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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晚都被他添的流好多水

                      来源:无码人妻精品一区二区三区Av 发布时间:2023-12-12 14: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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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晚都被他添的流好多水近,如果兄弟多的话总会有一个陪着同去。虽然听说那是由于住房紧张不得已而为之,但伸夫却希望自己家也变成那样。然而,伸夫家是父母弟弟在一起睡觉,伸夫跟姐姐在二楼睡在各自的房间里。他不愿接受这种就寝方式。父母堪称全家的顶梁柱,而且都是大人应该无所畏惧,所以根本无需睡在同一个房间里。倒是出于守护孩子们的考虑,父亲跟自己和弟弟、母亲跟姐姐在一起睡觉才合适。“为什么爸爸和妈妈要在同一个房间里睡觉呢?”伸夫很想提出这个问题。他倒不是因为想歪了或为了嘲讽,而纯粹是为了从夜晚的恐怖中逃脱。但不知什么原因,伸夫无法说出口。虽然心里觉得奇怪,可到了跟前却支支吾吾,犹豫到最后只说声“好羡慕弟弟呀”就沉默不语了。如果问到“为什么沉默”他会穷于应答。这倒也没什么特别的原因和顾虑,只是隐约感到后面的话不该说出而已。尽管如此,伸夫仍曾一度跟父母在同一个房间里就寝。客厅隔壁就是卧室,记不清是因为偶然钻进铺好的被窝自然睡着,还是因为自己卧室的蚊帐破了,他只在父母旁边睡过一夜。反正伸夫那天夜里睡在父母旁边,偶然醒来就听见有人在说话。也不知是在深夜还是在清晨,总之天还没亮确切无疑。他立刻明白那是父亲和母亲在说话,可详细内容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不过,他隐约记得母亲像是在诉说身体不适,父亲提议去哪里放松静养一段时间。伸夫没能忘记的是父母说悄悄话的奇妙感觉,虽然就在身边,却像来自天外一般甜蜜而柔和。伸夫以前从未听过父母这样说话。父亲柔声细气,简直不像男人的嗓音,而母亲则像是几分扭捏几分撒娇。伸夫一时感到身边说话的不是父母而是别的男女,闭住眼睛浑身紧绷。他就在那种状态中沉沉睡去。第二天早上醒来,父母依然以平常的嗓音进行平常的对话。然而,在伸夫的脑袋里却留下了深夜半睡半醒之间听到的男女对话声。对话内容并不清楚,只有语气的温柔感觉萦绕脑海挥之不去。那果真是父母的声音吗?会不会是在做梦?虽然越想越觉得不可思议,可那毫无疑问就是自己耳朵听到的声音。另外,那次确实是在清晨。因为被尿憋醒去厕所时,房檐下的牵牛花正沐浴朝阳,所以毫无疑问。因为时间还早,伸夫突然改变主意想回到被窝里去,就拨开了父母卧室的隔扇门。正好母亲已经起来,于是伸夫猛地钻进了母亲的被窝。“好暖和!”伸夫喜欢在早上钻进父母的被窝。他为寻求母亲留下的体温刚刚钻进被窝,脚下就触到了冰凉如水的东西。“好凉!”伸夫嘟囔着缩回双脚,随即推开了被窝。这时,本应熟睡的父亲睁开了眼睛,正在更衣的母亲回过头来。“湿了嘛!”伸夫眼前的褥单有些皱皱皱巴巴,中间的位置还有一小片潮湿。伸夫一时以为可能是父亲或母亲尿床了。“怎么搞的,还尿床?”伸夫欲言又止。父母根本不可能尿床,而且即使尿床也不可能只这么一小片。伸夫在一瞬间想到这些,但并不意味着他已醒悟到那是什么东西。可是不知何故,他感到不能再问下去。伸夫慌忙闭嘴,随即躺下盖上被子。他缩起双脚尽量不去碰那片潮湿。如果可能的话伸夫真想逃出被窝,可刚刚钻进来又不好意思说走就走。如果马上离开的话,“湿了”就具有了某种意义。伸夫为了表示他毫不介意,就躺在被窝里一动不动。他在被窝里一直睁着眼睛,母亲已经脱掉睡衣换上了和服便装,而父亲依然若无其事地躺着。过了片刻,母亲拨开隔扇门出去,旋即拿着报纸进来放在父亲枕边。“伸夫,赶快起来!”就像被这呼唤声拯救,伸夫赶紧从有些腥臊味的被窝里爬了出来。十一说实在话,伸夫对父母已有性关系难以置信,他不认为在现实中父母发生过各种黄书中所描述的淫秽行为。然而,既然父母已经有了孩子,这毫无疑问就是那种行为的结果。以前伸夫曾被安井君问到姐弟几个,他在回答时感觉蒙受了莫大的侮辱。即便这是事实,他也不愿想象父母之间曾经发生过性关系。然而,这毕竟是伸夫的一厢情愿。客观地考虑,既然父母都是普通人,理所当然会有正常的性关系。可是,与其说他不能坦率地接受这个事实,莫如说他根本不愿意这样想。当然,他对跟弟弟年龄隔了七岁感到不可思议,所以也曾问过此事。“其实还有一个,可是因为妈妈身体太弱就拿掉了。”母亲十分自然地回答,伸夫点了点头。不过仔细想来,那不就是人工流产,即黄书中经常出现的“堕胎”吗?由于自己的年龄跟弟弟隔了七岁,因此不能在同一所学校里上学,也不能恪尽兄长的情分。想到从小就怀有的不满就是由此导致的结果,伸夫忽然悲伤起来。而且,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意味着母亲也做过书中所写那种令人羞臊不堪的手术。黄书中以“妇产科医院里哭泣的女人”为题,对接受手术的女性的实际状态进行了描述。即便情况会有所不同,但想必母亲也曾以那种姿势接受过手术。伸夫一想到黄书中描述的场面就呼吸急促起来。他想说“只有妈妈与众不同”,但实际上自己的年龄跟弟弟相隔七岁,而且母亲本人也如此说明,所以他没有理由予以否定。虽说此事与自身无关,但伸夫只是想想便感到脸上发热。“为什么要做那种事情?”伸夫想到这里突然觉得母亲实在可恨。“做这种事情还能算是妈妈吗?”伸夫不由得怒火中烧,连看到母亲的面孔都会心生反感。“爸爸也真是的!”他的激愤情绪又指向了父亲,骤然感到父母都是不够纯洁的人,甚至不想跟他们说话。可是,父母丝毫没有觉察到伸夫的情绪,照旧若无其事地在楼下喊“伸夫,吃饭啦”。伸夫走下楼去,却见父亲正在悠然自得地喝茶看报纸。“怎么啦,不想吃饭吗?”听到母亲问话,伸夫一声不吭地走过餐桌旁进了厕所。母亲望着他的背影嘟囔:“真是个怪人呀!”母亲这样说就让伸夫更加反感了。“我才不怪呢!明明是自己做了奇怪的事情。”伸夫想这样说,可又觉得即使在众人面前说出来母亲也不会接受。而且,此话一旦说出,恐怕愤怒就会失去威力。愤怒毕竟也只是在伸夫自己的脑袋里发酵才能够成立。“妈妈根本不可能理解。”伸夫心里嘀咕着又沉默不语了。虽说如此,不过当时伸夫可能对母亲逆反心理过强,常因琐碎小事动怒发牢骚。稍稍争吵几句,一旦理屈词穷就干脆板着面孔关在自己的房间里。伸夫虽然也想与母亲和睦相处,可心底涌起的冲动却驱使他对抗母亲,感到体内就像翻腾着黏稠炽热的岩浆,时时刻刻都在寻找机会爆发。他也知道不应该这样,但又克制不住。这倒也并非有什么理由,就像潜藏于体内的能量不可遏阻地点燃了怒火。爆发的目标大都是针对母亲。虽然这是因为母亲离自己最近,但同时也不可否认是出于对母亲恃宠而骄的心理。总而言之,他觉得母亲的一切都令人愤怒、不可宽谅。(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例如,在相册里贴有母亲年轻时的照片。虽说是出生于明治年间,可母亲的娘家却相当富裕,还供她上了札幌的女校。在照片中,她身穿据说是当时流行的黑色斗篷,精心编好的发辫垂在肩头,脚上穿的是黑色皮鞋,一只手搭在扶手椅上。在另一张照片中,母亲就像个大正时期的摩登女郎,头戴白色贝雷帽,身穿白色裙装,手中拿着网球拍。与母亲相比,父亲却俨然一个穷学生。在所有的照片中,他要么穿着黑色的学生装,要么穿着脏兮兮的睡衣。姨母了解母亲的年轻时代,她看着相册向伸夫介绍:“你妈那会儿可是个大红人儿哦!”虽然姨母这样说,可伸夫却还是搞不明白。从大正时代起就穿得这么时髦,想必一定引人注目,但说到怎么走红他却无从想象。“因为她皮肤白、眼睛大嘛!大家都叫她‘好美姑娘、好美姑娘’。”“那、她交游很广吧?”“虽说不可能像现在这样,但还是有很多喜欢她的人哦!”“后来呢……”“后来的事情最好直接去问你妈啦!”姨母开玩笑似的笑了,伸夫却不由得郁闷起来。自己的母亲年轻时美貌出众、受到男人们追捧,听到这话感觉倒也不坏,自己也是男孩,所以希望母亲永远美丽。但是,一想到母亲跟其他男人也很亲密,伸夫就高兴不起来,并突然觉得母亲太随便,就连在当时十分别致的名字“好美”都令他厌烦。“这张照片挺漂亮的吧?”姨母说的是母亲左手臂上搭着那件斗篷、右手扶着立柱的照片。如果说漂亮也确实漂亮,但对于伸夫来说母亲就是母亲,不愿把她想象成一个吸引男人目光的女人。“因为你爸太老实啦!”“那不挺好吗?”伸夫突然想为父亲辩护,并感到穷得从夏到冬只穿一件立领制服的父亲更加亲近。“我觉得我爸特棒!”“所以你妈就跟他结婚了吧?”这么一说伸夫又搞不懂了。实际上他无意了解也不想知道这些事情。对于男孩来说,自己的父母怎样相识并非愉快的话题。姐姐倒是满不在乎,总想听那种事情。伸夫却实在搞不明白姐姐是怎么想的,也许是因为爱做梦或爱浪漫。但尽管如此,连自己父母的事情都想刨根问底可就太不知趣了。那种事情只是听听就会羞臊不已,如果刨根问底的话,恐怕连自己出生的事情都会变得历历在目了。伸夫做出已经厌烦的样子,把目光从相册上挪开并站起身来。不过,与其说是已经厌烦莫如说只是心情变得沉重了。如果可能的话,他实在不想知道父母的秘密。父母永远是父亲与母亲,而不能是男人与女人。一张照片一段对话乃至所有的一切,都必须是父亲与母亲。然而,那似乎只是一个少年不想面对现实的天真愿望。在半夜偶然听到难以置信的温柔对话,清晨钻进被窝发现褥单潮湿,上有姐姐下有弟弟相差七岁的事实,还有时髦的母亲和朴实的父亲的照片,刨根问底都会牵扯到男女秘事。伸夫还不想直面这种现实,只希望父母是与性无缘的透明存在。然而,自己心中与日俱增的、对性的好奇心却不许他继续天真。虽然他在大脑中要求父母既单纯又透明,可暴走的身体却打碎了天真的梦想。在这种矛盾的状态当中,焦躁的伸夫对自己变得更加沉默寡言、态度粗鲁感到惊讶不已。十二伸夫虽然对性的关注有增无减,但并非仅仅沉迷于这种事情。当然,以自慰为中心的性遐想已扎根于生活之中无法割舍,但沉迷于其中的时间并不很长,每天顶多一小时,有时即使加上阅读色情书籍也就是两小时左右。其他大半时间都耗费在校内活动和户外游戏当中。一旦走出家门在灿烂阳光下见到同学,性的世界就急速远去,他也会回到快乐玩耍的普通少年。那个时期伸夫特别热衷于滑雪。所幸他家就在札幌西区的山边,步行到滑雪场只需十分钟,即使爬到稍陡的中级雪道也就用二三十分钟。滑雪场可以说就像自家庭院,周六周日自不必说,即使在平日也能去滑雪。从学校到家的距离远达三公里,放学后步行到家早则三点钟,有时就过四点了。在天短的冬季,虽然暮色已开始降临,他也照样扛起滑雪板出门。即使在阴天周围一片昏沉时,雪道仍因反光而发亮。滑雪的人已寥寥无几,剩下的人也都随着天色渐黑走光了。而伸夫却仍然继续滑雪,直到市区华灯初上、看不清坡边的沟壑为止。伸夫上初三时每天早上去学校前就要先滑一阵,放学回家后还要去滑。当时,伸夫家的附近有家名叫“佐藤”的理发店,店主的长子“武师傅”是梳扎日式发髻的高手,还曾获得过全国锦标赛亚军。他平时少言寡语,给伸夫理发时一声不吭,在冬季期间不太来店上班。伸夫崇拜这位武师傅,偶尔在滑雪场相遇,对他滑雪时的华丽身姿看得入迷。伸夫心想,即使赶不上武师傅,也要通过全运会的札幌区预赛让大家刮目相看。可是,这个愿望在上高中的同时完全破灭了。其原因之一就是上高二时施行了学区改制变为男女同校,伸夫对一位同班女生萌生了爱意。另一个原因就是从上高三时开始忙于高考复习。不过,他在上高一时确实对滑雪十分着迷。在雪后初晴的星期天或光线渐暗的平日下午,当他登上坡顶向下滑行时,脑袋里就不会有丝毫的性遐想。这时,那个双目充血地看着黄书沉湎于自慰行为的少年就变成了遥远的存在。当时的伸夫体内确实存在着两个少年:一个在以滑雪运动宣泄全身能量,而另一个则关在自己房间里浑身燥热地沉浸在淫亵的遐想当中。虽然后面那个少年出现的时间要短得多,却并不能因此而予以轻视。莫如说正因为时间较短,其浓度更加根深蒂固。不过,热衷于滑雪的少年与性意识萌发的少年并非没有相互关联的时候。在初三那年的寒假中,他曾跟朋友樱田君去滑雪用品店“山崎”打工。那是在一九三八年,人们的生活也渐渐安稳下来,在繁华区已有两三家体育运动用品专店开张。虽然“山崎”与之相比是新开张的小店,但因为能与自己酷爱的滑雪运动近距离接触,所以伸夫就去那里应聘打工了。不过,他去了之后才知道,所谓“山崎滑雪用品店”与纯粹的体育运动用品专店稍有不同。首先,这家店位于站前大街的南端,来往行人不是很多。当然,这里毕竟还是在薄野区内,所以还算比较热闹。但基本上也是从傍晚开始,而且多数都是在酒吧和舞厅上班的人。店主是个三十五岁的微胖男子,据说是因为胞兄就在隔壁经营杂货店而在此开店,可他对生意并不十分热心。店内是三十三平方米的狭长水泥地板间,虽然号称滑雪用品专店,却只在门口两侧立着二三十条滑雪板,而且其中一半都属于妇女儿童专用。一般说来,此类商店总会有滑雪运动选手出入,可在这里却完全看不到,来往的都是身穿夹克衫貌似经纪人的男子。从店内中段到里面是兼做安装金属件和滑雪板边刃的操作间,而老板总是坐在中段简易火炉前的圆椅上朝店外观望。晴天时的周六周日暂且不说,在下雪的平日里几乎没有顾客,因此伸夫和朋友为了排遣无聊真是费了不少心思。可是,老板却显得无忧无虑,就坐在炉前烘烤着裆胯,偶尔跟顺路进店不明来历的男人们谈笑风生。这位老板依然叉开双腿,用手隔着裤子咯吱咯吱地挠着裆胯。这是他的习惯性动作,即使面前有顾客也满不在乎。所以,他的裤子前面总是有些发亮。“那家伙是得了阴虱病。”伸夫和樱田君在背地里说坏话,可店主本人却根本不当回事,照旧叉开腿面朝店门口坐着。由于商店位置的关系,到了傍晚就会有住在附近的陪酒女郎经过门前,老板看到熟悉的面孔就快活地打招呼并相互调侃。看样子因为在当地长大,他的面子相当广。伸夫曾经见过老板的太太,某天傍晚她独自一人走进门来。伸夫以为她是普通顾客就说了声“欢迎光临”,可太太一声不吭径直朝坐在里边的老板面前走去。伸夫惊诧不已,太太跟老板吵了两三句就出门走了。“这老婆子真烦人!”伸夫听到老板嘟囔才知道那女人是他太太,可他在老板太太走了之后还盯着门口。她是不是来抗议老板在外边搞女人呢?少年伸夫费尽心思也就能想到这一步。但是,老板太太那头巾下紧咬嘴唇强忍愤怒的苍白面孔令他久久难忘。老板怎么忍心让那么漂亮的人悲伤呢?伸夫忽然对态度傲慢的老板感到无法容忍。可是,老板却照旧满不在乎地一边烘烤裆胯一边拔鼻毛。女人再怎么漂亮都会被厌倦和嫌弃吗?在半年前,伸夫曾听母亲说起过邻居年轻夫妻的事情。那对夫妻姓高田,丈夫在电气公司工作,最近在外面另有新欢就不回家了。发展到这一步会有怎样的过程?伸夫虽然无从推测,但只是听了母亲说的情况,就觉得不能容忍那位高田叔叔。高田阿姨伸夫也认识,身材高大并不太漂亮。可是,那位阿姨毫无疑问是个女人,所以应该拥有那种书中所写的淫猥而富有魅力的阴部。既然叔叔能够随意地接触那个部位,他怎么还会厌倦呢?既然他能随意做那种事情,有家不回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太可惜了……”伸夫曾经这样想过,如果给了

                      甚至连动作都未曾改变,只是那些劈下的树枝却已折断,散落在地上。“呀?这帮东西不是僵尸吗?”林岳纳闷道,手下不停,一脚跺在了地上。一片葛藤缠绕而上,自怪人的脚下盘行起来,不一会便将七人捆了个结结实实。林岳一咧嘴,刚想说些什么,却听得那灰衣汉子大喝一声,七个怪人身形陡然拔起,四肢猛挣,噼啪数下断裂的葛藤四处飞去。怪人身后,灰衣汉子手舞足蹈地在那里不住舞动着,举手抬足间韵律十足,而他每个动作后那些怪人便有了相应的反应,难道说这些怪人是被他操控着的?狴犴在S怀里翻了个身,懒懒地抬了下眼皮,极为不满地看了看发出喧闹声的人们,猫脸舒服地埋进了她的臂弯,不一会便打起了呼噜。看来S要指望狴犴出马是不太可能了,这只小东西似乎完全不关心眼前的战局,反而有些厌烦正在进行的打斗。“这家伙是人形师?”S惊问了一句,右手自腰带上取下尺弩,打开机簧保险,警惕地看着周围的怪人。“你是日本漫画中毒太深了吧?”林岳撇了撇嘴,双手垫掌,俯身在地面上敲击了数下,“就算真是玩木偶的那也叫方相师。”“管他什么师呢~~”S单手举起尺弩刚要发作,地上突然钻出一排矮小的植物来。那些植物在我们身周长成了一圈,很快便绽放出美丽的花朵,只是那些花朵的样子有些奇特,十字形的花瓣几乎拉成了平面,尖锐硬直的边缘像是四把锋利的尖刀。“啊嚏~~”林岳大大地打了个喷嚏,无数十字花猛地暴射开去,“笃笃……”飞旋着的花朵像十字镖似的钉满了那些怪人的全身。“切,还说我亲日中毒呢。”S反唇相讥道,“你这花不也是仿照了日本忍者的十字镖吗?”“呀?这帮子僵尸是木头疙瘩不成?”林岳烦躁道,“靠,少胡扯了,日本鬼子是仿照十字飞花造的忍者镖。”“哈哈,还以为有好大的本事,兜底是一伙嫩仔。”灰衣汉子狂笑起来,双手猛一舞动,“你爷老子让你们长下眼,么子叫国术精萃!”啪啪几声脆响,七个怪人的身上落下一些竹制的节扣来,僵直木纳的动作瞬时变得灵巧无比,也正是这个动作变化间,怪人头上的斗笠纷纷震飞,现出一张张狰狞可怖的面容。……“言家兄弟的造诣参差不齐,也只有言三和言五还算得上高手。”陈子浩毕恭毕敬地站在茶桌旁轻声道,“如果招呼这些跑龙套的去办事,恐怕会坏了大局啊。”莫曹的嘴角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手下不停地炮制着香茶,斟了一杯稳稳地敬给对座的高大男子。“言家兄弟算跑龙套的话,三爷您就只能装些酒水饭食了。”高大男子悠然地嗅了嗅手中的茶。“呃,风爷说笑了……”陈子浩的眼睛不住瞟向莫曹,脸上却满是诚惶诚恐的表情。“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三爷也许是劳于大局,没有注意到细节罢了。”莫曹对高大男子恭敬道,“风爷,不如让三爷前往湘西督战,一则自己人办事放心,二则也给三爷一个表率的机会。”“对,对,小莫说的正是属下所想。”陈子浩不住点头道,“属下请命,前往湘西督战。”“督战?三爷,莫曹是敬你年事已高,才有督战之说。”高大男子放下手中茶杯叹道,“您老就不必对号入座了,今晚启程,给言家兄弟做下参谋,配合行事吧。”一旁的金毛猴子正端着莫曹递来的一杯香茶,听到这话不由咧嘴,脸上露出奇怪的笑容,三下两下蹿上陈子浩的肩膀,滚热的茶水全部倾倒在了他的头顶,烫得陈子浩一阵哆嗦。“佛说,醍醐灌顶,大彻大悟。对三爷我不敢如此苛责要求,只希望这一盏清茶能让您头脑清醒。”高大男子缓缓道。金毛猴子闻言不住点头,竟兴奋地爬上了陈子浩的头顶,唧喳着在他那日渐稀疏的脑袋上蹦跳起来,脸上竟似人一般地露出得意的笑容来。陈子浩点头称是,两眼目不斜视地盯着地下,如果这时能从下方看去,便能查觉,他的眼中隐隐闪动着无比怨毒的目光。……斗笠下竟是七张一模一样的铁青面孔,干瘪死板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长长的獠牙横伸出嘴唇,白多黑少的眼珠透出凶恶的目光。原本贴在额头的朱砂黄符纸早已不知去向,口角张合间发出一阵古怪的响声。不管是谁,初一见这样的场面都会有所惊吓,这些怪人根本就是传说中湘西赶尸匠手下的僵尸造型,所不同的是他们已不再是四肢僵硬,除去了那些竹制的节扣后,动作已和人类一样敏捷灵活。灰衣汉子双手猛张,腾身向后一跃,落地间脚下稳稳地踏动着规则的步伐,石板路的泥缝间露出了几个不浅的脚印,他的脚步规律仿佛是在哪里见过。七具僵尸陡然腾起,身形斜仰,两只手爪交叠着抱在胸前,双脚直直蹬向圈内众人。“蓬蓬……”连响,悄然冒出的七个金属圆盾挡住了僵尸的进攻,在圆盾外掀的力道下,七具僵尸借力倒翻了出去。灰衣汉子眉毛一挑,双手在胸前错动数下,空中倒翻而出的僵尸猛地折转身形,交叠的双爪平伸过顶,像端着两把五股尖叉般直射圆盾。噗地一下,僵尸那寸许长的黑色指甲竟穿透了坚固的圆盾,盾牌上顿时出现了十个凹洞。僵尸借力扣住,双臂一较劲,呛啷数声,金属圆盾像纸片似的被撕作数片。原本按兵不动只是不想多生是非,但从对手的强劲程度和攻击意图来看,这灰衣汉子显然是有备而来。既然如此,也不必再有所隐忍,况且这人奇诡的赶尸数术也引起了我的兴趣。“这招漂亮!”我由衷地赞了一声,双手拢在胸前,反掌挥出。十来道链锯缠上了僵尸,我猛一旋身,链锯交错拉动起来,刺啦声不断,链锯不住绞动着僵尸的身躯,即便是千年不坏的尸身,在这些特制的链锯下也会变作碎块。漫天飞舞起无数的衣衫碎片,七具僵尸纹丝不动地站在那里,身上的衣衫已完全被链锯撕裂,裸露出大腹便便的奇怪躯体,那肤色和体格完全不像普通的尸体。我一愣神,尚未来得及反应,七双手爪已牢牢地抓住了链锯的连接处。“呔!”灰衣汉子大喝一声,脚下一扫,急急走出四步,手中舞出一道直曲相交的轨迹。七具僵尸随即齐声呼喝,身子猛然后退,双爪交叉一紧将链锯拉向胸前,粗壮的手臂狠狠挥动开去,一片壮观的“金属雨”凭空而起,链锯竟在它们那恐怖的力量下断作了无数链环飞入空中。笃笃,一排弩箭射在了僵尸的大肚上,发出一阵脆响,晖儿手中的尺弩一次射空。在她的脸上露出一种惶然大悟的表情,脚下轻挪靠近了我的身边。“亦凡,这是辰州尸俑,古代木甲偶人的一种,不是僵尸。”晖儿低声在我耳边道,“铁木秘制,无坚不摧,可操控,可自行。”脑中一亮,难怪我和林岳的攻击会如此失败,原来吃亏在了这里。晖儿一定是在姜老的机关术笔记中看到过这种东西,但却不敢确定,直到它们露出原形并用尺弩试探后才下了定论。“铁木秘制,无坚不摧?”林岳竖着耳朵听到了一句,脸上露出一片坏笑,“天下还有比我更熟悉木材的人吗?”说着双手在地下一撑,头下脚上地倒立起来,手臂一压一弹中地面被他压下了一个不大的浅坑。灰衣汉子见状倒是一愣,手中一扯,脚下倒退三步,左脚踩点两下,右脚接上又是两下。那步法我终于想起来在哪里见过了,是《闻风拾水录》上提及的罡斗步法,天罡七印阵运作时我也曾运用过这种步法,只是和这汉子相比之下完全是幼童学步了。那边林岳双臂一撑,翻身跃起,双脚狠狠踏在了浅坑中,他落地的那一刹那,一片隐隐的绿色自地面蔓延开来,在七具辰州尸俑的脚下凝成了一片浓厚的绿色。“嗬~~噗~~”林岳恶作剧似地大吐了一口浓痰,那灰衣汉子不知虚实,手下又是一扯,七具辰州尸俑双爪直直击入地下,猛地一掀,碎裂的青石板夹杂着泥土蓬然翻起,竟是想要彻底截断林岳的攻势。碎石烂泥间一股酸臭黏稠的绿色东西沾了辰州尸俑一身,一阵奇怪的味道传来,辰州尸俑的动作忽地缓慢了下来,凡是沾染了这东西的部位竟像被酸液腐蚀一般凹陷了下去,不住冒出丝丝白烟,还夹杂着有些酸臭焦烂的味道。“哈哈,铁木再牛也受不了腐草,你丫就等着收拾破烂回家吧~~”林岳拍手大笑道。灰衣汉子脸色一变,眼中凶光闪现,脚下一阵变动,快速踏出一套罡斗步法。我看了一凛,那是罡斗步法中的三凶步法,即杀破狼三凶星汇聚为前步,余下四星顿步,隐含辅助的阵法或招式一定是凶险之极!“小心,那里面应该是尸毒!”晖儿见状失声叫道,辰州尸俑被腐蚀穿透的身体里正流出一种腐臭不已的黑黄色液体。灰衣汉子三凶步法中双掌猛合,狂吼一声,七具辰州尸俑咧开獠牙暴伸的大嘴,一股夹杂着腐臭的黑黄液体铺头盖脸地向我们袭来。林岳和我均是一惊,疏于防范之下没料到这灰衣汉子竟还留有如此险恶的一招,林岳的破坏性攻击反而成了诱发这个杀招的导火索。黑黄色液体密集地从各个角度扑来,一时间已无法聚集金属或植物屏障来抵御,情急之间我已准备用金属将众人完全包裹起来,虽然可能误伤大家,但总比死在尸毒侵蚀下要好。聚力发动间,却被一只手掌按在了肩头,方才集中的精力一下消逝。耿婆不知何时站在了我的身后,笑眯眯地冲摇了摇头。面前忽地一亮,一股淡色的火焰无声地横空穿过,辰州尸俑像雪人般地熔解殆尽,黑黄色的液体在火焰中完全消失。那火焰撞在身上只是微微的一暖,却是毫无伤害,一种熟悉的感觉袭上心头。“只看外表,不重内涵。”一个人影自火焰中缓步走来,口中冷冷道,“以后别说你俩认识我。”十九、煞虎临门“臭……”林岳欢快的叫了一个字,却硬生生地将剩下的三个字吞回了肚内,因为莫炎那双眼睛正冷冷地盯着他。“要么现在消失。”莫炎转脸对着灰衣汉子沉声道,“要么,永远消失!”那汉子看了看莫炎,眼光扫了众人一遍,一咬牙,闪身几个起落消失在一片树林中。“哎~~不是吧?就这么把他给放了?”林岳拧着脸道,“这不是纵虎归山吗?”“杀一只惹四只。”莫炎面无表情道,“另外四个更难对付。”“呵呵,难怪老婆子看那身法有些眼熟,原来是辰州言家。”耿婆笑道,“你说的这五兄弟,应该是正宗直系的言家五虎吧?”莫炎眼睛一闪,用余光瞥了我一眼,似乎在探问着什么,我这才想起他还不认识耿婆,于是便简要地为两人做了个介绍。听完介绍,一贯冷若冰霜的莫炎有些动容,腮骨鼓动了两下,对着耿婆躬身便是一拜。“哎,小子,这就不必了。”耿婆抬手一点,右手二指按在了莫炎的肩侧,他那一拜竟是无法继续。“耿老……”莫炎的语声中的感情变得有些复杂,倒是耿婆却显得十分释然。“小子,田然的死和你没关系。”耿婆拍了拍莫炎的胳膊,叹道,“况且,下手的也绝不是你那个混账大哥。”我低声将老田身上中的“八门转魄凶格”向莫炎解释了一下,他才明白耿婆话中的意思,从神色上可以看出,他似乎宽慰了不少。虽然他对莫曹的憎恨之心并没有怎么消减,但听到老田不是死于莫曹的诡计后,却也暗舒了一口气,我隐隐觉得他对自己的大哥并没有完全绝情,或许莫曹也是。……夜间,旅店中。“辰州的言家五虎怎么会找上我们?”晖儿沉吟道,“从那个人的行为来看,他是故意惹事的,而且带来的七个辰州尸俑也是事先暗藏了尸毒。”“对了,嫂子,那辰州尸俑是怎么回事?”林岳好奇道,“湘西赶尸匠倒是常听到,但这尸俑还从没听说过。”“我也是从姜老的笔记上看到的。”晖儿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仔细向我们解释起辰州尸俑的来历。说道辰州尸俑,就不得不提起木甲术,与之前那个墨家败类用来制约我的“傀人甲”同出一门,所不同的是,辰州尸俑采用的是经过改良的“偃师木甲术”。在古老的历史文献《列子》中,便有一段详细记载,说的是周穆王前去昆仑山狩猎,回程途中在巴蜀一带遇到了一位神秘的匠人偃师。当时在偃师身边站着一位全身木纹的奇异人物,周穆王一时好奇便上前询问。偃师微微一笑,从容回答:“这不是真人,是我制造的木甲艺伶。”周穆王不禁有些吃惊,于是便仔细查看,发现这个木甲人的确栩栩如生。无论是他的一进一退、一抬首、一低头,仿佛都真的是个活生生的人。周穆王要他唱歌,完全可以合律,要他跳舞,也是千变万化。惊叹之下,周穆王兴高采烈叫自己的侍妾们也来观看他的表演。可就在表演将结束之时,这个木甲艺伶竟眨巴眼睛,勾引周穆王的美丽爱妾。周穆王当下大怒,斥责偃师道:“我还以为当真是什么木甲人!原来只是找个真人贴上木皮,想当作奇技,欺骗我这个天子?”偃师为了释疑,便当场拆解那一个木甲人让周穆王瞧仔细。周穆王发现,原来他真的是以木头、皮甲、胶漆等材料制作出来的,不论是肝、胆、心、肺、脾、肾、肠、胃、筋骨、支节、皮毛、齿发等,全是人工。偃师重新把这些零件拼了起来,那个木甲人真的又再度能栩栩如生动起来!周穆王这时才不禁佩服感叹:“原来人工的技巧,竟能达到与天地造物者同一个水准,实在不可思议!”然而,偃师的这一脉“木甲术”,后来竟自人间失传了。到了六百年后的战国时代,当代的“工匠之神”公输般,曾发明了会走会动、以线枢控制的“机关人”,和各式各样具高度杀伤力之机关战具,而墨家之祖墨子也发明了能飞行三日的机关飞鸢、以及能自由移动的机关屋。当时二人都自认自己的技艺,已达到天地间从未有过之最高水平。然而墨家的大弟子禽滑厘把他所听到的偃师技艺之巧,告诉了这两位老先生,二人很惭愧,从此再也不敢谈论有关“机关术”技艺的事。而辰州言家则正是偃师木甲术的一脉旁系传人,辰州尸俑便是他们赖以为生的工具。之所以说是旁系传人,是因为言家先祖曾师承公输般,不但学习了公输般的机关术,同时也了解了一些偃师木甲术的秘诀。公输般在听了禽滑厘的描述后,对偃师的技艺甚为敬仰,后半生便苦心找寻失传的偃师木甲术,所谓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在大限将至之时让他找到了一些相关的资料。可公输般的身体已无法支撑太久了,他便叫来门下最得意的三位弟子,将这些资料分给这三人。当时还没有用到纸张,这些资料都是记录在一些竹简上,三名弟子各拿到了五根竹片,公输般考虑到自己时日不多,于是便限这三名弟子一天内参透。这三名弟子在公输般的床前跪了一夜,仔细参详着竹片上的资料,终于在鸡鸣时分将这些竹片尽数投入了火盆中焚为了灰烬。两名年长的弟子一无所获,羞愧地掩面而去,唯独最小的弟子向公输般道明了自己的见地,公输般听后大叹:“周易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吾至死方得其解,惭愧惭愧。”说罢溘然长逝。其实就“木甲术”和“机关术”的原理而言,两者既有相同却又截然不同。“木甲术”以磁为动力,以磁榫来控制,追求的是能灵活轻巧,栩栩如生。而“机关术”则以畜为动力,以枢来控制,用作为战争军事工具,追求刚硬肃杀。这两者在气质与理念上,可以说一开始便迥然不同,但它们同样是为人类的进步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那名见解独到的弟子便是言家先祖,之后他凭借着自己的聪慧和刻苦,钻研出了一套融会两门奇术特长的技法,但由于只看过五根竹片的资料,所以在他的技法中,只融入了极少部分的偃师木甲术。可就是这点点资料也已足够让他的技法精绝世间了。辰州尸俑就是他的杰作之一,这种大腹便便的木偶身材较为魁梧,腹内中空,可装入不少物品。而且通过木甲术和机关术的不同原理构造,它被设计成即可人为操控又可自行走动的特殊木偶。这种木偶在平时可作为商旅短途运输之用,若遇到抢匪,也可操控与之搏斗。在战乱时期,它则被作为军用物资的短途运输工具,同时也可抵御敌军的偷袭。由此,言家配合了奇门遁甲的阵形步法,独创出了一套操控技法。不知从哪一代起,言家做起了赶尸的行当,这木偶便被稍加改制成了运送尸身的工具。赶尸的收入比较丰厚,

                      朝”来,非自己属地。朱元璋这才知道,原来日本还有个更强大的“北朝”。其后朱元璋多次派使臣与“北朝”建立关系,都被怀良设法阻止。值得一提的是,怀良派到中国的使臣,多次重金贿赂彼时明朝“宰相”胡惟庸,与之狼狈为奸,“通北朝”之事,也是胡惟庸屡屡作梗。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日本北朝室町幕府统治者足利义满遣使朝拜朱元璋,朱元璋见其贡书里未提“称臣”一事,因此拒绝收其贡物,但允许日本“光明天皇”的小儿子来南京学习,朱元璋“尤善待之”,但中日关系至今依然处于“冰河期”。洪武十四年,十七年,十八年,又有多股倭寇入侵辽东、山东、海南三省。此时明王朝经过10多年休养生息,国力渐渐强大,朱元璋遂于洪武二十年(公元1379年)命开国名将汤和与周德兴在浙江、福建沿海铸“备倭城”59座,屯兵8万人,继而在洪武二十三年,二十四年两次挫败窜犯东南沿海的倭寇,“斩俘甚众”,至洪武末期,明朝从北至辽东,南至广东的海岸线上,修筑各类卫所200多所,置“备倭军”近30万人,精锐兵舰3000多艘,构筑起一条海上长城。因此从洪武二十年开始至朱元璋过世,倭患暂稀。这其间,洪武十四年,朱元璋查知胡惟庸“通倭”,日本“南朝”怀良又送来书信,措辞傲慢,使朱元璋一度想征讨日本,但终被大都督李文忠等人劝阻。为防前元征倭失败覆辙,朱元璋在其留给子孙的《皇明祖训》中,将日本定为“不征之国”,称日本“虽朝实诈,暗通奸臣胡惟庸谋不轨,故绝之”。因此200多年后的大明“抗倭援朝”战争里,万历皇帝虽调集精锐水师云集天津,意欲直捣日本本土,终因丁应泰等大臣以“祖制”劝阻而作罢。在朱元璋过世前的明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5年),日本北朝“室町幕府”统治者足利义满已经平灭南朝,完成国家统一。这之间他屡派使者来华朝见,皆被朱元璋拒绝。朱元璋过世后的明朝建文元年(公元1400年),足利义满又派使者前来朝见,在国书中自称自己是“臣日本国王源道义”,正式向大明称臣。建文帝欣然接纳,热情招待使者,但日本国使前脚刚走,倭寇就趁江南、浙江一带明朝的“备倭军”北上参加“靖难之役”之机,于建文元年,二年,三年连续掳掠温州、宁波、绍兴等地,给风雨飘摇的建文王朝,来了次“雪上加霜”。朱棣夺取皇位一年后,永乐元年九月(公元1403年),足利义满再派使者来华朝见,朱棣甚为高兴,给予日本“永乐堪和”,两国正式建立了“朝贡贸易”。但次年四月,山东、辽东等地接连发生倭寇入侵事件,令朱棣甚为恼火,恰好日本使臣前来祝贺朱棣册封皇太子,朱棣便严厉申斥,要日本打击海盗。足利义满闻讯后,在国内大力“严打”,并派重兵全歼了对马岛上的倭寇“大本营”。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将倭寇头领20人送至大明治罪。朱棣命令日本使臣“自行裁处”。日本使臣在宁波海边设铁锅,点火将这些倭寇“蒸杀之”,获朱棣赏赐。从此时起至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中国沿海暂时风平浪静。两国之间官方的“朝贡贸易”也迅速发展,堪称是明朝中日关系的“蜜月期”。转折从足利义满病逝开始,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足利义满病逝,继任的室町幕府统治者足利义恃被朱棣册封为“日本国王”,其后日本对倭寇的约束渐松,沿海地区倭患再起。永乐八年二月,倭寇掳掠浙江清南县,朱棣谴使责问,足利义恃立刻抓捕10余名倭寇送至中国请罪。一年后,明朝使节王进出使日本,与室町幕府官员发生纠纷,险些被扣留,朱棣震怒下拒绝日本前来“朝贡”,继而倭患又生,永乐十三年倭寇犯山东,永乐十五年倭寇犯辽东,永乐十六年倭寇犯浙江,因明朝东南沿海守备森严,才未造成大祸。朱棣本人的态度也很宽容,经常将捕获的倭寇放回,坚持要“怀之以德”,并于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年)派吕渊为使至日本申斥足利义恃,命其“悔过自新”。同年六月,日本派使团来华道歉,声称倭寇是“无赖鼠窃,非臣所知”。朱棣再次允许日本“朝贡”,但限令严格。明朝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新任日本室町幕府首领足利义教被明宣宗册封为“日本国王”,再次在国内全力捕倭,以求通好。明宣宗放宽了对日本朝贡的限制,从此时开始至嘉靖朝,两国之间的官方贸易络绎不绝,倭寇进犯虽时有发生,但一则明朝海防森严,二来日本国内此时打击倭寇甚严,因此和平终是主流。二说到明朝初年,乃至终明一世的倭患,有个关键词不得不提——朝贡贸易。明朝初年,日本室町幕府之所以几次在明朝的压力下主动捕杀倭寇,甚至送倭寇头目到明朝治罪,其原因不仅仅是惧于大明强盛的国力,更有对“朝贡贸易”巨大利润的垂涎。每次“朝贡”,大明不仅有丰厚的赏赐和回赠,而且其在中国购买的丝绸、茶叶、瓷器等物品,倒卖到东南亚地区,转眼就是10倍的利润。朱棣时期,明朝屡屡以取消“朝贡贸易”相要挟,加上彼时明朝国力强盛,对朝贡的管制限令森严,沿海更囤积重兵,因此但凡大明“发怒”,日本方面就立刻“致歉”“捕倭”。用此法“和平解决”倭患问题,几十年来屡试不爽。但是在朱棣死后,事情却起了变化。从明宣宗朱瞻基开始,明政府对日本朝贡使团的限制日益放松。朱棣时期,日本每次朝贡的人数、规模、携带货物,都有严格的限制,但从宣德年间开始,管制逐渐松弛,日本使节经常夹带私货到中国贩卖,包括明朝三令五申的违禁品“武士刀”。有时候,使臣私自夹带的物品,甚至比官方贸易的货物多10倍。日本使臣每次到来也非常跋扈,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即发生过日本使臣在南京殴死平民的事,当时刑部要求严惩,朱棣最终“从宽”,只是让日本方面赔偿死者家属千两白银。此后日本使臣更加跋扈,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和宣德七年(公元1432年)发生了两次日本使臣殴死中国商人的事,明宣宗仅发文“申斥”。景泰四年(公元1453年),临清当地的指挥使谭敏,因劝解日本使臣莫要抢掠商旅,差点被日本使团围殴致死,其麾下士兵,因有朝廷“严令”,皆不敢管。事情报到明景泰皇帝处,景泰皇帝却下旨宽大,最终不了了之。成化四年(公元1468年),日本使臣在徐州驿站因对饭菜不满,竟当众鞭打驿站官员。明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日本使臣在济宁闹事,当场杀死商人3名。诸多“外交纠纷”,明朝政府多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自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开始,日本使团开始违反朱棣时代规定的每次朝贡“船不过三条,人数不过三百人”的限制,其使团常携带武器和士兵,遇到中国军队,则出示“勘合”与之贸易,如遇到平民百姓,则大肆抢掠,烧杀之后扬长而去。在与中国民间商人贸易时,更是强买强卖,有时甚至明抢。官方贸易时更张口要中国高价收购,一旦中国官员有所犹豫,他们立刻威胁说“若买卖不成,到时候大批倭寇杀到,抢掠贵国沿海,你负得了责吗”?所以,大多数时候,明朝方面选择忍气吞声,花钱买太平。即使如此,沿海依旧时常有倭寇骚扰,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明朝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40多艘持有明朝“勘合”的日本船,突袭浙江地区、攻破台州、宁波、定海三卫,一路荼毒平民无数,尤其令人发指的是,他们抓到孕妇,皆用武士刀剖开孕妇肚腹,取出婴孩挑在刺刀上为乐。宣德朝至嘉靖朝中日“朝贡贸易”的100多年间,日本侵扰中国沿海的倭寇,八成左右都是这类日本“经贸代表团”。三明朝中前期虽有倭患,但终未如后来嘉靖朝那般酿成旷日持久的战火。论原因,一则彼时日本还是一个统一的“主权国家”,其政府对于本国海盗尚能控制,为了中日贸易的经济利益,也多次配合中国剿灭倭寇。但最主要的原因,则是中国东南沿海军民们长久以来的浴血奋战。与明朝中期戚继光、俞大猷等抗倭名将相比,明朝前期抗倭将领们的声名相比之下逊色很多,这主要是因为彼时明朝最大边患不在海边。明朝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苏州指挥副使王湛率军“斩倭寇二百人”,是为大明抗倭战争的第一个胜仗。明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汤和属下千户李鼎率“轻舟三十条”,在浙江定海击破倭寇水师,“夺大船三条,溺死百人”,是大明朝第一次在海上击败倭寇。洪武一朝三十年,倭寇的大规模入侵有7次,其中被明军击溃5次。之后的整个15世纪100年里,倭寇的大规模入侵有历史记录的达14次,被大明击溃有10次,正是诸多官兵的浴血奋战,保卫了彼时中国海疆边民的平安。而这期间最著名的胜利,当属发生在明永乐十七年(公元1419年)六月的望海涡大捷。望海涡,位于今天辽宁大连金州南端,自明朝立国起,就是防卫倭寇入侵的前哨。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朱棣任命早年跟随他南征北战的亲信刘江为辽东左都督,镇守辽东广宁卫备倭。刘江,江苏宿迁人,是早年跟随朱棣参加“靖难之役”的亲兵,朱棣北征阿鲁台时,曾亲率骑兵冲击阿鲁台后阵,“手刃敌人十余”,迫使阿鲁台大溃,可谓勇将。刘江到任后经过勘察,认定离金州70里的望海涡乃“咽喉之地”,遂在当地驻兵,严阵以待。他还“发动群众”,招当地“精于水性之良民”,在周边海域一带乘小船布控侦查,严防倭寇入侵。永乐十七年(公元1419年)六月,侦查到东南海域有火光,确认倭寇即将来袭,立刻调遣精兵在当地设伏,次日2000余倭寇登陆攻击,刘江不为所动,派属下徐刚埋伏于望海涡山下,另派百户江隆率领他精心挑选的“健锐勇士”绕道敌后,约定“旗举而伏起,闻炮鸣而奋击”。不久倭寇进入伏击圈,刘江命令鸣炮,继而身先士卒奋勇冲杀,明军伏兵大起,艰苦的战斗从清晨打到黄昏,倭寇仓皇逃命到山下樱桃堡内,企图负隅顽抗,刘江严令部将不许攻击,故意露出一个缺口,引诱倭寇逃命,然后命士兵在倭寇出逃时截击,终将倭寇大部歼灭,少数逃到海边的倭寇,也被刘江早已安排好的水师活捉,是役斩首1900余级,生擒数百人,2600名倭寇无一漏网。这是倭寇侵扰中国沿海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的“全军覆没”。捷报传来,朱棣大为高兴,封刘江为“广宁伯”,赐名为刘荣。当地乡民也自发为刘江修筑“真武庙”以表纪念。次年四月,刘江病逝,朱棣甚为悲痛,赐谥号为“忠武”,安葬于北京永定河畔四平山。今天北京官园南边广宁伯街,就是其先前府邸的遗址。望海涡大捷,在明朝前期的抗倭战争里有重要意义,此战后100年间,除了日本“经贸代表团”的贸易纠纷外,大规模的倭寇入侵基本消失了。倭寇再次以千人以上规模大肆侵扰,应是百年后嘉靖朝中后期的事了。第四章明朝西域第一将宋晟2002年2月22日,南京《江南时报》发表了一则名为《金陵古迹屡遭破坏堪忧》的报道,报道声称:“位于南京雨花西路114号旁的宋晟墓,遭到了周边建筑物的挤占,严重违反了国家有关文物保护政策,其墓碑的本身更遭涂抹,碑文已辨识不清。”报道出炉后,一度引起了互联网上各地文物爱好者的关注,但即使资深的文物爱好者,这时也有人提出了一个疑问:宋晟是谁?报道该新闻的记者,在报道的时候也摆了一个“大乌龙”,在新闻中竟称宋晟为“明代著名书法家”……而事实上,这位今天已不为人所熟知,甚至墓葬都遭侵扰的明朝开国元勋,在悠悠青史之中,虽几经涂抹、歪曲、沉浮,生前身后连遭非议攻击,却终不能抹杀其赫赫的沙场功业。虽与徐达、常遇春、邓愈、汤和等“大明英烈”们相比,他的声名不大,在大明王朝北逐元廷,统一天下的大业中,他起初只是跑龙套的角色,在西北战场才找到了自己的舞台。明王朝对西北大地的主权,因他的战功而奠定。横扫中亚,威震世界的帖木儿大帝,在人生的最后时刻,曾与他有一次擦肩而过的对决机会。生性多疑的朱元璋、朱棣父子两代,独独对他信任有加,命他可在西北“专断边事,不必事事奏报”。引起清初“文字狱”的“明史”《罪惟录》中,更给予他一个至高无上的评价:“建卫霍之功业也。”将他比作西汉横扫匈奴的两大名将——卫青、霍去病。宋晟,字景阳,安徽定远人。史载他“四镇凉州,前后二十余年,威信著绝域”。洪武王朝励精图治的大业里,永乐盛世万国来朝的繁华中,他是中国西北大门沉默的守护者。一和明朝诸多开国名将一样,身为安徽定远人的宋晟,也是最早跟随朱元璋起兵的“老乡”。那是公元1353年的事,当时还在郭子兴麾下的朱元璋回乡募兵,胡大海、邓愈、常遇春、蓝玉等“开国名将”们皆在这次征募中投军。宋晟家更积极,宋晟之父宋朝用,宋晟之兄宋国兴皆入伍从军。比起正值壮年的父兄来,彼时宋晟只有11岁,是个十足的“娃娃兵”。11岁的“小鬼”,自然上不了战场。倒是宋晟的父兄,在朱元璋起兵的开始阶段屡立战功。和常遇春等人的“穷苦出身”不同,宋家原本就是当地富户,不但家境殷实,为防蒙古官吏欺辱,很早就拉起了民团。宋晟之兄宋国兴,年轻时就是定远当地的“壮士”,最善武枪弄棒。投奔朱元璋后,以宋家早年“民团”为班底的“宋家军”,开始崭露头角。朱元璋攻克滁州之战,正是宋晟之兄宋国兴率军夜袭,经浴血奋战打开了滁州城门,朱元璋也因此拥有了自己争天下的第一座城池。朱元璋曾赞他为“勇国兴”。宋晟之父宋朝用是朱元璋早期的重要将领,明史说他“因积功至元帅”,一度与徐达、常遇春等人并列。朱元璋定远募兵后,打通东进道路的和州之战,正是由他指挥完成。刘基在《诚意伯文集》里赞他“智勇兼备”,也是个名噪一时的名将。小宋晟11岁就从军,被编在当时另一名将邓愈麾下。家庭的渊源外带南征北战里的耳濡目染,宋晟想不会打仗都难,可毕竟岁数小,冲锋陷阵还不现实。邓愈对这位“老战友”的儿子很是器重,留在身边当了“勤务兵”,除了每天干些端茶倒水的杂活外,邓愈还时常“以兵书战策勤教之”。满腹的韬略,从此时开始生根。如果照这样下去,小宋晟很可能会在邓愈的教导下,成为一个出色的军事家,待到天下太平后论功行赏,运气好了,还能以“功臣之子”的身份承袭爵位,从此风风光光。宋晟做到了,不但做到了,而且还超越了诸多的“功臣子弟”们,成为他们之中的翘楚。建功、封侯、赐爵,一步一步,但这些是以他13岁那年的一场悲伤开始的。元朝至正十四年(公元1355年),正在开疆拓土的朱元璋,把目光对准了一个新的目标——集庆(江苏南京)。这是六朝古都,元王朝江南重镇,拿下它,就拿下了统一天下的关键点,这是朱元璋霸业的天王山战役。是天王山就要啃下来,从当年七月,九月,一直到第二年三月,朱元璋集中重兵,连续3次发动了对集庆的猛烈进攻。朱元璋攻得猛,元王朝守得也猛,咬紧牙关死战不退。几番攻坚下来,朱元璋伤亡惨重。在当年九月第二次攻打集庆的战役中,为突破元军防线,朱元璋精选军中壮士做敢死队,企图强行渡江。统领敢死队的,恰是宋晟的兄长——“勇国兴”。“勇国兴”还是一如既往地勇,身先士卒渡江猛冲,却没了之前的好运气,一支箭不偏不倚,射中了宋国兴的额头,宋国兴壮烈殉难。噩耗传来,朱元璋痛惜不已,随即下令全军撤退,二攻集庆的战役就此结束。随后,朱元璋在军中隆重举丧,宋家上下自是悲痛万分,这时朱元璋从中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孩子——一家老小都在号啕大哭,唯独他例外,虽满脸悲愤,硬是一滴眼泪都没掉,只是郑重地在死者的

                      子把门打开了,气味更加呛人;这气味确实很不好,丈夫说;你留在这里,我马上回来。她沿着走廊往前,里边越来越暗,舔泪水的狗跟在后面,好像被人拖着往里走。充满腐臭味,空气好像变得黏稠了。半路上,医生的妻子一阵阵作呕,在干呕的间隙,她想,这里究竟出了什么事呀,离通往地下室的金属门越来越近,她嘟嘟嚷嚷地重复着同样的话。恶心让她头昏脑涨,刚才没有发现最里边模模糊糊闪着火光。现在她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小小的火苗在两扇门的缝隙中跳跃,就是楼梯门和运货电梯门。又一阵呕吐,这一次十分厉害,她胃中翻江倒海,难以支撑,摔倒在地。舔泪水的狗发出一声长嚎,接着吠叫起来,凄凉的叫声仿佛永远不会停歇,在走廊里回荡,似乎是地下室的死者们最后的哀鸣。丈夫听到了呕吐声干呕声和咳嗽声,竭尽全力跑过去,绊倒了,爬起来,又绊倒了,最后总算抓住妻子的胳膊,出了什么事,他哆里哆嗦地问;妻子只是说,把我带走,快,让我离开这里;自从失明症出现以来,这是头一次由他领着妻子,领着妻子,不知道领到哪里,只想领着她远远离开这两扇门,远远离开他看不见的火苗。两个人走出走廊,妻子的神经一下子崩溃了,抽泣变成了号啕大哭,这样的泪水是无法擦干的,只有时间和疲劳能使它渐渐减少,因此那条狗没有靠近她,仅仅舔了舔她的一只手。出了什么事,医生又问,你看到什么了,他们死了,妻子一边抽泣着一边说;到底谁死了呢;他们,她再也说不下去了;安静一下,等能说话的时候再说吧。过了几分钟,妻子说,他们死了;你看到什么东西了吗,打开门了吗,丈夫问;没有,我只看到门缝里有冥火,一闪一闪,紧攥着门缝在那里跳舞,不肯松开;那是腐尸产生的磷化氢在燃烧;我想是这样;究竟出了什么事呢;大概他们发现了地下仓库,沿楼梯涌到下面去找食物,我还记得,在楼梯那些台阶上容易滑倒,一个人滑倒以后所有人都跟着滑倒,可能他们没有走到想去的地方,或者走进去了,但楼梯被后去的人堵塞,他们回不来了;可是,刚才你说门关着;肯定是其他盲人关上的,把地下室变成了巨大的坟墓,而我对这件事负有罪责,我拿着那些塑料袋快步离开这里的时候,他们怀疑我带的是食物,于是就去里边找;在一定意义上说,我们吃的一切食物都是从其他人嘴里抢来的,我们抢得太多了,就导致了他们的死亡,从根本上看,我们所有人差不多都是杀人凶手;这是苍白无力的自我安慰;我实在不想让你在艰难养活这六张实实在在而又无用的嘴的时候还因想象中的罪过自责;要是没有你这张无用的嘴,我怎能活下去呢;你会为了养活家里那另外五张嘴而继续活下去;问题是还能养活多久;不会很久了,到一切都用完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到田野里去寻找食物,从树上摘各种果实,杀死所有能捉到的动物,当然,要在这里的狗和猫吞噬我们之前。舔泪水的狗没有作任何表示,此事与它无关,这是近来它变成了舔泪水的狗使然。医生的妻子几乎已经拖不动两只沉重的脚,刚才的刺激耗尽了她的力气。走出超市以后,妻子极度虚弱,丈夫双目失明,谁也说不清两个人是谁搀扶着谁。也许因为阳光太强,医生的妻子感到一阵眩晕,以为要丧失视力,但她没有害怕,只不过是头晕,没有摔倒,也没有完全失去知觉。她必须躺下,合上眼睛,喘一口气,如果可能的话安安静静地休息几分钟,镇定下来,肯定能恢复体力,必须恢复体力,塑料袋还空着呢。她不肯躺在肮脏的人行道上,宁肯死去也不返回超市。她望望四周。马路对面不远的地方有座教堂。里面一定有人,正如所有地方一样,不过,大概是个休息的好去处,至少从前是这样。她对丈夫说,我要恢复一下体力,你把我送到那边去吧;那边,什么地方;对不起,你搀着我,我告诉你怎样走;那是什么地方;教堂,只要躺一会儿,我就可以完全换个人了;好,走吧。进教堂要上六级台阶,请注意,六级台阶,医生的妻子费了很大力气才上去,还要给丈夫指路。教堂的大门敞开着,这帮了他们的忙,即便有一扇普普通通的门关着,在这种情况下也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到了门槛前,舔泪水的狗停下来,不知道该怎样做才好。这是因为,尽管近几个月来犬类行动自由自在,但在头脑中一代复一代遗传下来一个远古的禁令,这项禁令不准犬类进入教堂,可能这要怪古代流传下来的另一部基因法典,它规定,狗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划定它们的势力范围。在一些圣徒被宣布成为圣徒之前,舔泪水的狗的先辈们曾为他们舔舐肮脏的伤口,出于仁慈,出于最大公无私的仁慈,但先辈们的这些善举和忠诚的效力没有起任何作用,因为我们清楚地知道,没有哪一个乞丐能成为圣徒,不论他身上和灵魂上有多少伤口,不论这些伤口狗的舌头是不是能够触到。现在,舔泪水的狗闯进了这块圣地,门开着,没有看门人,更加强有力的理由是,流眼泪的女人已经进去了,我不知道她是怎样拖着沉重的脚步进去的,一边走一边对丈夫重复同一句话,扶着我。教堂里挤满了人,几乎找不到一块空地方,甚至可以说,这里没有一块石头能让她的脑袋在上面歇息,舔泪水的狗又一次帮了忙,它吠叫了两声,向前冲了两次,这样做全无恶意,但总算使人们让出了一块空地方,医生的妻子再也支撑不住,倒在那里,终于完全闭上了眼睛。丈夫摸了摸她的脉搏,跳动正常,只是稍稍微弱一些,随后他又试图让妻子坐起来,现在的姿势不好,必须使血液迅速向大脑回流,增加脑部血液补给,最好的办法是坐起来,把头伏在两个膝盖之间,应当相信大自然,相信重力的作用。几次努力失败之后,他最后终于把她扶起来了。过了几分钟,医生的妻子深深叹了口气,又稍稍动了动,开始恢复知觉。现在还不要站起来,丈夫对她说,再这样低着头休息一会儿。但是,她觉得自己好了,不再眩晕,眼睛已经隐隐约约看见铺在地上的石板,在此之前,舔泪水的狗为了让她卧下,用力在地上刨了三下,所以那几块石板还算干净。医生的妻子抬起头,望望细细的柱子,望望高高的拱顶,证明血液循环稳定可靠,然后才说,现在我感觉很好,不过在那一瞬间她以为自己疯了,或者是眩晕过后产生了幻觉,她的眼睛看到的不会是真的,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男人的眼睛被一块白布捂住了,旁边一个女人的心被七把宝剑刺穿,眼睛上也捂着一块白布,不仅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如此,教堂里所有的偶像都被捂住了眼睛,塑像是被一块白布缠住头部,画像则用白色颜料重重地涂抹,那边有个女人正在教女儿读书,她们的眼睛都被捂住了,一个男人拿着一本打开的书,书上坐着一个小男孩,他们的眼睛都被捂住了,一个蓄着长长胡须的老人手里拿着三把钥匙,他的眼睛被捂住了,另一个男人被无数支箭射中,他的眼睛被捂住了,一个女人拿着一盏燃着的灯笼,她的眼睛被捂住了,一个男人的手部脚部和胸部受伤,他的眼睛被捂住了,另一个男人与一头狮子在一起,他们的眼睛都被捂住了,另一个男人和一只绵羊在一起,他们的眼睛都被捂住了,另一个男人与一只雄鹰在一起,他们的眼睛都被捂住了,另一个男人手持长矛,制伏了一个倒在地上,头上长角,脚上长羊蹄子的男人,他们的眼睛都被捂住了,另一个男人手中拿着一个天平,他的眼睛被捂住了,一个谢顶的老人手中拿着一朵白色百合花,他的眼睛被捂住了,另一个老人拄着一把出鞘的宝剑,他的眼睛被捂住了,一个女人与一只鸽子在一起,他们的眼睛都被捂住了,一个男人与两只乌鸦在一起,他们的眼睛都被捂住了,只有一个女人的眼睛没有被捂住,因为早已经被剜下来放在她手中的银盘子里。医生的妻子对丈夫说,要是我告诉你我看到了什么,你一定不肯相信,教堂里所有偶像的眼睛都被捂住了;太离奇了,这是为什么;我怎么知道呢,可能是某个教徒知道自己要和其他人一样失明,对信仰感到绝望,干出了这种事,也可能是这里的神甫干的,也许他正是这样想的,既然盲人看不见偶像,那么偶像们就该看不见盲人;偶像看不见;你错了,偶像们用看他们的那些眼睛看,只不过现在所有的人都失明了;但你仍然看得见;我会越来越看不清,即使不丧失视力,我也会一天比一天瞎,因为没有人看我;如果是神甫捂上了偶像们的眼睛呢;这只是我的一个想法;这是唯一一个真正有意义的假设,唯一一个能使我们这悲惨处境具有某种尊严的假设,我想象那个人从盲人世界走进这里之后,觉得自己也要失明并回到那个世界中去,我想象这里有一扇扇关着的门,一个被遗弃的教堂,一片寂静,我想象一个个塑像,一幅幅画像,我似乎看到他从这个跟前走到那个跟前,之后爬上神龛,用布条裹住他们的眼睛,再打两个结,以免布条松开或者坠落,用两只沾上颜料的手在画像上涂抹,使它们所在的白色黑夜夜色更浓,这位神甫大概是所有时代所有宗教中最大的亵渎圣物者,最公正最激进的人类,他来到这里是为了最后宣布,上帝不值得一看。医生的妻子还没有来得及回答,旁边便有个人说,这是什么话,你们是什么人;和你一样,是盲人,她说;可是,我听见你说你看得见,这是说话的习惯,难以改变,以后不知道还要说多少次;你说偶像们的眼睛都被捂上了,这是怎么回事;确实如此;既然是盲人,你怎么知道的;如果你和我一样做,也会知道,去用手摸摸吧,手是盲人的眼睛;你为什么那样做呢;我想,我们已经落到这般地步,一定还有人会失明;你说是这座教堂的神甫捂上了偶像们的眼睛,这又是怎么回事,对于他,我非常了解,他不会干出这等事来;永远不能事先知道人们能够干出什么事来,必须等待,耐心等待,时间决定一切,时间是坐在牌桌对面的伙伴,他手中有各种牌,我们必须想法打出与生命同样的牌,我指的是我们的生活;在教堂里谈打牌是罪孽;如果怀疑我的话,你就站起来,用手去摸摸;你敢发誓说偶像的眼睛真的都被捂上了吗;你觉得发什么誓才行呢;以你的眼睛发誓;好,我以我的眼睛和你的眼睛发两次誓,真的吗;真的。这番谈话被离他们最近的盲人们听到了,无须说,不等刚才的誓言得到证实,消息便传开了,从一张嘴到另一张嘴,低语声渐渐变了口气,先是狐疑,然后是不安,接着又是狐疑,糟糕的是人群当中有许多人迷信并且善于幻想,圣像们都失明了,他们那仁慈而屡屡忍受痛苦的目光只能看见自己的失明。这个想法很快变得难以忍受,无异于有人来告诉他们诸神像被活着的死人包围,只要听到一声喊叫,立即喊声四起,所有人都吓得站起来,被恐惧推向教堂门口,我们知道的混乱状况在这里重演了,由于恐惧比吓得屁滚尿流的人那两条腿快得多,所以逃命者的两条腿总会相互绊在一起,盲人更是如此,于是突然倒在地上,恐惧对他说,站起来,快跑,他们要来踩死你,他很想站起来,很想快跑,但别的人已经跑过来,也跌倒了,身体与身体摞在一起,个个想多长几只胳膊好挣脱出来,多长几只脚赶紧逃命,面对这极端混乱的局面,只有意志坚强的人才能不笑出声来。外面那六层台阶成了悬崖峭壁,但毕竟摔得不厉害,常常跌跤的人腰板硬,落地本身就是种安慰,我不再离开这里了,这是第一个念头,在致命的情况下也是最后一个。同样一成不变的是,一些人利用了另一些人的不幸,这一点早已清清楚楚,从世界开端的那天起,继承人与继承人的继承人之间就是如此。这些人不顾一切地争相逃命时把所带的东西丢在了身后,等需要战胜了胆怯,再回到这里,将无法以令人满意的方法分清哪是我的,哪是你的,除了这个难题,我们还将看到,原来那点食物中有一部分不见了,莫非这一切是那个说神像的眼睛都被捂住了的女人所施的诡计,某些人过于卑劣,竟然编造出这样的谎言来抢劫可怜的人们仅余的一点食物。啊,这是舔泪水的狗的过错,看到院子里空了,它东闻闻,西闻闻,这番努力没有白费,收获颇丰,这理所当然,无可非议,但也可以说,它指明了矿藏的入口,结果医生的妻子和丈夫离开教堂时手中的塑料袋一半已经装满了,并且对其偷窃行为毫无歉疚。如果能利用上拣来的东西的一半,他们就心满意足了,而对另外一半,他们会说,我不明白,人们怎么能吃这些东西,即使灾难降临在所有人头上的时候,总是有一些人比另一些人生活得更糟。两个人以各自的方式讲述这些事的时候,伙伴们既害怕又悲伤,但值得注意的是,也许因为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词汇,医生的妻子没能告诉他们她在地下室门前经历的前所未有的恐惧感觉,矩形门里惨白色的火苗在摇曳,沿楼梯下去就是另一个世界。偶像被捂住眼睛强烈地震撼着所有人的想象力,尽管方式各不相同,以第一个失明者和他的妻子为例,从他们脸上看到的是气恼,他们认为,这是不可原谅的不恭之举。他们全都失明了,这里指人类,完全是命中注定,他们本人没有过错,谁也不能逃过这场灾难,但是,他们觉得,仅仅因为这一点就捂上圣像的眼睛,那就成为不能饶恕的罪行了,假如是教堂的神甫所为,则更是如此。戴黑眼罩的老人所发的议论大不相同,我知道你会感到惊讶,但我想到了博物馆里的展廊,所有塑像的眼睛都捂住了。这倒不是因为雕塑家不想雕刻石头上该有眼睛的地方,而是被捂住了,就像你刚才说的,用布捂住了,好像只有一种失明症还不够似的,有时候这会让人增加浪漫的风度,奇怪的是,我戴的这个眼罩却没有产生任何效果,说完,他笑了,仿佛在嘲笑刚才那番话,嘲笑自己。至于戴墨镜的姑娘,她只是说不希望在梦中看到那倒霉的展廊,她做的噩梦已经够多了。他们吃了饭,饭很糟糕,但这还是现有食物中最好的,医生的妻子说,找食物越来越难,也许应当离开城市,到农村去生活,那里的食物至少新鲜,大概有无人看管的奶牛和绵羊到处游荡,我们可以挤奶喝,还有井水,我们想做什么饭就做什么饭,问题是找个好地方,后来每个人都发表了意见,意见的热情程度不同,但大家都明白,形势所迫,不得不这样做,毫无保留地对此表示高兴的是斜眼小男孩,可能外出度假给他留下的美好回忆还在。吃过饭就躺下睡觉,早在隔离检疫的时候就一直这样,经验告诉他们,身体呈躺卧姿势确实能忍受饥饿。晚上没有吃饭,只有斜眼小男孩得到了一点让嘴消磨时间和欺骗食欲的东西,其他人坐起来听医生的妻子读书,至少精神不会抱怨缺乏营养,糟糕的是身体的虚弱有时让头脑心不在焉,这倒不是由于对知识不感兴趣,绝对不是,而是大脑不知不觉滑向半昏睡状态,就像动物准备进入冬眠,再见吧,世界,因此,听众们轻轻合上眼皮的情况屡屡发生,他们开始用灵魂的眼睛伴随书中的情节跌宕,直到某个强有力的情节,而非仅仅是硬皮书合上时发出的声响,把他们从昏昏沉沉的状态中唤醒,医生的妻子就是如此温文尔雅,不想让他们发现她知道听众没有沉思遐想,而是睡着了。第一个失明者似乎是悠悠然进入梦乡,其实不然。不错,他合上了眼睛,模模糊糊听到医生的妻子读书,但是,大家都到农村生活的主意使他不能入睡,他认为远离自己的家是个严重的错误,不论那位作家多么和蔼可亲,还是应该偶尔到那里看看,提防他一点为好。所以,第一个失明者非常清醒,如果还需要别的证据说明,那就是他眼睛里令人头晕目眩的白色,可能只有在睡着的时候才变成黑色,而没有任何人能够同时既醒着又睡着了。第一个失明者以为终于消除了这个疑团,就在这时候,眼皮里面突然变得漆黑一片,我睡着了,他想,可是,不对,没有睡着,仍然听得见医生的妻子的声音,斜眼小男

                      了一次交道,向这位八旗旧臣建议,为使天下太平,清廷应复明朝衣冠,包括留发阔袖。宁完我马上向皇帝揭露了陈名夏的计划。名夏曾谓臣曰,要天下太平,只依我一两事,立就太平。臣问何事,名夏推帽摩其首云,只须留头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矣。臣笑曰,天下太平不太平,不专在剃头不剃头。崇祯年间并未剃头,因何至于亡国,为治之要惟在法度严明,使官吏有廉耻,乡绅不害人,兵马众强,民心悦服,天下自致太平。名夏曰:此言虽然,只留头发复衣冠是第一要紧事。陈名夏的建议至多也只能说是出于一种根本错误的估计。自顺治亲政以来,恢复明朝政治体制的趋势愈见明显,但如果陈名夏是想以此促进这一趋势,那么它的直接效果恰好相反。宁完我是较早提议改制的主要汉人臣僚,1631年,他提出依仿明制,使行政制度化。但甚至连他此刻也已经确信,清廷可能已经过于汉化了,这正在消蚀着它的武力。所以陈名夏所谈似乎意在进一步破坏国朝武力。他提议人们重新穿戴的明朝衣冠只适宜于衙门官吏,而不适宜于军事征服者。正如宁完我向皇帝解释的:“我国臣民之众,不敌明朝1/10,而能统一天下者,以衣服便于骑射,士马精强故也。今名夏欲宽衣博带,变清为明,是计弱我国也。”宁完我除了声称陈名夏蓄意削弱国朝武力外,还指责他“结党怀奸”:臣思陈名夏屡蒙皇上赦宥擢用,眷顾优隆,即宜洗心易行,效忠于我朝。孰意性生奸回,习成矫诈,痛恨我朝剃发,鄙陋我国衣冠。蛊惑故绅,号召南党,布假局以行私,藏祸心而倡乱。宁完我的弹章还列举了这位大学士及其亲属所犯的八大罪状,这些详细的指控集中起来,构成了对17世纪中国政治腐败的生动写照。首先,宁完我将陈名夏父子描写成残忍邪恶之人,受到家乡溧阳士民怨恨,不得不全家避居江宁,占据了江宁国公花园。国公花园系无主产业,依例应属官产。由于陈名夏官高势大,地方官谁也不敢报告花园被占之事。第二,陈名夏家中窝藏了一名逃犯。故明吏部尚书吴昌时之女被江宁各司执讯,陈家下令由他们保释她,地方官不敢拒绝。第三,陈名夏的儿子陈掖臣是一方恶霸。他坐大轿,列棍扇,横行江宁城中,掣肘各官,干涉总督衙门,敲诈人民钱财。当地人民张贴无名怨揭斥责他,上写“名夏不忠不孝,纵子肆虐”。然而,虽然他的行径如此受公众谴责,成克巩也有所论说,皇上却一无所知。“何无一疏入告?”宁完我问道,接着又补充说:“其党众可想见矣!”第四,陈名夏本人升擢官吏不公,例如特别明显的就是在陈名夏任吏部尚书的时候,很快地提拔了他的契交赵延先。此事曾受到御史郭一鹗弹劾,刘正宗也同意郭一鹗的意见。但这两人的弹劾并没有对陈名夏造成什么影响,而陈名夏在选任翰林官员中继续专权如故。第五,陈名夏一直庇护他的姻亲史儒纲。史儒纲乃溧阳世家子弟,富有房产。他在浙江任道台时,利用职权占夺他人家产。当浙江巡抚萧起无闻知此事审讯史儒纲时,陈名夏多方活动,庇护儒纲,使此案多年迁延不结,并任意批准要求重审的上诉,甚至攻击巡抚萧起元无能。第六,御史魏象枢为陈名夏姻亲,在陈名夏任吏部尚书时,魏象枢主持都察院吏科。自然,魏象枢不是别人,就是那个建议恢复大计考课制度的官员。这种考课制度把很大的独立权力交给了吏部尚书和吏科给事中,而陈名夏与魏象枢正分别处于这两个职位上。这样,就等于由这两位姻亲掌握了中高级官员晋升手续的全过程。但是,宁完我进一步说,陈名夏受劾的罪名并不在此,而在于魏象枢因误参他人而被降级调用后,陈名夏辄自票拟吏部奏本说魏象枢事属“疏忽”,于是仅仅对他罚俸六个月,免去了降级调用的处罚。第七,陈名夏常常利用职权图谋私利,无非是无耻地营建自己的巢穴:探花张天植告假回南,名夏助路费银百两,天植于伊妻子处还本利五百两,名夏不知,以为骗己,故言天植得罪于我,所以外转。及还银信到,见天植又曰:还汝翰林可也。天植系臣门生,知之颇悉。昨见冯铨等荐举十二人疏内,列有天植姓名。宁完我补充道,这样,“名夏之营私巧计莫可端倪矣”。最后,陈名夏在好几个不同场合作弊私抹票拟公簿,甚至更改书稿。例如,为减轻魏象枢的责罚,他甚至在受到成克巩和冯铨反对之后还是抹掉了票拟书稿中的某些文句,更改了皇帝的旨意。还有一次,他在内院票拟公簿上抹去了总共114个字,这些文件是内院臣僚在票拟底草书写完毕后签名用的。不知陈名夏为何作弊,但他肯定是把自己牵连到某些丑闻中的一些资料——照宁完我后来暗示的,也许甚至是牵连到李三案的资料抹去了。1654年3月22日,顺治皇帝命大学士草拟一份有关朋党的谕旨,陈名夏拿到了宁完我所拟的已被通过的稿文,在发下的票红中擅自抹去了有关明朝衰亡与言官们隐讳不言有关等字句。皇帝旨谕于是被陈名夏歪曲篡改,这真是大逆之举。正如成克巩评论陈名夏删去这些字句一事时所说:“好条画龙,被人挖去眼睛矣。”宁完我在其弹劾的概括部份,强调了陈名夏结党营私,对国朝有无穷之危害。奸党一成,必弃理道。因为官员们将不得不纳贿而引人。奸党一旦得势,就莫可破矣。因此在宁完我看来,奸人结党,将危害国朝凭天命而得到的一切。他身忝满官之列,虽衰老无用,却不忍看到这一结局。在十分令人感动的结论中,宁完我对顺治皇帝说:臣又窃自思念,壮年孟浪,疏慵贪博,辜负先帝,一废十年。皇上定鼎燕京,始得随入禁地,仰睹天颜,矩趋公署,株守臣职者,又复十年于此。十年间忍性缄口,不复作狂吠之犬,然而愚直性生,每遇事而勃发。李应试、潘文学向非臣言复擒,早已免脱矣。臣虽不敢行埋轮补牍之事,若夫附党营私,以图目前富贵,臣宁死不为也。业已自怜孤踪,赉志俟没,不意皇上不以臣为衰老无用,录入满官之列,已出望外。又圣寿之日,更余之时,同内大臣召入深宫,亲赐御酒,臣接杯承恩之际,不禁哽咽欲泪。今又命随大臣议政,臣非土木,敢不尽心力以图报效。但臣不熟满语,老病孤孑,望皇上俯赐矜怜,则余生之年,皆捐糜之日也。臣痛思人臣贪酷犯科,国家癣疥之疾,不足忧也,惟怀奸结党,阴谋潜移,祸关宗社,患莫大焉。陈名夏奸乱日甚,党局日成,人鉴张煊而莫敢声言,臣舍残躯以报答圣主。伏乞皇上将臣本发大臣确审具奏,法断施行,则奸党除而国家治安矣。宁完我以他特有的天生辩才,警告皇帝在政治上结党营私的危险。他颇有历史预见地声称,现在是本朝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如果皇帝再次宽宥陈名夏,或者将他对陈名夏的弹劾误解为一种私人妒忌的表示,那么国朝将重蹈明末历史的覆辙。内廷将支配外廷;个人偏袒将取代公正的政治判断;即使纯粹为了明哲保身,其他臣僚们也将不得不去步长于结党营私的陈名夏的后尘。

                      对陈名夏的最后审判

                      次日中午,当皇帝读完了宁完我的论疏后,亲自讯问了陈名夏。陈名夏以其惯有的态度,拒不承认有任何过错。陈名夏的辩白清楚有力,以致他确信皇帝已经满意了,宁完我对他的论劾会像以前别人提出的那些弹章一样落空。这次讯问后,顺治召各大臣集于内院,而没有告诉陈名夏为何遍召诸臣。诸臣一到,顺治就亲临内院,令侍臣朗读宁完我章疏。陈名夏不等顺治说明此案和他对它的看法,就立即再次对宁完我的弹劾逐条反驳。他不待裁决就企图先发制人之举,激怒了皇帝。皇帝立即扣留陈名夏,然后命九卿集于左阙门。诸臣环坐,陈名夏被迫下跪相对。随即,宁完我向部院大臣宣读弹劾奏疏,并带来陈名夏的班役二人、苍头二人作证。这次廷讯结束时,陈名夏被正式拘禁,关在宫内。第二天,即4月19日,又有两名官员被捕。一是张天植,他曾馈送陈名夏白银500两,得以荐为翰林院编修;一是王崇简,他与陈名夏为同年进士,由陈名夏举任高官。这两人都被押在宫里,次日与陈名夏一起被带到午门听讯。皇帝登午门楼,设榻高坐相临。在一开始时,审讯并未按皇帝所计划的那样进行。刑科右给事中刘余谟认为陈名夏的申辩在理,皇帝便命令他说明理由,并多少是为了威胁他住嘴,把他召到了楼上。但刘余谟喋喋不休,以致顺治皇帝为之龙颜大怒,下令将其革职,审讯才得以继续进行。在4月20日的审讯中,有几位受此案牵连的官员被宣布无罪。陈泰证实魏象枢与陈名夏没有任何像宁完我所说的那种关系,对他的论劾被驳回了。王崇简也被宣布无罪,不久又授为内院学士。很凑巧,他的儿子王熙也正在内院供职。王熙后来出任了大学士。张天植承认曾贷银于陈名夏,证实了宁完我对陈名夏的指劾,也在当天被释放。但陈名夏仍在继续接受宁完我和刘正宗对他的详细指劾。虽然他坦白地承认曾提倡恢复明朝发式衣冠,但拒不承认有罪,力图反驳每一条对他的指劾。尽管如此,那天审讯后他仍被吏部正式拘留,暂时监禁在吏部藤花厅。翌日,4月21日,他的父亲和儿子也被正式起诉。在其后的10天中,吏部进行了仔细调查,与诸部衙门合议,商讨对陈名夏的指劾。吏部认为陈名夏有罪,对他的指劾基本属实,因此建议将其斩首,籍没家产,把他的妻子没为奴婢,流放盛京。1654年4月27日,郑亲王济尔哈朗在宫内召集议政王大臣会议。会议批准吏部谳议,建议立即将陈名夏斩首。顺治赞成所议陈名夏之罪,甚至处死他,但是,想到他的大学士会像李三一样在北京百姓面前身首异处,皇帝感到不安:陈名夏所犯之罪实大,理应处斩。但念久任近密,不忍肆之于市,著处绞,妻子家产免分散为奴,余依议。于是立即派使者去藤花厅带陈名夏。当使者来到藤花厅,陈名夏问他们是否要带铁索,他们回答说不要,陈名夏知道不妙,当走出吏部时,他向一位朋友大声喊道:“我色竟不动也。”在去宫中的路上,他与另一官员的班役简短谈了几句,好像他认为一切都很好似的。他面露自信的微笑,被押进宣武门。这是宫外的人最后一次见到活着的陈名夏。据说一进宫墙内他就被直接带到午门内的灵官寺。在那儿向他宣读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判决和皇帝的恩典。他一言没发。刽子手立即用一根打了结的弓弦套住他的脖颈,陈名夏被绞死了,终年54岁。谈迁当时住在北京城,他是一周之后才听到陈名夏的死讯的。前几天晚上,他正好在读陈名夏的诗集《石云居集》,这是陈名夏出仕多尔衮政权的第二年付梓刊行的。谈迁在那天的日记中简洁地写到:癸卯,《石云居集》阅竟。是日,闻陈百史末命。存则人,亡则书,岂是之谓耶。后来有一天,谈迁散步到宣武门,好奇地想看一眼幽禁陈名夏的那个厅室,但他迷了路,没能找到它。陈名夏并没有受到所有的人的哀悼。谈迁本人在他死后说他“性锐”,然“肮脏”,好为名高。也许,对陈名夏最友好的公开评价还是出自顺治之口,顺治好像从未能消除对陈名夏矛盾的心情。那年冬天,在游览南海子时,冯铨向皇帝评论起这位死者,颇有贬意。皇帝沉默片刻,然后十分低沉地说:“陈名夏终好。”此后冯铨再也不提陈名夏了。
                        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17页。?何腾蛟于1649年3月3日在湘潭被捕。同上书,第398页。?张其昀编:《清史》,第47页。阿济格于1651年11月28日自尽。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17页。?多尔衮死后,吏部、刑部和工部各增设一个满洲尚书员额。张其昀编:《清史》,第3791页。?济尔哈朗指定了一批八旗高级将领参加议政王大臣会议。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70—71页。?1652年朝鲜使节告诉顺治皇帝说,要不是两黄旗将领的反对,多尔衮本来要取代他而自立为帝的。郑天挺:《探微集》,第116页。?张其昀编:《清史》,第47页。关于济尔哈朗争取八旗将领效忠的努力,见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47—48页。?后来南怀仁将顺治惊人的独立与固执同年轻的康熙皇帝的依赖与犹豫做过鲜明的对比,他在1670年从北京写信给他的朋友库伯莱说:“当今天子(即康熙)在年龄和性格上仍十分幼稚,随从在他耳边嘀咕的意见很容易影响他。他通常并不独自对政事作出决断,而是要由六部的长贰去批准。这与他父亲顺治的情形十分不同,顺治从小就凭自己的权力决定许多事情,全然不为大臣的意见所左右。”H.博斯曼:《南怀仁》,第380—381页。尽管有这种评价以及其他的例证,许多历史学家还是错误地非难顺治自主的君权。见黄培:《专制制度》,第84页。?《世祖实录》第十五卷,第12页。大概,当摄政王在世时,顺治在朝议中通过观察多尔衮而学到了许多施政的本领。?张其昀编:《清史》,第47页。内阁在紫禁城里,但在内宫的外面。马米兹:《魏忠贤》,第62—63页。?福临的母后孝庄,是蒙古博尔济吉特氏王妃,成吉思汗兄弟的后裔。1644年福临迁都北京时,她从庄妃而被尊立为皇太后,她的姑母孝端皇后位高于她,不过1649年孝端死后,孝庄便是宫中地位最高的女人了。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00页。?《世祖实录》第五十八卷,第1—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18、798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48页;张其昀编:《清史》,第48页。在阿济格受审时,皇帝才开始意识到有相当数量的土地已因汉人投充而被镶白旗和正白旗占有。他于是下诏两白旗将汉人投充的土地转交给宗人府,从而增加了宗人府的资产,并抑制了两白旗的经济独立性。1651年3月18日下诏,1651年3月27日抄件,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分册,第67—69页。参见周藤吉之:《清朝初期的投充及其起源》,第35—36页。整个1653年,户部和都察院的官员都在试图把非法投充各牛录的土地交还给原主。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分册,第72—115页。?《世祖实录》第五十卷,第18—20页。也有记载说何洛会作证陷害豪格,正是为了取悦于多尔衮;而他也正是因此才被判处磔刑的。希福的侄子索尼或许是受到宦官吴良辅的怂恿而作证反对多尔衮的。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63页。?张其昀编:《清史》,第48页。?《世祖实录》第五十三卷,第623页。?同上书,第23页。罗什系萨哈璘氏贝勒,常与希福和祁充格一起被人提及。见神田信夫:《清朝国史列传的贰臣传》。?《世祖实录》第五十三卷,第624页。1652年4月29日,顺治皇帝斥责拜尹图和其他四名宗室“背朕迎合睿王,以乱国政。”同上书第六十三卷,第15页。参见鸳渊一:《清朝顺治初世的派阀抗争》。拜尹图是努尔哈赤的弟弟巴雅喇之子。恒幕义:《清人名人传略》,第598页。1655年,有两位官员请求减轻对多尔衮的贬责,但被济尔哈朗操纵下的议政王大臣会议驳回,两名上请者被流放。直到1773年,清廷才下诏赦免多尔衮之罪;1788年,还睿亲王封号,由多尔博的曾孙淳颖袭爵,为八大家“铁帽子王”之一。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18—219页。?张其昀编:《清史》,第48—49页。?同上书,第48、3786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18、592页。范文程被夺官论赎,但第二年就复官了,并重新进入议政王大臣会议,直到1654年致仕。宁完我在此后不久得以调任内国史院大学士,是所有汉人中唯一位秩从满洲大学士之例者。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10页。?张其昀编:《

                        的状态下回到家。对精神科医生而言,处理有自杀倾向的病人——判断谁该住院,谁能以电话访问配合频繁约诊进行控制——是最困难的工作。每一位精神科医生都遇到过病人自杀身亡的情况,这种事并非百分之百可预防的。我曾有三名病人自杀,每一次都令我沮丧到几乎一蹶不振。在我内心深处,我期望能用我的能力让每个人永远平安,但现实偶尔会插手搅局,导致我在超出我能控制的状况下失去某些病人。我没有合伙人,因此除非度假(但我一定会找同行代班),否则我一向是每周7天,每天24小时随时待命,响应病人需求。一旦电话铃或呼叫器响起,我总会不自觉地担心是不是谁出了什么事。假如病人只是打来联络事情或寻求支持,我会很开心,至少他们还活着。1990年最初几个月,我经常接到卡伦的求救电话(有时一星期两到三次),都是寻求帮助,不让自己做出傻事。我担心她随时会自杀。※※※※1990年2月,卡伦告诉我额头那道疤是怎么来的。19个月大时,她接受前额的动脉瘤或血管瘤(一种良性瘤,构造多为纠结的血管)切除手术。她说,这道疤使她在小朋友之间变得很醒目,其他人常因此取笑她,喊她科学怪人。她父亲无力处理她的健康问题,又怪她花了这么大笔医药费;他曾对她大吼:要不是你和你的医院账单,我们哪会落到这步田地!我想,她是他失败破产的最佳代罪羔羊。卡伦住院进行手术期间,她父亲从院里偷了些绷带出来(后来他用这些绷带将她绑在家里的床上)。如果她哭,他会把她绑起来,揍她,让她有哭的理由!卡伦说她偶尔会完全不说话,意即她拒绝说话。10岁时,她差点让大家以为她聋了。为此她又住院好几个礼拜;后来她说,她只是“不听”了。在成长过程中,她天天希望父母亲赶快死掉。但她说她爸也希望她死掉。有一回,她感染了肺炎,病得很重,但她父亲拒绝带她就医,所以最后是她母亲和她叔叔带她去的。她说,到医院时她已没了呼吸;假如再拖久一点,她早就死了。卡伦透露得越多,她所承受的痛苦也就越令我难以置信——但我确实怀疑她说话的真实性。除了肉体上的痛苦,残酷的精神虐待也令我极为震惊。我很难得知这些儿时记忆究竟有多准确,但她确实以极具说服力、清晰又痛苦的真实情感唤起这些记忆。她说,这样的疗程令她精疲力竭。※※※※在往后的几次治疗中,我感觉自己仿佛坐了趟云霄飞车。卡伦拋出一大堆令我头昏眼花的生理症状和恐怖回忆,但她却不像过去那么沮丧,甚至稍微开朗了些。“有一次——那时我还是个小女孩——我帮我的洋娃娃做衣服,”她不带特殊情绪地描述,“我问我爸可不可以拿他的一条红色旧领带,帮娃娃做裙子。他说好,但我得先用正确的方式打领带。打在我自己身上。等我打好,转身面向他,他立刻抓住领带把我拎起来,害我差点窒息。他一直大笑,说我不该相信任何人。”卡伦平铺直叙地诉说这段故事,但却愁眉苦脸的,仿佛这些回忆是极大的负担,压得她喘不过气。最后她补上一句,“不知怎么着,我跟每个男人的关系最后几乎都以受伤收场。”这回我心中一震。治疗师必须不时倾听,从病人与自己的关系去揣想病人的弦外之音。尽管乍看之下似乎较以医生为中心,不过在医患关系中,病人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有其潜在意义——此乃铁一般的真理。最近,卡伦透露少部分不堪回首的过去,这是她在精神治疗中首次出现实质进步。然而,她刚才说了她跟每个男人的关系,似乎也在暗示我也会像她生命中的其他男人一样,虐待她,伤害她。一方面,她认为我能让她敞开心胸,吐露受虐的往事;但另一方面,她却深信我会像其他男人一样,重重甩她一巴掌,背叛她。这是治疗工作的转折点。从现在开始,我们要么继续往更深处挖掘,要么就会谈崩。我即将首次有机会切入正题,对卡伦说几句重话,让她明白她对人的不信任感有多深;即使面对像我这样可能值得信赖的人,她也很难跨越这道障碍。虽然我常跟卡伦说话,但大多是为了探究、支持或诱导她说话,没有一句足以单刀直入、一针见血。因为我学会了如何当个更好的倾听者,才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卡伦最需要的就是听众。“卡伦,我一直在想你说的话。我觉得你在害怕,害怕你一旦跟我越来越接近,我就会像你认识的所有男人那样伤害你。你想要更亲近,但你害怕亲近。”卡伦看着我,缓缓点头;她眼眶红了,脸庞发热。她听见我说的话了,但她需要时间消化思考,相信我也许跟别人不一样。假如我说中她的心事,她会比较有安全感,觉得被理解,进而朝下一个阶段迈进。当天稍晚,她写信给我。亲爱的贝尔医生:今天离开你的办公室以后,我不断回想我们的对话。我要你知道,我真的很开心我正在接受治疗。我有好多话想告诉你,需要告诉你,但每次一走进你的办公室,我就开始犹豫,困惑。你一直对我很有耐心,我很高兴,希望你不会觉得我好像在浪费你的时间。如果我能真正打开心扉,把心事统统告诉你,我会发生什么事?我有办法处理吗?万一不行怎么办?我觉得我仿佛坐在一列停不下来的云霄飞车上。但我知道你可以帮助我助我自己一臂之力。卡伦她似乎很清楚自己目前的处境。她正坐在云霄飞车上,笔直坠入万丈深渊;虽然我也在同一列车上,但我察觉自己仅能轻轻划过问题表面,无法触及她心中最深的秘密。一想到这儿,我就觉得心里很担忧。她这个星期心情好,下星期又跌落谷底;她想好好处理自己的问题,但云霄飞车一会儿急升,一会儿俯冲,我们俩有能力应付吗?在心理治疗过程中,治疗师必须付出非常多的时间,其目的只是为了等待,目睹真相自动呈现。在卡伦的云霄飞车上,我感觉自己被蒙住双眼,看不见前方的景象。我发现,如果你放手让病人主导,他们对自己的故事都有一套无意识但精准的叙述方式,一次揭开一层纱。实习期间,我得到最棒的忠告是:治疗师的职责只是尽可能倾听、了解病人,如此而已。不是告诉他们该怎么做,不是逼他们改变,更非与他们分享自己。了解病人才是我的工作。一旦我对病人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就能与病人分享他们的心得。这种洞察力可以让治疗师保持耐心,免除不少麻烦。我想多了解卡伦潜意识的感受,以及她目前还没有勇气吐露的秘密。因此我告诉她,把梦境记录下来或许能有帮助。经过谨慎解析,梦境多半能精确指出病人目前存于潜意识的矛盾,与现阶段某些症状的源头。卡伦照我的指示做了。于是下一次见面时,她带着一张写得密密麻麻的笔记走进我的办公室。我从一栋高楼疾速坠落。停不下来,无法控制。我越来越接近地面。我看见底下的车子和人群,我不想以这种方式死去。是谁把我推出窗外?还是我自己跳下来的?我似乎想不起来自己是怎么掉下来的。我想我应该在闹市区,从某办公大楼掉下来。我试图控制自己,但我做不到。就在我即将撞上地面的那一刻,我吓醒了。我的心跳得飞快,汗流浃背。我很慌乱。我得抓着床稳住自己,因为我还在坠落。在治疗过程中所做的“梦”,一般认为由过去的片段、现在的片段(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和医疗片段(医患关系)这三个元素组成。医患关系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这让治疗师有机会植入改变的契机;而过去与现在的片段则与医疗片段相互辉映。对于卡伦,目前我打算把重心放在这个部分。“我想,这个梦反映了你对疗程频率增加以及跟我越来越熟识的恐慌与焦虑,”我说,“你从办公大楼掉下来,感觉像我这栋楼,这是因为你对我越来越敞开心胸,觉得自己渐渐失控了。”这是云霄飞车的另一种象征。下一则梦境显示她的恐惧又加深了。我在手术室,即将接受手术。好几个医生联手把我绑在手术台上,我不知道他们要做什么。每个医生都戴着面具,我看不见他们的脸。他们在笑。医生先在我的肚子上划下一刀,痛得像在受烙刑。他们还在笑,笑里带着羞辱。然后医生看看我的脚,说:“她用不着这东西。”然后就把脚剁了,往肩头后一扔。接着他剜下我的心脏,“你没有心,没有感觉。”他继续大笑。我快死了,每个人都想拿走一部分的我。我试着逃跑,但我无法挣脱束缚。没有人帮我。我吓醒,余悸犹存。每次听到病人的梦里出现“医生”,我总会不自觉地竖耳倾听。就某种程度而言,病人梦里的医生通常代表我。这也是一种了解病人对我的真正感受的方法。“我想,这次的梦透露更多你对我的惧怕,”我说,“你担心万一接受治疗,让我‘划开’你的心房,你只会更受伤,更无助。”卡伦剖腹产的手术过程与这则梦境相似,随之而来的只有痛苦和沮丧。等我再见到卡伦,她又交给我一些琐碎的记忆片段。她说,她不明白自己为何到现在还记得这些。开始治疗前,我先读了几页。我躺在黑暗的房间里。躺在台子上。我怕黑。有好多手在摸我,全身上下到处乱摸。我在哭。求求你不要碰我!那些手还是继续摸。我听见笑声,男人的笑声。求你放过我!我爸逼我坐下来,跟他一起看色情片。他要我学会取悦男人的正确方法。他说他在教我。我在祖父家的前廊上。我玩芭比娃娃。我8岁,或者再小一点。祖父叫我进房间去。他摸我。我没有反应。他威胁我,要扔掉我的芭比娃娃。我听不见他说话。我不在那里。我什么都感觉不到。他抚弄我,然后开始______。我注意到最后一则末端的空白。我不知道空白代表什么意义,但我决定让她暂时留白。我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些全是真的吗?我很谨慎,不曾要求卡伦告诉我这些事,或者暗示她是否有过此类遭遇;然而,这段回忆竟以如此写实且事无巨细的方式呈现出来,反倒令我信服。我认为其可信度极高。然而,就治疗的实际层面来看,真正发生过什么事——这些记忆究竟有几分真实?——其实并不重要。这些都是存在于卡伦内心的影像。对卡伦来说,这些影像,还有影像带来的感受都是真的。儿时记忆常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扭曲、重组、替代和修改。尽管我没有理由怀疑卡伦,也知道儿童性侵害案件时有耳闻,但是跟一个曾经历这种磨难的人面对面坐在一起,仍令我难以置信。我不需要断定究竟发生过什么事,我只需要了解卡伦的想法和感受就行了。至少就目前而言,这样就够了。[1]美国实习医生一般住院实习期满后的高级实习期。——译者[2]一种模制的胶合板或塑料椅子,系美国人查尔斯·埃姆斯设计。——译者第一部苟且偷生第3章遗失时间1990年7月,卡伦首次深入描述自己“遗失时间”的经验。她说,上次过年时去了一趟拉斯维加斯,她发现自己出现在赌场内好几个不同的地方,却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到那儿去的。有时手上的钱变多,有时变少;最后她丈夫和朋友终于找到她,而她的皮包里竟然有2500美金——刚开始她身上只有25美金!所以她必须找借口解释她去了哪里,还有她为什么没躺在床上——因为稍早她曾表示自己头痛,想在房间里休息。卡伦曾告诉我她很健忘,或者她常想不起来发生过的事;以前她也曾提到自己会无法交代某段时间的记忆,我注意到了,但当时我认为她还没准备好面对这个问题。那天她首次提到她有“遗失时间”的毛病:仿佛她“不在现场”,时间断断续续的。接下来几个星期,卡伦告诉我越来越多这些片段的细节:“有一天,我出门去杂货店买东西,后来却在购物中心‘醒来’。”她对自己的疯狂行径既困惑又愧疚,“我完全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决定不去杂货店,跑去卡森城购物中心帮我儿子买帽子。我不太记得买东西的经过,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到那儿去的。这种事以前也发生过好几次。”她稍作停顿。“又有一天,医院的抑郁症患者互助会结束之后,我去吃晚餐,但我完全不记得晚餐的任何细节,只记得回过神已是隔天早上。我在自己床上醒来,头痛得要命。”显然,卡伦有分离症——意即她的意识在某段时间是分离的。部分的她处于现实,部分的她脱离现实。其实我已怀疑好一阵子了,但我还不知道她究竟属于哪一种分离症。她曾告诉我,她害怕专注、局限于单一问题,因此我决定让她主导,由她决定何时告诉我这些片段。我不想操之过急,唯恐自己无法分辨她是否只是为了讨好我而捏造她的故事。再次见面时,她说她和丈夫起了争执。她把女儿留在外婆家过夜,但她丈夫为此大发雷霆。她一拳挥向丈夫的脸,但她却没有动手的感觉。他回敬她好几拳,导致她最后被送进医院;但她也不记得进医院的事。她丈夫全身都是淤青。她说她遗失时间的症状越来越严重了。有一天,她接到陌生男人打来的电话,对方表示他俩是上周五晚上认识的,但她不记得见过此人。她去看电影,却记不起部分情节。她说,其实她也不太记得6岁到10岁之间的事。天主教学校的修女曾说她中邪了,还在她头上洒圣水。卡伦描述的分离状态似乎跟着她大半辈子了,状况时好时坏。她问我她何以遗失时间,我说这可能是她应付痛苦的一种方式。当然,我有我自己的怀疑,但现在我真的无法给她更好的答案。1990年8月,卡伦开始经常性地遗失时间,或者现在她比较愿意告诉我了。星期四晚上,她在枕头底下发现一把小刀。她不知道这玩意儿是怎么跑到那里去的。周五晚上,她大约遗失4到5个小时的时间。以下是她写给我的字条:现在是凌晨2点,我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到这儿来的。我不知道我在哪一座城市。这里没有房子,看起来很荒凉;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该找人帮忙?还是继续往前开,直到看见熟悉的景物?我不能打电话给我先生。他不会明白的。我独自一个人,我好怕。现在我在加油站,那里有位小姐。待会儿我去问她。那位小姐很帮忙。她告诉我这里是蒂莱公园,现在我知道我人在哪儿了。我们会平安到家的。她用“我们”,这个词颇值得玩味。她明明独自一人,却说“我们会平安到家”。她说她突然“醒来”,才意识到自己迷路了。她是在食品店采购时发作的。她在晚上8点半离家,清晨2点“醒来”;车上没有买来的东西,皮包却少了15美金。当她发现自己其实离家不远,她觉得欣慰又庆幸。现在,卡伦告诉我的事例已足供我判断,她罹患“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DID)。我想知道她是否真的是多重人格障碍患者(MPD),个人认为“多重人格”比较能贴切描述这种状况。大部分的精神科医生一辈子没见过一个多重人格障碍患者。尽管有不少“一头热”的治疗师暗示某些人可能有多重人格问题(那是因为他们意图表示自己曾治疗过这类病例),但我想真正的多重人格障碍患者应该极为罕见。知道卡伦罹患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倒还简单,难的是我该如何告诉她?我的脑袋一片混乱。我还没准备好面对她,告诉她真相,她的反应让我害怕。她已经快撑不下去了。我不想给她另一个寻死的理由,逼她走上绝路。我想等她更进入治疗状况,再告诉她这种可能性。此时此刻,我要把重心放在加强彼此信任关系和处理她的经常性危机这两件事情上。※※※※卡伦常告诉我,她会因为自己很“坏”而迫切想惩罚自己。她表示,她最近一次伤害自己约莫是在3个月前。她无法忍受亲生父亲曾经侵犯她、伤害她的事实。她甚至认为这辈子再也不想被男人碰了。她说,她曾经想切掉自己的阴部。我观察她叙述时的神情,我认为她太冷静了。一个人认真时多半会异常的冷静,因此,切掉部分身体的这个念头着实令我害怕。我必须弱化她自残的念头。我说:“最近你开始告诉我过去曾遭受的虐待,所以熟悉的痛苦渐渐离你而去,这导致你迫切地想找东西代替它。”我试着告诉她,她之所以自残说不定真有道理可寻。两天后,1

                        阳下,各类宣传纸片杂乱地团缩在信箱中,混淆的颜色像似一堆病入膏肓的五脏六腑。抄出这些令人作呕的垃圾,我机械地将它们丢进了垃圾袋子。随着手中的扫荡,一个淡青色信封渐渐地自底部浮现了出来,那上面没有回邮地址,除去打印的地址外,右下角用黑色水笔有力地划了一个“T”字形。不用打开信封我就可以猜到那是什么。自三十岁生日那天起,每月都会收到一封这样的信件,这一年多来从未间断,即便期间我搬过两次家。里面是一张四折的黄色纸片,上面布满了黑白圆圈和直线组成的图形,起初因好奇而查询请教多次,却如何也找不出它的由来,奥妙如河图洛书,粗浅如连笔涂鸦都与之无关。猜不透的谜不如让它永远沉睡,答案未必总是对人的奖励,正如我一贯的处理方式,它也逃脱不了宣传纸片的命运。拿起信封,入手间稍显沉重的感觉预示了与往日的不同,撕开信口倒了一下,一片轻薄精致的铜镜落在了手掌之间。“这回又搞什么鬼?”嘟囔间将手中的袋子丢入垃圾口,略微打量了一下手中的镜子。小巧的镜身仅有烟盒大小,镜面磨制得光鉴照人,可以媲美现代工艺,背部古朴的雕纹似乎在表明着它的年代。又是一件莫名其妙的东西,但总比那不知所云的纸片要好,至少它显得有些使用价值。“老公,你回来啦。”钥匙还在锁孔里尚未转动,晖儿已开门。“被你吓死,我想家里哪来这么漂亮的女贼?这么早回家,今天该不会是翘班了吧?”谈笑间把手中的镜子递给了晖儿。“去你的,本人可是一向记录优良的。”晖儿笑着锤了我一记,接过镜子看了看,诧异地问道,“你买这个干嘛?”“神秘信封里夹着的,你有用就拿着,反正样子挺好的。”我一边换鞋一边说道。“那封天书信啊?嗯,不过挺简约古朴的。”晖儿端详了一会放进口袋,招呼道,“可以吃饭了,今天烧了你爱吃的红烧肉……”……“嗒……”一声轻响,显示器倏然暗去,耳畔传来一阵鸣响,分不清究竟是电路静电的作用还是熬夜造成的耳鸣。在黑暗中静静地坐了几分钟,我摁灭了手上的烟头,猫一般地自书房进入卧室。晖儿早已熟睡,轻细的鼻息声显得十分安详。小心地钻进被窝,温软的床垫带来一阵睡意,伴着依旧回荡的鸣响,意识渐渐地模糊……“嘟嘟……”周末的早晨,电话骤然响起,我放下手中的喷壶,走进客厅。“喂,S啊,呵呵,这么早起床啊?”晖儿早已先一步拿起了听筒,“啊,什么?你生病了啊?”倒了杯咖啡,按下免提键,我示意晖儿放下听筒。“郁闷啊~~我这么彪悍的人居然被病魔青睐了。”扬声器中传出一阵中气十足的语声,我险些被口中的咖啡呛死,彪悍?病魔?拜托,有没有搞错啊?!“我说S大姐,您都遭遇病魔了,居然还能发出这么彪悍的声音,实在令人佩服之至啊。”擦去口角溢出的咖啡,我调侃道。“去去去,我和你老婆说话,轮不到你插嘴。”S果然彪悍,几乎能感受到扬声器中传来的气浪,“偷听女孩子对话,你算什么大老爷们?!”“呃……”被S这么一抢白,我一下语塞了,晖儿白了一眼,回道:“S你别和他计较,我们下午过来看你吧?”“嗯,好的。听到没?王亦凡,这才叫素质,亏你还是什么高级白领,扯吧。嘟……”“唉,真服了你这位老同学兼闺中密友了。”我摇头苦笑道,“这哪像个女孩子啊?隔着电话都能把人吼倒了。”“你就知道和S拌嘴,也不知道你俩是不是上一世有仇,她可是我的死党,我不许你欺负她。”晖儿“凶狠”地挥了挥精致的拳头,再次确定了一下我在她们俩友情面前的地位。……出了轮渡站,拐个小弯,一头便扎进了一片老式公寓。据说这公寓是解放前英租界的遗留物,死板而呆滞的外部结构,加上阴沉的内部空间,仿佛一个阴森的中世纪教堂,令人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S家住在公寓一楼的走廊尽头,刚想抬手去揿门铃,“吱扭”一声门开了,“呼……”地一阵穿堂风拂面而过,一张狰狞的人脸猛然浮现在面前,一口野猪般的獠牙在幽暗的廊灯下映出一丝诡异的光芒。我不由得往后退了一步,下意识地将晖儿拉在了身后。“哇哈哈,美杜莎造型效果实验成功。”那人竟揭下了整张脸皮,咧嘴笑道,“还好我没化个更浓的妆,不然你该叫了。”“S,你身体没事了吧。”晖儿在身后欢快地问道,眼前这么能折腾的丫头像个有事的人吗?“好像好点了。”S抹了抹脸上的妆,转身进门,“我去卸妆,你们俩进来随便坐吧。”“臭丫头,算你狠!”我嘀咕了一句,自诩一贯胆大,竟被她这么弄了个下马威还真的有些不服气。“又犯小孩子脾气了,S的脾气就这样,喜欢搞怪什么的。”晖儿低声劝着把我推进屋里。S的客厅十分简单,一个三人沙发,一张茶几,三个圆凳,一个电视柜,其余的就是满地的杂志和书籍。还没坐定,S风一般的从里屋冲了出来,一屁股坐在了我和晖儿之间,拉着晖儿的手闲聊起来,完全把我当成了空气。卸妆的速度还真快,花那么大劲儿就为了那几秒钟的恐怖效果,实在服了她了。我不由得仔细打量起S来。眼前这个长着丹凤眼,一脸英气的女孩就是晖儿的老同学兼闺中密友。S的大名叫公孙潇(不知道是不是她老爸武侠小说看多了),是个自由职业者,从事建筑设计工作。照她的话说,自由是灵感的温床,所以她从不喜欢坐班的工作,于是自己开了一间工作室,经过一年的辛苦倒也闯出了一片天地。前年她买下了这套公寓房,说是给自己一个灵感的空间。不过,她一年最多在公寓里窝上三分之一的时间,其余时候都是飞在神州大地的不知道哪个犄角旮旯里,也算是乐得逍遥自在了。“咳,公孙潇女士,您叫我俩来应该是别有目的吧?”我不满地打断了身边叽叽喳喳的对话声,“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您都不象是一名被病魔青睐了的人,相反倒是彪悍有加了。”S猛地一转头,脸上被一蓬长发结结实实地抽了一下,面颊顿时一阵抽痛,刚想出声,猛地看到S呲着牙凶相毕露地怒视着我,敢情她卸了妆也够凶狠的,险些又被她吓着一回。“第一,以后你不要叫我的全名;第二,我还没老到被人叫作女士;第三,病魔有大有小……”S恨恨地声音突然停下了,换上了一付意味深长的笑容,“难道你是在吃我的醋?”“您没事吧?”一头的包直接从脑袋上“长”了出来,“我吃你哪门子干醋……”“亦凡,你就少说两句。”晖儿的眼神中带着些许请求的意味,见我不再言语便从包中拿出了一样东西,“S,这个镜子怎么样?应该是你喜欢的那种类型吧?”镜子?晖儿递给S的便是昨日信封中的那面古镜。死党就是死党,就算借花献佛也轮不到我这个老公的份儿,嗯?要那镜子干嘛?我暗自摇了摇头,真被S说中了,吃的还就是干醋。“哇噻!好货色!”S捧着镜子兴奋不已,“形状简洁,花纹古朴,那种光照下的流畅感~~”我冲晖儿摇了摇头,这明明是在欣赏镜子,怎么弄得跟评价复古法拉利似的?晖儿笑着比了个手势,示意我缓和下刚才和S的冲突。“咳……S,你身体不舒服有没有去看过医生啊?”僵直的语调似乎有点做作,但也算对付了。“死不了,就是有点头晕,也就是昨晚上开始的吧。”S翻看着古镜,脸也不回地回道,看来本人实属白献殷勤。“你是不是着凉了?这两天估计赶设计稿又熬通宵了吧?”晖儿关切的问道。“可能是着凉了,前天晚上赶稿的时候,工作室的同事在门外叫我,开门出去的时候走廊里冷飕飕的,估计就是那会着凉的。”S琢磨着回答道,好像那根本不是她的行为。“你们那个工作室都是夜猫子,半夜跑到人家家叫门,也不怕吓死人。”本想趁机幸灾乐祸一下,直接遭来两位女士的一致白眼,于是赶紧转舵,“咳,不过你别熬得太晚,要注意身体啊。”S完全不理会我后半句的伪善,继续冲晖儿说道:“当时开着音乐,等听到声音应声开门的时候人早走了,估计是Linda那个小妮子吧,昨晚她还来电话说要来找我。”“还是陪你去看下医生吧?”晖儿看来十分担心。“省省吧。”S撇撇嘴,满是不爽的说道,“去医院那种鬼地方,等于叫我早点见阎王。”“小时候我爷爷就说过,半夜会有一种长着女人头的蛇爬出来叫人的名字,答应的人就会……”忽然想起了爷爷说的那个传说,可话还没说完,S的脸色一下如死人般苍白,我立即识趣地打住了话头。女人毕竟是女人,再彪悍也是会怕这类东西的,我暗想。介于方才的不良表现,两位女士公然将我晾在一边,叽叽喳喳地谈论起女性话题,渐渐地本人感觉身体开始“虚无”了。百无聊赖间,注意力转移到了桌上的古镜,自昨天粗略一眼之后就没仔细看过它,适才S的惊喜倒是引发了我几分兴趣。镜面并无新奇,照人的东西不光滑可鉴就太说不过去了,但那背面花纹的雕工却着实精湛,虽然图案古朴,可整个纹路间竟是毫无断隔,应该属于一气呵成的雕法。不过那图案的形状倒像是一些字体,由于房间的光线关系有些辨别不清。我索性将古镜拿在手中,凑向明亮处仔细望去。古镜的背面迎着光线泛出一阵青黄色的反光,耀的似乎有些过于刺目,条件反射地眨了眨眼,回神再看时离奇的发现镜体竟已透明了。我揉了下眼皮,疑似自己眼花,但眼前的景象再度证明了方才的事实。透过镜体可以清楚地看到镜后的房间和物件,仿佛比直接的肉眼观察更清晰。奇妙的东西,兴奋间我无意识地将镜体移向S和晖儿,天!那是……过度的惊恐险些令古镜脱手而出。一条肥大的蛇形生物自腰间起盘卷在S的身上,蛇首部分搁放在她的肩部,背后看去像是一个人的头颅。浑身的寒毛不争气地纷纷“立正”,身体竟不受控制地微微颤抖了起来。或许是颤抖的感觉惊动了那个东西,搁放在S肩部的头颅猛然转了过来,我几乎窒息——那头颅上衬着一张满口利齿,双眼没有眼白的苍白的女人面孔!眼前忽地不住眩晕,耳畔狂躁地传来了早已熟悉却无法习惯的鸣啸声,本能的反应促使我双手捂耳抱头低吼起来。晖儿和S发现异状连忙将我扶住,不住的呼唤和询问,但在眩晕与耳鸣的夹击下已无法牵动意识,恍惚间S的身上好端端地并没有什么怪物,而手中的古镜也已不知去向。呼啸的警报声传来,身下的震动仿佛是在高速移动,白色……晖儿焦急的面容……不知什么时候,半梦半醒间,我似乎听到了晖儿的声音。“亦凡他怎么……”“那家伙命硬,嫂子你别急……耳水穿刺我不是第一次……”意识渐渐失去,漫天的黑暗再度袭来。疼痛,一阵难以名状的痛感再度唤醒了我,眼前出现了一张长着四条眉毛的脸。古龙笔下四条眉毛的陆小凤其实有两条是胡子,而在我面前却是如假包换的四条眉毛,原本好好的两条剑眉竟古怪地拧成了四条断眉。“别拿你小子那四条眉毛吓唬人。”我的声音听来飘忽的有些离奇。“切,活过来就数落人,早知道就在你耳朵上刺个乌龟了。”那张脸的主人闻言立刻开损,“中耳炎并发严重积水,不是我神针再世,恐怕你老兄就成贝多芬二世了。”这人名叫林岳,是我高中的同班同学,医学院的高材生,毕业后他分配到市中医院,凭着扎实的中医理论知识和一手精湛的针灸技艺,很快就成为中医院有名的“神针”,晖儿一定是把我送进了中医院。“继续休息,睡你的大头觉,脑袋别动,我扎着针呢。”林岳此刻摆出一付主治医生的严肃模样,转身离去前又道,“这下你欠我一个人情,出院记得请吃饭,地方我定。”目送这家伙走出病房,那得意洋洋的背影令我哭笑不得,误交损友,这话一直是他挂在嘴边的,可怎么也觉得该我说才贴切。对了,晖儿在哪?S身上的怪物……又是一阵眩晕,意识再一次着魔般地消失在黑暗中。……有什么东西在眼前发亮?柔和的光线明亮但并不刺目,透过闭合的眼睑能够感觉到它的存在。几次的努力之后,生涩的双眼开启了细微的缝隙,一个闪着青黄色光芒的方形物体出现在面前。这是什么?是梦吗?眼前的物体如此真实地悬浮在半空,转头回顾四周,单人病房中一片漆黑,安静无比,门上的观察窗里透来走廊那昏暗的灯光。缓缓地眨了几下,终于完全睁开了双眼,方形物依旧悬在离脸部不足二十公分的位置。“呼……”那物体霍然旋转起来,一条条黑色的东西扭动着自其间出现,那是什么?大脑间尚未作出完整的反应,那数条黑色的东西竟似有了生命一般,如蛇扭动起来,倏然扑来。“啊……”张口狂呼间,我发现自己的喉头完全发不出半点声响,双眼和头部也仿佛在瞬间被无形的力量所围困,只能惊恐地听凭那黑色的小蛇尽数钻入眼中。疼痛并没有如预期般到来,方形物体不停地旋转着,蜂拥的黑色小蛇不断地鱼贯而入,头部不住地传来阵阵酸胀。“扑”地轻响传来,黑色小蛇似乎已完全进入了我的大脑,那方形物体凭空消失了,阵阵眩晕胀痛在头部不停回荡,眼前又微微亮起了一片青绿色的光芒,我渐渐分辨出光芒中隐约的影像,那是一条硕大的蛇形生物,在蛇首的部分是一个人的头颅,头颅上衬着一张满口利齿,双眼没有眼白的苍白的女人面孔。那是S身上的怪物!二、奇录“老公,很晚了,刚出院,你可要注意休息。”晖儿在身后温柔地抚着我的肩头。“嗯,也差不多了。”将思绪自沉沉中抽出,回头笑了笑,我关上电脑随着晖儿走出了书房。洗手池前,一蓬蓬冷水强烈地刺激着脑部的神经,身躯在那彻骨冰凉的洗礼下迅速紧绷,继而又疲惫地松弛下来。莫名的文字恍然自眼前闪过,伴随着噩梦般狰狞的脸再度袭击着虚弱的心智,我不禁干呕,酸涩的感觉顿时侵蚀开来。冷水继续发挥着某种治疗的作用,渐渐地身体恢复了平静。抹去满脸的水珠,洗漱镜内那苍白的面孔似乎正在提醒着我现实的残酷存在。走进卧室,晖儿关切的话语伴着轻柔的肩部按摩使感觉好了许多,但愿所有的一切都是虚幻的错觉,平静而幸福的生活本就不需要这些额外的因素。忽地,一种奇怪的感觉将我包围了起来,心中莫名地焦躁感牵动着身体微微开始发颤。“亦凡,你怎么了,身体抖得那么厉害?”就在晖儿惊异的问话间,我的双手竟开始无意识地抓合抽动。“不……不知道,好像心脏不舒服,心潮得厉害……”古怪的冲击促使我慌乱地回答着,不自觉地站立了起来,开始快步在房内走动。“你别吓我,怎么了?你……”晖儿的脸色骤然苍白,面前的情景也许突兀得让人难以承受。“不知道……我……纸笔,需要纸和笔……”大脑似乎分成了两半,前者有如旁观般地看待思考着现时发生的一切,后者则无端地制造着怪异的意识,而此刻控制着身体的却恰好是后者。“亦凡,给你纸笔。”晖儿颤声说着,递来一叠白纸和一支水笔,并扶我在桌前坐下。能相信这要求是出于正常的需要,这便是晖儿带来的一种特殊的亲切感,即便连我自己都觉得现在的行为已近乎疯癫。手中的笔操戈似地在白纸上跃动开来,黑色的文字以从未见过的飘逸形态惊人地铺满了一张又一张的纸页。平静的另一半大脑审视着这些文字,这古朴十足的字形断不可能出自一个现代人的手中,但文字间的含义却又简洁清楚,粗粗看去并未奥妙到如何的程度。晖儿在一旁吃惊地望着眼前的一切,并没有干涉或出声打断,只是在纸张不够的时候适时地添上一些白纸。“啪”,随着一声轻响,手中的笔无力地掉落在桌上,右手已不能动弹,若不是酸胀麻木的感觉在神经系统中游弋,几乎无法确定那条瘫软的手臂是属于自己的。布满文字的白纸在晖儿的整理下有序地排在面前,茫然地和她对视了片刻之后,凑近了翻动起那些纸张来。纸上飘逸的字体是一种较为工整的行书,水笔的笔触竟有着毛笔的神韵。首页上赫然书写着六个大字“闻风拾水录”,像似书名一般的古怪名字让人不禁愕然,难道冥冥

                        贿受贿,就和今天一些不良警察为了抓收入就以上路查案为名、行敲诈勒索之实一样。不知道为了什么而打仗,只知道吃饭挣钱的军队当然是没有斗志的,没有斗志的军队当然打不了胜仗。所以英法联军长驱直入,所以江南大营、江北大营成了杨秀清、李秀成二位先生登上人生巅峰的垫脚石。第二个问题是满汉之别。终清一朝,满汉之别是横亘于清王朝统治者心中的一道无法坦然面对的伤痛。一起来看看清朝入关之后做的几件大事:一、杀人和剃发。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二、史上空前绝后的文字狱,敢用文字怀恋汉人王朝影射清朝的人,不管出自故意还是无意,统统杀掉。三、历朝历代以来,对老百姓盘剥较轻的赋税政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从技术手段上看,这三件事情也就是大棒加甜枣;从心理角度分析,这三件事情透露出来的清朝统治者的心态就是自卑。没法不自卑。大家再看一组数字对比就更明白了,满洲八旗满打满算也就一百万人口,可汉族有多少人呢?明末时的不精确统计表明,在一亿五千万左右。咱们把零头去掉:一亿对一百万,这是何等的差距。因此,清朝统治层是很自卑的,也正是这种强烈的自卑心理的驱动,才催生了一个著名的潜规则:压制汉族,不让汉人握有兵政实权。但他们错了,真的错了,错到因此而覆亡。他们不明白,要想统治汉族占主体的中国,就必须融入整个汉族中。当你不能战胜它,就该融入它。如果你把它当做你的敌人,那么你潜在的敌人终将成为你的敌人。虽说慈禧也不明白这一点,但慈禧作为这个摇摇欲坠的王朝的实际掌舵者,她有责任把岌岌可危的大清从死亡的边缘拉回来!这个世界上,敢将活马当做死马医的人并不多,但年轻时候的慈禧正是其中之一。她对自己说:我可以选择放弃,但绝不放弃选择!我弱小时都能把“八大臣”扳倒,难道大权在握后还怕使用汉人吗?!慈禧决定乾纲独断,按照自己的办法拯救大清江山,她要破格重用能干的汉人。她的麻烦很快就来了。满人亲贵们手拉手,及时地跳了出来:你起用汉人,这不是要断送祖宗两百多年的江山吗?!断断不可!慈禧从心里鄙视这些保守而愚蠢的家伙,她的回答冷漠而坚定:不用他们,可以啊,那就请你们上前线收拾烂摊子吧!语出,一片寂静……两个汉人前面说到慈禧要重用汉人,现在我们就来看看第一个汉人的个人简历。姓名:曾国藩性格:典型的“湖南骡子”——谨慎执拗,自己下决心要做的事情多少匹马都拉不回生存理念: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地位:镇压太平天国的领头羊,“同治中兴”头号功臣曾国藩,湖南湘乡人,1811年出生,属羊。此人28岁中进士,40岁任吏部侍郎(人事部副部长)。史书上说,曾国藩的外形很像一名土里土气的乡村老教师——衣着土气、行动拘执、谨慎内敛。无独有偶,很多人第一次看到曾国藩,都会觉得他像个呆子。这些人明显是被曾国藩的外表所迷惑了。曾国藩这个人左看右看都傻乎乎的,但在他糊涂的外表下,却有着无穷尽的智慧和打不倒的坚韧。后来,有无数人都认为曾国藩是一个完人,包括蒋介石等都将之视为偶像,这不仅仅因为他有了不起的本事,更因为他会做人、会处世,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典范。当然,这都是未来的事情。现在的他还没有日后的地位。1852年,曾国藩因母亲逝世回家丁忧。曾国藩丁忧的日子并不平静,因为战火已经烧到了他的家乡:清军节节败退,太平军已杀入湖南。清军战斗力不行,最高领导咸丰皇帝也没有办法,只好使用“拿来主义”,借鉴爷爷嘉庆用团练对付白莲教的成功经验,一口气任命了几十位团练大臣,把那些退休、请假、养病,甚至死了爹妈在家戴孝的大员统统叫回来,让他们自己召集民众组成民团,边学边干。曾国藩正是其中一员,43岁的他受命围剿太平天国。团练大臣并不是一个常设职位,只是一个临时性的职务,没有编制、没有级别、没有工资,换而言之也就是“民兵司令”。团练大臣的手下由自己招募,有能力的可以招收数十万,没能力的几百上千也勉强过得去。咸丰很失望,因为团练在与太平军、捻军的战斗中节节败退,但咸丰还没有绝望,因为曾国藩给了他一线希望。虽说曾国藩在太平军的西征战场上跟石达开、李秀成、陈玉成的对阵中也经常讨不了好,但因为工作态度端正,韧劲十足,在众人都被打得落花流水的时候,曾国藩居然能够偶尔打个胜仗,所以曾国藩的官位越坐越高,咸丰死的时候他已是两江总督。等熬到慈禧上位时,曾国藩又中了一个大奖:安庆大捷,拿下了太平军的西线屏障安庆。就在此时,曾国藩收到了慈禧的旨意:我知道你的本事,我也很清楚你对帝国的忠心,像你这么既有本事又忠心的人才真的是不多了,我要将帝国的“剿匪”事宜交由你全权负责。我命你为钦差大臣,总领江南四省(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军政,地方大小文武官员皆受你节制,全权负责“剿匪”。这一决定无疑是把江南半壁江山托付给了曾国藩。授予汉人如此重要实权,清朝开国二百多年来前所未有,就连引清入关的那位平西王吴三桂,军政实权亦不过云贵两省而已。由此可见,慈禧之所以能成为慈禧,那还是因为她有很多过人之处的。慈禧的懿旨让曾国藩一时之间幸福得懵了。不过曾国藩毕竟是曾国藩,几秒钟之后就从巨大的幸福之中清醒过来,复旨道:臣必倾力而为!曾国藩带着这番承诺沉重地踏上了新的征途。有多大的权力就有多大的责任。虽然曾国藩的得力手下胡林翼在这一年离他而去,病死于战场,但幸好此时他手下还有几个好帮手,譬如擅长杀人纵火屠城的九弟曾国荃,林则徐的女婿沈葆桢,自视甚高到有些看不起他的左宗棠,当然最得力的还是他的得意弟子——1823年出生的李鸿章,啰唆一句,李鸿章也属羊。曾国藩就是慈禧重用的第一个汉人。第二个汉人则是一个叫做袁甲三的汉人,他当时的职位名称很长——漕运总督兼江南河道总督兼任提督八省军门。大概相当于今天的交通部长兼粮食部长兼八省军区司令,是官居一品的大员。鉴于袁甲三的级别已经如此之高,所以慈禧对他的使用算是继续重用。袁甲三与曾国藩一样,同为咸丰时期的老臣。难得的是,两人还是同学关系,袁甲三是曾国藩的师兄。而且两人都擅长“剿匪”业务,他们唯一的区别是业务范围不大一样,曾国藩专门对付太平天国,而袁甲三则专心对付捻军。因此,袁甲三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慈禧全权剿灭捻军的钦差大臣。曾国藩的成功秘诀在曾国藩踏上新的征途之前,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需要解释一下,曾国藩一介文人,凭什么跟石达开、李秀成、陈玉成等猛人掰手腕?因为曾国藩拥有一支高素质的部队,这是他能够获胜的秘诀。曾国藩是一个明白人,他明白死抱着团练不放只有死路一条。要想赢,就必须创造一种新的军队模式。因为太平军绝非被团练镇压的白莲教,他们是一支有信仰的军队,而且在政治、经济方面还有自己的主张——“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无人不饱”。这样的军队是可怕的!要想抗衡太平军,必须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所以自己必须拥有一支训练有素并具备坚定信仰的军队!这个难题没有难倒曾国藩,他很快就想到了办法。训练有素?好办。办法就在明朝抗倭大将——戚家军的领袖戚继光身上。戚继光的伟大不仅在于他率领的戚家军在面对倭寇时战无不胜,更在于他的无私。戚继光将自己创立的那套历经时间考验的练兵打仗的方法与心得都总结出来,编撰成书,留予后人。在明朝战神戚继光逝世三百年后,他的《练兵实纪》、《纪效新书》等光辉著作成了湘军的必备军事教材。坚定信仰?好办,你洪秀全不是反孔孟吗,不是仇视成功的读书人吗?我曾国藩就反其道而行之,捍卫孔孟传统,收天下士子之心!你洪秀全以宗教成军,我即以儒生士大夫为将成军。士兵从哪里来呢?这个也好办,自己在湖南亲戚朋友、子弟门生多,让他们各自回家乡招兵,而且只准招那种老实巴交的乡农,乡农不仅听话心眼少,而且大家一个村出来的,有吃一起吃,有架一起打,玩命自然也是大家一块上,团队精神相当不错!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最要命的问题来了,去哪里弄钱养活军队?找人借钱不是长久之道,这个问题可把曾国藩给难住了。这时,好朋友胡林翼给他出了个金点子:我有一个双赢的办法,收税。虽然我们没有权力收商税,但那个满人湖广总督有,所以我们可以跟那个满人合作。只要他答应帮我们征税养活军队,那我们则保证在打完胜仗向领导汇报的时候,把他的名字放在功劳簿的最前面。多征点税又不会让他少根毛,对他来说政绩最重要,他一定会跟我们合作!胡林翼的看法是很准确的,湖广总督虽没有拍着胸脯给曾国藩打包票,却默许:只要你把首功让给我,你就放心地收税吧,有我在,必定平安无事!万事齐全。一支令史书铭记的军队终于诞生了。因为士兵和将领大都来自湖南,所以曾国藩的这支战力强悍的私军被称为湘军。当然,曾国藩的湘军也不是没有失败过,最初的时候他失败过多次,还败得很惨。在江西九江,湘军水师先后两次被石达开打得近乎全军覆没,曾国藩也两次跳水自杀,幸好小弟们给力,奋勇相救,才没让他成功自杀。在安徽三河,湘军精锐主力李续宾部被陈玉成和李秀成联手杀得全军覆没,曾国藩哀恸得好几天吃不下饭。在写战报时,曾国藩犯了难,要照实写,自己吃败仗得军法从事,要虚报战况,被上边知道后自己是欺君,还得掉脑袋,于是他写“臣屡败屡战,愈挫愈勇”。把“屡战屡败”这四个字倒过来写,朝廷反而夸他坚持作战,下令嘉奖他。虽然曾国藩失败了一次又一次,但他从未头脑发热,急不可耐,犯下低级错误,从而将自己的命门暴露在敌人手中。恰好相反,曾国藩不断地学习和总结着经验教训,对自己在修身、为政、用人、治军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把这些心得体会写进了他给家人的书信之中,十几年如一日,后人把他的这些家书整理成了《曾文正公家书》,供世人拜读。与此同时,曾国藩也渐渐地摸清了太平军的进攻套路和方法,至于湘军这支刚成军不久的部队,也得到了难得的实战经验。在铁与血的淬炼中,曾国藩和湘军都变得像冰一样冷静、像竹一样坚韧。在这样的对手面前,太平军往往会望而却步,经常性地陷入气馁中,无法产生胜利的自信,这就是曾国藩获得胜利的原因。湘军是一个好榜样,这之后的近一百年,从湖南走出来的部队,总是特别彪悍、特别坚韧。他的徒弟他的团除开创立湘军,曾国藩之所以被后人称为完人或宗师,是因为他的境界和气量确实比其他人高一个档次,堪称大家,大巧不工,形似王道。譬如部下左宗棠,老是自认为学识、带兵打仗的本事都比曾国藩强,因此一直牛皮哄哄的,态度傲慢,不怎么听话。但曾国藩不以为意,宽容地原谅了他的无礼,还尽力提携他,让他独掌一军(楚军),终于收服了左宗棠这颗骄傲的心。曾国藩的处世方式告诉我们:宽容从来就不是软弱。曾国藩接到慈禧的旨意后,师出有名的他决定大举反攻太平军,他做了两件事情来支撑他的这个决定:一是开始科技强军。在见识过洋人的坚船利炮之后,曾国藩决定打造一支用先进武器武装起来的铁血军队。于是,曾国藩借刚刚取得的“安庆大捷”的好势头创建了安庆军械所,这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军工企业。没多久,各种各样的子弹、火药、枪炮,甚至包括蒸汽机舰船,都陆陆续续地武装到湘军各部队。二是开始新的战略布局。哪怕是反攻,曾国藩的计划也是集中优势兵力稳扎稳打,一步一步地清理如江苏和浙江等外围战场,断其财源,阻其外援,稳固推进,最后湘军主力从西往东,沿江而下,围攻南京。这个战略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是执行起来有一个问题:地位极其重要的江苏战场缺乏一个靠谱的人去指挥。思来想去,曾国藩决定派遣能力出众的弟子李鸿章去上海开展工作,拖住李秀成的主力,配合大本营作战,以便将来湘军对南京发起总攻。李鸿章走之前被曾国藩召去见面,曾国藩对李鸿章说:你这一去,从此我就失去了一个得力助手!李鸿章谦虚地回答:老师这儿人才济济,胜过我的有很多。曾国藩磨磨叽叽半天后,终于说出此次召见李鸿章的本意:徒儿,现在湘军人手不够,你这一去我可没有富余的兵给你,这次我让你去做统帅、做江苏巡抚,官职不小,权力颇大,只是手下无人,所以兵将的事就只能由你自己解决了。闹了半天,李鸿章原来是个光杆司令。不过李鸿章也不是吃素的,这么高难度的任务没有难倒他。出身名门望族的李鸿章利用家族的关系招来许多安徽老家的世交弟兄。“刘麻子”刘铭传也慕名而来。就这样,李鸿章两个月就招到了近七千人,这就是淮军的初始班底。不过淮军的军官大都来自安徽的乡间,这些农村汉子缺乏现代军事知识,后来甲午战争的失利与这不无关系。淮军成形后,曾国藩的总攻时机也到了。他用冷静而温和的口吻下达了足足等待了十年的决战命令:江苏巡抚李鸿章率淮军攻江苏,浙江巡抚左宗棠攻浙江,曾国荃攻南京!一声令下,万军齐发,万众瞩目的江南战场决战开始!李秀成,这一次,你的末日一定到了!湘军大营中的曾国藩,其内心世界远不像他的外表看起来的那么平静。太平军总司令李秀成的日子确实很难过,因为太平天国人才凋零。太平天国之所以出现人才青黄不接的局面,秘密就在最高领导人洪秀全对待儒家文化的态度上。洪秀全出于屡试不第对科举的愤恨,在自己的统治区域内大搞“文化恐怖”活动。按照“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重点抓,专业人员具体抓”的工作原则,洪教主不仅成立了“删书衙”亲自抓删改四书五经的工作,还安排心腹带着小弟们焚烧古书,禁绝儒家文化。一系列动作下来,有文化的人几乎都不愿意参加太平军,极少数参加者也没有好下场。因此,太平军的骨干力量就是起义之初的那些矿工和农民,随着这些人的逐渐牺牲,太平军的战斗力大大下降。雪上加霜的是,超级猛将英王陈玉成庐州战事不利,突围中死于背叛,时年26岁。陈玉成宛若一朵樱花,在劲风中怒放却又迅速凋谢。出卖他的人叫苗沛霖。此人在清政府、捻军、太平天国三个平台之间来回投靠,他的字典里没有敌、我、友,只有反复无常,只有利益,是近代史上最无原则性的军阀之一。以后还会讲到一个叫石犮三的人,其无耻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鉴于故事主线,苗沛霖的事迹就不多说了。陈玉成轰然倒下,李秀成更是独木难支。所以决战开始后,李秀成在南京、上海、浙江三地来回奔波,疲于奔命,每打完一仗,都累得半死不活。此消彼长,战场上的形势急转直下!苏州失守,浙江告急,南京危殆!太平天国江河日下,其势已非人力可以挽回!真正的赢家1863年12月,李秀成向洪秀全进“让城别走”之策,意思是说咱们困守南京肯定是死路一条,还不如放弃南京换个有利的地方打游击以图再起呢!人最先衰老的从来不是容貌,而是那份不顾一切的闯劲!年近五十的洪秀全早已失去当初的创业勇气,果断地拒绝了李秀成:怕什么!我们就据城一战,我的天兵多过水,将会把天京守得像铁桶一般!1864年6月,死也舍不得离开南京的洪教主“升天”,死因一说为病死,一说为自杀。同月,洪秀全16岁长子洪天贵福继位,是为幼天王。7月下旬,曾国荃攻陷南京,纵火,屠城。火光映天,血水横流!不时传出被烧死和杀死的太平军士兵、普通老百姓的惨叫声,这是惨无人道的人间炼狱!无力回天了!城外不远处,李秀

                        每晚都被他添的流好多水们排成密集的阵形,向联军发动了攻击,心里充满着必胜的信心。只有最训练有素的部队,才能以如此密集的阵形发动战车冲锋。任何敢于阻挡它们的人,都会被碾成碎末吧!何况还有五万名步兵紧随其后,只等战车撕破敌方防线,便跟上去扩大战果。突然间,意外的事情发生了。齐军战车离联军还有五六百步远,一阵箭雨迎面扑来,将冲在最前面的几排战车射得人仰马翻,车轱辘乱飞。田布不知道,韩氏训练了一支特殊的弩弓部队,人人“被紧甲,蹠(zhí)强弩,带利剑”,可以“一人当百”。他们使用的弩弓,是当时极为罕见的脚蹬弩,平射射程可达六百步之外,能够穿透马铠和铁甲。齐军战车排得那么密集,正好成为韩军的活靶子。田布久经战阵,虽然大感意外,却也临危不乱,一面举起盾牌遮挡身体,一面猛击战鼓,命令后面的战车不要管前面的伤亡,加快速度冲向敌阵。弩弓的威力虽然强劲,但是每两次发射之间,都需要时间重新填装弩箭,脚蹬弩尤其难伺候,填装时间是普通弩的三倍。如果齐军战车能够在这个空当间冲到联军阵中,仍有很大胜算。就在这时候,第二批箭雨飞到,又将齐军的战车放倒了几百乘。这是魏军最引以为豪的武卒用十二石的强弩射出的箭,射程虽然不及韩军远,准度却大大提高,几乎是箭无虚发。田布的肩膀上也中了一箭,鲜血直流。他强忍住伤痛,干脆扔掉盾牌,声嘶力竭地大喊:“不要停,停下来只有死路一条,继续向前冲,把晋国人统统杀光!”话音未落,身后却骚动起来。他回头一看,不禁傻了眼,原来是赵将孔青趁着齐军阵形散乱,率领数千名骑兵从两胁包抄,突入了车阵。赵氏自从吞并代地,就大力发展骑兵。当时各国虽然也使用骑兵,但是规模都不大,而且一般与战车混编,作为战车的补充力量出现。唯独赵氏得代地的良马之利,建立了一支独立于各军种之外的骑兵。骑兵的冲击力不如战车,灵活性却大大增加,突入车阵后更显优势。只见他们怪啸着左冲右撞,逢人便刺,逢马便砍,所到之处,血肉横飞。眼看齐军车阵陷入混乱,正面的魏、韩两军不失时机地发动了冲锋。魏氏的武卒跑在最前面,这些人都是半日负重行百里的铁人,全副武装奔跑三五百步,快如闪电,杀起人来也是快刀斩乱麻,干净利落。现在已经不是战斗而是屠杀了。齐军战车全线崩溃,接着引发了步兵的混乱,联军在战场上肆意追杀齐军,直到天黑才罢手。战斗的结果,齐将田布战死,两千战车全部成为联军战利品。除此之外,齐军还留下三万具尸首。赵军将这些尸首堆积起来,建了两座炫耀战功的“京观”。有人向孔青建议:与其炫耀武功,不如将这些尸首归还给齐国,看他们要不要。如果要的话,可使齐人胆寒;不要的话,齐国百姓将产生怨恨,“上无以使下”,齐国将彻底丧失抵抗力——这就是所谓的“内攻之法”。孔青采纳了这一建议。果然,齐国收到这批尸首,就像拿到三万颗烫手的山芋,不知道如何处理。正在彷徨之间,联军乘胜长驱直入,攻陷齐国西部边境的要塞平阴(今山东省平阴),进而攻入齐国长城。这样一来,临淄无险可守,便岌岌可危了。如果联军再发动一场攻势,谁都不认为齐国还能抵挡得住一个月。但就在这时,魏斯却突然命令联军停止进攻,而且主动向齐国伸出了橄榄枝。赵国、魏国和韩国的诞生胜利者当然是要提条件的。一般来说,不外乎:一、割地;二、赔款;三、签订不平等条约。齐国上下都做好了心理准备,等着魏斯狮子大张嘴。但是,当魏斯提出的停战条件被送到田和面前的时候,倒是田和张大了嘴,半天合不上来。魏斯写的是:只要齐侯(齐康公)陪同三晋前往雒邑朝觐周天子(周威烈王),三晋就撤军,归还所有占领的齐国领土,包括禀丘。就这么简单!田和抓耳挠腮,百思不得其解。家臣田括子看出了魏斯的真实意图,对田和说:“三晋越过宋、卫两国大举入侵,图的不是齐国的土地,而是想借齐国之名,获得周天子的承认。”“哦?”田括子说:“您想想看,三晋瓜分晋国,都快五十年了,还没有被正名,他能不急嘛!”田和吃了一惊:“你的意思是,他们想当诸侯?”田括子意味深长地看了田和一眼,反问道:“您难道不想?”田和愣了一下,说:“可是,朝觐天子,难道就能当上诸侯吗?”田括子说:“三晋现在的身份,还只是晋国的卿,没有资格以自己的名义朝觐天子,必须要有诸侯引见。别的诸侯带他们去不行,咱们的国君出面,一定行。您别忘了,当年周朝初立,周成王曾经召命齐国的先祖姜太公,‘五侯九伯,汝实征之’,相当于封齐侯为诸侯之长。天子可以不给别人面子,但不能不给齐侯面子。”田和恍然大悟,心里算了一笔账。委屈齐康公去雒邑走一遭,被占领的土地就回来了,何乐而不为?至于三晋能不能得到周天子的承认,跟他有什么关系?不承认,齐国已经尽力,魏斯无话可说。承认更好,有了三晋的先例,下一步田氏也可以名正言顺地要求天子封为诸侯。只是对不住齐康公这位傀儡了,让人卖了还要帮着数钱……想到这一层,田和脸上露出了一丝阴险的笑容。于是,公元前404年,齐康公带领魏斯、赵籍和韩虔到雒邑朝觐了周天子(周威烈王)。关于这件事,《吕氏春秋》是这样记载:魏斯“东胜齐于长城,虏齐侯,献诸天子”。说得明白,齐康公是被三晋俘虏了去的。周威烈王看到这幅场景,不觉悲从中来。齐康公被三晋挟持,周王室长久以来又何尝不是被诸侯挟持呢?以三晋的实力,如果不答应他们的要求,后果恐怕不堪设想。要知道,韩氏的领地基本上将王畿包围,只留有东边的郑国一个缺口(不久之后,这个缺口也消失了),如果三晋要对王室动手,那可是不费吹灰之力,谁都挽救不了。他没有作太多思想斗争,于第二年(公元前403年)春天老老实实地下达了“命韩、赵、魏为诸侯”的召令。春秋时期最强大、掌握霸权最长久的国家——晋国,正式分裂成三个新兴国家了。《史记》对此记载:“九鼎震,命韩、赵、魏为诸侯。”九鼎原本是代表周天子至高无上的权力的,现在天子被迫将卿大夫升为诸侯,确实是史无前例的震动。司马光编《资治通鉴》,也以“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为首章,将这一年作为战国的开始。他还愤慨地写道:“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今晋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晋国,天子既不能讨,又宠秩之,使列于诸侯,是区区之名分复不能守而并弃之也。先王之礼于斯尽矣!”他也许忘记了,宋朝的建立者赵匡胤,不也是夺了柴氏的天下,才当上皇帝的吗?第三章吴起变法魏斯——也许我们现在应该改称他魏文侯,却没有太多闲暇来品味当上诸侯的喜悦。公元前400年,三晋联军再度出动,南下讨伐楚国。进入战国后,楚国不断派兵蚕食郑国,前锋直抵大梁(今河南省开封)、榆关(今河南省新郑附近)。几乎与此同时,韩氏也在抓紧攻略郑国——公元前423年,韩氏伐郑,杀死郑幽公。公元前408年,又攻取郑国的雍丘(今河南省杞县)。楚、韩在争夺郑国的问题上早已水火不容。魏斯率领联军讨伐楚国,主要是为了帮韩国出头,同时也是为抑制楚国的过度扩张。楚军虽然强悍,却抵挡不住气势如虹的三晋联军,被打得节节败退。联军乘胜前进,一直打到方城附近的乘丘才返回。迫于三晋的压力,刚即位不久的楚悼王不得不将榆关归还郑国。公元前399年,韩景侯(韩虔)去世,韩文侯即位。郑国利用韩国办丧事的机会,派兵包围了阳翟(今河南省禹州)。但是不久之后,郑国内部也发生动乱,先是郑繻公杀死相国子阳,两年之后,子阳的余党反扑,又刺杀了郑繻公。本来就被楚、韩两国压榨得只剩半壁江山的郑国从此“国分为三”,政治上陷入分裂。楚国抓住这个机会,再度兴兵北伐,又从郑国挖去了一大片领土。这一次,三晋没能给楚国迎头痛击。因为就在这一年(公元前396年),魏文侯去世了。魏文侯即位的时候,正是春秋战国之交,天下纷纷乱乱,魏氏虽然三分晋国有其一,却因领土分散、强敌环伺而危机四伏。他以卜商为师,以田子方、段干木为友,大胆起用李悝变法图强,发展经济。又借助吴起的军事才能开拓疆土,向西夺得秦国河西之地,向北将中山纳入囊中,向东讨伐齐国至长城,向南将楚国逼退到方城。他还纯熟地运用政治外交手腕,将三晋紧紧团结在一起,结成了战国前期最强大的军事同盟,迫使周天子承认三晋的诸侯地位。他用半个世纪的时间,开创了魏国百年强盛的基业。中国式政治:功高盖主魏文侯死后,太子魏击即位,即魏武侯。新的领导人上任,第一件事当然是到自己的领地上走一圈,接见当地的官员,听听人家表忠,笼络一下感情,顺便发表一番讲话,好让大家组织学习。魏武侯首先来到河西郡,受到郡守吴起的热烈欢迎。吴起还陪同他乘船沿河而下,沿途观赏河西的风光。这些年来,河西在吴起的治理下,政通人和,百业俱兴,不只当地人民安居乐业,就连洛西的秦国居民也时有偷渡过来谋生的。在中国的古文化中,“远人来服”是大好事,如果连敌国人民都来投奔,更是好上加好。吴起因此声名远扬,原来人们只知道他会打仗,现在知道他是文武全才,由此亦可见魏文侯用人之明。船到中流,魏武侯有感而发:“山河如此险峻,寡人可以高枕无忧了!”陪同人员中有个名叫王错的大夫,马上附和道:“当年晋国就是凭借着这山河之险成为天下的霸主,只要您好好经营,必定也能成就霸业。”王错这个马屁拍得有水平。三家分晋,赵在北,韩在南,魏国分到的地区,包括了原来晋国的都城,所以魏人常以晋人自居。魏武侯也常以恢复晋国的荣耀为己任,听到王错此言,不觉莞尔一笑,问吴起道:“太守以为如何?”吴起回答:“主上说的话,已经很危险了;王大夫又随声附和,那就更加危险!”此言一出,满座皆惊。魏武侯皱了皱眉头说:“太守何出此言?”吴起说:“国家稳定,不在山河之险,而在君侯之德,王图霸业更是如此。当年三苗氏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不修德义,结果被大禹所灭。夏桀居住的地方,左有天门,右有函谷,北有高山,南有伊洛,然而为政不善,结果被商汤所灭。商纣王的领地,前有黄河,后有太行山,不可谓不险阻,结果被周武王打败自杀。所以说,国家的安全和王图霸业,在德不在险。如果主上不修德行,那就真是孤家寡人,这船里的人,全都有可能是您的敌人!”魏武侯连连点头称善,说:“今天总算听到圣人之言啦!西河的事情交给您办,寡人很放心!”放心归放心,考虑相国人选的时候,魏武侯却把“你办事我放心”的吴起撂到一边,选择了政绩平平的田文。吴起很想不通,找上门去对田文说:“我想跟您论论功劳,可以吗?”田文早有思想准备,说:“可以。”吴起说:“率领三军之众,将士莫不用命,敌国不敢入侵,您比我如何?”田文说:“我不如您。”吴起说:“领导百官,亲近万民,充实府库,您比我如何?”田文说:“我不如您。”吴起又问:“镇守西河,秦军不敢东向,韩、赵俯首称臣,您比我如何?”田文说:“那我更加不如您,我哪有那本事啊!”吴起说:“我就奇怪了,您什么都不如我,官位却在我之上,这是为什么呢?”田文装作恍然大悟的样子:“闹了半天,您是想问这个啊?”吴起说:“正是。”田文说:“您既然问了,我也不妨直说。您想,主上刚刚即位,在朝中尚未确立威信,百姓对他也不是很了解。这种时候,您觉得他会将国事交给您还是交给我呢?”说白了,你吴起上马能打天下,下马能治天下,功高盖主,国君对你很不放心,只愁找不到机会限制你的权力,怎么可能让你当相国?别做梦了。吴起一下子醒悟过来,朝田文作了一揖,说:“相国之位,确实非您莫属。”这就是中国式的政治,一句功高盖主,憋死多少英雄汉!战争仍在继续。公元前391年,三晋联军再度讨伐楚国,在大梁、榆关再度大败楚军,魏国从此将大梁据为己有。公元前390年,齐国讨伐魏国,取襄陵(今河南省睢县)。公元前389年,秦国出兵讨伐魏国。吴起率步兵五万、战车五百、骑兵三千,在阴晋(今陕西省华阴)大败秦军。公元前387年,吴起率魏军讨伐齐国,势如破竹,一直攻至灵丘(今山东省滕县),报了三年前的襄陵之仇。就在这一年,田文去世了。公叔痤的阴谋田文的去世让吴起心里又燃起了希望——这一次,无论如何该轮到他了吧!吴起觊觎相国这个职位,一方面自是贪恋权力,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一偿夙愿。别忘了,当年他离开卫国,可是发过重誓,不当上卿相,就再也不回来了。这么多年来,他离梦寐以求的卿相都只有一步之遥。然而就是这一步之遥,似乎成为了不可逾越的障碍,叫他如何不郁闷?事实证明,希望越大,失望越大。魏武侯很快任命公叔痤为新的相国。如果说,前番任命田文还算情有可原的话,这次任命公叔痤,就不只是吴起一个人有意见,朝野之间也有颇多微词了。大伙普遍认为,年纪轻轻的公叔痤之所以能当上相国,只有一个理由——他是魏武侯的女婿。有很多人为吴起鸣不平。这些话渐渐传到了公叔痤的耳朵里,由此引起的反应是嫉恨。公叔痤嫉恨吴起的才能。吴起有才,举世皆知。然而田文不嫉恨,是因为田文无才,压根没想过要跟吴起比。公叔痤就不同了,从后面的历史看,公叔痤也算是个有才能的人——当然,如果跟吴起比起来,还是差那么一两个级别的。半缸水嫉恨一缸水,世之常理。公叔痤想害吴起,但是苦于找不到机会。他的心思连仆人都看出来了。有一天,一个仆人对他说:“要赶走吴起,其实是件很容易的事。”公叔痤说:“哦?”仆人说:“吴起这个人,很爱惜自己的名声。您可以跟主上说,吴起太有才能了,魏国又不大,而且与秦国搭界,恐怕他不会想长久留在魏国。”公叔痤白了他一眼,心想魏国确实不算大,但是魏国很富强啊!再说用这种办法,能赶走吴起吗?仆人看出了公叔痤的疑问,附在他耳边又说了几句话。公叔痤的眉头由皱到舒,连连点头。不久之后,魏武侯和公叔痤一起吃饭,公叔痤便将仆人教给他的话对魏武侯说了一遍。魏武侯说:“寡人也时常在想这个问题,而且听说吴起因为没当上相国,对寡人很有点意见,说不定哪一天他就不干了,跑到别的国家,那可怎么办?”公叔痤说:“是啊,如果此人为别国所用,对咱们魏国来说,可不是闹着玩儿的。”魏武侯说:“那你有什么好建议?”公叔痤说:“依下臣之见,主上不如通过婚姻来稳住吴起,将公主嫁给他。他如果接受,说明他没有异心,他也会更加感念主上的恩德;如果不接受,那咱们就要好好考虑一下该怎么办了。”魏武侯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他膝下已经成年的公主没有十个也有八个,嫁一个给吴起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嫁谁不是嫁?于是同意了公叔痤的提议,马上派人宣召吴起回安邑,准备亲自向吴起提亲。吴起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风尘仆仆赶回来,一进城就遇到公叔痤。公叔痤很热情地说:“听说主上宣召太守,想必将有要事托付,下官特在此迎候,想请您到寒舍一叙,只拉家常,不谈工作,权当为您接风。”吴起见公叔痤说得如此谦卑,便跟公叔痤坐同一辆车,一起来到了相府。不消说,晚宴办得十分丰盛,宾主尽欢。正喝到兴头上,门外的仆人突然报道:“夫人到!”夫人自然就是相府女主人,也就是魏武侯的公主。公叔痤本来笑意盈盈,闻听此言,立马变了脸色,赶紧整顿衣冠,坐得笔直。乐师们唱得走了音,舞女忙不迭地退下,侍酒的仆人也战战兢兢,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席间的空气仿佛由春天一下子进入

                        今河北定州)发起进攻。李克用的部下时任邢洛节度使的李存孝得到消息后,建议李克用进攻镇州(今河北正定)进而牵制王镕,以解定州之围。十月李克用命令李存孝从南面攻打镇州,又让李存信、李存审自井径方向出兵增援。由于沙陀军队骑兵优势明显,河东军队在临城西北的龙尾冈打败镇州军队,杀敌近万人,并一举攻克临城,随后又包围了元氏、柏乡。王镕抵挡不住李克用的进攻,于是向幽州的李匡威求援,李匡威领兵前来增援后,李克用鉴于军队刚刚结束战争需要休整,于是在大肆劫掠之后,退兵邢州(今河北邢台)驻守。面对失败,李匡威、王镕当然不肯干休,景福元年(892年)正月,李、王二人继续合兵一处,发动大军十余万人对李克用掌控的尧山发起进攻,李克用派大将李嗣源领兵迎击,结果幽镇联军大败而归。当时处在幽、镇之间的王处存感受到了来自李、王二人的极大压力,担心就此会被吞并掉,于是主动联合李克用,趁势合兵攻打王镕,并成功攻克了天长镇。天长镇是王镕的治所门户,王镕急忙组织人马反扑,在新市(今河北新乐)偷袭李克用得手,将其打败。李克用没有想到王镕居然还有还手的实力,他担心王镕的背后或许会有增援部队,于是在没有摸清敌情的情况,他决定退守栾城以观其变。当时面对藩镇们在河北地区的互相征伐,朝廷无计可施,只能是下诏劝其和解,但丝毫没有效果。河东、卢龙、成德、义武四大藩镇对朝廷的诏令置若罔闻,所以攻伐依然不断,战火依旧继续。八月,李克用带领少量兵马进行北巡,当到达代州(今山西代县)西北的天宁军时,他得到了一个紧急消息,李匡威与赫连铎领兵八万攻打云州,鉴于自己手中兵马不多,李克用急忙派人回晋阳召大将李君庆出兵救援,自己则带领兵马悄悄进入新城(今山西朔州),又派人在神堆(今山西大同西南)设下埋伏,俘虏了吐谷浑巡逻骑兵三百人。李匡威与赫连铎听到吐谷浑骑兵被擒的消息后,以为李克用对云州早有防范,于是不再敢向云州进兵,而是就地驻兵观望。事实上,以李匡威与赫连铎的实力来看,如果不进攻云州,应该立即撤兵回到本镇,留在半路实在不是明智之举。果然在八月二十七日的时候,李君庆领兵赶到新城,与李克用合兵一处进入云州,开始对云州加强守卫。这样一来也就使李匡威与赫连铎失去了进攻云州的绝好机会,而且李克用并不想就此打一场云州守卫战,而是在次日就发起对李匡威的反攻。当时李匡威实在没有想到李克用会主动出击,结果因为仓促应战被打得溃不成军,被迫烧掉营垒一路逃窜而去,李克用驱兵全力追赶,在天成军(今山西灵丘东北)两军再次展开激战,李匡威再一次被打败。就在李克用在河北地区耀武扬威地接连打败李匡威与赫连铎时,一个消息传到了他的耳中,使他不得不主动退出与李匡威、赫连铎之间的征战。因为他的养子、时任邢洺节度使的李存孝与王镕、朱全忠结盟,上表朝廷将邢、磁、洛三州之地交还朝廷,并请求皇帝李晔赐旌节讨伐李克用。河朔战火李存孝,本名安敬思,自少年时代起就跟在李克用身边,因善于骑射勇冠三军,被李克用收为养子,身经百战,为李克用立下汗马功劳,河东军将士皆畏惧三分。李克用还有个养子名叫李存信,出身回鹘,也是能征善战,而且文武双全,甚得李克用的宠爱。但是李存信与李存孝二人互相争功,各不相让,矛盾十分突出。大顺元年(890年),李存孝在李克用与朱全忠争夺潞州城时表现十分英勇,一举从朱全忠的手中夺回了潞州,他本以为李克用会将潞州划归自己管辖,没想到却划给了康君立,因此对李克用开始产生不满,并怀疑是李存信从中作梗而致。大顺二年(891年),李存孝镇守邢州时,想立个大功与李存信争宠,于是他建议李克用攻打镇州的王镕。虽然李克用同意了李存孝的建议,但时间已经是两个月后的事情。后来王镕围攻尧山,李存孝救援不力,李克用任命李存信增兵救援,而两个人互相猜忌,致使救援工作停滞不前,李克用只得改派另一员大将李嗣源前去迎战。战事结束后,李存信回到晋阳,来个恶人先告状,诬陷李存孝私自与王镕、朱全忠结盟,而李存孝在邢州得到消息后,怀着对李克用的不满,干脆扯旗造反,公开与王镕、朱全忠结盟。李克用没有料到李存孝会背叛自己,于是在景福二年(893年)二月,他亲自率领大军围攻邢州。当时王镕派部将王藏诲送书劝其二人和解,李克用恼羞成怒,不仅处斩了王藏诲,还兴兵攻打王镕,并在大平山将王镕打败。李克用又领兵进攻天长镇,连续进攻数日没有攻下。王镕接连派三万大军前去救援,但全被李克用击败,李克用进而又攻克井陉,虽然在此之前李存孝派兵进入镇州增援王镕,但自感形势危急的王镕,还是决定向朱全忠求救。面对王镕的求救,当时正与时溥打得难解难分的朱全忠,无法抽调出兵力增援王镕。于是他只得写信威胁李克用,告诉他如果继续攻打王镕,自己将发兵救援。李克用早知道朱全忠是在蒙人,在回信中的态度也是十分强硬,他告诉朱全忠,如果手中真有能够作战的军队,尽管派出来,自己将尽力应战,并约好交战地点,就在常山。朱全忠接到李克用的信后,鉴于和时溥一战还没有结束,便没再继续挑衅,所以李克用继续攻打王镕。不过王镕虽然没能得到朱全忠的增援,但幽州的李匡威还是很够意思,当他得知王镕遭到李克用的攻击后,立即发兵赶来增援,并在元氏打败李克用的军队。李克用担心会遭到王镕、李存孝、李匡威的三军连击,于是领兵南下直扑李存孝所在的邢州。景福二年(893年)七月,王镕派兵增援李存孝,不过其援军却在平山坡被李克用击败。此时王镕因为在此之前连续失利,形势已经极为不利,当时面对李克用这个强敌,王镕内心十分畏惧,因此他向李克用请求议和,并声称愿意出兵二十万帮助李克用打下邢州。而李克用当时急需粮食,所以接受了王镕的请和。王镕与李克用议和后,李克用可以全力对付李存孝,他从栾城会合王镕的三万兵马南下任县,而李存信则屯兵琉璃坡,将邢州城包围。面对几路大军的围攻,李存孝毫不畏惧,时常出兵交战,并曾经利用夜色偷袭李存信的营地,俘获其手下部将孙考老。李克用的几路大军围攻邢州,很长时间没有攻下,这对于手中粮食不多的李克用来讲不是什么好事儿。所以他准备在邢州城外环城挖濠筑垒之后,只留下王镕和李存信继续围攻邢州城,自己则领兵退回晋阳。针对李克用的这种部署,有人建议李存孝暂时闭城不战,等到李克用离开之后,再与王镕、李存信等人决一死战。李存孝采纳了这个建议,但他低估了李克用挖濠筑垒的作用,等到李克用完成挖濠筑垒之后,李存孝才明白,所有的人马都无法逾越出城,他现在所能做的就是困在城里等死。乾宁元年(894年)三月,邢州城内粮食断绝,李存孝无计可施,只得登上城墙向李克用求饶。他告诉李克用之所以会反叛,完全是因为被谗言中伤,希望能够和李克用见上一面,当面将事情解释清楚。李克用当时让夫人刘氏入城去见李存孝,刘夫人说服李存孝出城来见李克用。李存孝伏地请罪,说自己立有战功,如果不是李存信逼迫,自己断然不会背叛义父。但是李克用不为所动,他斥责李存孝说他给朱全忠、王镕写信骂自己,难道也是李存信逼迫的吗?最终李克用命人将李存孝押回晋阳,在牙门外将其处以车裂之刑。事实上,当李存孝被押回晋阳决定判处死刑之时,李克用因为爱惜其才,依然希望能够有人站出来为他求情,然后趁势免其死罪。然而当时诸将全都嫉妒李存孝的才能,竟无一人站出来说话。李存孝死后,李克用一连十多天不理军务,情绪产生极大的波动,最关键的是他的这种不稳定情绪,最终致使他自剪羽翼,使自己的实力受到损耗。例如大将薛阿檀,因为与李存孝关系密切,在李存孝死后。担心受到牵连,看到李克用情绪失控后自杀身亡。又如乾宁元年(894年)八月,时任昭义节度使的康君立到晋阳拜见李克用,本来李克用十分高兴,设宴为其接风洗尘。可是在席间忽然想起死去的李存孝,不禁放声痛哭起来,康君立因为与李存信关系较好,便出言劝慰李克用说李存孝之死是罪有应得,不足为惜。没想到李克用听完后勃然大怒,抽出宝剑向康君立砍去。康君立被砍成重伤,李克用却不让人为他医治,将其囚于马步司。过了几天,李克用觉得如此对待康君立有些过分,便下令将他放出来,可是那个时候康君立已经死去。对于李克用而言,接连失去几员大将,使得本镇的实力大为受损,自此之后,更是无力再与身在汴州地区的朱全忠对抗。这反而让朱全忠渔翁得利,成为了藩镇中最为强大的一支(“朱全忠独盛矣”)。而且情绪的失控不仅让李克用自损羽翼,更让本有机会成功占领幽州的他失去了独占幽州的绝好机会。当王镕得到李匡威的援救,解除了李克用的威胁后,李匡威便带兵返回幽州,没想到当他走到博野时,其弟李匡筹在幽州自称留后,夺了李匡威的兵权。当时幽州的局势十分混乱,李匡筹虽然自称留后,但是人心不服。幽州的刘仁恭戍守蔚州(今山西灵丘)时听说李匡筹篡立,便带着人马攻打幽州,可是在居庸关被李匡筹打败,刘仁恭只得逃奔河东投靠李克用。不过,刘仁恭虽然投靠了李克用,但他不想长期客居河东,多次请求李克用拨给他一万人马继续攻打幽州。当时李克用正在集中精力攻打邢州,一时抽调不出更多的人马,只给了刘仁恭几千人马让他去攻打幽州,这无异于以卵击石。李匡筹看到李克用不过如此,便多次派兵侵扰河东之地。乾宁元年(894年)十一月,李克用被李匡筹彻底激怒,在平定李存孝叛乱后,开始组织兵力对幽州卢龙军发起猛攻,很快便攻克了武州(今山西繁峙),并进围新州(今河北涿鹿)。十二月,李匡筹派一万人马营救新州,李克用选精兵在段庄进行阻击,当时由于卢龙兵猝不及防,几乎全军覆没,多人被活捉,河东兵将这些人用绳索连成一串,绕新州示众。当天夜里新州守将见大势已去,于是举城投降。十二月二十三日,李克用又发兵进攻妫州。次日李匡筹派兵出居庸关增援,李克用再次选派精兵采取围城打援的策略,打败李匡筹的增援人马。二十六日,李匡筹见幽州城难以坚守,于是携带家眷逃往沧州,结果被义昌节度使卢彦威杀害,幽州城就这样落入了李克用的手中。乾宁二年(895年)正月,幽州数万军民载歌载舞地迎接李克用进城。李克用在幽州城进行了声势浩大的阅兵式后,带兵返回河东,只留下义子李存审和刘仁恭分兵讨伐还未归顺的州县。为了使幽州更牢固地掌控在自己手中,李克用上疏朝廷,请求以刘仁恭为幽州留后驻守幽州。皇帝李晔批准了李克用的奏请,这本来是个很好的安排,但在李克用离开幽州后,驻守幽州的河东兵骄横不法,完全不将刘仁恭放在眼里,刘仁恭被迫处死了许多河东士兵。李克用对此十分生气,写信责备刘仁恭,而刘仁恭将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自此之后李克用与刘仁恭的矛盾开始不断加深。乾宁四年(897年),李克用为了迎回流亡在外的皇帝李晔,决定出兵关中,为皇帝李晔回京扫平障碍。他向刘仁恭征兵,而刘仁恭却谎称契丹时常南下入侵,需要大军防御,拒绝为李克用提供兵源。李克用因此多次写信催促,而刘仁恭却是拒不从命,而且在回信中秽语连篇,搞得李克用十分恼怒。八月,情绪失控之下的李克用亲率大军讨伐刘仁恭,九月五日领兵抵达介于蔚州和妫州中间的安塞军,随后开始展开了对刘仁恭的进攻。刘仁恭派部将单可及率领骑兵迎战,当时李克用正在营帐中饮酒,而且喝得有些神志不清,当他听到探马来报,说刘仁恭的军队到达时,神志不清的他仓促带兵出击,当时天降大雾,单可及的部将杨师侃在木瓜涧设下伏兵,打败河东军队,后来只是因为天降大雨方才撤兵,但是此时河东兵马已经损失过半,李克用醒酒后才知道军队战败,只得带领残部撤兵回到本镇。幽州本来是李克用新占据的地盘,但终因为情绪失控,使得幽州之地从自己的手中丢失。虽然他的实力依旧强大,但比起他的老对手朱全忠,李克用实力下降得十分明显,而反观朱全忠则在中原地区打得顺风顺水。吞并徐兖朱全忠在解除秦宗权的威胁后,便想进一步兼并兖、郓之地,然而朱瑄、朱瑾二人对自己有恩,而且又已经和自己结为兄弟,他为找不到借口而苦恼。当时手下谋士敬翔为朱全忠献上良策,让士兵们扮作叛逃者,逃进兖郓之地,到时可以打着惩治叛徒的名义进兵兖郓之地。朱全忠依计而行,命令部分士兵逃往兖郓之地。朱瑄、朱瑾早就羡慕朱全忠有一支强悍的军队,因此面对叛逃过来的汴州之兵,他们全部收留。这就给了朱全忠以口实,他写信责备朱瑄招降自己的士兵。朱瑄为此大为不满,在回信中语气强硬,朱全忠就是利用这个机会,终于找到了出兵的借口。光启三年(887年)八月,朱全忠派朱珍、葛从周进攻曹州(今山东菏泽),杀死刺史丘弘礼,并乘胜进军濮州(今山东甄城)。朱瑄、朱瑾领兵迎战,双方在刘桥相遇,结果朱氏兄弟被朱全忠大败,被迫只身逃跑。九月,朱珍对濮州再次发起进攻,朱瑄派其弟朱罕带领万余人进行增援,而朱全忠则在濮州以东六十里外展开对朱罕的阻击,致使朱罕全军覆没。十月,朱珍攻克濮州,进而包围郓州,在形势危急之下,朱瑄让弟弟朱裕写信向朱珍诈降,约定充当内应,结果朱珍中计,领兵偷袭郓州,朱瑄打开城门放朱珍进城,结果入城者全部被歼。朱瑄乘胜收复濮州,自此之后朱全忠与朱氏兄弟公开决裂,双方形成水火不容之势。当时朝廷因淮南地区久经战乱,想找一个强藩加以镇抚,便任命实力较为强大的朱全忠兼任淮南节度使、南面招讨使。野心勃勃的朱全忠接到诏令后,立刻委任宣武行军司马李璠为淮南留后,派牙将郭言领兵千人护送李璠上任。而时任感化节度使的时溥认为,在镇压黄巢起义的过程中,自己的功劳要比朱全忠大,听说朱全忠被朝廷任命为淮南节度使,心中颇为不平。他知道从汴州到淮南,朱全忠必须要经过自己的领地,所以朱全忠派人向时溥借道时,时溥不仅断然拒绝,而且派兵袭击了保护李璠即将进入自己领地的郭言的军队。郭言无奈之下只得退回汴州,而时溥就此也与朱全忠结怨。从整体实力来看,朱瑄、朱瑾兄弟和时溥都无法与朱全忠相比,因此羽翼渐丰的朱全忠决定趁天下大乱,唐室衰微之际,全力经营东方,在灭掉秦宗权后,吞掉时溥,再行兼并兖郓之地。可是让朱全忠想不到的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事件使他暂时推迟了自己的计划。文德元年(888年)二月,魏博镇发生叛乱。魏博节度使乐彦祯残酷暴虐,将其辖区六个州的百姓都征调到魏州,修筑方圆八十里的罗城,百姓深受其劳苦之害。乐彦祯之子乐从训尤为凶狠,早在中和四年的时候,宰相王铎路过其辖境,他在高鸡泊设伏将王铎杀害,朝廷对此也无可奈何。乐从训还组织了一支由五百名亡命徒构成的亲兵人马,魏博镇的牙兵对此经常惴惴不安,担心地位被这五百人取代,因此伺机铲除这些人。乐从训知道后,担心被牙兵加害,最终逃出魏州,被乐彦祯任命为相州刺史。乐从训虽然逃出了魏州,但他经常派人向魏州城运送武器。他的这种做法引起了魏州牙兵极大的恐惧,乐彦祯见牙兵情绪不稳,担心发生动乱,急忙向朝廷申请辞职,愿意到龙兴寺削发为僧,而后牙兵们推举都将赵文玠为留后。乐从训听说其父被迫退位,便率领三万兵马攻打魏州,赵文玠闭城不战,牙兵们认为他畏怯,于是将其杀害,又拥立牙将罗弘信为留后。罗弘信当时倒是十分有胆量,率领牙兵

                        以济中兴,引利偿害,以百易万可矣。李亨在得知张巡等人被害的消息后,心中久久不能平静。他亲自下诏对睢阳保卫战中立下功劳的众将给予嘉奖:追赠张巡为扬州大都督,许远为荆州大都督,南霁云为开府仪同三司、灵州大都督,又优恤其子孙,免除睢阳三年的赋税徭役。同时封张巡之子张亚夫为金吾将军,许远之子许玫为婺州司马,并在睢阳修建祠庙,以不时凭吊张巡等众人英灵。事实上,张巡等人血战睢阳的事迹能够流传到今天,我们还应该感谢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李翰,时任监察御史。在张巡等人被害后,并不是所有人全都对他们抱有同情之心,很多人认为张巡死守睢阳不肯撤离是一种愚蠢的行为,与其在城中杀人而食,不如弃城以求东山再起。有鉴于此,李翰专门为张巡撰写了传记呈献李亨,他认为很多人不知道睢阳的战略地位对于大唐帝国的重要性,所以胡乱发表议论。张巡坚守睢阳孤城,是为了保住江淮的物资供应基地,在城内杀人而食,实属于无奈,并非张巡的本意,希望皇帝陛下不要听信。李亨看完李翰为张巡撰写的传记后,下令将张巡等人血战睢阳的事迹写进国史中,以让千秋万代明晰张巡等人的功勋。千百年后,当年那场惊心动魄的厮杀早已经远去,但张巡等人表现出的那种赤胆忠心、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却依然被人们称颂,他们那些惊天地、泣鬼神的事迹将千古流芳,永垂青史。有的人活着,但犹如死了一般。而有的人死了,却仍如活着一样,让人们永远不能忘记。光复两京睢阳保卫战虽然最终以唐军失败告终,但由于张巡等人的奋力抵抗,不仅粉碎了叛军南下江淮的计划,更让身在凤翔的李亨喘了一口大气。郭子仪在清渠之败,让安庆绪找到了进攻睢阳进军江淮的机会,但他在睢阳投入了过多的兵力,致使无暇再率兵西进顾及凤翔。事实上,睢阳之战进行得最为惨烈时,客观上也是李亨最为轻松的时候,虽然他无法替睢阳解围,但他却利用睢阳战事颇紧,叛军无暇西顾的时候,决定收复长安。至德二年(757年)九月,就在张巡等人血战睢阳的时候,李亨命令唐军主帅广平王李俶和副帅郭子仪率领各路人马出扶风直奔长安,决定以最快的速度趁机收复长安。九月二十七日,唐军在长安城西四十里处安营扎寨,稍事休整后李俶决定迅速开战。在他的指挥下,唐军在香积寺(今陕西长安县南)以北、沣水以东摆开阵势,前后绵延三十里,宛如一条长龙。当时郭子仪吸取了此前清渠之败的教训,为了避免第二次遭到安守忠步骑兵夹击,郭子仪特意加大纵深部署,增强侧翼的掩护,以李嗣业为前军,王思礼为后军,郭子仪自己坐镇中军形成首尾呼应。面对唐军布下的阵势,安庆绪派出部将李归仁率领十万人马出长安城迎战,在唐军北面布下阵势,一场事关双方胜败,甚至是生死存亡的大会战至此正式开打。及战,李归仁率先出阵挑战,唐军前军在李嗣业的率领下急速冲杀过去应战。李归仁故技重演佯装败逃,将唐军诱至其阵前,然后叛军迅速合围,致使唐军措手不及,一时间阵脚大乱。幸好在危急时刻李嗣业一声疾呼,稳住了阵脚,然后脱下战袍裸露上身,手执战刀一边高呼冲锋,一边杀入敌阵,长刀挥处叛军人马死伤无数。叛军见到李嗣业勇猛无敌,一时间有些心虚,所以包围圈开始逐渐散开,李嗣业利用这个机会,组织唐军手执战刀排成横队,如一面墙一样,开始向叛军反攻。在怛罗斯之战中,李嗣业率领的陌刀手阵形,曾经让大食人尝尽了苦头。这一次面对叛军同样不例外,渐渐的唐军的反攻开始显露出威力,在这些陌刀手的进攻下,叛军开始向后撤退,但李归仁显然并不甘心就此失败,唐军进攻的时候,他下令自己的主力部队向后撤退,尽量不和李嗣业率领的陌刀手进行正面交锋,然后他又下令让埋伏在东侧的骑兵部队从唐军前军的侧面绕到背后,准备突然发动冲击。事实上,李归仁确实找到了破解陌刀手阵形的办法,但让他想不到的是,他的骑兵刚一开始移动时,就被唐军的探马发现。于是探马急报郭子仪,郭子仪果断下令左厢兵马使仆固怀恩率领回纥精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从叛军骑兵的侧部迅速迂回到其后方突然杀出,结果叛军惊慌失措四散而逃,仆固怀恩几乎全歼叛军的骑兵部队。在双方骑兵交战的过程中,李嗣业率领陌刀手依然冲击着叛军战线,当得知仆固怀恩的骑兵打败了叛军骑兵后,他下令让陌刀手阵形分成两段,其中一段继续冲击叛军的防线,达到吸引叛军注意力的目的,另一段从侧面迅速绕到叛军背后,与大军前后夹击叛军。刹那间,战场上万马奔腾,刀剑撞击声不绝于耳,士兵的喊杀声震天动地响彻云霄,这场血战从晌午时分一直持续到夕阳西下,最终以唐军大获全胜告终,共歼灭叛军将近三万人。这场战役对于唐军而言最重要的不是歼灭了多少叛军,而是在叛军大败后的当天夜里,如惊弓之鸟的叛军守将安守忠、李归仁、田乾真各率本部人马仓皇逃出长安,退保陕郡。至此,长安又再次回到大唐的手中。九月二十八日,李俶和郭子仪率领各路大军高奏凯歌进入长安,京城百姓倾城而出,箪食壶浆夹道欢迎唐军重新回到这座本应属于他们的城池。这一刻很多人已经等了很久很久,当他们看见唐军那迎风招展的旌旗时,很多人甚至喜极而泣,口中始终重复“不图今日复见官军”的话语。九月二十九日,重创叛军与收复长安的消息传到了凤翔,李亨知道后高兴得热泪盈眶,当天即派宦官啖庭瑶前往蜀中向李隆基报捷,同时命令尚书左丞裴冕先入长安,告慰诸位先帝并代自己安抚百姓。唐军虽然收复了长安,但广平王李俶和郭子仪并没有在长安过多停留,经过三天的休整后,他们留下太子少傅虢王李巨为西京留守,率领人马踏上征程,准备乘胜一举收复东都洛阳。从长安出来后,郭子仪率领前军人马首先攻打潼关,歼敌五千旗开得胜,继而又接连收复华阴(今陕西华阴县)、弘农(今陕西灵宝)二郡。进入十月又攻下武关(今陕西丹凤县)、上洛(今陕西商县)二郡,唐军挟带收复长安的勇猛,一路势如破竹地逼近到洛阳附近的陕郡。唐军的行进速度如此之快,的确出乎安庆绪的意料,还在唐军攻打上洛的时候,安庆绪就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丢了长安已经让他很是不爽,无论如何洛阳是必须要保住的。为此他急忙征调驻守洛阳的叛军,由严庄率领倾巢而出陕郡,与从长安败退过来的安守忠、李归仁等部会师,合力抵抗唐军。就当时的叛军实力来讲,虽然刚刚丢掉了长安,但防守陕郡的力量并不薄弱,安庆绪派出的人马加上安守忠、李归仁等部的人马,加起来将近有十五万人,所以说唐军这一仗并不轻松。十月十五日,李俶和郭子仪率领唐军进至曲沃城(今河南灵宝东北),安庆绪得知消息后,命令严庄带领人马主动应战,于是双方在新店(今河南陕县西)展开了一场遭遇战。新店地势险要,山高壁陡峰回路转,叛军依据这种地势依山布阵,准备和唐军决一死战。及战,叛军由于居高临下,在唐军刚刚进入山区时,叛军从山体两侧发起猛烈的冲击。和先前在长安沣水旁一样,唐军开始处于不利境地,尤其是前军士兵死伤无数,不得不且战且退。叛军乘胜下山追击,唐军前军基本上已经被冲得七零八落不成样子。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原本在唐军中军侧翼的回纥军忽然绕道南山之下,在叛军的后方排成箭阵,这下让叛军不禁惊出一身冷汗。回纥部落由于士兵身强体壮,善于骑射,而且骑兵突袭的方式很特别,是唐军陌刀阵的“骑兵加强版”,所以中原的士兵和回纥骑兵交手时从内心会产生一种抵触情绪。“回纥至矣!”人群中不知道是谁高喊了一声,就是这一声高喊,开始让叛军阵脚大乱,先前对唐军前军的冲击逐渐转变为叛军人马四散惊逃。而唐军这边的郭子仪是绝对不会放过这个有利时机的,他重整唐军人马和回纥军前后夹击趁势大败叛军,严庄、安守忠等人只得率领人马放弃陕郡退守东都洛阳。对于安庆绪而言,洛阳成为了一座名副其实的孤城。严庄逃回洛阳后,向安庆绪报告了前方的战况,应该说新店之战安庆绪几乎将自己的老本搭了进去,当得知自己彻底血本无归之后,他不禁开始慌乱起来,在他看来,照这种形势发展下去,自己很有可能被唐军围歼在洛阳城里,所以安庆绪决定撤出洛阳城。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是安庆绪此时最现实的想法。十月十六日夜,安庆绪见大势已去,遂趁黑夜率领余部从洛阳南门奔逃而出,直往河北而去,在那里他将继续进行最后的殊死挣扎。十月十八日,唐军成功进占洛阳城,继成功收复长安后,沦陷叛军之手一年零十个月的东都洛阳也重归李唐王朝。唐军在新店之战中,能够成功反败为胜,回纥援军居功至伟,但天底下没有人会做亏本的买卖,在回纥援军尽力帮助李唐王朝收复两京的时候,他们也提出了条件,他们的条件是两京收复后,大唐要允许回纥援军在两京之内大肆劫掠三天。先前收复长安后,回纥由于考虑到洛阳还没有收复,所以他们尚且能够收敛。但这一次成功收复了洛阳,他们不再有所顾忌,争先涌进洛阳城进行长达两昼夜的疯狂抢劫,最后在郭子仪的强烈要求下,李俶凑足了锦缎万匹送给回纥,方才止住回纥的抢掠行为。无论是李亨还是李俶或许都未曾想到,正所谓成也回纥败也回纥,回纥这个名字与藩镇和宦官一样,居然在未来会成为李唐王朝的心腹大患,而且一直持续到唐朝灭亡。不过当时在李唐上层决策者看来,即使让回纥兵抢掠一番也是可以接受的事情,尤其对于时刻想证明自己的李亨来讲,毕竟成功收复了两京,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十月二十三日,李亨率领人马回到了京城长安,很多人本以为李亨会继续扩大战果,向依然占据河北的安庆绪发起最后的进攻,但出人意料的是,李亨并没有这么做,而是在长安城内搞起了封赏。先是大肆封赏有功之臣,而后便是对回纥的奖赏,全然忘记了身在河北的安庆绪依然具备较强的实力。事实证明,李亨的这种贻误战机做法,又给了安庆绪苟延残喘、重整旗鼓的机会,而唐军在不久后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功成身退唐军之所以能在短短的一个月内,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重创叛军,接连收复两京,除了前方将士前仆后继英勇作战之外,叛军内部的混乱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当然最关键的因素还是在于当时身在凤翔的以李亨为核心的唐廷空前稳定。凤翔朝廷的稳定为收复两京提供了可靠的保障,它不仅避免了当时朝廷内部同室操戈、自毁长城的内耗与纷争,而且也让后方朝野内外同心同德,竭尽所能地支持平叛。可以说,两京的迅速收复正是这种“合力”所产生的巨大效应。这种效应的产生李亨固然当居首功,但我们依然不能不提到另外一个名字,这个人就是李泌。李泌一出山便利用自己的才智成功保障了广平王李俶的安全,为李俶后来能够继承太子之位奠定了基础。李泌不是那种权势欲很强的人,在他刚出山那会儿,就曾经告诉过李亨等到两京收复后有意重隐山林。只是那个时候由于平叛任务重,李亨没有将李泌的话放在心上,一直到收复长安后,李泌重提旧话,李亨方才重视起来。至德二年(757年)九月,当李亨听到广平王李俶与郭子仪收复长安的消息后,他喜不自胜,在欣喜之余他一边让贴身宦官带着自己亲笔写的上表前往蜀中报告太上皇李隆基,恭请太上皇还京。一边急招行军长史李泌回到凤翔。李亨告诉李泌自己已经派出宦官准备迎回太上皇的消息,而且李亨有意在李隆基回来后,自己重新回到太子位置继续做一个臣子。但李亨的这种想法为李泌所反对。在李泌看来,如果太上皇李隆基看过李亨的上表后,一定是不敢回来的。因为李泌明白,李亨的这种态度虽然很是恭谦,但在太上皇李隆基看来,这明显带有一种讽刺。这等于是在说李隆基能够重新回来,完全是李亨的功劳,而且李亨是以皇帝名义写的上表,虽然他现在是皇帝,但面对太上皇的时候,皇帝这个身份还是收敛些比较好。虽然李亨没有想到这一点,但李泌作为旁观者看得却是十分清楚。于是,李泌让李亨急速召回已经派去前往蜀中的宦官,然后利用群臣的名义,重新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贺表,然后重新入蜀恭迎太上皇李隆基回来。对于李泌的提醒,李亨心怀感激之情,这件事情办完之后,李亨当晚将李泌留在宫中宴饮并同榻而眠。当夜君臣二人畅谈甚欢,李泌趁着这个机会再次提出了重隐山林的请求,君臣二人由此展开了一番颇为生动且充满玄机的对话。“陛下!臣现在已经报答了陛下的知遇之恩,臣想要重新归隐山林,恳请陛下恩准。”李泌趁着君臣二人氛围和谐的时候,终于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李泌的请求让李亨有些始料不及,虽然此前李泌曾经提过这件事,但他始终没当回事,今天当李泌再次提出这个请求时,李亨开始不解地问道:“朕与先生这些年来风风雨雨,患难与共,现在已经到了同享荣华富贵之时,不知先生何故想要离开朕?”“臣有五条理由不能留下来,所以恳请陛下能体谅臣的苦衷,允许臣离去吧!”显然,李泌早已经考虑好能够说服皇帝陛下的理由。“哦?五条理由?朕愿闻其详!”“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宠臣太深,臣功太高,发迹太奇,此五条理由所以臣不能留也。”李泌说完后,翻身下床跪倒在李亨面前。看到李泌态度如此坚决,李亨明白今夜如果针对这个话题无休止地讨论下去,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于是他伸手试图搀起李泌,然后笑着说道:“夜已经深了,先生先与朕安歇吧!这件事情以后再谈好吗?”“陛下现在与臣同床而眠,臣的请求尚且不能答应,更不要说日后在朝堂之上了,臣还敢能够有所请求吗?陛下如果现在不答应臣离去,这与杀死臣无异!”李泌没有理会李亨的搀扶,依然跪在地上斩钉截铁地说道。这下李亨愣在了原地,他没有想到李泌把这个问题看得那么严重,这让他颇为惊诧,于是他长叹一声,感慨地说道:“没想到先生对朕还有这样的疑心,朕怎么可能杀死先生呢?先生难道真将朕当成只能同患难、不能共富贵的越王勾践不成……”“陛下!您误会了!”李泌打断了李亨的话,然后抬起头来动情地说道,“臣正是知道您不能杀死臣,臣才斗胆要求离去归隐,如果陛下真要杀死臣,臣还敢如此直言吗?更何况杀死我的不是陛下,而是那五条理由啊!陛下过去待臣如此之好,臣遇事尚且不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何况现在两京已经收复,臣还敢直言吗?”言罢,李泌重新叩头在地。李泌的话语让李亨忽然想起此前不久他没有听从李泌先出兵攻占范阳的建议,这可能让李泌有些失落。“朕明白了,你是不是因为朕没有听从你先出兵攻占范阳的建议,而耿耿于怀?”“不!臣不是因为这件事,其实臣是因为建宁王李倓的事!”“建宁王?先生你应该知道建宁王是朕的爱子,在艰难之际立下大功,朕心中有数,可惜他受到小人的教唆,想要谋害广平王李俶,图谋太子之位,朕从江山社稷出发,不得已忍痛除掉他,这些先生都是知道的啊。”李亨的语气似乎开始急促起来。“陛下!建宁王如果真的想要谋害太子殿下,按说太子殿下应该憎恨他才对,可是每次太子殿下与我谈起建宁王时,都失声痛哭,说建宁王冤枉,现在臣已经下定决心要离开,所以才敢将此事向陛下说明。”李泌的声音似乎有些颤抖。“建宁王曾经夜晚偷摸广平王的门,是想要害死广平王的啊!”“陛下啊!这都是居心不良的奸佞之徒所进的谗言,建宁王孝友聪明,怎么可能做如此不仁不义的愚蠢之事呢?再说陛下过去想任用建宁王为天下兵马大元帅,是我请求陛下任用广平王的,如果建宁王真想谋害广平王,他应当对我恨之入骨才对。但他却认为我

                        儿寡母,实在算不得英雄好汉。袁世凯自己也觉得丢人,所以在结束这场戏之后,袁世凯再也没有见过隆裕太后。愧不敢见。接下来,袁世凯真的满足了隆裕的要求,不惜以自己不任大总统为威胁,跟各方势力好说歹说,总算是为隆裕母子争来了优待条件——每年有四百万元生活费,而且仍然可以住在皇宫。隆裕觉得以后还可以在紫禁城内做太上皇,性命无忧,生活也有保障,这似乎和原来也没有什么区别。于是坚定了退位的决心。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颁布退位诏书,宣布清帝退位,同意共和。延续了二百六十八年的清王朝,从秦始皇一统天下开始绵延了两千一百三十二年的帝制,摧枯拉朽般灭亡。清朝从摄政王多尔衮入关定都北京开基,最后也是以摄政王载沣结束,似乎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在此特地引用一首诗为清朝的灭亡道贺:辫子已随前清去,此地空余和尚头。辫子一去不复返,此头千载光溜溜。在此顺道提一句,这首打油诗的作者是“暗恋之王”——著名才子金岳霖,他所暗恋的女人,名字叫做林徽因。第七章孙中山与袁世凯大斗法

                        孙中山的绝命三招

                        1912年2月14日,孙中山这一次没有放大炮,他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向临时参议院递交了辞呈。作为开国元勋的孙中山从就职到辞职,只做了四十五天的临时大总统,成为中华民国历史上任期最短的总统。未能直接荡平北方一统天下,建立一个崭新的民国。这令孙中山很痛苦!努力工作吧!工作能拯救你,埋头苦干可令你忘记痛楚。孙中山也正是这么想的,距袁世凯正式上任还有一段时间,得赶紧发挥余热,把最重要的几件事给办了。重中之重当然是巩固革命成果,孙中山压根儿就不相信袁世凯。当然,这也是人之常情,你会相信一个素未谋面的人吗?2月15日,朝阳门外,紫金山下,明孝陵前,孙中山正在发表演说。孙中山的演说一如既往的精彩动人,下面听众的巴掌声差点就盖过了演讲者的声音。演讲先是宣告汉族光复、民国统一,内容波澜不惊,然而接下来的内容让人有些吃惊。孙中山说:我深信袁世凯肯定能让民国更加强大,但是有一条,临时政府必须定都南京,总统必须要到南京就职。这主要是因为北京受专制影响太大,建国初期要革故鼎新,定都南京有利于开创共和新局面。圈子里的人都知道,孙中山非要袁世凯到南京就职,真正的目的是以此来限制袁世凯。北方是袁世凯的老巢,只要他孤身南下,就会成为南方革命党的傀儡。但这并不是孙中山的杀手锏。他的杀手锏是正在筹备中的《临时约法》,这个《临时约法》可不简单,它是一个宪法文件。它的厉害之处在哪里呢?《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的政体实行内阁责任制,不再使用孙中山现行使用的总统制。《临时约法》里的这个内阁责任制,其真正含义是:由国会中获得多数议席的政党来组织内阁,且内阁责任制下的大总统做出的决定,要内阁总理签字以后才能算数。简单说来,大总统只有建议权,没有决定权,被彻底架空。孙中山特别害怕袁世凯拥有无上的权力,理所当然地就想起了内阁责任制,把内阁和议会的权力推到最高,而把总统的权力压得很低。值得一提的是,当初孙中山在南京当选总统后,在选择政体架构时,宋教仁坚持实行内阁责任制,孙中山回答:“现在是非常时期,没有一个强权的大总统就不能进行强有力的革命斗争!”宋教仁只能沉默(唐德刚《民国前十年》)。因为《临时约法》目前还只是一个草案,所以孙中山下了死命令:你们临时参议院必须在袁世凯就任之前把所有条文全部搞定。孙中山通过以上行动向袁世凯提出了就任总统的三个先决条件:一、必须定都于南京。二、袁世凯必须到南京就职。三、袁世凯必须遵守南方给他定制的《临时约法》。这三个条件就像三道紧箍咒,紧紧地附在了袁世凯这个新科大总统的头上。但袁世凯会接受吗?1912年2月15日,这个时候的南京处于一年中最阴冷的时节,孙中山终于完成了卸任前最重要的事情。剩下的事情都是按套路出牌,乏善可陈。当天下午,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投票选举临时大总统。意料之中,袁世凯以全票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顺带提一下,黎元洪也全票当选为副总统。凯哥的第一招得知自己当选为总统的袁世凯并不兴奋,他沉浮宦海三十余年,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岂能看不出孙中山的用意?袁世凯的应对策略十分简单:以退为进。此招虽然不新鲜,但十分管用。袁世凯不紧不慢地向南京发去一封电报:我德望和能力都不够,不敢担任总统一职。而且如今北方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目前不便南下。我经过反复考虑,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我退出竞争。袁世凯的电报一公布,各方舆论纷纷对定都南京一事表示反对。立宪派反对,章疯子反对,黎元洪反对,甚至南京革命党内部也大唱反调,公开指责孙中山,你就是在故意挑起事端!孙中山知道消息后,心里倒是乐意袁世凯辞职不干,但他没有想到,大部分人都不支持他定都南京的决心。可孙中山也不是迂腐的人,性格果毅,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你不来是吧?那我就上门把你拉过来!2月27日,由孙中山派出去迎接袁世凯到南京就职的“南方代表团”到达北京。这个欢迎团阵容十分豪华,团长是蔡元培,主要成员有汪精卫、宋教仁等人。袁世凯的表面功夫做得也很到位,他迎接南方代表团的规格也很高……此处省略一千字,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国庆祝重大节日时的场面。南方代表团被安排到了特意准备好的馆舍休息,房间内窗明几净,整洁雅致,而且服务员也热情周到,外面还有精锐兵士环卫,安保工作也算到位。好在那时不兴交通管制,也不兴封路和清场,使得袁世凯在保护南方领导人的安全和扰民之间找到了不错的平衡。这一天傍晚时分,蔡元培、宋教仁、汪精卫在唐绍仪的陪同下,前去参加袁世凯的欢迎晚宴。袁世凯同志从来没有怠慢贵客的习惯,他亲自出门相迎。待到双方见礼过后,蔡元培便开门见山,说明来意。袁世凯的回答也十分给面子:“盛情难却,那等安排好了留守人选,我就起程,怎么样?”见袁世凯如此好说话,欢迎团诸位心中顿时大为舒畅,紧张的气氛瞬时为之一变。觥筹交错间,宾主相谈甚欢。凯哥的第二招连续两天相安无事。但两天后的晚上七点半左右,一场兵变突然发生,史称“北京兵变”。乱兵是曹锟先生领导的北洋第三镇,兵变内容主要是抢劫和放火,重点灾区是商铺和外国使馆所在的东交民巷。至于兵变原因,官方解释是:士兵很久没有领到工资,只能靠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打劫商铺抢钱。虽说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必须的,没有钱是不行的,老不发工资确实会引起兵变,但问题是北洋第三镇的待遇很不错,远高于诸友军,所以这个理由纯属胡扯。真正的原因,是袁世凯先生需要这场兵变。兵变发生后,东交民巷的外国公使团(各国驻华大使组织的团体)迅速做出反应。他们以外国人也遭到抢劫为理由,调集卫队入京,保护侨民和使馆。不仅如此,还向袁世凯提出强烈抗议:如果中国不马上组建共和政府、恢复良好秩序的话,我们将调集更多的兵力进入北京。内忧外患一时俱来,北方局势看上去不能没有袁世凯。这时候,袁世凯终于有了充足的理由不去南京就职:不是我不想来,而是不能来,我一走首都治安就无法维持。高手过招,高下立现。无论是玩权术还是玩资源,功力不够深厚的南方革命党都做不到袁世凯那样呼风唤雨,收发自如。这一下,孙中山、黄兴等人即使心有不甘,也只能认输。1912年3月10日,北京。袁世凯身穿大礼服宣誓就职临时大总统,象征着五族共和的五色旗最终升起在北京的上空。南方和北方在经历了短暂的战争后,终于获得了形式上的统一。至此,中国正式进入民国时期,袁世凯终于如愿以偿地在北京当上了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袁总统昂首穿过新华门,正式入住象征着权力和地位的中南海。这一住就是四年,直着进去,横着出来。不靠谱的内阁话说袁世凯见招拆招,破掉了孙中山的前两道紧箍咒之后,第三道紧箍咒——《临时约法》的全部条文在孙中山的催促下,终于在袁大总统就任的前一天搞定了。袁世凯没有对《临时约法》做出任何反应。或许是袁世凯没有参透《临时约法》的玄机,或许是袁世凯并不在意。毕竟,现在那边搞出来的东西都是临时的,只要先当上临时大总统,取得合法地位,到时候想干什么还不是他袁世凯说了算?在《临时约法》没遇到大的异议后,新政府开始搭建自己的领导班子。袁世凯举荐唐绍仪为内阁总理。这个人选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首先唐绍仪是他的幕僚,做了自己三十年的老黄牛,用起来放心省心。其次是唐绍仪与南方革命党人在议和之中一来二往,聊出了共同语言,谈出了感情,能被南方革命党人接受。不出所料,在临时参议院的会议上,袁世凯的提议顺利通过。不过万事开头难,首任总理不好当。民国刚刚建立,派系林立,南北冲突。唐绍仪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调和各派系矛盾,在权力分配上达到平衡。可现实是僧多粥少,内阁总共才几个部门,如何安排南、北那么多大神?这个问题实在是难为了唐总理,他也只能尽力周旋。且看唐总理周旋出来的首届内阁各部总长名单:外交总长:陆征祥(无党派中间人士)内务总长:赵秉钧(袁世凯的人)陆军总长:段祺瑞(袁世凯的人)海军总长:刘冠雄(袁世凯的人)交通总长:唐绍仪(唐总理兼任)财政总长:熊希龄(立宪派)教育总长:蔡元培(南方革命党)司法总长:王宠惠(南方革命党)农林总长:宋教仁(南方革命党)工商总长:陈其美(南方革命党)表面上看起来,革命党确实吃了些亏,但这也正常,毕竟南方革命党的实力要弱得多,而袁世凯也得拿几个重要位置安抚一下这些年来跟他一路闯过风风雨雨的小弟们,要不然以后谁还愿意跟他混?其实,不管是总统制下的总统,还是内阁责任制下的总理,理应自由组阁——任谁上台,都应该找和自己政见一致的人,听自己话的人,大家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少了明争暗斗、争权夺利搞内讧,效率自然提高。监督是选民和议员们该操心的事,不是内阁成员的事。若为内阁成员人选争来争去,实在是很无聊的一件事情。但革命党心里还是很不舒服。他们认为黄兴比段祺瑞更适合陆军总长一职。陈其美也拒绝来北京就职,嫌官小了,没有实权。这么看来,在权力面前,普通人很难压抑自己的欲望。不管怎么说,到1912年4月底,距清帝退位才两个多月,离武昌起义也不过半年,民国初步的政治架构总算是搭了起来,参议院、内阁、大总统都已确定,虽然它们前面都还挂着“临时”二字。但表面上的平静,掩盖不了暗藏的汹涌危机。危机主要来自制度设计。确切地说,是权力制衡机制不完善。革命党人虽然因为实力不足不得不把总统职位交给袁世凯,但又不放心袁世凯,老是想着怎样做才能把实权仍然控制在自己人手上,也不管这种想法是否背离了根本大法所应遵循的原则。于是,本来《临时约法》规定的总统制,匆匆忙忙改成内阁制。国会权力也扩张过度,国会可以罢免总统、总理和各部的总长,总统却没有解散国会的权力。当然,国会与总统之间的危机暂时还未来到,先顾好当前再说吧,因为当下就有危机。危机来自《临时约法》中总统与内阁总理的权限划分——总统的命令只有在总理签字后才能算数。话说在内阁成立的当晚,唐绍仪在孙中山和黄兴的介绍下欣然加入了同盟会。按照唐绍仪的本意,是想借此调和南北矛盾,以便顺利地开展工作。但在袁世凯看来,唐绍仪和革命党人走得太近了,跟老大哥有了离心的倾向。而唐总理也不跟老大哥沟通交流此事,须知沟通交流是消除误会的必杀技啊。由此,不和的种子开始在昔日精诚合作的两人之间萌芽。更严重的是,袁总统和唐总理的上下级关系保持了近三十年,今朝突然反了过来,袁世凯发布的命令还需要唐绍仪来签署才能生效。而且,唐绍仪骨子里是一个书生意气很重的愤青,常常因为和袁大总统政见不同而拒绝签字,十分不给老上级面子。这让本来就因为唐绍仪加入同盟会而心生猜疑的袁世凯更不舒服。在他看来,唐绍仪就是借南边的势力与自己对抗,实在是小人得志,无礼至极,难以忍受。就这样,袁世凯与唐绍仪之间的摩擦越来越多,甚至在某些时候,袁世凯干脆撇开唐绍仪这个总理,也不管什么议会,直接就指挥言听计从的赵秉钧、段祺瑞等人干活。有了袁世凯的撑腰,赵秉钧、段祺瑞等人也不把新上任的唐绍仪放在眼里。弄到最后,赵秉钧这些人连国务会议都不去参加。领导不给面子,下属也不给面子,唐绍仪这个总理的职业前景十分不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唐绍仪突然要将直隶总督一职安排给南方革命党相中的人选王芝祥。估计是因为在内阁的人事安排上南方革命党吃了些亏,所以唐绍仪想从另外一方面补偿他们。袁世凯当然不会同意这个任命,卧榻之侧岂容革命党人酣睡,他中意的人选是爱将冯国璋。唐绍仪想要履行自己对革命党的诺言,而袁世凯也绝不让步。夹在革命党与袁世凯之间的唐总理,实在是苦不堪言。6月中旬的一天,唐总理收拾好行囊,拖家带口直奔火车站往老家去也。唐绍仪撂挑子不干了!共事多年的老战友唐绍仪离去了,袁总统也有些伤感。但共和还得继续。袁世凯也只好开动脑筋,计划下一任内阁总理的人选。在他的心中有一个人再合适不过,此人就是他的忠实战友——徐世昌。可当袁世凯提名徐世昌为内阁总理候选人时,遭到了议会的强烈反对。占议会多数席位的同盟会给出的理由是:徐世昌是前清老官僚,对共和民主一窍不通。其实这个理由完全站不住脚,在当前的政府机构里面,不知有多少人是前清的老官僚,总统、副总统,哪一个不是?那同盟会为什么反对呢?就因为徐世昌是袁世凯的结拜兄弟,而且以他的能力和资历,能轻易地将内阁掌握在手里,一旦这两个人联起手来,那就太可怕了。因此,这个人选非常的不合适,不符合革命党的利益,革命党坚决不能答应。这事还没完,同盟会又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内阁中的同盟会会员集体辞职。出这个主意的人是宋教仁。他说:我们南方革命党这么做有两个目的,一是给袁世凯做个榜样,让他不好意思安排自己的亲信出任内阁的关键职位,二是表示我们同盟会会员绝不贪恋权位。其实宋教仁还有一个最关键的目的没有告诉大家,小小的内阁总长哪里能满足他宋教仁激情荡漾的报国情怀。现在的这个内阁只是临时内阁,不久之后要组党进行正式选举,到那时哪个党获胜,将由哪个党组阁,与其把精力浪费在这里搞这些有的没的,还不如腾出手来集中精力组党参加大选。将来赢了,就可以组织政党内阁——自己以一党之首成为内阁总理,而内阁部长就从政见相同的本党或者友党议员中挑选。想怎么组阁就怎么组阁,远比现在当一个内阁总长强。于是,袁世凯提名背景比较简单的陆征祥做内阁总理。提名倒是被议会批准了,可是此人能力大大地有问题,干了不到一个月就混不下去了。没办法之下,赵秉钧成为下一任内阁总理。可赵秉钧的总理一职前有一个心酸的“代”字。这很正常,袁世凯不去南京就职,临时参议院就只能北迁北京,而在南京成立的临时参议院,明显是同盟会会员占多数,由同盟会主导的议会岂会卖袁世凯面子?不管如何,袁世凯终于找到一个听自己话的代内阁总理赵秉钧,也终于组织了一个不再以吵架为己任、将就着能干些正事的内阁。第八章最美丽的时光

                        “三巨头”退隐江湖

                        对了,在

                        ,以此有名诸生间。而对二张——张溥、张采——来说,建立应社则是为了某种与之不甚相同的需要。由于对江南文学界其他领袖人物浅薄的教学及晦涩的文风早已深感不满,张溥、张采二人自初就互相勉励,发愤求知,追求对文学与哲学的更为深入的理解。早在1623年,张采就搬进了娄东张溥的书斋。此时,两人又一起鼓动杨彝,为应社起草了一份社约,以保证所有成员共同针对谈禅说“空”的盛行,来澄清义理,并坚持对文学的衰落提出恰当的评论。这就是最早的47名应社成员在盟主周钟带领下立下的誓言。为了实现这一誓言,应社又大力吸收新成员,并出版经典注释及其文集。然而,和江南其他许多文社一样,应社很快也卷入了以东林党同魏忠贤的斗争为中心的政治旋涡。特别是1626年,当魏忠贤的爪牙企图逮捕带头抨击阉党的原吏部官员周顺昌时,应社成员竟参加了苏州的暴动。明朝末叶,士大夫常常卷入市民的反抗运动。在江南各城镇中,下层士人、商贾子弟、差役小吏、歌女娼妓,以及充斥市场一切角落的摊商小贩之间,有众多的联系。当其利益受到外人特别是奉命前来统治他们的官吏威胁时,这些市民就会迅速作出反应。1567年,常州首先爆发了生员与市民反对当地官府的骚乱。从此,反对贪官污吏和横征暴敛的市民抗议风潮便此起彼伏,接连发生。朝廷将这种骚乱归咎于民风浇薄,尤其是缺乏对权威的敬畏。迩来习竟浇漓,人多薄恶,以童生而殴辱郡守,以生员而攻讦有司。非毁师长,连珠偏布于街衢;报复仇嫌,歌谣遂锓于梓木。1587年,抗议风潮经短暂平息之后又再次兴起。在当时人看来,这似乎意味着某种转折。也许是由于当时江南正闹水灾,反“贪官污吏”的呼声比以往更为高涨了。在苏州、嘉兴、常州、镇江、松江等城市中,青年士人带头围攻官府,辱骂当地长官及致仕大臣。时人惊呼:生员、市民“皆一时蜂起,不约而同,亦人心世道之一变也。”晚明的市民运动有两种类型。最常见的就是上述的那一种:下层阶级与生员结为联盟,反对使他们遭致剥削与贫困的上层阶级。不过,这种生员与市民的联盟,并不总是敌视官府的;他们也会声援那些保护非特权阶层之利益的地方官。其常用的手段,则是阻止朝廷将清廉正直、体恤民情的官员调走。1593年的松江暴动便是一例。当时,松江知府李侯,依法惩治了几家欺压百姓的大户,并减轻了工匠的差徭,因而得到中、下层人民的拥护。后朝廷欲将李侯调往别处,松江生员群起反对,并在所属县镇张贴抗议揭帖。结果,朝廷出兵弹压,才将李侯调走。另一种类型是城市各阶层共同联合,反对朝廷。16世纪末,江南地区形成了许多中心市场,从而使苏州、松江等大城市的核心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以这些重要的工、商、行政城市为中心,又逐渐形成了牢固的地方观念。当那些东厂特务和宦官充任的税监危及某城市人民或其正常运行的经济时,其结果多半是促使他们团结得更加紧密,甚至形成以上层士人和富商大贾为领袖、以生员和下层市民为主力的市民集团。1601年的苏州抗税斗争是如此,1626年因朝廷下令逮捕周顺昌而激起的那场著名的苏州民变,也是如此。1626年春,魏忠贤遣缇骑四出搜捕东林党人,其中包括苏州的周顺昌。消息传开后,苏州各地生员立即动员起来。在应社成员杨廷枢率领下,数千人拥至衙门,要求巡抚向天启皇帝转奏他们的请愿书,释放周顺昌。巡抚断然拒绝,请愿群众顿时“哭声动地”。如果此事只涉及周顺昌个人,他的命运只能引起为东林党的事业所吸引的青年士人的关切与帮助,那么,其他市民就不会参加这一运动。然而,以邪恶残暴著称的缇骑的出现,激怒了苏州其他市民。他们一哄而上,直捣衙门,殴打缇骑,将其中一人当场踩死,将另外几人投入河中,并且——不顾人群中一些士大夫的劝阻——继续拥至驿站,围攻御史黄尊素,撕毁了他携带的诏书,焚烧了他乘坐的官船。但暴动群众没能救出周顺昌。他被缇骑押至京师,备受酷刑而死。事后,他的朋友竟然辨认不出他那血肉模糊的遗体。暴动群众也遭到镇压。巡抚毛一鹭报告说“吴人尽反”,将为首的五人逮捕处决。他们的名字及苏州市民为纪念他们而修建的墓冢,成了正义和无畏的象征。许多亲身参加了这次民变的士大夫,则由此而扬名;那些为援救周顺昌而奋勇当先的应社社员,突然发现自己已是天下闻名的人物了。的确,1626年的苏州暴动,意味着应社正从一个文人社团向一种逐渐波及全国的政治运动转变。他们从福建、江西等省吸收了许多成员;1628年,张溥有幸作为恩贡生到北京参加崇祯帝的登基大典,遂在北京建立了应社的支部。第二年,张溥和孙淳又进一步扩大应社的活动。他们发出大量请柬,邀请各地名士至苏州聚会。应邀前来的共有674人,他们同堂宣誓,建立联盟,并将其名称定为复社(见下图)。复社系统图张溥之流自认为是承袭了东林党人的衣钵,但在政治上却小心谨慎,不敢越雷池一步。复社的誓约是模仿明太祖的宣言而来的,由若干消极保守的道德禁令组成,如不得背逆道统,不得指斥经典,不可无视圣贤等等。比誓约的内容更重要的,是这次活动的形式:一群来自全国的文人士大夫公开聚会,填写社员名册,并在张溥发向全国的公告上签名。继1629年的苏州会议后,他们又进一步开展了活动,筹集更多资金,出版新的文集,在有复社成员的各地指定或推举领袖,以协调复社的行动。复社虽然代表着一种全新的政治运动,但它只是一种联盟,而非一个政党。社员身份主要体现为每年到江南参加一次会议(1629年在苏州,1630年在南京,1632年又在苏州),而张溥收集的、附在复社公告上的社员名单,仅是会议盛况的记录。复社的成员都在各自原来的文社中继续保留资格和参加活动,并且比他们在以年会为象征的复社中的资格与活动更为直接和积极;也正是由于这些地方文社的广泛存在,复社这一更大的联盟才得以迅速形成。而且,在社员心目中占第一位的,通常仍是其原来所在的核心文社,而不是复社这样的组织。他们只是名义上的复社成员。虽然可以被动员起来围绕某个问题在更高层次上开展活动,但他们主要仍然各自属于当地的文社。复社中最著名的组织之一是松江几社。该社建于1629年,以当地大户子弟彭宾、周立勋、夏允彝、徐孚远等人为首。其中徐孚远是徐阶的重侄孙,徐阶曾于16世纪60年代任内阁首辅,后来成了江南最大的地主之一,遭到著名改革家海瑞的敌视;徐孚远还是前锦衣卫指挥徐本高的堂兄弟。然而,在思想上对几社影响最大的,是所谓云闲三子——李雯、宋征舆和陈子龙。李雯是该组织的核心人物,而真正的领袖则是陈子龙。1625年,陈子龙曾痛斥魏忠贤的一个党徒,由此在政治上名声大噪。此外,他还是著名的诗人和学者。作为诗人,他推崇古文,曾向艾南英宣布,宁愿追随王世贞,而不愿接受艾氏刻板的怪癖文风。作为学者,他和徐孚远一起编辑了著名的《皇明经世文编》(1638),力图恢复明初盛世的吏治,并将其与传统的儒学价值结合起来,以求振兴明朝的统治。

                        科举生涯

                        陈子龙等几社成员之被吸引到复社中来,除了与张溥等复社领袖有共同的基本政治观点以外,还因为由此可获得更多的乡试、会试中举的机会。关于诗文风格体裁的争论,毕竟不全是个人爱好问题。假如周钟、张溥等提倡的古文能成为考官喜爱的文体,擅长古文的复社成员在1630年的南京乡试中就会有更多的成功机会。于是,复社的这届年会被安排在这个可爱的南方城市,且正值应试生员云集之时。这些考生从南直隶各地一起涌入南京后,便开始体验一种矛盾的生活。一方面,乡试(每三年一次,阴历八月初九开考)之前的准备已经使人精疲力尽;赶考期间,又要在秦淮河北岸潮湿发霉、拥挤不堪的贡院中挨过两天三夜,这更是一种折磨了。蒲松龄曾多次乡试落榜,后以尖刻笔触描述了入闱秀才之“七似”。初入时,白足提篮,似丐。唱名时,官呵隶骂,似囚。其归号舍也,孔孔伸头,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其出场也,神情惝恍,天地异色,似出笼之病鸟。迨望报也,草木皆惊,梦想亦幻。时作一得意想,则顷刻而楼阁俱成;作一失意想,则瞬息而骸骨已朽。此际行坐难安,则似被絷之猱。忽然而飞骑传人,报条无我,此时神色猝变,嗒然若死,则似饵毒之蝇,弄之亦不觉也。初失志,心灰意败,大骂司衡无目,笔墨无灵,势必举案头物而尽炬之;炬之不已,而碎踏之;踏之不已,而投之浊流。从此披发入山,面向石壁,再有以“且夫”、“尝谓”之文进我者,定当操戈逐之。无何,日渐远,气渐平,技又渐痒,遂似破卵之鸠,只得衔木营巢,从新另抱矣。如此情况,当局者痛哭欲死;而自旁观者视之,其可笑孰甚焉。另一方面,在南京应试期间,他们又过着独居生活,无论结婚与否,都离开了自己的家庭,享受着两次备考之间短暂的悠闲轻松的气氛。剧作家孔尚任抓住了考生生活这一自相矛盾的特点,在《桃花扇》陈贞惠的一段唱词中写道:贡院秦淮近,赛青衿,剩金零粉。剧中描写的夜生活,有观剧、宴乐和郊游。在这些场合,松江或苏州学者常可遇到淮安或徐州等地的友人。陈子龙可能就是在这种场合,结识了著名徐州画家和诗人万寿祺。万寿祺的曾祖父以行医为业,祖、父皆官至御史。当其父万崇德先后在云南、京城任职,后又奉命提督辽饷之时,这个早熟的孩子在家中受到几位私塾先生的良好教育。据说,他15岁(14周岁)便能诵20余万言,五年后,即1621年,入庠为诸生。不久,其父托疾去位,出为山东按察副使。其实,这是万崇德在魏忠贤日益专权的形势下,有意率家人离开朝廷。然而山东也不安全。1622年,山东西南爆发了大规模的白莲教起义。1623年,万寿祺避难江苏淮安,与密友黄家瑞共舍。万寿祺遵从父命,拜著名学者、浙江王紫芝为师,精研经史,同时在诗、画方面亦名声日盛。1628年,万寿祺以恩贡应廷试,遂为新即位的崇祯皇帝所知,又与张溥等少年名士会饮于天坛。在1630年南京乡试前,陈子龙对万寿祺之大名或许早有所闻,而这次乡试则可能为他们提供了直接见面的机会。陈子龙及其复社同仁,在1630年的乡试中获得了巨大成功。松江生员只有彭宾和陈子龙中举。但30名应试的复社成员全部中举了——因为魏忠贤同党已经失宠,考官偏向复社。其中名列榜首的是苏州暴动的领袖杨廷枢,其次是执意要拜张溥为师的太仓青年吴伟业,及张溥本人。为庆贺胜利,吴伟业、杨廷枢、陈子龙,与同榜中举的万寿祺一起,于秦淮舟中设宴会饮。应邀前往者还有张溥、沈寿民、黄宗羲、彭宾,和其他一些乐于同这群才华横溢、充满自信、前途无量的举人们交往的文人学士。未来似乎真的要属于他们了。第二年,即1631年,北京举行会试,举人们纷纷北上。张溥借此机会,又一路为复社招兵买马。朝中大臣们开始窃窃私语:一场“小东林”运动正在形成。会试发榜,中进士者共347人,其中62人——近1/5——为复社成员。张溥的弟子吴伟业,在会试中名列榜首,其后又在周延儒任主考之殿试中获第二名。复社的成功过于触目了,以至一些本应中举的复社举人,例如陈子龙,竟因周延儒害怕其政敌告诘他偏袒复社,而名落孙山。眼下,吴伟业公开将其中举归功于张溥,而复社又即将看到其成员入翰林供职。这样,复社经过两年努力,将要在翰林院占据重要位置,由此便可对大臣进行评议。此事之后果不难预见。崇祯皇帝一旦充分认识了这场政治运动的含义,就会更加坚信自己对党争的疑虑完全正确。在前朝,品评人物是东林党人干预朝政的主要武器。如今,“小东林”显然也想采取同样策略。因此,在崇祯皇帝看来,最重要的莫过于保住对内阁大臣任免权的控制。崇祯皇帝自入承大统始,便十分注意大学士的任用。登基后,他又创造了会推之法,规定凡阁臣因革职或致仕出缺,皆由廷臣推举其候选之人。当时,他最宠幸的大臣是温体仁和周延儒。然而,令他吃惊的是,在朝臣奏上的候选人名单中,竟无周延儒,列于首位的却是钱谦益。这显然是多数大臣协商的结果。钱谦益(1582—1664)是当时最有才气的文学批评家和最杰出的诗人之一。他出身于常熟的一个儒学世家,17岁时通过童试,1606年乡试中举,名列第三,1610年又通过了会试。但他未及就任翰林院编修,便回故里为父守丧去了。由于他性好奢华,又长于鉴赏,此后10年间,长江下游一批最有才气的青年诗人和画家,便逐渐聚拢到他的周围。此外,他同南京许多知名画家也颇有交往;还作为诗人参加了对16世纪的“七子”的抨击。1620年,钱谦益终于回朝作官,授浙江学政。但第二年,一起在其他情况下可能只被看作恶作剧的事件,使他陷入了窘境。一名举子在其试卷中对每段文字的末尾做了巧妙处理,使之从上下文看来全无恶意,但若将各段末尾一字连读,便是一首骂人的打油诗。其内容涉及主管科举的礼部,并间接涉及到批准科举制度的皇上,因而犯下了不敬之罪。此诗被识破后,该考生试图贿赂考官,遮掩过去,但他们还是向钱谦益报告了这一诽谤朝廷的事件。钱谦益便立即转奏礼部。由于钱谦益在这一事件中全无过错,因而只受到轻微处罚,并于不久后被调去编修实录。1625年,钱谦益执掌起居注和国子监时,魏忠贤集团开始对同情东林党或与之有交往的士人进行大清洗。钱谦益因被劾参加了东林党运动而辞职。及至1628年东林党人恢复权力之时,钱谦益的文学背景、曾供职翰林院的资历、与江南社会的联系以及同以往的党争几乎全无干系等条件,使他成了内阁首辅的颇为理想的人选。因此,当1628年底首辅刘鸿训被革职后,钱谦益——此时已被召回朝任礼部侍郎兼国子监祭酒——便被东林党人推举出来,以同温体仁和周延儒竞争。温体仁立即寻找借口,以否定钱谦益的候选资格。他上疏崇祯皇帝,攻讦钱谦益1621年为考官时曾接受贿赂,并强调入选阁臣者应绝对清白。然而更大的威胁,还是温体仁对钱谦益参与党争的指控。温体仁指出,钱谦益1621年的表现,是一种常见的不负责任的投机行为,其中包括以结党营私来谋取首辅之职。三天后,崇祯皇帝召集群臣至文华殿议事。其议题事先未向任何人透露。皇上令钱谦益与温体仁当堂对质,群臣大惊。钱谦益在辩难中态度强硬,因为他已设法让崇祯皇帝对温体仁的党派活动产生了怀疑。但是,当群臣——包括一位吏科给事中——纷纷斥责温体仁为诬陷贤臣之小人,而为钱谦益辩护之时,崇祯皇帝却从中看到了钱谦益结党的证据。换言之,正是朝臣普遍支持钱谦益这一事实,使崇祯帝感到温体仁对钱谦益结党营私的指控显然更为可信。于是,他突然转向钱谦益,厉声斥责他煽动党争,令锦衣卫当场将其拿下,投入大狱。和冯铨一样,钱谦益也被判处徒刑,赎为民,当月获释,返回江南。此事被当时的人们视为崇祯皇帝独断专行的突出事例,而对温体仁来说,这却是一大胜利。他终于保住了自己的地位,五年后又荣升内阁首辅。

                        温体仁当政

                        1628年后,尽管温体仁的权势盛极一时,但朝廷

                        ,很难被证实,同一段史实,人们却可以写出千百种过程,不同的史家写法也不一样:有的忠于事实秉笔直书,但最终被政客杀害;有的胆小怕事,不敢直书,最终写出的东西叫秽史;有的单纯叙述,所写东西索然无味;有的以自己的喜好进行取舍,并加入自己的价值观。即便是写史者再理性客观,也会加入自己的主观情感,只是或多或少而已。因此,最真实的历史已经不可能被还原了。真实的历史从何而来?历史是过去发生的客观存在,它自己是不会说话的。历史是靠着记录历史的史学家呈现在人面前的。能记叙真实历史的史学家,他要有对历史特别浓厚的兴趣和喜爱,有德配天地道冠古今的写作动机和高尚的品德,有忠于历史的使命感和秉笔直书的责任感,有面对各种纷繁复杂史料的极强的分析判断能力,有搜集到方方面面史料的能力,有较高的文字表达天赋,有对历史的自己独到的理解和感悟,有对于逝去事情过去的人的敬畏,有一种真正对生命的尊重和悲天悯人的情怀。笔者才疏学浅,生性愚鲁,庶竭驽钝,但怀着一颗真诚的心、敬畏的心去解读历史,还原历史。说回努尔哈赤。那么努尔哈赤和自己的妃子在床上的这段话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其实我也不知道,也没必要知道,因为只有涉及对重大历史人物定性的事件,我们才有必要考证出究竟,如宋教仁究竟是不是被袁世凯杀害的,吴三桂究竟是不是因为陈圆圆才冲冠一怒的,等等。舍此之外,许多细枝末节,我们观其大略即可,因为哪怕真考证出来努尔哈赤和自己的妃子在床上的这段话的真相,那对我们的国家又有何用呢?先秦的历史由于年代久远,许多内容已然不可考,而清史因为资料汗牛充栋,卷帙浩繁,浩如烟海,故而许多事我们都能搞清楚,本书作者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把整个清史中涉及对重大历史人物定性的事件逐一考究出真相和最原始出处,尽全力接近历史本来面目。关于努尔哈赤与自己的妃子在床上这段话,咱们翻过去。现在,时间已到了第二天拂晓,此时敌人联军已经快进至古勒山,就是当初努尔哈赤的姥爷、舅舅覆灭的地方。努尔哈赤对部下说:“敌军虽多,但缺乏统一指挥,战斗力不强,只要打死对方几个头目,就不难取胜。”说罢他派额亦都到古勒山迎敌。额亦都先示弱诱敌。叶赫联军首领、贝勒纳林布禄见额亦都所部是老弱病残,在马上大笑:“这样小妮子,也想跟我打,建州女真的气数尽了。”言未毕,叶赫部贝勒布塞说:“都说建州强盛,看这等老弱病残,我们派一队人马就可杀他个片甲不留,您可回帐休息,根本不用亲自出马。”纳林布禄大喜,说:“你去迎战。”布塞率军迎战,额亦都佯败。布塞一马当先,乘势追赶,追至山口,此时一阵杀声传来,建州一部兵马杀出,布塞正后悔自己的冒进时,科尔沁部明安来增援,额亦都见布塞得了援军,就率军撤退。布塞见额亦都撤退,便全然忘记自己刚才的冒失,又继续率军追赶,科尔沁部紧随,越走山路越险,突然又一股建州军杀出,将布塞和科尔沁部分割包围,刚才撤退的建州军也掉头杀回来。布塞顿时大乱,战马也被横木绊倒,此时有一将持刀突入,一刀砍死布塞,明安急忙退走。努尔哈赤在高处俯瞰战局,见三万敌军状如长蛇,但这些敌军却无端感到风声鹤唳的恐惧,长蛇阵很快混乱不堪。努尔哈赤始终注意着战局,联军的混乱自然逃不过他那双顾及全局的眼睛,他见时机成熟,就下令吹响螺号,刹那间伏兵四起,建州军漫山遍野杀来,截断联军退路。在一片掩杀声中,成百上千人倒地,满山黄土、遍地枯草都染上了鲜红的血,人哀号,马嘶鸣,响彻山谷。激战中,明安拼命狂奔,忽然“扑通”一声,马掉进了泥里,明安急忙下马,连滚带爬地跑了。努尔哈赤令全线追击,山上山下,丛林河谷伏兵四起,骑兵呼啸,矢石如雨,杀得叶赫部人仰马翻,山谷殷红,但叶赫部也不是白给,他们也顽强地抵抗,于是双方刀枪相碰,没有尖叫,没有呻吟,一刀必死,一枪致命,双方都不会给对方留下任何生机,绝不会让对手在死前还残存哪怕一分力气。这场战役中,努尔哈赤的第八子皇太极,在母亲的怀抱中,在马背上,目睹了古勒山之战,皇太极不会懂得,也不会记得,那刀枪箭镞铁蹄下的血肉之躯,那胜者的狂笑与败者的呼号。他不过把颠簸的马背当作了舒适的摇篮,把激烈的厮杀当作了热闹的玩耍。纳林布禄在帐中正等着捷报,却听到外面喊声震天,急忙上马出去看,正遇一员大将,满脸杀气,手持大刀,旋风般杀来,来者正是努尔哈赤。纳林布禄忙拔刀迎战,打了四个回合,根本不是努尔哈赤的对手,眼看就要被砍死,乌拉部首领布占泰前来救援,纳林布禄刚抽出刀来,布占泰就被努尔哈赤生擒。纳林布禄吓得魂不附体,慌忙逃走。此战叶赫联军共四千人被杀。战后,努尔哈赤说:“生人之名,胜于杀人。”将布占泰释放,至于战死的叶赫贝勒布塞,努尔哈赤将他的尸体砍成两段,一段自己留下,另一段还给叶赫部,纳林布禄见到布塞的半截尸首,吓得半死,不久就真死了。从此,努尔哈赤与叶赫部之仇恨不共戴天。布塞和纳林布禄相继死后,叶赫部布塞的儿子布扬古、纳林布禄的弟弟金台石继为贝勒。此时努尔哈赤乘胜向叶赫部发起进攻,布扬古和金台石只得求和,布扬古提出将妹妹东哥嫁给努尔哈赤为妻,金台石也表示愿意将女儿嫁给努尔哈赤的儿子代善为妻。努尔哈赤一听东哥要成为自己的女人,大喜过望,东哥虽然名字叫哥,但与东北的彪悍女截然不同,她是叶赫部的公主、布塞的女儿,是个软妹子,有“满蒙第一美女”之称。东哥出生时,叶赫部的萨满(巫师)曾评论说:“此女可兴天下,可亡天下。”这个小女孩,长大后果然成为一代绝色美女,因为她,有四个部落灭亡了,整个海西女真的天下都间接因为她一人而灭亡。努尔哈赤久闻东哥艳名,马上退兵,并向上天滴血盟誓,如果与叶赫部再战,则天诛地灭。但东哥的反应却出乎所有人意料,她发誓死也不嫁杀父仇人努尔哈赤,并说谁杀了努尔哈赤,就嫁给谁为妻。于是,布扬古当众毁约,并向海西各部征婚,只要杀死努尔哈赤,就把东哥嫁给他。努尔哈赤大怒,本想再征讨叶赫部,但明朝此时接替李成梁的辽东都督佥事令努尔哈赤不可再擅自讨伐,此时努尔哈赤还没有与明朝翻脸的资本,于是便罢兵,一场战役被扼杀在萌芽。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哈达部发生内讧,叶赫贝勒金台石趁机率兵将哈达部劫掠一空。哈达部贝勒猛骨孛罗只好向努尔哈赤求援,表示愿意将三个儿子送到建州女真作为人质,请求努尔哈赤出兵。努尔哈赤当即同意出兵。叶赫部布扬谷得知消息后,给猛骨孛罗写了一封信,说愿意将东哥嫁给他,只要他抓住努尔哈赤。咱也不知东哥到底有多漂亮,猛骨孛罗也不掂量一下,别说抓住努尔哈赤,就是惹努尔哈赤一下他都惹不起,为了东哥,让自己的小脑袋痛快,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大脑袋搬家。猛骨孛罗很快同意布扬谷的提议,努尔哈赤得知后大怒,当即发兵讨伐哈达部。最终哈达城破,猛骨孛罗被俘,哈达部灭亡。这是因为东哥而灭亡的第一个部落。哈达部世代居住的柴河、三岔、抚安三地被努尔哈赤占领,叶赫部鉴于此三地的战略地位,便向明朝报告,说不应让努尔哈赤占据这些战略要地。于是明朝辽东都督佥事令努尔哈赤撤出柴河、三岔、抚安三地,努尔哈赤只得遵命。长期征战,没在任何军事学院培训过的努尔哈赤也总结出自己的一点军事理论。《清太祖实录》记载他曾说:若敌众我寡,我军须伏于隐僻处,少遣兵诱之,诱而来是中吾计,其诱而不来,详观其城邑之远近,相距若远,即尽力追袭,近则直抵城门,使自拥塞,而掩杀之。倘我兵止一二固山(满洲军队编制,一个固山7500人),遇敌兵之众,勿令近我,即回觅大兵,然后寻敌所在,若止二三处兵,须酌量之,此乃逼敌野战之法。至于攻城,当观其势,若可下,则令兵攻之,否则勿攻,倘攻之不拔而回,反损名矣。从1583年到1626年,努尔哈赤四十多年军事生涯其实就是这套打法,加一起不超过两百字。最简单的东西往往最实用,写出几十万字长篇大论军事著作的人兴许上战场第一仗就尿裤子。精明的努尔哈赤虽然屡战屡胜,但面对明朝他却一直在装孙子,他先后于公元1590年、1592年、1593年、1597年、1598年、1601年、1608年、1609年八次亲自来到北京觐见万历皇帝,满载人参、貂皮、东珠(产自东北的珍珠)向明朝朝贡,这不仅是在证明自己对明朝的忠顺,也是借明朝的声威抬高自己,此外他还沿途留心地形,绘制地图,以便有朝一日实现自己的野心。在努尔哈赤不断进行女真统一战争的同时,李成梁在干什么呢?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李成梁保举努尔哈赤为“正二品龙虎将军”,从此努尔哈赤成了明朝的二品武官。当然这一点只能在明末史料中见到,清廷日后修史时尽一切可能抹去努尔哈赤臣服明朝的所有痕迹。除了给努尔哈赤升官外,李成梁废除了与建州女真接壤的宽甸六堡。宽甸六堡是遏制女真的重要堡垒,也是辽东重镇抚顺、清河的唯一屏障,只要丢了宽甸六堡,辽东就完全暴露在女真铁骑的兵锋之下。古语云:“女真人不满万,满万则天下无敌。”在古勒山之战时,女真士兵已经满万,此时,就等待着证明自己天下无敌的时刻了。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李成梁废除了已经有六万住户的宽甸六堡,宽甸六堡当初本身就是李成梁上奏朝廷请求修建的,被熊廷弼称作“八百里新疆”。一堡经管一段辽东长城,迫近女真根据地,扼守了女真拓展的出口。此时宽甸六堡没有大军压境,没有粮食饥荒,真不知李成梁在想什么,难不成他真跟努尔哈赤串通好了,自己废掉宽甸六堡,让努尔哈赤进取辽东吗?显然不会,那李成梁究竟想的是什么?唯一的答案是,此时李成梁已经八十岁了,老迈昏庸,加之日日有两千美女陪伴,脑子总在想裤腰带上的事,自然糊涂。宽甸六堡被撤,六万多户人家从那里撤进辽东。有人只因为不愿意离开就被李成梁像杀猪一样地杀掉。李成梁的实际作用就像是努尔哈赤肚子里的蛔虫,努尔哈赤崛起期间,他修了宽甸六堡挡住明帝国的视线,不让明帝国看到努尔哈赤统一女真的进程;努尔哈赤快统一女真了,快进取辽东了,他就立即把墙拆除,实质上给努尔哈赤提供了方便。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就在宽甸六堡被废除的次年,辉发部贝勒王机努死,他的孙子拜音达礼杀死了自己的七个叔叔,自立为贝勒,他的残暴使得自己众叛亲离,许多部众都逃到叶赫部去了。拜音达礼因为辉发部实力远远弱于叶赫部,便不敢对叶赫提出要求要回部众,只好向努尔哈赤寻求帮助。努尔哈赤因为东哥这个要到手的美女飞了,现在只要是打叶赫他就出兵,于是他二话没说就率军帮拜音达礼收复了叛离他的辉发村寨。叶赫部布扬谷故伎重演,提出将东哥嫁给辉发部拜音达礼。拜音达礼也早就知道东哥的如玉美貌,便立即与努尔哈赤断交。真不知道那个年代人们都怎么想的,东哥一直是养在深闺人未识,人们就凭着传言中她的美貌,连照片或画像都没见过,就能为她做出涉及自身部落前途命运的决定,这到底是为什么?抑或是此时的女真部族真的还处在很单纯的时代,像古希腊城邦那样,为了海伦这一个美女可以征战十年?拜音达礼跟努尔哈赤断交了,就在家等媳妇呢,可是事实证明拜音达礼只能是做梦娶媳妇,因为叶赫部压根儿没履行诺言,这么漂亮的女孩子,岂能嫁给辉发这种弱小的部落?拜音达礼没招了,只能派人厚着脸皮再次求助于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毕竟是个成熟的政治家,他对拜音达礼既往不咎,因为他的既定战略就是尽一切可能削弱自己在女真最大的威胁——叶赫。努尔哈赤很爽快地答应出兵叶赫,这次为了拴住拜音达礼,努尔哈赤提出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叶赫部首领布扬谷论打仗是一塌糊涂,他的唯一必杀技就是自己的妹妹东哥,他又把东哥推出来了,允诺将东哥许配给拜音达礼,来换取他与努尔哈赤断交。其实努尔哈赤的女儿长得应该还不错,但拜音达礼的梦中情人,也是整个女真男人的心中女神只有东哥,于是拜音达礼毫不犹豫地毁了跟努尔哈赤女儿的婚约,答应叶赫部,跟努尔哈赤断交。对努尔哈赤这样的纯爷们而言,你可以玩我,但如果看不起我女儿,那你就是作死了。本着不作死就不会死的原则,死亡果然就来到了拜音达礼这里,努尔哈赤率军攻灭辉发,拜音达礼战死。这是因为东哥而灭亡的第二个部落。此时海西女真的辉发部和哈达部已经灭亡,除了叶赫部外,硕果仅存的乌拉部与努尔哈赤有联姻关系,引起了叶赫的不安。于是,布扬谷许诺将东哥嫁给乌拉部首领布占泰,此时布占泰的老婆是努尔哈赤的弟弟舒尔哈齐的女儿,但他仍不满足,还是希望拜倒在此时已经三十三岁的东哥的石榴裙下,他答应迎娶东哥。努尔哈赤大怒,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亲率大军征乌拉。布占泰向叶赫部求救,将自己的女儿、儿子都送到叶赫作人质,但是叶赫部布扬谷却并没有派兵相救。努尔哈赤攻灭乌拉部,布占泰死里逃生投奔叶赫。已经是光杆司令的布占泰当然没有资格娶东哥了,不久布占泰便郁闷而死。这是因为东哥而灭亡的第三个部落。至此,除了东哥所在的叶赫部外,整个海西女真都因为东哥的婚配问题而被灭了,而努尔哈赤则已基本统一东北。乌拉部完了,布扬谷对于自己妹妹的婚事也真开始着急了,他决定将东哥许配给蒙古首领暖兔部(喀尔喀蒙古部落之一)首领的儿子吉赛,但东哥看不上吉赛,坚决不同意。吉赛很不高兴,你都三十三岁了,十三岁的女孩是樱桃,好看不好吃,二十三岁的女孩是苹果,好看又好吃,三十三岁的女孩是西红柿,你还当自己是水果呢?于是吉赛威胁说要进攻叶赫部。布扬古这次虚了,蒙古人可不是好惹的,而且自己的妹妹已经三十三岁了,再不出嫁就真的嫁不出去了,于是布扬谷最终将东哥许配给了喀尔喀蒙古最强者达尔汗的儿子——莽古尔岱。这一次,东哥终于同意了。努尔哈赤听到东哥出嫁的消息后,想出兵攻打叶赫,但明朝担心努尔哈赤势力太大,于是明朝出兵保护东哥,援助给叶赫部兵马、火炮。此时的努尔哈赤还没有准备好与明朝翻脸,于是没有出兵,但他诅咒东哥:“无论此女聘与何人,寿命不会长久,因为她已经亡了三个部落,她死期将至矣。”一年后,果如努尔哈赤的诅咒,东哥病死他乡。女真版夏姬结束了这段剪不断理还乱的故事。毕竟东哥已经三十三岁了,女神形象在努尔哈赤心中其实早已破灭,努尔哈赤出兵就是为了彻底灭掉叶赫部,他心里怕是早已忘记昔日娶东哥的强烈愿望了,但他一刻也没忘记的是建州女真的制度建设与文化建设,努尔哈赤渴望把自己的功业万代传承,而女真人此时却还没有文字,文书都用蒙古文来写,许多满语词汇用蒙古文无法表达,于是1599年,努尔哈赤令人创制满文。满文是在蒙古文字基础上创制的,其字母基本是在仿照蒙古文字母,没有圈点,称为“无圈点满文”。万历三十年(1602年),努尔哈赤建立八旗制度:每三百壮丁为一牛录,一个牛录的“一把手”叫牛录额真(汉语意为佐领),每五个牛录编为一甲喇,“一把手”为甲喇额真(汉语意为参领),每五个甲喇为一固山,“一把手”为固山额真(都统),一个固山就是一个旗。努尔哈赤设四个旗,分别为红旗、蓝旗、黄旗、白旗(中国古代白旗不代表投降)。1615年努尔哈赤增建为八旗,以原先的四个旗为正红旗、正白旗、正黄旗、正蓝旗,新增镶红旗、

                        了阿台就是此城之主,于是所有人都奔着阿台的人头去了,阿台很快被杀死,古勒寨被拿下。这些渔猎民族降而复叛是常事,李成梁下令“诱城内人出,不分男妇老幼尽屠之”,这其中被杀的包括努尔哈赤的堂姐、爷爷觉昌安、父亲塔克世,明军共斩杀2222人,4个“2”的斩首结果预示着什么?明朝二死了?不!从这一刻起,明朝彻底为自己埋下了掘墓人。惊闻噩耗,努尔哈赤前去质问明朝官员:“我父亲、爷爷为什么被害?你们是我不共戴天的仇人,你们还有什么话说?”明朝官员的回答是:“非有意也,误耳!”对于一个母亲早已去世的人而言,自己的父亲和爷爷同时被杀,原因只是误会的回答,任何一个人都是无法接受的。努尔哈赤的爷爷、姥爷、舅舅(堂姐夫)、舅母(堂姐)、父亲,一家五位亲人被明朝杀害,此时努尔哈赤的心情想必与伍子胥得知父兄被楚平王车裂时心情一样,恨不得有朝一日带兵杀来,手刃仇人。但不一样的是,伍子胥身上更多体现的是儒家从道不从君、为父报仇天经地义的理念,而努尔哈赤身上则是一种无可调和的民族仇恨。掀起冲天大火的往往只是一丝火星,想见微知著、洞若观火,真的太难了,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哪一丝火星会燃烧,哪一片云彩会下雨。就因为这该死的一个人——王杲,不该死的两个人——觉昌安、塔克世,明朝敲响了自己的第一声丧钟。杀人如麻的李成梁没有把努尔哈赤变成这次战斗的第2223颗人头,他也没有因为努尔哈赤的自投罗网而杀他,李成梁或许早已想通,单凭脚上有七颗红痣就断定眼前这个壮硕的蛮夷之徒今后能当天子,显然是不太靠谱的。越是行军打仗的人,越是唯物主义者,越只相信自己的判断而不是什么无厘头的天子气。于是李成梁给了努尔哈赤三十份敕书,三十匹马,并任命努尔哈赤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敕书就是贸易许可证。此时,明朝跟蒙古人开放互市,有贸易,因为明朝可以从蒙古人那里买到马,而明朝跟女真人做生意能买到什么?蘑菇?这个太常见了,狗熊?这个有用吗?东北虎?——所以,明朝不愿意跟女真人做定期贸易,只是对于特定的招抚对象才颁发敕书允许其贸易,三十份敕书就是允许努尔哈赤干三十笔买卖的凭证。努尔哈赤收下了敕书、马和建州左卫都指挥使委任状,回到家中(森林中的小木屋,可能跟动画片《熊出没》中光头强的住所差不多),召集族人,杀牛祭天,拿出祖上流传下来的十三副铠甲,宣布起兵,这一年,努尔哈赤二十五岁。当然,努尔哈赤的起兵并不是要跟明朝撕破脸,毕竟王杲、阿台的前车之鉴不远,他的起兵指的是从此自立门户,有自己的独立军队,枪杆子里出政权。就在努尔哈赤起兵的同时,李成梁却在不断为他扫清障碍,此时努尔哈赤的作为在历史上可以忽略不计,但李成梁的行动则对于日后整个中国历史有巨大影响。李成梁认为,北方的少数民族边患永远不可能解决,人是杀不绝的,只要人在,就能反叛,就如鲁迅在《花边文学》所说:“一劳永逸的话有是有的,而一劳永逸的事却是极少的。”李成梁唯一能做的就是哪个强大就干掉哪个,始终维持动态均势平衡。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三大部中,建州女真最强者王杲已经被干掉,野人女真还没进化好,完全对人类不构成威胁,于是李成梁将打击的目标对准了海西女真。海西女真主要分为四部——叶赫部、哈达部、乌拉部、辉发部。其中实力最强的是叶赫部。所以李成梁用兵的重点就指向了叶赫。公元1583年12月,李成梁利用叶赫贝勒清佳努和杨佳努到开原进行一次马市贸易的机会,事先在贸易地点埋下了伏兵。叶赫部来了两千人,守军拦住他们,“你们人太多了,不能全部入城。”清佳努是个实在人,既然你不相信我,那我就只带三百人入城,可是当他入城后,却发现,这里没有商人,没有小贩,只有一片空地。清佳努脑子里猛然浮现出三个字——上当了。突然一声炮响,明军从四面杀出,三百叶赫部当场全军覆没,城外明军也杀出,此战明军斩首一千二百五十二人,夺马一千零七十三匹。叶赫部元气大伤。万历十五年(1587年),李成梁进攻哈达部,也将其杀得大败,至于乌拉部、辉发部,实力弱小,不在李成梁的兵锋之列。万历十六年(1588年),李成梁再度出兵叶赫,作战最勇敢的是沈有容,他接连斩杀敌军数人,所乘战马中箭而死,又换了两次马,皆被敌兵箭矢所伤,沈有容的右腿也中了一箭,一下子站不起来了。可是叶赫的士兵因为见他铠甲鲜亮,没有杀他,用挠钩将他钩住,想要拖他入城,把铠甲从他身上扒下来后再杀他。女真人素缺铠甲,像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也算一部之长,却也仅留下遗甲十三副。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宁远副将祖成训杀到,救了沈有容一命。收兵后第二天再战,沈有容用红夷大炮炮轰叶赫部的营寨,很快将敌营炸塌了,最终叶赫部乞降。这场战斗其实就是明史上很平常的一场战斗,我真正想说的是沈有容,正是他日后在台湾打退日本人,从荷兰人手中兵不血刃收复澎湖列岛,当然,这是后话。在李成梁打击女真出头鸟的同时,努尔哈赤在李成梁面前拼命表现自己的忠诚,《山中闻见录》记载努尔哈赤“隶成梁标下,每战必先登,屡立功,成梁厚待之”。不只是立功,据《明实录》记载,努尔哈赤把弟弟舒尔哈齐的女儿嫁给了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柏做妾,故而当时有百姓说“奴酋女婿做镇守,未知辽东落谁手”。努尔哈赤还经常给李成梁送礼,东西是一车车地拉,用孟森《清史讲义》的话说,“太祖(努尔哈赤)之求媚于成梁,自亦无所不至”。而李成梁本人此时也日渐腐化,据王一元《辽左见闻录》记载,李成梁的家院“附郭十余里,编户鳞次,树色障天,不见城郭;妓者至二千人,以香囊数十缀于系袜带,而贯以珠宝,一带之费,至三四十金,数十步外,即香气袭人,穷奢极丽”。《明经世文编》卷四二八中,侯先春《安边二十四议疏》记载了李成梁家丁的胡作非为:“每丁军所至,城堡骚然,酒食尽出于民家,妇女多遭其淫辱。马蹄经过,鸡犬一空。民谣有云:若遭建虏(努尔哈赤)还有命,若遭家丁没得剩。”此时努尔哈赤的所作所为与李成梁截然相反,他在不断打着李成梁的旗号去吞并建州女真其他各部,万历十三年(1585年)在浑河南岸努尔哈赤率步骑五百,征讨哲陈部。时洪水泛滥,行军困难,努尔哈赤遂令众兵回寨,只带八十人继续北进。努尔哈赤所派侦察兵未能及时报告敌情,八十骑兵行至浑河附近时,他才突然发现,自己面前的是哲陈部八百敌军。如果是一万人面对十万人的话,打起仗来只要用兵得当,将略过人,其实还是有希望取胜的,而八十人面对八百人就不一样了,重量级的差别使得兵法在此时用不上了,加一起不足一千人,这更像是打群架而不是打仗,打架讲究人多,打仗才讲究兵略。打架时有本葵花宝典即可,而打仗时才用得上《武穆遗书》。努尔哈赤亲执大旗率先进战,率领八十人冲杀八百敌军,结果显而易见,敌阵岿然不动。怎么办?跑?岂能跑得掉!努尔哈赤横下心来率弟弟舒尔哈齐和两名勇士,共四人杀出包围,掉头拈弓搭箭,连续射死二十多人。与此同时,他派人去报知那回军的五百人,让他们快速赶来。敌军因努尔哈赤连续射死二十多人,无一人敢靠近,阵营大乱,纷纷渡河逃命。努尔哈赤稍作休息,待自己的五百名部下赶到,继续追敌,全歼八百敌军。努尔哈赤以四人击败敌军八百人,创造战争史上奇迹。万历十四年(1586年)努尔哈赤攻打鄂尔浑部,昔日杀父仇人尼堪外兰就在这个部落,当初就因为尼堪外兰在城下的喊话最终导致努尔哈赤的父祖被杀。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努尔哈赤单枪匹马就冲进了鄂尔浑部,他身上受伤已三十多处,前胸也被箭镞射中,箭镞在肩胛骨的位置上穿透而从后肩露出,一身是胆的努尔哈赤却浑然不觉,接连射杀八人,最终攻克鄂尔浑部。尼堪外兰却在混战中得以幸免,逃到了抚顺,为明军收留。努尔哈赤大怒,一连杀死十几个汉人以泄愤,而后又抓住六名中箭的汉人,把尚未拔下的箭镞更深地插入他们的伤口,让肉体带着箭镞的他们去抚顺作为信使来索要尼堪外兰。此时的尼堪外兰对明朝而言已毫无价值,明朝抚顺官吏回话说:“尼堪外兰既入我城,岂有送出之理?你可自来杀之!”努尔哈赤怕明朝借机设伏,于是派四十人前往,自己没有亲自前去,事实证明努尔哈赤多虑了,明朝把尼堪外兰送到城下,然后四十人一拥而上把尼堪外兰剁成肉泥。努尔哈赤把名义上的杀父仇人干掉了,但他绝不会就此罢休,因为在他心中,真正的杀父杀祖敌人是明朝。努尔哈赤不只是懂兵略,而且有心胸,他在打翁克罗城时被敌军鄂尔果尼一箭射中,鲜血流到脚面,努尔哈赤拔下箭,并用拔下的箭回射敌人。这时有一个人叫罗科,一箭射中努尔哈赤的脖子,这支箭镞卷曲如钩,努尔哈赤拔箭时把肉都带下来了,他一手捂着创伤,一手拄着弓,一步步走,不久昏迷。醒来后努尔哈赤的部下已攻下该城,生擒射中努尔哈赤的二人,部下打算用乱箭将其射死,努尔哈赤说:“两敌交锋,志在取胜,他为了他的主人来射我,现在为我用,不就会为了我而射敌人吗?如此勇敢之人如果死在阵前尚且可惜,怎能因为给我报仇而杀死?”于是为二人松绑。几乎完全相同的事在成吉思汗身上早已发生过。公元1201年,成吉思汗(那时还应该叫铁木真)征讨泰赤乌部,铁木真被泰赤乌部的只儿豁阿歹一箭射中脖子,后来泰赤乌部被全歼,只儿豁阿歹被生擒,铁木真亲自为其松绑,并因其箭术高,赐名者别(蒙古语,意为箭),日后者别率军一直打到乌克兰。鄂尔果尼和罗科比起者别,当然是差得远,但后来二人的确为努尔哈赤拼命立功,成为他的生死勇士。由此可见努尔哈赤的用人之术。据《满洲秘档》记载,努尔哈赤说:“用人之道宜因人而异,人有所能就有所不能,有所善就有所不善,勇于战阵的人用于战阵,长于辞令的人用于出使,本领因人而异,岂能求全责备?”所以努尔哈赤麾下人尽其才,为努尔哈赤统一女真的战争胜利奠定了基础。努尔哈赤主张直言,他曾说:“为国之道,存心贵公,谋事贵诚,颁布法令,则以严为贵。如果不采纳大臣明智的谋划,轻慢法令,这种人就是国家的蠹虫。朕所言岂能都恰到好处?只要有不当之处,你等不要随声附和。朕一人才智有限,难道诸位贝勒大臣言论皆无足取吗?你等的见解一定要直言不讳。”(《清太祖圣训》)努尔哈赤日渐壮大,成了建州女真其他各部的眼中钉,据《清帝外记》记载,努尔哈赤有天夜里睡觉,突然听见窗外有声音,他抄起刀来就准备砍,但又意识到,如果把刺客砍死,那么他究竟是谁派来的,就无从得知了,于是努尔哈赤瞬间调转刀锋,用刀背将刺客打倒,然后把他绑起来。此时侍卫方才赶来,见到努尔哈赤把刺客绑起来,便问:“他是要害您,当场就该杀了他,何必绑他?”努尔哈赤:“如果杀了他,他的主子还会派别人来的,倘因此酿成战争,我们寡不敌众呀。”随后努尔哈赤假装问这个刺客,“你是来偷牛羊的吧?”刺客一看,赶紧就坡下驴,便回答“是”。于是努尔哈赤把他放了,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努尔哈赤即将就寝,突然感觉心跳加速,他觉得要出事儿,赶忙跑进厕所,昏黑中看见一个人影,而后努尔哈赤拉弓以待,见此人逼近自己所在的地方,努尔哈赤一箭射中他的脚,他倒下了,此时侍卫们方才赶到。看来努尔哈赤的侍卫们实在太不靠谱,若不是努尔哈赤身手敏捷,怕是早就去见阿骨打了。侍卫们过来举火把一看,刺客还是上次那个人,大家都请求杀了他。努尔哈赤说:“这不是你们所知道的,杀他容易生事,我怎能因杀一个人而给敌人借口来打我呢?”于是又把他放了,此后再没人行刺努尔哈赤。努尔哈赤的实力在渐渐壮大,逐渐被麻痹的李成梁则剪除了女真各部的强者,事实上是帮努尔哈赤扫清了敌人,此消彼长中,辽东局势在发生变化。万历十五年(1587年),努尔哈赤在呼兰哈达山下的费阿拉城称王。其实费阿拉城只不过是一座三面崖壁,以木栅、山石筑成的山城,与女真各部首领的寨子相差无几。然而努尔哈赤在费阿拉城定国政、创法制、练军队,打算一步步实现自己的野心。万历二十年(1592年),丰臣秀吉进攻朝鲜,而朝鲜“人不知兵二百余年”,故而一触即溃。努尔哈赤听说朝鲜败绩后,在李成梁(从1591年起,由于身体原因,李成梁同志不再担任辽东都督佥事,赋闲在家)的指示下,派人联系朝鲜,说:“我建州有马军三四万,步军四五万(实为努尔哈赤吹嘘,此时努尔哈赤总兵力大约万余),皆精勇惯战,听说倭寇入侵朝鲜。我与贵国唇齿相依,愿出兵援助贵国。”朝鲜婉言谢绝。李成梁祖上是朝鲜人,据孟森《满洲开国史》的说法,李成梁有借助努尔哈赤的部队趁乱占领朝鲜以自立的想法,但我觉得,李成梁占领朝鲜以自立其实只是停留在想法阶段,家中养着两千妓女,妓女的袜子上都缀着香囊的李成梁,怕是没有太多精力去想割据一方的事了。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就在朝鲜拒绝努尔哈赤出兵的次年,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各部,他的强大引起了各部警惕,从明朝初年开始海西女真的叶赫部就是女真最强大的部落,此时努尔哈赤的崛起成了叶赫部的威胁,于是海西女真叶赫部向努尔哈赤提出领土要求,让他把建州女真的一部分土地割让给自己。努尔哈赤拒绝,并说:“我乃建州,你乃海西,你国虽大,我岂肯去取?我国虽广,你岂得来分?”叶赫部于是派使者再来找努尔哈赤,说:“我主人要分你的地,你不给,要令你归附,你又不从,假如两国兴兵,我国之兵将踏入你的地盘,而你的兵安能进入我们的领土?”努尔哈赤大怒,说:“你叶赫部各贝勒何曾亲临阵前,与敌人马颈相交经历大战?过去我因为我的父祖被杀而向明朝问罪,明朝归还我父祖的遗骸,给我敕书马匹,此外还封我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龙虎将军,你们的主人清佳努和杨佳努也被明朝杀了,至今尸骨未收,更遑论明朝给你们补偿,你们有何资格在我面前口出狂言?你的部落四周都设有关隘边墙吗?我军蹈你之地如入无人之境,即使白天不去,夜里也能去,你们能奈我何?”于是双方彻底撕破脸,叶赫部和哈达、乌拉、辉发这海西女真四部,联合蒙古科尔沁、锡伯、卦勒察三部,以及长白山珠舍里、讷殷二部共九个部落共三万多人进攻努尔哈赤。面对强敌,努尔哈赤做了有条不紊的部署:在敌军的来路两旁埋伏精兵,在高山峻岭安放滚木礌石,在沿河狭窄道路设置横木障碍。布置完后他就睡了,他老婆富察氏把他推醒:“你吓傻了吗?人家大军压境,你还有心思睡觉?”努尔哈赤说:“我要是害怕,还能睡得着吗?以前不知道他们来的准确时间还有点惦记,这下他们来了,我也就放心了。”《清帝外纪》和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十五记载了此事,每当读历史读到这种事时,我都会有很大疑问:努尔哈赤在床上和自己的女人说的话,这种事究竟是如何被历史记录在案的?再比如《史记》中公叔痤临死前屏退左右和商鞅说的那番话,项羽乌江自刎前与虞姬的最后一夜说的那番话,《左传》里刺杀赵盾前鉏麑的心理活动,等等,这些要么是死无对证,要么是在场者在一个与外界隔绝的不可能为外界知道的地方。而这些历史事件的记载看起来都仿佛历史记录者亲临现场一样,这些历史事件或出自司马迁,或出自左丘明,都是中华史学奠基人,而他们笔下的这些历史,如今的我们细想来,都可以打个大问号,遑论他哉?历史可以被证伪

                        说得不好听,只不过是国君发泄性欲之后的副产品,不小心给漏出来的。他如果明白自己的身份,低调做人,倒也没什么。现在卫庄公这么宠爱他,把他当个宝贝,他自然也就很把自己当盘菜,这样下去,其实是害了他。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石大夫这个人,未免太没有草根精神了。但是,如果抛开政治偏见不谈,就站在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来看,他的话又很有道理。春秋时期,法律允许中国男人娶多个老婆,生一大堆儿子,由此产生的问题就是,这个男人死后,他的家产该以什么形式来分配给这些儿子们?当然不是平均分配,平均分配看似公平,对这个家庭或者家族来说,却是大大的不利,而且当这个男人就是国君的时候,平均分配显然就更不可行了。为了解决继承的难题,尤其是富贵人家的继承难题,避免继承权争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一套名为“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第一,一个男人虽然有很多个老婆,但他必须确立其中的一个为大老婆,也就是嫡妻,又被称为正妻或正室。嫡妻之外的老婆,一般叫做庶妻。当然,嫡妻的确立也不是单凭男人个人的喜好,一般是以女子娘家的地位为依据来确立。第二,这个男人所生的一大堆儿子中,第一个有权继承他全部家业的,是嫡妻所生的长子,也就是嫡长子。而庶妻所生的儿子,即使年龄大于嫡妻所生的儿子,也只能排名于嫡妻所生的儿子之后。第三,如果嫡妻所生的儿子因特殊原因不能担任世子,或嫡妻不能生育,则考虑由庶妻所生的儿子继承家业,但也要根据其母亲的身份,择其贵者而立之。根据这一套原则,公子完和公子晋虽然不是卫庄公的嫡妻庄姜所生,但是因为庄姜没有生育,他们的母亲戴妫的地位也不算低,再加上庄姜对他们很好,把他们当做自己的儿子来抚养,他们的身份地位在兄弟之间应该说是最高的。而公子州吁作为嬖人之子,地位本来就低贱,加上庄姜又讨厌他,更是贱上加贱,与公子完、公子晋不可相提并论。地位最低的儿子,却享受了最多的宠爱,在石碏看来是很危险的事。用孔夫子的话来说,是“不正名”,即名与实互不相符。州吁现在最受宠爱,可是等到卫庄公死去,继承君位的却是公子完,这就意味着州吁要在公子完面前俯首帖耳,地位的落差会使州吁产生严重的心理不平衡,加上他已经养成了骄奢淫逸的性格,而且喜欢舞刀弄枪,造反只是迟早的事——郑国的京城大叔段就是前车之鉴。石碏并不迂腐,他其实不在乎由哪个公子来继承君位,他只是敏锐地意识到,“不正名”必定会闹出乱子,所以在他那番长篇大论中,他又给了卫庄公两个“正名”的提案:第一,要不就立州吁为大子,让他继续享受最高级别的宠爱;第二,要不就减少对州吁的宠爱,以符合他嬖人之子的身份。归根结底,名与实要相符,否则的话,名不正,言不顺,事不成,礼乐不兴,刑罚不中,最终的结果是国家大乱。读史至此,又是一叹:如果我们现代的社会也那么重视“正名”,则“公仆”当有公仆之实,不应高高在上;“主人”当有主人之权,不应战战兢兢……就此打住。但是,卫庄公只是一味“哦,哦,哦……”就打发了石碏的建议。“州吁日后必定会成为卫国动乱的根源。”石碏暗自想。更让石碏不安的是,他的儿子石厚看到州吁深受国君宠爱,反而认定这是一只稳赚不赔的潜力股,千方百计与州吁攀上关系,成为了州吁的死党。公元前734年,卫庄公去世,公子完继承了卫国的君位,也就是卫桓公。操办完卫庄公的丧事,石碏就借口身体欠佳,告老还乡了。石碏的担心并非多余。对于从小被娇宠过度的州吁来说,现在要臣服于自己的兄弟脚下,确实是一件难以习惯的事。卫桓公即位的第二年,州吁因为目无尊长,遭到卫桓公的斥责,被迫离开首都朝歌,回到自己的封地。在封建社会,这就相当于流放,意味着州吁的政治前途从此结束,只能在乡下过过地方贵族的日子了。州吁当然不能接受这种安排,但他还是忍耐了十几年。和郑国的京城大叔一样,他默默地蛰伏着,暗暗积蓄力量。十八年之后的公元前719年,州吁抓住一个机会,带人暗杀了卫桓公,自立为国君。卫桓公的同胞弟弟公子晋逃亡到邢国,而一直追随着州吁的石厚因此飞黄腾达,被封为上大夫。后人评论春秋乱世,有“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之说。“弑”在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罪大恶极的字,特指以下犯上、以臣杀君的行为。州吁处心积虑十余年,只考虑到了弑君这一步,对弑君之后该如何获得臣民的承认,缺乏周密的后续计划。而且,他先天不足的出身成为他站稳脚根的最大障碍——如果嬖人之子都可以通过“弑君”这么可怕的罪行,堂而皇之地坐在国君的宝座上,那么君权的神圣性就很值得怀疑了。新政权在漫天的流言蜚语中摇摇欲坠。在这种情况下,州吁无师自通地想到,有必要将国内矛盾转移到国外,通过对外战争来平息国内的非议。如前所述,郑国和卫国有过不愉快的记忆,和宋国有现实性的矛盾,州吁要对外寻找突破口,最可行的办法是旧事重提,拿郑国开刀。他派人去挑逗宋殇公说:“公子冯居住在郑国,受到郑国的保护,成天想着怎么依靠寤生的力量杀回宋国,抢夺您的位置。这个人只要活在世界上一天,对您就是一大威胁。而我们卫国呢,也看不惯寤生的胡作非为,与郑国势不两立。如果您愿意挺身而出,带头发兵讨伐郑国,我们卫国一定唯您马首是瞻,就算是勒紧裤腰带,也要拿出一年的财政收入作为军费,再叫上陈国、蔡国帮忙,替您铲除公子冯。”他算是摸到了宋殇公的心病。宋殇公最担心的事情,就是公子冯杀回来抢他的位置。只要公子冯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天,他就食不甘味,睡不安寝。如果能逼郑国把公子冯交出来,发动一场战争又算得了什么呢?更何况,这次战争还有人主动买单。一个想睡觉,一个送枕头,州吁和宋殇公一拍即合。公元前719年夏天,以宋国为首的宋、卫、陈、蔡四国大军浩浩荡荡杀往郑国。据记载,这次讨伐总共动用了兵车一千三百乘!按照春秋时期的军制,每乘战车由甲士三人加步兵共计二十七人构成(后来随着步兵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每辆兵车配备的步兵日益增多,到春秋中后期,一乘战车所配备的步兵多达七十二,以此计算,进攻郑国的四国联军,仅作战部队就达到了三万九千人。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安排,加上炊事班、运输队、卫生队、文工团、军乐队等辅助部队,总数应该在十万人左右吧!数十年后,齐桓公欲称霸天下,问计于管仲,管仲给他来了一通长篇大论,其中提到:“如果有善战之士三万人,就可以纵横天下,所向无敌。”可见,即便是数十年之后,三万精锐部队也是一个霸主之国的常备武装力量了。然而,四国联军讨伐郑国,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十万大军静悄悄地将新郑的东门围了五日,又静悄悄打道回府了,附近的村民连个热闹都没看成。《左传》上是这么记载的:“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围其东门,五日而还。”好可怕的战果!午后书社?对此,老谋深算的寤生看得很透彻,他分析说:“这回四国联军入侵郑国,主谋是卫国的州吁。州吁弑君篡位,摆不平国内的舆论,所以急于对外发动战争,想通过战争来团结国民,同时获得同盟诸侯的外交承认,并不是真的想攻打我国。而陈、蔡二国跟我郑国素无怨仇,只是跟着人家凑热闹,不会动真格的。真正有心病的是宋国的与夷,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消灭公子冯,拔掉眼中钉,咱们只要小心应付他就行了。”寤生派人把公子冯转移到了境内的长葛城,而且故意将风声放出去,让宋殇公得到消息。宋殇公果然移师相向。宋军一走,陈国和蔡国的军队跟着就撤了。州吁独力难支,只好也将军队撤回了国内。轰轰烈烈的郑国讨伐战,以虎头蛇尾的结局而告终。传说,收录于《诗经·邶风》中的《击鼓》一诗就是为此役而作:〖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我以归,忧心有忡。爰居爰处,爰丧其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当时鲁国的国君鲁隐公问了大夫众仲一个问题:“州吁这事算是摆平了吗?”众仲回答:“适得其反。我只听过以德服人的,没听过以乱服人的。州吁靠政变上台,又不知道怎么安抚百姓,反而一味加重百姓的负担,想通过战争来平息国内的情绪,不会有好下场。”寤生分析得没错,四国诸侯中,真正想打仗的只有宋殇公。这年秋天,宋殇公觉得自己的目的没达到,又纠集四国联军第二次讨伐郑国,并派人到鲁国请求支援。鲁隐公因为听了众仲的话,觉得没有必要去掺和这件事,委婉推辞了。但是,鲁国有一位叫做公子翚(huī)的大夫,极力主张鲁国参与这场战事。鲁隐公没有批准,他就带着自己的部队主动加入了四国联军,从而将四国联军变成了五国联军。派兵出征这样的大事,大夫不听令于国君,擅做主张,说明当时不只是诸侯不听天子号令,诸侯国中的卿大夫阶层也有可能不听令于诸侯。《春秋》记述这段历史,无可奈何地写道:“秋,翚帅师会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翚,就是公子翚,在这里用一个“翚”字的简称,绝不是图省事,而是对其目无君主的做法表示谴责。对于宋、卫等国的第二次入侵,郑庄公还是采取了避而不战的策略,只派了一支步兵部队与五国联军接战。战果可想而知,联军取得完全胜利。时值秋天禾熟,五国联军干脆将郑国的庄稼收割一空,才各自回国。回想当年郑国派兵收割王室的庄稼,这次的事情也算是小小的报应。但是,从战争的初衷来说,宋殇公仍然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公子冯仍在郑庄公的保护之下,对他的君位虎视眈眈。州吁也没有达到目的,两次战争未给卫国带来任何实际的好处,而且支付了巨额军费,国库空虚,百姓怨声载道,社会舆论对他更加不利。病急乱投医,他派石厚去向已经退隐的石碏问计。他想,石碏那老家伙虽然总是喜欢歪歪叽叽,脑袋瓜子却是很好使,如果看在亲生儿子的份上,说不定能够支他几招,帮他度过这一难关罢。石碏果然不含糊,给石厚出了一个主意:“如果得到周天子的接见正名,应该可以了吧。”王室虽然衰微,在名义上仍然是天下的共主,如果周天子肯接见州吁,自然可以认定其政权的合法性。问题是,周天子怎么可能接见一个弑君者呢?要知道,弑君这件事本身就是对周朝律法和秩序的极大破坏。石厚对这个建议不怎么看好。“陈侯现在正得到天子的宠幸,而且陈国和我们卫国现在也是睦邻友好的关系,如果能够请陈侯出面斡旋,天子想必会接见国君吧。”石碏接着说。石厚将老爸的话转达给州吁,州吁不觉眼前一亮。君臣两人随即带了些随从,拉上几车礼物,就前往陈国开展高层外交了。但他们没想到,比他们更早抵达陈国的是石碏的信使,他交给陈桓公一封石碏亲笔书写的密函,大意是说:卫国是个小国,我石碏又八十多岁,老得无能为力了。现在到陈国来的那两个人,实际上是卫国的弑君之贼,人人得而诛之,请你们做做好事,把他们杀了吧。石碏的信写得很谦卑,也很诚恳,但是有一个问题:陈桓公既然是州吁的盟友,石碏怎么能够指望他为了卫国的利益,将自己的盟友杀死呢?我们也许可以从史书的记载中找到蛛丝马迹:首先,卫桓公的母亲戴妫是陈国的公主,对于州吁杀死卫桓公这件事,陈国人表面上不说,心里却是耿耿于怀;其次,诚如石碏所言,陈桓公与周桓王的关系相当不错,受到了周桓王的宠幸,而周桓王又对寤生恨之入骨,因此,陈国两次参与围攻郑国,不是为了州吁,也不是为了宋殇公,而是周天子在暗中起作用。因此,陈桓公与州吁看似盟友,实则不是一路人。在收到石碏的信之后,陈桓公马上派人将州吁和石厚抓了起来,交给其国人自行发落。卫国人派右宰丑杀州吁于濮城,石碏则派自己的家臣獳羊肩杀石厚于陈国的首都。这两个人之所以被分别关押处决,也许是因为陈桓公考虑到石厚是石碏的儿子,想看在石碏的面上,网开一面,留石厚一条生路。而石碏选择了大义灭亲。流亡在外的公子晋被迎接回国,接任君位,也就是卫宣公。卫国的一切似乎又恢复了正常。然而,这位卫宣公后来的所作所为,恐怕很难对得起石碏老爹的大义灭亲。当然,这是后话。【大棒加胡萝卜,挖敌人的墙角】〖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这是《论语》里的一句话,意思是,当国君是多么无趣的一件事啊,主要原因是说了话没有人敢违抗。现代人也许听不懂:说话没人敢违抗难道不是一件乐事?孔夫子对此的解释是,正是因为没人敢违抗,国君无论说什么话,做什么事,都得负责任,不小心说错一个字或者做错一件事,就有可能亡国。你想想,一个人长期生活在这种重压之下,还有什么乐趣可言?公元前718年,鲁隐公在位已经是第五个年头了。这一年的春天,他想去棠地考察捕鱼作业。国君要与群众打成一片,视察渔业生产,对于鼓舞人民斗志,发展经济本来是件好事,没想到引来了朝中一片反对之声。有位叫做臧僖伯的大夫劝阻说:“但凡物品与军国大事无关,它的材料不能用于制作礼器与兵器,国君就不应该对其有所动作。”所谓军国大事,就是礼乐征伐。按照臧僖伯的说法,国君做任何事情,都必须与礼乐征伐沾上点关系才行。比如说打猎,如果猎物的身体或器官既不能用来祭祀祖先,又不能用来制造礼器或兵器,则国君不能射,射了就是“非礼”,是“乱政”,必将导致国家败亡。而打鱼这种活动,与礼乐征伐没有任何牵连,是小官小吏管的事情,国君就更不应该参加了。鲁隐公脾气好,也不跟他争论,找了个借口说,我是去巡视领地,就是顺便看看捕鱼,还是带着朝臣去了。臧僖伯很生气,装病没有跟着去,第二年竟郁郁而终。这件小事充分说明,在春秋时期,当一国之君确实不是一件好玩的差事。他们的生命就是政治生命,出生就是为了礼乐征伐,别的事情一概不能干。偶尔有点个人爱好,在朝臣们看来,不是乱政,就是骄奢淫逸,帽子大得吓人。大夫们的嘴也毒,上了年纪的大夫嘴更毒,倚老卖老,拿着君主的一点小事做文章,长篇大论,比唐僧还啰唆。更要命的是史官,史官倒是文风简洁,然而字字暗含杀机,毁人于无形。《春秋》这么记载这件事:“公矢鱼于棠。”矢就是陈列,说鲁隐公在棠大肆陈列渔具观看(好可怜的娱乐)。《左传》还落井下石地批判说,这种行为不合礼法,而且跑到棠去看鱼,也未免跑得太远啦。公元前718年四月,寤生为了报去年东门被围之仇,亲率大军入侵卫国。郑军打到卫国的首都朝歌的郊外。卫国一方面抵抗,一方面请南燕国出兵,从侧面进攻郑国,以缓解压力。寤生派祭仲、原繁、泄驾率领郑国的主力部队正面迎击燕军,又派自己的两个儿子——世子忽和公子突率领机动部队绕到燕军背后实施战术包抄。燕军的注意力完全被郑军的主力所吸引,没有防备郑国的机动部队,结果在虎牢被郑军打得大败而归。对此,《左传》轻描淡抹地评论道:“没有充分的防备,不可以带兵打仗。”这是在批评南燕军将领防备不周,不是领兵之才。然而,寤生熟知用兵之道,沉着稳重,郑国军中人才济济,他的两个儿子更是首屈一指的将才,善于出奇制胜——恐怕这才是燕军吃败仗的最主要原因。惩罚了卫国之后,郑庄公又将矛头指向了宋国。正好,这一年秋天,宋殇公以大欺小,派兵夺取了邻居邾国的土地。邾国派遣使者前往新郑,请郑庄公出面主持公道:“请君侯派兵打击宋国,以泄心头之恨,敝国愿为前驱!”郑庄公欣然应允,以周王卿士的身份,打着王室旗

                        。森正夫:《明末社会关系的秩序变动》,第156—157页。?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农民经济和乡村社会》第一章;森正夫:《明代的乡绅》,第45—47页。?最有名的“优秀”粮长可能是大画家沈周(1427—1509),森正夫:《明代的乡绅》,第42—45页;默克:《祝允明和苏州的文化贡献》,第8—9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与民众》,第5页。当然,粮长也可能具有很大的剥削性。关于剥削的普遍性及其与中国经济不发达的关系的深入讨论,见李约瑟和黄仁宇:《中国社会的性质》,第14页。?这以后,粮长、塘长和里长的负担开始多于特权,导致主要打击了中等和一般小地主的“役困”问题。滨岛敦俊:《明代江南的乡村社会》,第9—10页。?森正夫:《明代的乡绅》,第46页,及其《明末社会关系秩序的变动》,第155页;埃尔文:《论明清时期水的控制和管理》,第95—97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与民众》,第26页;森正夫:《明代的乡绅》,第35—37、48页;又可见默克《祝允明和苏州的文化贡献》各章;滨岛敦俊:《业食佃力考》,第143页。他嘲笑宫崎市定所描述的、作为保护者的乡绅阶层一员的一位和善的乡居退隐者的形象。?常熟谭家就是这种多种经营的好例子。谭家兄弟16世纪末在太湖岸边起家之后,决定不做渔民了。他们围造圩地,并用其收入雇用当地的其他渔民,把雨水最多的沼泽改成渔塘,在渔塘上架起了浮桥,盖起了可以容纳上百名劳力的工舍;这些劳动力先后把大部分土地变成了果园。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17页。?居密:《主人与奴仆》,第57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与民众》,第16页;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30—31页;小山正明;《明末清初的大土地所有制》第一部分,第5—9页;古岛和雄:《明末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地主经营》,第15—20页。?在官僚集团中常常流行的一种看法是“业食佃力”的观点。L.S.杨:《中华帝国集体劳作的经济观》,第75页。“业食佃力”一词始于宋代,不过,在晚明,它的使用与因为里甲制度破坏和地主外住风的兴起导致的灌溉系统危机直接相关。由于当地的土地所有者不再承担维修沟渠和水利设施的责任,由于新的科举乡绅利用免役权逃避灌溉责任,因此地方官开始认为政府应该加以干涉,以免这种在长江三角洲下游精心建造的河渠和圩堤系统无人照管。政府的干预看来是必需的,因为正如一些日本历史学家所言,农民中没有什么社会共同体组织主动承担照管水利设施的责任。1566年工部下令实行照田派役。这个制度的弊端是免除了乡绅的徭役。因此为了公平地摊派力役负担,17世纪初官吏们建议乡绅地主把他们的力役用米或银(业食)的形式付给佃农,佃农则提供力役(佃力)修复沟渠。这个制度在一些县里实行过,乡绅们答应予以合作。在1660年,耿桔在常熟主持这项改革时,乡绅却利用他们在京城的关系,毁掉了这位亲近东林党的官员的前程。1611年,大学士徐民式下令在浙江实行“照田派役”,但也失败了。滨岛敦俊:《业食佃力考》,第119、128—129、133、142—143页;《明代江南的乡村社会》,第7—9页;《明代江南三角洲的水利控制组织》,第80—91页。?清代的官吏对“长随”这种官员个人奴仆习以为常。“长随”暂时依附于长官,是自己主动投靠主人的,希望以此与衙门胥吏相勾结从普通百姓那儿敲诈钱财。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57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33页。?关于一些地主在田庄中安装织机的事例,见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四三卷,第16页;第一四七卷,第38页。?关于妇女手工业对农民家庭的经济重要性的一些较晚的例证,见马乔里·托帕里:《广东农村的抗婚斗争》,第70—73页。关于晚明时期女性文人的社会文化影响,见汉德林:《吕坤的新读者》。灌溉危机同样促进了可以换钱的作物的种植。在16世纪40年代因为水渠系统开始受到破坏,江南东部丘陵县的农民便转去种植棉花,它不像水稻那样需要大量的灌溉用水。因此,随着棉纺织业的迅速发展,灌溉系统几乎都被破坏了,因为农民不愿意用手工制作的时间去疏通河道和修复沟渠。这样,这个地区的生态环境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中发生了明显变化。滨岛敦俊:《明代江南三角洲的水利控制组织》,第78、88—89页。?从粮食生产转到为丝织市场进行生产的刺激是很强的。在17世纪初嘉兴,五亩稻田的收获卖出后只能得到11.25两白银的收入。而同样数量的桑田可以获52两白银,增加了四倍多。居密:《主人和奴仆》,第8页。烟草更为赚钱,亩烟草收入相当十亩稻田收入,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66—67页。稻田的收获卖出后只能得到11.25两白银的收入。而同样数量的桑田可以获52两白银,增加了四倍多。居密:《主人和奴仆》,第8页。烟草更为赚钱,亩烟草收入相当十亩稻田收入,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66—67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34—38页。不过价格上升的并不快。16世纪50年代福建的永安县,生产一石地租的土地可以卖到4两白银,1782年,同样的土地可以卖到11两,但是直到1864年它的价格也没有超出这个水平。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20—24页。?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47页;滨岛敦俊:《明代江南三角洲的水利控制组织》,第77—78页。相对小一些的灌溉系统而言,交通系统很少遭到破坏,因为运河渠道连结着大多数城镇。今天,南京和上海之间,仍可以看到593条河道。黄仁宇:《大运河》,第4页。?关于晚明到18世纪这段时期江南对湖广地区稻米输入的日益依赖,见全汉升和克劳斯:《清代中期的粮食市场和贸易》,第40—71页。16世纪末,政府实际上在管理着跨地区的谷物交换。1596年,太湖东南的秀水地区出现了一种制度,当地政府挑选20—30名本地商人,让他们负责私人输进3000石稻米。当地官员也得到省级政府的特别许可,在各个关津处由军队用船只运送大米。在1621年,湖州也实行了相似的制度,因为督责漕运的专使向产粮地区的官员解释说,让粮商们购买足够的谷物供应太湖地区居民的需要,是极其重要的。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六章,第4—7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58页。?西岛定生:《中国初期棉业市场的考察》,第135—136页。利玛窦就此发表评论说,中国可以生产出足以供给全世界的棉花,利玛窦:《16世纪的中国》,第13页。?西岛定生:《中国初期棉业市场的考察》,第134、138页。在晚明,松江棉纺业所用的棉纱是那些商人从农村家庭纺织者那里收买来的。在万历晚期,这些棉纱大多由城市里上百家的工厂制成长短筒袜。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6—10页。?据17、18世纪之交的文人记载,那些精美的镶边罗纱和各色丝绸都是很流行的。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107页。苏州也有棉纺织作坊,多在阊门之外。但是,这些规模较小的、只有20多个短工的“堂”,较之城东北角的那些大丝绸工场则相形见绌了。在那儿,棉织工每天早晨聚集在著名的花桥一带,而丝织工则聚于广化寺。时人记载说,若机房工作减,此辈衣食无所矣,引自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12页。?这个时期商业和土地财富的增长远不像以前那么互不相关了,富裕的乡绅家族不再贮存粮食和银钱,而是把资金投放到高利贷或商业中去了。商人也变成了地主,而且与明中期的土地所有者们相比,他们在谋取地租上更精于计算、长于管理。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二章,第29—31页;第五章,第35—37页。根据1605年编著的嘉定地方志记载,乡绅和平民之间的地位差距,以及老人和青年间的等级差别感已变得模糊不清了。森正夫:《明末社会关系秩序的变动》,第136—137页。?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42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31—32页。在1643年的一份记载中,方以智叙述了明末对财富和地位的追求之风笼罩着中国的上等阶层。他抱怨道,文人变成了官僚,并通过交结权势而大发其财。一旦他们当了官,他们就开始积聚家财。就像一般人贪图享乐一样,他们也追求豪华奢侈。他认为,对于文人来说,远离经商致富之事是很重要的,这是有鉴于他的前一代人在17世纪20年代商人与政府的辩论中支持了商人的主张。彼得森:《苦果》,第72—74、77页。?在中国北部地区,特别是像华东地区,明初的家仆也逐渐成了自由受雇的劳动力,叫做“雇工子”或是“做活路”。尤其典型的是,这些打短工的劳力早晨聚在市场上,手里拿着锄头,等着受雇于那些需要暂时帮忙的农民。片冈芝子:《明末清初华北的农业经营》,第82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61—265页随处可见。?关于奴仆法律地位的详细分析,见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36—41页;美杰尔:《清末的奴隶制》,第333页;王伊同:《北朝的奴隶》,第301—331页。?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124—125页;小山正明:《明末清初的大土地所有制》第二部分,第64页。比如在安徽南部,特别是在新安,“佃仆”和“奴仆”的地位常常混淆不清。在对一个主人或一个家族承担了额外义务而且被限制在土地上之后,这样的依附人口还是要交纳地租,还可以保留他们自己的财产。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二章,第126页;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13—14页。另一方面,在近代广东,那些“佃民”的地位被一个人类学家形容得近似于北美黑人奴隶。奴役和世代租佃在主家和仆家之间维持下来,这种“联结世袭佃农与地主的纽带,作为以亲缘为基础的合作之间的一种交换是极好理解的。双方的这种交换是通过家族的媒介进行的……从社会角度来看,佃户被当做主人家族的从属……”沃特森:《传统中国的世佃制和地主制的个案研究》,第180—181页。地区与地区之间对人身依附者的看法也是不同的。在17世纪,武进县人以为佃户是世袭的。而在附近的无锡,主仆关系则相当灵活多变。在无锡,如果奴仆很快就换了主人,人们并不感到有什么不满意。实际上,许多无锡的奴仆就像一种职业的家仆阶层,在全国各处受雇。据说在晚明的北京,大多数豪势人家的佣人中至少有一个无锡的奴仆。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五章,第5—6页。?在明代,各种法律身份不是互相排斥的。比如,一个地主可能同时又是一个奴仆。有些奴仆甚至参加了科举考试。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90页,酒井忠夫:《儒教和大众教育书籍》,第337页。?一些学者愿意使用“奴仆”而不愿用“农奴”一词,因为他们认为,使用后者就意味着把明代受束缚的劳动者与宋代农奴化的劳动者视为一事。这样他们就等于赞成了东京学派的论点——元、明、清是庄园农奴制的中世纪时代。可参见居密:《主人与奴仆》,第4、36页。严格地说,在欧洲封建社会中,农奴是被束缚于土地上的,属于其主人所有,不过我们或许可以从更广意义上把农奴定义为处于奴仆状态的人,因为,世仆或奴仆劳动者,特别是那些处于就住在本地管理田庄的地主手下者,是在除道德习惯外没有任何限制的情况下听凭主人使唤的,那么“农奴”一词就是很恰当的了。不过事实上,农奴在法律上依然是依附者。这一点见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77—678页。?仁井田升《中国的国家权力与农奴制》随处可见。?“一田三主”的制度在福建是普遍存在的。田底的主人或“苗主”(他可能连地产在哪儿都不知道)把土地转租给收租者或“赔主”,他们再转租给佃户。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44—45页。晚明时期,在福建,特别是福建北部,我们看到这样一种市场关系在加强,即所有权的出卖和再出卖变得非常容易,而且也刺激了收租人的投资。比如,表示最后出卖的“断契”逐渐地被“活契”所取代,它给出卖者一个买回土地的机会,一个可以以更大的价钱卖给第三者的权力。杨国桢:《试论清代闽北民间的土地买卖》,第5—6页。?陈张富美:《明清时期中国租佃关系初探》,第3—4页。?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8页。?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28页;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与流贼》,第217页。?因此,当所有权以这种形式让渡时,它并没有与原来的所有者完全脱离,原来的所有者也没有把所有权永久出让。比如,在上海附近,奴仆只是暂时地出让了他的所有权和个人。如果这位新主人有所失势,他就会抽身而去另觅新生。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84—685页。?顾炎武:《日知录》第十三卷,引自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80页;又见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与民众》,第18页。根据明代法律,只有公、侯和三品以上官僚才可以雇用奴仆。但实际上,这常常是整个统治阶级的特权。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80—681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66—68页。有一些学者对“投献”(交出自己的土地)与“投靠”(作为家奴为某家族干活)加以区别。参看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46—247页。实际情况中,“投靠”往往同时包括了这两种行为。大多数被雇用的劳动力被认为是奴仆,他们受雇的条件包括一种债务奴役,有时叫做“佃雇”或“佃佣”。因为这家的主人可以抵押他的劳动力或其家庭的一个成员以换取谷物和银钱。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83页。?对这种劳动者的工资的一些观念可以从1606年在江南使用的小学算术书中找到。在这个小学读本中有一个问题是:“今有四人,来做工八日,工价九钱银。二十四人作半月,试问工钱该几分?答曰:一十两一钱二分五厘。”(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初探》,第68页。)那么一个劳动力一天的报酬就是2分8厘,见刘永成:《论清代前期农业雇佣劳动的性质》,第92页。?居密:《主人与奴仆》,第5—7页;又见《吴江县志》,引自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初探》,第68页。?居密:《主人与奴仆》,第5—7页;片冈芝子:《明末清初华北的农业经营》,第82页。换句话说,在明清时期,在法律条文中雇工是从奴仆形式的“短期化”而来的。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79页。?麦克德谟特认为:“明代的奴仆最好看成一种人的法律地位,他们有穷人也有富人,对于其主家承担特殊的或一般的契约性义务。男人和女人或是通过买卖、收养、雇用和强制,或是通过结婚和投靠,而沦为奴仆。其义务、为奴时间和报酬,都不大相同。这些奴仆中有一种一般被称作‘佃仆’的田间奴仆,几乎占城乡人口的1/5;他们的奴役地位常常是限于地主的特殊义务,即使有

                        刚刚过逝,这对李亨是个巨大的打击,虽然李隆基在世之时,李亨作为皇帝怀疑过他,提防过他,甚至李辅国排挤冷落李隆基,在李亨看来都是件有利的事情,父子之情已经被“权力”这个东西,搞的陌生而又畸形,可是随着李隆基的病逝,现在这一切都已经烟消云散。而李亨自己由于病重,似乎也要在十天后即追随自己的父亲而去,他躺在龙床之上尽量让自己的思绪平静下来,虽然他已经口不能言,但意识依然十分清醒。“陛下!李辅国在外边作乱,臣妾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只能到这来,希望陛下保护臣妾。”张皇后从外边慌张地跑进来,跪在李亨的龙床前,一把拉住自己的丈夫,然后抽泣着说道。面对张皇后的无助,李亨心中明白自己虽然身为皇帝,但此刻已无任何能力来保护自己心爱的女人,他唯一能指望的就是自己的皇帝身份,能够让李辅国等人望而却步。李亨缓缓地睁开眼睛,勉强注视着张皇后,然后用软弱无力的手,指向寝宫的最深处,示意张皇后躲到里边去。然后,他又闭上了眼睛。得到了李亨的示意后,她没有说一句话,径直奔向寝宫的最深处躲了起来,在黑暗处她依然露出侧脸,时刻观察外边的动向,对于张皇后而言,这是她一生中最为煎熬的时刻。不久后,杂乱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张皇后最不希望的场面终于还是出现了。事实上,当张皇后急匆匆前往李亨寝室的同时,李辅国在长生殿为所有人下达了捉拿张皇后的命令,他急速带人前往张皇后的寝宫,在得知张皇后已经前往李亨寝室的消息后,他又带人赶到这里,张皇后刚刚在角落处躲好,李辅国便带人闯进了李亨的寝室。进入寝室后,李辅国停下了脚步,然后示意众人停止前进,因为他知道皇帝虽然已经大限将至,但这里如果没有经过皇帝的同意,是不能擅自进入的。李辅国轻轻地走到李亨床前,低下头俯视这个奄奄一息的皇帝,这是他一直服侍的皇帝陛下,从年轻一直到现在,他始终都是李亨忠实的奴仆,虽然有时候他让皇帝陛下感到厌烦,但李辅国对李亨的忠诚毋庸置疑,如今这个自己亲身侍奉二十多年的皇帝,眼看就要一命归西,这不仅让李辅国感慨万千。“唉!”李辅国轻轻地叹了口气,然而就这一声哀叹,让李亨缓缓地睁开了眼睛。李辅国见惊动了皇帝陛下,他立即跪倒在地,然后伏地叩拜。在见到李辅国后,李亨的眼睛中忽然放射出光芒,他用无力的手缓缓指向了这个奴才,似乎在埋怨他不该惊动了自己。“奴才死罪!”李辅国叩拜得更加用力。“陛下可知道皇后娘娘是否在这里?”李辅国终于问出了他最想问的问题。此刻身在暗处的张皇后,已经紧张得快要崩溃,然而李亨却摇摇头,这让她稍微有些舒缓。“陛下可知道皇后娘娘欲弑太子,奴才是奉了太子之命,特来捉拿张皇后的。”然而李亨就像没听到李辅国的话一样,他冲李辅国摆摆手,示意他退出去。鉴于李亨的态度,李辅国低下头开始犹豫起来,他明知道张皇后肯定是在这里,但没有皇帝的命令,李辅国是不敢轻举妄动的,可是如果就此退出去,一旦让张皇后缓过劲来,那结果实在难以预料。此刻,李辅国的性格以及他对“权力”的崇拜,决定了他不可能就此甘心退出,犹豫片刻后,他站起身来握紧双拳,然后回身向着禁军将士发出了命令。“搜!”霎时间,诸多禁军在李亨的寝室内开始大规模的搜捕,片刻后两名禁军士兵从寝室深处的角落里将张皇后拉扯到了李辅国的面前。“放开我,陛下在这里,你们胆敢这么无礼!”张皇后怒斥拉扯她的士兵。在李辅国的面前这个女人极力掩饰自己的慌张,然而李辅国那透出杀机的眼神,又让她的心理防线瞬间崩溃。“你欲弑太子死罪难逃,陛下这个样子,你还指望陛下能够保护你!笑话!”李辅国恶狠狠的说道,随后他径直走到李亨的跟前,伏在李亨的耳边,轻轻地说道:“陛下安心地去吧,大唐的江山社稷就交给老奴吧!”说完这句话后,李辅国并不理会李亨的反应,然后转身让禁军士兵将张皇后强行拖出寝宫。在李辅国带领众人离开的时候,李亨试图用尽自己最后的力气,挣扎着从床上起来,但已经病入膏肓的他最终还是失败了,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被强行带走,此刻拥有最高权力的李亨却无能为力,这让他顿时急火攻心口吐鲜血。“朕死不瞑目!死不瞑目啊!”然而没有人理会这个已经快要死掉的皇帝的感受,寝室内只有李亨在床上依旧痛苦地挣扎,但谁都明白,经历这次变故之后,李亨已经撑不了多久了。上元二年(761年)四月十八日,在李辅国平定张皇后和李系政变的三天后,李亨在惊吓愤怒中闭上了双眼,走完了他五十二年的人生之路,此时距离太上皇李隆基去世仅仅十三天。从险些葬送在母腹中,一直到李亨最后逝世,可以说李亨的一生颇为坎坷,忍受父皇猜忌,经受李林甫的排挤,备受杨国忠的打压,即使当上皇帝,还要肩负平叛的重任,收拾父皇李隆基留下的烂摊子。尤其是自灵武即位之日起,一直到他极不情愿的闭上双眼与世长辞,在短短的七年岁月中,他始终如一地将彻底平定叛乱重整河山,再现大唐帝国昔日风采与辉煌的宏伟大业视为己任。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在他怀着无限眷恋与依依不舍之情告别人世之前,也没有亲眼看到彻底平定叛乱、收复全部失地这一天的到来。如果李亨在天有灵,他一定会为自己生前无力扭转让列祖列宗脸上“无光”的憾事而深深愧疚,甚至在他临别之际也绝对会带着深深的遗憾去见他的那些叱诧风云、名留青史的先人。这是李亨最后的遗憾,也是最大的遗憾,更是永远没有机会再弥补的遗憾!然而在我看来,让李亨灵魂更加难以安宁的,却是李辅国并没有因为李亨的过世而停止杀戮,李亨过世的当天,李辅国就擅自下令处死了张皇后和李系等参与政变的数十人。鲜血流淌的瞬间,大唐帝国不经意间开始了一段新的征程。四月二十日,太子李豫在李辅国和程元振等宦官的支持和拥戴下在两仪殿继位,改年号为宝应。宝应二年(763年)三月,李豫带领众人将父皇李亨安葬在建陵,庙号“肃宗”。李亨已经入土为安,但大唐帝国依然在坎坷崎岖中徘徊,望着父皇李亨的陵寝,李豫此时的心情颇为不平静,他的继位意味着平叛的重任自然而然地落在了自己的肩上,这让李豫瞬间产生了极大的压力。无论前方的道路多么坎坷,我都有信心披荆斩棘接近成功的目标,我要用自己的方式去完成父皇未完成的事业。第七章安内攘外节节败退李豫登上皇位时,平定安史之乱的战事已经进入到了第七个年头。虽然在此之前安禄山、安庆绪和史思明已经因为其内部互相残杀最终授首,但由于唐军在战场上的一系列失误使得以史朝义为首的叛军依然在中原地区肆虐,所以李豫即位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尽快平定叛乱。自从河阳之战结束后,史朝义始终占据着洛阳,一直到李亨去世为止,唐军和叛军在中原地区虽然大战没有,但小战依然不断。从整体的平叛形势来看,如果唐军能够团结统一、调度有方,完全可以给予叛军毁灭性的打击,现在随着李豫的继位,唐军终于可以做到这一点了。李豫继位伊始,首先重新起用名将郭子仪。虽然在邙山之战中郭子仪因为打了败仗受到了李亨的冷落,在李亨弥留之际,还是召见了郭子仪,准备将平叛的重任交给他,只是由于李亨过世得十分突然,所以起用郭子仪的诏书没有下达,一直到李豫即位后郭子仪才重新上岗。郭子仪重新回归后,在李豫的部署下,首先在绛州(今山西新绛)平定了此前不久在朔方发生的王元振叛乱,而后平卢节度使侯希逸击败范阳叛军李怀仙,并带领两万人马引兵南下渡过黄河,和唐将田神功、熊元浩在兖州(今山东兖州)会合。而李光弼顺利攻占许州(今河南许昌),擒获颍川太守李春,又顺道拿下临淮(今江苏盱眙),向徐州逼近。李豫觉得仅仅依靠唐军的力量还不算保险,所以他遣使前往回纥请兵相助,用大将仆固怀恩之女与回纥和亲,终于得到了回纥人的允诺。宝应元年(762年)十月,李亨任命太子李适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统率河东、朔方及诸道行营、回纥等人马共计十万,集兵于陕州。然后令大将郭英乂和神策观军容使宦官鱼朝恩带领人马出渑池,泽璐节度使李抱玉出河阳,河南道副元帅李光弼出陈留(今河南开封),仆固怀恩与回纥首领左杀为先锋军,诸道人马并进,一同合围洛阳。史朝义在得知唐军将至洛阳后,急与主将商讨对策,有的人主张退守河阳暂时避开唐军的锋芒,却未被史朝义采纳。在史朝义看来,自己好不容易重新占据了洛阳,岂能再次拱手相让于唐军,所以他决定誓死守卫洛阳。十月六日,唐军以极快的速度进至洛阳北郊,并分兵攻取了怀州(今河南沁阳)。史朝义的对策是不管唐军攻取了哪里,只要自己坚守住洛阳就是胜利。为此他让守卫洛阳城周围的数万叛军四立栏栅为固,意图为唐军制造进攻的障碍。十月七日,仆固怀恩在西原列阵,派遣轻骑兵混合回纥骑兵从东部率先突袭,结果大败叛军,取得首胜。史朝义得知消息后,立即派精兵数万人列阵于昭觉寺,准备拦截唐军。但是叛军刚刚在昭觉寺布阵完毕后,仆固怀恩趁叛军立足未稳,搞了个突然袭击,尤其是鱼朝恩让弓箭手五百人猛力地冲杀,致使叛军大败,唐军乘势追击,接连转战石榴园、老君庙等地,不给叛军任何喘息的机会,最后一直打到距离洛阳西城门二十里的地方,方才止步。叛军从昭觉寺一路向东败退,几乎毫无还手之力,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逃跑。在经过一系列的惨败后,残兵败将们终于退进了洛阳城,然后关起城门等待史朝义如何决策。数万人马居然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唐军打败,让史朝义愤怒异常,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叛军已经很久未和唐军进行过如此大规模的较量,可以说叛军这次并没有完全进入状态,最终致使惨败。从这次失败开始,史朝义再也未能翻过身来,直到最终兵败身亡。昭觉寺一战,唐军斩杀叛军将近六万人,可以说史朝义将自己在洛阳的家当全部赔了进去。当那些残兵败将们不断涌入洛阳城里时,史朝义知道洛阳城应该是保不住了,所以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逃跑,带领数百名骑兵亲信,从洛阳东门出城,向东飞奔逃去。仆固怀恩随即进占洛阳,但他只留下回纥人马驻守洛阳,自己和儿子仆固玚及朔方兵马使高辅成率兵马万余人继续向东追击史朝义。史朝义出离洛阳城后,他的计划是准备前往汴州(今河南开封),因为那里有他的人马驻守。可当他到达汴州城下时,驻守那里的陈留节度使张献城下令紧闭门户,不让史朝义进城,无奈之下史朝义只好向濮州(今河南鄄城)方向逃去。由于在汴州吃了闭门羹,史朝义已经成了惊弓之鸟,他生怕在濮州遇到同样的情况,所以在濮州他没有做片刻的停留,而是转道向北渡过黄河。渡过黄河后,史朝义放慢了速度,在他看来,即使唐军急速地追击自己,由于人多势众也不可能这么快渡过黄河。但两天后仆固怀恩犹如神兵天将般地渡过了黄河,并领兵打下滑州(今河南滑县),意图切断史朝义北逃的道路。史朝义只得再次转道前往卫州(今河南汲县),这一次史朝义的运气还算不错,当时叛军的雎阳节度使田承嗣在得知史朝义兵败到这里后,急忙领兵四万前来和史朝义会合,准备共同抵抗仆固怀恩的进攻。但仆固怀恩的情报工作实在出色,他事先已经得知叛军要会合的消息,所以分兵在半路劫杀田承嗣。结果遭到伏击的田承嗣由于没有做足侦查工作,使得他误以为仆固怀恩分出来的这些人马是唐军的主力部队,田承嗣为了保存实力,二话没说带领人马立即赶往卫州和史朝义会合。史朝义本以为田承嗣的这四万人会成为自己救命的稻草,可是唐军的半路截杀,让他终于丢掉了幻想,他只能继续向北逃窜至贝州(今河北清河),与其手下大将薛忠义会合,意图在那里布置防线和唐军决一死战。当时仆固怀恩之子仆固玚率领先头部队急速追赶到临清(今河北临西),距离贝州只有不到二百里的路程,而在史朝义掌控范围内的衡水则有三万人马驻守。在史朝义看来,如此一路北逃实在有失身份,不过他没有意识到他的军事才能和他的老爹史思明相比,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这才是他节节败退的根本原因。所以,别说三万人马,就是三十万人放在史朝义手里,只要唐军团结一致也是白搭。结果,在临清仆固玚再次运用伏击战术打败了叛军,而屡败屡逃的史朝义,也不得不继续他的北方探险之旅,向莫州(今河北任丘)逃去。从史朝义最终的整个行程来看,莫州是他停留时间最长的地方,总共将近一个月,这期间唐军的先锋部队由于接连长途奔袭,所以行进速度逐渐放缓,而史朝义正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加强莫州的城防工事,就在史朝义认真准备一切的时候,一个出乎他意料的因素打乱了他的整个计划。准确地说,他被人忽悠了!平定叛乱广德元年(763年)正月,唐军的先锋部队在仆固玚的带领下终于追击到莫州。由于此前史朝义已经在莫州城准备了将近一个月,所以仆固玚并没有贸然进攻,而是在距离莫州三十里的地方安营扎寨,意图寻找有利战机伺机进攻。应该说这一个月让史朝义有了充分的时间对莫州城的城防做了充足的准备,但史朝义恰恰忽略了一点,那就是人的问题,他自始至终没有解决好。关于“人”的问题,倒不是说史朝义手里缺兵少将,而是他对自己手下将领的心理状态掌握得很不够,要知道此时的叛军经过八年的攻战杀伐后,已经完全没有当初安禄山起兵时的浩大声势,甚至更没有史思明掌控时的威武雄姿,有的只是被唐军接二连三地打败,史朝义一路被人追着屁股北逃,在这种情况下,难免会有人产生动摇,当时援救过史朝义的田承嗣就有自己的想法。田承嗣自安禄山在范阳起兵以来,一直指挥叛军南征北战,立下不少赫赫战功,无论是安禄山、安庆绪、史思明还是史朝义在时,田承嗣都是不可或缺的人物。在刚刚起兵造反的那段日子里,田承嗣对安禄山领导的叛军深信不疑,但经过八年的时间,叛军四易其主,直到史朝义逃到莫州,叛军可以说是耗子下崽——一窝不如一窝。从史朝义丢掉洛阳并节节败退开始,田承嗣第一次对自己当初的选择产生了怀疑,叛军从声势浩大到现在的兵败如山倒,这一切都让田承嗣本能地产生一种恐惧,田承嗣不是没脑子的人,面对如此境遇,他开始盘算自己的后路。从现在的态势来看,史朝义最终难逃失败的命运,但田承嗣现在和史朝义同在莫州,以田承嗣目前的实力是无法采取硬碰硬的方式对抗史朝义的,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开动自己聪明的头脑,让史朝义主动离开莫州,然后自己献城降唐。“依现在的态势来看,如果仅凭莫州现有的兵力是难以对抗唐军的,圣上不如将守卫莫州的重任交给末将,然后您到幽州去征兵,再回来援救莫州。”当田承嗣向史朝义说这番话的时候,史朝义完全没有怀疑这个手下的亲信将领,他丝毫没有犹豫就采纳了田承嗣的建议,可是在他刚刚离开莫州城后,田承嗣即打开城门向唐军投降。当史朝义得到消息后,肺都快气炸了!可是他依然不能停止脚步,因为唐军是绝对不会放过自己的,所以追击依然继续,逃跑依然继续。好在莫州距离范阳并不远,史朝义坚信只要到了自己的老巢,不怕没有办法对付唐军。可是事实证明,史朝义对形势显然过于乐观,而当时的情况是叛军内部想降唐的人不在少数,除了田承嗣之外,范阳节度使李怀仙具有同样的想法。当史朝义还在莫州的时候,李怀仙就已经看出史朝义败亡的苗头,所以他通过朝廷派来的使者骆奉先和唐廷暗中沟通投降的事儿,当他知道史朝义即将回来时,为了向唐廷表现出自己足够的诚意,他让手下的兵马使李抱忠率领三千人马镇守范阳,不准史

                        接着讲下去,我都能看到那场景,小小的、蜡黄的莫迪靠着雪白的枕头,一大群年轻的男生女生,还有——不是站在他们中间,而是站在他们对面——那个大牌医生……“他宣讲完了以后,对我说,你今天感觉怎么样,福勒太太?然后他就又开始对那些孩子宣讲了,讲我的事。他觉得我是白痴吗?”(这句话是喘着气叫出来的,她太愤怒、太难过了。)“他对我说,福勒太太,请把你的衣服撩起来。我才不呢,我干什么要照办?于是护士上前一步,殷勤地帮忙,我的睡衣就这么给掀了起来,当着那一帮人的面,无遮无掩。然后他就这儿戳戳那儿捅捅,我就像是案板上的一团面,而他对他们说,看到那里那个肿块吧?摸摸看,感觉一下。好家伙,一句话都不对我说。他们挨个摸我的肚子。谢谢你,福勒太太,他说,但是他之前根本没有征得我的许可,不是吗?看那肿块,摸摸看,感觉一下——好像我看不见,感觉不到一样!我不是傻瓜,我不蠢,我不是白痴——”莫迪气得不能自已,无助到情绪失控。“他看都不看我一眼,一次都没看。我根本就是根棍子,是块石头。他看他们,对他来说他们更重要。我在这儿就是为了方便他们的。”他们准备告诉莫迪要把她转到另外那家医院去了。而她的确不蠢,所以——我十分忐忑。他们告诉她了。我今晚去病房的时候,她转过身来,不搭理我,不搭理一切。半个小时里,一句话都没说,然后她开始叨叨念念:“我不去,我不去济贫院。”“什么济贫院?你在说什么啊,莫迪?”她继续:“我不要到头来落到得进济贫院!”我打听到了,她要去的那家医院,以前,很久很久以前,曾是一家济贫院。我给薇拉·罗杰斯打电话。她的声音听上去疲惫、恍惚。“你打电话来有什么事?”“我想知道,莫迪一直没完没了地说他们要把她扔到济贫院去了,这是什么意思?”一声叹息。“唉,老天啊,”薇拉说,“又来了。这些亲爱的老家伙们都这么说,我们不要去济贫院,他们说。济贫院这东西早废除了——唉,我也不知道废除了多少年了。但是是这样的,他们小的时候,最怕的就是济贫院。那会儿是这么个观念,不管你年龄多大,如果进了济贫院,就得干活。他们擦地板,洗被单,烧饭。让我告诉你,别说这是我说的哦,我可看不出这有什么糟糕的——要是现在会怎么样呢?我们把他们打发去哪家敬老院,在那里他们什么事都不许做,最后只好无聊至死,或者无聊到发疯。要让我说,就该让他们从早到晚地干活,他们就顾不上自怨自艾了。哦,简娜,不要理我,我这是在发泄呢。”我应该偶尔去看看安妮·里夫斯和伊莉莎·贝茨,但是看望莫迪已经耗尽了我全部的精力。今天我陪莫迪去“济贫院”。一个叫罗斯玛丽的姑娘和我们一起,她挺和气,不过对莫迪不甚上心。她说她起到的作用是保证莫迪能看到一张熟悉的脸,不觉得自己被抛弃了。可莫迪问她:“你是谁?”罗斯玛丽回答:“啊,福勒太太,你认识我的。我去看过你的。”“我不认得你。”莫迪说。“可我几乎天天都去你病房的啊,福勒太太。”“简娜?”莫迪问,声音小小的,带着哭腔,“简娜,你在吗?”“在的,我在。”我们三个人坐在救护车里,罗斯玛丽拿着莫迪的东西,一个购物袋,里面是梳子、浴巾、肥皂,还有她的手袋。她的手袋里是她的结婚证,还有两张照片,一张是她“男人”,照片里的男主人公四十岁左右,挺帅,沉着脸,穿着时髦;另外一张照片上是一个小男孩,衣着整齐,对着摄影师摆出笑脸,并不开心。在医院门口,态度友善、让人安心的救护员们把轮椅抬上台阶,莫迪死死地握住椅子把手,直到进入楼内,才意识到这就到了,那可怕的济贫院。“就是这儿吗?就是这儿吗?”她悄悄问我。我们沿着走廊向前,两边是被收容的人、医护人员,还有患者们的艺术展览。然后,楼梯平台上,一张比尔兹利的《莎乐美举着施洗者约翰的头颅》的大幅招贴画,是哪个爱开玩笑的人贴的(我猜)。但莫迪看到这一切震惊不已,上到二楼以后也没平静下来。“就是这儿吗?”她一直在问,紧紧地握住轮椅,虽然护理员们很小心,她还是坐不稳,七倒八歪的,她太轻了,一阵风就能把她吹走。“这就是老医院。”罗斯玛丽兴高采烈。“那么,他们把它改造过了。”莫迪说。“是吗?”罗斯玛丽说,“我知道最近重新粉刷过。”莫迪是一战前后来这里的,来看望某个小姨,而现在她的记忆和她眼前所见的对不上号。我们走过时看到病房是传统的医院病房,里面有二十来张床,一排大窗户。但是当我们到了莫迪的房间,发现她住的是一个单人间。莫迪坐在那里,直挺挺地坐在床上,完全沐浴在透过窗户照进来的明亮光线中,蜡黄的人和背后垫着的一大堆雪白枕头适成鲜明的对比。窗外是教堂的尖顶,灰色的天空,几棵树的树冠。莫迪沉默着,恨恨地环视房间四周——对我而言,这不过是间医院病房,仅此而已——然后目光投向窗外。“那么这就是老医院了。”她确认了,瞪着我,瞪着照顾她住下的那位护士,瞪着罗斯玛丽。罗斯玛丽正要离开,抱着一大摞文件。“是的,亲爱的,这是老医院。”莫迪朝我们龇牙,嘶嘶地喘着气,说:“那就这样了,是吧?我到这儿了,是吧?这就结局了,是吧?”“哦,福勒太太,”罗斯玛丽和善地说,“别这样。哎,我得走了,下次来看你时再见。”于是罗斯玛丽走了,回新医院去了。整个下午我都陪着莫迪。我想找出工作人员里,该和哪个说话,和哪个建立关系。这家医院和那一家气氛不大一样,让人感觉轻松,友好,还有些松懈散漫。当然了,那家医院是世界知名的大医院,那里的护士都是顶级的,医生也是。这里的老先生、老太太们多半不会离开了,一直要待到死。它说不上是一家医院,也不是敬老院——介于其间。另外那家医院的那个大牌医生率领随从们来教老年药学课。那家医院有些有抱负的护士也来这里待几周,好学到只能在这样的地方才能学到的知识,这里都是老先生、老太太,再也出不去了,各人情况不同,有各种长期不愈的慢性病。我觉得,莫迪能自己有一个房间,真是太幸运了;但是我知道(而且我现在知道我猜得没错),莫迪认为这意味着给她判了死刑。而且这个地方实在是该死的喧闹。我和大多数人一样,早被身边各种大小噪音整得没了感觉,直到看见莫迪饱受噪音的折磨,我才张开了以前闭塞的耳朵,听到了门吱吱地摇晃,嘭地被关上,还有莫迪房间正对面小厨房里餐盘乒乒乓乓,餐车小轮吱吱呀呀。噪音!我对莫迪说:“我们关上门吧。”但是她说:“别,别,别,”上气不接下气,猛摇着脑袋。她害怕被关在里面。她来的时候,他们没有给她药,现在她疼得厉害。我去找护士长,问能不能给莫迪点什么。她是个上了年纪的女人,看上去就像是个老住户,这个地方大概也是她的家,就和她自己家一样。她犀利、专业地打量我,他们都这样对人进行评估:通情达理的,傻里傻气的,可以依赖的,可以说真话的,得瞒着的……她说:“你知道的吧,我们尽量少给药,这样到非得下猛药的时候,才好歹能起点作用?”“是的,我知道,”我说,“但是她颠簸了这一路,而且她很害怕,因为她现在在老医院里了——再说她痛得厉害。”“唉,”护士长叹了口气,“你知道,她也许能再活好几周,甚至好几个月。而问题在于最后会有多疼,你可明白?”“嗯,我明白。”不过他们给了莫迪一点能让她“挺过去”的东西,不足以完全麻痹她,但是可以减轻痛感。我离开的时候她清醒,警觉,竖着耳朵捕捉各种声音,冷冰冰的,一言不发。那么,这是不是就是“接受现实”阶段了?哦,老天,但愿它就是。不要恭顺地步入那一良宵[16]!确实。真是多愁善感,真是感情充沛,真是自怨自艾,真是放屁!太自我放纵了!果然是像我们,被宠坏了的混账东西,要这要那,嚷嚷着“这不公平”,满脑子都是我得到的还不够。吉尔和我今天回家都早。我从医院回来,累得要死,都不知道把自己摆哪里好。吉尔看出我的状况,就给我泡了茶,做了一个三明治。她在我对面坐下来,等着我恢复。她好脾气,希望讨好我,有新的自信——就像我以前一样,她每天都在发现自己多能干,发现自己聪明灵活——但那表象之下隐藏着愠怒和批评。我知道她要说什么。“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简娜?”这句话背后,满是年轻人暴躁的抗议:不,不,我不要,我不能,让这一切离我远点儿。最重要的是:你,和我这么亲近的人,如果你准备接纳这种骇人的丑恶,让它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那又有什么可以不让它也进入我的生活?“我猜同事们讨论这事了吧,谈论它的是是非非。”我说。她看上去很尴尬,因为简娜的外甥女,住在简娜家里,也忍不住不参与讨论:简娜这么说,简娜这么做,简娜是这样的——诸如此类。“呃,大概是吧。”“典型的上层社会行为,”我说,“探望穷人的传统,毫无用处的善行,而革命会把这种胡闹革掉的。”她满脸通红,十分生气。吉尔也成了拥护革新派。我拿这个打趣她的时候,她生气地说:“那么,你以为会怎么样?你从来不请人来做客,根本没有社交生活,你以为会怎么样?”“我以为,”我说,“就和其他革新派一样,你给自己创造社交生活——然后另外给它一个名字。”她以前像这样谈一会儿,的确会哈哈大笑起来。但是今天她的危机感太强烈,笑不出来。“不要紧,”我说,“她活不久了。很快就都结束了。”“我觉得这太荒唐了,荒唐。”她说,火冒三丈,咄咄逼人,“一天不落,动辄几个小时。她是什么人,莫迪是什么人?——我的意思是,当然了,她不过是外婆的替代,你以前对外婆不好,所以就在莫迪·福勒身上弥补。”“真是犀利,真是真知灼见,真是一语中的!”“哎,简娜,这很明显,不是吗?”“就算是,那又怎么样?”“呃,你这样很古怪,你得知道。”“听着,我亲爱的,你来我这儿住的时候,我可没答应要按着别人的药方调整我的生活——不管这药方是我姐姐的,你的,还是谁的。”沉默。不打折扣地赌气,噘着嘴——青少年才这样,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垂着头不看人。不过这是她头一次这样,我还是要给她打满分,因为这事在她妈妈家里简直是礼仪所需。而且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吵架。“如果你真要,”我说,“等莫迪去世以后,我们可以弄些不错的小型晚餐聚会。这个我可拿手了。你可以请你的同志们来,我们来讨论阶级斗争。”她差点就笑了。莫迪在老医院住了一个星期了。她和以前一样愤怒,不过她现在更加沉默。不屈。她还挺着。她现在疼得比以前厉害,因此没什么力气。护士长给我看昨晚给她的药,一言不发,做了个手势,意思是,看到了吧?我看到了。那是疼痛特别剧烈的时候他们才用的药剂,那药简直能要人命,吗啡混合着酒精。莫迪直挺挺地坐着,瞪着眼,下唇垂着,唾液在那里聚集起来,再滴下来,聚起,滴下。她满眼阴郁。我一来,她就开始了:“把我扶起来,把我扶起来。”我站在她边上,把她抱起来,让她坐起来一些。但是我刚弄好,才坐下,她就又低声说:“把我扶起来,扶我。”我扶起她,坐下。扶起她,坐下。后来我站在她身旁,把她托起,让她身子前倾,这也无法让她不再提那个要求。“莫迪,你已经坐得笔直了!”我抗议。但是,“扶我起来,扶我起来!”我照办,因为至少这样,她可以觉得自己能够对自己现在的这个世界施加一点影响,这个把一切强加于她,她却没法反抗的世界。这么做还因为我可以抱住她,触碰她。虽然她从来不说抱抱我,我想要有人抱抱,她会说,扶我起来,扶我起来。过去两天我站在她身边,扶她起来,让她坐好;扶她起来,抱住她,一次一个小时。我说了:“莫迪,我累了,我得歇一下。”她脑袋微微一转,表示听到我的话了,但是没过一会儿又开始了:“扶我起来,扶我起来。”我想,也许这是一种使自己保持清醒的方法,因为现在她吃的药作用实在太强。大部分时间,她都昏昏欲睡。他们说晚上她几乎也都是睡着的。但她其实有意识,知道周围的动静,忍受着、十分痛苦地忍受着噪音的折磨:乒乒乓乓,哐哐当当,没有铺地毯的走道里橐橐作响的脚步声,餐车轮子吱吱呀呀的响声。每过几分钟,嘭地传来摔门声。我发现自己坐在那儿,神经高度紧张,等着那嘭的一声。但是尽管这样,病房门还是得敞开着,因为莫迪害怕沉默和冷漠,像是她将被囚入其中的坟墓里一样。莫迪还没准备好去死。我现在在她身边没有大段的时间坐着思考,因为我忙着扶她起来,给她放枕头,安抚她,疼爱她。但是此刻在家里,躺在浴缸里,我思考。那些支持安乐死的协会怎么了?我不认为妈妈,或者弗雷迪,会没到最后就想走;他们认命,他们是成年人,但如果他们真希望我们谁能塞给他们一剂致命药剂的话,我确定我能知道。(话说回来,我真能知道吗?我下次见到乔姬姐姐的时候一定要问问。如果我还见她的话。)死亡为什么就这么难?而对此不解,思考这个,这正当合理吗?有用吗?哦,死亡实在是太难太难太难了,身体不想放弃。那儿进行着一场搏斗,那是战场。但假设莫迪的意志和思想希望她走,这是不是意味着她的身体就不会如此激烈地反抗?如果在反抗的的确是她的身体。莫迪坐在那里,不愿意死去。我实在是没法理解,就这么回事!在将自己和莫迪相比较时我知道换位思考有时候根本不可能。尽管我知道我这是在拿自己,一个从健康角度说离死亡还远的五十岁女人目前的心态,与一个行将就木、年逾九旬的老妇的心态作比较。随着死亡逼近,一个人的心态也会变?我目前的想法,与“我会死”这个认知之间,自然是横着一道绝对的屏障,或者说是墙。我的意思是,我知道我将死去,但那个认识不是一个清晰强烈的现实。也许这是预先设计好的,让我们像动物一样不知有死,因为若是知道了,我们就无法活下去。不管大自然还关心什么别的,她最在乎的是要我们活下去,繁衍,遍布整个地球,生生不息——任何与此无关的,大自然不可能在乎。因此我,简娜,或者说简·萨默斯,坐在一个垂死的女人身边,努力转换我的思想,剥去一层外膜或者说变得自然开放,好真正地明白我是要死的,但是大自然不让。我刻意想象各种惊惧,各种恐慌:我让自己假设我,简娜,背后垫着高枕头,非常老迈,正被从内里摧毁。我一点一点剥掉自己的外层,先是剥掉了我的服饰外壳,我用以展现自己的那些东西;然后再暴露我健康的身体,它不会——暂时不会——突然就大小便失禁,仍然标致鲜活;接着再往里,直到自我,即我对自己的认知,然后想象自我其实是存于一个躯壳之中,乱糟糟的一堆肉和骨,仅此而已。但是这没用。我不怕死亡。我不怕。而且,看着莫迪死去,我更不怕它了,这真是矛盾。那些专业人士,与死亡有关的,对死亡睿智以待,那正是我希望自己能有的态度。他们甚至很诚实,因为我知道,就算他们还没有告知莫迪“事实”——好像她不是已经知道了似的——若是她问,护士也会告诉她的。哪怕他们不直接说,莫迪·福勒,你要死了,他们也会允许她知道事实。但因为她目前这个态度,他们还没这样做:不,他们明白她“还没做好知道的准备”——护士长是这么对我说的。所以她的病房里依旧保持着友好、随意,甚至是不冷不热的气氛,好像她只不过是着了凉或者摔断了条腿。至于死后永生:实际上,我根本没法让自己相信这股狂暴的名为“莫迪”的能量会完全消失。这一点我实在没法让自己相信。老天啊,不管是健康还是生病,莫迪都对别人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关于她自己

                        每晚都被他添的流好多水采取严厉的报复措施,可喜的是他们并没有报复,人们以为他们忘记了,实际上歹徒们头脑中另有打算,我们马上就会知道。如果他们把威胁变为行动,必将出现更多的不公正行为,形势更加恶化,也许会立即造成戏剧性后果,因为有两个宿舍为了掩盖私藏财物的罪行,竟然冒用其他宿舍的名义,向无辜的宿舍栽赃,而这其中一个宿舍非常诚实,第一天就把一切全都交出去了。幸好盲人会计为了省事决定把新交上来的财物通通另记在一张纸上,结果使无辜者和有罪的人全都受益,假如分别记在各宿舍的账上,那么盲人会计肯定会发现账目中的异常现象。一个星期以后,盲人歹徒们传来口信,说他们要女人。话说得就这样简单,给我们送女人来。口气不算蛮横,但这个完全出乎意料的要求引起的愤怒不难想象,捎口信的人吓得昏头昏脑,立刻回去报告,说所有的宿舍,即右侧的三个和左侧的两个,包括睡在地上的男女盲人,一致决定不遵从这卑鄙无耻的命令,他们说,不能让人类的尊严堕落到这般地步,当然这里指的是女人的尊严,还说,左侧第三个宿舍里没有女人,如果要什么人对此负责的话,也不能把责任推到他们头上。回答简短而干脆,要是不给我们送女人来,你们就休想吃饭。捎口信的人垂头丧气地返回各宿舍,要么送女人,要么不给我们饭吃。单身女人们,即没有男伴或者没有固定男伴的女人们,立即表示抗议,说她们不准备用她们两腿间的那东西为其他女人的男人们付饭钱,但其中一个忘记了女性应有的自尊,竟然大言不惭地说,我倒愿意到那里去,不过,挣来的是我自己的,如果我高兴就留在那里和他们一起生活,一定既有床睡也有饭吃,但她马上又想到其中的不利之处,这样她就必须独自忍受二十个男人疯狂的性欲,而他们个个都已经急不可耐,像二十头肆无忌惮的发情公牛。但是,右侧第二个宿舍这个女人此番轻浮的话没有白说,一个捎口信的人特别善于利用时机,抓住话头提出建议,请女人们报名以志愿者的身份去干这件差事,一般来说同一件事主动干比被迫干要容易。只是在最后一刻他想到要小心从事,谨慎为佳,才没有引用一句人们熟悉的谚语结束他发出的号召,喜欢跑的人不觉累。但即使如此,他话还没有说完就爆发出一片抗议声,女人们愤怒的呼声四起,无情地把男人们骂了个狗血喷头,根据她们各自的文化水平成长环境和个人特点把男人们称为下流坯,拉皮条的人,不劳而获者,吸血鬼,剥削者。其中几个女人宣布她们后悔当初出于慷慨和同情答应了男难友们的性要求,想不到他们现在竟这样来感谢她们,想把她们往火坑里推。男人们千方百计为自己辩解,说并不完全是那么回事,你们用不着大呼小叫,活见鬼,平心静气地谈一谈就能互相理解,只不过是在遇到困难和危险的情况时常常有征求志愿者的习惯,我们都有饿死的危险,包括你们在内。听了这些话以后几个女人平静下来,其余的女人当中有一个突发奇想,嘲讽地问了一声,这无异于火上浇油,如果他们要的不是女人,而是男人,你们怎么办呢,说呀,你们怎么办,让我们听听,你们怎么办;女人们兴高采烈,齐声喊叫,你们说呀,说呀。她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把男人们逼进了死胡同,无处可逃,她们为此兴致勃勃,现在她们倒想看看,男子汉津津乐道的言行一致到哪里去了。这里没有男妓,一个男人鼓起勇气说;也没有妓女,刚才提出挑衅性问题的那个女人立即反驳,就是有的话,她们也不一定愿意为了你们去干那种事。男人们狼狈不堪,无言以对,他们知道,只有一个回答能满足女人们的报复心,如果他们要的是男人,那我们就去,但没有一个男人胆敢说出这句简短而明确的话来,在心慌意乱之中男人们竟然没有想到,说出来并没有多大危险,因为那些婊子养的不想在男人身上发泄,他们要的是女人。任何一个男人都没有想到的事,似乎女人们都想到了,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发生这场争吵的宿舍渐渐寂静下来,仿佛她们都已经明白,对女人们来说,这场舌战的胜利无异于随后必将到来的失败,也许其他宿舍也进行了内容大同小异的辩论,因为众所周知,人类的理智往往不断地重复自身,失去理智的情况亦然。在这里,作出最后决定的是一位已经五十岁的女人,她带着年迈的母亲,没有别的办法供老母亲吃饭,我去,她说。她不知道,她这句话简直是右侧第一个宿舍里一个女人的回声,因为在她之前医生的妻子刚刚说过,我去。这个宿舍女人不多,也许正因为如此,抗议声没那么多,也没那么激烈,这里有戴墨镜的姑娘,有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有诊所女接待员,有酒店女佣,有一个不知道是何许人,还有睡不着觉的那个女人,但最后这个女人太可怜了,最好不要打搅她,女人们团结一致不一定只让男人们受益。第一个失明者开始曾宣布,他的妻子不能忍受这奇耻大辱,不能把身体交给陌生人去糟蹋,无论以什么交换都不行,说妻子不愿意,他也不允许,人的尊严是无价之宝,如果一个人在小事上退让,最后会失去生活的全部意义。这时,医生问他,在我们大家所处的状况中,您看有什么生活意义可言呢,忍饥挨饿,从头到脚肮脏不堪,虱子咬,臭虫叮,跳蚤蹦来蹦去,他接着说,我也不愿意让我的妻子到那里去,但我愿意不愿意没有任何用处,她说她愿意去,那是她的决定,我知道我男子汉的自尊会受到伤害,我们的所谓男子汉的自尊在遭受这些屈辱之后不知道是否还保留着一点名副其实的东西,我知道它会受到伤害,而且已经在遭受伤害,但我无法避免,如果我们想活下去,这可能是唯一的办法;每个人按照自己的道德观念行事,我现在这样想,并且不打算改变主意,第一个失明者气势汹汹地反驳说;这时候,戴墨镜的姑娘说,别人不知道我们这里有多少女人,所以您可以把您的妻子留下来供您一个人享用,让我们来供养你们,供养您和她,不过我倒想知道您以后是不是为此感到有尊严,想知道您怎样吃我们给您带来的面包;问题不是这样,第一个失明者开始回答了,问题是,但这句话没有说完,留在了空中,实际上他也不知道问题是什么,此前他说的话只不过是些支离破碎的意见,仅此而已,属于另一个世界而不是这个世界的意见,此时他本该把双手举过头顶,感谢命运,或者说,感谢上苍让他把耻辱留在家里,不必遭受靠别人的妻子养活的耻辱。确切地说,是靠医生的妻子养活,因为其他女人当中,除了戴墨镜的姑娘是单身自由人之外,没有任何女人有丈夫在这里,而对戴墨镜的姑娘的放荡生活我们已经有相当充分的了解。那半句话之后出现的寂静似乎是在等待什么人出来一锤定音,使局面明朗化,因此那个必须发言的人很快说话了,这就是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她的声音甚至没有一点颤抖,我和别的女人一样,她们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只能按我说的做,丈夫打断了她的话;不要耍威风了,在这里耍威风没有任何用处,你和我一样瞎;这太有失体面;你体面不体面全在你自己,从现在开始你不要吃饭好了,如此冷酷的回答出自一个对丈夫毕恭毕敬言听计从的女人之口,实在让人始料未及。突然有人哈哈大笑起来,原来是酒店女佣,哎呀,他会吃,会吃的,可怜虫,不然他怎么办呢,笑声忽然变成了哭声,说的话也变了,我们怎么办呢,她说,听起来像是在提问,是个无可奈何而又没有答案的问题,就好像无精打采的摇头叹息,诊所女接待员也跟着说,我们怎么办呢。医生的妻子抬起头看了看挂在墙上的剪刀,从她的眼神来看好像在问剪刀同样的问题,也许那双眼睛希望剪刀能回答说,你想用我干什么呢。但是,每件事到来都有其时机,早起的人不一定早死。左侧第三个宿舍的盲人们是些组织起来的人,已经决定从离他们最近的左侧宿舍的女人们开始。轮流制,这个词用得再恰当不过了,轮流制有百利而无一弊,首先,能随时知道哪些做过了,哪些还没做,就像看手表就知道这一天如何过的一样,从这里到这里我已经过完了,还差这样多或这样少的时间没过。第二,各宿舍轮完一圈,从头开始时无疑有一种新鲜感,尤其对健忘的人更是如此。这样一来,右侧各宿舍的女人们可以快活了,相邻的女人们受罪我能忍受,这句话她们谁都没有说出口,但心里都这样想,确实,头一个没有我们称之为自私自利的第二层皮肤的人还没有出生,而这第二层皮比第一层厚得多,后者稍受刺激就会流血。还应当说明,这些女人现在双倍地快活,这就是人类灵魂的奥秘所在,因为她们即将遭受凌辱的威胁从各方面来看都近在眼前,这唤醒并激起了每个宿舍里的人们因长时间在一起生活而萎缩了的性欲,仿佛男人们都在趁女人们被带走之前疯狂地在她们身上打上自己的烙印,仿佛女人们急于在记忆中填满自愿经历的感受,以便更好地应付只要可能就加以拒绝的欺凌。人们难免会问,以右侧第一个宿舍为例,男人和女人数量上的差别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呢,即便把男人中功能不全的排除在外,数量上也不平衡,功能不全者确实存在,例如戴黑眼罩的老人和我们不熟悉的老头和小孩大概都属于这种情况,出于这种或者那种原因他们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做什么值得一记的事情。我们已经提到,这个宿舍有七个女人,包括失眠的女人和那个不知为何人的女人,正式夫妻只有两对,这样,男人的数量显然失衡,斜眼小男孩还未计算在内。也许其他宿舍女人比男人多,不过这里的习惯造就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后来又成了法律,即不论哪个宿舍出现问题都在本宿舍内解决。这是遵循古人的训教,而对古人的智慧我们要坚持不懈地永远赞颂,他们说过,求人不如求己。因此,右侧第一个宿舍的女人们将满足与她们同居一室的男人们的需要,但医生的妻子例外,谁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一个男人敢于用语言或者伸出手向她提出要求。而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在当面以出人意料的口气顶撞了丈夫之后算是迈出了第一步,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干了其他女人们干的事,虽然做得不显山不露水,非常小心。但是,也有任何理由和感情都攻不破的防线,戴墨镜的姑娘就是这种情况,不管药店伙计如何磨破嘴皮摆出千条万条理由,不管他如何苦苦哀求,都不能让姑娘就范,这就是他为当初对姑娘不恭付出的代价。不管女人们同意与否,在所有这些女人当中数戴墨镜的姑娘长得最漂亮,身段最苗条,最迷人,所有男人都对她趋之若鹜,不料一天夜里她自愿躺到戴黑眼罩的老人的床上,老人像夏天的暴风雨一样热情地迎接了她,尽其所能做了该做的事,对这把年纪的人来说实属出色,这再次表明人不可貌相,不能仅从长相和身体的灵活程度判断心念的力量。宿舍里的人们全都明白,戴墨镜的姑娘主动把自己奉献给戴黑眼罩的老人完全是出于怜悯,不过也有几个感情丰富善于想象并且曾享用过她的男人开始浮想联翩,认为这是世界上最高的奖赏,一个男人正独自躺在床上胡思乱想,一个女人这时过来慢慢撩起他的被子,钻到里边挑逗他,用身体慢慢蹭他的身体,最后安静下来,一动不动一声不响,单等他沸腾的血液让因为惊喜而突然颤抖的皮肤渐渐归于平静。但这一切并非为了什么,只因为她愿意。幸运并不能唾手可得,有时候必须是位老人,而且还要戴着黑眼罩遮住永远空空的眼眶。或者,对某些事最好不要解释,仅说发生了什么,不要深究人内心的想法,比如那一次医生的妻子离开她的床,去给斜眼小男孩盖上掀开的毯子,但没有马上回去睡觉。她站在两排床中间狭窄的过道的最里边,靠在墙壁上,绝望地看着宿舍另一端的门,从那扇门进来的那一天似乎已很遥远,现在却不知会把他们带向何处。就在这时候她看见丈夫站起来,两眼发直,像个梦游者似的朝戴墨镜的姑娘的床走去。她没有去阻拦丈夫,而是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看着丈夫怎样掀起毯子,然后躺在戴墨镜的姑娘旁边,看着戴墨镜的姑娘如何醒来,如何毫无抵抗地让丈夫躺下,看着他们两人的嘴互相寻找,贴在一起。后来该发生的发生了,一个人畅快了,另一个人畅快了,两个人都畅快了,接着是低声细语,姑娘说,啊,医生先生。这几个字本应看来荒唐可笑,但其实不然。他说,对不起,我也不知道我这是怎么回事。确实,我们应当这样想,我们只是看到了,怎能知道连他本人都不知道的事呢。两个人躺在窄窄的床上,不会想到有人在看着他们,医生也许想到了,突然觉得心神不安,妻子是在睡觉呢,还是像每天晚上那样在夹道里走来走去呢,他问自己,刚刚挪动一下身子要回到自己床上去时,一个声音说,不要起来。一只手像鸟儿一样轻轻地放在他的胸脯上,他刚要说话,也许要再说一遍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那个声音又说,你什么都不说我反而更明白。戴墨镜的姑娘哭起来,我们太不幸了,她嘟囔着说,过了一会儿又说,我也愿意,我也愿意,医生先生没有过错;不要说了,医生的妻子轻柔地说,我们都住嘴,有的时候说话一点用处都没有,但愿我也能哭一哭,用眼泪把一切都倾诉出来,不用说话就能让别人明白。她坐在床沿上,伸出胳膊抱住两个人的身子,仿佛要把他们搂在怀里,然后她伏到戴墨镜的姑娘身上,在她耳边小声说,我看得见。姑娘一动不动,心里很平静,只是因为没有感到惊讶而有点茫然不知所措,似乎她从来到这里的头一天起就知道,仅仅由于这是一个不属于她的秘密才没有高声说出来。她把头稍稍一转,在医生的妻子耳边小声说,我早就知道,只是没有把握,但我觉得早就知道了;这是个秘密,你不能对任何人说;放心吧;我相信你;您完全可以相信我,我宁肯去死也不欺骗您;你应当称我为你;这,这我做不到。两个女人还在低声耳语,一会儿这个说,一会儿那个说,嘴唇挨着头发,挨着耳垂,这是一场毫无意义的谈话,又是一场意义深远的谈话,似乎这一对矛盾竟能融为一体,细声细语的谈话双方似乎不认识躺在她们中间的男人,而谈话的内容又在围绕这个男人进行,超越了这个由通常观念和现实组成的世界的逻辑。后来,医生的妻子对丈夫说,要是你愿意,就多在这里待一会儿吧;不,我要到我们的床上去;那好,我来帮你。她站起来,让丈夫动作更方便一些,望着沾满污垢的枕头上两个盲人的脑袋,望着他们肮脏的脸和蓬乱的头发,只有四只无用的眼睛闪烁着光芒。医生慢慢站起来,摸索着可扶的地方,然后站在床边,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仿佛他突然间失去了空间概念,不知道身在何处,于是妻子像往常一样伸手拉住他的胳膊,但现在这个动作有了新的含义,他从来不曾像此时这样需要被别人引领,虽然他不会知道究竟需要到何种程度,只有两个女人真正明白,当医生的妻子用另一只手摸摸姑娘的脸的时候,姑娘猛地抓住她的手,拉到自己唇边。医生似乎听见有人在哭,似有若无,那声音只是慢慢流出的几滴眼泪发出来的,眼泪流到嘴角以后就完全消失,重新进入人类无从解释的痛苦和欢乐永无休止的循环。戴墨镜的姑娘就要孤孤单单一个人留在床上了,应当安慰安慰她,因此医生的妻子迟疑了好久才把手抽回来。第二天吃晚饭的时候,如果几小片硬面包和发霉的肉也能称为晚饭的话,左侧宿舍的三个盲人出现在右侧第一个宿舍门口,你们这里有多少女人,其中一个问道;六个,医生的妻子回答说,出于善心,她故意没有把失眠的女人计算在内,但后者却用无精打采的声音纠正说,我们一共七个。那些盲人笑了,活见鬼,他们其中一个说,你们今天晚上必须干许多活了,另一个人说,也许最好到下一个宿舍找几个帮忙的;用不着,他们当中第三个说,看来这个盲人懂得算术,差不多每

                        方正面接触之前,中国文明遇到过来自周边文明的挑战,甚至包括来自印度佛教文明的挑战,但中国文明都成功化险为夷、化危为机,开创新局。佛教文明的引入,导致中国文明华丽转型,成功构建中国文明新形态,所谓宋明理学,其实已不是中国文明原初形态,不是孔子那时老模样。但宋明理学确实让中国文明达到一个全新境界,是中国文明的逻辑结果。印度佛教文明能被中国文明比较没有障碍地接受,当然与佛家文明的农业社会基础密切相关。中印两大文明说到底都是农业文明的产物,所以印度佛教的进入没有改变中国社会结构,没有导致中国社会转型。但随后而来的西方文明就不一样了。明清之际传入中国的西方文明是工业革命的产物,是工业化、商业化色彩的文明形态。工业文明与中国的农业文明原本并不存在冲突,中国接纳西方文明,不过就是在农业文明基础上增加一个工业的、商业的文明因子而已。然而中国并没有很快用加法完成这个转变,中国的忧虑是工业文明会用减法替换掉农业文明。几百年过去了,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忧虑太过了,所以中国在过去几十年大度吸收了西方的工业文明、商业文明,给中国带来了一个全新的面貌。工业文明、商业文明的进入,并不会替换掉中国的农业文明,但一定会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一定会对中国的官僚阶层提出不一样的要求。在农业文明状态下,中国的官僚队伍就是替皇上办事,就是牧羊。所谓州牧,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用通俗的话说,放羊就要让羊吃饱、吃好。牧民,就是让老百姓过得好,安心、满意,不造反。所以,传统中国职业官僚阶层,就是孔子说的,学而优则仕。用孟子的话说,就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孔子、孟子的说法都不错,传统社会的官僚阶层皓首穷经期待的就是鲤鱼跳龙门,就是金榜题名,这就是仕途的开始。那个时代的官范没有别的,就是替皇上办事,就是放羊。所以那时最重要的思想家董仲舒解释什么是民的时候,就明白地说,民就是眠,就是睡着不醒。老百姓不需要参政权、建言权,老百姓只需要吃饱吃好,需要风调雨顺。工业文明、商业文明就不一样了。工业文明、商业文明,基本上依靠纳税人支撑国家机器的运转,老百姓不再满足于吃饱吃好,老百姓成为纳税人,官僚阶层的地位相应地也发生了改变,他们不仅要治人——履行管理的职能,而且还要治于人,受到纳税人的监督和监控。今天中国官僚队伍依然热衷于治人,而不适应、不乐意治于人,就是因为没有弄明白时代转型,没有弄清现代社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官范。君子之德风所谓大变革时代,就是说这个时代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社会,也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传统社会,是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时期,因而在这个时代新旧杂陈,旧中有新,新中有旧。在传统社会,官僚士大夫阶层是社会中心,是社会中坚,是社会进步发展的引领者。那个时代的政治,按照孔子的设想非常简单,就是凭借这些社会中坚道德垂范。通读《论语?为政》二十四章,孔子以为中国政治的核心就是率先垂范,为政以德。所谓“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所谓“思无邪”;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所谓“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等,其实都在说中国古典背景下的从政要诀,这个要诀非常简单,就是“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这是孔子的真诚告诫,也是传统社会历代统治者和士大夫官僚阶层时刻谨记的圣贤教诲。“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这就是说,官僚士大夫阶层作为社会中坚,既是牧羊人,也是道德示范、道德楷模,老百姓以官僚士大夫阶层言行为标的,为诉求。这是传统社会牧羊人的基本要求。传统社会要求君子政治,要求官僚士大夫阶层谨言慎行,率先垂范,这不仅因为那时传播手段落后,没有独立的、专业的狗仔队,而且还因为那时只是一个又一个家天下,官僚士大夫都在给皇上打工,吃皇粮,他们公共生活之外的私生活当然也就没有多少必要曝光。回望两千年中国传统社会,除了圣君,就是贤相,好像两千年历史就被圣君贤相包办似的。两千年被揭露出来的不堪人物,无论如何没有办法与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比。这显然是不真实的。现代社会,官僚阶层貌似不再为皇上打工了,改为替纳税人尽责了,貌似这些被称为干部的新阶层可以“混同于一般老百姓”了。这显然是对现代社会的错解。现代社会确实释放了民众对政治干预的权力,公权力也确实已经或正在被关进笼子里。但是,不论东方,还是西方,不论古典,还是现代,政治家,即便不是政治家的公众人物,都有一个如何示范社会、引领社会的问题。现代社会不会继续要求干部、公众人物无私奉献,但任何干部、公众人物,都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借助于权势捷足先登。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但不论是干部,还是实业家,都必须走正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财富一定要经得起媒体检验,经得起历史检验。大变革时代的官德还是传统社会的那些原则,率先垂范,成为引领社会的楷模,道德的楷模。人生意义我们这些年官场秩序失范,许多被揭露出来的官僚,用丑态百出、丑态毕露,已经不足以形容他们的丑陋,他们一再测试人类的底线,触及人类一些最基本的道德规范。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在一个经济腾飞的中国会遇到这样的尴尬呢?为什么一个号称世界上最先进的政党会如此藏污纳垢呢?这当然与抽象意义上的政党无关,因为任何个人只要违背了政党的宗旨,他就没有资格代表这个政党。党内出现如此污浊的事情,是历史的不幸,是没有向这些党政领导者说清楚我们所处的大变革时代,没有讲明白,或者这些党政领导者没有弄明白人生的意义。古典中国人生智慧讲究知足常乐,讲究适可而止。古典中国的士大夫官僚阶层讲究立德、立言、立功,讲究三不朽。在传统的中国,物质是匮乏的,享受大致是适度的,那时候人们普遍相信历史,以历史为宗教,对历史具有一种敬畏心。相信现实世界的生命只是一个短暂的居留过程,一个人的自然生命并不是他的全部生命,一个人的全部生命就是不朽,就是进入历史。而进入历史,能够不朽,肯定不是在现实世界为子孙后代积累了多少财富,而是为子孙后代积累了多少阴德,留下多少善念。由于我们这些年近乎完全忽略了这方面的宣讲,我们几乎将人生完全还原为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过程,官僚们不知道历史,不知道荣辱,更没有想过为子孙后代留下大量不义之财,不是为子孙后代积累了有用的财富,而是留下了无数永久洗刷不尽的罪恶、罪孽、耻辱。多少年后,这些贪腐官员的子孙后代不会感谢他们这些祖先牺牲“小我”,保全贪腐,保全财富,而是以有这样的先人为耻,为不屑。这种情形在中国历史上太多了,圣君贤相的子孙后代固然有值得炫耀的题目,即便那些从来没有得到过物质好处,仅仅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点立德、立言、立功空名的士大夫,也永远被他们的后人感念、追怀,而那些以贪腐,以为子孙后代留财富为诉求的人们今安在?他们的后人为什么不敢、不愿追怀他们呢,为什么不敢以有这样的先人为荣呢?这都很值得当今中国的干部们思考。有时候,我会为当今中国因贪腐而潜逃海外的那些人悲哀,为他们的子孙后代悲伤,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一定要重建道德规范,一定要弄清人生的意义。否则,再过若干年,中国有一个特殊的阶级,这个阶级的先人都是被自己的国家通缉而未能归案的贪官。这个特殊的阶级会有什么样特殊的心理呢,他们会怎样看待自己的国家,看待自己的先人呢?任何人的自然生命都只有一次,人的永生只在历史中。历史中的永生,才是真永生,现世的繁华、奢侈,不过是一片浮云。大变革时代需要新的官箴,新官箴并不必完全弃旧图新,“三不朽”才是真不朽,告诉我们的党政领导者向此努力,用自己的细微努力建造一个理想社会。李鸿章马关讲和的一些细节李鸿章遇刺后,中日之间的谈判并没有中断,反而因李鸿章受伤而加快。双方就日本原案和李鸿章的修正案进行多次书面争议,李鸿章也向朝廷多次请示,商量对策。朝廷在这些天对日本议和草案进行了详细讨论,吵得一塌糊涂,皇太后坚持辽东半岛和台湾皆不可弃,即便谈判决裂再战,也在所不惜。根据这个精神,朝廷于4月8日电报指示李鸿章,强调奉天乃陪都重地,密迩京师,根本所关,岂宜轻让?台湾则兵争所未及之地,人心所系,又何忍辙弃资敌?至于赔款,万万以上,中国肯定付不出来,日本如果不肯多减,中国也没有办法。至于通商一条,朝廷已与赫德密商,寻求解决办法。增加通商口岸七处,重庆、沙市、梧州可以答应,京师、湘潭不太方便,苏州、杭州均系内河,亦多不便。稍后,朝廷又指示,南北两地,朝廷视为并重,不到万不得已,都应竭尽全力驳斥对方。万一实在顶不住,那么谈判底线就是让地应以一处为断,赔款应以万万为断。这就是朝廷的底牌。此前,由于李鸿章意外负伤,中方亦担心因此而耽搁正常会谈,经秘密协商,由中国政府补充任命李经方为钦差全权大臣,随同李鸿章与日本派出全权大臣商议和约,并于4月6日照会日本政府。于是,比较正规的谈判,也就没有因李鸿章无法赴会而中断。4月8日,伊藤博文派人邀请李经方至寓所,提出质问,强调日方的媾和条件在一个星期之前就已经提交,而中国使臣何以到现在都不给予明确答复呢?现在休战时间只剩下十一天了,如果因此浪费时日,以致再动干戈,恐非中日双方所愿见到。伊藤要求中方明天即9日为期,对日方条件给予明确答复。李经方回到行馆,向李鸿章报告了谈判详情,他们筹思良久,苦无对策,因为朝廷先前的指示要他们顶住,要他们坚持不让步,现在日本方面如此态度,他们实在有点顶不住了,但是,李鸿章心中也非常清楚,朝廷不让他们让步,而他如果坚持让步,这个政治责任将来只有他个人承担了,这不是他能否承担得起的事情,而是事关重大,必须由朝廷来做主。当天(4月8日),李鸿章给朝廷发了一个电报,详细报告这些谈判要点和细节,以为时迫事紧,如果不能适当满足日本方面的要求,谈判势必破裂,战火必将重燃。他建议朝廷适度让步,可以考虑将奉天之凤凰厅、安东、宽甸、岫岩四处边境割让,海城等地等到将来再说,这样较之日本所划经纬线界已减少大半。至于澎湖列岛,既然已被日军占领,只能暂时同意允让,因为即便我们不同意,日军也不会退出。关于赔款,李鸿章答应按照朝廷先前指示,以一万万这个标准进行谈判。他只是请示,假如日方实在不答应,始终坚持,那么他李鸿章是否能够答应适度增加点呢?李鸿章最后还不忘提醒朝廷,谈判前景不容乐观,还是及早命令前敌各将帅做好重新开战的准备吧。李鸿章给朝廷的电报只是备案性质,因为当时的形势根本不容许他在马关静候朝廷进一步指示,更不要说朝廷是否能够给他一个明确无误的指示了。4月9日,李鸿章在日方不断催促下,担心如果继续拖延,可能会导致谈判破裂,为弥缝一时之计,向日方提交了一个修正案。如果说日本人的媾和条件是漫天要价,那么李鸿章的这个修正案,就是就地还钱。这个修正案的要点,就是李鸿章告诉朝廷的那两点,一是同意割让辽南的安东县、宽甸县、凤凰厅和岫岩州及澎湖列岛,二是同意赔款一万万两。日本方面对这个修正案极不满意。日本方面认为,他们最初的提案,本来是作为会谈基础而提出来的,并不是毫无修改余地。但中国的修正案内容与日方的要求相距太大。鉴于如此分歧,日方蛮横地以为中国没有讲和的诚意,遂向中国提出一个反修正案,对李鸿章的修正案予以驳斥,重申日本的要求,并严厉声称,中方对这个和约修正案只有允或不允两个选择,其他也就不必啰嗦了。日方的这个和约修正案的提出在4月10日下午,地点就是春帆楼。这是中日双方第四次正式会谈,李鸿章深知事关重大,因而立即赴会。下午四时,伊藤博文与李鸿章稍事寒暄,直接进入正题。伊藤表示,现在已经停战多日,留给我们谈判的时间已经很有限了,和约必须从速定夺,否则难免战火重燃。日方现在准备了一个改定条款节略,以免彼此辩论,空耗时光。日本此次提出的和约草案仍为十一款,内容上更加集中在割地、赔款和通商条约修改三个方面。关于割地,日本方面在这个新的和约草案中坚持台湾及澎湖列岛仍依原案;关于奉天南部之地,减为从鸭绿江口起,溯该江以抵安平河口,又从该河口起,通至凤凰城、海城及营口,划成折线以南地方,所有各城邑,皆包括在界线内。此外,凡在辽东湾东岸及黄海北岸属于奉天的岛屿亦在割让之列。关于赔款,减为二万万两。关于通商条约修改,日本不容变更其原案,但是,其一,新开商港可减为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处;其二,日本国轮船的航线可修正为:(1)由长江上游湖北宜昌至四川重庆;(2)由上海入吴淞及运河,以至苏州、杭州。在提交这个和约草案的时候,伊藤博文强调:这个方案实为日方最后让步,希望中国使臣对此只要给予接受或不接受的答复,其他的就不必啰嗦了,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李鸿章将日方要求向朝廷作了汇报。4月15日一大早,李鸿章收到朝廷的最后指示:先前指示,原本希望能够挣得一分是一分,不料日本人竟是这样不可理喻,不通人情不给面子,那么就这样吧,你李鸿章可以参照先前的指示与日本人定约吧。有了朝廷明确指示,李鸿章于4月15日下午两点半至春帆楼与伊藤博文举行第五次会谈。这个时间较伊藤的约定早了一个半小时。尽管有朝廷充分授权,李鸿章在这次谈判中仍做了最后奋斗与努力。他表示:李某现在确实拿到了朝廷的御旨,有权酌量办理。只是这个事情实在棘手,我也不知道怎样酌量,还请贵大臣替我酌量。伊藤对李鸿章的请求不为所动,他强调:李大人的处境不妙,我伊藤的处境也与中堂相似,各为其主,大家都很难。中堂在中国位高望重,无人可以动摇;而本国议院权重,我伊藤做事一有错失,即可被议。李鸿章说:我去年在国内被满朝言官弹劾,大家都说我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交好。想想也是,他们的说法也是对的,今天我有幸与伊藤首相议和立约,这不就是交好的明证吗?李鸿章想尽办法希望伊藤再作让步。伊藤说:你就任他们骂吧。这么大的事情,相信他们也没有人担当得起,堂堂中国,大约也只有中堂一人能够担此重任。说便宜话的人到处都有,我伊藤在日本的处境与中堂相似。李鸿章至此回归主题,坦言:我并不是怕舆论批评,只是皇上让我来议和,授权我酌定,如能将原约酌改数处,方可担此重任,也算是我酌改了,请贵大臣替我想想,何处可以酌让?比如赔款、割地两端,总要少许让些,让我有个面子,即可定议。对于李鸿章的请求,伊藤博文毫不退让,他劝李鸿章别像在菜市场买菜那样讨价还价,日方如有可让之处,早就让了,何必等到现在?对于伊藤的坚持,李鸿章也不为所动。他说:前此会议结束时,我曾请你再让我五千万。当时贵大臣似有同意的意思。现在,如果贵大臣兑现这个承诺,那么我们二人立马定约。伊藤说:如能少让,我肯定让了,何必等到这个时候?李鸿章再说:五千万不能,那就让两千万吧。现有贵国一份报纸说日本此次战争的总兵费只用了八千万。这个说法或许不足为凭,然非无因。李鸿章说着将这份报纸递给了伊藤博文。伊藤细看报纸之后表示,这种报纸全是道听途说,专与政府作对,万不可信。李鸿章说

                        支敢死队从日军背后的山崖绝壁攀缘而上,直插敌人身后,出其不意一举拿下万家岭战场最高峰——张古山。随后的五天里,日军疯狂地向张古山反扑,张灵甫多处挂彩仍坚持战斗,最终彻底阻断敌人的退路,鬼子光在张古山就留下了四千具尸体。没有张古山争夺战的胜利,就不可能有万家岭大捷。虽然国军将士表现不错,在整个万家岭战役中,迫使日军伤亡一万六千余人,借用叶挺的话说,这叫“挽洪都于垂危,作江汉之保障”,但遗憾的是,一〇六师团最终仍有一千多人跟随松浦淳六郎成功突围。这个立了大功的张灵甫咱们在讲黄埔军校时提起过,就是跟林彪同为黄埔四期生的“万人迷”张钟麟。张灵甫早在中原大战那会儿就已经是胡宗南手下的第一悍将,位居团长。这么些年过去,他书法肯定见长,功劳肯定见长,但官位为什么还没有长呢?因为他杀人了,而且杀的还是自己的老婆。至于他杀老婆的原因,有两个版本。版本一,他老婆红杏出墙;版本二,他老婆是共产党间谍。杀妻的真相实在无法考证,但结果十分清楚:打老婆都算人渣,就更别提杀老婆了。军人杀妻,不但有违社会道德,还明目张胆地触犯了国法。蒋校长很生气,一气之下就把得意门生张钟麟送上了军事法庭。后来“七七事变”爆发,正是用人之际,蒋委员长给全天下的犯罪军人们发了一个红包:所有服刑官兵除政治犯外一律服兵役,戴罪立功,并保留原先军衔。张钟麟为了表示自己改过自新,不再使用张钟麟这个名字,改叫张灵甫。张灵甫的老学长、黄埔三期生、五十一师师长王耀武知道张灵甫是不可多得的悍将,立即将其收归帐下。历经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的初始合作后,这兄弟俩终于创造出了杰作——万家岭大捷。抗战八年,张灵甫一直跟随七十四军,由团长而旅长、副师长、师长、副军长、军长。战上海,守南京,保武汉,数战长沙,扬威赣北,喋血鄂西,厮杀常德,驰援衡阳,威震湘西,此公几乎每战必到,为中华民族的生存立下汗马功劳。七十四军也就是后来的国军第一王牌、蒋委员长的“御林军”——整编七十四师。

                        希望

                        万家岭大捷后不久,武汉保卫战失败。幸运的是,国民政府总算是把家搬到重庆了。此后,一条条命令便从蒋委员长在重庆南郊的黄山官邸发出,直至七年后日本投降。幸运的是,工厂内迁终于完成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工厂内迁不仅使私人资本流入后方,而且带来了精良的设备与大量的工程技术人员,奠定了内地特别是西南地区的工业基础。同时,大后方急剧增加的人口(主要是难民)有效地拉动了市场需求。而且国民政府通过增加税收,举借内债(发行公债),求助外债(向外国银行借款),有力地支持了后方工业发展。总体来说,大后方的工业虽不能说繁荣昌盛,但也生机勃勃,产品从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后方的军需民用。我们完全相信,大后方的工业经济基础就是中国人民持久抗战的希望。只要努力没有停止,希望就永远存在!总之,日本动员全国力量发起的最重一击并没有达到最终目的——消灭中国政府。从战略上来说,日本人失败了。日军嚣张的气焰终于被暂时压制下去。之后六年,日本再也没有能力发动像武汉会战这样的大规模战役。可以说,从武汉保卫战起,中国人民开始厚积薄发,悄悄地凝聚力量,等待着那最后的反攻之时。春天不会远了,黑夜终究无法吞没黎明的曙光。杀出个黎明第六章坚持就会胜利

                        “抗日战神”三战长沙

                        日军占领武汉六天前,另一路日军攻陷了广州。不过日本人接下来啃到了两块硬骨头。第一块硬骨头是薛岳。薛岳的事迹前面已经讲过很多了,从北伐到“剿共”,直至万家岭大捷,但这些都没有接下来的长沙会战有名。日军攻占广州和武汉后,位于两地之间的长沙已成孤城。但日军推进至中国中部地区后,军力已疲,兵力更显不足。因此日军在休整了一段时间后,才于1939年9月开始进攻长沙,企图由长沙占领湖南,进而举兵入川,灭掉重庆国民政府。长沙会战,日军的对手是升了官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南省省主席薛岳。由于长沙属于丘陵地带,四面无险,易攻难守,因此中国最高军事统帅部劝说薛岳:长沙估计守不住,咱们来日方长,没必要在此拼命,咱们应退至有利地区阻敌!但薛岳不干:湖南是天下粮仓,如果落入敌手,对我极其不利,而守长沙是守湖南的关键。因而这一仗“关系国家民族危难甚巨,吾人应发抒良心血性,与湘省共存亡!”蒋介石、白崇禧、陈诚三人轮番上阵劝说薛岳,结果就是两个字:没用。弄到后来,薛岳放出狠话:我就要在长沙打,败了我自杀,以谢国人;赢了算我抗命,你们枪毙我!蒋介石没辙了,补发命令:在长沙打!薛岳虽然性如烈火、刚猛无匹,但绝不是一介莽夫,此人用兵极善机巧,总是谋定而后动。薛岳早就考虑到终有一天会在长沙跟鬼子干仗,因此为日军量身定做了一套战术,这就是后来写入教科书的“天炉战法”——在保存自己的情况下,节节抵抗,节节后退,尽量地拖累和疲耗敌人,达到这一目的后,便向斜侧后方山地撤退,绕到敌人的包围线外面去,从更大的层面上形成对日军的反包围,砌成两面“天炉之壁”。同时,在中间地带,空室清野,彻底地破坏交通道路,使日军机械化部队难于行进,被迫下车和国军一样两条腿走路,诱敌至决战区域,而断其后路,从四面八方构成一个天然“熔炉”。只要你敢进来,我就可以烤死你。简单来说就是死缠烂打:不和鬼子硬拼,但也不脱离接触,轮番上来骚扰,充分利用长沙地域大、纵、深的特点,逼迫鬼子露出破绽,让鬼子每走一步都可能遇到阻击。集中优势兵力攻其一点是兵家之道,而将优势兵力分散于广阔地带以应对强敌的做法,在薛岳之前没人敢用,甚至没人敢想。但薛岳的这个战法在强大的鬼子面前真的可行吗?一切有待实战去验证。发生在1939年9月的这场战役共进行了三个星期,最终以日军被迫撤退、中国军队恢复原阵地而结束,人称“湘北大捷”。这次长沙会战,从结果上来说,是中国军队在日军侵华以来第一次将进攻的日军打得从哪里来滚回哪里去。从战术上来说,国军保住了长沙,粉碎了日军拿下湖南进而举兵入川的计划,保卫了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从战略上来说,成功阻止了日军自“七七事变”以来猖狂攻城略地的势头,使后方有充足的时间休养生息。简单说来,就一句话:“天炉战法”靠谱。此后,薛岳倚靠“天炉战法”跟日军在长沙又干了两仗,俗称三战长沙,杀死杀伤鬼子近十万,成为日军的梦魇,人称“抗日战神”。长沙会战结束后,日本人以为只要不碰到薛岳,前方就是一片坦途。但他们没想到,在前方等待他们的是一块比薛岳还硬的骨头。

                        杜聿明血战昆仑关

                        当时退守西南的国民政府,主要依靠四条路线进口抗战所需的战略物资和获取国际军事援助。第一条是“香港路线”:香港经东南沿海各地通向内陆。由于中国海军全军覆没,东南沿海大部分地区沦陷,因此这条路线名存实亡。第二条是“西北路线”:经甘肃、新疆,与苏联连接。这条线路虽然比较安全,但路途遥远,往返时间长,运量不大。第三条是“法属印度支那路线”:以越南海防为起点,经滇越铁路到云南昆明,或经桂越公路到广西南宁。第四条是“滇缅路线”:以仰光为起点,经缅甸铁路到腊戌,接通刚修通的滇缅公路到昆明。滇缅公路的细节下文会讲。日军占领广州之后,一路向西,兵锋直指广西首府南宁。日军的战略意图十分明显,切断中国西南的对外交通线,切断中国抗战所需物资的补给线路,彻底掐死中国!若广西沦陷,不仅危及西南部的两条国际交通线,还危及重庆,动摇大后方的军心民心!情势危急!被逼急了的蒋介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对日军反守为攻。反攻!居然是反攻?在战略层面从来都是主打防守的中国军队要大举反攻?没错。既因为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可以通过全面进攻牵制敌人在西南的进攻力量,也因为中国最高统帅部已经看清楚了日军的虚实。日军扩张过快,根本来不及对占领区实施有效的控制。日军在战线过度延伸,兵力明显不足的同时,却无法从占领区获取足够的补给。而此前几场大战已将日本国内这些年来积攒的战争资源消耗大半,因此仅仅依靠日本本土的经济支持,日军短期内已经没有实力对中国再次发动全局性的大规模进攻。但我们中国就不同了,国民政府以经历过几大战役锤炼的国军一线部队为骨干,补充兵员进行整训,并配以省吃俭用买来的或国际捐助的武器装备,军队的战力逐渐提升。况且,中华民族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此时不拼命,更待何时?!于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共抽调了约七十个师的强大兵力,向日军发动了全面攻击。这场全面反攻北起内蒙古包头,南至广西北海,共歼灭日军两万余人。史书称发生在1939年冬天的这场全面反攻为“冬季攻势”,称下面这场发生在广西的核心反攻战役为“桂南会战”。组织和指挥桂南会战的人,是新桂系的现任老大白崇禧。但白老大刚上任,就吃了大败仗,不仅失去了广西首府南宁,还被日军板垣师团占据了国军援军南下之路的咽喉——昆仑关,也就是当年北宋名将狄青曾经战斗过的那个昆仑关。在这种情况下,白老大只能跟蒋委员长求援。鉴于桂南会战的重要性,鉴于板垣师团的凶残程度,蒋委员长给他派来了一支极为厉害的援军。援军的头头叫杜聿明,就是那位老婆入共产党他入国民党的黄埔一期生,此公参加过东征、北伐、“剿共”、长城抗战、淞沪会战,也入过蓝衣社,一路走来很是顺利,如今这位35岁的熟男已是一军之长。杜聿明用兵犹如诸葛亮一般谨慎而优雅,擅长精打细算,是标准的儒将。但这位风度翩翩的气质男,居然是一名技术男。他最大的业余爱好是埋头研究技术,尤其是在当时非常前沿的机械技术方面拥有相当的水准,并因此成为南京陆军交通辎重学校培训机械化部队作战的教官。1938年,蒋委员长用苏联的援助打造了中国第一支机械化部队——拥有约五十辆装甲车和近一百辆坦克的二〇〇师。由于杜聿明的技术背景和相关工作经验,蒋委员长对他委以重任——二〇〇师师长。没过多久,二〇〇师扩编为军,蒋委员长将“一·二八”淞沪抗战中的那支光荣部队的番号“第五军”授予了这支部队,杜聿明升任第五军军长。几经周折,麾下极缺将领的杜聿明找蒋委员长要来了三位屡经大战洗礼的高级指挥官。36岁的郑洞国,湖南人,黄埔一期生,从东征到北伐,从古北口到台儿庄,屡次跨越死亡之线,却从未挂彩,实属福将加名将。他出任由在抗战中伤愈归队的官兵组成的荣誉第一师师长。37岁的邱清泉,浙江温州人,毕业于上海大学,黄埔二期生,后到德国柏林陆军大学镀金,历经东征、北伐、中原大战、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擅长吟诗作赋的他,却在战场上收获了一个“邱疯子”的外号。他出任新成立的二十二师师长。35岁的戴安澜,字衍功,号海鸥,安徽无为人,黄埔三期生。他出任第五军的老底子二〇〇师师长。这可是一个专为抗倭而生的军事天才,一个怎么打怎么赢的悍将,一个所向无敌的第一先锋。若不信的话,请看其简历。长城抗战时任团长,于古北口初胜日军,崭露头角的他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台儿庄战役时任旅长,火攻陶墩,智取朱庄,激战郭里集,再胜日军。徐州会战,激战四昼夜,于艾山击退强敌,三胜日军,升任副师长。武汉会战,击败日军第九师团主力,四胜日军,升二〇〇师师长。戴安澜上任后,为二〇〇师选了一首军歌,即那首著名的《义勇军进行曲》,后来该曲成为共和国国歌。大家应该发现了,杜聿明、郑洞国、戴安澜都曾是关麟征麾下的战将。不错,他们选择离开关麟征,主要是因为接受不了“关拳头”蛮横霸道的领导作风。但事实证明,他们的离开是正确的。因为选择离开,他们迎来了更加广阔的舞台。在1939年的国军“大阅兵”中,第五军的成绩排名全国第一。淞沪会战后,德械部队成了过去式(一来打光了,二来在日本的压力下,希特勒终止了跟中国的合作),苏械部队第五军成为新的国军第一精锐。虽说第五军是国军第一精锐,但达不到日军机械化师团的武器装备标准,也做不到像某些影视剧里所描述的那样,是个国军军官就穿着笔挺的军服,皮靴锃亮,泡酒吧,喝咖啡,吃西餐,钓美女,十分小资。实际上除了将来的中国驻印远征军外,国军下级军官和士兵一律穿着自己打的草鞋和几年一发的粗布军装。尽管条件是如此艰苦卓绝,如此筚路蓝缕,但我们一往无前!杜聿明率军出征了。晨曦里,战士的钢盔泛着寒光,身影凝重而坚毅,苍凉而悲壮。挡在杜聿明和第五军前进道路上的,可不仅仅是扼守昆仑关的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还有巍峨峻险的昆仑关,以及昆仑关上日军通过精工细作打造出来的坚固工事——大量钢板混凝土构筑的三层碉堡。面对强大的敌人,面对看起来无法扭转的地理劣势,杜聿明也没有别的选择:要想从日军手里夺回南宁,那就必须仰攻昆仑关,打通南下之路。毫无疑问,这将是一场难度极大的攻坚战!杜聿明在综合考虑了地势、敌我双方的兵力火力分布等因素之后,想出了对敌策略——两个成语:关门打狗,围城打援。日军在昆仑关关口两侧有坚固的堡垒工事,组成交叉火力网,威胁很大。于是杜聿明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先拔掉两侧外围的日军堡垒和高地,然后逐渐缩小包围圈。此所谓“关门打狗”。杜聿明以郑洞国荣誉第一师、戴安澜二〇〇师为主力正面强攻昆仑关,吸引敌人来援,同时派出邱清泉二十二师在日军援兵必经之路上设下埋伏,打伏击,此所谓“围城打援”。1939年12月18日,战斗打响,中日两国最精锐的部队在昆仑关狭路相逢!国军以坦克、战车与步兵之间的协同作战,对抗日军坦克、战车、步兵与空军之间的陆空配合作战。重炮的轰鸣、子弹的厉啸、枪口喷出的火焰、压抑的厉斥、凶狠的号叫、刺刀触碰的金属声,交织出了一曲曲充斥着勇气、血性和兽性的残酷旋律。双方都没有人后退,都战到彻底地倒下为止。这里不想过多地去强调指挥官的指挥艺术,和将士们的牺牲精神,因为一切文字在战斗过程和战果面前,都是苍白无力的。12月31日,一连十三天的血战结束!第五军以一万四千将士伤亡的代价,全歼日军“钢军”二十一旅团五千余人,击毙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收复昆仑关,取得抗日战争中第一次攻坚战的胜利!孙子兵法云:上策伐谋,中策伐交,下策伐城。这里的伐城就是指古代的攻坚战,由此可见攻坚战的难度和代价之大。在残酷的攻坚战中,以不到三倍的伤亡全歼日军最精锐的部队,这实在是一个优异的成绩,以至于狂妄的日本人也终于低下了他们那看起来高傲实则极度自卑的头!日军战史《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如此评价昆仑关之战:“通观中国事变以来全部时期,这是陆军最为暗淡的年代。”自敌人处得到的敬畏,永远比自朋友处得到的更难能可贵,也更令人感动!昆仑关大捷后,中国军队遭到日军的疯狂反扑,再度经历先胜后败的惊险局面,好在结局不错。经过整整一年的辛苦战斗,1940年11月底,中国军队收复南宁,将日军全部逐出广西。中国军队以自己的血肉长城,捍卫了西南交通线的畅通,保住了抗战的大后方。在广西战场上牺牲的中国将士,永垂不朽!

                        僵持

                        就在中国军队浴血长沙,奋战昆仑关的时候,世界上发生了一件大事。1939年9月1日,德国闪击波兰。两天后,英法被迫对德宣战,“二战”爆

                        惠公、晋怀公时期的动荡,但是在晋文公的领导下,上下团结一心,国内局势趋于稳定,社会经济得到发展,军事实力也有大幅度增强,而且通过帮助周襄王复国,扩大了国土,提高了声望,成为楚国最大的竞争对手。如果说,公元前635年晋国跟随秦国讨伐楚国的附庸鄀国,仅仅是捋了一下楚成王的虎须的话,公元前634年,宋国背弃与楚国的盟约而投入晋国的怀抱,则直接触及到了楚国的核心利益,成为晋、楚两国争霸的导火索。即使与齐桓公狭路相逢也当仁不让的楚成王,自然不能容忍宋成公对他的蔑视,他命令子文抓紧时间训练士卒,准备讨伐宋国。早在两年之前,子文就已经不再担任楚国的令尹,而是推荐在泓水之战中立下了赫赫战功的成得臣担任了这一职务,自己则以顾问的身份继续留在楚成王身边效力。子文这样做,显然是吸取了老对手管仲的教训。管仲辅佐齐桓公纵横天下,功高盖世,然而不注重对接班人的培养,直到临死前,都没有给齐桓公推荐一个合适的接班人,导致齐国数十年的霸业后继无人,毁于一旦。子文不想齐国的历史在楚国重演。他不但早早选定成得臣为接班人,更主动退居二线,将自己的位置让给成得臣。这样一来,他既可以在幕后指导成得臣,发挥老同志传、帮、带的作用,又可以使成得臣提前进入情况,熟悉业务,减少犯错误的机会。楚国有子文这样的政治家,强大绝非偶然。现在楚成王即将展开一场争夺天下的大战,他想到的第一个人选还是子文,毕竟事关重大,交给成得臣去办还不太放心。权衡再三之后,他请子文亲自出马,到睽地主持军训。对于楚成王的这一命令,子文内心是有想法的,他对楚成王说,训练部队是令尹分内之事,应该由子玉(成得臣字子玉)来主持才对,现在把他这个老头子派去越俎代庖,恐怕大大不妥,子玉有没有意见暂且不说,他这把老骨头能否训练好部队,实在是值得怀疑。楚成王说:“老将出马一个顶俩,您就别撂挑子了。”还是将任务派给了子文。既然没办法推脱,子文只好优哉游哉地来到了睽地。军训的第一天,他命令士兵天刚亮就起床,到操场上集合、做早操、练队列、喊口号,热热闹闹地搞了一个时辰,便到了吃早饭的时间。早饭弄得挺好,有粥有粉还有热干面。子文端了个大碗,和士兵们一起吃,吃完了抹抹嘴说:“今天到此为止,大伙回去歇息吧。”一连三天都是如此。士兵们可高兴了,这哪里是军训,简直就是夏令营。子文不但体贴士兵,脾气还特好,几天军训下来,连骂人的事情都没发生过,整个楚军大营一团和气,其乐融融。有人把这事反映到楚成王那里。楚成王惊愕了一下,立刻反应过来了:“子文这家伙,是在逼我用子玉啊。”没办法,楚成王只好命令成得臣接手军训,并且将地点改到了蒍地。子文则改任监军,随军前往蒍地进行督导。午后书社?成得臣不负所望,一到蒍地就严肃军纪,将训练的时间延长到天黑,对于训练中不听指挥或动作不规范的士兵实施处罚。一天下来,有七个人受到鞭笞,三个人被箭刺穿耳朵游营示众。原本稀稀拉拉的部队一下子恢复了正常,迅速进入临战状态。当时在蒍地住着好几位退休的楚国大夫,他们应邀观看了军训,对成得臣的治军之道佩服得五体投地,于是跑去向子文表示祝贺,对他的知人善用进行了一番恭维。子文很高兴,举行酒宴招待这些老头子和蒍地的权贵。唯独有个叫蒍贾的贵族小孩,不但姗姗来迟,还不说半句祝贺的话。子文不免觉得奇怪,于是问他:“各位叔叔伯伯均认为令尹有才能,是国家的福分,值得庆贺,你对此有何看法?”蒍贾一副少年老成的样子,面无表情地说:“我不知道该祝贺什么!当年您将国政交给子玉,嘱咐他说,要守护国家安定。但如果对内保持了安定,而对外遭到失败,您觉得这算是保国安民吗?子玉失败,是您举荐的结果。用错了人而导致国家失败,有什么好祝贺的撒?”子文愣了一下,说:“你凭什么认为子玉一定会失败呢?”蒍贾直直地看着子文说:“子玉这个人,性格刚猛而无礼,不适合治理国家,给他兵车超过三百乘,肯定有去无回。如若不是,等他出征回来,我再向您表示祝贺,应该也不算晚吧。”子文若有所思,而几位老大夫连忙出来打圆场,说:“童言无忌,童言无忌。”童言无忌的蒍贾后来生了一个很名气的儿子,叫做孙叔敖。经过半年多的集训,公元前634年冬天,楚军在令尹成得臣、司马斗宜申的指挥下北上讨伐宋国,包围了缗城。与此同时,另一支楚军部队开赴鲁国,帮助鲁国讨伐齐国,一举攻下谷城。这一仗明明是楚国人的功劳,《春秋》却这样记载:“(鲁僖)公以楚师伐齐,取谷。”说成是鲁国人的功劳。左丘明还此地无银三百两地解释道:“虽然是借楚国的军队进行讨伐,但我方能够左右其行动,所以说是‘以楚师伐齐’。”占了便宜还卖乖的事,鲁国人也不是第一次做,在此不作任何评论。前面说到,齐桓公有六位“如夫人”,给他生了六个儿子,除现任国君齐孝公外,另外五位公子一直都在觊觎齐国的君位。楚军攻下谷城之后,派大将申叔侯镇守谷城,并将五公子之一的公子雍接到谷城,准备以公子雍的名义继续讨伐齐国。齐桓公还有另外七个儿子,是由“如夫人”之外的小妾所生,地位比五公子低。齐孝公上台后,将这些兄弟统统赶出国去。现在楚国人将他们找过来,并将他们都封为楚国大夫,要他们帮助楚国人攻打齐国。齐桓公如果泉下有知,看到自己的一群儿子帮着楚国打齐国人,估计会再气死一次。造成这个尴尬的局面,自然与齐孝公为人暴戾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是齐桓公和管仲没有找到合适的接班人,以致管仲逝后,“三贵”专权,而齐桓公逝后,五子争位,将好端端一个齐国搞得乱七八糟。第二年夏天,齐孝公在内外交困中死去,他的弟弟公子潘即位,也是历史上的齐昭公。虽然齐、鲁双方处于交战状态,鲁国人却秉承周礼,派人参加了齐孝公的葬礼。当然,左丘明不会忘记又表扬一句:“礼也!”顺便说一下,鲁国人对于“礼”的执着,简直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这一年春天,杞国的国君杞桓公来到鲁国朝觐鲁僖公。杞国地处东夷聚居之地,不免沾染了夷人风俗,不自觉地用了夷人的礼仪,鲁僖公当场发作,不搭理杞桓公。而《春秋》记载这件事,也主动将杞桓公的爵位下降了一级,称之为“杞子”,以示对其使用夷人礼仪的惩罚。杞桓公因此记恨鲁僖公,不再承担对鲁国进贡的义务,而鲁僖公为了惩治杞桓公的失礼,竟然在联楚伐齐这样的大事未了的情况下,派兵入侵杞国,要与杞桓公论个曲直是非。看这架势,天塌下来也要先论个“礼”字。这是题外话,在此不多作评价。齐孝公死后,楚国留下申叔侯在谷城对齐国保持威逼之势,而将军事打击的重点集中到宋国,于这一年冬天纠合了鲁、陈、蔡、郑、许等几国军队,把宋国的都城商丘围得水泄不通。宋成公命公孙固前往晋国告急,请求晋国的支援。至此,晋楚争霸战的导火索已经被点燃,晋国不可避免地被拉入到这场中原大战中来。当然,这样表述并不准确,确切地说,晋文公终于找到一个合适的切入点,得以实施其称霸天下的抱负了。为了这一天,晋文公已经做了很多准备工作。据《左传》记载,晋文公一回国,就把对人民的教育当做头等大事来抓,以教育为强国之本。齐桓公称霸诸侯,靠的是管仲“作内政而寄军令”的速效药。楚成王独步天下,靠的是楚国人彪悍的性格和近于严酷的军纪。相比之下,晋文公走教育强国的路,虽然有利于长远,却很难在短期内发挥功效。晋国的全民教育搞了很多年。刚开始两年的时候,晋文公就迫不及待地想到国际舞台上一试身手,被狐偃劝住了。狐偃说:“现在还不到时候,人民还不懂得什么叫做‘义’,没有安居乐业。”等到晋文公帮助周天子复位后,积极发展国内的福利事业,晋国人民的幸福感大幅度提升,他又起了称霸之心。狐偃劝说道:“人民还不懂得什么叫做‘信’,不能同心同德共谋大事,还是再等两年。”先别笑晋文公猴急,考虑到他上台时已经六十二岁,有“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想法其实也很正常。不久之后,晋文公讨伐原城,向天下展示了自己诚实守信的优良品德,同时借题发挥,在国内开展了“做一个诚实守信的晋国人”的大讨论,晋国人的诚信意识大大加强,连商人都不再欺骗消费者,成天将信用挂在嘴上。晋文公跑去问狐偃:“是骡子是马,这回可以拉出去遛遛了吧?”狐偃仍然摇头说:“人民还不知道什么叫做‘礼’,不知道恭敬地服从上级的命令,火候未到,还要再等等。”于是在晋国开展了大规模的“蒐礼”活动。所谓“蒐”,就是顺长少,明贵贱,“蒐礼”活动的最直接目的是在晋国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值得肯定的是,通过对“义”、“信”、“礼”的教育学习,晋国国民素质迅速提高。当公孙固穿越楚军的封锁线,将救援信送到绛都的时候,晋国上下都作好了随时战斗的准备。因此,在晋文公主持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大伙对是否救援宋国的议题没有产生任何分歧,一致认为必须要救。先轸的发言也许代表了当时晋国群臣的意见:“当年主公流亡到宋国,宋襄公以礼相待,而且送给您马车二十乘,可谓是情深义重。现在宋国有难,我们理应相助,同时也正好借此机会在诸侯之中树立威信、奠定霸业基础。”狐偃说:“楚国入侵中原,刚刚将曹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且和卫国建立了婚姻关系。如果我们讨伐曹、卫两国,楚国必定会移师相救,则齐国和宋国可以免于灭亡。”狐偃提出这个计划,既有军事谋略上的考虑,也有感情上的考虑。当年晋文公流亡列国,在卫国和曹国受到非礼的对待,趁此机会报复他们一下,快意恩仇,岂非人生一大乐事?晋文公急事慢做,统一了战略思想之后,又在被庐举行了一次“大蒐”。这次“大蒐”是军事上的重大改革,将晋国原有的上、下二军扩编为上、中、下三军。回顾晋国的军事改革历程,也就是晋国不断发展壮大的历程。公元前678年,晋武公完成“曲沃代晋”,被天子授予建立一军的权力,说明当时晋国在王室的眼里,还是一个小国;公元前661年,晋献公扩充军队,建立上、下二军,晋国在实力上已经是大国,但在表面上还是维持了一个中等国家的军事编制;公元前645年,晋惠公被秦国俘虏,晋国群臣借此机会“作州兵”,扩大了兵源范围,大大增强了晋国的军事实力;而公元前633年,晋文公将部队扩编为三军,不仅仅是为了扩大部队规模,同时也是宣告晋国向大国迈进的重大举措。三军部队中,中军的地位最高,上军次之,下军又次。因此,选择中军元帅成为军队人事变动的重点。赵衰强力推荐郤谷担任这个重要职务,理由是“郤谷喜爱礼乐,而且熟读诗书”。诗就是《诗经》,书则是《尚。在现代人看来,郤谷应该去当教育部长而非中军元帅。但在那个年代,军政文教均为一体,还没有政治家、教育家与军事家的区分,管仲和子文都是又当爹又当妈的全能型选手,在内主政,在外则主兵,经济、政治、文化、法律、军事、外交一把抓。在选拔人才的时候,“德”是最重要的依据,郤谷既然能胜任教育部长,也就能胜任中军元帅,当然还能胜任外交部长甚至内政部长等职务。赵衰又进一步说:“《诗经》和《尚,乃是义的根源;礼乐教化,是道德的准则;有了义和道德,就有了利益的根本,主公您不妨试试用他。”都说到这份上了,晋文公自然采纳了赵衰的建议,任命郤谷为中军元帅,郤溱为中军副帅。任命狐毛上军元帅,狐偃为上军副帅。任命赵衰为上卿,赵衰推辞说:“栾枝为人谨慎,先轸足智多谋,胥臣见多识广,我都比不上他们啊。”于是任命栾枝担任下军元帅,先轸为下军副帅。又任命荀林父为国君的戎车驾驶员,虎将魏犨则担任护卫。齐桓公称霸中原三十余年,带领各路诸侯数次与楚成王狭路相逢,却没有发生过一次战场上的正面冲突,主要原因还是忌惮楚国的军事实力,没有必胜的把握。现在天下形势大变,楚国不但比以前更强大,而且得到几乎所有二流国家的附从,晋文公在这个时候主动去找楚成王的麻烦,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更需要一点疯狂的气魄。本书走访了金启孮、毓臻、毓蕴等清代宗室亲贵、满洲大臣以及蒙古王公的后代,采用口述史料与文献考证相结合的方式,将老北京内城中这一群体的价值观念、婚姻圈子、生活趣味、饮食服饰等内容生动形象地呈现给读者。作者力图通过采访对象质朴自然的表述,探究北京百年沧桑巨变下特定人群的心理感受与成长轨迹。总序在这套《北京口述历史》丛书中,我想通过80余名老北京人的口,对近百年来老北京人的生活和变迁,做一个全景式的描述。通过人、特别是普通人而不是名人之口,也不是通过文物古迹、风景名胜以及历史事件来呈现北京这个城市,是我近20年来一直努力在做的尝试,也正是在访谈了百余名老北京人之后,我才对北京这个城市和北京人,有了与以往不同的了解和感悟。我是从他们的讲述中,才具体地、而不是概念化地懂得了北京,也是在与他们的交流中,才一步步地进入到这座城市,并且慢慢地触摸到了北京人的血脉、灵魂和神韵。注1既然我的宗旨是从“人”出发,所以本套丛书的5卷,初衷也是按照被访者人群的不同而划分的。然而,凡是对北京城略有了解的人就都知道,入清以来北京城的特点,便是不同的人群,大体都居住在不同的地域。或者说,在1949年以前,北京人就是由几个不同地域上居住生活的不同人群组成的,这样的几个不同地域上的不同人群,各自具有鲜明的、不同于其他地域上的人群的特征,却又因此而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那就是一个完整的北京城,以及城中的居住者——北京人。这正是北京这个城市具有的丰富复杂的多元化特性。可以肯定地说,这样的几个区域,在北京缺一不可,但无论哪一个区域,也不能称之为北京城的“精华”,哪一个区域,也不是北京的代表和核心。这便是我访谈过百余名北京人之后的收获所在。我说的这几个区域,大分起来,就是内城、外城和城郊三部分。虽然近年来它们之间的界限一直在急遽消失,甚至已经被基本泯灭,尤其是将宣武、崇文两区分别并入西城、东城两区之后。但是自清军入关到1949年之前的几百年间,内城住皇室成员和八旗官兵,外城住汉回商民、流人士子的格局却始终清晰可辨。至于北京城郊,既是京城的延伸部分,又因处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边缘位置以及与京城的紧密联系,当然应该被视为京城中不可割舍的一个重要部分。由于在这三个部分中,第一部分即内城部分的分量远远超过其他两部分,所以我将这部分人群再一分为三,这便形成了5卷。出现这种有轻有重情况的原因,与我最初选择访谈样本时的偏重,以及我的能力不逮有直接的关系。具体地说,当我开始启动这个项目时,并没有意识到北京的居住格局与人群特点之间存在如此直接的关系,我一味去寻找的,只是最符合我心目中“老北京人”标准的那些人,而这样的人,大多数都居住在内城。尽管我后来意识到了京城人群按地域居住的特点,也意识到我选择的访谈对象有畸轻畸重的问题,并希图寻找到更多居住于城南和郊区的被访者,但一是他们中世代居住于京城者,本来就远远少于内城那些八旗后裔,二是由于近年来北京城市人口变迁的频繁和他们居住的分散,很难寻找到更多的样本,这便是我所谓能力有所不逮的含义了。对于这5卷中每卷内容的特点和编撰宗旨,我在各卷的前言中都分别有所介绍,此处不再详细说明。总之,按照不同地域和人群分成的这套

                        分列着被称为三雍的大型皇家礼制建筑。“三雍”包括明堂、辟雍和灵台,其中明堂是宗祀帝王的“天子之庙”,辟雍是皇帝“行礼乐、宣德化”的场所,即所谓的“天子之学”,而灵台则是占星云、卜吉凶的地方,也是古代的天文观测台。东汉杰出的科学家张衡设计制造的浑天仪和地动仪,都曾被安放在这个灵台之中。王鲁湘:现在看来,灵台是貌不惊人的土堆子,可是它在世界科技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徐金星:完全正确。王鲁湘:据说张衡当年在这里主持工作?徐金星:对。他曾经亲自组织、主持、参与灵台的工作,观测天象、日月星辰,进行天文研究。这个台子现在已经不是原来的模样了。原来它有两层平台,第一层平台跟地面差不多平,再上面还有第二层平台,它是四方形的,四个方面都有平台。西方面的平台有五间建筑,五间建筑后面,就是依托着灵台的夯土台,它向里面挖了一个密室。据记载,密室里面装的就是浑天仪。灵台顶上,是观测天象用的,“上平无屋”,上面是平的,没有房子,人们在上面观测。在密室里边,人就看着浑天仪。王鲁湘:浑天仪有天上的黄道。徐金星:平台上的人看天体运行,“昴星始现,昴星正中,星移斗转……”密室里就看浑天仪,刚好完全吻合。他们的分工非常明确,几个人观测太阳,几个人观测月亮,几个人望天象,几个人观测星星,当然,有一个管理这一切的人,叫台丞。王鲁湘:就是气象台长。徐金星:对。这个灵台机构规模巨大,分工明确,在那个时候应该是代表世界天文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了。东汉在洛阳城定都,总共经历了196年。与早年的辉煌相比,东汉后期皇室衰微,朝纲败坏,民怨四起。并州牧董卓此时趁机作乱,挟持汉献帝,自为相国,权倾朝野。他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还胡作非为,放纵西凉士兵冲入民宅,强掠财物,奸淫妇女。洛阳城中民不聊生。公元190年,各路军阀纷纷起兵,联合讨董。董卓于虎牢关大败,决定逃往长安。临行前,他下令将洛阳的宫殿、宗庙、官府、民宅尽皆焚毁,又让大将吕布掘开帝侯公卿的陵冢,盗取墓中珍宝。可怜昔日赫赫东汉帝都,顷刻间化为一片焦土。然而,汉魏洛阳城的故事并没有因为一个董卓而结束,相反,一座更大更恢宏的洛阳城即将在这片废墟上巍然立起,继续书写它惊世的沧桑。三、魏晋风骨汉魏洛阳城复原图汉魏洛阳故城自西周始建,历经多次修缮与扩张,在东汉迎来了它的第一次辉煌。东汉光武帝刘秀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皇帝之一。史称其才兼文武,豁达有大度。关于他,有这样一则故事:一天,刘秀游猎晚归,夜入洛阳上东门,虽举起了火把亮明了身份,却仍被守门侯官郅恽以“夜晚看不清楚”为由拒之门外。光武帝无奈,不得不改由中东门进入。事后,刘秀非但没有惩罚郅恽,反而因为他忠于职守而重用之,相比之下,管理中东门的官吏却受到了处罚。从这件小事,足见刘秀是一位深明大义的君王。在他的带动下,东汉的经济迅速恢复,民众安乐,史称“光武中兴”。作为这一盛世的国都,洛阳不仅经济繁荣,商业兴旺,而且文化昌盛、人才荟萃。公元67年,印度两位高僧以白马驮经来到这里,把佛教文化正式带入中土,其影响更是不可估量。总之,东汉洛阳城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为繁华的一座东方大都会。然而,“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东汉末年,汉室衰微,董卓一声令下,将帝都洛阳付之一炬。此后群雄并起,战火不断。公元220年,三国枭雄曹操在洛阳病故,结束了他长达20多年“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当政岁月。他的儿子曹丕继承魏王王位,继续把持朝政。经过一番准备之后,曹丕为完成父亲遗志,上演了一场“禅让”的闹剧,逼迫汉献帝让位,自称皇帝,建立了魏国。他依旧把国都定在洛阳,并开始在废墟上重建都城。可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曹丕代汉45年后,同样的闹剧却反过来发生在了他的子孙身上,曹魏家业连同他们苦心修筑的洛阳城,尽皆改姓了司马。最终,西晋结束了这场乱世纷争,天下重新在洛阳城归于一统。东汉末年,遭受了董卓之乱的大劫难后,都城洛阳已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公元220年,曹丕代汉,开始重建洛阳的宫殿府第。由于当时尚处三国时期,魏忙于对吴、蜀作战,洛阳宫殿的建设也进行得较为缓慢。直到公元234年蜀国丞相诸葛亮去世,战事稍缓,曹丕之子魏明帝曹叡才开始大修洛阳宫。曹魏时期的洛阳城在规模上继续沿用秦汉“九六城”的形制,只是为了军事防御的需要,在城市的西北角修建了一座城中之城,这便是著名的金墉城。(图6,)金墉城平面示意图王鲁湘:徐先生,这条路应该不是一条普普通通的农村土路吧。徐金星:对,这是金墉城的西城墙,高的那个地方是金墉城的西北角。它宽250米,南北长1000米多一点。王鲁湘:一公里左右,那也不小了。徐金星:在它的中间从北向南依次分成了三个城,甲城、乙城、丙城,北边的甲城位置最高,城墙最为坚固,当时在军事防御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王鲁湘:它正好是依据这个地形而建啊,你看这个地势是一个台地。徐金星:这个城的位置高亢而险要,城墙固若金汤。而且这个城墙很有意思,它每隔那么一段,就会有突出的一部分。王鲁湘:马面?就是防御工事吧。徐金星:是的。当地老百姓叫炮台,啥意思呢,打仗的时候,下面的敌人要是攻城,上面的人可以从旁边来射箭。王鲁湘:从几个角度来防御,就增加了防御面。魏明帝修建金墉城,是效仿他的祖父曹操在邺城西北角修建铜雀三台的做法,主要就是出于屏障宫城、避险防乱等军事考虑。但是,在它建成后的日子里,这些功能并没有得到发挥,高大坚固的城墙,反而让它成为了一座颇为特殊的监狱。徐金星:因为洛阳城里残酷的政治斗争,甚至改朝换代等,有些皇帝被罢免了,有些皇后被废了,而废后、废主有时候就被幽禁到金墉城里。王鲁湘:哦,就是离宫别馆。徐金星:有这么个意思。西晋代替曹魏后,就把那些失败的曹魏皇室、宫人都幽禁在这里。西晋一朝,它的“八王之乱”,也是乱得不可开交。在此期间,失势的皇后、皇帝,也会被囚禁在这儿。像著名的贾南风45,也曾被囚禁在这里。公元249年,司马懿在洛阳发动政变,掌握了曹魏的军政大权。后来司马师废魏主曹芳,迁于金墉城。司马炎重演“曹丕代汉”的旧事,逼魏帝曹奂“禅位”,也将其幽居于金墉城。公元280年,西晋灭东吴,终于结束了多年的战乱,实现一统。魏晋时期,虽然全国局势动荡,但国都洛阳并未遭战乱破坏,出现了一个近100年相对安定的繁荣期。经济复苏,文化也随之兴盛,“三曹”、“建安七子”46、“竹林七贤”47和“金谷二十四友”48等都是驰名一时的文人,他们的名篇名作,结合前朝东汉的众多文学成就,留下了“汉魏文章半洛阳”的美谈。《建安七子》画徐金星:有句话叫“汉魏文章半洛阳”,汉魏时期的天下文章,有一半都在洛阳。王鲁湘:而且这个地方的文人一出现,都是一窝一窝的,像蘑菇一样,一般是一个集团或是一个家族,比如曹氏父子三人,围绕在他们父子周边,有一个“建安七子”,这就是一个文人集团。然后“竹林七贤”又是一个文人集团,“金谷二十四友”,又是更大的文人集团。另外还有左思兄妹。徐金星:左思是当时的一个著名文人,他老家本来是山东的,后来他妹妹被晋武帝招到宫中做了妃子,全家就跟着来了。左思到洛阳一看,觉得洛阳城实在是了不起。王鲁湘:好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乡里人进城一般。徐金星:他本来就很勤奋,也很有才华。到洛阳以后,他又接触了好多文人,增长了很多见闻,看到了很多书籍,所以他用了十年功夫来写《三都赋》49,因为当时刚刚统一。王鲁湘:三都就是他路上看过的三个都城。徐金星:他的《三都赋》写成之后,洛阳富豪之家竞相传抄,留下了“洛阳纸贵”的美谈。在完成统一大业后,晋武帝采取了一系列开明政策,让百姓逐步摆脱了多年的战乱之苦,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史称“太康之治”。当时的国都洛阳,百姓丰衣足食,夜不闭户,安居乐业,有“天下无穷人”的说法。徐金星:西晋统一三国以后,在一段时间内国家比战乱时期富裕。尤其在晋武帝的时候,有一个短暂的繁荣期。这时的富豪非常多,竞相穷奢极欲,特别著名的就是王恺、石崇斗富。王恺是晋武帝的舅舅,晋武帝在背后支持他去和石崇斗富。比如有一次,王恺拿出一株珊瑚树来向石崇炫耀。石崇一见,就拿出铁如意把它打碎了。王恺很愤怒,说我这么一个宝贝你竟然打碎了。石崇说你这珊瑚树没啥了不起,于是给王恺拿出了三四棵,比他的还高大,让他随便挑。王鲁湘:可见石崇金谷园里头藏的珍宝已经赛过了皇宫,因为晋武帝司马炎偷偷从宫里拿东西交给王恺,让王恺拿着去和石崇斗富。最后王恺还是败在石崇手里了。徐金星:他实在是太富裕了。石崇斗富的故事在今天可以被当成一场笑谈,但在当时,就连皇帝本人都参与到这种攀比斗富之中,可见西晋的王公贵族们,生活是何等的骄奢淫逸。可能是天不怜见,就在司马氏的皇位还没有坐热的时候,一段中原历史上最为黑暗的岁月正悄悄来临。司马炎统治后期,生活极度奢靡腐败,后宫嫔妃竟多达万人。公元290年,他在洛阳驾崩,白痴太子司马衷继承皇位,凶悍妒妇贾南风贾皇后把持朝政,导致皇族为争王位骨肉相残,同室操戈。这一阶段被称为“八王之乱”50,司马氏的统治由此走向衰落。不久,西晋便告灭亡,古都洛阳再次毁于战火。此后,在长达120多年的时间里,中原成为了北方少数民族逐鹿的战场,直到鲜卑族统一北方,建立北魏政权,洛阳城一直是纷纷扰扰,没有宁日。四、北魏洛阳城北魏王朝是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鲜卑族拓跋氏建立的政权。公元439年,拓跋氏统一中国北方,国都最初定于平城,也就是现在的山西大同。崇信佛教的他们在这里开凿了大气磅礴的云冈石窟,却无法阻挡北方柔然人的经常南侵。当时,幼年登基的孝文帝拓跋宏看到国都不断受到威胁,危如累卵,亲政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将国都迁往黄河南岸的洛阳。公元493年,他亲率大军和文武百官以进军南下,统一南北为名,迁都洛阳。这一举动,让这座饱受磨难的千年古都再次繁盛起来,并且其辉煌的程度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北魏是在汉魏洛阳故城建都的最后一个王朝,因而现存故城遗址的规模布局也基本为北魏所留。通过考古发掘,人们惊讶地发现,北魏洛阳城的形制较先前发生了重大改变,一座令人难以置信的城池显现了出来。徐金星:北魏人把原来汉魏晋的洛阳城放在中间,在四周又筑了一个大城。这个大城了不得,综合书上记载和我们考古发掘的情况,这个城东西十公里,南北十公里,总面积将近100平方公里,可以说是近代之前世界范围内最大的都城。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开始重建洛阳的城池宫殿。为了树立他正统王朝继承者的地位,取得中原汉族的支持,北魏的宫殿、宫城的规模与形制,基本沿用魏晋旧制。宫城正门称为阊阖门,宫中正殿称为太极殿,均是曹魏时期的旧称。公元2001年,考古工作者在汉魏故城宫城的南端发现了一座保存尚好的大型城门遗址。当地的村民曾把这里称为“午门台”,它的北面正对着宫中正殿太极殿遗址,而南面则是已探明的御道“铜驼街”。各种证据都表明,这里就是当时北魏王朝的宫城正门阊阖门。阊阖门原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天门”,古人用这个名字来象征帝王的威仪。从文献记载中得知,北魏阊阖门城楼高大,门外巨阙双立,巍峨壮观,是帝王举行重大礼仪活动的场所。北魏洛阳城门复原图王鲁湘:看这城门很雄伟啊。有东阙台、西阙台、阙间广场。徐金星:阙边上有城墙连着门,门有三道。这上面有个很雄伟壮观的殿堂式城门楼子。王鲁湘:这其实就相当于明清紫禁城的午门,午门也包括一个这样的广场,而且也是举行非常重要的国家大典的场所。皇帝登基,接见四方朝贡,都在那个地方。它主要不是用于防御,它的礼仪性要大于防御性。这个城阙给人一种很威严的感觉,进到这个地方来以后,假如没有这两个阙形成的阙间广场的这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帝王的威严就体现不出来。而人一进到这里,突然一夹一抱,三面全是高大的建筑,帝王的威严就体现出来了。徐金星:高大的殿堂式建筑,巍峨的双阙,加上一个相对封闭的广场,那是非常威严的,所以它这个设计,就是为了显示帝王或者皇家的威严。王鲁湘:这是礼仪建筑的一个重要的精神意义。在阊阖门以北的宫殿遗址群内,考古发现的夯土台基多达二三十处。其中有一处台基,规模巨大,比附近地面高起约2米,而其位置就在阊阖门的正北。当地村民称这里为“朝王殿”,也就是传说中的“金銮殿”。经确认,这里就是当年北魏宫城中最为雄壮华丽的太极殿。王鲁湘:太极殿的遗址,就剩下这点土堆了。实际上我们现在所站立的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泱泱帝国的中心啊。徐金星:对。王鲁湘:洛阳居天下之中,太极殿又居洛阳之中。从太极殿向南望去,正是阊阖门遗址,而阊阖门再向南,则是当年城中的御道铜驼街。这三处遗址由北向南串列在同一条直线上,给人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当年设计建造这座城市的人们,一定已经有了城市中轴线的概念。王鲁湘:我一直在琢磨,这么大的一个都城在规划的时候,它一定有一条子午线。子午线要取南北两个坐标,然后把这条子午线联系起来,整个都城才能由此展开它的布局。所以我在想,这个子午线的北端应该是黄河的孟津渡口,南边应该对着一个山,是嵩山吗?徐金星:应该是嵩山的余脉。嵩山在洛阳稍微偏东南的方向,它有座余脉叫万安山。这个山正好有个很大的缺口叫大谷关,是洛阳八关正南边的关,它正对着那个关。王鲁湘:它是以万安山大谷关的关口作为南边的坐标点,然后过邙山取一个黄河的坐标点,就成了这条子午线。徐金星:一个城市形成中轴线,有一种说法就认为是从汉魏故城开始的。你看西汉的长安城就没有中轴线。王鲁湘:对,它的宫城偏西北角。徐金星:从汉魏故城开始就逐渐地形成了中轴线:从宫城太极殿,向南穿过宫城的正门阊阖门,再向南走,穿过内城的正南门、宣阳门,这就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中轴线。这应当是非常宏伟的,而且中轴线形成之后,隋唐的长安城、洛阳城,北宋的东京城,元明清的北京城就是这条中轴线的延伸。由此可见,北魏洛阳城在中国都城史上,有承前启后的重大作用。王鲁湘:中轴线布局使都城有了一个对称、平衡且符合等级秩序的平面结构。因为有了中轴线,我们才能有尊卑之序,才能安排左和右的区别,才能实现《周礼·考工记》里头所设想的营建都城的理念。《周礼·考工记》中记载

                        990年10月30日,我收到这封信:亲爱的贝尔医生:我必须让你知道,上次我说伤害自己的事,我说谎了。我告诉你事情发生在3个月以前,其实根本不到一个礼拜。我很抱歉。我只是突然被卸除心理的防备,很害怕你会怎么想我、看我。我不是故意要说谎的。当时我没办法一次把全部的真相都告诉你。我真的很害怕自己有什么很恐怖的毛病。我需要你帮忙。我不知道自己为何想伤害自己。高中时,我曾像这样伤害自己;但19岁之后就没再这么做了。去年10月,我又开始故态复萌;在讨论我被性侵害的那段治疗期间,我自虐的状况更加严重。我不知道怎么停止这一切。※※※※她告诉我,大约一年前,这种迫切惩罚自我的念头再度找上她。她说她会把铁衣架戳进自己的身体,借此伤害自己。她认为,如果她把自己伤得够重,往后就不必再忍受性行为了。为此,伤口必须维持在“新伤”的状态。她甚至把部分细节写给我看。约定的诊疗时间到了,卡伦一如往常准时出现;打开门,我发现她比平常站得更远。她眉头深锁,鱼尾纹也跑出来了;进了办公室坐下来,她也不太看我。“我看了你的信,”我说。她脸上的痛苦又加深了些。“你还想看见我吗?”她问,“或者我是不是太恶心,恶心到你根本不想跟我说话?”她无法直视我。“我很高兴你终于愿意把秘密告诉我了,我也非常想帮助你了解你为什么会有这些感觉。”“其实我并不想告诉你,我跟你距离太近了;可是我已经说了这么多,现在我反倒怕你会生气,怕我会失去你。”她能以正面态度看待我们的关系,让我很高兴。“这么说来,你好像有点受不了我,又不能没有我啊。”我支持她对这层关系的看法。她同意我的说法,但也认为这渐渐是个问题;尤其是从她自残的念头越来越强烈之后,她开始害怕吐露她的遭遇。有时候,我无法以言语安慰她赤裸裸的伤痛。我试着说些什么,试着表示我了解她的感受——甚至我偶尔也能感受到她的部分感受。我不能说我能体会,因为我根本无法想象她曾经历的一切。然而,因为卡伦,我正开始学习当个更好的倾听者。※※※※1990年圣诞节过后不久,我去度假,但实在很难不带着罪恶感出门;不仅对卡伦感到抱歉,还有其他处于不同危急或需要程度的病人。我不在的时候,他们可能受苦,甚至又回到治疗前的状态;但卡伦似乎会是最惨的一个。我想跟她多聊聊遗失时间,但每当我们快要聊到那一点的时候,又冒出新的问题或自杀危机,硬生生扯开这个话题。我建议卡伦,在我度假这段时间,她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和梦境记下来,等我回来以后就能一起检视她写的东西,帮助她跨越障碍。但我怀疑我真的有办法了解她。第一部苟且偷生第4章选择死亡1990年12月29日今天我努力说服自己恨你、讨厌你。我好伤心。我觉得你遗弃我了。其实我知道你去度假,但我的感觉还是很糟。我想,我真正恨的人——那个需要你的人——是我自己。我决定不吃药了。我不需要它。我什么都不需要。1991年1月4日恐怖的事发生了。我大概有两个钟头的时间不见了。在这段时间内,我攻击我丈夫。他说我狠狠地踹他,揍他,抓他。我看见他身上有伤,但我不记得我曾伤害他。另外,我又割伤自己了。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做。1991年1月10日我想起越来越多过去的事了,觉得很恶心。我写不出来。我甚至不知道我有没有办法说出来。我想忘掉它们,但我忘不掉。我没办法封锁那些言语口角,没办法锁住痛苦。度假归来,一封信躺在信箱里等着我。卡伦的笔迹。见面之前,我读了好几篇她的手稿。她垂头丧气慢慢走进来,状况似乎不太好。“我丈夫好像很喜欢折磨我,”卡伦终于开口,“但我不觉得我有能力离开他。”“我明白。但有什么是你现在比较可能做到的?有什么办法能让你保护自己不受他欺负?”我问。卡伦耸耸肩,摇了摇头。“我被他逼得无处可逃,”语气充满无奈,她说,“我幻想杀了他,就像我曾幻想杀了我爸一样。”我观察她,看她是否流露任何可能付诸行动的蛛丝马迹;但她眼神绝望,肢体动作也感觉不到这方面的意图。“你怎么处理这些幻想?”我问。“越想越难受的时候,我就伤害自己。”“为什么伤害自己能帮助你?”“因为这样可以让我不再幻想。”“你之所以伤害自己,有没有可能是为了保护他们——避免在盛怒之下伤害丈夫和父亲——所以改变对象,转而发泄在自己身上?”卡伦望着我,没搭腔;但我看得出来,这番话令她迷惑不解。“另外,这是否也足以解释,在我度假期间,你为何更急切地想伤害自己?”我再补上这一句。卡伦不明就里地望着我。我一下子跳过好几个步骤,期望卡伦能发现“我外出度假,遗弃她——她很气我”与“她增加自残频率”之间的连结。她必须明白:虽然她没说出口,但我知道她有多气我拋下她出门度假,但她的愤怒却不会摧毁我们之间的关系。当晚,卡伦做了一段预知梦。我梦见我去找你,你在厨房,拿着大锅子使劲搅拌。锅子是白色的。我坐在凳子上,突然有好几个人从我身体里跑出来——有些是成年人,有些是小孩,他们好像全都很想见你。这些人是透明的。有个孩子往锅里看,有个躲在我背后;有个大人看起来粗鲁无礼,另一个却一副害怕模样。你看不见他们,但我却能感觉到他们围绕在我身边。等我们开始谈话,这些人便一个一个消失了。然后画面突然快转起来,但我们俩仍说个不停,仿佛一下子就过了好几年;只不过,你仍在搅拌东西,手里还是那个大白锅。但其他人全都不见了。有时,病人在治疗初期会做一种类似“摘要”的梦,他们以几近预知的方式,将自己往后的治疗轨迹完整压缩,封存于梦境中。我想,卡伦做的正是这种梦。我在梦中的角色仍维持不变。我是厨师,但我只做一件事:持续搅拌锅中物。她的梦中经历令我感到不可思议:这些影子般的人物——大人和小孩——从她体内冒出来;然而当我们继续说话,我持续搅拌锅子,这些人又陆续消失了。这个梦不只证明卡伦确实有多重人格(有大人,有小孩,各自独立的不同人格),同时也暗示我和她共同努力的方向:让这些独立人格消失。不可否认,要卡伦和我维持长期信任关系确实有些困难。换言之,“厨房”的热度令她惊慌,使她经常动不动就想逃离。任何人一旦如卡伦这般受尽虐待,往后最困难的便是信任他人不会再以同样的方式折磨自己。卡伦在日记里写了封信给我:我知道我在烦什么,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我觉得好像是我让自己陷入这一团混乱,所以必须把自己给弄出去才行。你去度假时,我突然了解到:我和你正在建立一种对我来说非常危险的关系。我知道最后我一定会受伤。我不能让这种事发生。我已经变得太依赖你。你不在,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感觉自己变得支离破碎。我不记得以前曾经有过这种感觉。你已经成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我吓坏了。后来有一天,卡伦走进我的办公室——没跟我打招呼——直直走向她的椅子坐下。这很不寻常。她走得很慢,但若有所思;坐定之后,她神色一凛。“我觉得我只能选择自杀,”她不带一丝感情说道,“我一直在等待适当时机,现在时候到了。”然后,她直视我的双眼。“做出这个决定,我觉得很自在。”“为什么是现在?”我问。我知道,每次她觉得跟我拉近距离,自杀的念头就会更强烈。幸好时间还早,我们可以在下一位病人到访之前好好处理这个问题。“我妈计划去匈牙利旅行。那儿是她的故乡。”卡伦已向我描述过,她这辈子如何受她母亲批评和羞辱。“所以你觉得现在时机正好?”我问。“不是,我根本不在意时机这档事。”哦,既然如此,你刚才为何那样回答我的问题?母亲出门应该不至于引发她如此反应。她会这么做肯定另有隐情。“你让我对自杀感到内疚,”她垂下视线。沉默好一会儿之后,她继续说道,“你是唯一试图帮助我的人。”“你有没有想过,我对你选择自杀可能会有什么感觉?”我问。她猛然抬头,“嗯,想过,我曾写信跟你提过这件事。但我没把信寄出去。”她手在皮包里摸索,然后倾身向前,眼望他处,把信递给我。我接过信,放在一旁,继续专心与她对话。“我一直都知道自己终究会走上自杀一途……现在时机正好。”她失神了好一会儿。“我只是不想活了。”我没搭腔。心想,她究竟给自己挖了多深的坑呀!“治疗期间,你会和我一起经历一段过渡期,”我终于开口。“多年来,你一直试着不去理解自己究竟遭受何种程度的虐待,但现在你慢慢看见了,在这里,和我一起,这让你不知所措。”我试图引导她朝“为何是现在?”思索,搜寻她会意的神情;她似乎稍微理解,但未明显表露情绪转移的征兆。我没抓住机会,还得再试一次。“我曾担心会发生这种事,”我继续说,“对任何一个像你这样、曾受过严重伤害的人来说,这段时间肯定很难熬。而且你们可能也很难信任别人,相信别人会帮助自己。”她哭了起来。好现象。“你母亲要出远门,你觉得很孤单,而且只剩下我能帮助你。你纳闷:你能相信我吗?”卡伦埋首于掌心,嘤嘤啜泣。哭泣有净化的作用。“我对你越来越重要,你对我的感觉也越来越强烈,却也更危险。你该让自己信任我,还是选择死亡?”卡伦崩溃了。她呜咽出声,胸口剧烈起伏。我没再说话,给她时间平复情绪。“我不要你自杀,”我说,倾身靠向她。“我们该怎么预防?”我看看她,等她回答。我需要她的合作。她勉强耸了耸肩。“至少我们能做一件事:让你住院,”我说,“保障你的安全。”我知道这是专业上的必须建议,但也是个很差劲的选项。前次住进精神病房已用光她的保险给付,一旦挂急诊,她肯定依法院发出的把病人关进精神病院的制度被转诊到州立精神病院。若她谎称自己没有自杀意愿,州立医院会很快放人,她不但不会好起来,我也可能找不到她。我跟这些机构打过交道,很清楚他们的规矩。我必须另外想办法。“我不想去医院,”卡伦态度坚决,“住院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没有什么比失去你更糟糕,”我直截了当地说,试图说服她。现在她开始专心听我说话了。刚才那番声明使她平静下来,我们静静坐着。“如果能再多了解你为何有这么强烈的寻死念头,”我说,“也许我们就有办法帮助你了。”这会儿我该闭嘴了。当你拋给病人一个重要问题,不管他们接着说了什么,那就是答案。对我而言,最困难也最重要的就是比她更能忍受提问后随之而来的静默,耐心等待答案。我看着卡伦思索,暗忖她可能往哪方面想;但她的脸庞仅仅流露哀伤。大约一分半钟之后,她在椅子上动了动,说,“我一直都知道妈不爱我,但我从来不曾真正领悟这个事实,”她稍稍停顿,“我以为,假如我能给她足够的爱,也许她就会爱我了,但我就是办不到。”我认为她话里还有别的意思:她害怕我会跟她母亲一样。既然我也不爱她,干吗老黏着她,一直说要帮助她?如果连自己的母亲都不爱她,她又怎能期盼我会关心她?“为什么是现在?”我问。“只是觉得现在好像是时候了,”她说,旋即绝望地叹息。“我觉得,你只是害怕自己太靠近我,想找理由逃避。”我瞅着她。我的话是挑战,极具吸引力的挑战。她转移视线。眼前又是我该闭嘴的时刻。加入或退出,她得做决定。卡伦犹豫了一会儿,不自在地扭动。“我不知道……我不敢抱希望。”卡伦面色困惑依旧,但她比刚才坐直了些。也许她会选择加入。“我有个计划,”我说。我必须让她更接近我,强化她的希望。“现在我终于了解,你母亲无法爱你的事实一直让你很难受,所以你绝望地以为我可能比你母亲更值得信赖、更能支持你,陪你熬过治疗。然而,因为你父亲曾经虐待你,所以你担心万一跟我太亲近,我也会对你做同样的事。”我等待卡伦吸收这一超大剂量的真心话。“但重要的是:你不会有事的,”我继续说,“今天是星期三。晚上我打电话给你,明天晚上也一样,然后星期五下午1点我们碰面。你可以保证,从现在直到晚上我打电话给你之前,你会让自己平平安安的吗?”我看着她,四目相对,等待她的保证。“好,”她说。“那么,你会让自己好好的,直到我明天晚上打给你吗?”我再次等待。“我试试看,”她说,语气不太确定。我紧盯着她,片刻后,她点头了。“目前就先这么办吧,”我说,“如果我找不到你,或者星期五你没出现的话,我会报警叫他们找你。”我要她知道我是认真的,我把她的人身安全视为我的职责。“好。”卡伦挤出感谢的微笑。她离开办公室时,我暗自松了口气。信任对卡伦而言着实不易。我们的治疗已持续两年半,但她直到刚才才开始认真解决问题。希望她最难熬的一段已经过去了。至少,她离开时比进来时看起来有精神多了。以下是这次诊疗刚开始时,卡伦给我的那封信:1991年6月13日亲爱的贝尔医生:非常感谢你这么帮我。有你做我的医生,我十分感激。如果没有你,我想我不会活到现在。我只想要你知道,无论我发生什么事,都是我的错。我实在撑不下去了,所以我计划逃离这一切。这么做与抑郁无关,我只是不想活了,因此唯一的逃脱办法就是结束。我会尽我所能、用我知道最好的方式解释我的想法。我选择死。死总比活着好。我将永远摆脱一直困扰我的梦魇,再也不必面对我父亲和我祖父,不需要应付我母亲。我会很开心,很平静。选择离开,我丝毫不觉得内疚。我再也不会觉得自己肮脏不洁,也不会再伤害自己了。我不再需要处理我对你的感觉,内心深处的空虚也将不再是负担。我觉得现在是时候了。我都安排好了。我在我家附近的汽车旅馆订好房间。我决定用我手边的药试试看,如果行不通,我还有枪。我真的觉得好孤单。我真的很想把这些都告诉你,但我知道你一定会试着要我说出来,而我绝不能让这种事发生。请你谅解,我是真的撑不下去了。我好难过。我很高兴能遇见你,希望你不会因为这件事而恨我。祝福你的未来一切顺利。你是非常棒的医生,值得拥有最好的人生。好好照顾自己和家人,保重。敬爱你的卡伦·奥弗希尔那天傍晚5点20分,我打电话给她,但无人接听。我知道她很绝望,但我希望我们的约定能让她决定不终结自己的生命。这是精神科医生面临的诸多艰难时刻之一。面对像卡伦这样深受创伤的病人,你唯一能做的只有等待,看他们决定要不要继续活下去。如果她选择活着,就表示我是她选择活下去的部分理由;如果她选择死,意即就算有我在,她仍执意赴死。我再拨一次,她接了。那晚我和她聊了好一会儿。隔天晚上也一样。两天后,她来复诊。尽管征兆并不明显——脚步也许轻盈了些,动作快了些,心情似乎好点儿了,眼神接触的次数也变多了——她看起来确实好多了。尽管穿着和往常差不多,至少也稍微打扮了一下。她说她每天都觉得比昨天好一点。虽然卡伦曾经以为,就算自己消失了,应该也没什么大不了;但现在,她对自杀有些犹豫,举棋不定。部分的她开始改变心态,想好好活下去。昨晚,她首次被自己想自杀的念头吓一跳。不知怎么着,以前的她竟不曾理解:万一她自杀,就真的什么都没了——孩子没了,丈夫没了,就连我也不在了。“我在想,我想死的部分原因是不是我不想再跟我先生有亲密关系?”她问自己,“好笑的是,我甚至不记得跟他发生过关系。”我疑惑地望着她。“我知道我们做过,”她继续说,“我一定是完全封锁了这部分的记忆。”完全封锁?她不发一语,静静坐着,仿佛迷失在自己的思绪中。“在我内心深处,”她说,“我知道自己不想活下去。我甚至连子弹都买

                        部分的记忆,不过,一想到有人付钱给她父亲只为虐待她,而她母亲又常常向她要钱,还有桑迪认为她必须给母亲钱好让她喜欢她……卡伦可能也不希望变成必须付你钱,你才会喜欢她。”“我能了解她的苦恼。”“我一直很努力和霍尔顿合作,维持这个家。但卡伦真的是没救了,她非常需要帮忙。”“你说的‘卡伦’通常是指哪一个?”“噢,抱歉。我指的是卡伦3,就是一开始被我们选来见你,也是你最常见到的那一个。”“我总觉得好奇。为什么是卡伦3来见我,而不是你?”“我们大家都在卡伦3身上。她应该是最有可能跟你建立良好关系的人。”“你在她身上,所以卡伦是主体啰?”“不是,不是主体——这很难解释,真的,不过这只是她的工作。”“我懂了。”但我不确定我真的懂了。“你能再多描述一点有关你和卡伦的互动给我听吗?”“嗯。每到傍晚,我和霍尔顿会找卡伦说话,趁她入睡之际让部分记忆渗入她的意识里;我们借着这种方式让她知道当天发生过的事。”“她如何决定什么时候出现?”“其实是我和霍尔顿决定谁出来。我们俩几乎都是一起行动,一辈子都在保护她。卡伦出来时,我们通常不会去干扰她、打断她,直到她想进来。然后,霍尔顿或是我——通常是霍尔顿——会派某个人出去。有时候,我们俩忙着照顾里面的孩子们,无暇顾及外面的状况,这时桑迪或其他人就会出来。如果派孩子们出去,我们会一直跟孩子们说话,指导他们,这样他们就不会被发现了。”※※※※“我没办法睡,”卡伦嘀咕,“晚上我的脑袋里有太多人在说话了!有好多事要安排……一直安排!”“他们在安排什么?”“噢,就是谁隔天要做什么一类的。昨天晚上,我在凌晨2点醒来,结果竟然发现我在打电话订目录上的东西!我以为我睡着了,其实我根本没睡!”“那些晚上出现的声音都在说什么?”“每个人报告自己的事:接到哪些电话,约了什么人,赴了哪些约会,负责哪些差事。”“其他人现身时,你有办法参与吗?”“不参与,但我可以在一旁看着。有点像看电影。我坐在后座,不能说话。”※※※※“迈尔斯和我喝了一杯玛格丽塔葡萄酒——迈尔斯想喝,”处于催眠状态中的卡伦如是说,“可是迈尔斯不能喝酒。酒精对我们每个人的影响都不一样。要是换我出来,我一定会用不同方式处理。酒精对我起不了什么作用,却会让迈尔斯很不舒服,昏昏欲睡。”卡伦指手画脚地飞快说道。“我们聊过吗?”我问。眼前这位感觉起来不怎么熟悉。“聊过,只是你不知道罢了。我曾突然出现,代替卡伦来过这里,但你没发现。还有,我比卡伦乐观多了。”我想,这解释了我先前的疑虑:有好几次,我觉得卡伦的精神沮丧已有明显进步,但隔周再见面时却发现严重性不减反增,你该怎么开抗抑郁剂给这样的病人?“我已经出来一整个礼拜了。”她突然转头,研究身后的时钟,这座钟暂时吸引了她的注意力。她的心情轻快活泼。“您是?”我问。“霍尔顿称我为‘卡伦2’。”“噢,是你啊。为什么选这个礼拜出来?”我问。“这得从滑冰表演说起。我们的座位跟另一家人完全重复,但他们的经理很粗鲁无礼……”卡伦滔滔不绝描述事发过程,极尽详尽之能事。她越说越起劲,眼看就要占去大部分时间,我决定喊暂停。“你看起来精神相当好。”“噢,我没什么问题啊!”她微微转了转头。“跟我聊聊你的事。你是何时诞生的?”“我在卡伦4岁或5岁时出现,我是为了快乐、开心生活而来的。我在21岁那年停止长大,所以现在也是21。当年决定从家里搬出来的人是我,因为我爸妈实在太坏了。我不想继续忍受下去。”“后来呢?”“我找到一份秘书工作,我和凯瑟琳、安3人一起合作。我的数学很好,凯瑟琳会打字,安负责跟老板交涉。对了,遇见乔希,跟他约会,最后嫁给他的人也是我。我跟他处得很好,他没那么差劲啦。”想结婚的不是卡伦1吗?但卡伦2却说是她的主意。“乔希怎么看待你们的人格转换?”既然我不曾跟卡伦2好好聊过,我决定利用机会打探消息。“有时他会生气,因为他不知道卡伦接下来要做什么,但他偶尔也挺喜欢这样的,因为桑迪和我会帮他做事。还有,就算他很气我们,我们似乎也不会记得。”有趣。同一事实,观点却完全不同。卡伦2的不受拘束和健谈令我喜出望外,因此我决定继续问她问题。“你们都在晚上交换信息对吧?怎么操作的呢?”“嗯,这么说吧,聊天是成长的开始!”她用强调的语气开场,然后飞快地说了起来,“霍尔顿管它叫‘说故事时间’。不过呢,我可以在外头待上很长一段时间——假如我愿意的话,要我待一年也行。我不喜欢跟别人共享时间。”“你在什么状况下才会想回去呢?”我得趁她换气时赶紧提问题。“假如我觉得很累,没力气,或者无所事事,觉得很无聊,才会换其他人出来。嫁给乔希那天,走红毯的时候,我有点动摇。我心想:这个决定正确吗?其他人也反对我这么做。来到圣坛前,好几个人轮流跑出来——所以我们才会昏倒3次。但我决定完成仪式,一直待在外面。我认为这么做是正确的。他真的没有那么坏。”“他会打你,这又怎么说呢?”我问。“你在说什么?”她问得有些惊讶,“别开玩笑了。”“抱歉,别放在心上。很高兴跟你聊天。”我想卡伦2真的被保护得好好的,不曾受到伤害。※※※※卡伦大步走进我的办公室,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这不是她一贯的出场方式。我什么也没说,静静等待。卡伦看了我好一会儿。“我是霍尔顿,贝尔医生。卡伦没出来。最近压力太大了,卡伦应付不了。我们努力把事情做对,但真的很难。我们没办法睡,因为总是有不同的人在不同时间跑出来;现在大伙儿被睡眠不足弄得又是发抖又是恶心头晕的,有些人已开始头痛。我们吃了阿司匹林,但不见得对每个人都有效。”霍尔顿已分身乏术。卡伦进步有限,因为我们的治疗总是被不断冒出的新危机打断。每个礼拜,我得花好几个小时跟卡伦通电话,听她描述当天不怎么愉快的经历。这对我来说也是种压力。我尽可能在哄孩子上床之后才接她电话,但我却得眼睁睁看着妻子一见我又在通电话,问我对方是谁却一再得到相同答案时,浑身就紧绷起来的反应。“先不管这些麻烦事。最近有人共享时间吗?”我问霍尔顿。“卡伦2允许其他人跟她共享了,但仅限于部分时间。凯瑟琳偶尔也愿意共享,但我们实在太忙了。”“我了解。”我不想逼他,但我想鼓励他,或者是她,他们,不管是谁都好。“不过,照顾‘连连’的时候,我们确实一起共享时间。”“噢,那只鸟啊?你们怎么照顾它?说来听听吧。”“嗯,卡伦首先走向那只鸟,然后——就像她在这里做的一样——她退后,让其他人轮流出来几分钟;感觉就像大家接力完成照顾‘连连’的任务,只在身份转换时短暂停顿一下。”“照顾期间,大家会共享时间吗?”“只有一点点,但卡伦会看着一切进行。凯瑟琳和我负责帮助几个小的。”“你们以前有过这种经验吗?我是指共同分担一项工作。”“没有,这是第一次。”“这几天,究竟是什么事让卡伦承受这么大的压力?”“噢,老天,”霍尔顿说,“对卡伦来说,她的生活像个超级大谎言。她必须假装自己什么都知道。现在她偶尔会遇到人走上前来,找她聊天。她压根儿不知道对方是谁,但对方显然跟她很熟,所以她得勉强应付,直到认识此人的人格出现为止。”“该负责的人格没有马上出现吗?”“对。这没什么好惊讶的。凯瑟琳和我可能忙着照顾孩子,没注意到该派谁出去。”“看样子,你几乎一整天都在照顾卡伦。”“她无时无刻不受到照顾,”他说,“我们尽力而为。这是我们存在的意义。她连睡着时都受到保护:她的噩梦会自动分配给其他人。假如她不小心踢到脚趾头,她只会痛一下子,然后马上有别人出来顶替,承受痛苦。不过,我没办法随时控制换谁出来。如果轮到桑迪或西德尼现身,他们俩总会给我惹一堆麻烦。桑迪很不受控制,常有意外之举;她总是吃个不停。”“就是她害卡伦变胖的?”我问。“对。她当自己是个胖女孩儿。我们有些人很难接受这样的女性身体。”“你也很难接受吗?”“嗯,这样说吧:真是该死的,要多尴尬就有多尴尬!迈尔斯讨厌化妆,而我没办法穿高跟鞋走路,不过卡伦2看起来倒是一点问题也没有。”“你能跟我聊聊卡伦博吗?”“卡伦博诞生在极度的痛苦中,同时也是受伤最重的一个。她只是婴儿,但她父亲却用胶布封她的嘴,让她不能哭叫。他还会用针戳她。这些针孔怎么都会消失的,不会被发现。有次她父亲用针戳那颗肿瘤,结果流了一大堆血,于是他再也不敢这么做了。”霍尔顿垂下头,叹口气,这段恐怖往事并非叹气主因。他叹气纯粹是因为他累坏了。几分钟后,桑迪出现。她靠在椅子上,懒洋洋的,小腹突出,似乎没半点自觉。她不会不好意思,也不会不自在。“据我了解,大家对吃东西和花钱有些意见,”我说。我知道,桑迪听我这么说铁定不高兴,但是我的种种忧虑——卡伦的问题、桑迪扮演的角色、我自以为有能力为每个人解决问题的良好愿望,还有疲倦——使我不假思索便提出这项指控。“我已经尽量节制了,”她两手一摊,“可是一看到想要的东西,我就想非拥有不可。”她扭过头去不看我。“反正,我也不是真的很在乎。”“可是其他人不想变得这么沉重,这么不灵活,”我说。又是一项错误。我竟然站在其他人的立场指责她!我应该闭上嘴巴,好好听桑迪说就行了。“有时候,我甚至不相信真的有其他人存在,”桑迪被惹毛了。“这些‘其他人’令我很不舒服。只要我出来,没人能逼我回去。我想变成唯一的一个。也许我会一直出来,再也不回去了!”“我能帮你什么吗?”我试图挽回,试着与她结盟,寻求善意。“嗯。我想变成大人。我18岁,但是我想在各方面都继续长大。”“你的几个伙伴也有相同的愿望呢。我已经跟他们说,我会帮助他们,所以说不定我也能帮你哟。你愿意跟我一起努力吗?”有时候,这种小小的诱惑手段实在令我汗颜,但此时此刻,我急着修补关系,其他一概不重要。桑迪颇为振奋地同意了,然后我又和总是很可爱的西德尼聊了一会儿。接下来,我发现出来跟我说话的是卡伦1。“卡伦没办法让莎拉好好喝母奶,”她说,“这让她想起自己有胸部,还有男人欺负她的事。我没有胸部。我不想要胸部。”10岁大的卡伦1用受伤、反抗的眼神注视我,警告我不准贸然伸出援手。“莎拉问卡伦月经的事,所以我干脆不让卡伦有月经。只要我想要,我就能阻止一切。”“怎么停?”我问她。“我就是有办法。”“还有什么是你能办到的?”“我知道我们就要有小孩的时候,我也想阻止。我用力打我的肚子,不让小孩出生。”“成功了吗?”“没有。现在莎拉也要受伤了。”“谁会欺负莎拉?”“卡伦的爸爸。他以前就试过。那个祖父也会。”“他们都死了,”我打断她说话,“卡伦的父亲、祖父,曾经伤害你的人都死了。”“你骗人。”“是真的。不会有人欺负莎拉了。那些男人都死了。你也再不需要担心胸部和月经了。”“我怎么知道我可以相信你?”“去问凯瑟琳,她会告诉你这全是真的。”我再次施展最可靠的计谋:孩子们都相信且信赖凯瑟琳和霍尔顿。一旦大多数或所有独立人格再也不受过去的阴影威胁,剩下的、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创伤能否愈合了。※※※※1995年8月初,我们相识的第6个夏天。卡伦说她失去了绝大部分的时间。“我一点用也没有,”她哀怨地说道,“我只拥有一小部分的人生。”听她这么说,我突然不太确定今天是否该进行催眠。我们越来越不常跟“她”相处了。在这一刻,她仿佛真的是自己生命中的过客。我为自己不像过去那样花时间与她相处向她道歉,但我认为,我们只是暂时花比较多的时间在其他人身上,然而此时此刻,这件事却非做不可。她说她能理解,于是我们一如往常进入催眠阶段。朱莉安首先出现。她向我解释每晚“聚会”的意义。“我们借着聚会告诉大家——特别是卡伦——一天之中发生过哪些事。我已经把昨天的事写下来,准备告诉你,但我忘记带了。基本上我们是这样做的:早上,乔希揍卡伦,迈尔斯出来,打回去。乔希去上班之后,大伙儿一起去宠物店;看完店里的鸟儿大概得花15分钟。每次只能有两到三个人共享时间。我们可以一起看,若要摸就得轮流来。照顾‘连连’也一样,大伙儿得轮流出现。稍晚,乔希回家,卡伦3会在乔希开始揍安的时候出来,出其不意踹他好几脚。然后卡伦3就打电话给你了。”我试图消化这一天的古怪事件,并尝试计算乔希一共揍了卡伦几次,还有哪些人可能遭到殴打。“我趁卡伦晚上睡觉时告诉她这些事,”朱莉安继续,“这样她什么都知道啦。”她停下来,扬起头看看我,“贝尔医生,假如我们全部融合在一起,我会死吗?”这个问题令我措手不及。我从来不曾仔细想过这件事。“不会,”我说,“我不认为你们有哪一个会不见了,会死掉,不过,你有可能不再只是你自己,”我再补上一句,“独立、完全分割的自己。”她思索了一会儿。我不知道这样说能不能解答她的疑惑,或者是我的疑惑。※※※※9月初,我接到不同人格来电。录音机有一段“霍尔顿女士”的留言,说大家的压力都很大。莎拉摔断手臂,乔希把账算在卡伦头上。隔天,詹森打来,他说他很害怕,因为迈尔斯失去意识了。迈尔斯跟乔希起争执,乔希掐他脖子。几天后,安现身,把局势稳下来;她出来的时候,乔希比较愿意放他们一马。迈尔斯打来电话说他喉咙痛,他想杀了乔希。他想起以前虐待他们的人会掐他们,阻止他们尖叫。他不敢去警察局,因为乔希说警察都是他的朋友,他们会杀了他。我告诉迈尔斯,乔希只是虚张声势,他跟警察没有半点特殊交情。卡伦应该,也绝对要报警才行。迈尔斯这才松了口气,破涕为笑。克莱尔曾经在一场葬礼上看见躺在棺材中的婴儿。她说,那些男人曾让她穿上白纱裙装,然后把她放进棺材里。克莱尔问我,婴儿是不是那些人杀死的?于是我只好告诉她“死产”的意思。凌晨1点,我接到“爱丽丝·奥弗希尔”的电话。她说她想自杀。她已经很久没出来了,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她似乎吓坏了。我说我能帮助她。她知道我同时也在帮助其他人,于是同意让我催眠。催眠后,我请凯瑟琳现身。凯瑟琳向我道歉,对爱丽丝擅自现身感到相当愤怒,她说爱丽丝还没准备好,仍需要妥善保护。挂断电话后,妻子背过身去,握拳用力捶枕头,捶了好几下,仿佛是枕头令她睡不好似的。我清醒地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感受来自卡伦还有诸多分身那无路可退、一点也没有减轻的负担。这阵子,我的婚姻出现许多复杂难题,而卡伦则是另一个难题。下班后,我理应给卡伦多一点限制,这样对我或多或少有点帮助。然而,我害怕这么做会对卡伦造成不良影响——她今生遇到的每个人都令她失望,我不能让她再失望一次。※※※※1995年10月初,我与西娅首度会面。她高举双手遮脸,极度惊恐,一副随时可能被打的模样。“我觉得我们会死,”西娅说。“你在保护自己吗?”我意指她举起的两只手,而非她的开场白。“我怕你会打我。”“怕我打你?”“大家都打我。可是克莱尔说你人很好。我不喜欢医生。”“医生怎么了?”“沃尔什医生讨厌我。他任由他们伤害我。他把我留在医院,然后医院的人也对我做不好的事。那些针啊什么的。”西娅仍以手遮脸。“你还是很怕我会打你吗?”“不怕。”“那你怎么一直挡着脸?”“我不想被你看见我脸上那个又大又

                        民起义,后金可以趁机从东面进攻,这至少能迫使明朝与后金议和,从而达成有利于后金的和约。郑克晟:《多尔衮》,第4—5页。同年,张文衡也主张:“今正取天下之时,入中原之机……明之东南,苦于徭役,必不堪一击。今明国东西不能相顾,正吾发兵中原之机……汗若乘此天赐良机,国人争劝之时,决意进取,则天必佑汗。”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36—137页;又见《皇清开国方略》,第387页。?张春被俘后,达海对他说,金明交兵是因为皇太极致和书六七次,而明朝政府竟无一言相报。《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45页。?《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31页。?康熙皇帝后来曾引用过皇太极的这番话。史景迁:《中国皇帝》,第144页。大凌河城陷落后,一些汉官试图说服皇太极乘胜南下。1632年5月8日,宁完我上疏指出,大凌河的胜利是明朝“内患”的结果,认为进军“南朝”,围攻山海关的时机已经成熟(称明为“南朝”,包含这样一层意思,即后金已取得了与明朝平等的地位,今后将要与明朝争夺霸权,就像1004年宋辽澶渊之盟所明确规定的那样;见苏珊·E·卡希尔:《宋代宫廷中的道教》,第24页)。罗振玉:《史料丛刊初编》第三册“奏议”第一卷,第14页。1633年8月26日,祖可法对皇太极说,一旦攻下北京,明朝其他城市都会投降;而欲攻下北京,必须先夺取山海关。同上书第四册“奏议”第二卷,第32—33页。但皇太极仍然否定了这一建议。1634年,皇太极进军中原并已打到大同城下时,仍表示他的愿望是议和。任长正:《清太祖太宗时代明清和战考》,第49页。?“其结果是改革了女真族的部落组织形式,建立了汉化的政治制度,而且,其中央集权的程度比北宋王朝还高。”陶晋生:《中国政治制度中女真统治的影响》,第127页。1635年7月4日,皇太极:下令对金、辽、宋、元的历史要特别重视。《皇清开国方略》,第373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81页。随着皇太极对满洲后人可能忘却本族文化的担忧与日俱增,他对多尔衮的态度逐渐产生了矛盾。他把极大的权力交给多尔衮,但又因多尔衮主张实现更全面的汉化而对他怀有戒心。郑克晟:《多尔衮》,第1页。?同上书,第154—155页。?据《实录》载,5月12日,皇太极召集众官举行了更改年号(改天聪为崇德)和国号(改金为清)的仪式。皇太极——自此以后史称太宗——宣称此次改号符合天意,并强调说他已征服了朝鲜(当时其使臣在场),统一了蒙古,因而鸿名伟业,丕扬天下。《清太宗实录》第二十八卷,第17—22页。满族人相信,君主需要遵从天命来建立自己的统治。戴维·M·法夸尔:《满洲之蒙古政策的起源》,第201、204页。奥克斯南认为,“阿巴海(即皇太极)清楚地认识到,摆出一副能使中国摆脱明朝腐朽统治的架式,而非以金朝女真征服者的姿态出现,这具有宣传价值。”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5页;又见薛虹:《试论满族共同体的形成》,第1页。?《清太宗实录》第三十二卷,第8页。熙宗是第一个热衷于汉化的金朝皇帝。陶晋生:《12世纪中国女真的汉化研究》,第99页。?世宗的排外运动,还强调了狩猎的重要性。陶晋生:《女真的汉化》,第76—83页。?《清太宗实录》第三十二卷,第9页;又见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6—37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81—183页。?太宗日益增强的排外主义倾向,使他对力求改善汉人俘虏之地位的汉族官员,不像以往那样言听计从了。1638年,于努尔哈赤时代降金的祝世昌,对将俘获的良人妇女卖充乐户的作法提出批评。为此太宗斥祝世昌为身虽在清、心犹在明的叛徒。郑克晟:《多尔衮》,第9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34页;《皇清开国方略》,第420—426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65—170页;郑克晟:《多尔衮》,第2页。引起这场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朝鲜拒绝承认太宗的地位高于明朝皇帝。另一重要原因是满足经济方面的需求。此前,正白旗之鞑靼人英俄尔岱,一直负责向朝鲜征收粮草。1636年,朝鲜国王将英俄尔岱软禁起来,并停止向清朝纳贡。其后,朝鲜军队被击溃,其国王逃走,英俄尔岱又继续在朝鲜履行其职责了。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94—395页。?沈世魁死后,沈志祥继承了他的军队和总兵头衔。明廷对此颇为不满,沈志祥遂率众降清了。此后,沈志祥成了清军一员猛将,曾在山海关攻打李自成,又助孔有德攻占湖南,以战功受封公爵。《贰臣传》第七卷,第20—21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五卷,第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69页;《皇清开国方略》,第527—529页。?关于洪承畴在陕西镇压起义的概括叙述,见李光涛:《洪承畴》,第229—231页。?陈奇瑜在陕西东南将起义军包围后,接受了义军的投降,派安抚官护送他们回乡务农。但在途中,义军却杀死了安抚官,再度反叛。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5页。?《贰臣传》第三卷,第1—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58—359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0—381页。?八!零!电!子!书!w!w!w!!t!x!t!8!0!.!c!o!m1641年4月25日,兵部从一逃亡奴隶口中获悉,济尔哈朗率一支清军,携30多门“大红夷”炮,已经到达锦州东北数公里处的义州,并准备进攻锦州。分守外城的蒙古雇佣军经清军劝降而放弃了阵地,祖大寿弹压失败,只得退守内城。城中积粟足供坚持数月,但清朝之汉军及一支朝鲜援军的猛烈炮火,使守城明军伤亡惨重。这支朝鲜军是被迫而来的,战斗中又大量死于疾病。这时,明朝派职方郎张若麒赶赴洪承畴军中。洪承畴认为,清军攻势太猛,应当谨慎从事。而张若麒认为这是与清军进行决战并将其一举击溃的好机会,故一味催战。后来,张若麒因提出这一鲁莽的计划而受到弹劾。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680、3683—3686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31—233及236—237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1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34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35页。?这块沿海平川被流向大海的山洪隔开。1641年11月11日,朝鲜将领柳琳向其国王对这一战场做了生动的描述。吴晗:《朝鲜李朝实录》,第3686—3687页。?《明清史料》乙编,第296、327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2、236页;《清实录》,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5页;吴晗:《朝鲜李朝实录》,第3686—3687页;郝爱礼:《亲王多尔衮》,第19—20页。?城中一名官员设法逃出了清军的防线,去报告洪承畴及其残兵败将在松山的困境。他估计城中粮草只能维持到1642年初春,要求派兵增援。《明清史料》乙编,第337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9页。大同守军的估计则更为悲观,因为在正常情况下,松山人马每天要消耗粮食3000石。《明清史料》乙编,第335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9页。?明《题本》,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9—240页。?《明清史料》乙编,第327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7页。?明朝可以派出的援军有:吴三桂部兵1万人,战马5000匹;白广恩部兵5000人,战马2500匹;李辅明部兵5000人,战马500(应为700——译者)匹。此外,马科部有兵6500人,战马3400(应为2400——译者)匹;唐通部也有大约10000人的军队。但他们正镇守关隘,不能调动。《明清史料》乙编,第338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8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28页。到1641年12月,清军已在被围各城四周“挖地为壕,壕上有桩,桩上有绳,绳上有铃,铃边有犬。”《明清史料》乙编,第337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9页。松山城内一部分水源被切断了,而到1641年10月18日两名士卒冲出包围时,城内只剩下三月粮草了。守城士卒每五天才能分到两碗米。《明清史料》乙编,第331、336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6、239页。?《明清史料》乙编,第336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8页。?这支清朝汉军的将领是佟养性之孙、炮兵专家佟国印。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26页。?由于雪太大,清军主力返回义州躲避去了。《明清史料》乙编,第337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9页。?《皇清开国方略》,第536—537页;《贰臣传》第三卷,第3—4页。沈廷杨亦由天津海运粮饷前往增援,但却拖延了数月之久。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199页。?《贰臣传》第三卷,第4—5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6—7页;《贰臣传》第九卷,第4—5页;《皇清开国方略》,第537—538页。?同上书,第8页。?1643年,夏承德及其所领500庄丁、1000依附农民,被编入汉军正百旗,后被派去占领山东。《贰臣传》第九卷,第6页。?《东华录》,1642年4月29日条。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41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1页。据说,太宗在大清门内的崇政殿接见了洪承畴,问他明朝皇帝为何对手下将帅的生死如此漠不关心,竟在战争中将他们轻易抛弃。洪承畴说,这是由于崇祯皇帝周围的众多文臣提出的策略纷纭不一。太宗直截了当地驳斥道:“特今君暗臣蔽,故多枉杀。似此死战被擒,势蹙归降之辈,岂可戮彼妻子,即其身在敌国,可以财帛赎而得之,亦所当为,而况坐妻子以死流之罪乎?”洪承畴被这番话深深打动了,因为他估计自己的亲属一定遭到了明朝的诛戮。《东华录》,1642年6月1日条,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41—242页。?《贰臣传》第三卷,第6页。根据郑天挺的看法,是张存仁使洪承畴改变了主意。他曾在太宗面前自告奋勇,要求奉命为洪承畴剃发。郑天挺:《清史探微》,第52页。?《贰臣传》第三卷,第6页。关于洪承畴降清一事,有许多想象出来的描述。1644年以后最流行的一种说法是,他被俘后曾绝食9天,经强行灌入参汤后才苏醒过来。但此后他仍以自己是朝廷大臣,又是南人,而拒绝背叛明朝。清人见劝降无效,便将他放掉,并派甲士护送。将入关时,他遇见一个家仆。此人告诉他,京师中人人都以为他已经死了,并特别提醒他说,他如今是“所统三军俱没,地方俱失。”于是,洪承畴感到除了回去寻求清朝皇帝的保护之外,已经别无出路了。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第五卷,第14页。还有一些记载,或说是由于范文程的极力说服,洪承畴才放弃了绝食而死的念头;或说是皇太极让他年轻美貌的妃子蒙古科尔泌贝勒塞桑之女博尔济吉特氏去服侍洪承畴,使他恢复了健康;或说是皇太极亲至其室,解貂裘而与之服,使洪承畴大为感激,遂叩头请降了。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199—200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41页。产生这些传说的原因之一,也许是洪承畴本人的特殊性。虽然后来有许多身居高位的南方士大夫为清朝效力,但在这个时候,有这样一个人加入清政权及早已归附的辽东汉人集团,势必使人感到震惊。文秉:《甲乙事案》,第35页。不加深究地把洪承畴说成是乱臣贼子,总是很容易的;但人们对这一令人困惑的事件,显然渴望得到更详尽的解释。?《东华录》,1642年6月1日条。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42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200页。洪承畴很快就赢得了这些贝勒的信任和尊重,被他们视为清政府中最好的汉官。郑克晟:《多尔衮》,第8页。后来,洪承畴在陕西时的几员部将也在他的影响下叛明降清,其中包括总兵李本深和刘泽清。李本深率手下10.3万人归降于多铎。刘泽清在背叛南明而降清时曾写信与洪承畴联络。《明清史料》丙编,第91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55—256页。?1642年5月10日,圣旨称他“节烈弥笃”,令“速与优旌”。5月25日,兵部公布了吴三桂手下一人的报告,描述了洪承畴临死前每日面朝西南向明朝皇帝叩拜的情景。《明清史料》乙编,第398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42页。?1644年2月27日关于洪承畴之死的一次廷议。见万言:《崇祯长编》,第81页。?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第五卷,第15页。该祠后来使明朝颇感为难,遂改奉观音了。根据一种记载,洪承畴的一个家仆,为了筹集一笔盘缠将洪承畴的妻妾及十名家仆送回福建老家,而上疏崇祯皇帝,极为详细地描述了其主人尽忠死节的经过。崇祯皇帝读后感动得热泪盈眶,遂亲至洪承畴祠祭奠,而不顾大臣们对此报告之真实性的怀疑。皇上既然已经公开对洪承畴表示了哀悼,所有辽东籍官员便都不敢将洪承畴仍然活着的传闻上奏了。张怡:《谀闻续笔》第一卷,第20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28—229、243—244页。?谢国桢:《党社运动》,第90页。?《贰臣传》第二卷,第15—19页。佟图赖完全赞同这一观点,也以同样内容上疏皇太极。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96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0页。?但太宗并未完全放弃与明朝议和的念头。1642年10月,阿巴泰准备率军入关骚扰,太宗嘱咐他说:“若明国差人来讲和,尔等可答之云:‘我皇上命我率兵征讨,敢不奉命行事。尔国果欲讲和,可与我皇上请命’。”另一方面,太宗又对阿巴泰说:“若遇流贼兵,亦对他说:‘尔等见明无道逆行,故兴师征讨。我国与尔同意,……流贼若差人来,就带他的人来。”郑克晟:《多尔衮》,第5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40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1页。?同上书,第12页。最初,围攻锦州的清军由多尔衮统领。但他未经太宗批准,便擅自决定各牛录每五人为一批轮流回家休整,以恢复其部队的士气和战斗力,以及无处放牧的战马的体力。太宗闻知此事后大怒。多尔衮因罪请死,太宗便将其由亲王贬为郡王,罚银1000两,夺两牛录,并于1641年5月1日将他召回盛京,留在朝廷。郑克晟:《多尔衮》,第1页。关于多尔衮原来的头衔,见郝爱礼:《亲王多尔衮》,第10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2页。?同上书,第12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2页。?同上书,第13—14页;又见《皇清开国方略》,第539—543页。?赵尔巽:《清史稿》“列传”第二十一卷,第20页。?虽然吴三桂的军队和声望都在1641年衡山附近的那次战役中被摧毁了,但他又在宁远重整旗鼓。到1644年,他手下已拥有4万正规军,七八万来自辽东的非正规军。彭孙贻:《平寇志》第十卷,第11页;又见曹凯夫:《三藩叛乱》,第13页。?锦州陷落后,张存仁曾至书吴三桂,简要叙述了清军连破数城的战绩,进而指出,“明气运已衰。”由于祖大寿是吴三桂的舅舅,吴三桂此时自然会考虑降清问题。《贰臣传》第二卷,第21页。?《贰臣传》第二卷,第17页

                        亲王典兵制度,但他也隐约感觉韩建的动机极其可疑,可是一时间他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应对,于是只得将韩建召进宫,想从中调解一下。可是韩建却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进宫,无奈之下李晔让诸王前往韩建的府邸亲自解释明白,但却被韩建拒之门外。事实上此时的韩建早已经计划好,在拒见诸王的同时,他再次为皇帝李晔送去奏文,在这篇奏文中,韩建终于向皇帝陛下吐露了真实的想法:“诸王忽然来到我的住处,我事先没有思想准备,担心他们发动叛乱,臣经过认真的思考,觉得还是不与诸王见面为好,诸王应该自闭嫌疑,不可轻举妄动。如果陛下具有友爱之心,请依据祖宗旧制,让诸王重新回到十六王宅,为他们选个好老师,教以诗书礼仪,不要让他们典兵干政。另外,也希望陛下能够下令解散那些由乌合之众组成的禁军,以此来光大皇家的威严。”韩建德的奏文显然是在逼宫,但他明白以皇帝李晔的性格,是不会轻易解散禁军、取消亲王典兵制度的。于是在奏文刚刚送上去,还没等皇帝李晔有任何反应,韩建便带领精兵将李晔的行宫团团包围,以武力胁迫李晔同意取消亲王典兵制度。李晔看到一场兵变即将到来,被逼无奈之下只得同意韩建的要求,当天就下令诸王统领的军士全都回归故里,诸王回归十六王宅,其武器装备全部由韩建接管。剥夺了诸王的兵权后,韩建并未善罢甘休,他知道要彻底解除属于皇帝李晔的军队,解除诸王的兵权只是第一步,解散安圣、捧宸、保宁、宣化四军是他的下一个目的,所以接下来他开始实施第二步措施。韩建继续上疏皇帝李晔,再次透露自己的想法:“陛下如果能够选贤任能,就足以澄清天下的祸乱,何必另置四军?这样给人的感觉是陛下对军队有亲疏之分,背离了无偏无党之道,况且四军所招募的都是些市井无赖及奸险刁蛮之徒,太平时期尚且想发动变乱,遇到危难时必不为用,让这些人整天张弓持刀地守在您的身边,臣很不放心,因此臣请求解散四军。”皇帝李晔至此终于明白了韩建德的意图所在,不过,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韩建德奏疏虽然言辞谦和,但李晔明白这是先礼后兵,如果不同意韩建德请求,接下来他定会再次以武力相逼。于是他勉强同意了韩建德的请求,将重新组建的四军两万多士兵全部遣归故里。至此,李晔辛苦组建的四军转眼之间化为乌有。值得一提的是,捧日都头李筠在几次动乱中始终保护保护皇帝李晔,特别是承天门之乱的时候,如果没有李筠的护卫,李晔很可能已成为李茂贞的阶下囚,而且此后一路护送李晔至石门,堪称其功居首。可是韩建认为,李筠如此能干,是自己的心头大患,于是请求皇帝李晔将其处斩。最终李筠在华州大云桥被斩。韩建只用了两封奏疏就成功剥夺了诸王的兵权以及解散了四军,这让他感觉皇帝陛下已经牢牢被掌控在自己手里。不过,虽然诸王的兵权已经被解除,而且四军也已经不复存在,但诸王只要存在一天,韩建也不得安宁,因为谁能保证他们将来哪一天不会协助皇帝李晔东山再起,因此他下定决心必将诸王置之死地而后快。事实上韩建并不惧怕已经没有兵权的诸王,他唯一惧怕的是李克用插手此事。因为当时延王李戒丕前往晋阳向李克用求援,如果自己贸然出手,身在晋阳的李戒丕一定会让李克用出手相救,所以韩建没有轻举妄动,等到八月李戒丕回到华州后,韩建知道李克用自顾不暇,无力发兵顾及皇帝李晔,因此决定实施自己的第三步计划。和先前的两次上疏一样,韩建这次依旧想用上疏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他在第三封奏疏中这样写道:“自陛下即位以来,与邻近的藩镇关系不断恶化,都是因为实行了亲王典兵制度,因此凶暴之徒趁机作乱,致使陛下一再流亡。先前臣奏请革除诸王兵权,其实就是担心发生不测,最近臣又听说延王、覃王等人还想谋反,希望陛下尽快下定决心将他们除掉,臣这是为了大唐社稷着想。”韩建本以为李晔这次还会像前两次一样,被迫同意自己的请求。但让他想不到的是,皇帝李晔是有自己的底线的,让他亲手除掉自己的兄弟,这样的事情他是不可能答应的,所以他严词拒绝了韩建的请求。不过皇帝李晔的拒绝,所带来的结果就是韩建采取武力措施解决。几天后,韩建和枢密使刘季述矫称奉诏令发兵包围十六王宅。当时正值清晨,诸王尚未起床,闻讯后每个人都披头散发,惊慌失措地向四处逃跑,有的人爬到墙头,有的人登上屋顶,并大声呼喊,请求来人救命。不过他们的呼喊声并没有奏效,韩建带着士兵闯进宅邸后,将通王、沂王、睦王、济王、韶王、彭王、韩王、覃王、延王、丹王共计十个亲王一起挟持到城西的石隄谷,将他们冠以谋反的罪名全部杀死。当皇帝李晔得知消息后,他顿时震惊了,诸王是他的兄弟,如今惨死在自称“臣子”的藩镇手上,这不能不让李晔为之痛心。但李晔也没有失去理智,他明白现在不是对韩建问罪的时候,此时他必须强忍悲痛,想尽办法尽快摆脱韩建德控制,回到京城长安再作打算。为此,光化元年(898年)新年刚过,李晔为了尽快回到京城长安,以及尽早解除关中地区的战乱,下罪己诏反思自己的过错,解散各地前来勤王的军队,恢复李茂贞的官爵。李茂贞此时正与蜀中的王建交战,在看到皇帝李晔妥协,自己暂时无暇东顾的情况下,也做出了让步,表示愿意改过,与韩建共同拥戴皇帝李晔。当李茂贞听说朱全忠已经吞并徐兖地区,正在加紧营建东都洛阳,准备奉迎皇帝陛下前往洛阳的时候,他们因担心失去皇帝李晔这块招牌,于是急忙上奏皇帝李晔,请求重建京城长安的宫殿,然后护送其回京。为了达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同时也为了对抗强大的朱全忠,李茂贞和韩建结成了联盟。考虑到自己实力尚且弱小,他们又极力拉拢李克用,声称皇帝陛下已经流亡在外很长时间,作为臣子的互相之间应该和睦相处,共同辅佐王室,使皇帝陛下早日回京,并请求李克用派河东的能工巧匠协助修筑宫城,而李克用的头号劲敌便是朱全忠,所以他答应了李茂贞和韩建的请求。李茂贞和韩建因为朱全忠的存在,而极力促成皇帝李晔回京事宜,这对于李晔来讲无疑是个好消息,所以他立刻诏令韩建为修宫阙使,全面主持重修长安宫城事宜,韩建派其部将蔡敬思负责具体的修缮工作。当时长安城因为屡遭战火,特别是李茂贞攻占长安后,破坏更为严重,宫城连同市井焚烧殆尽,经过韩建等人将近八个月的紧张维修,皇宫内院修缮完毕,而且韩建亲自主持验收工作。随着李茂贞的归顺,关中地区总算安定下来。光化元年(898年)八月,皇帝李晔结束了两年的流亡生活,自华州启程,于八月二十五日回到京城长安。重新回到京城长安的皇帝李晔无疑是兴奋的,在他看来自己再一次获得了重整朝纲的机会。不过,他一定想不到,前方等待他的将是一片荆棘坎坷之路。第十章身陷囹圄权臣专政皇帝李晔自华州返回长安后,藩镇们更是不将他放在眼中,朝廷政令不通,威信进一步下降。而且在朝廷内部宦官依然嚣张跋扈,枢密使宋道弼、景务修执掌大权,目无法纪,专权乱政,皇帝李晔时刻想剪除骄横的宦官,可是当时朝中大臣几乎都依附宦官,并无可用之人,李晔选来选去只得选中了崔胤。李晔之所以选中崔胤,是因为崔胤与宦官素有积怨,而且这种积怨早在他的父辈时代就已经形成。崔胤是宣宗李忱在位时期的宰相崔慎由之子,文宗李昂在位时期,崔慎由担任翰林学士。有一天崔慎由在宫中值夜班,将近午夜时分,一个宦官将他召进秘书殿。此时宦官仇士良正坐在堂上等待崔慎由的到来,见到崔慎由后,仇士良告诉他皇帝陛下身体长期不好,而且自即位以来政令不行,皇太后有意册立新君,崔慎由身为翰林学士,这个诏书应由他起草。崔慎由当时听完后大吃一惊,表示自己宗族将近三百人绝不做这种灭族之事,要杀要剐悉听尊便。仇士良见崔慎由严词拒绝,沉默良久后打开后门将其带到小殿,只见文宗李昂身处其中,仇士良当着李昂的面细数其过失,而李昂却低头不语,过了一会儿,仇士良手指李昂对他说,如果不是崔学士拒绝起草诏书,陛下就不能坐在这里了,然后将崔慎由送出殿外,并叮嘱他千万不要泄露此事,否则其宗族都要受到牵连。崔慎由将此事的详细经过记录下来,始终藏在枕下,从来没对外人说过。后来临终时,将记录本交给了崔胤,才使得崔胤了解了宦官们到底有多么嚣张跋扈,自此之后,崔胤十分痛恨宦官。崔胤虽然外表庄重,但内心却诡计多端,皇帝李晔虽然讨厌其为人,但为了除掉宦官又不能不暂时利用,正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皇帝李晔和崔胤每天密谋如何除掉宦官。虽然两个人是密谋,但宦官们对此却一清二楚,因此以崔胤为首的南衙和与宦官为首的北司之间矛盾日益加剧。崔胤外有朱全忠作为靠山,在朝廷内始终趾高气扬,而宦官们也是外结藩镇对崔胤针锋相对。为此,时任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的王抟因担心这样会导致宦官作乱,便上疏皇帝李晔,认为作为人君应该识大体、顾大局,做到无偏无私。宦官专权由来已久,其势力已经形成,想一下子加以剪除是不可能的,应该采取因势利导之策,用正常的手段将其除掉,而不是和宰臣简单的商量去除宦官之事,这样会让宦官们生出祸乱。应该说,王抟的话很合乎实际情况,也很有针对性,但崔胤一向与王抟不和,而且先前崔胤被罢相,他也是怀疑是王抟在背后搞鬼,因此记恨在心。这次王抟的上疏让崔胤找到了搞倒王抟的机会,于是他向皇帝李晔进谗,说王抟是奸恶之人,已经被宦官宋道弼等人收买,成为了宦官的内应。不过,皇帝李晔虽然抵触王抟的上疏,但他也知道崔胤的为人,所以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事实上,崔胤积极协助皇帝李晔铲除宦官,除了他憎恨宦官之外,还因为他想独揽朝廷大权,而且有了朱全忠这个强大的后台做保证,崔胤可谓是有恃无恐。皇帝李晔虽然痛恨宦官专权,可同时又忌惮藩镇的嚣张跋扈,更担心朝政被藩镇把控,因此在看到崔胤和朱全忠走得越来越近时,便决定将其清理出朝廷。光化三年(900年)二月,李晔下诏任命崔胤为清海节度使出镇广州。崔胤明白皇帝陛下这是将自己排挤出朝廷,他实在不想出京,可是作为臣子又不能抗旨,因此他再一次向朱全忠求援。在离京前崔胤写信给朱全忠,称自己是受到了王抟的排挤才被皇帝陛下逐出朝廷,希望朱全忠能够为他主持公道。朱全忠得知自己在朝廷的代理人遇到了麻烦,于是立即上疏皇帝李晔,公然表态说崔胤绝不能离开京城,而且王抟与宦官相互勾结,将会对大唐的江山社稷产生威胁,要求罢免王抟以及宋道弼、景务修。朱全忠的奏疏是一封接着一封地送到皇帝李晔的龙书案上,一方面是表明自己态度坚决;另一方面也是为皇帝李晔施加巨大的压力。朱全忠作为当时实力最为强大的藩镇,有着可以征服任何一地的实力,皇帝李晔面对韩建、李茂贞这样实力相对弱小的藩镇尚且忍气吞声,更何况是强大的朱全忠。因此,李晔思虑再三,为了避免关中地区在生战乱,他决定采取息事宁人的办法,召已经在半路上的崔胤重新回京。六月十一日,崔胤重新回到京城后,被皇帝李晔再次起用为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同时罢免王抟的宰相职务,以宋道弼为荆南监军、景务修为青州监军。次日又下诏将王抟贬为溪州刺史,后来又贬为崖州司户;改诏将宋道弼流放欢州、景务修流放爱州。十三日下诏令三个人自尽,王抟最终死在了蓝田驿,宋、景二人则死在了灞桥驿,崔胤由此实现了独揽朝廷大权的目的。崔胤仰仗朱全忠,在朝廷中大权独揽,逐渐形成飞扬跋扈之势,宦官们虽然失去权势,但却不敢与之相争。可是崔胤却仍不满足,因为从职位角度来讲,他还不是名义上的首席宰相,当时位于崔胤之上的是时任太保、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的徐彦若,崔胤为了成为首席宰相,千方百计地想将徐彦若排挤掉。徐彦若也很识时务,主动向皇帝李晔提出要到外地担任节度使的请求。当时地方藩镇基本上已经不听朝廷诏令,只有薛王李知柔控制的广州地区依然听命于朝廷,所以皇帝李晔下诏以徐彦若为同平章事,出任青海节度使。挤走了徐彦若之后,崔胤并未善罢甘休,不久,在他的运作下,另一位宰相崔远也被罢免职务。此时的皇帝李晔处境极为艰难,对于强大的藩镇他已经是一筹莫展,且要处处仰起鼻息,而朝廷内宦官专权已使其无计可施,现在崔胤又依靠强大的朱全忠开始独断专行。面对外有强藩、内有权臣的局面,李晔逐渐感觉自己有些无能为力,曾经的雄心壮志开始一点点地泯灭,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渐渐地变成一个情绪暴躁之人,难以听进大臣的劝谏。例如右拾遗张道古上疏痛陈时弊,说国家现在有五危、二乱之难,从前汉文帝即位不久,就明习国家事务,可是陛下登基已经十几年了,却还没有掌握驭臣之道。想当年太宗贞观时期,天下安定,四夷顺服,而现在国家的疆域在一点点地缩小,臣真的担心朝廷社稷会被奸臣把持,最终被贼臣所有。张道古的奏疏虽然说得句句在理,但因为言辞过于激烈,导致皇帝李晔看罢顿时勃然大怒,立即将张道古贬为施州司户。事实上李晔未必不认为张道古说得有道理,只是这封奏疏直接揭开了李晔内心深处的伤疤,让身为九五之尊的李晔颜面尽失,而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的李晔已经不愿意再直面国家的各种矛盾以及弊政。张道古的上疏不仅没有带来积极效应,反而因为言辞过于激烈,触痛了李晔灵魂深处的痛楚,让李晔在此后的日子里更加意志消沉。为了排泄心中的苦闷,他整日借酒消愁,性格也变得越来越暴躁,而且喜怒无常,时常因为一些琐碎的小事擅杀宫人,弄得宫中上下人人自危。李晔心理状态的变化,使朝廷内的不同人有着不同的表现,崔胤因为有着强大的靠山而完全不在乎,更何况朝政还需要他这个首席宰相去处理。而那些地位卑微的宫人只能是看着皇帝陛下的脸色行事,不敢有丝毫的反抗。但是先前被削弱的宦官势力,内心却是想法多多,在他们看来,皇帝李晔已经将宦官视为眼中钉,而且朝廷大事都与宰相商议,早晚有一天自己会被皇帝除掉。所以他们想以皇帝李晔意志消沉不理朝政为由,逼迫李晔退位为太上皇,让太子李裕即位。最关键的是,皇帝李晔虽然先前将把持朝廷大权的宋道弼、景务修除掉,但宦官势力中把持左、右神策军军权的人还依然存在,所以军队将是他们实现自己计划的依靠所在。宫廷政变皇帝李晔虽然先前打击过宦官,但左、右神策军依旧掌握在宦官手中。当时担任左军中尉的刘季述、右军中尉的王仲先以及枢密使王彦范、薛齐偓等宦官头目,一直密谋逼迫皇帝李晔退位,要将太子李裕扶上皇位,进而达到通过拥立之功重新纵揽朝廷大权的目的。光化三年(900年)十一月五日,皇帝李晔带着刘季述、王仲先等人在皇宫北部禁苑打猎。由于当天捕获了很多猎物,所以傍晚时分,李晔命手下人在禁苑里摆上酒席品尝自己捕获的猎物,君臣一直狂饮到午夜,而后李晔醉醺醺地回到后宫。酒后的李晔心情更加烦闷,为了发泄怨气,他挥剑砍杀了几个宫女和宦官,随后便脱衣睡下。此时的李晔一定想不到,就是他的这个冲动之举,为他带来了一场祸事。次日,已到日上三竿之时,皇帝李晔因为昨日喝得头昏脑涨还未起床,宫门也紧闭未开。刘季述等人见此情形,知道机会已然来临,便前往中书省对崔胤说,鉴于宫门紧闭,担心宫中发生大事,自己作为内臣,有权处理宫内事务,所以想要带兵前往后宫查看。面对刘季述等人的要求,崔胤也是一时拿不定主意。按照规定,刘季述的做法不妥,但近日来往于宫中的闲杂人员很多,例如

                        士在鹿头关下布阵挑战,并在阵后埋下伏兵。结果郑、张二将倾全关之兵出战,高仁厚佯装败退,郑君雄等追击时中了埋伏大败而逃,于当夜逃到梓州,陈敬瑄得到消息后,又为高仁厚增兵三千,让其继续围攻梓州。在高仁厚的努力下,于六月间攻破梓州。杨师立战败身死,郑君雄等人持其首级出城投降,高仁厚也因此成功当上了剑南东川节度使。但是陈敬瑄只不过是利用高仁厚诛灭异己而已,并不是真心想加以重用。光启二年(886年)三月,陈敬瑄出于疑惧心理,将高仁厚骗杀,改任顾彦朗为东川节度使。由于陈敬瑄专擅西川地区,实际上并不受朝廷的指挥,所以田令孜看到众怒难犯时,才会自封三川都监,躲入陈敬瑄的府邸以求庇护。后来当皇帝李儇下诏剥夺田令孜的官爵,将他流放端州时,田令孜以陈敬瑄为依托,迟迟不肯前往流放地点,皇帝李儇对此也是无可奈何。当巴蜀地区战乱不断时,已经出任利州刺史的王建始终是静观其变。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忌惮其骁勇善战,多次想召王建到梁州,而王建知其不怀好意始终不肯应召。光启三年(887年)三月,王建手下一个叫周庠的官吏建议王建,说唐朝的国运就要结束,如今藩镇虽然互相征战不断,但都是无雄才大略之辈。不过王建是个例外,不仅有勇有谋,而且士卒爱戴,正是建功立业的时候。而利州是兵家必争之地,难以长治久安,阆州(今四川阆中)地僻人富,其刺史杨茂实是陈敬瑄、田令孜的心腹始终不听朝廷指挥,不如趁田令孜现在失势之际,兴兵加以讨伐,相信一战可以成功。王建最终采纳了周庠的建议,领兵八千沿嘉陵江而下进攻阆州,赶走杨茂实后自称阆州防御使,并不断招兵买马扩充势力。当时东川节度使顾彦朗曾经与王建一起在神策军共过事,知道王建骁勇善战,心中颇为忌惮,因此一再派使者前去修好,并不断供应军粮。王建鉴于自己羽毛未丰,暂时也愿意与顾彦朗相安无事,所以接受了顾彦朗的示好,在阆州休养生息静观天下之变。光启三年(887年)十一月,陈敬瑄看到顾彦朗与王建关系友善,担心两人联合对付自己,便与田令孜商议对策。田令孜认为王建是自己的义子,只是因为不被杨守亮所容,才去攻占阆州,自己只要修书一封,就可以将其招至陈敬瑄麾下。王建接到田令孜的信后大喜过望,以为可以向田令孜和陈敬瑄讨要较大州的刺史之职,于是便把家属送到梓州托付给顾彦朗,自己则带领两千精兵西行准备进入成都。不过当王建走到鹿头关时,有人建议陈敬瑄,认为王建如狼似虎,不应该将这个祸头引到成都,于是陈敬瑄便产生后悔之情,急忙派人前去阻止王建入关,并派兵增强守备。王建得知陈敬瑄反悔后,顿时勃然大怒,领兵强行破关而入,并在绵竹击败前来阻击的汉州刺史张顼,攻占汉州后又成功攻占德阳,而顾彦朗这边也派其弟顾彦晖发兵助王建进攻成都。但是因为成都守备十分严密,王建接连攻打三天不下,于是便退守汉州以图再进。关于王建在蜀中称霸的事情,我们在后边还会详细说到。可以说当时各地在藩镇们的互相攻伐下,全国动乱不已,以皇帝李儇为核心的朝廷对此无能为力,而此时由于皇帝李儇身体每况愈下,出现了皇位更替局面。文德元年(888)年二月七日,经过长期流亡和经历诸多藩镇轮番折磨的皇帝李儇生了一场大病。或许他自知病情不妙,到了二月十四日病情有所好转时,他便踏上归途,于二月二十一日到达长安。次日李儇宣布大赦天下,并改元“文德”,希望通过此举能够使自己有一个新的开端。但是大赦、改元之类的文字游戏既不能挽救已经走向衰亡之势的帝国,同时也驱除不了始终纠缠李儇的病魔。三月五日,李儇病情忽然恶化,太医们束手无策,只好如实地告知朝臣们准备后事。不过,李儇嬉戏一生并未指定皇位继承人。群臣认为吉王李保在诸王中年岁较大,而且最为贤明,有意拥立其为帝,但是遭到宦官杨复恭的反对。当时杨复恭矫诏立寿王李杰为皇太弟,监军国事,并让右军中尉刘季述率领神策军将李杰从十六王宅迎接到少阳院,接受百官的朝见。次日皇帝李儇驾崩,李杰在杨复恭等人的拥立下成登基,并改名李敏,后又改名李晔。十月三日,皇帝李儇被安葬在奉天县东北十里处的靖陵,庙号“僖宗”。这个庙号倒是很符合他生前的作为,不过在他身后的大唐帝国已经是奄奄一息,留给他弟弟皇帝李晔的是一个“如线之仅存”的局面。第七章重振唐威重修政策据史料记载,李晔身材魁伟,举止端庄,眉宇间英气逼人,颇具帝王之姿。他自幼聪颖好学,在诸王中称得上是贤明的一个。当时按照惯例诸王不得参政,但是僖宗李儇逃亡成都后,百官未集,人手短缺,所以时为寿王的他才有机会参与朝政。虽然当时朝廷的大事小情没他做主的份儿,但对于他熟悉朝政和时局颇为有利,这也为他日后执政打下了一个基础。虽然李晔没有想到皇位会落到自己头上,但成功登基之后,他还是迅速转换了角色。面对时局动荡,人心浮动的局面,李晔明白自己当务之急就是先稳定民心,取得朝野上下的一致支持。当时皇帝李晔为了扭转懿、僖两朝的奢靡之风,提倡厉行节俭。他曾经告诉杨复恭,自己本身没有什么德行,全是杨复恭力排众议将自己扶上皇位,所以在生活上不应太多奢华,应提倡节俭以示天下。懿、僖两朝时,每日都要换一套新衣服,还要求太常寺每日献上一首新曲。皇帝李晔认为这实在有些过分,于是下诏免除,同时削减了宫中很多不必要的开支。除了避免奢靡之风外,李晔和他父皇李漼以及皇兄李儇不同的是,他的志向是想恢复祖宗辉煌的旧业,重新实现号令天下。因此他十分重视对人才的选拔,昼思“名实相符之士,艺文具美之人”,夜里则“梦寐英贤”,并破格提拔了一批人才,想以此来扭转懿、僖两朝以来朝廷政令不行,李唐皇室地位日渐低落的局面。除此之外,皇帝李晔重修政策的最大特点,同时也是其标志性的做法就是加大儒学对于政治的影响。当时李晔虽大力提倡道教,同时也重视儒学的作用,以期扭转当时社会崇佛佞道的风气。例如大顺元年(890年)二月,宰相兼国子监祭酒孔玮请求完修太学,李晔采纳了孔玮的建议。他认为国家之规首先要从学校做起,治理官吏没有比儒学更好的办法。针对当时国库空虚的现状,李晔号召诸道观察使、刺史及其幕僚宾客尽可能地予以分担,以助太学的完修工作。皇帝李晔即位之初,采取了诸多措施稳定政局,并收到了一定成效,使得朝臣们对于整个国家又看到了一丝曙光,朝廷内外为有李晔这样的明君而倍感欢欣鼓舞。当时已经暮气沉沉的大唐帝国犹如被注入了一支强心剂,一时间朝廷上下顿时充满活力。但纵观李晔即位以来的时局,他面临的挑战却是十分严峻的。当时拥立李晔登上皇位的宦官杨复恭控制着禁军,而且左右朝政,为所欲为,李晔初登大位,不得不对其曲意逢迎,事事姑息迁就。各地藩镇则是继续作乱,割据一方,目无朝廷,可以说朝廷的地方行政组织已经完全被藩镇所取代。而经济上的情况更为不妙,由于连年战乱,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各藩镇出于兼并的需要,拼命扩充军队,使得劳动力资源趋于枯竭,社会经济濒于崩溃。在如此困难的局面下,皇帝李晔为了扭转内有权臣,外有强藩的局面,处心积虑地初步制订出一套适应形势的策略。经过对时局的分析,他觉得在稳定民心之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解除宦官专权,恢复皇权威严,以及抑制藩镇,恢复中央集权。为了恢复皇权威严,当时皇帝李晔对朝廷中枢机构作了一番调整。唐朝中后期,中枢体制中存在四股力量,即宰相、翰林学士、枢密使和神策军中尉。皇帝通常是通过重用一者来掌握政权。在这四者之中,最有实力的当数神策军中尉和宰相,前者控制御林军,维系朝廷安危;后者则是政府官员和首脑,掌握政权机关。相比之下,枢密使和翰林学士手中没有实权,只能在决策中起一定的作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朝廷局势的变化,四股力量的实力并不是决定他们在中枢体制中地位的唯一因素,换句话说四股力量都有过专权的时候。例如枢密使王守澄在穆、敬两朝显赫一时,宰相李德裕则在武宗李炎时期大权独揽。皇帝李晔即位后,由于神策军使杨复恭具有拥立之功,更是权倾朝野。上述这种现象说明,四者在中枢机构中没有固定的次序,他们各自的地位和作用取决于皇帝的倚重程度。而现在皇帝李晔也要依靠其中一种力量来辅佐自己,但是时任神策军使和枢密使的杨复恭作为宦官显然不是合适的人选,他的专横跋扈也不能被皇帝李晔所容忍,因此李晔只能在宰相和翰林学士之间选择。李晔景仰的是太宗时期的贞观之治,以及玄宗时期的开元盛世,时刻梦想着恢复祖宗的基业。翰林学士是在唐朝中后期才进入中枢机构的,目的是为了削弱相权,而目前宰相的权力不仅不能削弱,反而必须要加以扶持。在这种心理作用下,皇帝李晔将宰相当作了重用和依托的对象。朝政大事都与宰相商议,对有才能的朝臣必定让其进入宰相班子,例如,杜让能曾经对僖宗李儇忠心耿耿,在逃往山南时,不畏艰险始终相随,得到了李晔的极高赞许,所以李晔即位后再度进入宰相班子又如李晔听说张浚多方略,也将其招进宰相班子。事实证明,后来在削除宦官、抑制藩镇的行动中,宰相们为皇帝李晔做了不少谋划,从某种角度而言,也为重振李唐皇权做了贡献。面对日益强势的藩镇,皇帝李晔越发感觉到军队的重要性。因此在他即位之初,便招兵买马扩充禁军,想要以强硬的姿态对待藩镇。在安史之乱前,禁军主要负责宫城守卫工作,安史之乱后,朝廷组织了神策军,除了负有禁军的职责外,更重要的是作为朝廷与藩镇斗争的工具。前边我们说过黄巢攻破潼关后,跟随僖宗李儇逃往蜀中的仅有五百神策军,后来田令孜在蜀中不断招募军队,才使得禁军达到了四五万人。而光启二年(886年),田令孜与王重荣争夺两池盐,当李克用和王重荣联兵进逼长安,田令孜挟持僖宗李儇逃往宝鸡时,护驾的禁军只有数百人,可以说动乱不已,使得朝廷重组中央禁军的计划再度夭折。李晔认识到皇室衰微的主要原因,在于没有一支足以震慑强藩的禁军力量,所以才使得各地藩镇拥兵自重,目无天子,嚣张跋扈。同时他也看到宦官统领下的神策军贪污腐败,战斗力急剧下降,于是便决心组建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进而实现削藩的目的。大顺元年(890年),皇帝李晔与宰相们谈论古今治乱的事例。当说到每当皇权衰落的话题时,宰相张浚认为李晔即位之初在内受制于宦官,对外则受制于藩镇,大唐历代皇帝也没有陷入过如此窘境中。面对如此痛心的现实,张浚建议李晔应该使用强兵威服天下。这个建议与皇帝李晔的想法一拍即合,于是他开始在京城长安大规模的募兵,仅在短短的十天之内,便募集到十万之众。可以说募兵成果显著,其人数已经超过了前代,当准备工作略见眉目后,急于求成的皇帝李晔便开始着手实现他抑制藩镇、铲除宦官的方略。恰逢此时蜀中发生形势变化,前边我们说过,利州刺史王建起兵攻打西川节度使陈敬瑄。当时王建在西川地区大肆劫掠,西川十三州尽皆遭到荼毒,陈敬瑄因与王建兵戎相见,导致对朝廷的贡赋被迫中断,于是王建便趁机以此为借口上表请求讨伐陈敬瑄,东川节度使顾彦朗因与陈敬瑄历来矛盾颇深,也附和王建奏请皇帝李晔罢免陈敬瑄。对于蜀中地区骤然发生的形势变化,皇帝李晔认为这是个抑制藩镇的绝好机会,而且他对陈敬瑄早就抱有成见,加上当年田令孜的一鞭之辱,便诏令韦昭度代替陈敬瑄为西川节度使。而陈敬瑄拒不奉命,对于这一点早在李晔的预料之中,面对陈敬瑄的嚣张跋扈,他决定首先拿陈敬瑄开刀,以实现他重振唐威的夙愿。讨伐西蜀李晔时刻没有忘记当年田令孜的那一鞭之辱,即位后就诏令将田令孜贬职流放。不过,由于身在蜀中的田令孜拒不奉命,李晔鞭长莫及也是无可奈何。当他接到王建和顾彦朗二人的奏章后,认为制裁田令孜的机会已然来临,立即批准奏章,并于六月任命韦昭度为中书令,充西川节度使兼两川招抚制置等使,改任陈敬瑄为龙武统军。陈敬瑄明白皇帝陛下是想要架空他,于是和田令孜一样拒不奉命,并加固城防,操练士卒,准备对抗朝廷。面对这种情况,皇帝李晔决定出兵西川,一方面试图通过武力震慑诸多强藩;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报当年田令孜的一鞭之辱。文德元年(888年)十二月,皇帝李晔任命韦昭度为行营招讨使,领兵征讨西川,诏令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东川节度使顾彦朗协助征讨,同时割邛、蜀、黎、雅四州设置永平军,以王建为节度使,充行营诸军指挥使。十二月二十五日,李晔下诏剥夺陈敬瑄的官爵,这也标志着讨伐西川的战役正式拉开帷幕。当时杨守亮、顾彦朗各有一方领地,无法抽出太多兵力,而且韦昭度是一介文人,不习武备,加上禁军刚刚组建,实战能力不足,因此王建就成了讨伐西川的主力军。但是王建已经得到朝廷承认,又有了自己的封地,私心甚重的他不急于和陈敬瑄速战速决,屯驻新都着手扩充兵力。一直到了龙纪元年(889年)四月,王建才兴兵攻打蜀中重镇彭州。彭州守将杨晟日常抚恤士卒,士兵们拼死抵抗,王建久攻不下,便将彭州团团包围,试图困死杨晟。陈敬瑄得到消息后,派眉州刺史山行章领兵五万进驻新繁援救杨晟。王建采取围城打援策略,主动分兵进攻山行章,大获全胜,山行章仅以身免逃走。最终杨晟见援军不至,自知彭州难保,便领兵退守三交(今陕西鸡西),而山行章则收拾残部屯守濛阳与王建相持。双方就这样相持了半年多的时间,到了十二月,王建再次兴兵攻打山行章以及前来增援的西川将领宋行能,最终在广都(今四川双流)打败对手。宋行能只身逃回成都,而山行章则继续退守眉州(今四川眉山),不得已向王建投降。大顺元年(890年)正月,王建移兵攻打邛州。当时邛州刺史毛湘是田令孜的心腹,但是毛湘根本不是打仗的料儿,即使有陈敬瑄派来的大将杨儒带领的三千援兵,他依旧每次战败后丢盔弃甲的退回城内,这也导致杨儒最终投降王建。王建将其收为义子,改名王宗儒。不过毛湘虽然每次战败,但邛州的防务做得十分严密。王建见邛州城坚粮足,一时难以攻下,便留下判官张琳为邛州招安使继续围攻,自己则带领大部分人马回师成都,在城东安营扎寨。王建这一路人马基本上是打打停停,而皇帝李晔指派的官军,在韦昭度的率领下进入西川,在唐桥扎下营寨。面对韦昭度的到来,王建态度恭敬异常,攻城时服从韦昭度的调遣,而且作战勇猛。相比之下,韦昭度的文人懦弱性格在战场上表露无遗,王建攻城时请他戎装观战,可是韦昭度却担心被流矢所伤不敢靠近,只是远远地观战,引起诸将的轻视之心。韦昭度懦弱的性格,从某种角度而言导致官军进剿力度十分有限。当时陈敬瑄分兵在犀浦、导江等县驻军,与成都形成掎角之势,为了加固城防,规定城中每户不论有多少人,都必须出一个人参与守城任务,白天广挖深壕,晚上登城巡警。面对陈敬瑄严密的防守,韦昭度倒是提出了一个可行的建议——招降。当韦昭度在城墙下进行招降时,遭到了陈敬瑄的辱骂,他认为自己有先帝僖宗李儇御赐的免死金牌,谁也不能违背先帝的旨意,随意处置自己。韦昭度只得退回营帐,继续研究作战方案。蜀中州县看到官军围剿陈敬瑄,见其大势已去,于是纷纷向王建投降,例如大顺元年(890年)新年刚过,简州将领杜有迁挟刺史投降;二月,资州将领侯元绰挟刺史投降;四月,蜀州刺史任从海因战败想要投降,结果因事情提前

                        、甲胄、弓矢、刀、枪、火炮、鸟枪等物,以杜盗源。从户部尚书英俄尔岱请也。17世纪初年东亚火器大量增加,在中国,叛乱分子和正规军队、土匪强盗和地方豪族都大量使用外国大炮和国产枪支。在西北或山东这类战事频仍的地区尤其如此。在那里,反叛和入侵导致和迫使许多地主和农民拥有了兵器。尽管清朝还要用许多年的时间才能使这一法规得到彻底贯彻,但是清朝将领极其详尽地列数从敌军手中缴获的各种兵器,反映了官府从平民百姓手中收回兵器、并制订法规来阻止他们重新获得兵器的决心。首先,政府通过管辖交通系统,致力于控制火器与马匹。过往旅客是主要盘查对象。1647年4月,宣布在北京及京畿一带实行如下特别法规:1.京城所有军器匠人必须向税司注册。除官兵外,任何人欲购置兵器,均须上税报名立案,私营军器者,坐以重罪;2.各区设保甲;3.逮捕陌生人携带兵器者;4.严禁不良分子入满洲家为奴,及充禁卫军随从,再犯者科以重恶;5.外城各门,每门俱设立满官,严查每一入城者;6.各城设有窝铺,每面派一将官,带领兵丁巡防;7.行文各省,喂养马匹之家,今后须经特许,并限制向“〔不〕可靠”的人出售牲口;8.住家店家,凡遇投宿之人,若有骑马者,须察问有无牌票。若有嫌疑,即具手本报知本坊坊官。不过,这种因袭的军事管制措施仅仅减少了兵器和坐骑的买卖。到1648年10月,清廷意识到许多土匪强盗自己锻造兵器,进行马匹交易。兵部于是奉命检查,除文武官员之外,不许任何人养马或拥有兵器。官员受命扣押这类家畜,付给主人一笔相当的价钱,并且没收所有兵器,能用的入库,其余一概销毁。最重要的是,总甲或保甲的头目必须保证其负责的人户不养马或窝藏兵器,并被告知,这两种行为都被视同于谋反。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越来越依赖保甲组织来防止兵器落入贼党手中,甚至又将兵器还给了原合法主人,只要他们能由“十家长”担保是“良民”即可。在首次下令禁藏武器后不到一年,多尔衮颁发敕令,将兵器交还良民,以便他们能够防御歹徒的袭击:近闻民无兵器,不能御侮,贼反得利,良民受其荼毒。今思炮与甲胄两者,原非民间宜有,仍照旧严禁,其三眼枪、鸟枪、弓箭、刀枪、马匹等项,悉听民间存留,不得禁止。其先已交官者,给还原主。这样,属于保甲的“良民”就有权武装自己以自卫,略似乎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的编制严格的“保甲”和“团练”组织的成员了。

                        有区别的恩赦

                        如有效的武器控制似乎有赖于区分“良民”与“贼”一样,聪明地利用赦令,看来也需要一种类似的对大多数农民与其中常常出现的骚乱分子的区分。这一区别依据以下设想:即绝大多数暴动与叛乱不是由专意谋反者所引起的,就是由“煽惑”民众的巫术法师所造成的。而1646年和1647年发生在北京西面的山西省的几起巫教起义,则强化了这一设想。1646年5月,一个名叫刘光溥的僧人在山西省的西北角煽动了一场短暂的起义,继之在同一地区又发生了另一起“左道”叛乱事件。这后一次叛乱经吕梁山蔓延到太原西面的宁乡。由杨春畅领导的这批宗教起义者中,有许多人在1647年秋遭到了屠杀;不过同时那里又有一股“邪教”开始作乱,领导者名叫高飞,他们直到1647—1648年冬天还在抵抗朝廷大军。这与当时最令人震惊的郑登启的教徒叛乱遥相呼应。郑登启叛乱发生于1647年12月,地点在黄河弯附近的山西西南部。起义是由于政府的迫害所引起的。郑登启和郑怀法被控纠集徒众,官府设法逮捕了郑怀法,但郑登启却逃入稷山县一带接近陕西边界的山区。他与其徒众占据了马岭寨,自称“大成教师”,纠合妖僧王月天、王明。两个和尚帮助郑登启在龙门山脉的一个山顶庙中设立大帐。郑登启在那里又招徕了更多的信徒,其中包括亡明宗室朱梅川。根据巡抚祝世昌收到的情报,龙门山庙团伙“借名答醮”,实为图谋不轨。这接二连三的教派起义,加之被认为已安定的地区不断发生土寇武装袭击官府的事件,导致清政府再一次强调“招抚”政策。这一次它采用了两项新的措施。第一是让朝廷抚臣认识到,必须将“良民”与那些煽惑良民的妖人区别对待。清廷告诉抚臣,一方面,他们不必害怕报告自己辖区内的民众“反侧之情滋生”;另一方面,他们不应再将某些地区看作天然的匪区。甚至在那些长期为贼党占作营盘的地区,也还是有一些“安良之民”居住其中,而这些“良民”不应该一概受到怀疑,重要的是要将他们与“真正的贼徒”及用左道旁门之术煽诱民众的巫师术士区别开来。第二项措施是针对贼党与反叛分子本身的。1647年4月18日,清廷许诺说,所有向当地官府或军镇自首的党徒,都将受到宽大处理:近来盗贼窃发,讹言繁兴,人民惶惑,无端惊避,深可轸念。兹特开自首之门,许以更新之路,务使盗贼革心,良民安业。自今以后,凡曾经为盗之人,无论犯罪轻重,有能赴所在官司,或径赴兵部,将真贼姓名及居住地方详悉陈首者,除本身免罪外,仍将贼赃酌议给赏。1647—1648年冬季,这种不寻常的让步政策,以及精确的情报和严厉处死教派头领的做法,使得山西省政府驱散了龙门的宗教结社活动。在河北,地方治安措施看来已控制了武器的销售与生产,而户籍制度似乎制约了邪教的动乱和土寇活动的发生。到1648年头几个月,北方中国的绝大部分相对平定下来。在周边地区如汉水山地这样的动乱区域,就用无情的、有计划的屠杀政策来保证城市以及交通干线的安全。在中原核心地带,有选择性的恩赦与地方控制措施安定了民众,控制住了除最虔诚的邪教分子之外的所有人。一时间,清廷松了一口气。在过去的几年里,如此之多的关于农民暴动及复明密谋的报告,使得它几乎一直处于惊恐之中。然而这还不是真正的安定,这个喘息之机马上就被证明是短暂的。
                          1645年3月13日,张鸣骏上奏道,在一个叫做蒋家峪的小村庄里发生了暴动。一位名叫蔡羽的起义领袖自称“尉迟”。尉迟是画在各官衙大门上的两个门神中的一个。主要的起义首领据说名叫李义梅,从未捕获。尽管有许多人被捕,然而在5月26日,一个名叫刘伯泗的“妖民”声称挖出一篇天书,便自称为“天罡星”。他还没来得及招徕足够的信徒开始起义,就被逮捕并关押了起来。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1—72页。?根据清朝资料记载,善友会是一个称作“都掌教”教派的别支。这是一个姓崔的“妖妇”创立的。她还在长城另一边的朔州煽动起义,此次起义由一名叫武大宽的男子领导。武大宽被捕杀后,他的一批部属就越过长城加入了宁武的善友会,然后该组织就着手袭击那个地区的一些军事要塞,一支由清朝副将率领的分遣部队被击败。1645年夏季,巡抚马国柱和总督李鉴抽调各地区驻军,集结起一支主力部队,打败了善友会,将崔氏斩首,杀死该会成员,烧毁其部属的住所。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0页(此处与史料原文有出入:“都掌教”系崔氏自称,即都掌“善友会”一教之意——译者)。?《明清史料》甲编第二册。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1页。?《世祖实录》第十七卷,第20页。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00页。?同上书。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00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7页。?何洛会部主要由汉军蓝旗兵卒组成,由侍卫李国翰以及固山额真巴颜指挥。巴颜是所知第一个降清的明朝官员李永芳的儿子,有一半满族血统。见《世祖实录》第二十一卷,第25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80页。任珍在明朝镇戍和州,大顺干戈纷扰年间,他坚守和州,后降于阿济格。此后,他为新朝屡建功勋。姜瓖起义期间,就是他率劲旅收回了山西的蒲州。任珍还把陕西叛乱首领孙守法逐至湖广。后官至副都统,驻守兴安,辖陕西东南诸军。《贰臣传》第十卷,第27—28页;《清史列传》,第38页。?例如,甘肃被划分成12卫,由当地首领统率。这些卫是部落领地,行政机构随首领行帐而设。明末虽然部族领地依然如旧,但卫的地位下降了。这些领地的汉人官吏既是该省的军事长官,又是该省的财务主管。亨利·塞路易斯:《明代甘肃地区的蒙古人》,第255—271页;卡米勒·伊鲍勒-华特:《甘肃回民起义》,第496页。?约瑟夫·弗莱彻:《明清之际的中国西部》,第4—5页。?约瑟夫·弗莱彻:《明清之际的中国西部》,第26页。蒙古土人(Mongours)是部落民族,在蒙古人统治下定居于西宁多山的边地。这一地区介于甘肃走廊与现在的青海之间。湟中位于甘肃中部,西有南山山脉,将它与西部甘肃分割开来;东有黄河,其东是东部甘肃。路易斯·M·J·施拉姆:《甘肃—西藏边境地区的蒙古人》第三部,第52页。?虽然拉铁摩尔认为蒙古人是自给自足的(只要保持有牧群,他们确实能够自备一切他们所需的物品),罗塞比还是坚持认为遇到紧急情况时,诸如白雪覆盖牧场的严酷冬天之类,蒙古人需依靠某些外来商品及储藏的谷物。此外,自阿勒坦可汗1577年改信黄教之后,佛教的传播意味着他们由于宗教原因而需要茶叶。莫里斯·罗塞比:《1368年至今的中国和亚洲腹地》,第40—41、49—50页。杰格甚至坚信,蒙古人对汉人发动战争,是因为他们依靠中原王朝的农业社会来满足自己的经济需求,而中原的锁国政策阻止了蒙古人与当地的正常交易;塞群·杰格:《中国与蒙古游牧民族之间的贸易和冲突的样式》,第178—183页。参见傅路德、房兆楹合编:《明代人名辞典》,第8—9页;托马斯·J·巴菲尔德:《匈奴帝国联盟》,第52页。?在撒马尔罕(贡物从这儿输往中国),夏鲁克死于1447年。他的继位者幼鲁格·贝格在1449年被他自己的儿子杀死。此后不久,吐鲁番——15世纪早期一个相对安宁的邦国——要求汉人承认其为一穆斯林强国。可是,1469年,明朝礼部拒不将四爪龙袍授给吐鲁番苏丹阿里。四年之后阿里夺取了哈密,进一步阻扰商队贸易。15世纪中叶以后,没有一个纳贡使节从赫拉特到达明代的中国。罗塞比:《1368年至今的中国和亚洲腹地,第38页;《明代同亚洲腹地的茶马贸易》,第152—153页;《穆斯林和中亚的起义》,第178—179页。?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第6页。?莫里斯·罗塞比:《穆斯林和中亚的起义》,第2—5、174页。不过也可以参见弗莱彻:《明清之际的中国西北》,第15页。费莱彻宣称:“无论是作为整体的定居的中亚经济,还是中亚草原游牧民族的势力,都不能被视为主要依靠于东西商旅贸易。”不过,在这篇具体论述他的观点的长篇论文中,弗莱彻没有提出证据。从全球性经济来看,17世纪的特征显然在于世界贸易结构的大革命。16世纪欧亚人经商从陆车到海船的转变使葡萄牙王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商税征收者。但自伊比利亚人在最初的扩张之后,他们在胡椒、香料、药材和丝绸等方面的商业没有重大进展。相反地,欧洲人消费的扩大,都是通过列万特人而得到满足的。然而,随着在17世纪荷兰及英国建立了东印度公司,这些商品许多干脆就从洲际商旅车马贸易路线中消失了,而从西欧派出的船只数量则显著增加。以1622年荷莫兹岛的灭亡为象征的这一结构变革,势必会影响中国中亚边地的经济,不过其影响的确切性质还有待研究。关于海上贸易的发展,可见尼尔斯·斯廷加德:《17世纪亚洲的贸易革命》。就区域性外交与政治关系而论,到满族人入侵之时,中亚的帖木儿帝国与莫卧儿王国已经分裂为诸多小王国与公国。东土耳其斯坦划分为城邦,其居民说土耳其语,带有一点伊斯兰教文化的特征,但是他们缺乏独立的民族意识。因为这些人主要是逊尼派穆斯林,他们与什叶派波斯人的正常关系就被割断了。然而,他们也并不因此而接近中国。中亚人“通常视中国为一遥远的帝国,部分依赖于中亚商业的一个市场,以及穆斯林有朝一日会使其皈依的庞大的异教徒团体”。约瑟夫·F·弗莱彻:《中国与中亚》,第218页。?巴图(约1464—1532),号达延汗。他统一了东部蒙古人,击败瓦刺,平定外蒙古。自1480年汉人拒绝了他的互市贸易的要求后,蒙古人每年都越境大规模进袭中原。到满族征服的时候,卫特拉蒙古人在哈刺忽喇及他的儿子巴图尔浑台吉统帅下,正试图通过促进宗教,创造一种新的蒙文经本和发展农业,来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罗塞比:《穆斯林和中亚的起义》,第190页;《中国和中亚》,第44—45页。?弗莱彻:《中国西北》,第27页;罗塞比:《穆斯林和中亚的起义》,第6页。?同上书,第28页。1551年,西宁东北部藏民起义,击败了被派来镇压的明军。?弗莱彻:《中国西北》,第29页;施拉姆:《蒙古人》,第51—53页。?其他人包括刘文炳、贺弘器、郭金镇、黄金鱼、焦容和仇璜。郭金镇与郭君镇很可能是同一人。?陈德部侧击西翼,任珍部出北门侧击东翼,侍卫李国翰和固山额真墨尔根担任正面主攻。又据一份原始资料记载,任珍防守西门。《清史列传》,第38页(“墨尔根”系满清将领的一种称号,这里当成了人名,误。天命六年,清太宗赐李国翰号墨尔根。这里的“固山额真”疑指当时奉命前来增援的巴颜——译者注)。?《清史稿·孟乔芳传》。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7页;《世祖实录》第二十三卷,第273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422—423页。?《世祖实录》第二十四卷,第285页。?同上书第二十五卷,第292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9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422—423页。?当时因兵员不足,无法为分散于各地的戍堡配备兵卒。1646年11月,孟乔芳分所部随豪格进攻四川。豪格部于1647年2月2日在西充与张献忠相遇,并将之斩杀。?1646年8月31日奏章,《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0页。在这份奏章中,延绥巡抚王正志称其辖区内的暴动是刘文炳煽动的,他与张应元一道“纠合各处土寇”,发动大起义。?这两个人——他们可能还是穆斯林教友——后来在南方也屡建战功。刘芳名于1659年后与郑成功作战,马宁在四川供职,在三藩之乱时他们坚定地站在康熙皇帝一边。《贰臣传》第三卷,第21—24页;第六卷,第29—30页。?关于此事以及上述宁夏兵变细节的资料,主要根据《清史稿·刘芳名传》。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9页。?《清史稿·孟乔芳传》。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7页。?其例见《世祖实录》第三十一卷,第372页。?《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1页;参见《世祖实录》第三十一卷,第370页。郭君镇多年来与孙守法并肩作战。同上书第三十卷,第353页。?《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2页。这一地区也因有许多来自安徽、江西、广东和福建的“流民”而出名。傅衣凌:《清代中

                          军又打上门来。孙科已经对自己的领导能力完全失去了信心:既然如此,那我下台好了,你们谁有能耐谁上吧。孙科递交辞职报告后,汪精卫临危受命。汪精卫本来是个主战派,在“九·一八事变”后带头骂张学良和蒋介石,并宣称若自己主政国民政府,决不以尺土寸地授人。只不过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他到了南京才发现抗日不是喊喊口号那么简单——国库异常空虚,连中央军都发不出工资。汪精卫这才有些理解蒋介石:领导抗日确实不易。28日,汪精卫给军政部部长(国防部部长)何应钦下达了一项指示,让他命令驻防京(南京)沪的陈铭枢,将其麾下的第十九路军调离上海,上海将由宪兵十六团接防。理由是华北战局吃紧,需要十九路军北上抗日。可是,宪兵就相当于现在的武警,其战斗力无法与正规军相比。而且华北战局吃紧,你汪精卫不从附近调兵,调远在上海的部队干什么?原来,陈铭枢的手下——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已决心与日本一战。三个血性汉子不想做张学良第二,他们联名发表《告十九路军全体官兵书》与《告淞沪民众书》,说十九路军宁为玉碎而荣死,不为瓦全而偷生。因此,汪精卫打算把十九路军调离上海。汪精卫想得很美好:我在日本人说的最后期限29日之前答应其所有要求,将部队撤走,日本人还有什么理由打我?理由就像海绵里的水,挤一挤总是有的,更何况日本人铁了心要打劫中国。到了28日晚十一点,日本人发出最后通告:中国方面并未准时撤出所有的军队和敌对设施!之后也不给国民政府分辩的时间,若再给时间,十九路军就有可能在剩下的一小时内全部撤出,这是日本人不愿意看到的。毕竟再找一个侵略的理由,实在是麻烦了些。28日十一点三十分,日军向十九路军一五六旅发起进攻。前面提过,十九路军的前身就是号称“铁军”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蔡廷锴麾下的第十师。中原大战时,该师升格为十九路军,现在下辖三个师三万余人。受到日军攻击的一五六旅,人数不多,他们本来正奉命向前来接防的宪兵十六团移交防务,可面对日本海军陆战队精锐的武力进犯,毫不含糊,当即予以还击。宪兵十六团只是武警部队,但也毫不畏惧,立即加入战斗。“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

                          血战

                          汪精卫本来打算委曲求全糊弄过去,可日本人完全不给他面子,汪精卫只好下令十九路军反击。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对外作战多为一触即溃,等到“九·一八”更是离谱到不触即溃,因此开战之前,日本海军狂妄地叫嚣四小时占领上海。可当日本人以骄狂心态投入战斗后,才发现对手的战术水平与己相差不远,战斗意志尤有过之。其实这也不奇怪,十九路军的前线指挥官蔡廷锴本就是中国最优秀的将领之一,更何况十九路军还拥有“铁军”的血脉,“铁军”的称号可不是捡来的,是靠一场场硬仗打出来的,名不虚传。日本人为自己的轻敌付出了代价。城市近战减少了日本人在武器上的优势,而在肉搏战中,中国军人甚至可以身背炸弹和火油,潜入日军阵地后拉动导火索和日军同归于尽,日本人根本就占不着便宜。交战首日,日军就伤亡八百多人,占参战总人数的四分之一。日本人只得从国内向上海增兵,最后竟然增兵至约八万。中国军人在前方舍生忘死,国民政府这边也没白白浪费军人的热血。战争爆发后,或许是汪精卫发现自己的能力不足以领导中国人民赢取战争,又或许是想拉一个垫背的,因此召开紧急会议,邀请蒋介石重新出山。会议一致推举蒋介石出任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委员长的头衔蒋介石一挂就是十六年,“蒋委员长”从此成为人们最熟悉的对他的称呼。蒋委员长一上任,就把政府从南京迁往洛阳。他这样做不是为了逃跑,而是为了把拱卫首都南京的“近卫部队”抽出来参战。这里说的近卫部队,是指蒋介石的绝对嫡系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和中央教导总队,共计三万多人。蒋委员长将这支三万余人的精锐合编成了第五军,并将军长一职交予了主动请缨的张治中。注意,此张治中非西北军张自忠,这个张治中做过黄埔军校的总队长和教育长,是黄埔系的骨干将领。论资历,论级别,张治中都不在蒋光鼐之下,但奇怪的是,蒋委员长居然将第五军交给蒋光鼐指挥。其实,这个看上去让人费解的安排,却是蒋介石苦心钻研的结果。因为蒋介石一直坚定地认为,中国国力不足,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跟日本全面开战。一旦代表国家的中央军明着参与战争,就意味着中日正式交战。所以把第五军交给血脉为粤军的蒋光鼐指挥作战,可以将这场战争解释为广东地方部队和日军的冲突。这样的话,战争就大不起来,就不大可能扩大为中日间的全面战争。事实上,张治中和他的第五军拥有军事自主权。像第五军和十九路军的分工就很明确,两军各有阵地,而第五军驻守的地方叫庙行。2月22日,庙行大战打响。对于“一·二八淞沪抗战”来说,庙行大战是为后世所公认的一场决战。庙行地势平坦,一马平川,有利于机械化程度很高的日军作战,所以日军计划从庙行实施中央突破,然后向两翼进攻,把国军分割包围,各个击破。日军的“中央突破”策略没错,但这个“中央”着实选错了,因为他们的对手第五军是一支足以与其匹敌的精锐。第五军的将官大都是张治中在黄埔的学生,他们几乎接受了所有自东征起的重大战事的考验,像黄埔一期的俞济时和宋希濂就是其中的佼佼者。第五军的士兵训练有素,战斗力属于国内的顶级水准。第五军的装备也不错,是国内最早的德械部队——自“四·一二”与苏联闹翻以后,蒋介石转而跟苏联的对手德国人合作,譬如聘请德国名军官做军事顾问,向德国供应稀有金属原料换取装备。话又说回来,虽然第五军号称装备最好的中国部队,但也没有像日军那样的飞机、大炮和坦克撑腰。在战斗中,日军竟然可以轻易地在一个小时内向庙行中国守军阵地倾泻三四千发炮弹!也就是说,平均下来一秒一发炮弹,这是怎样的炮火强度!第五军炮虽有几门,但不多,更遑论其他。因此,我们的战士必须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抵挡敌人的钢铁洪流!但为了国家争人格而战,为了民族求生存而战!虽千万人,吾往矣!不灭倭寇,誓不生还!面对两万余日军精锐的攻击,八十八师师长俞济时率部正面对抗日军,战况极其惨烈。三天三夜的艰苦奋战后,师长俞济时腹部重伤,旅长以下将官重伤、战死者比比皆是,仅营长就牺牲了九个。但他们付出的巨大代价是有价值的,因为他们为八十七师第一六一旅旅长宋希濂率部绕道攻击日军侧背后吸引了火力,争取了时间。宋希濂的偷袭,打得日军措手不及,令八十八师绝处逢生。关键时刻,十九路军的援军也已杀到。援军到来的时机太妙了,这正是发起反攻的最佳时机!三面夹攻下,日军战阵大乱,在丢下三千多具尸体后,不得不放弃庙行仓皇撤退。

                          停战

                          祸不单行,日军不仅在庙行吃了亏,还在蒋委员长于仓促之中增调上海战场的另一支部队——税警总团身上吃了亏。顾名思义,大家肯定以为,以税警总团的水平也就能对付走私分子。其实大家的想法原本没错,这支部队在未归入宋子文的财政部之前,战斗力也就和城管差不多,但在宋子文手中,它却几乎发展到了与黄埔军校教导总队一个档次的水平。宋大财神在税警总团内实行高薪制,按美国陆军的训练模式来练兵,把税警总团打造成了一支近三万人的美式军团。此刻,这支美式军团也加入了第五军编制,并创造了杀死杀伤日军人数超过己方损失人数的惊人纪录。税警总团的指挥官叫王赓,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他本人没什么名气,但有文武两大名人和他很有关系。王赓的老婆陆小曼的婚内情人是个大名人,此人是琼瑶的表舅,金庸的表哥,他的名字叫做徐志摩。巧合的是,不仅徐志摩的笔名“云中鹤”与金大师笔下的“四大恶人”之末的那个淫贼同名,而且在金大师的几部鸿篇巨制中,几乎每一部都有一个卑鄙无耻、薄情寡义、机关算尽却落得一场空的表哥。王赓的副手是一名耀眼的军事天才,这名天才是安徽人,毕业于与美国西点军校并称双子星的美国弗吉尼亚军校,此人刚出道时在淞沪战场率部死扛日本人,几年后在缅甸战场消灭数万鬼子精锐,于异域大放光彩,被誉为“东方隆美尔”,他的名字叫做孙立人……至此,两国精锐在胶着中打了一个多月,日军数次增兵,数次更换指挥官,付出了与中国军队相近的死伤,也不过是将中国军队逼成了守势而已。可以说,淞沪抗战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陆军表现最出色的一次战役。它告诉日本人,也告诉全世界,中国军人不全是孬种,中国军人不都是东北军,中国军人也可以战至最后一人,依然坚守阵地。日本这次出兵本是为了转移侵占东北所带来的压力,并没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因此这就给了中国外交运作的空间。在蒋委员长的请求之下,非常担心日本在中国一家独大的美、英、法开始强力干预这场战争。刚好,所谓的“满洲国”也在战争期间顺利成立了。于是,在这种内部没有准备好,外部有压力,战场上占不到便宜,却已经实现了发动战争的预期目的的情况下,日本见好就收,送了列强一个顺水人情。1932年3月3日,日本宣布保护侨民的目的已经达到,双方停战。5月,中国与日本达成《淞沪停战协定》,日军返回战前防区(租界一带),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市,交战区(上海市内)的治安由警察和宪兵维持。客观地说,受制于当时的国情,这个协定已算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结果。汪精卫也认为自己做了件上对得起国家下对得起人民的好事,毕竟在他当政的时候,中国军队用鲜血与勇气跟日本人打了一个平手。可他没想到的是,铺天盖地的西红柿和臭鸡蛋接连向他砸来。《淞沪停战协定》丧权辱国!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军队居然不能进入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土地上海?!你汪精卫非但没有收复东北,反而又在上海卖国,你不是卖国贼谁是卖国贼?!汪精卫承受不了这样的委屈,自尊受损的他决定再次辞职出国。但汪精卫万万想不到,三年之后,即1935年11月,当他再次归国主政后,他竟然会因为三年前的《淞沪停战协定》奠定的“卖国贼”基调而遭遇一场刺杀。杀他的人是十九路军的下级军官孙凤鸣,此人刺杀汪精卫的目的倒也纯粹:杀掉卖国贼汪精卫。虽然汪精卫没有当场死在孙凤鸣的枪口下,但一颗留在其背部的子弹无法取出,此后便一直压迫着他的背部神经。数年之后,汪精卫成了“天字一号大汉奸”,这个隐患也恶化成了“骨髓肿”。骨髓肿在当时是绝症,无法治疗。有理由相信,这就是汪精卫的主要死因。“一·二八淞沪抗战”的中国领袖之一汪精卫,在这场战争结束十余年后殒命,但日军的指挥官、上海派遣军司令白川义则,乘舰而来,躺棺材而去。1932年4月底,小鬼子死于中朝两国民间组织的联合刺杀,出手行刺鬼子的英雄是个朝鲜人,名叫尹奉吉,他的帮手是号称“民国第一杀手”的王亚樵。蒋记王朝第十三章郁闷之王蒋介石

                          “长城抗战”

                          时间来到1933年,东北军已经全部撤到关内。1月11日,日本军部发表声明:热河也是我们“满洲国”的领土,你张学良最好撤走热河驻军汤玉麟部,要不然我们自己发兵来取。日本人已不满足于关外的土地,他们要入关!如果张学良此时还不奋起还击,那他就不是一个男人。幸而退无可退的他雄起了,他对全国人民说,他已忍无可忍,要奋斗求生,死守热河!可惜,等他雄起的时候,却已经失去了威信。日本人拿下东北,张学良连个抵抗的姿态都没有。政治智慧很低的张学良不明白——即使打不过日本人,抵抗的姿态还是要做的,要不然手下的小喽啰们也会说老大太窝囊了,长此以往威信就没了。果然,张学良誓死保卫热河的豪言犹在耳畔,部将汤玉麟却已经弃城而逃,张学良沦落为国人口中十足的笑柄。这时蒋介石发话了:兄弟,你不行啊,还是让何应钦来接替你处理华北事务吧!张学良只能说好。何应钦上来之后就是两手准备:一手抗战,一手谈和。用他的话讲,这叫以打促和。于是,中国军队在长城的喜峰口﹑古北口等地与日军进行了持续两个月的激烈战斗,史称“长城抗战”。在参加长城抗战的部队中,装备最差的当属冯玉祥曾经的手下——宋哲元的二十九军。这支中原大战后由原西北军改编而来的军队,因为武器弹药缺乏,无奈之下只好人手一口“古之神兵利器”——砍刀,重新练起“破锋八刀”。在人类战争早已进入火器时代的时候,这支手握大刀作战的部队显得是那么的悲壮和另类。可他们却凭借着如此落后的武器装备,取得了长城抗战中喜峰口战斗的胜利,毙敌八百,一时震惊天下。日本《朝日新闻》评论道: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受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经此一战,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高参和多面手萧振瀛,及重要将领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冯治安等名扬天下。不过,长城抗战中杀敌最多的还是在古北口一带作战的中央军,尤其是黄埔一期生关麟征统率的二十五师。从东征到北伐,从中原大战到“剿共”,关麟征一路成长,现在已是黄埔同学中的佼佼者。他用兵以稳、准、狠著称,长于急袭,其部队号称“千里驹”,本人被称作“关拳头”。本人厉害也就罢了,偏偏其手下的干将——黄埔精英杜聿明、郑洞国、戴安澜也都能独当一面。所以他既能在与中共名将林彪、徐向前、陈赓等人的对垒中胜多败少,也能在东北军王以哲部溃退的情况下,与日军第八师团血战数个昼夜不退。因为国家整体实力的原因,即便大部分中国军人表现得十分英勇,整个长城抗战还是以失败告终。但军人的血没有白流!长城抗战之后,“中日之间必有一战”逐渐成为国人的共识,这就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由来,而先前大部分国人都认为日本人的野心仅止于东北。

                          张学良去西北

                          长城抗战更加凸显了东北军的懦弱,海内外舆论鼎沸。全国一片骂声中,张学良已如芒刺在背。这时大家又开始呼吁:请汪主席回国主政。汪精卫说:要我回去也行,张学良必须辞职以谢天下。蒋介石只好找到张学良:汉卿啊,你看……蒋介石还没有说完,张学良就说:大哥你不用为难,我辞职。随即,已经骨瘦如柴,精神颓丧至极的张学良通电下野,赴欧洲考察躲避风头,顺道在陌生的环境里完成戒毒大业,争取东山再起。之后,汪精卫回国主政,蒋介石主军,二人再次合作。不过此时的汪精卫已经完成了蜕变,从一个愤青般的主战派,变成了主和派。虽然日本人之心路人皆知,但是汪精卫与蒋介石一致认为,国内群雄割据,工业基础薄弱,根本无法与日本倾力一战,所以目前的中国还须隐忍,还须尽力把战争的时间往后拖,拖得越晚,越有利于中国积攒实力。在这二位眼中,积攒实力的办法不外乎两个。一是发展经济和工业,增强战争实力;二是“剿灭”共党,以求安内而攘外,集中全部资源抗战。在长城抗战失败后,汪精卫与蒋介石出于上述考虑,和日本人签订了《塘沽协定》,规定平津华北为非军事区,准许日军在该地区视察,等于默认了伪满洲国和日本占领热河的合法性,也丧失了部分华北主权。《塘沽协定》签订后,汪主席和蒋委员长没少挨骂。要说那时的民主气氛还不错,不只老百姓,陈铭枢、蔡廷锴等国军将领也公开骂他们的最高领袖。但与此同时,冯玉祥的形象却光辉高大了起来。长城抗战失败后,“千面将军”冯玉祥站了出来,成立了一支私人武装力量——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跟以汉奸(伪军)为主力的日军在多伦

                          自己,随他去,总之就把眼前的现状看作一次考验,这次考验对我的人生观来说是必要的,除了眼前的义务——保护白痴女人一夜——以外,没必要去想也没必要去害怕任何事情。他告诉自己,就算自己因为这突如其来的事情而有些莫名的感动,也没什么好羞愧的。伊泽铺了两套被褥,让女人睡下,随后关了灯。才过了一两分钟,女人就突然坐起身,掀开被子,跑到房间的角落里缩着。要不是天寒地冻,伊泽或许就强迫自己别去管她而直接睡觉了。然而在这尤为寒冷的深夜,光是两个人分一人份的被褥,外面的寒气都会直逼肌肤,冻得身子颤抖不已。伊泽坐起身,打开电灯,发现女人在门边拢着衣领,缩成一团,眼神简直就像被逼到了绝境。“怎么啦,快睡吧。”伊泽刚说完,没想到女人会如此听话,只见她立刻点了点头,又钻进被褥,然而伊泽关了灯,才过了一两分钟,女人又像刚才那样爬起来了。伊泽把女人安置回被窝里,告诉她别担心。“我不会乱碰你的身子的。”女人眼里却满是胆怯,嘴里嘟囔着一些听上去像是在给自己找借口的话。就这样,伊泽第三次关上电灯,这次女人马上就爬了起来,打开壁橱门,进到里面,从内侧把门关上了。这执拗的做法惹得伊泽气不打一处来。他粗暴地扯开壁橱:“你是不是哪儿搞错了啊?!我都解释那么久了,你还跑到壁橱里拉上门,你侮辱人也侮辱得太过分了吧!你这么不信任我,还跑我家来干什么?!你这是在愚弄人,平白无故羞辱我的人格,搞得我好像对你做了什么坏事似的,胡闹也要有个度吧!”不过伊泽一想到这女人甚至没办法理解这番话的意思,就觉得与其干这种有来无往的蠢事,还不如给女人侧脸来上一拳,自己赶紧去睡觉,想必这才是最精明的做法。这时女人却一脸迟疑地看着伊泽,嘴里嘟囔着什么,大意似乎是“我想回去,我不应该来的”。然而女人说的一句话却使得伊泽心口一紧,无法坐视不管了。“——可是我已经没有可以回去的地方了。”“那你就放心在这里睡一夜吧。我没有恶意,只是看你刚才的表现,就好像在说自己是个受害者似的,我才会发火。别待在壁橱里,来被窝里睡觉吧。”于是女人又盯着伊泽,嘴里快速地嘟囔着什么。“哎?你说什么?!”伊泽吓得差点蹦了起来。不知为何,女人叨念的话里清清楚楚有一句“你讨厌我了”。“哎?你说什么?”伊泽不由得瞪大眼睛问道。女人露出忧伤的神色,只是来来回回嘀咕着一些话,话中之意大概是:“我不应该来的”“我被讨厌了”“我没想到会这样”,然后盯着一个方向愣愣地出神。伊泽这才明白了。女人并不是害怕他。事情全搞反了。女人并不是因为挨了骂无处可逃这点小事才来的。女人一直以为伊泽爱她。然而到底发生过什么事能让女人深信伊泽爱她呢?伊泽不过是在猪圈附近、小巷,还有街上跟她打过四五次招呼,这会儿想起来,一切都来得太突然,这根本就是场闹剧。伊泽目前不得不去理解白痴的意愿和体会,总之要理解的都是一些人类范畴之外的东西。关了电灯过了一两分钟,男人的手没有碰女人的身子,就是被讨厌了,因为羞耻就逃出了被窝。这件事对白痴来说真的很悲痛吗?伊泽能相信这一事实吗?白痴也搞不明白这些,就缩进了壁橱里。可以把这一行为理解成白痴的耻辱和自卑的体现吗?因为甚至没有一句话能让伊泽拿来判断这一推测,基于现状,他只能把自己和白痴降到同等地位。为什么非要以人类的标准来思考判断呢?自己也有白痴心中那份坦率,这难道是作为人类的耻辱吗?我曾经也认为,有一颗白痴这样的心,有这颗稚嫩、坦率的心比什么都重要。而我却不知把它忘在了哪里,只顾在龌龊的人类思维中追寻污秽肮脏的虚妄之影,搞得自己疲惫不堪。他让女人睡下,自己坐在她枕边,就像在哄三四岁大的小闺女睡觉似的,抚着她的刘海儿。女人恍惚地睁开眼,天真的样子简直就像个小孩子。伊泽起初也莫名其妙地跟女人讲了一些一本正经的话:“我没有讨厌你,人类表达爱的方式不是只有肉体,人类最后的归宿是故乡,你就好比是一直住在那里的居民。”当然,女人不可能理解得了这些话,况且语言究竟又是什么呢?有多大价值呢?甚至没有任何证据能说明只有人类的爱是真实的,那足以让人把生命的热情都托付给它的真实之物到底又在何方?一切都只是虚妄之影。伊泽抚着女人的头发,就忍不住想要放声大哭,心中满是伤感,仿佛这漂浮不定,难以握紧的小小爱情就是自己一生的宿命,而自己正出神地抚摩着这宿命的发丝。这场战争到头来究竟会如何呢?或许日本会输,美军会登陆本土,一大半日本人将迎来灭亡。这也只能说是另一种超自然的命运,也就是所谓的天命。然而他却有一个更卑微的问题。这问题卑微到令人吃惊,然而问题就在眼前,总是在那里忽隐忽现,挥之不去。这问题就是他心中的那份不安,也就是他从公司拿到的那两百多日元的工资,这份工资能拿到什么时候?明天会不会就惨遭辞退,在街头游荡?他拿工资的时候,就会战战兢兢,害怕公司宣布要辞退他。拿到了工资袋,就延了一个月的命,随之也就体会到了一种近乎惘然的幸福感。然而每当他回望这份卑微,总会想哭。他做着艺术的梦。在艺术面前,两百日元的工资只不过是一粒尘埃,然而不知为何,这份工资却成了一种巨大的苦闷,这份苦闷像是融入了他的骨肉,撼动着他生存的根基。不光是生活的外形,就连生活的精神和灵魂都被束缚在这两百日元里,更可悲的是,他凝视着这份卑微,精神还能保持正常,还能若无其事地活着。“喂!在这个动乱的时代还要什么美!艺术是无力的!”部长滑稽的吼声包裹着真相,以雷霆万钧之力扎进了伊泽心里。唉!日本是要战败的。同胞们将会像崩坏的泥人一样,一个接一个重重倒下。无数的腿脚、脖颈、手臂将会随风跟残砖烂瓦的碎屑一起被吹上天空,日本将会变成一座没有树木、没有建筑,什么都没有的光秃墓地。比起上述结果,伊泽的好奇心倒是在阵阵作痛——不管逃到哪里,躲到哪个洞穴里,在哪里连带洞穴被一起炸飞,若是万一能活下来的话——虽说活下来简直就像做梦……为了这鲜活的重生,还有那完全无法预测的新世界,为了在布满碎石的荒野上生活而阵阵作痛。再过个半年或是一年,这注定的命运就将到来。虽然它注定会到来,但伊泽只觉得它仿佛如同梦中的世界一般,遥远而又离奇。这两百日元那决定性的力量遮住了他眼前的一切,将他活下去的希望连根拔起带走,在梦里他都被这两百日元勒着脖子,呻吟着,他二十七岁青春年华中的全部热情仍在不断被漂白。事实上,他已经茫然走在黑暗的旷野之上了。伊泽想要女人。想要女人的这一呼声甚至是伊泽最大的愿望。然而他跟女人的生活也会遭到这两百日元的束缚,锅碗瓢盆柴米油盐都要背上这两百日元的魔咒,他们将会生下一个被两百日元魔咒附身的孩子,女人会像奴仆一样化身成被魔咒附身的恶鬼,每天叨念个没完。心中的灯火、艺术、希望之光都消失了。生活本身会像路边的马粪一样被踩个稀烂,干透后就会被风吹散,连半点痕迹都不剩。就连抓痕,都会消失无踪。女人的背上缠绕着这种魔咒。无法承受的卑微生活。他自身甚至没有能力去操纵现实中的这份卑微。啊!战争。它用这伟大的破坏力,用这离奇古怪的公平性来裁决众人,全日本将变成满是碎石的荒野,泥人们会一个接一个重重倒下,这份巨大的爱是如此虚无,又如此揪心!他想沉睡在破坏之神的怀抱中,而只要警报一响,他就生龙活虎地缠起绑腿来。每天生活的价值只在于对生命的担惊受怕和玩乐。警报一停,他就垂头丧气,又开始陷入绝望的感情麻木状态了。这个白痴女人不会做饭,也不会做味噌汤。站在配给队伍里就已经拼尽全力了,连表达都有问题,简直就像一片极薄的玻璃似的。哪怕是一缕喜怒哀乐的微风,她都会有所反应,夹在放心和恐惧的褶皱间接受他人的意愿,并让其经过。就连两百日元的恶灵都不能寄宿在这个灵魂里。这个女人简直就像是为我定制的可悲人偶呀。伊泽眼中仿佛看到了跟这个女人搂在一起,在风的吹拂下走在黑暗的旷野中,步上无尽的旅途。然而,他却感到这一念头有些荒唐,傻得离谱。自己会这么想,多半是因为这卑微透顶的人类躯壳蚕食了心中的意志吧。虽知如此,自己又为何从涌现的这一念头和坦率的情感中感觉不到半点虚假?又没有什么本质性的规定来断定那些公寓里的妓女和某些地方的贵妇就比白痴女人更有人味儿。然而世道就是这么滑稽,仿佛真有这种不可动摇的规定一样。我有什么好怕的,简直就像那两百日元的恶灵……我现在正想靠这个女人跟那个恶灵断绝关系呢,这到头来,不还是被恶灵的魔咒绑住了吗?我只是害怕世人的眼光而已。这世界就是公寓的妓女、小妾、怀了孕的挺身队、发出跟家鸭一样的鼻音大吵大闹的太太们的排队会议而已,除此之外不存在什么世界,因此我才不相信这明摆着的事实。我害怕的是这不可思议的规定。那是短暂到惊人同时也是无限漫长的一夜。伊泽原本觉得这长夜仿佛会永远持续下去,然而不知何时天亮了,黎明的寒气把他整个身子冻得跟没有感觉的石头一样。他仍在女人的枕边,轻抚着女人的头发。☆☆☆从那天起,另一种生活就开始了。然而除了一间屋子里多了一具女人的肉体以外,一切并没有什么变化。简直虚假得令人难以置信。他的周围,他的精神上甚至都没有一棵新芽探头。伊泽干脆理性地接受了这异常的事态,至于生活本身,就连改变桌子位置这种微小的变化都没有发生。他每天早上上班,白痴则一人留在壁橱里看家等着他回来。而且他只要一迈出门口,就把白痴女人忘个干净,只感觉一切都很遥远,就像发生在十年二十年以前似的,脑海中只有模糊的印象。战争这玩意,忘性强健得不可思议。战争惊人的破坏力和空间的转变力只用一天就能引发数百年的变化,让人觉得一周前发生的事已经过去好几年了,至于一年前发生的事,则被隔绝到了记忆最深处的箱底。好比伊泽家附近的道路,工厂四周的建筑物惨遭摧毁,整个小镇掀起一阵尘头大起的逃难骚动也不过是才有的事,这烂摊子还没收拾好呢,这场骚动就遥远得仿佛发生在一年前似的,那些令街道面目全非的巨大变化在第二眼看上去时,已经是理所当然的景象了。白痴女人终究也就模糊在这强健忘性的混杂碎片中的一枚碎片里了。车站前的居酒屋(直到昨天还大排长龙)逃难留下的破木棍,遭炸弹毁坏的大楼上的窟窿,小城的火后废墟,白痴的面容充其量只是夹在这些混杂的碎片中滚动着而已。然而每天都会响起预警警报。有时候还会响起空袭警报。因此他就形成了一种非常不高兴的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源自他的担忧——若是他家附近有空袭,就会发生未知的变化。担忧的唯一原因就是怕女人乱了阵脚,从家里跑出来,闹得街坊四邻人尽皆知。因为忧心这种未知的变化,他每天白天都不能回家。有好几次,他想索性把一切都跟裁缝店家坦白了——这也许是对无法克服这种低俗的忧虑的惨状做出的微弱反抗吧,又对这种卑微感到绝望,因为这至多算是一种通过最小伤害的坦白来转移忧虑的悲惨手段,他自身的本质并没有凌驾于低俗的大众之上,对此他只能诅咒和愤慨。对他而言,有两张白痴的脸他是忘不掉的。在拐过街角时,在爬公司楼梯时,在挤出电车人群时,在许多想不到的地方他都会忽然想起这两张脸,每逢这时,他所有的思考都会结冰,瞬间涌上的气血也绝望地冻结了。其中一张脸是他第一次碰白痴肉体时,白痴的那张脸。到了第二天,这件事本身就遥远得好像一年前发生的事了。然而只有这张脸被单独分割出来,一遍遍地浮现在他的脑海。从那天起,白痴女人就只是一具始终在等候的肉体,丝毫不再去想外面的任何生活。女人只管等候着。光是伊泽的手碰到女人的部分肉体,女人就将所有的意识放在肉体行为上了,于是身体、表情都只处于等候状态了。令人吃惊的是,深夜里,光是伊泽的手碰到女人,女人酣睡如泥的肉体都会做出相同的反应,只有肉体始终活着,始终在等候,就算在睡觉时也如此!可是,要说女人醒来后脑子里在想些什么,本来也就是空无一物,有的只是昏睡的灵魂以及活着的肉体而已吧。醒着的时候灵魂在沉睡,睡着的时候肉体在苏醒。有的只是下意识的肉欲。那只不过是一具肉体,一具始终清醒,像虫豸一样不知餍足地蠕动着的肉体。另一张脸则在伊泽碰巧休假的那天。即将破晓的地区遭受了长达两小时的轰炸,伊泽没有防空壕就跟女人一起钻到壁橱里,用被褥当掩护藏着。轰炸集中在离伊泽家四五百米远的地区,房子跟地轴一起摇晃,呼吸和思考也随着轰炸声断绝了。同样都是落下来的炸弹,燃烧弹和轰炸弹在威力上的差距就好比日本锦蛇[7]和蝮蛇[8]。燃烧弹尽管会带着一阵咔嚓咔嚓的非常诡异的声响,但落到地上不会有爆炸声,因此在头上咻地就消失了,就是所谓的虎头蛇尾,蛇尾都算不上,因为完全没有尾巴,所以欠缺决定性的恐怖感。然而轰炸弹这玩意,下落声音虽然微弱低沉,却会哗地发出像下雨一样的声音,拉出一条直线,因为这玩意最后会发出宛如连地轴一起撕裂的爆炸声,所以一条直线里就已经包含着极为惊人的十足威力了,说到轰炸弹的脚步噼啪噼啪靠近时,那绝望的恐怖感,就如字面意思一样,让人没有活着的真实感。再加上飞机飞得很高,美军飞机轰隆隆从头上飞过的声响也就极为隐约,若无其事地在风中响起,简直就像一个没在正眼瞧你的怪物挥着大斧子要砍过来似的。因为不清楚攻击对象的情况,所以遥远到诡异的低沉轰炸声令人甚是不安。这时又持续传来像下雨般一条直线的下落声。在等待轰炸期间的恐怖,这家伙连语言、呼吸、思考都完全停止了。这次终于要一命呜呼了——只剩下这种绝望凭借着濒临发疯前的寒冷存活着,发着光。万幸的是,伊泽的小屋被公寓、疯子家以及裁缝店这些二层小房包围,附近的房子有窗玻璃碎了的,也有屋顶受损的,然而只有他的小屋连玻璃都没有裂缝。有的只是染满血迹,刚刚飘落在猪圈前田地里的防空头巾而已。壁橱中,只有伊泽的眼睛在发光。他看见了,白痴的脸,那伸手去抓紧虚空的绝望和苦闷。原来如此啊,人类是有理智的。无论何时,都会留下几分克制和抵抗的影子。如果连这几分理智、克制、抵抗的影子都没有了,那该是多么可悲啊!女人的脸和全身都因为向死亡之窗敞开的恐怖和苦闷僵硬了。苦闷在动弹,苦闷在挣扎,然后苦闷流下了一滴眼泪。如果狗的眼睛也会流泪,那么狗笑起来应该同样丑怪至极吧。连理智的影子都没有的眼泪,还有比这更丑恶的东西吗?轰炸期间,四五岁乃至六七岁的孩童们居然不会哭。他们的心脏掀起如海浪般的悸动,他们失去了语言,只会瞪大异样的眼睛。他们全身上下只有眼睛还活着,然而一眼看去,才发现他们只是把眼睛瞪得大大的,眼中并没有刻着不安和恐怖这种直接而剧烈的表情。倒不如说,这些孩子比普通的孩子更能理智地悄悄扼杀掉自己的感情。在这一瞬间,所有的大人也不过如此,或者说还不如他们,因为他们表现出那种露骨的不安,以及对死亡的苦闷要远超于孩童,也就是说,孩子看起来甚至要比大人冷静得多。白痴的苦闷,跟孩童们的大眼睛是截然不同的。那只是一种单纯出于本能的对死亡的恐惧和苦闷,而并非人类的产物,也不是虫豸的产物,只是一种丑恶的行为。如果有那么点相像之处的话,也就是大约一寸五分[9]的青虫膨胀到了五尺[10]长,在挣扎,在动吧。还有一滴眼泪从眼里滑落。不说

                          降的复明军有许多被作为士卒编入了吴圣兆统帅的松江守军各部。事实上,被置于这位将领指挥下的降军是如此之多,以致北京朝廷对吴圣兆是否可靠都担心起来了。吴圣兆是辽东人氏,据说他从前做过吴三桂的副官。但到1645年初夏,他已归属于李成栋麾下。在李成栋残忍地平定江南地区期间,他任参将。故此,他最主要的战绩就是招降了两支规模较大的太湖叛军:一支是戴之俊领导的队伍,他率兵到松江,受吴圣兆的直接指挥;另一支是由吴易的前副将周谦指挥的队伍。部分是由于吴圣兆的这些战绩,当1646年李成栋进军福建时,就让这位以前的副将继承了自己的指挥权,并接用自己的帅府,李成栋的帅府是不久前被征用的徐府。吴圣兆很快就与在他幕府中做事的好些地方士绅建立了密切的关系。通过这些人的努力,他不仅受到了复明思想的影响,而且经过劝说,他还开始考虑与在厦门的鲁王的支持者缔结军事同盟,尤其是与舟山岛的海霸黄斌卿结盟。黄斌卿最初支持唐王,但后来他被说服邀请鲁王和他的主要军事支持者张名振(他占据了福建至广东沿岸的几个岛屿)到舟山避难。唐王被俘后,几乎所有东南海岸的海军将领都转而支持鲁王。1646年12月30日,鲁王受郑采之邀在厦门建立行宫。戴之俊和太湖其他复明分子领袖认为,如果他们能够说服某个像黄斌卿那样有势力的人来请他们做中间人,那么他们也许能反过来诱使巡抚吴圣兆在南明海军从海上进攻时于陆上举行起义。但至少在1659年以前,这一战略只是南明人士的一厢情愿而已。关于江南复明力量与南方海军结盟的建议被采纳了。1646年复明党人在浙东地区陆战的失败,把几乎整个复明事业推向闽浙沿海的港湾与岛屿。浙东的失败也使得鲁王的那些顾问得理三分,他们认为尽管前一年出现过清朝官员背信弃义的现象,但扭转战局的唯一出路仍在于与满清朝廷重要的地方命官结盟。这一期望也是根据这么一种现实的估计而萌生的;新朝为了在中国的中心地区迅速扩展自己的势力,不得不依靠未经考验的归附者。然而,由于前一年发生的清朝官员的欺诈行为,也由于像郑采这样的海军将领对于过分依赖陆军的可以理解的迟疑,要使鲁王朝廷相信江南地区确乎存在可靠的同盟者,尚需一番周折。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为直接与缙绅复明分子通气,鲁王朝廷很合适地聘用了一个名叫夏宝谟的嘉善“诸生”。夏宝谟已经把来自吴易的情报送到了鲁王朝廷,现在返回松江地区与那儿的接头人联系。正如浙江复明分子在军事上的地位使他们倾向于与松江抵抗分子联盟一样,吴圣兆的政治动摇性也使他对起义发生了兴趣。他改编了这么多的太湖叛贼,已经引起巡抚土国宝和总督洪承畴的怀疑。吴将军知道了他们的疑惧,于是便考虑接受夏宝谟的邀请,去舟山与复明分子商讨机事。因此吴圣兆早在1647年就采取了两个重要步骤:一是秘密与黄斌卿交换礼品和物资,用江南稻谷换取舟山珍珠;二是通过戴之俊,与松江士绅中的主要复明分子陈子龙取得联系。

                          陈子龙与松江兵变

                          到1647年5月初,在参加了杀身取义的夏允彝的葬礼之后,陈子龙作为一名复明分子的意志,似乎有所恢复。起码,他感到自己在公众心目中的复明分子的形象已使得他别无选择,他所能做的只有保持对明朝事业忠心耿耿了。总而言之,他只能取“危时”之“拙计”,正如他当时写的一首诗所披露的:计拙存谋野,时危适遯荒。友人怜豫让,女子识韩康。周鼎无消息,秦灰正渺茫。冥鸿天路隘,何处共翱翔。这是由一个正赶上改朝换代时期的人所写的诗。在这首心曲迂绕的诗中,最能表露真情之处是它提及了韩康。众所周知,韩康是东汉人,在长安卖药,因从不讨价还价而声名远扬。陪伴他外出采购与销售药材的女儿,在他又一次清高地拒绝与顾客讲价钱而损失了钱财的时候,对他愤愤然起来。他回答女儿说,他韩康即使想要讨价还价,也不能那么做,因为他的名誉约束着他。那么,像韩康一样,陈子龙依旧做一名复明分子,也是因为他别无出路了。因此,在关系到他的名誉之时,或者说由于惟恐辜负了这名誉,陈子龙一直不得不尽其所能。由忠义所认定的自我完善的人生义务,驱使他最后一次到松江去加入吴圣兆阴谋集团。也许,陈子龙在两件重要事情上帮助了吴将军:他把缙绅阶层中的复明分子引入了阴谋集团,他们是第一次松江抵抗活动的幸存者;他还使得鲁王政权确信,可以信赖吴将军按计划起义。黄斌卿本人的疑惧大概也消除了,因为他后来同意支持张名振率一支舰队北伐,以策应吴圣兆领导的松江起义。两军于1647年5月20日会合,从水陆两路去进攻南京的清军。随着起义计划的制订,起义消息在吴圣兆衙门的吏员僚属中已是人所共知了。5月12日,即两军预计会合的八天前,陈子龙到松江郊区,戏剧性地向他的门徒宣布直到那时他还认为是一个秘密的计划。他的学生着实吃了一惊,告诉老师说,城里人人都知道了这个秘密,他恳求陈子龙绝不要参与进去。毫不奇怪,阴谋传到了南京的清朝当局耳中。在预定发动起义的两天前,洪承畴接到松江同知杨之易的一封密信。杨之易是著名的东林义士杨涟的儿子,他在信中写道,吴圣兆正计划兵变。洪承畴意识到,要赶到松江去制止叛乱,为时已迟,不过他立即提醒土国宝注意迫在眉睫的入侵,动员起长江沿岸的军队做好决战准备。为以防万一,洪承畴还下令迅速处死在南京被扣作人质的吴圣兆家人。这时,吴圣兆已听说了杨之易的出卖。他认为城内其他一些官员可能也与南京方面有秘密交往,遂将他的2000士卒集合于城下,在他们宣誓加入南明舰队、推翻清王朝的口号声中,处死了杨之易及松江的知府与其他文官。吴圣兆仍然自信他的事业会成功。就他所知,张名振的舰队已绕过江南海岸的突出部,甚至正准备在长江与他会合。他怎么会知道自然的力量已经注定了这场叛乱的失败呢!在松江官员被处死的两天前,南明舰队停下来抢劫崇明岛上游大约50公里处的鹿苑。那天夜里天气闷热异常。5月18日清晨,一场小台风扫过长江口,冲击了系泊的舰队。由于来不及起锚到外洋避风,张名振的几乎所有兵舰和黄斌卿的大约一半船只都沉没了。许多水手、士卒挣扎着游到鹿苑岸边,但是迎接他们的却是附近福山的部队,土国宝事先已将这场迫在眉睫的进攻通知了他们。清兵轻而易举地用刀剑弓弩杀死了散布在岸边的1000名南明士兵,此外又俘虏了500人,包括张名振的兄弟张名斌。张名振本人则与黄斌卿和张煌言一起,设法从海上逃走了。这时,吴圣兆对这一惨败全然不知,遂遣副将张世勋率兵从松江北进,去迎接浙江的复明军到他的驻地来会合。张世勋等待着盟友的到来,但一直不见踪影。时间一长,他慢慢意识到南方的舰队再也不会来了。在这一紧要关头,他为自己的命运着想,突然回师松江,迅速制服了吴圣兆的卫兵,逮捕巡抚,占领了衙门。然后张世勋以吴圣兆的名义,召集其他主要起义领袖到州府议事。最重要的对手是戴之俊,此人不容轻视,不过张世勋很快设计杀了他,于是太湖匪贼群龙无首,翻山退回到湖面上去了。张世勋接着向南京正式报告这次起义,将吴圣兆押送总督洪承畴处监禁。虽然鹿苑溃散与松江兵变被扼杀是清政府的重大胜利,但朝廷并未因此欣然自信,反而充满了疑虑与猜测。仅在几个星期之前,即1647年4月,清廷恢复了其招抚政策,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帝国经济的心脏地带新的复明叛乱的爆发,现在看来那是一个软弱的姿态。所以,鲁王舰队沉没之后,土国宝以张名斌未作抵抗而投降为理由,要求予以赦免,就遭到了巴山的弹劾。巴山指出,恰恰是这种宽大怂恿了像吴圣兆这样的人率先作乱。这位兵部尚书接着颇不情愿地承认,把在鹿苑囚禁的人全部处死,也许确实太多了些,但他宁愿把他们作为战俘用于徭役,也不肯作为正规水兵编入清朝水军。他还提出,土国宝的行为应受吏部审查。皇帝批准了他的奏章。洪承畴也受到了怀疑,因为清廷将他与缙绅阶层中的复明分子联系了起来。在起义平息后从事调查的官员们,全都过高地估计了那些人在阴谋集团中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这些文人自己造成的,他们故意夸大自己的重要性。江南缙绅沈廷扬,风暴来临时正在泊于鹿苑的鲁王舰队的一艘船上。他发现了沿岸的清军,便说:风浪似此,天意竟何在也!吾应报国而死,然若此就死,无名也。于是,沈廷扬为了扬名,大声向清军将领叫喊,自称是鲁王朝廷中的一名监察官。后来,他在苏州受审期间,又自称是他告诉黄斌卿许多江南文人还没有剃发、保持着对明朝事业的忠心,并说服他参加了舰队。沈廷扬不屑于被赦免,尽忠而死,赢得了烈士的名声,而且,这样做有助于让他的刽子手相信,怀有贰心的文人组织仍遍布江南。

                          兜捕文人学士

                          清廷相信,这场起义的主要煽动者是与南明串通的江南文人,因此要派那些受文人阶层影响最小的官员去消灭叛贼。于是,洪承畴和土国宝暂时将松江兵变之后安抚地方的责任移交给陈锦和巴山。陈锦是辽东“旧臣”,1633年宁完我曾把他推荐给皇太极。他忠心耿耿,在吴圣兆起义之后,受命治理苏州,“谋乘此尽除三吴知名之士”。在他的主持下,江南按察使司开始调查策划起义的关键人物,不久就断定一个名叫陈子龙的人是主谋。虽然陈子龙也许当过吴圣兆与鲁王政权之间的联络人,但实际上他对松江兵变仅略有介入而已。他住在城外,对吴圣兆平日的策划也基本上一无所知。然而,对陈锦和清政府来说,陈子龙很快就以起义的象征性领袖而出名,环绕着他的罗网不久便收紧了。起初他逃避逮捕,躲到了夏允彝兄弟夏之旭处。于是夏家受到追查。夏允彝的儿子夏完淳被捉住押送南京,他是在夏允彝自杀后投靠太湖匪党的。到了南京,洪承畴被这个年轻犯人所感动,试图劝他以自己出众的文才为新朝服务。夏完淳大骂洪承畴变节降清,遂被处死。之后,其叔父夏之旭意识到自己也只有死路一条,于是就在当地孔庙里上吊自尽了。同时其他一些人也被清朝捕快俘获,拘禁入狱,除杨廷枢因当过戴之俊的老师而被抓获外,还有40多名江南名士在南京被处死。另有许多人被守卫松江西郊的陈锦缇骑当场杀死。最后被判决的大约有1000名士人,包括一名代理县官。用土国宝的话来概括说:“兜捕之后,凡能咀嚼者一人不留。”夏之旭自杀后,陈子龙到密友侯岐曾家里躲避。但由于清廷一直在追捕,他又不得不东躲西藏,先去了旧仆人处,再去另一个朋友家。在那里他终于被巡捕发现。他们包围了住宅,直到他束手就擒。巡捕立即把他带到陈锦面前,陈子龙只是对陈锦说自己是崇祯旧臣。尽管陈锦竭力恐吓,陈子龙在整个受审过程中一直十分镇静。当问及他的长发时,他直率地说:保留头发可以见先皇帝于地下。无庸置疑,陈锦准备将陈子龙公开示众,开刀问斩。他命令将这个复明分子押到南京进一步审讯。但是陈子龙设法逃脱了这种折磨。1647年6月15日夜间,警船在从苏州去南京的途中穿过跨塘桥时,陈子龙挣断镣铐,纵身投河。虽然有会水的巡捕下水打捞,但陈子龙已经自溺身死。巡捕对犯人的自杀大为恼怒,他们割下陈子龙的首级,将他抛尸河中。几天后,陈子龙的几个学生捞回了他的遗体,将其安葬于陈氏坟地。他论“危时拙计”那首诗中的最后一节,可以作为他的一篇合适的墓志铭:故物经时尽,殊方逐态新。恨无千日酒,真负百年身。芝草终荣汉,桃花解避秦。寥寥湖海外,天地一遗民。1647年对文人复明分子的清洗,既不意味着抵抗活动在江南完全终止,也不表示缙绅对地方的控制被打破。缙绅阶层拥有巨大的经济势力和社会影响,而且在此后10年里,这种势力和影响一直为他们所独占。然而,尽管残存着这种地方自主的力量,长江下游地区政治反抗的支柱却在1647年被摧毁了。这一地区的州县政府不久就委派了可靠的旗人来任职,而且直到19世纪,才有人向清朝对江南人民的统治提出根本性的挑战。新朝已根基坚固,难以动摇,以致它得以彻底改变先前留用明朝旧臣的政策,甚至敢于对最初制定这项政策的人,包括洪承畴本人在内,表示怀疑,并肆意指斥。当陈锦在松江和苏州大肆清洗时,巴山留在南京处理一些高级俘虏的审讯事宜。吴圣兆自然被押还南京。在审问过程中他披露出有好几名重要缙绅卷入了这场阴谋。就在这种充满猜疑的气氛之中,1647年10月1日,一名清军参将俘获了一个信使,此人带有鲁王政权的文件和信函。经检查,发现信件中有南明封授洪承畴为公、土国宝为侯的敕书,还发现了黄斌卿给这两人的信件,内容是建议他们先与他这个舟山军阀通信。虽然这些信件轻易地落入清人手中,可能是为了让洪承畴与土国宝蒙受猜忌,但清廷仍命令巴山进行全面的调查。不过清廷也还是给了洪承畴足够的撇清自己的机会,并与巴山一起参与审讯。

                          淮安之谋

                          尽管身遭嫌疑,洪承畴依旧担负着继续平定南京总督辖区中其他各地的全部责任。松江此刻已经再度处于牢固控制之下,但洪承畴对反清武装出没无常的江宁以南地区,以及江宁以北运河区的安全,仍未予释怀。在扬州以北的淮安,漕船满载谷物,准备向北运送,以供京城之需。但这些漕船以及运河航道本身都极易受东部复明分子的不断袭击。在淮安以东,即苏北产盐区,许多居民都是职业走私者。1647年10月9日,一支大约2000“土寇”组成的队伍袭击了庙湾城。袭击发生在清晨时分,最初被守城的清朝游击将军击退。但叛军在大白天再次进攻,打伤了游击,把知府和知县官赶出城外。在一个名叫张华山的反清分子和自封为明朝义王的人的率领下,复明军打起隆武皇帝的旗帜,招徕党徒,威胁淮安。负责运河谷物运输的清漕运总督是杨声远。他从淮安的总督衙门向洪承畴报告说,庙湾“今为贼据,盐场一带居民,胥化为贼,势甚披猖”。杨声远还告诉洪承畴,他已采取紧急措施,防守淮安城,因为叛军宣布他们要在10月10日进攻淮安。他在向庙湾派遣正规军的同时,还沿运河派驻了专门的漕运守军,以保护满载的船只,其中许多已经起航北上。但杨声远不相信凭他自己指挥的这点兵力就能遏制叛贼。为防“滋蔓难图”,他要求立即增援。形势十分紧迫,他等不及北方部队的到来,所以请求从洪承畴支配的兵力中立即调来至少二三千满汉军兵。洪承畴一接到杨声远的求援信,就在南京召集他的主要将领陈锦、陈泰和张大猷开会。虽然杨总督可能夸大了淮安所受到的军事威胁,但是,必须保卫帝国最重要的运输干线是毫无疑问的,特别是这条运输干线当时正在向京城运粮。所以洪承畴从南京守军中抽调了2500人出援,命提督张大猷率领之。洪承畴后来在给多尔衮的奏折中说明如下:凡进剿机宜,听汉兵提督与总漕督臣同心计议,必求万全,尤要严束满汉将兵,恪守纪律,秋毫无犯,期于剿贼保民,奠安重地。这支部队计划10月14日从江宁出发。那时复明军已经向淮安发动了进攻。首次进攻淮安的队伍由一个名叫周文山的人指挥,他的800人马据说来自城东80公里处的盐城。10月10日清晨,周文山部队突破了东门边的淮安城墙,但经八小时激战,又被击退了。周文山在混战中丧生。虽然留守淮安的清军仅100余人,他们仍坚持打退了义王所率领的复明武装潮水般的第二次进攻。在复明军乘船从运河开往淮安城时,淮安清军又伏击了义王的人马。复明每晚都被他添的流好多水

                          于挑起战事的齐燮元先生,却只捞到了淞沪护军使(大概可以理解为上海市城防司令)的职位。虽然没能同时拿下浙江和上海实现双丰收,但也还算过得去。吴佩孚点兵广东方面食言,但东北的张作霖还是说话算话的,谁叫他报仇心切?9月15日,张作霖只留下少量部队看守老巢,带着参谋长杨宇霆、儿子张学良以及“五虎将”——郭松龄、姜登选、韩麟春、李景林、张宗昌,率近二十万人马向关内进发,几乎倾巢而出!“精虫总统”曹三爷和吴佩孚大惊,虽说他们料到迟早要和张作霖再打一仗,但没有想到这关外的“老胡子”来得如此之快。没有办法,迎战吧!18日,曹锟发出讨伐令。同一天,吴佩孚在中南海四照堂召开第二次直奉大战动员会议。领导吴佩孚首先发言,阐述打倒张作霖的伟大意义,接着一帮手下向吴佩孚表忠心——抒发对张作霖的唾弃之情,发誓坚决地忠实执行领导决定什么的。有史料记载,轮到冯玉祥同志对着吴佩孚表决心的时候,突然停电了。虽然老吴同志心里直嘀咕:妈的!这小子会不会成二五仔?但他不是普通人,心里虽有想法,却绝对不会表现出来,他反而好言好语地让冯玉祥回到座位。之后,吴佩孚对属下们的忠心和热情表示了高度肯定,并总结陈词,认为此次动员会议是伟大的会议,是胜利的会议!最后,吴佩孚宣布了军事安排。吴佩孚自任讨逆军总司令,以近二十万大军分三路北上阻击张作霖。彭寿莘为第一军总司令,沿京奉铁路线出发。王怀庆为第二军总司令,出喜峰口。冯玉祥为第三军总司令,出古北口。三路大军以钳形包围之势夹击山海关,钳死张作霖!看来,老吴果然不大放心冯玉祥,别看冯玉祥的第三军也是三路主力之一,实际上在老吴的计划里冯玉祥只是后备军而已。直奉世纪大决战从双方的出击路线来看,这一仗的主战场必定是在山海关。山海关北依燕山,南临渤海,山海之间仅宽十五里,既是关东通往中原的必经之路,也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不出所料,双方都集中了各自最精锐的部队在此决战。奉军主攻,直军主防。没有前奏,也没有试探,战斗从开始的第一分钟便激烈异常。张学良、郭松龄、姜登选等奉军主将先后带着精锐部队轮番冲阵,不计成本地投入敢死队、骑兵队、重炮团和空军,交叉使用人肉沙包、轻武器、重炮和飞机轰炸……总之,奉军豁出去了,不拿下山海关就不罢休。直军士兵久经战阵,在悍将彭寿莘的指挥下,他们依托有利地形防守,筑碉堡,打黑炮,埋地雷,甚至还抓住机会打反击,忙了个半死。打到后来,直军实在忙不过来了,吴佩孚只好亲临前线指挥,带着直军的王牌第三师,充分发扬搏命精神,哪里的奉军最显眼,最突出,就往哪里打。炮声,弹雨,爆炸,火光,烟雾,奉军的尸体不断增加,但冲击的浪潮持续不断,前面的士兵只要没咽下最后一口气便继续射击,掩护后面的部队冲锋。直军也不好过,子弹嗖嗖地飞过,战壕里不断有士兵倒下,身边的士兵却根本来不及回头看一眼。天空中还不时地传来飞机的轰鸣,然后是成串的炸弹落下和飞机的低飞扫射,直军被压得抬不起头来。奉军的空军占据了绝对优势,好在直军拥有进口的重型武器——高射炮可以还击,不至于让对方太过放肆。眼见空中不占优势,吴佩孚便在海军上开动脑筋,打算让渤海舰队载陆军前往奉军后方,断掉奉军后路。想法很不错,但是实现起来有难度。因为奉军飞机不断前来轰炸,使得直军军舰无法起锚。至此,第二次直奉大战已经打了一个多月,双方在山海关主战场拼尽全力,死伤惨重,但仍旧是势均力敌,形成对峙局面。……这场正在进行的山海关大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型的多兵种立体作战,陆军、空军、海军三军协同,相互攻伐。算是彻底告别了之前军阀内战的“过家家”模式。唯一可惜的是,先进武器都是进口来的,用坏就没了。釜底抽薪就在直奉两家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一封电报要了吴佩孚的命。留在北京总司令部给吴佩孚看守老巢的直军参谋长张方严突然接到前线来电告急,要求速调援军。张方严想起了驻扎在古北口隔岸观火、按兵不动的冯玉祥,于是给冯玉祥发去一封电报说:我方形势不妙,如果没有意外发生的话,恐怕就要完蛋(此间形势危急,不有意外胜利,恐难挽回颓势),希望你赶紧出兵,力挽狂澜!冯玉祥本就一直关注着山海关大战的局势发展,正当他举棋不定之际,张方严的电报来了,冯玉祥根据电报里的语气,判定吴佩孚一定不行了。于是,冯玉祥班师回京发动政变,囚禁大总统曹锟,给吴佩孚来了个釜底抽薪。这一天是10月23日,此事件史称“北京政变”。北京政变的消息传到山海关后,吴佩孚的部队军心动摇,张作霖趁机指挥奉军精锐突破直军防线,一举击溃吴佩孚的主力,光投降的士兵就超过了三万人。经此大败,吴佩孚倒也没有惊慌失措,他不慌不忙地率领残部边战边退,逃跑的效率很不错。只可惜冯玉祥紧追不舍,一直跟在他屁股后面追杀,甚至连一向胆小怕事的阎锡山都开始落井下石,派兵阻击吴佩孚的援军。绵延不绝的群殴,逼得吴佩孚带着数千残兵败将,退往天津,逃到海上,才保住了老命。就此,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张作霖成功复仇告终。张方严先生的愚蠢,就像北美洲的那只蝴蝶,只扇动了一下翅膀,就断送了吴佩孚的大业。事后,那些残兵败将痛恨张方严擅发电报导致功败垂成,一个个都要求将张先生扔到海里去喂王八。吴佩孚虽然觉得张方严的情商很有问题,但还是拿出了领导干部的担当把责任扛在了自己肩上,摆摆手说道:这也不能怪他,全怪我运气不好,还是算了吧!吴佩孚在水上漂了半年多,在他最孤独、最落魄、最需要得到支持的时候,三个老关系户——浙江、江苏、湖南三省督军孙传芳、齐燮元、赵恒惕,或许是有感于老上级的人品和过去的恩情,或许是希望吴佩孚这张抵挡奉军的优良挡箭牌能多撑两年,于是齐齐变身暖男,联名发了一封温情脉脉的电报给吴佩孚:大帅,到我们这里来吧,我们一如既往地跟随你身后……这封暖心的电报让本就自信的吴佩孚对未来又多出了几分信心:我虽已不再英姿勃发,但我拥有不曾老去的雄心壮志和天才的军事才能,一次失利有何足惧,一切就从这里重新开始吧!在三个老部下的支持下,劫后余生的吴佩孚来到湖北武汉,稳住颓势,开始了东山再起之路。北京政变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说说北京政变。面对一直在战场上不倒的吴佩孚,硬碰硬可能很难获胜,但他的对手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取得胜利,例如迂回战术。这一次,执行此战术的关键人物毫无疑问是冯玉祥同志。作为直系后备军的冯玉祥为什么会临阵倒戈?史料提供了如下四种主流说法。其一,冯玉祥同志爱国之心切切,早就看直系的腐败统治不顺眼,于是出面力挽狂澜。其二,孙中山派遣人士游说冯玉祥,请他为国为民,顾全大局。于是冯玉祥反戈一击。其三,冯玉祥被张作霖收买了,为利出卖故主。其四,一切都是段祺瑞为报当年直皖之战的一箭之仇在背后搞鬼。仔细推敲史料后发现,这四种说法都不全对,但若是把它们合起来,那就贴近事情的真相了!冯玉祥临阵倒戈的经过大概是这样的。冯玉祥当年在直皖之战后实力突飞猛涨,引起了吴佩孚的警惕,自此,吴佩孚在军队编制和军费诸多方面全力打压冯玉祥,给冯玉祥穿起了各种款式的小鞋,让冯玉祥的日子比较难过。冯玉祥因此对吴佩孚非常不满,这是两个人产生矛盾的根源。因此等到直奉之战打响后,冯玉祥身为第三军总司令,工作态度却十分消极,完全没有跟张作霖交火的意思。他在一旁静观直奉大战,看谁能取得决定性优势,然后他再赶上去踩一脚。就在他观望之际,一些有想法的势力纷纷打起了他的主意。第一个找上门来的是一个叫黄郛的人。黄郛的身份比较复杂,他既是同盟会会员,也是蒋介石的把兄弟,又是现任的教育总长,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跟冯玉祥关系比较熟。黄郛开门见山地说:我是段祺瑞派来的,代表他邀请你反直,你也不必有后顾之忧,担心阎锡山、张作霖等人抄你后路什么的。段祺瑞已经做通了他们的思想工作,大家一致同意反直。冯玉祥动心了。就在此刻,张作霖的代表也来了。奉军作为进攻的一方,部队伤亡肯定大于防守的直军,张作霖焉能不急?当他发现冯玉祥的部队迟迟不动后,就知道这是个机会,于是派出代表过来讲和,同时带来的还有一百万银元(张学良回忆说是五十万)的好处费。与奉系的此番接触更是坚定了冯玉祥“倒直”的决心,既能赚取人情,也有钱拿,还可以报直系欺负自己的仇,那就干吧。在动手之前,他需要想办法降低进军北京的风险。于是,冯玉祥找来了两个帮手合伙经营这个“背后捅刀子”项目。一个人叫胡景翼,另一个人叫孙岳。胡景翼是同盟会会员,同时也是冯玉祥的老战友,兼冯玉祥的副司令,率部驻扎在北京附近。孙岳也是同盟会会员,同样是冯玉祥的老战友。遥想当年“滦州兵谏”时,两个人还是下级军官。岁月如歌,时光似箭,冯玉祥发了不说,孙岳也坐上了北京警备副司令的位置,负责北京的城防,是冯玉祥能否顺利攻破北京的关键人物。胡景翼、孙岳二人在得知冯玉祥的具体想法后,没有踟蹰犹豫,很是豪爽地拍板决定:好哥们儿必须讲义气,坚决力挺!接下来,三个人确定了如何拿下北京的计划和关键细节。23日,北京政变发生。回过头来看,这次政变有些扑朔迷离。段祺瑞、张作霖在此事中都有所参与,至于孙中山是否参与实在难说。虽然黄郛、胡景翼、孙岳都是曾经的同盟会会员,但当时都不是国民党员,很难说孙中山能号令他们,然而也不能完全否认这种可能性。当然,冯玉祥此人确实跟一般的军阀大老粗不太一样,他生活作风正派、简朴,思想相对进步,有着稍显粗糙的革命理想——他不仅是“滦州兵谏”的积极分子,还欣赏孙中山的国民革命主张,从他在“北京政变”之后给自己的部队取的新名字“中华民国国民军”就可见一斑。不管怎样,“北京政变”能够成功,冯玉祥功不可没。成功把直系推向悬崖的冯玉祥并不满足,他决定做一件前人不敢做甚至不敢想的事情,做一件从“滦州兵谏”那会儿就想做却一直到今天还未做的事情,那就是将溥仪赶出紫禁城!想干就干,待北京局势渐稳,冯玉祥便指示手下鹿钟麟带着全副武装的卫队杀气腾腾地来到紫禁城,要求溥仪必须在两小时内从紫禁城消失!就历史经验来看,武力威逼的效果大都不错,可以免去很多口舌之争。溥仪先生果然被吓得魂不附体,慌忙从紫禁城中搬出,在鹿钟麟的“热情帮助”下,很快就迁入了生父载沣居住的醇王府,过起了“平民”生活。冯玉祥是解气了,可他将溥仪驱逐出紫禁城却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九·一八事变”后,高度“同情”和异常关注溥仪的日本军部把溥仪请到了东北,让他做了伪满洲国的执政,成为日本人分裂中国的工具,当然这是后话。段祺瑞再度出山等冯玉祥忙完这些事的时候,完成战场清扫工作的张作霖先生也来到了北京。现在该如何收拾残局?尤其是对于由谁来执政的问题,张作霖和冯玉祥都很伤脑筋。这就是合伙做生意的烦恼,远没有单干来得痛快。无论是冯玉祥还是张作霖,论资望都不够格做国家元首。好在这两人都是明白人,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也就没好意思毛遂自荐。经过激烈的讨论,最终两人决定请一个人出来稳定局势。此人就是北洋大佬段祺瑞。毕竟段祺瑞在打败吴佩孚的过程中出了不少力,而且全国各省的军区司令大都属于北洋系统,选一个北洋的老大哥出来可以服众。在天津老家吃斋念佛的段祺瑞,收到请他出山的消息后,一贯冷若冰霜的脸上居然露出了欣慰的笑容。看来老段同志的心境并没有修炼到位,远没有看破红尘,四大皆空。老段人老心不老,想着要继续发挥余热,也就没有来虚的,很愉快地接受了邀约。但老段在出山前,还是提了两个要求。一是停战。段祺瑞不能让奉系消灭掉直系,因为这样不利于他搞平衡。出现太过强大的势力对于执政者来说从来都不是一件好事。二是重新建设共和国。这一点有些不太好理解,这里稍作解释。段祺瑞说这些年军阀混战、天下大乱,说明从西方照搬过来的“总统、内阁、国会”的架构根本就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因此他觉得应该舍弃内阁和国会。这两个要求对张作霖、冯玉祥没有什么实质的伤害,于是二人也就答应了他。1924年11月,已经两鬓斑白的段祺瑞正式就任“临时执政”。临时执政就是“重新建设共和国”方案下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算是总统和总理合二为一,这个名词是张作霖、冯玉祥、段祺瑞三方讨论出来的结果,也算是对过去十三年的总统制与内阁制的一个终结。段祺瑞在上任之后,经过几个昼夜的艰苦思考,决心烧两把猛火给众人瞧瞧,以此证明他段祺瑞是能干实事的人。第一把火,废督裁兵。这一次,纸面上实力最强大的张作霖首先站出来表示支持,他自请撤销“镇威将军”的名号并解除“东北巡阅使”的名义,算是给了段祺瑞一个好大的面子。既然张作霖表了态,其他各省军区司令也就依葫芦画瓢,纷纷将自己的“督军”名义拿掉,而改称“军务善后督办”。但这个督办和督军到底有何区别?其实也没什么区别,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一个门面功夫。第二把火,“善后会议”。段执政广邀各界名流、军政要人来北京开会,规划未来中国的发展蓝图,最好能把宪法搞出来。那会儿不像现在,异地开会大都变成了旅游购物。当时与会的很多人还是诚心为解决问题而来的,就像孙中山先生。第十二章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广州商团

                          话说“三公子会议”后,孙中山并没有按照约定去支援卢永祥,有失信于人的嫌疑。事实上,孙中山是有苦衷的,就在江浙战争打起来之前,广州出事了。自从孙中山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之后,广州的工人精英纷纷登上反帝的大舞台,采取非暴力不合作的态度不上班,而“农民讲习所”的骨干则被放送到广阔的农村天地,组织农民进行反对剥削和地主的运动……一切的样板都是苏联。在这种情况下,矛盾产生了。首先不满的是有英国背景的大商人陈廉伯(此人是汇丰银行的广州分行行长),革命运动给他的生意造成了损失,影响了他的事业发展,他要制止这种情况的继续发生。你可能会说,一个商人能有什么能量?你太小看商人了。自立宪派上台之后,商人的地位得到了大幅提升,不少大商人甚至以商会的名义成立了类似军队的私人武装,这就是“商团”。这个陈廉伯就是广州商团的团长。他不但跟陈炯明眉来眼去四处搞破坏,甚至还找英国人买来了一批军火搞军备竞赛。这一批军火数目不详,有资料说是一万条步枪,三百万发子弹。反正他要招兵买马,壮大商团,灭了孙中山的广东政府,灭了那些造反的工人和农民,让商团独霸广州城。然而陈廉伯的计划走漏了风声,运送军火的轮船被孙中山手下的海军舰队发现了。孙中山的广东大本营是不允许私自贩卖军火的,于是孙元帅在8月9日下令蒋介石全权处置商团私运军械事件。蒋介石想都没想,就选择将军械扣下。其实孙中山让蒋介石处置此事的意思很明白:苏联的军火援助还没有到,现在的黄埔学生大都是拿着木棍在训练,这批武器完全可以用来武装黄埔军校的学生。陈廉伯被“雪中送炭”。白白掏钱救济敌人的自杀行为,他当然不肯干。于是陈廉伯气势汹汹地找到孙中山算账:被扣军械已领取进口许可证,政府扣押枪械纯属违法,你们若不还给我,我就不客气了!孙中山说:那你别客气。陈廉伯气急败坏,先是组织商人罢市,后又

                          直登上正堂,跪倒在赵盾面前说:“大臣陪君主吃饭,酒过三杯,已经违反礼制了!”赵盾此时已经有点醉意,但是一听提弥明的话,马上反应过来,顾不上礼节,跟着提弥明就往外跑。提弥明这一搅局,完全打乱了晋灵公的计划。他一边呼唤甲士,一边将伏在自己脚下的恶犬放出,直扑赵盾。狗跑得飞快,赵盾主仆还没跑出宫门,就被追上了。提弥明是晋国有名的勇士,挥起醋钵大的两个拳头,三下五除二就将狗打死。到了这个危急关头,赵盾仍不忘耻笑晋灵公:“弃人不用,而用狗,再猛又能把我怎么样?”主仆两个一边与宫中护卫搏斗,一边往外撤。晋灵公埋伏的甲士也逐渐围过来。提弥明一看势头不对,一把将赵盾推开,要他快走,自己冲入敌群中,被围殴致死。赵盾亏得提弥明拼死相救,一个人脱身逃出宫门,刚拐过一个街角,又遇到另一伙宫中甲士,约有五六个人,拦在他面前。赵盾心想,这下完了,前有阻截,后有追兵,除非奇迹出现,否则自己是逃不过这一关了。奇迹果然出现,这伙宫中甲士中,突然有个人拔出佩剑,将自己身边的两个伙伴砍倒,又提起长戟刺杀另外两人。赵盾还没回过神来,那人一伸手,拉着赵盾就跑,而且一直跑到赵府门口。直到这时候,赵盾才看清那人的脸,但仍然不知道他是谁。那人笑道:“您难道忘了桑下饿人吗?”赵盾猛然省起,数年前他去首山(地名)打猎,在一片桑树林中休息,见到这个名叫灵辄的人。当时灵辄躺在树下,奄奄一息。赵盾问他怎么回事,回答说,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赵盾心生怜悯,于是让人拿了一盒食物给他。灵辄狼吞虎咽,但是只吃了一半,而将另一半包起来。赵盾觉得很奇怪,问道:“既然三日没吃饭,为何不将食物吃完?”灵辄回答说:“我出外求学三年,刚刚回到家乡,还没见到自己的母亲,也不知道她还有没有活在这个世上。所以留下这一半食物,等见到她了,好给她吃。”赵盾心生感慨,觉得这个人至少是个孝子,于是要灵辄将剩下的食物吃完,而且又送了一竹筒饭食和一块鹿肉给他,让他拿去孝敬母亲。灵辄后来应征入伍,成为了晋灵公的甲士。等到晋灵公阴谋袭击赵盾,他就挺身而出,救了赵盾一命。所谓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大概也就是这个意思吧。赵盾想把灵辄留下来,又问他现在的住处,想登门拜谢,灵辄笑笑,朝赵盾作了个揖,转身消失在夜色之中。赵盾虽然逃出险境,但是他与晋灵公的矛盾已经白热化,绛都他是呆不下去了,只好带着几个随从连夜出逃,逃到了山里边。当然,从后面发生的事看,赵盾的出逃也只是他的策略之一。以赵家的势力,就算与晋灵公对着干,也绝对占上风。赵盾在山里呆了没几天,赵穿就在绛都发动军事政变,将晋灵公杀死在桃园。得到这个消息,赵盾又连夜赶回绛都,主持大局,派赵穿将晋文公的另一个儿子公子黑臀从国外接回来继承君位,也就是历史上的晋成公。晋国的史官记载这件事,写道:“赵盾弑其君。”而且在朝庭上公示。赵盾看了,连忙找到史官说:“您写错了吧,弑君的不是我,是赵穿啊!”史官直视着对方,恭恭敬敬地回答:“没错,写的就是您。您身为晋国的执政官,虽然已经逃亡,但是没有越过边境,所以赵穿弑君的时候,您仍然是执政官;而且,就算是赵穿干的事,您回来之后,也没有提过要治赵穿之罪,不写您弑君,又该写谁呢?”史官的话说得很明白,赵穿弑君,幕后主使就是赵盾,罪无可遁。赵盾听了,也没办法反驳,只得自我解嘲说:“哎呀,‘我之怀矣,自诒(yí)伊戚’,这句诗写的就是我这样的人啊!”“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出处不明,大概意思是,正是因为我有所怀恋,所以带来忧愁啊!但是,细心的人不难发现,赵盾一回绛都就派赵穿前去迎接公子黑臀,无疑是想将赵穿调离这个是非之地,而且让他迎主有功,好免于弑君之罪的处罚。赵盾既然这样护着赵穿,又怎么能抱怨人家怀疑他是弑君的幕后主使呢?后来孔夫子评价这件事,也发了一番感慨:“董狐,是古代优秀的史官,记载历史无所隐瞒。赵盾,是古代优秀的大夫,为了礼法而宁受委屈。可惜啊,如果他逃亡出境了,就可以免除弑君的恶名了。”按孔夫子的说法,如果当时赵盾逃到国外,就没有弑君的嫌疑了。在我看来,这种说法倒是很新鲜,赵盾越了境,就不能遥控授意赵穿杀人了吗?“礼”这玩意儿,还真是古板得可以!回顾一下,晋国自晋献公年代,就开始驱逐“群公子”,公族势力大受打击,出现了“晋无公族”的局面。晋成公即位后,深感公族势力薄弱带来的不安定,于是想办法重新扶持公族。但是这数十年间,公族子弟已经散落飘零,将他们重新集结起来,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于是晋成公下了一道命令,将公室的土地授予众卿的嫡长子,而视他们为公族。又将众卿的其他嫡子叫做“馀子”,将众卿的小老婆生的儿子叫做“公行”。这样的话,晋国又出现了所谓的公族、馀子和公行。赵盾再一次显示了他的强权,请求将他的同父异母弟弟赵括也列为公族:“赵括是君姬氏的爱子,如果不是因为君姬氏,我还在狄人部落中呢!”君姬氏就是赵姬,也就是赵衰的小老婆。我们前面已经讲过赵姬让位于叔隗的故事,在此不赘述。晋成公当然不敢对赵盾说不。但既然赵括成为了公族,赵盾便不好再占一个公族指标了。于是,这一年冬天,晋成公任命赵盾为公行之官,而任命赵括为公族之官。至此,晋国的内乱暂告一段落。第三章楚国称霸【问鼎天下:楚庄王的醉翁之意】晋成公上台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06年,晋国再一次发动对郑国的战争,打到了郑国的郔(yán)城。这一次,郑国选择了和谈,晋国见好就收,派士会到郑国会谈,双方签订了和平条约。晋国在这个时候进攻郑国,是钻了楚国人一个空子。这年春天,楚庄王出人意料地率领大军北上,讨伐居住在伊水流域的陆浑戎族。伊水流域自古是周王室的领地。周平王东迁的年代,周朝大夫辛有办事经过伊水流域,看见当地的人民披头散发,在野外举行祭祀先祖的活动,就预言道:“不出一百年,这个地方就要变成戎族人的地盘了,因为这里的人们已经放弃了周礼。”到了周襄王年间,由于王室内乱,戎族多次入侵雒邑。秦、晋两国为了替王室解决这一麻烦,想出了一个“以戎制戎”的主意,于公元前638年将原本居住在今天甘肃敦煌一带的陆浑戎族迁到伊水流域,使之成为王室抵御戎族入侵的一道屏障。秦、晋两国如何诱使陆浑戎族从敦煌迁到伊水流域,史书上没有记载。可以肯定的是,陆浑戎族迁居之后,与晋国保持了相对良好的关系,也确实为周王室抵御其他戎族的入侵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以戎制戎的毛病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赶走了狼而引来了虎。随着晋国势力的衰弱,失去羁绊的陆浑戎族对周王室的威胁也日益明显,成为了王室的一块心病。自齐桓公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以来,欲成霸业的诸侯,都将讨伐“四夷”作为建功立业的重要手段。齐国曾经北御狄夷,讨伐山戎;晋国大败赤狄、白狄,俘获其部落首领;秦国则讨伐西戎,向西开辟千里疆土。而楚国,多年以来被视为蛮夷之国,在“尊王攘夷”的主题中,是被“攘”的对象——这也是楚成王文治武功,纵横中原,却没有被视为霸主的重要原因。到了楚庄王的年代,楚庄王认识到,如果要在中国的历史上写下光辉的一笔,就不能满足于征服陈、郑、蔡、宋几个弱国,也不能以打败晋国这样的大国为傲,而是要向周王室抛出橄榄枝,在“勤王”这件事上博个头彩。因此,楚庄王选择了陆浑戎族作为对象,不远千里率兵北上伊水流域,给了陆浑戎族一次出其不意的打击,算是给了周天子一份见面礼。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楚军能够跑到伊水流域打击戎族,也就能够直接威胁到晋国的南部边境,对晋国也是一次军事威慑。打败陆浑戎族之后,楚庄王意气风发,将大军带到雒邑城下,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阅兵仪式。当时的周天子是新上任的周定王。对于楚国人的举动,他既是欣慰,又是担忧。欣慰的是楚国人千里迢迢来勤王,虽然没有彻底将陆浑戎族清除出伊水流域,但已经让王室上下感到非常满意;担忧的是楚国人历来强悍,又有南方蛮夷的野蛮习气,数万虎狼之师停驻在雒邑城外,很难说会发生什么问题。考虑再三,周定王派大夫王孙满前往楚营慰劳楚庄王,并且犒赏楚国三军。王孙满既然被称为“王孙”,自然也是王室的后裔。公元前627年,秦穆公派孟明视千里奔袭郑国。秦军经过王都雒邑,当时年幼的王孙满站在雒邑北门,看到秦军行为举止轻浮,便预测说,秦军必然失败。后来秦军在回师途中,经过殽山的时候,果然被晋国军队伏击,全军覆没,王孙满因此被认为有先见之明。楚庄王用隆重的礼节接待了王孙满,酒足饭饱之后,楚庄王突然问了一个问题:“我听说当年大禹铸有九鼎,夏、商、周三代相传,以为国宝,现在收藏在雒邑的王宫之中。不知道这九鼎的形状、大小、轻重如何?请您介绍一下。”所谓鼎,通俗地讲,就是青铜做的大煮锅,一般有三足两耳,主要用来煮肉。但是,在华夏文明中,鼎被赋予了远远超过炊具的意义,鼎被作为象征王权、君权的“礼器”而代代相传。大禹所铸的九鼎,更是象征天下九州统治权的至高礼器,在秦始皇的“玉玺”出现之前,九鼎就是当之无愧的最高权力的象征。楚庄王问这个问题,看似勤学好问,实际上有其深意。王孙满是个八面玲珑的人物,听出了楚庄王话中有话,于是回答说:“夏、商、周三代相传的,是德,不是鼎。”这叫先声夺人,先给楚庄王这个南蛮一闷棍:你连提问的前提都搞错了,接下来就好好听我的教训吧。王孙满接着说:“当年大禹统治天下,他的后人建立夏朝,夏之‘德’方兴未艾,命九州的地方长官贡献金属,铸造了这九个大鼎,将远方山川奇异之物绘铸在鼎上。九鼎具备天下的物象,好让民众知道什么是神,什么是妖。所以华夏子民开辟疆土,进入山林河流,不畏惧种种不祥之物,也不会遇到妖魔鬼怪,因此天下和谐,承载上天的庇佑。后来夏桀昏庸无道,夏之‘德’也就此衰落,不配再拥有九鼎,所以九鼎被转移到商,承载了商朝的国运六百余年。再后来,商纣王暴虐,导致亡国,九鼎从此被转移到我大周王朝。由此可知,只要一个国家的‘德’完美光明,九鼎再小也重如泰山;倘若一个国家的‘德’奸邪昏乱,九鼎就算再大,却轻如鸿毛。上天英明,赐福于下界,也不是无穷无尽的。当年我先君周成王将九鼎安置在王城,曾经举行隆重的卜筮,说周朝能够传三十世、七百年,这就是天命。现在周之‘德’虽然有所衰败,然而天命没有更改,九鼎的轻重,不是您所能打探的。”楚庄王听了,嘿嘿干笑两声,说:“我只是好奇,只是好奇……”同年夏天,楚军再一次北上,讨伐郑国,以惩罚其与晋国和谈的举动。同年冬天,在大国的夹缝之中求生存的郑穆公去世了。郑穆公是郑文公的儿子,他的母亲是郑文公的妾室,被称为燕姞。据《左传》记载,燕姞还未生育的时候,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一位神仙将一束兰花送给她,说:“我是你的祖先伯倏,如果你生了个儿子,就以兰为他命名,因为兰是国中第一香,人们必定爱他如兰。”过了没多久,郑文公果然与燕姞同床共枕,生下了一个儿子,遂取名为兰,也就是郑穆公。郑文公当时还有大子华、公子臧、公子士、公子瑕和公子俞弥等儿子,但这些公子的下场都很悲惨。其中大子华因企图依靠齐桓公的力量掌握郑国的政权,被郑文公觉察,由此失宠,后来还被郑文公诱杀于南里(地名);大子华被杀之后,他的同母弟弟公子臧逃到宋国,被郑文公派刺客诱杀于宋国边境;公子士在出访楚国的时候,被楚国人用毒药杀死;公子俞弥体弱多病,很早就去世;公子瑕逃到了楚国,后来跟随楚成王讨伐郑国,不小心在“周氏之汪”中翻车,溺水而亡。而燕姞所生的公子兰,很早就出逃到了晋国,后来受到晋文公的照顾,在晋国的武力扶持下,回国当上了大子,并且在郑文公死后顺利即位,成为了郑穆公。据说,郑穆公去世之前,正好是兰花枯萎的季节,他哀叹道:“兰花死了,我也就应该死了,我是因兰而生的啊!”于是命人将枯死的兰花收割下来,然后才撒手而去。郑穆公死后,大子夷即位,也就是历史上的郑灵公。楚庄王得知这个消息,于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05年春天,派使者给郑灵公送去一份奇特的礼物——一只巨大的山龟。楚庄王希望通过乌龟外交来拉拢郑国,没想到给郑灵公带来了杀身之祸。郑国地处中原,山川湖泽远不如楚国多,加上开发过度,奇禽异兽早就不见踪迹。看到楚国人送来的这只大龟,郑灵公感觉非常稀奇。但是,稀奇归稀奇,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即使是看到恐龙,第一个问题也就是:“能不能吃?好不好吃?”到了后世,能不能吃这个问题就省略了,直接问味道如何了。所以,郑灵公收到大龟,就下令将它杀了,炖一锅龟肉,分给左右近臣吃。为了增加这次聚餐的戏剧性,他还故意保密,事先不让大家知道要吃什么,只是派人叫大家来宫中开会。大臣们三三两两赶到公宫,其中公子归生和公子宋同行。公子宋突然感觉自己的食指在动,于是将手抬起来,给公子归生看。“以往只要我的食指一动,必定有美味品尝。”他开心地说。现代人说“食指大动”,想必就出自公子宋的这句话。到了宫中,正好看见厨房的大师傅在分解那只大龟,两个人不禁相视一笑。这一笑不打紧,正好被郑灵公看在眼里,他就纳闷了,这两个家伙见了这只大龟,也没惊叹两句,反而相视一笑,仿佛一切尽在预料之中?郑灵公越想越不爽——包袱还没抖开来,就被人家事先知道,当然不爽。于是他拦住公子归生,问他们笑什么。公子归生如实相告。郑灵公一听,立马就有了个捉弄人的主意。到了开餐的时候,一群人围着煮龟的大锅啧啧称奇,流了一地哈喇子,他突然宣布:大伙尽管放开肚皮吃,唯独公子宋不能吃。公子宋一听就愣了:“为,为什么?”郑灵公拉下脸来,抬高了音量说:“不许你吃,就是不许你吃,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公子宋看了郑灵公一眼,一言不发,走到大锅旁边,用食指蘸了蘸锅里的汤,放进嘴里美美地吮了一口,然后才大摇大摆地走出公堂。公子宋想的是,说啥也不能亏待我那根神奇的食指啊。但是,这一举动使得年轻的郑灵公十分恼怒,一场闹剧骤然升级,郑灵公看着公子宋远去的背影,咬牙切齿地说了一句:“我要杀了他!”公子归生大吃一惊。吃罢大乌龟,他立刻跑到公子宋的府上,将郑灵公的话告诉了公子宋。他希望公子宋重视这件事,及时到宫里向郑灵公认个错,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公子宋听到公子归生的警告,一点也不吃惊,反而很镇定地对公子归生说:“既然如此,我不如先杀了他,以免后患。”公子归生心里一沉,说:“别这样吧。畜生老了,人们犹且舍不得杀它,何况是国君?”公子宋也不争辩什么。没过几天,朝野之间突然出现奇怪的传闻,说公子归生要弑君自立,谋朝纂位。这自然是公子宋做的好事,既然他的想法让公子归生知道,他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不就杀了公子归生,以保守秘密;要不就拉公子归生下水,逼他造反。公子宋选择了后者。谣言越传越烈,而且郑灵公似乎也相信了谣传,对公子归生的态度变得冷淡起来。公子归生有口难辩,干脆加入了公子宋的阴谋,成为了公子宋的同党。公子宋于同年夏天发动宫廷政变,刺杀了郑灵公。《春秋》记载说:“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左传》解释说,公子归生在郑国主政多年,然而权谋不足以制止

                          号称呼,少有真名:闯王(高迎祥)、闯将(李自成)、神一元(也叫神一魁)、老回回(马光玉)、不沾泥(张存孟)、红军友、八大王(张献忠)、扫地王、闯塌天(刘国能)、破甲锥、邢红狼、乱世王、混天王、显道人、乡里人、活地草、革里狼、左金王、曹操(罗汝才)、关索、混天星、过天星(张天琳)、独行狼、蝎子块、一字王、射塌天、混十万、可天飞、混天飞、点灯子、王老虎、金翅鹏、一条龙、满天星、混天猴、上天龙、马老虎、独头虎、上天猴、黑煞神、飞山虎、一只虎、撞天王、翻山鹞、整齐王、紫微星、托天王、十反王、小秦王、混世王、上天王、一连莺、一盏灯、钻天哨、开山斧、一座城、通天柱、爬天王、抓地虎、滚地龙、滚地狼、紫金梁(王自用)。看着这些名字,想必您已经眼花缭乱了,这些人当中真正需要您记住的其实只有两个人,李自成和张献忠。张献忠,陕西延安人,他跟李自成同年出生,1606年的一天,他父亲所在的村子一个叫罗自颖的人做梦,梦见帝君说:“把天煞星带上来!”小鬼押着一个又高又瘦,脸色微黄的厉鬼前来,帝君说:“我命你投胎到张禄家中,不得有误!”厉鬼应声,忽然不见。罗自颖醒了,他去村子里打听,果然有一个叫张禄的人生了个儿子,十二年后罗自颖见到了张禄的儿子,这个人与罗自颖在梦中梦见的一模一样,他又高又瘦,面微黄,外号黄虎,他就是张献忠。张献忠小时候也念私塾,他天生力大,经常欺负同学,没一个人不恨他,罗自颖想打死他,但每当产生这个念头,准备第二天打死他时,头天晚上肯定做梦,梦见有人说:“张献忠是来应劫数的,切莫为难他。”罗自颖最终打消了这个念头。此事出自许啸天《明代宫闱史》。这种故事其实无非是后来张献忠在四川大开杀戒后好事文人编出来的,不足为信。张献忠年轻时说:“大丈夫安能久居人下?”于是他参军了,他刚当兵就犯了死罪,在行刑前将领陈洪范看张献忠相貌威武,于是放了他,但张献忠知道,自己在军队混不下去了,就在此时,1628年陕西大旱,发生大饥荒,民变四起,张献忠也加入其中。崇祯皇帝派左副都御史杨鹤去任陕西三边总督,剿灭李自成、张献忠等各路农民军。由于刚刚经历前面我们讲过的己巳之变,各路精兵都在北京一带,杨鹤便主张对农民军以招抚为主,要实实在在解决饥民的吃饭问题,然后使饥民解散,由政府发给耕牛农具,让农民规规矩矩种田。崇祯也深知农民正因为没饭吃才造反,于是同意了杨鹤的意见。神一元、点灯子、满天星等人全都接受了招抚,当然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自然是坚定的“革命派”,依旧与明军作战。不过神一元等接受招安者也都留有后手,他们各自私留武器,占据要地,不时派人四处劫掠富户,而崇祯只拨款十万两白银赈济,无异于杯水车薪,难以根除问题。在此情况下,朝内“主战派”压倒了杨鹤这样的主和派,指责杨鹤花钱却干不成事,崇祯于是将杨鹤罢官,任命洪承畴为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文韬武略,他一上来就剿灭了几股拒绝招安的农民军,而后神一元等人降而复叛,洪承畴正愁不能解决这些人,于是借机来个一勺烩,将神一元所部攻灭,神一元、可天飞等人被杀。洪承畴本着“你不投降我灭了你,你投降我杀了你”的原则,将陕西农民起义军基本剿灭,农民军于是逃到山西。崇祯四年(1631年)不沾泥向洪承畴投降,其部下因为洪承畴杀降,大多不愿投降洪承畴,于是跟着李自成走了,李自成率所部投奔了高迎祥的农民军。1632年,李自成率军在晋南一带活动,1633年李自成等各部进至河北磁州一带,崇祯调左良玉和曹文诏两面夹击农民军,左良玉仗打得一般,真正厉害的是曹文诏。此时任山西总兵的曹文诏本来是熊廷弼的部下,熊廷弼死后成为孙承宗的部下,己巳之变时他参与收复了遵化、永平、滦州、迁安,皇太极走后他就被调来镇压农民军,跟他一起来的还有一千关宁铁骑。除一千关宁铁骑外,崇祯调拨给他的只有两千人,曹文诏就拿这三千人与山西的二十多万农民军交战。曹文诏率三千人与上天龙的一万多人开打,上天龙被斩杀,一万多人全灭。而后曹文诏率军三千与混世王两万人交战,混世王被斩杀,两万人崩溃。接下来曹文诏面对的是农民军中人数最多的紫金梁等各部,他们在一起有七万人,曹文诏十五天内七战七胜,斩杀六万人,紫金梁战死,其残部万人尽归李自成,至此李自成已有两万多兵力。之所以曹文诏如此能打,其实无须多交代,因为有关宁铁骑!在明军围剿下,李自成等各路农民军转移到河南怀庆、济源、涉县、林县等地,明军左良玉等各部将其包围,此时农民军东西北三面是明朝大军,南面是黄河天险,于是高迎祥、张献忠、闯塌天、李自成、罗汝才、薛仁贵(外号)、刘备(外号)、鞋底光、满天飞、逼上路、一块云、三只手等各部都投降了。曹文诏当然力主要把这些农民军全部干掉,然而就在此时,皇太极率军南侵,于是曹文诏被调到大同去抵挡皇太极了,这下农民军起死回生了。农民军投降后,明军自然不知道他们是诈降,不少士兵还与农民军做起买卖来,偷出军营里军靴、棉衣、兵器等卖与对方。李自成等各部趁诈降机会大大地休整一番,往年河南境内的黄河是不会冻冰的,而这年冬天一反常态,河面冰坚如石,农民军纵马狂奔,整部突破黄河天险,冲出明军包围圈,一下子出现在中原大地。这种天气原因导致其中一方喜从天降的事,在中国历史上不只一次发生。1276年,忽必烈派大军攻陷临安,灭亡南宋时,宋恭帝带着文武大臣出降。宋恭帝与元军约定的受降日期为钱塘江大潮涨潮的日子,想借大潮将元军卷走,与元军同归于尽,不成想连续三天大潮不至。1646年清军大将博洛率军从杭州向南明鲁王朱以海的部队进攻,来到钱塘江边,清军无船,可是一向水深浪急的钱塘江这年却突遇数十年不遇的大旱,江中许多地方都干了,于是清军骑兵直接冲过钱塘江。再比如解放战争期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途经淮河时也没有船,但赶上淮河旱灾,而且大军所过之处正好是当年淮河水最浅处,于是大军徒步渡过淮河。总之,天气的确数次改写了历史,但许多事虽曰天命,岂非人事乎?李自成等各部在黄河北岸处于坐以待毙的状态,大军合围后很容易将其全歼,只要农民军被歼灭,东北女真不可能灭掉大明的。总之,明朝就这样因为天气原因错过了第一次免于灭亡的机会。李自成各部死里逃生,由于河南地方官员没有作战经验,中原四战之地又便于驰骋,农民军以河南为中心,向东杀进安徽,向南杀进湖广,向西杀进四川。由此,局部农民战争,一下子变成了全面战争。河南跟陕西一样有灾情,当地饥民大量投奔了农民军,农民军实力更加壮大。崇祯七年(1634年),崇祯为改变各省明军互相观望的态势,任命陈奇瑜为五省总督,负责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明军对农民军的围剿。陈奇瑜一上任,对农民起义军的围剿立即就有了起色,李自成被迫转移到汉中,陈奇瑜在汉中车厢峡包围李自成,赶上连下四十天大雨。车厢峡四面是悬崖峭壁,号称猿鹿无径,人根本无法攀登,明军从山上砸下巨石,投掷火把,李自成所部死伤惨重。而连续四十天的大雨则使得李自成部队的弓箭因湿透而松散,刀枪生锈,战马因为没有草料而死亡过半。李自成不得已乞降,陈奇瑜居然同意了,四年前神一元降而复叛,一年前在河南黄河北岸农民军降而复叛的教训仿佛就在昨日,而陈奇瑜居然没有吸取任何教训,还真的以为李自成是真心投降。陈奇瑜派人来接收整编李自成的队伍,每100名农民军陈奇瑜就派出一人来登记,李自成这些“投降”的部队走到宝鸡县时突然翻脸,将这些监降官或杀头,或割耳,或捆绑,一百个杀一个还不容易?势不可当的李自成率军再次杀回河南。此时河南的各路农民军已有二十万人,声势浩大,“大旗飘扬,遥望崖口而南,旌旗蔽空,甲光耀日,南尽南山,北尽河曲,波压云涌而至,惟闻马嘶之声,连营数十里”(乾隆年间修《嵩县志》)。只要李自成被歼灭,张献忠难成大事,而后金在东北孤掌难鸣,那么大明是不可能灭亡的,由于陈奇瑜的手软,大明错过了第二次免于灭亡的机会。得知李自成降而复叛的消息,崇祯大怒,将陈奇瑜撤职,任命洪承畴当五省总督。大家都知道洪承畴能打,于是崇祯八年(1635年)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老回回、罗汝才、革里眼、左金王、改世王、射塌天、横天王、混十万、过天星、九条龙这十三家农民军在荥阳开会,讨论农民军如何与洪承畴作战的问题,史称“荥阳大会”。李自成提出了联合作战、分兵迎敌的战略方针,就是把农民军分成东、西、南、北四路,出击和明军作战,把农民军的主力放在明军兵力薄弱的东面,也就是安徽。李自成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肯定和同意,一致决定就以此战略方针指导作战。李自成、张献忠进攻安徽,张献忠攻安徽白水,刚打下来,还没来得及抢劫,就有人来报说李自成率军赶到,张献忠说:“咱拼死把城攻下,他是来赶现成的吗?”随后他下令关闭城门,在城内将所有年轻女人奸淫,李自成兵临城下后见城门紧闭,大叫开门,张献忠的部下在城上喊道:“张将军有令,城内正在厮杀取乐,不准任何人马进城,必须把城中人杀尽才能开门。”李自成大怒,要攻城,被谋士牛金星阻止,这是李自成与张献忠的第一道裂痕。但张献忠此时其实对李自成还是不愿翻脸的,张献忠曾对汪兆龄说:“李自成英雄也,不好酒色,粗茶淡饭,能和部下同甘苦。咱老子喜欢大碗喝酒,大碗吃肉,还喜欢玩娘们,所以人家骂老子酗酒耽色。很多地方老子比不上李自成,只怕他真当了皇帝,咱老子还在穷忙呢!”正月十五,张献忠选定这个大家都在闹元宵的日子,派兵化装后打着进香的旗号大摇大摆就进入了凤阳城,而后一声号炮,火光冲天,凤阳被攻陷。张献忠进入凤阳后一把火将朱元璋祖坟烧毁,又一把火烧了三十万棵树。攻破凤阳皇陵后,张献忠俘获了在皇陵充当乐手长得俊俏的小宦官十二人。每次宴饮,张献忠就让这些小宦官为他吹吹打打,李自成看着眼红,就向张献忠索要。张献忠不给,李自成多次派兵上门来索取。张献忠大怒,派人砸毁所有乐器,让兵士把小宦官们鸡奸后送给李自成。李自成看见小宦官们个个捂着屁股,很是不爽,而后问乐器在哪儿,宦官们说张献忠给砸了。李自成大怒,拔剑把十二个小宦官全捅死了。从此李自成跟张献忠彻底撕破脸。就因为十二个小太监和乐器就跟除自己外实力最强的农民军撕破脸,我们可以据此说李自成对音乐热爱?当然不是,由此事足见李自成难成大事,他可能一时成为弄潮儿,但终究只是历史过客。凤阳祖陵被毁,崇祯震怒,令洪承畴与农民军决战,但农民军却兵分三路,李自成率军离开安徽,一路向西,杀进陕西,转入甘肃,明军大将曹文诏战死,而后李自成回师率军攻破咸阳,进逼西安。张献忠率军攻入湖北,其他各路部队渡过黄河北上进入山西。崇祯此时意识到,大军进入河南,农民军就进入陕西,大军进入陕西,农民军则进入河南湖北,总之是抓不到农民军主力,于是改变战略,采用划分战区重点围剿的方针。崇祯任命卢象升为直隶、山东、河南、湖广、四川五省总督,负责中原战事,任命洪承畴负责陕西、甘肃战事,此外还任命孙传庭为陕西巡抚,与洪承畴一起围剿起义军。这样布置果然见了成效。卢象升、孙传庭、洪承畴三人各有千秋,洪承畴文韬武略,擅长以谋略取胜,卢象升和孙传庭则分别苦练精兵,卢象升打造的部队叫天雄军,天雄军士兵由于都是老乡、朋友、兄弟、家人等等,往往一个人战死,就可以激发大部分人的愤怒,所以战斗精神极强,一旦遇上敌人,就紧紧咬住打到底。孙传庭打造的部队叫秦兵,专门募集出生于秦岭的人当兵,或许是受了秦岭的气候影响,秦兵骨子里就秉承着一种彪悍的个性,正如秦兵的山歌所唱:“山歌子来把山头,阎王见我也发愁。孔夫子见我就下马,皇帝见我也低头。”卢象升的天雄军、孙传庭的秦兵与袁崇焕的关宁铁骑并称为大明末年最能打的三支劲旅。崇祯九年(1636年)陕西巡抚孙传庭将高迎祥困在秦岭一带,秦岭通向关中平原只有三条道:东面的子午谷通道,全长六百多里,出口就是西安;中间的骆谷通道,全长四百多里,出口即武功;西面的斜谷通道,全长五百多里,出口即陕西郿县。昔日诸葛亮每次北进中原都是纠结在这三条道上,高迎祥选择走子午谷,这条道虽然最长也最艰险,但是只要杀出,就可直扑西安。孙传庭早有预料,他在子午谷的出口处黑水峪设伏,高迎祥一出子午谷就遭到了孙传庭秦兵的伏击,闯王高迎祥被俘,送到北京后凌迟处死,农民军蝎子块率所部投降,孙传庭杀蝎子块全部降者,其余各部农民军推举李自成为闯王。“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这样的口号,使李自成的农民军所过之处备受拥护,与此同时李自成还打出“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人如淫我母”的旗号,就这样,他越做越大。卢象升也屡战屡胜,“象升每临阵,身先士卒,与贼格斗,刃及鞍勿顾,失马即步战”。一次作战中卢象升额头被射中一箭,卢象升拔出箭镞接着打,砍杀敌军数人。于是农民军中盛传卢象升“遇即死,不可犯”,碰见卢象升就得死,彭孙贻《平寇志》记载农民军称卢象升为“卢阎王”。假如洪承畴、孙传庭、卢象升三人一起,农民军被扑灭只是时间问题,然而1636年皇太极率军大举南侵,自喜峰口入关,连克昌平、宝坻等十六座城池,于是崇祯急调卢象升率天雄军驰援,这样的话,中原地区起义军的压力减轻,农民军复振。1637年杨鹤之子杨嗣昌(此人字文弱)上奏提出“四正六隅”的“十面之网”,即“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为四正,四巡抚分剿而专防;以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为六隅,六巡抚分防而协剿”,由此构筑成“十面之网”,看起来十面网密不透风,而实际上织网需要人,需要大量能打仗的士兵,这就需要钱。崇祯丝毫不考虑这些,病急乱投医的他就觉得能说会道的杨嗣昌有旷世之才,于是启用他为兵部尚书。杨嗣昌到任后,认为总督河南的王家桢软弱无能,就推荐福建巡抚熊文灿代任。熊文灿在福建任上,用大量金银财宝招抚了郑成功他爸,也就是大海盗郑芝龙,关于郑芝龙的详情我们后面再说,这里只说熊文灿。崇祯曾派太监去考察熊文灿,熊文灿设宴招待,席间太监说到中原“流贼”祸乱,熊文灿酒壮怂人胆,借着酒劲说道:“诸臣误国!如果我熊文灿带兵剿贼,岂能令鼠辈猖獗如是?”太监一听话已至此,便露出了真面目,“我来此实是奉皇上之命观察您熊公的为人,吾觉熊公有旷世之才,只有您可以杀平中原流贼。”一句话,让熊文灿酒醒了大半,然而为时已晚,皇帝的钦差太监足以代表皇帝,经太监奏报,崇祯任命熊文灿总理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军务。1637年八月,张献忠在与熊文灿部下左良玉在南阳激战时,被左良玉一箭射中眉心,张献忠拔出箭镞,脸上鲜血如注,他忍着剧痛拈弓搭箭,要射死左良玉,结果左良玉先下手为强,又一箭射中张献忠的手指。十指连心,张献忠疼得不行,左良玉纵马前来一刀砍中张献忠的脸,此时张献忠部下孙可望救驾,才杀退左良玉,不然天杀星张献忠此时就能毙命了。(《流寇长编》第十卷,戴笠著。此戴笠乃清初人,非军统之戴老板。)张献忠死里逃生,逃往麻城,而左良玉的不断进攻最终打残了张献忠的部队。此

                          当于萧国的楚国侨民。楚庄王是个宗族观念很重的人,当场回复萧国人说:“千万别杀他们,我愿意退兵!”可是,萧国人听到宋国派大夫华椒为将,正联合蔡国人前来救援,觉得有所倚仗,加上时值寒冬,大雪纷飞,料想楚国人也呆不了多久,便又将熊相宜僚和公子丙给杀了。楚庄王大为震怒,命令部队包围萧城。那年天气特别冷,中原地区连续下了好几场大雪,天寒地冻,滴水成冰。而楚国士兵来自南方,虽然也作了御寒的准备,面对这样的冰雪天气,还是表现出了严重的不适应:有的士兵冻伤了手脚,有的士兵则得了伤寒,士气相当低落,战斗力大打折扣。巫臣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楚庄王,楚庄王于是亲自巡视三军,走遍所有的营寨,所到之处,与将士们促膝谈心,亲切地拍着士兵的肩膀鼓舞斗志。据说,不只是被他拍过的士兵能量倍增,连全军将士都感觉到暖流通过,如同身上盖了又厚又软的丝棉被一般,一点也不觉得冷了。在这种精神力量的感召下,楚军顶住了严寒,将萧城包围得像铁桶一般,里面的人出不去,外面的援兵也进不来。随着城内粮食一天天减少,萧国人的斗志也一天天被消磨,形势越来越不容乐观。某天清晨,楚军将领司马卯正在巡视阵地,听起城墙上有人打招呼,抬头一看,是一个贵族打扮的人。“将军,将军,麻烦您叫申叔展前来和我说话。”那个人扯着嗓子喊道。“你认得申大夫?”司马卯问道。“认得,认得!您跟他说,故人还无射在此,他一定会来。”城上这么说。司马卯派亲兵跑到申叔展营中,没过多久,申叔展驾着马车赶来了。一看到城上那人,申叔展就激动起来:“还无射,果然是你啊!”“没错,叔展别来无恙?”还无射也连连招手。“咳,这个时候别客套了。你那里有麦曲吗?”申叔展问。“没呢。”“有山鞠穷吗?”“也没有。”“那河里的鱼肚子疼怎么办?”“看到枯井就有救啦!”“哦,你在井口放一根草绳,如果听见有人在井上哭,那个人就是我啊!”麦曲就是酒曲,乃酿酒之物;山鞠穷则是一种草药。司马卯在一边听了这两个人的对话,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第二天,楚军发动总攻,攻入萧城。因为熊相宜僚和公子丙的事,萧国人害怕楚军屠城,四散溃逃。申叔展东找西找,终于找到一个上面垂着一根草绳的井,于是放声大哭。还无射在井中听到申叔展的声音,顺着绳子爬上来。漫天战火中,两个老朋友紧紧抱在一起。据说,这口枯井位于安徽萧县,直到唐朝仍有人见过。平心而论,还无射凭借与敌国将领的交情为自己谋求生路的做法,确实让人难以苟同。但是,身处乱世之中的人们仍能拥有如此珍贵的友情,足以令我们这些生活在太平盛世的人深受感动。由于感受到楚国扩张带来的压力,公元前597年冬天,就在萧国沦陷后,晋国的先谷、宋国的华椒、卫国的孔达和曹国的一位大夫在卫国的清丘(地名)举行了会盟,盟约为:“恤病,讨贰。”也就是救援有困难的国家,讨伐有二心的国家。会盟结束,宋国马上发动了对陈国的进攻。因为陈国早已经臣服于楚国,宋国的这次行动可以说是间接向楚国挑战,也是履行清丘盟约的一种积极表现。但是,宋国人用力过猛了。同盟国中,晋国和曹国对这次行动均持观望态度,而卫国更是出人意料地派兵救援陈国,公然与宋国对抗。对此,卫国大夫孔达表示:卫国和陈国世代友好,先君卫成公与陈共公更是交情笃深,曾经约定互为救护。现在宋国无缘无故进攻陈国,卫国绝对不能袖手旁观。如果晋国因此而惩罚卫国,他孔达愿意承担一切责任,以死谢罪。《左传》对于清丘之盟的评价是:“只有宋国可以免受谴责。”意思是只有宋国忠实地履行了盟约,其余三个国家都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卫国更是明目张胆地背叛了盟约。事情真的应该这么看吗?其实不然。我的意见是,其余三个国家固然不厚道,宋国也不见得有多高尚。首先,清丘之盟对宋国最具有实际意义。四个结盟国家之中,晋国是楚国的死对头,也是唯一可以与楚国抗衡的国家,卫国和曹国则是看着晋国的眼色行事,但这三个国家离楚国都很远,在楚庄王的火力范围之外。而宋国则离楚国比较近,又刚刚在萧城之役中与楚国对着干,得罪了楚国,随时可能遭到楚国的报复,急切需要一个强大的盟国来保护自己。事实上,清丘之盟在这个时候举行,极有可能是宋国的提议,而晋国仅仅是出于战略考虑,顺水推舟附和了宋国的提议。其次,清丘之盟后,宋国马上攻打陈国,师出无名,殃及无辜,其用心是很明显的,那就是希望通过对陈国的战争,将晋国再度拉下水,形成晋楚两国的军事对峙,从而避免宋国与楚国单打独斗。这与1990年的海湾战争中,萨达姆为了将阿拉伯国家拉拢过来对付美国,不停地向以色列施放飞毛腿导弹,打的是同一套拳。只可惜,晋国人也不是傻瓜,怎么可能被宋国人牵着鼻子走?公元前596年夏天,楚庄王果然再次出兵北上,进攻宋国。晋国仍然保持沉默,没有派一兵一卒前去救援。清丘之盟“恤病讨贰”的约定,至此完全变成了一张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其实,晋国这样做也有自己的苦衷。一年前的邲之战,晋国的中军和下军基本崩溃,元气大伤,至今尚未恢复。就算晋景公想帮助宋国,想必也是有心无力,爱莫能助吧。但盟约就是盟约,不是小孩子过家家。既然签了字盖了章,还喝了血酒,就应该履行责任。国际社会对晋国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都嗤之以鼻,晋国在外交上陷入了被动。晋景公越想越恼火,将一肚子气都撒到代表晋国签订清丘之盟的先谷身上。当年秋天,西北的赤狄部落侵略晋国,打到了清原。晋景公找了个借口,说赤狄入侵晋国乃是先谷暗中通敌所致,再加上去年邲之战的失败也与先谷有很大关系,新账老账一起算,判了先谷诛九族之罪。先谷的曾祖父先轸是晋文公、晋襄公年代的重臣,曾经以中军元帅的身份指挥城濮之战和殽之战,一生尽忠公室,死而后已;先谷的祖父先且居子承父业,也曾在晋襄公年代担任晋国的中军元帅;赵盾主政时期,先谷的父亲先克担任中军副帅,是赵盾的助手;先谷本人也担任了中军副帅。先家历代担任军政要职,四世四卿,可谓名门贵胄,盛极一时,没想到最终毁在了先谷的手上。《左传》对此评价:“恶之来也,己则取之。”认为先谷是咎由自取。从先谷在邲之战中的表现来看,这倒也没有冤枉他。为了挽回国际影响,也为了给正在孤军作战的宋国人一个交代,晋景公派使者来到卫国,谴责卫国背弃清丘之盟救援陈国的行为,而且威胁说:“如果没看到罪魁祸首受到惩罚,就派兵讨伐。”孔达倒是乐天知命,对卫穆公说:“如果这样做有利于社稷,就将罪过全部加到我一个人身上,请杀了我以求解脱吧。我身为国家的重臣,面对大国的责备,难道还能将责任推给别人吗?我已经作好死的准备了。”公元前595年春天,孔达自缢身亡。卫穆公派人将这个消息遍告诸侯,说:“寡君有不善之臣,挑拨我国与大国之间的关系,现在已经伏罪,谨致通告!”自古弱国无外交,卫穆公这样做也是逼不得已。为了安抚国民愤怒的情绪,卫穆公将女儿嫁给了孔达的儿子,并让他继承了孔达的官位。休养生息了两年之后,晋国似乎恢复了元气。公元前595年夏天,晋景公亲自带领大军讨伐郑国,并且将这个消息事先遍告诸侯。但这次出征仅仅是虚张声势,晋景公在边境检阅了部队之后,全军就打道回府了。按照荀林父的说法,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向诸侯显示晋国的实力,另一方面也是给郑国施压,好让郑国人自己主动来认罪。郑襄公确实被吓得不轻,但是他没有向晋国投怀送抱,甚至也没有暗送秋波,而是轻车熟路地跑到楚国,找楚庄王哭鼻子去了。楚庄王好言安慰了郑襄公一把,要他不用担心晋国大军压境,因为只要他立场坚定,楚国就是郑国的坚强后盾,绝不会像晋国对待宋国那样背信弃义。郑襄公感激之余,又向楚庄王提出,想派公孙黑肱取代两年前入楚为质的公子去疾。楚庄王很爽快地答应了郑襄公的请求。在波谲云诡的国际搏弈中,楚庄王就像一位宽宏大量的庄家,对于玩家提出的小小要求总是予以理解,也不吝于将高利贷借给那些有急切需要的人。但是,对于那些敢和他对着干的人,他一定会穷追猛打,直到人家求饶。如果你想对楚庄王的个人气质有一个直观的了解,大可以看看好莱坞电影《教父》中马龙·白兰度扮演的唐·柯里昂。在给郑国打气的同时,楚庄王酝酿了一次外交活动。他派出两路使者,一路以公子冯为首,途经郑国,出访晋国;一路以文之无畏为首,途经宋国,出访齐国。他给公子冯和文之无畏同时下达了一道霸气十足的命令:“你们分别从郑国和宋国过境,但是不可向两国政府请求借道。”言下之意,你们就把这两个国家当做自己领土,大摇大摆地过境就行了,不必理会他们的统治者。这道命令对于公子冯来说倒没什么,以郑襄公现在的态度,郑国差不多也就是楚国的一部分,公子冯完全可以来去自由,还将被当作上宾对待。但是对于文之无畏来说,这道命令无异于一道催命符——且不说仅仅在一年之前,楚国还与宋国发生了战争,双方正处于敌对状态;早在二十多年前,文之无畏本人就因为过于强硬,深深地伤害过宋国人的感情。公元前617年冬天,楚穆王与宋昭公在孟诸湖会猎,时任申县县公的文之无畏担任司马。因为宋昭公没有按楚穆王的命令携带引火之物,被文之无畏追究责任,当着众人的面将宋昭公的戎车驾驶员拖下来暴打了一顿,宋国人视之为奇耻大辱,一直念念不忘。现在,楚庄王要文之无畏再度前往宋国,不是以使者的身份前去修好,而是要他故意激起宋国人的愤怒,这不是要他送死么?文之无畏当然知道这道命令意味着什么,他对楚庄王说:“郑国人耳聪目明;宋国人昏聩无能。公子冯没有什么危险,我则必死无疑!”“是嘛?”楚庄王轻描淡写地说,“如果宋国人敢杀你,我就带兵讨伐宋国,一定替你报仇。”楚庄王此言一出,文之无畏便知道了自己的命运。他就像是围棋中的一颗棋子,被楚庄王放置在对手的地盘之中,以此造成一个“劫”。对于宋国人来说,这个“劫”是两难的选择:如果听任文之无畏过境,等于默认了楚国的宗主权,放弃了国家的主权与独立;如果杀了文之无畏,则给楚国制造了一个战争的借口,楚庄王将打着为文之无畏报仇的旗号,再度侵略宋国。文之无畏将自己的儿子申犀引见给楚庄王后就出发了。这样做的意思很明显——文之无畏可以为了国家而牺牲自己的性命,但是请楚庄王看在自己为国尽忠的份上,照顾好他的儿子,维护好他的家业。文之无畏到了宋国,宋国右师华元果然对当年孟诸湖之辱记忆犹新,对宋文公说:“楚国派使者经过宋国而不借道,是将宋国当做楚国的领土,亡我之心昭然若揭。如果杀了楚国使者,楚国肯定讨伐我国,最坏的后果也不过是亡国罢了。”于是命人将文之无畏抓起来杀了。按照周朝的礼节,就算是天子的使者过境,也必须向该国借道,颇有强龙不压地头蛇之意。宋国这样对待文之无畏,在当时的人们看来,也是理所当然。但是,当这个消息传到郢都,楚庄王的反应只能用“狂怒”二字形容。只见他一甩袖子,拍案而起,光着脚就向外走去,一边走一边叫:“马上集结军队,出发攻打宋国!”内侍拿着鞋子和佩剑在后面追赶,直到前院才给他穿上鞋子,到大门口才给他佩上宝剑。楚庄王一直走到郢都的大街上,左右两广护卫部队才急急忙忙跟上来,让他坐上戎车——说句题外话,楚国部队的快速反应能力,很可能就是被楚庄王这种风风火火的脾气给磨练出来的。同年九月,楚国大军进逼到宋国的首都商丘城下。宋国人虽然早有准备,但是抵挡不住如狼似虎的楚国大军,只好一边守城,一边派大夫乐婴齐为使者前往晋国求救。宋国地处今天的河南,晋国地处今天的山西,当乐婴齐历经重重风险穿过楚军的防线,又经过楚国的盟国郑国的地界来到绛都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年的春天了。无论是出于同情心还是出于对盟国的义务,晋景公这一次都决定不再袖手旁观,他命令召开军事会议,商讨出兵救援宋国的事宜。可是,在这次会议上,大夫伯宗给晋景公泼了一瓢冷水,将他的满腔热情都扑灭了。伯宗是这样劝告晋景公的:“古人曾经说,鞭长莫及。老天正眷顾楚国,即使晋国现在很强大,能够违背天命与楚国争锋吗?有句谚语说,高调低调,不过是一念之间。河流湖泊容纳污浊,山林沼泽包藏毒害,美玉难免也有瑕疵,国君也经常要忍受耻辱,这就是天道啊!请您务必忍耐,以待时机。”晋国与宋国相距遥远,中间又隔着一个正与楚国打得火热的郑国,伯宗说“鞭长莫及”倒也不虚。但更为重要的是,“老天正眷顾楚国”,楚国人现在兵强马壮,郑国、陈国、许国都争相向楚国献媚,连远在山东的鲁宣公也不甘落后,派大夫公孙归父前往宋国,向正在远征宋国的楚庄王致以最诚挚的问候。晋国如果在这个时候派兵去救援宋国,恐怕很难占到便宜。晋景公考虑再三,听从了伯宗的建议,打消了出兵的念头。他心里想,既然不能给实质性的帮助,至少也应该给宋国人一点精神安慰吧!于是乎,他派了一位叫做解扬的大夫前往宋国打气,也就是要解扬跑到宋国人面前去吹牛说:“晋国大军倾巢而出,很快抵达宋国,你们再坚持一下,千万不要投降!”怀里揣着晋景公的空头支票,解扬就出发了。经过郑国的时候,郑襄公派人抓住了他,并且送到宋国前线的楚军大营。楚国人一见解扬,哟,熟人啊!这不是十多年前北林之役中被俘虏过的晋国大夫吗?前几年刚被放回去,怎么现在又回来了?楚庄王得知这件事,也很感兴趣,他派人对解扬说:“如果你将晋侯要你说的话反过来说给宋国人听,我不但饶了你性命,而且许你荣华富贵。”解扬开始不受楚国人引诱,经不起再三劝说,立场不够坚定,一来二去地就应承了。于是解扬被带到了商丘城下,登上攻城的楼车向宋国人喊话,他扯着大嗓门就朝城内喊道:“晋侯大军正前来救宋国,你们不要屈服,援军马上就要到啦!”楚国人一听,赶紧又将解扬绑起来,拿臭袜子堵住他的嘴巴,送到楚庄王面前。楚庄王很生气,说:“你既然答应了我,又不遵守诺言,是什么理由?不是我言而无信,是你背信弃义,赶快去领受刑罚吧!”解扬这传话的任务也完成了,绑着就绑着也不挣扎了,等楚国人拿掉臭袜子,他才不慌不忙回答道:“我听说,制定和发布命令是国君的事,叫做义;贯彻落实国君的命令是臣下的事,叫做信;以信用承受道义并付诸实施,就叫做利。谋划大事而不失其利,保护社稷,则是卿大夫的职责。我受君命出使,宁死而不辱使命,难道可以因为威逼利诱而背叛吗?我之所以答应您,不过是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罢了。”也许是解扬在楚国当俘虏那几年与楚国人建立了友谊,楚国众将包括楚庄王的几个弟弟都为他求情。楚庄王也感叹道:“一个人认真履行自己的使命,又有什么错呢?”于是释放了解扬。收到晋景公开出的空头支票之后,商丘城内的士气明显高涨起来,居然又支撑了几个月。楚庄王本来想打一场歼灭战,结果变成了持久战。掐指算来,楚军出国作战已经大半年,而商丘城仍然屹立不倒。加上劳师远征,后勤补给相当困难,形势对楚军极为不利。楚庄王将几位主要将领召集起来开了一个会,大家都认为再打下去没有太大意义,而且有可能给晋国可趁之机,不如撤军回国。楚庄王于是下令收拾家当,准备拔营起寨,文之无畏的儿子申犀拦在楚庄王车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神色凛然地说:“我父亲虽知必死,却不敢放弃王命,反倒是大王没有遵

                          》,不是他妈的百科全书!”他被控有罪,而她仅仅结识他六个月,不过他已经明白她有多绝望。然而,他接受了大本的《圣经》,并且要她把书和鞋放在写了他的名字和编号的桌上。他要她写下来,仿佛她难以记住五个排在一起的数字似的。她还买了火腿三明治(他在信上写着他们可以在探监区吃上一顿野餐式的午饭),但他紧张激动得要命,吃不下去了。别的探监人似乎与被探视的囚犯过了很愉快的一段时间。孩子们在一起打闹,蜷在他们父亲的怀里,玩弄着他们的面颊、头发、手指。女人和姑娘们触摸着男人,低声悄语,放声大笑。她们都是常客——与长途汽车司机、狱警和咖啡车的售货员都很熟悉。囚犯们高兴得目光也柔和了。他们注意到了一切,对一切都大发议论:小男孩们拿给他们的装在棕色大信封里的成绩单,小女孩们头发上的扁平便帽,女人们外衣的样子。他们仔细聆听着不在场的亲友们的详细情况,对家中的新事务提出建议和指导。在西尼卡看来,他们似乎都男人气概十足——在掌握探监活动上个个像领袖人物,管的事情从坐在什么地方、纸包放在哪儿,到医疗建议和要寄来的书籍。他们从来闭口不谈狱中的生活,而且对身边的狱警熟视无睹。或许他们脑子里想着阿提卡(古希腊中东部一地区,此处指坚定的信念。)。她想,也许在监狱里待得日子久了,艾迪也会这样。不再像自被传讯以来第一次探监时那样愤愤不平,仿佛是个牺牲品。唉声叹气。怨天尤人。那本《圣经》太大,让他发窘。三明治上是芥末酱而不是蛋黄酱。他一点不想听她在一所学校的咖啡室找到新工作的事。只有索菲和伯纳德让他感兴趣:它们的饭食。晚上她让它们出去吗?它们需要好好地长跑锻炼。只有在它们外出时才用得上口套。她在探监大厅离开了艾迪·特托尔。她答应了他四件事。寄给他狗的照片。把立体声音响卖掉。让他母亲兑换掉储蓄债券。给律师打电话。寄、卖、让、打,这是她得以记住这些事的方法。西尼卡在去长途汽车站的路上绊了一下,单膝跪倒在地。一名狱警走过来,把她扶起。“留心啦,你瞧,小姐。”“对不起。谢谢。”“你们这些女孩怎么会想到穿那玩意儿走路呢,我想不出。”“大概是为了让你们看着觉得好吧。”她微笑着说。“在哪儿?荷兰吗?”他开心地大笑,露出了两排金牙。西尼卡调整了一下她的背包带,问他:“韦奇塔离这儿多远?”“那要看你怎么去了。坐小汽车,要用——噢,十或十二小时吧,乘长途车要长些。”“噢。”“你有家人在韦奇塔?”“是的。不。嗯,我男朋友的家在那儿。我打算去看望一下他母亲。”那狱警摘下帽子捋了捋他的平头。“那很好啊,”他说,“韦奇塔有美味烧烤,你一定要尝尝。”在韦奇塔的什么地方大概是有美味烧烤,可不在特托尔太太的家里。她家是严格吃素食的。在她的餐桌上绝对没有长冠子、长羽毛、长鳞壳的东西。七种主食和七种蔬菜——每天换吃其中一种(而且只有一种),就这样过一辈子。她计划要做的事——不,她不会为别人把她丈夫留给她的储蓄债券兑换成现金,更不用说那个开车轧过一个小孩还撇下不管的人,哪怕那人是她的独子。“噢,不,特托尔太太。他不知道那是小孩。艾迪原以为那是个……是个……”“什么?”特托尔太太问道,“他以为那是什么?”“我不记得他怎么对我说的了,可我知道他不会做那种事的。艾迪爱孩子。他真的挺爱的。他心眼真的挺好。他要我给他带去一本《圣经》呢。”“这会儿他已经把书卖掉了。”西尼卡把目光移向别处。电视屏幕闪着亮光。画面上,一些面容严肃的男人彬彬有礼地彼此讲着谎话。“小姑娘,你认识他还不足一个生长季节呢。我可是认识了他一辈子。”“是的,女士。”“你以为我打算让他把我送进济贫院,好让一个滑头律师过富裕日子吗?”“不,女士。”“你在电视上见过水门事件中的那些律师吗?”“没有,女士。见过,女士。”“那就好。再别提这件事了。你想不想吃些晚饭?”主食是小麦面包,蔬菜是羽衣甘蓝。靠浓烈的冰茶把这顿饭送下肚子。特托尔太太没有提供床让西尼卡过夜,于是她就在韦奇塔夜晚柔和的空气中沿着静静的街道走去。她这趟出来没有辞去工作,但校长说得很清楚:这么快就缺席不是一个新雇员的优点。说不定她已经被解雇了。也许特托尔太太会让她给她的室友打电话,弄清有没有电话说“不必再受累回来了”。西尼卡转回身,重新踏上台阶。她在门口举起手,正准备敲门,却听到了抽泣声。是孤助无援的母亲那种悲痛欲绝的哭声——那声音这世界上再没有别人哭得出来。西尼卡退了回来,然后走到窗前,用左手按住胸口让心跳慢下来。她一直保持着这姿势——想象着小小的红色心瓣不停震颤着,尽量让它恢复到正常的节奏——一路跑下砖砌的台阶,上了便道,绕过肮脏的街道,然后是碎石路,然后是水泥路,一直跑到长途汽车站。只是在叉开双腿坐到塑料长凳上时,她才屈服于那一直响彻耳鼓的哭声。特托尔太太独自一人,身边没有他人,便不再顾及理智和气度,放声尖号,如同她从来不吃的禽鸟鱼畜似的——就像幼仔被抓走之后的母狼、母鲸、鸥鸟。她双手抓着头发,脸上湿漉漉的,嘴巴大张着。西尼卡感到气短口干,便赶紧从那哭声中逃了出来。她快步沿着或宽阔或狭窄的街道走着,在接近城里的商业区时才放慢脚步。走进车站之后,她从售货机里买了花生仁和姜汁水,但当即就后悔了,因为她真正想要的是甜东西而不是咸的。她张开双膝,叠着脚踝,坐在候车室的长凳上,把花生仁和姜汁水装进袋中。终于,她从极度惊恐中镇定了下来,而受伤女人的尖叫也在过往车辆的声音中听不清了。夜幕降临了,车站却像早晨高峰时段那样拥挤。太阳西下时,温暖的九月白天还没有凉下来。候车室凝滞的空气和户外的空气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旅客和他们的同伴都很平静,对旅途或告别不感兴趣。大多数儿童在大人的膝头、在行李和座位上睡觉,没睡觉的孩子起劲地搅扰别人。大人们手指夹着票,从脖子上抹着汗,拍着婴儿,互相低语。士兵们和恋人们查看着玻璃后面贴着的时刻表。四个头戴绒线帽的十多岁男孩在售货机附近轻声唱着歌。一个身穿灰色司机制服的男人溜达着,像是在找他的乘客。一个坐着轮椅的英俊男人优雅地转动轮椅进了门,只是设计得不方便的门让他稍稍有些气恼。西尼卡的车还有两小时二十分钟才出发,所以她在犹豫要不要利用这段时间看一场错过的电影:《冲突》、《驱魔人》、《骗中骗》都是热门的选择,但没有艾迪的手臂搂着她的肩头看电影,觉得有点对不起他。想起他的处境和她磕磕绊绊的帮忙,西尼卡沉沉地叹了口气,但不必担心会落泪。她从来没哭过,即使发现吉恩那封靠在盒子上的信的时候,也没流过一滴眼泪。她在两个收养她的家庭里都受到很好的照料,也许还得到了疼爱,但她心里明白,并不是因为自己获得了两位母亲的认可,而是因为她乖乖地接受训斥,给什么吃什么,给什么拿什么,而且从来不哭。她正用吸管咕噜噜地喝着姜汁水,那个司机站到她跟前,满脸堆笑。“打扰了,小姐。我可以和你说一会儿话吗?”“当然。没问题。说吧。”西尼卡往一边挪了挪,给他在长凳上腾出地方,但是他没有落座。“我奉命向你提供五百美元,如果你有兴趣做一件既复杂又轻而易举的工作的话。”西尼卡开口想说:既复杂又轻而易举?他的眼睛是云灰色的,而制服上的纽扣像古金币那样熠熠闪光。“噢,不啦。谢谢,我是路过这里,”她说,“我的车两小时之后就开了。”“我明白。不过那工作不会用很多时间。也许你可以跟我的雇主——她就在外边——谈谈,她会给你说清楚的。当然,除非你急着要去哪儿?”“她?”“是的。福克斯太太。走这边。只消一会儿。”离车站入口几码远的地方停着一辆小轿车,在明亮的街灯下抖动着。司机打开门,一个很漂亮的女人转过头来冲着西尼卡。“你好,我叫诺玛。诺玛·基恩·福克斯。我在寻求帮助。”她没有伸出手,但她的笑容让西尼卡以为她想握手,“我能和你谈谈吗?”她穿的白色亚麻布上衣是无袖的,领口很低。她的米黄色裙子很长。她放下叠着的腿时,西尼卡看到了鲜亮的凉鞋和涂成珊瑚色的脚指甲。香槟色的头发掠到耳后,没戴耳环。“什么样的帮助?”西尼卡问道。“到车里来,我好解释。隔着敞开的车门谈话挺别扭的。”西尼卡迟疑着。福克斯太太笑起来,声音像银铃,还富有温情。“没事,亲爱的。要是你不愿意,可以不接受这工作。”“我没说我不接受。”“那好。来吧。车里边要凉快些。”车门的响声轻而深沉,而福克斯太太的殷勤礼数让人无法拒绝。她说,是些私密事。当然,绝不违法,只是隐私。你会打字吗?会一点?我要找一个不是这一带的人。我希望五百美元就够了。对一个真正聪慧的姑娘,我还可以再多付些。就算你决定不做这项工作,大卫会用车把你送回汽车站。这时西尼卡才意识到小轿车早已开动了。车里的灯还亮着。空气很凉爽。车子像在飘动。诺玛继续说,这是个可爱的地方,只是狭隘闭塞,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不过我不会到别的地方生活。我丈夫不相信我,我的朋友们也不相信,因为我来自东部。我一回到那儿,他们就说“韦奇塔”?就是那种口气。可我喜爱这地方。你是哪里人?我想就是嘛。这儿的人不穿这样的牛仔裤。他们其实应该穿,我是说,要是有翘屁股的话。就像你一样。是啊。我儿子在莱斯。许多人为我们工作,不过只在列昂——他是我丈夫——不在的时候,才能把所有事完成。那就是你要去的地方,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同意。结婚了吗?唉,我要做的事只要是个聪明女子都能做。你不涂口红吧,涂吗?好的。你的嘴唇就像涂了口红一样可爱。我告诉大卫,请找一个聪明姑娘。不要农家女。不要挤奶妇。他挺棒的。他找到了你。去我们那地方出城还要走一段路。不,谢谢你。我消化不了花生。噢,亲爱的,你准是饿了。我们会有一顿挺好的晚饭,到时候我就给你解释我要做的事。只要你照要求去做,真的很简单。那是件私密工作,所以我宁可雇一个陌生人而不要本地人。那是你的真睫毛吗?好极了。大卫?你知道玛蒂今天晚上是不是做好了一顿地道的晚餐?我希望没有鱼,你喜欢鱼吗?堪萨斯的鲑鱼美味极了。我想有些炸鸡,妙极了。我们这儿有喂得极好的家禽——它们比大多数人类吃得都好。不,别扔掉。给我吧。谁知道呢?可能会派得上用场。西尼卡在随后的三周里住在豪华的房间里,和讲排场的诺玛在一起,食物精美得让人不好意思去吃。诺玛用许多亲密的字眼叫她,但一次都没问过她叫什么名字。前门从来不锁,她要是愿意,随时都可以走。她没必要待在那里:从骄傲自得转向遭受难堪的羞辱,从享受娇宠变为被耍弄,从享用涂上鱼子酱的果子馅饼到吃劣质食品。但痛苦烘托了愉悦,成了它的镶边。羞辱使得屈服变得深沉、敏感。而且持久。当列昂·福克斯打电话说他马上回来时,诺玛给了她那五百美元和一些衣物,其中包括一件开司米披肩。按照约定,大卫驱车把她送到汽车站,他的纽扣在阳光中格外耀眼。一路上他们没说一句话。西尼卡在韦奇塔闲逛了几小时,在一个咖啡馆中稍停,又在市立公园中小憩。她一时不知该去哪里,该做什么。在监狱附近找一份工作,待在他身边吗?那就意味着要听他的话,为没有兑换他母亲的储蓄债券向他道歉。回芝加哥去吗?恢复她结识艾迪之前的生活吗?临时的朋友。临时的工作。临时的住所。偷吃食品。艾迪·特托尔让她过了六个月的安定日子,如今他已经离开了。也许她该继续向前走?那司机为诺玛找到了她,就像抓住了一个漂泊的小动物。不,还不止于此。只不过像个你想和它玩一会儿的宠物——只玩一会儿——而不想久养。不是爱。不给它起名字。只是喂它,和它玩儿,然后便把它送回它自己的栖息地。她有五百美元,除去艾迪,没人知道她在哪里。或许她应该这么过下去。西尼卡还没想好怎么做就看到了第一个藏身之处——一辆运水泥的平板拖车。她被发现的时候,司机拽住她的衣服,又是查问,又是咒骂,又是威胁,还夹杂着温和的调情。西尼卡起初一语不发,然后突然说要去卫生间。“我得去。憋不住了。”她说。那司机叹了口气,放掉了她,还在背后最后一次大声警告了她。后来,她搭了几次车,可是她不喜欢冒险搭车时不得不接受的搭讪。她只喜欢漫无目的的旅行,与世隔绝,藏身在悄然无语的货物中间——没人知道她躲在那里。后来她发现自己待在一辆崭新的七三型轻便卡车上的一堆空筐子当中,又跳下来跟随一个没穿外衣的女人,那是她第一次迅速做出有主张的事。那抽泣——还是傻笑——的女人现在已经走了。雪也停了。楼下,有人在叫她的名字。“西尼卡?西尼卡?来吧,宝贝。我们在等着你哪。”迪万“我来跟你们说说爱,这个愚蠢的词你们相信是关于你是否喜欢某个人或某个人是否喜欢你,或者你为了得到想要的某个东西或某处地方而容忍某个人。或许你们相信这个词是关于你的身体如何呼应另一个身体,如同知更鸟或美洲野牛,或许你们相信爱是力量、自然或命运对你们的垂青,至少不会伤害、杀死你们,即便如此,那也是对你们有好处的。“爱完全不是这码事。在自然界没有这样的事。在知更鸟、美洲野牛或者你猛摇尾巴的猎犬当中没有,在盛开的花或吃奶的马驹当中也没有。爱只是神赐的,而且始终很艰难。如果你认为爱很容易,你就是傻瓜。如果你认为爱是自然而然的,你就是瞎子。爱是一门应用学问,除了上帝,没有道理或原因可言。“你们不配有爱,无论你们曾经忍受过什么不幸。你们不配有爱,即使有人冤枉了你们。你们不配有爱,因为你们只想要爱。你们只能赢得——通过实际行动和仔细思考——表达爱的权利,而且你们还得学会如何接受爱。这就是说,你们得赢得上帝。你们得照上帝的谕示去做。你们得心里想着上帝——非常认真地。而如果你们是勤奋的好学生,就可以把握表达爱的权利。爱不是一件礼物。爱是一种证书,一种授予特权的证书:表达爱的特权和接受爱的特权。“你怎么才能知道自己已经毕业了呢?你不知道。你所知道的是你是人,因此是可教育的,因此是能够学会如何学习的,因此是对上帝感兴趣的,而上帝则只对他自己感兴趣,就是说他只对爱感兴趣。你们明白我的意思了吗?上帝对你没兴趣。他对爱有兴趣,只赐福给那些理解并分享那种兴趣的人。“举行婚姻圣礼而又没准备走那段路程或不肯弄清上帝真爱的男女,不可能兴旺发达。他们可以像知更鸟或鸥鸟或别的什么东西那样彼此依恋,做生活伴侣。但是,如果他们回避这强有力的进程,到了人人都要为他们永恒的生命受审判的时刻,他们的依恋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上帝保佑纯粹和圣洁的人。阿门。”伴随着普立安牧师的话语,一些“阿门”声很响亮,另一些人却吞吞吐吐,有些人则根本就没张嘴。安娜心想,问题不在于为什么,而在于是谁。普立安责备的是谁呢?他的话是针对年轻人,要他们约束自己自私的生命吗?要不就是针对那些做父母的?因为他们放任年轻人心神不宁、四处滋事,他们早在大炉灶上出现那只拳头之前就招他怨恨了。她想,最可能的是,他在用他所热爱的长期而广泛的卫理公会的教育来压倒理查德。是一块砸碎他同事传达的神谕的石头。神谕则如永久的内心引擎,一旦发动起来,就会吼叫着,震颤着,推动你去做你自己和他的工作——但若是闲置了,锈蚀了,就会和一个冻坏的离合器一样,无法激励灵魂了。她想,大概

                          而亲率铁骑冲击,瓦剌三部兵马尽数冲杀,双方陷入混战,一时僵持不下。明军都督朱崇以火器轰击瓦剌军右翼太平部(即“土尔扈特”军),打开缺口,丰城侯林彬(即后来客死越南的明“安南都指挥使”)从左翼包抄,在付出惨重伤亡后冲垮孛罗部,朱棣趁机率亲兵冲击马哈木中军,更命火器齐射,殊死冲击加“高科技”,瓦剌终于全线崩溃,明军乘胜追击,在土刺河再破瓦剌军,马哈木、太平、孛罗3人趁天色已黑分头逃窜。朱棣本想继续北进,但随行的皇长孙朱瞻基劝他“不须穷追”,随即撤兵。此役令瓦剌伤亡惨重,实力大损。蒙古高原局势,再次回到“相互牵制”中。瓦剌“顺宁王”马哈木屋漏偏逢连夜雨。永乐十三年,阿鲁台发动奇袭,杀掉马哈木拥立的傀儡可汗答里巴,马哈木转立成吉思汗弟弟的后裔额森虎为可汗,次年进兵斡难河,又被阿鲁台击败,其本人被杀。朱棣闻讯后遣使吊祭,并命其子脱欢继承“顺宁王”爵位。永乐十七年,十九年,阿鲁台两攻瓦剌,大获全胜,春风得意下,他再次拒绝向明朝朝贡,并拉拢兀良哈三卫共同反明。眼看漠北的“平衡”将再次被打破,朱棣于永乐二十年(公元1422年)发动第三次亲征,大军于三月三十日出师,在漠北扫荡数月,最远抵达今蒙古乌兰巴托附近,此时阿鲁台早已远逃。七月,朱棣在回师路上下令对勾结阿鲁台的兀良哈三卫进行攻击,在内蒙古屈裂河大破兀良哈,兀良哈遣使谢罪,朱棣遂班师回朝。阿鲁台虽逃脱,但实力大损,于同年接连被脱欢击败。耿耿于怀的朱棣于第二年七月借口阿鲁台图谋犯边,发动了第四次北征。大军七月出发,在蒙古高原扫荡3个月,终未找到阿鲁台,虽如此,大批鞑靼部落却纷纷归附,尤其是本雅失里之子也先土干来投,令朱棣高兴异常,赐名为“金忠”,随即于十月回师。金忠将阿鲁台的“军事机密”尽数相告,并一再怂恿朱棣继续北征,永乐二十二年三月一日,以金忠为向导,朱棣发动了第五次北征。大军在蒙古高原进行“地毯式搜索”,至六月已行至今俄罗斯境内,却终不见阿鲁台踪影。六月十五日,明军得到情报,阿鲁台就在向西不足百里,名将张辅“自请一月粮,率精骑深入”。朱棣却已厌倦,下令班师。七月十七日,朱棣在回师路上病逝于榆木川,享年65岁。而根据蒙古国史料记录,张辅自告奋勇要求追击的那一天,阿鲁台就躲在距离西边明军主力仅两日行程的哈喇山中,灭顶之灾,就在朱棣的一念间改变。但阿鲁台“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虽未与明军接战,但疲于奔命也导致其实力大损,再加上明朝与瓦剌的两面夹击,阿鲁台日暮途穷。而朱棣至死没想到的是,这个他亲手构筑的蒙古高原“战略平衡”,因他晚年两次草率的北征被彻底打破。继任“顺宁王”的脱欢,虽表面上终其一生对明朝采取友好态度,频繁遣使入贡,但实际上既不“忠顺”更不“安宁”。他一面于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立本雅失里的侄孙脱脱不花为可汗,自称“太师”,另一面疯狂向阿鲁台发动进攻,趁朱棣晚年频繁打击阿鲁台的机会,迅速东进占据了鞑靼的属地,并于宣德九年(公元1434年)在蒙古巴丹吉林沙漠击毙阿鲁台,从而控制了鞑靼。对明朝“屏障”兀良哈三卫,他也极力拉拢,多次派使者前往招募,两家逐渐勾连。与此同时,他在内部大肆清除异己,就在朱棣去世后3天,“贤义王”太平遭脱欢杀害,一年后,“太平王”孛罗被脱欢击败后自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将太平的“客列亦锡部”改名为土尔扈特部,即蒙古语中“护卫亲军”的意思,后来缔造“东归奇迹”的部落由此而来。明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脱欢过世,其子也先承袭“顺宁王”爵位,此人因为在后来的“土木堡之变”里创下活捉明朝皇帝的神话,被明廷上下所熟知,但在此之前,他已经在蒙古高原乃至中亚地区战无不胜。对内他仿照元朝,设“中书省”和“六部”,巩固统治。对明朝他很有“经济头脑”和“政治头脑”,一面频繁通好令明朝君臣放松警惕;一面利用与明朝的“互市贸易”大发横财,更借机勾结明朝官民走私火器,招募明朝边境因军屯兼并而逃亡的士兵工匠“教习火器操练之法”,很快拥有了一支冠绝蒙古高原的火器部队。对兀良哈,他采取联姻、贿赂等手段,将之拉拢到自己一边。向西,他不但于正统六年攻陷了朱棣苦心经营的新疆哈密、赤斤等卫所,且顺势进兵中亚,于正统七年大掠帖木儿帝国等中亚国家,“以战养战”掠夺财宝无数,甚至在正统九年击败彼时正如日中天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东线军队(即明史和蒙古史料都提到的“吐鲁密国”)。“土木堡之变”前,瓦剌经过两代领袖开疆拓土,已然建立起一个表面忠实于明朝,真正实力强大的蒙古部落联盟,朱棣终生苦心维持的“战略平衡”,不到20年就被轻易打破。说到这个“战略平衡”的被打破,也少不了兀良哈三卫。“靖难之役”后,朱棣将原宁王属地赐给兀良哈,使其实力膨胀。永乐年间,兀良哈虽曾在朱棣第三次北征时遭到痛打,但朱棣去世后,又很快和鞑靼勾连,同明朝摩擦不断。明宣宗朱瞻基登基后,曾于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亲征,于十月出喜峰口,在宽河战役里大破兀良哈三卫联军,慌得兀良哈首领完者帖木儿等人连忙入京谢罪。但两年后,明朝却放弃了九边重镇开平卫(今内蒙古多伦)。开平卫是前元朝的“上都”,明朝自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李文忠攻克后,数十年苦心经营,朱棣将其看做战略要地,声言“开平稳固,则辽东、甘肃、宁夏无忧”。朱棣赐宁王故地给兀良哈后,开平卫更成为钳制兀良哈的关键棋子。但明宣宗无远略,于宣德五年将其迁至独石堡(今河北省石堡县),弃地300余里,失去钳制的兀良哈从此有恃无恐,在瓦剌的支持下大肆扩充,并时常攻掠明朝边关,昔日“屏障”,今却成“边患”。明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意识到问题严重的明朝派朱勇、徐亨、马亮、陈怀兵分四路出击兀良哈,明正统皇帝朱祁镇严令“搜捕剿杀”,但朱勇走到河北平泉县就不敢行进,徐亨一路怯懦不敢战,仅在老哈河流域屠戮一番平民即回来冒功。陈怀和马亮则搜捕一番,根本没有找到敌人。只有宣府总兵杨洪趁机奇袭,攻克“三卫”中的福余卫,活捉首领马里奇。但此战并未真正打击兀良哈三卫的实力,心怀怨恨的兀良哈三卫从此更铁了心投靠瓦剌。而明朝与“蒙古部落联盟”一场注定的大战,从此一触即发。第十一章谁为『土木堡惨案』负责一在明英宗统治的正统朝,“土木堡之变”堪称是今人最耳熟能详的大事件。明英宗正统十四年七月,瓦剌首领也先兵分三路,悍然发动了对明王朝的全面进攻。明英宗朱祁镇仅经过3天准备,就率领号称50万的大军北征,遭瓦剌军合围,被围困在土木堡。八月十五日,瓦剌发动总攻,一举击破明朝大军,俘虏明英宗朱祁镇,成为明王朝立国以来的奇耻大辱。历代以来,也多为后人所感慨哀叹。论及罪责,也时常归责为“王振擅权”“草率出征”,但如果细细审视从明朝宣德时代到正统时代20多年的政局变迁,便可见真相并非如此简单。先看“大背景”:第一个要为土木堡之变“买单”的人,就是永乐皇帝朱棣。朱棣在位时,5次北征蒙古,沉重打击鞑靼、瓦剌诸部势力,可谓武功赫赫。但在他最早起兵的“靖难之役”后,为酬谢兀良哈三卫的出兵相助,将原属宁王的内蒙古兴宁地区尽数划拨给了兀良哈,不但使兀良哈三卫实力大增,渐成明朝边患,更使明朝北部“九边”顿失屏障。朱棣晚年的三次北征,虽沉重打击了蒙古鞑靼部,却使一直与鞑靼争锋的瓦剌部坐大,被明朝在蒙古草原上穷追了一辈子的鞑靼“兴宁王”阿鲁台,没死在明军手中,最终被瓦剌击毙,瓦剌也借此成为蒙古高原实力最强的一支,其“发家”历史,实拜朱棣所赐。此外,朱棣将辽东的谷王、韩王、辽王尽数内迁,留当地女真在辽东地区“自治”,结果至明英宗正统初年,辽东女真各部皆被瓦剌收复,成为其南下侵略的辅助力量。而得到兴宁重地的兀良哈三卫,也不甘再听命于明朝,反与瓦剌相互勾连。时人常以宦官王振为土木堡之败的“祸首”,但宦官参政,也是从朱棣时代开始。朱祁镇的父亲朱瞻基,同样对土木堡之败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内方面,朱瞻基施行“仁政”,对诸多亲贵的违法行为特别是土地兼并行为颇多姑息,不但造成后来牵制明王朝精力的流民起义,更令朱元璋时代确立的“军屯”制大受破坏。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监察御史陈祚就曾奏报说:“辽东边地,军田被侵已达三成。”宣德六年,兵科给事中杨亮又揭发诸多亲贵“擅调边军为奴”的行为。宣德七年,河南巡抚李昌淇也上奏当地军屯土地“多被势家大户侵占,士兵无地却苦于赋役”的惨状。宣德八年,刑部右侍郎魏源揭发“宣府大同诸边地,将官侵占军屯日甚,以至兵户四散逃亡”。如此种种,明宣宗皆不了了之。“军屯”没有保证,军队战斗力当然被削弱。明宣宗的国防政策也非常保守,撤掉开平卫不说,还对众边将赋诗说“慎守只需师李牧,贪功何用学陈汤”。结果“李牧”没学来,防线却内缩严重。瓦剌也先杀太平、孛罗二首领,其族人多怨愤,数次到明廷哭诉,请求明王朝做主,杨士奇却说“夷狄相攻,乃中国之利”。明王朝最终袖手旁观,坐看了瓦剌的崛起。瓦剌正统十四年的南侵之祸,从此时就已注定。至于再说到土木堡之败的“祸首”王振,明朝宦官掌握批阅奏折大权的“司礼监”,恰是明宣宗在位时所设。“历史遗留问题”讲完了,那么做为“当事人”的明英宗,以及被看做“罪魁祸首”的大公公王振,又该负多大的责任?且让我们从正统朝的朝局开始。二明英宗9岁登基后在位的正统朝,历来评价不高,个别历史学家还把它看做“明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而因后人对王振的种种抨击,这14年更被许多人看作王振一手遮天,残害忠良,朝政糜烂的“黑暗时代”。要了解真相,还需看王振本人:王振,河北蔚县人,原是个不得志的教书先生,宣德年间主动报名入宫,进入“内书堂”,侍奉太子朱祁镇读书,凭“矬子拔将军”(宫里太监多不识字)的一身才学,很快被明宣宗任命为“东宫侍读”,深得尚是孩童的朱祁镇的敬重,平日对他的称呼都是“王先生”。朱祁镇即位后,王振被任命为“司礼监掌印太监”,正式成为宦官之首。但是在正统朝初期,他离“一手遮天”差很远。朱祁镇即位时年仅9岁,朱瞻基临终前为他留下了5位大臣,分别是英国公张辅,礼部尚书胡滢,大学士杨荣、杨浦、杨士奇。而真正执掌“决定权”的,是明英宗的祖母张太皇太后。张太皇太后素称“贤德”,国家大事信赖“三杨”等文臣,且为朱祁镇每日安排“经宴”,即安排文臣每天给朱祁镇讲学,朱祁镇年幼贪玩,自然受不了。此时,王振一面时常组织内宫卫队操练检阅,各种军事表演让朱祁镇大饱眼福;一面又时常当着“三杨”的面劝解朱祁镇不要“玩物丧志”,令久历宦海的老臣杨士奇也感叹道“宦官中有此贤良,真乃幸事。”但“贤良”的王振却暗中排斥异己,任命自己的亲信纪广为禁军都督,掌握了禁军军权。张太皇太后闻讯,深感王振包藏祸心,杀心顿起。正统元年二月,张太皇太后当着朱祁镇以及5位“辅政大臣”的面,宣召王振觐见,当场历数王振诱引朱祁镇“不学好”的种种罪过,要“赐死”王振,吓得王振立刻瘫痪。生死时刻,曾称王振“贤良”的杨士奇带头求情,朱祁镇也下跪向祖母哭求,反复哀求下张太皇太后心软了,饶了王振的性命,但警告众大臣“以后不可令他干扰国政”。经此一吓,此后几年,王振分外收敛。在这几年里,明王朝也进行了种种“善举”。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开始清查北方九边将士的“缺额”,增加宁夏地区的军力守备,次年又派刑部尚书魏源持“尚方宝剑”,清查宣府、大同两大军镇的军饷拖欠以及军屯侵占案件,斩杀十数名违纪军官,还委任名将杨洪镇守宣府,在通州等地设十三粮仓,储备军粮,停开湖广、河南等地的“银厂”,减轻当地百姓负担,调3万禁军在京城周边屯田。如此种种,皆是对永乐、宣德两代诸多失误的补救,对英宗被俘后的北京保卫战也起到重要作用。此外,正统三年,五年,六年,明王朝还因灾荒减免了山东、浙江、江西的赋税,正统七年更建立了由户部直接掌握的“太仓银库”,专门用以储备国家行政运作的“专款”,“皇室开支”与“政府开支”就此分开。此举被美国亚洲史专家罗斯墨菲赞叹为“皇室政治改革的创举”。同时还修订了朱元璋时期立下的“栓选法”,规定京城三品以上官员推举言官,四品以及侍从言官推举知县,一时间“正人汇进”。明王朝的国势,这段时期尚在蒸蒸日上时。王振的势力也在这段时间“蒸蒸日上”,从张太皇太后面前捡了条命后,王振大为收敛,一度小心做人,张太皇太后对他仍旧颇为警惕,时常派人暗中监视他的不法行为,但得到的信息都是王振很“奉公守法”,从此也渐有好感。真正使张太皇太后转变对王振的印象,是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的“殴死驿丞案”。福建按察使廖谟因小事打死驿丞,死者是阁臣杨浦的乡里,廖谟是另一阁臣杨士奇的乡里,杨浦坚持“杀人偿命”,杨士奇却坚持死者“罪有应得”。两位辅政大臣在内阁当场反目,吵闹到张太皇太后处,都是股肱大臣,张太皇太后也颇感为难。王振借机建议说:偿命太重,不处理也不行,不如把廖谟降职。此言正中太皇太后下怀,深感王振办事“秉公无私”的张太皇太后从此对王振信任有加。此后,王振开始培养党羽,把马顺、郭敬、陈官、唐童相继安插在东厂、御马监等要害部门,其侄儿王山、王林则成为锦衣卫指挥使,大明两大“特务”组织皆在他掌握中。王振的专权也引起了“三杨”中最富智谋的杨荣的注意,他与杨士奇合议,相继将曹鼎、马愉等“门生”引入内阁,用以对抗王振势力。对待文臣集团,王振也是软硬兼施。对“三杨”,王振起初礼敬有加,遇事皆恭敬不已,“三杨”渐渐对他放松警惕。趁此机会,王振广泛结交文臣里的“中层干部”,如左都御史王文、兵部侍郎徐希等人,对有“纠劾”大权的言官们更是百般拉拢,利用其搜罗朝廷重臣们的“不法证据”。他还利用文臣内部自身的斗争,在朝中御史以及六部侍郎、郎中里结交亲信,最终从文臣集团中“釜底抽薪”,结成一个自己的关系网。这以后杨荣病逝,杨士奇因儿子的不法事遭到王振亲信言官的弹劾,不得不“引咎辞职”,胡滢也因“贪污”被下狱,剩下的张辅和杨浦年事已高,孤掌难鸣。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华盖、谨身、奉天三大殿建成,朱祁镇设宴庆贺,按规矩王振不得出席,私下里发牢骚,朱祁镇闻知后,连忙命人打开东华门大门,命王振入宫赴宴,王振到时,百官“罗拜朝贺”,至此大权初揽。次年张太皇太后病逝,王振命人私毁朱元璋立下的“不许宦官干政”的铁牌,从此一手遮天。这以后,王振权势滔天,曾指斥他专权的大臣于谦、邝焚等人一度被下狱,侍讲刘球被害死,曾弹劾过朱高炽的国子监祭酒李时逸,被王振用“荷校”(一种重百斤的大枷锁)夹住当街示众,险些横死。此外他卖官鬻爵,在六部里安插亲信,在“朝贡贸易”中收受瓦剌贿赂,并向外国使臣索贿,可谓作恶多端。说了诸多坏事,也要说说王振做过的一些“好事”。首先,他劝朱祁镇禁止内宫宦官出外采办,即到地方上征用物品,减免广西、广东、江西等地的“贡品”,这确实“减轻了人民负担”。其次,在排除异己的同时,王振也大搞“反

                          公卿骨”。与黄巢经历完全一样的还有洪秀全,四次参加科举失败后洪秀全也赋诗一首:“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为家共饮和。擒尽妖邪扫地网,收残奸宄落天罗。东西南北敦皇极,日月星辰奏凯歌。虎啸龙吟光世界,太平一平乐如何。”于是创立了拜上帝会,最终建太平天国,走上造反道路。但毕竟不是所有参加科举失败的人都会去造反的,医药学家李时珍与袁崇焕一样,十几岁就中了秀才,但之后的九年中三次落榜。最终他放弃了考举人的梦想,开始立志从医,在历经二十七年的潜心钻研后,终于写成药物学巨著《本草纲目》。吴承恩考秀才时成绩优异,但考举人时首战名落孙山,之后连战连败,直到四十岁时,他才补得一个岁贡生。于是吴承恩不再参加科举,而是写出了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吴敬梓二十三岁考取秀才,再往后就什么也考不上了,于是他把自己一生考科举所见所闻写成了《儒林外史》。《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十九岁中秀才后,参加乡试,屡试屡败,“三年复三年,所望尽虚悬”,到老也没有考中举人。左宗棠二十岁就考取了举人,但此后三次考进士都没考上,多亏他生逢乱世,最终从军建功立业,这就是本书第五卷、第六卷要写的了。袁世凯参加科举考中秀才后,两次乡试失败,他堂叔看了袁世凯的文章后说袁世凯天分不高,前途不大。袁世凯于是将以前所作诗文付之一炬,然后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岂能龌龊久困笔砚间?”就在落第后的郁闷期间,他的叔叔天津海关道袁保恒带袁世凯去见李鸿章,几句话工夫李鸿章就要给袁世凯官职,袁保恒说:“我侄儿年纪小,并无才学,大人如果给他差使,怕他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李鸿章:“你真这样看不起你侄儿吗?我看他将来功名事业恐怕在你百倍以上呢!”于是李鸿章派袁世凯去朝鲜带兵,最终袁世凯成了近代枭雄。成功其实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再坚持一下,以上科举失败者的遭遇与心理袁崇焕都体验过,但袁崇焕没有放弃,我不一定能证明我能,但起码我要彻底证明我不行,我才会死心。失败对于懦夫而言是绊脚石,对于强者而言则是垫脚石,没有多次失败,就不会有破茧成蝶的那一刻。先后五次参加会试,那就是说袁崇焕先后五次从广东来到北京,读万卷书袁崇焕已然通过科举复习而做到,而行万里路在此过程中也做到了,以明朝的交通状况,袁崇焕在广东与北京之间往返五次,其旅程未必比徐霞客要少。人生有三境界:看清人生,看透人生,不看破人生。看清人生靠的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看透人生靠的是阅人无数,不看破人生则要靠一种心性,一种胸襟。袁崇焕通过科举生涯已经完成了看清人生,至于看透人生与不看破人生,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也没有实现。1619年,三十五岁的袁崇焕终于中了进士,最后参加殿试,考取三甲第四十名,达到了学业的巅峰。袁崇焕在广西藤县参加高考,查《藤县志》,整个有明一代共二百七十六年,广西藤县只有五人中进士,平均五十五年才出一名进士,也就是说全县大约两代人才出一名进士。可见袁崇焕的出类拔萃。历史上没有记载袁崇焕的入学年龄,假设他七岁入学,到如今三十五岁,为了科举已经奋斗了整整二十八年,然而他却还没有为国家、为社会做出丝毫的贡献。其实袁崇焕还算是幸运儿,中国古代有太多的人因为科举而“一生事业总成空”。道光时广东三水县考生陆云从到一百岁才考取秀才,一百零三岁进京参加会试,道光皇帝怜其年老,恩赐他在国子监为官,不久他就去世了。康熙年间广东顺德考生黄章已经一百岁了,他还让他的曾孙提着灯笼带路进考场,灯笼上写着“百岁观场”四字。多少年轻人皓首穷经最终熬到白头都没能考中啊!但科举制在中国历史上对中国进步和稳定的贡献几乎是压倒性的,正因为有科举,从根本上结束了两晋南北朝世家大族把持朝政的时代,除了唐朝时科举考中还需要名人推荐外,宋朝开始出身寒门的人也有通向巅峰的机会了。正因为有科举,实现了中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避免了阶级固化,比如跟秦桧的孙子秦埙同一届考试的日后南宋大词人张孝祥就是“奋起荒凉寂寞之乡”的穷棒子出身,但他力压被秦桧内定的秦埙而成为那一届的状元,正是科举让底层的人们看到了公平,给了最底层人民凭着自己的寒窗苦读赤手空拳爬向巅峰的机会。正因为有科举,才有了士绅阶层,他们在农村倡导着晴耕雨读,倡导着忠孝传家久,有这些熟读四书五经的乡绅在农村维持中国传统社会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平衡。正因为有科举,才选拔出来一系列非常优秀的精英,房玄龄、贞观年间军事家侯君集、白居易、杜牧、韩愈、柳宗元、颜真卿、刘禹锡、李商隐、寇准、司马光、欧阳修、苏轼、苏辙、范仲淹、韩琦、王安石、曾巩、秦桧(虽曰奸相,也堪称精英)、朱熹、陆秀夫、刘伯温、张居正、于谦、戚继光、熊廷弼、孙承宗、史可法、徐光启、严嵩(理同秦桧)、林则徐、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都是科举考出来的进士,至于说张九龄、王维、文天祥、吕蒙正、陈亮、杨慎、张謇更是状元郎,全国第一名。正因为有科举,才使得在民主制度诞生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儒学保持了作为主流文化一统天下的地位,从而对政治的稳定性产生巨大的维护作用。北宋汪洙作《神童诗》更是成为激励矮穷矬通过科举变身高富帅的一剂良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考中进士的袁崇焕此时的心情绝对没有《神童诗》里这般轻松,金榜题名时也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开始,对袁崇焕而言,考中进士既是个人学业生涯的胜利结束,也是从此为国事殚精竭虑的开始。就在他中进士的当年,大明萨尔浒之战被努尔哈赤打得大败,从此明与后金辽东混战进入白热化。但此时辽东的局势显然还无法让袁崇焕插手,1620年,袁崇焕被任命为邵武知县。乾隆年间的《邵武府志》记载袁崇焕在百姓家着火后曾亲自上房救火,身为地方官在百姓房子着火后亲自救火的,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人。邵武知县袁崇焕任职不久,遵照朝廷的规定,于天启二年(1622年),到北京朝觐,接受朝廷的政绩考核。朝觐是明朝定制,朝觐就是京外的地方官员,每三年由布政使率其府、州、县正官到北京,接受朝廷考核。考核结果分为八类:(1)称职,(2)平常,(3)老疾,(4)罢软,(5)贪酷,(6)才力不及,(7)素行不谨,(8)浮躁浅露。对待接受考核的官员的方法有五种:(1)称职者晋升,(2)平常者复任,(3)老疾罢软无功者闲住,(4)浮躁和才力不及者调离,(5)贪酷者为民。就在这次考核期间,广宁之战明朝惨败,广宁沦陷,在广宁失陷的第四天,御史侯恂觉得袁崇焕是个人才,提请破格擢用袁崇焕,具疏奏言:“见在朝觐邵武县知县袁崇焕,英风伟略,不妨破格留用。”明熹宗采纳侯恂的建议,授袁崇焕为兵部职方司主事、山海关监军。袁崇焕不会想到,从这一刻起,以后八年间,他在辽东的故事会被后人争论将近四百年。拂去历史的沉沙,我们会发现要还原袁崇焕的这八年岁月殊非易事。第九章大搏杀袁崇焕赴辽东上任,途中写下《边中送别》这一壮丽篇章:“五载离家别路悠,送君寒浸宝刀头。欲知肺腑同生死,何用安危问去留。杖策只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故园亲侣如相问,愧我边尘尚未收。”到了辽东后,袁崇焕发现,原来这片北国边疆土地,这片饱受异族蹂躏的土地,这片不知经历多少战火与鲜血洗礼的土地竟这样如诗如画,美不胜收。长空透明如镜,黑土辽阔无垠,高粱红艳似火,谷穗灿黄如金,野花开遍山野,一切都令人心旷神怡,再加上头顶不时有大雁掠过,传来几声清脆的雁鸣,更令袁崇焕兴奋不已,这一切使袁崇焕深深地爱上了东北这片土地,他在心里树立了一个信念:只要他一息尚存,就不能让女真在辽东肆虐。袁崇焕来到辽东后,通过实地考察,认为以宁远为基地,积蓄力量,收复辽东是上策。宁远位于山海关外二百里,居辽西走廊中部,在锦州与山海关之间,三面环山,东临大海,扼辽西走廊咽喉之地。宁远城东面为首山(以形似“人首”而得名),西面为螺峰山,两山相对,中间的通道最窄处仅有一百米宽,后金如果要沿着辽西走廊进攻山海关,必须由此经过。只要坚守宁远,后金就不可能来到山海关前。此外距宁远十五里有觉华岛,该岛筑有坚城,可以储存粮料、器械。为什么将物资储存在海岛呢?因为后金骑兵不能过海,相对安全;而且离宁远很近,便于补给;同时可以和宁远城互为犄角,彼此援应。袁崇焕的上级辽东经略王在晋与袁崇焕的观点不同,他主张在山海关外八里的八里铺建一座城池,以拱卫山海关,反对在宁远屯重兵驻守。袁崇焕因为王在晋不支持自己,于是越级上告,将奏折直接写给内阁首辅叶向高。袁崇焕一心为国,想要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显然是好事,但从此他多次越级做事,不按朝廷政令套路出牌,最终也为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做一切事情眼睛里要有上级,背着自己的领导越级奏事,事成之后领导脸上无光,自然今后会找机会收拾你,事败之后更是会让自己里外不是人。对于人情世故很不明了的袁崇焕,最终还是因此栽了大跟头,当然,这是后话。叶向高不懂军事,拿不准袁崇焕和王在晋谁的观点正确,于是跟明熹宗的老师、兵部尚书孙承宗商议。孙承宗,字稚绳,号恺阳,北直隶保定高阳(今属河北)人,相貌奇伟,“铁面剑眉,须髯戟张”,同时担任帝师和兵部尚书的孙承宗是明朝第三个出将入相的人,前两位分别是开国大将徐达和嘉靖年间的杨一清(曾以大学士身份总督三边军务)。孙承宗认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于是孙承宗来到山海关考察辽东防务,此时山海关除旧城外,还新修建了新城。孙承宗与王在晋谈话,孙承宗问:“你的新城建成后,是要把旧城的四万军队拉过来驻守吗?”王在晋:“不是的,我打算再调集四万人来守城。”孙承宗:“照你这么说,八里之内就有八万守军了,是吗?”王在晋:“是。”孙承宗:“只有八里,竟然有八万守军?你把新城修在旧城前面,那旧城前面的地雷、绊马坑,你打算让我们自己人去踩吗?”王在晋:“新城离旧城那么近,如果新城守得住,还修旧城干什么?”孙承宗:“如果新城守不住,四万守军败退到旧城下,你是准备开门让他们进来,还是闭关守城,看着他们死绝呀?”王在晋愣了,半天才说一句话:“当然不能开门,但可以让他们从关外的三道关进来,此外,我还在山上建好了三座营寨,接应败退的部队。”孙承宗怒了:“仗还没打,你就准备接应败军,这不是让他们做好准备打败仗吗?而且我军可以进入营寨,敌军就不能进吗?现在局势如此危急,不想着恢复国土,只想着躲进关内,京城永无宁日!”此时孙承宗已经下定决心,不支持王在晋的意见,而后他又亲自实地考察,最终明智地支持袁崇焕的意见,由此开始在宁远筑坚城。在修筑坚城的同时,袁崇焕也采购了许多红夷大炮。该炮是英国发明的加农炮,时常在中国沿海做生意的荷兰人的船上都配备这种火炮,当时明朝称荷兰为红夷,他们以为这种炮是荷兰人发明,故名红夷大炮。因清人避讳“夷”字,更名红衣大炮。该炮装炮身的木板成蓝色,炮身呈微红色,重500千克,口径100~130毫米,可一下攻击17~29个人,最大有效射程1830米。一看这个射程就知道这种火炮靠谱,此前明军的火炮射程都是几百米,只要这几百米内没有把后金铁骑炸死,敌人就冲到眼前,那么让炮兵与骑兵徒手格斗,无异于屠杀,这也是明军此前屡战屡败的原因。自从有了红夷大炮,1830米的距离内,无论有多少后金铁骑,都会被炸得血肉横飞。红夷大炮不装准星、照门,而用铳规决定发射仰角,铳规“以铜为之,其状如覆矩,阔四分,厚一分,股长一尺,勾长一寸五分。以勾股所交为心,用四分规之一规分十二度,中垂全线以取准”。此炮作为长身管远射圈的重型火炮,与西方同时期的长炮属于一个类型。当时明朝用于红夷大炮发射的炮弹有三类:开花弹、实心弹、霰弹。开花弹是球体表面有一突出台体,高0.6厘米,直径3厘米,台面中间有直径约0.4厘米的圆形小孔,在小孔里插上药捻就行了。实心弹又称葡萄弹,是由铁或铅筑造而成,少量是由石块磨成球体,这种弹主要用于攻城洞穿城墙工事,射程远,但对杀伤人员而言威力不大,除非直接命中,而一旦被实心弹命中的话非死即残。霰弹在当时是野战火炮的大威力弹种,由数升铅铁小丸组成,射击时可形成弹幕,杀伤力极大,但霰弹有致命弱点,射程太近,一般不超过一里。此后正是通过红夷大炮打出去的开花弹将八旗铁骑炸得血肉模糊。值得一提的是,在明朝大放异彩的开花弹,到鸦片战争时中国竟无人知晓,以至于李鸿章向德国克虏伯兵工厂订购开花弹,曾国藩设立安庆军械所重新引进开花弹。左宗棠在西北平叛时从明代炮台遗址挖出开花弹百余枚,不禁仰天长叹,“三百年前中华已有此物,到如今竟然失传,以至被列强欺凌”。那么开花弹日后究竟是如何失传的呢?本书会为您揭开真相。除了配备红夷大炮这样的先进武器外,最核心的士兵方面袁崇焕也绝不懈怠,袁崇焕每日练兵,关宁铁骑就在此时开始打造。袁崇焕在辽东、在宁远的一切部署都有孙承宗做坚强后盾。孙承宗在辽东选拔培养重用了袁崇焕、满桂、赵率教等一批很能打的将领。经过四年的苦心经营,招募训练了十几万辽军,收复了四百余里曾被后金军队占领的失地,修筑大城九座,小城堡四十余座,屯田五千多顷,安置了数十万战争难民,营造了一条令后金军队望而生畏的关宁锦(山海关、宁远、锦州)防线。天启五年(1625年)夏,孙承宗遣将分据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凌河、小凌河各城。这样,自宁远又向前推进二百里,从而形成了以宁远为中心的宁锦防线。鉴于孙承宗对辽东国防的杰出贡献,魏忠贤一心想把孙承宗也拉到自己的阵营,故进行过多次试探,均遭到拒绝,由此怀恨在心。不久,魏忠贤派太监刘应坤到山海关,他要以帑金十万两犒军,以此来收买孙承宗,被孙承宗拒绝,至此魏忠贤和孙承宗就算闹翻了。是年八月,山海关总兵马世龙误信自后金逃归的刘伯镪的话,派兵渡柳河,袭取耀州,中伏战败。魏忠贤借口马世龙损失马匹六百七十匹、甲胄等军用物资,令手下弹劾马世龙,并连带着在山海关的孙承宗一块参了。孙承宗知道,由于阉党的存在,已经容不下他,他多次请辞,被明熹宗批准。孙承宗辞职以后,高第被明熹宗任命为辽东经略、兵部尚书。高第一介文人,既不懂军事,也没打过仗。他一到任上,即一反孙承宗的部署,下令拆撤关宁锦防线。关外驻防将士除镇守宁远的袁崇焕拒不从命外,其他诸城均撤一空。1622年到1625年,孙承宗、袁崇焕尽全力打造宁远这座城池,让其固若金汤,苦练精兵,期待着收复辽东;而努尔哈赤这四年怎么没动静了呢?原来因为一个人的存在,这四年努尔哈赤已经焦头烂额,寝食难安,然而袁崇焕日后却把他杀了,关于他与袁崇焕的恩怨将近四百年来的争论从未停止。究竟是袁崇焕杀他自毁长城而成历史罪人,还是他本就该杀,袁崇焕为国除害,崇祯误杀袁崇焕才自毁长城,扑朔迷离的真相就要从他本人说起。他的名字叫毛文龙。毛文龙,浙江杭州人,万历四年正月十一日(1576年2月10日)出生,他相貌奇伟,小时候曾有一个相面的人对她

                          人,群众反响十分热烈,害得徐总统、段督办也忍不住要秀一秀自己的口才,试试自己的魅力如何。在这些名人大开秀场作秀的同时,又传来了两个消息。一个是好消息: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十四点建议,呼吁建立世界和平,建立世界新秩序,建议各国筹备巴黎和会。这个建议被各国采纳。一个是坏消息:一战结束后,那些爱欺负中国的列强又回来了。各国大使飞速回到中国,又飞速地跑去面见新总统,然后又毫不客气地在徐总统面前指手画脚地说:南北分裂严重破坏了和平稳定的商业环境和需求旺盛的消费市场,严重影响到了我们的商业利益,我们希望很快就能见到南北和平!恰巧支持段祺瑞的日本内阁也倒台了,新上台的内阁不敢得罪这些列强,也表示支持中国南北和平。既然如此,徐总统也就顺势登高一呼:南北双方停战议和!国家需要统一!人民需要统一!北京政府肯定是希望统一的,而南方军阀虽然未必希望统一,但也觉得停战总是好的,于是公开表示:谈和就谈和吧,看能不能谈得拢。南北双方各自派出了阵容强大的谈判专家团,于1919年2月20日在上海谈判。第一次南北和谈也在上海谈,这一次又在上海谈,为什么每次都在上海谈?一来因为上海租界多,列强利益集结,南北两方都控制不了,相对比较安全;二来上海的位置刚好处于南北的中间,路程远近差不多,比较公平。可是和谈一直谈到5月都没有谈下来,这实在是因为双方的条件都过于苛刻。北方要求南方裁军、军民分治,而南方则要求北方终止中日一切密约,废除日本在山东的一切权利,而且还要撤掉北洋系统一些恶名昭著的督军。面对这种相对正义但是很难办到的要求,双方互不妥协。因此,双方一直找不到彼此都感兴趣的切入点,谈判就此陷入僵局。就在他们谈得无精打采时,国人的注意力转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巴黎和会1919年1月18日,美国总统威尔逊提议的巴黎和会胜利开幕。这位仁兄信誓旦旦地表示:这将是一次公开、公平以及和平的大会……不久后,我还要为人类的永久和平再加一道保险——组织国际联合会来维护世界公道。多么美好的愿望,多么激动人心的口号!但喊喊口号是可以的,玩假大空就不好了。喊一个切合实际的口号,以及喊出采用什么手段来实现口号,那才是喊口号的意义所在。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看,威尔逊先生俨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中国作为战胜国,自然在被邀之列,徐总统派出了以外交总长陆征祥、驻美大使顾维钧和南方政府代表王正廷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出席此次盛会。国人都热诚地期待着,希望能像威尔逊所说的那样,凭借战胜国的地位一举废除战败国德国在中国的所有不平等条约,打消日本人对山东的罪恶企图。可惜,中国这个战胜国对分享战果的期待基本是不可能实现的。尽管中国没想着占战败国什么便宜,只想把本属于自己的东西拿回来,但这也不行。因为让你参加“分赃大会”,已经是大哥们给足了你面子。日本早就通过利益交换摆平了几乎所有的战胜国,以支持它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只有美国出于担心日本在中国一家独大于己不利,才为中国代表团说了几句话。日本人看见美国人想搞事,马上拿出了一份“证据”——这是一份合同,即当年段祺瑞为了换取“西原借款”,指使章宗祥、曹汝霖、陆宗舆签订的那份合同,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中国政府对于日本上列之建议,欣然同意”几个大字。美国人一看“欣然同意”,其心理活动不外乎“怒其不争,哀其不幸,都赖你脑袋有毛病”,之后也就不再张口。靠天靠地靠朋友都不管用的时候,只能靠自己。但“弱国无外交”,一个国家在谈判桌上声音的大小,往往是由其拳头软硬来决定的。你一个穷国弱国,就算喊破了喉咙,又有谁会理你?因此,尽管陆征祥、顾维钧、王正廷等人极力反对,但反对无效。在日本人的“努力”下,巴黎和会的分赃收据——《凡尔赛和约》上清楚地写着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送日本。与会的绝大多数国家代表团都已在和约上签了字,现在就剩下中国没签,签字的截止日期是6月28日。远在中国的段督办出于“将黑锅扣给别人进行到底”的目的,发电报给陆征祥:你就签了吧,签完早点回国。段祺瑞本是打算再找一个替罪羊形成这样一种局面——《民四条约》是袁世凯同意的,“欣然同意”是章宗祥签的,《凡尔赛和约》是陆征祥签的。日本人拿走德国在山东的权益,都是别人干的事,关他何事。可惜陆总长也不傻,他不想也不敢当替罪羊。不但法国的中国留学生天天围在他身边抗议,而且他也是看新闻的人,知道国人反对签字。陆总长在经历了数夜不眠的煎熬之后,终于作出决定:等等看,先这么拖着吧,反正离截止日期还有一个多月。可是,形势比人强,形势从来不等人。开端5月2日,外交委员会事务长林长民(林徽因的老爸)在既没有通报上级组织更没有获得中央授权的情况下,擅自在北京《晨报》上发表文章《外交警报敬告国人》,公布了巴黎和会的情况。国人之前的美好希望就像被风吹起的五颜六色的肥皂泡,最后还是落在坚硬的地面,残忍地破碎了。北京的同学们震惊了,震惊过后是愤怒,同学们觉得政府实在是太软弱、太无能,胜了都捍卫不了国家利益!1919年5月4日,以北大为首的十余所高校的三千余名学生会集天安门,示威游行。口号是前一天想好的——“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和约签字”,“还我青岛”……目的地也是前一天想好的——东交民巷的诸列强使馆。同学们打算向列强大使递交陈词,跟他们讲讲道理,说服他们在巴黎和会上站出来主持公道,此所谓外争国权。游行队伍在总指挥傅斯年(北大学生会领袖、未来的大学者)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地开向了东交民巷,开到大使馆附近时,被军警阻止。军警给出的理由是:此处不准中国人走进。他们的依据来自《辛丑条约》:北京东交民巷,中国人不得居住,各国可派兵驻守。同学们在东交民巷受阻后,经反复交涉,军警同意少量学生代表进入使馆区交涉。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同学们并没有等来想要的结果。除美国使馆工作人员接受了学生代表陈词应付了事之外,其他列强连接受陈词的兴趣都没有。虽说“外争国权”受阻,学子们情绪十分激动,但尚属克制当中,没有发生什么扔板砖、扔臭鸡蛋、与防暴警察冲突的事情,完全符合“集会游行示威法”。就在游行队伍进退两难的时候,忽听队伍之中有人高喊道:我们去找卖国贼曹汝霖算账吧!大部分同学都十分赞同这个不知名的声音——“外争国权”已然失败,自然轮到“内惩国贼”!曹汝霖即刻成为学生宣泄愤怒的对象,而段祺瑞这个“西原借款”货真价实的主使者,居然无人问津。只知道找跑腿的小弟撒气,却不知道找背后主谋算账,看来同学们都很单纯。当天下午四点多,游行队伍到达北京长安街东北角附近的赵家楼,曹汝霖的房子就在那儿。待同学们冲进曹宅时,发现屋中有一名中年男子。这肯定就是男主人曹汝霖了!同学们当即群起而攻之,冲上去就是一阵痛殴:曹贼,叫你不爱国,今天学生爷爷们教你如何爱国!一边揍,一边骂。突然有人听见那个快咽气的家伙说自己不是曹汝霖。打错了?其实也没有打错,这个家伙解释说自己是过来串门的章宗祥。那也该打。同学们很郁闷,闹了半天,才知道曹汝霖事先听到风声躲起来了。居然让姓曹的躲过一劫,不能这么便宜了他!于是同学们一把大火点燃了曹宅,没想到北京5月的风是相当的大,风助火势,火越来越大,不仅烧掉了赵家楼半条胡同,也照亮了中国现代史幽暗的前夜!同学们采取打人放火这种暴力行为虽不值得提倡,但也是可以理解的,谁让大家都是愤怒青年呢?碰到这种事情,一股愤怒不知向谁发泄,恨政府无能,恨官吏卖国,这股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地发泄。这股洪流中没有人能保持冷静,包括跻身在人群中的张国焘、邓中夏、闻一多和朱自清。然而,现在行动的性质变了,打人放火,不再符合“集会游行示威法”。因而有几十名同学被赶过来的警察逮捕。同学们被捕后,北大校长蔡元培立刻展开行动,组团(“校长团”)营救学生。这就是五四运动的开端。不过,究竟是谁点燃了“火烧赵家楼”的烈火,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当时在现场的诸人中,有人说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匡互生放的第一把火,也有人说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另一名同学俞劲放的第一把火。但有趣的是,当事人匡互生、俞劲都矢口否认。匡互生在《五四运动纪实》一文中根本没有一字提到是自己放的第一把火,而俞劲更是在《对火烧赵家楼的一点回忆》一文中将“火烧赵家楼第一人”的荣誉颁给了匡互生。他们是在谦虚吗?还是大家都搞错了,根本就不是他们放的火?在这种无人站出来领功的情况下,有人说北京大学的梅思平才是真正放第一把火的人。但这种说法似乎不大靠谱,因为梅思平后来的行为很难证明他身上存在那种正义感。十几年之后,梅思平自告奋勇地做了日本人的组织部长,而“卖国贼”曹汝霖却义正词严地拒绝帮日本人干活。看来时间才是最公正无私的,只有历经时光流逝仍然不变的东西才是真正不朽。而人品这个东西,也唯有经得起岁月的磨砺才能作数。话又说回来,究竟是谁放的第一把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把火燃烧的是热!是力!是光!是青春!是理想!高潮在北京的示范下,全国二十二个省一百五十多个城市,如上海、天津、武汉等地都陆续爆发了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市民抵制日货的运动。包括孙中山在内的革命党,还有一些像梁启超这样的在野人士也站出来支持运动。这场如火如荼、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之所以如此成功,确实要归功于光明的那一面:先锋队——爱国学生和主力军——工人阶级的积极努力。但是,成功也离不开另一面——光明的反面。在光明的反面里打拼的“爱国英雄”是直系。直系如此做的原因,并非是被同学们的爱国之举所感动,因为他们并不是单纯的人,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只有一个——美日不合。之前提过,直系背后的老大是美国,而美日在中国有利益之争,一直矛盾重重。因此美国决定利用国人的反日情绪推波助澜,浑水摸鱼,尽可能搞垮日本支持的皖系,为直系铺路,扶持直系上台,进而保障自己在中国的权益。于是,美国煽风点火,出钱出枪,指挥直系从五四运动中渔利。直系既能捞到好处,又能让皖系不好过,何乐而不为?在冯国璋先生的示意下,金牌搭档曹锟和吴佩孚先生亲自上阵,发出了两声特别高亢、特别激烈的呐喊:第一声:赶紧放人——“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可有原!”第二声:不准签字——“惊悉青岛主持签字噩耗,五衷摧裂,誓难承认……军人卫国,责无旁贷,共作后盾,愿效前驱!”有直系勇敢地跳出来和段祺瑞先生大唱反调做后盾,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爱国队伍。段祺瑞和徐世昌本想给爱国学生和工人阶级来些硬的,可面对直系的压力,两人没硬起来。迫不得已之下,段祺瑞和徐总统被迫答应爱国群众的心声。其一,撤掉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的职务。曹汝霖当时是交通总长,是段祺瑞麾下掌管铁路、银行的经济领袖,他的失业下岗算是让皖系和直系本就难以调和的矛盾提前激化,一场新的斗争已迫在眉睫。其二,下令陆征祥从缓签字。这一点打了折扣,因为从缓签字并不是拒绝签字。好在国内的局势和中国留学生的强力反对吓倒了陆征祥,他终于鼓足勇气,在6月28日那天当着日本等国的面拒绝签字。中国因此成为唯一一个没有在和约上签字的战胜国。伟哉,我们中华民族就需要这种骨气,中国的土地可以占领而不可以赠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躁动的1919在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中,有一个人无意间地走红了,他就是陈独秀。陈独秀当年和吴樾分头行动之后,遵守约定,把主要精力投入了反清大业。辛亥革命爆发后,曾经的岳王会二把手柏文蔚成为安徽都督,于是陈独秀这位过去的大哥跑去投靠了曾经的小弟柏文蔚,担任安徽省秘书长。随后跟着柏文蔚参加“二次革命”反对袁世凯。“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流亡日本。这时陈独秀才发现,要想成功救国,与其靠少数人的武勇和简单的暴力,远不如开启民智以鼓励更多的人站出来战斗。于是他在1915年年底回国,创办了《青年杂志》,也就是后来名气很大的《新青年》。一年多以后的春天,也就是1917年春,陈独秀来到好友蔡元培任校长的北京大学当了文科学长(文学院院长)。可他专心做的事业还是那本杂志《新青年》,带着李大钊、胡适、鲁迅这帮得力干将,宣传民主与科学、新文化,还教大家使用白话文。等到五四运动时,陈独秀为了民主与科学,又拿出了当年的侠客风范,豁出命去搏了一次。他到处散发传单说:政府要是不答应我们的请求,那我们这些人就只好自己直接动手从根本上改造政府!赤裸裸地威胁政府,这不是造反是什么?造反岂能不蹲监狱,于是陈独秀立即被抓进监狱。好在后来吴佩孚逼迫北京政府释放被捕人士,陈独秀又被放了出来。就跟孙中山和汪精卫一样,一进一出,陈独秀的名气疯狂增长,成了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连毛泽东他老人家后来都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由于陈独秀的工作卓有成效,名望越来越高,以至于他有了一大群“粉丝”。在他的“粉丝”队伍中,有一个大牌“粉丝”——从粤军辞职的蒋介石。蒋介石离开粤军后,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提升自我修养上。因此,给自己充电是蒋介石面临的重大课题。至于充电的具体内容,主要是寻找救国真理和研究决定社会发展变革的经济学。而当时最火暴的“新思潮”代表刊物《新青年》以及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经济学等方面的书籍都是他的精神食粮。这可不是瞎扯,蒋介石的日记中到处充斥着“看《新青年》”、“看《马克思学说》”等字眼。蒋介石大概不会想到,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手下有一个管理员,也在仔细研究《新青年》和《马克思学说》。此人就是他未来的对手毛泽东。辛亥革命之后退伍的毛泽东,随后几年几乎一直在湖南求学。直至1918年,他才在老师杨昌济的推荐下,来到北大半工半读。正是在北京,他和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坠入了爱河今正是在五四运动前后,他第一次接触到了改变了他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的马克思主义。……1919年,是特殊的一年。因为发生在这一年的五四运动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一个属于知识分子的时代。这些19世纪的70后、80后甚至90后,由此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成长于袁世凯废除科举后的时代环境,受传统影响较少,即便接受过旧式教育,也乐于睁眼看世界,接受新思想的熏陶。他们追求个性解放、追求人身自由,敢于挑战权威。他们关注社会现实,怀有雄心壮志,勇于为理想而奋斗。他们向西方探寻真理,却没有失去中国士大夫数千年来为家国天下不惜舍生取义的精神风骨与血脉传承。在这个中华民族岌岌可危的时代,在这个需要有人站出来为国家民族争取利益的时代,他们走出校园来到街头,为求真理,奋勇抗争;他们跋山涉水来到彩云之南,于艰难困苦中书声依旧,于烽火连天里薪继火传,缔造西南联大的传奇;他们弃笔从戎踏上抗战之路,筚路蓝缕,血洒疆场,却一往无前。民族复兴的道路从他们脚下起步。士大夫精神的光芒在他们身上放射得灿烂夺目,冠绝当代,映照千古!第六章直皖大战烽烟起

                          渐渐成形的粤军

                          当北方闹得不可开

                          下去了。巴托罗缪,以他那种虚张声势和亲近热乎的方式,拐弯抹角地向那个不情愿的女人挑明了,房子是他的,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可以随时将她撵出去,另外,她的大儿子在他手下工作,将来要想升迁,还得依靠他的恩惠。这一切都用一种友善的,半开玩笑的方式传递了过去,使马基雅维里看了以后仰慕不已。这个人,看上去是个老粗,其实一点也不傻。塞拉菲娜家境贫穷,不能得罪巴托罗缪。于是她带着强笑,说她愿意破例帮巴托罗缪和他的朋友们一次。住宿是这么安排的:马基雅维里将有一个单间,也可以使用客厅。皮埃罗和他的儿子路易吉睡一个卧室的上下铺。两个仆人睡在阁楼上,她会在那里放置两个铺位。那个女人要的价有些高,巴托罗缪也指出了这一点。马基雅维里觉得代表国家出使,脸面还是更重要一些,于是就爽快地答应了。他明白,要拉拢某个人,没有比让这个人占你一点小便宜更好的办法了。当然窗户上没有玻璃,但是上面有百叶窗和油纸,可以完全或部分地打开,以便光线和新鲜空气透进来。厨房里有个壁炉,客厅可以用火盆取暖。塞拉菲娜同意把自己的房间让出来给马基雅维里住,自己则和她的女儿住到楼下的一间较小的房间里去。[1]土耳其港口城市伊兹密尔的旧称。[2]原文有误,皮埃罗的姓氏应和本书开头的一致。第九章办完了这件事巴托罗缪就离开了他们。马基雅维里和皮埃罗又去了金狮饭店吃晚饭。当他们快吃完饭的时候,两个仆人带着马匹和行李从斯卡佩里亚过来了。马基雅维里让皮埃罗带他们去修道院,顺便将放在那里的鞍囊带过来。“把那匹细亚麻布给巴托罗缪大人送去,让女仆直接交给两位夫人。她不是一个丑陋的仆妇,也许值得你跟她交谈两句。办完这事儿后就回到塞拉菲娜的屋子,在那里等着我”。他停顿了一小会儿。“她是一个喜欢说话的女人,明白无误是个长舌妇。过去和她在厨房里坐一会儿。有人给她做伴她一定高兴。让她给你聊一聊她的孩子,你也可以向她谈一谈你的母亲。然后尽你所能,尽量多了解一些巴托罗缪的情况和他的太太以及他的岳母的情况。塞拉菲娜受巴托罗缪的恩惠太重,估计会因此对他心怀不满;你长着一副诚实,坦率的面容,而且还是一个少年人,如果你能够获取她的信任,她会对你倾吐她所了解的一切。对你来说,学习如何通过友善的话语和美妙的谈吐引导一个人向你倾诉心中的仇恨,是一种很好的实践。”“可是,尼科洛大人,你何以如此肯定,她憎恨他?”“我一点都不肯定。也许她只是一个愚蠢的,多嘴多舌的女人。实际情况是,她贫穷,他富有,她必须仰仗他的施舍,这种沉重的人情债是很难让人承受的。请相信我,原谅你的敌人对你的冒犯比原谅你的朋友给你带来的恩惠更容易一些。”他尖酸地微笑着,然后就走开了。他和佛罗伦萨派驻伊莫拉的使节有个约会,约会的内容是会见一位名叫贾科莫·费里奈利的人。此人是被美第奇流放到这里的。此人由于是一个聪明的会计,所以现在正在公爵手下办事。这个人虽然效力于公爵,但却急着要返回佛罗伦萨,以便将他被没收的财产重新拿回来。所以可以肯定他一定会和佛罗伦萨方面合作。他证实了巴托罗缪今天早上告诉马基雅维里的情况。公爵的新的臣民们对他的统治还是满意的。政府是严厉的,但是非常称职。那些在各自的土皇帝的暴政下呻吟的人们享受到了一个世纪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免于压迫的自由。通过每户人家出一个壮丁参军的义务兵役制,公爵打造了一支比那些用募兵制组织起来的军队更为可靠的部队。法国和加斯孔部队随时都有可能接到法国国王的命令而开拨;瑞士部队只要某个政治势力给出的条件足够优惠,随时准备倒戈;日耳曼部队则是走到哪里,抢掠到哪里,是人民群众谈虎色变的灾星。公爵的士兵对于公爵向他们发放的红黄两色军装十分自豪,他们军饷给得很多,训练充分,装备精良,而且公爵非常成功地在他们中间唤起和培养了高度的忠诚感。“那些将领,维泰洛佐和渥西尼那边有什么消息?”马基雅维里问道。“关于这些人没有任何消息。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宫里面气氛如何?”“你可以说平安无事。”费里奈利回答道。“公爵是个行事隐秘的人,一般深居简出。秘书们也没有显示出任何可以引起人们焦虑的迹象。而阿加皮托大人,则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幽默和轻松。”马基雅维里皱着眉头。他有些困惑了。各种迹象明确地显示,某种情况正在酝酿和发酵之中。这个会计尽管十分愿意透露情况,却完全不得要领。马基雅维里最后不得不认定,和往昔相比较,这个会计并没有变得更聪明一些。他回到了寓所,皮埃罗正在等着他。“你把亚麻布送过去了吗?”他问道。“是的。巴托罗缪大人当时正在宫里面。女仆让我在楼下等着,然后她把布料拿给楼上的女士们,当她下来的时候,她告诉我女士们想当面感谢我为她们送来布料。所以我就上了楼。”“这么说,你并没有按照我的吩咐和那个女仆交上朋友。”“当时没有这个机会。”“你可以捏她一把,或者至少告诉她她长得漂亮。这种机会总归是有的。”“女士们对我很客气。她们拿出了水果,蛋糕和酒来招待我。她们问了我很多关于您的问题。”“她们问了些什么问题?”“她们想知道您结婚多长时间了,娶的太太是谁,以及玛丽埃塔夫人长得什么样。”“后来你和塞拉菲娜说过话吗?”“您对她的估计完全正确,大人。如果不是您回来了,她这会儿应该还在跟我说话呢。我当时想,她大概是没法停下来。”“给我说说看。”当皮埃罗说完之后,马基雅维里给了他一个亲切的笑容。“你干得非常不错。我就知道我错不了。我知道你的年轻会吸引一个老妇人,而且你单纯天真的外貌会使她更容易地向你吐露真言。”皮埃罗确实掌握了不少情况。巴托罗缪很受公爵的宠信。他是城里头一批归顺公爵的人士之一。他是一个诚实,善良,慷慨和虔诚的人。当下的这段婚姻是他的第三次婚姻。他的第一次婚姻是秉承父母之命而缔结的,婚后八年妻子就死于伤寒。经过了一段体面的间隔他又结了婚,但是十一年之后他的第二个妻子也去世了。两位妻子都给他带来了丰厚的嫁妆,并且两个人都没能给他留下一男半女。他当了三年的鳏夫,然后很快地娶了奥莱莉娅。她来自亚得里亚海边一个叫西尼加利亚的港口城市,她的父亲是一艘近海货轮的船东和船长,这艘货轮主要是向达尔马提亚沿岸各城市运送货物。在一次风暴中他和他的货轮一起被汹涌的大海所吞噬,于是他的寡妇一下子就陷入了贫困之中,只能靠为别人做针线活维持生计。她有三个女儿,另外有一个儿子不幸在风暴中和父亲一起被淹死了。两个女儿早已出嫁,事故发生后,巴托罗缪因为这个机缘注意到奥莱莉娅,当时她才只有十六岁。他为她处女般的美貌所打动,但是她的出身和身家都无法和他那样有身份的人匹配。然而,虽然年轻,她的身上有一种成熟的美,预示着她将会很能生儿育女。这一点对巴托罗缪来说是件重要的事,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一个儿子是他更想要的东西了。在他头两次婚姻期间,他也一直和一些社会地位较低下,但像奥莱莉娅这样年轻貌美的姑娘保持着关系,但是这些不经常的男女关系也没能给他带来子嗣。卡特琳娜夫人一辈子生了六个孩子(两个在襁褓中即夭折了)的事实显示出她的家庭生殖力旺盛,而且,通过谨慎的调查,他了解到奥莱莉娅的两个姐姐每人都生了三到四个孩子。事实上,她们是按着一年生一胎的规律在生养着孩子,这对于一个年轻健康的女性来说是完全正常的。但是巴托罗缪是小心谨慎的。他已经娶过了两个无法生育的女人,他实在是不想再娶第三个生不了孩子的女人了。于是他通过一个中介,向卡特琳娜提议,他可以把她和她女儿安置在伊莫拉郊外的一座别墅中,并定时赠予一笔丰厚的生活费,而且承诺,一旦有孩子出生,他一定会认养下来。他甚至允许让那个中介暗示,如果生下来的是男孩的话,他可以考虑娶奥莱莉娅为正室。但是,卡特琳娜夫人,或是因为基督教的训诫,或是因为她从人世间获得的一些基本智慧,愤怒地拒绝了这一建议。她那过世的丈夫,虽然只是一个小型的海岸运输货船的船东,却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人。她的两个女儿,虽说并没有嫁给富裕的人家,却也是体体面面地嫁出去的。她宁可将自己的女儿送进修道院做修女,也不会同意让她为一个富人所包养。巴托罗缪看遍了伊莫拉城中当龄待嫁的姑娘,没有一个像奥莱莉娅那样吸引他,也没有一个看上去比奥莱莉娅更有可能给他生个大胖儿子。他是一个生意人,也是一个理智的人。他明白,如果你非常想要一件东西,但是你出的价钱又没有办法将那件东西买下来,那就只有一个办法来获得那件东西,也就是照卖方的价格付钱。他非常客气地提出了求婚,女方很快就同意了。巴托罗缪不仅是个商人,而且是个精明的商人。奥莱莉娅比他年轻将近二十岁,他想她身边应该有个人看着她一点儿。于是他邀请卡特琳娜夫人过来和他本人以及他的新娘一起住。塞拉菲娜窃笑着说:“那个老蠢货信任她。但是你看看她那样子,她根本就不是那种会忠实于自己丈夫的女人。当她丈夫在航海时,她根本就不守妇道。”“她很明显不喜欢卡特琳娜夫人。”马基雅维里说道。“我在想为什么。也许她本人就想嫁给巴托罗缪,并让巴托罗缪做她孩子的继父。或许是出于嫉妒。究竟是什么原因无关紧要,但知道这一点总是好的。”婚姻是幸福的,巴托罗缪非常喜欢他年轻的妻子。他给她买了许多精美的衣物和首饰。她本分尽职,温顺而有礼,具备一个贤妻所应有的一切。然而尽管结婚三年,她一次也没能怀孕,而且也看不出有怀孕的可能性。这件事成了巴托罗缪生活中的一个大缺憾。如今他有了一个贵族的头衔,他就更想有个儿子了。“塞拉菲娜夫人有没有暗示,这位美貌的奥莱莉娅也有可能对她的老丈夫不忠?”马基雅维里笑着问道。“没有。她除了参加弥撒之外很少外出。每次出门也都是由她的母亲或女仆陪着。据塞拉菲娜女士说,奥莱莉娅对宗教十分虔诚。她会把对丈夫不忠一事看成是死罪一桩。”马基雅维里沉思着。“当你向女士们聊起我的时候,你有没有碰巧提起玛丽埃塔夫人已经怀孕?”男孩子一下子脸涨红了。“我以为她们了解这件事没有什么害处。”“完全没有关系。我一点都不介意她们了解这件事。”马基雅维里意味深长地笑了。但是他微笑的含义皮埃罗却并不了解。我们已经说过,马基雅维里娶玛丽埃塔并不是因为爱情。他很尊重她,他非常喜爱她那些良好的品质,对她的忠贞不渝,马基雅维里也非常赞许。她是一个勤俭持家的主妇,这一点对于一个像他这样收入不多的人来说是颇为重要的。她从来不会浪费一分钱。她也会成为他的孩子的母亲,而且会是一位优秀的母亲。马基雅维里有着所有的理由对他的妻子满怀宠爱和感情,但是他从来没有想过他应该为她守身如玉。奥莱莉娅的美貌把他的魂都摄走了。而且不仅仅是她的美貌打动了他,更重要的是,从来没有一个女人这样迅速而又强烈地刺激着他的感官。他那强烈的欲望使他的肚子都开始作疼了。“我就是死也得把那个女人搞到手。”他对自己说道。他非常懂得女人,所以他无法如愿满足他的欲望的时候并不是太经常。他对自己的外貌不抱幻想,他清楚地知道别的男人要比他英俊许多,而且许多人也比他更有钱和社会地位。但是他对自己的魅力却是十分有信心。他可以逗女人们开心,他知道如何恭维她们,他有一种本事,可以使女人非常容易地接纳他。而且,最最重要的是,他对这些女人们有着强烈的征服的欲望,女人都能强烈地意识到这一点,而这就让她们兴奋起来了。“当一个女人身体里面每一根神经都告诉她,你想要她的时候,她是无法抵抗的。除非此时她正深爱着另外一个男人。”他有一次这么对比亚乔说。要让奥莱莉娅去爱她的肥胖的丈夫,一个年纪比她大出那么多的老男人,估计是一件非常不可能的事。她之所以听从她母亲的安排接受这桩婚事,纯粹是因为这是一桩好买卖。但是巴托罗缪应该清楚,城里面有年轻人,公爵宫廷豢养的一些放荡的小伙子,一定看上了奥莱莉娅的美貌,所以巴托罗缪肯定在这个方面提高了警惕。那个男仆的神色诡谲多疑,他是一个有着突出浓眉的,脸色阴沉的家伙,长着一只硕大而骨感的鼻子和一张残忍的嘴。他很有可能就是安插在家里用来监视他的女主人的。此外还有女主人的母亲,塞拉菲娜说她年纪轻轻的时候曾经风流快活过,这很有可能是真的。这女人长着一双久经情场的女人所特有的大胆而流连顾盼的眼睛。虽说如果她的女儿找个把情人她也不会生气到什么地方去,但这个女人总归还是需要小心对付的。马基雅维里断定巴托罗缪是个要面子的人。世上没有什么比一个非常要面子,但是又发现被人愚弄了的人更具有复仇心理的了。马基雅维里现在要进行的这件事并不容易,但是这并没有使他觉得不安。他对自己颇有信心,而且这件事的难度也使事情本身变得更加有趣。很明显他必须和巴托罗缪搞好关系,使他有安全感,另外,也许也有必要和卡特琳娜建立良好的关系。让皮埃罗到塞拉菲娜那里去打听情况证明是个好的主意,这番侦察让他对形势有了一个大致的掌握。但是他仍然必须了解更多的情况,之后他那足智多谋的头脑中也许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一些计划。他知道在目前情况下绞尽脑汁是无济于事的。他必须等待一个灵感。“让我们去吃晚饭吧。”他对皮埃罗说。他们步行去了金狮饭店,吃完之后就返回了寓所。塞拉菲娜已经把孩子们安顿上了床,这会儿正在厨房里补着一双袜子。马基雅维里把皮埃罗打发去了楼上他和塞拉菲娜儿子共用的那间房间,然后礼貌地问塞拉菲娜他是否可以在厨房里烤一小会儿火,一边坐了下来。他已经感觉到卡特琳娜会很快过来问塞拉菲娜有关他的情况,所以他希望塞拉菲娜能尽可能地为他说些好话。他如果愿意讨人喜欢的话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他现在就开始这么做了。他向她叙述了他出使法国宫廷的往事,部分是因为他知道这会引起她的兴趣,但是更多的是为了显示他自己的重要性。他谈到了国王和他那位作为大臣的红衣主教,他叙述人物的方式让人们以为他跟国王和大臣们是随便和亲密的朋友。他也谈到了那些豪放的贵妇人的声名狼藉的,但是引人入胜的故事。然后他就转换了话题。他向她说起了玛丽埃塔,谈到把怀了孕的她留在佛罗伦萨对他来说是多么地为难,谈到了他是如何急切地想回到佛罗伦萨和他那快乐的小家庭。要让塞拉菲娜怀疑马基雅维里不是他显示出来的那样一个忠诚善良的丈夫,一个普通然而老实的男人,塞拉菲娜还得是一个非常精明的女人才行。他带着同情和兴趣听她诉说着她丈夫的疾病和死亡,她所经历过的过去的好时光和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去闯江湖的艰辛。很明显她把他看成是一个令人快乐的,杰出的和善良的人。当他告诉她他身体孱弱,带有折磨人的胃病,而金狮饭店的食物让他十分不适应时,塞拉菲娜很自然地提议说,如果他不介意屈尊与她和她的孩子一起用餐的话,她会非常乐意为他和皮埃罗提供伙食。这正中马基雅维里下怀。因为这样他不仅可以省一些钱,而且也可以更加方便一些。当他向她告别时,他给她留下了一个不错的印象。他上了楼,进了自己的房间,就着烛光,读了一段李维的著作,直到睡意袭来。第十章第二天马基雅维里躺在床上迟迟未起。他读了但丁的长诗《炼狱》中的一个诗篇。虽然他对于这部高贵的诗歌早已烂熟于心,但是当他再次诵读之时,他

                          ,这实在是没有任何政治智慧的表现。与伊藤博文等变法者比起来,康有为等人幼稚得像孩子一样。任何自上而下的变法,在新势力没有绝对实力消灭旧势力的时候,一定不要鲁莽急进,而是应该稳健渐进,避免得罪整个既得利益集团。康有为的做法则恰好相反,他想一刀灭掉整个既得利益集团,一次性革除几千年的积弊,结果导致害怕失去权力的慈禧太后突然翻脸,整个局面翻盘。一切都已经结束了。袁世凯成了这场政变中的大输家。因为他犯了一个错误:组织错误,站队很模糊,一点都不旗帜鲜明!在康有为、梁启超的生花妙笔下,他成了卖友求荣、出卖革命的罪魁祸首。在慈禧的眼中,他是光绪、康有为信任的对象,是未落网的维新派分子,所以慈禧要以两边讨好的投机分子罪名惩治袁世凯。危急关头,荣禄出现了。平时受了袁世凯不少糖衣炮弹的荣禄替袁世凯求情。荣禄的面子,慈禧那是要给的。收钱真办事,荣禄是个好同志,要不然袁世凯不死也得脱层皮。第十章老佛爷要单挑全世界

                          神功护体的义和团

                          “戊戌政变”,袁世凯惊险无比地保住了自己的小命和官位。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一场自发的群众政治运动的适时出现给了袁世凯新的政治生命。继二十多年前的“天津教案”之后,山东又传来了不好的消息:一些老百姓与传教士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了!自从鸦片战争之后,大多数传教士也就留在了大城市,但仍有少数具有献身精神的勇敢传教士历尽千难万险深入中国内地,传播基督教义。只可惜他们的付出与回报是不成正比的,他们的努力几乎没有结果。搞成这样的原因跟前面“天津教案”的原因差不多。百姓与传教士关系越来越紧张,还有一个根本的原因——思想冲突。基督教义中的“无父无君”和“众生平等”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君臣父子”等三纲五常的思想是根本对立的。在今天看来,显然前者比后者先进,但那个时候的国人可不会这么认为。譬如基督教提升妇女地位的努力就极大地触怒了某些根本不把妇女当人看的中国男人。在湖北荆州,有一个满洲妇女诵读《圣经》时让她老公发现了,老公就真的一刀把老婆送上西天去见上帝了!……随着老百姓和传教士的冲突愈演愈烈,习惯性的摩擦也就进化成了根深蒂固的仇恨,并最终酿成全面的流血对抗。到了1897年的时候,山东的一些农民朋友最先发难,开始自发组团跟洋人对着干。没想到,这让白莲教、大刀会等江湖秘密组织发现了趁势而起的机会。这些江湖大哥、绿林好汉可比农民朋友们聪明得多,知道拳头、锄头干不过握有先进武器的洋人,不可蛮干,要巧干。于是,大哥们决定使用掩耳盗铃式的恐怖“神功”。他们特意研发出“铁布衫”和“金钟罩”等秘密武功,据他们自己宣扬,只要自己念动咒语,身上就像裹上了一层钢甲,刀枪不入。除此之外,大哥们还找到了一个很有感染力的政治口号:“扶清灭洋”。在大哥们的带领下,“灭洋”队伍迅速扩大,手工业者、城市贫民、小商贩、工人、流氓无赖、官军、富绅甚至王公贵族纷纷找到了“组织”,几十万人马画神符、喝神水、练神功,装神弄鬼,掀起了一股强劲的杀洋人、灭洋教风暴,非常拉风!非常血腥!在他们眼里,所有的洋人都要杀,所有沾着洋字的都要去除。凡是信基督教的中国人以及跟西方事物沾边的中国人,如戴西洋眼镜的人、穿西装的人、会说英语的人、留过学的人,统统地都被做掉了。举个例子,有一个知县因为用了美国制造的铅笔,不仅自己丢了小命,还连累了家人——男的直接杀,女的先奸后杀,一个都没有放过。至于外国大使馆更是他们工作的重心所在!这些人认为大使馆是洋人的巢穴,只要能把使馆摧毁,洋人就会彻底地被斩草除根。此外,跟西洋有关的一切东西,如洋楼、铁路、电线、电灯、钟表、火车也都被焚烧和破坏。在这场运动中,上千外国传教士以及不可计数的中国平民百姓和官员死亡!这个饱含愚昧、落后色彩的政治军事宗教组织,史称“义和团”或“义和拳”。义和团最初的动机是单纯的,他们是淳朴的中国农民,他们具有自发的民族感情,自觉地对抗外国人和做外国人奴才的中国人。他们没有受过教育,没有知识,他们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他们所敬奉的神灵全是《封神榜》、《西游记》、《三国演义》上的角色。如果对他们进行正确的引导,后来发生在中国身上的悲剧完全可以避免。不幸的是,他们的爱国热情落到了愚昧的大小野心家手里,于是他们变成了可怜可恨、不分青红皂白一味排外的狂热暴徒。当然,义和团的行为有人憎,也有人爱。在那些愚昧的顽固保守派看来,义和团的做法值得兴奋、值得期待!一来他们觉得义和团的做法算是向洋人报仇,让中国人扬眉吐气;二来不懂科技的他们可能真的相信世上存在“刀枪不入神功”,于是公开支持义和团,还把团民称作“义民”。而在那些洋人看来,义和团自然是十恶不赦。洋人被杀的事件不断发生,列强也不断地向清政府施压,要求慈禧镇压义和团。一边是全心全意为自己服务、早请示晚汇报的打工仔,一边是气势汹汹的洋大爷。慈禧太后进退维谷,非常纠结。她能出什么招呢?她环顾左右,这才发现曾国藩、李鸿章、奕訢这些头脑清醒的能臣早已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不在身边,她身边尽是些唯唯诺诺的庸臣。这时,她才发现自己也老了,已不能再像三十年前那样准确地判断形势,自己是多么需要一个能干的朋友啊!慈禧万不得已之下,只能使出绝招——以静制动,等等看再说。正是老佛爷这种走着瞧的心态,助长了“义民”们的“革命气焰”,事件越闹越大、越闹越凶。我袁世凯来了义和团闹得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山东省。毕竟义和团的非著名领袖朱红灯就是山东人,山东正是义和团的起源地和根据地。义和团在山东那么疯狂,洋人自然没少被杀,尤其是德国人被杀得最多!1898年,也就是“戊戌变法”的这一年,德皇威廉二世得知传教士在山东曹州被义和团做掉的消息后,立刻点派远东舰队杀气腾腾地直奔山东半岛,保护侨民。德国人一来,二话没说便把胶州湾一带占住,随后又强迫朝廷把胶州湾租借给他们九十九年,山东也就成为了德国的势力范围。从此时开始,德国人就把山东当成了自己家,使出吃奶的力气实干、硬干、快干,给新家实现现代化。德国人先是把一个小渔村建设成了一个新兴的样板城市——青岛,并将其作为自己在远东的基地。不过德国人的干活态度确实值得我们学习。如今的青岛城市地下水管网络居然是一百年前德国人霸占青岛时建造的,而且到今天依然完好,非常好用!德国人研制出来的青岛啤酒也很美味,中国人一直喝到今天。德国人接下来修了一条胶济铁路,修好了之后,他们不仅拿走整条铁路的赢利,还要铁路的路权,甚至连铁路沿线的治安、管理人员都控制在他们手里。也就是说:中国人想用这条铁路还得德国人同意,还得交钱,否则门都没有!德国人与山东百姓争利,冲突不断,整个局面犹如一团乱麻。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简直要活不下去了!这时的山东急需一个能摆平义和团与德国人的能吏。1897年到1899年的短短三年间,山东巡抚这个位置已经有四位大佬轮流坐庄,却没有一个人能摆平义和团和德国人。美国大使康格终于看不下去了,他直接跑到总理衙门说:山东闹得实在是不像话了,我们在山东有很多生意要做,急需一个和平发展的环境,请你们派一个能干的人过来,假如没有足够武力的话,可以把天津操练得很好的军队调去协助嘛!这不就是不点名地推荐了袁世凯吗?康格干吗要帮袁世凯?鉴于袁世凯有过行贿的前科,很有可能是康格拿了袁世凯的好处费。慈禧向袁世凯的老上司荣禄征求意见。荣禄说:这小子虽然属于鹰派,但又不会蛮干,是个软硬兼施的主儿,派他去正合适!于是,慈禧也就给了康格一个顺水人情,派袁世凯出任代理山东巡抚一职。1899年深冬,新科代理山东巡抚袁世凯带着自己培训的新军,带着三个能干的属下——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带着慈禧“保护义民”的命令来到了山东。论天时,现在的大清特别需要他这种有为的壮年官吏站出来挽救国势。论地利,他作为一省之长,山高皇帝远,自己的地盘自己说了算。论人和,他手底下有一支听命于自己的军队,有枪杆子就会有人脉。现在,天时、地利、人和都有了,再也没有任何理由能挡住他前进的脚步!我袁世凯来了,看我的吧!山东人民心中的红太阳袁世凯很不错。在经过实地调查和苦苦思索后,他批判地吸收前几任同僚的失败经验,并根据山东的实际情况,理论联系实际,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两套独特武器。在这两种武器的辅助下,他只用两年就摆平了山东省的内忧外患。他发明的第一套武器,叫“明抚暗剿”,是一种欺骗式的攻防兼备的战斗系统。实际上,这个战斗系统承受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和压力。因为慈禧让他保护“义民”,而他却在剿杀,作为地方官员的袁世凯居然直接对抗王朝的最高决策,这可是掉脑袋的大罪啊!但是,袁世凯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一点也不含糊。袁世凯不会也不能忘记当年在朝鲜的那一幕幕,现在的义和团何尝不是当年朝鲜的东学党?袁世凯清楚:这种没有明确目的、没有纲领、良莠并蓄的激进民间组织只会坏事,当年的东学党既然能让朝鲜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现在的义和团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历史证明了袁世凯的先见之明,义和团不仅无功,简直就是压垮清朝这匹瘦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往事不堪回首。袁世凯绝对不允许这种情况出现,这正是他要坚决进剿义和团的主要原因。不过袁世凯也不是蛮干的人,他懂技巧、懂“阳奉阴违”、懂“识时务者为俊杰”、懂“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知道如何在强硬与妥协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是这方面的大师。所以,他利用朝廷上层对义和团定义的模糊性,大玩文字游戏。袁世凯公开声明:山东省各级官员必须要“遵旨保护义民”,因为“义民”都是“守法安分”的普通人,是良民。光看他的公开声明,肯定以为他会好好保护义和团。但只要你认真分析袁世凯的这些文字,就能读出深层含义——不滋事、不杀人放火的“义民”的安全我肯定保护,但那些“杀人放火、传播邪教”的“义民”的安全,我就没法保证了,官兵们该杀就杀、该逮就逮。文字游戏玩玩可以,但具体工作还得干。在这一点上,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三位同志的表现相当不错,忠实执行袁世凯的铁腕政策,对杀人放火的“义民”宁杀错不放过,山东的动荡很快被平息下来。搞定义和团,任务只算完成了一半。袁世凯接着出手摆平德国人。对付德国人与对付义和团是不同的,绝不能只靠动用武力,即便动武也未必能赢,最好是用和平的外交手段解决。袁世凯对这一点早已成竹在胸,早就准备好了第二套武器——“袁氏四板斧无漏洞防御系统”:第一斧,一切按法律办事。没有写进法律的,马上谈判,写进法律。第二斧,辞退愚昧保守的官员,选拔懂得外交的官员,组织这些官员学习法律,保证遇到案件时,可以根据法律与德国人交涉。第三斧,安排专员常驻德国租界,未雨绸缪,主动保护洋人,尽量减少德国人生事的借口,譬如为洋人办理进入内地的护照。第四斧,亮剑。明知是死,也必须亮出宝剑!当列强提出非分的要求时,袁世凯就不再让步了,手中握有一支武装到牙齿的现代化部队,他多少还是有些底气的。这个“袁氏四板斧无漏洞防御系统”的效果还真不错,至少令德国人十分满意。在德国人看来,袁世凯是一个思想进步、开明的中国官僚,了解西方,对于西方的制度和做法没有敌意,是一个比较好沟通的人,是一位现实主义者,清楚清国的弱点,不像其他清国官员自我封闭与狂妄自大,非常好合作。这样优秀的中国官僚去哪里找?打着灯笼都找不到。错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所以,德国人很是给袁世凯面子,在义和团之变乃至于后来的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山东基本上没有出事,中外关系还算是相当的“友好”。既搞定了义和团,又摆平了中外摩擦,山东人民也过上了安稳的小日子,袁世凯的巡抚终于当稳,前面的“代理”二字被去掉了。老佛爷要单挑全世界山东幸福了,其他地方悲剧了。义和团在山东待不下去,那就只能另谋出路。当时的“义民”仇视一切洋人的东西,自然也就不会坐什么火车、轮船,他们要挪窝,也就只能徒步或是“驴行”。交通手段不给力,那也就走不远。能去哪儿?河北!河北就是义和团挪窝的首选之地!结果到了1900年,河北一带的义和团成员已经发展到上百万之多。河北距北京实在是太近了,连慈禧都对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神功如雷贯耳!慈禧本来就不是什么特别开明的人物,加上也被列强欺负惨了,屡次被逼赔款、割让领土求和,慈禧心里也憋着一股气,想给列强点颜色看看,所以喊着“扶清灭洋”的百万拳民算是让慈禧看到了反攻倒算列强的希望。但多年的政治生涯让她学会了谨慎,她还不能完全相信义和团,得派几个臣子去探听一番虚实之后再做打算!于是,慈禧派出了守旧党巨头刚毅、部长级的北京市市长(尚书知顺天府)赵舒翘前往调查。让慈禧没想到的是,此次调查的结果在这两个哥们儿离开北京之前就已写好,然后两人拿着慈禧的调查经费公费旅游了一圈。归来后两人报告太后说:义和团都是爱国的忠义之士,确确实实不畏惧任何枪炮。慈禧确实老了,她居然相信刚毅这种义和团的粉丝能做出公正的调查!接下来,慈禧命义和团开进北京,亲自接见他们的领袖(大师兄)曹福田,此时朱红灯已在山东被杀死了。曹福田在用他的无敌护体神功表演完“大刀不入”的绝技后,自信满满地向慈禧太后保证:俺的法术可以把天下洋人统统地杀光。慈禧看完、听完之后,深感满意。不知道慈禧是被“大好形势”冲昏了头脑,还是真老糊涂了。你虽然不懂科学,但是应该了解刀不入体是可能的,但枪不入体是不可能的!至少老佛爷你可以做个试验,让曹福田念咒后,用枪射击一下他的屁股试试,看看曹先生的臀部是否能够抵挡得住子弹的冲击!还有一种完全相反的可能。慈禧很聪明,她看完义和团的表演后,发现了猫腻,但她没说破。因为她认为功夫虽然是假的,但民心是真的,她可以利用义和团来反洋,通过“群众的力量”和洋人讨价还价。就在慈禧研究如何使用曹福田等人的时候,列强已经不打算给她时间了,列强等不及慈禧来镇压义和团,他们决定自己动手:先是派兵进京进驻外国使馆,后又集结舰队于进入京津的门户大沽口,要求慈禧交出大沽炮台。事态危急,列强欺人太甚!慈禧该怎么办?一不做,二不休,跟列强拼了吧!1900年6月21日,清国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下了一份惊天地泣鬼神的诏书,向世界上所有跟清国有外交关系的列强宣战。这里得强调一下,该诏书并未指明宣战的具体国家,而是用了一个带有藐视的代称“彼等”。吉尼斯世界纪录从此改写,中国的慈禧太后成为历史上唯一单挑全世界的人,还是一个女人!真是羞煞多少男儿啊!世界各国最初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等到证实真有这种怪事时,无不吓了一跳。无知的疯狂之后必然是粉身碎骨,患了失心疯的慈禧将中华民族带向了一场浩劫……一时间乱象毕露,国无宁日,事情发生在庚子年,史称“庚子事变”。胆大包天的盛宣怀就在大乱将起之时,一个人挽救了清朝的命运,或者说延长了清朝十年的国运,他就是当时担任清朝电报局一把手(督办)的盛宣怀。时间是1900年6月末。盛夏,天气有些热,慈禧心里也有点乱。列强要出兵的消息让慈禧

                          撤兵,要不你们清军也留下来吧,一起帮助朝鲜改革内政……你先回去考虑考虑?之后几天,日军仍驻扎重兵在战略要地,而且不断增兵。袁世凯是个明白人,一眼就看出来了:经过长达数年的积累,日本已经做好全面战争的准备。袁世凯立刻把日本拒绝退兵的消息还有自己的判断告诉了李鸿章,还让李鸿章多派军队入朝给日本以威慑。李鸿章将此事汇报给了朝廷。朝廷就“是打还是和”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这个时候的大清帝国集团公司,法人代表是光绪,可是集团董事长却是慈禧。光绪作为一名热血青年,见不得小日本如此猖獗,他是非常想教训教训对方的,毕竟大清在中法之战中都没有输,何况打跟法国比起来貌似差很远的小日本呢。可是慈禧老人家今年就要过六十大寿,她可不想让战争耽误她大办生日庆典。严格说起来,慈禧近几十年的“大寿”都过得不太爽。1875年,她四十大寿那年,刚好赶上亲儿子同治病得奄奄一息,做娘的当然难过,哪里有心情过寿。1885年,她五十大寿那年,中国和法国开战,又把好心情给搅了。现在是1894年,马上六十大寿了,总该好好过过了吧,可惜中日很快就要爆发一场决定国运的战争!其实,慈禧想办一个超级生日Party的迫切心情也是可以想象的。自从她垂帘听政以来,平定了太平天国、捻军,收回了新疆,中法战争算不上输,洋务运动也办得有声有色,史称“同光中兴”,而她慈禧不就是大清王朝的“中兴之主”吗?于是乎,随着1894年的临近,慈禧老佛爷就开始琢磨着要给自己办一个体面的六十大寿。因此,慈禧只想和议,不想打仗。她以为退一步海阔天空,日本人就不会生事,她也就可以好好筹办生日Party,可她不知道,日本已经铁了心要开打。袁世凯班师回朝令人奇怪的是,这一次“北洋水师之父”李鸿章竟然也站在慈禧这边。他说:日本此时战争实力已超过我国。咱们应该主动从朝鲜撤军,通过国际调停,争取时间。如果咱们躲过此战,我国便可获得一个战略机遇期,在实力充足后再与日本交锋不迟。李鸿章居然支持通过国际调停解决朝鲜危机,他是对自己创建的部队没有信心,还是愚忠到唯慈禧之命是从?后来知道了,他不支持开战的理由居然是他没有信心赢取胜利,与以光绪为首的主战派认为大清帝国会轻易地秒杀小日本的想法完全南辕北辙。李鸿章认为,大清这间破屋,已经风雨飘摇,难以继续维持。他说:在清朝前三十年的军事变革中,老佛爷给他出的题目都是命题作文,给予他自由发挥的空间极其有限,他从来没有实实在在地、放开手脚地办过事,总是受到各种各样的掣肘,所以事情也办得不大靠谱,像海军就是纸老虎,根本不足以战胜日本(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吴永《庚子西狩丛谈》)。所以,李鸿章不愿意在这种没有把握的决战中消耗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实力,他觉得应该再等一等,尽力争取和平的发展环境,把经济搞起来再说。当然,由于这番话是李鸿章在战争结束后说的,不排除有马后炮的嫌疑。其实光绪和李鸿章怎么想都不重要,只要大清的董事长慈禧不想打仗,那就不能打仗,大清自然也不会派兵。一心等待朝廷援兵的袁世凯终于失望了。袁世凯这时的处境很艰难:一方面,东学党人想暗杀奴役他们的袁世凯;另一方面,朝鲜的亲日派也想杀袁世凯;再一方面,日本人也想趁机搬掉袁世凯这块拦路石。在这种危急时刻,袁世凯从小练就的一身武艺还有小心谨慎的防范措施起了作用,他成功地逃过了多次暗杀。袁世凯明白,继续在朝鲜待下去,不但没有任何意义,而且自己的小命也将不保。于是他开始向朝廷打报告,申请调职归国工作,理由是头晕发烧全身痛,要回国养病。这么见鬼的理由,好在李鸿章给他面子,恩准了。1894年7月初,袁世凯将朝鲜这个烂摊子留给了十分讲义气的小老弟唐绍仪,踏上了归国轮船的甲板,望着船慢慢地往后退离岸边,袁世凯眼里有泪花闪过:再见了,我逝去的青春!再见了,我奋斗了十二年的地方!日本虽说清朝内部有打与不打两种意见,可是蓄意扩张的日本对朝鲜已经势在必得:打不打由不得你!战争就要开始了!在此之前,我们还要介绍一下清朝的对手,日本。领导人:明治天皇,日本史上最伟大的统治者,没有之一国土面积:三十七万平方公里人口:三千万起步水平:日本普通国民连姓都没有,明治天皇下令国民自定姓。住在山上的叫山口;住在田里的叫田中;替人养狗的叫犬养,光看字面意思,很容易让人误解为被狗养大的。国情:当中国面临列强入侵、亡国灭种的生存危机时,隔海相望的日本也遇到了相同的挑战。1853年,美国人佩里制造“黑船事件”,美国侵入日本。之后,俄国、荷兰、英国、法国也开始侵略日本,日本由此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列强打开日本的国门后,日本人觉醒了,平静地接受了不平等条约,派出留学生到西方先进国家学习先进的制度、技术还有思想,同时将“效法西方”、“脱亚入欧”、“政治改革”列为国策。在做了一定的准备后,日本于1868年左右开始施行改变了自己也改变了世界近代史格局的明治维新。从字面上看,似乎明治维新与清朝于7年前开始的洋务运动同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部挠痒式改革。其实不然,千万别被日本人忽悠了。明治维新的本质实为革命,看看他们做的事情你就明白了。刚刚继位不久的明治天皇成功团结广大既没有钱也没有地位、对社会现实严重不满的中下级武士(大概可以理解为通晓武艺的职业军人,这帮人的职业精神就是传说中的“武士道”),通过战争一举消灭了一直把天皇当成傀儡来使唤的军阀政权——德川幕府。消除军阀割据后,明治天皇开始推进国家工业化,施行政治改革,并于1885年实施内阁制,1889年正式君主立宪,带领日本从此脱离封建主义走上资本主义强国之路。短短数十年间,日本就在他的领导下从一个闭关锁国的小弱穷国,奇迹般成为世界强国。由于日本特殊的地理位置,日本深知制海权的重要性,于是在明治维新开始后特别重视海军建设。明治天皇拿出自己的私房钱,天皇媳妇儿也省下自己的化妆费,就连天皇的老妈欧巴桑也捐出了她仅有的几件首饰,统统用作海军军费。日本全民效法皇室,勒紧裤腰带省吃俭用,纷纷向海军捐款。注意,日本人的海军军费只有一部分用来向西方购买军舰,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用来扶持军舰自造的工业,譬如三菱。因为日本人明白,一个国家工业化的命运,基本上就等同于一个国家海军的命运。没有工业化,军舰坏了找谁修?炮弹没了找谁买?总不能全指望进口解决吧?此外,日本还十分重视对军队的思想教育,所以他们的军官具有高度国家意识,他们的士兵具有民族主义牺牲精神。尽管这对其他的国家而言是一种灾难。不管如何,军事工业自主化,尤其是对军队进行思想教育正是清朝和李鸿章所忽视的!直到三十年之后,一位屡败屡战的英雄站出来重拾旧山河时,才意识到了这一点,并用实际行动交出了一份近乎完美的答卷。言归正传。日本海军的发展从此一路狂飙,而视察战舰编队演习就成了明治天皇的乐趣所在。铁甲武士我有,试问天下谁是敌手?兴奋的明治天皇还收到了一个意外的好消息。据可靠情报,假想敌清国对海军的投入越来越少。自1888年北洋水师完全成军之后,李鸿章便很难从户部尚书(财政部长)翁同龢手里拿到军费了。因为在慈禧的授意下,翁部长拿军费另有妙用。譬如光修建皇家度假山庄颐和园一项,就挪用军费七百五十万两白银。明治天皇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刻来了灵感:趁清国海军没钱,赶紧找英国人把最先进的快速巡洋舰“吉野号”给我买下来!……不进则退,数年之前还是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在开战前至少在军舰的机动性、火炮强度以及将兵素质上输给了日本海军。好了,有关日本的介绍到此为止。甲午之战1894年7月25日,朝鲜牙山湾口的丰岛西南海面,日海军率先进攻清军运兵船,清军被迫还击。此后几天,日陆军向驻扎在朝鲜牙山的叶志超和聂士成发起进攻。寡不敌众的两人先后向平壤方向撤退,但叶志超为了升官谎报战绩,譬如“我军英勇歼灭日军有生力量多少人……不计一城一地得失,做战略性撤退”之类的鬼话,让朝廷对日军的战斗力做出了错误的判断。日海陆两军出击,进犯清军,不宣而战。慈禧、光绪已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不打也得打。一个星期后,光绪下宣战诏书,正式对日宣战!这一年是甲午年,因此这次中日全面对抗又叫甲午中日战争。清军的战略是:一、以北洋水师扼守渤海湾口,并掩护陆军进驻朝鲜。二、集结陆军于平壤,再南下进攻日本陆军。一句话,清军的战略是水师主防,陆军主攻。原来,早在7月21日,李鸿章便下令淮军卫汝贵、马玉昆、丰升阿、左宝贵四路大军共计一万三千余人起程入朝,日军在7月25日那天进攻的对象就是这支军队的运兵船。后来,这批增援部队与叶志超、聂士成两支军队在防守设施相对完备的坚城平壤会合。这李鸿章不是主和吗?怎么在战斗未打响之前就偷偷增兵?其实,像李鸿章这种纵横政坛几十年的老政客,做事沉稳,工于心计,绝不会冒险,一般都会做多手准备。所以,在李鸿章寄希望于国际调停的同时,也集结部队为有可能发生的战争做准备。而日本方面的战略计划呢?小日本的计划很简单:首先击败北洋水师,取得海战胜利,夺得制海权,然后由海军掩护陆军在渤海湾登陆,最后在直隶平原寻求与清军主力决战。小日本的战略与清军相反。他们的战略核心是海军制胜。因此,日本海军一直在海面上搜索北洋海军主力,以图决战。与此同时,日本陆军也在朝鲜投入了重兵,毕竟占领朝鲜是最现实的目标。9月15日,规模升级的第一战在平壤打响,日军兵力占优。清军总指挥是谎报军功升官的叶志超,丰升阿、卫汝贵、马玉昆、左宝贵各自负责防守平壤城的一个方向,聂士成负责保护清军退路。而日军主攻的城西,这个最危险的地方,清军的指挥是最有本事的左宝贵。开战后,除了左宝贵被几倍于己的重兵攻击之外,其他几个方向中日两军人数差不多,杀得难分难解,胜负尚在两可之间。一天后,左宝贵寡不敌众,英勇战死,城西被攻破。听到日军入城消息的叶志超,没有想过调兵增援,更没有想过亲自上战场阻击日军,而是牢记“让领导先走”的精神,二话不说,跑路!丝毫没有军人的职业操守。也是,你能寄什么希望于一个说谎冒功的人呢?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只怕猪一样的队友!清军丧失了宝贵的战机,失去了统帅指挥和协调的清军,被日军大败,平壤失守。一个星期后,清军全部退过鸭绿江,日军完全控制朝鲜。平壤失守的第二天,即9月17日,主动寻找战机的日本海军终于在黄海大东沟一带找到了目标:北洋水师。两支当时亚洲最强大的海军短兵相接:北洋水师十艘舰船对阵日本海军十二艘舰船。北洋水师的运气很不好,开战不久司令官丁汝昌就被日军炮火击成重伤,北洋水师各舰失去指挥,只好各自为战。在这里要讲一个在战争中表现得最为英勇无畏的人,他叫邓世昌。海军司令丁汝昌很看重年轻的邓世昌,给他加挂衔副将协都统(少将)。这么做似乎是重才,但别人都不以为然,认为这是丁司令为抗衡福建派系采取的政治行为,因为邓世昌是当时北洋水师中唯一非福建籍水师军官。但邓世昌牺牲的那一仗,打得非常勇敢,远比大多数管带玩命。他指挥的“致远号”舰身燃起大火,他开足马力试图与对方的绝对主力、杀伤力最强的“吉野号”同归于尽(有史料认为是“浪速号”),争取拉一个垫背的。虽然最后没有成功,反而己方舰毁人亡,但还是非常英勇悲烈。尽管像邓世昌这样勇于战斗、不畏牺牲的北洋将士是大多数,是主流,但仍有不少贪生怕死之人,譬如“济远号”管带方伯谦、“广甲号”管带吴敬荣就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临阵脱逃。人在做,天在看。方伯谦战后被斩首,“广甲号”触礁自毁,吴敬荣喂了鱼。不过“广甲号”上一个叫黎元洪的普通军官居然逃得一命,大难不死的他在不久的将来创下了一段传奇。五个多小时后,黄海海战结束。黄海海战北洋水师伤亡近千,沉五艘船,战斗力损失一半。日军伤亡不到五百,被重创五艘船。日军获胜,获得黄海的控制权。水陆两军皆败,李鸿章及时转变了策略:鉴于黄海海战中北洋水师的弱点暴露无遗——火力弱、射速慢、航速更慢,舰船保障也没有日本给力,北洋水师应该以防守为主,相机出海决战,今后主要倚靠旅顺这样拥有猛烈火力的军事基地与日军周旋,阻止日军登陆作战,就让他们在海上漂着干瞪眼吧!李鸿章对自己的安排很有信心:战斗经验丰富的淮军,坚固的旅顺军事基地,足够的弹药储备,没有理由守不住!然而他错了,他的淮军再也不是当年那支在江淮战场上所向披靡的强军,三十年后的淮军早将不怕死的光荣传统丢得一干二净,已经彻底腐化,怎么腐败怎么来——贪污军费,吃喝嫖赌,吸鸦片,不好好训练,也就是在李鸿章来视察的时候才装装样子,这样的军队、这样的后勤保障,是无法打胜仗的。最精锐的淮军都这样了,地方部队就更别提了:战斗还没有开始,就打定主意逃跑,还没有等到日军进攻,就纷纷溜之大吉。局势基本一边倒的时候,聂士成这个淮军里的异类,居然能偶尔赢一把小日本,不过这样的局部胜利已经无法挽回大局。两国陆海两军从辽东半岛打到山东半岛,从旅顺打到威海,清军战战皆败。陆军方面除聂士成之外,李鸿章起家的淮军近乎全军覆没;北洋水师在威海卫一战中,悍将刘步蟾战死,主帅丁汝昌自杀,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北洋海军全军覆灭。这耻辱的一仗,打到来年4月正式结束。又卖了一次国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李鸿章又代表慈禧、光绪,卖了一次国,签订了《中日马关条约》。为什么又是李鸿章呢?其实,李鸿章并不是慈禧最初选定去谈判的人选,在他前面,已有两批人被日本人赶回来了。日方的代表是内阁首相伊藤博文,他觉得慈禧先前派遣的那两批人,威望和地位都不够高,不能全权代表清政府,哪里有资格跟他谈,这不是没有诚意吗?他希望由奕訢或李鸿章来跟他谈。奕訢是地位尊崇、很有威信的王爷,而李鸿章也因为办海军、办洋务、搞外交,在国内外积累了极高的人气。但是奕訢这些年来由于被慈禧猜忌受到打压,比较沉寂,那唯一的人选就是李鸿章了,所以伊藤博文指名道姓非李鸿章来谈不可。战败之国没有丝毫尊严可谈,73岁的李鸿章明知这次肯定又要割地赔款,那也得去。谈判在日本下关(后改叫马关)的春帆楼正式开始。伊藤博文撂下狠话:条件不可能改变,李鸿章你就两个选择,答应或不答应!李鸿章一看条件:赔款三亿两白银,割让台湾以及辽东半岛!哪里敢答应,双方就这么僵持了下来。就在这时,一起突发事件改变了谈判的进程。一个日本愤青在李鸿章下班后走出春帆楼时,给了他一枪,击中其左眼下一寸的位置,李鸿章倒下了。若李鸿章就这么死了,那他在后人心中的评价绝对高得多,说不定能评个“民族英雄”。可惜,阎王爷不让他死,因为老佛爷还等着他帮她卖国!于是,李鸿章稀里糊涂地活转了过来。美中不足,当时的医疗水平太差,弹头取不出来,永远留在了李鸿章的身体里。苏醒后的李鸿章高兴地说:此血可以报国矣!因为他知道日本人的麻烦来了。那个日本愤青的本意是干掉李鸿章,挑

                          彻查此事。上任伊始,陈瑞谕令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地方长官,即中日贸易船队司令米兰达(AiresGonsa1vesdeMiranda)和耶稣会萨(D.LeonardodeSa)主教[7],前往两广总督驻地肇庆见他,商谈此事的处罚及善后。在澳门的葡萄牙人接到这个谕令后颇感吃惊,因为葡萄牙人居住澳门已获得中国政府的默许,中国政府并没有反对在澳门的葡萄牙人相对自治。至于在澳门的葡萄牙人选举首席法官,实施葡萄牙法律,这都是相对自治中的应有之事,中国政府似乎不应该过分干涉。不过陈瑞是中国政府的地方代表,他的命令即便不代表中国政府,但也不易过于蔑视,以免引起更多误会。于是,在澳门的葡萄牙人试图寻找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不使陈瑞及中国政府感到没有面子,也不过于损害葡萄牙的尊严,因此,代表葡萄牙利益的澳门政教当局断然不能前往肇庆接受陈瑞的训斥,只能用折中的办法另行解决。经范礼安动议,在澳门的葡萄牙人行政当局决定委派传教士罗明坚代表澳门教区主教,另派与中国官员关系密切的检察官本涅拉(MattiaPene11a)代表市政当局同行。范礼安的意思是,不仅要维护葡萄牙人的尊严,维护西方人在澳门的管理体制,而且应该利用这一机会,争取中国政府能够同意在大陆上划定一个永久居留地给传教士,争取中国地方当局在今后的贸易活动中尽量减少干涉。为了达成这些目的,葡萄牙人进行了认真的准备。根据先前与中国官员交往的经验,特别为陈瑞准备了丰盛的礼品,包括他们所知道哪些是中国人特别宝贵的东西。这些东西有天鹅绒、水晶镜等,价值超过一千金币。准备齐全后,罗明坚、本涅拉一行在中国使者陪同下,于1582年5月前往总督衙门所在地肇庆。陈瑞第一次接见罗明坚等人时,因葡萄牙人无大明皇帝的准许就在澳门定居而勃然大怒,以为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并没有获得明朝政府的许可,更没有授予任何管辖权,现在在澳门的葡萄牙人竟然擅自选举什么自治组织,那么这种自治组织究竟是依据什么样的法律进行管束呢?陈瑞要求葡萄牙人进行解释。当时,陈瑞端坐在衙门大堂上,两旁站立三百名手执宝剑的武士。陈瑞故作威严的姿态并没有吓倒葡萄牙使者,罗明坚等人毫不畏惧,据理力争,告诉陈瑞葡萄牙人虽然在澳门定居,但他们对中国人以兄弟相待,安分守己,不曾作奸犯科。并不忘恭维陈瑞说:居澳葡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总是中国皇帝的顺民,并承认总督殿下是他们的保护者,恳请总督对他们加以扶助及慈爱。随即,罗明坚等人适时递上他们准备好的礼物。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怕死。这是中国古人的期待,可是这种期待每每落空。根据利玛窦的记载,当陈瑞看到这些礼物时,他的傲慢态度顿时消失了,他笑着通知罗明坚等葡萄牙使者,澳门的一切情况可以照旧继续下去,以现行方式进行自治管理,但要服从中国官员的管辖和命令。然而正如利玛窦所嘲弄的那样,这不过是一套惯用的官样文章,因为澳门的葡萄牙人是受葡萄牙的法律管辖的,而住在那里的其他民族则各行其是。甚至中国人变成基督徒时,也不穿自己的中国服装,而是像欧洲人那样打扮。早期圣贤期待的“以夏变夷”终于在基督教文明面前变成了“以夷变夏”。此后,葡萄牙政府逐步改变了对澳门的管理,正式向中国政府承租了这块土地,按年交租,正式委派总督,正式采纳西方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文化教育体制,澳门的面貌从此发生根本变化,一个早于香港数百年的西方“飞地”终于在远东形成,其体制、面貌均与中国内地判然有别。在葡萄牙人的经营管理下,澳门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进入清代之后,随着东西方贸易及文化交流的不断扩大,澳门在西方的重要性越来越大。在清政府不愿更多开放沿海港口的情况下,西方许多国家也开始利用澳门这个登陆中国最方便的前沿。荷兰人、英国人等多次试图分享葡萄牙人在澳门的权力,但终因各方面原因而没有得逞。只是到了鸦片战争后,香港沦为英国人的殖民地,随着香港地位的上升,澳门的地位逐步下降,在东方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等方面逐步让位于香港。西方经验在澳门获得了充分施展,这一点肯定通过澳门及其周边地区向中国内地扩散,逐步且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和现代中国的起源,中国人一定会从西方人在澳门的行政管理经验、地方自治经验,乃至人的自由、权力、尊严等方面获得有益启示。我们现在虽然还不能有效证明晚明中国思想界思想异端与澳门的直接关联,但许多研究已经证明,正是那些年通过澳门不断向中国内地渗透的传教士传来的西方思想,构成了晚明思想异端的学术资源,晚明思想文化的变迁绝不仅仅是传统中国学术文化的必然逻辑,而是带有浓郁的外来智慧和外来特点,这个外来因素的唯一通道,就是以澳门为基地,通过澳门周边地区向内地渗透。开启现代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前的两百年,西方文化通过澳门向中国内地和中国政治中心北京不断施加影响,这种影响的细节、过程我们目前还不是很清楚,但根据我们对乾嘉汉学本质的理解,中国学人在那两百年间并没有中断对西方学术的研究和探索,他们依然延续晚明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的西学情怀,使用西学方法从事中国学术研究。这个学术特征是否与在澳门或通过澳门进入中国内地的传教士有着互为因果的关系,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学术证明,但乾嘉汉学中蕴含着西学因素确是不易的事实。[8]由于澳门的存在,西学在晚明至鸦片战争之前的两百多年间并没有完全中断,这从清王朝不断地发布越来越严格的禁海令,也能反证、反衬东南沿海特别是以澳门为中心的沿海地区中外交流不仅没有中断,反而很热闹、很频繁,只是不合法。至于清政府不断发布驱逐传教士的命令,也证明传教士在清朝中前期即鸦片战争之前两百年并没有完全消解影响。即便是来华传教士都被驱逐归国了,那些中国本土的传教士实际上也在成长,他们可能在外国传教士不得不返回自己国家之后,承担了继续传播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功能,因为民间信仰不会因政治上的打击而消失殆尽,先前和此后的历史都为文化不会因政治的政府的打压打击而中断而消失提供了丰富的例证,最严厉的政治打压莫过于秦王朝的焚书坑儒,可是几十年之后,儒学传人悄然复出,儒家典籍照样重现。文化发展的逻辑总是在证明政治的硬性打压不足以消灭文化,文化的韧性总是顽强地存在着发展着。传教士、西学在清代中前期通过澳门持续发生影响,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为中国人提供了免疫功能,使中国人觉得西方化并不是那么可怕的事情,更何况,那时的中国还很强大,对于这些域外文明并不觉得会威胁到中国文明的存在和发展。另一方面,西方化、西学在那漫长的两百年间以澳门为中心向内地不断扩散、渗透,在思想上、人才上都为后来中国被迫对外开放准备了条件。19世纪40年代之后珠海、中山,也就是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之所以新式人才济济,引领时代潮流,在很大程度上说就是先前两百年的文化积淀。如果没有先前两百年的文化积淀,不可能使容闳、孙中山、康有为、郑观应等一系列新式人物都出现在这个地区。这就是澳门文化在现代中国的重要意义。澳门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拥有重要地位,还与西人在那里尝试着积累着与中国人打交道的经验有关。西人在澳门几百年的试验中,积累了非常丰富的与中国人打交道的经验和教训,为后来的中西全面交往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范例和理性原则。除了世俗的经验外,西人在澳门的几百年里,总是有人在那里潜心研究中国人的文化品格、心理特征,研究中国人的人性优点和缺点,研究与中国官府打交道的方式方法,研究怎样才能迎合中国官僚的喜怒哀乐,怎样才能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利益。“西人在澳门的经验”不仅为后来的中西交往提供了范例,而且由此铸就了中国人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固定影响。西人至今对中国人的一些固定看法,或许都能在西人在澳门的经验中找到影子或萌芽形态。中国人从澳门的经历中获取了许多重要启示,这对中国后来的现代化进程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澳门是中国近代化的起点,是中国告别中世纪、进入新时代的开始,确实是有充分理由的。[1]《清史稿?邦交志一》。[2]明清两代通过澳门进入中国的传教士情况,详见刘小萌:《康熙年间的西洋传教士与澳门》,澳门《文化杂志》第40、41期合刊,2000年,第41—42页。[3]《清实录?雍正朝》卷27。[4]〔法〕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5页。[5]〔意〕利玛窦、〔比〕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上,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2页。[6]〔法〕裴化行著,萧浚华译:《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82页。[7]《利玛窦中国札记》等文献中翻译为澳门市长和主教。[8]《乾嘉汉学与西学的内在关联》,《东西方文化交融的道路与选择》,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二章远去的“政治名人”真实的慈禧太后:贡献、幸运与悲凉在近代中国,慈禧太后是被多重妖魔化的政治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等因为1898年政治变革失败,归罪于皇太后,将其描写为一个弄权的老太太,一个只知道欺负那个可怜养子的恶妇;革命党人孙中山、章炳麟等出于革命大义,倡导排满革命,也将慈禧太后视为近代中国一切罪恶的渊薮;到了后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了论证“半殖民半封建”的政治判断,接受孙中山、康有为等人的看法,对晚清几十年政治发展持批判态度,对于慈禧太后基本否定;至于民间野史,大都根据这几种史观编排慈禧太后的故事,甚者以男权主义立场予以恶意攻击;最近者则由出版社借着英国青年的梦话编造什么跨国姐弟恋,更有莫名其妙的专家鼓掌叫好。显然,这些认知只是彰显一种或几种历史观,并不是真实历史。真实的慈禧太后根本不是这个样子,她只是一个女人,一个非凡的女人而已。一个女人的幸与不幸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生于1835年。1852年十七岁时以秀女入宫,稍后晋升为兰贵人,再后被册封为懿贵妃。1856年,懿贵妃为咸丰帝生下唯一的皇子载淳,也就是后来的同治帝。母以子贵。这个年轻的女人自然在宫中渐渐得宠,地位渐渐高升渐渐巩固。这是中国传统社会谁也没有办法的“羡慕忌妒恨”。从秀女一步一步走来,是机遇,是命运。然而在后来许多好事者看来,这个女人太不寻常了,好像她从一开始就会耍手腕弄权谋。这显然是一种臆测,是后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试想,贵为一国之尊的咸丰帝风流倜傥,足智多谋,阅女无数,一个凭借智慧巧妙登上皇帝宝座的年轻人,怎么可能喜欢一个满腹心事忧虑重重的女人呢?年轻的兰贵人或许说不上貌若天仙,但一定是一个讨人喜爱的小姑娘。这是她成功的前提,是咸丰帝宠幸的关键。至于兰贵人后来一步一步走上权力巅峰,那是时代使然,是历史留给她的机遇;而她又紧紧抓住了这个机遇。兰贵人是幸运的,因为风流的咸丰帝毕竟让她怀上了龙种,而且是唯一的。当这个小皇子出生的时候,兰贵人刚刚二十一岁,她的夫君也不过二十五岁。这段时光应该是她一生中最为快乐最为得意最无忧无虑的日子。然而好景不长。“苦命的”咸丰帝太缺少世界视野了,他在内患太平天国闹事尚未根除的时候,竟然又偏听偏信,因为驻京公使及扩大开放、增加通商口岸等问题与列强闹起了别扭,引发第二次以鸦片为名的战争。1860年8月,英法联军长驱直入,陷大沽,占天津,试图攻进北京,以城下之盟迫使清廷答应各项条件。中国虽然对西方部分开放已经二十年了,世界上的事情也知道了不少,但要让中国成为西方那样的国家,融为一体,似乎还有很大困难。英法联军向清廷提交了一份照会,要求增加天津为通商口岸,要求各带五千精兵进京换约。对于还没有充分经验与洋人打交道的咸丰帝和诸位重臣来说,英法两国的要求委实有点欺人过甚。年轻的咸丰爷似乎也咽不下这口气,发誓要御驾亲征,决一胜负。英法两国的要求是想向中国皇帝亲递国书,中国皇帝的玺书也将由这些来使自己带回。英法两国的这些要求今天看来太小儿科了,但在当年不得了,清廷君臣一致认为这些要求违背了大清礼仪,有冒犯之意。咸丰帝指示:如果这些使臣必欲亲递国书,那么必须按照大清礼节,拜跪如仪。否则,唯有决一雌雄。咸丰帝的态度深刻影响了部属。9月18日,双方谈判决裂,中方竟顺手扣押了对方谈判代表巴夏礼及其随员数十人,引发灾难性后果。两国交兵不斩来使。这是国际法原则,其实也是中国自古以来的规矩。英法联军与清军全面冲突,清方渐渐不支。为挽救败局,9月21日,咸丰帝阵前换帅,将钦差大臣怡亲王载垣等人撤职,任命能干的“鬼子六”恭亲王为钦差大臣,便宜行事,督办和局。在作了这些安排后,咸丰帝于第二天自圆明园逃亡热河,当然公开宣布的理由是去那儿“狩猎”。咸丰帝的担心显然是多余的,有恭亲王留守京城与洋人交涉,中国在作出一些让步后很快达成了妥协,同意将天津扩大为通商口岸,准许英法两国招募华工等。中外妥协达成后,京城已经恢复往昔平静,只是咸丰帝先前醉生梦死花天酒地的圆明园被英法联军付之一炬,毁坏惨重。这或许是咸丰帝不愿回銮的原因之一。咸丰帝是清代皇帝中最好色的帝王,也是至此唯一被赶出京城的帝王。流亡中咸丰帝依然不忘美女美酒,心力交瘁与体能大量消耗,终于使这个“苦命天子”在1861年8月22日一命呜呼,撒手人寰,年仅三十。叔嫂搭台共创新局咸丰帝在生命垂危之际作了两项政治安排:一是立六岁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二是加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等人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这就是所谓顾命八大臣。至于那个小皇帝载淳,就是当年的兰贵人,现在的懿贵妃那拉氏的亲生子,也是咸丰帝的唯一儿子。此时,懿贵妃年仅二十六,漫长的守寡生活从此开始。她在皇叔恭亲王协助下,与东太后一起领着六岁皇儿同治帝共同治理着这个庞大帝国,表面上的辉煌与体面无论如何掩饰不住一个青春少妇的正常欲望。年轻寡妇守的不是大清王朝的江山,而是孤独与寂寞。咸丰帝死了,留下了孤儿寡母,懿贵妃很快被小皇儿尊为皇太后。年轻的皇太后变成了西太后,和另一位年轻的东太后一起掌管着这个国家,她们的全部希望也就是这个小皇儿,那是她们生命的全部希望。然而,在传统政治架构下,咸丰帝死前留下了政治安排,八个顾命大臣不仅要辅佐着这个小皇帝,而且好像还要约束着这两个皇太后。按照那时的制度,皇上的母亲当然无权干政,但那个小皇帝毕竟是她们的儿子啊!再者说,当年顺治爷、康熙爷也是幼年即位,如果没有孝庄皇太后帮助,顺治时期怎能那样顺利治理,康熙年间怎能走向辉煌?咸丰帝的临终安排对于自己来说,或许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但对大清,对未来,特别是对那个小皇帝,则不尽然。尤其是,咸丰帝将权力授给了八大臣,而对那个最能干的六王爷恭亲王则排除在外。顾命八大臣对清廷是忠诚的,对小皇帝也是尽心的,只是他们似乎受传统影响太深,不太瞧得起这两个年轻寡妇。特别是肃顺,自以为是咸丰帝的宠臣,飞扬跋扈,据说为了取得控制朝廷的全部权力,在咸丰帝在世时就建议除掉懿贵妃;在咸丰帝去世后,甚至计划雇用武士图谋兵变,诛杀懿贵

                          相望。寿馀对秦康公说:“请您派熟悉晋国情况的人随我前往河东,好与魏地的官吏交涉,尽量避免冲突,顺利接收魏地。”所谓熟悉晋国情况的人,当然是指士会。话说到这个份上,稍微机敏一点的人都会产生怀疑。然而,利令智昏,秦康公想都没想就命令士会随寿馀前往。士会装作很紧张的样子:“晋人,有如虎狼一般不可信任,如果这是一个圈套,不但我死无葬身之地,我的妻子儿女在秦国恐怕也会遭受耻辱。那样的话,对您没有任何好处,我也追悔不及啊!”从当时的情形看,士会说这番话,恐怕有两层意思:第一,他想看看秦康公到底有多在乎他,会不会因为贪图晋国的土地而置他于险地;第二,他怕自己回到晋国后,妻子儿女在秦国受苦,所以故意这样说,表示自己并没有去意。可惜,秦康公没有听出士会话里有话,反而安慰他说:“此去魏地,如果事成,先生有大功于秦国,必有重赏;如果晋人背信,将先生扣留,我也不会为难您的家属,必定送他们到晋国与您团聚。如果有违此誓,请河神降罪于我。”秦康公上了当,并不代表秦国人都上了当。据《左传》记载,士会和寿馀告别秦康公,秦国大夫绕朝送他们到河边渡口。临别时,绕朝送给士会一支马鞭,笑着说:“别以为秦国无人能识破你们的计谋,只不过主公为人厚道,太容易相信别人,我即便说穿,他也不见得会听从我的意见,所以不说也罢。”士会过了黄河,早有晋国军队在河边接应,欢天喜地地簇拥着他直奔绛都而去。在那个年代,晋国人有多狡黠,秦国人就有多厚道。秦康公知道士会骗了他,却仍然信守诺言,如约将士会的家属和族人送到晋国,并且写信对士会说:“我不能背负黄河之誓。”据传,士会是先古时期尧帝的后裔。尧帝祁姓,尧的后裔有很多分支,士会属于刘氏一族。秦康公将士会的族人送回晋国,其中有一部分人感念秦国的恩德,不愿意再回到晋国去,这些人便成为了秦国的刘氏家族。顺便提一下,关于绕朝这个人,《韩非子》记载说,由于他识破了寿馀的阴谋而不上报,成全了士会的回国之梦,秦康公对此极为不满,将他判处了死刑。如果《韩非子》的记载可靠,则秦康公对于士会的离去,确实是感到非常懊恼,否则也不会把气撒在绕朝身上。事实上,士会的逃归使得秦国失去了对付晋国的一个有力帮手。数十年间,秦、晋两国再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晋国终于可以腾出手来,集中精力对付楚国了。【蠢蠢欲动的中原诸国】公元前614年冬天,在位十二年的楚穆王去世了,继承君位的是他的儿子熊侣。纵观春秋时期的历史,诸侯林立,列国争强,人物众多,大伙儿纷纷扰扰地粉墨登场,生旦净末丑直看得人眼花缭乱,乃至互相混淆,最终不知所云。这也难怪,如果不是特别留心读过这段历史,有谁能够知道诸如楚穆王、晋惠公、鲁文公这类人物,又有谁能够记得郑庄公、齐桓公、晋文公、楚成王这些曾经叱咤风云的英雄的脸谱?但是,尽管年代久远,尽管史料稀缺,有些人物却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虽然斗转星移,时光流转,他们的行为举止仍然沉淀在历史的记忆中,作为数千年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写进了我们的喜怒哀乐,也写进了我们的智慧与狡黠。公元前614年,当这个名叫侣的年轻人面带一副玩世不恭的神情坐在楚王的宝座上,他没有想到自己会以“楚庄王”这个响当当的名字留名青史,他更没有想到,自己还会给后代留下一个耳熟能详的成语——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不过,少安毋躁,至少在公元前614年,属于他的时代尚未到来,他还必须忍耐和等待。楚穆王的死引起了国际形势的微妙变化。一直以来与晋国抗衡的两个国家:秦国失去了士会,等于失去了进入晋国的钥匙,又因晋国封锁桃林要塞与东方诸国失去了联系,一下子变得沉寂起来,十多年间没有再找过晋国的麻烦;楚国则因为楚穆王的死,新上任的楚庄王又少不经事,国内政局不稳定,似乎也不太可能过多关注它的北方业务。失了竞争对手的晋国,在中原诸国眼里,猛然又变得高大起来。反应最快的是鲁国的国君鲁文公。楚穆王死后不到一个月,这位满脑子周礼的国家元首千里迢迢来到绛都朝觐晋灵公,重叙两国旧好。这是鲁文公即位以来第三次访问晋国。第一次是公元前625年,晋襄公派使者到鲁国,认为鲁文公即位之后未曾到晋国朝觐,是对天下霸主的极大不尊重。鲁文公不敢怠慢,马上启程前往晋国作检讨。刚在彭衙之役中打败秦国的晋国人牛气冲天,根本不把鲁文公放在眼里,仅仅派了大夫阳处父与他会谈。鲁国的史官提笔写起这件事,感觉到无比羞耻,因此《春秋》记载此事,只有“及晋处父盟”五个字,无头无尾。第二次是公元前624年,晋国在王官之役中败给了秦国,开始检讨自己的外交政策,主动向鲁国人表达了歉意,热情邀请鲁文公再次访晋。那一次鲁文公不仅见到了晋襄公,而且受到了晋襄公相当隆重的接待,宾主双方在酒宴上吟诗助兴,传为佳话。这一次鲁文公访晋,既不是因为受到责备,也不是接到邀请,完全是不请自来的。晋灵公,毋宁说是赵盾对鲁文公这种从善如流的态度表示了衷心的欢迎。回想这些年,晋国的势力相对衰弱,秦国和楚国都在竞相拉拢鲁国,但鲁国一直保持了审慎的态度,对两大强国的拉拢无动于衷。现在人家又不辞辛苦跑来示好,晋国人没道理不感到高兴。虽然史料没有具体记载,但我们可以想像,鲁文公在晋国受到了非常隆重的接待。紧接着回过神来的还有郑穆公和卫成公。回顾历史,城濮之战后,卫国实际上成为了晋国的属国。但从卫国人内心深处来讲,服从晋国的领导实在是不得已的选择。如果一定要选择一座靠山,他们宁可选择远在南方的楚国,而不是紧挨着西部边境、虎视眈眈的晋国。出于这种心理,再加上卫国历来与陈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而陈国在三年前的孟诸之会上,实际上承认了自己是楚国的附庸,卫国难免通过陈国的关系与楚国眉来眼去。现在晋国基本摆平了秦国的问题,而楚国又处于政权交替时期,卫成公敏锐地意识到,如果不及时取得晋国的信任,卫国很有可能重蹈覆辙,再次成为晋国人的俎上之肉。眼看鲁文公成为了晋灵公的座上宾,卫成公无师自通地想到,如果通过鲁文公从中斡旋,晋国或许更容易原谅卫国私通楚国的过失。于是,当鲁文公从晋国回来,尚未进入鲁国境内,路过一个叫做沓的小地方的时候,卫成公出其不意地出现在鲁文公面前。卫成公和鲁文公说了些什么,《左传》上没有具体记载,只是简单地说“请平于晋”,也就是请鲁文公帮忙在晋国人面前说好话。等到鲁文公回国,尚未进入都城曲阜,在一个叫做棐(fěi)的地方,又被另一个急于讨好晋国的人——郑穆公给截住了。郑穆公与鲁文公的棐地会晤,搞得很有意思。鲁文公以地主的身份宴请郑穆公。郑国大夫公子归生祝酒,即兴吟了一首题为“鸿雁”的诗以助兴。“鸿雁”一诗见于《诗经·小雅》,其中有这样的句子:〖鸿雁于飞,肃肃其羽。之子于征,劬劳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鳏寡。〗诗的本义,是赞扬君主顾怜鳏寡孤独之人,将国家的重任扛在肩上。公子归生在这种场合下吟这首诗,是以鸿雁自比于郑国,以之子比于鲁国,请求鲁文公哀恤郑国的寡弱,在晋国面前代为说情之意。鲁国人以秉承周礼著称,自然闻弦歌而知雅意。大夫季孙行父马上说:“鸿雁肃肃之苦,敝国亦未能免之啊!”告诉郑国人:你郑国在大国的淫威下瑟瑟发抖,我鲁国又何尝不是呢?季孙行父说的确实是大实话,如果鲁国不瑟瑟发抖,鲁文公又何苦坐着颠颠簸簸的马车,不辞劳苦地从山东跑到山西去朝觐那个小屁孩呢?季孙行父也吟了一首诗,乃是《诗经·小雅》中的《四月》,诗中有“秋日凄凄,百卉具腓。乱离瘼(mò)矣,爰其适归?”之句,这是推脱,说鲁文公出门太久,急着回去祭祀先祖,怎么好叫他又跑回晋国去做和事佬呢?公子归生一听急了,又吟了《载驰》之诗的第四段。《载驰》之诗是当年许穆公夫人所作,诗中之义,既痛心于祖国卫国的危难,又抱怨老公许穆公对重建卫国的大事不闻不问,使得自己在两位姐姐面前很没面子。公子归生借《载驰》之诗继续讨好鲁国人,意思是小国有难,请大国一定要救助。马屁拍到这个份上,鲁国人不好再推三阻四,季孙行父吟了《采薇》之诗来回应公子归生。《采薇》也取自《诗经·小雅》,其中有“岂敢定居,一月三捷”之句。季孙行父吟这首诗,实际上就是答应了郑国的请求,表示鲁文公将不辞劳苦,代为斡旋。坐在贵宾席上的郑穆公听到了,立刻走下堂来向鲁文公行大礼致谢,鲁文公也行大礼答谢。春秋时期,人们很喜欢引用《诗经》里的句子来表达自己的意愿,这就是所谓的诗以言志。鲁文公是个厚道人,受了卫成公和郑穆公的嘱托,干脆先不回国,再一次折返到晋国,替卫、郑二国说项。作为这一系列外交活动的结果,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13年夏天,鲁、宋、陈、卫、郑、许、曹等国诸侯与晋国权臣赵盾在郑国的新城举行了久违的会盟。新城会盟有三个主题:第一,重温践土之盟的誓言,承认晋国的霸主地位;第二,陈、郑、宋三国检讨孟诸之会的错误,表示自愿脱离楚国的控制,服从晋国的领导;第三,讨论邾国最近发生的事情,准备对其进行军事干涉。邾国发生了什么事?前面介绍过,邾国曹姓,邻近鲁国,本来也是中原之国,然而地处东夷,风俗习惯都接近夷人,因此长期以来被鲁国人视为蛮夷之邦。公元前639年,邾文公讨伐须句,鲁僖公派兵帮助须句复国,与邾国结下梁子。公元前638年,邾国向鲁国发动报复性进攻,鲁僖公大意轻敌,被邾国人打得丢盔卸甲,连自己的甲胄都被邾国人抢去,挂在鱼门之上示众。自此,鲁邾之间和平共处了十余年,直到公元前627年,鲁国再次挑起战端,派兵攻打邾国,并且攻取了邾国的訾娄。公元前614年,邾文公打算将都城迁到绎城,为此举行了隆重的占卜。占卜的结果,“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文公倒是很坦然,说:“有利于民,就是有利于君。上天生万民,又为他们指派君主,就是为了万民之利。民众能得到好处的事,我必定要实行。”寥寥几句话,以民为本的思想跃然纸上。左右大臣劝谏说:“迁都不利于君,如若不迁,您的寿命必可增长,又何苦一定要迁呢?”邾文公说:“君主的使命就是养护国民。个人之命,有长有短,皆由天定,非人力所能改变;而百姓之命,传世无穷尽。所以,只要对民有利,就迁都,乃是大吉大利的事,有何不可?”邾国于是迁都绎城。同年五月,邾文公去世。《左传》对他的评价是:“知命。”乐天知命的邾文公在生的时候,娶了齐国的公主齐姜为正室夫人,又娶了晋国的公主晋姬为侧室。齐姜生了嫡长子玃(jué)且,晋姬生了次子捷菑(zī)。邾文公死后,邾国人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立玃且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邾定公。捷菑不服气,跑到晋国的外公家求助,要求晋国帮他争夺君位。说起来也是风水轮流转。春秋时期,各国立君的规矩都是子以母贵,母亲的地位往往决定了儿子的地位。按理说,齐国是大国,玃且又是嫡长子,继承君位的合法性不容置疑。可那个年头,齐国已经不是齐桓公年代的齐国,相比之下,晋国的实力远远大于齐国,捷菑有晋国做后盾,不甘俯首称臣也就可想而知了。新城会盟之后,赵盾率领诸侯联军讨伐邾国,准备用武力将捷菑推上台。据《左传》记载,此次出征,晋国共纠合诸侯联军多达兵车八百乘,仅作战人员就有六万人之多。回想一下,当年晋楚城濮之战,晋国方面出动的部队也不过兵车七百乘。因此,赵盾这次讨伐邾国,乃是杀鸡用牛刀,高射炮打蚊子,这么做当然不仅仅为了讨伐邾国,而是要向天下人炫耀晋国的武力。不过,八百乘兵车压根没有派上用场。邾国人派了一个使者来到晋军大营,对赵盾说:“您想要敝国立公子捷菑为君,是出于什么考虑呢?要知道,玃且是先君的嫡长子,又是齐侯的外孙,继承君位难道有什么问题吗?”使者一番话说得赵盾哑口无言。使者走后,他对手下说:“人家说得有理有据,我们非要逆理而行的话,恐怕不祥。”于是偃旗息鼓,解散了联军,放弃了干涉邾国内政的打算。《春秋》记载这件事,是这样说的:“晋人纳捷菑于邾,弗克纳。”后人解释说,邾国已经有合法的君主,赵盾不顾及大义,冒冒失失大兴诸侯之师,跑到邾国去干涉人家内政,还好及时悬崖勒马,没有铸成大错。为了批评他兴师动众,劳民伤财,所以不书其名,而称之为“晋人”。稍微细心一点的人会发现,齐国没有参加公元前613年的新城会盟。分析其原因:第一,晋国势力渐微,不能与晋文公、晋襄公年代同日而语,齐国作为东方大国,自然不甘臣服于晋国之下;第二,新城会盟的议题中包括邾国的问题,主旨是要将齐姜所生的嫡长子玃且赶下台来,让晋姬所生的次子捷菑登上君位,齐国人不可能去掺和;第三,就在新城会盟的前一个月,齐昭公去世了。简单回顾一下,公元前613年,一代霸主齐桓公去世,留下十余个儿子,其中受到宠爱的是六位“如夫人”所生的六个儿子,分别为:1.公子无亏(长卫姬所生);2.公子元(少卫姬所生);3.公子昭(郑姬所生);4.公子潘(葛嬴所生);5.公子商人(密姬所生);6.公子雍(宋华子所生)。齐桓公死后,公子无亏在易牙等“三贵”的扶持下,率先登上君位;三个月之后,齐国发生政变,无亏被杀,宋襄公出兵帮助公子昭登上君位,也就是历史上的齐孝公;齐孝公在位十年而死,公子潘通过政变上台,也就是齐昭公。齐昭公娶了鲁国的公主子叔姬为妻,生下了嫡长子公子舍。然而子叔姬并没有得到齐昭公的宠爱。春秋时期的惯例是“母宠者子抱”,如果母亲不受宠爱,儿子的地位也将受到影响,因此公子舍虽然名为大子,实际上不受重视。在这种情况下,齐昭公的弟弟公子商人开始考虑抢夺公子舍的君位。当然,公子商人有谋朝篡位之心,非一朝一夕之事。早在齐昭公还在位的时候,公子商人就开始经营事业。自古以来,阴谋家总是以亲民的形象出现,公子商人也不例外。为了笼络人心,他下了大血本,努力将自己打造成为齐国第一慈善家。他多次向临淄的居民(国布施,周恤贫民,接济孤寡,把家里的钱财都花光了,又向公室贵族借高利贷,继续做好事。好人做到这个份上,可谓是春蚕到死丝不尽,蜡炬成灰泪未干,临淄的国人对于这位春秋时期的山东呼保义无不感恩戴德。另一方面,公子商人还蓄养了一批死士,朝夕训练,作为自己的贴身卫队——既然有钱蓄死士,可见其借高利贷做善事,其真实性也很值得怀疑。不过,自古欲成大事者,总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公子商人这样做,也是无可厚非的。齐昭公死后不到两个月,公子商人派刺客暗杀了侄子公子舍。为了掩饰自己的罪行,他没有马上自立为君,而是假惺惺跑去对哥哥公子元说:“公子舍年少而无威,如果当上国君,齐国必然大乱。我这么做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齐国,也是为了哥哥您。”请公子元即位为君。公子元的回答很直接:“这君位,你想了很久吧?如果不让你当国君,恐怕觉也睡不好,饭也吃不香。而我不同,我是个甘居人下的人,能够坦然地接受你的领导。所以,拜托你放过我,还是你当国君吧!”话说到这个份上,公子商人再客套就显得多余了,于是粉墨登场,即位当上了齐国的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齐懿公。但是,从一开始,公子商人这个国君就当得有点悬。首先是齐国民众不服。虽然公子商人

                          “此义军与彼义军之间,相互猜疑,互相攻伐”。诸路“反元豪杰”,几年征战下来,相互之间的征伐次数,远甚于和元政府军的作战次数。如此“九恶”泛滥,又何谈“一统天下”。所幸彼时元朝气数已尽,虽有王保保等名臣辅佐,但朝政腐败,皇帝昏庸,宗室王公之间相互倾轧,内战不休,比南方的“义军”好不到哪里去。于是有了朱元璋逐鹿天下时的情形,元朝灭不得南方诸“豪杰”,可诸“豪杰”也成不了大事。长江为界,南北分裂割据,互相对峙,最终问鼎天下的会是谁?在这场天下纷争中,最终的胜利者,必然是一个“九恶”中“犯”得最少的人,若能把“九恶”变成“九不恶”,这个人,终将成为这个时代的王者。于是,朱元璋脱颖而出了。三朱元璋怎样开始做“九不恶”?他又怎样做到?朗声一笑容易,条条付诸实施可就难了。在这之前,他本是草头百姓,家中闹饥荒,父兄横死,无奈之下出来闯世界。先做僧人,后来僧人做不下去,投奔了郭子兴的红巾军,得到赏识成为爱将,却屡次卷入当地红巾军的权力斗争中,终于下定决心提兵另闯天地。之后步步为营建立“根据地”,及至打下南京,有了自己的地盘,等来了元末第一谋士刘基。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虽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可历代争天下,最终得势的多是世家豪族,所谓农民起义,虽喧嚣一时,却免不了给别人做嫁衣裳,逃不了覆灭的厄运。从大泽乡起义至元末,一代代有人揭竿而起,一代代重复相同的失败,根由恰是“九恶”难改。之所以难改,应了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一句话:“农民起义之所以重复相同的失败,只因为他们是农民起义。”既是“农民起义”,招兵买马,自然脱不了古代各类怪力乱神,所谓“明教”“白莲教”甚嚣尘上,自然为“读书人”所不齿,也自然多瞧不起“读书人”,于是“亵渎圣人之道”也就正常。起义者多是官逼民反的贫民,既敢起义,心中自然有恨,有恨则仇富,仇富则免不了滥杀滥抢。起义领导者也多为“草寇”,有长远眼光的不多,于是更“杀伐无度”。庄稼汉出身的农民,从将领到士兵,皆没受过正规军事训练,除却少数无师自通的军事天才,大多数是乌合之众。起义多是自发,没有明确的纲领与目标,一旦遇挫,自然内部涣散,分崩离析,各支起义队伍所属不同,既无眼光,自然计较眼前利益,自相残杀也就不奇怪……所谓“九恶”,换位思考,发生在农民起义身上,却是正常。但“正常”的后果很严重,滥杀的结果是民心丧失,失民心,如何得天下,“亵渎圣人之道”看似快意,但封建社会,朝廷是上层建筑,“读书人”和“中小地主”是基石,基石坍塌,又怎能成大业?所以封建社会历代“反封建”的农民起义领袖,面前只有两个选择:一,覆灭;二,决裂“反封建”的身份,成为“封建主”。两个选择间命运拐点的信号灯,就是这来自农民起义自身的弱点,无法避免的“九恶”。刘基之所以选择了朱元璋,就是因为“九恶”,朱元璋之前已经避免了一些。比如“不敬孔孟,亵渎圣人之道,败坏天理人伦”这条,起初的朱元璋也曾轻视文人,但是自招纳了李善长后,开始着力笼络知识分子。其军队每攻下一城,必设“礼贤馆”,用以招纳知识分子。对当地的名士才俊,更是软硬兼施,试图收为己用,刘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朱元璋身边的。“攻伐无度,形同流寇”这条也极力避免,从白手起家至占据南京,可谓步步为营,层层推进,且采用朱升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之策,耐心壮大自己的实力。“粮饷不能自足,临阵不知兵法”这条,朱元璋也是另类,从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晋升为吴国公开始,他就在所辖的淮西地区推行屯田之策,占领南京后,又将此政策推广至南京地区。其部将徐达、常遇春、李文忠等人,更为不世出的名将,所谓“为士者缺乏训练,作战形同群殴”,虽有存在,却不严重。在当时的“众豪杰”里,论“九不恶”,朱元璋无疑是做得最好的。但是,要得天下,这些还远远不够。作为一个“农民起义领袖”,战胜“九恶”,化“九恶”为“九不恶”,是需要有与其出身,乃至劣行,勇敢决裂的勇气,战胜自己的勇气。四“九恶”中有几条是朱元璋注定无法避免的!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此义军与彼义军之间,相互猜疑,互相攻伐”。摆在朱元璋面前的事实是:一统天下的最大障碍,并非苟延残喘的北方元王朝,而是身边同为“义军”的陈友谅、张士诚两大强敌,两强中陈友谅兵最强,张士诚财最富,“互相攻伐”,是免不了的。不可避免,就要继续讲策略,绝不可“攻伐无度”,先打陈友谅,这之间拼命结好张士诚以及北方元王朝。即使张士诚在陈朱交兵时,屡屡发动侵扰,也极力隐忍,按兵不动。直到鄱阳湖一战歼灭陈友谅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张士诚下手,却不急于一口吃个胖子,先夺张士诚江北领土,继而迂回湖州、杭州,吞并张士诚南方领土,对坐镇苏州的张士诚形成包围之势,最终发起总攻。从公元1365年十月举兵,至公元1366年十二月平灭张士诚,拿下北伐中原一统天下的最大本钱,可谓步步为营。之后的北伐灭元之战,方略更是稳妥。先取山东河南,最后汇攻元大都,水陆并进稳打稳扎,兵不血刃收复中原,再集中力量,彻底摧毁西北王保保的有生力量,终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大明王朝在战火中屹立而起。在这之间,朱元璋除了做到的事关争天下的“九不恶”,还做了另外几件看似微不足道的事。还是回到“不敬孔孟,亵渎圣人之道,败坏天理人伦”这条,设礼贤馆,招纳贤才,远远不够。他还要在辖区内遍开学馆,修缮宗庙,尊孔敬儒。所谓“贤才”,不是“招”出来的,而是养出来的。元至正二十一年(公元1361年),其于南京设“国学馆”,以大文士宋濂为“经师”,这就是大明开国后“国子监”的前身。各州府亦遍设学馆,此为明建国后地方“府学”“县学”的前身。当然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自开馆以来,连下严令,敢有骚扰学馆者,无论何人,严惩不贷。次年,发生了傅友德部乱兵勒索亳州学馆,殴打教习的事,朱元璋惩一儆百,参与滋扰的乱兵各领军棍五十,主将傅友德扣俸半年,重典频施,才算让众将领教了“圣人之道”的分量。对“攻伐无度,形同流寇”“胜时聚集,败时作鸟兽散”“掠人妻女财产,只知取之于民,而不知养于民”这几条则是从根子上根治。还是至正二十一年,设大都督府,统辖各兵将,设军政奖惩制度,定各级军官俸禄,立军规83条,严肃军纪。恰如海外学者黄仁宇所指出:“朱元璋之胜利,在于其军队相比于诸路‘义军’,最具国家军队的形态。”可这更难办,严令初下时,不少军将置若罔闻,至正二十三年,朱元璋于南京玄武湖畔设刑台,公斩32名违纪军将,其中大部是跟随他从凤阳出来打天下的“老班底”。事后,朱元璋着孝服,亲往吊祭,声泪俱下一番,恩威并施煞费苦心,从此“纲纪一新”。有了军队,当然要有国家政府。文官的建制也与大都督府同时建起,邀各地士绅出仕为官,安抚地方。李善长为“大都事”,也就是未来的大明帝国“宰相”。“粮饷自足”“养于民”两条,有了“政府”自然做得好,自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起,凡军队征战过处,即在当地计丁给田,招募流民垦荒,进而编订户籍,保甲连环。赋税方面则轻徭薄赋,在至正二十四年决战陈友谅,至正二十五年平灭张士诚的两次关键时刻,连续两次下令减免税赋,招募垦荒,元朝派往朱元璋处的使节杨思义,是当时出名的“农业专家”,朱元璋闻知后将其硬留下来,成为后来大明王朝的第一任户部尚书。建“政府”,定“兵制”,肃“军纪”,兴“儒学”,敬“大户”,点点滴滴微不足道的事,让一个脱胎于农民起义的朱元璋的“吴”政权,破茧化蝶,渐具“封建国家”雏形。刘伯温的断言,实则该补充一句:九恶者,若尽数做成“九不恶”,所谓义军,实则“封建国家”。恰如海外明史学家黎东方先生所说:“元末各类割据政权,多徒有‘国家’之表,却无‘国家’之实,唯朱元璋,先立其形,再行其实,逐鹿天下之根基,由此而定。”既是“国家”当然就要与“红巾军”决裂了。元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364年)十二月十二日,平灭陈友谅的朱元璋命部将廖永忠将依附于他的红巾军“名义领袖”小明王从滁州接至南京,途经江苏六合时,凿船将其溺死。这场谋杀不仅意味着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彻底终结,更意味着,一个叫朱元璋的“农民起义领袖”,从今天起成功“洗底”。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正月初四,平灭南方群雄的朱元璋在百官拥戴下称帝,建国号为大明,年号洪武。同年八月,明北伐大军兵不血刃攻入元大都,元朝末代皇帝元顺帝北逃大漠,元朝灭亡。做到“九不恶”的朱元璋,至此将这个草根英雄得天下的神话,演绎完成。从农民起义领袖到封建国家的开国帝王,评价他的成功,或许《亚洲史》主编、美国学者罗兹墨菲的话最为客观恰当:“一个平民出身的起义者,用战胜自己的方式,战胜天下,开创了足可比肩成吉思汗的奇迹。成吉思汗的奇迹,是一个关于勇敢者探险的奇迹,朱元璋的奇迹,却是一个更接近于普通人奋斗脉络的奇迹。”第二章谁缔造了『洪武盛世』一说起明太祖朱元璋在位的洪武朝时期(公元1368年—1399年),今人的印象多是屠戮功臣,北征蒙古,金戈铁马,权谋厚黑。但有一件不容回避的史实,却在历史长河里被忽略了。这个史实,是一组数字——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天下田8577623顷,户10652804家,人口60545812人。国家岁入米麦合计32789800石,官仓储粮71800000石,不计民间百姓储量,亦可供全国官民支用3年。全国棉花总产量11803000余斤,果木种植总量10亿株。全国各府县共开塘堰4000987处,疏通河道4162处,修筑堤岸5048处。《明史?食货志》如此评价这一时期:宇内富庶,赋入盈羡,府县仓储甚丰,至红腐不可食……把眼光转向中国封建社会前朝后世,纵向对比:300年后的清朝“康雍乾盛世”,耕地总数最高未超过600万顷。前代被称为“富宋”的北宋王朝,最高人口数字不过4500万。大诗人杜甫无比追忆的“稻米流脂粟米白”的盛唐时代,国家粮税总收入不过此时的三分之一……再横向对比同时代的世界:根据英国学者李约瑟的记录,14世纪欧洲人口的最高水平,仅为此时中国的四分之一,西欧列国的政府农业税总和,为此时中国的三十二分之一……这样的数字,只能用一个词形容——国富民强。可以用这个词形容的时代,是盛世——洪武盛世。说洪武盛世,论权谋,解厚黑,总不计国计民生来得近,不妨细解下,如此骄人的“GDP”成就,究竟是如何缔造。二英国戏剧家莎士比亚曾在一部剧作中如此形容盛世:“盛世是一座瑰丽的宫殿,伟大的君王在顶端指引我们,沉默的柱石,托起他的高高在上。”说起洪武盛世这座“瑰丽的宫殿”,自然首推朱元璋。众所周知的是他开国后推行的“休养生息”政策:轻徭薄赋,官田税五升三合,民田税三升三合,为中国历代田赋之最低;(江南地区除外)奖励垦荒,无主荒地一经耕种即为田主所有,新垦田地免徭役3年;厉行节俭,禁铺张奢华……还有今天已鲜为人知的“宏观调控”:一是大规模移民屯垦,数次迁移南方无地农民及世家豪门往山东、山西、辽东等省垦荒定居,既解决北方劳动力不足问题,又打击“江南豪强”。出台政策鼓励“多种经营”,规定有地5亩至10亩的农民,必须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否则增收税赋。10亩以上加倍,每百户农户必须种枣树200株,违者充军,政府选派大量“技术员”下乡,推广先进农业生产技术,花大力兴修水利工程。商业方面也不放松,全国厉行海禁,“片板不得入海”,禁止私贩盐,食盐、外贸等高收入行业一律“国营”。当然也没忘了适当照顾,工商业减免税收,仅为三十税一,不到元朝的一半,全国官民登记入籍,分民户、军户、匠户三类,严禁人口随意流动,制《黄册》《鱼鳞图册》,登记全国土地户口……廉政工作也不放松,以“农绩”为考核官员的第一标准,严查贪官污吏,甚至屡次以“惩贪”为名兴起大狱,地方官要带头种田,名为“责任田”……处心积虑,费尽心机,一个延续整个大明王朝的经济体系建立起来,这是一个高度集中,权责分明,律令严苛,法网严密,层次分明,壁垒森严的封建农业国经济体系。以后世的眼光看,或许死板僵化,却在当时元末明初百业凋敝的大背景下,迸发出无比的生命力。骄人的经济成就,便是结晶。在这骄人的成就下,功勋卓著的人物——洪武时代的能臣们,他们以默默无闻的行动,缜密无漏的心思,呕心沥血的劳苦,似沉默的柱石,托起“洪武盛世”的金碧辉煌。其中最重要的,是3个人。说这3个人是“无名英雄”,是因为在群英荟萃的洪武朝,他们的身份、职业、受关注程度,较之诸多功臣名宿,实在只能算是籍籍无名的“小角色”,他们担负起治理天下的大责任,不够“高光”,却足够“举足轻重”。三第一个人,便是我们上一章中曾略带提及的,大明朝首任户部尚书——杨思义。在二十四史中堪称编修最为完整齐全的《明史》中,对杨思义的介绍只有数百字的简短几笔,且就在这寥寥几笔中,生卒年不祥,籍贯不详,字号不详,实在是惜墨如金,但惜墨如金的背后,是他金子一般的贡献。如果说洪武朝时代大明王朝建立的经济体系,来自朱元璋的铁腕手段,那么身为大明朝开国首任户部尚书的杨思义,就是这个经济体系的设计者。杨思义是个“贰臣”,原为元朝中书省平章行走,虽“贤名”在外,在元朝廷却常年得不到重用。直到元至正二十一年(公元1351年),奉命出使朱元璋处,急需人才的朱元璋从刘基口中得知杨思义乃“元廷大贤”,欣喜非常,杨思义一到即热情招待,继而“策反”成功。从此,行将覆灭的元王朝少了一个跑腿的“小秘书”,孕育而生的大明朝,多了一个14世纪中国最杰出的经济学家。刘基的眼光没有错,归附朱元璋的杨思义果然“大贤”。身为儒生,却博学多才,天文地理无所不精,先是辅助徐达常遇春等人革新装备,改良“火龙枪”,使之成为明军初期骑兵的主战火器,后协助刘伯温修订《大统历》,使之成为大明开国后的通用历法,闲暇之余顺便研究数学问题,改良朱元璋军中计算账目用的算盘,更创“珠算新决”,很快推广使用,计算效率加倍。在朱元璋草创时代的各位栋梁里,这位身负“大贤”之名的“贰臣”,是块放到哪都闪光的“好钢”。“好钢”自然要用在刀刃上,不久杨思义被任命为司农卿,主管明军征战天下的后勤工作。屯田、生产、税收、收支计算和分配,样样做得有条不紊,大明开国后,更摇身一变,成为“户部尚书”。这一任户部尚书,堪称历任大明尚书里,最“难做”的一位。难做,是因为从洪武元年至洪武五年,明军正南北出击,向北攻克元大都,进而乘胜追击,追剿漠南以及大西北的元朝残余势力,向南则南进湖南、广东、四川、广西一带,扫荡南方割据势力,力图南北一统,这都是必须打的仗。可但凡战争都免不了开支巨大,彼时的明王朝,国家百废待兴,百姓疲敝,正是休养生息,人心思治之时,绝不能摊派加税,用来满足前线的钱粮用度,身为户部尚书,实在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杨思义有办法:不加税,就推广屯田,与民休息,大力鼓励垦荒,尽量在不增加赋税的情

                          每晚都被他添的流好多水”事件诞生了。蒋经国来到上海,收拾不听话的商人。结果蒋经国收拾了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却因为宋美龄和宋霭龄的包庇阻挠,没能搞定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打老虎”行动就此失败。国人对金圆券的信心就此倒塌。法币已倒,金圆券未立,国民经济就此崩溃。平民百姓对国民党事业的最后一点支持,随着这场“金圆券”改革的失败,同时化为乌有。对蒋介石来说,唯一的好消息就是,在违者没收的胁迫下,通过金圆券回收了约两百万两黄金,后来都运到了台湾。实际上,通过蒋介石的日记,我们发现,他很清楚国民党的腐败情况,但他畏首畏尾,担心矫正高级官员的腐败问题会导致复杂的政治问题,所以想等一统天下之后再来慢慢革除腐败。据说蒋委员长败退台湾后,曾经说过一句反腐心得——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虽然蒋委员长败退台湾后明白了很多道理,但那都是马后炮,无助于解决此刻的局面。此刻,共产党已经完成了战略大反攻的准备。抗战八年,是共产党成长的八年。政治上,延安行政机关人员的组成实行“三三制”——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占三分之一。简单点说,三分之一为共产党员,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也就是将共产党主打的“多党派联合执政”理念制度化,很是高风亮节。于是,全国人民惊奇地发现,这群国民政府口中的“共匪”竟然崇尚民主,而且不乏理想和信仰!大批原本在国统区的爱国青年、知识分子纷纷投奔延安,来到了这座破败的、矗立于贫瘠的黄土高坡上的内陆小城。这群人之中有一位曾闻名于上海滩的电影明星,她身材高挑、面容姣好,离过婚,是当时的准一线明星,叫李云鹤。不过在那个时候,大家都更熟悉她的艺名——蓝苹。在一次演出中,蓝苹偶然地走进了毛泽东的生活,相差二十一岁的两个人相爱了。后来她改名叫江青。经济上,陕甘宁边区政府不再走“打土豪、分田地”的路线了,而是自食其力搞军队屯垦。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王震的三五九旅,他们被调到南泥湾,放下武器,拿起锄头,开荒种地,将南泥湾建设成了陕北的好江南。军事上的变化则更大,接收东北之后,兵马已增至一百二十七万,势头惊人。

                          尾声

                          政治、经济和军事,三位一体,互为支撑和保障。若政治和经济出了问题,军事也一定会出问题。内战其实就是抗战的翻版,共产党对付国民政府的办法与当年国民政府对抗日本的策略如出一辙。此时的国民政府仿若几年前的日本,战线拉得太长,而且拉战线的速度比日本要快得多,只几个月的时间就接收了国内大部分地区。而对于集中兵力于一隅的共产党,国民党却没有在短时间内集中起足够优势的兵力进行打击。倒是不以占地为目的的共产党深得“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战术精髓,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的,不断通过运动战消耗国民党的有生力量。更为重要的是,国民党错选了决战场地——东北。共产党在东北兵力占优,且有战略纵深——控制了约百分之九十的乡村地区,还有苏联的支持,所以国民党很难拿下东北。而国民党在东北投入庞大兵力全力求胜,以致华北防守空虚。因此一旦东北拿不下,华北也就守不住。一步错,步步错。共产党主力部队与蒋介石五大王牌主力对阵次序如下:第一场决战,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陈毅、粟裕对阵张灵甫三天三夜,华东野战军十六万人围歼整编七十四师两万六千人,张灵甫殉职。第二场决战,1948年9月,辽沈战役。林彪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围攻潘裕昆的新一军和廖耀湘的新六军,新一军和新六军全军覆没。廖耀湘被俘,潘裕昆逃往香港。新一军原军长孙立人去哪里了?他因为军队派系之争在辽沈战役开战前一年就被取消了军长职务,由黄埔四期生潘裕昆接任,孙立人后来去了台湾。第三场决战,1948年11月,淮海战役。刘伯承、邓小平以优势兵力围攻胡琏、黄维的十八军,十八军全军覆没,黄维被俘,胡琏逃脱。后来胡琏在“金门战役”中击败解放军。第四场决战,还是发生在淮海战役。陈毅、粟裕对阵杜聿明、邱清泉,第五军全军覆没,邱清泉自杀,杜聿明被俘。五支曾跟日本人杀得昏天暗地的强军,永远地躺在了东北、华北的土地上。毛泽东在得知第五军覆灭、淮海战役获胜时,就知道自己赢定了,脸上不禁露出了满意的微笑。他当然有理由自豪。当年湘江边上意气风发的年轻书生,经过了那么多的艰难险阻,终于拥军数百万,掌半壁江山。他满腔的思绪想必会在那一刻飘得很远,很远……淮海战役决胜之后,平津战役也到了尾声,早就跟老板阎锡山不和的傅作义选择了和平起义。这之后就是宜将剩勇追穷寇,百万雄师过长江。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个月后,62岁的蒋介石在成都凤凰山机场登机,他老泪纵横,挥手告别了那渐渐远去的江南烟雨,留给历史一个孤独落寞、远去故国的身影。四小时的旅途并不漫长,漫长的是此后的二十六年,蒋介石蜗居在孤岛台湾,终身未返大陆。一切皆成过眼烟云,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蓦然回首,已是六十载的沧桑,是非恩怨早已随风吹雨打远去。在历史的滚滚洪流中,双雄逐鹿背后其实是各自追寻的家国梦想,理想实现者固然伟大,金陵梦碎者亦不失为英豪。而老百姓真正盼望的是国泰民安,丰衣足食。整部民国史,充满了老百姓的血泪和呻吟。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华大地能就此不见兵戎,不动干戈,才真正是民族之幸、苍生之幸!幸而今天的中国已不再是一百年前那个任人敷衍、任人欺辱的国家,全体国民的奋发和付出,几代人的忍耐和努力,终于换来了今天的底气。之前的血债都会让侵略者们吐血来还。但请朋友们记住,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是在天涯还是海角,中国是唯一一个靠得住的、可以保护中国人民的国家。随着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强大,这个能力还会越来越强。我很庆幸生于此时,能够跟伟大的中华民族一起经历复兴时代。愿你我有生之年,再见中国君临天下。第二部《共和》着重描述了1911到1925年前后,以袁世凯、段祺瑞、冯国璋、张作霖、吴佩孚、冯玉祥、阎锡山为代表的北洋势力和以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为首的革命势力为推动中国走向何方而先合作后斗争的故事。重点关注了辛亥革命为什么可以成功、宋教仁被刺案的真相、推动清王朝倒掉的北洋势力从内斗走向灭亡以及革命派为理想中的共和国而作出的不懈努力。从不同的角度还原了不同群体在那个时代的不同政治追求与爱恨情仇,被蓄意掩盖的历史隐秘得到了充分揭示。第一章十月围城,谁放的第一枪

                          不一样的同盟会

                          前面说过,章太炎因为孙中山“贪污案”闹分家,最后率领他的浙江派脱离同盟会,重新用起他们原来的名字光复会。而孙中山、汪精卫、胡汉民则率领他们的广东派去了南洋,并在那里成立了同盟会总部。虽然黄兴的湖南派站在孙中山这边,湖南派与广东派都叫同盟会,但事实上互不隶属,各干各的,互不知会。直到无比悲壮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开始前不久,黄兴才与孙中山重新走到一起。同盟会除了分裂为上述几个大的派别,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由长江中下游各省同盟会会员组成的派别。这个派别是怎么来的?当时,孙中山坚持要搞“边角革命”,即在远离中央政府、天高皇帝远的边角地带进行暴动、起义,利用此处朝廷统治薄弱的机会建立自己的根据地搞武装割据,然后慢慢扩展到全国。一来孙中山的想法比较符合历代农民起义的模式。二来孙中山选择的“边角地带”,如两广和云南,或临海,或与异国接壤,非常便于接受国外的物资支援。因此之前的大多数行动都是按照孙中山的方略进行的。但是,从实际效果来看,孙中山的“边角革命”并不成功。有鉴于此,一些人提出了不同于孙中山的观点,他们说:正确的方式是搞中心开花,应该在中国的腹心——长江中下游各省进行起义,一旦成功,可以直接割裂清朝与南方各省的联系,迅速推翻清朝。坚持这种想法的同盟会会员因观点一致而结成了一个新的派别。当然,这些人大多来自长江中下游各省,尤以湖北、湖南为最。“共进会”和“文学社”湖北处于中国中部,其省会武汉交通十分发达,号称“九省通衢”。因此,武汉不仅仅是朝廷一直重点控制的要地,也是西方列强争夺的地盘。狂流激荡之下,各种思潮在此交集。不仅如此,这里还有张之洞同志留下的两样遗产——武昌的新军、汉阳兵工厂的枪炮,实在是滋生革命的好土壤。在同盟会分裂的大背景下,1907年之后,湖北也出现了两个革命团体。这两个团体的历史沿革十分复杂,这里就不多说了,但是有一点必须要强调,这两个团体的前身同为“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而且这两个前身跟同盟会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我们要介绍的是“共进会”。共进会,分裂自同盟会,主要发起人为来自湖北的孙武、刘公、居正,以及来自湖南的焦达峰,他们几乎都是留日学生出身。他们跳出来单干的原因很简单:不爽同盟会的工作方式。他们有三条强大的理由。一、同盟会不知道用“深化合作、创新发展”来驱动革命事业发展,只知道埋头四处搞暴动,联系会党的工作已经多年没有取得新的进展。二、同盟会目光短浅,不敢解放思想,认定新军那里是革命死角,不敢在清军内部发展革命力量。三、同盟会喜欢搞地域歧视,只重华南一隅,从没想过在长江流域开展革命活动。因此,共进会的行动指南就是八个字——号召会党,运动新军。尽管共进会偶尔打着同盟会的旗号占些便宜,譬如利用同盟会的渠道购买武器,但他们的会旗不是青天白日旗,而是自己研发的红黑两色的九角十八星旗,意指十八省共襄盛举,该旗有一个非常大气的名字:铁血十八星。黄兴对共进会另立门户的行为不是很高兴,曾质问共进会的头头之一焦达峰先生:“为何脱离组织单干?”面对黄兴的质问,焦达峰镇定自若:“同盟会行动迟缓,我们只是急革命所急,并非内心有异。”黄兴接着问:“咱们两家闹革命,革命成功后,谁听谁的?”这个问题可难不倒焦达峰,只是他的回答有些“山大王”的口气:“还没起兵您就提这个,为时过早。等哪天革命成功了,如果那时您功劳大,我们听您的;要是我们功劳大,您就听我们的。”焦达峰两句话就把黄兴给顶了回去。当然了,焦达峰之所以有这样的底气,就是因为同盟会跟共进会已无隶属关系,而黄兴与他焦达峰的关系再也不是领导与下属的上下级关系,黄兴轻易拿他没办法。在武汉,共进会主要的组织者是孙武,大致相当于“共进会公司”的武汉大区经理。孙武,光听名字很像是孙文的弟弟,事实上他和孙文先生一点关系都没有。此人原名孙葆仁,后改名孙武,在名字上确实故意山寨了“孙文”一把。孙武还有一个得力的助手,财务经理张振武。共进会成立之后的几年间,由刘公牵头弄钱,孙武和张振武负责执行,居正负责维持同盟会与共进会的关系,共进会在武汉取得了喜人的成绩。不仅吸纳了不少帮会成员,还在武汉新军之中发展了一千余会员,实力相当不错。不过,若跟另外一个革命团体“文学社”相比,共进会的硬实力还是逊色不少。文学社,一个小清新的名字,看上去好像是个文艺青年发起的组织,其实恰恰相反,它非但不文艺还很暴力,完全是以新军士兵为主体的军中革命组织。文学社之所以另立门户,主要是因为他们喜欢使用武力解决问题,不想受制于同盟会“轻军事、重政治”的偏好,他们甚至连政治纲领都没有,因为懒得去弄。文学社的核心领导是出身贫寒的蒋翊武、刘复基。蒋翊武只是个班长,而刘复基只是一个普通士兵。与别的组织由上而下发展不同,文学社的同志们更加擅长基层工作。他们扎根于士兵中间,埋头苦干,一个人一个人地努力争取。他们在新军中长期忍耐,不断积蓄力量,实乃革命界的真良心!他们的辛勤努力自然不会白费,至1911年初夏,武昌新军中的文学社会员,已有约三千人。由此看来,文学社不仅是当时武汉毋庸置疑的最强革命势力,而且其兵力之盛显然甩开了同盟会好几条街。虽然文学社如此给力,但他们与共进会一样,有一个共同的先天缺陷:领导人没有名气。没有名气就没有号召力,没有号召力就不利于拉人入伙和募集经费。像蒋翊武、孙武和刘公等人在当时都没有太高的威望,几乎属于无名之辈。这些人就像不起眼的野草,似乎谁都可以任意践踏,但这些野草一旦燃起,其势必可燎原。文学社和共进会自成立的那天起,就一直积蓄着力量,时刻等待着造反的机会。文学社和共进会都明白,单靠自己的力量,起义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很低。大敌当前,他们选择联合。但联合之初,双方都想当老大,谁都不服谁。蒋翊武觉得文学社人多拳头硬,两个组织联合后应该以文学社为主。孙武当即反对,他说共进会牌子更响、钱也多——刘公从自己老爸那里骗了五千两白银充作革命经费。关键时刻,老牌革命党谭人凤出面斡旋,力劝双方保持清醒的头脑,少打自己的小算盘,以大局为重。终于使得双方高层各退一步,选出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领导班子: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孙武为军政部长,刘公为总理。好了,介绍完革命的一方,再来看看他们的对手。两个草包湖北清军这边的最高领导是两个草包:湖广总督瑞澄和湖北提督张彪。第一个草包瑞澄的家族背景很牛,他是皇族子弟。他爷爷琦善是个人物,曾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谈判中擅自将香港割让给英国人。他自己也是个人物,作为一名优秀的八旗纨绔,斗蟋蟀、抽大烟、养宠物,样样精通,安民、打仗等正经事样样稀松。瑞澄最招牌的事情发生在他当公子爷的时候,当时他带着小弟岑春煊和劳子乔埋伏在京城最著名的韩家潭(“八大胡同”之一)附近,趁来此寻开心的官员们不注意,抢夺他们的顶戴花翎,以此为乐。后来三人再接再厉,越发放荡不羁,名气越玩越大,并据此博得一个非常生猛的联名绰号“京城三恶少”。有意思的是,“京城三恶少”中的老大瑞澄后来比他的小弟岑春煊混得差了好几个档次。第二个草包张彪,他曾经救过张之洞一命,但这不是他上位的必然条件。张彪先生不仅擅长贪污、带兵打仗的本事差,而且气量十分狭隘,在工作中十分不注意团结同事。张彪曾因为妒忌编练湖北新军立下汗马功劳的蓝天蔚,便找了一个靠谱的借口:蓝天蔚同情革命党,一脚踢开了这个能力威胁到他屁股下那张椅子的人。既然张彪的条件如此之差,又怎能坐上湖北省军区司令员的位置?原因不复杂,张之洞当年选择湖北提督一职的标准就是“不求能力,但求放心”,而张彪则是满分人选。一来他拥有愚忠这个最闪亮的优点,令张之洞比较放心。二来他娶了张之洞最心爱的丫鬟,据说这名丫鬟跟张之洞的关系十分暧昧,张之洞因此对他更加放心。由于张彪靠老婆蹿红,所以他有一个是男人就不愿接受的“非荣誉称号”:“丫姑爷”。上面所讲的这两个近似草包的人物所掌握的主要军力,正是张之洞练成的新军“自强军”,也是被革命党深度渗透的湖北新军:第八镇和二十一混成协。新军原本共有官兵一万六千人左右,除去载沣交与端方调往四川的两个标(标大概相当于团),再除去瑞澄派往各地加强防守的驻军,武汉只剩下约一万新军。其中,纯粹的革命党人近四千,坚决“反革命”的只有一个旗人标,大概一千人,其余基本属于摇摆分子,看风向办事。也就是说,此时的革命士兵人数已占了新军总人数的一小半,情况十分有利。此时不反,更待何时!接下来,共进会和文学社的头头

                          们开了一个碰头会,会议速战速决,定下来三件事。第一件,决定起义时间为1911年10月6日,即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那天。为何选在八月十五?从元末以来,中国一直有句传言“农历八月十五杀鞑子”,他们选中这一天就是为了利用传言的威力,讨一个彩头。第二件,主要领导分工。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任务很重,压力很大。孙武担任副手,主抓装备和后勤业务,副手也不好当,劳心劳力还不一定讨好。第三件,安排好了作战计划。比如,战斗目标、行军路线、如何协同配合等。开完会以后,大家各归其位,联络相关人等,静待10月6日的到来。时机选得很好,责任也明确到人,对地形又再熟悉不过,看起来一切都很顺利,似乎一切都向着完美的方向前进。第一个意外1911年9月24日夜,武昌新军驻扎在南湖的炮队发生了一宗意外,首次打破了起义前表面上的平静。几名士兵和自己的长官因为个人矛盾打了一架,史称“南湖炮队事件”。当兵的人打架,自然是抄着吃饭的家伙上。但这里说的可不是锅碗瓢盆,而是能要人命的枪械。这几名士兵本想灭了长官泄愤,可惜长官溜得太快,很快就喊来了数目可观的帮手,寡不敌众之下,只能逃命去也。“南湖炮队事件”惊动了瑞澄和张彪。虽说二人对此事的处理很简单,只是将那几个闹事的士兵开除军籍,并没有问责闹事士兵的相关领导,但事件的后遗症很明显——打草惊蛇,湖北新军的领导班子成员瑞澄和张彪决定为自己疏于监督管理新军的行为亡羊补牢。瑞澄和张彪先是对南湖炮队实行戒严,加强出入管理,严禁士兵以会餐、开生日party等名义搞团队建设。之后瑞澄和张彪又搜缴了除值勤士兵之外的所有新军的武器弹药,并统一锁放到楚望台军火库集中保管。这两位仁兄的本意是给新军来个抽薪止沸,但他们万万不会想到,这个看似英明的决定即将把他们送上穷途末路,帮了革命党的大忙。最最要命的是,在中秋节前一天,或许是为了防止有人闹事,或许是某些嘴巴不严的革命士兵不经意间泄露了“八月十五杀鞑子”的计划,瑞澄和张彪突然下令新军换防,打了革命党一个措手不及。换防,即军队换一个地方驻防。很多起义军官正好赶上换防,连总指挥蒋翊武也在换防名单中,这一下子完全打乱了起义军的部署。湖北这边进展不顺,共进会的湖南领导人焦达峰也在此时函告武昌起义指挥部:“原本计划配合武昌发动起义,但湖南准备未足,请延期十天。”还能有别的办法吗?没办法,总指挥蒋翊武只好宣布将起义日期推迟十天,也就是在10月16日发动起义。又一个意外本来以为无事了,结果又生意外。1911年10月9日下午,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的秘密据点,懂点化学的孙武自告奋勇,打算制造几颗超级炸弹给瑞澄尝尝。就在孙武专心致志干活的时候,发生了一起后果严重的爆炸事件。关于爆炸的原因,史学界一直有两种主流观点。其一,肇事者是共进会核心领导人刘公的弟弟刘同。这小子是一个比较“二”的革命青年,事发当日,这位仁兄一边欣赏孙武制造炸弹的过程,一边漫不经心地在一旁抽烟,结果不小心将纸烟火屑弹入火药中,引发爆炸。其二,肇事者是孙武自己。这位兄台高估了自己的实力,以为自己是“炸弹大王”喻培伦,结果因为自己的水平不够格导致操作不当引发爆炸。不管是哪种可能,结果是肯定的,确实发生了爆炸。不得不说那时的革命者确实有些无组织无纪律,既不懂得保密,也不懂安全生产。乌龙事件就这么发生了。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孙武还未参加起义,就把自己炸成了重伤。之后,军警闻声而至,好在孙武被同志们迅速转移逃过一劫。但并非所有的人都那么幸运,在这个据点碰头的不少革命党包括肇事嫌疑人刘同都落网下狱。对革命党来说,同志们的被捕所造成的损失显然十分巨大。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后果,最严重的后果是军警从该据点查获了革命党名单!接下来,瑞澄拿着查获的名单,充分发挥了草包的本色。这位仁兄一边严禁不同营队的士兵之间互相串门、同营队士兵聚在一起说悄悄话等有造反嫌疑的行为,一边放出狠话:要按照缴获的名单大肆搜捕革命党人!逮捕所有的革命党人,真是大手笔!事实证明,瑞澄同志只是在演戏,他抓捕完几个革命党头头之后就收手了,毕竟法不责众,抓光了革命党,他手下的新军也得散架。但令瑞澄没有想到的是,他导演的这场戏又帮了革命党一个大忙。众所周知,任何一种造反或者起义,都需要做动员。动员的力度越大,成功的把握才越大。比如,一般都要搞一个声势浩大的誓师大会,领导先发言,揭露敌人的罪恶,概述造反的伟大意义,并介绍抚恤金安家费之类的问题解除士兵的后顾之忧。然后由士兵、群众代表补充发言,大家鼓掌表示理解。再然后宣誓出征,开打。但这还不是最好的动员,最好的动员莫过于形成一种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有了这样的气氛,士兵们就会因为性命受到威胁而勇于在战场上玩命。士气起来了,成事的概率自然就高。这就是历史上的造反起事发动者往往需要搞些封建迷信、散布点谣言的原因所在。瑞澄放出围剿的狠话,的确造成了人人自危的气氛。只可惜这种自危没能让新军士气高涨,反而使众人开始考虑是否要彻底地投入革命党的怀抱。而此时,拥有了人心优势的革命党,只差一根导火索即可起义。还是意外在这关键时刻,被换防至岳州(今湖南岳阳)的蒋翊武及时赶回武昌,并立刻找来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等骨干商量对策。会议上,蒋翊武镇定地告诉众人:“大家不要慌,时间还来得及!今晚十二点就以南湖炮队鸣炮为号,城内外各军同志同时起义。还有,那个谁?邓玉麟同志,就是你,麻烦你跑一趟,给南湖炮队送起义命令吧。”等蒋翊武安排好一切,众人终于踏实下来,养精蓄锐,只等造反。可是,到了午夜十二点,大家期待的起义炮并未响起,这是怎么回事?原来南湖炮队戒严,出入管制很严,等邓玉麟想尽一切办法将命令送到革命党同志手中时,时间已过十二点,最后只好决定放弃起义。起义计划居然流产!革命党人正在郁闷的时候,前面因爆炸案被逮捕的刘同已经叛变,毕竟打死也不说的革命同志还是少数。这小子熬不住酷刑,把他所知道的几处共进会、文学社的机关和活动地点和盘供出。就此,蒋翊武他们所在的据点暴露了!于是,起义的炮声没等来,倒等来了搜捕的军警。身手矫健的蒋翊武侥幸逃脱,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等人被抓,凌晨便被枪决。1911年10月10日上午,湖广总督瑞澄自以为大案告破,局势已定,遂得意地电告朝廷请功,说自己危机管理能力出色,智勇双全,指挥若定,成功将革命党的叛乱扑灭于萌芽状态。不过瑞澄高兴得太早了。一切都是意外1911年10月10日晚上七点多,突然一声枪响,顿时划破原本宁静的夜晚。枪声来自武昌城内紫阳桥南的工程第八营。原来,第八营的起义召集人熊秉坤在得知领导人遇害、革命党人相继被抓后,心急如焚,决定不再等待那该死的起义命令,而是以枪声为号,带领同营的革命士兵当晚立即起义,不再拖延。就这样,在革命党领导人缺位、指挥系统完全被破坏的情况下,那些基层的革命士兵勇敢地站了出来,主动承担起发动起义的责任。这就是人心和信念的魔力。在绝境之中,面对着强大的敌人,他们始终坚定着信念:宁可战斗至最后一息,也绝不言放弃。10月10日当晚七点,轮到工程营一名叫陶启胜的排长查寝。陶排长向来责任心很强,做事一贯秉承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当他发现一个叫金兆龙的班长手持步枪而卧时,立刻怀疑金兆龙图有造反的罪恶企图,于是要缴金兆龙的枪,两人当即动起手来。就在陶排长企图扑灭革命之时,跟金兆龙住在一个寝室的同班革命士兵程正瀛上前帮忙,开枪结果了陶排长。陶排长挂了,估计他死也不能瞑目,两百六十多年的大清王朝,居然即将葬送于他这个小小排长的认真工作态度。士兵程正瀛的这一枪便是武昌起义的第一枪,也是辛亥革命的第一枪。至于教科书上把第一枪的功劳归于熊秉坤,是因为孙中山先生后来写国庆社论的时候,把“第一枪”之功给了熊秉坤。国父这么说,大家自然跟风。不过话又说回来,从组织士兵发动起义的角度看,熊秉坤荣膺“第一枪”当之无愧。程正瀛的这一枪,正式宣告大清王朝即将落幕!清脆的枪声打破了宁静,子弹的火花灿烂了夜空,如流星般划过沉沉长夜,照亮所有仰望的明眸!其他等待起义枪声的革命士兵们,一听到枪声响起,就纷纷抄起家伙冲出营房,有弹药的开枪,没弹药的放火,凡敢于阻挡的人一律往死里整。前面说过,因为瑞澄扬言要大肆搜捕革命党,结果是闹得新军人人自危,现在有人带头造反,那就跟着反吧,这叫置之死地而后生。不知不觉间,革命者的队伍之中又增加了不少人。除了人心可用,起义军还应该感谢一下楚望台。之前讲过楚望台是武器弹药库所在地,因为害怕新军起义,瑞澄和张彪将搜缴到的武器弹药存放在这里。起义军极其缺乏弹药,因此起义的第一步就是拿下楚望台以补充武器弹药。正是楚望台的存在,使得来自城内城外、四面八方,且群龙无首的起义军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从而避免了起义军各自为战以致被分别击破的危险。从这个角度看,瑞澄同志在一定程度上也算是革命党的好朋友。新军士兵的起义不同于孙中山和黄兴组织的会党及学生起事,他们都是久经军事训练的专业人士,一旦行动起来,威力非同小可。果然,革命士兵很快便拿下了楚望台。拿下楚望台之后,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不仅人手齐整——汇集了三千多人,还选出了临时总指挥吴兆麟,而且弹药充足。如此一来,事情就简单了,直接攻打总督府!攻占总督府,这是一场血战,因为有张彪率兵作困兽之斗。好在关键时刻,清政府湖北省最高长官瑞澄再立殊功,这位仁兄眼见形势不妙,立刻脚底抹油率先跑路。在瑞澄的模范带头作用下,随后张彪也躲了起来改搞地下工作。第二天上午十一点,雄踞武昌城的蛇山之巅飘起了一面铁血十八星大旗。武昌落到革命军手中,武昌官府灭亡。“带头大哥”没想到一场组织如此混乱的起义,居然成功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整个进程几乎没有一件事情在预定轨道上进行,一次次足够灭顶的偶然,竟然都没有影响到起义误打误撞地走到胜利终点。这只能用“偶然的背后也有其必然——清朝已经无药可救”来作解释。战斗终于结束,但新麻烦来了,谁来领导大家走接下来的路?共进会、文学社的所有重要领导人,几乎没一个在起义现场,蒋翊武在逃,孙武伤,刘复基死……至于另一名领导刘公,若是用之搞点革命经费还说得过去,若用之领导群雄,他的号召力太不够分量。驾驶“革命”这条船乘风破浪,如果没有一个镇得住场面的“带头大哥”,船随时可能倾覆,那样的话,大家一块儿玩完。因此,找个“带头大哥”出面组织新政府便成了最紧迫的问题。就在众人愁眉不展的时候,一个叫做蔡济民的下级军官站了出来,他在简单分析完当前形势之后说:“现在起义初步告捷,我们的当务之急是马上通告全国,希望各地响应武昌起义。所以,现在推出一个带头人是极其关键的事情。如果不能找到令人信服的人来挑头做领导,号召天下,任凭我们这些无名之辈折腾,其他省份可能就会把我们的起义想象成普通士兵的‘兵变’,那样的话,我们在道义上就站不住脚,群龙无首的革命军可能很快就陷入内乱。”这么一个小人物,居然有如此的政治远见,实在是一个人才!这下简单了,能符合“名气可号召天下”这个条件的人并不多。无论是名气还是立场,孙中山和黄兴都是很合适的人选,但问题是,他们有两个致命的短板:第一,缓不济急。孙中山远在国外逃亡,黄兴因为黄花岗起义伤了指头在香港疗伤。距离太远,时间上赶不回来。第二,受地域主义限制。有不少湖北革命党人认为,我们湖北人打下来的江山,为何要让没有参与起义的外地人当头?既然如此,从湖北本地的实力派中选拔“带头大哥”,便成了当前唯一的选择。湖北省数得上号的实力派人物,首推立宪派的领袖汤化龙。那就让士兵去请汤化龙过来吧。武昌起义发生之前,汤化龙进京在盛宣怀面前力争路权,但是没有结果。起义爆发时他正在家里生闷气——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士兵很快就找到了汤化龙。汤化龙的态度很明确:“瑞澄逃走后肯定会电告朝廷,派大军来攻打我们。兄弟一介书生,不晓军事,都督一职,万万不可受。行政事务,兄弟一定尽力帮忙。”汤化龙的表态自然是考虑到了都督这个岗位风险太高的缘故。但他说得也有道理,秀才领兵确实不行。好在革命党还有一个备胎——黎元洪。这个黎元洪到底是何方神圣,居然入得了革命党的法眼?第二章水陆两栖的“带头大哥”黎元洪

                          苦命孩子黎元洪

                          关于黎元洪这个人,从我们的中学教科书上所能获得的信息大概是这样的:他是一个小丑,是个扶不起的阿斗,不过运气好得不得了。可真相是这样的吗?黎元洪,字宋卿,出生于湖北黄陂一个淮军下级军官家庭。别看他是军官家属,却没有大多数人活得幸福。20岁之前的他已然经历了许多人穷其一生都无法体验的苦难生活:自小勉强温饱,曾经沿街乞讨;少年丧母,青年丧父;双亲无钱厚葬,还要靠自己稚嫩的肩膀扛起姐弟们的生活希望。幸好,苦难的经历教会了他生活,亲人的离去教给了他坚强。这是他日后能两任中华民国总统、三任副总统的关键原因。生活的压力和苦难的煎熬使得黎元洪人虽穷志却不短。日子过得是苦了些,但他凭借坚强的性格,通过勤工俭学,在25岁那年拿到了很不错的文凭——顺利毕业于李鸿章创办的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在学校里,黎元洪学习成绩不错,尤其在高精尖技术课程——引擎构造学上成绩斐然,这使他得到了老师严复,以及当时也在该校任教的、北洋水师未来的头头萨镇冰的赏识。由于严复和萨镇冰在水师之中人脉很广,所以黎元洪一毕业就进入了水师,担任管轮,属于技术型的基层军官,起步不错。后来,黎元洪作为北洋水师“广甲号”战舰的一名军官,参加了甲午海战。之后发生的事情以前提过,管带(舰长)吴敬荣的战斗意志很成问题,居然临阵脱逃。结果“广甲号”虽没有毁于日军的炮弹,却触礁自沉。黎元洪侥幸生还。作为能从黄海沉船逃得性命的人物,黎元洪的竞技天赋一定不错,若生在今天,说不定能去全运会拿个游泳奖牌。甲午战败,大部分海军军官都被革职,黎元洪也没能幸免。或许是因为他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命运终于眷顾了他一次。在事业最低谷的时候,他碰到了自己的贵人张之洞。张之洞当时正在编练新军“自强军”,急缺人手,于是黎元洪跟着张之洞来到了湖北。这一来,他永远告别了海军生涯。黎元洪本人科班出身,学习能力强,因此迅速得到了张之洞的欣赏,被保送去日本深造。黎元洪由此成为精通海战、陆战的水陆两栖型将领。回国后,黎元洪成为“自强军”混成协的统领,大致相当于如今的上校旅长,是湖北新军中张彪之下的第二号人物。由于过去的不幸遭遇,黎元洪特别能够体谅底层百姓的疾苦。他在工作和生活中待人宽厚,十分俭朴。别的军官贪公家便宜,胡乱报销,克扣军饷,中饱私囊,黎元洪从来不干这种缺德事儿,所以他在军中的人缘不错。黎元洪不仅爱护士兵,对下属够意思,也能带兵、会打仗,是从战场上走出来的战将,在军中的地位十分重要。从1905年开始,大清帝国一共举行了三次军事演习,参加演习的清军分为南、北两军展开对抗。在规模最大的第二次

                          法,他把这一万多朝鲜士兵发放到各旗为奴隶,最终只有不到三千人逃回朝鲜,其余都被后金杀掉或者虐待至死,也算是恶有恶报。最后该南路了,也就是清河路。指挥官李如柏,他的妾是努尔哈赤的弟弟舒尔哈齐的女儿,他是名将李成梁的儿子,但水平最低,你要说他不会打仗,比较冤枉,你要说他会打,比较扯淡。他是个纵情声色,饮酒无度,怯懦愚蠢的家伙。他领兵出虎栏关时听见螺声,山谷响应,木叶震动,仿佛有千军万马杀来。李如柏忙下令撤军,士兵也以为后金军杀来,各自逃生,互相践踏,死了一千多人。其实山上没有敌军,只有后金侦察兵二十人,他们见明军出关,就通过螺声告诉努尔哈赤,偏偏这个没用的李如柏上了他的当。至此四路明军一个不剩。随着后金军的完胜,他们的强大表现足以向当时的整个世界证明,他们是当时世界最强大的骑兵,最强大的陆军。萨尔浒之战中几乎每一场战斗明军都是以鸟铳、火炮对着后金军狂轰。但那时的火器威力还不够,后金军总能冒死往前冲,快速杀至明军阵前,一直想着用大炮把后金军炸死的明军压根儿对于能冲到眼前的后金铁骑没有心理准备,心理防线一被突破,被干掉就是在所难免了。随着八旗的世袭罔替,到了康熙平定三藩之乱时,满族骑兵就已经丧失了冒着敌人的炮火冲锋的勇气,而属于大清的蒙古骑兵依旧有这股血性,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的八里桥之战,僧格林沁的蒙古马队就是这样,三万蒙古骑兵冲向六千英法联军,英法联军用米涅式步枪和恩菲尔德步枪将三万蒙古骑兵打得死了一万五千人,而英法联军只死了四个人。假如萨尔浒之战时明军的火炮和火枪能有米涅式步枪和恩菲尔德步枪的一半火力,后金早已成为历史名词,努尔哈赤则跟突厥、柔然等犯边的部落酋长历史地位相同,至于什么康乾盛世则压根儿不会发生。萨尔浒之战明军之所以惨败,与盔甲也有关,明军的披甲由藤、皮革或荒铁所制,朝鲜援兵的披甲则是纸做的(现在他们阅兵时的导弹也是用纸做的),少数是用柳条做的。而八旗军几乎人人都披精铁制成的铠甲,他们的铠甲除护住胸部和背部外,连头、手臂和脚,都被层层防护,甚至连战马也披甲。由于其甲胄非常坚硬,除非用强弓,否则百步之外根本无法洞穿。这也是为什么八旗军在战争中很难被明军杀死的原因。人难以超越时代,既然武器和盔甲都不够强大,那么就应该在战法上改进。萨尔浒之战失败的重要原因,在于明朝滥用分进合击。分进合击是不能随便用的,得把以下七点考虑周全,才能使用:(一)地形因素制约部队机动能力,在“分进”时要与友邻部队保持联系,如果各“分进”队伍消息不畅通,就会出现萨尔浒之战的后果。与此同时,作为统帅,应尽量让部队在地形平坦交通便利之地上“分进”。(二)不单纯用人数衡量分进合击的胜利概率,而应根据自己“分进”的每一队在没“合击”前遇到一股敌人后的胜算来判断胜利概率,决定是否用分进合击。(三)从理论上讲,分兵会造成一路或几路弱势,只有当各军会合时弱势才会小,所以要让部队提高机动性,快速进军,缩短“分进”时间,为此最佳办法就是加大骑兵比例。(四)分兵不是均分,如此战明军均分四路兵力,结果在任何一路都处于绝对弱势。(五)分进合击,重在合击,要精确计算各部队行进所需时间,然后精确安排各路人马出击时间。(六)明确各部任务。统帅要做的不是在地图上画个圈,然后说你去打吧,而应明确在多长时间行军多远距离,占领什么地方,需要注意什么,遇到敌人应追击还是就地防御。(七)必须考虑行军时与友邻部队保持联系,这样的话在友邻部队遭攻击时就可去进攻敌人的纵深,来他个围魏救赵,友邻部队脱离险境,自己也能立战功。这些明军一个都不考虑,不败才怪!此战明军损失惨重,军官310人殉国,士兵45870人殉国。大明的国威也受到极大挑战,这是明清历史的转折点。此战后明与后金攻守易势,明由进攻转为防守,后金由防守转为进攻。努尔哈赤在战后放声大笑,他说:“大明皇帝以二十万军队,号称四十万,兵分四路来战,蒙古、朝鲜各国听到此战我军的胜利,如果他们以为是我们兵分四路来灭明军,那么一定会说我们兵多将广。如果以为我们就是以一支部队分四次揍明朝,那么一定会说我们兵强马壮。总而言之,胜报闻于四方,没有不说我们强大的!”乾隆说此战使“明之国势益削,我之武烈益扬,遂乃克辽东,取沈阳,王基开,帝业定”。嘉庆在来到自己祖先鏖战的萨尔浒后赋诗一首:“开基创业自兴京,廿万明师一鼓平。心膂股肱克大敌,父兄子弟肇皇清。据崖设伏选精骑,列阵飞驰尽劲兵。瞬间崖头方破队,斐劳山畔复摧营。八旗赫濯雷霆迅,四路奔逃风鹤惊。”由于此番叶赫部出兵帮助明朝打自己,明朝大军撤退后,努尔哈赤率大军,集中力量进攻叶赫。努尔哈赤立下誓言:“不克叶赫,誓不回师!”叶赫部两大贝勒金台石、布扬古分别固守东、西二城。努尔哈赤命后金军掘地为穴,挖空底下后叶赫部两座城池的城墙倒塌,后金军攻入城中。金台石自焚而死。布扬古见东城已破,孤城无援,在得到努尔哈赤降后不杀的保证后,便出降。努尔哈赤为防止叶赫东山再起,就杀了布扬古,叶赫部遂告灭亡。至此努尔哈赤彻底统一女真,统一东北,吉林、辽宁东北部、黑龙江、俄罗斯远东地区尽数成为努尔哈赤的地盘。叶赫部首领布扬古临死前曾对天发誓:“我叶赫那拉就算只剩下一个女人,也要灭建州女真。”二百四十年后,叶赫部的女子叶赫那拉·杏贞垂帘听政,主宰清国四十八年,死后谥号“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这是中国古代最长的皇后谥号,简称“慈禧太后”。慈禧死后三年,清朝灭亡,主流说法认为慈禧执政无能最终导致近代中国丧权辱国,清国灭亡,真是因为慈禧吗?这将是本书最后一卷要交代的。第四章熊廷弼守辽德国陆军元帅冯·施利芬说:“如果不把部队分隔开就不能防御这个地区的话,最好坚决放弃这个地区。”萨尔浒之战三个月后,努尔哈赤对开原发动了进攻。而此时开原的防守却十分松懈,主官韩原善不在开原,推官郑之范看名字是个政治犯,但其实这厮是个贪污犯,他“赃私巨万,天日为昏”,将领马林是戴罪之身,他在萨尔浒之战逃跑,朝廷正在追查此事,他根本没心思守城。底下的官兵几个月领不到军饷,把总朱梦祥到开原领钱粮,一个月都领不到,各军士兵于是把衣服卖了换钱买吃的。马没有草料,士兵没有饭吃就杀马充饥。士兵武器奇缺,有的拿着一根木头棍子,这样的军队战斗力可想而知。努尔哈赤直抵开原城下,马林慌忙登城守卫。后金八旗军一面在西南北三面攻城,布战车,树云梯,鱼贯而上,杀得城上守军溃散,一面在东门布重兵,进行血战。由于后金内应在城内开门,后金军冲入城内,郑之范仓皇逃窜,后因战败被捕,死于狱中。马林在激战中阵亡。城破后努尔哈赤在开原杀七万人。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开原城中最多节义之人,兵才及城,人争缢死,屋无虚梁,木无空枝,至有一家全节,五六岁儿亦有缢死者。”努尔哈赤拿下开原后,与开原互为犄角的铁岭就成了下一个目标。那么努尔哈赤的对手,铁岭守将李如桢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有一次在北京,他喝多了后放枪放炮玩闹,声音惊动大内,因为他是李成梁的儿子,所以一个处分就过去了。这种人守铁岭能有什么好结果?这还不是最可悲的,最可悲的是李如桢此时压根儿就不在铁岭,他躲在沈阳,此时的铁岭根本没有守将。努尔哈赤的胜利已成定局,他率后金军猛攻铁岭,明军用火炮和矢石给了后金很大杀伤,此时被后金策反成功的参将丁碧打开城门,后金军蜂拥而入,铁岭失守,明军殉国四千人。开铁之战战败后,万历皇帝任命熊廷弼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熊廷弼文武双全,能在骑马时拈弓搭箭左右开弓,他来到辽阳后,辽阳已半是空城,一些官绅都已离去,道员和将领也备下快马欲逃,人心惶惶。熊廷弼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以将自己家眷送走、动摇人心的罪名,逮捕了知州李尚皓。二,斩逃将刘遇节、王捷、王文鼎,震慑欲逃者。三,公开祭奠开原、铁岭战斗中的殉难者,激励士气,从而初步安定了民心,稳定了军队。但辽东形势并不令人乐观,熊廷弼在给万历的奏折中说:“现在辽东有四种兵,一种是残兵,身无片甲,手无寸械,在部队里空耗饷银,装死扮活,就是不肯出战。第二种叫额兵,开原这一道兵全额已经亡了。第三种叫募兵,都是临时招募的无赖之徒,这帮人打仗还能靠得住?刚听到警报就能跑一半。第四种叫援兵,也就是别的地方来援助的,谁肯把好的兵来援助,因此来的都是次品。现在的一万多匹马,大多是瘦弱的马匹,这是因为许多士兵故意少给马草料,设法把马弄死,这样他们就可以当步兵了,以免出战。现在士兵所拿的弓都是断了弦的,箭镞嘛,更应该叫箭,因为已经没有镞了,刀都缺一块或很钝,枪的枪头都秃了……各部队闻风而逃,望阵而逃,惧战而逃,各营逃跑的每天都有上百人。”(《熊襄愍公集》)更可怕的是,由于长期欠饷,许多士兵居然靠卖弹药库里的火药来谋生,“自辽阳至镇江,其间许多镇堡,官上火药暗里偷出,或五六百斤或千余斤……数年以来,辽阳一带火药,尽皆见失。镇堡之官,亦不时点检,徒闭虚库”。此时真可谓形势危急,困难重重。面对这种形势,熊廷弼认为,从当前形势出发,漫谈收复失地、剿灭后金显然过于草率,不如以固守为稳着,挡住后金的进攻势头,步步为营,渐进渐逼,以守为攻。万历皇帝批复熊廷弼说:“卿审度贼势,分布战守方略,颇合机宜。防守既固,徐图恢复进剿,尤是万全之策。”熊廷弼适当收缩兵力,并守沈阳的绝大部兵力于辽阳,犒劳军士,准备干粮、行具,佯示进兵。努尔哈赤果然疑虑,没有立即进攻辽阳。熊廷弼抓紧时间,加强辽阳城防。在城外掘壕三道,每道阔三丈,深二丈,中灌河水,阻敌前进。在此基础之上,熊廷弼进一步采取措施。他与总兵贺世贤率精兵一千,踏着冰雪,突然出现在已被努尔哈赤占领了的抚顺关,大张旗鼓,坐在马上,挥舞着马鞭指点地形,他说:“这可以扎营,那可以设伏,那可以打仗。”故意让后金间谍知道,然后取道而回。努尔哈赤以为熊廷弼要袭击他,随后砍树堵山口,运石整修关隘、山城。熊廷弼趁着努尔哈赤瞎忙活的时候,大修辽阳城,辽阳防卫空前加强。随后,熊廷弼进一步加大防御纵深。熊廷弼提出了对努尔哈赤实行“坐困转蹙”的战略设想。即把自己的军队分成四路,分别置于叆阳、清河、抚顺、柴河,每路三万人,各路相互策应,敌人小股来犯,就自己解决,大军压境,就互相支持。各路组织机动部队,消灭零星扰边小分队。在农忙季节,各路实行迭进互扰的战法,使后金不得耕种,陷入困境,然后相机或四路同时,或三路牵制一路主攻。到泰昌元年(1620年)九月,熊廷弼已集结兵力十三万,重二百斤以上的大炮数百门,七八十斤的三千余门,百子炮以千计,战车四千二百余辆,铁箭、火箭四十二万余支,准备于冬季率军去抚顺关显示威力,第二年春天,熊廷弼自率大军驻抚顺,逐渐进逼。熊廷弼的守辽部署是非常正确的,而英明的万历皇帝更是对熊廷弼坚决支持,熊廷弼此人性情刚直,看见不好的官员就喜欢骂街,因此在朝廷的文官中人缘相当不好,言官们几乎把他当成眼中钉、肉中刺,攻击诋毁诽谤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几次逼熊廷弼辞职。万历则毫不犹豫地支持熊廷弼,不理那些罪恶的家伙,他说:“辽事败坏,皆地方官玩曷所致,熊廷弼一意振刷,恢复封疆,朕深切依赖。今夷情甚急,岂经略释肩之时,自弃前功!着益殚忠任事,与诸臣协心共济,毋为人言所阻。”专制社会帝王很少能说对自己的大臣“深切依赖”的,但万历就能说对熊廷弼“深切依赖”,一方面可见万历皇帝对熊廷弼的信任,另一方面,也可见万历是个真性情的皇帝。此时万历与熊廷弼的关系,已经不只是君臣关系,而是有一定朋友关系了。第五章万历,内心孤独的皇帝时间很快就到了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万历病重,临终前,他依然对熊廷弼分外关注,别的奏疏可以不看,唯独熊廷弼的奏疏非看不可,而且无一不批答。然而遗憾的是,就在辽东局势被熊廷弼搞得眼看就要扭转,就要让后金混不下去了的时候,万历皇帝在1620年去世了。对于万历皇帝,传统说法都说他二十年不上朝,酒色财气,样样俱全,“明之亡,非亡于崇祯之失德,实亡于万历之怠政”。而事实上,正是万历皇帝凭明朝一国之力打赢了抗倭援朝战争,在中国历史上,能够打败日本的最高统帅只有唐高宗、万历皇帝和蒋介石,唐高宗是在663年派兵东征百济时,日本派海军援助百济,两军于白江口(朝鲜西南锦江口)遭遇,唐朝海军烧毁日本四百艘战舰,大获全胜,而这其实只是一场遭遇战。蒋介石抗日战争中败多胜少,抗日战争共二十八场大会战,蒋介石打赢了第一次长沙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豫南会战、随枣会战、上高会战、鄂西会战、粤北战役、雪峰山战役、缅甸会战、豫西鄂北会战、广西反攻作战这十一场会战,徐州会战和常德会战可算作平手,此外,南口战役、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南京保卫战、兰封会战、武汉会战、南昌会战、桂南会战、枣宜会战、中条山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豫中会战、长衡会战、桂柳会战这十五场会战都以失败告终,要不是有美国人帮忙,莫说八年抗战,十八年都赢不了。万历皇帝的抗倭援朝战争才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单凭自己的实力彻底战胜日本的大型战争。一个能打败日本的皇帝,为什么会二十年不上朝?难道是因为他才导致明朝灭亡的吗?别急,让我们从头说起。1582年张居正去世,万历皇帝亲政,那么他的政绩如何呢?万历三大征中,平定哱拜叛乱,万历皇帝安定了宁夏,平定杨应龙叛乱,安定了西南边陲,抗倭援朝战争,更是打出了中华国威,把朝鲜从灭亡的边缘拉了回来。即使是到了乾隆年间,出使北京的朝鲜使臣洪大容依然动情地说:“万历年间,日本倭寇大举侵犯朝鲜,朝政糜烂,大臣毫无办法,明神宗聚全天下的兵力,耗费全国的财力,用了七年之久的时间平定倭寇,到今天已经有二百年了,民生的安乐富足,都是明神宗的功劳啊!”1。有的专家学者说万历纵情酒色财气,并举出万历十七年(1589年)十二月,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的奏疏,该奏疏批评万历纵情于酒色财气:臣闻嗜酒则腐肠。陛下八珍在御、解酌是耽,卜夜不足,继以长夜。此其病在嗜酒也;变色则伐性。陛下溺爱郑贵妃,靡言不听,忠谋摈斥、储位久虚,此其病在变色也;贪财丧志。陛下传索帑金,括取币帛,甚且掠问宦官。有献则已,无献则谴怒,此其病在贪财也;尚气则戕性。陛下今日榜宫女,明日赀中宫,此其病在尚气也。关于万历醉酒的问题嘛,按说明朝的正史记载是相当丰富,但是写万历醉酒只有万历八年万历酒醉后让太监唱歌那一次,其他并无任何记载说万历酒后误事,男人嘛,多喝几杯酒没什么,只要不误事,根本就不能算罪行。再说色,这个倒还不是没有任何根据,《明神宗实录》卷一七九记载,万历十四年(1586年)九月的时候,万历“头晕眼黑,力乏不兴,身体虚弱”,按说这是很正常的事,无非是四肢乏力,脑袋发晕而已,可是,有个叫卢洪春的礼部祠祭司主事却借机大做文章,他说:“医家曰气虚血弱,乃五劳七伤所致,肝虚则头晕目眩,肾虚则

                      关键词 >> 每晚都被他添的流好多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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