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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C交ZOOZOOXX妓院了一次交道，向这位八旗旧臣建议，为使天下太平，清廷应复明朝衣冠，包括留发阔袖。宁完我马上向皇帝揭露了陈名夏的计划。名夏曾谓臣曰，要天下太平，只依我一两事，立就太平。臣问何事，名夏推帽摩其首云，只须留头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矣。臣笑曰，天下太平不太平，不专在剃头不剃头。崇祯年间并未剃头，因何至于亡国，为治之要惟在法度严明，使官吏有廉耻，乡绅不害人，兵马众强，民心悦服，天下自致太平。名夏曰：此言虽然，只留头发复衣冠是第一要紧事。陈名夏的建议至多也只能说是出于一种根本错误的估计。自顺治亲政以来，恢复明朝政治体制的趋势愈见明显，但如果陈名夏是想以此促进这一趋势，那么它的直接效果恰好相反。宁完我是较早提议改制的主要汉人臣僚，1631年，他提出依仿明制，使行政制度化。但甚至连他此刻也已经确信，清廷可能已经过于汉化了，这正在消蚀着它的武力。所以陈名夏所谈似乎意在进一步破坏国朝武力。他提议人们重新穿戴的明朝衣冠只适宜于衙门官吏，而不适宜于军事征服者。正如宁完我向皇帝解释的：“我国臣民之众，不敌明朝1/10，而能统一天下者，以衣服便于骑射，士马精强故也。今名夏欲宽衣博带，变清为明，是计弱我国也。”宁完我除了声称陈名夏蓄意削弱国朝武力外，还指责他“结党怀奸”：臣思陈名夏屡蒙皇上赦宥擢用，眷顾优隆，即宜洗心易行，效忠于我朝。孰意性生奸回，习成矫诈，痛恨我朝剃发，鄙陋我国衣冠。蛊惑故绅，号召南党，布假局以行私，藏祸心而倡乱。宁完我的弹章还列举了这位大学士及其亲属所犯的八大罪状，这些详细的指控集中起来，构成了对17世纪中国政治腐败的生动写照。首先，宁完我将陈名夏父子描写成残忍邪恶之人，受到家乡溧阳士民怨恨，不得不全家避居江宁，占据了江宁国公花园。国公花园系无主产业，依例应属官产。由于陈名夏官高势大，地方官谁也不敢报告花园被占之事。第二，陈名夏家中窝藏了一名逃犯。故明吏部尚书吴昌时之女被江宁各司执讯，陈家下令由他们保释她，地方官不敢拒绝。第三，陈名夏的儿子陈掖臣是一方恶霸。他坐大轿，列棍扇，横行江宁城中，掣肘各官，干涉总督衙门，敲诈人民钱财。当地人民张贴无名怨揭斥责他，上写“名夏不忠不孝，纵子肆虐”。然而，虽然他的行径如此受公众谴责，成克巩也有所论说，皇上却一无所知。“何无一疏入告？”宁完我问道，接着又补充说：“其党众可想见矣！”第四，陈名夏本人升擢官吏不公，例如特别明显的就是在陈名夏任吏部尚书的时候，很快地提拔了他的契交赵延先。此事曾受到御史郭一鹗弹劾，刘正宗也同意郭一鹗的意见。但这两人的弹劾并没有对陈名夏造成什么影响，而陈名夏在选任翰林官员中继续专权如故。第五，陈名夏一直庇护他的姻亲史儒纲。史儒纲乃溧阳世家子弟，富有房产。他在浙江任道台时，利用职权占夺他人家产。当浙江巡抚萧起无闻知此事审讯史儒纲时，陈名夏多方活动，庇护儒纲，使此案多年迁延不结，并任意批准要求重审的上诉，甚至攻击巡抚萧起元无能。第六，御史魏象枢为陈名夏姻亲，在陈名夏任吏部尚书时，魏象枢主持都察院吏科。自然，魏象枢不是别人，就是那个建议恢复大计考课制度的官员。这种考课制度把很大的独立权力交给了吏部尚书和吏科给事中，而陈名夏与魏象枢正分别处于这两个职位上。这样，就等于由这两位姻亲掌握了中高级官员晋升手续的全过程。但是，宁完我进一步说，陈名夏受劾的罪名并不在此，而在于魏象枢因误参他人而被降级调用后，陈名夏辄自票拟吏部奏本说魏象枢事属“疏忽”，于是仅仅对他罚俸六个月，免去了降级调用的处罚。第七，陈名夏常常利用职权图谋私利，无非是无耻地营建自己的巢穴：探花张天植告假回南，名夏助路费银百两，天植于伊妻子处还本利五百两，名夏不知，以为骗己，故言天植得罪于我，所以外转。及还银信到，见天植又曰：还汝翰林可也。天植系臣门生，知之颇悉。昨见冯铨等荐举十二人疏内，列有天植姓名。宁完我补充道，这样，“名夏之营私巧计莫可端倪矣”。最后，陈名夏在好几个不同场合作弊私抹票拟公簿，甚至更改书稿。例如，为减轻魏象枢的责罚，他甚至在受到成克巩和冯铨反对之后还是抹掉了票拟书稿中的某些文句，更改了皇帝的旨意。还有一次，他在内院票拟公簿上抹去了总共114个字，这些文件是内院臣僚在票拟底草书写完毕后签名用的。不知陈名夏为何作弊，但他肯定是把自己牵连到某些丑闻中的一些资料——照宁完我后来暗示的，也许甚至是牵连到李三案的资料抹去了。1654年3月22日，顺治皇帝命大学士草拟一份有关朋党的谕旨，陈名夏拿到了宁完我所拟的已被通过的稿文，在发下的票红中擅自抹去了有关明朝衰亡与言官们隐讳不言有关等字句。皇帝旨谕于是被陈名夏歪曲篡改，这真是大逆之举。正如成克巩评论陈名夏删去这些字句一事时所说：“好条画龙，被人挖去眼睛矣。”宁完我在其弹劾的概括部份，强调了陈名夏结党营私，对国朝有无穷之危害。奸党一成，必弃理道。因为官员们将不得不纳贿而引人。奸党一旦得势，就莫可破矣。因此在宁完我看来，奸人结党，将危害国朝凭天命而得到的一切。他身忝满官之列，虽衰老无用，却不忍看到这一结局。在十分令人感动的结论中，宁完我对顺治皇帝说：臣又窃自思念，壮年孟浪，疏慵贪博，辜负先帝，一废十年。皇上定鼎燕京，始得随入禁地，仰睹天颜，矩趋公署，株守臣职者，又复十年于此。十年间忍性缄口，不复作狂吠之犬，然而愚直性生，每遇事而勃发。李应试、潘文学向非臣言复擒，早已免脱矣。臣虽不敢行埋轮补牍之事，若夫附党营私，以图目前富贵，臣宁死不为也。业已自怜孤踪，赉志俟没，不意皇上不以臣为衰老无用，录入满官之列，已出望外。又圣寿之日，更余之时，同内大臣召入深宫，亲赐御酒，臣接杯承恩之际，不禁哽咽欲泪。今又命随大臣议政，臣非土木，敢不尽心力以图报效。但臣不熟满语，老病孤孑，望皇上俯赐矜怜，则余生之年，皆捐糜之日也。臣痛思人臣贪酷犯科，国家癣疥之疾，不足忧也，惟怀奸结党，阴谋潜移，祸关宗社，患莫大焉。陈名夏奸乱日甚，党局日成，人鉴张煊而莫敢声言，臣舍残躯以报答圣主。伏乞皇上将臣本发大臣确审具奏，法断施行，则奸党除而国家治安矣。宁完我以他特有的天生辩才，警告皇帝在政治上结党营私的危险。他颇有历史预见地声称，现在是本朝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如果皇帝再次宽宥陈名夏，或者将他对陈名夏的弹劾误解为一种私人妒忌的表示，那么国朝将重蹈明末历史的覆辙。内廷将支配外廷；个人偏袒将取代公正的政治判断；即使纯粹为了明哲保身，其他臣僚们也将不得不去步长于结党营私的陈名夏的后尘。

对陈名夏的最后审判

次日中午，当皇帝读完了宁完我的论疏后，亲自讯问了陈名夏。陈名夏以其惯有的态度，拒不承认有任何过错。陈名夏的辩白清楚有力，以致他确信皇帝已经满意了，宁完我对他的论劾会像以前别人提出的那些弹章一样落空。这次讯问后，顺治召各大臣集于内院，而没有告诉陈名夏为何遍召诸臣。诸臣一到，顺治就亲临内院，令侍臣朗读宁完我章疏。陈名夏不等顺治说明此案和他对它的看法，就立即再次对宁完我的弹劾逐条反驳。他不待裁决就企图先发制人之举，激怒了皇帝。皇帝立即扣留陈名夏，然后命九卿集于左阙门。诸臣环坐，陈名夏被迫下跪相对。随即，宁完我向部院大臣宣读弹劾奏疏，并带来陈名夏的班役二人、苍头二人作证。这次廷讯结束时，陈名夏被正式拘禁，关在宫内。第二天，即4月19日，又有两名官员被捕。一是张天植，他曾馈送陈名夏白银500两，得以荐为翰林院编修；一是王崇简，他与陈名夏为同年进士，由陈名夏举任高官。这两人都被押在宫里，次日与陈名夏一起被带到午门听讯。皇帝登午门楼，设榻高坐相临。在一开始时，审讯并未按皇帝所计划的那样进行。刑科右给事中刘余谟认为陈名夏的申辩在理，皇帝便命令他说明理由，并多少是为了威胁他住嘴，把他召到了楼上。但刘余谟喋喋不休，以致顺治皇帝为之龙颜大怒，下令将其革职，审讯才得以继续进行。在4月20日的审讯中，有几位受此案牵连的官员被宣布无罪。陈泰证实魏象枢与陈名夏没有任何像宁完我所说的那种关系，对他的论劾被驳回了。王崇简也被宣布无罪，不久又授为内院学士。很凑巧，他的儿子王熙也正在内院供职。王熙后来出任了大学士。张天植承认曾贷银于陈名夏，证实了宁完我对陈名夏的指劾，也在当天被释放。但陈名夏仍在继续接受宁完我和刘正宗对他的详细指劾。虽然他坦白地承认曾提倡恢复明朝发式衣冠，但拒不承认有罪，力图反驳每一条对他的指劾。尽管如此，那天审讯后他仍被吏部正式拘留，暂时监禁在吏部藤花厅。翌日，4月21日，他的父亲和儿子也被正式起诉。在其后的10天中，吏部进行了仔细调查，与诸部衙门合议，商讨对陈名夏的指劾。吏部认为陈名夏有罪，对他的指劾基本属实，因此建议将其斩首，籍没家产，把他的妻子没为奴婢，流放盛京。1654年4月27日，郑亲王济尔哈朗在宫内召集议政王大臣会议。会议批准吏部谳议，建议立即将陈名夏斩首。顺治赞成所议陈名夏之罪，甚至处死他，但是，想到他的大学士会像李三一样在北京百姓面前身首异处，皇帝感到不安：陈名夏所犯之罪实大，理应处斩。但念久任近密，不忍肆之于市，著处绞，妻子家产免分散为奴，余依议。于是立即派使者去藤花厅带陈名夏。当使者来到藤花厅，陈名夏问他们是否要带铁索，他们回答说不要，陈名夏知道不妙，当走出吏部时，他向一位朋友大声喊道：“我色竟不动也。”在去宫中的路上，他与另一官员的班役简短谈了几句，好像他认为一切都很好似的。他面露自信的微笑，被押进宣武门。这是宫外的人最后一次见到活着的陈名夏。据说一进宫墙内他就被直接带到午门内的灵官寺。在那儿向他宣读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判决和皇帝的恩典。他一言没发。刽子手立即用一根打了结的弓弦套住他的脖颈，陈名夏被绞死了，终年54岁。谈迁当时住在北京城，他是一周之后才听到陈名夏的死讯的。前几天晚上，他正好在读陈名夏的诗集《石云居集》，这是陈名夏出仕多尔衮政权的第二年付梓刊行的。谈迁在那天的日记中简洁地写到：癸卯，《石云居集》阅竟。是日，闻陈百史末命。存则人，亡则书，岂是之谓耶。后来有一天，谈迁散步到宣武门，好奇地想看一眼幽禁陈名夏的那个厅室，但他迷了路，没能找到它。陈名夏并没有受到所有的人的哀悼。谈迁本人在他死后说他“性锐”，然“肮脏”，好为名高。也许，对陈名夏最友好的公开评价还是出自顺治之口，顺治好像从未能消除对陈名夏矛盾的心情。那年冬天，在游览南海子时，冯铨向皇帝评论起这位死者，颇有贬意。皇帝沉默片刻，然后十分低沉地说：“陈名夏终好。”此后冯铨再也不提陈名夏了。

不是旗人投降旗人了吧，给旗人当官了吧，等于就变成满族了。不过我母亲和我舅舅还有点像南方人，长乎脸儿，不太胖，我舅舅长得挺标致的。满族人的特点是胳膊腿短，我和我表妹什么的，轮廓都有点像，就是腿短，胳膊短。我母亲的曾祖父好像是个中堂，注243我母亲的祖父是在山东做道台。我姥爷行三，他挺宠我母亲这长孙女儿的，小时候教给她抽烟哪，玩呀。后来我母亲会吸烟，不是大烟，是吸纸烟。我母亲聪明，诗词歌赋都行，什么小说都看过，《拍案惊奇》啊，还有什么……都是古书嘛，天天躺那儿看书。我舅舅他们都会作诗，我母亲故去的时候我舅舅还写一首诗：“属同胞惟有一姐，”如何如何如何。这姐儿俩文学底子比较好，要不为什么主张我上学呢。我姥爷很早就没了，孤儿寡母跟着叔叔，跟着我四姥爷。我姥姥是叶赫颜札氏，旗人家的。我那四姥爷夫人的娘家也是颜家，这是姐儿俩嫁给哥儿俩。阎家(即颜札氏)现在还有我一个表舅，阎隆飞，农业大学的副校长，中科院院士，是五舅，我姥姥是他四姑。注244他们是哥儿五个，大舅跟我母亲他们年龄差不多，他们常在一块儿打麻将，来往最多，前两年故去了。在我青少年时期，我们家老宾客满堂，表舅表姨常常来往，我父亲这边的堂兄堂姐、表妹、侄男侄女也常来往。哪家有困难我母亲都招待他们，来吃呀来住呀，我两个叔伯姐姐都是我母亲做的媒。他们家比我们家败落得早得多。我们家到现在也不能说败落，就是基本上维持原状，不如原来70多间房子那时候了，可是到后来我上小学时还是两个老妈子，搬到大经厂才没有厨子。有个赵妈，是北京郊区的，等于是从小看我的，一辈子差不多就跟着我们。反正有时候是一个，有时候是两个保姆，至少是一个。我从那家到这家，没离开过保姆。我舅舅的主要生活来源就靠工资，我们家比较有钱点儿的时候，他们家吃粮食就是我们家供给，就那粮店每月给送一袋粮食。(3)仨妹妹不到三天全死了张：我的第一个母亲留下我哥哥。我母亲生了8个，我是老三，前面有两个，一个哥哥一个姐姐，我没看见就死了，我就蹿成第一个了。下边我有一个弟弟，属龙的，要活着七十三四了吧，1942还是1943年死的，得了伤寒，没救过来。最惨的是我这仨妹妹。1937年闹霍乱吧，那会儿家道已经中落了，经济上差点，要不我哥哥怎么就上的北师，我哥哥上北师就带来一个传染病，水痘吧，之类的，就传给我这仨妹妹，我这仨妹妹最小啊。那年的三月初一死了一个，初一还是初二晚上又死了一个，是二妞和四妞，二妞长得挺好玩的，都6岁了，那个也4岁了，不到3天全死了。那三妹得的叫大头瘟，注245三月初八死的。这一传染病里我得的最重，昏迷不醒一个月，但我是最大的，已经是虚岁十三了，所以我抵抗力稍微强点，我都不知道她们死了，等我活过来的时候，头发都脱了，真是不死脱层皮。定：1937年是不是北京流行过一场霍乱？张：可能是。没有救，救不了，病来得快极了，找医生都找不来，就是说家里钱紧点，也不会说就没钱治病，还不够那种程度，就是来不及治，也来不及找，突然就，不到十天嘛，就这么快。我病了一个月，醒了说二妞、三妞她们呢，怎么都没了？没了。三个孩子一下没了，我母亲就在家待不住啦，就上我舅舅家了，在那儿住了一段。我父亲一个老世交就在我们家跟我父亲一块儿维持家里的日子，家里就剩我，还有我弟弟，还有两个老妈子，一个厨子吧，我母亲在我舅舅家住多长时间回来的我就不记得了。然后我们就找房换房，找房就搬家了，搬到大经厂，我这弟弟就在大经厂死的，我弟弟身体弱，1943年得伤寒又死了。他还没死的时候我母亲又生了第八个，就是在中科院工作的那个最小的妹妹，1939年生的，到今年2月18日她就是64周岁，比我小多了，小十四五岁呢。就在1942还是1943年，张寿椿兄妹三人1964年的合影(张寿椿提供)我哥哥上西安了么，他在北师大上生物系，上了两年以后，没事非得要抗日去，跟着一个同学，还加上另外一个同学的妹妹。他抗日去要是奔延安就对了，可他一下就奔西安了，就上了战干团，注246好在在战干团就待了半年。1947年回到北京，就当了小学老师，在北池子小学，最后退休是在盔甲厂小学。他1995年去世的。我嫂子还在，每年大年初二我还回娘家呢。(4)我和我妹妹都上大学了张：他们家(指那桐家)和我其他爷爷屋的孩子都不上学，我的堂姐妹没有上学的，他们有钱，念私塾吧，有的学点英语可能，连庆王爷的重孙女儿什么的，也全不上学，就是我们这一支，我和我妹妹都上大学了。我们第一因为单根单兄弟，我父亲独生子，下边就我哥哥，人少，第二我母亲受他们家(指母亲的娘家)影响。我母亲父亲就培养我们上学。我这档案年龄和我实际年龄差两岁，我是1926年出生的，可是档案上是1928年出生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表姐，就是我舅舅的孩子比我才大两个半月，可是她比我早上两年学，也不知道是我家不想让我去，还是不知为什么给我报晚了，她都上几年级了，我这么大才上学不好看，就把生日改了。我的同学和同事都知道我是属兔的，实际我是牛尾。我上的是分司厅小学注247，那时候是第三模范小学，特别好，我就得益于这个小学。后来到女二中，市立中学，上了6年，高中是保送的。女二中过去在东不压桥，解放后就搬到东直门内了，现在不是叫东直门中学么，区重点。我1940年小学毕业，高中毕业是1946年，正好是日本投降的第二年，国民党来接管吧。我上中学的6年里，每周是3节英语3节日语，结果两个哪个都没学好。国民党来了以后全出的英语卷子，那哪儿成啊，答得不好，结果我们两个班的毕业生只有一个考上北洋大学，注248其他都没考上国立大学，全是上的私立，有上辅仁的，有上中国大学的，我上的是中国大学。我们家还有一倒霉事儿呢，搬到骑河楼我们不是住得挺好的么，13间我们用不了啊，我哥哥住一间，我跟我父母住一个勾连搭的，勾连搭就是这房跟那房套着，套着有五六间，至少有相当于四间房吧。除去住房，我们还租点房。我1948年跟他(指丈夫)交朋友，1949年我结婚，结婚我就出来了。结果北京市盖妇产医院，在骑河楼啊，正好用我家那块地儿，国家政府给征用了，你说倒霉不倒霉，自己的房子，给占了，本来把一溜儿北房出租了，我母亲还能靠点房租。那会儿不像现在呀，一平米给几千，六千还是七千，那会儿才给了多少钱？13间房子给了2600块钱，你就说相当于现在的26万也少啊，2600块，怎么办呢？得留点钱搭着过日子，还得买房啊。老想买房，不想租房。这一买房就买得不好了。那时我当老师，教数学课，又是班主任，1954、1955年吧又搞运动这个那个的，也顾不过来管家里太多事，我哥哥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看房看房就看上府右街这房，当时为什么看中了呢，它是个小独院，自己弄了个小厕所，四间里头有三间正经房，洋灰顶花砖地，两明一暗，暗与明之间是花玻璃隔断，有点像小洋房样儿，还算比较讲究的。四间之外还有一个小厨房，可能看上这外形了。但是它是南房，南房不能直接冲着门儿啊，就搁着一个大影壁，不知道是迷信还是怎么回事儿，从搬那儿起这家慢慢儿慢慢儿就不顺。我哥哥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老也找张家摆放在客厅的清代太师椅(定宜庄摄于2003年)不着对象，最后人家给介绍一个小学老师，就是现在我这嫂子，那时候他已经是39岁还是40岁，反正1961年才结婚的。结婚以后我母亲就有病了，1962年我母亲就故去了。我母亲一直到死还有一个保姆，我哥哥主要负担，我给三分之一吧。我哥哥不太善于理家。你想过去我家70多间房，缩成3间房，搬到这儿，外屋那两明一暗哪，两明的一间全摆的硬木家具，硬木桌，硬木的写字台，还有一对硬木的太师椅，条案，条案上面有小案。这些东西都散架了，就搁床底下，后来他没了，我帮着收拾去，我嫂子他们都不要，一堆棍儿要它干吗，我拉回来又存了两年，后来我说咱们得花钱把它们整起来，趁我活着不管怎样把老家具摆一摆。我就拿来一个茶几，这两把太师椅，这是清朝的，一对。那屋还一对藤屉子的小椅子，一个茶几，那是明朝的，都是我大爷爷做官，从南方弄来的。有一个花梨的画案给我儿子拉走了。我就一儿一女，1950年生一个，1952年生一个。我后来在中学当教导主任，是西城政协委员，西城政协委托我搞成人教育，搞了15年，我还办过外语出国人员培训班。1984年在我三哥寿崇支持下办了个满文班，我三哥代表民委参加我的开学典礼，给了一点补助。这个满文班只有19人报名，后来人就越来越少。儿子跟着我报满族了，注249孙子也报满族了，这个孙子就等于是我们夫妇两家的后代。

●〇圆圈代表女性，实心为那家血亲，空心为非血亲。▲△三角代表男性，实心为那家血亲，空心为非血亲。

附录二张寿椿绘制的那桐家谱系表

叶赫那拉氏家谱(八世至十三世)

补充资料汇编关于叶赫那拉氏家谱补充材料等几点说明一、本材料是由张寿椿执笔。张寿椿是以寿崇三哥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经多方考证所写出的从始祖开始至十三世家谱系标为基本素材，又参照绍武大爷的寿珊五弟(亦以寿崇三哥所写材料为蓝本)自拟的铭安、浦安、文安祖爷三支脉系下的子、孙素列表；而寿椿所拟是从十世起增添了从姑祖母辈及以下各世中女性姐妹内容而写就的。二、寿椿是在寿垣大哥、寿蓉姐和寿菁姐、寿珊五弟、瑾如妹、寿英二姐夫以及侄女润簾、张瑗等各位的帮助、补充下完成此补充材料的。三、此补充材料尚有许多不完善之处，如有的长辈生辰年月已无从查找等原因，会有不少遗漏，或许还有错误之处，请给予指正。谢谢！张寿椿2004年10月

三、过眼云烟说往事奎垣口述时间：2006年4月18日(第一次)2006年12月6日(第二次)地点：北京东城区秦老胡同某院访谈者：定宜庄在场者：察世怡[访谈者按]增家指的是增崇家，清人崇彝作《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标点本)，称道咸以后三代为内务府大臣者，只有增崇一家。这里的三代，说的是明元甫(明善，世称明索)、子文澍田(文锡，亦称文索)、孙增寿臣，也就是增崇。注251增崇任内务府总管大臣期间清朝覆亡，此后他一生的多数时间是在天津度过的。增崇的独生子名存耆，是这篇口述的被访者奎垣的父亲，20世纪50年代国家民委曾组织人力进行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存耆是北京满族调查组的被调查重点，在事后写成的调查报告中可见，他提供了大量有关京师八旗、官员和王公贵族的宝贵资料和情况，这在奎垣先生的口述中也有所反映。与此同时，由于当时特定的政治氛围，增家与那家一道，也被当成是荒淫无耻、穷奢极欲的满洲贵族的典型，据该调查报告称，增家“时至今日全家十口人仍完全依靠卖旧底(珠宝玉器、古董、首饰等)和房租，维持其每月开支700—1300元的生活。这是原积蓄厚，不注意经营的类型。”而那家“于民国初年大量置买房子，并在银行有大批投资(张父曾任过盐业银行的董事)，这是家底雄厚又比较注意积蓄和经营的类型。”倒也确实道破了两个家族在治生方面的不同特点。注252在这篇口述中，奎垣先生详细讲述的重点有两个，一个是他父亲即存耆一代与京城王府与内务府世家之间的婚姻及社会交往圈；另一个则是他父亲与他自己两代人坎坷艰辛的一生。当然，对于外界对这个著名大宅门的各种传言，他也有一一辩证之处。有关秦老胡同增家的各种传言我早有耳闻，但直到2005年在北京市档案馆召开《那桐日记》出版发行的会议上，注253我才终于有机会得见增家后人，即奎垣先生之子、存耆之孙世怡，他的母亲即奎垣先生的妻子亦是那桐的孙女，所以他是作为亲属参加会议的。感谢世怡先生的热心协助，使我得以顺利地为他父亲做了两次访谈。秦老胡同内保留至今的门鼓石(定宜庄摄于2006年)本书作者与奎垣及三子世怡(佟鸿举摄于2006年)至于此外还有的，是麻花胡同继家、沙井胡同奎家，继禄与奎俊，亦均为清末的内务府大臣。这里有一个躲不开的名词，就是内务府。它不由得让我推测，是否这所谓的八大宅门，就是由八个内务府世家构成的呢？或者反过来说，是否清末在京城最为显赫的大家族，除了“府门儿”之外，就是由这些内务府大臣囊括着的呢？这是以攻读清史满族史为业多年的我，在做这个北京口述史的题目之前，也未曾认真想过的问题。奎垣先生已于2007年逝世。奎垣(以下简称奎)：我是民国六年(1917年)出生的，今年八十九了。您别瞧我这么大岁数，知道的已经很少。我已经没赶上了。我爷爷叫增崇，我父亲存耆，下面就是我。定：“当铺刘”家的后人说您父亲叫索尧生，我说我在网上看到还有一个存耆，也说是增崇的儿子，那到底哪个是呢？我一直到那天见到世怡先生，他说这两个是同一个人(众笑)。奎：尧生是号，后来都用正式名字，不用号了。定：我还听说存耆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增鹤峯，是您吗？奎：实际就一个，是我，鹤峯是我的号。我一般不用了。从前用的时候也从未冠过增字，增是我祖辈的排行，要用那不就乱了么，当时习惯是不允许的。现在到哪儿都是名字了，奎垣。满族习惯就是说名字，指名为姓。我叫奎垣，我就姓奎名垣。解放以后我在少数民族政策训练班，号召恢复姓氏，我们就姓察了。我们家别的人有姓索的，就没改姓察。由我这儿数，十代以上，叫索柱，大学士，察哈拉氏。从索柱起发的家，就从这里立祖，所以以后有姓索之事。正式的(家谱)我瞧见过，就一张白纸，写一串人名，旁支都没有。现在我还能背下来：

曾攻击过葡萄牙人。艾伦·伊萨克曼和巴巴拉·伊萨克曼：《作为境外居民的普拉泽罗斯人（Prazeros）》，第19、35—36页及注5。?参阅田村实造：《明代满蒙史研究》，第297—339页。?努尔哈赤还命令达海将明朝的法典和一些军事著作译为满文。达海并于1632年为旧满文增加了圈点，从而在可能也是境外居民的额尔德尼创造的书面语基础上，制定了更为规范的新满文。1629—1630年间，当满族军队进入中原并兵临北京城下时，正是达海用汉文写了那些布告和文书。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13—214页。《朝鲜实录》中有几封信件涉及一个汉人，此人主管努尔哈赤与其他国家的往来文书。达海正肩负此责，因此这是达海出身汉族的铁证。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56—60页。清史学家们从罗思·李博士那里受益匪浅，因为她在利用满文老档方面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她的博士论文便是本章剩余部分赖以成立的基础。她所利用的满文老档是1905年由内藤虎次郎在沈阳首次发现的，其中一部分在1955—1962年间，以《满文老档》为题公诸于世。这些档案都是1778年的抄本，所载为1607—1626及1626—1636年间的史事。神田信夫等学者已用罗马字母为这批史料加了注音，并译为日文。《满文老档》公布后，原本又在台湾故宫博物院发现了，并于1969年以《满洲旧档》为题发表出来。这批档案皆出自当时的满人之手，无圈点，其中有些文书还附有几种译文。尽管“对历史研究来说，原本与抄本只有少数重要的出入”，罗思·李博士还是在其讨论清初历史的开拓之作中同时查阅了这两种版本。见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2—3页。?努尔哈赤令曰：“凡都费阿拉时归顺之尼堪，皆视同诸申。”费阿拉在1603—1609年间是努尔哈赤的都城。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29—30、190页；铁玉钦：《论清入关前都城城廓与宫殿的演变》，第3页。费英东就是一个被同化的汉人。他是有名的神箭手，1595年归附努尔哈赤，娶努尔哈赤之女为妻，拜为将军。费英东之子图赖是位凶猛的勇士，1637年曾率清朝禁军（护军）攻打锦州。图赖受封昭勋公，其妻是满族觉罗氏，他们的女儿就是日后顺治帝的孝康皇后（原文如此——译者）。因此康熙帝是个境外居民家族的后裔，兼有满、蒙和汉族血统。《当代著名政治家介绍》，第98页；劳伦斯·D·凯斯勒：《康熙和清朝统治的巩固》，第53—54页；郑天挺：《探微集》，第51页。?郑天挺：《探微集》，第2页。据《明实录》1385年的一条记载，明军至辽东后，见当地女真捕获俘虏而“奴之”。和田清：《明初女真社会的变迁》，第92页。?郑天挺：《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第93页，及其《探微集》，第9—10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24—25页。?这些奴隶的法律地位与罗马或德国奴隶多少有些不同。一方面，他们被视为私有财产，可以买卖和继承；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具有独立的人格，可以拥有财产和承担债务。汉族奴隶可以相互提出诉讼，对他们不能随意杀害。郑天挺：《探微集》，第88—89页；孟昭信：《清初“逃人法”试探》，第4—5页；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53—55页。?满族人仍以狩猎获取食物、衣料和用于交换的皮毛，但16世纪后期，谷子、小麦和高粱已成为他们的主要食粮。佟佳江及苏子河沿岸，甚至山坡和山顶，都被农民垦为耕地。大约1600年以后，满族首领开始向各牛录（由300人组成）征收劳役地租，每牛录出10名壮丁和4头耕畜从事耕作。同时，满族贵族也使用战俘耕种自己的田庄。1618年征服辽东后，这种田庄的数量大大增加了，但其规模仍然较小。1625年后，这些田庄成了人为划定的村庄，平均拥有9—13名壮丁。每个贵族都拥有许多这样的庄。例如，1634年，代善之子便拥有23个庄和503名耕奴。庄头通常由各庄的富户充任。郑天挺：《探微集》，第4、18页；李燕光：《1644年以前满族的社会经济形态》，第142—143页；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8页。1619年，努尔哈赤令其官员“据界藩筑城，屯兵防卫，令农夫得耕于境内。”吞并辽东后，他又令汉人俘虏剃发并就地耕种，而未将其屠杀。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09页。?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56页。战俘中的工匠和手艺人通常都被赦免，并得以免除租税和徭役，获得足够的食物和奴仆。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10—111页。关于这一时期满族人的商业活动，见郑天挺：《探微集》，第18—19页。“万历初，贩貂皮、人参、松板以为利”。《万历武功录》第十一卷，引自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第75页。?起初，女真人向汉人换取铁农具。但15世纪70年代他们学会了将犁铧锻为刀剑的方法，于是明朝和朝鲜都下令禁止铁器出口。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5页。?郑天挺：《清入关前》，第90页。努尔哈赤手下有50多名铸工——其中多数是满族人。见《探微集》，第5—6页；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第69—70页；李燕光：《满族社会经济形态》，第142页。?1587年，满族人在赫图阿拉附近的蓝哈达建起了第一座都城。该城又称宁古塔，四周有石质城墙。努尔哈赤的男姓亲属居于城中，同时有2万户精锐武士驻扎城外。北门附近居住着兵器匠和铁匠，南门附近有制造弓箭的工匠；东门外有努尔哈赤的18座仓库；包括130多间装满粮食的粮仓。莫东寅：《明未建州女真》，第5、84—85页；铁玉钦：《城郭与宫殿》，第2—3页。?1605年，努尔哈赤令部下学会晾晒和储存人参，以防腐烂。即使这样，1609年熊廷弼下令禁止与满族贸易后，两年中仍有100多斤人参腐烂变质（它们在内地零售市场原可换取等量的白银）。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第75页；谢国祯：《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86—87页。人参贸易的收入肯定相当可观，因为到17世纪20年代，后金已拥有充足的白银。强化价格管理，其实是不得已而为之。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30—33、105—108页。?魏源在《圣武记》第一卷中，称早期满族国家为“城居猎手之国”。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第84页；和田清：《论开国者清太祖崛起的有关问题》；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4页。就更大范围而言，明朝后期东北经济迅速发展，西北则日趋衰落，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东南地区迅速繁荣、西北成为边远地区所引起的贸易不平衡的结果。当时，满族地区南部土地肥沃，北部有丰富的黄金等贵金属矿，森林地带则有取之不尽的毛皮资源。由于这些有利的经济条件，东北在万历年间出现了第一次繁荣。当时内地市场的通货膨胀，导致了对貂皮、人参一类商品的需求迅速增长。由于建立了自己的贸易城市，满族社会日趋复杂。农耕逐渐取代狩猎而成为其主要生活方式。经济欲望也随之增长了。当17世纪的经济危机困扰中国大陆时，东北地区也受到影响，并且可能对刺激满族的军事征服起了不小的作用。此外，这一时期东北的气温变得更加寒冷；1605年前后，辽东的霜冻季节比常年提前了15—20天，粮食产量势必因之下降。龚高法、陈恩之、文焕然：《黑龙江省的气候变化》，第130页。?据满文《满洲实录》载：“那时，处处国乱……贼盗如蜜蜂，纷纷而起，自称汗、贝勒、大人，每嘎山（里）立为领主，每穆昆（亲族）立为长，互相攻打，兄弟同志相杀，族多力强者征伐弱者，甚乱。”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第72—73页。历史学家郑天挺认为，这次社会动乱的内在原因是，满族社会经济生活日益多样化及由此引起的生产力的发展，使满族奴隶制陷入危机。当然，部分地区的骚乱是由于1573—1576年间，李成梁决定将其大本营从孤山移至宽甸，即今新宾县（原文如此——译者），当时为建州女真的主要农耕区，从而加剧了满汉之间的紧张关系。从1585年起，汉族移民便在那里垦荒，并同当地土著发生过冲突。郑天挺：《探微集》，第6—7、21—23页。?尼堪外兰原是努尔哈赤的父、祖的奴仆（诸申）。郑天挺：《探微集》，第6页。?这些契约注有首领姓名、所属纳贡人数目及其在规定时间内所能提供的贡品数额。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3页。欧文·拉铁摩尔认为，这种制度创造了一种也许属于前封建主义的新权威。“这种权威的新的特性，看起来似乎与首领的功能有直接关系。汉族人将他们视为其部落的代表，以便为汉族社会和满族部落社会的和平共处提供制度和常规。汉族人将其视为中间人这一事实，加强了首领对其部落的权威。于是世袭原则得到强化，从而使首领家族得以永远保持其权威，而使其他部落成员永远屈居臣属地位。这种情形非常有利于部落首领发动反对外来统治的反叛。此类边疆现象可能是封建主义的来源之一。这些现象在藏族历史中表现得颇为明显。将其同其他地区的边疆史——例如苏格兰高地部族的历史——加以比较，将是十分有益的。”拉铁摩尔：《边疆史研究》，第476页。?郑天挺：《清入关前》，第89页，及其《探微集》，第4页。?爱新觉罗家族的祖先可追至猛哥帖木儿，他被元朝封为千户，奉命统治松花江地区，且世代传袭。努尔哈赤之父、祖皆被明朝拜为地方官，并曾三次随李成梁进京。薛虹：《建州女真的迁徙》，第50—51页；郑天挺：《探微集》，第4页。?郑天挺：《探微集》，第7页。以上及下文所述细节多引自和田清：《清太祖崛起》、《明初女真》及郑天挺：《清入关前》。?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第96页。?曲瑞瑜等：《清入关前对东北的统一》，第110—113页。?关于满族人利用婚姻联盟的问题，见郑天挺：《探微集》，第56—61页；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第76—79页。?努尔哈赤与其弟舒尔哈齐分掌大权。1611年，努尔哈赤杀舒尔哈齐。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6页。埃尔文极为轻视满族骑兵的作用，说他们在作战时只充当预备队，位于披重铠执利刃的前锋部队和披短甲执弓箭的二线部队之后。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106—107页。但也有人提出更令人信服的看法，即这些骑兵在战斗中常常起着决定性作用，他们既能凶猛地冲破明军阵地，又能迅速避开强敌。满族八旗兵主要分为五个部分：亲军，皆为满、蒙马步弓箭手，负责保卫皇帝；骁骑，皆为骑兵弓箭手；前锋，多为满、蒙马步弓箭手，也有一部分使用云梯、火枪和火炮；护军，有马步弓箭手和火枪手；步军，皆为步兵弓箭手。郑天挺：《探微集》，第173—174页；又见吴卫平：《八旗兴衰》，第35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7—18页。?关于努尔哈赤招纳蒙古部落首领的问题，见匡顿：《游牧帝国》，第282—283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24页。?弗朗兹·米切尔认为，“八旗”制度是由汉人创议建立的，而戴维·法夸尔则强调这一制度受到蒙古的影响。虽然努尔哈赤身边当时确有一位重要的汉官，名叫龚正陆，但无迹象表明是他导致了八旗制度的形成。戴维·法夸尔：《满洲之蒙古政策的起源》，第204页。?1621年以后，后金军队的名称皆用汉族名称，满、汉官吏的职位名称也是如此。而“旗”则是有意用来表达一种兼有军政和民政双重性质的组织。1630年，皇太极说：“我国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耕战二事，未尝偏废。”《清太宗实录》第七卷。引自曲瑞瑜等：《清入关前对东北的统一》，第121页。这种旗的组织，也是将松散的女真社会置于其统治者更为直接的控制之下的一种政治手段。一部可怕的战争和生产机器形成了，其代价是普通部落成员对汗的从属关系进一步加强了，汗可将他们从一个贵族名下拨归另一个贵族。李燕光：《满族社会经济形态》，第144页；又见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25—27、58—59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2—14页；戴维·M·法夸尔：《早期满洲国家的蒙古因素与汉因素》，第12—14页。?“谙班”（amban）意为“大臣”。贝勒原指女真各部落的首领。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后，原贝勒的后嗣仍可使用贝勒头衔。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0—11页。?此时，满族人也懂得了世袭继承权的原则。为了检验其长子的能力，努尔哈赤于1613年将大权委托给褚英。不久，褚英诸弟（代善、莽古尔泰、阿敏和皇太极）奏称，褚英逼他们立誓反对努尔哈赤。1615年，努尔哈赤遂将褚英处死。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7—18页。?五大臣全是努尔哈赤穆昆的成员，包括额亦都、费英东、何和里、安费扬古和扈尔汉。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8页。?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9页。?法夸尔：《满洲之蒙古政策的起源》，第198—199页。1594年，努尔哈赤与喀尔喀蒙古通婚。此后，双方关系一直良好。?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8、23页。?陶晋生：《中国政治制度中女真统治的影响》，第121—123页。?17世纪10和20年代是北极光频繁出现的时期，当时欧洲出现了观赏极光的热潮。约翰·A·埃迪：《气候与太阳的作用》，第1194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37页。?这被1605年的宽甸事件所证明。当时李成梁企图撤回满族统治区的全部汉族居民。郑天挺：《探微集》，第22—23页。中国、朝鲜和蒙古在满族文献中都被称为“固兰”（gurun），即国。除版图大小、财富多寡不同之外，它们基本上受到同等看待。法夸尔：《满洲之蒙古政策的起源》，第199页。?《乾坤正气集》第二八二卷，第31—35页，1609年8月30日条。?弹劾熊廷弼的是兵科给事中朱一桂。当时熊廷弼提出，朝中“言官”大多不切实际，以为打败夷狄易如翻掌。他强调说，边防状况实际很糟，而边将要求授权同夷狄进行随机应变的谈判，又受到言官不负责任的非难。《乾坤正气集》第二八二卷，第35—43页，1609年9月8日条；第二八三卷，第20页，1609年12月27日条。?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34页；又见郝爱礼译：《皇清开国方略》，第49—50页。此时，努尔哈赤确实公开承认了明朝皇帝的主权。郑天挺：《探微集》，第17页。?早在1615年，努尔哈赤就担心赫图阿拉一带粮草不足，而这一地区已经推广了精耕细作。“我国素无积储，虽得其（明朝）人畜，何以为生？”努尔哈赤问道。1615年征服叶赫，及1618年攻占辽东，可能使其粮草紧张状况有所缓和。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34—36页。迫使满族寻找新的粮草来源的压力，肯定因“小冰河时期”的异常寒冷而有所增强。在20世纪的“小冰河时期”，即1923—1954年间，黑龙江水域从11月中旬便进入封冻期，比正常年份至少提前了两周。当时黑龙江流域的无霜期只有80天（江北）到140天（江南），农作物一年一熟都很困难。17世纪，松花江和辽河流域的农业生产，也因此而受到严重影响。?《大清满洲实录》，第196—199、201

置于死地。他还挺自得其乐的。说他们抓我，我没有烟抽，让我扫地，我就拣人家烟头儿，一个女生说：“你拣什么情报呢？”我爸说没有情报，“那你刚才扫地你拣什么了？”我爸说：“跟你没关系”，“拿来看看！”我爸说：“跟你没关系。”“把手打开！”我爸一打开，一个烟头。我爸说：“你有用吗？你有用吗？”把那女学生气得！呵呵呵，我爸还乐。其实我爸说这些受罪的事，别人听起来都挺伤心的，我爸就当笑话讲。他在楼上和几个教授关在一块儿，那几个老教授摇头晃脑地：“太痛苦了太痛苦了”，我爸就在一边比画，人说你干吗呢？他说我练坐飞机啊，下次他们撅我我能那什么，练。后来又说想逃跑，把单子都扯了，系上扣，弄挺长的，拴上。我爸不是挺瘦的么，单子也能经得住他，拴上往下看，说不行，夏天嘛，说学生都在那儿开着窗户打牌呢，开着特亮的灯，他说不能跑，我要下去正好掉到他们中间儿，一伸手把我抓了不就跑不了么，后来没跑成。定：他想跑到哪儿去？方：逃跑嘛。反正也是苦中作乐，自己找乐。去干校的时候家里的房子都缴了，全缴了，其实之前红卫兵已经洗劫了一大拨了，我爸说红卫兵来抄我的家，拿走的不是衣服就是鞋，因为太多了。书和材料人家都不怎么关注，走的时候等于没有人管了么，噼里啪啦地，就都送图书馆了。把他们弄江西(干校)去，注364他跟我们讲，我记得特清楚，说到那儿让我干活儿，我说让你干什么活儿啊？他说先让去搬砖，刚一搬就把手砸了，人说不行，你搬砖搬不了，就让我抓虫子，到菜地里头。我说你怎么抓啊，他说我拿小棍夹，他害怕虫子。从干校回来，他说我第一件事，就是骑上自行车，哪儿饭馆多，那条街，能吃的我都吃遍了，第二天我再去吃去。他从干校回来，把包平、包安都找去聊天儿，也都讲了“文革”的经历啊，一些想法啊，他都跟开玩笑似的，可是人家都觉得心里挺难过的。家里头荣华富贵没有啦，过去当教授当高级知识分子的地位没有啦，在干校给人干活儿，还挺艰难的。反正从公主府往下走往下走，加上日本，又加上他们参加革命，一步一步地，就变成现在这副样子(笑)。实际我爸也有体验，我爸是这种想法，你也出来参加工作了，你跟过去是一刀两断吧，或者说决裂吧，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过去的东西你可能是一个回忆，不可能重新去那什么了，反正过去就过去了，他不去想，就那样。定：就是先是家里的荣华富贵没有了，接着就是当教授的那点儿地位尊严也没有了，一个劲儿地往下出溜。方：所以为什么好多东西他不愿意提呢，和敬那会儿他更不愿意提了，一下斯文扫地啥都没有了，能享受点儿就享受点儿得了，过去的辉煌对他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连想都不想，他不爱讲这样的事。落差太大了。定：落差是够大的。方：我爸那时候说过，从干校回来的时候，七几年有一段时间不是稍微松动一些么，就有人请我爸出去讲课。有一次记者跟他从张自忠路前头过，不就是和敬公主府那儿么，他们记者都知道我爸的背景是什么，就说：“和敬公主府您听说过吗？是什么情况？”我爸说：“哎哟，真不知道。”哎哟(笑)，特逗。我爸特得意：“哼，让我说和敬公主府是什么情况，我才不说呢，毛主席说了，哦……这个‘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再来一次，下回想整我？没门儿！”定：你爸后来跟蒙古人那边交往得不多是吧？方：我爸反正没有特意地跟蒙古人交往。你想在人大，就是人大的环境。定：所以我当时找到包平他们时，觉得挺遗憾的是你爸他走了，但又一想，找到他他也未必跟我说。方：那倒是。

4.叔叔和姑姑

方：我爸是最受他爷爷的宠，从他爷爷奶奶就宠他，所以就一直宠下来。我奶奶比较宠三叔，包义。爷爷疼姑姑，蒙(古)族疼女孩，我爷爷脾气好。包安是没人宠。我三叔、姑姑和我爸他们是那种，就是从来不自己动手做什么。家里就是对这些有特色的东西(指蒙古的奶制品)，赶上什么就吃什么，就是喜欢。都是人侍候惯了的那样。定：他们不承认这一点(笑)。方：不承认哈？我那个姑夫，四十多岁心梗去世的，我妈就说：“哎呀，老郭可把包平宠坏了，包平什么都不用动手。”姑姑好像家务活儿不怎么做。三叔也是。就四叔因为参军嘛，自己靠自己，还动点儿手。我听我三叔的儿子跟我说，(解放前)有一段时间我家生活来源一下子断了，等于他妈，就是三婶，三婶他们家给包家支撑了一阵儿，不能断了这经济来源哪，我爸跟三叔关系不是很近，我爸嫌三叔忒落后。姑姑听我爸说得多，因为我爸爱跟她说话，我爸爸带我上姑姑家去，都说这些事。对包义就不太瞧得上，觉得老四是小孩儿，不懂什么事。定：后来你爷爷多尔吉还常回北京来吗？方：他没退的时候回来得比较少。定：你跟他接触不多是吧？方：因为蒙(古)族都比较喜欢女孩儿，见到我，还有我姑姑，包洁什么的，都特高兴。对男孩子，三叔那儿子小元跟我说，爷爷连根冰棍儿都没给我买过。小元的儿子说，我爷爷，就是包义，也没给我买过冰棍儿。特别明显的。爷爷解放前是国大代表，解放后是政协委员。爷爷后来还回北京来看看他们，他跟三叔比较对路。喜欢三叔，因为三叔是那种呵呵呵，呵呵呵，玩自己的，什么都不计较，也是吃喝玩乐的主。跟我爸爸也不亲。包安是小时候在家比较受气，受欺负，我这是听我妈说，我妈结婚的时候包安才九岁嘛，特小，瘦瘦小小的，胳膊腿都特细，冬天手和脚都是冻的。反正不是那么受宠，在那种家庭他已经是受下等人的对待了。所以后来跑出去参军了嘛。定：对。方：我四叔吧，一辈子好多地方不是很顺利。可他从来不表现出来，情绪上语言上啊，从来不说。我爸也是这样的人。包安刚去(内蒙古)参军的时候，差点被一个连长打死，为什么？连长是我们家的奴隶，一看包安来参军，那简直太不像话了，就想把他打死。当时就让别人给摁住了，连枪都上来了，那样。这个事儿后来我姑姑呀我爸呀就都知道。现在当然又不一样了，就当时那会儿，特别强调阶级呀阶级斗争。包安后来就特使劲地努力工作，后来在那儿提得也算比较高吧。定：他说后来他有一段……方：把他当“内人党”抓起来了。定：为什么抓他？方：“内人党”不是打击了一大片嘛，抓的人太多啦。有他事没他事就给他抓起来了，军队里头比较严，最后说没事，放了，抓了就白抓了，他不就转业了么，因为他祖籍是北京的，就转业回北京了，回北京之后各方面身份也没恢复，是属于最低潮的时候。他在最困难的时候还是想着我妈能帮他，就给我妈写信，我去内蒙接的我那四婶儿么，她的两个孩子，他“内人党”他也没工资，我妈帮他养着老婆养着孩子，请了两个人看孩子。定：也真帮了大忙了。方：那可不，包安出来之后到我们家，把老婆孩子全接走，挺长时间呢。包安后来在标准件厂当工人，离我们家挺近的。后来碰上郝真，把他调到市里，包安说她可帮了我了，可真是我的恩人。说她一个是帮我，一个是认为我还是有能力。包安就是特别能写。原来在内蒙古军区宣传部嘛。他后来的单位是北京市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郝真在那儿当会长。定：他也像你爸那样吃喝玩乐吗？方：不，包安是特别严谨的一个人，你看上他们家去，他们家屋子收拾得简直就是，一看就跟宾馆饭店差不多，弄得特整齐干净，没有一点乱七八糟的。我爸，一掀床单子，底下一片，全是鞋。踢出来，今天哪件衣服配哪鞋，穿上了。我奶奶死得早，我奶奶50多岁死的。爷爷是90多岁吧，后来在包安那儿住着。定：爷爷从阿拉善回来就住在包安那儿？方：住在包安那儿。包安呢，其实心里也有点委屈，为什么呢？他跟我妈无话不说。他跟我妈说，其实当时我在家里是最受冷落的，最受虐待的，可是到老了都得我侍候，他们怎么都不管呢，肯定老大不管。我爸不管，我爸恨不能跟他划清界限呢。

5.我自己

吕：你后来插队了吗？方：插队了，山西啊，山阴县，在大同南边一点儿。我是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本来不应该下去的，可是工宣队好像也是为了完成任务吧，就非得让我去，说不去，就派一师傅天天上我家坐着去，说你一天不走，我就天天来。哎哟我特烦，说别来别来我走行不行。我妈说你不应该走啊，我说他老来，我可不愿意他老上咱家坐着来，我自己把户口转了就走了，我是1968年12月底走的。我走了5年，后来有一个26号文件，说独生子女可以转回北京，就回来了。回来后分配工作，问我想干什么，说有中学老师，全民的，我说我们家全是老师，下回“文化大革命”又挨整，我可受不了。最后说还有街道医院，但是是集体所有制，我说街道医院倒行，集体所有就集体所有，完了就去了。去了待了4年多不到5年，1977年大学招生嘛，知道时就只剩20多天就考试了，我赶紧报个名。那会儿单位不许我考，不给假，上班也不许看书，我就一直憋着下班回家，一进家门就坐着，一直坐到第二天早上三四点钟，每天就睡两个钟头，二十多天拼死拼活。因为我插队的时候不是表现不错嘛，被推荐过两次(上大学)，全让人抢啦！人说你是独生子女，你能转回北京，你不应该在这儿跟我们抢这个机会，我说我不是抢什么机会，我就是想上学，那也不行，村里头因为我表现好，把那个表给我，知青之间就……所以我特恨工农兵学员(笑)。最后上不成，我就转回来了。这次我说就靠我自己了，我能考过凭我自己本事，考不过那我也认了，那能怎么办呢！后来考上北医(北京医学院)。那是1977年，念了5年。吕：学的什么？方：医疗啊。临床好几十门课呢。当时岁数已经挺大了，我们班岁数最大的和最小的差一轮呢。医学院吧，90%的课程全靠背，你要不背下来你考试过不了啊，我就拼命背，小孩就背一遍过了，哎哟我背三遍五遍，一会儿又忘了考试还是不行，还得再背，就那样子。定：后来就在安贞医院当医生哈？方：对，毕业以后就分到这儿了。一开始在临床，在内科，后来我们医院那会儿扩大，进人必须通过懂业务的人，搞人事的不懂业务啊，就一定让我过去，我在人事又待了两年，从我手里进了得六七百人哪，后来临床不缺人了，我就上研究室了。最后退的时候是从保健科退的，为什么呢？我结婚以后洪大夫注365忙，孩子也那什么，我想算了，我也甭再研究什么了，上保健科，时间比较自由，上学岁数一晚，好多事就耽误了。我孩子才二十多，不到三十。插队时我想，插队不能结婚，我还得回北京。回到北京在街道医院工作，哎呀这不是落脚的地方啊，不行，每天就是玩儿，一说结婚，别跟我说这事儿。就这么耗着，耗到上大学了，可是北医那会儿功课特别忙，不敢结婚，结婚我什么时间背书啊，又耗了5年。耗了5年分到安贞，哎呀好不容易开始工作了，一上来就结婚就拴住了，我还得玩儿呢。就这么一耗，耗到快四十了嘛。我们家的人，老包家的人都是结婚也晚生孩子也晚。我姑姑他们这一辈儿的几个孩子，女孩子，都是三十多岁没结婚呢。定：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对你的民族，就是蒙古族，有没有意识？是不是觉得和别人不一样啊，不单是王爷的问题？方：从上小学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是蒙(古)族，因为我爸的关系嘛，户口都是蒙(古)族。有时候人家帮着填表，写汉，我说我不是汉，我是蒙。自己没觉得奇怪，也没觉得别扭啊，接受不了啊，挺自然的一个事。我插队的时候才逗呢，本来皮肤特别白，一晒呢，也不变黑，就变红，拿盐碱地的水一洗吧，头发变黄。老乡就说，哎，你是不是苏联人呢？你怎么跟我们不一样啊。我说我不是苏联人，我是蒙古人，人家说怎么是蒙古人呢，人家觉得特奇怪。定：你第一次来和敬公主府是什么时候？方：有两三年？洪大夫来这儿开会。因为和敬公主府我是早听说，我爸不爱说，我姑姑他们经常说，后来洪大夫在和敬宾馆开会，我说我还没进去过呢，我去接你吧，顺便看看，绕一圈儿，我就开车进来了。我进去就说：“我爸当年出生在这儿。”哎，他们就盯上我了，说你姓什么？我说姓方，他们就给领导打电话，领导就说，是不是姓方？说就是姓方，“那就对了”，他们头儿就过来了，说我们一直在找你们。他们就是找我爸爸，知道你爸改姓方以后，才知道你爸去世了。因为他们找姓包的嘛，找不着。我这是跑这儿送上门来了，这事就联系上了嘛。和敬公主府那院儿吧，因为我爸轻描淡写地说惯了，我一去特震惊，啊？这个院子也忒大了，一进去特遥远的，人家说这还只是一部分，我说这这这，就跟一个大单位似的一个院子，人家说据他们了解，这只是一部分，都削了很多了，乾隆时候给公主赐的是60亩地，从东边的段祺瑞府一直到西边宽街那条街，都是我们家的。后来七占八占的经过历代的什么吧……定：后来人民大学不就在这儿嘛。今日和敬公主府寝殿(吕志初摄于2016年)方：对，他们就说哎呀，你爸转来转去，还在自己的府里头。住到那里头(铁一号人大旧址)不是跟住回家一样么！他们这儿也有变迁，后来是他们想弄一个展览室，因为这不可能对外开放，办一个展览室，把这段历史给续上呗。定：你女儿现在报蒙族还是汉族？方：蒙族。我女儿特喜欢我爸，她在我爸那儿住了几年，饮食上也是爱吃牛羊肉，这个挺明显的。定：她知道家里的这段历史吗？方：知道。她对这个民族也比较认同，她也来过这儿。定：你应该让她把这个故事慢慢延续下去。小小公主(笑)。

附录一李景唐《达赉贝子和他的儿子多尔吉》注366[访谈者按]此文便是包平口述中提到的那篇文章，包家兄妹认为该文严重失实。此次特将该文找出附于下，目的是使读者知其原委，也能明了包家兄妹所要纠正的史实所在。蒙古诸部在归附满清之后，在其贵族阶层中，除受封为扎萨克王公者外，其余受封王公品级的贵族们都通称为闲散王公。他们在本旗内有领地和奴隶，有的被扎萨克任命为协理、章京等职务。有的也可以在扎萨克无承袭人的情况下，由清廷授命继任扎萨克。本文记述的是科尔沁左翼中旗(达尔罕旗)闲散王公——贝子爵达赉及其儿子多尔吉(清赐三品顶戴)的历史和生活片段情况。

(一)

达赉贝子是达尔罕亲王的同宗，是第五代达尔罕亲王色布腾巴勒珠尔的七世孙。色布腾巴勒珠尔于乾隆十一年(1746年)尚固伦和硕公主，授为固伦额驸，五年后，袭任科尔沁左翼中旗扎萨克和硕达尔罕亲王，乾隆二十年(1755年)，因平定准噶尔之达瓦齐叛乱有功加双俸。后因误用辉特部之阿睦尔撒纳驻守伊犁，致其乘机叛乱并杀死议政大臣奥云古，获罪被革除爵位，由其兄色旺诺尔布承继了达尔罕亲王爵位与扎萨克。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色布腾巴勒珠尔又被封为辅国公，任为兵部大臣，三十八年(1773年)，因军功复固伦额驸称号，同年，因作战身负重伤仍勇猛杀敌而重被封为和硕亲王。乾隆四十年(1775年)病死军中。死后谥曰毅，所以后人称之为毅亲王。色布腾巴勒珠尔逝世后，因无世袭罔替之封，其子孙不能承袭亲王爵。但按清廷袭封例制，可以降级承袭，由其子鄂勒哲特穆尔额尔克巴拜降袭多罗郡王爵。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诏世袭罔替。可是到了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八月，又被革除了郡王爵，同年

也就是大清王朝首席军机兼总理衙门领班大臣恭亲王奕终于久病不治，撒手人寰，终年六十六岁。人们普遍相信，依照中国王朝政治政随人亡的千年规律，随着恭亲王的逝世，中国政治必将发生某些变化。恭亲王奕为宣宗道光皇帝第六子，1850年受封为亲王。三年后，年仅二十岁的奕充任军机大臣，开始了他在清廷最高决策层的政治生涯。当1860年英法联军向北京进犯的时候，体弱多病的咸丰帝带着妻妾亲随一溜烟地逃亡热河，恭亲王奕担当起留守北京的重任，负责与联军议和。奕先前与外国人接触时，总是抱有蔑视态度，并掺和着仇恨与恐惧。当他与西方人的接触越来越多时，他的态度发生重大改变，开始赞赏西方人的工作精神和敬业态度。他同意由英国人李泰国整顿重建中国海关，充分信任英国人赫德担任海关总税务司，足以证明他对西方、对世界的看法已发生根本性转变，所以有人送给他一个“鬼子六”的绰号。英法联军导致的外交危机化解后，中外交涉事务日渐增多，清政府原有的“六部”架构已无法满足这种需要。1861年初，清廷批准恭亲王等人的建议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接管以往由礼部和理藩院分别执掌的对外事务。中国终于打开通往世界的大门。在此后总理衙门存在的四十年中，奕担任领班大臣达二十八年之久。在恭亲王主持朝政的那些年，他与汉族出身的大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等人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修补内部政治秩序，调整对外战略方针，基本放弃沿袭已久的宗藩朝贡体制，向西方学习，以屈辱的姿态韬光养晦，接受条约体制，致力于和平外交，为大清王朝的恢复与发展赢得了一个难得的外部环境。和平的外部环境、稳定的国内秩序、相对开放的对外政策，当然有助于中国的发展，经过大约三十年的努力，中国在经济上修复因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所遭到的破坏，综合国力与军事力量虽不能与老牌资本主义强国相比，但在亚洲的中心地位与大国气势毕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恢复，即便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至少在亚洲尚无其他国家可以取代大清国的地位，中国终于迈出步入“近代”的脚步。恭亲王奕由此被誉为“中国第一次近代化运动”的倡导者和践行者。在中国走向近代的征途中，恭亲王奕确实起到过重要作用，然而他在提倡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始终不认为中国在整体上落后于西方，始终相信中国自古相传的政治体制在经过两千年的不断更新后，大有“历史终结”的意味。在他的政治理念中，中国不如西方只是暂时的和局部的，一旦中国人学习、掌握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中国必将重新崛起，依然是世界政治格局中重要的一极。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奕的期待并没有变成现实。1894年黄海一战，举全国三十年积累创建的北洋海军顷刻瓦解。紧接着，马关议和，割地赔款，大清王朝陷入空前的政治危机。人们将矛头对准恭亲王领导的清政府，以为三十年洋务新政不过是一场“跛足”的近代化运动，中国并没有利用财富增长的机会适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旧有的政治体制束缚了中国的发展，这也是甲午战败的根本原因。洋务新政只变其末不变其本的反思很快被朝野各界所认同，恭亲王奕也期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改革，重建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无奈清政府积弊太重，而且奕也真的老了，不论是体力上，还是精神意志上，他都没有过去十几年前的状态，他在勉为其难地维持着残局，只是希望大清王朝在他真正退出历史舞台之前不要再出什么乱子。他甚至考虑过退休，但每当提起这件事情时，总是被各种各样的原因所羁绊。奕期待大清王朝不出乱子的愿望仅仅维持了不到三年时间。1897年底，原本与中国关系还算友好的德国突然不宣而战出兵强占胶州湾，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因此再度高涨，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年轻一代提出政治改革的目标，要求清政府取法俄日，以定国是，从根本上铲除旧制度的根基，建立君主立宪体制。康有为的呼吁逐步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喝彩，光绪帝令奕认真研究这些建议。作为稳健的政治家，奕当然无法认同康有为的政治理念，更不主张采纳改变大清王朝固有政治体制的激进变革。1898年1月11日，奕主持总理衙门例会讨论光绪帝的指示。当朝帝师翁同龢竭力赞成光绪帝的看法，以为康有为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康的那些建议尽管有某些不切实际的理想成分，但总的来说还是很有价值的，值得予以重视。至于派遣康有为出洋考察各国政治，既是皇上的主张，当然应该实行。而与康有为有过直接接触的工部尚书许应骙则认为康有为人品低下，是不逞之徒，更是中国文化的叛徒，因此他坚决反对派遣康有为出洋考察。双方争论不下，无法达成共识，于是奕建议由总理衙门大臣对康有为进行一次面试，然后再做决定。根据恭亲王的建议，总理衙门大臣于1月24日下午在西花厅召康有为问话，双方就中国是否应该进行改革，以及怎样改革等问题交换看法。所谈情况于第二天由翁同龢向光绪帝作了报告，翁同龢继续建议皇上尽快召见康有为，就中国改革与发展等问题直接征求康的看法。光绪帝有意接受翁同龢的建议，但奕以皇上召见康有为这个级别的小臣不合祖制为由，建议先请康有为将改革方案书面报告，然后视情况发展而定。奕的建议合乎体制要求，故而这一建议很难说是反对康有为的变法主张。不过，当变法运动在后来被镇压下去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分析失败原因时总是将奕的反对视为一个重要因素。事实上，在甲午战后三年时间里，奕领导的政府虽然没有在行政体制改革方面做出多少工作，但实事求是地说，奕和他的政府对于那些必须进行改革的许多新举措还是持积极态度的，比如同意贵州学政严修的建议创设特科以广收人才，同意荣禄的建议增练新军以固国本，开设武科以培养新式军官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即便对康有为等人创办的强学会，虽然朝野上下要求严厉查封，但奕的处理则比较低调，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青年一代的爱国热情。青年一代应该说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奕的理想和追求，如果奕再年轻些，按照他过去的思想倾向，他一定会全力支持这些年轻志士。不过，奕的生命毕竟已进入最后岁月，他的老成持重使他不可能对康有为的激进主义改革方案完全赞同。他似乎已意识到，清政府如果依照康有为的方案进行改革，那么很可能意味着清朝历史的终结。阻止了光绪帝召见康有为，并不能从根本上阻断皇上与新思潮的接触，而且更为严重的事实是，恭亲王奕的病情越来越严重，进入5月就基本卧床不起。他似乎也知道自己的生命可能很快就要走到终点，所以他深为忧虑的还是大清帝国的未来，他期待中国能够在近代化的道路上继续前行，依然不希望清政府在他身后进行太大的动作，更不要听信那些极端激进主义的建议。5月26日、27日，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多次前往探视恭亲王，恭亲王也利用这个机会向两宫表达了自己的忧虑。恭亲王希望年轻的皇帝能够很好地尊重慈禧太后，在用人行政上要格外小心，恪守成宪，维系人心，与那些忠诚的大臣们共同商量，治理国家，经武整军，富国强兵。恭亲王还告诉光绪帝，大清王朝确实应该进行某些方面的改革，但这种改革只能是清朝旧有体制的完善，而不能另起炉灶从头开始。翁同龢、康有为等人的所谓“从内政根本”进行改革的构想，以及在内廷设立制度局的想法，实际上都是要脱离原有国家权力机关另起炉灶，意在“废我军机”。果如此，以皇上的政治智慧和经验阅历，势必沦为翁同龢、康有为手中的傀儡，那样不仅对满洲皇族不利，对大清王朝也极端危险。所以恭亲王奕用生命的最后一点力气阻止光绪帝启用康有为，称“闻有广东举人主张变法，当慎重，不可轻任小人”。对于翁同龢，奕根据自己多年共事与了解，以为翁同龢不仅一味夸张，力主开战，一错再错，以致十数年之教育，数千万之海军，覆于一旦，不得已割地求和，将国家从甲午战前的发展坦途引领到现在如此危险境地，德据胶澳，俄租旅大，英索威海、九龙，法贳广州湾，此后相互效尤，不知何所底止？所有这些，实际上都是翁同龢误导之过。至于翁同龢的个人人品，恭亲王奕从根本上瞧不起，他告诉光绪帝和慈禧太后，此人“居心叵测，并及怙权”，如果不对他进行防制，将来一旦他与康有为等人联手，必将祸及大清王朝。恭亲王的临终交代引起太后与皇上高度重视，尤其是年轻的光绪帝感到格外恼火，因为被恭亲王所不齿的翁同龢毕竟是自己敬重多年的师傅。因此光绪帝决定直接试探翁同龢的忠诚度。对于恭亲王的临终交代，翁同龢在那几天也有耳闻，他知道要保住自己的地位与权势，就必须与康有为等新维人物一刀两断，至少要暂时割断关系。5月26日，光绪帝向翁同龢索要康有为的著作，已有心理准备的翁同龢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矢口否认与康有为有来往，更没有他的著作。翁同龢的反常回答使光绪帝不快，因为皇上清楚地记得正是这位师傅向他不止一次地推荐过康有为，甚至不止一次地希望皇上能够破格召见康有为，听听这位年轻的政治改革家关于中国未来的设计。在翁的反复宣扬下，光绪帝对康有为留有很深印象，由此开始格外留意康有为这班维新志士的一举一动，而这位翁师傅也开始“议论专主变法，比前判若两人”，不再向皇上唠叨那些儒家伦理，而是“日讲西法之良”。可是刚刚三四个月过去，这位翁师傅怎能说他不与康有为往来呢？于是皇上反问道：是什么原因使你不与康有为往来？翁答道：康有为此人居心叵测。这个回答更使皇上反感：你翁师傅先前竭力推荐的所谓年轻有为的政治改革家竟然变成了“居心叵测”的政治小人，那么你先前是怎样考察的？你先前为什么不详说？翁同龢的回答：先前没有看到过康有为的全部著作，最近得读他的《孔子改制考》方才得到这样的认识。这样的解释虽然可以自圆其说，但皇上肯定在认为，这位师傅要么是在骗他，要么这位六十九岁的翁师傅确实老了。于是光绪帝决定今天不再与师傅理论，待明日师傅调整好情绪再说。第二天，光绪帝重演昨日故事，翁同龢并没有忘记昨日的回答，依然如昨日一样回答了皇帝的提问：一是康有为居心叵测，可能是政治小人；二是他自己与康有为也没有什么往来。翁同龢的回答使光绪帝非常愤怒，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恭亲王的判断是正确的，翁同龢确实居心不良。这个故事的细节都清楚地记载在翁同龢的日记里。过去的研究者差不多都注意到了这个故事，但在解读上认定这表明翁同龢与康有为在学术上确实存在着差别，或者说，翁同龢与光绪帝在用人、治国理念上存在差别，但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忽略了这个故事的背景，更忽略了翁同龢为什么要把这个故事记录到自己的日记里，因为遭到皇上的训斥毕竟不是一件多么光彩的事，更何况这只是他们师徒二人之间才知道的事情呢？其实，这个故事的真实原因就是恭亲王的临终交代，翁同龢自以为聪明矢口否认与康有为往来，殊不知弄巧成拙，反而暴露出自己政治上不诚实的一面，验证了恭亲王的评判。翁同龢已不可信，于是光绪帝在慈禧太后支持下，在恭亲王奕去世之后半个月断然罢黜翁同龢一切职务，对清政府进行大幅度改组，然而却接受了康有为的建议，明定国是，开启一个新时代。可惜的是，仅仅一百天，这个新时代就宣告结束。其原因，又可从恭亲王的政治遗言中找到答案。穿越时空求教袁世凯项城袁公世凯先生：自你大行前后，中国思想界中的一些人为了反对你的帝制自为，创办了《新青年》，几年时间由此衍生为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文化面貌由此发生极大改观，我们现在应该怎样称呼你，是袁大总统，洪宪大帝；是称你，还是称您；是称袁项城，还是直呼其名称袁世凯，这都成了问题。我们现在已经将原来的许多称谓放弃了，不用了，所以在很多时候，只有很不敬地直接称呼你袁世凯，否则我们的读者看不懂，也不知说的是谁。这一点还请你宽宏大量想开点。这几天，我就在你的安息地安阳参加“辛亥革命与袁世凯”学术研讨会，这个会既是为了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当然主题也是研讨你在这场巨变中究竟具有怎样的作用。在这个群贤毕至的会议上，大家提出许多有意思的疑问，有的从研究者来说，好像能够定论；有的则觉得很难说清，或者很难揣摩出你的真实用意。这些事情对你来说，或许是当局者迷，也不一定清楚；或许你一语就能道破事情的真相、问题的本质。值此困惑之际，《文史参考》主编有一个令人神往的天才创意，希望穿越时空和你进行一次对话，就一些问题交换看法，所以我就将这次会议上的一些问题稍作梳理，希望能够用这种特殊形式获得一些心灵上的启示。现在的研究者已经不像过去几十年那样不太讲道理地将你定性为“窃国大盗”，不再恶意猜测你在辛亥年的想法和作为，比较接近一致的看法认为你在武昌事变后的言论与行动是大致可取的，至少体现了一种君子风度，大难当头勇于担当，不计前嫌出山拯救即将崩溃的大清王朝。当然，现在还有很多研究者不能理解的是，你在这次出山之后，究竟是否利用南方革命党的力量去压朝廷，攫取更大权力；是否用朝廷的力量打压南方，并用逼退清帝作为与南方交往的筹码，直至将大清王朝变成自己的天下，由自己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我们当然知道，你平生最强调对朝廷的忠诚，强调世代报恩的观念，你在出山之初也确实说过只知君宪不知有他，只有重回君主立宪道路才是中国的正确选项。在你的指示和指挥下，湖北军政府和那个黎元洪、黄兴，也确实被你的诚意所折服，一度承认重回君宪，重建秩序，恢复和平。这确实为和平解决政治危机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大约正如你当年就指出的那样，武昌危机以及此后的六省独立，直至十四省独立，表面上都是给朝廷为难，是向朝廷独立，但仔细分析其本质，他们这些行动都是因为那年5月出现的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干线两个重大政策引发的不满和抗争。当然，事情的真相现在已经很难复原了，你和你的同僚或许真的认为铁路干线国有是一项基本正确的政策选择，对于中国铁路健康发展非常重要，因此在出山前，你也曾对这项政策给予认同和支持，出山后也没有在这件事情上大动干戈，只是从组织上处置了办事不力不懂政治的盛宣怀，并没有触及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的核心。你的政策重心在皇族内阁，你好像也不太认同由这批皇族成员组成一个清一色的亲贵内阁、权贵内阁，因为从你后来授命筹组的新内阁名单看，你还是比较倾向于责任政治、有限授权，倾向于专业的、精英的政治组合。只是现在大家比较困惑的是，为什么在真正意义的责任内阁出台后，在南方比如黎元洪、黄兴等造反者大致能够接受重回君宪之后，大清王朝还是没有起死回生，还是走上终结走进历史了呢？现在有一种解释是这样的，不知对否：责任内阁宣布后，政治转机确实出现，不过，责任内阁只是实行君宪的第一步，君宪的第二步或者说关键其实是由责任内阁组织全国大选，筹组正式国会，直至正式国会召集，由正式国会选举新的责任内阁，方才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君宪。因此现在相当一批研究者认为，原本有希望和平解决的政治危机，最后走向失败，可能就是因为皇族、满洲贵族在正式国会选举问题上不愿再让步。按照预备立宪规划，正式国会召集前的过渡形态是资政院，资政院的两百个议员有一百个是各省咨议局民选，这一部分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另外一百个“钦定议员

极大的压力，然后自己再派兵镇压，以获得更大的声誉。当时高骈的部将们看出了高骈有按兵不动的想法，于是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例如以毕师铎为代表的部将们认为，现在黄巢用兵十余万如入无人之境，如果不加紧拒险阻击，等到黄巢渡过淮河，就将无法阻止，那样就会成为京城长安的大患，应该立即进兵加大对黄巢的围剿力度。可是以吕用之为代表的另外一些部将，则迎合高骈的想法，认为高骈在朝廷内有功高盖主的嫌疑，如果立即平定了黄巢，会让自己陷入不利的境地，不如现在坐山观虎斗以求得自保。吕用之的建议当然能得到高骈的首肯，于是他禁止诸将出战，只要守护好辖境即可。不过，高骈为了向朝廷推卸自己不与黄巢交战，故意放黄巢大军渡江北上的责任，上表向朝廷告急，称黄巢拥兵六十万之众，言下之意是自己不是不与黄巢交战，而是力不从心，寡不敌众。当皇帝李儇向朝臣们遍示高骈的奏表后，朝臣们犹如一盆冷水浇在心头，史书上记载当时是“上下失望，人情大骇”。皇帝李儇下诏指责高骈主张遣散诸道兵马，致使黄巢大军从容渡过长江，但是高骈也不甘示弱，上表为自己辩解，说是遣散诸道兵马的决定最终是朝廷定下的，不是自己一个人的主意，又将责任推还给皇帝李儇。为了进一步推脱责任，高骈谎称已经与黄巢交战，并取得了一些胜绩，只要自己不落入黄巢部下的圈套，将有机会剿灭黄巢，并建议皇帝李儇，应该紧急诏令淮南东道兵马做好防御准备。事实上，高骈的建议还是暗示朝廷，自己只肩负守卫淮南的责任，此后高骈便称病不再出战。俗话说得好，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高骈的态度让朝廷明白他事实上是不听指挥的，可是黄巢已经屯军淮南，对河洛地区形成威胁，虽然皇帝李儇远在西北的京城长安，但依旧感到不寒而栗。宰相豆卢瑑建议再行招降之计，授予黄巢天平军节度使之职，以阻止其向西进兵。可是卢携却不同意这样做，他为了挽回举荐高骈失误的面子，主张立即调兵布防。此时皇帝李儇鉴于以往招降工作做得不力，导致时刻让黄巢牵着鼻子走的教训，决定采取卢携的意见，下诏征调河南诸道人马发兵溵水（今河南商水），任命泰宁节度使齐克让为汝州、郑州把截制置使，屯兵汝州一带防守淮北地区；同时又以淄州刺史曹全晸为太平军节度使兼东南行营副都统，扼守淮河南岸。意在以淮河为依托，在两岸建立南北两道防线，以阻止黄巢北上。朝廷的军事部署不可谓不周密，但其意图很快落空。曹全晸带领的六千人马犹如以卵击石，刚一出兵就被黄巢打败，只得退守泗州，本来指望高骈派兵增援，可是高骈见死不救，不久曹全晸的人马被黄巢彻底打垮。淮南防线如此不堪一击，而淮北防线又因发生兵变而不战自溃。导火索依旧来自徐州军，当朝廷在淮水一线进行军事部署的时候，徐州方面派出三千人奔赴溵水增援，途经许昌时，以款待不周为由发动兵变，忠武节度使薛能经过一番辛苦慰劳方才平息。这件事情本来可以就此告一段落，但驻守许昌的周岌本来奉命领兵奔赴溵水，闻知城内发生兵变，便星夜赶回许昌，在没和薛能商议的情况下，将发动兵变的徐州军三千人全部袭杀。薛能是进士出身，虽然是一介书生，却相当自负，当年他在剑南西川时，曾经写过两句诗：“焚却《蜀书》不宜读，武侯无可律吾身。”连诸葛亮的功业他都不放在眼里。事实证明，当他这种书生碰到周岌这样的悍将后，最终只能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针对周岌袭杀徐州三千士卒事件，薛能表示出了强烈的不满。可是让人没想到的是，周岌一不做二不休，挟平定徐州军之乱的余威，将薛能也一并杀死，然后自称忠武军留后。当时屯守汝州的齐克让唯恐被周岌突袭，引兵退回兖州，屯驻溵水德官军眼见两路大军不战自溃，也都引兵回归本镇。朝廷辛苦布置的淮河防线就这样一哄而散，而带来的结果就是河洛地区门户大开。广明元年（880年）九月，黄巢带领人马从容渡过淮河，他自称天补大将军，并严肃军纪，得到沿途百姓的热烈拥护。与此同时，他不断招募兵员，队伍急速扩充，并开始对各路藩镇展开分化攻势。黄巢在给各个藩镇节度使的文告中，警告他们，只要各自坚守辖境，不主动与自己交战，自己是不会进攻他们的，自己即将进攻洛阳，希望各个节度使不要多管闲事，等到打进长安，只追究皇帝李儇的罪过，不会涉及其他人。节度使们本来就各自心怀鬼胎，再加上看到黄巢的文告，所以全都决定坚守不出。因此黄巢大军在河洛地区一路所向披靡，当时申州、光州、颍州、宋州、徐州、兖州等地的官吏和守军望风而逃，十一月十日，黄巢成功进占汝州。而汝州的前方不远处即东都洛阳。黄王进京黄巢大军进占汝州的两天后，消息传到了京城长安。此时朝廷内部一片惊恐，宰相卢携见势不妙，称病在家不敢上朝议事。当时已经十八岁的皇帝李儇只得召见其他宰相以及他最信任的宦官田令孜商议对策。豆卢瑑、崔沆主张紧急征调关内诸镇人马和左、右神策军守卫潼关，田令孜也主张挑选出左、右神策军的弓弩手前往潼关据守，并称自己愿意出任据守潼关的“都指挥制置把截使”官职。如此危急时刻田令孜还确实很有担当，这也没有辜负皇帝李儇平时对他的绝对信任。不过李儇却忧虑关内士兵以及左、右神策军很长时间没有进行过实战，恐怕不能作为倚靠，于是田令孜便提出了退居蜀中避难的建议：“当年安禄山作乱，玄宗皇帝巡幸蜀中以避难，现在陛下完全可以效仿玄宗皇帝，等剿灭黄巢再回来也不失是一种方法。”不过，让田令孜没有想到的是，他刚说完崔沆便提出反对意见：“当年安禄山才有十五万兵马，比起现在的黄巢，那真是小巫见大巫。”“当年哥舒翰以十几万兵马尚且不能守住潼关，现在黄巢拥兵几十万人马，而潼关又无哥舒翰那样的名将和强兵。”豆卢瑑附和着说道。豆、崔二人所说的话，显然是不赞成皇帝李儇退往蜀中，而且明显不信任田令孜能够守住潼关。此时的皇帝李儇心情已经跌入谷底，当听到田令孜提出退避蜀中的想法后，他不禁流下了眼泪，因为他十分明白如果那样做将意味着什么，所以他依旧想做最后一搏。“无论如何你先发兵潼关！”李儇向田令孜做出了最后的指示。田令孜得到了诏令，急忙部署出兵的相关事宜。而李儇也明白此刻应该做些鼓舞军心的事情，于是，两天后他亲自到左神策军营检阅将士，召见了田令孜举荐的张承范、王师会、赵珂三员军将，分别加以任命。最后李儇正式任命田令孜为左、右神策军内外八镇及诸道兵马都指挥制置招讨使，以另一名宦官飞龙使杨复恭为副使，带领人马先行奔赴潼关守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皇帝李儇起用的杨复恭是个名不见经传的角色，可是让李儇想不到的是，他所起用的这个人未来居然是个欺压皇帝的角色。就在朝廷安排完潼关的守卫三天后，泰宁节度使齐克让送来加急奏报，说黄巢大军已经进入东都洛阳境内，为了避免消耗有生力量，自己已经收拾人马退守潼关，而且潼关一带的百姓已经四散逃去，百里之内不见一人，根本找不到粮食，希望朝廷能够急速输送军粮。皇帝李儇得到奏报后，立即让兵部安排输送军粮事宜。可是就在这安排的过程中，十一月十七日，黄巢大军抵达洛阳城下，东都留守刘允章不敢抵抗，举城投降，黄巢在洛阳城只是补充军资，稍作停留后，继续向长安挺进，并于二十二日攻占了关外战略要地虢州（今陕西灵宝县西北）。虢州距离潼关只有一百五十多里的路程，皇帝李儇当时已经急得犹如热锅上的蚂蚁，可是举目望去，可以信任的人似乎只有田令孜，于是他继续加封田令孜为汝、洛、晋、绛、同、华等八州都统，并募兵长安百姓两千人以补充左、右神策军的人数增援田令孜，又挑选神策军弓弩手两千八百人，让兵马先锋使张承范、制置关塞粮料使王师会带领前去增援潼关。可是前边我们说过，晚唐由宦官控制的神策军，实际上是长安一带富家弟子的庇护所。这些纨绔子弟贿赂宦官、挂名神策军是为逃避徭役负担，而且安史之乱以来，朝廷的护卫工作主要依靠神策军，对其赏赐比一般士兵要强很多，所以神策军士兵经常仗势欺人，事实上不过是纸老虎，真正的战斗力极其低下。很多人听到真的要上战场，全都抱头痛哭，甚至有的人连兵器都无法拿动。所以潼关的守卫工作，神策军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而且十一月二十五日，在出征之前的践行中，皇帝李儇虽然对张承范等人赏赐丰厚，并对他们寄予厚望，但张承范似乎并未受鼓舞，反而向皇帝李儇进言道：“听说黄巢拥众数十万向西进军。齐克让率领一群忍饥挨饿的士兵依托关外，现在让臣以区区两千人马驻守潼关，而且没听说陛下馈饷之计，就这样让臣去拒贼，臣很是寒心。”皇帝李儇听到这话后，顿时脸上愁云密布，他隐约感觉到，指望这帮人守住潼关恐怕希望不大，但是李儇还是耐着性子强颜欢笑地告诉张承范，只管发兵前往潼关，自己随后就增派援兵以及军饷。事实上，张承范也明白此去既无粮草又无援兵，肯定是凶多吉少，皇帝的话姑且当作耳边风不听也罢。但迫于皇帝诏令，仍勉强带领兵马赶赴潼关，当到达华州（今陕西华县）时，刚好碰到辖境的刺史调任离去，城中百姓得知本地即将开战，都拖家带口地逃进华山，只留下一座空城，所以根本没人接应张承范的到来。张承范无奈之下只得带人进城在州库中寻找粮食，不过看见的却是尘埃一片，最终张承范只找到一千斛大米，短暂停留后便带着士兵忍气吞声地继续上路。十二月一日，张承范到达潼关，首先摆在其面前的不是如何面对黄巢的大军，而是粮食奇缺的问题。当时张承范从山中搜寻出一百多个百姓，强行向他们征用了些粮食，做了一点防御准备，可是加上齐克让的万余人，这点粮食根本不够，很快这些人便粮草断绝，士兵们士气极为低落。就在张承范到达潼关的同一天，黄巢也带领大军到达潼关之下，官军眼见黄巢大军“白旌满野，不见其际”，全都不寒而栗。不久后黄巢亲自来到潼关下，义军全军欢呼，军威之盛惊天动地，很快便开始攻打潼关外城。齐克让虽然从中午一直战斗到傍晚，但无奈手下士兵忍饥挨饿已经很长时间，根本无力抵抗，只得被迫烧毁营帐进入潼关之内。在潼关的左侧有一条山谷，平日是禁止行人通过的，以确保关税的正常征收，称为“禁阬”，由于黄巢大军急速攻至，潼关的守军居然忘记加以防守，导致齐克让的溃败之军一下子从禁阬涌入关内。这条道路本来就已经是荆棘交织，灌木丛生，一下子就被涌进的士兵踏为了平地。张承范看到齐克让打了败仗，急忙派人向皇帝李儇告急求援，而且这一次张承范说的话更加严厉：“臣离京六日，甲士未增一人，馈饷未闻影响。到关之日，巨寇已来，以两千余人拒六十万众，外军饥溃，蹋开禁阬。臣之失守，鼎镬甘心；朝廷谋臣，愧颜何寄！”张承范这一次明显是指桑骂槐，但告文送出去的第二天，没等朝廷回信儿，黄巢大军便大举攻打潼关。张承范全力据守，从清晨一直战斗到晚间，其间城上弓矢用尽，就用石头砸向攻城的义军，到了晚上义军纵火焚烧关楼，他命令王师会分兵八百人防守禁阬，但此时已经有部分义军从禁阬入关，义军内外夹攻潼关，守关唐军溃败，王师会战败自杀。张承范眼见形势不妙，换上便服带领残兵向西逃窜，途中遇到当地藩镇派来的援军两千人，这些援军也跟着张承范一路向西逃去，一直到了渭桥边上方才停歇。张承范一路西逃，犹如惊弓之鸟，可是到了渭桥后，他看见田令孜招募的神策军居然个个穿得五颜六色，心中生出一股无名之火，于是下令将这些神策军士兵洗劫一空，然后闯进长安城大肆劫掠。潼关仅用了一天时间便宣告失守，这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然而，更出乎人们意料的是，黄巢在攻下潼关后，只留下部将成令瓌防守潼关，他立即带领大军继续向长安挺进，只过了一天便又攻占了华州，迫使河中节度使王重荣请降。潼关失守意味着京城长安门户大开，田令孜担心会受到皇帝李儇的责怪，便将全部责任推卸给宰相卢携，认为是卢携举荐高骈失误，才致使黄巢大军一路向西所向披靡。四日清晨早朝之时，皇帝李儇处理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卢携再次罢相贬官，同时将王徵、裴澈招进宰相班子。此时京城长安已经危在旦夕，皇帝李儇即使有回天之力，也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组织起有效力量防守住京城长安。虽然十八岁的李儇贪玩好动，但他不是白痴，他知道长安已经是防守不住，现在他唯一要做的就是尽量拖住黄巢前进的步伐，好为自己逃离长安赢得时间。为此，他诏令任命黄巢为天平军节度使，希望黄巢能够接受自己的册封，暂时停止进兵长安。不过，等到早朝过后，皇帝李儇趁着天色微明之际，带着福王、穆王、泽王、寿王等人，以及四个儿子、嫔妃数人，由田令孜带领五百名神策军护卫，经长安城西的金光门逃离。李儇等人逃出长安之后，百官们才知道消息。而那个时候黄巢带领大军已经打到了长安西市附近，当时长安城内一片混乱，所以百官们也都一哄而散。不过，在官员们四散逃亡的同时，有一个人是个例外，这个人就是被贬官在家的卢携。他之所以没有逃跑，并不是因为他不想跑，而是因为他已经病入膏肓，根本跑不了。卢携二次担任宰相以来，对内钳制田令孜，对外依靠高骈，受到皇帝李儇的绝对信任。但事实上，他与田令孜是一丘之貉，当黄巢大军由江陵北上时，他已患病，行走困难，也已指望不上高骈，而且又被田令孜当作替罪羊。最重要的是，卢携知道因为自己主张剿灭黄巢，所以黄巢到来后，自己绝没有好果子吃，因此在义军进入长安西市的那一天夜晚，卢携自知逃生无望，在自家后院自缢而死。十二月五日，义军先锋部队将领柴存领兵进入长安城，留在京城的尚书左仆射兼左金吾大将军张直方代表朝廷向黄巢投降，并亲自迎接黄巢进入长安。据《资治通鉴》记载：黄巢进入长安的时候，乘坐金装肩舆，在身穿锦绣、腰束红缯、手执兵器的士兵护卫下，带领大军浩浩荡荡地进入长安。沿途“甲骑如流，辎重塞途，千里络绎不绝”，长安百姓并没有表现出惊慌，也没有东躲西藏，而是夹道围观，大将尚让沿途告诉民众，黄王起兵，本为百姓，不会像李唐皇室那样不爱护百姓，百姓只管安居无妨。十二月十二日，黄巢入居皇宫，次日在隆隆的战鼓声中，黄巢在大明宫含元殿登上皇帝位，建立国号大齐，改年号金统，开始置属百官。以尚让为太尉兼中书令，以另一名义军将领赵璋兼侍中，同时任用了一大批唐朝降官，但真正的权力主要掌握在跟随他一同起兵的义军将领手中。多年前，黄巢曾经发誓要用自己独特的方式重新回到长安，现在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此刻俯视唐朝的那些降官，黄巢的眼中透露出一丝轻蔑之色。“天下谁与我争锋？”雄心壮志的黄巢禁不住心潮澎湃，不过黄巢明白攻进长安仅仅是个开始，接下来他首先要做的就是如何结束长安城内混乱的状态。黄巢采取的措施是，只要见到穷人就加以赈济，对于长期为非作歹以及顽固不化的官吏则施以重刑镇压。由于皇帝李儇偷偷出逃，没有通知大部分朝官，包括宰相卢瑑、崔沆、王徽以及京兆尹李汤在内的一大群朝官都因为来不及逃离长安，而成了瓮中之鳖，只得藏在先前向黄巢投降的张直方家中。对于如何处置这些朝官，黄巢采取分化的策略，先是宣布朝官三品以上停止任用，四品以下官复原职，然后发布通告命令在逃的朝官自动到部将赵璋的府邸自报姓名与官衔，只要在规定时间内做到这一点，可以自动官复原职。当然黄巢也十分明白，有奖就必须有罚，除了宽赦大部分朝官之外，也必须找出反面典型

束动荡流浪生活。该部首领占巴黄固尔多诺赍为此与杨金太福晋商议。经杨金召集四苏木首领和札哈沁部各头目开会，形成决议，四苏木“愿将四棵树以西之古尔图地方，宽阔水草广袤土地，膏腴之山川，任其该部牧民放牲、种地”，并将此决定呈报政府。经过乌苏县县长分别向杨金福晋和札哈沁部首领核实得到确认，并在省政府备案。注414牧场，尤其是水草丰美的牧场，多被牧民视为赖以生存繁荣发展的根基，历史上为争夺牧场发生战争屡见不鲜。四苏木能够让出如此丰美草场给札哈沁人，可以想见其悲悯同族情怀与共同发展的气度。(4)捐资襄助公益事业。1941年2月7日“管理乌苏四苏木兼充护理盟长印务”的杨金福晋去世。死因是年已老迈，且患“麻木不仁病症”，虽经乌苏县诊疗所医生调治，最终无效。除了当地相关官员向塔城行政长报告，乌苏县长等官员按蒙古习俗置办祭物前去致祭。注415杨金福晋去世后，所遗家产均交给乌苏四苏木夏拉寺大喇嘛加木粗收管。遵照杨金福晋意愿，除了诵经开支，加木粗喇嘛代表杨金福晋向乌苏蒙族文化促进分会2次捐赠100只羊作为基金，并为蒙古文化促进会总会修建俱乐部，再次代杨金福晋捐出大元宝五锭、羊50只。影响所致，当地喇嘛及富裕户纷纷捐助，蒙古文化促进会得以开展活动。注416帕勒塔病逝后，所遗亲王爵位由长子敏珠策旺多尔济承袭。据说帕王生前有去西藏拜佛意愿未及完成，敏珠策旺多尔济于1932年前往西藏拜佛，代偿父愿。行前将所有印信交付其子玛尼，由他代理亲王；向省政府请假并得到批准。因此行还有本部落格根喇嘛罗宗丹巴札木苏等10名喇嘛同行，为此敏珠策旺多尔济又向省政府代为申请护照。注417敏珠策旺多尔济一行经由库尔勒，由若羌入藏。沿途地方均有他们经过的报告。注418当敏珠策旺多尔济礼佛归来，适逢马仲英入疆，返疆道路阻塞，他做出前往南京的大胆决定。在南京政府看来，“主持新政者实行封锁政策，遂使新疆蒙旗与中央关系日趋隔绝”，1934年敏珠策旺多尔济“绕道来京，备输悃诚”，受到蒙藏委员会热情招待。他的到来甚至被认为“新疆蒙旗与中央之关系，将日见密切”。根据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青阳的了解，敏王“留学旧俄贵胄军事学校，志趣卓越，人甚明达，在新疆蒙旗中，颇负资望”，当时又逢内蒙古百灵庙自治运动影响不断发酵，于是石青阳向行政院推荐敏珠策旺多尔济出任蒙疆宣慰专员，“酌给旅费前往新疆各盟旗宣达中央德意”注419。后来敏珠策旺多尔济步帕勒塔后尘，活动于北平、南京、重庆，与国民党政府保持密切关系，曾任蒙藏委员会委员，成为国民党政权中新疆蒙族代表。盛世才离开新疆以后，敏珠策旺多尔济活跃于新疆政坛。1947年11月他衔命由南京飞抵迪化，负责落实新疆盟旗组织法、恢复新疆各部盟长公署以及国大代表选举。其间他频频与省政府、南京中央机关发生联系。不过他以中央大员身份活动不免过于活跃，也招人侧目。据有人揭发，1948年1月26日在蒙文总会举行的由敏珠策旺多尔济主持的选举被认为“显有流弊”，因为未按规定投票选举，而是通过举手表决，并且还有“未经举手表决者”。举报者认为“几全为敏珠策旺多尔济一手操纵，殊失民选真意”。质疑并非空穴来风。确实在当选国大代表名单中，有长期居于北平并去德国留学的敏珠策旺多尔济的异母弟策丹多尔济注420。1949年后敏珠策旺多尔济跟随国民党去了台湾。敏珠策旺多尔济赴藏前曾向金树仁报告，将护理印务托付其子玛尼，得到金树仁批准。1945年时在吴忠信眼中，年仅24岁的代理亲王玛尼“主持游牧颇孚众望”注421。他承袭了敏珠策旺多尔济的亲王爵位，注422在祖母杨金去世后还代理东部落盟长，是乌苏四苏木区长，1945年曾向新疆蒙古文化促进会总会捐献新币伍拾万元，作为该会基金。注423帕勒塔的北京眷属在其身后也留有印迹。前述随帕勒塔去北京的侧福晋育有一子三女(两女夭折)。帕王东渡日本治病时还携带患病的老母。临终时刻侧福晋侍奉身边。注424关于帕勒塔在京府邸，据《宣统三年北京电话史料》记载，帕勒塔王府在大甜水井胡同。《燕都丛考》记载帕勒塔王府小楼在菊儿胡同。1933年9月新疆省政府给帕王侧福晋寄信地址则是北平东城干面胡同四号帕王府。这座府邸是帕王长女买给其母(侧福晋)的。该女嫁给了法国驻北平的一个领事，后来去了法国。注425据调查迪、阿、塔、伊各区巡视员李钟麟1935年5月的调查报告，帕王京邸侧福晋曾对他面诉，她从北京携儿女回四棵树帕王府，因与袭爵的敏珠策旺多尔济意见不合，于是住到乌苏县城。侧福晋请求金树仁发给护照，取道俄国回京。该专员认为，“查该福晋前因家庭交涉，几成意外之变，我帅已洞悉其情。兹该福晋既欲返京，似此祸胎，莫若遣之为快。如蒙俞允，请令饬塔城并示专员，以便转知，兼促其起程，庶免贻害蒙族，在亲王亦当铭感矣”注426。报告的坦言，说明金树仁了解帕亲王家庭矛盾，李钟麟称侧福晋为“祸胎”，并谓敏亲王会“铭感”，说明新疆当局同情或支持与侧福晋“意见不合”的敏亲王。至于帕勒塔的乌苏福晋杨金及叔叔嘉穆措喇嘛是何态度，无从知晓。只知京邸侧福晋与敏珠策旺多尔济有矛盾。1933年，京邸侧福晋为儿子策丹多尔济(敏珠策旺多尔济异母弟，生于北京)袭爵事致函新疆省政府。帕勒塔去世时，“渥蒙大总统恤赏镇国公世爵”，侧福晋希望新疆省政府代为办理承袭事宜。据交付的履历记载，当时策丹多尔济年纪20岁，震旦大学肄业。简历以汉文书写，寄给省政府。侧福晋认为蒙汉合璧才合乎规定，因此她向省主席刘文龙说明北平帕邸“档案全无”，请刘文龙查明后加入蒙文。刘文龙回信至“北平东城干面胡同四号帕王府”，称帕福晋寄来的回函及相片等收到，关于策丹多尔济袭爵事已经让德贝勒(德恩沁阿拉什)来省洽谈并办理手续。他还提到，侧福晋所转家信已经让乌苏县长转交。注4271947年国民党召开第一届中华民国国民代表大会，策丹多尔济作为北路盟选举人当选代表注428。他曾留学德国，归国后在辅仁大学教书。1949年以后，先后在北京外交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教书。作为新疆蒙古历史人物，帕勒塔留下的事迹很不完整，其参与的活动因缺乏细节而模糊，给人留下许多揣想。近年来随着档案整理刊布，相关资料陆续浮出水面，这也许有机会推动关于帕勒塔及新疆近现代史的研究。

后记衷心地感谢所有的被访者和为我联络这些被访者的朋友们，我在每篇访谈中都已有所交代，由于人数太多，恕不在此一一列举，敬乞原谅。还有一些朋友，多年来对我这项研究计划，一直以各种方式予以不懈的鼓励与支持，并多次为我提供访谈线索和访谈所需的各种方便，乃至陪同我一道出行，要在这里特别提出的，有郭松义、胡鸿保、姚安、张莉、杨海英、江桥、关纪新、邱源媛、佟鸿举、李南、岑大利、毕奥南、吴丽娱、郭绮纹、印红标、邢克斌、印嘉佑等人，其中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郭松义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胡鸿保教授、当年的首都博物馆副馆长姚安博士、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张莉女士、香港浸会大学阮丹青教授、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所杨原先生、橘玄雅先生等处得益尤多。另外特别要感谢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博士生苏柏玉，苏柏玉同学承担了本书大部分的校对、修订和插图等烦难琐细的工作，并且对本书的题目、编排、文字诸方面，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同时我也感谢她的导师、我的老同学牛润珍对我这项工作的理解和支持。我还要感谢北京出版集团安东、杨良志、吕克农、高立志诸位先生的积极建议、启发和资助，并感谢诸位编辑的辛勤劳动。最后，感谢我的家人多年来为我从事这项计划给予我的理解与支持。作者谨识2016年2月注释注1需要说明的是，我做的北京人访谈，尤其是深入访谈，并未被全部收入这套《北京口述历史》丛书之中。最近几年，我还与其他人合作有《宣武区消失之前》《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大历史·小人物》等围绕北京城和北京人的口述史专著，已分别由北京出版集团和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外，对常人春、常寿春兄弟的口述访谈，也正在编辑之中。注2比较有代表性的专著，如赖惠敏：《天潢贵胄：清皇族的阶层结构与经济生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专刊，1997年版；［美］李中清、郭松义主编：《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刘小萌：《爱新觉罗家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等。注3这个简述主要依据胡启松：《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宗室人口史料概述》与鞠德源：《清代皇族人口册籍》，均载李中清、郭松义：《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注4关于1935年《宗谱》介绍，见刘冰：《爱新觉罗宗谱》，载《图书馆学刊》2011年第1期。注5乌兰(女)，蒙古族，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乔吉是她的丈夫。注6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满学专家爱新觉罗·启孮教授》，载《金启孮先生八十寿辰暨执教五十年纪念集》(内部刊行本)，1998年版，46页。此外，金先生在《情寄第二故乡——我在内大的二十五年》一文中也提到此事，载纪念文集“附录”，140页。注7这里所说的爱新觉罗家族的行辈字，仅仅限于道光帝之子而不及其他。“溥、毓、恒、启”四字是道光帝亲选的。注8该照片选自《金启孮先生八十寿辰暨执教五十年纪念集》(内部刊行本)，1998年版。注9该世系表主要根据金启孮《记荣府史的成书》、乌拉熙春《荣亲王府的文化史》(均载《爱新觉罗三代满学论集》，远方出版社1996年版)编撰。注10关于分府制度：皇子到15岁(虚岁)左右，便要搬出大内接受爵秩，称为分府。皇子授封分府后，其居室、服用、设官、俸禄给养由内务府负责，各按爵位等第拨给。因为他们得到的爵位一般都是亲王、郡王，至少也是贝勒、贝子，所以习惯上亦称为拨王制度。拨王制度开始于康熙六年(1667年)。这一年年初，顺治帝的第二子福全亦即康熙之兄被封为和硕裕亲王。经康熙帝批准，为适应新的受爵分封制度而产生的拨王制度正式出台：康熙六年奏准，凡分封皇子，各按爵秩，奏简领侍卫内大臣，内府总管，会同该旗办理。应给旗下满洲、蒙古、汉军佐领，并内府三旗佐领、内管领，应给府第，候旨指给……又定：“凡畿辅旗庄，国初颁赐已定，厥后皇子分封、公主赠嫁，皆取诸内府庄田”，这就是说，分府王公们的田地、人丁等等，都是要从内务府皇庄和各应差人丁中拨付的。而且一经拨出，相关的庄头、庄丁便由“随王之旗分佐领代管”。有关各爵位拨给的田庄、人丁数后来曾有变化，但其来源和性质始终未变。见光绪朝《大清会典事例》卷1198“亲王以下分给户丁庄园分例”。注11兆祥所，是清代皇子们的居所。皇子在受封完婚后，就会分府出宫。但兆祥所位于紫禁城，未见圆明园中也有兆祥所的记载。注12溥心畬(1896—1963)，即溥儒，初字仲衡，改字心畬。溥心畬之父载滢为奕次子。其长兄过继给了伯父载澂，袭了王爵；排行老二的溥心畬与三弟溥德奉母定居北京。溥心畬曾留学德国，诗文、书画皆有成就。画工山水、兼擅人物、花卉及书法，与张大千有“南张北溥”之誉，又与吴湖帆并称“南吴北溥”。1949年10月18日，新中国成立不久，溥心畬藏在一艘小船里，从上海冒险偷渡至舟山群岛(当时舟山仍为蒋军所据)，又从舟山辗转赴台，并于台湾师范大学执教。1963年11月溥心畬患鼻咽癌在台北病故，享年68岁，葬于阳明山。注13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秋，应张道藩之邀与齐白石等人到达南京，举办溥儒、齐白石联合画展。经张真夫推荐，被蒋介石指定为满族“国大代表”。1947年从南京开会后回到北平发起组织了“满族文化协进会”，城近郊区有数千人登记入会。1948年国民党在南京召开行宪“国民大会”，溥儒、唐君武和金启孮之父金光平等人当选为代表。溥儒在会上发言，阐述了满族人的悲惨处境，呼吁明文规定满族平等地位,引起广大满族同胞的强烈共鸣。注14关于八线法手卷，金先生在《怀念宗长——溥儒心畬对满族的贡献——北平满族协会怀旧》一文中有详细说明，载台湾满族协会编《满族文化》第22期，1996年版。注15该府位于今北京复兴门立交桥东南的鲍家街43号，这座昔日太平湖畔的府邸作为荣王府前后共计66年，经历了清代乾、嘉、道三朝，至道光三十年(1850年)该府邸被另赐醇亲王为醇王府。注16道光三十年荣亲王府被另赐给道光第七子、醇亲王奕，奕之子载湉即生于此府，后载湉即帝位，改元光绪，该府遂成为潜邸。按清制，光绪继位后醇亲王必须从此府迁出，所以醇亲王原在太平湖的这个王府便称为南府，后海北沿的新王府称北府。注17朝阳大学：民国时期著名法科大学。创办于1913年9月，设法、商二科，称民国大学，1916年改名为朝阳大学，校址在东直门内海运仓。是我国法学摇篮之一。享有盛誉，世称“南有东吴，北有朝阳”，1949年改建为中国政法大学，1950年2月，中央决定将中国政法大学和华北大学合并成立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为人大初建时设立的八大系科之一。注18该照片选自恒煦、启孮、乌拉熙春著：《爱新觉罗氏三代满学论集》，远方出版社1996年版。注19点校“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是新中国成立后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从1958年开始，到1978年最后一部《宋史》出版为止，历时20年，其中还跨越了“文革”十年的动荡岁月，经历了文化浩劫。数十位专家学者先后会集于北京中华书局，逐句校点，集体定稿。基本上选用了当时最好的底本，改正错字，校补遗缺，加注新式标点，划分段落，并撰写了内容翔实的校勘记，使中国数千年的悠久历史以更准确、更清晰的面目出现。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出版问世之后，各种旧版本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几乎全部被替代，成为海内外学术界最权威、最通行的版本，享有“国史”标准本的美誉。其中《金史》由傅乐焕点校，“文革”期间傅乐焕去世，1971年后改由张政烺继其事。遗憾的是，我做口述时，还未及问到金光平点校的《金史》是否留存，与傅、张二人的点校是否曾经对照。注20金启孮先生的父亲金光平于1912年袭爵镇国公。注21金先生这篇口述中多次提到民国十七年(1928年)，却未明说这年发生的具体事件。这年1月蒋介石宣布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职，4月二次北伐开始，5月张作霖北京军政府召开最高紧急会议，决定下总退却令。6月北伐军第二军团进入北京城。6月21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154次会议议决，北京改名北平。注22京师图书馆是1909年9月9日由清政府批准兴建的，首任监督是四品翰林院编修缪荃孙，馆舍设在北京什刹海后海北岸广化寺。清亡后京师

他赐予的魔术般的生命，确实，他们比其他活着的人活得更诡异。然而在我看来，在他的晚年，他的玩具箱翻倒过来坏掉了。他的小说脱离了他立足的现实地基，渐渐在虚构的空间里扎了根，他老婆也渐渐看出玩具箱里的老婆已经不再是自己了。庄吉自己应该也明白。他老婆的生命其实不过是他赋予玩具箱中的那个她的魔力，魔力消失的时候，她的生命也就终结了。于是只要他一死，她老婆也就会去找男人，也就会去当小妾，也就会成为妓女。他的“鬼眼”应该早把这点事看透了。然而他总觉得自己的老婆不一样，自己的老婆是不一样的，只有他懂得她这个女人的灵魂。他受这种荒谬的理想论所束缚，而把关键的现实根源给忘光了——如果他死了，他老婆或者会去当小妾，或者会去当妓女。庄吉呀，如今你老婆已经变成这样了。我不是要侮辱你，也不是要侮辱你老婆。人世万事皆如此。你怎么就忘了呢？你的文学，你的梦，你的玩具箱，都是冷眼直面这些现实，在现实中扎根、生长、起步的呀。现实总是如此冷酷无情，但从这其中，也能繁育出梦想，做出玩具箱。我望着你老婆那凄惨模样的时候，就不由得想说：“庄吉呀，你看看呀，你为什么忘了看清这现实呢？所以你才死得这么没有价值，傻子。所以你老婆才会沦落到这么凄惨的地步。你输了，输给你老婆这悲惨的样子。你明明有那么一双锐利的鬼眼，这是怎么搞的呀！”你死得实在是毫无价值，想到这里，我就郁闷得不能自已。[1]封手是棋类比赛中的一种规则，指当比赛超过一天时，前一天对局结束的时候，轮到的一方要将想要下的棋步写在纸上，等到第二天棋局继续时才公布封手的棋步。[2]袢缠是日本平民在江户时期穿的一种服装，主要为手工艺者等劳动人民穿着，是一种工作服，上面印有商号或家徽的袢缠就是印字袢缠。——译者注[3]牧野信一的小说名称。——译者注[4]四斗约等于72升。——译者注[5]平安时代中期有一个叫小野道风的书法家，他在成名前曾经想过要放弃书法，但因为一只不断努力终于捉到小虫的青蛙而学会了不要轻言放弃的道理，从此成了有名的书法家。——译者注[6]拉曼确是西班牙地名，这里有许多风车。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中的主人公堂·吉诃德自封为堂·吉诃德·德·拉曼确，在此地大战风车。——译者注[7]堂吉诃德幻想中的梦中情人，其实是邻村的村姑。——译者注[8]日本有句话叫“白痴不到死都治不好”，也就是老板娘认为庄吉蠢得无药可救了。——译者注[9]执行官的旧称。执行官是法院的员工，负责强制执行判决结果，送达诉讼文件等工作。[10]江户的雅称，东京的通称。——译者注[11]或称斯多亚、斯多阿学派，是塞浦路斯岛人芝诺于公元前300年左右在雅典创立的思想学派，主张宿命论和禁欲主义。——译者注[12]老伯威是一种混合威士忌。——译者注学习记这是发生在大地震[1]三年后的故事。当时近来极其繁盛的公寓热潮开始兴起，青年儿女们也开始着魔于一本叫《资本论》[2]的魔法书。生活的形式跟内容都迎来了一个巨大的转型期。“近代”或者说“今天”，正要开始。有一所叫涅槃大学的学校，任何人都能不经考试入学，这所大学的印度哲学系里进了一名叫栗栖按吉的学生，他的外表极其没有存在感，就像烟雾一样朦胧不清。因为他总是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神色非常沉着，所以看上去像是正在思考什么问题。总体来说，这种“时常在思考问题”的表情在当时是最不流行的。因为当时的聪明人都不会露出这副表情。请恕我失礼，人类在“最小的屋子”（据说就连丰臣秀吉都没有把那间屋子建得多么大）里，会由于某种魔法般的力量而受一种惊人的心理状态所支配，不得不沉浸在冥想之中，在这段无边无际的时间里，有时候就算聪明人也会无计可施，露出这副表情。不过只有这屋子不可能同时容纳两个人，所以说实在的，把这副装模作样的表情不知羞耻地暴露在他人面前，实在是丢脸到极致了。因此要是如今还有人无论如何都想看“时常在思考问题”的人，那只能去精神病院看了。换句话说，那里铁栅栏的另一边都是一些想得太多的人，他们这种深谋远虑的性质和容貌得到了承认，接受着幸福的保护。不过，偶尔也会有机缘巧合的时候，因此人们看到栗栖按吉这一脸深谋远虑的表情，就会夸张地倒吸一口凉气，也就是说，他们认定按吉这副面孔应该属于监狱铁栅栏的那一头。换句话说，他们认为这张脸是“主义人士[3]的脸”。偏偏这男人有些地方还不够成熟，也就是说，种种人类都早在几万年前就从大猩猩、黑猩猩等生物进化成了人类，然而仿佛只有这位的祖先，在两三百年前才终于从刚果的热带雨林里逐渐现身似的。诸位也知道，大猩猩、狮子以及蟾蜍等生物，都有着一副深谋远虑的面孔，这副面孔很危险。将他放到了动物园的铁栅栏外侧散养，偏偏又让他在涅槃大学的印度哲学系历尽百般思虑之苦，令他进退维谷，逼得他最后只能突然扔出炸弹，举起手枪一通乱射，这样一来大家就都是这副面孔的敌人了。因为印度哲学系普遍都是和尚家里的子弟[4]，生性稳健善良，所以对这怪物入学一事感到相当害怕，悲叹当时哪怕会有些神经衰弱，也应该去有入学考试的学校。一旦栗栖按吉向他们搭了句话，就害怕得脸色大变，旁人看着都觉得可怜。不过幸好，正如各位读者所知，蟾蜍跟大猩猩是基本不会跟人搭话的。没人知道，这个叫栗栖按吉的男人至今为止都在哪儿干过些什么。笔者也查了许多资料，用尽办法还是一无所获。当时他二十一岁，这我也是听别人说的。听说紧挨着大菩萨岭的奥多摩山里有一间棚屋，这是往年一个叫伴某的梦想家盖的，他想把奥多摩的高原当成牧场，让牛群从山顶一直蔓延到谷底，所以才盖了这间小屋。然而哪有什么牛呀，干净利落，一头也没有。于是二十岁的栗栖按吉就把这间棚屋租了下来，呼吸山间的雾气，采食树木的新芽，手拿弓箭射杀飞鼠做成火锅。他醒悟到人类一个月光凭五日元也能活得很开心。据传言说，装模作样在深山里散步读书的人就是这个男人。这间小屋没有灯，所以天一黑就只能赶紧睡觉。于是，这男人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他一睁眼正上方的房梁上每晚都缠着一条蛇，而一到白天蛇就消失了，由此看来，那地方肯定是蛇的睡床。要是蛇因为缠得不够紧，或是做噩梦等原因突然脚，不，肚子下一滑掉下来……哎哟，那真是惨不忍睹。这男人在黑暗的房间角落里一脸认真地懊恼，证明他还没有开悟。几天以后，他伴着风从山里消失了。之后他出现在了涅槃大学，在那之前没有人见过他。涅槃大学印度哲学系有十三名学生。除了栗栖按吉这个另类，其他人都是正宗的小和尚。和尚的孩子上了大学，首先要做什么呢？首先要把头发留起来，在头上抹一大堆发蜡，想着：浑蛋，怎么会有帽子这种模棱两可的东西？这时，发生了一件大事。栗栖按吉突然剃了一个光溜溜的和尚头来上学了。这已经算是热爱革命了。十二名同学流下了悲愤的泪水。真是越来越让人看不过眼了。栗栖按吉戴着一顶跟小学一年级学生一样大的帽子，帽子里面塞了三天份叠好的报纸。按吉进了教室没多久，就把大帽子摘了，因为没有手绢，就从口袋里拿出擦鼻涕纸，擦他那光溜溜的和尚头。当然，栗栖按吉会剃和尚头并不是因为热爱革命。他有他自己不得不剃的理由。当时已经是初夏了，一天早上按吉突然想到，要是没有这一头长发，肯定会很凉爽。加上他当时有点神经衰弱，感觉脑袋昏昏沉沉的，怎么也不清爽。比起大猩猩和狮子，人类头脑确实要优秀一些，然而从未有人听说过大猩猩或狮子去理发店的，因此头发是该剃短的，不，是该剃光的。这样一来，脑子肯定就会好使一些。而理发店的老板发愁了，剃刀要是剃钝了，就得磨上三天，于是他这么说道：“我说客人，我可能会伤到您的头哦。因为脑袋这东西是凹凸不平的，就跟南瓜似的，嘿嘿嘿。”“我会尽量忍忍。”按吉冷静地回答。头有头盖骨。剃光头又不是拿锤子砸脑袋，不用担心会伤到脑子。按吉一脸了然于胸的表情。朋友轩的老板把头侧到一边倒吸了一口气，下定决心：这个死呆子，你给我等着！我就如你所愿，送你脑袋十来个口子，让你带着回家！然后栗栖按吉发现了件奇怪的事，他因而慌了神。他发现没有了头发，脑袋反倒更热了——谁会信这种鬼话呀。平常只是出汗，剃了光头以后，汗就从头上奔涌而下，流进眼睛里，淌到鼻孔里，滴到嘴里，积在耳朵里，毫不客气地流入前胸跟后背。整个脑袋就跟水瓶没两样。人体最容易出汗的地方是哪里？是头！毛发是为什么而存在的？是为了挡汗！啊，不管是医学博士还是生理学者，都不可能博学到这个份儿上，因为他们有头发。不行，我不能再纠结于栗栖按吉的想法了，要不连我都会被视为蠢货了，我得赶紧往下讲。要说什么老师没有意义，那就要数学生比自己还博学的老师和涅槃大学印度哲学系的老师了。这里的学生两耳之间形成了一条通风的洞穴，老师的话跟风一样，左耳进右耳出。然而老师并不在意，因为老师是说话就有工资拿，而不是教课才有工资拿。在学习欲望这么淡泊的班级里，要是有一个认真听讲的学生，那会如何呢？其实说来可怜，悲惨得简直让人痛心。这学生在双耳中间的风洞里立了一堵墙，拼命挣扎想要把老师的话给拦下来。然而不知为何，他完全不解其意。一眼看上去，大家都会认为他是个脑袋笨到无药可救的人。首先，这家伙为何要来上学呢？这太……不，这简直了。相较于物质上的贫困，没什么比这种精神上的贫困来得更残忍、更悲惨了。于是老师沮丧到几欲落泪，忍不住想喷出一些话来：学生的本分是什么啊，学校的精神是什么呀，再堂堂正正一点呀，别搞得自己这么悲惨呀，要有崇高的精神呀。也就是说，栗栖按吉就是这独一无二的悲惨学生。当然，老师渐渐明白了，这种男人也是有那么一样功用的。在涅槃大学印度哲学系这个地方，有时候老师会故意晚来教室三十分钟，但还是看不到一个学生的影子。也就是说，和尚的孩子们不担心就业，对世袭的职业也没有热情和兴趣。老师是按课时领工资的，在空无一人的教室待上四五十分钟，打盹儿，哼歌，染上风寒。于是一个类似教务科科长的人就把班长叫过来，满怀同情而欲言又止地说什么我理解你们的立场，可是……然后又给他们下了命令，说不如大家抽签来决定谁上哪堂课吧。就是说，每门课程一定要有一个学生抱着慷慨赴死的觉悟出席。不，换句话讲，这是你们学生的义务呀。而栗栖按吉的班级正好不用担心这个。这帮和尚的孩子布施了按吉，说“老子那就不上喽”，让按吉替他们上课，这样的课有两门，分别是梵语和巴利语。不过按吉却对这两门课程倾注了极大的热情，非常积极地去上课。我一查之下才知道，据说他一天有七八个小时在反复翻看语法书和词典。梵语老师是一个心地非常善良的人。新学期的第一天就面带微笑，温柔地环视了这些新生一周——唯独那一天这群人和按吉一同出席，他说梵语这东西，就算研究许多年，也不会有什么出息。“四五年前有位同学非常热衷于学习梵语，至今还来找我问问题，问我这里是怎么回事，这是什么。这位同学一天到晚都在学梵语。然而梵语到查词典这一步就很不容易了，要查的单词怎么也不从词典里露脸。虽说是梵语学者，大家都喜欢说自己学得不到位。所以我不会强迫大家学习梵语。”老师非常亲切诚恳，费尽了口舌。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再来上梵语课的人，不是傻瓜就是不知礼仪的无赖。然而这位老师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就算到了第二学期还有一个学生来上课，这位老师也绝没有生气，一直在温柔而面带微笑地讲课，不过还是有几分害怕——因为这个男人会用一副百思而不得其解的表情提出问题，只要这男人一抬起头，张口想说点什么，老师就会吓一大跳，赶紧看向别处。梵语和巴利语都是晦涩透顶的语言。据说法语动词有九十几种变形，而与梵语相比，这点变形连早饭前填肚子的茶泡饭都算不上。多年之后栗栖按吉开始学习法语了，才有这种体会。哪怕呆如按吉，在被梵语折磨过一番后也变得很了不得。法语才九十几种变形而已，根本就是小菜一碟，简单得不得了。就算不想往脑子里记也会自然而然地记住。因此栗栖按吉对那些想学习法语的人这么说：“你、你你，学、学一年梵语以后再跟法语玩儿吧。那玩意儿不过是早饭前的茶泡饭而已。哎，喂，你。”梵语的名词和形容词都是随心所欲变形的，不规则到像是每个词都以自我为中心。因此查不了词典。按吉不知道从哪儿用什么方法弄来一本英国出版、价格高达六十五日元的梵语词典，因为日本没有出版梵语词典。把这词典放大腿上翻个十分钟，膝关节就会嘎吱作响，肩膀就会僵硬，气也喘不匀实。按吉把这词典往大腿上一放就是五个小时。头晕眼花，跟做体育运动似的。虽然要查的单词一个都没查到，整个身体却累得很畅快，感觉自己学到了很多东西。感觉这比记单词什么的要强得多，更像是来了一场实质性的学习，有种肉体跟这词典融为了一体般的无比非凡的感受。按吉的桌子上放着他辛苦弄来的一本叫《王瑜伽》的梵文书，以及这本书的英译本。他当时已经盯着第一页看了半年，还没有看到第五行。老师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所以偶尔会安慰按吉几句。这位老师当时笑眯眯地说：“再过不久，你就能看懂原文书了吧。”“我还得再加把劲儿。”然而对按吉而言，翻个六七个小时的词典，终于查到那么一个单词就要高唱凯歌了。他自己明白再加两把、七把劲儿也看不懂原文书。看到按吉一脸无法释然的表情，老师又加了几句暖心话。“不不，梵语学到这儿就很好了。”老师笑眯眯地说道，“大家都一样。就算学个五年十年，还是有查不到的词。”按吉听了这话，心里更没底了。这样按吉更难释然一笑了。老师看到学生脸色越来越难看，就更加温柔地安慰他道：“梵语还算轻松的。”老师笑眯眯地说道，“说到藏语，我已经跟山口惠海老师学了足足五年了，每个单词都是不规则变形，现在我还不怎么会查字典呢，我不还是在帝大[5]讲课嘛。讲藏语可费劲了。”老师在帝大担任藏语讲师。因为老师一直都是笑眯眯的，按吉虽然还是振作不起来，心里却舒坦了许多。因为老师就算不太明白语法，查不了词典，也还在帝国大学讲课。藏语和梵语这种东西，或许就算查不了词典，不会念，到头来也能看明白吧。于是栗栖按吉在字典都还查不明白的时候，就感觉自己能读懂原文书了。☆☆☆那时，栗栖按吉跟一个不可思议的学者有了交集。这位学者是位语言学家，毕业于格鲁共和国拉丁大学，据说精通亚洲二十多个国家的语言。名字也非常雄伟，叫鞍马六藏，身高不足五尺，非常像个敏捷的学者。鞍马老师在追分[6]占领了两间屋子，跟几千卷书籍在一起窝着。每天天一亮，他基本就要用脱脂棉蘸上酒精，小心翼翼地擦拭书籍了。因为最近鞍马老师身上出现了梦游症的症状，老师夜里会无意识地走动，冲着他最宝贝的书架撒尿，尿完继续睡觉。于是老师每天早上醒来都要大吃一惊，用酒精擦书。梦游症先不说，自己居然冲着贵重的书籍撒尿，这真是令他悲痛万分。总之半夜不为尿意所扰就行了，所以老师一到下午就不再喝茶，还在房间四个角落里放了尿壶，然而他还是在无意识间下意识地对书本撒尿，拦都拦不住。他下决心吃生马肉和海狗肉，最后都决定生吃赤蛙了，可因为心里还是无比抵触，两种相反的意愿在一个身体里掀起

人C交ZOOZOOXX妓院：我看过了，你们的主意是好的，放手去办吧！于是，袁世凯在山东各地办起了新学堂，有义务教育性质的小学——四年免费义务教育，也有全国第一所地方大学——山东大学堂，今山东大学。张之洞的做法也差不多，只不过他的任务主要是改造。譬如他把自己以前办的自强学堂改成方言学堂（武汉大学），这张香帅怎么回事？大家都在跟国际接轨，他要弄方言？这主要是因为张香帅是个思想跳脱的神人，在他眼里外语便是方言！厉害吧？估计要让张香帅给北京外国语大学起名，他肯定得叫它北京方言学堂。接着张之洞又把两湖书院改成了两湖大学堂。香帅的这两所学校不仅输送的留日学生居同期全国之冠，也在无意之间为反清大业提供了好多个未来的造反领袖，如黄兴、宋教仁等人都出自这两所院校。如果慈禧那时还活着的话，张之洞估计要被拖出去棒打一万棍！要说张之洞也算是个厉害人物，不过与袁世凯比起来，他的胆识和气魄还是差了点。袁世凯同志虽然不是一个道德很高尚的人，为了权力有点不择手段，但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绝对称得上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改革家袁世凯现在就要做一项很有创造性和前瞻性的改革：官员工资薪酬改革。要说历朝历代，不唯清朝，都流行底薪养贪。公务员的基本工资低得要命，但各有各的门路搞灰色收入，没有门路的也懂得创造门路捞油水，年终一晒收入，个个都是富翁。袁世凯非常了解这一点，因为他本身就是一名行贿高手。虽说袁世凯老是行贿，但行贿并不是他的爱好，而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在晚清腐败横行的官场上，流行你好我好大家好。你要是做一个廉洁的异类，什么实事都做不了。但袁世凯打算在自己的地盘上消灭掉这种官场不正之风：他把以往官员们捞钱的潜规则明白地统计出来，折合成一定数额，作为各级官员的公开收入，合法按月发放，就像我们今天的“阳光工资”。如果有人再敢贪污，一旦被发现，就剥掉官服回家抱孩子去（《袁世凯奏议》）！袁世凯这么做当然不是为了给官员们送钱，他是要高薪养廉。他的计划是这样的：以充足的物质回报作为正面力量，使官员不必贪污，再以强有力的监督机构和执法机构作为反面力量，使官员不敢贪污。在这一正一反的“客观”条件下，“信仰”和“道德”就有机会发挥作用，使官员在“主观”上不屑贪污。袁世凯的计划虽好，但这个计划貌似还缺少极为重要的一环：强有力的监督机构。不要着急，袁世凯已经想过了，他觉得“三权分立”的民主宪政制度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他坚信宪政一定能实现，而且这一天不会太远！袁世凯的这一创新得到了慈禧的赞赏：著各督抚仿照袁世凯奏定章程，推诸全国。表面上看起来，颇有些“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热闹劲。遗憾的是，慈禧此时已快七十了，越来越老了。人是不能变老的，尤其是慈禧这种封建制度下的执政者，一变老就会玩起“权位压倒一切”的政治理念，牢牢地把握着权位一刻都不放手。但是，只要你威胁不到她的权位，她也并非一无是处。像这一次，慈禧就应邀做了火车的代言人。这事还得从袁世凯接班开始讲起。天后级火车代言人李鸿章死后，留下了一笔巨大的“遗产”——团结在他周围的政治势力、经济势力。谁有资格又有能力接收这笔丰厚的意外之财？经过这么多年的考验，有两个人证明了自己是最适合的接班人，他们就是李鸿章的两个老部下：袁世凯与盛宣怀。袁世凯接收政治势力，盛宣怀接收经济势力。李鸿章逝世两天后，还在西安蜗居的慈禧太后一纸电报，让袁世凯离开了待了两年的山东济南。42岁的袁世凯接过了李老师手中的火炬，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尽管李鸿章对袁世凯有知遇之恩，但李鸿章死前，袁世凯没能见到恩师最后一面，不过据说有人向袁世凯转述了李鸿章的一句话：“你将继承我的荣耀，同时也将继承我的压力。”一百年后，姚明对刘翔也说过类似的话，虽然所指已然不同，却可以看出作为中国人压力是很大的！袁世凯上位之后，面临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做好迎接工作。在西安蜗居了两年的国家最高领导人慈禧和光绪终于受够了西安的狂沙暴风！他们决定回家，回北京老家！慈禧和光绪要回来了！这弄得袁世凯有点紧张。因为国家元首的大队人马要经过河北，这可是直隶总督的辖地，由不得袁世凯不上心。为了让慈禧高高兴兴地回到颐和园度假村，新官上任的袁世凯开动脑筋，费尽心思。袁世凯面临两个难题。第一个难题，怎么保护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安全？你可能觉得派军队前去不就完事了吗？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直隶总督的办公地址在天津，而《辛丑条约》规定，北京至天津铁路沿线不能驻扎清朝军队。袁世凯自己都不能带军队到天津接手防务，其他就更别提了。但是不能没有人保护国家元首，袁世凯思来想去，最后选出三千精锐士兵，全部换上警察衣服，跟着他去天津，跟着他去迎接老佛爷。这就是中国第一支警察队伍，头头叫赵秉钧，是个人才，此人后来创立现代警务系统，是中国警察的开山祖师。严格来说，赵秉钧是个不幸之人，早年跟随左宗棠在新疆作战，反抗侵略者，结果在戈壁滩遭遇大风雪，连人带马埋没雪中三昼夜，筋骨折伤，从此多病。但赵秉钧身残志坚，退伍后投奔了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凯，专攻警察和侦破。从没放弃对生活的希望、跟对了人的赵秉钧最终成功发迹，官至中华民国内阁总理。第二个难题，给国家最高领导人提供什么样的交通工具？用马车还是火车？马车固然省事，可是也太简陋了点，小心那帮御史告你轻慢国家最高领导人。至于火车，也不是不可以。反正站在李鸿章的肩膀上，不会特别费事，河北保定到北京马家堡（属于今北京丰台区）有一条铁路，问题是慈禧、光绪还从来没有正经地坐过火车呢，这种新型交通工具是否会惊扰圣驾？思来想去，袁世凯最终决定用火车迎接，除了增加一些工程“拉动内需”的理由外，他内心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想法：他要让慈禧喜欢上坐火车的感觉，让她做铁路的代言人，破除修筑铁路的思想阻力。于是袁世凯找英国人造了一列特别豪华的专车，起了一个特别中国的名字——“龙车”。一切都准备好之后，慈禧的回銮大军也到保定了。袁世凯精心打点了一番，慈禧的使者——首席太监李莲英终于答应试坐火车，替领导找找感觉。李莲英试坐后的感觉是：很快速、很平稳、很舒适。李总管很满意，慈禧也比较期待。1902年1月，骨头都摇散了架的慈禧，终于结束了三个月的马车生活，和光绪坐上了专列，一路狂飙至北京。慈禧第一次正经地坐火车，感觉棒极了！而且火车上推出的服务也很到位，吃喝拉撒全在车上解决，不必走走停停，所以慈禧很开心。领导一开心就会说一些下属听得懂的话。慈禧说：你们工作干得好，辛苦了，这一次搬家让我觉得好累，费钱又费事，你们要懂得变通，敢于解放思想，打破常规，把今后的工作重心放在如何让交通更加便利上面去（此次回銮，车马犹觉繁多，供应亦复浩大，其应由如何斟酌变通，破除常格，务使轻而易举之。——严介生《清末民初铁路史话》）。一般来说，领导说话要讲技巧，一定要说得高深，务必值得下属揣摩才算上乘，下属揣摩对了并且做得好那是领导有方，揣摩错了干得不好那是没有领会精神，千错万错都是下属的错就是这个意思。好在慈禧说的这番话还是比较好懂的，排除一切困难，创造一切条件，努力修铁路跑火车！就这样，修铁路跑火车从此成为一项基本国策。可惜，这列立了大功的火车下场并不太好，后来张作霖坐着这列车被炸死了。修铁路不是袁世凯的特长所在，于是他找来一个帮手——天才铁路设计师詹天佑。他找钱，詹天佑出力。中法马江海战后，詹天佑离开了海军，后来李鸿章把无所事事的詹天佑召入了修建中国第一条铁路唐津铁路的队伍，因为他在耶鲁大学学的专业就是铁路，算是回归老本行。在修建唐津铁路的过程中，詹天佑大放异彩，解决了一个连英国、德国工程师都不能攻克的难题：修成了滦河大桥，在业内树立了相当的权威。虽然詹天佑后来又参加了津芦铁路的修建，功力加深，但是仍然没有机会独挑大梁。现在机会来了，袁世凯请慈禧做了代言人之后，就找到了詹天佑，请他牛刀小试，为慈禧祭祖修筑一条专用铁路——新易铁路。詹天佑终于接到了第一个由他作为总设计师的项目，并完美完成！詹天佑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不久之后，袁世凯、詹天佑两人再度携手，策划并完成了巅峰之作——工程极其复杂艰巨、完全自行筹款没有使用一分钱外资的京张铁路，这实在是一个值得载入史册的成绩！袁世凯的废除科举之路就像知了鼓噪一阵子就要寂静片刻一样，1902年是大清休养生息的一年，是相对安静的一年，有事上本没事退朝，内政外交各有轨迹。“动土”和“拜神”是1902年大清的主旋律，朝廷修葺圆明园、修定东陵（慈禧的坟墓），顺便按皇妃的礼制安葬了珍妃的尸骨……虽然拆迁了许多民居和古迹，但是“大清拆迁办”似乎也没有过于激怒当地群众。由于洋枪洋炮的陆续撤出，洋医院、洋工厂的蜂拥而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成了公式，大义凛然地挂起羊头卖狗肉。表面的平静掩盖了一个事实：袁世凯打心底是想好好折腾两下的，弄点大动静出来！下面咱们就袁世凯做的大事，挑几个重点的说一说。袁世凯很痛恨科举！于私，两次考秀才不中，成了袁世凯心中永远的痛；于公，科举这独具中国特色的国家干部选拔机制，确实已经成为培养新型人才的拦路虎。因此，他要废掉科举，但他的对手太强大了。科举是读书人踏入仕途并以此进入社会上层最重要的途径。几百年下来，这一踏入仕途的规则培养出了一个副产品：那些凭借着科举考试跃上龙门的精英们通过同乡、同学、师生等关系结成了一个无比巨大的势力集团——八股文集团。这个集团形成了类似黑社会的组织结构，下能统治百姓，上可威胁皇帝，十分可怕。而袁世凯的对手正是“八股文集团”，所以他的处境非常危险。袁世凯要将这个千万人已为之奋斗或正为之奋斗的制度废除，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些人所做过的努力付诸东流，十年寒窗苦白受。他们花了那么多的钱买考试秘籍，又花了那么多时间熟悉考试科目，才拿到一个饭碗，如今说取消就取消，这账怎么算？涉及饭碗的事情，绝对是生死攸关的事情，这些人只要一人吐一口唾沫就能淹死袁世凯，从肉体上消灭袁世凯！因此，袁世凯知道，自己绝不能鲁莽，废科举要一步一步地来。袁世凯废除科举的设想如下：第一，不动现有的这些官员，他们仍然好好地做他们的官；第二，他给那些正致力于科举的人想好了出路：在全国各地建立新式学堂，让这些人回炉再造，学完之后一样做官；第三，他还拿出经费搞了一项福利政策，选派留学生到外国留学。简单点讲，就是公费留学，完全公费，生活费、学费、车船费统统地由国家出！令人心动的是，学成回国后还管分配工作，待遇相当不错！当然，这不是天上掉馅饼，这些人必须参加出国选拔考试，成绩合格才有资格。应该说，袁世凯的设计融入了以人为本的现代管理新理念，十分人性化，基本没有太大的漏洞。而且值得庆幸的是，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被列强痛殴了一遍又一遍之后，清末有很多知识分子觉醒了，社会舆论不至于完全倒向“八股文集团”一边。这些觉醒的知识分子拿日本做参照物说服自己——谁让小日本一直是被中国人民鄙视的对象呢？长期被我们瞧不起的东邻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采用西方近代的教育体系，短时间内培养了一大批有现代眼光和技能的人才，骑到了我们头上，而此时的老大帝国还靠八股取士，于国无益，显然不合时宜，应当把科举制度扔到垃圾堆里。科班出身的张之洞也是其中一员。所以，袁世凯拉上张之洞，两人拿出蚍蜉撼大树的无畏，于1903年3月向慈禧上奏：请废除科举。可是，奏折很快就被慈禧打了回来。袁世凯的废科举行动居然就这么失败了？是的，袁世凯败给了“八股文集团”。准确地说，他是败给了一个叫王文韶的对手，就是前面背着军机处大印、跟着慈禧屁颠屁颠逃到西安的那一位。这个王文韶既是军机大臣，又跟慈禧一起共过患难，所以他在慈禧心里的地位还是很高的。每一种主张的背后，都隐藏着某种势力或既得利益群体。就像房地产商说现在的房价还很便宜将来还得不停地涨一样。所以，王文韶作为一名进士，一名入掌中枢、大权在握的进士，他很自觉地代表靠应试科举出人头地的官员们跟袁世凯战斗：老夫一日在朝，科举一日不得废！袁世凯你这种靠野路子上位的人，自己没有文凭，却想扒掉我们历经十数载寒窗才艰难拼杀而来的文凭，除非从我王文韶身上踩过去！在王文韶的策划下，居然有几个举人“舍生取义”，自杀了！慈禧觉得社会影响很不好，稳定压倒一切，于是就没有同意袁世凯的上奏。袁世凯这次是失败了，但他有一个优势：年龄优势！王文韶已75岁，而袁世凯刚44岁，年轻得多！袁世凯等得起，王文韶等不起。胜利将在不久后来临。北洋六镇废除科举行动暂且搁在一边。与科举相比，清朝高层面临着更紧要的问题：无兵保卫帝都。八国联军入侵时，满洲的那点老底子被联军打残了，嫡系部队荣禄的武卫军基本上全军覆没。所以，编练新军成了当务之急。但让谁负责编练新军？这是个问题。有过相似项目经验的袁世凯当然想把握住这个机会，但天上不会掉馅饼，还得靠自己创造机会！老办法：迎合领导，请客送礼，拉帮结党。通过这一系列动作，袁世凯相信会有人在大老板慈禧面前为自己美言几句或者“无意”中泄露点关键消息给自己。说到这里，就必须得强调一下袁大官人的第三门奇功绝艺——能够快速认准并示好于关键人物。袁大官人深知“九千岁”李莲英在宫中的显赫地位，在慈禧面前的活动能力。为了巴结“李公公”，他可谓费尽心机，连续多年送珍贵礼物，却从来不提要求。等李莲英派人来问，袁大官人只回答：仰慕公公为人，并无一事相求。直至李莲英感觉无功受禄、如坐针毡时，才亲自接见袁世凯，两人互诉崇拜之情，最后竟成为拜把兄弟。而且袁世凯对李莲英手下的太监也是谦恭有礼。要知道，当时的社会对太监这种特级伤残人士还是持不公正的眼光看待的。1903年初冬，有“九千岁”做内应，慈禧终于同意了袁世凯设立练兵处的建议。当然，这个练兵处是为全国设立的，也就是说朝廷会在全国各地区安排适合的人选，举行大练兵，计划编练三十六镇新军。镇是个什么样的概念？满员一万两千人左右，大概就是现在的一个师。经过讨价还价，慈禧同意袁世凯在直隶编练六镇新军。慈禧还提了一个条件：六镇之中，必须有一镇是旗人控制，也就是袁世凯得替朝廷训练一支由满洲人控制的部队。好了，就这样吧。袁世凯甩开膀子大干，现在钱也有了，权也有了，经验也是现成的，还有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这三个好帮手，练兵哪还有什么难度。由于《辛丑条约》规定天津附近不准驻兵，自然也就不能在天津小站练兵，于是袁世凯移师保定。经历了这些年的战火硝烟，袁世凯敏锐地意识到：国家不仅缺高素质的士兵，更缺高水平的精英将领。现在大多数将领的作战方法极其保守落后，完全是拿着近代化武器打冷兵器战争。所以，袁世凯在保定开办了一所学校——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培养新式军官。这所学校很牛，换一个名字说你就知道了：保定军校！再换个说法，能跟保定军校PK的也就只有后来的黄埔军校。瞧瞧这里的学生：吴佩孚、孙传芳、蒋介石、李济深、

国，其实是在秦国列祖列宗艰苦奋斗的基础之上完成的，是数以百方计的鲜活生命倒在血泊中成就的。长平之战以后，赵国的军力消耗殆尽，赵国的灭亡已经是指日可待。秦国将会怎样对待长平战败的赵国呢？是让赵国苟延残喘，还是一鼓作气灭掉赵国？第21章邯郸之战由于赵孝成王的一系列失误，赵国在长平之战中付出了惨烈代价，几乎耗尽了赵国军队全部的有生力量，元气大伤，从与秦国平起平坐的一等强国，一下变成了三流国家。然而获胜后的秦国并没有停止进攻赵国的步伐。秦昭襄王四十八年（前159），取得长平大捷之后的秦军，马不停蹄地开始了新一轮的攻势，大将白起兵分两路：一路由王龁率领，攻下皮牢（今山西翼城东）、武安（今河北武安附近）；一路由司马梗率领，攻克太原郡（今山西中部）。白起回国，上报秦昭襄王，要求增加军粮供应，一鼓作气消灭赵国。刚刚在长平之战中遭受重创的赵国，能够应对秦国的进攻吗？赵使入秦求和秦军攻城受挫此时，秦国对是否立即灭赵产生了不同意见。三年的长平之战虽然以消灭赵军四十五万有生力量告终，但是，秦国损失也非常大。秦国士兵死伤过半，国内空虚（秦虽破长平军而秦卒死者过半，国内空），秦昭襄王对是否马上灭赵持存疑态度。这是“主疑”，君主对这场战争犹疑不决。秦国大臣也因邯郸之战爆发了一场斗争。白起虽然立了大功，但是，他是秦国前丞相魏冉所起用的大将，而此时魏冉已经告别了政治舞台。新任丞相范雎是靠着挤兑魏冉登场的，因此，范雎对魏冉提拔重用的白起深怀戒心。秦军在长平之战后立即发动对赵国的进攻，使赵国陷入极度的恐慌之中，因为赵军主力在长平之战已消耗殆尽，如果秦军兵临赵都邯郸，赵国将面临灭顶之灾。惊魂未定的赵孝成王立即派出使者出使秦国，游说范雎。赵使的游说抓住了两个关键点：第一，白起功压范雎。赵使携带重礼拜见秦国相国范雎，一见面，赵使立即问范雎：秦军要围攻邯郸了吗？范雎说：是的。赵使接着说：邯郸一围，赵国必亡，赵国一亡，秦王就可以称霸天下了（赵亡则秦王王矣）。但是，白起立了灭赵大功，攻取了赵国七十多座城池，南定楚国都、郢、汉中，北灭赵括之军。即使是古代的周公、召公、吕望，功劳也无法超过白起（虽周、召、吕望之功，不益于此矣）。如今白起又力主立即灭赵，赵国一灭，白起肯定位居三公高位。您身为秦国丞相，能不屈居其下吗？白起的功劳如此之大，即使您不想在他之下，也不得不面对这一现实啊！您可不能让白起占尽秦国之功啊（今赵亡，秦王王，则一武安君必为三公，君能为之下乎？虽无欲为之下，固不得已矣）！第二，秦国得地不得民。秦军曾经占领韩国上党，上党的百姓全部逃到赵国，坚决不当秦民。如果灭了赵国，结果会怎么样？赵国北部的百姓肯定逃到燕国，赵国东部的百姓逃往齐国，赵国南部的百姓逃到韩国。秦国能得到多少百姓？秦国占了赵地却得不到赵国百姓，这些赵地有何用处？所以，与其攻灭赵国，不如让赵国割地议和（秦兵劳，请许韩、赵割地以和）。赵使这一番话完全说到了范雎的心坎里。于是，范雎对秦昭襄王说：秦兵经过长平之战非常疲劳，应当允许赵国割地求和（秦兵劳，请许韩、赵割地以和）。于是，秦昭襄王驳回了白起一鼓作气吞灭赵国的请求，采纳了范雎的建议，允许赵国割六座城议和。这叫“相谗”，丞相谗害将军，将相不和。白起力主趁赵国元气大伤、民心不稳之时立即攻下邯郸，最后得到的竟然是秦昭襄王撤兵休整的命令。白起心中颇为不快，但是，王命又不能不从。被迫回师的白起打听了一下，得知是相国范雎的主张，从此，白起和范雎有了隔阂。到了九月，经过数月休整之后，秦昭襄王派大将王陵率兵攻打邯郸。此时的白起正生病，没有出征。秦昭襄王四十九年（前258）正月，王陵攻打邯郸，略有进展，秦昭襄王立即增兵邯郸。但是，王陵接下来的攻打却并不顺利，损兵折将。此时，白起的病也已经痊愈，秦昭襄王便派白起接替王陵。白起说，邯郸不容易被攻下来：一是诸侯的救兵快到了，秦国将再一次面临诸侯的合纵抗秦，而且，诸侯各国对秦国的仇恨非常深。二是秦国虽然打赢了长平之战，但是，秦国自身也是“死者过半”，国内空虚，战场又远离秦国。三是赵国殊死抵抗，因为这次打的是赵国国都（争人国都）。四是秦军内外受敌，赵居城内，诸侯在外，对秦军形成合围之势。所以，秦军这次肯定打不赢。秦昭襄王一看自己指挥不动白起，便让相国范雎去请白起。白起上次一鼓作气攻下邯郸的计划就毁于范雎之手，现在，范雎来劝自己挂帅，白起自然以有病为由，称病拒征。秦昭襄王一怒之下，判白起迁徙之刑，发配到西北的阴密地区（今甘肃灵台一带），听说白起对此心有怨艾，秦昭襄王赐其宝剑，令其自裁，白起行至杜邮自杀。白起拒不出征，秦昭襄王无奈，只好派王龁代替王陵担任前线总指挥。战争持续到这一年的八九月份，邯郸还是久攻不下。这叫“将弱”，秦国派出攻打赵都邯郸的将领太弱。主疑、相谗、将弱，有了这三个因素，邯郸之战怎么打呢？庞大的秦军把邯郸团团围住，但由于赵军的誓死抵抗，秦军攻不下邯郸城。赵军在元气大伤的情况下，据城死守，但依靠赵军现在的军事实力，它也不能打败秦军。所以，秦军和赵军一度处于一种僵持状态。但赵国首都邯郸被围困，一旦被攻破，赵国就有灭顶之灾。因此赵国形势依然岌岌可危，处在这种危险的状态下，赵国采取了什么办法来解邯郸之围呢？鲁仲连义不帝秦信陵君窃符救赵赵国在进行殊死抵抗的同时，展开了积极的合纵努力。赵国的合纵分为两路，一是求救于魏，二是求救于楚。平原君赵胜的夫人是魏公子无忌（信陵君）的姐姐，赵国的危难促使平原君不得不紧急求助于魏公子无忌。魏王听了无忌的报告，立即派大将晋鄙率领十万大军救赵。秦昭襄王听说后，也立即传话给魏王：我很快就会攻下赵国，诸侯谁敢救赵，灭赵之后我就立即灭谁（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赵旦暮且下，而诸侯敢救者，已拔赵必移兵先击之）。魏王接到秦昭襄王捎来的口信，吓得赶忙派人通知晋鄙，停止进攻。晋鄙得到王命，将军队驻守在边境之上，名义上是救赵，实际上按兵不动，坐山观虎斗。魏王一方面命令晋鄙停止前进，一方面派了将军辛垣衍潜入邯郸。辛垣衍对赵孝成王说，秦国、齐国曾经相互称帝，但是，不久在各国压力之下都撤销了帝号。现在齐国已经非常衰落，不可能再称帝，只有秦国有能力称帝。所以，我认为秦国攻邯郸是假，要求赵国带头称秦王为帝是真。如果赵国真的尊秦昭襄王为帝，秦国一定非常高兴，邯郸之围可以立即解除。赵孝成王和平原君听了之后犹豫不决。此时，一位叫鲁仲连的齐国义士恰好在围城邯郸之中，听说了这件事，找到平原君，并通过平原君见到了辛垣衍。鲁仲连对辛垣衍说，秦国是一个不讲礼义、崇尚杀人的国家（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也），一旦我们尊秦王为帝，一定会使天下苍生深罹其殃。魏王是没有认识到奉秦为帝的危害，所以才会劝赵国这么做。一旦魏王明白这种危害，绝对不会尊秦为帝，而且会帮助赵国。尊秦为帝有什么害处？秦王一旦称帝，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撤换诸侯的大臣，把贤明者说成是无能者，将无能者说成是贤臣，甚至可以指派自己的宫女做诸侯的妃姬，安插间谍在诸侯的寝宫里（彼将夺其所谓不肖而予其所谓贤，夺其所憎而与其所爱）。如果魏王的殡妃全部是秦国派来的女特警，魏王还会有一天安宁的日子过吗？您还能受到魏王的信任吗（彼又将使其子女谗妾为诸侯妃姬，处梁之宫。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将军又何以得故宠乎）？一席话说得辛垣衍再也不敢劝说赵孝成王尊秦为帝了。不尊秦可以，但是，当前的燃眉之急是如何解除邯郸之围。邯郸被围之后，平原君多次写信给信陵君，催促他想方设法救赵。信陵君不但自己劝说魏王，还派手下的门客劝，但是，魏王惧怕秦国，始终不肯让晋鄙出兵。平原君不了解魏国这边的实情，看到魏国军队迟迟不至，急得天天催信陵君，而且话说得让信陵君很为难：公子是急人之难的人，如今邯郸早晚都会被攻破，魏国救兵不来，这是急人之难吗？公子即使看不起我，即使不愿帮助赵国，怎么也不能不顾你姐姐吧（且公子纵轻胜，弃之降秦，独不怜公子姊邪）？信陵君听了是又羞又急。但是，无论信陵君派多少人去游说魏王，魏王因害泊秦国，主意坚定，不敢出兵救赵。万般无奈的信陵君只好亲自率领一百多辆战车的宾客救赵，以作殊死之战。经过魏国都城大梁城门之时，信陵君拜访了自己的好友侯生，诉说了自己的困境以及与秦军誓死一战的决心。侯生听了这一番话，冷冷地说：公子你好自为之吧，恕老臣不能送行。信陵君走了几里地，心里越想越不是滋味：自己平时对侯生那么好，天下无人不知。但是，我今天奔赴疆场，侯生竟然没有送我一句话。难道我做的有什么不对，’惹得侯生不高兴？信陵君越想越郁闷，于是立即掉头再访侯生。侯生看见信陵君回来，笑呵呵道：我就知道公子一定会回来的。公子待我一向不薄，今天公子要自投死地，我不送公子一句话，公子一定会非常遗憾，所以，一定会回来。信陵君问计侯生，侯生说：我听说能和晋鄙的兵符相合的另一半兵符在魏王的卧室内，只有最受魏王信任的爱妃如姬可以出入魏王的卧室，窃出兵符。我还听说如姬的父亲被人杀害，魏王亲自出面追查凶手，最终也没有成功。后来，还是公子替如姬报了仇。如姬一直想为公子效力，苦于没有机会。公子只要一张口，如姬一定会为公子偷出虎符，夺取晋鄙之军，救赵退秦。信陵君一听，喜出望外，立即求助如姬，如姬果然将兵符窃到，送予信陵君。信陵君这次再告别侯生时，侯生嘱咐说：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公子即使与晋鄙核实了兵符，也不一定能让晋鄙交出兵权。如果晋鄙再向魏王请示，事情就麻烦了。我有一位门客屠夫朱亥，可以和你一块儿去。这个朱亥是位大力士，晋鄙若交出兵权万事皆休，若他不交兵权则当场杀了他。信陵君带着虎符出发那一天，侯生对他说：我老了，不能随侍公子。我计算着行程，估算公子到达晋鄙军队之时，我会北向自刨以送别公子。信陵君到了晋鄙的军营，晋鄙核对了兵符，没有问题。但是，晋鄙的心里始终忐忑不安，他对信陵君说：我现在统率十万大军，驻守国境，担负国家重任。现在你一个人坐一辆车来就要取代我，我怎么办？朱亥一听，立即用藏在袖中的四十斤重的大铁锤，杀了晋鄙。信陵君夺了军权，立即下令：父子俩同在军中的，父亲回家；兄弟同在军中的，兄长回家；独子无兄弟者一律回家。此令一出，军中欢呼雀跃。余下来的八万精兵，个个摩拳擦掌，向邯郸进发。魏国八万救援大军直奔赵国都城邯郸，信陵君所率的魏军能解邯郸之围吗？平原赴楚毛遂定盟散尽家财李谈退兵信陵君得到好友侯生的指点，窃符救赵，在边境夺了魏国大军的兵权，然后率领八万魏国精兵奔赴邯郸，这可以说是救援赵国的一支有生力量。面对秦军对邯郸重重包围的困境，赵国也不敢把鸡蛋都装在一个篮子里。在向魏求救的同时，平原君亲自向楚国求援。现在魏国的救兵搬来了，那么赵国还能搬来楚国的救兵吗？临行前，平原君在自己的门客中挑选随从，原打算选拔二十名，但是，最终只选到十九人，就差一个人，但怎么也找不到合适的了。此时，平原君门下有一位叫毛遂的人，主动找到平原君说愿意补足现在还差的一个名额。平原君不认识毛遂，便问毛遂：先生在我门下待了几年了？毛遂答：三年了。平原君说：贤士处世就像是锥子放在布袋之中，锥尖马上就会冒出来。先生在我门下待了三年，我还一无所闻，可见先生没有什么突出的才能。毛遂回答道：今天就请将我放在袋子里吧。如果早把我放在袋子之中，我早就脱颖而出了。这就是成语“毛遂自荐”和“脱颖而出”的出处。平原君最终还是决定让毛遂一块儿出行，但是，其他随行的十九个人都看不起他。毛遂也知道这十九门客看不起自己，出国后，毛遂和这十九个门客谈起说楚一事，语出惊人，谈必中的，这些门客都对毛遂佩服得五体投地（比至楚，与十九人论议，十九人皆服）。当平原君和楚王商讨合纵抗秦之事时，从日出谈到中午，也没谈出个什么结果。那十九个门客对毛遂说：先生上。毛遂二话不说，带着佩剑走上台阶。上台之后，毛遂走到平原君面前问：合纵的利害两句话就说清楚了，今天从早上谈到中午也没谈出个结果，到底因为什么？楚王不认识毛遂，马上问平原君，这位客人是谁？平原君回答，这是我的门客。楚王一听，立即对毛遂吼道：还不赶快下去！我和你的主人谈事，你插什么嘴！毛遂手握利剑说：大王之所以敢训斥我，是因为你觉得你手下人多势众，但是，十步之内，你楚国人再多也派不上用场。大王的性命悬在我毛遂的手中（王之命悬于遂手）。我的主人在这儿，你凭什么训斥我？再说，你不觉得楚国太窝囊了吗？一个白起竟然横行楚国，率领几万人攻楚，一战即拿下楚国的鄢、郢，二战就焚烧了楚国先君的陵寝，三战又羞辱了楚国的先君（白起小竖子耳，率数万之众，兴师以与楚战，一战而举鄢、郢，再战而烧夷陵，三战而辱王之先人）。连赵国都为楚国感到羞愧，大王却不知羞耻。原来，白起前些年仅率部分秦兵攻楚，就把楚军打得落花流水。所以，毛遂才故意提起此事来刺激楚王。毛遂接着说，合纵抗秦也是为了楚，并不仅仅是为了赵。楚王听了毛遂这一番话，回想起白起攻楚的尴尬，便立即答应和赵国结盟，派兵救援赵国。平原君目睹了毛遂在楚国的出色表现，非常欣赏毛遂。他率赵国使者先行回到邯郸，立即将毛遂奉为上客。此时邯郸城中的形势已是千钧一发，魏国、楚国的救赵大军还没有到达，邯郸城中已经在讨论要不要向秦国投降。虽然赵国不仅搬来了魏国的救兵，还请来了楚国的救兵，而且现在两路大军正浩浩荡荡地向邯郸开进，但依靠当时的交通条件，两路援军到达邯郸还需要一段时间，而秦军的进攻却从来没有停止。危在旦夕的邯郸城内，平原君万分焦虑，应该采取什么办法来赢得时间、等待救援呢？恰在此时，邯郸宾馆一位吏员的儿子李谈（《史记》作李同，司马迁避父司马谈讳而改）问平原君：您不担忧赵国灭亡吗？平原君说：赵国一亡我就要作俘虏，我怎能不担忧呢？李谈接着说：邯郸城中的百姓，拿人骨头当柴烧，交换孩子当饭吃，形势危急到了极点。然而您的后宫姬妾侍女数以百计，穿着丝绸，肉菜都吃不完，百姓们则粗布短衣都难以遮体，粗食都吃不饱。百姓困乏，兵器用尽，您的珍宝却丝毫无损。假如秦军攻破赵国，您还能拥有这些东西吗？假若赵国得以保全，您又何愁没有这些东西？现在您如果能让夫人以下的人都编到士兵队伍中，担负守城任务，把家里的东西全都分给士兵，士兵们在危急之时最容易感恩戴德。平原君采纳了李谈的建议，散家财征得三千人的敢死队（于是平原君从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谈率领这三千人的敢死队奔赴秦军，进行自杀式的进攻，秦军被打退了三十里。李谈战死在疆场之上，但这三千敢死队却为赵国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就在赵国得到喘息之时，魏、楚两国的援赵军队也火速赶到了邯郸。在魏、楚联军的合力夹击下，秦军招架不住，被迫退兵。最终秦将郑安平（“昭王称霸”中用车载范雎自魏进入秦国的使者，时任将军）竟率两万秦兵投降（郑安平为赵所围，急，以兵二万人降赵）。秦军将领被六国军队打得投降是极为罕见的，但是，赵、魏、楚

启示、思想资源。重新认识外国资本在近代中国我们在讨论近代中国历史时，一直借用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分析，以为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就是资本输出，就是用资本对后发展国家进行疯狂掠夺。于是“帝国主义在中国”成为一个批判性最强的题目，只要探讨这个问题，无不将注意力放在外国资本对中国的剥削和超额剩余价值榨取上。一部丰富多彩的近代中国变革史被简约为侵略与反侵略的历史。三十年前，近代史学者在进行这些探讨时，无论如何想不到中国有朝一日也会被指责为“中国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这是历史的进步。表明中国在经历了三十年超常规发展后，至少在经济上已具备了资本输出、用资本说话的能力。中国在非洲或其他较中国更落后国家的资本输出，按照我们一般理解，当然有利润的冲动，有资本本身的运行规律，但中国资本绝对没有去控制该国政治，或者垄断该国经济等“新殖民主义”或“新帝国主义”的政治诉求。中国对这些地区的投资，纯粹是商业性的，有资源的因素，有利润的冲动，但绝对没有政治诉求，其效果追求是双赢，是有助于该国经济自主发展的。如果熟悉我们的近代中国历史表达，不难发现这些对今天中国的指责，其实就在过去几十年的中国历史教材中。时过境迁，我们今天确实有必要重新认识“帝国主义在中国”这样的问题，为中国的未来发展，为中国资本在全球经济中健康增长提供一个合乎情理的理由。资本确实像马克思《资本论》所分析的那样具有榨取超额利润的冲突，这是资本的本性。资本也确实具有列宁所分析的那些特点，一旦在国内经济增长中过剩，必须向外输出时，总是与一国政治、经济、外交，甚至军事行动相关联。只是资本输出给被输出国所带来的后果，列宁的分析和我们过去几十年的表述，可能太表层化，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过资本输出的经历，没有对资本输出需要保护的切身感受。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出大约在19世纪80年代，那个时候的中国人也曾敏感意识到一个新时代的来临，郑观应就呼吁朝野注意这些国家的“商战”谋略，这些国家非常注意从政治、经济、外交，甚至军事行动等层面保护自己的商业利益。然而那时的中国并没有对外国资本开放，中国虽说在那个时代引进了一些外国技术、人才，但外国资本对中国并不构成巨大压力，也不是中国增长的动力。过去很多年，我们在解读铁路为什么在《马关条约》前不能在中国获得发展时，总是以为铁路理念与中国人传统价值观和风俗习惯相背离，总是说铁路所经地方破坏了中国的风水，因而被抵制被拒绝。其实，这个说法是不真实的。铁路在《马关条约》前无法在中国获得充分发展，主要是因为那时中国没有足够物流和人流；而那时中国之所以没有足够物流和人流，是因为中国的资源没有获得充分开发；而中国的资源没有获得充分开发，主要的也不是中国人的传统理念，而是因为中国没有足够的开发资本，中国凭借自己的资本去开发矿产资源，去修筑铁路，那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困难。《马关条约》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这个条约同意“日本臣民”有权在中国投资办厂，享受进出口政策优惠。根据条约体制，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对日本人获得的这个权利一体共享。于是，在1895年之后短短几年时间，外国资本像钱塘江大潮一样涌进中国，过去几十年中国人无法梦想的增长迅即实现，贯通南北的两条铁路干线迅速分段动工，开平煤矿、汉冶萍公司等矿产资源很快获得开发。至1903年，铁路已成长为一个具有巨大赢利空间的新兴产业，以致中国民间资本强烈要求政府将这些产业向他们开放。如果没有外国资本的介入，中国不可能在1895年之后获得迅速发展，新兴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也不可能在那个时刻发生。外国资本对中国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就像今天的中国资本在非洲一样，迅速带动了那儿的产业升级和资源开发。我们不能说这就是经济侵略，这只是资本凭着本性寻找利润空间和价格洼地。对于资本来说，不仅需要利润，更需要安全，因此东西方各国在向中国投入巨大资本的同时，也在想办法为其资本营造安全保障。在政治上，各国加强与中国的联系，相继调整和扩大了驻华外交官。在军事上，各国都向中国沿海派遣了海军舰队，他们除了沿途担负各国远洋货运及人员来往安全，其实还对在中国境内的各国资产、人员负有安全使命。在1898年秋天中国政治发生巨大变动时，在1900年京津地区政治动荡时，各国海军陆战队能够迅速向北京调兵遣将，拯救外交官和侨民，其实都是这些军事存在发挥的作用。用军事手段保护资本安全，是各国“商战”一个重要经验。连带着，还有军事或商业基地构建。在近代早期中国开发过程中，由于外国资本分量巨大，外国资本总是希望能在中国沿海寻找一个比较优良的港口码头，建设一个基地。一方面用来外国远洋巨轮抵达后停泊和休整，另一方面具有海军基地性质。对于这些基地，清政府当时遵从商业原则去处理，大致以租借方式去解决，很少使用香港早期那种“永久割让”方式。有期限的租借，意味着这些国家只是拥有一定年份（一般为九十九年）使用权。在这个期限内，租借者有权投资有权维护，到期归还。这种纯商业租借方式并不涉及主权和领土完整，因而尽管当年有不少反对声音，但清政府并没有因此而却步。事实上，当中国资本已成为全球资本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时，中国在全球租借港口码头，保护中国资本和人员顺理成章。从现实反观历史，我们应该重新认识“帝国主义在中国”，应该以一种理性精神重新检讨近代中国发展史，公平看待各国资本在中国发展史上的贡献和问题。重看巴黎和会上签字1919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巴黎开会，讨论善后问题。作为战胜国，中国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是中国进入近代以来第一次以平等身份昂首阔步踏上世界舞台。然而，由于东邻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爆发后抢先对德宣战，毫不犹豫登陆中国山东，将德国人在那里经营多年的铁路、矿山等全部权益一律纳入荷包。更厉害的是，为了“确权”，日本政府于1915年初向中国政府提交了“二十一条”，要求中国政府确认山东权益已在日本人手里。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当然应该回归中国，只是日本毕竟是通过战争而获得，中国对此也没有太多办法。中国所能做的就是尽量将损失减至最低，但凡与山东权益无关的，都被中国政府拒绝。“二十一条”发生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在如火如荼进行中。中国如果此时光明磊落宣布对德绝交，宣布加入以英法俄为首的协约国对德奥为首的同盟国作战，中国应该还有机会在协约国内部通过协商或通过中日之间对决解决山东问题。然而，由于中国内部此时陷入非常严重的政治纷争，不仅有南北政治冲突，而且在政府内部也有“府院之争”。“府院之争”焦点之一，就是中国要不要参战。持久内耗使中国错过了最佳参战时机，也使中国错过了收回山东权益的最好机会。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趋向已定，将要结束，中国内部也没有达成参战共识，还是政治强人段祺瑞竭力推动，促成参众两院分别于1917年3月10日、11日通过对德绝交案。对德绝交案扫清了外交障碍。15日，湖北督军王占元根据中国政府训令派军警接管了汉口德国租界；16日，天津警方接管了德国在天津的租界。除了山东权益被日本人抢占外，德国在中国的权益均被中国政府依法收复。对德绝交只是第一步，在参战问题上，中国内部依然斗争激烈。政府外的南方势力继续反对中国参战，力主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无关，中国应该袖手旁观，静以待变，奉行孤立主义。而在政府内部，尽管通过了对德绝交案，但反对中国参战的力量依然庞大。直至张勋复辟失败，黎元洪下台，冯国璋继任大总统，“三造共和”的英雄段祺瑞以国务总理身份独掌朝政，方才有机会于1917年8月4日在国务会议上通过对德宣战案。此时，距第一次大战开战已经三年整，距战争结束一年多一点。中国在关键时刻走对了路，最后时刻宣布参战为中国赢得了机会。中国成为战胜国一员，与日本平起平坐，同一战壕。那么山东本来就是中国的，日本理所当然应该将山东权益交还给中国。对此，中国人民有权期待，中国也应该获得这样的回报。然而，日本政府并不这样认为。日本宣称山东问题在“二十一条”中已经解决，1915年5月25日中日达成的《民四条约》已确认了日本全面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因此，在巴黎和会上，日本代表寸步不让，而和会也大致接纳了日本的建议，尽管一些国家的代表对中国的要求表示关切与同情，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外交并没有立即见效。中国没有在巴黎和会索要回来山东权益，消息传到国内，立即引发了五四大游行，“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还我山东”，成为那时最激励人心的口号。全国各界在这种爱国情绪激荡下，近乎一致要求中国政府代表团不要在巴黎和会最后文件上签字，一定要坚守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取消“二十一条”，收回山东权益。6月27日，在巴黎的华工和留学生数万人举行声势浩大抗议活动，要求代表不得在和约上签字，宣称“谁签字，打死谁”。数十名青年以“敢死队”自诩，誓死捍卫中国尊严，誓死争夺中国权益。民众的心声深刻影响了中国代表团，中国代表最终放弃了在和约上签字。中国第一次昂首阔步踏上国际舞台，却以这样灰溜溜的形态结束。中国政府不签字的消息传入国内，激起阵阵涟漪。国人大致上都能认同这个决定，只有严复等少数人不以为然。7月10日，严复给他的铁杆“粉丝”熊纯如发了一封“私信”，以为这个决定是错误的，蔡元培等知识界领袖煽动民粹反对签字是不对的。严复说，蔡元培人格甚高，然对世界大势和国内政治，往往像庄子所说的那样，“知其过，而不知其所以过”。据严复分析，中国政府不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因为拒签后，中国在山东问题上除了排斥日货，并没有其他办法。签约，可以使中国重回国际大家庭，可以将山东问题放在国际框架内解决。现在中国拒签，好像义正词严，其实是自我放逐，是孤立主义。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严复说得更沉痛。他以为这件事来龙去脉和利害得失，专使陆徵祥及中央政府莫不知之，然他们终不肯牺牲一己之清誉，担心被骂为汉奸、卖国贼，不肯为国家做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决策。这其实就是不负责任，是南宋以来中国士大夫鉴于秦桧教训，宁愿将国家打碎砸烂，也不愿言和，不愿妥协。他们个人避免了汉奸、卖国贼的恶名，但国家却因此付出昂贵代价。（原载于《深圳特区报》2012年9月4日）辛亥革命是对法国大革命的超越“百年前宁静的一个夜/枪炮声敲碎了宁静夜”——《龙的传人》唱的不是辛亥革命，但此时此刻，用它来提括彼时彼刻，却是再合适不过。百年前的武昌，以及之前、之后的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百年来众说纷纭，当局者不清，旁观者更不明。但历史不容许不清不明，同时正因为它的不清不明，更需要每一个研究者穿越百年迷雾，廓清、袪魅、还原。百年弹指，殷鉴不远，让我们听听，历史会告诉我们些什么……摄政底气不足晚清最后走到那个份上，君主立宪走不下去，不是摄政王和皇族核心层的问题，是皇族之外的高干子弟的问题。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你对辛亥那段历史的很多看法都比较特别，比如你对载沣等人是抱着一种同情，甚至是欣赏的眼光看的。马勇：陈寅恪先生在谈到历史人物研究时，反复强调“同情的理解”，认为对历史人物应该从历史背景和其政治地位上去考量其贡献和作为。我们过去把摄政王描写成优柔寡断，隆裕皇太后则是软弱无知的家庭妇女。其实，真实的历史不是这样的。就摄政王来说，他是晚清王爷中比较具有国际视野的，在家天下历史背景下，小皇上就是他的亲生子，大约没有谁比他更关心这个国与家的未来前途了，所以他接手之后一直兢兢业业处理国务。至于眼见着成功的君主立宪竟然走不下去了，竟然让位于革命了，说实在的，那不是摄政王和皇族核心层的问题，是皇族之外的高干子弟的问题。南都：高干子弟？马勇：就是所谓的“皇族内阁”那些人。君主立宪的要义是约束君主的权力，君主不再处于国家政治生活的第一线，不再当权力要冲。这一点君宪体制下的君主一般都能接受，并没有多大障碍。问题在于当时中国的特殊性，也就是自恭亲王奕出任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之后，为清廷皇族开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先例：一大批皇族出身的人先后介入实际政治。他们在那之前享受着朝廷俸禄，但交换过来的条件是不得从政；恭亲王之后就不一样了，皇族子弟纷纷走出家门去从政，这就使君主立宪的实现无形中增加了极大难度。所以，要想实现君主立宪，就必须重申皇族成员不得从政不得经商两条铁的纪律。这对于已经从权力中尝到无限好处的皇族来说，显然是很难的。南都：就是说在弈之前皇族是不能从政的？马勇：因为皇族当官，一定有弊政，会导致不公平。鸦片战争之后，恭亲王弈从1860年起以总理衙门大臣的身份管理中国几十年，导致一个最坏的后果，就是皇族子弟个个争着当官。所以晚清的君主立宪没有走下去，不是君主的原因，也不是摄政王的原因，就是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中许多人不愿意中国就这样走上君主立宪，就这样剥夺了他们的特殊权力。这个利益集团中的许多顽固分子后来就演化为宗社党。南都：宗社党主要有哪些人？马勇：他们这拨人都是很强硬的，包括当时民政部的尚书善耆(他的一个女儿就是后来的川岛芳子)。善耆在改革初期是很积极的，但到了最后关键时刻，他发现不让皇族继续从政，他就不干了。还有一个载泽，镇国公。他是出洋考察的五大臣之一。在立宪运动中，就是载泽最早给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上密折。他在密折中说，中国唯一的机会就是要改革，只要能够让爱新觉罗万世一系就行了，其他的都可以改。但到了君主立宪最后关头，他发现自己的权力将被削弱，就不干了。南都：所以总体而言，你认为载沣在辛亥前后的表现还是不错的？马勇：过去对载沣的描写都是无能、短视与自私。但只要仔细研究载沣的相关资料，你会发现这是一种妖魔化的结果。这种妖魔化是辛亥后的必然，因为要为历史找出责任的承担者。如果不是载沣对立宪呼声给予善意回应和良性互动，那么后来的事情还真的很难说。载沣在最重要时刻还是有担当的，包括他的辞职。武昌起义后南方要求共和，君主立宪已经不被接受了。袁世凯当时是内阁总理大臣，他找载沣谈共和。载沣说不能接受，就辞掉了监国摄政王的位置，以藩王的身份退位了。他当时才二十八九岁，而且他很有契约精神。南都：契约精神？马勇：辛亥之后，清廷和民国政府达成协议，就是在中国废除帝制，但对清廷并不再像过去所说的那样要驱逐鞑虏，而是保留了皇室的存在，以及它的完整性和尊严，紫禁城归他们。这对清朝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协议。1914年出现帝制复辟的思潮，载沣就表示反对，他跟宗社党的人也闹翻了。1917年张勋推着他儿子溥仪来搞复辟，载沣是非常恼火的。载沣说你不能这么搞，你这样就把民国达成的协议给毁了。历史证明，载沣的判断是对的。因为后来冯玉祥把溥仪赶出宫，理由就是你搞过几次复辟。南都：一种观点是载沣太年轻了，怎么会找这么年轻的一个人来摄政呢？马勇：慈禧皇太后临死前安排这个接班架构是有她的道理的。载沣接班时26岁，跟

秦王嬴政会将死亡之剑再指向哪个国家呢？第25章楚国之亡秦王嬴政在攻下韩、赵、魏、燕四个中原国家之后，就把进攻的矛头对准了南方大国楚国。楚国地域辽阔，历史长达八百年，秦王嬴政对于这个国家垂涎已久。可是楚国实力非常强大，尤其是距秦王嬴政统一六国一百多年前，楚国的疆域北涉黄河，东到江浙，西控巴蜀，南制闽粤，是当时战国七雄中领土最大的国家，军亭力量也是雄极一时。楚国兵强马壮，横扫中原，也显露出了争雄之势。到了秦王嬴政时期，楚国实力依然不可小视，尤其是，楚国还有一个著名的将领，西楚霸王项羽的祖父项燕。楚国有大将项燕的护卫，秦国也一时奈何不了它。可是当秦王嬴政派出大将王翦进攻楚国后，秦楚对峙的局势立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只用了三年时间，强大的楚国就被秦军攻陷。那么秦国最终是依靠何种谋略把楚国消灭的呢？楚国灭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秦国养精蓄锐王翦灭亡荆楚楚王负刍四年（前224），秦王嬴政派遣王翦、蒙武率六十万大军攻楚。临行之前，王剪在灞上对秦王嬴政说：请大王多多赏赐我良田美池。秦王说：将军你尽管出发，你还担心日后会贫困吗？王翦对曰：我是大王的将军，建立奇功也不得封侯，我这是为子孙后代着想啊。嬴政大笑。大军到了边关以后，王翦又派使者请求赏赐良田有五次之多，有人对王翦说：将军是不是太贪得无厌了？王翦却回答说：你有所不知，秦王粗暴且对人不信任，现在把全国军队委托给我，如果我不多多请求田宅，替子孙经营产业，秦王就会因此而怀疑我（今空秦国甲士而专委于我，我不多请田宅为子孙业以自坚，顾令秦王坐而疑我邪）。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王翦绝对不是简单的一介武夫，还颇有政治头脑。王翦率领大军进人陈邑、平舆一带之后，即停止前进，构筑壁垒开始坚守。楚国调集大军，全力抵抗。两军相逢，楚军主动出击，多次挑战，秦军就是不应战。王翦让士卒洗沐休息，天天稿赏士卒，自己和士兵同吃同饮，但是就是不打仗。过了一段时间，王翦问：士兵们在干什么？左右的人告诉他，士兵投石块玩游戏，看谁投得远。王翦听了之后心中暗喜。这种不战不和的局面相持了一年左右，创造了秦王嬴政发动统一战争以来的一个奇迹——来而不打。一年多想打而打不成的楚军开始向东移动（乃引而东），王翦一看，机会来了，立即派出精兵追击正在调动的楚军。结果，楚军大败。公元前223年，王翦、蒙武率领秦军攻入楚国最后的都城寿春（今安徽寿县），俘获了楚王负刍。楚王负刍被俘之后，楚将项燕东山再起，在淮南拥立昌文君为楚王，继续抗秦（此从《史记·秦始皇本纪》。然该篇说是昌平君，非昌文君。杨宽《战国史》考订昌平君系昌文君之误。《史记》的《楚世家》、《王翦列传》、《六国年表》等均说项燕兵败被杀）。秦将王翦、蒙武在淮南大败楚军，昌文君战死，项燕自杀，楚国灭亡。秦在楚地设立九江郡、长沙郡。公元前222年，王翦平定了江南地，降服越君，建立了会稽郡。灭楚之战，是中国历史上疲敌制胜的典型战例。秦国大将王翦采取了养精蓄锐、伺机出击的作战方针。楚军求胜心切，但与秦军总是交不上锋，最终斗志逐渐消失殆尽。这场秦楚之战成为秦国消灭楚国的转折点。然而熟悉楚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楚国在战国七雄中是最早实行变法图强的国家之一，它甚至比秦国的商鞅变法还要早。战国时代有两句流传极广的话，“横成则秦帝，纵成则楚王（《战国策·秦策》）”，意思是说，连横成功则秦国称帝，合纵成功则楚国称王。可见，楚国曾经是战国时代和秦国一样强大的诸侯国。那么幅员辽阔、实力强大的楚国为什么会在短短三年内就被秦王嬴政给消灭了呢？我认为，楚国之亡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改革不力，二是政治腐败，三是不明大势。吴起变法威服诸侯悼王下世宗室作乱战国初年第一个强大的国家是谁？魏国。魏国为什么强大？因为魏国的创始者魏文侯重用李悝施行变法。战国时期的变法，其实就是政治、军事、经济的一次全面改革，是各国实力的一次重新整合。这个时代，谁变法早，变法彻底，谁就能迅速强大。魏文侯在位时间长达五十年，对变法的认识大大早于其他诸侯国，所以，魏国变法最早，成为战国初年最强大的诸侯国。楚国真正的变法是在楚悼王（前401-前381）时期，此时，魏国名将兼政治家吴起因受魏武侯的猜忌来到楚国。吴起到楚之后、先是担任了一年的边地郡守，后来楚悼王知道他才能出众，任命他为令尹（楚悼王素闻起贤，至则相楚），施行变法。吴起的变法早于秦孝公变法二十年左右，因此，在战国七雄之中也算早的。吴起变法的内容主要有四点：第一，废除世卿世禄。世卿世禄是宗法制的衍生物。由于政权可以世袭，所以，爵位、俸禄也可以世代承袭。这种体制是政治、经济共同体，既有政治上世袭的爵位，又有经济上世袭的俸禄。这种世卿世禄制度对贵族、功臣是一种奖励，但是，它也严重地阻碍了后世有才有功者的封赏，而贵族功臣者的后世子孙，无论有无才能，有无功劳，都可以享受丰厚的爵禄。那么，后世有功者怎么办？这种世卿世禄制度的最大弊端是无法调动人才为国效力的积极性。若是人才缺少为国建功的积极性，国家肯定无法强大起来。所以，吴起首先从废除世卿世禄制入手，“均楚国之爵而平其禄，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说苑·指武》）”。所谓“均爵平禄”，就是剥夺那些前辈有功而后世无功者的爵禄；“损有余而补不足”，就是将无功者的爵禄拿过来奖给今天的立功者。具体怎么执行呢？吴起的办法是：“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前代封君的后世子孙，只要到了三代，就可以没收他们原有的爵禄。当然，到了三代又立新功者肯定是例外。这样一来，世卿世禄制实质上被废除了。收回来的爵禄怎么办？“以抚养战斗之士”，就是奖励那些在战斗中立功的将士。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使楚军的战斗力大大增强。第二，整顿吏治。吏治是国家大治的根本问题。所以，吴起变法非常重视吏治的整顿。在这一方面，吴起做了两项工作：首先是减少大臣、封君。吴起认为，楚国的问题是“大臣太重，封君太重”。这里的“封君”是指接受封邑的贵族。“大臣”、“封君”的权力太重，“上逼主而下虐民”，对国君是威胁，对百姓是灾难。这种情况不改变，楚国就不可能强大。要改变这种局面，就必须像修理树枝一样进行一番裁抑。其次是废除冗官。官员队伍中确有“无能”、“无用”之辈，吴起的办法是“罢无能，废无用”，把那些无能、无用的官员淘汰出官场。同时，国家通过裁汰冗官，减少不必要的开支。第三，奖励耕战。富民强国的根本问题有两点，一是耕，二是战。“耕”是重视发展农业，“战”是提高军队战斗力，这两点是富民强国的根本。吴起的做法是“禁游客之民，精耕战之士”。这样，农民和士兵都得到了实惠。第四，广辟土地。楚国土地广袤，加上它对一些小国不断采取兼并灭国的策略，所以，楚国闲置的土地特别多。吴起看到这种现象，便劝楚悼王派“贵人”去“实广虚之地”，即派贵族去垦荒开发。这当然是件苦差事，所以，被派去的贵族都叫苦不迭（皆甚苦之）。吴起在魏国只是一位大将，但是，他完全具备一位政治家的基本素质，并且，他目睹了魏国的李悝变法，所以，在得到楚悼王的大力支持后，吴起在楚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吴起变法的时间并不长，但是，效果非常明显。当时人蔡泽评价吴起变法的成果是：“兵震天下，威服诸侯。”《史记·吴起列传》论及吴起变法的结果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但是，吴起变法却没有像秦国的商鞅变法一样获得巨大成功，原因是什么呢？一是楚悼王下世，二是楚国反对派势力强大。吴起帮助楚悼王变法之时已是楚悼王的晚年，不像年轻的秦孝公一继位就重用商鞅变法、所以，楚悼王、秦孝公两位君主对吴起、商鞅两位改革家支持的力度差别很大。这个差别完全取决于君王的生命长度。楚悼王一死，就在灵堂之上，“宗室大臣作乱而攻吴起”，这些宗室大臣的既得利益因为在吴起变法的过程中受到严重损害，所以，楚悼王一死，他们公然在灵堂上攻杀吴起。吴起一看，大事不妙，立即跑到楚悼王的遗体旁，伏在楚悼王的尸体上。叛乱的宗室大臣趁机用箭射杀吴起。由于吴起伏在楚悼王的尸体上，这些箭也射中了悼王的尸体。楚悼王死后，太子继位。他让令尹把射杀吴起时射中悼王尸体的人，全部处死。因此案而被牵连的七十多家统统被杀掉（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乱而攻吴起，吴起走之王尸而伏之，击起之徒因射刺吴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尽诛射吴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余家）。商鞅死后，秦惠文王并未废除商鞅制定的新法；但是，楚悼王死后，吴起的新法虽然还有一些影响，但是，大部分内容被废除。此后，楚国再也没有这样大规模的变法。因此，楚国变法在吴起死后基本废止，而秦国却因商鞅变法而迅速崛起。楚国的灭亡有多种原因，但是，自身国力的衰弱是最根本的原因。相国廿五遭灭门养士三千竞豪玭一个国家的兴衰固然有很多原因，但是我们纵观历史，政治腐败可以说是很多国家灭亡的最重要原因。很早就变法图强的楚国，也难以逃脱政洽腐败这个顽疾的困扰。尤其是在楚国末期，被冠以“战国四公子”之称的春申君（黄歇）成为楚国腐败的焦点，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楚国内政的腐败。楚国的政治腐败主要表现在用人上。楚国的早期，公族长期受楚王庇护；之后，屈、昭、景三大姓在楚国政坛上举足轻重；晚期，春申君又受楚王重用。这种用人制度的缺陷是非公族或者非三大姓的杰出人才很难脱颖而出。春申君是楚顷襄王的弟弟，他和平原君、孟尝君、信陵君并称为“战国四公子”。春申君曾陪伴楚太子到秦国做人质。秦国一直扣压太子，不让他回国，后来，楚顷襄王病重，太子想回国，一旦楚顷襄王病故便即位，但是，秦国仍然不放楚太子。楚顷襄王的太子和秦国相国范雎的私交甚好，于是，春申君拜见范雎说，楚王病危，秦应当早点让太子回国，这样，一旦楚王有何不测，太子就可以即位。如果太子被立为楚王，一定会感谢相国放其回国的恩德。太子回国与留秦是两重天：太子回国即是楚王，留在秦国不过是一介布衣。如果太子不能回国，楚王病故之后一定会再立他人，再立的太子会尊奉秦国吗？请相国考虑考虑怎样做对秦国更有利。范雎于是向秦昭襄王进言，放太子回国。秦昭襄王认为，先派太子的随从回国看一下楚王的病情，再决定是否放他回国。春申君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对太子说，如果太子不能如期回国，一旦大王过世，一定会另立他人。太子不如和楚国使者一起逃离秦国，我留下来善后。于是，楚太子换了衣服，随着楚国使者逃出秦国，春申君留守在秦国，以太子有病为由，阻挡前来的秦国官员。一直到太子起程多天之后，春申君估计秦国已经追不上了，才去见秦昭襄王。春申君对秦昭襄王说，太子已归国，我黄歇欺骗大王当死。秦昭襄王一听春申君的话，勃然大怒，立即想杀死春申君。范雎一看秦昭襄王怒不可遏，便劝秦昭襄王说，黄歇作为臣子，能不顾个人安危保护太子，太子继位之后一定会重用他，不如放黄歇回国，让他执行亲秦国政策。秦昭襄王仔细想了想，此言有理，便忍住了愤怒，放春申君回国。春申君回国不久，楚顷襄王病故，太子被立为楚王，他就是历史上的楚考烈王。考烈王即位之后，立即任命春申君当了相国。楚考烈王无子。春申君为此事伤透了脑筋，多方寻求能生育的女人进奉给楚考烈王，但是，仍然无效。此时有一位叫李园的人，想把自己漂亮的妹妹送给楚王，但是，他听说楚考烈王不能生育，担心自己的妹妹入宫后会因为无子失宠，便想了一个办法。他先投在春申君门下当舍人，不久告假，有意误期不返。回来之后，他专门为此事去拜见春申君，春申君问他为何误期，他说，我有一个漂亮的妹妹，齐王派使者来求婚，因此，才耽搁了几夭。春申君听后，便问，出嫁了吗？李园回答，没有。春申君又问，我可以见见你妹妹吗？李园一听，正中下怀，便爽快地回答，可以。于是，李园领着她漂亮的小妹拜见了春申君，春申君一见李园的小妹，非常喜欢，李园趁机把自己的小妹许给了春申君。等到李园的小妹跟随春申君怀孕之后，她对春申君说，楚王信任先生，超过自己的兄弟。如今您在楚国当了二十多年的相国，但是，大王却无子。假如大王百年之后，只能再立其他兄弟。如果楚王的其他兄弟被立，新楚王也一定会重用他所喜欢的人，您的尊位怎么能够长久？现在我已经怀上了您的孩子，而且和您相处的时间不长，很多外人不知内情，不如趁此机会把我献给楚王。大王非常信任您，如果您进献我，大王一定会接纳。假如将来生个儿子，那么您的儿子就会继承君位。这样，楚国就是您的了，您还会担心您的前程吗？春申君认为李园的小妹讲得非常有道理（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诚以君之重而进妾于楚王，王必幸妾。妾赖天有子男，则是君之子为王也。楚国尽可得，孰与身临不测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于是，他把李园的小妹安置在宾馆，立即向楚王推荐。楚王召见李园的小妹，见是位楚楚动人的女子，立即笑纳了。后来，李园的小妹生了一个孩子，还是个男孩。楚考烈王便立李园小妹所生之子为太子，立李园的小妹为王后，重用李园。李园眼看着自己的小妹一天天发达起来，担心春申君会泄露自己小妹先怀孕后入宫的丑闻，于是私下里养了一批亡命之徒，想找个机会除掉春申君。春申君是贵族后裔，他为使自己进一步得宠，才在李园和他妹妹的蛊惑下，把李园的妹妹献给了楚考烈王，这可以说是春申君一生中最大的败笔。这一事件不仅造成了楚国政权的更迭，也为春申君一家带来了满门抄斩的厄运。而这场改变楚国命运的灾难原本是可以避免的，那么，春申君为什么最终还是走向了这条不归之路呢？春申君做了二十五年楚国的相国，楚考烈主病危，春申君的一位门客朱英对春申’君说，这个世界上有意想不到的福，又有不期而至的祸。您现在处在生死无常的世上，奉事喜怒无常的君主，又怎么会没有意料不到的人呢（朱英谓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又有毋望之祸。今君处毋望之世事，毋望之王安，可以无毋望之人乎）？春申君问他，什么叫意想不到的福？朱英回答，您任楚相二十多年，名为相国，实为楚王。现在楚王病重，危在旦夕，您辅佐幼主，代他掌握国政，如同伊尹、周公一样，等君王长大成人再把大权交给他；否则，就干脆自己去当楚国的国君。这就是所说的意想不到的福。春审君又问，什么叫不期而至的祸？朱英回答，李园不执掌国政，却是国君的舅父，他不管军事，却豢养了不少亡命之徒。楚王一下世，李园必定抢先入宫夺权，并且要杀您灭口。这就是我所说的不期而至的祸。春申君又问，什么叫意料不到的人？朱英回答，您把我安排在楚王的卫队里，楚王一下世，李园必定抢先入宫，我替您杀掉李园。我就是那个不期而至的人。春申君听完之后说，您不要说了，李园是个软弱的人，我对他很好，他怎么会这样做！朱英知道自己的话不被采用，担心祸患殃及自身，立即逃走。之后十七天，楚考烈王去世，李园果然抢先入宫，并在宫门埋伏下刺客。春申君进入宫门，李园豢养的刺客立即杀了春申君，并派人把春申君全家满门抄斩。李园妹妹的儿子被立为楚王，这就是楚幽王

们肯定会改种稻子，那时候您再以断掉水源相威胁，他们就只好乖乖地听命于您了。”在苏秦的劝说下，这件事很快得到解决。苏秦因此在周显王那里得到一笔赏赐。但是，当他企图以此为契机跻身于王室小朝廷的时候，却被周显王警惕地拒绝了。原来几位王室重臣都对周显王说，苏秦不过是有点小聪明，如果让他担当大任，只怕要闹出笑话。周显王本来也没什么抱负，只想过几天太平日子，对苏秦的纵横捭阖之道一点也不感兴趣，于是顺水推舟，听从了重臣们的建议。然而，经历这件事之后，苏秦对自己的能力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所谓人君，只要你揣摩透了他的心思，就能够像指挥木偶一样指挥他，没什么了不起的嘛！”揣着周显王给他的那笔赏赐，苏秦收拾行装，来到秦国游说，想向秦惠王介绍连横的策略。“秦国沃野千里，人民富庶，战车万辆，勇士百万，存粮丰富，地势险要，乃天下之强国。再加上有您的英明领导，完全可以兼并诸侯，统一天下。”苏秦先给秦惠王送上一顶高帽子。但是秦惠王似乎根本不吃那一套，只是厌烦地说了一句：“秦国羽翼未丰，还没有想过要兼并别国。”苏秦还想再说点什么，秦惠王打了个哈欠，摆摆手，做了个“送客”的手势，结束了这次会见。苏秦虽然失望，然而并不死心。他知道，即便是商鞅见秦孝公，也是第三次才擦出火花，说不定秦国君主都是慢热型的呢！数天之后，苏秦再一次请求朝觐秦惠王，没想到这一次，秦惠王连见面的机会都没给他。苏秦只好留下一篇早就写好的时政论文，垂头丧气地回到了旅店。过了几天，苏秦再去宫中求见，结果又吃了闭门羹。如此求见了十次，论文上交了十篇，秦惠王依然对他不理不睬。一个比怀才不遇更恼人的问题困扰着他——为了面见秦惠王而置买的貂皮大衣穿破了，盘缠也用完了，旅店老板天天催着他交房租，吃了上顿没下顿，这日子，没法过了！苏秦穿着草鞋，打着绑腿，背着书袋，挑着行李，神色憔悴，垂头丧气地回到了雒邑。他不知道，他之所以不受秦惠王待见，不是他的论文写得不好，也不是他的口才不足以打动人，只是秦惠王刚刚车裂了商鞅，对一切游说之士都怀有恶感罢了。苏秦回到家中，发现一切安好——他的妻子正在织布，听到他进屋，连头都没抬一下；嫂子视若不见，也不去准备饭菜；连父母见到他，也是若无其事。总之，他存在或不存在，对于家人来说已经没有任何区别。换作别人，或许早就摔门而出。然而苏秦最大的优点，就在于心态好。他只是长叹了一声，自言自语道：“妻子不把我当丈夫，嫂嫂不把我当小叔，父母不把我当儿子，这都是我的罪过！”继续一头扎进书堆，刻苦攻读。据说夜里读书困倦，苏秦就拿起铁椎猛刺自己的大腿，鲜血一直流到脚跟，于是睡意全无。成语“悬梁刺股”中的“刺股”，说的就是这段故事。如此苦读一年之后，苏秦再度出山，来到了赵国。赵肃侯对他的学说倒是颇有兴趣，然而幸运之神仍然没有向他招手——当时赵国的相国奉阳君对他十分防范，处处掣肘。苏秦施展不开，只好离开赵国来到燕国。燕国地处北方，长期以来偏安一隅。春秋时期的历史记载中，燕国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进入战国之后，齐、楚、秦、魏、赵、韩等国战乱纷纷，来往频密，燕国人仍然不问世事，过着与世无争的日子。苏秦带着他那套纵横捭阖的理论去燕国游说，显然有点不合时宜。他在燕国待了一年才见到燕文公。“燕国东有朝鲜和辽东，北有林胡和楼兰，西有云中和九原，南有滹沱和易水。国土两千多里，战士数十万，战车六百乘，战马六千匹，存粮足够数年之用，资源丰富，衣食无忧，乃是所谓的天府之国啊！”苏秦照例先把燕国夸奖了一番。接着问道：“燕国多年无战事，百姓安居乐业，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燕文公一脸茫然：“为什么？”苏秦说：“天下最强的国家就是秦国，燕国之所以没有遭受秦国的进攻，是因为赵国做了它的南方的屏障。秦国如果要攻打燕国，必须穿过云中、九原，经过代郡、上谷，路程数千里。即便能够攻克城池，也无法固守。秦国不能对燕国构成威胁，这是明摆的事。但是，如果赵国想进攻燕国，只要赵君一声令下，不出十日，便可以在东垣附近集结数十万大军，接着渡过易水，四五天便可直抵蓟城（燕国首都）。所以说，真正让燕国担心的，不是秦国而是赵国。而赵国又不时受到秦国的威胁，如果燕国能够利用秦、赵之间的矛盾，主动与赵国联合，与天下诸侯联合，共同抗击强秦。这样的话，燕国方可确保平安。”如前所述，苏秦当初去到秦国，是想将连横的策略贩卖给秦惠王。现在他见到燕文公，推销的却是合纵的计划。对于鬼谷子的门人来说，所谓立场，不过是棋局中执黑还是执白的区别，不成其为问题。如果秦国用他，他就主张连横；如果其他国家用他，他就主张合纵，仅此而已。苏秦向燕文公推销合纵计划，用的是江湖术士忽悠老太太的手段——“老人家，你印堂发黑，七天之内必有血光之灾，但是如果你能把所有的钱都交给我，我可以替你消灾解难。”燕文公却完全被苏秦那套把戏搞蒙了，把苏秦看成了上天派来解救燕国于危亡的使者，马上将他奉为上宾，而且提供车马财礼，让他到赵国游说。也该轮到苏秦时来运转。这个时候，奉阳君已死，苏秦得以顺利地见到了赵肃侯。一见面照样是送高帽子：“当今天下贤士，无论是布衣还是卿相，都仰慕您的高尚品德，想到邯郸来聆听您的教导。只是由于奉阳君妒忌贤能，故意从中作梗，所以他们都得不到机会在您面前畅所欲言。如今奉阳君已经去世，言路又畅通了，我这才敢来对您说说我的愚见。”苏秦现在的样子，跟一年前那位失魂落魄的寒士大不相同了。他穿着崭新的礼服，佩戴着名贵的玉器，在赵国朝堂上用流利的京城方言侃侃而谈，时而慷慨激昂，时而低首蹙眉，很快将赵肃侯吸引住了。“对于君主来说，人民安居，国无战事，就是最大的好事。安民的根本在于邦交，以谁为友，以谁为敌，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以赵国的形势，如果把齐国、秦国当作敌人，则民无宁日。如果联齐抗秦，同样不得安宁。算计别国的君主，讨伐别人的国家，这样的话是很难说出口的，希望您也不要轻易去说。“赵国与秦国结盟，秦国一定会削弱韩国和魏国；赵国与齐国结盟，齐国一定会削弱魏国和楚国。魏国被削弱就只好割让河外，韩国被削弱就会献出宜阳，这样一来，上郡就危险了。而楚国如果被削弱，赵国就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外援。这三个国家的安危，其实也关系到赵国的安危，您不可以不认真考虑。“当今天下诸侯，莫强于秦。秦国如果得志于韩、魏，连齐国都必须向它俯首称臣，那时候秦军就会渡过黄河，直指邯郸，这是我替您担心的啊！“赵国地方二千余里，军队数十万，战车千乘，战马万匹，乃山东（指崤山以东）强国。秦国最忌惮的就是赵国，但又不敢轻易发兵进犯，为什么？就是怕韩、魏两国在背后打它的主意。从这种意义上讲，韩、魏就是赵国的南方屏障。韩、魏若亡，则赵国也不能独存，这是非常浅显的道理。“山东（太行山以东）诸国的疆土，合起来比秦国大五倍，兵力则是秦国的十倍。如果大家联合起来向秦国进攻，秦国是抵挡不住的。依我之见，赵国应该与韩、魏、齐、楚、燕等各国合纵友好，一同对付秦国。只要秦国敢于攻击其中任何一国，则其余五国共同发兵相救，拒秦军于函谷关外。就算秦国再强大，也不敢与六国为敌。这样的话，您的霸业就有希望了。”赵肃侯连连点头道：“您说得有道理。可是，合纵是件大事，有谁能够为寡人去说服各路诸侯呢？”“我。”苏秦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如果您能够采用我的建议，我可以向您保证，燕国会献上北方的毛皮狗马，齐国会献上海边的鱼盐，楚国会献上南方的橘柚，韩、魏、中山等国会献上土地作为您的汤沐之邑。您只要坐在邯郸，便可坐享其成。”赵肃侯大喜，赏给苏秦车百辆，黄金千镒，白璧百双，绸缎千匹，让他游走列国，建立抗秦统一战线。就在这时，秦惠王派公孙衍进攻魏国，斩首八万，生擒龙贾，占领雕阴，天下震动。而楚国趁火打劫，魏国一下子陷入两面受敌的困境，形势极其危险。对于即将出发游说列国的苏秦来说，这无疑是一个不利的消息。如果秦国顺势消灭了魏国，只怕无人敢响应他的号召与秦国为敌，合纵抗秦就成为了一句空话。苏秦看似触底反弹的行情，现在又面临着被做空的危险。怎么办？苏秦想到了他的同门师兄，现在依然穷困潦倒的张仪。苏秦与张仪的对弈：以天下为棋局据《史记》记载，张仪、苏秦同在鬼谷子门下学艺。对于张仪的学问，苏秦是自愧不如的。然而成绩好并不代表工作好。当苏秦经历了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上升的拐点的时候，张仪还是一介寒士。据说他曾在楚国令尹昭阳门下担任门客。有一次，昭阳大摆筵席，宴请群臣，事后发生身上佩戴的一块名玉不见了。府上的人都怀疑是张仪偷的，理由是“仪贫无行”——张仪又穷又贱，除了他谁还能做出如此下作的事情？昭阳还没发话，这些人已经把张仪捉住，私刑逼供，打了好几百板子，直打得皮开肉绽，血流满地。张仪一口咬定自己没偷，这些人只好把他放了。回家后，张仪的老婆又心疼又生气，说：“你如果不去读书游说，怎么会受这份罪呢？”张仪奄奄一息，躺在门板上，嘴唇动了几下。他老婆把耳朵凑过去，好不容易才听明白他说什么。“你看看，我的舌头还在不？”他老婆又好气又好笑：“当然还在。”“那就好，那就好。”张仪说着，脸上也露出一副天真的笑容。只要舌头在，吃饭的工具就还在，没什么大不了的。发生了这样的事，昭阳府上是不能再去了。张仪只能躺在家里养伤，而他老婆看着一天天空下去的米罐子，心急如焚。有一天，有个熟人从赵国来，告诉了张仪一个好消息：“你的师弟苏秦发迹了，正在赵国受到重用，你何不去邯郸投靠他，让他给你谋个一官半职？”张仪犹豫了半天。要他去求苏秦，他是不乐意的。最后肚子决定了脑袋——如果继续待在楚国，除了沿街乞讨，没有别的活路。相比之下，向昔日同窗低头未尝不是一个体面的办法。就这样，张仪来到了邯郸。苏秦的府上很好找，向任何一个邯郸居民打听，他们都会很热情地给张仪指路。但是，找到苏府并不代表见到苏秦。当年穿着打满补丁的衣裳在鬼谷读书的那位爱闹爱笑的苏秦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位看不见、摸不着、深居简出的苏客卿。张仪在苏府递上名片，等了整整六天，苏秦才抽出空来接见他。“哟，原来是你啊！好久不见了。”苏秦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即便是对住在同一条巷子里的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想必也不会如此冷漠吧！张仪忍住怒火，刚想寒暄一番，苏秦已经在众人的簇拥之下走远了，但是派了一个侍童回来告诉张仪：“晚上就留在这里，一起吃个晚饭吧！”这句话给了张仪一点希望。他心里想，也许是苏秦现在家大业大了，必须在众人面前保持一种威严，才故意这样对待他的。等到吃晚饭的时候叙叙旧情，回忆一下鬼谷的往事，再向他提出工作的事，应该就水到渠成了。张仪在苏府一直等到天黑，苏秦才回来。厨房已经将晚餐做好，仆人们像走马灯似的铺好坐席，摆放碗碟，端出一道道美味佳肴。光闻到那味道，张仪就止不住流口水了。然而，当一切准备就绪，苏秦也在堂上坐好的时候，张仪才发现，堂上只有苏秦一个人的座位。正在疑惑之际，一位老仆走过来，将张仪带到堂下仆人和侍女就座的地方，给他安排了一个座位。饭吃到一半，张仪强忍住愤怒，对着堂上说：“我这次来，是想请您帮我谋个职位，要求不敢太高，聊以养家糊口便罢了。”苏秦把嘴里的肉嚼完，咽下，又喝了一大口酒，才说：“我如果开口，别说养家糊口，就算是荣华富贵也可以给你。可是，以你的才能，却将自己弄到这个潦倒的地步，我怎么还敢向国君推荐你呢？你如果实在没事做，就到我厨房里给大师傅打个下手，可保你吃饱穿暖，如何？”张仪再也忍不住了，一把推开眼前的食物，拂袖而去。他这一去，就没有再停留，而是风餐露宿，一路向西，直奔秦国。你要合纵天下，共抗强秦，那我就为秦国献上连横之计，各个击破，让你一事无成。苏秦，你等着！话虽如此，张仪很快面临一个现实的难题。从邯郸到咸阳，是很长一段路程，而他口袋里的盘缠，已经不足以支撑他走出赵国了。退一万步说，即便他一路乞讨来到咸阳，这一身衣衫褴褛，恐怕也难以见到秦惠王。万念俱灰之际，张仪遇到了一位来往于秦、赵两国之间的商人。两个人交谈了几句，商人惊奇道：“您不是一般人，为何沦落如此？”两个人越谈越投机。接下来张仪的路就顺多了。商人给他换了衣服，让他坐着自己的马车，一同来到了咸阳。俗话说，蛇有蛇路，鼠有鼠道。商人既然来往于秦、赵之间，对秦国的情况自然熟悉。他拿出一大笔财礼，让张仪送给秦国宫中的警卫长。通过警卫长的推荐，张仪顺利地见到了秦惠王。同为鬼谷子门下，张仪的路数和苏秦大不相同。他没有以送高帽子作为开场白，而是对秦惠王说：“下臣听说，不知而言，是为不智；知而不言，是为不忠。不智当死，不忠亦当死。下臣能力有限，但仍然愿意冒着不智的危险，把我所知道的全部讲出来，请您定罪。”秦惠王微微一笑，说：“请继续说吧！”“下臣听说，赵国正在准备联合燕国、魏国和韩国，争取楚国和齐国，结成合纵联盟，共同对付秦国。我听了之后，忍不住发笑。以赵国现在的形势，钱粮不足，人民畏怯，打仗都要人拿着大刀在后面督战，不准后退，可是仍然畏缩不前。秦国国力强盛，赏罚严明，只要是为了国家，人人皆有必死之心，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以赵国之弱，居然敢打秦国的主意，实在是自不量力。“然而，小心谨慎不为过。当年智伯率领三家大军攻打晋阳，眼看就要获胜。赵氏用张孟谈之计，策动韩、魏两家反水，结果大败智军，活捉智伯。对于赵国的合纵联盟，秦国切不可掉以轻心。“赵国要合纵，则秦国必须以连横相对。要采取军事和外交两种手段，想办法分化合纵联盟。要对联盟各国区别对待，有的要打击，有的要拉拢，有的恐吓，有的要给予一定的好处。这样的话，赵国想合纵也合不了，反倒是秦国可以抓着空子，一步一步蚕食天下的土地，完成霸业。”幸运之神突然降临。秦惠王和张仪谈了一整天，便任命张仪为客卿，留在朝中担任参谋。张仪当上客卿没几天，那位曾经给他提供帮助的商人来向他告辞。张仪拉着他的手说：“全赖您的帮助，我才得到今天这样显赫的地位。我正想要报答您，可您为什么急着要走呢？”商人这才对他说：“请不要谢我，要谢就谢苏先生吧。其实，从头到尾这一切，都是苏先生为您安排好的。他知道您的才能在他之上，不应该屈居他之下，所以才想出这招激将法，逼您投奔秦国。他还让我转告您，从此之后，天下就是您和他对弈的棋局，请您一定用心下好这盘棋，不要手软。”张仪听了这番话，目瞪口呆，老半天才长叹道：“单从这件事上看，苏秦之才已在我之上了。而我一直蒙在鼓里，没有察觉。惭愧，惭愧！”第二天上朝，张仪便对秦惠王说：“秦、楚联合攻魏，魏国的形势已经十分危急，很有可能转向楚国。而韩国与魏国关系历来不错，也会随之与楚联合。这样的话，秦国就被孤立了，不如出兵帮助魏国抵抗楚国。”秦惠王听从了张仪的建议，于是以张仪为将，带领“卒万人、车百乘”救援魏国，在陉山大败楚军。魏国暂时得救了。作为对秦国的回报，魏惠王命令加快移交河西土地，两国于当年年底完成了交接。

部分的记忆，不过，一想到有人付钱给她父亲只为虐待她，而她母亲又常常向她要钱，还有桑迪认为她必须给母亲钱好让她喜欢她……卡伦可能也不希望变成必须付你钱，你才会喜欢她。”“我能了解她的苦恼。”“我一直很努力和霍尔顿合作，维持这个家。但卡伦真的是没救了，她非常需要帮忙。”“你说的‘卡伦’通常是指哪一个？”“噢，抱歉。我指的是卡伦3，就是一开始被我们选来见你，也是你最常见到的那一个。”“我总觉得好奇。为什么是卡伦3来见我，而不是你？”“我们大家都在卡伦3身上。她应该是最有可能跟你建立良好关系的人。”“你在她身上，所以卡伦是主体啰？”“不是，不是主体——这很难解释，真的，不过这只是她的工作。”“我懂了。”但我不确定我真的懂了。“你能再多描述一点有关你和卡伦的互动给我听吗？”“嗯。每到傍晚，我和霍尔顿会找卡伦说话，趁她入睡之际让部分记忆渗入她的意识里；我们借着这种方式让她知道当天发生过的事。”“她如何决定什么时候出现？”“其实是我和霍尔顿决定谁出来。我们俩几乎都是一起行动，一辈子都在保护她。卡伦出来时，我们通常不会去干扰她、打断她，直到她想进来。然后，霍尔顿或是我——通常是霍尔顿——会派某个人出去。有时候，我们俩忙着照顾里面的孩子们，无暇顾及外面的状况，这时桑迪或其他人就会出来。如果派孩子们出去，我们会一直跟孩子们说话，指导他们，这样他们就不会被发现了。”※※※※“我没办法睡，”卡伦嘀咕，“晚上我的脑袋里有太多人在说话了！有好多事要安排……一直安排！”“他们在安排什么？”“噢，就是谁隔天要做什么一类的。昨天晚上，我在凌晨2点醒来，结果竟然发现我在打电话订目录上的东西！我以为我睡着了，其实我根本没睡！”“那些晚上出现的声音都在说什么？”“每个人报告自己的事：接到哪些电话，约了什么人，赴了哪些约会，负责哪些差事。”“其他人现身时，你有办法参与吗？”“不参与，但我可以在一旁看着。有点像看电影。我坐在后座，不能说话。”※※※※“迈尔斯和我喝了一杯玛格丽塔葡萄酒——迈尔斯想喝，”处于催眠状态中的卡伦如是说，“可是迈尔斯不能喝酒。酒精对我们每个人的影响都不一样。要是换我出来，我一定会用不同方式处理。酒精对我起不了什么作用，却会让迈尔斯很不舒服，昏昏欲睡。”卡伦指手画脚地飞快说道。“我们聊过吗？”我问。眼前这位感觉起来不怎么熟悉。“聊过，只是你不知道罢了。我曾突然出现，代替卡伦来过这里，但你没发现。还有，我比卡伦乐观多了。”我想，这解释了我先前的疑虑：有好几次，我觉得卡伦的精神沮丧已有明显进步，但隔周再见面时却发现严重性不减反增，你该怎么开抗抑郁剂给这样的病人？“我已经出来一整个礼拜了。”她突然转头，研究身后的时钟，这座钟暂时吸引了她的注意力。她的心情轻快活泼。“您是？”我问。“霍尔顿称我为‘卡伦2’。”“噢，是你啊。为什么选这个礼拜出来？”我问。“这得从滑冰表演说起。我们的座位跟另一家人完全重复，但他们的经理很粗鲁无礼……”卡伦滔滔不绝描述事发过程，极尽详尽之能事。她越说越起劲，眼看就要占去大部分时间，我决定喊暂停。“你看起来精神相当好。”“噢，我没什么问题啊！”她微微转了转头。“跟我聊聊你的事。你是何时诞生的？”“我在卡伦4岁或5岁时出现，我是为了快乐、开心生活而来的。我在21岁那年停止长大，所以现在也是21。当年决定从家里搬出来的人是我，因为我爸妈实在太坏了。我不想继续忍受下去。”“后来呢？”“我找到一份秘书工作，我和凯瑟琳、安3人一起合作。我的数学很好，凯瑟琳会打字，安负责跟老板交涉。对了，遇见乔希，跟他约会，最后嫁给他的人也是我。我跟他处得很好，他没那么差劲啦。”想结婚的不是卡伦1吗？但卡伦2却说是她的主意。“乔希怎么看待你们的人格转换？”既然我不曾跟卡伦2好好聊过，我决定利用机会打探消息。“有时他会生气，因为他不知道卡伦接下来要做什么，但他偶尔也挺喜欢这样的，因为桑迪和我会帮他做事。还有，就算他很气我们，我们似乎也不会记得。”有趣。同一事实，观点却完全不同。卡伦2的不受拘束和健谈令我喜出望外，因此我决定继续问她问题。“你们都在晚上交换信息对吧？怎么操作的呢？”“嗯，这么说吧，聊天是成长的开始！”她用强调的语气开场，然后飞快地说了起来，“霍尔顿管它叫‘说故事时间’。不过呢，我可以在外头待上很长一段时间——假如我愿意的话，要我待一年也行。我不喜欢跟别人共享时间。”“你在什么状况下才会想回去呢？”我得趁她换气时赶紧提问题。“假如我觉得很累，没力气，或者无所事事，觉得很无聊，才会换其他人出来。嫁给乔希那天，走红毯的时候，我有点动摇。我心想：这个决定正确吗？其他人也反对我这么做。来到圣坛前，好几个人轮流跑出来——所以我们才会昏倒3次。但我决定完成仪式，一直待在外面。我认为这么做是正确的。他真的没有那么坏。”“他会打你，这又怎么说呢？”我问。“你在说什么？”她问得有些惊讶，“别开玩笑了。”“抱歉，别放在心上。很高兴跟你聊天。”我想卡伦2真的被保护得好好的，不曾受到伤害。※※※※卡伦大步走进我的办公室，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这不是她一贯的出场方式。我什么也没说，静静等待。卡伦看了我好一会儿。“我是霍尔顿，贝尔医生。卡伦没出来。最近压力太大了，卡伦应付不了。我们努力把事情做对，但真的很难。我们没办法睡，因为总是有不同的人在不同时间跑出来；现在大伙儿被睡眠不足弄得又是发抖又是恶心头晕的，有些人已开始头痛。我们吃了阿司匹林，但不见得对每个人都有效。”霍尔顿已分身乏术。卡伦进步有限，因为我们的治疗总是被不断冒出的新危机打断。每个礼拜，我得花好几个小时跟卡伦通电话，听她描述当天不怎么愉快的经历。这对我来说也是种压力。我尽可能在哄孩子上床之后才接她电话，但我却得眼睁睁看着妻子一见我又在通电话，问我对方是谁却一再得到相同答案时，浑身就紧绷起来的反应。“先不管这些麻烦事。最近有人共享时间吗？”我问霍尔顿。“卡伦2允许其他人跟她共享了，但仅限于部分时间。凯瑟琳偶尔也愿意共享，但我们实在太忙了。”“我了解。”我不想逼他，但我想鼓励他，或者是她，他们，不管是谁都好。“不过，照顾‘连连’的时候，我们确实一起共享时间。”“噢，那只鸟啊？你们怎么照顾它？说来听听吧。”“嗯，卡伦首先走向那只鸟，然后——就像她在这里做的一样——她退后，让其他人轮流出来几分钟；感觉就像大家接力完成照顾‘连连’的任务，只在身份转换时短暂停顿一下。”“照顾期间，大家会共享时间吗？”“只有一点点，但卡伦会看着一切进行。凯瑟琳和我负责帮助几个小的。”“你们以前有过这种经验吗？我是指共同分担一项工作。”“没有，这是第一次。”“这几天，究竟是什么事让卡伦承受这么大的压力？”“噢，老天，”霍尔顿说，“对卡伦来说，她的生活像个超级大谎言。她必须假装自己什么都知道。现在她偶尔会遇到人走上前来，找她聊天。她压根儿不知道对方是谁，但对方显然跟她很熟，所以她得勉强应付，直到认识此人的人格出现为止。”“该负责的人格没有马上出现吗？”“对。这没什么好惊讶的。凯瑟琳和我可能忙着照顾孩子，没注意到该派谁出去。”“看样子，你几乎一整天都在照顾卡伦。”“她无时无刻不受到照顾，”他说，“我们尽力而为。这是我们存在的意义。她连睡着时都受到保护：她的噩梦会自动分配给其他人。假如她不小心踢到脚趾头，她只会痛一下子，然后马上有别人出来顶替，承受痛苦。不过，我没办法随时控制换谁出来。如果轮到桑迪或西德尼现身，他们俩总会给我惹一堆麻烦。桑迪很不受控制，常有意外之举；她总是吃个不停。”“就是她害卡伦变胖的？”我问。“对。她当自己是个胖女孩儿。我们有些人很难接受这样的女性身体。”“你也很难接受吗？”“嗯，这样说吧：真是该死的，要多尴尬就有多尴尬！迈尔斯讨厌化妆，而我没办法穿高跟鞋走路，不过卡伦2看起来倒是一点问题也没有。”“你能跟我聊聊卡伦博吗？”“卡伦博诞生在极度的痛苦中，同时也是受伤最重的一个。她只是婴儿，但她父亲却用胶布封她的嘴，让她不能哭叫。他还会用针戳她。这些针孔怎么都会消失的，不会被发现。有次她父亲用针戳那颗肿瘤，结果流了一大堆血，于是他再也不敢这么做了。”霍尔顿垂下头，叹口气，这段恐怖往事并非叹气主因。他叹气纯粹是因为他累坏了。几分钟后，桑迪出现。她靠在椅子上，懒洋洋的，小腹突出，似乎没半点自觉。她不会不好意思，也不会不自在。“据我了解，大家对吃东西和花钱有些意见，”我说。我知道，桑迪听我这么说铁定不高兴，但是我的种种忧虑——卡伦的问题、桑迪扮演的角色、我自以为有能力为每个人解决问题的良好愿望，还有疲倦——使我不假思索便提出这项指控。“我已经尽量节制了，”她两手一摊，“可是一看到想要的东西，我就想非拥有不可。”她扭过头去不看我。“反正，我也不是真的很在乎。”“可是其他人不想变得这么沉重，这么不灵活，”我说。又是一项错误。我竟然站在其他人的立场指责她！我应该闭上嘴巴，好好听桑迪说就行了。“有时候，我甚至不相信真的有其他人存在，”桑迪被惹毛了。“这些‘其他人’令我很不舒服。只要我出来，没人能逼我回去。我想变成唯一的一个。也许我会一直出来，再也不回去了！”“我能帮你什么吗？”我试图挽回，试着与她结盟，寻求善意。“嗯。我想变成大人。我18岁，但是我想在各方面都继续长大。”“你的几个伙伴也有相同的愿望呢。我已经跟他们说，我会帮助他们，所以说不定我也能帮你哟。你愿意跟我一起努力吗？”有时候，这种小小的诱惑手段实在令我汗颜，但此时此刻，我急着修补关系，其他一概不重要。桑迪颇为振奋地同意了，然后我又和总是很可爱的西德尼聊了一会儿。接下来，我发现出来跟我说话的是卡伦1。“卡伦没办法让莎拉好好喝母奶，”她说，“这让她想起自己有胸部，还有男人欺负她的事。我没有胸部。我不想要胸部。”10岁大的卡伦1用受伤、反抗的眼神注视我，警告我不准贸然伸出援手。“莎拉问卡伦月经的事，所以我干脆不让卡伦有月经。只要我想要，我就能阻止一切。”“怎么停？”我问她。“我就是有办法。”“还有什么是你能办到的？”“我知道我们就要有小孩的时候，我也想阻止。我用力打我的肚子，不让小孩出生。”“成功了吗？”“没有。现在莎拉也要受伤了。”“谁会欺负莎拉？”“卡伦的爸爸。他以前就试过。那个祖父也会。”“他们都死了，”我打断她说话，“卡伦的父亲、祖父，曾经伤害你的人都死了。”“你骗人。”“是真的。不会有人欺负莎拉了。那些男人都死了。你也再不需要担心胸部和月经了。”“我怎么知道我可以相信你？”“去问凯瑟琳，她会告诉你这全是真的。”我再次施展最可靠的计谋：孩子们都相信且信赖凯瑟琳和霍尔顿。一旦大多数或所有独立人格再也不受过去的阴影威胁，剩下的、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创伤能否愈合了。※※※※1995年8月初，我们相识的第6个夏天。卡伦说她失去了绝大部分的时间。“我一点用也没有，”她哀怨地说道，“我只拥有一小部分的人生。”听她这么说，我突然不太确定今天是否该进行催眠。我们越来越不常跟“她”相处了。在这一刻，她仿佛真的是自己生命中的过客。我为自己不像过去那样花时间与她相处向她道歉，但我认为，我们只是暂时花比较多的时间在其他人身上，然而此时此刻，这件事却非做不可。她说她能理解，于是我们一如往常进入催眠阶段。朱莉安首先出现。她向我解释每晚“聚会”的意义。“我们借着聚会告诉大家——特别是卡伦——一天之中发生过哪些事。我已经把昨天的事写下来，准备告诉你，但我忘记带了。基本上我们是这样做的：早上，乔希揍卡伦，迈尔斯出来，打回去。乔希去上班之后，大伙儿一起去宠物店；看完店里的鸟儿大概得花15分钟。每次只能有两到三个人共享时间。我们可以一起看，若要摸就得轮流来。照顾‘连连’也一样，大伙儿得轮流出现。稍晚，乔希回家，卡伦3会在乔希开始揍安的时候出来，出其不意踹他好几脚。然后卡伦3就打电话给你了。”我试图消化这一天的古怪事件，并尝试计算乔希一共揍了卡伦几次，还有哪些人可能遭到殴打。“我趁卡伦晚上睡觉时告诉她这些事，”朱莉安继续，“这样她什么都知道啦。”她停下来，扬起头看看我，“贝尔医生，假如我们全部融合在一起，我会死吗？”这个问题令我措手不及。我从来不曾仔细想过这件事。“不会，”我说，“我不认为你们有哪一个会不见了，会死掉，不过，你有可能不再只是你自己，”我再补上一句，“独立、完全分割的自己。”她思索了一会儿。我不知道这样说能不能解答她的疑惑，或者是我的疑惑。※※※※9月初，我接到不同人格来电。录音机有一段“霍尔顿女士”的留言，说大家的压力都很大。莎拉摔断手臂，乔希把账算在卡伦头上。隔天，詹森打来，他说他很害怕，因为迈尔斯失去意识了。迈尔斯跟乔希起争执，乔希掐他脖子。几天后，安现身，把局势稳下来；她出来的时候，乔希比较愿意放他们一马。迈尔斯打来电话说他喉咙痛，他想杀了乔希。他想起以前虐待他们的人会掐他们，阻止他们尖叫。他不敢去警察局，因为乔希说警察都是他的朋友，他们会杀了他。我告诉迈尔斯，乔希只是虚张声势，他跟警察没有半点特殊交情。卡伦应该，也绝对要报警才行。迈尔斯这才松了口气，破涕为笑。克莱尔曾经在一场葬礼上看见躺在棺材中的婴儿。她说，那些男人曾让她穿上白纱裙装，然后把她放进棺材里。克莱尔问我，婴儿是不是那些人杀死的？于是我只好告诉她“死产”的意思。凌晨1点，我接到“爱丽丝·奥弗希尔”的电话。她说她想自杀。她已经很久没出来了，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她似乎吓坏了。我说我能帮助她。她知道我同时也在帮助其他人，于是同意让我催眠。催眠后，我请凯瑟琳现身。凯瑟琳向我道歉，对爱丽丝擅自现身感到相当愤怒，她说爱丽丝还没准备好，仍需要妥善保护。挂断电话后，妻子背过身去，握拳用力捶枕头，捶了好几下，仿佛是枕头令她睡不好似的。我清醒地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感受来自卡伦还有诸多分身那无路可退、一点也没有减轻的负担。这阵子，我的婚姻出现许多复杂难题，而卡伦则是另一个难题。下班后，我理应给卡伦多一点限制，这样对我或多或少有点帮助。然而，我害怕这么做会对卡伦造成不良影响——她今生遇到的每个人都令她失望，我不能让她再失望一次。※※※※1995年10月初，我与西娅首度会面。她高举双手遮脸，极度惊恐，一副随时可能被打的模样。“我觉得我们会死，”西娅说。“你在保护自己吗？”我意指她举起的两只手，而非她的开场白。“我怕你会打我。”“怕我打你？”“大家都打我。可是克莱尔说你人很好。我不喜欢医生。”“医生怎么了？”“沃尔什医生讨厌我。他任由他们伤害我。他把我留在医院，然后医院的人也对我做不好的事。那些针啊什么的。”西娅仍以手遮脸。“你还是很怕我会打你吗？”“不怕。”“那你怎么一直挡着脸？”“我不想被你看见我脸上那个又大又

后几十年中日之间的恩怨情仇，都可以在这个重大事变中寻找到影子，中日交恶直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而结束。回望百年中日交涉史，日本总是能巧妙利用时间点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些时间点或是中国发展关键期，或是中国困难时，或是中国格外重视的节点。从国家立场上说，日本的这些做法对中国有极大伤害，也非君子所当为。但是从历史教训说，中国也应矫正自己的政治日程，不能以内政压外交，内政、外交应该建立一种良性联动，而不是恶性互动。不能将自己的软肋总是暴露在外，不能给对手留下可攻击的目标，更不能用党派的纷争、政见分歧为重，甚至利用外交危机实现党争的目的。在外交上，中国在坦荡荡的同时，也应该适度注意“小计”，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或许应该引起中国人的警惕，不要再以“倭人”视日本，更不能以阿Q心态蔑称“小日本”。日本是“大和民族”，是亚洲的伟大国家，是中国无法搬走的邻居，中日必须友好。中日之间只有重建正常国家关系，亚洲和平与稳定方才可期，中国重建辉煌方才可能。文化的根本在政治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与前此中国政治的急剧变化密切相关，是20世纪初中国人精神探索的继续。辛亥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上的剧烈变动，造成国人信仰的空前危机与混乱，中国向何处去——又一次成为中国人的难题。鲁迅在1932年的一篇文章中回忆：“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辛亥革命以后的一系列复辟事件导致新知识分子对政治失望，进而颓唐，他们觉得中国问题的根本可能不在建立新的政治体制，而在于改造传统文化。旧的文化传统是帝制复辟的社会土壤，要建立民主共和的新的政治体制，就必须彻底打碎旧的文化传统。然而问题在于，旧的文化传统从何而来？以儒家伦理为中心的帝王意识为什么不能随着民主共和体制的建立而自然消亡？辛亥革命通过暴力手段推翻了统治中国长达两千余年的帝王专制体制，但并没有迅速改变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和中国人的基本生存方式。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之后立即提出，民主、民族两大问题已经解决，中国必须尽快转入和平的建设阶段，着手解决民生问题。孙中山的想法具有普遍意义，在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之后，中国确曾出现过一段时间的经济建设热潮，孙中山本人曾期望致力于铁路的建设与开发，黄兴也有解甲归田从事实业的考虑，就连著名思想家章太炎，也在民国初年放弃书斋生涯，致力于东三省的实业建设和边疆开发。如果不发生重大意外的话，中国的经济建设在民国年间必将进入一个黄金时期，中国的综合国力在民主共和政体的框架内将得到迅速恢复，中国的社会结构和中国人的基本生存方式也将很快得到改变。到那时，中国人的意识形态也必将随之而改变，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也就自然会随着人们生存方式的改变而改变。良好的期待并没有成为现实。袁世凯在其执政的第一年，受《临时约法》内阁制的束缚，基本上是在民主共和的框架内处理问题。然而宋教仁血案爆发之后，不仅袁世凯开始“溢出”民主共和的正轨，就连南方的共和党人也不愿继续遵循民主共和的原则去解决问题，他们寄希望于武力。从此，中国政治离民主宪政体制越来越远，武人专制、军阀割据的局面由此形成，他们动辄进行武力较量，中国政治沦为军阀操纵的工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但他们把原因归结到文化实在过于天真，并没有找到根治此种痼疾的良药。事实上，不必用文化为政治家们脱离民主的轨道寻找借口，而应该从政治本身寻找答案。就政治本身而言，辛亥革命之后建立的民主共和体制实质上是和平的议会政治、政党政治，各政党都可以在议会进行合法的游说、辩论，以争取议会多数和社会层面的多数。议会政治的关键在于绝对排斥武力，只要参加了和平的议会政治，任何政党都应交出手中的军队，使军队成为国家政权的工具，而不应该成为政治家手中的筹码。孙中山等革命党的领袖们为民国制定了民主宪法，但他们在宋教仁案发生之后的本能反应不是借助法律的武器解决问题，而是诉诸武力，进行所谓的“反袁”斗争，由此开启20世纪中国政治史上武力革命之先河。而袁世凯作为合法的总统，事实上也没有遵守民主宪法所赋予的义务和权力，他期望从肉体上消灭政治上的对手，并利用合法总统的身份命令属于国家的军队为其个人政治利益服务。民初的政治家们都没有遵守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这既是民国初年政治黑暗的根本原因，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之所以会从文化上解决中国问题的直接背景。政治问题是一切问题的根本，只有首先解决政治问题，其他一切问题才会有转机。如果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即便在文化上来一次革命，彻底否定传统，实行全盘西化，也无法解决问题。文化问题、经济问题附丽于政治，反过来说，经济的发展与繁荣，能促进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与壮大，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与壮大，反过来就会影响中国的政治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期望二十年不谈政治，期望以二十年的时间为政治的良性发展打下一个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可能是找错了方向。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发生了严重分歧，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激进的思想家热衷于组建政党，从事政治斗争，期望用政治的手段去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可能和他们已经认识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方向选择并不正确有着某种程度的关联。

7日这天分出了胜负。皖系在西路主战场和中路都遭遇了重大失败，直系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首先是西路，吴佩孚诱敌深入，搞人际关系和行政工作远胜带兵打仗的段芝贵脑袋一热就中了圈套，孤军深入，在松林店遭遇吴佩孚的伏兵，全军覆没。然后是中路，直系王承斌的炮火直接击中了皖军中路指挥陈文运，陈文运重伤，在卫兵的护送下做了逃兵。领导跑了，指挥系统瘫痪了，小兵们的抵抗也就只能停止了。最终，大部分人选择投降。一天后，18日，张作霖的奉军开到涿州，在胜负已分的情况下加入战斗，张作霖总算没有浪费自己精于算计的特长。剩下的战斗就是一边倒，徐树铮的东路军被直军、奉军各个击破，皖系士兵或投降，或溃散，不复成军。直皖之战，纷纷扰扰，漫卷风云，其矛盾冲突酝酿了近两年。双方相互指责恫吓的口水仗打了几个月，而真正的战争其实只有四天，从14日打到17日就基本结束。败因，倒台有人或许会问，段祺瑞的军队不是挺牛的吗？清一色的日本军械、日式训练，军饷也最为优厚，军中干部也都是军校毕业生，人员素质应该说是相对上乘，为何会一败涂地？民意之类的借口就不说了。段祺瑞的军队综合素质是不错，唯独缺乏实战经验。任何一支优秀的部队，都一定要经历战争，即使失败也是一种宝贵的经验，最可怕的就是从来没有失败过。一支新军队，在己方取得优势的时候往往勇不可当，但一旦受挫，就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以致军心动摇甚至立刻溃散，这其实都是缺乏实战的结果。小时候看电影，国军长官吃了败仗，面见上司时总喜欢说一句话：不是国军太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对手的厉害，虽然说有点抬高自己，但对直皖之战来说，这确实是事实。皖系的对手很强大，尤其是吴佩孚的北洋第三师，这可是一支有着二十多年光荣历史的老部队。从成军到辛亥革命，从“二次革命”再到护法战争，可谓是身经百战。而且吴佩孚的战争指挥艺术和军事素养不仅胜过徐树铮，更是远超段芝贵诸人。直皖这一战将段祺瑞的精锐嫡系部队“边防军”（参战军）完全消灭，虽说还有一些省的督军算是段祺瑞的旧部下，但毕竟不是徐树铮这样有直接关系的铁杆手下。脱离了直接关系的部队，时间久了指挥不动在所难免。说了这么多，归纳起来就是一句话：段祺瑞再也不是过去的段祺瑞，势力大减，虎落平阳。这场战争的主角段祺瑞，此刻正静静地伫立在庭院中，夏夜的微风轻轻拂过，能让他更好地思考未来的路，不过他肯定没有注意到自己的两鬓又添了几丝斑白。一无所有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得到后再失去！但段祺瑞的成功不是白来的，他以一介草根攀上帝国权力的顶峰，早已明白了“舍得”的要义——拿得起放得下。因此他明白，对现在的自己来说，放下还可以活命，继续拿着则可能会死。所以段祺瑞决定把该放下的都放下——军队不要了，权力不要了，荣誉也不要了。19日，段祺瑞命令前线士兵停战投降，然后自请辞去所有职务，褫夺所有勋章。曹锟、吴佩孚包括徐世昌都很欣慰，这个强势得要“武力统一中国”的家伙终于下去了，就让他在天津老死吧。他们确实不能把段祺瑞怎么着，徐世昌是他多年的兄弟，曹锟是他多年的同袍，就连吴佩孚在名义上也算是他在保定军校的学生，更何况他对民国也有过功勋。不过段先生的铁杆手下徐树铮、段芝贵等人的下场不是很好，被全国通缉，四处逃窜。而安福系列产品——安福国会以及由安福俱乐部成员掌权的机构也被全部解散。皖系势力几天之间便烟消云散。还好，没有一个人被判死罪。说实话，民国初年的政治环境相当宽容，很多不用死的人都死不了。反倒是之后上台的国民党喜欢搞白色恐怖，自由度越来越低。尚武的段祺瑞垮了，民国的春天还远吗？第七章广东风云

分赃

直系、奉系击败皖系之后，面临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如何分赃？尤其是重中之重——北京政府的控制权。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威力已经被前辈曹操验证过了，任何野心家都想如法炮制，但现在“天子”只有一个，“曹操”却有两家，这该如何是好？两派实力相当，谁也不比谁强太多，因此两派商量出来的终极解决方案就是：相互妥协，各退一步。比如，这一部门你占了，另一部门就得给我。当然，直系比奉系出的力多一些，得到的甜头也就多一些。但总体来说，两派对政府的控制力相差不远，不至于失去平衡。至于总统，两派一时没有太好的人选。再者，让哪一派的人做总统都不能让另一派服气。因此，只好让双方都能接受的徐世昌继续把傀儡总统这份受气的工作做下去。不过有一件事是两派都自动忽视的，那就是恢复国会和《临时约法》。以前段祺瑞还搞个“安福国会”耍一耍，走一走形式，现在曹锟和张作霖连形式主义都不走。孙中山这边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于是他多次要求陈炯明率粤军回师广东，扫灭桂系和滇系，他还想再次北上“护法”。同为革命家，陈炯明这个人就比较现实。他知道打仗是要死人的，又不是下棋，输了可以再摆一盘。打仗打输了之后，大部分情况是再无翻身的机会。当然孙先生这种“不怕输，输不死”的特例不在考虑之中。因此陈炯明并没有听从孙中山的调遣。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孙中山虽然很窝火，却也无可奈何。陈炯明不接受孙中山的建议，主要是因为他认为还不到行动的时候，并非他不想率队返乡，事实上他一直在寻找和等待着一个让他能大展宏图的机会。机会历史进入1920年春的时候，陈炯明的机会出现了。此事还要从滇系和桂系控制的傀儡政府——广州军政府讲起。滇系唐继尧和桂系陆荣廷彼此都不放心对方，担心对方控制军政府，于是都想方设法在广东安插自己人和驻扎军队。广州军政府七总裁中的主席总裁岑春煊同志就是陆荣廷先生的正牌利益代言人，广东督军莫荣新也是陆荣廷的小弟。相对陆荣廷而言，唐继尧在广东的势力就弱势一些，毕竟这位仁兄在护法战争时偷奸耍滑出工不出力，事后分赃时捞的好处自然就少一些。即便如此，唐继尧也安排了一支滇军驻扎在广东。事实上，这支滇军——靖国联军第六军，并不是唐继尧在护法战争时派驻广东的，而是当年护国战争期间李烈钧同志带入广东的，本是作为一支偏师协助友军吸引火力。后来袁世凯众叛亲离在郁闷中死去，这支军队便一直留在广东。至于留在广东不走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唐先生看上了富饶的广东。唐继尧坐镇云南，遥控指挥这支军队代表他在广东发言，日子过得十分舒坦。就在这种好日子似乎看不到尽头的时候，唐继尧没有想到，已经有人在打这支军队的主意。此人叫做李根源，他曾参加同盟会，曾在云南发动辛亥革命，也曾参加护国战争，算是一位老革命家。但此人的政治立场不太坚定，常在职业生涯的不同时期更换老板。像这一次，他就打算投靠桂系的陆荣廷陆老板混口饭吃。1920年2月，李根源拜会了广东督军莫荣新先生。宾主双方举行了会谈，会谈在热情洋溢的气氛中举行，双方回顾了多年来的传统友谊，并就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交换了意见。李根源高度评价了莫荣新为广东省繁荣富强所做的杰出贡献，示意云南督军唐继尧遥遥指挥靖国联军第六军是不合理的，也不符现实需要，应该由荣师（指莫荣新）指挥才是。莫荣新则肯定了李根源为推动两方在军阀领域建立互信合作所作的贡献，并让对方协助自己吞掉这支军队再立新功。接下来，两人开始实施蚕食这支军队的计划。在桂系的运作之下，李根源当上了这支军队的最高长官（军长），并逐渐用自己人取代唐继尧的亲信出任军官。面对桂系的挖墙脚行为，视枪杆子如命的唐继尧做出激烈反应：解除李根源的军长职务，宣布靖国联军第六军由自己直接指挥，暂时由李烈钧代理。回望当年，蔡锷、唐继尧、李烈钧三人协力发起护国战争，也算有过一段不错的交情。因此尽管李烈钧是孙中山的人，唐继尧也还算信得过对方。再者，尽管孙中山不承认广州军政府的合法性，但李烈钧还在军政府上班，任总参谋长，替孙中山照看军队，避免孙中山人走茶凉。面对唐继尧的反击，李根源自然不肯束手待毙，于是拉出一部分忠于自己的人马跟李烈钧麾下以朱培德（朱德司令的同学和好友）为首的滇军打了起来，随后陆荣廷暗示莫荣新参战，唐继尧也派出部队增援，事情越闹越大。好在岑春煊和稀泥的本事仍在，在他的调停下，双方停战，李根源免职，滇系退出广东。广东从此桂系一家独大，军政府自然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跟桂系的广西总部功能重复不说，还得花钱养一帮闲人，太不值得。况且，战争期间军政府的官员们已经跑的跑、逃的逃，军政府只剩一个空壳。尤其是财政部部长伍廷芳，逃跑的时候还把剩下的一百多万现金也卷走了，后来献给了孙中山。人没了，钱没了，广州军政府随之瓦解，“非常国会”分崩离析。粤桂第一战广东局势一片混乱。在一旁已经观察了很久的陈炯明，终于下定决心出手：陆荣廷和唐继尧你们俩要当螳螂和蝉，就别怪我当黄雀！孙中山也看到了这个机会，于是派遣廖仲恺为钦差大臣，敦促陈炯明趁此良机率领粤军杀回广东，还承诺给予军费支持——孙中山刚刚拿到伍廷芳的那笔“赞助”。陈炯明虽然理财能力不行，但搞钱的歪点子不少，他派人给福建督军李厚基传话：你老兄如果给我一笔开拔费，我就即日起兵回广东，把我的地盘让给你，你看如何？李厚基十分愿意花钱送走这尊瘟神，于是陈炯明又拿到一笔钱。1920年8月6日，陈炯明高喊着令士兵热血沸腾的口号“打回老家去”，兵发广东！粤桂战争就此爆发！莫荣新先生统率的桂系军队这些年在富饶的广东养尊处优，积极吸鸦片，积极干坏事，就是不积极训练，本就不强的战斗力再度下降。而在福建卧薪尝胆两年、时刻盼望打回老家的粤军，一直在夹缝中求生存，时时警惕，处处小心，刻苦训练，远非吴下阿蒙。更何况，桂系军队有不少官兵都是广东人，还有曾经支持孙中山的老同盟会会员担当将领，内部并不稳定。因此，桂系军队被粤军打得满地找牙。战争开打两个月之后，受孙中山派遣，蒋介石重归粤军。因为粤军第二军军长许崇智请了病假，这次不是因为喝花酒伤身，而是在战斗中负伤。于是蒋介石任代理军长，率军节节胜利，尤其是在攻克最艰险也是最重要的两个战略要地——惠州、广州的战役中，再度展现了他的军事才能。美中不足的是，粤军未能全歼桂系驻广东的部队，留下大患。不是粤军不够勇猛，而是桂系的三位年轻人表现得太出色，他们亲自断后，带领部下拼死阻击粤军，使桂系大军残部得以冲出重围。这三个年轻人叫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他们用非凡的勇气和过人的智慧为战友们赢得了生机。在蒋介石已经做到一军之长的时候，未来十分生猛的“李猛仔”李宗仁还是营长，而军事奇才“小诸葛”白崇禧、上马领军下马管民的黄绍竑不过是连长。但不要因为他们的职位较低而轻视他们，这三个人将在五年之内一统广西，将桂系打造成西南最强大的势力。粤军虽然未能全歼敌人，但这并不影响孙中山对蒋介石的欣赏。他写信赞道：自陈其美去后，既忠于党又懂得军事还能率军打胜仗的同志，就只有你了。话里话外掩盖不住溢美之意，不过接下来话锋一转：你性格太过刚硬，与那些小人合不来，但是党对你期望很高，希望你能控制脾气，为革命事业将工作做下去，不要再动不动就负气出走。这番话表露出孙中山渴望蒋介石替他掌握粤军的急迫心情，但愿蒋介石不会让他失望。桂系跟滇系关系已经破裂，没了后援，在广东又打了败仗。事情到了这一步，陆荣廷已经没有谈判的筹码，只能乖乖认输。10月底，陆荣廷宣布取消军政府，取消广东独立。陈炯明你赢了，地盘归你，我陆荣廷走！11月28日，孙中山回到广州。粤桂之间的第一仗，孙中山获胜。奇人陈炯明获胜的真是孙中山吗？想知道答案的话，那就得好好研究一下广东的现任军政一把手“残仔明”先生。1920年11月10日，孙中山在上海下令，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统一军政。这道命令似乎有些问题。当年孙中山离开广东时，已经辞去了自己在军政府的相关职务，那他现在是以什么身份任命陈炯明？“残仔明”也觉得有问题：在福建的这两年，我只是有事才向你孙中山汇报一下，说汇报是给面子，其实就是通报一下，什么事都是我自己做主。我通过艰苦奋斗和浴血奋战才率兵赶走桂系，如今正是兵强马壮大展宏图的时候，你却出现了，我把你摆在什么位置上好？“残仔明”与其他行伍出身的大老粗军阀有所不同，他不是一介武夫。陈炯明，字竞存，是一个新式大学生，是以“最优等生”成绩毕业于广东政法学堂的高级知识分子。当年他做广东省议会议员时，曾先后提出《革除衙署积弊案》、《废除就地正法案》等多项有想法、有益于民生的提案。而且，陈炯明不同于那些只知道扩充自己地盘的粗鄙军阀，他有自己的政治追求，他是中国最早看好苏俄社会主义政体和美国联邦共和制政体的人。在当时，这两个国家尚未显现出明显高人一筹的实力，而陈炯明却已经开始了对这两种政体的探究，尽管很粗糙，但已属难能可贵。陈炯明一边为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感到兴奋，甚至和列宁同志通信请教问题，表达政治抱负；一边他又认为共和应该是全体人民参政议政，不应该由某一阶级专政。也就是说，他一边欣赏社会主义，一边又觉得应该用美国的联邦共和制来统一中国，也就是他一直主张的“联省自治”。矛盾吗？不矛盾，政治很复杂，可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各位也看出来了，陈炯明先生和孙中山先生的政治主张完全不一致。就算是好得蜜里调油的恋人，在价值观、世界观、人生目标不一致的时候都得选择痛苦地分手，何况孙先生与陈先生还没有如此亲密的关系？麻烦大了！矛盾在陈炯明的“不盼望”中，孙中山抵达广州。孙先生不是来广州旅游的，他还是来“护法”的。不铲平专制腐朽的北京政府，不统一中国，就不能停止革命。处理这么大的事情，孙中山当然要和广东省一把手陈炯明谈一谈，多交流沟通，才能促进合作。没想到孙中山刚起了个头，陈炯明就反驳道：我一贯的政治主张是“联省自治”，而非武力统一中国，再者，我们就占据广东一省，兵力财力都不足，有什么实力去支撑统一中国的战争？说到这里，得强调一下，孙中山之前想借助德美两国财力发展自己的计划破产了。德国成了一战的战败国，自己都保不住，哪还有能力管别人。而美国支持的直系正如日中天，有什么理由给直系扶植一个对手？听完陈炯明的这番话，孙中山怒了：粤军可是我当初千方百计给你争取来的，这本来就是革命的武力，岂是你陈某人的私产，广东是革命的基地，干革命事业岂能偏安一隅，应该集中一切资源准备北伐！蒋介石是全力支持孙中山的，他也在一旁帮腔，还把设计好的先征广西继而北伐统一全国的计划讲给陈先生听。可陈炯明根本听不进去。据史料记载，蒋介石此后又做了几次努力——无论是在私下，还是在正式的军事会议上，但他的计划和理由根本不为陈炯明所接受，于是蒋介石一气之下又离开了广州。孙中山的那封信白写了。陈炯明非但无视蒋介石的计划，他还反问孙中山：用鲜血换来的共和，只会偏离共和。因为暴力得到的东西，也会终结于暴力。而我们发动革命的根本目的，难道不是“保境息民”，让老百姓过几天安宁日子吗？孙中山反驳他：如果一个人心肝五脏都已溃烂，四肢怎会完好？一个国家如果糜烂，广东一隅岂能保全？所以我们应该把眼光放远，从大处着想，

，心里想，这分明是在警告我，如果再追下去，下一支箭就是射我嘛。同时又感叹，区区一个护卫都将周朝的风俗摸得一清二楚，而且辞令通达，不亢不卑，谁敢说南蛮没有文化，不懂礼仪啊？鲍癸命人接受了摄叔的礼物，对左右说：“车左的楚将善于射箭，车右的护卫善于辞令，这都是君子啊！”于是不再追赶，乐伯三人得以安全返回。乐伯的挑战在晋营引起了骚动，也给先谷等“主战派”一个极好的理由，他们齐集在中军大营，逼问主帅荀林父：楚国人都踩到咱们头上来了，难道还要当缩头乌龟吗？赵括更是拔出佩剑，恶狠狠地砍在案几上，说：“我等即便战死，也不能忍受此等羞辱。”说起荀林父的帐中，那真是鱼龙混杂，什么样的人都有。其中有一位魏锜（qí），乃是晋文公的虎将魏犨之孙，颇通几分武艺，自视甚高。当年晋成公为了巩固公室的力量，曾经将一批异姓贵族任命为公族大夫，魏锜以为自己很有希望，谁知道榜上无名，因此一直怀恨在心，处心积虑就只想晋军打败仗。当时他听到赵括这么说，便站出来向荀林父请战，说：“来而不往非礼也，楚将既然敢来致师，我军也不能示弱，请您派我前去致师！”话音未落，又有一位叫赵旃的站起来说：“如果魏将军前去致师，我愿为使者，前往楚营下战书。”赵旃乃是赵穿之子，一直认为自己应当成为六卿（三军正副元帅）之一，但是连个三军大夫都没当上，因此也是心怀不满，唯恐天下不乱。荀林父被搞得心烦意乱，跟士会商量了一阵，决定同意魏锜和赵旃前往楚营，但是任务有所改变：魏锜的任务是去谴责楚军言而无信，赵旃则是去邀请楚庄王如期举行会盟。魏锜和赵旃接受了命令。看到这两个人雄纠纠气昂昂地驾车而去，上军副帅郤克苦笑道：“两个心怀不满的人去了，咱们如果不作充分的防备，必败无疑。”先谷踹着路边的小石子，冷冷地说：“郑国人劝我们作战，我们不敢战；楚国人向我们求和，结果又不能和。主帅的意见飘忽不定，防备又有什么用呢？”士会劝说道：“还是要加强防备。如果这两个人惹怒了楚国人，楚国人乘机掩袭，我们就很危险了。有备则无患，如果楚国人放弃敌意，前来会盟，再解除戒备也不迟；如果楚国人带着敌意而来，我们有所防备，也不至于落败。”先谷不耐烦地说：“没那个必要。”士会是不想打这仗的，但是大敌当前的时候，他又极力主张加强防备，体现了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先谷很想打这仗，但是因为不痛快，连最起码的军事常识都置于一边，在他的心里边，恐怕和魏锜、赵旃一样，都恨不得晋军失败，好等着看荀林父的笑话吧。士会越想越不放心，派上军大夫巩朔、韩穿二将在敖山前面设下七路伏兵。中军大夫赵婴也觉得形势不容乐观，派人先在黄河边准备好船只。士会和赵婴都是聪明人，所不同的是，士会考虑的是大局，赵婴关心的仅仅是自己的生路。魏锜奉命来到楚营，见到楚庄王，也不行礼，就大大咧咧地说：“荀元帅派我来告诉你们，准备好刀剑，咱们战场上见！”说完转身就走。楚将潘党被他这种无理的态度惹恼了，带上十几辆战车，一直追到荧泽（湖名）。正好有六头麋鹿在湖边吃草，魏锜心念一动，也张弓射死一头麋鹿，命手下献给潘党，并且说：“您有军事在身，兽人恐怕不能及时给您提供新鲜的野味，谨以此鹿献给您的部下。”所谓兽人，就是掌管打猎的官员。乐伯献鹿于鲍癸，魏锜献鹿于潘党，均不说是献给他本人，而是献给他的部下——这也是春秋时期人们常用的客套方式，意思是小小礼物不成敬意，只敢献给下人。潘党收下了这头鹿，对自己的手下说：“人家这是学乐伯呢，我们难道还不如晋国人懂礼貌？”于是也放弃了追逐。那个年代的人，骨子里头有一种骑士精神，即便是赳赳武夫，也很有绅士风度。相对于魏锜的鲁莽，赵旃的行为更具有疯狂气概。他带着几十名手下，趁夜来到楚军的营门之前，铺了一张席子，自己坐在席子上喝了一夜酒，又命手下混入楚营。由此可以看出，楚军的防卫实际上也出现了漏洞。前面说过，楚王的亲兵分为左右两广，每广兵车三十乘。从拂晓直到中午，由右广担任警备；从中午到黄昏，由左广担任警备。楚庄王乘坐右广兵车，许偃驾车，神箭手养由基护卫；乘坐左广兵车，彭名驾车，屈荡护卫。直到第二天早上，楚军才发现有晋军混入营中。楚庄王十分恼怒，亲自带领左广追击赵旃。赵旃逃到一片树林前面，弃车跑入树林。屈荡也跳下车，尾随而入。赵旃酒也醒了，情知斗不过屈荡，干脆使了个金蝉脱壳，脱掉自己的盔甲，拼了命往树林深处跑。屈荡追赶不上，只好拿了他的盔甲回去向楚庄王交差。这个时候，荀林父也觉得不对劲了，派出重车部队出营接应魏锜和赵旃。潘党远远地看到晋军车队扬起的尘土，连忙派人报告说：“晋军出动啦！”孙叔敖怕楚庄王冲入晋军阵中，指挥全军出营列阵，说：“前进！宁可我军逼迫敌人，不要让敌人逼迫我们。诗上说，‘兵车十乘，率先破阵’，兵书上说，‘先人一步，可夺敌人的斗志’，全军前进！”这场史称“邲（bì）之战”的重大战役，就此拉开帷幕。楚军在孙叔敖的指挥下，战车飞驰，步兵奔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向晋军。荀林父这老头子完全被楚军的攻势搞懵了。自出师以来，晋军内部矛盾重重，指挥一直不太灵光，现在面对楚国人的全面进攻，更是顾此失彼，成为了一团散沙。眼见大势已去，荀林父在中军擂响大鼓，居然宣布：“撤退，先渡河者有赏！”这恐怕是有史以来最让人啼笑皆非的一道军事命令。依常理而言，就算是要撤退，也要有条不紊，才能最大限度地保存自己的实力。荀林父这道命令一下，晋国的中军和下军都没命地向黄河边跑去，开始争夺渡河的船只。一时间，黄河岸边鬼哭狼嚎，先上船的士兵急于开船，后面的人死死掰住不放，往往是一船人满还不能动，于是有人拔出刀来砍那些掰住船舷的手，没过多久，船中的断指多得可以用手捧起来。此情此景，真是让人难以相信，这竟然是曾经称霸中原数十年的晋国大军。当然，在这个关键时刻，也有人保持了霸主之国的尊严，那就是士会统领的上军。由于早有准备，楚国人一直未能突破士会的防线，尤其是设于敖山之前的七路伏兵，给楚国人不小的打击。楚庄王迅速调整部署，命工尹（楚官名）齐带领一个方阵为右路军，追逐晋国的下军；命其附庸唐国的军队为左路军，攻击晋国的上军。为了加强左路的攻势，又命潘党率领兵车四十乘加入，打算一举歼灭晋国上军。郤克问士会：“我们要坚守阵地吗？”士会说：“楚军现在斗志昂扬，如果集中力量打击我军，我军必然全军覆灭，不如收兵离开战场。我们没有与中军和下军在一起撤退，已经不需要承担临阵脱逃的责任，又保全了士卒的性命，也算可以啦！”于是亲自殿后，有条不紊地指挥上军撤退，保持了不败之势。大战之中，有许多花絮，被史官一一记录下来。楚庄王在左广的护卫之下，亲临前线指挥作战，结果遇到前来护驾的右广。楚庄王想换乘右广的战车，屈荡跳下车来，拦在马前说：“大王既然乘坐左广开始作战，就必须乘坐左广结束战斗！”楚庄王为其忠勇所感动，遂不换战车，而且自此之后，改变两广值班顺序，先乘坐左广的战车。战斗接近尾声，有一两乘晋国兵车陷入坑中，动弹不得。恰好有楚国士兵经过，楚国人教他们抽去车前的横木，才得以脱困。但是走了没几步，战马又不听使唤，徘徊不前，楚国人又教他们拔掉大旗，扔掉车轭，才彻底逃出来。楚国人这样做，是因为楚庄王下令说，战争已经大获全胜，不必再追杀晋国残兵。但是晋国人并不领情，逃出来之后，还回过头来嘲笑说：“哎呀，我们还真是不如贵军的逃跑经验丰富啊！”跑到楚军大营前喝了一夜酒的赵旃倒是不乏亲情，逃回军中后，将两匹好马让给自己的哥哥和叔父，自己另外找了一辆马车逃跑，在路上又遇到楚军的小股部队，第二次弃车入林。等他从树林里钻出来，正好看见大夫逢氏和他的两个儿子乘坐同一辆马车经过，便大声呼救。逢大夫也不是省油的灯，对两个儿子说：“别回头看，装作没看见！”但这两个傻瓜没明白父亲的意思，忍不住回头，而且惊呼道：“这不是赵老头儿吗？”逢大夫无奈，只好停下车，让赵旃上车。赵旃长得胖，他一上车，逢家的两个儿子只好走路了，结果被楚国人追上，双双战死。晋国下军大夫荀首的儿子荀罃（yīng）被楚将熊负羁俘虏。荀首说：“连自己的儿子都保不住，我还有脸回国吗？”于是带领自己的部属返回战场寻找儿子。魏锜素来与荀首关系很好，于是主动为其驾车。下军士兵为其英雄气魄感动，有不少人跟随着他。荀首手持一张大弓，看见楚军就射，但每次抽出箭都要先看一下，如果是支好箭，就顺手插入魏锜的箭袋之中。魏锜骂道：“你不去救儿子，反而爱惜起蒲柳来了，董泽的蒲柳难道用得完吗？”蒲柳是制造箭干的材料，晋国的董泽是当时的蒲柳产地。荀首回答道：“不得到别人的儿子，我的儿子又怎么救得回来？我可不能随便就用完这些好箭！”正好看见楚庄王的儿子公子谷臣和楚将襄老在收拾战场，连珠箭射过去，射死了襄老，射伤了公子谷臣。荀首俘虏了公子谷臣，又将襄老的尸体载于车上，说：“有这两个宝贝，还愁我的儿子不回来吗？”晋军自清晨崩溃，直到黄昏时分，楚军在邲地安营扎寨，仍能听到晋军在渡河的声音。第二天，楚军的辎重车队抵达邲地，楚军于是前进到衡雍。楚军上下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潘党建议：“大王何不收集晋军的尸体建筑一座京观？我听说，如此重大的胜利一定要告示子孙后代，好让他们不忘记祖先的武功。”所谓京观，就是将尸体堆积而成的死人堆，用现代汉语来说，叫做白骨塔也许更合适。楚庄王摇摇头说：“你知道吗？所谓‘武’字，止戈为武。当年周武王战胜商朝，作诗说，‘收起干戈，藏好弓箭，我追求美德，所以陈于夏乐之中，成就王业而保有天下。’又说，‘因此巩固你的业绩。’又说，‘广布先王的美德而加以发扬，我发动战争只是为了求得安定。’又说，‘安定万国，年年丰收。’赫赫武功，是用来禁止暴力，消弥战争，保持强大，巩固基业，安定人民，团结大众，丰富财物的，所以要子孙后代牢牢记住。”后人无从猜测楚庄王此刻的真实想法，但是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身边的各位楚国大夫无不为之动容，甚至有人掩面而泣。楚庄王接着说：“今天我使两个国家的人民曝尸于黄河之滨，这是残暴；炫耀武力以威胁诸侯，兵器不能收藏。残暴而屡动干戈，怎么能够保持强大？晋国仍然存在，何谈巩固业绩？违反人民愿望的事情还很多，怎么安定人民？没有美好的品德而与诸侯争强斗胜，如何团结大众？把别人的危机当做自己的机会，别人有难则暗自欣喜，以为是自己的光荣，何以丰富财物？武功有七德，我却没有一样，拿什么昭示子孙后代？我们还是先修建供奉先王的祖庙，向祖先汇报一下胜利的信息就行了，战争的胜利并非我的功劳。”我私下以为，只有强国的君主才能说出这样的话。尤其是那句“把别人的危机当做自己的机会，别人有难则暗自欣喜，以为是自己的光荣”，可以说是振聋发聩，足以警醒世人：一个国家和他的人民如果总是对别国的灾难感到幸灾乐祸，欣喜若狂，其实是一种弱者的表现，这样的国家很难强大。楚庄王还说，古代的明君讨伐不敬之人，抓住罪大恶极的杀掉埋葬，因此才有京观以示惩戒，现在晋国并非罪大恶极，晋国的士兵更是死于尽忠报国，又凭什么建造京观呢？于是祭祀黄河之神，在黄河之滨修建楚国宗庙，举行了庄重的祭祖仪式之后便班师回朝了。读史至此，又是一叹：连楚庄王这个封建君主都知道尊重尽忠报国的敌军士兵，低调对待自己的武功，为什么后世的人们在拍摄那些内战题材的电影时，丝毫没有痛楚的感觉呢？关于邲之战，还有一段花絮没有记载于正史，但是历来被人们津津乐道。相传楚庄王当年打败斗椒之后，举行庆功酒宴，大宴群臣，并命自己的宠妾许姬给大家敬酒，忽然刮来一阵怪风，将蜡烛全部吹灭。估计是有人喝醉了，竟然趁着天色昏黑将许姬揽到怀里。许姬手快，一边挣脱，一边就将那个人帽子上的红缨摘下来。许姬摸索着走到楚庄王跟前，低声将这件事告诉了楚庄王，并且说，快命人点亮蜡烛看看是谁胆大包天，敢动大王的女人。楚庄王听了，大声命令内侍：“先不要点灯！寡人今天与众卿痛饮，不醉不休，请大家都将帽缨摘下来再说。”于是众人都将帽缨摘下来继续喝酒。等到内侍重新点亮蜡烛，满堂文武都戴着无缨之帽，自然也就不知道是谁非礼许姬了。邲之战中，楚庄王亲临战场，发现有一个下级军官杀敌异常勇敢，五次带队冲杀，五次冲破晋军的防线，所向披靡。战后楚庄王要奖赏这个下级军官，却被他拒绝。这个人告诉楚庄王，他就是当年调戏许姬之人，为报答国君的宽宏大量，就算战死沙场也没有遗憾。这个故事在京剧中有个名目，叫做《绝缨会》。至于是否确有其事，现已无从考证。也许人们认为楚庄王是个有作为的明君，所以编造出这个故事来体现他的宽厚吧。至于那位赶着鸭子上战场的白胡子老公公，他的结局倒也不差。因为打了败仗，他向晋景公请求以死谢罪。晋景公本来想答应他的请求，士会劝谏说：“不能让他死。当年城濮之战，我军大获全胜，吃楚军的粮食都吃了整整三天，先君文公却仍然面有忧色，说‘成得臣还没死，晋国的忧患还没有结束，困兽犹斗，何况是楚国的令尹？’直到楚王命成得臣自尽，文公才喜形于色，说‘这下他可害不了我了！’楚军战场失利，又自损一员大将，可谓一败再败，数十年间不敢再与晋国争强。今天的失败，也许是老天在警示晋国吧，如果再杀掉荀林父，那就是我们一败再败，恐怕也将长期无法与楚国争锋了。荀林父为您服务，进则尽忠，退则思过，是捍卫江山社稷的人，为什么要他死呢？再说，他的这次失败，就像是日食月食，对日月的光辉又有什么影响呢？”所谓日月，当然是指晋景公。他将士会的这番话反复咀嚼了几遍，终于想通了，于是赦免了荀林父，并且仍然让他担任中军元帅。【乘胜追击，楚国入侵中原各国】邲之战的胜利，巩固了楚庄王的霸权。战后不久，郑襄公与许昭公联袂来到郢都朝觐楚庄王，向他表示祝贺。在那个你攻我伐的年代，强者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将弱者摆布于股掌之上；而弱者在夹缝中求生存，风吹两面倒，谁的拳头硬就听谁的，朝晋暮楚也在情理之中。据《左传》记载，邲之战之前，楚国大军围攻郑国，郑国大夫石制曾经秘密与楚庄王接触，主动提出愿意当楚庄王的内应，帮助楚军攻占郑国。条件是将郑国一分为二，楚国占一半，剩下一半交由郑国的公子鱼臣统治。邲之战结束后不到十天，郑襄公破获了这起阴谋，派人将公子鱼臣和石制杀死。石制的阴谋何以败露？《左传》没有言明，历史上也无人推敲。但是从郑襄公的表现来看，倒很有可能是楚庄王本人透露给他的，郑襄公感恩戴德，因此不远千里跑到郢都去朝贺。“乱离瘼矣，爰其适归（动乱离散是如此痛苦，哪里才是你的归宿）？”左丘明用这样的诗句来批评石制和公子鱼臣。无论天下太平还是礼崩乐坏，靠出卖国家利益来谋取一己私利的人，都得不到任何同情。楚军回国休整了半年。公元前597年冬天，楚庄王再度挥师北上，进攻宋国的附庸萧国。萧国人将熊相宜僚和公子丙囚禁起来，派人对楚庄王说：“如果贵国一定要打仗，就杀了他们。”熊相宜僚既然以“熊相”为氏，想必是楚国公室的分支，长期以来居住在萧国，相

过的、或因清军进军而农田遭到破坏的乡村，该年的赋税减轻一半。而且，北直隶的各府、州、县，皆减税1/3。尽管如此，在北京仍然有人散布谣言蛊惑民众，说是满族人有返回东北的计划。减税之后不久，北京市民开始风传征服者们将在阴历七八月份返回辽东。当他们看到一些士兵离开北京、返回盛京时，他们便认定这种推测已被证实了。对于那些满族人对中原的统治不会长久的说法，多尔衮甚为恼怒。他在7月21日发布了一个告示：我朝剿寇定乱，建都燕京，深念民为邦本，凡可以计安民生者，无不与大小诸臣，实心举行……我国家不恃兵力，惟务德化，统驭万方。自今伊始，燕京乃定鼎之地，何故不建都于此，而又欲东移。他又解释说，那些东去的士兵只是接家眷去了，他们还要回到中原来。那些与事实相违的谣言传播者，显然是企图捣乱的歹徒奸人，如果他们不思改悔则必将遭到严惩。然而，多尔衮对自身是否能长保天命护佑，也没有十分的信心。在上朝时，大学士刚林进言说，由于减免赋税与整肃弊政，新政权远比明朝好；但多尔衮则谨慎地回答说：“善与不善，惟天可表。”这时，六岁的顺治帝正准备从盛京迁都燕京。根据多尔衮的建议，皇上在8月9日把这个新都城改称为“北京”。9月2日，皇上任命了负责盛京事务的官员；9月20日，他便移驾入京了。然而，北京的大街小巷中依然流言不断，或说满人准备弃城而去，或说他们还在密谋尽屠汉人。1644年10月1日，多尔衮不得不再次发表了一项公告：予至此四月以来，无日不与诸臣竭尽心力，以图国治民安。但寇贼倡乱之后，众心警惧。六月间流言蜂起，随经颁示晓谕，民心乃宁。向传有八月屠民之语，今八月已终，毫未惊扰，则流言之不足信明矣。今闻讹传“九月内，圣驾至京，车兵俱来，放抢三日，尽杀老壮，止存孩赤”等语。民乃国之本，尔等兵民老幼，既已诚心归服，复以何罪而戮之。尔等试思，今皇上携带将士家口不下亿万，与之俱来者何故？为安燕京军民也。昨将东来各官内命十余员为督抚司道正印等官者何故？为统一天下也。已将盛京帑银取至百余万，后又挽运者不绝者何故？为供尔京城内外兵民之用也。且予不忍山陕百姓受贼残害，既已发兵进剿，犹恨不能速行平定，救民水火之中，岂有不爱京城军民而反行杀戮之理耶？此皆众人所目击之事，余复何言？其无故妄布流言者，非近京土寇，故意摇动民情，令其逃遁，以便乘机抢掠；则必有流贼奸细潜相煽惑，贻祸地方，应颁示通行晓谕，以安众心。仍谕各部严缉奸细，及煽惑百姓者，倘有散布流言之人，知即出首，以便从重治罪。若见闻不首者，与散布流言之人一体治罪。仅仅靠这样一个公告，或许还不足以安定北京居民。然而10月19日以后，当顺治皇帝终于驾临北京、举行庆典登上龙位时，关于弃京而去与屠杀汉人的谣言才销声匿迹了，然而，多尔衮仍然担心着这个根基未深的新生政权的命运，所以也意识到了对清朝所承袭的前朝旧制迅速改弦更张的重要性。多尔衮对有负天命的担忧，以及明朝覆灭的前车之鉴，使他尽其努力避免重蹈万历、天启、崇祯诸帝的覆辙。明廷的腐朽无能的最显而易见的教训，是内廷的擅权。一大批宦官事事染指，从皇族的饮食起居直到秘密警察的鹰犬之责。当多尔衮进入武英殿时，内廷的太监头目毕恭毕敬地迎候他，宦官们也摇身一变地对紫禁城的新主子谄媚效忠。然而，由于汉人合作者的提醒，他早已清楚，在大多数官僚眼中——更不用说广大民众了——这些刑余之人是多么罪恶昭彰。他的这种警觉，再加上他住在紫禁城外的南池子官邸之中——在此宦官头目没办法影响他——都意味着他当政期宦官权力已大大削弱了。交泰殿的墙上的一个金属牌告诫内廷官员，如果他们干预朝政，则将严惩不贷。宦官也已不许再管理皇庄收入。一些可供营私舞弊的职务以及宫室营造被停止了。1646年有令，凡自阉以充太监者，斩立决。

部分的改良

除了抑制宦官权力外，对于曾在崇祯朝力图变法图治而遭失败的汉人降官的建议，多尔衮也非常乐于接受。浙江人曹溶，是1637年进士、《学海类编》的编纂者、崇祯时的都御史。降清后，他官复都察院旧职，巡视北京的西城。他为恢复北京城郊的秩序提出了一些重要建议，其中包括：一、重振吏治，据贤授任，而不是仅仅依靠个人援引；二、整顿盐法、钱法和改革军需，以确保军队供给；三、禁止军官出卖军马、粮草与土地；四、命有司多方严缉盗匪，为首者诛，胁从者许以不杀，劝其向善；五、发帑金于北直隶麦熟处平籴，以备赈恤；六、派军打通京西山区的交通线，以解都城煤炭供应问题。宋权呼吁废除明末为筹集军需征派的“三饷”，许多官员加以响应。1644年8月18日，清廷明令废除“三饷”，禁止官员私收讼费，命令对府县财政进行审计，并号召检举惩治“衙蠹”。这些法令中反复提及明朝官吏的“弊习”，主要是针对吏员的种种劣迹的。它并没有抓住制度上的缺陷，而这正是明代政治的主要遗留问题。繁冗的法律条文，庞杂的水利管理机构，无底洞似的赈济项目，特别是巨大笨重的财政机关，都必须恢复工作秩序。在三个世纪以前，明朝以元朝组织制度为蓝本，建立了它的地方行政体制。在这一体制中，帝国的政治目标与行政手段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脱节。这一致命的裂痕，可以说正是法家控制、支配社会的意图与儒家不去破坏社会自然运行的愿望之间的矛盾。那么，就只能诉诸一种大规模的、甚至是激烈的解决方式。然而那种一揽子的解决并未实行。作为另一种选择，清朝的官员对帝国的实际事务采取了一种谨慎保守的态度，主要致力于对政府行政的某些方面进行修补。事实上，最令人吃惊的是，为了达到把官僚制行政机器的效率提高到可能的水平这一目的，实际上并不需要做多少事情。需要调整，但用不着取代；要做些修补，但并不是另起炉灶、推倒重来。进一步说，这些法律、水利与财政的改良，主要是这样一批人的任务：他们亲身经历过明朝的行政，如今又得到了一个旧日未曾得到的机会，来对他们早已熟悉的那种体制进行某种调整，以使之处于最佳工作状态（参见下表）。总之，这种修补和调整是那些“局内人”的工作，他们如今正在与入侵者合作；这或许部分地又因为，他们也认识到新政府将为他们提供一个在明朝所没有的革故鼎新的机会。从另一面说，新政权也很乐于鼓励与促成这些改良。因为它的领袖、摄政王多尔衮完全相信，天命的维系在于通过一个有效率的、能带来公益的政府，来赢得帝国臣民的忠诚。满族的早期改良的推行，体现了一种循序渐进以臻完美的精神，这与南宋的谨小慎微的保守态度有更多的相似之处，却大不同于北宋那种富于进取的，然而又有教条色彩的理想主义精神。例如，安徽人、1634年进士、1644年和1645年的刑部给事中孙襄，此刻正关注着法制的改良。那时，部分地由于战争状态，地方官员在司法上颇少约束。孙襄发现，许多年来在量刑上有很大的随意性，在明律之下，不同的判决并无合理的依据。所以，他请求要统一司法体制，使之具有一致性，制定量刑标准，并下发给官员。他的请求得到了批准。后来，在1647年担任了刑部尚书的李化熙的支持下，这种范围有限的改良仍在继续进行。新的刑典被颁布了，各种条格的制定也被提到了日程上来。李化熙的继任者、1631年进士、安徽人张秉贞，清理了刑部一些多年的积案，平反了一批错案，并释放了一批冤囚。这些改良措施的累积效果，是使整个司法体制恢复了一个世纪以前的那种正常秩序，并为18世纪的严密的治安和司法体制奠定了基础。前明官员在多尔衮摄政初期（1644—1646年）的改革建议表注：1．赵尔巽纂：《清史稿》第二四四卷，第6—7页；《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4—6页。2．《清史稿》第二四四卷，第8—9页；《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40—41页。3．《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8—9页。4．《清史稿》第二五六卷，第2—4页。5．《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47—48页。6．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48—49页。7．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49—50页。8．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25—26页。9．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24—25页。10．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7—8页。11．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23—24页。12．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43页。13．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49页。14．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53—54页。另一些改革在户部进行。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多尔衮进京后的最早的措施之一，就是宣布废除额外的赋税，特别是明朝最后50年中加派的“三饷”。1644年11月8日，即顺治皇帝登基后不久，这又被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在随后颁布的一些法令中，降低了商品税与贸易税，颁行了新盐法，放松了关卡控制，并减少了税收过程中的非法现象。如同一再申明的那样，其目的，是把税额严格限制在明朝万历时期额外加征以前所确定的那个额度之内。根据1645年7月21日清政府颁布的诏书：河南、江北、江南等处人丁地亩钱粮及关津税银、各运司盐课，自顺治二年六月初一日起，俱照前朝会计录原额征解。官吏加耗重收，或分外科敛者治以重罪。凡各派辽饷、剿饷、练饷、召买等项永行蠲免；即正项钱粮以前拖欠在民者亦尽行蠲免。大军经过地方免征粮一半，归顺地方不系大军经过者免三分之一。贯彻这一政策的困难，在于明廷财政账簿的令人惊讶的状态。当满族人接管了明廷户部账簿后，他们发现税收账目一片混乱。最后两个朝代没有任何税收登记，所以清廷只好以万历年间的赋额为基础来确定税收标准。1646年6月9日，多尔衮下令纠矫财政的混乱状态。这一天颁布了一项诏令，命令大学士冯铨对京城各衙门的钱粮进行一次彻底的清查，并且弄清帝国现在的耕地有多少，解赴京师的税收有多少，存留地方的有多少，以及诸衙门的经费各是多少，而行政长官手中又有多少。在内责成各该管衙门，在外责成抚按严核详稽，拟定赋役全书，进朕亲览，颁行天下。这是自从16世纪80年代大学士张居正的税收改革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性的土地大清查。尽管这些措施的贯彻情况并不总能让最高统治者完全满意，但这毕竟使政府开始把财政机器上紧了发条。如同我们所能够看到的那样，政府的财政管理经数十年之久才再次稳定下来；但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毕竟已经迈出了最初的一步。在此，如同其他方面的行政改良一样，清政府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了明朝原来的制度。但由于这一官僚机器的“祖宗成法”并不是清人自己所有的，因此，他们能够自由地对之做些改动。新政权能够利用一些不大的变动使这一体制重新获得活力与效率。最终，这些行政改良促进了社会繁荣，并逐渐复兴了中国的经济。但在短期内，那还没有带来直接的社会效益，来减小在中国许多地方激烈的阶级冲突所引起的普遍不满。确实，清政府实行的另一些政策，甚至还加剧了社会动乱，并导致了一系列的反清起义。

满人的弊政

尽管北京的占领军纪律严明，但是，在1644年6月14日建立了一个特别的满军驻防区之后，由于这影响城中61％的居民，一场社会混乱仍然发生了。汉人居民被从这一区域赶了出去，被迫到城南寻找居所。由于1644年天花的传染率特别高，由于满人相信只要与汉人接触就会染上这种疾病，许多汉人被赶到农村去了，过上了长期的隔离生活。尽管京师的一些富裕粮商捐谷接济难民，但这种大规模的种族迁居，仍然引起了极大的困难与怨恨。当满族进入中国北部时，在京师及其周围地区也出现了贸易的萧条。这部分地是战乱的结果，但也是因为主顾关系改变了，以及满人利用特权地位大占其便宜。早在1644年9月18日，多尔衮就指出“东来之人”向汉人兜售人参是“扰害地方”、强买强卖、漫天要价。确实，满人一进入中原就开始压榨商业。他们的汉人追随者被命令接管了商务机构，或结伙去敲诈行商。在统治上层里，贵族控制了木材贸易，并为汉人私盐贩子提供保护。与此同时，一些汉族不法商人加入了汉军八旗，甚至身着满服，口操满语。因为最初几年中，几乎没有汉人敢于冒犯旗人。在1645年秋，多尔衮因而再次重申了对人参贩子的警告，并且宣称，如果他们在贸易中为非作歹，那么，无论他是汉是满，地方官有权将之逮捕，解送京城严惩。尽管多尔衮有令在先，诸多弊端却依然故我。穷困潦倒的汉人继续卖身投靠于旗人，并利用抬高了的身价在市场上胡作非为，和进行盐、茶、人参的走私贩运。1647年夏，户部得到命令加强措施制止非法的私盐贩运，当时这种走私活动在一些官员支持下已经公开化了。这些法令看起来毫无效果。在1649年2月19日，户部再次接到谕旨：人参商人“扰乱地方”，其措辞与1644年的那次指责一模一样。在起初，在临清、济南及扬州等几个城市中，允许合法的人参买卖。而现在则命令，这些规定要加以变动，人参贸易将完全由京师的官方机构专营，对违法的私商将处以最严厉的惩罚。最后，还采取了一些措施以防止上层满人经商，并消除汉族降人在满人庇护下经商的诸多弊端。在1648年6月3日，所有属于皇室的商人和所有旗人家族成员，都不准从事对外贸易。三年后，多尔衮告诫汉人官僚，不要因为皇族的生活方式而使自己也变得腐化了。在1651年，朝廷命令地方官员，对犯有上述罪过的旗下奴仆与依附人加以严惩。然而很清楚，只要旗人在中国社会中占有如此显赫的地位，这类弊端就将继续存在下去。果然，1651年的诏令在权贵的力请下很快就被取消了。“皇商”在外贸中的这种优越地位，一直到18世纪对中国的零售商人们还有重大影响。在1679年，汉人依附者如果违反了专营法而经营参盐，仍然要立刻受到惩治。当成千上万的人在征服后拖家带口进入中国北部地区时，满族人及其依附者的经济特权加剧了两个民族之间的紧张，政府鼓励这些背井离乡的移民到旗下登记，或是返回辽东。但这种迁徙仍在持续。那些登记于旗下的人得到了政府分配的土地，但这又导致了另一种紧张与社会混乱，因为这些土地原来是由汉族农民在耕种着。

旗地与奴隶

当满人刚刚进入北京时，他们就没收了明朝皇室及北直隶达官显贵们的土地。那些其田主死于战事的无主土地或忠明抗清分子的土地，也被充公了。这种征服前曾是田庄的充公土地，被再分配给满族的王公或皇室成员。早在1645年就已决定取消口粮配给，自诸王以下，每名满族成丁分给土地6垧（约42亩）。1月20日，户部受命清查北京周围的土地，包括有主之田。在此地的一些地方，旗人已经圈占了一些无主耕地。那些荒地，再加上重新分配的土地，在4万多旗人中被分配下去了。已经占有土地者，在这种圈占的土地中也得到了一份，其多少则依家庭人口而定。而且，满人被要求与生活在这一地区的汉人分隔开来，“满汉分居，各理疆界”。这意味着要实行迁移政策

了孙中山的队伍。这就是最早期的国际纵队。民族的也是世界的，跨国际的革命友谊确实存在。虽然日本是近代对中国伤害最深的国家之一，不过宫崎寅藏、山田良政等人确实算得上中国人民的朋友，一生为中国的革命事业鞠躬尽瘁。其中，山田良政不久之后就在惠州起义中牺牲，成为日本革命志士在华殉难第一人。朋友多了，路也就多了。孙中山后来又认识了日本“黑龙会”的首领头山满和内田良平，不过这两个人不像前面的那几位日本友人那么纯真无邪。后来有人问头山满：为什么要起名黑龙会？这家伙回答：我要把黑龙江变成大日本帝国的内河！这个国际黑社会组织的邪恶可见一斑，可以预见他们结识孙中山的目的是龌龊的，不就是想借孙中山之手达到分裂中国的目的吗？还好暂时双方的目的都是一致的——推翻清朝，算是求同存异吧。不过与狼共舞终归是一件危险的事情，迟早有一天会付出惨重的代价。……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就来到了1905年。孙中山这些年一如既往地做着两件工作——拉人入伙、筹款。在黑龙会的帮助下，这两件事情都做得不错。他最大的收获应该是收服了两个广东老乡做小弟，一个叫汪兆铭，一个叫胡汉民。汪兆铭，1883年生，属于80后。他家庭清贫，祖上至少五代贫农，兄弟姐妹九人，生活着实不轻松。尤其是命运在他13岁那年开了个巨大的玩笑：父母先后永远地离开了他们兄弟姐妹。很难想象他们是怎么活下来的。不过老天总是公平的，在给你磨难的时候，又总是给你希望。老天爷给了汪兆铭两个大多数人不具备的特长：一是长得相当帅，皮肤白皙，俊眉朗目，儒雅中又闪烁着几分侠勇之气，顾盼生辉，令人一见入迷。民国时期总有好事之人非得整个“四大美男子排行榜”，虽然四大美男子有多个版本，但每个版本都是汪兆铭排第一，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二是他很有才华，18岁考中秀才，而且还是第一名。了不起！碰巧那会儿袁世凯他们正弄公费留学生的事，凭汪兆铭的本事，自然是手到擒来。1904年9月，汪兆铭挤在三等舱的乘客当中，首次踏上了日本东京的土地。同船的乘客之中，还有跟他同时被录取的好朋友兼老乡胡汉民。胡汉民，字展堂，1879年生。此人也是一个读书的好手，考秀才就跟玩儿似的。不仅如此，通过考秀才，胡汉民还琢磨出了一条生财之道：做枪手，在科举中为人代考。胡汉民在枪手生涯里枪枪命中，因此信誉好得出奇，开枪费用飙升至六千银圆！实在是价格不菲。现在代考英语四六级的那帮人跟他一比，估计要气得跳楼。钱赚得差不多了，也就意兴索然了，于是胡汉民跟汪兆铭一起登上了去往日本的轮船，公费留学去也。那时候在东京特别流行同乡会。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广东同乡会的聚会上，汪兆铭和胡汉民见到了世界闻名的孙中山，他们有没有两眼冒小星星没人知道，但他们相当的激动是肯定的。两个小屁孩被孙中山的平易近人感动得一塌糊涂，当即就表示要入伙孙中山的团队创业！孙中山自然是来者不拒，人才越多越好。除了把汪兆铭这种特别优秀的人才招入麾下外，孙中山还走出了一条特色道路——在江湖中取得了相当之高的地位。虽然距离武林盟主的地位还有点远，但是称雄一方已经没有问题。孙中山的动作如下：一是合并了好几个省的江湖门派哥老会、三合会，壮大了兴中会的队伍；二是正式在夏威夷首府檀香山加入致公堂。职位是“洪棍”——掌管刑法的内八堂当家大爷。孙中山的这一身份意义重大，从此将世界各地的洪门兄弟纳入革命的旗帜下。不过据史料记载，海外洪门准备的约二十万美元的见面礼才是孙中山先生的真正目标。要知道当时美国人民的收入平均每个月也就是几十美元而已，这笔钱是绝对的巨款！双雄等孙中山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有一个人已经在等他了，他就是黄兴。黄兴，原名黄轸，字克强，1874年出生于湖南长沙。22岁中秀才，后入张之洞的两湖书院深造，毕业后被选派去日本弘文学院留学。只不过他上的是速成班，大概相当于如今的函授班。这么说来，黄兴算是张香帅的门生。黄兴在东京弘文学院的这一年里，没有谈恋爱，也没有玩游戏，他只关注军事课程，尤其是骑马和射击。跟他一起念速成班的人之中，有一个与他同岁的年轻人叫杨度。此人才华卓绝，抱负不凡，两人常常一起讨论中国的前途。黄兴主张革命，但杨度拥护宪政。虽然黄兴老是说不过杨度，但也输得非常开心，非常佩服杨度的才学。这个叫杨度的仁兄后来差点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走向，下文再谈。这两个人不知道，在弘文学院的校园里，与他们擦身而过的人之中有个叫做周树人的，也在这里补习日语，打算学好日语之后去日本最好的医科大学学医，拯救国人。不过，此人后来弃医从文，笔名叫作“鲁迅”。除杨度之外，黄兴还结识了好几个朋友，比如蓝天蔚、吴禄贞、张绍曾、蔡锷这样优秀的人才。不过这几个人上的学校比他好，读的是最好的日本军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而且他们是三年制，不像黄兴只一年就完事儿了。这里提一下这个蓝天蔚。他是湖北人，跟吴禄贞、张绍曾合称“北洋士官三杰”，在日本留学生中的地位就是老大哥，什么阎锡山、蔡锷、唐继尧、孙传芳都是小字辈。他后来去了日本陆军联队实习，相当于在一流外企工作过的人，之后回到湖北帮助张之洞编练湖北新军。1903年春夏之交，镀完金的黄兴归国。途经武汉的时候他被母校邀请前去发表演讲，没想到一次普通的演讲，捎带着宣传了一下自己的革命主张，竟然就让一个小师弟佩服得五体投地，要跟着他出来闹革命。其实也不难理解，就像经年未见的师兄突然从国外一流大学学成归来，立于台上传授成功经验，而台下的满堂师弟师妹佩服得要命一样。不过这个小师弟不是普通人，很有才也很有名，他叫宋教仁。接下来，黄兴和宋教仁两人办了“华兴会”，为了招纳人马，黄兴又加入了兵强马壮的湖南哥老会，并在慈禧七十大寿那一年（1904年）搞了一次长沙起义，虽然小小地扫了老佛爷的兴致，但起义也失败了，跟孙中山的广州起义失败原因完全一样：消息走漏。最后，黄兴和宋教仁逃到了日本。“同盟会”宝刀屠龙在日本，黑龙会无孔不入。在他们的撮合下，黄兴见到了大名传遍宇宙的孙中山。这次见面很愉快，两位造反界的巨擘决定联合成立一个更强大的组织。1905年7月30日，兴中会与华兴会合并，“同盟会”在黑龙会东京总部成立，孙中山、黄兴分别当选头号领袖（总理）、二号领袖（执行部的庶务，地位相当于副总理）。22岁的汪兆铭当选评议部部长，分管宣传工作这一块，核心任务是负责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于是，《民报》理所当然地成了同盟会宣扬自己主张的阵地。孙中山在这个阵地上发出了第一声呐喊，在他为《民报》所写的发刊词里，他首次提出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这就是“三民主义”，全文言简意赅，深入浅出，与十年前那份写给李鸿章的信已经是天壤之别。《民报》影响力很大，汪兆铭的见识也很高，文笔也很好，风格也很有趣。连北京深宫内院的慈禧老美女在没事的时候也买两份，见识一下美男子的风范，末了，还两眼杏汪汪地感叹一句：帅！真帅！也不知道慈禧有没有考虑过把这位美男收进后宫。不过慈禧不知道他叫汪兆铭，因为他用的是笔名——精卫，我们一般都叫他汪精卫。伟大的同盟会就这么诞生了，不过为什么叫同盟会呢？它的名字本身已说明得很清楚，它是许多小革命团体再加上许多革命个体户联合组织的一个革命大拼盘。从同盟会成立起，会中就分为三大派——孙中山的广东派（兴中会）、黄兴的湖南派（华兴会）、章太炎的浙江派（光复会）。前面两位大家都知道，重点说一说这个章太炎。无论是在学问界，还是在造反界，他的地位都是相当得高，犹如金庸小说中的周伯通：功力奇高，辈分至尊，但人疯疯癫癫的，什么事情都敢做。所以他有两个外号：“神经病”、“章疯子”。按道理，这些小团体一经入盟，小团体本身就不应该继续存在了，但这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干法，咱中国知识分子是喜欢搞小圈圈的，所谓“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也。例如某人是兴中会成员，他同时也是同盟会的会员。这样一来许多会员就要发生“双重忠诚”的问题，一旦这双重忠诚发生抵触，盟内党内就要闹分裂。伟大的同盟会后来果然因为这个原因而四分五裂，不过这是后面发生的事情，同盟会暂时还是拯救神州的屠龙宝刀！接下来，不少一时之秀都被孙中山顺利地纳入彀中，如廖仲恺、章太炎、陶成章、蔡元培、胡汉民、李烈钧、程潜、阎锡山、张群、唐继尧、蓝天蔚、吴禄贞、陈其美、陈炯明、马君武、李四光、陈天华、秋瑾……这么说吧，只要后世有点名气的民国人物基本上都是同盟会会员，这里也就不再罗列了。不过孙中山的一揽子人才计划在杨度那里吃了闭门羹。话说杨度这些年靠着天才的智商、高水平的情商以及出众的宪政研究水平，在中国留日学生中人缘很好，如蔡锷就经常找他蹭饭吃。总之，杨度很是混得开，他也凭此当上了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这么一颗希望之星，孙先生哪能放过。孙先生也以为凭他和同盟会如今的声望，那是吃定了杨度。于是他亲口力邀杨度加盟。面对孙先生的美意，杨度不仅没给孙先生面子，还向前辈发起了挑战：我主张君主立宪，我的事办成了，希望您帮助我。您号召民族革命，您若成功，我将完全抛弃自己的主张，来帮助您。努力国事，就在今日，希望不要相互妨碍！你杨度虽有才学，也自信得过了头吧！居然敢跟孙先生对着干。不过你还别说，他还真不是说着玩的，他是来真的。他要跟孙先生来一场比赛，看看谁才是最后的胜者！在杨度和孙中山上擂台之前，我们得关心一下擂台上的另一名主角。第十四章袁世凯吹起立宪大泡泡

“梁大财神”

袁世凯应该不知道未来的对手孙中山都在忙些什么，或许知道了也不会在意，因为他笼络的人才毫不逊色。越接近权力的中心，朋友会越少，敌人则越来越多。所以，袁世凯必须强大自己，才能保证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有了权力和地位，才能做那些他想做的事情。显然，一个人的力量肯定不够，所以需要一些帮手。地位越高，事业越大，需要的帮手就越多。还好，官场有一个显规则，允许你请一种专业人才来帮助你。这种人才善于出点子，只要他看得上你，或者你出得起钱，又或者你有本事挖到墙脚，那么就可以无限制地拥有这种人才，我们一般把这种人才称作幕僚，也就是参谋。袁世凯的幕僚团队阵容很强大，但其中功劳最大也最忠心的，当属梁士诒和杨士琦。梁士诒，广东人，进士。这个人也很特别，他不算纯种的幕僚，可能那个时代流行把自己往全面发展培养吧。他精通西方经济学，还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尤其喜欢应酬。在人才市场上，他是能熟练运用西方现代实用经济知识的明星。不过这位兄台运气不大好。1903年，梁士诒参加朝廷新开的“经济特科”进士考试，中了状元。可惜慈禧看梁士诒不大顺眼，严格来说是他的名字有点问题——“梁头康尾”，梁启超的梁，康有为又名祖诒。慈禧是非常讨厌梁启超和康有为的，于是一下子把他的功名给撸了下去。连榜眼杨度也受到了牵连，一块儿丢了功名，仅仅是因为这个榜眼曾经听过梁启超讲课。别人都不敢用梁士诒，怕得罪了老佛爷，不过袁世凯听说了梁士诒的经济才能之后，赶紧用厚礼把他请了过来，赋予他重任。袁世凯最初让其督办铁路（铁路局局长），梁士诒由此发挥专长，一发而不可收，后来又办了交通银行（今中国交通银行的前身）。当时，西方列强的财团、民间资本都只愿意跟梁士诒的交通银行合作，可见他在金融方面的才能和做人的成功。梁士诒也基本上成了袁世凯的管家和钱袋子，人送绰号“梁大财神”。总而言之，只要有用钱的地方，袁世凯就找梁士诒。后来袁世凯把综合性人才梁士诒放到了一个更加适合他的位置上——秘书长，行政和金融一把抓。虽然梁士诒如此厉害，但我在这里真正要重点推荐的人是杨士琦，他足智多谋，深不可测，是袁世凯的参谋班子里最纯正的幕僚。“谋王”杨士琦杨士琦，字杏成，安徽人，举人。杨士琦当了十余年的试用道员（代理市长），一直没有转正，表面上是四品官员，干的却是最基层的业务员的活，没少被人排挤，这一切都一直在磨炼着杨士琦。多年的摸爬滚打，让杨士琦对人性的黑暗面有着清楚的认识，所以他掌握了相当的阴谋诡计和权谋手段。虽然杨士琦精于权谋诡计，但事实证明，他并不是一个滑头的两面派，在多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他始终坚定地站在了袁世凯一边，并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忠诚最终战胜了政治对手，为袁大官人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他还有一个叫杨士骧的哥哥，人称他俩为“杨氏双杰”，这两个人都曾经是李鸿章的幕僚。李鸿章死后，袁世凯对淮系旧人都是礼贤下士，每日都挤出一段时间在办公室约谈这些旧人，谈话完全是平等的、朋友式的，让这些老臣子们心里很舒服，觉得这新来的总督真不错，完全没有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感觉。袁世凯就这样接收了淮系的几乎全班人马，重点目标“杨氏双杰”自然也在其中。杨氏两兄弟特长各有不同，哥哥是管理型人才，弟弟是谋划型人才。袁世凯因材施用，提拔杨士骧接替自己的山东巡抚一职。对于杨士琦，因为徐世昌已被外放，所以袁世凯给杨士琦安排的角色是自己身边的首席智囊。此时的袁世凯虽然地位已经很高，但是根基还不是很稳固。毕竟他曾经的两个靠山都已经离他远去，老师李鸿章死了，欣赏他的老上司荣禄也在1903年年初去世。刚刚跳槽的杨士琦勇敢地站了出来。他对袁世凯说：要想迅速强大起来，在没有大力丸吃的时候，再寻找一位强有力的盟友也是壮大实力的好办法之一。袁世凯当然明白这个道理，但他拿不准谁才是合适的盟友。杨士琦的眼光很毒，他说：我看中了一个人选——庆亲王奕劻。一来奕劻是个没本事的家伙，而且极其贪财，容易操控；二来我认为奕劻会接替死去的荣禄成为新任领班军机大臣。荣禄虽然很忠心，但也有一个大缺点——太有个性、太有主见，这让慈禧太后有所不喜。所以慈禧太后一定会从现在的军机大臣里面挑一个肯听她话的人出任新任领班军机大臣。奕劻胆小且没主见，正是不二人选。袁世凯有一个很大的优点：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一点很少有人能够做到，但这正是袁世凯所擅长的。所以袁世凯告诉杨士琦：你办事，我放心！你全权运作此事！杨士琦带着巨额银票找到了奕劻。他把银票送到了奕劻手中，奕劻顿时眉飞色舞，表面上却假惺惺地推辞说：项城太费心了，我怎么能收他的？杨士琦的回答很巧妙，给奕劻找到了台阶下：袁大人知道王爷不久必定出任领班军机大臣，在军机处办事的人每天都得进宫伺候老佛爷，而老佛爷左右又有许多的太监和宫女，他们一定会向您道喜讨赏，而这一笔开销非常可观。这些微数目不过作为王爷到时零用而已，以后还得特别报效。于是，奕劻非常好意思地收下了银票。不久之后，奕劻果然成为领班军机大臣。一切都在杨士琦的预料之中！好在杨士琦之前的牵线搭桥令袁世凯占据了人情的制高点，毕竟雪中送炭比锦上添花要珍贵太多！从此以后，杨士琦每个月都要去奕劻家串串门，联络联络感情，当然主要是去送礼。杨士琦也没有白孝敬奕劻，因为每次朝中有什么事情，他的老大袁世凯都知道得比别人要早。好了，杨士琦同志的事迹就先介绍到这里，因为与他接下来要做的事情相比，这连牛刀小试都称不上！预

人C交ZOOZOOXX妓院复，在屋内埋藏一些称之为“镇物”的物品。然后雇主全家人的运程便会变差，轻则家宅不宁，时有损伤或惹上官非；重则患上恶疾、遇上灾劫、孩童夭折，最坏的情况下甚至会家破人亡，是一种非常恶毒的诅咒。其实这是个误传，鲁班术并不只是厌胜，它还包括了治身、开号、兴造、机关和化煞，但却因后人常常使用其中害人的厌胜术，最终使得鲁班术被世人认定为“邪术”。在参看《闻风拾水录·奇门篇》的时候，我曾了解过不少奇门遁甲的相关典籍，其中就曾提到过鲁班术，它源自上古黄帝的奇门遁甲，是一个旁系分支。如果不是晖儿说破提醒，我还不会注意到这个设置，也不会找到那个真正造成危害的木牌。……灶间所处的位置是屋子的东面。东位居九宫的兑七宫，五行属金，八门居惊门。卧室所处的位置是屋子的西面。西位居九宫的震三宫，五行属木，八门居伤门。“勾陈”八神之一，“白虎”为其阴遁，性好杀，司兵戈争斗杀伐病死。“天禽”字木牌暗含的是九星中的天禽星。奇门遁甲中天禽遇伤门即生病痛之气，主无病而亡，痛入骨髓。那木匠究竟动了什么手脚呢？灶间是最容易产生异变之气的惊门，他放置了刻有勾陈、白虎的木鱼，用来引动汨罗鱼，这里的金属性迫使木性的汨罗鱼潜入水缸，随饮用水进入常五根老婆的腹内。卧室是最容易产生伤病的伤门，他在梁上安置了天禽星木牌，引发了天禽遇伤门的大凶格局，在屋内形成了伤病之气，使得汨罗鱼在常五根老婆的身体里异变作乱，啃噬骨头。完美配合奇门遁甲的鲁班厌胜术的确精湛，但这么狠毒的做法却令人发指。处理了两块木头之后，常五根抱着老婆移到别间养病，林岳又开了两服中药调理，暂时没有什么大碍了。常五根不住感谢，拉着死活不放，杀鸡宰羊地要好好款待我们。这个偏僻的农田区信息闭塞，藏匿一段时间倒也不是问题。林岳装神弄鬼地和常五根嘀咕了一阵，后者便以为我们是群低调的高人，连连应承不将此事张扬出去。……“娘的，碍事的家伙！”一个人影在屋外的树荫中闪过……二、逆门拾骨奇门遁甲在周秦时期谓“阴符”，汉魏时期名“六甲”，晋隨号“奇门”，唐宋称“遁甲”，明清以来才叫“奇门遁甲”。据史料记载，《奇门遁甲》传自轩辕黄帝，成书于周朝，此书早已传世，但一直以秘本单传。书中以易经八卦为基础，结合星相历法、天文地理、八门九星、阴阳五行、三奇六仪等，不但是风水堪舆学说的高深部分，更被广泛地应用于古代军事、建筑和医药理论中。我一直很在意这件看似平常的厌胜术事件，仅仅为了一次口角便如此对付一个农家妇女，似乎有些过了，而且就布设者的手法来看，这人在奇门遁甲方面的造诣远不止此。厌胜术可能只是他用来掩盖自己真实出处的一个障眼法。……常五根的热情一直持续高涨，不但天天好酒好菜的招待，还把屋子腾出来给我们，自己带着老婆住到后面的平房去了。庄户人老实厚道，但在这不大的村子里，没有什么是可以成为秘密的。常五根的口风再紧，他老婆被高人医好的事情还是不径而走了。幸好村子比较荒僻，唯一的司法机构在十公里外的镇上，没什么大事一般不会有人来走动。我蓄了几天的胡子，向林岳要了一副墨镜，对着镜子都有些认不出自己了。林岳坏笑着一个劲地打趣我，说看上去更像逃犯了。村里的村民先是借着串门来常五根家坐坐，闲聊着便开始求教家里的怪事，大多都是心疑作祟，也有不少是因为迷信乱治导致病情加剧的。林岳这小子正好施展开自己的拿手绝活，最高记录里一天医好了十六个病人，村里人立刻给他封了个“活扁鹊”的头衔。一贯嘻嘻哈哈的他在治病救人的时候却显得分外专注，S在一旁帮着打下手，时常偷瞄的双眼中流露出赞许的神情。不过，有一件事却与众不同。一天，常五根的邻居刘德柱找上门来，说他老婆被鬼咬了。这倒是很稀奇的说法，即便是虚灵也不会轻易咬人，何况人死后所谓的鬼魂。可见到刘德柱的老婆时，我却大大地吃了一惊。……“老凡，这女的就跟掉进硫酸里似的，都烂开花了。”林岳查看完后，心有余悸地说道。刘德柱的老婆双腿自膝部以下完全腐烂变形，肌肉骨骼呈炭黑色，腐烂的部位干瘪萎缩，没有任何的体液渗出，正如林岳说的那样，像是被硫酸严重烧伤的迹象。但这一切只是源自她脚心上无故出现的一块青黑色瘀痕。据刘德柱的老婆回忆，不久前她下地干活回来，洗脚的时候发现两只脚心各多了一块瘀痕。平日间农忙下地难免磕磕碰碰，已是习以为常，大概是无意间踩在石头上弄伤的，所以也没当回事。可就是这块瘀痕，在一周内不断扩张开来，迅速地布满了整条小腿，干瘪腐烂得如同陈年腐尸。刘德柱看着就傻眼了，长这么大哪见过这种怪事啊，村里头的老人说，八成是叫田里的死鬼给咬了吧。村子里原本田地并不多，大片的荒地里遍布着乱坟堆。后来镇里发展农业，开来几辆推土机，一顿猛推，把地都给平了，再翻整耕犁，这才有了大片的农田。刘德柱一下茅塞顿开，这家里农田恰好就是原先乱坟堆的一块，耕种时还曾掘出过人骨头，应该就是被鬼咬了脚。……和常五根老婆不同，刘德柱的老婆身上没有任何虚灵作祟的痕迹，除了奇怪的病灶之外，我隐隐看到她的双腿隐隐散发着一层青黑色的雾气。“奇了怪了，她的腿上怎么会那么多腐气？”林岳看着残缺的黄叶纳闷道，这是他刚刚贴在刘德柱老婆腿上的，只一会儿的功夫就枯黄成这样。腐气是地下阴气与动植物尸体交化产生的一种特殊物质，莫炎曾用过的尸獾身上就具有这种物质，它可以迅速腐化动植物的尸体，将其分解入地下。一般说来，这种腐气只会存在于地下，在阳气较重的地方会很快地消失，更不要说如此气势汹汹地在人体内作威作福了。“能不能把她的鞋给我们看看？”我向刘德柱问道，“下地那天穿的。”一双旧布鞋放在了面前，翻开鞋底，我和林岳的眼睛都是一亮，鞋底里夹着一片灰白色薄片，这是一片被磨成三角形的骨片。“走，我们去田里转转。”我和林岳对视了一眼，冲刘德柱说道。……一片绿油油的稻田间，大批的作物预示着来年的丰收，可农田的主人此刻完全开心不起来，这田就是刘德柱的。他带着我们在田埂上来回转悠了两圈，找到了出事当天他老婆干活的那个地块。刘德柱老婆干活的那块地靠近路边，因为路基石块的关系有一部分地方只能废弃不用，有些路过的人难免会随手丢弃一些杂物。刘德柱夫妇一则图省事，二则为了不影响田里的作物，便用煤渣铺了一层，随手清理起来方便。可就在这层煤渣里，我和林岳发现了一些黑色的粉末。“估计就是这么回事了。”我对林岳低声道，“有人用了逆门拾骨。”“不能吧？逆门拾骨在风水堪舆里是禁术。”林岳脑袋的体积似乎大了许多，“这犄角旮旯的村子里，怎么那么多失传的偏门术法？”“不知道，我总觉得这里有些奇怪。”我思索道，“鲁班术和逆门拾骨都是偏门术法，但却同样源自奇门遁甲。”墓葬风水中有一种特殊的做法，流传自闽南一带，在死者下葬一定时间后，开掘墓穴，将尸骨取出，放置在瓷器翁罐里。这种做法的由来常被解释为人之血肉属于人间，必须待其腐朽之后再作正式埋葬，因此称为“拾骨”。但事实并非如此，闽南一带土质特殊，常常会在尸体腐化时郁积大量的阴晦之气，甚至会滋生一些恶类虚灵，以至影响墓葬者的家人后代。当地风水堪舆者因地制宜，想出了拾骨的做法，散去墓穴内的阴晦之气。不过，人类的行为总是徘徊在正邪之间，逆门拾骨便是一些不良人士发明的生财之道。他们将一些尸体埋放在特殊的土质环境中，佐以一些药物，尸体腐烂后留下的尸骨便包含了大量的阴晦之气，之后将尸骨处理成骨片，放置在被害人的衣物鞋帽或日常用品中，并用阴性物质作为触媒引发，使得生人的肌体与阴晦之气发生作用，从而在身上产生大量的腐气，导致被害人死于痛苦之中。奇门遁甲中的八门对应了人体的八个重穴，而骨片的放置位置正是依照这八门而来。……“你们中医不是也和奇门遁甲有关系的吗？”S瞪大了眼睛道，“对那个什么开门和关门的应该有研究啊。”“我的姑奶奶哎，那是古代中医学，您去瞅瞅，现代中医学哪有这个呀？”林岳一脸苦闷道，“不是《黄帝内经》只怕连阴阳五行都给断了。”生门和开门属于人体的左右腿脚位置，骨片从鞋底作用在这两门上，被煤渣里的阴性玄武石粉触发后，阴晦之气直接进入腿部产生腐气。在生门的滋生循环作用和开门的接地呼吸作用下，腐气不断增强扩散，刘德柱老婆的两条腿已经烂到了大腿部分。“生门为土，开门为金，土火则生，金遇火则败。”我想了想，“林岳，五行针灸你有没有想过？”“我想过，但金针、银针都犯了五行忌讳，玉针、骨针又经不起灸烧。”林岳摇头道，“这时候倒是希望那个臭脸大哥在身边了。”莫炎的灵火能力倒是很适合这个方法，但此刻不知身处何地的他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火针行不行呢？”晖儿递过两支线香，“这个不犯忌吧？”“哎？！还是嫂子聪明！”林岳从地上一跃而起，“香灸法，连我这个中医都没想到。”“呵呵，我可不懂什么中医香灸法。”晖儿笑道。林岳冲我挤了挤眼，出门转了一圈，回来时手上拿着一大把绿叶。让晖儿和S出门等候，刘德柱却死活要守在老婆的身边，无奈之下只好让他尽量远离，我和林岳俯身用线香操弄起来。不多时，一股灰黑的雾气自刘德柱老婆的足底涌出，屋内立刻充满了一阵腐臭，刘德柱被呛得一阵作呕夺门而逃。林岳摘了几片绿叶让我遮在鼻间，手下大蓬的绿叶迎着雾气堵了上去，随着叶片的枯黄，腐臭味逐渐消失，刘德柱老婆腿上的黑气也完全褪去。……“你老婆的命是保住了，不过，这俩腿算是废了。”林岳向刘德柱交待道，“最好送医院去截肢，这么下去迟早要感染。”“谢谢……谢谢两位……”刘德柱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说道，“俺老婆这条命是你们给捡回来的，下辈子做牛做马也报答不了啊。”“呵呵，没那么严重，救人是应该的。”我笑了笑，继而问道，“你和你老婆得罪过什么人没有？”“得罪人？没啊，我们夫妻俩从不和人吵架。”刘德柱被我问得一愣。“你仔细想想，不一定是吵架，也许是一些小过节。”晖儿在一旁提醒道。“小过节……哦，有！有一个人！”刘德柱拍着大腿道，“村东三里地住着的那个耿婆！上回托我老婆进城带东西，说是短了斤两，唠叨过两句。”“这耿婆是什么人？”林岳问道，“一人住村子外头？”“对，这耿婆是个孤老太婆，没儿没女的。”刘德柱点头道，“她那脾气古怪得很，不太跟人来往，自己一人住在村子外头。”“一个孤老，靠什么为生的呢？”S奇怪道，“没人照顾也怪可怜的。”“她那手脚可比年轻人还利索，自己能下地种菜，七十多的人了还能嚼铁蚕豆。”刘德柱忿忿道，“肯定是她，这耿婆懂点医术什么的，但不随便给人治病，成天神神道道的。”“是她不是她，咱就别研究了。”林岳打着哈哈道，“不过以后你遇着还是绕道走咯。”……“亦凡，这里逗留得太久了，通缉令在网上已经发布了，我怕你会被人认出来。”“嗯，我和林岳商量过了，今天收拾一下，明早离开这里。”“你想好去哪里了吗？”“暂时没有，我给莫炎发了邮件，也许可以去云南那边避一避。”……村头，常五根等一干村民足足送出一里地，我们费尽口舌劝了半天，他们这才依依不舍地道别返回。“还是农村人淳朴啊～～”S感叹道，“哪像城市里的那些伪君子那么势利。”“就是，就是，你看送的这干粮瓜果，都赶上一个小超市了。”林岳掂了掂背后的大包，乐滋滋地说道。“就惦记着吃，也不想想背不背得动。”S撇嘴道，“瞧你那乐和劲儿，跟捡了什么天大的便宜似的。”“嗳～～我又怎么了我？”林岳被S说得一脸郁闷，“民以食为天，这可是圣人说的话。”晖儿笑着用手肘捅了我一下，我俩识趣地走在了前头，身后两人不住地拌着嘴，像对长不大的孩子。“S说话的口音都变北方味了。”我偷笑道，“估计咱们林岳有戏。”“你这逻辑有点奇怪了。”晖儿冲我调皮的一笑，“不过你说话也有北方味呢。”“哦，那我和林岳估计也有戏了。”我装傻道。“这不是么，连贫嘴都学会了。”晖儿笑着给了我一拳。空气中飘着一股暖暖的油菜花香，亡命天涯的日子却才刚刚开始。……出了村子不多久，便能远远地看到公路，我们互相商议了一下，决定沿小路行走，一路往南，途中等待莫炎的回音。“这个臭脸大哥，放着好好的高科技手机不接电话，只收邮件，真是个怪人。”林岳如是说道。莫炎的确是个怪人，手机永远处于拒绝接听状态，只怕连短消息他也懒得去看，现在只希望他早点看到我发出的邮件。不过，很快我们就看到一个比莫炎还怪的人。那是一位老婆婆，她正在一座小屋前跳着绳，身边的收音机里正播放着欢快的流行乐曲。“嗬！瞧这老太太的精神劲儿！”林岳擦了擦额上的汗水道，“比咱们几个可强多了。”“这里是东南面。”晖儿冲我小声道，“这个老婆婆会不会就是刘德柱说的耿婆？”话刚说完，那老婆婆已经看到了我们，放下手上的跳绳，关了收音机，脚下三步两步便拦在了我们面前。“你们几个就是在村里治病救人的那什么‘赛扁鹊’是吧？”老婆婆的声音洪亮干脆。“嗳？赛扁鹊？那是什么玩意儿？”林岳一脸茫然道，“是吃的吗？”“臭小子，别跟我耍贫，告诉我是还是不是？”老婆婆脸一板。“凭什么回答你？！”S冲冲地回道。“呼”地一声，S手里抱着的狴犴突地蹿到了地上，神色凝重地望着老婆婆。“龙子狴犴？”老婆婆眼睛一亮。这老婆婆居然能看出狴犴的龙子身份，我心里不由得暗暗提防起来，如果她就是村里那些怪事的始作俑者，那眼前就该是一场硬仗。“您是耿婆吧？”晖儿笑着说道，“我们是在村里给人治过病。”耿婆点了点头，蹲下身子自顾看着狴犴，那狴犴严肃地和耿婆对视了片刻后，便像只温顺的家猫般上前在耿婆的脚边磨蹭了起来。摩挲着狴犴那柔顺的毛皮，耿婆的脸上露出一丝惊讶，双手轻轻按在了狴犴的头部。“田然那个老家伙在哪儿？！”耿婆突地站了起来，眼中闪动着凌厉的光芒。三、三奇掩衬看了眼床上刚咽气不久的老婆，刘德柱摇了摇头，点上一锅旱烟蹲在房里猛吸了起来。“奶奶的，俺这丑婆娘能卖到这个价钱，算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咯。”刘德柱暗忖，“邻村的李寡妇才二十五，水灵灵的，等拿到钱就去提亲。”想着，他的脸上不由泛起一片猥亵的笑容，眼中似乎已经看到了李寡妇那白嫩诱人的躯体。不过，这躯体很快就被一个突如其来的人影撞破了，刘德柱还没有反应过来，身子便悬在了半空。当然，他可不是平白无故地悬在那里的，一只白皙的手掌正卡住了他的颈部。格地一声，刘德柱的颈椎在那手掌和身体自重的作用下立刻折断。歪斜的脑袋已经不能再思考什么了，不过刘德柱的眼中清晰地映出一个人影，一个满脸调皮笑容的人影。“两万块就能卖了自己老婆的命。”那人影甩手将刘德柱的尸体撇在了地上，“我多给三万，连你的一起也买了吧。”一厚叠百元大钞撒在了刘德柱的尸体上，崭新的票面将死者的面容映出一片粉红，像是人们兴奋时特有的面色。只不过，刘德柱是兴奋不起来了，虽然眼前的钞票足以让他娶上三个李寡妇。……“田然那个老家伙在哪儿？！”耿婆凶巴巴地说道，两眼暴出凌厉的光芒。“天然？这里到处都是天然的，至于老家伙嘛……”林岳继续口不择言地贫着，但话未说完，却突然脚下一软跌坐在地上。那一瞬间，我清楚地看到耿婆的左手做了一个不易察觉的动

，这个25岁的小伙子在之后的数十日水上逃难中成为了孙中山的贴身侍卫，他叫做叶剑英。叶剑英，广东人，朱德在云南讲武堂的师弟。他出身武术世家，父亲是武秀才。受家庭的影响，叶剑英从小就好武，在云南讲武堂读书时，曾与日本教官比拼剑道。别看他此刻还不为人知，之后大家便会发现，在中国近代百年历史几乎每一次重大的转折点上都有此公的身影。还好孙中山逃得快，没过多久，总统府就挨了三炮，这就是“炮轰总统府事件”，也称“六·一六事变”。粤军就此一分为二。许崇智第二军的大部、第一军第一师的大部支持孙中山，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第一师，它就是三年后的那支战斗力超强、建功最大的北伐“铁军”——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班底。至于粤军余下的大部分人马，大多跟着陈炯明一路黑到底。孙先生运气真是不错，若是晚走半小时，后果不堪设想。再联想到孙中山先生革命几十年，每到关键时刻总有人出手相助，不得不感叹一声：每一个成功人士的背后，总是需要一点点好运气的，这似乎是天命。17日，孙中山在“永丰”舰上发出了第一封电报，命令李烈钧和许崇智率北伐军回师讨贼。18日，又发了一封电报：事紧急，盼速来。这是发给蒋介石的。蒋介石是讲义气的人，接到孙中山的电报后，没多感叹陈炯明这厮果然反了，也不守孝了，只是把两个儿子蒋经国和蒋纬国安排给了兄弟张静江，自己独自南下，义无反顾地回到了风暴的中心。蒋介石一登上“永丰”舰，就被委以全权，指挥海军对战陈炯明，表现十分出色。在孙中山落难之际，蒋介石捐弃前嫌前来“救驾”，尽心竭力地随侍左右，怎能不让孙中山感动？孙中山遂将蒋介石引为心腹。经此一役，蒋介石昂首进入国民党军界的最高领导层。后来蒋介石把这段经历写成了一本书，叫做《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把自己如何得到孙中山信任，如何与孙中山患难与共的故事，用夹叙夹议的写作技巧描写了一番。虽然书中重点突出了蒋介石本人忠诚英勇的表现和革命叛徒们阴险无耻的嘴脸，略显主观，但也不失为一部精彩的叙事性史料。蒋介石火线“救驾”之际，李烈钧和许崇智的营救行动也开始了。北伐军奉命回师攻粤，但一入广东，就有相当多的广东籍军官倒在了陈炯明的糖衣炮弹攻击之下，纷纷倒戈。加上广西桂系的沈鸿英在吴佩孚的利诱下，也带着军队落井下石。北伐军腹背受敌，只好分两部撤退，李烈钧一部退向广西，许崇智一部退到福建。在“永丰”舰上熬了五十多天后，孙中山连续收到坏消息：海军中的不少将领没能经受住大浪淘沙的风雨磨砺，晚节不保，英雄变狗熊，倒在了陈炯明的金钱攻势下。孙中山眼见无法扳倒陈炯明，只得率蒋介石等人借道香港，于8月初回到了皖系卢永祥势力范围内的上海。又失败了。孙中山已经算不清自己是第几次失败了。第九章孙文寻枪，国民党起

苏俄送枪

孙中山，近代史上最著名的革命领袖，革命三十余年，屡败屡战。基本就是从一个失败走向另一个失败，但是，这并不妨碍他的伟大。一个人可以被击倒一千次，但只要他有勇气第一千零一次站在敌人面前，他就不算失败。很显然，孙中山就是这个敢于再次站在敌人面前的勇士，而且他越败越勇，每当再次站起时，都会变得更加强大，让他的敌人更加敬畏。陈炯明的叛变对孙中山的打击很大。在他看来，利用军阀打军阀的道路已经走不通了。回到上海后，尽管孙中山很疲惫，但他还是开始了新一轮的思考。革命的出路究竟在何方？其实他心里早有答案：找一个可靠的、强有力的外国援助。所以他现在所思考的问题是：哪一个国家能给予可靠、强有力的帮助，且能切实做到？他认为是苏俄。在革命生涯的不同时期，孙中山曾向不同的大国求助。其实早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他就派出几个探路者，希望能与苏俄进行合作，希望这个新型的革命国家能在军事上帮助他、引导他，可苏俄没有答允孙中山。这很正常，毕竟双方实力差距太大，而合作往往是在双方地位或实力相近的条件下进行。就好比现在你给李嘉诚写一封信，说你要与他进行商业合作，请他先赞助你一些钱，他不告你讹诈就不错了。直至1921年12月，刚参加完中共“一大”的马林受共产国际委托，才与正在筹备北伐的孙中山见了一面，做了一些正式交流。马林向孙中山介绍了苏俄革命的情况。从马林口中，孙中山才对共产主义有了初步的感性认识，才知道中国有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孙中山也向马林谈到了自己的阶级成分问题，他说我生在贫农家庭，完全是无产阶级的人，能理解共产主义。马林很满意这个答案，当然，孙中山的热诚款待与谦和也给马林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马林回去后，在递交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国民党的头头们大都是同情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而且总是站在工人一边，一点也没有表现出为资产阶级吆喝的意思。在报告结尾，他下了如此的结论：我们应该力挺国民党，至于目前力量弱小的中国共产党，最好的出路也许就是加入国民党。尽管马林通过共产国际做了很多努力，但孙中山已经等不及马林的回音，他关心的是如何快速搭上苏俄这条线，如果能争取到苏俄的援助，应该是一条不错的出路。这时候，有人建议孙中山可以主动联系一个人，此人叫越飞，苏俄驻华全权代表。越飞是1922年8月12日抵达北京的，他来中国的目的是与中国建交。苏俄这种新生国家的首要任务就是打破被世界孤立的状态。而莫斯科的解决办法就是“送大礼”外交，说白了就是到处寻找同情苏俄的大力人士，找到后即以好处为诱饵，劝他们成为苏俄之友。越飞也给中华民国带来了好处——承诺放弃俄国在华特权、租界和剩下的“庚子赔款”（《辛丑条约》赔款），但这点好处相对于中苏两国在外蒙古的领土之争完全不够看。北洋政府认为外蒙古是中国的领土，前后数次破坏俄国分裂外蒙古的图谋。但可惜的是，俄国、苏俄以及后来的苏联分裂外蒙古之心不死，发誓要把阴招进行到底。于是，苏俄红军于1921年7月在外蒙古扶植起了一个傀儡政权。尽管如此，越飞在北京还是先后联系了两个人，毕竟人都来中国了，差旅费也花掉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且把死马当活马医吧。越飞先是联系上了中华民国外交总长顾维钧。顾维钧和唐绍仪脾性相投，翁婿二人脾气都很强硬。顾维钧对越飞说：你们先从外蒙古撤退红军，咱们再谈建交的事情。越飞当然不会答应顾维钧，于是他转而联系吴佩孚，吴佩孚直接拒绝了越飞的提议。毕竟苏俄与西方为敌，而直系已经有了英、美两大赞助商，为了一张看不见的饼失去已有的支票可不值得。就在越飞失望的时候，孙中山的使者上门来了。使者肩负的任务并非说服越飞同意双方建立正式合作关系，毕竟国民党现在连块根据地都没有，拿什么去跟苏俄合作？使者最现实的任务是邀请越飞派遣代表去上海与孙中山接洽交流。这个要求当然没有问题，苏俄使者在8月25日抵达上海。没想到苏俄使者到达后不久，老熟人马林也来了。孙中山视之如甘霖，亲命蒋介石招待，并很快会晤苏俄使者及马林等人。双方进行了深入交流，谈到了若干重要细节。苏俄一方传授说，他们之所以能够夺取政权，是因为拥有两大法宝。第一大法宝是坚定的群众支持。他们用广大劳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讲对方乐于接受的道理，发动了最广大的底层群众。第二大法宝是忠实的军队支撑。只有用“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军队，才知道自己为什么打仗、为谁打仗，这样的军队才会是战无不胜的军队。革命其实就是建立属于党的武装，就是发动群众，就是暴力夺取政权，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他们用血的代价换来的经验。这番话就如一道撕裂黝黑苍穹的闪电，既让孙中山为之目眩神迷，也彻底惊醒了他！孙中山顿悟了。国民党走的是精英路线，很少去接触普通民众，普通民众的心声自然很难反映到自己这里来，那自己怎么去赢得百姓的支持呢？反袁的“二次革命”不就被老百姓误以为是武装叛乱吗？而且自己一直都没有重视对军队进行革命主义教育和爱党思想改造，以致自己没有一支忠诚的革命军队，被迫利用一个军阀打另外一个军阀，彼此间是纯粹的利益驱动，哪里谈得上半分忠诚，焉能不败！孙中山意识到，自己现在必须以苏俄为师，建立属于党的武装，暴力夺取政权，这才是可行之路。可他也知道，这是一个大工程，没有外力的援助是很难完成的。可他更明白，尽管他很需要苏俄的帮助，但是若没有拿得出手的成绩说明国民党的价值，苏俄是不会跟没有利用价值的势力合作的，即便是能合作，对方也会提出十分苛刻的合作条件。因此，孙中山在跟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张静江等人商量过后，决定走一步险棋——赶走陈炯明，拿下广东，然后邀请越飞南下洽谈正式合作。击败陈炯明孙中山没有必胜的把握，不过要想在不损害自己的合理利益的前提下拿到苏俄援助，就必须这样做，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冒险！冒险并不是孙中山的喜好，而是他的天性，就好像他血管里流着的血一样。但孙中山手中可用的队伍就只有那两支被陈炯明打残后正在广西、福建休整的北伐军，这如何能够打败陈炯明？孙中山想了想，还是只能走老路子，收买军阀做雇佣军，合纵连横，借力打力。孙中山调查后发现，从广西、云南一带收买军队比较现实，一是其地理位置离广东比较近，二是这两个地方有一些小军阀已经快混不下去了，收买的代价比较小。于是孙中山派出使者去联络这些潜在的客户，幸运的是，很快就传回了好消息。以刘震寰、杨希闵为代表的不少桂系军阀、滇系军阀愿意接受收买，他们愿意组成滇桂联军讨伐陈炯明。这支联军大约三万五千人，装备甚差，训练也很差，好在陈炯明麾下那支流失了太多英才的粤军也称不上精锐，再加上在广西、福建休整的北伐军，对付陈炯明应该差不多了。万事俱备。1922年10月中旬，孙中山将北伐军改名为“讨贼军”，任命许崇智为东路讨贼军司令，蒋中正为总参谋长，刘震寰为西路讨贼军司令，两路夹击陈炯明。讨伐革命的叛徒陈炯明！出发！东路讨贼军是背水一战，只许胜不许败，而西路讨贼军也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因此战斗意志非常旺盛。而陈炯明先生就不一样了，他完全没有心理准备，怎么也没有想到孙中山居然敢打回来：就那么一堆残兵败将，居然敢冒犯自己的虎威？孙中山有心算无心，打了陈炯明一个措手不及，东、西两路讨贼军顺利挺进粤境。三个月后，历经苦战的讨贼军终于打开了通向胜利的大门。粤军中的一些墙头草见势不妙，迅速将枪口对准了曾经的战友，陈炯明众叛亲离，一败涂地。1923年1月15日，陈炯明宣布认输，辞掉所有的职位，带领残兵败将退守老家惠州一带。躲到一边休养生息的陈炯明先生显然并未输得心服口服，但孙中山也没有不依不饶痛杀落水狗的打算，因为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孙中山拜师在把陈炯明赶回老家做宅男之后，广东在名义上回到了孙中山手中。为什么说是名义上呢？因为孙中山真正能掌握的广东只有广州周边地区，大概占广东全省面积的三分之一。出现这种情况有两个原因：一是除贼未尽，陈炯明还在喘气；二是雇佣军——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各有私心，在广东割地为王，孙中山根本指挥不动。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可喜的进步，因为孙中山总算拥有了一块真正属于自己的革命根据地。更可喜的是，虽然越飞同志工作态度十分端正，也很努力，但是未能与当时的北洋政府谈成建交条约，于是失望的越飞来到上海，与孙中山有了接洽。双方就合作一事进行了热烈深入的讨论，在明确大方向的同时，也十分关注小细节。总而言之，孙中山表示愿意以苏俄为师，苏俄也觉得孙中山条件还行，可以接受，值得投资。这样的话，双方便可以合作了。1922年12月30日，以苏俄为主体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简称苏联。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与苏联一方的全权代表越飞在上海签订了《孙文越飞宣言》。宣言里承诺：苏联不将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制度引用于中国，苏联准备并愿意放弃沙俄时代对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苏联无意令外蒙古独立于中国之外，苏联会与国民党共同努力促进中国统一……还有，苏联的援助是很靠谱的。虽然话说得很漂亮，但几乎没有一个承诺得到兑现，除了一件事情——苏联在宣言中承诺的人、财、枪三大援助后来确实基本到位。其中，1923年至1926年北伐战争前后的具体物质援助大概如下：军火支持：步枪约五万支，子弹约五千万发，机枪约一千挺，还有少量重炮、飞机和坦克。财政支持：约一千万卢布。可惜的是，作为中苏合作牵线人的越飞同志在四年之后，也就是1927年年底，受党内斗争的牵连自杀，放弃了生命。不过，中苏合作的历史上始终会留下他重重的一笔。“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宣言签订完毕后，孙中山长出一口气：以后自己再也不是孤家寡人，终于有了一个强有力的靠山。一个月后，孙中山第三次回到广州主政。局面依然很困难。孙中山对广东根据地的控制并不牢靠，不仅因为杨希闵、刘震寰和陈炯明等军阀四处搞武装割据，也因为他手中没有钱，更因为这时他已56岁，疾病缠身，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两年后他就将死于癌症。不过孙中山还是在广东组织了一个政府，名字变了，从“中华民国政府”变成了“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他也没有再任大总统，而是任陆海军大元帅。值得一提的是，蒋介石被任命为大本营参谋长，看来孙中山是真心地栽培蒋介石。此外，孙中山放弃了“护法”口号。简单说来就是，孙中山摆出了一副在短时间内不会与北京政府为敌的姿态。从他的这些举动我们可以看出，孙中山已经明白了这个道理：创造条件先练好内功才是硬道理，只有包含政治、经济和军事在内的综合实力上来了，北伐才有取胜机会。不过他也仅仅是从名义上放弃对抗，实际上广东政府还是一个割据一方的政权。孙中山的办公所在地自然是在广州。广州是一座富饶的城市，市长正是孙中山31岁的儿子孙科。广州市还有一支质量过得去的警察队伍，其头头（广州市公安局长）是孙中山的老乡兼老部下吴铁城。市政府财政是军费的主要来源。因为孙中山只能向省内的部分地区征税。只能向部分地区收税的原因前面说过：孙中山真正掌握的只有广州周边地区。但是，要养活广东政府和军队，光靠这些钱远远不够！于是，孙中山从列强手里把广东盐税给“挪”了过来。虽然这种外国人管理的盐税应由北京政府征收，以偿还列强赔款，但孙中山管不了那么多。他是一名医生，知道自己所剩时日不多，他必须利用好每一分每一秒，趁着苏联撑腰的大好局势，巩固胜利的果实。当然，有利害关系的英、法诸列强提出了抗议，不过也没能阻止这种“挪用行为”。“精虫总统”南边的局势渐渐明朗，但北边风云又起。“过渡总统”黎元洪干不下去了。再次出山的黎总统只干了不到一年，就已跟曹锟、吴佩孚冲突无数，处处被直系牵着鼻子走，毫无主导能力，出尽了洋相。山穷水尽的黎元洪终于心灰意冷，在留下一封“宣告自动辞职”的电报后隐居天津，绝口不谈国事，静度晚年。黎元洪辞职，最高兴的人肯定是曹锟曹三爷，因为他可以放心地实施攀登总统宝座计划了。这位仁兄相信只要舍得付出就会有收获，付出越多收获越大。于是他不惜血本，不顾心痛，明码标价收买选票——五千大洋一张选票，终以近千万的投资砸出了第三任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虽说曹三爷靠明刮暗贪，积攒了不

渊源实在过深，终究也没能逃脱被贬黜的命运，被李纯贬为崖州（今海南琼山）司马，不久后死于贬所。至此，李诵时代的东宫集团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后世称他们被贬的过程为“二王八司马事件”。东宫集团的彻底瓦解，最为痛心的当属太上皇李诵，当他得知自己那个时代星光璀璨的东宫集团成员，每个人居然会落得如此下场，躺在病床上的李诵不禁老泪纵横，而情绪失控的他此时也感到自己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元和元年（806年）正月十九日，仅仅做了不到一年皇帝的李诵病逝于兴庆宫，终年46岁。事实上李诵的理想和灵魂，早在两个月以前就已经消逝在长安宫城的迷茫与黑暗之中。五个月后，李纯正式确定父皇的庙号为顺宗，第二年顺宗皇帝李诵被葬在丰陵。随着东宫集团的瓦解和太上皇李诵的病逝，李纯的时代已然到来，这位史书上记载刚明果断的皇帝会以怎样的姿态开始他的时代呢？这是当时留给朝臣们心中巨大的疑问。或许谁也不会想到，这位从老爸手中顺利接班的皇帝，居然开创了先祖太宗皇帝、玄宗皇帝的伟业，他的时代是继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之后的又一个盛世局面，史称元和中兴。

存的艰难是难以想象的，单是一场秋雨之后，他居然在床帐里发现了足有一升的白蚁！平时的生活更不用说，日常的米、面、酒、糖等都要从海上运来。这样一来价格昂贵，苏轼买不起；二来供应量太小，一旦海上起风下雨，就只能挨饿。这时苏轼年过花甲了，严重的水土不服营养不良毁了他的健康，他和小儿子苏过都形销骨立瘦得脱相。挨饿中，无可奈何，苏轼苦中作乐，想起了一个传说，不禁哈哈大笑。那是晋武帝时期，全中国的人都在挨饿，某人头晕眼花摔进了一个大地洞里，更没饭了。可是他看到洞里有乌龟和蛇，每当阳光灿烂时就伸头到洞外，像是吞咽阳光。这人有样学样，居然身体强健，比吃了米面还要好。想到这儿，苏轼向小儿子一笑，过儿，我们也这样吃点阳光吧！这就是坡仙的精神内核，面对困境，甚至是必死困境，不咒骂、不消沉、不悔恨，就像一个英雄曾经说过的——“死亡向所有人微笑，人所能做的就是向死亡还以微笑。”在酷吏面前低头的是懦夫，回报以怒吼的是战士，但仍然是落了下乘，因为受到了对方的影响。像苏轼这样，仍然保持微笑，保持住心灵深处活泼灵动的光芒，不让它灰暗，不让它暴戾，这是种别样的骄傲——让美丽的永远美丽，天上的雨水绝不会因为落到地上的泥潭里，就失去它本来的洁净！不断的折磨，让苏轼的光芒更加明亮，他被贬得越远，离民众的心就越近。在他南迁的路上，有一道独一无二的风景线，是历朝历代从未见过的高情传说。他被贬到广东惠州时，苏州定慧寺的长老守钦派弟子卓契顺步行数千里来探望他；多年的老友，隐士吴子野不顾年老，舟车劳顿，赶来陪他住了几个月；贬过海南到儋州之后，吴子野、七十三岁高龄的眉山老乡巢谷、杨济甫又渡海来访，陪他度过最初几个月的艰难时光。潮州人王介石，一路追随，像仆人一样帮助苏家生活，连盖房子这样的事都亲力亲为。更有很多各地的学子，向他请教学问，其中以海南人姜公弼的事最著名。海南岛太偏了，识字的人都少，怎么能论到文章呢，直到宋朝立国近一百四十年，仍然没出过一个进士。这实在是没办法，学问是讲究传承的，就算是大天才苏轼，也得有出色的先生给他启蒙。姜公弼自学成才，等到需要拔高时，上天赐福，把苏轼贬到了他的家乡。苏轼耐心地指点他，临别时在他的扇子上题诗——“沧海何尝断地脉，朱崖端合破天荒。”写完这两句之后，苏轼突然收笔不写。姜公弼不解，苏轼说：“候汝登科，当为汝足。”多年之后，姜公弼终于金榜题名，可惜那时东坡已经离世了。他不远千里，到许州找到衰老的苏辙，苏辙在扇子上为兄长补足全诗。——生长芸间已异方，风流稷下古诸姜。适从琼管鱼龙窟，秀出羊坡翰墨场。沧海何尝断地脉，朱崖端合破天荒。锦衣他日千人看，使信东坡眼目长。这首诗见证了海南岛第一位进士的成功之路，由唐宋八大家之中的苏氏兄弟合力完成，如果能在浩繁的卷册中找到此诗的真迹，那将是中国文献界里不可多得的珍宝。以上的事很阳光，让人很佩服很激昂，似乎这就是苏轼的精神内核了。真的吗？如果只是这样，那么苏轼就只是个精神胜利法的大师，在逆来顺受里让自己不哭出来罢了。何来伟大呢？苏轼从来没有放弃希望，他一直怀念着北方，坚信着自己一定会回去。在昌化三年之后，某一天，苏轼若有所感，对苏过说：“吾誓不做海外人，近日颇觉有还中原气象。”为此，他洗砚焚香，向天祷告，书写自己平生最得意的八篇赋，如果一字不错，即有北还之望。那一天，六十四岁的苏轼凝神专注，挥毫泼墨，八篇名赋一一写就，居然一字不错。苏轼大喜，吾归无疑矣！归去来兮，哪怕再晚，也要等到那一天。顺便说一句，这件事是真的。这八篇赋后来被一个妙人收藏了，这人是宋朝有史以来把太监这个特殊职业做得最成功的人，这样一个人，竟然对外宣称自己是苏轼的私生子，而且是遗腹类的……苏轼在宋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六月二十日渡海北归，结束了长达七年的文化苦旅，前方等着他的，终于是一片坦途，一片久违的阳光了。可惜，上天只留给了他短短一个月的时光来回味这一切。苏轼一路向北，沿途游故地会旧友，把一生中所有的恩怨因缘都一一了断，甚至和章惇都通过信，表示并不太介意和子厚一生的交集。他死在七月十八日的夜晚。对于苏轼，我们忘了他的官场经历吧，要留意的是他的诗词歌赋，他是中国自残唐五代以来的第一大天才。北宋之后，中华文人如恒河沙数，不可胜计，可再没有任何一个是可以超越他的。一生的磨难，仿佛是上苍赐予他的灵感。没有那些感触，怎能转化成那些文章佳句？他的每一点心灵波动，都是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精神瑰宝。苏轼之才，竟然跨越了苦难，身在苦难痛楚中，居然越发明艳雍容。这一点，在中华文明史上是从所未见的，哪怕是一直以来，人们认为天分、成就高于苏轼的李白、杜甫也相形见绌。李白飘逸雄浑，神化难明，天赋绝顶，可是山野气太浓，高兴时放浪形骸，失意时长歌当哭，情绪波动太大，完全被外界影响；杜甫虽然忧国忧民，一片赤诚之心，可惜忧过了头，文章里难免沾上了潦倒灰暗气。只有苏轼，不管际遇怎样，心里都有一棵盛开的兰花。心有茂兰一棵，不为世事羁磨。这种从容的美丽，哪怕有再多的折磨，仍然能宁静地绽放。从某种角度来说，正是宋朝命运、宋朝文化的缩影。第三章北宋终结者善待范纯仁、苏轼之后，赵佶的举动更加圣明，令散布天下的旧党党徒们山呼万岁，真是宋朝自仁宗以来仅见的明君啊。他为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梁焘等被钉上耻辱桩的旧党元首们恢复名誉，赏还恩荫，把之前哲宗、章惇做出的决定都否了，让他们重新变成圣人。之后，赵佶颁布诏书，阐述了自己的执政精神。他说，自今以后，国家对军国大政、用人标准，没有元丰、元祐的区别，更无所谓新旧两党。做事时，只看是否可行，是否妥善；辨别忠奸，用舍进退，只看是否合乎情理。一句话，同志们，我们要团结，要安静，要努力地工作，把国家建设起来。为此，改新年号，为“建中靖国”。多么好的口号，很多人激动得浑身发抖，终于不搞政治运动了！看到了这些，向太后心满意足地闭上了眼睛，终于死了。截止到这里，这段历史被历代史书高调传唱，尤其是南宋阶段，为了突出这时的成绩，给它起了个外号，叫“小元祐”。真是非常贴切，无论在哪一点上都像极了。比如说形象工程极其完美，成功地塑造了赵佶的光辉形象，更连带着把范纯仁、苏轼等名人的声望也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可是在另一方面，这些事和高滔滔执政时期更是一模一样。只有名声，对国计民生半点好处都没有。这就是“小元祐”了吗？熟知历史的朋友会觉得少了点什么，对，非常正确，旧党执政怎么会少得了丑闻呢？怎么能不做几件亲者痛仇者快的猪头事件呢？在这短短的多半年时间里，赵佶像高滔滔领导下的旧党人毁掉宋神宗的政绩一样，把本是哲宗的荣誉给抹杀了。在宋朝的国都内再一次上演了一出丑陋的闹剧。为国杀敌，立威异域的英雄成了罪犯，抓回来的敌人居然高官厚禄耀武扬威地供着！事情发生在宋朝的熙河路，也就是从前吐蕃的河湟部。那片广阔的大地最初由神宗年间的名将王韶率军收复，本来已经打得吐蕃人服服帖帖了，可是在哲宗朝的初期，宋朝人自己偏要多事。高滔滔、司马光、文彦博等人崽卖爷田不心疼，把西边四寨无条件还给了西夏人，对更远的熙河路更是不屑一顾。一片看都看不到的蛮荒之地有什么大不了的？为了友邦的笑脸，也还回去。尽管司马光被明白人吼过后，不敢再零价钱卖国，可是对熙河路的支援一天不如一天，急需的兵力、给养、军饷等必要物资一直短缺，能不给就不给。熙河军的实力严重下降了，元祐时期只能在异域自保。到了哲宗亲政，宋朝的军事重心移到了西北，要和西夏掐个明白，一系列战争中，尤其是章楶领导的平夏城等战役，熙河军一直是主力。回国作战了，熙河路的状况可想而知，唃厮罗的子孙们死灰复燃，以新任吐蕃王溪巴温为首，重占青唐城，局势一发不可收拾，熙河路短时间内几乎全境沦陷。哲宗大怒，刚好当时平夏城之战大胜，宋军腾出了手，那还等什么，在他重病卧床不起的时候下令，由王韶之子王厚、西军大将王瞻率领，西军出境作战，再平河湟吐蕃。至于理由，哲宗还是很有幽默感的。他说：“出于我对吐蕃人的爱护，他们的新任首领溪巴温太嫩了，我派人去安抚他一下。”安抚得很成功，一个多月之后，西军攻进青唐城，河湟吐蕃部的所有大小首领除了溪巴温本人跑了之外，溪巴温的儿子陇拶、瞎征，嫁到吐蕃的契丹公主、夏国公主、回鹘公主等都被生擒，由西军押解横越千里戈壁，进入开封城。空前大捷，这是继平夏城、天都山大胜之后的又一次辉煌胜利。如果神宗活着，如果哲宗没病，不知下一步宋朝还会达到怎样的高度。可惜的是，这班俘虏到达京城时，哲宗已经病入膏肓，彻底不能执政了。他们被关押着，直到赵佶登基。吐蕃人自己都没法相信，命运居然可以这样改变。赵佶给他们集体封官，允许他们自由回国。并且许诺不用再担心了，攻打你们的王厚、王瞻等人已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尤其是凶残成性的王瞻，被贬为右千牛将军，回国内反省了。就这样，宋朝获得了河湟吐蕃部的“友谊”。骗鬼去吧，从前王韶把他们打得更狠，哲宗时他们仍然反叛，现在只是一些小恩惠，居然觉得一劳永逸了？更何况，这种“友谊”是挥刀自残，废了自己的功臣，像谄媚一样讨好对方得到的！答对了，在旧党人的心里，在向太后的心里，这些就是很正常的，都是沿着司马相公走过的光明大路一脉相承的。谁敢说什么大逆不道的话吗？小心奸邪的帽子立即扣下来压死你。当然，本着树立英武模糊污点的一贯方针，河湟事件、王厚王瞻的处理决定，都被选择性地隐藏了，一切以和平稳定为主。在大力宣传中只有大汉天子的恢弘之气、吐蕃人民的友好之情，至于二王怎样，熙河路怎样，都被彻底忽略，一般史书里根本见不着。这种好日子很短，旧党的命太苦了，好不容易盼到了一位崭新的强力太后出现，却没能像高滔滔那样坚挺，不过半年多之后，向太后居然病死了。她死了，政治风标立即飘摇不定。十几年了，宋朝的政局一直在变。神宗死了，变一次；高滔滔死了，变一次；哲宗上台，变一次；哲宗死了，变一次。前后四次了，顶级官场里还剩下的这些人，早就成了变形金刚。根据形势需要，谁都有N多种形态任意转换。这一次想变的人是曾布。他的一生很异样，按属性，他是新党，可做起事来，总会让旧党们打心眼里喜欢。王安石当政时，他第一个拆台，从内部瓦解新党；章惇当政时，他简直是旧党利益的代言人，明里反对，暗地里下绊子，各种招数用出来，让扒皮章相当郁闷。这时轮到他郁闷了，国家的首相是名臣韩琦的二公子韩忠彦，他只是几位次相中的一个，没有任何特权，甚至还得加倍小心谨慎，时刻老实，才能保住职位。其实就连这个职位，也是他在哲宗死时倒向旧党，帮着向太后压制章惇，拥立赵佶才得来的。现在向太后死了，他没必要再装孙子，首先第一步，就是搞倒韩忠彦，抢到首相位置。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就得留神大宋官场的一条铁律——扳倒首相的人永远别想当上首相，哪怕多年以后当上了，也是因为别的事情。曾布很老了，他等不起。于是他想到了一个绝妙的点子——借刀杀人。他要扶植起一个人，用这个人去搞倒韩忠彦。那么这个人就要具备以下几个特点：一，必须有一定的身份，不然进不了顶级官场，没法对抗首相；二，这个人必须是新党，旧党人他指挥不了；三，这个人的根基要比他差，哪怕知道自己被当枪使了，也没法拒绝，更没法报复；四，这个人此时此刻必须处于官场低潮，这样他给这个人机会时，这人才能不得不抓；五，这人的性情要好，要能挑起事来，制造争端。可在关键时刻，还能听话，不让矛盾扩大，影响他本人的闪亮登场。纵观宋朝官场，符合以上五点的人真的不太多，可以说是太少了。他想了又想，终于惊喜，上苍还是爱他的，千挑万选，居然还真的给他留了一个这样的人。这人听话，曾经对所有上级都零拒绝服务；这人能斗，亲手炮制过同文馆冤案，把旧党人连同高滔滔都抛上风口浪尖；这人有节制，以才情论，是宋朝官场里第一流的风雅人士，某些方面与首席文豪苏轼都不相伯仲；这人也很倒霉，努力工作几十年，这时被章惇连累，被贬到了南方，在杭州城里当闲散官。就是他了，种种条件都符合，可谓天作之合。说干就干，他悄悄地派人去联络，给这个人先通通气，一方面在开封城里给他做铺垫，官场上、新皇帝，各方各面都要打点到。帮他就是帮自己，曾布做得很来劲。他不知道的是，他根本就没看清楚这个人的本质。他失算了，事实上在这个阶段，世上没人能看清这个人真正的底蕴。这是个妖孽，是近二十年以来宋朝政局不断反复，从最初为信念、荣耀而战，到后来为党派、为恩怨而斗，一系列的血腥龌龊中孕育出来的集大成者。在这个人的身上，再没有原则，曾经的荣耀、追求、信念，都被一次次的政治风暴吹走了，他目睹了良臣如王安石被罢免；圣贤如司马光身败名裂，险些连坟墓都保不住；文豪如苏轼颠沛终生；长者如范纯仁衰败老盲；党魁如刘挚、梁焘、刘安世流放至死；强臣如章子厚也翻身落马。等等，这个世界还有平安吗？连安全都谈不上，还说什么荣华富贵？！这些例子把他刺激到了，阳光的人在逆境中变得耀眼，阴沉的人在逆境里皈依了黑暗。这个人渐渐变得加倍的小心、谨慎、精致、风雅、和畅。他像一条五彩斑斓的毒蛇，花纹美得让人陶醉，让人不由自主地喜欢上他……什么，他是毒蛇人们还喜欢？呵呵，试问谁第一次见到这个物种时就提防呢，夏娃也是在吃亏后才知道的真相！这个人，叫蔡京。蔡京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是这个时代一定会产生的动物。他是北宋连续二十年不断升级的党争的终极产物。可以说，没有蔡京，也会有樊京。他的心灵和做事方式要由后面发生的事来一一剖析，在那之前，只有就事论事才能逐渐看清楚他，而不是上来就下结论，武断是研究历史时最讨厌的事情。人需自救天才救之，在曾布想着提拔蔡京之前，蔡京早就展开了自救行动。说实话，他怕。他被贬到杭州了，这地方是美，在宋朝已经公论为天下第一风景区了，公职旅游休闲有什么不好的？好……好在哪儿啊，元祐之前这里是贬职的终点站，苏轼不止一次地到这儿了。可是元祐以后，这里只是块踏脚板，贬到这儿的仁兄贤弟们，十有八九都会迅速上路，被贬到更远的天涯海角去。谁敢说他蔡京与众不同，能在杭州城里静等官复原职呢？所以要自救，天遂人愿，他贬下来不到半年，机会就来了，只要抓住，不仅回京有望，甚至加官晋爵也在把握之中。但是，这机会不好抓啊。真要和这个沾了边儿，以后就算飞黄腾达到了首相的位置，也有人指着脊梁骨骂，一骂就是几十年，哪怕是子孙后代都抬不起头来。到底是什么事呢，说来很风雅，宫里的大太监来杭州城，给新皇帝挑名人字画了。说到翎毛丹青，举当时宋朝全国，连苏轼在内，蔡元长也足以排进三甲之内，以蔡元长之能，无论是亲自操刀，还是帮着搜寻挑选，该太监都会搞到精品中的精品，满载而归。如此一来，蔡京让该太监满意，该太监让皇帝满意，利益链条转动，蔡京的前途一片光明！可是后患也真不小，前面提到了，这会有骂名的，前名臣宰执文彦博就是例子，当年他只是送了一件蜀锦袄给仁宗的爱妃张美人，就被一直念叨

我还看得见；你幸运，你丈夫幸运，我幸运，其他人也幸运，但你不知道你将来是不是仍然看得见，如果你也失明，那我们都一样了，都像楼下的邻居老太婆一样了；今天是今天，明天是明天，今天我有责任，如果明天我失明，就没有责任了，什么责任呢；在别人失明的情况下尽有眼睛的人的责任；你不能领着世界上所有的盲人，不能给他们所有人饭吃；本应当那样做，但你做不到；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他们；我清楚地知道你会那样做，要不是有你在，我也许已经不在人世了；现在我不愿意让你死去；我应当留下来，这是我的义务，我的家在这里，我想让父母回来的时候能发现我；如果他们能回来，你自己也说过，你不知道他们是否还是你的父母；我听不明白；你说过，楼下的邻居原来是个好人；她太可怜了，你父母也可怜，你也可怜，到你们相遇的时候，你们眼睛都失明了，感情也丧失了，因为我们赖以生活的感情，使我们像以前那样生活的感情，是由于我们与生俱来的眼睛，没有眼睛，我们的感情就会变样，我们不知道如何变，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你说我们死了是因为我们失明了，说得对；你爱你的丈夫；对，像爱我自己一样，可是，如果我失明了，如果失明以后不是原来的我了，那么那个能继续爱他的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又用什么样的爱去爱他呢；从前，我们还看得见的时候，也有盲人呀；相比之下要少，而且通常是具有看得见的人的情感，因此盲人们以别人的感情去感觉，不像真正的盲人，现在则不同，现在出现的是真正的盲人的感情，我们还处于起始阶段，暂时还靠着对从前感觉的记忆生活，无须有眼睛就能知道今天的生活成了什么样子，如果那时有人对我说我有一天会杀人，我会认为那是对我的侮辱，但我却杀了人；那么，你想让我怎么办呢，和我一起走，到我家去；他们呢；对你怎样就对他们怎样，我尤其想让你去；为什么；我也自问过这是为什么，也许因为我把你当作自己的妹妹，也许因为我丈夫曾经和你睡过觉；原谅我吧；这不是什么需要原谅的罪恶；我们会成为寄生虫，吸干你的血；我们还看得见的时候就有不少寄生虫，至于血，除了支撑负载它的躯体之外，它总要服务于某种东西，好了，我们睡觉吧，明天会是另一种生活。另一种生活，或者同样的生活。斜眼小男孩醒来以后想去厕所，他正在腹泻，身体本来虚弱，难免生病，但人们马上发现厕所没法进去了，看来楼下的老太婆用过了这栋楼里所有的厕所，直到全部不能用才罢休。由于极为偶然的原因，昨天睡觉前七个人当中谁也没有满足大肠排泄的急切需要，否则他们早就知道了。现在所有人都感到了这种需要，以小男孩为甚，他已经憋不住了，确实，不论我们多么不愿意承认，但生活中这些肮脏的事实在任何小说中都必须加以考虑，如果肠子平平静静，任何一个人都有种种想法，例如争论眼睛和感情之间是否存在直接关系，责任感是否是良好视力的必然结果，但是，当焦急折磨着我们的时候，当肉体由于疼痛和痛苦不肯听从我们指挥的时候，就能看到我们自己渺小的兽性了。后院，医生的妻子喊了一声，她说得对，要不是天还这么早，他们会遇到楼下的女邻居，现在到了不再称她为老太婆的时候了，那个称呼有贬义，我们可以说，她蹲在那里，被母鸡团团围住，为什么呢，提出这个问题的人肯定不了解母鸡是怎样的家禽。斜眼小男孩紧紧按着肚子，由医生的妻子扶着急匆匆地沿楼梯往下跑，能忍到这里已经不容易，太可怜了，不要再强求他吧，到了最后几级台阶，括约肌再也抵挡不住肚子里的压力，其后果可想而知。另外五个人尽量摸索着从防火梯上往下走，这是名副其实的救生楼梯，如果说隔离检疫时期尚残留一点廉耻感，现在也该丧失殆尽了。他们散布在后院，使劲发出呻吟，为最后一点无用的知耻之心而难过，一个个做了不得不做的事，医生的妻子也不例外，但她哭了，望着他们哭了，为他们所有人哭了，似乎他们都已哭不出来，她的丈夫，第一个失明者和他的妻子，戴墨镜的姑娘，戴黑眼罩的老人，斜眼小男孩，她看见他们蹲在草丛里，蹲在圆白菜多节的茎秆中间，母鸡在四周窥视，舔泪水的狗也下来了，又是一个。他们各自设法潦草地擦了擦，用几把草，或几片碎砖块，凡是伸出胳膊能够到的东西，但有的时候擦了比不擦还要糟。他们又从防火梯上楼，一路上谁也没有开口，楼下的女邻居没有出来问他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大概头一天的夜宵吃饱了，还在睡觉，当他们进到屋里，一开始谁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后来戴墨镜的姑娘说这样下去不行，当然没有水，不能洗，可惜没有像昨天那样下倾盆大雨，否则就可以再到后院，赤裸着身子，不顾廉耻，任凭天上慷慨落下的水浇在头上肩膀上，沿着前胸后背和双腿往下流，还可以用两只终于冲干净的手接雨水，权当杯子让干渴的人喝，至于此人是谁无关紧要，偶尔嘴唇轻轻挨到皮肤上，如果非常渴，那人会贪婪地把手中的最后一滴也喝光，这说不定能唤起另一种渴望。人们已多次发现，戴墨镜的姑娘缺乏想象力，但在这悲惨可笑而又绝望的情况下，她能想到什么呢。尽管如此，她不缺少某种务实的感知力，有事实为证，她到自己卧室，后来又到父母的卧室，打开橱柜，拿来了一些毛巾和床单，我们用这个擦擦吧，她说，总比什么都没有强。无疑，这是个很好的主意，坐下来吃饭的时候，他们都感到自己与擦之前大不相同了。医生的妻子在餐桌上谈了她的想法，现在到了我们决定下一步应当怎样做的时候，我相信所有的人都失明了，至少到现在为止我看到的人举止都像盲人，没有水，没有电，没有任何必需品供应，我们处在混乱之中，真正的混乱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政府还在吗，第一个失明者说；我不相信还有什么政府，即使有的话也是个想统治盲人的盲人政府，也就是说，虚无企图把虚无组织起来；这么说没有未来了，戴黑眼罩的老人说；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未来，现在要解决的是在目前情况下我们怎样才能活下去；没有未来，现在就毫无用处，就是没有现在；也许人类以后能在没有眼睛的情况下生活，但那时候他们将不再是人类，其后果显而易见，我们当中谁还会认为自己像以前以为的那样有人情味呢，拿我来说，我杀死了一个人；你杀死了一个人，第一个失明者大吃一惊；对，杀死了另一翼的头目，用一把剪刀刺穿了他的喉咙；你杀人是为了替我们报仇，为女人们报仇非女人不可，戴墨镜的姑娘说，正义的报复是人道主义的举动，如果受害者没有向残忍的家伙报复的权利，那就没有正义可言了；也就没有人类可言了，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补充说；让我们回到正题上来吧，医生的妻子说，如果继续在一起，也许我们能活下去，如果我们各奔东西，会被人群吞噬，死去；你曾经说过，有一些组织起来的盲人团伙，医生说，这表明已经产生了新的生活方式，我们不一定像你预见的那样必死无疑；我不知道他们真的组织到了什么程度，只看见他们在外边走来走去寻找食物和睡觉的地方，对别的就一无所知了；我们回到了原始部落时代，戴黑眼罩的老人说，区别在于我们不是区区几千男女生活在广袤的原始大自然中，而是百万千万的男男女女生活在一个贫瘠干涸的世界上；一个失明的世界，医生的妻子补充说，等到难以找到水和食物的时候，可以确信那些团伙必将解散，每个人都以为自己能更好地活下去，没有必要和别人平分，找到的东西都归自己所有，绝不肯给别人；那些现存的团伙大概都有首领，有人指挥和组织，第一个失明者说；也许有吧，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指挥的人和被指挥的人同样瞎；你没有失明，戴墨镜的姑娘说，所以必须由你来指挥和组织；我不指挥，只能尽量组织，我仅仅是你们失去了的眼睛；一种自然形成的首领，在盲人的国度里有个长眼睛的国王，戴黑眼罩的老人说；如果这样，在我还有眼睛的时候就让我的眼睛领着你们吧，所以，我建议我们不要分开，不要她在她家，你们在你们家，你在你家，我们还是在一起生活吧；我们可以留在这里，戴墨镜的姑娘说，我们家更大一些；要是没有被别人占了的话，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提醒说，到了那里以后我们就知道了，如果确实被占了，我们就回到这里来，或者到你们家去，或者到你家去，她最后这句话是朝戴黑眼罩的老人说的；老人回答说，我没有自己的家，独身一人住在一个房间里；你没有家庭吗，戴墨镜的姑娘问；没有；也没有妻子，没有儿女，没有兄弟吗；都没有；要是我父母不回来，我就和你一样孤单了；我会和你在一起，斜眼小男孩说，但他没有加上一句，如果我妈妈没有来找我的话，他没有加上这个条件，奇怪的举动，也许并不那样奇怪，小孩子适应得快，他前面还有一辈子的路要走。你们决定怎么做，医生的妻子问；我和你们一起走，戴墨镜的姑娘说，我只求你每星期至少陪我到这里来一趟，也许我父母能回来呢；你会把钥匙留给楼下的女邻居吗；我没有别的办法，再说，能拿的她都已经拿走了；她会把一切都毁了的；我来过这里以后，也许她就不那样做了；我们也跟你们一起走，第一个失明者说，只是希望尽早到我们家去一趟，好知道出了什么事；当然我们会去；至于我家，没有必要去，我已经说过我那个家是怎么回事了；但是，你和我们一起走吧；好，但有一个条件，他说，乍看起来似乎荒唐，别人向他施恩惠，他却事先提条件，不过有些老人就是这样，所剩的时间越短，傲气就越大；什么条件呀，医生问；当我变成难以承受的负担的时候，请你们告诉我，如果你们出于友情或者怜悯不肯吱声，我希望我头脑里有足够的理智做我应该做的事；什么事呀，可以让人们知道吗，戴墨镜的姑娘问；离开，走开，死去，就如同从前的大象们那样，我听说近来不这样了，没有一头大象能活到老年；确切地说，你不是大象；确切地说，我已经不是个人了；尤其是当你开始像孩子似的回答问题的时候，戴墨镜的姑娘反驳说。谈话到此为止。塑料袋比来的时候轻得多，也难怪，一楼的女邻居也吃了里边的食物，吃了两次，第一次是昨天晚上，今天他们请她在房子的法定主人回来之前代为保管钥匙时又给了她一些，只是为了堵住她的嘴，因为我们对她的品格已有充分了解，还有，舔泪水的狗也来吃了，面对它那双乞求的眼睛，只有铁石心肠的人才能装作无动于衷，提到狗，它到哪里去了呢，不在屋里，也没有从前门出去，只能在后院，医生的妻子去看了看，可不是嘛，舔泪水的狗正在大口大口地吞吃一只母鸡，它攻击的动作极快，母鸡来不及发出报警信号，但是，如果一楼的老太婆有眼睛，对有多少只母鸡心中有数，不知道她一怒之下会怎样处置戴墨镜的姑娘的钥匙呢。舔泪水的狗既意识到犯了过错，又发现它保护的人要走，只迟疑了一瞬间，便立即开始在松软的地上刨坑，抢在一楼的老太婆在屋里听到响动来防火梯平台上闻闻是怎么回事之前，把母鸡的骨架埋上了，暂时把罪恶掩饰过去，歉疚留待以后再说。它偷偷溜上楼梯，像一阵风吹动了老太婆的裙子，她没有发现刚刚在身边经过的危险，狗到了医生的妻子身边才向着空中大声宣告它刚才的壮举。听到如此凶恶的吠叫声，一楼老太婆害怕了，我们知道，已为时太晚，为了她贮藏的那点食物的安全，她伸长脖子朝上面喊道，必须把这条狗拴牢，不要让它去吃我的母鸡；您放心吧，医生的妻子回答，这狗已经吃了东西，不饿，我们现在就要走了；现在吗，老太婆重复了一句，声音微弱，仿佛有点舍不得，好像想让对方以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方式理解她这句话，例如，你们要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吗，但她没有多说一个字，只说了那句现在吗，并不要求回答，铁石心肠的人也有痛苦，这女人的痛苦到了这种程度，使她后来甚至没有打开门向这些忘恩负义的人告别，而她曾允许他们随便穿过她的家。她听见他们走下楼梯，一边走一边相互交谈，小心点，别摔跤，把手放在我肩上，扶着扶手；都是些简简单单的话，但现在，在这个盲人的世界里，这些话用得最为普遍，令她感到诧异的是，其中一个女人说，这里太暗了，我什么也看不见，看来这女人患的不是白色失明症，这一点已经让人吃惊，因为太暗看不见，这是什么意思呢。她本打算思考一下，也确实尽了力气，但脑袋空空，不听使唤，不一会儿，又自言自语说，我没有听清楚，对，是这么回事。到了街上，医生的妻子想到刚才说的话，决定以后说话时应当更加注意，动作和长眼睛的人一样倒还可以，但说话必须跟盲人一样，她想。大家都聚集到人行道上，她让伙伴们排成两行，每行三个人，第一行是她的丈夫和戴墨镜的姑娘，他们中间是斜眼小男孩，第二行是戴黑眼罩的老人和第一个失明者，他们中间是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她想让所有人都在自己身边，不像印第安人一样排成一列，那样随时可能被冲散，只要在路上与人数更多横冲直撞的一伙人相遇，就会像一艘邮轮把一只碰巧拦住它去路的珐鲁瓦帆船拦腰截断一样，这类事故的后果尽人皆知，小船沉没，水面漂着船的残骸，船上的人落水，在无边无际的海上徒劳无益地呼救，邮轮早已开走，似乎没有发现这起撞船事件，她这伙人也将一样，一个盲人在这里，另一个在那里，迷失在别的盲人组成的混乱的人潮中，像大海中不停涌动的不知道往哪里去的浪涛，医生的妻子那时也不知道先帮助谁好，拉住丈夫，也许拉住斜眼小男孩，但丢了戴墨镜的姑娘，丢了另外两个人，更远处，戴黑眼罩的老人正像一头老象一样朝坟墓走去。夜里其他人睡觉的时候她用布条拧成了一根绳子，现在她把所有人和她自己圈起来。你们不要抓着我，她说，而是要紧紧抓住绳子，用力抓紧，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要松开，走路的时候不要靠得太近，以免互相磕碰绊倒，但必须能感觉到旁边的人，如果可能的话相互摸一摸。只有一个人无须为前进的新战术操心，他就是斜眼小男孩，他走在中间，四面都有人保护。我们的这些盲人当中谁也没有想到问一问，其他一群一伙的盲人是怎样在这大海中航行的，是不是也拴在一起，使用这种或别的办法，但是，从我们所观察到的情况来看，这个问题不难回答，除了个别群体由于我们不知道的特殊原因牢牢聚合在一起之外，一般来讲，其他的团体每天都会失去一些人，又有一些人参加进去，总是有个盲人走散了，走失了，另一个人被吸引过去，跟在后面，至于那伙人是接纳他还是把他赶走，就要看他随身带的东西而定了。一楼的老太太慢慢打开窗户，她不想让别人知道这种感情的脆弱，但街上没有传来任何嘈杂声，他们已经走了，离开了这个几乎没有人经过的地方，她本该感到高兴，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不会分享她的母鸡和兔子，但本该高兴时她却高兴不起来，失明的眼睛里流出了两滴泪水，她有生以来头一次问自己，是不是还有理由继续活下去。没有答案，答案在最需要的时候总是不肯出现，而很多时候唯一可能的答案却是，你必须耐心等待。路上，他们经过的一处地方离戴黑眼罩的老人的单身房间只有两个街区，但他们早已决定继续向前，那里没有食物，有衣服却不需要，有书也不能读。一条条街上到处是寻找食物的盲人，他们从商店里进进出出，两手空空地进去，出来的时候也几乎总是两手空空，接着他们就开始争论是否应当离开这个街区到城市其他地方碰碰运气，权衡着这样做的利弊。一个大问题是，在这种情况下无法做饭，没有自来水，没有电，煤气罐空了，还有，在屋里生火又很危险；假如想做几种还有点当年风味的菜肴，就要考虑到哪里去找盐油和佐料；其

：我看过了，你们的主意是好的，放手去办吧！于是，袁世凯在山东各地办起了新学堂，有义务教育性质的小学——四年免费义务教育，也有全国第一所地方大学——山东大学堂，今山东大学。张之洞的做法也差不多，只不过他的任务主要是改造。譬如他把自己以前办的自强学堂改成方言学堂（武汉大学），这张香帅怎么回事？大家都在跟国际接轨，他要弄方言？这主要是因为张香帅是个思想跳脱的神人，在他眼里外语便是方言！厉害吧？估计要让张香帅给北京外国语大学起名，他肯定得叫它北京方言学堂。接着张之洞又把两湖书院改成了两湖大学堂。香帅的这两所学校不仅输送的留日学生居同期全国之冠，也在无意之间为反清大业提供了好多个未来的造反领袖，如黄兴、宋教仁等人都出自这两所院校。如果慈禧那时还活着的话，张之洞估计要被拖出去棒打一万棍！要说张之洞也算是个厉害人物，不过与袁世凯比起来，他的胆识和气魄还是差了点。袁世凯同志虽然不是一个道德很高尚的人，为了权力有点不择手段，但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绝对称得上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改革家袁世凯现在就要做一项很有创造性和前瞻性的改革：官员工资薪酬改革。要说历朝历代，不唯清朝，都流行底薪养贪。公务员的基本工资低得要命，但各有各的门路搞灰色收入，没有门路的也懂得创造门路捞油水，年终一晒收入，个个都是富翁。袁世凯非常了解这一点，因为他本身就是一名行贿高手。虽说袁世凯老是行贿，但行贿并不是他的爱好，而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在晚清腐败横行的官场上，流行你好我好大家好。你要是做一个廉洁的异类，什么实事都做不了。但袁世凯打算在自己的地盘上消灭掉这种官场不正之风：他把以往官员们捞钱的潜规则明白地统计出来，折合成一定数额，作为各级官员的公开收入，合法按月发放，就像我们今天的“阳光工资”。如果有人再敢贪污，一旦被发现，就剥掉官服回家抱孩子去（《袁世凯奏议》）！袁世凯这么做当然不是为了给官员们送钱，他是要高薪养廉。他的计划是这样的：以充足的物质回报作为正面力量，使官员不必贪污，再以强有力的监督机构和执法机构作为反面力量，使官员不敢贪污。在这一正一反的“客观”条件下，“信仰”和“道德”就有机会发挥作用，使官员在“主观”上不屑贪污。袁世凯的计划虽好，但这个计划貌似还缺少极为重要的一环：强有力的监督机构。不要着急，袁世凯已经想过了，他觉得“三权分立”的民主宪政制度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他坚信宪政一定能实现，而且这一天不会太远！袁世凯的这一创新得到了慈禧的赞赏：著各督抚仿照袁世凯奏定章程，推诸全国。表面上看起来，颇有些“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热闹劲。遗憾的是，慈禧此时已快七十了，越来越老了。人是不能变老的，尤其是慈禧这种封建制度下的执政者，一变老就会玩起“权位压倒一切”的政治理念，牢牢地把握着权位一刻都不放手。但是，只要你威胁不到她的权位，她也并非一无是处。像这一次，慈禧就应邀做了火车的代言人。这事还得从袁世凯接班开始讲起。天后级火车代言人李鸿章死后，留下了一笔巨大的“遗产”——团结在他周围的政治势力、经济势力。谁有资格又有能力接收这笔丰厚的意外之财？经过这么多年的考验，有两个人证明了自己是最适合的接班人，他们就是李鸿章的两个老部下：袁世凯与盛宣怀。袁世凯接收政治势力，盛宣怀接收经济势力。李鸿章逝世两天后，还在西安蜗居的慈禧太后一纸电报，让袁世凯离开了待了两年的山东济南。42岁的袁世凯接过了李老师手中的火炬，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尽管李鸿章对袁世凯有知遇之恩，但李鸿章死前，袁世凯没能见到恩师最后一面，不过据说有人向袁世凯转述了李鸿章的一句话：“你将继承我的荣耀，同时也将继承我的压力。”一百年后，姚明对刘翔也说过类似的话，虽然所指已然不同，却可以看出作为中国人压力是很大的！袁世凯上位之后，面临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做好迎接工作。在西安蜗居了两年的国家最高领导人慈禧和光绪终于受够了西安的狂沙暴风！他们决定回家，回北京老家！慈禧和光绪要回来了！这弄得袁世凯有点紧张。因为国家元首的大队人马要经过河北，这可是直隶总督的辖地，由不得袁世凯不上心。为了让慈禧高高兴兴地回到颐和园度假村，新官上任的袁世凯开动脑筋，费尽心思。袁世凯面临两个难题。第一个难题，怎么保护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安全？你可能觉得派军队前去不就完事了吗？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直隶总督的办公地址在天津，而《辛丑条约》规定，北京至天津铁路沿线不能驻扎清朝军队。袁世凯自己都不能带军队到天津接手防务，其他就更别提了。但是不能没有人保护国家元首，袁世凯思来想去，最后选出三千精锐士兵，全部换上警察衣服，跟着他去天津，跟着他去迎接老佛爷。这就是中国第一支警察队伍，头头叫赵秉钧，是个人才，此人后来创立现代警务系统，是中国警察的开山祖师。严格来说，赵秉钧是个不幸之人，早年跟随左宗棠在新疆作战，反抗侵略者，结果在戈壁滩遭遇大风雪，连人带马埋没雪中三昼夜，筋骨折伤，从此多病。但赵秉钧身残志坚，退伍后投奔了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凯，专攻警察和侦破。从没放弃对生活的希望、跟对了人的赵秉钧最终成功发迹，官至中华民国内阁总理。第二个难题，给国家最高领导人提供什么样的交通工具？用马车还是火车？马车固然省事，可是也太简陋了点，小心那帮御史告你轻慢国家最高领导人。至于火车，也不是不可以。反正站在李鸿章的肩膀上，不会特别费事，河北保定到北京马家堡（属于今北京丰台区）有一条铁路，问题是慈禧、光绪还从来没有正经地坐过火车呢，这种新型交通工具是否会惊扰圣驾？思来想去，袁世凯最终决定用火车迎接，除了增加一些工程“拉动内需”的理由外，他内心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想法：他要让慈禧喜欢上坐火车的感觉，让她做铁路的代言人，破除修筑铁路的思想阻力。于是袁世凯找英国人造了一列特别豪华的专车，起了一个特别中国的名字——“龙车”。一切都准备好之后，慈禧的回銮大军也到保定了。袁世凯精心打点了一番，慈禧的使者——首席太监李莲英终于答应试坐火车，替领导找找感觉。李莲英试坐后的感觉是：很快速、很平稳、很舒适。李总管很满意，慈禧也比较期待。1902年1月，骨头都摇散了架的慈禧，终于结束了三个月的马车生活，和光绪坐上了专列，一路狂飙至北京。慈禧第一次正经地坐火车，感觉棒极了！而且火车上推出的服务也很到位，吃喝拉撒全在车上解决，不必走走停停，所以慈禧很开心。领导一开心就会说一些下属听得懂的话。慈禧说：你们工作干得好，辛苦了，这一次搬家让我觉得好累，费钱又费事，你们要懂得变通，敢于解放思想，打破常规，把今后的工作重心放在如何让交通更加便利上面去（此次回銮，车马犹觉繁多，供应亦复浩大，其应由如何斟酌变通，破除常格，务使轻而易举之。——严介生《清末民初铁路史话》）。一般来说，领导说话要讲技巧，一定要说得高深，务必值得下属揣摩才算上乘，下属揣摩对了并且做得好那是领导有方，揣摩错了干得不好那是没有领会精神，千错万错都是下属的错就是这个意思。好在慈禧说的这番话还是比较好懂的，排除一切困难，创造一切条件，努力修铁路跑火车！就这样，修铁路跑火车从此成为一项基本国策。可惜，这列立了大功的火车下场并不太好，后来张作霖坐着这列车被炸死了。修铁路不是袁世凯的特长所在，于是他找来一个帮手——天才铁路设计师詹天佑。他找钱，詹天佑出力。中法马江海战后，詹天佑离开了海军，后来李鸿章把无所事事的詹天佑召入了修建中国第一条铁路唐津铁路的队伍，因为他在耶鲁大学学的专业就是铁路，算是回归老本行。在修建唐津铁路的过程中，詹天佑大放异彩，解决了一个连英国、德国工程师都不能攻克的难题：修成了滦河大桥，在业内树立了相当的权威。虽然詹天佑后来又参加了津芦铁路的修建，功力加深，但是仍然没有机会独挑大梁。现在机会来了，袁世凯请慈禧做了代言人之后，就找到了詹天佑，请他牛刀小试，为慈禧祭祖修筑一条专用铁路——新易铁路。詹天佑终于接到了第一个由他作为总设计师的项目，并完美完成！詹天佑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不久之后，袁世凯、詹天佑两人再度携手，策划并完成了巅峰之作——工程极其复杂艰巨、完全自行筹款没有使用一分钱外资的京张铁路，这实在是一个值得载入史册的成绩！袁世凯的废除科举之路就像知了鼓噪一阵子就要寂静片刻一样，1902年是大清休养生息的一年，是相对安静的一年，有事上本没事退朝，内政外交各有轨迹。“动土”和“拜神”是1902年大清的主旋律，朝廷修葺圆明园、修定东陵（慈禧的坟墓），顺便按皇妃的礼制安葬了珍妃的尸骨……虽然拆迁了许多民居和古迹，但是“大清拆迁办”似乎也没有过于激怒当地群众。由于洋枪洋炮的陆续撤出，洋医院、洋工厂的蜂拥而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成了公式，大义凛然地挂起羊头卖狗肉。表面的平静掩盖了一个事实：袁世凯打心底是想好好折腾两下的，弄点大动静出来！下面咱们就袁世凯做的大事，挑几个重点的说一说。袁世凯很痛恨科举！于私，两次考秀才不中，成了袁世凯心中永远的痛；于公，科举这独具中国特色的国家干部选拔机制，确实已经成为培养新型人才的拦路虎。因此，他要废掉科举，但他的对手太强大了。科举是读书人踏入仕途并以此进入社会上层最重要的途径。几百年下来，这一踏入仕途的规则培养出了一个副产品：那些凭借着科举考试跃上龙门的精英们通过同乡、同学、师生等关系结成了一个无比巨大的势力集团——八股文集团。这个集团形成了类似黑社会的组织结构，下能统治百姓，上可威胁皇帝，十分可怕。而袁世凯的对手正是“八股文集团”，所以他的处境非常危险。袁世凯要将这个千万人已为之奋斗或正为之奋斗的制度废除，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些人所做过的努力付诸东流，十年寒窗苦白受。他们花了那么多的钱买考试秘籍，又花了那么多时间熟悉考试科目，才拿到一个饭碗，如今说取消就取消，这账怎么算？涉及饭碗的事情，绝对是生死攸关的事情，这些人只要一人吐一口唾沫就能淹死袁世凯，从肉体上消灭袁世凯！因此，袁世凯知道，自己绝不能鲁莽，废科举要一步一步地来。袁世凯废除科举的设想如下：第一，不动现有的这些官员，他们仍然好好地做他们的官；第二，他给那些正致力于科举的人想好了出路：在全国各地建立新式学堂，让这些人回炉再造，学完之后一样做官；第三，他还拿出经费搞了一项福利政策，选派留学生到外国留学。简单点讲，就是公费留学，完全公费，生活费、学费、车船费统统地由国家出！令人心动的是，学成回国后还管分配工作，待遇相当不错！当然，这不是天上掉馅饼，这些人必须参加出国选拔考试，成绩合格才有资格。应该说，袁世凯的设计融入了以人为本的现代管理新理念，十分人性化，基本没有太大的漏洞。而且值得庆幸的是，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被列强痛殴了一遍又一遍之后，清末有很多知识分子觉醒了，社会舆论不至于完全倒向“八股文集团”一边。这些觉醒的知识分子拿日本做参照物说服自己——谁让小日本一直是被中国人民鄙视的对象呢？长期被我们瞧不起的东邻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采用西方近代的教育体系，短时间内培养了一大批有现代眼光和技能的人才，骑到了我们头上，而此时的老大帝国还靠八股取士，于国无益，显然不合时宜，应当把科举制度扔到垃圾堆里。科班出身的张之洞也是其中一员。所以，袁世凯拉上张之洞，两人拿出蚍蜉撼大树的无畏，于1903年3月向慈禧上奏：请废除科举。可是，奏折很快就被慈禧打了回来。袁世凯的废科举行动居然就这么失败了？是的，袁世凯败给了“八股文集团”。准确地说，他是败给了一个叫王文韶的对手，就是前面背着军机处大印、跟着慈禧屁颠屁颠逃到西安的那一位。这个王文韶既是军机大臣，又跟慈禧一起共过患难，所以他在慈禧心里的地位还是很高的。每一种主张的背后，都隐藏着某种势力或既得利益群体。就像房地产商说现在的房价还很便宜将来还得不停地涨一样。所以，王文韶作为一名进士，一名入掌中枢、大权在握的进士，他很自觉地代表靠应试科举出人头地的官员们跟袁世凯战斗：老夫一日在朝，科举一日不得废！袁世凯你这种靠野路子上位的人，自己没有文凭，却想扒掉我们历经十数载寒窗才艰难拼杀而来的文凭，除非从我王文韶身上踩过去！在王文韶的策划下，居然有几个举人“舍生取义”，自杀了！慈禧觉得社会影响很不好，稳定压倒一切，于是就没有同意袁世凯的上奏。袁世凯这次是失败了，但他有一个优势：年龄优势！王文韶已75岁，而袁世凯刚44岁，年轻得多！袁世凯等得起，王文韶等不起。胜利将在不久后来临。北洋六镇废除科举行动暂且搁在一边。与科举相比，清朝高层面临着更紧要的问题：无兵保卫帝都。八国联军入侵时，满洲的那点老底子被联军打残了，嫡系部队荣禄的武卫军基本上全军覆没。所以，编练新军成了当务之急。但让谁负责编练新军？这是个问题。有过相似项目经验的袁世凯当然想把握住这个机会，但天上不会掉馅饼，还得靠自己创造机会！老办法：迎合领导，请客送礼，拉帮结党。通过这一系列动作，袁世凯相信会有人在大老板慈禧面前为自己美言几句或者“无意”中泄露点关键消息给自己。说到这里，就必须得强调一下袁大官人的第三门奇功绝艺——能够快速认准并示好于关键人物。袁大官人深知“九千岁”李莲英在宫中的显赫地位，在慈禧面前的活动能力。为了巴结“李公公”，他可谓费尽心机，连续多年送珍贵礼物，却从来不提要求。等李莲英派人来问，袁大官人只回答：仰慕公公为人，并无一事相求。直至李莲英感觉无功受禄、如坐针毡时，才亲自接见袁世凯，两人互诉崇拜之情，最后竟成为拜把兄弟。而且袁世凯对李莲英手下的太监也是谦恭有礼。要知道，当时的社会对太监这种特级伤残人士还是持不公正的眼光看待的。1903年初冬，有“九千岁”做内应，慈禧终于同意了袁世凯设立练兵处的建议。当然，这个练兵处是为全国设立的，也就是说朝廷会在全国各地区安排适合的人选，举行大练兵，计划编练三十六镇新军。镇是个什么样的概念？满员一万两千人左右，大概就是现在的一个师。经过讨价还价，慈禧同意袁世凯在直隶编练六镇新军。慈禧还提了一个条件：六镇之中，必须有一镇是旗人控制，也就是袁世凯得替朝廷训练一支由满洲人控制的部队。好了，就这样吧。袁世凯甩开膀子大干，现在钱也有了，权也有了，经验也是现成的，还有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这三个好帮手，练兵哪还有什么难度。由于《辛丑条约》规定天津附近不准驻兵，自然也就不能在天津小站练兵，于是袁世凯移师保定。经历了这些年的战火硝烟，袁世凯敏锐地意识到：国家不仅缺高素质的士兵，更缺高水平的精英将领。现在大多数将领的作战方法极其保守落后，完全是拿着近代化武器打冷兵器战争。所以，袁世凯在保定开办了一所学校——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培养新式军官。这所学校很牛，换一个名字说你就知道了：保定军校！再换个说法，能跟保定军校PK的也就只有后来的黄埔军校。瞧瞧这里的学生：吴佩孚、孙传芳、蒋介石、李济深、

知道恐怕会受到重罚。这可是自己眼下最想要的东西。伸夫又翻看了一下就赶快合起书来，真心感谢岛野的好意。八初中生里的明星有两种类型。第一类自然是学习成绩好的孩子，如果不仅学习成绩优秀连模样也长得帅，那就近乎完美了。而且，如果能以“我没怎么用功”的态度跟所有的同学都轻松交谈的话，那就更受欢迎了。不过，这类明星多为态度严肃认真的孩子，因为老师的评价也很高，所以或许堪称体制派明星。与此不同，学习成绩较差的所谓反体制派中也有明星。他们大都附属于差生团伙和不良少年团伙，是校方加以注意的学生。他们既然标榜为反体制派，就要不分好歹地反驳一切，直言不讳地提出异议并博得喝彩，搞些奇思异想的恶作剧引得同伙们哄堂大笑。其中还有人早已俨然混世魔王，貌似深知男女和世间之事，得到一般同学们的仰视。岛野君正是这种反体制派团伙中的明星。他父亲就曾经是帮派分子，而他自己也是留着大人发型、猫腰驼背，架势就像帮派中的喽啰一样。当然，在那个年代，不管是什么样的不良学生，都不会对老师施加暴力。即使因为做坏事暴露受到训斥，也只是低着头一声不吭。在这一点上，当时的落后生或许更善于看场合行事，也显得更有大人样。总而言之，通过接近岛野君，伸夫感到心情振奋起来了。伸夫以前在优等生团伙中也有好几个亲密朋友，而接近不良团伙这还是第一次。而且，对方又是在那个团伙中都被刮目相看的岛野君。在接近岛野君之后，伸夫感到自己突然变得强大起来。虽说如此，他却不想直接加入他们的团伙。就算被他们接纳，以伸夫的膂力和魄力根本不能与之匹敌，倒不如还像上次那样，在岛野考试不会做题时悄悄告诉他，以这种方式助他一臂之力较为妥当。伸夫为自己能给岛野君提供帮助感到高兴。虽说膂力和魄力尚有不足，但在学习方面却多少有些自信。只要从这方面接近岛野君，伸夫既不失体面，也不会被卷入他们的团伙。这且不说，岛野君给他的书确实充满了刺激性。那本书封面只在淡粉色软纸上写着《源平男女盛衰记》，既无作者名称亦无出版社名称。而且书页用的是草纸誊印版，多处还有手绘插图。虽然号称书籍，却是只有三十页的所谓自制手册。可是，书的内容却从开头就充满了性描写，而且从第一页就直接进入男女秘事。虽说封面上写的“源平盛衰记”，可里面却几乎没有历史方面的内容，全都是平清盛[3]以各种方式与朝臣家的公主及戏子发生关系。甚至还有源赖朝、源义经和静御前[4]登场，反复多次地发生淫荡行为。伸夫虽然以前也看过几本黄书，即使标题和目录特别抢眼，但关键的性爱场面却含混不清。与其相比，这本书从男女对话到淫声浪气都描述得十分逼真，充满了冲击力。伸夫回到家里开卷阅读，于是浑身冒汗脑袋发胀，根本无法着手学习。“原来如此啊……”伸夫一口气读完书后发出感叹。男女在做那种事时会说这种枕边话，做这种淫荡事，发出这种尖叫！那些以前只是在想象中考虑的事情突然以天然的色彩清晰地浮现在眼前，伸夫惊讶不已。“真够刺激呀……”伸夫嘟囔了一句，随即想起了岛野君的面孔。“那小子们总是在看这种书啊……”他们常常在上课时传看书籍，大都是在历史、社会等老师不会指名提问的课堂上，就把那些可疑书本压在课本或笔记本下边偷看。伸夫他们也隐约有所耳闻——那都是特别黄的黄书。不过，那种书绝不会传到一般同学手上，大都是在以岛野君为中心的七八人团伙之间。伸夫虽曾想看那些书却没能说出口，因为如果说出“让我看看”并真的看了的话，就等于加入了他们的团伙。伸夫想看那种书却害怕加入他们的团伙，就在远处望着他们偷偷看书的情景。尽管如此，依然偶然会有团伙之外的人偷看到那种禁书，安井君也是其中之一。他可能是在暗中巧妙地讨好他们，并在上课时偷偷传看。“真够刺激！看着看着脑袋就不对劲儿了，根本听不见教书先生的声音。”安井君难掩兴奋地说道，“看过那个，就觉得街上卖的黄书简直没法儿看了。”安井君明明只是扫了几眼，可说起话来就像成了大人。伸夫只是默默地听着，虽然真想知道具体的内容，可在周围吵吵闹闹的课间休息当中，那种事情就是问了也未必能说得清楚。而且，伸夫看到安井君越来越得意，心里也很窝火。真想有一天不受任何干扰好好地看看……这个希望现在终于得以实现，而且结果比想象中更富于刺激性。那小子们上课时看的就是这种书呀！伸夫刚开始读时浑身血涌上头，别的什么都顾不上考虑了。可他们却边读边嗤嗤偷笑，合起书来还坦然自若地谈论。明明是同龄人，可为什么他们就能坦然自若呢？岛野君的态度更令伸夫惊奇，只有他从未在上课时看过那种书。虽然其他同伙看得入迷，可他却要么若无其事地听老师讲课，要么交抱臂肘打盹。可能是因为他已经看腻了黄书，所以对此几乎不屑一顾。那小子到底是与众不同。伸夫对岛野君那种成年人般的态度钦佩有加，同时对岛野所营造的帮派圈子感到了几分向往和畏惧。九从伸夫上初中的一九四六年到毕业的一九四九年，正是日本处于战后最混乱的时期。粮食匮乏，大米实施配给制，无论去哪里都是凭票供应。流浪汉屯聚街道，车站的长凳总是被他们占据。由于在澡堂里稍好的鞋子和毛衣都会被偷走，所以必须收进衣筐锁在存衣柜里，然后把带皮圈的柜门钥匙套在手腕或脚腕上。街上几乎没有路灯，偶尔在市区装上灯泡，可当天就会被偷走。自行车失窃事件频发也是在这个时期。不过，即使是在如此贫困的环境当中，人们的性欲却不会衰减。不，岂能衰减，在贫穷中崛起时，性的欲望总是更加强烈。伸夫清楚地看到出卖肉体的女子是在上初二的时候。从薄野[5]的繁华街尽头南五条一带向东向西几百米，都可以看到那些女子就站在街边的暗处。在黄昏稍迟时经过那里，就能看见烫了头发、脖间缠着花哨纱巾的女子们倚在路灯下抽着烟招呼过路的男人。据说她们多数都是以占领军为交易对象的娼妇，但好像也有跟日本人做生意的。因为伸夫曾听朋友说，他跟父亲一起路过那里时，父亲还被那些女人叫住过。“在大白天都有人跟占领军亲嘴呢！”依然是消息灵通的安井君如此告知伸夫。伸夫每次听到这些情况，都会禁不住诱惑想去那个有站街女的地方看看。亲嘴到底是怎么搞的？说实在话，伸夫还没有看到过现场实况。听说在外国经常搞这种事情，但他还没跟老外打过交道，而且父母当然也不会当着他的面搞这个。即使伸夫不在场，父母也不可能搞这个。“上次吧，还有个女人在我眼前撩起裙子穿袜子呢！”女人露出光腿穿袜子的姿态实在够刺激。当然，这种程度的动作姐姐似乎也会做，可姐姐的样子看了却不会引起兴奋。“那些娘们儿来回溜达，好像都有自己的地盘呢！”伸夫听安井君这样说，心里就期待他带自己去，可安井君却根本没那个意思。虽说如此，伸夫却不愿主动请求安井君“带我去吧”。学习方面暂且不论，一旦在性方面向对方求教，感觉就像从此拜在了对方门下。如果学习落后还能努力赶上，但性知识落后的人可能一生都抬不起头来。九月底的星期天，伸夫趁上街去了一趟薄野。时间已过五点钟，周围有些昏暗，风有些凉。从站前大街下去，走过五条时行人骤然减少，前方只能看到街角杂货店的灯光和“三和旅馆”的红色霓虹灯。霓虹灯的斜对面是稻荷神社，神灯的火苗在风中摇曳，前面向右拐是在昏暗中延伸的石墙。听安井君说，占领军的“伴伴女郎”就在沿墙路边。可是，好不容易来一趟，却看不到那种打扮的女子。是不是时间太早？伸夫环视周围继续向前，这时右边小巷里出来一个女子。她的头发烫得像蜘蛛窝，肩挎皮包走向站前大街。伸夫目送那个女子远去，后边一辆人力车疾驰而来，又有个女子提着篮子在瑟瑟凉风中缩着肩膀走了。周围普通民居之间似乎坐落着几家旅馆，却不见行人来往，只有秋风穿过夜幕降临的街道。难道安井君说的不是这里吗？伸夫有些扫兴，再次环视周围，却见街角杂煮店旁暗处站着两个女子。其中一个右手夹着香烟，另一个把左脚轻轻蹬在石阶上。在昏暗中也能看到她们涂着浓厚的口红，身穿花哨衣服，显然不是普通女子。两人刚才像是在谈论什么，当伸夫走近时就停下来望着这边。伸夫顿时感到恐惧，随即快步离开她们。径直走了四五十米回头再看，已经不见那两个女子的身影。伸夫怀着一半放松一半被忽悠了的心情朝行人较多的电车大街赶去。说实在话，伸夫并不清楚所谓“卖淫”究竟是怎么回事。看过几本黄书以及厕所涂鸦之后，他明白了男人和女人干的事情，女性身体局部的解剖图也记得很清楚，甚至能随手画出图来。但是，说到在现实当中去找女人买春，他却根本不知道该怎样交涉，在房间里只有两人时该怎么做。即使他知道要把自己那个东西插入女性的下体，但具体步骤却无从知晓。他独自去观望伴伴女郎也只是出于对她们外貌的好奇心，近乎于去动物园观看珍禽异兽。当然，他丝毫不想接近对方。虽说如此，他对受到对方的藐视却有些不满。自己确实还只是个初中生，但至少也该打个招呼吧？可她们却向自己投来充满狐疑的目光，似乎在说一个小屁孩怎么误撞到这种地方来了？虽说如此，可如果她们真的打了招呼，伸夫也许会一溜烟地逃走。因为他仅仅被两个女子盯着看，就会感到后脖颈被抓住一般惶恐不安。伸夫更加佩服能够花钱找那种妖艳女子买春的男人了。自己一看到那种女人就吓得抱头鼠窜，而成年男人真能摁住那种女人满足欲望吗？倘若没有相当的胆量和勇气根本做不到。如果自己真能做那种事情的话，感觉该会有多棒呀！伸夫即使真的看到了伴伴女郎，依然仅仅感到她们都是另一个遥远世界的女性。伸夫即使拥有足够买春的金钱，也是只看一眼就感到满足，憋闷的欲望重又返回孤独而谨慎的自慰世界中去。确实如此，如果是自慰的话就不必那样操心费神，也不必考虑对手如何。只有自慰是不会受到任何人打扰的、仅仅属于自己的世界。但是，从初二那年秋季开始，伸夫对自慰开始产生疑问了。其原因之一就是担心做这种事情会使学习成绩下降。这种担心并非刚刚产生，从初识自慰起就存在于大脑的角落里，只是当时被意外的快感冲昏了头脑，无暇思考其善与恶。然而，如今却已不同于当初，最可怕的就是自慰行为带来的昏昏沉沉的虚脱感。当然，在射精的瞬间会产生升天般飘飘欲仙的快感，可到达巅峰之后的抑郁状态却相当严重：突然浑身无力、眼皮沉重，仿佛坠入十八层地狱的空虚感笼罩全身。在昏沉之中感到惶惑不安，好像以前所学的东西全都忘掉，记忆力再也不能恢复。事实上伸夫第二学期的成绩明显开始下降。当然，这也未必能够完全归咎于自慰行为。伸夫在暑期常去游泳场，还帮母亲外出采购粮食，在自家小院里帮着做农活。他对很多事物都产生了兴趣，博览群书、初次观剧，观看职业棒球比赛也相当投入。虽然诸多原因都有关联，但自慰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夜晚，独自在房间里触摸那个部位，学校的事情就变得无关紧要，消失在远方。而且在自慰之后浑身瘫软，需要休息很长时间才能恢复精力开始学习，有时嫌麻烦就直接睡觉了。在这方面耗费的时间和精力不可小觑，其实在某本书中就载有关于自慰使学习成绩急剧下降的自白文章。岛野君他们学习成绩较差或许就是因为自慰过度……伸夫还有一个担心——过度玩弄会使阴茎发育迟缓。伸夫还没跟同学们比过，在小学低年级时做的那些事情暂且不提，上初中后就不能再搞那种儿戏了。不过，在澡堂和游泳场的更衣室里，他却偷看过同龄伙伴的那个物件。乍看上去自己的似乎跟他们没什么两样，虽然不大也不算太小，也就跟普通人一样。但是，根据某本书中介绍，男性最重要的是勃起时大小如何，跟平时的状态没太大关系。还有一本书中介绍，把明信片卷起的状态就是日本人阴茎的标准尺寸。伸夫重新观察自己裆间翘起的物件。看样子并没有明信片卷起来那么大，毕竟现在还是初中生。再过四五年高中毕业时，应该能够达到标准。不过，另有书中介绍“太早过度自慰对阴茎发育不好”。这是真的吗？如果确实如此的话，早熟的岛野君他们就应该都比较小。但是，伸夫认为他们的并不算小。虽然没有亲眼见过，但他们的同伙相原等人曾夸口说“因为太大碍事还得用兜裆布勒紧”。难道这些记述都是为了劝阻自慰行为？就像小时候有人想阻止就吓唬说“刚吃完饭就躺下会变成牛”一样。但尽管如此，写那种事仅仅是为了劝阻吗？虽说是黄书，却也是较为正统的《夫妻生活》花边新闻，所以未必是虚构。如果它不再长大该如何是好？想到这里，伸夫愈发忧心忡忡了。尽管在现实当中不可能与女性发生关系，但伸夫还是希望长得更大些。这个愿望并非现在刚刚产生，懂事之后的男孩应该都有。不过，那个部位的体毛发育却并不迟缓……近来去澡堂时就会看见同学们都开始捂着下体，从更衣室到浴池、从浴池出来坐在池边都一定要用汗巾捂住下体。这既有阴茎长大的原因，更是由于阴毛也开始长出。在自己那个部位长出体毛之后，少年不知何故会产生既骄傲又害羞的奇妙感觉。在切实感到自己由此终于接近成年人的同时，又觉得那个部位变得猥亵不堪。“哎，你那儿长出来了吧？”在一个月之前，安井君曾经这样问过。当时，伸夫只是含糊地点了点头。虽然他想明确回答“长啦”，又觉得安井君接下来会说“那就让我看看”。他还感到突然问起长毛的安井君总爱暴露别人的弱点，心里便有些不快。“岛野君吧，说他那儿已经漆黑一片了。”“你真的看见了？”“是相原君说的，所以不会有错儿！”伸夫想起当时的对话就独自点了点头。果然是早摆弄的家伙长毛也早……尽管比不上岛野君，但伸夫长毛的时间与常人相仿，所以他那个物件的大小或许也与常人相仿。伸夫如此安慰自己，但仍未完全放下心来。“再不能做那种事儿了！”伸夫在心中告诫自己，却几乎没有信心严格实行。十初中时代给伸夫心中留下了几段性的回忆。那些事在当时还模糊不清，并不觉得具有什么意义，仅仅感到有些奇怪，因此没有产生过深入思索的冲动。然而，心中感到奇怪却是毫无疑问的事实，而且长期留在记忆当中。所以，从这一点来看，那些事本身确实印象深刻。明确地讲，那个时期伸夫非常胆小。家里房子本来并不很大，可他晚上却不敢独自去厕所。另外，在冬天傍晚独自留守家中时也会忐忑不安，感到会被雪的魔力抓走。他白天在学校里跟同学们撒欢闹腾，看上去实在想象不出一到晚上就会如此怯懦。母亲常常叱骂他说“亏你还是个男孩子……”。确实如此，在大四岁的姐姐和小七岁的弟弟眼里，他简直太软弱了。可是，在那个时期伸夫脑袋里充满了形形色色的可怕东西。例如，他在夏祭期间去杂耍戏棚看到了地狱图画和妖怪，在书中读到了鬼故事，听大人和同学们讲了奇怪现象，还有对死亡世界的胡思乱想……林林总总交织重叠。当伸夫晚上进被窝之后，它们就像养熟的小兽般悄悄来到枕边。小弟之所以能满不在乎地自己去厕所，是因为他年纪还小真不知道那些惊悚故事。而姐姐似乎由于女性所特有的迟钝，对惊悚故事不屑一顾。可是，伸夫在上初中后见闻骤增，也随之听到了很多惊悚故事。而且，他一旦听过便轻易不会忘掉，还会从中展开更加恐怖的想象翅膀。明明胆小却越想看更可怕的东西，于是变得越来越胆小。伸夫记得，当时听说有的家庭全家人挤在一个小房间里睡觉，他还感到特别羡慕。因为如果大家睡在一起，即使深夜有强盗潜入也不会害怕。而且厕所离得很

，也就是说，暗杀戴笠，根本就不符合蒋介石的利益。可见，蒋介石根本就没有暗杀戴笠的利益动机——蒋介石的嫌疑，应该是可以排除的。也许诸位会说：你就单凭沈醉一个人的证言？当然不止。诸位再跟我来，听听当年的亲历者——国民党资深飞行员赵新，对本案的证言。依照飞行员赵新的说法，戴笠之死，不但与暗杀毫无关系，反而与国民党空军的腐败有一定的关系。赵新是这样说的：“……1946年3月15日下午，我照例去队部值班室看任务派遣牌，看到上面写着：222号专机，起飞时间：3月16日上午8时，航线：北平—天津—南京—上海，飞行员：赵新、冯俊忠，要求3月16日早上7时前做完飞行准备……翌晨，我乘吉普车驰往西郊机场，立即仔细地检查222号飞机，在每个关键部位检查完两遍后，确认飞机完全良好，就在飞行纪录簿上签字交给了机务员。时已7时45分，随即登机做起飞前准备。当我一踏进机舱，看见舱内已坐好了7个人，其中一人，好像见过面，后来才想起在庆王府参加蒋介石50寿辰，聆听训话时，就是他站在蒋介石身后，当时我询问旁人，说是叫戴笠，是军统局的头头……”赵新的这段证言，出自于《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北京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274～276页，是赵新自己所写的回忆文章《戴笠摔死前后》。读者可以从赵新的上述证言了解到：3月16日早晨，在戴笠的飞机起飞之前，赵新已经仔细检查了戴笠的飞机，而且还将每一个关键部位都仔细检查了，而且还都检查了两遍，发现飞机一点问题都没有，换言之，没有发现被人做过手脚的迹象。应该讲，依据赵新的这个证词，我们似乎可以排除“飞机被做过手脚”一说了。我们继续往下读赵新的证言：“……时钟已指到7点55分，我正要按下启动按钮，启动飞机时，忽见机头左侧下方滑行跑道上，飞驰来一辆吉普车，车上的人急忙向我挥手示意，并迅速停在我机头下方，我探头问：‘怎么回事？’同时看出挥手人是张远仁（绰号小黑子，四川人，航校第18期毕业生），他大声嚷着：‘不要开机！有急事！队长让我来替你！’我问：‘究竟出了什么事？’他说：‘快下来！队长叫你去，你见到队长就知道了！’我说：‘我机上的行李怎么办？’他说：‘拿下来，你不去了。’我见时针已指8点，再说也来不及了，就带着行李坐他的吉普车进城了……次日，即3月17日中午12点5分，地面接到飞报：南京明故宫机场云高300，有雷阵雨，能见度极差，着陆困难。队部立即回电：222号专机，请你速告明故宫机场打开导航台，进行穿云迫降，如果不行，改飞上海或济南。但是，上海、济南的天气也不好，于是，222号专机只好硬着头皮，在南京做穿云迫降。不久，接南京明故宫机场报告：222号专机在云层中盲目飞行，与地面联系困难，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雷雨中，先后三次尝试下降，都越过了机场，无法着陆，在最后一次下降中飞偏了，飞往江宁县去了。下午1点6分，222号专机电讯联络突然中断，地面多次呼叫，可是已经听不到222号飞机的讯号了。戴笠的飞机撞山了……”赵新在这一段里，透露了一条重要的信息：航空大队的队长，临时指派张远仁替代赵新去驾驶戴笠的飞机。那么，这个航空大队的队长，为什么要临时让张远仁去替代赵新驾驶戴笠的飞机呢？对于这一点，赵新在同一份证词里，是这样解释的：“……222号失事原因，主要是飞行员张远仁听说有去上海的任务，因赚钱心切，立即向队长送礼，一再要求派他去上海做黄金美钞生意，平时张远仁与队长同住一院，关系也好，在队长考虑张的技术水平不高，可否派他去正犹豫不定时，张就说：‘主要替队长赚钱，请队长也出些本钱，一定能赚回大钱。’把队长说动了心，于是，他两人在222号起飞前夕，连夜准备妥当，决定由张于翌晨赶到机场，并以队长的命令，将我撤换下来……”可见，赵新说，原来张远仁要借这次飞行任务的便利去上海从事金融投机活动，获利后和航空队长二人分享，航空队长财迷心窍，于是临时起意并指派了张远仁去替代赵新。张远仁的驾驶技术比不上赵新，按照道理，对于戴笠这样级别的高官，应该指派赵新去执行飞行任务的，但是，队长却临时改派了张远仁，这仅仅是为了捞外快，可见国民党空军的腐败。赵新的这段证言，是符合当时的时代背景的：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军政界兴起了一股到上海炒卖黄金、美钞、汽油等生意的歪风，国民党空军也未能免俗，航空大队的这位队长，明明知道飞行员张远仁技术不过关，也要临时决定改派他去接替赵新给戴笠开飞机，不为别的，只为了张远仁会给他（队长）分红。这还不算，国民党空军在事后还专门作了调查。对此，赵新是这样说的：“……事后调查得知：222号专机因为看不见地面，先后几次穿云，都越过了机场，飞行员掌握飞机的高度、速度、方向，都与穿云图上的航线偏差很大。失事的原因，主要是飞行员张远仁飞行技术差，张远仁和冯俊忠接受的是旧式飞行训练，缺乏科学头脑和先进技术的训练，尤其对无线电波，单凭听觉的盲目飞行和利用无线电罗盘的定向飞行，他们全都没有学过，张远仁只是学过一些初步的穿云迫降理论，一点实践经验都没有，冯俊忠对仪表、电波、无线电等设备也不熟悉，他们两个人都没有受过美国空军训练中心的严格训练，盲目穿云，一遇到恶劣天气，就缺乏应变能力，这就是这次事故的必然性所在。戴笠失事一案，在国民党空军史上是一件丑闻，以前是不能披露的，现在我觉得应当将真相公之于众……”很明显，赵新所提供的材料显示，戴笠的飞机失事，有两个最主要的原因：1.天气恶劣。2.飞行员技术不够好。而之所以派了一个技术不过关的飞行员（张远仁）执行这次飞行任务，不为别的，只是因为航空队长和出事的飞行员狼狈为奸、假公济私，他们借出差上海的机会炒卖黄金、美钞挣钱。航空队长如果不是为了这个，是不会派张远仁去飞上海的，因为张远仁技术不好，不应该让他飞这一趟，戴笠是高官，飞行安全马虎不得。总之就是两个字：腐败。依据以上的各种证言，我们不妨梳理一下本案发生的全部经过如下：1.1946年3月15日白天，航空队接到戴笠的飞行任务，航空队长指派飞行技术较好的飞行员赵新、冯俊忠执行此次飞行任务。2.1946年3月15日夜，技术较差的飞行员张远仁连夜说服航空队长，让他接替赵新驾驶飞机，张远仁要借此机会到上海炒卖黄金或美钞并和队长分红。3.1946年3月15日夜，航空队长经不起经济利益的诱惑，违背良心，甘冒风险，决定临时改派飞行技术较差的张远仁去执行任务。4.1946年3月16日7时，飞行员赵新仔细检查了戴笠的飞机两遍，发现飞机安好无恙。5.1946年3月16日7时55分，飞行技术较差的张远仁临时赶到机场，接替赵新驾驶飞机，赵新无奈，只好退出。1946年3月16日晚上，张远仁驾驶戴笠的飞机抵达天津，在天津过夜。3月17日早上，戴笠的飞机从天津飞上海，遇雨，转南京。3月17日中午12时零5分，南京上空暴雨，飞机冒险迫降。1946年3月17日中午13时零6分，飞机在南京（江宁区）迫降过程中，撞山失事。讲到这里，我想各位读者应该心里都基本有谱了：戴笠所乘坐的这架222号飞机之所以失事，主要的原因在于遭遇了恶劣的天气，而除此之外，国民党空军的腐败，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这恐怕是至今为止，关于戴笠命案最接近事实真相的分析。后记通过可靠的史料，对这些近代史疑案进行探讨，借助这个，我算是和读者一起，乘坐时光机器，穿越到中国近代走了一遭。读者也许会意犹未尽，又也许会有不同的意见，这都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在很多的情况下，不是非黑即白的。一个历史人物在“好人”和“坏人”两个定义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广阔的中间地带。一个历史事件在“必然”与“偶然”之间，有时候也存在着可供争议的空间。无论评价一个历史人物，还是评价一个历史事件，都有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事件前前后后的基本历史事实，必须要先理清楚，而理清基本历史事实的前提，是要耕读原始的、第一手的史料，而且是可靠的史料，才有可能。愿以这本小书，给诸位带来一点点营养，则不枉费我长期伏案的努力。冯学荣2014年10月28日（5）中英在香港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崇祯十年（1637年）英国商人联合会派梦啻牟率五艘战舰来华，想通过葡萄牙人来进行对中国的贸易。于是舰队来到澳门，到澳门后，葡萄牙人敲诈他们，梦啻牟不给钱，于是葡萄牙人在英国人的饭菜里下毒，毒死了四十个英军。梦啻牟决定不再通过葡萄牙人转手贸易，而是直接找中国人，他令舰队驶向伶仃洋，然后直插广州。这年七月初一，烈日炎炎下虎门的百姓都在海边榕树下享受着丝丝海风，他们没有料到，大英帝国的海军就要杀到。面对来犯之敌明朝海军严密布防，一切准备就绪后英国舰队来到沙角，他们发现明军严阵以待，虎门各火炮压弹待发，便声称“风向不顺”，暂时不发动进攻，而是停泊在海边，实质想伺机进攻。第二天晚上明军陈帮基、吴一凤率四十人用即将退役的木船作为火船，准备在深夜二更靠近英舰，进行火攻，谁料火攻前风向突变，明军由顺风转为逆风，火攻无法进行，在此时陈帮基的火船搁浅，结果火攻彻底泡汤了。英军见明军要发动火攻时，个个失魂落魄，纷纷跳船，最后一看火攻没成，这才都回到船上，可见这一股来侵略的英军也毫无大英帝国军队之风。初三上午梦啻牟下令炮击中国炮台，并说：“谁要怕死，军法从事！”结果英勇的明朝海军将士还是将英军击退。初九，梦啻牟派一艘战舰驶入沙角以北，被明军发现后这艘战舰掉头就跑，但还是吃了明军几发炮弹，伤得不轻，此后数日局势趋于缓和；二十四日夜，大英帝国海军又给梦啻牟增派了四艘战舰，九艘英舰突入白沙海面，一齐炮击我军炮台，但我军将士不畏强敌，一炮击中英军旗舰弹药库，使其起火，梦啻牟忙下令撤退。梦啻牟失败后，英国人没有善罢甘休，他们又派了一拨人来侵略。商人联合会派五艘“商船”在伦敦号船长威代尔率领下进入南海，威代尔满脸络腮胡子，鹰眼、秃鹫鼻子，这个家伙开始打算占据澳门，可是葡萄牙人怎肯把自己嘴里的肉给别人吃，于是葡萄牙人断然拒绝了英人。威代尔一看，中国那么大，我非得在一棵树上吊死？八月六日他率军闯入珠江，虎门的明军令其停下。威代尔不但没停，反而加速闯过炮台，明军向其开炮，威代尔随即还击。手执长矛大刀，摆弄年久失修、装填慢、瞄准率低的铁炮的明军当然无法挡住英军的炮轰，几小时后，虎门炮台失陷。随后威代尔对虎门一带纵兵抢掠。几天后，虎门炮台被占的消息传到崇祯那，一时朝野震惊，广东衙门更是又羞又恨，小小的几个洋人竟然敢在天朝地面上兴风作浪，这还了得？明朝立即调遣大军将虎门围得像铁桶一般，勒令威代尔退出炮台，并说只要威代尔退出炮台，就可在华贸易。威代尔本来自恃枪炮先进，不把明军放在眼里。但他面对漫山遍野包围他的明军，还是感到了死亡的威胁，因此英军只得与大明政府谈判，广东衙门要求英国赔款，英商答应了中国的要求，赔偿白银两千八百两。威代尔则向中国官员提交了一份保证书，对虎门事件表示歉意，并保证完成贸易后即离去。据此，广州官员决定对其不予追究，令其贸易后尽快离境。明朝在临灭亡前都能让英国人赔款，也可见日薄西山的东方帝国此时还是强于初兴的大英帝国的，而两百年后，日薄西山的大清帝国再碰到已经是日不落帝国的英国时，那就没那么幸运了。此次威代尔看见了广州的繁华，他垂涎欲滴，打算为大英帝国开辟一个“永久性贸易摊位”，他把这个摊位选在了香港。从此英国人有了盘踞香港的念头，直到二百年后美梦成真。当然，这将是本套书第五册要讲的内容了。（6）西班牙人菲律宾屠华英国侵略虎门两年后，西班牙人在菲律宾对华人华侨举起了屠刀。这其实早已不是西班牙人对中国人的第一次刀兵相见了，一切都要从万历二年（1574年）说起。1574年西班牙殖民者雷克尔上书国王腓力二世，说：“只要不到六十名优良的西班牙士兵就能征服中国。”1576年，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桑德上书国王，说：“征服中国容易实行，这项事业要四千到六千人，配备枪、船、炮和弹药，有两千到三千人就能占领所要占领的省份，用那里的港口和舰队组成海上最大强国，是十分容易的，征服一个省后便足以征服全国。”桑德在写完这封上书后又派人去中国考察，回来后他又长期计划和思考，最终他改主意了，他觉得六千人太少，应该有一万到一万两千人，再加上五千名日本人和五百名印度人，以及熟悉中国情况的葡萄牙人。他拟定了详细的计划书，书中说：“由我担任进攻中国的总司令。这次行动不能让中国人减少，人口消失就等于财富消失，因为中华民族是最能创造财富的民族。征服中国后我们要保留中国政府，以保持它的繁荣和富裕，侵入中国应采取谨慎温和的方式，不能在中国进行太多杀戮。征服中国后我们应在中国建大量学校，对中国人灌输西班牙文化，传播天主教，引入西班牙人生活方式，阻止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与北方蒙古人和解，打击奥斯曼帝国，建立从中国到西班牙的陆上交通线。尊敬的国王您在征服中国后还将成为柬埔寨、泰国等中国属国的君主。我们还应让西班牙人与中国女人结婚，培养混血后代，以便维持在中国的统治。”“我们的作战目的为：政治上征服中国，成立全球帝国，为万王之王。军事上征服中国，以中国为基地，向亚洲其他部分发展，继而以中国人力及战争资源支援欧洲本土军力攻略北欧敌人，控制世界。宗教上征服中国，由中国西进，进占巴勒斯坦天主教圣地。经济上征服中国，开发中国资源，并移植中国人力发展殖民事业，挽救西班牙帝国经济危机。”总之一句话，就是想征服中国。这封计划书在1587年交给腓力二世，腓力二世看完后大喜，他正要实行对中国的征服计划时，1588年与英国人在格拉福林进行了海战，此战中西班牙无敌舰队被歼灭，计划泡汤了。但侵略者就是侵略者，其本性不会改变，尽管无敌舰队覆灭，西班牙依然打算征服中国，1598年西班牙菲律宾省总督德鲁向西班牙国王报告说：“我发现华侨发明一种制造大炮的工艺技术，这是我们迫切需要的炮，等这批大炮制作好后，我将不失时机地前往中国，向中国人发动进攻。”（布莱尔和罗伯森著《菲律宾群岛1493～1898》）换句话说，西班牙人要用中国人造的大炮打中国人，当然，这只是一个报告，西班牙自从无敌舰队全军覆没后，已经无实力进攻中国了。无敌舰队覆灭九年后，1597年西班牙人为争夺香料，派兵与占领魔路加群岛的荷兰人交战，西班牙的菲律宾总督马特纳斯胁迫华人潘和五率两百五十人充当水手作战，他们让华人日夜不停地驾船，稍不如意就遭鞭打，潘和五说：“造反是死，被他们打死也是死，咱们还不如反了，胜则扬帆归航，败的话死也不晚。”于是他率这两百五十人起义，杀死船上的西班牙人四十名，随后驾船返航，但迷路了，他们把船开到了越南，结果货物全被越南人没收。此事发生后马特纳斯派人与明朝交涉，要求归还战船和惩办凶手，且此时谣传日本要进攻菲律宾，西班牙人怕日本人与菲律宾的华人里应外合，于是还向明朝建议将华

国了。熊传薪：黄材镇为什么会成为湖南青铜器发现的集中地？这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所谓的必然性，就是当时从殷商来的那批人进入湘江流域是一个必然选择。因为，如果他们到四川盆地的话，要经过云梦泽，那里不好走，而且当时周人已经把路卡死了；他们也不能进入江西，那里的土著人很厉害，实力强大，而且江西是一个交通要道，不适于安家。湘江流域不一样，四周都有山环绕，而且面积很大，所以他们当时就想到湘潭这一带。但是当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地方力量太大了，最后只得到黄材。这个地方后面靠山，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好地方。八零电子书www.txt80.com王鲁湘：您认为这个藩国建于什么时候？熊传薪：商末周初，就是西周灭商的初期。王鲁湘：那你觉得它是本地土著居民建立的，还是外来迁徙部族建立的？熊传薪：肯定是外来人建立的，但土著人的政治地位并不低，因为大量的日常用具都是本地人的。当然，外来文化是占主导地位的，像宫殿的形制等都是和中原一样的。到目前为止，考古界发掘的几座商代宫殿都不是正北方向，这个宫殿也是如此，这就说明它的建制是从中原来的。墓葬里面的青铜器、葬玉也都是中原人的，本地人以前没有这种东西。王鲁湘：中原青铜器和三星堆青铜器一般都是在宗庙和墓室发现的，湖南青铜器总是单件出土，不是发现在山上就是发现在河中，这是因为有什么特殊的祭祀吗？熊传薪：青铜器的埋葬，无非这么几种可能：一个是作为祭祀用品，一个是作为宝贝、财富埋葬，再一个就是作为随葬品。山上的青铜器不太可能是作为随葬品，而如果是作为宝贝埋葬，得请很多人把它抬到山上去，这就等于告诉别人把东西埋在了这里，所以也不太可能。这些器物应当是祭祀用的，但是中原的祭祀是用鼎等器物来煮肉，以肉祭祖、祭神，器物本身是不埋的，贡献给祖先、上帝的那些牺牲品才埋掉。这个地区则是把祭器给埋了，这就说明，当时这里祭祀的内容、形式都和中原地区不一样，完全是另外一个礼制系统。不过，有些器物肯定不是因祭祀埋的，比如有些埋在山上、河边的装饰玉。祭祀用的礼玉应是琮、璧这些东西，而这些在河边发现的装饰玉不是礼玉，所以肯定不是用来祭祀的，有可能就是作为财富来埋藏的。王鲁湘：黄材镇炭河古城遗址的发现，对于宁乡出土的商周青铜器的来源来说，是不是提供了某些暗示呢？熊传薪：这是肯定的。遗址发现以前，虽然这些青铜器的铸造年代肯定是商、周时期，但是没有考古的证据。没有这些考古证据的话，这些青铜器便缺少了历史价值，只有艺术价值。三、湖南青铜器的特色与价值湖南青铜器来源的所有线索在西周都城遗址之迷破解之前戛然而止，人们仍然只能在它的纹饰里继续猜测它旺盛的生命力和艺术魅力。王鲁湘：与中原相比，我们湖南青铜器在文化和艺术上有什么特色？熊传薪：湖南青铜器是中国青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母体，包括铸造技术、纹饰、器形等，都是以中原文化为基础的。但它也有很多地域文化的特征，这表现在造型方面。比如以老虎为器形的“虎食人卣”。湖南宁乡虎食人卣王鲁湘：我们过去经常说这个青铜器的形象多么狞厉、凶恶，代表了奴隶主的残酷，但现在好像有另外的解释了。熊传薪：我觉得把这个造型解释为虎吃人是不太对的。你看这个人，他不是很惊恐的样子。他有可能还是一种神，拥抱着虎，这个老虎可能也是一种神。王鲁湘：对，他还踩着虎的两个脚，两者实际上是一种很亲密的关系。当时南方有很多氏族是以虎为图腾的，说不定它反映的就是作为氏族图腾的虎和氏族首领之间的某种关系。熊传薪：你这个分析是有道理的。这个人坐在虎身上，好像在和虎嬉闹、游戏。王鲁湘：这种器物一共几件？熊传薪：两件，都是在建国前湖南宁乡出土的。现在一件在日本，一件在法国。尽管都是虎食人卣，但是从花纹上来看还是有区别的。当然，大体构造都是老虎嘴下面含着一个人。王鲁湘：这个既然在中原没有出现过，那么只能是湖南当地铸造的。熊传薪：应该是。我刚才说过，中原出土了几万件青铜器，都没有这种器形。王鲁湘：由上可见，湖南出土的青铜器，动物造型显得特别突出，有象尊、猪尊、牛尊、羊尊、马簋等这些基本动物。这种对动物造型的喜好，好像和中原有点不太一样，中原都是比较几何形的、抽象化的图案。熊传薪：我个人认为，北方受帝王传统的影响比较深，而这个地方受大自然的影响比较大。王鲁湘：中原青铜器整个造型古朴、大方、端庄，更注重几何造型，因为几何造型体现的是一种秩序，一种比例，一种对称和平衡，这和当时的宗法制度是吻合的。湖南可能因为离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比较远，不太受宗法、礼制的约束，工匠在造型的时候能更多地表现个人的自由意志，发挥个人的想象力，所以就显得更活泼、浪漫一些。熊传薪：对。除了青铜器艺术，后来我们的楚辞也比较浪漫嘛。在我看来，二者还是有些关系的。王鲁湘：这些青铜器是我们楚文化更早期的一种东西。熊传薪：当然，这些青铜器不完全是楚文化，但从楚文化的渊源上可以这样说。王鲁湘：在青铜器收藏的人中间有一种说法，说品相最好的青铜器要到湖南去找，特别是“黑漆古”、“绿漆古”30等，好像它代表性的东西都是在我们湖南。为什么湖南的土壤在掩埋青铜器的过程中，能把青铜器的品相保存得那么好？熊传薪：湖南出土的青铜器，从外表来看，除了纹饰精美以外，跟它埋藏在地下的土质有关系。黄河流域地区的土是沙土，是碱性的；而长江流域的土是酸性的，特别是我们湖南的这种红壤，地质学上叫第四纪红壤。再者，两地区青铜器里面的成分如铜、锡、铅、锌的含量也不一样。北方出土的青铜器，坑口31一般不大好看，表面很粗糙；南方出土的很光滑，有玉的质感。所以搞收藏的人，自然对这种造型又好，外表、颜色又漂亮，纹饰又精美的湖南青铜器很感兴趣了。王鲁湘：湖南青铜器对于我们的考古学乃至文化史的认知有什么重要的意义？熊传薪：从考古学发展来讲，我们对于长江以南文化的认识比过去增加了。传统的看法认为只有中原一个文化中心，其他文化都是从中原传播来的。经过最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大家逐渐认识到，中国这么幅员辽阔的土地有着不同的文化中心，黄河流域是中原文化发展的一个主体，起着很重要的主导作用，但并不是唯一的中心。这里发现的这些陶器，很难说是中原人来到这里制作的，这些铜器有的具有在中原没看到过的一些特点。当然，我们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得到确定的结果，现在只能做进一步的思考。王鲁湘：而且我想，它更加丰富了我们青铜文化的内涵。熊传薪：是的。青铜文化的内涵很深，包括它所表现的铸造工艺、审美艺术、文化哲理等。当时的文化主要体现在青铜文化上面，而且，青铜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也比较悠长。王鲁湘：我们称那个时代为“青铜时代”。熊传薪：从夏朝到汉的两千多年，青铜文化是占主要地位的，它本身就包含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王鲁湘：对。中国文明的形成阶段实际上就是青铜时代。现在湖南省博物馆出土的青铜器，还有其他地方出土的青铜器，体现的正是中华文化在形成时期的那种辉煌，那种灿烂，那种神秘。探秘古滇国距昆明南部大约100公里，有一个叫江川的不太起眼的小县城。半个世纪以前，江川还是一个不知名的坝子，而它境内北部的李家山也是草木丛生、人迹少至。云南向来山多地少，当地的农民也勤快，开荒地、修梯田，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于是，也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按照当地老人家的说法，经常有人在李家山的西南坡见到零星的青铜器和玛瑙玉石。老乡们偶尔聊起来，也是百思不得其解，这些东西是从哪来的？是谁的？怎么老出现在自家的地里呢？因为找不到答案，所以这批东西被扔的扔，废的废，卖的卖，压根没人把它们当回事。直到有一天，相隔不到40公里的晋宁石寨山一铲子挖出来个滇王金印，村民们才直拍大腿，难不成自家地里的那些破铜烂铁都是宝贝？一、发现滇王金印在云南，周回五百里的滇池泽养着昆明盆地里的每一位普通百姓。从滇池东岸眺望距离不足1000米的晋宁县晋城镇，石寨山就像一条巨大的鲸鱼横卧在田间。石寨山脚下，是已逾千年历史的上蒜乡石寨村。1955年3月，当云南省博物馆的考古工作队第一次进驻这里的时候，村里的百姓隐约听说，他们背后的这座小山丘，很有可能是一处藏满了青铜器物的墓地。原来，位于云南中部的晋宁古县是滇文化发样地，是航海家郑和的故里。战国时楚将庄跷入滇，以晋宁为中心，建立滇国。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封尝羌为滇王，置益州郡。滇王国都和益州郡治均设于此，称滇池县32。蒋志龙33：发现石寨山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其实，早在抗战期间，石寨山这批文物就已经流落到社会上了。其中有一部分有40多件，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被大英博物馆收藏了。当时他们认为这些文物的出土地点是梁王山。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在云南省博物馆筹备期间，有个文物贩子拿着青铜器请博物馆的专业技术人员给他鉴定，看看这个东西是什么、值不值钱。这引起了专业技术人员的注意，但大家都不知道这批东西到底是从哪来的。后来，云南省文史馆的方树梅老先生说，他老家晋宁石寨山在抗战期间出土过一批青铜器，很多好东西都被当时的地主、恶霸霸占了，而文物贩子拿来的这些文物就很像石寨山的。王鲁湘：其实就是被有钱人拿走了。蒋志龙：没错。好东西被霸占了，剩下的残破的东西就当废铜烂铁卖出去了。方老先生说了之后，引起了博物馆筹备组的注意，当时就派了两位先生到晋宁去调查。果然，他们在石寨山的一个村民手里收到了一些青铜器，与文物贩子拿来鉴定的那些形制相同。那些村民还能详细描述这些东西是在哪儿挖出来的，当时他们挖的坑都还在。出去调查的这两位先生回来以后，就向当时的博物馆筹备组汇报。汇报以后，博物馆当即决定在这个地方做一下试掘。试掘工作出奇地顺利，工程历时21天，共清理西汉时期墓葬两座，出土青铜器过百件，除了此前在其他省份不曾见过的贮贝器之外，还有上百件的青铜兵器。蒋志龙：这批青铜兵器跟咱们中原的铜器，无论是在形制上，还是纹饰上，都完全不一样。当时大家就认为，这批青铜兵器是云南少数民族的东西，非常有价值，而且非常有意思，值得进一步研究。恰好这个时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和郭沫若先生也来了，他们看了这批东西，也觉得非常有价值。正是在这之后，才有了后来的第二次发掘。第二次进驻石寨山之前，考古人员对此曾有过猜测。根据早期大英博物馆和日本零星收藏的文物，再加上第一次发掘的成果证明，在相当于中原的战国到西汉之间，曾经有一支独立的、影响很大的，有一定势力范围的文化在这个村落和山间存在过。这个文明群体或大到一个部族，或小到一个王国。当然，在没有出现文字之前，一切都只能是猜测。直到4000余件文物在考古队员的铲子下陆续出土，这些猜测才逐渐得到证实。蒋志龙：第二次发掘大概在1956年11月到1957年1月这段时间。我看当时的资料，发掘人员，包括老先生们在内都非常激动：这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到底怎么来证明是谁的呢？王鲁湘：大家很焦虑是吧？这么好的东西竟不知道是谁的。蒋志龙：对。他们就在第二次清理的时候，在编号为六号的一个墓地里面发现了一枚金印，当时他们是在墓地筛出来的。王鲁湘：筛出来的？蒋志龙：因为它非常小，是从细砂里筛出来的。王鲁湘：那应该说是非常重大的发现。蒋志龙：没错。据司马迁《史记》的记载，当时中国的西南被称为“西南夷”，在这个区域里面有十几个国家。现在唯一能够得到考古材料证实的，就是这次发现的滇国。从此，这个滇国开始浮出水面。在今天的云南省博物馆，半个世纪之前的那次挖掘成果被定格成瞬间，摆放在最显眼的位置。考古工作着按原大比例复制的当时石寨山的一个墓坑，赫然陈列其中。王鲁湘：马馆长，这个是当时石寨山一个墓坑的复原图吧？马文斗34：是，这是石寨山六号墓的一个复原图，包括每个贝币，每个文物所在的位置，我们都是严格按照考古的原状来复原的。比例是原大，唯一的遗憾是，因为原文物不敢放进去，所以用的是复制品。最主要的几件文物，包括滇王金印、执伞俑、编钟都是在这个墓里面出土的。这可以比较清楚地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墓主的身份非常高，而且一般人是不敢使用滇王印的，所以墓主应该是滇王。王鲁湘：但是尸体已经全部腐朽了。滇王金印马文斗：对，已经成粉了。我们按当时的考古样子估计，金印可能是拴在腰上的，因为旁边有很多佩件，包括他胸前的一个扣饰等。这个墓的发掘，起码印证了司马迁在《史记》里提到的滇国的存在。王鲁湘：而且这个金印本身也把墓葬的归属问题解决了。马文斗：它还引出了整个王国的故事。王鲁湘：对，整个滇国的故事就是从这个金印开始破解的。滇王之印为纯金打造，呈正方形，边长2.4厘米，高1.8厘米，重90克，背上的蛇钮表情十分生动。马文斗：这个金印出来的时候很有戏剧性。第一次发掘的时候没有发现它，后来发掘的时候，工作人员一看，发现土里边有一个黄颜色的东西，有个金色的角露了出来。考古人员开始以为是金扣子什么的，然后一层一层朝下剥，剥着剥着就出现字了。在滇王国的墓葬里边，出现汉字的情况非常少见，后来一看是“滇王之印”，大家都很激动。据说那天晚上大家杀了一只鸡来庆贺。王鲁湘：在1950年代，杀一只鸡吃是不得了的啊。滇池边上的石寨山出了一枚滇王金印，这让考古队的专家们既兴奋又迷惑。兴奋的是，《史记·西南夷列传》上曾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也就是说，在相当于中原汉代的滇池之畔，滇国实实在在地存在过，并且曾经臣服于汉王朝。这枚金印一下子给这次乃至后来的很多次考古发掘成果找到了一个标签。可令人迷惑的是，滇国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政权是从哪里来的，它又是如何迅速消亡的？仅凭现有的蛛丝马迹，距离了解滇国的真相，恐怕还相差甚远。马文斗：过去有一个说法，云南这个地方在古代是一个水泽之国。现在昆明市滇池附近有一个部族叫滇族，他们族的名称据说是由古滇国传过来的。经过考古发现，这是一个滇族自己建立的小国家，叫滇国。王鲁湘：当时滇国的范围大概有多大？马文斗：五百平方公里到一千平方公里之间。因为它是游牧民族，他们不断地放牧、战争、掠夺，所以它的位置是经常流动的，我们认为它固定的核心区域在五百平方公里左右。王鲁湘：大概相当于现在昆明滇池周围的盆地这么大。马文斗：对。它朝几个地方延伸：西边到楚雄附近，东边到昭通、曲靖，朝南到文山附近。总的活动范围不超过一千平方公里。在当时来说，这已经是一个不小的国家了。史书中记载的滇国人择滇池、抚仙湖而居，以耕田、游牧为生。循着《史记》里为数不多的线索，考古专家对现有文物进行了分析，但在仔细端详“滇王之印”后，更多的疑惑随之而来。王鲁湘：1950年代，石

成了最大的问题。当时有人建议前往河西、陇右，有人主张北上朔方直奔灵武，有的则认为应该直接奔赴太原和郭子仪、李光弼会合，甚至有的请求返回京城长安。总之一句话，马嵬驿兵变虽然没有引起更大的政治波动，但以李隆基为首的李唐皇室对于该往何处去这个问题，一时间众说纷纭，各执一词。面对如此混乱的局面，李隆基也没了主张。因为虽然经历了马嵬驿兵变，但李隆基内心依然没有改变前往蜀中的决定，但此时的他知道自己无法再像以前那样牢牢地将局面掌控在自己的手中，周围的声音逼迫他必须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去倾听，并且给予足够的重视。在众人你一言我一语不断打嘴架的过程中，李隆基发现有一个人始终没有发言，这个人就是时刻跟在自己身边的高力士。“力士啊！说说你的想法吧！”李隆基对高力士开口说道。高力士在众人纷纷发表意见的时候，他虽然没有参与其中，但他也没有表现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相反高力士始终在揣测李隆基的心理，凭借很长时间以来他对李隆基的了解，以及皇帝陛下急于寻找到安宁之地的心理，高力士拿准李隆基八成是想继续前往蜀中，所以当李隆基开口问他的时候，他说出了早已经设计好的话语：“陛下！老奴认为大家说得都很有道理，但太原虽固，可是那个地方距离叛军实在太近，很是危险；朔方之地靠近边境，那里有很多胡人，如果没有足够的力量，很难驾驭他们；而西凉距离咱们这里实在太遥远了，如果没有充足的准备，是到达不了那的；蜀中虽然地方狭小，但却是块富庶之地，表里山河，内外险固，所以老奴认为还是应该前往蜀中。”当高力士缓缓说着上边这段话时，虽然李隆基没有给予任何的肯定，但从他那逐渐露出笑容的脸上看，他还是十分认可高力士所说的一切，只是当时众怒难犯，所以高力士说完后，李隆基依然保持沉默，不言所向。“高力士说得不错，可是蜀中虽然是理想的避难之地，但您能保证昨天参加兵变的将士们到达蜀中后能够绝对安全吗？高力士能保证杨国忠的旧部不清算这些人吗？”说话的人是韦谔。“更何况……高力士是您亲手帮助杨贵妃自缢的啊，无论如何您是跑不了的！”韦谔的话虽然难听，但却是实情，这一点恐怕连高力士也未必能够想到，前往蜀中有可能将他自己的性命也卷进去。所以韦谔说完后，高力士没有反驳，而是低下头默默不语。“依臣看来，如果真想回长安，必须要有御敌之策，我们这样慌张地出来，现在重新回去不是好办法，不如立即前往扶风，然后再做打算。”扶风（今陕西宝鸡东）地处关中与蜀中交界，西行可进蜀中，东行可退关中。韦谔事实上是采取了一个折中的方法来统一众人的意见，因为如果在马嵬驿耽误过多的时间，叛军有可能就会从背后追过来。韦谔的话一出口，便得到了李隆基和众多大臣的同意，在他们看来，眼下也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但就在李隆基决定起驾就道时，忽然被一群当地的百姓拦住去路。于是，一场“遮道请留”的大戏就此上演。“草民听到陛下要前往蜀中，这可万万不能啊！长安的宫阙那都是陛下的家居，陵墓都是陛下祖先的陵墓，如今陛下舍弃了这些东西，前往蜀中要做什么啊？”那些老百姓跪在李隆基面前，不断叩头着说道。不过在李隆基听起来，百姓们说的话有些讽刺的味道，让他顿时感觉惭愧至极。面对百姓们挽留外加讽刺式的话语，李隆基沉默良久，那一刻他觉得无论说什么，其言语都显得十分苍白无力，所以他决定选择逃避，让太子李亨等人留下来安抚百姓，而他自己则带领禁军飞驰而去。让李隆基想不到的是，他的这个决定不仅成全了太子李亨的皇帝之梦，也让处在危机之中的大唐帝国开始重现生机。李隆基的离去让百姓们很是失望，现在太子留下了，他们当然不能错过这最后的机会，于是众人趁势围住太子李亨继续哀求道：“既然至尊不愿意留下，恳请殿下留下吧，我们愿率子弟跟从殿下杀回长安，如果殿下和至尊全都前往蜀中，谁做中原百姓之主？”坦白地讲，这场“遮道请留”的大戏是否也是李亨安排的，我们不能完全从史书中找到答案，但《旧唐书?李辅国传》记载：至马嵬驿诛杨国忠，辅国献计太子，请分麾下兵，北趋朔方，以图兴复，辅国从至灵武，劝太子即帝位，以系人心。也就是说，东宫太子党当时已经有了抛却李隆基的意志，可以说李辅国的建议也是符合李亨心意的，毕竟蜀中是杨国忠的发迹之地，到了那里之后前途未卜，而且十八年始终在委曲求全中生存的李亨也肯定想摆脱桎梏。“遮道请留”事件并不一定像马嵬驿兵变那样，是一场精心谋划的事件。它很可能是一件偶然出现的事件，但这恰恰给了东宫太子党机会，正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而李隆基不失时机地留下太子李亨安抚百姓，很可能他已经看出了东宫太子党的心思，要知道李隆基此时虽然已经老迈，但还不至于糊涂得一无所知。当李隆基留下太子亨后，百姓们的劝说虽然正中李亨的下怀，但十八年来那充满危机与险恶的生存环境，早已经使李亨学会了如何保护自己，在没有十足的把握下，他是不可能过早暴露自己意图的。所以，当他听完百姓们真挚的话语后，并没有表现出过分的欣喜与激动的神情，反而以一种诚惶诚恐的姿态对百姓们说道：“至尊冒险远行，我这个太子怎么能够离开他呢？况且我也没有向至尊当面请辞啊！我还是将大家所说的话禀告至尊，我也尽量挽留他。”言罢，李亨准备策马前行。没想到李亨刚刚说完，三子建宁王李倓和宦官李辅国死死地抓住缰绳不放，同声相劝道：“安禄山谋反以来，四海分崩离析，今天殿下如果和至尊一同前往蜀中，叛军一旦烧毁栈道，中原地区从此就是叛军的天下了，现在殿下应该立即想着该如何平叛，使江山社稷重归于安，这才是最大的孝道啊！不必在意儿女情长那点区区的温情。”显然，当李亨回绝百姓们的劝说时，李倓和李辅国已经明白李亨的意图所在，作为东宫太子党的骨干成员，此时他们必须要做好配角儿。“建宁王说得很有道理，儿臣还是希望殿下能够以大局为重，不要违背良策，不要辜负百姓们的期望啊！”忽然间，一个响亮的声音从人群中响起，这个人说完后立即跪倒在李亨的马前，说话的人是李亨的长子广平王李俶。顺便说一句，李俶就是后来大唐第九代皇帝唐代宗李豫。李俶跪在马前的举动，让百姓们更加坚定了挽留李亨的决心，于是众人纷纷效仿李俶也都跪倒在马前拦住李亨的去路。“既然大家执意让我留下，我必须要先禀明至尊，俶儿你去办这件事吧！”李亨见时机已经成熟，他终于亮出了自己的底牌。在众人挽留太子李亨的时候，李隆基虽然一直在前行，但他让众人放慢了脚步，等待李亨等人一同赶上来。可是他最终等来的却是长孙李俶，当他听完李俶的禀告后，这个垂垂老者不禁仰天长叹，感叹天意如此，自己只能顺势而为。“太子仁孝，希望你们能够好好辅佐他，不要挂念我，西北很多胡族部落，我待他们不薄，必要时可以引为外援。”随后，李隆基将禁军两千人及飞龙厩良马五百匹拨给了李俶并叮嘱道。至此，李隆基和李亨两个人分道扬镳。从马嵬驿兵变到“遮道请留”事件，就李亨的初衷来看，时刻是为了满足对最高权力的渴望，但他决定与李隆基分道扬镳在当时从客观结果上对处在风雨飘摇、生死存亡的大唐帝国来讲却是一件幸事，从此以后李亨的身份决定了他必须担负起平定叛乱、重整河山的重任。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十五日，在建宁王李倓的建议下，李亨带领众人前往自己曾经担任过朔方节度使的朔方镇。七月十日，经过将近一个月的充满危机和艰辛的长途跋涉后，李亨终于抵达了朔方重镇灵武。七月十三日，李亨在灵武城南称帝，改元至德，成为大唐帝国的第八代皇帝。直到现在为止，李亨才真正有一种挣脱枷锁的快感，如愿圆了十八年的皇帝梦，从而结束了那惶惶不可终日的不堪回首的日子。是日，李亨下制书以告天下，在那篇长长的制书中有这样一句话：孝莫大于继德，功莫盛于中兴。这既体现了李亨的一种决心，更像是一个预言，因为在此之后，李亨正是按照这句话的标准，努力使这个帝国重新回归正途。第三章重整河山故人出山从李隆基率领一行人长安仓皇出逃到李亨灵武称帝，大唐帝国的最高决策者在转瞬之间完成了角色转换，李亨顺应人心走向前台，而李隆基则避居蜀中退居二线。马嵬驿兵变虽然酿成了一场杀戮，但客观上也实现了大唐帝国新老交替任务。当然这要得益于安禄山在攻陷潼关后，并没有立即攻打长安，从而给了大唐帝国高层以喘息的机会。然而就在李隆基走出长安的十几天后，安禄山的大军最终还是打进了长安。所以，接下来留给李亨的将是十分艰巨的任务。当了皇帝固然让李亨十分兴奋，但接下来他必须要动用全国的力量迅速平定叛乱收复失地，重振昔日大唐帝国的雄风。作为曾经征战过沙场的李亨在完成皇位继承大典后，并没有过多地沉浸在喜悦中，而是立即以皇帝的名义首先将郭子仪和李光弼召至自己的麾下，任命郭子仪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任命李光弼为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北都（今山西太原）留守；任命长子广平王李俶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统率三军，身肩平定叛乱、收复两京的重任。而正是李亨的这个任命，也让后来的大唐第九代皇帝唐代宗李豫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开始不断创建军功。在李亨紧锣密鼓地调兵遣将、筹划部署的同时，他并没有忘记自己不仅仅只是一位统领兵马的将军，除了做好军事部署之外，作为皇帝的他还必须要统筹好全局，而要做到这一点仅仅依靠他从马嵬驿带来的这些人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李亨想到了一位故交，他坚信只要这个人来到自己的身边，自己将万事无忧。李亨想到的这个人名字叫李泌。李泌，字长源，京兆（今陕西西安）人，《新唐书?李泌传》记载：李泌七岁那年曾当面批评名相张九龄不该喜欢“软美者”（带有娘娘腔的文人学士），让张九龄佩服得连呼他为“小友”。天宝初年，李泌曾在嵩山上书论施政方略，深得李隆基的赏识，令其待诏翰林，为东宫属官，就此与太子李亨结下深交，后来为杨国忠所忌，被迫归隐颖阳。李亨虽然已经很多年没有见到李泌了，但年轻时代结下的友谊还是让李亨对这位才子颇为挂念，所以他决定派人前往颖阳请李泌出山辅佐自己。当李泌接到李亨的邀请后，他感受到了李亨的诚意，而且现在是李亨的天下，他不用再担心受到排挤，所以他义不容辞，欣然应征就道。至德元年（756年）八月，李泌晓行夜宿、风尘仆仆地来到了李亨身边，开始了一段崭新的仕途之旅。不过让他想不到的是，在不远的将来他居然会像姚崇、宋璟等那样，成为大唐帝国的中兴宰相。李泌的到来，让李亨感到无比欣慰。事实上在李泌到来后，当时的局势迫使他没有立即投身于平定叛乱中，而是积极协助李亨协调平衡李唐皇室成员的关系。当时摆在李亨面前的首要任务当然是平叛，但以李亨为核心的李唐皇室如果不能形成合力，平定叛乱无异于痴人说梦，李泌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深刻地看到了这一点。李亨即位后很想立张良娣为后，便让李泌制书准备册封事宜。而李泌坚持要让李亨亲自下诏册封。张良娣的祖母是李隆基生母昭成皇后的亲妹妹，当年昭成皇后被武则天所杀，七岁的李隆基失去母爱，张良娣的祖母勇敢承担起了抚养李隆基的义务，关怀备至视同己出。李泌认为如果李亨亲自下诏，无疑是一次缓和长期以来李隆基和李亨之间因为权力斗争所产生矛盾的机会，这对于接下来的平叛大有益处。李隆基虽然已经退居二线，但太上皇的特殊身份还是决定了他在任何时候都会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人。不可否认，李泌的初衷是好的，但张良娣的性格决定了她是个唯我独尊的人，她的所作所为也为刚刚到来的李泌出了不少难题，但作为政治家、战略家的李泌却很好地化解了所有难题。张良娣清楚地知道自己如果被立为皇后意味着什么，她在刚刚到达灵武后便为李亨产下一子，取名为“佋”，在得知自己即将被立为皇后的消息后，她恃宠生骄竟然想要把刚出生的儿子立为将来的储君。这样一来不可避免地就同广平王李俶和建宁王李倓在未来最高统治权力归属问题上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广平王李俶性格温和，对于深处动乱之中以及刚刚经历马嵬驿兵变的李唐皇室来讲，李俶明白此时此刻退让是理想的选择，然而性格耿直的建宁王李倓却选择了硬碰硬的对抗。对于张良娣而言，这场斗争本来并不占优势，是一场一对二的对抗。但无数的事实证明，在每一次政治斗争中，都会有政治投机分子夹杂其中，当时宦官李辅国就是其中的一个。他看到张良娣受到皇帝的宠爱，所以选择和张良娣联手对抗李倓，而李俶因为选择了退让，所以这场斗争形势变成了只有李倓一个人在战斗。李倓并不在乎自己是否是孤军奋战，在他看来，只要自己坚持的，就一定要达到目的。为此他亲自找到李泌密谋清除张良娣和李辅国，但被李泌所制止，李泌告诉李倓目前这种局势下，尽量不要再为自己的父皇添乱，暂且隐忍，不要率先出手。不久后张良娣和李辅国知道了李倓有清除他们的想法，便率先出手，他们的策略是离间李倓和李俶的关系，来达到一石二鸟的目的，但由于招数过于低级，被李泌识破，李泌在李亨面前仔细分析利害关系，才让两位皇子成功渡过危机。李泌本以为一场危机在自己的周旋之下已经过去，但李倓显然不想就此善罢甘休，在知道张良娣和李辅国的阴谋后，他勃然大怒，将李泌的忠告与叮嘱抛诸脑后，贸然晋见李亨揭露张良娣和李辅国的阴谋。事实证明，纵使你握有万般真理，但不合时宜的真理就是谬论。张良娣是李亨最宠爱的人，李辅国有拥立之功，两个人在李亨那里红得发紫，怎么可能指望李亨相信李倓一个毛头小子的话。所以李倓说完后，立刻受到了李亨的怒斥，他受到的评价是任意妄为，祸乱人心。这样一来就给了张良娣和李辅国机会，这两个人知道李亨的态度后，立即联手出招在李亨面前陷害李倓，说他之所以如此任意妄为是因为皇帝陛下没有让他做天下兵马大元帅，而且意欲谋害广平王李俶。于是大唐帝国的又一位皇子在皇帝的猜忌之下被无故地冤杀了。李倓被杀当时最受触动的当属广平王李俶，很长时间以来，他和弟弟李倓的关系十分和睦，现在弟弟无端死在张良娣和李辅国的手中，这让李俶很是愤怒，出于为弟弟报仇以及自保等多种原因的考虑，李俶决定不再选择退让，主动出击除掉张、李二人。当李泌得知李俶的愤怒及其计划时，他急匆匆地赶来制止李俶，由此两个人开始了一番充满玄机的对话：“广平王不可莽撞，难道不见建宁王之祸吗？我和陛下有约定，等到收复京师后，就重新回到深山隐居，成为平民远离祸患。”“先生如果离开了，那我就更加危险了啊！”“广平王不必忧虑，只要尽心尽孝就可以了，张良娣一个妇人只要顺从她，让她开心，她是成不了什么大事的。”“但愿能像先生说的那样，我尽力而为吧。”通过李俶和李泌的对话来看，李泌固然有保护李俶的意思，但也有不愿意惹祸上身的味道。可以说李倓被杀让李俶陷入了孤立，事实上李泌告诉李俶的方法并不是就此妥协，而是一种变相的积蓄力量，人要跳得更高时，必先下蹲然后再跳起。正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段对话也蕴含了李俶有意拉拢李泌的意味，因为李倓死后，李俶明白自己有可能会成为太子，而李倓被杀事件，对于李俶来讲有利有弊。从后来的事实来看，是利大于弊，首先因为他的隐忍，张良娣和李辅国逐渐忽视了李俶这个对手，而且通过和李泌的对话，他隐约觉

们给了她一块厚厚的熏腊肠三明治和一个他们当苹果吃的洋葱。帕拉斯担心拒绝会得罪他们，就接受了，却发现自己像狗一样吃了个精光。她居然饿得如此狼吞虎咽，连自己都吃惊了。卡车摇摇晃晃，使她时断时续地打着瞌睡，每次惊醒时她都刚好在梦中挣扎着不让黑水吸进口鼻。他们沿途经过了一些零零散散的住宅、农用车道和一处加油站，一路不停地到了一座颇具规模的镇子。时间已近黄昏。卡车驶进了一条空街，在一座浸礼会教堂前放慢了速度，一块标志牌上有“原始”字样。“你在那儿等着，”那妇女说，“会有人来照顾你的。”小伙子们帮助她下了车，卡车便开走了。帕拉斯在教堂台阶上等着。她看不到住宅，这条街上也没有一个人。夕阳西下，空气变冷了。只是她的脚底磨破了皮，火辣辣地疼，分散了她对彻骨寒冷的注意力。她终于听到了引擎声，抬头又看见了那个印第安妇女——这次只有她一人——开着同一辆卡车。“上来吧。”她说，随后便带着帕拉斯驶过好几个街区，来到一处覆着波纹屋顶的矮房子。“进去吧，”她说，“这是一家诊所。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麻烦。我看你像，像个有麻烦的姑娘。可是别对这里的人说。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有麻烦，反正别提就是了，听见了吗？最好别提。只说你挨了打，被赶了出来，诸如此类。”她说完还笑了笑，不过她的眼神仍很严肃。“你的头发里净是水藻。”她摘下帽子扣到帕拉斯的头上。“去吧。”她说。帕拉斯坐在候诊室里，别的病人都和她一样沉默不语。两个年长的妇女包着头巾，一个睡着了的母亲怀里抱着一个发烧的婴儿。护士用令人不快的好奇目光看着她，但是没说什么。眼看天就要黑了，这时进来了两个男人，其中一个一只手断了一部分。帕拉斯和那个睡着了的母亲还没有看病，那个用毛巾吸血的男人倒是先进去了。在护士领着那伤者走开的当儿，帕拉斯跑出门，绕到房子的一边，在那儿把吃下的洋葱和熏腊肠全都吐了出来。在剧烈的恶心之中，她先是听到，随后又看到两个女人走了过来。两个人都戴着浴帽，穿着蓝制服。“瞧瞧那个。”一个说。她们来到帕拉斯跟前站住，歪着头看着她干呕。“你是要进去，还是刚出来？”“大概是怀孕了。”“你见过护士没有，亲爱的？”“她最好赶快。”“咱们带她到丽塔那儿去吧。”“你带她去吧，比莉。我得走了。”“她戴着帽子，却没穿鞋。好吧，你去吧。明天见。”帕拉斯伸直了腰，手捂着肚子，大张着嘴拼命喘气。“听我说。诊所已经关门了，除非你是要看急诊。你肯定不是怀孕了吗？”帕拉斯竭力控制住又一次干呕，打了个冷战。比莉回头看着她朋友的车驶离了停车场，然后才低头看呕吐物。她脸上没有厌恶的表情，只是用脚踢着土，把吐出的东西盖住。“你的钱包呢？”她问，扶着帕拉斯离开埋好的呕吐物，“你住在哪儿？你叫什么名字？”帕拉斯摸摸脖子，发出的声音就像是用一把错钥匙在锁孔里转动。她只能摇头。随后，像被独自撇在操场的孩子似的，用大脚趾在土上划出她的名字。随后，学着那姑娘刚才埋掉呕吐物的样子，把名字踢开，用红土完全盖住。比莉摘下了她的浴帽。她比帕拉斯高得多，只好弯下腰来看那双低垂的眼睛。“你跟我来，姑娘。”比莉说，“在所见过的病人中，你是个可怜的病例，所幸我还见过几例。”她在晚间蓝色的空气中开着车，轻声说着一些让人放心的话。“你在这地方可以待上一阵。没问题。我就在这儿待过一次，她们对我很好。好得比——呃，挺好的。别怕。我也有过的。我指的是，害怕她们。在别处看不到多少像她们这样的姑娘。”她还笑了一声，“一些小修女，大概是，不过有点懒散的样子。要是她们什么衣服都不穿，别奇怪。我起初有点吃惊，可是后来，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不觉得怎么了。我要是光着身子走来走去，我母亲会把我打昏，一星期醒不过来。不管怎样，你可以在这儿调理一下，把事情想清楚。这段时间里没有任何事情，也没有任何人会打扰你。她们会照顾你或者让你单独待着——随你便，哪种方式都成。”她们周围的蓝色渐渐加深了，只有远处有一点银色的亮光。田野里掠过一股暖风，可是她们到达女修道院时，帕拉斯却在打战。那姑娘把她托付给玛维斯之后，说：“我会回来探视你的，好吗？我叫比莉·卡托。”蜡烛烧到只剩一英寸了，但火苗还很高。帕拉斯用手背抹了下嘴。摇椅还在摇晃。康妮的呼吸很深，帕拉斯以为她在睡觉。她看得见西尼卡，手肘支在膝头，手托着下巴，抬眼看着她，但烛光像米西塔的月光似的，把面孔都扭曲了。康妮动了一下。“我问的是谁伤害了你，你却告诉我谁帮助了你。还想把那部分再保密一会儿吗？”帕拉斯没有答话。“你多大啦？”她本来想说十八岁，但还是说了实话。“十六，”她说，“我明年就上高中四年级了。”她本该为她失去的高中三年级再哭一次的，但康妮毫不客气地用手肘推着她。“起来吧。你把我的大腿都快压断了。”随后她又用柔和的声音说，“现在去睡上一觉吧。在这儿想待多久就待多久，到了想和我谈的时候，再把其余的说给我听。”帕拉斯站起身，由于摇椅摇晃和酒气的缘故，身体有点打晃。“谢谢。可是，我最好给我父亲打个电话。我想。”“我们会带你去的，”西尼卡说，“我知道哪儿有电话。可你不能再哭了，听见没有？”她们说完就走了，在黑暗中小心地迈着脚步，眼睛追随着蜡烛发出的微光。帕拉斯是在洛杉矶强烈的光线下，在没有地下室的房子里长大的，伴随着电影里的邪恶、垃圾或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她抓着西尼卡的手，喘着气。但那姿势所表示的是预先有所准备的而不是真正的惊异。事实上，她们在爬楼梯时，一副老奶奶在椅子里安详地摇着的景象，以及她手臂、大腿的样子和唱歌般的嗓音都抚慰了她。整栋宅子都充溢着神圣的福祉，如同一块受到保护的领地，没有猎人而只有激情。仿佛她可以在这里遇到她自己——一个不受拘束的真实的自我，不过她认为那是个“冷酷”的自我——在这栋巨宅的许多房间中的一间里。餐桌上摆着一大浅盘玉米饼似的东西。吉姬打扮得齐整而淡雅，只是描得稍歪的嘴唇美中不足。她正在摆弄她那台宽频收音机，想找到播放她想听的节目的那个电台——不是农业新闻、乡村音乐或《圣经》内容。玛维斯在炉边忙着，叨念着烹饪步骤。“康妮还好吗？”玛维斯看到她们俩进来时问。“当然。她对帕拉斯挺好的。对吧，帕拉斯？”“是啊。她心眼儿好极了。我现在觉得好多了。”“哇，它（此处及后面的话中，吉姬凡指帕拉斯时均用“它”，意思是未成年的小家伙。）总算说话了。”吉姬说。帕拉斯莞尔一笑。“可是会不会再吐呢？这可是个问题。”“吉姬。闭上臭嘴。”玛维斯热切地看着帕拉斯，“你喜欢小薄饼吗？”“嗯。饿坏了。”帕拉斯回答。“有的是呢。我把康妮那份放到旁边了，要是你想吃，我可以再多做些。”“它需要些衣服。”吉姬仔细打量着帕拉斯，“我的衣服都不合适。”“别再用‘它’来叫她了。”“值得一用的只有一顶帽子。你把它放哪儿了？”“我有一条牛仔裤，她可以穿。”西尼卡说。吉姬哼了一下鼻子。“你千万要先洗一下。”“当然。”“当然？你干吗说‘当然’？从你来到这儿，我还没见过你洗一件东西，包括你自己。”“少说一句吧，吉姬！”玛维斯咬着牙说。“哼，我还没说完呢！”吉姬隔着桌子，探身朝向西尼卡，“我们这儿东西不多，可肥皂还是有的是。”“我说过我要洗裤子，不是吗？”西尼卡从下巴上抹了把汗。“你干吗不捋起袖子？样子像个吸毒的。”吉姬说。“瞧瞧是谁在说话。”玛维斯窃笑着。“我在说毒品，姑娘。不是一点点大麻。”西尼卡看着吉姬。“我不向自己身子里注射化学药品。”“可是你原先用过，没有吗？”“没有，原先也没有。”“那就让我来看看你的胳膊。”“滚开！”“吉姬！”玛维斯叫道。西尼卡看起来像受到了伤害。“好吧，好吧。”吉姬说。“你怎么会这样？”西尼卡问。“对不起。行了吧？”这是难得的认错，但看来是诚心诚意的。“我从来不用毒品。从不！”“我已经赔过不是了。天哪，西尼卡。”“她可是个爱挑衅的人，西尼。总是给别人‘扎针’。”玛维斯洗着盘子，“可别让她激怒你。皮肤下可是血待的地方。”“闭上你的臭嘴！”玛维斯笑出了声。“她又来了。‘对不起’也就是那么回事。”“我向西尼卡道歉，又没向你。”“别提这个了。”西尼卡叹口气，“打开那瓶子行吗，玛维斯？”“不只是‘行吗’，是必须。我们得为帕拉斯庆贺庆贺，是吧？”“还有她的嗓音。”西尼卡笑着说。“还有她的胃口。瞅瞅她。”卡洛斯让帕拉斯倒了胃口。在他爱她（或者像是爱她）时，除去那第一个辣热狗，别的食物都让她生厌，那成为喝可乐的借口或者出门的理由。从上小学起她就与之奋斗的体重问题不存在了。卡洛斯从来没有评论过她的体重，但事实上反正从一开始，她还是个胖子的时候，他就喜欢上她了——挑中了她，向她示爱——让她确定了对他的信心。而在她最瘦的时候，他却背叛了她，这就加剧了她的耻辱。被迫藏到湖里的梦魇，一时之间代替了因遭背叛而逃出母亲家门的痛苦。她甚至无法在一间点着蜡烛的房间的黑暗中悄声倾诉这件事。她的嗓音恢复了，但诉说羞耻的词语却像息肉似的卡在喉咙里。覆在玉米面小薄饼上融化的奶酪味道浓烈，一块块鸡肉像猪肉一样风味地道；从早玉米上滴下的几乎纯白的黄油与她吃惯的毫不相同，有一种奶油似的甜香。面包布丁上浇了热乎乎的糖汁。还有一杯又一杯的葡萄酒。那恐惧，那口角，那恶心，那尘土中可怕的扭打，那黑暗中的泪水——当天的一切失控场面全都在咀嚼食物的欣喜中烟消云散了。玛维斯给康妮送晚饭回来时，吉姬已经找到了她的舞台，正随着收音机中的音乐跳着来到敞开的后门，以便更好地接收信息。随后她又跳回到餐桌边，给自己倒了更多的酒。她闭着眼睛，扭着屁股，圈起双臂去拢住一个魔幻舞者的脖颈。其余的女人吃完饭后都看着她。当上一年排行榜榜首歌曲《轻歌销魂》播放时，她们便纷纷跟着跳起来。连玛维斯也跳了。先是分开跳，想象着舞伴。随后又捉对跳，彼此想象着。在酒力的作用下，当晚她们都睡得死沉沉的。吉姬和西尼卡睡在一个房间。玛维斯单独在另一个房间。因此，是睡在办公室兼游戏室沙发上的帕拉斯，听到了敲门声。敲门的姑娘穿着白色的缎鞋和纯棉背心裙，用一个崭新的瓷盘托着一块结婚蛋糕。她的笑容很庄重。“我现在结婚了，”她说，“他在哪儿？也许是她吧，她在哪儿？”那天深夜，玛维斯说：“我们该给她一个那种玩具娃娃。或者别的东西。”“她发疯了，”吉姬说，“我了解她的一切。K.D.把她的什么事都告诉我了，她整个儿是个疯人病院。天哪，他有麻烦了。”“她在新婚之夜跑这儿来干吗呢？”帕拉斯问。“说起来话长了。”玛维斯在她的胳膊上拍着酒精，比较着血道子和吉姬早些时候抓破的伤口，“几年前就来过了。康妮为她接了生，尽管她不想要那孩子。”“那么，孩子在哪儿呢？”“我想是和莫尔、珀尔在一起吧。”“谁？”吉姬白了玛维斯一眼。“死了。”“她难道不知道？”西尼卡问，“她说你们大家把孩子杀死了。”“我跟你说过，她整个儿是个疯人病院。”“她事后就走了，”玛维斯说，“我不清楚她都知道些什么。她对孩子看也没看一眼。”随后她们便不讨论了，仿佛看着那胎儿：转过去的面孔，手捂着耳朵以便不听那新鲜却悲凄的哭声。没有奶头。没有东西可以放进那小嘴里。没有母亲的肩头可以偎依。她们当中没人愿意回忆或了解后来发生了什么。“说不定孩子还不是他的，不是K.D.的呢，”吉姬说，“说不定她是赖上他了。”“那又怎样？孩子不是他的又怎样？反正是她的嘛。”西尼卡的口气听起来像是受到了伤害。“我不明白。”帕拉斯说着走向炉灶，剩下的面包布丁放在那儿。“我明白。在某种意义上。”玛维斯叹了口气，“我来给大家煮点咖啡。”“我不喝了。我要回去睡了。”吉姬打了个哈欠。“她真是疯了。你们看她会平安无事地回去吗？”“圣西尼卡。上帝保佑吧。”“她在高声尖叫呢。”西尼卡瞪着吉姬说。“我们都一样。”玛维斯将咖啡朝咖啡壶的过滤网倒。“是啊，可我们都没有叫她的名字。”吉姬舔着牙。“她在新婚之夜没有更好的事情可做，却来寻找一个死婴，你该怎么叫这样一个心理变态的人呢？”“叫她抱歉？”“抱歉，我的傻瓜。”吉姬回答，“她只是想死死抓住她嫁的那个小子。”“你不是说你要上床吗？”“我这就走。来吧，西尼卡。”西尼卡没搭理她的室友。“我们要不要告诉康妮呢？”“为的什么？”玛维斯厉声说，“我可不想让那姑娘接近康妮。”“我觉得她咬了我。”帕拉斯表情吃惊，“瞧，这是不是牙印？”“你想要什么，打狂犬病预防针吗？”吉姬又打了个哈欠，“走吧，西尼。嘿，帕拉斯，打起精神来。”帕拉斯瞪着眼。“我不愿意自己一个人睡在这楼下。”“谁说你得睡这儿？这可是你自愿的。”“楼上没有多余的床了。”“噢，天哪。”吉姬朝过道走去，西尼卡跟着，“真是个孩子！”“我跟你说过了。别的床都存在地下室里呢。我明天弄一张床上来。今晚你可以和我睡。”玛维斯说，“别担心，她不会再来了。”她锁上后门，然后站在那儿盯着咖啡壶，“顺便问一句，你叫什么？我是说，你的姓。”“特鲁拉弗（原文为Truelove，意为“真爱”。）。”“别开玩笑了。你母亲给你起的帕拉斯？”“不是。是我父亲。”“她叫什么？你母亲。”“迪·迪。是迪万（原文为Divine，意为“神赐的”。）的缩写。”“噢—我喜欢这名字。吉姬！吉姬！你听见没有？她的名字叫迪万。迪万·特鲁拉弗。”吉姬跑回来，在门口探进头来。西尼卡也是。“不是这样的！那是我母亲的名字。”“她是个跳脱衣舞的女人吗？”吉姬咧嘴笑着。“一个艺术家。”“她们都是的，亲爱的。”“别逗她了，”西尼卡咕哝着，“她好不容易熬过这一天。”“好啦，好啦，好啦。晚安……迪万。”吉姬走出门，消失了。“别理她，”西尼卡说罢，在离开时又很快地耳语，“她小心眼。”玛维斯依旧笑眯眯的，倒了咖啡，又切了面包布丁。她端给帕拉斯后，便坐到了她身边，吹着咖啡的热气。帕拉斯吃了第三次甜点。“给我看看牙印。”玛维斯说。帕拉斯转过头，拉下T恤的领口，露出肩头。“唔——”玛维斯哼了一声。“这儿的每一天都这样吗？”帕拉斯问她。“噢，不。”玛维斯抚摸着受伤的皮肤，“这里是世界上最宁静的地方。”“明天你要带我去给我父亲打电话吗？”“对。头一件事。”玛维斯停止了抚摸，“我喜欢你的头发。”她们默默地吃完夜宵。玛维斯拿起灯，让厨房黑着。她们来到玛维斯的卧室门前时，她没有开门。她僵在了那儿。“听到了吗，他们挺高兴的，”她说着捂住了笑口，“我知道的。他们喜欢那个婴儿。绝对喜欢。”她转过来面对帕拉斯，“他们也喜欢你。他们认为你是神赐的。”帕特丽莎用红、绿两色美术纸剪出来的铃铛和松树，整齐地堆放在餐室的桌上。全都做完了。只剩下小饰物有待调整。去年她犯了个错误，让小孩子们做这件事。给他们洗净手指和手肘上的胶水、从他们的头发和脸蛋上摘掉银屑之后，她还得把大多数饰物从头做起。这一次，她要在交出铃铛和松树的同时，检查自己身上的每个胶水污迹。为了学校的圣诞节舞台剧演出，全镇的人都参与或帮忙了：年纪大些的男人修理舞台和安装栏杆；小

的抽泣，传遍了整个宅子。西尼卡又划了一条街道。实际上是一个十字路口，因为它穿过了不久前她刚划的一条街。桌子已经摆好，食物也摆上了。康瑟蕾塔摘下了围裙。她以贵族式的茫然凝视，掠过几个女人的脸，并且说：“我管自己叫康瑟蕾塔·索萨。如果你们想待在这里，就照我说的去做。我怎么说就怎么吃。在我说睡觉时就去睡。我要告诉你们，你们渴求的东西是什么。”女人们互相看着，随后又一齐看着一个她们认不出来的人。她长着亲爱的康妮的容貌，但有点像雕出来的——颧骨更高，下巴更坚毅。她的眉毛总是那么粗，牙齿总像珍珠那么白吗？她的头发不见一点灰白。她的皮肤像桃子一般光洁。她干吗这样说话？她说的又是什么意思？她们全都觉得莫名其妙。这位亲切平和的老女士似乎对她们每一个都最爱；从来不指责，有什么都与她们分享，却不大需要照顾；不要求感情投入；倾听；从不锁门，不管是谁都肯接纳。这位理想的长辈、朋友、同伴，有她在她们就平安，她在说些什么呢？这个完美的房东，不收房钱却欢迎任何人；这个“鹅奶奶”，可以和她说私房话或者不搭理她，可以对她撒谎或者发假誓；这个玩伴似的母亲，随孩子的意愿，可以拥抱她也可以扶着她出去散步，她在想些什么呢？“你们如果理该待在某个地方，”她继续说，“有爱你们的人在那里等着，那就走吧。不然就待在这儿跟着我。可能有人想见你们。”没人离去。一些神经质的问题，因吓坏了而爆出的傻笑，撅嘴和假装的生气，但不久她们就渐渐看出，她们离不开这个随时都可离开的地方。她们逐渐迷失了日子。开始时最重要的事情是模框。她们先刮擦地下室的地面，直到那些石板干净得和海边的石头一样。然后她们用蜡烛把那块地方圈起来。康瑟蕾塔让她们都把衣服脱光，躺下去。在喜人的烛光中，在康瑟蕾塔柔和的眼光下，她们照她说的做了。我们该怎么躺？觉得怎样好就怎样躺吧。她们试着把胳膊放在两侧，伸在头上，抱在胸前或腹上。西尼卡起初是趴着，随后改成仰卧，双手钩住双肩。帕拉斯侧卧着，把膝盖收起。吉姬劈开双腿，张开双臂，而玛维斯则摆出漂流者的姿势，胳膊弯着，双膝向内。每个人找好位置后，都能够忍受冰冷、不容情的地面。康瑟蕾塔围着她们走，勾出躯体的轮廓。轮廓画好之后，她又要大家都在原地保持原来的姿态。不说话。在烛光中赤裸着。她们极度苦恼地蠕动着，但谁也不肯走出她们选择的轮廓。有好多次她们都觉得再也无法容忍下一秒了，但没人愿意在那双暗淡眼睛的注视下第一个认输。康瑟蕾塔首先开口了。“小时候，我的身体是受伤和脏污的，后来投入了一个女人的怀抱，她教导我说，我的身体什么都不是而我的精神则是一切。我同意了她的观点，直到我遇到了另一个身体。我的肉体渴望着，便吃了他。当他离开时，那个女人再次将我从我的身体中拯救出来。她两次救了我的身体。当她的身体患病时，我尽我血肉之躯所能，照看她的身体。我把她的身体搂进我的双臂双腿之中，擦洗它，摇晃它，还进入它让它保持呼吸。在她去世之后，我无法摆脱那一切。我的骨头叠在她的骨头上，那是唯一的好事。不是精神。是骨头。与男人没有区别。我的骨头叠在他的骨头上，那是唯一的真实。因此我想不通精神在这件事里失落到哪里去了？它确实和骨头一样真实。和骨头一样好。一个甜美，一个苦涩。失落到哪里去了呢？听我说，听着。绝不要把骨头和精神分开。千万别把一个放到另一个上面。夏娃是玛利亚的母亲。玛利亚是夏娃的女儿。”随后，她以比她的开场白（她们谁都不明白）更清晰的语言告诉她们一处地方，在那里，白色的便道和大海相接。五彩缤纷的鱼儿和孩子并游。她讲到了品尝起来像蓝宝石似的果实和用红宝石当骰子的男孩。讲到了纯金建造的芳香的大教堂，男女天神和会众一起坐在靠背长椅上。讲到了和树一样高的康乃馨。讲到了长着钻石牙齿的魔法小矮人。讲到了蛇随着诗和铃声起舞。后来她还给她们讲了一个叫派达德的女人，她只唱歌，从来不说一个字。喧嚣的梦就此开始了。故事就此在那地方揭幕。半截的故事和从未梦到的事情从她们的嘴唇中飞出，高翔于摇曳的烛光之上，把尘埃从箱匣瓶罐上扇起。至于谁讲了那些梦或者它们有无含义，并不重要。尽管身体疼痛，或者正因如此，她们都轻而易举地迈进了做梦人的故事之中。她们进入了凯迪拉克的热气中，感到了一团混乱中冷空气的滋味。她们知道，她们的网球鞋没有系带，胸罩吊带每次从肩头滑落都很烦人。盔甲牌食品包是湿黏的。她们吸入睡熟婴儿的香气并感受到了做母亲的惬意，尽管她们注意到一个婴儿的头别扭地转了过去。她们调整好熟睡婴儿的头部，然后拒绝，断然拒绝她们之所知，开车回家了。她们抱着肉肠、婴儿和钱夹，跨上前廊的台阶，说着：“他们看来不想醒来，萨尔。萨尔？瞧啊。他们看来不想。”她们在水下踢腿，但不很用力，生怕惊动了也在水下的鱼鳍和鱼鳞。男人的声音在说呀说呀说个不停，他们自己都被压到喉咙下面去了。说呀说的，直到没人有力气尖叫或反驳。每个人都在催泪瓦斯中眨着眼、倒着气，将手缓缓地移动到擦伤的皮肤上和撕裂的韧带处。白天在各个过道里跑来跑去，夜里亮着灯睡在一只球里。把五百美元的钞票叠放在她的袜底。因陌生人的阴茎和母亲的抗争而发出的痛苦叫喊——像可卡因一样引起幻觉和具有腐蚀性。在喧嚣的梦中，独白与尖叫毫无二致；指向死者和早已离去的人的谴责被喃喃的爱取代。于是，她们都累巴巴、气哼哼地起身到各自的床上去了，发誓再也不屈从于这套把戏，但心中却深知她们还会的。事实上她们就是照做了。真实而紧张的生活落实到那里，便处于有限的光亮，以及煤油灯和蜡烛的烟气中。轮廓像磁石似的吸引着她们。帕拉斯坚持要去买油彩管和彩笔棒。在较薄的麂皮料子上绘画。她们理解了，便开始着手。先画身体器官：乳房和阴部，趾头、耳朵和头发。西尼卡在一个知更鸟的蛋上用蓝色复制了她的一处相当精致的伤疤，在蛋的尖头还画了一滴红色。后来，当她又渴望在大腿内侧划道时，她没有动手，而是选择画了躺在地下室地面上的一个裸体。她们互相说着梦见了什么和画出了什么。你肯定她是你的姐妹吗？说不定她是你母亲呢。为什么？因为只有母亲才可能而姐妹不会做这样一件事。西尼卡给油彩管拧上盖。吉姬在她的喉咙周围画了一个心形的小盒，玛维斯问起她时，她说那是她父亲给她的一件礼物，被她扔进墨西哥湾了。里面有画像吗？问问帕拉斯。有。两幅。谁的？吉姬没有回答，她只是又加了一些点，代表心形盒的链子。帕拉斯在画在地板上那轮廓的肚皮上加了个婴儿。当问起谁是父亲时，她什么也没说，只是在婴儿旁边画了一个长着长睫毛和撅着毛茸茸嘴唇的母亲的面孔。她们逼着她问，不过很轻柔，既没开玩笑也没嘲讽。卡洛斯吗？那些把她赶到水里的男孩吗？帕拉斯给那张撅着的嘴加了两颗大虎牙。一月份过去了。二月份也过去了。到了三月份，日夜不分，因为她们忙于精细刻画身体部位和纪念物。黄色的发卡，红色的牡丹，一片白色地面上的绿色十字架。一根被小爱神丘比特的弓箭射穿的雄起的阴茎。莎伦玫瑰花瓣，洛娜·杜恩。在孩子气的太阳下，一对亮橘色的情侣不停地做爱。康瑟蕾塔像个新的、改造过的母亲，她负责供应她们无血的食物和白开水以解饥渴，她们因此都变了。她们得经过提醒才移动她们外在的身体，内在活生生的精神倒是极具诱惑力。一位路过的顾客注意不到什么变化。可能只是奇怪，菜圃怎么会还没有耕耘，或者谁在凯迪拉克的车厢上画上了“哀伤”二字。也许还会不解，那个应门出来的老妇人何以不用墨镜遮掩她可怕的眼睛；或者那些年轻妇女到底把她们的头发弄成什么样子了。如果是邻居，会注意得更多——放纵的情绪；宅子的紧张气氛、陌生的感觉，住客眼中明显不同的神色——她们和人谈话时友善、开朗，其余时间则安静、审慎。但是如果一个朋友走来，看到那几个年轻女人时最初显出惊诧，随后可能会被她们的成熟姿态安抚得说不出话来。她们看上去都多么平静啊。而康妮，腰板那么笔直，样子那么漂亮潇洒。那身熟悉的衣裙让她变得多么优雅，她溜进司机的座位，身边放着一个篮子，上面还有一个包袱，起初因为说不准还缺什么很有些心烦。在她驶近家门，开过中央大街时，她的目光可能落在斯维蒂·弗利特伍德的住宅、帕特·贝斯特的房子上，或者她可能注意到一个闲逛的男孩或去爱斯店的米努斯。随后她便会意识到缺了什么：与鲁比的一些人不同的是，女修道院的妇女不再经常出没了。也许她还会补充一条，不再被追逐了。但在这一点上，她很可能弄错了。娄恩路很窄，拐弯很急，但娄恩总算控制着奥兹莫比尔车下了土路，驶上柏油路，没有把标牌彻底撞倒。早些时候，她在开车来的路上，由于天黑又只有一盏前灯，难以保证保险杠不受刮擦，而此刻离开女修道院，却见立柱歪斜着，上面的招牌——“早熟的甜瓜”——也摇摇欲坠。“放不出个响屁。”她咕哝着。极可能是个纸里包着的玩意儿。那儿不是什么学校了。不过“早熟”还是没错的，而且不仅是几个字而已。七月还没过完，女修道院菜圃里的甜瓜已经熟透了，可以摘了。就像她们的头。外表光滑，内里甜美，可是主啊，但愿它们是饱满的。她们没一个肯听。推说康妮忙，拒绝叫她，而且对娄恩的话一字不信。在半夜驱车赶来告诉她们，警告她们之后，她无可奈何地、气恼地看着她们打哈欠，还笑嘻嘻的。现在她得思考一下还能做些什么，不然的话，要裂开的瓜就是她们的光头。夜间的空气很热，她嗅到雨虽然还远，但仍在逼近，这是她两个小时之前就想过的，当时她想趁着曼德拉草还干就收割下来，便在大炉灶近旁的溪岸周围轻轻地走着。若不是她到了那儿，绝不会听到男人们的议论，也不会发现他们策划的邪恶行径。浮云把夜空最好的珠宝遮蔽了，但去鲁比的路熟悉得像是收集捐赠的盘子。然而，她还是眯着眼睛看，以免有什么东西或什么人突然在前面蹦出来——在奥兹莫比尔单个前灯照不到的地方。那有可能是负鼠、浣熊、白尾鹿，甚至会是个气疯的女人，因为这条路就是女人走的。只有女人。男人从来不走。二十多年来，娄恩都亲眼所见。来来往往，往往来来，走着的是哭泣的女人，瞪着眼的女人，愁眉苦脸、咬着嘴唇的女人，或者显然是迷途的女人。在这一带红金两色的土地上，不时有黑岩石或绿土块横在路上；在这一带繁星密布的天空下，土地是不光彩的；在这风像男人似的摆布你的地方，女人们拖着她们的悲苦来往于鲁比和女修道院之间的道路上。她们是唯一的行人。斯维蒂·弗利特伍德走过，比莉·狄利亚也走过。还有那个叫西尼卡的姑娘。另一个叫玛维斯。阿涅特也走过不止一次。而且不仅是这些日子。她们从一开始就走着这条路。比如说，索恩·摩根有一次走过，那时她很年轻，康妮也还年轻。娄恩曾经目睹过许多人走这条路，其余人她也听说过。但男人从不走这条路，他们在这条路上开车，虽说有时候他们的目的地和女人的一样：萨金特、K.D.、罗杰、米努斯，还有那个好人迪肯二三十年前也亲自走过。唉，她要是不找个人装好风扇皮带并修好油槽，也得用脚走这条路，除非还有什么其他地方值得一去。要是还有时间加速，现在正是时候，但小汽车的状况不允许。一九六五年时，雨刷、空调、收音机都能用。如今只有强力的加热器这个部件还能让人想到这辆奥兹莫比尔车当年的动力。在一九六八年，这辆车经过迪克和索恩·摩根两易其主后，索恩问她用不用。娄恩当时高兴得叫了起来。最后，她在七十九岁高龄，虽无驾驶执照却活跃好动，开始学开车，而且还有了自己的车。再不需要搭别人的车了，再也没有在她院子里响个不停的刹车声召她去看急诊，若是不去或坐视不管就会酿成大祸。她可以按照自己的思路，在愿意时检查那些孕妇，在她自己的车里带着工具上门去。而更重要的是，可以在想走的时候马上离开。可惜这件礼物来得太迟。就在她能够得心应手地开车的时候，没人再需要她的医术了。在激怒了有蹄子的、吓坏了长爪子的动物之后，在连续几周拖拉机的轨迹上上下下腾起股股红尘之后，她已经无处可去了。她的病人让她探视，但临到生产，都要走上几小时（如果她们能坚持下来的话）到丹比的医院去，接受白种男人冷冰冰的手的处置。如今在八十六岁高龄，尽管她有从未失手的声名（她从未让一名产妇死去，像费尔里有一次那样），她们都拒绝她处置她们的大肚子、她们的厉声尖叫和攥紧的双手。笑话她干净的腹带，她准备的母亲的尿滴。把她的胡椒茶倒进马桶。在过去的二十五年和之前在黑文的五十年间，她曾经蜷曲在她们的沙发上，摇晃着哭闹的孩子，给她们的女儿梳完辫子之后在厨房里打盹，在她们的园子里种药草，给她们很好的安慰，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了。无论她曾经如何教她们按摩乳房让奶水流出，产后该注意什么，席被下的刀子该朝着什么方向。无论她如何走遍全县去弄她们想吃的那种土，无论她曾经如何躺在她们的床上，用她的脚掌挤压她们的脚心，帮助她们推，用劲推，或者接连几小时用香甜的油膏按摩她们的腹部。这一切全都不算数了。她曾经凭本事帮她们来到这世上。当她和费尔里应召到鲁比这个新地方继续以往的营生时，母亲们向后靠坐在椅子上，劈开膝盖，放心地舒着气。如今费尔里已经故去，就剩下她一个仅存的接生婆，而这里的人口由大得像社区一样的家庭组成，不但需要也以有这样一个人而自豪，孕妇们要靠她来生育。但娄恩相信，比起产房那时髦玩意儿，这还有更多的含义。她曾经为弗利特伍德家接生过，可是每个婴儿的缺陷却玷污了她的名声，仿佛她不仅接生了婴儿，还造就了婴儿。对她是厄运的怀疑再加上丹比医院的舒适，剥夺了她训练有素的工作。有一位母亲就告诉过她，她没法不喜欢那一周的休息，那服务车，那温度计，那测量血压的办法；更对白天的瞌睡和止痛片欢喜若狂；但最主要的，她说是喜爱人们不停地询问她的感觉如何。若是她在家里生育，这一切就都不会有。在家里，她生完孩子的第二或第三天就要给全家做早饭，还要担心牛奶和她自己奶水的质量。别人应当有同感——充分的睡眠和远离家务，新生婴儿每晚都抱走由别人去照顾。而做父亲的——嘿，娄恩怀疑他们也同样乐意产妇被关在门里，自己守在走廊里，产妇自有别的男人负责，用不着一个没牙的老太婆磨着牙床来保持牙床有力。“别误会那些做父亲的感激之情，”费尔里曾经警告过她，“男人都害怕我们，总会这样的。在他们看来，我们是死神的贴身侍女，挡在他们和他们的妻子怀着的孩子之间。”费尔里还说，在那年月，接生婆是障碍物，她发号施令，都仰仗她的秘密技巧，而这种仰仗却激怒了他们。尤其在这种地方，他们来到这儿平和地繁衍生息。费尔里像往常一样正确，但娄恩却别有一种责任。据说她能看透别人的心思，这种本领别管从哪儿来的，反正不是上帝赋予的，而且早在她两岁时就用过了，当时她藏身在院子里被人发现了，而她母亲则死在床上。娄恩不承认她独具禀赋，她相信每个人都知道别人在想些什么。他们不过是回避显而易见的事情罢了。不过她也确实更深刻地了解一些情况，胜过摩根的记忆力或帕特·贝斯特的历史书。她知道记忆力说不出、历史上没记载的一些事情：生活的“诀窍”和“道理”。无论如何，娄恩的生计断了（在最近的八年里，她只被召请过

副不屑一顾的样子，张嘴打了个哈欠。原本懒猫似的动作却让林岳吓了一跳，就在狴犴打哈欠的时候，一股怪风扑向林岳，他敏捷地闪过势头，却不没留神脚下突然多出的一些碎石。“啪嗒”，林岳当场滑倒，摔了个人仰马翻。狴犴咧了咧嘴，脸上竟然像似有着笑意，摇头摆尾地钻回S怀里，惬意地打起呼噜来。我注意到，就在狴犴摆动尾巴时，那些碎石已经消失了。众人一阵哄笑，林岳臊红着脸，满脸苦相地看了狴犴一眼，嘴巴张了两下却不敢再贫嘴。“赏罚分明，公正无私，你以后可不要再招惹这个刑法专家咯。”晖儿打趣地对林岳道。“他那张嘴就该好好治治。”S撇嘴道，“这下有了狴犴，看他以后还敢贫。”莫炎没有笑，眼中透着一丝忧虑，他看着S怀中的狴犴点了点头，绕过我们走近老田。“您说的那些我明白。”莫炎说道，“但想知道该做什么。”“这里的藏穴都被破了，龙脉迁回也没作用。”我对老田道，“我很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还要迁回龙脉，更想知道接下来您的对策。”“藏穴没被破。”老田摇头道，“经过千百年的变化，这里更加适合龙脉藏穴的条件了。”大小孤山中的环境存在，地炎穴不但被两座孤山的土性封堵，更是多了大片的湖水的压制，这远比当初“土包水”的封堵方法更有效。当初做为“冲煞鱼”的鲭鱼已经在湖内大量繁殖，势头更胜当年，而哀牢山的龙形气脉早就被全数引入了湖中。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当时会误以为哀牢山的龙形是巨犼，因为它早已没了龙形气脉。龙脉生穴也同样还在那怪石的封堵之下，而且做为景观地点的界鱼怪石常年受到人群气脉的影响，磁场内吸附的能量也已大大增强。这也就是说，莫曹他们只要引回龙脉，照样可以制造出龙脉藏穴的格局，从而获得这条定世三龙中的南龙气脉力量。之前老田在湖底暗下功夫，并在龙脉出现的时候指点了我们，借助无间轮回局的力量，以筑壤一派的移山换将法把龙脉暂时迁移到了别处。但这只是权宜之计，虽然老田布下了掩气诀防止莫曹找到龙脉，可龙脉不会在别处停留很久，即便他们一时找不到，时限一过龙脉还是会自行返回抚仙湖。老田指着电脑上的地图道：“看来只能用玄武神兽将龙脉留在这里了。”在他手指的地方标注着山峰的标记，边上清晰地写着山峰的名字——“玉龙雪山”。“莫曹想用龙脉藏穴得到南龙气脉，只怕是已经找到了凶兽饕餮……”二十九、风水奇煞饕餮，是与穷奇并称上古四凶的恶兽，传说轩辕黄帝大战蚩尤，蚩尤被斩，其首落地便化为饕餮。之前陈子浩用五行幻兽术幻化出的便是它，这家伙没有身体，只有一个大头和一个大嘴。龙脉地气的能量极为强大，但对于上古凶兽的饕餮而言，却不是什么难事。因为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吃，而且不管什么都能吃，永远不会感到饱，也不会被撑死。甚至包括这条定世三龙之一的南龙气脉。……“玉龙雪山的名字还真没起错，这不就是条玉龙吗？”S仰望着绵延的山脉惊叹道。“哪儿呢？哪儿呢？你说那玉龙在哪儿呢？”林岳伸长了脖子一个劲儿地往山下看，“忽悠我吧，这山里没玉龙啊～～”“切，我是说山势像玉龙，你往山底下看最多找出条土龙。”S撇嘴道，身边的狴犴点点头，严肃地呜呜了两声。“这不因为习惯了吗，我现在呀是满脑子的龙脉啊地气的，一听个‘龙’字利马就往地下张罗。”林岳苦着脸道。S转过脸装作不理他的样子，暗地却和狴犴挤眉弄眼地偷笑着。“嗳，还真是条玉龙嗨～～”林岳短路了似的，大呼小叫起来，“瞧那脑袋，那边那边，那是爪子，还有后面那个弧线看到没……”他那付过于夸张的模样不禁让我们有些愕然，却发现这小子一直拿眼角瞟着S，众人当下心照不宣，强忍着笑走去一边。S察觉到大家的行为，不由有些尴尬，狠狠地瞪了林岳一眼，自顾用电脑绘制起山势图纸来。老田看着他俩不禁笑了笑，转身走到一处眼界开阔的地点，指点着雪山与我和莫炎详谈起格局布置。整座玉龙雪山位于丽江的西北部，自南向北长约35公里，与哈巴雪山对峙，汹涌澎湃的金沙江奔腾其间。这座奇峻的雪山共有十三个山峰，峰顶终年积雪不化，远远看去有如一条矫健的玉龙横卧山巅，有一跃而入金沙江之势，故名“玉龙雪山”。一九九六年，丽江境内发生了一场特大地震，巍峨的玉龙雪山在这场地震中崩塌了一峰，所以现在只有十二峰了。将龙脉转到此处，老田是别有一番安排。在云南隐居的日子里，老田不但调查了龙脉事件的始末，同时也了解了云南地域的风水格局。玉龙雪山气势磅礴，在风水地理上属于龙形山势，其自身虽然不具备龙脉格局，但却是一个很好的气脉存局，将龙脉引入玉龙雪山可以最大时间的将其停留在此处。更为关键的是，玉龙雪山毗邻南龙脉络极近，如果将龙脉固定在这里也只会稍许改变龙脉地气的走向，对云南乃至整条龙脉走向地域都不会有负面的影响。“雪山十二峰，玉龙十二景，如果不是那场地震，我恐怕还想不出这个法子。”老田望着列列山峰道，“现在只有不到七天的功夫，我们就用风水十二煞在这里摆它个鸿门宴！”……丽江古城，一家旅店内。一名警察敲响了旅店三○六室的房门，应门的是一个老头，看似和蔼的面孔上长着一个硕大的鹰钩鼻子，双眼中透着一丝阴狠。那老头见了门口的警察，假笑着寒暄了两句，将他让进屋内。这是一间单人行政套房，一个满脸亲切的男子正在那里沏茶自饮，客厅里放着两张沙发，但他却没有坐在上面，只是依在墙边席地而坐，悠然自得的姿态显得有些洒脱。“师父，他们是三天前到的，下车后买了些露营设施，直接上了玉龙雪山。”那警察对着饮茶的男子恭敬道，“放出的十只知信鸟一只都没有回来，应该是被他们发觉了。”“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那男子抿了一口热茶，“老人家倒的确雅致，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会露宿雪山观峰赏景了。”“小莫，你真沉得住气，这么放任下去，龙脉出了问题你我可都担待不起啊。”老头在一边显得有些着急。“呵呵，心急容易肝火上升。”那男子笑着递过一杯热茶，“品杯普洱茶，静心去火。”“我没你那喝茶的习惯，再过几天只怕连吃饭都不成了。”老头担忧地用手在脖子上比了个刀砍的动作。“固守龙脉，需要七天的时间，操控神兽要耗去八成的元气。”男子不紧不慢地说道，“到了第七天的巳时，那老人家的身体就不容乐观了。唉，何必呢。”“以逸待劳？”老头的眼睛一亮，转又疑道，“你确定他们的计划不会改变？”“上晓天机，纵观人世，幽冥尽知。”男子左手的食指向上指了指道。“哦？风爷亲自出马了？”老头惊异道，“这就不会有错了。”“要是他老人家亲自出马，你现在应该在和鬼说话。”男子的眼中闪过一道厉光，“问问题的人往往是死得最快的，这点你该比我清楚。”“呃，那是……那是……”老头额上一阵冷汗，整个身子不由缩入了沙发之中。“韩笑，你今晚上山，远观就可以了，别惊扰了人家。”男子转向那警察道，“有什么事的话，你知道该怎么通知我的。”“是，师父。”警察一躬身，转身就要离开。“女人是种麻烦，尤其不适合你这样的人。”男子看着手中的茶水，自语般地说道。那警察的身子微颤了一下，但却没有停留，开门径直走了出去。……玉龙雪山东面，干海子。晖儿和S摊开了一堆纸张正在计算比划着，笔记本电脑在连续几天的运算操作下已耗尽了电力。“亦凡，‘龙甲生云’和‘金沙壁流’的数据有些问题。”晖儿抬头向我说道，“我和S算了十遍了，时间和量度控制总是有偏差。”“休息下再说吧。”我心疼地看着晖儿，自从上山后，高山反应产生的副作用让她憔悴了许多，加上每天精确计算数据，整个人瘦了一圈。“我没事的。”晖儿的笑容带着抹不去的倦意，“最辛苦的是老田，他的身体真让人担心。”晖儿说的正是我最担心的一点，今天是上山后的第四天，开布十二煞和定龙局之后，老田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日渐佝偻的身躯似乎预示着他体内精力的消逝，夜间时常能听到他低低的咳嗽声。“逮住它……唉，我说你的手脚怎么这么慢，午饭才吃没多久啊～～”林岳在不远处大声咋呼道。“这是狴犴。”莫炎冲林岳冷道，“不是家猫。”让林岳和莫炎无计可施的正是那只狴犴，老田好像是安排了他们什么事情，两人午饭后便一直在和这只狴犴较劲。解除禁锢的狴犴灵巧的有些可怕，集合林岳和莫炎两人的力量也无法触及它，此刻的狴犴正卧在草丛中打着哈欠，那样子似乎在嘲笑他们。S抬头看了看垂头丧气的林岳，起身走向狴犴，后者亲昵地和她磨蹭了会。S附身低语了两句，狴犴望了一眼S，理解似的点了点头，慢步走到了林岳他们的跟前，顺从地伏下身子。“一物降一物。”莫炎嘀咕了道，“公孙降的是两物。”说话间手中灵火迭起，翻手按在了狴犴的身上，林岳一阵白眼乱翻，却也没有多话，双手掬起呈碗状，指缝中不断落下植物的种子，均匀地洒在周围。……“看来狴犴是认定她了。”远处，一块黑色的岩石自语道，“有趣，连师父都要忌讳的东西居然这么听她的话。”岩石悄无声息地沉入了地底，没有发出一丝响动，约摸半支烟的功夫，它又神秘地出现在山脚下。轻轻抖动了几下，岩石逐渐“散”开，一个人影自草丛中慢慢直起身子。“师父对付那只狴犴大约用了三个小时的时间，甚至差点被它伤到。”那人影自忖道，“有狴犴在身边，也许她可以逃过这一难。”人影忽地摘下了头上的警帽，用力挠了挠头发，脸上不由露出自嘲的笑容。“唉，又在想那个人了。”他戴上警帽，眉头略微颤抖了一下，“绝对不能让师父看出来，否则她就死定了……”人影抬起头，警帽下是一张略带稚气的面孔，懒懒的双眼眺望着山间那片草甸，嘴角闪过一丝调皮的笑意。“还是给他们搅搅局吧，知难才能全身而退，就当做回所谓的‘好人’咯。”他的双手快速地叠起一张纸来，“再说了，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捣乱。”……玉龙雪山东南角，云杉坪。参天的树木，倒挂的枯枝，枝上散挂着奇怪的树胡子，林间随处横呈的腐木，枯枝败叶，长满青苔。似乎千百年来，不太有人来打扰这片林间的草坪，这里就像一个天然的乐园。传说年轻的男女在这里殉情的话，他们的灵魂会进入玉龙第三国，得到永生的辛福。月光下，一个身影正坐在草地上仰望着天空，身旁静静地卧着一只小猫，幽幽的瞳孔中闪着两点火红的光芒。“不知道林岳他们能不能成功，老田的身体越来越差了。”那人影正是S，她今晚应该是失眠了。狴犴抬起头，冲她呜呜了两声，似乎在宽慰着满腹担忧的她。“别安慰我了，现在连一点忙都帮不上。”S用力拔起地上的草丢向一边，“我又没他们那种特殊能力，也不懂什么排局布阵。”狴犴摇摇头，发出一声叹息似的低叫，把头埋入S怀里，后者则轻轻地抚摸着它柔顺的皮毛，径自想着心事。突然，静卧的狴犴猛地立了起来，两耳天线般地竖直转动着，眼睛死死盯住树林中的一处，口中不住发出警告似的叫声。“有什么东西在哪里？”S顺着狴犴注视的方向看去。虽不如白天那么清晰，但凭借着月光依稀还是可以分辨出树林里的景物。距离她十多米处，一个黑色的人影靠在一棵树下，歪斜的身体不住抽动着，隐约间可以听到他正在喘息。呼，一道黄影蹿了过去，狴犴的体形涨大了数倍，宛如一只猛虎般地扑向那黑色人影。人影似乎已无力抵抗，任由狴犴将自己扑倒在地，口中发出一阵低低的咳嗽声。“韩笑？！”紧跟过去的S惊疑地发现那人影竟是之前绑架自己的韩笑。“咳……咳……别惊讶了，我是来砸场的。”韩笑懒懒地笑道，狴犴爪下一紧立刻引起他一阵剧烈的咳嗽，“不过……现在把自己……给砸进来了。”“砸场，哼，就凭你？”S示意狴犴将韩笑放开，他一脸苍白口角挂血，看样子似乎伤得不轻。“谢谢，能给点水喝吗？”韩笑又是一阵咳嗽，脸上的笑容略略有些扭曲。“呶，拿去……”S犹豫了下，将腰间的水壶抛了过去。韩笑接过水壶猛灌了两口，一下喝得太急，被呛得再度咳嗽起来。“说，你怎么摸到这里来的？！你那混蛋师父在哪里？！你们有什么阴谋？！”S凶狠地盘问道。“我查到你们的订票信息一路跟来的，我师父在丽江古城的一家旅店，我们想抢走龙脉。”韩笑回答的速度竟比S的盘问还要利索。也许是没想到韩笑会回答得如此直接，S一下没了主意，不知接下来该做些什么。“谢谢你的水。”韩笑将水壶抛还给S，支撑着缓缓站起身来。“你别想玩什么花样，只要我叫一声林岳他们就会过来。”S的话连自己都没有底气，其实她离开宿营的地点已经很远了，即便听到她的叫声我们也未必能及时赶到。猛虎般的狴犴正警惕地看着韩笑，但却没有再扑上去，只是将身子拦在了两人之间。“从距离上算，他们离这里至少有三多百米，这是一个足够让我玩上三次花样的距离。”韩笑的脸上又露出了调皮的笑容，“不过，其实我是来传信的，师父让我向大家带个好，顺便请你们注意休息。”“切，假惺惺的。”S撇了撇嘴道。“反正话我带到了，其他的事情与我无关。”韩笑满不在乎地笑着，脚下开始向后移动。“站住！”S见韩笑想溜，下意识地叫道。“两国交兵，不斩来使。”韩笑立刻换上了一付纯真的笑脸，“你该不是想杀了我吧？”“呃……”S被他说得一愣，韩笑只是来传口信而已，这人虽然有些可恶，但也不太讨厌，至少不像他师父那么讨厌。“那我先走了。”韩笑的身影虚无了起来，飘动着消失在夜空之中，“很少有女孩能像你凶得那么好看的，哈哈～～”“死小子，比林岳还贫。”S听着有些火，嘴角却不由掠过一丝笑意。……宿营地，帐篷外的一处空地。老田拨了拨篝火，抬头望了眼天空，查觉了什么似的叹了口气，脸上露出无奈的笑容。“老田，快去休息吧，小心身体。”我不放心老田的身体，从帐篷里溜了出来。“咳嗽声吵醒你了吧？”老田笑着反问道，“人老了，不如以前咯，世界永远只属于年青人啊。”“这个世界固然需要年青人的活力和冲劲，但也少不了老年人的经验和稳重。”我笑着在他身边坐下。“刺月当空，乱营主凶。”老田突地冒了一句，手中的拨火棍指了指天空。我顺着方向望去，夜空中那轮圆月十分明亮，但细看之下却能发现月亮的周围有着一圈淡淡的光晕，这种光晕很像一圈细致的绒毛，参差地“长”在了月亮边上。这种月晕现象在民间被称为“毛月”，从气象上一般被认为是下雨的预兆，当然这并不是绝对准确的。不过，在风水堪舆学说中又有着别样的解释。古代战争时期，这种刺毛似的月晕被称为“刺月”，主大凶，预示有敌军探营偷袭。老田又咳嗽了起来，自怀中摸出两粒药丸咽下去之后，这才好了一些。“应该是韩笑来过了，那小子很机灵，居然能在困冲煞中逃过一劫。”老田笑了笑，“公孙这姑娘实在是太善良了，好在韩笑对她没有恶意。”圆月的光晕渐渐散去，一点星光跳动着闪过我的眼帘，那是一颗特别的星宿，古时候人们称之为“红鸾”。……莫曹的脸上闪过一片煞气，右掌在胸前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随即击在左掌掌背，双掌交叠间夹杂着一股怪色火焰，大力拍向韩笑的后背。“哇”，韩笑当即奔出一口鲜血，浑身透出阵阵阴晦的薄雾，两颊间映出一片潮红。“我不算老人，但我的话你还是要听的。”莫曹对端坐在地上的韩笑道，“否则眼前吃亏的就是你自己。”“对不起，师父。”韩笑虚弱地撑起身形，欠身道，“我立功心切，没有听您的吩咐。”“你从小就很有主见，这是你的长处。”莫曹亲切地微笑道，“我告诉过你，长处也就是害死你的短处。”韩笑眼中闪过一丝畏惧

。当然，要想重新诠释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重构辛亥革命叙事模式，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比较中立比较科学的历史观价值观，尽量吸收学术界的新成果，尽量对辛亥以来几十年中对历史人物的妖魔化有一个“去魔化”的功夫，以日常情理的平常心去观察去描写那些历史人物，就会得出不一样甚至很不一样的观感。一部历史剧，如果没有不一样，或形态稍新的历史观，要想成功，估计会非常困难。一百年过去了，我们真诚期待能够有一部或几部接近于历史真实而又具有艺术价值的历史剧出现，以反映和记录辛亥那个伟大的时代。其实我们不了解民国清帝退位一百年了，中华民国创建一百零一年了。民国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时代，许多人、许多事似乎还没有走远，我们望着那些背影，不仅感到亲切，而且容易引起共鸣，毕竟我们就是从那里一步一步走来。只是从学术史意义上说，对于民国，我们其实很陌生。我们到目前为止所知道的民国，可能还是一个不太真实的传说。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如果从1912年中华民国开国算起，至1949年中华民国主体部分在大陆结束，中华民国的历史不过三十八年。三十八年放到人类历史长河中不过沧海一粟，弹指一挥间。然而对于我们今天的读者来说，三十八年历史的中华民国相当复杂，我们不仅因为意识形态分歧还没有办法与台湾学者取得共识，即便在我们的意识中，这三十八年的中华民国也如云如雾，因为我们不仅反对蒋介石，而且反对袁世凯，反对“北洋军阀”，我们唯一能认同的是孙中山和他的南京临时政府，而这个临时政府恰恰在民国法统中又存在许多争议。不将这些仔细梳理，我们或许真的相信有一个“民国范儿”，如果将这些都说清，那就真的分不清哪段正确哪段错误了。如果历史主义地看待中华民国三十八年的历史，至少应该分为南京临时政府、袁世凯及北洋系的中华民国政府和蒋介石及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这样三个大的阶段。这三个阶段不仅有着重大差别，甚至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大家都说是民国，但此民国非彼民国，因而各自的法统也就很不一样，所信奉所执行的政策也就有着很大区别。我们过去很长时间一直弄不清孙中山为什么在中华民国开国后一再声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真实意思，一直以为这是孙中山一句无关紧要的口号。其实，如果将这句口号落到实处，孙中山表达了民国法统中的大问题。在1912年之前十七年，孙中山一直流亡在海外，他在组织革命呼唤救亡的同时，也在为中国未来设计政治路线图。按照孙中山的理论，满洲人是中国周边一个族群，满洲人不是中国人，满洲过去两百多年对中国的统治是殖民统治，因此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推翻这个殖民统治的政府，“驱除鞑虏”；然后重建一个汉人的天下，“恢复中华”。只是孙中山毕竟不再是过去年代的草莽英雄，不再一味强调改朝换代，而是期待在这场种族革命的同时，一举完成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所以孙中山最完整的革命理论表达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建民国，平均地权”。这是孙中山目睹清廷政治腐败而导致甲午之耻的重要觉醒，也是此后十几年孙中山坚定不移的政治信念。凭借着这样的政治信念，孙中山“一个人的战争”终于唤醒了整个民族整个国家，追随其革命的人从无到有，从少到多，至1905年在东京成立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中国革命至此出现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高潮。为了将中国革命向深度广度推进，孙中山和同盟会领导人在同盟会成立前后制定了革命方略，制订了军政府计划，制定了一旦清廷垮台究竟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政府，如何重建新的国家等一系列方针谋略。根据这些方针谋略，推翻清廷后的新政府应该以“五权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这个“五权宪法”就是西方近代国家三权分立宪法的改良，增加了检察权与考试权。在国家根本指导思想上，孙中山和同盟会明确提出了三民主义的概念，以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作为中国革命必须实现的三个基本目标。在革命步骤上，孙中山此时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出军政、训政和宪政三阶段论，但其力主在革命初期构建“军政府”，显然蕴含着三阶段的意思。在对国内民主现状的估计上，孙中山和革命党人都是相当悲观的。在这一点上，他们都受到康有为尤其是梁启超的深刻影响，以为中国长时期处在君主专制下，人民的民主意识非常弱小，因此需要先觉觉后觉，先知启后知。所以等到革命告成，在孙中山的意识中依然是传统中国“为民做主”的意思而不是让人民自己做主。孙中山的理想，以及革命路径的设计当然不能说有什么问题。只是必须指出的是，孙中山十七年与国内政治几乎彻底隔绝，即便到了1906年清廷预备立宪开始政治环境略微宽松后，孙中山也没有办法踏进国门，实地考察国内政治实践，所以他对国内政治形势的判断，也就必然具有相当误差。他之所以不知道国内政治进步，不知道君主立宪的进展，除了消息隔绝，更重要的一个原因他毕竟是革命党的领袖，始终站在清廷对立面，始终用一种有色眼镜看待清廷的政治改革。不过，孙中山确实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伟大人物，当1911年政治改革机会来临时，孙中山并没有教条主义地坚守先前的规范。为了实现推翻清廷的政治目的，孙中山没有顽强地坚持“驱除鞑虏”的原则，反而同意对退位的皇上和皇室给予优待和礼遇。这里面当然有许多不得不如此的压力，但孙中山走到这一步也确实不容易。南京临时政府因机缘巧合成立了，从这个政府实际运作情形看，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先前的那些理论设计似乎都没有起到多少作用，即便稍后制定的《临时约法》也没有体现五权宪法的权力制衡精神，更不要说三民主义、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论了。新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的革命色彩确实强烈，比如对旧制度的改革，但在现实政治层面，临时政府其实还是比较现实主义的，大致反映了时代思潮主流。袁世凯和民国法统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很快就结束了，因为实事求是地说，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也确实不足以解决当时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孙中山拥有新思想，革命党人拥有新精神，但这些都不足以将一个混乱的中国带上常态发展轨道。在当时国内外一切关心时局的人眼中，真正有能力收拾旧河山一统江湖的，还是政治强人袁世凯。这就是所谓“非袁莫属”的意思。袁世凯是晚清政治强人，他从甲午战后的维新走到戊戌年间的变法，再到1901年的新政，直至1906年的预备立宪，袁世凯都是这一系列政治变革的鼓吹者和重要推手。他具有清廷内部旧官僚难得的新见解新思想，而且在过去十几年官场历练中，养成了别人难以企及的手段和手腕，以及非凡高超的办事能力。他是光宣朝无人企及的能臣，只是因为各种原因，袁世凯在光绪帝和慈禧皇太后相继突然去世后被开缺回籍，静养三年。把袁世凯开缺回籍的故事非常复杂，但袁世凯并没有因为这个挫折而改变对清廷的忠诚。武昌起义发生后，清廷迅速启用袁世凯，袁世凯也最大限度争取南北和解重回君宪主义政治轨道。这在现在许多研究中已经得到了证明。然而到了最后，依然因为满洲贵族在根本问题即国会构成上不愿让步，君主立宪在最后时刻还是毁于一旦。这确实非常可惜。君主立宪无法实现，各方要求走向共和，南北妥协达成后，清帝退位，颁诏宣布委托袁世凯组织临时政府，与南方革命党人商量共建一个新国家。在这种情形下，孙中山遵守诺言将中华民国政府临时大总统的权杖转移给袁世凯，是为中华民国正式开国。袁世凯主导的中华民国确实没有接着南京临时政府的民国思路往下走，更没有接纳孙中山的五权宪法、三民主义、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论。这是因为袁世凯毕竟是晚清君主立宪政治改革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在他的概念中，民主共和原本与君主立宪并没有根本区别，除了一个君主必须废除外，共和体制下其实也应该是一种东西洋通用的代议制形式，而不是孙中山所期待的全民政治。中国已在晚清走了十年以上的民主道路了，各省咨议局的成熟度一点都不亚于东西洋各国，全部议员都是经过竞选产生的职业政治家，他们差不多都具有近代代议制政治的一般训练，熟悉政党政治、议会政治的运行规则。这是一个现成的民主政治框架，所以袁世凯主导的中华民国政府就没有必要绕开晚清十年民主政治的训练和成就，一切归零，重新开始，而是接续晚清君主立宪往下走，将各省咨议局改造成各省议会，将各省巡抚和后来的都督改为省长；将中央资政院改为国会；至于那个责任政府，不论是在君主立宪体制下，还是在民主共和体制下，其实只是一个有限责任政府。政府首脑过去对皇上负责，现在对议会负责，仅此而已。实事求是地说，袁世凯主导的中华民国政府作出这样的变通是合乎历史需求的，在当时在后世都没有引起多大问题。即便是1913年因“宋教仁案”引发“二次革命”，中华民国面临深刻政治危机，也没有人从体制上思考有什么不合适。问题在于，袁世凯没有始终如一坚持在民国政治架构中解决问题，没有将民主共和原则贯彻到底。随着内外危机相继爆发，国内的政治动荡和日本的“二十一条”接踵而至，再加上袁世凯骨子里的旧思想不断发酵，身边宵小之徒添油加醋，袁世凯踏上了“帝制自为”的不归路，不仅毁了自己，也坑害了国家，由此引发激烈的民国法统之争。袁世凯去世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恢复“约法”，旧国会也予以恢复。然而为时不久，总统府与国务院因中国是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否向德国宣战问题发生冲突，不可调解。段祺瑞力主参战，而黎元洪和国会对此有保留不愿参战。府院冲突最后演化为黎元洪利用大总统的权力罢免段祺瑞，并援引张勋督军团进京调解。结果辫子大帅张勋乘机复辟，拥立废帝溥仪，中华民国到了生死存亡的转折关头。张勋复辟为段祺瑞东山再起提供了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段祺瑞马厂誓师，出兵讨伐，成了再造共和的英雄，拯救了民国。但旧国会已解散，中华民国原有法统至此不复存在了，南北各方开始对这个民国法统进行激烈争夺。孙中山终于找到了机会，召集国民党领袖及部分军政要员讨论重建共和，出师讨逆，号召在南方另行召集国会，组织临时政府，于是连续数年的南北战争由此拉开帷幕。这也为孙中山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找到了最合适的理由。孙中山在南方建立的革命政府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地方性的分裂组织，并不具有合法性，也不被外部世界所承认。但是南方革命政府毕竟是一个客观存在，毕竟在那几年中，北方的中华民国政府也没有办法一统江湖，吃掉这个革命政府，所以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以侥幸胜利需要派代表团参加巴黎和会，南北之间的和谈终于提上日程。在这个时间段，中华民国的主导者，确实就是我们过去所说的那些“北洋军阀”，不论是接替袁世凯的黎元洪、段祺瑞，还是稍后的冯国璋、徐世昌，直至吴佩孚、曹锟等，大致都是北洋系的军人。对于这批人，我们过去真的不太理解，我们对他们的印象不是来自史料和直接认知，而是来自他们的反对派，即南方革命党人的描述。所谓“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本身就不是一个科学概念，可是我们直至现在还在使用这个表述。北洋系军人特别是他们的第一代，比如袁世凯、冯国璋、段祺瑞、徐世昌等，在晚清十年政治变革中都有相当成绩，基本上都是政治变革的急先锋，像段祺瑞几次拯救共和，成为近代史上“三造共和”的英雄。他们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作为并不像南方反对者所描述的那样不堪，他们在整个统治时期都努力遵循着民主共和的框架解决问题、处理问题。如果我们对此还有什么疑惑的话，看看《建党伟业》就能够明白。不过，到了北洋系第二代比如曹锟等人，虽然民主的信念依然在坚守，比如他宁愿背负贿选恶名也不愿用武力夺取政权。这是好的一面，但他们的民主素养确实没有办法与北洋第一代比，因而这就给南方的革命留下了一个重要契机。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北洋第二代领袖的退步和堕落为南方革命提供了契机，但真正使南方革命得以成功的其实还有另外几层因素。一是孙中山坚持不懈的革命意志，使南方革命获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同情和支持，南方逐渐成为大革命中心。第二，中国革命重新高涨还与当时国际环境密切相关，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中国人此时思想转轨具有无可估量的作用。苏维埃社会主义激活了俄国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是事实，我们不能因为后来的苏联垮台而否定当时对中国的影响。第三，由于苏联当年的成就和气势，辛亥革命时期年轻一辈的知识分子开始对旧有的民主共和模式感到失望，就像鲁迅那时所说，已有的中华民国不合乎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因为这个民国除了换个招牌，其他一切都没有变，人还是那些人，事还是那些事。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变化的话，就是很可能昔日的奴隶成了主子，只是这样的机遇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得到。基于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到20世纪20年代，由北洋系主导的中华民国其实面临南北夹攻，孙中山和南方革命政府不断北伐，而来自北方的俄国不仅源源不断地向中国人传递社会主义思想，影响了一大批年轻知识分子，帮助中国筹建共产党，而且还源源不断向南方革命政府提供物质的和思想上的帮助。北洋系的中华民国政府到了20年代中期实际上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至1927年蒋介石利用国共合作领导北伐成功，在南京重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中国由此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北洋系主导的中华民国迅即成为过去。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使中华民国的历史进入第三个阶段，其代价主要是国共由此彻底决裂，进入此后国共纷争的十年。但是另一方面，在国民政府管控地区，1927年至1937年的十年间，又是中国民族资本急速发展的“黄金十年”。此后的历史我们大致都知道，国共十年分裂冲突因日本侵华而重新合作，八年抗战，接着就是四年国共内战。中华民国在大陆的后半程由于我们是胜利者，因而在过去半个多世纪，我们并不太清楚这段历史真相，我们对民国这一段历史其实真的很陌生。我们以为国民党是消极抗战积极摩擦，我们以为国民党腐败不堪，四大家族垄断了国民经济。我们虽然已经胜利了六十多年，但我们依然没有走出“胜者王侯败者贼”的传统史观，没有能够从一个中立者的立场去看待这段刚刚消逝的历史。历史是胜利者写的，但胜利者写的历史并不一定是真历史。所以当“民国热”不期然兴起时，真诚期待我们这一代人能够对这段历史抱持一种温情和敬意，重构一个接近于历史真实的民国史。我们不仅应该重估孙中山对现代中国的历史贡献，也要重估袁世凯、蒋介石以及那些北洋和南京的军政要员，他们构成了民国历史丰富多彩的画卷，没有他们有血有肉的身影，书写的历史总是觉得有点苍白，有点不那么自然。大变革时代官范、官德与官箴就历史背景而言，我们今天依然处在一个大变革时代。我们今天的成就是这个大变革时代的恩赐，我们今天还存在的问题，也是因为这个大变革时代还没有走完。在这样一个被称为“历史三峡”的大变革时代，中国社会中坚—士大夫—干部阶层应该拥有怎样的官范，信奉怎样的官德，崇尚什么样的官箴，确实值得我们重新思索。治人与治于人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积累了无以伦比的文明遗产，中国文明的奥秘我们至今或许都没有完全解读，但中国文明确实保障了这个国家从黄河流域向四面扩散，构建了一个庞大的文明共同体。在中国与西人C交ZOOZOOXX妓院

干了一仗，结果让全国人民大跌眼镜——冯玉祥居然赢了！可能大家以前对冯玉祥的印象不大好，但看到他坚定的抗日立场，估计大部分人都会改变对他的看法，觉得冯玉祥也有值得佩服的一面。不错，冯玉祥也许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甚至他的不断倒戈让人对其军人操守都产生了怀疑。可就因为在民族大义面前，作为一个实力所剩无几的地方军阀，他敢于站出来抗争，就可以面无愧色地告诉全世界——我是一个合格的中国人！但冯玉祥的单干行为有违南京国民政府的“隐忍”政策，因此这支部队得不到任何有效的支持，没有坚持多久便散伙了。这支抗日部队的核心将领里有一个叫吉鸿昌的人，没错，就是中原大战中“诈降”蒋介石的那个吉鸿昌。不过吉鸿昌没有死于日本人之手，而是被南京政府处死，就因为吉鸿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汪、蒋二人不能容忍的。1934年，抗日的冯玉祥步履维艰之际，原本不抗日的张学良已从欧洲归国。此次长达九个月的欧洲之行，让张学良收获不少。他不仅成功戒掉了毒瘾，还往思想革命的熔炉里添了几把猛火。张大少这次去欧洲，招待他的人是意大利驻华公使齐亚诺。齐亚诺不仅是他的好哥们儿，还是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的女婿。因此，张大少受到了意大利的官方礼遇和墨索里尼的接见，很长面子。即便他后来多次去巴黎、伦敦、柏林“采风”，甚至还得到了希特勒的接见，但他都回到了意大利，回意大利静心感受欧洲浓厚的备战氛围给他带来的亡国危机感，潜心思考如何利用强大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解救中国。似乎连墨索里尼都被张大少的学习态度感动了，在他临回中国之际，给其颁发了荣誉奖章——意大利十字勋章。回国后的张学良，面临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如果热河不丢的话，那么张学良说话还会有些分量。毕竟热河是华北的门户，光看这一点，蒋老大还会给他些面子。结果热河还是在东北军手中丢了，到了这份上，他手下军队怎么养，就要全看蒋介石的脸色。话又说回来，刚开始，对于身体状态好转和思想被法西斯主义武装过的张学良，蒋委员长还是抱有殷切期望的，先后给他安排了两份十分重要的工作——鄂豫皖剿匪总司令、武昌行营主任，但残酷的结果让蒋委员长十分失望。实际上，在欧洲经历了法西斯的洗礼后，张学良已经在思想认识上，与老大蒋介石取得了高度一致：抗日，但“攘外必须安内”。他在和红军开战之前，如此对参与“剿共”的东北军做思想动员：在将可能“亡国灭种”的中国，其先决问题是“安内”，能安内，才能产生一个健全政府，有了健全统一政府，才能攘外，才能谈到收复失地。而安内最重要的工作，便是消灭赤匪（毕万闻《张学良文集》）……但问题是，东北军的战斗力远跟不上老大张学良的思想“进步”幅度，在和红军的交手中一直被削。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只得重新给张学良安排一份工作——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蒋介石将张学良调到西北（陕西、甘肃一带），是出于如下两个原因。原因一，制衡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和西北“马家军”。“马家军”是指马步芳等人的回民武装，他们趁中原大战冯玉祥惨败之机，接收了冯玉祥的部分地盘。蒋介石担心杨虎城和马家军坐大，因此要找个人去制衡他们。这种挑拨军阀内斗的手段，蒋委员长向来拿手。原因二，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剿匪”，让张学良的东北军去对付实力看起来稍弱的西北苏区，那里有黄埔四期生刘志丹等人率领的西北红军。蒋委员长自然不会把“剿匪”的希望全部放在张学良身上，他早就开始了亲力亲为。

杨永泰献“剿匪”大计

1932年年中，蒋介石来到武汉，组织“鄂豫皖三省剿匪总部”，亲自“围剿”张国焘领导的鄂豫皖苏区及红四方面军。在武汉，蒋介石收到了一份不错的礼物——一条事关“剿共”的锦囊妙计。这条妙计写在一篇被后世称作《政治“剿共”万言书》的文章里，文章的作者是其首席谋士杨永泰。为便于大家理解这篇枯燥的《万言书》，此处特将其内容转化为一场情景对话。话说杨永泰敏感地窥测到主公蒋委员长的心病——“剿共”不力之后，不眠不休，挠破脑袋，想出了一条惊天大计……杨永泰对着正襟危坐的蒋介石分析道：“四·一二”以来咱们杀了多少共产党人，可为什么屡杀不绝？现在我们国民党掌握了全国主要的财富，主要的人力，可以号令几百万军队，却连几十万红军都消灭不了，这是为什么？所以共产党的问题不是军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光靠军事是不可能消灭共产党的。杨永泰偷偷看了看蒋介石的脸色，发现蒋介石没有任何不快。于是他接着说：咱们前三次“剿共”之所以失败，就在于把红军看成是与北洋军阀一样的军队。实际上红军绝非乌合之众，而是一支不怕死、不受抚、不感恩、不惧威的真正党军，它与军阀部队的最大不同是实行了政治治军，兵民一体，上下同心。因此必须采取新的策略才能“剿灭”，红军既然靠政治起家，我们也就来个政治“剿匪”，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看着蒋介石露出若有所思的神色，杨永泰再接再厉。他说：所谓七分政治，关键就在于分离共党与民众。我有几个不成熟的建议：其一，由上而下。澄清吏治，对贪赃枉法、横行乡里的土豪恶霸绝不姑息，让苏区的老百姓看到国民政府的决心和诚意。其二，由下而上。团结中农、贫农，加强救济力度，想办法提高苏区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只要让老百姓吃饱穿暖，他们管你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其三，在“剿匪区”原有的省和县两级政府之间，增加一级“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其四，实行“保甲制度”。虽然咱们民国受西方以“个人”为社会组织单位的政治观念的影响，废掉了这个从北宋王安石开始就一直在使用的制度，但咱们可以在“剿匪区”恢复它。譬如十户为甲，十甲为保，有为“匪”通“匪”纵“匪”情事者，联保各户，实行连坐。一家出了共产党，或是跟共产党有关，保甲内的其他几家，全都跟着吃“挂落”！通过这几种手段，渐使苏区老百姓日益脱离共产党，不为共产党所左右。解释完了七分政治，杨永泰继续侃侃而谈：所谓三分军事，乃剿抚兼施，重兵“围剿”共产党，不留后患，但同时对于投过来的共军将领给予宽大和出路。法眼如电，够毒辣！这位仁兄真是个人才。有人说，历史是由人民改写的。其实，一个重要历史人物在关键时刻的一个重要决定也许同样可以改写历史。蒋介石从善如流，忠实地执行杨永泰的设计，立即在“围剿”鄂豫皖苏区时收到了效果。张国焘显然想不到蒋介石的水平提高得这么快。在蒋介石的政治、军事双重进攻之下，他手忙脚乱，连失阵地，向西退到了川陕边界。为此番“剿共”立下汗马功劳的杨永泰，受到了蒋介石的奖励。这份奖励跟杨永泰的一项建议有关。杨永泰建议的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确实让蒋介石办起来了，但并没有得到汪精卫的同意，也没有经过立法院和行政院的批准，算是违法产物。事实上，对这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有意见的，还有跟人事权有干系的一众人马，譬如CC系。不过在战争年代，军人大过天，蒋介石说了要办，就是要办。在杨永泰的撺掇下，蒋介石把十多个省的“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的用人权和行政权都划到了杨永泰名下。就这样，杨永泰和他的政学系从中捞了很多好处，但同时也得罪了强大的CC系、行政院和立法院。打完张国焘，时间来到了1933年，蒋委员长决定趁热打铁，他要亲自指挥第四次“剿共”，“围剿”中央苏区。于是在希特勒组阁的同日，即1933年1月30日，他再次来到南昌行营。在开战前，蒋介石给自己的超级谋士杨永泰出了一道难题：如何解决南昌行营组织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效率低下的局面？杨永泰民国第一谋士的名头不是白叫的，他踩在清朝皇帝们的肩膀上，对军机处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创新，“生产”出了终极解决方案——传说中的侍从室。虽然侍从室被历史渲染得黑影幢幢，神秘莫测，但其本质上也就是一个党、政、军的最高决策机构，一个全心全意为蒋委员长搞独裁服务的机构。简单说来，侍从室也就是三个处、一个侍卫长室、一个参事室。侍一处负责军事、情报业务，如戴笠这种大特务头子就得接受侍一处领导。侍二处以处理党务为主，即使陈立夫他们控制的党部也得被侍二处管一管，号称国民党第一神笔的“领袖文胆”陈布雷，就曾当过侍二处的头头。侍三处负责人事考核，管理全国的干部考察和任命。侍卫长室负责保卫蒋家安全，相当于“皇家卫队”。参事室研究内政外交，实际上就是智囊团，地位有些像如今的社科院。自从有了侍从室这个如臂使指的贴心机构，蒋委员长办起事来往往一气呵成，效率大为提高。可就在蒋介石的“剿匪”工作做得如此顺风顺水之时，传来了一个让他抓狂的坏消息——福建反了。

蒋介石的新突破

蒋介石不由得仰天长叹：中原大战好不容易平定了国内最大的三个反对派，总算能腾出手来对付势力日益强大的中共。原以为中共只是一帮“土匪”，大军一到必定灰飞烟灭，可没想到，连续三次“围剿”无一成功。就在准备第四次“围剿”时，却发生了“九·一八”，后来又是“一·二八”。现在第四次“围剿”刚开了一个好头，福建又反了。中原大战后一度出现的良好局面立刻灰飞烟灭。老天，你怎么就不能多给我点时间？！大家一般只知道绑架蒋委员长抗日的“西安事变”，但实际上，第一个吃螃蟹的不是张学良和杨虎城，而是第十九路军。蒋介石自任总司令前往江西“剿匪”的同时，任命跟自己一直处得不错的陈铭枢为副总司令，率第十九路军进入福建配合“剿匪”。让蒋介石没想到的是，陈铭枢、蒋光鼐和蔡廷锴到福建之后，非但没有“剿”过一个红军，反而私底下与红军建立了“联共反蒋抗日”的统一战线。因为这三位仁兄本就不认可“攘外必先安内”，而《塘沽协定》的签订，更是让他们觉得军队的最高领袖蒋委员长太过软蛋而不能领导中国抗日。与其把资源浪费在“剿匪”打内战上，还不如自己组团抗日！1933年11月20日，这三位拉上跟蒋介石关系不大和谐的李济深，在福州建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此事史称“福建事变”。当时国内的军阀大都只是嘴上说说抗日，手上还在数钞票，但这四个人不同。虽不能完全否认他们有割据一方的想法，但可以肯定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以另类的形式胁迫蒋介石抗日——你不抗日，我们自己抗日！蒋介石接到消息后的第一反应就很激烈，给予对方最严重的纪律处分——开除这几个人的党籍，与如今共和国处理违纪干部的方式如出一辙。蒋介石的第二反应也是相当犀利，调来淞沪抗战时对付日本海军陆战队的精锐部队“围剿”这个新政府。实力差距太大了，蒋委员长的军队两个月就攻陷了福州。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李济深逃往香港。不过，这四位并没有就此沉沦，而是继续为革命发光发热，他们建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即今天咱们共和国八大民主党派之一的“民革”）参政议政。这四位热血男儿，1949年后全部在共和国政府中就职。他们之中最有性格的要数陈铭枢，“文革”期间他居然批评毛泽东“搞个人崇拜”、“搞大跃进”，纵然被打成右派也不屈服，不失真性情。后来他听到共和国核试验成功的消息，兴奋异常，一下子心脏病发，去世了。十九路军的老大们跑掉了，但中下级官兵跑不掉。十九路军被整编，连级以上军官全部遣散，新任军官大多为黄埔系，十九路军至此瓦解，不过英雄的部队自然应该为国人铭记。平定福建之后，蒋介石终于可以集中精力“剿共”了。前四次“围剿”失败，蒋介石一直不服气，他是这么认为的：一、前三次“围剿”，中央军精锐没有出动，他也没有亲自指挥，败仗主要是地方军阀打的，不算他失败。二、第四次“围剿”，他曾指挥国军拿下了鄂豫皖根据地，这让他有信心消灭江西中央苏区。在蒋介石看来，第五次“围剿”是势在必行。这种情形之下，国军方面吸取前几次失败的教训，调整了策略：第一，不再轻敌，把红军当一个强有力的对手。第二，不求速胜，慢慢地打，步步为营，打持久消耗战。第三，在苏区实行减租减息，史称“二五减租”。也就是允许地主出租土地让农民耕种，但租金要在原来基础上降低百分之二十五。蒋介石还组织了农村合作社，遣医送药，实施救济……总之，以共产党为师，转化民众心理。第四，在苏区推行保甲制度，加大对社会的控制力度。负责推行保甲制度的，正是蓝衣社康泽的“别动队”。前两条是军事上的，让红军无法再使用“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策略。换句话说，迫使红军失去了局部优势，只能选择硬拼。蒋介石说：“匪区”不过五百里，我们每天推进两里，不到一年也就把它推平。如果共军用声东击西来骚扰我军，我们一概不管，只需要强固自己的工事，做自己的事情，这就是所谓“以拙制巧，以实击虚”。于是国军这次采取的战略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攻陷一处，成功后不急于继续用兵，而是深沟高垒严密驻防，打下一个地方就要稳固一个地方，然后再往下推进。这么下去，根本不需要全境占领，只要占到一半，苏区定会大乱，无以为继。毕竟苏区地狭人少，没有后方，根本打不起这样的消耗战。至于后两条策略，明显脱胎于杨永泰的政治战术，对于瓦解红色政权、打击红军士气，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对于老百姓来讲，“二五减租”政策减个百分之二十五虽然不如不缴，但总算有甜头，总比今天分了地主的地，种完了，等红军一走国军一来再让地主抢回去划算，更何况还有其他经济补助。如此这般，没有战略纵深的苏区如何应对呢？答案是，没有办法。

红军不怕远征难

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的战役开始了。蒋介石亲自指挥第五次“围剿”，光进攻江西中央苏区的军队就有五十万，还不算空军支援，可说是志在必得。可江西苏区中央红军有多少人？加上扛着梭镖、拿着大刀锄头的地方武装，总共才十多万人。面对国军以黄埔系为主力的中央精锐的步步为营、层层推进，中共中央的领导者——共产国际的代言人博古和李德决定：硬拼，据险而守。硬拼显然不是办法，毕竟实力相差太远。这次“围剿”与反“围剿”的战役，从1933年9月底一直打到了1934年10月初，历时一年，以红军失败告终。这个结果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国军方面坚持既定的持久消耗战略是正确的，用最笨的方法有时能得到最稳妥的胜利；二是红军确实能打，面对五倍于己、装备占优的敌人坚持一年，不是随便哪支部队都能做到的。可问题是，失去了根据地的红军该怎么办？答案是战略转移，换一个地方继续革命。不过，项英、陈毅、瞿秋白等干部被留了下来，率领为数不多的人马掩护大部队撤退。他们没有料到，这一掩护就和中央、中央红军彻底失去了联系，他们要率领这些人独立应对接下来的凄风冷雨。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所有机关和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共八万六千人，从江西的瑞金、于都等地区出发，向西突围。因为西面是广西、贵州、四川等省，全都是军阀割据势力范围，红军可以利用蒋介石与地方军阀的矛盾，在夹缝中求生存。其实，红军的想法正中蒋委员长的下怀，稍有区别的是，他更喜欢把红军逼向两广和福建，而不是贵州和四川。因为两广和福建靠海，有利于将红军逼向死角，像南昌起义之后，贺龙和叶挺的部队就是这样在广东潮汕遭到失败的。而且，蒋介石还可以借

战死面不能先割地求生存，这都是一般人最容易犯的过错（弃之不如用之之易也，死之不如弃之之易也。熊弃之弗能用之，能死之弗能弃之。此人之大过也）。如今大王失去数百里的土地，丢掉几十座城市、而魏国的兵患却不能解除，这是因为大王打了败仗再割地而不能先把地送给秦国。如今秦国强大，天下无敌；魏国弱小；战败已成定局。如果大王能听我的话，国家亏了地，但不至于伤害国家的元气；大王委屈了自己，但不至于再遭苦难。因为我们可以此阻止以吕不韦为首的主战派对魏国的进攻。如今的秦国，从一般老百姓，尸到朝堂之上的大臣，都在思考一个问题：支持嫪毐，还是支持吕不韦（自四境之内，执法以下至于长挽者，故毕曰：与嫪氏乎？与吕氏乎）？如果大王先割地送给秦国，那就成为嫪毐的功劳了；委屈自己而尊奉秦国，也是因为嫪毐。大主这是以整个国家在支持嫪毐，嫪毐这一派肯定会战胜吕不韦这一派。这样；秦国王太后赵姬肯定会赞赏大王。秦国王太后感谢大王，大王算是交了一个天下最值得交的朋友。大主通过嫪毐而结交了秦国，天下的人都会弃吕不韦而支持嫪毐，那么，天王因吕不韦屡攻魏国的冤仇就报了（今由嫪氏善秦而交为天下上，天下孰不弃吕氏而从谬氏？天下必合吕氏而从嫪氏，则王之怨报矣）。《战国策》的这段文字透露了四点信息：第一，吕不韦集团与嫪毐集团是秦国相互对立的两大集团；第二，吕不韦集团与嫪毐集团的矛盾广为人知；第三，吕不韦集团是坚定的主战派，嫪毐则未必；第四，嫪毐集团由于得到王太后赵姬的支持，所以，显得比吕不韦集团更有实力。从上面这个事件可以看出，吕不韦一直兢兢业业地致力于秦国的统一战争、是秦国政坛上著名的主战派。魏国之所以要主动献地给秦，就是想扶植嫪毐这一派。如果吕不韦是坚定的主战派，嫪毐至少不是一个铁杆主战派。因为嫪毐根本就不懂什么政治，根本就不懂得为秦国谋利益，嫪毐所知道的仅仅是依靠王太后支持疯狂地攫取权力，扩大自己这一派的势力。但是，嫪毐集团和吕不韦集团没有一个是秦王嬴政所能容忍的！嬴政要的是自己独揽朝纲，他岂能允许两个政治集团瓜分他手一中的权力？既然嫪毐本人已被车裂处死，那么，吕不韦也必须得死。这两个政治集团的总裁一个都不能留！所以，吕不韦的被迫自杀有着深刻的背景。吕不韦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但是，他和所有的人一样，终归要走向自己的反面。吕不韦精心策划了异人继位为庄襄王，精心辅佐了秦王嬴政。吕不韦全力支持秦国对六国的统一战争，为秦国最终统一六国作出巨大贡献。但是，有意无意之间，吕不韦犯下了他人生的第二个严重错误。吕不韦一生中第二个重大错课就是不自觉地超越君权。吕不韦没有想过，他在秦王嬴政继位之后应该如何规划自己的政治生涯。或者说，吕不韦精于获得权力，却不懂得什么时候要放弃权力。这是许多政坛精英最容易犯的错误之一。用权而不恋权，到位而不越位，这中间的取舍与进退，确实耐人寻味。要一个经过艰苦努力获得权力的人放弃权力非常不易，但是，这又是任何一个获得权力的人必须要学会的。中国从春秋、战国时期起，逐步开始了向中央集权的转变过程。由此产生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国君成为唯一的最高统治者。所以，在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下，不管是谁，不管你与国君是什么关系，你的权力都不可能长期超越君权。谁越位侵占了君权厂谁就会遭到只允许自己独操大权的君王的杀戮。吕不韦与秦王嬴政没有血缘关系，这一点我们前面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即使吕不韦和嬴政有血缘关系，嬴政同样会除掉自己的这个政治对手。我们在“穆公东扩”中讲过，晋文公重耳就是靠杀死启己的侄子晋怀公当上晋国国君的。所以，吕不韦在嬴政继位之后，应当立即还政，及时引退，低调做人，韬光养晦、全力解散多年为相形成的政治集团。这样，才能让嬴政放心，也才能自我保全。可是，吕不韦没有这样做。嬴政举行加冠礼后，吕不韦应当立即引咎辞职，退居乡里。但是，吕不韦也没有这样做！等到秦王嬴政将吕不韦驱逐出朝，让他回到河南封地去时，吕不韦清醒了吗？依然没有！何以见得呢？“岁余，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请文信侯”，就是明证。这说明吕不韦不甘寂寞！这也是人性的必然，要一个曾经风光无限的人一下子销声匿迹，自甘寂寞，难！六国使者“相望于道”，这些使者一个个都是吕不韦的催命鬼！他们的到来让秦王嬴政刚刚放下一点的心又悬起来了。如果吕不韦去六国为相，为六国服务，对秦国一肯定极为不利！这么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为敌所用，秦王嬴政能愿意吗？秦王嬴政只能将吕不书全家迁到更偏远的地方。这只是秦王嬴政除掉吕不韦的第一步，下面更严厉的惩罚会像组合拳一样扑面而来，拳拳要的都是吕不韦的命！吕不韦终于因自己政治上的两大失误走向了死亡。我们从秦王嬴政对赵姬、吕不韦的出手中可以看出，秦王嬴政非常果断、残酷，天生就是一个长于执掌朝纲的铁腕人物。他对自己的亲生母亲敢于软禁，对自己的“仲父”敢于流放，因为他需要从王太后、相国手中夺回属于他的政治权力。司马迁写秦王嬴政性格“刚毅”，算是看透了嬴政。吕不韦以德治国秦始皇果决寡恩吕不韦的被逼自杀对秦王嬴政来说当然是心中最痛快的事情了，但是，这件事情的后果却极为严重。商鞅变法造就了秦国的国富兵强，变法之后的秦军也成了著名的虎狼之师。商鞅变法给秦国军队带来的最大变化，是每位军人上战场就想斩掉敌方的人头，因为有了人头就可以晋升爵位，爵位又可以带来财富和地位；所以，商鞅变法后的秦军发动的战争动辄杀戮数十万人。吕不韦执政期间，秦军也向外大规模扩张，但是，这些攻城略地的战争却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秦王政二年，麃（biāo，标）公攻占魏国卷（今河南原阳），斩首三万（麃会将卒攻卷，斩首三万）。秦王政三年，大将蒙骜攻占了韩国十三座城市（三年，蒙骜攻韩取十三城）。秦王政五年，大将蒙骜攻占魏国二十座城市，建立了极具战略地位的东郡（五年，将军骜攻魏，定酸枣、燕、虚、长平、雍丘、山阳城，皆拔之，取二十城，初置东郡）。但是，这些战争都没有杀戮十几万人的历史记录，只是在攻占魏国卷时“斩首三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史书没有记载，不过，看看《吕氏春秋》就会明白。秦国可以靠军功、爵位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士兵的作战激情，培养出一支雄壮之师；但是，秦国在推进统一六国的战争之时，一味的斩首必然意味着六国的拼死抵抗！六国虽弱，最终要被秦国所灭，但是，他们也有生存权啊！他们也不甘心亡国啊！虽然六国的灭亡是历史的必然，是天下由动乱走向稳定的需要，但是，这种进步是要六国付出亡国的代价的。六国能甘心吗？本已不甘心亡国，又将在战败之后遭受屠杀，所以六国之人必然要拼死抵抗。反正是死，战亦死，降亦死，为什么不战而降呢？所以，商鞅制订的军功爵制面临着一种尴尬：不适应统一六国的战争现实。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孝行览》中明确提出：治理天下必须从根本上入手，这个根本就是孝道（凡为天下，治国家，必务本而后末。所谓本者，非耕耘种植之谓，务其人也。务其人，非贫而富之，寡而众之，务其本也。务本莫贵于孝）。《吕氏春秋》一书中大讲儒家的德教，强调以德为本的礼乐教化，强调嬴取民心的王道仁政。这是对商鞅纯粹的法家思想的有力反拨。正是因为有了吕不韦的政策调整，才出现了吕不韦主政期间秦国对六国攻城略地而不出现大量杀戮的现象。这种政策的调整，使得秦军的统一战争受到的拼死抵抗大大减少。吕不韦的政策中不仅含有一定的儒家思想成分，也是先秦时期道、法、墨、名各家思想的综合。吕不韦的《吕氏春秋》实际上是他的治国蓝图的全面反映，这种治国思想与秦始皇的方略是相悖的。伴随着吕不韦离开秦国政坛和吕不韦的自杀而亡，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的思想当然不会为秦王嬴政所喜欢了。秦王嬴政既然逼杀吕不韦，他的身边就缺少了一位像吕不韦一样精明能干的助手。但是，中国历史上凡是有所作为的君王，身边都不乏精明强干的人才。谁能够在吕不韦之后代替他呢？谁能够成为秦主嬴政未来的主要助手呢？第13章李斯为政秦王嬴政继位的煎九年，一直是吕不韦主政，秦王嬴政十二年，由于嫪毐事件的牵连，吕不韦被迫饮鸩自杀，嬴政从此失去了治国的一个关键助手。抛弃了吕不韦的嬴政要完成轰轰烈烈的统一大业，一定要有自己的得力助手，在这种背景下，嬴政起用了原本名不见经传的李斯。在李斯的辅佐下，嬴政一步步结束了诸侯割据的局面，创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嬴政之前三十余名国君的愿望终于变成了现实。在秦王嬴政的统一大业中，李斯功不可没。这个来自楚国上蔡闾巷中的小人物，究竟是如何登上秦国政治舞台的呢？他为秦国的统一大业究竟做了哪些贡献呢？仓中鼠领悟人生西入秦初露锋芒在逼迫吕不韦饮鸩自杀之后，秦王嬴政选取的主要助手是李斯。李斯原是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人，年轻时曾经在郡里做个小吏。有一次，李斯上厕所，看见厕所里的老鼠吃得很差，而且一看见人和狗就吓得狼狈逃窜。后来，李斯到官府的粮仓里，看见仓里的老鼠，住大房子，没有惊扰，吃得好，住得好（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大生感慨：一个人一生能不能成就一番事业，就像老鼠一样，关键看他在什么平台上（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这就是李斯非常有名的“老鼠哲学”。仓中鼠的理想，显露了李斯不甘贫贱、一心向上爬的愿望。不少学者指出，李斯的“老鼠哲学”是自私哲学，确实非常正确。但是，李斯的“老鼠哲学”并非全无道理，平台对于实现一个人的人生价值确实非常重要。这是李斯对人生的有效领悟。“仓中鼠”的理想使李斯不再甘当一个小吏，他想干出一番事业来。李斯辞去官职，到齐国求学，拜荀卿为师。荀卿是当时著名的儒学大师，宣讲孔子的学说，但是，他从当时的政治形势出发，对孔子的儒学进行了改造。荀子的思想比较接近法家主张，主要研究如何治理国家，即所谓的“帝王之术”。李斯学成之后，反复思考应该到哪个国家才能干出一番事业。经过对各国情况的分析比较，他认为楚王无所作为，其他各国也在走下坡路，而秦国在西边正蓄势待发，他决定到秦国去。临行之前，荀卿问李斯为什么要到秦国去，李斯回答：干事业都有一个时机问题，现在各国争雄，正是立功成名的大好机会。秦国雄心勃勃，想统一天下（欲吞天下称帝），到那里可以大干一场。人生在世，卑贱是最大的耻辱，穷困是莫大的悲哀、一个人总处于卑贱穷困的地位，只能遭人耻笑。这是李斯对人生意义及荣辱问题的总看法，是他日后一切活动的出发点与归宿，是他积极进取、乘时建功的动力，也是他日后陷入罪恶渊薮的源起。不爱名利，无所作为，不是读书人的想法。所以，李斯告别了老师，到秦国去实现自己的理想。李斯准备入秦之时，正是秦庄襄王子楚时期，强秦统一天下的大势已日趋显明。李斯选择入秦，显示了李斯对战国后期天下大势的敏锐判断。但是，李斯来到秦国时，正好赶上庄襄王去世，年仅十三岁的嬴政继位成了秦王。李斯刚到秦国，嬴政年幼而没有接管权力。权力在王太后赵姬和吕不韦手中。所以，精明的李斯立即投奔吕不韦，做了吕不韦的门客。此时的吕不韦已是相国兼仲父，地位如日中天。李斯是有才之士，一个人怀才就像怀孕一样，最终是无法隐瞒得住的。所以，李斯很快被吕不韦发现、重视（不韦贤之），提升为郎（侍从），并因此得到了接触秦王嬴政的机会。一次，他对嬴政说：凡是干成事业的人，都必须抓住时机。秦穆公时秦国虽然很强，但未能完成统一大业，原因是时机还不成熟。自秦孝公以来，周天子力量一天天衰落，各诸侯国之间连年战争，秦国这才乘机强大起来。现在秦国力量强大，大王贤德，消灭六国如同扫除灶上的灰尘那样容易，眼下是完成帝业、统一天下的最好时机，千方不能错过。季斯的这番见解得到了嬴政的赏识，被提拔为长史。第二次见到秦王嬴政的时候，李斯又提了一个建议，他说，秦国对六国的统一战争要两手并用，一方面要使用秦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另一方面要不惜金钱，收买、贿赂、离间六国的君臣关系。就是一方面用兵，一方面用钱，用这两种武器对六国双管齐下。这种策略有点像现代美国惯常使用的“大棒加胡萝卜”政策，不过早了一千多年。嬴政采纳了他的意见，而且很奏效。这样，李斯又被嬴政从长史提拔为客卿（六国之人在秦担任的高级顾问）。但是，天有不测风云，正当身为客卿、意气风发的李斯要大展宏图之时，遭遇了驱逐门事件。郑国修渠耗秦力嬴政恼怒逐客卿秦王政十年（前237），相国吕不韦因嫪毐事件被免职，归食邑洛阳赋闲。就在这一年，秦王嬴政突然下令，驱逐所有在秦的六国之人。秦王嬴政的逐客令来势凶猛，一时间，在秦国的六国人士纷纷逃离秦国。秦国自穆公以来，一直注重网罗天卞人才，为什么刚刚掌权的秦王嬴政突然下令驱逐六国人士呢？原来秦王嬴政的逐客令和一个国家有关。这个国家是韩国。韩国和秦国相邻，位置在今山西南部、河南西部，因此，它注定是阻挡秦国东扩的第一道防线。所以，秦国从范雎向秦昭襄王提出“远交近攻”的统一六国总方略之后，韩国不断受到秦国的蚕食，国土面积不断缩水。濒临绝境的韩国想到了一个消耗秦国国力的办法，就是让秦国大搞农田水利建设。战国后期，虽然铁器已经广泛应用到生产之中，但是，和今天相比，战国时期的生产工真仍然显得十分简陋，生产力水平也很低下，实施重大工程往往要举国之力。兴修大型水利工程就是这样，它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但是，韩国认为秦国是一个好大喜功的国家，爱干这类“傻事”。于是，他们派出了一个间谍，到秦国来诱使秦国兴修大型水利工程。这个间谍是谁呢？他的名字也比较有意思，叫郑国。韩国为什么选郑国到秦国当间谍呢？因为郑国是一位极其高明的水利专家，他的施工设计合理，修好后的郑国渠可以成为秦国富农政策的一项基础工程，是一件功在千秋、利在当代的大好事，对于秦王很有吸引力。秦王嬴政因此动了心，同意修建这条三百多里长的水渠。这条水渠由西向东，横跨渭北高原，一旦修好，可以灌溉关中四百多万亩土地。特别是这条水渠含有大量泥沙，用泥沙淤灌盐碱地，可以彻底变盐碱地为良田。因此，这条水渠可以大大强化关中的抗旱能力，大面积地改造关中的盐碱地，增加耕地面积，使关中成为秦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这条水渠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郑国渠”。但是，正当郑国渠修建得如火如荼时，郑国的间谍身份暴露了。秦王嬴政听说郑国是个韩国间谍，勃然大怒，要杀郑国。不过，郑国非常坦然地对嬴政说，我开始确实是作为韩国间谍来秦国的，但是，这条水渠修好之后，的确能给关中农业带来巨大效益，这对秦国是非常有利的。《史记·河渠书》在评价郑国渠的巨大作用时说：“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这是说郑国渠使秦国关中成为千里沃野，从此再没有灾年，秦国因此更加富强，最终吞并了六国。话说得稍显夸张，但是，郑国渠对于秦国稳定国内经济、增强经济基础，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秦王嬴政听了郑国的解释，觉得郑国的话讲得有道理，就恢复了他的修渠工作，让郑国把活干完。郑国渠虽然继续修，但是、郑

朝奇迹般地展现在世人眼前。王巍：殷墟发掘表明，司马迁《史记·殷本纪》所载商王朝的世系与出土甲骨的记载基本上吻合，因此，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是可信的。以此类推，既然《史记·夏本纪》同样详尽地记载了比殷商更早的夏王朝，大多数中国学者认为《史记·夏本纪》也是有相当的可信性的。但是夏代毕竟没有像商代那样发现文字，因而持怀疑态度的也大有人在。尤其是在国外，由于受到当年疑古派2的影响，许多汉学家在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古代文时仍然不相信夏的存在，而认为夏只不过是个传说。所以建国以后，中国考古学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探索夏这样一个王朝到底是否存在。二、二里头遗址20世纪中叶，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根据《竹书纪年》中的传说和《史记》的记载，将夏代列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然而，由于没有历史的考据，夏王朝究竟是否存在，学术界仍存有诸多质疑的声音。1959年，中国考古研究所徐旭生先生在河南偃师境内洛水南岸的二里头村南，发现了一座大型的古代遗迹，并将其定名为二里头遗址。二里头遗址的发现，似乎能为夏王朝的存在提供让人信服的考古学证据呢？二里头遗址青铜爵二里头遗址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王巍：二里头遗址有以下一些特点：第一，规模巨大，大概不少于400万平方米；第二，发现多座宫殿、高等级墓葬、青铜爵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等最早的青铜容器，甚至是最早的道路车辙，从而用车的痕迹证明了这个遗址不是一般的等级。王鲁湘：不是一般聚落。王巍：对，因为它规模大，人口多，而且它有一些高等级遗迹，比如建筑、精美的手工业制品等，由此我们认为它很可能是一个都城。在二里头遗址，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个专门的手工业作坊区，根据考证，这些精美的青铜器以及装饰品正是在这里制作完成的。从这些只有高级权贵阶层才可以使用的器物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分化非常明显。经分析，史学家们认为这座城池存在年代应该是在公元前2100年到公元前1500年，那么，它会是夏朝的一个都城吗？王巍：考古学界原来认为二里头遗址就是夏代的都城，因为它比商代最早的都城要早，但这次探源工程的年代学研究使这个认识受到了动摇。我们原来认为二里头遗址应该在公元前2000年到前1500年或1600年，但由我们这次的年代测定看，二里头遗址的年代应该在公元前1750年到公元前1500年，而公元前1750年无论如何也到不了夏朝的初年，所以它仅仅相当于夏代后半期的一个都城。王鲁湘：跨夏到早商。王巍：就是这样一个都城。现在二里头遗址因为缺乏文字资料，所以还不好确定，但是越来越多的遗迹证明，它有可能是中国最早的都城。探源工程目前在二里头发现遗迹170多处，这一数量已是早年探测结果的三倍。更加令人激动的是，考古队员在这里确定了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宫城。宫城总面积达十万平方米，周围有宽10米到20米的道路环绕着，城门处修有门楼，内部修建了众多四合院结构的宫殿建筑，东西厢房对称设计，院落前后相连，逐层递进。王巍：二里头的这些发现让我很吃惊。我在1996年到1998年带队在二里头附近的偃师商城进行挖掘时，已经可以将宫城上溯到商代前期，但是没想到在夏王朝时期已经有了这样的宫城。这些中轴线的理念，包括左右对称、前前后后的递进院落，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代宫殿制度的典型。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紫禁城，那就是一个有中轴线左右对称的宫殿。王鲁湘：多进院落，然后是宫城、都城、皇城，多层围合。王巍：对。夏代的后期已经有这种理念了。王鲁湘：也就是说，这种关于都城的建筑理念和制度形式在夏王朝的后期已经确定下来了，而且一直为以后历代王朝所沿用。二里头遗址绿松石龙王巍：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也可以反映出夏王朝，至少是二里头遗址所代表的形态应该是一个国家的形态。而这个国家又位于传说或文献记载中夏的中心区域，其年代又紧接着商之前，所以这个国家除了是夏朝还能是哪个别的国家或朝代呢？我们当时还发现了数座贵族墓葬，其中的一座墓葬出土了一件珍贵的绿松石龙。它的长度有64公分，大概由2000多片绿松石片镶嵌。制作这个龙，先要用大大小小的绿松石块磨成小薄片，再进行镶嵌，这个工艺是很复杂的，我们估计它是在宫城南边的绿松石作坊里做的。王鲁湘：绿松石的颜色很漂亮，所以在当时它比玉器还受人欢迎。王巍：它的档次很高，起码在二里头这个时期，绿松石是最好的东西了。龙的出现，再度证明了二里头的特殊地位，但是，能否将二里头遗址确定为夏王朝的所在地，到目前为止依旧是个难题。王巍：考古学最重实证，只要没有出现关于夏的实证材料，比如说文字资料，就不能说二里头是夏王朝的所在地。所以，我们很希望什么时候能在某一个宫殿里面发现一些确证性的东西。像在陕西的周原，就是周人的老家，发现了甲骨文，因为有甲骨确定那是周，所以我们相信。王鲁湘：夏朝的可能是没挖到。王巍：我们相信夏这个时期肯定有文字。为什么呢？因为在河南舞阳有一个贾湖遗址3，它是一个距今八千年的史前村落。我们在这个村落的墓葬里面发现了很特别的龟壳——乌龟的腹甲上所刻划的符号非常令人吃惊，比如有“曰”字、有“目”字。这跟商代的甲骨文造型特别像，如果不告诉大家这是哪个遗址出土的，很多人可能一看就认为是殷墟的，实际上这些是八千年前的。贾湖遗址墓葬龟壳王鲁湘：这比殷墟的甲骨文字早了五千年。王巍：所以我们现在隐隐感觉，殷墟的甲骨文一定有一个很漫长的发展过程，它到商代晚期已经相当发达了。现在不仅仅是夏有没有文字的问题，而是说文字的起源可能会更早，只不过，我们现在还没有发现记载更早文字的线索。应该说贾湖遗址给了我们一个提示：要到更早时期的遗存中去寻找。浩浩荡荡的寻夏之旅在二里头遗址的逐步发掘中显露出来，夏王朝的存在已是毋庸置疑。司马迁的记录，再次与现实奇迹般地吻合在一起。于是，当历史无法回避地继续向前推进时，人们开始盯着《史记》里的上古传说，期盼着有一天尧舜禹时代也被认定是曾经的真实存在，禅让、治水的传说可以如夏商一样在考古研究的领域里找到有力的佐证。王巍：文献记载尧、舜、禹时期洪水滔天，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等等。我们确实发现，尧、舜、禹这个时期，即距今4300年到4000年，黄河流域确实有这种气候异常的现象。举一个例子，河南新密有一个新砦遗址4，它的年代是在公元前1800年左右，也是夏代的中期，比二里头早一点。现在该遗址附近有一条河叫双洎河，其河床高度距离遗址约25米。但是我们发现，在遗址的这个高度上曾经有洪水泛滥的迹象，这就说明洪水曾高达25米，把当时的遗址都淹没了。王鲁湘：古书记载洪水到来的时候“怀山襄陵”5，刚才说的二十多米高的洪水差不多就是“怀山襄陵”了。王巍：是的，这是考古学上的一个证据。三、王城岗遗址为进一步证实尧舜禹时期的真实性，考古人员对比新砦遗址时间更为久远的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进行了进一步的测量，并在遗址一带发现了战国时期的砖瓦，上面刻有“阳城”的铭文。种种迹象表明，这座遗址所在地区与传说中记载的“禹都阳城”极为相似。王巍：王城岗遗址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发现的，当时大家都很兴奋，但是城的面积才一万平方米（100×100），跟二里头遗址的一个宫殿差不多大，如果这是禹都阳城的话，那么禹的势力也太小了。王鲁湘：在这么小的一个地方号令天下好像不太可能。王巍：不可能。不过我们的探源工程进一步考察这个遗址时，有了重要的发现：原来这个一万米的小城只是城的一部分，这个遗址是一个有三十万平方米的大城，这在中原地区就很大了。因为我们现在只是初步的工作，没有来得及深入发掘。不过从年代上来说，这个遗址起码比新砦遗址要早，我们称这个时段为河南文化晚期，即距今4000年前左右。这个遗址规模很大，位置又在阳城，因而有可能就是禹的都城——阳城。王鲁湘：我们可以将它与古史传说中的禹都阳城做一些印证。王巍：对，做一个比对吧。四、陶寺发掘考古证明，尧舜禹时期不是传说，那么哪里才是中华文明的源头呢？考古人员选择了距今4300年前的山西陶寺遗址进行重点发掘。王巍：我们在陶寺遗址发现了两个城，一大一小，这个遗址的小城大约在公元前2300年，即距今4300多年前。它有58万（1000*580）平方米，高等级的人住在城的东南角，周围是一般的贵族，其他的地方是一般的居民，墓地在城外。此后这里又建起一个大城，有280万平方米（1800*1500），高等级的人仍然在原区居住，但是因扩建而变成了城中。在它的右边是仓储区，也就是大型窖穴集中的区域。王鲁湘：小城的早期墓地现在是不是变成生活区了。王巍：没有，一般的人是在城的西南居住。可以看出，这个遗址的中期，城市已经严格划分成高级贵族居住区、一般贵族居住区、普通居民区、仓储区、墓地和祭祀区域，还有作坊。而且，这么一座280万平方米的大城确实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修建这样一个大规模的城需要动员相当多的人力，耗费相当长的时间。王鲁湘：就是说社会组织必须达到一定的水平，才可能搞这么大的工程。王巍：是的，这恰恰是它权力强化的一个标志。在深入挖掘中，考古人员对城墙的夯土层进行了分析和检测，很快，他们便得出了一个一致性的结论，这里应该是宫殿式建筑。王巍：这座宫殿是很精美的。遗址中发现的墙都是用泥抹的，泥的表面专门做出各种纹饰，然后再抹上白墙皮，把纹饰变成白颜色。令我们吃惊的是，与刻花墙皮一起出土了一种陶做的建筑材料，一面很粗糙，一面很光滑而且有纹饰，这种东西跟战国秦汉之后一些宫殿上常用的瓦是相似的。王鲁湘：我们常说“秦砖汉瓦”，现在看来“秦砖汉瓦”要往前提很多年了。王巍：以前我们所谓的“秦砖汉瓦”，砖是从秦代开始的，瓦是从汉代开始的。后来考古发现证明，西周时期已有比较多的瓦，但也只是高规格的建筑才能使用。商代所发现的瓦极少。但是没想到在4100年前瓦就出现了，而且数量、种类都很多，这表明这个高等级建筑的上面是有瓦作为装饰的，所以这座建筑的主人应该就是当时的最高统治者。陶寺遗址陶器碎片这样的结果带给考古人员的兴奋不言而喻。对如此大型的宫殿和精美的瓦片，他们有了更高的期待。那么，在显然早于二里头的情况下，这里会不会就是尧舜的都城呢？于是，他们马上与之前发现的陶文联系了起来。王巍：陶寺遗址出土的有些陶器上有陶文，而且是用类似毛笔的书写工具书写上去的，不是刻划的符号。王鲁湘：其中一个陶片上有个“文”字，是用红色的颜料写的。王巍：对，而且还有另外两个字。其中一个字上面一圈，中间一横，下面的有些残缺。有些学者认为可能是“尧”字，有的学者还有不同意见，但是陶片上的“文”字跟甲骨文的“文”字很显然是一脉相承的。王鲁湘：在各种器皿中发现图案的会多一点，发现文字或者符号的要少。王巍：少得多。因为这些是在墓里随葬的，出土时一般比较破碎。我们从上百片上千片中挑选出来进行复原，这个工作实际上是非常艰苦的。将陶寺与二里头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很多变化。比如陶寺有大的都城了，但是还没有发现宫城，宫殿虽然有一些，但是没有发现很成格局的、又有围城围绕的区域；二里头则出现了宫城，出现了中轴线对称的理念。我们在陶寺还没有发现官营的、为王服务的手工业作坊区，但是二里头宫城的旁边就有个区域专门做青铜器和绿松石制品。二者应该代表了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陶寺中期大城代表了最早的、有点国家意思的时期，或者称为古国、邦国的阶段；二里头遗址时期则进入到一个新的王国阶段。王鲁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陶寺中期大城的这个时代，我们的文明起源已经跨入了国家的门槛；到了二里头的时候，王国已经存在了。那么，王国是在什么时间存在的？王巍：应该是在公元前1700年左右。对墓葬的挖掘，一向是考古工作的重中之重。一旦墓主的身份被确定，一切的问题便都迎刃而解。2001年，为了揭开陶寺的谜团，还原尧舜禹时代的真相，考古队对富人区最大的墓葬进行了深入挖掘。不久后，一个巨大的扰坑6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之震惊，队长何驽的心一下子凉到了谷底。何努7：这个墓基本上被一直从上挖到底，将墓室的90%都挖掉了，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墓已经空了。但是既然已经挖下去将近五六米深了，快到棺了，我们想看看究竟还能剩下什么。愈向下挖，情况就愈加不妙——被拖上来的棺板、被拉上来的用比较细腻的红色纺织品做的棺罩，还有许多绿松石片，都在盗洞的底部发现了。这种绿松石片应该是原来墓主人身上戴着的某种饰品，或者是棺内所放的某种饰品，而现在居然出现在盗洞底部，墓穴破坏的严重程度可想而知了。王鲁湘：当时你们应该很失望吧？何努：不过这时候忽然峰回路转——我们在清理墓壁的时候，突然发现在它的头端出现了玉器，而且不止一件，竟然有六把玉钺8。当然这些不都是玉的，有些是美玉即大理岩的，也很精美。它以猪的下颌骨为对称轴，一边摆三把，倒立着靠在头端的东侧墓壁上，每一把玉钺都有很精美的漆木棒，木胎，彩漆绘，非常漂亮。从这个发现，我们得到启示：这个大墓的重要随葬品，可能都在四壁上。随后，在大墓的四壁，考古人员发现了重要的随葬品：8件彩绘陶器，18件套的玉器和漆器，以及一对罕见的玉兽面。最令人兴奋的是，整个大墓挖出来，长1.7米，宽1.2米，墓棺本身已具有小墓的规模。整个墓棺好似一艘弧形的船，四壁嵌有随葬品。这些发现给考古人员的鼓励是不言而喻的，根据多年的经验，队员们最终将目标锁定在最有可能标注和反映墓主身份的六把玉钺身上。陶寺遗址玉钺王巍：实际上这个“王”字，根据学者的研究，就是由“钺”的象形字演变而来的。在甲骨文和金文当中，“王”字就是一个“钺”的形象。王鲁湘：下面的一横是钺的刃部。王巍：上面是顶部，两边是风字形。为什么是这样呢？我们认为，起码是在陶寺这个时期，钺恐怕已经从实用的武器变为军事权力的象征了。王鲁湘：就是一种军队指挥权。

谁敢不服？如果想以武力服人，我楚国以方城山为城，以汉水为池，请尽管放马过来好了。”第二次口舌之争，齐桓公又没占到便宜。《左传》记载，齐桓公带领八国联军讨伐楚国，以双方和解而告终。屈完代表楚成王与各诸侯国签订了盟约，史称“召陵之盟”。对于这件事，历史上很有些争论，有人认为召陵之盟意义非凡，有人认为齐桓公这次南征是无功而返，或者成效甚微。现将正、反两方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评论简述如下。反方观点认为：楚国于春秋年间不断向北扩张，争夺中原，消灭了靠近楚国的吕、申、息等小国，而独蔡国延存，是因为蔡国死心塌地臣服于楚国，并且为虎作伥，成为楚国“有事”于中原的工具。从地理位置上看，蔡国既是楚国进出中原的捷径，也是楚国抵御中原各国进攻的屏障，所以要讨伐楚国，必先讨伐蔡国，拿下这块兵家必争之地。按照这种观点，齐桓公伐楚的最大收获在于击溃蔡国，斩断了楚国在中原的爪牙，但是对于楚国本身没有丝毫的影响。楚国反而在召陵之盟后变本加厉，加快了侵并中原的步伐。因此，召陵之盟的意义十分有限，远远不及后来晋文公在城濮一战中大败楚军的意义。正方观点认为：“齐桓公加管仲”这对北方组合遇上“楚成王加子文”这对南方组合，可谓是棋逢对手。八国联军在陉地驻兵数月，楚军一直按兵不动，只派了屈完来谈判，寥寥几句，双方便息兵罢战，是因为双方都认识到打下去是两败俱伤，谁也占不到便宜。齐桓公远居山东，因其地理位置所限，一直将战略重点放在平定北方的狄、戎之乱，无暇顾及南方。但是他仍然关心中原安危，为了解除中原诸国的心腹大患，不远千里跑到南方来讨伐楚国，这种负责任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而且齐桓公南征的战略目标，不在于使楚国屈服（这点显然做不到），而在于打击蔡国和坚定郑国抗战的决心，确保天子脚下的这片净土不受楚国的侵犯。达到这个目的，他的任务就算是完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在我看来，齐桓公和管仲最值得肯定的一点在于，他们虽然有志于称霸诸侯，而且建立了强大的武装力量，却很少真正付诸刀兵，更多的是采用和平手段来解决问题。他们这种做法，不但与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争理念不谋而合，而且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召陵之盟后，八国联军自楚国边境撤退，一路迤逦北行，顺便将被俘的蔡穆公释放回国。其间发生了两件小事。第一件事，许穆公在军中病逝。前面说过，许穆公娶了宣姜的小女儿为夫人，而齐桓公娶了宣姜的大女儿为小妾，所以两个人是连襟。许穆公对齐桓公这位姐夫可以说是唯命是从，而齐桓公对这位穷亲戚也不薄：许穆公本来是男爵，在他死后，齐桓公命人以侯爵的规格为他举行葬礼，算是对他鞍前马后效力的奖赏。第二件事则有点复杂。联军部队中，陈国的重臣辕涛涂找到郑国的大夫申侯，说：“如果大军取道陈、郑两国之间回师，则贵国和我国都要供应粮草物资，负担十分沉重。如果大军能取道东方，自海滨回师，就不会有这些麻烦。”申侯听了，说：“这主意不错，您去和齐侯建议一下嘛。”辕涛涂便跑去向齐桓公说了，齐桓公觉得走海边看看风景也好，表示同意。没想到，申侯这家伙听到大军改道而行的消息，也跑去找齐桓公，装作很惊讶的样子说：“唉呀，您怎么会下这样的命令呢？大军劳师远征，已经很疲惫，如果再绕道海边，万一遇到夷人袭扰，恐怕难以抵挡。还是取道陈、郑两国之间，物资粮草的供应都有保障，才是万全之策啊。”申侯这么一说，齐桓公立刻明白自己上了辕涛涂的当。他很感慨：同样是诸侯的大夫，为什么辕涛涂这么阴险，而申侯这么厚道呢？于是他把郑文公给找来了，一是宣布大军将接受郑国的热情邀请，从郑国过境，请郑国准备充分的粮草物资供应；二是告诉他申侯这位同志很不错，要提拔重用，请郑文公把虎牢赏给申侯作封邑。前面说过，虎牢就是制的别称。当年武姜要求郑庄公把制封给弟弟段叔，郑庄公犹且不肯，说了一大堆理由来推搪。现在齐桓公要求郑文公把虎牢封给申侯，郑文公心里一万个不乐意，却也只能表示同意。一句话，一座城，齐桓公还真是慷慨——慷别人之慨。因为这件事，齐桓公派人把辕涛涂给抓了起来。大军回国之后，他仍然觉得不解恨，又于当年冬天组织了七国联军讨伐陈国。陈国立刻表示认错，齐桓公索取了一笔军费开支后，才将辕涛涂放回陈国。辕涛涂深恨申侯的无耻行为。被释放之后，他到郑国去看望申侯，看了他的新封邑虎牢，赞不绝口，建议申侯加高城墙，把虎牢建设得漂漂亮亮的，好让子孙不忘记申侯的功德。申侯好大喜功，果然照办。这边，辕涛涂又对郑文公咬耳朵说：“申侯加高虎牢的城墙，恐怕是有了叛逆之心吧。”郑文公莫明其妙丢了一座虎牢，本来就对申侯不满，听了辕涛涂的话，意见就更大了。【春秋首霸是怎样炼成的】八国联军南征楚国，虽然没有占到楚国人任何便宜，却仍然让“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楚国人深受震动。联军撤退后，楚成王根据盟约的协定，派人前往王都雒邑，向周天子进贡地方土特产和金帛。这一举动，意味着楚国改变了多年以来秉承的“去中国化”政策，而转向“入中国化”政策。很多年以来，楚国就以蛮夷自居，倚仗国力强横，根本没有把周王室放在眼里。这次前来朝贡，可谓是破天荒头一回。可想而知，周惠王对此十分高兴，不但热情招待了楚国使者，还命人分给楚国祭肉。按照周礼的规定，祭肉原则上只分给周王室的兄弟之国，不能分给异姓诸侯。如果分给异姓诸侯，也只能分给二王之后，也就是周朝之前的夏、商两个朝代国君的后人，以示尊重。给楚国人上祭肉，这一礼遇高得实在有点吓人，恐怕连楚国的使者都觉得受宠若惊。周惠王一时高兴，还不忘吩咐一句：“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意思是要楚国镇守南方，弹压蛮夷诸族，不要让他们入侵中原。这一句话让机敏的楚国人如获至宝，拿着鸡毛当令箭，更加有恃无恐地在南方扩张势力。据《史记》记载，周天子说过这句话之后，“于是楚地千里”，楚国人洗脚上田，楚国一跃成为实至名归的南方大国。按理说，楚国这次主动向周王室示好，应该归功于齐桓公。如果不是他带着八国联军讨伐楚国，让楚国人感受到来自中原的压力，楚国人才不会搭理什么周天子。但是，周惠王此时不但不领齐桓公的情，反而因为一件家事和齐桓公闹得很不开心。这件事说来还是因为“以少陵长”引起的。前面说过，当年郑厉公跑到王城去打探王室的情况，正好遇上虢公、晋侯朝觐天子，三个人做了一件好事，促成了周惠王与陈国公主的婚事，将一个叫陈妫的女人娶到王室来了。这位陈妫，在历史上被称为惠后。惠后深得周惠王宠爱，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叫做带，也就是王子带。周惠王爱屋及乌，想立王子带为大子，而废除原来的大子郑。大子郑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于是向当时中原的霸主齐桓公求援。齐桓公当然很乐意帮大子郑这个忙，这笔政治生意简直是一本万利，即使没有管仲的教导，他也会主动去做。但是如何才能使周惠王放弃废长立幼的念头呢？人家好歹是天子，废长立幼又是内政，齐桓公纵使强势，但也不能明目张胆地干涉天子的家事呀。这个时候，还是管仲给他支了一个高招：会盟。据不完全统计，自公元前681年齐桓公首次举行北杏会盟以来，终其一生，总共举办了十五次诸侯会盟。会盟成为了齐桓公实施霸业的主要手段，其作用远远大于军事征伐。欲修霸业，会盟；讨伐不臣，会盟；扶危救难，会盟；讨伐楚国，会盟；与楚国息兵罢战，会盟；这次干涉王室内政，还是会盟。齐桓公派了一位使者前往雒邑，对周天子说：“天下诸侯在卫国的首止举行会晤，请您派世子参加，以体现您的关心和厚爱。”周惠王没办法拒绝这一邀请。《春秋》记载，“公（鲁僖公）及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会王世子于首止。”而《左传》进一步阐释说：“会于首止，会王大子郑，谋宁周也。”直接指出，这次首止会盟的目的就是想平息周王室的继承权之争。会议开得很轻松，既不讨论卫国重建，也不讨论防御楚蛮，和我们现在的很多会议一样，以游山玩水为主要议程，顺带开会学习。各国诸侯众星捧月一般陪着世子郑，白天举行酒会请他坐中间，他不举杯大家也不举杯；晚上看文工团演出请他坐第一排，他不鼓掌大家也不鼓掌；齐桓公更是早问安，晚问寝，让他好好过了一把当王世子的瘾。说实话，自周平王东迁以来，也没有哪一任周天子享受过众诸侯的如此抬爱。齐桓公这样做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世子郑作为周王室的继承人来参加会议，而且享受这般尊荣。周惠王想要更换世子，就得三思而后行了。所以，这次会议虽然是游山玩水，其目的却不在山水之间。玩了十几天之后，总算正儿八经坐下来开了一次会，干啥？做会议总结——会议虽然没有实质性的内容，总结还是要有一个的，否则没办法对史官交差。这时候出现了一点小问题，周惠王意识到了齐桓公此举的真实用心，派大臣宰孔找到郑国的国君郑文公说：“您是天子非常倚重的诸侯，怎么也跟着这些人瞎起哄呢？”郑文公这个人没主见，一听说天子非常倚重他，心里就热乎乎的，脑子也热乎乎的，“我这也是随大流……”宰孔打断他的话说：“您怎么能随大流呢？您想想，当年您的父亲郑厉公奋力勤王，立下盖世奇功，天子至今仍然念叨他的好处。您作为他的儿子，也应该像他那样特立独行，卓然不群，要有自己的思想，而不应该受人摆布，东摇西晃。”郑文公一时无语。宰孔接着说：“您别看齐侯现在神气活现，动不动就把诸侯叫到一起开会，当年您父亲在世时，根本没把他这一套放在眼里。您肯定还记得那一年，因为您父亲没去朝见他，他还恼羞成怒，不顾国际公法，将前去访问的贵国大夫叔詹给扣留起来了。这完全是流氓行为嘛！”郑文公听得热血沸腾，但很快又低下头来，喃喃道：“话虽如此，今时不同往日，齐侯霸业已成，天下诸侯，莫不依附于他，以我郑国之力，怎么敢和他较劲？”“这事您别担心。”宰孔拍拍他的肩膀说，“天下并非他齐侯的天下，诸侯也并非齐国独大，西方的晋国、南方的楚国，都足以和齐国抗衡。天子说了，只要您听他的招呼，别掺和这次大会，他会叫楚国、晋国都支持您，齐国也拿您没办法。”很显然，天子这话说得有点大。但是郑文公听了，却如同打了一针鸡血，当场决定逃离首止，不参加会议总结。郑国大夫孔叔连忙阻止说：“身为一国之君，怎么可以如此草率行事？这样做必定失去别人的援助，失去援助则祸患很快就要降临。如果等到祸患降临再回过头来求人家帮忙，乞求结盟，恐怕就亏大了，您一定会后悔。”郑文公听不进去。他来参加会议的时候，按规矩带了一支部队随行；他急急忙忙逃离首止，又怕齐桓公发现，干脆将部队留在首止，自己仅仅带着几个随从跑回郑国去了。说起来，这不是他第一次干这样的事。早在公元前660年狄人入侵卫国的时候，郑文公也派了一支部队前往黄河驻防，防止狄人顺势入侵郑国。这支部队的指挥官高克是郑文公非常讨厌的一个人，平时找不到合适的机会修理他，等他带兵驻防黄河，郑文公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整人的损招：只给高克出兵的命令，不给他回师的命令。结果几千人的部队在黄河边上驻守了几个月，没等到狄人入侵，又没有后续指令，军粮吃光，就一哄而散了，高克也只好逃到陈国避难。《春秋》记载这件事，只用了四个字：“郑弃其师。”一个弃字，令人扼腕叹息：这个人难道真是郑厉公的儿子吗？齐桓公这次干涉天子内政，可谓有得有失。得，是确立了王世子郑的地位，以后世子郑即位，周王室就会成为齐国的铁杆大旗；失，是得罪了现任天子周惠王，周惠王因此胳膊往外拐，与第一次前来进贡的楚国发生亲密接触，并且帮助楚国从内部分化齐桓公的幽地同盟，成功地促使郑文公逃离首止会盟，暗中投向楚国的怀抱。楚国与郑国的暗中勾结，郑国大夫申侯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申侯原来是申国人，侯是他的名字。当年楚文王灭掉申国后，将申国改为申县，申侯投靠楚文王，以其能说会道，深得楚文王宠信。楚文王既爱申侯之才，又很了解申侯的毛病，临死时把他叫到身边，给了他一笔钱财，让他逃离楚国，并且说：“只有我最了解你，你这个人爱财如命，难以满足，从我这里拿了不少钱财，我都不怪罪你。但是我的儿子不会这样对待你，恐怕迟早要拿你开刀。我死之后，你立刻离开楚国，寻找新的依靠。”楚文王死后，申侯逃到了郑国，又受到郑厉公宠信，一直在郑国担任大夫。现在郑国在天子的斡旋下，有意与楚国交好，申侯有过在楚国做官的经历，自然成为双方牵线搭桥的最理想人选。有了天子的支持，楚成王抓紧分化中原诸国，加快了对外扩张的步伐。召陵之盟后的第二年，公元前655年，他派令尹子文带兵进攻弦国。弦国是个小国，与周边的江、黄、道、柏等小国都有亲戚关系。江、黄等国这几年被齐桓公、宋桓公外交拉拢，与齐国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弦国国君因此认为自己攀上了齐国这棵大树，可以不再听令于楚国。去年的八国联军讨伐楚国，更让这些小国家看到了齐桓公这位中原霸主的实力，越发没把楚国放在眼里。楚成王讨伐弦国，一方面是为了杀鸡儆猴，警告原来仆从于楚国的小国家，不要以为变了天，从此可以当家做主；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敲山震虎，试一试周天子命他镇守南方这面大旗的功效。弦国在楚国的军事打击下，很快灭亡了。弦国国君逃亡到黄国。公元前654年，齐桓公纠集鲁、宋、陈、卫、曹等诸侯，派兵讨伐郑国，包围郑国的新密。这次讨伐郑国的罪名有二：一是郑文公逃离首止会盟，二是郑国没有征得齐国同意就加高新密的城墙，意在防御诸侯的进攻，图谋不轨。楚成王倒是个很仗义的人，立刻派兵进攻许国，以救援郑国。这一招很见效，齐桓公不忍心抛弃幽盟中的这位小弟弟，只好放弃进攻郑国，转而率领诸侯救援许国。齐、楚两个大国，第二次狭路相逢，大战一触即发。但是，万众期待的齐楚之战再次令人失望，楚成王主动选择了回避，将军队撤至武城观望。自从有了周天子的支持，楚国分化中原诸国的战略，实施起来就很得心应手了，他觉得自己根本没有必要和齐桓公真刀真枪地干上一仗。等到齐桓公的大军一撤，在楚国的铁杆拥趸蔡穆公的劝说之下，许男（许国国君）亲自跑到武城的楚军大营，向楚成王认罪投诚来了。据《左传》记载，许国的这次投诚，搞得非常有声有色：许男反绑双手，嘴里衔着一块玉璧，许国的大夫们则披麻戴孝，士族人士抬着一口棺材，跟在许男后面。这支队伍缓缓穿过楚军大营，一直来到楚成王的中军大帐，齐刷刷地跪下。楚成王自幼生活在南蛮之地，没见过这种中原文化的大阵势，搞不明白对方什么意思，只好偷偷地问大夫逢伯。逢伯倒是很博学，回答楚成王说，当年周武王灭商，商纣王自焚，纣王的哥哥微子也是用这种方式向周武王表示投降的。对此，周武王的做法是亲自给微子松绑，接受了玉璧，举行除凶趋吉的仪式，烧毁棺材，以礼相待，并且让微子及商朝遗民仍居住在原来的地方，建立了宋国。楚成王暗自吐舌头，庆幸自己问了一下，否则还不知所措，要让中原人贻笑了。他照着逢伯的指点，将周武王对微子做过的事，对着许男做了一遍。许国君臣感恩戴德之余，对这位传说中的南蛮君主不禁另眼相看：人们都说楚人文身断发，茹毛饮血，不懂礼仪，现在看起来，完全不是那回事嘛！许

人全部接回国。福建巡抚许孚远将此事奏明万历皇帝，万历下令将华人接回，但有些华人不愿离开自己经营多年的菲律宾，所以只接回一部分。西班牙人见岛上华人依然比自己多很多，为对付华人，想出条毒计，先扬言要出征他国，高价收购华人的武器，华人不知是计，将武器卖光，然后西班牙人勒令华人登记，每三百人进一个院子，进去后就被杀，华人见势不妙，发动起义，随即西班牙人炮轰华人，华人共两万人遇难，此年为1603年。西班牙人由于杀人太多，诚惶诚恐，派人向明朝请罪，此时的福建巡抚徐学聚说：“西班牙人杀华人一事不必看得太重，中国皇帝宽怀大度，对于此事，绝不兴师问罪，尔等西班牙人一贯聪慧，对于此事别害怕，在菲律宾的华人许多都不是良民，不必姑息。”西班牙人悬着的心终于落下，此事就这样结束。三十六年后，1639年，菲律宾的华侨又达到三万三千人，西班牙殖民者对华侨极为苛刻，规定华人的商品除了跟其他居民一样缴纳3%的商税外，还要每年缴纳六十四里尔（西班牙货币单位）的居留税，五里尔的贡税，十二里尔的国库税，此外华人每年还要到菲律宾的加伦巴做苦力。于是菲律宾的华人忍无可忍，发动起义，与西班牙人血战，最终三万三千名华人中的两万余人被杀害，而此时大明风雨飘摇，崇祯无暇顾及，最终只得作罢，无法为华人复仇。被辛亥革命直接改变了命运的首先是清廷皇族。他们本是天朝贵胄，国家统治集团，但辛亥之后，他们只能退出历史舞台，忘情于江湖，寄情于山水，或者逐渐解脱了皇族的身份束缚，更姓易名，过着平民生活。溥仪与载沣按皇室优待条例，民国政权同意大清国继续存在，而且就住在北京的宫中，因此进入民国之后的中国，有一道亮丽的风景：民国政治家或在议会中进行和平辩论，或在疆场上继续厮杀，唯在北京那片紫禁城中，大清国依然存在着，宣统帝溥仪依然在那里称孤道寡，继续宣统纪年，仍有内务府、宗人府、慎刑司等机构，许多遗老也依然以受到皇上的封赏为荣誉。民国政府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对清廷给予礼遇和尊重，无奈溥仪不甘寂寞，1917年他在张勋挟持下宣布复辟，仅12天就被再造共和的英雄段祺瑞给赶下台。以此理由，冯玉祥于1924年11月将废帝溥仪赶出紫禁城，一个皇朝就这样凄惨终结。溥仪后来还主动或被动介入一些政治运动，1931年被日本人扶持就任“伪满洲国”总统。1945年被苏联红军抓获，被定性为战犯，在苏联被监禁了五年。1950年被押解回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被改造了10年，1959年底被特赦，恢复公民权利，被安置在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园工作。1967年因尿毒症病逝。溥仪一生结过四次婚，有五个女人，但由于身体原因，溥仪并没有留下任何“龙种”。大清皇族中最重要的一支就这样无疾而终。宣统小皇帝是因为光绪帝无所出而过继继位的，隆裕皇太后去世后，光绪帝这一支其实也就结束了，剩下血脉最近的皇族当然是光绪帝的弟弟，即宣统帝的父亲摄政王载沣。1908年11月，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在一天之内相继去世，他们在弥留之际将大清国交给了载沣和他的嫂子隆裕皇太后。载沣的儿子溥仪继位为宣统帝，而王朝的实际权力由载沣以摄政王监国的名义代为处理。根据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安排，隆裕皇太后拥有最后否决权，而摄政王监国拥有日常事务处置权。武昌起义爆发后，载沣在各方面压力下请辞摄政王监国，以醇亲王名义退归藩邸。清帝退位后，载沣更为低调，从不参与复辟活动，只求民国政府遵守皇室优待条例，以保全清皇室的完整与安全。所以他不愿参与张勋复辟，也反对溥仪后来跟着日本人混。与政治上低调不同，载沣在生活上还是比较潮的。他是清朝遗老遗少中最先剪去辫子的人，最先穿西装用电话、电灯，用汽车的人，他为此受到一些守旧者的抱怨或谩骂，但皇族后裔受他的影响，许多人的思想发生了积极改变，从原来五谷不分四体不勤的贵族逐渐变成融入社会的人。载沣儿子一系载沣1928年起幽居于天津，后来迁居东北，1951年初病逝。载沣有三个福晋，生有四个儿子七个女儿，长子溥仪、次子溥杰、三子溥倛、四子溥任；长女韫媖、次女韫和、三女韫颖、四女韫娴、五女韫馨、六女韫娱、七女韫欢。溥杰生于1907年，为溥仪的同母弟。或许是因为皇族的原因，溥杰虽然成长于政治动荡年代，但仍多才多艺，精习书法、诗词，为海内外知名书法大家，自成一体。其少年时代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35年回东北，任“伪满洲国”宫内府侍从武官。1945年二战结束，被苏联俘获。1950年被移交回国，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60年获特赦。20世纪80年代任全国人大常委等，是其一生最风光的时候。按照乃兄溥仪的规划，溥杰应该与一个满洲女子结婚，以保持皇族血统纯正，但这一点并没有实现。1937年，溥杰与日本皇族姻亲、嵯峨家的女儿结婚，生有两个女儿。长女慧生因感情问题于1957年自杀于日本。次女嫮生1941年出生，现居日本，其夫福永健治，他们共育有五个子女。溥倛是载沣第三子，1915年出生，三岁时早逝。载沣第四子溥任，又名金友之。生于1918年，自幼习旧学，1947年在乃父载沣支持下，利用醇亲王府旧宅开办了一所学校，自任校长。1949年后将学校捐给政府，自己以教师身份继续为这所学校服务，直至1988年退职。后从事清史研究，著述甚多。溥任有两次婚姻，第一任妻子金毓庭1971年病逝，育有三子二女，长子金毓嶂，次子金毓峑，三子金毓岚；长女金毓琨，次女金毓珵。1975年，鳏居的溥任与张茂滢结婚。张茂滢出身名门，其祖父为张翼，张翼因开平矿权纠纷而成为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金毓嶂算是载沣的长孙，生于1942年，1968年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分配至青海省地矿局第二地质队工作。1985年回京，后因其身份担任北京市政协常委等。金毓嶂有一个女儿金鑫，生于1976年，大学毕业后从事电子产品方面的工作。金毓峑也是专业人才出身，为北京工业大学环境科学、大气污染治理方面的专家。金毓岚为中学语文教师，教书只是他的副业，他的人生兴趣据自述就是收藏，藏有大量字画、瓷器、文房四宝等。金毓琨为北京市二十四中化学老师；金毓珵为北京市第二毛纺厂退休工人。载沣女儿一系载沣的大格格韫媖，生于1908年，成人后嫁给郭布罗?润良为妻，1925年不幸患上急性阑尾炎，因家人不信西医，耽误诊治而不幸病逝。二格格韫和生于1911年，其哥哥溥仪为她挑中的夫君，就是其师傅郑孝胥的孙子郑广元。他们一直跟随溥仪在东北生活，二战结束后，二格格一家狼狈逃回北平。1949年后，郑广元就业于北京邮政局，任建筑师，后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二格格当上幼儿园负责人，1973年退休，2001年去世。三格格韫颖的婚姻由其父母包办，嫁给了婉容的弟弟润麒。韫颖后来当上了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常委，其夫君为全国政协委员。四格格韫娴由溥仪做主嫁给了其同学赵琪。赵琪在1949年前后去了台湾，他们在长达34年的时间里没有任何联系。1982年，赵琪方才有机会回到北京团聚。五格格韫馨由兄妹介绍，与万嘉熙结婚。万嘉熙为清廷故臣万绳之子。万嘉熙1949年之后被安排在北京翻译所工作，1972年病逝。五格格自食其力，在西直门义和饭店当出纳，1973年退休，1998年去世。六格格韫娱生于1920年，自幼爱好绘画，且有机会临摹宋元名画，对清代恽南田的没骨花卉尤为欣赏，后专攻恽派技法，有所创造，自成一系，设色淡雅，富有生意。她于1982年病逝。七格格韫欢生于1921年，她自己走出了另外一条路。七格格先是在竞业学校当办事员，后为教师。她还是皇府中第一个自由恋爱的公主，其夫君乔宏志为中学老师，于1960年心脏病突发病逝。七格格后为崇文区政协常委，2005年去世。庆亲王一系清廷皇族1911年之后，另外比较重要的一支应该算庆亲王一系。庆亲王虽然是皇族中比较远的一支，但在晚清政局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是恭亲王之后最有权势的王爷，也是最具国际视野的人物，深得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信任。庚子国变后，庆亲王继续掌管大清国的外交。几年后，当光绪帝即将大行时，这个庆亲王又被指派去视察皇陵修建工程，等庆亲王出差归来，小皇上又继位了，一切都结束了。庆亲王被排除在皇族重大决策之外，然而或许庆亲王真的是一个实力派，所以清廷对他的使用好像并不歧视。摄政王筹组第一届责任内阁时，还是很坦然地将庆亲王推到前台，出任内阁总理大臣。不过，最蹊跷的是，庆亲王对这个信任似乎有所保留，他除了一再请辞，还在后来的御前会议上坦然建议朝廷接受南方要求，主动退位，赞成共和，化被动为主动，为朝廷赢得体面尊严和实在利益。清帝退位，大局已定，庆亲王避居天津租界当寓公，1917年病逝。庆亲王一生共有七个福晋，生了六个儿子。三、四、六，三个儿子早殁。稍有出息的就是长子载振、次子载搏及五子载伦。载振生于1876年，1902年出使英、法、美等国，翌年赴日考察第五届劝业博览会。归国后奏请设商部，任尚书。商部后更名为农工商部，载振仍任尚书。此时不过三十岁，可谓少年得志。或许因为其风头太健，所以到了1907年，闹出了与女伶杨翠喜的绯闻，被迫辞职。辛亥后居天津为寓公，远离政治，偶尔从事一些金融商业活动，1947年底病逝。载振的大弟弟为载搏，生于1887年，封镇国将军，其与乃兄载振一样，也是一个喜欢拈花惹草的主。五弟载伦，其妻子为山东巡抚孙宝琦的女儿。载泽及善耆一系辛亥后清宗室中值得一说的还有载泽。载泽生于1876年，后袭辅国公，进镇国公，加贝子衔。娶慈禧太后二弟桂祥长女静荣为妻，而静荣的妹妹就是光绪帝的皇后，也就是宣统时代的隆裕皇太后。当清廷开始政治改革时，载泽正当盛年，是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之一，态度积极，贡献良多，以宗室重臣身份上奏宣布立宪密折，对后来的仿行立宪、预备立宪影响甚大。宣统元年任筹办海军大臣，翌年任纂拟宪法大臣。皇族内阁发布时，任度支大臣。从载泽的政治立场看，他在晚清属于倾向于改革的开明皇族，但在武昌起义发生后，载泽的态度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坚决反对向南方革命党让步，力主杀袁世凯以谢天下。所以到了民国，载泽不是一般的政治反对派，而是暗中参与宗社党的活动。待张勋复辟，载泽更是深度介入。晚年穷困潦倒，郁郁而终。与镇国公经历相似结局相似的皇族还有肃亲王善耆，善耆生于1866年，在晚清政治变革中也是比较积极的王爷，参与创建了近代中国的警察制度，赞成立宪，甚至出面赦免了试图刺杀摄政王的汪精卫死刑，但他坚决反对清帝逊位，所以当历史进入民国，善耆并不死心，以宗社党重要领袖的身份策动叛乱，鼓吹满蒙独立，甚至期待在日本人的帮助下使清帝复辟。或许基于这种考虑，善耆将自己的女儿金璧辉过继给了日本人川岛浪速，金璧辉的日本名字就是川岛芳子。川岛芳子是后来最有名的日本特务，参与了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伪满洲国”独立等一系列重大活动，1948年被枪毙。川岛芳子只是善耆38个子女中的一个，其他的子女，后来也都被善耆严格管束，不许他们做中国的官，也不许他们为中国的民，所以这些孩子除了三个儿子分别去了英、德、比三国外，其余的都进入日本人的学校，因而也就与日本有关联，“伪满洲国”时，善耆第七子金璧东任“黑龙江省长”等高官，善耆一支也就成为溥仪的基本队伍。晚清皇族中的著名人物还有很多，像载涛、毓朗、载洵、铁良、良弼、溥伦、绍昌、那桐、荫昌、寿耆等人在那时都很活跃，各人思想倾向也不一致，他们在辛亥后所走的路也不太相同，大致上说，有以遗老遗少身份坐吃山空的，有以复辟清朝为职志继续奋斗的，有忘情于江湖寄情于山水不再过问世事的，更多的则逐渐解脱了皇族的身份束缚，更姓易名，过着平民生活。晚清司法改革在晚清司法改革运动中，沈家本、伍廷芳是两位最值得注意的专家型人物，正是他们的智慧、知识、贡献，方才使中国司法体制能够在很短时间里转向现代，构建一个全新体制。列强的建议，各位封疆大吏的敦促，使清廷很快意识到司法改革的必要性，因而在1902年5月13日任命刑部右侍郎沈家本、四品京堂候补伍廷芳负责修法，责成他们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朝廷这个判断本身就已承认中国传统法律中有与国际规则脱轨的内容，已不能适合于国际规则。所谓参酌各国法律，其实就是要将中国现行法律制度根本改造，使之与国际接轨，与世界同步，通行中外。沈家本与伍廷芳，一中一西，是当时中国最有名也最有成绩的法学专家。沈家本出生于律学世家，他的父亲长时期任职刑部，是受人尊重的法律权威。沈家本早年孜孜不倦于科举考试，同时也在乃父影响下钻研法律问题，精通中国古典法律，著有《历代刑法考》等专门著作，是中国传统律学向现代法学转变的关键人物，当然，也就是中国法律现代化的重要先驱者之一。伍廷芳的出身与沈家本大相径庭，他祖籍广东新会，生于新加坡，后留学英国攻读法学，获大律师资格，为近代中国第一个法学博士，也是香港立法局第一位华人议员，后被李鸿章招揽幕中。伍廷芳对东西各国近代政治制度、司法体制高度认同，对东西各国法律条文乃至其立法背景格外娴熟。自19世纪80年代起，他先后追随李鸿章参与中法谈判、中日谈判，1896年被清政府任命为驻美国、西班牙和秘鲁三国公使。伍廷芳是当时中国极为罕见的法律人才，以他对东西方法律制度的理解，协助沈家本修订法律，其价值趋向不言而喻。对清廷而言，修订法律或许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只是对列强的应付，只是使中国法律怎样更好地与西方接轨，不至于直接冲突，屡屡吃亏。然而当沈家本、伍廷芳等人对大清王朝现行法律条文进行全面清理之后，发现问题相当复杂，深切认识到所谓独树一帜的中华法系确实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在他们看来，这种改革，不可能是一种在原有基础上的小修小补，而必须通过对原有法律的清理，参照东西各国现行法律条文，另起炉灶，重建中国现代法律体制。经过几年精心准备，沈家本等人主持的重要机构“修订法律馆”于1904年5月15日正式开张，这个普普通通的机构在袁世凯等督抚大力支持下，高薪聘请日本法律专家参与中国新法律条文的制定。在日本专家的帮助下，修订法律馆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对大清帝国现行法律进行了全面清理，对未来可能需要的法律法案进行了系统规划，尽最大可能翻译和研究东西方各国法律，酌定名词，考辨文义，以东西各国法律为参照，大规模、大幅度对中国法律中与东西各国法律相抵触的内容、不适应的内容进行删减、修改，主要参照日本的法律建构重新规范了中国的法律制度。中国当时之所以愿意参照日本的法律体系重构自己的法律架构，一方面因为中国和日本同文同种，语言文字上比较容易沟通，另一方面毫无疑问是中国此时发自内心佩服日本这个民族先走了一步。日本通过脱亚入欧已经在远东建立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西方国家，即便在法律制度这个层面上，日本人也已经将许多西方各国行之有效的法律条款译成日

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她有些害怕了。慈禧想了又想，拟了一封电报，打算通电各省，让各省总督筹款调兵，召集“义民”勤王抗敌，共渡难关。通电这个词在本书中出现的频率很高，趁此机会解释一下，它并非接通电流的意思，而是指发电报给相关人士。不过这其中有一种特殊情况叫通电全国，不是说把电报发给每家每户，而是在把电报发给相关人等的同时，还公开发表在报纸之类的媒介上，间接告诉国人我想干什么。既然是电报，那就得通过电报局向外发送。电报局的最高领导盛宣怀由于职务关系，最先看到了慈禧的这道指示。头脑冷静的盛宣怀干了一件能掉脑袋的事情，他压下这封电报不发，并把电报内容报告给了老师李鸿章。李鸿章很久没有出场了。是的，从甲午战败被去职后，李鸿章就闲居在北京贤良寺，其间虽然慈禧或光绪也偶尔给他安排一个小项目做一做，但都是临时工，这一歇就是五年。就在这年1月，慈禧给他分配了一个大项目。原来，慈禧不仅将光绪软禁，还打算废掉他，另立新帝。不过因为清朝治下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所以她就不得不尊重洋鬼子们对此事的态度。这种事情派谁去问？显然这个人得跟洋人关系比较近才方便开口。想来想去，慈禧唯一能想到的就是李鸿章。李鸿章对这个消息几乎没有任何心理准备，但他知道麻烦来了：掺和废立天子是一件容易掉脑袋的事情。当下李鸿章决定远离京城这摊浑水，可找一个什么样的理由呢？李鸿章是个聪明人，只花了几秒钟就想到了一个主意，他回慈禧说：废立天子是内政，如果上赶着询问外国人的态度太没面子了，有失国体。但如果太后您派我到外地当总督的话，外国使节必来祝贺，那时可借机探问而又不失面子。慈禧一眼就看穿了李鸿章的小把戏，论玩心机权谋，慈禧自认第二，大清朝廷之中就没有人能做第一。但她出乎意料地答应了李鸿章，因为她打算顺水推舟把李鸿章放到广东。此时康有为、梁启超靠着编造的山寨版“公车上书”、“戊戌政变”事迹在海外华侨、华商中得到广泛支持，声势越来越大，而侨民、侨商大多数都是广东人，她这样做，正好可以借李鸿章的资望去镇压此种局面。于是乎，李鸿章荣升两广总督，外国使节果然登门祝贺。不过言谈中都对李鸿章“无意间”透露的慈禧废掉光绪一事表示了不支持，在他们心中，光绪是一个具有进步思想的开明皇帝。慈禧的算盘落空了。1900年1月下旬，新任两广总督李鸿章带着慈禧“将康有为、梁启超严密缉拿到案”的最高指示到达广州。不过李总督非但没有抓捕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打算，反而立马给流亡日本的二人捎去了他的问候：一封亲笔信。在信中，李鸿章勉励康、梁不要为现在的处境灰心，好好努力，等待他日报效祖国（精研西学，历练才干，以待他日效力国事，不必因现时境遇，遽灰初心——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上粤督李傅相书》）。李鸿章之所以这么做，一是因为他深知在大清办事的难处，很体谅康、梁二人的处境；二是因为他也是支持变法的维新人士。李鸿章在“戊戌变法”前说：现在各国一变再变蒸蒸日上，只有中国人还不思进取，宁肯因不变法而亡国也不后悔。这是怪天？还是怪人？一个地位显赫的高官如此慰问流亡海外的朝廷通缉犯，自然让人感动，康、梁自然急忙回信，以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从此，康有为、梁启超就在日本组织起了一个以他们为核心的保皇派，踏踏实实地经营起反对慈禧的事业来，给了失去自由和权力的光绪一丝感动和希望。这个李二真不“二”前面讲到，盛宣怀把慈禧下令各省总督“召集义民，勤王抗敌，共渡难关”的电报私自扣押，并把此事报告给了老师李鸿章。李总督一听到徒弟的报告，就懵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这是一个亡国的糊涂命令，绝对不能执行！可是自古以来，帝国的官场绝不允许抗旨，朝廷的命令即使再荒谬不堪，也必须不折不扣地完成，在官场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李鸿章深知此理，经过一整夜的激烈思想斗争，他想到了一个应对的办法，一个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怪招。李鸿章发了一封电报给慈禧，电报内容为：“此乱命也，粤不奉诏。”李鸿章的意思就是：这么荒唐的命令肯定不是您这么圣明的人发出的，八成是朝廷里的奸人修改了您的旨意，这个错误的命令我就不执行了。李鸿章的行为告诉我们：他是大清的忠臣，但不是大清的奴才！慈禧见了电报之后气得几乎晕倒，但李鸿章给了她下台阶的理由，她也不好意思找李鸿章的麻烦。一时间“此乱命也”这句话成了当时官场上的流行语，就像现在的“神马都是浮云”一样。在盛宣怀、李鸿章的串联下，南方各省的头头们都加入了拒不执行命令的阵营，还搞了一个叫做“东南互保”的政治联盟。北方的山东省在袁世凯的领导下，也参加了东南互保阵营。这个联盟与各列强签订了一个协议，大概内容是：其一，划分各自的责任，各保护各的国民和财产。租界由洋人自己保护，其他的地方也不用洋人操心，由中国各省自己管理。其二，限制洋人的活动范围。洋人只能在法定的租界里活动，否则出事之后中国人概不负责。这是一个不失国家尊严的协议，在当时绝对是一个明智的举动。但“爱国学者”们不干了：卖国贼！李鸿章、盛宣怀、袁世凯全是卖国贼！……当帝国的整个北方已经混乱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的时候，帝国的南方却是一番宁静的和平景象，仿佛大清帝国此时分裂为南北两个不同的国家。国殇大清朝廷内乱的时候，英国、美国、意大利、德国、法国、日本、奥匈帝国、俄国组成著名的八国联军，也在天津大沽登陆了。他们的进攻目标是哪里？北京。第二次鸦片战争教会了洋鬼子们一个道理：只要打到清朝最高统治者的家里去，就可以获取最大化的利益。慈禧原本计划依靠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但事实证明，这个幼稚的想法是个彻头彻尾的笑话。别看义和团搞破坏拿手，但是面对八国联军的进攻，他们的大刀、木棍等武器和刀枪不入神功一点作用都起不了，义和团拳民（大多是十来岁的孩子）在来福枪子弹前像被割的麦子一样倒下……所以要跟联军对战，还得靠朝廷的正规军——荣禄麾下的武卫军、董福祥的甘军。荣禄手下的第一悍将、甲午之战中赢过日本人的聂士成，在天津八里台奋勇抗击八国联军。令人遗憾的是，义和团的人在聂士成率军浴血奋战的关键时刻，居然公报私仇，在后方抄了聂士成的家。得到消息的聂士成十分悲伤，但他没有私自下战场去和义和团算账，而是继续领导清军抗击八国联军，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战斗结束后，德军将领命随从拿过一条红毛毯，亲手把聂士成的遗体盖上，然后脱下军帽，命令德军士兵朝天开枪，向聂士成的遗体致哀。联军攻陷了天津，然后迅速向北京推进，去拯救被围攻的使馆。其实北京东交民巷的各国使馆并没有陷落的危险，他们虽然只有四百人守卫，但是面对荣禄率领的正规军和义和团组成的数万联军的进攻，一点危险都没有，还在悠闲地看报喝茶。这不太合情理吧？几万人马对几百人而已，如果决心以命换命，搞定人数仅是自己区区百分之一的敌人，那还不是弹指间的事情？不怪你这么想。事情的真相是：荣禄他不想打，而想打的义和团打不了。虽说荣禄一直对慈禧很忠心，譬如“戊戌政变”就坚定地站在了慈禧这一边，但荣禄知道这件事情干不得，这是违反国际法的事情，将来不好收场。于是，当慈禧逼他率军攻击大使馆时，荣禄就让装备最差的董福祥的军队去打，出人不出力。不仅如此，本来一点都不好客的荣禄大人突然变成了好客之人，他在战火间隙还给洋人送西瓜、蔬菜、慰问品，就差没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甚至后来，荣禄在使馆力量不支的时候还令人假扮盗匪，接济使馆军火子弹。至于义和团，他们虽然人数众多，有心杀贼，但被荣禄大人的军队隔离在战线之外，他们的任务就是爬到屋顶上扯起嗓子给正规军加油（升屋而号——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但是，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时候并没有感谢保护了他们使馆区的好心人荣禄，而是重创其手下军队，几乎搞得他全军覆没。不知道荣禄大人有没有被气得口吐白沫。8月14日，八国联军杀进京城。当日，慈禧携光绪仓皇逃离北京。国都失陷，政府首脑出逃，这对一个国家来说是仅次于亡国的奇耻大辱。北京城内火光四起，房屋楼宇，顷刻之间化作滚滚浓烟，只留下一片哭声震天。然而，有更大的事件在东北发生：俄国人趁着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城的空当，在东北制造了“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原来，俄国鬼子早就看中了中国的两块地，一块是海兰泡，另一块是江东六十四屯。他们想将两片土地彻底地划拉到自己名下，怎么办呢？把原来的主人一个一个全杀掉，这样的无主土地可不就变成自己的了吗？俄国人计划中的大屠杀从7月16日开始，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两地的几万中国人或被淹死、或被烧死、或被射死、或被刺死……哀鸿遍野，血流成河。贼抢了东西，怕主人讨还，所以抢完东西后要连主人也一起杀掉，这就是俄国人！这就是20世纪第一年（1900年）中国所发生的变化、呈现的景象……逃亡之路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得了间歇性失心疯的慈禧太后此时也意识到：义和团不仅灭不了洋人，还连累自己差点被洋人给灭了。但一切都晚了，她只能开始人生中的第二次逃亡。第一次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年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还是懿贵妃的慈禧随着丈夫逃往承德。不想人生的经历竟有重现的时候，这一次，已是老女人的慈禧带着光绪皇帝、皇亲贵族仓皇逃出了北京城，一路西行，不知何时何地才能驻足！走之前，慈禧终于以她擅长的方式搞定了婆媳关系。在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的深宫之中，唯一给予了光绪男人尊严的珍妃，在光绪最为彷徨的时候，给予了他温存与激励的珍妃，被慈禧命人推到水井之中淹死。小姑娘时年25岁。身为一国之君，光绪竟然不能做出任何的反抗，这又是怎样的痛苦，从下面这首诗里，我们或许能够感受到光绪的悲凉：金井一叶坠，凄凉瑶殿旁。残枝未零落，映日有辉光。沟水空流恨，霓裳与断肠。何如泽畔草，犹得宿鸳鸯。光绪悲伤、痛苦，又或许是出于其他的什么原因，他忽视了一个机会。其实光绪原本可以趁此良机重掌大权的，但可能因为上述的种种原因，错失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当时，光绪不跟着慈禧逃跑完全可行，他可以藏在宫内或者宫外某隐秘处，等慈禧逃跑后再出来，就能重获自由了。慈禧在情急之下，不可能有精力去寻找光绪，即便慈禧想查，太监宫女跑的跑、逃的逃，她让谁查？光绪只要等慈禧逃出后，出面会见列强，鉴于列强当时恨不能剁了慈禧，他一定能在列强的支持下重掌大权，那么他就活了，中国历史就有可能改写。可惜这一切只是假设。言归正传，慈禧等人一路恓恓惶惶。这时候，有两个人给了慈禧一些感动。第一个人叫王文韶，时任军机大臣。在联军即将攻破北京时，王文韶见机不妙，情势紧急之下什么家人之类的全顾不上了，赶紧跑吧！在逃跑之际，他才想到军机大印还落在军机处呢，没了它，慈禧太后发布的命令恐怕效果不佳啊！此人冒着生命危险潜回军机处，带走大印。逃亡的路上也不敢骑马——骑马目标太明显了，被联军一枪崩了怎么办？没办法，只能徒步奔跑，以七十高龄的蹒跚步伐居然硬生生地追上了慈禧的逃亡大部队！抛却忠心不谈，就这等身体素质，他完全可以参加马拉松比赛！第二个人虽然是文职，但本质上还是武将，他叫岑春煊。要说这时候还记得慈禧的武将真的是不多了，除了荣禄大人比较忠心，毛遂自荐留下来打游击殿后外，其他人都是能躲多远就躲多远。但远在天边的甘肃布政使（甘肃省主管民政的副省长）岑春煊在知道慈禧逃亡的消息之后，立刻带着一帮兵丁远道举师勤王，终于在半道赶上了风餐露宿的慈禧一行，随后一直护卫慈禧，自称慈禧老佛爷的“看门恶犬”，并顺道跟李莲英同志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两人成了绝对的铁杆。上述两个人给了慈禧继续逃亡的勇气，行行复行行。可惜，逃得太急，银子没有带够，吃的东西更是早就没有了，怎么活下去？这时，躲在一旁观察了慈禧很久的袁世凯出场了。自从得知慈禧出逃后，袁世凯便开始密切注意慈禧的行踪，等待着一个绝佳的表现机会。现在慈禧即将饿死，是时候出手了！该出手时就出手，袁世凯一出手就是二十五万两银子以及相当够用的日用生活品。后来，袁世凯又陆续给落难的慈禧送了很多财物，袁世凯雪中送炭，直把慈禧感动得躲到一边老泪纵横。袁世凯如此处心积虑，当然是想跟领导修复关系。袁世凯在“戊戌变法”和“东南互保”中，两次都违背了同一条官场潜规则：没有跟领导慈禧同心同德。所以袁世凯必须瞅准这个时机，临危救主，扳回印象分！毕竟官场风云变幻莫测，新陈代谢速度很快，要想长盛不衰，就得跟领导搞好关系。慈禧有了吃、有了穿，终于有了心思、有了体力干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正式下诏取缔非法组织义和团，并对其实行残酷镇压。第二件事情，决定暂时就蜗居在西安，等哪天洋人不追究她的责任了，再搬回颐和园。想让洋人不追究责任，这很难，慈禧现在是列强钦点的头号战犯，是首恶，估计列强把她煮了吃的心都有！可如何才能不让八国联军追究她的“首恶”责任？慈禧与首席参谋兼贴身侍卫李莲英一起开动脑筋，想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把我们中国最好的东西给列强，讨得列强的欢心，争取宽大处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慈禧《罪己诏》）。从这时开始，她割地赔款跟付账埋单一样爽快，说割就割、说赔就赔，你要多少我给多少。因此，这也就有了第三件事情，下令议和。下面就来说一说议和。李鸿章没你想的那么坏都说弱国无外交，但弱国比强国更需要外交，所以慈禧非常需要李鸿章，这也是慈禧信任李鸿章的原因之一。慈禧在黄尘烈风中的西安下达了议和的命令，命令是给李鸿章的。慈禧说：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给予全权，北上负责议和。其实叫命令已经不太合适，应该说是慈禧一连十二封电报的哀求。李鸿章原本不想去，但他又不得不答应慈禧的请求。这是为什么？难道他忘了五年前慈禧让他独自一人承受骂名吗？是的，他忘了，因为他必须忘记。一切都因为他是李鸿章，他必须肩负起自己应尽的责任。现在除了他李鸿章还有谁能担此责任？李鸿章知道自己懂些国际游戏规则，善于擦屁股，所以他只能抢着为漫天拉屎的老太后擦屁股。1900年7月，骄阳似火，77岁的李鸿章从广州出发，踏上了“卖国路”或者是“误国路”。故意误国是卖国，无意卖国是误国，两者只是动机问题，结局并无太大区别。李鸿章不走这条路是不行的，家人朋友想安慰他都不知道说什么。南海知县裴景福问他：您有什么办法对付洋人？李鸿章叹道：哪有什么办法，只能跟他们死谈，拖延时间，但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你说我还能活几年，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我这个和尚不死，就得去敲钟，至于能不能敲得响，我也不知道。李鸿章先是到达了上海，见到了学生盛宣怀。李鸿章对他说：这次形势太严峻了，和议成，我必死。我死了就要靠你们这些人了！盛宣怀也不知道怎么安慰老师，不知道他有没有想过把自己贪污的银子拿出一部分来支援国家建设……据某些史料反映，之后有两个年轻人求见李鸿章，25岁的黄兴和他未来的老婆徐宗汉。黄兴开门见山：您为什么不帮我们赶走清狗，恢复汉人江山？李鸿章沉默不语，许久才答：一代人做一代的事吧。此前许多人都这样问过李鸿章，但他这种意味深长的回

5卷本的丛书，既各自独立成编，围绕的又是同一个城市、同一个主题，应该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本书是在我2009年出版的《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的基础上，经过大量补充修订而成的，事实上，它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样子，而可以看作是另一套书了。首先，此次将这套丛书分为5卷，有了可以伸展补充的余地，遂得以将一些尚未发表过的访谈成果收入，究其分量，占全套丛书的三分之一以上。这些访谈成果包括两类，第一类是在《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出版之后所做的部分访谈。自《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出版，距今已经过去整整6年，但我寻找老北京人并为他们做访谈的工作却迄未间断，这些后来做的口述在访谈宗旨和方式等方面虽然与此前基本一致，但在对“北京人”的定义上，则不得不有所放宽，那就是将原先把“北京人”限定在“民国之初(1911年前后)不足百万的人口和他们的后代子孙”一条，推迟到了1949年前后，也就是说，凡是1949年前后进入并居住于北京的人，便都被纳入到我的访谈对象中。做这一修改，有众所周知的原因，那就是随着时间的飞速流逝，即使以1949年画线，按被访者当时18岁计，如今67年过去，也已经是85岁的耄耋老人了，抓紧记录他们的历史已经成为当务之急。更何况，1949年前后是新旧政权交替，新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新的意识形态开始创立并生长的年代，本身也包含有极其丰富的内容。另外，正是由于放宽了对“北京人”标准的限制，我得以将此前曾经做过，但因不符合这一标准而未收入的访谈，也纳入到了此书之中。其次，在编撰本套丛书的过程中，让我最感慨也最有收获的，并不是在量上的增加和内容上的添补，而是去寻找多年前的被访人，并对他们所做的回访工作。由于历经数年甚至十数年，仍然在世的老人已经不多，这样的回访便尤显珍贵。通过回访，补充和修订了初次访谈时未曾顾及的细节，加深了我对原来访谈的内容和被访者的理解，更凸显了访谈的意义。更有意味的是，有些被访者与我在这十数年间从未中断联系，有些已经成了朋友和“自己人”，而我们相互间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深入交流，最终能够进入较深层次的主题，这一过程或如曲径通幽，或如层层剥笋，正与史家所做考据的过程相似，其间的艰难与乐趣，很难用言语表达出来。还有一些被访者已经逝世，但当我看到他们最终结局的时候，再回想他们当年访谈时的情状，其间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故事，也颇令人感叹唏嘘。总之，通过此次回访，我切实地感受到了深度访谈对于口述史的重要性。再次，是对部分口述，从文献上下了些钩沉索隐的功夫。一方面附上相关的档案材料以资考订佐证，一方面在注释上做了大量的补充，力图将口述背后的故事，尽可能多地呈现出来。总之，一个具有职业性好奇的史家，当他面对躲藏在自己访谈对象背后的，远比口述者闪烁其词的、语焉不详的甚至漏洞百出的讲述更为精彩、更为深沉的真相时，很难就此止步。即以唐德刚先生为胡适所做口述为例，胡适为唐先生讲述的，仅仅是胡适那复杂丰富一生的冰山一角，如果不将隐没在水中的那更大的部分尽可能多地呈现出来，人们并不能知道这座冰山是什么样的，而这正是负责任的史家应该努力去做的工作。如果再深入一步，那么这座冰山所露出的部分为什么是那个样子，就更值得史家去探究和分析，而这，往往就是对某个具体个人所做访谈的最大意义所在。辛亥革命迄今百余年，北京城的鼎革，用天翻地覆形容毫不夸张；1949年以来的变化，较之辛亥以后的民国时期更甚；而改革开放之后，或者就以《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出版迄今的短短6年来说，变化之巨大，竟然又超过了以往的百年，已经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目不暇给的程度。如果说民国时期的鼎革更多表现在社会的变迁上，1949年以后是对城墙、古建等物质文化的损毁，那么近年来的这一变化，则是因外来人口的急剧增长而导致的“老北京人”的消失。说消失也许并不准确，准确的应该是，当北京人口已达数千万的今天，区区百万的老北京人，早已湮没在从四面八方聚集于此的众人之内。尤其是随着京城大规模的改造拆迁，老北京人中的大多数已经搬离祖上世代生活的胡同街道，散落于城外诸多新建的小区之中，以北京的“人”为载体的京城文化，也随着他们而消失湮没于无形之中。甚至被老舍先生誉为世界上最优美动听的“老北京话”，如今也难以听到了。在北京城经历的诸多变迁中，这场“人”的消失最根本最彻底，同时，也最令人触目惊心。所以，这套《北京口述历史》丛书，是我对曾给予这座城市以生命和活力的老北京人的背影，所做的最后一瞥；是我对这个正在急速沉没的城市，留下的最后一个纪念。作者谨识2016年2月

序言

(一)解题

本书以府门儿与宅门儿命名，其中的府门儿即王府。在清朝，就是爱新觉罗宗室居住的府第，是清代京城中最显赫的宅邸。清朝取消了明朝分封诸王于各地的形式，王府都建在北京城。所以，凡爱新觉罗子弟，除了少数留居祖先发源的盛京(即今沈阳)之外，其余大多数都居住于京师。清廷在将八旗官兵按旗分置的同时，也给宗室王公赐予府第。虽然宗室王公也分别属于不同的旗分，但他们的府第却不受本旗地界限制，选择的都是环境较为安静和宏敞的地方，许多是依明朝宅第改建。皇城西北的什刹海周围与积水潭以南，这片京城最风光旑旎的地带，便成为他们的首选之地。据统计，京城的清朝王府，在西城的有十分之七，东城只有十分之三，而东城的这十分之三中还包括一些蒙古王公的府第。大部分满洲王公都居住在西城，这是所谓“东富西贵”中“西贵”的含义之一。众多王府的存在，遂成为清朝京城一景。然而，本书并不是一部介绍王府规制、坐落的专书，我关心的是居住在或者曾经居住在其中的那个独特的人群。清朝统治近三百年，爱新觉罗家族13朝12位皇帝和他们众多的王妃皇后，以及他们那些拥有众多妻室与妃妾的子孙，在京城繁衍出近10万的人口，构成一个庞大的、独特的群体。这个被当时人称“黄带子”的群体，在清朝时的崛起、兴盛与衰落，直接影响到这个王朝统治的成败，而清朝覆亡之后这个群体的命运，也是近代北京乃至中国社会中饶有兴味的一个剪影。将爱新觉罗家族作为一个群体的研究，近年来颇引起清史学界的兴趣，也有多部高水准的专著问世。注2本书与这些专著的区别在于，作为一部口述史，本书所述的时间段是且也只能是在清亡之后。清亡之后这个家族成员各个不同的命运，是本书的重心。我想通过口述展示的，是在清亡之后，这个群体之内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具有的不同遭遇、不同精神状态，以及他们对那个创下丰功伟绩的共同祖先的不同认知。具体地说，是他们怎样看待这个家族当年的辉煌和荣耀，怎样看待家族中种种复杂甚至残酷的矛盾纷争，以及如何看待这个家族和自己的命运。这可能是以其他研究方式难以进入的问题。也正因为这并不是研究这个家族的“正史”，所以我用“府门儿”取代了诸如“爱新觉罗家族口述史”这样的标题。当然，由于时局动荡，大多数该家族成员早已离散，王府多已不存，沿用此名不过是一种象征而已。然而，无论爱新觉罗家族如何神勇，但他们能够打江山坐天下，凭借的也不仅是他们这一族一姓之功。早在努尔哈赤初起之时，就有额亦都等异姓贵族与他同生共死；及至入关夺取政权，更少不了诸多满洲臣僚的拥戴支持，以及作为左膀右臂的蒙古王公贵族的鼎力协助。他们与爱新觉罗家族不仅在政治上声气相求，成为清朝统治集团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且互缔婚媾，日久遂结成一个“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紧密的关系网。既然谈到爱新觉罗家族，就不能不涉及这个群体中人的社会关系及婚姻家庭。那么，对了解这些满蒙王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以及他们的后人对这一切的记忆与心态，也就是十分必要的了。这便是我将对满蒙贵族后裔的访谈与对爱新觉罗家族后人的访谈放在同一本书中的原因。至于定名为“宅门儿”，首先是因为在旧日北京，只有这些既富且贵的王公贵族的府第，才是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大宅门，而如同仁堂甚至比同仁堂更有钱的所谓“京城八大首富”，他们的居处再豪奢，与这些府第也不可同日而语。再次，由于口述更能体现的也是我更关注的，是这些人的家庭和个人生活，而不是他们在政治上的影响和在官场上的经历，称为“宅门儿”，也许更合乎这几份口述的本义。从辛亥革命到民国、抗日战争再到“文化大革命”，爱新觉罗这个姓氏始终与腐朽的清廷和伪满洲国纠缠在一起，成为“卖国投降”的代名词，大批成员隐姓埋名，流散各地，府门儿早已不是他们的居处。然而，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尤其是清宫戏泛滥屏幕之后，“康乾盛世”的记忆在国人中被重新唤醒，成为“强国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爱新觉罗家族的出身从此再不是一种耻辱，反而成为一种荣耀，于是滥竽充数者有之，冒名顶替者亦有之。好在这个家族还保留着自入清以来延续数百年的族谱，这是本书用来判断被访者是否是该家族成员的重要凭据之一。为此，我除了将清代爱新觉罗家族族谱的简介置于本书前页之外，还在部分访谈的开篇注明了被访者在族谱中的支系与传承。再者，清代皇族有严格的封爵制度，这是每篇口述的被访者都必然会提到的内容，为避免一再解释的烦冗，我将封爵制度也列成表，与对族谱的介绍一并置于书前。

(二)清代皇族族谱简述

清代爱新觉罗皇族因血缘宗支关系与身份、地位、权利的区别，分成两大宗支：一为宗室，专指努尔哈赤之父塔克世(显祖宣皇帝)位下的子女，为本支。系黄带子。二为觉罗，即努尔哈赤的伯叔兄弟所生的子女，为旁支。系红带子。二者虽属同宗同族，但在政治地位上和经济待遇上却存在着严格的界限和差别。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清代皇族爱新觉罗的族谱，主要有如下几种。

1．宗室《玉牒》

清朝职掌皇族事务的机构是宗人府，设立于顺治九年(1652年)，位列六部和内阁之上。由宗人府编修的《玉牒》是统计宗室人口，了解宗室各支辈分、生卒年月、婚丧嫁娶、封赠革爵等情况的较为完整而系统的材料。《玉牒》分满、汉两种文本，分别成编，男女分册。每种文本均有男竖格本、男横格本和女竖格本、女横格本。男竖格本内类项包括：排行名次、人名、生卒年月日时、生母名、生母身份(嫡妻或侧妻或妾)，生母之父的官职和名、授职封爵或革爵年月、终年岁数、其嫡妻、继妻、妾名，各为何人之女。男横格本仅反映宗支内的辈分关系，只书人名和排行名次。女竖格本类项与男本大体相同，有宗室女聘嫁成婚年月，额驸名及卒年月。《玉牒》从顺治十七年(1680年)始修，以后每隔九年一修。最后一次修牒为民国十年(1921年)。清修《玉牒》前后共二十八次。

2．户口册

这是编修《玉牒》的依据或前期工作，《玉牒》的某些缺项可以从户口册中得到补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宗人府黄档房户口册数量虽多，但多而不全，不像《玉牒》完整成序。且户口册多为光绪、宣统年间所报，道光、咸丰、同治年间的较少，乾嘉两朝更少。

3．星源集庆

也是皇室族谱的一种，是《玉牒》及户口册之外另一种记述宗室人口的材料，所述宗室范围很窄，从仁宗(嘉庆)辈始编，仅限于当朝皇帝本支及嫡亲兄弟位下及姐妹。

4．说堂稿

时间自雍正十三年至宣统三年，是查考宗室和觉罗婚娶日期和居住情况的极好材料。注3

(三)清亡之后所修《爱新觉罗宗谱》

1935年，宗室熙洽在东北上书伪满洲国“皇帝”溥仪，请求续修《爱新觉罗家族宗谱》。次年8月，溥仪下了一道“圣旨”，修谱所需的费用，由“恩赐款”项中支用，不足部分由同族人捐助。这次修谱由朴厚、钟继、溥瀛、斌碹、今松乔、庆厚负责。除了汇总、普查资料外，充分利用各宗支的原修家谱。关内京津方面由载涛、载润负责，把各府家谱正本送到东北。同时，这次修谱还参照了1907年、1922年的《玉牒》，实际上是历次《玉牒》的总汇。最后用铅字排印，精装为8大册。《宗谱》的首册是“星源集庆”，为帝系图，以及历朝帝后大事，附录妃、嫔及皇子女。另外7册为世系表：甲册为文宗、宣宗、仁宗、高宗、世宗、圣祖、世祖、太宗位下世系子孙；乙、丙册为太祖位下世系子孙；丁册为显祖位下世系子孙；戊、己、庚册为景祖、兴祖位下世系子孙。世系表中的内容，包括名字、生母姓氏、生卒年月日时、寿数、妻妾、子嗣、爵秩、封赠。不同于竖格《玉牒》，它没有关于女儿、女婿的记载。参照原来《玉牒》的直格形式，这次修成的《宗谱》改为横格，布面封皮也统一用黄色。该谱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另有学苑出版社1998年影印本，分装28册，另索引2册、《星源集庆》1册。注4目前大多数爱新觉罗宗室觉罗后裔查阅和依据的，都是这部1935年修撰的《爱新觉罗宗谱》，而极少是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玉牒》。

(四)清代皇族的封爵制度

清代皇族封爵始于崇德元年，皇太极定宗室爵位分九等：一等和硕亲王，二等多罗郡王，三等多罗贝勒，四等固山贝子，五等镇国公，六等辅国公，七等镇国将军，八等辅国将军，九等奉国将军，其余为宗室。

1．乾隆朝所定封爵表(光绪朝《宗人府则例》卷3)

2．宗室王公俸银俸米数额表

按一般谈宗室王公俸禄，不会谈及四品宗室，表中的最后两行是我加的，旨在与有爵位的宗室王公做一对比。据《清高宗实录》卷1164，乾隆四十七年定：“闲散宗室均赐给四品顶戴，四品武职补服。”闲散宗室凡年满20岁，经报准后，每月会给养赡银和养赡米。至于表中最后一行列入京旗马甲待遇，为的是与四品宗室的待遇做一对比。清末北京主要王府分布示意图

上编府门儿

一、刚刚开了个头的访谈——金启孮口述

时间：2004年3月10日地点：北京市海淀区马连洼梅园小区金启孮寓所访谈者：定宜庄、乌兰、乔吉注5我当年读到的《满族的历史与生活》版本[访谈者按]我是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读本科的时候，偶然在阅览室的开架书架上发现金启孮先生的那本《满族的历史与生活——三家子屯调查报告》的。至今犹记在宽敞明亮的阅览室的那个下午，我一口气将它读完时的感觉。可以说，我开始对满族，这个我生身的民族发生兴趣，就是在读了金先生这本书及老舍先生的《正红旗下》之后，这也正是我在师友们疑惑的目光下，决定报考中央民族学院满族史专业研究生的重要原因。1984

她并不是没有头脑，在看到李辅国渐渐露出专权乱政的面目后，她的内心开始对这个心机深沉的家奴有所忌惮，尤其在李辅国直接控制皇帝诏书机要后，诏书全部经过他来起草下发（制敕皆从之出）时，张皇后更加受制于李辅国，以致最终两个人形同水火。在李亨身体健康尚能驾驭一切时，张皇后和李辅国的矛盾暂时处于蛰伏状态，可是李亨病情日笃，双方开始剑拔弩张，尤其是在李亨生命的最后一年，即上元二年（761年），双方终于演变成你死我活的斗争。事实上，在李辅国向李豫倾斜的同时，张皇后也意识到李豫对于自己的重要性，所以李豫也就从先前双方的共同敌人摇身一变成了双方各自争取的对象，双方都想联手李豫，吃掉对方。对于张皇后而言，她明白在这场斗争中，自己是优势与劣势并存，优势是在李亨病重之际，她可以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利用李豫对李辅国的憎恨，向李豫进言除掉李辅国，而劣势则是，自己未来在李豫那里似乎没有什么可以利用的政治价值。但无论如何，张皇后也必须要放手一搏，因此在上元二年（761年）四月，张皇后急匆匆地召李豫进宫，向其陈述当前的局势。“李辅国长期出入禁中，统率禁军，诏书敕令都是由他来发布，而且又擅自威逼太上皇迁至西苑冷宫，其罪罄竹难书，但皇帝陛下病体沉重无暇顾及，李辅国现在所忌惮是你我二人，我预感随着皇上的病情加重，李辅国很可能会伙同其死党阴谋作乱，所以想请太子设法除掉他，免生祸患。”张皇后这番话虽然讲得很有道理，但却不合时宜。原因就在于先前她也是和李豫形同水火的，曾经的敌对方现在忽然要化干戈为玉帛，这种没有任何铺垫就亮出自己底牌的做法，无论是谁内心都会有所防备。在李豫看来，张皇后所说的话过于功利，虽然表面听起来是深明大义，但聪明的李豫已经看出张皇后的私心，她是切身感受到来自李辅国的压力，然后借自己的手除掉这个狗奴才。可是对于李豫而言，除掉李辅国并不困难，但接下来他要面对不可预知、错综复杂的形势。从这个角度来看，李豫没有必胜的把握，更何况禁军还在李辅国的掌控之中。所以，面对张皇后的拉拢，李豫拒绝了。“父皇现在病体沉重，此事万万不可，若骤然诛杀李辅国，恐怕父皇受不了如此惊吓，这件事情还是要从长计议。”“殿下应该明白……”“好了，这件事情就这样吧。”李豫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如果说他对张皇后的拉拢感到厌烦，倒不如说他是没有把握扳倒李辅国的。李豫的无情离去，让张皇后瞬间感到一种挫败感，但她不是一个就此认命的人，在奴才反水、太子不给力的境遇下，张皇后决定铤而走险、孤注一掷，试图放手一搏。望着李豫离去的背影，张皇后的眼中露出一丝杀机，她的嘴角在不停地抖动，似乎要急于让李豫瞬间灰飞烟灭。李豫！并不是只有你才是我的依靠，身为储君的你应该明白，我选择你是因为我要将政治风险降到最低，你的拒绝却让我无从选择，所以从现在开始，你和李辅国都是我必须除掉的敌人！李豫走后，张皇后将目标锁定在了越王李系身上。目标转移意味着目的改换，联合越王李系这是张皇后现在唯一的选择，只是这个选择是一条不归之路，前方纵有万丈深渊，张皇后也必须义无反顾地走下去。越王李系是李亨的次子，生母是宫人孙氏，李豫被立为太子后，由于身份的转换，不能再在一线从事平叛指挥工作，九大节度使围攻邺郡失败后，李亨任命李系为天下兵马元帅，但只是遥领各军，具体的一线事务还是由李光弼来负责，史思明二次攻陷洛阳后，李系曾经请兵收复洛阳，但李亨没有同意。从李系的履历来看，还算是有些才干，所以在张皇后拉拢李豫失败后便找到了李系。她的意图是利用李系先诛杀太子李豫，然后再诛杀李辅国，最后拥立李系为帝，自己就会安然无恙。对于李系而言，这是个极大诱惑，况且他本身就不是个安分的人，只是由于身份并非嫡出，无奈与帝座无缘，这么多年其野心始终处于封闭状态，现在有人让他的野心重新释放出来，这让李系有些蠢蠢欲动。“事成之后，当奉您为太后！”当李系听完张皇后的全部想法后，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虽然他也知道这是一条很有可能置自己于死地的道路，但置之死地而后生对李系更有诱惑。事实上，张皇后和李系无论是谁也不会想到，他们的计划反而将太子李豫和宦官李辅国的政治利益紧紧地绑在了一起。先发制人坦白地讲，同时诛杀未来的皇帝以及朝廷第一大佬李辅国，这基本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就必须要采取非常手段，才能成功。经过仔细的筹划，张皇后和李系决定采取突袭方式。不过和唐朝历次宫廷政变稍有不同的是，张皇后和李系这次动用的资源却不尽相同。张皇后和李系密谋计划哄骗太子李豫进宫，然后发动突袭置李豫于死地。他们明白要完成这个任务手中可利用的资源并不多，事实上完成这个任务，最好的资源便是禁军，但现在李辅国执掌禁军，这条路等于被封死。所以，张皇后和李系必须退而求其次，正所谓朱砂没有黄土为贵，精兵动用不得，混混打手凑在一起也勉强有战斗力。选来选去，他们同时将目光锁定在了宦官身上，这是他们较为信任的一股势力，同时也是唯一可供自己选择的人群。上元二年（761年）四月十六日清晨，这一天天空布满阴霾，乌云低沉得似乎要将人压在地上，大唐皇宫内院在阴霾的天空下透露出一种诡异的氛围，仿佛暗含着一股激流，会随时爆发。拂晓时，李系命令其死党、时任内谒者监的段恒俊专门挑选两百名有勇力的宦官，然后前往长生殿集合，李系开始了一番煽动。李系命令随侍的宦官将长生殿的大门紧紧地锁闭，大殿之内顿时寂静下来，所有人全都不知道李系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所以全都紧张地注视着李系。“各位真的愿意只当宫里的奴才，不愿意做功臣吗？”在众人不知所措之时，李系忽然高声问道。他的喊声犹如一道闪电，瞬间划破了大殿的寂静，那些宦官瞬间打了一个激灵，然后继续紧张地看着李系，没有人出声回应他。“我再问一遍，大家真的一辈子愿意当被人看不起的奴才吗？”李系从座位上突然站起来，再次提高声调加重语气地问道。“当然不愿意了，可是我们有什么办法，我们这些身体残废的人还能做功臣不成？”随着李系的二次发问后，人群中一个尖亮的声音瞬间响起。所有人的目光全都集中在了这个宦官身上。当众人的眼睛齐刷刷地看着他时，这个宦官本能地意识到，他可能说错了话，所以赶紧将嘴巴捂住，可是众人的眼神已经让他无法在掩盖，片刻之后李系走到了他的面前。李系仔细打量着这个看上去只有十七八岁年纪的小宦官，然后微笑着问他：“如果我今天给你做功臣的机会呢？”“做，做功臣？”小宦官有些不解。“哈哈哈！实话告诉你们，我知道大家都不愿做被人瞧不起的下人，今天发给你们武器和铠甲，就是为了给你们做功臣的机会。”李系在大笑过后，忽然转过身来对着所有人高声说道。此刻这些平常在深宫里没有见过世面的宦官，开始意识到今天李系将他们召来，肯定是有大事情，但李系没揭晓答案前，谁都不敢说破。“太子未来做了皇帝后，可能要将你们其中的很多人放逐出宫！但张皇后和本王不忍心啊！”李系终于说出了他今天最想说的话，在他看来，经过前边的一番铺垫，自己已经成功挑动起了宦官们对太子李豫的憎恨。果然，在李系说完后，大殿内顿时开始人声嘈杂，宦官们在底下开始议论以来。李系并没有做过多的停留，然后继续说道：“本王今天就是要和张皇后一同除掉太子，等本王做了皇帝，你们不再是被人瞧不起的奴才，而是变成了功臣，你们愿意吗？”“愿意！”这时还是那个先前斗胆出声的小宦官率先喊道。“愿意！”“愿意！”“我们愿意做越王的功臣！”宦官们开始接二连三地高声喊道，大殿内顿时人声鼎沸。“嘘！小声点！既然你们都愿意，接下来就要听我的安排！”……李系在长生殿内做出部署，他命令这些宦官在殿内按照指定地点藏好，等到自己将太子李豫带到这里后，自己以击掌为号，然后大家一拥而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死李豫。部署完一切后，李系得意地离开了长生殿，在半路上他仔细回想自己的一切部署，他始终认为自己的计划无懈可击，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前往张皇后那里，让他利用皇帝的名义召太子李豫前往长生殿。事实证明，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而且李系也实在高估了段恒俊精心挑选的那些宦官的素质，李系万万不会想到，他在长生殿为宦官们部署任务的时候，一个没被段恒俊挑选上的宦官程元振，已经将李系聚纳宦官之事报告给了李辅国。坦白地讲，如果段恒俊挑选上了程元振，或许整个事件会是另外一种走向，但古往今来很多事情就是偶然之中存在必然，程元振因为身材矮小没被段恒俊挑选上，虽然他当时不知道李系究竟要干什么，但出于一种报复心理，他还是向李辅国作了汇报。精明的李辅国立即意识到李系可能要有所行动，而且可能是于己不利。当时李辅国还没意识到整个事件背后的指使人会是张皇后，他更没想到对方的目标不仅仅限于自己，而是要逮住李豫这条大鱼，所以在得到程元振的汇报后，他只是下令让程元振继续监视李系等人的动向，然后自己则调动禁军在皇宫内外不断巡视。当时李亨由于病重，所以宫内的各方势力可以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任意行动，张皇后和李系可以挑选宦官，李辅国同样也可以调动禁军，而李豫因为还没有真正地继承大统，所以无法行使皇帝的权力，这就造成了一种权力真空状态，敌对势力的双方就看谁的能力更高、更强。从掌握的资源来看，李辅国胜出一筹，不仅因为皇家禁军在他的掌控之中，更是因为他在第一时间得到了至关重要的情报。不过，一直到张皇后用皇帝李亨的名义召见李豫前往长生殿议事的时候，李辅国才发现事情远没有自己想象得那样简单。“陛下如果召见什么人，我应该是第一时间知道才对，为什么这次会这么突然呢？”这是李辅国知道消息后的第一反应。很长时间以来，李辅国这个李亨最为信任的家奴，一切诏令全都经过他来下发，虽然后来他受到了冷淡，但他在内廷依然眼线众多，皇帝陛下的动向他很快会在第一时间掌握，但这次他事先没得到任何皇帝陛下要召太子进宫的消息，所以李辅国开始疑虑丛生。联系先前程元振带回来的李系等人的动向，李辅国意识到很可能是张皇后和李系已经联手，李豫前往长生殿一定是凶多吉少。虽然这种预测未必准确，但为了李豫的安全，更是为了自己的安全，李辅国决定坚决不能让李豫到达长生殿。于是李辅国紧急调动禁军，由程元振带领在前往长生殿的凌霄门布置人马，专门等待李豫的到来。就在程元振刚刚到达凌霄门后，他便看到太子李豫等一行人马奔着凌霄门而来。坦白地讲，李豫在接到父皇召见的命令后，并没有过多地怀疑，因为李亨病重已经许久，随时都有召他入宫的可能，而张皇后也正是成功利用了这个机会，才有可能骗李豫进宫。如果没有李辅国这只拦路虎，张皇后已经接近于成功。“殿下这是往哪里去？”当李豫一行人靠近凌霄门的时候，程元振立即从禁军中闪出身来问道。在看到这么多禁军士兵挡在这里的时候，李豫的表情显出一丝慌张，他不知道为什么这里会出现如此多的禁军，而且程元振的问话颇为强势，这让李豫有些不知所措。李豫本能地打马向后退了两步，然后开口问道：“为何众多禁军将士在此门外聚众？”“殿下可是要往长生殿？”“是啊！怎么了？”李豫不解地问道。“越王李系擅自在长生殿聚纳宦官，殿下如果前往，恐有不测，还请殿下原路返回为好。”程元振力劝李豫。刹那间，李豫皱紧了眉头，他不相信程元振所说的一切，在他看来，程元振一定在搞什么阴谋诡计。“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一定是父皇病情加重，所以才召我进宫的。”“殿下今天绝对不能从这里过去！”程元振见李豫不相信，他立即跪在李豫面前说道。“就算是有危险，父皇病重，我也必须要去！”言罢，李豫拨转马头准备绕过程元振，直奔长生殿而去。程元振看到李豫丝毫没有回退的意思，他立即站起身来，一把拽住李豫坐骑的缰绳，然后高声喊道：“殿下！江山社稷事大，今日奴才绝不能让殿下入宫！”“你要造反吗……”“来人！护送殿下前往飞龙厩，保护好殿下的安全，平定乱党后，再让太子进宫探视陛下！”“你们……”没等李豫说完，诸多禁军士兵已经前后将李豫团团围住，然后他们强行将李豫以及随从人员拥往飞龙厩。“你们胆敢强行……”终于，李豫的声音渐行渐远，程元振在看到成功稳住了李豫后，便立即带领剩下的禁军士兵向李辅国复命。“太子殿下已经无忧，接下来我们要对乱党痛下杀手！”当李辅国知道程元振顺利完成任务后，他对这些忠于他的人下了必杀令，随即李辅国决定今夜就展开大肆围剿。……程元振在凌霄门阻挡李豫的时候，越王李系正在长生殿等待李豫的到来，在此之前张皇后已经将召李豫进宫的消息通报给了李系，让他做好准备，李豫到来后，万万不可手下留情。但是直到入夜时分，李系也没能等到李豫的到来，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李系不禁疑虑丛生，按说从东宫到长生殿的距离并不远，为什么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太子李豫还是没到。焦急之下的李系准备派人到张皇后那里核实一下消息的准确性，此时他万万想不到，就在此半个时辰之前，李辅国和程元振已经率领禁军将长生殿周围三里的地方团团围住。“冲进去！活捉李系！记住除了他之外，其他人可以一个不留！”李辅国命令禁军士兵。得到命令后，程元振带领大队禁军直冲长生殿，当他们破门而入时，那些藏在隐蔽处的宦官，一下子全都乱作一团，他们万没料到等来的不是李豫，而是杀气腾腾的禁军。随即，杀声四起，鲜血四溅！李系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呆了，而他之所以暂时没有生命危险，只是因为他那身皇族长袍显得格外扎眼，所有人全都知道这个穿着黄色长袍的就是越王李系。转眼间，段恒俊亲手挑选的那些看似有勇力的宦官，已经被禁军砍杀殆尽，几个靠近门口的宦官，试图逃出大殿，也被守在门外的程元振砍倒在地。在整个过程中，李系自始至终都是呆呆地站在那里，仿佛周围的事情和自己无关一样，或许他明白，事情到了这个份儿上，自己纵有万般本领，亦无挽回的余地。所以禁军士兵捆绑他的时候，李系没有丝毫的反抗，他的眼神中透露出疑惑迷离，完全失去了不久前鼓动宦官们的劲头。李辅国的整个行动前后不到半个时辰，除李系之外，还逮捕了段恒俊以及负责内务省事务的李系同党朱光辉和通风报信的诸多宦官。当然，直到现在为止，李辅国的任务仅仅完成了一半，因为他知道真正的幕后推手张皇后此刻还在寝宫之内。“赶快去张皇后那里，不要让她反应过来！”霎时间，李辅国紧皱眉头，他近乎用一种不容反驳的语气再次下达命令，因为他意识到张皇后和李系不同，如果她跑到李亨那里，事情将会难办很多。最后的遗憾事实上当李辅国在长生殿大开杀戒之时，张皇后已经得到了消息。虽然这个女人在风平浪静之时尽显嚣张跋扈，但当危机来袭时，她不禁惊慌失措，此刻她唯一能做的并不是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她没这个能力，更没这个魄力，作为一个女人，她下意识地想到了自己的丈夫。无论是刚强或柔弱的女人，当她身陷险境时，本能地会渴望得到保护，而自己的丈夫则是她最先想到的人，所以张皇后在渡过短暂的惊慌失措之后，她急急忙忙地跑进李亨的寝室。而此时的李亨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大限将至，躺在床上紧闭双目，气若游丝。十天前，太上皇李隆基

。我把杯子放到安全的地方，给她留了张字条：明天见，然后就逃了，心里想着她千万不要在我走之前醒过来。我现在穿着睡袍坐在电暖炉前。我应该好好整理整理这间公寓。我还真的应该洗个头。我在想，莫迪·福勒一定是有一天忽然不想打扫前厅，因为那里垃圾太多，于是这事她就一拖再拖；后来再进屋，她有时心里就想，哎，也没那么糟嘛。而与此同时，后屋和厨房她打扫得纤尘不染。就现在她还每周自己清扫一次烟囱呢。然后清理壁炉，把煤灰、煤渣扫起来——不过做得越来越马虎。她身体不舒服，于是就又懒得打扫了，一次不做，两次不做——然后房间也不怎么打扫了，只偶尔扫扫房屋正中那块地，渐渐地不去看墙角旮旯和床下。最后放弃的是她的厨房。她擦洗屋子，清洗架子，但也慢慢地每次漏掉点什么。虽然逐渐忽略了房子的清扫，她还是坚持个人卫生，站在厨房桌边，用水壶烧热水。她也保持头发干净。她有的时候去公共浴室，她和我说过她喜欢去那里。然后她两次洗头之间的间隔越来越长……然后她不洗衣服了，捡脏衣服里最干净的穿，穿脏了又放回去，直到它们又成了最干净的，再拿出来穿，如此这般，周而复始。终于，她昂首挺胸，毫不惭愧地穿一身厚厚的黑壳，短衬裤不干不净，但也还说得过去。她的脖子不大干净，不过她根本不往心里去，头发也不洗。他们送她进了医院以后，从上到下把她洗了个干净，头发也洗了。她有时会饶有兴味地想，等他们再把我打包弄去医院的时候，我就又可以好好洗一次澡了！但是她，莫迪·福勒，神志是清楚的，十分精明，神志清楚得很，躲在那老巫婆的壳子里，小心戒备。她还在，神志还清楚，周围的一切却已经坍塌，一片狼藉，那太困难、太过分。而我，简娜，正坐在这里，穿着我干净的、熏了香的睡袍，刚沐浴过。我应该再去做次指甲，还琢磨着要给我的公寓大扫除一次，或者雇一个人来做。今天我只在浴缸里待了几分钟。明年这个时候，我的生活将完全不一样。这我知道，不过我不知道我是怎么知道的。下周末我要去看乔姬，如果我敢把莫迪晾一边的话。荒唐。那么，“那个人”在哪儿呢？周五上班的路上，我弯去看她。她好一点了。自己出去买过东西。她看起来不错，相当神清气爽——因此现在我看着她时，看见的不再是那老巫婆。我说我要去看我姐姐乔姬。她听到这名字哈哈大笑。她说：“嗯，我想，哪天我也去看我姐姐。”我听懂这话了，于是说：“到时候我带你去，莫迪。”“简娜和乔姬。”她说，“我和我姐姐，我们是莫迪和波莉。以前我们出门，穿着白色的大衣，戴着小帽，简直是一幅画。”我说：“我想，乔姬和我，我们那会儿也是一幅画，我记得穿过粉红的连衣裙，还戴过贝雷帽。我星期天晚上回来后再来看你。”“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她说。我意识到我想好好甩她一巴掌，不过只是大笑着说：“到时候见。”周日晚火车进站的时候已经很迟了。我没有去看莫迪。现在已是午夜。我已经把周日晚上例行的事做完了，检查过我下周要穿的衣服是否妥当，头发，妆容，指甲。唉，这周末过得真糟。我到的时候家里只有乔姬一人，汤姆和孩子们去别的地方了。我很满意，我可受不了她那几个屁小孩。汤姆倒挺好，但是夫妇总归是夫妇。我想和乔姬聊聊。我的想法是：现在我已经长大了，也许她从此不再会把我当孩子了？好几年来，我真去成了她那儿的时候，总是把自己弄得和公主巡访似的。可爱的老乔姬和可爱的老汤姆。她从来不对她的衣着打扮和诸如此类的事情太上心。我以前总是穿上我最堪称奇装异服的衣饰，带些我们的杂志去，喜欢和她说我是怎么过日子的。她听着，不作评价，她一向如此。聪明的简娜小妹妹。不对，是简。她不会叫我简娜，以前叫我简，将来也叫我简，一直这样叫到最后。我和她说过多少次了，乔姬，没人叫我简，谁也不，我想做简娜。我记不得改口，她说。也有道理，这事就不了了之了。她觉得简娜是个时髦的名儿，配一个时髦的工作。那些周末，当我真的去看她时，我坐在那儿，一直在想她怎么这样顽固不化，当然了，她心里也在这么琢磨我。倒也不是她鄙视我，尽管她的确是觉得我做的事无足轻重。她只是没法想象哪个精神正常的人会做这样的事。以我目前的心态，我那天走进她的房子时对一切都很敏感——对比明显啊。这是因为莫迪·福勒的缘故。乔姬的房子和我父母一辈子住的房子完全一样。我管它叫乡村化城郊屋，舒服、传统、保守，从墙上的风景画到床头柜上的书都是一个风格。我现在的公寓，以及弗雷迪和我住的那套公寓，都是现代国际化的。难得乔姬在我那儿过一夜，她特意告诉我她很喜欢我的东西。它们真的有趣，她说。乔姬给我们上了冷餐，而且看上去好像不知道之后应该干什么。我们坐在她的起居室里，窗帘放下来，外面下了小雪。要按我的喜好来说，雪不够大，不过在她看来则是够大的了。她说这样就够她忙一阵的了。乔姬，她的活儿很多，打理房子、烧饭、照顾丈夫、照看四个孩子，这儿的主席，那儿的赞助人，本地读书俱乐部的秘书，做慈善工作。我坐在壁炉的一头，她坐在另一头。我试图和她聊聊妈妈的事。我需要了解她。我从来没和她谈过心，稍稍和爸爸聊过几次。但是乔姬已经把我归了类，划进了不负责任、不顾家的那一类。就这样了。我不断挑起话头，甚至有一次开口问，不知道妈妈会怎么看？最后，我谈起了我去慕尼黑出的那趟差。她喜欢这个话题。你那些光鲜绚丽的活动，她用了这么个形容词。她想知道酒店如何，我的朋友是怎样的，时装表演是怎么组织安排的，这个是怎么弄的，那个是怎么搞的。在这些问题里，我看到了我。关于风格和时尚她一个字都没问，全是它是怎么运作的。所以说到底我们还是很相像的嘛。突然，那时我已经躺在床上了，我想起一件事，坐了起来，开了灯。那件事是这样的。外婆去世前一直病着，病了两年还是三年的，记不得到底多久了（这一点本身就很说明问题）。那时她一直和妈妈待在家里，妈妈照顾她。那个时候正值杂志的第一次复兴，我工作忙得不可开交，认定外婆的病与我无关。不用我管！我记得当初听她们说过这事，但当时就把它扔到脑后了。但是妈妈把她接到家里，爸爸那会儿身体也不好。外婆有糖尿病，心脏病，视力在白内障手术后每况愈下，还有肾方面的毛病。这些情况我以前都知道，是妈妈写来的那些短信“转达”的。那些信我没留下，而且我记得当时我压根不想读它们。现在我知道照顾高龄老人和无助的人要花多大的劲。我一两个小时就筋疲力尽了，只想逃出去，跑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但是妈妈跑到哪里去了呢？谁帮了她呢？不是我！我没有去过她身边，一次都没有。周日早上，乔姬和我，两个人单独吃早餐。窗外下着些小雪。很漂亮。树木和灌木丛上盖满了雪，小鸟在吃乔姬挂在树枝上的鸟食。她说汤姆和孩子们要回来了，他们那边的天气太糟糕。我知道他们一回来，就没什么机会了，于是急切地问：“乔姬，外婆快不行了那会儿你经常回家吗？”她很惊讶地看了我一眼。她说：“不经常，我没怎么回家。那期间我怀了两次孕，凯特也还太小。”她现在有些不耐烦地看着我。“我想知道那时候的事儿。”我说，“我最近一直在想，我那时候什么忙都没帮。”她终于说道：“是的，你是什么忙都没帮。”多一个字都不肯再说。我不得不领悟到，她和汤姆对我、对我所作所为的看法已经确立，不会改变，简就是这样一个人；很有可能那也是妈妈的看法，还有爸爸的。我说：“我最近才意识到，外婆病重去世前那段时间，我一点儿忙都没帮。”“是的，你没帮忙。”她说。还是那种拒人千里之外的态度。“哎，”我说，“最近我和一个老人稍微扯上点关系，现在我知道那时候妈妈不得不面对的是什么了。”“迟知道比永远不知道要好吧。”乔姬姐姐说。这比我想象的还要糟。我的意思是，我在她心中的形象太糟，弄得我脸上火辣辣的，因为——不是，唉，不是因为羞愧，而是尴尬。真不想被人看得那么糟糕，我问她：“你能和我说说那时的事吗？”“哎呀，你到底想知道什么？”她气急败坏。这就好像她刚才拿锤子时砸到了拇指，而恰好一个小孩问她，疼不疼呀？“喏，乔姬，”我说，“好吧，我最近明白过来……我那会儿应该能够多出点力的。行了吗？你要我下跪求饶吗？迟知道的确是比永远都不知道好。我想多知道一点妈妈的事。”“她去世前可是在你那公寓里住了两年的啊。”乔姬说，口气中显得困惑不解、十分诧异。“是，我知道。但正是自那时起我才……”乔姬说：“听着，简。我很抱歉，但是……在那一切结束之后，你突然这样跑过来，说，我想好好聊一下妈妈的事。简，这根本就不成。”她说。她真是气极了，话都说不流畅了。而我，我很惊讶。我意识到这里头有积聚了多年的怒气，对小妹简的责怪。我做了最后的努力。“乔姬，”我说，“对不起。当初没有帮妈妈照顾外婆，真的对不起，不过我真的很想谈一谈当初那些事。”“我猜过几天到某个周末，我会接到你的电话，你那会儿百无聊赖，要跑到我这儿来，你身体不错，心情很好，无牵无挂，头发丝都不乱一根，然后你对我说，哦，乔姬，我很好奇，那会儿是怎么回事呢，把妈妈接到家里，一住十年，还带着四个孩子，没个帮手，她日渐衰弱……”正在这时电话铃响了，她去接电话。我坐在那里，茫然无措。就是这个词。对于妈妈一直住乔姬这儿这件事，我并不是从未感到过惭愧，但毕竟那时我是在工作，而我们，我和弗雷迪，也的确只有一套小公寓，而且……而且……而且。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周末乔姬会拒绝和我谈这些事，也许她根本就不会想谈。她当时生过我的气，现在还在生气，她一直心怀怨恨。她接完电话回来，说：“我要去火车站接汤姆和孩子们。”她对我说：“对不起，简。但是如果你终于开始产生一点责任心了，也许你应该想到，人很难接受你就这样跑来，轻描淡写地问一两个问题：谈谈外婆垂危好吗？那是怎么回事？让人痛苦吗？那一切太可怕了，简。你懂不懂？那简直恐怖。我能过去时都会过去，挺个大肚子，再不就是带着宝宝，看到妈妈忙得团团转。到最后外婆起不来了。那有几个月时间。你能想象吗？不能吧，我打赌你没法想象。成天的看医生。进出医院。所有的事都是妈妈在做。爸爸帮不了多少忙，他自己也是个病人……不管怎样吧，我得去火车站了。”于是她就走了。我差点就追上去，让她把我捎去搭火车回家，但还是留了下来。汤姆和孩子们一回来就把家里搞得乒乓乱响，自然先是打开唱片机，再开录音机，喧闹声震得房子在抖。汤姆走进房来，说了一句，你好！——然后转身又走了。我在厨房里，孩子们跌跌撞撞地闯进来，吉莉，鲍勃，贾斯珀，凯特。转着圈儿打招呼，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觉得乔姬的孩子都糟透了，都是被宠坏了的小混账，我这个观点已经根深蒂固了，不过也许他们长大以后会变好的。我则是从伦敦、从上流社会来的小姨，光彩照人。圣诞节的时候给他们寄钱作礼物。我们见面的时候，我告诉他们我觉得他们糟透了，一无是处。他们告诉我这是因为我不理解他们。这互相中伤是个开心的游戏。但是我的确觉得他们很糟糕。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们的父母允许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我没听见乔姬或者汤姆说过：不，那不行。从来没有过。整栋房子里塞满了他们的东西，衣服，玩具，设备，多半从来没有用过，或者只用过一两次。我不断想起在战争年代长大、一无所有的经历。我最近还在想，第三世界国家也一无所有。当然，乔姬会说，现在时兴想这些，但是，就像她会说的，迟想到总比永远不想好。不管怎么说吧，我坐在厨房里，听着孩子们满屋子的喧嚣。乔姬回来了，我看得出来，如果我想聊的话，她准备开口了，但不知怎么回事我突然开口说：“乔姬，你说起我来倒是想都不用想，但是你看看你那些孩子。”“是的，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她说时，把背对着我。我立即明白，这是她的痛处。“告诉我，”我对她说，“他们什么时候肯做一件自己不想做的事？你和汤姆有没有试着告诉他们，这个世界不是个仙界冰激凌店，永远都有奶昔和奶油，只要按个按钮就能出来？”“你也许是对的。我没说你不对。”她说，想要幽默一把，“现在我要准备午饭了。如果你想要帮忙，就待着。不的话，就去和汤姆聊吧。”我听了她的话，去找汤姆，但是他正忙什么呢，不想和我聊。我觉得房里实在吵得难以忍受，于是套上我的大靴子，雪中散步去了，午餐时间才回来。和往常一样，场面是四个孩子的，父母两个只是配角，父母要是胆敢引起个话题，他们会插进去打断，或者隔着他们自顾自相互聊天，根本就是把乔姬和汤姆当作有用的仆役，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如今家庭怎么都变成这个样子？在起居室里，下午，还是这个样子。吉莉，十七岁，喋喋不休地抱怨着，她原本想去一个朋友家，但是出于什么原因没能去成，于是闹脾气，惩罚全家。鲍勃，十六岁，模样不错，就是太胖了，旁若无人地练他的吉他。贾斯珀，十五岁，鬼哭狼嚎，对他爸纠缠不休，要他陪着去什么本地足球赛。凯特，十三岁，双颊通红，披头散发，穿着乔姬的衣服，从这屋走到那屋，搔首弄姿，某种强制性神经病发作，就是那种十几岁姑娘常发的毛病。这样子是做给我看的，因为她想来伦敦“做模特儿”。可怜的姑娘！汤姆坐在一个角落，想要读书，但一边还得回答孩子们的话，声音听起来心不在焉、烦躁不堪，而乔姬则在伺候所有的人，心平气和，耐心耐烦，偶尔扯起嗓子说话，好让别人听得见。嗯，好的，凯蒂。好的，吉莉，我明天弄。是的，贾斯珀，那在客房的床底下。诸如此类。我最终开口：“好啦，这个坏小姨要走了。别，不用费事，我自己去车站。”我转过身，把这快乐的现代家庭生活场景撇在身后，走出大门，好一阵轻松。乔姬送我出来。“唉，”我说，“别说啦，我是不懂小孩，我又自私又幼稚，也没有资格多嘴，但是我能说的就是……”“而且你大概没错。”她说，还是和孩子们说话时的腔调，心平气和、忘我克己。地上的雪已是泥浆一般，我踩着泥雪去火车站，在那儿稍微等了一会儿。我喜欢火车站，喜欢不为人知，喜欢独处人群之中的那份自由。我喜欢独自一人。就这样。现在我就是一个人。我应该去看莫迪。我应该，赶紧地，把这一切想清楚。但是我知道的是这一点。人们去世以后，我们最后悔的，就是从前没和他们聊够。我没有和外婆聊过天，我不了解她。我基本记不得外公。还有妈妈。我知道她认为我自私、愚蠢。（我也是这么看乔姬家那些小混账的。）除此之外，我不知道她对周围一切的看法。她怎么看汤姆？怎么看乔姬？外孙、外孙女们？照顾外婆，还有她自己的丈夫，一连忙了——我想恐怕是四年，这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她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我不知道。我现在也永远没法知道了。当然了，还有弗雷迪：有的时候我睁着眼躺在床上，我所渴望的，不是他来和我做爱，尽管我也极想要那个，但我渴望的是和他谈一谈。为什么他在的时候我不和他谈呢？我那时不想，这就是答案。我那时不想知道。周一晚今早我醒来时一阵心慌，心脏怦怦直跳，眼睛刺痛，口干舌燥。我对自己说，做了个噩梦，仅此而已；但是那可怕的感觉却一直萦绕在心头。上班的路上，我意识到我这样是因为乔伊丝很可能要去美国。除了会想念她外，工作上的事都要有所变动。他们应该会提拔我

无止境的关爱。虽然马丁的母亲朱迪思总是尽可能在他父亲看不到的时候发挥母爱，但朱迪思是个软弱、教育程度不高的女人，对丈夫言听计从，所以她很难成功安抚马丁的感受。马丁小时候顽皮又固执，喜欢吵闹，隔三差五就得下最后通牒才管得住他。进了高中，这些特质使他变成撒谎不眨眼（也没有罪恶感），油腔滑调，胡说八道的人。他曾试图诱哄不少女孩跟他约会。然而，若他要求上床却被对方拒绝，他会暴怒相向、虐待对方，然后甩掉她。卡伦的姑姑告诉她，若马丁的约会对象想分手，他会用力抓扯对方的手臂直到淤青，但事后又是道歉又是保证（当然是信口开河），恳求她再给他一次机会，试图和好。他会设法装出很在乎、很伤心的模样，直到下一次沮丧来临，如此周而复始、恶性循环。朝鲜战争期间，马丁受召入伍，被派往匈牙利。有一天，他在街上看见卡特里娜和她的姊妹。当时她16岁。虽然她不会说英语，而他也不会说匈牙利话，他仍找机会约她，希望得到她家人的认同。他请求卡特里娜的父亲把她嫁给他，一等他退伍便立刻接她到美国。卡特里娜初抵芝加哥时是个未经人事的17岁少女，不懂英语。直到她能嫁给马丁之前，她一直与老马丁、朱迪思同住。老马丁意欲染指卡特里娜，多次强迫她屈从。马丁父子经常为此爆发严重争吵。老马丁扬言，要是他们不如他的意，他就要把两人赶到街上去。卡伦不知她祖父最后是否成功得手。卡伦的母亲告诉她，有天晚上，家人差她上楼叫马丁吃饭。马丁把她摔在床上，强暴她。她哭着说想回匈牙利，但马丁不让她走。他哀求她原谅，送她礼物，如此循环往复。卡伦说，她祖父曾教父亲如何指使、控制妻子，而马丁照单全收，言听计从——强暴、殴打，样样都来。卡特里娜和马丁结婚后，马丁持续强占她的身体，因此卡特里娜没多久就怀了卡伦。祖母曾告诉卡伦，马丁在卡特里娜怀孕期间仍继续强暴她，甚至她才刚生下孩子，从医院返家，马丁也不放过她。因此10个月之后，卡伦的弟弟（跟着父亲叫马丁）也出世了。童年期间，卡伦和两个弟弟不时听见父亲凌辱母亲。马丁总是不顾自己的身份，跟各式各样的女人打情骂俏，搞了一堆婚外情。他曾因性骚扰遭公司开除。在他眼里，女人全是发泄性欲的对象。※※※※卡伦拿了一盒录有她父母对话的录音带给我。这是她母亲在等候审判期间偷偷录的，我很好奇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卡特里娜在可听见两人对话的地方架好录音设备，录下这盒带子。我和卡伦推测，她这么做是为了证明自己与丈夫猥亵孙女无关——甚至想把卡伦受虐的事也推得一干二净。卡伦听过一部分，但已令她恶心想吐。她说，她一辈子都在听这种话。她再也不想听见半个字了。当天晚上，我结束工作，准备回家前，我放了录音带来听。录音一开始即是进行中的对话：父：过来躺着。母：不要。我不要躺下来。父：就躺几分钟嘛，好不好？我又没叫你干我，而且干我也没错啊。但我也没叫你干我啊。母：闭嘴！不要跟我讲这么下流的话。我一辈子都在听你说下流话。父：你也许是累了，可是你有哪次不依？怎么这会儿叫你这样突然变成了天大的罪恶……母：噢！闭嘴啦！父：你还亲它咧。母：没有！我哪有每次都做！你这下流胚……父：这么做又没有错！母：问题在你说话的方式！太粗俗了！父：可是，你他妈的老公我——快、死、了，而且我要去坐牢了！母：如果你要死，也该是时候了！我刚好可以找回我自己！父：你应该说，“我老公要死了，所以我绝不能丢下他的那个不管。”而且你该好好疼它，因为我就快死了。你难道不能多关心我一点吗？母：不能！因为我要走了！父：好吧，可是你又不是现在马上要走。你可以躺在我旁边，陪我说话呀。我不想对着你的背说话。不要这么冷嘛！而且，假如我叫你干我，舔我亲我那个，哟，这也没什么不对啊。好嘛，来亲亲它嘛，几分钟就好……难道你连几秒都不愿意？为什么？它长得又不丑。母：你想说的就是这些？父：哎，不是啦，可是小娜……母：怎么会有人受得了！父：（语气温柔）你说话好过分哦。母：（大吼）你才过分！父：小娜，嘘，你可以好好跟我说吗？母：好好说话？你还虐待我呀！父：哪有！不不不，老天，你胡说八道！你他妈的胡说八道！母：我他妈的胡说八道？父：你不要脸，他妈的胡说八道。你讲话很不客气，你不尊重我，就因为我没钱，因为我是穷光蛋！母：（大吼）因为我再也受不了你了！你满嘴……父：才不是，不是这样。母：满脑子……父：小娜……母：……就只有性！父：你他妈的搞你自己吧！你去啊，继续当个蠢婊子啊！不过小娜，你会很痛苦。伤害我，你也不会好过，因为我们是彼此的一部分。你尽管去啊，好好玩啊，反正你连碰都不碰我，我甚至不期待你还会干我什么的。母：噢，你这条下三烂的狗！父：我到底哪里肮脏、哪里有问题了！我在跟我太太说话！我又不是跟陌生人说话！快过来，过来陪我。听马丁如何诱哄卡特里娜尽“他认为理所当然的”妻子义务，若她拒绝就骂她蠢婊子，我感觉既恶心却又强烈地被他们的对话吸引。马丁威胁利诱，卡特里娜脾气暴躁；她越是抗拒，他纠缠得越紧。父：（再次轻声细语）想做爱并不肮脏嘛，没关系啦。做一下又没关系。让我碰碰你的腿中间……你没反应，小娜，你怎么都没反应啊。别这样嘛！当个好老婆，让我碰碰你、亲亲你的身体嘛……你为什么要把事情搞得这么丑陋、这么肮脏、这么下流……来嘛！把衣服脱掉，舒服一点。穿这么多衣服哪会舒服呀……不要因为我要你碰我就觉得自己很贱。不要因为我要你跟我做爱就觉得自己很廉价。不要这样想。你要打从心里为自己做。母：我根本不想跟你做！从头到尾都是你自己一厢情愿！这两个人的对话令我惊骇莫名地僵坐在椅子上——如此锲而不舍专注于性需求的父亲和假装愤怒的（我认为她是装的）母亲。她知道正在录音，丈夫被判刑后，她亡羊补牢地想证明丈夫的性沉迷，以及自己是受害者。这些不堪入耳的对话，卡伦不仅听了一辈子，她同时也是受这些言语骚扰的对象。第一部苟且偷生第7章坚定承诺2月底见面时，卡伦的态度比往常更勉强，更被动。我等她开口，但她局促不安地在椅子上扭动，最后好不容易才说，“我有几个问题……有几件事……想问你。”“什么事？”我问。卡伦把手伸进皮包，拿出一张纸。“我把它写下来了，”她边说边把纸条递给我。我看着它，大声念出来：1.你的生日是几月几号？2.你的父母亲是什么样子？3.你有兄弟姊妹吗？4.你是哪里人？5.你被虐待过吗？6.你有心理治疗的经验吗？7.你有过自杀的念头吗？8.你有疾病方面的问题吗？9.你为何选择当精神科医生？10.学校教你们不能跟病人有感情牵扯，是真的吗？11.被爱是什么感觉？12.你能接受安乐死吗？这些问题很有趣。我能了解卡伦为何想知道这些：每一位病人都会对医生的私生活感到好奇。我的双亲跟卡伦的父母差不多岁数，他们于40年代晚期结婚，1950年生下我姊姊，我在1952年报到，我弟弟则生于1957年。我父亲的屋顶工程公司破产后，他在橱柜公司担任推销员，经常出差。由于他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身边也不乏女伴，因此我父母在我8岁那年离婚了。接下来3年，我母亲非常辛苦，抚养3个小孩的压力远超过她的能力范围（我父亲每周需支付50美金的赡养费，但支票总是很晚才寄到，并且经常是空头支票，总被拒付退回）。我15岁（念6年级）时，我母亲白天在一家小型工厂当秘书，晚上在大型百货公司的外套部门工作。在我家，断电是家常便饭，我还记得自己常翻遍她的皮包和大衣口袋找零钱，看看能不能凑到足够的数儿买面包，做三明治带去上学。离婚后的3年间，我母亲渐渐有高血压、胃溃疡、甲状腺功能异常等问题，全都是压力造成的。我小时候很活泼，精力旺盛，参加考试进了专收有天资的儿童的课后辅导班；班上有12个像我一样的孩子，来自同学区但不同学校。对比于白天冗长乏味的课程，下午的课后辅导有如快乐的缓刑时光。辅导班的特殊课程多是独立作业，我们各自寻找有兴趣的题目，然后在上课时提出报告。我的表现令母亲十分骄傲——除了我以外，她的人生几乎毫无成就可言；也因为如此，我全心全意忠于我的母亲。升上7年级的夏天，母亲再婚。尽管我们3个小孩与继父的关系并不亲密，但我们搬家，生活逐渐步上轨道，家里的经济危机也解除了。三四年之后，母亲的第二次婚姻开始出问题，但我的课业表现依旧十分亮眼，也一直让母亲感到骄傲。自中学、高中、大学甚至医学院期间，我在没有父亲陪伴的情况下想象出了我心目中的男人形象，也成为自己日后仿效的对象。我离家上大学时，我的弟弟正在高中学习的压力下挣扎。他对我父亲几乎一无所知。虽然我们每年会去宾夕法尼亚州探望父亲一两次，但他渴望更稳固的父子关系——我也曾尝试着付出，但父亲终究是无可替代的。升大二那年，他搬去与父亲同住，适应得很好，也很快乐。但某天晚上，考上驾照才6个月的他开车撞上电线杆，当场死亡。我母亲不曾从这场悲剧中恢复过来，因为她一开始就反对我弟弟搬去跟父亲住。之后几年，我甜美、可爱却脆弱的母亲逐渐沉迷于杯中物，一整队的看护也救不了她。当然，我什么都没告诉卡伦。若病人在治疗过程中提出这些疑问，我多半会技巧性地转移话题。重要的是，这些问题显示卡伦已将注意力转向我，并且非常投入治疗，但也象征她试图主导我们的关系，将其转变为能让她直接获得满足、类似友谊的关系。然而，直接满足病人需要基本上都会破坏治疗效果。诚如真实的人际相处，若你满足她，她会停止沟通与探索，转而将注意力放在获得满足上。精神科医生处理这种状况的技巧是：满足病人“问”的动机，同时避免泄露过多个人信息。“卡伦，我很高兴你问我这些问题，”我开口，“不过，在回答之前，我想先稍微聊聊你提问的理由。这些问题你已思考了好一阵子吗？”“嗯，有一段时间了，”卡伦说。看得出来，她对自己莽撞提问的举动有些不好意思。她看看我，但我回望她，静静等待。“我一直在想这些事，”她继续说，“我想知道你离开办公室之后的生活。我想知道你家的状况，你为什么当医生……”她的声音越来越小。“假如这些问题已经在你心里思考好一阵子了，你为什么觉得‘现在’问很重要？”守株待兔的时候到了：无论卡伦回答什么——即使看似不相关——都是我要的答案。此刻我最重要的任务是闭嘴。若病人沉默不语，医生最糟糕的反应就是提供选项或换问题，协助病人脱困。至于刚刚那个问题何以如此重要？理由是我认为卡伦心里真正的答案应该是：因为我开始非常认真想投入治疗，我必须确定你是最适合陪伴我经历这场恐怖之旅的人选。我相当好奇卡伦会如何发掘自己的答案。“我刚好想到，”她试探性地问，“万一这要花很多时间呢？”她望着我，寻求保证。“你是指，我会不会一直陪着你？”我问。“对，你会……即使……”她的声音越来越小。“即使……？”“唔，我不知道，即使……”她很挣扎，但我不能介入，拉她一把。“即使你不喜欢我说的话，”她终于说出来了。“你怕你说的话可能会伤害我，导致我拋下你不管？”“对，”她轻轻地说。这声“对”显示她可能想告诉我某个可怕的秘密。有了这句坦白，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帮她一点忙。“你在这儿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们的工作就是谈话。在这里，我们不做事，只说话。我们讨论。讨论很安全，所以不管你说什么都不会伤到我；但行动就可能造成伤害。你可以跟我聊‘想死’的念头，没关系。但是万一你做任何跟‘想死’有关的事，那就不好了。”卡伦听进我的话，缓缓点头。“你的问题很有趣，”我说，仔细浏览一遍。“有些问题很普通，像是生日、兄弟姊妹一类的，但这个——‘我被虐待过吗？’我猜，你可能好奇我是否有过类似经验，所以我才能倾听、了解你告诉我的发生在你身上的遭遇。”我想，这些提问可能跟卡伦的恐惧有关。她担心她说的话会逼走我。“无论你渴望告诉我什么，告诉我你曾经如何受到伤害，”我继续说，“我都有兴趣，也愿意听你说。”卡伦看着我，再次缓缓点头。我继续下一个问题，“‘我有心理治疗的经验吗？’有。我曾连续9年接受精神分析治疗。我的医生是个很棒的人，教我许多东西，他在我受训的精神分析研究所担任教授。”卡伦双眼大睁。我之所以告诉她这项信息，原因有二：第一，让她了解“接受治疗”也是我受训的项目之一；第二，让她明白我很习惯长期、密集的治疗——她或许凭直觉知道自己有此需要。“咱们再往下看吧，”我说，“‘我有疾病方面的问题吗？’没有，就我所知没有。”这是另一个和“我是否会拋下她不管”有关的问题，她的意思其实是“我会活得够久吗？”我再度低头研究那张纸条。“‘为何选择当精神科医生？’因为精神病学是我在成为医生的过程中觉得最有趣的一门科目。能够了解另一个人的情绪，进而帮助他，没有任何事比这个更令我感兴趣了。”这是真的，是我的肺腑之言。但我这么说也是在暗示卡伦，让她知道我何以如此专注治疗她的心理问题。“‘学校教我们不能跟病人有感情牵扯，是真的吗？’”我看看卡伦，我知道这个问题对她非常重要。对她而言，知道我是否有兴趣了解她还不够，她想知道我能不能关心她。我该怎么回答？“不是，‘不能跟病人有感情牵扯’并不是真的，”我说，“不产生感情是不可能的。”卡伦稍微放松了些。“但我所受的训练教导我必须尝试了解这些感情，避免它们过度妨碍、干扰我为病人所做的最好的选择。”我看看剩下的问题，“其他这几个问题也很重要，但我想我们必须了解一件最重要的事：这些问题象征你已经越来越投入我们一起进行的工作，关系也越来越深。你投注的精力、感情越多，你越需要知道我会一直陪着你，想要帮助你。”卡伦眼看别处，咬住下唇。“我还有一个问题，”她说。“嗯？”她戏剧性地停顿几秒。“我到底有什么问题？”她注视我好一会儿，然后靠回椅背。她被观察够了，我想，现在她要好整以暇等待我的响应。我考虑了一秒钟，衡量该如何回答她。我不想吓着她。“在我看来，你显然深受沮丧困扰，”我开始铺陈，“导火线应该是你生莎拉时的疼痛，但主因还是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在伤害你、让你感到痛苦的亲属关系。”这部分还算容易，毕竟我们几乎天天公开讨论、诊断抑郁症。“另外，你也受‘人格障碍’所苦，”我继续解释，“也就是说，你的整体人格结构受到损害——比方说，承受压力时就会遗失时间。这可能肇因于早期和父母的痛苦关系，若再向前延伸，或许也和你祖父有关。”这样解释很模糊，我自己也知道，但我决定用“这就是我目前所知”的口吻告诉她。究竟受到哪种伤害，我略去不谈，因为我并不全然清楚她到底受到何种伤害，至少我不能完全确定。不过，她似乎接受了我的说法。为何我不直截了当告诉卡伦她罹患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呢？因为我是胆小鬼。我不知道她会有什么反应，但我害怕她的反应会很糟：也许这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逼她走上绝路。我很确信，等她自己准备好，她会敏感地察觉到事实真相。下次会面时，最值得注意的是卡伦特地把头发扎起来了——3年多来，这还是我头一次见她如此打扮；这也许是件小事，意义却很重大。她变活泼了，还说她在她家附近的药店担任夜间收银员。她希望多少争取一

这一项。这种问题只要清朝援引几条国际法就可以令英国人哑口无言，偏偏清朝闭关锁国又狂妄自大，举国上下竟无人懂法，而这种愚昧无知正是英国人要利用的。法国人一看，英国人要修我也要修，于是也要修改中法《黄埔条约》。英、法的要求让咸丰觉得自尊很受伤，所以他送给英、法两个字：不行！知识给人以力量，愚昧也给人以力量。咸丰之所以会这么拽，就是因为愚昧给了他和他的大臣们以力量。宅在紫禁城里的他们还以为大清国世界第一，根本不知道科技这个玩意儿已经改变了整个世界，以为英国最多只是在大清屁股后面多追了几步而已。至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那只是一次巧合，胜败乃兵家常事也。咸丰的态度让英国人和法国人气急败坏，太平天国这种农民起义你们都没有摆平，居然还不肯给我们一个痛快话，那我们就只有自己动手了！谈崩之后，英、法两国很快做好了开战的心理准备。但他们还缺少两样东西。一是士兵，英法联军此刻正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猛揍俄国人，抽不开身。二是开战的借口。很快，士兵和借口都有了。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结束，英法联军大败俄国人。同年，大清帝国也发生了两件事情——与英国人有关的“亚罗号事件”、与法国人有关的“西林教案”（天主教传教士马神父在广西被杀）。至于事件真相如何，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两件事给英法找到了师出有名的直接借口。本来英法还想拉上美国一起出兵的，可美国人说自己国内经济低迷，政局不稳，南北内战山雨欲来，出兵一事实是有心无力。不过他们可以给予口头支持，从外交上威胁大清国，还让英法记得打赢之后别忘了叫上他们一起修约。美国人的话也不全是托词，由生产过剩引起的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马上就要在美国爆发，更要命的是，一场以“解放奴隶”为主题的南北战争也在酝酿之中。好在破而后立，美国于南北内战结束后就此踏上快速发展之路。当然了，这是后话。虽说美国人不够意思，但箭在弦上的英、法两国是不可能放弃出兵的。1856年年底，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窝囊废”咸丰战争的进程与第一次鸦片战争如出一辙，清政府因愚蠢自大而被列强欺上门来——被揍——签不平等条约——皇帝好面子不肯执行——再被揍——签更加不平等的条约。战争开打后，清朝虽有死节之臣，也有忠勇之兵，可打死一名联军士兵平均下来要牺牲五百名清军，这仗还怎么打。联军从广州出发，势如破竹，一路北上，于1858年仲夏，轻松秒杀清军火力最强的天津大沽炮台，兵锋直指北京。按照正常规律，在敌人即将打进北京的时候，清朝皇帝都会认怂签约。咸丰也不例外，咸丰跟列强签的是《天津条约》。条约签订后，咸丰却后悔了。他不是因为巨额的赔款和失去的一系列主权后悔，而是另有原因。根据《天津条约》，接下来外国大使要进京换约（修约）及建立使馆。但英法为避免当年的“跪拜礼”问题重现，特在《天津条约》中注明：外使可行西礼。也就是说，洋人见咸丰不会三跪九叩。这让当自己是“天下共主”的咸丰相当不爽。怎么咸丰还纠结于天朝上国的那一套虚妄礼节？他爸爸道光不就因为此事挨过揍吗，他怎么如此不长记性？一来清朝皇帝向来如此自大，二来咸丰也有点被惯坏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的十年里，几个小属国依旧来北京朝贡，像朝鲜几乎年年来，越南和泰国隔三岔五来一次。这些小国对大清帝国的敬畏感给了咸丰信心，所以咸丰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自己“万国来朝的皇者尊严”受损。于是咸丰派人告诉联军：换约没问题，但你们必须得按藩属国朝贡的仪式入京！战败者哪有发言权，联军想都没想，就拒绝了咸丰的无理要求：我们不会接受任何贬低使节身份的接见仪式，为保证这一点，我们要派军队随行保护。咸丰心想，既然好说不行，那就来阴的吧。遂指示前线将领僧格林沁：洋人不是想带兵进京吗，你给我趁机教训一下他们。记得悄悄击之，只说是乡勇，不是官兵。英法联军根本不在乎咸丰的小动作，他们压根就没把清军放在眼里，因为他们当蒙古郡王僧格林沁调教出来的蒙古骑兵还是之前遭遇的腐败军。但这一次，他们可是大错特错，僧格林沁此人还是有几分真本事的，他是清军那边唯一拿得出手的将领。僧格林沁牢记咸丰的最高指示，很好地利用了英法联军的轻敌之心、地利和人数优势，真在天津大沽口一带把英国人和法国人给揍了一顿。英法联军因此退出天津待援。据比较靠谱的史料记载，此战清军毙敌近百，是两次鸦片战争中清军所打的唯一一场胜仗。胜利的消息传回帝都，北京顿成一片欢乐的海洋。咸丰也趁此机会宣布《天津条约》作废。英法大败，丢了这么大的人，哪能甘心。况且由美国引发的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此刻也绵延到了英国和法国，两国国内经济形势持续走低，就冲打赢清军之后的战争赔款和商业利益可以找补国内不景气的经济，英法也得增兵再战。所以还没等咸丰重新摆起天朝上国的谱，英法联军就已卷土重来。英法联军这一次没给僧格林沁机会，一路打到北京远郊通州附近。帝都面临陷落危机，发现事态不妙的咸丰再一次展现了他的“机敏”。他决定收回说过的话：别打了！我们投降，《天津条约》有效。但英法怎会如此便宜地放过咸丰：停战可以，但《天津条约》不够赔付我们的损失，一切条件都要重新谈！英法一强硬，咸丰就彻底没了脾气。接下来，双方派出代表在通州谈判。可谈来谈去，双方在进京的礼节问题上还是没有谈妥。洋人坚持要带兵进京，至于下跪行礼的事情让咸丰想都别想！得知谈判结果不理想的咸丰，当即被气得七窍冒烟，愤怒之下的他又想到一个“妙计”：绑架。僧格林沁，你把对方的谈判使团给我抓起来，咱们以这些人质为砝码，好与英法谈判。僧格林沁是个擅长贯彻领导意图的好下属，执行力非常强，当即出兵虏获以巴夏礼为首的英法使团一行三十九人，全给投进了大狱，有没有上老虎凳和灌辣椒水不好说，反正后来活着回国的人不多。袭击使团，国际法之大忌！英法联军立刻展开报复，咸丰以人质要挟英法的计划彻底破产。1860年9月，英法联军在通州八里桥击溃僧格林沁率领的蒙古骑兵，直逼紫禁城下！都能感觉到屁股下的龙椅被炮火震得颤动的咸丰，再也顾不上“天下共主”的尊严，再也顾不上欣赏圆明园里的精彩娱乐节目，下定决心跑路，毕竟再不跑就该没机会了。跑路之前，咸丰匆匆叫来弟弟恭亲王奕訢：我要北上热河打猎（北狩），国事就暂且托付给你了！把难题抛给奕訢的咸丰，便专心思考“北狩”时应该带哪几位爱妃同行、该把哪些重要东西一起带走之类的“高深”问题去也。咸丰的目的地热河，是如今河北省、辽宁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的交界地带，其省会是今天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地方——承德，一个夏天避暑的好地方。9月底，在国家处于危急存亡的关头，咸丰带着爱人懿贵妃和皇帝的印玺，借口打猎，一路惶惶逃到热河。一个月后，英法联军攻下北京城。在北京，联军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圆明园里的宝贝几乎被洗劫一空。至于不小心“洗”剩下的那一小部分宝贝，只好便宜了闻讯而至的当地大清子民。国都失陷，度假村圆明园被烧，终于迫使咸丰放下了那点可怜的坚持，接受现实，低头认输。咸丰派人通知奕訢：告诉英国人和法国人，让他们别打了。我们投降，让他们快些来换约。奕訢不负咸丰厚望，在跟英国人、法国人又签了几个不平等的卖国条约之后，英法终于不打了。英法终于消停了，但无耻的俄国人登场了。虽说俄国人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惨败得连内裤都输掉了，甚至他们的沙皇尼古拉一世也在战争期间一命呜呼，但是俄国人心理素质“极好”，居然趁英法入侵之机在中国东北闹事，索要领土。现在眼看老对手英法即将从中国撤军，再也无人敢干预自己，心黑、手狠、脸皮极厚的俄国人遂遣使通知咸丰：赶紧满足我们的领土要求，要不然请你尝尝沙皇陛下的炮火！咸丰的那点可怜的自信心早被英法给打没了，况且还要留着点家底去镇压太平天国，他哪敢节外生枝。于是派出头号“谈判专家”奕訢和俄国人谈。国势如此，奕訢能有什么办法。俄国人狮子大开口，一下子就把西北以及东北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据为己有。俄国这个没有face的国家因此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最大的赢家。由此，第二次鸦片战争仍以清朝战败而结束。战争的结局似乎不大好看，有些无奈和屈辱，但换个角度看，这又何尝不是一个机遇？因为失败未必意味着结束，对一个有种的民族来说，失败就是新的起点！失败了，才会从老子天下第一的幻影里清醒过来！失败了，才会看到自己的缺陷和不足！失败了，才会自我救赎，才会有后来的洋务运动、百日维新、立宪改革和辛亥革命，并最终走向共和！迷雾缭绕的“辛酉政变”受了惊吓的咸丰不愿回京，这场战争既让他觉得害怕也让他饱受羞辱，他不想再回到伤心之地，于是就这么留在了热河。就这样，不到一年，终日靠女人、鸦片麻痹身心、昏昏度日的咸丰终于撑不住了，在热河翘了辫子，时年31岁。生得不伟大，死得也很窝囊，但终归是解脱了。咸丰为清朝的传承留下了三样“遗产”：唯一的儿子——6岁的同治皇帝，26岁的妙龄老婆——刚刚从懿贵妃升格的西太后，还有八个飞扬跋扈的辅政大臣。接下来，围绕这对母子、八个辅政大臣，发生了一个蹊跷、有趣、神秘的故事，这就是“辛酉政变”。简单描述一下“辛酉政变”的经过——在农历辛酉年，也就是1861年，风姿绰约的西太后，在她26岁、刚刚死了老公的情况下，身临险地而不乱，在纷繁复杂的局势中找到了解开迷局的关键。最终联合可以信赖的同盟军——恭亲王奕訢，利用手握重兵的王牌机动化部队（蒙古骑兵）司令僧格林沁和北京城防司令（步兵统领）文祥等人对自己被排除在八大辅臣之外的不满，果断地发动政变，快刀斩乱麻地将八个辅政大臣一举拿下，从此确立“垂帘听政”的政治格局。说到这里，大家也就知道了，这个靠政变上位的妙龄女人就是后来的慈禧太后。一百多年以来，围绕着“辛酉政变”，一直有两个谜题。谜题一，政变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慈禧争权还是飞扬跋扈的八大辅臣乱政？有人把“辛酉政变”的原因归结为慈禧争权，说这是因为慈禧意欲垂帘听政，而八大辅臣不允许慈禧胡来。这种想法太可笑了，显然不合逻辑。人家八大辅臣，上有先皇遗诏确立了他们合法的地位，下有文武百官中众多的亲信支持，几乎每个人都身居军政要职，而慈禧只是一个势单力孤的26岁少妇，怎么可能为了权力去以卵击石呢？除非脑袋进水了。排除一切不靠谱的说法之后，只剩下一个合理的解释——咸丰翘辫子之后，八大辅臣原形毕露，想趁慈禧和小皇帝孤儿寡母之机，独霸皇权。但令八大辅臣郁闷的是：他们发出的政令，要经过同治皇帝盖章才能生效。而皇帝的这枚章（“同道堂”印玺）是由母亲慈禧代管的。显而易见，慈禧就是八大辅臣揽权的拦路石，必须将她除掉！因此，为了活命，处于弱势的慈禧必须奋起反击。这应该就是慈禧铤而走险发动政变的真正原因。另外，从爱护儿子的角度考虑，慈禧发动政变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历史经验告诉慈禧：辅臣太过恋权，势必会导致皇权旁落。因而发自内心的母爱使得这位26岁的母亲决心与八大辅臣殊死一搏。很明显，成功则皇权在握，儿子坐稳江山；失败也不过是自己一死而已，儿子做傀儡皇帝没问题，毕竟同治是咸丰唯一的皇子。可能有人会问，慈禧如果真是为儿子好的话，后来又怎么会一直不放权，由自己垂帘听政，而让自己唯一的儿子做个傀儡？其实，这个问题大家应该换位思考一下。假设你是家里的独苗，且你老爸老妈创立了一家公司。在你小时候，公司是由父母在打理吧？长大了之后，父母也要扶上马送一程吧？有哪个家长愿意早早地把压力和责任施加到孩子身上呢？总之，全面接班只是时间问题，你早晚都会继承这份家业。既然如此，那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去怀疑慈禧发动政变不是为她儿子好？谜题二，奕訢为什么要帮慈禧？有人认为他和嫂子慈禧之间有私情，两个人淫乱后宫，才会甘冒风险，竭力帮助她们孤儿寡母。只能说持这种看法的人，想象力实在是太丰富了。当时慈禧并无实权，而其联合的恭亲王也被排除在顾命八大臣之外，也无太大的实权，两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联手对付独揽军政大权的八个政界老油条，实在是没有几分胜算，可奕訢为何还是选择以卵击石呢？前面说过咸丰的皇位得来不易，因为皇位得来不易，所以咸丰一直对奕訢诸多提防，诸如把奕訢留在北京当炮灰此类种种。咸丰快死之前，就做得更绝了，不仅罢免了奕訢军机大臣的职务，还将这个最亲的弟弟排除在了顾命大臣之外。而咸丰的这种安排，势必引起奕訢的彻底反叛之心。因此，奕訢选择和慈禧联手除掉八大臣，夺回本该属于自己的权力的做法，完全合乎逻辑。果然，经此一役，奕訢达到了最初的目的，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议政王兼领班军机大臣。慈禧是幸运的，她以最小的代价，获得了最大的收益，在这一过程中，她表现出了过人的胆识、眼光、心计和手腕，令人钦佩。这个慈禧，全名叶赫那拉·杏贞（“杏贞”采取那根正说法，存争议），又称“西太后”或“老佛爷”，此后统治中国长达四十八年。补充一句，这个传奇女子1835年出生，属羊。其实，慈禧上位的时机并不好，老公咸丰留下的江山千疮百孔，内外交困，十分糟糕。好在慈禧作为顶级的权谋型政治家，不但看到了存在的问题，还想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她的办法就是用人，知人善用，用最合适的人去做最适合的事。在这些最合适的人选之中，最重要的是两个属羊的人，她将和他们联手去挽救大清帝国的江山，联手去创造一段传奇！第二章太平天国不太平
落榜
在继续讲慈禧和她的团队之前，让我们暂且回到咸丰时代，因为有一些对中国近代史影响深远的事件是必须交代的。“辛酉政变”的十年前，即咸丰继位一年后，也就是1851年，发生了一件毁灭清朝根基的大事。在大事件的男主角洪秀全出场之前，请大家先欣赏一下此人出品的三首诗。先来一首旨在表明吸毒有害健康并劝告人们远离鸦片的公益诗：烟枪即炮枪，自打自受伤。多少英雄汉，弹死在高床。再来一首咏志诗：鸟向晓兮必如我，太平天子事事可；身照金鸟灾尽消，龙虎将军都辅佐。还有首写给他众老婆的：尔对夫主心常真，金砖金屋住尔身。尔对夫主心常假，难上高天难脱打。他积极参与编撰的太平天国《幼学诗》，有一句叫做“有割与无割，谁非上帝生”，意思是说不管你包皮割没割，反正都是上帝他妈生的。比起同为造反派的黄巢写的诗《不第后赋菊》：“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洪秀全同学连写山歌的水平都不一定够得上。提前让大家了解到洪秀全的真实文学水准，是为了让大家看见下面这份洪秀全同学的求学史和落榜史的时候不至于太吃惊——1814年，洪秀全出生于广东花县一个客家自耕农家庭，小名火秀，大名洪仁坤。1820年，洪秀全7岁，入村私塾读书。1828年，第一次参加院试。县、府试通过，院试落榜，这一年，他15岁，称童生。1829年，辍学。为了解决饿肚子问题，靠做山村老师（塾师）获取微薄的报酬糊口。1836年，第二次参加院试，第二次落榜，这一年，他23岁，称为童生。1837年，第三次参加院试，第三次落榜。这一年，他24岁，仍称童生。1843年，第四次参加院试，

弟纷纷逃亡，公子御说逃到了亳城。南宫长万匆匆立宋闵公的弟弟公子游为君，并派自己的儿子南宫牛和部将猛获带兵进攻亳城，想杀死公子御说。到了冬天，在萧叔（萧地领主）的组织下，公族子弟联合起来，并从曹国搬来救兵，开始反攻南宫长万。公子御说也率领亳（bó）城之兵，里应外合，斩杀南宫牛于亳城。立足未稳的公子游政权很快垮台，他本人也被处死。公子御说众望所归，成为宋国的新一任君主，也就是历史上的宋桓公。混乱之中，猛获逃往卫国寻求政治避难，而南宫长万则逃往陈国。南宫长万是个孝子，逃跑的时候，妻子儿女均顾不上，唯独将家中的老母亲带上，用独轮车推着她一起逃亡。据《左传》记载，自宋国到陈国的路程约有二百六十里，南宫长万以人力推车，早晨出发，晚上便到。如若记载无误，南宫长万堪称春秋时期第一好汉。宋国一定下来，就向卫国提出引渡猛获，向陈国索要南宫长万。猛获也是一员虎将，卫惠公本来想留为己用，大夫石祁子跳出来晓之以理，说：“万万不可，此人犯下逆反之罪，人神共愤，我们不应该保护他。您得到猛获，只不过得到一匹夫，却因此得罪了宋国。袒护罪人而失去盟国，这笔生意恐怕不划算吧。”卫惠公权衡再三，最终还是将猛获交给了宋国。那边，陈国人收受了宋国人的贿赂，遂答应引渡南宫长万。但是南宫长万不好对付，蛮干肯定是不行的。于是陈国人找来一群美女陪南宫长万喝酒，把他灌得烂醉之后，用犀牛皮将他包裹起来绑紧。即便是这样的措施仍然不保险，当他们把南宫长万押送到宋国的时候，南宫长万居然已经挣破了犀牛皮，手脚都露出来了。这两个人的下场都很惨，被剁成了肉酱，至于有没有被用来包饺子后人就不得而知了。齐桓公自即位以来，两次对鲁作战都没有取得成功，使他意识到战争并不是一件好玩的事，转而听从管仲的劝告，专修内政，致力于提升国力，富国强兵。公元前683年冬天，齐桓公亲自造访鲁国，到鲁国迎娶了周天子的女儿共姬。这里说明一下，周天子嫁女，鲁侯为主婚，是周朝初年就形成的传统。当年齐襄公迎娶王姬，也是由鲁桓公从中牵线搭桥的。通过操办齐桓公的婚事，鲁庄公与齐桓公之间有了面对面的接触，两国之间也冰释前嫌了。公元前681年春天，齐国向各国发出邀请，以“平宋乱”为名，在北杏举行首届诸侯大会。但是，这次大会其实举办得不怎么成功，至少没有齐桓公希望的那么成功。一是应邀来参加会议的国家很少，只有区区宋、陈、蔡、邾四个，更多国家持观望态度；二是有些国家的与会代表并非诸侯本人，而是上卿甚至是大夫这个级别的人物；三是会议没有形成纲领性的文件，也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后世有一种观点，认为北杏之会是春秋史上第一次由诸侯主导的国际性会盟，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早在公元前704年，楚武王就在沈鹿召开过汉水流域的诸侯大会，比齐桓公整整早了二十三年！可想而知，齐桓公对北杏之会的成果很不满意，他迅速调整策略，打出了两张牌。第一张牌，以不赴会为罪名，派兵消灭了遂国。第二张牌，主动与鲁国修好，并于当年冬天与鲁庄公在柯地举行了会盟。据《史记》记载，这次柯地会盟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就在两国君主准备歃血为盟的时候，鲁庄公的随从武将曹沫突然跳上台来，手执匕首劫持了齐桓公，要求齐国归还在战争中侵夺的鲁国之地。齐桓公被逼无奈，只好答应了他的要求，曹沫这才扔掉匕首，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从从容容坐下，就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一样。齐桓公对此非常恼火，打算对逼迫下的承诺置之不理，被管仲劝阻了：“诺言就是诺言，因为蝇头小利而失信于诸侯实在不划算，还就还吧。”于是齐国将曹沫参与过的三次战争中所侵占的鲁国土地悉数归还。此事被记载于《史记》的“刺客列传”中。然而，其真实性很值得怀疑。因为据《左传》记载，自乾时之战后，齐、鲁之间的数次战争，都是鲁国获胜，不存在齐国侵占鲁国土地的可能性。柯地会盟之前，齐桓公曾经到鲁国来迎娶共姬，以王室为纽带，两国关系已经有了改善。柯地会盟可以视为两国邦交正常化的标志性事件，以鲁庄公的慎重，不太可能冒着撕破脸皮的风险，采用曹沫这种手段来对付齐桓公。因此，曹沫的事迹很有可能是司马迁杜撰出来的。不管怎么样，齐、鲁两个东方大国终于实现了和平共处，这对于饱尝战乱之苦的百姓来说，是一件好事，至少表面上看起来如此。前面说过，北杏之会是以“平宋乱”的名义召开的。但是过了不到一年，宋国人就背弃了北杏之会签署的盟约，不承认齐国的领导地位。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公元前680年春天，齐桓公纠集陈国和曹国，发兵讨伐宋国。根据管仲的建议，出兵之前，齐国派了一位使者前往雒邑，恳请周天子派部队前来助威。此时的周天子，是周桓王的孙子周僖王，即位才两年。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王室的列位大臣收到齐国请求之后的惊愕表情。自平王东迁以来，“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就成为了一句空话。诸侯国之间你攻我伐，东征西讨，完全没有把周天子放在眼里。诚然，有那么一段时间，周天子的战旗也曾多次飘扬在战场上，但那并不是出于王室本身的意愿，而是郑庄公那位乱世奸雄在假借天子旗号讨伐异己，牟取私利。公元前707年，周桓王鼓起勇气，自作主张搞了一次“征伐”，却在濡葛被郑庄公打得铩羽而归，周桓王本人也被射中肩膀，差点把命丢在了战场上。自那以后，王室对于“征伐”二字就不再作任何指望。公元前688年齐襄公讨伐卫国的黔牟政权，护送卫惠国回国，王室壮着胆子派了一小支部队前往声援黔牟，也是很明智地把自己定位为联合国观察员或国际红十字会的角色，为黔牟等人提供了政治庇护之后就悄然撤军了。现在，齐国要讨伐宋国，居然前来请求天子恩准，王室受宠若惊之余，又难免思前想后，顾虑重重。然而，齐国派来的使臣态度实在是很谦卑，齐桓公亲自写的请愿书又是那么殷勤有礼，使得王室上下都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一些老臣说，恍惚间还以为是回到了西周年代呢！感觉固然重要，实惠更让人心动。王室的经济一直很拮据，据《左传》记载，公元前697年，天子特意派了一位大臣到鲁国来，要求鲁国给王室提供一些车辆，被当时的国君鲁桓公拒绝了，理由是“诸侯不贡车服，天子不求私财”，毫不客气地给了天子一个难堪。天子连辆像样的车都没有，王室经济的紧张，由此可见一斑。经过深思熟虑，周僖王决定派大夫单伯代表天子，率领少量军队前往齐国助战。虽然只是象征性的部队，但是对于齐桓公来说，已经足够。只要天子的战旗与自己的战旗一起飘扬在战场上，他的目的就达到了。宋桓公审时度势，选择了和谈。而且，这次和谈之后，齐国与宋国建立了长久的良好关系。在齐桓公称霸天下的道路上，宋桓公一直在鞍前马后效力，直到他去世。之后齐桓公急于稳固外交成果，于是请单伯牵头，召集宋、卫、郑等诸侯在卫国鄄（juān）地会晤，讨论天下大事。也许是不久前楚国入侵蔡国的举动吓坏了大家，加上有王室的代表与会，各国均派出国家元首参加了会议。在各国元首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二度为君的郑厉公姬突。【二次夺国，郑厉公的回马枪】公元前680年，郑国的首都新郑再一次震动。十七年前被迫流亡国外的前任国君郑厉公率领军队自栎城启程，如急风骤雨般朝新郑进发了。栎是郑国的一座大城，自郑武公年代，它就被当做郑国的别都。公元前707年，郑厉公派雍纠谋杀祭仲失败，虽然被迫离开了新郑，却没有离开郑国，而是于当年九月在栎城百姓的帮助下，杀死了栎城守将檀伯，从此将栎城作为自己的根据地，在距离新郑仅仅九十里的地方，建立了地方割据政权。郑厉公进驻栎城的十七年间，新郑的主人如走马灯般轮换，郑昭公、公子亹、公子仪几兄弟相继登台，他们对于栎这块割据势力不是无暇顾及，就是因为畏惧郑厉公的威名而不敢动手。公子仪曾经打主意对栎用兵，被祭仲制止了。“那个人深得兵法之妙，军中将士都把他视为战神，如果您要讨伐他，只怕部队还没到栎城就哗变了。我看啊，只要那个人不主动出兵来攻打新郑，咱们就偷着乐了。”祭仲说。对于曾经侍奉过的君主郑厉公，他总是用“那个人”来替代，不直呼其名。祭仲这话很伤公子仪的自尊，但那毕竟是事实。不只是军中将士对郑厉公存有崇拜之情，郑国的普通百姓其实也对他心存好感，在他们看来，作风硬朗的郑厉公比眼前这位庸庸无为的公子仪不知道强了多少倍。如果在郑国搞一次全民公决，恐怕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国民会选择让郑厉公担任君主。期望郑厉公复辟的民意逐年高涨。公元前686年，郑国朝野甚至传出了所谓两蛇相斗的故事，有人宣称在新郑的南门看见两条蛇互相厮咬，一条自门外而入，另一条则坚守门内，结果外蛇咬死了内蛇。这个故事的含义简直不言而喻，而且流传得很广，连远在山东的鲁庄公都听到了。公元前680年，当他听到郑厉公率军前往新郑的时候，禁不住抚住胸口，问大臣申濡：“世界上果真有妖孽么？”申濡的回答很有点禅意：“人心里有鬼，则妖孽自作；人心里无鬼，则无所谓妖孽；人如果抛弃伦常，则妖风大盛。如此说来，当然有妖孽。”郑厉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他的复辟之旅的。部队在大陵轻而易举地打败了郑国守军，俘获了守将傅瑕。傅瑕向郑厉公请求：“饶了我吧，我还能为您出点力，让您兵不血刃地进入新郑。”郑厉公很爽快地答应了傅瑕，并与他签订了盟约，放他回新郑。《左传》记载：傅瑕杀死了郑子和他的两个儿子，以此来迎接郑厉公复位。郑子就是公子仪，因为死后没有谥号，所以只能称为郑子。郑厉公的复辟没有带来太多的腥风血雨。郑厉公进入新郑之后，反倒是先处死了复辟有功之臣傅瑕，同时审判当年参与了雍纠一案的几个人。审判的结果：主犯祭仲已经去世，免于处罚；从犯公子阏，死刑；从犯强鉏（chī），刖（yuè）刑（砍腿）；从犯公父定叔驱逐出境，流亡卫国。值得一提的是，定叔乃共叔段之孙。三年之后，郑厉公又派人把他从卫国接回来，恢复原有的待遇。对于这一安排，郑厉公说了一句让大伙都很唏嘘的话：“不可使共叔无后于郑。”父亲郑庄公兄弟相争，你死我活；父亲死后，同辈兄弟又陷入争权夺利的怪圈，已经有三个人死在这国君的宝座上；而郑厉公本人也经历了长期的流亡，两度为君。他说这样的话，也许是因为心里对兄弟相争的因果循环感到疲惫，希望历史不再重演，才有感而发吧。如果说，郑厉公第一次登上君位的时候，群臣对他并不看好的话，当他第二次登上君位，朝中大臣可以说是一边倒地支持他。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郑国太需要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者来结束动乱，重振郑庄公当年纵横河雒的雄风了。然而也有个别人拒不接受郑厉公，那就是在郑庄公时代与颖考叔、高渠弥等猛将齐名的老臣原繁。自郑厉公回到新郑，他就闭门谢客，称病不朝。郑厉公派人去原繁府上，对他说：“傅瑕虽然杀公子仪有功，但仍然对我有二心，根据周朝的刑罚，我将他杀了。群臣当中，真正想要我回来而没有其他想法的，我都许诺其担任上大夫。我是真心实意想与伯父您共商兴国大计。但是我在外十多年，您也没给我写过一封信，通报过一点情况，现在我回来了，您又闭门不见，实在令人遗憾。”从这番话我们可以看出，郑厉公这十七年的流亡生涯不是白过的，说起狠话来有礼有节，颇具乃父遗风。原繁的回答也很有意思：“我们家自先君桓公年代开始，就为郑国服务，不是只为某一朝、某一君服务。如果国家已经有主，而总是想着外面的人，难道不更是不忠的表现吗？一日为君，则国内所有人无不为其臣。为臣无二心，乃自古以来的规矩，何况公子仪在位十四年，那些阴谋迎立您回国的人，难道不是不忠吗？先君庄公的儿子还有八人在世，如果个个都拿官爵来行贿，收买朝中大臣，帮助自己登上国君的宝座，您又打算怎么办呢？我很想听听您的意见。”郑厉公的问话狠，原繁的回答更狠。但是原繁没有给郑厉公找更多麻烦，等使者一走，就找了根绳子，自缢而亡了。郑厉公复辟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79年春天，齐桓公在卫国的鄄地大会诸侯，并且请了周天子的代表单伯参加会议，因此鄄地会盟也被视为齐桓公称霸的起点。郑厉公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与会的各路诸侯当中，他也许是最没有将齐桓公放在眼里的。在他看来，齐桓公匆匆组建起来这个国际合作组织，既没有明确的纲领，也没有共同的目标，除了借用周天子的旗号，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这样一个组织，大概和我们今天某些“X加Y”的国际组织差不多吧。因此，当齐桓公发动大家讨伐一个叫郳（ní）的小国家，而宋国充当了急先锋的时候，颇有侠义精神的郑厉公忍不住站出来表示反对，他派兵入侵了宋国。齐桓公对同盟国里的这位小弟弟窝里反的行为很不满意，于公元前678年夏天联合宋、卫两国，发兵攻打郑国。郑厉公当然不甘示弱，也尽起郑国之兵抵抗入侵。经历了管仲改革整顿的齐国军队战斗力不同凡响，但是郑厉公通过巧妙的用兵，抵消了联军在人数和战斗力上的优势，一连好几个月，双方都处于胶着状态。然而，到了这一年秋天，国际形势发生戏剧性的变化，一股突如其来的外力打破了交战双方的力量平衡，其结果是迫使双方都走到谈判桌前来握手言和，一致考虑如何抵抗这股外力的入侵。这股外力来自于南方的楚国。楚武王去世后，他的儿子熊赀（zī）即位，也就是楚文王。楚文王将都城迁到了更加靠近中原的郢（yǐng），在他的率领下，那些断发文身的野蛮人终于走出了江汉平原，朝着中原文明的腹地进军，而且目标直指天子脚下的郑国。楚文王派使者给郑厉公送了一封信，大意是指责其从栎城入新郑，竟然没有知会楚国，完全没有把楚王放在眼里。对于这种莫名其妙的指责，郑厉公当然是嗤之以鼻。楚文王一挥手，楚国人便浩浩荡荡地杀向了郑国，趁着郑军主力在与齐军周旋，直逼郑厉公的老巢栎城。消息传到齐桓公耳朵里，他立刻敏锐地意识到，这不只是一个施恩于郑的有利时机，更是他号令诸侯的绝佳题材。他主动派人到郑军大营，表达了和谈的意愿。正苦于两线受敌的郑厉公马上表示答应，接受了齐桓公提出来的并不怎么苛刻的和谈条件。同年十二月，齐、鲁、宋、陈、卫、郑、许、滑、滕九国诸侯在宋国的幽地举行会议，会议的主题是：村外的野蛮人近了，我们该怎么办？因这次会议而建立起来的国际合作组织被称为“幽盟”。这次会议取得空前的成功，与会各国订立同盟，认同了齐桓公作为诸侯长的领导地位，决心在齐国的领导下尊重王室，共同对抗楚蛮子的进攻，为建立良好的国际新秩序而努力奋斗。楚文王得到这个消息，悄然而退，自此之后十余年，楚国不敢复窥中原。齐桓公现在称心如意了。四方的诸侯都对他顶礼膜拜，将他比拟为古代的“方伯（bà）”，赞美之辞不绝于耳。我不能否认他的“称霸”在客观上有利于维护中原地区的稳定，对于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生活的安全感都有好处，但是从主观上讲，他更看重的是称霸带来的心理满足感，而非其衍生的种种结果。换句话说，如果不是因为有管仲这位高参，他和哥哥齐襄公在很多方面其实也差不多。对于郑厉公来说，幽盟的意义远远大于去年的鄄盟，他是真心实意地拥护这个组织的纲领，承认这个组织的作用的。然而，幽盟的领导人齐桓公的

情报，所以他一登陆就被中国海军逮捕后杀死，此时船上的荷军还不知道他们的司令的下场。于是明军派人和荷兰人说你们的司令正在我们摆的宴席上吃饭，你们也一块来吧。荷兰人一看，中国人挺好，咱们占他们的地盘，他们还给咱们吃的。于是荷兰人除留少数人守船外其余就都上岸去参加宴席，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时，荷兰人都感觉自己腹中一阵阵疼痛，“不好，有毒！”一个荷兰人大叫，随后他们一个个痛苦倒地。这批荷军就这样被毒死了，明军守备王梦熊趁夜以几十艘小船假扮渔船靠近荷军战舰实施火攻，荷军大型战舰被烧毁，四艘小船被烧毁一艘，荷兰海军狼狈逃回。1624年崇祯在北方努尔哈赤强大的军事压力下还是下了收复澎湖的决心，于是派南居益率二百艘战舰载一万人攻打澎湖。荷兰人还算聪明，知道双方实力相差太大，形势于己不利，故而还没打就退出澎湖，并与明军总兵俞咨臬（俞大猷之子）交涉，俞咨臬说只要荷兰人退出澎湖既可。在明军强大的压力下，荷兰人于8月24日竖起白旗投降，随后退至台湾安平，在台湾建立热兰遮和赤崁城两个军事基地。当时穷于应付动荡时局的明朝没有彻底歼灭荷兰人，对其占领台湾采取默认态度，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遗憾。在荷兰人占领台湾安平后，西班牙人也来了，他们攻陷台湾基隆。此后的事情正如两百年后的日俄战争一样，西方列强在中国土地上展开争夺战，而中国人则袖手旁观，这也不能不说是中国人的一种悲哀。当时，福建巡抚邹维琏在向崇祯汇报荷军情形时这样说：“红毛一番远去中国四万里，晨昏昼夜皆相反……其人深目长鼻，赤须朱发，其性贼虐，尚仇杀，诸夷畏之。其舟长五十丈，横广六七丈，名曰夹板，内有三层，皆置大铳外向，可以穿裂石城，震数十里，人船当之粉碎，是其流毒海上之长技有如此者。”崇祯已经被李自成、张献忠、皇太极搞得焦头烂额了，自然没工夫理会荷兰人了。一开始荷兰人与西班牙人势均力敌，两边兵力都很少，直到1641年由于荷兰人援兵到来，均势被打破，1641年8月24日，荷兰上尉特佳率三艘战舰载三百人至基隆，将基隆外围村落烧毁，并要求占据基隆的西班牙人投降，被拒绝。其实西班牙是死要面子，他们在台湾的兵力很弱，只有西班牙军五十人，菲律宾兵三十人，中国汉奸的伪军一百三十人，还有从非洲买来的二百名奴隶。在向马尼拉的西班牙殖民地求援后也只得到两门火炮和不到二十人。1642年8月17日，荷军在又得四百人增援后开赴基隆，向城内射击，十天后西班牙人投降，从此西班牙被迫退出在台湾的角逐，台湾由荷兰一家独占，史称“荷据时期”。直到1662年，郑芝龙之子郑成功才将荷兰人赶走，不过这将是下册书我们会讲述的内容。（3）英荷葡日澳门混战荷兰人除了发动过对澎湖的侵略外，还先后五次侵略澳门。1601年荷兰第一次攻澳门，被葡萄牙人击退，二十名荷兰人被俘，其中十七人被绞死，三人被送到马六甲关押。1604年荷兰海军上将率军攻澳门，因刮大风而使船漂到澎湖，在澎湖荷兰人知道了台湾的富饶，为前文第二次中荷澎湖之役埋下了祸根。1607年不甘心失败的荷兰人第三次攻澳门，结果被葡萄牙六艘军舰赶跑了。1622年荷兰人决心不再单干，而是把英国拉过来，他们组成了一只庞大的舰队，共有荷舰十二艘，士兵一千零二十四人，英舰四艘，他们在6月22日抵达澳门。23、24日英荷联军猛攻澳门，他们攻上了海滩，向东望洋炮台推进，葡军顶不住这凌厉的攻势，处境十分被动，荷军很快冲上了东望洋炮台，澳门城敲响了警钟，澳门军民纷纷拿起武器共同抗击联军。正在荷军眼看就要拿下澳门时荷军的弹药库被击中后着火，荷军失去了供应，攻势缓和了。于是荷军调整部署，就在荷军调整部署时其中一名日本士兵临阵开溜，逃向葡军，报告了荷军缺少弹药的情况。葡军随即开始反攻，没有了弹药的荷军阵脚大乱，全线溃退，死尸狼藉。荷军有五百人被打死，在往船上撤退的途中又有士兵还没来得及回船，船就开走了，他们前有大海，后有追兵，只好一步步走向海洋，成了鱼的盘中餐。荷军有四名军官和舰队司令被击毙，一名军官被俘。联军共阵亡一百三十六人，受伤一百二十六人，被俘四十人。此为澳门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战斗。总之，此事可以总结为荷兰人与英国人在进攻被葡萄牙人控制的中国领土时因为一个日本人的告密而失败了。荷兰人不撞南墙不回头，1627年荷兰人第五次进攻澳门，仍然以失败告终，从此在荷兰再也没有人敢提澳门了。（4）中国大海盗PK海上马车夫李敖在北大演讲时说：“两千年来中国人一直在修长城，认定自己的敌人来自草原，而事实上我们真正的敌人来自海上。”不过我认为他的话不全面，至少在明末中国人还是意识到海洋的重要性的。1633年郑芝龙指挥的对荷兰的战役就是证明，《清史稿》对此战只字未提，大概是因为指挥此战的郑芝龙降清后被杀的不光彩结局吧。事实上，此战是东西方海上力量的大碰撞，几乎动用自己在远东地区的血本的荷兰人面对日落西山的明王朝仍不能战而胜之。从澎湖之役到料罗湾再到郑成功收复台湾，中国海军用连续重创海上马车夫的战绩打完了他们在走向衰落前的最后绝唱。此战起因很简单，在欧洲纵横驰骋的荷兰人企图垄断与明朝的贸易特权，他们提出让中国立即停止与西班牙、葡萄牙的贸易，只能和荷兰贸易，否则开战。当然，明朝很快拒绝了荷兰人的无理要求，崇祯下令严惩荷兰人。荷兰动用了十一艘重型战舰、四十八艘小型战舰炮击厦门，首战告捷，荷兰人得意了，认为此战很快就见分晓。此时料罗湾海战的主角郑芝龙闪亮登场，郑芝龙是郑成功他爸，懂葡萄牙语、荷兰语、日语，有个外国名字叫尼古拉斯·加拉巴德。郑芝龙1604年出生于福建泉州，年少时“性情逸荡，不喜读书，有膂力，好拳棒”（《台湾外记》），1621年郑芝龙离开泉州，到澳门投奔了舅舅黄程，学习经商，经常往来于澳门、日本、吕宋（今菲律宾）等地。在此期间，郑芝龙学会了葡萄牙语、荷兰语，还接受了天主教洗礼。这段时间，他除了学习经商之外，也兼职做翻译，赚钱糊口。不久，舅舅黄程有批货需搭乘大海盗李旦的船，送到日本平户，便派郑芝龙押送，郑芝龙于是与李旦（跟唐睿宗同名）结识。刚到日本时，郑芝龙“为人缝纫以糊口”（《广阳杂记》），也有人说他“卖履为生”（《华夷变态》）。但他很快就加入了李旦的海盗团。由于郑芝龙长得很帅（张遴白《难游录》说他“少年姣好”），他很快成为李旦的同恋情人，“以龙阳事之”（《难游录》）。“龙阳”是战国时魏安僖王的男宠，“龙阳之癖”与“断袖之癖”（汉哀帝跟男同胞董贤睡在一起，一天起床时因为怕吵醒还在梦中却压着自己袖子的董贤，他割断自己的袖子）一样是中国古代同性恋的代名词。在日本，郑芝龙除了跟男人睡外，也睡女人，他认识了一位当地女子田川氏，并结了婚，郑成功就是他们两人的爱情结晶。1625年李旦和颜思齐（李旦海盗集团二号人物）在日本举兵，试图推翻德川幕府，结果战败，李旦战死，颜思齐、郑芝龙死里逃生，并在台湾建立基地。不久，颜思齐在台湾病死，临终前说：“不佞与公等共事二载，本期创建功业，扬中国声名。今壮志未遂，中道夭折，公等其继起。”郑芝龙随后接替颜思齐为海盗首领。1626年趁福建遭遇旱灾，郑芝龙对福建沿海发起进攻，他“连舟浮海，自龙井登岸，袭漳浦镇，杀守将。进泊金门、厦门，竖旗招兵，饥民及游手悉往投之，旬日间，众至数千”（《重纂福建通志》）。“所到地方，未尝杀人。有彻贫者，且以钱米与之”。与明末大多数海盗一上岸就对所有人烧杀抢掠不同，郑芝龙只杀明朝守军，对于百姓则不杀，对穷人还赈济，郑芝龙当海盗的风格很像张作霖当土匪时的风格。1627年厦门之战中，郑芝龙攻陷厦门，入城后郑芝龙约束手下，秋毫无犯，由此，郑芝龙除台湾的基地外，也多了大陆的一座城市。不久郑芝龙在安平（今福建晋江安海镇，与荷兰人占领的台南安平同名）建立了大本营。郑芝龙的强大在荷兰方面也有记载，荷兰派驻台湾总督德韦特（DeWitt）在致东印度公司总部的报告中说：“中国海贼日益壮大，几乎足以控制整个中国海，将所有海岸的戎克船（Junk，‘船’字的闽南口音jong辗转传到西方而得，船上悬挂妈祖旗）破坏烧毁殆尽，更在陆地大肆掠夺暴行。他们已壮大到拥有四百艘戎克船和六七万之徒众。此头领称作郑芝龙，曾在大员商馆担任公司之通译，后不告而别，前去投靠海盗，转瞬间获得如此伟大的地步，连中国官方都不知该如何将海盗自海岸加以驱除。”郑芝龙攻陷厦门的消息传到北京，让刚即位的崇祯煞是头痛，崇祯同时要面对皇太极、李自成、张献忠，已经很头痛了，但在崇祯眼里，郑芝龙只是癣疥之疾，李自成张献忠是肘腋之变，而皇太极才是心腹之患，所以招降郑芝龙被崇祯摆上了日程。此时郑芝龙日子也不好过，一方面，他在台湾与荷兰人已经形成了对峙状态，另一方面，他虽是海盗中最强者，但许多股海盗并不听他的，他的局面并不稳定。福建的旱灾还没结束，郑芝龙毕竟是福建人，对于桑梓之地的人民，他决心救其于水火，他除了赈济灾民外，还大量移民入台湾，人数高达数万。这是台湾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移民高潮。为了吸引饥民渡海入台，他提出所有移民台湾者每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毫无疑问，如此大规模移民，郑芝龙需要政府方面的配合，而饥民移民台湾，也能大大减轻福建的压力，福建是人口大省，但沿海五十里外几乎都是山，很难耕作，因此这对政府也是有利的。就这样，崇祯与郑芝龙一拍即合，郑芝龙被崇祯封为副将，然后他打着官军旗号剿灭其他各股不听招呼的海盗，部队扩展到了三万余人、战船千余艘。郑芝龙以厦门为据点，开始规范内部管理，以仁、义、礼、智、信命名，建立了五大流通体系，管辖遍布内陆各地的流通渠道，另以金、木、水、火、土命名，建立五支舰队，航行在印度洋和西太平洋。他同时颁布“令旗”，实际上就是海上的“保险单”，缴纳了保护费的船上可以挂上他的“令旗”，如果出事，他全额赔偿。这项“保险”收入，达到了每年四百万两黄金。郑芝龙彻底垄断了东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的贸易，这是荷兰人不可能接受的，于是1633年7月7日，荷兰舰队主力占领了郑芝龙控制的南澳岛，对郑芝龙发起进攻。7月12日，荷兰人偷袭厦门港，击沉郑芝龙大型战船30艘，小型战船20艘。7月14日郑芝龙派出使者与荷兰人交涉。荷兰人向郑芝龙收买路钱，让他每周给荷兰人二十五头猪、二十五头牛、一百只鸡，此外荷兰人还提出一系列条件：在鼓浪屿建立贸易据点，荷兰人在中国沿海无障碍收购商品，不准任何中国船只前往马尼拉，荷兰人在中国享有与中国人同等的法律权利。郑芝龙拒绝了荷兰的这些要求，决定让荷兰人吃火炮，并下令每斩杀一个荷兰人赏银五十两，随后他率一百五十艘战舰（其中的五十艘战舰配有英国火炮）从海澄誓师出发，在遭遇战中击沉了荷军侦察船，随后继续前进，于1633年10月22日在料罗湾包围了荷军。郑芝龙以火船为先锋，对荷兰舰队猛烈冲锋，与荷兰九艘战舰作战。此战据福建巡抚《奉剿红夷报捷书》记载，郑芝龙击沉了荷兰五艘战舰，俘获了一艘战舰，而据荷兰人的记载，荷兰有一艘战舰被郑芝龙烧毁，一艘被俘虏，三艘战舰在战役中受伤后撤退的途中遭到台风袭击而沉没，“还有三艘不知去向”。战后荷兰人不得不接收明朝苛刻的条件，赔偿大量军费，彻底放弃垄断中国沿海贸易的企图，以书面方式承认郑芝龙的海上霸权。在清朝历史上，一贯是中国人给外国人赔款，然而在明朝，即便是明末，依然是西方列强给中国赔款。这一仗，郑芝龙首开东方国家在海战几乎全歼西方殖民者的先例。“崇祯中，（荷夷）为郑芝龙所破，不敢窥内地者数年”（《明史》）。郑芝龙被崇祯称为“海疆长城”，并提拔为南澳镇副总兵。料罗湾海战后郑芝龙彻底取得西太平洋制海权，一时“海氛颇息，通贩洋货，内客外商，皆用郑氏旗号，无儆无虞，商贾有二十倍之利”。“海船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每一船，例入三千金。岁入千万计。芝龙以此富敌国，自筑城于安平海梢，直通卧内，可泊船，径达海。其守城兵，自给饷，不取于官，旗帜鲜明，戈甲坚利。凡贼遁入海者，檄付芝龙，取之如寄。”（《明季北略》）“各国皆飞黄（郑芝龙）旗号，沧海大洋如内地矣”，中国官方第一次对大洋深处实施了有效管理。而郑芝龙的联合舰队规模也达到二十万人，三千艘战船，成为西太平洋地区最大的海军，台湾海峡则完全成为郑芝龙的内海。占城、越南南部、吕宋、孟买、长崎、巴达维亚（雅加达）、马六甲、柬埔寨、暹罗（泰国）等地全都成了郑芝龙舰队的通商港口。郑芝龙通过“令旗”来收买路钱，壮大舰队，崇祯则从郑芝龙的买路钱里获得一部分作为税收，明朝官方不费一兵一卒、一枪一弹，赢得东南沿海的和平与繁荣，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政府与海盗真正的精诚团结，各得其所。这种合作的意义，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与海盗德雷克的合作完全一样，有效地整合了国家力量与民间力量。对比西方的殖民扩张史，郑芝龙的发迹史恰恰是西方无数海商发迹史在中国的翻版。此战后福建广东海外贸易日益繁荣，如能照此发展，以明朝中后期中国人思想的开放程度和科学技术发展程度而言，古老中国将走向自己独有的近代化历程。遗憾的是，随着清军入关，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和商品经济遭到了毁灭性打击。中华民族走向海洋的希望随着清国的海禁破灭了，硕大无朋的帝国又回到了那片黄色的土地，回到了农业社会。有明一代也许就像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头所写的那样：“我们所处的时代是那样的时代，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很快要上天堂了，我们也要下地狱了。”哎，痛！明朝那么富裕，把海上马车夫都打跑了，为什么此战十一年后明朝就灭亡了呢？看西班牙人冈萨雷斯的《中华大帝国史》的一段话您就明白了，“这个世界上最富裕和繁荣的帝国在某种意义上却是最贫穷最悲惨的国家，这个帝国尽管疆域辽阔，土地肥沃，却不足以养活他的居民，要使其居民舒适，还要比实际疆域大三倍的国土。而且只要是一个在中国待过一段时间的人就会对饥荒时易子而食感到司空见惯。”贫富差距悬殊，穷人们自然都跟着李自成、张献忠揭竿而起，最终到处攻城略地，杀掉富人，将其财富据为己有，最终大明王朝就在李自成农民军的山呼海啸中走到了终点。在明朝走向毁灭的途中，大英帝国的舰队来了，这次明朝能否在毁灭前写下最后浓墨重彩的一笔呢？中国近代史是复杂和精彩的，有时又是颠覆的，这里的讲述，与我们记忆里的古板印象迥然不同，绝非一般历史书上的忠奸两列、黑白分明。作者让那些我们曾经熟悉的故事再次拥有震撼人心的温度与力量，激发思考，助力当今，彰显历史巨大的魅力和诱惑力。
邓世昌和他的“太阳犬”
在甲午海战当中，邓世昌抱着他的爱犬一起沉入大海，这件事情到底是否真实？时过境迁，由于史料不足，目前已经很难还原事件原貌。当然，这也丝毫不影响邓世昌的

人C交ZOOZOOXX妓院康熙晚年的弊政，承上启下，为乾隆盛世准备了条件。应当说，雍正在位十三年，政绩卓然，但就在他政绩初见成效之时，却突然去世了。四、众说纷纭的死因胤禛在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二十三日子时，在圆明园猝然去世。由于书不载原因，于是雍正死因之谜，朝野众说纷纭。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种：1.吕四娘谋刺说稗官明史如《清宫十三朝》、《清宫遗闻》等书，都有雍正被吕四娘谋刺身亡的记载。传说吕四娘是吕留良的女儿，吕留良因文字狱被死后戮尸，吕氏一门，或被处死，或被充军，只有吕四娘携母及一仆人逃出。吕四娘隐姓埋名，潜藏民间，拜师习武，技艺高超，后来飞入深宫，把雍正脑袋砍了。2.丹药中毒说雍正对道士、丹药感兴趣，特为紫阳道人重建道院。他还曾请道士张太虚、王定乾等到圆明园炼丹，以求灵丹妙药，长生不老。雍正死后三天，他的儿子、新君乾隆帝下令驱逐张太虚等道士，并严谕他们不许透露宫中只言片字。乾隆帝对圆明园中道士的态度，使人们认为这可能同其父食道士炼制的丹药致死有关。近人金梁（思候）在《清帝外纪·世宗崩》中说：“惟世宗之崩，相传修炼丹药所致，或出有因。”杨启椎教授也认为雍正是“丹药中毒而亡的”。有的学者则认为：“此说颇有合于情理处，然而实属推论，未可成为定献。”关于雍正帝的死因，还有被宫女缢死说、被曹雪芹和竺香玉合谋毒死说和中风而死说等。总之，众说纷纭，但都缺乏直接证据。或许，是一个永远的历史之谜。【点评】雍正帝的一生，留给人们许多话题。继位之谜、死因之谜，一直扑朔迷离，但对于历史而言，还是他的改革为后世所称道。他既继承了康熙大帝的历史遗产，又改革了康熙晚年的弊政，使清王朝能够继续向前推进，为乾隆繁盛的到来准备了条件。康、雍、乾三朝，既是清朝历史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华帝国皇朝历史发展的一个鼎盛时期。第七章清初文字狱清朝统治者对明朝留下来的文人，一面采取招抚办法，一面又对任何反清思想和活动采取严厉的镇压手段，从康熙到乾隆三朝，见于记载的文字狱案件约有七八十起。康熙二年（1663），浙江湖州有个文人庄廷龙刻印了朱国桢编写的《明史》，又请人增添了明末天启、崇祯两朝的事，其中多有指责满洲的文句，被人告发。这时庄廷龙已死去。清政府知道了，竟下令把已死的庄廷龙开棺戮尸，其他作序者、刻印者、校阅者、售书者、藏书者被杀七十二人，充军边防的也有几百人。康熙五十年（1711），又有人告发，在翰林戴名世的文集里，竟然有对前明政权表示同情的态度，于是，清廷下令把戴名世打进大牢，判了死刑。这个案件牵连他的亲友和刻印他文集的人，有二百多人。对于这些完全由写文章引起的案件，当时人们就叫它“文字狱”。康熙之后，继位的雍正帝是一个残暴成性、猜忌心很重的人，在他的统治下，文字狱出现得更多也更严重，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案件是吕留良事件。吕留良是康熙时一个著名学者。明朝灭亡以后，他参加反清斗争没有成功，就在家里开设私塾教书，有人推荐他参加博学鸿辞科，他坚决地拒绝了，官员劝他不听，威胁他也没有用，后来他索性跑到寺院里，剃光头当了和尚，官员们对他没有什么办法。吕留良当了和尚后，就躲在寺院里著书立说。他写的书里有反对清朝统治的内容，书写成后，没有向外流传，吕留良就死了。后来有个湖南人曾静，一个偶然的机会见到了吕留良的文章，对吕留良的学问十分敬佩，就派了个学生张熙，从湖南跑到吕留良的老家浙江去打听他遗留下来的文稿的下落。张熙到了浙江，不但打听到了吕留良文稿的下落，还找到吕留良的儿子和两个学生，张熙跟他们一谈，很合得来。他回去向曾静汇报后，曾静也和他们见了面。他们几个人议论起清朝的统治，心中都十分愤慨。随后秘密商量，如何推翻满清的统治，他们认为，光靠几个读书人办不了大事，后来，曾静打听到担任陕甘总督的汉族大臣岳钟麒，是岳飞的后代，想来能够继承岳飞的遗志来推翻清朝，于是曾静写了一封信，派张熙去找岳钟麒。这事说起来已经有点近乎笑话，岳飞抗金到那时已隔着整整一个元朝、整整一个明朝、清朝也已过了八九十年，算到岳钟麒身上都是多少代的事啦，还想让他因一个“岳”字拍案而起，反叛清朝，中国书生的昏愚和天真就在这里。岳钟麒是个清朝的大官，做梦也没有想到过要反清，岳钟麒接见张熙，拆看了来信，大吃一惊，厉声问道：“你是哪里来的，胆敢送这样大逆不道的信？”张熙面不改色说：“将军跟清人是世仇，您难道不想报仇了？”岳钟麒说：“这话从哪儿说起？”张熙说：“将军乃是岳武王岳飞的后代，现在清朝的祖先是金人，岳飞当年被金人勾结秦桧害死，千古称冤，现在将军手里有的是人马和兵力，正是替岳武王报仇的好机会。”岳钟麒听了，虚假地应付说：“听了你的话，十分感动，我决心起兵反清，希望你帮我出出主意。”于是张熙把教师曾静交代的话都如实抖了出来，岳钟麒获得张熙提供的情况后，一面派人到湖南捉拿曾静，一面立刻写了一份奏章，把曾静、张熙怎样图谋造反的事，报告给了雍正帝，随后把张熙也抓了起来。雍正接到报告后，立刻下令把曾静、张熙押送到北京，命刑部严刑审问，最后查出了曾静还跟吕留良一家有密切来往，这样，案子就牵连到吕留良家。由于吕留良已经死了，雍正下令把吕留良的坟刨了，棺材劈了，又把吕留良的后代和学生全部抓起来，判了刑，杀的杀，充军的充军。像这样真有反对朝廷的活动引起的案子是不多的，其中大部分文字狱，完全是牵强附会，挑剔文字过错，甚至为了一句诗、一个字也惹出杀身大祸。有一次，翰林官徐骏在奏章里把“陛”字错写成了“狴”字，雍正见了，马上把徐骏革职，后来再派人一查，在徐骏的诗集里找出了两句诗：“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无端挑剔说这“清风”二字就是指清朝，这一来，徐骏便犯了诽谤朝廷的罪，把自己的性命也白白地送掉了。再如雍正四年（1726），满洲隆科多的党人礼部侍郎查嗣庭出任江西考官，出题有“维民所止”四字，清政府认为这是去掉雍正二字之头，遂把查嗣庭打进了监狱，判了死刑。雍正不仅用血腥的屠杀来加强对思想文化的统治，而且还亲自著书来驳斥反对者。吕留良在他的书中强调孔子的思想精义是“尊王攘夷”，主张严“华夷”之别，雍正撰辑了《大义觉迷录》一书，并将它颁行天下，他在书中则强调“华夷无别”，认为舜是“东夷”人，文王是“西夷”人，自己虽是满族人，却和舜、文王一样，可以完全合法做中国的皇帝。陆生楠作《封建论》，反对清朝的统一和专制统治，企图恢复三代的“封建”，雍正则作《驳封建论》，说：“中国之统一始于秦，塞外之统一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此皆天时人事之自然，岂人力所能强乎？”雍正的这番话，带有明显的委屈情绪，也真有一些动人的地方。但他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外国人”、“夷人”，尽管他所说的“外国”只是外族，而且也泛指中原以外的几个少数民族，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外国不同，但无论如何在一些前提性的概念上，雍正把事情搞复杂了，反而不利。他的儿子乾隆看出了这个毛病，即位后把《大义觉迷录》全部收回，列为禁书，杀了被雍正赦免了的曾静等人，开始大兴文字狱。康熙、雍正年间都有丑恶的文字狱，但来得特别厉害的是乾隆，他不许汉族知识分子把清廷看成是“夷人”，连一般文字中也不准出现“虏”、“胡”之类的字样，不小心写出来了很可能被砍头。他想用暴力抹去这种对立，然后一心一意做个好皇帝。其实，本来这样的人已经不可多觅，雍正和乾隆都把文章做过头了。【点评】清初文字狱是清廷为了维护满洲皇帝和贵族在全国的优越统治地位，而对任何反满思想和活动的严厉镇压。他们在对一种民族偏见的抗拒中，矫枉过正，最后陷入了相同的意识沼泽。在后来的盲目排外中表现出来，而在行动上则是非人道而丑恶的。专制文化的双刃剑最后总有一面要政到自己身上，这就是清初文字狱给历史的教训。第八章乾隆盛世清朝经过康熙、雍正，到乾隆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乾隆帝，名弘历，二十五岁登基，在位六十年，当太上皇四年，享年八十九岁，是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享年最高的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实际执政时间最长的皇帝。同时，他又是在民间传闻最多、被作品演绎最多和官方文献记载疑点最多的皇帝之一。一、出生地之谜在清朝的十二位皇帝中，出生地不明的只有两位：一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二是乾隆帝弘历。努尔哈赤出生时还没有满清，他当时也不是什么显赫的人物，因此，他的出生地没有留下明确的文字记载是可以理解的。但乾隆不一样，他是雍正的第四个儿子，康熙五十年（1711）八月十三日生，他的出生地怎么会不确定呢？于是人们认为这里面必定有蹊跷。关于乾隆的出生地，他的父母没有留下明确的说法，倒是乾隆自己曾反复说明他生于雍和宫。乾隆四十七年（1782）正月初七，乾隆作《人日雍和宫瞻礼》诗注说：“余实康熙辛卯生于是宫也。”但是，乾隆还在位的时候，就有人对他的出生地发出不同的议论，认为他出生于承德避暑山庄。当时有一个官员叫管世铭，江苏武进人，乾隆四十年（1775）进士，后入军机处，任军机章京，了解很多宫廷掌故与秘闻。他随乾隆一家去避暑山庄，去木兰围场游玩，写下了《扈跸秋纪事三十四首》，其中第四首涉及乾隆帝的出生地：庆善祥开华渚虹，降生犹忆旧时宫。年年讳日行香去，狮子园边感圣哀。管世铭在这首诗的后面有个原注，说：“狮子园为皇上降生之地，常于宪庙忌辰临驻。”狮子园是承德避暑山庄外的一座园林，康熙到热河避暑时，雍正作为皇子经常随驾前往，狮子园是当时雍亲王一家在热河的住处。乾隆帝到底出生在北京雍和宫，还是承德避暑山庄，至今仍是一个历史之谜，如果是普通百姓，他的出生地在什么地方，对家庭来说可能有影响，但对民族、国家来说并没有意义。然而，乾隆皇帝却不同，他的出生地同他的生母是谁关系密切，人们为什么关心乾隆的生母是谁呢？因为乾隆的母亲是“出生名门”还是“出身卑贱”会直接影响到乾隆的皇位、事业。如果乾隆的母亲是汉人，则关涉到更为复杂的政治问题。二、亲生母亲之谜乾隆的生母，正史记载为“原任四品典仪官，加封一等承恩公凌柱女”。野史传说有很多种：第一种传说是浙江海宁陈世倌的夫人。陈世倌，俗称陈阁老，在康熙年间入朝为官。传说陈世倌与雍亲王一家常来常往，今天陈阁老的旧宅，还保存有一块九龙匾，据说是雍正亲笔书写的。那一年恰好雍亲王的福晋和陈阁老的夫人同月同日分别生了孩子，雍亲王就让陈家把孩子抱入王府看看，可是，等孩子再出来时，陈家的男孩竟变成了个女孩，陈阁老意识到此事性命攸关，不敢作声，那换入宫中的男孩，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第二种传说是钮祜禄氏。钮祜禄氏是承德地方的一个女子，十三岁到京师，恰巧大选入宫，由于她体端颀秀中选，后被分到雍亲王府，雍亲王生病时，此女日夜服侍数月，雍亲王病愈，她也怀孕生下了乾隆。第三种传说是热河汉人宫女李桂氏。说是雍正在做雍亲王时，一年秋天在热河打猎，射中一只梅花鹿，雍正喝了鹿血，鹿血壮阳，雍正喝下躁急，身边又没有王妃，就随便拉了山庄内一位很丑的李姓汉族宫女幸之。第二年，康熙父子又到山庄，听说这个李家女怀上了“龙种”，就要临产，康熙发怒，追问：“种玉者何人？”雍正承认是自己做的事。康熙怕家丑外扬，就派人把她带到草棚，丑女在草棚里生下一个男孩，这就是后来的乾隆，由于李氏“出生卑贱”，康熙便命钮祜禄氏收养了这个男孩，于是乾隆之母便转为钮祜禄氏。虽然以上传说并不可靠，但乾隆的生母的确存在文献与档案上的疑点，清宫档案《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雍正元年（1723）二月十四日记载：雍正元年二月十四日奉上谕：尊太后圣母懿旨，侧福晋年氏封为贵妃，侧福晋李氏封为齐妃，格格钱氏封为熹妃，格格宋氏封为裕嫔，格格耿氏封为懋嫔，该部知道。同一件事，《清太宗宪皇帝实录》雍正元年（1723）二月甲子记载：谕礼部：奉皇太后圣母懿旨，侧妃年氏，封为贵妃；侧妃李氏，封为齐妃；格格钮祜禄氏，封为熹妃；格格宋氏，封为裕嫔；格格耿氏，封为懋嫔，尔部察例具奏。这两份记载上的差异，也叫人们生疑。雍正档案和雍正实录关于熹妃钱氏与钮祜禄氏的记载上的矛盾，至今不能圆满地解决。不仅如此，连乾隆的皇后和皇妃，也有许多可以称为“疑案”的事情。三、乾隆后宫之谜乾隆的后宫，有名分的：三后、五皇贵妃、五贵妃、七妃、六嫔、三贵人等共二十九人，这里仅就两后之死和香妃的事说一说。1.第一皇后富察氏之死雍正五年（1727），富察氏被册封为宝亲王弘历的嫡福晋，这年乾隆十七岁，富察氏十五岁。乾隆二年（1737）嫡福晋富察氏被册封为皇后。皇后富察氏，性贤淑，尚节俭，不奢华，孝顺太后，敬爱乾隆。乾隆十三年（1748）正月，皇后富察氏随乾隆帝和皇太后东巡，前往山东曲阜祭孔。三月十一日，却在返京途中死在德州的船上，时年三十七岁。关于富察氏之死，野史记载：三月十一日夜，乾隆东巡回銮，驻德州，在船中宴饮淫乐，皇后激切进谏，遭到乾隆的辱骂，因羞愤投水而死。蔡东藩《清史演义》说，傅恒夫人（即皇后弟妹）在皇后千秋节时来祝寿，酒后乾隆与傅恒夫人私通，被皇后发觉，于是同乾隆产生芥蒂，于是有了乾隆十三年出巡，皇后陪同，死在船上的事。进而，又产生了傅恒之子福康安的身世之谜，人们怀疑福康安为乾隆同傅恒夫人所生。台湾著名历史派小说作家高阳认为，福康安的际遇之隆，清三百年，无与伦比，但却并未被招作额附（而他的两兄弟皆为额附）。因此，“其中缘故，反足深思”。2.第二皇后乌拉那拉氏之死乾隆做皇子时，乌拉那拉氏被册封为侧福晋。富察氏死后，她由贵妃晋为皇贵妃，再被册封为皇后。乾隆三十年（1765）初，乌拉那拉氏陪太后和乾隆第四次下江南，在途中，皇后过四十八岁生日，就出了问题。蔡东藩在《清史演义》中说，乾隆在金陵秦淮河和在船中拥妓酣饮，色迷心醉，后被皇后发现，二人发生口角，从此皇后乌拉那拉氏被打入冷宫。第二年即乾隆三十一年（1766）七月十四日乌拉那拉氏死于冷宫。这件事，清宫档案的记载是：闰二月十八日，皇后在行宫吃早饭时，还得到皇帝赏赐。到了晚饭时，皇后却不见了踪影，她的名字被黄签盖上，皇后哪里去了？有人说她发了疯，在杭州削发当了尼姑，也有人说她被先行遣回京师。清宫《谕档》记载：闰二月二十八日，乾隆派额附福隆安护从皇后乌拉那拉氏，由水路先行回家。那么，皇后为什么被遣送回家？《清史稿·后妃传》记载：乾隆三十年（1765），乌拉那拉氏随皇上南巡，到杭州后，不顺从皇上的意旨，随后剪掉头发。乾隆更加不高兴，命令皇后先还京师。乾隆三十一年（1766）七月甲子，皇后去世。当皇后的死讯传来时，乾隆帝正在木兰围场打猎，但他并没有停止打猎，只命令皇后的儿子回京办理丧事，丧仪按皇贵妃标准，降了一个等级，令人叹惋。3.香妃之谜关于香妃的传说，主要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香妃悲剧说。香妃是乾隆年间平定回部大小和卓木叛乱时，被掳进皇宫的。乾隆因其美貌，且体有异香，而册封为香妃，并对她大加恩宠。但香妃矢志守节，随身藏着刀，准备杀帝报仇。皇太

，当务之急是如何运用月眼来窥视这个风水全局。”长舒一口气，我喃喃自语道。“亦凡，你在说什么？”听到我的自语声，晖儿在一旁转过身来，“风水全局？难道你又有什么新的发现了？”简要浅显地将我与了然之间的对话转述了一遍，晖儿的眉头也不禁锁了起来：“照这么说来，城市之中应该还有更大的危机？会是什么呢？既然月眼可以看到全局，那你可以找出方法来试一下。”“月眼之术，虽然我知道月眼的原理方法，但实行起来难如登天啊。”眼前闪动着书稿中的内容，那成片的文字纠集成了一个偌大的“难”字。月眼之术，即是于月圆之日的正时，在东南西北中五方的正五行位上，以面南背北的方向去观测北斗七星的排布，综合五处北斗星辰位绘出天罡五行图，依据五行图的指向找出地面的“月眼”，而后在“月眼”位置上建起一座三十丈的堪舆台观测五方，结合五方的角度不同分别风水格局，最终确定全局风水。“以农历计算，每月的十五、十六两天都是月圆之日。两天时间应该可以完成天罡五行图，但要在‘月眼’上建起三十丈的堪舆台那就需要庞大的人力和物力。”在说明月眼之术的原理后，我郁郁地说道，“历史上只有汉代的东方朔和唐代的袁天罡做到过，可那是集结了汉唐盛世的力量才办到的。”“我找一下相关的天文资料，看看能不能结合天文数据用程序推算。”晖儿思考着答道，“如果天文数据的误差在万分之一的话，我就可以准确地查明‘月眼’的位置，提前思考堪舆台的替代方案。”看着晖儿全力地查询着数据，心中不由一阵暖意，虽然她没有明白，风水格局的变化玄妙不是单靠过往天文数据可以正确推测的，但那种理解和支持却是我此时最为需要的。走到阳台上，我点起一支烟，茫然地望着星点闪耀的夜空，试图从深邃的黑色中寻求那遥不可及的答案。一个橄榄型的发光体在天空中缓缓进入了眼帘，极目望去，原来是一个巨大的飞艇，艇身上赫然标注着“祥麟集团”。那是我执行下的创意，对祥麟集团的一个品牌深入。当然，也只有祥麟集团才有如此大的手笔可以吸纳执行，毕竟那飞艇的费用不是一般的贵。当飞艇自楼宇上空掠过时，我的脑中忽地闪现了一个念头。对，飞艇，罗志云！……“这不是什么大问题，飞艇只要不干扰正常空中航线，其余的我都可以解决。”罗志云颔首应道。“那就有劳罗总了。”借着罗志云之前的邀请，在祥麟集团本部和他畅谈了一个多小时，谈话的末尾我提出了想在飞艇上观测的要求。“换作以前，我可能会觉得你的要求荒诞之极。”深吸一口烟，罗志云不无感叹地说道，“但那件事之后，我在能力范围内可以答应你任何的要求，哪怕听起来有多么的古怪离奇。”“大千世界，光怪陆离，有时候很多事情是无法用想象来理解的。”故弄玄虚中我的话语竟也带着几分感慨，“罗总可以理解，又肯伸手相帮，实在是感激不尽。”“呵呵，这不算什么。”罗志云大笑着挥了挥手，继而又低声说道，“自从那件事解决之后，我家里不但安宁平静，最近在生意上也是强势上扬。上周我被公司任命为集团总经理，我女儿也考进了重点大学，就连我那个无所事事的老婆居然也中了彩票大奖，这一切可都是拜你所赐啊。”“命数运势自有天理，并不是我一个凡人能够左右得了的。”罗志云似乎夸大了我的作用，他全家的运势其实只是得益于别墅的财星格局。“真人不露相，真人不露相……”罗志云会心地笑道，“那就按今天谈好的办吧。”……当日晚上，我便找来了林岳和S，聚在家中再次开起了小会。“什么？！还有个大个儿的没解决？！”在解释说明了全局情况之后，林岳大呼小叫地惊道，“我说老凡，这东西有完没完？折腾下去没个底，我可不是九条命的猫啊！”“就你命值钱！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就索性了结个干净。”S横着丹凤眼瞪向林岳，“留在最后的往往都不是什么省油的货色，不灭了它，大家一起完蛋。”“我可是十代单传，家里还靠指望……”这家伙总喜欢拿这个借口出来，真不知道这位高等教育下的现代医生是怎么个思想逻辑。“十代单传？你再啰唆下去信不信我现在就叫你单个传不下去？！”S不耐烦地呲牙道。面对着“凶相毕露”的S，林岳只能乖乖地安静了下来，一脸委屈地坐在S的身边，有趣的是，他的双手竟已不自觉地放在了双腿之间。观星绘图方面由林岳、S和我负责，十五那天我和S一组，十六那天就由林岳和S一组，因为那时我必须留在飞艇上等待月眼的位置数据，而晖儿则负责接收五处观测点传回的数据，并排列组合出天罡五行图。我详细地向林岳和S解释了北斗星辰位的观测方法，并现场考证演示了一番，在确信两人完全理解之后，大家便分头准备了起来。十五这天不巧是个阴天，我和S今天必须完成三个正五行位的星象观测。车子停下后，S跳出车外，拿出望远镜对着天空观察了一会，一脸无奈地向我摇了摇头。天空中笼罩着一层薄云，在地面上几乎无法辨识出天空中的星辰位置。“按星空分布图来看，北斗的位置应该是在北天空的这个位置。”S指着笔记本的屏幕说道，“但现在完全看不到，今天还要观测三个点，这怎么来得及啊。”抬头望了望北天空的位置，云层并不十分厚密，但却足以阻挡住视线。难道就要功败垂成？一股夜风吹来，空中的云层似乎有些飘动，一抹月光透了下来，S在一旁不知做什么地呼呼喘着气。“你干嘛呢？”回头望见S正鼓着腮帮子大口的呼吸着，我不禁好奇倒。“鼓风，让风把云吹散掉，北斗星就出来了。”S眨眼道，“既然起风了，就意念想着风能吹走云，心诚则灵么，反正也没别的办法。”“鼓风？呵呵，你还真能想。”如果被林岳看到S此刻的样子，估计那小子会呆看上半天，平日豪爽英气的女孩也有着可爱动人的一面。不过，幸好我不是林岳，而且也没有呆掉，一片银光闪动，在面前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金属螺旋桨。“王亦凡，你……你神了啊～～”S望着在我面前凭空聚成的螺旋桨，满脸的惊讶状。“呵呵，谢谢你的提醒，不过鼓风的活就由我来做吧。”话语间，螺旋桨飞入了半空，在意念的催动下飞速转动起来，一股强大的气流在空中骤然而起，云层开始慢慢地散开了一个缺口。“好像力量不足啊，能再加大力度吗？”S看着若隐若现的北斗星说道。催动如此巨大的金属螺旋桨升入高空并飞速转动，远比我想象要困难许多，在极限之下也只能达到现在的效果。思索片刻，空中的螺旋桨微颤了一下，在意识的控制中桨片上多出了七道长风印！“长风绵绵，云动九天。”在低吟声中，一股强大的旋动气流蓬然而生，霎时间空中的云层破开了一个圆形的缺口，北斗星清晰地在眼前闪耀着。S用数码相机将星辰位图拍摄下来，立即输入了电脑进行处理。稍顷，通过无线传输的方式发给了留守家中的晖儿。如法炮制之下，我和S在两个小时之内完成了三个观测点的星辰图。在路上，S特意查询了明日的气象预报，很幸运，是晴天。十六日的夜晚，天空中万里无云，在罗志云的安排下，我踏上了飞艇。自空中鸟瞰整座城市，万千灯火的照耀显出一片繁荣，宁静祥和的感觉不由让我沉醉于夜景之中。信号声传来，打开笔记本电脑收到的文件，一幅圆形的星空分布图呈现在了屏幕之上。我事先绘制了一张天罡五行图的图模，星空分布图的透明图层下衬着全市地图，而晖儿则已根据五处位置的标注将北斗星辰图一一对应地排列在了上面。全图的圆形框体上，按照十二地支分别标注了刻度，卯位定东方，在旋转了整个图层后一个精确的天罡五行月眼推算图阵便跃然眼前了。迅速地找出五个北斗星辰图的聚汇点，分别应对向十二地支的标尺，每个聚汇点与相关的地支点连线，交错纵横地在全图上遍布开来，当再次串连起连线交点的时候，一个汇总标点出现在了地图上。我立即将图形传回晖儿，不一会便收到了一个确切的地理坐标，那便是“月眼”的位置。飞艇依照着坐标的位置缓缓推进着，在估算的时间前到达了“月眼”，渐渐地降到了堪舆台所需的高度。这是城市靠近东南的位置，自所在的高度望去，各处地势尽收眼底。东面是城市靠江的一侧，蜿蜒而下的江水在内凹的江岸边凸现一道支流直入城市中心。“水龙探穴，生木聚旺”这本是个聚财生旺的水龙探穴局。但从现在的角度望去，注入的支流盘缠蛇形，在与江流交界处仿佛一个张开巨口的凶蛇。水龙探穴局里竟暗藏着盘蛇斗龙局，虽然盘蛇势弱，却根基甚稳，堪堪抵住了水龙的咽喉。南面是城市的开阔处，一路向外延伸，城市的边缘处如鸟翼般地分展突起延展开来。“青鸟展翼，催火脉兴”这应该是个人脉鼎盛的青鸟展翼局。不过，在青鸟的翅翼位置遍布着成片的多层建筑，参差杈丫地好似一片密集的荆棘。青鸟展翼局隐含着刺荆困凤局，纵然青鸟振翅千里，怎奈荆棘刺扰，竟是无法展翼挥动。西面便是山脉连绵的重工业区了，雄起的主峰一侧陡然直下，另一侧则桓展平伏围绕着城市的边缘。“猛虎伏户，守金固镇”把守着一脉重地的猛虎伏户局可御敌固本。可是当日塌陷的冶金仓库却不偏不倚地在山脉腹地形成了一个“V”形的豁口，宛如两支锋利的牛角。猛虎伏户局便毁在了这金牛伤虎局下，猛虎虽勇腹部却是最弱，两支牛角死死地顶入了腹部，早是败局已定。北面遍布公寓楼宇属于城市的住宅区，近郊农地边小山浑然圆起，山边盘延着一条河流。“玄武息卧，纳水安邦”城市水脉自此回入中心，玄武息卧局以龟阻水，以蛇引流，真正一个节流固阵的好局。只是在河流与小山之间铺就的近郊公路生生将龟蛇分开，而小山的周围遍布的谷仓则有如一群仓鼠将其团团围住。玄武本为龟蛇之相，龟蛇分隔，群鼠攻击着只能防守的龟，而可攻击的蛇却无法守望相助，龟蛇分破局尽数冲杀了原本的优势。望向城市中部的时候，一个熟悉的建筑引起了我的注意——市美术馆。当日在地下被困苦战的情景历历在目，虽说在那里遭遇了最为危险的境地，但其间的风水局势却是五方中最好的。中部的地势平坦而缓和，几条主干道汇聚集中在其间形成了一个收拢双手的巨人形态。“盘古聚神，万世不息”传世兴旺的盘古聚神局布在了城市的中心。然而正是市美术馆那尖突的造型恰恰刺穿了巨人的咽喉部位，配合着中央绿地那隆起的造型，酷似一只自土下拱起的野猪正用獠牙狠狠地咬住了巨人的喉咙，这鬼使神差的封豨噬神局破除了如此奇妙的风水格局。“东方水蛇弱势且形如尾，南方鸟翼掠荆风从虎，西方凶牛势强爪角锐，北方群鼠怒激毛如猬，中地封豨卧噬彘身固。”我按照书稿风水格局篇的推算将眼前的局相罗列了出来，这便是城市大局风水的初描。这五项格局似乎拼凑起了一个奇异的整体，似曾相识却又有些不真，蛇、虎、牛、鼠、猪这五种动物的形态究竟代表着什么含义？在它们之间一定有着某种微妙的关联！到此月眼之术已经完成，飞艇即刻回航将我送回了地面。既然一时间无法看破整个格局的玄妙之处，倒不如回到家里和晖儿他们一同猜解。在听完了我的介绍讲解之后，四人不约而同地俯身细看着天罡五行图，地支标位与北斗星辰图的交集间似乎并没有什么奥妙，自交集形成的线状图形看去倒像是什么有意识的形状。“对了，我想起来了，这线状图像我的生日星座——人马座。”S突然兴奋地叫道。“嗯，人马座，我们城市下面卧着一只半人马的怪物。”林岳咂了咂嘴，怪声说道，“如果我们城市的名字叫雅典，那我一定相信你的判断。”“你找抽啊？！别在那里说怪话，有本事你找出答案来。”S愤愤道。“亦凡，之前的北斗星辰图是按什么方向观测的？”晖儿看着图轻轻地问道。“面南背北观测的，怎么了？”难道晖儿觉得应该是看图的方位？“我在想，观测是以南方为标尺，那这幅图是否也应以南为标尺呢？”晖儿轻轻地转动着图片道。以南为首？那么……我望着调整过的图形，对照了一下刚才的风水格局初描语句。假设南方是一个头部，就变成了虎头，“水蛇势弱形似尾”……“彘身”……“毛如猬”……“凶牛势强爪角锐”。虎头蛇尾，野猪的身体，刺猬似的毛发，牛腿而利爪……这东西简直是天下最恶心的怪物了！一个形象在我脑中渐渐浮现出来，是它！怎么会是它？！所谓的大局竟然会是这只上古怪物！十六、溯凶中华文化渊远流长，而神话传说更是成为了其中的璀璨明珠。在这些奇异而神妙的传说中，大多都已被人们所熟知，甚至考证和发掘。但也有许多的传说至今仍无法证实，除去一些臆断和推测的外更多的是无稽之谈。上古传说便是一个典型的特例，传说中出现的人物及鸟兽诡异而奇特，在这其中尤以上古四凶最是显著，近年来很多的专家学者对此颇为关注。根据我的描述，S在纸上快速地绘制起来，大约一支烟的功夫一幅颇具神韵的素描呈现在眼前。那是一只虎头猪身牛腿蛇尾的怪物，健壮的四肢上长着锐利的长爪，一对肉翅附合在身体的两侧。在灯光下看去几欲脱纸而出，扑噬众人。现在不知该觉得庆幸还是郁闷，因为眼前那张图所画出的正是上古四凶中最为神秘的一员——凶兽穷奇！“这东西好奇怪，怎么长得虎头蛇尾的？”S端详着自己的作品，不由哂然失笑，“难道这句成语是描述它的吗？”“近代解释‘虎头蛇尾’一词的出处是元·康进之《李逵负棘》第二折：‘则为你两头白面搬兴废，转背言词说是非，这厮敢狗行狼心，虎头蛇尾。’”林岳似乎查觉了什么，满脸严肃的表情与平时判若两人，“但在古籍上还有另外一说：‘食人自首而始，所食嗟嗟，食之不尽。’说的就是这个家伙吃人的习惯，所以用它的形态作为成语比喻事情有始无终。”“切，切，牵强附会。”S不信地摇头道，“说的跟真的似的，你知道它是什么？”“上古四凶里最麻烦的家伙——穷奇！”林岳的眉毛又成了四条，对于S的质疑他不以为忤，只是略有所思地望向我，“老凡，从大局看出的东西就是这只穷奇？”“是的，虽然希望这不是真的，但是事实。”我叹了一声，如果S和晖儿也知道其中的典故，恐怕就不会那么泰然了。“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形形色色的东西很多，其中有四只上古的怪物被并称为‘上古四凶’。”对着迷惑的S和晖儿，我缓缓解释道，“这上古四凶分别是：饕餮、梼杌、穷奇、浑沌，可以说它们是中国古代传说中恶势力的霸者。”“那林岳为什么说穷奇是上古四凶里最麻烦的家伙呢？”晖儿直入主题地问道。“还有，上古四凶是不是一起出现的？会不会有其他三凶在附近呢？”S的问题也接踵而至。“其他三只也在的话，我们就直接抹脖子算了，还用得着在这里废话？”林岳满是不快地说道，S并没有恶言相向，而是识趣地闭上了嘴。“上古四凶只是古人对它们的集合称呼，因为它们彼此之间没有高下之分。这四凶并不是出现在一个时代，而且彼此间没有联袂出现的。但穷奇比较特别，它是只集神、兽、人于一身的怪物。”我继续解释着，“《淮南子·地形训》中称之为北方天神，似老虎且骑着青龙；《山海经·西次四经》说它长得象牛，而《山海经·海内北经》却说它长得像虎，且有翅膀；《神异经》中描述它能听懂人说话，遇到争吵就吃掉有理的一方，经常咬掉忠诚之人的鼻子，却送给凶人礼物以资鼓励；而在《左传·文公十八年》中记载着：‘少昊氏，有不才子，毁信恶忠，崇饰恶言，天下谓之穷奇。’”“可以这么说，穷奇是凶兽，但同时也兼有神格，更具有人的智慧。”林岳接着说道，“要对付这么个家伙，能不棘手吗？”屋内一片寂静，四人都沉浸在苦思之中。晖儿

多天都不能离开父亲的棺材去略进饮食。这种孝行使多尔衮周围的官员大为感动；多尔衮也接受了建议，让李雯做了他的私人幕僚。对李雯来说，要报复大顺军的杀父之仇就只有走降清这一条路吗？或者说，这就是他早些时候对陈子龙所表白的要为国效力而名垂青史的途径吗？李雯当然得到了一个英雄造时势的机会，尽管极少有人赞许他攫取这个机会的方式。1644至1646年间他作为多尔衮的秘书，所有奏表文告皆出其手。然而，李雯之例有些特殊之处。那时，大部分归降者，既不是在野诗人，也不是南方文人。在1644年加入清廷，并在18世纪编纂的《贰臣传》中有传的50名高级官员中，大部分是京都的旧官僚（详见下表及书后附录B）。然而，在崇祯朝，3/4的高级官僚来自南方；而在1644年，2/3的归降者是北方人。这种比例的倒转，主要在于山东的大量降人，1644年投降的“贰臣”中，有1/4来自山东。如果说东北地区为满族征服中国提供了大部分军事将领的话，那么，正是山东一地在为北京清政权提供文官上，遥遥领先。山东人在清初的这种骤然显贵，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该省平定较早，部分地由于在各处起义时这里的乡绅名流遵守了王朝的法令。1644年及以后降清文官先附李自成，后降清的明朝文官：
姓名 明官职 省籍
陈名夏给事中江苏
党崇雅侍郎陕西
梁清标翰林学士北直隶
卫周祚郎中山西
戴名说给事中北直隶
刘昌给事中河南
柳寅东御史四川
陈之龙分守道丞江西
张若琪侍郎山东
方大猷分守道丞浙江
高尔俨翰林学士北直隶
张忻刑部尚书山东
张端翰林学士山东
张缙彦兵部尚书河南
刘余祐兵部侍郎北直隶
龚鼎孳给事中安徽
孙承泽给事中北直隶
薛所蕴国子监司业河南
傅景星御史河南
李元鼎太常寺少卿江西
熊文举吏部郎中江西
叶初春工部侍郎江西
在北京降于多尔衮的明朝文官：
姓名 明官职 省籍
王正志户部侍郎北直隶
徐一范吏部郎中江苏
王宏祚户部郎中云南
卫周允御史山西
曹溶御史浙江
胡世安少詹事四川
吴惟华主事北直隶
李若琳翰林学士山东
王鳌永1 户部侍郎山东
金之俊1 兵部侍郎江苏
沈惟炳1 吏部侍郎河北
冯铨2 大学士北直隶
在地方投诚，接受赦免，或顺治以后荐至北京的明文官：
姓名 明官职 省籍
李化熙兵部侍郎山东
宋权顺天巡抚河南
任濬兵部侍郎山东
张煊御史山西
李鉴宣化巡抚四川
谢升吏部尚书山东
田维嘉吏部尚书北直隶
黄图安分守道丞山东
房可壮副都御史山东
刘汉儒四川巡抚北直隶
苗胙土郧阳巡抚山西
陈之遴编修浙江
刘正宗翰林学士山东
谢启光兵部侍郎山东
孙之獬翰林学士山东
李鲁生国子监司业山东
魏琯御史山东
潘士良刑部侍郎山东
霍达江苏巡抚陕西
吴伟业少詹事江苏
南京陷落时及以后降清的明朝文官：
姓名 明官职 省籍
周亮工御史河南（南京居民）
刘应宾吏部郎中山东
张凤翔3 工部尚书山东
钱谦益礼部尚书江苏
资料来源：孙甄陶《清史述论》，第21—25页，以及《贰臣传》。上表注：1．受过李自成人马的拷掠，纳款获释；2．致仕，由多尔衮信邀出仕；3．受过李自成人马的拷掠。
山东的投降
山东的情形表明，在乡绅与满族征服者结为同盟镇压城乡义军盗匪上，它比其他任何一个省份都要来得迅速。尽管这里的民众中也有一些著名的忠明之士，但在维护共同利益而携手合作上，山东士绅对满族征服的态度最为典型。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贰臣”中有那么多的山东文人。山东与辽东两个半岛的相似性，也使这种联盟变得容易了。许多东北边民，通过海上贸易与水军服役，与山东家族保持了密切的联系。但理解山东士绅对清政府的态度的关键点，是满族进入之前这一地区的阶级冲突的激烈程度。晚明时期，山东是一个社会与经济的极端繁荣的省份。像济宁这样的城市在16世纪末就已经繁荣起来了；作为地区货物集散地的大运河畔上的临清，尤其繁荣。还有一些富裕的乡区，例如淄川，为大地主所控制。但是，这个省的中部，泰山与沂蒙山周围地区，以及西南地区，却相当贫困，在17世纪20、30年代经常遭到饥荒的袭击。在西南地区的地主并不太富裕，但有很强的自卫能力，住在有家兵和沟垒防护的“家庄”中。许多人习惯以劫掠为生。横贯山东西部的、从北京到徐州的东去大道，整家整家的人——甚至整村整村的人，以抢劫为主要生活来源。滕县与兖州府会之间那令人生畏的驿路上的旅客们，如果能够逃脱“响马”的袭击，那真是要感谢苍天有眼了；如果其车马没有陷入泥淖，以致被村民以租借牵引用的骡马为由而横加勒索，那也真是万幸。山东也是教派会道活动的中心之一。1622年，徐鸿儒领导的白莲教起义持续了六个月之久，有200万人卷身其中，最后才被4.7万名士兵镇压下去了。这场民众大起义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满族占领辽东后，成千上万的难民涌入山东，以逃避满人的追杀洗劫。然而，1642年与1643年，满军深入到山东腹地劫掠，结果是官府失去控制，社会陷入混乱。像临清这样的城镇遭到了严重破坏，农村甚至变成一片废墟。到1643年，地方官员已经征收不到赋税。据记载，任何案件审理都不能再进行了。正式的地主政府已不复存在，权力落入了地方权贵或大盗悍匪手中。兖州南部的滕县与沂县的县府屡遭攻击，地方官员已毫无权威可言了。据当时史料记载，当时民户十之七八参预了不法之举。农村社会中“盗户”与“良民”截然两分，后者基本上是地主，他们在安定社会上与政府的利益上完全一致。除了这些“盗户”，在滕县以东的九山地区，还有许多亡命之徒的永久性的大本营。这些“匪巢”中最大的一个，由王俊领导。此人是一位武林高手兼地主。在40年代的颗粒无收的灾荒中他也丧尽家财，便转入绿林行劫了。在兖州的东北走向的大道上，以及嘉祥一带的大运河畔，有一个在当地称为“满家洞”的地区，是个方圆300里的丘陵，有四个乡坐落其中。这一地区有成千个洞穴，以及许多设防的双层石堡。在明朝最后几年的内叛外侵的日子里，满家洞的农民逃入洞穴避难，并用布蒙住洞口。整个这一地区完全摆脱了地方官府的控制，派来维持秩序的乡兵不止一次地在此全军覆没。一些亡命之徒结成了更大的团伙或匪帮的联盟，有些经常冠之以朝官名号的头目，承担松散的领导之责，在这块土地上称王称霸，为所欲为。曾有位官员报告说：“村落灰烬无遗，百姓杀掳殆尽。”与这些亡命之徒和起义军为敌的是乡绅及其联盟，但他们在横暴残忍上与其敌手差别不大。这种地方武装很像封建团体，都有很好的训练，常常带有浓厚的个人忠诚色彩，一般以忠于乡绅领袖的马队或家丁为主力。邹县豪右鱼维新，拥有一支800名步兵的武装，纪律严明，随时可以与正规军一同作战。嘉祥县的名流刘君学，在满族进攻时期征集并训练了一支3万多人的“义勇”。逐渐巩固清廷对山东的控制的主要办法，就是私人统率的乡兵与中央政府供给与指挥的正规军队的结合。在最低的县级单位，乡绅组成了乡兵，乡兵组成了“营”；再往下则是80—100名乡兵组成的“家”，其首领为“练总”。作为家丁，他们忠于供给其衣食的本地豪右。这种半封建关系实际上是在官方培植下发展起来的——因为地方军政长官总督巡抚自己，要为每一位将领的私人军队（“标下”）提供军费。同样的个人忠诚原则，以及官方对每一位将领的私人武装（“标下”）的承认，还扩大到了较高级的军事单位。在府一级的行政单位中，军队汇编成一般被称为“镇”的组织。除了乡绅私人统领的大型团队，也有一些马队由清廷的命官指挥。而且，乡绅的私人武装，经常根据命令由一地区调往另一地区。在地方军政长官上达北京的报告中称为“技勇”的武装，就这样变成了清廷统治的一支主要力量。许多这种地方地主武装，特别是山东西北部的地主武装，被征调去进攻短命的大顺政权。李自成占领北京后，派出了许多军官和地方官，到山东各乡、县的都会去接管原政权。他们把在北京用过的拷饷追赃的办法又用到了这里，首先被驱集到一起的就是乡绅。例如，在兖州（这里是明朝鲁王的封地），大顺的首领们取得了被叫做“无赖”的下等阶层的支持，来打击乡绅。在济宁，郭志伟为大顺政权接管了此地，他把官僚、生员和富民囚禁起来，拷掠赎银多达48万盎斯。当他们占领了运河与山东——北直隶间驿道的接合处的德州后，这种行为变得特别地残酷无情。1644年6月1日，那里的乡绅在著名士大夫、1607年进士谢升率领下，起兵反扑。后来，谢升在给清廷的信中说到：（六月一日）臣等鼓励阖州士民，磔伪州牧吴徽文，伪防御阎杰，誓众登陴，激发远迩，共诛闯贼，所置伪官贼将郭升丧胆西遁，谨扫境土，以待天庥。谢升在赶走了大顺军官后，与乡绅们共同邀请了一位明朝皇亲朱师钦，让他以“济王”的名义统辖这一地区。在他的名义下，他们鼓励了其他地区的绅士也组织乡兵，进攻大顺军队。在谢升的同窗、前兵部侍郎谢启光的领导下，这个城镇的2000居民赶走了大顺的统治。在繁华的淄川，前翰林学士、1622年进士孙之獬倾其家财，组织训练了一支地方武装，借此保卫了他在亲戚邻里，并从这个地区把大顺军队赶了出去。史可法与南明在扬州的营部，很快知道了德州事变的消息。尽管史可法很清楚，在谢升担任大学士与太子侍讲时曾经支持过陈新甲的绥抚政策，但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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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明官职	省籍
陈名夏	给事中	江苏
党崇雅	侍郎	陕西
梁清标	翰林学士	北直隶
卫周祚	郎中	山西
戴名说	给事中	北直隶
刘昌	给事中	河南
柳寅东	御史	四川
陈之龙	分守道丞	江西
张若琪	侍郎	山东
方大猷	分守道丞	浙江
高尔俨	翰林学士	北直隶
张忻	刑部尚书	山东
张端	翰林学士	山东
张缙彦	兵部尚书	河南
刘余祐	兵部侍郎	北直隶
龚鼎孳	给事中	安徽
孙承泽	给事中	北直隶
薛所蕴	国子监司业	河南
傅景星	御史	河南
李元鼎	太常寺少卿	江西
熊文举	吏部郎中	江西
叶初春	工部侍郎	江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