河一线实行军屯，将其重新建为军事重镇。这当然不是皇太极所期待的答复，但他对此早有思想准备。1627年6月18日，皇太极得知明军正加紧修缮前线城堡，便令其贝勒大臣做好向明朝进攻的准备，一旦议和不成，便重操干戈。这时，袁崇焕奉诏回京，单独进见新即位的崇祯皇帝，商讨明朝对东北的战略。在这次重要会见中，袁崇焕将其战略计划概括为“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并且又一次向皇上许下诺言：“计五年全辽可复”。但这一次袁崇焕没能实现其诺言。尽管崇祯皇帝将他擢为兵部尚书，并授予坐镇宁远监督辽东战事之全权，他的计划仍以失败告终。仅仅一年多之后，登基未久的皇太极便挥师南下，入侵明土，并几乎打到了北京城下。- 薛虹：《明代初期建州女真的迁徙》，第52—54、56页；杨旸：《试论明代辽东都司卫军屯田制》，第13页；曲瑞瑜等：《清入关前对东北的统一》，第112页；田村实造：《明代满蒙史研究》，第74—75页；D.波克蒂罗夫：《明代东蒙史》，第11—14页。查尔斯·O·贺凯认为，“明王朝的创业者完全没有意识到中国人征服北方游牧民族的决定性意义。”由于满族不是游牧民族，所以贺凯声称，1368年以后，“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冲突不再是中国历史的主要问题了。”查尔斯·O·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2页；又见兰德彰：《蒙古统治下的中国》一书《前言》，第18—19页。16世纪20年代，士大夫祝允明曾说：沿海之民及以皮毛为衣者，虽人立而行，非我同类。其人皆自相联结，抚之则如“蜂蚁”，弃之则如“獍枭”（成年后便忘恩负义，吃掉自己的父母）。克里斯琴·默克：《祝允明与苏州的文化贡献》，第441—442页。许多汉族人对蒙古人或定居中国的中亚人总是怀有戒心，唯恐其危害中国。亨利·塞路易斯：《明朝反对定居在中国北方的蒙古人吗？》，第136页。?1369年明太祖分封宗王时，将封地设于北方，使为藩王，从而沿明朝边境构成一道屏障。这是明朝防御北边的最初措施。爱德华·L·法默：《明初两京制度》，第74—75页。?罗荣邦：《和平与战争的政策和决策问题》，第52—53页；又见弗雷德里克·W·莫特：《1449年的土木之变》，第272页；法默：《明初两京制度》，第12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2页；亨利·塞路易斯：《明代甘肃地区的蒙古人》，第330页；兰德彰：《前言》，第14—15、17页。明太祖的民族优越感是人所共知的。虽然他从前也承认元朝为正统，但1367年11月北上时，他檄谕北方人民曰：“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淤膻腥，生民扰扰，故率群雄奋力廓清，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明实录》洪武朝第二十六卷，第10—11页。?卫是遍布全国的地方军事单位，每卫5600人，下属五个千户所，各1120人。每千户所又下属十个百户所，各112人。守御千户所设于冲要之地，每所1128人。应当指出的是，卫所制度使明朝能在战争频仍的14世纪将庞大的军队分散于全国。罗梅因·戴乐：《明王朝的社会来源》，第1—3页；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第四章；罗伯特·B·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45页；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91—100页；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64—66页。?这种体制是1363年由原元朝户部尚书张昶提出的。罗梅因·戴乐：《卫所制度在元代的起源》，第23—24页；又见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败政》，第287—288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38—39页；戴乐：《卫所制度在元代的起源》，第36—37页。?京军中有一部分是番上的卫军，但其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佥事，及正千户、副千户、百户等，都是世袭职位。这些都是卫所官职。战时统兵的将领及各省都司和中央都督府的职位，由皇帝指派的官员充任。为了维持世袭权，他们仍保留原来的卫所官职。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52页；戴乐：《卫所制度在元代的起源》，第39页。?14世纪末，共有都司17个，内外卫329个，守御千户所65个。至15世纪，内外卫增至547个，千户所增至2593个。1467年后，又正式设立总督之职。1400—1600年间，东北地区增设了310多个卫所。王钟翰：《明代女真人的分布》，第27—48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46—47页；查尔斯·O·贺凯：《明代的监察制度》，第34—35页。?明朝军队的衰败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北京周围的78个卫，原有38万人，至16世纪初，只剩5—6万人，而其中实际操兵器者仅有1万人。蒙古骑兵曾攻至京郊能看到北京城门处，明军竟不敢前去应战。黄仁宇：《明朝的军费》，第39—43、56—57页，及其《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67—68、290页。?“在这个国家中，也许没有哪个阶层比这些士兵更为卑贱和懒散了……平时，他们抬轿、喂马，像奴仆一样受人役使。”利玛窦：《16世纪的中国》，第89—90页。?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与流贼》，第217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53—57页；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第四章。据估计，到1569年卫所军士只剩下1/4了。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90页。?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91—106页。长城的系统修缮开始于1472年，当时明朝经济在经历了15世纪中叶的衰退后，刚刚开始恢复。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85页。?兀良哈部分布在涅尔琴斯克（尼布楚）西至中俄边界额尔齐斯河上游的森林地带。罗夫·特劳泽特尔：《中国民族主义的先声——宋代的爱国主义》，第11—13页。?说来也怪，永乐帝因将都城迁到了北京，而一直被认为是在保卫北方免遭蒙古侵扰。E.B.豪威尔：《“裴晋公义还原配”及其他中国故事》，第135页。?傅吾康：《政治家和军事家于谦》，第97页；吴缉华：《明代北边防御的收缩》，第10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08—111页；卢克·匡顿：《游牧帝国》，第274—275页。欧文·拉铁摩尔关于西罗马帝国在英国和莱茵河、多瑙河流域的势力界线的讨论，在这一点上是有启发性的。“就像在中国那样，军事力量所能威慑的范围大于能征服和吞并的范围；实施统一行政管理的
山东毗邻，北至津唐交界处，地跨津、冀、鲁3省市的25个区、市、县。勘探开发建设始于1964年1月，勘探开发总面积18716平方千米。注57华北油田是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华北油田分公司的简称，1975年投入勘探开发，1976年华北油田会战指挥部成立，后更名为华北石油管理局。注58灵光寺，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翠微山东部西山八大处，是八大处的第二处寺院，始建于唐代大历年间(公元766至779年)，因供奉释迦牟尼佛牙舍利而闻名于世，成为中外佛教徒朝拜的中心之一。1983年被国务院确定为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现由中国佛教协会派僧人管理。注59奕(1833—1898)是道光帝旻宁第六子、咸丰帝奕
指秦国的军队。死人不会说话，卜偃说这句话，背后必定有人指使。这个人有可能是狐偃，也有可能是先轸，总之是晋国的鹰派。这句话也不是凭空猜测，而是有准确的情报作为依据。两年前，秦国与郑国签订秘密盟约后，秦将杞子等人就一直留守在郑国，成为了秦国的驻外部队。听到晋文公去世的消息，他给秦穆公写了一封密信，信上说：“郑国人对我们很信任，要我们担任新郑北门的守卫任务。如果派大军潜行而来，里应外合，消灭郑国易于反掌。”这无疑是个馊点子。当年烛之武游说秦穆公不要打郑国的主意，最重要的理由就是秦国离郑国太远，中间还隔着晋国，就算消灭了郑国，好处也只能让晋国得到，对秦国没有任何意义。秦国的大夫蹇叔则进一步指出：“劳师袭远，是兵家大忌。部队从秦国出发到郑国，有千里之遥，怎么可能‘潜行’？不但郑国人会知道这个计划，晋国人也会知道。”坚决反对杞子的提议。用现代管理的语言来说，杞子的计划，不但目标的设定有问题，操作起来也不具备现实性。但秦穆公显然将晋文公的去世当做秦国称霸的一个契机，听不进蹇叔的劝阻，决定派百里孟明视、西乞术和白乙丙三人带部队前往郑国。孟明视是大夫百里奚的儿子，西乞术和白乙丙则是蹇叔的儿子。关于百里奚这个人物，《左传》与《史记》的记载有较大的出入：第一，公元前655年，晋献公灭虞国，俘虏了虞公和他的大夫井伯。后来晋献公将女儿嫁给秦穆公，将这两个人作为陪嫁的奴仆，一并送到了秦国。在《左传》的记载中，这两个人自此没有下文。而根据《史记》的记载，晋献公俘虏了“虞君及其大夫井伯百里奚”，则井伯即为百里奚无疑。《史记》又记载，百里奚在前往秦国途中，趁人不注意，偷偷地跑出了送亲队伍，而且流亡到楚国，被楚国人当做三无人员给抓了起来。秦穆公听公孙枝说百里奚有德有能，想花重金从楚国人手里将他赎回，但又怕动作太大，引起楚国人的警觉，于是派下人出面到楚国交涉，说：“我国有一个逃亡的奴仆百里奚现在贵国，请允许我们用五张羊皮将他赎回，以惩戒逃亡之人。”五张羊皮，在当时应该就是一个奴仆的价格。楚国人听了，也没怀疑什么，就把百里奚交给了秦国人。到了秦国，秦穆公亲自来迎接百里奚，一问年龄，已经七十了，老是老了点，然而满腹经纶，秦穆公和他谈了三天，如同当年周文王得到姜太公一般高兴，拜为大夫，令他主持国政。当时国人都戏称他为“五羊皮大夫”。百里奚又向秦穆公推荐了自己的朋友蹇叔，秦穆公于是将蹇叔也找来，拜为上大夫。虽然《史记》言之凿凿，但百里奚与井伯究竟是不是同一个人，在《左传》中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第二，公元前628年，秦国打算派兵袭击郑国。根据《左传》的记载，当时只有蹇叔站出来表示反对，则百里奚无疑已不在人世。秦穆公坚持要派兵，蹇叔牵着孟明视的手，说：“大侄子，我恐怕只能看见你出师，不能看见你回来了哟。”秦穆公知道了，派人警告蹇叔说：“你这老头子胡说八道个啥，如果不是活得长，你坟墓上的树都可以双手合抱了！”言下之意，我听你歪歪叽叽几十年，早听厌了。秦国大军从东门出发，蹇叔前往送行，看到自己的两个儿子雄纠纠、气昂昂地站在战车上，忍不住哭泣，嘱咐他们说：“此去郑国，一定要小心晋国人在殽（xiáo）地偷袭我军。殽地有一处山谷，地势险要，南边山麓是夏朝后皋的陵墓，北边山麓是周文王当年躲避风雨的地方。你们倘若死在那里，就由我这个老头子来替你们收拾尸骨吧。”但是根据《史记》的记载，当时反对出兵的不止蹇叔，还有百里奚。而且在秦军出发的时候，两个人都参与了“哭师”。仔细推敲起来，《史记》的记载有点不靠谱：公元前655年，百里奚已经七十岁，到公元前628年，百里奚如果还活着，则已有九十七岁。在那个年代，一个人活到九十七岁恐怕不太容易。因此，我们还是采用《左传》的观点，即：百里奚与井伯是两个人，孟明视出征的时候，百里奚已经去世。言归正传。公元前627年春天，偷袭郑国的秦军部队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了离郑国很近的王城雒邑。经过雒邑北门的时候，为了表示对天子的尊重，孟明视令战车上的弓手和持戟之士脱掉甲胄，下车步行。然而刚一过城门，秦军将士就纷纷跳上战车，动作十分彪悍。当时王孙满尚幼，站在城楼上看到这一幕，说：“秦军轻佻无礼，必定失败。轻佻则少谋，无礼则防备不周。身处险境又没有防备，且无谋略，哪能不败？”秦军公然经过雒邑，其用心已经昭然若揭。郑国如果有常驻雒邑的间谍或是外交人员，只要轻车快马走小路给新郑送去一封密报，秦军偷袭新郑的计划就得泡汤。然而，直到这个时候，郑国官方似乎仍然对近在眼前的危险毫不知情。新郑城内，一切有如往日般平静，秦将杞子等人带领的小支秦军部队仍然负责北门的警备，一丝不苟地检查着可疑人员的行李和证件。如果不是那个名叫弦高的郑国商人的出现，秦军这次千里奔袭郑国至少在战术上是成功的。弦高是来往于新郑与雒邑之间的商人。他的生意很简单，在郑国收购牛，贩到雒邑去卖，从中赚取差价。春秋时期，商人的政治地位相当低下，在“士、农、工、商”四大职业中属于垫底。但是，郑国的商人地位特殊，某些商人自郑桓公年代就与公室保持了良好的关系，甚至“世有盟誓”，休戚与共。据《国语》记载，郑桓公在王室担任司徒，听了史伯的建议，向东经营自己的势力，用大量的金钱贿赂雒东诸国，收买人心，背后想必就有商贾巨富为其撑腰。再加上郑国地处中原心脏，是南来北往的交道要冲，商业远比其他诸侯国发达，郑国商人地位因此比别国商人高也不足为奇。弦高是否与郑国公室有交往，《左传》没有明说。但是当他途经滑国，听到秦军入侵的消息之后，第一反应就是派人赶回新郑去，向郑穆公报告敌情。弦高自己则装作郑国的使者，带了四张牛皮和十二头肥牛前往秦军大营。见到秦军主将孟明视，他神态自若地说：“寡君听说您将带兵经过蔽国，特命在下来犒劳大军。”古人献礼，讲究先轻后重，弦高先以四张牛皮献给孟明视等人，然后再以十二头肥牛犒劳秦军将士，搞得像模像样。秦国人对他的身份没有产生任何怀疑。既然派使者前来劳军，说明郑国已经有准备，偷袭显然是不可能了。孟明视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他考虑再三，对西乞术和白乙丙说：“郑国有了防备，我们如果硬攻，很难攻克；如果围城，又没有后援，只能回去。”孟明视不想白跑一趟，顺手将滑国灭了，掳获大批财物，一路迤逦西行。而在新郑，郑穆公收到弦高的情报之后，派人到杞子等人居住的宾馆打探，发现秦军正在厉兵秣马，作战斗准备。他派人前去拜访杞子，说：“各位在敝国久居，将敝国存粮吃得也所剩无几了。现在听说你们将要远行，也没什么相送，郑国有块原圃，和秦国的具圃一样，是打猎的胜地，各位可以到那里自行方便，打几头麋鹿作为粮食，也好让敝国轻闲一下，如何？”话说得很客气，杞子等人听了却是满头大汗。没过多久，密探又送来孟明视大军撤离的消息。杞子知道机密泄露，大势已去，逃亡去了齐国，逢孙和杨孙则逃往宋国，驻守新郑北门的秦军部队也一哄而散。秦军劳师袭远，已经是一错；袭远不成，顺手灭掉滑国，又是一错。这两错的理由相同：郑国和滑国离秦国千里，就算灭了这两个国家，也无法管理，只能让他国得利。至于获得些许战利品，更不似大国所为，反倒像鸡鸣狗盗之徒。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孟明视自滑国起程的时候，晋国也正在酝酿袭击秦军的计划。刚刚继承君位的晋襄公主持了军事会议。先轸非常兴奋，说：“秦伯不听蹇叔的劝告，因一己之贪而劳累全国，是上天给我们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咱们必须讨伐秦军。”“我们尚未报答秦国人的恩惠，反而攻击秦国的部队，难道先君才死，你们就忘了他的立场了吗？”栾枝反驳道。“秦国不对我国先君的去世表示哀悼，还讨伐我同姓诸侯，是秦国人无礼，还谈什么报答？我听说一日放纵敌人，后患将波及几代人。祸及子孙，难道是先君的立场吗？”辩论的结果，先轸占了上风。晋襄公身穿黑色孝服发兵，并且策动姜戎部落派兵相助，前往殽山拦截秦军。秦军从雍城出发的时候，蹇叔一再叮嘱他的两个儿子要提防晋军在殽山打埋伏。但西乞术和白乙丙都没有将他的话放在心上，孟明视也放松了警惕，加上秦军在滑国掠夺了不少辎重，经过殽山山谷的时候，部队拖拖沓沓地，竟然拉了近十里长。从殽山的地形来看，恐怕只能说，秦国人完全是为了让敌人伏击才摆出这种长蛇般的行军队列。晋国人等秦军完全进入山谷后发动进攻，将秦军截成几段，分割包围。这一仗，秦军几乎全军覆没，孟明视、西乞术和白乙丙也成为了晋军的俘虏，从滑国抢回来的战利品，不消说，也成为了晋国人的战利品。获得“殽之战”的胜利后，晋国上下才为晋文公披麻戴孝。自晋献公年代，秦国与晋国就互相通婚，不是晋国将女儿嫁到秦国去，就是秦国将公主嫁到晋国来，双方借此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友好关系。后人将婚姻称为“秦晋之好”，就是出自这一段典故。然而，再好的婚姻也不过是政治的附属物，一旦政治利益发生冲突，两国就不免拔刀相向，将几十年的交情全部抛到了爪哇国。在这些错综复杂的政治与婚姻关系之中，女人虽然是弱者，却时常以其柔弱的力量影响着历史。公元前645年的韩原之战，晋惠公成为秦国的俘虏，正是因为他姐姐在秦穆公面前以死相挟，他才得以免受耻辱，并最终被释放回国。十八年之后的殽之战，秦军三帅成为晋国的俘虏，晋文公的遗孀文嬴希望能为秦国做一点事，便向儿子晋襄公请求释放这三个人，她说：“就是这三个人离间秦、晋两国君主，导致两国交兵。秦君如果得到这三个人，恨不得扒他们的皮，吃他们的肉，哪里用得着你动手？不如让他们回秦国去受死，以满足秦君的愿望。”文嬴是秦穆公的女儿，按照《左传》的记载，应当就是当年被立为夫人的怀嬴。晋文公死后方获得“文”的谥号，因此现在将怀嬴改称为文嬴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晋襄公听了文嬴的话，就把孟明视等人释放了。第二天上朝，先轸问起秦国战俘的事，晋襄公如实回答说：“母后为他们求情，我已经放他们走了。”先轸一听，暴跳如雷：“战士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战场上捉到他们，妇人用一两句话就将他们放跑了，这是损己利人的事，晋国离灭亡不远啦！”说完竟然不顾礼节，在晋襄公面前就吐了一口痰。晋襄公也醒悟过来了，命大夫阳处父去追孟明视。阳处父一直追到黄河边上，孟明视等人已经在秦国派来接应的船中。阳处父急中生智，解开战车左边的马，对孟明视说：“主公派我来送您一匹好马，请回来将马载走。”傻瓜才会回来。孟明视站在船头作了一个长辑，说：“感谢贵国国君的恩惠，没有将我们杀掉祭战鼓，使我们得以回秦国去接受惩罚。如果我回国被处以死刑，那是死而不朽；如果万幸得不死，三年之后必定回来拜谢（三年将拜君赐）！”秦穆公得到孟明视等人回国的消息，穿着白色的衣服亲自到雍城郊外迎接，见到他们就大哭说：“都怪我没听蹇叔的话，使得你们遭受耻辱，罪责全在我一人。”当场宣布孟明视仍然官复原职，并且说：“是我的过错，大夫何罪之有？我不会因为一次失败就埋没一个人的优点和能力。”【父子相残的人伦悲剧】春秋时期，王室衰微，各诸侯国你攻我伐，争夺“天下”这个有限的市场。周平王东迁到齐桓公兴起的近百年间，中原诸国虽有大小，然而实力相差并不十分悬殊，用现代市场理论来说，是完全竞争时期。待到齐桓公兴起，凭借雄厚的国力，通过军事与外交手段，以“尊王攘夷”为口号，胁迫或诱使其他国家听命于他的领导，霸主政治也随之产生，春秋的历史进入垄断竞争时期，少数几个寡头先后崛起，各领风骚数十年，产生了所谓的“春秋五霸”，即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当然，后人对“春秋五霸”这一说法，历来有很多不同意见。比如说，齐桓公被称为霸主，自然当之无愧。可是，与齐桓公同时崛起的楚成王，无论在实力上还是成就上，都不输于齐桓公，在某些方面似乎还略胜一筹。若论春秋之霸，楚成王不应被排在门外。比如说，宋襄公志大才疏，失仁失义，丧师辱国。若论斤两，充其量是一个鼻子上贴白药膏的丑角，可是仅仅因为曾经召集过一两次并不成功的会盟，便也将他列入五霸，有滥竽充数之嫌。又比如说，郑庄公挟天子以令诸侯，联合齐、鲁二国，纵横河雒之间，所向披靡，虽无会盟诸侯之举，已有号令诸侯之实，是否应该考虑将其也算作春秋一霸，而且是首霸？就算是齐桓公、晋文公两位最不受争议的入选者，后人也还是有诸多争议，焦点是：谁更胜一筹？站在不同的角度看，焦点问题也有诸多解读。比如说，在应对楚国的扩张这一问题上，齐桓公始终没有勇气与楚国放手一搏，在战略上处于守势；晋文公主动求战，而且大获全胜，有效地遏制了南风北渐。以此观之，晋文公胜。然而，齐桓公之所以不与楚国正面交锋，自有其不得已的原因。召陵之盟貌似不如城濮之战辉煌，但在其有限的条件下，也许是可能获得的最好成果，单以战争的成败论英雄，不能令人信服。若论及扶危救难，发扬国际人道主义精神，齐桓公似乎又胜晋文公一筹。如是争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恐永无定论。(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我的意见是：齐桓晋文，俱为豪杰，单以个人成就论，难以区分伯仲。但齐桓之霸，仅为个人之霸，由于不注重接班人的培养，在他死后，齐国陷入混乱的局面，国势每况愈下，齐国的霸业也被雨打风吹去，成为明日黄花。而晋文之霸，乃是晋国之霸，虽然其霸业甫成即撒手西去，晋国的霸业在一大批能人志士的共同努力之下，不但没有衰落，反而日益强盛。殽之战是在晋文公的葬礼尚未举行的情况下进行的。殽之战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晋国霸业方兴未艾的标志性事件。站在全面的、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晋文公完胜齐桓公。完胜的主要原因在于他坚持了以人为本，注重人才的使用和国民素质的培养。晋文公的人力资源战略其实很简单：大胆起用非公族的士大夫，让他们掌握实权。晋文公死后，正是狐偃、赵衰、先轸等非公族贵族作为晋国的主要支柱，继续辅佐晋襄公，维护了晋国的稳定和发展。晋文公用人唯贤，到了不拘一格的地步。《左传》记载，某年晋国的大臣胥臣臼季奉命出使他国，在冀（晋地名）的郊外住了一宿，看见一个叫郤缺的农夫在田里劳动，其妻为其送饭，态度十分恭敬，夫妻相敬如宾。臼季觉得很奇怪，于是向人打听，才知道这位郤缺原来是罪臣郤芮的儿子。（公元前636年，吕甥、郤芮密谋放火焚烧公宫而谋害晋文公，事败被杀。）臼季将郤缺带回绛都，向晋文公汇报了出使的情况之后，介绍郤缺说：“我找到一个有德之人，特此向你推荐。”晋文公一挑眉问：“你怎么知道他是有德之人？”臼季描述了一番他在冀郊田野里看到的现象，说：“敬重，是有德行的表现；夫妻相敬如宾，其人必有大德，可以帮您治理民众，恳请您一试！”见晋文公仍在犹豫，又说：“出门如见大宾，办事如同祭祀一般慎重，这样的人心地仁厚，可用！”晋文公沉吟了半晌，不无疑虑地问道：“他父亲犯有重罪，这样的人也可以用吗？”“此人是国之栋梁，不应该计较其先人的罪恶。当年鲧治水不力，
下！”皇太极这一路除了小打小闹的佯攻外，没有大战可说。真正的主力在西路，西路军岳托率军兵临墙子岭，墙子岭的守将总兵吴国俊在清军杀到之时，正在给监军太监祝寿喝酒，毫无戒备，自然，墙子岭失守。崇祯急调卢象升、杨嗣昌、监军太监高起潜抗击清军，此时卢象升、高起潜和杨嗣昌都是父亲刚去世，处在守孝期，所以卢象升上奏说这样太不吉利，应另选他人，但崇祯意已决，他任命卢象升为兵部尚书，赐尚方宝剑，总督各路军队保卫京师。十月十二日，岳托的西路军已逼近通州，卢象升决定在十月十五日兵分四路夜袭敌营。高起潜与卢象升意见不同，便大说风凉话，“只听说有唐朝李愬雪夜袭蔡州，没听说过有在十五日明月皎洁下偷袭成功的，月光那么亮偷袭得成功吗？奇袭宜少不宜多，兵分四路偷袭还能不泄露消息？”高起潜非但不支持卢象升，反而把一路奇袭的兵马调往他处，最终导致十五日只有三路参与夜袭，被清军击败。卢象升为了避免高起潜掣肘，便提出自己驻守昌平，让高起潜驻守通州，两人分开，崇祯同意了。但不久崇祯又要卢象升前往通州与高起潜合兵一处，卢象升便认为这是杨嗣昌在捣鬼，还让高起潜牵制自己。大敌当前，明军内讧如此，最后的悲惨结局已经只是时间问题了。在此期间卢象升听到了杨嗣昌在与清军秘密议和的传言（传言是假的，但杨嗣昌的确此前曾向崇祯提议与清朝议和），于是他在见到杨嗣昌后就说：“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我卢象升手拿尚方宝剑，倘若我们议和的话，袁崇焕之祸马上就到眼前！纵然我们不怕祸患，难道不念披麻戴孝之身，既不能移孝作忠，奋身报国，那么就是忠孝都做不到，还有何颜面立于天地间？”杨嗣昌听了这话，当即面红耳赤，赌咒发誓，“如果我要是跟鞑子秘密议和的话，将军的尚方宝剑就先拿我开刀！”卢象升：“既不能奔丧，又不能战，尚方宝剑还是应该我用来自裁，怎能强加别人？”杨嗣昌：“您放心，我绝没有秘密议和。”大战在即，内部猜忌如此，卢象升已经做好了为国尽忠的准备，杨嗣昌也做好了继续陷害忠良的准备。十二月十日，卢象升率领天雄军在巨鹿（河北邢台东北）迎敌，他披麻戴孝，对将士们说：“我与大家一起受国恩，就怕不能死得其所，不要怕不能生还！”说罢，率五千将士迎战，清军将卢象升重重包围，卢象升的部队杀的“刃必见血，人必带伤，马必喘汗”（谈迁《国榷》）。激战多时，卢象升所部箭镞用光，部下虎大威劝卢象升突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但卢象升却慷慨激昂地说：“虎将军，今天是我效命之秋也！”随后继续与清军搏杀，卢象升身中四箭和三处刀伤，仍又斩杀了几十个敌人，最终壮烈殉国，年仅三十九岁。他的部下杨陆凯怕他的遗体被清军残害，于是趴在卢象升的遗体上，最后后背中二十四箭而死。卢象升的天雄军全军覆没，仅虎大威突围而出。卢象升满门忠烈，其家族死于国难者一百多人。卢象升诗词也作得很不错，其《前调》一词，壮怀激烈，有岳飞遗风：“搔首问天摩巨阙，平生有恨何时雪？天柱孤危疑欲折，空有舌，悲来独洒忧时血。画角一声天地裂，熊狐蠢动惊魂掣。绝影骄骢看并逐，真捷足，将军应取燕然勒。”值得一提的是，戎马倥偬一词最早就是卢象升发明的，卢象升在《与豫抚某书》说：“戎马倥偬之场，屡荷足下训诲指提。”此乃“戎马倥偬”最早出处。卢象升战死，崇祯调正在中原与李自成、张献忠血战的孙传庭、洪承畴前来勤王，崇祯任命洪承畴为蓟辽总督，孙传庭为保定总督，赐孙传庭尚方宝剑，总督山东、河北军务。西路军只遇到了卢象升的坚强抵抗，多尔衮的东路军则只在河北高阳遇到了抵抗。高阳是孙承宗的老家，祖大寿大凌河失守后，时任蓟辽督师的孙承宗被罢官，于是他告老还乡。然而孙承宗并没有闲下来，而是埋头研究军事。他创造性地创建了以热兵器为主要杀伤手段的十二车营，并撰写了专门论述火器车战战术技术的军事著作《车营百八叩》。书中所论车营，系指拥有火器的战车、步、骑和辎重合编而成的新型营阵，具有较强的火力和较好的火炮运动性能。其编制方法以四车为一乘，四乘为一衡，二衡为一冲，四冲为一营，每营六千余人，车一百二十八辆，骑步合营配各种炮三百五十二门。布阵时，战车在前，步兵、骑兵和权勇（骑营选勇八百人为中权，直属主将，名其兵曰权勇）依次排列于后。火器配置，步兵则鸟枪、佛郎机在前，三眼铳、火箭在后，骑兵也配有三眼铳和火炮。然而孙承宗的军事永远停留在了理论上，明朝此时的国力已不容许这样会耗费大量资金来装备的特种部队。在皇太极刚刚发动第四次南侵时，《武备志》的作者、孙承宗的好友茅元仪劝孙承宗到南方躲躲，孙承宗婉言拒绝了，他说：“我都这一把年纪了，没什么可怕的了，如果能有机会战死疆场，也算是死得其所了。”就这样，在清兵向高阳进攻的时候，孙承宗以七十六岁的高龄，率领全家及高阳民众奋起抵抗，由于兵力相差过于悬殊，高阳城很快就被攻陷了，孙承宗被清兵抓获。多尔衮听说抓到了孙承宗，非常高兴，亲自来劝降，孙承宗严词拒绝，说但求一死。多尔衮无奈，鉴于对其敬重，应允孙承宗可自尽而亡，最后，孙承宗坐在一张椅子上，令两个清兵用白绫将自己勒死，从容而又壮烈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一说投缳而死）。在保卫高阳的战斗中，孙承宗六个儿子、两个侄子，十二个孙子、侄孙殉国，全家老小四十余人遇难。孙承宗不仅是大军事家，而且诗词写得豪迈壮烈。咱们欣赏一下：《水龙吟》：平章三十年来，几人合是真豪杰。甘泉烽火，临淮部曲，骨惊心坼。一老龙钟，九扉鱼钥，单车狐骨。念河山百二，玉镡罢手，都付与，中流楫。快得罴熊就列。更双龙陆离光揭。一朝推榖，万古快瞻，百年殊绝。玄菟新陴，卢龙旧塞，贺兰雄堞。看群公，撑挂乾坤，矢力了，心头血。《沁园春》：匹马东来，掩泪新亭，江山笑予。看诸峰罗列，霜描白发，大嬴环绕，云溅征衣。化鹤应回，凤凰何处，惟有明月依戟枝。凝望眼、叹人民城郭，何是何非。是谁夺却燕支。麟阁云台须有时。问一行直抵，黄龙痛饮，何如合坐，绿野弹碁。独上高楼，风烟欲净，遥见白云随钓矶。天恩远，念玉关人老，曰汝其归。《木兰花幔》：鹤来华柱下城郭，是人民非看，七萃凌霜，六花喷雪，万姓东归向来事。且莫问，但旃裘匝地浣征衣，远戌胡笳正急，连天塞草初肥。搜胸中百万雄师，小试大凌西，喜三箭天山，六赢虎落，百道龙旗。正黄云赤羽两同飞，早是风驰千里，攻月翚重园。三十多年来为内阁首辅者，有几个才是真豪杰？多数是些鼠目寸光的肉食者，尸位素餐，妨功害能，由此搞得大明山河破碎，被满洲人的铁蹄践踏，光怪陆离的朝局之下，究竟谁才是可救世的历史巨人？兴许没有，也兴许我孙承宗的一生事业都会付之东流，但是面对这已经满目疮痍、物是人非的昔日曾经繁华、今日战火兵燹的人民与城郭，我也一定会苦撑残局，强撑病体，我胸中这雄兵百万、战将千员在大凌河西面已经牛刀小试打退过敌军，希冀着像薛仁贵三箭定天山那样最终敉平辽东敌寇，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但遗憾的是，孙承宗一己之力难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清朝人编修的《明史》这样评价他：“以此人的才能，恢复失去的江山，未必容易，但如果信任他，将权力交给他，稳定固守现有的国土，是可以的。”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孙承宗一直活着，清朝是无法得天下的，足见孙承宗在明亡清兴争局中的重要性。攻陷高阳后，多尔衮继续南侵，一路势如破竹，没有遇到任何像样抵抗，他攻陷济南，在济南进行大屠杀，杀人十三万（据《明史纪事本末》）。清军走后，孙传庭上奏请求重新回到中原，以防农民军反叛，但杨嗣昌百般阻挠，使得孙传庭的奏折无法上达，孙传庭被气得耳朵都聋了，于是告假。杨嗣昌借机上奏说孙传庭是装病，崇祯信以为真，大怒，将孙传庭贬为平民后关押。此次南侵，清军西路军与东路军此次南侵共攻陷七十座城池，如入无人之境。至此，在皇太极的打击下，明朝距离崩溃已经不远。中国北方以盛产强悍的民族著称。从侵扰秦汉的匈奴到给南朝造成很大威胁的北魏，从在隋唐之际崛起的突厥到足以左右唐朝生死的回纥，从纵横中原几十年的沙陀到与宋朝争雄的辽国，从屡胜宋朝的西夏到灭亡北宋的金国，从横扫亚欧的蒙古到十八万人横扫中国的清军，北方强大的民族两千年来一直威胁中原王朝的安全。然而华夏民族的力量是伟大的。北匈奴被窦宪打得西迁，南匈奴在五胡仇杀中彻底灭亡，建立北魏的鲜卑族被同化后融入汉族，东突厥被李靖灭掉，西突厥被苏定方灭掉，回纥则成了维吾尔族，成为中华民族一部分，沙陀则荡然无存，辽国也早无昔日辉煌，成了现在的达斡尔族。费正清对于中国北方民族总结如下：一，蛮族一般在政局混乱时入侵中国北方。二，蛮族政权往往得到汉人指点和效忠。三，蛮族骑兵进入中原后就丧失了纵横草原的战斗力。四，大量汉族官吏被任用。五，入侵者往往采用汉人政治制度。六，这些异族往往以其长城外的发祥地为根据地，以此争取不被汉人同化。七，朝廷以下各级政府多为汉胡二元结构，其中除去主管者外多为汉人。八，其他少数民族往往加入政府。九，异族统治者通过武力维护统治，派亲兵防御国都和其他重要地区。十，对中亚各族分而治之。十一，由于汉人多，异族统治者吸取中国文化一些特点。十二，异族或最终被汉族同化，或被赶出中原。游牧民族帝国如风，中原王朝轮番兴替，真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百年皇图霸业，过眼烟云！第十八章烈士与汉奸的一步之遥横扫华北后，皇太极将兵锋对准了大明在辽西仅存的锦州。松锦大战一触即发。此时的明朝已经腐败到了极点：彼（指明朝）文武大小官员，俱是钱买的。文的无谋，武的无勇。管军马者，克军钱；造器械者，减官钱。军士日不聊生，器械不堪实用，兵何心用命？每出征时，反趁勤王，一味抢掠。俗语常云：“鞑子、流贼是梳子，自家兵马胜如篦子。”兵马如此，虽多何益！况太监专权，好财喜谀，赏罚失人心。在事的好官，也作不的事；未任事的好人，又不肯出头。上下里外，通同扯谎，事事俱坏极了。（《张文衡请勿失时机奏》，《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下）在皇太极眼里，是时候对辽西明军发动致命一击了，1640年秋，皇太极率军围锦州，挖壕沟、垒墙做长久围困的架势。1641年蓟辽督师洪承畴率军十三万增援锦州，屯兵锦州南面的松山（辽宁凌河南），他的部下就有日后的一代枭雄吴三桂，参战部队除了洪承畴本部外，还有关宁铁骑一部，总之最能打的他都调来了。考虑到双方的战斗力和兵力，皇太极下令继续围困锦州，不得主动出战，等待敌军进攻。洪承畴采取且战且守的方针，避免过早同清军主力进行野战决战，而是在加强各要点防御力量的同时，以宁远为基地，以松山、杏山为依托，与锦州守军协同，不断向围城清军反击，以消耗、疲惫敌人，而后再相机寻求决战，解锦州之围。清军在镇守锦州的祖大寿外面，洪承畴在清军外面，双方就这样大打没有，小打不停。1641年六月洪承畴突然打破平静，率大军向松山北岗挺进，这个举动大大出乎清军意料，多尔衮没有设防，十万人突然扑过来，被打个措手不及，激战中洪承畴所部“势极壮，用兵亦奇”，多尔衮“大骇”。多尔衮身先士卒，挥舞着马刀与一名明军骑兵搏斗，对方长刀几次险些砍中多尔衮，都被他灵敏地躲过。这时多尔衮的卫兵用马枪向对方肋下刺去，多尔衮也趁势一刀砍在明军骑兵的肩膀上，这名士兵从马上栽了下来。多尔衮趁势发起冲锋，明军渐渐支撑不住，许多人调转马头向松山退去，少数人被清军纠缠住，无法脱身。这时炮声再次响起，明军不顾战场上还有没撤退的自己人，便开始用红夷大炮猛轰，八旗兵被炸得血肉横飞。多尔衮见势不妙，想要撤退，这时一颗红夷大炮的炮弹在他身旁爆炸，强大的气浪使他从马上重重栽下来……多尔衮醒来时已经在清军帐篷中，这次炮火的弹片可能击中了多尔衮的胯下，此后多尔衮终生没有生育能力了。差点被炸死，心有余悸的多尔衮被迫“师退六十里”。战败消息传来，皇太极怒了。一年都没动静，突然有大动作，多年的经验告诉他决战即将到来，于是他立即率军前往松山，他下令满洲、蒙古十五岁以上所有人从军，“空国以往”，与明军决一死战。但此时皇太极突然流鼻血了，得了重病，他的各位弟弟都劝他缓行，皇太极说：“行军打仗贵在神速，朕如果有翅膀能飞的话早就飞到战场了，怎能缓行？”军情紧急，皇太极骑马一边流鼻血一边用碗接着，两天接了几十碗。皇太极赶来了，他指挥若定，对各路兵马说：“朕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敌人听说朕御驾亲征后吓得逃走了！倘上苍保佑，敌军不逃，朕定让你等破敌如纵犬逐兽！”皇太极面对的敌军除了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外都不太能打，而他自己的十二万人战斗力都跟吴三桂差不多。在这种情况下，七月二十八日洪承畴却突然发动攻击，攻占制高点乳峰山，占得先机，洪承畴十分得意，此时他的武官说：“占据高地，固然有利，但我军粮食少，要提防清军抄袭后路。”洪承畴说：“老子扛枪那阵你还玩尿泥呢，这还要你提醒？”（《崇祯实录》卷十四）那么洪承畴在沉寂了一年之后，率大军带着仅能维持三天的粮食，突然挺进，究竟是为什么呢？要知道洪承畴一向用兵谨慎的。究其原因，还是在于明朝同时要对清国和李自成、张献忠农民起义军用兵，财政上捉襟见肘，崇祯让兵部尚书陈新甲赶紧结束在东北的战争，好省钱，陈新甲便不断催洪承畴出战。但洪承畴之所以出战，不仅因为国防部长唠叨，还因为没钱撑下去，不打不行。但洪承畴不愧为名将，他想出了妙计——只带三天干粮出征，赶好了打一棒子，打完就跑，也不怕对手断后路。如果见势不妙，立马就跑，回来还能说是粮食不够了才跑回来，对上面也有交代，真比猴还精。可惜他的对手是皇太极，皇太极看出了门道，就在洪承畴出发第二天，他派兵断了洪承畴的后路。久经沙场的洪承畴自然不会因为被断了后路而手忙脚乱，他退兵十里扎寨，到夜里，令王朴、唐通为第一队，白广恩、王廷臣为第二队，马科、杨国柱为第三队，曹变蛟、吴三桂为第四队，依次进发，自己和邱民仰巡抚守大营。王朴、唐通率军来到清营附近，见清营中有一股杀气，阴森逼人。王朴一向胆小，他说：“我看敌军有备，咱撤吧！”唐通说：“咱们奉命前来，不能撤退。”于是他们对清营发起了进攻，刚冲进去，猛听到一声号炮，子弹和箭镞纷纷飞来，把明军打死一半。王朴急令撤退，没撤几步，多尔衮和多铎两支部队杀出，将明军拦腰截断。唐通、王朴忙夺路而逃，清军紧追不舍，正危急间，白广恩、王廷臣率第二队赶到，等第一队残兵撤走后，与清军厮杀，正酣战间，又杀出一支人马，原来是清军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所部。白广恩见敌军猛增，无心恋战，于是且战且退，清军穷追不舍，幸亏第三队人马赶到，方得走脱。现在该说吴三桂、曹变蛟的第四队人马了，他们出发不久，忽听后面鼓角声起，炮火齐鸣，吴三桂猛回头，问：“莫非清军攻我大营？”话音未落，一个士兵赶来说洪承畴有令，因清军偷袭大营，特调二将军速回。吴三桂忙率军回援，到了大营，只见洪承畴亲自督战，已退回来的唐通、王朴虽奋力抵抗，但仍力不从心，曹变蛟于是一马当先，杀入清军队里，吴三桂也率军攻入，与清军鏖战多时，待第二队、第三
常伺候，不可私自遣人往曹县等处去。如曹县等处有人到，即时送出，亦不可使家人往别家去，如别家人来，亦不可放入。兵部打算对刘泽清做特殊考虑，不予逮捕。多尔衮命令：“待曹县事平，自见明白”。从军事上平定“曹县危机”，与此年秋天平息三边起义余部一样，由河道总督杨方兴全面负责。不过，河南巡抚吴景道也曾予以大力协作，他委任前明将领高第来全面负责镇压反贼的任务。当时高第已开始了在黄河南岸河南地区的清剿，把榆园军赶回了兰阳。与此同时，总兵孔希贵也切断了他们的东逃之路。在这次战役中，一个名叫佟文焕的清兵游击将军战功卓著。此人原来驻守内蒙，后率其所部铁骑被调到吴景道麾下，9月20日，佟文焕在兰阳击败刘之炳的榆园义军，并协助将敌人赶过黄河回到封邱，范慎行就在封邱被杀了。到10月28日，高第部攻焚黄河北岸的贼寇城堡。两天后，总兵孔希贵派遣两支清军东进曹县。这两支部队沿途抓捕战俘，予以审讯，结果发现曹县城外“张家楼”附近有一支1万多人的反清武装，由一个名叫张光素的“国公”指挥。于是清军派精锐步骑千人向县城附近的这个义军营地发起了进攻。在随后的两军激战中，成千榆园军战士被杀，12名重要将领被俘，幸存者则被包围在四周围有土墙的张家楼老寨。清军又攻占并摧毁了这些围墙，叛军只得退进楼里。清军在楼四周放起火来，叛军不是死于火中，就是在奔逃时被杀。曹县于是完全暴露在清军面前。曹县至东明路上的义军骑兵，也在11月4日到6日间被游击佟文焕的蒙古兵肃清。曹县县城自9月13日以来就被一支满汉联军所包围。义军最初在城外设防，不情愿地与清军在田野上激战。到9月17日，他们放弃第一道防线，退到了城里。四天以后，一支义军步骑自东北而来，试图援救曹县，被清军击退。10月11日，围攻的清军提出与曹县义军首领李化鲸谈判。开始，清军将领提出，如果义军交出被立为天正皇帝的那个明朝宗室，就赦免李化鲸和其他榆园军首领。但无论是在这次或在10月30日举行的另一次谈判中，李化鲸都拒绝交出伪王。11月16日，满洲重型炮队最终抵达了曹县，带来了足以轰破厚重城墙的大炮。17日一整天，直到次日清晨，清军大炮不停地轰击曹县。18日，城墙西北角倒塌，清军突破了榆园军的防守。在随之而来的大屠杀中，许多人丧了命，不过李化鲸和李洪基被活捉以供审讯。“曹县危机”暂时结束了，俘虏现在掌握在清人手中，他们能够被用来证明刘泽清是否卷入了这场阴谋。
刘泽清案件
甚至在东明和曹县陷落之前，就有新的证据暴露出刘泽清与起义的牵连。1648年11月4日，当游击佟文焕的骑兵在清剿东明与曹县之间的道路时，一个名叫陈桂的年轻女仆在翻越刘泽清在北京的府第后墙时被巡卒抓住。在刑部审讯下，她说她看到过一封刘泽清给他在曹县的母亲的信，预先通知她即将爆发起义。而且，她在家里听到传闻说刘泽清还给榆园军送去过一封信，约定10月1日在京城领导起义。根据这一新证据，加之已抓住大多数起义领袖，清廷感到围捕刘家成员的时候已经到了。12月3日，多尔衮颁布敕令，指责刘泽清谋反，下令对此案进行彻底调查。接着，刑部尚书吴达海遣官审问李洪基和李化鲸，他们很快就垮了下来，招供了清廷想要知道的事情。根据他们的招供，刘泽清的侄子刘之干曾扮作僧人秘密去过南方。在他返回时，带来了两个人，即郑隆芳及姚文昌，这两人以前是刘泽清手下的参将，现在南明政权中做将领。这两人受命在曹县策划一次复明起义。如果李化鲸和李洪基有意参加——对此刘之干已经应诺——他们就会分别被任命为都统，晋封亲王。这一在曹县发动起义的计划，时间安排在与刘泽清领导的北京起义同时。所以，在告诉了他们这一密谋之后，刘之干动身去京城与他叔叔协调计划。八天之后，即1648年7月17日，刘之干从北京返回，与李洪基联系，命他于8月24日进攻曹县。结果，李洪基实际直到9月5日才发起进攻，不过他们进攻曹县，则显然是由上述密谋引起的。仅仅根据李化鲸和李洪基的供词，此案并不直接牵连刘泽清。因为，这两个反叛者只是听到刘之干说他叔叔参与了密谋，他们本人并不能直接向审讯官证实刘泽清是他们的同谋。但刑部官员很快就提出了确实涉及刘泽清的新证据。经审问，刘泽清的继子刘继先供认，当刘泽清的侄子刘之干没有被清政府选为显赫的皇帝侍卫时，刘泽清便被激怒了。于是他派了一名家人给在曹县的刘氏宗亲带去了如下几句话：“我见虾子们烧肉役使，清国不会用人，国运不久了。”这个家人还给刘之干带去了一封密信，这封信刘继光和别人都不许看的。刑部审讯官记起了女仆说过的那封刘泽清自己决定10月1日在京城起义的信，便再次提审刘之干，问他那时是否收到过他叔叔来的一封信。刘之干回答：“有一书信，装在合包内，失落了。书上言语，忘记了。”刘家其他人也证实刘之干收到过一封信，问题最后归到刘泽清本人身上。刘泽清的回答是：“原发家书二封，一封单与刘之干看。”审讯者追问信里写的是什么。“一封记得”，刘泽清坚持说。最后，审讯官向刘泽清出示了他被软禁时一名卫兵的口供。这位卫兵的口供说，他看到将军在一天深夜烧了一捆文件。这些文件如果不是某种犯罪证据又是什么呢？在反复审问下，刘泽清终于供认，他所焚烧的文件包括他担任明四镇之一的东平侯诰命。这样，刑部审讯官颇有把握地得出了几点结论：第一，刘泽清确曾违敕派一名家人去曹县；第二，他送去了两封信，其中一封是保密的；第三，刘之干关于密信丢失以及忘记了信中内容的说法，审讯官认为难以相信。又所烧书文，泽清供为明朝诰命，［然］我朝受命今已五载，早宜缴上，乃收匿至今，竟何意也？第四是起因问题。其侄刘之干确实没有被选为侍卫，而从这两人之间互相联系的情况看，此事似乎就是导致密谋的关键；第五是来自榆园军本身的证据，即刘之干曾扮作僧人与复明分子接触；最后，从某些方面看来，所有定论中最令人痛恨的，是刘泽清傲慢而讽刺地评论清人为“虾子烧肉”，清廷审讯官严厉地以刘泽清自身的污点来抨击他的忘恩负义：出猎之日，鼓勇争胜，获兽则燔炙共食，泽清随猎，此言是实。此言实，而刘继先所供之言皆真矣。不过，不管多尔衮对刘泽清的谋反多么恼火，他还是充分意识到让刘泽清这样的汉族归顺者成为好像是满人无端猜忌的受害者而带来的政治风险。因此摄政王坚持由六部的满汉尚书、九卿侍郎以上官员来共议此案。刘泽清被正式宣判为曹县起义主谋。12月19日，他、他的侄子刘之干、李洪基和李化鲸，都被处决了。刘家剩余成员被逐出山东流放。1648年的回民起义
与山东这些事件同时，远在西部沿中亚边境一带，爆发了另一种叛乱：回民部族在甘肃和陕西西部反抗清朝统治。这场发生在1648年5月的回民起义的原因还不清楚。如前所述，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中亚贸易的衰退引起了一场经济萧条，而这在明朝末期导致了回民反抗活动的不断高涨，许多回民参加了以李自成为首的大规模起义。经济利益与贸易特权是16世纪明廷与吐鲁番商人和统治者之间发生摩擦的一个主要原因。实际上，在明朝边地戍军与回民士卒之间为摆脱贸易法规的束缚而屡次发生冲突之后，16世纪20年代，吐鲁番军队曾袭击了甘肃走廊。在这些混乱过程中，尤其是在1513年吐鲁番征服哈密之后，上万的哈密回民逃入汉族居住区，在甘肃走廊的肃州、甘州和凉州这些地方居住。这些难民后来提供了一种与哈密的直接联系，这对1648—1649年的起义至关重要。在资源问题上，他们与旧居此地的汉人和回民之间争夺也加剧了。特别是当茶马贸易的衰退影响了回民生计的时候，到处都有盗匪活动。回民最普遍的姓氏“马”，这特别显示了他们在饲养马匹和商品运输方面的杰出作用。在李自成危在旦夕之时帮助过他的那个起义头领老回回，不过是边境诸多亡命之徒中最著名的一个。他们中的一些人，无疑由于明代后期驿站系统的缩减而不得已从事了盗匪活动（在1629年的经济措施中，1/3的驿卒被遣散，而这些人中许多就是回民）。反叛活动旷日持久，回民起义不断发生，直到明朝覆亡——平均每六、七年一次。倘若西北的回回商人期待在清朝统治下贸易条件会有所改善的话，那么他们一定会大失所望。当时，与纳贡诸国的交往——以及此后与吐鲁番和其他中亚王国的贸易关系——由翰林院四译馆负责。清初四译馆主事为孙承泽（1631年北京进士），此人是明朝的都御史，他在多尔衮进京之后同意重任该职，兼太常寺少卿。孙承泽本人是否提出过贸易法规并不清楚，但礼部颁布的贸易法规肯定经过他的同意。这些法规仍然反映了早先明朝所贯彻过的类似的全面限制性贸易政策。清政府告知渴望贸易的喀尔喀蒙古人，商队不许通过北京以北长城一线的张家口和古北口。对吐鲁番使节，也再度实施早先在西部引起过战争的明朝旧规，并警告说违令者将受严惩。清政府还告知说，虽然允许吐鲁番商队在兰州从事贸易，但要置于最严密的戒备之下。而且，旧有的茶马贸易只许在汉族居住区界线外的原先明朝置立的马市里进行。这些严格的贸易法规一方面体现了像孙承泽这样的前明官员的决心，他们决心重建曾作为明朝外交基石的限制性特权和控制通道的制度。另一方面，它们不仅反映了清人自己特别清楚的贸易特权对于野心勃勃的部落首领的战略意义，同时，它们还表现了多尔衮要担当在他父亲努尔哈赤兴起之前明朝在亚洲世界秩序里所曾具有的相同角色的决心。1646年7月，通过延请贡使，清政府既重建了明朝贸易体制以维持外盟秩序，又宣布了新天子对异邦附庸的至高权力。然而，不幸的是，这一决心的直接后果，却是不容置疑地引起了吐鲁番及其属地对清朝统治的反抗，也许还恶化了过去曾导致社会混乱和反叛的经济环境。然而，明代后期回民叛乱愈演愈烈，并最终导致了1648—1649年起义，经济因素并不是它唯一的起因。部分地由于19世纪中叶在甘肃回民中发生的所谓“新教”叛乱，一些历史学家就认为回民与非回民之间的地方性冲突在明代已经加剧，到清代更加恶化了。还有更让人感兴趣的一种意见，认为宗教冲动导致了反叛，并可能是由好战的苏非派激起的。甘肃西部起义回民中最著名的领袖是一个名叫米喇印的人。《甘州府志》说他“素桀黠”。他拉起队伍帮助地方官追杀李自成起义军残部。1648年5月，米喇印和另一位回民首领丁国栋发动了反清起义。这两个回民首领说服了前明延长王朱识第十二章多尔衮摄政各处征伐，皆叔父倡谋出奇。攻城必克，野战必胜。叔父幼而正直，义无隐情，体国忠贞，助成大业。福临登基诏。《世祖实录》第九卷，第113页1644年5月2日，就在多尔衮下决心着手征服中国的前七天，大学士希福向在盛京的清廷呈上满文本辽、金、元三史。希福解释说，这些史书中包含了许多过去的教训，包括以前这几个征服王朝所经历的“政治之得失”，“其事虽往，而可以诏今；其人虽亡，而足以镜世”。翻译汉文史书的工作始于1636年。因为太宗（他刚把国号从“后金”改为“清”）认为，所有满洲官员都应该研究这三朝的历史，“善足为法，恶足为戒”。太宗本人从这三朝历史，尤其是从《金史》中得到的鉴诫，就是汉化的危险：“后代习汉法而忘箭术”。在1644年，对于许多随从多尔衮入侵中原多少有点勉强的贝勒们来说，这仍是一件令人关心的事。不过多尔衮自己从诸如《金史》中也得到了一些教训，这就是部落贵族与皇帝之间灾难性的内讧，无异自相残杀，极其危险。读一读《金史》，我们就会明白征服者上层之间的这种分裂，是怎样助长了汉族官僚政治派系的形成；而这种政治派系反过来又激化了汉化的皇帝与排外的贵族之间的敌意。我们也可以发现，例如在金禧宗朝（1135—1148），汉族官僚是如何因中央集权的加强而欣然拥护君王的，而女真将领和贵族们又是如何地反对汉化政策。因为制度改革的结果，威胁到他们对自己的势力范围的独立控制权。于是对行政改革的意见分歧变成了残忍的权力斗争，这场斗争使得金朝皇室一蹶不振，正如1161年以后持续的汉化削弱了它的部落基础一样。当多尔衮仔细考虑占领北京的决定时，他一定希望弄明白满洲人是否能够避免类似的结局。对于满洲人来说，这里存在着汉族皇室与外廷官僚们长期的紧张关系，以及亡明的那支派系复杂的官吏队伍。此外，满洲人自己的八旗制度也很容易在贵族集团间导致冲突。而且，已经以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三院形式存在的政治机构，也使满洲贵族与满汉儒家君主政体之间这些潜在的对抗得以加剧，并且集中了起来。议政王大臣会议与内院
议政王大臣会议可以追溯到1622年，当时努尔哈赤确定皇子八人为和硕贝勒，共议国政，次年，又任命大臣八人负责监察，以使努尔哈赤得以觉察八贝勒的密谋。皇太极继努尔哈赤登位后，加强皇权，逐渐废弃皇帝与贝勒共治天下之制，大臣的权力加强，人员增多。1626年，又命总管旗务的八大臣参预议政。1637年太宗称帝后，议政王大臣会议进一步扩大，秉命审议军事得失，筹划外交事务。它体现了源于满族兴起初期的部落贵族的高度权威；但尽管如此，议政王大臣会议仍十分明显的是皇帝的一个咨询机构，被小心地约束在官僚机构的范围之内，因此它并不能充当帝国政府集体决策机构的角色。如果说议政王大臣会议代表了贵族的集体统治，那么早先的另一机构显然更多地象征着皇权及其决策作用。它最初是个文书机构，负责把汉文文书译成满文，或把满文文书译成汉文的工作。1658年后，称为内院。1614年起，清廷正式设置笔帖式，受理牛录账籍。这些人后来逐渐发展成了受命记注国家政务、翻译汉文资料的儒臣。最初他们倒并不一定是文臣，而多是武臣。1631年皇太极置六部后，始命文臣充之。1634年，礼部试译员16人，授为举人，此衔为文职遂成定制。两年后，其所供职的文馆（初建于1629年）正式改为内三院：内国史院，掌编纂实录，收藏御制文字，撰拟祝文、诰命、册文等；内秘书院，掌撰拟与外国书，及敕谕、祭文等；内弘文院，掌为皇帝进讲道德得失，并为皇子侍讲之职。起初设大学士至少四人，掌内三院之事，满汉各二人。1636年，汉大学士减员一人，并在1644年以前一直由范文程担任。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三院这两个机构，初看上去似乎与明朝的两个类似的机构相对应：九卿科道会议和内阁。九卿科道会议由六部、都察院、通政使司与大理寺的长官组成；皇帝的内阁则甚至包括了与天子最为接近的翰林院，掌编史、起草诏令文书、研究学问、编纂书籍等事。不过事实上，明、清两朝机构的基本职能是迥然不同的。譬如，明朝的九卿科道会议聆听廷训，被召集讨论重大政策，但它显然是一个作为皇帝侍从的咨询机构；而清朝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势则大得多了，体现了早先满族集体统治的传统。新朝初建，这个区别即已存在。议政王大臣会议掌外交与军务，认可皇帝在这些方面的决策，九卿会议则是严格的咨询机构，满汉大臣时而合议，时而分议，对政策的制定发表意见，提名大臣人选，讨论行政法规。九卿会议常与王大臣会议一起召开，但相对于权力更大的王大臣会说的内容和方式感到不安。随后，仿佛向那个小姑娘道歉，他轻声地直接对她讲话。“噢，萨维－玛丽，你的名字听起来永远都像‘救救我’。‘救救我’。在你的名字里还隐藏着别的信息吗？我知道一个闪亮得人人都可看见的信息：你绝不会得不到拯救，玛丽。阿门。”他的这番话使他有些尴尬，但是在那一天，没有比这更清晰的了。比莉·狄利亚缓缓地从别的送葬人身边走开。她刚才和她母亲及外祖父站在一起，而且对阿涅特鼓励地微笑着，但现在她想单独待一会儿。这是她第一次参加葬礼，由此联想到这种仪式有多么盛大，使她外祖父有了用武之地。她想得更多的是她喜欢的那些并不在场的妇女。她们待她那么好，没表示同情使她难堪，只是给予她阳光般的好心善意。看着她淤青的面孔和肿胀的眼睛，她们让她先喝上一杯葡萄酒，再切了黄瓜片贴到她的眼皮上。没有人坚持要听她讲怎么会被逼到那里的，但她看得出，如果她想说，她们会听的。叫作玛维斯的那个人是最好心的，而最有趣的则是吉姬。比莉·狄利亚大概是镇上唯一不困惑于那些妇女在哪里，或者关心她们是怎么消失的人。她想的是另一个问题：她们什么时候会回来？她们什么时候会再出现，依旧眼睛闪亮、浓妆艳抹、挥着大手，摧毁和踩倒这座自称为镇子的监狱呢？这座镇子曾想毁掉她的外祖父，又成功地吞噬了她母亲，并几乎把她本人打倒。这个无比落后的地方由一伙男人统治着，他们控制的权力已经失控，而且竟厚颜无耻地说谁能住、谁不能住和到哪儿去住；他们在自由活泼、手无寸铁的女性中看出了反叛，便就此解决了她们。她真心实意地希望那些女人还在那里：养精蓄锐，等待时机，武装指甲，锉尖门牙——还在那里。就是说，她巴望着一个奇迹。这并非不理智的期望，既然小小的奇迹已然出现：布鲁德和阿波罗已经和解，同意等候她打定主意。她和他们一样清楚，这是她绝不可能做到的，而这种三人关系只有在他们能够做到时才会结束。女修道院的女人会对此怒吼的。她能够看到她们的尖利牙齿。等了几年，缓刑令还是下来了。曼雷·吉布森会和一些同他一样的人一起死在牢房里，而不是用皮带捆到一把椅子上，现场连个亲人也没有。这是件好事。一件大事。他可以到外面去了，如今他成了湖滨路上参加劳役的服刑者中的一员。湖水湛蓝。肯德基的午饭十分可口。说不定他还能逃跑呢。一句笑话。一个活了五十二岁的人逃跑。往哪儿跑？投奔谁？自从一九六一年以来他就进了监牢，留下了一个不再写信的十一岁的孩子，而他仅有的一张照片还是她十三岁那年照的。午饭时间很特别。他们坐在湖边，满眼都是警卫，不过总算是靠近水了。曼雷用小小的餐巾纸擦着手。在他的左边，两棵树近旁，一个年轻女子在草地上摊开两张毯子，中间放上一台收音机。曼雷回头去看那伙人怎么看待这件事：一个平民（而且还是个女的）就在他们中间。持枪的警卫在他们前方的道路上巡逻。但他们好像都没看到她。她打开收音机，站起身来，露出一张他走到哪里都认得出的面孔。他这一辈子都无法不想她这张脸。“吉姬！”他悄声说。那姑娘向他这里看过来。曼雷控制着情绪，悄悄溜到树边，希望警卫以为他是要小便。“我没弄错吧？是你吗？”“曼爸吗？”至少她见到他还高兴。“果然是你！老天，我知道的。你在这儿干吗？你知道我被判缓刑了吗？”“不，我一点都不知情。”“唉，听我说，我没法出去，可我也不会服刑太久的。”曼雷转脸去看别人是不是注意到了他们。“你把声音放低点，”他悄声说，“你在这儿干吗呢？”他这才第一次注意到她的衣服，“你在军队里？”吉姬笑了：“就算是吧。”“就算是？你是说你真的在军队里？”“噢，曼爸，谁都能买这些东西。”吉姬笑出了声。“把你的住址给我，乖孩子。我要写信告诉你一切。有你妈的消息吗？她老爸还活着吗？”他说得仓促，午饭的哨音随时都会响起。“我还没有住址呢。”吉姬摘下帽子又戴上。“没有？唉，嗯，你给我写信，好吗？探监。我明天把你填在名单上。我一个月可以有两次——”哨音响起。“两次，”曼雷重复了一遍，随后又说，“我说，我给你的那个项链小盒还在吧？”“还在。”“哦，乖宝贝，噢，乖宝贝，我的小丫头。”他伸手想摸她，但中途停住了，说，“我得走了。他们要找我的碴儿了。来探监，听见了吗？一月两次。”他退步走去，依旧看着她，“我会收到你的信吗？”吉姬把帽子戴正。“你会的，曼爸。你会的。”后来，曼雷坐上大汽车，一路回想着见到女儿的每个细节。她的军帽和劳动裤——迷彩色。沉重的军靴，黑色的汗衫。此时他想起这一切，便敢说她一定打点起了行装。他向湖面看去，那里正在更美丽的落日下变暗。吉姬脱下了她的衣服。夜间的阴冷降低了湖水的温度，这样太阳就难于在次日白天使它暖和起来了。在湖的这一带，裸泳是没问题的。这是个湖泊地带：翠绿的水，挺拔的树，以及—在没有船只或渔人来的地方——连王公贵族都会羡慕的隐匿之处。她拿起一条毛巾，擦干了头发。长出的头发还不及一英寸，但她喜欢风、水、指、趾穿过头发的那种感觉。她打开一瓶芦荟霜，涂到皮肤上。随后，她把毛巾拽直放在身边，便看着湖面，她的同伴正在上岸。第十五幅画和第一幅一样，还需要补充更多东西。迪·迪在第一次尽力回忆那个下巴时感到很灰心，但当她决定先不勾下巴的轮廓线而只是把她女儿面部下面的阴影画出时，却发现眼睛全画错了。第十五号油画把握得较好，但仍有些东西没表现出来。头部很好，但刻板而无趣的躯体，似乎需要换成另一种姿态——在臀部和肘部。她从来没有经历过非感官的冲动，便不知该如何运用随时应召而至的精力去更新或重画那个躯体。那双眼睛时时送来责难，皮肤的色调则逃避着她，而头发上总是雷打不动地有一顶帽子。迪·迪坐到地板上，一边在指间转动着画笔，一边审视着她完成的作品。她喘了一口长气，站起身，走进了客厅。就在她刚喝下第一口玛格丽塔酒的时候，看到她穿过院子走来，胸口上还系着一个背包似的东西。可是她没有头发。一点头发都没有，而且一个婴儿的头颅就在她的下巴下。随着她越走越近，迪·迪看到了两条胖腿，圆滚滚的像是炸面圈，从那个背包似的东西里伸出来抵着他母亲的胸口。她放下葡萄酒，把脸贴到彩绘的窗户上。没错。就是帕拉斯。一只手放在背包的底部，另一只手拿着一柄剑。一柄剑？帕拉斯脸上的笑容是天使般的。她的衣裙——上面有红色和赭色的玫瑰花——随着脚步在她的踝部旋抖。迪·迪挥手叫着她的名字，或者说想叫来着。她在脑子里想着拼出“帕拉斯”的音的时候，嘴里发出的却是不同的声音，像是“呃格”，然后是“哪哪”。她的舌头出毛病了。帕拉斯走得很快，却没有朝前门过来。她从一旁走过了房子。迪·迪惊慌失措，跑进画室，抓起第十五幅画，冲向院子，高举着画喊着“呃格，呃格，呐”。帕拉斯转过身来，眯起眼睛站在那里，像是要确定喊声来自何方，然后，由于没有判断出来，就又继续走她的路了。迪·迪站住脚，心想也许是别人。但不管有没有头发，那张面孔就是她的，对吧？在所有人当中她总认得出她女儿的面孔，不是吗？就像她熟悉自己的长相一样。迪·迪又一次看见了帕拉斯。在客人卧室里（卡洛斯——那个该死的——曾经睡过的），帕拉斯在找着床下的什么东西。迪·迪盯着看，但不敢说话，生怕从嘴里发出那汩汩的声音。帕拉斯站了起来。她满意地哼了一声，高高举起她上一次也是第一次来时落下的一双鞋。那是一双平底凉鞋，却是昂贵的皮制品，不是那种塑料或草编的东西。帕拉斯没有转身，从玻璃推门走了出去。迪·迪跟了出去，看到她进了路上的一辆旧车。车里还有别人，但太阳在下落，因此迪·迪说不准是男的还是女的。他们的车驶进一株紫罗兰，速度之快让她心碎。萨莉·阿尔布赖特向北走在卡路美特路上，突然站在了詹妮乡村旅店的厚玻璃窗前。她可以肯定，几乎可以肯定，在一张四人桌旁独自坐着的那妇女是她母亲。萨莉向前凑了凑，从那女人草帽的下面窥视。她看不到她的整张脸，但那指甲，那双拿着菜单的手是确定无疑的。她走进了餐厅。收款台旁的一位女士说：“需要帮忙吗？”现在萨莉所到之处，人们都会停住。全都因为她头发的颜色。“不用啦，”她对那女士说，“我在找一位——噢，她就在那儿。”同时，她装出一副把握十足的样子，踱到那张四人桌跟前。如果她认错了人，就会说声“抱歉，我还以为是另一个人呢”。她溜进一把椅子，紧盯着那女人的脸。“妈？”玛维斯抬起头来。“噢，天哪，”她笑容可掬地说，“瞧你。”“我没把握，帽子什么的挡着呢，可是老天，瞧，就是你。”玛维斯笑出了声。“噢，天哪。我就知道。上帝，妈，可有……年头了！”“我知道。你吃过了吗？”“是的。刚吃的。现在是午餐休息时间。我上班——”女服务员举起了她的点菜单。“你们都点好了吗？”“好了，”玛维斯说，“橘子汁，双份粗燕麦粉和两个别太嫩的鸡蛋。”“培根呢？”女服务员问。“不要啦，谢谢。”“我们有挺好的香肠——小段和小片的。”“不用啦，谢谢。你们有肉汁软饼吗？”“当然有。浇在上面，还是放在一旁？”“请放在一旁吧。”“没问题。你呢？”她转过脸对着萨莉。“只要咖啡。”“噢，别这样，”玛维斯说，“吃点什么吧。我请客。”“我什么都不想吃。”“你肯定？”“是的，我肯定。”女服务员走开了。玛维斯摆好桌垫和餐具。“我就喜欢这地方的这一点。他们让你挑。浇在上面还是放在一旁，是吧？”“妈！我不想谈吃的。”萨莉觉得她母亲在回避问题，似乎她们母女相会并不重要。“唉，你从来就没有好胃口。”“你都到哪儿去了？”“唉，我不能回来，对吗？”“你指的是通缉令那玩意儿？”“我指的是一切。你怎么样？一向可好？”“总的说还行。弗兰基挺棒的。分数全是A。可比利·詹姆斯就不那么好了。”“噢。为什么？”“跟一些地道的小流氓瞎混。”“噢，可别。”“你该去看看他，妈。和他谈谈。”“我会的。”“你会的？”“我先吃完午饭好吗？”玛维斯放声笑着，摘下了帽子。“妈。你把头发剪掉了。”那种抓不住的感觉又来了，“不过看着还挺好。你觉得我的发式怎么样？”“挺讨人喜欢的。”“不，不是这么回事。原以为我喜欢金黄色的发尖，可我现在已经厌烦这种式样了。也许我也该把头发剪了。”女服务员来了，利落地摆好了盘子。玛维斯向粗燕麦粉上撒了盐，又把小块黄油转着涂到上面。她啜饮着橘子汁，说：“唔。挺爽口。”话说得很快，因为她觉得她得抓紧。要是她打算说什么，就得赶快。“我始终都挺害怕，妈。始终。甚至在那对双胞胎出事之前。在你走后，情况就更糟了。你不知道。我指的是我害怕睡着。”“尝尝这个，宝贝。”玛维斯给了她那杯橘子汁。萨莉很快地喝了一大口。“爸爸——该死，我不知道你当初怎么容忍的。他常喝醉酒，还想招惹我，妈。”“噢，宝贝。”“不过，我跟他打。告诉他下次再醉倒，我就切开他的喉咙。也是不得已。”“我很难过，”玛维斯说，“我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你一向比我坚强。”“你从来不想我们吗？”“整天都想。我溜回去偷着看过你们。”“不是瞎说吧？”萨莉笑了笑，“在哪儿？”“多数是在学校。我太害怕了，不敢走过家门。”“现在让你知道不合适。爸娶了个女人，要是他做得不合适，没把院子收拾干净，她就踹他屁股。她还有一把枪呢。”玛维斯哈哈大笑。“她干得好。”“可我搬出来了。我和查尔曼一起在奥布那边找了个地方。她是个——”“你确定不需要什么吗？真的挺好吃的，萨尔。”萨莉拿起一把叉子，叉进她母亲的盘子里，舀起一些带黄油的燕麦粉。叉子进她嘴的时候，母女俩的视线相遇了。萨莉一时觉得这是最美好的事情了。一种又长又深、又慢又亮的事情。“你打算还走吗，妈？”“我得走啊，萨尔。”“你还回来吗？”“当然。”“不过你要设法和比利·詹姆斯谈一谈，行吗？而弗兰基也会高兴的。你想要我的住址吗？”“我要和比利谈谈，还要告诉弗兰基我爱他。”“我对一切都厌恶了，妈。我整天都提心吊胆的。”“我也是。”她们站在门外了。就餐的人群加上购物的人和他们的孩子，让里边更挤了。“跟我拥抱一下吧，宝贝。”萨莉用双手搂住她母亲的腰，哭了起来。“唔，唔，”玛维斯说，“现在一切都过去了。”萨莉用力抱着母亲。“哎哟。”玛维斯笑着说。“怎么？”“没什么。侧胁有点疼，就是这么回事。”“你没事吧？”“我挺好的，萨尔。”“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我的，可我始终爱你，始终，甚至在那时候。”“我知道，萨尔。无论如何现在也知道了。”玛维斯把一绺黑黄相间的头发掠到女儿的耳后，亲了她的面颊，“想着我，萨尔。”“等着再见你，我还有机会吗？”“再见，萨尔。再见。”萨莉看着她母亲消失在人群中。她用手指揉着鼻子下边，然后又捧着被亲过的面颊。她给她住址了吗？她到哪里去？她们付款了吗？她们什么时候付的款？萨莉摸了下眼皮。刚才她们还在一起喝肉汁，随后便在街上亲吻了。几年前，她曾经考察过养育院，看到了那位母亲——一个孩子们都喜欢的快快活活的严肃女人。所以嘛，还不错。就是这样。挺好的。她可以就这样过下去。也确实这样活着了。直到一九六六年，她的目光被吸引到那些长着巧克力色大眼睛的姑娘们身上。西尼卡现在大了，十三岁了，但她向格利阿太太打听，看看是不是和她保持着联系。“请再说一遍，你是谁？”“她的表姐，吉恩。”“呃，她在这儿才待了很短一段时间——当真只有几个月。”“你知道在哪里……”“不，亲爱的。我一点都不知道。”之后，她在商场里，在排队买戏票时，在公共汽车里，都感到意外的心慌意乱。一九六八年，她认定在小理查德的音乐会上看到了她，但拥挤的人群让她没法靠近去看。吉恩对这种颠覆性的搜寻是谨慎的。杰克不知道她原先有个孩子（在十四岁的时候）。是在结婚以后她有了他的孩子的时候，她开始搜寻那双眼睛的。那景象在那些古怪的时刻，在那些陌生的地方出现——有一次她相信从一辆敞篷小货车后面爬出来的姑娘就是她的女儿——当她在一九七六年终于撞见她时，她真想叫一辆救护车。当时吉恩和杰克在晃眼的弧光灯下穿过体育场的停车场。一个姑娘正站在一辆车的前面，血从手上向下淌着。吉恩先看到了血，随后才看到那双巧克力色的大眼睛。“西尼卡！”她高叫着，向她跑去。在她跑近时，却被另一个女孩抢先了，那女孩拿着一个啤酒瓶和一块布，动手擦掉血迹。“西尼卡？”吉恩越过第二个女孩的头顶喊道。“谁啊？”“出什么事了？是我！”“一些玻璃，”第二个女孩说，“她摔倒在玻璃上了。我在照料她。”“吉恩！快来！”杰克隔着几辆汽车喊道，“你到底跑哪儿去了？”“就来了。只要一分钟，好吗？”那女孩擦着西尼卡的双手，不时抬起头来向吉恩皱眉。“有什么玻璃碴扎进去了吗？”她问西尼卡。西尼卡抚摸着手掌，先是一只，又是一只。“不。我觉得没有。”“吉恩！就要堵车了，宝贝。”“你还记得我吗？”西尼卡抬起头，明晃晃的灯光让她看不清。“记得你？你从哪儿来？”“在伍德劳恩。我们曾经住在那里的那些公寓中。”西尼卡摇了摇头。“我住在毕肯。紧挨着游戏场。”“可你的名字叫西尼卡，对吧？”“是啊。”“噢，我是吉恩。”“女士，你老公在叫你。”那个女朋友拧干那块布，把
九月降封为辅国公。他死后，其嗣子鄂勒哲图承袭辅国公，后晋贝子爵。其后几代的爵位，都在贝子和辅国公之间变动，始终未得到王品级位。达赉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承袭辅国公。民国建元后，袁世凯为笼络蒙旗王公，在原有王公品级上各晋一级。因此，达赉晋为贝子，人们称之为“达贝子”。
(二)
贝子达赉的历代先祖，从毅亲王色布腾巴勒珠尔起直到他本人一直住在京师，因此与清廷往来频繁，关系密切。又有御赐“国恩家庆”之匾，慈禧太后的御书“福寿”之联，借以显赫炫耀门庭。贝子达赉的府第，在北京东城区铁狮子胡同。府内修有假山草地，水阁凉亭和戏台；正房设有大厅、客厅、书房和家堂；在花园里还有鸽子房。此外，有管事处、回事处、账房、护卫室、厨房、汽车库和警察房等设置，真是应有尽有。在达赉贝子府内的管事人多半是北京人和会讲汉话的蒙古族拔户人来充任工作。因为纯蒙古族人不会汉语，所以不用。民国初年达赉贝子府的管家有王二、晋三，他们都是北京人，可是蒙民都得称他们王二老爷和晋三老爷。从1919年到1925年之间，管事人换有京东汉人蔡珍和通辽县四家子村拔户人敖达和李景阳等，到了1931年又换了北京人张庆隆和骆俊。在达赉贝子府当差的管事人分为三个等级：一等护卫是三品顶戴，二等护卫是四品顶戴，三等护卫是五品顶戴。民国初年，清室虽然被推翻，但蒙古封建王公统治制度依然存在。王公们在本旗出入，仍然是身穿长袍马褂，头戴满清顶戴，穿马靴，挎腰刀，耀武扬威。王公有时乘马，有时乘坐小车子(轿型的马拉车)，所到之处，蒙民遇见时需立即双膝跪拜，口呼王爷恩典。达赉贝子久住京师，不仅以哲盟十旗王公驻京代表自居，而且被袁世凯聘为高等顾问。达赉贝子熟读汉文，畅晓蒙情，深为袁世凯所器重。达赉贝子所乘的汽车可以直达总统府。他是蒙藏院的议员，每年付给达赉贝子车马费千元。达赉贝子每天吸大烟时，是由北京人晋杰臣跪着给他烧烟泡，烧好后送到达赉贝子的嘴边。达赉贝子每天早点和晚点，除了奶茶、奶酪、奶皮子外，还有各种上好的糕点。而在早午晚三餐中摆不同的三种酒席。开饭时，达赉贝子和他老婆(人称福晋太太)两个人一桌，他的长子多尔吉(汉名多振甫，是北京汇文中学的毕业生，人称“多公爷”)和他的老婆马淑俊(奉天省马道台的女儿，人称“大奶奶”)另开一桌，多尔吉的姐姐(人称“大格格”)单独放一桌；多尔吉的儿子包儒、包义(人称“阿哥爷”)为一桌，全家人一次吃饭要分成四处。管事人王二、晋三和温玉堂专管达赉贝子夫妇用饭，骆俊、倭什浑、李明山管多公爷开饭。女仆多是北京人，有关妈、张姐和绿叶等专管达赉贝子的独生女儿大格格一人开饭。关信、李明福、丹森等专管阿哥爷开饭。开饭时，男女仆人、丫鬟站立在主人两旁，用双手往上端饭菜，主人有呼必应，有问必答，一直侍候主人吃完饭离开饭厅，奴仆们将所有的餐具撤去后，才能吃饭。奴仆们的处境，非常困苦。他们都是王公的奴隶，没有任何报酬。进入府内，一不准仰面向上看，二不准左顾右盼，违犯这些府规，就要受到鞭棍的抽打。每逢贝子和福晋的寿辰，或是小孩弥月(满月)，都要演戏。当时北京的四大名旦，都在召请之列。达赉贝子出府时，首先大开仪门，后开大门，仆役人等要规规矩矩地站立两旁侍候。达赉贝子除坐汽车外，凡是坐小车或是骑马，在上车下车或上马下马时，先命某个奴仆跪伏在地上，用脚踏着奴隶的膝盖、肩膀或脊背上上下下。达赉贝子在北京街上闲游，向来不与老百姓说话；到商号去买东西(要买他自己所喜欢的东西，其余都是管家去买)时，端然正坐，旁若无人，经过管家把东西拿给达赉贝子看，他中意了，再由管家说明价格。他一高兴不但不讲价还要多给，这样商号多卖了钱，当差的也从中大捞一把。(三)
达赉贝子虽然久住北京，但他的一切生活费用，都是由属下的管家，每年到科尔沁左翼中旗的北府(在达王府东北五里处)和从怀德县中公益地局注367收取租赋来供应。每逢遭到荒年时，在穷苦蒙民中流传着“达尔罕王大甸子，穷的穷死没人管，富的富死有人看，王爷无福民遭难，蒙古老爷是混蛋”的民谣。达赉贝子在科尔沁左翼中旗北府的财产，按1910年的统计，有牛1000多头，马3400匹，羊上千只，另外在怀德县公主岭有一处中公益地局，在榆树县有一个中成地局。这两个地局，每年所收的地税达20多万元。达赉贝子虽有这些财产和收入仍然是入不敷出。1913年(民国二年)4月24日，达赉贝子因久居京师，耗费过大，外债累累，无法偿还，因此，以自己所属之台吉、壮丁以及锡伯人等的人口日增，生计艰难为由，又经本旗扎萨克的允准，复经蒙藏事务局转呈袁世凯批准，将所领有的牧荒两段出放。该荒段坐落在通辽东面，第一段西从摄力吐、包力营子、孔家窝堡起，东至归力屯、达罕、小细河止，东西长约百里；南至沙坨，北至辽河，宽窄不一，约计为15里。第二段，西起乃木格勒、那拉噶庙、玛立营子，东至套勒干吐，胡力海庙止，东西长约50里，南至辽河、北至沙坨，宽为15里许，将此荒段按从来蒙地出放之章程，以供核实丈放。不论蒙汉旗民，照定章，备价承领，发给执照。地价为两等：上等地每垧价银六两，中等地每垧价银五两。首先将原有所属之台吉、壮丁4000余户以及锡伯人等，按数拨给牧荒，以资养赡，此外已开垦之熟地，仍由原垦户照章承领，并对熟地限当年进行清丈升科。未垦之生荒，限三年秋升科，将所得之荒价作为十成，以五成归国家，五成归自己收入开销。袁世凯批复时曾考虑该贝子达赉出放此荒，是为了偿还累债，因而按照卓哩克图亲王放荒还债之例，特予减免，以二成报效国家，八成归达赉开销，允许出放。可是达赉贝子所指出放的第一荒段，乃是本旗闲散多罗贝勒济克登诺尔布林沁扎木苏的领地，当该贝勒得知贝子达赉要把自己的领地予以出放时，就向奉天都督提起公诉。在诉讼中提到：“而今达赉贝子开始出放之两段荒之内，辽河南岸之西从摄力吐、包立营子屯、孔家窝堡起，东至归力屯，达罕、小细河、潘家店止，东西长约百里，南至沙坨、北至辽河宽窄不一，15里许地方，原为本贝勒之领地。此间既已村屯相连，居住此地从事农耕者，均为自己所属之台吉、壮丁以及随公主下嫁时前来之陵丁数千户，而与辽河北岸专以游牧为生者不同，相互之府第，河南河北亦各有处。卓哩克图亲王之蒙员曾频频侵入我之领地，极欲开发耕种之际，而达赉贝子亦猥称拟出放我之领地，言甚忤断，孰不可忍，请查实裁决”。奉天都督为此曾向科尔沁左翼中旗扎萨克咨行询问是否属实，而旗扎萨克达尔罕亲王那木济勒色楞在复文中提出：“不向本扎萨克说明，决不准任意垦放，若达赉贝子放荒之事属实，绝不允许。”于是，达赉贝子遂将辽河南之荒段搁置起来，只请示出放第二段荒地，而奉天都督认为，如对此决定允准出放，必然要引起是非，乃进一步向旗扎萨克进行咨询，因此拖延到1914年(民国三年)春，才得到该旗扎萨克的承诺。然而，达赉贝子对该荒地的出放，企图委托蒙古实业公司来开垦。这样，奉天都督在丈放中坐收渔利的如意打算则成为梦想，因而对达赉贝子起了反感，事情虽然由大总统袁世凯批复，但拖延不发，使丈放事务无期实现。不久，张作霖接任了奉天省督军之职。当时达赉贝子也与贝勒济克登诺尔布林沁扎木苏达成协议，既得到了该旗扎萨克的允许，又得到奉天督军的批准，于1916年(民国五年)将辽河南1400方，辽河北2000方两段荒地，合计约3400方地开始丈放。一等地每垧价银12两，二等地每垧价银9两，三等地每垧价银6两。同时征收一五经费。这次放荒，与以往两次放荒不同。过去放荒时，只设立“官荒局”，经办事务；这次放荒，是由哲里木盟副盟长科尔沁左翼中旗扎萨克和硕达尔罕亲王那木济勒色楞、和硕卓哩克图亲王、翊卫使色旺端鲁布、科尔沁郡王衔多罗贝勒杨桑巴拉、科尔沁多罗贝子正红旗蒙古副都统翊卫使达赉、科尔沁贝子衔辅国公镶白旗蒙古副都统翊卫副使阳仓扎布等，联衔向张作霖提出了咨呈，要求设立“蒙荒局”，并请求专为设“蒙荒局”刊发钤记。为的是遇有蒙汉纠纷的事情，就可以由官、蒙两局的总办，经过会商解决。后来得到批准，旗扎萨克遂派了镇国公色拉哈旺珠尔为“蒙荒局”的总办，协理呼尔齐默尔根、布胡鄂鲁什虎二人为帮办。又经各王公贝子等共同议定，由呈准出放的3400方地中，辽河南北各留700方，计1400方，以便分别拨给各个王公领内的台吉、壮丁、喇嘛、陵丁等作为留界产业，借以维持生计。其分配办法是：扎萨克达尔罕亲王、温都尔亲王、卓哩克图亲王、贝勒杨桑巴拉、贝勒济克登诺尔布林沁扎木苏、贝子达赉、镇国公色拉哈旺珠尔等9份，各份拨留150方，其余50方由扎萨克印务处的办事人员分劈，共合为1400方。所余下的辽河南北计2000方地，由“官荒局”和“蒙荒局”总办和帮办，妥为接洽，商酌办理，并令蒙汉人民准备地价各半分领。到了1916年(民国五年)10月18日，丈量辽河南地段共有1100多方，与原来呈报的1400方数字相差太大。到民国六年，经官、蒙两荒局已经丈明辽河南、北两荒地共有3100多方，地数不足于原定的数目，又因此界外没有荒地可以丈放。台吉户地，按所定章程台吉一户要拨给两方地，壮丁每户拨给一方地，全是在放荒段内指拨，留作蒙古人的生计。将已经丈过的3100方地中，以1100方，拨留作为户地(留界地)，其余2000方由蒙汉人民准备地价永领。向奉天省省长进行了呈请，可是在省长的批复中，指令要在新河另段来安排户地。接到这个批示后，达尔罕亲王认为事关全旗，没敢擅自决定，因此派人去北京，同该旗各家王公举行会议，同时令“蒙荒局”在户地没有得到解决以前，暂时不准拨放土地。到1918年(民国七年)2月21日，蒙荒局总办色拉哈旺珠尔，因为已到春耕季节，再不能拖延下去，必须求得早日解决，以免重蹈巴林爱里新荒的前辙。因此，以亲家的关系，特派他府里的巡边局局长于振藩致函给张作霖：“……历办蒙荒，向予台壮各户留界，此次拟于段外拨给，安土重迁，不无可悯！设或户地久不解决，一经拨放，必酿风潮，因商以和平之法，使台壮户地就段内安排，缩小拨给，以资生计。查河南直得者台吉271户，壮丁417户，不应得地者拔户人等1553户。试以河南而论，台吉两户拨一方，壮丁四户拨一方，占地无多，变通办理，不惟体恤民情，对荒务之进行，诸多裨益，致使荒务早日完成……”1919年(民国八年)又经北大荒界内22个村汉户、壮丁和陵丁的代表李俊、马永林等四名，前往奉天省达尔罕王府恳请拨给生计地，遂将分给台壮所剩下的地亩，酌情拨出60方，分给了这村2000多口拔户人，作为他们的生计地。一直到民国八年12月1日，经梅伦喇喜巴拉丹，会同了通辽县的明监督，商务会的李总办，同时旗扎萨克又派去印务扎兰乌勒吉，把应当得生计地的台吉、壮丁召集到通辽公合地局，将470多方地进行了抽签拨给，又把余下的50多方地分给了原在辽河北荒段里的500户台壮和拔户人，使他们也能各安生业，这才平息了事端。在荒价的分劈上，除搬效国家外，将余下的荒价作为十成，达赉贝子得四成，达尔罕亲王应得辽河南北荒价的六成，又从辽河北台壮应得的分内再提出三成，共九成，将此作为十成，分给帮办盟务亲王一成五、卓哩克图亲王一成五、公费三成。当差的台吉们二成五，已经故去贝子衔镇国公多尔济的过继子乌勒济毕里克图五分，旗内各寺庙一成。直到1920年(民国九年)，丈放辽河南北荒务工作才全部完毕。达赉贝子虽在出放辽河南北荒段中得到了荒价，但仍然感到经济拮据。1927年，达赉贝子在科尔沁左翼中旗内招汉人垦荒种地，约有30000亩。他是按犁杖收租，每副犁杖征收租十至十五石，这样每年可收粮上千石。达赉贝子除上述的财产收入外，还有属下的壮丁几百户为他服役。姓温的有百户，姓德的有五六十户，姓李的有七八十户，姓王的、姓刘的各几十户，还有席姓户，世代为厨役。在壮丁中的拔户人里的上层人物，如安垦局局长李景阳、中公益地局局长德本、地局帮办温玉堂等都因经理收租而大发横财。达赉贝子府的奴仆在北京的有60多人，在北府(科左中旗)的有50多人，各地局的职员有40多人。(四)
达赉贝子的儿子多尔吉，人称“阔大爷”。从这个绰号可知他是一个讲吃喝摆阔气的王公子弟，家务大权完全操持在其妻马淑俊的手中。马淑俊年轻时在北京读书，结识了多尔吉，因马淑俊生得貌美聪明，两人一见钟情，誓结终身佳偶。可是达赉贝子认为马淑俊虽是旧道台之女，家业却早已衰落，因而对多尔吉的婚事横加干涉。但多尔吉与马淑俊却陈仓暗度，木已成舟，终于使达赉贝子无可奈何地答应了他们的婚事。婚后，达赉贝子的门庭，每况愈下，收入减少，消耗过大，债台高筑，难以解决，无可奈何只得将祖遗府第，原北京铁狮子胡同的住宅，以15万现洋的房价，卖给了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1923年，多尔吉随达赉贝子从铁狮子胡同迁移到北京东四十条汪家胡同十一号一座宽大的宅院里，这是每月以1000元租金租的宅院。迁到新居以后；因多尔吉恼恨达赉贝子宠爱继母陈氏，钱财尽由陈氏掌管，于1926年，偕妻马淑俊和儿子包义，偕同亲信奴仆骆俊、李明山、老妈子关姐、丫鬟绿叶等十几人，冒着寒风大雪从北京坐火车跑到沈阳，与其父争夺经济来源(因为达赉贝子的经济来源主要靠怀德县中公益地局每年征收20多万元租金)。经多尔吉的岳母马老太太疏通张作霖的五姨太太的母亲王松岩(人称王老太太)，依仗张督军的权势，派他的义子邓子禛，用武力驱出原中公益地局局长蔡珍，令邓充任该地局的局长。王老太太为了拉拢多公爷(多尔吉为辅国公)，还把奉天南关德源酒店胡同的宅子，让给了多尔吉夫妇居住。随后多尔吉下手谕委派温廷为中公益地局副局长，借以监督邓子禛。但是，邓子禛凡事不让温廷插手，仅在两年之间，就成为暴发户。达赉贝子闻讯赶赴沈阳达王府。王老太太见事机不妙，同达王福晋朱博儒和达赉贝子一起去见少帅张学良。经过磋商，将怀德县中公益地局租赋仍然由达赉贝子委派局长收取，令多尔吉回北府居住。在父子争夺中公益地局和中成地局的主权时，父子齐下手谕，叫奴仆们为自己效力，使奴仆们进退维谷。当时中成局局长张德增，在给北京达赉贝子的辞呈上曾这样写道：“……抗违老爷为不忠，不尊少爷为不义，既不忠不义，奴才何所取为？！……”1928年，多尔吉与夫人马淑俊去科尔沁左翼中旗北府时，途经通辽车站，迎接他们的奴仆，见到火车开动，电灯明亮，便跪在地下叩头，齐声惊呼：“宝拉罕！”认为这是神力所为。多尔吉夫妇见状啼笑皆非。他看到蒙民如此愚昧，深为慨叹。因此，决心办学，以使蒙民子弟读书认字，增长知识。多尔吉夫妇回到北府后，对达赉贝子的来信谕文，多半积压，不予执行。多尔吉主张兴学，在温玉堂辅佐下，将北府外院改修，作为“固山贝子府蒙汉小学校”的校址，多尔吉任校长，并派温玉堂、杜喜二人为劝学员。温大明和另一名蒙古人为教京，进见大顺的君王。他将大队人马留在山海关，自己启程进京归降李自成。但行至永平时，他突然遇到来自北京家中的一名父妾和一名忠实的仆人。这位小妾告诉他，他们俩刚刚从血腥的大屠杀中逃出性命。由于一直没得到吴三桂的答复，李自成断定其宽宏慷慨的提议遭到拒绝。他因自己得到的竟是如此轻蔑的回报而大为恼怒，遂下令将吴家满门抄斩。吴家共有38人被杀，吴骧的首级被悬在北京城墙上示众。吴三桂听小妾讲了这可怕的消息后，立刻集合队伍返回山海关，准备应付一场他自知已不可避免的战争。1644年5月3日，李自成派唐通去夺取山海关。两天后，吴三桂与唐通交战，唐通大败，逃回永平。李自成得知唐通战败后，又派遣白广恩率部前往增援。1643年，此人曾拒绝护卫孙传庭的后翼，从而导致了明军在河南的失败。5月10日，这支联军对山海关发起进攻，吴三桂军再次获胜，击退了唐、白联军，并洗劫了永平。吴三桂在赢得了暂时的优势后，便决定在李自成派出足够的军队来进攻他的4万正规军之前与大顺议和。因此，夺取永平后，他派遣使节前去进见李自成，提出以停战来换取仍被李自成拘禁的明朝太子。但不久，吴三桂就从探子那里得知，李自成正信心十足地亲率6万军队离京来袭。议和已经不可能了，吴三桂的将士不久便将面对与其势均力敌的久经沙场的大军。吴三桂的父亲既已死在北京，他现在去求助于正在盛京（沈阳）为清朝效力的叔侄，便没有什么顾虑了。无论如何，看来其叔侄及满清贵族是他唯一可以求助的了。5月20日凌晨，李自成率军离京刚刚两天，吴三桂的两名部下、副将杨坤和游击郭云龙便来到了辽河河畔的清军大营前，将一封书信交给了多尔衮（睿亲王）。后者已是新即位的年仅六岁的顺治皇帝的两位摄政王之一。多尔衮是努尔哈赤第十四子，当时32岁。在他父亲去世时，有谣传说他有可能继承汗位。在皇太极继承汗位称帝期间，多尔衮（他14岁被封为和硕贝勒）逐渐成为一名杰出的将领。他多次参加重大战役，23岁便率军征服了察哈尔蒙古，赢得了智勇双全的美誉。26岁时，多尔衮成为一等亲王，统领过1638—1639年南下中原的两支主力军中的一支，攻克40余城，带着大批战利品和俘虏返回辽阳。1643年秋，皇太极病重，并在9月21日在盛京死于其睡榻之上。皇太极的长子豪格，时年32岁，看来是当然的继承人，他得到许多前朝老臣的支持。尽管多尔衮是皇太极的异母弟弟，但也有不少权势显赫的亲王贝勒支持他。这场继承危机在所有举足轻重的亲王参加的一次会议上得到了解决。参加会议的还有一名朝鲜人李第五章南京政权中兴朝市繁华续，遗孽儿孙气焰张，只劝楼台追后主，不愁弓矢下残唐。蛾眉越女才承选，燕子吴歈早擅场。力士佥名搜笛步，龟年协律奉椒房。西昆词赋新温李，乌巷冠裳旧谢王。院院宫妆金翠镜，朝朝楚梦雨云床。五侯阃外空狼燧，二水洲边自雀舫。孔尚任：《桃花扇》，第304—306页在北京崇祯朝廷覆灭的前夕，许多官员把一线希望转到了皇帝驾迁陪都南京上来。他们认为，在南京可以继续维持明王朝的统治。作为影子政府，南京行政当局已进行了准备：一旦义军攻占了北京，便可给明朝北方残存势力以全力支持。陈子龙奉命巡视绍兴之后，被调到南京吏部任职。他设法说服了江南巡抚郑瑄，要他秘密上书北京，提出将皇太子接到南京的计划，为建立南明政权作准备。其他江南士大夫则在祁彪佳的统率下开始沿长江下游建立水军，准备保卫江南。迎太子到南京的计划当然落空了，但他们为建立南明政权所作的努力并非徒劳。5月18日，即李自成占领北京三周之后，大顺军获胜、崇祯帝已死的惊人消息传到了南京。看来，当时在南方官员面前只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一是束发归山，作道家隐士；一是坚守职责，继续为明室效力。南京的高级官员立刻选择了后者。16位主要大臣（《平寇志》记为19位——译者）誓告天地，号召天下起义勤王。
史可法与军阀
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是这些大臣中最重要的人物。他来自河南，既是一位杰出的文官，又在军事指挥及战略方面颇具才干。其父虽鲜为人知，但其家族有不少成员是锦衣卫军官。作为青年士子，史可法曾受到东林党殉难者左光斗的栽培。1620年，他通过县试；1626年中举人；1626年中进士。据《明史》载，史可法身材矮小，“面黑，目烁烁有光”。初仕便授西安府推官。1631年，他因公正廉洁地将赈灾专款分发给受灾的延安百姓，而在朝廷中赢得极好的声誉。1632年至1634年，他作为理财行家被调入朝中，任户部主事。1635年，农民起义波及华中，崇祯帝命卢象昇协调河南、山东、湖广和四川事务。卢象昇的主要任务是牵制张献忠部。他命史可法为副使巡察泽州和安庆，并阻止农民军渡江。因此，史可法首次接受的军事任务便是阻止北方义军进入长江流域。这一防御重任随形势发展而变得十分棘手。1635年秋冬，史可法仅率800人驻守安徽六安，抵御三支农民军主力的进攻。次年，史可法在安徽太湖附近指挥了两场阻击战，使农民军未能渡江进入湖广地区。然而，第二年，当史可法面临农民军主力——首先是马守应，然后是老回回——发动的几乎不可抗拒的强大攻势时，他的军事才能遇到了真正的考验。1637年初，马守应和另外两支农民军主力的首领一起攻打桐城，在距城10里之处与史可法遭遇。史可法依靠计谋苦撑，但桐城所受到的压力并未解除。1637年夏，他奉命巡抚安庆，负责守卫今安徽中部地区，阻挡湖广的老回回。在总兵左良玉部1万兵马的增援下，史可法击退了老回回的第一次大规模进攻。但从11月末至12月初，老回回对史可法所在的潜山大营又发起了进攻。史可法的阵地崩溃了，部下损失惨重，他本人也险些死于乱军之中。败讯传到京城，兵部尚书杨嗣昌要求惩处史可法。然而，史可法已有很高声望。尤其为人称道的是，他在行军途中甘愿与步卒同甘共苦，从而赢得了士卒的信赖和将领的爱戴。所以，皇上虽严词责备了史可法，但给了他立功赎罪的机会。不久，1639年，史可法奉命镇守山东，抵御南下清军的袭扰。在抗击清军之前，他必须首先巩固山东西线，以防农民军乘机进入山东。在三次击败农民军主力之后，他才得以调转头来攻打清军。当他抵达济南时，清军已经撤退。他们屠杀了无辜的居民，却送给史可法一次足以弥补前失的胜利。崇祯帝对史可法异常宽厚。这位皇上素以暴躁著称，常一怒之下将战败的将领投入监狱。既然这样，他的宽宏自然会使史可法更加感恩戴德。1639年史可法的父亲病故，由此而引起的极度悲哀，反进一步加深了他对崇祯帝的感恩之情。据说，他一度想绝食而死，又几乎因悲痛而陷入迷狂；他将对父亲的强烈感情部分转移到君父即皇帝身上是完全可能的。1641年，史可法守孝三年之后，被任命为户部右侍郎，并取代朱大典总督南京至北京的漕运，还兼任淮安地区巡抚。及至1643年，史可法被擢为南京兵部尚书。同年冬天，身为兵部尚书的史可法见战争局势不断恶化，遂着手为救援北京做准备。例如，1644年1月16日，史可法上疏崇祯帝，说明他统辖的南军只有8000人，他建议加强训练，进而将总兵力扩充到1.2万人（包括陆、水军）。同时，他极力主张全国各地的其他提督也用同样方法补充和维持各自的部队，实际是建议在各地组建地方军队，由一名干练的文职大臣统辖，以供护驾之需。北京发布救驾诏令后，史可法本人就是这样做的。他同部下一起立誓“勤王”，以鼓舞士气，并随即率众北上。但大军刚过长江，到达浦口时，便获悉京师已经陷落。救驾已为时太晚。于是，他改穿丧服，率军返回南京，召集立志效忠明朝的大臣商议对策。史可法和其他大臣都意识到单凭他们自己的军队是无法抵御北方农民军的。因此，他们共同拟定了一道檄文：留都系四方之率，司马有九伐之经。义不共天，行将指日，克襄大举，实赖同仇。这篇文字经过仔细推敲，用了会使人想起古代经典中理想化的军事将领之形象的“司马”一词，以求打动那些愿意加入古代“司马”行列的将领。因此，檄文的对象十分笼统，是广泛地针对四方之率而言的。所谓四方之率既包括地方豪强武装，也包括各地明军将领。檄文发布之后，南京的大臣们立即派密使到淮河流域联络江北豪强统辖的“义勇”。同时，他们又尽力争取驻守在南明与北方大顺政权之间的明军将领继续为明朝效忠。后者中有四名将领——他们各自拥有约15万令人生畏的士兵，经常蹂躏本应给予保护的农民——将要或已经率部进入淮河中游地区。一位是刘泽清，性情暴躁且有政治野心，曾任山东明军统帅。当崇祯帝要求他会同其他几位将领一起进军北京解救被李自成围困的朝廷时，他非但不从，反而掉头南下，一路劫掠，经临清抵达凤阳，据说，其部在凤阳又屠杀了许多当地居民。江北的第二位主要将领是黄得功。与刘泽清相比，他的军纪较严。他是辽宁人，行武出身，自少从军于辽阳，并因战功而不断晋升。17世纪30年代，他在中原作战屡屡获胜，1641年被任命为凤阳总兵。1642年，黄得功获潜山大捷后，又击退了进攻桐城的张献忠部。此后不久，黄得功被调到安徽中部，镇守庐州（合肥）。第三位将领是刘良佐。此人原是北直隶的盗匪，1637年加入明军，并与农民军罗汝才部交战。1642年，他随黄得功抵御张献忠，所以当时也在凤阳地区。其所属部众号称10万。高杰是江北诸将中的第四位，在某些方面也是最能干的一位。此人原是李自成的部将，曾与李自成之妾邢氏通奸，为逃避惩罚，他于1635年投降明朝，授游击之职，率所部人马作为孙传庭军的先锋与李自成交战。1643年，孙传庭在潼关被杀后，高杰便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势力。1644年北京即将陷落时，高杰的态度也同刘泽清一样变化无常。他不率军前去阻截李自成，反纵兵劫掠山西东南的泽州，然后于1644年5月底至6月初南下徐州。高杰部的南下，使徐州和淮安城的居民慌恐万状，自北京陷落后，徐州城中已经是混乱不堪。实际上，徐州长官黄希宪已将此城交给了大顺官员武愫。武愫（原为明朝进士）于1644年6月3日抵达徐州，并因受到地方官员及士绅的敬重而被接受，尽管一位当地的诗人曾悲叹：“天下岂有正人君子而谒贼者哉？”武愫被接受的另一个原因是士绅们对局势混乱十分恐惧。在徐州西南与河南交界处的砀山一带，汪廷对等当地士绅已组织起自己的武装，用来对付“狂徒”，后又用来迎接清军南下。武愫在徐州城内一直试图安定民心，并多次深入乡村寻求当地乡绅的支持，直到他得知北京大顺政权也已垮台为止。6月28日，武愫率部撤离徐州，使该城几乎完全暴露在高杰等人面前。由于徐州失去了保护，其南面的富庶城市——淮安和扬州——在流窜于淮河流域的各路军队面前也更加暴露了。但这两座城市的地方官早已积极采取措施，准备自卫。正是由于有路振飞在淮安，人们才有了坚守的信心。巡抚路振飞是一位杰出的文官。他以正直、勇敢而著称，在军事上也颇有经验。路振飞初入仕途任地方官时，曾统领过防御叛匪的地方军队，并于1632年派郑芝龙抗击海盗刘香，将其击溃。路振飞还是个仗义直言的人：1631年，他参与弹劾周延儒；此后又与温体仁发生争执，因此激怒了皇帝，被贬至河南。1644年秋，路振飞被任命总督大运河漕运，兼淮扬巡抚。北京陷落后，路振飞决心将淮安建成明朝的坚固堡垒。他迅速颁布了戒严令，将市民重新组织起来，并派遣手下官员分守各处。同时，他还鼓励地方武装（团练、乡兵）招兵买马。自1511年、1512年以来，淮安以东的海州经常受到海盗袭击，地方武装相当普遍。而淮安地区却不是这样，故路振飞不得不为地方武装设计训练方案。在他的指挥下，淮安72坊奉命“各集义兵”，每坊由两名生员负责操练，其中一人被授以“坊长”之职（应为“社长”——译者）。这些义兵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城镇的夜间巡逻，并时刻保持战备状态。他们保持着斗志，坚定地反对任何对大顺政权持妥协和支持态度的人。徐州的士绅们能够接受一位大顺官员，但路振飞却决不允许任何大顺官员进入淮安。在北京陷落后的数周内，他便召集当地乡绅和号称2万的“义兵”，将当地的“伪官”处死。在路振飞的指挥下，淮安变成了效忠明朝者、尤其是从北方逃来的官僚贵族的避难所。路振飞热情地欢迎这些流亡者。但无论是路振飞本人，还是淮安百姓，都无意接纳刘泽清、刘良佐，尤其是高杰的军队。6月10日，路振飞得知高杰开始向南移动并欲夺取扬州，立刻派遣将领分守淮安周围各个要冲：周仕凤守泗州，仕尔敬守清口，金声桓守徐州。在路振飞积极设防抵御这些游荡不定的军队，以稳定淮安局势的同时，南明政府却将这些军队视为必不可少的支持者，和日后在南京愈演愈烈的皇位继承之争中的重要同盟者。以史可法为首的大臣们在发出檄文号召四方将领齐心保国之后，立刻意识到他们自身已陷入了争夺南明中央权力的混战之中，这场政治冲突发生于5月17日到6月2日之间。其焦点是空缺皇位的继承问题。同引发了明初东林党争的那次皇位之争一样，这次斗争也将使南明朝廷内部发生致命的分裂。明朝的皇室贵族
这次皇位之争的原因是由于人们以为16岁的太子（朱慈烺）已死于北京，而太子的两个弟弟又下落不明；另外，尽管在继承权方面有法定的世系，但明室亲王甚多，他们都可以在紧急情况下依其贤愚优劣被召入朝廷，继承皇位。由于朱氏皇族的后代呈几何级数增长，所以，皇室男性成员的身份在当时并不为人所重。洪武帝共有26子，16女；到16世纪50年代，他的后裔已多至19611人；到1594年，全国至少有6.2万名皇室男性成员；17世纪头10年间，登入皇族名册的人已超过8万。由于明朝的这位开国皇帝禁止子孙由科举入仕或经商，他们唯一合法的生活来源就是俸禄。这些俸禄的多少又因等级和时代的不同而不同。明朝初年，亲王（其爵位由长子继承）的禄米为5万石。但到15世纪初，由于皇室成员数量的增长，国库不胜其重负，不得不将亲王的禄米降到1万石。及至16世纪，供养皇室男性成员的开支超过了全部官吏俸禄的总和。不久，仅此一项开支便超过了政府税收的总额。例如1562年，山西各粮仓存粮共152万石，而该省的皇亲年俸的总数却是213万石。同年，一位巡按指出，当时全国可向京师提供粮食400万石，而王府按规定标准所需的禄米却达850万石。皇室后裔数量的增加，不仅日益加重了纳税者的负担，而且使宗室中身份较低的人也无法获得足以维持生活的俸禄。他们只好纷纷借贷，从而深深陷于债务之中。甚至，连皇室上层贵族也落入了入不敷出、虚有其表的窘境之中，他们的府第因年久失修而破败，他们本人则放荡豪饮，虚度时光，醉生梦死。16世纪到中国传教的天主教神甫，对这种已经没落的贵族的情况极感兴趣。例如葡萄牙人达克路士曾经写道：桂林一带有许多因反叛皇帝而被流放的明室亲王，有数千户皇族生活在高墙大院之中。这些来自欧洲的旁观者透过高耸的大门看到院内的楼阁和路径。但他们认为：这些宏伟的宫殿对居住在其中的人们来说，实际上是一座金碧辉煌的监狱：总之，在贵族们的府第之h电影在线古学家单独呆在房子里面思考好得多。青铜时代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青铜文化在中国起源，到公元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历史的契合给了我们旷古至今的无尽想象，在近乎五千年的历史脉络里，青铜器的起源与落寞见证着奴隶制度兴衰发展的全过程，于是，那个与奴隶社会相关联的时代，被形象地称为“青铜时代”。对于这样的青睐，青铜器不辱使命，它天生超乎寻常的重量感，使它有资格承载历史的厚重。四十多个世纪过后，当我们在湖南再度凝视这些满蕴历史积淀的青铜器物之时，仍然能够从它们深厚的质地与精致的纹饰里触摸到历史的沧桑。一、湖南出土大批青铜器在一般的人印象中，湖南并不是青铜器的主产地，好像只有河南，后来发现的三星堆，以及云南古滇国等遗址才是青铜器出土的集中地。但后来人们慢慢地纠正了这个看法，就是因为在湖南发现了大量非常精美的商周青铜器。四羊方尊
，乔伊丝正等着我，好换班回家：虽然没有正式这么安排，但是我们总保证其中有一个人在办公室。她看上去很疲惫。她说我不在的这些日子里，她过得糟透了，是丈夫的缘故，她改日再和我细谈，今天就不了，然后她就走了。有一条来自赫米奥娜·惠特菲尔德的留言，说是她周一才看到我关于护理员的留言，还有福勒太太拒绝让护理员进门。这砰地一下让我跌回到伦敦时的我。我一下午都在工作，大部分时间在打电话，还和摄影师讨论了明天的工作。但与此同时我又在想乔伊丝的事。我明白，她丈夫那档子事意味着我们合作的日子到头了，或者至少意味着以后会不一样了。对此我十分确定。这让我在离开办公室前就又沮丧又焦虑。我还明白了另外一件事，以前我从没这样想过：乔伊丝是我唯一真正的朋友。我的意思是，朋友。我和她的关系同谁都没有过，从来没有。和弗雷迪的绝对不同。我疲惫不堪，本来是准备直接回家的。但还是让出租车停在了莫迪·福勒家门口。我站在那儿，在门上又是敲又是砸。快冻僵了。什么声音都没有。我惊慌失措——她是不是死了？——我也注意到，而且是颇感兴趣地注意到，我的反应之一竟是松了一口气。终于，她从来不用的“前厅”那窗户上，窗帘动了一下。我等着。什么都没发生。我狠狠地捶门，捶了又捶，那时我已是怒不可遏。我恨不得掐死她。然后门向里被拉开，磕磕巴巴，吱吱呀呀，她站在那里，小小的黑黑的一团，露出一张惨白的脸。哎呀那气味。我告诉自己不要在乎这些细枝末节，但是没用。我在乎得很。那气味……难闻，那种泛着酸带点甜腥的浓烈臭味。但是我看得出来，她是勉强站在那儿的。我一点都不“讨喜可爱”，我实在太生气了。“你干吗把我关在外面受冻？”我问道，走进门，从她身边挤过，逼她让道。然后她在我前面，顺着走道往前走，一只手扶着墙，防止跌倒。里屋，火炉上一堆熄灭了的煤渣。不过屋里有一个电暖炉，单炉条，正发出刺啦刺啦的噪音，说明它不安全。房里冰冷、肮脏、臭哄哄的。那只猫走进来，在我的腿上蹭着，直打转，喵喵地叫着。莫迪瘫坐在椅子里，瞪着火炉。“那么，你为什么不让护理员进门？”我朝她吼。“护理员，”她尖酸刻薄，“哪门子护理员？”“我知道她来过。”“到周一才来。整个周末我都一个人，谁都没有。”我差点对她尖叫：“她周一来了你为什么不让她进来？”但是我知道说了也白说。我浑身又充满了力量——愤怒。“莫迪，”我说，“你真绝了，不可救药，自己让自己不安生。哎，我去烧水。”我烧了水。我拎了煤上来。我发现便桶里满是尿，不过没有更糟的，谢天谢地。那会儿我想的是谢天谢地，但是我意识到人啊真是什么都能习惯。然后我提了购物袋上街去。阴沉沉的雨夹雪。看我，刚从慕尼黑回来，一身光鲜，在卸料车里刨木板木条。又一次，窗后的一张张脸，注视着我。回了房以后，我把炉里的灰扒了出来，一团团灰尘乱飞，然后生了火。用了一个引火物。木柴和煤。很快就火焰熊熊了。我把污秽的杯子用沸水烫了，给我们两人泡了茶。我必须把什么礼貌礼节都扔掉。脏杯子有什么关系？有关系！有关系，有，有，就有。她一动不动，坐在那儿看火苗。“猫。”她说。“我给她喂过吃的了。”“那就放她出去玩。”“外面是雨夹雪呢。”“她不在乎。”我把后门打开。一阵冷雨直朝我袭来，而那只胖黄猫，原本一直闹着要出门，现在喵的一声转身冲进房里，钻到贮煤室里去了。“她去贮煤室了。”我说。“那看来我得自己动手去料理了。”这话气得我七窍生烟，胸中好似炸开了锅！同以往一样，我想揍她或者拼命摇她，还有，同以往一样，想展臂抱住她。不过幸运的是，我的理智还在，于是我做了一切我该做的，谢天谢地，既不“风趣”，又不讨喜，也不和善。“你这些天吃没吃饭？”没回答。我又出门去采购。街角小商店里空无一人。那印度人坐在收银台后，看起来面色苍白，浑身发冷，也难怪他这样，可怜的家伙！我想知道她来没来过这儿，于是说我是来给福勒太太买吃的。他说：“哦，那个老太太，她身体可好？没生病吧？”“生病了。”我说。“她怎么不去养老院？”“她不想去。”“她没有孩子吗？”“大概有，但是他们不在乎。”“这真糟糕。”他对我说，这话是希望我能知道，他们这个民族是不会就这样丢开这么一个老太太不管的。“是的，这真糟糕，你说得对。”我回答。我回到屋里，再次想到了死亡。她坐在那里，闭着眼睛，纹丝不动，我觉得也没在呼吸。过了一会儿，她睁开了她的蓝眼睛，望着炉火。“把你的茶喝了。”我说，“我去给你烤点鱼。鱼你能吃吧？”“嗯，我要吃的。”在厨房里我想找一个不油腻的容器，但是最后放弃了。我把鱼放在烤架上，然后开了一会儿门，放点新鲜空气进来。顾不上雨雪了。我把鱼端给她，她坐起来，把它全吃了，慢吞吞的，手颤抖着，但是她还是吃完了，我知道她饿肚子了。我说：“我前些日子在慕尼黑。去看秋季新装了。各种新款式都看了一遍。”“我从来没离开过英国。”“喏，等你好一点了，我全都说给你听。”她对这话没做回应。但是终于，当我想着该走了的时候，她开口说：“我需要些干净衣服。”我不知道该如何解读这话。不过我能看出来这至少不是一个简单的请求——如今这点敏感我还是有的。她想要我给她买衣服？我看着她。她不情愿地看着我，然后说：“隔壁房间，你能找到些什么的。”“什么呢？”她颤颤巍巍地、泄了气似的耸了耸肩膀。“背心。短衬裤。衬裙。你为什么要问，你不穿内衣吗？”再一次，就好像有个按钮给按了下去，怒火油然而生。我进了隔壁那个房间，我知道她本不想让我进去。铺着上好羽绒被的床，衣橱，放着瓷器摆设的梳妆台，质量很好的书架。但到处一堆堆一叠叠的——都是垃圾。难以置信。五十年前的报纸，一碰就碎；破破烂烂的小片布料，泛黄，污渍斑斑，小段的蕾丝，脏兮兮的手帕，小条的缎带——这样的景象我还从来没看过。我想，她从来没扔过东西吧。抽屉里，一片狼藉，塞满了——要描述一下，几页纸都不够。要是我把摄影师带来就好了！习惯性思维。衬裙、背心式胸衣、短衬裤、背心、旧连衣裙或者是连衣裙残片、衬衫……所有这些东西起码都有二十年历史，有些能追溯到一战时期吧。现在和过去衣服的不同在于：这些料子都是“货真价实”的，棉布、丝绸、毛料。没有人造纤维。但是所有的衣物都有破损，或者有一两块污渍，或者整件都脏兮兮的。我拽出成捆的衣物，一样一样细细地看过来，一开始是出于好奇，后来就是想找有没有能穿或是干净的。最终，我找到一件羊毛背心，一条羊毛保暖裤，还有一条不错的粉红衬裙，然后一条羊毛裙，蓝色的，以及一件羊毛开衫。这些是干净的，还算干净。我在房里忙活着，冷得直哆嗦，心里想着过去的日子里我多么喜欢自己，我有多喜欢自己，就因为我能掌控局面，身处高位；我还想到，想要体会莫迪的无助，我只能回想小时候的感觉，那会儿心急火燎地去厕所，心里祈祷着千万不要憋不住尿在裤子上，这是我的经历里和无助最接近的感觉了。我把衣服拿到隔壁房间，房里现在很暖和了，炉火熊熊。我问她，“你要我帮你换衣服吗？”她脑袋一偏，不耐烦地晃着，我现在知道这是在说我又犯傻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于是我在她对面坐下，说：“趁着茶没结上冰我得把它喝了。”我发现我喝茶的时候没觉得反胃。我颇感兴趣地意识到，我现在已经对拿脏杯子喝水习以为常了。曾几何时莫迪也像我一样，时时刻刻都在洗澡，洗杯子、盘子，打扫卫生，洗头发。她在说她以前住院的事，我觉得她就是随便找点话说说。我心不在焉地听着，心里想着那些医生护士真该听听莫迪这样的人是怎么看他们的医院的。监狱。管教所。但是突然我意识到她在说当时她身体太差，没法坐进浴盆洗澡，两个护士就在床上给她擦了澡，然后我懂了。“我去烧水，”我说，“然后你得告诉我该怎么做。”我烧上两壶水，找到一个搪瓷盆，我饶有兴趣地打量着它，我好久没见过这种盆子了，平时见到的都是塑料的。然后我去找肥皂和擦澡布。它们放在水池上方的一个墙洞里：墙上抽掉一块砖，凹槽里刷了漆。我把盆子、水壶、擦澡布、一大罐冷水端进隔壁房间。莫迪正在脱最外层的衣服，颇艰难。我帮了她一把，然后意识到根本没配合好。我赶紧四处乱翻，找来报纸，收拾开桌子，拿厚纸把它整个铺上，安置好水盆、水壶、水罐、沐浴用具。没有毛巾。我冲进厨房，只找到一条又潮又脏的毛巾，又冲去前厅乱翻乱找，心里觉着像是花了一整天似的。其实不过才几分钟的事。我很担心站在那儿的莫迪，半裸着，生着病，还咳嗽。终于，我找到一块还算干净的毛巾。她站在水盆边，上半身光着。她身上根本没肉。满是褶子的蜡黄皮肤，裹着脆弱的胸腔，她的肩胛骨像是骷髅，瘦骨嶙峋的胳膊顶端是一双强壮的劳动者的手。瘦长的乳房垂着。她笨手笨脚地往擦澡布上打肥皂，那擦澡巾，不用说，脏得很。我应该先把它洗一遍的。我又冲进隔壁房间，从一块干净的旧毛巾上撕下一小块来，拿回房。我知道我撕了毛巾，她很想骂我，如果不是想着省点力气，她早骂开了。我慢慢地擦洗她的上身，用足肥皂和热水，但是她脖子上的积垢实在是太厚了，想洗清爽就得狠狠地搓，她又受不住。她虚弱不堪，浑身发抖。我比较着这个羸弱苍老的躯体和我妈妈的身体：我只偶尔瞥过几眼她的病体。在住进医院之前她一直是自己洗澡——现在我才想到那有多艰难。而乔姬来的日子，她给妈妈洗澡。但是她长不大的女儿没给她洗过，我没给她洗过。我这会儿一边给莫迪·福勒擦身，一边想着弗雷迪，他骨头看上去扁平，好像也在日益消瘦，肉紧紧地贴在上面。莫迪虽然瘦得一把骨头，但她不是身上的肉深陷骨头之中，给摧垮了的样子。她浑身发冷，疾病缠身，虚弱无力——但是我能感到她身体内勃勃的生机：生命力。它是如此之强大，生命。我从来没这样想过，从没像我给莫迪·福勒擦澡时这样地感悟过生命，这凶猛愤怒的小老太。啊，有多愤怒：我意识到，她所有的生机都源于她的愤怒，我万不能，万万不能恼恨它，或是试图反击。接下来就是擦下身的问题了，我等着她给指导。我给她套上“干净”背心，裹上“干净”羊毛开衫，看见她正脱下层层叠叠的厚裙子。然后，恶臭，扑鼻而来。唉，没用的，我做不到不在乎。因为她太虚弱，也许太疲惫，走不动，她屎尿都在裤子上，在身上，到处都是。短衬裤，肮脏不堪……啊，我不说了，就算是纯粹发泄也罢，实在恶心。我当时看着她脱下来的背心和衬裙，上面是黄一块棕一块的屎。罢罢罢。她站在那里，光着屁股。我朝她脚底塞了报纸，于是她站在厚厚的几摞报纸上。我给她擦了又擦，擦遍下身。她的大手撑在桌上，支住身子。擦到屁股的时候，她把它一撅，和小孩子的行为一样，我认真清洗，连皱褶里也擦了。我倒掉脏水，水盆里换了水，然后飞快地把水壶放上炉子。我给她洗私处，第一次琢磨起这个词来：因为她正经受折磨，这个陌生人正侵犯着她的隐私。然后我擦洗她的腿，擦了一遍又一遍，因为脏东西流到了她腿上。我让她站到水盆里，给她洗了脚，蜡黄衰老、皮粗筋绽的双脚。熊熊炉火上的水又烧滚了，我帮她换上“干净”的灯笼裤。这会儿，看过了肮脏到底能到什么程度，这条裤子对于我来说已经够干净的，不就是多沾了点灰嘛。然后给她套上那条不错的粉红衬裙。“你的脸。”我说，我们还没洗那里，“还有你的头发呢？”脏兮兮的蜡黄头皮上一束束、一绺绺的白发。“以后再说吧。”她说。于是我给她洗了脸，小心翼翼的，用的是旧毛巾上撕下来的干净的一角。然后我让她坐下来，找来剪刀，给她剪脚指甲，简直和锯牛角一样，然后换上干净长袜，她的连衣长裙，她的紧身套衫。她正准备再穿上外头那层黑衣服，我不由自主地说了一句：“哦，别——”随即十分内疚，因为她很受伤，抖得更厉害了，闷声不吭地坐在那里，像个坏孩子。她已筋疲力竭。我倒掉脏水，拿滚水烫了水盆，又烧了一壶水好重新泡茶。我到后门那儿朝外头望了一眼：雨连绵不断，夹杂着片片浅灰的雪花，风正紧——水从厨房门下渗进来；至于想到她得出门，顶着冷风冷雨，去上厕所，那个冰冷的小房子——但是她以前也出去过，想来以后也能。我不断对自己说，她九十多了，多年来一直就是这样过的：她挺过来了！我给她又端了茶，还拿了些饼干，让她坐在烧得正旺的炉子前喝茶。我把她脱下来的外衣全都放在报纸里，叠起来，扔进垃圾桶里，没请示她。然后我对抽屉里的衣物一番挑拣，选出一批来，接着扯掉她床上的脏被单、枕头套，抱着这些东西冒雨去了趟洗衣店，留给那里的姑娘处理干净。我把房里收拾成我能收拾出的最整洁的模样，给猫食盆里添了吃的，那猫靠着莫迪的腿，任她抚摸。我把所有东西都收拾了一遍。我做这些事的时候，莫迪就坐在那儿望着炉火，我看她的时候她不看我，但我四处忙碌时她的眼睛就盯着我，还有她认为我不知道的时候。“不要以为我不懂好歹。”我正忙着，她说道。那时我已经开始扫地板了，用手持短刷和小簸箕。我找不到别的工具。她说这话的口气，我没法解读。没精打采的。我想，甚至是绝望的：就像我刚才瞥到一眼的那种表情，那会儿我在回想自己的孩提时代。她大概感到另一种形式的无助。很明显，以前从来没有人为她做过这种事。我又去了洗衣店。店里的那个能干的大个子爱尔兰姑娘，刚才我把东西交给她的时候，我们匆匆建立了平等的同志情谊。现在她把一大包干净床单被套递给我，盯着我的脸，说：“腌臜。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腌臜。”她恨死我了。我说：“谢了。”我懒得解释，转身离开。但是我——羞得脸发烧！唉，我多么在乎别人对我的钦佩、喜爱、赏识啊。我冒着雨雪，把东西送了回去。那时候我已是又冷又累。我想回家……但是我还是开始收拾某个大柜子的一个抽屉，把干净的衣物放了进去，告诉了莫迪我把它们放哪儿了。然后我说：“明天晚上我再来。”我很好奇她会怎么回答。“到时见。”这是她的回答。现在我一个人待着，洗过了澡，不过那个澡我洗得简单利落，没有泡上好几个小时。我应该收拾房间的，但是我没收拾。我纯粹是累坏了。我没法相信，昨天的这个时候我住在一家酒店里，是受宠受纵的贵客，和我所欣赏重视的同行卡尔一起用晚餐。鲜花、牛肉、美酒、奶油——全套的。我觉得这简直不可思议，世上有那些东西——在那里，然后又有莫迪·福勒，在这里。也许不可思议的是我？我的确是晕头转向了。我得好好把这些事想明白。我要怎么办？我可以和谁讨论这个？乔伊丝是我的朋友，她是我的朋友。她是我的朋友？周四乔伊丝来办公室拿要带回家做的工作。她看起来糟透了。我对她说：“怎么样了？”她说：“他要我和他一起去美国。”我问：“不回来了？”她说：“不回来了。”她看着我，我看着她。我们就是这样交流的：缩略表达法。她说：“我得赶紧走了。告诉约翰封面我弄好了。注释我也做好了。简娜，我明天再来。”然后她就走了。这就是说：有某个学校想聘她的丈夫为教授，他打算接受，他希望她放弃这里的工作和他走，她不想去，他们闹到了要离婚的地步，孩子们不想去美国——而这个下午我感觉乔伊丝很可能会去美国。这就算是结束了。回家时我顺道去看莫迪。门闩着但是没上锁。炉火很旺。猫在床上睡大觉。莫迪也在睡，椅子把手上放着只空茶杯
塚田回答说，前一天晚上就算想好了，跟对手对坐在棋盘面前时感觉又不一样了，因为走法有限，所以像封手[1]这种基本上心里能有个数，对方走这一手要这样，走那一手要那样，可是就算在心里打好了算盘，一旦面对棋盘，就又会改变主意，走另一手。我们的工作也是如此。就算心里想好了，写成这样吧，让这个人物这么行动吧，一旦面对稿纸，主意就改了。主意改了，也就是说前一天晚上想的，前一天晚上的思想事实上是由我们的平常心思考出来的东西，一旦面对稿纸，就没法忍受平常心的浅薄。创作需要的境界是全心全意投入，创作活动本身就是如此，如果按照预定计划来的话，这就不是创作活动了，而是在制作工艺品，就算能做出很优秀的工艺品，所进行的也不是名为艺术的创造活动。艺术的创造通常是从计划范围之外的地方开始的。预订计划本身属于该作家既成的个性，既成的力量，然而艺术本身是一种自我的创造发现，它必须跳出既定计划，创造发现一些无法预测的东西，才能实现自我的充实。因此从事办公室工作的人处理事务都很有规律，上面这种方法无论如何都是行不通的。因此就算生活不规律的现象是作为一种工作性质而存在的，这种现象也是因为工作性质而导致的，从事该工作的人本身并不具备这种性质。据说猪本来是非常喜欢干净的动物，可日本人却把猪养得特别脏，把一切脏东西都收拾到猪圈里，以为猪圈就等于垃圾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猪本来就有洁癖，平时时刻惦记着清理猪圈，保持卫生的都是猪。也就是说，文人这种东西就像日本的猪，虽然出于工作性质，没法不杂乱无章，但原本为人却一丝不苟，不过，怎么说呢，唉，算了。文学是一种靠人执笔的工作，因此从事文学，好歹要通晓人性。围棋将棋这行除了天生对此有天赋的人，还能有一些白痴性质的专家。然而应该不存在白痴性质的通晓人性的作家。不过偶尔也是有的。也许用“白痴性质”的说法不合适，不过总之，有一些人一旦去干作家之外的工作就只能做到马马虎虎，没法做到触类旁通。人们容易把鄙人想成这种人，但他们想错了，一般容易被同行评为“那个小说家（那个诗人）完全不适合做实际性工作”的人，往往并非如此。诗人这种东西很奇怪，平时作一些不现实的诗，写一些厌世的诗，但多数诗人自身的癖性却比从事办公室工作的人还要现实。文学本身就是发自人性的产物，因此其本质也应如此，文人墨客这个词不可能用于近代文学的文人身上，因为他们的本质比世俗之人还更世俗，更现实。三枝庄吉是日本近代文学的异类作家，这是他小说宣传用的固定说法，然而就我所知，他是日本唯一一个只会写小说，其他一窍不通的作家。他的小说好比一种诗，令他的创作活动得以运作的根是诗魂，因此他是一个除了苦思冥想、贫穷、流浪以外没有任何赚钱才能的无能之人。然而你要是以为他不通晓人性，那你就错了。他把人类洞察得深刻而又精确，因此，他虽然活得很梦幻，却比世上的普通人都实际，都现实。他花钱大手大脚，本质上却是吝啬的，也就是说，他生来就具备一种人的执念——比节俭力行的世人更心疼钱，心疼东西。不过，他有守财奴的执念，却花钱如流水。为什么说近代文人是实际的现实主义者，那是因为他们通晓人性，因为通晓人性，所以也通晓自身，“知晓”人类的执念执迷，也就说明自身“拥有”这些东西。因此，如果人类是复杂又执着不舍的生物，那么近代文人也都是复杂又执着不舍的生物，然而他们同时也花钱如流水，经营着像梦游一样的梦幻人生。总的来说，像我们这种穷困文人，偶尔兜里有点钱就会想赶紧把钱花掉。若是多达三个文人聚在一起喝酒，各自兜里都有钱，一到结账的时候，肯定是最穷的那个争着抢着要第一个掏钱。鄙人就总这样，意气风发，豪情万丈地说着“别别，今天这钱怎么着都得我掏”，所以就遭了报应，一摸兜里钱不够。等到自己手足无措垂头丧气像是哪儿还装着钱似的把兜里摸个遍的时候，本就有钱的文人就会十分安静而缓慢地从怀里掏出厚重饱满的钱包。三枝庄吉这伙人也不例外，他们总急着抢先掏出自己的钱包。然而，这伙人却比谁都了解贫穷的不易，钱财的珍贵。所以这伙人钱包里的那些钱就跟长了脚似的，争先恐后跑得飞快，真可谓天不遂人愿。每逢天一亮就开始后悔，一旦老婆问“没有米饭也没有萝卜根，今天吃什么呀”，就双眼发光狠狠瞪着自家老婆，好像老婆才是诅咒自己的恶魔，然后蒙上被子，抱着胳膊，把脸别过去。庄吉来来回回搬了很多次家。长的半年，短的三个月，因为付不起酒馆、米店、房租的钱，他最害怕印字袢缠[2]，因为害得他来来回回在东京各地跑来跑去的那点欠款基本都是穿着印字袢缠的大叔和小哥来讨要的，而且这些人还骑着自行车。那些骑着自行车，“乘风破浪”般向他冲来的印字袢缠就成了他恐怖的种子，因此他乘上汽车，一路冲向目的地，到了地方，扭扭捏捏羞羞答答地让该地的主人帮他付车钱，人生所到之处都不得不使劲儿卑躬屈膝，而且还很费钱。有钱人没必要坐汽车。他老婆跟他的贫穷正相配。他老婆以贫为友取乐，虽然绝不是发自真心喜欢贫穷，但自然而然也就习惯了。这是为了庄吉的小说。他小说的主角总是他自己。他写自己的生活。然而他在小说中写的不是他现实的生活，而是他理想中的生活，他希望中的生活。不过，他不能写“想变成有钱人”这类做梦都不会有的空谈。因为作家是各自人生最精确的预言家，所以他自己都不能原谅自己有这种“不再贫穷”的空想，艺术不允许这种空想。在他的小说里，他总是贫穷的。四处搬家，甚至连夜逃跑，甚至在别人家吃白食，在鬼泪村[3]、风祭村这种地方，藏进自酿酒店的酒窖里，成功举办夜半酒宴或是不成功，跟收债人交好，甚至跟十恶不赦、顽固无情的大叔一战，使对方大吃一惊或是被对方吓了一跳，他的老婆总是欢欢喜喜站在第一线，揶揄自家没出息没能耐的死鬼，自己却吹着口哨在山林原野中闲逛，在小溪边梳头，在流水中浸润双足，心无俗念。因为自家老婆有几分这种天赋，庄吉就把她这几分天赋写到了小说里，又因为庄吉这么写，他老婆自然就向这方面发展，因为他老婆自然向这方面发展，庄吉就写得更勤了。写法虽然没有上限，但现实中的人是有上限的，因此如果超过了这个上限——就算小说里是这么写的，但人却已经做不到了——就会引发悲剧。仔细想想，他的小说也已经到达上限了。他那种“我希望如此”的愿望写作风格已经到达了顶点，或者说是到达了谷底，因为小说已经无法支撑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他就得在艺术方面寻求转机，突破自我，重新打好小说的根基，把小说跟现实建在同一片地基之上。然而要是简简单单就能办到的话，悲剧也就不会发生在艺术家身上了。☆☆☆在庄吉的小说里，从没出现过一升装酒瓶这类货色，基本上出现的都是四斗樽[4]，还涉及过酒宴，大家都认为他是文坛第一酒鬼，但他却是最不擅长喝酒的男人。他体质本来就虚弱，也不可能大口大口喝酒。不仅如此，酒精都能为他的意志所控制，如果对方先喝醉了，他心理上就会产生压力，怎么也喝不醉，说上吐下泻就上吐下泻。如果对方是那类他不善交往的人，他就更喝不醉了，还上吐下泻，五次喝酒有四次喝不醉，一个劲儿地又吐又拉。然而不幸的是，他是那种不喝醉就跟人说不了话的胆小鬼，就算心里一直在盼望有人能来和他交流，也必须借助酒精的力量来敞开自己封闭的心扉，要不然就会一筹莫展，得上抑郁失落的毛病。因此他就像家里要来客人似的，让老婆匆匆忙忙跑到酒馆，早上来客也买酒，深夜来客也买酒，在每家酒馆都欠了一屁股债，不远千里四处奔波，像敲医馆大门一样来回敲酒馆大门，等到邻近的酒馆都不赊给他酒以后，他就连夜逃到新的地方去。没办法，这是他人生的输血之道。他是个阔少爷，因为他的灵魂在贫穷之中也彻底保持着高雅。他同时具备了一双贴合近代作家本质的“鬼眼”和日本传统的文人气质。他心里明白，小说这种东西只不过是商品，而艺术是一种超越世俗的高雅异质的东西，是特定人士专属的像特权一样的东西，因为他在这方面向来有着自己的矜持，又秉持着这种骄傲而活，所以灵魂即使在贫穷之中也能保持高雅。然而正因如此，他的小说才成了带有文人气息的玩具，正因如此，其小说根基与其现世之身相脱节的倾向才会加剧。也就是说，因为他自己比谁都清楚自己在贫穷生活中仍维持着高雅，所以他才故意不按逻辑出牌，扼杀了“鬼眼”，在文人趣味中堕落盲目，他的玩具是特定人士的玩具，他一个人的玩具，顽固并带点工艺品的性质，而艺术那原本属于全人类的生命之光却渐渐暗淡模糊了下去。他到了四十岁，日子过得越来越穷，同时他的小说也越来越“在形式上”趋于高雅，不久就因为形式而面临了束手束脚的危机。因为他扼杀了“鬼眼”，所以小说才不自然。他的小说虽然带有幻想色彩，但却扼杀了“鬼眼”和“鬼眼”的幻想中应有的东西，以及他原本的艺术里必须有的东西，尤其是扼杀了“鬼眼”，偏执于那些带有文人趣味的幻想。因此他的小说不过是自慰行为，而不再是能真正拯救他、提高他的东西了。他一直拿他最珍贵的财产——一个装橘子的纸箱来抵押房租。这个纸箱里装满了他这辈子的小说。他不是什么流行作家，只出了两本单行本，所以这个纸箱（装满了他从报纸杂志上剪下的小说）就成了他宝贵的“爪迹”。他没有了这箱子，就像没有了自己似的慌张失措，整个人阴郁消沉。一个叫栗栖按吉的后辈——出道没多久的三流文士——同情他，就给他付了欠下的房租，把纸箱拿了回来。庄吉大喜，自打那天开始就把纸箱放在枕边，深夜醒了就在纸箱里翻检，沉迷于自己的旧作之中，每天早上醒来就开始高声朗读，喝醉了就把老婆叫到自己身边，接着又摆出好笑的动作开始朗读。他最忠实的读者是他自己，然后是他自己的老婆，原本她也是他的忠实读者，他的崇拜者，她在上学的时候拜访了庄吉老师，自那以后就发展到恋爱、结婚，因此沉迷于他的小说很久了。自那时候开始，她就成了小说中不可或缺的人物之一，她又因为非常喜欢小说中的自己，就决定变成那个样子，于是现实中的她就跟小说中的她越来越像。艺术模仿自然，自然模仿艺术。这也是因为小说中存在能让她认可的现实性，所以不管多么具有幻想色彩，小说的根基中都必须包含现实性，在现实中扎根，然后伸展枝条，开出花朵，这才是虚构。然而自家死鬼近来的小说越来越得不到老婆的认可了。也就是说，单从作家的根基来说小说就已经跟现实逐渐脱节了。他很爱自己的老婆，不过他还是会出轨。出轨的原因也在意料之中——一个在学生时代曾拜访过他的崇拜者成了酒吧的女招待。有一本叫《新东京风景》的书，是几十个文士合著的，庄吉接下了日本桥这部分，在探访中偶然遇见了她，自那以后每逢喝醉就会去她那玩命求爱。然而她已经不再是原来的她，要是有钱的绅士，还能去住个三天七天的，而庄吉连在酒吧喝酒的钱都没有，只能带着后辈和徒弟们在关东煮店喝酒。一旦看到后辈和徒弟们身上还有些钱，就说：“我带你们去那儿！你们跟我来！”然后把人都带到她那儿去。因为带着同辈和前辈在女人面前就耍不了威风，所以才要拉着后辈大耍威风，然而在娼妇的世界里，没钱还爱耍威风的男人最遭她们鄙视。庄吉心里还打着算盘，觉得对方好歹在学生时代崇拜过自己，但对方早就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如今扯上这种烦人关系，更加不高兴了。可是庄吉只要一喝醉就坐车到她那儿去，神志不清地求爱，然后被对方轰出来。然后催债的厨师和书信又来得毫不留情。即便如此，他只要一喝醉就又跑过去，三番五次没完没了。当然了，半点成功的希望都看不到。要是事情就到此为止了，倒还不要紧。他还有一个跟他同乡的徒弟住在附近，这徒弟的妹妹有几分性感妩媚，承了他的情在杂志社当文员。自那以后他每逢喝醉了就跑到他这徒弟家砸门要酒喝，还睡在那里，就算人家的老妈就睡在旁边，他也毫不顾忌地爬到妹妹的被窝里。要是被轰出来，他就不屈不挠地又爬进去，一直折腾到最后筋疲力尽自然而然瘫软为止。这边同样也没有成功的希望。之后他又去拜访一个新入行的女作家。因为他写过文章表扬这女作家的小说，两人就认识了。这女人是流行作家的小妾，但庄吉只要一喝醉，就闯到人家家里。每逢喝醉就必定跑到某个女的那里——这逐渐成了他无可奈何的，一场宿命般的梦游了。要光是梦游远征还好，他老婆有个还在上学的妹妹，刚上小学四年级，个子很高，体形已经接近大人了，是个自家老婆无法与之相比的性感美少女。这女学生有一晚在他家留宿，不巧刚好是夏天，他家只有一顶蚊帐，一家人就睡在一顶蚊帐里。那天晚上庄吉错就错在不该喝醉，他梦游越过了自家儿子的睡床，翻过了自家老婆的阻碍，直朝那女学生进击。就算被老婆揪着领子抓回来也不屈不挠，就像道风之蛙[5]一样，折腾了三个多小时也没有成功，直到天色渐明终于被疲劳击垮，这才收场。然而，要是事情就到此为止了，倒还不要紧。出轨是人之常情，不能拿喝醉了当借口。他本来该用冷眼来看待出轨的事实，让这双冷眼成为小说的根基。他具备这双冷眼，却认为这双眼睛本身是低俗之物。他把自己和自家老婆捏造成了梦幻世界里的主人公，却没有这双冷眼来做依据，因此这梦幻世界里没有真实的生命，也没有血没有肉。他老婆已经越来越不认可自家死鬼的小说了。出轨是人之常情，就算他出轨，就算他喝醉了夜袭其他女子，他也的确是一个灵魂高雅气度不凡的人。他装作看不到自己原本的本性，特地塑造出美轮美奂的梦幻世界，事实上却将人生视为卑俗之物，打算给小说中的人物赋以自身真正的人格，然而，如果没有坚实的依据作为自我本性的参照，就不可能创造出有血有肉的人格。他是一个高风亮节的人，因此就算爬上小姨子的睡床，他老婆都还认为他具备高尚的品格。然而他小说中的人物就欠缺了使人认可的现实根据，正因为他自鸣得意地把玩具箱翻倒过来，随意捏造玩具的人格，才让小说出现了裂痕。因为她已经不再是自家死鬼的忠实读者，所以随着对小说角色的怀疑蔑视，也就开始怀疑蔑视现实中的自家死鬼，她看他的眼光已经扭曲——就连他那高尚的品格都像是胡说八道，靠不住的假货。庄吉已经四十岁了。他一直非常相信自家老婆，爱她，把一切事情都交给她办。可怜的他越来越习惯让小说的根基脱离现实的基础，把那对冷静而严格的“鬼眼”封存起来，将其排除在外，随着这种习惯的加深，他反而只从自身现实世界的表面去贴近他的虚幻世界，越来越分不清梦境和现实了。他从杂志社领稿费。催债的逼他还钱，孩子的学费和饭费都没有交，老婆一直在家里等着他回来。他对学费和欠款的忧心程度不在他老婆之下，他也想把怀里的稿费平安无事地交给自家老婆，然而一见到朋友们，怀里的钱就像上文中所说的那样，仿佛长了脚似的急着往外跑，真是揪心。想说再喝一杯就好，却往往喝醉，两杯、三杯、十杯，来，今夜不醉不归！把这个也叫来，把那个也叫来，到处打电话，把后辈们也叫到一起，大耍威风，购入一把体育竞技用的标枪，高声朗诵着他小说中的人物——布尔金常爱吟诵的诗句，装成雅典市民，装成雅典运动员回自己家。怀里早就一分钱都没有了。老婆背过脸，跑到别的房间里哭，边哭边切着明天早上味噌汤里要用的洋葱，然后又掉下泪来。就算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