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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GSEX军进入幽州城，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景象：燕云已经被洗白白了，至于西京，金国收了钱，却根本没还。赖账是小事，快乐最重要。宋朝把西京先放过一边，第一时间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庆祝活动。先是对有功人员的封赏。全体参与光复燕云行动的干部里，除了刘延庆之外都升官。如身临前线的蔡攸，升为少师；坐镇后方的宰相王黼由少师进位太傅，赏玉带；四方奔走的赵良嗣为延康殿学士。最大的一份功劳留给了伟大的武装太监童贯。宋神宗有言，“复燕云者王。”这句话是有效的，哪怕这个人是太监，也必须兑现。童贯先封为豫国公，紧接着升为广阳郡王。郡王，在亲王之下，是次一档的王爵。但一来王爵仅亲、郡两级，二来宋朝立国近一百七十年以来，太监封王者仅此一例，无论从哪方面讲，童贯都登峰造极，达到了不可思议的高度。他的计划完成了，他真的通过联金灭辽达到了他人生、仕途的最高峰。接下来是赵佶的盛宴。时间凝固在公元1123年的四五月份之间，当时赵佶踌躇满志，他回望历史，仿佛看到了从太祖赵匡胤以来，直到他的兄长宋哲宗赵煦，宋朝所有的列祖列宗，他们终生努力的，他们无奈叹息的，那些始终像是梦幻泡影一样的事情，他都完成了。灭吐蕃、破西夏、平内乱、复燕云……这些功绩他都做到了，连带着他史无前例的丹青文采，这样的人物不要说是宋朝，环顾汉人三千年历史，谁能与他比肩？！斯人斯事，必须铭刻碑石，传之万代。精心准备了四个月之后，赵佶命王安中作《复燕云碑》记此盛事。到这里，燕云战役告一段落，我们也可以稍微总结一下了。总结无非是经过、结果两方面。说经过，相信每个人都看得抑郁，宋朝什么都输光了，从国力到西军，从钱财到脸面，前所未有的丢人！但是，国家事务是政治，政治永远都只看结果。结果好，一切都好。所以，我们具体看结局问题。结局是宋朝联金灭辽大获成功，不管燕云十六州是不是全体收回，至少辽国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从此宋、金两国成了邻居，其亲密的程度比之前的宋、辽还要紧点。宋、辽两国之间有白沟界河，河两岸各有足够广阔的无人带，双方不驻军不设防不修战备，足以避免不必要的摩擦。宋、金不一样，燕云十六州，宋得其六，金国得九，目前还有一个自治待定。如此参差不齐犬牙交错拧在了一起，哪一方想挑事，立即就会擦枪走火。而且，辽国再不好，也是南北两院共治，是历史上唯一一个给汉人同等身份地位的异族国家，在国家性格上基本汉化，一百多年的老邻居，安稳妥帖，实在是找不出第二家。反观金国才刚刚开化，哪懂什么礼仪，甚至在最初的反抗精神下取得重大胜利之后，还能残存下来多少的良知还不一定。强大的武力，加上未知的性格，实在是太凶险了。所以联金灭辽是错误的。这是一种论调，由于不久之后发生的事，它被认为是正解。真的吗？这要延伸一下才能求证。比如说，不联金了，不灭辽了。那么宋朝做什么，不外乎两种。一，坐山观虎斗。这样的话，任由金国把辽国灭了，燕云十六州变成金国的属地。这样好吗？以金国实力，一马平川地冲下来，宋朝拿什么抵挡？只怕死得更快更难看。有人会说，宋朝一直置身事外，和金国没宿怨，金国怎么会平白无故地打过来呢？……这话不予置评，实在是没常识没知识甚至没脑子。众所周知，国与国之间只存在着吞并与反吞并，打压与反打压，就连宋、辽之间，也是在澶渊大战之后互相无可奈何才结的友好同盟。想让金国只因为宋朝跟它没旧仇，就放过这样一块可口美味的肥肉，简直是痴人说梦。二，辽既然打不过金，宋朝又不想和金为邻，那么应该怎么做呢？思前想后，只有一种办法，即助辽灭金。集合两国兵力，把最精锐的西军派到辽国境内去，把金国这个灭世之患消灭在萌芽状态里。这样好不好呢？先不要说宋、辽合兵能不能搞定完颜阿骨打，就算战力足够，谁能在事先预料到事态会发展到这一步呢？所以，综上所述，结局都和已经出现的现实一样，宋、金之间绝无和平的可能。那么，为什么不抢先出手，不惜一切代价把燕云得到？这样还可以巩固哪怕残缺的北方防线，为未来的大战做前期准备。以上做法，有前例证明是理智的。三国时蜀汉伐魏，诸葛亮自己都说，以弱伐强，难保必胜。但“伐亦亡，不伐亦亡，何若伐之”。只要努力，总归是有希望的，而坐以待毙，就死定了！想通了这一点，之后赵佶的行为才有可理解的思路，不然的话，实在是让人觉得他蠢得可笑、疯得可怜。在这一年的八月，《复燕云碑》树立之后，宋朝做了两件事。一，招降张觉。张觉何许人也？此人大有来头，他是辽国的进士，战前任燕云十六州里平州的节度副使。本来身为二把手，他无足轻重。但是战争爆发前，他的上司平州节度使萧谛里猪头症发作，对百姓态度粗暴，结果群众的力量很震撼，一拥而上，把萧谛里砍了。张觉接班，成了大领导。他在两次宋辽战争、一次辽金战争中非常理智保持观望，一方面静等结果，一方面扩充实力，达到了五万军队，一千匹战马的实力。他的平州，就是前面提到的燕云十六州里宋六金九，一州独立的那个存在。区区一州之地，夹在两国之间，谁都看得出来他实在是前途暗淡，但是张觉本人居然活得很滋润，在八月之前，无论是宋还是金，都没答理他。为什么呢？在金国来说，他只是个小跳蚤，有太多的更加重要的事得去办。比如追捕天祚帝，比如……金军从燕云撤退时掠走的那些燕云佳丽。那是一批此前女真人从来没见过的美女。与她们相比，别说深山老林里生活的女真妇女，就连辽国的贵妇们也是黯然失色。她们是燕云人，是与宋接壤，时尚温柔典雅漂亮，从哪一方面看，都是空前的美人。女真人着迷了，完颜阿骨打带头迷了进去，他无法自拔越陷越深，直到精尽而亡，死在了从燕云回老家的路上。伟大的完颜阿骨打就是这样死的。这可不是我乱讲的，他因为这个得病，迅速病死，是金国的官方史书记载的，不信的人去翻《金太祖武元皇帝本纪》。阿骨打死了，他的死和他的崛起一样迅速、突然、震撼。关于他的一生，很多史书归纳成两个字——完美。完颜阿骨打在不到十年之间，算无遗策，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联宋灭辽，底定大业。他不仅是军事上的大天才，更是杰出的政治家，非常伟大。说得都对，但不完全。完颜阿骨打之所以在现代人的心目中也是英雄，更动人心魄的是他的反抗精神。与之相比，他后来坐拥天下最强兵力所向披靡，的确很威风，但也没什么。历史强者谁没有横扫一切的时候？而他在冰封千里的松花江上，在头鱼宴上面对辽国皇帝的淫威保持了尊严的时候，才更让人佩服。这一点，哪怕是街头混混，都会伸出大拇指，叫一声爷们。抛开这些，完颜阿骨打还迅速创立了金国的军制，创造了女真人的文字，这些都对女真人的未来极其重要。他一生的功绩可以归纳成两句话：他没有亲手灭亡辽国，但已经彻底奠定了胜局；他没有完成金国的建立，但已经铺好了道路。女真人从氏族部落向一个封建文明国家迈进，完全是他一个人的功劳。好了，上边说的貌似已经很全部了。但我仔细想了想，还没有。完颜阿骨打的一生是为女真人奉献的一生，除了生前，哪怕是死，也死得时机适当。在公元1123年的八月份以后，如果他还活着，历史一定不会是后来的样子。该发生的事哪怕发生了，也不会那样残暴得丑陋。他是开国的皇帝，这种人有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强大中饱含着恢弘、凶狠里保持着人性。他们杀人，杀很多的人，他们抢夺，抢最好的土地、最美的女人，可不惹人恨。因为他们的心里，或多或少的，都充满着阳光、充满着不屈，他们是反抗者，是梦想者，是建设者。而他们的继任者是不同的，一世祖和二世祖的区别很明显，看赵匡胤、赵光义兄弟俩就全明白了，不看全盘的总结，只看行事作风。南唐李后主在赵匡胤的手下活得有起码的尊严，在赵光义的手下，生命、女人哪一点都保证不了。回到女真人，完颜阿骨打这时死，一个时代终结了，随着他的弟弟完颜吴乞买继任，女真人变得残忍刻毒、贪得无厌，本应是个伟大的新兴民族，结果变成了一群只知破坏不懂建设的抢劫团伙。这是后话，在当时宋朝只能根据形势，做出适合眼前局势的决定。局势一，完颜阿骨打死了；局势二，宋、金两国在燕云十六州里犬牙交错。那么决定只能是——趁此时机，尽量多地侵吞燕云区域。得到燕云，才有生命线。招降张觉提到了日程上，非常巧，这时金国帮了宋朝一把。完颜吴乞买继位，他做出的第一个决定是防守，各条战线都急剧收缩，在燕云方面，他下令辽国的降臣、燕地居民，都迁徙到东北，到女真人的老家，眼皮子底下生活。这样可以迅速集中财富，不经过时间的衍变，硬生生地在边远的东北制造出一个繁华昌盛的女真国度，同时也把各殖民区的活力全部抽走，让他们想反叛搞事也没办法。想得周全，如果真能达到的话，的确会从根子上一劳永逸。从这时起，完颜吴乞买走上了历史舞台，上面的这个办法是他一生坚守的建国之本。他不要辽国的模式，不想复制出燕云十六州胡汉交融制造出来的繁华，他要的是一家独大。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女真人建国的内核，只有一个字——抢。把能看到的好东西都抢到身边来，抢不到的就全毁了，也不给别人留下。燕云居民们上路了，不管愿不愿意，都在刀枪的逼迫下向寒冷边远贫瘠的东北迁徙。这时，他们心里还残存着一点点的希望，那就是张觉。他们会路过张觉所在的平州，也许那里会带来变数。变数真的发生了，张觉公开和金国决裂，一边派人去西方寻找耶律延禧的儿子们，一边向宋朝求援。他声称，只要宋朝出兵帮助他，他可以献出平州。消息传来，赵佶很兴奋。对宋朝来说，终极目标是得到完整的燕云十六州，现在有送上门来的，为什么不要？他立即派人去和张觉洽谈，不仅如此，还向金国派出了使臣。这一回，宋朝的要求是，把山后九州都还给宋朝！这个要求是之前不可想象的，也是后来不敢想象的，但在当时宋朝做出来了，而金国居然没有愤怒、没有拒绝。为什么呢，只因为完颜阿骨打死了。宋朝任命宦官谭稹为两河燕云府宣抚使，全权负责收回山后九州。他上任之后，朔（今山西朔县）、应（今山西应县）、蔚（今河北蔚县）的守将都向宋朝投降，加上平州，宋朝迅速地收回了四州之地。在此期间，宋朝做了第二件事。招降张觉之外，赵佶招降耶律延禧。耶律延禧……辽国的皇帝，貌似他是当时最大的丧家之犬，被金国人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死定了的角色。宋朝招降他有什么用？从前翻史书，第一眼看到这里时，我也很疑惑，宋朝在西军大败，明知金军强到不可抵敌的情况下，还招惹这样的烫手山芋做什么？纯粹找死嘛，但是综合上面罗列出来的局势和进程之后，招降这个过气皇帝的原因就很清楚了。赵佶要趁热打铁，对其余的燕云各州下手。这时燕云各州的守将基本上都是原辽国的人，正在彷徨无助，面临马上要被集体迁移的命运，如果宋朝及时伸手拉一把，再打出耶律延禧的亲情牌，情况会变成什么样呢？没有例外，都会向宋朝投降。如此一来，燕云十六州就都得手了。招降耶律延禧的事紧锣密鼓地展开了，宋朝动用各种关系各个渠道向西边找人。当然，这个活儿难度太大了，从概率上讲，基本没有成功的可能性。耶律延禧是当时号称消失得最彻底的人，金国动用了精锐部队长年驻守西方，在深山老林里拉网式搜索都挖不出来他，宋朝一边找还得一边遮人耳目，拿什么成功？但是事在人为，世间事只有不敢想的，没有做不到的，就像宋朝对金国龇牙，索要燕云十六州一样，谁看都是往虎口里伸脑袋，除了死得加倍难看之外，还能有别的结果吗？结果是，当年的十一月份，金国割让了朔（已被宋占领）、武（今山西神池）两州给宋朝。第十八章欢呼，灭亡耶律延禧，这位曾经的东亚老大，一不小心又成了世界的焦点。宋、金两国各用渠道，不遗余力地寻找他，可惜都找不着。唯一找到他的人，是耶律大石。这首先是他藏的地点太隐蔽了，夹山，在史书里有这样一段记载：“夹山在沙漠之北，有泥潦六十里，独契丹能到达，他国所不能至。”看来这是契丹人祖辈打猎探险留下来的一块世外桃源，具体地点一直流传在辽国皇室之中。这才可以解释，为什么从燕云地区逃走的辽军能准确地寻找到耶律延禧。这时的耶律延禧很神奇，他不像是位亡国之君，反而显得斗志昂扬神采焕发。他好运连连，先是得到了好消息，完颜阿骨打死了；另一方面得到了援军，阴山室韦谟葛失部落给了他足足五万多人的部队。室韦，是蒙古族的前身，他们的强悍地球人都知道。这两样综合起来，让耶律延禧觉得复国有望，可以反击了。就在这时，耶律大石找到了他。时机明显不对，耶律延禧手握重兵，又有了皇帝的尊严。一见面，他就对耶律大石严厉质问：“我在，你们怎么敢立耶律淳？”这是在问罪，罪名比蓄意谋反都重，是已经谋反。耶律大石很平静，他说：“你以全国之势，不能拒敌。就算立十个耶律淳也都是太祖的子孙，不算便宜敌人，难道不比只知逃命强吗？”耶律延禧被问得哑口无言。但是，亡国之君就是与众不同，没话说了不等于没事可做，对于燕云地区曾经出过辽国的皇帝这件事，一定要有个说法，必须杀个人。杀掉耶律淳的老婆！于是，那位在宋军攻进幽州内城都冷静坚定，主持打退刘延庆的女士，就这样死在了自己人的手里。这还不算完，耶律大石也有别的任务执行。命令，耶律大石率军攻击金军。这个命令其实也有点靠谱，当时金国的政策是收缩，为了确立新领导的权威，各占区的大佬们都往老家赶，向完颜吴乞买表忠心，这其中就有主持原辽西京区域军务的完颜宗翰，也就是粘罕。粘罕走了，辽军正好乘虚作战。想法不错，按说也应该像宋朝一样得着些好处，但要命的是他们遇到的人不对。这次粘罕虽然走了，但是金军里还有个更牛的人物，这人叫完颜娄室。按战绩排名，他在金军第一代战将里面遥遥领先，号称“常胜”，其实，另一个头衔才更准确——皇帝收割机。此人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抓皇帝不止一个，不管是现任的曾经的未来的，只要叫他盯上了，全都跑不了。于是，耶律大石悲剧了，他被生擒活捉。这种时刻，一般的正面人物应该只有一个命运了，自杀，或者被杀，只有死才能化被动成正面典型。可是耶律大石不一样，这个人忠于的不是哪一个特定的人，而是他的民族。死，太简单了，在整个民族都面临灭亡时，真正有勇气的人要活下去，要找到绝境中的那缕阳光。耶律大石投降了，他文武全才相貌堂堂，到哪里都让人喜欢。金国人不仅饶了他，还给了他官位，又给他重新配置了一个妻子，按照当时的投降标准来说，是非常到位的规格了。对此，耶律大石很感动，主动要求为金国工作。金国正中下怀，正不知道耶律延禧躲在哪儿呢，大石你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带着金军去抓耶律延禧。很好，这也正中耶律大石下怀，他料定会有这个任务，借此机会，他成功逃出了金军的手掌。自由之后，他回到夹山大本营。他变了，不再是耶律延禧的忠实臣子，他对这个颠三倒四莫名其妙的皇帝彻底厌恶了，为了契丹种族，他做出了一个划时代的决定——离开眼前的一切。他带着两百铁骑北上，三天之后过黑水（今内蒙古艾卜盖河），再向西北，到达可敦城。之后，他的生命是史诗级的，他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白手起家，创立了一个在面积上与辽国全盛时期都不相上下的庞大帝国。有此根基之后，他回来了，哪怕有了皇帝宝座、富贵的生活，他仍旧要与金国一决高下。耶律大石

无止境的关爱。虽然马丁的母亲朱迪思总是尽可能在他父亲看不到的时候发挥母爱，但朱迪思是个软弱、教育程度不高的女人，对丈夫言听计从，所以她很难成功安抚马丁的感受。马丁小时候顽皮又固执，喜欢吵闹，隔三差五就得下最后通牒才管得住他。进了高中，这些特质使他变成撒谎不眨眼（也没有罪恶感），油腔滑调，胡说八道的人。他曾试图诱哄不少女孩跟他约会。然而，若他要求上床却被对方拒绝，他会暴怒相向、虐待对方，然后甩掉她。卡伦的姑姑告诉她，若马丁的约会对象想分手，他会用力抓扯对方的手臂直到淤青，但事后又是道歉又是保证（当然是信口开河），恳求她再给他一次机会，试图和好。他会设法装出很在乎、很伤心的模样，直到下一次沮丧来临，如此周而复始、恶性循环。朝鲜战争期间，马丁受召入伍，被派往匈牙利。有一天，他在街上看见卡特里娜和她的姊妹。当时她16岁。虽然她不会说英语，而他也不会说匈牙利话，他仍找机会约她，希望得到她家人的认同。他请求卡特里娜的父亲把她嫁给他，一等他退伍便立刻接她到美国。卡特里娜初抵芝加哥时是个未经人事的17岁少女，不懂英语。直到她能嫁给马丁之前，她一直与老马丁、朱迪思同住。老马丁意欲染指卡特里娜，多次强迫她屈从。马丁父子经常为此爆发严重争吵。老马丁扬言，要是他们不如他的意，他就要把两人赶到街上去。卡伦不知她祖父最后是否成功得手。卡伦的母亲告诉她，有天晚上，家人差她上楼叫马丁吃饭。马丁把她摔在床上，强暴她。她哭着说想回匈牙利，但马丁不让她走。他哀求她原谅，送她礼物，如此循环往复。卡伦说，她祖父曾教父亲如何指使、控制妻子，而马丁照单全收，言听计从——强暴、殴打，样样都来。卡特里娜和马丁结婚后，马丁持续强占她的身体，因此卡特里娜没多久就怀了卡伦。祖母曾告诉卡伦，马丁在卡特里娜怀孕期间仍继续强暴她，甚至她才刚生下孩子，从医院返家，马丁也不放过她。因此10个月之后，卡伦的弟弟（跟着父亲叫马丁）也出世了。童年期间，卡伦和两个弟弟不时听见父亲凌辱母亲。马丁总是不顾自己的身份，跟各式各样的女人打情骂俏，搞了一堆婚外情。他曾因性骚扰遭公司开除。在他眼里，女人全是发泄性欲的对象。※※※※卡伦拿了一盒录有她父母对话的录音带给我。这是她母亲在等候审判期间偷偷录的，我很好奇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卡特里娜在可听见两人对话的地方架好录音设备，录下这盒带子。我和卡伦推测，她这么做是为了证明自己与丈夫猥亵孙女无关——甚至想把卡伦受虐的事也推得一干二净。卡伦听过一部分，但已令她恶心想吐。她说，她一辈子都在听这种话。她再也不想听见半个字了。当天晚上，我结束工作，准备回家前，我放了录音带来听。录音一开始即是进行中的对话：父：过来躺着。母：不要。我不要躺下来。父：就躺几分钟嘛，好不好？我又没叫你干我，而且干我也没错啊。但我也没叫你干我啊。母：闭嘴！不要跟我讲这么下流的话。我一辈子都在听你说下流话。父：你也许是累了，可是你有哪次不依？怎么这会儿叫你这样突然变成了天大的罪恶……母：噢！闭嘴啦！父：你还亲它咧。母：没有！我哪有每次都做！你这下流胚……父：这么做又没有错！母：问题在你说话的方式！太粗俗了！父：可是，你他妈的老公我——快、死、了，而且我要去坐牢了！母：如果你要死，也该是时候了！我刚好可以找回我自己！父：你应该说，“我老公要死了，所以我绝不能丢下他的那个不管。”而且你该好好疼它，因为我就快死了。你难道不能多关心我一点吗？母：不能！因为我要走了！父：好吧，可是你又不是现在马上要走。你可以躺在我旁边，陪我说话呀。我不想对着你的背说话。不要这么冷嘛！而且，假如我叫你干我，舔我亲我那个，哟，这也没什么不对啊。好嘛，来亲亲它嘛，几分钟就好……难道你连几秒都不愿意？为什么？它长得又不丑。母：你想说的就是这些？父：哎，不是啦，可是小娜……母：怎么会有人受得了！父：（语气温柔）你说话好过分哦。母：（大吼）你才过分！父：小娜，嘘，你可以好好跟我说吗？母：好好说话？你还虐待我呀！父：哪有！不不不，老天，你胡说八道！你他妈的胡说八道！母：我他妈的胡说八道？父：你不要脸，他妈的胡说八道。你讲话很不客气，你不尊重我，就因为我没钱，因为我是穷光蛋！母：（大吼）因为我再也受不了你了！你满嘴……父：才不是，不是这样。母：满脑子……父：小娜……母：……就只有性！父：你他妈的搞你自己吧！你去啊，继续当个蠢婊子啊！不过小娜，你会很痛苦。伤害我，你也不会好过，因为我们是彼此的一部分。你尽管去啊，好好玩啊，反正你连碰都不碰我，我甚至不期待你还会干我什么的。母：噢，你这条下三烂的狗！父：我到底哪里肮脏、哪里有问题了！我在跟我太太说话！我又不是跟陌生人说话！快过来，过来陪我。听马丁如何诱哄卡特里娜尽“他认为理所当然的”妻子义务，若她拒绝就骂她蠢婊子，我感觉既恶心却又强烈地被他们的对话吸引。马丁威胁利诱，卡特里娜脾气暴躁；她越是抗拒，他纠缠得越紧。父：（再次轻声细语）想做爱并不肮脏嘛，没关系啦。做一下又没关系。让我碰碰你的腿中间……你没反应，小娜，你怎么都没反应啊。别这样嘛！当个好老婆，让我碰碰你、亲亲你的身体嘛……你为什么要把事情搞得这么丑陋、这么肮脏、这么下流……来嘛！把衣服脱掉，舒服一点。穿这么多衣服哪会舒服呀……不要因为我要你碰我就觉得自己很贱。不要因为我要你跟我做爱就觉得自己很廉价。不要这样想。你要打从心里为自己做。母：我根本不想跟你做！从头到尾都是你自己一厢情愿！这两个人的对话令我惊骇莫名地僵坐在椅子上——如此锲而不舍专注于性需求的父亲和假装愤怒的（我认为她是装的）母亲。她知道正在录音，丈夫被判刑后，她亡羊补牢地想证明丈夫的性沉迷，以及自己是受害者。这些不堪入耳的对话，卡伦不仅听了一辈子，她同时也是受这些言语骚扰的对象。第一部苟且偷生第7章坚定承诺2月底见面时，卡伦的态度比往常更勉强，更被动。我等她开口，但她局促不安地在椅子上扭动，最后好不容易才说，“我有几个问题……有几件事……想问你。”“什么事？”我问。卡伦把手伸进皮包，拿出一张纸。“我把它写下来了，”她边说边把纸条递给我。我看着它，大声念出来：1.你的生日是几月几号？2.你的父母亲是什么样子？3.你有兄弟姊妹吗？4.你是哪里人？5.你被虐待过吗？6.你有心理治疗的经验吗？7.你有过自杀的念头吗？8.你有疾病方面的问题吗？9.你为何选择当精神科医生？10.学校教你们不能跟病人有感情牵扯，是真的吗？11.被爱是什么感觉？12.你能接受安乐死吗？这些问题很有趣。我能了解卡伦为何想知道这些：每一位病人都会对医生的私生活感到好奇。我的双亲跟卡伦的父母差不多岁数，他们于40年代晚期结婚，1950年生下我姊姊，我在1952年报到，我弟弟则生于1957年。我父亲的屋顶工程公司破产后，他在橱柜公司担任推销员，经常出差。由于他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身边也不乏女伴，因此我父母在我8岁那年离婚了。接下来3年，我母亲非常辛苦，抚养3个小孩的压力远超过她的能力范围（我父亲每周需支付50美金的赡养费，但支票总是很晚才寄到，并且经常是空头支票，总被拒付退回）。我15岁（念6年级）时，我母亲白天在一家小型工厂当秘书，晚上在大型百货公司的外套部门工作。在我家，断电是家常便饭，我还记得自己常翻遍她的皮包和大衣口袋找零钱，看看能不能凑到足够的数儿买面包，做三明治带去上学。离婚后的3年间，我母亲渐渐有高血压、胃溃疡、甲状腺功能异常等问题，全都是压力造成的。我小时候很活泼，精力旺盛，参加考试进了专收有天资的儿童的课后辅导班；班上有12个像我一样的孩子，来自同学区但不同学校。对比于白天冗长乏味的课程，下午的课后辅导有如快乐的缓刑时光。辅导班的特殊课程多是独立作业，我们各自寻找有兴趣的题目，然后在上课时提出报告。我的表现令母亲十分骄傲——除了我以外，她的人生几乎毫无成就可言；也因为如此，我全心全意忠于我的母亲。升上7年级的夏天，母亲再婚。尽管我们3个小孩与继父的关系并不亲密，但我们搬家，生活逐渐步上轨道，家里的经济危机也解除了。三四年之后，母亲的第二次婚姻开始出问题，但我的课业表现依旧十分亮眼，也一直让母亲感到骄傲。自中学、高中、大学甚至医学院期间，我在没有父亲陪伴的情况下想象出了我心目中的男人形象，也成为自己日后仿效的对象。我离家上大学时，我的弟弟正在高中学习的压力下挣扎。他对我父亲几乎一无所知。虽然我们每年会去宾夕法尼亚州探望父亲一两次，但他渴望更稳固的父子关系——我也曾尝试着付出，但父亲终究是无可替代的。升大二那年，他搬去与父亲同住，适应得很好，也很快乐。但某天晚上，考上驾照才6个月的他开车撞上电线杆，当场死亡。我母亲不曾从这场悲剧中恢复过来，因为她一开始就反对我弟弟搬去跟父亲住。之后几年，我甜美、可爱却脆弱的母亲逐渐沉迷于杯中物，一整队的看护也救不了她。当然，我什么都没告诉卡伦。若病人在治疗过程中提出这些疑问，我多半会技巧性地转移话题。重要的是，这些问题显示卡伦已将注意力转向我，并且非常投入治疗，但也象征她试图主导我们的关系，将其转变为能让她直接获得满足、类似友谊的关系。然而，直接满足病人需要基本上都会破坏治疗效果。诚如真实的人际相处，若你满足她，她会停止沟通与探索，转而将注意力放在获得满足上。精神科医生处理这种状况的技巧是：满足病人“问”的动机，同时避免泄露过多个人信息。“卡伦，我很高兴你问我这些问题，”我开口，“不过，在回答之前，我想先稍微聊聊你提问的理由。这些问题你已思考了好一阵子吗？”“嗯，有一段时间了，”卡伦说。看得出来，她对自己莽撞提问的举动有些不好意思。她看看我，但我回望她，静静等待。“我一直在想这些事，”她继续说，“我想知道你离开办公室之后的生活。我想知道你家的状况，你为什么当医生……”她的声音越来越小。“假如这些问题已经在你心里思考好一阵子了，你为什么觉得‘现在’问很重要？”守株待兔的时候到了：无论卡伦回答什么——即使看似不相关——都是我要的答案。此刻我最重要的任务是闭嘴。若病人沉默不语，医生最糟糕的反应就是提供选项或换问题，协助病人脱困。至于刚刚那个问题何以如此重要？理由是我认为卡伦心里真正的答案应该是：因为我开始非常认真想投入治疗，我必须确定你是最适合陪伴我经历这场恐怖之旅的人选。我相当好奇卡伦会如何发掘自己的答案。“我刚好想到，”她试探性地问，“万一这要花很多时间呢？”她望着我，寻求保证。“你是指，我会不会一直陪着你？”我问。“对，你会……即使……”她的声音越来越小。“即使……？”“唔，我不知道，即使……”她很挣扎，但我不能介入，拉她一把。“即使你不喜欢我说的话，”她终于说出来了。“你怕你说的话可能会伤害我，导致我拋下你不管？”“对，”她轻轻地说。这声“对”显示她可能想告诉我某个可怕的秘密。有了这句坦白，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帮她一点忙。“你在这儿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们的工作就是谈话。在这里，我们不做事，只说话。我们讨论。讨论很安全，所以不管你说什么都不会伤到我；但行动就可能造成伤害。你可以跟我聊‘想死’的念头，没关系。但是万一你做任何跟‘想死’有关的事，那就不好了。”卡伦听进我的话，缓缓点头。“你的问题很有趣，”我说，仔细浏览一遍。“有些问题很普通，像是生日、兄弟姊妹一类的，但这个——‘我被虐待过吗？’我猜，你可能好奇我是否有过类似经验，所以我才能倾听、了解你告诉我的发生在你身上的遭遇。”我想，这些提问可能跟卡伦的恐惧有关。她担心她说的话会逼走我。“无论你渴望告诉我什么，告诉我你曾经如何受到伤害，”我继续说，“我都有兴趣，也愿意听你说。”卡伦看着我，再次缓缓点头。我继续下一个问题，“‘我有心理治疗的经验吗？’有。我曾连续9年接受精神分析治疗。我的医生是个很棒的人，教我许多东西，他在我受训的精神分析研究所担任教授。”卡伦双眼大睁。我之所以告诉她这项信息，原因有二：第一，让她了解“接受治疗”也是我受训的项目之一；第二，让她明白我很习惯长期、密集的治疗——她或许凭直觉知道自己有此需要。“咱们再往下看吧，”我说，“‘我有疾病方面的问题吗？’没有，就我所知没有。”这是另一个和“我是否会拋下她不管”有关的问题，她的意思其实是“我会活得够久吗？”我再度低头研究那张纸条。“‘为何选择当精神科医生？’因为精神病学是我在成为医生的过程中觉得最有趣的一门科目。能够了解另一个人的情绪，进而帮助他，没有任何事比这个更令我感兴趣了。”这是真的，是我的肺腑之言。但我这么说也是在暗示卡伦，让她知道我何以如此专注治疗她的心理问题。“‘学校教我们不能跟病人有感情牵扯，是真的吗？’”我看看卡伦，我知道这个问题对她非常重要。对她而言，知道我是否有兴趣了解她还不够，她想知道我能不能关心她。我该怎么回答？“不是，‘不能跟病人有感情牵扯’并不是真的，”我说，“不产生感情是不可能的。”卡伦稍微放松了些。“但我所受的训练教导我必须尝试了解这些感情，避免它们过度妨碍、干扰我为病人所做的最好的选择。”我看看剩下的问题，“其他这几个问题也很重要，但我想我们必须了解一件最重要的事：这些问题象征你已经越来越投入我们一起进行的工作，关系也越来越深。你投注的精力、感情越多，你越需要知道我会一直陪着你，想要帮助你。”卡伦眼看别处，咬住下唇。“我还有一个问题，”她说。“嗯？”她戏剧性地停顿几秒。“我到底有什么问题？”她注视我好一会儿，然后靠回椅背。她被观察够了，我想，现在她要好整以暇等待我的响应。我考虑了一秒钟，衡量该如何回答她。我不想吓着她。“在我看来，你显然深受沮丧困扰，”我开始铺陈，“导火线应该是你生莎拉时的疼痛，但主因还是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在伤害你、让你感到痛苦的亲属关系。”这部分还算容易，毕竟我们几乎天天公开讨论、诊断抑郁症。“另外，你也受‘人格障碍’所苦，”我继续解释，“也就是说，你的整体人格结构受到损害——比方说，承受压力时就会遗失时间。这可能肇因于早期和父母的痛苦关系，若再向前延伸，或许也和你祖父有关。”这样解释很模糊，我自己也知道，但我决定用“这就是我目前所知”的口吻告诉她。究竟受到哪种伤害，我略去不谈，因为我并不全然清楚她到底受到何种伤害，至少我不能完全确定。不过，她似乎接受了我的说法。为何我不直截了当告诉卡伦她罹患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呢？因为我是胆小鬼。我不知道她会有什么反应，但我害怕她的反应会很糟：也许这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逼她走上绝路。我很确信，等她自己准备好，她会敏感地察觉到事实真相。下次会面时，最值得注意的是卡伦特地把头发扎起来了——3年多来，这还是我头一次见她如此打扮；这也许是件小事，意义却很重大。她变活泼了，还说她在她家附近的药店担任夜间收银员。她希望多少争取一

去之后被人谋害。为了确保国民对他没有二心，卫成公派大夫宁俞为代表，与卫国国民的代表在宛濮举行会议。说起这位宁俞，在中国历史上也是颇有名气的人物。孔夫子就曾经说过，“宁武子，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这位“其愚不可及”的宁武子就是宁俞，因其死后谥为“武”，故得名。在孔夫子看来，宁俞是个聪明人，国家政治清明的时候，他表现得很睿智；国家政治腐败的时候，他就装疯卖傻，明哲保身。他的睿智别人或许学得到，他那装傻的本领却是无出其右，连孔夫子本人都自叹不如。但是，从宁俞在宛濮之会上的表现来看，倒不是那种“见势不妙，拔腿就跑”的政治滑头，而是一个极具煽动力的演讲家，比之那些巧舌如簧的古希腊、古罗马政客也毫不逊色。且让我们来听听他对卫国国民的演讲：“上天降罪于卫国，致使君臣不和，在投靠晋国还是投靠楚国的大问题上产生分歧，所以才有今天的忧患。现在上天开启了我们心中的良知，让我们抛弃政治纷争，重新团结在一起。试问，如果没有留守在国内的人，谁来保卫社稷；如果没有在外奔波的人，谁来看护牛马？让我们同心同德，请求上天坚定我们的信心，不再降祸于卫国。自今而后，在外奔波的人不要居功自傲，在内居守的人也不要担心秋后算账。如果违背誓言，互相攻击，请神明和祖宗明察秋毫，降罪于他！”据《左传》记载，宛濮之会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国民对卫成公的心理隔阂，真心实意地等着卫成公回来。但是卫成公的心病还是没有解决，这块心病就是叔武。某一天早上，叔武正在宫中洗头，门外突然有人大声喊道：“卫侯回国啦！”咦，不是说好三天后才回来的吗？叔武虽然有点惊奇，但是急于见到兄长的心情使得他来不及细想，提着湿淋淋的头发就跑出公宫：“在哪里，在哪里？来人啊，快准备迎接国君。”远远地，一乘马车疾驰而来，马车上确实是卫成公的旗号，车上的人却不是卫成公，而是他的贴身护卫公子颛犬和华仲。看到叔武跪在宫门口，公子颛犬也不搭话，弓弦响处，一支利箭准确地钉在了叔武的咽喉上。“哥哥，你……”叔武嘴里咕噜了一句，鲜血涌出，颓然倒地。他至死也不明白，自己奉命看护国家，又主动邀请卫成公回国，为什么会落得如此下场？没有人看得明白。但真正的好戏还在后头。没过多久，卫成公赶到了，一看到叔武的尸体，他就捶胸顿足，号啕大哭，连问：“这是谁干的，这是谁干的？”有人指了指公子颛犬。一群卫士蜂拥而上，不容分说，将公子颛犬当场斩首示众。我只能说，卫成公是那个年代当之无愧的“表演帝”。元咺听到这个消息，既不哭也不闹，收拾两件衣服，逃到了晋国。见到晋文公，元咺将一捆厚厚的竹简递上。这捆竹简，用后世的话来说，就是状纸或者起诉书。他跑到晋国来，就是要打一场官司，告卫侯谋杀叔武。大夫跑到别的国家去告自己的国君，有史以来估计也是头一遭。晋文公收到这捆起诉书后，批了几个字：“择日开庭。”于是一个月后，这场官司在晋国绛都开庭审理了。根据《左传》记载，这次庭审还搞得挺像那么回事。到场的有原告元咺、被告卫成公，还有被告的助手宁俞、被告的替身鍼（zhēn）庄子（原告与被告身份不对等，因此要用替身）和辩护律师士荣（卫国的刑法官）。审判员由晋国的法官担任。庭审的过程没有任何记载，只记录了结果是卫成公败诉。法庭当场宣判：一、士荣死刑；二、鍼庄子刖刑；三、宁俞忠义可嘉，免于起诉；四、卫成公囚禁之刑，服刑地点在王城雒邑，宁俞负责给他送饭洗衣服；五、元咺即日回卫国，奉卫成公的弟弟公子适为君。卫成公在雒邑囚禁了一年多，晋文公想斩草除根，命令医生给卫成公看病开药，并在药里面下毒。宁俞觉察到不对劲，以重金买通医生，减少了药里的毒量，卫成公才得以保住性命。公元前630年，鲁僖公出面为卫成公求情，分别赠送给天子和晋文公白玉十双。天子受了这笔厚礼，也向晋文公求情。于是，这一年秋天，卫成公被释放回国。经历了诸多磨难的卫成公不改其狡诈的本性。回国之前，他派人秘密会见了卫国的大夫周颛和冶廑，许诺说：“如果你们帮助我复位，我将提拔你们为卿。”周颛和冶廑如约杀了元咺、公子适和公子适的同母弟弟公子仪，迎立卫成公再度为君。然而，就在两人穿上卿的衣服，来到大庙里准备接受任命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周颛走在前面，刚跨进大庙的门槛，就萎然倒地，无疾而终。冶廑一看势头不对，连忙把衣服脱下来，表示不要求当卿了。当时人们都认为，这是元咺的鬼魂在报复周颛。《左传》对于元咺，没有过多评价，然而叙述周颛和冶廑杀公子适的事情，用的是这样一句：“周、冶杀元咺及子适、子仪。”请注意，用的是“杀”子适，而非“弑”子适，这说明左丘明对于公子适政权的合法性，是持保留态度的。元咺跑到晋国去告状，将自己的国君告倒，而且在晋国的帮助下扶持公子适为君，在左丘明看来，绝对不是为臣之道，其实在我们今天看来，将国内矛盾交到国际上去解决，也未必值得肯定。【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公元前632年，晋文公是在一系列光彩夺目的事件中度过的。继城濮之战、践土之盟后，这年冬天他又在温地发动诸侯会盟，讨论如何处理对践土之盟心存不服的国家。参加这次会盟的有晋、齐、秦、鲁、宋、蔡、郑、陈、莒、邾等国的元首或授权代表。会后举行了大规模的狩猎活动，在晋文公的热情邀请下，周襄王也亲自从雒邑跑到温地来一试身手，使本次大会增辉不少。虽然孔老二对此颇有微词，说什么“以臣召君，不可以训”，但从天子当时的境况来看，晋文公这么看得起他，他是断无理由将自己吊起来卖的。作为温地会盟的成果，这一年冬天，晋文公率领诸侯发动了对许国的进攻，讨伐其不服之罪。至于许国到底怎么“不服”了，《春秋》《左传》皆无记载，很有可能是许国没有派人前来参加践土之盟吧。伐许途中，晋文公生了一场重病。曹共公的侍臣侯儒花钱买通了晋国的大臣筮（shì）史，要他对晋文公说：“请放曹国一马。当年齐桓公召集诸侯会盟，帮助邢、卫这样的异姓诸侯复国；今天您召集诸侯会盟，却要消灭同姓的诸侯。曹国的先祖叔振铎，是周文王之子，我晋国的先祖唐叔，是周武王的后代，本是同根同种，应该多加照顾。“您号令诸侯而灭兄弟之国，非礼也；您曾私下答应曹伯与卫侯复国，现在恢复了卫国而忘记了曹国，是言而无信；卫、曹两国同罪，而处罚不一，是赏罚不公。非礼、无信、不公，这三顶大帽子盖在您头上，您好受吗？”晋文公是个讲道理的人，生病的时候尤其通情达理，他命人把曹共公给释放了，并且让曹共公将功赎罪，跟随诸侯们一起讨伐许国。从许国回来之后，晋国再一次扩编军队，在三军的基础上，又新建了三军。这样一来，晋国的武装力量达到了六军，已经是王室军队的编制。为了避免别的诸侯说闲话，晋文公对外宣称，扩充军队是为了对付狄人部落。而且，新建的三军也不称之为军，而称为“三行”，以荀林父为中行主将，屠击为右行主将，先蔑为左行主将。公元前631年夏天，王室卿士王子虎、鲁国国君鲁僖公、晋国上军元帅狐偃、宋国司马公固、齐国大夫归父、陈国大夫辕涛涂、秦穆公的儿子公子慭（yìn）等人在翟泉会晤，重温践土之盟，顺便商量讨伐郑国的事。城濮之战后，郑文公及时倒向了晋文公，并且主持了践土的献俘仪式。时隔一年，晋国又发动诸侯讨伐郑国，理由是晋文公当年流亡列国之时，在郑国受到了“非礼”的对待，一直咽不下这口气。加上这次郑国不派人参加翟泉之会，正好又给了晋文公一个口实，因而临时动议讨伐郑国。谁说秋后不算账？老账新账一起算。翟泉之会受到了左丘明的猛烈抨击，主要是与会人员的级别不对等。各诸侯国来的都是卿大夫这个层次的代表，鲁国却由国君亲自到场，实在是用力过猛。公元前630年春天，晋国对郑国发动了试探性的进攻。据《左传》记载，这次进攻的目的是为了“观其可攻与否”。以晋国的军事实力，进攻郑国当然是小菜一碟。所谓“观其可攻与否”，估计还是旁敲侧击，想看看楚国的反应。在确信楚成王不会横加干涉后，同年九月，晋文公和秦穆公联合起兵讨伐郑国，对外公开宣称的理由有二：一、郑伯曾经无礼于晋侯；二、郑国至今仍与楚国眉来眼去，藕断丝连。晋国的军队驻扎在函陵，秦国的军队驻扎在汜（sì）南，对郑国形成夹击之势。晋文公这次伐郑，不仅有军事上的准备，还有政治上的准备。据《史记》记载，郑文公有三位夫人，为他生了五个儿子，这五个儿子都“以罪早死”。郑文公一怒之下，将其他侍妾生的儿子也全部赶出国去。其中有一位公子兰逃到了晋国，受到晋文公的优待。晋、秦两国大军进入郑国之后，晋文公命令公子兰在晋国东部边界待命，打算等军事行动一结束，就派公子兰进入郑国接管政权。郑文公派了一个叫烛之武的老头，趁着夜色跑到秦军大营，对秦穆公说：“秦、晋两国大军包围郑国，郑国是难免要灭亡啦。如果郑国的灭亡能够给您带来什么好处，那您就尽管放手干吧！但我想劝您一句，就算您消灭了郑国，对秦国也没任何好处，因为秦国和郑国之间还隔着一个晋国，好处都让晋国给得了。晋国因此增加了土地，对秦国而言，意味着相对减少了土地，不划算。如果您放郑国一马，郑国愿意成为秦国来往中原的东道主，为秦国提供方便，这样对秦国也没有任何坏处。再说，当年您有大恩于晋惠公，他许诺给您河外五城，结果这家伙早上渡河回国，晚上就令人加固城墙防御您，晋国人的贪得无厌，您也是有亲身体会的。他们今天往东向郑国索取土地，明天就会往西扩张，到那时，他们不打秦国的主意，还能打谁的主意呢？请您三思而后行。”在现代语言中，“东道主”是主人家的意思。但这个词最初的意义，“东”是指具体的方位。郑国在秦国的东边，因此自称东道主。而诸如“北道主”、“南道主”之类的称谓，在后世的史书中都曾出现。烛之武的话打动了秦穆公。他认真回想了一下这些年秦国与晋国之间发生的事情，觉得烛之武所言不虚。秦国一直在努力帮助晋国，晋国对秦国的帮助也总是欣然笑纳，却从来不想如何报答秦国，甚至恩将仇报。眼下这位晋文公，从上台到称霸，都受到了秦国的大力支持，至今也未曾有任何回报的表示，仿佛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于是，秦、郑两国签订了一个秘密盟约。三天之后，晋国人惊奇地发现，秦国人已经撤军了。不仅如此，秦穆公还留下杞子、逢孙、杨孙三员将领，带着一支部队驻扎在新郑的北门，宣布为郑国戍守城门。这就意味着，晋国如果继续攻打郑国，就要与秦国人为敌了。晋军众将对秦国人的公然背叛感到愤怒。狐偃等人建议晋文公无视秦国人的存在，按原定计划进入新郑，如果秦国人要阻挠，就连秦国人一起打。还好，晋文公不像晋惠公那样没心没肺，他暗自衡量了一下利弊，对大伙说：“没有秦国的帮助，我们就没有今天的成就。得到人家的鼎力相助却拔刀相向，是为不仁；因为小事而失去一个强大的盟国，是为不智；两国本来和平相处，却又发生战乱，不是用武之道。罢了罢了，既然老天不想灭亡郑国，我们也不必强求，回去吧。”话虽这么说，晋文公却不甘心空手而归，他派人与郑文公谈判，要求将公子兰送回郑国当大子。郑国大夫石甲父对郑文公说：“现在诸位夫人之子都已经死了，其余的公子中，数公子兰最为贤能，您不如答应晋国的要求，好让他们快点退兵。”郑文公听从了建议，派石甲父、侯宣多到晋国迎接公子兰回国。晋国与郑国遂签订了和平协议。从郑国回来之后，晋国再一次改革军队编制，撤销新建的三行，改为上、下新军，任命赵衰为新上军统帅，胥婴为新下军统帅。按《左传》的说法，这样做还是为了防御狄人的进攻。狄人真的有这么麻烦吗？回答是肯定的。公元前630年春天，就在晋文公试探性进攻郑国的时候，狄人不失时机地发动了对齐国的进攻。在齐桓公年代，狄人还只敢欺负一下卫国、邢国这样的二三流国家。齐桓公一死，连齐国都成为狄人侵略的对象。纵观中原，还真只有晋国令狄人有所忌惮了。公元前629年，狄人又一次大举入侵卫国，迫使卫成公将国都迁到帝丘。为此，卫国还举行了卜筮活动，得到的结果是，卫国还有三百年的国运。但从《史记》的记载看，卫国自此仍经历了十九代君主，历时四百二十年，直到秦始皇年代才彻底灭国。因此，这次卜筮的结果极为不准。帝丘原来是夏朝第一任君主启的孙子相的居所。卫成公搬到帝丘，梦到先祖卫康叔对他说：“你给我的祭祀很丰厚，可是都被相夺走了。”卫成公于是命令祭祀相，好让他不抢自己祖先的祭祀。宁俞认为不可：“不是我们的祖先，就算祭祀，他们也享受不了。连杞、鄫（zēng）这些夏朝的后裔都不祭祀相了，我们更没有义务承担对相的祭祀。”孔夫子则一针见血地指出：“非其鬼而祭之，谄也！”也就是说，不是自己的祖先，却去祭祀他，是谄媚之举。也许是风水轮流转，不久之后，狄人部落发生内乱，卫国趁机发动反攻，双方于公元前628年握手言和。这一年春天，楚国大夫斗章与晋国大夫阳处父举行了会谈，双方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夏天，在新郑城头摇摆了四十五年之久的墙头草郑文公去世了，晋国扶持的公子兰顺利即位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郑穆公，晋、郑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而到了冬天，晋文公也去世了，享年七十一岁。回顾晋文公的一生，最富传奇色彩的是他那段长达十九年的流亡生涯。他自四十三岁那年出奔国外，直到六十二岁才回国，十九年间，先后居住或经过翟国、卫国、齐国、曹国、郑国、楚国、秦国，或被奉为上宾，或遭冷眼歧视，可谓尝尽人间冷暖，也练就了他宠辱不惊的沉稳性格。值得一提的是，流亡的日子虽然艰辛，他却过得很潇洒，不乏佳人相伴，先是在翟国娶了季隗，接着在齐国娶了齐姜，跑到秦国又娶了怀嬴等五个老婆，这些女人，或以其温柔贤淑抚慰其心灵，或以其特殊地位成为他的政治后援，为他的流亡生涯平添许多春色。更值得一提的是他手下那几十号兄弟，不但对他忠心耿耿，不离不弃，而且在他最困难、最软弱的时候及时帮助他走出困境，告别平庸，目标坚定地杀回晋国，成就大事，可谓良师益友。而晋文公上台之后，除了报答大伙的恩情，更大胆重用这批非公族的贤能之士，一改国政由公族把持的传统，将军国大事交给异姓管理。正是依靠这些异姓贤人，晋国得以在短短数年之内迅速崛起，并且打败天下第一强的楚国，成为天下的霸主。唯一的遗憾是，晋文公大器太晚成了，称霸才短短数年，便寿终正寝。但晋国的霸业没有随着他的去世而迅速消失，从后世的历史来看，晋国的霸业始于晋文公，继于他的儿子晋襄公，在晋成公、晋灵公年代一度衰落，到晋景公、晋厉公、晋平公年代又重新雄起。自城濮之战后的近百年，晋国一直是中原地区最强大的国家——当然，这是后话，晋国的兴衰在以后的故事中还将讲到。晋文公死后，其灵柩被送往曲沃，将在曲沃举行葬礼。然而，就在灵柩被运出绛都城门的时候，里面突然发出一阵牛响。据《左传》的记载，是“有声如牛”，至于是如牛吼还是牛蹄声，无从考证。卜偃连忙命令队伍停下来，大伙一起拜倒，折腾了半晌，卜偃说：“主公有令，将有西方军队经过我国，如果攻击他们，必定获胜！”所谓西方军队，当然是

军主力遂退回到庙湾。几天之后赶来的援军因此感到形势远不像他们所担心的那样险恶。清军在杨声远统帅下开向庙湾，接着去摧毁复明军，夺回了该城，杀死了许多落到他们手中的抵抗者。虽然张华山成了他们的刀下鬼，义王却削发扮成和尚，设法逃出了庙湾城。杨声远于是下令大规模搜捕下落不明的义王，悬赏招贴布满整个苏北地区。在衙吏俘获并审讯了一个认识义王的和尚后，官府搞清楚了义王的长相，画图招贴四方。经过逮捕审讯其他几名和尚，盯住了一个名叫孙胜宇的匪首，此人是道士，所谓义王可能就躲在他的家里。孙胜宇住在淮安以南如皋城附近一个叫“双店”的村子里。从扬州派出的捕快和一队士卒在1月18日深夜，包围了双店，突然搜查孙胜宇宅邸。孙胜宇被捕，在他的家当中搜出南明小帖一个。次日捕快彻底搜查村庄，逮捕了另外三名也藏有明朝公文的当地复明分子。这三人中有一人在审讯中招架不住，供认说那个他们称作义王的人早先是躲在村里，但就在捕快到来之前逃到附近的村庄去了。捕快迫使犯人供出了义王逃去藏匿的那家住户的姓名，然后包围那个小村子，袭击了这位反叛者最后的避难所。与义王一起被捕的还有他儿子。杨声远在如皋建立了一个临时督府监督审讯，俘虏押到后，经审讯发现，他们是前明低级贵族，原属河南周王世系。杨声远认定他们无足轻重，遂下令处死，义王父子于是立即被处决了。这一地区的其他复明分子也在对义王的追捕中被发现了。其中某些人完全是单枪匹马、毫无危害的。但是，此刻清廷神经过敏，认为在漕粮船只聚集地这样敏感的地区，任何复明分子活动的迹象都需要加以最为审慎的对待。清朝当局这时对关于单枪匹马者——尤其是文人——情况的报告，特别感到烦扰不堪。这些人本来已经剃发，归顺新朝，后来却又恢复明朝发式，或主张复明。例如，当奉命前去逮捕义王的清兵返回双店村时，一个军官注意到当地关帝庙墙上写着几个字，向一名“可疑的客人”发出警告。此人是在一个名叫吴心田的人家中被发现的。这些字引起了这位军官的好奇心，他便来到吴宅。吴宅的塾师十分无礼，使他颇感意外，就将这位塾师拘留起来。此人名叫许元博。经再三审问，原来他的父亲许之卿在明朝曾出仕为官。不过，1645年8月第一支清军进入双店地区时，他父亲告诉儿子必须剃发服从清人统治。许元博顺从地照做了。此后不久，这个年轻的士子应聘为吴家塾师，得以读到吴家的藏书，了解到中国战乱时期一些英雄的事迹。许元博为这些英雄的气概和儒家的忠义气节所激励，悄悄地在自己身上刺了三条复明口号：胸前是“无愧我朝”，右臂上有“生为明人”，左臂上为“死为明鬼”。为了向雇主隐瞒对复明事业的赞许态度，他身上的纹字，从来都秘不示人。可是，就在淮安被攻之前，他在脱衣洗澡时，被吴家几个在暗地窥探的孩子看见了。塾师身上刺有复明口号的消息在这个家院中从孩子传到大人耳中。于是就有人——也许是一个妒忌的仆人——在关帝庙写了那些引起清朝军官警觉的短语。负责办理此案的清朝按察使特别关心许元博与其他复明分子的联系。他是否暗中与这一地区的其他复明分子有过接触？许元博坚持说没有，于是审讯人员向扬州做了报告。但按察使十分关心，便赶到如皋来亲自审问这个嫌疑犯。他有一肚子疑惑，比如他身上刺的这些文字，许元博怎么能自己纹身呢？难道他确实没请别人帮助吗？只是在看到纹字刺得极其笨拙之后，按察使才相信许元博确实是独自干的。不过担忧一消除，按察使仍然感到许元博的罪行必须予以严惩。他这样上奏北京：自本朝立国，尽除暴虐，万民感德归心。逆贼许元博妄为，自绝于治世，背弃皇恩。初剃发以匿其心，后复以此等文字纹身，尽露叛逆之意。欲赦其罪，得否？其妻朱氏当赐功臣之家为婢，没入家产。其父虽居别所，不谙此事，然逆谋不当以地异赦之，国法无贷。所以，由于许元博的罪行实属十恶不赦，就是他那与此毫无牵连的父亲，也应受到惩罚。

清廷的猜疑

于是，在1647—1648年间的冬季，清朝的一些大臣疑心越来越重。他们怀疑原来的一些归附者也暗中怀有叛逆之心。这种猜疑甚至扩及到负责镇压复明活动的高级官员身上，例如杨声远（他不久就因“疏于防务”而被撤职）和洪承畴（他已经由于那封截取的黄斌卿的信件而引起嫌疑）。不久，洪承畴受到的连累就更为严重了。1647年10月，大约就在叛军进攻淮安的同时，南京城门卫兵拦住了一个想离城的和尚，要看他的文牌。这和尚出示了一份由洪承畴签印的文牌，其条文约束甚严。也许是由于文牌有许多约束性条文，卫兵命令和尚打开行李。行李打开后，卫兵发现几份看上去十分可疑的文件。经检查，原来是弘光皇帝给阮大铖的一封信，以及表明远在南方的复明分子与南京洪承畴总督接触的通信。这和尚法名函可。第一个“函”字表明他是由南康（江西）归宗寺著名的住持道独剃度的。道独也是广州和尚函是的老师。函是的许多弟子都是广东复明分子。函是与函可在小时候是密友。函可俗名韩宗騋，他一家为反清事业牺牲了许多人，函可的一个叔叔和三个兄弟为反清复明而死。将洪承畴与南方复明分子联系起来的信件本身，并不说明总督是南明事业的秘密代理人。然而，南京首要的降清大员与广东复明分子之间有来往，是十分可能的。这一点，尤其在这一时刻，不禁使清廷不寒而栗。1647年8月初，广东两个重要的复明军领袖陈自壮和陈邦彦，合谋在珠江三角洲同时发动了几起暴动，旨在把清军主帅李成栋引出广州。李成栋果然离开广州去守卫新安，陈自壮随后就向防卫虚弱的广州发动了进攻。这时，陈邦彦将自己的部队和战船精心布置在新安与广州之间一个叫鱼珠州的地方，李成栋的兵船一到，战斗就打响了。遭遇战的第一阶段是复明军占上风，陈邦彦的火船开入李成栋舰队，使许多战船燃烧起来，李军伤亡惨重。接着，一阵暴风雨袭击了双方的船队。尽管陈邦彦自称船术高明，但是李成栋的水手们却扭转了战局，他们将战船重新编队，顺风扑向已在他们面前转身逃跑的明军。这是一场决定性的战斗。尽管陈邦彦一直逃到清远（广州西北大约60公里处），李成栋却穷追不舍，一路消灭小股部队，攻城夺寨。1647年11月25日，陈自壮在高明被俘，押回广州，于12月1日被处决。此时，李成栋已包围清远，用火药炸开城墙，率2万兵马攻入城中。陈邦彦到死都是一个英雄，他三次负伤，在一个朋友的幽静的花园里写下了他的墓志铭：无拳无勇，何饷何兵。联络山海，喋血会城。天命不祐，祸患是撄。千秋而下，鉴此孤贞。然后他试图在一个池塘里投水自尽，但是水太浅了。他昏倒在那儿，被清军抓到，五天之后被凌迟处死。1647年起义就此终结了。然而，当函可两个多月之前在南京城门被俘之时，上述这些事件尚全无预兆。函可携带的文件又向巴山和多尔衮暗示：洪承畴一直与广州复明分子有联系，也许江南文人与南方抵抗分子之间正在形成一个新的联盟。当然，这种信件也极有可能是为引起猜疑而伪造的。尽管如此，函可的父亲为前明礼部尚书韩日缵，这一点很快就真相大白了。而韩日缵，众所周知，曾是洪承畴的主考官。所以，在审问了函可的四个弟子后（结果他们都是相当清白的），总督洪承畴上奏皇帝，承认了他与这个和尚之间的私人关系，供认为他签发过文牌：犯僧函可，系故明礼部尚书韩日缵之子。日缵乃臣会试房师。函可出家多年，于顺治二年正月内，函可自广东来江宁，刷印藏经，值大兵平定江南，粤路阻，未回，久住省城。臣在江南，从不一见。今以广东路通四里，向臣请牌。臣给印牌，约束甚严。因出城门盘验，经笥中有福王答阮大铖书稿，字失避忌。又有《变纪》一书，干预时事，函可不行焚毁，自取愆尤。臣与函可有世谊，理应避嫌，情罪轻重，不敢拟议。洪承畴最后说，他将把发给函可的文牌送到北京内院，并将函可案件移交有关部门。北京有司毫不怀疑问题的严重性。函可在巴山人马护送下一到北京，他的案件就受到仔细复查。虽然没有证据表明函可是密谋分子，但他的日记里有好些反清文字，为此他被判处终身流放，发配辽东。同时，皇帝下诏：“洪承畴偏袒其师，擅用职权，授予文牌。极为失当，有司皆应记取。”于是各部讨论此案，一致认为洪承畴应受严惩，提议褫夺其一切功名爵位，削职为民。任何其他官员都会为此立刻受到惩罚，但洪承畴却不同于其他人，他象征着南方归附者对现政权始终不渝的效忠。这样明显地罢免他，就意味着公开怀疑朝廷最高级汉族大臣中有人怀有贰心。所以多尔衮决定暂时不理睬吏部的提议，饶恕洪承畴。几乎同时，洪承畴母亲患病，他马上申请休假去照顾母亲，得到恩准后，勒克德浑接任了他的南京总督职位，洪承畴暂时退出了清朝政府。

复明党希望的复萌与破灭

1647年秋季和初冬，清政府继续平定江南。像中国北方一样，长江下游地区也暂时安定了一段时间。1648年初，当清政府所依仗统治南方的两个前明官员先后于2月和5月举兵造反时，形势急转直下了。首先起义的是替清朝征服了江西的前明将领金声桓。金声桓希望能封官晋爵，总揽一省权柄，所以当他只被授予江西提督一职，并被置于一个满人总督的监管之下时，就心猿意马起来。在一名道士以及一个原是李自成部下、绰号叫“王杂毛”（实际就是王得仁）的怂恿下，金声桓于1648年2月22日反叛，杀死清朝大臣，宣布自己效忠永历皇帝。他很快就得到了几个最主要的南明人士的支持，例如姜曰广、邱祖德，控制了江西北部，同时围攻该省南部的赣州。广东征服者李成栋被任命为提督，处于两广总督佟养甲的监视之下，他也被惹恼了。与金声桓一样，李成栋不满于清廷将满人或汉军旗人安置在可以控制这些新依附者的职位上这种方法。佟养甲也未采取任何措施，以稍稍缓和清廷的这种人事安排。因为作为一个“旧臣”，以及作为像博洛这样的满族主要亲王的知己，佟养甲认为自己有资格轻慢李成栋。李成栋则因暗中受到他的一个宠妾的煽动，傲慢的自尊心更加强烈。这个女人原是陈自壮之妾，为李成栋所获，强迫与之成亲，但她对明朝的忠心却始终不渝。所以，1648年5月，当佟养甲命李成栋率军北进为赣州解围时，李成栋遂举兵造反。佟养甲开始被强迫穿上明装，接着，五个月之后，他企图暗中与清政府联系，就被处死了。在南宁避难的永历皇帝应邀回到肇庆，1648年9月20日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朝廷，封李成栋为国公。这时，湖广南部的其他永历将领受到鼓舞，在何腾蛟率领下，夺回了许多重要城镇。到1648年10月，南明政权控制了南方的绝大部分地区，清政府仅在广东和赣南，主要是赣州，还占有几块土地。然而，南明的复兴只是昙花一现。赣州并没有落到复明军手中。清廷却在中原迅速聚集了兵力，遣大军分两路南下。一支由蒙、满、汉人组成，共3万人，在孔有德、济尔哈朗和勒克德浑的率领下，逼向湖广。另一支由谭泰、何洛会、尚可喜和耿仲明率领，从江西扑向南昌的金声桓和广东南部的李成栋。1649年3月1日，南昌陷落。金声桓身负重伤，自溺而死。次日，不断损兵折将的李成栋在徒步涉过新丰附近的一条河时意外淹死。同时，在湖广，孔有德率部逼近何腾蛟，俘获了他，并将其处死在湘潭。到1649年11月，湖广再度牢牢地处于清朝控制之下。在1650年的头几个月里，广东南部大部分地区都被占领了，永历皇帝和他的小朝廷向西逃到梧州，最终经由南宁到了贵州。最后，1650年11月24日，经过10个月残酷的围攻，包括筑垒相逼，以楼车攻城，及动用荷兰炮手，尚可喜占领了广州。此后10天里，广州城惨遭洗劫，7万多人被杀。尸体在东门外焚烧了好几天。直至19世纪，仍可看见一堆积结成块的骨灰。这个焚尸的火堆，在许多复明分子的心目中，标志着明朝复辟希望的真正破灭。然而，东南沿海鲁王的军事支持者，继续努力与参加过悲惨的1647年起义的江南复明党残部建立联系。这一活动主要是由海上豪强张名振领导的。1647年北伐失败后，张名振重建了他的海军，在闽浙边境的沙城建立基地。它成了监国鲁王政权的总部，从此出发袭击沿海一带，远至江南。1649年7月，张名振决定从他的活动中心进一步向北发展。到8月，他和鲁王已安坐在浙江海门与宁波之间的健跳所了。在那里，张名振又开始计划与岸上的起义相配合，从海路进攻江南。在1647年，许多缙绅复明分子曾期望发动一场与之类似的联合进攻，现在他们不是死了，就是被流放了。所以，鲁王政权人士不得不求助于那些下层社会中的人物：低级士绅、冒险家、僧人，甚至盗匪。鲁王政权把印信官告授予江南复明分子。将这些使者作为秘密代理人遣回清人占领区，联络其他同情者，准备起义。如果被联络的人证明是经得起检验的，就由使者本人颁给官告，授予军衔。对复明分子来说，不幸的是，这并非一种可靠的组织武装起义的方法。当一个名叫罗光耀的人在苏北海州联络到许多地方权贵和匪首，准备在1649年夏天联合发起对天津的海陆进攻时，阴谋被发现了，罗光耀被捕。他的被捕以及此后兵部官员对他的审讯，暴露了长江南北地区其他阴谋分子。关于这个阴谋的消息一定使北京的清廷感到惊恐，但它也大大延迟了鲁王政权从海上北伐的计划。南明从海上进攻的希望还因张名振和黄斌卿这两个对手之间的内讧而暂时受挫。黄斌卿控制着舟山岛，1649年10月，最终被一个将领出卖给张名振，因而自杀了。不过这一斗争刚结束，张名振就再度计划在北方煽动起义。11月23日，张名振把他的帅府以及鲁王都迁到舟山岛，再次怂恿江南的反清分子计划起义。这次的联系主要是由嘉兴一个名叫毛远斋的和尚负责的。1650年3月13日，在一个名叫韩功树的明朝遗臣的庄园空楼里，毛远斋和其他六名复明分子聚会。会上他们举行宗教仪式，然后一起宣誓造反。10天以后，其中两人，毛远斋和吴庸之，动身到舟山，受到鲁王的召见，被任命为南明官员。吴庸之留了下来，毛远斋则携带特别官告文书返回大陆，进一步与他最初的那伙复明分子联系，并与其他人讨论起义计划。与此同时，张名振向苏南发动了一场海上远征，并携鲁王同往。十分凑巧，陈锦这时正率领一支清军扫荡四明山，清除浙东的复明武装。1651年10月15日，有几个黄斌卿旧部叛变，陈锦兵马遂占领了舟山岛的主要防御工事。张名振家人大多遇害。丢失了据点的张名振不得不与鲁王到了厦门，去寻求郑成功的保护。同时在北面的江南，一个曾被毛远斋授予鲁王政权文书的人叛变，并向苏州官府出卖了所有密谋者名单。此人交给清朝官员的那封文书包括有进攻南京并发动一场对北京的北伐的计划，上面盖有张名振的官印。到1652年4月，所有密谋分子都遭围捕，复明分子被彻底挫败了。

万寿祺和顾炎武

随着江南江北恢复了和平，当地居民慢慢开始重建他们的生活。1648年，画家万寿祺决定迁出他的“陋巷”，把家搬到距洪泽湖附近的淮安大约35里的浦西。在那里他为自己盖了一个画室，称“隰西草堂”，四周环水。迁到浦西后不到一年，万寿祺暂返江南，谒拜明太祖的陵墓。他还访问了密友、归附清朝的黄家瑞的后嗣。黄家瑞是在1645年松江起义期间被杀的。万寿祺乘船从徐州返

倒，狴犴的吼声竟是震去了它们剩余的两魂两魄。“哇哈哈，小猫发威还真管用。”林岳乐开了花，“回头我去买几斤鲜鱼，好好犒劳你。”众人哑然失笑，这小子得意忘形间居然真把狴犴当家猫了。“那胖子既然能操数百只囊倮，怎么会那么不堪一击？”晖儿望了望塔楼上的绿色道。话音未落，塔楼倏然贲裂，一个硕大的圆球凌空砸向众人。“轰”，急忙躲避下，圆球砸在了地上，灰土飞扬中现出了一个巨大的凹坑。“嘿嘿……”圆球发出一阵令人发寒的笑声，在粗短的四肢支撑下，翻身站了起来，扁圆的脑袋上露出一张扭曲的人脸。“臭胖子，丫还没死？！”林岳惊骂道。这圆球正是被林岳困在塔楼的胖子，原本有些傻呵呵的他已经变得面目狰狞，肥胖的身体像充了气似的鼓胀了不少。胖子没有答话，口中依旧怪笑着，臃肿的身形以惊人的速度直冲向林岳，由于四肢短小的缘故，看来就像是一个圆球在四处滚动。“你要送死，我也没办法。”林岳垮着脸原地跺了跺脚，两个巨大的仙人球气球般地在身前暴涨了出来。蓬然一声，胖子的身体竟将仙人球撞了个粉碎，浑身扎满尖刺的他就像一个活动的仙人球飞速地攻向林岳。“我靠！”林岳一惊之下身子斜斜闪开，一根藤蔓横空卷出恰好将他吊在了半空。胖子身形猛地一顿，皮球似地弹射向空中，对着林岳就是一撞。砰！两个球体在空中对碰，发出震耳的声响，林岳翻身跃下，蹿到了耿婆身边。空中落下一个巨大的金属球，那是我情急之下用以阻挡胖子的，相撞的一面已经有些凹凸不平。胖子被反作用力震的飞了出去，但身子刚一落地又跃了起来，一付弹性十足的样子，不依不饶地继续向林岳撞去。“和他硬来没用。”耿婆微微一笑，“这小子把自己也变成了残魂倮。”眼见胖子逼近，耿婆不慌不忙地从袖中掏出一根三寸长短的木棍，身子一跃竟以相同的速度迎上了胖子，两人相交之间耿婆一个跃起，双手持棍点在了胖子胸前。胖子的速度并没有减慢，顶着耿婆继续前冲。耿婆在空中身子一缩一弹，越过了他的头顶，稳稳地落在地上，手里的棍子已完全没入了胖子的肥肉中。“癸水化乙木，震宫伤门生！”耿婆掌中聚起一团水球，反手拍入了胖子的左后心。咯咯几声，胖子的身形顿了下来，浑身肥肉一阵颤动，前胸后背相继爆出无数碎裂的木片，整个身体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软软地瘫在了地上。……此刻，某个城市的一幢大楼里。“风爷，这不能怪我，当时事发突然……”陈子浩低声辩解道。“吱吱”，一只金毛猴子跳到了陈子浩的肩上，两爪使劲地抓扯着他原本就所剩无几的头发。陈子浩痛得一阵咧嘴，却没有伸手驱赶在他头上作恶的猴子，身子依旧直直不动地站在那里，一付诚惶诚恐的模样。“解释的越多证明你想掩饰的更多。”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从大班椅上站了起来。那金毛猴子停止了恶作剧，跳在了椅背上，跟着一个翻身跃上了那男子的肩头，双眼恶狠狠地盯着陈子浩。“急着立功不是件坏事，但你要清楚自己的实力。”男子拿过一个苹果递给肩上的猴子，“擅自改变路线，全队死得只剩下你一个，这就是不按我计划去做的下场。”陈子浩的脸色已接近死人，双腿开始微微地颤抖起来，额头渐渐渗出了一片汗珠。“你也是老人家了，做事要懂得沉稳，有空多和莫曹学学茶道。”男子转身望电脑屏幕，挥了挥手，不再理会陈子浩。见此动作，陈子浩立刻如获大赦般地不住应承，狼狈地走出了房门。“这群人的成长速度越来越快了。”男子冲着肩上的金毛猴子道，“事情也变得越来越有趣了，接下来是不是该让他们见识得更多些？”金毛猴子听懂了似的看了那男子一眼，丢下啃了一半的苹果，蹿到一旁的装饰架上，搬下一个物件。那是一个柳州工艺品棺材，精巧的制作工艺使得这副只有二十公分长短的微型棺材看上去和真品一般。“呵呵，你和我想到一块去了。”男子不由笑道，“这应该是个上上之选。”金毛猴子咧开嘴无声地“笑”着，双爪抱着那副微型棺材不住地在桌上敲打，显得异常兴奋。男子身旁的电脑屏幕上正播放着一段监控视频，画面上一个体形奇特的胖子软软地瘫倒在一堵围墙边……八、月夜活尸有时候工具的性能只是相对而言的，即便人们运用如何精妙的言词去修辞和夸张，在特定的环境下还是会显出不足。进入陕西境内，路虎越野车渐渐开始丧失了相对平稳，不住的颠簸使得车内的人怪异地弹动着，仿佛每个人的座位下都装上了一个超级弹簧垫。“我……说……稳点……行不？”林岳被颠得直呲牙，“斧头……都快砍……头上了。”车子的速度慢了下来，望着表盘上的指针，我摇了摇头，搬动方向盘将车靠在了一边。“呼～～得，这下世界清静了～～”林岳舒服地伸了个懒腰，“骨头都快散架了。”“一路上就你叫的欢。”我打开车窗，点起一支烟，“那斧子看出什么名堂没？”“那个啥……哎唷喝～～”林岳刚拉开腔，头上突然挨了一掌，后座的耿婆板着脸向我俩做了个噤声的手势，随手指了指歪在座位上的晖儿和S。我们都忽略了连日舟车劳顿所带来的疲劳，她俩早已疲惫不堪，各自靠在座椅上沉沉入睡，就连那只活泼的狴犴也已卧在S的腿上惬意地打着呼噜。我冲林岳摆了摆手，小心地打开车门，蹑手蹑脚地下了车。“晖儿和S是累坏了，跟着我们这么跑，的确难为她俩了。”我叹了口气，坐在了一边的大石块上。“得了，老凡，咱们这些人还用得着计较这个？”林岳掂了掂手里的金玉药斧，“说实话，有时间感慨，还不如趁早把这事儿给了了。”“嗯，这斧子你看出什么没？”我点点头，向林岳问道。“没头绪啊，外形、材质和我看到过的一样，根本没啥特别的。”林岳挨着我坐下，“照我看，关键在手法上，而不是这斧子。”“手法？你是说那胖子和囊倮身上的痕迹？”我沉思了起来。在与囊倮的那场大战后，马哲明死在了混战中。不过，即便他活着，只怕也无法提供出什么有价值的线索。照之前的情况来看，他应该已经失去了思维意识，所谓的“发疯”很可能就是他被改造成囊倮后的特征表现。我们搜遍了整个精神病院，却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唯一可以称之为线索的便是这把别在胖子腰后的金玉药斧。林岳检查了几具囊倮的尸体，发现它们的身上有多处奇怪的痕迹，像是被钝器敲击造成的瘀青。他思索了一下，走到胖子的身边，三下两下将胖子扒了个干净。在那堆肥肉上，竟也有着与囊倮相同的痕迹。大批的囊倮、金玉药斧、胖子的变异，这些零星线索渐渐在我们的大脑中串成了一个完整的链环。这所精神病院很可能是用来研究某种方法的人体试验场，方法应该是与金玉药斧有关，而试验的主持者就是这个有些疯癫的胖子。可这些人究竟在研究什么方法呢？制造囊倮组织生化兵团？恐怕只有在充满危机意识的西方电影里才会出现这样的桥段，更何况在现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面前，再多的囊倮也只不过是炮灰而已。难道是生命边缘理论…………陕西省，礼泉县烟霞乡，九山附近。按地图上的路线，陕西的第一站便是唐朝的昭陵。昭陵，唐太宗李世民墓葬之处，属依山陵墓，首开了中国封建帝王“依山为陵”的先河。昭陵总面积近两万公顷，周长六十公里，是我国帝王陵园中面积最大、陪葬墓最多的一座，同时也是唐代具有代表性的一座帝王陵墓。陪葬墓约有一百八十余座，主要有长孙无忌、程咬金、魏征、温彦博、段志玄、高士廉、房玄龄、孔颖达、李靖、尉迟敬德、长乐公主、韦贵妃等墓，还有少数民族将领阿史那社尔等十五人之墓。从各种迹象来看，在五代时期昭陵就已经被盗，之后的岁月中，昭陵中的珍贵文物流失严重，著名的石刻“昭陵六骏”也散落不齐，其中的两骏至今还存放在美国费城大学博物馆。而最为世人所瞩目的《兰亭序》真迹，更是落为了千古之谜。不过，陈子浩他们最关心的应该不是昭陵中的奇珍异宝。李靖，唐卫国公，一生征战无数，功绩显赫，在行军作战中擅用奇门遁甲，被唐太宗誉为史上“十大名将”之一。由此看来，能引起陈子浩等人兴趣的，应该就是这位唐朝名将遗下的某些东西了。只是，无论怎样查探，李靖生平所有与奇门遁甲相关的却只有一本早已通传世间的《卫公兵法》而已。……“老凡，总不能老在车上将就吧？”林岳苦着脸道，“窝得我都快酸了，找个点儿休整休整吧。”“附近都是山村，找户农家借宿也好。”耿婆望了望山脚下的村落，脸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这儿的人应该很会欢迎我们的。”……“唉～～这叫什么事儿嘛！黑灯瞎火的就撂这儿了。”林岳靠在车边长吁短叹着，仰头喝了一口瓶里的米酒，“这名牌车也会抛锚？”“切，逻辑混乱，名牌就保证不会坏了？”S白了他一眼，举高了手中的电筒，“你家的Windows也是名牌啊，还不照样是三天两头出问题？”“呃，这可不能比。”林岳打了个嗝，满脸惬意道，“那是软件，这车是硬件。”“油嘴问题，幸好堵得不厉害。”我满脸油污地合上引擎盖，晖儿拿过一条毛巾细心地帮我擦拭着。“还是人家王亦凡能干。”S关上电筒，敲了林岳一下，“谁像你，就会躲在边上喝酒说怪话。”“哎～～我可是在帮他分析故障原因。”林岳满脸委屈道，“再说了，常五根送的米酒都快馊了。”“呵呵，别怪他了，这种东西喝点没坏处。”耿婆笑着道，“兴许还能有帮助。”“您老怎么也帮他说话？”S不服气道，“酒能有什么帮助？”“蓬”，车身猛地一震，似乎尾部被什么东西撞到了，站在车头附近的众人都是一愣，打着手电向车后望走去。车后，一辆老式二八自行车横在了地上，一个穿着单褂的小伙子正呲牙咧嘴地坐在那里。“饿贼～～”那小伙瓮声瓮气地说道，“介路上停地是个啥？”浓重的陕西方言听得我一头雾水，不过这小伙子应该是夜里没看清抛锚的越野车，一头撞了上来。“嚯，小伙儿挺结实啊。”林岳看了看车后一处被撞瘪的痕迹道，“快赶上坦克了。”“你没事吧。”我友好地上前拉起那小伙，“我们的车子抛锚了，只能停在路上。”“车坏了？坏了奏停兜哦么人的地方起。”小伙子气鼓鼓地扶起自行车，用力扳正歪斜的车把。“叮呤呤”一串车铃声传来，又是一辆自行车跟了上来，车上跳下一个五十来岁的朴实汉子，满脸疑惑地看着我们。“瓜娃，这大地车子，你奏是么看到，还胡然撒涅？”问清原因后，那汉子训斥道。“赫漆漆地，饿奏是么看到么，奏知道骂饿。”小伙子小声嘟囔着，显得十分的委屈。我们在一旁哭笑不得，这纯朴十足的陕西乡音完全听不懂意思，但从年龄模样看来两人应该是父子，这父亲正在教训儿子。“你们是外地来地？”汉子似乎察觉到我们的尴尬，操着不太标准的普通话道。“是啊，来陕西旅游的。”我点头道。一番寒暄后，大家互相认识了，那汉子叫姚建国，小伙子是他儿子，叫姚远山。父子俩是山下村落的居民，刚从隔壁村串门回来。听说我们在找住处，姚建国立刻热情地邀请我们去他家，说是后屋正巧空着，可以腾出来给我们过夜。车子暂时还不能用，只得锁好留在山路上，姚建国父子带着我们步行向村子走去。薄云散去，天上一轮黄色的圆月照亮了脚下的道路，夜空似乎比平日更为高远，四周的空气清新醒人，连日的疲惫和压力仿佛减轻了许多。姚建国看着天空中的圆月，脸上顿时蒙上了一层阴影，姚远山凑近他正想说些什么，却被制止了。“还有三里路，大家快点么。”姚建国招呼着我们，眼睛却不住扫着四周。“你咋喝酒了么。”姚远山惊道，一把拽住了刚走过他身边的林岳。“呀？就喝了两口米酒，干啥？”林岳被看他惊怕的样子不由有些莫名其妙。“奏知道幕囊，快点走么！”姚建国喝了一声。两人的表情中似乎隐藏着什么惧怕的事情，难道这附近有什么古怪吗？“月黄夜莫走，要走莫喝酒，喝酒莫带狗，狗叫一两口，九曲莫回头。”耿婆突然念道。我心中一动，这段民间顺口溜似乎在哪里听到过，应该是某种夜间的忌讳，但又一时无从想起。“老人家，你咋知道是这东西么。”姚建国听得一愣。“你们村子最近是不是被这东西闹得厉害？”耿婆不答反问道，“知道这东西有多少吗？”“饿贼，奏是不知道么。”姚远山打了个冷颤道，“看到的么几个活的。”“您老说的是什么？”S好奇道，“这附近有什么危险吗？”正说话间，她怀里的狴犴突地竖起了耳朵，口中不住呜呜着，似乎发现了什么。与此同时周围几处传来奇怪的声响，好像有东西正在摇晃着接近我们。“你看你们说啥捏。”姚远山两脚打颤道，“那东西来了～～”“别往后看，拐着走！”姚建国低声道，轻轻将自行车放倒在一边，脚下沿着山路歪歪扭扭地走起曲形路线来。奇怪的声响离我们更近了，速度也似乎加快了不少。看着姚建国父子快步走去，我们不由紧步跟上，但心中多少又有些疑惑，这里到底有什么东西在作怪？耿婆不紧不慢地跟随着众人，脚下走得并不是很快，两眼凝重观望的样子更像是在做着什么准备。夜风拂过，清爽中带着一丝阴冷，其中还夹杂着些许异味，闻起来有些奇怪。“亦凡，你闻到什么味道没？”晖儿悄悄地问道。“嗯，闻到了。”我低声答道，“有点酸臭，像什么东西馊了似的。”随着那些奇怪声响的接近，空气中的异味更重了，但已不再是微微的酸臭，而是换作了极为刺鼻的恶臭，并带着某种酸腐的气息，这味道……“靠，这是尸臭！”林岳一脸惊愕道，“黑灯瞎火的，怎么会有尸臭？”“呵呵，你说呢？”耿婆笑了笑，突然停了下来，“总不见得有人扛着尸体在后面追我们吧？”“呃～～”林岳一阵恶心道，“你那意思是……会走路的尸体？！”“老人家，快些走么。”姚建国急道，“遇上那东西奏是个死。”“跟着我们的是活尸？！”我终于记起了那段顺口溜的由来。这是古时陕西黄土高原一带流传一首顺口溜，说的便是夜间行路的一个忌讳。陕西黄土高原、湖南、湖北一带是尸变现象较多发生的地域，月圆且月色泛黄的夜晚，一般就是葬穴内外气息交汇及地气最易返潮的时际。这时最易导致尚未腐化的尸体产生尸变，于是夜间走夜路的人就最易撞见这些产生尸变的尸体，民间将其称之为“活尸”。而且走夜路忌讳喝酒，一来喝酒很容易让人气息加重，血脉受酒精影响而活络起来，导致周身的气息旺盛。这样一来，那些趋于生人气息的活尸就会很容易嗅到；二来，喝酒喝多了头昏眼花，就算直接撞上活尸也不一定能认出，或者走路批偏偏倒倒，容易摔跤跌倒，或者喝醉了干脆一头栽在野外大睡，死的不明不白。喝酒走夜路已是危险之至，但再带条狗则更为危险。民间有种说法，狗、猫、狐狸、狼等牲畜野禽极易催生尸变，它们的气息即使两米之外也能被尸体吸纳。如果带狗在身边，狗这种动物特别喜欢到处乱嗅，说不定就会在哪座乱墓边嗅出个尸变。不过，据说狗能认出活尸，若见到活尸时，狗会吠上一声到两声，但绝不会再叫第三声，然后就是龇牙咧嘴的低声哼哼。带狗在山里走夜路时，若见到狗突然朝一个人影叫上一两声，然后便在主人跨下慌乱地钻进钻出，那么，记得要马上离开。离开时要走弯路，九曲十八弯，不能走直路。这是因为直路顺风，常常会把人的气息一条直线地留下了，而活尸辨人便是通过人的气息。走弯路可以在各个方向留下人的气息，打乱活尸的嗅觉。不过，现在的情况却很微妙，一来我们人数众多，要想隐藏迷惑活尸很难，二来林岳喝了酒，气息十分旺盛。S怀里抱着的是狴犴，它身上的龙脉地气更是让活尸趋之若鹜。更何况，那些活尸的数量应该不会少于十只，四散分布呈扇形向尾随而来。“不急，现在靠走是走不掉了。”耿婆

已经达到顶点，完全知道附会顺从的道理，这样也会免受重责，但出于良心不死，虽想不闻不问但却实在做不到。”奏章写好后，陆贽长舒了一口气，这是他一生中用力最深的一封奏章，在陆贽看来，应该能够打动皇帝陛下。但陆贽显然过于天真，他奏章中的“但出于良心不死，虽想不闻不问但却实在做不到”，完全激怒了李适。难道只有你陆贽有良心吗？你的话分明是在说皇帝没有良心！三天后，裴延龄得到了消息，于是他开始在李适面前不断攻击陆贽，说陆贽这是有意专权。专权！这两个字明显触动了李适的神经，于是贞元十年（794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李适下诏罢免陆贽的宰相职务，改任为太子宾客的闲职。但裴延龄似乎并不想就此善罢甘休，在对待政敌的态度上，这个狂妄之人从来都是一踩到底。在陆贽被罢相后，裴延龄上奏李适说陆贽现在内心颇多怨言，公开说度支欠禁军的军粮马料，进而动摇军心。正好没过几天李适在禁苑打猎，恰好有禁军将士对李适诉说度支不拨马料的事情，李适认为裴延龄所说属实，于是再次下诏贬陆贽为忠州（今四川忠县）别驾。陆贽的政治生命就此终结，此后再也没能回到朝廷，裴延龄可谓是大获全胜。但是裴延龄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的胜利是一个不能持久的胜利，裴延龄什么都算到了，只有一样东西没有算到，那就是自己的身体健康。终于在陆贽被外贬的一年半后，裴延龄在一次宴会上忽然中风倒地，再也没能起来。有人说裴延龄一生荒诞，以至于死法都有些荒诞色彩。也有人说他算计陆贽损了阴德，以至于鬼上身最终要了他的命。不管舆论如何，裴延龄机关算尽，却最终也没能进入宰相班子，或许这就是他的命运。对于李适而言，无论是杨炎、崔造还是陆贽，事实上几任宰相都没能彻底解决帝国的财政危机问题。而究其根本原因不是这几位宰相能力不够，是因为皇帝李适对他们始终怀有猜忌之心，而不能长期任用。《旧唐书?德宗纪》上有一段话是对李适最客观公正的评价：知非竟逐于杨炎，而受佞不忘于卢杞。用延赏之私怨，夺李晟之兵符，取延龄之奸谋。罢陆贽之相位，知人则哲，其若是乎！贞元之辰，吾道穷矣。事实上在我看来，即使韩滉、裴延龄没有突然去世，其最终的结局或许也会和崔造、陆贽的命运一样，被李适贬黜。而这一切都源于李适那无端的猜忌之心，我想这才是贞元时期帝国财政危机问题始终得不到彻底解决的症结所在。宦官掌兵李适在位的贞元时期，可谓是一个政局特殊的时代，不仅因为帝国财政捉襟见肘，最重要的是宦官开始掌握实权，这个标志从宦官获得皇家禁军神策军的永久控制权开始。之所以会造成这种局面，我们还得从唐朝禁军的发展说起。唐代的中央禁军创建于李世民的贞观初年，当时帝国受到突厥的严重威胁，李世民为了训练一支精锐的军队，选择善于射箭的士卒百余人，分批次在玄武门值班，亲自率领他们骑射打猎，当时称之为“百骑”。贞观十二年（638年）李世民在玄武门设置左右屯营，称为“飞骑”，全都由魁梧有力，乘骑娴熟的良家子弟组成。到了武则天时期，中央禁军的规模开始扩大，将“百骑”改为“千骑”。中宗李显时期又改“千骑”为“万骑”，并分为左右营，李隆基发动唐隆政变诛杀韦皇后，其利用的班底就是“万骑”。李隆基即位后，将“万骑”分为左、右龙武军，以功臣子弟充任军官士兵，成为皇帝的亲信戍卫部队。可是由于开元、天宝时期府兵制的严重破坏，在唐初作为守卫京城的南衙禁军，兵源日益困难，地位不断下降，终于被北衙禁军所取代。安史之乱爆发后，李隆基西逃入蜀，京城长安的混乱局面使中央禁军系统建制受到严重破坏，一直到了李亨即位后，禁军系统才开始重建。从李亨到李适即位的三十多年中，北衙禁军陆续设置和恢复左右羽林军、左右龙武军、左右神武军等，加上左右神策军，共计十军，总称为北衙十军，重新成为皇帝直属的禁卫部队。代宗李豫在位时，神策军开始崭露头角，终于压倒其他北衙禁军，成为中央禁卫军的绝对主力。前边我们介绍哥舒翰的时候，曾经详细说过神策军的来历，在代宗李豫受到吐蕃人的威胁时，神策军在保卫李豫的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时鱼朝恩率领神策军屯驻长安宫城北面的禁苑中，禁苑是防卫长安和皇帝安全的心腹之地，当时神策军屯驻此地，从某种角度而言显示了其地位超越其他禁军之上，成为皇帝的心腹禁军，自此之后神策军开始飞黄腾达。前边我们说过李辅国、程元振等宦官掌控过神策军，但那个时候他们还只是掌握一部分，也就是说皇帝还有制约他们的其他禁军力量。但到了李适在位时，由于他趋于极端的性格，在朱泚之乱平定的过程中，进一步造成大唐帝国另一个祸患源头，那就是宦官完全出掌神策军。一群身体残缺不全，觊觎心态颇重的人，却掌握了足以改变政局的力量，他们不打出个沧海桑田才怪，哪怕是他们的身后洪水滔天。由于神策军在朱泚之乱中，曾经护送皇帝李适先后避难奉天和山南梁州立下汗马功劳，所以李适返回京城后，对神策军也格外优待。据《资治通鉴》记载，当时神策军仰仗皇帝的恩宠非常骄横，在长安城内肆意欺凌百姓，甚至侮辱官员，但凡有人反抗，就是一顿鞭打。因此即使是府县州官也无法制约神策军，甚至有些富户往往为神策军将领行贿，将自己挂名在神策军之下。不过，神策军虽然已经备受恩宠，但李适对掌控这支军事力量的宦官，还没有恩宠到顶点。于是在贞元十二年（796年）六月，李适决定进一步提高宦官对神策军的统辖权威，任命心腹宦官窦文场、霍仙鸣分别为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李适的这个决定是继鱼朝恩掌控神策军之后，宦官再一次出掌神策军，与鱼朝恩不同的是，宦官这一次掌控的期限是——永久！宦官掌握神策军，不仅使宦官势力的地位在朝廷内陡然而升，同时通过宦官们的努力，神策军的实力也不断增强。贞元时期西北边防军每年防御吐蕃需要驻扎大量的防秋兵，前边我们说过由于帝国财政捉襟见肘，使得防秋兵的物资供应经常不足，而神策军当时虽然也驻扎在关中西部防秋，但其供应却十分充足，赏赐也很优厚。所以沿边的将领往往以各种借口向朝廷申请隶属神策军的管辖之下，这样每年可得的供应可以超过先前供应的三倍。据统计到了贞元末年隶属于神策军管辖下的军队多达十五万人，而这又对宦官们具有反作用力，那就是宦官在朝廷内的地位再也难以撼动。大诗人白居易当时有感于宦官的志骄意得，写了一首《秦中吟?轻肥》以讽刺宦官们的所作所为：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臣。朱绂皆大夫，紫绶悉将军。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樽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果擘洞庭橘，脍切天池鳞。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除此之外，由于皇帝李适对藩镇的不信任，贞元时期宦官不仅直掌中央神策军，而且被派到各地担任监军。虽然早在李隆基时期已有宦官担任监军的做法，但贞元时期宦官担任监军已经开始独立指挥各地的一部分军队。例如宣武镇（今汴州、河南开封等地）监军俱文珍，在任内自己设置亲兵一千人以做护卫。贞元十五年（799年）二月，宣武节度使董晋去世，李适下诏以行军司马陆长源继任节度使，可是陆长源性格暴躁，经常辱骂士兵，结果士兵们反水杀死陆长源，宣武镇即将陷入动乱之中。监军俱文珍因为距离宣武镇不远的宋州节度使刘逸准长期担任过宣武镇守将，对那里的情况比较熟悉，所以写信急召刘逸准进兵宣武镇平叛。等到平叛结束后，俱文珍上奏李适正式任命刘逸准为宣武节度使。从俱文珍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由于李适的撑腰，宦官在贞元时期开始真正掌握兵权，甚至可以独立调动各地方的军队，这在大唐帝国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事情。虽然李适的初衷是想让这些家奴替自己加强集权，但通过后来的事实证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宦官们不仅没有为他们的主子分忧，反而却恶政不断，直至他们运用所掌控的军队在朝廷内为所欲为，甚至是擅权废立皇帝。据理力争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初一，李适在长安大明宫含元殿举行了盛大的朝贺仪式，外戚、诸王、朝臣都齐聚含元殿，向李适祝贺新年。端坐在宝座上的李适在这一年已整整做了25年皇帝，刚即位时的削平藩镇振作朝纲的雄心，早已经烟消云散，此刻已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垂暮老人，但毕竟经历动乱风雨，千钧一发能够维持至今已经实属不易。面对群臣的赞颂祝祷之声，李适的脸上没有一丝微笑，只有悲切的面容。尤其是距离皇帝宝座较近的宰相等大臣，还能看到他脸上流下了泪水，顿时含元殿的气氛变为一片肃然。“陛下今天这是怎么了？”群臣们在底下议论纷纷，知道内情的人则做出神秘的样子告诉消息迟钝的同僚，皇太子李诵因为中风，丧失了说话的能力，今天不能前来参加含元殿的庆典。这一日的庆典活动在一片哀怨的氛围中不欢而散，很快太子李诵病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朝廷，顿时整个朝廷陷入一片愁云之中。也正是在这一天，李适的悲切之情终于压倒了他的健康，他和儿子李诵一样开始卧床不起。也许是前半生的经历与动荡的坎坷影响了他的健康状况，李适的身体以惊人的速度衰弱下去。当时谁也想不到，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初一的这次朝会，居然会是这个老人作为皇帝会见群臣的绝响。当时皇帝和太子同时身患重病，帝国上下为之震动，因为这在大唐帝国的历史上还是史无前例。所有人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更不知道自己的命运还能不能由自己掌控，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加强皇宫的守卫，以防发生不测。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二十三日，李适在经历与病魔顽强斗争23天后，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在长安大明宫会宁殿去世。这一天距离他64岁的生日仅仅只有四个月的时间，十个月后他的孙子宪宗李纯将他安葬在崇陵，庙号德宗。我们不能否认李适当上皇帝后，重用杨炎实行两税法使他的帝王之路有一个精彩的开局。但性格急躁，刚愎自用让他杀刘晏、杨炎，随后在对待藩镇的态度上过于轻率，导致差一点陷入灭顶之灾，幸好诸多忠臣名将齐心协力平定叛乱，才让大唐帝国逐渐衰微的国运延续下来。纵观李适的一生，可谓是“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最好的诠释。李适已经去世，按照礼法太子李诵顺理成章地应该继承皇位，可是由于这位太子殿下已经几乎成为残废之人，让这样一个人去治理国家，这无异于痴人说梦，很多人都不看好太子李诵，甚至有人公开提出了质疑。事实上，李诵自从出生之后，走过的道路颇为不平坦。除了跟随他父皇李适经历诸多战乱艰险，最重要的是他的太子之位并不稳固。李诵被立为太子以前的生活状况史料记载不多，我们只是知道他被册封为宣王，建中元年（780年）被立为皇太子时，已经19岁。此时的他已经初为人父，在他立为太子的前一年即大历十三年（778年）二月，他的长子李淳降生。李诵是唐朝所有皇帝中，位居诸君位置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共计26年。在这26年中，他亲身经历了藩镇叛乱的混乱和烽火，也耳闻目睹了朝廷大臣的倾轧与攻讦，在政治上逐渐走上了成熟。史书上对他的评价是：“慈孝宽大，仁而善断。”除此之外他对各种技艺学术很是上心，对于佛教经典也有涉猎，写得一手好字，尤其擅长隶书。每逢父皇做诗赐予大臣和方镇节度使时，一定是命李诵书写。在李诵26年的太子生涯中，最为出彩的当属建中四年（783年）泾原兵变时的表现。当时他随父皇李适出逃避乱时，李诵执剑殿后护送李适出城，随后在40多天的奉天保卫战中，面对朱泚叛军的进逼，他常身先士卒乘城拒敌。将士们在他的督促激励下，无不奋勇杀敌，取得了奉天保卫战的胜利，确保了父皇李适的安全。兴元元年（784年）李诵跟随父皇李适重返长安，住进了大明宫的少阳殿。李诵的太子生涯虽然不像唐朝前期的诸多皇太子那样波折不断，动辄被废，之所以说他的太子之位并不稳固，是因为贞元三年（787年）八月的郜国大长公主之狱事件，险些把他推向灭顶的深渊。郜国大长公主是肃宗李亨的女儿，皇帝李适的姑母，最初嫁给杨玉环的三姐虢国夫人之子裴徽，裴徽死后又改嫁给驸马都尉萧升，但不久后萧升也病逝，郜国大长公主此后就再也没有嫁人。虽然这位长公主没再嫁人，但其此后的情感经历颇为丰富，在朝官中物色了好几位情人，这些人经常出入长公主府邸，其中包括太子詹事李升、蜀州别驾萧鼎、彭州司马李万、丰阳令韦恪等人。不久有人告发大长公主淫乱，并且召集巫师在家中大行压胜之法，李适一怒之下将郜国大长公主下到大狱之中。按说这件事情本来和太子李诵没什么关系，但当时李诵娶了郜国大长公主与萧升所生的女儿，等于郜国大长公主既是李诵的姑奶奶，同时也是他的岳母。有了这样一层关系，太子李诵当然脱不了干系，更何况李适还是个猜忌心颇重的人。李适当时将太子李诵训斥一顿，搞得李诵十分尴尬，情急之下只得请求与萧妃离婚，与其划清界限。面对李诵的请求，李适当时没说什么，而是径直回到内宫，急召时任宰相的李泌进宫。事实上，在李适的心中此时已经有了废掉李诵的想法，之所以没有做出决定，是因为废立太子事关重大，他必须要听听朝臣的意见。事实证明，如果没有李泌的进宫，李诵的太子之位很可能已经不保。“舒王李谊近来已经长大成人，性格宽厚仁孝，而且温和仁慈。”李适见到李泌后，便开门见山地说道。他口中的舒王李谊本是李适之弟李邈之子，由于李邈早死，所以李适将李谊过继到自己这里，对其十分宠爱，不仅与李诵同时封王，并且任命他为平叛元帅，领兵讨伐李希烈，泾原兵变的时候，太子李诵负责殿后，而负责在前边开路的就是舒王李谊。李泌是何等的精明之人，他听出了皇帝陛下的言外之意，于是他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努力保住李诵的太子之位。“陛下应该不至于如此吧，您只有这个大儿子，怎么想废掉儿子另立侄子呢？”既然皇帝陛下开门见山，所以李泌也不再遮掩。“是谁告诉你李谊是我侄子的？”李适有些动怒。“陛下难道忘了吗？大历初年的时候有一天陛下告诉臣又多了一个儿子，臣问为什么，陛下说是舒王过继到了您的膝下。”听李泌说完后，李适恍然大悟地点点头，开始低头沉默不语。李泌十分明白此时李适处于一种矛盾之中，正是这种矛盾的心态才能让李泌有机会直言。“陛下如果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信不过，怎么可能会信任侄子呢？舒王虽然仁孝，但如果被立为太子，陛下恐怕今后就不要再指望他孝顺了。”显然，在李适听起来，李泌的话颇为尖刻，不过李适不想采取强硬的姿态斥责李泌，因为那样就会失去今天召李泌来见的初衷。“你难道不爱自己的家族吗？”李适准备变换一种方式，对李泌施加压力。“陛下！臣正是深爱自己的家族，所以才和陛下将话说得这么透彻，如果今天臣顺从陛下，确立舒王的储君地位，未来有一天陛下一定会后悔。到时陛下会责问臣，陛下会说‘朕让你担任宰相就是为了让你为朕分忧，可是你却一味顺从朕，导致选错了储君，失去了儿子，朕今天也要杀死你的儿子’。如果真的到了那个时候，臣的家族受牵连还是小事情，最重要的是陛下已经没有机会再重新选择了。”李泌说完跪在地上连连叩头，脸上已经淌满泪水。面对李泌的诚恳态度，本想刹住李泌锐气的李适，此时已经将神色缓和下来，虽然他性格急躁，刚愎自用，但他并不糊涂，眼前的李泌虽然言辞激烈，但李适听得出来，这是一个忠臣在对自己泣血的忠告。“事已至此，爱卿说朕该怎么办

衮死后的几周内已经开始独立地维护自己的权威。例如，1月17日，顺治就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争取谭泰和武拜的支持，坚决认为尽管自己年幼，却打算亲理政事。他下令从今以后议政王大臣会议成员要直接向他上奏，由他过问军国要务。自然，当时议政王大臣会议主要地仍是一个司法性的会议和贵族的政坛，而不是皇帝的行政臂膀。福临不久就认识到君主统治需要有一个内廷官僚机构来实施。因此，2月8日，即他开始“亲政”的一周后，他就把在紫禁城内的内三院搬到更靠近内宫之处。顺治皇帝很快又认识到，可以用朝廷典礼来抑制八旗之主对济尔哈朗的个人感情，使之成为提高自己处理政事之权力的一个重要手段。1651年2月20日，为顺治生母昭圣皇太后上徽号，下诏普天同庆。对皇帝来说，这一喜庆之时，就是他遍施恩赦之机。顺治减免赋税，恩赐礼物，大赦天下，并复原被多尔衮降秩夺职的贵族，例如尼堪、博洛的爵位。到1651年2月24日，皇帝和济尔哈朗已集结了足够的力量来对付武拜和他的支持者，包括他的兄弟苏拜和博尔辉。刚刚复爵的尼堪和博洛证实武拜和正白旗旗主造言构衅，密谋作乱。武拜兄弟因此被削爵夺官，籍没家产。但仍有一些在多尔衮得势时与其同流合污的朝廷要员任职如故；而且，多尔衮仍领有朝廷追赠的谥号。那些朝廷要员，例如刚林、祁充格、甚至谭泰等人，是代表着那种祖制的满洲人，多尔衮和济尔哈朗本来都是在利用他们来自立为摄政的。于是顺治皇帝开始怂恿臣下弹劾死去的多尔衮。这直接的原因是因为他不信任多尔衮的那些亲信；同时他还有一个长远的目的，那就是树立皇帝对诸亲王谋臣的绝对权威。1651年3月6日，苏克萨哈、索尼和其他人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作证，说多尔衮匿藏黄袍、大东珠、僭越犯上。还说他曾与何洛会密谋，当多尔衮死时在永平另立京都。六天以后，3月12日，清廷诏布天下，贬责多尔衮，结果京城百姓，包括不知道议政王大臣会议活动的许多汉官在内，第一次得知摄政王多尔衮被控告犯有挟制皇上、拘陷威逼诸亲王之罪。据《实录》所述，3月12日对多尔衮的公开贬责虽然是由年轻的皇帝诏布，但却是通过宣读权位至重的满洲亲王济尔哈朗、博洛、尼堪以及内大臣的上疏来表达的。他们对多尔衮的弹章从1643年皇太极驾崩时举行的议政王大臣会议说起。他们解释说，因为福临那时太小，所以建立由多尔衮与济尔哈朗两人共同摄政的体制是必要的。逮后睿王多尔衮独专威权，不令郑亲王预政，遂以伊亲弟豫郡王多铎为辅政叔王，背誓肆行，妄自尊大，以皇上之继位，尽为己功，又将太宗文皇帝昔年恩养诸王大臣官兵人等，为我皇上捐躯竭力，攻城破敌，剿灭贼寇之功，全归于己。其所用仪仗、音乐及卫从之人，俱僭拟至尊，盖造府第，亦与宫阙无异。众王指出：多尔衮的这些僭越之举，都显示了他的悖逆之心。他的其他罪行也源之于此。他任意糜费府库之财，积累的金银财宝不计其数；他将陈泰、刚林等族人及所属牛录人丁尽皆收入自己的旗下；他使豪格不得善终，又纳其妃——所有这些显见其有悖逆之心，以致众人惧威吞声，不敢出言。因而，正是在他死后，在3月6日议政王大臣会议时，他的属下才决意站出来，揭露多尔衮曾私制帝服，“曾向何洛会、武拜、苏拜、罗什、博尔辉秘议，欲带伊两旗移驻永平府”，永平府将成为他的新都。现在，众所周知，顺治皇帝宣布了这些罪恶，判何洛会死罪，剥夺了多尔衮及其亲属的显贵的爵位。在1651年3月12日将多尔衮的罪状诏布天下之后，顺治皇帝继续镇压多尔衮的亲信，这得到了济尔哈朗及其追随者以及吏部满洲尚书谭泰的支持。谭泰本来是前摄政王的有力支持者，现在转而拥护年轻的皇帝。贵族们升官晋爵：济尔哈朗之子济度和勒度得封郡王，豪格之子富寿袭爵，尼堪与博洛复封亲王，1651年3月25日，谭泰封公，作为对他背叛以前的同伙以及多尔衮的奖赏。在他们的帮助下，顺治以与多尔衮密谋篡改《太祖实录》，以期夸大多尔衮的武功为名，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审问大学士祁充格、刚林、范文程和宁完我。4月7日，济尔哈朗召集议政王大臣会议，赦免了范文程和宁完我这两个年高德劭的汉族归附者。但是，两名满洲大学士则受到严惩，祁充格和刚林被处死，刚林死后还遭灭族。五天以后，诏罢由多尔衮规定的、令满达海、博洛和尼堪管部事之制。同时，上三旗被置于皇帝的直接控制之下，指派满洲将领统帅各部。

吏治改革

当顺治皇帝和济尔哈朗一起动员起一部分满洲贵族对付那些曾经是多尔衮死党的贵族之时，顺治本人又开始了一项认真的工作，旨在整饬吏治，他声称吏治的腐败在多尔衮摄政后期就已存在。顺治的这一努力一方面确实以较为正规的行政体制，甚至以明制，代替了多尔衮摄政时期的权宜之制；另一方面，它又使得顺治显示出极具儒家气质的改革派君主的姿态，这反过来吸引了满汉官员对他的支持，他们认为清朝的长治久安，有赖于它能否在民众眼中维持住它的仁德形象。皇帝本人在1651年3月27日一道长篇敕谕中，向吏部明确指出了这一点。敕谕表示了他对所报告的官吏贪污腐化现象的忧虑，那些报告提醒顺治，除非进行改革，否则朝廷很可能失去人心。想到实际上利用职权胡作非为的高级官员可能会将责任转嫁给下属，这些低级官员将因此受劾被罚，皇帝特别忧心忡忡。顺治命令吏部调查这一可能性并严格条例，他还将几个部的尚书互换职位，特别将谢启光从户部调任刑部尚书。次日，顺治斥责户部滥征商税、使商旅裹足不前的作法。皇帝敕责的结果，是在5月29日又下诏令，罢免不胜任的吏部官员。在接下去的几天里，顺治皇帝审阅了所有大臣的人事档案。1651年4月7日，他向吏部宣布检查结果。至少对他来说，那些官员是令人失望的。皇帝既已亲政，就要求手下官员洗心革面，“克己奉公”。但他们仍然作弊如故，“未能洗涤肺肠”，“遂致挂欠漕粮三百余万石”。例如谢启光在户部任职七年中，从未彻底核算账籍。税粮账目中存在着巨大赤字，总额达白银3000万两之多。谢启光还屡屡不顾关税原有定额，滥派差役，加倍索求，任意徇私，从而威胁了商人的生计。由于这种违法乱纪的行为，谢启光被朝廷罢职，永不叙用。接着，清廷还罢免了其他一些官员，包括内院的人员，但是在4月7日被罢免的、官秩最高的那位，不是别人，正是多尔衮的忠实伙伴、大学士冯铨。顺治皇帝复审了1645年吴达弹劾冯铨的奏章，虽然他对那些指责并不肯定，但却由此推断冯铨“殊失大臣之体”，是一个追求私利的溜须拍马的家伙，他在重要问题上始终回避表态，以便稳保官职。敕书说冯铨“七年以来，毫无建白”，并补充说：“毫无争执！”除了趋炎附势外，冯铨还被谴责结党营私，特别是与李若琳“朋比为奸”。这种结党的目的没有详细说明，但这种指责就已严重得足以导致朝廷罢免这两人了。据正史载，“（冯）铨既罢，代以陈名夏”。事实上，罢黜冯铨的诏书就是陈名夏替顺治皇帝起草的。对陈名夏这一行为，冯铨绝不会忘记。因为实际上，陈名夏取代了冯铨。在罢黜冯铨当天，顺治下诏授陈名夏为弘文院大学士。几天后，1651年4月10日，顺治还任命大学士洪承畴管都察院，为左副都御史，又任命了另一南方名士陈之遴为礼部尚书。这样，作为一个区域性团体，这三人取代了北方大臣冯铨、李若琳和谢启光。此时，南方人士以及顺治皇帝本人都显然将自己视为改革者的一员，他们将纠正官僚政治中的一些弊病，这些弊病是由他们的前任在多尔衮松松垮垮的统治期间种下祸根的。多尔衮摄政的最初二三年经历了清朝第一次制度改革的高潮。现在，1652—1655年就要经历第二次改革高潮。改革措施几乎又全部是由六部的明朝旧臣提出的，顺治现在认识到了这些人的才干，同意他们提出的改良机构的建议。当时付诸实施的最重要的改革措施之一，是彻底检修帝国水利系统。关于黄河水利以及对大运河与淮河堤防系统的管理，在顺治初年是由工部负责的。在明朝，运河区例如徐州这样的州郡，其官吏确由工部指派，每三年左右为一任。然而，对运河区管理的实际控制长期以来并不在工部手中。自1450年以来，明朝政府就委任了一名帝国运河专员，兼运河区总督，这个运河区包括长江以北七个主要都府（徐州、淮安、扬州等等）。16世纪后半叶起，倭寇开始践踏长江流域，并沿江北和山东沿海到处烧杀，运河专员还同时兼提督军务，负责这一地区的海防。因此，总起来说，运河专员权职甚重，他与工部几乎平起平坐，工部委派在这一地区的挂名官员实际上要向他汇报。事实上，除负责东北地区防务的帅臣外，这是明朝外官中最有权势的职位。所以，明廷除授这一重要职位的官员任期都很短，平均一任只有两年，决非偶然。随着清政府将注意力转向水利和漕粮问题——这当然是关系到清统治安全的最关键领域之一，于是就决定扩大负责这方面行政事务的官员的职权，让其独立于六部之外，完全与工部及中央有关水利的各官衙分开。这一改组在王永吉指导下进行，他是最有能力的一个贰臣。王永吉是这样一批官员的很好的典范：他们在明朝晚期以专长于财政、刑法和灾荒赈济而声名卓著，到了清朝，他们找到了良机来推行自己早先曾受到挫折的改革措施。王永吉系江南人氏，1625年进士及第，曾任明朝地方的督邮，在知杭州期间最负盛名。当时他主持了一个庞大的工程：修建一道高大的海塘，同时还修建常平仓赈济灾荒。降清以后，经顺天巡抚宋权推荐，授大理寺卿，1647年，擢工部右侍郎，1651年，改户部右侍郎。在户部任上，王永吉首先致力于检查各卫所屯地。不过不久他就转而负责改革黄河与大运河管理的计划。清廷因此组建了一个特别机构来经管两河事务。这个新机构既不隶属于工部，也不隶属于户部，而是直接向皇帝负责。它的长官为河道总督，河道总督统兵2000人，另有船工、丁夫等人。河道总督衙门驻济宁（山东），有属员29人。此外，还在黄河、大运河沿岸置管河道官员30人。到了下个世纪，河道总督衙门的置立就会被证明是清朝在行政方面的一个成功之举了。有明一朝，中央的工部与地方上实际管理徭役（或至少掌握着役钱）的官员之间的联系已极为薄弱。结果是水利的管理从总体上看已近乎全面崩溃。清廷从前朝继承而来的水利系统本身一片混乱。在清朝统治的头10年中，每三年就有两次以上的河道大决口，造成严重水灾。新政府不去徒劳地试图重建地方官与京城的联系，而是英明地决定创设一个中间组织，它越过中央有关部门，建立起自己管理地方水利的机构，这些机构的管河道长官能够与州县官员进行直接联络。于是，在河道总督的主持下，这个机构有能力协调庞大的水利系统，它对京城经济的复苏，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且，它也唤起了水文学家们的热情。早在明朝的时候，这些人就曾呼吁中央政府支持地方，但却一直未能鼓起明廷的劲头来。尤其是在康熙初年，清廷开始修建庞大的水利工程。1686年修冲鹤运河，1688年疏浚黄河口，1699年加固江苏高家堰一段重要的堤坝。这样，在明末严重失修的黄河下流重新疏通了。此后60年内，黄河没有发生过一次大水灾，这对河北平原和淮阴地区的百姓造福无穷。另一组重要的建议是关于政府税收制度的。如上所述，清政府继承了一套完全过时的赋役簿籍，其中40％以上的田主已经下落不明。在明朝绝大多数时间里，登录在赋役簿籍上的土地数量平均约为7亿亩。到1645年，这个数字降到仅仅4.05亿亩。1648年，清政府决定通过恢复里甲旧制，来努力使赋役簿籍反映最新的土地占有状况。这与清政府另一项关于仿效前明建立世袭职业户籍（兵、匠、民），分别承担赋役义务的政策正好相合。尽管明朝世居其业的各类人户早已互相混杂，而且一条鞭法通过赋役合并和田赋征银的条规，消除了赋役之别，清政府还是决定命令全国各州县道以明朝旧籍为准，重编赋役册。这些簿册由里长汇总，上报本县，再由县官上报巡抚和总督，这样层层上报，直至户部。于是，就如控制地方的里甲制最终应归总于兵部一样，与其相应的赋役簿册在理论上也得一直上报到户部。这种利用里甲制来使赋役簿册反映最新的土地占有状况的尝试没有成功。1649年6月3日，内三院得一上谕，它焦虑地谈到，一方面有大量土地完全没有编入地方赋役簿册，另一方面又有许多流民濒于饿死的惨境。皇帝因此下诏户部和都察院，令其通知地方官员务必努力将未入籍的“流民”登录到赋役簿中。这样，一旦认定了哪些是有主荒地，另外的无主荒地就能够分配给其余的“难民”了，这是此前正式颁布的土地开垦制的一部分。最后，通过鼓励这种流民的定居垦荒，清政府就不仅仅能开垦出荒地来耕种，而且还可以将地产再次列入政府的赋役簿册，不过这是后话了。18世纪中叶，虽然有记载说被开垦地达7.1亿亩，但是在1662年，官府赋役簿册中所列耕地仅5.5亿亩。很清楚，想要提高官府税收的效率，暂时还必须想一些别的办法。1651年8月1日，刑科给事中、著名御史魏象枢就如何改进政府预算程序，提出了几项建议。魏象枢注意到，中央政府对各行省官员所征集的财赋数额并未做精确的统计，而对地方经费开支，也没有详细的清单。因此他呼吁由各省布政使对征集的钱物，以及对每一项主要的行政经费开支，每年做一完整的统计。这些财政统计报告应编入黄册，呈送总督，并由总督上奏中央审核。黄册一到朝廷，就应彻底核查，编成清册，以便确定中央政府的收支，以及例如盐利这样的额外税入。次年，即1652年，这一新制付诸实施。尽管此制并不意味着赋役簿籍问题的解决，但稍后，它确实使清政府得以发现哪儿将出现最严重的财政短缺，因此，就可以及时地予以弥补。除了建议改善财政统计程序外，魏象枢作为一个御史，还以他的正直无畏而闻名。他对官场腐败的抨击，其中一部分就是针对都察院本身的。据当时的奏章反映，受命出访的御史常常将自己的公事开支摊到地方官府头上，接受其他官员的帮助，为自己的起居开销索取过多的补助，并且随意接受贿赂。顺治皇帝对这些奏章尤感震惊，从这些奏章看来，似乎他自己的“言官”并不值得信任。1651年5月5日，他在一道诏书中表达了自己的某些忧虑。因此，尽管他自己已于1651年5月22日离京去热河围猎，随后由陈名夏、洪承畴及陈之遴召集的讨论改革都察院制度的会议，无疑是经他敕准的。

清洗都察院

洪承畴特别关心都察院吏治腐败的情况，因为他现在是都察院长官之一。所以可能是他首先提议的，三个新上任的汉人长官在北京火神庙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来评价目前在都察院供职的官员的功过。这次秘密会议的结果是，几天以后由洪承畴突然宣布在对都察院进行大规模清洗。现任御史11人“外转”，2人迁官，同时，22名新委任的御史准备就职。显然，洪承畴和另外两个大臣希望通过这种秘密谋划的突如其来的清洗活动，使得被罢免的御史长时间内不知所措，无力反击。但是，有一名被“外转”的御史马上起来抵制。此人就是张煊。他在明代末年河南道御史任上就以论劾廉正而建立了名声，现在他一听到自己外转的消息，就写了最后一份弹章。他弹劾的对象是那最易招致物议的三位

，始终以一个军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在战场上身先士卒，在和平时从来不参与政治。可童贯不是这样。他是一个有着三分理想、一分良心的人。这挺难得的，很多时候让人热血沸腾，甚至于感觉到温暖。可是关键还剩下了六分别的，那是什么呢，答案是私利。这导致了他可以为宋朝的军事出力，在平定河湟时抗旨不遵，能为全军充当先锋，冲在最前方。也让他充满了个人私欲，像这时提出进攻西夏，抛开宋朝军队是否需要休整不说，还得看西夏国内的局势怎样。毕竟梁太后集团覆灭了，夏崇宗那娃对宋朝很恭敬，国内也渐渐恢复团结。这是开战的好时机吗？童贯不管，他需要更大的胜利，把他推向历代太监都没有达到过的权力顶峰。至于蔡京，他也变了。从最初时只为了在党争中存活下来，能平安地享受人生，到平安久了静极思动。说到底，他和所有的上位者犯了同一个毛病——屁股决定大脑。坐的位置不同了，想法就统统变了。在没有惨痛的教训发生时，只知道不断地折腾。第一步，蔡京命令王厚招降仁多保忠。理由很充分，王厚一年内扫平河湟，耀兵西夏，正是威名鼎盛不可一世的时候。仁多保忠是西夏贵族将军，地位首屈一指。毕竟他的老爹是当年西夏第一战将，攻破永乐城，造成宋朝三十万人死亡的仁多零丁。嗯，当然了，仁多零丁被宋军很干脆地砍掉了脑袋，说起来保忠先生和宋朝还真是仇深似海……但意义重大，如果能成功招降，把他拉到宋朝一边，影响无比深远。接到命令的王厚很郁闷，他很想让蔡首相能到边疆实地考察一番，把实际情况了解一下。仁多保忠是很有名，目前的职位也挺高，是卓罗右厢监军，主管前线指挥，如果真能拉过来，很可能顺手把边疆上的大批物资人员都带过来。但实际情况有出入，仁多零丁是梁氏集团里的人，永乐城大胜之后，他的军功让梁氏集团如日中天，把西夏皇族压得死死的。请问李元昊的子孙对仁多家啥感情？现在掌权的是西夏小皇帝夏崇宗，给仁多零丁的儿子一个军职就不错了，就算他有军功、有声望、有能力，也绝对没实权。招降他根本没有实际意义。王厚写了好多封信把情况如实上报，结果惹得蔡京大怒。汝只是个前线的丘八将军，只管干活儿出力当炮灰就是了，谁让你管战略部署国际形势的？要你干什么就干什么，不看你爸爸王韶是当年新党同仁，早把你再次撤职回国查办了。你以为打个胜仗很牛吗？！王厚无奈，只好派亲弟弟出面，潜入西夏和仁多保忠接触。还别说，仁多保忠真的受够了西夏的窝囊气，一口答应投降。可是王厚的弟弟在回来的路上，被西夏的巡逻兵抓住了。事情露馅了，王厚再次写信给蔡京，说从此之后西夏再也不会给仁多保忠兵权，招降他何用，不过一个匹夫而已。蔡京回信：汝才是匹夫，根本不知道这事儿的意义。这不是军功，这是政绩！几经折腾，仁多保忠终于招降成功。消息传来，全开封沸腾了，蔡京、童贯特意写奏章向徽宗报喜，说这是当年永乐城死敌仁多零丁的儿子，招降成功，价值极大，西夏全境震恐，导致军心散乱。我方应当一鼓作气加强操作，在各处边疆实行招降瓦解政策，把西夏的军队搞垮，之后大举发兵像对付河湟吐蕃一样，最多两年时间扫平党项。多么宏伟的计划，赵佶听得热血沸腾，爱卿们真是太敬业太爱国了，朕批准执行。并且另加一个卖点，谁招降了一个敌人，等同于阵前斩获一个首级。边疆各地的守军们一听，顿时两眼放光，还有这好事？他们举起了大笔的银子、官职向西夏人叫卖，只要过来，就是宋朝的合法臣民了，再不用只靠青盐、牲口过日子。这招儿很见效，一时间真的有很多西夏军人叛逃。但是后遗症同样可怕，这是赤裸裸的挑衅，就算夏崇宗再懦弱，再想亲近宋朝，也无法忍受。一个国王，有自己的底线。西夏军队出动，在延州、渭州、庆州、镇戎军等地展开报复，最大的行动发生在河湟地区。西夏人勾结了原巴金岭城主多罗巴，反攻鄯州。这太突然了，熙河军仓促应战，被击败了，西征前军大将高永年战死。消息传进开封，赵佶大怒。他一边集结全体西军讨伐西夏，一方面追究责任，到底是哪儿出了错，让吐蕃人反咬一口？宋朝全国动员起来了，每一次与西夏开战，都是集全国之力支援西北，每一次不管输赢都会让后方元气大伤。一时间人心很动荡。蔡京、童贯很开心，他们的目的达到了。前面说过，招降仁多保忠不是军功而是政绩，从那时开始，到西夏人被激怒，都是他们为自己铺设的青云路。想升官发财，巩固地位，得到更隆重的宠信，那就得用更重大的功勋去换。功勋哪里来，用西北边疆上的人头换！只要开战，帝国的钱财、军事、物资、信符等命脉都会下放，都会掌握到他们的手里，到时他们会成为宋朝本质上的最高主宰。可是局势迅速失控了，原因是西夏人的胆子。他们四下里骚扰似的报复了几下之后，突然间心里没底，向辽国人求援，办法用到了最高规格。夏崇宗向辽国皇室求婚，耶律延禧很痛快，把妹妹成安公主嫁给了他。有这层关系后，辽国开始向宋朝施压。他们在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的四月里，派出使者向宋朝警告，那是我妹夫，你们抢了什么还什么，别等着辽国发兵，你们后悔莫及。蔡京、童贯慌了，倒不是怕辽国，他们是没料到西夏这么容易就了，原计划是党项人再火暴两天，他们就好派兵了，现在辽国人突然插了进来，让他们措手不及。这的确是他们失算，身在局中，他们没有看清党项人的真面目。事实上自从李元昊死了之后，西夏皇族就被宋朝人打怕了，这么多年以来，一直跟宋朝叫板的是梁氏集团，是夏籍华人，至于西夏的皇帝们，从两岔开始，到夏崇宗，都是议和派、亲宋派。怎么办呢，辽国人……面对这个问题，童贯转身走开，他忙着到西北练兵去，政治上的事由蔡京操心。蔡京不负众望，他想了想，叫来了一个人。这人名叫林摅，前边提过，这是他的心腹级亲信。他有个非常大胆的计划，大到了宋朝一百五十年间无数朝臣，就连韩琦那样的鹰派大佬，都不敢去想，连富弼那样坚刚不屈的人，也不敢去做。同年五月，朝廷派林摅回访辽国。一路之上，林摅的谱儿大得吓死人，他不像是宋朝人，而是像刚刚穿越到宋朝的汉朝人，而且是汉武帝时期派到草原部落出使的那些牛人们。比如绝不低头永远骄傲的苏武，更比如抬着金马进大宛国求取汗血马的使者。汉廷是天穹之下最强的政权，汉人是所有种族中至高无上的存在。林摅就是这么做的，在路上随时挑刺，稍不满意立即呵斥，进了辽国皇宫，见着耶律延禧之后，姿态不仅没放低，反而更加高涨。林摅质问耶律延禧，你是怎么管理妹夫的？你妹夫这样那样的不对，那样这样的讨厌，你都不知道吗？还是揣着明白说糊涂，帮妹夫搅浑水？你唯一应该做的，是加强对劣等种族党项人的管理，少对宋朝指手画脚，你要明白宋朝的邦交礼仪是全世界的典范，你只有学习的份儿，永远没有插嘴的资格！耶律延禧气傻了，当天他没下令把林摅拖出去砍了，因为当砍不砍是他的特色；也没有当场回骂，和林摅展开互吼，再怎么说他也是皇帝，丢不起那个人。林摅大摇大摆地走出辽国皇宫，心里一边痛快着一边发抖。他真是出了大风头了，之前无数的大使，连富弼、范仲淹、王安石、蔡京等等超一流大佬都算上，加一起也没他今天这样爽。可他实在是怕啊，不仅是对辽国这个野蛮种族怕，更是对蔡京怕。蔡首相要他尽一切可能挑衅辽国，不要怕事儿大，一定要让辽国暴怒，这样仗才打得起来。本着这个原则，后面的事情失控了。林摅回国时，辽国人一边按规矩派专人护送，一边提出了一个要求。他们希望宋朝归还徽宗即位以来抢来的和加盖的边境堡垒。这是扎在西夏心头的一根刺，从神宗后期以来，宋朝盖了无数的堡垒逐步向西夏腹地推进，一点点地蚕食着西夏的国土。前面所说的横山、天都山等地，就是这样占过来的。可想而知，它们在宋朝的地位也同样重要。辽国人提出这个要求时，并不是一定要宋朝去做。这是个惯例，到二十一世纪的现代社会也是这样，政治有时跟街边买菜一样，大家可以随意谈价格，漫天要价可以，就地还钱也成。所以，他们很放松，不觉得有什么危险。下一瞬间他们惊呆了，林摅的反应之强烈从所未见，连富弼当年拒绝宗真时都没他神勇。林同志居然抛开了外交词语，使用了非常民间的语言。到底说了什么，史书里没记载，不能乱讲，但是后果是震撼的，辽国人气疯了，即时起断绝一切服务，包括食物。唯一还提供的是饮用水，只是打开水壶，发现里边有人体排泄物……回国的路还很长，林摅一行人挨了整整三天的饿，差点没渴死，终于踏上了宋朝的土地。他挣扎着回到京城，很开心地报告恩相蔡京，任务完成了。可是，恩相面无表情，若有所思，并没有被他的热情点燃。林摅慌了，作为一个合格的奴才，他的第一反应是自己错了。一定是他搞砸了什么事，蔡恩相会在下一个瞬间暴怒，让他长途旅行，到海南岛领一份永久性居留证。他想得太多了，事情的确是有了变化，和蔡京的最初打算有了巨大的出入，但与他无关。事实上，哪怕他做得再成功，除非是把契丹人惹到派几万人尾随他砍进宋朝，不然原计划仍然作废。因为赵佶的兴趣转移了。河湟大捷之后，赵佶的心情大好。在一片歌颂声中，他找到了那几只著名的玉碗，向蔡京询问，如果使用的话，会不会被指责奢侈。之后的事前面说过，赵佶开窍了，开始追求高品质生活。在公元1104年前后，林摅回国后不久，九鼎在铸造中，九成宫在建筑中，花石纲隐约露出了创意，艮岳还停留在上层建筑们的梦想里。在这样一片平安富贵的生活气氛里，谁会去和一伙勉强在大西北挣扎生存的党项蛮子较劲呢？于是乎，童贯的军功之梦被暂停，蔡京一伙儿想借战争之名篡夺国家命脉的举动也随之放缓。当辽国第二次派使者来谈和平时，和谈成功了，宋夏之间恢复平静。从此之后五六年间，宋朝的主旋律是物质、精神双建设。在这样的日子里，赵佶年轻、潇洒、享乐，活得很开心；蔡京以二十年党争仅存的一条漏网鱼，仅仅以这种心态，就足以让他活得私密且满足，何况他陪着赵佶玩，点拨着赵佶怎样玩，以当时全地球最富裕、最机巧、最会玩的宋朝，用全国财富去随心所欲地玩，这是何等的快活！怎么会不满足呢？！梁师成也满足，他是隐相，国家越安定，他的幕后工作做得越顺畅。相比之下，唯一痛苦的是童贯。冠盖满京华，童贯独憔悴。在这样的生活里，这样的国度里，需要一个军人吗，需要一个战神吗？而他清楚地知道，如果他不能成为战神，那么他只能是一个失去男性功能的残疾人，一个走不出国都，没有地位、没有声誉的奴才！在这种煎熬里，时间到了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的九月。童贯抢到了出使辽国的任务，出发前，他给自己定下了两大原则：第一，他必须做点什么，不然以一个太监的身份到国外亮相，不仅是侮辱宋朝，更是在侮辱他本人；第二，无论如何，他不能成为林摅第二。他是军人，是西军的代表，哪个身份都不允许他受半点的欺侮。可是谈何容易，从他接受任务开始，挑衅自始至终陪伴着他。走出国门以前，老朋友蔡京对他冷嘲热讽。到了辽国之后，契丹人的反应有点诡异。几乎每个见到他的人，在没介绍之前，都对他肃然起敬，在介绍之后，都露出了怀疑、暧昧的笑容。童贯最受不了的就是这点。他“状魁梧，伟观视，颐下生须十数，皮骨劲如铁，不类阉人”，简直是一条刚健有力的大汉，从哪一点上看，都不是个太监。但他偏偏就是个太监，他没法解释自己为什么长胡子，更没办法不让人联想他长胡子、处深宫、得军功，这一系列事件里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隐情。这简直是巨大的侮辱！童贯大怒，他忍无可忍但还是忍了，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为了那个目的，受什么样的委屈，他都认了。在辽国的日子里，他平静地接触辽国军政两界的首脑人物，深入小心地了解他们。同时把一路上经过的地理山川仔细地记录下来，时刻分析。他在做近百年来，宋朝所有军人都不敢做的事。宋朝的军事从真宗开始，一直遵循着一个原则——欲破辽国，先平西夏；到了神宗，加了一点——欲平西夏，先复河湟。现在河湟收复了，第二步是西夏，可是辽国跳了出来，总是插在宋夏之间，让宋朝畏首畏尾。那么，为什么不能颠倒一下次序呢？辽国是皮，西夏是毛，拔毛皮会动，可是剥皮的话，毛敢反对吗？拿辽国开刀，一劳永逸。童贯带着这个理想，在辽国压抑着自己，一直坚持到了回国的路上。路上经过了一条河、一座桥。在当时没人知道这条河、这座桥有什么意义。因为它们太平常了。可是从这时起，直到八百余年之后，它们成了改变中国历史的代名词，前后两次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这条河在八百二十六年之后举世闻名。每一个中国人都永远记得，在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七月七日那一天，日本人在这条河、这座桥附近发动了侵华战争。永定河、卢沟桥。那是中国民族沉入谷底的耻辱，也是新生的中国最开始挣扎的见证。回到宋朝，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十月左右，当童贯一行走到这里时，永定河还充满着河水，不像现在这样干涸。它的上方也没有长二百六十六点五米、宽七点五米、十座桥墩、十一个桥孔、一百四十条望柱、六百二十七座石狮的石体桥。桥要在七十八年之后才建造，石狮子更要在明朝时才完工。当童贯一行走到这里时，它还只是座浮桥。走到了这里，按惯例要休息几天，因为已经到了燕云十六州，再向前就是宋朝的土地了，辽国人要在这里尽最后一次地主之谊。就在这几天里的一个傍晚，有一个辽国人悄悄地接近了童贯，和他说了一会儿话。之后，这个人就消失了，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现场只剩下了童贯一个人呆呆地坐在那里，他神游物外，浮想联翩，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狂喜着，也怀疑着，惊异着，更梦想着！在见到这个人之前，他所做的都是些前期工作，都是些理论上才存在的可能性。比如他收集了辽国的各方面情报，为以后进攻辽国做准备。看着很积极，其实很缥缈。他收集得再多再精有什么用呢，战争打的是实力和领导。只要宋、辽之间不开战，只要宋朝的实力超不过辽国，只要赵佶不想跟辽国死磕，那么这些收集都是无用功。可是这个人出现之后，一切都不同了，他把宋朝存在了一百三十余年的恐辽症瞬间治好，契丹人这个称霸东亚两百多年的庞然巨物再也没有了威慑感。对宋朝而言，它变成了一块最甜蜜可口的大蛋糕，既松又软，随时可以去咬。吃掉它，不仅宋朝会强势崛起，他自己更是一步登天，成为北宋以来最了不起的英雄。那时，没有人会在意他是个太监，只会记得他是开天辟地似的人物。比开国之主赵匡胤更强，比后周世宗皇帝柴荣更伟大。前提是，那个人说的都是真的。主观上他祈祷这件事是真的，理智上他时刻提醒自己千万别相信。在真正的实据显示前，无论如何不能相信。带着这个判断，他回到了国内。关于卢沟桥边的那个人，他没向任何人提起。包括死党蔡京，也包括他的皇帝赵佶。时光就此流转，一晃过去了四年。在这四年里发生了很多的事，其中有一些是童贯求之不得的，比如西夏人终于送上门来。这次纯粹是西夏人主动搞事。在宋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也就是卢沟桥之夜过去了三年的时候，在宋、夏接壤的边疆上，有个华籍党项人忽然间给从前的老乡写了封信。这人是环州、定边寨投降宋朝很多年的党项人大首领李讹哆，信写给西夏将军梁哆唛。他说在宋朝有二十多年了，发现了个大秘密。每年到春季的时候，冬粮吃光了，新粮没运上来。这段时

DOGSEX降的复明军有许多被作为士卒编入了吴圣兆统帅的松江守军各部。事实上，被置于这位将领指挥下的降军是如此之多，以致北京朝廷对吴圣兆是否可靠都担心起来了。吴圣兆是辽东人氏，据说他从前做过吴三桂的副官。但到1645年初夏，他已归属于李成栋麾下。在李成栋残忍地平定江南地区期间，他任参将。故此，他最主要的战绩就是招降了两支规模较大的太湖叛军：一支是戴之俊领导的队伍，他率兵到松江，受吴圣兆的直接指挥；另一支是由吴易的前副将周谦指挥的队伍。部分是由于吴圣兆的这些战绩，当1646年李成栋进军福建时，就让这位以前的副将继承了自己的指挥权，并接用自己的帅府，李成栋的帅府是不久前被征用的徐府。吴圣兆很快就与在他幕府中做事的好些地方士绅建立了密切的关系。通过这些人的努力，他不仅受到了复明思想的影响，而且经过劝说，他还开始考虑与在厦门的鲁王的支持者缔结军事同盟，尤其是与舟山岛的海霸黄斌卿结盟。黄斌卿最初支持唐王，但后来他被说服邀请鲁王和他的主要军事支持者张名振（他占据了福建至广东沿岸的几个岛屿）到舟山避难。唐王被俘后，几乎所有东南海岸的海军将领都转而支持鲁王。1646年12月30日，鲁王受郑采之邀在厦门建立行宫。戴之俊和太湖其他复明分子领袖认为，如果他们能够说服某个像黄斌卿那样有势力的人来请他们做中间人，那么他们也许能反过来诱使巡抚吴圣兆在南明海军从海上进攻时于陆上举行起义。但至少在1659年以前，这一战略只是南明人士的一厢情愿而已。关于江南复明力量与南方海军结盟的建议被采纳了。1646年复明党人在浙东地区陆战的失败，把几乎整个复明事业推向闽浙沿海的港湾与岛屿。浙东的失败也使得鲁王的那些顾问得理三分，他们认为尽管前一年出现过清朝官员背信弃义的现象，但扭转战局的唯一出路仍在于与满清朝廷重要的地方命官结盟。这一期望也是根据这么一种现实的估计而萌生的；新朝为了在中国的中心地区迅速扩展自己的势力，不得不依靠未经考验的归附者。然而，由于前一年发生的清朝官员的欺诈行为，也由于像郑采这样的海军将领对于过分依赖陆军的可以理解的迟疑，要使鲁王朝廷相信江南地区确乎存在可靠的同盟者，尚需一番周折。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为直接与缙绅复明分子通气，鲁王朝廷很合适地聘用了一个名叫夏宝谟的嘉善“诸生”。夏宝谟已经把来自吴易的情报送到了鲁王朝廷，现在返回松江地区与那儿的接头人联系。正如浙江复明分子在军事上的地位使他们倾向于与松江抵抗分子联盟一样，吴圣兆的政治动摇性也使他对起义发生了兴趣。他改编了这么多的太湖叛贼，已经引起巡抚土国宝和总督洪承畴的怀疑。吴将军知道了他们的疑惧，于是便考虑接受夏宝谟的邀请，去舟山与复明分子商讨机事。因此吴圣兆早在1647年就采取了两个重要步骤：一是秘密与黄斌卿交换礼品和物资，用江南稻谷换取舟山珍珠；二是通过戴之俊，与松江士绅中的主要复明分子陈子龙取得联系。

陈子龙与松江兵变

到1647年5月初，在参加了杀身取义的夏允彝的葬礼之后，陈子龙作为一名复明分子的意志，似乎有所恢复。起码，他感到自己在公众心目中的复明分子的形象已使得他别无选择，他所能做的只有保持对明朝事业忠心耿耿了。总而言之，他只能取“危时”之“拙计”，正如他当时写的一首诗所披露的：计拙存谋野，时危适遯荒。友人怜豫让，女子识韩康。周鼎无消息，秦灰正渺茫。冥鸿天路隘，何处共翱翔。这是由一个正赶上改朝换代时期的人所写的诗。在这首心曲迂绕的诗中，最能表露真情之处是它提及了韩康。众所周知，韩康是东汉人，在长安卖药，因从不讨价还价而声名远扬。陪伴他外出采购与销售药材的女儿，在他又一次清高地拒绝与顾客讲价钱而损失了钱财的时候，对他愤愤然起来。他回答女儿说，他韩康即使想要讨价还价，也不能那么做，因为他的名誉约束着他。那么，像韩康一样，陈子龙依旧做一名复明分子，也是因为他别无出路了。因此，在关系到他的名誉之时，或者说由于惟恐辜负了这名誉，陈子龙一直不得不尽其所能。由忠义所认定的自我完善的人生义务，驱使他最后一次到松江去加入吴圣兆阴谋集团。也许，陈子龙在两件重要事情上帮助了吴将军：他把缙绅阶层中的复明分子引入了阴谋集团，他们是第一次松江抵抗活动的幸存者；他还使得鲁王政权确信，可以信赖吴将军按计划起义。黄斌卿本人的疑惧大概也消除了，因为他后来同意支持张名振率一支舰队北伐，以策应吴圣兆领导的松江起义。两军于1647年5月20日会合，从水陆两路去进攻南京的清军。随着起义计划的制订，起义消息在吴圣兆衙门的吏员僚属中已是人所共知了。5月12日，即两军预计会合的八天前，陈子龙到松江郊区，戏剧性地向他的门徒宣布直到那时他还认为是一个秘密的计划。他的学生着实吃了一惊，告诉老师说，城里人人都知道了这个秘密，他恳求陈子龙绝不要参与进去。毫不奇怪，阴谋传到了南京的清朝当局耳中。在预定发动起义的两天前，洪承畴接到松江同知杨之易的一封密信。杨之易是著名的东林义士杨涟的儿子，他在信中写道，吴圣兆正计划兵变。洪承畴意识到，要赶到松江去制止叛乱，为时已迟，不过他立即提醒土国宝注意迫在眉睫的入侵，动员起长江沿岸的军队做好决战准备。为以防万一，洪承畴还下令迅速处死在南京被扣作人质的吴圣兆家人。这时，吴圣兆已听说了杨之易的出卖。他认为城内其他一些官员可能也与南京方面有秘密交往，遂将他的2000士卒集合于城下，在他们宣誓加入南明舰队、推翻清王朝的口号声中，处死了杨之易及松江的知府与其他文官。吴圣兆仍然自信他的事业会成功。就他所知，张名振的舰队已绕过江南海岸的突出部，甚至正准备在长江与他会合。他怎么会知道自然的力量已经注定了这场叛乱的失败呢！在松江官员被处死的两天前，南明舰队停下来抢劫崇明岛上游大约50公里处的鹿苑。那天夜里天气闷热异常。5月18日清晨，一场小台风扫过长江口，冲击了系泊的舰队。由于来不及起锚到外洋避风，张名振的几乎所有兵舰和黄斌卿的大约一半船只都沉没了。许多水手、士卒挣扎着游到鹿苑岸边，但是迎接他们的却是附近福山的部队，土国宝事先已将这场迫在眉睫的进攻通知了他们。清兵轻而易举地用刀剑弓弩杀死了散布在岸边的1000名南明士兵，此外又俘虏了500人，包括张名振的兄弟张名斌。张名振本人则与黄斌卿和张煌言一起，设法从海上逃走了。这时，吴圣兆对这一惨败全然不知，遂遣副将张世勋率兵从松江北进，去迎接浙江的复明军到他的驻地来会合。张世勋等待着盟友的到来，但一直不见踪影。时间一长，他慢慢意识到南方的舰队再也不会来了。在这一紧要关头，他为自己的命运着想，突然回师松江，迅速制服了吴圣兆的卫兵，逮捕巡抚，占领了衙门。然后张世勋以吴圣兆的名义，召集其他主要起义领袖到州府议事。最重要的对手是戴之俊，此人不容轻视，不过张世勋很快设计杀了他，于是太湖匪贼群龙无首，翻山退回到湖面上去了。张世勋接着向南京正式报告这次起义，将吴圣兆押送总督洪承畴处监禁。虽然鹿苑溃散与松江兵变被扼杀是清政府的重大胜利，但朝廷并未因此欣然自信，反而充满了疑虑与猜测。仅在几个星期之前，即1647年4月，清廷恢复了其招抚政策，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帝国经济的心脏地带新的复明叛乱的爆发，现在看来那是一个软弱的姿态。所以，鲁王舰队沉没之后，土国宝以张名斌未作抵抗而投降为理由，要求予以赦免，就遭到了巴山的弹劾。巴山指出，恰恰是这种宽大怂恿了像吴圣兆这样的人率先作乱。这位兵部尚书接着颇不情愿地承认，把在鹿苑囚禁的人全部处死，也许确实太多了些，但他宁愿把他们作为战俘用于徭役，也不肯作为正规水兵编入清朝水军。他还提出，土国宝的行为应受吏部审查。皇帝批准了他的奏章。洪承畴也受到了怀疑，因为清廷将他与缙绅阶层中的复明分子联系了起来。在起义平息后从事调查的官员们，全都过高地估计了那些人在阴谋集团中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这些文人自己造成的，他们故意夸大自己的重要性。江南缙绅沈廷扬，风暴来临时正在泊于鹿苑的鲁王舰队的一艘船上。他发现了沿岸的清军，便说：风浪似此，天意竟何在也！吾应报国而死，然若此就死，无名也。于是，沈廷扬为了扬名，大声向清军将领叫喊，自称是鲁王朝廷中的一名监察官。后来，他在苏州受审期间，又自称是他告诉黄斌卿许多江南文人还没有剃发、保持着对明朝事业的忠心，并说服他参加了舰队。沈廷扬不屑于被赦免，尽忠而死，赢得了烈士的名声，而且，这样做有助于让他的刽子手相信，怀有贰心的文人组织仍遍布江南。

兜捕文人学士

清廷相信，这场起义的主要煽动者是与南明串通的江南文人，因此要派那些受文人阶层影响最小的官员去消灭叛贼。于是，洪承畴和土国宝暂时将松江兵变之后安抚地方的责任移交给陈锦和巴山。陈锦是辽东“旧臣”，1633年宁完我曾把他推荐给皇太极。他忠心耿耿，在吴圣兆起义之后，受命治理苏州，“谋乘此尽除三吴知名之士”。在他的主持下，江南按察使司开始调查策划起义的关键人物，不久就断定一个名叫陈子龙的人是主谋。虽然陈子龙也许当过吴圣兆与鲁王政权之间的联络人，但实际上他对松江兵变仅略有介入而已。他住在城外，对吴圣兆平日的策划也基本上一无所知。然而，对陈锦和清政府来说，陈子龙很快就以起义的象征性领袖而出名，环绕着他的罗网不久便收紧了。起初他逃避逮捕，躲到了夏允彝兄弟夏之旭处。于是夏家受到追查。夏允彝的儿子夏完淳被捉住押送南京，他是在夏允彝自杀后投靠太湖匪党的。到了南京，洪承畴被这个年轻犯人所感动，试图劝他以自己出众的文才为新朝服务。夏完淳大骂洪承畴变节降清，遂被处死。之后，其叔父夏之旭意识到自己也只有死路一条，于是就在当地孔庙里上吊自尽了。同时其他一些人也被清朝捕快俘获，拘禁入狱，除杨廷枢因当过戴之俊的老师而被抓获外，还有40多名江南名士在南京被处死。另有许多人被守卫松江西郊的陈锦缇骑当场杀死。最后被判决的大约有1000名士人，包括一名代理县官。用土国宝的话来概括说：“兜捕之后，凡能咀嚼者一人不留。”夏之旭自杀后，陈子龙到密友侯岐曾家里躲避。但由于清廷一直在追捕，他又不得不东躲西藏，先去了旧仆人处，再去另一个朋友家。在那里他终于被巡捕发现。他们包围了住宅，直到他束手就擒。巡捕立即把他带到陈锦面前，陈子龙只是对陈锦说自己是崇祯旧臣。尽管陈锦竭力恐吓，陈子龙在整个受审过程中一直十分镇静。当问及他的长发时，他直率地说：保留头发可以见先皇帝于地下。无庸置疑，陈锦准备将陈子龙公开示众，开刀问斩。他命令将这个复明分子押到南京进一步审讯。但是陈子龙设法逃脱了这种折磨。1647年6月15日夜间，警船在从苏州去南京的途中穿过跨塘桥时，陈子龙挣断镣铐，纵身投河。虽然有会水的巡捕下水打捞，但陈子龙已经自溺身死。巡捕对犯人的自杀大为恼怒，他们割下陈子龙的首级，将他抛尸河中。几天后，陈子龙的几个学生捞回了他的遗体，将其安葬于陈氏坟地。他论“危时拙计”那首诗中的最后一节，可以作为他的一篇合适的墓志铭：故物经时尽，殊方逐态新。恨无千日酒，真负百年身。芝草终荣汉，桃花解避秦。寥寥湖海外，天地一遗民。1647年对文人复明分子的清洗，既不意味着抵抗活动在江南完全终止，也不表示缙绅对地方的控制被打破。缙绅阶层拥有巨大的经济势力和社会影响，而且在此后10年里，这种势力和影响一直为他们所独占。然而，尽管残存着这种地方自主的力量，长江下游地区政治反抗的支柱却在1647年被摧毁了。这一地区的州县政府不久就委派了可靠的旗人来任职，而且直到19世纪，才有人向清朝对江南人民的统治提出根本性的挑战。新朝已根基坚固，难以动摇，以致它得以彻底改变先前留用明朝旧臣的政策，甚至敢于对最初制定这项政策的人，包括洪承畴本人在内，表示怀疑，并肆意指斥。当陈锦在松江和苏州大肆清洗时，巴山留在南京处理一些高级俘虏的审讯事宜。吴圣兆自然被押还南京。在审问过程中他披露出有好几名重要缙绅卷入了这场阴谋。就在这种充满猜疑的气氛之中，1647年10月1日，一名清军参将俘获了一个信使，此人带有鲁王政权的文件和信函。经检查，发现信件中有南明封授洪承畴为公、土国宝为侯的敕书，还发现了黄斌卿给这两人的信件，内容是建议他们先与他这个舟山军阀通信。虽然这些信件轻易地落入清人手中，可能是为了让洪承畴与土国宝蒙受猜忌，但清廷仍命令巴山进行全面的调查。不过清廷也还是给了洪承畴足够的撇清自己的机会，并与巴山一起参与审讯。

淮安之谋

尽管身遭嫌疑，洪承畴依旧担负着继续平定南京总督辖区中其他各地的全部责任。松江此刻已经再度处于牢固控制之下，但洪承畴对反清武装出没无常的江宁以南地区，以及江宁以北运河区的安全，仍未予释怀。在扬州以北的淮安，漕船满载谷物，准备向北运送，以供京城之需。但这些漕船以及运河航道本身都极易受东部复明分子的不断袭击。在淮安以东，即苏北产盐区，许多居民都是职业走私者。1647年10月9日，一支大约2000“土寇”组成的队伍袭击了庙湾城。袭击发生在清晨时分，最初被守城的清朝游击将军击退。但叛军在大白天再次进攻，打伤了游击，把知府和知县官赶出城外。在一个名叫张华山的反清分子和自封为明朝义王的人的率领下，复明军打起隆武皇帝的旗帜，招徕党徒，威胁淮安。负责运河谷物运输的清漕运总督是杨声远。他从淮安的总督衙门向洪承畴报告说，庙湾“今为贼据，盐场一带居民，胥化为贼，势甚披猖”。杨声远还告诉洪承畴，他已采取紧急措施，防守淮安城，因为叛军宣布他们要在10月10日进攻淮安。他在向庙湾派遣正规军的同时，还沿运河派驻了专门的漕运守军，以保护满载的船只，其中许多已经起航北上。但杨声远不相信凭他自己指挥的这点兵力就能遏制叛贼。为防“滋蔓难图”，他要求立即增援。形势十分紧迫，他等不及北方部队的到来，所以请求从洪承畴支配的兵力中立即调来至少二三千满汉军兵。洪承畴一接到杨声远的求援信，就在南京召集他的主要将领陈锦、陈泰和张大猷开会。虽然杨总督可能夸大了淮安所受到的军事威胁，但是，必须保卫帝国最重要的运输干线是毫无疑问的，特别是这条运输干线当时正在向京城运粮。所以洪承畴从南京守军中抽调了2500人出援，命提督张大猷率领之。洪承畴后来在给多尔衮的奏折中说明如下：凡进剿机宜，听汉兵提督与总漕督臣同心计议，必求万全，尤要严束满汉将兵，恪守纪律，秋毫无犯，期于剿贼保民，奠安重地。这支部队计划10月14日从江宁出发。那时复明军已经向淮安发动了进攻。首次进攻淮安的队伍由一个名叫周文山的人指挥，他的800人马据说来自城东80公里处的盐城。10月10日清晨，周文山部队突破了东门边的淮安城墙，但经八小时激战，又被击退了。周文山在混战中丧生。虽然留守淮安的清军仅100余人，他们仍坚持打退了义王所率领的复明武装潮水般的第二次进攻。在复明军乘船从运河开往淮安城时，淮安清军又伏击了义王的人马。复明

是高拱、张居正掌权后，对于顶头上司们，他都倾心结交。要结交，自然要舍得花钱，所以也就时常有人弹劾戚继光“经济上不干净”。根据明朝人王世贞《史乘考误》里的记录：戚继光最早和张居正结交，是在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台州大捷后，戚继光奉命进京述职，由老上级谭纶牵线认识张居正。此时的张居正是国子监司业兼裕王府（朱载垕）侍读，官职尚小但前途远大，认识后两人书信往来不断。戚家军每次大捷，都缴获大量物资财物，除一部分上交外，大部分都用来赏赐部下和给上司送礼。随着张居正节节升迁，二人关系也越发亲密。到隆庆皇帝在位时，内阁主政的两位阁老高拱与张居正，皆有自己的亲信边将，高拱有宣大总督王崇古以及宣府总兵马芳，张居正有蓟辽总督谭纶，而戚继光的北调，既为加强北方边防的需要，也是张居正加强个人权力的需要。戚继光入京后，先在京城负责练兵，被任命为神机营副将。上任伊始，戚继光就把满朝文武“雷”了一把。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正月，戚继光上《请兵破掳四事疏》，提出由他亲自训练10万大军，然后主动出击平灭鞑靼，彻底消除北患。此疏在朝野中引起轩然大波，竟有言官弹劾戚继光“居心叵测”。毕竟在封建社会，又是重文轻武的明朝，由武将独立训练10万大军，不遭忌讳是不可能的。两个月后，戚继光再次上奏，重申练兵意义。最后在张居正的调解下，戚继光被调离京城，官升为蓟州总兵。为安抚戚继光，明朝给了戚继光“总理蓟州、昌平、辽东、保定练兵事宜”的权力，名义上的威权和蓟辽总督相当，但当时辽东、保定、昌平各有总兵，根本不受戚继光节制，所谓“总理”，其实只是个虚衔，戚继光“练兵十万”的愿望还是无法实现。今人说起戚继光，大多都是说他东南抗倭的战功，而事实上，戚继光镇守北方的功业，丝毫不亚于南方抗倭，无论是在他生前还是身后，对于明王朝的历史，都起到了重要的影响。戚继光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顿，此时的蓟州，虽是边防要冲，但多年来蒙古骑兵持续骚扰，败仗连连，正是士气低落战斗力低下时。戚继光先是裁撤冗兵，淘汰大量老弱残兵，继而在蓟州当地募军。蓟州募兵不同于浙江，戚家军招募最多时，也不过几千人，而蓟州一次性却要招募数万人，戚继光的方法是：将新兵先分散到地方训练，进行层层考核淘汰，最后选拔优秀士兵编入队伍。当然戚继光也知道，短期的练兵，根本无法成就一支虎师。蓟州边境绵延两千多里，战线远比东南抗倭要长，蒙古骑兵来去迅速，也远比倭寇快得多，要加强防御，练兵是不够的，还要铸城。明朝一直是凭借长城抵挡蒙古人进犯，戚继光调任蓟州时，蓟州的城墙年久失修，边防城墙许多都已塌陷，蒙古人来了挡不住，城破后也没人修，就这样恶性循环。因此戚继光建议，要在蓟州加修3000座敌台，明王朝同意了他的看法，但是因经费问题，把3000敌台改成了1000座。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这场浩大的工程开始了，所修的城防，叫“空心敌台”，这是戚继光的又一发明创造。这种城防与明王朝原先的城墙不同，它高3到5丈，宽12至18丈，共分3层，因中间一层是空的，故得名“空心敌台”。这种工事上面设有垛口，工事里设有射击空，下层设有重炮，每个工事里有士兵10人，工事与工事之间有士兵60人，工事与工事之间相隔200步，互相声援。如果说鸳鸯阵是这个时代无懈可击的野战组合，那么空心敌台，就是这个时代无懈可击的防御组合，它的火力配置，是弓弩、火枪、重炮相结合，火力打击可以覆盖射程所及的整个区域，加上工事之间相互呼应，基本不留“射击死角”。日本军事思想家石原莞尔曾认为，戚继光的空心敌台，是近代“立体防御思想”的前身。到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这个东起山海关，西至昌平的防御体系终于竣工了，两千里的防线上，坐落着1017坐“空心敌台”，原本是蒙古骑兵抢掠首选的蓟州，而今成了他们越不过去的天堑。值得一提的是，整个工事的花费，由于戚继光的合理调度，竟然比原计划节省了一倍。除了铸城，这两年里戚继光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练兵，虽然他有所准备，但实施起来才知道困难很大。比起义乌戚家军对军令的绝对服从，蓟州当地的士兵只能用“败坏”来形容，打仗怕死，纪律糜烂，违反军法的事时有发生，另外当地原来的将领，也有很多人不服从戚继光的调度，对戚继光阳奉阴违。为此张居正曾多次撤换当地守将，但这种方式治标不治本。为树立军威，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春天，戚继光从浙江调来了3000戚家军驻守长城，部队抵达当天，正赶上蓟州大雨，戚继光在雨中训话，整整一天，部队在大雨中肃立，军容齐整。此情此景把蓟州当地将士镇住了，纷纷感叹“今始知军法之严也”。这以后，以3000北调的戚家军为核心，戚继光放手实施他的蓟州练兵计划，之后裁撤冗兵，惩办军官，阻力就小了很多。他一面严格训练，一面借着修筑空心敌台的机会，将新招募的士兵分批派到“空心敌台”驻守，名为“分操”，让战士们“在实战中锻炼”。与江南抗倭时期的鸳鸯阵不同，为对付迅疾的蒙古骑兵，戚继光独创了“步、骑、车”协同作战的新阵法，将鸳鸯阵的经验移植到多兵种大兵团作战中。具体的操作方法是：遇到敌人，先以“车兵”装载火枪火炮的战车对敌，用火器打乱敌阵，然后步兵从中路出击，骑兵两翼包抄截断敌退路，借此重创敌人。美国华裔学者黄仁宇说：“戚继光的这个新思路，因为蒙古部落与明王朝的和解，并没有得到实战的检验，不能不说是个遗憾。”“空心敌台”落成两年后，一场大的“检验”降临了。镇守蓟州的戚继光，面临的对手有两个，一个是蒙古朵颜部落。所谓朵颜部落，就是明朝初期招降蒙古人，为抵御鞑靼而设立的“朵颜三卫”，但到此时，朵颜部已和蒙古土蛮部勾结，成为明朝边防的大敌。另一个，就是“黄金家族”的土蛮，土蛮的侵扰对象主要是辽东，但也常和朵颜合兵南攻蓟州。戚继光刚刚到任蓟州时，即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十二月，朵颜部就曾给了戚继光一个“下马威”，他率军屯兵蓟州北面的青山口，企图南下。戚继光得到消息后立刻主动出击，在青山口击败朵颜部酋长董狐狸的前哨部队，迫使董狐狸退兵。此战虽未能重创敌人，却也使朵颜部一时不敢南下，为加强蓟州防御争取了时间。此后几年里，朵颜部多次小规模骚扰蓟州，皆被击退。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空心敌台全线竣工后，蒙古人破关南下更是难上加难。但不甘心的朵颜部却另有打算：你的空心敌台厉害，那就把你引出来打。明朝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春，朵颜部再次大规模南下，比起之前几年的骚扰来，这次他们集中了数万人，包括朵颜部名义上的首领长秃，实际首领董狐狸，董狐狸的侄子长昂，可以说是动了血本。朵颜军先在喜峰口外借口“邀赏”，然后在周边大肆烧杀抢掠，企图诱明军出塞，可他们显然低估了明军的战斗力，戚继光闻讯后立刻出兵，在喜峰口外重创朵颜部前哨。一计不成，朵颜部索性集中重兵攻打董家山要塞，这次戚继光也集中重兵，命令董家山守军主动出击，又让北面榆木要塞守军从后路夹击，硬碰硬地和朵颜骑兵打一场野战。明军先以战车阻遏蒙古骑兵，再以火炮轰击，朵颜骑兵在炮火下大乱，明军步兵冲锋，骑兵两翼包抄迅速冲乱了蒙古骑兵军阵，朵颜部苦心筹谋的“引出来打”，很快就成了崩溃屠杀。明军一路追杀150多里，不但重创敌人，更活捉了朵颜部首领长秃。朵颜部下血本的进犯，却以完败告终。长秃被俘，整个朵颜部上下炸了锅，群龙无首的朵颜部无奈，只得由董狐狸率亲族240多人，向戚继光叩关求降，明王朝顺水推舟，接纳了朵颜部，随后释放了长秃。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起，与明王朝相斗数十年的朵颜部，恢复了和明王朝之前的朝贡关系，原本是蓟州北部边防的一大威胁，从此成为屏障。朵颜服了，土蛮却还嚣张，就在戚继光痛击朵颜时，朵颜北部的土蛮也大肆入寇辽东。辽东总兵李成梁虽多次重创土蛮，但战火却始终不熄。对土蛮的威胁，戚继光多次上奏明朝，要求主动出击，打垮土蛮。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十月，土蛮部集中5万人大肆攻掠辽东，明王朝命戚继光驰援，戚继光火速集中3万兵马北进，先在狗儿河击败土蛮，继而进军狗儿敦，再次大破土蛮。土蛮自知不敌，仓皇退却。戚继光与李成梁合兵，连续追杀百里。此战在明朝辽东历史上有重要意义，因此战伤亡惨重，土蛮部对辽东的侵扰渐熄，而辽东原本不起眼的女真部落，渐成坐大之势。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戚继光进封正一品左都督，加封太子太保。这位戎马一生的名将，达到了人生的顶峰期。他镇守蓟州16年，原本是蒙古骑兵侵扰重灾区的蓟州，从此“烽火渐稀，边备修饬，蓟门宴然”。他着力修筑的“空心敌台”，也由最初的1000多座增加到3000多座，“练兵十万”的愿望虽未实现，但其12防区，也打造出了精兵近4万人，蓟门精兵，已是大明王朝劲旅。有如此成就，除了戚继光本人的能力外，也与戚继光的“后台”张居正分不开。从戚继光执掌蓟州兵权之初，张居正就大力照顾，凡所需的军饷器械经费，皆是优先供应，此举甚至引发了其他军镇总兵的不满。戚继光就任后，凡是与戚继光为难的同僚官员，大多被张居正找借口调任降职，原任的蓟辽总兵戚继光的“老战友”谭纶去世后，张居正特意安排自己的心腹梁梦龙接任，并向戚继光保证梁梦龙会“谅不相负”。张居正待戚继光不薄，戚继光也知恩图报，张居正父亲去世后回家奔丧，戚继光特意选派了火枪兵随行护送，两人之间的“经济往来”，坊间也一直议论不断。但正处人生顶峰的戚继光不会想到：他的荣耀拜张居正所赐，他人生的低谷，也因此而来。五戚继光，乃至戚家军人生的再次转变，发生在明朝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这一年，辅政十年的内阁大学士张居正去世，戚继光的“靠山”轰然倒台。接着万历皇帝开始清算张居正，追夺了张居正生前的所有封号赏赐，更以“追赃”为名，将张居正全家收押拷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戚继光也未能幸免，弹劾他的各类奏章云集，特别是戚继光曾派兵护送张居正回乡的旧事，更被御史严齐斥为“图谋不轨，危害社稷”。幸好此时担任内阁首辅的申时行赏识戚继光，在申时行的力保下，戚继光最终落了个“平级调动”，调任广东总兵。深知官场险恶的戚继光从此心灰意冷，就任广东后多次请求告退，终于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年退休还乡，比起张居正诸多亲信好友的悲惨下场，戚继光尚能全身而退，殊为不易。戚继光最后的去职，后人皆说因他是张居正的亲信，但人比人气死人，同样是张居正亲信的辽东总兵李成梁依然得到重用，且子孙加官晋爵，风光无限。相比之下，戚继光的下场，无外乎“利用价值”四个字。戚继光建戚家军，志在打造一支凭完备严格的制度，长期保持强悍战斗力的虎师，他做到了，但利用价值也到头了。特别是经过戚继光几次打击，朵颜部落投降，土蛮部落视蓟州为死地，蓟州边防早已太平，反观李成梁，他镇守的辽东连年有战事，他的“李家军”除了他谁也指挥不动，自然就离不得他。归乡后的戚继光，晚年寄情于著书立说，修缮宗庙，今天的蓬莱阁就是他出资修缮的。而他的两部军事著作《纪效新书》和《练兵纪实》，也是在这一时期刊刻出版。明朝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十二月七日，这位战功卓著的名将在家乡病逝，享年60岁。为戚继光写墓志铭的，是在福建剿倭时的戚继光“老上级”汪道昆，墓志铭中称戚继光的去世是“鸡三号，将星陨”，痛惜之情溢于言表。但直到戚继光去世两年后，明王朝才下诏祭葬，而一直到了明神宗去世前的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明王朝才追赠戚继光谥号为“武庄”。比起他生前的战功，可谓刻薄。戚继光离去了，但戚家军的赫赫战功并没有结束。戚继光离开后，戚家军成了“后娘的孩儿”，特别是在赫赫有名的“万历三大征”里，基本是当“炮灰团”。万历十九年（公元1592年），宁夏爆发了“哱拜叛乱”，驻守蓟州的原戚家军4000人奉命开赴平叛，提督李如松命他们负责打援，结果戚家军以伤亡过半的代价，成功粉碎了土蛮蒙古援救宁夏的企图，宁夏叛乱终被平定。同年，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抗倭援朝战争爆发，由吴惟忠统领的3000戚家军奉命参战。平壤会战中，为保证主力部队顺利攻城，戚家军被辽东提督李如松派去攻打日军要塞牡丹峰。这是日军平壤防线的第一要塞，3000戚家军面对5000日本守军前仆后继，最终成功牵制了日军主力，成就了歼敌数万的“平壤大捷”。后来的稷山之战，也正是由戚继光亲手打造的蓟镇军死守，击退数万日军进攻，终为明军大反击赢得了时间。围歼日军加藤清正部的蔚山之战，最早担任攻坚的，是陈寅率领的戚家军，戚家军势如破竹，连破日军两座大营，眼看可以取得全胜，然而统帅杨镐为了抢功，竟下令戚家军停止攻击，让自己的嫡系辽东军来打扫战场，谁想辽东军不争气，反被日军击溃，大好战机由此丧失。随后日军援兵杀到，明军溃退，又是陈寅的戚家军奉命阻击，方保证主力全身而退。抗倭援朝战争的末段，也是戚家军担任攻坚，攻破了日军在朝鲜的最后据点顺天郡，全歼日军小西行长部。抗倭援朝战争结束后不久，陈寅部的戚家军又奉命开赴播州，参加平定杨应龙叛乱。在整个万历朝的后半段，戚继光苦心练就的强军，就这样一点一点被拆分，投入到各个战场，分属于不同的军镇总兵。有历史记录的戚家军最后一场血战，当属明朝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的浑河之战。此时努尔哈赤进犯沈阳，明将童仲揆率领的3000浙军（戚继光留守在浙江的戚家军）在沈阳城南的浑河阻击努尔哈赤的八旗军主力。努尔哈赤集中了4万主力发起进攻，战斗从早晨打到深夜，八旗军始终不能前进一步，时任明朝辽东经略的袁应泰吓破了胆，拒绝救援，导致明军孤军奋战，至傍晚时阵地被八旗军突破。童仲揆抱定必死之心，率全军发动了最后一次反冲锋，全军3000余人壮烈殉难，将领童仲揆、袁起龙等120人殉国。此次战斗，八旗军也付出了惨重代价，清朝人魏源感叹此战是“辽左用兵第一血战”。努尔哈赤的白旗军、黄旗军等精锐在战斗中多次攻击失败，伤亡数千，为安抚军心，努尔哈赤在战后开了祭灵大会，祭奠浑河之战的死难者。这是戚家军有历史记录的唯一一场失败，也是悲壮的谢幕。第十八章万历其实『四大征』说起明朝万历皇帝朱翊钧（公元1573—1619年在位）在位时期的战争，除了晚年时期与辽东女真的战争外，今人耳熟能详的就是“万历三大征”。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2年）开始，经过“张居正改革”承平日久的明王朝，连续经历了3场大规模的战争：宁夏平定哱拜叛乱，抗倭援朝战争，播州平定杨应龙之战，3场大战的胜利，让亲征的万历皇帝找到了“君临天下”的感觉，“万历中兴”的文治武功，因此达到了顶点。然而事实上，在明王朝正全力进行“三大征”时，在中国西北的青藏地区，还发生了“第四大征”——郑洛平定青藏之战。这场战争之所以今天提及不多，主要因为他不似“三大征”那般波澜起伏，但是对于维护明王朝在西北的统治，其重要意义，却不亚于前面3个。关于万历时期这些征战的是是非非，今人说法甚多，清

污，连续的奋战已经使他精疲力尽。但他依然尽力地砍杀冲过来的叛军，他并不甘心就此低头认输，此前不久在皇帝面前说的话，他依然记忆犹新。叛军越聚越多，封常清且战且退，不知不觉中已经撤到了洛阳城宫苑的西墙之下。“将军！再不走就来不及了，您应该明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道理。”部将继续劝说。最终，封常清在几个部将的保护之下，从宫苑西墙的残破之处突围出来，一路向西直奔陕郡而去。洛阳至此沦陷于安禄山叛军之手！封常清一路之上，回想着身在洛阳激战的场景，他实在没有想到安禄山的叛军兵锋如此之盛，不由得为自己先前在皇帝面前夸下海口而自责，现在他能做的就是将先前的战况报告给驻守陕郡的东征副统帅高仙芝。此时的高仙芝已经知道洛阳失陷，他将手中的兵马绝大部分集结在陕郡，准备坚守在这里，打一场持久战。错杀十二月十五日，封常清率领残部进入陕郡，太守窦廷芝闻听洛阳失陷，吓得连夜逃到河东去避难，封常清马不停蹄地去面见高仙芝。见到高仙芝后，封常清详细汇报了先前洛阳的战况，以及他对未来战局的看法。“属下连日血战，叛军势头很盛，现在元帅将人马聚集在陕郡。但潼关却防守薄弱，属下建议将军暂时放弃陕郡，退到潼关据守，这样长安才可以安全。”封常清不愧是名将，虽然在洛阳遭遇惨败，但到底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此刻思维丝毫不混乱，并且敏锐地点出了存在的问题。封常清的建议，高仙芝采纳了。在经过怛罗斯之战的惨败后，很长时间以来高仙芝心里一直郁闷着，先前的自负似乎收敛了很多。怛罗斯之战的惨败对他影响至深，成了的心中挥之不去阴影，以至于有些畏首畏尾。在高仙芝看来，封常清作为久经沙场的战将，是有资格对战局提出自己的看法的，而且先前和叛军的较量中，唐军将领中只有封常清的腕儿最大，连封常清都惨败而退，那目前的形势的确是万分危急。应该说封常清的建议没有错，高仙芝采纳他的建议也没有错。但两个人在决定退守潼关的方针后，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没有进行周密的安排和部署，甚至连为什么退守潼关也没有和士兵讲清楚，就匆忙命令军队急速向潼关撤退。事实证明：由后队变前队容易，但必须要让后队明白，前队并不是战败溃逃。由于高仙芝和封常清的疏忽，唐军在撤退的时候，居然出现了混乱的情况，说是急速溃退一点也不为过，士兵丢盔卸甲，狼狈逃窜，互相踩踏，甚至出现了踩踏致伤致亡的情况。就是在这样一种混乱的局面下，高仙芝和封常清急急如丧家之犬般的终于将部队带到了潼关。在他们进城的第二天，安禄山的叛军便尾随而至，随后叛军展开攻城战，由于潼关城墙高大，加上高仙芝和封常清带领部队拼死抵抗，所以叛军一时没能攻下潼关。或许是因为先前的连续作战也让安禄山感到疲劳，或许是因为攻下东都洛阳，让安禄山迫不及待地做起了皇帝美梦，总之在进攻潼关未果之后，安禄山命令叛军暂时停止一切战事，而他自己在洛阳开始计划称帝事宜。面对渐渐撤去的叛军，高仙芝和封常清不禁长抒一口气，现在他们终于有时间可以重新整顿兵马，认真筹划一下接下来的战事了。但就在他们认真准备的时候，让他们想不到的是，潼关将是他们两个人生命的最后一站。导致他们最终悲剧结局的，其导火索恰恰是这次混乱不堪的撤退。自古以来将帅在外掌握重兵，都会为皇帝所忌惮，因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可以说这是个敏感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皇帝们所采用的方法是，除了让将军们掌握重兵出征之外，还经常派宦官监军，其实所谓的监军，不过就是监视那些带兵的将军们。这次高仙芝挂帅东征，李隆基就派了宦官边令诚前去监军。而边令诚恰恰是一个多事的人，在军中随便发号施令，将高仙芝冷落在了一旁。他的这种举动让高仙芝十分不满，加上高仙芝骨子里本身就很自负，所以两个人经常当着众人的面，吵得面红耳赤。高仙芝采纳封常清的建议退守潼关，边令诚本身是不同意的，当然他的这种想法谈不上有什么深谋远虑，完全是一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态度。在高仙芝带着人马撤退的时候，边令诚借机离开了高仙芝，但在临走之前，他看到了撤退时混乱的那一幕。于是，一个恶毒的计划在边宦官的头脑中瞬间形成了。回到长安后，边令诚立即向李隆基汇报自己先前在潼关看到的溃退场景，并添油加醋地谗说高仙芝自作主张放弃陕郡，私自贪污军饷；封常清故意在洛阳战败，有意纵容扩大叛军的声势，希望皇帝陛下能够警觉。在经历了家奴顶撞、宰相混战后，李隆基更加对宦官信任有加，居于深宫之中的他，本身就对封常清的战败和高仙芝的退守有所怀疑，而且李隆基又想起了高仙芝在怛罗斯之战中的惨败，让大唐在西域威信扫地。尤其是封常清先前的大话此刻依然在他的耳畔回响，但实际战况却是封常清如此不禁打，现在边令诚点出了全部奥秘所在，这让李隆基很是恼怒。事实上，一个已经很久不问国事的皇帝，是不可能在面对一团糟的局势时，依然保持清醒的头脑的，所以高仙芝和封常清的结局已经注定。“你带着我的诏书，立即回到潼关，将高仙芝和封常清斩首，以防有变。”“老奴遵旨！”随着李隆基下达的一纸诏书，边令诚终于体会到了复仇的快感，不过李隆基一定想不到，他这次的一时冲动，会是致命的错误。事实上，就在边令诚再一次从长安启程，还没有到达潼关的时候，高仙芝和封常清已经得到了边令诚又回来的消息，对此高仙芝倒是没什么过多的想法，但封常清则不同。自从洛阳战败后，封常清内心始终再自责，他曾经派人到长安汇报洛阳的战况，但却被李隆基拒绝。他隐隐觉得边令诚二次来到潼关，很可能是带着某项任务而来，甚至他觉得自己可能性命难保。终于，对自己前途的绝望以及对大唐未来命运的担忧，促使封常清满腔衷情地给李隆基写了一封奏表。令他没想到的是，这居然成了自己的遗表。在这封奏表中，封常清详细陈述了安禄山叛军的情况，以及洛阳之所以这么快失陷的根本原因。针对当时朝廷上下普遍轻敌的情绪，封常清情真意切地提醒李隆基切不可轻视安禄山，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仰天饮鸩，向日封章，即为尸谏之臣，死做圣朝之鬼，若使没而有知，必结草军前，回风阵上，引王师之旗鼓，平贼寇之戈铤，生死酬恩，不任感激，臣常清无任永辞圣代悲恋之至。封常清在奏表的最后，仍然没有忘记表达自己的忠心，可谓是字字带血，催人泪下。十二月十八日，于潼关驿南西街之上，边令诚首先召见了封常清，当封常清迈着沉重的步伐缓缓走到他的面前时，边令诚的脸上浮现出了一丝诡异的微笑。而与之相对应的却是封常清那无助的眼神流露出的一丝迷茫。“封常清守卫洛阳不利，致使大军惨败，贼兵势盛，更有在皇上面前口出狂言，扰乱圣心，其罪难免，皇上有旨将其处斩以正军法。”边令诚说完后，在场的所有人全都大吃一惊。在他们看来，封常清领着临时拼凑起来的乌合之众，在很多人望风而逃的情况下，不畏强敌拼死守卫东都，而且在叛军攻入洛阳后，依然能够身先士卒和叛军展开巷战，实属难能可贵，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洛阳失陷责任不在封常清。但现在边令诚已经宣读了圣旨，即使众人心中不服，也无法为封常清开脱，所以全都低着头沉默不语。“讨逆无果，死乃甘心！”封常清跪在地上仰天长叹，他的声音已经沙哑，虽然他早已预料到这一天会到来，但当边令诚宣读完圣旨后，他依然流露出了悲愤不甘之情。作为多年从在战场上摸爬滚打的名将，坦白地讲，封常清并不怕死，然而他并不甘心就这样死在自己人的手里。“臣常清虽死无憾，请边公公将这封奏表带给皇上，以表臣之忠心！”言罢，封常清拿出了先前写好的奏表，转交给了边令诚。很多人亲眼目睹了封常清被斩的全过程，他们的心在滴血，他们希望今天这一刻早些过去，但让他们想不到的是，接下来的一幕更加出乎他们的意料。就在封常清刚刚被斩之时，高仙芝带着人马匆匆赶来。在此之前，他得到了封常清即将被斩的消息，所以他快马加鞭地赶了过来。但没等他高喊“刀下留人”四个字，他便看到了封常清的尸体。高仙芝此刻浑身犹如电击一样，僵在了原地！然而在边令诚看来，高仙芝此时来得正好，因为皇帝陛下圣旨上写得明白，封常清之后就是高仙芝。“元帅来得正好，皇上让老奴为元帅带来了恩命。”边令诚阴阳怪气地说道。高仙芝恍惚之中回过神来，他立即走向边令诚，然后跪倒在地。“高仙芝擅自放弃陕郡，致使大军溃退，死伤无数。又私自贪污军饷，其罪当诛！”边令诚在宣读这封圣旨的时候，语气明显加重，很长时间以来，高仙芝对他的蔑视，让他在众人面前颜面扫地，今天他终于体会到了复仇的快感。如果说先前见到封常清的尸体让高仙芝犹如电击一般，那此刻在听到圣旨的内容后，高仙芝几乎要昏厥过去，还好旁边的几个兵士急忙将他扶住，才没让他倒在地上。半晌过后，高仙芝终于缓过神来，他咬紧牙关用力地说道：“如果说因为放弃陕郡致使大军溃退死伤无数，仙芝死不足惜。但是上有苍天，下有黄土，说仙芝贪污军饷，实乃诬陷之词，仙芝死不瞑目！”此刻，高仙芝的眼睛死死地盯住边令诚，这不仅让边令诚有些毛骨悚然。“不要辩解了，来人！行刑！”边令诚连忙催促。“哈哈哈！”刹那间高仙芝发出了凄厉的惨笑，然后他环顾众人拱手抱拳，高声说道：“仙芝如果真的贪污了军饷，你们就说个‘有’字，如果没有的话，仙芝恳请众将士还仙芝一个清白，说个‘冤’字！仙芝并不怕死，但大丈夫光明磊落，仙芝并不想走得如此冤枉！”在场的所有人全都被此情此景所感动，终于在刽子手的刀头即将落在高仙芝的脖子上时，所有人共同喊出了那个字。“冤！冤！冤！”那一刻，声震天地，苍茫之间久久回响。高仙芝可以瞑目了！……边令诚终于完成了他的复仇计划，带着心满意足回去向他的皇帝陛下复命。但对于李隆基来讲，将高仙芝和封常清斩首，完全是自毁长城的表现。因为在他们之后，防守潼关的重任落在了另一个将领哥舒翰的肩上，和高仙芝、封常清比起来，哥舒翰虽然也算是名将，但终不如高、封二人强强联合有利。此时安禄山的叛军在第一次进攻潼关未果后，他们并没有立即发动第二波进攻，安禄山的兵锋之盛似乎有所减弱。不过这也可以理解，因为此时腰肥肚大的安禄山正在洛阳做着他的皇帝美梦。当然这也给了唐军极为有利的喘息之机。事实上，就在唐军和安禄山的叛军在中原腹地陷入胶着状态时，已经沦陷于叛军之手的河北、河南地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抗运动。反抗的义士们用热血之躯和赤胆忠诚谱写下了名垂青史的“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诗篇。扯旗举兵安禄山在范阳公然发动叛乱之后，一路势如破竹，所向披靡，仅一个多月便连下河北、河南诸多州县，一直到攻陷洛阳后，才稍稍停止前进的脚步。不可否认叛军南下的速度极为惊人，但安禄山或许过多地考虑战场因素，而对自己所攻占州县的治理工作做得一塌糊涂。叛军每占领一个地方，并不是进行有效的治理，而是采取“三光”政策，导致很多老百姓家破人亡，从整个战略来看，安禄山叛军可谓是“狗熊掰棒子”——掰一个丢一个。叛军这种倒行逆施的做法，很快激起了河北、河南很多州县的反抗，在山河破碎的危急之秋，很多人自发组织起来，勇敢地肩负起了救亡图存的重任。其中声势最大的、最有成效的当属河北常山颜杲卿、颜真卿兄弟组织的反抗斗争。颜氏兄弟出身名门望族，是北齐年间儒家学者、经学家颜之推和唐朝初年儒学大家颜师古的后人，兄弟二人品行出众，居官政绩突出，多获赞誉。当时颜杲卿担任常山（今河北正定）太守，颜真卿担任平原郡（今山东陵县）太守。安禄山举兵叛乱后，很快进至槁城（今河北槁城）。当时颜杲卿深感以常山的守备力量，是无法对抗安禄山叛军的，但常山地处要冲，非但是安禄山叛军进退的咽喉之地，其西南又有土门之险，实为河东通往河北的重要门户。在颜杲卿看来，以安禄山的兵锋之盛拿下常山易如反掌，与其以卵击石做无谓的牺牲，不如忍辱负重从长计议。于是，颜杲卿便同长史袁履谦商议决定为了保存有生力量，暂时放弃对叛军的抵抗，并一同前往槁城面见安禄山。安禄山早已久闻颜杲卿的大名，在得知他献出城池后，不禁喜出望外，遂任命颜杲卿仍为常山太守，并赐其金紫鱼袋。值得一提的是，在安禄山叛军铁蹄的践踏下，当时河北地区只有常山一地因为颜杲卿忍辱负重的计策，而暂时免遭战火，自此颜杲卿和长史袁履谦私下不断密谋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伺机举事。就在颜杲卿在常山紧锣密鼓地筹划反戈一击的时候，他的从父弟颜真卿率先在平原郡举起抗击安禄山叛军的义旗。对比颜杲卿，颜真卿更加刚烈和果敢。颜真卿，字清臣，汉族，唐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祖籍琅琊（今山东临沂）。唐代杰出书法家。他创立了“颜体”楷书与后世的赵孟頫、柳公权、欧阳询并称“楷书四大家”。和柳公权并称“颜筋柳骨”。颜真卿的书法堪称一绝，但在我看来他这一生能够真正实现其不朽价值的，却是在河北聚兵二十万与安禄山的叛军做殊死搏斗的壮举。颜真卿原本身在长安担任侍御史、武部（兵部）员外郎，因为看不惯杨国忠的所作所为，被杨国忠排挤出长安出任平原郡太守。到达平原郡没多久，他就发现安禄山谋反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于是他暗中加紧了防备。由于平原郡处于安禄山老巢范阳的眼皮底下，为了减少安禄山的怀疑，他以防止降雨水灾为理由积极修筑城防工事、储备粮草。同时颜真卿也明白安禄山是个多疑的人，自己的举动未必能够瞒住他，为此他故意和诸多当地的文人天天泛舟于湖上，充分营造出一种不理政务的假象来麻痹安禄山。就在颜真卿暗中准备一切时，安禄山在范阳举兵大举南下，河北诸多州县纷纷陷落，而平原郡由于不处在战略要冲，所以叛军没有经过这里。但安禄山本着不放过任何一个地方的原则，虽然没有攻占平原郡，却让颜真卿以平原、博平两郡共计七千人人马防守河津。颜真卿明白，这既是安禄山的战略，也是对自己的一种试探和考验。颜真卿毫不犹豫地立即执行，不过这也为他带来了极大的益处，那就是打着防守河津的旗号，公开招募兵士。据史料记载，颜真卿招兵的文书一经散发到各地，河北沦陷的州县多有响应，短短十天之内，就招募了将近五万人。很多地方官带领人马前来投奔，这其中包括济南太守李随、清河长史王怀忠、景城司马李炜、邺郡太守王焘等人。这些人虽然在各自的属地没能抵抗住叛军的进攻，但此时各自手下依然有五千至一万人不等的军队，在听到颜真卿招兵买马的消息后，这些人杀掉安禄山委任的官员，义无反顾地去投奔颜真卿。因为在这些人看来，以颜真卿的性格和对大唐的忠心来看，他是不可能就此甘心投降安禄山的。随着颜真卿兵力的不断增长，以及各地伪官接连被杀的消息传到叛军那里后，此时身在洛阳的安禄山终于意识到自己原来正被颜真卿玩弄于股掌之间。愤怒的安禄山想让部将李庭望率军东征颜真卿，无奈从起兵以来由于战线拉得过长，兵力分散，已经不能再抽调更多的人马出来，不得不放弃东征的想法。此时饶阳太守卢全诚忽然反戈一击，杀掉饶阳的伪官据城反抗。在兵力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安禄山只好派部将张献诚在上谷、文安临时招募了几千人前去围攻饶阳，同时意图切断颜真卿西进的道路，以缓解自己紧张的局势。安禄山无暇顾及颜真卿，给了颜真卿极大的发挥空间，在很多州县官员到来后，颜真卿的兵力急速增长，应该

的社会活动，没有午餐会之类的，和摄影师的会议也取消了——铁路上闹罢工，火车停运。我对乔伊丝说不如回家工作，她说她就留在办公室里，没问题。她告诉我她家里日子现在不好过：她丈夫想要离婚，她不知道该做什么，正在和律师们谈。但是她在办公室里很高兴，虽然以前日子好的时候她有很多工作也是在家里做的。回家的时候我去了莫迪家，发现她房里坐着一位叫赫米奥娜·惠特菲尔德的人，来自她所谓的“老年医学会”。第一眼我们就互相了解了：我们是一样的人，一样的风格，一样的服饰，一样的形象。她坐在裹了一身黑衣服的莫迪对面的椅子上，身子前倾，面带微笑，风度迷人，幽默风趣。“但是，福勒太太，有好多事我们能够帮助你的，可你不合……”不过她咽下了“合作”，换了“让我们做”。“您是哪位？”她问我，用的还是一样可爱，甚至有些逗笑的口气，但是她一听到自己的声音，便换了我们这类人之间使用的亲密、民主的说话方式（但今天以前我从没想到过这些语气上的不同），对我说：“您是个‘好邻居’吗？可没人和我说过这个。”“不是，”我说，“我不是‘好邻居’，我是福勒太太的朋友。”这简直是骇人听闻，从大概十个不同角度来看都是如此，但最主要的是我说朋友时没用双引号，直到那时我才想到我们这种人不和劳工阶级交朋友。我对于福勒太太可以是很多种东西，包括“好邻居”，但不是朋友。她坐在那儿，抬头看我，眨巴着眼睛，火光映在她的头发上。浓密柔软的金发，满头的大波浪，小鬈发。我知道得花多少钱才能弄出那精心设计的凌乱感。她粉嫩的脸，大大的蓝眼睛，抹着灰色和蓝色的眼影，搽了粉。她绒绒的白色毛衣，她灰色的麂皮裤，她深蓝色的麂皮靴，她……我心想，要么是“救济业”的薪水比我原以为的多，要么是她还另有收入。我站在那里，那是完全不和谐的一刻，因为我刚才说的话很突兀，无法被轻易消化。我突然意识到我是以一个时尚业女编辑的眼光在审视她，谁知道呢，她说不定和她的“形象”其实相去甚远。这期间她一直在思考着。“福勒太太，”她说着起身，脸上挂着好看的微笑，散发出友爱和圣灵之光，“好吧，你不肯去医院。我自己也不喜欢医院。但是我可以安排一个护理员每天早上来一趟，还能派一个家务女工来，还……”“这些我都不要。”莫迪说道，别开脸，恶狠狠地捅火。“那好吧，记着你都能得到什么。”她说着，向我使了个眼色，意思是叫我跟着她出去。那时我面临着一个选择，是背后议论莫迪，还是对赫米奥娜说：“不，我们就在这里谈。”我很懦弱，我跟着赫米奥娜走出了房间。“我叫……”诸如此类的信息，她向我介绍了她的身份资历，等着我说我的。“我叫简娜·萨默斯。”我说。“或许您是她的邻居？”她问道，口气中有些恼火。“我是后来喜欢上福勒太太的。”我说。这总算是说对了，这话让她情不自禁地长舒了一口气：这下子类聚群分规则恢复正常了。“是的，”她声音很大，“你说的没错，有些老人家，他们可爱得很，实在……”但是她的脸在说莫迪可一点儿也不可爱，正相反，是个毫不随和的老厌物。我们站在那条可怕的走道里，周围是沾了好几层煤灰的油腻的黄色墙壁，鼻腔里是贮煤室飘来的猫尿味，眼前是通往外面世界的那扇颤巍巍的破门。她的手已经放在门把上了。“我有时候来看看福勒太太，”我说，“帮她做点我力所能及的事。”我这么说，好让她知道别指望我会帮她做她那份工作。她又舒了一口气。“唉，幸运的是，很快这里就要拆迁，会给她安排新房的。”“什么！她不知道这事！”我发现我的声音透着恐慌，莫迪听到这话会有的那种恐慌。“她当然知道了。这地方已列入计划好几年了。”“但是这房子属于某个希腊人什么的。”“啊，不，不可能！”她刚开口的时候挺斩钉截铁的，但是我看得出来她又想了一下。她胳膊下夹着鼓鼓囊囊的一个文件夹。她把手袋挂在门把上，抽出文件夹，翻开。一张列着待拆或重建房屋的清单。我已经知道她搞错了，想知道她是会承认，还是会掩饰。如果她承认，那我就给她打满分——因为这是两个职业人士间的较量。我们较量，不为福勒太太——可怜的莫迪——而是为了争谁更有权威，尽管我已明确拒绝了权威。她漂亮的双唇叼着一支圆珠笔，单腿站着，文件摊在抬起的那条腿的膝盖上，皱着眉头盯着那些纸张。“啊，我要回去再好好查查。”她说。我知道，这事就这样被扔开了。哦，她那表情我再清楚不过了！暗自做了决定，再不管某事，脸上却要摆出一副自信干练的样子！她准备离开。我问：“如果我能劝得动她，她可以接受什么样的照顾？”“家务女工，当然啦。但是我们之前已经试过一次，黄了。‘好邻居’，但是她不想要……”她飞快地瞥了我一眼，狐疑的眼神，然后接着说，“她没有资格接受上门送餐服务，因为她自己能行，我们又人手紧张……”“她都九十好几了。”我说。“其他好多人也九十好几呢！”“但是你可以安排一个护理员来？”“可是她说她不想要护理员。我们不能强人所难。他们也得合作啊！”她很得意地甩出这话，扳回一局。她三步并作两步爬上台阶，钻进一辆红色的福特Escort，走的时候还朝我挥了挥手。很高兴终于摆脱我了。大大的笑容，她的肢体语言在说，这帮外行，真是烦人！我懊悔地回到莫迪身边，因为我在背后谈论她了。她坐在那儿，别过脸，一言不发。终于：“那么，你们最后怎么决定的？”“福勒太太，我觉得你的确应该享受几项他们的照顾服务，为什么不呢？”她的脑袋在颤抖，那张脸简直可以去演“邪恶巫婆”了。“我想要上门送餐，但是他们不给我那个。”“不要家务女工？”“不要。他们给我派过一个。她说，你的真空吸尘器呢！大人物啊，不能用地毯清扫器。她坐在那儿，喝我的茶，吃我的饼干。我派她去买东西，明明多走一步就能省一便士，但她就是不肯，别人要多少钱她就付多少钱，我买东西花的钱比她少多了，所以我叫她不用再来了。”“啊，不管怎么说……”我听到自己的语气有点不同了。因为之前我可惭愧了：看着赫米奥娜，也就是看着我自己，摆出那种刻意谦恭的优雅姿态，就好像她——就好像我！——边做还边欣赏着自己的表演：我做得多好！我多么讨喜，多么善良……我努力不要让语气掺上那种味道，努力保持直率、质朴。“不管怎么说，我觉得你应该考虑考虑，接受提供给你的服务。你不舒服的这一段时间，每天早上那个护理员就可以要，先从这个开始。”“我要护理员做什么？”她问，还是别过脸。这句话的意思是：你既每天来两趟，我为什么还要她？还有：但是你为什么要来呢，这又不是你的工作。还有，这个是最强烈的：求你，求求你了。如果我面对的是赫米奥娜那样的人，我丈夫，乔伊丝，乔姬姐姐，我会说：“真是个感情敲诈犯，这个罪名你可别想逃掉。”我们这种人鼻子灵，能嗅到好处，不管是获得还是给予。离开的时候，我已经答应继续早晚各去一次。还答应给“他们”打电话，说她不要护理员。我们道别的时候，她冷冰冰、气鼓鼓的，她气急败坏是因为她软弱无助，因为她知道自己不该指望我做太多，还因为……现在我坐在这儿，自己也觉得抓狂。给困住了，这是我的感觉。我一晚上都泡在浴缸里，思考。思考我真正在乎的。我的生活，我真正的生活，是在办公室，是那份工作。我从十九岁就开始工作了，而且一直在为同一份杂志工作，就因为这个，我习以为常了，没有意识到这就是我的生活。杂志还没改版的时候我就在这儿了，经历了三次变动，而且我可以说第二次变动的起因部分在我。乔伊丝和我做成的。我在这儿的时间比她还长：她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来做制作经理的，那时我已经在那儿干了十五、二十年了，每个部门都待过。如果这杂志社里还有谁能配得上杂志化身的称号，那个人就是我。而我居然对这一切习以为常视而不见。我不能就因为莫迪·福勒而置我真正在乎的于不顾。我会去慕尼黑的，不像我今天说的，只逗留两天，而是要按惯例待满四天，而且我要告诉她，她必须同意让护理员过来。周五在慕尼黑今早去看莫迪。她坐在椅子上，瞪着没生火的炉子，裹着一身黑色破布，缩在那黑壳子里。我给她弄来了煤，煮了茶，喂了猫。她看起来浑身发冷，但是烧得脸通红。她咳了又咳。我对她说：“福勒太太，我要去慕尼黑，要去四天。”完全没有回应。我说：“福勒太太，我得走了。不过我会给赫米奥娜·惠特菲尔德打电话，说你必须要一个护理员。就干到我回来。”她继续瞪着冰冷的炉子。于是我开始生火——但是不知道该如何做。她只好强迫自己爬出温暖的小窝，慢慢地、慢慢地放进一片一片的纸头，一根一根的木柴，一个引火物，生起火来。我看看周围——没有报纸，没有多余的引火物了，空无一物。我出门去商店，回来的路上发现她门外的街边有一辆建筑废料倒卸车，里面有不少小木条，拆除的墙上卸下来的旧板条——她就是收集这些做引火物的。我装满了一购物袋的木条，明知自己这一身时髦打扮，这么做该有多奇怪。我做这事的时候，偶然抬了抬头，发现好几个窗户里都有人在看我。年老的面孔，老太太们。不过我没时间细细观察，只能拿着木板和买回来的东西往回冲。她又是那副无精打采的模样，坐在如今燃得正旺的炉火前。我不知道护理员生不生火。我问：“护理员会不会给你生火？”她不回答。我有点生气了。和她一样苦恼。这局面实在是荒唐透了。但又没法改变。我起身离开的时候说：“我会打电话请护理员的，求求你不要把人家赶走了。”“我才不要什么护理员呢。”我站在那儿，忧心忡忡，因为我已经迟到了，今天是开会的日子，而我从来没有迟到过。我也为她忧心。而且生气。而且愤恨。但是她又叫我牵挂，我很想张开双臂把那团脏兮兮的老东西搂在怀里。我想扇她一巴掌，使劲摇她。“为什么这么抵触医院？”我问，“为什么？你以为你受到什么威胁啊……它到底有什么可怕的？你有没有去过医院？”“嗯，两个冬天以前。圣诞节。”“怎么了呢？”她现在腰板挺得笔直，瘦削的下巴扬着，一副好斗的样子，她的眼睛里有恐慌和愤怒。“不是，他们挺和气的。但是我不喜欢。他们给你塞药片，塞了又塞，塞了又塞，你感觉你的思想给弄没了。他们待你像小孩子一样。我不想要……”然后加上了一句，口气间似乎想表示一点公平，偏偏这么做却流露出更多意思，她原本不想表示出来的意思，“……那里有一个小护士。我咳嗽的时候她会按摩我的背……”她飞快地看了我一眼，然后掉转眼光，我知道她想让我给她按摩背部。我没有想到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做！“哎，”我说，“没人会逼你去医院的。”她说：“有了上次那事，他们哪还会再收我。”突然她哈哈大笑起来，一脸机灵，很享受的样子。“你做了什么？”我问，很高兴可以和她一起大笑。“我自管自走人了！”她咯咯笑，“是的，我受够了。在那儿吃得太好我都便秘了，他们倒没少给我吃的，这我得承认。吃了那些药片，我觉得自己越来越不是自己了，每分每秒都在变。我说，我的衣服呢？他们说，福勒太太，天气太糟糕了，你不能回家，会要了你的命的。外面是在下雪。我说，你们把我的衣服拿来，不然我就穿着你们的病号睡衣走。于是他们只好把我的衣服拿来了。他们气得不肯看我，也不和我说话。我走到大堂里，对看门的人说，给我叫辆出租。我那几个钱在病房里被偷了。但是我准备对司机说叫他看在上帝的分上送我回家——如果现在这年头还有人知道上帝的话。但是接待台有个女人，她对我说，你搭我的车吧，亲爱的。于是送我回了家。我现在还时不时想起她来。那些对我好的人我都会想，真的。”然后她朝我展颜一笑，欢乐的笑容，灿烂极了，小女孩般的笑容。“就算这样，我还是得去慕尼黑。四天都不能来，而你很清楚你根本没法照顾自己。我要听到你说，直截了当地说，你不需要护理员。我待你很认真的，没把你当小孩！如果你说不要护理员，那我就什么也不做了。但是我觉得你应该让我叫一个护理员来。护理员又不是世界末日。”“那还有那些药片呢？”“好吧。但你得明说，说你不要我打电话叫护理员。”然后，我实在不顾一切了，加了一句，“看在上帝的分上，莫迪，理智一点吧。”我意识到我喊了她的教名，但是她没发火。她耸了耸肩膀。“看来我别无选择了。”我走到她跟前，弯下腰去吻她，她把脸凑过来，我亲了一下。我出门，在门口挥了挥手，但愿没有显得“讨喜可爱”。我开会迟到了。头一次。在我看来，正是这种例会赋予了这本杂志生命力。这是我的主意。待会儿我会写一份分析，这能帮我理清思绪，因为我知道我的思绪需要理清，关于杂志社、工作、一切一切。今天下午这儿只有我一人：乔伊丝在家，因为我在德国期间她得时刻坐镇办公室。我试着去查政府社会服务处的信息。那些分发给消费者的宣传手册，《养老抚恤权利》之类的东西，我手里都有。不，我想要知道它到底是怎么运作的。过了一会儿，我知道我该做什么了。我要找到“那个人”。如果这条规则对我们这类工作管用，十有八九它就哪里都适用。（莫迪说世上总有那么一个人，但是她说的是另一回事。）乔伊丝和我一直在运用这条规则。很久以前，我们发现，如果你想要做成一件事情，你就得找到一个部门或一个办公室里的“那个人”，或者负责此事，或者是了解此事，或者——在这种或那种意义上——名副其实。唉，赫米奥娜肯定不是这样的人。绝不是。赫米奥娜这样的人也是少不了的，哪怕就只因为另一类人实在太少呢：倒不是他们什么工作都不做，或者是百无一用，而是他们不重要。想要搞清如何给莫迪弄到她真正需要的，真能帮上她的是什么，我不能靠赫米奥娜。但是今天下午我给她打了电话——她不在——留了言说福勒太太要一个护理员，要用五天。然后我心里莫名其妙地忽然一惊，于是我叫秘书给赫米奥娜打电话，后来叫乔伊丝的秘书也给她打电话。可不能留下她无人照看，四天呢。周三首先，我去看莫迪前的精神状态。我中午从慕尼黑飞回来，直接回到办公室，重新充足了电，精力充沛，状态良好。我实在喜欢出这样的差。我喜欢的是我的雷厉风行。我喜欢让事情运转起来，知道该如何做。我喜欢他们认得出我，给我开我的房间，记得我的喜好。周末一直在见朋友。呃，“朋友”，其实是工作上打交道的人。然后周一和周二，博览会。我喜欢的是一切都在掌控之中。吃只吃到适量，喝便多一口都不喝，几乎不睡觉，整天东奔西跑。我完全清楚应该如何展示自己，如何利用这个形象。我看到自己去观看时装表演，周一早上，坐下，人们微笑着互相打招呼：与此同时，我回到了十五年前，用那时的那双眼睛，以我现在，我三十岁时的方式，看着那些事业有成、多年来一直在做这些工作的女人们。我羡慕她们，希望成为她们中的一员。我审视她们，细致地审视，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这时我找的是她们忽视了什么，有什么迹象显示她们最终将被别人取而代之，我便是这些人中的一个。我认真打量过的这些女人里，最终只剩下一个，不过也还有一些人以这样那样的方式留在圈内。四天以来，我一直在思考，我身上有没有什么会导致我最终被踢出局，或者留在办公室里做些简单的活儿，换了别人——谁？——来出这种差。我看不出有什么。只是年纪渐渐大了？和这可不相干！是我终将对这一切感到厌烦？这让我觉得不可思议，暂时这么觉得。我回到办公室时

会彻底完蛋。所以日本人必须趁苏美两强尚未从欧洲抽身之机，救出被困在东南亚和太平洋一带快被饿死的五十万军队。日本要想救出被困的五十万军队，就必须在中国的土地上打通一条陆上交通线，也就是连通平汉、粤汉、湘桂铁路，这样才能让东南亚的日军与中国大陆的日军结成一体，即便没有海上交通，一样可以通过陆路补给后勤。而且，日本还必须摧毁美国在中国的空军基地。此刻从中国起飞的美国飞机已经可以攻击日本本土。这对于日本来说绝对是一件很致命的事情，会严重动摇日本人的作战意志。基于此种情形，苟延残喘的日本人决定以回光返照之势，倾尽最后的力量组织一次最大规模的会战——豫湘桂会战，也就是日本人早就开始酝酿的“一号作战计划”。

临死前的一击

日本悄无声息地进行了国内有史以来最痛苦的战争动员。日本人的作战准备，周全到了几乎难以想象的地步。他们把压箱底的油料、武器弹药、马匹、运输汽车、船艇、医疗设备、军粮等能支持战争的物资全都翻出来了。连在中国战场上从未使用过的坦克师团，包括慰安妇也全部出动。总之一句话，日本人把能拿上的全都拿上了，反正这次不拿就再也没有机会拿了。日本人还从“关东军”和“中国派遣军”抽调了大量精锐，加上从国内勉强征召的十几万人，凑齐了五十万人马。等新征召的部队开赴中国后，日本国内的男丁除了十六往下的就是六十往上的，基本上都是蹒跚学步的孩子和走不动路的大爷。这是日本成军以来史上空前的全面出击作战，其动员规模甚至大大超过了明治时期的“日俄战争”。这是一次孤注一掷的赌博，这次赌博彻底掏空了日本最后的战争潜力。……日本人上蹿下跳搞赌博的同时，中国远征军在缅甸进展得十分顺利，欧洲盟军也开始大规模反攻。于是，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大部分人——包括下面即将再度出场的汤恩伯、薛岳和白崇禧，都感觉到“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鬼子的末日就要来到”，普遍出现了“等胜利”的思想，完全没有意识到日本这个把内裤都押上了的赌徒正在上演最后的疯狂。因此，蒋介石的应对策略很简单、很稳妥，就是四个字——固守待援。也就是说，牢牢守住通往重庆的几条路，保住首都和中央政府。然后一方面静待精锐的远征军肃清东南亚日军，扫除后顾之忧；另一方面等苏美从欧洲战场抽身，介入对日作战。表面上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个非常稳妥的战略——仗已经打到这个地步，根本没必要再去冒险。安全第一，安全第一！既然有强大的盟友兄弟们，那就等人凑齐了再打。以多胜少，以强凌弱，多么安全！况且蒋介石也给自己留了一手——别拼光了，以免让中共坐收渔利。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实证明，蒋介石的这种想法非常要命，差点要了他的命。

豫中会战

历史跨入了1944年。4月，豫湘桂会战正式打响。日军第一阶段的目的是打通平汉铁路，会战发生在河南，史称“豫中会战”。日军的指挥官是冈村宁次，手下有十五万人；他的对手是汤恩伯，带兵三十万。自花园口决堤后，河南人民就陷入了极端困苦之中，水灾过后是蝗灾，蝗灾过后是旱灾，可当地人却认为河南不是有三害而是有四害：水、旱、蝗、汤，这个汤就是汤恩伯。客观地说，阿汤哥抗日的决心还是有的，他在抗战初期的“南口战役”和“台儿庄战役”中表现得还不错，但此人的行政能力大有问题。为了养活自己手下的军队，阿汤哥用了两个办法。办法一，搞贸易。说是搞贸易，其实就是做“倒爷”。倒买倒卖商品，赚取差价。钱是赚到了不少，但也腐化了不少军官。办法二，收税。他不顾河南连年大灾的现实，毫无顾忌地将沉重的军费负担转嫁到了穷苦百姓身上。再加上他麾下有不少部队军纪散漫，经常滋扰百姓，称他为一害恰如其分。话又说回来，汤恩伯之所以名声如此不堪，跟当时的大环境也有些关系。常年的战乱和天灾人祸，使民众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政府部门只在意收税，很少帮助民众。这就使得民众在最需要政府帮助时，感受不到政府的存在。而国家遭到外敌侵略时，政府又要求民众担负起对国家的义务，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命。因此不少地方政府与当地民众之间的关系都不怎么和谐。话题回到战场上。一支部队如果腐败滋生，且没有军纪约束，那还有什么值得期待的战斗力？何况汤恩伯手下的这支部队多是新兵，在过去的三年时间里，没和日军打过一场硬仗。没打过硬仗，战斗力自然没有保障。最要命的是，冈村宁次做足了充分的准备。这老小子为了让自己最拿手的“突然袭击”战术更快更高更强，不但调动了大量的坦克和空军，还做了十分周密的准备和计划。有心算无心，用狮子搏兔的打法去攻击心理准备不足、实力也处于绝对下风的对手，结果不难预料。在为期一个多月的会战中，尽管河南战场有不少国军做了坚决抵抗，比如洛阳保卫战、许昌保卫战都打得很惨烈，三十六集团军上将司令——川军将领李家珏也在战斗中壮烈殉国，但阿汤哥还是没能顶住日军的进攻，被冈村宁次打得丢盔弃甲。好在关键时刻阿汤哥指挥得当，率大军逃脱。虽说狼狈了些，但总算保存了实力。拿下洛阳之后，日军面前有两个选择。选择一，进兵湖北，西进重庆。选择二，攻打潼关进兵陕西，从北面杀入重庆。重庆一旦失守，蒋介石只有退守鸟不拉屎、没有工业、农业上也养不起军队的川北和藏区打游击，那么中国的抗战大业将陷入绝境。可是，日军在拿下洛阳、打通平汉铁路之后，居然就此停住，完全没有进入重庆的打算。这是为什么？仔细想来，不外乎日军“强盗气短”，心有余而力不足矣。对于选择一，日军跌倒在湖北四川边境很多次了，不敢再行冒险。对于选择二，“西北王”胡宗南在陕西一带陈兵数十万，而且这一带还是中共中央总部延安所在地。虽说胡宗南布重兵于此，除了拱卫重庆，也是为了封锁延安，但在一致抗日的大原则下，日军如果将此处作为突破口，将会受到胡宗南部中央军和敌后数十万八路军的前后夹击，在战略上极为冒险。总之，日军不敢冒险，以免影响“打通陆上交通线”的计划。如此看来，日本与七年之前的骄狂相比，现在已近山穷水尽。

长衡会战

日军第二阶段的目的是拿下长沙和衡阳，为接下来占领桂林、彻底打通粤汉和湘桂铁路做好准备。这场会战发生在湖南长沙、衡阳两个地方，因此又叫“长衡会战”。该地区的国军最高司令长官薛岳，此前已经三次击退日军，难免有些骄傲大意，以为自己的“天炉战术”已经修炼得出神入化，拿下小日本只是时间问题。但他没有想到，世上从来没有不败的战术。这次的日军大将横山勇通过废寝忘食、挖空心思地深入调研，早就找到了对付“天炉战术”的招数：一是人海战术。你不是靠人数优势烤我吗？我人比你还多，看你怎么烤！二是绕道奇袭。你不是步步退后、节节抵抗吗？我就先攻取长沙两翼的据点，占住两侧，再从正面进攻长沙，三面合围，让你退无可退。横山勇集中了三十六万人马的优势兵力猛扑长沙，而薛岳手下的军队还不到三十万。薛岳根本没想到日军有这么多人，“天炉”刚拉开架势，就被潮水般的日军扑灭。虎将薛岳落荒而逃。横山勇就此不可一世，挟横扫长沙之威进逼衡阳。衡阳是连接东南与西南的战略要地，集航空、水运、铁路、公路网络于一身，战略价值其实要高于长沙。击败薛岳让横山勇信心爆棚：长沙已在我脚下，小小的衡阳更不在话下！然而就是在这小小的衡阳，横山勇遇到了他这辈子最强大的对手——方先觉。方先觉，1905年出生于安徽宿州。他老爸学历不错，是个秀才，其为人也不错，人称“方大善人”。这么说来，方先觉也算出身书香门第，理应把祖师爷孔子作为偶像，可他崇拜的偶像却是关羽，落实到性格上就是：喜好武功——武功学没学到家很难说，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敢于动手，而且该出手时就出手。很讲义气——本来已经考上了上海政法大学，却投笔从戎进了黄埔三期。好不容易进了黄埔军校，却又因为暴打克扣军粮的军需官而被开除学籍。就这么个被黄埔开除的学生，从军队底层逐渐做起，因为战功卓著而屡获升迁，目前已是第十军军长。虽说方先觉手下有三个师，但实际人数不到一万八，根本不满员，而围攻衡阳的日军光是主攻部队就有四五万之众。敌众我寡，且“抗日战神”薛岳新败，谁还能对方先觉的第十军抱很大的希望？所以没有人料到，此战居然成为中国抗战史上作战时间最长也最悲壮惨烈的城市争夺战。横山勇的计划是三天拿下衡阳，而蒋介石给方先觉的命令是：坚守十天，援军必至。衡阳激战中，日本人连芥子毒气都用上了，而第十军却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英勇——轻伤不下火线；伤稍重但尚能走动的也回到前线，反正下去也只是等死；实在走不动的，遇上敌人冲过来，就拉手榴弹同归于尽。方先觉及其麾下第十军的英勇表现，震惊了中日双方统帅。横山勇发现攻下这座衡阳城绝非易事。蒋介石也觉得真有可能来一个成功的反包围，当即调动了五个军驰援衡阳。横山勇当然不甘心让这么一座孤城将自己拖死，于是一面派出重兵坚决阻击援军，一面加派兵力抓紧攻击衡阳。衡阳就在这种困境下，一天一天地坚持了下来。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三天过去了，四天过去了，五天过去了，援军没到。第六天、第七天、第八天、第九天、第十天，十天了，援军还是没有到。以上句式重复三遍。四十天过去了，援军还是没有到。时间已经进入了8月，正值三伏盛夏，不要说打仗，就是站在太阳下面暴晒几个小时，恐怕都少有人能坚持得住，可方先觉他们已经在战火与骄阳中煎熬了四十天。不得休息，人困马乏；没有补给，弹药稀缺。伤亡已高达一万余人，几无可战之兵。最为关键的是，方先觉他们并不能确定兄弟部队是否会真心来救自己，也不知道兄弟部队是否有能力救出自己，绝望的感觉是令人窒息的。血战衡阳的第四十七天，1944年8月7日上午，蒋介石收到了方先觉发给他的最后一封电报：敌人今晨已由北门冲进来，城内已无可用之弹药及可增之兵，危急万分。生等只有一死为国；以报作育之至恩，来生再见。方先觉、容有略、葛先才、铙少伟、孙鸣玉同叩。蒋介石正在为党国即将痛失一员悍将而悲伤万分的时候，又得到了一个令他震惊万分的消息：方先觉率众投降。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是什么原因使已经坚持了四十七天、以伤亡约一万六千人（牺牲人数近七千）为代价毙伤日军六万余人的方先觉最终放弃抵抗而选择打出白旗？总结众多史料，主要有以下两种说法：其一，方先觉讲义气，不愿放弃伤兵突围。如果突围，则日军必定会用屠杀来报复那些不得不留下来的、给日军造成严重伤亡的第十军将士。许多人据此认为，方先觉是假投降，是为了保全将士的性命。毕竟方先觉并没有真的替日本人做事，并在戴笠的军统帮助下逃回了重庆，甚至还得到了蒋介石的赞赏——一枚青天白日勋章。其二，援军迟迟不至，导致方先觉愤恨乃至绝望。至于援军为何增援不力，通过探寻汗牛充栋的史料，发现了如下三个可能性：可能性一，日军强力阻击。可能性二，方先觉是中央军，而中央军与地方军（部分援军）不团结，各打小算盘。可能性三，方先觉的人际关系不好，与上司薛岳的关系尤其不好。方先觉本事大，脾气也大，非常狂傲，平时也不怎么给直接领导薛岳面子，因此薛岳很不喜欢这个不怎么听话的属下。也许是出于这个原因，导致薛岳没用全力救援方先觉。就性格而言，方先觉跟他的亲家张灵甫（方先觉的女儿嫁给了张灵甫的儿子）很相似，都很狂傲。以至于两人的结局也很相似，张灵甫后来战死孟良崮时，援军也是迟迟不到。虽说大部分援军都不给力，但也有一路援军真心营救方先觉。方先觉投降的第二天——8月8日，他的朋友——已经因功升任七十四军副军长的张灵甫，率领部下经半月苦战，以伤亡四成的代价收复鸡窝山，打开了通往衡阳的大门。如果方先觉再咬咬牙，多挺一天时间，他也许就是一位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可惜历史的市场上不流行假如。絮絮叨叨地说了这么多，只是想说：可以理解方先觉的投降，但不能接受。方先觉确实已经尽到了一个军人的本分，他做了他所能做出的努力，他取得了抗战以来少有的辉煌战果。我们可以认为方先觉是一个有才华的军人，是一个有大功的军人，却绝不应该认为他是一个英雄的军人！因为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我们更需要的是视死如归的决心与精神！

史迪威，再见

衡阳战役之后，日军由于伤亡惨重，足足休整了一个多月才向“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最后一站——广西发起进攻。广西战场的中国军队，主要是新桂系的军队和一些地方杂牌军，无论是装备还是士兵素质，在日军面前自是居于劣势。有鉴于此，蒋介石想了一个办法——让史迪威带领远征军从日军背后发起进攻策应一下国内战场，如果史迪威不同意出兵，送些装备也行。但这些提议都被一心反攻缅甸的史迪威拒绝。既然如此，那就只能靠广西现有的资源硬抗了。让人出乎意料的是，在开打之前，白崇禧居然将自己的嫡系部队三十一军和四十六军主力调走了。可能白崇禧认为日本的失败只是时间问题，还是保存实力要紧吧。看到白崇禧如此厚此薄彼，广西战场剩下的部队自然愤愤不平，军心涣散。所以当战斗打起来之后，流血牺牲抵抗的国军固然不少，但脚底抹油逃命的国军更多。因此，日军并没有遭遇到曾在豫中会战和长衡会战中出现过的那种激烈而持久的抵抗。1944年12月，日军拿下广西，为期八个月的豫湘桂会战以中国军队的失利而告终。失利的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国家实力贫弱，政府人员行政效率低下，武器装备落后，军队腐败，地方军阀私心作祟，决策层面出现失误，蒋介石和史迪威的矛盾……这些原因之前大都提过，此处不再多讲。国军吃了败仗，日军也没有达成战略目标。尽管日本打通了平汉线、湘桂线和粤汉线，又多占了中国二十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日军的有生力量遭到了严重的消耗——伤、亡、病合计十多万人马，且日军有限的兵力还被进一步分散在了漫长的战线上，以至于打通了交通线也守不住。一直到日本战败，大陆交通线也没有全线通车。尽管日本攻占了美国空军在西南的部分基地，但美国空军转换基地继续轰炸。正如陈纳德先生的名言所说：这一切并没有阻碍十四航空队一天的出击，或减少我们进击的强度。尽管由于国民政府（准确地说，是史迪威的决定）把大量的精锐用于缅北、滇西反攻作战，让日军钻了国军主力多不在正面战场的空子，但国民政府同时也保存了大量国军主力精锐，这都是将来反攻的本钱。而且由于日军从华北抽调兵力作战，导致华北空虚，客观上便利了八路军等抗日武装未来在敌后的反攻。总而言之，豫湘桂会战于国民政府的硬实力无大损。只是此战输得有些窝囊，让中国在盟友面前很没面子。1944年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德军全线溃败。相比于盟军的表现，中国国内战场的拙劣表现，据说把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的鼻子都气歪了。但是，这三位只看到了中国的失败，可能没有考虑过中国的困难——美、苏、英、法与德、日、意的国力差距是正数，中日之间的国力差距是负数。而法、意、德三国，短则六个星期而亡，长则不到六年而亡，而中国已经坚持了七年多！美、苏、英三大强国分摊强敌德国和日本的火力，而盟国主要国家当中工业实力和财力最弱的中国，则独自拖住了日军的主力，导致日军投入东南亚和太平洋战场的兵力

干了一仗，结果让全国人民大跌眼镜——冯玉祥居然赢了！可能大家以前对冯玉祥的印象不大好，但看到他坚定的抗日立场，估计大部分人都会改变对他的看法，觉得冯玉祥也有值得佩服的一面。不错，冯玉祥也许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甚至他的不断倒戈让人对其军人操守都产生了怀疑。可就因为在民族大义面前，作为一个实力所剩无几的地方军阀，他敢于站出来抗争，就可以面无愧色地告诉全世界——我是一个合格的中国人！但冯玉祥的单干行为有违南京国民政府的“隐忍”政策，因此这支部队得不到任何有效的支持，没有坚持多久便散伙了。这支抗日部队的核心将领里有一个叫吉鸿昌的人，没错，就是中原大战中“诈降”蒋介石的那个吉鸿昌。不过吉鸿昌没有死于日本人之手，而是被南京政府处死，就因为吉鸿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汪、蒋二人不能容忍的。1934年，抗日的冯玉祥步履维艰之际，原本不抗日的张学良已从欧洲归国。此次长达九个月的欧洲之行，让张学良收获不少。他不仅成功戒掉了毒瘾，还往思想革命的熔炉里添了几把猛火。张大少这次去欧洲，招待他的人是意大利驻华公使齐亚诺。齐亚诺不仅是他的好哥们儿，还是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的女婿。因此，张大少受到了意大利的官方礼遇和墨索里尼的接见，很长面子。即便他后来多次去巴黎、伦敦、柏林“采风”，甚至还得到了希特勒的接见，但他都回到了意大利，回意大利静心感受欧洲浓厚的备战氛围给他带来的亡国危机感，潜心思考如何利用强大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解救中国。似乎连墨索里尼都被张大少的学习态度感动了，在他临回中国之际，给其颁发了荣誉奖章——意大利十字勋章。回国后的张学良，面临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如果热河不丢的话，那么张学良说话还会有些分量。毕竟热河是华北的门户，光看这一点，蒋老大还会给他些面子。结果热河还是在东北军手中丢了，到了这份上，他手下军队怎么养，就要全看蒋介石的脸色。话又说回来，刚开始，对于身体状态好转和思想被法西斯主义武装过的张学良，蒋委员长还是抱有殷切期望的，先后给他安排了两份十分重要的工作——鄂豫皖剿匪总司令、武昌行营主任，但残酷的结果让蒋委员长十分失望。实际上，在欧洲经历了法西斯的洗礼后，张学良已经在思想认识上，与老大蒋介石取得了高度一致：抗日，但“攘外必须安内”。他在和红军开战之前，如此对参与“剿共”的东北军做思想动员：在将可能“亡国灭种”的中国，其先决问题是“安内”，能安内，才能产生一个健全政府，有了健全统一政府，才能攘外，才能谈到收复失地。而安内最重要的工作，便是消灭赤匪（毕万闻《张学良文集》）……但问题是，东北军的战斗力远跟不上老大张学良的思想“进步”幅度，在和红军的交手中一直被削。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只得重新给张学良安排一份工作——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蒋介石将张学良调到西北（陕西、甘肃一带），是出于如下两个原因。原因一，制衡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和西北“马家军”。“马家军”是指马步芳等人的回民武装，他们趁中原大战冯玉祥惨败之机，接收了冯玉祥的部分地盘。蒋介石担心杨虎城和马家军坐大，因此要找个人去制衡他们。这种挑拨军阀内斗的手段，蒋委员长向来拿手。原因二，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剿匪”，让张学良的东北军去对付实力看起来稍弱的西北苏区，那里有黄埔四期生刘志丹等人率领的西北红军。蒋委员长自然不会把“剿匪”的希望全部放在张学良身上，他早就开始了亲力亲为。

杨永泰献“剿匪”大计

1932年年中，蒋介石来到武汉，组织“鄂豫皖三省剿匪总部”，亲自“围剿”张国焘领导的鄂豫皖苏区及红四方面军。在武汉，蒋介石收到了一份不错的礼物——一条事关“剿共”的锦囊妙计。这条妙计写在一篇被后世称作《政治“剿共”万言书》的文章里，文章的作者是其首席谋士杨永泰。为便于大家理解这篇枯燥的《万言书》，此处特将其内容转化为一场情景对话。话说杨永泰敏感地窥测到主公蒋委员长的心病——“剿共”不力之后，不眠不休，挠破脑袋，想出了一条惊天大计……杨永泰对着正襟危坐的蒋介石分析道：“四·一二”以来咱们杀了多少共产党人，可为什么屡杀不绝？现在我们国民党掌握了全国主要的财富，主要的人力，可以号令几百万军队，却连几十万红军都消灭不了，这是为什么？所以共产党的问题不是军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光靠军事是不可能消灭共产党的。杨永泰偷偷看了看蒋介石的脸色，发现蒋介石没有任何不快。于是他接着说：咱们前三次“剿共”之所以失败，就在于把红军看成是与北洋军阀一样的军队。实际上红军绝非乌合之众，而是一支不怕死、不受抚、不感恩、不惧威的真正党军，它与军阀部队的最大不同是实行了政治治军，兵民一体，上下同心。因此必须采取新的策略才能“剿灭”，红军既然靠政治起家，我们也就来个政治“剿匪”，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看着蒋介石露出若有所思的神色，杨永泰再接再厉。他说：所谓七分政治，关键就在于分离共党与民众。我有几个不成熟的建议：其一，由上而下。澄清吏治，对贪赃枉法、横行乡里的土豪恶霸绝不姑息，让苏区的老百姓看到国民政府的决心和诚意。其二，由下而上。团结中农、贫农，加强救济力度，想办法提高苏区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只要让老百姓吃饱穿暖，他们管你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其三，在“剿匪区”原有的省和县两级政府之间，增加一级“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其四，实行“保甲制度”。虽然咱们民国受西方以“个人”为社会组织单位的政治观念的影响，废掉了这个从北宋王安石开始就一直在使用的制度，但咱们可以在“剿匪区”恢复它。譬如十户为甲，十甲为保，有为“匪”通“匪”纵“匪”情事者，联保各户，实行连坐。一家出了共产党，或是跟共产党有关，保甲内的其他几家，全都跟着吃“挂落”！通过这几种手段，渐使苏区老百姓日益脱离共产党，不为共产党所左右。解释完了七分政治，杨永泰继续侃侃而谈：所谓三分军事，乃剿抚兼施，重兵“围剿”共产党，不留后患，但同时对于投过来的共军将领给予宽大和出路。法眼如电，够毒辣！这位仁兄真是个人才。有人说，历史是由人民改写的。其实，一个重要历史人物在关键时刻的一个重要决定也许同样可以改写历史。蒋介石从善如流，忠实地执行杨永泰的设计，立即在“围剿”鄂豫皖苏区时收到了效果。张国焘显然想不到蒋介石的水平提高得这么快。在蒋介石的政治、军事双重进攻之下，他手忙脚乱，连失阵地，向西退到了川陕边界。为此番“剿共”立下汗马功劳的杨永泰，受到了蒋介石的奖励。这份奖励跟杨永泰的一项建议有关。杨永泰建议的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确实让蒋介石办起来了，但并没有得到汪精卫的同意，也没有经过立法院和行政院的批准，算是违法产物。事实上，对这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有意见的，还有跟人事权有干系的一众人马，譬如CC系。不过在战争年代，军人大过天，蒋介石说了要办，就是要办。在杨永泰的撺掇下，蒋介石把十多个省的“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的用人权和行政权都划到了杨永泰名下。就这样，杨永泰和他的政学系从中捞了很多好处，但同时也得罪了强大的CC系、行政院和立法院。打完张国焘，时间来到了1933年，蒋委员长决定趁热打铁，他要亲自指挥第四次“剿共”，“围剿”中央苏区。于是在希特勒组阁的同日，即1933年1月30日，他再次来到南昌行营。在开战前，蒋介石给自己的超级谋士杨永泰出了一道难题：如何解决南昌行营组织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效率低下的局面？杨永泰民国第一谋士的名头不是白叫的，他踩在清朝皇帝们的肩膀上，对军机处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创新，“生产”出了终极解决方案——传说中的侍从室。虽然侍从室被历史渲染得黑影幢幢，神秘莫测，但其本质上也就是一个党、政、军的最高决策机构，一个全心全意为蒋委员长搞独裁服务的机构。简单说来，侍从室也就是三个处、一个侍卫长室、一个参事室。侍一处负责军事、情报业务，如戴笠这种大特务头子就得接受侍一处领导。侍二处以处理党务为主，即使陈立夫他们控制的党部也得被侍二处管一管，号称国民党第一神笔的“领袖文胆”陈布雷，就曾当过侍二处的头头。侍三处负责人事考核，管理全国的干部考察和任命。侍卫长室负责保卫蒋家安全，相当于“皇家卫队”。参事室研究内政外交，实际上就是智囊团，地位有些像如今的社科院。自从有了侍从室这个如臂使指的贴心机构，蒋委员长办起事来往往一气呵成，效率大为提高。可就在蒋介石的“剿匪”工作做得如此顺风顺水之时，传来了一个让他抓狂的坏消息——福建反了。

蒋介石的新突破

蒋介石不由得仰天长叹：中原大战好不容易平定了国内最大的三个反对派，总算能腾出手来对付势力日益强大的中共。原以为中共只是一帮“土匪”，大军一到必定灰飞烟灭，可没想到，连续三次“围剿”无一成功。就在准备第四次“围剿”时，却发生了“九·一八”，后来又是“一·二八”。现在第四次“围剿”刚开了一个好头，福建又反了。中原大战后一度出现的良好局面立刻灰飞烟灭。老天，你怎么就不能多给我点时间？！大家一般只知道绑架蒋委员长抗日的“西安事变”，但实际上，第一个吃螃蟹的不是张学良和杨虎城，而是第十九路军。蒋介石自任总司令前往江西“剿匪”的同时，任命跟自己一直处得不错的陈铭枢为副总司令，率第十九路军进入福建配合“剿匪”。让蒋介石没想到的是，陈铭枢、蒋光鼐和蔡廷锴到福建之后，非但没有“剿”过一个红军，反而私底下与红军建立了“联共反蒋抗日”的统一战线。因为这三位仁兄本就不认可“攘外必先安内”，而《塘沽协定》的签订，更是让他们觉得军队的最高领袖蒋委员长太过软蛋而不能领导中国抗日。与其把资源浪费在“剿匪”打内战上，还不如自己组团抗日！1933年11月20日，这三位拉上跟蒋介石关系不大和谐的李济深，在福州建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此事史称“福建事变”。当时国内的军阀大都只是嘴上说说抗日，手上还在数钞票，但这四个人不同。虽不能完全否认他们有割据一方的想法，但可以肯定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以另类的形式胁迫蒋介石抗日——你不抗日，我们自己抗日！蒋介石接到消息后的第一反应就很激烈，给予对方最严重的纪律处分——开除这几个人的党籍，与如今共和国处理违纪干部的方式如出一辙。蒋介石的第二反应也是相当犀利，调来淞沪抗战时对付日本海军陆战队的精锐部队“围剿”这个新政府。实力差距太大了，蒋委员长的军队两个月就攻陷了福州。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李济深逃往香港。不过，这四位并没有就此沉沦，而是继续为革命发光发热，他们建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即今天咱们共和国八大民主党派之一的“民革”）参政议政。这四位热血男儿，1949年后全部在共和国政府中就职。他们之中最有性格的要数陈铭枢，“文革”期间他居然批评毛泽东“搞个人崇拜”、“搞大跃进”，纵然被打成右派也不屈服，不失真性情。后来他听到共和国核试验成功的消息，兴奋异常，一下子心脏病发，去世了。十九路军的老大们跑掉了，但中下级官兵跑不掉。十九路军被整编，连级以上军官全部遣散，新任军官大多为黄埔系，十九路军至此瓦解，不过英雄的部队自然应该为国人铭记。平定福建之后，蒋介石终于可以集中精力“剿共”了。前四次“围剿”失败，蒋介石一直不服气，他是这么认为的：一、前三次“围剿”，中央军精锐没有出动，他也没有亲自指挥，败仗主要是地方军阀打的，不算他失败。二、第四次“围剿”，他曾指挥国军拿下了鄂豫皖根据地，这让他有信心消灭江西中央苏区。在蒋介石看来，第五次“围剿”是势在必行。这种情形之下，国军方面吸取前几次失败的教训，调整了策略：第一，不再轻敌，把红军当一个强有力的对手。第二，不求速胜，慢慢地打，步步为营，打持久消耗战。第三，在苏区实行减租减息，史称“二五减租”。也就是允许地主出租土地让农民耕种，但租金要在原来基础上降低百分之二十五。蒋介石还组织了农村合作社，遣医送药，实施救济……总之，以共产党为师，转化民众心理。第四，在苏区推行保甲制度，加大对社会的控制力度。负责推行保甲制度的，正是蓝衣社康泽的“别动队”。前两条是军事上的，让红军无法再使用“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策略。换句话说，迫使红军失去了局部优势，只能选择硬拼。蒋介石说：“匪区”不过五百里，我们每天推进两里，不到一年也就把它推平。如果共军用声东击西来骚扰我军，我们一概不管，只需要强固自己的工事，做自己的事情，这就是所谓“以拙制巧，以实击虚”。于是国军这次采取的战略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攻陷一处，成功后不急于继续用兵，而是深沟高垒严密驻防，打下一个地方就要稳固一个地方，然后再往下推进。这么下去，根本不需要全境占领，只要占到一半，苏区定会大乱，无以为继。毕竟苏区地狭人少，没有后方，根本打不起这样的消耗战。至于后两条策略，明显脱胎于杨永泰的政治战术，对于瓦解红色政权、打击红军士气，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对于老百姓来讲，“二五减租”政策减个百分之二十五虽然不如不缴，但总算有甜头，总比今天分了地主的地，种完了，等红军一走国军一来再让地主抢回去划算，更何况还有其他经济补助。如此这般，没有战略纵深的苏区如何应对呢？答案是，没有办法。

红军不怕远征难

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的战役开始了。蒋介石亲自指挥第五次“围剿”，光进攻江西中央苏区的军队就有五十万，还不算空军支援，可说是志在必得。可江西苏区中央红军有多少人？加上扛着梭镖、拿着大刀锄头的地方武装，总共才十多万人。面对国军以黄埔系为主力的中央精锐的步步为营、层层推进，中共中央的领导者——共产国际的代言人博古和李德决定：硬拼，据险而守。硬拼显然不是办法，毕竟实力相差太远。这次“围剿”与反“围剿”的战役，从1933年9月底一直打到了1934年10月初，历时一年，以红军失败告终。这个结果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国军方面坚持既定的持久消耗战略是正确的，用最笨的方法有时能得到最稳妥的胜利；二是红军确实能打，面对五倍于己、装备占优的敌人坚持一年，不是随便哪支部队都能做到的。可问题是，失去了根据地的红军该怎么办？答案是战略转移，换一个地方继续革命。不过，项英、陈毅、瞿秋白等干部被留了下来，率领为数不多的人马掩护大部队撤退。他们没有料到，这一掩护就和中央、中央红军彻底失去了联系，他们要率领这些人独立应对接下来的凄风冷雨。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所有机关和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共八万六千人，从江西的瑞金、于都等地区出发，向西突围。因为西面是广西、贵州、四川等省，全都是军阀割据势力范围，红军可以利用蒋介石与地方军阀的矛盾，在夹缝中求生存。其实，红军的想法正中蒋委员长的下怀，稍有区别的是，他更喜欢把红军逼向两广和福建，而不是贵州和四川。因为两广和福建靠海，有利于将红军逼向死角，像南昌起义之后，贺龙和叶挺的部队就是这样在广东潮汕遭到失败的。而且，蒋介石还可以借

伙人。他们坐在地上，紧紧挤在一起，三个女人和小男孩在中间，三个男人在她们周围，要是此时有人看见他们会说，这几个人生来就是这样，确实，他们好像成了一个躯体，共同呼吸，共同挨饿。人们一个接一个地睡着了，睡得很轻，并且醒了几次，因为有的盲人从麻木中醒来，站起身，迷迷糊糊地绊在别人身上，不过其中一个一直没动，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呼呼大睡。天亮了，废墟上只有几个淡淡的烟柱，但没有持续多久，因为很快开始下雨了，那种蒙蒙细雨，像空中的微尘，只是这一回下个不停，开始的时候落不到被烤热的地上便化成了蒸汽，但一直不停地下，如果借用水滴石穿这句话，眼前的场景就是水滴火灭。这些盲人不仅眼睛失明，而且理解力也丧失了，否则就无法解释他们奇特的思维，他们认为渴望的食物迟迟不来是因为正在下雨。无法让他们相信前提错了，结论也就错了，告诉他们现在还不到吃早饭的时候无济于事。他们绝望了，扑到地上哭起来，不会来了，天在下雨，不会来了，他们不停地唠叨着。要是这一片狼藉的瓦砾还具备起码的居住条件，那就还会成为原来的精神病院。即便被踩踏也整夜没有动的那个盲人站不起来了，蜷缩成一团，仿佛想保住腹部的最后一点热气。雨开始下大了，他仍然一动不动。他死了，医生的妻子说，我们最好趁着还有点力气的时候离开这里。他们艰难地站起身，头昏脑涨，东倒西歪，你拉着我，我拽着你，后来排成一队，前面是眼睛看得见的女人，接着是眼睛看不见的人们，戴墨镜的姑娘，戴黑眼罩的老人，斜眼小男孩，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她的丈夫，医生在队伍最后。他们沿着通往城市中心的道路往前走，但医生的妻子另有想法，她想尽快为跟在她身后的人找个避雨的地方，之后她自己一个人去寻找食物。街上空无一人，也许因为天还早，也许因为下雨，现在雨下得越来越大了。到处都是垃圾，有几家商店门开着，但大部分关着门，看样子里边没有人，也没有灯光。医生的妻子想，把伙伴们留在一个商店里，这是个好主意，她记清这条街的名字和门牌号，免得回来的时候找不到。她停下来，对戴墨镜的姑娘说，你们在这里等着，不要动，说完走到一家药店，从玻璃门往里看一看，好像里边有些人躺着，她敲敲玻璃，一个人影动了动，她又敲了一下，另一些人影也慢慢动了动，其中一个站起来，把脸转向声音传来的方向。他们都是盲人，医生的妻子想，但她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在这里，也许是药店老板一家人，可是，如果这样，为什么不住在自己家里呢，总比睡在硬邦邦的地上舒服得多，除非是为了保护药店，防备谁呢，药店里都是药，既能救人也能致人死命。她离开药店往前走了几步，朝另一家商店里边望望，看见里边躺着的人更多，女人，男人，孩子，其中有几个似乎正准备出来，一个人走到门口，把胳膊伸出来说，正下雨呢；下得很大吗，里边有人问道；很大，我们得等雨小了再走；这是个男人，他离医生的妻子只有两步远，但没有发现她在眼前，所以听到有人说早安的时候大吃一惊，他已经失去了说你好的习惯，这不仅因为，准确地说，盲人的日子永远不会好，也因为他们谁也不能完全有把握应当说早安午安还是晚安。现在，与刚才解释的相反，这些人差不多同时在早晨醒来，那是因为有几个人几天前刚刚失明，还没有完全丧失日夜轮转醒睡交替的概念。那男人说，正下雨呢，接着又说，您是谁；我不是这里的人；在找吃的吗；对，我们四天没有吃东西了；您怎么知道是四天呢；估计出来的；只有您一个人吗；我和丈夫还有一些伙伴在一起；你们有多少人；一共七个；如果想留下来和我们住在一起，那您就死了心吧，我们人已经很多了；我们只是路过这里；你们从哪里来的；从失明症开始我们就被关起来了；啊，对，检疫隔离，一点用都没有；为什么这样说呢；放你们出来了吗；发生了火灾，这时我们发现看守我们的士兵不见了；你们就出来了；对；你们那里的士兵大概是最后一批失明的，所有人都失明了；所有人，整座城市，全国都失明了吗；要是还有谁看得见，那就是他不肯说，保持沉默；您为什么不住在自己家里呢；因为我不知道家在哪里；不知道家在哪里；就说您吧，您知道您的家在哪里吗；我，医生的妻子刚要说她正准备和丈夫以及伙伴们回家，现在只想吃点东西恢复体力，但与此同时清楚地看到了现在的状况，只有出现奇迹，一个走出家门的失明者才能再回到家里，和以前不同，那时候盲人们总能得到行人的帮助，比如横穿马路时，比如不小心离开了熟悉的道路时。我只知道离这里很远，医生的妻子说；但您回不了家；回不去；这就对了，和我一样，和所有人一样回不了家，你们在隔离检疫区待过的人有许多东西要学呢，不知道无家可归是多么司空见惯；我不明白；成群结伙，像我们和几乎所有的人一样，为了寻找食物，必须在一起，这是我们不走失的唯一办法，由于我们在一起，由于谁也不能留下来管家，毫无疑问，假如找到了自己的家，那个家也已经被别的找不到家的人占了，于是我们成了转来转去的水车，开始的时候还发生打斗，但不久我们就发现，我们，就是这些瞎子，可以说实际上没有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我们身上的东西例外；那么，解决办法应当是住在一家食品店，至少在还有食品的时候就不必出去；这样做的人至少会遇到一个麻烦，就是一分钟也不得安宁，我说至少，是因为听别人说起过一件事，一些人想这样干，关上门，上了门闩，但他们不能让食品的气味消失，于是那些想吃的人们聚集在门口，由于里边的人不肯开门，他们就放火烧食品店，这一招真灵，我没有看见，别人告诉我说这一招确实灵，据我所知，再也没有人敢这样干了；这么说，人们不住在家里，不住在楼上；也住在家里，住在哪里都行，我家里大概已经住过许多人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一天能找到我的家，另外，这种情况下睡在一楼的商店和仓库里要方便得多，这样我们就不必上下楼梯了；已经不下雨了，医生的妻子说；已经不下雨了，那男人朝里面重复了一遍。听到这几个字，还躺着的人们站起来，收拾自己的东西，书包，小手提箱，布袋和塑料袋，好像要出门远征，确实，他们要去猎取食物，一个接一个地走出了商店。医生的妻子注意到他们穿得不错，当然，衣服的颜色不搭，有些人裤子太短，露出了脚踝，或者又太长，不得不把裤脚卷起来，但寒冷不会侵犯这些人，几个男人穿着风雨衣或者大衣，两个女人穿着皮大衣，但没有人拿雨伞，大概因为带着不方便，伞骨总是对眼睛构成威胁。这伙人大概有十五个，他们走了。其他人一伙一伙的在街上出现了，也有单独行动的，有的男人靠在墙边解决膀胱在早晨的紧急需要，女人们则愿意躲到被丢弃的轿车后面。粪便被雨水泡软了，这里一摊，那里一摊，散布在人行道上。医生的妻子回到她那一伙人中间，他们已经下意识地躲到一家糕点房的遮阳棚下面，糕点房里散发出酸了的乳脂味和其他腐烂的气味。我们走吧，她说，我找到了一个住处，接着把他们领到商店，原来的那些人已经走光了。里面的东西原封未动，既不是吃的也不是穿的，冰箱，洗衣机，洗碗机，煤气灶，微波炉，打蛋器，榨汁机，吸尘器，粉碎器，以及其他各种方便人们生活的家用电器。空气沉重污浊，所有物品无一例外的白色外表，显得荒唐怪诞。你们在这里休息休息，医生的妻子说，我去找吃的东西，不知道在哪里能找到，近处还是远处，我不知道，你们要耐心等待，要是有人想进来，你们就说这里有人了，只要听到这句话他们就会离开，这是习惯；我和你一起去，丈夫说；不用，最好我独自去，我们必须知道现在人们怎样生活，据说可能所有人都已经失明了；如果是这样，戴黑眼罩的老人说，我们就和住在精神病院一模一样了；无法相比，我们可以随意走动，食物一定能解决，我们不会饿死，我也一定要找些衣服来，我们都穿得破破烂烂；其实，这些人当中她最需要衣服，从腰部以上她几乎一丝不挂。她吻吻丈夫，感到一阵钻心的痛苦；无论出了什么事，即使有人要进来，请你们也不要离开这里，如果你们被赶出去，我相信不会出这种事，只不过为了防备各种可能，你们就留在这扇门附近，待在一起，等我回来。她眼泪汪汪地看了看众人，他们站在那里，全都依赖她了，像一群年幼的孩子依赖母亲一样。要是没有我他们可怎么活呀，她想，但她没有想到外面所有人都失明了却仍然活着，只有她本人也失明才能明白，人能习惯一切，尤其是到了已经不再是人的时候，即使不到那般地步也一样，斜眼小男孩就是个例证，他已经不再打听母亲了。她走出商店，来到街上，看了看门牌号，牢牢记在心里，还有商店的名字，现在要看看拐角处的这条街叫什么名字，她不知道要走到哪里去找食物，能找到什么，可能走过三个门就找到了，也可能是三百个，不能迷路，找不到任何人问路，原来能看见的人现在都失明了，她看得见，却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地。太阳破云而出，照得垃圾中间的一个个水洼闪闪发光，现在，人行道石板缝里长出的青草历历在目。外边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如何辨别方向呢，医生的妻子非常纳闷。他们并不辨别方向，而是紧紧贴着大楼行走，把胳膊伸向前方，相互间不断碰撞，像走在窄窄的小路上的蚂蚁，但出现碰撞时听不到抗议声，也用不着说话，其中一家人离开了墙，就沿原路朝相反的方向走去，直到再次碰到原来那堵墙。他们偶尔停下来，在商店门口闻一闻，感觉一下里面有没有食品的气味，不论什么食品都行，接着又往前走，转过十字路口消失了，不久那里又出现一伙人，看样子没有找到想找的东西。医生的妻子走得比他们快，无须浪费时间走进商店就知道是不是食品店，但她很快就明白，找到大量食物不容易，她发现的为数不多的食品店似乎早被人掏空，成了空壳。她穿过一条条街道，一个个广场，距丢下丈夫和伙伴们的地方已经很远，来到一座超市前面。里边的状况没有什么两样，空空的货架，倒在地上的玻璃柜，盲人们在中间游荡，大部分人趴在地上，用手在肮脏的地板上扫来扫去，希望找到一点点可果腹的东西，一个经受住别人敲砸而没有被打开的罐头，一包随便什么食物，一个土豆，即便是被踩过的也好，或者一片硬得像石头一样的面包。医生的妻子想，尽管如此，总会还有点东西，这超市太大了。一个盲人从地上站起来，叫嚷着说玻璃碎片扎进他的膝盖里去了。血顺着腿往下流。同伙的盲人们围住他，出了什么事，出了什么事；他说，玻璃扎进膝盖里了；哪个膝盖；左边；一个女人蹲下去，小心，说不定这里还有玻璃呢，她摸索着找到那条腿，又摸了摸，在这里，她说，还扎在里面；一个男人笑起来，既然扎进去了，就好好利用利用吧，别的盲人，不论男女，全都笑了。那个女人用大拇指和食指当镊子，把玻璃拔了出来，这是个无师自通的做法，之后从肩上背的包里找出一块破布，把那个男人的膝盖包扎好，这时轮到她说句笑话让大家乐一乐了，没什么可干的了，我很快就把扎进去的那玩意儿还给他了；受伤的男人反击说，等你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试一试再扎什么进去；可以肯定，这伙人当中没有一对夫妇，因为看样子谁也没有恼怒，大概已习惯开放的言行与自由的结合，除非他们两人正好是夫妻，才这样随便地玩笑，但实际上又不像夫妻，夫妻不会在公开场合说出这种话来。医生的妻子环顾一下四周，人们正在争夺仅有的一些可吃的东西，有的挥拳头，有的推搡，拳头几乎总是打空，推搡又往往不择敌友，争夺的东西从手中掉下去，落到地上，等待着绊倒什么人；这回我不会从这儿滚开的，她用了一个通常不会用的词语，这再次表明，环境的力量和性质对词汇有着巨大影响，想想看，某个军人在被逼投降时曾说出狗屎二字，因此，即便今后在不那么危险的情况下说出同样泄愤的话，人们也该宽恕他的缺乏教养。这回我溜不掉了，她又想，正准备出去的时候，另一个想法天启般地出现在脑际，这么大的商场应当有仓库，不是那种大仓库，大仓库在别的地方，可能在很远的地方，而是存放某些购买量较大的商品的小仓库。想到这里她立刻兴奋起来，开始寻找通往藏宝洞的紧闭的大门，但所有的门都开着，里面同样一片狼藉，同样有许多盲人在同样的垃圾堆里刨来刨去。最后，她来到一个阴暗的走廊，阳光几乎照不进来，她看到一个像运货铲车似的东西。金属门关着，旁边另有一扇门，很光滑，像能在铁轨上滑动的样子，这是地下室，她想，盲人们来到这里以后发现道路堵死了，大概会以为是电梯，但谁也不曾想到，正常的设计是一旁还有一个楼梯，以备停电的时候使用，现在就是这种情况。她推开推拉门，几乎同时产生了两个强烈的印象，第一是要去地下室必须走又深又黑的楼梯，接着就是里边的气味清楚地表明那里的东西是食物，即使是装在我们所说的密封容器里也能闻得出来，饥饿会使嗅觉变得极为灵敏，像狗一样能穿过重重障碍。她赶紧回去从垃圾堆里拣塑料袋，必须用它们来运送食物，同时她又问自己，没有光亮，我怎能知道应当带走哪些东西呢，她耸耸肩膀，这担心太愚蠢了，但现在她又产生了怀疑，考虑到目前身体虚弱的状况，我能不能有力气背着一个个装得满满的口袋原路返回呢，此刻，巨大的恐惧涌上心头，她害怕回不到丈夫等着她的那个地方，她知道街道的名称，这个她没有忘记，但一路上拐了那么多弯，惊慌之中她几乎思维混乱了，过了一会儿，仿佛停滞的大脑终于又开始转动，她慢慢觉得自己好像俯在一张本市地图上，用手指寻找着最近的路线，好像有两双眼睛，一双看着她自己和地图，另一双看着地图和道路。走廊里依然空无一人，好运气，由于发现了楼梯而过于紧张，她忘记了关门。现在她转过身，小心翼翼地把门关上，整个人陷入一片漆黑之中，她像外边的盲人一样瞎了，区别仅在于颜色，确实，仅仅在于白色和黑色的不同。她紧紧贴着墙壁开始沿楼梯往下走，如果这地方已经不是秘密，有人同时从底下往上走，他们就必须像她在街上看到的那样，其中一个人离开安全的依靠，贴着另外一个人模糊的身影往前，也许会荒唐地害怕墙壁已不在那一边。我要疯了，她想，并且有根有据，沿着一个阴森可怖的洞穴往下走，没有光亮，也没有看到光亮的希望，走到哪里去呢，这些地下仓库一般都不太深，第一个梯段，现在我明白成为盲人是怎么回事了，第二个梯段，我要喊叫了，我要喊叫了，第三个梯段，黑暗像浓浓的糊状物贴在她的脸上，两只眼睛变成了沥青球。我前面有什么呢，马上又产生的一个想法更加让她胆战心惊，以后我怎样再找到这个楼梯呢，突然间身体失去平衡，她赶紧蹲下，免得失去依靠倒下去，她几乎神志不清了，喃喃地说，这里干净，她指的是地面，她觉得神奇，干净的地面。现在她渐渐清醒过来，感到胃部隐隐作痛，胃痛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此刻仿佛她身上再没有任何活的器官了，它们依然在，但不想发出任何信号，只有心脏不同，心脏像一面巨大的鼓咚咚作响，一直在黑暗中盲目地工作，从所有黑暗中的第一个，形成它的子宫开始，到最后一个黑暗，它将在这个黑暗里栖止。她手中还拿着塑料袋，没有扔下，现在只须安安静静地把它们装满，仓库不是幽灵和恶龙出没之地，这里只有黑暗，而黑暗既不咬人也不伤害人，至于楼梯，我一定能找到，用不着在这个大坑里转上一圈就能找到。她下定决心，要站起来，但想到她像其他盲人一样瞎，最好和他们一样爬着走，直到在前边找到什么，

到哲宗的同文馆之狱事件中，当成了文家的历史污点。这怎么受得了，当宋朝的官，第一重要的就是名声。可时至今日，名声值几个钱。纵观帝国二十年，名声越大的，被泼的污水越多，受的迫害越惨，新旧两党谁都没跑了，都在受害之列。蔡京早就想通了，名声，是这个时代里最没用最虚伪的东西！我不要，我要的是享受。注意，这是蔡京一生的终极目标，不管他后来造成的恶果有多大，他的本心并不复杂，连带着他的作为也不是那么的凶残血腥。这一切都要从这个机遇说起，蔡京打点起十二分的精力，陪着这个大太监在杭州城周围寻觅，把散落在民间的高人遗迹挖出来不少，更精益求精，施展浑身解数，创作了十几幅字画，托大太监带进宫去。蔡京有十足的信心，用自己的作品打动新皇帝。政治上不说，在丹青笔墨方面，他清楚自己是活着的传奇，这一点，就连他的政敌们也没法否认。这位大太监满载而归，回京之后才知道他带回蔡京的作品有多正确。赵佶作为古往今来所有帝王中文艺天赋数一数二的大天才，早就在珍藏蔡京的作品了。有记载，蔡京做京官时，有两个管事级的杂役对他非常恭敬，在最热的三伏天里，亲自为他挥扇送凉。蔡京很满意，一时高兴，在两人的扇子上各题了一首杜甫的诗。小事一桩，过后就忘了，可是隔了几天，突然间这两个杂役衣帽崭新喜气洋洋，听人说各自的家里都重新装修了。一问才知道，当时的端亲王赵佶以两万贯把扇子收购珍藏了。这样一来，本来是给蔡京通关节的事，突然间对这个大太监也有了好处。这趟活儿干得漂亮，很有办事能力，可以重点培养。从这时起，这个太监走上了宋朝的官场台面，成了赵佶的心腹人，在不久的将来，一次一次地决定了宋朝的命运，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讲，他给宋朝造成的影响，比蔡京更大。他叫童贯。童贯是个有来历的太监，在庞大的太监群落里，从出身上就高人一等。太监，这是非常特殊的一群人。他们从本质上来说，只是奴仆，可是在功能上来讲，就实在太恐怖了。功能正常的男人能做的事，他们做不了；功能正常的男人做不到的事，他们在宋朝做得风生水起。比如说前面提到的，在高滔滔病危时主持过宋朝国政长达数月的陈衍、张士良，当上幕后太上皇了，牛不牛？这还并不是最牛的。太监最风光的时代是唐与明两朝，唐朝时太监随便决定皇帝的生死废立，明朝时的厂卫像开屠宰作坊似的成批杀大臣，这都空前绝后，可是在一项对国家最重要的工作上，他们比宋朝的同行差远了。宋朝的太监是历朝太监里的战斗机，他们是武装太监！北宋一代，宦官在军中的地位、贡献堪称卓绝，远的不说了，宋神宗时期的一系列西征战事里，大太监李宪威风八面，最辉煌时率军冲上天都山，把西夏自李元昊时修筑的皇宫烧得片瓦不存。这是何等的战功，放在任何一位名将的身上，也是主要的军功章。可以说，在宋朝想当一位名太监，就要从军。童贯走上了这条路，他的师傅就是李宪。有这位显赫的师傅，加上这时赵佶的赏识，可以说一条光明大路已经铺在了他的脚下。战旗在向他招手，军功章在向他招手。童贯高兴，兴奋之余头脑变得更加清醒。他可不像李宪，最大的理想就是当一名军中宦官。他要的东西堪称这世上最终极的目标——出将入相。他可不想一辈子都泡在死人堆里，抱着冰冷的刀把子混到老。他要在军中有地位，朝里有实力，进可海阔天空，退能平安富贵。要达到这一点，他知道自己必须有政治班底。落实起来，就是要找到同党。同党，是一个神圣的名词，不是暂时的利益结合者那么简单。后者是一时的合作，前者要把身家性命纠缠到一起，荣则同荣辱则共辱，甚至会死在一起。能不小心地选择吗？要成为同党，起码要有几样基本条件：一，共同的追求；二，相近的性情；三，相似的手段；四，差不多的境遇。前三样好说，官场之大无奇不有，类型相似的人很多，很有机会因为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第四点才最重要，没有差不多的境遇，就不会是同党，而是上下级的关系。童贯在后宫刚刚崭露头角，蔡京在杭州忧心忡忡，两人都急于在开封城里站稳脚跟，这些把他们牢牢地绑在了一起。在不久的将来，以这种关系结合在一起的同党越来越多，童贯、蔡京作为核心，把触角伸到了宋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如果说新、旧两党的党争毁了宋朝的官场，那么童、蔡两人的同党则毁灭了宋帝国的一切。回到宋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的四五月间，童贯为这个小集团作了第一个贡献——拉蔡京回开封。为此，他发动了皇宫里的能量，甚至动用了师傅李宪的老关系，让赵佶的耳边时刻若有若无地响着同一个声音：蔡京是好人，蔡京是能人，蔡京是风雅人，实在是怀念他，他在开封的时候，宋朝官员的品味都提升了好几个层次。赵佶心动。但仅仅是心动，蔡京是他刚登基时贬出去的第一批大臣，就算要召回来也要等个好机会，不然出尔反尔，皇帝的威信往哪儿放。童贯眼看着自己的努力只是埋下了一个让蔡京回开封的伏笔，短时期内难以见效。他实在是有些急，愧对同党啊。却不知蔡京对他的要求也仅仅就只是个伏笔罢了。蔡元长作为历史上首屈一指的灭国级妖孽奸臣，怎么会把所有的赌注都押在一个人的身上呢，他有自己的招数。针对赵佶，只要他是宋神宗的儿子、宋哲宗的弟弟，他就别想逃出这个圈套。究竟是什么样的圈套一会儿再说，先要说的是由谁用这个圈来套赵佶。这个人大有来头，无论是对旧党人的恨，还是对套人的手法，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尤其是套人的手法，更是家传渊源，非同小可。此人姓邓，还记得神宗变法的初期，有位从西北专程赶到京城，歌颂王荆公的人吗？对，就是那句千古名言“笑骂由汝，好官须我为之”的邓绾。邓绾在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前的人生前面介绍过，这里不赘述。要说的是他在变法结束后的遭遇。他惨了，严格地说，他既没有像吕惠卿那样背叛王安石，也没像李定那样痛殴苏轼，更没像章惇那样当廷向司马光咆哮，总之是个在金钱面前低头，在高官面前低头的偏软人类，可他居然是新党第一批元老中最倒霉的一个。他在元祐年间被高滔滔踢出京城，到外地反省。这本是很正常的事，谁不是这样呢，可他胆子小，身体差，被贬到第一站扬州之后，刚刚有命令再贬远点，到……滁州，他就死了。滁州是当年赵匡胤大展神威，组织那次空前威武的晨跑运动，从清流关跑到滁州城，砍倒皇甫晖的地方。本就在江淮一带，离着扬州很近的，你怕什么啊？至于吓死吗？可他就是死了，年仅五十七岁。从此之后，他的儿子们对旧党，对高滔滔充满了刻骨的仇恨，抓住一切机会去报复。其中以他的二儿子邓洵武做得最成功。邓洵武，正牌进士出身，博闻强识精通历史，哲宗时期担任秘书省正字、校书郎、国史院编修，具体的工作是重编《神宗实录》。这太理想了，以他对高滔滔的仇恨，可想而知，他写的书里高滔滔能变成什么样。本就是老巫婆了，还不得头上长角脑后披毛，每晚吃三个小孩子当消夜？写得狠了点，后遗症就出现了，哲宗死后，他被向太后一伙儿盯住，狠狠地教训了一顿，但没能造成实质伤害，只是调离了国史院，去起居舍人那儿报到，从写历史的变成皇帝的私人秘书。邓洵武很失落，关键时刻，一个即将倒霉的重臣帮了他一把。蔡京，在贬职之前，力挺邓洵武，把他又保回到国史院。这看似一步闲棋，却对蔡京一生的命运至关重要。什么是聪明人，蔡京最高明的一点就在于善良。与他接触的人没一个不说他善良的。不管他做了什么，每个人见到他时，都会如沐春风。从最初他处在下位，对领导对同事零拒绝开始，到他日后权倾天下长盛不衰，无论何时何地，哪怕正在伤天害理进行中，他都面带笑容。这就是所谓的态度决定一切。哪怕是金玉良言，连喝带骂地说出去，也没人接受，甚至可能结仇。而带着三分笑意，哪怕伤到了谁，都是“不小心”的。蔡京力保邓洵武就是这样，自己身在雪中，也给别人送炭，让对方感动到死。这样结交到的朋友，就算不在一起工作，都会有大用。用处来了，邓洵武要把蔡京搞回到开封城来，这个想法是多么的疯狂。他只是个小官，父亲还死了，从哪一点来说，都不可能有童贯的能量大，可事情真的办成了。为什么？因为他的特殊本领。——邓家的家传套人大法，外加邓洵武本人的历史功底。想套一个普通人都要大费周章，何况是诱惑一个至高无上的皇帝。为了达到目的，邓洵武做了海量的准备工作，超级多的数字理论，完美的震撼效果，他相信只要抛出去，必定会让赵佶热血沸腾，无法自制。但是他仍然很小心。因为这些都得建立在一个前提下面。赵佶是不是跟他的父亲、他的哥哥有一样的灵魂呢，曾经让哲宗心动的东西，会不会也让赵佶怀念？这可真是说不准，从赵佶登基以来最初的大半年里，他是多么的旧党啊。……可是，谁又能忘记，哲宗从十岁起一直忍到十九岁，这期间任凭高滔滔为所欲为，坚忍的程度在历代帝王中极为罕见。思前想后，弟弟也许和哥哥有些相似。但就算不像，该做的事也要去做，尤其是向太后已经死了的现在。某一天，邓洵武终于找到了机会，单独接近了新皇帝。邓洵武：“恭喜陛下。”这种开场白很正规。赵佶：“喜从何来？”赵佶也习惯，每个皇帝每天都要被恭喜很多次的。邓洵武：“陛下的宰辅选得好，韩相公、曾相公众望所归。”赵佶沉默，这事儿前两天有人说过了，是中书舍人徐勣，很可能会因为这事儿在史书留名。现在邓洵武来，第二次贺喜没红包的。真是浪费时间。却听见邓洵武叹息了一声，说：“真是可惜……”可惜什么？赵佶立即警觉。邓洵武说了下面这段话：陛下是先帝之子，首相韩忠彦是已故宰执韩琦之子。先帝当年改革实行新法，韩琦反对，现在韩忠彦执政，继续反对新法。以此看来，是韩忠彦能继承父志，而陛下不能。赵佶神色大变，这是侮辱！为人子者继父业，这是起码的职责，是延续血脉的骄傲，是对父亲的认同。如果不能，不是承认父辈有错，就是自己无能。这让一个刚满二十一岁的聪明、好高、血气方刚的青年如何忍受？可是又能说什么，之前他的所作所为，哪一样都真切地背叛了父亲和哥哥。难堪的沉默中，邓洵武在坚持，他当然不是来特意侮辱皇帝的，现在局面良好，一切都在掌握中，皇帝的情绪在波动中。他紧接着说了一句：“您想昭续父兄之志吗？”赵佶更加沉默了，他怎能不想，这是个根本就不需要考虑的事情。作为一个二十一岁的青年，神宗时代怎样他当时太小，没印象不好评论，可高滔滔、宋哲宗都做了什么，他亲眼目睹。国家的党争是被哪方挑起来的，国家的利益是由谁争夺回来的，只要稍有理智的人，都会一清二楚。他是新党，他的心是奋发向上的。这非常符合以往历史的发展轨迹，二十余年来，执行新党的，都是有血性、敢冒险、为国为家敢说话敢办事敢出头敢到外国砍人的人；而旧党一方，两代领袖都是从来没走出后宫的死老娘儿们，所有的党员都是些年近花甲甚至近过花甲的糟老头子，特点是对外妥协对内凶狠，一群弄不清国籍的妖孽。赵佶激动且犹豫着，他是谨慎的，之前为什么忍了向太后那么久，就是要把皇位坐稳了。现在哪怕再动心，也不能说什么。笑话！随便谁来激昂一下，就想让本皇帝走独木桥？新法是那么好实施的？俺的父皇、皇兄死那么早，都是变法累死的。那么多人帮着，还累死，作为一个脑子没炎的人，俺绝对不会没准备就走上去。他想到的，邓洵武在来之前都想过了。这时他决定把精心准备的最大底牌亮出来，是成是败，在此一举。邓洵武小心翼翼地拿出了一纸卷轴，交给了赵佶。这张卷轴上没有画，是一张列表，形式和《史记》的年表相似，按宰相、执政、侍从、台谏、郎官、馆阁、学校分为七类，每一类分出左右两栏。左边的是新党，右边的是旧党。在旧党的一边，人名像密密麻麻的蚂蚁，上至宰执公卿，下至侍从舍人，满朝文武齐备，有一百多人；另一边的新党很可怜，在宰执一栏里，只有一个人，叫温益。这就是当时的现状，新党被全贬光了，只剩下一个温益。温益是谁，谁知道啊，至于那位曾布曾大相公，他是新党吗？他是宋朝近二十年以来最无耻的骑墙派，两面倒。这份席卷整个朝廷，给满朝文武划成分的纸轴，非常准确地体现了赵佶此时的心情。悲凉啊，想变法谁来帮？没有羽翼的皇帝，比一只鸡都不如。爱莫能助……是的，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爱莫助之图》，就是它点燃了北宋最大最彻底的一次党派之争。从那以后，没有党派了，所有的理念、理想、坚持都会变得荒诞，越坚贞，越会感到可笑。回到这张卷轴，如果只是展示了绝望，当然不是邓洵武的目的。赵佶很快发现了个秘密，他看到在左边新党的名下，除了温益之外，还有另外一块被遮住了的地方。下面好像有东西，是什么？这时，邓洵武走上来，把遮住的东西拿开，露出了下面的两个字，“陛下，如果您想继承父兄之志，振兴宋朝的话，只有这个能帮你，非他不可。”蔡京。看到这两个字，赵佶很犹豫。他对蔡京不了解，更加不能因为一个国家级的历史写手的话就托付国家命运。他想了想，背着韩忠彦，把曾布找来了。曾布是目前新党资历最深的元老，他的话应该是最权威的。赵佶问：“有人说国家兴旺，非蔡京为相不可。卿以为如何？”问得很玄妙，回答得很经典。曾布说：“臣不便参与议论。”这实在是个含蓄优雅的拒绝，既不露骨，又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开玩笑，好不容易出卖了新党才爬上了第二号首长的位置，现在弄蔡京回来平起平坐，甚至是顶头上司，还问我什么意思？当我受虐狂啊！赵佶却不生气，从他问曾布开始，心里就有了盘算。要不然为何不问韩忠彦呢？他转过头来向另一个次相温益说：“温卿，就由你来操作这件事。”温益很高兴地接受了命令，这实在是全体新党都喜欢的事，不为别的，能有人和曾布唱对台戏，没人不高兴。以上就是蔡京回开封城之前的形势，到了这一步，曾布既要掀翻首相韩忠彦，又要确保首相的位置必须落到自己的手里，已经没得选择了。他只能隔几天之后，抢在上调蔡京回北方之前，写奏章表明立场，说他想通了，蔡京同志非常适合最高领导层的工作，我推荐他到宰执层任职。……贱人，出尔反尔，这就是他一生的写照。蔡京回来了，之后发生的事满足了曾布一生的愿望。合蔡京、曾布之力，一个小字辈的韩忠彦算什么？没用什么大动作，只是日常工作里的小绊子，就把韩二公子挤对得欲哭无泪，主动辞职了。首相空位，曾布以最高资历当选。如愿以偿了，曾布快乐、幸福，想想一辈子不断沉浮，总是站在山顶望天空，半步之上就是人臣巅峰，可就是上不去。简直郁闷死，他一直在猜，王安石是什么感觉，司马光是什么感觉，章子厚又是什么感觉……大权在手，快哉！为了深切地体会这种快乐，他决定为所欲为一把。一个很一般的人事变动，任命一个叫陈祐甫的人担任户部侍郎。这事儿真的不大，侍郎只是中层干部，京城里高官如云，官职调动的速度像蚂蚁搬家，是历朝历代里最频繁的一个。这点小事儿，只是一片浮云，谁去注意呢？应该说，曾布以这种级别的小买卖开张，魄力真是太渺小了。但他偏偏就倒在了这件事上。很乖的、以零拒绝服务著称的蔡京生平第一次与人作对，他以空前激愤的语气向赵佶控诉这种可耻的行为，“陛下，爵禄者，陛下之爵禄，难道宰相可以拿来讨好亲戚？”稍加一句，陈祐甫的儿子是曾布的女婿，两人是儿女亲家。自己的那点儿小心思被当众揭露，曾布怒了。他没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他是谁，是敢和章惇叫板的英雄好汉

，成为他们始终不变的选择。”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十月，陈诚一行人返归南京，向朱棣献上记录他出使心得以及中亚各地风貌的著作《西域行程记》和《西域番国志》，这是两本详细记录中亚国家风俗民情的专著，不但在中国史料里有重要地位，更被西方学者所重视，近现代还有不少西方历史学家专程来到中国，重金求购此书。这次归国随行的还有中亚乃至西亚各国派来朝见的使团，最远的甚至有埃及“马穆鲁克王朝”的使节，人数多达300人，可谓“万国来朝”。大明与中亚、西亚国家的“朝贡关系”，自此巩固下来。二赴西域后，陈诚向朱棣建言，力主朱棣接受各国请求，开放与西方各国的双边贸易，坚称此举不但能够“消减边关之患”，更能“岁增巨赋，收百年之利”。朱棣采纳了陈诚的建议，在新疆哈密、甘肃凉州等地设立“互市”，允许西域各国商队来此贸易。这一政策的“连锁反应”是帖木儿帝国也重修了原本因战火而废弛的伊朗西部古驿道，连贯至土耳其乃至埃及地区。至此从元末开始荒废的“丝绸之路”，重现商旅繁荣的盛景，中国的丝绸远销西亚和东非地区，中东甚至欧洲的商品与文化典籍，也渐次输入中国，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宋元数学的著名成就“高次方程求解法”，自元末失传后，在这一时期由阿拉伯数学家重新传回中土。此后明朝虽国策变动，但这条商路始终未断，直至明朝末年的崇祯时期，陕西西安和甘肃凉州等地，依然是西方商旅云集的“国际化都市”。永乐十四年（公元1416年）四月，陈诚率使团三赴西域，这次的主要任务是同西方各国议定每年互派商队的数量，达成贸易协定。陈诚准备充分，并请朱棣“择派户部精于商务者”随行。值得一提的是，后来在“土木之变”后，凭口才折服瓦剌，迫使其放还明英宗的能臣杨善也在其中，这些人在随后陈诚与西方各国的商贸谈判里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年八月，陈诚再抵帖木儿帝国，与帖木儿帝国愉快达成商贸协议的同时，更赠予沙哈鲁一件他精心准备的礼物——由明朝宫廷画师精心绘制，画有沙哈鲁进献给永乐皇帝宝马的《奔马图》。沙哈鲁感动不已，不但热情招待了陈诚一行，更亲手写了一封致朱棣的书信，朱棣也回复了一封同样热情洋溢的信件，坦言两国“相隔虽远，而亲爱愈密，心心相印，如镜对照”，并希望从此后“两国臣民，共享太平安乐之福也”。两位当时东西方最强大帝国君主的通信，诚为“世界和平”的千古美谈。而这“千古美谈”的牵线者陈诚，则于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年）第四次被派往西域出使。这次出使前，陈诚母亲罗氏病逝，按照习俗陈诚需在家“丁忧”3年，但朱棣认为“非子鲁不可担此任”，命他“夺情视事”。是年十月初二陈诚一行抵达帖木儿国首都赫拉特，这次出使，他给帖木儿国带来了朱棣特命翻译的中国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和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两部典籍。陈诚主动与帖木儿国主管农业的官员接洽，详解书中的疑难之处，甚至在陈诚的建议下，沙哈鲁还在其王宫里开辟了“试验田”，中国先进的农业灌溉技术从此在中亚地区广为传播。陈诚归国时，沙哈鲁竟“相送百余里，不舍之情溢于言表”。这感人的场景，也在许多中亚和西方的史料中有记载，而送别的双方谁也未曾想到，此时一幕，竟为永别。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十一月，陈诚携中亚各国回访使团500人返归北京，朝见正筹谋北征蒙古的朱棣，朱棣特意派6000精锐骑兵从肃州开始一路护送，此时北京周边重兵云集，旌旗招展。朱棣允准帖木儿使臣在当地“自由参观”，各路部队不可“妄加阻拦”，他还在明军“三千营”“五军营”“神机营”中挑选精兵，为使臣们表演马术骑射、步兵突击、火器操练等“军事科目”。史载帖木儿使臣初来时，以“吾国无此风俗”为由，拒向朱棣行叩拜礼，仅行鞠躬礼，但在历时半年的“参观”后，临归国前再次觐见，却齐行跪拜礼，“叩首触地”。帖木儿使团首领阿尔都沙更对朱棣坦诚相告：此次帖木儿国进献的“名马”，乃是沙哈鲁父亲帖木儿南征北战时的“御用坐骑”，素来是帖木儿国的“国宝”，这次进献给朱棣，正是“欲表示最敬之意也”。一番话令朱棣龙颜大悦，下令厚赐。帖木儿使臣归国后，对此次出使的详情记录颇细，近现代西方史学家对明朝军事实力的研究，大多以此为依据。这次出使无疑收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陈诚也因功升为从三品广东布政使右参政。此时正是安南叛乱之时，大批“越南难民”乘海路涌向广东，广东都指挥使陈震建议严禁难民入广东，违者格杀。陈诚全力阻止，一面严捕难民中劫掠百姓的“盗贼”，一面在广东屯门、虎门、东莞设立帐篷，将难民集中安置居住，发放食物及生活用品，又一次“善抚夷事”。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正月，在广东政绩卓著的陈诚再次被调往北京，筹划他人生里第5次的西域之行。使团于四月四日出发，五月到达甘肃时，忽传来朱棣病逝的消息，即位的明仁宗朱高炽下诏停止这次出使，陈诚在安抚了哈密、柴达木地区的少数民族部落后，于十一月返回北京。此时的明仁宗“不务远略”，大规模的出使行动遂中止，属于陈诚的舞台也就此结束了。次年陈诚辞官回乡，念其“通夷事”的才干，明宣宗下诏令他“回籍听用，年赐双俸”。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帖木儿国再派使节出使大明，并热情邀请大明派使节回访，其中坦言帖木儿国王沙哈鲁对陈诚挂念不已，希望大明再派陈诚出使，但被明宣宗婉拒。此时归乡后的陈诚在临川修“奈园”，与诸多好友成日吟诗作对，过着田园式的闲居生活。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他开始撰写人生中最后一本外交著作《历官事迹》，除了记录自己5次出使西域的全过程外，更详细阐述了有关双边谈判，招抚异族，尊重少数民族习俗，通商贸易等方面的种种学问。后来明朝的几代名臣李东阳、杨廷和、王崇古等人都对此书推崇备至，近代洋务运动先驱者李鸿章等人也从中受益匪浅。另一本专门记录中越之间边界划分的著作《与安南辩明丘温地界书》，确认了中越之间几百年来的传统边界线，直到20世纪，还是中越边境谈判的重要参考资料。33年后，陈诚再次出山，被明英宗朱祁镇任命为正二品光禄寺右通政，天顺二年（公元1457年）病逝于官邸，享年93岁。这位五出西域，通好外邦，宣示大明国威的著名外交家，尽管一生品级低微，但确为中世纪中国外交史的重要人物。在中亚乃至西方，陈诚也声明远播，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地，都保留了不少陈诚使团当年出使的遗迹。苏联历史学家弗拉基米尔?佐夫对他的评价甚为公允：“这个杰出的中国外交家用诚恳的态度和不放弃的精神，化解两大世界最强帝国之间的矛盾，为帕米尔高原周边各民族带来安宁与和平，是15世纪最杰出的和平使者。”第八章为朱棣『融资』的夏元吉一说起通过“靖难之役”篡逆而起的永乐皇帝明成祖朱棣，除了“篡逆”的行为后世颇多指摘，登基之后倒行逆施，大肆屠杀建文旧臣的行为招致抨击外，历学家对其在位22年的评价还是挺高的。纵观朱棣执政的22年，可谓丰功赫赫：重开大运河，编修《永乐大典》，经营边疆，西部建哈密卫，东北设努尔干都司，册封蒙古三部，西南改土归流，册封西藏活佛，往吐鲁番、伊犁、哈密派驻署理宗教事务的“僧纲司”，巩固发展大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对外遣陈诚通西域，派郑和七下西洋，通好外邦，向大明称臣的属国多达80余个，最远抵中非地区。派军平安南，不战而威服日本，五次北征蒙古，平鞑靼，克瓦剌，大展天朝军威……文治武功，伟业赫赫。因而《明史》在承认其“倒行逆施，惭德亦可掩哉”的同时，也赞道他“幅员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而这“卓乎盛矣”的时代，自然英杰辈出，文有编修《永乐大典》的大明三大才子之一解缙，操持国事，有开大明内阁先河，创“阁体诗”的“三杨内阁”，武有平安南的名将张辅，以及五次亲征漠北的朱棣本人，还有“威服四夷”的杰出外交家郑和、陈诚。然而诸多光辉夺目的人物，却掩映不住一个人的光辉——永乐朝户部尚书，被海内外诸多明史学家赞为“永乐盛世大账房”的名臣——夏元吉。这全因一个最简单的道理：这个集列朝所有“鸿业”于一身的时代，列列伟绩，归根结底都离不开一个字——钱。为这最简单的道理，且让我们看看他默默无闻，却值得尊重的一生吧。二夏元吉，字维喆，元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生人，生于江西德兴，后随做教谕的父亲迁居湖南湘阴。据说其母生他时，梦见屈原来到房中，故称他是三闾大夫（屈原）转世。他看似出身“高贵”，却自幼家境贫寒。13岁时父亲过世，生活更是雪上加霜，小夏元吉“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不但刻苦读书，更在附近教蒙学以贴补家用。他学苏东坡之法，将每月的工钱分30份悬挂在墙上，每日取用一份，微薄的收入，竟能被他支配得井井有条。其师知道后惊叹道：小小年纪，尤善理财，来日必理大明天下之财。数年之后，身担大明朝户部尚书重任的夏元吉，果然实现了老师的这一预言。洪武年间，夏元吉考取举人，为节省学费，他进入了大明最高学府国子监学习。其刻苦态度颇得执掌翰林院的宋濂赏识，经宋濂推荐被选入翰林院负责抄写文稿，别人“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在“上班时间”嬉笑打闹，唯独夏元吉正襟危坐，安心抄录，每次都既快又好地完成任务。其兢兢业业的态度引起了朱元璋的注意，随即破格提升他为六品户部四川司主事。从此，在这个掌控大明朝财政大权的部门里，夏元吉开始了终其一生的辛劳。夏元吉为人低调沉默，但一语既出，必切中要害，与喜好旁征博引，口才卓越的杨思义全然不同。但两人都是“通才”，不拘泥于四书五经，对算学和工程制造都多有研究，更重要的是，两人都有过“贰臣”经历。建文皇帝朱允炆即位后，升他为户部右侍郎，“靖难之役”3年间，他操持国家财政，供应前线军粮，费心费力，后建文帝事败，朱棣大兵入城的建文四年（公元1403年）六月十三日，不知城中变故的夏元吉正在值房“上夜班”，连夜点算城防所需用度，最先卖身投靠朱棣的兵部尚书茹常率兵闯入，绑了夏元吉交到朱棣面前，声言夏元吉在靖难之役中“助纣为虐甚多”，激得朱棣颇为恼火，问夏元吉有何辩解。夏元吉不慌不忙答道：“君上殉难，臣子理当死节，只是请殿下容臣三天。”朱棣一愣：“为什么？”夏元吉答：“户部尚有账目未点算完毕，此事关乎黎民生计，请容臣三天内做完，再随先君赴死。”这个临危不惧且至死还“牵挂工作”的能臣，终于打动了朱棣，当即下令将夏元吉释放，官复原职留任，两个月后又提拔为户部左侍郎，事实证明，他没有看错人。在升官为左侍郎数月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四月，夏元吉得到了他任上的第一个重要差事：赴江南治水。彼时江南，是大明朝物产最为丰富之地，是税收的主要来源。可自洪武三十一年以来，连年暴雨成灾，导致粮食减产，国家赋税大损，朱棣颇为重视此事，早在入主南京初期，就先后派遣工部侍郎吴中，兵部侍郎方宾于建文四年八月，十二月两次下江南治理。可这两位跟从朱棣北来的“老班底”不通南方水情，以至徒耗民力，劳而无功。因而夏元吉此行，朱棣甚为重视，行前专门派督御史俞士吉送水利书籍给夏元吉，两个月后，又派户部右侍郎李文郁前往协助。夏元吉到后，先反复考察水情，然后力排众议，更改传统治水方法，提议从吴淞河至太湖之间开凿运河，并在沿途设置水闸，控制流量，以求“涝则分洪，旱则灌溉”之效。此举动用民工10万人，夏元吉以身作则，布衣麻服吃住在工地，亲自督工，旁人劝他注意休息，他却答道：民工都在辛苦，我怎能独享安逸。众人闻之感动，工程大进，次年，他又督造了连通白秋河至太湖的工程，将江南两大河流贯通起来，至永乐二年九月全线竣工，从此“苏淞农田大利”。值得一提的是，西方采用相同的治水方法，要等到200年后的美国田纳西水利工程时。其江南治水功绩，连朱棣的第一谋士姚广孝也为此称赞夏元吉道：古之遗爱也。初建奇功的夏元吉自此得到朱棣荣宠，归南京后愈加器重，不久后升为户部尚书，正式担当“大账房”。他借此劝谏朱棣废除“文字狱”，并为朱元璋时代因文招祸的文人们“平反昭雪”。一番开导，终令朱棣下达了“大明朝不因文杀人”的训诫，一批之前蒙冤几十年的文人，诸多被封杀的诗文著作，从此重见天日，明朝文化繁荣，百家争鸣，更从此开始。三夏元吉在永乐时代的最重要作用，是和永乐时代一系列“大功业”紧密相连的：造宝船下西洋，编修《永乐大典》，南征安南动兵30万，5次北征蒙古，平均每次动兵50万，经济花费都是天文数字，对比前朝后世，号称“丰庶”的隋朝炀帝时代，后人赞为“富宋”的北宋徽宗时代，累积“十大武功”的清乾隆时代，上述的“大动作”仅进行了一两样，便招致国库空虚，苛捐杂税丛生，百姓负担激增，以至变乱四起。但永乐时代，虽说难免劳苦百姓，却终能将这些“大动作”一一完成，个中的奥妙，正在于夏元吉的“理财之能”。清朝历史学家赵翼曾赞叹说：历朝论理财能者，唯桑弘羊、夏元吉二人也。将之与西汉经济学家桑弘羊相比，评价可谓甚高。夏元吉之所以能顺利解决这些问题，在于他高人一等的经济眼光。朱棣的历次“大动作”中，不断有人提议用增加赋税的办法解决筹款问题，每次夏元吉都坚决反对，他的诀窍，可以概括成一句话：“裁冗食，平赋役，严盐法，钱钞之禁，清仓场，广屯种，以给边庶民，且便商贾。”这些方法中，“裁冗食”最难办，其内容涉及到“机构精简”，减少皇室开支用度，甚至限制朱棣本人花费等问题。夏元吉知难而上，永乐四年，借筹措下西洋经费为由，请旨裁减中央到地方闲散衙门200个，分流近千人。朱棣每年给诸皇子的赏赐，也经其谏劝，每年俭省近三分之一。朝廷禁军，经其核算淘汰大量老弱残兵，建成兵少战力精的“三大营”，这件件事情都是“得罪人”的，曾有人向其贿赂以图“方便”，夏元吉将众人的贿赂之物尽数挂在家中屋檐下，以表清廉之意。接着流言四起，不断有人在朱棣面前进谗言，好在朱棣对其信任有加，多次告诫群臣：“构陷夏元吉者，处重罪。”其他几条政策同时施行，“平赋役”，增加对富户阶层的税收，减免贫民阶层税收，并允许乡民出钱代劳役。“清仓场”，即清理各地仓库，严查贪污，每遇贪墨要案，他亲自核算，屡屡揭穿贪官伎俩。“广屯种”，招募内地无地乡民去边塞耕种落户。这不是朱元璋时代的“强制迁移”，而是国家出台“优惠”政策，用免税和经济补助吸引农民前去落户，结果九边各地22年来“户口增倍”，最早从内地“闯关东”的人，也恰出现在这一时期。而各个政策里，最关键也最难办的是两样——“严盐法”“钱钞之禁”。“严盐法”，是对洪武朝时杨思义倡导的“开中法”的再调整。“开中法”自洪武年间实施以来，对巩固国防，加强边地防务起了重要作用，但到永乐时期却情形大变。自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起，朱棣开始主动出击，先后5次大规模对蒙古用兵，虽捷报频传，但每次出师都在30万人以上，加上“下西洋”“开运河”“通西域”等大动作同时进行，财用自然捉襟见肘，无奈之下的夏元吉“跳跃性思维”，变“开中法”为“严盐法”，即由每年商人向九边输粮换取盐引，变为商

去之后被人谋害。为了确保国民对他没有二心，卫成公派大夫宁俞为代表，与卫国国民的代表在宛濮举行会议。说起这位宁俞，在中国历史上也是颇有名气的人物。孔夫子就曾经说过，“宁武子，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这位“其愚不可及”的宁武子就是宁俞，因其死后谥为“武”，故得名。在孔夫子看来，宁俞是个聪明人，国家政治清明的时候，他表现得很睿智；国家政治腐败的时候，他就装疯卖傻，明哲保身。他的睿智别人或许学得到，他那装傻的本领却是无出其右，连孔夫子本人都自叹不如。但是，从宁俞在宛濮之会上的表现来看，倒不是那种“见势不妙，拔腿就跑”的政治滑头，而是一个极具煽动力的演讲家，比之那些巧舌如簧的古希腊、古罗马政客也毫不逊色。且让我们来听听他对卫国国民的演讲：“上天降罪于卫国，致使君臣不和，在投靠晋国还是投靠楚国的大问题上产生分歧，所以才有今天的忧患。现在上天开启了我们心中的良知，让我们抛弃政治纷争，重新团结在一起。试问，如果没有留守在国内的人，谁来保卫社稷；如果没有在外奔波的人，谁来看护牛马？让我们同心同德，请求上天坚定我们的信心，不再降祸于卫国。自今而后，在外奔波的人不要居功自傲，在内居守的人也不要担心秋后算账。如果违背誓言，互相攻击，请神明和祖宗明察秋毫，降罪于他！”据《左传》记载，宛濮之会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国民对卫成公的心理隔阂，真心实意地等着卫成公回来。但是卫成公的心病还是没有解决，这块心病就是叔武。某一天早上，叔武正在宫中洗头，门外突然有人大声喊道：“卫侯回国啦！”咦，不是说好三天后才回来的吗？叔武虽然有点惊奇，但是急于见到兄长的心情使得他来不及细想，提着湿淋淋的头发就跑出公宫：“在哪里，在哪里？来人啊，快准备迎接国君。”远远地，一乘马车疾驰而来，马车上确实是卫成公的旗号，车上的人却不是卫成公，而是他的贴身护卫公子颛犬和华仲。看到叔武跪在宫门口，公子颛犬也不搭话，弓弦响处，一支利箭准确地钉在了叔武的咽喉上。“哥哥，你……”叔武嘴里咕噜了一句，鲜血涌出，颓然倒地。他至死也不明白，自己奉命看护国家，又主动邀请卫成公回国，为什么会落得如此下场？没有人看得明白。但真正的好戏还在后头。没过多久，卫成公赶到了，一看到叔武的尸体，他就捶胸顿足，号啕大哭，连问：“这是谁干的，这是谁干的？”有人指了指公子颛犬。一群卫士蜂拥而上，不容分说，将公子颛犬当场斩首示众。我只能说，卫成公是那个年代当之无愧的“表演帝”。元咺听到这个消息，既不哭也不闹，收拾两件衣服，逃到了晋国。见到晋文公，元咺将一捆厚厚的竹简递上。这捆竹简，用后世的话来说，就是状纸或者起诉书。他跑到晋国来，就是要打一场官司，告卫侯谋杀叔武。大夫跑到别的国家去告自己的国君，有史以来估计也是头一遭。晋文公收到这捆起诉书后，批了几个字：“择日开庭。”于是一个月后，这场官司在晋国绛都开庭审理了。根据《左传》记载，这次庭审还搞得挺像那么回事。到场的有原告元咺、被告卫成公，还有被告的助手宁俞、被告的替身鍼（zhēn）庄子（原告与被告身份不对等，因此要用替身）和辩护律师士荣（卫国的刑法官）。审判员由晋国的法官担任。庭审的过程没有任何记载，只记录了结果是卫成公败诉。法庭当场宣判：一、士荣死刑；二、鍼庄子刖刑；三、宁俞忠义可嘉，免于起诉；四、卫成公囚禁之刑，服刑地点在王城雒邑，宁俞负责给他送饭洗衣服；五、元咺即日回卫国，奉卫成公的弟弟公子适为君。卫成公在雒邑囚禁了一年多，晋文公想斩草除根，命令医生给卫成公看病开药，并在药里面下毒。宁俞觉察到不对劲，以重金买通医生，减少了药里的毒量，卫成公才得以保住性命。公元前630年，鲁僖公出面为卫成公求情，分别赠送给天子和晋文公白玉十双。天子受了这笔厚礼，也向晋文公求情。于是，这一年秋天，卫成公被释放回国。经历了诸多磨难的卫成公不改其狡诈的本性。回国之前，他派人秘密会见了卫国的大夫周颛和冶廑，许诺说：“如果你们帮助我复位，我将提拔你们为卿。”周颛和冶廑如约杀了元咺、公子适和公子适的同母弟弟公子仪，迎立卫成公再度为君。然而，就在两人穿上卿的衣服，来到大庙里准备接受任命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周颛走在前面，刚跨进大庙的门槛，就萎然倒地，无疾而终。冶廑一看势头不对，连忙把衣服脱下来，表示不要求当卿了。当时人们都认为，这是元咺的鬼魂在报复周颛。《左传》对于元咺，没有过多评价，然而叙述周颛和冶廑杀公子适的事情，用的是这样一句：“周、冶杀元咺及子适、子仪。”请注意，用的是“杀”子适，而非“弑”子适，这说明左丘明对于公子适政权的合法性，是持保留态度的。元咺跑到晋国去告状，将自己的国君告倒，而且在晋国的帮助下扶持公子适为君，在左丘明看来，绝对不是为臣之道，其实在我们今天看来，将国内矛盾交到国际上去解决，也未必值得肯定。【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公元前632年，晋文公是在一系列光彩夺目的事件中度过的。继城濮之战、践土之盟后，这年冬天他又在温地发动诸侯会盟，讨论如何处理对践土之盟心存不服的国家。参加这次会盟的有晋、齐、秦、鲁、宋、蔡、郑、陈、莒、邾等国的元首或授权代表。会后举行了大规模的狩猎活动，在晋文公的热情邀请下，周襄王也亲自从雒邑跑到温地来一试身手，使本次大会增辉不少。虽然孔老二对此颇有微词，说什么“以臣召君，不可以训”，但从天子当时的境况来看，晋文公这么看得起他，他是断无理由将自己吊起来卖的。作为温地会盟的成果，这一年冬天，晋文公率领诸侯发动了对许国的进攻，讨伐其不服之罪。至于许国到底怎么“不服”了，《春秋》《左传》皆无记载，很有可能是许国没有派人前来参加践土之盟吧。伐许途中，晋文公生了一场重病。曹共公的侍臣侯儒花钱买通了晋国的大臣筮（shì）史，要他对晋文公说：“请放曹国一马。当年齐桓公召集诸侯会盟，帮助邢、卫这样的异姓诸侯复国；今天您召集诸侯会盟，却要消灭同姓的诸侯。曹国的先祖叔振铎，是周文王之子，我晋国的先祖唐叔，是周武王的后代，本是同根同种，应该多加照顾。“您号令诸侯而灭兄弟之国，非礼也；您曾私下答应曹伯与卫侯复国，现在恢复了卫国而忘记了曹国，是言而无信；卫、曹两国同罪，而处罚不一，是赏罚不公。非礼、无信、不公，这三顶大帽子盖在您头上，您好受吗？”晋文公是个讲道理的人，生病的时候尤其通情达理，他命人把曹共公给释放了，并且让曹共公将功赎罪，跟随诸侯们一起讨伐许国。从许国回来之后，晋国再一次扩编军队，在三军的基础上，又新建了三军。这样一来，晋国的武装力量达到了六军，已经是王室军队的编制。为了避免别的诸侯说闲话，晋文公对外宣称，扩充军队是为了对付狄人部落。而且，新建的三军也不称之为军，而称为“三行”，以荀林父为中行主将，屠击为右行主将，先蔑为左行主将。公元前631年夏天，王室卿士王子虎、鲁国国君鲁僖公、晋国上军元帅狐偃、宋国司马公固、齐国大夫归父、陈国大夫辕涛涂、秦穆公的儿子公子慭（yìn）等人在翟泉会晤，重温践土之盟，顺便商量讨伐郑国的事。城濮之战后，郑文公及时倒向了晋文公，并且主持了践土的献俘仪式。时隔一年，晋国又发动诸侯讨伐郑国，理由是晋文公当年流亡列国之时，在郑国受到了“非礼”的对待，一直咽不下这口气。加上这次郑国不派人参加翟泉之会，正好又给了晋文公一个口实，因而临时动议讨伐郑国。谁说秋后不算账？老账新账一起算。翟泉之会受到了左丘明的猛烈抨击，主要是与会人员的级别不对等。各诸侯国来的都是卿大夫这个层次的代表，鲁国却由国君亲自到场，实在是用力过猛。公元前630年春天，晋国对郑国发动了试探性的进攻。据《左传》记载，这次进攻的目的是为了“观其可攻与否”。以晋国的军事实力，进攻郑国当然是小菜一碟。所谓“观其可攻与否”，估计还是旁敲侧击，想看看楚国的反应。在确信楚成王不会横加干涉后，同年九月，晋文公和秦穆公联合起兵讨伐郑国，对外公开宣称的理由有二：一、郑伯曾经无礼于晋侯；二、郑国至今仍与楚国眉来眼去，藕断丝连。晋国的军队驻扎在函陵，秦国的军队驻扎在汜（sì）南，对郑国形成夹击之势。晋文公这次伐郑，不仅有军事上的准备，还有政治上的准备。据《史记》记载，郑文公有三位夫人，为他生了五个儿子，这五个儿子都“以罪早死”。郑文公一怒之下，将其他侍妾生的儿子也全部赶出国去。其中有一位公子兰逃到了晋国，受到晋文公的优待。晋、秦两国大军进入郑国之后，晋文公命令公子兰在晋国东部边界待命，打算等军事行动一结束，就派公子兰进入郑国接管政权。郑文公派了一个叫烛之武的老头，趁着夜色跑到秦军大营，对秦穆公说：“秦、晋两国大军包围郑国，郑国是难免要灭亡啦。如果郑国的灭亡能够给您带来什么好处，那您就尽管放手干吧！但我想劝您一句，就算您消灭了郑国，对秦国也没任何好处，因为秦国和郑国之间还隔着一个晋国，好处都让晋国给得了。晋国因此增加了土地，对秦国而言，意味着相对减少了土地，不划算。如果您放郑国一马，郑国愿意成为秦国来往中原的东道主，为秦国提供方便，这样对秦国也没有任何坏处。再说，当年您有大恩于晋惠公，他许诺给您河外五城，结果这家伙早上渡河回国，晚上就令人加固城墙防御您，晋国人的贪得无厌，您也是有亲身体会的。他们今天往东向郑国索取土地，明天就会往西扩张，到那时，他们不打秦国的主意，还能打谁的主意呢？请您三思而后行。”在现代语言中，“东道主”是主人家的意思。但这个词最初的意义，“东”是指具体的方位。郑国在秦国的东边，因此自称东道主。而诸如“北道主”、“南道主”之类的称谓，在后世的史书中都曾出现。烛之武的话打动了秦穆公。他认真回想了一下这些年秦国与晋国之间发生的事情，觉得烛之武所言不虚。秦国一直在努力帮助晋国，晋国对秦国的帮助也总是欣然笑纳，却从来不想如何报答秦国，甚至恩将仇报。眼下这位晋文公，从上台到称霸，都受到了秦国的大力支持，至今也未曾有任何回报的表示，仿佛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于是，秦、郑两国签订了一个秘密盟约。三天之后，晋国人惊奇地发现，秦国人已经撤军了。不仅如此，秦穆公还留下杞子、逢孙、杨孙三员将领，带着一支部队驻扎在新郑的北门，宣布为郑国戍守城门。这就意味着，晋国如果继续攻打郑国，就要与秦国人为敌了。晋军众将对秦国人的公然背叛感到愤怒。狐偃等人建议晋文公无视秦国人的存在，按原定计划进入新郑，如果秦国人要阻挠，就连秦国人一起打。还好，晋文公不像晋惠公那样没心没肺，他暗自衡量了一下利弊，对大伙说：“没有秦国的帮助，我们就没有今天的成就。得到人家的鼎力相助却拔刀相向，是为不仁；因为小事而失去一个强大的盟国，是为不智；两国本来和平相处，却又发生战乱，不是用武之道。罢了罢了，既然老天不想灭亡郑国，我们也不必强求，回去吧。”话虽这么说，晋文公却不甘心空手而归，他派人与郑文公谈判，要求将公子兰送回郑国当大子。郑国大夫石甲父对郑文公说：“现在诸位夫人之子都已经死了，其余的公子中，数公子兰最为贤能，您不如答应晋国的要求，好让他们快点退兵。”郑文公听从了建议，派石甲父、侯宣多到晋国迎接公子兰回国。晋国与郑国遂签订了和平协议。从郑国回来之后，晋国再一次改革军队编制，撤销新建的三行，改为上、下新军，任命赵衰为新上军统帅，胥婴为新下军统帅。按《左传》的说法，这样做还是为了防御狄人的进攻。狄人真的有这么麻烦吗？回答是肯定的。公元前630年春天，就在晋文公试探性进攻郑国的时候，狄人不失时机地发动了对齐国的进攻。在齐桓公年代，狄人还只敢欺负一下卫国、邢国这样的二三流国家。齐桓公一死，连齐国都成为狄人侵略的对象。纵观中原，还真只有晋国令狄人有所忌惮了。公元前629年，狄人又一次大举入侵卫国，迫使卫成公将国都迁到帝丘。为此，卫国还举行了卜筮活动，得到的结果是，卫国还有三百年的国运。但从《史记》的记载看，卫国自此仍经历了十九代君主，历时四百二十年，直到秦始皇年代才彻底灭国。因此，这次卜筮的结果极为不准。帝丘原来是夏朝第一任君主启的孙子相的居所。卫成公搬到帝丘，梦到先祖卫康叔对他说：“你给我的祭祀很丰厚，可是都被相夺走了。”卫成公于是命令祭祀相，好让他不抢自己祖先的祭祀。宁俞认为不可：“不是我们的祖先，就算祭祀，他们也享受不了。连杞、鄫（zēng）这些夏朝的后裔都不祭祀相了，我们更没有义务承担对相的祭祀。”孔夫子则一针见血地指出：“非其鬼而祭之，谄也！”也就是说，不是自己的祖先，却去祭祀他，是谄媚之举。也许是风水轮流转，不久之后，狄人部落发生内乱，卫国趁机发动反攻，双方于公元前628年握手言和。这一年春天，楚国大夫斗章与晋国大夫阳处父举行了会谈，双方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夏天，在新郑城头摇摆了四十五年之久的墙头草郑文公去世了，晋国扶持的公子兰顺利即位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郑穆公，晋、郑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而到了冬天，晋文公也去世了，享年七十一岁。回顾晋文公的一生，最富传奇色彩的是他那段长达十九年的流亡生涯。他自四十三岁那年出奔国外，直到六十二岁才回国，十九年间，先后居住或经过翟国、卫国、齐国、曹国、郑国、楚国、秦国，或被奉为上宾，或遭冷眼歧视，可谓尝尽人间冷暖，也练就了他宠辱不惊的沉稳性格。值得一提的是，流亡的日子虽然艰辛，他却过得很潇洒，不乏佳人相伴，先是在翟国娶了季隗，接着在齐国娶了齐姜，跑到秦国又娶了怀嬴等五个老婆，这些女人，或以其温柔贤淑抚慰其心灵，或以其特殊地位成为他的政治后援，为他的流亡生涯平添许多春色。更值得一提的是他手下那几十号兄弟，不但对他忠心耿耿，不离不弃，而且在他最困难、最软弱的时候及时帮助他走出困境，告别平庸，目标坚定地杀回晋国，成就大事，可谓良师益友。而晋文公上台之后，除了报答大伙的恩情，更大胆重用这批非公族的贤能之士，一改国政由公族把持的传统，将军国大事交给异姓管理。正是依靠这些异姓贤人，晋国得以在短短数年之内迅速崛起，并且打败天下第一强的楚国，成为天下的霸主。唯一的遗憾是，晋文公大器太晚成了，称霸才短短数年，便寿终正寝。但晋国的霸业没有随着他的去世而迅速消失，从后世的历史来看，晋国的霸业始于晋文公，继于他的儿子晋襄公，在晋成公、晋灵公年代一度衰落，到晋景公、晋厉公、晋平公年代又重新雄起。自城濮之战后的近百年，晋国一直是中原地区最强大的国家——当然，这是后话，晋国的兴衰在以后的故事中还将讲到。晋文公死后，其灵柩被送往曲沃，将在曲沃举行葬礼。然而，就在灵柩被运出绛都城门的时候，里面突然发出一阵牛响。据《左传》的记载，是“有声如牛”，至于是如牛吼还是牛蹄声，无从考证。卜偃连忙命令队伍停下来，大伙一起拜倒，折腾了半晌，卜偃说：“主公有令，将有西方军队经过我国，如果攻击他们，必定获胜！”所谓西方军队，当然是

实，要是有蔬菜，用水煮一煮我们就会心满意足了；至于吃肉，同样也遇到问题，除了过去常吃的兔子和母鸡，逮到狗和猫也能下肚，不过，经验是生活的导师，此话不假，就连这些过去家养的动物现在也学会了提防人们的抚摸，成群结伙地觅食，成群结伙地防备被猎取；感谢上帝，它们还长着眼睛，所以现在更善于躲避，如果有必要还善于进攻。所有这些情况和原因都使人们得出结论，人类最好的食物是罐头，这不仅因为大都是熟食，打开之后立即就吃，而且由于携带方便，食用也方便。当然，无论是洋铁皮罐头，玻璃瓶罐头或者其他包装的罐头，上面都标明有效期，过了这个日期不宜食用，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会发生危险，不过人们的智慧无穷，一句无可辩驳的谚语很快流传开来，它与另一句早已不用的谚语类似。老谚语说，眼不见，心不烦。现在则说，眼不见，胃麻木，照样享受，因此，胃里才装进了那么多肮脏东西。医生的妻子走在这伙人前头，她正在计算他们现有的食物，最多够吃一顿，还不把狗包括在内，但是，狗自有办法，它不是灵巧地掐住母鸡的脖子，咬断它的喉咙，结果了它的性命吗。如果她记得不错，并且假设没有任何人曾闯进他们的家，家里贮藏着数量不少的罐头，就他们夫妇二人而言是足够了，但现在是七个人，即便实行严格的配给制度也支撑不了多久。明天，或者这几天之内，她必须再去一趟那个超市的地下仓库，看看是独自一个人去还是请丈夫陪她一起去，要么请第一个失明者一起去，他年轻，动作敏捷，选择的标准是能找到更多的食物而且行动迅速，还要考虑到撤退时的困难。街上，垃圾似乎比昨天增加了一倍，原来的人粪被大雨浇成了糊状，和他们一样在街上走动的男男女女刚刚拉的屎有的黏稠，有的清稀，空气中弥漫着臭味，像浓浓的烟雾，必须竭尽全力才能穿行。一个绿树环绕的广场中间有座塑像，一群狗正在贪婪地吞噬一个男人的尸体。此人大概死去时间不长，四肢还未僵硬，这从狗用牙齿撕扯骨头上的肉时尸体的四肢还在随之晃动这一点可以看得出来。一只乌鸦在旁边蹦来跳去，寻找机会钻进去分享这美味佳肴。医生的妻子转过脸去，但为时已晚，一阵恶心从五脏六腑涌上喉头，接着是第二次，第三次，她难以忍住呕吐，仿佛自己尚活着的躯体也在被另一些饿狗摇晃撕扯，这群疯狂的饿狗，现在轮到我了，她难受得恨不得立刻死在这里。丈夫问，你不舒服吗；绳圈里的其他人也一阵惊慌，往一起挤了挤；怎么回事；吃得不合适吗；莫非吃了坏东西；我一点感觉都没有；我也没感到什么。他们情况还好，只能听见动物的骚动，忽然传来一阵乌鸦异样的呱呱声，原来是一条狗在混乱之中不经意咬到了乌鸦的翅膀，只是轻轻一咬，并非蓄意作恶。医生的妻子说，我实在忍不住，请原谅，是几条狗在吃另一条狗；它们在吃我们那条狗吗，斜眼小男孩问；没有，怎么会呢，我们的狗还活着，它正在那些狗周围转圈，但没有靠近它们；吃了那只母鸡以后，它大概不会很饿，第一个失明者说；你现在好一点了吗，医生问；已经好些了，我们走吧；那，我们的狗呢，斜眼小男孩又问道；那条狗不是我们的，只是一直跟着我们，也许它会留在这里，它本来就跟这些狗在一起嘛，现在又遇到它的老朋友们了；我想拉屎；在这里拉屎吗；我憋不住了，肚子疼，小男孩急不可耐地说。他就地方便了，也只能在这里方便，医生的妻子又呕吐了一次，但是出于别的原因。后来，他们穿过宽阔的广场，来到树荫下，医生的妻子朝后看了看。那里的狗又多了一些，已经开始争夺尸体上的残肉。舔泪水的狗正朝这边走来，鼻子紧贴着地面，仿佛在循着气味的踪迹，这是习惯使然，因为这一次只要抬头望一望就能看见它要找的那个女人。他们接着前行，戴黑眼罩的老人的家已经被甩在后面，现在他们走在一条长长的大马路上，两旁是一座座豪华的高楼。这里的汽车都昂贵宽敞舒适，所以才有许多盲人来这里，在汽车里睡觉，看来一辆巨大的老式汽车真的变成了常住的居所，可能因为回到一辆汽车里比回到一所房子里更加容易，住在车里的人大概像住在检疫所里的人找自己的床位一样，从街角开始摸索着数汽车，第二十七辆，右侧，好，我到家了。老式汽车停在一座银行大楼前面，是送银行董事长来参加每周例行的董事会全体会议的，这是宣布白色眼疾流行以来的第一次全会，汽车还没有来得及开进地下停车场，它本应在那里等到会议结束。董事长按习惯从正门走进大楼的时候，司机失明了，还大喊了一声，我们说的是司机大喊了一声，但是他，我们说的是董事长，他没有听见。不过，会议并没有像其名称那样成为全体会议，近几天来已经有几位董事先后失明。董事长也未能宣布会议开始，其议题之一正是讨论一旦董事会正式成员和候补成员全部失明时应采取何种对策，董事长甚至没有能走进会议室，因为电梯本应把他送到十五楼，但升到九楼和十楼之间时断了电，电梯再也不动了。常言道祸不单行，就在此刻负责维修内部电力系统的电工们失明了，因此，早该更换的老式非自动发电机也没有启动，其结果，正如前面所说，电梯停在了九层和十层之间。董事长亲眼看着送他上楼的电梯工失明了，一个小时以后他本人也丧失了视力。由于没有恢复供电，由于这一天银行职员中失明者人数倍增，最可能的是他们俩死在了电梯里边，尸骨到现在还在那里，无须说，由于封闭在一个钢铁坟墓之中，有幸未遭饿狗吞噬。既然没有证人，即使有他们也显然不曾被叫到这些小汽车跟前来为我们讲讲发生的事情，如果有人问起我们怎么会知道事情是这样而不是以那样的方式发生的，这完全可以理解，若是如此，就可以回答说，所有的故事都像《创世记》一样，当时没有任何人在场，没有任何人目睹了一切，但人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医生的妻子曾经问过，银行里出了什么事呢，虽然她在其中一个银行有些存款，但对银行的事并不是很关心，之所以发问仅仅出于好奇，仅仅因为想到了银行，仅此而已，她也不指望人们回答，比如像这样的回答，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倒是戴黑眼罩的老人在沿着大马路前行的时候说了这样的话，据我在眼睛还看得见的时候得知，一开始便一片混乱，人们害怕失明以后一无所有，纷纷跑到银行取钱，认为应当早为未来打算，这无可厚非，如果某人知道不能再工作，唯一的办法就是求助于在衣食无忧的时期因眼光长远而积攒下的钱财，假设人们确实都有此远虑，一点一滴节约，有了点积蓄，那么突然间都去取款的结果是一些大银行在二十四小时内倒闭，于是政府出面干预，要求人们镇静，呼吁公民表现出爱国精神，政府的声明最后庄严宣布，它将为当前面临的灾难承担全部责任和义务，但这番话未能缓解危机，这不仅是由于越来越多的人失明，还由于仍看得见的人一心想挽救自己宝贵的金钱，其必然结果是所有银行，不论是已经破产还是尚未破产，全都关门停业，请求警方保护，但这也毫无用处，聚集在各家银行门前大喊大叫的人群当中也有些便衣警察，他们同样要求取出辛辛苦苦挣来的钱，为了不受拘束地表达自己的愿望，其中几个甚至通知警察局说他们已经失明，退出现役，另外一些还身着制服的现役警察举起武器瞄准了发泄不满的群众，但突然间看不清准星，眼前一片白色，这些人如果在银行有存款的话，不仅失去了一切希望，还被指控与当局狼狈为奸，不过最糟糕的还在后面，所有银行都遭到已经失明或尚未失明但同样疯狂的人群袭击，人们不像平常那样走到柜台前，心平气和地递上支票，对银行职员说，我想把钱取出来，而是不顾一切地见钱就抢，当天的现金，放在抽屉里的钱，由于粗心没有关上的保险柜，老一辈祖母们装零钱的那种古老的小口袋，通通被洗劫，当时的情景实难想象，无论是带天井的豪华总行还是街区的小储蓄所，无一例外地目睹了这些确实让人胆战心惊的场面，不能忘记那些自动取款机上出现的小小插曲，机器被砸开之后，最后一张钞票也被抢走，有的自动取款机的提示板上还莫名其妙地显示出这样的话，感谢你选择本银行，如果说这些机器背叛了其主人不够确切，至少应当说它们愚蠢透顶。总之，整个银行系统像纸牌搭成的城堡一样顷刻间坍塌了，这倒不是因为拥有金钱不再受到重视，有钱的人不肯放弃财富这一点就是证明，他们说谁也无法预料明天会怎样，同样，在各银行地下室里住下的盲人们肯定也是这样想，他们在等待着里边的大保险柜那笨重的镀镍钢门奇迹般地敞开，因为与巨额的财富仅这一门之隔，他们盘踞在地下室，只有寻找食物和水或者满足肉体其他需要的时候才肯出去，并且很快返回，回来时使用口令和手作暗号，不让任何陌生人进入营垒，当然，他们生活在一片黑暗之中，但这无关紧要，这种失明症患者眼中一切都是白色。戴黑眼罩的老人讲述银行和金融界这些骇人听闻的事件时，他们慢慢穿过这座城市，偶尔停下来，让斜眼小男孩减轻一下肠子里难以忍受的痛苦，虽然老人讲得兴致勃勃，有声有色，但人们有理由怀疑他的话语中有某些夸张的成分，例如，在地下室生活的盲人们的故事他是怎样知道的呢，他既没有掌握通行的口令也不会用手指打暗号呀，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了个大致的概念。来到医生和他妻子居住的街道时天色已晚。这条街与其他街道没有什么区别，到处一片狼藉，一群群盲人漫无目的地游荡；在这里，他们头一次遇到大老鼠，此前不曾遇到纯属偶然，大老鼠有两只，在街上游荡的猫也不敢与它们较量，因为它们几乎和猫一样大小，可以肯定比猫更凶狠。舔泪水的狗看看猫，又看看老鼠，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似乎兴趣不在这里，或者说它已经不是一条狗，而成为属于人类的动物了。看到这些熟悉的地方，医生的妻子没有感到在这种情况下应有的忧伤，她本来会想，时间过得太快了，仿佛昨天我们还在这里生活，那时节多么幸福，而令她吃惊的是心头涌上一阵绝望，原来下意识地以为这是她的街道，应当干净整洁，邻居们眼睛失明，但相互之间的理解还在。我太傻了，她大声说；为什么，出了什么事，丈夫问；没有什么，是我在胡思乱想；时间过得太快了，家里会是什么样子呢，他说；我们马上就知道了。力气已经耗尽，他们上楼梯时走得很慢，在每层平台上都停一停，他们的家在五楼，医生的妻子早就说过。每个人都尽力往上爬，舔泪水的狗时而跑到前头，时而回到后面，仿佛生来具有牧羊犬的天赋，得到命令不让任何一只羊走失。有的门敞开着，里边传来说话声，涌出阵阵让人作呕的气味，对这种气味他们早已司空见惯，两次遇到有盲人站在门槛上用空漠漠的眼睛向外张望，来的是谁呀，他们问；医生的妻子认出了其中的一个，另一个不是这栋楼里的人；我们原来住在这里，她只回答了这么一句。邻居的脸上闪过一丝认出熟人的表情，但没有再问一声是医生先生的太太吧，也许回到屋里以后会说，五楼的人回来了。爬最后一层楼梯的时候，脚还没有踏上平台，医生的妻子就大声说，门关着。看得出，有企图撞开门留下的痕迹，但门很结实，顶住了。医生把手伸进新外衣里边的口袋，掏出钥匙，但拿在手中，等待着什么，妻子轻轻扶着他的手，把钥匙插进锁孔。15家里的尘土利用主人不在的时候轻轻落下来，模糊了家具的表面，顺便说一句，这是它们安安静静地休息一些日子的唯一机会，没有掸子或者吸尘器骚扰，没有孩子们奔跑，在空气中搅起涡流。除此之外，家里还算干净，如果说有些不整齐之处，也是由于匆匆忙忙出门，在意料之中。尽管如此，那一天，等着卫生部和医院的人来叫他们的时候，医生的妻子表现出了智者们的远见卓识，这些人在生前把一切都安排妥当，以免死后给别人留下整理乱摊子的繁重负担，她把餐具洗干净，把床收拾好，把洗手间的东西放整齐，虽然算不上无可挑剔，但当时她双手颤抖，眼泪汪汪，如果人们还要求她做得更好，那就近乎残酷了。因此，这七个跋涉者好像来到了天堂，这种感觉极为强烈，我们称之为石破天惊，也不会对这个词的确切含义构成亵渎，他们在门口停下来，仿佛为突如其来的家庭气味惊呆了，其实不过是关门闭户的屋子里的气味，若是在往常，我们会跑过去把所有窗户全打开，说一声，通通风，但今天还是关得严严实实为好，不让腐臭钻进来。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我们会把一切弄脏，她说得对，如果他们穿着那些沾满泥巴和粪便的鞋进去，顷刻间天堂就会变成第二个地狱，据权威人士说，在地狱里，罪恶的灵魂最难以忍受的不是烧得通红的钳子，滚烫的油锅和其他火烧油烫的工具，而是腐臭瘟疫等令人作呕的气味。自古以来，家庭主妇们习惯这样说，进来吧，进来吧，没关系，弄脏了擦干净就是了，但这位主妇和她的客人们一样，知道他们从哪里来，知道他们所生活的世界上只要弄脏便会更脏，所以请人们把鞋子脱在楼道里，当然，他们的脚也不太干净，不过与鞋子相比还是大不一样，戴墨镜的姑娘家的毛巾和床单起了一些作用，把大部分脏东西擦掉了。于是他们光着脚走进屋里，医生的妻子找到了一个大塑料袋，把所有的鞋全都塞到里面，打算洗一洗，她不知道怎样洗，什么时候洗，后来她把塑料袋拿到阳台上，外面的空气不会因此而更加污浊。天开始暗下来，乌云密布，但愿能下一场雨，她想。她清楚地知道现在该做什么，转身看着伙伴们，他们正一声不响地站在客厅里，尽管已经筋疲力尽，但谁也不敢找地方坐下，只有医生随手在家具上摸索，留下一些手印，这算是开始了第一次清扫，一些尘土已经沾在了他的指尖上。医生的妻子说，所有人都把衣服脱下来，我们不能像现在这样待下去，衣服和鞋子一样脏；脱衣服，第一个失明者问，在这里脱，当面脱，我觉得不合适；如果你们愿意，我可以把每个人单独领到家里的一个地方，医生的妻子以讥讽的口气说，那样就不会难为情了；我就在这里脱，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回答说，只有你一个人看得见我，即使不这样我也不会忘记，你曾看到过我比赤身裸体更难堪的样子，不过我丈夫太健忘了；我不明白重提过去那些不愉快的事有什么意思，第一个失明者嘟嘟嚷嚷地说；如果你是个女人，曾有我们的遭遇，就不会这样想了，戴墨镜的姑娘说，她开始给斜眼小男孩脱衣服。医生和戴黑眼罩的老人从腰部以上已经脱光，现在正解裤子，戴黑眼罩的老人对身边的医生说，让我扶着你，把裤子脱下来。这两个人蹦蹦跳跳，既可笑又可怜，简直让人想落泪。医生打了个趔趄，两个人一起摔倒了，幸好他们没有在意，都笑了。看着他们那副模样，身上一块一块的各种污垢，阴部成了糊状，白色阴毛，黑色阴毛，让人顿生怜爱之心，一个是长者，另一个从事备受崇敬的职业，但两个人的尊严和体面都已丧失殆尽。医生的妻子走过去把他们扶起来，不一会儿天完全黑了，谁也没有再感到难为情。家里有蜡烛吗，她问自己，这时想起家里有两件照明用的古董，一个是带三个喷嘴的老式油灯，另一个是老式煤油灯，就是上面带玻璃灯罩的那种，今天用油灯，家里有橄榄油，灯芯可以临时做，明天到附近的杂货店去找找有没有煤油，找煤油比找食品罐头容易得多。更何况我不是到杂货店里去找，她想，此时她对自己的想法感到惊讶，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心思开玩笑。戴墨镜的姑娘正在脱衣服，动作很慢，使人觉得她一直在脱，但身上总是留着一件遮羞，她自己也难以解释此刻哪来的羞怯，但是，如果医生的妻子离得更近一

DOGSEX，公主刚安葬，立即把王诜撤职。可这不耽误王诜和赵佶之间的私人友谊。两人是宋朝宗室里的绘画高手，每天恨不能二十五个小时腻在一起。某一天，王诜派高俅给赵佶送去一个梳头用的篦刀，当时赵佶正在踢球。高俅的机遇到了，他目不转睛地看，看得未来的皇帝主动问他看什么，会踢吗？高俅不仅会踢，还敢下场，那天他超水平发挥，一下子把赵佶踢成了票友，每天都离不开他。从此，他成了赵佶的亲信，等到哲宗去世，赵佶登基，他跟着鸡犬升天，做到了殿前司长官。这是军职，从此之后，北宋的军队变味了。具体地说，高俅把国家的军队当成了自己的工程队，给他盖房子、修花园；当成了手工作坊，军人加工器皿，运到外地去卖；当成了跟班的，每天不去训练，陪着他东走西逛；还被他没收了军饷，没有生活来源，逼着军人们从事各种额外工作，去养家糊口。在这个过程中，北宋京师重地的禁军完蛋了，军事素质一落千丈，等到大难临头时，尽管人数众多，可毫无战斗力可言。另一方面，他显得很有人情味。他饮水思源，始终记着苏轼的推荐之恩。苏轼死后，每当苏家子弟进京，高俅都会多方照应。于是军界之外，总会说高太尉厚道，高太尉仗义，高太尉不忘本。不管怎样说，高俅不招人恨。哪怕是在军界内部，也没人对他龇牙，因为所谓的腐化禁军，烂掉战斗力之类的事，不是他开的先河。北宋一代，除了开国皇帝赵匡胤时期，京师禁军百战百胜威慑内外，到了赵光义时就全完蛋了。燕云之役、雍熙北伐、君子馆惨败，这三战之后，禁军老骨头都没了，剩下的都是少爷兵。每月领军粮，都雇人往家里背，废物懒惰到这地步，还有什么指望。至于让官兵干私活儿，更不是高俅的专利，真宗、仁宗时期留下了很多的传说，比如哪位兵哥哥的手艺独到，做出了什么新玩意儿，哪位兵哥哥好运气，给哪位长官跑长途，赚了多少钱。这事儿太多了，严格地说，高俅对北宋禁军的伤害顶多是雪上加霜，要是把军队烂掉的帽子扣到他头上，实在是不知所谓。以上就是高俅的生平，也是他为什么是恶人榜副班长的原因。剩下的几个人就不同了，个个都是万人恨，为害的程度，最差的也是祸害几个省的角色。高俅的上一位是杨戬。之所以这样排，说实话是委屈了点，但没办法，谁让他死得早，并且徒弟太神勇呢。杨戬，北宋太监，主管御花院。通过前面说过的艮岳等超级宫殿名园的建设，我们知道，这是当时最重要的政府工作。尽管童贯、梁师成等人都插了手，但专职负责这类事儿的，更是红得发紫，手眼通天。杨戬只凭着盖房子修园子，在官位上就能和隐相梁师成平起平坐，到达节度使的高度。按说有了这样的名分、职权，杨戬蛮可以大打出手，和梁师成争夺一下太监里的战斗机，尝尝后宫第一的滋味了。可是他不，他很聪明，很知道进退，没去惹握着国家符印的梁隐相的麻烦。他另有爱好。自古以来，太监最爱的是钱。作为无妻无儿无女，甚至伤残身体，把祖宗也抛弃的太监，这个世界除了钱以外，还有什么是真实的呢？于是，杨戬成了当时最能圈钱，也最敢圈钱的人。对于一个有权的人，什么是最来钱的东西呢？答案——土地。自古以来，土地是政府最大的，也是最后的资产。杨戬搞上了土地买卖，他成立了一个叫“西城所”的部门，专门派人下乡，到各个州县里去召集民众，核查田契。各地的百姓很配合，政府要查证，还不小跑着回家取？结果取来后，西城所的人开始问，这块地是从哪儿来的？答，父亲留下来的。好，你父亲是从哪儿搞来的？答，爷爷留下来的……以此类推，直到问及祖祖太爷以上。年代太久远，嗯，好，拿出证据来，证明是你祖祖太爷给你祖太爷的！人民崩溃。上面是祖传型崩溃，有聪明的另想了别的法子，面对质问，他会说，这是我买的。好，你从谁买的？答，东村头甲。好，找东村头甲来，问甲从哪儿买的，如此类推，可以推到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的后边去，到那一步，就算是007邦德穿越过去，也别想找出最早的那个买主。西城所能一直追问到五代十国去。于是，人民再次崩溃。崩溃的结果是加租加税，只要定下来，以后哪怕天灾人祸颗粒无收，也别想逃债。这种方法从汝州开始推广，覆盖到京东、京西、淮西、淮北等各大富饶区。怎样，挺狠吧，不，这只是杨戬用土地圈钱的各种办法中的一个。严格说来，还是很复杂，很笨的一个。后来他想明白了，与其这样折腾，不如无中生有。西城所在全国范围内勘查哪儿有废堤、弃堰、荒山、退滩、淤流滩地等无主地段，强迫就近的农民去耕种。只要种上了，立即成了他的终身制佃户，无休无止祖祖辈辈给他交租子。到后来，他贪到了连水面上的营生也不放过，大名鼎鼎的梁山泊就被他圈了进去，每条渔船都成了他的产业。估计当地姓阮的三兄弟就是被他刺激着了，去打家劫舍的。杨戬辉煌的圈钱生涯结束于公元1021年，他得病死了。但他的精神长存，又一个杰出的钱痨型太监出现，做得比他更给力。李彦出场。这是北宋太监三剑客中的最后一员，也是其中最凶残的一个。他全盘接手了杨戬的圈钱生意，操作的方式却比杨戬先进太多了，以至于连西城所都失去了意义。根本就不用去查地契的嘛，费那个劲干什么，李彦派人直接站到看好的土地上，然后大声宣布，这是无主荒地！就这么简单，谁不同意谁去死。做得最狠的一次，他派人把鲁山（今属河南）县的田地契都集中起来，当着契主的面，一把火全烧了，全县的土地都变成了“公田”。全变成了公田，公田是不交税的耶，那么原来的税怎么办？这是个问题，涉及皇帝陛下的腰包的。李彦想了想，这样吧，鲁山县已经是我的了，不能再为难他们。把原来的税，都摊派到邻近州县去。在这种乾坤大挪移的转换下，既保证了皇帝的腰包不缩水，还确保了他本人的腰包变丰满，这是多么完美和谐的办法！史称，被李彦看中的“荒地”居民们生活变成了这样：“农不得之田，牛不得耕垦，殚财靡刍，力竭饿死，或自缢辕轭间……”以上就是李二代的行为了，做法毫无遮掩性，连一点点的自愧心理、畏罪心理都没有。这就是典型的富二代、权二代们的行为，他们根本就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根本就不认为有什么狗屁的法律存在！到这里，相信大家对李彦已经咬牙切齿恨之入骨了吧，别，先别忙，在北宋恶人榜上他只是倒数第三而已，就算在他擅长的业务范围内，也有人比他更强。他主管的地盘在西北，宋朝时的西北算是老牌的政治经济中心，但是在实际指标上，长江以南已经迅猛崛起，政治上连续出现宰执人员，如王安石、曾布、章惇、蔡京、蔡卞等人，抛开西北代表司马光先生，几乎垄断了神宗之后的宋朝权力。经济上更是一枝独秀，可以说开封城的繁华，自从宋太祖开始，就是由江南支撑的。排名在李彦之上的，就是把江南搞成人间地狱的那个人。朱冲之子朱勔。朱冲作为一个白手起家的人，是很有分寸的。他在刚刚有点钱之后，就乐善好施，号称灾年施粥寒天舍衣，在东南一带很有善名。直到他遇到了蔡京，成为开封御花园的官倒，为艮岳等名园项目服务，气焰才有所抬头。可就算是这样，他也很低调，一直乖乖地隐藏在蔡京等人的身后，很踏实地赚取黑心钱。朱二代不是这样，他的一切都是张扬猖狂的。彻底分析一下他的生活，才会明白当时天下最牛的富二代到了什么程度。朱勔的生活圈子分成两个，一个在江南老根据地，一个在开封京城。先说京城吧，毕竟要从低往高说，倒啖甘蔗才有味道。在京城，朱勔是快乐的代名词，注意，不是说他很快乐，是说他是整个开封官场的快乐。他走到哪里金钱就淹没到哪里，每年他孝敬给官员队伍的钱，绝对要超过赵佶开出去的工资。另外，他还是个渠道，通过他，哪怕是皇宫深处的隐秘，都能第一时间了解。因为他能随时出入宫禁，在皇宫的每一个角落闲逛，甚至不需要避开嫔妃。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花石纲的代表，他有义务有责任巡视皇帝的家，看看哪里还需要什么装潢点缀。这项工作朱二代干的是很认真的，经常得到奖励。比如某天他突然在袍子的肩膀部位绣了一只金色的手，别人问这是啥。朱勔很虔诚地说，刚刚这里被陛下的御手抚摸过……又一次他的胳膊上突然缠了一块黄罗绢，这条胳膊表现僵直，一动不动，哪怕是与人打招呼行礼，也举不起来。大家问，朱二代，你中年麻痹了？答，哪里哪里，刚刚这条胳膊的这个部位被陛下再次抚摸了一下。这是他在开封城里，表现得很舍财很快乐，并且有些小可爱。他回到江南之后，就是另一张脸了。其表现是，他在京城里所有的谦卑、可爱都成百倍地找回了平衡。先是钱，一般人认为朱家的钱是从国军库里掏出来的，他们每往京城里运送一批花石纲，就能漫天要价，把石头换成金子搬回家。这没错，但不全面。财富到了朱家，金子银子什么的都是垃圾，他们要的是皇帝级别的东西——土地。玩到最后，玩的都是土地。朱家的田产跨郡连邑，用州、县这样的尺度单位已经没法测量了，每年收上来的租子达到十余万石。接下来是地产。朱家是皇家园林供应商，自己住的地方会差吗？先是大，“甲第名园，几半吴郡”，这个吴郡可不是单指一个地界，这是说自古传下来的吴越之地里的吴，是个代名词，是江南的象征。朱家的花园，达到半个江南！至于怎么来的，有一个例子。苏州园林甲天下，孙老桥一带在北宋时更是名园，被朱勔看中了，他伪造圣旨，说是皇帝征用，强行逼迫数百户人家搬走。动迁当天，哭声一片，是北宋强拆迁的代表作了。再接下来的是权。朱勔本人的官衔很一般，在公元1120年之前，他是随州观察使、庆远军承宣使。这是虚衔，如果不挂上些职能部门的差使，在开封城里吃白食都能让店家打出来。两年之后，北方燕云战线出了结果，赵佶一时高兴普天大庆，宋朝官集体升职，朱勔才升到了宁远军节度使、醴泉观使。这还是虚衔，节度使早就没人要了，读书人顶这个衔都觉得丢人；醴泉观……一听就是个道观，多领一份工资罢了。这就是朱勔在开封城里的官方地位，如果他在赵佶的面前红度下降，那么身价立即一落千丈，没人会再答理他。可回到长江之南，他是另一个人了。在那一片广大的，比长江之北失去燕云地区的北中国还要大一些的江南之地，他的权力远比赵佶要直接。不是比赵佶大，而是更直接。整个江南的官府都是他的幕僚，像郡守一级的官，很多都是他的亲信。他所到之处，连退了休的宰执人员都得亲自出迎。他的兄弟子侄娶的都是皇家宗室之女，他的大小老婆都有官方封诰，他家里有一百五十多个人有八、九、十品武官的职称，而这些人只是给他挑水、种地、打扫院子的奴仆！而他本人每个月里总有两次必须要做的小事，烦啊，每个月的初一、十五这两天，江南地区的省市级高官都要到朱家集合，接受他的点名……每当此时，朱勔还是相当郁闷的，因为他不得不把赵佶的画像挂起来，算是替皇帝检阅。可谁给他的权力，让他把皇帝的画像挂在他家里的？挂了，又能把他咋地？如此一来，长江以南，宋朝官方的命令几乎没有威慑力，真正掌权的是朱家，这一点连开封城里也知道。时间长了，大家为了表示认可，给朱家送了个外号——“东南小朝廷”。稳占南中国，割据半边天，如此威势，朱勔也只是二当家，他在北宋恶人榜要排在另一个人之后，那就是宋朝当红的宰执王黼。王黼，字将明，开封人。原名王甫，之所以改了名，是因为赵佶喜欢他。嗯，说来王黼也是历史名人，在东汉时举国闻名，乃是一位顶天立地的……大太监。宋朝的王黼是一个帅到妖孽都没法复制的大帅哥，他长得金发碧眼，面如敷粉，长身玉立，就像漂洋过海从西半球穿越到宋朝的白种人一样。这样的人让赵佶怎么能忽视呢，比他养在艮岳的各种珍禽异兽长得还特殊！细查王黼的发迹史，可以集中到两个字——捧、拆。他第一次在官场里捧的人是同学何志的老爸。何老爹名叫何执中，是赵佶刚登基时的次相，当时王黼很上进，是真材实料考上来的进士，何执中看在是儿子的同学，并且被捧得很开心的分儿上，推荐他当上了校书郎、左司谏。这是一份天大的恩情，一个小小的进士，连三甲都没入，就直接当上了馆阁人员，并且在知谏院兼职，这是多么高的起点，想想几十年前王安石、苏轼想进馆阁还得经过考试，范仲淹想进知谏院还得先到外地当好多年的地方官。何执中对后辈的提携，连他自己都觉得太高了，所以经常性地挂在嘴边，有事没事地向同事亲友讲讲，来标榜自己是多么的宽仁厚德。某一天，他在和亲爱的同事蔡京闲聊时也说了一遍。这一次，他没能等来认可的眼光、推崇的称赞，而是蔡京递过来的一份奏章。打开一看，何执中差点没气死，那居然是王黼弹劾他的“二十恶事”。这是王黼在官场里的第一拆，至于理由嘛，是因为他抱住了另一条大腿，正在帮这条大腿踢绊脚石。王黼每捧一个人，都会得到百倍的收益，每拆一个人，更会得到千百万倍的回报。这一点在北宋历史上独一无二绝无仅有，成功率达到百分之九十八。失败的百分之二，其中的一例是非常完整的失败，另一例他只是分别在两个人的身上搞砸了百分之零点五。即，他敢去捧，也捧出了效果，却没法拆。那两个人捧的功夫比他深，拆的办法更是他望尘莫及的，每每他刚刚想拆，立即就被吓得浑身冷汗魂不附体。他确信，只要他真的敢动手脚，那两个人一定会让他死得非常难看。这两个人是——蔡京、童贯。蔡京为什么要让何执中知道王黼在过河拆桥呢，很简单，王黼抱上的就是蔡京的大腿，他要把何执中拆倒，好让蔡京在相位上唯我独尊。这是他的见面礼，希望这样能进入蔡氏集团，加入到瓜分宋朝天下的行列里。蔡京很高兴有人来投靠他，可绝不想让人把他当傻瓜。这个惯于过河拆桥的小子，他一眼就看穿了。这种人可以用，却一定要能震得住。恶仆得有个恶主人。所以蔡京在刚开始时就来了个下马威。王黼懂了，也怕了，从这之后他再也不敢惹蔡京，甚至蔡氏集团的其他人。于是他得到了好处，蔡京把他提到了谏议大夫、御史中丞的位置。御史中丞，这是御史台长官，是宋朝言官的首领。可以说王黼一步登天，从原来的副司级升到了正部级。这是个多么大的跨度，有些人终生都别想越过，他却只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这在北宋升官史上空前绝后，只此一例。快速升官后王黼没心思享受，他害怕。他的身家性命、官场安全都维系在蔡京的一念之间，这样做官有什么意思？他想了想，做人得勤奋，他还得继续捧、继续拆，才能过上有保障的生活。他捧的第三个人是梁师成。方向正确，从概率上讲，能与宰相蔡京抗衡的只有隐相梁师成、媪相童贯两人。童贯的势力在军界，与他没关系，当此时此势，只有梁师成是他的援手。另外，捧梁师成还有些别的妙处。在官场中，王黼已经到了一个瓶颈，再升上去他就是宰执官，要威胁蔡京的地位了。到那时，无论他怎样表忠心认主子，蔡京都会把他当成威胁。那么出路在何方，真的要一辈子当蔡京的马仔吗？不，坏人永远都只忠于自己，王黼的理想远大着呢。梁师成意味着一片崭新的天空，能让他肆意展翅无所顾忌。因为他和梁师成都知道，他不可能挥剑自宫变成太监，去抢隐相大人的饭碗。于是，王黼展开了他有史以来最卖力的捧人行动，他豁出去了，啥也不在乎了，为了能在精神、物质上双重打动梁师成，他以父礼尊崇梁太监，公开声称是他的“恩府先生”。历史证明他正中梁师成的要害，做太监做到梁师成的地位，人世间有什么东西还能打动他？是万两黄金还是绝世美人……呸，送太监美女，小

年我的导师王钟翰教授带领我们几个研究生到沈阳实习，曾特地带我们去拜见金先生，那是我第一次与金先生见面，那时候金先生似乎被聘请到刚刚创立的辽宁民族所就任不久，由于居所尚未安排停当，全家还住在宾馆的一间套房里。我是后来才知道，早在1957年，王钟翰先生就曾介绍金先生赴中央民族学院讲授辽金史，却因“反右”风波遽起，此事遂寝，注6可知二老当时已是故交了。金先生退休回到北京之后，我曾几次到他在梅园的家中拜望，却从未与他提起那本《三家子屯调查》给予我的影响。而与他真正深入的交谈，则是从这个口述才开始的。我和与我同往的乌兰教授夫妇，曾有过一个很长的访谈计划，打算每周到金先生家里去谈一次，金先生也同意了，还不仅仅是同意，据他的女儿金适说，他还为我的访谈准备了提纲——可是，这一切刚刚开始，也就是说，刚刚只做了第一次，一切竟然就结束了。那次访谈之后，我去日本大阪大学访学仅短短半月，回京后正打算与他预约下次访谈的时间，却听到他去世的消息。而算起来，从我为他做这个口述的3月10日开始，到他逝世的4月10日，其间相隔仅仅一个月，我想，这应该是他一生中接受的最后一次访谈了。这当然不是一篇完整的访谈，我也从未想过要将它发表，但11年倏忽而过，老一辈学人的身影渐行渐远，甚至已经开始模糊。将这篇口述记录拿出来重新检阅，发现它虽然简短，却不仅提到一些其他著作包括金家三代学者自己的著作中迄今未公开提到的往事，而且一读此文，金先生的音容笑貌便宛然重现，我决定还是将它发表出来。至于金先生家从荣亲王世代相传的文献史料和记载，以及金先生父子父女三代学者的学术成就，乃至金先生的三世祖奕绘和夫人、女词人西林太清诸事，由于都有专书介绍，这里就不复赘言了。在这篇口述中，金先生谆谆嘱咐我：“都是研究清史，王钟翰先生的清史跟别人的就不一样。是不是？您继承他这个，收获就会很大。”我钦佩金先生的眼光，感激他的指点。府门儿这卷，本是以爱新觉罗家族的行辈字即“溥毓恒启”排序注7的，金先生在辈分上并不靠前，但我仍将他的口述作为本卷开篇，以示对他的纪念。又及，金先生的女儿金适教授认真审阅了这篇整理稿并做了仔细的订正，在这里，我对她给予的支持，表示由衷的谢意。金启孮简历：启孮，字菉曾，一字麓漴。1918年6月生于北京，出生时清帝业已逊位，故以金为氏。曾就读于国立北京大学国文系。1940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从和田清、山本达郎、三上次男、榎一雄诸师研习金代女真史和清代满族史。1944年回国，在北京育英、贝满等中学执教。1949年1月北京解放后，辍教入华北大学史二班学习。1949年10月华大毕业后，重返育英中学任教，兼北京市教育局教师进修学院讲师。1958年调入刚建校的内蒙古大学，任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副主任、副教授、教授，研究蒙古史的同时，继续研究女真学、满学，历时25年之久。1982年赴沈阳，主持筹建以满学研究为中心的辽宁省民族研究所，任所长；创办《满族研究》及《满族研究参考资料》两种刊物，并任主编，以研究满学为中心任务。八十岁时的金启孮先生注81989年离休，定居于北京市。2004年4月10日卒于北京。金家自述的荣亲王府世系：荣纯亲王永琪：字筠亭，号藤琴居士。清高宗弘历第五子，封荣亲王。生于乾隆六年(1741年)，卒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享年25岁，谥曰纯。精通满、蒙、汉三种语言，对天文算法亦有深入研究，所著《八线法》手卷，至为精密。又擅长书法，与成亲王永瑆齐名于世，并长于绘画、琴艺。著有诗文集《蕉桐賸稿》。荣恪郡王绵亿：字镜轩，号南韵斋，荣纯亲王第五子，封荣郡王。生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卒于嘉庆二十年(1815年)，享年52岁，谥曰恪。精于画仙佛，尤擅书法。著有《恪王诗稿》一卷。多罗贝勒奕绘：字子章，号太素道人，荣恪郡王世子，封贝勒；生于嘉庆四年(1799年)，卒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享年40岁。绘贝勒著述极丰，从诗人创作到学术考证，包罗甚广。传世作品有《南韵斋宝翰录》(三卷，内载恪王书画题跋写真)、《读易心解》，等等。绘贝勒福晋西林觉罗·太清：讳春，字梅仙，号太清，镶蓝旗满洲人。生于嘉庆四年(1799年)，卒于光绪三年(1877年)，享年79岁。当代中国文学界一般认为，西林太清不仅是满洲第一女词人，而且是清代第一女词人。代表作为《东海渔歌》。晚年著有章回体小说《红楼梦影》(24回)，笔名云槎外史。固山贝子载钧：奕绘第一子。道光十八年(1838年)袭贝子。咸丰七年(1857年)卒。奉恩镇国公溥芸：载钊第三子。同治五年(1866年)袭镇国公。光绪二十八年(1903年)卒。奉恩镇国公毓敏：溥芸第二子。光绪二十八年(1903年)袭镇国公。宣统三年(1911年)卒。奉恩镇国公恒煦：字纪鹏，晚年始字光平。1912年袭镇国公。毕业于朝阳大学法律系。早年受满文于舅氏松贤(即满文辞典《祖国渊源录》作者)。中年以后又攻语言学，喜以语言证史，颇多创见。除治清史、满族史外，专攻金史，并治女真文。成书于上世纪40年代的《女真语言文字研究》荟萃了煦公一生对学术界的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所二所工作，1960年退休。煦公曾任中华民国第一届国大代表，这也成为他不幸于“文革”殒命的主要原因。注9乌兰：风太大了，沙尘暴又起来了。金启孮(以下简称金)：见到您几位我还是很高兴的，现在老没有这么常说话了。定宜庄(以下简称定)：我们想听您讲讲这样几个方面，不知道您愿不愿意跟我们聊，就是您这一生做满族史，还有女真语、满语，您在这些方面的主要成就，您都是怎么走过来的，给我们讲讲这些经历，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如果您愿意讲……金：我得记上啊。定：没关系。一会儿我给您写。我想听听您小的时候北京的故事。第三方面呢，我想听听您自己家庭的情况，您个人生活的一些情况，包括您父亲的家庭，还有您母亲啊，祖母啊，外祖母啊，婚姻的情况啊什么的。咱们满族特有的风俗啊，规矩啊。金：我的外祖母家不是满族。……可以是可以，但是第一方面呢，我谈不到什么成就，我有什么成就？定：任何一个好的学者都会说：我没有什么成就！金：(笑)……定：可是至少您有好多体会。咱们慢慢聊，反正也不着急。

1.从始祖荣亲王到祖父毓敏

金：我始祖永琪，清朝时候的荣亲王永琪，主要是在学问上用的功夫比较多，没怎么参与过政治，他25岁就死了，没有出宫，病逝在宫里了。定：没分封注10是吧？金：他住在圆明园的兆祥所注11。他死的头一年乾隆看他去了，看他去了之后，在病中封他一个荣亲王，没出来。他擅长书法，他很喜欢弹琴，他的文集叫《蕉桐賸稿》。他很喜欢音乐、文学，同时他最擅长算法，西洋算法，这些东西，算法的东西家都没有了，在溥心畬注12手里呢，溥心畬拿了让我瞧过，是长条的一个手卷，三角那时叫八线法么，三角学，除了ABCD用甲乙丙丁表现之外，图的精细呀，我感觉非常惊讶，他就预备把这给我，他一定要在(手卷)题字，我说您不要题字，他非要题字，结果呢，后来他不是上南方开那个伪国大去了么注13，很匆忙就走了，结果这个(手卷)没到我手里边，这个事我非常地遗憾，经过“文化革命”就不好说了。注14定：他是不是给带到台湾去了？金：没有没有！全没带走，他们东西全没拿走，他没打算在那儿，他要回来的，哎……这第二代就是绵亿。定：这是道光那辈的？金：他父亲死时他还很小，后来分府才出来，就住在太平湖么，由他那时候分府才分到太平湖。注15他也是继承了父亲这几样，几乎全继承了。第三代就是绘贝勒，他两位夫人，正夫人叫妙华。定：是奕绘的夫人？金：哎。他们二位合着做了一本诗集呀，是俩人合体的，《妙莲集》。定：《妙莲集》是不是就是您点校的那个？金：《妙华集》到现在还没下落呢。《妙莲集》是我在沈阳时在辽宁省图书馆发现的，我就跟他们说这个事，赶紧把它搁到善本里头。让古籍办复印了一点，复印得也不多，那时候也没有一个单位联合起来说把它多印一点。奕绘的侧夫人是顾太清，就是西林太清，这个您都知道，我就不详细说了。到第三辈时还是，这几样都行。到了第四代，固山贝子叫载钧。这时候书法呀，文学呀就都没有什么突出的了，就只听说是非常擅长语言学跟掌故。语言学是什么呢？上边几代也是，这个满、蒙文哪，都精通。到了载钧这一辈，不但满、蒙文精通，而且还精通藏文，三种文字，基础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基础。从前三代留下的这个语言学跟文学、历史学，因为载钧他非常熟悉清代的掌故，所以语言学、文学跟历史学基本上是这么样从上头传下来的。定：金先生我问您一个问题，您说他还非常懂得音乐、乐器是吧？金：乐器是除了自己会弹琴之外，我这二世祖，就是荣恪郡王绵亿的时候，他号叫南韵斋。因为他很喜欢南方的十三乐。他制的墨，据说在古董界很有名，这个我没有(笑)……他的墨，跟古董商提南韵斋的墨都知道。大体上这样。距离我父亲只差两代了是不是？我父亲的祖父溥字辈，到我的祖父毓字辈，这两代呢，主要就是一般地继承前边的了。那时候毓敏，就是我祖父，正赶上洋务运动的时候，所以通英文，而且擅长医学。定：中医还是西医？金：西医。定：西医？他是留洋的么？金：他的外国朋友非常多，许多外国朋友啊，甚至有史学家，有一个叫柯凡氏的，据说德文叫awaci，是德国的一个史学家。我们家这个二十四史还是柯凡氏送的呢，(是他用来)研究的(笑)，版本不好。定：您们家那时候还住在太平湖吗？金：不不不，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就搬到大佛寺北岔儿一个小府去了。大佛寺在宽街那儿。大佛寺那儿房子才一百多间，太平湖那个房子呀，就给了醇亲王了。定：就是后来的醇亲王府吧？金：醇亲王府又不是，光绪那儿生的，所以就由那儿又搬到北府去了。那不是一生皇帝那儿就不能住人了么，就成了醇亲王的祠堂，注16大体上是这么样一个情况。定：您们家后来一直就在大佛寺那个小府住？金：(笑)，住到民国七年(1918年)。因为清代的规矩，府跟旗地是国家的，跟明朝不一样，不是说就可以算你的了。到辛亥革命清朝不是让了位么，因为现在历史一般不谈这个，推翻了就。让位的时候定的优待条件哪，是隆裕太后就把府跟旗都赏归私有，就是谁住哪儿就归谁了。旗地是原来哪个府的就给谁了。所以那个府是民国七年卖的。民国七年以后就不在那里头了。定：给卖啦？金：卖啦。因为这些人家一般来说民国以后经济状况就不如从前了。

2.父亲与父亲的家学

金：我祖父培养我父亲，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希望他学法律，因为那时候是法律最时髦，法律是什么呢，最时髦的，朝阳大学注17的法律系。所以我父亲是朝阳大学法律系毕业的。乌兰：朝阳大学在什么地方？金：朝阳门么。乌兰：什么人办的？金：好像是民国成立之后办的，当时是很有名的，因为我父亲小时候正是民国初年的时候。爱新觉罗·恒煦(金光平)先生遗像注18但是我父亲对法律是非常地讨厌，因为他是一个很喜欢研究、念书的人……他是一个性情很和平，愿意与人为善的人，他不愿意捣乱。这法律老打官司老吵架，跟他性情非常不相合，所以他主要是继承了家里这个史学、文学、语言学，所以他就把家里这三样继承下来了。他尤其好搞语言学，因为我祖父不是会音韵么，家里原来又有满、蒙文的底子，还有藏文。但我祖父他藏文底子不行，主要是满、蒙文的底子。我父亲的蒙文也不是太好，反正就能大体知道，主要是满文，他看用英文解释满文的书，比中国讲满文的书要清楚，这是语言学。历史学是他平生的一个爱好。他特别想研究本民族，想研究研究自己这个民族的历史，从肃慎起，一直下来，一直下来之后想一直到满洲，这您都知道，我就不细说了。他对这个非常感兴趣。他甚至把二十四史这些个传，都标点了。《金史·本纪》他都标点了，那时候请那么些个专家标点二十四史，我也没言语，其实他都标点过了(笑)。注19他下过功夫标点，下的功夫很大，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对于过去(从事)研究的一些专家呀，他总是非常的尊敬，总是肯定这些个人，这些先生的研究成果。所以他就教导我们说，不要自己还没学会呢就先批判，那时候还不叫批判呢，就说不要先评人家，没有学好的时候你没有资格评人家，所以最好是看人家怎么学的先跟着人家学。他长期是这样一个指导思想。对于我们的培养，他主要是采取这种办法，除去我上学让我把功课学好了以外，在晚饭后闲聊天的时候不谈别的，就谈这个。晚上不是得用功，白天不是得有事情吗，在晚饭后闲聊天主要聊什么呢？就聊这个语言文学跟历史，把我们作为谈话对象，跟我们谈这个。问我们的志愿将来干什么，所以我自己觉得我的成长啊，实际上是我父亲这么培养起来的。我父亲那个成长呢，主要是上辈积累的这些东西。同时在语言学这方面，根本的，满文他有，蒙古文他有一半，藏文他只能瞧着那经啊他能认识，同时他英文能成，日文凑合，主要是我祖父鼓励他用新的方法来考虑这些问题。他受的这些影响，但他考虑的不是法律，他考虑的是这些东西。定：旧学，但是用新的方法。金：他考虑的是旧学，就这点哪，他和我祖父的指示不太一样。定：那他的女真文是自学的还是家传的？金：(笑)我父亲呢，我这是跟你们三位说，他为人很好，处事也很好，但是他背着一个什么锅呢，他背着镇国公的一个锅，清朝的镇国公。注20那时候，特别是民国十七年注21以后，做事就很困难了。民国十七年以前他在蒙藏院工作，民国十七年以后也可以说在解放以前，他始终没有一个正式的工作。但是他也没闲着，他的消遣是什么呢？他的消遣就是治学(笑)。因为家里那时候书还有，除了家里有书之外，天天上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的前身在方家胡同，京师图书馆注22么，几乎没事的时候就在图书馆里边，他把从明代的《女真译语》，不管是柏林本的，东洋文库本的，他几乎全都抄录下来了，还有罗福成、罗福颐他们整理过的汇编，所以他整个把时间全搁到那儿了。注23上午在那儿，回家吃完午饭之后他还上那儿去。在那儿，那时候北京图书馆善本部，孙贻弓先生是他一个老朋友，所以去善本部也还方便，他整个

射箭靶，改射皮甲。当时叫人在树下面悬挂了叠在一起的十层皮甲，两个人站在百步之外开弓。潘党力大，一箭射过去，竟然穿透了七层皮甲。养由基则讨了一个巧，手起箭发，将潘党那支箭又送出去了。楚军将士无不拍手叫好。两个人都感到很得意，拿着皮甲去向楚共王炫耀，说：“您有我二人这样的臣子，还担心什么战争啊？”楚共王大骂道：“两个大傻瓜，明天打仗的时候，你们还这样卖弄本事，就死在自己的本事上了！”第二天在战场上，楚共王被魏锜射瞎了一只眼睛，早就把昨天自己说的话给忘了，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养由基。养由基拿到那两支箭，追了一阵，将其中一支衔在嘴里，另一支搭在弦上，暗叫一声“着”，那箭如流星一般飞出，正中魏锜的脖子。魏锜甚至来不及惊叫，趴在自己的弓套上气绝身亡。楚共王的意外负伤大大影响了楚军士气，晋军迅速取得了战场上的优势。郤至带领自己的部队在战场上来往冲杀，奋勇作战，有三次冲入楚共王的王卒中。每次远远地看见楚共王的旗帜，郤至就摘下头盔，跳下战车，向前快步行走，以示恭敬。楚共王觉得很奇怪，派工尹（官名）襄前去问侯郤至，送给郤至一张弓。“战事正激烈，有一位身穿火红色战袍的武将，是君子啊！他看到寡人就快步行走，敢问是哪里受伤了吗？”工尹襄向郤至转达了楚共王的致意。“感谢君王的问候。”郤至脱下头盔，回答道，“在下郤至，跟随寡君出征，能够与君王对阵，深感荣幸。眼下两国交兵，不敢接受您的礼物，而且不能当面致谢，只能向使者拜谢啦！”向工尹襄行礼三次，然后上车继续战斗。尊重归尊重，杀起人来却毫不手软。郤至所到之处，如一团烈火左冲右突，所向披靡。楚军被晋军压制住，郑国的部队也陷入苦战。韩厥带着下军的精锐部队追击郑成公，他的车夫杜溷（hùn）罗问：“我们要加快速度吗？郑伯的车夫总是回头看我们，注意力没放在马身上，肯定可以追上。”韩厥想起十多年前的鞍之战中，他曾经追逐齐顷公的旧事，说：“算了，我不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辱及国君。”于是命令部队停止追击。郑成公侥幸逃脱韩厥的追击，不巧又被郤至遇上。郤至的戎右护卫茀翰胡建议：“请派轻车从小路拦截他，我们从后面跟上去，我就可以跳上郑伯的战车，将他活捉了！”郤至摇摇头：“伤害国君，自己也会受到惩罚。”也停止了攻击。经历了两场虚惊之后，郑成公的戎车驾驶员石首对郑成公说：“当年卫懿公不肯拔去戎车上的旌旗，所以被狄人杀害。”于是拔下旌旗，收在弓袋之中。戎右护卫唐苟见形势越来越紧急，对石首说：“请您在国君身边，全力保护他脱离险境。我本事不如你大，就让我来抵挡敌军一阵。”不待石首回答，已经跳下车去，迎向追兵，最终战死。开战不到一个时辰，胜败实际上已经见分晓了。楚军开始收缩战线，重点保护楚共王离开战场，养由基和叔山冉一左一右，紧紧跟随着他。晋军各部跟在后面穷追不舍。“养由基！”眼看晋军越追越近，叔山冉大声嚷道，“虽然大王叫您不要卖弄本事，现在为了国家，请您尽力而为吧！”养由基以实际行动作为回答，“刷刷”射出两箭，射死了两名晋军的小头目。叔山冉大呼痛快，眼见一辆晋军战车追上，猿臂轻舒，将车上的一名士兵抓起来，向身后的晋军兵车扔去，正好砸中那辆兵车，将车前的横木砸断。晋军见两人如此武勇，不敢再逼得太近，楚共王因此得以逃脱险境。胜券在握的晋国人刻意表现他们的君子风度。栾鍼远远地看见公子婴齐的战旗，对晋厉公说：“那是楚国令尹的战旗啊，旗下肯定是他本人。当年我出使楚国，他曾经问我，晋国人的武勇表现在哪里？我回答说，晋国人喜欢井然有序（好以众整）。他追问我还有什么，我说喜欢从容不迫（好以暇）。现在两国交战，如果不派人前去问候，不能说是井然有序；在战场上遇到了而自食其言，不能说是从容不迫。请您派人代我给他敬酒。”后人将“好整以暇”作为一句成语，应该源自此处。春秋时期的中国人，对于优雅的追求，简直到了天真浪漫的地步。当时晋厉公听了栾鍼的话，也点头表示赞许，于是派了一名使者，端着满满的一尊酒，跑到公子婴齐的车前，说：“寡君命栾鍼持矛，担任护卫，不能来犒劳您，所以派我代为敬酒。”公子婴齐先是愣了一下，随即恍然大悟，笑道：“我记起来，他曾经在楚国对我说过，好整以暇是晋国人的作风，所以才派你来的吧？他的记忆力可真不错啊！”将酒一饮而尽，命令部下将使者安全送出，继续擂鼓指挥作战。这一仗自清晨开始，直到黄昏尚有局部战斗在继续，堪称一场恶战。值得称道的是，楚军虽然从一开始就处于下风，但是在公子婴齐等人的指挥下，保持了顽强的斗志，败而不溃。楚军的另一位主要将领公子侧也充分体现了名将的风范。他命令部下查看伤员的伤势，将二线人员补充到步兵和车兵中间，抓紧时间修缮盔甲武器，时时注意保持严整的阵形。士兵们对他唯命是从，战斗虽然失利，人心却没有散。到了晚上，战斗终于结束。栾书等人对楚军的战斗力感到震撼，决定见好就收，但又害怕楚军看出端倪，发动反攻，于是派苗贲皇在营中大声发布命令：“聚集战车，补充步兵，喂饱战马，磨利兵器，整顿阵形，巩固队列，填饱肚子，明日再战！”又故意放走了几名楚军俘虏。楚共王听到俘虏报告的消息，顾不得眼睛伤痛，连忙命人叫公子侧前来商议对策。没想到，公子侧酣战了一整天，回营之后，家臣谷阳竖心疼主子，献上一坛好酒，公子侧喝了几大杯，便醉得不省人事了。楚共王等了半天，公子侧还没有来，哀叹道：“这是老天要楚国失败啊！我还是放弃吧。”命令楚军连夜拔营撤退。鄢陵之战以晋军的全胜而告终。战斗结束的第二天，晋国的同盟军——国佐、高无咎带领的齐国部队才赶到战场；卫献公带领的卫国部队刚刚越过国境；鲁成公带领的鲁国部队则还在曲阜（fù）附近的坏隤（tuí，地名）盘桓。回顾晋国的历史，自晋文公称霸以来，至此已经发生过五次大规模的战争：公元前632年的城濮之战，打败楚国；公元前627年的殽之战，打败秦国；公元前597年的邲之战，败于楚国；公元前589年的鞍之战，打败齐国；这一次鄢陵之战，再度打败楚国和郑国联军。四胜一败的战绩，牢固确立了春秋时期第一军事强国的地位。鄢陵之战后，晋军进入楚军营地，将楚军丢下的粮食大吃大喝了整整三天。大家都尽情地庆祝胜利，只有士燮保持了一贯的忧郁，他站在晋厉公的戎车之前，说：“国君年幼，群臣不才，为什么能够取得胜利呢？请您还是要保持警惕。《周上说，‘天命无常’，只有有德之人才能保持上天的眷顾啊！”这话显然很不中听，尤其在当时那种情形之下，晋厉公就更听不进去了。楚军一路南下，经过随国的瑕地的时候，楚共王派了一名使者去找公子侧，对他说：“当年城濮之战，成得臣丧师辱国，先君成王不在军中，所以应由成得臣来承担责任。今天我们在鄢陵打了败仗，您不要认为是自己的过失，一切责任由我来承担。”楚共王一番好意，怕公子侧走了成得臣的老路。但是在公子侧听来，这句安慰的话比谴责还难受，他对使者说：“君要臣死，死而不朽。我的士兵在战场上确实是逃跑了，而且我又在关键时刻喝醉，误了国君的大事，那就是我的罪责。”战前郤至分析楚军的硬伤，说公子侧和公子婴齐互不团结，素有仇隙，现在体现出来了。楚共王的使者走了不久，公子婴齐也派了一个人到公子侧帐中，对他说：“当年丧师辱国的人是什么下场，您也听说过了吧？何不向他学习？”公子侧很镇定地回答：“即便没有成得臣的前车之鉴，只要是您要我死，我又岂敢陷自己于不义？我对这次失败负责，岂敢不死？”言下之意，你也不用派人来催了，我是个有廉耻之心的人，怎么会不负责任，贪生怕死？这话被家臣谷阳竖听到了，想劝又不敢劝，连忙跑去向楚共王报信。楚共王一听，立刻又派了一名使者：“快，传寡人的命令，不许他自杀，一定要给寡人好好活着！”使者飞奔而去，直接闯入公子侧帐中。仍然晚了一步，公子侧已经自刎而死了。【众怒难犯，郤氏的覆灭】很难简单地给“三郤”下一个“好”或者“坏”的结论，甚至也很难给他们一个大致正面或反面的盖棺定论。如前所述，这三个人权大气粗，作风霸道，抢过人家老婆，杀过人家老公，和天子争过土地，跟领导抢过风头，在国内国外得罪了不少人，说是天怒人怨也不过分。然而，除此之外，“三郤”也自有过人之处，尤其是郤至，无论在外交场合还是战场上，都有可圈可点的表现。鄢陵之战的胜利，郤家子弟功不可没，这也是大伙都看在眼里的。鄢陵之战后，晋厉公派郤至到雒邑向周天子报喜。这是一次出风头的好机会，也可以看作是晋厉公对郤至在鄢陵之战中的表现的嘉许。作为胜利者的代表，郤至在雒邑受到了殷勤接待，各位王室重臣都争先恐后地巴结他，请他到府上做客。当郤至绘声绘色地讲起战场上的故事，白发苍苍的主人便放下筷子，聚精会神地听着，时而会心一笑，时而目瞪口呆，仿佛战场上的点点滴滴就发生在眼前；而女眷们则躲在帷幕背后偷听，也有年轻的女士不惜冒着失礼的风险，大胆地伸出头来，想看看这位披着火红铠甲上战场的晋国勇士究竟是一副什么样的尊容。很可惜，郤至既不英俊，也不潇洒，稍微有点发福，脸上还落着一道浅浅的伤疤。他讲完鄢陵之战的故事，总是不忘补充一句：“假如没有我，晋国就不会打赢这一仗了！楚军有六个致命的弱点，晋军却不知道利用，是我极力主张，他们才勉强同楚军作战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话倒也没说错。但是，战争的胜利是成千上万士兵用鲜血换来的，也是诸位将领指挥有方才得到的，怎么能够将这些功劳全揽在自己身上呢？事实上，坐镇指挥鄢陵之战的是晋厉公本人，其次是栾书和士燮，就算郤至的功劳再大，也不应该抹杀主帅的作用，更不应该将主帅说得如此无能啊！更要命的是，郤至丝毫不隐瞒自己对权力的欲望，在雒邑访问期间，他多次公然宣称：“像我这样勇敢、知礼、仁德的人执掌晋国的政权，楚国和它的盟国必定归附晋国！”王室卿士邵桓公是个不解风情的人，他就事论事对郤至说：“您当然是非常有能力的。可是，晋国提拔正卿，历来都是循序渐进，按部就班，我担心政权不一定会落到您头上啊。”言下之意，晋国的八卿之中，你郤至仅仅是最后一位，就算受到重用，怕也很难一蹴而就，成为首席执政官吧。“哪有什么秩序？”郤至快人快语，“当年赵盾没有任何军功，就从中军副帅升到了中军元帅，荀林父更是从下军副帅直接升到中军元帅，现任的栾书也是从下军元帅升到中军元帅，这三个人都是越级任用，我又不比他们任何一个人差，为什么不可以当第四个？”王室卿士单襄公听到郤至这些话，禁不住摇头叹息道：“刀架到了脖子上还不知道死，说的就是郤至这种人吧！”但是郤至一点也没有意识到危险的临近。不只是他，整个郤氏家族的成员都没有对自己的命运产生过怀疑。鄢陵之战后，郤氏家族的权势进一步提升，郤犨以新军元帅的身份，被晋厉公委派主持东方诸侯的事务。如果说郤至的问题仅仅在于狂妄的话，郤犨则以蛮横无礼和贪得无厌引来国内国际的非议。前面说到，鄢陵之战结束的时候，原本应该前来参加会战的鲁国部队还在曲阜附近的坏隤盘桓，错过了参加会战的时机。鲁成公之所以贻误战机，主要是因为家里出了点问题。事情说起来难以启齿，鲁国的“国母”——鲁成公的母亲穆姜耐不住多年守寡的寂寞，与“三桓”之一的叔孙侨如发生了男女私情。这段地下恋情究竟是因为肉体的需要还是感情的空虚，抑或两者兼有，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穆姜的确对叔孙侨如动了真感情，而叔孙侨如很可能只是想利用穆姜的特殊身份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他向穆姜提出了一个要求：帮助他除掉季孙行父和仲孙蔑，将“三桓”变成“一桓”，让他独掌鲁国的大权。这个要求非同小可，穆姜却连想都没想就答应了。换而言之，如果叔孙侨如想要星星，她不会摘给他月亮——古往今来，热恋中的女人也许都有那么一点疯狂吧。鲁成公将要出发前往鄢陵的时候，穆姜前去送行，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鲁成公感激之余，预感到将会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果然，穆姜直截了当地向他提出：将季孙行父和仲孙蔑驱逐出鲁国，把他们的财产和土地全部转封给叔孙侨如。穆姜说这些话的时候神色平静，如同拉家常那般轻松。鲁成公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你跟叔孙侨如上床，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罢了，你竟然为了他来提这种要求？什么“将季孙行父和仲孙蔑驱逐出鲁国”，你以为是送两只老母鸡给叔孙侨如补身子那么简单啊？退一万步说，就算这事可以办到，将这两人赶出鲁国对公室来说又有什么好处呢？要知道，“三桓”专鲁，毕竟互相还能制衡；如果只剩下“一桓”，公室的日子就更难过了。但是鲁成公不敢明确反对穆姜，只能以军情紧急为由，对穆姜说：“此事非同小可，请等我回来再说吧。”穆姜听了，当场就脸一黑。刚好鲁成公的同父异母弟弟公子偃、公子鉏也在送行的人群中，穆姜就用手指着他们，威胁鲁成公说：“你如果不答应我，那两个人随时可以取你而代之！”鲁成公吓了一跳，真不敢相信这是自己的亲生母亲说出来的话。他带兵走到坏隤，越想越不对劲，于是停下来，派仲孙蔑回曲阜去加强宫中的戒备，在各地设置守卫，以防叔孙侨如和穆姜趁自己不在突然发难。将这一切安排妥当，他才继续前进，结果没赶上鄢陵会战。同年秋天，晋厉公在宋国的沙随（地名）再次召集诸侯会盟，共商讨伐郑国的大事。鲁成公不敢怠慢，接到会议通知之后，便从曲阜动身，直奔沙随而去。据《春秋》记载，参加这次会盟的有晋厉公、齐灵公（齐顷公已经于七年前去世）、鲁成公、卫献公、宋国的右师华元和邾国的大夫（未记名），但是到了正式开会那一天，鲁成公却被拒之门外，在会场外坐了一天冷板凳。问题出在晋国负责东方诸侯事务的大臣郤犨身上。《左传》记载，沙随会盟之前，叔孙侨如派了一名使者到晋国，对郤犨说：“您知道鲁国部队为什么没能赶上鄢陵会盟吗？那是因为鲁侯心存疑虑，故意留在坏隤观望，看谁获胜就投入谁的怀抱。”“是嘛？”郤犨不动声色，摊开手掌，做了一个两手空空的手势，“口说无凭啊！”使者心领神会，从袖中掏出一份礼品清单，说：“这是我家主人献给您的微薄礼物，虽然不成敬意，但还是请您笑纳。”郤犨笑笑，将清单放在桌面，不再说什么。第二天一早，他就进宫向晋厉公汇报了有关情况，添油加醋地告了鲁成公一状。晋厉公本来对鲁军没能参加鄢陵之战就很有意见，心中充满了猜测和狐疑，听了郤犨的汇报之后，越发觉得是那么回事，所以在沙随会盟上故意让鲁成公坐了冷板凳。同年七月，诸侯联军向郑国发动进攻。鲁成公再度披挂上阵，希望以实际行动取得晋国的谅解。部队出发的时候，穆姜又来送行，将上次对鲁成公提的要求又原原本本地提了一次，并且摆出一副不达目的势不罢休的姿态。鲁成公还是采取“拖”的办法，对穆姜的要求既不答应也不拒绝，含糊其词地应付了两句，便登车而行了。和上次一样，鲁成公只带了季孙行父出征，同时命仲孙蔑留在曲阜，镇守公宫，以防不测。当时，晋军驻扎在郑国西部，鲁军驻扎在郑国东部的督杨（地名）。鲁成公一来没有太多战争经验，二来担心后院起火，不敢贸然穿过郑国的领土去与晋军会合。

以在国内赢得最高的荣誉，但是如果他是一个可笑的家伙，那他可就彻底完了。诬蔑他可以反击，辱骂他可以横眉冷对，但是对于嘲笑他就毫无抵御的办法了。奇怪的是，上帝没有任何幽默感，但是魔鬼却经常使用嘲讽来阻碍一个有着雄心的人去奋力追求完美。马基雅维里很看重和他一样的其他佛罗伦萨公民们对他表示出的敬意，以及共和国首脑们对他发表的意见所赋予的关注。他对自己的判断颇有信心，他也很有野心去谋求更重要的职位。他头脑很明白，看出在追求奥莱莉娅但却没有成功这件事上，他扮演了一个滑稽的角色。这件事要是在佛罗伦萨被传出去，那他就会成为一个大大的笑柄，听任野蛮的取笑和残酷的含沙射影摧残而无能为力。当他想到他的不成功的历险会刺激某些佛罗伦萨人恶毒的智慧，进而创作出一些讽刺性的短诗来嘲弄他时，他打了个让他冷彻脊梁骨的寒战。就是那位经常被他作为嘲笑对象的朋友比亚乔，也会乐意看到有这么一个机会将往年被嘲笑的旧账清算一下。他必须堵住皮埃罗的嘴，否则他就完了。于是他以一种亲热友好的态度将手放在了小伙子的肩上，脸上带着愉悦的笑容。但是他的那副紧紧地盯着对方的眼睛的，明亮犀利的小眼睛，却是冷峻和坚硬的。“我还有最后一句话要告诉你，亲爱的孩子，命运无常多变。她会赐予你权力，荣誉和财富，也可以置你于被奴役，声名狼藉和贫穷的境地。公爵也是命运手中的一个玩物而已。命运之轮稍稍转动个方向，就会将他抛进毁灭的深渊。到了那个时候，你就会需要你在佛罗伦萨的朋友们的帮助。所以，得罪于那些在你危难之际可以对你施以援手的人，是不明智的。共和国对于那些脱离自己队伍而投弃不为共和国所信任的人的旧部属，向来是保持着警惕的。如果流言蜚语正好进了哪个当权者的耳朵，将会轻易地导致你的财产被充公，而你的母亲则会被扫地出门，在亲戚那里寄人篱下。共和国的手臂可以伸得很长，如果她认为有必要，她可以轻易地找到一个为了几个杜卡特金币而愿意杀人的加斯孔亡命之徒，将匕首插进你的后背。他们也可以让一封信送到公爵的手上，揭发你是佛罗伦萨的一名间谍，通过刑讯你会承认这一揭发确实是事实，然后你会像一名普通罪犯那些被处以绞刑。这会让你的母亲心碎的。所以为了你自身的缘故，况且你也是爱惜自己身家性命的人，我建议你谨言慎行。说出你所知道的每一件事是不明智的。”马基雅维里的目光盯在皮埃罗褐色，水汪汪的大眼睛上，看得出小伙子听明白了。“不用担心，大人。我会守口如瓶的。”马基雅维里轻轻地笑了。“我就知道你不傻。”马基雅维里觉得他当下要慷慨地赠送一件分手礼物给皮埃罗，而且宁可慷慨得过头也不要被看成还不够慷慨。尽管这样做会让他余下的盘缠仅仅够维持到他抵达佛罗伦萨。他掏出了五枚杜卡特金币，交给皮埃罗，作为他的分手赠物。“你这段时间为我服务得周到又忠实。”他说道。“我回去之后，将会十分高兴向比亚乔汇报你是如何充满热忱地为我和为共和国的事业效力的。”他充满感情地亲吻了小伙子的脸颊，手拉手下了楼。皮埃罗牵住了马头，让马基雅维里上了马。他在马基雅维里的坐骑一侧跟着走，直到到了城门。他们才彼此道别。第三十五章马基雅维里用马刺轻轻地碰了一下胯下的坐骑，马儿于是开始慢跑。两个仆人在后面紧紧地跟着。他今天的脾气很糟糕。不可否认，他们彻底地愚弄了他，提莫提欧神甫，奥莱莉娅，她的母亲，还有皮埃罗。他不知道他究竟应该对谁感到最为恼火。更糟糕的是，他不知道他今后怎样才能和这些人扯平，他们把他当作笑料大大地开心了一番，但是他却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们为此付出什么代价。当然奥莱莉娅是个傻瓜，像所有的女人那样狡猾，但终归还是个傻瓜，否则她不可能会舍弃一个正当年，有阅历，又受到他自己的政府重托进行重大谈判的人，去低就一个有着漂亮脸蛋的男孩子。没有一个聪明的人会否认世人的同情是站在他这一边的。没有人会认为他是令人反感的。玛丽埃塔就一直告诉他说，她喜欢他的头发长在他脑袋上的样子，她说那就像一层黑色的天鹅绒。真的要感谢上帝赐予了他玛丽埃塔，总算有个女人你可以信任，你可以离开她半年之久却又能放心她绝对不会左顾和右盼。确实玛丽埃塔近来让他有些烦心，时不时通过比亚乔向他抱怨为什么他还不回来，为什么不写信回家，为什么走的时候什么钱都没有留下。不过，在她那种处境中，女人们变得暴躁易怒是可以理解的。他离开家有三个半月了，她的肚子应该变得很大了，他在想她什么时候会生孩子，他们已经打定主意以他那已经去世的父亲伯纳多的名字来命名这个孩子，如果是个男孩子的话。而且，如果她抱怨他长时间不在家，也是因为她爱他，这个可怜的娘儿们。能回家和她团聚也不错，这就是娶个老婆的好处，当你要她的时候她总是会在那儿等你。当然她不是那种像奥莱莉娅一般的美人，但是她有品德，这点比卡特琳娜的女儿强多了。他后悔没能早点想到给她带上一件礼物，因为当他想到这一点时，他身上已经没有钱了。他希望自己没有在奥莱莉娅身上花费了那么多钱。有围巾，手套，有玫瑰油，还有那条给卡特琳娜的金项链，哎，不是，不是金的，是纯银镀金的项链。如果她有那么一丁点的体面的话，她至少可以把这条项链还给他。如果是那样的话，他就正好可以拿来送给玛丽埃塔，这会让她很高兴的。但是女人什么时候会还给你从你那里收到的礼物呢？她就是一个老鸨，而且还不诚实。她很清楚那条项链是马基雅维里付给她的货款，目的是让她为他安排与奥莱莉娅幽会的事。当她无法兑现答应好的物品时，她至少可以退还用来购买这件物品的货款。她是个被人抛弃了的老淫妇，他第一眼看到她时就想到了这一点，而且乐于为别人牵线搭桥，行那些她自己已经无法再做的苟且之事。他敢用一个杜卡特金币打赌，是这个老女人把皮埃罗和奥莱莉娅带到了床上。当他们吃着他让皮埃罗送去的阉鸡和糕点，喝着马基雅维里的葡萄酒，却让葡萄酒的主人在凄冷的夜雨中在门前干等时，他们一定笑得很开心。如果巴托罗缪不是那么蠢的话，他绝对不会将自己老婆的贞操托付给这么一个女人。有那么一会儿时间马基雅维里的思想转到了那个肥胖和愚蠢的人身上。这些事之所以发生，都是他的过错。“如果他对她进行了妥善的看管。”马基雅维里对自己说道，“我就会明白没有什么值得去做的事，而且我也不会去尝试了。”巴托罗缪是造成那样一个结局的罪魁祸首。但是当马基雅维里为了表示不能准时赴约的歉意，而向奥莱莉娅送去那条昂贵的围巾时，他真是太傻了。而且他还一大清早就派人送去，明明可以派其他人去，却又偏偏派了皮埃罗去，当时他虚弱无力，嗓音嘶哑，却又急着将围巾送去，为着是赶在巴托罗缪回来之前将礼物送到。这些人肯定在背后偷偷地笑死了！并且，皮埃罗会不会又趁着这个机会去……他们在一起倒也般配，但是马基雅维里还是对这两个人耿耿于怀，过不去心里那道坎。而且，最让人气愤的是，他不仅在她身上挥霍了那么多费钱的礼物，他还讲了他最好听的故事来逗她开心，唱了他最拿手的美妙歌曲来施展魅力吸引她，他还奉承她，总而言之，他做了一个男人为了讨好一个女人所能够做的一切事情。但是，到头来，一个穷小子，就因为他只有十八岁，长得好看，就不费吹灰之力把马基雅维里花了一个多月，耗费了超出其财力范围的金钱去追求的东西拿到了手。他想知道皮埃罗是怎么将这件事办成的。也许是卡特琳娜，出于对巴托罗缪收养他外甥的恐惧，出了这么一个主意。他想像着卡特琳娜可能会讲出的话语。“我说，我们该怎么办才好？我们不能整个夜晚就这样等他。看上去要浪费这次机会了，真有点可惜。如果我在你的位置上，奥莱莉娅，我不会犹豫。看那小伙子的红扑扑的脸蛋和漂亮的鬈发，他就像市政厅里挂着的那幅画像中的阿多尼斯。在我看来，如果要我在他和那个长着一幅灰黄色皮肤，长鼻子和小眼睛的尼科洛大人中间挑一个的话，我说，这简直没法比，我亲爱的。我敢说，你想要做的事，这个小伙子会比那个瘦骨嶙峋的书记官大人做得更好。”一个坏女人。一个邪恶的女人。为什么她会愿意让一个男孩，而不是一个见过世面的有智慧的人来做她外孙的父亲，这一点他怎么也想不明白。但是也许根本就不需要卡特琳娜发表她的意见。确实，那个男孩看上去很纯朴，看上去有一点害羞，但是人的外表是有欺骗性的。他很有一些伪装的能力，因为他从来没有流露出他和奥莱莉娅有暗通款曲的迹象；而且他是一个冷静的，厚颜无耻的说谎的家伙。唯一一次他有些尴尬是当马基雅维里注意到了他的那件衬衣，然而他又是多么迅速地恢复了镇定，又是用怎样的一种厚颜去迎接主人无言的指责！他是一个厚颜无耻的人，可以很坦然地亲吻奥莱莉娅的嘴，当他发现她没有不愿意的意思时，就将手从她的背心两个乳房之间的开口处伸了进去，接下去谁都可以想象发生了什么事。马基雅维里的想像力从巴托罗缪的卧室延伸到了巴托罗缪的床上。“真是个忘恩负义的小子。”马基雅维里恨恨地低声嘟哝着。他纯粹是出于善良的性情让皮埃罗这次和他一起旅行的。他为这孩子做了所有能够做的事。他介绍他认识了那些值得认识的人，他尽力去塑造他，告诉他应该如何待人接物，简单地说就是让他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他不遗余力，毫无保留地教会他在这个世界上与人打交道的方法和门道，如何交友，又如何去影响别人。然而这就是他得到的回报，让他心目中中意的女人在他的鼻子底下被人抢走。“不过我至少让他明白了要畏惧上帝。”马基雅维里明白，当你对你的恩人施展了一个肮脏的把戏，坑了你的恩人，这种事是不能向朋友们去炫耀的，因为这个原因，这事带来的乐趣也就减少了一大半。想到这里他觉得一丝安慰。但是他对于奥莱莉娅，皮埃罗，卡特琳娜和巴托罗缪所有人的恼怒，与他对于提莫提欧神甫的痛恨相比较，就算不了什么了。就是那个两面三刀的恶棍破坏了他精心布置的计划。“现在他去佛罗伦萨为四旬斋的布道会做证道的机会可是大大地增加了。”他恨恨地切齿低语。他从来就没有打算推荐这个僧侣去担当那项任务。但是想到，假设他曾经有过这样的打算，现如今他也会毫不犹豫地抛弃这个打算，他又不禁觉得一阵满足。这个人是个流氓。怪不得基督教正在渐渐失去人心，当宗教界的人士再也没有诚实，再也没有是非观念的时候，芸芸众生就变得邪恶，放荡和腐败了。被愚弄了，被愚弄了，他被所有的人愚弄了，但是最恶毒的愚弄还是来自于这个流氓恶棍一样的僧侣。他们在路边的一家客栈停下来吃饭。食物很糟糕，但是酒还不算太坏，马基雅维里于是喝了个够。在酒精的作用下，当他再次跨上马鞍继续他的旅程时，他眼中的世界变得稍微明亮了些，不再是漆黑一团了。他们沿途路过了牵着牛的农民和骑着满载负荷的毛驴的农夫。他们也遇到了不少旅行中的人，有些徒步前进，有些则是骑着马匹。有那么一会儿时间马基雅维里的思绪又回到了公爵身上，他心里琢磨着在他追求奥莱莉娅不果的这件令人失望的事情中，公爵所扮演的角色。如果这是公爵对他开的一个玩笑，公爵就像隐藏他的所有的计划那样对所有其他人隐瞒了这个玩笑；如果这是一个拉他入伙的阴谋，公爵到现在这个时候也明白这个计划是失败了。接着他的思绪又转到奥莱莉娅身上。为打翻的牛奶哭泣是没有用的。四个月前他还没有见过这个人呢。为了一个只见过五六次，交谈也不过只有五六句话的女人如此耿耿于怀，实在是有些荒唐。被一个女人引上了钩，到最后的关键时刻却又让这个女人耍了，这样的男人多了去了，他绝不是第一个。对于这种事情，一个有智慧的人会辩证地去看待。幸运的是，知道整个事件真相的有限的几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对此事守口如瓶。受到如此的愚弄自然是一件令人丢脸的事，但是如果这是一件只有当事人本身知道丢了脸的事，那么任何人都可以忍下这口气。关键是将这件事从一个局外人的视角来看待，于是马基雅维里就刻意去这么做了。突然之间，他发出一声惊呼，手中的缰绳也一下子勒紧了，他胯下的马匹，觉得主人好像是要停下来，一下子停了下来，结果马基雅维里由于惯性身子朝前冲了一下。他的仆人们追了上来。“有什么事情吗，大人？”“没有，没有什么事。”他继续骑马向前。马基雅维里的惊呼和本能的身体动作是由于他脑海中刚刚闪过了一个念头。一开始他以为自己要呕吐，接着他意识到他获得了一个灵感：他突然之间意识到，在这个故事中，有着一出戏。通过用写剧本的方式他可以向那些嘲弄和掠夺他的人们实施一下报复。他可以狠狠地置他们于被嘲笑和被唾弃的境地。他胸中的不快消失了，当他再次踏上归途的时候，他的想像力活跃起来，他的面孔由于恶毒的快乐而发出光来。他要把剧本的背景放在佛罗伦萨，他觉得以故乡那些的熟悉的街道作为背景，他会在创作上更加自在一些。人物都是现成的，他只要将他们的某些性格特征强调一下就可以满足舞台的需要了。譬如说，巴托罗缪应该比真人要更加愚笨和轻信一些，奥莱莉娅则需要更加天真和驯良一些。他已经决定将皮埃罗塑造成一个拉皮条的人，会负责设计出一套男主人公将要使用的欺骗手法，而且他会是一个相貌不坏的小混混。剧本大体的轮廓已经在他心中成形。他自己将是剧本中的主人公，他要给自己取的名字也迅速地想好了——卡利马科。在剧本中，他是一个佛罗伦萨人，英俊，年轻和富有，在巴黎待过好些个年头，这样马基雅维里就可以对那些他既不喜欢也不尊敬的法国人发表一些尖刻的评论，另外，这个主人公从巴黎回到佛罗伦萨之后见到并强烈地爱上了奥莱莉娅。应该给她取个什么名字呢？卢克莱齐娅。他决定用一个以贤德而著名的罗马的贵妇来命名女主人公，这个历史上的卢克莱齐娅在被泰昆尼亚斯强奸后用短剑自杀了，想到这里马基雅维里不禁窃笑了。当然，剧本将以一个皆大欢喜的方式结局，卡利马科将会与他心爱的女人最后欢度了一个春宵。阳光从蔚蓝的天空照耀下来，田野上还有一些残雪，马蹄之下的道路却冻得颇为坚实。马基雅维里穿得很厚实，正为自己脑海中的构思和创作愉快地兴奋不已。他感觉到一种奇怪的意气风发的感觉。眼下他脑海中只有一个主题而已，现有的材料要达到戏剧的效果也还太过平淡了些，他也清楚，他必须要想出一个喜剧化的策略来设计一个连贯一气的情节，将他心目中的那些场景串起来。他想寻找的是一个精彩的主意。让观众们能够大笑，并且，一方面自然而然地导向他最终将心上人勾引到手的大结局，另一方面又让他能够显示出奥莱莉娅的单纯，巴托罗缪的愚蠢，皮埃罗的恶棍性格，卡特琳娜的放荡和提莫提欧神甫的流氓行径。在剧中这个神甫将是一个重点人物。当想到他将最终可以揭露这个神甫的本来面目，他的贪婪，他的厚颜无耻，他的狡诈和虚伪时，沉浸在想象中的马基雅维里激动地搓起了手掌。他会给所有的人起个假名字，但对提莫提欧神甫他会用真名，这样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人是一个多么伪善和狡诈的人。但是他还是想不出用一个什么样的主意来构造整个剧本，使戏中的人物动起来。这个主意必须是出人意料甚至是令人目瞪口呆的，因为他打算写的是一部喜剧，情节必须是如此逗乐，以至于人们要惊讶地倒抽一口凉气，然后又开怀大笑。他很熟悉古罗马的剧作家普劳图斯和泰伦提乌斯的作品，于是他

的关系，这间水室也已涨起了不浅的积水，水下状况不明使得我俩不敢冒然游水进入对面的孔道，只得无助地栖身在金属爬架上。“靠，你不是说那大耗子能力一般吗？”林岳嘀咕道，“现在整的跟个水陆两栖坦克似的，还配备‘水箭炮’的。”“要抱怨等活着离开这里再说！”林岳的话也是我疑惑的地方，或许是由于周边环境太过适合的关系，也或许是我刚才的血激发了它的能力，不管如何，现在的奚鼠已经不是用几张印纸就能轻易对付的了。“格嘎”一声怪响引起了我的注意，石壁轻微地晃动了一下，身下的水中猛然浮出一个硕大的脑袋，奚鼠从孔道中游进了这个水室。我急忙掏出七张浩土印纸，迅速在墙面上贴出了一个天罡北斗印阵，如果让它把石壁挖倒的话，我俩就只能得膏鼠吻了。浩土印阵的作用使得奚鼠不再挖掘石壁，甚至不再用水箭攻击，总算暂时安全了起来，但环顾四周情况之后，我的心又一次凉了下来。这个水室只有对面一个孔道通往别处，如果要爬进那个孔道就必须游过奚鼠身边攀上对面的爬架。当然，也可以飞过去，前提是如果我俩有翅膀的话。“都说‘不撞南墙不回头’，现在我俩想撞南墙而且回不了头啊。”林岳望着对面的石壁无力地感叹着。“南墙？！”我低头看了下腕表上的指南针，难怪奚鼠不再攻击，原来我们栖身的石壁是靠北面的水位，而且恰好被我用浩土印纸布下了印阵，无形中竟封住了奚鼠的力量源泉。不及细想，在弩箭上逐个划破双手的中指，咬破舌尖，用鲜血启动了浩土印阵。稍顷，水室中的积水汩汩地退去，直至浅没奚鼠的身体方才停下。“射它！”我怒吼一声，手中的弩枪连发数下，林岳的火力立即交叉攻击了过去，奚鼠暴吼连声，在不大的水室间左冲右突，背腹早已连中数下。“咔”，手中的弩枪突然卡住，弩箭用完了！伸手一摸腰间，我方才发现，所带的弩箭已在刚才的激战中全部用完，那边林岳也向我摆了摆手中的弩枪，看来他也已经弹尽了。“吼～～”突然一声巨吼，满身伤痕的奚鼠身躯猛涨，身上的弩箭尽数被逼出了体外，叮当落了一地，它的腹部竟又膨胀了几分。该死！我猛然醒悟，刚才射出的弩箭上粘着手指的鲜血！奚鼠又被鲜血激发了！墙面上的浩土印阵在吼声中微震了一下，几张印纸已经开始无风自动了。来不及招呼林岳，我拔出腰间的十字镐，飞快地穿上三张浩土印纸，一纵身，自高而下直扑奚鼠！“噗……”手中的十字镐结结实实地扎进了奚鼠的肩背，疼痛使得它狂暴地摆动着身躯，口中狂吼连连。我死死抓住十字镐的木柄，不让自己被它甩下身去，左手摸索着拔出匕首叼在口中，自袋内拿出最后一张浩土印纸穿在了匕首上。在伤痛和巨涨的腹部影响下，奚鼠的动作开始迟缓了下来，不再四处冲撞，只是时不时地抖动下身体，意图将我摔下地面。我松开十字镐，伸手抓着粗硬的鬃毛，自肩背爬上了它的头部。奚鼠觉察到我的行动，猛地摆动了几下脑袋，我叼着匕首用双手紧紧抓住它的耳朵，双腿则死命地夹在了脖项之间。“砰”地一声，背部忽然被什么猛击了一下，头颅一阵眩晕，胸口闷痛间我哇地吐出了一口鲜血，身体一歪险些跌落了下来。“噗……噗……”一阵连续的闷响，奚鼠暴跳着扭动了数下身躯，转了一个方向竟停止不动了。“老凡，没死的话快动手！我他妈和它玩儿命呢！”林岳的嘶声高叫将我的精神从恍惚中拉回现实。那小子左手匕首右手十字镐地站在奚鼠正前方，脚下掉落着一段尾巴。估计他是看到了奚鼠用尾巴偷袭我，跃身下来砍掉了尾巴，他的匕首和十字镐上赫然也穿着几张浩土印纸！“咳……你小子……居然把……”看着渐渐涨起的水势，我苦笑着看着林岳，他居然把浩土印阵上的印纸拿来做武器了，失去印阵震慑的奚鼠会更加难以对付啊。“靠！你他妈少废话，快动手！”林岳被奚鼠逼进了死角，拼力抵抗着吼道。打起精神，腿部发力夹紧奚鼠的脖项，我双手举起匕首猛刺进它的天灵盖，一片粘稠的蓝色液体喷然四溅，奚鼠哀嚎一声疯狂地跳动起来。抓着匕首的双手在徒劳的努力后终于滑脱了，身体被奚鼠甩在了一边，再度的猛烈撞击几乎令我昏厥过去，直到林岳将冰冷的积水泼上我的头部才恢复了意识。奚鼠慢慢地倒在了一边，鼓胀的腹部不断地抽搐，仿佛无力地苟延残喘着。我撑起身子，借着林岳的搀扶站了起来。一切结束了，大力地喘息了几下，大脑终于恢复了清醒。我刚想对林岳说些什么，一阵古怪的感觉骤然袭来，那种凶狠恶毒的气势竟是超越了刚才数倍，眼前早已倒地奄奄一息的奚鼠竟翻身爬了起来，那碗大的双眼中满是血红的光芒！“看来你刚才吐出来的鲜血又给它吸收了。”林岳无奈地说道，话语间居然还是那样的促狭，“早知道我也尝尝你的血，说不定可以变个超人什么的。”我无力和林岳打趣，此刻已经一败涂地，我俩完全曝露在奚鼠面前，毫无屏障可以躲避。沮丧间，腕上的香囊突然颤动了一下，一股淡黄色的光影自香囊中飘出，见风疾涨，不一时面前便凭空多出了一道黄色的土墙，与墙角构成了一个封闭的空间，将奚鼠阻挡在了外面。“靠！你小子什么时候学的这招？！”林岳兴奋道，“早点使出来多好？！”“我……”我一时间也被眼前的景象所惊住了，口中支吾无语，浩土印的能力还不至于如此神妙，我腕上的香囊……是彭侯的礼物在帮我？即便如此，可墙外的奚鼠还在，这土墙虽然是很好的保护屏障，但也等于牢牢地围困住了我们。正思索间，墙外传来了奚鼠的嘶吼和冲撞声，发疯似的声音仿佛正在承受着极大的痛苦，接着是一片令人发怵的血肉撕裂声和粘稠的啪嗒声，莫非奚鼠正在和某个突然出现的虚灵全力血拼着？我集中精神获取墙外的状况，却因土墙的封闭过于严密而无法感知。在令人作呕的疯狂声响后，墙外慢慢恢复了平静，四周安静得只能听到滴水声和我俩的呼吸声。“好像起作用了。”林岳莫名其妙地嘀咕着，拉了我一下，“老凡，把这墙去了吧。”“也要它肯听话啊。”我无奈道，毕竟这只是无意间出现的东西，也许根本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的。但就在我心念一动的当口，那土墙却倏然不见了，眼前出现的是满地的肉块和奚鼠那残缺不全的尸身，在一堆粘稠的蓝色液体间蠕动着血红色的两个肉团，应该是被奚鼠的利齿咬断的什么动物。在确信毫无危险之后，我俩上前查看了一下，奚鼠早已断气，残缺的身体已经开始慢慢地虚化消失。那血红色的肉团还在微微颤动着，似乎并未完全死透。就在接近肉团的时候，我又感觉到了那种凶狠恶毒的气息，但此刻早已微弱得像游丝一般。林岳用十字镐翻动了一下肉团，忽地转身呕吐起来，我忍着恶臭细看了一下，那肉团竟是奚鼠的胎儿，满口已成形的利齿间紧紧地咬着一堆内脏，奚鼠居然是在与自己的胎儿自残中死去的！“你小子用了什么药物是不是？！”我猛然想起林岳出来前的自言自语，不禁发问道。“呃……”林岳犯着恶心，心有余悸地望着那肉团道：“上回你说那大耗子是孕妇，我就琢磨着有啥办法能给它找点麻烦。进来前……呃……”林岳又是一阵翻江倒海的呕吐，这家伙亏得还是医生，解剖死人的时候也不至于呕吐成这样吧。他一边呕吐，一边用手指了指一边墙角的两个可乐瓶，我拐着腿走过去拾起，里面还残留着一些液体，闻闻瓶口一股刺鼻的腥味直冲脑门。“我想着……呃……孕期的都怕这个……就倒在了水里……”林岳还是无法继续完成他的“排放作业”。我站在原地一时哭笑不得，那瓶内装着的竟然是高浓度的麝香，一种足以让孕妇流产N次的昂贵中药！十一、探寻“也只有你小子才想得出那么损的招！”我歪在车后座上摇头感叹道。“黑猫白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林岳转过头来一付大言不惭的样子，“甭管法子损不损，咱小平同志的话就是最好的解释。”“好招，好招，用麝香导致奚鼠的灵胎反噬，让它们骨肉相残。”S一边开车一边寒寒地说道，“你们这些医生够狠的，难怪我进了医院就骨头里发寒。”“哎，这怎么说话呢。”林岳委屈地申辩道，“早知道就不告诉你下面的事情了，搞得误会我是个RP有问题的人。”“切，省省吧，就你那人品还值得一提？”S一脸不屑地撇了撇嘴，忽地眼神飘向了后视镜，与此同时眼前路口上方闪起了一阵光芒。“啊，被拍照了！”我懊恼地叫道，“S大姐，今年我就没几分了，您高抬贵手别超速闯灯好不好？”S并没有答话，一脸怪异地不断探查着后视镜。激战过后麻木不堪的脑部神经此刻自觉地进入了运行状态，车身后则传来了某种不同寻常的感觉。“刚才有东西在后面跟着我们，闪光那会后视镜里有个速度超快的影子。”S略带紧张地说道，眼前闪过的图像证明她所说的东西与我感应到的是一样的。那东西的速度并不比全速飞驰的车子慢，而且现在就在车尾紧紧地跟随着我们。“嗖”地一下，双膝上闪出一个黄色的东西，下意识间双手已成格挡状，但定睛过后我却不禁笑了起来。那黄色的东西正是之前我所解救的彭侯。“喂，发什么神经呢？”林岳莫名道，“笑得跟个猫头鹰似的，滲人的慌。”“没什么，原来是那个土里的小朋友来找我了。”我摆手道，“这会在我膝盖上趴着呢。”“哦，那你们慢聊，反正我俩看不见。”林岳索性头也不回地打起呼来，S只是瞥了一眼后视镜，并没有好奇什么。膝上的小家伙似乎非常惊恐，急促地喘着气，灰色的双眼求助似的看着我。怎么了？一种恐惧不已的感觉自彭侯身上传来，是什么东西让它如此害怕？身后……已进入状态的意识提醒我车尾那个东西竟还在紧跟不舍。伸手抚了一下彭侯发抖的身体，我寻思着与它沟通的方式，小家伙却紧盯着手腕上的香囊显出一付若有所思的样子来。它是来拿回之前送我的东西的？解下香囊掏出那块东西，递到彭侯面前，小家伙用前爪捧起块状物，抬眼和我对视了一下，又决定了什么似的将东西放回面前的手掌。诧异间彭侯的身体飞快地旋转起来，渐渐地化作了一团黄色的影子飘然进入黄色块状物。“你和你的小朋友在闹什么呢？！”S突然叫道，车子有如脱缰的野马一般在公路上扭动着，引来一片不满的喇叭声，“所有装置失灵，车子失控了！”不及开声回答，手中的东西猛地浮起空中，一片黄光大盛，光影间暴涨了数倍，瞬间飘出无数黑色的小蛇直蹿面门！那……那是，医院里的怪象在脑海中映出，难道这也是一本书吗？！“车子怎么了？！”林岳惊醒，害怕地在座位上缩作一团大叫道，“小姐你会不会开车？！别误人性命啊！救命啊～～”“瞧你那德性！”S啐了一声，摇摆的车身恢复了常态，“误你性命的不是我，车子暂时失控罢了，不知道王亦凡和他的小朋友搞了什么鬼。”“老凡！！”林岳冲我大吼道，大脑的意识清晰无比，可却无法作出任何的反应和动作，上次的经验使得我平静地接受着发生的一切。也就在这个时候，车尾紧跟的东西消失的无影无踪了。“快开回我家，回头和你们解释。”在文字的冲击后终于挤出了一句话语，眼前的黑暗慢慢包围了我的意识。……身下的温软让人有些不忍起身，但大脑的意识却在一阵烦躁中苏醒，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不断迫使我翻身坐了起来。身上换着睡衣，晖儿和衣伏在身边，我忍着脚伤溜进了客厅。S和林岳正歪倒在客厅的两张沙发上各自熟睡，疲惫的样子再度勾起昨晚的回忆。在书房坐定，拿出一叠白纸，脑中闪动着的文字在笔下洋洋洒洒地飞速铺就开来。这些书稿都是附着在虚灵身上？那之前的青黄色书本也是某个虚灵？这书到底是传自何处而又为何偏偏找上了我？清醒的一半大脑不住思考着，一个又一个的问号接连浮现。完成书稿的那一刻我没有立即翻阅，沉思半晌中对那叠纸张产生了莫大的疑问，冥冥中似乎有人在操纵着事态的发展。摆动了一下昏胀的脑袋，在甩去不适的同时也丢开了那萦绕的担忧，事态已是如此，何必过于追究？翻动间书稿的内容并没有什么令我格外惊讶的地方，这是属于《闻风拾水录》山水格局的一番文字记载，尤其着重分析了虚灵存在环境和风水理论的关系，正如之前所经历的情况一样。“扑嗵”，客厅里传来一声很大的响动，起身探看却发现是林岳从沙发上摔了下来，而晖儿和S则睡眼惺忪地望着他那滑稽的造型，不知发生了何事。“本年度最佳睡相奖得主非你莫属。”我忍着笑想上前扶起林岳，却被脚上的疼痛阻住了步伐。“得，不劳驾您，我自己起来。”林岳大大咧咧地爬起身来，一屁股坐回沙发，“反正是你的衣服，弄脏了不用我洗。”“亦凡，你好些了？”晖儿走到身边扶住我，轻声地问道，想起之前在下水道狠心挂断通讯，一股愧疚的感觉油然而生。“喂，喂，昨晚你吊完胃口就不省人事了。”S眼尖地发现了我拿在手中的书稿，好奇道，“难道又有什么心得要研究了？”在晖儿的搀扶下坐进沙发，我向三人简要地说明了昨晚车里发生的事情以及新书稿的大致内容，也许是连日来经历了不少的怪异，大家并没有感到多大的惊奇，却是对书稿的内容产生了兴趣。“我总觉得这篇书稿似乎能有点什么大用处。”林岳挠着头道，“不过现在脑子有点混，想不明白用处在哪里。”“你小子也算与我心有戚戚焉。”我笑着扬了扬手中的书稿，“这些记载正好可以找出剩下被天罡七印封印的虚灵。”“王亦凡，你该不是想找它们麻烦吧？”S一脸的不理解道，“照你的说法，天罡七印被破坏后，接下来的虚灵一个比一个厉害，这不是找死嘛？”“老凡的意思是预防胜于治疗。”林岳懒懒地说道，“你不找它，迟早有一天它会找你。”“乌鸦嘴。”S恨恨地瞪了林岳一眼，却也默许了他的说法。早饭间，我向大家陈述了一下心中的计划，结合两部书稿中的记载，变被动为主动，找出剩余的天罡七印所在，并想法加固印阵或是除掉已解封的虚灵。之前虚灵出现的方位分别是城市的东、南、北三个方位，根据五行方位学说，城西和市中心两个方位便是剩下的天罡七印所在的位置。“西为金，中为土，那剩下的虚灵应该是金性和土性的咯？”晖儿的五行知识在经历中也不断地增长着，“但天罡七印还剩下火、木、风、雷四个，数目不对啊。”晖儿并没有说错，单从五行原理和印阵克制来看的确存在不符，剩下的虚灵究竟有多少现在还未尝可知，我突然对布阵者的真正用意产生了莫名的怀疑，事情似乎并没有表面上看来那样的简单。但不管怎样，眼前我们却只能循序渐进地去探查。……市美术馆座落在市中心的繁华路段，独立的五层建筑有着中西合璧的风格，两条宽敞的主干道自南向北地盘延而至，在经过美术馆的两侧时却突然变窄，交错着在美术馆的另一侧分道扬镳。也许是担心狭窄的路面容易造成拥堵，繁忙的车龙在到达这里之前便分别绕开，以至于在这闹市的中心形成了一处别具幽静的所在。美术馆的走廊里稀落的走动着几个人影，踢踏的脚步声在空旷的四壁间来回碰撞，扭曲的回响像一把恶魔的鼓槌敲击在心脏的跳动之间。一楼雕像区，两名衣着严肃的男子正悠闲地逐个品味着布满全室的雕像，不时地小声议论着什么，那低语声微弱到几乎无法辨识。身形较高的男子时不时地看着腕上的手表，那是一块卡西欧的户外登山用表，可以准确地显示湿度、气压、方位和海拔高度。身形消瘦的男子似乎腿脚不便，手中拄着一支碳素登山拐杖，气定神闲的观赏着每个雕像，但若是仔细观察，却能发现，在高个男子看表的同时，他的头部会微微偏侧，仿佛在用心聆听着什么。“放着偏僻的城西工业区你不检查，非要到市中心来，你不是存心找不自在吗？”高个男子低声道，“一堆泥巴造型，都看不出个所以然来。”“省点力气，

做主编，但是这不是问题的关键。我穿过秘书室的时候，菲丽丝直盯着我看，然后跟了过来，问道，你没事吧？这种观察力，满分。我当然明白，她知道我在为乔伊丝要离开而心焦。但是当我一屁股在办公桌边坐下，菲丽丝给我端来黑咖啡，说如果我愿意的话，她可以负责召集摄影师的会议时，此刻我看出她已经都盘算好了。她从我的桌上抱走一沓文件，我看到她看了一眼乔伊丝的办公桌，乔伊丝的位子，长而冷静的一瞥，她心里在想，那将是我的了。为什么不呢？因为她不是乔伊丝。我的意思是，具体地说，她三十岁，强势、聪明、敏锐，但是她并不——成熟。我很清楚，我不喜欢她是因为她让我想起我以前的样子。但原因不止这个。我试图公平公正，问自己，不要管你需要什么，《莉莉丝》需要的，她有吗？我坐在我们的办公室里，乔伊丝和我的办公室，决定不去想菲丽丝，我现在还没心思烦这个。我在想乔伊丝：我到底忽略了她身上的哪一点，弄得仅仅一个月前我还认定她不会去美国！不过我是以我的婚姻来猜度她的。当然了，她有孩子；但不，这个不是原因。他是个还不错的男人。我不了解他。从来没和他好好聊过：我们也就只是能开开玩笑的关系。我希望乔伊丝能早点来，但是她进来的时候已经快到午餐时间了。她看起来真糟糕，一脸病色，仪容不整。她坐下来，又站起来去端她的咖啡，拿着杯子回来，伸开四肢瘫在椅子上，点了烟又放着不抽，胡乱做点事，给窗台上的植物浇点水，什么都做了，就是不抬头看我。然后她按了铃，菲丽丝走进来，乔伊丝说：“我对酒那部分不满意。问题我写下来了，请去找我们的品酒专家，那个叫什么的。他到底叫什么名字来着的——还有他的地址，在哪里？”“别担心，”菲丽丝说，“我知道在哪里。”她接过乔伊丝写的问题，摆了一个恰到好处的笑脸，然后出去了。现在，乔伊丝终于朝我飞快地笑了一下，其实是做了个鬼脸，终于正眼看我了。我们都笑出声来。我们一起透过门，打量档案室里的菲丽丝。我们在审视她的衣着，她的发型，她的妆容，她的鞋子。这是习惯。然后乔伊丝对她没了兴趣，又出神想自己的事去了。菲丽丝现在还没有自己的风格。不像乔伊丝和我，我们有。我坐在那儿，想我是不是可以帮菲丽丝建立起个人风格，就像当初乔伊丝帮我那样。现在坐在这儿写这个，我才想到，我当时因为乔伊丝满心忧苦，难过得要发狂，非常想说，天哪，说话啊，就那个时候我居然还有心思分析菲丽丝，考虑她可以有什么样的形象，这真是奇怪。我知道乔伊丝下定决心要离开了，而她因为我而心里难过：我需要两人好好谈一谈。乔伊丝是我这辈子唯一与之交心的人。但大部分时候，我们是通过微笑、沉默、示意来交谈，无言的音乐，不用多说。终于，我实在受不了了，开口说：“乔伊丝，我想知道为什么，这你肯定也清楚。”她侧着身子对着我，手托着腮。她不耐烦地做了一个“别烦我”的手势。我坐在这儿，凌晨一点，把这些事都写下来。我的大脑清晰敏锐，思绪纷纷。我刚想到一件事，是这样的：写作就是我的职业，我时时刻刻都在写，给自己写的随笔记录，备忘录，文章，一切用来展示想法的诸如此类的文字，不是写给自己看，就是给别人看。我抓住每一个想法，不让它们飞了，我把它们记下来，我展示它们，我假定有外人在看它们。而我现在正在做的就是这个。我意识到我写这些日记的时候，心里是想着有人在审视。这是不是意味着我想要出版这个？我刚开始写的时候绝对没有这个想法。这很滑稽，我这个需要把东西写下来的习惯，好像如果我不把它们记录下来，它们就会不存在。展示出来。我听莫迪说话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感觉，赶紧，抓住它，不要让它消失了，记下来。就好像不白纸黑字写下来，它就不成立。哦，我的想法在脑中打转，抓住它们……我和乔伊丝坐在那里，两人都又冷又难受，凄惨悲苦，而我在打量我们，出于习惯，就像我打量菲丽丝一样。两个女编辑，一流的女性杂志（不少男性也读），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即将走进八十年代。当我读过去人们的日记的时候，让我着迷的是他们穿什么，吃什么，所有那些细节。要推断出那些人大概在想什么不难——我相信，和我们现在没太大不同——但是十八世纪八十年代，中产阶级家庭，英国乡村小镇上，那时的妇女是怎么铺床叠被，怎么摆放餐具，或者怎么浆洗内衣，早饭吃什么，滑铁卢大战那天，在英格兰北部，某个农夫的妻子，她的这一天又是怎样的？当初乔伊丝来这儿工作的时候，她让我们都意识到自己是多么寒酸、庸俗！六十年代中期——庸俗！但她的风格，按她所说，是上流吉卜赛，乍看上去显得凌乱随意。她个儿高，苗条，一头厚厚的黑卷发，刻意的凌乱感，一张瘦削苍白的脸。或者说，她的脸看起来瘦削苍白，是那一头头发的映衬。她的黑眼睛很小，但是上了妆，就变得大而有神。她的衣服价格不菲。今天她穿的是黑色和铁锈红条纹的裙子，同色的马甲，一件黑色的真丝针织衫，戴着又粗又重的银链，上面缀有琥珀块。她的珠宝总是上乘的，从来不戴那种花哨的准垃圾品，而我只戴得起这种，因为我的风格。她很美：但那是年轻女子的风格。她一直让头发保持乌黑。很快她就得改换她的风格，以适应渐长的年龄。乔伊丝接手我的时候，我还穿着迷你裙，挂着珠链和俗艳的廉价饰品。自那以后，我就一直走经典而昂贵的风格。我穿丝绸裙，丝袜，不是尼龙袜，穿的衣服粗看上去似乎没有经过刻意选择。我找到一个真正的裁缝，此人对每个针脚都十分讲究。我还上市场找特别的纽扣，手工的蕾丝，定制针织套衫和外套。我的风格是这样的：人们第一眼不会注意，然后他们会转过头来再看，细细打量每个细节，领子上的绣工，一排珍珠纽扣。我不瘦，而是结实。我是直发，发型总是完美，泛银光的金色。灰色的眼睛，天生就大，化了妆更大。乔伊丝和我，我们要多不同有多不同，只有在衣着打扮上下了大功夫这一点上是一样的。不过乔伊丝，因为有家庭的缘故，费的功夫没我多。菲丽丝纤小，强壮，有魅力。浅色头发，白皙皮肤。她总是追逐最新时尚，因此没什么引人注目的。我见过她仔细观察乔伊丝，然后并没有照抄她那种风格，做得对。我也见过她仔细观察我：她怎么做到的？如果她问我的话，我会向她展示的，带她去见裁缝和针织女工，给她挑发型师……我和乔伊丝两人坐在那儿，坐在那儿痛苦悲伤，而我脑子里就想这些：我在精神上已经放弃了，通过衣服啦、风格啦表现出来！但在我可没有明确放弃的打算。午饭的时候我们喝了咖啡，抽烟。然后她说：“我得回家了。”我叫道：“乔伊丝！”她说：“你看不出来吗？我做不到，做不到！”我则说：“乔伊丝，你不能就这样回家去，我得有个答案。”她叹了口气，坐下来，振作起精神，居然肯正面看着我了。“答案？”“理解。我不理解你怎么能把这一切都放弃……为了什么？”她说：“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突然发现你以前根本就没弄懂自己？”“我还真有！”“我原以为自己会很爽快地答应离婚呢。”“他外头有了人吗？”“嗯，还是原来那个，这你知道。他预备带她而不带我走。”“那么，这一直以来，他实际上娶了你们两个人？”“可以算是吧。有一阵子，他总对我说，你有你的工作，我只好去找我的费莉西蒂。”我坐在那儿，小心翼翼地，因为我不想让她逃回家去，而我知道一不小心她就会那样。我在想我称之为女性解放的那些想法。他是有工作的，这理所当然，但当她也有工作时，他就要再找一个姑娘来支撑自己。不过这些想法我已经厌烦了，它们不是问题的关键，它们从来都不是问题的关键，对于我不是，对于乔伊丝也不是。菲丽丝才真是参透了女性解放、女权意识提升，而她很明白地告诉我和乔伊丝，我俩没有解放。乔伊丝和我讨论过这个，不过不常讨论——因为它不是问题之所在！有一次乔伊丝，出于好奇而非挑衅，对菲丽丝说，我有一份报酬丰厚的好工作。我有丈夫和两个孩子，家归我管，家人也归我管。这样，你还会说我不是一个解放了的女性？这还不够吗？菲丽丝没有反驳，一脸“我就是懂得多一点”的笑容：这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之后我和乔伊丝大笑了一通。就是那种突然爆发，止也止不住的大笑，无言的音乐，这是我们的友谊中最好的东西之一。“你不去美国的话，他就带费莉西蒂去？”“他会娶她。”“你介意的是这个？”她摇头。她又不看着我了。我困惑不已，不知她为什么害怕直视我。终于，她开口说：“你是那么的自信自立。”我再也不会想到我会有这么个评价——我这长不大的妻子，长不大的女儿——我说：“我，自信自立？”她只是摇头。哦，这一切实在让我受不了。她弯着腰，双手撑着桌子，眼睛望着前方，嘴边叨着根香烟。在我看来她就是一个干瘪的丑老太婆，福勒太太：小脸轮廓分明，鼻子几乎碰到下巴。她看上去苍老不堪。她又叹了口气，回过神，转身面向我。“我无法面对独自一人的生活，”她直截了当地说，“说到底就是这么回事。”如果现在我说我当时心乱如麻，当时我的确就是心乱如麻。我想说，但是，乔伊丝——我丈夫死了，现在觉得似乎是一夜之间就没了的——你在指望的到底是什么？我可以对乔伊丝说，如果你抛弃这份工作和他走，你可能最后发现自己是竹篮打水。我可以说……但是我什么都没说，因为我在哭，又惊又气，这一切实在难以置信。不，比这还糟，因为我在想我原来根本就一点都不了解乔伊丝！在这以前我不可能认为她会说那样的话，有那样的想法。不仅如此：我还知道我没法对乔伊丝说，你对死亡的态度实在蠢，是错误的，你简直就像个小孩！根本不是这样的，你怕什么？独自一人——那算什么！因为我发现，就短短的一会儿，我已经和乔伊丝相距很远。我的丈夫死了，我的母亲死了：我以为这些变故对我没有影响，以为我披了盔甲，刀枪不入。但其实我内心中某样东西发生了变化，相当深刻的变化。再说还有莫迪·福勒的事情。我坐在那儿，一边哭一边努力想止住眼泪，咬着我的（绣了姓名首字母的上品亚麻）手绢，心里觉得乔伊丝是个孩子。是的，说到底她还是个孩子，我不能和她说我学到了什么，也不能说我现在是什么样的人。我哭是因为这个。“别，”乔伊丝说，“我不是故意——揭开旧伤疤的。”“你没揭开旧伤疤。不是这个。”但是我也只说得出这么多了。“说”是指说出心中所想。因为后来我们的确是说话了，理智地，干巴巴地，谈了这也谈了那，我也不是不珍惜这样的谈话。我们好久没有这样聊过了。女性之间的交流——招手、点头、暗示、微笑——这很好，令人愉快，是一种享受，是我拥有过的最好的东西之一。但是到了关键时刻，我还是没法告诉乔伊丝我为什么要哭起来。她说：“你和我不一样。我一直在看着你，你看得出来。但是如果他去美国的话，我就孤身一人了。我知道我不会再结婚了。不管怎么说，如果你嫁了一个男人，你就没法把他扔一边再另找一个——他们做得到……”“或者说他们以为做得到。”“是的，或者说他们以为做得到，我的意思是，可以做了而不受惩罚。所以我没法想象我另找一个人结婚。孩子们，他们不想去美国，但是如果他去了，而我留在这儿，他们就得两边跑。而我知道，很快他们就会更乐意待在那里，而不是这里，那里有更多机会，或许更适合年轻人。我就会孤身一人了。我不知道如何独自一人过，简。”而我没法对她说，乔伊丝，你的丈夫已经五十五了，还是个工作狂……“你准备好要当师母了？”她听了后愁眉苦脸。“像现在这样的工作我是不可能找到的，当然找不到了。但是我想总能找到个活儿吧。”她离开的时候，说：“不，我没有做好准备。我知道我会多怀念这一切——还有你，简。但是我别无选择。”说着她就走了，不看我。到头来我就得到这么一句话，我别无选择。我不知道她那婚姻里都有什么，有什么——我从没想过会有什么——让她不得不说我别无选择。乔伊丝是这本杂志有过的最好的编辑。她从来都不把家和家人放在第一位……但是……我想起来，是她来了以后才开始实行大家都欢迎的弹性工作制的，如有需要，工作可以在家做，通过电话做，留下加班，提前下班，都可以。我们那时都说，不理会办公时间，按需工作，这是女人做事的方式。而现在我在想，那个“需”其实是乔伊丝的婚姻需要她在家。她会很爽快地下班后和我一起吃晚餐，在办公室里吃，在餐馆吃，都是工作餐。但也有的时候她必须回家。实际上我们能这样全因为我，我从来没说过，不行，我不能像平常那样在办公室久留，我得回家。要有也仅仅只是我和弗雷迪要开晚餐派对。我从来、从来没有说过，今天弗雷迪下班早，下午我得早点儿走。但在我看来，乔伊丝一直是这样的：她的婚姻，她的孩子，她的工作。她用一种非凡的灵活方式，把这一切整合到一起。“简，今天下午你坐镇办公室行不行？”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也是她婚姻的一部分，就像那个叫费莉西蒂的姑娘一样！实际发生了什么，事情实际上如何运转，这些都是整体，而我们都是这整体的一个部分……这一直对我特别有吸引力，我对它特别感兴趣。可是这个想法，就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是乔伊丝婚姻的一部分，这想法是刚冒出来的。乔伊丝的确要去美国了。她将放弃一份很好的工作。能有这样一份工作的女性可没有几个。她将放弃子女，朋友，家。她的孩子差不多都已成人。她将住在一个她必须学着去喜欢的国家，独自陪着一个男人，一个原本乐意带上另外一个年轻一点姑娘的男人。她别无选择。唉，女性解放，唉，菲丽丝，对此你有什么话可说？你那些小宣言里，那些毫不客气地把男人拒之门外的举动里，你的雄辩言辞里，可有一丁点触及这种状况的说法？据我所知，压根儿没有。这大家大可相信我，因为菲丽丝总是确保让我拿到所有的宣传，把它们摊在我桌上。现在的姑娘三人扎堆、四人抱团、成群结队，完全排斥男人，或者最大限度地排斥男人，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她们害怕——男人的威力，不论那是一种什么威力，它就可以让乔伊丝说，我别无选择。我可以独自一人生活，喜欢这样的生活。但是话说回来，我很难算结过婚。我回到家以后，电话铃响了：乔伊丝，喘息着，小声地。我知道这是因为她哭哑了嗓子。她说：“简，人的决定总是在自己明白之前，好久之前，就做出了的！老天，这太可怕了！你懂我的意思吧？”“嗯，”我说，“我懂你的意思。”我的确懂。它的确可怕。我已经做了些什么我还没意识到的决定呢？自从周五晚起，我就没去过莫迪·福勒家了。周二乔伊丝没来上班。我和菲丽丝坐镇。下班后我去看莫迪。她半天不来开门，开门以后又花好长时间站在那儿瞪着我，没有笑容，不开心；最后才往边上挪了一步，让我进去，在走道里走在我前面，一言不发。她在火炉边她那一头坐下来，火炉里火烧得正旺，她等着我开口。我已经生气了，心里在想，好嘛，她没有电话，这是我的错吗？我说：“周日晚上我很迟才回来，昨天晚上我很累。”“很累，是吧？”然后，“星期天晚上我等你的。我给我们准备了一点晚饭。”我注意到自己心中涌过一连串的情绪，和往常的顺序一样：一种被困住了的感觉，然后是逃跑的欲望，再然后——当然了——愧疚的心情。“对不起，莫迪。”我说。她转过脑袋，盯着火，嘴唇微微张开，喘着粗气。“你这两天身体还好吗？”“不坏。”我在想，喂，我从头到脚地给你擦洗，把你臭气哄哄

质相当阴寒，土色呈黑，其胶质粘性和酸碱度极不平衡，闭气性能良好，这就使得埋葬在其中的葬者尸体在腐化过程中产生了特殊的变化。一般尸体的腐化很容易就损坏了原本的血脉经络，但养尸茔地中却不同，因为特殊的构造关系，它们的血脉经络会保存得相对完好，这便成为了活尸产生的基础要素。其次是地气，养尸茔地多处于某些地脉的阴脉结穴处，换而言之就是阴气汇集之处，在这里的尸体很容易受到阴气影响，产生微妙的变化。《闻风拾水录》书稿上描述：“阴气入百骸血脉，郁积而变，其状如针灸之，若阴阳激耀，得引经络复动，似无魂复生。”事实上这段话的描述正是解释了活尸产生的激发条件，养尸茔地中的特殊地气影响下，尸体的经络血脉中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生物电，从而激活尸体的某些生理机能。最后是时间，养尸茔地并不是一直具备激活死尸的条件，通常只有在月圆之夜，才会使得各项条件完全具备，这就是为什么杨葛根他们在月圆之夜才发现那块葬地中的尸变现象。古人认为，月为太阴之相，在满月的夜晚，月球磁场和辐射影响会对世间万物产生影响。养尸茔地自然也不例外，月圆之夜往往就是地脉阴气暴增的时刻，这轮时常被人们浪漫歌颂的圆月便成了滋生活尸的帮凶之一。……“这地咋成了养尸地咧？”杨葛根端着烟锅纳闷道，“早些年也么啥事嘛。”“是啊，我和杨村长也是同样的疑问。”晖儿接道，“如果说那块地是养尸茔地，那为什么现在才发作呢？”“养尸茔地的形成很特别，而且三大要素缺一不可。”我摇头道，“从村里最近发生的事情来看，这块养尸茔地却像是突然冒出来的。”“都说是自然形成的了，会不会是最近正巧满足了三大要素？”S琢磨道，“就像火山爆发似的，到了关键时间了？”“土壤和时间都好说，问题就是这地气，如果附近没有适合的气脉，再怎么日积月累也不会形成养尸茔地。”我向杨葛根问道，“最近村子周围是不是发生过什么变动，比如轻微地震或是山崩滑坡？”“没咧，除了这些东西，其他都太平地很。”杨葛根连连摇头道。“不是天灾，是人祸。”耿婆呡了口茶道，“王亦凡，路上你没看出来吗？”“路上……”我有些惶然，在耿婆面前常常会有种被严师指导的感觉，更何况我根本没注意到路上有什么特别。“我倒是觉着有些古怪，路上的树木不太对劲儿。”林岳摸着下巴道，“南北的植物像长倒了似的。”在植物生态环境中，地理的南北朝向往往决定了植物的品种和枝叶生长情况，熟悉植物特性的林岳应该不会看错。照这样来看，那村子附近就应该是……“山上有不少的胶土和砒砂，山间土石层次错乱。”耿婆微微笑了笑，“这村子不知道惹了什么晦气，居然让人弄上了转气叩穴法。”“转气叩穴法？！”众人都是一惊，除了我和林岳外，其余人仅是对这名称的玄妙有些吃惊。“不能吧？”林岳下意识地看了我一眼，“跑小村里整这么大动静，那不是脑子有病吗？”转气叩穴法一般是过路阴阳风水师所惯用的，可这么大手笔的运用却是闻所未闻。照这么看来，村里的变故应该就是人为布设的，难道村子里得罪了什么人？杨葛根和两位长辈立刻否认了我的假设，这个村子一向与世无争，更别说得罪什么风水高手了。“会不会是那个风水师摆大家了一道？”林岳突然冒出一句，“这块葬地不就是让他给整出来的吗？要不也不能有那么多尸体。”耿婆摆摆手，不置可否地笑了笑，转身进了里屋，晖儿识趣地跟了进去，没多久便又转了出来。“今天太晚了，大家先各自休息。”晖儿柔声道，“明天一早去葬地勘察一下。”杨葛根等人立刻点头称是，客气了几句便离开了，姚建国招呼着老婆桂芬烧了些热水供我们洗漱，也不再打搅。看来耿婆的心中早已有了打算，与其在那里妄自揣测，到不如安心睡觉，等明天勘察了葬地情况之后，相信自会有分晓。……村边，一棵高大的槐树上，茂盛的枝叶间伏着一个隐蔽的人影。“有趣的老太太，看来这些人肯定是不会迷路了。”那人影懒懒地笑着，摘下了头上的耳机，在他手里正拿着一个枪形的接收器。“这里差不多该完事了。”那人影猫似的窜下树梢，悠然地点起一支烟，“我还是早点赶去下一个地点吧。”几个起落间，那人影奔上了村旁的小路，看似悠闲的行进却有着惊人的速度。忽地，人影停住了脚步，弯腰从地上拾起一件东西，那是一串精巧的水晶手链，在淡淡的月色下显得分外晶莹可人。“这不是她的手链吗？”那人影嘴角一扬，转头望向姚建国家的后屋。手链不住晃动着，晶莹的光芒闪烁不停，仿佛恋爱的男女心中悸动不已的绮思，在手链的连接处挂着块小小的银牌，上面清晰地镂刻着一个字母“S”。……村北，葬地区域。“好家伙，不管那人是谁，在这儿可算是下了血本了。”林岳捻着一手的黑土直咂嘴道。一大早，杨葛根和姚建国便领着我们来到村北的这块葬地，虽然早有耳闻，但当我们看到这些多得夸张的坟头时，不免还是感叹了一番。耿婆的确没有说错，围着整个葬地查看了一番格局后，我们很快发现了几处人为改造的痕迹。这块葬地依山傍水，乍一看去似乎有那么点藏风得水的意思，难怪那个风水师信口胡诌两句就哄得村民深信不已。但这只能骗骗外行人，从整个格局方位来看，葬地在山北阴处，附近的小河是曲水东流，山风阴冷飞卷，水质混黄不堪，处处透着阴寒凶险，哪里是什么风水宝地。水质中富含了大量的砒砂，这是一种用以改造水质的物质，性阴寒而沉滞，使用时铺陈在改造区域的水源中，用以滞留水源中的阴气，阻断外界气脉进入，并造成水源中生态环境的变化，将其改造成一处聚阴散阳的“水脉口”。而葬地的土壤中则是被人掺入了更多数量的胶土，这种胶土取自西南内陆地区的土壤中。经特殊提炼的而获得的胶土掺入土壤后，可完全地改变其中的胶质和酸碱度，并起到封闭地气和改变地下环境的作用。照资料记载“闽地黑土取之三斗，依法淬之可得五分，曰胶壤”，如此换算下来，要想获得葬地中所掺入的胶土数量，其工作量绝不是一般的大。葬地四面的地势形状也十分怪异，细看之下竟然蕴藏着更大的杀机。东侧是一个凹陷的地形，边缘曲折外弓，两条边路直入葬地，看去像是没头没尾的“双断路”，其间杂草丛生，地表层叠不齐，恰好犯了墓葬风水中的凶穴大忌——曲格沉亡穴，俗称“死牛肚穴”。南侧是一个外凸隆起的地形，这里是整个葬地中最高的地势，和山体形成了一个较窄的夹角，其间多出一些参差错落的山石深入地下，这便是墓葬风水中的另一种凶穴——贪狼噬煞穴，俗称“狗脑壳穴”。西侧就更为离奇了，几棵半死不活的大树斜斜地歪在那里，似乎是被强劲的山风常年吹刮的缘故，但光秃秃的树干却不约而同地直指此处的穴地，莫名地形成了一个“木硬枪头”的凶穴。至于北面的地势连耿婆看了也不禁暗暗摇头，原本这里是葬地四处中最为妥当的一处地势，波浪般曲起的地势符合葬地文曲的吉格，可不知为什么，在最后的一个曲线上却硬生生地被拉出条直线道路，也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变化，活活把这个唯一的吉格给变成了墓葬风水中最头痛的凶穴——“破面文曲”。若只是单独出现一个两个凶格，倒还能设法改局换势，可四处凶穴加上葬地中央的那个“土不成土”的大穴环境，整个区域几乎囊括了墓葬风水中“养尸茔地”的全部凶格。我看得满头是包，恨不能立刻找来一队开山作业队，索性将这里夷为平地。“亦凡，很难处理吗？”晖儿见我愁眉不展，便悄声问道，“好像连耿婆也觉得有点棘手。”“这块葬地根本就是个‘十全大恶地’，什么乱七八糟的倒霉格局都聚齐了。”我皱眉道，“的确棘手啊，至少以我现在的造诣是无法改观这里的。”“光这格局就够咱们忙活的了。”林岳从地下抽出一根发黑的藤蔓来，“我不想添乱，不过还是得提醒下，这块的地脉也不是啥好货。”林岳手中的藤蔓叫“金乌藤”，阳性藤蔓类植物，对地脉地气环境的变化最为敏感，一般情况下藤蔓表面为淡红色，如果地脉地气阳炎过旺，便会呈现出深紫色。而现在这种黑得像腐烂了似的颜色，则说明地脉地气阴泽过盛。“这下手的人也忒狠了，搞得跟有什么深仇大恨似的。”林岳丢掉藤蔓，不住地用纸擦手道，“这转气叩穴法不但把附近的阴气引了过来，还顺带把那些阴毒的虫子也连锅端了。”葬地里的确有不少的蜈蚣、毒蛇爬动，不过它们似乎都很安分，只是懒懒地窝在一些墓穴和孔道里，并没有主动袭击人的举动。杨葛根和姚建国也证明道，平日来下葬祭拜的村民从未被这些东西咬伤过。这些东西当然不会咬人，因为它们身上的阴毒之气全被葬地吸收殆尽，哪里还有活力出来惹是生非呢。“记得我的计算机导师曾经说过，当面对复杂的问题时，往往要从简单的角度去考虑解决。”晖儿拢了下耳边的长发，缓声道，“也许我们大家都想得过于复杂了，忘记了最直接的办法。”耿婆在一旁半天没吭声，但当晖儿说出这话的时候，她的眼睛却突然一亮，眼神有意无意地瞟向了不远处的一个土丘，转而又若无其事地和杨葛根聊了起来。“这些活尸白天不会出来走动，喜欢躲在一些特别的地方。”耿婆左右看了看，“你们村附近有什么土窑、大坑或者山洞吗？”“有咧，就在这边上的山坡后面。”杨葛根用旱烟杆指了指一旁的山坡，“有个呢大的洞，抗战的时候日本人杀了人就丢进洞里，邪气的很，么人敢进去。”“呵呵，看来就是那里了。”耿婆咧嘴一笑，“这帮东西也跑不远，窝在那里比较舒坦。”看她悠然的笑容似乎找到了什么解决办法，我刚想开口询问，耿婆却像知道我心思似的摆手示意，到了嘴边的问题立刻咽进了我的肚子里。“走，去山坡上的那个洞看看。”耿婆精神抖擞地招呼道，众人不知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得跟着走上了山坡。村里倒是有不少闻讯赶来看热闹的，村民看着一个小老太太带着一帮子人探险似的走向山坡，不由都好奇地跟了上来。一阵嘈杂声中，十来个年轻力壮的庄户汉子拿着棍棒锄头，从村里赶来，为首的正是愣头小伙姚远山。他穿了一身厚布衣服，打了绑腿，手里拎着一把大斧子，雄赳赳气昂昂地率领着众多汉子赶上了我们。“你看你穿的啥嘛，么锤子相。”姚建国看到儿子劈头就是一顿训。姚远山倒是不在乎父亲的训斥，笑嘻嘻地辩解着。原来他昨晚听说今天我们要来看葬地，便兴奋得一夜没睡着，天还没亮就爬起身，去村里各处找来些精壮的村民，准备了棍棒家伙赶来协助我们。“起，起，胡然撒哩？”姚建国一脸不乐意道。他儿子自作主张不算，还兴师动众地找来那么多人，做老子的心里自然有些不乐意。更何况，杨葛根这个村长还在边上，就算要组织村民帮忙，怎么也轮不到乳臭未干的姚远山。“小伙子挺机灵。”耿婆冲着姚远山一乐，“这些人来的正好，别散了，跟上一起走。”一听这话，闷头抽烟的杨葛根立刻挥了挥手，大声吆喝着让姚远山和这些精壮村民跟上，当然还不忘喊上两句“保持井然有序”之类的话语，听得我们暗地一阵偷乐。山坡背后是个背阴的去处，内凹的山壁间露出一个一人多高的洞口来，黑乎乎的洞内似乎没有什么活物，除了山风掠过洞口时发出的声响外，一片寂然无声。对我而言，山风早已将洞内的情形揭示了不少，这是一个“Z”字形的洞穴，小半部分是碎石和骨骸，而后面的大半部分却被一些诡异的身影所充斥着，那应该便是聚集在一起的活尸。“奏是这里咧，饿们先打头阵。”姚远山大声道，洞外艳阳高照，身后又有大队人马跟随，再加上耿婆和我们压阵，这愣头小伙一扫昨晚的狼狈，显得豪气冲天。“呼”地一股阴风扑面而来，洞内传出的恶臭呛得众人连连作呕，也许是姚远山在洞口热血沸腾的过头了，洞内的活尸有了感应，如果不是白天的话，只怕他早就被拖进洞内大卸八块了。“饿地娘唉～～”方才还是豪言壮语的姚远山，被吓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下，手里的斧子险些落在了姚建国的脚背上，气得他只骂儿子“瓜娃”。“瓜娃，扎式个啥咧，饿一铮耳子抽死你。”姚建国涨红着脸就要打儿子。“老姚，莫动气，你家小子倒是块料。”耿婆轻轻格了一下姚建国的手肘，“要整好村子里的事，还得靠这帮小伙儿。”“饿跟你们说，这是从上头请来的专家。”杨葛根借势给村民们放了个烟雾弹，“这次来是专门给处理村里地怪事地，你们只管听话做事，有啥不明白地么多问。”村民们见村长发话，又看耿婆气定神闲的样子，心下自然有了数，个个口中应承着摆开了架势，几个性急的小伙更是把袖子撸到了肩头。“莫急，动手之前，要这帮小伙们先放放血。”耿婆眯缝着眼笑了起来。十一、鬼蜮寄生就在村民们群情高涨，个个跃跃欲试的时候，耿婆竟然漏了这么句话出来，场面顿时冷了不少，有几个小伙下意识地往回挪了几步，肩膀上的袖子也褪到了腕上。杨葛根的眼睛眨巴了几下，立刻反应了过来，吆喝着让村民保持次序，脚下悄悄挪动着凑了过来。“耿老，您给大伙说说，到底咋做嘛。”杨葛根小声道，“一说放血，人都吓跑咧。”“老婆子年纪大了，说话难免含糊了点。”耿婆听着笑了起来，“只要中指血就行了……”自古以来，我国的中医及玄学理论认为，人的手部为阳气聚集之处，其中的少阳三焦经络更是阳气流转的主干脉络。而中指则正好是少阳三焦经络的集中点，其血脉中取得的鲜血为人体极阳之物，配合适当的方法可驱除阴邪，因此素有“中指血，驱鬼邪，书符开光斗阴绝”的说法，其实这些是有些夸大了。即便聚集一个人全身的阳气，也不足以像传说中那样除妖斩魔，更何况只是中指上那区区一点的鲜血呢？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手背筋络血管就不难发现，中指的血管恰好是手部动脉和静脉的交汇延伸，也就是说中指血管是老脉沉滞新血萌生之处，富含着极具活力的血液。摒弃故做神秘的因素，严格说来，中指血只能算是一种引子，正如中医药方上的药引，起到的作用无外乎是激发药性，就像雷管引爆炸药一般，其本身是不具备杀伤力的。在杨葛根的安排下，有村民拿来了几坛烈酒、四个农药喷雾器和一大把明松枝条，这些都是耿婆方才和杨葛根交待的。拍开泥封，在一个大海碗里倒入半碗烈酒，耿婆从怀里拿出一把银制小刀。“这里凡是没娶媳妇没破身的都站出来。”耿婆望着面前那些小伙子道。“大，啥叫破身咧？”姚远山刚想上前，突然想起什么似地停了下来，愣愣地向父亲问道。“奏是和女娃睡觉……”姚建国随口说了一半，看到儿子迟疑的面色，心中立刻明白了不少，沉着脸把这愣小子拉去了一边。这头八九个年轻小伙站了出来，耿婆挨个将他们的中指刺破，鲜血顺着指尖滴入了海碗，将整碗酒水染成了鲜艳的红色。用小刀在碗中搅拌了几下后，耿婆看了看酒水的色泽，似乎不太满意，望了一圈周围的人，目光落在了林岳身上。“呃～～您老那意思我明白。”林岳识趣地上前伸出左手，“加上我这点儿应该够了。”S奇怪地看着林岳，嘴里暗自嘀咕着什么，晖儿在一旁听得真切，不由掩嘴偷笑了起来。“你小子可别糊弄我，真是童子身？”耿婆瞅着林岳道。“这年头不流行童子身。”林岳坏笑道，“可我这人太土，怎么着也跟不上流行的步伐。”加上林岳的中指血后，碗内酒水的色泽不再那么鲜艳了，耿婆这才满意地点点头，招呼村民将几坛烈酒灌入洗净了的农药喷雾器中，随即将海碗中的血酒分作四份掺了进去。紧接着，耿婆让晖儿从包里拿出两个小瓶，倒出一些深色的药粉来，用一点酒水调匀后也灌入了喷雾器里。“宝娃、牛墩、三顺、铁生，你们四个扛上喷雾器。”杨葛根见一切准备

袁世凯为内阁头疼的时候，三位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黄兴先生、汪精卫先生干什么去了？好久都没有他们的音讯了。还是一个一个地交代吧。孙中山在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后，心情还不算太糟糕，毕竟南京临时政府没钱没枪的日子也很难过，更重要的是，孙先生并没有认为革命失败了。他对记者们说：“我不做大总统，并不是不做事了，现在民族主义革命已经成功，民权主义姑且交给袁老哥去尝试，而我则要投身于民生事业中去。如此一来，我终生为之奋斗的三民主义也就顺利得以实现了！”不得不说，孙中山实在是一名至诚的爱国理想派。在离职后的第三天，孙中山开始环游各省，一路上考察各地实情并宣传他的民生主义。几个月内，孙中山和得力干将胡汉民等人走遍大江南北，几乎遍及半个中国。这一次到全国各地的实地旅行考察，对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是非常必要的。事实上，由于革命的原因，以他们为代表的革命党大多长期浪迹国外，对中国的具体国情并不了解，确实有“远距离革命家”的嫌疑。这一次的实地考察，对孙先生的实业救国方略有一个很大的触动：要致富，先修路。在这段时间中，孙中山对交通建设特别是铁路建设产生了兴趣。在武昌的时候，孙中山就在演说中提出，要建造长江大桥，将武汉三镇连为一体；后来孙中山在上海又提出一份修建全国铁路大干线的计划。以至于走到哪里，他的修路主张就带到了哪里。而黄兴先生就没有孙先生那么轻松，可以拍拍屁股就走人。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后，南京临时政府和参议院随后北迁北京。但南京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因为留在南京附近的近三十万革命军（民军）并不能随同北上。这几十万军人良莠不齐，战斗力也极差，大多数人根本谈不上什么革命精神，留在南京就是为了混饭吃，顺道领一份工资。但无论吃饭还是发工资，哪一项不需要钱？南京政府自然是没钱的，所以得找袁大总统要钱。可袁大总统此时哪有富余的钱。现在各省都处于自治阶段，都不给中央政府上交税款。虽说他从隆裕那里搞了些钱，又借“北京兵变”抢了几百万两银子，但已经花得差不多了。既然政府拿不出来钱养兵，那就只有裁兵。裁兵就是动当兵的饭碗。若是处理不当，激起兵变，主持裁兵的人就得掉脑袋。因此，裁撤军队绝对是一个烫手山芋。袁大总统决定把这个烫手山芋抛给革命党人自己，确切地说是抛给黄兴。黄兴老弟，现在国家危难，你作为南方军界的领袖，由你出任南京留守再合适不过，你千万不能推辞。南京留守是干什么的？专门负责收拾烂摊子。处理南京民军的裁撤问题自然是其工作的重中之重。虽然袁世凯不是很厚道，但黄兴是个爽快人，他很爽气地接受了任命。袁总统放心吧，我一定把这活给干利索了，不负我军界同胞。袁世凯见黄兴如此勇于任事，也有些不好意思，于是找外国银行贷了一些钱（约价值两百万两白银）给南京政府，主要给黄兴做裁军之用。可这些钱相比裁军的开销就是杯水车薪，根本不够用。黄兴就是黄兴。有威信，有人品。他采用“当地军队就地解散，外来军队押回原籍遣散，同时压缩部队编制”的原则，并以爱国为号召，鼓励军人们自动离职，不拿或者少拿安家费，共度时艰，硬是办完了裁军这事。军队裁撤近半，只剩下五个军和一个第八师。其中安徽都督柏文蔚的第一军和那个第八师是同盟会的嫡系力量。南京城外，黄兴看着那些打道回府的兄弟，尤其是那些奔着他的名头来参军却被裁掉的兄弟，愧疚、不安、心酸、无奈，一时百感交集。人累了，心也累了，革命对我来说，已成昨日云烟，是时候离开了。6月，39岁的黄兴留下一封辞职信，返回阔别多年的家乡湖南，不久之后隐居上海。至于帅哥汪精卫的行动，比上述两位更加彻底。或许是在冷眼旁观了这么久的政治斗争后渐趋消极，又或许是为了履行他“革命成功后，一不做官，二不做议员，功成身退”的诺言，汪精卫婉拒了袁大总统邀请他出任广东都督的好意之后，终于给了追随他多年的陈璧君一个交代：举办了正式的结婚仪式。接下来，夫妻结伴，返回了他阔别八年的故乡，拜见兄长弟妹。远山含黛，流水涓涓，故乡山水的宁静和谐更是坚定了汪精卫远离政坛的决心。随后，汪精卫携陈璧君翩翩而去，前往法国留学。主动放弃权力，对于多年来奔波世界各地、矢志不渝的三位革命先驱，固然是情非得已，但革命者最终选择一条和平竞争的道路，岂非国家之幸、国民之福？逃不出人情这张网7月，骄阳似火，虽是北京一年之中最炎热的时节，却也是最流光溢彩的时节。但这妖娆的盛夏，却赶不走袁世凯心头的烦闷。他这四个月的大总统，实在是做得焦头烂额，南北党争让他心力交瘁。这时，参谋团队给他出了一个主意，何不邀请孙中山和黄兴这两位民国革命元勋到北京共商国家大计，开诚布公，建立互信合作。袁世凯瞬间就意识到了其中的价值所在。孙中山和黄兴分别是革命党的头号和二号领袖，是享有巨大声望的政治人物，特别是在临时参议院中，同盟会的参议员更是唯孙中山和黄兴马首是瞻。要想化解目前的政治危机并打造一个各方认可的内阁，就必须要仰仗孙中山、黄兴二人的支持和配合。想到就做。袁世凯诚意十足，不仅派出了迎接专使，还让“海琛号”巡洋舰到上海护航迎接。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对于袁世凯的盛情相邀，孙中山和黄兴也不能不动心，何况孙中山还想与袁总统谈谈他的铁路计划。于是，孙中山和黄兴联名致电袁世凯，表示稍做准备便起程北上。虽说孙中山和黄兴接受了袁世凯的邀请，但是同盟会内部却有不同意见，同盟会就“孙、黄是否应该应邀北上”分作了两派。稳健派支持二位大哥北上会晤袁世凯。他们说这次会谈是英雄相见、巨头相会，既能起到稳定政局的作用，也是民国未来的发展之福。激进派则认为这是袁世凯设下的圈套，是为了禁锢两位革命领袖，在这个敏感时期，革命领袖不应该深入虎狼之地，何况北京还闹过兵变。《民权报》也凑热闹，刊登了一幅非常有意思的漫画，名字叫“行不得也，哥哥！”只见画中的北京城头张开大网，正要捕捉北上的轮船。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仍旧力排众议，他对众人说：无论如何，我也不可失信于袁世凯。别人都说他不可靠，我倒要试试自己的眼光。革命党中有聪明人，眼见孙中山主意已定，便提出一条权宜之计：由孙中山先去北京打头阵，而黄兴则暂时称病不去。如果孙中山发现北京没有问题，那么黄兴的病就好了，也去北京；如果孙中山觉得情况不对劲，那么黄兴就继续病下去。避免袁世凯将两大革命领袖一网打尽。好吧，就这么办。在迎接专使的陪同下，孙中山与夫人卢慕贞、秘书宋霭龄等十余人起程北上，一行人于8月22日下午抵达北京。袁世凯给孙中山的接待礼遇规格很高，虽然不像现在某些央企动辄数亿的招待费那么夸张，但也很可观：高大炫目的彩棚，雄壮的欢迎曲，够分量的迎接代表——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壮观的接站队伍，还有天上地下独一份的超级豪华金漆朱轮大马车，军警如林，人山人海，大家都争相前来一睹这位仰望已久的革命领袖风采。虽说孙中山对于如此高规格的接待颇不自在，但这样隆重的礼遇还是令他非常满意，也非常感动。老袁同志在做人这一方面，那绝对是天下有数的高手。本来按照安排，应该是第二天两人才会谈。可是老袁同志为了表达对孙中山的重视，在孙中山安顿好之后，强烈邀请孙中山当晚赴宴面谈。孙中山被袁世凯这种精诚感动，就真的去了。袁世凯亲自到厅前迎接。这次伟人峰会气氛非常热烈。在晚宴上，袁世凯为孙中山亲自执盏，殷勤备至。在致辞中，袁世凯非常诚恳地说道：“我盼望先生与克强已经很久了，今天克强未与同行，不能共聆伟论，实在令人遗憾。所幸先生惠然肯来，让我感到十分欣慰。现在时局动荡，边警迭至，我又见识浅陋，能力有限，世凯谨代表四万万同胞感谢先生，还望先生不吝赐教、大力匡助！”袁世凯的谦恭和马屁相当到位，孙中山舒泰到了极点。两人在席间携手揽腕，觥筹交错，相谈甚欢，相见恨晚。在宴会结束后，两人又继续探讨国家大事，一不小心谈到很晚。于是，袁世凯殷切地留客：“先生你就留在府中吧。”袁世凯不是假客气，他是真心实意地想留孙中山在府中过夜。袁大总统太热情了。孙中山很感动，也就不再推让，当即住了下来。孙中山夜不能寐，他觉得袁世凯不像是那种印象中的军阀，这人好像还很有城府，对时局的看法和见识十分高明，与自己很是合拍。此时的孙中山，已经完全被袁世凯的热情所感化。之前的那些怀疑与防备似乎都被他远远地抛在了脑后。接下来，孙中山与袁世凯多次会晤，多次密谈，多次谈至深夜。至于具体谈成了什么，等黄兴同志来了再说。袁世凯的殷勤与诚意，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在大多数国人的心目中，袁世凯和孙中山此次相见甚欢，其乐融融，这显然是南北已经摒除成见的友好信号。之前因南北党争而背离的人心，逐渐回归。袁世凯眼中的孙中山和黄兴时间很快就来到了8月底，双方的会谈终于到了高潮。袁世凯在总统府举行盛大宴会，并邀请了各部总长、在京的高级将领、各界名流和满蒙王公作陪。在宴会上，袁大总统充分肯定了这次伟大峰会的伟大意义：以前有很多舆论，都觉得我跟南方革命党人是相处不好的，你看现在孙先生来了，以前的种种谣言不攻自破，以后的民国会更加巩固！说到这里，袁世凯向孙中山举酒致敬，并高呼道：“中山先生万岁！”盛情难却下，孙中山也非常激动，赶忙站起来互动：“袁大总统万岁！中华民国万岁！五大民族万岁！”前后两位临时大总统互呼“万岁”，使宴会的气氛攀升至高潮。与会的众人看见两位伟人化敌为友，如此精诚团结，顿觉和平可期，发展可期，国家幸甚，人民幸甚。霎时，全场热烈互动，溢美之词血本清仓大甩卖。孙中山非常高兴，所以他在宴会间提出来：“袁老哥你再当十年总统，去练百万精兵；我十年不参选总统，去修二十万里铁路，这样一来何愁国不富民不强啊。”袁世凯说：“好啊，你说得太好了，都说到我心坎里了。”其实不管孙中山说什么，袁世凯总是说好。袁世凯接着说：“每月拨给你办公费三万元，一切行政用人之权都归你，政府概不干涉，你就干去吧。”后来袁世凯真的派孙中山去修筑铁路，出任中国铁路总公司总经理。显然，袁世凯是投其所好，免得孙中山继续革命或重新造反。孙中山对此并不介意，反倒干得特别认真，率领大批失业的革命党人，乘专车满世界考察。然而结果不大让人满意，铁道一寸未建，银子却花了好多。以至于后来袁世凯秋后算账时，把孙中山当成“贪污犯”来抓。话题回到宴会上。话说在孙中山展望完未来十年之后，袁世凯便与中山先生谈起了赵秉钧同志的个人前途问题——赵秉钧这个内阁代总理还未得到参议院的正式任命。这次袁世凯邀请孙中山和黄兴两人来京，目的之一便是希望利用他们二人的威望，对内阁总理人选达成共识，以顺利地解决组阁问题并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内阁。在孙中山的支持下，袁世凯的付出终于有了回报。临时参议院顺利通过了赵秉钧出任内阁总理的提案。由此，组阁危机彻底化解，赵秉钧内阁也成为民国建立后的第三任内阁。在袁世凯接二连三的糖衣炮弹之下，孙中山不管是答记者问，还是给挚友黄兴的信中，都给予袁世凯极高的评价。9月初，孙中山致电黄兴说：“你快来吧，袁世凯人不错，你来了就可以消除外界的各种谣传，促进南北统一，记得赶紧动身。”袁世凯见孙中山表现得如此大气，他当然也不好意思小气。为了制造更加和谐的氛围，他一口气撒了三个陆军上将军衔出去，黄兴是第一个，段祺瑞和黎元洪二人则属于沾光。黄兴是个实诚人，一听老大哥召唤，便带着陈其美来了，迅速抵达北京。老袁同志给黄兴一行人的接待规格跟孙中山差不多。不过，黄兴对这些排场并不感冒，而且他对于袁世凯的“谬赞”，也不像孙中山那样受宠若惊，相反表现得很平静，这令袁世凯觉得这个人不简单。最让袁世凯忌惮的是，黄兴在与他会谈的同时，还在和宋教仁进行组建国民党的工作。袁世凯内心有些小愤怒，这家伙真不上道！又相处了一段时间后，眼光独到的袁世凯对孙、黄二人的性格优缺点有了相当的认识，因此他做出了这样的评判。大概意思就是说：孙中山这个人，爱国心还是强烈的，见识也很高超。但就不是个做事的人，实在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啊（孙氏志气高尚，见解亦超卓，但非实行家，徒居发起人之列耳）。而黄兴就不同了，性格耿直，做事果断，但是没有魄力，见识也短，很容易被忽悠（黄氏性质直，果于行事，然不免胆小识短，易受小人之欺）。真是可惜可惜！接下来，知己知彼的袁世凯，基于之前和孙中山多次深入而愉快的探讨，综合利用自己的优势和对方的劣势，在与孙中山、黄兴还有副总统黎元洪多次磋商后，终于就如何解决国家当前面临的问题达成了共识——“孙、黄、袁、黎协定之八大政策”。在“八大政策”中，最关键的当属这一条——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地方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虽然此条款是四人基于当前国情做出的英明判断，但这显然更符合袁世凯同志的政治利益。不管怎么样，袁世凯通过削减革命军、控制内阁、团结政敌，总算是建立了一个稳定有效的政府，让民国走向了平稳。第九章一个耳光换来国民党，国会大选不如村长海选

感动清国、感动慈禧的宋教仁

中华民国政府走向平稳，其他人就无事可做、寄情于山水了吗？非也非也。革命党人还有其他想法，尤其是那些一腔热血的革命中年，比如宋教仁。说起宋教仁，还没有认真介绍过呢，在这里简单提几句吧。宋教仁，字遁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1882年生，又是个19世纪的80后。他家庭成分很好，祖上至少两代贫农。之前讲过宋教仁是如何结识黄兴又是如何造反失败逃亡日本成为同盟会元老的，这里就不重复了。这位仁兄与其他人不大一样，在日本期间，他没有把主要精力用来搞政治，而是一直认真学习。有心人士常常在日本法政大学、早稻田大学校园里看见这位仁兄的身影。你若据此以为宋教仁就是个书呆子，那就大错特错了。他可不是漫无目的地死读书，而是要精研宪政和法律。而且，精通法律并不是宋教仁唯一的本事。此人身手敏捷、头脑灵活、意志坚定，很有特工天分。慈禧和光绪翘辫子的前一年，即1907年，宋教仁大大露了一次脸。话说在中国长白山东南有一块十万平方公里大小的土地，相当于日本国土的四分之一，日本人称之为“间岛”。日本人说，“间岛”自古以来就是他们不可分割的领土。这话没有人信，就跟今天韩国人说孔子是他们的人一样。所谓做贼心虚，有些犯了事的人在街上见到穿制服的人就跑，也不管这人是保安还是公安又或是城管，原因无他，心虚而已。日本人也心虚。因此，日本军方组织“长白山会”打算伪造一份证据，证明“间岛”只不过是他们在很久很久以前寄存在中国那里的土地而已。也不知道宋教仁从哪里知道了这个内幕消息，孤身化名打入“长白山会”，并成功窃取了日本人伪造的“间岛”归宿地的假证据。当然这几句轻描淡写的话，确实不足以描绘出当时的惊心动魄，具体场景大家可以参考香港电影《无间道》。拿到证据后，宋教仁从“长白山会”逃了出来，日夜赶工，终于在日本抛出假证据之前，出版了一本名叫《间岛问题》的书。书中以严谨的逻辑、令人信服的证据，论证了“间岛”地区自周秦以来就是中国不可

：我也没有说就依这个报纸的说法为依据，我只是希望贵大臣再减去若干。伊藤博文说：我日本此次用兵费用远多于八千万这个数字。李鸿章说：究竟是多少数字我不管，我只希望你能够再让少许，即可定议。现在只等你一句话。李鸿章甚至以古稀之人向伊藤哀求，以此少许让步，作赠他回国的旅费。此种举动，如果从李鸿章的地位来说，不无失态，但可能是出于“挣得一分有一分之益”的意思，也算是他尽心尽责的表示。他们二人你一句我一句，唇枪舌战，毫不相让，说了用兵费用，又说割让的土地将给日本增加多少财政收入，又说台湾矿产资源，但说来说去，李鸿章就是要让伊藤再让步，而伊藤则坚守不让。眼见赔款数额不让，李鸿章又说到利息，希望伊藤能够免除利息。他们在这方面也有很多讨论。此外，他们还讨论了辽东割让的边界、割让境内居民的安排、换约手续、日本继续驻军的费用等非常琐碎的细节。此次会谈时间最长，结束时已到上灯时分，而其后果并无任何改变，李鸿章完全接受了日本方面的要求。双方定于后天（4月17日）上午十点钟签字。这个条约因在日本马关签署，史称《马关条约》，或称《中日讲和条约》。这个条约承认朝鲜脱离与中国的宗藩关系，承认朝鲜成为日本的附庸；日本获得中国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中国赔偿日本库平银二万万两；两国间此前所定所有约章均自作废，俟《马关条约》批准互换后，重新谈判新的通商行船条约及陆路通商章程；日本臣民可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可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需交纳所定进口税；中国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本可派领事官于各口。澳门，现代中国的原点澳门现在的地位是远不如昔了，不过澳门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扮演过重要角色，中国与西方现代文明的最初接触主要是通过澳门完成的；远东第一个民主共和政体也是在澳门建立的；中国开始走出中世纪，迈向近代的门槛，也是从澳门这块土地开始的。从中国现代化历程的视角进行观察，澳门实在是现代中国的原点，是西方现代文明在中国最早的示范地。发现东方大约在15世纪下半期，欧洲的生产方式发生重大改变，迅速提升的生产能力迫使西方寻求更为庞大的海外市场以扩大财源和势力范围。1497年，也就是大明王朝孝宗弘治十年，葡萄牙人达?迦马发现非洲东南海岸那塔尔。第二年，达?迦马绕过好望角，开辟了由欧洲直航远东的通道，真正实现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既定目标：这里才是真正的印度，而不是被哥伦布误会的印第安。1511年，葡萄牙航海家沿着达?迦马开辟的新航线继续前行，顺利进占马六甲。又经过三年也就是1514年，大明王朝正德九年，葡萄牙商船终于第一次抵达广东海岸。中国人借用阿拉伯商人对葡萄牙的称谓，称这些葡萄牙人为“佛朗机”，并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误以为他们就是位于马来半岛上的一个部族。[1]而这些东来的葡萄牙商人将错就错，于1518年冒充大明王朝在马来半岛上的属国满剌加朝贡使节，企图获得明朝官方颁发的贸易凭证。此后半个世纪里，这些葡萄牙商人不断扩大对华贸易，只是这些贸易从总体上说在中国并不合法，所以葡萄牙商人与中国地方官府不仅矛盾重重、冲突不断，甚至时常发生武装冲突暴力事件，中国地方当局不胜其烦，葡萄牙商人也深受其苦，大家都在寻找根本解决的方案。经过差不多半个世纪的磨合，中国地方政府和葡萄牙商人逐渐从陌生人变成老相识，他们终于通过各种合法乃至不合法的理由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1554年，葡萄牙商船抵达广东沿海，他们向中国地方当局谎称船上装载有送往北京的贡品，只是这些贡品在航行途中触礁下沉，不幸潮湿，他们请求广东地方当局能够破例让他们登岸晾晒。葡萄牙商人的理由光明正大，最主要的还在于这些商人已经非常了解中国的风土人情，知道怎样与中国官员打交道，他们投其所好为广东海道副使汪柏准备了丰盛的礼品，这些礼品或许不过是中国人尚不知道究竟的新奇小玩意而已。可是这些小玩意打动了汪柏，汪柏还真的破例让这些葡萄牙商人登上浪白澳晾晒物品，并允许他们在那里搭建房屋短暂居住。浪白澳位于澳门西南数十里，孤岛悬海，水土恶劣，很不适宜人类居住和生存，那里几乎没有什么中国居民，所以葡萄牙商船虽然在浪白澳登陆，但他们实在很难使用这个港口。得寸进尺，葡萄牙商人觉得中国地方当局既然已经准许他们在浪白澳登陆居住，为什么不可以将条件稍好的澳门划拨给他们使用呢？费尽周章几经波折，他们终于获得在澳门建筑房屋居住的许诺，同意他们在那里从事和平贸易，但条件是必须向中国地方政府课以百分之二十的贸易税。这个临时性的制度安排不仅开启了中国与葡萄牙之间关系的新时代，两国之间从此大致结束了连年不断的沿海武装冲突，而且开启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新纪元，葡萄牙人和后来源源不断东来的西方人不断蚕食、扩大居住范围，澳门从此成为西方世界进入远东抵达中国的桥头堡和一个重要基地。葡萄牙人东来，并不是中国人第一次与西方接触。中国与西方国家曾经有过很久远的交往史。早在宋元、汉唐，甚至更早的时候，中国人已和西方世界有过直接往来和交流。物质的贸易、文化的互换，乃至宗教的传播都曾在东西方留下不少印痕。然而由于文化屏障，中西双方在此之前虽有交往，但实际上相互敌视相互猜疑，并没有多少心灵上的交流和文化上的认同。中国人恪守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祖训，严夷夏之大防；西人则以猎奇的心态看待这个东方古老大国和不一样的文明。自从葡萄牙人获得在澳门的居住权之后，一切都发生了改变。来到澳门的西方人开始用力经营澳门，建立进入中国的前沿基地，竭尽全力向中国内地渗透。1562年，新即位的葡萄牙国王指令印度总督派员出使中国，加强联系。明朝政府实在不太明白葡萄牙的用意，这个联系并没有真正建立。然而在这一年，也正因为葡萄牙国王的这个指令，耶稣会传教士培莱思（Francoisperez）抵达澳门，开始筹划向中国内地传教。不久，澳门已有分属耶稣会、奥斯定会、多明我会、方济各会等修会的传教士。在此后多年里服务于明清两代宫廷中的传教士，差不多都是由澳门登陆然后长途跋涉进入北京，像供职内廷，专事绘画的西洋“画工”郎世宁等，都是沿着这条路线进入中国内地。[2]甚至到了大清王朝宣布禁教，宣布将那些传教士驱逐出境时，也是要求这些传教士必须经澳门而返国。[3]澳门成为西方来华人士的必经之地，也是西方人进入中国之前接受中国语言文化、风俗习惯方面训练的重要基地。澳门能够成为西方人士进入中国的重要基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早在培莱思踏上澳门土地后，他就梦想着早些进入中国本土传教。1565年，培莱思通过各种办法终于到了广州，他在那里用葡萄牙语和中文上书广东布政司，请求中国政府允许他上岸居住传教。上书大意谓：“本人自幼年读书，深知各种科学。职在周游世界，宣传上主教律。闻知中国地大国强，又系圣贤之邦，敢请允许与彼等相处，借以沟通本人所携来之教义。此外并请求赐予一安身之所，俾能常常为朝廷效力。年老体衰，实已不堪海上风浪之苦，并特借此地举行在海上所不能举行之祭祀典礼，祈全能上主加佑朝廷及其国家与官吏。”[4]负责接待的明朝官员态度友善，接过上书，并询问培莱思所读何书，所奉何教，如何教人得救等道理。对于中国官员的询问，培莱思以《圣经》“十诫”作答，中国官员甚感满意，遂嘱随从将一块粉红丝巾系在培莱思的脖子上，表示培莱思是一位信奉上帝的读书人。紧接着，布政司官员又问道：“你会说中国话吗？”培莱思答称不会。于是中国官员说：“那么最好你先去做学生，学习我们的中国话，以后再做我们的老师，给我们讲解你们的教义。”明朝政府用最简单的理由否决了培莱思的请求。这个并非重要的理由给传教士特别是后来的范礼安一个重要启迪，使他们很快意识到要想进入中国，除了等待中国政府政策变化外，他们主观上能够做的事情无疑是要尽快学习且学好汉语。所以，在拒绝入境后，培莱思并没有灰心丧气，而是返回澳门，修建长久性寓所。这所寓所很快又被改建为学校，在那里创建了澳门第一所耶稣会会院，开始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和中国人中间进行传教活动，培训人才，等待适当的机会进入中国内地。这所学校就是后来在澳门非常有名的圣保禄学院，这个学院先后培养出一大批知晓中国文化的传教士，成为明清两代来华传教士的一个重要摇篮。为了开辟、拓展远东新教区，罗马教廷于1567年任命葡萄牙人加奈罗（MgrMelchiorCarneiro）为中国、日本教区第一任主教，并从印度移驻澳门，直接管理中国、日本教区。加奈罗就任后，在澳门创建医院和收容所，不断扩大耶稣会的影响力，并将进入中国本土创建教区作为奋斗目标，注意健全和发展组织机构，注意汉语人才的培养，寻找进入中国内地的机会。当时，明王朝并不是绝对不允许外国人进入广州，规定外国人在每年春秋两季可以两次进入广州，但不允许他们在广州过夜，更不能在那里长期定居。这个政策直到范礼安出任掌管远东传教事务视察员时才逐步改变。范礼安初到澳门在1578年。在澳门，范礼安开始从文化层面深入了解中国、理解中国，感到中国是一个秩序井然、高贵而伟大的帝国。面对一个具有如此深厚文化、学术修养的民族，唯有那些在学识上和品德上同样具有较高素养的外国人，才能赢得中国人的信任，获取在中国居留并传播西方文明的机会。同样，范礼安也相信像中国这样一个聪慧勤劳的民族绝不会将懂得其语言和文化的有教养的耶稣会士拒之于门外。于是他牢记耶稣会总会长临行前的嘱托，设法“再度点燃沉睡之中的远征中国的热情”，“希望开始皈依庞大中国的计划”[5]，决定指派若干神父潜心学习中文，希望能尽快打开迄今为止还对传教士关闭着的中国大门，让一些神父不仅能够进去，而且能够居住下来，生存下去，进而能够向中国人传布基督福音。以范礼安为代表的传教士通过在澳门与中国人实际接触，逐步建立了对中国文明和中国人的新看法，重新发现一个和他们前辈认识并不一样的新东方。[6]西方经验展示与此同时，中国官方与民间也通过澳门这个地方，在与西人的直接交往中逐步体会西人的善意与执意东来的宗教情怀，逐步改变对西方的看法。东西方在实实在在的交往中不经意地发现对方的优长之处，所以在晚明很长一个时间段里，尽管中国政治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中西之间的交流却在一种坦然的正常气氛中进行。如果不是发生后来明清易代的政治变动，中国与西方的交往一直维持着晚明时代的气氛，相信不仅中国文化能够启蒙西方，影响西方后来的历史进程，而且已经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也必将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中国文化的形态，影响着中国文化乃至政治的进程。而在这个“东西方相互发现”的过程中，澳门始终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自西人入住澳门后的四百年间，至少在英国人占领香港之前，澳门不仅是东西方贸易交往的枢纽、东西方社会与文化交流的平台，而且西人与中国人在澳门杂处，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型社会形态。澳门在西人的直接管理下，一直充当着西方经验在东方的试验基地和示范场所的功能，这对中国后来接受西方文化很有用处。中国后来之所以愿意踏上近代化或现代化的道路，之所以在西人的政治军事压力下走上变革道路，在很大程度上因为在自家土地上久已看到西方化并非想象中那样恐怖与可怕，在适度压力下，中国人完全能够走上与西方人同样的道路。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在香港沦为英国殖民地之前，在各大中心城市出现大批租界之前，澳门就是中国了解西方的一个重要窗口，对于促动中国后来的变化起到非常重要的功能。西方的政治体制、法律体制、教育体制等在澳门的试验与示范，深刻影响了中国人，启发了中国人的觉悟。在葡萄牙人踏上澳门土地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澳门的主权仍在中国政府手里。只是由于定居在澳门的葡萄牙人越来越多，华人也在逐步增加，社会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其他问题总会出现。于是，在澳门的葡萄牙人根据自己的西方经验，于1560年自行选举产生一个自治组织，由一名驻地首领（CapitllodeTerra）、法官和四位较具威望的商人构成，行使社区内部事务的管理权力。这个自治组织其理论根据或原初模型似乎是地中海的城市共和国组织形态，由这些葡萄牙商人将之移植到远东，所以很像是一个“商人共和国”，也是后来澳门议事会的雏形。澳门早期的这个自治组织在西方的历史上或许意义不大，但从东方、从中国的历史上说则意味无穷。不管怎么说，这是在远东、在中国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形态，不管这个民主共和国中是西方人居多还是中国人居多，但毕竟是诞生在中国的土地上。这个示范意义不应该低估，它毕竟告诉了中国人，尽管那时中国的政治体制很优良，成为西方来华传教士争相赞美的对象，但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之外，还是有很不一样的政治体制。这对于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政治变革，起到过积极的正面的示范，一大批近代读书人从澳门的发展、政治、市政中获取过重要启示。从历史的角度看，澳门在过去几百年的发展中确实是个不可思议的异数。在葡萄牙人占领澳门之后很长时间，葡萄牙并没有将澳门视为自己的领地，甚至没有将之纳入葡萄牙在海外在远东的殖民体系中，而完全是因为在澳门毕竟有许多葡萄牙人生活在那里，完全是出于对这些葡萄牙人的关心，由一年一度赴日本的舰队司令或曰巡航首领于途中巡视澳门，就便处理相关事务，比如防务，以及与战争、防务有关的司法管辖权。而对明清两代中国政府而言，澳门或许是太小了，对中央帝国来说似乎从来不值得投入很大的精力进行管理，所以葡萄牙人占领澳门，居住澳门，中国政府始终比较大度，并没有觉得是对自己主权的侵犯。中国政府的放任和葡萄牙政府的不管，为澳门的自由发展提供了相当大的空间，创造出一种非西方非东方的文明形态。西方的政治、法律、文化教育制度移植到了澳门，移植到了东方，但这个制度与葡萄牙在海外的殖民地制度显然还是那么的不一样，而具有自己的特色，是一种非完全意义上的文明杂交，在中国人的大门里头或者说院子里提供一个与中国传统文明很不一样的示范。1568年，罗马教廷任命卡内罗(D.BelchiorCarneiro）出任澳门第一任主教。1575年，澳门教区作为远东第一个主教区开始运转，澳门逐步成为罗马教廷在东方的指挥中心，西方文化通过澳门这个中介开始向内地源源不断地输送。至于澳门自身，则不断接受西方人的改造，具有越来越多的西方色彩。鉴于此，中国政府于1574年开始在澳门与内地连接的地方设立关闸，管理澳门与内地的往来。然而到了1580年，情况开始发生变化。那一年（1580年，明万历八年），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自主选举首席法官，建立自己的市政管理系统，而不是先前简单的自治组织，并决定在澳门实行葡萄牙的法律，第一次将西方的法律体系延伸到澳门。葡萄牙人的做法从行政管理的角度说或许情有可原，但显然超出了中国政府当时所能接受的底线。1581年，年过七旬的福建长乐人陈瑞（字文峰）以兵部尚书兼右都御使衔总督两广事务，受命

句“其君是恶，其民何罪”，令后世之人无限景仰。甚至有人评论说：造就秦国帝业者，是秦穆公；灭亡秦国帝业者，是秦始皇。也就是说，造就帝业从来不是靠文韬武略，而是靠一颗仁爱之心。我没有那么多历史细胞，也不想讨论秦穆公和秦始皇孰优孰劣这样关公战秦琼的话题。我只是站在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门口的小摊前，看着那些精于算计的小商贩，心里默默地想，当年负粮泛舟的秦国人哪里去了？很不幸被百里奚的乌鸦嘴言中，仅仅过了一年，公元前646年的冬天，秦国也开始闹饥荒。秦穆公派人到晋国，要求向晋国购买粮食。在秦国人看来，这是一桩有来有往的买卖，应该没有任何悬念。没想到，晋惠公在秦国使者递上的国书上签了两个字：“不卖！”晋惠公这个人，实在很难用人类的感情来揣测他。大夫庆郑看不下去了，批评晋惠公说：“秦国多次施恩于我国，如果背弃秦国的恩德，恐怕人心离散，那就是不亲；幸灾乐祸，就是不仁；贪小便宜，乃是不祥；惹恼邻国，叫做不义。亲、仁、祥、义四德俱失，您拿什么守护国家呀？”晋惠公的舅舅虢射听了，不阴不阳地说了一句：“皮之不存，毛将安附？”虢射这句话的意思，当年欠了秦国五座城池还没有给呢（皮），现在就算卖给秦国人粮食（毛），不过等于不给皮而光给毛，一样于事无补嘛。按照虢射的逻辑，一个人如果伤害了另一个人，干脆就不要做任何补救，最好的办法是继续伤害下去。晋惠公有这样神志不清的舅舅，多少让人明白了他为什么会这样没心没肺——原来是遗传使然。如果遇到这样的人，我便立刻闭嘴。但是庆郑这个书呆子不死心，反驳虢射说：“如此背信弃义，以后我们有患难时还有谁会来援助我们？没有信义，灾难就会找上门来；没有援助，就只有灭亡。世事就是如此啊。”虢射冷冷地说：“卖给他们粮食，也不一定能消除他们对我们的怨恨，反而帮助了敌人，还不如不给。”这句话说明，刻薄的人总是认为全世界的人都和他一样刻薄，和他一样不容易受到感动。庆郑说：“以怨报德，幸灾乐祸，人民都要唾弃，眼前就有人会仇视你，哪里用得着敌人来怨恨你！”庆郑的话说得很有道理，但是晋惠公听不进，最终没有答应把粮食卖给秦国人。人与人之间，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不同呢？晋惠公一而再、再而三地背信弃义，终于惹恼了秦穆公，确切地说，惹恼了全体秦国人民。公元前645年，秦国大军自雍城出发，讨伐晋国。从当时的国力对比来看，秦国弱于晋国。但是，再弱的国家也有尊严，不容别人用对待三岁小孩的手段反复欺骗。秦军将士充满了昂扬的斗志，发誓要好好教训一下背信弃义的晋国人。出发之前，秦穆公命卜徒父为这次出征算卦，得了个“吉”字。消息传开，秦军的士气进一步飙升，求战的情绪弥漫了整支部队。面对秦国的入侵，晋惠公也尽起上、下二军前来迎战，准备御敌于国门之外。两军在黄河边上摆开阵势，一场大战即将开幕。这时发生了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晋惠公的戎车突然散了架，原本威风凛凛站在戎车上准备擂鼓进攻的晋惠公连同他的驾驶员、护卫都跌到了地上，被摔得狼狈不堪。晋军士气大受影响，主动向后撤退，避开秦军的锋芒。秦穆公也觉得很是奇怪，问卜徒父是怎么回事。卜徒父从容自若回答说：“这是大吉大利的征兆啊。根据算卦的结果，我军将大败晋军三次，然后俘获晋侯。”秦军于是继续推进，果然又打了三次胜仗，抵达晋国的韩地。韩，又被称为韩原，是离绛都不远的一个地方，晋国军队在此集结，准备与秦军进行决战。晋惠公现在有点紧张了，他问庆郑：“敌人已经深入我国了，怎么办？”庆郑摊开双手，“那是您要他们深入的啊，能怎么办？”晋惠公大为恼怒。其实与秦军开战之前，他也组织了一次占卜活动。从《左传》的记载来看，这次占卜可谓是细之又细，连晋惠公的戎车该派谁担任护卫这样的事都占到了，结果是让庆郑来担任戎车护卫最吉利。晋惠公皱着眉头，一甩手说：“我才不要这个放肆的家伙担任我的护卫。”于是命步扬驾车，家仆徒为护卫，并且用郑国赠送的“小驷”（马名）拉车。庆郑对此也不生气，反而劝告晋惠公说：“自古以来，但凡有战争，一定要用本地的马匹驾车，因为这些马土生土长，熟悉地形，又能够领会主人的意思，服从指挥，使用起来才得心应手。您现在用外国出产的马，搞不好因害怕而生变故。万一这些马步伐混乱，不听从指挥，恐怕想进不能进，想退不能退，无法周旋，后悔都来不及。”庆郑这个人说话总是很有道理，可也确实有点啰唆。晋惠公本来就讨厌他，现在就更不耐烦了：“千金难买我乐意，你管得着么？”这一年的九月，晋惠公率领的晋国大军终于与秦军在韩原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会战。开战之前，晋惠公命令韩简去侦察秦军。韩简回报说：“秦军人数少于我军，然而士气高出我军一倍。”晋惠公很吃惊地问：“为什么啊？”韩简心里想，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于是干脆地回答：“您出逃梁国，受到了秦国的】照顾；回到】晋国，也是】因为秦国】的帮助；遇到饥荒，吃的又是秦国的粮食。秦国三次有恩于您，却没有收到任何回报，所以前来讨伐。现在双方交战，我军将士也觉得理亏，士气低落；而秦军正处于亢奋状态，斗志昂扬，恐怕还不止高出我军一倍。”晋惠公反而一拍拳头说：“士尚且不可侮辱，何况是一个国家？”他根本没有把韩简的话听进去，也不去反思自己做错了什么，到这个时候，居然还认为是秦国人侮辱了晋国，用这么一句话来给自己打气。世界上就有这么一种人，他做任何伤天害理的事情，都能给自己一个合理的解释，不会有任何内疚感；而对于别人做的事情，不管好坏，不管有没有理由，他都能抓到辫子去数落一通。晋惠公就是这种人的代表。晋惠公派韩简给秦穆公送去一封战书，战书上厚颜无耻地说：“夷吾我没有什么才能，只是能团结晋国的人民，不使其离散罢了。您若是再不回秦国去，恐怕就回不去了。”秦穆公在战书上回道：“您没有回到晋国的时候，我倒是担心您回不去；回去之后未列入诸侯，我还是替您担心，怕您得不到承认；现在既然已经列好阵了，我哪敢不遵命与您一战啊？”韩简从秦军大营出来，自言自语说：“这一战，我看来是有幸成为俘虏了。”九月十三日清晨，秦军的战车拉开进攻的序幕。这一战打得相当激烈，双方都投入了最大限度的兵力，秦穆公和晋惠公两位国君也亲自操戈上阵。韩原之上，车辚辚、马萧萧、杀声震天、泥浆飞溅、血肉横飞，双方部队犬牙交错，一时间分不出胜负。在这种场合，军队的建制完全被打乱，对双方的将士来说，前后左右都有可能是敌军，哪一方都很难组织起有效的攻击，将敌人一举击溃。混战之中，两国国君的戎车逐渐成为双方攻击和保卫的重点。秦国士兵远远地看到晋惠公戎车上的旗帜飘扬，也不需要谁指挥，自发地向那个目标逼近。与此同时，晋国的士兵也在企图包围秦穆公的戎车。毫无疑问，谁先杀死或俘虏对方的国君，谁就取得了胜利。有那么一段时间，战争的天平似乎开始朝着晋惠公这方倾斜。自认为将成为战俘的韩简发挥了潜能，他以梁由靡为战车驾驶员、虢射为护卫，指挥着一支晋军的精锐部队不断突入秦军的防御圈，有好几次几乎冲到秦穆公的戎车跟前。韩简的进攻给秦军带来巨大的震撼，附近的晋军也看出了名堂，很快形成了对秦穆公的包围圈。与此同时，晋惠公也遇到了麻烦，他的戎车马匹“小驷”受不了刀光剑影的惊吓，将戎车拉到一片泥泞之中，不肯再前进。失去机动力的晋惠公自然成为秦军攻击的固定靶标，越来越多的秦军士兵在向他靠拢。这当儿，庆郑一手持着战旗，一手握着长戈，站在自己的战车上，优哉游哉地从秦军身后经过。秦军把注意力都放在晋惠公身上了，即使看到了庆郑，也当作没看见，一个劲儿朝着晋惠公身边涌去。“庆郑，庆郑！”晋惠公大声叫道，“快来救我！”听到晋惠公的呼叫，庆郑回头看了一眼，说：“您不听劝谏，宁可违背天命也不肯让我当您的护卫，不就是固执地想求败吗？现在求败得败了，还跑什么呐？”说完扬长而去。庆郑说完这番风凉话，又有点后悔，远远地正好看见韩简，连忙叫道：“不要恋战啦，主公有难，快随我去救主公！”韩简他们眼看就要得手了，庆郑这声呼唤使得战争的天平一下子倾斜到秦国一方。韩简放弃了进攻秦穆公，带着手下急急忙忙赶去救晋惠公。秦穆公因此躲过一劫。等庆郑带着韩简等人赶到晋惠公那里，晋惠公已经被秦将公孙枝俘虏了。韩简十分后悔，如果不来救晋惠公，说不定已经将秦穆公俘获了，好歹也有个交换。韩原之战的结果：秦军完胜。在《史记》的记载中，韩原之战还有一段花絮。当韩简等人把秦穆公包围起来的时候，秦穆公一度十分危险，这时不知从哪里跳出来三百余名壮汉，冲着晋军士兵一阵乱砍，替秦穆公解了围。事后一问，这些人原来是秦国歧下的山野之人。某一年秦穆公到歧下打猎，被人偷走数匹良马，官吏前去侦查，发现原来是山里人给偷了，正围着篝火烤马肉吃呢。按照律法，偷盗国君的马匹乃是死罪，官吏向秦穆公汇报之后，建议调动军队剿灭这批山民。秦穆公说：“君子不因畜牲而加害于人。我听说，吃好马的肉而不喝酒，对人体有害。”于是干脆派人送了一批好酒过去给山民喝，赦免了他们的盗马之罪。后来，这些人听说秦国和晋国要打仗，偷偷地跟在秦军后面，一直跟到晋国，在关键时刻终于派上了用场。在《论语》里，有一段记载，说孔子家的马厩着火了，孔子退朝回来，第一句话是问“伤人了吗”而“不问马”，以示对人的尊重。秦穆公在遇到类似的问题的时候，也是先考虑人而不考虑马，这是秦国之所以能够强大的重要原因。韩原之战虽然失败，晋国的大夫们却表现了值得尊重的一面。他们解开发髻，蓬头垢面地跟在秦军后面，以示不抛弃自己的主公。这样的场景，在后世的历史中，恐怕很难见到。春秋时期的中国人，玩弄权谋时让人不寒而栗，表现忠义时又傻得可爱。秦穆公派人对他们说：“各位大夫过分担心了，我将你们主公带回秦国，只不过是应验了当年狐突大夫之梦罢了，不会做得太过分的。”狐突大夫之梦，当然是指那年狐突受命祭祀申生，申生的鬼魂告诉他将在韩地打败晋惠公之事了。晋国众大夫听秦穆公这么说，都跪在地上，三拜磕头，说：“君侯您顶天立地，所说的话有天地为证，我等晋国群臣在下风听着。”处于下风而听人说话，自然倍感真切。这是一语双关，既表明晋国愿赌服输、甘认失败的态度；又希望秦穆公言而有信，不要食言。古人遣词造句，真是言简意深。晋惠公于公元前651年在秦国军队的帮助下渡过黄河回到晋国，又于公元前645年在秦国军队的监护之下再次渡过黄河离开晋国，前往秦国的首都雍城。对于他来说，三十年河东太久，区区六年便已经足够。秦穆公的夫人听到战报，既喜又忧。喜的是秦军大获全胜，忧的是晋惠公这个弟弟被秦军俘虏，命运未卜。她命人在宫中的高台上堆满了柴禾，带着两双儿女——大子嵤（róng）、公子弘和简、璧两位公主登上高台，准备引火自焚，并且派人穿着丧服去迎接秦穆公，说：“上天降灾于这世上，使得秦、晋两国不能友好相处，反而兵戎相见。如果晋侯早上被带到雍城，我将带着儿女晚上死；如果晋侯晚上被带到雍城，我们将早上死。请您看着办。”秦穆公夫人之所以采取这样极端的手段来反对将晋惠公带到雍城，完全是为了晋国的面子考虑。在那个年代，一个国家的国君如果被俘至另一个国家的首都，堪称国耻。秦穆公夫人虽然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对于自己的祖国却是念念不忘，怀着深厚的感情，虽死也不愿意看着自己的祖国遭受耻辱。老婆这么一闹，秦穆公这个好男人心里便没了主意，只好先将晋惠公囚禁在雍城郊外的灵台。这下秦国的大夫们不干了：好不容易把夷吾这小子抓回来了，怎么不送到国都来呢？且不说对待这样的人给他面子完全是多余，成千上万秦国将士在晋国拼死杀敌，不也就是等着这么一天吗？如果有可能，最好把晋惠公装在笼子里，在雍城的大街上游行，让全城的百姓都来向他扔臭鸡蛋烂菜叶。一边是老婆要带着孩子自杀，一边是大夫们群情激愤，秦穆公感到很头疼。他对大夫们说：“我们俘虏了晋侯，本来是带回来一件大大的战利品。可如果因此惹得夫人自杀，很快就要举行丧礼，这战利品又有什么意义呢？你们又能得到什么呢？何况当时晋国的大夫们那样诚挚地恳求我，以天地来要挟，我也答应他们不会做得太过分。如果我自食其言，得罪天地，又是何苦呢？”公子絷咬着牙说：“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他杀了，免得他又回去作乱。”一向宽厚的公孙枝则主张：“还是把他放回去，要晋国派大子来作为人质，才是最有利的处理方式。如果灭不了晋国，又杀掉其国君，只会引起晋国上下的愤怒，反而对秦国不利。”秦穆公听从了公孙枝的意见，准备与晋国媾和。站在国家的角度，这是一个明智之举。但是，站在个人的角度，对待晋惠公这样的人，给他面子确实是一件非常多余的事。晋惠公被关在秦国的灵台，韩简和郤乞等人主动跟随他，服侍他。有一天他突然说起了家族中的一件旧事：当初晋献公准备将女儿（也就是秦穆公夫嫁到秦国去，也叫人算过一卦，结果是“不吉”，卦辞是：“士宰羊而不见血，女持筐而无物可乘。西邻指责，无所应对。”主管卜筮的人说：“卦辞预示着赢姓的秦国要打败姬姓的晋国，如果发生战争，晋国将在自己的地盘上失败。而且，做侄子的将跟随他姑姑，六年之后才能逃回国内，并且抛弃自己的家庭，再过一年死于高梁。”晋惠公对韩简说起这件事，若有其事地感叹道：“如果先君听从史苏的占卜，不把姐姐嫁到秦国来，我也不会有今天。”事到如今，他还是不反思自己的错误，继续为他的失败找理由。韩简对此很反感，说：“卜筮，是根据事物的表象和数理来推算事物发展的趋势。先君因其失德而有此一败，非数理所能改变。就算不把公主嫁到秦国，也于事无补。诗经上说，下民有邪恶，非降自于天，而是由人来决定的。”言下之意，您就别怪这个怪那个了，要怪就怪自己吧。一心要救晋惠公的秦穆公夫人如果听到他的这番感叹，不知道会作何感想？同年十月，晋惠公派郤乞回国，要他命大夫吕甥作为全权代表，前往秦国进行和平谈判。吕甥问郤乞：“除了这事，主公有没有其他交代？”郤乞说：“没有了。”吕甥苦笑，对郤乞说：“你从主公身边回来，应该代表主公慰问和赏赐国人。你就这样告诉他们，主公说自己虽然可以回国，但是觉得有辱社稷，不好意思回来，请诸位大臣立大子圉（yǔ）为君罢。”读史至此，又是一叹：晋惠公这个人可以说一无是处，然而傻人有傻福，流亡在外的时候有人帮他抢夺君位，成为俘虏的时候有人给他求情，不通世故人情，还有人替他收买人心。晋国朝野听到郤乞“转达”晋惠公的话，都很感动，禁不住痛哭流涕。这一句虚假的慰问使得晋国上下从战败受辱的阴影中走出来，一时间，群情振奋。吕甥趁热打铁，进一步煽动说：“主公身陷敌国，不担忧自己的生命，却还记挂着群臣，可谓仁惠之至！大伙说，我们该怎么报答他？”大家都说：“我们听你的！”吕甥说：“咱们征收赋税，修缮甲兵，团结在大子圉的周围，让诸侯都知道，我晋国虽然丧失了储君，还有国君，群臣和睦，武装力量更加强大。这样，对我们友好的国家就会鼓励我们，国际上的反晋势力就会害怕我们，怎么样？”大家都说：“好

刚刚过逝，这对李亨是个巨大的打击，虽然李隆基在世之时，李亨作为皇帝怀疑过他，提防过他，甚至李辅国排挤冷落李隆基，在李亨看来都是件有利的事情，父子之情已经被“权力”这个东西，搞的陌生而又畸形，可是随着李隆基的病逝，现在这一切都已经烟消云散。而李亨自己由于病重，似乎也要在十天后即追随自己的父亲而去，他躺在龙床之上尽量让自己的思绪平静下来，虽然他已经口不能言，但意识依然十分清醒。“陛下！李辅国在外边作乱，臣妾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只能到这来，希望陛下保护臣妾。”张皇后从外边慌张地跑进来，跪在李亨的龙床前，一把拉住自己的丈夫，然后抽泣着说道。面对张皇后的无助，李亨心中明白自己虽然身为皇帝，但此刻已无任何能力来保护自己心爱的女人，他唯一能指望的就是自己的皇帝身份，能够让李辅国等人望而却步。李亨缓缓地睁开眼睛，勉强注视着张皇后，然后用软弱无力的手，指向寝宫的最深处，示意张皇后躲到里边去。然后，他又闭上了眼睛。得到了李亨的示意后，她没有说一句话，径直奔向寝宫的最深处躲了起来，在黑暗处她依然露出侧脸，时刻观察外边的动向，对于张皇后而言，这是她一生中最为煎熬的时刻。不久后，杂乱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张皇后最不希望的场面终于还是出现了。事实上，当张皇后急匆匆前往李亨寝室的同时，李辅国在长生殿为所有人下达了捉拿张皇后的命令，他急速带人前往张皇后的寝宫，在得知张皇后已经前往李亨寝室的消息后，他又带人赶到这里，张皇后刚刚在角落处躲好，李辅国便带人闯进了李亨的寝室。进入寝室后，李辅国停下了脚步，然后示意众人停止前进，因为他知道皇帝虽然已经大限将至，但这里如果没有经过皇帝的同意，是不能擅自进入的。李辅国轻轻地走到李亨床前，低下头俯视这个奄奄一息的皇帝，这是他一直服侍的皇帝陛下，从年轻一直到现在，他始终都是李亨忠实的奴仆，虽然有时候他让皇帝陛下感到厌烦，但李辅国对李亨的忠诚毋庸置疑，如今这个自己亲身侍奉二十多年的皇帝，眼看就要一命归西，这不仅让李辅国感慨万千。“唉！”李辅国轻轻地叹了口气，然而就这一声哀叹，让李亨缓缓地睁开了眼睛。李辅国见惊动了皇帝陛下，他立即跪倒在地，然后伏地叩拜。在见到李辅国后，李亨的眼睛中忽然放射出光芒，他用无力的手缓缓指向了这个奴才，似乎在埋怨他不该惊动了自己。“奴才死罪！”李辅国叩拜得更加用力。“陛下可知道皇后娘娘是否在这里？”李辅国终于问出了他最想问的问题。此刻身在暗处的张皇后，已经紧张得快要崩溃，然而李亨却摇摇头，这让她稍微有些舒缓。“陛下可知道皇后娘娘欲弑太子，奴才是奉了太子之命，特来捉拿张皇后的。”然而李亨就像没听到李辅国的话一样，他冲李辅国摆摆手，示意他退出去。鉴于李亨的态度，李辅国低下头开始犹豫起来，他明知道张皇后肯定是在这里，但没有皇帝的命令，李辅国是不敢轻举妄动的，可是如果就此退出去，一旦让张皇后缓过劲来，那结果实在难以预料。此刻，李辅国的性格以及他对“权力”的崇拜，决定了他不可能就此甘心退出，犹豫片刻后，他站起身来握紧双拳，然后回身向着禁军将士发出了命令。“搜！”霎时间，诸多禁军在李亨的寝室内开始大规模的搜捕，片刻后两名禁军士兵从寝室深处的角落里将张皇后拉扯到了李辅国的面前。“放开我，陛下在这里，你们胆敢这么无礼！”张皇后怒斥拉扯她的士兵。在李辅国的面前这个女人极力掩饰自己的慌张，然而李辅国那透出杀机的眼神，又让她的心理防线瞬间崩溃。“你欲弑太子死罪难逃，陛下这个样子，你还指望陛下能够保护你！笑话！”李辅国恶狠狠的说道，随后他径直走到李亨的跟前，伏在李亨的耳边，轻轻地说道：“陛下安心地去吧，大唐的江山社稷就交给老奴吧！”说完这句话后，李辅国并不理会李亨的反应，然后转身让禁军士兵将张皇后强行拖出寝宫。在李辅国带领众人离开的时候，李亨试图用尽自己最后的力气，挣扎着从床上起来，但已经病入膏肓的他最终还是失败了，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被强行带走，此刻拥有最高权力的李亨却无能为力，这让他顿时急火攻心口吐鲜血。“朕死不瞑目！死不瞑目啊！”然而没有人理会这个已经快要死掉的皇帝的感受，寝室内只有李亨在床上依旧痛苦地挣扎，但谁都明白，经历这次变故之后，李亨已经撑不了多久了。上元二年（761年）四月十八日，在李辅国平定张皇后和李系政变的三天后，李亨在惊吓愤怒中闭上了双眼，走完了他五十二年的人生之路，此时距离太上皇李隆基去世仅仅十三天。从险些葬送在母腹中，一直到李亨最后逝世，可以说李亨的一生颇为坎坷，忍受父皇猜忌，经受李林甫的排挤，备受杨国忠的打压，即使当上皇帝，还要肩负平叛的重任，收拾父皇李隆基留下的烂摊子。尤其是自灵武即位之日起，一直到他极不情愿的闭上双眼与世长辞，在短短的七年岁月中，他始终如一地将彻底平定叛乱重整河山，再现大唐帝国昔日风采与辉煌的宏伟大业视为己任。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在他怀着无限眷恋与依依不舍之情告别人世之前，也没有亲眼看到彻底平定叛乱、收复全部失地这一天的到来。如果李亨在天有灵，他一定会为自己生前无力扭转让列祖列宗脸上“无光”的憾事而深深愧疚，甚至在他临别之际也绝对会带着深深的遗憾去见他的那些叱诧风云、名留青史的先人。这是李亨最后的遗憾，也是最大的遗憾，更是永远没有机会再弥补的遗憾！然而在我看来，让李亨灵魂更加难以安宁的，却是李辅国并没有因为李亨的过世而停止杀戮，李亨过世的当天，李辅国就擅自下令处死了张皇后和李系等参与政变的数十人。鲜血流淌的瞬间，大唐帝国不经意间开始了一段新的征程。四月二十日，太子李豫在李辅国和程元振等宦官的支持和拥戴下在两仪殿继位，改年号为宝应。宝应二年（763年）三月，李豫带领众人将父皇李亨安葬在建陵，庙号“肃宗”。李亨已经入土为安，但大唐帝国依然在坎坷崎岖中徘徊，望着父皇李亨的陵寝，李豫此时的心情颇为不平静，他的继位意味着平叛的重任自然而然地落在了自己的肩上，这让李豫瞬间产生了极大的压力。无论前方的道路多么坎坷，我都有信心披荆斩棘接近成功的目标，我要用自己的方式去完成父皇未完成的事业。第七章安内攘外节节败退李豫登上皇位时，平定安史之乱的战事已经进入到了第七个年头。虽然在此之前安禄山、安庆绪和史思明已经因为其内部互相残杀最终授首，但由于唐军在战场上的一系列失误使得以史朝义为首的叛军依然在中原地区肆虐，所以李豫即位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尽快平定叛乱。自从河阳之战结束后，史朝义始终占据着洛阳，一直到李亨去世为止，唐军和叛军在中原地区虽然大战没有，但小战依然不断。从整体的平叛形势来看，如果唐军能够团结统一、调度有方，完全可以给予叛军毁灭性的打击，现在随着李豫的继位，唐军终于可以做到这一点了。李豫继位伊始，首先重新起用名将郭子仪。虽然在邙山之战中郭子仪因为打了败仗受到了李亨的冷落，在李亨弥留之际，还是召见了郭子仪，准备将平叛的重任交给他，只是由于李亨过世得十分突然，所以起用郭子仪的诏书没有下达，一直到李豫即位后郭子仪才重新上岗。郭子仪重新回归后，在李豫的部署下，首先在绛州（今山西新绛）平定了此前不久在朔方发生的王元振叛乱，而后平卢节度使侯希逸击败范阳叛军李怀仙，并带领两万人马引兵南下渡过黄河，和唐将田神功、熊元浩在兖州（今山东兖州）会合。而李光弼顺利攻占许州（今河南许昌），擒获颍川太守李春，又顺道拿下临淮（今江苏盱眙），向徐州逼近。李豫觉得仅仅依靠唐军的力量还不算保险，所以他遣使前往回纥请兵相助，用大将仆固怀恩之女与回纥和亲，终于得到了回纥人的允诺。宝应元年（762年）十月，李亨任命太子李适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统率河东、朔方及诸道行营、回纥等人马共计十万，集兵于陕州。然后令大将郭英乂和神策观军容使宦官鱼朝恩带领人马出渑池，泽璐节度使李抱玉出河阳，河南道副元帅李光弼出陈留（今河南开封），仆固怀恩与回纥首领左杀为先锋军，诸道人马并进，一同合围洛阳。史朝义在得知唐军将至洛阳后，急与主将商讨对策，有的人主张退守河阳暂时避开唐军的锋芒，却未被史朝义采纳。在史朝义看来，自己好不容易重新占据了洛阳，岂能再次拱手相让于唐军，所以他决定誓死守卫洛阳。十月六日，唐军以极快的速度进至洛阳北郊，并分兵攻取了怀州（今河南沁阳）。史朝义的对策是不管唐军攻取了哪里，只要自己坚守住洛阳就是胜利。为此他让守卫洛阳城周围的数万叛军四立栏栅为固，意图为唐军制造进攻的障碍。十月七日，仆固怀恩在西原列阵，派遣轻骑兵混合回纥骑兵从东部率先突袭，结果大败叛军，取得首胜。史朝义得知消息后，立即派精兵数万人列阵于昭觉寺，准备拦截唐军。但是叛军刚刚在昭觉寺布阵完毕后，仆固怀恩趁叛军立足未稳，搞了个突然袭击，尤其是鱼朝恩让弓箭手五百人猛力地冲杀，致使叛军大败，唐军乘势追击，接连转战石榴园、老君庙等地，不给叛军任何喘息的机会，最后一直打到距离洛阳西城门二十里的地方，方才止步。叛军从昭觉寺一路向东败退，几乎毫无还手之力，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逃跑。在经过一系列的惨败后，残兵败将们终于退进了洛阳城，然后关起城门等待史朝义如何决策。数万人马居然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唐军打败，让史朝义愤怒异常，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叛军已经很久未和唐军进行过如此大规模的较量，可以说叛军这次并没有完全进入状态，最终致使惨败。从这次失败开始，史朝义再也未能翻过身来，直到最终兵败身亡。昭觉寺一战，唐军斩杀叛军将近六万人，可以说史朝义将自己在洛阳的家当全部赔了进去。当那些残兵败将们不断涌入洛阳城里时，史朝义知道洛阳城应该是保不住了，所以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逃跑，带领数百名骑兵亲信，从洛阳东门出城，向东飞奔逃去。仆固怀恩随即进占洛阳，但他只留下回纥人马驻守洛阳，自己和儿子仆固玚及朔方兵马使高辅成率兵马万余人继续向东追击史朝义。史朝义出离洛阳城后，他的计划是准备前往汴州（今河南开封），因为那里有他的人马驻守。可当他到达汴州城下时，驻守那里的陈留节度使张献城下令紧闭门户，不让史朝义进城，无奈之下史朝义只好向濮州（今河南鄄城）方向逃去。由于在汴州吃了闭门羹，史朝义已经成了惊弓之鸟，他生怕在濮州遇到同样的情况，所以在濮州他没有做片刻的停留，而是转道向北渡过黄河。渡过黄河后，史朝义放慢了速度，在他看来，即使唐军急速地追击自己，由于人多势众也不可能这么快渡过黄河。但两天后仆固怀恩犹如神兵天将般地渡过了黄河，并领兵打下滑州（今河南滑县），意图切断史朝义北逃的道路。史朝义只得再次转道前往卫州（今河南汲县），这一次史朝义的运气还算不错，当时叛军的雎阳节度使田承嗣在得知史朝义兵败到这里后，急忙领兵四万前来和史朝义会合，准备共同抵抗仆固怀恩的进攻。但仆固怀恩的情报工作实在出色，他事先已经得知叛军要会合的消息，所以分兵在半路劫杀田承嗣。结果遭到伏击的田承嗣由于没有做足侦查工作，使得他误以为仆固怀恩分出来的这些人马是唐军的主力部队，田承嗣为了保存实力，二话没说带领人马立即赶往卫州和史朝义会合。史朝义本以为田承嗣的这四万人会成为自己救命的稻草，可是唐军的半路截杀，让他终于丢掉了幻想，他只能继续向北逃窜至贝州（今河北清河），与其手下大将薛忠义会合，意图在那里布置防线和唐军决一死战。当时仆固怀恩之子仆固玚率领先头部队急速追赶到临清（今河北临西），距离贝州只有不到二百里的路程，而在史朝义掌控范围内的衡水则有三万人马驻守。在史朝义看来，如此一路北逃实在有失身份，不过他没有意识到他的军事才能和他的老爹史思明相比，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这才是他节节败退的根本原因。所以，别说三万人马，就是三十万人放在史朝义手里，只要唐军团结一致也是白搭。结果，在临清仆固玚再次运用伏击战术打败了叛军，而屡败屡逃的史朝义，也不得不继续他的北方探险之旅，向莫州（今河北任丘）逃去。从史朝义最终的整个行程来看，莫州是他停留时间最长的地方，总共将近一个月，这期间唐军的先锋部队由于接连长途奔袭，所以行进速度逐渐放缓，而史朝义正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加强莫州的城防工事，就在史朝义认真准备一切的时候，一个出乎他意料的因素打乱了他的整个计划。准确地说，他被人忽悠了！平定叛乱广德元年（763年）正月，唐军的先锋部队在仆固玚的带领下终于追击到莫州。由于此前史朝义已经在莫州城准备了将近一个月，所以仆固玚并没有贸然进攻，而是在距离莫州三十里的地方安营扎寨，意图寻找有利战机伺机进攻。应该说这一个月让史朝义有了充分的时间对莫州城的城防做了充足的准备，但史朝义恰恰忽略了一点，那就是人的问题，他自始至终没有解决好。关于“人”的问题，倒不是说史朝义手里缺兵少将，而是他对自己手下将领的心理状态掌握得很不够，要知道此时的叛军经过八年的攻战杀伐后，已经完全没有当初安禄山起兵时的浩大声势，甚至更没有史思明掌控时的威武雄姿，有的只是被唐军接二连三地打败，史朝义一路被人追着屁股北逃，在这种情况下，难免会有人产生动摇，当时援救过史朝义的田承嗣就有自己的想法。田承嗣自安禄山在范阳起兵以来，一直指挥叛军南征北战，立下不少赫赫战功，无论是安禄山、安庆绪、史思明还是史朝义在时，田承嗣都是不可或缺的人物。在刚刚起兵造反的那段日子里，田承嗣对安禄山领导的叛军深信不疑，但经过八年的时间，叛军四易其主，直到史朝义逃到莫州，叛军可以说是耗子下崽——一窝不如一窝。从史朝义丢掉洛阳并节节败退开始，田承嗣第一次对自己当初的选择产生了怀疑，叛军从声势浩大到现在的兵败如山倒，这一切都让田承嗣本能地产生一种恐惧，田承嗣不是没脑子的人，面对如此境遇，他开始盘算自己的后路。从现在的态势来看，史朝义最终难逃失败的命运，但田承嗣现在和史朝义同在莫州，以田承嗣目前的实力是无法采取硬碰硬的方式对抗史朝义的，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开动自己聪明的头脑，让史朝义主动离开莫州，然后自己献城降唐。“依现在的态势来看，如果仅凭莫州现有的兵力是难以对抗唐军的，圣上不如将守卫莫州的重任交给末将，然后您到幽州去征兵，再回来援救莫州。”当田承嗣向史朝义说这番话的时候，史朝义完全没有怀疑这个手下的亲信将领，他丝毫没有犹豫就采纳了田承嗣的建议，可是在他刚刚离开莫州城后，田承嗣即打开城门向唐军投降。当史朝义得到消息后，肺都快气炸了！可是他依然不能停止脚步，因为唐军是绝对不会放过自己的，所以追击依然继续，逃跑依然继续。好在莫州距离范阳并不远，史朝义坚信只要到了自己的老巢，不怕没有办法对付唐军。可是事实证明，史朝义对形势显然过于乐观，而当时的情况是叛军内部想降唐的人不在少数，除了田承嗣之外，范阳节度使李怀仙具有同样的想法。当史朝义还在莫州的时候，李怀仙就已经看出史朝义败亡的苗头，所以他通过朝廷派来的使者骆奉先和唐廷暗中沟通投降的事儿，当他知道史朝义即将回来时，为了向唐廷表现出自己足够的诚意，他让手下的兵马使李抱忠率领三千人马镇守范阳，不准史

给我爷爷奶奶看，燕京的单子都是英文嘛，老人也不懂，这得交几百，这得交几百，多少多少，老人一看数，给你钱吧，“啊，给钱，啊，给钱。”我爸揣起钱就跑了，给我妈交一份学费嘛，因为让他掏钱他也没那么多钱，交了我妈的学费他俩还能吃喝玩乐了呗。方虹与定宜庄在和敬公主府(吕志初摄于2016年)听我四叔说的啊，说你爸真是拿钱不当钱，拿东西不当东西。有时候从学校回家，什么不顺气儿，或者跟我爷爷说话不对付了，就跟我爷爷吵架，家里的多宝格摆的都是好东西，瓷器什么，我爸噼里啪啦一扔一。我四叔说，那好多都是宫里给的，现在看也是价值连城，全让你爸了，完了当当当，穿上大皮靴摔门走了，用人都收拾干净了，从库房拿出来再摆上一拨儿，下回来了没准还得砸。说你爸真是，谁也不敢惹他。想什么什么，想撕什么撕什么。什么都不当事儿，他不管，走啦。他觉得这种生活就是习以为常，没有什么心疼不心疼，什么东西珍贵不珍贵，现在一说是文物，什么多少万，几十万，上百万，我爸脑子里根本没这概念。他后来生活也是这样，从来不说花钱不花钱，东西不东西，就是特别随意的那种。苦也不说苦，好也不说好，也不是追求享受，就是那种状态，从来不在那种事情上计较，就没这概念，心疼钱哪，得挣钱哪，没有这个想法。

2.我爸和我妈：参加革命

定：你爸怎么就会有一种思想，想要去参加革命呢？方：他就是在燕京上学嘛，燕京里当时就有一种接受新东西的意识，追求民主啊这个那个。我爸呢，那会儿在燕京也是比较引人注意的，一个是人长得非常帅，一个是学习也非常好，要不干嘛当学生会主席呢。他参加革命一方面是接触一些新鲜的东西，越是这种家里有钱有地位的，越觉得许多东西需要批判需要抛弃，觉得有些新鲜东西是可以接受的。参加革命不完全是说要打烂旧世界，建立新世界，不是那种样子。所以我妈就认为他不是特彻底的革命，只是追求一种新思想。我妈呢，比较地爱招事，她在中国大学学法律，当时跟陈琏——陈布雷的女儿——她俩来往密切，一块儿参加这运动那运动，还特有正义感。注360其实我爸是个好学生。他们老包家就认为是我妈煽呼的，说是我妈把我爸给带坏了。可是呢，如果我妈不把我爸带出来，解放后那就完全身份不同啦，也是好事也是坏事。定：还是应该算好事(笑)。方：我爸参加学生运动搞这搞那，通缉是北京市前三名。当时国民党市党部来找，因为我爷爷不是伪国大代表嘛，就找他谈话，让他把他儿子交出来，不要再干这个了，说他儿子是受别人影响，不是自己要怎么怎么着，说你应该保你的儿子。定：那你爷爷什么态度？方：我爷爷就说我妈，说我爸是受我妈影响，他说我儿子是好人。我爷爷就认为我爸是受了学潮啊学这学那的，是上学弄坏了。我三叔就没出去上大学，三叔就是后来在家嘛，三叔英文很不错，后来解放他就教英文嘛。他们老包家就认为是我妈煽呼的。定：你爸从燕京跑了你们家人也不知道是吧？方：通缉以后我爸就离开燕京，就跑到我妈家来了，他不敢在他自己家待着啊。后来是从我妈家走的。而且他必须得走，他们同时要走的有两个人，当时选择几个地方，我爸是想去香港，那个人也要去香港，说一块儿去，我妈坚持说你不能去香港，你要去就去解放区，你必须去解放区，我妈那是彻底革命者，我爸后来听了她的。果不其然，那个去香港的半路被敌人围住，追到跟前儿，后来自杀了，我爸就顺利到了解放区。后来去了华北大学，一直到解放吧，解放后到人大了。在人大还算顺风顺水吧，结果后来我妈老是说：“你爸爸，关键时刻我救他好多次！”(笑)定：这是哪年？还没你呢？方：1948年吧，就是我要出生还没出生那个阶段。定：你爸走了你妈留到这儿生的你？方：对对。我爸走的时候一人走的，后来我妈也去了，把我扔到我姥姥家了。去的正定嘛。那会儿不是说革命嘛，参加革命嘛，当时他们俩结婚哪，(我爷爷)给了他们两间房子，一间房子是全套硬木的家具，都是镶着螺钿的那种，还有一间屋子是全套的西式家具，特漂亮，沙发都挺好的。当时要走嘛，要去解放区，后来怎么去的，去是没去，我没听清楚，反正两间屋子的家具都清出去：“我不要了！”换了两根派克钢笔，跑了。我当时小，我想哎哟这俩傻子，当然派克钢笔也比较值钱，我们小学生也有钢笔，两支钢笔管个屁用！定：嗨，其实后来那两间屋子也保不住。(笑)方：生活也是很难说的事儿，也没准因为这个人家整你啊抄你啊什么的，反正就是生活的变迁特别大。定：正好那个时代嘛。方：我妈跟我爸怎么认识的？其实呢，两家有亲戚间接认识的关系，就是有人给我爸介绍对象，介绍的是我妈妈的表妹，结果没人陪，让我妈陪着，说上北海冰场，有钱人嘛滑冰嘛，打扮得漂漂亮亮上冰场，我妈滑得也挺棒的，我妈是陪着的，跟着这表妹后头，完了我爸瞧上我妈了，滑冰时就追着我妈，我妈就觉得这事有点不像话，就躲着，你越躲我越追你，我爸就使劲追我妈，我妈觉得不合适，就说你再追我我跑了，我爸说你要上外地我就跟着你上外地，那怎么跑啊，她跑不了了，他俩最后终于就成了，那个表妹把我妈恨透了，说我妈抢行(争爱)，我妈说这我才叫冤呢，我还不愿意呢。他们俩这么认识的……定：你妈他们的家世呢？方：我妈不是满族人么，我姥爷是“庚子赔款”后到法国去学的医，回来以后在一个外国人开的医院工作。我妈妈的姑姑，就是我姥爷的妹妹吧，嫁给了川岛芳子的哥哥。定：那是肃王家的，姓宪。他们家三十多个孩子。方：详细的我就没问，我就听我妈唠叨，说我姑姑没生孩子，我妈妈和我妈妈的姐姐，就是我的姨吧，从小就搁到他们家，解闷儿呗，在他们家长大，后来我妈妈的姑姑去世他们回来的。财产就都四散了。小孩儿还挺有心眼的，我妈说了，姑夫是十三间房的库房，全都是宫里出来的东西，不是他(从宫里)拿的，就是亲戚谁出嫁，谁的什么礼，给你送几箱东西来，留着吧，搁库房也不用老摆着。我爸他们不也是么，你了，了没用了，倒了扔了，那就再摆吧，是那样子。我问我妈说，后来那些金银财宝都哪儿去了？我妈说嗨，没有子女，财产全散了。定：你妈他们家住在哪儿？方：解放以后就住在东单那边，解放前说住过好几个地方，开始啊有自己的一个院子，也不是那种豪宅，反正自己有一个院子。后来我姥爷跟我姥姥上外地干吗去了，就留着一个人看家，当时不是日本占北京嘛，日本人一枪把他打死了，打死了这院里就没有人了，家就让别人占了。我姥爷姥姥再回北京，没有地方了，说就有一个看家的，我妈的大伯父，让日本人给打死了。要不他们特恨日本人呢。定：你妈他们家姓什么？方：姓南，东南西北的南。可是我姥爷，记得家里当时挂牌子写的是锐，锐宅。满族人怎么……定：满族人就这样，一代一姓。方：我妈就是满族人。我姥爷是满族人，我姥姥是蒙(古)族人，满蒙一家么，满蒙是分不开的。我对家族的历史吧，人往我耳朵里灌我就记着点儿，不往里灌就不知道。定：你妈妈应该说是你爸爸的福星。方：是呀，可是我妈妈有一个特大的缺点，我妈嘴特厉害，她不是学法律的嘛，我爸说一句我妈能说出一百句来。等于他们俩对话没有一个平等的平台。我爸在自己家里也是说一不二的，结果在这儿没说话的份儿，所以他俩在家就斗嘴，我在那屋看书，他俩人就在那屋斗，喳喳喳，喳喳喳，好不容易我爸不出声儿了，不说了，不说了成不成？我妈突然就想起什么了，又开始说，又开始，又仨钟头。我爸能讲课，也能说吧，我妈是更能说。其实也净是搅理儿的事，什么正经事都没有，就那么搅和，搅搅搅。我说小时候没人理我，别看我家就仨人，没有兄弟姐妹，那俩成天就喳喳喳，没完没了。根本闹不到一块儿去，一点生活的具体内容都没有，就是从早吵到晚。拿到挺好的戏票，说去不去？去，走，完了穿好衣服要走，又出新茬儿了，“啪”把那衣服扔那儿，不去了，就还吵，真邪性了！为什么包义、姑姑他们虽然对我爸是怕，对我妈可能会有点意见，觉得大哥我们是没辙，大嫂你，好像不教大哥好似的，又老跟大哥吵，家里好不容易出一个大哥，能光宗耀祖的，你还老拆他，这样不行那样不行。定：你妈不也是老革命吗？方：我妈也是解放前参加革命，完了之后先在故宫，后来调到一个中学做老师。我妈在城里，我爸在城外，我妈呢，就是说：“你要是在人大附中跟着你爸，学少爷小姐作风，你绝对成不了才”，“你绝对不会成长成一个有用的人”，就非得给我转走，我初二第二学期就走了。我爸跟我妈那个情况，包安也说，其实他挺后悔的，年轻气盛嘛，她说一百句你让她说去不就得了嘛，其实我妈对我爸照顾是最周到最好的，是特上心的那种。我爸后来的婚姻也不顺，所以挺后悔。可是我爸就说：“后悔有什么用啊”，就过去了。他当着我面不诉苦，就说现在生活我能忍着，就跟我说：“我要是不在了，这家你别来”，不诉苦也不说自己内心深处的东西，对家里头也是一样。我爷爷从内蒙来也是，我妈对我爷爷挺好的，当时解放以后，他岁数又大了，当然不如解放前那么神气了，妈妈挺心疼爷爷，我爸不爱搭理他。

3.我爸：在人民大学

方：我爸从来不诉苦，跟我也老是呵呵呵。我爸第一不谈过去，第二也没有什么情绪不情绪的，成天谈笑风生，高兴着呢，因为什么呢？讲课也好，工资也高，人家也捧着他哄着他，就行了。家里的事都是在叔叔姑姑面前说，跟我妈说，跟外边从来不说。可是人大的人都知道，说他是王爷。定：那怎么会不知道，人大的老校址就在你们府的院里头。方：连(张)木生、小风(李零)都说，我们一块儿一聚：“这是公主，这是格格。”吕志初(以下简称吕)：我上初中时我就知道，听木生、小风他们说的。方：我说我怎么不觉得我是什么公主啊，木生说《人大简报》里老说你们家，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我说什么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我就吃得好点儿呗(笑)。定：你爸一直到人大，公子哥儿那劲儿还挺足的？方：对对。当时哲学系还有一个我们叫齐伯伯，齐一注361，后来调社科院了。他俩特好，齐一现在九十多了，自己住海南，要回北京他自己来回跑，他一回北京就找我，一块儿吃饭说话，讲他跟我爸的事。说我们两家跟张作霖都有点关系，说我和你爸特好，我们解放前就有关系，可是我们都不愿意说这个事儿。他俩在一块儿呢，常常吃吃喝喝。他说我干嘛离开人大呀，说实在的我要在人大没准还得受罪，他就是那种公子哥儿。齐一的女儿就说哎呀，你爸是人大最帅的教授，白白瘦瘦的，穿的衣服都特讲究，反正挺讲吃讲穿的。可是讲课特好，口才特好，学生都爱听他的课，他虽然吃喝玩乐，可是讲课一丝不苟。定：我查了一下，人大的逻辑学专业就是他创立的。方：他是北京市逻辑学学会的会长。定：吃喝玩乐是一面，认真劲儿是另一面。方：对对对。人大那个副校长张腾宵，原来是哲学系的一把手，后来调去当副校长，他现在90多岁快100岁了。张腾宵就说我爸，他说我跟方华是好朋友，方华“文化大革命”从来没说过我坏话，说他是好人，是一个特别正派的人，厚道的人，是特别诚恳的人。什么耍奸啊，我爸他没这心思，因为他不需要，他那个家庭环境不需要跟人耍奸。燕京的学历在人大就算很高的了，人又长得帅，大家都挺捧着他，啥都有，啥都很顺利，啥都能做好。我妈说话我爸为什么不爱听？我妈说我爸参加革命叫什么？就是大家哄着你大少爷玩儿，到了人大，大家又是捧着你大少爷玩儿，我爸特生气。我妈老是那种，好话不能好说，就想给我爸泼点冷水，我爸就特别不高兴。人家外头都捧着他，到家老是被泼冷水，他俩就是谁的话都不听，个性特强，我爸就个性特强。定：他那时候是不是在人大也挺有名的？方：那当然啦，都知道。我爸那人就是接受新东西比较快，比较聪明，口才也挺好，人缘也不错。当时我听他们说人大讲课有三个华：胡华，方华，铁华，注362三个台柱子，当时五几年就靠他们，最漂亮的课都是。业务不错，又是年轻气盛，三十多岁提的正教授嘛，五几年不是有苏联专家么，我爸是特受宠的，本来想让他去留苏，后来因为出身不好，结果没去成。我爸是爱去不去，无所谓。可是其实也是一个阴影。定：他还是出身受一点儿影响是吧？他后来一直也就是一个教授而已？方：对对。他在哲学系当过书记呀还是副系主任，反正就是到学校的中层。后来六几年的时候我听他跟我妈说，市委不是从人大调干么，要让我爸去市委宣传部，他跟我妈商量，说我去不去，我妈说：“你别去，你干不了这个，你就讲讲课还行。”他就认为我妈是踩咕他，可是又觉得确实也不想去，后来没去。事实证明我妈的判断又是正确的。我妈总是在几个关键时刻给我爸指出一条生路。她说你不能去，你不是当干部的材料，你当不了。我爸那人不跟人斗心眼儿，你想他一个大少爷，啥都不缺，他能跟人斗心眼儿么。还有一次是要调到北大，是冯定想让他去，又跟我妈说，我妈说那就看你是愿意在人大待着还是愿意上北大了，反正都是哲学系嘛，后来我爸想想，人大待着舒服，你想都熟，上下左右，所以还是没动。看来没动是对的，你换一个地儿，你重新熟悉，人心是怎么回事儿你也不清楚。听人们说，我爸六几年差点儿提人大副校长，不过没提又是一个好事儿。我爸始终就没有离开过人大，从华大进城就成立人大嘛。他自己挺满意的，我妈老说他干到这儿就不上进了，也不写点儿东西，你看人家这个出书那个出书的，可我爸不听，你说你的，你说一千遍我也就是这样。反正我把课讲得挺好，而且我在哲学会和逻辑学会也都挺有地位的，是全国知名的，就够了。还要我写一大堆著作？我才不呢！反正高知的各种待遇我爸都享受，其中假期各种演出，不是都得订票么，都订上。同事来聚会来，一扯扯到“出去吃饭呀”，聚会啊宴请啊，享受啊，说说笑笑啊，同事要是打麻将，我爸是必被找去的，弄哪儿去了不知道。你让我闭门读书，我不干这事儿，人说你爸就缺这个，我说我爸不是干这个的人！(笑)其实在人大，他这个家庭出身，“文革”时人家也没整得他太厉害。“三红”啊，“新人大”啊，注363抢他打他，也没把他

孤损为棣州刺史、裴枢为登州刺史、崔远为莱州刺史。两天后贬吏部尚书陆扆为濮州司户，工部尚书王薄为淄州司户。二十二日贬太子太保赵崇为曹州司户、兵部侍郎王赞为淮州司户。除此之外，无论高门望族，还是科举进士，只要位居台阁而不亲近朱全忠的人，全都加以贬黜，一时间朝廷名士为之一空。六月一日，蒋玄晖再以皇帝李柷的名义下诏，令裴枢、崔远、独孤损、陆扆、王薄、赵崇、王赞等人就地自尽。在诏令下发之时，朱全忠担心这些朝官们会生出变乱，于是将裴枢等被贬的三十多名朝官集中到华州（今河南滑县）白马县的白马驿，命令部将李振在当夜将这些朝官全部杀害。李振年轻时也曾经是个饱读诗书的才子，希望通过科举考试而飞黄腾达。但咸通年间因为朝廷昏庸腐败，李振屡试不第，因此而恨透了主考官及考中的进士。现在李振奉朱全忠之令，一夜之间杀掉三十多名朝官，却依旧感到心中恶气未尽，于是他又向朱全忠进言，说这些朝官平生自视清高，现在应该将他们的尸体扔进黄河，让他们永远与浊流相伴。于是这些昔日以清高自命的文人，死后就这样被抛到了泥沙翻滚的黄河之中。由于这些朝官是在白马驿被害，所以史称这次事件为“白马驿之祸”。虽然一下子处死了三十多位朝官，但朱全忠并未善罢甘休，六月二日又将已经退休还乡的裴贽贬为青州司户，李熙贬为莱州司户，罪名是他们在为官期间未能恪尽职守有负皇恩。除此之外朱全忠继续大搞株连，即使是一些有名望的地方县令也在劫难逃，例如卫尉少卿敬诏因为是裴贽的外甥而被贬为徐州县尉，密县县令裴练贬为登州牟平尉，长水县令崔仁略贬为淄州高苑尉，福昌主簿陆珣贬为沂州新泰尉，泥水县令独孤韬，综观这些被贬的官员，他们都是受裴枢、崔远、陆扆等株连所致。经过一连串的大清洗，当时朝官和地方官为之一空，取而代之的全是朱全忠的嫡系，因此朝廷上下再也没人与朱全忠为敌。在实现了清楚朝臣的目标后，朱全忠开始实施他的第二个计划，那就是清除地方藩镇势力，他选中的第一个打击目标是荆襄节度使赵匡凝。征讨南方赵匡凝的父亲赵德禋曾经是秦宗权的部将，秦宗权失败后投靠了朱全忠，被授予忠义军节度使，死后由赵匡凝接任。昭宗李晔在位时任命赵匡凝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因此他对唐室感恩不尽，发誓为唐室尽忠。当时藩镇已经断绝了对朝廷的进贡，只有赵匡凝依旧进贡，昭宗李晔自凤翔返回京城长安后，因畏惧朱全忠和李茂贞，曾一度想投奔赵匡凝，而赵匡凝也对朱全忠的专横深为不满，因此以匡复唐室为己任，向东联合杨行密，向西与王建结成儿女亲家，准备对抗朱全忠。天佑二年（905年）八月，朱全忠派大将杨师厚作为先锋领兵南征荆襄，自己统领大军随后进发。杨师厚一路征战颇为顺利，接连攻下唐、邓、复、郢、随、均、房七州。朱全忠于八月二十一日又以皇帝李柷的名义下诏削夺了赵匡凝的官爵。九月五日，汴州军队抵达汉水，杨师厚指挥官兵在距离襄州（今湖北襄阳）六十里处的阴谷口伐木造桥，仅用了两天时间就成功搭桥，随后大军立即渡过汉水直扑襄州。赵匡凝没有料到汴州军队会如此之快地渡过汉水，立即率领两万人马出城迎战，在汉水边布阵迎击杨师厚。杨师厚采取四面合围战术，大败赵匡凝，并乘胜追击兵临襄州城下。当时驻守襄州的人马本就不多，赵匡凝带出城迎战杨师厚的两万人马算是精锐部队，如今已经被杨师厚打垮，他见大势已去，于当夜放火烧毁府城，携带家眷及侍从精兵沿着汉水进入长江，一路向东投奔杨行密。而赵匡凝之弟，时任荆南节度使留后的赵匡明则带领残部向西进入蜀中投奔了王建。至此，荆襄地区也被朱全忠占有，但让赵匡凝跑掉对于朱全忠来说的确是个遗憾。朱全忠本来在攻下荆襄后，准备打算班师返回大梁，但或许先前的一连串胜利以及捉拿赵匡凝心切，朱全忠决定命令军队乘胜进宫杨行密占据的淮南。当时敬翔对进攻淮南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出兵不到一个月就攻占了荆襄地区，开辟疆土数千里，远近藩镇无不为之震慑。但是征讨淮南路途遥远，一旦战事陷入僵局，恐怕攻占荆襄的震慑力就会大打折扣，不如暂时班师回大梁，再伺机进攻淮南。朱全忠向来对敬翔言听计从，但是这一次却固执己见，坚持要攻打淮南，并于十月六日率领大军从襄阳一路向淮南进发。不过，就在朱全忠出兵的第二天，在到达距离襄阳一百三十里的枣阳时，朱全忠便遇到了麻烦。当时忽然天降大雨，朱全忠勉强带领大军冒雨行进了三百多里，到了光州后，道路逐渐变得狭窄，而且积水成泽，为朱全忠进军造成了极大困难，当时大军不仅人困马乏，而且士兵们尚未换上冬装御寒，饥寒交迫之下多有逃亡者。朱全忠见大军行进困难，便想通过外交手段迫使杨行密的部将、光州刺史柴再用投降，他为柴再用下了最后通牒，告诉他只要投降便提拔他做蔡州刺史，如果不投降，倘若打进光州就屠城。不过，柴再用似乎并没有被朱全忠吓到，他命令部下严密做好守城工作。然后自己一身戎装登城面见朱全忠，他毕恭毕敬地行了个礼后，告诉朱全忠光州城小兵弱，不敢劳烦朱全忠动兵，如果朱全忠首先攻下寿州，自己则对其唯命是从。朱全忠见柴再用如此谦和，光州虽然城小，守备却很森严，于是暂时放弃进攻光州，转向按照柴再用所说的去进攻寿州。事实上，朱全忠这样做完全犯了兵家大忌。寿州距离光州有三百五十里的距离，汴州军队对当地形势不太熟悉，结果因为迷路多走了一百多里路。等到了寿州城下，守军早已经得到了汴州军队将要来进攻的消息，全都坚壁清野做好了迎战准备，城外不要说人，就连一棵树也找不到。朱全忠到了寿州城下，见四周无所依靠，只得下令班师回归本镇。而此时柴再用带领精锐骑兵包抄到汴州军队的必经退路，等到汴州军队经过时突然袭击，结果汴州军队大败，损失不少辎重，朱全忠带领人马仓皇撤归本镇。征讨淮南失败，使得朱全忠异常烦躁，他本想乘攻占荆襄之势，一举剿灭杨行密，壮大自己的声威，为自己登基做好铺垫，没想到会在小小的寿州城下遭遇失败挫折。事实上，这次失败反而使朱全忠当皇帝的心情比以前更加迫切，因为在他看来只有成为九五之尊，才有号令天下的资本。所以在返回大梁后，朱全忠开始为登基做前期的准备工作。禅让把戏禅让是军事民主制时代部落联盟首领更替的制度。相传尧知道舜贤明，便传位于舜；而舜知道禹贤明，又传位于禹。实际上禅让就是将帝位传给贤者。到了西汉末年，事事效仿古法的王莽在篡汉时，为了既得到政权又不失体面，就使了个借尸还魂之计，将禅让制度搬出来，先封大国，后加九锡，同时还享有佩剑登朝的殊礼，然后名正言顺地取而代之。从此“禅让”便为历代篡权者所沿用，例如曹丕、司马昭，就连大唐的开国皇帝李渊也是照办此路数。现在朱全忠想要篡位，也是想通过“禅让”顺利当上皇帝。事实上在他领兵征讨赵匡凝之前，就已经暗中命令蒋玄晖、张廷范等人密谋策划禅让事宜。蒋玄晖得到命令后，去找柳璨商议，不过柳璨虽然依附朱全忠，但内心却和先前的崔胤一样，是忠于唐室的，并不希望大唐的江山就此断送。所以柳璨在知道朱全忠想要篡位后，知道大唐的灭亡已经不可挽回，于是只得采取拖延时间的方式，能拖一时是一时。他以古代禅让旧制为借口，告诉蒋玄晖说魏晋以来都是先封大国，再加九锡、殊礼，然后再进行禅让，因此我们不能逾越古制，必须按照次序进行，应该先封朱公为诸道元帅，然后再封王、加九锡、禅让。对于柳璨的说法，蒋玄晖认为十分有道理，便以皇帝李柷的名义下诏加封朱全忠为诸道元帅，另开元帅府。而且蒋玄晖为了让朱全忠高兴，当天就让刑部尚书裴迪到荆襄前线将这个消息告诉给了朱全忠，并带去加封的官书文告。没想到朱全忠见到文告后却大发雷霆，认为蒋玄晖办事迟缓，当时宣徽副使王殷、赵殷衡嫉妒蒋玄晖位高权重，早就想取而代之，因此趁机向朱全忠进谗，说蒋玄晖和柳璨这样做是为了延续唐祚，所以才拖延禅让事宜，进而等待形势变化，改变时局。也就是因为这件事，朱全忠开始对蒋玄晖产生怀疑。当朱全忠在荆襄前线大发雷霆时，早有耳目将消息带给了蒋玄晖。蒋玄晖闻讯后大惊失色，他深知朱全忠是多疑好杀的个性，便急忙从洛阳赶到寿春前线行营向朱全忠做解释。但朱全忠却显得十分不耐烦，责备蒋玄晖利用表面文章搪塞自己，而蒋玄晖则认为天下早晚归朱全忠所有，只是现在还有李克用、刘仁恭、李茂贞、王建等劲敌存在，如果立即受禅，恐怕会引起这些人不服，所以得依靠古制循序渐进。不过，蒋玄晖的解释并没有被朱全忠接受，他怒斥蒋玄晖有反心，吓得蒋玄晖慌忙告辞，忐忑不安地回到洛阳，继续找柳璨商议加封朱全忠九锡之事。朱全忠南征失利，回到大梁后心情异常烦躁，听说皇帝李柷要按照惯例进行郊祀，百官们正在练习祀天地礼仪，而没有商讨为自己加封九锡一事，顿时勃然大怒，立即命令裴迪回洛阳阻止郊祀。裴迪回到洛阳后向柳璨转达了朱全忠的意思，而且他告诉蒋玄晖，朱全忠认为他和柳璨是想延续唐祚才进行郊祀。柳璨听后极为惶恐，决定将郊祀日期推到转年进行。柳璨与蒋玄晖商议后，认为朱全忠已经动怒，如果照此发展下去两个人恐怕会性命不保，所以再也不敢拖延下去，上朝后就向皇帝李柷提议加封朱全忠九锡。朝中大臣对此心存愤恨，却又不敢公然违抗，所以全都默不作声，以沉默的方式表达抗议。天佑二年（905年）十一月十七日，皇帝李柷下诏加封朱全忠为相国，并以其所辖的宣武、宣义、天平、护国、天雄、武顺、佑国、河阳、义武、昭义、保义、戒昭、武定、泰宁、平卢、忠武、匡国、镇国、武宁、忠义、荆南等二十一道为魏国，进封其为魏王，加九锡，特许“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赞拜不名”之礼。王位、殊礼、九锡一日之内都加在朱全忠身上，这不能不让他感到十分兴奋，但他依旧余怒未消，拒绝接受。皇帝李柷为此忧心忡忡，于是在十二月十日的时候，李柷召柳璨、张文蔚、杨涉三位宰相进宫商讨对策。柳璨认为现在人心已经归附朱全忠，皇帝陛下应该让位朱全忠，皇帝李柷也认为唐祚无法再延续，希望能够禅让朱全忠，而且让柳璨亲自前往大梁向朱全忠表达自己的意思，但朱全忠却依旧不予理睬。柳璨明白禅让势不可免，原本想拖延时间，现在看起来也是不再可能，目前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在禅让之后能够保全皇帝李柷的性命，而且他现在所能做的就是极力拉拢蒋玄晖、张廷范，以谋求他们的帮助。为此柳璨和蒋、张二人日夜聚会宴饮，深相结纳。当时一向被朝臣们认为足智多谋的何太后，也已经六神无主，为日后母子性命担忧。于是便派宫女传话给蒋玄晖，希望他能在禅让之后，像从前一样庇护她和李柷二人。可是让她想不到的是，他唯一寄托希望的蒋玄晖最终也是性命难保。王殷和赵胤衡早就视蒋玄晖为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为了尽早除掉蒋玄晖，两个人再次向朱全忠进谗言，说蒋玄晖、柳璨、张廷范在积善宫对何太后焚香发誓，共同复兴唐室。朱全忠本就怀疑蒋玄晖对自己不忠，所以对此深信不疑，立即命令河南府逮捕蒋玄晖及其亲信丰德库使应顼、御厨使朱建武，将蒋玄晖在洛阳城门外处斩，并当众烧毁尸身。然后任命王殷代替蒋玄晖为枢密使，赵殷衡掌管宣徽院。朱全忠既杀蒋玄晖，而封魏王、加九锡又都是蒋玄晖等人提议的，因此朱全忠听从敬翔的建议，接连三次上表请辞魏王、九锡的诏命。王殷则秉承朱全忠之意，以皇帝李柷的名义下诏许可，恢复朱全忠原来的天下兵马元帅之职。蒋玄晖死后，王殷和赵殷衡并没有善罢甘休，接着又诬陷柳璨与何太后勾结，想对朱全忠图谋不轨。十二月十五日，朱全忠密令王殷和赵殷衡将何太后杀死于积善宫，并追废为庶人。四天后将柳璨贬为登州刺史，太常卿张廷范贬为莱州司户，还没等两个人走出洛阳，朱全忠便将张廷范在洛阳街市车裂，而柳璨则被押至上东门外斩首。随着柳璨、张廷范的死去，朝廷中再也没有可以阻挡朱全忠称帝的人，所以朱全忠可以甩开臂膀，加紧篡位的步伐。不过，就在他按部就班地进行准备时，河朔地区却又生事端，于是朱全忠只得暂时终止自己的计划，全力解决河朔的问题。征讨北方天佑三年（906年）正月，朱全忠的儿女亲家，时任魏博节度使的罗绍威以牙军难以节制为由向朱全忠求助。当初田承嗣担任节度使时，在魏博六州挑选骁勇善战的五千士兵作为亲兵，号称牙军。对于牙军，田承嗣有别于其他军队，可以说是赏赐优厚，倚为心腹。此后牙军子继父任，亲朋党羽勾结甚重，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骄横，只要稍不如意便杀死旧帅，另立新帅。史宪诚、乐彦祯、罗弘信等人都是牙军杀死所拥立的。罗绍威继承父亲的节度使之位后，十分憎恨牙军的骄横不法行为，但是魏博牙军是一支很有战斗力的军队，其强势居于魏博诸军之首，时人称之为“长安天子，魏博牙军”，足见魏博牙军之强悍。罗绍威鉴于魏博牙军曾经所做的一切，虽然内心时时惧怕牙军再生祸乱，但表面上又要对牙军优容礼遇。万般无奈之下，他便派部将杨利言秘密向朱全忠求助，想要借助其力量铲除牙军。只是那个时候朱全忠正在围困凤翔无暇东顾，但他却答应了罗绍威一定帮忙到底。天佑二年（905年）魏博牙军小校李公佺作乱，放火烧毁府衙，带领士兵抢劫一番后前往沧州而去。罗绍威心惊之下，决心必须彻底铲除牙军，于是再次向朱全忠求助。这一次朱全忠没有放过染指魏博镇内务的机会，派大将李思安率领十万大军进驻乐寿，扬言要全力攻打沧州，理由是沧州方面收留了作乱的李公佺。恰在此时朱全忠的女儿，也就是罗绍威的儿子罗廷规的妻子病亡，朱全忠派部将马嗣勋带领骁勇之士千余人诈称送葬，都化装成挑夫的模样，将兵器藏在身上进入魏博镇。随后朱全忠率领大军而来，说是赶往乐寿行营。朱全忠这些异常举动并没有引起魏博牙军的怀疑。正月十六日罗绍威派人偷偷潜入兵器库，割断弓弦及盔甲的扣子，当天夜里罗绍威带领家奴及幕客百余人会和马嗣勋部众突袭牙军，牙军士兵慌忙到兵器库取铠甲武器御敌，但是却无一能用，结果牙军八千余家男女老幼皆被罗绍威和马嗣勋屠杀。天亮之后朱全忠带领大军进入城中，牙军被诛虽然解除了对他们的威胁，但当时魏博诸军全都心存畏惧。罗绍威虽然加以抚慰，但是部下们却猜疑日甚，导致天雄牙将史仁遇聚众退守高唐，李重霸屯守宗城，分别占据贝、澶、卫等六州，魏博诸县多有起兵响应反叛之势。为了尽快平定叛乱，朱全忠集合汴州和魏博联军进攻高唐。高唐毕竟城小人寡，禁不住汴魏联军的猛烈进攻，仅仅连天城池便失陷。城破之日，城内军民不分长幼悉数遭到屠杀，史仁遇最终也死于乱军之中。李重霸闻听高唐失陷遂弃城逃走，不久也被汴州军队追杀斩首，至此魏博叛乱终被平定，但魏博镇也因这场叛乱而实力大减，就此衰弱下去，逐渐成为朱全忠的附属。朱全忠平定魏博叛乱后，在魏博镇停留了半年，这期间一切费用全都由罗绍威支付，仅供应朱全忠需要宰杀的牛、羊、猪就将近七十万头，贿赂赠送又将近百余万钱。等到朱全忠离去，魏博镇多年的积蓄为之一空，罗绍威对此追悔不已，曾对人作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合六州四十三县铁，不能为此错也。”“错”是指错刀，是古代的一种钱币，罗绍威以此比喻自己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朱全忠借平定魏博之乱而使魏博镇就此臣服，不能不说是去了一块心病。但是河朔地区的幽州和沧州尚未臣服，虽然朱全忠此时正在加紧

煞费苦心、不惜血本去经营齐国的民心，也收获了国人的拥护，但是他派刺客公然刺杀公子舍，暴露了阴谋家的本来面目，使得本来拥戴他的人转而对他产生了不信任。其次是外交上得不到承认。《春秋》记载，“齐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当时的国际舆论普遍认为，公子商人杀公子舍，是以臣弑君的大逆不道行为。公子商人即位后，公子元对这位新任国君保持了敬而远之的态度，与人谈话间，从来不称之为“公”，而是称之为“夫己氏”。这在当时是相当冷淡的称呼，大致等同于后世所称的“某甲”，或者现代人所说的“那人”。如果说公子元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齐国公族的态度，那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公子商人在齐国公族中也没有得到足够的拥护。一个不祥的预兆也恰在此时出现。据《左传》记载，公子商人派人刺杀公子舍之后不到一个月，发生了一次不同寻常的天文现象：一颗彗星拖着长长尾巴扫过北斗七星。据后世科学家考证，这颗彗星就是大名鼎鼎的哈雷彗星。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哈雷彗星的记录。彗星的到访引起了天下的轰动。作为那个年代星相学的权威，周王室内史叔服夜观天象，预测道：“不出七年，宋、齐、晋之国君将先后死于内乱。”被叔服的乌鸦嘴说到，绝对不是一件好玩的事。当然，当时没有网络、电话、电报，甚至没有一份报纸，远在山东的齐懿公很有可能并没听到叔服的这一预测。因此，对于哈雷彗星的来访，他也仅仅是看了一番热闹，没有放在心上。真正让他感到头疼的，是如何处理公子舍的母亲，也就是那位不招人喜欢的前第一夫人子叔姬。子叔姬原本是鲁国公主，也就是鲁文公的姐妹。公子舍被杀之后，子叔姬悲伤过度，而且遭到软禁，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胁，鲁文公出于亲情，很想将子叔姬接回鲁国来居住，安度余生。鲁文公的想法一点也不过分，在当时却是“非礼”的事情。毕竟，嫁出去的女儿等于泼出去的水，娘家人无权决定其归属。鲁文公如果直接通过外交途径向齐懿公要人，结果肯定是碰一鼻子灰。鲁文公想出了一个“曲线救人”的办法，他派公子遂前往王城雒邑，请求周天子从中斡旋，要齐国人放子叔姬回鲁国。“既然已经杀了她的儿子，还留着这位伤心的母亲做什么呢？”公子遂对周天子说。此时的周天子，是当年才新上任的周匡王。周匡王是周顷王的儿子，他上台没几天，王室的两位大臣——周公阅和王孙苏就为了争夺王室政治的主导权爆发冲突。这一事件在诸侯中影响很坏，鲁国甚至以此为由，没有派人参加周顷王的丧礼。周公阅长期以来担任大宰，在王室的地位本来极其稳固。周顷王刚死，王孙苏就跳出来与周公阅争权，当时人们一般认为，这是受到了新天子周匡王的暗中支持。但是没想到事情闹得太大，周公阅和王孙苏互不相让，以至于周匡王也没办法收拾，最后只好把官司打到晋国这个过气的霸主那里，请晋国人来做评判。在这个紧要关头，周匡王不知出于何种考虑，突然又背弃了王孙苏，转而支持周公阅，而且派卿士尹氏和大夫聃伯前往晋国，为周公阅说理。对于这桩送上门的王室官司，晋国的权臣赵盾采取和稀泥的手段，平息了双方的怨气，重新明确了周公阅在王室的执政地位。就是这样一位连自己的家务事都处理不好的周匡王，在收到鲁国人的报告之后，居然兴致勃勃地参与了齐鲁两国之间的纠纷，于同年冬天派大夫单伯出访齐国，为鲁文公说项，要求齐国人将子叔姬送回鲁国。单伯的到访，使得齐懿公极为不爽。在他看来，子叔姬的事纯属齐国内政，非但鲁国无权过问，就算是周天子也不该插手。脑门子一热，他竟然命人将单伯扣押起来，同时顺手将子叔姬也囚禁起来。齐懿公囚禁子叔姬，是没把鲁国放在眼里；扣留单伯，是没把周天子放在眼里。这都不是问题，因为鲁国人历来好欺负，周天子也不过是泥菩萨一尊，能管好自己的家务事就不错了。但是，齐懿公忽略了一件重要的事——鲁国此时正和晋国打得火热，鲁文公既然能够在晋灵公面前为卫国、郑国说情，自然也能为自己说上一两句话。公元前612年春天，鲁文公派季孙行父出使晋国，请求晋国做主，为王室和鲁国讨回一个公道，要求齐国尽快释放单伯和子叔姬。到了夏天，齐国迫于晋国的压力，终于释放了单伯，但是仍然囚禁着子叔姬。阴魂不散的子叔姬已经成为齐懿公的一块心病，而鲁国人不厌其烦地要求子叔姬回国，更使得他心神不宁，坐立不安。这一年秋天，齐懿公终于按捺不住，派兵入侵鲁国的西部边境，企图通过军事压力来打消鲁国人的念头。鲁文公派季孙行父再一次到晋国告急。此时的晋国，刚刚以郤缺为统帅，带领上下二军讨伐蔡国，为的就是教训教训蔡国竟然有胆子不参加去年的新城会盟。蔡国人几乎没有抵抗，就走到了谈判桌前，与郤缺签订了城下之盟，宣告脱离楚国的控制，投入晋国的怀抱。在这种情况下，公元前612年十一月，晋、宋、卫、蔡、陈、郑、许、曹等国诸侯在扈地会盟，重温新城会盟的精神，商议共同讨伐齐国的大事。不过，这次会盟和新城会盟一样，也是雷声大，雨点小。齐懿公听到消息，连夜派人赶到扈地，给晋灵公或者说就是给赵盾送了一份厚礼，要求晋国网开一面，放齐国一马。赵盾收了贿赂，讨伐齐国的事也就不提了，原本杀气腾腾的兵车之会变成了歌功颂德的衣裳之会①。鲁文公对此十分不满，干脆连会盟都不来参加，以示抗议。事到如今，齐懿公也不好再囚禁子叔姬了，于是派人将子叔姬送回鲁国。《左传》对此特别加以解释，说齐国人这样做，是因为周天子的影响使然。这当然是不负责任的解释。客观地说，晋国人主导的扈地会盟虽然虎头蛇尾，而且存在收受贿赂的猫腻，在客观上却无疑导致了齐懿公释放子叔姬。因为感情上闹别扭，《左传》故意贬低扈地会盟的作用，硬要将子叔姬的回国归功于周天子，再一次体现了鲁国人面对齐国人的弱势心理。说句题外话，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的弱势心理，往往导致其丧失客观的判断力，在一些严肃的历史事实上产生扭曲的见解，以此获得心理上的平衡，在现代也是屡见不鲜的。扈地会盟虽然迫使齐懿公释放了子叔姬，但同时也给了他一个信号：所谓的天下霸主，原来也受不住金钱炮弹的进攻。扈地会盟过后不到一个月，摸透了晋国人秉性的齐懿公再一次铤而走险，悍然发动了对鲁国的军事进攻。齐国还公然破坏国际秩序，同时进攻了扈地会盟的成员国曹国，一直打到人家的都城门下。齐国进攻曹国的理由很简单：这一年夏天，曹文公到鲁国朝觐了鲁文公。事实上，曹文公朝觐鲁文公，乃是秉承古代的传统，“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原本无可厚非，也不关齐国什么事。季孙行父对齐国的暴行评论说：“齐侯不得好死啊，自己无礼也就罢了，还要讨伐有礼之人，口口声声‘你为什么要行礼’。礼，是顺应天意而设的，礼就是天之道。自己违逆天理，还不让人顺应天意，实在是罪无可赦。”话虽如此，好汉不吃眼前亏，公元前611年，季孙行父和公子遂先后来到齐国，与齐国人进行了谈判，委曲求全，最终以和平方式解决了两国之间的矛盾。【再一次的弑君热潮】重复我们前面说过的一个话题，当国君是一件很无趣的事情。当国君之所以无趣，是因为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被人盯梢，稍有不慎，近则被卿大夫训斥，耳根不净；远则被载入史书，贻笑千年；轻则失政，重则亡国，总之是一点也不好玩。更要命的是，国君身边从来不缺乏君位的觊觎者。虽然在任何一个年代，杀国君都是一项非常严重的罪行，并且被特别用一个“弑”字标注出来，但是纵观春秋数百年，弑君的记录却比比皆是，后人甚至有“春秋之中，亡国五十二，弑君三十六”的统计数据，弑君似乎是春秋年间的一项时尚运动，如果哪个国家没有发生过弑君事件，倒是让人有点不习惯。可想而知，在这种环境下当国君，随时都有被弑的危险，实在不是一件好玩的差使。公元前613年哈雷彗星造访地球，在《春秋》上留下了确凿的记录。对此，当时的星相学权威、周王室的内史叔服预测说：“不出七年，宋、齐、晋之君将先后死于内乱。”从后面发生的事情来看，叔服不是半仙，而是全仙。第一个被叔服说中的是宋国的君主宋昭公。自公元前620年上台以来，宋昭公过得一直不怎么平安。首先是即位当年，他想驱逐群公子，结果被“穆、襄之族”群起而攻之，造成公孙固、公孙郑死亡，最后以“六卿和公室”而告终；其次是公元前619年，他的祖母宋襄公夫人发动华氏、乐氏、皇氏等几家贵族作乱，杀死了宋昭公的主要支持者孔叔、公孙钟离和公子卬；接着到公元前617年，楚穆王又陈兵宋国边境，以武力胁迫宋昭公臣服于楚国，在宋国的孟诸举行了大规模的狩猎活动，活动中宋昭公因为未遵从号令而被楚国人责罚，颜面无存；公元前613年，宋国萧地守将高哀看不惯宋昭公的所作所为，叛逃到鲁国。总之，宋昭公在位的时候，内忧外患不断，他本人也喜欢瞎折腾，不是想驱逐群公子，就是对祖母无礼，导致国内政局动荡，故事频发，国不泰民不安。在这种情况下，身边的人难免有取而代之的想法。这个人就是宋昭公同父异母的弟弟公子鲍。公子鲍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和我们前面说过的公子商人（也就是齐懿公）有得一比。应该说，在收买人心这方面，他比公子商人更高明。公子商人收买的对象主要是齐国的“国人”，而公子鲍的收买对象和收买手段更是全方位、多层次。第一，他“礼于国人”。宋国闹饥荒的时候，他竭尽全力，倾其所有，将粮食低价卖给首都的居民。年龄在七十岁以上的老者，他更是免费赠送粮食，而且不时奉上一些山珍海味，深得老头子们喜爱。第二，他“无日不数于六卿之门”。也就是说，他既注重群众基础，又注重走上层路线，天天跑到六卿的府上嘘寒问暖，很会来事，是领导们的贴心人。第三，他尊重人才，“国之材人无不事也”。只要是有本事的人，不论贵贱，他都愿意结交。第四，他善于利用亲情资源，“自桓以下无不恤也”。自曾祖父宋桓公以下的公族人士，都得到了他的照顾。第五，他得到祖母宋襄公夫人的支持。前面说过，宋襄公夫人是周襄王的姐姐，在宋国有很强大的政治影响力，振臂一呼，就可以发动公族作乱。但是，宋襄公夫人为什么要支持公子鲍呢？答案也许让人意想不到：因为他长得帅。有《左传》的记载为证：“公子鲍美而艳。”早在公元前711年的记载中，《左传》的作者曾经将“美而艳”三个字赋予宋国当时的绝色美人、孔父嘉的妻子孔夫人。事隔一个世纪，公子鲍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二人。用“美而艳”来形容一个男人的美，后人不难推测，公子鲍绝非粗犷型的帅哥，而是更趋于女性化的俊男，长得大概和陈坤比较类似吧。孔夫人美而艳，是酥到骨头里的美，可以令华父督色授魂与；公子鲍美而艳，同样具有销魂蚀骨的效果，使得身为祖母（当然不是亲祖母）的宋襄公夫人也把持不住，主动向他投怀送抱，要与他私通。史料记载，周襄王在位三十四年而崩，此时距周襄王的死又有八年，距宋襄公之死则有二十六年。宋襄公夫人是周襄王的姐姐，以此推算，此时年龄当在六十左右。古代女子十三四岁便婚配，十五六岁即生子，如果过了三十岁，便可称作半老徐娘。宋襄公夫人以六十岁的高龄，仍然春心荡漾，搔首弄姿，当属罕见。还好，公子鲍虽然急于得到这位祖母的支持，但是总算保留了做人的底线，没有硬着头皮和她上床，而是非常委婉地拒绝了她的追求。后人无从揣测公子鲍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宋襄公夫人虽然求爱被拒，却仍然对公子鲍一往情深，或者说，越发希望得到公子鲍的爱了。她把对公子鲍的支持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不仅仅为他摇旗呐喊，更拿出自己的私房钱为公子鲍提供政治资金，让他以更慷慨的手段来收买人心。如果将公子鲍与宋昭公之间的政治博弈看作一场牌局的话，毫不夸张地说，所有的王牌都被公子鲍抓在手里，宋昭公只有举手投降的份。我们不妨看看当时能够左右宋国政局的“六卿”，他们分别是：右师华元，也就是华父督的曾孙。左师公孙友。司马华耦，与华元是兄弟。据记载，公元前612年，华耦代表宋国出访鲁国，鲁文公以对待卿的礼节来接待他，他推辞说：“我的祖上华父督得罪了先君宋殇公，被记载于各国的史书，我作为他的后人，哪里敢屈辱君侯您赐宴呢？”强烈要求以大夫的礼节相对待。鲁国人认为他应对得体。司徒鳞鱹。司城荡意诸，公元前619年的内乱中，作为宋昭公的支持者，荡意诸被迫逃到鲁国避难。公元前616年，经鲁国大臣公子遂从中斡旋得以回国。司寇公子朝。六卿之中，值得一提的是司城荡意诸。荡意诸的祖父叫公子荡，父亲叫公孙寿，都是公族人士。按照“赐族”的原则，到了意诸这代，被国君赐以“荡”姓，所以叫做荡意诸。荡意诸家世代担任司城的职务。公子荡于公元前619年前后去世，本来应该由公孙寿来接任司城，可是公孙寿转而让自己的儿子荡意诸接任了这个职务。当时的人们都觉得很奇怪，公孙寿解释说：“当今国君无道，司城又是接近国君的大官，恐怕祸及自身。但是，如果弃官不做吧，一家人的生活从此又没有着落，也不是个办法。儿子，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为了家族的利益，他也应该挺身而出。就算他因此而死，只要我还活着，就不至于灭族。”公孙寿这么做，很难说是无耻还是独到的大智慧。但是他的儿子荡意诸却是一个颇为忠义的人，而且忠义得近似于迂腐。公元前611年十一月，宋襄公夫人计划趁宋昭公到孟诸打猎的机会，派人杀死他。当时的形势对宋昭公很不利。宋襄公夫人和公子鲍的阴谋已经成了阳谋，连宋昭公本人都知道了。可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呢？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一贯不怎么灵光的宋昭公倒是表现出一种乐天知命的从容。他按照原定计划，前往孟诸湖狩猎，而且将能带上的金银珠宝全部带上。荡意诸试探性地问他：“何不逃亡国外，要求诸侯接纳，尚可保住性命？”宋昭公回答道：“我身为国君，却不能让卿大夫们满意，也不能让祖母和国人满意，就算逃出去，诸侯谁肯接纳我？再说，既然当上了国君，却跑到国外对别人俯首称臣，不如安然受死。”在路上将金银珠宝分给身边的侍从，要他们各自逃难。唯独荡意诸坚决不肯离去。宋襄公夫人素知荡意诸忠义，于是特意派了一位使者到孟诸湖传话，要荡意诸速速离开，以免玉石俱焚。荡意诸谢过使者的好意，迎着山间的寒风说：“身为臣子，在君主有难的时候就逃跑，就算侥幸保住了性命，新君又将会怎么看待这种人呢？”说完将使者打发回去了。从这一段记载来看，六卿之中，只有荡意诸死心塌地随着宋昭公，其余五人纵使没有成为公子鲍的同党，也唯恐祸及自身，都躲在家里作壁上观。宋襄公夫人派帅甸带人截杀宋昭公，荡意诸以死表达了自己的忠义。所谓帅甸，是春秋时期的官名，统帅步兵约三百人，大概相当于现在的营长吧。宋昭公治国无方，众叛亲离，所以宋襄公夫人只派区区一个营长就将他解决了。《春秋》记载：“宋人弑其君杵臼。”杵臼就是宋昭公的名字。《左传》解释说，因为宋昭公无道，所以直书其名，以示批评。公子鲍如愿以偿地继承了宋国的君位，也就是历史上的宋文公。他任命同胞弟弟公子须担任了司城一职。后来司马华耦去世，他又任命荡虺（huì）接任了司马一职。荡虺就是荡意诸的弟弟。宋文公这样做，除了安抚人心，还是怀着对荡意诸的些许敬意罢。宋国的政权更迭得到了上至宋襄公夫人DOGSEX

远在邯郸的苏秦得到消息，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说服的艺术：苏秦结成六国合纵联盟公元前329年，苏秦以邯郸为起点，开始了华丽的合纵之旅。苏秦出访的第一站是韩国的首都新郑。四年前，韩昭侯去世，其子韩康即位，也就是历史上的韩宣王。苏秦对韩宣王说：“韩国北有巩和成皋这样坚固的城池，西有宜阳和商阪这样的要塞，东有宛、穰和洧水，南有陉山，地方九百余里，军队数十万，天下的强弓劲弩都产自韩国。谿子、时力、距黍（均为弩名）都能射到六百步以外。韩国武士举足踏弩，可以不停地射一百多次，能够射穿远处敌人的胸膛和近处敌人的心窝。韩国的冥山、棠谿、墨阳、合赙、邓师、宛冯、龙渊、太阿出产的剑戟，锋利无比，能够刺透坚固的甲盾。以韩国武士的勇猛，再让他们披着坚固的铠甲，带着劲弩和利剑，以一挡百不在话下。但是，以韩军的强劲和主上的贤明，却向秦国俯首称臣（公元前337年韩昭侯曾经朝觐秦惠王），使国家蒙受耻辱，被天下人耻笑，真是丢人丢到家了。”三晋之中，韩国版图最小，国力最弱，主要依附于魏国，有时也向秦国和楚国屈服，在夹缝中求生存。马陵之战因魏国入侵韩国而起，但是马陵之战后魏惠王三次朝觐齐威王，韩昭侯都亦步亦趋，紧跟魏惠王的脚步，原因很简单，韩国需要与魏国抱团取暖，抵御秦国的扩张。“您如果继续奉行向秦国屈服的政策，秦国必定会向您索取宜阳、成皋（今河南省荥阳，即虎牢所在地）。今年给了，明年他还会再来要。韩国的土地有限，而秦国的索取无限。以有限的土地去满足无限的索取，结果必然是买祸结怨。俗话说得好，宁为鸡头，不为牛后。您如果西面事秦，与牛后有什么区别？以主上的贤明，挟强韩之兵，却落个牛后的名声，我实在是替您感到羞愧！”韩宣王勃然变色，握紧拳头，怒睁双目，按住剑柄，仰天长啸道：“寡人虽然不肖，但也决不会向秦国屈服。请您转告赵侯，韩国愿意加入合纵。”拿下韩国后，苏秦马不停蹄来到大梁。他对魏惠王说：“魏国地方千里，经济发达，人口密集，国力强盛，现在却向西侍奉秦国，实在让人难以理解。”魏惠王脸色通红，欲言又止。“我听说，越王勾践以三千战士与吴国作战，生擒吴王夫差。周武王以三千战士、三百战车与商纣王的数十万大军战于牧野，大获全胜。难道是他们兵力众多吗？不是。是因为他们能够振奋士气，发挥兵威啊！现在魏国有武士二十万，苍头（头裏青巾的战士）二十万，奋击（冲锋队）二十万，杂役十万，还有战车六百辆，战马五千匹，远远超过了勾践和周武王。想不到啊想不到，您竟然将河西之地拱手让给秦国，还主动配合做好移交工作，我真替您感到羞愧。”“秦国兵力强盛，以魏国之力，不足以与之抗衡，不委曲求全的话，只怕朝不保夕。”惠施在旁边替魏惠王说了一句话。“没错，秦国确实强大。”苏秦说，“但是还没强大到可以吞灭天下。古人有言，‘绵绵不绝，蔓蔓奈何？毫氂（máo）不伐，将用斧柯。’铲除草木，要趁早动手，等到它长大，就得用斧头了。犹豫不决，必有大患。如果您肯听我的建议加入合纵联盟，与诸侯同心协力，秦国就不能把魏国怎么样了。这也是赵侯特意派我来的目的，至于您如何决定，我洗耳恭听。”对于魏惠王来说，苏秦的建议无疑是有吸引力的。这些年来，魏国处处树敌，四面碰壁，丧师辱国，已经从一个霸主之国沦落为仰人鼻息的二流国家。如果苏秦能够整合山东诸国，共同对抗秦国，魏国又何乐而不为呢？于是，在征求过惠施的意见之后，魏惠王也答应了苏秦，决定加入合纵联盟。苏秦离开大梁，沿河而下，来到东方古城临淄求见齐威王。齐威王年轻的时候，重用邹忌、孙膑等人，励精图治，称霸一方。年纪大了，却开始犯糊涂，与魏惠王徐州相王，既开了风气之先，也犯了天下的大忌，导致楚国进犯。徐州一战，齐国败军折将，威势大损。但是，老虎虽病，余威犹在，苏秦见到的齐威王，仍然不怒自威，令人不敢正视。“齐国东有琅琊，西有清河，南有泰山，北有渤海，乃所谓的‘四塞之国’。齐国的领土纵横两千里，军队数十万，粮食堆积如山。战士们进如锋矢，战如雷霆，退如风雨。自古以来，虽然多次发生战争，却从未让敌人翻过泰山，跨过清河，渡过渤海。如果开战的话，临淄城内有七万户人家，每户有丁壮三人，不必等待征调远方的军队，就能动员二十一万大军。而且临淄城的富有，举世皆知。街上车挤车，人挤人，大伙张开衣襟就可以围成帷幕，举起袖子就可以遮挡太阳，挥汗落地就如同下过大雨。以大王的贤明和齐国的强大，怎么能够任由秦国侵食天下呢？”说到这里，苏秦故意停顿了一下，观看齐威王的反应。齐威王斜着眼睛瞄了苏秦一眼，示意他继续。苏秦拱拱手，接着说：“韩国和魏国害怕秦国，是因为他们和秦国接壤。双方派出军队，不出十天，胜负已定。即便韩、魏获胜，他们的兵力也要折损一半，无法守住自己的边境；如果战事失利，则国家陷于危亡。所以他们不敢轻易与秦国开战，只好屈从于秦国。齐国就不同了。秦国如果要进攻齐国，必须越过韩、魏的土地，经过卫国的险道，而且还要攻克亢父天险（今山东省济宁）。就算秦国一定要冒险进攻，也有后顾之忧，怕韩、魏等国在后面打它的主意，所以秦国对齐国没有任何威胁。“可是，如果秦国侵吞了魏国和韩国，形势就大不相同了。吞并魏国，则得三河之富；吞并韩国，则将周天子控制在手里。到那时，秦军可以顺势而下，北攻燕国，南过襄陵，从各个方向突入齐国。请问，您想坐视其大，侵害齐国吗？”齐威王也被苏秦说服了。于是，苏秦由临淄而西，来到楚国求见楚威王。“楚国，乃是天下的强国；大王，乃是天下的贤君。楚国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陉塞、郇阳，地方五千余里，士卒百万，战车千乘，战马万匹，存粮足够十年之用，这是称霸天下的格局啊！“列国之中，秦国最怕的就是楚国，楚强则秦弱，秦强则楚弱，其势不两立。他们之所以不守信义，帮助魏国在陉山与楚军作战，主要就是怕楚国征服魏国，对秦国构成威胁。“大王如果肯听下臣之言，下臣可使山东诸国都向您进贡，听从您的领导。韩、魏、齐、燕、赵、卫等国的美女就会充满您的后宫，燕、代等地的良马就会填满您的马厩。合纵成功，楚国便成霸王之业，即便是先君楚成王、楚庄王也不能跟您相比，不知您意下如何？”男人的事业，一半在马背上，一半在女人的肚皮上。楚威王听了苏秦这番话，不觉热血沸腾，说：“楚国西面与秦国接壤，秦国有夺取巴蜀、吞并汉中的野心，寡人并不是不知道。秦国乃虎狼之国，不可以亲近。而韩、魏等国深受其害，也不可以和他们谋划大事。因为他们很容易就会被秦国威逼利诱，透露机密。现在您打算联合天下诸侯抗击秦国，这是前所未有的壮举，寡人愿意举楚国之力追随您。”这样一来，燕、赵、韩、魏、齐、楚六国便结成了合纵联盟，而苏秦则成为了合纵联盟的秘书长。据《史记》记载，苏秦从楚国北上向赵肃侯复命，途经老家雒邑，随行的车马辎重及各国相送的使臣极多，有如王者出巡。周显王听到消息，这才想起苏秦就是当年帮助东周放水的苏秦，赶紧派人清扫道路，并到郊外迎接。回到家中，苏秦的兄弟妻嫂都不敢正眼看他，俯伏在地上，将食案举得高高的，请他进食。苏秦笑着对他嫂子说：“何前倨而后恭也？”意思是：为什么你以前对我那么傲慢，现在又变得如此恭敬了呢？他嫂子倒也实诚，说：“那是因为你现在官大钱多啊！”苏秦由此感慨：“同样是我这个人，富贵了就怕我，贫贱时就轻视我，亲人尚且如此，何况是别人呢？假如我当初在雒邑城郊有二顷良田，我还能有今天的成就吗？”于是将钱分给族人和朋友。苏秦回到赵国，被赵肃侯封为武安君。据说，苏秦曾派人将六国合纵的盟约送到咸阳。秦惠王看了之后大怒，对大夫寒泉子说：“苏秦欺人太甚，想凭一人之智，欺骗山东六国之君，发动大家一起来对付我们。可是诸侯各怀异心，是不可能齐心协力的，就像用绳子串起来的鸡，各奔东西，不能一齐上架一样。我想派人遍访各国，一一戳穿苏秦的阴谋，不知道你有什么意见？”寒泉子不紧不慢地答了一句：“您可别着急，赵国有苏秦，咱们也有张仪啊！”张仪出手，合纵破裂张仪的反击来得很快，而且很准，一拳砸在了合纵联盟中最薄弱的环节。公元前328年，秦惠王命张仪和公子华率军围攻魏国蒲阳（今山西省隰县）。秦军攻势凌厉，不到半个月便迫使守军投降。但是，如果以为张仪的手段仅限于此，那就大错特错了。蒲阳陷落后，魏惠王十分紧张，赶紧派使者到咸阳去请罪。张仪代表秦惠王接待了使者。两个人寒暄了一阵，魏国使者说：“寡君不该听信苏秦的谗言，参加什么合纵联盟，与大国为敌。现在大国震怒，派兵攻击魏国，寡君也无话可说。特意派下臣前来，一是请罪，二是请您看在家乡父老的分上，在秦伯面前说说好话，原谅寡君的过失。”原本以为张仪会推三阻四，没想到张仪很爽快地说：“这事包在我身上。”第二天，张仪就进宫向秦惠王汇报。回来之后对使者说：“我费尽口舌，总算不辱使命，请您回去禀报魏王，就说秦伯已经原谅他的过失，不再追究魏国加入合纵联盟的责任了。”使者大喜过望。张仪接着说：“为了表示亲善友好，秦伯还决定将蒲阳还给魏国。另外……秦伯还准备派公子繇到魏国当人质，以加强两国之间的信任。”公子繇即嬴繇，是秦惠王的儿子。使者目瞪口呆，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自古以来，战败者遣子入质乃是常事，战胜者主动遣子入质，还是第一次遭。“秦伯，秦伯果真是这样说的吗？”使者结结巴巴地问道。“千真万确。”张仪拍了拍使者的肩膀，“作为魏国人，我能为魏国做的也就这些了。但是我私下请您提醒一下魏王，秦伯对魏国如此宽厚，魏国可不能无所表示。”“那是当然。”使者赶紧点头，“下臣回去之后，立即禀报魏王，他自当准备财礼答谢秦伯。”“财礼？”张仪愣了一下，随即大笑起来，“秦伯怎么可能收魏王的财礼，这不是让天下人看笑话嘛！”“那您的意思是？”“礼尚往来，既然秦伯将蒲阳还给了魏国，请魏王把上郡献给秦国吧。”张仪轻描淡抹地说。前面说过，上郡是魏国地名。魏文侯时期，李悝曾经担任上郡守，其辖境相当于今天陕西洛河以东，黄梁河以北，东北到子长、延安一带，共治十五个县。使者忐忑不安地将张仪的话带给了魏惠王。魏惠王生了一阵子闷气。就在这个时候，秦国大举进攻赵国，打败赵将赵疵带领的军队，取得蔺和离石（均在今山西省离石）两城。合纵联盟的发起人赵肃侯束手无策，联盟各国都噤若寒蝉，早把当时签订盟约时写下的豪言壮语忘得一干二净。魏惠王考虑再三，终于答应了张仪的要求，将上郡拱手献给了秦国，而且表示主动退出合纵联盟，甘当秦国的臣属。合纵连横交锋的第一个回合，连横全胜。秦惠王对这个结果感到十分满意，于是任命张仪为相国。秦国的官僚体制里，本来是没有相国一职的，大良造就相当于其他国家的相国。但是当时大良造已有公孙衍担任，秦惠王为了平衡关系，特意设置相国一职，与大良造同级。可以说，这既是对张仪的肯定，也是对公孙衍的重视。但是，公孙衍对这一安排显然不满意，悄然离开秦国，回到了魏国。公元前327年，张仪劝说秦惠王将焦、曲沃以及皮氏一股脑儿都归还给魏国。魏惠王受宠若惊，对张仪佩服得五体投地。当然，也更加坚定了要当好秦国附庸的决心。公元前326年，在张仪的操持下，秦国举行了在龙门（今陕西省韩城）的腊祭。所谓腊祭，是冬天庆祝丰收、酬谢鬼神的祭祀。与庄严的庙祭不同，腊祭具有民间狂欢的意味，男女老少，不分贵贱都可以参加，活动期间载歌载舞，热闹非凡。龙门在黄河上游，两岸悬崖峭壁对峙，传说为夏禹治水时开凿，是华夏民族传说中的圣地。更重要的是，龙门一带，正是秦国新取得的河西、上郡之地。秦惠王以国君之尊，到龙门参与民间狂欢，是前所未有的事，因此史书记载为“初腊”，其目的可想而知。张仪所做的这一切，在公元前325年收获了结果。这一年四月，魏惠王、韩宣王带领一些小国元首来到咸阳朝觐，共推秦惠王为王。魏惠王和韩宣王还亲自为秦惠王驾车，以示尊荣。作为回报，秦惠王也承认了魏惠王的王号，并且也给韩宣王进了一个王号。算起来，这已经是魏惠王第三次称王了。至此，除了老牌的楚国，天下诸侯中已有魏、齐、秦、韩先后称王。而秦国的这次称王，显然起到了巩固秦、魏、韩连横的作用。苏秦煞费苦心建立的合纵联盟，实际上已经破裂。公孙衍重建合纵公元前326年，也就是秦国“初腊”的那年，合纵联盟的盟主赵肃侯去世了，其子赵雍即位，即赵武灵王。公元前325年，正当秦惠王、魏惠王、韩宣王在咸阳打得火热的时候，齐国将军田朌（fén）府上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先介绍一下，田朌是齐威王的侄子，田婴的堂弟。据《战国策》记载，公元前333年楚威王伐齐，在徐州大获全胜，曾经想威逼齐国驱逐田婴（如前所述，齐、魏徐州相王，田婴出力甚多）。有人劝楚威王：“您之所以能够获得徐州大捷，主要是因为齐国没有用田朌。田朌为人忠信，有功于国，在百姓中享有很高声誉。田婴嫉妒田朌，故意不用田朌而用申缚。申缚是那种上级满意、百姓不满意的角色，所以您能够轻易打败他。现在你如果赶走田婴，田朌必然上台，对于楚国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楚威王便打消驱逐田婴的念头。由此可知，田朌是齐国的名将，在诸侯之间也享有盛名。来找田朌的那一位，也不是什么寻常之辈，而是曾任秦国大良造的魏国名将公孙衍。当年秦惠王任命张仪为相，公孙衍回到魏国，魏惠王不计前嫌，任命他当了将军。对于在人才争夺战中屡屡失策的魏惠王来说，此举无疑是亡羊补牢。但也有人认为，魏惠王是上当了。这是一种典型的阴谋论。公孙衍离开秦国，表面看是因为负气，实际上是出自秦惠王和张仪的安排。换而言之，公孙衍回到魏国，其实是带着潜伏任务的，这个任务就是破坏东方诸国的团结，为秦国的连横创造条件。从后来发生的事情来看，这种阴谋论是站不住脚的。但是，从这次公孙衍找田朌的情况来看，又难免让人产生怀疑。公孙衍对田朌说：“齐国和魏国各出五万人，分别由你我带领，不出五个月就可攻破赵国。”为什么要进攻赵国呢？合纵的关键在于山东诸国团结一致，连横的要点则在于分化这种团结，让山东诸国发生内斗。齐、魏攻赵，不正是秦国乐意看到的吗？田朌是个典型的军人，对政治不感兴趣，他只是站在兵法家的角度对公孙衍的提议表示疑虑：“轻言用兵，国家便容易陷入危险。您把破赵说得如此容易，只怕将引致灾难。”《孙子兵法》开篇第一条记载：“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田朌的意思，战争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你却如此轻描淡写，一旦将国家拖入战争而不能获胜，国家便危险了，你本人也逃脱不了惩罚。公孙衍不以为然地说：“这就是您的不聪明了。齐王和魏王本来就不想打仗，咱们如果再把困难说得那么大，他们就更不想打了。这样的话，咱们这些人没有用武之地，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游士说客大行其道，抢走咱们的饭碗。十万人攻赵，确实是少了点，但只要战端一开，齐王、魏王就会想打赢，又怎么会不派人增援咱们呢？”公孙衍的话击中了要害。田朌果然说服齐威王发兵，公孙衍也说服了魏惠王，两人各自率

将为万国师矣。”显而易见，梁启超的意思不仅中国应该走上联邦制道路以解决中央集权危机，而且中国的实际情况也最适宜联邦制，最具有实行联邦制的内在要求和外部条件。传统研究以为梁启超这些意见代表了立宪党人的普遍看法，其实这种似是而非的判断相当值得怀疑。据梁启超1902年4月写给康有为的信中解释他之所以提出联邦制设想思想背景时说：“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弟子誓焦舌秃笔以偿之，决不能弃去者也。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弟子所见，谓无以易此矣。满廷之无望久矣，今日日望归政，望复辟，夫何可得？即得矣，满朝皆仇敌，百事腐败已久，虽召吾党归用之，而亦决不能行其志也。先生惧破坏，弟子亦未始不惧，然以为破坏终不可得免，愈迟则愈惨，毋宁早耳。且我不言，他人亦言之，岂能禁乎？不惟他人而已，同门中人猖狂言此，有过弟子十倍者，先生殆未见《文兴报》耳。徐（勤）、欧（渠甲）在《文兴》所发之议论，所记之事，虽弟子视之犹为詟栗，其《论广东宜速筹自立之法》（后来署名为“太平洋客”之《新广东》）一篇稿凡二十七续，‘满贼’、‘清贼’之言，盈篇溢纸。檀香山《新中国报》亦然。《新民报》之含蓄亦甚矣。树园，吾党中最长者，然其恶满洲之心更热，《新民报》中《扪虱谈虎》一门及《人肉楼》等篇，树园笔也，同门之人皆趋此。夫树园、君勉，岂肯背师之人哉？然皆若此，实则受先生救国救民之教，浸之已久，而迫于今日时势，实不得不然也。”也就是说，联邦政治理论的提出，在梁启超一方面是基于戊戌后对清廷的失望，另一方面表明以康有为为领袖的保皇党人在政治理念上已严重分化，激进如徐、欧者，虽不愿背弃师说，但迫于形势，不得不提出新的救国方略。由此看来，保皇党人并不存在着全体一致同意的联邦制设想。更有甚者，对于梁启超、徐勤、欧渠甲等弟子联邦政治、革命自立的理想，康有为自始至终予以反对。他在《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之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指出：“夫考之欧洲之事，则各国皆行立宪而国势安固，民权自由之乐如彼；法国独为革命，印度分省自立，而国势陵夷丧乱灭裂之害如此。”在《与诸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中，康有为还指出，“且夫欧洲十余国，皆立国千年，日相竞争，少不自振，立即败亡，故国土虽小，皆尚武事，其精神意气，日提振不敢懈，武备既已竟修，彼此互知而不敢妄发，乃于其文学工艺，日竟美而不敢劣，既各皆小国，难于吞并，故能自立。甚至小者，又有诸大之相牵相忌，立均势之法以维持之，故能久而不灭，积此千年，国界久定，国势久立，人心久坚，故能历久相持。近乃有商战学战而无兵战，凡此皆惟欧洲千年之老国能之。若中国各省真能自立，则基址浅薄，国界不定，国势未立，人心未坚，争乱而已，尚未能比印度各省藩臣之自立，而乃妄比欧洲千年之老国，岂不谬哉？况其必不能成而徒取乱乎？且人民才智未开，北地西边，闭塞尤甚，无其人才而妄立国，而欲以欧洲诸国自比，何其傎也。且荷、比、瑞、琏诸小之于欧洲，惟白种均势能之，若在亚洲黄种未定之国，而欲妄为引例，则为吕宋、波国而已，为印度、安南、缅甸而已，无论如何妄例，无论如何结援，终亦必亡而已。……而不知者，妄言广东自立，与欧洲日本相类，犹以团沙而比之坚金，以新生之婴而比之壮佼之夫也，夫谬或甚矣！”一句话，中国不能采取欧洲式的革命，不能建立欧洲式的联邦国家，依然是由于中国特殊国情所决定的。国情是一个最不易捉摸的字眼，它的内涵可以说从来都是由谈论者个人立场所决定。我们看到，提倡中国应当采纳联邦制的是基于中国国情特殊考虑，而反对者的根本理由也莫不由此而立论。基于如此对立的分析、论证，中国政治发展当然无法遵循任何一方，而其必然结果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是折中调和，或走到另外一条道路上去了。就中国政治实际发展来说，中央集权严重危机在晚清最高统治者那里也早有预感，尤其是在戊戌后不太长的时间里因义和拳而引发的“东南互保”，对清王朝的统治实在是沉重一击。因此如何建立集权、分权新模式，晚清当局实际也在思考和探索。1906年由清政府策划的筹备立宪运动，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如何重建、划分中央与地方权限问题。出使各国考察政治的诸大臣在参观考察了英国情形后曾向清朝最高统治者报告说：“至其一国精神所在，虽在海军之强盛，商业之经营，而其特色实在地方自治之完密，全国之制，府分为乡，乡分为区，区有长，乡有正，府有官司，率有各地方自行举充，于风土民情，靡不周知熟记。凡地方民居，沟渠道路，劝工兴学，救灾恤贫诸事，责其兴办，委曲详尽，纤细靡遗。以地方之人，行地方之事，故条规严密，而民不嫌苛；以地方之财，供地方之用，故征敛繁多，而民不生怨。而又层累曲折以隶于政府，得稽其贤否而奖督之，计其费用而补助之，厚民生而培民俗，深合《周礼》之遗制，实为内政之本源。惟其设官分职，颇有复杂拘执之处，自非中国政体所宜，弃短用长，尚需抉择。”（《清末立宪档案史料》，11页）如果循此思路而发展，中央与地方分权新模式一定能够重新确立，中央集权危机也势必能得到有效控制与克服。不论后来的中国政治发展实际效果如何，载泽等人提出的改革思路应该说是基本可行的，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政治发展大趋势、总方向，是当时中国可以一试的政治性选择。因此，清廷在1906年9月1日宣布“预备立宪”的上谕中基本上认可了载泽等人的改革思路，中国政治发展极有可能以此为契机而转到一条新的轨道上去。上谕说：“现载泽等回国陈奏，深以为国势不振，实由于上下相睽，内外隔阂。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知所以卫国。而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军民一体，呼吸相通，博采众长，明定政体，以及筹备财政，经划政务，无不公之于黎庶；又在各国相师，变通尽利，政通民和，由来久矣。时处今日，唯有详细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众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且从事，徒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将各项法律，详慎厘订。”（《光绪朝东华录》，5564页）期望以官制改革为突破口，解决清政府所面临的内外困境。应该承认，仿行立宪运动突破口选择大体上并不错，如果照此发展，将官制改革进行下去，将中央与地方的权限重加规范，虽然尚不能说完全解决中央集权严重危机，但这势必有助于此一问题进一步解决。然而，由于清廷毕竟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政府，它出于“家天下”的利益考量，势必在根本性问题上不愿主动作出实质性让步。重新认识联省自治辛亥革命后，中华帝国解体，两千年来的“超稳定”政治格局被打破，没有皇帝的中国究竟应该怎样往下走，确实面临很多困惑。所谓帝制时代，对于中国来说，就是适合农业文明的一种政治统治方式。之所以经过1911年一场大革命而被摧毁，实际上也是因为进入近代，西方资本主义逐渐进入中国，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也在改变，换一种统治方式，寻找一种更好的治理模式，其实在辛亥革命之前半个世纪已经悄然发生。19世纪70年代主流话语不断重申坚持“中体西用”不动摇，如果用历史主义观察，就意味着早已有人怀疑有人动摇。民国十年左右，章太炎等一批深度介入辛亥革命的老人都有一个反省，普遍认为1911年底和1912年初的政治选择可能过于草率了。他们觉得十四省独立对中国来说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中国在那个时候通过制宪会议制定一个全新的宪法，重构中央与地方的权力边际，然后重建统一，中国后来的许多问题或许就大不一样了。人生没有涂改液，历史无法遗憾。走过的就是历史，历史学家能够做的就是检讨历史发展的偶然与必然，寻找多种可能性是怎样错过的。辛亥革命是中国走出“历史三峡”的第一站，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一个共和国家。但是这个共和国家的基础确实不太牢靠。袁世凯的“第一共和”确实没有构建一个有力的统治秩序，新轨未立，旧辙已破。皇帝的威权不存在了，共和国总统的威权又没有建立起来。中国政治实际上陷入一种极其混乱的无序状态。革命无法完成秩序的重建，人们便自然试图恢复到旧有轨辙，政治强人袁世凯以为凭借国内外支持，可以通过重建“汉人的帝国”恢复秩序，不料共和的理想久已深入人心，人们宁愿做徒有虚名且混乱不堪共和国的公民，也不愿再做宁静有序专制帝国的臣民，于是袁世凯的帝制只能以失败而告终。袁世凯之后，中国的政权把持者更没有袁世凯的威权和能力，但他们的民主共和信念在袁世凯正反经验启示下愈加坚定，除了鲁莽的张勋，没有哪一个真正的政治强人还敢轻易变更国体，直至孙中山在苏联经验启发下找到了一条党治路线，用党治替换帝制，用党治构建新帝制，方才使中国重回威权统治，重构一个全新的政治架构。这是后话。在袁世凯之后，北洋系军人拥有国家的权力，但他们没有一个人具有袁世凯的力量和手腕。他们只能像走马灯一样轮流登场，既无力弥合派系之间的利益冲突，更无力统一全国。在南方，虽有非北洋系军人和孙中山革命力量继续活动，但孙中山的力量和策略不能统一中国至为明显，而南方军人与北洋军人如难兄难弟，除了纷争，就是抱团取暖。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恢复和重建中国政治秩序、社会秩序，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无疑成为国人重大关切。尤其是统一帝国旧秩序既然已根本不可能恢复，那么智者阶层必然要在传统解决方案之外寻求突破口，于是乎，联省自治、邦联政治一时间成为知识界、思想界热门话题，并很快由理论探讨转化为实际的政治运作，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似乎只在于此。历史主义地说，联省自治在理论上并无大错。如果基于正常情况下的理智选择，这种方案未尝不可以作为中国现代化的一种选择方案。然而由于背景复杂，由于各方面利益冲突，作为实际运动的联省自治、邦联政治最终流产了，结果与人们的期待近乎完全相反，而且加剧了威权统治。这确实是中国的宿命，是帝制两千年“超稳定”的报应。理论上不错的联省自治没有成功，历史虚无主义或许会说本该如此。其实，历史主义地检讨这套理论，检讨联省自治何以败，可能对未来中国中央与地方权力边际的重建不无裨益。清政府为什么启动司法改革1901年开始的新政，一个最重要的诉求就是司法改革。一百多年之后回望这次改革，应该承认晚清新政为中国司法体系的重建贡献巨大。这场改革大致确立了现代法律体系，彻底改变了两千年中国传统社会得以存在的法律依据，为现代民族国家重建、新生提供了法律上的支援和制度上的保障。清王朝和历代王朝一样，其政治基础和制度凭借的就是三权合一的君主专制。也就是说，中国自古以来的法律制度、政治架构并不缺少三权分立的意识和制度设计，行政权、司法权和立法权，在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中自有其地位和意义，三权之间的相互制衡、相互牵制几乎从一开始就存在。只是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架构中的三权分立不是一种西方意义上的绝对化，不是一种至上的和不可动摇的，而是在皇权主导下的三权分立，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的权力来源和法律凭借，最终都落实到皇帝一人。三权合一的君主专制当然不利于私人资本的发展，不利于自由经济体制的建立。这一点在中国步入现代化轨道之后数十年一直有争议，也一直有许多很清醒很明智的认识，至少在19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比较好的时候，许多冷静的思想家如马建忠等人就意识到中国传统法律体制和政治架构虽然有利于行政效率的提升和保障，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中国进一步发展的阻碍。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维新运动中，康有为曾明确指出旧有的法律已经不能治理变化中的中国社会。过去是强调天不变道亦不变，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天变了，在强大的西方社会文化影响下，中国之天已经不再是过去的天，所以中国的治道也就是法律体制必须随之变化。在康有为等维新思想家看来，法律制度、司法体制的变动不是先前数十年小修小改的枝节改良，而是从根本上从整体上参照西方，学习西方。即便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如张之洞虽然反对全盘承受西方的制度和文化，但他也在那时认为中国的法律制度有进一步改善的必要和空间，强调中国应该吸收和引进西方各国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改善和进一步完善中国的法律和制度。只是由于大的格局没有发生变化，新的政治架构没有形成，所以新的法律制度建设也就无从着手。《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面临巨额战争赔款的压力，西方国家其实也对中国是否有能力偿还这笔巨额款项持有某种程度的怀疑和焦虑，在《辛丑条约》谈判过程中和随后的商约修订谈判中，西方各国刻意诱导中国改善、改变自己的法律制度和政治架构，与世界接轨，与国际同步，鼓励中国尽早采纳在东西各国行之有效的自由经济制度。这样，就能够吸引外国资本在中国投资，就能够改善中国的经济构成和税收状况。市场经济、自由经济，本来就不是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资本的本质从来就是趋利性的，是没有国界，不分民族的。自由竞争要求司法独立，要求跨越国界，要求国际一致，否则，资本的趋利性不会接受政治、法律的强制束缚，不会像国有资本、官办企业那样进行什么不计成本、不期待赢利的政治性投资和政治性贷款。所以东西各国在与中国进行的一系列谈判中，认为中国旧有的法律制度已经严重阻碍了国际资本在中国的投资，中国如果不能尽快改善投资环境，修订相应的法律条款，重建与东西各国大体一致的法律制度，中国在经济上可能会受到很大损失。反之，列强不止一次向中国政府暗示，如果中国政府的法律制度能够作出重大调整，如果能够尽快与国际社会与各国法律相一致，那么各国可以考虑放弃在华享有的领事裁判权。中国人奉行的所谓“中华法系”或许在过去两千年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与已经传入中国的西方法律相比较，与传教士和外国商人、西方外交官熟知的西方法律体制相比较，似乎确实存在许多弊端。在中华法系中，法就是刑，民刑不分，诸法合体，实体法和程序法不是一般的分不开，而是紧密地纠葛在一起，凌迟、斩首、刺字、戮尸、缘坐等非人道的酷刑依然想当然地被大清国执行着，实践着，被西方人视为野蛮，却被中国人视为严惩。这大概就是当时中西法律之间最大的区别。列强对中国的暗示和表态，自然深深地吸引了清政府的改革兴趣，而中华法系似乎也确实到了不能不改地步，旧有的法律体制不仅严重影响了中外交涉、中外贸易和中外之间的政治往来，而且严重束缚了中国社会发展、经济进步。张之洞、刘坤一在“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第三折中就提醒清政府应该高度注意现行法律与东西方各国法律不太兼容的问题，这些法律大致包括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及刑律等。稍后，袁世凯也在1902年初建议清政府注意司法体制、法律制度方面的改革，注意向日本学习，借鉴日本1899年成功修订条约并全面重建法律体制的经验，甚至可以考虑借助于日本法律专家的帮助，修订或改造中国法律中与现实不太吻合的内容。封疆大吏的建议、列强的

启示、思想资源。重新认识外国资本在近代中国我们在讨论近代中国历史时，一直借用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分析，以为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就是资本输出，就是用资本对后发展国家进行疯狂掠夺。于是“帝国主义在中国”成为一个批判性最强的题目，只要探讨这个问题，无不将注意力放在外国资本对中国的剥削和超额剩余价值榨取上。一部丰富多彩的近代中国变革史被简约为侵略与反侵略的历史。三十年前，近代史学者在进行这些探讨时，无论如何想不到中国有朝一日也会被指责为“中国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这是历史的进步。表明中国在经历了三十年超常规发展后，至少在经济上已具备了资本输出、用资本说话的能力。中国在非洲或其他较中国更落后国家的资本输出，按照我们一般理解，当然有利润的冲动，有资本本身的运行规律，但中国资本绝对没有去控制该国政治，或者垄断该国经济等“新殖民主义”或“新帝国主义”的政治诉求。中国对这些地区的投资，纯粹是商业性的，有资源的因素，有利润的冲动，但绝对没有政治诉求，其效果追求是双赢，是有助于该国经济自主发展的。如果熟悉我们的近代中国历史表达，不难发现这些对今天中国的指责，其实就在过去几十年的中国历史教材中。时过境迁，我们今天确实有必要重新认识“帝国主义在中国”这样的问题，为中国的未来发展，为中国资本在全球经济中健康增长提供一个合乎情理的理由。资本确实像马克思《资本论》所分析的那样具有榨取超额利润的冲突，这是资本的本性。资本也确实具有列宁所分析的那些特点，一旦在国内经济增长中过剩，必须向外输出时，总是与一国政治、经济、外交，甚至军事行动相关联。只是资本输出给被输出国所带来的后果，列宁的分析和我们过去几十年的表述，可能太表层化，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过资本输出的经历，没有对资本输出需要保护的切身感受。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出大约在19世纪80年代，那个时候的中国人也曾敏感意识到一个新时代的来临，郑观应就呼吁朝野注意这些国家的“商战”谋略，这些国家非常注意从政治、经济、外交，甚至军事行动等层面保护自己的商业利益。然而那时的中国并没有对外国资本开放，中国虽说在那个时代引进了一些外国技术、人才，但外国资本对中国并不构成巨大压力，也不是中国增长的动力。过去很多年，我们在解读铁路为什么在《马关条约》前不能在中国获得发展时，总是以为铁路理念与中国人传统价值观和风俗习惯相背离，总是说铁路所经地方破坏了中国的风水，因而被抵制被拒绝。其实，这个说法是不真实的。铁路在《马关条约》前无法在中国获得充分发展，主要是因为那时中国没有足够物流和人流；而那时中国之所以没有足够物流和人流，是因为中国的资源没有获得充分开发；而中国的资源没有获得充分开发，主要的也不是中国人的传统理念，而是因为中国没有足够的开发资本，中国凭借自己的资本去开发矿产资源，去修筑铁路，那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困难。《马关条约》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这个条约同意“日本臣民”有权在中国投资办厂，享受进出口政策优惠。根据条约体制，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对日本人获得的这个权利一体共享。于是，在1895年之后短短几年时间，外国资本像钱塘江大潮一样涌进中国，过去几十年中国人无法梦想的增长迅即实现，贯通南北的两条铁路干线迅速分段动工，开平煤矿、汉冶萍公司等矿产资源很快获得开发。至1903年，铁路已成长为一个具有巨大赢利空间的新兴产业，以致中国民间资本强烈要求政府将这些产业向他们开放。如果没有外国资本的介入，中国不可能在1895年之后获得迅速发展，新兴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也不可能在那个时刻发生。外国资本对中国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就像今天的中国资本在非洲一样，迅速带动了那儿的产业升级和资源开发。我们不能说这就是经济侵略，这只是资本凭着本性寻找利润空间和价格洼地。对于资本来说，不仅需要利润，更需要安全，因此东西方各国在向中国投入巨大资本的同时，也在想办法为其资本营造安全保障。在政治上，各国加强与中国的联系，相继调整和扩大了驻华外交官。在军事上，各国都向中国沿海派遣了海军舰队，他们除了沿途担负各国远洋货运及人员来往安全，其实还对在中国境内的各国资产、人员负有安全使命。在1898年秋天中国政治发生巨大变动时，在1900年京津地区政治动荡时，各国海军陆战队能够迅速向北京调兵遣将，拯救外交官和侨民，其实都是这些军事存在发挥的作用。用军事手段保护资本安全，是各国“商战”一个重要经验。连带着，还有军事或商业基地构建。在近代早期中国开发过程中，由于外国资本分量巨大，外国资本总是希望能在中国沿海寻找一个比较优良的港口码头，建设一个基地。一方面用来外国远洋巨轮抵达后停泊和休整，另一方面具有海军基地性质。对于这些基地，清政府当时遵从商业原则去处理，大致以租借方式去解决，很少使用香港早期那种“永久割让”方式。有期限的租借，意味着这些国家只是拥有一定年份（一般为九十九年）使用权。在这个期限内，租借者有权投资有权维护，到期归还。这种纯商业租借方式并不涉及主权和领土完整，因而尽管当年有不少反对声音，但清政府并没有因此而却步。事实上，当中国资本已成为全球资本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时，中国在全球租借港口码头，保护中国资本和人员顺理成章。从现实反观历史，我们应该重新认识“帝国主义在中国”，应该以一种理性精神重新检讨近代中国发展史，公平看待各国资本在中国发展史上的贡献和问题。重看巴黎和会上签字1919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巴黎开会，讨论善后问题。作为战胜国，中国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是中国进入近代以来第一次以平等身份昂首阔步踏上世界舞台。然而，由于东邻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爆发后抢先对德宣战，毫不犹豫登陆中国山东，将德国人在那里经营多年的铁路、矿山等全部权益一律纳入荷包。更厉害的是，为了“确权”，日本政府于1915年初向中国政府提交了“二十一条”，要求中国政府确认山东权益已在日本人手里。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当然应该回归中国，只是日本毕竟是通过战争而获得，中国对此也没有太多办法。中国所能做的就是尽量将损失减至最低，但凡与山东权益无关的，都被中国政府拒绝。“二十一条”发生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在如火如荼进行中。中国如果此时光明磊落宣布对德绝交，宣布加入以英法俄为首的协约国对德奥为首的同盟国作战，中国应该还有机会在协约国内部通过协商或通过中日之间对决解决山东问题。然而，由于中国内部此时陷入非常严重的政治纷争，不仅有南北政治冲突，而且在政府内部也有“府院之争”。“府院之争”焦点之一，就是中国要不要参战。持久内耗使中国错过了最佳参战时机，也使中国错过了收回山东权益的最好机会。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趋向已定，将要结束，中国内部也没有达成参战共识，还是政治强人段祺瑞竭力推动，促成参众两院分别于1917年3月10日、11日通过对德绝交案。对德绝交案扫清了外交障碍。15日，湖北督军王占元根据中国政府训令派军警接管了汉口德国租界；16日，天津警方接管了德国在天津的租界。除了山东权益被日本人抢占外，德国在中国的权益均被中国政府依法收复。对德绝交只是第一步，在参战问题上，中国内部依然斗争激烈。政府外的南方势力继续反对中国参战，力主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无关，中国应该袖手旁观，静以待变，奉行孤立主义。而在政府内部，尽管通过了对德绝交案，但反对中国参战的力量依然庞大。直至张勋复辟失败，黎元洪下台，冯国璋继任大总统，“三造共和”的英雄段祺瑞以国务总理身份独掌朝政，方才有机会于1917年8月4日在国务会议上通过对德宣战案。此时，距第一次大战开战已经三年整，距战争结束一年多一点。中国在关键时刻走对了路，最后时刻宣布参战为中国赢得了机会。中国成为战胜国一员，与日本平起平坐，同一战壕。那么山东本来就是中国的，日本理所当然应该将山东权益交还给中国。对此，中国人民有权期待，中国也应该获得这样的回报。然而，日本政府并不这样认为。日本宣称山东问题在“二十一条”中已经解决，1915年5月25日中日达成的《民四条约》已确认了日本全面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因此，在巴黎和会上，日本代表寸步不让，而和会也大致接纳了日本的建议，尽管一些国家的代表对中国的要求表示关切与同情，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外交并没有立即见效。中国没有在巴黎和会索要回来山东权益，消息传到国内，立即引发了五四大游行，“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还我山东”，成为那时最激励人心的口号。全国各界在这种爱国情绪激荡下，近乎一致要求中国政府代表团不要在巴黎和会最后文件上签字，一定要坚守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取消“二十一条”，收回山东权益。6月27日，在巴黎的华工和留学生数万人举行声势浩大抗议活动，要求代表不得在和约上签字，宣称“谁签字，打死谁”。数十名青年以“敢死队”自诩，誓死捍卫中国尊严，誓死争夺中国权益。民众的心声深刻影响了中国代表团，中国代表最终放弃了在和约上签字。中国第一次昂首阔步踏上国际舞台，却以这样灰溜溜的形态结束。中国政府不签字的消息传入国内，激起阵阵涟漪。国人大致上都能认同这个决定，只有严复等少数人不以为然。7月10日，严复给他的铁杆“粉丝”熊纯如发了一封“私信”，以为这个决定是错误的，蔡元培等知识界领袖煽动民粹反对签字是不对的。严复说，蔡元培人格甚高，然对世界大势和国内政治，往往像庄子所说的那样，“知其过，而不知其所以过”。据严复分析，中国政府不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因为拒签后，中国在山东问题上除了排斥日货，并没有其他办法。签约，可以使中国重回国际大家庭，可以将山东问题放在国际框架内解决。现在中国拒签，好像义正词严，其实是自我放逐，是孤立主义。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严复说得更沉痛。他以为这件事来龙去脉和利害得失，专使陆徵祥及中央政府莫不知之，然他们终不肯牺牲一己之清誉，担心被骂为汉奸、卖国贼，不肯为国家做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决策。这其实就是不负责任，是南宋以来中国士大夫鉴于秦桧教训，宁愿将国家打碎砸烂，也不愿言和，不愿妥协。他们个人避免了汉奸、卖国贼的恶名，但国家却因此付出昂贵代价。（原载于《深圳特区报》2012年9月4日）辛亥革命是对法国大革命的超越“百年前宁静的一个夜/枪炮声敲碎了宁静夜”——《龙的传人》唱的不是辛亥革命，但此时此刻，用它来提括彼时彼刻，却是再合适不过。百年前的武昌，以及之前、之后的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百年来众说纷纭，当局者不清，旁观者更不明。但历史不容许不清不明，同时正因为它的不清不明，更需要每一个研究者穿越百年迷雾，廓清、袪魅、还原。百年弹指，殷鉴不远，让我们听听，历史会告诉我们些什么……摄政底气不足晚清最后走到那个份上，君主立宪走不下去，不是摄政王和皇族核心层的问题，是皇族之外的高干子弟的问题。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你对辛亥那段历史的很多看法都比较特别，比如你对载沣等人是抱着一种同情，甚至是欣赏的眼光看的。马勇：陈寅恪先生在谈到历史人物研究时，反复强调“同情的理解”，认为对历史人物应该从历史背景和其政治地位上去考量其贡献和作为。我们过去把摄政王描写成优柔寡断，隆裕皇太后则是软弱无知的家庭妇女。其实，真实的历史不是这样的。就摄政王来说，他是晚清王爷中比较具有国际视野的，在家天下历史背景下，小皇上就是他的亲生子，大约没有谁比他更关心这个国与家的未来前途了，所以他接手之后一直兢兢业业处理国务。至于眼见着成功的君主立宪竟然走不下去了，竟然让位于革命了，说实在的，那不是摄政王和皇族核心层的问题，是皇族之外的高干子弟的问题。南都：高干子弟？马勇：就是所谓的“皇族内阁”那些人。君主立宪的要义是约束君主的权力，君主不再处于国家政治生活的第一线，不再当权力要冲。这一点君宪体制下的君主一般都能接受，并没有多大障碍。问题在于当时中国的特殊性，也就是自恭亲王奕出任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之后，为清廷皇族开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先例：一大批皇族出身的人先后介入实际政治。他们在那之前享受着朝廷俸禄，但交换过来的条件是不得从政；恭亲王之后就不一样了，皇族子弟纷纷走出家门去从政，这就使君主立宪的实现无形中增加了极大难度。所以，要想实现君主立宪，就必须重申皇族成员不得从政不得经商两条铁的纪律。这对于已经从权力中尝到无限好处的皇族来说，显然是很难的。南都：就是说在弈之前皇族是不能从政的？马勇：因为皇族当官，一定有弊政，会导致不公平。鸦片战争之后，恭亲王弈从1860年起以总理衙门大臣的身份管理中国几十年，导致一个最坏的后果，就是皇族子弟个个争着当官。所以晚清的君主立宪没有走下去，不是君主的原因，也不是摄政王的原因，就是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中许多人不愿意中国就这样走上君主立宪，就这样剥夺了他们的特殊权力。这个利益集团中的许多顽固分子后来就演化为宗社党。南都：宗社党主要有哪些人？马勇：他们这拨人都是很强硬的，包括当时民政部的尚书善耆(他的一个女儿就是后来的川岛芳子)。善耆在改革初期是很积极的，但到了最后关键时刻，他发现不让皇族继续从政，他就不干了。还有一个载泽，镇国公。他是出洋考察的五大臣之一。在立宪运动中，就是载泽最早给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上密折。他在密折中说，中国唯一的机会就是要改革，只要能够让爱新觉罗万世一系就行了，其他的都可以改。但到了君主立宪最后关头，他发现自己的权力将被削弱，就不干了。南都：所以总体而言，你认为载沣在辛亥前后的表现还是不错的？马勇：过去对载沣的描写都是无能、短视与自私。但只要仔细研究载沣的相关资料，你会发现这是一种妖魔化的结果。这种妖魔化是辛亥后的必然，因为要为历史找出责任的承担者。如果不是载沣对立宪呼声给予善意回应和良性互动，那么后来的事情还真的很难说。载沣在最重要时刻还是有担当的，包括他的辞职。武昌起义后南方要求共和，君主立宪已经不被接受了。袁世凯当时是内阁总理大臣，他找载沣谈共和。载沣说不能接受，就辞掉了监国摄政王的位置，以藩王的身份退位了。他当时才二十八九岁，而且他很有契约精神。南都：契约精神？马勇：辛亥之后，清廷和民国政府达成协议，就是在中国废除帝制，但对清廷并不再像过去所说的那样要驱逐鞑虏，而是保留了皇室的存在，以及它的完整性和尊严，紫禁城归他们。这对清朝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协议。1914年出现帝制复辟的思潮，载沣就表示反对，他跟宗社党的人也闹翻了。1917年张勋推着他儿子溥仪来搞复辟，载沣是非常恼火的。载沣说你不能这么搞，你这样就把民国达成的协议给毁了。历史证明，载沣的判断是对的。因为后来冯玉祥把溥仪赶出宫，理由就是你搞过几次复辟。南都：一种观点是载沣太年轻了，怎么会找这么年轻的一个人来摄政呢？马勇：慈禧皇太后临死前安排这个接班架构是有她的道理的。载沣接班时26岁，跟

们肯定会改种稻子，那时候您再以断掉水源相威胁，他们就只好乖乖地听命于您了。”在苏秦的劝说下，这件事很快得到解决。苏秦因此在周显王那里得到一笔赏赐。但是，当他企图以此为契机跻身于王室小朝廷的时候，却被周显王警惕地拒绝了。原来几位王室重臣都对周显王说，苏秦不过是有点小聪明，如果让他担当大任，只怕要闹出笑话。周显王本来也没什么抱负，只想过几天太平日子，对苏秦的纵横捭阖之道一点也不感兴趣，于是顺水推舟，听从了重臣们的建议。然而，经历这件事之后，苏秦对自己的能力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所谓人君，只要你揣摩透了他的心思，就能够像指挥木偶一样指挥他，没什么了不起的嘛！”揣着周显王给他的那笔赏赐，苏秦收拾行装，来到秦国游说，想向秦惠王介绍连横的策略。“秦国沃野千里，人民富庶，战车万辆，勇士百万，存粮丰富，地势险要，乃天下之强国。再加上有您的英明领导，完全可以兼并诸侯，统一天下。”苏秦先给秦惠王送上一顶高帽子。但是秦惠王似乎根本不吃那一套，只是厌烦地说了一句：“秦国羽翼未丰，还没有想过要兼并别国。”苏秦还想再说点什么，秦惠王打了个哈欠，摆摆手，做了个“送客”的手势，结束了这次会见。苏秦虽然失望，然而并不死心。他知道，即便是商鞅见秦孝公，也是第三次才擦出火花，说不定秦国君主都是慢热型的呢！数天之后，苏秦再一次请求朝觐秦惠王，没想到这一次，秦惠王连见面的机会都没给他。苏秦只好留下一篇早就写好的时政论文，垂头丧气地回到了旅店。过了几天，苏秦再去宫中求见，结果又吃了闭门羹。如此求见了十次，论文上交了十篇，秦惠王依然对他不理不睬。一个比怀才不遇更恼人的问题困扰着他——为了面见秦惠王而置买的貂皮大衣穿破了，盘缠也用完了，旅店老板天天催着他交房租，吃了上顿没下顿，这日子，没法过了！苏秦穿着草鞋，打着绑腿，背着书袋，挑着行李，神色憔悴，垂头丧气地回到了雒邑。他不知道，他之所以不受秦惠王待见，不是他的论文写得不好，也不是他的口才不足以打动人，只是秦惠王刚刚车裂了商鞅，对一切游说之士都怀有恶感罢了。苏秦回到家中，发现一切安好——他的妻子正在织布，听到他进屋，连头都没抬一下；嫂子视若不见，也不去准备饭菜；连父母见到他，也是若无其事。总之，他存在或不存在，对于家人来说已经没有任何区别。换作别人，或许早就摔门而出。然而苏秦最大的优点，就在于心态好。他只是长叹了一声，自言自语道：“妻子不把我当丈夫，嫂嫂不把我当小叔，父母不把我当儿子，这都是我的罪过！”继续一头扎进书堆，刻苦攻读。据说夜里读书困倦，苏秦就拿起铁椎猛刺自己的大腿，鲜血一直流到脚跟，于是睡意全无。成语“悬梁刺股”中的“刺股”，说的就是这段故事。如此苦读一年之后，苏秦再度出山，来到了赵国。赵肃侯对他的学说倒是颇有兴趣，然而幸运之神仍然没有向他招手——当时赵国的相国奉阳君对他十分防范，处处掣肘。苏秦施展不开，只好离开赵国来到燕国。燕国地处北方，长期以来偏安一隅。春秋时期的历史记载中，燕国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进入战国之后，齐、楚、秦、魏、赵、韩等国战乱纷纷，来往频密，燕国人仍然不问世事，过着与世无争的日子。苏秦带着他那套纵横捭阖的理论去燕国游说，显然有点不合时宜。他在燕国待了一年才见到燕文公。“燕国东有朝鲜和辽东，北有林胡和楼兰，西有云中和九原，南有滹沱和易水。国土两千多里，战士数十万，战车六百乘，战马六千匹，存粮足够数年之用，资源丰富，衣食无忧，乃是所谓的天府之国啊！”苏秦照例先把燕国夸奖了一番。接着问道：“燕国多年无战事，百姓安居乐业，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燕文公一脸茫然：“为什么？”苏秦说：“天下最强的国家就是秦国，燕国之所以没有遭受秦国的进攻，是因为赵国做了它的南方的屏障。秦国如果要攻打燕国，必须穿过云中、九原，经过代郡、上谷，路程数千里。即便能够攻克城池，也无法固守。秦国不能对燕国构成威胁，这是明摆的事。但是，如果赵国想进攻燕国，只要赵君一声令下，不出十日，便可以在东垣附近集结数十万大军，接着渡过易水，四五天便可直抵蓟城（燕国首都）。所以说，真正让燕国担心的，不是秦国而是赵国。而赵国又不时受到秦国的威胁，如果燕国能够利用秦、赵之间的矛盾，主动与赵国联合，与天下诸侯联合，共同抗击强秦。这样的话，燕国方可确保平安。”如前所述，苏秦当初去到秦国，是想将连横的策略贩卖给秦惠王。现在他见到燕文公，推销的却是合纵的计划。对于鬼谷子的门人来说，所谓立场，不过是棋局中执黑还是执白的区别，不成其为问题。如果秦国用他，他就主张连横；如果其他国家用他，他就主张合纵，仅此而已。苏秦向燕文公推销合纵计划，用的是江湖术士忽悠老太太的手段——“老人家，你印堂发黑，七天之内必有血光之灾，但是如果你能把所有的钱都交给我，我可以替你消灾解难。”燕文公却完全被苏秦那套把戏搞蒙了，把苏秦看成了上天派来解救燕国于危亡的使者，马上将他奉为上宾，而且提供车马财礼，让他到赵国游说。也该轮到苏秦时来运转。这个时候，奉阳君已死，苏秦得以顺利地见到了赵肃侯。一见面照样是送高帽子：“当今天下贤士，无论是布衣还是卿相，都仰慕您的高尚品德，想到邯郸来聆听您的教导。只是由于奉阳君妒忌贤能，故意从中作梗，所以他们都得不到机会在您面前畅所欲言。如今奉阳君已经去世，言路又畅通了，我这才敢来对您说说我的愚见。”苏秦现在的样子，跟一年前那位失魂落魄的寒士大不相同了。他穿着崭新的礼服，佩戴着名贵的玉器，在赵国朝堂上用流利的京城方言侃侃而谈，时而慷慨激昂，时而低首蹙眉，很快将赵肃侯吸引住了。“对于君主来说，人民安居，国无战事，就是最大的好事。安民的根本在于邦交，以谁为友，以谁为敌，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以赵国的形势，如果把齐国、秦国当作敌人，则民无宁日。如果联齐抗秦，同样不得安宁。算计别国的君主，讨伐别人的国家，这样的话是很难说出口的，希望您也不要轻易去说。“赵国与秦国结盟，秦国一定会削弱韩国和魏国；赵国与齐国结盟，齐国一定会削弱魏国和楚国。魏国被削弱就只好割让河外，韩国被削弱就会献出宜阳，这样一来，上郡就危险了。而楚国如果被削弱，赵国就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外援。这三个国家的安危，其实也关系到赵国的安危，您不可以不认真考虑。“当今天下诸侯，莫强于秦。秦国如果得志于韩、魏，连齐国都必须向它俯首称臣，那时候秦军就会渡过黄河，直指邯郸，这是我替您担心的啊！“赵国地方二千余里，军队数十万，战车千乘，战马万匹，乃山东（指崤山以东）强国。秦国最忌惮的就是赵国，但又不敢轻易发兵进犯，为什么？就是怕韩、魏两国在背后打它的主意。从这种意义上讲，韩、魏就是赵国的南方屏障。韩、魏若亡，则赵国也不能独存，这是非常浅显的道理。“山东（太行山以东）诸国的疆土，合起来比秦国大五倍，兵力则是秦国的十倍。如果大家联合起来向秦国进攻，秦国是抵挡不住的。依我之见，赵国应该与韩、魏、齐、楚、燕等各国合纵友好，一同对付秦国。只要秦国敢于攻击其中任何一国，则其余五国共同发兵相救，拒秦军于函谷关外。就算秦国再强大，也不敢与六国为敌。这样的话，您的霸业就有希望了。”赵肃侯连连点头道：“您说得有道理。可是，合纵是件大事，有谁能够为寡人去说服各路诸侯呢？”“我。”苏秦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如果您能够采用我的建议，我可以向您保证，燕国会献上北方的毛皮狗马，齐国会献上海边的鱼盐，楚国会献上南方的橘柚，韩、魏、中山等国会献上土地作为您的汤沐之邑。您只要坐在邯郸，便可坐享其成。”赵肃侯大喜，赏给苏秦车百辆，黄金千镒，白璧百双，绸缎千匹，让他游走列国，建立抗秦统一战线。就在这时，秦惠王派公孙衍进攻魏国，斩首八万，生擒龙贾，占领雕阴，天下震动。而楚国趁火打劫，魏国一下子陷入两面受敌的困境，形势极其危险。对于即将出发游说列国的苏秦来说，这无疑是一个不利的消息。如果秦国顺势消灭了魏国，只怕无人敢响应他的号召与秦国为敌，合纵抗秦就成为了一句空话。苏秦看似触底反弹的行情，现在又面临着被做空的危险。怎么办？苏秦想到了他的同门师兄，现在依然穷困潦倒的张仪。苏秦与张仪的对弈：以天下为棋局据《史记》记载，张仪、苏秦同在鬼谷子门下学艺。对于张仪的学问，苏秦是自愧不如的。然而成绩好并不代表工作好。当苏秦经历了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上升的拐点的时候，张仪还是一介寒士。据说他曾在楚国令尹昭阳门下担任门客。有一次，昭阳大摆筵席，宴请群臣，事后发生身上佩戴的一块名玉不见了。府上的人都怀疑是张仪偷的，理由是“仪贫无行”——张仪又穷又贱，除了他谁还能做出如此下作的事情？昭阳还没发话，这些人已经把张仪捉住，私刑逼供，打了好几百板子，直打得皮开肉绽，血流满地。张仪一口咬定自己没偷，这些人只好把他放了。回家后，张仪的老婆又心疼又生气，说：“你如果不去读书游说，怎么会受这份罪呢？”张仪奄奄一息，躺在门板上，嘴唇动了几下。他老婆把耳朵凑过去，好不容易才听明白他说什么。“你看看，我的舌头还在不？”他老婆又好气又好笑：“当然还在。”“那就好，那就好。”张仪说着，脸上也露出一副天真的笑容。只要舌头在，吃饭的工具就还在，没什么大不了的。发生了这样的事，昭阳府上是不能再去了。张仪只能躺在家里养伤，而他老婆看着一天天空下去的米罐子，心急如焚。有一天，有个熟人从赵国来，告诉了张仪一个好消息：“你的师弟苏秦发迹了，正在赵国受到重用，你何不去邯郸投靠他，让他给你谋个一官半职？”张仪犹豫了半天。要他去求苏秦，他是不乐意的。最后肚子决定了脑袋——如果继续待在楚国，除了沿街乞讨，没有别的活路。相比之下，向昔日同窗低头未尝不是一个体面的办法。就这样，张仪来到了邯郸。苏秦的府上很好找，向任何一个邯郸居民打听，他们都会很热情地给张仪指路。但是，找到苏府并不代表见到苏秦。当年穿着打满补丁的衣裳在鬼谷读书的那位爱闹爱笑的苏秦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位看不见、摸不着、深居简出的苏客卿。张仪在苏府递上名片，等了整整六天，苏秦才抽出空来接见他。“哟，原来是你啊！好久不见了。”苏秦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即便是对住在同一条巷子里的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想必也不会如此冷漠吧！张仪忍住怒火，刚想寒暄一番，苏秦已经在众人的簇拥之下走远了，但是派了一个侍童回来告诉张仪：“晚上就留在这里，一起吃个晚饭吧！”这句话给了张仪一点希望。他心里想，也许是苏秦现在家大业大了，必须在众人面前保持一种威严，才故意这样对待他的。等到吃晚饭的时候叙叙旧情，回忆一下鬼谷的往事，再向他提出工作的事，应该就水到渠成了。张仪在苏府一直等到天黑，苏秦才回来。厨房已经将晚餐做好，仆人们像走马灯似的铺好坐席，摆放碗碟，端出一道道美味佳肴。光闻到那味道，张仪就止不住流口水了。然而，当一切准备就绪，苏秦也在堂上坐好的时候，张仪才发现，堂上只有苏秦一个人的座位。正在疑惑之际，一位老仆走过来，将张仪带到堂下仆人和侍女就座的地方，给他安排了一个座位。饭吃到一半，张仪强忍住愤怒，对着堂上说：“我这次来，是想请您帮我谋个职位，要求不敢太高，聊以养家糊口便罢了。”苏秦把嘴里的肉嚼完，咽下，又喝了一大口酒，才说：“我如果开口，别说养家糊口，就算是荣华富贵也可以给你。可是，以你的才能，却将自己弄到这个潦倒的地步，我怎么还敢向国君推荐你呢？你如果实在没事做，就到我厨房里给大师傅打个下手，可保你吃饱穿暖，如何？”张仪再也忍不住了，一把推开眼前的食物，拂袖而去。他这一去，就没有再停留，而是风餐露宿，一路向西，直奔秦国。你要合纵天下，共抗强秦，那我就为秦国献上连横之计，各个击破，让你一事无成。苏秦，你等着！话虽如此，张仪很快面临一个现实的难题。从邯郸到咸阳，是很长一段路程，而他口袋里的盘缠，已经不足以支撑他走出赵国了。退一万步说，即便他一路乞讨来到咸阳，这一身衣衫褴褛，恐怕也难以见到秦惠王。万念俱灰之际，张仪遇到了一位来往于秦、赵两国之间的商人。两个人交谈了几句，商人惊奇道：“您不是一般人，为何沦落如此？”两个人越谈越投机。接下来张仪的路就顺多了。商人给他换了衣服，让他坐着自己的马车，一同来到了咸阳。俗话说，蛇有蛇路，鼠有鼠道。商人既然来往于秦、赵之间，对秦国的情况自然熟悉。他拿出一大笔财礼，让张仪送给秦国宫中的警卫长。通过警卫长的推荐，张仪顺利地见到了秦惠王。同为鬼谷子门下，张仪的路数和苏秦大不相同。他没有以送高帽子作为开场白，而是对秦惠王说：“下臣听说，不知而言，是为不智；知而不言，是为不忠。不智当死，不忠亦当死。下臣能力有限，但仍然愿意冒着不智的危险，把我所知道的全部讲出来，请您定罪。”秦惠王微微一笑，说：“请继续说吧！”“下臣听说，赵国正在准备联合燕国、魏国和韩国，争取楚国和齐国，结成合纵联盟，共同对付秦国。我听了之后，忍不住发笑。以赵国现在的形势，钱粮不足，人民畏怯，打仗都要人拿着大刀在后面督战，不准后退，可是仍然畏缩不前。秦国国力强盛，赏罚严明，只要是为了国家，人人皆有必死之心，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以赵国之弱，居然敢打秦国的主意，实在是自不量力。“然而，小心谨慎不为过。当年智伯率领三家大军攻打晋阳，眼看就要获胜。赵氏用张孟谈之计，策动韩、魏两家反水，结果大败智军，活捉智伯。对于赵国的合纵联盟，秦国切不可掉以轻心。“赵国要合纵，则秦国必须以连横相对。要采取军事和外交两种手段，想办法分化合纵联盟。要对联盟各国区别对待，有的要打击，有的要拉拢，有的恐吓，有的要给予一定的好处。这样的话，赵国想合纵也合不了，反倒是秦国可以抓着空子，一步一步蚕食天下的土地，完成霸业。”幸运之神突然降临。秦惠王和张仪谈了一整天，便任命张仪为客卿，留在朝中担任参谋。张仪当上客卿没几天，那位曾经给他提供帮助的商人来向他告辞。张仪拉着他的手说：“全赖您的帮助，我才得到今天这样显赫的地位。我正想要报答您，可您为什么急着要走呢？”商人这才对他说：“请不要谢我，要谢就谢苏先生吧。其实，从头到尾这一切，都是苏先生为您安排好的。他知道您的才能在他之上，不应该屈居他之下，所以才想出这招激将法，逼您投奔秦国。他还让我转告您，从此之后，天下就是您和他对弈的棋局，请您一定用心下好这盘棋，不要手软。”张仪听了这番话，目瞪口呆，老半天才长叹道：“单从这件事上看，苏秦之才已在我之上了。而我一直蒙在鼓里，没有察觉。惭愧，惭愧！”第二天上朝，张仪便对秦惠王说：“秦、楚联合攻魏，魏国的形势已经十分危急，很有可能转向楚国。而韩国与魏国关系历来不错，也会随之与楚联合。这样的话，秦国就被孤立了，不如出兵帮助魏国抵抗楚国。”秦惠王听从了张仪的建议，于是以张仪为将，带领“卒万人、车百乘”救援魏国，在陉山大败楚军。魏国暂时得救了。作为对秦国的回报，魏惠王命令加快移交河西土地，两国于当年年底完成了交接。

那是你的真心话。”然后，过了几天，她显得生硬沉默。“出什么事了，莫迪？”“我不干，我不离开这里，他们强迫不了我。”“这次是谁来了？”“她来了。”“她是谁？”“好像你不知道似的。”“哦，你又来了是吧？我在给你下套是吧！”“当然是了，你们都这样。”我们扯着嗓子冲着对方大声嚷。我一点都不觉得羞愧，但是我从来没有、自打不再是孩子起就没有这样吵过架：心中不觉得怨恨，也不觉得愤怒，甚至有点享受地吵架。不过我知道对于莫迪来说这一点都不享受。她事后会痛苦的。“那是不是说还有别人来看过你？”“是的。”“她叫什么？”蓝眼睛里怒火烧得正旺，她说：“罗杰斯，博杰斯，普洛杰斯，大概这么个名吧。”然后，接着，“他们不能强迫我搬家，是吧？这房子是私产吧？”我派人去查相关信息。如果政府宣布公寓必须拆除，那她就非得搬不可。拿如今的任何住房标准来看，这房子都该禁用了。而拿任何人道主义标准来讲，她都该住着不动。我想要联系这个罗杰斯太太。我知道我可以给“社会福利局”打电话问，但事情不该这么发生——啊，才不是呢！你得让事态自己发展，想抓住什么，你就必须在正确的时机出手。前几天，我发现那两个老太太又在等我。博尔斯太太和贝茨太太。裹着大衣和围巾，不过她们的帽子上插了花，缠了亮色的缎带。春天了。“哦，你真是四处奔忙呢，”贝茨太太说，“莫迪·福勒怎么样？”“还老样儿。”“罗杰斯太太问起你来着。”“你知道她打听什么吗？”“哦，她人可好了，罗杰斯太太，四处奔忙，就和你一样。”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现在我就等着在哪里撞见这个罗杰斯太太了。又过去了五个星期。什么都没变……但一定有什么变了的。办公室里还是老样子，和乔伊丝相处还是那个样，和莫迪相处还是那个样。不过我见过薇拉·罗杰斯了。在人行道上碰上的，她正和那两个老太太说话。她们喊我，她转过身，脸上挂着急于示好的笑容，穿过街道，来到我身边。她是个个头不大的瘦姑娘。我本来真的是要写：12号尺码。我什么时候才能说起某人时不首先想到的就是他穿什么？最近菲丽丝问，我姐姐是什么样子。我回答说，她穿高品质的针织套装、高级鞋子、羊绒衫。菲丽丝笑出声来，那种笑法仅仅一年前还正是我想要的效果。薇拉站在我面前，站在冷风呼呼的人行道上，脸上挂着急切、热情、歉疚的笑。友好的棕色眼睛。粉色的指甲油，不过有些脱落。没错，这当然能反映出她的某些方面了：她工作过度。衣服是耶格旗下的低端产品，好看，但不动人。我知道“关键人”就是她了。不需要做太多铺垫，我们开门见山。我说：“我一直希望能碰上你。”她回答：“是的，我非常想和你谈谈福勒太太的事。”我说：“她害怕得很，怕她会被强制搬迁。”她说：“是的，但这个事我们可以稍微拖一拖。”我说：“另一方面，对她最有用的是送餐服务。”她说：“是这样的，她能动，能四处走动，所以其实没有资格……不过如果你觉得……”我说：“要知道，她已经没有力气做饭了，她只能随便吃点什么度日。”她哈哈笑起来。她说：“我一定得告诉你一件滑稽事，上周发生在我身上的。我去看我负责的一个人，她九十四岁了。耳聋，有关节炎，但是她什么事都自己做，烧饭、清扫、采购。我就站在那儿，看她准备午餐。一个肉馅饼，苏打水泡卷心菜，然后是奶油蛋糕。我对她说，你不吃新鲜的东西，沙拉啊水果啊的？什么？她冲着我喊。”薇拉讲得津津有味，但是她也有些焦虑，生怕我觉得这不好笑，有一两次她碰了碰我的胳膊，好像在说，哦，我希望你能笑。“你一定得吃水果和蔬菜，我对她喊。你需要维生素。每次我来看你，都看不到一丁点儿绿色菜，苹果也没有，橘子也没有。而她回答，什么？什么？什么？但我知道她其实听得见。后来我又重复了一遍后，她说，你上次说你多大来着，亲爱的？然后我就想起自己身上这里疼那里痛的，而我是打小吃健康饮食长大的。”于是我们哈哈大笑起来，她看起来松了口气。“我得回家陪老头子了，”她说，“我来安排送餐的事。不过如果能安排一个我们都有空的时间，我们可以好好谈一次。”说完她沿着街跑到一辆黄色大众前，钻进去，灵巧地驾车汇入了车流。莫迪对于每天中午送来的午餐十分开心，尽管其实那真不是什么好饭。淡而无味，做得很不怎么样。我已经意识到每件事在她心中的分量。是的，我以前就知道，但不是真正清楚，直到我告诉她她上了送餐服务名单，看到了她的欣喜。她一遍又一遍地谢我。“呐，你做到了，她可不行，她才不行呢，不行！”“你向她提要求了吗？”“有什么用，我提得还少吗，但是他们说我需要的是家务女工。”“你的确需要啊。”“啊，唉，原来是这么回事，那你就说出来啊！我一直是自己照顾自己的，没有你也行。”“哦，莫迪，你真是不好伺候。家务女工怎么不好了？”“你请过吗？”听到这话我放声大笑，然后她也笑出声来。夏日将至。自从上次我坐下来记这倒霉的日记以来，又都发生过些什么事情？但是我不想半途而废。我和薇拉·罗杰斯见过好几次，我们聊了天——在人行道上，还有一次忙里偷闲，抽了半个小时在一家咖啡馆一起吃了快餐饭。我们说话很简单，因为大家都忙得很。有一次她问我是怎么和莫迪产生的联系，听了我的解释后，她叹了口气：“我原本指望你真的是个‘好邻居’来着的。我认识一个人，也许她肯接受‘好邻居’帮助。她不好相处，但是她很孤独。”这其实是个请求，委婉、尴尬地表达出来，但是我回答说一个莫迪就够我受的了。“啊，是的，的确是。”她立刻说。我告诉她我是做什么工作的，于是她一定要知道为什么。好像我自己已经搞懂了似的！我为什么会像现在这样与莫迪拴到了一起？我说：“我喜欢她，真的喜欢她。”“哦，是的，她很不错，不是吗？”薇拉衷心表示，“而有些人，你真的想把他们掐死。我刚开始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常觉得自己简直恶毒，我觉得自己必须喜欢他们所有人。但是，我和哪个难伺候的臭老太待上一个小时，一点进展也没有，那时我发现自己心里在暗想，老天爷啊，我总有一天要揍她一顿，总有一天。”“啊，莫迪也经常让我有这种想法。”“是的，但还是有其他的感觉吧。”“是的，是有。”我告诉莫迪薇拉有多喜欢她。她摆出一副气愤、被戳痛了的表情，不理我。“可莫迪，为什么啊？”“她压根不帮忙，手指都不动一下。”“可是你不告诉她你要什么，她怎么帮你？”“我只想一个人待着，没人来烦我。”“你看，是了吧！”“是的，我就是孤零零地自个儿待着，除了你会来。”“薇拉·罗杰斯要探视的不止你一个人，她有时候一天要走访十家或者更多，她还要打电话安排事情，让人做事情。我每天都能见你，所以我知道你想要什么。”“他们得硬把我抬出去，到那会儿我还要大声地嚷嚷。”“她是站在你这边的，她正在想法让你不用搬。”“她就跟你这么说说。他们今天又来了。”“谁？”“你知道他，那个希腊人，怎么说的？你可以住一个房间，我们先搞其他房间。等我们弄完了，你就可以搬回来。那么尘土飞扬、乱七八糟的，叫我一直受那种罪！他们改造房子，一弄就得好几个月。”“那，那一定是那个房东了，是吧？”“没错，我就是这么说的。他们都是串通好的。”我在那家印度小店里东看西看待了好一会儿，这时店主帕特尔先生开口说：“福勒太太昨天在街上又叫又喊的。”“是吗？她说什么了？”“她一直在大叫，我生孩子的时候，你们哪个来给我弄热水、安浴缸了？我没有东西给他吃的时候，你们哪个来了？我这辈子都没有热自来水、没有浴缸，就是这么过来的，你们要是敢再来我就叫警察了。”帕特尔先生说得很慢，严肃、关切的眼睛盯着我的脸，我不敢笑。他的眼睛一直盯着我的脸，责备、严肃，说道：“当初我在肯尼亚，在我们不得不离开之前，那会儿我以为这个国家里人人都很富足。”“那现在你明白了吧。”但是他还有话要说，另一个话题。我等着，拿了几袋饼干，又放了回去，研究起一罐猫粮来。终于，他开口说：“以前，我们印度人，我们是不会让我们的老人沦落到这种地步的。但是现在——我们那儿事情也在变。”我觉得我个人有义务道歉。最后，我说：“帕特尔先生，不会有太多人像福勒太太这样了。”“我店里每天都来六七个。都像她，无人照料。我这只一家店而已。”他的口气听上去像是在指责我。他在指责我的衣着、我的风格。我与这家小小的街角店铺格格不入。然后，他觉得自己是冤枉我了，从货架上拿了一块蛋糕，莫迪喜欢的那种，说：“把这个给她。”我们的眼神又撞上了，这次感觉不一样：我们惊慌，我们害怕，这一切我们无法承受。八天之前的事儿。乔伊丝最终可能还是要去美国。那个女朋友做了人工流产。老公杰克很受打击：他是想要她把孩子生下来的。他这一阵子算是经历了某种崩溃吧，乔伊丝一直在安慰他。这已经好几个星期了。后来她告诉我：“他好像是一直很希望我们能再生一个孩子。”“你以前知道吗？”“呃，我知道他不反对再要一个，但不知道其实他这么想要。”“如果你这以前知道呢？”“会的，我觉得我会要一个的。”“于是现在你们就在互相责怪？”“嗯。”乔伊丝叼着一根香烟，眯着眼睛，一张接一张地举起照片打量。这张行，那张不行。她又染了头发，不过看上去还是灰扑扑的。双手没有做过保养。她看上去五十岁。她身上有一种古怪、女巫似的气质。我对她说过：“乔伊丝，你得换换风格了，现在这显得太年轻了。”而她回答：“等我明白自己到底走不走的时候，我就知道该选哪个了，是吧？”乔伊丝时刻都处于快要哭出来的状态。一个词、一句笑话、一个口气——她会猛地扭过头来，眯起眼睛，盯着我，盯着菲丽丝，盯着任何一个“惹事”的人，眼泪涌上来。但是她甩甩脑袋，把眼泪甩掉，装作什么事都没有。我和菲丽丝现在都心照不宣：说话时，我们每一个音节、词汇、建议，都再三斟酌，免得乔伊丝突然控制不住，又哭起来。后来。多久？我忘了。有几天了。乔伊丝今天告诉我，她对杰克这样说，你的问题是，你想把目前这种状况带到美国去。家、子女、同情、宽慰你的妻子——还有女朋友，另摆一处。你没法选择。这就是你为什么难过成这样。而他对她说，她是铁石心肠。还有四个月他就得动身。他早应该和那边说明他有没有妻子，有没有子女。“也许最后他是一个人去呢。”我若有所思地说，忘了不该刺激她。她吃了一惊，飞快地扭过头来，她如今常这样。她皱着眉头，身子往前探，盯着我。我的老朋友乔伊丝，她在千里之外，躲在什么黑暗的地方，探头打量我，心想这个哇哇乱叫的白痴是谁？“一个人！”她说，听上去像一个尖刻的女教师。“为什么不呢？”“你这人缺了点什么，我一直就这么说的。”她冷冰冰地说，给我定了性。“也许缺了点什么的是你。”我和她说了莫迪·福勒的事，说她到现在已经独身一人过了差不多六十年。我说话的时候乔伊丝站起身，拿起包，公文夹，收起桌上的东西来。“你怎么认识她的？”我告诉她了。乔伊丝听着。“内疚感，”她终于开口，“内疚感。如果你想让内疚感左右你，那是你的事。”她朝门口走去。我说：“乔伊丝，我想和你讲讲这事，好好地讲，我真的很想。我想谈这件事。”她说：“哦，现在不行。”夏天了。不过我可没看到太多夏天的迹象。乔伊丝是什么时候生病的？应该有一个月了。实际上，我们都松了一口气，因为这让办公室里眼下的实际情况正式化了。我从早到晚四处奔波。在医院，这样的场景：乔伊丝的丈夫、两个孩子、丈夫的前情妇、她的新男友。乔伊丝躺在床上，真身到了某个黑暗的地方，从那里打量着这一屋子的人，记起来该微笑的时候就笑一下。现在他想要她去美国了，但是她说自己没力气考虑这事。不过，她当然会去的。因为这些情况，我在莫迪那儿待得时间不那么长，但是我一天不落都去。她知道是为什么，我告诉她了。但是她的感觉是，我让她失望了。我坐在那儿，努力忍住不去看手表，而她只回忆不好的往事。我说：“和我说说你带约翰尼去汉普斯特西斯公园，发现了黑莓，拿它们做了馅饼的事吧？”但是她叹着气，坐在那里，苍老的手指上下摩挲着自己（肮脏）的裙子。然后她和我讲……她姐姐波莉，有七个孩子，每次坐月子都喊莫迪去照顾她。莫迪每次都很高兴，甚至会放弃当时的工作，去姐姐家，照料一切，一忙就是几周，而且不止一次是连续照顾了好几个月。然后，莫迪说，每次都一样，姐姐忌妒起来，因为莫迪爱那些孩子们，他们也爱她。她寻一个理由：你教唆我的孩子和我对着干，你想要勾引我丈夫。这可能吗，莫迪说，那个讨厌的吝啬鬼，我给你们做牛做马，他还嫌我吃了你们的。要是我拿了一小块肉到盘子里，他就会说，莫迪大驾光临，我们周日得多买一点牛肉。而与此同时，我一天给他们干十八个小时的活。在前后两个宝宝出世之间的间隔期里，莫迪得不到姐姐的任何音信，不过莫迪不担心：总是会又有一个宝宝的，这点我知道，因为他终归得做他不能不做的那件事的。现在莫迪经常谈论性的问题，看得出来，那在她生活中曾很重大又很糟糕，而这件事她从来没弄明白过，也从没摆脱过它的折磨。她说她的丈夫，当初还把她当女王待的时候，也还是会像只老虎一样扑到她身上，就像野兽一样。她说她不明白，一分钟前还情意绵绵，下一分钟他们的爪子就扎了上来。她的丈夫找了一个又一个女人，这一辈子都梗在她心里：为什么？莫迪只和一个男人睡过，她那个糟糕的丈夫。她知道世上有女人喜欢这个，说这话的时候她看着我，神情有些拘谨和羞怯，担心若是我知道她好奇我是不是“那样的”，我也许会觉得被冒犯了。但是，她有过其他经历。有几年，楼上有一个和她做了朋友的女人，这个女人“喜欢这个”。她以前会和莫迪谈，说她一整天都在等夜晚到来，因为夜深时另一段人生就开始了，那才是她真正的人生。莫迪告诉我：“她告诉我他们完事以后，她得睡在他背后，这样她就可以握着他的玩意儿。那个玩意儿……”莫迪提高声音，恶心、诧异、难以置信，几乎都要哭出来，“是的，那是因为尊重，她告诉我。”莫迪坐在那里，惊愕不已，这个问题困扰了她三四十年。突然：“我才不会那样满足他们呢，那是他们用来打你的棒子！”听到这话我笑出声来（我其实一点都不自在，心里在想自己的情况，因为她的话差不多算是个总结吧，至于我们美好的性生活，我和弗雷迪，那不相干）。她说：“我一直在看你的表情呢，看得出来你不这么想。但是我也没有办法。而现在报纸上、杂志上、电视上，成天到晚的性、性、性，我有的时候想，是我疯了，还是他们疯了？”我笑了又笑。她也笑。但那是一种狂乱、不舒服的笑，和她那种我喜欢听的女孩的笑截然不同。莫迪直到今天还管她那差劲的丈夫叫“我男人”，能使得她如此的——？——力量真是巨大。半个世纪里，她见过他的次数也就半打。有一天，有人敲门，门外站着她的丈夫。但这个年轻人说：“妈妈？我是你的儿子约翰尼。”“哦，那就进来吧。”她说，“是这样的，我把这事儿抛到脑后了。在这之前我成天焦虑烦躁，病态得很。有一次到了非去看病不可的地步，医生对我说，福勒太太，你要么找到你的孩子，要么把他忘了，不然不行啊。我怎么找得到他？他搞不好在天涯海角，在美国，在非洲的廷巴克图！慢慢地，我的确把他忘了。而他现在就站在

到身边了，她会怎么样？哭着喊着求饶吧。呵呵，肯定是这样！于是，劝降通知书送出，郭药师等人边打边等。之后，他们等来了一个大麻烦，萧干突然出现，这人居然带着三千人火速杀回了幽州城里，和怨军打起了巷战！这就是萧太后的反应，她接到恐吓信不仅没吓倒，反而派人向良乡方位的萧干求援。这是个有种的女人，哪怕刀快砍到了脖子上，都选择硬挺。查一下辽国的历史，是凡叫萧太后的，从来都是强人。当然，除了耶律洪基的老婆……回到幽州城里，萧干突然回援，打乱了怨军的阵脚。萧干的部下们眼睛都红了，这里是他们的家，怨军也好，汉人也好，都是些杀人放火的东西，现在抢进他们的家里来了！按平时的战斗力来衡量，他们远远不是怨军的对手，何况怨军里还有杨可世等万人敌，同时人数比怨军少了一倍。可这时情急拼命，怨军居然被他们打得节节后退，从城中心赶向了迎春门来路。郭药师等人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但同时暗暗心喜。萧干回来得好，从大局上看，这是辽国人真正的败招，只要他们能再挺一会儿，宋军就将掌控全局。萧干在良乡以一万人对抗十万西军，本就力不能支，现在为了应付怨军偷袭，抽调三千人回援，良乡方面的力量立即薄弱。刘延庆指挥全军强攻，很可能一击即破。幽州城里，萧干看似占尽上风，实际上只是他突如其来，打得怨军不知所措罢了。按原计划，很快刘光世就将率领生力军来接应，那时里应外合，萧干必将与幽州城一同陷落。之后，整个燕云地区动荡，其余十三州望风而降……千秋伟业，至此大定。在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十月间，宋、辽两国的命运掌握在刘氏父子的手里，他们的意愿将决定历史的走向。他们只需要按计划行动，哪怕刘延庆按兵不动，只要刘光世能率军接应，那么一切就将水到渠成。命运就在前面不远处的拐角处等着宋朝，光明、荣耀、失去近两百年的民族守护城墙，都在触手可及的地方等着，只需要刘光世出现。但是，在刘光世的一生中，他最不喜欢做的就是出现，他的习惯动作是消失。幽州城不是他第一次玩消失的地方，公元1122年也不是他第一次掌握全民族命运的时刻，鬼知道为什么他这样的人，总会掌握到那么重要的东西，但他就掌握到了。接着就放弃了……那一天，刘光世没有出现在幽州城里，他和那些约定好的生力军都不知去向。怨军陷在了幽州城里，他们名义上的敌人是三千名辽军，比他们少了一半还多，可你能相信像幽州这样大的历史名城，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会全城沉默，任凭几千个敌人随意杀戮吗？满城都是敌人，怨军节节败退，到后来他们发现自己被困在了城里，前面是敌人，后面是城门，只不过城门被关上了，重兵把守，他们抢过去攻了好几次根本打不下来。怎么办，他们只好打起了城墙的主意。他们用绳子系在城头上，一个个顺了下来。勉强活着逃出城的，只剩下了几百个人，而且都没了马。他们徒步逃生，从小路回到了大营。偷袭失败了，士卒不算，连大将高世宣都死在了幽州城里。但这并不是末日，经此一役，宋军只是没占着便宜，对比辽国，萧干军队死的人也不少，他们来回奔波，已成疲军，而刘延庆的大营始终平稳，无论是战力还是物资，都保持着绝对的优势。这一点，刘延庆自己知道，所以他敢挺在良乡附近等消息；萧干也知道，这让他很绝望，他是很能打，但是满打满算只有不到一万兵力，总是以一敌十，敌二十，次数多了也会死人的。但是他必须得赢……绝望中，他冷静了下来，仔细回想，他找到了宋军的破绽。接战两次了，宋军本来大胜的机会，为什么会输？问题都出在主将的身上，第一次是童贯猪油蒙了心，不该退一定要退，不能打一定要打，等于是他玩死了西军；第二次，纯粹是刘氏父子的无厘头表演秀，刘爸爸行军像旅游，大平原上被偷袭，刘儿子玩失踪，眼睁睁地看着大好机会失去。很好，萧干有了个非常荒诞、近于无聊的计划。为了实施这个计划，他再一次冒险，带着人出了幽州城。这等于把幽州的城防又扔了。他悄悄地绕过了宋军大营，出现在宋、辽两国之间的交通要道上。之后就是等，这么点兵力一直等在广阔无边的大平原上，直到等到宋军的运粮队出现。这期间他很幸运，没人发现他们，很显然刘延庆把巡逻队都关在了大营里，全体关门睡大头觉。在这种危险地段，萧干带人冲了出来，把宋军的运粮队给劫了，临走时很不小心地透露了一个军情——辽军集结了三倍于宋军的军队，已经在良乡周边形成了包围圈，只等晚上举火为号，就一起围攻，把宋军全歼。这个军情迅速地传到了刘延庆的耳朵里，刘延庆第一时间震惊了。天哪，狡猾的辽国人，万恶的辽国人，居然不声不响地给他挖了这样大的坑！今天晚上就围攻吗？那么危机迫在眉睫了吗？怎么办……他绕着圈子想办法，直到夜幕降临也没想出什么。其实多简单，简单得接近无聊，非常的荒诞，辽国只剩下燕云十四州了，连主城幽州都被攻进，萧干只能抽调三千人亲自回援拼命，哪儿还能再变出来三十万辽军？如果能这样，还会坐视宋军入境吗？早就在白沟那儿隔河阻击了。这些刘延庆想不到，他完全被自身的安危给吓着了，粮道被断，军情突然，一连串的突发事件让他慌了，当这一天晚上，夜幕下突然间火光四起时，他真的像是听到四面八方响起了辽国骑兵冲锋时的马蹄声。撤退，立即撤退！刘延庆以最严厉的军令下达了撤退的命令，令全军不顾一切、扔掉一切地火速逃跑，来不及带的各种战略战备物资，全部就地烧毁。这一夜火光冲天，其中绝大部分是宋朝人自己点的。这片大火里烧的绝不仅仅是些帐篷、器械之类的东西，而是宋朝自熙宁变法以来积累的所有家底。其中最重要的是军粮。“……自熙、丰以来，所蓄军食尽矣。”——《三朝北盟会编》刘延庆管不了这些，在他心里，自家的性命才是最重要的。他没命地跑，驱赶着士兵们和他一起跑，跑了一夜之后终于到了白沟。到这里，他松了一口气，看来危险终于逃过去了，前面就是国境线，过河就会安全。但是就在这一刻，他发现了更大的危险。辽军杀到了。他昨晚并没有幻听，火光骤起时真的有马蹄声响起，萧干真的率军冲向了他们。只是由于实力悬殊，萧干没有直接动手，他一直尾随在宋军的背后，直到宋军跑了一夜心力交疲时才发动攻击。这时前有白沟界河，后来辽军铁骑，十万宋军一夜奔逃，局势恶劣得无以复加。之后的事儿还用说吗，宋军扔下了足够多的尸体，才渡过白沟，回到了宋境。第二次北伐结束。这一次宋军败到了惨不忍睹的地步，不要再说什么士气了、荣耀了之类的事，每一个士兵都郁闷到要死。纵观全局，他们根本不是辽国人打败的，是被辽国人吓败的！老子不是吓大的，是被吓死的！这样的屈辱，完全是上层彻底腐烂的恶果。西军纵然勇武又怎样，全军都是万人敌又怎样，只要有童贯、刘延庆、刘光世这样的大领导在，他们都得败，都得死，都得屈辱。这一战过后，物资没有了，军力丧失了，士气都泄了，这还只是自身的损失。看外面，辽国人、女真人都擦亮了眼睛看到了一个事实，堂堂宋朝，如此庞然巨物，居然只是银样镴枪头，是个纸老虎。哈哈，早知如此，当初就该调整政策，肥肉就要有肥肉的待遇。尤其是女真人，他们再不把宋朝当成战略伙伴了。以上仍然只是损失的一部分。北伐燕云更大恶果要在两个月之后，以及两年半之后才真正显露出来，那时的宋朝才会自食其果，欲哭无泪。第十七章如此复燕云两个月之后，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十二月，完颜阿骨打亲征燕云。金军终于杀过来了，这是每个人都知道必将发生的事，可当它真的发生时，仍然让人发抖。准确地说，是辽人吓得发抖，宋人气得发抖。恨啊，当初为了占便宜，抢先发动攻击，本想着一触即溃，把燕云抢到手，从此有了北方防线。谁知徒劳无功，损兵折将。最要命的是，两次大战也把辽军搞得元气大伤，这时金军杀过来，简直是标准的下山摘桃子。前思后想，宋朝是个多么好的裁缝啊，给金国做了嫁衣裳。后悔是没用的，恐惧也是没用的，时间走到了这一刻，宋朝人只能站在边境线上眼睁睁地看着，而辽国人很痛快，萧德妃的坚定不见了，萧干的神勇没有了，前途无限远大光明的耶律大石也消失了，整个辽国嫡系集团意见空前统一。逃跑。完颜阿骨打离着燕京城还有好远的路，辽人就开始了大逃亡。他们离开幽州，从古北口逃离燕云地界，一路向西，去寻找逃得更远更彻底的天祚帝耶律延禧。金军的燕云之役，几乎没动刀兵，是直接骑马进的城。进城之后，全体金军的头都晕了……太幸福了，这就是传说中的完美之城吗？他们看到的是前所未见的繁华，哪怕此前他们占领了辽国五京中的四京，也没见过这样的世界。燕云十六州是特殊的，它有辽人的特色，更多的是宋朝的色彩。它是当时辽国的最南端，是最接近宋朝文明程度的区域，无论是物质还是风采，都几乎与宋朝同步。不走了。哪儿也不去了，以完颜阿骨打为首，女真人沉醉在燕云十六州的桨声灯影里，每天逛逛街、杀个把人、抢些花姑娘、做做抄家游戏，日子过得非常充实。当然，心情舒畅中，他们也做了两件正经事。第一，派人向西追辽国人。这件事必须要办，但不必急了，辽国人已经彻底玩不出花样，是实际上的亡国之人，就差灭种。第二，比较麻烦，但充满了乐趣和幻想。女真人把眼睛投向了南方。在贫困中幻想着富贵是种折磨，在富贵中向往更大的富贵则是种享受。而当向往可以像幻想一样无限升级，升到哪一步都能变成现实的话，当事人会有怎样的感受呢？问女真人吧！从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的年尾，到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四月十七日之间，女真人的生活可以归纳成四个字——心想事成。无论他们想到什么，想要什么，都会得到。这是多么神奇，这是怎样的快乐。事情要从阿骨打逼近幽州城说起。军队在行动，使者们更忙碌，赵良嗣跑前跑后，他的任务太重大了，要在宋军败了的前提下保证金军履行合同。这太难了，之前说好了的，是两军夹击共同出力，金军才让出燕云的部分地区，现在金军单方面搞定，有充足的理由大把的机会不认账。果然，金国人再没了好脸色，他们的使臣叫蒲家奴，一见面就把赵良嗣骂了个狗血淋头，而赵良嗣只能听着，人家说得条条在理。比如两国约好了进攻，宋朝白白让金国等了半年；金国使者到了开封，什么事也不谈，晾在一边耗时间；比如宋朝突然出兵，想钻空子占便宜等等，现在打输了才想起盟友，你们把金国当傻子耍吗？千言万语汇成了一句话——拿钱来！除了当初说好的只给南朝六州二十四县，每年照旧收整个十六州的岁币之外，这六州二十四县里只给宋朝汉人的财产，其他的奚、契丹、渤海等族的人口财产全部归女真人。这太苛刻太模糊了，只要在执行中稍微黑心点，就能把那些州县里的人口财产全搬光。但人在矮檐下，宋军败得太狼狈了，赵良嗣无话可说，只能同意。这只是第一阶段。金军进入燕云之后，幻想开始升级，第一次，他们不满足于岁币了，要租税。租税，也就是税收，一个国家的根本所在。土地之所以可贵，就在于它能够住人，能够产生税赋，如果连这个也要舍弃的话，土地还有什么意义呢？对此，金国人给出的理由是，燕云是我们打下来的，是我们的财产，所以税赋都是我们的。现在连土地带租税都给你们，实在亏大了。要是单给租税都不同意，你们马上走人，燕云的事再也不要谈了。赵佶很紧张，燕云一定要得到……好吧，同意给租税。本以为这样金国人就满意了，没想到金国的使者临走前像是突然想起来似的，又加了一句话。——南朝陛下，燕云是我们在去年年底打下来的，所以岁币嘛，应该从去年开始算。年底……是不是徽宗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午夜十一点五十九秒之前攻占的燕云呢？时间差打到了这地步，真让人怀疑这是一个怎样的铁算盘种族。这还是七八年前纯朴的北方原始土著居民吗？看来大规模的抢劫生活真的很锻炼人！当年，这位使者只是随口一说，四十万两白花花的银子立即到手。宋朝的皇帝居然一点折没打，要一年就给一年，一点没含糊。金国人带着意外的兴奋回去了，把这个情况上报给阿骨打，于是三个月之后的交割现场变了味道。金国人先是挑剔宋朝的国书写得不正规，里边有好多字看不懂。宋朝人郁闷，这是当代伟大的书法家赵佶亲笔写的，你们这帮刚认字的土匪看不懂，难道是书法家的错吗？可是根本说不清，宋朝的使者来回换了四次国书，才算过关。这只是开始。金国人又说，辽国是女真人的死敌，燕云地区有很多辽人逃到了宋朝境内，比如赵温讯、李处能这样的大臣。在交割前一定要把他们交出来。死敌……好吧。宋朝交了，却没想到赵温讯刚进金营，完颜宗瀚亲自出现，奉为上宾，给了好大的官职。还没完。金国人换上了一张笑脸，说辽国的天祚帝、萧干、耶律大石等人还没抓到，这时归还燕云，实在是给宋人留下了隐患。这样吧，金国替你们抓，可是粮草有问题。二十万石。宋朝也答应了。粮食运到，金国人再提新条件，说辽国的怨军郭药师部八千人在宋朝，这也是死敌，一定要交出来。这一次宋朝不干了，这是难得的战斗力，说什么也不能给。两方一顿协商，最后宋朝以幽州城辖区内一百五十贯以上家产的共三万余户人家为代价，“买”下了怨军。时间接近四月，交割终于到了最后阶段。宋朝人到了幽州城下，望着丢失两百多年的故土根本来不及感慨，一个个没完没了的幺蛾子迎面而来。第一，之前谈好的租税落实了数额，每年一百万两白银。这和每年的岁币不发生关系，于是宋朝得回燕云区域的六州二十四县之后，每年要交给金国一百四十万两白银。多吗？还有下文。金国人提出，这每年一百万两的租税不能用钱来交割，要用实物。这一条才是狠的，才是内行话。宋朝听到这个条件之后，第一反应就是辽国人在捣鬼。只有他们这些和宋朝打了百十来年交道的人才知道这里边的学问。如果每年只给钱，那么生产力落后的金国拿着硬邦邦冷冰冰的金属钱币一点用都没有。钱对老百姓有意义，对一个国家来说没意义，只有物资才是根本。于是，他们只能拿着宋朝给的钱，和宋朝做生意。这也是之前宋、辽两国的边贸合作方式，宋朝每年交出去的岁币，都能通过榷场赚回来。现在金国不要钱，要物资，这从根本上断绝了宋朝的侥幸，想想每年价值一百万两白银的窟窿，这得用什么才能去填平？！狠、毒。但是不答应吗，那么之前的让步努力难道全白费了不成？想了想，宋朝也答应了，但是有个条件，要西京。对此，金国人也挺大方，现将原话照搬一下：“皇帝言宋皇大度，我增百万，一言不辞，今求西说，何辞以拒？然其民却待迁去。”只给空城，不给居民。赵良嗣一听就火了，他问：“只给空城，我们要来干什么？”金国人狡黠一笑，说：“其实很简单，俺们皇帝只是想让你们再出点血，犒赏三军而已。”简直是赤裸裸的敲诈。但事实如此，只能伸头等刀。为了西京，宋朝又一次性地给了二十万两。这些都做完后，金国人沉默了，他们绞尽了脑汁，想了再想，也再想不出还有什么理由再拖再敲诈。于是，金国人收兵走人给宋朝让地方。这时，据金军进占燕云已经过了近半年之久，以幽州城为例，已经面目全非。能杀的全杀了，能抢的全抢了，能烧的也都当篝火在某些快乐的夜晚烧光了……就是这样，金军在临行前还掳掠“中原士大夫之家妹姬、丽色、光美、娟秀凡二三千人北归其国。酣歌宴乐，唯知声色之娱”。公元1123年四月十七日，童贯、蔡攸率领宋

你们家入股的？看来都得求着你们家是吧？刘：……可能也有这么点关系。他就仗着他们认识的买卖人，能做买卖的。你不了解他们那些清朝的大官僚，内务府的旗人。据我的观察，他们什么也不会干。就只是知道吃，喝，玩，没有别的。周总理讲得对，千万不要学八旗子弟。但是现在比较起来，这是我的观点啊，这八旗子弟没能耐，没本事，到现在还能有口饭吃，他毕竟都有文化。他都念过书，就仗着能写几个字能画几笔，就那也比现在的高干子弟强，实在不行不就变成画家了么，到时候卖字也能挣钱，他不就指着这吃饭了嘛。定：增家和那家的关系怎么样？刘：当然是在一个皇帝的统治之下，都是皇帝的臣子。要说和，全和，但究竟是面和还是心和？也都是互相利用。增家和那桐家也不是特别过密。我见着庆王府的人，说那家呀，比庆王府还阔哪。见着那家的人，又说我们哪儿比得了庆王府啊。你想就这样关系。两个姑太太一个姑奶奶，三个女儿都嫁给庆王府了，这种关系他还那么说。总而言之，那家跟增家这两家为什么这么有名啊？因为他们败落得晚，太长了。北池子袁家，那名气可太大了，比那家、增家的名气还大，为什么有人不知道呢？比他们完得早啊，当然最后还是“文化大革命”才完的，可是已经名气就不行了。谁都知道金鱼胡同那家，也是沾了金鱼胡同的光，谁不知道和平宾馆那儿是他们家呀。其实那桐官不是最大的，可就是因为他确实底儿太厚了，换句话说就是搂的民财太多了。庆王府为什么说那家比我们还阔呢。那家最后败落是到“文革”。定：您说这王府，跟增崇家、那家，还不是一回事儿吧？他们的区别是什么？刘：他们的区别啊，也是派别。毛泽东有话，“党内有党，党外有派”，一样。定：您毛选还学得不错。刘：一样。甭管什么时期都是，内务府内部的斗争相当激烈。定：你家什么时候去的天津，是北京政变以后吗？刘：那倒不是，因为我们解放前在天津有一个别墅，我父亲在那儿养老以后，把所有的财权和掌家全都交给我大哥，让他管理北京的家，就带着我到天津住了，我在天津住了7年，一直住到我父亲死在天津。注304我父亲在天津养老，跟铁良离得近，他们也串门，一块儿打牌呀，聊天呀，老是这几个人。满清完了以后，这些个清朝的遗老遗少，都在天津的租界里边，保险哪，都在天津呢。住在天津这七年期间，我经常去的是铁良家，铁良的大儿子穆伯实是我的开蒙老师，那时候我正好还不认字呢，字号，一包一包的一百张，这边有画，那边有字，人之初，性本善，是他教我的。定：还有谁家？刘：还有的就都提不上喽，我说得上来的也都没落了。

3.我们家全变成旗派了

刘：我不是旗人，我是汉族。定：您不是说您在旗人里头有好多亲戚关系吗？刘：过去这个社会，像我们这个年岁呀，最有意思的是，最讲究门当户对，门当户对的结果全都是什么姻亲呀，联姻哪。老在那个堆儿里头，有的还是骨肉还家，这个姓又回去了，他就不愿意找外边的人，几代一下来，可不全是亲戚？我大哥活到82岁死的，我跟我大哥相差30岁。梁夫人那是嫡母，不是我的生母，是我大哥的母亲，哎呀这梁家了不起，可以说是北京六里屯最大的地主，地也多也有钱也开买卖，六里屯在朝阳区。他们家不是旗人。我是属于庶出。我的母亲姓郭，是我父亲的一个侧室，二太太，这叫庶母，所以我小啊。过去老家庭嫡庶的关系可太大了。我描写我母亲呢，她得侍候我大哥的母亲，这是她的本分，侍候我父亲更是天经地义了。反正比使唤丫头强一些，她有个名分就是了，在下人面前她还是主人。但是她在主人里头，在主人与下人之间。同时，她并不是净侍候这老二位，包括我四个姐姐，都得她侍候，还都专有奶妈看妈，都有下人。她还不如我大嫂，我大嫂是长门长媳，她是执掌家政的。(我母亲)只是不侍候晚辈，比如我大嫂生的我这个侄子侄女，那她不管，到她生日他们照样得给她拜寿给她磕头。但是到她自己本人生日，给老爷太太都得磕头。这就是旗人的规矩。我们就哥儿俩。我大哥是老大，我是老五，我是最小的，还有五个姐姐，死了一个，就剩四个姐姐了。我姐姐现在都没有了。我这辈现在我是最大的了。满汉许可结亲以后，我四个姐姐有两个都嫁的是旗人。还有我的侄女，我的大哥的二女儿，是嫁给庆王府载振的儿子。所以说我的二侄女是庆亲王载振的小儿媳妇。郭松义：你们刘家同满族结亲是在民国以前还是以后？刘：民国以后。你像我二侄女跟我同岁。去年我这二侄女，就是庆王府载振的小儿媳妇八十整寿，我去了，带着我的老大，和这个姑爷，碰上庆王府的好多人，都去给这四太太做生日去了。定：去年(即2000年)？刘：去年啊。定：去年这些人还这么活跃哪？刘：那！都去了。金莉珊注305的儿子给办的。载振的弟弟叫载伦，伦五爷早就死了，伦五爷的夫人还活着呢，也是天下绝色的美女，也八十多了。满汉能通婚是由宣统出宫才开始。没有明文，皇帝一逊位……注306我大姐是没出阁就死了，二姐给的是一个姓王的，不是旗人，搞金钱业的，是我祖父的同伙吧，他们合资开过买卖。我二姐出阁的时候他们已经败落了。三姐给的是汉军旗，金店李家，他是开金店的。定：金店李家也挺有名的是吧？刘：也是比较，在北京提起来跟我们家差不多。现在我那外甥是他家唯一的一个啦，在台北，我们四十多年没见了。他现在每年回来一次，他七十八，比我大，我还得陪着他玩去。他们一直就是汉族，满清不是完了么，好多满族都改汉族了。现在爱新觉罗一吃香，把汉族又改了满族了，改了满族还不同意，能改爱新觉罗又改爱新觉罗。所以我最佩服启功，启功完全是凭人家是书法家，谁知道启功是皇室呀，是爱新觉罗呀。他就凭本事。我四姐给了同仁堂乐家。给了他(乐曙青)五大爷。他父亲行六。我的四姐是他(乐曙青)的大妈。我四姐夫叫笃周，乐笃周。他们也不是旗人。最后我的五姐。我五姐给的是真正在旗的。北京有名的金王家。北京有三王，金王银王老醯儿王，这个你要究根，我讲不出来。金王是给皇上看金库的，他们这个金厂子，好家伙36亩地，我这个五姐夫在奉先殿当差，内务府的，注307他们一直住在东不压桥那个福祥寺，注308那是他的铺面。王府井饭店知道吗，首都剧场对过儿？这是金王家最大的棺材铺，叫元顺木厂，七间门脸儿。注309当初不知道怎么来的，房子并不多，它就为的是放木料啊。解放以后改成汽车修理。乐曙青(以下简称乐)：他们管他外号叫金大头，这主儿脑袋大。刘：老醯儿王是山西人，在北京有几十家银号。山西人什么买卖他都能开，山西人最能理财，到现在也是这样，有钱哪。那是在我们家晚期了，北京银号都是山西人来的。定：可是没你们家大？刘：对对对对。我五姐比我大十几岁，解放以后七几年死的，活到快八十岁了。现在只有她儿媳妇还活着。我也是满汉联姻。我爱人也是旗人，伊尔根觉罗氏，老姓姓赵。当时也是黄带子，皇室的，有战功，进关的时候，八个铁帽子王之一。北京鼎鼎大名的仓赵家，没有人不知道的。注310为什么叫仓赵家呢，他们虽然属于铁帽子王了，但是革过带子，后来又恢复了他的官，但是不承认他是铁帽子王了，没有世袭罔替了，所以就给找个差事，是管皇上的粮仓，也是内务府，结果就叫出名了，叫仓赵家。到我结婚的时候已经民国了，到民国北京的粮店差不多都是他们的，公字号粮店，北京是公和昌，公和通，公和经，全是他们的，不算外县，内城里头十八家。我结婚的真正的媒人是我五姐，就是金王家，因为金王家跟他们都是内务府的。还得说这跟满洲的结亲，我还是借了满洲人的光。所以像我结婚哪，一直到我侄子，娶的都是旗人，我们家里干脆全变成旗派了。定：您哥哥是几个孩子？刘：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大女儿死得早。二儿媳妇是奚啸伯的侄女。奚啸伯又是个北京旗人，是满洲人，下海(唱戏)了。我们家跟那桐家有亲戚关系是属于下一代了，是我侄女嫁了庆王府的关系。可是我们跟那桐的关系不是因为这个，起先我们就跟那家有来往。那家一直跟庆王府是换婚，是不解之缘，一直解不开，庆王府是专门娶那家的女儿。由姑姑带侄女，全过去。定：他们家两个女儿都嫁给庆王府的儿子。刘：岂止两个，是老辈儿的两个姑太太。一个给的是载振的大儿子，叫溥钟，他们是溥字辈儿的嘛。第二个是溥锐，二儿子，娶的也是那家的姑太太，这是姐儿俩嫁哥儿俩。这个老四叫溥铨，可不是现在北京这个溥佺，这是立人儿，他们是金字边。现在也没人了，前年故去的，是我的侄女婿，亲侄女婿。现在还挺好，在天津的那个，有时候笔会的时候还过来呢，恭王府那儿。这是一个，他的侄女，那家小一辈的老大，又嫁给钟大爷的儿子，姑做婆。这个人还在，并且我们还见得着。她叫金莉珊。增家跟那家也是亲戚，那桐的女儿给的秦老胡同增家，是增崇的儿媳妇，他们结的亲。到解放后也是藕断丝连，增鹤峯(察奎垣)的媳妇，是那家的二姑娘，那桐的二孙女儿，也七十多了。定：岳效鹏跟张寿崇家什么关系？乐：张寿崇的弟妹，是岳效鹏的女儿，叫岳维珍，我叫她岳大姐。不是我们的乐，是山岳的岳，岳效鹏是岳潜斋的儿子，唯一的儿子，岳潜斋是盐业银行的总经理，岳效鹏是张寿崇弟弟的岳父。注311岳家就在金鱼胡同后头，差不多半条胡同都是他的房子。定：原来金鱼胡同是不是也差不多都是那桐家的房子？乐：应该是从西口到东口都是他的房子。刘：特别解不开的原因就是，他特别讲究门当户对，尤其他们王府。王府的规矩太大呀，一般的家庭不可能，礼节他都不懂，他也不适合。至于儿女联亲的原因，还是为了自己。自己的女儿也好儿子也好，不愿招个不知根不知底儿的儿媳妇，或者嫁出去给一个不知根不知底的女婿。他还是为他的地位。这些子女也都是牺牲品。我这侄女为什么一来就哭，也是哭了半辈子，她就认为是为了结交庆王府，为了扩大你们自己的势力，就把我给了庆王府，当然一说跟庆王府结亲别人都认为了不起呀。注312定：她过得并不愉快？刘：那当然是呀，王府的规矩跟皇宫里差不多。原来我那侄女不能随便回娘家，王爷还活着哪，王爷不发话你能随便回娘家么，就是整个儿圈到深宫院不能自由哇。虽然是吃喝不愁，使奴唤婢，但她心情不一样。都是封建制度的牺牲品。到解放以后就好多了，到时候随便回娘家，说走就走了。庆亲王最小的一个亲孙女，现在就在北京，住在丽泽桥那儿，她管我侄女叫四婶，我都比她长两辈儿。她嫁给了钟寿民。钟家也是旗人，也是我们的老亲，书法家。字写得不错。我们还有来往。定：那你们家那时候是不是也跟他们一样，都学了一套满族的规矩？刘：唉，对，我们家基本上就是半汉半满。一般的办事完全是按着清朝的规矩。穿衣服也差不多。所有认识的这些人，到这儿来行人情的也好，都是满人多。满人得占百分之七十，除了这些我们买卖的同人是汉人多，做买卖的、朋友，汉人有，亲戚里边全是旗人。定：那你们家汉族的规矩还留的有什么呀？刘：……唉，现在还真说不上来了。我们就等于完全按旗礼了，因为我们跟旗人的关系太多了。每天反正老接触这个旗人，到我们这儿来的也是旗人。还是围绕着刚才我说的，我们圈里这些人是盘根错节，关系网，这网你撞不破，这么多代都撞不破，一直到现在，虽然社会变更，制度也变更了，但还是盘根错节，观念也改不了。我们盘根错节的原因就是这一个原因。所以现在我看电视剧，尤其是爱新觉罗的电视剧，个个我瞧着不顺眼，没有一个真像的，有好多明显就不对。导演权力最大了，导演是外行，他不听你的，你看现在一来就大喊“喳”，没有，宫里没有说“喳”的，都是zhe，那么答应。我们都亲耳(听)到过的，还不能太大声儿。另外两把头梳得不对，旗装嘛，好多讲究，比如说老有这么一个围巾，这一个条儿，这掖过来，这一个人寿字，有的是燕字虎，都有讲究，只有慈禧太后能够有万寿字儿，你宫女不能戴这个，包括建筑，房脊，都有讲究，不够品级不能用那种脊。对于这个，我去旗人家里太多我都懂得，御史他真参哪，不符合你的品级你不能用。定：你们家就不回宁波那边去了？刘：我就没回过老家。定：您一口北京话了。刘：地地道道的北京话。什锦花园——北洋军阀吴佩孚住过的明成国公适景园旧址(定宜庄摄于2006年)

4.乐家跟我们不对派儿注313

刘：我们跟乐家的关系就是我四姐的关系。我们住在马大人胡同，他们住在什锦花园，前后胡同，中间由扁担胡同穿起来。他们乐府上的人，我经过三代，都是少白头，我姐夫也是少白头。乐：笃周(刘的四姐夫)他是留法的，洋派，他从法国回来以后跟您(指刘)的四姐结婚。结婚完了以后他就到祁州去买药，祁州药市。结婚就三个月，一百天，我大妈(指刘的四姐)就故去了。得什么病我也不知道。刘：为什么跟乐家结亲，这个他(指乐曙青)都不知道。这得讲我们家里的事儿。我四姐比我五姐大两岁，我五姐是最小的，她不是给了金王家么，这金王家原先要的是我四姐，就是他(指乐)的大妈。为什么后来要了我五姐呢，金王家这个老头相亲的时候，看中了我这个五姐了，看中这个妹妹了，因为我四姐有一个龅牙，这嘴唇上头有点鼓，有一个牙长到上边了，就看不中。这么样就跟媒人说，我瞧这妹妹好，不要姐姐，这媒人就为难了，就说哪儿有妹妹先出阁，不好跟我父亲说呀。老头非说，你要是能够说，我就娶他这个妹妹，结果没辙，金王家又有钱又有势。介绍人我估计也是在北京挺有名的，跟我父亲一提，说我跟金老说了，瞧中了您这五姑娘了，您这四姑娘他说有个龅牙。我父亲说那不行，哪儿有先把妹妹嫁出去的，北京这封建家庭就这样吧，姐姐得先走，不能让妹妹先出阁。第一次不同意。这金老头不干，跟媒人说你非得把这事给我办了，我非要他那个小五不可。这样媒人没办法，媒人当然也是有点关系吧，有点压力吧，就磨烦我们这个老头儿，就是我父亲，说您真要答应哪，四姑娘包在我身上，我给您找一个比这金王家还得有名的，他全包上了。弄得我们老头没辙，勉勉强强答应了，很勉强这门亲事。为什么我写这东西不能往出拿呢，有好多后人还在，我怕引起麻烦，实际我讲的啊都是事实。最后妹妹先出阁，可是姐姐心里很不高兴，虽然那时候是封建婚姻，也没见面，但是都知道。她由小时候就喜欢在旗的，就愿意跟王府啊，内务府的这些旗人打交道，愿意梳两把头啊，请大安哪，她就喜欢这个，所以她眼瞧着妹妹坐花轿走了，就不高兴。妹妹走了没有一年，果然媒人真做到了，说我给您这四姑娘找的比金王家还出名，是同仁堂乐家，同仁堂乐家跟您刘家比起来，名望不小吧，完全是门当户对，您还有什么说的，您给不给吧？我父亲当然挺高兴，但是就有一个顾虑，乐家跟我们不对派儿。我们结交的全是内务府的、清朝的这些官僚和旧家庭。乐家那时候比较新，他(指乐曙青)五大爷那时候留法。(对乐)包括你那个二大妈注314，你那二大妈还跟我跳过舞呢。最后是一条命啊，把我这四姐命要了。她一听说给乐家，她也有耳闻，说乐家跟咱们不对派儿。据说我父亲一跟她说她就不乐意，那天起就哭，一直哭到

司法制度，直接管理到中国从事贸易的英国人；假如中国政府不能满足此项要求，希望中国政府切实改革“十三行”制度，消除弊端，增加透明度。第三，要求中国政府同意互派外交使节，驻扎彼此首都。当然，马戛尔尼使团也为中国皇帝准备了丰厚的礼物。经过九个月的海上旅行，1793年6月20日清晨六点，马戛尔尼使团四艘轮船浩浩荡荡抵达澳门外海停泊，随行副使斯当东勋爵迅即奉命登岸与东印度公司专员接洽。两天后，斯当东回到船上，向马戛尔尼报告在澳门所获情报，知道中国政府得知马戛尔尼使团将来消息后，文武官员均表满意，乾隆帝以为“己身克享遐龄，以古稀天子之身，至政幕将闭之候，而犹得一远国如英吉利者，使臣万里东来，共敦睦谊，则其毕生之威名荣誉，至是而益增”。乾隆帝通令各海口留心探听，凡有英使船只经过处，给予必要方便、帮助和礼遇。斯当东打探来的情报是不准确的。清政府确实早就知道英国政府将派员前来中国，但他们对英国政府的用意几乎作了顽强相反的猜测。这也是马戛尔尼使团失败的根本原因。中国政府确实在几个月之前就通过洋商知道英使将来，但中国人没有弄明白英使来华使命。根据过往经验，中国人以为英使来华，就像诸番邦朝贡一样，因而乾隆帝指示沿海各口给予必要协助，“即将该贡使及贡物等项派委妥员迅速护送进京，毋得稍有迟误”。乾隆帝关怀所在还是朝贡及贡物，这注定马戛尔尼使命无法达成。另一方面，清政府对想象中“新附”番邦心怀戒惧。乾隆帝历次指示不断提醒沿海各省督抚加强戒备，当英使贡船进口时，先期派委大员，多带员弁兵丁，列营站队，“务必旗帜鲜明，甲杖精粹，同时要不动声色，密加查察防范，以肃观瞻而昭体制”。这显然是“天朝上国”心态的自然流露，无形中为马戛尔尼使团完成任务设置了障碍。中国的期待与马戛尔尼的使命相差太远，但是这个时候，中英双方并不真切知道对方底牌，尤其是中方根本不知道英国人此行主要任务在通商，在建交。这两件大事，对于中方，对乾隆大帝来说，闻所未闻。马戛尔尼使团在澳门逗留了几天之后起程驰往浙江舟山，稍事休整继续北上，7月25日抵达天津大沽口外抛锚停泊。中国方面负责接待的长芦盐政徴瑞迅即派遣天津道乔人杰等前往迎接，并送去大量牛羊、米面、果蔬、茶酒，传旨颁赏。乾隆帝根据徴瑞的报告，再次指示在接待中要做到“不卑不亢，以符体制而示怀柔”。至此，清廷上下依然将英国使团视为一支专程前往北京朝贡的队伍，毫无近代意义上的国家交往想法。因此，中国方面关怀所在不是询问、了解英国人为何而来，而是见面伊始查看“表文”，以及贡品礼单。使团提交的礼品清单有天体仪、地球仪、座钟、气象仪、毛瑟枪、连珠枪、铜炮、榴弹炮及军舰模型等。这些礼品，为英国最近百年创造，尤其是作为欧洲第一海军强国，礼品中的枪炮、军舰，以及天文地理仪器等，应该说还是很有价值的。然而，作为“天朝上国”，乾隆帝看到清单似乎有点失望，他在随后的指示中强调，英国人的礼品清单俱不免张大其词，由此可知英国人境界不高，“自为独得之秘，以夸耀其制造至精奇”，其实不过尔尔，“天朝原亦有之”。乾隆皇帝未见其人而先失望，马戛尔尼使团完成使命的机会越来越小。近代中国地方自治思潮缘起在长达两千余年的中国传统社会里，君主个人独裁的政治模式虽然并没有真正得到贯彻和执行，但以君主为权力象征和“主权体现者”这种中央集权的政治模式则至迟从西汉中叶之后一直得以实行。这种模式将地方上的各种权力尽可能地收归中央，由中央统一决策和推行，各级地方政权实际上沦为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它和中央政府的关系只能是垂直的隶属关系。现在看来，这种模式具有许多弊病，既扼杀了地方积极性，也造成了中央政权极其沉重而又不易消解的财政乃至政治负担。但是历史主义的观察，这种权力模式在中国历史上是正面作用大于负面影响，它一方面维护了中国多族群的统一，另一方面则比较容易地造成一种稳定的、宁静的社会政治环境。不过，到了明清之际，由于中国社会内部新的生产力因素萌生、发展，中国传统社会模式无可回避地产生许多裂痕。中国的权力模式如果依然固守旧有的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则势必阻碍中国社会发展。于是一些敏锐的思想家如顾炎武、黄宗羲等人便很自然地考虑如何重建中国权力模式问题。黄宗羲说：“后世骄君自恣，不以天下万民为事。其所求乎草野者，不过欲得奔走服役之人。乃使草野之应于上者，亦不出乎奔走服役，一时免于寒饿，遂感在上之知遇，不复计其礼之备与不备，跻之仆妾之间而以为当然。”（《明夷待访录?原臣》）很显然，黄宗羲不仅反对权力集中在君主个人之手，主张实行分权，而且意味着反对中央权力过分膨胀，主张建立一种新型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权模式。只是这种模式究竟应该是一种什么样子，黄宗羲似乎尚没有更为清晰的方案。和黄宗羲不清晰的感觉明显不同，顾炎武不仅清楚地看到旧有中央集权模式之间的弊端，而且明白提出中央与地方分权新模式。他在《日知录?乡亭之职》指出，“《周礼?地官》自州长一下，有党正、族正、族师、闾胥、比长，自县正以下，有鄙师、酂长、里宰、邻长，则三代明之制，亦不越乎此也。夫惟于一乡之中，官之备而法之详，然后天下之治，若网之在纲，有条而不紊。至于今日，一切荡然，无有存者。且守令之不足任也，而多设之监司；监司之又不足任也，而重立之牧伯。积尊累重，以居乎其上，而下无与分其职者。虽得公廉勤干之吏，犹不能以为治，而况托之非人者乎，……唐柳宗元之言，曰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由此论之，则天下之治，始于里胥，终于天子，其灼然矣。故自古及今，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兴亡之涂，罔不由此！”因此，顾炎武在《郡县论》中明确提出“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罢监司之任，设世官之奖，省辟属之法”。要求任职县令“必用千里以内习其风土之人”，经过若干年试用后，称职者“任之终身”，并且要求“使县令得私其百里之地”，使其个人利益与当地百姓的利益密切相关，从而加强地方权力，完全由中央派出机构而变为相对独立的政权实体，以防“不虞之变”，以各地的共同发展来维系全国的统一和稳定。顾炎武反对官员异地任职，主张官员尤其是地方官员的利益一定要与当地百姓的利益、关切相一致，必用千里之内熟悉当地风土人情的人。显而易见，顾炎武权力模式类型设计具有浓厚的复古色彩，是企图以古代理想的政治理念去纠正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这一点既有消极影响，也有其积极意义，它实际上和欧洲近代观念的萌生走着同样的道路，都是“以复古求革新”。如果中国的政治不再发生剧烈性变动，伴随着中国新的生产力因素不断壮大与成长，顾炎武的权力模式类型迟早将变为现实，中央与地方分权体制必将从旧有中央集权模式中分解出来。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伴随着明清易代政权交替，中国政治变革虽然发生了重大变化，但生机勃勃的满洲贵族在清朝早中期实际上却以自身的力量阻止了明中叶之后开始的政治体制变革进程，而完成了更姓易代、重建权力系统的工作。中国的政治体制不仅在旧有模式中又继续运转了二百余年，而且在清朝早中期似乎还有所加强。只是到了晚清，一方面因为晚清政府实际上又陷入更姓易代的前夜，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内部新的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等都因中国社会逐步“殖民地化”而变得更加强大，故而中央与地方分权问题再一次被提上中国政治日程，顾炎武的政治理念终于在近代中国寻觅到了知音。顾炎武政治理念的最早知音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他们有感于中国危在旦夕的残酷现实，最早敏锐地感觉到中国有进行权力模式改革的必要性。早在戊戌维新变法前一年，他们中的精英分子差不多都集中在湖南，试图在开明官僚陈宝箴庇护下，以局部改革为试点，完成中国政治体制模型的重新建构。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所谓“湖南新政”。湖南新政的中坚人物为黄遵宪。黄遵宪在这次新政中所提出的“地方自治”的理论明显地受到顾炎武的影响，只是黄遵宪毕竟生长在近代中国，毕竟有周游列国的亲身经历和更为丰富的世界观念，故而他的地方自治论思想渊源虽然可以追溯到顾炎武，但顾的政治理念并不是黄遵宪政治主张的唯一智慧资源。据黄遵宪致梁启超信中自述：“吾自随使东西，略窥各国政学之要，以为国之文野，必以民之智愚为程度。苟欲张国力，伸民权，非民族之强，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何以自立？苟欲保民生，厚民气，非地方自治，则秦人视越人之肥瘠，沫不相关，民何由而强？早夜以思府县会议，其先务之亟矣。既而又思今之地方官受之于大吏，大吏又受之于政府，其心思耳目，惟高爵权要者之言是听。即开府县会，即会员皆贤，昌言正论，至于舌敌唇焦，而彼辈充耳如不闻又如何？则又爽然自失，以为府县会亦空言无益。既而念警察一局，为万政万事根本。诚使官民合力，听民之筹费，许民之襄办，则地方自治之规模，隐寓于其中，而民智从此而开，民权亦从此而伸。”（《中国哲学》第八辑）由此可见，黄遵宪地方自治思想资源更多地来源于西方近代观念，其根本目的也与顾炎武明显不同，而是以地方自治为基础，将中国改造成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国家。他的具体方案是：“政体当法英美，而其着手次第，则又取租税讼狱警察之权，分之于四方百姓；取学校武备交通（自注：谓电信铁道邮递之类）之权，归之中央政府，尽废今之督抚藩臬等官，以分巡道为地方大吏。其职在行政而不许议政。上自朝廷，下至府县，咸议民选议院为出治之所（自注：初仿日本，后仿英国），而将二十一行省分划五大部，各设总督，其体制如澳洲、加拿大总督，中央政府权如英主。共统辖本国五大部，如德意志之统率日尔曼全部，如合众国统领之统辖美利坚联邦，如此则内安民生，外联与国，或亦足以自立乎？”（《梁启超年谱长编》，290页）显然，这已远不是顾炎武地方分权方案的简单摹本，而是一套全新的近代意识。然而，随着湖南新政，尤其是全国范围维新运动的失败，黄遵宪的理想并没有变成现实，而仅仅具有思想史的意义。不过由此却开启了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地方自治信念的先河。1899年，章太炎提出加强地方权力的“藩镇论”和“分镇论”，期望以地方自治为手段完成中国政治体制变革。章太炎在《藩镇论》写道：“板荡之世，非得藩镇以尊攘，则宪政不立。且今之斥拟藩镇以为跋扈者，其志果在宪政乎？抑他有所为乎？夫削藩镇以立宪政者，天下之至公也；削藩镇以遂一二肺腑贵人之专欲者，天下之至私也。私之至者，不行媚白人，使脍碟中国以至于尽不已。今藩镇虽离于至公，而犹未合于至私。”在章太炎看来，在目前条件下，“与不得已，官制不及改，则莫若封建方镇为一，置燕、齐、晋、汴及东三省为王畿，注错无所变，其余置五道：……道各以督抚才者制之，冠各以地，无以虚辞美称，行政置吏，惟其所令；岁入贡于泉府者数十万，毋有缺乏；扶寸地失，惟斯人是问。一受其爵，非丧土缺贡，终其身无所易，死则代以其属吏，荐于故帅而锡令于朝。其布于邻国，则曰斯吾封建之国也。交会约言在是，天室弗与知。若是，则外人不得挟政府以制九域，冀少假岁月以修内政，人人亲其大吏，争为效命，而天下少安矣。”（《分镇》）章太炎认为，这虽然是等而下之的对策，但在当时中国的政治环境下未尝不可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变通方案。地方自治的理想或许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最佳方案，但在中国被迫踏入现代化门槛时却又不得不成为一种趋势和一种选择。诚如欧渠甲在1902年所写的《新广东》中所说的那样：“且夫自立者，天地之大义，生人之本分，不可不担当不力行者也。我人之呻吟于专制政体之下，不得平等自由，登进文明之路，宜早树独立旗，击自由钟，以奋我国民之精神，以复我天赋之权力，虽满清政府未到如斯之地位，尚需早图自立，以除阻我文明之进步矣，何况其衰颓至于今日者乎？”如果说“东南互保”还带有以地方实力解决政治危机暂时性、临时性考量的话，那么，宋教仁等人在辛亥后关于中国权力模型设计，特别是中央与地方间关系重构则是近代中国地方自治思潮的逻辑发展和理性审视。宋教仁《中央行政与地方行政分划之大政见》说：“吾人谓今日之中国，中央集权制固不宜，偏重地方官制之地方分制亦不宜，谓宜折中，以对外的消极的各政务归之中央，以对内的积极的各政务归之地方。其地方政治中，则尤注重于地方自治一途，使人民直接参与施政，以重民权，如是庶合轻重适当之道也。”这实际上是对近代以来的地方自治思想作了理性概括和总结。中国如果照此发展，一方面可以有效克服旧有中央集权体制弊病，另一方面决不会出现地方势力坐大和分裂局面。清末联邦制何以不可能当过分的中央集权体制弊病日益明显时，人们的关注点当然是如何克服这一政治体制的弊病，重建新的权力模式。这一点在清末民初表现得尤为明显。宋教仁所提出的分权模式既是对前此思想探讨的理性总结和折中，也是对以后中国政治发展的预测和规划。宋教仁的理想一方面是想克服旧有中央集权体制弊病，调动和利用地方积极性，另一方面他实际上是依然期望在“统一中国”框架内解决问题，期望建立一个强有力而又富有理性的中央政府，以此作为社会整合和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主导力量。据此我们不难看到，宋教仁分权模式的核心，不是要导致中国分裂、地方主义坐大，而是重建中央与地方新关系。这种新关系不同于旧的中央与地方垂直式行政统制模式，也不同于欧美盛行的地方自治权甚大的联邦制，而是中央与地方相互依赖、相互依存、相互协作的新模式。在这种新模式中，中央行政宜为统括的，“大抵对外的行政，多归之中央；对内的行政，多归之地方；消极的维持安宁之行政，多归之中央；积极的增进幸福之行政，多归之地方。至其职责分配，则尤当视其国内之情状而定之也。”（《中央行政与地方行政分划之大政见》）应该说，这种设想大抵符合中国国情，是一种未尝不可一试的选择。然而，由于当时中国政治发展的特殊情况，宋教仁在提出这些设想之后仅仅一个星期就惨遭杀害，他的理想便被束之高阁，中央与地方分权的新模式只能另辟他途。不过，由于这一问题委实重要、迫切，即使不照宋教仁的方案加以解决，也必须采用其他方案加以回应。事实上，在宋教仁提出这些方案的当时或前后，国内思想界并未放弃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和研究，提出一系列的方案和设想，其中影响最巨的当数“联邦制”。从现有资料看，联邦制在近代中国的最早明确提出，要推近代著名的政论家、思想家梁启超。他在1901年所著的《卢梭学案》中写道：“卢氏以为瑞士联邦诚太弱小，或不免为邻邦所侵轹。虽然，使有一大邦效瑞士之例，自分为数小邦，据联邦之制以实行民主之政，则其国势之强盛，人民之自由，必有可以震古烁今而永为后世万国法者。卢氏之旨其在斯乎，其在斯乎？”而“我中国……民间自治之风最盛焉，诚能博采文明各国地方之制，省省府府，州州县县，……各为团体，因其地宜以立法律，从其民欲以施政令，则成就一卢梭心目中所想望之国家，其路为最近而其事为最易焉，果尔则吾中国之政体行

像谢升这样重要的官员率领山东北部的乡绅转向支持南明的可能，仍然抱有热切的希望。所以，史可法派了一位信使，带着宣布福王在南京登基的诏书抄本，向北而来。然而，史可法沿北直隶边界建立一个义军前哨的希望很快就化为泡影了。当年谢升之所以被迫引退，正是由于现在支持史可法的这批“清流”文人，所以，谢升对支持南明政权并无兴趣。由于对李自成的拷掠心有余悸，又对满人摇身一变为替他们复仇的仁义之师印象至深，谢升和其他40多个山东绅士领袖，共同派遣代表致书清廷。在这封信中，他们颇为坦率地解释了他和他的乡人的起事，甚至解释了他们是如何利用那位明朝亲王以争取支持的。但最终，他们起兵的目的是“谨扫境土，以待天庥”，正如扫清床座以待贵客一样。谢升接着说，就其本心而言，他真诚地希望归顺清廷。

北人与南人

谢升的信送到了北京。它与清廷尽量争取北人的迅速归顺的明确政策一拍即合。早在1644年6月16日，辽东边民祖可法、张存仁就向多尔衮阐明了这样做的必要。他们指出，要保证政权的财政充裕，就要扫清山东的交通线，以使谷物运输通畅；也要确保山西的交通线，这样商人才能安全通行，从而为政府提供至关重要的税金。如果王朝采取了以大赦来“招抚”百姓的政策，那么它的财政需要就会得到满足；否则，他们很快就会面临一场财政危机。多尔衮回答说：“卿所言极是”。金之俊和曹溶也向多尔衮担保，有所选择的大赦的贯彻，避免残酷的灭绝性手段，能够赢得各地百姓的支持，并因此而解决盗匪问题。多尔衮对他们二人也大加鼓励。摄政王不久就颁布了一道命令，要求行政官员们从速查清那些业已退隐的才德优异之士，以供征召任用。首先响应多尔衮之征召地方归顺者之命令的，是山东新任巡抚王鳌永，当时他还身兼户部侍郎的荣衔。他也是山东人，因而极力鼓动本地文人归顺新朝。1644年8月13日，他提交了一份有39位山东名流的初步名单，其中包括谢升、谢启光以及其他一些乡绅武装的领导人。几天后，即8月21日，曾经接受过李自成任命，如今正式担任吏部侍郎的北直隶官僚沈惟炳，表示大致赞成王鳌永的推荐名单。与张存仁、祖可法一样，沈惟炳也强调迅速抚平北方各省的重要性。因此，他建议朝廷特别作出努力，对北直隶、山东、河南和山西四省的前明官员加以任命。那里的地方显贵如果担任了本省的领导，地方的平定就会容易得多。为此，沈惟炳自己又拟定了一份分省编列的、有36人在内的名单（参见下表）。他的名单总计包括16名山东人士，6名直隶人士，9名山西人，5名河南人。在那些山东人中，有7人是王鳌永已经推荐了的。其他官员此时也提交了另外一些名单。兵部侍郎刘余祐的名单中，包括3名山东人，3名北直隶人，陕西、河南与山西各1人。巴哈那与石廷柱都推荐了前明兵部侍郎、1634年进士李化熙，此人在李自成攻占北京时，带兵回到了山东。在此时，他把部属名册呈交给了清朝将领。沈惟炳所荐官员

姓名	明官职	省籍
张凤翔	兵部侍郎	山东1，5
房可壮	副都御史	山东1，4
张忻刑	部尚书	山东1，2
左懋第	吏科给事中	山东
成勇	南京御史	山东
叶廷秀	兵部主事、尚书	山东
高有闻	尚宝司少卿	山东1
左懋泰	吏部员外郎	山东1
李化熙	总督	山东1，4
沈迅	兵科给事中	山东
毛九华	御史	山东
黄宗昌	御史	山东
郝纲	分守道丞	山东1
任濬	巡抚	山东4
杨士聪	谕德	山东
耿章光	兵部员外郎	山东
孙昌龄	吏部郎中	北直隶
冯杰	给事中	北直隶
韩四维	谕德	北直隶
戴名说	给事中	北直隶
王家祯	兵部侍郎	北直隶
李春蓁	御史	北直隶
张三谟	大理寺卿	山西
王守履	工部郎中	山西
张煊	御史	山西4
张鹏云	巡抚	山西
阴润	吏科给事中	山西
张希夏	礼科给事中	山西
李化龙	户科给事中	山西
张第元	太常寺少卿	山西
陈奇瑜	总督	山西
练国事	巡抚	河南
郑二阳	巡抚	河南
李政修	副使	河南
丁启睿	总督	河南
丁魁楚	总督	河南

资料来源：朱希祖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第19—21页。1．这些人也出现在王鳌永所荐官员表中（见前表）。2．先降李自成，后降清的明朝文官。3．在北京分别降于多尔衮的明朝文官。4．在地方上投降，接受大赦，或在顺治帝进京后被推荐的明朝文官。5．北京陷落后，其领土被占时投降的明朝文官。多尔衮对大多数推荐都接受了。李化熙被任命为兵部侍郎，后来在1647年被擢为刑部尚书。孙之獬被任命为礼部侍郎。谢启光为户部侍郎。任濬也被任命为户部侍郎，不久升为刑部尚书。8月24日，谢升受诏陛见，被召入本内三院为宏文院大学士，由此又迁至吏部尚书。多尔衮还采纳了王鳌永“宽免”该省赋税的建议，以此作为对整个山东地主集团的奖励。在1645年，多尔衮又同意了孙之獬的在较长时间内减轻赋税负担的请求。在多尔衮进入北京的三个月内，吏部的汉人尚书、侍郎都由山东人担任了。山东人递相引荐，以求得朝廷注意。这个省份的名流在京城的影响更加明显了。而且，山东人在科举中成绩优异，就像早些年间的北人那样。1644年和1645年，进士的名额都增加了。这立刻扩大了获取高官的机会；而名额的分配，主要限于那些束手归顺的地区，如北直隶、山东和山西。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在定期的科举考试中南人一直保持稳定的成功；而如今中举者北人占了优势，这看来要归之于其他特别因素，这可能包括以牺牲南方文人为代价而优宠北人这一有意识的政策。当多尔衮进京后不久就任命冯铨为礼部尚书时，人们对这一政策存在与否的疑问就不证自明了。冯铨是魏忠贤的党徒，当时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1629年，在清流的压力下，冯铨被迫引退。如同我们所看到的，他在崇祯朝恢复旧职与声誉的努力屡遭挫折。因而，1644年6月18日他就任礼部尚书时，便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多尔衮无疑在努力保护这位曾在家乡率兵自卫的河北重要乡绅的职务，但他任命了这样一位有争议的人物——这肯定要引起清流文人的愤怒，其原因却依然是一个谜。可以肯定，冯铨精通王朝礼仪，多尔衮后来命令他为清朝的宫廷礼仪与祭祠活动选定音乐。但也颇有这种可能，通过任命他为礼部尚书，多尔衮向其朝臣强调了他曾屡次申说的这一态度：晚明的党争已告结束，一切都已成为过去。由于毫无偏袒地任命了一位公认的东林党人的敌人，摄政王大大地拓宽了政权的拥护者的范围。但不幸的是，无论在政府内外，大多数文人都不这么看待冯铨的任命。东林或复社的成员与党人，不能忘记冯铨是臭名昭著的《三朝要典》的编纂者之一。并且，他们中的那些南人，不能不产生这样的联想：任命这样一位以敌视江南文士著称的人，与把南人从高级要职中排挤出去的既定政策有关。而且，作为礼部尚书，冯铨很容易在科举考试中发挥重要作用。这种作用首先就将体现于1646年的那次科举考试之中。确实，多尔衮命令冯铨主持了这年的科举，在373名进士中，北人的进士就有365名，占98％。状元是一位山东学者，第二三名则是北直隶人（见下表）。这些北人进士占了这么高的比例，或许是理当如此，因为长江流域的动乱使许多有资格参加考试者缺席未至。但许多南人也可能认为，是冯铨的监考才使许多南人落第了。1646年各省进士统计

省份	人数	百分比
直隶	95	25％
山东	93	25％
河南	87	23％
山西	81	22％
陕西	8	2％
浙江	4	1％
江南	2	1％
福建	1	1％
湖广	1	1％
辽东	1	1％
总计	373	100％

资料来源：L.D.凯斯勒《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80—181页。正是由于上层官僚与中举名单中籍贯比例的这种重大变化，在摄政王多尔衮执政的头几年中，“南人”与“北人”的区别变得极为明显了，而省份的区别则已不为人注意了。同时，南人与北人的竞争，也取代了曾经引起官僚党争的“清流”与“浊流”的冲突。例如，浙江海宁名门的后裔、有名的降人陈之遴，在当时就这样说过：“南北各亲其亲，各友其友”。中央政府中的大部分降人，集中在户部、吏部和兵部这三个部门之中。这说明，擅长于财政、选官与军政的官员，比那些娴于礼仪、音乐与文学的文士更乐于接受新王朝的统治。在这伙汉人合作者之中，过去兼有文武职位的官员，约有一半人获得了比过去更高的官位，另一半人也保住了旧日官职。但是，在文职的投顺者之中，便只有1/4获得了更高官位，这些人主要是兵部的官僚。在另外两个重要部门——吏部与户部中，文职的投顺者或只保留了原位，或官位还有所降低。多尔衮任命了这些官员，同时又没有削弱他对中上层官僚的控制，这是因为，他从东北带来了一大批老练能干的汉官。这伙辽东降人被称为“旧人”。就是他们，再加上满族将领们，最早担任了各部的尚书、侍郎。然而，官僚体制的要津、各司郎中，是从满人入京后归顺的“新人”中选任的。在此之下，中央的低级部门与地方政府中的下级官吏，几乎都是清朝占领该地后随即就投顺了的那种人。帝国官僚机器的行政职员如此迅速地转而效忠新主，大大促进了清朝早期征服的巩固。但从长远来看，这也给新政权带来了更大的麻烦。尽人皆知，在那些下层官僚身上，集中了古代政权的众多弊端劣迹。你只要随便指出一位吏员，那他就准是一名贪赃枉法之徒。因此，从清廷的统治刚刚建立之时起，它就不断地发出布告敕令，要严惩那些为非作歹的“衙蠹”与恶吏。

清除明代弊政

这些法令的口吻始终是严厉的、训斥性的。首先要打击的是明代官场吏治中的“贪蠹”之风与种种不法之举。明国之所以倾覆者，皆由内外部院官吏，贿赂公行，功过不明，是非不辨……甚至无功者以行贿而冒功，有功者以不行贿而功掩，乱政坏国，皆始于此，罪亦莫大于此。各个衙门都要毫不留情地揭发非法行为，官员在行刑中，应遵从清朝鞭笞的习惯，而不能使用竹板。清廷的“臣工”要不纳贿，不修怨，不徇私，违者将处以重典。从今以后，各级官吏要痛革前朝腐败风气，“共砥忠廉”。其实并不奇怪，多尔衮锐意改革前朝弊政，其原因之一，倒是害怕忠明分子有朝一日光复前朝。1644年6月25日，即进京的几个星期之后，他就明确地用这种可能性告诫过他的官员：今荷天祐，底定中原，宜各殚忠诚，永保富贵。有贪婪不检，自蹈罪愆者，虽有功不叙，毋得苛且一时，失子孙久远之计也。那么，新政权的当务之急，就是解救民众于水火之中，以证明天命所归。一方面这意味着政权要实施公共福利措施：京城内流贼蹂躏之后，必有鳏寡孤独，谋生无计，及乞丐街市者，著一一察出，给与钱粮恩养。在另一方面，这意味着明朝的沉重赋税要有所减轻。在一些汉族合作者（包括对安定京都所在的顺天地区最感兴趣的宋权）的要求下，7月13日，多尔衮下令，凡是清军驻扎

不适用。因过去中国是一大陆农国，人群和合了，同时即是土地展拓了，也即是财用充裕了。因此说：“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大学》这一番理论，贡献给此下中国作为一种传统的经济政策之张本，我们不可不注意。其三、荀子云：“圣人制礼义，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二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主张，我们的物质欲望不可超过现有的物质限度。当然现有的物质限度亦须能适应现有人之物质欲望。在此两者间，须能相互调节。使人的内心欲望与外在物质生产，双方相持而长。荀子此番话，亦是一种人文本位的经济理论。可以说，中国人一向的经济理论，都是以人文本位为立场，或说是以道德主义或礼义主义为立场的。人生的欲望，本可无限地扩张提高，但欲望无限提高，并非人生理想所在。若使物质经济常追随于人生欲望之后，而亦求其无限提高，此将使人生永成一无限。无限向前，却是无限的不满足，与无限的无休止。此将是人生之苦痛与祸害，决非人生之幸福与理想。故领导人向前者，应属之于道德与礼义，不应属之于欲望与经济。人之种种欲望与物质经济，同须受人生理想与道德之领导。四此项理论到汉代时，又出了几位有名人物如贾谊、晁错、董仲舒等，彼等之政治抱负与经济理想，大体言之，均是因袭上述儒家思想而来。我姑举董仲舒所言以资证明：董仲舒云：“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使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当知社会决不能绝无贫富相差，但当使富者仅在社会上能表示其地位之较高而止。如大政治家、大艺术家、大科学家等，他们在社会上贡献比别人大，自当获得一份比别人较高的地位与待遇。此种差别是有理由的。即如当前共产主义国家里面，岂不是此辈人之地位与待遇仍然高出常人吗？此等差别，我们实无法反对。只是不要让人由富生骄，丧其明德，则于己无益，于人有害了。至于穷人，与富相较，则自见其穷。既有富，必有贫，亦所难免。但也要使贫者能获得他们低水准的必需，有他们低限度的生活，不要让他们内心老忧虑。此处所引董仲舒之所谓富与贫，其实只是在同一水准上比较有此分别而已。无论富与贫，同样不该超水准，而此水准则以人生的理想为依归而树立。人都该能活着，而尤该活得近理想。即如目前西方国家，在亚、非地区所以不得人缘，有些就是患了富而骄的病。他们因和人贫富相差太悬殊，便不免视别人为落后民族，以为予以一些经济援助，便是拯救了这些地区。这一种内心，正是骄的表现。仅知有经济，不知经济以外有人生，则富必然会骄，因骄而生出人类相与之不和与不睦来。这些不和不睦，却非经济所能解决。但富而骄固不可，贫而忧也须防。经济条件降落到一种必需水准之下去，这亦会发生人群间之不安与不和。董仲舒的意思，就是要在富而不骄，贫而不忧，高下有宽度的节限中，来维持一个相当有伸缩余地的社会经济水平。以此为限度而调均之。“此”字所指，主要即是一种德，如不骄不忧之心理状态，更重要过于不必需的经济条件。汉武帝采用了董氏政策来节制资本，裁抑兼并，尤著者，如盐铁政策。据司马迁《史记》所云：“猗顿用盬盐起，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盐铁为人生日常必需品，不当由私家操纵专利。汉武帝此项制度之用意，永为后世所承袭，遂使此后中国社会永远不能有垄断为利之大资本家出现。我们当知在此种制度之后面，实有一番人生理想与经济理论在作领导，故使中国社会在封建政制崩溃之后，不转到资本主义社会路上去。故自汉武帝开始建立士人政府之后，货殖游侠一批人物便潜消于无形。而自《史记》以后，除班固《汉书》因袭《史记》外，二十四史中也不再有货殖游侠列传了。即班氏《汉书》亦以此讥史公，谓其“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班氏此一评语，正可说明此下中国社会何以不再容游侠货殖中人得势的一般意见。现在人不悟此中因由，以为惟有太史公有史学特识，故能提出此两列传，以后史家无太史公般识见，遂不知为货殖游侠写列传。其实此后中国社会已正式成为四民社会了，商人与游侠已失却其素封与新贵之地位，不能如汉初般在社会上发生出特殊作用，故后来史家也就无法再为他们另立专传。正为的是历史上无此现象，却不便是史家无此识见呀！五我们可以说，中国此下经济制度大体承袭了此一传统。先说保持必需经济的低水准方面。我将姑举几项大纲目言之。首先当言平均地权之一项，此即向来学者所爱言之井田思想。其在历史上见之实施者，为各时代之均田制。主要是裁抑兼并，所谓“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此乃中国历代政府所力求纠正者。随于土地政府而来者，如废除奴隶使成为自由民，以及历代赋税制度之主于轻徭薄赋，以及各项悯农、恤贫、救荒、赈灾、公积、义仓，及奖励社会私人种种义举善行，以宽假平民，力求安和，此皆中国两千年来政府所传统倡导尽力履行者。这些工作之背后，均受一群士大夫之鼓吹与支持。其意只在使一般人民的经济生活不堕落于过低水准。再说防止经济超过高水准，走上不必需的经济之无限发展者，除上述盐铁政策，禁止日用必需品之为商人所垄断专利等以外，又如禁止商人进入仕途，此亦为中国传统法制一大端。董仲舒尝云：“明明求仁义，君子之事。明明求财利，小人之事。”此所谓小人，乃指只为私家私人谋生计满足，以其平素用心在私，故不能付之以国家之重任。明明求仁义，则是存心在公，非士人专一诗书，求明义理，不能有此。故付托以国家重任者，亦必在此辈。董仲舒又云：“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当知道义乃人生所必需，功利则往往有不必需又超于必需之外者，故当以道义为经济立限度。偏重功利，则易趋于无限度。董仲舒之言，极为近人诟病，其实就中国历史传统言，此等言论，皆有甚大影响，而非诚可诟病者。我们当细求其意旨所归，不当因其骤然看来和我们意见不同，便肆意轻蔑，不求理会。又如汉代有禁止商人衣丝乘车之事，此种限制，直到清代，还是时时变相出现。但若因此而认为中国历史传统一向轻贱商人，则亦不尽然。《左传》云：“通商惠工”，此四字为历来所奉守。通商者，即通商贩之路，令货利往来，给予商人以种种之便利，又如说“关市讥而不征，”当知历来商税皆不高，有些时且不征商税，商品在全国各地可以自由流通，绝无阻滞留碍之虞。如在晚清咸同年间，为平洪杨乱事，创办厘捐，当时曾引起极大争持，此等皆是一时不得已而为之。诸位当知，中国政治传统，只是防止商人专为牟利而妨害了社会，却并不允许政府专为牟利而妨害了商人。可知贱商之说亦不公允。中国历史上，工商业在古代已甚发达，如南朝以下之广州，唐代以后之扬州，此等城市，其商业繁荣之情况，屡见于历史记载，多有超出吾人所能想像之外者。即如宋人所著《太平广记》一书，其中所载琐事轶闻，大可想见在当时中国各地之商业情况，足可打破我们所想像中国永远留在农村社会之一假想。我们尽可说，中国工商业一直在发展情况下繁荣不衰，惟遇到达社会经济物质条件足以满足国民需要时，中国人常能自加警惕，便在此限度上止步，而希望转换方向，将人力物力走上人生更高境界去。故中国历代工商业生产，大体都注意在人生日常需要之衣、食、住、行上，此诸项目发展到一个相当限度时，即转而跑向人生意义较高的目标，即人生之美化，使日用工业品能予以高度之艺术化。远的如古代商、周之钟鼎、彝器，乃至后代之陶瓷、器皿，丝织、刺绣，莫不精益求精，不在牟利上打算，只在美化上用心。即如我们所谓文房四宝，笔精墨良，美纸佳砚，此类属于文人之日常用品，其品质之精美，制作之纤巧，无不远超乎普通一般实用水准之上，而臻于最高的艺术境界。凡此只求美化人生，决非由牟利动机在后作操纵。又如中国人的家屋与园亭建筑，以及其屋内陈设，园中布置，乃及道路桥梁等，处处可见中国经济向上多消化在美育观点上，而不放纵牟利上。我们治中国经济史，须不忘其乃在全部文化体系中来此表现。若专从经济看经济，则至少不足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史。说到工业，中国历史上有几项著名的大工程，如秦以后的万里长城，又如隋代与元代所开浚之运河。此种大工程，亦莫不与国防民生实用有关。总而言之，中国人只注意经济之必需。如此而有裕，即着意在人生美化上。虽中国民族亦具有伟大的制造工艺才能，但亦都不从牟利上着眼。故经济之向上发展，虽同属于一种物质方面的，而西方则偏在科学机械方面，中国则偏在艺术陶冶方面。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人生美化艺术化，亦属仁义方面。科学与艺术，亦是一种义利之辨。至如核子武器之发明，则为一种大不仁。可见中国传统经济观，均是一种人文本位道德本位者，重人生，不重经济。经济只以辅助人生，非以宰制人生。于是经济发展，遂成为有限度的。六在中国古代有一书，名《周官》，亦称《周礼》。此书实为中国古代一部奇书，犹如西方希腊哲人柏拉图之著有乌托邦《理想国》。此书当属战国末年人作品。书中假托周代官制，有意把政治、社会、经济、教化冶于一炉，是亦主张一种人文主义之经济政策者。后人遂多疑以为乃周公著作。后代曾有三位政治人物，想依照此书推行新政。一为西汉末年之王莽，一位南北朝时代北周之苏绰，一位北宋神宗时之王安石。此三人中，结果二王推行新政都失败，惟有苏绰一人成功了。这因王莽、王安石皆在社会经济条件较佳情况下，来推行周官政策，裁抑工商业太甚，以至失败。而苏绰则在社会经济条件较不佳之情况下，来推行周官政策，故不见有裁抑工商业过甚之病。此处亦可看出中国历史进程中之一种中和性，不走极端，不为过甚。而同时亦见中国历史传统，本不专向裁抑工商业一方推进。过分裁抑工商业，必然将招致恶果无疑。若我们仔细一读王莽、王安石两人之政治失败史，便可透悟此中消息。尤其当王安石时，一辈旧党反对新政，此辈人亦多属儒士，可谓与王安石在学术上仍是同一路线者。我们若仔细去读当时那些反对派的言论，更可透悟出中国传统思想中对经济观点之内涵意义之另一方面来。近人粗治西方思想，震惊于王莽、王安石两人之经济措施，有些与西方意见若相暗合，却不懂他们究竟为何失败，于是尽骂中国人守旧，尽骂中国传统轻视工商人，此等皆是推想失实。七根据上述，我将重新指出我以前所一再提及的，即中国历史之浑融一体性。故我们要研究中国政治史，或社会史，或经济史，只当在文化传统之一体性中来作研究，不可各别分割。我们当从政治史、社会史来研究经济史，亦当从政治思想、社会思想来研究经济思想，又当从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来研究经济制度。在此三者之上，则同有一最高的人文理想在作领导。循此以往，中国历史之传统与其特殊性，便不难找出答案来。现在再论到中国经济中几项特有情况，有很多问题乃在西洋史中所未见或少见者，而亦遂为今日国人所忽略了。就中国人传统观念言，一个时代，若其物质上之积聚多而消散少，此时代即富而安，否则反是。在上如帝王之骄奢淫逸，而浸淫及于士大夫生活。又如政府之冗官冗吏，过量开支。对外则有防边与开边，或穷兵黩武。凡此种种，皆足以招致国库空竭，人民贫乏。如汉武帝远征匈奴，以为可以一劳永逸。但到末年，终不免有轮台之诏，自悔当年之措施。唐中叶以后，亦可说是因于有一种接近帝国主义之向外扩张，而招来国内之不安，乃至生出五代之黑暗时期。又因中国国防线太长，如宋代，如明代，皆因防边而动用浩大之财力，耗散浩大之人力，亦为造成当时国势衰弱之一因。又如河患与漕运两问题，此亦为中国历史所特有。黄河屡有泛滥溃决之患，历代专设机关特命大员设法防治，耗费甚巨，常因此而激起社会的经济危机。漕运乃指水道运输粮食言，或运至京师，或供应边防，或沿途分储食廒，皆称漕运。此亦为中国历史上一大消费，皆因中国所特有之地理背景而引起。此黄河与漕运之两大问题，在中国史书中，历代均有详细叙述。此两事，每使历代政府岁糜巨帑，耗费国家财力，不可计算。欲研究中国经济史，此等特殊问题亦不可不一加注意。又如唐以前之门第社会，虽若迹近封建，导致不平等，然当时之大门第实为社会财富之积聚中心。社会因由此积聚，而使一般经济易于向上。唐以后，则是一个白衣进士的社会，财富分散了，经济无积聚，好像更走上平等。但一切社会上应兴应革之事，反而停滞，无法推动。此因社会力量因平铺而瘫痪了，不易集合向前发展。此一问题亦极重要。但在今日讲来，已是历史上之过去陈迹，因亦没人注意了。但此实是宋以下中国常苦贫乏之一因，值得再提醒。但若总括来说，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情况，自秦迄清，直到道咸年间，向来可说是较佳于西方的。经济落后，只是近百年事。我们尽可说，在近代科学兴起，而中国经济遂见落后。此下我们将如何引进近代西方之新科学而又能保持中国经济旧传统，即仍然保持中国一向坚守的人文本位之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使新科学兴起后之经济发展，仍不致超水准而走向无限度与不必需的发展上面去。此是一大问题，有待中国自己此后新起的经济学家来设计，来督导，来创立一种适合中国传统社会的新经济思想与政策及制度。在中国历史上，能特创新制度，来解决当时代之种种问题的大政治家、大经济学家，固已代有辈出。但今天我们则失却此自信，种种聪明，都奔凑到抄袭与模仿上，自己不能创造，也不敢创造。惟此厥为中国今日最大最深之一病。西方人有他们一套浮士德式的无线向前精神，有他们传统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与财利主义。他们一意提高物质生活，而把其他人生尽追随着向前。我们明知此一套精神实为中国社会所不易接受。而他们这一套精神，亦已弊病百出。但我们偏要勉强学步，则所谓落后，便真成为落后，而无法追上了。故中国今后最要急起直追者，却不是追随西方，乃在能追随中国古人那一种自创自辟的精神。即就经济史上之种种发明而言，如钞票是发明在中国的，如近代山西票号之信托制度等金融措施，亦是中国人自己发明的。若把中国经济史上种种出自中国人自己发明的方法和制度等，一一罗举，亦足增长国人之自信。我们今后正须在经济制度、经济政策、经济思想上，自己因地制宜，别有建树，则首先得回头一看中国过去的一套经济史。这更是我们研究此下经济发展所应注意的。第五讲如何研究学术史一今天所讲是“如何研究中国学术史”。根据以前数讲，有关政治、社会及经济诸端，可以明显地看出中国历史之浑融一体性。而中国历史之所以能不分裂与无中中断，亦颇于此可见。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源远流长，在其内里，实有一种一贯趋向的发展。我们并可说，中国历史上之传统理想，乃是由政治来领导社会，由学术来领导政治，而学术则起于社会下层，不受政府之控制。在此一上一下循环贯通之活泼机体之组织下，遂使中国历史能稳步向前，以日臻于光明之境。上讲我已提及中国历史上之伟大人物周公。周公实近似于西方哲人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所要求的理想政治领袖。但周公不是一“哲人王”，仅是一“哲相”。他可说，是以一学者哲人身份，而来建立了西周一代的政教礼制，奠定了中国此下数千年的优良基础。周

子锦上添花，给秦穆公送去一只金鼓以表庆贺。金鼓是礼乐之器。身为诸侯而获得天子赠予的金鼓，在当时是非常让人眼热的荣誉。以称霸西戎、获赠金鼓为标志，秦穆公到达了他个人事业的顶点。两年之后，秦穆公去世了。在那个年代，秦穆公以其仁德而非文治武功获得天下的尊重。在秦国与晋国的关系史上，秦穆公曾经扶持过晋惠公和晋文公两任君主，没有秦穆公的帮助就不会有晋文公的上台，也不会有晋国的霸业。考虑到秦国还曾多次解救晋国的饥荒，我们可以这样说，秦穆公之于晋君、晋民、晋国均有莫大恩惠。然而，从历史的记录来看，秦穆公对于自己的这些功劳似乎没有要求更多的回报，即使在打败晋惠公之后得到的河外五城，也因公子圉的入质而及时归还了晋国，除此之外，秦国没有得到任何直接的好处。晋国反倒是有多次恩将仇报的举动，一再伤害秦国人的感情。但这些伤害没有影响秦穆公的理性判断，也没有影响他的仁人之心，“泛舟之役”中，他那句“其君是恶，其民何罪”，可以说是数千年后我们将“日本帝国主义”与“日本人民”区分对待的最初蓝本。在秦穆公的领导下，秦国的国力有较大幅度增长，这与他的用人不疑、敢于担当领导责任的人力资源政策有关。然而，令人不解的是，秦穆公如此博爱和重视人才，在其死后，秦国人却按照传统的陋习，以大夫子车氏三兄弟等一百七十多人殉葬。子车氏三兄弟在秦国被称为良臣，也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材，他们的殉死令秦国人深感悲伤，因此作《黄鸟》之诗以示哀悼。诗是这么写的：〖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交交黄鸟，止于桑。谁从穆公？子车仲行。维此仲行，百夫之防。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交交黄鸟，止于楚。谁从穆公？子车鍼虎。维此鍼虎，百夫之御。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黄鸟跃于枝头，来往自如，栖得其所，而子车氏三兄弟却无辜地躺在冰冷的墓穴里，确实让人倍感唏嘘。【异姓势力的威胁】王官之役以晋国的失败而告终，损失虽然不算惨重，却给了晋国人一个教训。因此，王官之役之后，晋国再一次调整对外政策，加强了与中原诸国的对话与沟通，以较为平等的姿态对待弱小国家。这也是晋国人的秉性：顺利的时候得意忘形，目空一切，可以随便派个大夫去接见人家的国君；不顺利的时候谨小慎微，彬彬有礼，开始谋求对话与合作。不要笑晋国人朝三暮四，其实从古到今，强权国家的外交都差不多是这副德性，不到四处碰壁这境况，是断不会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听听别人有什么意见的。公元前621年，晋国在夷地（晋国地名）举行“春蒐（sōu）”，改革部队编制，将现有的上、中、下、新上、新下五军再度缩减为上、中、下三军。部队缩编，并不意味着裁军，而是将原来五军的人员集中到三军来管理。这种做法有点类似于现代的大部制改革，而且，它和大部制改革都同样面临一个重大问题——人事问题，也就是机构精简之后，富余的干部该如何安排的问题。相对而言，这个问题在现代比较好解决，一个正职配十几个副职就行了，如果仍然解决不了，那就再配十几个享受副职待遇的正职助理，或者享受副职待遇的巡视员。但是在春秋时期，各国公务员的编制都非常紧张，也没有所谓享受某一级待遇的说法，这就意味着，在晋国的这次“春蒐”中，将有四位军一级长官（两位主帅和两位副帅）受到调整，转任较低的职务。毫无疑问，这是一件得罪人的事。但是，公元前621年春天，晋襄公提出要缩编部队的时候，却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原因很简单，公元前622年的冬天，堪称晋国栋梁的赵衰、栾枝、先且居、胥臣臼季四人先后去世了。当时这四个人在晋国军中担任的职务如下：赵衰，新上军主帅兼中军副帅；栾枝，下军主帅；先且居，中军主帅；胥臣臼季，下军副帅。这四个人的死，替晋襄公解决了最难处理的人事问题。晋襄公缩编部队，也许有经济上的考虑，更多却是政治上的考虑。自晋文公以来，晋国的军政大权一直把持在非公族的异姓贵族手中。以公元前629年的“清原之蒐”为例，当时担任晋国五军正副统帅的分别是先轸、郤溱、先且居、狐偃、栾枝、胥臣臼季、赵衰、箕郑、胥婴、先都。这十个人在晋国被称为“十卿”，相当于现在的政治局，但是其中没有一位“公子”，也没有一位“公孙”。这就说明，晋国的公族完全被排除在国家政治权力的核心之外了。造成这种情况，自有其历史原因。自晋献公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采用士蒍的计策将盘距在曲沃的“桓庄之族”消灭以来，晋国的公族势力就被大大地削弱。后来骊姬为了扶持自己的儿子上台，除了陷害大子申生，更唆使晋献公将其他几个儿子都赶到边境去居住，导致公族势力被进一步削弱。晋惠公、晋怀公父子在位的时候，只顾保自己的位置，更不会亲近公族势力。至于晋文公，他之所以能够上台，倚仗的也不是公族，而是狐偃、赵衰等异姓贵族。因此，在晋文公年代，公族势力继续衰退，新兴的异姓贵族因为功勋卓著，地位不断上升，成为了晋国的实权阶层和既得利益者。稍微有点中国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狡兔死、良狗烹”的道理。但凡开国君主，上台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对自己昔日同甘共苦的战友下手，免得他们功高盖主，尾大不掉，给自己的统治造成威胁。但是，开此风气之先的人是汉高祖刘邦，在春秋年间，人们还没有具备这种“高级”的政治智慧，至少晋文公不具备。因此，公元前628年，当晋文公撒手而去的时候，他留给晋襄公一批能臣，同时也是一批很难缠的主儿。如何驾御这些有功之臣，是晋襄公这位守业之主面临的难题。很明显，他希望通过这次大动作的“春蒐”来调整既得利益集团的结构，对晋国的军政大权进行重新洗牌，达到制约群臣的目的。因为晋国的这次“春蒐”是在夷地举行，所以历史上又称为“夷之蒐”，它在实质上已经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有触动就会有反弹，在讨论三军的人事任命的时候，这种反弹就表现出来了。三军之中，地位最高的是中军。在军政合一的体制下，中军元帅既是最高军事长官，又是最高行政长官，乃是参谋总长与国务院总理兼于一身的要职。晋襄公最初的想法，是让士谷担任中军元帅，梁益耳担任中军副帅，同时照顾一下原“十卿”之中硕果仅存的两位老臣箕郑（原新上军副帅）和先都（原新下军副帅），让他们担任上军的正副统帅。士谷是晋献公年代的老臣士蒍的儿子，子承父业，原本担任大司空；而梁益耳则名不见经传。这两个人在人才济济的晋国，只能算是中等人物，由他们来担任中军主要领导，未必不能胜任，但显然不是最理想的。那么，晋襄公为什么会提出“士梁配”这样一个设想呢？史料上没有记载。我们只能推测，既然“夷之蒐”的本意是要削弱异姓贵族的势力，在晋襄公的计划中，新的中军领导人最好不要太有能力，也不要有太强的后台，选择平庸之辈更易于控制。这一计划遭到了先克的强烈反对。“狐、赵两家于我晋国功不可没，必须优先考虑！”先克理直气壮地说。狐，是指狐偃；赵，是指赵衰。当年晋文公流亡列国，狐偃和赵衰一直是他最坚定的追随者，也是他的智囊团的主要成员。据《国语》记载，晋文公“父事狐偃，师事赵衰”，足见这两人的重要。狐、赵两大家族，其实也就是异姓贵族集团的主要代表。如果由“狐赵配”来担任中军主要领导，异姓贵族的势力就不可能有所削弱，“夷之蒐”的目的就要落空，这是晋襄公非常不愿意看到的。因此，先克的意见一提出来，晋襄公的脸就黑了。先克为什么要捋晋襄公的虎须？因为“士梁配”搞得他很不爽。先克的父亲先且居、爷爷先轸都是晋国历史上的名将，为晋国的霸业立下过汗马功劳，而且又都曾长期担任中军元帅。若论子承父业，他先克第一个应该担任中军元帅，连狐、赵两家也得靠边站。现在既然晋襄公将他摆到了一边，他也不好为自己鸣不平，所以干脆替狐、赵两家出头，伸张起正义来了。你不让我好，我也不让你好！这就是先克搅局的心理机制。晋襄公的计划被先克这么一搅，果然就推行不下去了。他权衡再三，虽然极不情愿，但还是听从先克的建议，放弃了“士梁配”，转而任命狐偃的儿子狐射姑为中军元帅，赵衰的儿子赵盾为中军副帅。闹闹腾腾的“夷之蒐”，以异姓贵族的胜利而告终。然而，对于晋襄公来说，这件事还没有完，更可气的事还在后头。据《左传》记载，公元前622年，也就是“夷之蒐”的前一年冬天，晋国大傅阳处父奉命出访卫国，回国途中经过宁城（晋国地名），受到当地贵族宁嬴的盛情款待。春秋时期，各国官制不一，难以一概而论。据后人考证，大傅在晋国是个很重要的官职，主管礼与刑，也就是外交与司法。因此，阳处父访问卫国，相当于是以外交部长的身份前往的。这次访问的具体情况如何，史书没有记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因为这次出访，阳处父正好错过了第二年春天的“夷之蒐”，没有看到晋襄公与先克斗法的热闹场景。这本来是件好事，生逢乱世，还有比悠然自得地置身于政治斗争之外更惬意的事吗？但阳处父显然不这么认为。阳处父在宁城住了一晚，与宁嬴相谈甚欢。宁嬴也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早就厌倦了街道居委会主任兼政府招待所所长这样的基层工作，他对自己的老婆说：“我寻求有才有德的君子已经很久了，今天才算是遇到这么一个合适的人。”第二天阳处父启程，宁嬴跟随着他。在路上，两个人继续聊天，走到阳处父的封邑温山，宁嬴就找了个借口告别阳处父，返回宁城了。宁嬴的妻子觉得很奇怪，问道：“您不是终于寻找到心目中的君子了吗，为何不追随他到底，反而思念起家乡来了呢？”宁嬴抖落着身上的尘土，正了正头冠，说：“你有所不知。我刚见到这个人的时候，为其外表的风度翩翩所折服，等到思想交流深入，才发现他并不是我想象中那样。《商上说，‘深沉低调的人，应以刚强来克服；爽朗外向的人，应以柔弱来克服。’而这位老先生，生性外向且又刚强，恐怕难有善终。上天虽然刚强，尚且不干扰四季运行的次序，何况人呢？况且听他说话，大而无当，言过其实，容易惹恼别人，积聚怨恨，是自身难保的迹象。我担心，如果追随着他，不会得到任何好处，反而受其牵连啊！”阳处父在温山度过了春节，等到他回绛都复命，“夷之蒐”已经结束，“狐赵配”都走马上任了。阳处父跑到宫中去找晋襄公，对晋襄公提了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建议：“请您变更中军的任命，由赵盾担任元帅，狐射姑担任副帅。”“这……”晋襄公为难地说，“任命早已经下达，朝令夕改，恐怕不妥。”“非也！狐射姑不得民心，不能担任主帅；而赵盾德才兼备，重用他，那是国家的福分。”阳处父态度非常强硬。这里说明一下，赵盾是赵衰跟随晋文公流亡翟国的时候和叔隗生下的长子。晋文公回国之后，将女儿赵姬赐给赵衰做老婆，给他生了赵同、赵括、赵婴三个儿子。按道理，赵姬应该是赵衰的正室夫人，赵同则是赵家的嫡长子。但是赵姬高风亮节，主动将第一夫人的位置让给叔隗，又坚持让赵盾当了赵家的嫡长子，而让自己的三个儿子居于赵盾之下。阳处父力主赵盾当中军元帅，理由是赵盾德才兼备。但是这个理由很难服众。且不说赵盾是不是真的德才兼备，单以阳处父的身份，说这话就很让人怀疑他的用心——阳处父曾经在赵衰的手下工作多年，深受赵衰赏识，是赵衰一手提拔起来的干部。朝野之间有传闻说，当年阳处父想当官，投靠于狐偃门下，三年没有结果；转而投向赵衰，三天就成了。可以这样说，没有赵衰，就没有阳处父的今天。因此，阳处父力主赵盾当中军元帅，有报恩于赵衰、报怨于狐偃之嫌。对于阳处父的建议，晋襄公表面上不动声色，心里面却是万分恼火。堂堂一国之君，想任命个中军元帅都一波三折，自己想的是张三，却被迫任命了李四，现在又有人要求让王五上，这国君的工作真是没法干了！恼归恼，没过多久，晋襄公再一次召集军队，在董地（晋国地名）宣布了新的人事任命。赵盾如愿以偿地当上了中军元帅，而狐射姑被降级任命为中军副帅。很多年后，赵、魏、韩三家权臣瓜分了晋国，演绎了“三家分晋”的故事。但是，赵家干预晋国国政，是从赵盾年代就已经开始了的。赵盾死后的谥号是“宣”，所以在历史上，他又被称为赵宣子。当上中军元帅后，赵盾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国政改革，推出了九条施政措施，分别是：制定章程、修订法令、清理诉讼、督察逃亡、使用契约、革除弊病、恢复等级秩序、重建官僚机构、提拔有贤能的平民。大傅阳处父和大师贾佗负责监督，在晋国全境予以实施。晋襄公之所以接受阳处父的建议，重新任命中军人事，有三种可能的原因：第一，以阳处父为中坚力量的“赵党”实力强横，树大根深，足以左右晋国的政局；第二，晋襄公此时已经病入膏肓，没有精力应付权臣们的无理要求，干脆听之任之；第三，无论狐射姑还是赵盾担任中军元帅，对于晋襄公来说都一样，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以，他干脆顺水推舟，变更成命，使得狐、赵两家产生矛盾，互相削弱力量。事实上，中军元帅几易其主，确实已经导致既得利益集团内部产生了难以弥合的矛盾。首先是先克与箕郑父、先都、士谷、梁益耳之间产生怨恨，其次是阳处父得罪了狐射姑；往深处剖析，则是以赵盾为首的“赵党”和以狐射姑为首“狐党”之间的斗争进入了白热化。随着晋襄公的健康状况持续恶化，一场内乱正在逼近晋国。关于晋襄公的病，据《史记》记载，是因为“纵淫”，也就是纵欲过度。公元前621年秋天，鲁国大夫季孙行父（季友之孙）受命出使晋国。出发之前，他向鲁文公请示，如果在晋国正好遇到晋侯去世，他将代表鲁国前往吊唁，因此，在路费之外，另请额外准备一笔丧仪。他的随从觉得很新鲜，哪有备着丧礼去进行国事访问的啊？但是季孙行父很认真地说：“有备无患，是古人的谆谆教导。与其到时措手不及，不如提前作好准备！”由此可见，晋襄公身体多病，在当时已经不是秘密。同年八月，晋襄公去世了。晋襄公在历史上远远不如晋文公出名，因为人们都认为，是晋文公在城濮之战中打败了楚国人，成就晋国的霸业。但是，如果将晋国的霸业视为一篇文章，晋文公仅仅写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开场白，接下来的工作却是由晋襄公来完成的。所以说，晋国的霸业始于晋文公，继于晋襄公，晋襄公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个不应被忽视的人物。晋襄公去世的时候，大子夷皋尚在襁褓之中。根据他临终前的遗嘱，夷皋将在诸位大臣的辅佐之下继位为君。但是，等到他眼睛一闭，大臣们便一致认为，晋国连年来遭到秦国和狄人的进攻，南方的楚国又蠢蠢欲动，霸主地位受到严重挑战，国家安全受到威胁，从国家的利益考虑，必须要有一位强有力的统治者，至少是成年的统治者，而不能由一个三岁的小孩来担任领导。其实，不管国家是否太平，由一个三岁小孩来领袖群伦，都是一件可笑的事，结果必然是既害了国家，也害了小孩。晋国历史上的奚奇和卓子就是前车之鉴。群臣们在舍弃夷皋的事情上取得了惊人的一致，但是在新的领导人的人选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中军元帅赵盾主张拥立公子雍，并为此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公子雍是一个宅心仁厚的人，是诸位公子中年龄最长和最成熟的一位，深受先君的宠爱，又与秦国有着密切的关系。秦晋自

怨恨和思念便变成了恶魔。公元前583年夏天，庄姬向晋景公告状说，赵同和赵括兄弟阴谋叛乱。晋景公就这件事询问栾书和郤锜（郤克的儿子）。也许是出于对赵氏家族的厌恶，栾书和郤锜都点头说，赵同和赵括对国君的不满由来已久，恐怕确实有反叛的可能性。晋景公早就对赵氏兄弟不满，现在既有庄姬作苦主，又有栾、郤两大家族认可，他就放心大胆地向赵氏家族宣战了。同年六月，晋国宣布赵同、赵括阴谋叛乱，证据确凿，株连九族，将赵家老小满门抄斩。唯有赵武随着庄姬在宫中居住，没有受到牵连。这就是所谓赵氏孤儿的原始素材。司马迁写到这段历史的时候，自然也看过《左传》的记载，但是很显然，他认为民间传说比《左传》的记载更精彩，更能吸引读者，因此毫不犹豫地采用了民间传说的内容，从而给中国人留下了一个关于忠诚、仁义与复仇的凄美故事。真正对赵氏家庭保持了忠诚的不是虚构的程婴和公孙杵臼，而是那位由赵盾一手提拔起来的好干部韩厥。据《左传》记载，赵氏家族被剿灭后，晋景公打算将他们的田产全部赏赐给大夫祁奚。韩厥劝谏道：“以赵衰的功勋和赵盾的忠诚，如果无后于晋国，会让那些一心向善的人感到恐惧。”而且用《周上“不敢欺侮鳏夫寡妇”这样的话来提醒晋景公不要把事情做得太绝。韩厥这番话，应该分为两面来看：赵衰确实有大功于晋国，赵盾的忠诚则让人难以苟同。但是，考虑到如果不是赵盾唆使赵穿杀死晋灵公，也轮不到晋成公即位为君，晋景公就更不可能坐上这宝座了——赵盾对于晋成公、晋景公父子的忠诚，倒也不是空穴来风。想到这一层关系，晋景公也就心软了。他收回成命，命令赵武继承了赵朔的家业。那个时候，赵武还只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也许是家族的变故使得这位少年成熟得特别早。几年之后，他按当时的风俗举行了成人礼，便戴着代表成人的帽子去拜访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听取他们的教诲，包括曾经对赵氏家族落井下石的中军元帅栾书。栾书说话很客气，“你真英俊啊！以前我有幸在你父亲手下工作的时候，你就已经很俊美了，就是不知道才干如何，努力加强修养吧，年轻人。”他去拜见士燮，士燮教育他：“从今之后，你要时时警告自己啊。自古以来，贤者受到宠幸会更加小心谨慎，不明白事理的人受到宠幸则会更加骄傲。”他又去拜见韩厥，韩厥感到很欣慰，但是又很严肃地告诫他：“戴上这顶帽子，代表你已经成人了。成年人要与善人多交往，那样的话，坏人就没有办法影响你了。一个人戴上帽子，好比房屋有墙壁和屋顶一样，是为了经常打扫去除污物罢了，不然戴它有什么用呢？”赵氏家族的孤儿，便是在这样的教诲之下成长起来了。一百多年后，赵氏家族的后人参与了三家分晋，建立了战国七雄中的赵国。当然，这是后话。【昙花一现的霸业】公元前585年春天，郑悼公为答谢去年的虫牢之盟，在公子偃的陪同下来到晋国朝觐晋景公。晋景公很高兴，依照给齐顷公的待遇，为郑悼公举行了“授玉”仪式。春秋时期，各国的朝堂均立有东西两根大柱，分别叫做东楹和西楹，两楹之间的空地叫做“中堂”。举行授玉仪式的时候，主人从东厢进入朝堂，客人从西厢进入朝堂。这里有个讲究：其一，如果宾主身份相当，则双方都走到两楹正中，客人接受主人赠送的玉圭；其二，如果客人的身份低于主人，则客人稍走快点，多走两步，在中堂与东楹之间授玉，以示对主人的恭敬。晋景公和郑悼公都是一国之君，地位相当，属于第一种情况，应该在两楹正中授玉。但是那天，郑悼公走得实在太快了，以至于晋景公刚走两步，还没走过东楹，郑悼公已经走到了他面前，于是出现了第三种情况——“授玉于东楹之东”。士贞伯看到这一幕，暗自摇头。在他看来，郑悼公纵使认为晋景公是霸主，不敢和他平起平坐，多走两步也就行了。但是此人目光畏缩，行动过于迅速，竟然小跑着越过东楹来与主人相见，这还真是罕见。“身为一国之君，却不安其位，怕是要不久于人世了！”士贞伯暗地里对人说。果然，几个月之后，在位才两年的郑悼公就无疾而终了。郑悼公死后，他的儿子郑成公即位。同年秋天，楚共王派公子婴齐带兵入侵郑国。晋景公派栾书带兵救援郑国，两军相遇于蔡国的绕角（地名）。楚军初战失利，连夜逃遁。晋军趁势入侵楚国的盟国蔡国，与楚将公子申、公子成率领的申、息两县地方部队在桑隧（蔡国地名）对峙。从当时的战局来看，形势对晋军有利。栾书想主动出击，遭到了荀首、士燮、韩厥的共同反对。荀首说：“国君命我们救援郑国，楚军连夜逃遁，我们的使命已经完成了。趁势进攻蔡国，是擅自将战争的范围扩大，所以引起了楚国人的愤怒，再打下去，势必对我军不利。退一万步说，就算我们打赢了这一仗，也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我们以全军出战，打败楚国两县地方部队，有什么荣耀可言？如果打不赢，耻辱就翻倍了，不如回去吧。”但是，当时晋国六军的正副统帅中，想打这一仗的人占了大多数。还有人对栾书说：“圣人总是与众人站在同一立场，所以能够成就大事。您现在是晋国的首席执政官，有权斟酌众人的意见办事，何不听从大家的意见？再说，您手下的统帅有十一人，当中不想打仗的，仅三人而已。”栾书沉吟了一阵，答复说：“确实，对待有争议的问题，一般会采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但所谓三人为众，现在有三位统帅认为不能打这个仗，已经不算少数派了，我决定听从他们的意见。”于是将军队撤回国内。公元前584年秋天，不甘心失败的楚共王派公子婴齐再度讨伐郑国。晋景公则发动齐、鲁、宋、卫、曹、邾、莒、杞等国诸侯救援郑国。郑国人底气一足，迸发出来的能量往往令人侧目。郑成公派大夫共仲、侯羽主动出击，俘虏了楚国的郧县县公钟仪，并将钟仪献给晋军带回晋国，囚禁在军府（军用品仓库，也用作囚禁战俘）之中。同年八月，各路诸侯在马陵举行会盟，重温虫牢之盟的誓言。马陵之盟是晋景公霸业成熟的标志，也是由盛而衰的转折点。马陵之盟后，晋景公作出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重大决定，他派新上任的上军副帅韩穿出使鲁国，要求鲁国将汶阳（地名）归还给齐国。汶阳自古就是鲁国的领土。七年之前，也就是公元前589年，齐顷公带兵入侵鲁国，占领了汶阳。后来发生了鞍之战，齐军大败，齐顷公被迫臣服于晋国。在郤克的主持下，齐国将汶阳交还给了鲁国。为了这件事，鲁国上下对晋景公感恩戴德。鲁成公先是跑到晋国军中表示感谢，而且还为郤克等人举行了“赐命”仪式，后来又专程跑到晋国拜谢晋景公。没想到，时隔七年，在没有任何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晋景公突然提出要鲁国将汶阳“归还”给齐国，鲁国人无论从感情上还是从利益上，都十分难以接受——汶阳本来就是鲁国的土地，谈何“归还”呢？晋景公这样做，当然也有他的考虑。据《公羊传》记载，鞍之战中，齐军大败，齐顷公回国之后，吊唁死者，慰问生者，七年不饮酒、不吃肉。晋景公听了，感叹说：“怎么能够让堂堂的一国之君不饮酒、不吃肉长达七年之久呢？还是把他所侵占过的地方都还给他吧！”《公羊传》的记载让人难以信服。让我们大胆假设一下，真实的情况也许是这样——齐顷公在鞍之战后，有了脱胎换骨的改变，踏踏实实做人，兢兢业业工作，服从晋国的领导，唯晋景公的马首是瞻，在晋国主导的多次国际行动中都坚持了正确的立场，因而受到晋景公的信任。为了鼓励齐顷公更好地为晋国服务，晋景公感到有必要给他一点甜头尝尝，适当地给予物质奖励，又不想付出代价，所以慷他人之慨，要求鲁国把汶阳“归还”给齐国。鲁成公当然不乐意，但也没办法，只能答应晋国的要求。鲁国朝野上下都对这件事感到悲哀。韩穿完成使命，即将回国的时候，鲁国权臣季孙行父设宴为其饯行，私下对他说：“大国主持公道，因此而成为盟主；诸侯感念其恩德，又畏惧其武力，所以没有二心。汶阳本来就是鲁国的领土。七年之前，贵国打败齐国，将汶阳归还给鲁国；七年之后，又命令我们将它交出来，献给齐国。做事情哪有这样反复无常的？晋国这样下去，很快就会失去诸侯的拥护了。”韩穿苦笑，对季孙行父摆摆手，意思是别说了，我也知道这事不靠谱，可那又有什么办法呢？这件事情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在晋国的同盟国之中，一种不安的情绪迅速扩散开来。晋景公很快也意识到自己做了一件荒唐事，为了挽回影响，他于公元前582年春天在蒲地召集诸侯会盟，主题是：重温马陵之盟的誓词，共同构建和谐友好的国际关系。参加蒲地之盟的诸侯，仍有齐、鲁、宋、卫、郑、曹、莒、杞八国之多，但是气氛已经大不如马陵之盟热烈了。季孙行父陪同鲁成公参加会议，遇到了晋国的上军副帅士燮，季孙行父对士燮直言不讳：“贵国不修仁德，就算会盟又有什么意义？”士燮回答：“霸主如果不能用仁德来团结盟国，那么用殷勤的接待来安抚他们，用宽厚的态度来对待他们，用强权和武力来驾御他们，用神圣的誓言来约束他们，讨伐三心二意的国家，笼络坚决服从的国家，这也算是次一等的德行了。”士燮的反应很快，然而终归底气不足，算是勉强为晋景公辩护了一下。季孙行父听了，也只能苦笑一声，表示理解士燮的立场。蒲地之盟没有达到晋景公预期的效果，甚至适得其反。郑成公从蒲地回到新郑，立即接见了一位不速之客——楚共王派来的代表公子成。双方并没有达成什么实质性的协议。对于楚共王来说，能够与晋国的盟国（尤其是郑国这样一个举足轻重的盟国）进行正常的外交接触，他的目的就已经达到。接下来，他只要静静地坐在一边，摇着扇子看热闹就行了。晋景公得知郑国与楚国私下接触，果然勃然大怒。同年秋天，郑成公怀着两面讨好的心理，前往新田朝觐晋景公，结果连晋景公的面都没见上，就被抓起来，囚禁在铜提（晋国地名）的别宫之中。与此同时，晋景公还趁着郑国群龙无首，派栾书为将，带兵讨伐郑国。这种做法自然不厚道。更不厚道的是，当郑国人派大夫伯蠲（juān）来到晋国请罪求和，晋景公竟然又下令将伯蠲杀死。《左传》对此照例批评说，这样做是非礼的，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主要是体现以和为贵、不擅开战端的思想。晋景公囚禁郑成公，本来就是一个错误；派兵讨伐郑国，是将这个错误进一步扩大；杀死伯蠲，则彻底将郑国推向了楚国的怀抱。在这种情况下，楚共王顺理成章地出手了。他派公子婴齐领兵出征，将部队驻扎在陈国，对郑国形成救援之势。同年十一月，公子婴齐出人意料地打了一个弧线球——从陈国出发东进，突然袭击与晋国同盟的莒国，并将莒国彻底击溃，占领了莒城、渠丘、郓城。回想起来，一年前的秋天，晋景公派巫臣第二次出使吴国，途经莒国的时候，巫臣与莒国的国君渠丘公会晤。巫臣提醒渠丘公：“莒城的城墙也未免太薄弱了，该修修啦！”渠丘公不以为然地回答：“莒国地处东夷之地，国家弱小，产出不丰，有谁会看得上这块土地呢？”言下之意，荒山野岭中的一所破房子，又是家徒四壁，担心什么盗贼呢？孔夫子对莒国的败亡深有感触，说：“因为穷困而毫无戒备，实在是一大错误；只有时时提高警惕，防备外敌入侵，才正确啊。莒国倚恃其简陋，懒得去修城墙，十二日之内，楚国就占领了它的三座城池，这不就是不加防备的后果吗？古人说，即便有丝麻这些上好材料，也不要抛弃菅蒯这样的下等材料；虽然有姬姓和姜姓的绝色美女，也不能抛弃那些面色憔悴的平庸妇人。但凡君子，总是有备而无患啊！”孔夫子这话说得有趣，仔细推敲起来，应该算是“外面彩旗飘飘，家中红旗不倒”的古代版了。公子婴齐的这一记弧线球打得相当漂亮，虽然没有直接打击晋国，却击中了晋国建立的国际同盟的软肋，让远在新田的晋景公着实难受了一把。紧接着，另一个让他不安的消息传来，西方的秦国联合白狄部落入侵了晋国西部边境，造成重大损失。更让他不安的是，得到楚国的间接支援之后，郑国人的腰杆子也明显硬了。大夫公孙申建议：“我们出兵包围许国，而且装作要另立新君，晋国自然会归还我们的国君。”装作要另立新君，就是要断绝晋国人挟持郑成公威胁郑国的念头。而出兵包围许国，则是向晋国人示威——就算晋国大军压境，郑国仍有余力，能够空出手来对付许国。在这种形势下，晋景公不得不反思自己的政策了。他想起两年前，郑国俘虏的楚国将领钟仪还一直囚禁在军府之中，于是亲自跑到军府去看望钟仪。虽然被囚禁了两年，钟仪仍然戴着楚国的帽子，保持了南方贵族特有的气质。晋景公见了，故意大声问道：“那位带着南方的帽子而被囚禁的人，是谁啊？”狱卒回答说：“那正是郑国人所献的楚国俘虏啊。”晋景公命人打开枷锁，让钟仪坐到自己面前，询问了他几句在狱中的生活状况，算是表示慰问。钟仪向晋景公稽首拜谢。晋景公接着又问到：“大夫的家族，在楚国担任什么世袭的职务？”前面说过，钟仪是郧县的县公。但郧县县公只是钟仪个人的职务，而且随时可能变动，并非世袭之职。钟仪如实相告：“我们自古担任楚国的乐官。”晋景公很感兴趣，追问：“那您会弹奏乐器吗？”钟仪老老实实地回答：“这是祖上的职守所在，我岂敢抛弃？”于是晋景公叫人取来一张琴，钟仪随即演奏了一曲楚地的音乐。奏罢，晋景公故意问钟仪：“贵国国君是个什么样的人？”钟仪为难地说：“这个……非我等小人所能够评判。”晋景公执意要钟仪说。钟仪被逼不过，只得回答：“当年他还是大子的时候，先王为其选择师傅，考虑教学内容，都是下过功夫的，命他早晨向令尹公子婴齐请教，晚上又访问司马公子侧，聆听教诲。其他的事情，我实在是不知道了。”晋景公听后沉默不语，回来讲给士燮听。士燮说：“楚国的俘虏，是一位君子啊！言必称先人的职守，是不肯忘本；弹奏本土的音乐，是不肯忘旧；说到他的国君，只谈其当大子时候的事，是为了避嫌，怕人家说他阿谀奉承当朝国君；说到楚国的两位重臣，他又直呼其名，是尊重您的身份地位。不忘本，是仁的表现；不忘旧，是信的表现；避嫌，是忠诚的表现；尊重您，是聪明的表现。这样的人，派他办什么事，没什么办不成的。您何不放他回去，要他促成晋、楚两国的和平。”士燮的话，给了晋景公很大的启发：是啊，为什么要一味和楚国争夺对抗，为什么不能实现两大强国的和平共处呢？公元前582年冬天，钟仪被释放回国。不久之后，楚共王派公子辰出使晋国，表示愿意与晋国修好。自公元前632年城濮之战后整整半个世纪，晋楚两国第一次坐到了谈判桌前。公元前581年春天，晋景公派大夫籴（dí）伐出使楚国，作为对公子辰出访晋国的回访。晋楚两国的紧张关系虽然得到缓解，晋国对郑国的敌意却没有消失。同年二月，晋国命令卫国派兵讨伐郑国。同时，郑成公仍然被囚禁在晋国，作为威胁郑国就范的筹码。国不可一日无君。郑成公被囚禁的日子一长，郑国内部也出现了问题。同年三月，大夫公子班没与众人商量，擅自做主，立郑成公的同父异母哥哥公子繻为君。仅仅过了一个月，公子繻便被郑国人赶下台，公子班只身逃往许国，郑国人转而立郑成公的大子髡顽为君。栾书对晋景公说：“郑国人都拥立新君了，我们再抓住那个人不放，又有什么用处？不如将他放回去，促成两国之间的和解。”这一年，已经是晋景公在位的第十九个年头了。早在两年前，他就感到身体不适，现在病情明显加剧，自己都能感觉到大限将至了。大概是

汹涌滔天将两人完全围困了起来。“开挖！”我怒吼一声，洞中的狴犴仰头咆哮，晖儿和S对准指定的煞位举锹就挖，大股凌厉的煞气来势汹汹地涌进天罡弱水印阵，波涛立刻化作锋利的水刀疯狂地交错切割着。一声高亢的鸣叫自水阵中传出，巨大的朱雀驮着韩笑冲天而起，双翅挥舞间骤起的火焰从天而降，一时间狂暴的水火在白雪皑皑的山峰上激战相搏，惊动天地的奇观令人叹为观止。久战不下，朱雀突地怒啸一声，双翅一摆，硕长的火尾暴涨数倍，急剧甩动中有如一个巨大无比的火把直冲地下。弱水印阵的部分土台印符在火尾的狂扫中崩溃散落，滔天的水势立刻消减了下来，朱雀趁势张口喷出大蓬火焰，整个弱水印阵顷刻瓦解在熊熊的烈火之中。“风紧，扯呼～～”林岳怪叫一声，冲进洞中，我和莫炎紧跟其后。朱雀得意地摆动双翅，俯冲而来，眼见就要掠进洞中。轰地一声，洞旁的山壁猛然裂开，一条巨大的长藤猛然冲出，长藤的顶端赫然长着一个宽阔的大口，像是一只变异的老虎。一股胜过方才百倍的煞气直冲而来，朱雀猝不及防被凭空击出数十米，空中翻滚多时后一身的火羽散落殆尽，立刻现出了莫曹的人形。这才是真正的白虎煞，之前莫炎用灵火逼出了狴犴的肃杀之气，加上林岳的怪虎藤种，在弱水印阵消耗了朱雀的精力之后，突袭终于取得了结果。韩笑！他怎么不见了？！……上午十一点十五分，午时前的几分钟。主峰扇子陡，老田正艰难地举起舜帝铜锥，他望着天空中的太阳，口中低低地说着什么。韩笑的身影鬼魅似地出现在他身后。“对不起，您必须死。”韩笑歉意地笑道。……上午十一点二十三分，午时。晴朗的天空中传来一阵隆隆的雷声，浮在空中的莫曹再度化作朱雀，展开双翅飞掠扑来。老田，我们尽力了……朱雀即将接近的瞬间，整座山峰突地陡升起来，朱雀急急返身避开，险些撞在了山峰上。远处的主峰扇子陡猛地下沉，这……这里才是真正的主峰吗？！一声巨兽的低吼响起，巨大无比的龟蛇之相笼罩着整座山峰。……上午十一点二十五分，午时。韩笑呆呆地看着躺在地上的人，先前的伪装掉落在地上，一个年轻的女孩正艰难地喘息着，那双眼睛比常人多了一层白色膜瓣，韩笑知道，那是一种患有先天性眼疾的特征。女孩的嘴唇嚅动着，微弱地重复着两个字，渐渐地欣慰的笑容凝固在了嘴角。韩笑听出那是一个人们常用的称呼。“爸爸”。……上午十一点三十分，午时。老田颤抖着出现在我们面前，面容暗淡失神。“龙脉已定固在了这里。”他冲着空中的朱雀道，“如果你不死心，我可以陪你同归于尽。”说着他挺直了腰板，眼中猛地神光暴射，隐约间空中传来惊涛骇浪之声。朱雀并没有进攻，只是在空中停留了片刻，便转身挥翅而去。我知道老田一定是利用玄武神兽幻化改变了我们视觉中的主峰和第二峰。但我不知道，为了保证父亲能安全定固龙脉，老田的女儿乔装后死在了韩笑手下。……“看来这次我是难逃风爷的责罚了。”莫曹在山脚下仰望着雪山，心中不又叹道。“田然死了女儿，定固龙脉时又毁了玄武神兽，自己只怕也命不久矣，我们只是损失了南龙气脉，这绝对不亏。”这声音是在莫曹的耳中响起的，那是他再熟悉不过的声音。“风爷说的是。”莫曹恭敬地回道。（第二篇《藏穴》完）第三篇奇门题记观天之道，执天之行，通地之事，依地之明，与人之法，顺人之情。自然之道静，故天地万物生，自然之道动，故世间吉凶生。三才定世天地人，浑沌不知是为神。天有九星，曰蓬，任，冲，辅，英，芮，柱，心，禽，地有九宫，曰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中，人有八门，曰休，死，伤，杜，开，惊，生，景，神有八神，曰直符，腾蛇，太阴，六合，勾陈，朱雀，九地，九天。迎三奇，日月星；得六仪，戍已庚辛壬癸；遁六甲，子戌申午辰寅。八卦甲子玄机鬼藏，万事可定唯不变矣，若穷则变，若变则通。——《闻风拾水录·奇门篇》一、鲁班厌胜风和日丽的日子很适合出游。当然，出游并不一定要去很远的地方，只要你留心，也许在附近就可以找到一处足以让你舒适享受的地方。绿地公园里，我躺在草地上，午后阳光微醺，大脑中的意识弥漫开来。……“我看不透这东西，林岳和莫炎也看不透，如果你也看不透，那就永远藏起它。”老田的话在耳边再次响起。那是一块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物件，样子很像旧时人们放在家中的泰山石敢当。不过，这块普通的物件却在我手里发生了一件不普通的事情，虽然我曾经历过，但发生时还是吃了一惊。在浮动中，一连串的文字倏然飘出，那是…………“啪”，一样东西丢在了身上，正巧砸中胃部，我条件反射地跳了起来，脸上不禁有些扭曲。“老凡，身手不错啊，三十多的人了还能鲤鱼打挺。”林岳坏笑着走了过来。“臭小子……你……”我被砸的不轻，一时间说话都有些困难了。“林岳你玩过头了啊。”晖儿满脸不快地说着，走来帮我揉捏着痛处。“从云南回来都三个多月了，老凡这家伙总吊着个脸。”林岳捡起丢在地上的橙汁道。“砸他算轻的，我都想揍他了。”“死小林子。”S冲林岳小腿踢了一脚，“你以为全世界都和你那么没心没肺啊？！”“哭丧脸有用吗？！老田和他女儿能活过来吗？”林岳冲着S反驳道，眼睛却看向我这边。“今天出来散心的，别吵了。”我幽幽道，“没事，我只是在思考那本书和那个人的事。”“书上的内容你慢慢消化吧，至于那个幕后者，莫炎也在调查。”晖儿柔声安慰道，“亦凡，别太逼迫自己了，急于一时未必就能解决问题。”……《闻风拾水录·奇门篇》，来自老田交给我的物件，见到那些文字飘出时，他笑了，笑得很欣慰，那笑容永远的凝结在了他的嘴角。老田死了，死于心力衰竭。在他逼退莫曹的时候，我们都没有料到那只是回光返照。有人暗中下了毒手，这也是为什么老田的身体会日渐衰弱的原因。在定固龙脉的那一刻，他已拼尽了全力。林岳在施救时发现他背后有七处奇怪的痕迹，星散地分布在老田身上各处，精通医术的他也不禁迷惑不解。莫曹、韩笑、陈子浩……在他们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一股什么样的可怕势力呢？……“我就说过，嫂子那手艺绝不是盖的！”林岳含糊不清地说道，满是菜肴的嘴鼓得像只夏天的蛤蟆。“今天有一半菜是S烧的呢。”晖儿微笑着说道，“嗯，就是你吃得最多的那些。”“浪费啊～～”S瞥了一眼饿死鬼投胎似的林岳，“某些人吃人参果都不会觉得好吃的。”“我又不是猪……咳……咳……”林岳正想反驳，却被还未咽下的食物呛得不住咳嗽，一时满脸通红，说不出话来。“叮咚叮咚”，一阵急促的门铃声响起。“有这么按门铃的吗？跟催命似的！”林岳挣扎着咽下了口中的食物，一肚子怨气全部发在了门外的不速之客身上。“大概有什么急事吧。”晖儿起身向门口走去，一旁原本假寐的狴犴忽地跳了起来，冲着门口发出呜呜的声音。门开了，晖儿一脸茫然地带进三个人，那是三名警察。“我们是市刑警大队的。”为首的警官出示了一下证件，“哪位是王亦凡？”“我就是……”我起身应道，这些警察来我家做什么？“王亦凡，你涉嫌盗挖古墓、走私文物及蓄意谋杀。”那名警察拿出一张文件，“现在正式拘捕你，这是拘捕令。”屋里的空气顿时凝结，这三名警察是如假包换的大活人，应该不会是伪装的，但他们又怎么会了解到我在云南的那些经历？而且如此高标地给我罗列了三项重罪！“我们必须对你的住宅进行搜查。”那名警官继续道，“这是搜查令。”麻利的动作下，我被铐上了手铐，两名警员熟练地四处翻查着，林岳安静地躲在一边，眉毛已拧作了四条。晖儿和S询问着为首的警官，对方一付无可奉告的表情，只是提醒她俩可以跟回警局协助调查。“找到了。”那枚滇王金印被翻了出来，负责搜查的警员有些兴奋，这是文物也是证物，眼前是真正的人赃并获了。……拍照，指模，例行公事……审讯室内，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面前，略带稚气的脸上挂着懒懒的笑容。韩笑？！瞬间我便明白了被捕的原因，有韩笑在，那些事情的资料足以给我编定无数罪名了。“别以为我身上这套警服是假的。”韩笑调皮地笑道，“大案要案我也参与破获过不少呢。”“直入主题吧。”我盯着韩笑的眼睛冷冷道，他的辖区不在本市，不远万里的前来定罪应该是另有阴谋。有时候，计谋远胜于强大的能力，这就是人类的可怕之处。“想请你帮忙找样东西。”韩笑点起一支纸烟，悠然地吐着烟雾道。“你觉得我会答应吗？”我冷笑了一下，手铐从腕间脱落。“嗳，冷静点，这里是警局。”韩笑的脸露出一种别有意味的笑容，“如果你冲出去，外面会有一群勇敢的警察拦截你。”和警察正面冲突，这显然是种不明智的做法，牵涉无辜之外便是让韩笑等人坐收渔利，何况晖儿他们……“咔”，韩笑熟练地再次给我戴上了手铐：“囚徒博弈的上选是‘合作’。”“你们想要我找什么。”知己知彼往往是出奇制胜的先决条件，何况我的处境并不有利。“去趟文成刘基墓，找本书。”韩笑的笑容更加璨烂了，“其余的三爷会告诉你。”盗墓？！这群人在龙脉藏穴上功亏一篑，现在却做起了盗墓的勾当，他们要找的书难道比龙脉还重要？……夜色中的城市显得分外压抑，一辆深蓝色的轿车飞速地开出了市郊。“这回搞大咯，老凡，咱们亡命天涯吧。”林岳后排伸着懒腰道，“不过，先帮忙解决下民生大计。”“就知道吃，撑不死你。”S和怀里的狴犴一同向他呲牙。“亦凡，能拿的现金我全带来了。”晖儿轻声道，“不过，我们该去哪里呢？”“不知道，先离开这里。”我脑中有些混乱。当林岳从拘留所的地下钻出来的时候，我隐隐地意识到即将犯下一个大错，但在他连推带搡之下，却还是选择了逃离。S到市局找熟人帮忙的时候，狴犴发现了韩笑，她匆忙通知了晖儿和林岳，于是便有了这次营救行动。不过，我就此将成为畏罪潜逃的重大通缉犯。……“是的，他们刚离开市区，四个人都在一起。”公路边的树林里，一辆熄火的警车停在黑暗中，车中亮着一个红点，闪动的火光依稀映照出韩笑的脸庞。“漫无目的地瞎开车，很容易被路岗查到。”韩笑调皮地一笑，“看来我得帮你指路了。”……“韩哥，那啥……俺老婆不能白给吧……哦，成！谢谢啊！”……我压低了头上的棒球帽，避开油站工作人员的视线，将车子驶向公路。望着远去的车尾灯，那人咧嘴一笑，迅速脱下工作衣，闪进了黑暗中。……“靠，还米其林呢，这就爆胎了。”林岳牢骚道，扭曲的面容像极了瘪陷的轮胎。“你像个男人吗？就知道抱怨！”S丢过一个背包，“背上，咱们步行。”……“亦凡，前面有车。”“你好，能带我们一段不？”“嗨，上来吧，这会露水重，别站风头里客气。”“我靠，这可坐不起，敞篷的，还是东风牌啊。”“闭嘴吧你，爱坐不坐，你跟着跑也行。”“我上还不行吗？”……“到了。”拖拉机停在了一户农舍前。我们跳下车斗，踏上地面的双脚依旧可以感觉到方才的颠簸震动。拖拉机的主人叫常五根，一个黝黑憨厚的庄户汉子，这里便是他的家。一路上林岳不住叫饿，其实不仅是他，我和其他人也已饥肠辘辘，连夜的奔逃使人特别容易饥饿。附近是大片的农田区，几乎没有地方可以落脚打尖，常五根便热情地招呼我们去他家，说是给我们煮点饭食。常五根的家属于典型的庄户房子，两上两下的青瓦房简朴洁净，将我们让进中屋后，他便一头钻进东侧的灶间忙碌了起来。晖儿和S因连夜疲惫的关系，倚在桌边渐渐打起瞌睡来。林岳跨坐在长条凳上，眼睛死死盯住灶间。常五根端来稀饭馒头的时候，这小子立刻迫不及待地扑了上去。屋外的天空遍布朝霞，四处响起忙碌的声音，一派农耕早起炊烟袅的景象。平淡无奇的生活，忙碌辛勤的劳作，突然觉得这一切离我十分的遥远。耳边传来一阵轻微的响动，我听着一愣，那是一种痛苦的呻吟，依稀还夹杂着某些奇怪的声响。“你们家有病人？”林岳将嘴里的半个馒头咽下肚，四处张望道。“嗯，是我老婆。”常五根满脸愁云道，“不知咋地就病了。”“哈，小林子，你报答人家的时候到了。”S怂恿道，“这个最能吃的是个中医，让他帮你老婆看看。”……“老凡，不对劲，你跟我上去。”约摸半支烟的功夫，林岳从楼上下来，脸上的神色有些异常。楼上是两间大房，敞开的那间显然是常五根和他老婆的卧室，一名女子正躺在木架床上。“怎么这么大味道？”房内弥漫着一股腐烂的恶臭，我下意识地用手捂住口鼻，跟着林岳走近床边。常五根的老婆看上去比较壮硕，但此刻却被疾病折磨得毫无生气，如果不是她还在呻吟，我很容易会误把她当作一具死尸。那股腐臭来自她口里，随着呼吸呻吟遍布了整间屋子，我惊异地发现，在她的呻吟声中夹杂着一种特别的声音，那是什么东西在啃噬骨头的声音！“脉搏正常，呼吸正常，除了脸色和口臭外，她基本就是个正常人。”林岳低声耳语道。“惹上了恶性虚灵？”我自忖道，“她的体内似乎有东西作祟。”林岳点点头，将常五根支去楼下取水，翻手捻出一根药草揉碎了将草汁滴入常五根老婆的口中。常五根的老婆突然从床上弹起，手脚诡异地扭曲着，不住乱颤，喉间咕噜着怪异的声音。“呃……”奇臭无比的液体从她口中喷了出来，床上立刻污了一大滩，一团白色的物体落在了被面上。那是一条古怪的白色小鱼，头尾都是一个长着满口利齿的鱼头，扁梭形的身体上遍布着粗糙的鳞甲。“幸亏遇到我们，不然她死定了。”林岳摇头道，“不过话说回来，她怎么会把这条清道夫吞下去的？”汩罗鱼，木性虚灵，喜欢藏匿在河底淤泥中，啃噬水下尸体上最难分解的骨骼部分，所以林岳会称它为清道夫。常五根收拾床褥的当口，林岳悄悄地将那条汨罗鱼丢进了窗外的河道中。……“你老婆是怎么发病的？”我向常五根问道。“我也不知道啊，前几天翻修屋子的时候还好好的。”常五根回忆道，“后来和木匠吵了一架，隔天我出门办事回来就变这样了。”“木匠？你们家翻修了哪些地方？”晖儿突然问道。“楼上那两间大屋、房柱还有大梁。”常五根如实道。“S，房柱和大梁的连接部分是不是叫木斗？”晖儿转向S问道。“是啊，确切的说是房柱和横梁间连系的木块。”S奇怪道，“问这个干嘛？”“亦凡，那里可能有古怪。”……房子的大梁贯串了楼上的两间大屋，一头架在西侧的山墙上，另一头则用一根粗大的房柱子支撑。房柱就在灶间的墙边，一旁放着吃水用的水缸。常五根拿来一把木梯，林岳顺着梯子爬上了房梁，在木斗处摸索了两下，翻出一个暗格，从里面掏出一条刻着奇怪文字的木鱼来。木鱼赫然是汨罗鱼的造型，鱼身两面分别刻着“勾陈”和“白虎”两个篆字。“嫂子，你怎么知道木斗里会有这东西的？”林岳掂着手里的木鱼道。“我们公司翻修时曾和装修公司有口角，当时一个同事就提醒说，这些行业里有不少能人的，当心被报复。”晖儿笑了笑，“常大哥说他老婆曾经和木匠吵过架，我突然想到他们正好在翻修大梁，一气之下可能会在上面布鲁班术。”“鲁班厌胜？”我听着一惊，抬头看了看大梁的走向，立刻招呼常五根和林岳拿着梯子上楼。卧室的大梁上翻出了一块木牌，上面同样刻着篆字——“天禽”。“厌胜”又称“魇镇”，意思为“以诅咒厌伏其人”，归属于民间常说的“鲁班术”。鲁班术是一种流传已久的奇术，相传为工匠祖师鲁班所创。据说因为古时的工匠地位低微，于是很多苛刻的无良雇主会对其肆意欺压，克扣工钱，当他们感到深深不忿时便会在施工期间以厌胜术进行报

。纯子轻轻地叹了口气：“咱们走吧！”两人离开旅馆，再次走在花季阴云下的街道。伸夫感到自己像是遗失了重大宝物。虽然还只是推测，可难得被纯子邀请到她的房间里自己却无所作为，这会不会使纯子感到失望呢？对于跟成年男人玩惯了的纯子来说，自己的存在是不是太乏味了呢？两人走下一小段坡道，纯子说“那就在这儿告辞吧”。这时，伸夫的懊悔之情更加强烈。“你在东京待到什么时候？”听到伸夫询问，纯子微笑着点了点头。“因为展期没结束，所以我还得待四五天呢！伸夫明天几点回去？”“晚上九点。”“要是有时间，我会去送你哦！”“你真的会来吗？”伸夫低落的情绪顿时高涨起来。如果纯子真的去上野车站送别，那么两人的恋情就还能持续下去。或许是诚心祈祷真有灵验，第二天纯子果然在八点多来到了上野车站。为了不被同学们发现，她就靠在排列着擦鞋匠的角落立柱旁。她身穿藏蓝色大衣，围着白色围巾，即使被同学们看到也肯定不会认出。“谢谢你来送我啊！”伸夫跑过去就握住了纯子的手。“我还以为见不到你了呢！”“怎么会呢？昨天说好要来送你嘛！”伸夫感到自己比昨天更率真了一些。“再过四五天你就回札幌了吧？”“大概吧！”纯子模棱两可地回答，双眼望着排在远处的同学们。“你还是要跟他们回去吗？”“是啊！为什么这样问？”纯子是不是要建议他留在东京呢？伸夫想予以确认却没能说出口。纯子开始催促了：“你该归队啦！”“还有些时间呢！”“可是我也该走啦！”纯子露出成年人式的笑容望着伸夫。“那，你要多加小心哦！”“你也是……”“再见！”纯子依然窃窃私语般地道别，随即扭身快步走进人群当中消失了。伸夫目送纯子离去，然后跟修学旅行的伙伴们一起乘上列车。闷热天在傍晚时唤来了降雨，夜晚的东京变得湿漉漉的。伸夫望着雨中的霓虹灯，又沉浸在强烈的失落感中。十曾一度从庭院地面堆到屋顶的积雪也已融化，四月的新学期开始了。可是，伸夫的心情却并不爽快。因为在他升入高三时班级进行了重组，伸夫留在一班，而时任纯子则转到了九班。两人分在整个年级九个班的两端，而且教室也隔着长长的走廊离得最远。如果挨得近的话，倒还有机会在上社会科和理科等选修课时见面，而分属一班和九班可就不那么容易了。伸夫认为这是老师们的阴谋。由于纯子遗失了伸夫的情书，所以老师也都知道了两人的关系。继续让两人同在一个班级会有危险——老师们肯定是这样想的。虽说是班级重组，实际上就是近半数学生的变动，而且主要是从一班到二班或从三班到一班这种相邻班级的调整。与此相比，从一班调到九班不是相隔太远了吗？虽说如此，伸夫也根本不可能向老师申诉不满。本来班级重组是经过教职工会议决定的，而学生们只能接受。也许实际上校方不可能满足每个学生的意见。但尽管如此，两人离得也太远了。伸夫本想向班主任老师申诉不满，可那就等于主动承认了两人的关系。校方根本不可能接受这种意见，而且即使接受了，也只能招来同学们的反感。再加上调整到九班的除了纯子之外还有几名同学，所以未必能够断定只有纯子受到了特殊对待。在班级重组方案公布的第二天，伸夫向来学校的纯子发出了抱怨。“这完全是为了拆开咱俩，太过分了！”“可是，既然已经决定，那也没什么办法啦！”纯子的回答意外平淡，伸夫感到非常扫兴。“这样一来，咱俩可就分开啦！”“分开也只是班级不同而已嘛！”确实只是班级不同，学校却还是一样，两人的关系并不会因此而终结。只要两人相爱，即使不在一个班也应该没问题。而且，班级不同还能避免伙伴们多嘴多舌，因此反倒变成了有利条件。不过，自从修学旅行归来，伸夫还只跟纯子见过一次面。而且是在星期六放学之后，两人只去咖啡馆聊了半个小时而已。因为伸夫在雨中上野车站分别时体验到了撕心裂肺般的痛苦，所以他对这次约会十分期待。可是，纯子刚喝完咖啡就站起来说她还有事。而当伸夫想商量下次约会时，纯子也只是反复说“最近很忙”。伸夫觉得过度强求有失体面就不再吭声，但纯子后来就再也没打过招呼。由于班级重组就在此后进行，所以伸夫担心纯子会趁机离开自己。仔细想来，这种阴晦的预感似乎在东京会面时就已经萌生。伸夫从上野的美术馆跟纯子去了她住宿的旅馆，在分别时就已心生几分担忧。纯子会不会从此离开自己？这种预感在雨中上野车站分别时也同样涌上心头。两人之间并没有吵过架或发生过不愉快，因此这种预感只能说是处在恋爱当中的一种直觉。但正因为是直觉才更加挥之不去。伸夫担心自己的预感会变为现实，希望这只是自己的多虑而已。然而，这种预感却似乎正在一步步地接近现实。这种预感以明确的形态表现出来，是在半个月后去图书部活动室幽会的时候。伸夫照例在大家走后去昏暗的活动室里等候，可纯子却从约定的六点钟到七点多都没有出现。天气虽已不像隆冬那般寒气逼人，但在没有火炉的房间里还是冻得直想跺脚。伸夫喝着纯子介绍给他的小瓶威士忌又等了一个小时，可纯子还是没有出现。此前纯子即使迟到也没有超过半个小时，而且她在迟到时总是气喘吁吁地跑来道歉说“对不起”，还会突然亲吻伸夫。可这次却过了两小时都没有任何动静。或许是因为她突然有了什么急事，虽说如此耽搁的时间未免过长。如果继续待在这里的话，到了九点钟体育馆的侧门也会关闭，那就出不去了。时间已过八点半，伸夫终于放弃等待并离开了图书部活动室。虽然已经快到黄金周了，可街道的阴面仍有处处残雪。伸夫望着片片白影，想起纯子说过“即使是夜间雪也在融化”。当时的纯子相当诚恳朴实，伸夫能够全身心地感到她直冲冲扑面而来的活力。然而，三天前在走廊里见到她商量约会时，纯子却像换了个人似的特别冷淡。伸夫紧咬不放地说“什么时候都行，我等你”，纯子像是无奈地点了点头，眼里含着困惑的神色。伸夫再次叮嘱说“一定要来”，而纯子却还是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她也许再不会来了——伸夫的担忧就是从这时产生的。不过，伸夫走在夜路上，心中仍然没有放弃。纯子虽然今天没来，但那并非她自己的意志。此前她虽然说过“很忙”，但那并非在说“我讨厌你”。事实上，从上高三以后她就不太来学校了，据说她正在努力创作鸿篇巨制。她之所以不能悠闲地跟自己约会，就是因为她在全神贯注地搞创作。只要有了空闲时间，她肯定还会像以前那样温存。在情绪低落时，伸夫更愿意往好处想。然而，伸夫在一个月后听纯子的朋友宫地怜子讲了一件事，彻底粉碎了他的期盼。“纯子这丫头，对什么都不在乎，会不会出事儿呀？”宫地怜子漫不经心地说出这话，伸夫慌忙追问：“纯子怎么啦？”“你不知道吗？纯子一周前就去钏路了呀！跟谷村先生一起。”“谷村？”“东大毕业的报社记者嘛！他这次不是去钏路分社了吗？”伸夫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那她不回来了吗？”“倒也不会。不过，那个人一旦喜欢上谁就连学都不想上了。她母亲也急得不得了呢！”虽然难以置信，但纯子果真喜欢上别的男人了吗？伸夫感到纯子很有可能做出这种事情，但又不能轻易相信。不过，宫地怜子是跟纯子同班的唯一好朋友，她不可能说假话。不仅如此，想到纯子近来的态度，宫地怜子的话更透出了几分真实性。“纯子这丫头，到底还是难以抗拒那种能说会道、精明强干的人啊！”宫地怜子似乎不太在意伸夫跟纯子的关系，否则不会这样漫不经心地说出如此残酷的话来。或许她是对伸夫如今还在追求纯子感到悲哀，所以干脆向伸夫说明了真相。宫地怜子如此一说，伸夫不得不承认此前的不祥预感已经变为现实。“果然如此……”伸夫喃喃自语，然后发出一声叹息，“是这样啊！”仅剩的一线希望也被斩断，伸夫突然变得沉默寡言了。新绿遍染北国都城，槐花和丁香花盛开的五月到六月是伸夫最难过的季节。北国初夏一到人们就倾城出游，可他却与这种欢乐无缘。伸夫能够稍稍镇定下来并考虑自己与纯子的关系，是在季节从初夏转向盛夏的七月初。纯子为什么会离自己而去？即使是已经几乎放弃的现在，他依然对此难以释怀。曾一度那样亲密的女人怎么会如此轻易地离去呢？那是纯子的真心，还是一时的恶作剧？伸夫怀着这样的疑问，思绪回到在东京产生那个晦暗预感的瞬间。当时，纯子把伸夫带到她的住处，还在隔壁房间里更衣。如果伸夫当场向纯子求爱的话，她或许就会以身相许。如果伸夫低下头来坦诚表示“我想要”的话，她或许就会露出常见的成熟笑容，并尽情地展开怀抱。当然，这些假设既非现实亦非已经向纯子确认，因此无法证明。不过，纯子在离开旅馆前曾发出一声叹息，或许那就是她对过分老实规矩的伸夫感到失望的表示。事实上，纯子后来确实焦躁不堪撇下伸夫独自离去。在上野车站送别时，她又问过“你还是要回去吗”。当伸夫理所当然地点头时，她也是叹息一声并快步离去。也许当时纯子是最后一次向伸夫押注，而结果还是对这个幼稚的男子感到失望。伸夫回想起这一幕幕场景，感到就是它们交织出了现在的“失恋”状态。不过，即使真是缘于伸夫自己的幼稚，当时他也尚未具备超越这种幼稚的手段。显而易见，伸夫本来就对异性幼稚无知，也可以说纯子就是因为伸夫幼稚才接近他。而如果伸夫也像纯子所交往的中年男子那样是个情场老手的话，纯子或许就不会对他产生兴趣了。总而言之，纯子再不返回已是确切无疑。“原来如此啊！我是失恋了呀！”伸夫喃喃自语，这个极具新鲜感的词令他惊诧不已。仔细想来，伸夫此前从未把“失恋”这个词用在自己身上。实际上，因为他以前不曾有过真正堪称恋爱的经历，所以失恋当然是初次体验。“失恋的男子……”伸夫再次喃喃自语，然后望着镜中自己的面孔，心中既感到失落，也觉得自己又向成年男子迈进了一步。他为错过纯子这个可心的女子感到懊悔，即使今后再喜欢上别人，或许也不再会像以前那样忐忑不安了。因为他已经与纯子这样的女人交往过，所以遇到一般情况也就不会再惊慌失措了。他与她的交往或许就是走向成年的一段里程。伸夫在笔记本中一连串的“纯子”上画了叉号。“既然你喜欢那种下流的中年男人，那就随你的便吧！你已经没用了！”伸夫在心中反复念叨，并把笔记本涂得漆黑一片。“我要找个比你好过无数倍的女人！”但是，当他重新审视周围，却发现已不可能有比纯子更可心的女人了。若勉强言之，也就是村井麻子而已。可事到如今他既无意接近村井麻子，而且即使自己有意接近，她也不可能接受自己了。“还是算了吧！”伸夫有些不胜其烦了。女人总是翻云覆雨、骄横任性、不可信赖。如果真心跟那种东西相处，自己恐怕会疯掉的。伸夫嘴里一句接一句地嘟囔着大脑中浮现出的怒骂，可那些骂声本身无疑都是对纯子的怀恋。“忘了她吧……”伸夫如此自我劝解，可是去了学校却偏偏又在走廊里与纯子相遇。伸夫在一瞬间怀着依然如故的恋情走近纯子，慌忙之中表情有些僵硬。可纯子却若无其事地从他身旁走过，眼神十分平淡，就像在看一般的同班同学，丝毫不给伸夫接近的机会。其后又过了一个月，额头沁汗的季节终于来到北国。这一天，伸夫来到市中心的书店，出门时碰上纯子跟一位高个子男人并肩走来。好像有什么特别高兴的事情，纯子笑弯了腰。但是，她在看到伸夫时就止住欢笑，只瞥了伸夫一眼就扬长而去。事发突然，伸夫慌忙朝两人追去，可纯子已经跟高个子男人并肩消失在人群当中。那个男人就是怜子所说的谷村吗？伸夫虽然无从确认，可是纯子跟他的亲密姿态却非同一般。纯子最初向伸夫呈现的就是那种只对喜欢的人才会有的纯真温柔的笑容。“果然如此啊！”伸夫望着两人消失的方向喃喃自语。“到此为止吧！自己跟纯子的那段交往只是梦幻而已。那种女人不值得永无止境地去追。”伸夫手中握着新出版的英语参考书和高考复习资料。高三已进入夏季，高考在一分一秒地迫近，由于他从春季到初夏一直被纯子搞得心浮气躁，所以今后必须加倍努力刻苦用功。既然已经亲眼看到纯子跟其他男人在一起的情景，所以应该反而能够彻底地放弃她了。“这样就可以彻底地忘掉纯子了。”伸夫虽然还不太服气，但决心已下，那就能全力以赴地把落下的功课补上。“首先要考上大学，成为一个大人。”既然纯子嫌自己幼稚而绝情离去，那么成为大学生就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只要自己成为大学生，纯子也许会另眼看待自己，并且再次回到自己身边。虽然嘴上说已经放弃，可心中却依然难舍难分。伸夫不禁对自己产生了厌烦情绪，但这也比拖拖拉拉地纠缠下去强过很多。从夏季到冬季，伸夫一门心思致力于高考复习。虽说如此，他倒也不是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即使在长时间面对书桌之间，他也会忽然想起纯子胸部的丰满和嘴唇的触感。虽然已经下定决心抛开纯子，但他并不能立刻静下心来投入学习，在发呆时手依然会自然地伸向藏在抽斗里的黄书。高考复习似乎仅仅使大脑疲倦，而身体却依然精力充沛。翻上两三页黄书，只要看到刺激性强烈的标题，下体就会勃起，手便像被吸附般触摸那里。坐在椅子上自慰，如果突然有人闯进房间会很难遮掩。伸夫虽然已在房门上贴了“请敲门”的字条，可母亲和姐姐却根本不屑一顾。为防万一被看到，伸夫用貌似膝毯的布块盖在腰间，然后在布块下反复做自慰动作。但在这种时候，好像脸上总会发烫，眼神也会变得呆滞。母亲曾有一次没敲门就端着红茶进来，伸夫赶紧停下手，却来不及把裤裆前面合住，幸亏用旁边的膝毯盖住而没被看见。不过，母亲也许已觉察到自己表现异常。“都半夜一点啦！赶快睡吧！”母亲要把茶杯放在桌上摊开的参考书之间，可那下面就藏着黄书。伸夫慌忙把笔记本和历史年表也盖在上面，并伏下身来遮掩。“怎么啦？不会是发烧了吧？”母亲更加疑惑地盯着伸夫的侧脸看。“没事儿呀！”母亲在这种时候担心未免多余，不如赶紧退出房间才是体贴儿子。“我马上就睡，别担心了！”伸夫虽然感谢母亲送茶，但因为自慰行为受到了打扰，所以烦躁的情绪溢于言表。母亲受到冷对不免有几分扫兴，伸夫在母亲离开之后终于松了口气。刚才幸好坐在背对房门的位置，所以没被发现，却也真够悬乎。虽因受到打扰而一度兴致颓萎，可那个部位却似乎依然未能消停。“刚刚进来过一次，所以不会再进来了。”伸夫重新翻开黄书，这次他心情放松地把手伸向了裆胯。虽然这样说不免有些夸张，但男孩高考成败的关键之一，或许就是怎样与自慰的冲动作斗争。随着越来越深地沉溺于这种快感，学习效率也会急剧降低，只有无力感在不断地蔓延。即使无法避免自慰行为，也应该控制在暂时排遣的程度，然后断然转换心情。这也许就是走向成功的必要条件之一。伸夫虽然想法很多，但这些苦恼当然不能向父母倾诉，甚至不能对朋友说。特别是女性朋友和母亲，她们并不理解男性生理的本质。不可思议的是，伸夫在跟纯子热恋时，却没有产生过多么强烈的自慰欲望，但在诀别后开始投入高考复习时，却又变得倍加强烈。伸夫曾一度问过密友村田君。“你每天做几次那个？”村田君是妇产科医生的儿子，所以说到这种事情比较容易开口。“大概每天一次吧。”虽然每天一次并非固定，但伸夫平均也就是这个频率。有时冲动强烈就会连续两次，然后直接睡觉。“做那个，对学习不好吧？”“可是，那又有什么办法？”伸夫了解到在这方面也有人跟自己想法一致，也就能够心安理得了。可是，在过了冬季进

DOGSEX被强制的情况，他们也很少被束缚于土地上，或很少完全附属于主人。”同上；又见沃特森：《传统中国的世佃制和地主制度的个案研究》，第237—239页。?美杰尔：《清末的奴隶制》，第330页。这种协议的一个例证，见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55页。?在17世纪初期，主人常常随心所欲的奸淫奴仆家庭的女性成员。有时他们非法地杀害或烧死奴仆。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二章，第14页。?宣德时期（1426—1435）农奴的出现伴随着流民数量的增多。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25页。?利玛窦：《16世纪的中国》，第86页。?西村数余区别出至少五种不同的奴仆或奴隶：家奴、逃避国家徭役的人、田间劳动者、田庄工头，还有那些投靠富人以事敲诈他人者。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28—29页；又见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88页。?泽恩道弗尔《徽州的奴隶状况》随处可见。明代徽州佃奴往往是宋代佃奴的直系后代。泽恩道弗尔：《“新安名族志”和公元800—1600年中国绅士社会的发展》，第208—212页。?在徽州许多从事耕作的奴仆被派去开垦不易耕作的山地，搬石造田，大多数农民不愿意承担这样繁重的劳作。在营造梯田的过程中，奴仆们也砍伐树木，为他们的主人种植茶叶。这就生产了市场商品，促进了安徽商业的发展。叶显恩：《试论徽州商人资本的形成与发展》，第5—9页。?章有义：《从吴葆和堂庄仆条规看清代徽州庄仆制度》，第45页；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1—19页。?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91—692页。奴仆也为他们的主人经营商业。实际上，一些乡绅家庭往往以选择有经商经验者做代理人的方式投资于商业。这个代理人——他往往自己也拥有财富——作为回报同意“投靠”。虽然这个代理人自愿成为奴仆为投资者提供了一种抵押或是间接的保证，但是这种委任也给了代理人以逃避徭役的机会和有势力的主家的保护。从长远观点来看，这种情况可能会妨碍精明的事业家的出现，因为它鼓励了投资者坐吃利润的想法，而且也把管理权交给了相对乡绅的崇高社会地位而言还处于奴隶状态的中间人。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二章，第22—24页。?佐伯有一：《明末的董氏之变——关于“奴变”的性质问题》，第48页；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76—677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51—269页；佐伯有一：《明末的董氏之变——关于“奴变”的性质问题》，第50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与民众》，第19—20页。有人认为，“纪纲仆”奴仆头目由于他们的实际权力和低下的社会地位之间的矛盾，加剧了他们的心理负担。他们通过剥削他人和背叛主人来表达这种愤怒。居密：《主人与奴仆》，第57页；《16—18世纪地主与农民的关系》，第17页。也有人认为，奴仆代理人是一些比自由人更粗暴的管家和更凶残的监工。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二章，第32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70—275页；又可参见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90—691页。奴仆制实际上是重叠累积的。有大量事例说明，许多仍然依附于最初的主家的农奴，自己随后也占有了农奴。法律规定，奴仆不允许获得或购买乡绅的身份，但是据知太湖地区的奴仆代理人往往以这种方式获得乡绅身份。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一章中随处可见。?宁化地方志。引自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250页。?《古代中国的模式》，第244页。根据正德年间（1506—1512）文人们的记载，松江地区的一般情况是大户人家以家长式资格通过契约把土地租给佃户。人们把这理解为相互的扶持。就理想的情况来看，在歉收的年景地主应该救济他们的佃户。这些地主常常住在乡下，亲自征收地租，享受佃户的酒食款待，同时也回赠礼物。到了16世纪后半期许多人记载说，这种传统的合作性保护——依附关系出现了衰退。这些材料记叙了外在地主和佃户之间在日益地互相猜忌和敌对，佃户们合伙拒缴地租。居密：《主人和奴仆》，第12—15页；皮埃尔-艾蒂安·威尔：《中国水利》，第272页；佐伯有一：《明末的董氏之变——关于“奴变”的性质问题》，第28页。比如，一份1583年的材料表明，直到弘治和正德年间（1488—1521），乡绅们还是非常俭仆的，老百姓也较为富裕，而在嘉靖和隆庆（1522—1572）以后，乡绅们越来越富，而老百姓却日益穷困。1599年一份来自山西北部的大同的报告表明，在晚期的上等阶层日益奸诈蛮横，衙门里的胥吏全都在为所欲为，敲诈勒索百姓；父母与儿女之间也越来越缺少孝顺和尊敬。1609年山西太原地区的地方志说，自嘉靖和隆庆（1522—1572）以来，平民百姓变得不安分守己了，不再尊重老人；而且崇尚“左道”的人们大大地增多了。17世纪初期福建的地方志记载说，地主在遥远的地方坐吃地租，关系更为疏远，因此佃户们越来越容易拒交地租了。1619年沾化（在天津南169公里）地方志说，自从16世纪70年代以后，那个地区世风日下，权贵人家欺压贫弱，土地集中现象极为普遍。根据渭水南岸、西安东面的渭南地区的地方志记载，从16世纪六七十年代起，那里也是世风日下。森正夫：《明末社会关系秩序的变动》，第143—150页。?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127页；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四三卷，第16页，第一四七卷，第38页。许多材料说，“无赖”们聚集在城镇集市上，晚上又常常和大姓的世仆及衙门胥吏聚众赌博。在17世纪初，在集市进行赌博的情况明显增多。森正夫：《明末社会关系秩序的变动》，第143页；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43页；又可参见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很显然，生活在附近的少量自由农民的存在使得穷苦的奴仆们感到一切都被剥夺了。居密：《主人和奴仆》，第17页。?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与流贼》，第367—369页；又见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初探》，第94—95页；森正夫：《16—18世纪的荒政与地主佃户的关系》，第434—436页；小山正明：《明末清初的大土地所有制》第二部分，第61页；肖尔：《中国明代的最后朝廷》，第54页；“铲平王”也有其他写法，傅路德和房兆楹编著的《明代人名辞典》，第1275页。?永新地区地方志，引自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126页；又见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245—246页；森正夫：《明末社会关系秩序的变动》，第155页。永新在江西西部的井岗山区。?傅衣凌：《明清农民社会经济》，第130页；森正夫：《16—18世纪的荒政与地主佃户的关系》，第75页。?同上书，第128页。它与欧洲的粮食骚乱与纳税人抗议活动显然是很相似的。可对比英格兰这类运动的著名研究，见汤普森：《18世纪英国的道德经济思想》。?森正夫：《明末社会关系秩序的变动》，第136页。?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130、137页；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245页。?同上书，第137—141页。?同上书，第124页。?同上书，第136页；又见许大龄：《试论明后期的东林党人》，第3页。?沟口雄三：《东林党人的思想——近代前期中国思想的发展》，第187—188页。?同上书，第176—178页；佐藤文俊：《明末袁时中之乱》，第223页。?滨岛敦俊：《乡村社会》，第12—13页。一个外住都浙江嘉善会的地主陈龙正在1630年致信另一个乡绅，详细述说了他出借稻米给贫苦农民的方法，并且建议采取相同的慈善做法，以为这个县的公益效力。他还创立了“同善会”，在城市穷苦人中行好事；同时，他要求乡绅服徭役，不要借免役占便宜。森正夫：《明代的乡绅》，第50—51页；沟口雄三：《东林党人的思想——近代前期中国思想的发展》，第236—238页。?家族族长也要给穷苦亲属一些好处，因为他们担心失去田庄的劳动力来源。如果能使同族的贫民留居乡里而不致流入城市，那么这些管理地主就随时都有劳动力的供应了。这可能会阻碍节省劳力的技术的采纳。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二章，第42页。?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五八卷，第3页。范文正就是范仲淹，著名的宋代学者和博爱主义者，他认为对公众的施舍救济是儒家绅士的责任，特威切特：《范氏家族》，见于各章。?同上书，第1页。?同上书第一六一卷，第16页。?参见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五九卷，第9页；又见森正夫：《明末社会关系秩序的变动》，第75、87页；居密：《地主和农民》，第23—24页。?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六一卷，第16页。当一个地区的豪家试图进入邻近地区时，这一地区的联系就会得到加强。比如，在冒襄的家乡，从长江到江阴间的如皋地区，那里贫苦的渔家住在泥沙沉积而成的岛屿上。当地方上的“豪家”想占有这些冲积地时，如皋当地的乡绅、知县和岛上居民都捐出收成的一部分，用于建造船只和购买武器，进行抵制。同上书第一一五卷，第41页。?这样，在明朝统治的最后30年里，尽管安徽桐城的乡绅免除了一些农民的债务，而且尽力采取救济措施，但是这个富庶地区的乡绅仍然在滥用特权。“以前对地方公益的关心似乎已经消失在狭隘的一己和家族的利益之中了。加之他们对普通百姓日益傲慢的态度，这就足以导致各乡绅家庭及亲属间的相互疏离，并在他们和社会其他人之间形成危险的对抗”。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67—68页。?丁伯格：《贤人与社会》，第132—134页；狄百瑞：《晚明思想中的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第178—181页。?沟口雄三：《东林党人的思想——近代前期中国思想的发展》，第181页。沈定平（音译）相信，晚明时期的阶级冲突在像海瑞和张居正这样的国家官僚中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社会危机感；他也断言，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导致了在租佃关系方面的逐渐变迁，使得地租按照更加有利于种田人的方式得到调整（即变成定额租）。根据沈的看法，如果这种社会危机由于17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规模起义而得到了加强的话，这种进步是不可改变的。刘广京：《世界观和农民起义》，第366页。?狄百瑞：《晚明思想中的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第175—176页。?奥崎裕司：《中国乡绅地主的研究》，第577页；傅路德和房兆楹：《明代人名辞典》，第237—239、1632—1635页；酒井忠夫：《儒教和大众教育书籍》，第343页。?奥崎裕司：《中国乡绅地主的研究》，第578页。?1638年1000枚纯铜钱值9两银子；1640年它们只值银5两；1646年兑换率上升到17两银子换1000铜钱。艾维四：《论白银、外贸和明末经济》，第20页。?原棉的正常价格是每担棉值银3两到4两。在这个时期原棉价格降到每担只卖0.5到0.6两银子。艾维四：《论白银、外贸和明末经济》，第19页。?洪武时期（1368—1399）稻米的平均价格是一担值银0.46唡。永历时期，价格开始下降，在1460年到1490年之间降到每担0.44两。在15世纪的最后10年的对朝战争期间，通货膨胀开始出现。在17世纪20年代，米价稳步上升，达到每担白银0.927两。到30年代，米价已经翻了一番还要多，平均每担米为1.159两。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59—165页。据统计，从湖广到江南船运稻米的价格是它原价的两倍。帕金斯：《政府对工业化的阻碍》，第482页。?转引自埃尔文：《古代中国模式》，第213页；又见埃尔文：《均衡技巧》，第169页；褚华：《沪城备考》第三卷，第12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190—191页，及其《嘉定忠君》，第202—203页。?艾维四：《论白银、外贸和明末经济》，第21页。顾大任在广东任按察使，后来退休回到苏州。他的传记描写了当时这个城市的情形：“十四年，苏州大疫，饥馑载道，顾倾囊赈济，赖活甚多，家竟中落，仅存一屋，青苔满壁。”1644年顾大任曾经两次想自杀，每次都被其仆人劝阻了。两年后他得了中风，开始吐血，死前大呼：“皇帝，臣来也。”气绝而亡。钱咏：《履园丛话》，第121—122页。上海被叫做“小苏州”，因为它是过往商人的一个重要聚集地，而且也因为它的庞大人口。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106页。?彭泽益：《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第9页。那个春天白米卖到了每担5两银子。一些官员建议当地的乡绅开设粥铺，但是许多人在来此之前就死在了路边。邓斯坦：《明末流行病》，第14页；科尔森生动地描述了其他社会类似的情况，在那些地方，农民或是由于缺乏工具与知识，或是种惯了能换钱的作物，已经不能再从事基本农作物的种植了。科尔森：《丰年与荒年》，第11页。?艾维四：《陈子龙》，第113—114页。?埃尔文：《近代以前中国纺织工业技术的经济面面观》，第41页。?《罗马基督教社区档案》，日本，第122号（对开本第204—242页），第213—214页（材料由小韦尔斯提供）。在此之前，由一名佛教徒为首的一个地方教派在乡村地区招收了大量信徒，而这个地方皈依基督教的人数也是上海附近地区最多的。当地官员对基督教徒和当地教派同时加以查讯，释放了前者，对后者却加以鞭笞。见上书，第212—213页。据报告说，在1650年，上海的基督教人口总数已达1.8—2万人。邓恩：《一代伟人》，第308页。?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246页。可能因为17世纪50年代在湖北和河南也发生了“奴变”，使得农奴和奴婢赎回自由变得越来越容易了。到18世纪初，特别是1685年以后，大多数农奴契约由没有公证的“白契”变成了有公证的“红契”或“印契”。前者被认为是暂时的契约，而后者则规定了长期的义务。清初期和中期的法律条文规定，穷困潦倒的百姓可以签订“白契”，如果他们后来攒够了钱，他们就可以用从良妓女的那种方式“赎身”。到雍正时期，“红契”不再使用。不过雍正时期所谓的废奴被历史学家们过分地强调了。许多史料不仅表明，在18世纪40年代江苏等地，仍然存在着变卖儿童给富户人家、平民因与农奴结婚（这被叫做“招配”）或是因为“投靠”而变成农奴的情况，而且还表明，各地司法机关支持地主惩罚农奴，并禁止奴婢反抗主人。在18世纪还有许多奴仆在争吵中杀死主人的事例。韦庆远、吴其雁、鲁肃：《清代奴婢制度》，第7、23—27、34、45、52—53页；又见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57页；美杰尔：《清末的奴隶制》，第330页；沃特森：《人口买卖》，第223页。?森正夫：《1645年太仓州沙溪镇乌龙会的反叛》，第200页。?宋乞任命了12个武装起来的奴仆伙伴

洪签名呢？因为依照《临时约法》第三十一条：“临时大总统为执行法律或基于法律之委任，得发布命令并得使发布之。”也就是说依照《临时约法》，政府的决议、规章、法令，尽管并不需要黎元洪事前参与讨论，但是需要黎元洪签名发布。日子长了，徐树铮就瞧不起这个大总统黎元洪，徐树铮认为：所谓“大总统”，其实不过是一个橡皮图章，国务院里的一班国务员讨论出台的政策，总统不过问，只负责签名，所以徐树铮瞧不起黎元洪。徐树铮瞧不起大总统黎元洪的一个典型表现是，有时候黎元洪在签名之前问他：“这个政府决议是怎么回事？”徐树铮往往是这样回答的：“不知道。你只管签名就行，别管太多。”这样一来二往，黎元洪就对这个徐树铮产生了强烈的反感。终于有一天，失去耐心的黎元洪向国务总理段祺瑞摊牌了：徐树铮这人太傲慢了，我受不了，请你给换一个，否则我就不给你签名。黎元洪提出撤换徐树铮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呢？他的依据是《临时约法》第三十四条：“临时大总统任免文武职员，但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大使公使须得参议院之同意。”重点是前面一句“临时大总统任免文武职员”。依据这一条，黎元洪认为：自己有权撤掉徐树铮。徐树铮不是“国务员”，而只是一个普通的“文武职员”，依照约法，总统是有权撤换他的。可是，国务总理段祺瑞不同意。段祺瑞为什么不同意呢？首先这个徐树铮啊，他是段祺瑞的铁杆军师、心腹幕僚、得力干将。段祺瑞实在是不愿意换掉他。其次呢，段祺瑞认为大总统不应该插手国务院的人事任命，否则一旦开了这个先河，自己身为国务总理，日后就丧失了人事权，自己喜欢的人不能用，而只能用总统指定的人，这成什么体统呢？大总统黎元洪坚持要撤掉国务秘书长徐树铮，而总理段祺瑞则不同意，总统和总理两人就闹出了不愉快。这下怎么办呢？后来，元老徐世昌出面来调解了。徐世昌劝段祺瑞：何必因为一个小小的秘书长而破坏了和大总统的关系呢？换一个吧，不是个事儿。在徐世昌的劝说下，段祺瑞妥协了，他撤掉了徐树铮，换上了张国淦，但是与此同时，段祺瑞通过徐世昌对黎元洪作出了这样的声明：“这次我是迁就大总统，下不为例，日后不能再干涉我用人。”黎元洪要换人是换成了，谁会甘心在自己的堂堂总统府内受一个小小国务秘书的“欺负”？这下总算出了一口恶气。可是，段祺瑞与黎元洪的关系，也开始破裂了。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件事，在这件事上，黎元洪和段祺瑞两人都拒绝妥协、因而最终走到了撕破脸皮的地步。这件事就是：中华民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当时，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打了三年了，段祺瑞这个人有眼光，他这时看了出来：德国终将战败，协约国终将打赢。因此，中华民国应当抓住这个时机、不再隔岸观火，而应当果断参战，站到协约国一边。为什么要中国参战呢？段祺瑞认为：中国是个弱国，背负着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诸多“不平等条约”，例如割给德国的“胶州湾租借地”，就有待收复。而中国一旦参加协约国阵营、为一战做出贡献，不但胶州湾能立马收回，而且在战后议和的过程中，中国也能赢得各国的尊重，因而有望“乌鸡变凤凰”，在世界秩序的重新洗牌中，中国可以获得崭新的筹码，甚至有可能从此“由弱转强”。所以，总理段祺瑞他主张参战。不得不承认，段祺瑞有他主张参战的道理。但是，大总统黎元洪反对参战。黎元洪反对参战的道理也是响当当的：“所谓第一次世界大战，只是一场欧洲人狗咬狗的战争，与我们中国人无关，我们为什么要参战？为什么要莫名其妙地陷中国人民于战火之中？万一德国战胜了呢？到时会怎样？到时候德国就会对中国展开疯狂的报复，连灭了咱中国都有可能！”所以，黎元洪他坚决反对参战。不得不说，黎元洪的道理，大体上也是能够成立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总理主张参战，总统反对参战。问题来了：谁说了算？大总统黎元洪认为：是他姓黎的说了算。他的理由是什么呢？黎元洪的理由是《临时约法》的两条相关规定：理由一，《临时约法》第三十五条：“临时大总统经参议院之同意，得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依据这一条，黎元洪认为：你段祺瑞要我宣布参战，可以，但是你必须要先经过参议院开会讨论通过。理由二，《临时约法》第四十四条：“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依据这一条，黎元洪认为：我是堂堂大总统，你段祺瑞不过是个国务员，国务员是辅助大总统的。我才是主人翁。所以，黎元洪认为：我自己才是中国的主人，你段祺瑞不过是我的助手，参战不参战，不能由你姓段的说了算，而是由我说了算，至少也要经过参议院的同意。那么段祺瑞呢？段祺瑞对《临时约法》又是怎么理解的呢？其实段祺瑞也知道：对一个外国宣战，是一个国家的大事，依照《临时约法》，无论是总统还是总理，都没有权单独决定，谁有权决定呢？参议院有权决定。可这段祺瑞毕竟是武夫出身，他顽固地认为，参加一战是救国的头等大事，哪怕不择手段，我也要将它办成。于是，段祺瑞将一大帮跟自己关系不错的军阀喊到北京来，组成“督军团”，对国会施加压力。与此同时，段祺瑞还让手下组织一些乞丐、无业游民，在国会周围聚集、转悠转悠，高喊口号，要求参战，这批人美其名曰：“公民团”。大总统黎元洪见段祺瑞如此“胡闹”，忍无可忍之下，遂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免掉段祺瑞国务总理的职位。这个决定不得了。段祺瑞不服。为什么不服呢？段祺瑞不服，有他不服的理由。首先，《临时约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临时大总统任免文武职员，但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大使公使须得参议院之同意。”实话实说，这条规定是有争议的。它仅仅规定“任命国务员需要参议院同意”，但是“撤免国务员”呢？需不需要参议院同意？没有明确规定。段祺瑞完全可以据此认为：依照立法的本意和理所当然的逻辑，你总统要撤我，也需要经过参议院的同意。其次，《临时约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国务员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须副署之。”这条规定的本意是说：总统每发布一个命令，都需要国务员副署才能生效，那么问题来了：总统撤免总理，这个是不是“命令”？如果是，那么这个“命令”，需不需要总理（国务员）副署？——说得更明白一点，段祺瑞的看法是：依照《临时约法》，你大总统可以开除我，但是你需要经过我的同意——细细想之，有些荒唐。这还不算。对段祺瑞有利的还有一条。《临时约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国务员受参议院弹劾后，临时大总统应免其职。但得交参议院覆议一次。”依据这一条，段祺瑞也完全可以理解为：你大总统要开除我？可以，但是须经过参议院对我进行弹劾，而且还必须允许我申请复议一次。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实是一部有歧义、不完善、不严谨的约法。这样的约法，恐怕无论是换了谁上台当家，总统和总理都难免要闹出矛盾，因为这里的问题十分明显：总统和总理的职权划分模糊不清。我们俗话说：一个乌龟不能有两个脑袋。一般的政治决策机构，委员为单数，例如七人、九人、十一人，投票解决问题，总有多数胜出，但是如果一个乌龟有两个脑袋，一个脑袋说向东，另一个脑袋要向西，那就只能掐架了。所谓“府院之争”，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当然，有的读者也许会说：《临时约法》的咬文嚼字之争，不过是表面现象，当时的武夫争权夺利，才是问题的本质。这样说也许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历史上还有第二次“府院之争”——黎元洪下台之后，新总统冯国璋和段祺瑞还是闹得不愉快，症结还是在于这一点：总统和总理的权力划分存在争议——这是后话。那么为什么在《临时约法》里，总统和总理的职权没有界定清楚呢？其实是因为这部约法是由革命党人制订的，它最初设计的主旨是在于钳制袁世凯，防备其独裁，因此，革命党人在一开始就故意给袁世凯（临时大总统）设定了诸多的限制。可是人们万万没有料想到的是，袁世凯死后，这部既不严谨、不完善的《临时约法》，成了中国内乱的一个原因。黎元洪开除段祺瑞的总理职务之后，接下来的事情，大家就很熟悉了：段祺瑞怂恿军阀张勋出兵北京、武力推翻了黎元洪。事后，段祺瑞复职总理。段祺瑞复职之后，深感《临时约法》之害的他，果断宣布废除这部《临时约法》，但是，广州的孙中山不服，他要“保护约法”，并以此为旗号，举兵讨伐，这就是后来大家都知道的——“护法运动”。历史就是这样，一环扣一环，凡事皆有原因，凡事也都有其结果，历史上每一个小小的事件，假以其他的因素，都有可能会引发另一件历史大事，这就是我们大家平时所说的——“蝴蝶效应”。

沙俄贿赂李鸿章始末

近年来，中国的网络、影视界、出版界都有不少赞美李鸿章的作品出现。李鸿章这个曾经被钉在“卖国贼”耻辱柱上的人物，最近似乎有了“平反”的迹象——据说他是一个勤勤恳恳“裱糊匠”的新形象。人们对李鸿章的新评价，似乎跑到了另外一个极端——例如传闻李鸿章“在病床上为爱国吐血身亡”之类的赞美文章，屡见不鲜。今天，笔者忍不住来泼一盆冷水了——请不要矫枉过正——真实的李鸿章，其实既不如传统评价的那么“妖魔化”，也不如最近一些“平反”文字所描绘的这么“伟大”和“正确”。我所认为的事实真相是，李鸿章在表面上，似乎是一个清朝的忠臣，但是在更真实的层面，李鸿章可能是一个贪官。李鸿章具有两面性。在处理国政的时候，李鸿章往往在“忠臣”和“贪官”之间摇摆不定，有时候更是难免挣扎一番。要人们理解一个“忠臣”和“贪官”的混合体，也许确实有点困难。但是，人性往往是复杂的。李鸿章也不能例外。毋庸讳言，李鸿章的确在马关谈判、庚子谈判等诸多国家大事当中，呕心沥血，兢兢业业，力挽狂澜。因此，对于大家所耳熟能详的“忠臣”李鸿章，我就不再赘述了。在本文，我给大家讲讲李鸿章收受俄国人重金贿赂的一个真实故事。时间要回到1897年底。那段时间，沙皇俄国急需在远东寻找一个“不冻军港”，作为俄罗斯帝国舰队在冬天的停泊地点——他们瞅上了旅顺和大连这两个地方。1898年初，沙俄政府派出璞科第等办事人员，找到大清重臣李鸿章，开展关于此事的谈判。在谈判的过程中，沙俄办事人员璞科第对李鸿章说：“只要你说服你们的朝廷和我们签约，将大连、旅顺租借给我们俄国，我们会给你50万两银子的报酬。”李鸿章得到这一笔“业务”，很高兴，立马上奏折，四处奔走，并说服了朝廷同意将旅顺、大连租借给俄国。事成之后，沙俄办事人员璞科第，给李鸿章送去了50万两银子的重金贿赂——李鸿章笑纳了这笔巨款。50万两银子，等于现在的多少钱？如果以一两银子约等于今天人民币200元的购买力推算，50万两银子，则约等于今天人民币一亿元的购买力。一个亿。李鸿章办一件外交事务，可以收一个亿！？这件事，在中方的史料里面，当然找不到记录——李鸿章打死也不会在任何文字里留下自己收受黑钱的记录。所以，有关这件事的史料，只能到外方的文字记录里面去找。天网恢恢，沙俄当年的财政大臣维特伯爵在他所著的《维特伯爵回忆录》中，记录了这件事：李鸿章收受了沙俄政府50万两银子的贿赂。维特伯爵是当时沙俄政府的财政部长，这笔钱是经过他批准的，所以，他很清楚这件事。再者，假设这件事不存在，维特伯爵完全没有必要在自己的回忆录里面捏造这样的一个谎言——因为捏造这样的谎言，对他没有任何的好处，也没有任何的意义。当然，从做学问的角度来看，《维特伯爵回忆录》的记录尽管合情合理，但毕竟是一份孤证，恐怕还不能作为结论的依据。于是，我们需要别的史料来进行佐证。所幸近代史史料浩如烟海，只要耐心找，还是能找到的。让我们来读一读另一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77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卷第二分册。在这册史料的第103～104页，我们可以找到更多确凿的证据。这册史料收录了俄国当年驻北京外交人员的一系列电报，其中包含了亲手交钱给李鸿章的沙俄办事人员璞科第拍回莫斯科的一份关键电报，在他的这份关键电报里，璞科第清清楚楚地写明了：李鸿章收受了自己50万两白银。这一系列电报有四份，我们先来看第一份：（一）1898年3月（俄历）9日（公历21日），七等文官璞科第由北京致财政大臣密码急件。今天我得到代办的同意，和李鸿章及张荫桓作机密谈话，允许他们，假如旅顺口及大连湾问题在我们指定期间办妥，并不需要我方的非常措施时，当各酬他们银五十万两。两位大臣均申诉自己的地位非常艰难并述及官吏阶级激愤心情。向皇帝上了无数申请书，勿对我国要求让步。明天两位大臣都将向皇帝做报告。中国驻伦敦公使电总理衙门称，英国外交部对其声明，英国对我国的要求甚不表同情。璞科第无误文书巴兹特涅耶夫这份电报写得很明白：俄方允诺给李鸿章贿赂并要求租借旅顺和大连，李鸿章答应向光绪皇帝疏通一下。我们再来看第二、第三份电报：（二）内廷郎巴夫洛夫密电1898年3月（俄历）9日（公历21日）与璞科第一起非常秘密地允许李鸿章及张荫桓，如协议不迟于3月15日（公历27日）签字，而我方也不必采取紧急措施时，则各酬银五十万两。（三）内廷郎巴夫洛夫密电1898年3月（俄历）12日（公历24日）允许的报酬起了应有的作用。李鸿章与张荫桓显然已使其他大臣及亲王等对此发生兴趣。希望在3月15日签订条约以后即迅速支付所允款项，请将此事命令璞科第。这两份电报表明：李鸿章在得到俄方送钱的允诺之后，办事很积极，开始着手说服清廷的中央大臣以及一些亲王，同意将旅顺、大连租借给俄国。我们来读最后一份电报：（四）1898年3月（俄历）16日（公历28日）七等文官璞科第由北京致财政大臣密电今天我付给李鸿章五十万两（按北京习惯所用市平银重量），计值四十八万六千两（按银行所用公砝两重量折算）；李鸿章甚为满意，嘱我对您深致谢意。同时我当电告罗启泰。我没有机会将款交给张荫桓，因为他非常小心。璞科第无误文书巴兹特涅耶夫这份电报最为关键。在这份关键电报里面，沙俄办事人员璞科第，亲手交给了李鸿章50万两的白银。李鸿章收钱之后，十分高兴，当场向俄方表示感谢。请大家注意璞科第给李鸿章送钱的时间：1898年3月28日。我们后世人知道，中俄《旅大租地条约》签订于1898年3月27日。也就是说在签约的第二天，俄国人就给钱了——十分“守信用”。说到这里，请允许笔者对此事的过程，来一个梳理，如下：1.1897年底，俄国瞅上了旅顺和大连。2.1898年3月21日，俄国人璞科第要求李鸿章说服清廷将旅顺、大连租借给俄国，事成之后，俄国允诺向李鸿章支付50万两白银作为报酬。3.1898年3月24日，李鸿章说服朝廷，将旅顺、大连租借给俄国。4.1898年3月27日，李鸿章代表大清国，和俄国签署《旅大租地条约》，将旅顺、大连租借给俄国，租期为25年。5.3月28日，俄国办事人员璞科第，如约支付给李鸿章50万两白银的报酬，李鸿章十分高兴，连连道谢。这就是李鸿章在办理外交事务的过程中，利用职权，收受俄国人巨额钱财的历史事实——当然了，是否存在这种可能：璞科第在电报中撒谎了，他自己私吞了50万两白银，而没

，别的好说，比如各路兵马的任务，由谁去抄后路，由谁来打埋伏，由谁肃清开封周边的金军游骑等等军事调配，这是正常的军事任务，下令就是了。比较伤脑筋的是，哪天开始行动呢？要选一个良辰吉日才行，选……谁有资格选，谁懂呢，最后大家一致认定，要找专业人才。于是，一个江湖术士光荣中奖，由他来定这个无比重要的日子是哪天。术士说，二月六日好。嗯，宋朝官方全体同意，就那天了。时间还早，大家要耐心。在等待中，一个人越等越怒，越怒越急，越急越觉得命运对他实在太不公平了。这人是姚平仲。姚平仲，字希晏，西军大将。翻开他的履历就是一部郁闷史。他很神勇，十八岁时参加了臧底河之战，杀敌无数，在军中声望鹊起，被称为“小太尉”，也就是无冕的节度使。这样了不起当然引起了上层注意，童贯一时高兴召见了他。本以为这会是一次愉快的、成功的、父慈子孝一样的见面，没想到姚平仲典型的恃才傲物，不把太监当回事。童贯大怒，能打是吧，有功是吧，资金扣发，赏一双小鞋穿穿。方腊起义，童贯率西军南下，他特意带上了姚平仲。这人是不识好歹，但真是能打，所谓光干活儿不给钱才是小鞋的王道，姚平仲不上前线谁上。战争打完，姚平仲的战绩再一次辉煌，童贯想了想，有点不忍心了。他把小姚叫来，摆出大笔金银，说都赏给你了。姚平仲却仍然冷冷地说他不要赏钱，他只想见皇帝一面。童贯大怒，给脸不要，你小子想报复是吧，想当面向皇帝诉苦是吧，偏不让你如愿。让王渊、刘光世等乖宝宝进京面圣出头露脸，姚平仲，你回边疆上继续为国立功！这次金军入侵，姚平仲积极响应勤王号召，带兵杀到开封城下，满以为立功的机会来了，却不料李纲定下的计策简直是量身定做一样的压抑他。这也太有针对性了吧，数遍开封城内外的宋朝主将，王宗楚是禁军大头领，金殿上的摆设而已，只配欺负平民；李纲纸上谈兵，再怎样也别想率军出战；种师道老得牙都掉了，据说来的路上还躺过一阵担架，只有他姚平仲战功赫赫，是主战型的、年富力强的战将。可李纲的计划偏偏就没有决战的环节，让他没有用武之地。尤其是最后一步，在黄河岸边解决完颜宗望，那时金军已经耗尽了锐气军力，宋朝二十多万兵马一拥而上，是个乱刀砍人的局面。他再神勇，能显出什么？不行，这太不公平了！姚平仲决定，无论如何都要把自己摆上历史舞台的最中央，让闪光灯照耀自己，只照耀自己，把之前所有的亏欠不平都补回来！姚平仲在二月初一日夜间率领一万步骑出城偷袭金营。他想得很好，比如生擒完颜宗望，救回康亲王，这些都是不世大功，他必将从此登上宋朝军人之巅。这巅峰会高到何处，以“复燕云者王”为例，童贯一个太监都能做到郡王，他这时解京城之围，救亲王、解帝危，到论功行赏时只有一个可能——胙土分茅。当异姓王。他这样激动地冲了出去，迎接他的是等了很久的金军。完颜宗望居然早就派人在半路上截杀他了，他的一举一动都在金军的掌握之中！消息走漏了，只有这一个可能。那么内奸是谁，隔着城里城外二十多万宋朝正规军，消息都能如此准确及时地送过去，这是怎样的手段……这个内奸又是个什么样的等级？这些在历史中没有记载，所以只能去猜，去愤怒，却无法分析得出。而当时姚平仲的命运也是这样，一万步骑去偷袭还勉强，夜间被对方反偷袭，只有迅速崩溃这一个结局。姚平仲没死，他逃跑了，这个逃跑是传奇级的，足以载入世界史册。他当晚马都丢了，骑着一匹青色的骡子狂奔，一昼夜间居然跑出去了七百五十里，到达了邓州，到这儿才吃着早饭。之后入武关、到长安，想进华山里隐居，但是想了想，华山太小了，不安全。他骑上骡子继续跑，跑进了四川，到了青城山的上清宫，到这儿他已经远离中原，没人认识他了。可他还是觉得不够远。继续跑，跑进了大面山，深入二百七十余里，连采药的人都见不着了，他才把那匹骡子放了，找个山洞开始以后的生活。这人活得挺好，过了几十年，到八十多岁时才从深山里走出来，他“紫髯郁然，长数尺，面奕奕有光，行不择崖堑荆棘，其速若奔马。亦时为人作草书，颇奇伟”。有传说，他在山里年久得道，是个仙人了。呸，说他是仙人，不如说那头骡子才是神骡。回到公元1126年二月一日的夜晚，姚平仲率军出击时，城里的人有知道的有不知道的。不知道的人是李纲，他按照惯例在巡视城防。知道的人是皇帝赵桓，他得到消息后不是派人去追回姚平仲，而是紧急派人通知李纲，说姚平仲已经出击了，肯定成功，你马上亲自带人去封丘门外接应。李纲呆了，这是哪儿跟哪儿，他是城防司令，大将带人冲出去了，居然没有事先通知他。看命令，是钦宗亲笔写的，想犹豫吗，这样的命令一口气连下了三道，不容他不照办。于是，李纲率兵出城，事后证明这还是很必要的。金军在击败姚平仲后，立即向开封城推进，想在黑夜中乘乱攻城。李纲刚好在城外幕天坡附近迎上了金军，一通乱战，他在城外把金军打了回去。这一夜终于过去了，当他在黎明拂晓时分回到城里后，发觉城里比城外乱得还厉害。大宰相李邦彦怒了。首相大人暴跳如雷，什么偷营、截击、救人、救国，在他的心里都是犯罪，这会激怒金军，害了他的性命！他早就说过不能打，现在好了吧，谁说能赢的，输得人都跑光了。李纲也很紧张，姚平仲打乱了计划，让他的全盘布置都落空了，现在这样，怎样为继？关键时刻，种师道站了出来。老将的经验是无与伦比的，他根据这时的局面，提出了一个新的打法。——劫寨是个失误，但也可以转化为胜机。昨晚失败了，那么今晚再去劫，还失败的话，连续劫十天。十次之后金军必将疲惫，无法支撑，只有退兵一途。那时，李纲计划的后半部分仍然可以实施，黄河两岸仍然是金军的覆灭之地。这个计策好不好，相信只要脑子里稍微有点皱褶的人都能分辨出来，可惜的是，这时宋朝的当家宰相就是个没皱褶的……李邦彦拂袖而去。他下决心再也不跟这帮疯子混在一起了，为了身家性命的安全，这次必须把局面牢牢地握在自己的手里。毕竟，我才是首宰！李邦彦发怒的同时，牟驼冈上的完颜宗望也爆炸了。他跳到张邦昌、赵构的面前一通吼叫，痛骂宋朝背信弃义，一边说讲和一边来偷营，你们宋朝能不能更无耻一些？！为什么骗人呢？面对咆哮的完颜宗望，张邦昌、赵构的反应截然不同。张邦昌吓坏了，一摊泥一样倒在了地上，痛哭流涕请求原谅，再三向女真人保证，他是一个诚实的、柔软的、百依百顺的宋朝人。完颜宗望一见此景心情大好，提起全身功力加倍吼叫之后，决定把张邦昌牢牢地记住，以后当做重点培养对象使用。赵构却不动声色，任凭完颜宗望声情并茂哪怕飙出恐龙音都无动于衷。这让完颜宗望惊奇之余很怀疑，这是宋朝皇室的亲王吗？这和普遍意义上的宋朝上层人物反差太大了……不会是宋朝舍不得亲王，随便派了个小青年来冒充吧。完颜宗望决定退货，不管赵构是不是康亲王，都要求换人。让宋朝派个别的亲王来，换走这个表情痴呆症患者。张邦昌、赵构的命运就在这时决定，之所以两人以后的遭遇天差地别，说到底，完全是自己的胆识修养决定的，半点都不用怨天尤人。赵构被送回开封城里，这时开封城正在沸腾中，是千年以来，哪怕开封还叫大梁城以来，都没有过的新鲜热辣。北宋一代，最激动人心的一幕正在上演。民变！事情是李邦彦挑起来的，这位抓狂的首相很神勇，说到做到，真的在这种局面下的都城里搞事了。他以军事失利为由，把李纲、种师道罢免，全盘接收军权，废除了李、种之前的军事安排，全心全意纯洁剔透地向金军投降。赵桓麻木中，对李首相的举动不予置评不予支持不予反对。他只是希望再别有人去打扰他了，让他安静一小会儿就好。就在这时，金军使者送赵构回城，顺便要求宋朝解释。李邦彦立即就解释了，这和他没有关系，全是李纲、种师道干的，什么，你们愤怒，那好，我可以把李纲绑上交给你们，带回金营去好了。金军使者傻掉了，这个世界太疯狂了，宋朝人是不是在拿我开涮？面对此情此景，该使者决定镇静、淡定、从容，绝对不给宋朝人开涮的机会。他拒绝。李纲你们自己留着吧，想打想杀是你们自己的事。他留下了赵构，带走了越王赵偲，回营交差了事。金国人走了，李邦彦长出一口气，觉得还是不安全，他想到了之前被李纲扣下的三镇割让诏书，这是金军着重要求的，怎么能忘了呢？他派专人去金营交割这三镇的归属。这位专人在历史里还是很有名的，姓秦，叫秦桧。做完了这些，李邦彦才感觉应该休息一下了，他累得要死又轻松得要命地走出了宫门，刚要回家，迎头撞上了陈东。一千多名太学生在陈东的率领下向政府请愿，在他们的身后是十多万的开封军民。他们要求罢免李邦彦，恢复李纲、种师道的职务，一致对外，停止内耗，给宋朝的百姓们一条生路。十多万人走上街头，相当于开封城里十分之一的居民总数了。他们忍无可忍，根本没必要再忍了，因为号称全世界最富裕最文明最平安的都市开封居民们已经一无所有，变成了赤贫。这根本不是城外的异族人害的，都出自于城里宋朝自己的官员之手。李邦彦、王孝迪甚至是新皇帝赵桓，他们一道道的命令，把他们的身家财产全都充公了！现在李纲、种师道也被罢免，这等于毁掉了他们最后的一丝生存的希望。到此地步，只有反抗！面对汹涌的开封市民，李邦彦的第一反应是可笑，这些贱民们真是发癫，这样有用吗，我是官你是民，只有被领导的命运！可是他错了，这个只会唱曲子耍把戏的无赖忘了这再不是蔡京、童贯的时代，他一个弄臣一个小丑的本质，再也没法压制民意。老百姓们一拥而上，板砖石块像雨点一样砸了过去，十多万人怒喝，你一个浪子怎么配做宰相？！李邦彦抱头鼠窜逃回皇宫。民变了，这个消息像飓风一样刮向开封官场，官方迅速做出反应，派开封市长去弹压。开封府尹王时雍赶到现场，他抓住重点，对太学生们说，你们这是在要挟天子，是在犯罪知道吗……王时雍迅速逃离，后面是无数的板砖石块。新任宰执吴敏出面，觉得自己是册立新君的有功之臣，有面子有影响，结果一样被赶跑。民潮进一步汹涌，他们到了皇宫门前，敲响了登闻鼓，要皇帝出宫来见面。出来的是十多个太监，都是些平时作威作福有头有脸的，他们想用皇帝的名义往外赶人，因为实在太不成体统了，连登闻鼓都敲破了……一会儿之后，这十多个太监成了一堆血肉模糊的碎肉。杀人了，局势升级，马上就要不可控制。军方终于出面，禁军殿帅王宗楚进宫面见赵桓，请示任务，是杀人还是妥协，哪个您快点选。赵桓选妥协。于是，以官方文件对外宣布李纲恢复原职。这个文件写得很快，派专人送出皇宫传达给李纲。到这步，民意胜利了，政府的危机也算过去了，可事情居然还是出了岔子。问题出在送信的“专人”身上，这是个叫朱拱之的大胖子太监。事隔几百年我都可以肯定，这一定是有人故意恶搞，皇宫里太监无数个，这样的急事居然派出个大胖子。只见这位巨胖，在万众瞩目下走出了皇宫，一步一颤一寸一挪，无比艰难缓慢地向李纲家的大门前进……直娘贼，腌臜泼才，忒煞欺负人！十万人一拥而上，朱胖子也碎了。官方被进一步震撼了，这次快马加鞭再没有半点阻碍，去宣召李纲上任，第一个任务是立即赶到事发现场，安抚百姓。读史到这里，要注意。这不是什么胜利，更不是件好事。在民意来说，在看客来说，这很过瘾，真是出了口恶气。但对当事人来说，比如陈东，就危险之极了。官方的人不是白杀的，当时就有人劝陈东逃跑。陈东哈哈一笑，跑什么？现在我的头已经掉在地上了！只是为国为民，必须把这件事做彻底了，别的根本不去考虑，也没法考虑。对李纲来说更是这样，不说他在东京保卫战中得罪了整个官场，光是这时的民变就让他万劫不复。民心向李纲，致皇家于何地？！当李纲来到现场，接受百姓欢呼时，不知他是什么心情。李纲出现了，百姓们没有满足，还有种师道。大敌当前，他们最看重的是军方人物。官方百依百顺，派专车接来了种师道。当车帘掀起，露出种师道的满头白发时，开封城的市民们才放心满意。他们散了。这次民变的作用是伟大的，不仅一举让腐烂怯懦卑鄙无耻的宋朝上层屈服，连城外的金军也怕了。当李纲、种师道重新上任的消息传到牟驼冈时，完颜宗望下令撤退。宋朝终于爆发出了一个超级大国应有的气势，仅仅是气势，并且是民间的，金军就怕了。他们带着千万两白银，百万两黄金，数不清的珍玩玉器，向北方撤退。东京保卫战至此结束。但事情并没完。金军还在宋朝的境内，这一点在不同人的眼里意味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后果。第一种，是首相李邦彦。这浪子还是首相，开封市民们太善良了，至少要让这个败类罢官才能散嘛。可是百密一疏，这人还是宋朝的顶级高官。金军在境内，他寝食难安，时刻紧张。他觉得无论再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也要送走这批凶神；第二种是种师道。老种将军觉得这是机遇。他说，李纲的计划仍然是可以执行的，立即运动兵力到黄河两岸，无论在哪一端展开围攻，仍然可以全歼来敌。这事没有展开讨论。种师道被勒令回西北老家去，隐居还是当兵随他便，国家的事不必他操心。至于黄河两岸，李邦彦派人送了两面大旗过去，上面写着“有擅出兵者，并依军法”。军法，杀无赦。这样两面大旗在黄河两岸迎风招展，保佑着完颜宗望率领六万金军，拖拖拉拉带着无数辎重渡过大河，踏上了回家的道路。至此可以总结一下了，这一次所谓的东京保卫战的本质是什么。抛开一切的细节，看最主要的脉络，我们会发现，金军只是打了两次毫无效果损失惨重的强攻战，一次连开封城门都没能摸到的反偷袭，就得到了千万两白银、百万两黄金、亲王为人质、割让北方三镇的空前胜利。怎么得到的呢？全是宋朝自己拱手送上来的，不仅一定要金军收下，连回家上路时的安全都单方面保证了！这就是这次战争的本质。根本不是什么战胜战败，而是媾和！第二十一章钦宗式沉沦尽管是“媾”，宋朝的上层也很满意。金军围城长达四十余天，这时雨过天晴，怎一个舒爽了得！安心之后，大佬们开工，去收拾乱摊子。在这个过程里，宋朝上层显示出了非同凡响的行政能力，把想干的事有条不紊地一件件完成。第一件，清理开封城。这段日子实在太乱了，开封城自从姓赵以来，近一百八十年一直安静祥和，现在居然闹民变了。追究责任，都是太学生闹的。很好，秋后算账。其实，事发当天李邦彦等人就已经动手了，在李纲、种师道露面，开封市民逐渐散去之后，官方突然集结人力，抓捕了几十个“暴徒”，不经审问，直接斩首。这就是宋朝当局对民变事件的处理态度。这时金军退走，宋朝没有了外患，可以全力以赴地处理内忧了。李邦彦、李棁提议，把陈东等太学生领袖抓捕，擒贼擒王，直接快当。王时雍反对，开封市长认为这样太幼稚了，杀了一个陈东，还会有张东王东，这是不解决问题的，应该出兵包围太学，把所有的学生一网打尽，全部处死。这个提议太彪悍了，立即震动官场，万人传扬。想想连姚平仲夜袭都能泄密，这样的事能不飞出皇宫，传遍开封城里的大街小巷吗？太学院里一半的学生立即消失闪人，离校出走。这让王时雍非常扫兴，这样就没法做到规模宏大血流成河了。不行，太学院的官方要立即出面，去召集学生们回校等刀。国子司业，也就是现在的教育部副部长黄哲马上赶到了太学里，把剩下的一半控制住，并通过种种渠道向没走远的学生们讲话，快回来吧，再不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