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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无码23p三座主城在，能起到什么作用？想要挽回这一切，除非立即派援军。赵桓命令从西北防线上调西军参战，他点名要种、姚两姓将官出征。种，自第一代种世衡已降，第二代的种古、种谔、种诊、种谊都故去了，第三代的种朴战死、种师道衰病，只剩下了一个种师中。种师中号称“小种”，与兄长一样自青年起结发从军，历任环庆、秦凤两路的经略安抚使，是一个威名赫赫的老西北。姚，姚麟、姚雄与种谔、种古齐名，尽管出过姚平仲这样的妙人，但是几十年的威名仍然很有号召力。简单地说，种家的人狡猾聪明，无论是独当一面还是做一个将军，都有奇思妙想，在战场上灵动变化，既凶狠又狡诈。姚家的人只有一个特点，能打，是西军里最能打的熙河军里最暴力的世家。这一次姚家出战的人是姚古，他去救太原。剩下的河间、中山由种师中负责。公元1126年，宋靖康元年五月间，种师中出征。关于这次出征，一切都显得对立。从时间上看，正是时候。金军在二月时全面撤退，不只是东路的完颜宗望，西路的完颜宗翰也在退却中。他边退边打，在回军的途中连续攻陷了威胜军（今山西沁县）、隆德府（今山西长治市）。这对宋朝来说是噩耗，但也是机遇。这代表了金军主力的动向，他们在向云中老巢撤退，与太原、河间、中山等北方三镇越来越远。此时出兵，正是时候。但与之对立的是宋军的情况，种师中手边没人。这些年西军被大量抽调，为了保持西边防线的完整，迫于无奈只能不断地招募新兵。种师中的军队里新兵占一半还多，连常规训练都没多久，怎么能突然间拉上战场？这不是有没有战斗力的问题，是一个军人的起码素质都没能明确的问题。这有多重要，种师中懂，高高在上的天子宰相们却不懂，他们不管军队怎样，只管时机和需要。赵桓严令种师中必须迅速进兵，不然以“逗挠”论罪。逗挠，比战败更要耻辱，它是胆怯、避战、畏缩不前的同义词！赵桓准确地击中了种师中的要害，以种氏威名，绝不能忍受这样的罪名。种师中立即提兵出征，结果刚刚集结，新兵们就给了他一个惊喜。这帮新兵蛋子把刚刚发到手的军械，像神臂弓、箭枪牌、马甲等等，都拿到黑市上换了酒肉吃喝！“军人的起码素质都没能明确”，这是灾难性的。种师中就带着这样的部队，出井陉，向金军主动出击。一路行军，他们在杀熊岭（今山西榆次县东北）附近遇到了两个意外。第一，遭遇了金军。金军应该在围困三镇，这里距离太原至少还有一百余里，为什么会遭遇？第二，金军的战力。情报说金军的主力由完颜宗翰带出了国境，那么眼前的这支算什么？征战一生，种师中不会连巡哨和主战的都分不清。无所谓，哪怕面对的是完颜宗翰本人，种师中都无所谓。这一战他有进无退，前面哪怕是刀山火海，他都要踏进去。很多年以前，宋朝也有一个人，做过同样的事。陈家谷，杨业……哪怕必败必死，也要去战斗！这一天，种师中面对的敌人是金将完颜活女，此人是金军常胜将军完颜娄室的部下，女真建国期间，他活跃在第一线，以战绩为论，比很多阿骨打的近亲还要强。再强也没用，这时种师中的手里握有一张王牌，这张牌是金人之后十几年里的噩梦，实事求是地说，如果不是宋朝出现了两个现象级的非常规人物，那么这张牌，就是高居汉人战力巅峰的存在。张俊。时光流逝，当年十六岁走进军营当弓箭手的少年，这时已经四十一岁了。宋、金战争爆发，是一个民族的灾难，对张俊来说，却是机遇。他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在东明县（今河南兰考北）抗击金军，以战功升至武功大夫。这时跟种师中救援三镇，他是援军里的前锋。那一天，面对数万金骑，张俊冲了出去，开始了他的传奇军事生涯。从这一刻起，直到以后十五年期间，张俊是一面飞扬的旗帜，是宋人的军中之胆，在最后的日子来临之前，他是一位无可争议的军人。杀熊岭，宋、金前锋对决，张俊以少胜多，西军真正的战力让金军震惊，他们想不到会败在宋人的手下，他们死了多少人没有准确记载，他们被缴获的战马就在千匹以上。张俊建议乘胜进击，一鼓作气突破金军的封锁，去救援三镇，顺便背靠坚城抵敌。种师中反对，一来天晚了，士兵们一路行军突然遇敌，没有休整过；二来他要等待姚古。他和姚古曾经约定先会合再赴援，这时如果姚古能如约出现的话，无疑会胜算大增。一夜过去，姚古没有出现，限于古战场的通讯能力，他不知道姚古几乎同时遇敌，在隆州谷（现山西祁县一带）正与金将拔离速激战。天明时分，种师中等来的是金军的全面进攻，数万骑兵冲击过来，这回参与的再不是少数的精锐，而是拼全军的素质。种师中的新兵蛋子们成了战场上最特殊的一群人，想想连军械都没有的要怎样作战呢，玩空手搏击？这个笑话很冷。新兵所在的右军、前军迅速崩溃，把种师中的中军暴露了出来。金军的骑兵蜂拥而至，配合的默契简直像军前哗变一样。这时种师中仍然还有活路，他可以选择后退，收缩兵力边战边退，相信金军会明白太原和援军哪个更重要，不可能一路追击直到赶尽杀绝。可是那样，等待种师中的会是生不如死，他得回去等着赵桓的进一步侮辱。那么死战吧，种师中的中军不动，从几千人拼到几百人，直到他本人都受了四处重创。最后的时刻来到，种师中和他的幕僚、亲军全部战死……他终于用生命证明了自己的勇敢，种姓家族里没有懦夫。这是有意义的吗？在时光的长河里，人们记住的是种师中的部队被金军全歼，他不仅没能解救围困中的北方三镇，更把宋军有限的机动部队损失了很多，同时，也把宋军的士气进一步磨灭。几乎全是错，全是耻辱。但是，到底是谁阻止了种师中变成真正的种家军的呢？种家的人在战场上从来不是蛮牛，他们是聪明狡诈的狼，知道后退、迂回、挑逗、突进，战况不利军力不足，他们最可能用的办法是拖着金军一路后撤，把敌人远远地调到三镇的远方，那时自然会分解三镇的压力，甚至造成友军前进的空隙。这都是最简单的军事常识。这件事不必再多说了，一切都归功于神奇的赵桓。在他的领导下，种师中败亡，姚古败亡，这让金国更清晰地看清了宋朝的现状。这些还是次要的，对于怎样搞定金军，解除女真人的威胁，赵桓还有更创意的表现……在金军从开封撤退的时候，赵桓悄悄地挽留了一会儿金国的使者萧仲恭，塞过去大笔金银财宝以及一封信。信是写给现任金国高级军官耶律余覩的，赵桓希望耶律余覩回忆从前，你是辽国的皇族，辽亡于金，你难道不想报仇吗？我可以配合你！这封信被萧仲恭上缴给了完颜吴乞买。吴乞买的惊诧远远大于愤怒，这一刻，他深深地看清了宋朝皇帝的本质，那一定是个脑残片吃多了的残障青年。想反间很正常，但最起码要找个靠谱的通信员吧，你不能用金国的官方大使替你送策反信给金国的大将吧！并且严重提醒一下，要精确掌握被策反人的实际情况。耶律余覩是辽国皇族不假，但一来被辽国皇帝逼得家破人亡；二来这时在金国的地位比在辽国时更高，以刚刚过去的第一次伐宋战争为例，金军的左路军主帅是完颜宗翰，元帅右都监就是耶律余覩，是左路军里的第三号人物。宋朝得拿什么条件才能收买，仅仅是所谓的“国恨家仇”？这件事之后，我把宋钦宗赵桓的一生重新审视了一遍，可以公布一个真理了。——赵桓这一生没做过一件正确的事，从他走上神坛当皇帝开始，直到他死，绝对没有一件是正确的。其中包括杀六贼。杀六贼的时机没掌握好，杀得太晚了，比如童贯，绝对不能让他带着正规军去追赶赵佶，险些造成江南小朝廷。而且杀完之后，做得更错。他把六贼的子孙亲族都发贬到了江南，把被六贼历年外贬的官员子弟们赦回京城。京城不久之后会发生什么，大家都知道吧。尽管这不是赵桓主观意愿去做的，但他就是做了。这说明了什么呢，只能说他是个震古铄金独一无二的衰仔，无论谁只要和他贴边，都会死得超难看。截止到这里，赵桓以及宋朝官方在东京保卫战之后的举措都做完了，他们成功地压制了己方的振作分子，让李纲、种师道等人屈辱地活着，并且完美地激怒了金国，让对方没理由不再次发兵侵略。时间一天天地过去，公元1126年，宋靖康元年的八月份临近了。八月，是一切的终结月。在这之后，神州板荡中原陆沉，汉人史上前所未有的耻辱即将到来。在这之前，我们要稍微回头望一眼，看看曾经的国之少年们，他们都怎么样了。第二十二章烈日骄阳，男儿雄壮种师中全军覆灭的那一天，张俊率领前锋营在乱军中杀出了一条血路，从几万金骑中突出重围，且行且战，一路向南。到达乌河川时，他们又遇上了金军。这时张俊身边只剩下了几百人，人困马乏各带战伤，以常理度之他们死定了，想跑都没了力气。张俊在这种情况下率军出击，向金军主动挑战，以几百人的战力再次冲破重围，在他身后，地上躺着金军五百多具尸体。他回到了国内，在信德附近休养部队。他关注着局势，默默地等待自己的机遇。他是聪明的，更是机敏的，不久之后，他准确无误地找到了自己一生事业的起点。刘光世的日子过得有点苦。幽燕战役之后他老爸被撤职，他本人因为失踪连降三级，这意味着他的衙内生活到头了，并且要到基层去从头干起。他回到了西北。一年多的时间里，刘光世打起精神踏实工作，先是亲自出马剿匪，把在浚州抢劫的河北籍巨匪张迪打散，这让他官复原职，重新当上了鄜延路马步军副总管。看来衙内的人脉还是很广的，一次剿匪就升了三级的官。之后金军围困开封，西夏也没闲着，乘机发兵西北，想趁火打劫。刘衙内当时驻扎在杏子堡，正好是西夏的进兵要道。话说刘光世在有压力有动力的状态下还是非常可怕的，在杏子堡他把西夏人打得灰头土脸往回跑。刘衙内再次高升，荣任侍卫马军都虞侯。他将在西北等待机遇，不久之后天下大乱，每个人都无所适从，而刘光世却超级敏锐地看准了一条光明之路。这条路在当时只有他敢走，这是刘光世最了不起的地方，他的一生都是这么的准确。他在听话与不听话之间摇摆，要命的是，他每次都能准确无误地判断出什么时候应该听话，什么时候应该不听话。无论是听，还是不听，都让他加官晋爵，富贵终生！这段时光里，最幸福的人是韩世忠。他在失意郁闷中突然得到命运的青睐，遇到了一生中的挚爱。那是在平定方腊之后的庆功宴上。宴会设在京口，“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王安石的诗可以当账簿可以当地图，一看就知道，是在长江边。宴会的规格很高，席上有禁军、西北军的高官，有抢他功劳的辛兴宗，有即将登上人生之巅的童贯，当然，也有官妓。官妓，是古代官员们的一种福利设施，一般来说只接待官员，不对外开放。她们有的是被抄家的官员女眷，有从小被特殊培养的女孩儿，无论是出于培养还是官宦子弟的素质，她们都有不错的文学水平，可以陪着政府官员们讨论人生做做游戏。不说这些操蛋制度了，继续韩世忠的这次宴会。韩世忠是承节郎，上这种席面很勉强，他也无心去应酬那些高官，一个人躲到角落里喝酒吃肉。那样子，说他落落寡合很孤单也成，说他洒脱自在很自我也成，反正他游离在人群之外，而光怪陆离的欢场里，也没有谁去在乎他这个小人物。生擒方腊又怎样，仍然只是个马仔而已！就在这时，有一个官妓离开那些大人物，向他走来。这个女孩儿敬重他，崇拜他，在他最失意落寞的时候欢娱了他，而他也在这个女孩儿的身上找了很多的共同点。这女孩儿的父亲、兄长都是宋朝的武官，在对抗方腊的战争里失败，这是个罪名，足以让没有根基的官员掉进万丈深渊，这女孩儿的家被抄了，她成了官妓。可这并不能改变她，她生有神力，开硬弓射两百步，弓马娴熟，即使放在禁军里也是头等战士。两个同在困顿中的人相遇了，他们走到了一起，韩世忠替她赎身，娶她为妾，之后戎马倥偬，这个女孩儿陪他走过了前半生。她姓梁，相传名叫红玉。平定方腊之后，韩世忠调防了，从西军调进了禁军，成了京城里的精锐。时间回拨，当完颜宗望的东路军杀奔开封城时，京城里的精锐在干什么呢，相信大家都还记得，一个叫梁方平的死太监，带着他们去了黄河的北岸。据说是要阻敌军于国门之外，让黄河真正变成天险。这次行动简直是个灾难，梁太监在黄河岸边纵酒狂欢，当金军临近时直接逃跑。可惜他慢了点，金军的速度太快，追了上来。当时千军万马乱成一团，绝大多数的宋军只想着逃跑，有一个人却不一样，他挥舞长戈杀出重围，冲过了对岸，没急着跑，而是把桥烧了。烧完之后，他更是与众不同，没有四散开逃跑，而是和金军赛跑，抢先一步跑回了开封城。这在当时没几个人敢做或者能做到，第一和金军骑兵赛跑难度很大；二来谁都知道开封是金军的主攻目标，这时回去不异于自投罗网。韩世忠进开封城时，宋朝的皇权刚好交接完毕，他被新皇帝召见，咨询前方战报。如此这般，他升官了，成了武节大夫，参与了之后的东京保卫战。金军退走之后，整个北方治安大乱，不去说私人性质的强盗武装，连正规军都造反了。当时胜捷军被金军击败，监军执行战场纪律，把将军张师正砍了，下面的军校立即哗变，几万人造反，淄、青两州失去控制。开封城没办法，再没人也得去剿匪。韩世忠就在这次的行动中。照例，他仍然是前锋，带着几百个人渡过淄水河，向叛军靠近。那可是几万人的正规部队！韩世忠想了想，把铁蒺藜拿了出来，扔在了身后的岸边，他命令：“进则胜，退则死，走者命后队剿杀。”完全是破釜沉舟不留后路。第二天，韩世忠带着这几百个人出发，正面挑战几万人。这个比例让人绝望，查一下古今战史，能在这种比例下获胜的人哪怕有，也都是凤毛麟角，并且一生只干过一两次。韩世忠不一样，他把这种事干到了一个空前绝后的地步。他习以为常。韩世忠这辈子就没打过以多欺少的仗，每次都是以少胜多，别管内战外战都一样，换女真人上来也一视同仁。对于这一点，很久以后他的那位战绩比他还强的同事也很郁闷，他的韩二哥把全世界都骗了，哪怕在宋朝内部，也没人敢相信鼎盛时期的韩家军居然只有……那么点兵力，但却控扼长江，阻敌于第一线！回到这次剿匪现场，他把这支叛军惹火了，这帮人没法穿越到几十年后知道他韩世忠是何许人也，他们就知道自己是几万人的正规军，哪怕是叛变了，也不带这么欺负人的吧，几百个人就想来剿我们？冲动中，他们的首领，原校级军官李复摆开阵势决定亲自出马。悲剧开始了，别说是他，就连以后的金国四太子殿下敢把身体暴露在韩世忠的视线里都有生命之忧！这位李校官当场被砍死，他身后的好几万人吓呆了，集体呆滞之后选择逃跑。这就形成了一个很少见的场景，几百个人追着几万人跑，不停地追，不停地跑，持续了整整一天，到夜幕降临之后，双方才决定停下来歇会儿吃点饭。黑暗里，一大片的叛军点起了篝火想心事，明天怎么办呢？想想白天那人，他们感觉人生真是没意思透了！正在想着，那个人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韩世忠一个人骑马进了叛军的营地。他当然不能一个人砍死好几万，他只是来带个话，说后面的剿匪大部队到了，最晚天亮就会发起攻击，你们是投降呢还是投降呢还是投降吧！好几万人都点头，韩大人真仁慈，这时候还给了俺们一条活路，真是个好人……天亮之后，他们再一次呆滞，根本没什么大部队，仍然还是昨天那几百个人。他们还是投降了，实在是受够了。韩世忠再一次升官，左武大夫、单州团练使，驻防滹沱河。这样，他成了中级军官，别管大小，有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单州的生活是短暂的，没多久他接到了一

。“我已经告诉过你好几次了，今天晚上我就再重复一遍，我并不缺少资源。法国枪骑兵很快就会抵达这里，瑞士步兵也同样会很快抵达。你可以亲眼目睹，我每天都在集结部队。教皇不缺钱，法国国王也不缺人。极有可能的是，我的敌人们会后悔他们的反复无常。”公爵微笑着，他的微笑是残忍和狡诈的。“如果我告诉你他们已经提出讲和了，你不会感到吃惊吧？”马基雅维里内心猛地震动了一下，但他极力克制，不让自己内心的震动流露出来。“安东尼奥·达·维纳弗罗大人代表叛军已经来过这里了。”很明显，这人就是马基雅维里听说的那个神秘的访客。他是锡耶纳地方领主潘多尔福·佩特鲁齐的心腹和谋士。而佩特鲁齐则是这场叛乱阴谋的幕后首脑。“他提出了一个建议，提议我们共同推翻佛罗伦萨政府。但是我告诉他，你们的政府从来没有冒犯过我，而且我正准备与你们缔结一项条约。‘请不要签署任何协议，’他说，‘让我先回去一趟，然后再过来，我们可以达成协议的。’对这话我回答说：‘我们已经谈得很深入了，不可能再回头了。’我可以再一次告诉你，虽然我愿意听那些家伙要说的话，而且也欺骗他们，但是我不会做任何针对你们共和国的事，除非我迫不得已。”当马基雅维里告辞的时候，公爵以一种十分平常的口吻又说了一句话，让这位佛罗伦萨的使节又吃了一惊。马基雅维里的惊愕，也完全在公爵的意料之中。“我正等着帕格洛·渥西尼，他随时都会抵达。”来宫里的路上，皮埃罗陪着马基雅维里。这时皮埃罗正在警卫室等着马基雅维里，手里提了一只灯笼，准备在回寓所的路上照明用。皮埃罗已经学会了如何看主人的脸色，他只看了马基雅维里一眼就明白主人没有心情说话。他们在沉默中行走着。当马基雅维里脱去他的大衣和帽子后，他吩咐皮埃罗把墨水、羽毛笔和纸张取来，然后就坐下来给执政团写信。“那我就睡觉去了，”皮埃罗说道。“不，等一等，”马基雅维里一边说着，一边将身子靠在椅子的靠背上。“我想和你说几句话。”在公爵告诉他的消息中，他不知道该相信多少。于是他想，在动手写这封信之前，如果他能够将头脑中的想法整理成话语，也许会有一些帮助。“我被这些个阴谋诡计，谎言和每个人都在从事的欺骗搞晕了。”于是他用简洁的语言向皮埃罗重复了公爵告诉他的情况。“对于像瓦伦丁诺公爵这样一个意志高昂，吉星高照而又野心勃勃的人，怎么可能容忍他的那些敌人的敌对的行径？他的那些敌人非但阻挠他夺取一个他图谋已久的城邦，而且还从他手里夺走了一个本来就在他掌握中的城邦。那些将领们造了他的反，是想在他没有下手之前就先摧毁他。当公爵四面楚歌之时，他们为什么又推迟了进攻？”马基雅维里皱着眉头，看着皮埃罗。皮埃罗很聪明地意识到，主人的发问仅仅是为了理清他自己的思路而已，所以就没有做出任何回答。“现在他巩固了他的堡垒，派兵掌控了重要的地方。每天都有更多的部队抵达。他从教皇那里取得财政支持，从法国人那里取得人员上的支持。而且他大权在握，可以独断专行。那些叛乱将领们出于他们对公爵的仇恨和恐惧而联合起来，然而联盟关系是脆弱的，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关心他们各自的利益甚于他们的共同利益。同盟者无法果断地出手，因为每个步骤都必须通过事先协商，而且只要同盟者之中有一个人犯了错误，准备不充分或者无能，就会使所有的人蒙受灾难。他们之间一定是互相嫉妒，互相提防，谁也不愿意看到任何一方因势力扩张太快而成为后患。那些将领们一定知道秘密的使节往来频繁——你可以确信公爵故意让他们知道这个情况——所以每个人心底里都有一分疑心和恐惧，担心自己将会被人抛入狼群中。”马基雅维里神经质地咬着他的大拇指的指甲。“我越想越觉得叛军最终还是无法伤害公爵。他们已经错过了时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许会想，和公爵讲和也许是比较好的一种选择。”马基雅维里生气地看了皮埃罗一眼。不过这不满的一瞥毫无道理，因为到目前为止皮埃罗都一直没有开口。“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不知道。”“这意味着他们的部队一旦和公爵的部队结合起来，公爵手下就会有一支令人生畏的部队。而且这支军队会毫无疑问地被投入某种用途。没有人可以让部队歇着没事干，同时又养着这支部队。这支部队将被如何使用？用来对付谁？我怀疑这一切会在帕格洛·渥西尼到来后，与公爵面对面会谈的时候最终决定。”第十五章在意大利没有人愚蠢到会轻易地去相信一个人，大家也都明白一张通行证并不比用来制作这份证件的纸张更值钱。于是，教皇的侄子，博尔贾红衣主教，将自己交到了渥西尼手中，做了一名人质。两天以后，帕格洛，渥西尼家族的首领，装扮成一名信使来到了伊莫拉。他是一个爱慕虚荣的，喜欢讲话的，有些女里女气的，可笑的男人。他人到中年，身材发福，头上已经开始谢顶。他长着一副圆圆的，光滑的面容，有着一副小题大作，随意的态度。瓦伦丁诺公爵殷勤地招待了他，为他大摆了一回宴席，然后又安排了一场普劳图斯的《孪生兄弟》这出戏的演出。两位领导人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但是会谈的内容究竟是什么，马基雅维里无论是用金钱还是友情都无法换到手。那些一度对他十分友善的公爵的秘书们都刻意地避开他。唯一一个有用的信息是，阿加皮托·达·阿马利亚微笑着说了一句，意思是举行谈话不过是为了阻挠和拖延敌人采取行动而已。事实上双方的军队都没有任何动作。博洛尼亚的军队甚至还从他们先前占领着的公爵的领地上撤了回去。没过太长的时间，这个悬念对于马基雅维里来说就变得有些难以忍受了，他抓住了刚刚从佛罗伦萨收到一封信的契机，要求晋见公爵。瓦伦丁诺公爵躺在床上见了他。他带着他那一贯的幽默感听完了执政团方面对于友谊牢不可破的声明，然后就转入了马基雅维里十分关心的话题。“我想我们应该达成协议。”他说道。“他们所要的不过就是保证他们的城邦不受侵犯。我们必须决定如何才能安排好这一切。渥西尼红衣主教正在起草和约条款，我们必须等待，以看到这些条款究竟是些什么。至于你所关心的那方面，你尽可放心，不会有任何事情出现，造成对你主人利益的损害。我不会允许对他们有丝毫的伤害。”他停顿了一下，当他再次开口说话时，他带着一种微笑着的骄纵神情，你可以用这种神情来形容一个被宠坏了的女人的喜怒无常。“可怜的帕格洛对拉米洛·德·罗尔卡非常恼火。他指控后者压迫人民，侵吞公款，并且对于处在渥西尼家族保护之下的不少人进行虐待。”拉米洛·德·罗尔卡是公爵最受信任的指挥官之一。在福松布朗战役之后，是由他指挥撤出了溃散的部队，因此他们才能在第二天还能进行战斗。瓦伦丁诺公爵咯咯地笑了起来。“好像有一次一个传令兵给他端了一些酒来，不小心洒了，拉米洛顿时勃然大怒，将这个传令兵扔到了火堆上，活活地给烧死了。出于某种原因帕格洛对这个男孩发生了兴趣。我已经答应会调查这些指控，一旦属实，我将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然而不久有消息传来，说叛乱的首领们在他们内部远远无法达成一致：尽管一些谨慎的人准备讲和，一些好战的人却还是矢志发动战争。维泰洛佐攻占了公爵在福松布朗的城堡，两天以后奥利维洛托·达·费尔莫用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取了卡麦里诺。这么一来公爵在上次战役中夺取的土地就全部丢失殆尽。看上去这些暴徒是刻意要破坏和谈。帕格洛·渥西尼被气坏了。但是公爵还是保持着他的镇定。本蒂沃留和渥西尼是他的敌人中最为强大的，他明白如果他可以和这两家达成协议，其他的人就会小心从事。帕格洛去了一趟博洛尼亚，他回来以后，阿加皮托·达·阿马利亚告诉马基雅维里，一项协议已经达成，现在只是等待帕格洛那位当红衣主教的兄弟的首肯了。马基雅维里内心充满了恐惧。如果这一切都是事实的话，那么瓦伦丁诺公爵就是准备原谅这些叛乱分子对他造成的伤害，如果叛乱分子准备忘记那种促使他们拿起武器的恐惧感，那就只可能有一个原因，也就是说他们准备联起手来进攻第三个城市，而这第三个城市又只可能是佛罗伦萨或威尼斯。威尼斯很强大，佛罗伦萨则比较弱小。佛罗伦萨的唯一依靠是法国的力量，但是这种来自法国的保护是用金钱买来的，而这时候，共和国的钱柜里已经是空空如也了。一旦面对切萨雷·博尔贾和他的那些重新讲和的首领携手侵略佛罗伦萨，攻占其所属的那些不设防的城市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时，法国人又会怎么去做呢？马基雅维里对法国人评价不高。经验告诉他法国人更关心眼前的得与失，对于长远的利弊的考量则完全不足。当他们接到要求，要让他们提供某项服务时，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件事会对他们有些什么益处，而且他们只有在事情对他们有利时才信守诺言。教皇的大赦年的活动给梵蒂冈的金库带来了巨大的收入，而他那专横的、没收已过世红衣主教财产的做法也一直在源源不断地为他贡献他可以支配的金钱，这是因为这些教会的王子们近来的死亡率颇有些高，有些用心歹毒的人就开始悄悄耳语，教皇时不时会利用一些合适的时机，小心翼翼地给迟缓不决的上帝帮上一个忙。所以一旦法国的路易国王因为命令没有被执行而见怪的话，他可以有足够的金钱平息国王的怒气。瓦伦丁诺公爵有着一支装备精良的，训练有素的军队。国王也许会非常犹豫，不能决定是否应该对归根到底是诸侯和朋友的这一方下手。马基雅维里越想，他就越觉得，那个狡猾的路易会接受一种安排，在这一安排中，好处是立即可以兑现的，但是其中的危险，也就是切萨雷·博尔贾可能会变得过于强大，则是一件将来的事情。马基雅维里有着所有的理由担心，他所热爱的佛罗伦萨，估计命途凶险了。第十六章然而马基雅维里不仅是一位对共和国来说勤勉和自觉的仆人，而且是个被情欲充满的男人。当他在仔细研究从执政团那里收到的信件，并且每天撰写详尽而准确的报告的时候；当他在塞拉菲娜的房子里，或者公开，或者秘密地会见信使、间谍、代理人的时候；当他来回奔走于宫廷、市场和熟人的住所之间的时候；当他在尽力搜集每一则消息，每一个谣传，每个流言蜚语，以便他能得出一个可信结论的时候；他总是能找到时间去谋划他那用来引诱奥莱莉娅的计划。但是他的计划实施起来需要钱，而金钱却正是他缺少的。佛罗伦萨政府是吝啬的，他的薪水实在是惨不忍睹。到目前为止他已经花去了他在离开佛罗伦萨之前所领取的差旅费的一大半。他生活奢侈，总想过得舒服。对那些帮他传递信件的信使，他必须预先支付费用，对于公爵身边那些愿意为了一些金钱而透露一些消息的各色人等，他也得花钱。还好在城里还有一些来自佛罗伦萨的商人，愿意借钱给他。他也给比亚乔写了一封信，敦促后者想些办法，不管手段正当与否，尽可能多搞一些款子给他寄来。正在这个时候，一件奇怪的事发生了。贾科布[1]·费里奈利，那个曾经深夜里来见他的会计，那个曾经乔装打扮以便人们认不出他的会计，突然在大白天出现，要求见他。过去他的行事方式是鬼鬼祟祟，心惊胆战的，今天却是一副大方和热情的样子。他一进门就直奔他此行的主题。“我受你的一位朋友之托，这位先生对你的才能十分敬佩，他让我向你转交一点小意思，希望你能够笑纳。”说着他从怀里掏出一只袋子，放在了桌上。马基雅维里听到了硬币的声音。“这是什么？”他问道。他双唇紧闭，眼光冷峻。“五十个杜卡特，”费里奈利笑着回答。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在这当口，没有比这更能够救马基雅维里的急了。“公爵为什么要给我五十个杜卡特？”“我没有理由假设公爵参与了这件事。我受一位对你怀有善意的人士之托，向你转交这笔钱。这位人士希望不透露自己的身份。你也尽可以放心，除了这位善心人士和我之外，没有其他人会知道这件馈赠的事。”“看来我的那位施主和你一起把我看成了傻瓜和恶棍。把你的钱收起来，还给把钱交给你的那个人，告诉他共和国的使节不会收受贿赂。”“但是这并不是贿赂。这是一份来自于仰慕你杰出才华和文学成就的人士的，自然而然的馈赠。”“我不知道这位慷慨的朋友从什么地方了解到我的文学成就。”马基雅维里尖刻地说道。“在你出使法国期间，你给执政团写了不少信，这位善心人士有幸读到了。他非常赞赏你的观察之敏锐，判断之准确，策略之得当，以及风格之卓越。”“你说的这位人士是不可能接触到执政团的档案的。”“我想，如果一个执政团的工作人员发现你的信件十分令人感兴趣，偷偷地作了抄录，然后因为某种机缘巧合到了我所说的这位人士手中，也并非完全没有可能。共和国发给它的官员的薪水之低，我想你比谁都清楚。”马基雅维里皱起了眉头。当他沉默着的时候，他在琢磨到底是哪一个职员将那些信件卖给了公爵。他们的薪俸确实不怎么样，其中某些人还是一些暗中支持美第奇的人。但也有可能费里奈利所讲的其实并不存在。要编造一个这样的故事实在是太容易了。费里奈利继续讲了下去。“公爵没有任何意思要让你做一些违背你良心，或伤害佛罗伦萨的事情。他所要求的是一种双赢互利的局面，对他和对共和国方面均有好处。执政团方面对你的判断力颇有信心，公爵所希望你做的，不过就是将他的建议，用合适的方式提交共和国方面，诉诸执政团方面老成睿智人士的、常识性的判断力。”“你不用再多说了，”马基雅维里说道，他的薄薄的嘴唇挤出了一道嘲讽的微笑。“公爵的钱对我毫无用处。我会继续本着共和国的最大利益来提供我的咨询和建议。”费里奈利站了起来。他拿起钱袋，又放回了他怀里。“当费雷拉公爵的代理人需要促使他的主人下决心派遣一支部队驰援公爵阁下时，他并没有清高到不愿意接受公爵阁下礼物的地步。如果说德·肖芒大人加快了法国军队从米兰出发这一进程，原因就在于公爵慷慨的馈赠对于法国国王的谕旨起了锦上添花的作用。”“我非常清楚这件事。”当马基雅维里重新又是一个人的时候，他不禁放声大笑。当然他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接受这笔金钱，但是当他想到这笔钱如果接受下来，对他来说该是多么雪中送炭般地有用，他就不禁暗自好笑。当他正在大笑的时候，一个念头突然浮现出来，于是他又再一次地大笑。他可以肯定，他能从巴托罗缪那里借到他急需的钱。巴托罗缪巴不得能有这种机会讨好他呢。如果能用一个人所提供的金钱去勾引那个人的妻子，那才是一出无价的滑稽剧呢。没有比这更妙的事了。如果他回到佛伦罗萨，讲给人们听的话，那该是一个多么好的故事啊！他简直就可以想像，在一个夜晚他把朋友们纠集在小酒馆，使出浑身解数向他们叙述这件事情，逗得大伙哈哈直乐的情景。“啊，尼科洛，尼科洛，你真是一个好伙伴！没人能把故事讲得像他那样好。了不起的幽默，了不起的机智！听他讲故事就像看戏一样带劲。”他有两天没有见到巴托罗缪了，当他正要去宫里吃晚饭并且打听消息的时候，他突然遇见了巴托罗缪。寒暄几句之后他说道：“想不想晚上到我那里去，我们来上一些音乐自娱自乐一下。”巴托罗缪高兴地回答说，没有比这更让人享受的事了。马基雅维里就趁机说了下去。“虽然房子小了点，拱形房顶带有回声，但是我们可以放一盆炭火驱寒，喝上一些酒暖暖身子，我们应该会干得不错。”他吃完饭后没过多久，巴托罗缪的仆人就送来了一封信。巴托罗缪在信中写道，他家里的女眷们不理解为什么她们就不能一饱耳福，并说他家里的大房间非常适

亮的空气。康瑟蕾塔醒了。她觉得她刚刚听到了下楼的脚步声。她估摸着是帕拉斯下来喂睡在她身边的婴儿。她摸了摸尿布，看看要不要换一条。有情况。出事了。康瑟蕾塔一阵发冷。她打开门听到了来来去去的脚步声，其沉重和杂乱不像是一个女人的。她想了想要不要惊动婴儿的睡眠。随后，她迅速穿上一件衣裙，就是那件带白领的蓝色衣裙，决定让孩子待在小床里。她爬上楼梯，当即看见了门厅处躺着一个人。她跑过去，把那女人搂在怀里，抹着她的脸颊和沾血的衣裙的左侧。颈部的脉搏还有，但很微弱；呼吸也很浅。康瑟蕾塔揉搓着那女人的头发，开始迈步进去，向深处、更深处，去找针眼似的光亮。隔壁响起了枪声。男人们隔着窗户向跑过三叶草和金雀花的三个女人射击，康瑟蕾塔走进去，大吼一声：“不要！”那几个男人转过身来。康瑟蕾塔眯起眼睛对着阳光，然后又抬起目光，仿佛是被那几个男人头顶高高的什么东西吸引了过去。“你回来了。”她笑了笑，说。迪肯·摩根需要墨镜了，可是墨镜还放在衬衣口袋里。他瞧着康瑟蕾塔，在她的眼睛里看到了从中流露出来的，也从他自己的眼睛里流露出来的东西。他举起一只手止住了他兄弟，却发现在他们两人之间，这个兄弟才是更强的男人。子弹射进了她的前额。多薇在尖叫。索恩瞪着眼。“这人要拖一阵才会死。”娄恩给这个白人妇女的伤口止血时急于想嚼口香糖。她和雷把她抬到游戏室的沙发上。娄恩听不到一声心跳，尽管颈部脉搏还有。这个手腕细得和孩子似的女人出血可是太多了。“有人去叫罗杰了吗？”她叫道。“去了。”有人高叫着回答。房间外面的喧嚣声让她头疼，特别渴望嘴里能嚼点东西。娄恩离开了那个女人，出去看看有什么措施能用来抢救一两条性命。多薇坐在楼梯上哭泣。“多薇，你现在别再哭了。我要的是个能动脑子的女人。进来，弄点水。想法让屋里那姑娘喝点水。”她拖着她到厨房去，索恩正待在厨房里。刚才，迪肯·摩根把康瑟蕾塔抱进了厨房，他抱着她等着女人们把桌子擦干净。他小心地放下她，仿佛任何生硬的动作都会伤害她。直到康瑟蕾塔躺舒服之后——索恩的雨衣叠好垫在了她头下——他的双手才颤抖起来。随后他便离开了，去帮助护理受伤的男人。米努斯肩头的刀一时拔不出来，他正在痛苦地低声哼哼。哈珀的头肿了起来，阿诺德·弗利特伍德看起来还昏迷不醒。杰夫被打破的下巴和开了口子的手腕需要看护。鲁比其余的人被第一拨人惊动之后，也已到来，把这地方的混乱和嘈杂增加了两倍。普立安牧师把刀子从米努斯的肩头拔了出来，费了好大劲儿说服朱里家和弗利特伍德家的男人同意去丹比的医院。狄德·桑兹的儿子送来口信说，罗杰今天上午从米德尔顿回来，他一到，他女儿就会让他来这里。普立安最后总算劝说成功，开车把伤号送走了。男人还在吵吵闹闹。有的高声叫骂，有的——就算是声音低沉吧——沉闷辩解，其中有不停的追问和不祥的预言，这样过了差不多半个小时，才有人想到问起其余的女人怎么样了。派阿斯问过之后，萨金特甩头示意“跑出去了”。“跑走了？到县执法官那儿去了？”“未必。”“什么，伙计？”“她们跑掉了。从草丛里。”“你们杀了那些女人？为什么？”“如今我们要受白人的法律整治了，还要被罚入地狱！”“我们没来这儿杀人。瞧瞧她们对米努斯和弗利特下的手。这是自卫！”阿伦·普尔看着K.D.，而K.D.则提出了质疑：“你们来到这宅子里，就没担心她们会打你们吗？”他眼睛里的轻蔑显而易见，但不像卢瑟的眼神那么冷酷。“谁有枪？”卢瑟问。“我们都有，不过是斯图亚特舅舅——”斯图亚特一巴掌打在他嘴上，要不是有西蒙·加里，就会再次发生屠杀。“冷静点！”加里牧师叫着，并且指着K.D.，“你惹麻烦了，孩子。”派阿斯一拳捶在墙上。“你已经骗了我们。现在你还要毁了我们吗？你中了什么邪了？”他之前一直盯着斯图亚特，但现在把严肃的目光移到威斯顿、萨金特和其他两个人身上了。“邪恶就在这栋房子里。”斯图亚特说，“到那个地下室去，亲眼看看吧。”“我兄弟在撒谎。这事是我们干的。没别人的事。我们承担责任。”在二十一年中，这对双胞胎第一次彼此怒目相对。与此同时，索恩和娄恩·杜波列斯合上了那双蒙着白翳的眼睛，但对其间的第三只眼，那只湿润又没有眼皮的眼睛，却无能为力了。“她说了‘神赐的’。”索恩低语。“什么？”娄恩正想弄一条床单盖上那尸体。“我走到她身边的时候。就在斯图亚特刚刚……我捧着她的头，她说了声‘神赐的’，随后又说了些‘他是神赐的，他是睡着了的神赐的’之类的话。（这番话实际说的是帕拉斯，因为康妮以帕拉斯母亲的名字“迪万”（神赐的）称呼她，而话中的他，则指的是帕拉斯的男婴。索恩不解实情，故理解为“神赐的”。）我猜是梦呓。”“唉，她的头上中了枪，索恩。”“你认为她看到什么了？”“我不知道，不过，哪怕这是她最后的话，也是很美好的想法。”多薇走进来说：“她走了。”“你肯定吗？”娄恩问。“你自己去看嘛。”“我这就去。”姐妹俩用被单盖上了康瑟蕾塔。“我不如你对她这么了解。”多薇说。“我爱她。上帝作证，我爱她，可惜没人真正了解她。”“他们为什么这么干？”“他们？你指的是‘他’吧，对吗？斯图亚特杀了她。不是迪克。”“照你这么说，仿佛都怪他。”“我不是这意思。”“那又是什么意思？你想说的是什么？”索恩也不知道自己想说的是什么，只想找一片肥皂，尽力把任何微小的污渍洗掉。但正是这次交谈不可挽回地改变了她们的关系。迷惑、气恼、伤心、恐惧的人们挤进了汽车，取道返回他们的孩子、家畜、土地、家务和惴惴不安所在的地方。他们曾经为了这块土地多么努力地工作，他们曾经离刚刚目睹的可怕景象多么远啊。如此干净和得到祝福的使命怎么能吞没了自身并成了他们逃离的世界呢？娄恩说过她要守着尸体直到罗杰到来。米琳达问她：“你怎么回去呢？你的车还在我们家外边呢。”娄恩叹了口气。“唉，死者不会移动的。罗杰有很多事要做。”车开走的时候，娄恩回头看着这栋宅子，“很多事呢。”他却没有事情可做。当罗杰·贝斯特回到鲁比的时候，他甚至没换衣服。他加大那辆救护车兼灵柩车的油门，飞驰到女修道院。有人告诉他，三个女人藏在草里。一个在厨房里。另一个横在过道里。他到处都找了。每一英寸草地。每一片金雀花丛。鸡舍。菜园。外边玉米地里的每一垄土地。然后是每个房间：祈祷室、教室。游戏室是空的，厨房也是空的——桌子上的一条单子和一件叠着的雨衣是曾经躺过一具尸体的唯一迹象。他在楼上看了两个洗手间，全部的八个卧室，又看了厨房、食品间。随后他走到地下室，还看过地板上的绘画。他打开一道门，里面是煤箱。另一道门后，有一张小床，梳妆台上还有一双锃亮的鞋子。没有尸体。连那辆凯迪拉克都不见了。萨维－玛丽“这就是我们在这里的原因：在这个伤心欲绝的特殊时刻——在反思一个孩子的短暂生命及其无法接受的、难以理解的夭折中——我们坚定了、延宕了或者失去了我们的信仰。在这时钟滴答响着的时刻里，在这处地方，我们的所有问题，我们的一切畏惧，我们的勇气、困惑和凄凉，似乎都结合起来，抢走了我们脚下的土地，使我们觉得在跌落。我们可以在这里说，是停下来的时候了，并且应该延续这一时刻，拒斥关于在他的注视下麻雀跌落，关于英年早逝（这个孩子还没来得及选择成为英才）或者关于死亡是唯一民主的这类陈词滥调。这个时刻应该提出真正存在于我们头脑中的问题。谁能够对一个孩子下此毒手？谁能够允许对一个孩子这么做？还有，为什么？”斯维蒂·弗利特伍德不会讨论这样的问题。她的孩子不会躺在斯图亚特·摩根的土地上安息的。这是个崭新的问题：二十年来在鲁比没出现过埋葬地点的问题，而当这一任务成为必要时，人们普遍感到既惊讶又伤心。斯维蒂和杰夫最小的孩子萨维－玛丽死的时候，人们都认为其余的孩子诺亚、埃斯特和明很快都会相继死亡。头一个孩子是个强壮的男孩，起了个有力的名字，而且和他曾祖父的名字一样。第二个随曾祖母起名埃斯特，因为老太太对头一个重孙无私地关爱备至。第三个孩子的名字是杰夫坚持要取的——和那场战争有关。这最后一个孩子的名字是个恳求（或者哀悼）：萨维（原文为Save，意为“拯救”。）－玛丽，谁又能说这一呼吁没有得到回应呢？于是有关正式葬礼的紧张讨论，不仅出于斯维蒂的愿望和对将来会出现葬礼的预料，而且也出于一种感觉：由于复杂的原因，死亡在鲁比不再被禁止入内了。理查德·米斯纳因此主持了捐地建墓园的事宜并创办了一个新机构。但是否在斯图亚特的牧场上——就是鲁比·史密斯的安葬之处——举行这特定的仪式，对斯维蒂而言根本不是问题。受她兄弟的影响，再加上抱怨斯图亚特给她丈夫和公公惹来了麻烦，她说她宁可做罗杰·贝斯特做过的事（在他自己的地产上挖一座坟），而不去多想那个仓促又没什么人参加的后院葬礼以来的二十三个年头。大多数人理解她为什么如此小题大做（悲哀加上抱怨酿造出醉意），但帕特·贝斯特相信，斯维蒂的固执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拒绝摩根家的好意，对他们的正直表示怀疑，这可能会从摩根家的口袋里挤出点好处来。而如果帕特的八层石头理论是正确的，斯维蒂的惩罚则把八层石头置于尴尬的境地：不得不决定要不要在一个充满永生的镇子上举行一次真正的、正规的仪式。自七月份以来，发生了一些令人震惊的事件。所以他们才在一个温和的十一月的日子里，在显得滑腻的天空下，聚集在距鲁比边界最后一栋房子还有一英里的地方，这里不消说仍是摩根家的土地，不过没人有这份心思告诉斯维蒂。帕特站在围着丧家弗利特伍德的人群中，情绪已经恢复到算是稳定了。在早些时候的葬礼上，因为缺了一段颂词，她哭了。此刻她又成了那个她所熟悉的心平气和的开心的自我。至少，她希望自己心平气和，而且希望她正感受到的是开心。她明知道还有别的观点可以解释她的态度，其中一些理查德·米斯纳已经说过了（“悲哀，悲哀又冷漠。”），但她是学者，不是个浪漫的人，因此便不去注意米斯纳的墓前讲话而去观察送葬者。他和安娜是女修道院遭袭事件发生两天后回来的，他又花了四天时间听取事情的始末。帕特给了他两种公开的说法：一种是，九个男人去和女修道院的女人谈话，劝说她们离开或者改过自新；发生了殴斗；那些女人变化身形便消失在空气中了。第二种是（弗利特伍德—朱里的说法），五个男人去驱逐那些女人，另外四个——这种说法的提出者——去阻拦或制止他们；这四个人受到那些女人的攻击，但成功地把她们赶走了，她们是开着那辆凯迪拉克走的；但不幸的是，那五个男人中有人昏了头，杀死了那个老妇人。帕特让理查德自己去选择倾向于哪种说法。她没有对他讲的是她自己的想法：九个八层石头谋杀了五个无辜的女人，（一）因为那些女人不纯（不是八层石头）；（二）因为那些女人不圣洁（至少是私通者，最甚是为人堕胎）；（三）因为他们能够那么做——这是作为八层石头意味的权利，而且也是“交易”所要求的。理查德不相信任何一种说法可以立即作为真相，便去找西蒙·加里牧师和普立安牧师，他们澄清了故事的其余部分。但由于他们谁也没有确定结局的意义，因此也就不能形成一个可信的头头是道的结论，从而无法让理查德满意。倒是娄恩为他提供了生动的细节，但很快好几个人认为不足信，他们说娄恩是靠不住的。除去她之外，没人在一旁听到那些男人在大炉灶处说的话，谁又知道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和其他证人一样，她也是在枪响以后到达的；何况，宅子里的两个女人是死还是伤，她和多薇可能弄错了；最后，她没看到宅子外面有人，无论死活。至于娄恩本人，她被这种复述故事的方式搅得方寸已乱；人们怎么会改变事实把自己装扮成一副好人的样子呢？除去一语不发的迪肯·摩根，每个参与袭击的男人都有不同的说法，他们的家人和朋友（根本不在女修道院附近）却支持他们，加油添醋，改头换面，胡编乱造一些错误的内容。尽管杜波列斯、比彻姆、桑兹和普尔几家人给她的说法撑腰，但连他们讲究精确和正直的声名都无法防止被篡改的事实在别处扎根。假如没有冤死的人，这个犯罪故事对任何人的舌头来说就是戏说。因此，娄恩就闭口不谈，把她认为确定无疑的实情收藏在脑子里：上帝给了鲁比第二次机会。他显身得如此清晰可见且毋庸置疑，连趾高气扬（像斯图亚特）和愚不可及（如他撒谎的外甥）的人都该看得见了。他其实在光天化日之下清理和接收了他的信徒，看在老天的分上！就在他们自己的眼前，看在耶稣的分上！既然他们责骂她说谎，她便决定保持沉默，看着上帝之手整治那些不信神的和作假证的人。他们会不会知道他已经跟他们讲过话？还有，他们会不会进一步脱离他的轨道？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他们看得见大炉灶；他们不可能误读或误说那个，因此他们最好抓紧，趁还来得及的时候装好滑门——也许已经办好了，因为年轻人又把那词句改了。他们不再称自己“是他皱起的眉毛”。大炉灶罩子上面刻的字现在成了“我们是他皱起的眉毛”。有关事实真相的分歧无论多大，帕特知道大家一致同意的一件大事是：去过那里的人都肯定地假设过执法人员会高高兴兴地拥进全镇（他们毕竟杀了一个白种女人），动真格地逮捕鲁比所有的商人。当他们听说没有死人事件需要上报，没有尸体需要转移或埋葬，便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开始忘掉他们实际做过或看到的事情。若不是卢瑟·比彻姆——他讲了大部分该诅咒的故事，以及派阿斯、狄德·桑兹、阿伦——他们证实了娄恩说法的关键点，整个事情可能就被抹杀得不复存在了。然而连他们都不能让自己去报告一个没有尸体留下的宅子中的非自然死亡事件，那样就可能导致一辆装满尸体的汽车里的自然死亡事件被发现。虽然帕特并不打听别人的私密事，但从和她父亲、和凯特的谈话中，以及从四个月后人们仍然在嚼那件事的舌头时故意流露的片言只语中，她仍能凑起一些情况。如果他们错了，他们会请求上帝的指引：是否与他们知道和相信的一切相反，白人的法律可以获准处理此前由他们自己处置的问题。这些难题烦扰和纠缠着每一个人：推诿指责，祈求理解和原谅，自以为是地辩护，冠冕堂皇地撒谎，以及理查德·米斯纳不停地追问一大堆问题却又得不到回答。因此，葬礼的到来只是一次中断而不是终结。帕特观察着镇上的人，心想也许他们对这地方的一贯做法是对的。也许鲁比是幸运的。不，她纠正了自己。尽管袭击的证据看不到，其后果可是明摆着的。看看杰夫吧，搂着他妻子，两个人看上去哀伤适度也不乏威严，因为杰夫现在成了他父亲的家具及用品商店的唯一东家了。阿诺德一下子苍老了，还时常头痛，而且由于阿涅特已经搬走，他很愿意独处卧室，他现在站在那里垂着头，眼睛转来转去，就是不敢去看棺材。萨金特·波森看上去和以往一样精干：没有了地产主等着收地租，而除非等到县审计官对不言不语、敬畏上帝的黑人的一间小茅屋感兴趣，他的这点便宜是要继续占下去的。毫无悔色的哈珀·朱里穿着一身藏青色的西装，头上的伤如同一枚勋章，让人把他当成对抗邪恶流了血而不低头的勇士。米努斯是最不幸的。他在安娜店里的生意不再有顾客了，一方面是因为他的肩膀毁了，没法熟练使用理发工具，

学和老乡把关系搞和谐是很重要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对方就能拉你一把。在接下来的广东统一战争和北伐中，主要靠最能打的第一、四、七军作战，另外四个军只能锦上添花。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那四个军是综合素质——军官的文化水平和思想意识、士兵的训练和装备都不到位的军阀部队。按照正常情况，蒋介石应该给这些军阀部队开展为革命建功立业的思想道德建设和忠于党忠于民族的忠诚教育，想办法清除他们脑袋中的封建糟粕。但问题是，蒋介石当前的实力不够，对第一军之外的部队缺乏掌控力，没几个人听他的，像革命资历比他老的程潜就不怎么给他面子。无奈之下，蒋介石只能把最重要的道德操守和思想政治问题留到以后再头痛。但他绝对料不到，日后他会为此吃尽苦头。

一统广东

1925年5月30日，上海。英国巡捕枪杀、逮捕游行示威的普通民众，致死致伤数十人，这就是“五卅惨案”。惨案引发了为期十六个月的“省港大罢工”。就在反帝爱国的工人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上次没被打死的陈炯明又回来了，蠢蠢欲动，计划东山再起。1925年9月，陈炯明从上海回到广东，再次反叛。陈炯明上次不是被打残了吗，怎么死灰复燃了？有两个原因。一来直系军阀扶持和控制的福建、江西与广东国民政府控制的两广相距太近，他们必须扶持一个人来给国民政府找些麻烦，让国民政府忙于处理内乱而无暇进攻他们，而“残仔明”无疑是一个很完美的人选。于是，直系门下的福建省军区司令周荫人、江西省军区司令方本仁不断给予陈炯明特殊关照，出钱出人，甚至还划了专门的地盘给陈炯明养军。二来省港大罢工触犯了列强尤其是英国人的利益，于是英国人想了一招“以华制华”——收买军阀去破坏省港大罢工和农会组织。这样的机会，陈炯明自然不会放过。于是，陈炯明跑去香港争取到了英国人的“赞助”。但广东国民政府现在兵强马壮，岂容陈炯明再次生乱。汪精卫主席随即任命国民政府的二号人物蒋介石为东征军总指挥，主动出击，与陈炯明决战。1925年10月，蒋介石自广州出发，再度东征。第二次东征与第一次东征有些不同，里面多了一支特殊的队伍——二百三十七人的政治宣传队。这是周恩来的创造性发明。政治宣传队的队员是从农民运动讲习所、政治训练班、黄埔军校等处挑选的。他们负责激励士气，宣传政策，发动群众运动，密切军民关系，算是共和国现在规模庞大的军政文工团的前身。二次东征是蒋介石第一次独立指挥战役规模的军事行动，事关个人威信和革命前途，不容有失，因此他亲临前线指挥。蒋介石的策略是“中央突破”，即先突破陈炯明最坚固的堡垒，然后再向两翼进攻，把陈炯明的地盘分割成一块一块，各个击破。所以东征军的第一个目标是惠州，因为惠州是陈炯明的老家，也是他最重要的据点。惠州，“任凭天下乱，此地永无忧”，地势极其险要，历来被视为金城汤池。第一次东征时，因守将杨坤如投降，东征军才轻易拿下惠州，可惜许崇智为了显示政府对失足军阀的宽大为怀，在得到杨坤如不再与革命为敌、愿意接受改编的保证后，又将惠州交与对方防守。但事实证明，这是一个不守承诺的顽固分子，因为杨坤如在陈炯明打回来后，果断地投向了老领导的怀抱，惠州被陈炯明重新占领。看来对待顽固分子，还是采取强制措施为好。惠州之战打响之初，面对攻城的主力——战斗力极为强劲的国军第一军，拥有地利和兵力优势的守军并没有败象。战况十分激烈，在第一次东征中表现得十分骁勇的教官刘尧宸英勇阵亡，国军伤亡很重。蒋介石被迫调整策略，不再平均用力，而是集中所有的重武器以优势火力猛烈轰击杨坤如重点防守的北门，实施重点突破。关键时刻，重武器部队——炮兵营的一把手、技术标兵——“炮神”陈诚再立新功，他一炮将敌人的机枪打哑，敢死队趁势登城。登城十分不易，蒋先云中弹，陈赓伤了左腿，好在黄埔同学中有名的“拼命三郎”陈明仁表现得够生猛，举着校旗第一个登上惠州城头，并把守住了国军占领惠州的胜利之门。拿下惠州打开了胜利的通途，接下来的重点工作就是荡平盘踞东江上游的陈炯明残部。此次行动中，蒋介石遭逢一生中最危险的局面：在向东江上的重镇——华阳进军途中，他率领的部队遇到优势敌军的猛烈抵抗，久战不克，反被敌人的钳形攻势所困。蒋介石亲临前线督战，希图激励士气，扭转战局。但蒋介石督战的这支部队，是最近由军阀部队改编而来的，思想道德水平不够，战斗力不强。虽奋力苦战，仍毫无建树。部队在敌军冲击下全线崩溃。打到最后，总指挥蒋介石也受了伤。伤不致命，致命的是，总指挥部的其他成员已各自逃命去也，此时蒋介石的身边只有侍卫长陈赓寸步不离。一个光杆司令，一个光杆侍卫长，这仗还怎么打？打不了，只能逃跑。此时的蒋介石因为受伤不能走动，面对越来越近的敌军，蒋介石万念俱灰，竟欲杀身成仁，但被陈赓劝止。陈侍卫长背起蒋介石就跑。蒋介石比陈赓高且重，背起来相当吃力，可陈赓始终不肯放下蒋介石自己逃命。就这么跑了几里地，才逃出了包围圈。之后，陈赓不眠不休，跋山涉水，疾行百里，找到何应钦和周恩来，搬来援兵，蒋介石才得以脱险。陈赓的腿功和体力真是了得！“黄埔三杰”的综合素质果然不是盖的。蒋介石对陈赓的“护驾”深为感激，遂将其留在身边做侍从参谋。因为这次救命之恩，国共分家后的陈赓在上海被捕后，蒋介石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任凭共产党将陈赓营救了去，表现得很是仗义。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大难不死的蒋介石，还真有后福——刘峙出奇制胜，率军攻克华阳，扭转了战局。这次立功，为刘峙后来竞争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加上了一枚重重的砝码。这个刘峙平时一副“大智若愚”的老实人模样，待人接物几乎都是打哈哈，不过大家千万不要被他人畜无害的外表欺骗了，这位兄台打仗有两把刷子，尤其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他少有败绩，屡创新功，是当时军中炙手可热的实权人物。拿下华阳之后，东征军长驱直入，彻底击溃陈炯明，于1925年11月底取得二次东征的彻底胜利。随后，广东国民政府又发起南征战役，在李宗仁哥仨的协助下，彻底消灭了广东南部甚至包括海南等地的小军阀。至此，广东一统！输得精光的陈炯明逃到了香港。在军阀的舞台上出局的陈炯明并没有从此一蹶不振，因为他手中还有一张牌，可以让他光明正大地改走社会名流路线，继续参政议政，在政治的舞台上发光发热。这张牌是个政党组织——在陈炯明的大力协助下，由会党“洪门”改造而来的致公党。致公党的一把手——总理自然是由陈炯明来干，副总理则是咱们的老熟人唐继尧。致公党到现在仍然是共和国“参政议政”的八大民主党派之一，陈炯明也算是因此流芳后世了。1933年9月22日，57岁的陈炯明在香港病故，临终前连呼：“共和！共和！”此临终遗言，成为陈炯明至死仍坚持民主联邦制的最后表示。一代枭雄就此结束了复杂的一生。他是前清秀才、广东谘议局议员，也是帝制的掘坟者。他是辛亥元勋，也是革命的叛徒。他是孙中山的战友与追随者，最后又跟孙中山兵戎相见。他毕生追求“联省自治”，为建设地方自治不遗余力，缔造了闽南、广东的新政，却也将战火烧向了闽粤大地。他是粤军的奠基者，成于粤军，却也被粤军所败。他改变了历史，最后也被历史埋葬。蒋记王朝第三章大势

欧洲巨变

鉴于广东国民政府即将走出广东争雄天下的大势，我们有必要仔细研究一下列强的近况，因为它们有实力直接或者间接影响中国的局势。“一战”结束后，“二战”开始前，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一战”的主战场欧洲。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欧洲局势，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欧洲的政治地理概况。尽管欧洲人有相似的文化背景——所有的文化都根源于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也有相近的宗教信仰——基督教，但是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战争就是欧洲永不褪色的主题，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地区像欧洲那样战乱迭起。此话并不夸张，在“二战”结束之前的欧洲大地上，若能出现短短几十年的和平时光，欧洲人民就要欢天喜地地感谢上帝保佑。欧洲人民如此爱好打架，自然是有特殊原因的。欧洲与中国不同。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中国自秦朝一统天下后，就一直采用君主制，搞中央集权，皇帝自从爬上宝座之日起，就喊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口号，采用以武力为核心的各种手段，全力以赴地消灭对自己存在威胁甚至只是潜在威胁的势力，大大降低了造反事件出现的概率，从而保证了中国的和平时期远长于战乱时期。而欧洲走的路子却有所不同，他们一直是分封领主制，大大小小的领主（贵族）割据一方，各自为政，只有个人主义，没有集体主义，乱打一气实属必然。除了上述政治体制的原因，欧洲的地缘环境也是导致其战乱频发的关键原因。欧洲虽有一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减去横跨欧亚两洲的“怪胎”俄罗斯所占的四百万平方公里之后，也就剩下了六百万平方公里。在这六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在这片远称不上广阔的土地上，却聚集了约五十个国家，一百多个民族。绝大多数国家和民族的面积和人口还没有中国一个省的面积和人口多。换句话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占据欧洲绝大多数的面积和人口，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在这块土地上拥有绝对的统治力。这种复杂的力量格局所造成的后果就是谁也不服谁，战争不断，群雄并起。有意思的是，欧洲的这些国家不仅喜欢打架，还喜欢通过联姻拉帮结派。他们的这种搞法造就了一种独特的现象：欧洲各国的皇（王）室基本上都是亲戚。但是在冰冷的利益关系面前，往往亲戚比陌生人表现得更加现实。甚至因为相对了解的缘故，动起手来也格外的精准狠。像外甥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为了和舅舅法国国王腓力六世争夺地盘和霸权，就掀起了一场为时116年的战争——英法百年战争。这种时间跨度，这等斗志和决心，着实令其他钟爱战争的专业人士汗颜。当然了，这种钟爱打架且擅长打架的习惯跟欧洲当时太穷的现实也有一定的关系，越穷越折腾。可问题是大家都是穷光蛋，打一架根本就捞不着几个钱。后来有聪明人想出了解决办法：走出欧洲，去外面的世界打劫，快速致富，争当光荣的暴发户。将这一思路转变为现实的是西班牙和葡萄牙。15世纪，在这两个国家的支持下，以迪亚士、哥伦布、麦哲伦为代表的冒险人士，靠着相对先进的航海技术，逐步发现了通往非、亚、美三大洲的航路，即所谓“新航路”运动。由此，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等国得以走出欧洲，并通过“海盗、殖民、掠夺、贸易、贩毒、贩奴”的超级流氓行径，积累了足够的物资原料和原始资本，掀开了以蒸汽为动力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序幕。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科技变成了第一生产力。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源头的英国，其实力自然是一骑绝尘。至于法国，虽然其工业革命起步较晚，但仗着底子厚，还是勉强维持住了和英国一起制霸欧洲的局面。但后来一个人的出现，改变了这一格局。此人就是普鲁士王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他于1870年发动“普法战争”，一举击败法国，统一德意志民族，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喜欢搞极端民族主义的国家——德国。德国虽然起步晚了些，但晚有晚的好处，至少能踩在英、法等国的肩膀上取长补短，少走弯路，再加上德国人创新能力强——德国不仅是“二战”前诺贝尔奖获得者最多的国家，也是当时全世界化工产业、电子工业（如西门子）和汽车工业（如奔驰）的领头羊，所以尽管德国是后来者，但是德国只花了短短的四十年，就不仅做到了在高端技术领域和美国两分天下——以电力为动力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两只领头羊之一，还可以在综合国力上与英、法一争高低，实在是厉害！德国自然也需要通过向外扩张取得原料供应地和市场以满足其工业发展的需要，可问题是，当时全球能瓜分的地盘几乎都被英、法两国拿下了，所以得另想办法。德国人冥思苦想出来的解决办法就是抢，从法国和英国手中抢。于是，德国拉上跟俄国在巴尔干半岛有利益冲突的奥匈帝国，组团打劫英、法，正好法国也想找德国报“普法战争”的仇，而英国也需要保证巴尔干半岛附近的几大贸易航道的顺畅。由此，一场超级群架——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了。这是一场规模巨大的战争，六千余万士兵参战，消耗十分巨大，连英、法这种强国都不得不从美国手中购买大量的军火和食物以维持战争。德国对美国拉偏架的行为自是十分不满，所以一拍脑袋想出来一个昏招：诱使美国人的宿敌墨西哥人进攻军火贩子美国。于是，德国人自掘坟墓，使得美国在双方两败俱伤的时候加入战争，成为压垮德国这头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1918年11月，这场费时近5年的大战终于结束了。战争的主力俄、德、英、法四国基本都没有落着好。俄国爆发“十月革命”的事前面已经说过了，这里不再重复。英法这两个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国家，虽然赢得了战争，但失去了曾经领先于世界的优势，所以也算输家。英法混成这般模样的关键原因，就在于“一战”的主战场在英、法两国本土。在自己家里和别人打架，怎么着都讨不了好。毕竟破坏的都是自己家的东西，死伤的也大都是自己的家人。英法两国不但工业设施被严重破坏，人口也大幅减少，两国经济因此大幅衰退。元气大伤的英法两国，由此变得无力进取，对其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的控制力逐渐减弱，对远东包括中国的影响力也日趋变小。雪上加霜的是，在其经济实力还未恢复之际，即1929年至1933年，世界又一次爆发了经济危机，导致这对难兄难弟的经济滑入了深渊。严格来说，法国要比英国惨得多。因为法国不仅应对经济危机的措施不给力，导致其经济衰退程度远比英国严重，而且它还面临严重的内斗，从“一战”结束到“二战”开始的短短20年间，法国更换了近四十届政府，平均下来一年换两届，实在是奇葩。至于战败国德国，则身背两百六十亿美元左右的战争赔款，“一夜回到解放前”。要知道，那时的美元是很值钱的，中国近代史上所有的赔款加一块也就相当于德国赔款的十分之一，由此可见德国面临的压力之大。但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世人皆知德国只花了短短20年就再次发动了世界大战，德国人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而与其说是德国人厉害，还不如说是愚蠢的政治家们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当初商议德国赔款金额的时候，英、法各有打算。法国抱着利用赔款把德国整垮了报仇的心态，一个劲地提高赔款金额。而英国却担心一直与其不和的法国趁机利用赔款坐大，以后不好收拾，所以一门心思地玩平衡、造均势——扶持德国，抑制法国，顺便利用德国距离苏联很近的优势，遏制苏联这个搞共产主义的“异类”。可英、法两国费尽心机，也没分出个高下。在拼心机不管用的时候，还得靠实力说话。论实力，法国自是不如英国。因此，在英国人的坚持下，德国的赔款金额一降再降，最终降至两百多亿美元。而且，由于英国担心巨额赔款会把德国压垮，导致对方没法还债，所以没好好学过“农夫与蛇”的英国人，决定把好人做到底。英国联合想往欧洲伸手的美国，向德国提供巨额贷款。英国人泥菩萨过江，自然掏不出几个钱来，贷款的主力只能是有钱的美国人。当然了，英国人和美国人也有各自的小算盘。“一战”时，英法向美国申请了近百亿美元的贷款以向其购买军火和食物，而战

点关注一下这场战争之所以爆发的原因。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人认为鸦片战争顾名思义就是因为鸦片而战，错！其实很多事情的起因都不像表面看上去的那么简单。事情还得从对外贸易说起。大家千万不要以为那时的对外贸易就跟今天这样成形的进出口贸易一样方便和发达。清朝那会儿的对外贸易主要分为两大块，一是朝贡贸易，二是市舶贸易。朝贡贸易不是清朝发明的，大约在唐朝之前就有了。朝贡贸易很好理解：外国使节前来朝见中国皇帝，递交和接受两国外交文件，并把一些珍贵的本国土特产进贡给中国皇帝，中国皇帝也回赠礼物，并根据所进贡的物品价值回赠相当的物品；同时，使节随行的队伍里还有不少商人也带着大量货物前来中国交易，这就是所谓的朝贡。不过，这种贸易方式不大理想。首先是次数少，因为不能随时来，除了朝鲜、越南这种很近的属国可以一年一贡外，大多数国家三五年能来一次就烧高香了。然后是不等价，中国亏得慌，因为皇帝为了显示自己天朝上国的地位，会牺牲经济利益换取政治意义——只要你们跪拜我这个天朝皇帝，只要你承认我天朝上国是你们的宗主国，是天下共主，我就不怕花钱！所以皇帝往往对进贡的货物以高出其正常价格的几十倍进行购买。这种不合理的贸易方式自然不能持久，因此一种与时俱进的贸易制度产生了，它就是市舶贸易。同样，这也不是清朝发明的。顾名思义，市舶贸易在港口城市进行，其性质有点儿类似于今天的市场经济，算是中外商人的商业等价交换，不再是朝廷说了算的、不等价的一竿子买卖。当然，这种贸易肯定是要让朝廷和地方都能赚到钱。所以，朝廷设立专门机构“海关”（清之前称“市舶司”）来管理，其职能与今天的海关类似。然而，或许是朝廷害怕官员们里通外国，中国官员不便与外国人直接打交道的原因，也或许是大多数官员并不精通具体的商业业务，又或许是官员看不起商人，不想管、懒得管，于是官员们把所有的事情都委托给商人办理，譬如接待外商、贸易结算、征收关税等，官员只负责监督。具体来说，清朝的市舶贸易是这样的：清朝应该算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国度，但是也没有完全封闭。即便是乾隆，也还留下了一个对外的港口——广州。当时全国的进出口贸易几乎都在广州进行，其架势很像现在的“广交会”（广州交易会）。举国就只有这么一个海关，此谓“一口通商”。当时，所有的进出口贸易全部由一个叫做“广州十三行”的商人组织垄断经营。这个广州十三行，名称叫做十三行，但实际上并不是只有十三家商行，而是时常增减，只是因为最初由十三家商行组成，所以叫做十三行。因为它是对外贸易的商行，所以也叫行商或洋行。大清还有一个有清朝特色的规定，主题词是“不自由”：所有的洋人都不许随便进入广州，必须先提出申请，由行商们担保，才会给你发放通行证，允许你进入广州。注意，这里只是进入，在你离开广州时，还需要再次申请。而且进入广州后也不能随意走动，只能待在专门为洋人修建的十三行商馆区，大概相当于今天的贸易办事处。如果洋人在中国有不法的行为，那也好办，拿担保人开刀，于是洋人与行商的命运和利益就此紧紧地绑在了一起。当然，这种工作方式也给广州的贪官污吏们提供了极好的腐败机会，洋商和行商孝敬大小官员的费用和被勒索的钱财比关税少不了多少。最可笑的是，官员们对自己一向是低标准，但对当地的妓女倒是高要求：你们要有爱国主义情操，不许接番鬼的生意。顺便一提，洋人可以来广州经商，但老婆是不许来的，所以洋人的老婆通常都住在洋人的大本营澳门——葡萄牙人从明朝皇帝手中要来了澳门的居住权，其他外国人也跟着沾光。不过这些与英国、与鸦片战争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清朝与英国通过广州十三行进行不自由贸易已经很多年，清朝的茶叶、生丝、大黄（一种中药材）等在英国的销路很好，而英国除了毛织品和棉花外，其他如刀、叉、钟表类的工业产品，清朝老百姓没有什么太大的消费兴趣，所以大部分时间里都是清朝在赚英国的钱，平均下来大概每年赚几百万英镑。对于英国这样一个以商业立国、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思想深入骨髓的国家而言，持续这么多年的贸易逆差显然会令它有些痛苦，所以英国人必须想办法尽快缩小贸易逆差。英国人想出来的解决办法是用外交手段走高层路线，让两国官方正式接触一下，看能不能借助清朝中央政府的力量争取到自由贸易的权利，并以此打开清朝市场。所以在鸦片战争开打之前，清朝与英国就已经有接触了。天朝上国和大英帝国的第一次正式接触，是从1793年开始的。傲慢与偏见1793年，8月里一个闷热的午后，英国政府特使马戛尔尼（Macar-tney）率庞大的访问船队抵达了澳门，船上载满了代表西方最先进工业文明的礼物，这是英国政府送给清朝皇帝的珍贵见面礼，诚意很足。马戛尔尼访华的目的很简单：与中国商量通商事宜。几天后，八十三岁高龄的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悠然自得地看完了两广总督的报告：有远夷前来拜寿与进贡。马戛尔尼访华明明是来与大清帝国商量通商，但报告却说马先生是来拜寿和进贡。为何有人偷换马戛尔尼访华的目的？据考证，嫌疑最大的应该是两广总督和相关官员们，因为他们想借机拍乾隆的马屁。嫌疑第二大的是通事。通事就是翻译，在那个缺乏精通外语人才的年代，显然他们有能力左右沟通的结果。据说他们常有出于好意或其他原因胡乱翻译的前科，比如官员本来是骂洋人“你他妈的不像话，太混蛋了”，通事则会告诉洋人“中国官员在向你问好，在亲切问候你的母亲”……拜上述嫌疑人员所赐，倒霉的当事人马戛尔尼“被进贡”了。马戛尔尼对此一无所知，但问题是商量是国与国之间平等地对话，而进贡则是弱国的专利，这种人为制造的地位上的落差所酿成的矛盾往往都会坏事，因为这涉及一样东西，一样可以令许多人为之牺牲的东西，它的名字叫尊严。接下来，马戛尔尼终于见到了乾隆本人。乾隆这位爷一见到外国人就说：任何人见我都要下跪，所以，尔等先下跪行礼吧。马戛尔尼说：我们英国人是不能向外国皇帝下跪的，最多像见英国国王那样行单膝礼。乾隆很不满意，双方不欢而散。不久之后，在双方都做了大量公关工作的情况下，乾隆在见面礼节上做了让步。乾隆派人通知马戛尔尼，自己会再次接见他们，且不会强迫他们下跪行礼。似乎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事实真的如此吗？其实乾隆很生气，他已经计划好怎么找回场子了。再次得到乾隆接见的时候，马戛尔尼说出了他此行的目的：与清朝建交，搞贸易合作，并提出了如下几项要求：一、允许英国派人常驻北京，并在北京开设商馆进行贸易。二、开放宁波、舟山、天津之中一地或数地为贸易口岸。三、将舟山附近的一个岛作为英国商人居住和存货之地。在英国人看来，明朝皇帝能把澳门给葡萄牙使用，那清朝皇帝把一个岛给英国人使用貌似也没什么问题。四、选择广州城附近一处地方给英国商人居住，允许英国商人自由出入广州。五、允许广东公开贸易税率，不得随意乱收费，减免英国货物税收。六、允许英国传教士到中国传教。乾隆见了之后，没干别的事情，就是将马戛尔尼的所有条件一一批驳。他说：我是天朝上国，天下共主，无所不有，不需要跟你们搞贸易，你们还是回去吧（天朝统驭万国，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乾隆《敕谕英吉利国王书》）！尽管马戛尔尼没有放弃，努力挽救，但乾隆无动于衷，马戛尔尼的中国之行最终还是失败了。不过马戛尔尼的中国之行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收获，他对自己途经的地方做了细心的观察，收集了大量的经济、政治乃至军事情报，回国后他把这些沿途见闻加以整理分析进而出版，这才让西方看到了一个真正的中国，一个外强中干的中国！欧洲人这才明白：一直以为中国很强大、很富足，原来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马戛尔尼失败后不久，乾隆就去见祖宗努尔哈赤了，而后嘉庆继位。此时英国又派使节来华，其目的大致与第一次相同。但是嘉庆给访使的待遇远不及爸爸乾隆，尤其是在下跪不下跪的问题上，双方闹得还不如上一次开心。英国人又失败了，带着愤懑的情绪离开了中国。如果换作是一个清醒的、有危机感的朝廷，此时则应该会感受到英国人身上正散发着一种气息，一种非常强烈的、令人如芒在背的危险气息。但清朝依然沉醉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英国使者的两次到访对他们来说，唯一的意义只不过是留下了两个被传言修饰过后变得离谱的“共识”：一是洋人的腿是直的，无法弯曲，跪不下来。只要把他们打翻在地，他们根本就爬不起来。二是洋人形似犬羊，喜欢吃牛羊肉这种不易消化的食物，如果没有中国的茶叶和大黄，他们就会因为大便不通而胀死。所以只要我们不卖给他们茶叶和大黄，他们很快就会玩完了。如果这些话只有一些老百姓相信也就罢了，可是连清朝的官员们都信以为真的话，那只能说清朝气数尽矣。而英国人有了这两次的失败，知道和平交涉的路走不通后，他们接下来会怎么做？鸦片正如著名历史学者蒋廷黻说的那样：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没有取得平等待遇地位的英国人失去了耐心，他们不想再去北京追求自由贸易的权利，他们打算就在广州用自己擅长的办法搞定一切！英国人把目光转向了一种植物或者说农作物。这种植物叫做罂粟，种在土里开出绚烂的美丽花朵，可用在强盗手里就会成为无边的罪恶。而打开了清朝国门的，正是由罂粟提取的鸦片。很多人认为，在鸦片战争之前，鸦片是英国对华贸易的最大宗产品。错了，其实最大宗的是棉花。但是，尽管鸦片的量没有棉花大，但鸦片的作用远胜于棉花，因为鸦片不仅令英国快速扳回了贸易中的劣势，还让英国每年都从中国赚取数百万两白银的贸易顺差。鸦片怎么就能在中国卖得如此红火？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一方面是因为鸦片的特性——一旦吸食就容易上瘾。而清朝有很多拿着高官厚禄却没什么正经事干的人，尤其是皇族、八旗子弟，平时除了黄赌自然就是毒，一吸自然就上瘾了，这群闲人是鸦片商的第一批忠实客户。此外，这些闲人还研发出一整套关于吸食鸦片的文化和工具，弄得吸食鸦片好像特别高端大气上档次似的，所以大家就都争相来吸了。另一方面，虽说销售鸦片是一种被清朝百姓看作不道德、被清朝中央政府大部分时间都视为不合法的行为，但也正因为如此，各地官员尤其是广州的官员反倒可以借机找鸦片商（主要是十三行的那些行商）收取保护费。收保护费这种黑钱还不用纳税，所以为了抢这块肥肉，官员们就拼着老命地引进鸦片。这就导致鸦片在中国越卖越红火，不仅白银哗哗地往英国人手里流，国人的身体和精神也被鸦片腐蚀得越来越厉害。风暴前夕的宁静尽管鸦片的危害这么大，但嘉庆并没有深刻意识到这一点，好在嘉庆死后不久，他儿子道光脑袋开窍了，明白了不禁鸦片不行。可道光智商并不高，那他是怎么意识到这一点的呢？首先是经济原因。清朝的货币体系是银本位——白银作为货币储备，铜钱作为流通货币。也就是说，白银是经济单位的标准，作为日常生活使用的铜钱则与白银保持合理的兑换比率，这个合理的兑换比率就是整个经济体系正常运转的基础。但是现在这个兑换比率出问题了，鸦片的涌入令白银不断流失，进而造成白银总量急剧减少，使得白银与铜钱的兑换比率再也无法保持在正常水平，这样的后果就是银价飙升、铜钱贬值、物价飞涨，很多人活不下去了。其次，清朝皇帝为了让屁股下的椅子更加牢固，对军队一直都是好生给养，这就给军队提供了抽鸦片的必要条件——时间和金钱。抽鸦片的军队当然是腐败糜烂的，平时也不认真训练，用省下来的钱乃至灰色收入跑去吃喝嫖赌，等上级领导下来检查时，被逼不得已才装模作样地表演几个固定节目，所以后来清军和洋人打白刃战时人数占绝对优势还是输得一塌糊涂。正好道光在位期间，农民起义时有发生，而政府的鸦片军往往被起义军打得找不着北，发现军队不好使唤的道光自然要把责任推到鸦片身上。道光着急了，发了狠要彻底禁烟。但道光却没有意识到：那些本应帮他禁烟的人，既是鸦片的主要消费群体，又是走私鸦片的保护伞。这些人既没有国家意识，也没有民族意识，对他们来说，老百姓活不下去关我何事，军队没战斗力关我何事，反正大清的江山是你爱新觉罗家的，又不是我的，我趁着现在当官使劲捞钱就对了。这么一来，彻底禁烟自然是无从谈起。直到1838年年底，道光才物色到了一个真正肯禁烟的人——湖广总督林则徐。林则徐的职业道德几乎无可挑剔，深谙鸦片危害，尤其是业务水平不错——思想相对开明，被誉为“近代睁眼看世界第一人”，据说还熟悉英语、葡萄牙语两种语言，在过去的工作中有较为丰富的禁烟经验。可以说，林则徐的禁烟资质很过硬！如此看来，林大人将是一名非常合格的禁烟大臣。但事情的真相是，林大人自身的两个问题给他的禁烟资质打了折扣。一是林大人深信“洋人如果没有大黄、茶叶辅食将会消化不良而死（况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林则徐《示谕外商速缴鸦片烟土四条稿》），洋人士兵因为腿部不便弯曲而不善陆战（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林则徐《英人非不可制应严谕将英船新到烟土查明全缴片》）”。林则徐的这种优越感很足的想法显然让他对敌我力量对比做出了错误的估计，进而导致他在解决问题时会优先选择和习惯性地使用暴力，简单地说就是轻敌。还有一点，林则徐对当时广州城外的英国人的处境不太清楚。当时广州城外的英国人，包括不走私鸦片的正经商人，混得并不如意，虽然英国商人希望广州的官员们按照西方的规矩与他们进行公平的、自由的贸易，但清朝的官员们怎么可能遂英国人的意？清朝政府特别规定：洋人的货物必须经由十三行中转才能买卖，洋人不能随意接触其他中国人，而且也不能随意在中国走动，只能在圈定的范围和指定的时间内活动，套用一句不是很合适的话就是“外国人与狗不得随意入内和外出”。这样矛盾就来了：英国的国力与英国商人在中国的境遇似乎不太搭。要知道此时的英国已在历时十余年的拿破仑战争中击败法国成为欧洲唯一的霸主，日不落帝国正走向辉煌的顶峰。从战争中腾出手脚的英国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英国政府加大了对英国商人的保护力度，例如派出商务监督来中国保护英国商人的利益。英国人的商务监督依然跟前辈们一样，试图从广州政府那里获得平等外交和自由贸易的待遇，但广州的官员们根本不买账：所有国家的政府官员来中国都只能是上贡的，一切都按照进贡的程序走。英国的商务监督根本没有办法跟中国官员中的实权人物正常交流，在暂时得不到英国政府军事支持的情况下，只能忍受不平等待遇带来的憋屈。譬如第一任商务监督律劳卑先生到中国后，就因为尊严问题跟广州官员产生了冲突，律先生本想给广州官员来点硬的，但没想到自己心理和生理素质都不过硬，生气又生病，到达中国不到三个月，就窝囊地病死于澳门。从这个角度来看，英国的商务监督和商人们与清朝中央政府、广州地方政府之间已积累了相当的仇怨，就像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炽热的岩浆正冲击着表面看来平静的山口。虎门销烟1839年，钦差大臣林则徐抵达广州。林则徐的禁烟思路很清晰：先对付吸鸦片的中国人，然后对付卖鸦片的中国商人、提供

老凡，你干嘛？！”林岳紧追上来，当他觉察到我脸上的喜悦时，不由一脸的狐疑，“难不成你看到盒子里有金翅天龙了？！”“嗯，嗯。”一时间被喜悦占据了整个大脑，已经完全丧失了组织语言的能力。“靠，忙活了半天，让你捡了个便宜，轻轻松松的当了回有缘人。”林岳撇了撇嘴，沮丧地钻进了车里。兴奋之余，我向林岳和盘托出了整件事情的缘由，这家伙跟听新闻似的问长问短八卦了半天，并自告奋勇地要求晚上一起去S家除去那只应蚺。不过，在去之前必须送他回宿舍去补觉，于是只好绕了个圈把他送回了宿舍，顺手把S家的地址抄了给他。回到家里，简要地向晖儿描述了一遍经过，晖儿高兴地在我脸上印下了无数个唇印。但当给晖儿看盒子中的金翅天龙时，她却象林岳一样失望不已。“也许真的是有缘人才能看到。”晖儿叹道，“就象你那天看到S身上的奇怪现象一样，不是我没注意，而是根本看不到。”“呵呵，这东西也够邪门的，在我眼里就是活生生的，但你和林岳却看不到。”我感叹道，这两天的发生的事情几乎颠覆了三十年来所有的知识观念，“不过，不管怎样，S有救了！”……一阵充足的补充性睡眠后，精神恢复得异常迅速。熟睡酣眠的时候，晖儿已经和S通过电话联系确定了去她家的时间。出发前半小时，我再次用电话赶走了林岳的美梦。半个小时后，一行三人已站在了S的公寓前。“乖乖，在这城市里呆了快十年了，倒还真没注意这片还有这么个建筑。”林岳看着公寓的外表，满身寒颤的说道，“跟个鬼屋似的，挑在这里住的也不会是什么好鸟。”“古人有云：‘君子小人存心不同，所好亦异’。”晖儿在淡淡地说道，“好鸟同志，您先请进吧。”林岳被说的一顿语塞，白眼乱翻，冲我一个劲的摇头：“你这个老婆被你调教的可算是牙尖嘴利，连之乎者也都能用来损人，佩服佩服。”“呵呵，要不要我老婆给你也介绍个？”我幸灾乐祸的笑道，“看看你能调教个什么样的出来。”“得了吧，寡人我是身在群芳中而不为一花折腰。”“臭美吧你，真成了孤家寡人你就该哭死了。”说笑间，我们已来到了S家的门前，使劲揿了半天门铃才等到她开门。那无精打采的神情和苍白的脸色令得晖儿不断的向我摇头。“这是林岳，我的高中同学，市中医院的神医，上次我发病就是他妙手回春的。”在客厅坐定后，我向S介绍道，“下午他正好来我家做客，就自作主张请他一起过来了，一则大家认识认识，二则顺便帮你看看头晕的毛病。”“哦，麻烦你了，林医生。”此刻的S早已失去了往日的神采，连声音都变得有气无力了，但奇怪的是她身上那如影随形的怪物却有如蒸发一般完全消失了。“呵呵，叫我林岳好了。”林岳一脸善良的笑道，我几乎能看到他头上那闪耀的光环了，“大家都算是朋友，称呼上就不必那么客套了。”在一阵寒暄过后，林岳借口给S把脉，将S诓进了隔壁房间，晖儿则机灵地站到了房间的门口，一边装作探视的样子一边把风。我迅速从背包中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盒子，溜进了S的卧室，将盒子放在了松软宽大的枕头下面。随后溜出卧室，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凑到门边隐蔽地向晖儿和林岳做了个“OK”的手势。晖儿顺势靠在了我的身上，身体微微的颤抖着，我伸手扶住她的双肩，慢慢地使她平静下来。林岳则诡异的冲我笑了笑，继续甩开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在那里滔滔不绝。时间在不经意间就这么过去了，S的气色愈发萎靡，在客厅里的挂钟敲过十一下后，晖儿将S扶上了床。“S，你好好休息，我们先走了哦。”晖儿轻轻地带上了卧室的房门。我向林岳使了个眼色，揿灭灯，三人重重地走近大门，将门用力打开又用力地关上。三人偷偷地走回卧室的门前，自微开的门缝间向屋内观察。客厅里夜光挂钟的数字在黑暗中闪烁，时间已慢慢地指向十一点二十分。子时，这个古代的计时以现代换算的话就是北京时间的23：20到1：20，也就是说，现在已经到了应蚺现身的时候了。“咝～～”耳中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仔细往屋内望去，只见S安静地躺在床上，但身上的被子却不住的翻动，渐渐地，自被中游出一条身泛青光的小蛇，若不是全神贯注地观察着，几乎很难查觉它的出现。竭力遏制住狂跳不已的心脏，轻轻地碰了碰身边的晖儿和林岳，示意他们注意那蛇，可两人似乎完全没有看到，只是茫然地眨了眨眼。难道是眼花了？我又仔细地看去，那条青蛇见风暴涨，只一会的功夫便有如水桶般粗细，身上那指甲盖大小的青色鳞片在床头夜灯的照耀下闪动着着妖异的绿光，丑陋的蛇头不断地扭曲变形起来，象雪块似慢慢地融成了椭圆形，渐渐地变成了一个人类头颅的模样，随着头颅的成型，一张满口利齿，双眼没有眼白的苍白的女人面孔猛然浮现在眼前！身边的晖儿猛地抬手掩住了自己的嘴巴，一只手紧紧地抓住我的胳膊。从胳膊上传来的力度和痛感，能感受到晖儿此刻心中的恐惧，她应该也已看到了应蚺。林岳的身体因呼吸的加剧微微地颤抖着，不知怎地却有种兴奋多于恐惧的感觉。一阵拍动翅膀的“扑扑”声自屋内传来，声音虽然微弱，但却十分地清晰，看来金翅天龙要出动了。应蚺仿佛也发现了屋内的异动，原本已伸向S的头警觉地缩了回去，扭动着肥硕的身躯，似乎在找寻着声音的来源。然而“扑扑”声倏然消失了，金翅天龙并没有如所想的一般出现。怎么回事？我努力地向S的枕下望去。糟了，心中一凉，在安放盒子的时候，没有注意到S的枕头是特大号的，盒子完全被封在了宽大的枕头和床垫之间，盒子上的孔洞被遮住，金翅天龙根本感觉不到应蚺的存在！应蚺在一阵搜寻无果后，松懈了下来，安心满意地又将脑袋伸向了熟睡中的S。一个冒险的方法在脑中闪现，我拿起靠在门边的金属画架，一把塞给林岳，一抬脚，大力地踹开了卧室门，大吼一声：“林岳，掩护我！！”应蚺在吼叫声中嘎然停止，猛地扭转过来，恶狠狠地盯住我，肥硕的身躯迅速甩动起来。我不顾一切地向床头冲去，就在手即将触到枕头的时候，脚下一紧，被应蚺的尾部缠住，整个身体顿时被抛向空中，结结实实地撞在了坚硬的天花板上。“老凡！！”林岳这小子总算清醒了过来，抄起手中的金属画架，猛扑上前，玩儿命地抽打着应蚺的躯体。应蚺受到攻击，不退反进，肥硕的身躯猛然变细，顿时长了数米，只一卷，便将林岳捆了个严严实实。刚才的一撞着实不轻，浑身的骨头痛得跟散了架一般，硬撑着从地上爬起来，试图再次扑向枕头，但又被应蚺的尾巴卷住。这次应蚺没有把我抛向天花板，而是慢慢地将头部伸到了面前，那张狰狞无比的面孔几乎贴在了我的脸上。一条乌黑色的蛇芯嘲弄地舔舐着脸颊，一股难以名状的腥臭味令人几近窒息。“王～～亦～～凡～～”自应蚺口中传来幽幽的呼唤声，那声音如此的亲切柔和，仿佛亲人般的呼唤，使人不由自主地想去应答。我心中一寒，知道此刻绝不能应答，但此起彼伏的呼唤声不断的在耳边回响着，竟似有种令人无法抗拒的魔力。就在意志近乎崩溃的时候，应蚺的身躯突然剧烈地颤抖了一下，尾部一甩，将我抛在了地上，“咝～～”头部高昂着发出一阵令人发怵的声音。“亦凡！！快！！”晖儿的叫声令我猛然清醒，此时她正被应蚺卷起，双手握着一把厨刀，刀身全数扎入了应蚺的身体！我不敢怠慢，用尽全身力气扑向床头，一把掀开了盖在盒子上的枕头。“扑扑扑”几声轻响，自盒子的孔洞中飞出几道金色的光芒，箭也似的射向应蚺的头颅。“咝～～”应蚺发狂般地再次嘶叫了起来，身体抽搐般地甩动着，晖儿和林岳纷纷被抛在了地上。随着应蚺身体疯狂的摆动，床周围的一切都被扫落散开，只见它猛然一摆脑袋，金色光芒竟被甩脱开来，随着一声腐木开裂似的轻响，应蚺的头部融进了一旁厚实的大橱之中。金色光芒在大橱外围绕着飞翔，仿佛一下失去了目标，难道金翅天龙只是对应蚺的脑袋有感应？就在那一愣间，应蚺露在橱外的身躯啪地一甩，不可思议地又长了数米，卷动间有如长眼一般将我们四人全数缠绕了起来。该死！几度挣扎无用下，我不禁产生了一种暴烈的愤怒，眼见金翅天龙就要得手，却功败垂成，如果自己有能力手刃这条应蚺又何必将赌注全数压在那无头苍蝇一般的金翅天龙身上？刀！挣扎间手中攥到了一把刀。金克木，晖儿方才用厨刀可以刺伤应蚺！我不及细想，手起刀落直斩应蚺，在恶心的血肉爆裂声中，蛇身断成了两截，伴随着抽搐的抖动，四人身上的束缚尽数解开。呼，应蚺的上半截身体自橱柜中浮现，凶恶无比地直扑上前，下意识地双手抬刀格挡，刀身被死死地咬在了它的齿间。一股大力传来，手中的刀几乎脱手飞出，我转双手握住刀柄，意图抽出，却无力对抗。几道金光突然自眼前略过，应蚺再度被袭，但下半身断去却令得它身形迟缓了许多，不一时便被金光尽数钻入头部渐渐软了下来，最后整个身躯有如一滩烂泥般地堆叠在了床上。过了良久，几道金色光芒自应蚺的头部飞出，一眨眼便消失在一旁的盒子里。与此同时，应蚺的身躯象冰雪融化般地慢慢开始融解，只短短的十数秒，便在我们眼前消失殆尽。四、朱印“夸张……”这两个字已经是第N遍出自S的嘴里了，应蚺消失后不久，S便大梦初醒般地坐了起来，看到狼狈不堪的我们自然是问题多多。在林岳口若悬河地大肆描述了一番之后，她瞪大了眼睛坐在床上，几乎将十个手指完全塞进了自己的嘴巴。“先别急着听书了，打扫下战场……唉唷……”我刚想坐起身，一阵刺痛自肋下传来，身子一歪整个人竟倒在了地上。“亦凡……”晖儿满脸紧张地过来想扶起我，不想更加剧了我肋下的疼痛。“暂时别动他了。”林岳一脸严肃的说道，顺手在我肋下轻抚了几下，我不由得又是一阵呲牙咧嘴，“肋骨骨折，至少三根以上，但没有伤及内脏，具体情况去医院检查一下才能确诊。”骨折？！从小到大我连一次骨裂都没碰到过，没想到三十岁的老骨头居然碰了次骨折，还是一次三根以上！我暗暗咬牙，这该死的应蚺，如果不是已经消失的话，我现在就会用尽剩余的力气去鞭尸一番。“别担心，小小的骨折对咱们老凡是没什么妨碍的。”林岳像变脸似的瞬时换上了一付无关痛痒的表情，“打个120，送我们医院去看看，骨科方面那里是全市一流的。”救护车呼啸着把我带离了S家，晖儿一路小心地守在我的身边，轻轻地抚着我满是汗水的面颊。如果没有对面坐着的那两个窃窃私语的家伙，那情景一定可以温馨到胜过任何一部感情剧。在林岳和S一路的小声议论中，我被送进了市中医院。林岳看了我的X光片后，兴奋地跑进病房，宣布他的神机妙算绝对灵验，我的确是有四根肋骨轻度骨折，随后一溜烟地又不知所终了。我和晖儿一脸的哭笑不得，也许这个家伙只有在行使医生天职的时候才会变得像个正常人，除此之外实在是不能保证。……早晨的阳光自窗外照射进来，带来了一种暖意。如果不是因为周围那过于洁白的布置和满屋的消毒水味，我的心情一定会格外的舒畅。合上手中的书稿，懒懒地靠在枕头上享受着铺满床头的温暖。今天是入院的第四个星期，林岳也许并没有夸大医院的实力，肋骨的伤势在精心的治疗下几乎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若非晖儿和林岳的一再坚持，我恐怕早就申请出院了。不过也好，这次伤病带来了一个难得的假期，可以脱离开一向执著的工作，安心地修养生息。当然，休息时也并不是完全像猪一般地吃睡，养病期间，我把那本《闻风拾水录》仔仔细细地研究了一遍。也许是因为捕捉金翅天龙时在林岳面前的出丑，抑或是应蚺事件对我的某种刺激，这本有些晦涩难懂的书稿竟成了我废寝忘食的研究对象。“日上三竿，拥被酣睡者，猪也。”我几乎不用抬起眼皮就能“看”到林岳那满脸的坏笑，“老凡啊，你还真能睡，嫂子和小潇来看你了。”“大叔，省省吧！小潇？”S满脸杀气地从门外蹿了进来，“老气横秋酸不溜丢的，S！我叫S！贫嘴大叔先生！”“身体感觉好些吗？”晖儿笑盈盈地走到我的床边，放下手中的东西，关切地抚了下我的额头。我笑着点了点头，在她手上吻了一下，对身边的那两个乌眼鸡视作无物。“最近公司里很忙？”晖儿稍显消瘦了，脸颊已不如往常般丰润。“嗯，最近有些业务比较麻烦，这几天晚上在家开夜车。”晖儿淡淡地语气让我听着不禁有些心疼。“温存时刻完毕，现在是会议时间。”S的脑袋毫无预兆地在我俩之间出现，看着她神气活现的样子，似乎应蚺并没有在她身上造成什么不良的后遗症。林岳关上了病房的门，一脸神秘的对茫然的我挤眼道：“这个会议将直接影响到你的生命安危和你的美好将来。”晖儿嗔怪地白了林岳一眼，轻声说道：“是这样的，这次发生在S家的事情总让我心里有些不舒服，应蚺和金翅天龙都是传说中的东西，为什么现在都会出现……”“夸张的是你能看到我们却看不到。”S在一旁急切地抢回过话头，一边从包中拿出她随身的小型笔记本电脑，“看在你救了我的份儿上，我和小林子查了几周的资料，终于找到一点能帮到你的线索。”小林子？怎么听起来像古代宫廷里某种职业人员的姓名？我忍着笑转脸向林岳望去，这小子面不改色地凑了过来，看来这两人在我住院期间似乎有了一层不太一般的关系。电脑屏幕上显示的资料文件数目并不多。原来S和林岳在这段时间里搜遍了全互联网的相关资料，并且走访了市里的图书馆和档案馆，这些为数不多的资料便是他们这几周来的劳动成果。有关应蚺和金翅天龙的古代记载并不多，唯一与之相近的是出自清代丁治堂的《仕隐斋涉笔》的一段记载，但记载中提到的是一种叫作“应声蛇”的怪蛇，并没有人首蛇身的描述。除此之外，其余的资料都是一些中医药学上对蜈蚣和蛇的类似记载，看得我全无兴趣。之后是十来张图片资料，其中夹杂着的两张地图一时引起了我的兴趣。“这是民国时期的地图吧？”我指着其中一张图片问道，“红色圆圈标记的应该就是S现在住的位置，看起来格局变化不大嘛。”“眼力不错，这个地图是我从城市规划院的朋友那里要来的。”S转动了一下鼠标的滚轮，出现了一张扫描下来的残页图片，“这张是档案馆里保存的一张民间小报，上面有一篇类似鬼故事的文章，说的就是应蚺害人的事情。”“而地点正好就是你家附近？”我脱口而出，报纸木版插图上所绘的建筑与S的公寓十分神似。“是的，我和S走访了她家附近的住户，询问了一些老人家。”晖儿在一旁说道，“不过据说只是有人看到应蚺，却没有被害，其余的估计是小报上的骇人听闻。”“那这张又是什么图？”随着鼠标的滑动，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张结构草图，确切的说，是一张类似工程基建的图纸，只不过它比一般的图纸范围要广泛的多，似乎是某个地域的地下基建格局。“这个是我一时好奇让S从城市规划院弄来的基础建筑图，是市政公司动迁办前不久勘测绘制的。”半晌没吭声的林岳憋不住了，弯腰在图的中央用手指点了点，“这里是S的公寓位置，这上面标注的全部都是地基和地下管道的位置。”“切，他说可能是地底下埋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所以才会招来那只应蚺的。”S不屑地撇撇嘴，“害我费了半天功夫弄来这张图纸，结果还是一无所获。其实我倒没什么，就连这次查那么多资料也是为了还你个人情。”“我可不要你还我什么人情。”我有点云里雾里的感觉，“再说了，这些资料和我又没有什么大的关系。”林岳笑嘻嘻地凑了上来：“你不觉得就你一个人做了‘有缘之人’有些奇怪吗？我们三个对过口供的，应蚺是你发现的，现身的时候也是你在我们之前就看到

有按手印加入中华革命党，孙中山建立的其他组织全都有他。孙中山8月在广州号召护法的时候，程潜就已起身偷偷回到湖南，发动湖南驻军起义。作为在湖南革命多年的老同志，程潜在部队中很有些人脉，将领大都跟他很熟。像手头有些兵力的刘建藩和林修梅就是他的老战友。机缘巧合的是，程潜此次回来重点公关的赵恒锡，是谭延闿的人。偏巧谭延闿此时被段祺瑞强行下岗，于是他示意手下可以造反。那还有什么好说的？老首长同意，程潜的面子也要给，就造反意思意思吧，只要成功之后多给些好处就行！9月26日，程潜在衡州宣布独立，成立“湘南护法军”，自任总司令。军力除了刘建藩、林修梅两人率部响应外，还有几支慕名而来的小股队伍。10月6日，刘建藩、林修梅与北洋军的王汝贤、范国璋在湖南衡山短兵相接，打响了“护法战争”的第一仗。南军输得很干脆，被北洋军大败，丢掉了衡山、邵阳等地。消息传到南北双方大本营后，双方的反应自然有所不同。段总理自信地大臂一挥：打过湖南去，解放大西南！孙中山这边旗开得败，自然是一片紧张。最紧张的还要数陆荣廷先生，他怕段祺瑞一鼓作气打到广西，于是命令小舅子谭浩明急行军，务必三日内赶到湖南支援。谭浩明并没有耽误太久，四天后，护国联军先锋抵达湖南，局势顿时扭转过来。一来双方兵力差距太大，差不多四个联军士兵揍一个北洋军士兵；二来确实没有北洋士兵愿意为段祺瑞冒死南犯，尤其是他们的领导王汝贤、范国璋，根本就是毫无战意，原因下面解释。蒋介石的预言得到了印证。护国联军在与湘南护法军联络过后，双方同时从湖南南部发起反击。几天后，联军收复所有的失地，北洋军后撤。联军乘胜追击，占领长沙后又占领岳阳，将前线推进了好几百里。屁股都没有坐热的湖南一把手傅良佐见势不妙，迅速抽身逃走。14日，近期连续收到坏消息的段总理再度收到坏消息：王汝贤、范国璋先斩后奏，直接通电全国，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此二人的主张立马得到了人民的支持。老百姓管你什么“护法”还是“统一”，谁主和、谁不打仗、谁不扰民老百姓就拥护谁。毕竟在普通人的心里，自在地活着才是最重要的。段祺瑞PK冯国璋是不是觉得王汝贤和范国璋的表现莫名其妙？这是有内幕的，此二人之所以停战通电有两个原因：一来联军势头很猛，一旦交战，必然要拼个你死我活，王汝贤他们担心就此败光了自己好不容易攒下来的家底。在那个年代，这些兵头子都认为军队是自己的私产，跟国家没有半毛钱关系。二来中央有人让他们故意这么做。此人自然就是冯总统，王汝贤和范国璋是冯掌门的直系弟子。冯总统本就是在段总理的高压之下才勉强同意“武力统一”计划，而段总理消除异己又不稍加掩盖，直接指挥直系部队打头阵。于是，先后两次被欺负的冯总统爆发了，暗地里通知手下先意思意思打几仗，卖段总理一个面子，然后找机会宣布议和。直系的不合作令段总理十分不爽，可让他更不爽的还在后头。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捶。全国各地有样学样。虽说都是真心抢地盘，而不是“护法”，但大家斗得不亦乐乎，你来我往，实在是热闹非凡。唐继尧看见陆荣廷出了风头，迅速出兵祸害四川去也。而北京政府则任命在护国战争中趁势而起的四川本地军阀刘存厚为四川督军对抗唐继尧。刘存厚麾下的两个日后横行四川的军阀就此粉墨登场，他们是刘湘以及刘湘的叔叔刘文辉。未来的名人杨虎城也在陕西打起了“护法”的旗帜，趁机招兵买马，为将来称雄一方的大事业赶紧添砖加瓦。段总理想搞“武力统一”，结果搞成这个样子，打仗成了打脸。于是，面子挂不住的段总理怒不可遏地找到冯总统：“我是责任内阁总理，却不能行使权力，作为陆军总长却不能指挥军队，我不当了，你另请高明！”冯总统一听：“好啊，我接受你的辞呈。”段总理刚转身，冯总统就请到了老兄弟王士珍继任总理兼陆军总长，然后高举“南北和谈”的大旗，下令南北停战议和。孙中山看见北边内讧，甚是高兴，命令前线各军乘胜前进，务求护法之完全胜利，“舍恢复约法及旧国会外，断无磋商余地”。可是，各路军阀就陈炯明比较听话，继续整军，打算为孙中山开辟一块根据地。至于其他的人，都无视这个光杆大元帅的意见。唐继尧他们一开始去打这一仗的真正目的只是为了保存实力、保住地盘，而现在目的已经达到，那还不偃旗息鼓？约法和国会与这帮军人实在是没有太直接的利益关系，而且此次南军的胜利跟北洋军的内耗脱不了干系，并非是用绝对的实力打败北洋军。如果日后北洋军团结起来，南军的这点家底都有可能赔进去，所以见好就收才是王道。于是，陆荣廷和唐继尧根本没把孙中山的命令当回事，马上附和了冯总统的停战命令，大家各自停手。唐继尧还低声下气地跟冯总统商量：“以后我不打湖北，北洋军也不打湖南，咱们永远不动刀兵，好不好？”唐继尧想割据一方自立为王，路人皆知，但他实在是太不要脸了，他打得到湖北去吗？孙中山非常生气，他想打，可人家不理他，他还真没办法。可段祺瑞就大为不同：冯国璋敢给我下绊子，以为我段祺瑞不当总理不当总长，就奈何不了你吗？在段祺瑞的指示下，徐树铮同志亲自出马策划，吉、黑、奉、直、鲁、晋、陕、豫、甘、新、皖、浙、闽十三省督军代表分别于1917年12月2日和1918年1月5日，连续两次召开“天津会议”，强烈要求冯国璋向南方开战。冯国璋在得知天津会议的结果后很生气，但也没有办法，他还真没有想到段祺瑞会有这么大的能量和这么高的威望。其实也不奇怪，武人好战是天性，不战哪有机会建功立业？你跟他们谈什么和平统一？再者，段祺瑞有日本人出钱出枪，可以给这些武夫以实惠，而你冯国璋能给这些武夫什么好处？冯总统是一个很有特点的人，尤其是他的赚钱模式很有特色。冯总统为了给自己创富，连中南海的金鱼都给捞起来卖了，一时间北京各饭馆都以“总统金鱼”作为压轴菜，而且他还把中南海当作鱼塘给出租了，佩服吧？想想看，在中南海钓鱼，多拉风的待遇！虽说冯总统致富有门，可他并不慷慨，反而十分抠门，是一只铁公鸡。因此，这些武夫从冯总统这里拿不走一分钱的好处，不给他面子也实属正常。但段祺瑞和徐树铮就不同了，他们知道有付出才会有收获。徐树铮用日本人送的一批军火收买了关外的张作霖（史称秦皇岛截械事件），请他发兵关内（山海关），支持段祺瑞武力统一中国。这批军火可不少，足够装备约两万人的部队，算是一个超级大礼。然而张作霖另有想法，让我拿好处可以，卖命不干。既要拿到好处，但也不能真的出兵攻打南方，进而得罪直系。所以张作霖点派了几支部队，让他们出关折腾折腾做做样子，但不要动真格地替皖系上战场送死。简单来说，张作霖的妙计就是出兵虚张声势一番。这样既满足了皖系的要求，自己又拿到了好处，也不会真正得罪直系，皆大欢喜。冯总统得知张作霖搞小动作的消息后非常不安，头一次对来北京当大总统有了悔意：若是在自己的地盘上折腾，不知道有多快活！冯总统当机立断，跑路，回江苏！说干就干，冯总统立马宣布“南巡”，考察民生，还谎称往返最多不过七天，让大家就在总统府等他的好消息。没想到，三天后，大家就在总统府看见了“南巡归来”的冯总统，他是被段祺瑞的兵马从半道堵回来的。在冯总统下不来台的关键时刻，北洋老大哥徐世昌出马，给小兄弟送下台的台阶来也。他劝冯国璋说：“华甫啊，你看你们都做了什么事，现在北洋都快分家啦！你们分家了谁最高兴？看见没有，现在南方这帮小子都不把中央政府放在眼里，更何况以后呢？如果他们举兵反抗政府都得不到严惩，那国家还有希望吗？”势不如人的冯国璋觉得这席话十分有道理。南方和北洋属于敌我矛盾，而自己和段祺瑞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没有理由不帮自己人。出于这种考虑，冯国璋主动向段祺瑞示好，不仅授予段祺瑞“对德参战督办（总指挥）”的职务，还让王士珍把关键的陆军总长一职让给了段祺瑞的手下段芝贵。对于冯国璋的任命，段祺瑞大度接受。由此，皖系重掌中央军事指挥大权。南军大败段祺瑞和冯国璋暂时统一了思想认识：武力统一全中国。作战计划也很快拟好：调集驻扎各省的皖系、直系两大系统组成三路大军。三路大军齐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彻底消灭南方反对势力，武力统一全国！第一路司令是直系的曹锟，以北洋第三师为主力，由湖北进入湖南，目标是迅速攻下湖南，然后挟得胜之威制伏两广。第二路司令是皖系的张怀芝，以北洋第五师为主力，由江西进入湖南，协同第一路拿下湖南之后便进入四川，进而制伏贵州、云南两省。第三路司令是皖系的张敬尧，以北洋第七师为主力，配合前两路作战，是预备部队，属于跟在前两路屁股后面捡漏的。还有一支偏师，由冯玉祥指挥，角色定位是“我是革命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从辛亥革命到现在，国内就没有打过什么太像样的仗，往往没开打一会儿，一堆墙头草就倒向了更加强大的一方，然后就是口水仗，接下来就是议和，之后战斗结束。但愿这一次他们能玩出些新花样。1918年2月6日，曹锟率军到达湖南前线。北边和解了，南边的内斗却没有结束。因此南方联军的布阵比较奇葩：谭延闿的手下赵恒惕驻岳州，刘建藩驻平江……陆荣廷则在后方充当预备队。所谓预备队，就是见大事不妙则脚底抹油。陆荣廷已经意识到，即将爆发的湖南战争就是一场没有希望的赌博，与其拿自己的部队去填这个无底洞，倒不如全身而退，保存自己的实力要紧。战争迫在眉睫，而真心抗战的，其实只有林修梅、刘建藩手下的湘军子弟兵，谁让湖南是他们的老家呢？1918年春天开始的这场仗，纯属一边倒，南军很快就被曹锟率领的第一路军打得丢盔弃甲。表面上看起来，这场大胜应该归功于曹锟的英明领导和正确指挥。说曹锟领导有方没错，但打仗并不是曹锟的特长，他之所以能打胜仗另有原因。曹锟是个好人，从其外号“曹三傻子”便可见一斑。他待人宽厚，老实听话，粗看上去又憨又傻，甚至有些缺心眼。但就这么一个“傻子”，手下却有一个特别能征善战的心腹爱将，这可能就是所谓的“傻人有傻福”。曹锟的这个心腹爱将之前已经数次出场，只是没来得及好好介绍。他叫吴佩孚，字子玉，中过秀才，时任北洋第三师师长，乃北洋军中的后起之秀，是个用兵天才。吴佩孚毕业于保定军校，当年他在保定军校学习近现代战争知识的同时，也没有忘记专研课外书《三国志》、《列国志》、《说岳》、《水浒》等。普通人读这些书学到的是故事，但他学到的是各种妙计的变化应用。日俄战争爆发时，袁世凯先生从军校挑出一帮学生精英前往战场观摩取经，顺便搞些情报，而吴佩孚正是其中一员。从实际表现来看，吴佩孚搞军事情报很有一手，并因此得到了曹锟的赏识。从此便跟着曹锟南征北战，在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中成长为一员干将。吴佩孚性情刚直，作战勇猛，是一名急先锋。他率兵直进，在两个月内连克岳阳、长沙、衡阳诸城，以一个师的兵力击败数倍于己的联军，打得联军只能从哪里来还得回哪里去。吴佩孚凭借此战奠定名将之名！形势一片大好，全国人民都以为这一次中国铁定统一。总理王士珍也是这么认为的：是时候退位让贤了，本来出山也只是救救火而已，自己跟冯国璋、段祺瑞关系都不错，帮谁都不太好，现在两个人一团和气，自己的使命应该就此结束。更何况要是自己赖着不走，也许会被段祺瑞的手下给弄下去，与其难堪地离开，还不如大度地让贤。告别权力的巅峰总会有些许的不舍，王士珍告诉自己：“我有过‘北洋之龙’的辉煌历史，灿烂过，也没留下什么遗憾，归去吧。”辞职的王士珍终于回到了河北正定的老家，没了军政纷扰，从此含饴弄孙，颐养天年。段祺瑞在王士珍离职后毫不客气地接过了总理的宝座，这算是第三次上台。然而，段总理一上台就犯了一个错误，因为他出了一个无数亡国昏君都使用过的绝招：任人唯亲。按道理来说，军人就应该按功论赏。在攻占湖南的战斗中，吴佩孚先生战功最为卓著，理应得到最高奖赏——湖南督军的位子，可段总理把这个位子赏给了自己的手下张敬尧。如此看来，段祺瑞的胸怀和格局实在不高，带兵打仗远比搞政治适合他。段祺瑞此举让曹锟和吴佩孚十分不满。吴佩孚可不是愿意闷头吃亏的软蛋，他在占领衡阳后就停步不前，不打了。吴佩孚消极怠工，令段祺瑞的面子十分受伤。就在这个不幸的时刻，第二路军总司令张怀芝又在段祺瑞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张怀芝看见曹锟、吴佩孚立下如此大功，十分不服气，于是带着手下的喽啰们跟着湘军刘建藩的屁股一路狂追，他要抢些功劳回来。所谓“穷寇莫追”，张怀芝的饥不择食反而激发了湘军拼死一战的斗志。贪功冒进的张怀芝，想都没想就钻进了刘建藩专门为他布置的战场——一个多是小山小丘、沟渠水塘，道路泥泞不堪的地方。张怀芝没有地利，士气也不如对手，被刘建藩的伏击战揍趴下了。张怀芝大败，从湖南一路逃到湖北。段祺瑞的第二路大军就此瓦解。然而刘建藩犯了跟张怀芝同样的错误，穷寇莫追，他却孤军深入，想趁机跟在张怀芝的屁股后面夺回更多的地盘，取得更大的功劳，结果被新任湖南军区司令张敬尧的大军包围，全军覆没，刘建藩战死。这场连续反击战结束后，湖南的形势算是初步稳定下来。南北停战段总理眼巴巴地盼着北洋军继续南下，却连续收到坏消息。先是第一路军总司令曹锟觉得段总理他老人家处事不公平，偏袒自己的孩子，于是带着司令部于5月底返回天津，撂挑子不干了。接下来，败军之将张怀芝于6月初灰溜溜地回到了自己的老巢济南。他这次出差非但没捞到好处，还损兵折将，实力大损。为了将来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收兵休养生息。至于最坏的消息，要数段总理的老部下弄出的乱子。嚣张惯了的徐树铮干了一件缺德事，小徐为了帮助老首长段总理立威，杀掉了反对段总理“武力统一中国”的陆建章。陆建章咱们之前提过，背景很深，既是天津小站的元老，又是冯玉祥的伯乐兼半个岳父，还是直系将领——此刻是曹锟的高级参谋。徐树铮的这一次疯狂算是捅了马蜂窝，惹下大祸。就连段祺瑞得知消息后，都惊得半天没说话。兔死狐悲。陆建章在北洋系统中的好友岂肯吃亏，自发自觉地站出来一拥而上，不仅要求停战，还要求严惩徐树铮。至于当事人之一的冯玉祥，除了发誓杀掉徐树铮为提拔自己于微末的陆建章报仇之外，还当即撤军罢工，从此对皖系阳奉阴违。段总理仍然主张继续进攻，但他的意见很快就被淹没在一片反对声中。1918年6月中旬，直系与桂系代表单方面签订停战协定，息战言和。8月，吴佩孚通电主和，公开攻击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实亡国之政策”，直系将领纷纷响应。8月下旬，既是迫于形势，也是为了保住小徐同志，段祺瑞被迫命令前线各军暂取守势。个人是渺小的，集体才是伟大的，即使段总理再心不甘情不愿，暂时也不得不放弃武力统一中国的梦想。孙元帅被驱逐这边直系和皖系钩心斗角，那边滇系、桂系也没消停。滇系、桂系的老板唐继尧、陆荣廷心里十分不爽。在他们看来，孙中山无兵无饷，老老实实在总统府喝茶看报不就完了？可孙中山老想着指挥滇系、桂系干活却不给好处。于是这两人决定不跟着孙中山混了。陆荣廷和唐继尧通过气之后，就开始想办法驱逐孙中山。1918年1月底，程璧光被刺杀。这起暗杀事件的背后主使一直是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对于孙中山的苦口婆心，陈炯明心想：我挣这点家底也不容易，可不能让你给我败完了。于是也就不再说话，保持缄默。孙中山当然明白他的意思。双方不欢而散。陈炯明走后，孙中山实在忍无可忍：既然你不听我的，那我就撤了你的职！这事还好被汪精卫劝住：先生，你现在算什么？人家做这官和你封不封没多大关系，自然也不是你说撤就撤的，弄不好撕破了脸，咱就下不来台了，还未北伐，咱们就窝里斗闹分裂，徒让北京笑话，我看先等一等，找机会再劝一劝他。但孙中山不想就这么算了，他很快想到一个对付陈炯明的好办法：你陈炯明把广东省的军、政、财权一把抓，以为我就对付不了你了吗？你不是爱走地下通道吗？我就给你搭一座过街天桥，大义名分都在我这边，我要踩着你走！“非常大总统”该干的一定要干，而且想干就干，这就是孙中山的性格。1921年4月和5月，对于孙中山来讲，是一段忙碌的时间。4月2日，开会，通过正式成立中华民国政府的提议。4月4日，开会，决定实行总统制政体。4月7日，开会，正式选举孙中山为“大总统”。由于只有少部分人承认孙中山的这个身份，其余大部分人都不太感冒，我们暂且还是称他“非常大总统”。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职，“中华民国政府”正式成立。同日，孙中山通电全国：北京那个是伪政府，真正的政府在广州！接下来，孙中山给北京“伪政府”的大总统徐世昌写了封信劝他辞职：以你的本事，在清政府当个臣子也没见你干出什么名堂，你又怎么能担负得起建设共和的重任，还是赶快下台吧。徐世昌当然不会理会孙中山，而孙中山正忙着提名内阁各部部长，自然也没工夫在乎徐世昌的反应。北方的徐世昌没发出什么声音，南方却传来了不和谐之音。首先发出挑战的是湖南省省长兼军区司令赵恒惕。是不是很奇怪这位仁兄是什么时候粉墨登场的？赵恒惕上位的时间不长。之前曾经介绍过，在吴佩孚率兵北撤的时候，他跟吴佩孚两人演了一场戏，接收了吴佩孚以前的地盘，击败了张敬尧。可这位仁兄接下来干的事情有些不够意思，他不仅把竞争对手程潜逼出了湖南，还把器重自己的老领导谭延闿给“退休”了。靠着胆大心黑脸皮厚，赵恒惕终于坐稳了湖南军政大佬的位置。赵恒惕跟孙中山说：您尽瘁民国，功高望重，等将来国家统一的那一天，总统肯定是您的怀中之物，不过您现在搞的这个政府是违法的，还是请您赶紧取消它，带头守法，安定人心。此话说得够不给面子。赵恒惕这种人的梦想也就是占一块地自己称王，他最喜欢的是陈炯明的“联省自治”，以省为单位，各建各的小王国。这种人还真不被孙中山放在眼里，跳梁小丑而已。然而陈炯明也公然反抗，那就有些严重了。虽然孙中山成功地登上大总统之位，得以名正言顺地以大总统的名分号令陈炯明，但为了革命大局，他也不想跟陈炯明撕破脸，所以他给陈炯明安排了陆军部部长和内政部部长两个内阁职务。但是陈炯明却拒绝了孙中山的好意：这些职位我还是不要了，我一人身兼陆军部部长、内政部部长、广东省省长、粤军总司令四职，实在是中外历史的头一号，愧不敢当！您另请高明，我不奉陪。此外，没有一家列强承认广州中华民国政府的合法性。对于特别现实的列强来说，你孙中山只有广东一地，就跟如今的台湾一样，远远不值得他们去赌，又怎么可能承认你？孙中山知道列强的反应之后冷冷一笑：我现在是民国大总统，虽然控制的范围不到一个省，但我有决心消灭所有反对我北伐一统天下的人，赵恒惕、陈炯明还有洋鬼子，你们等着瞧吧。第二次粤桂之战处于如此不利的境地下，孙中山依然乾纲独断，以“陆荣廷一定会卷土重来争夺广东，我们必须先发制人”的理由说服国会，发兵讨伐桂系，为北伐打造一个大后方。貌似四面楚歌、山穷水尽的孙中山，信心居然如此强大。一般人很难理解，估计这就是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的原因吧。1921年6月中旬，孙中山以陈炯明为粤军总司令，发兵进攻陆荣廷。此战是为第二次粤桂战争！陈炯明对于巩固自己地盘的事情还是很乐意去做的，他知道攻打桂系的那些“蝗虫军阀”就是在帮自己，因此工作态度十分积极。粤军只用了一个多月，就彻底击溃了曾经不可一世的陆荣廷。桂系从此四分五裂。直到三年后，才由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这三位英雄站出来重整桂系河山。看来以会党为灵魂的军队，战斗力就是差劲，毕竟绿林义气成不了战斗力。7月中旬，陆荣廷在嫡系部队被歼灭后认输，宣布辞去广西省省长兼军区司令，之后避往上海租界。62岁的陆荣廷嘴上说认输了，可内心并不服气。在彻底认输之前，他还要搏一次。两年后，他重整旗鼓，打回广西，意欲重现当年笑傲江湖的风采。可悲的是，还没等孙中山出手，“反骨仔四人组”——沈鸿英、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就主动出击了，他们通过胡萝卜和大棒并举，对老领导的部队实施各个击破——分化、拉拢、消灭，彻底断了陆荣廷的希望。好在老天没有让一败涂地的陆荣廷郁闷太久。1928年，陆荣廷病逝于上海。交代完了陆荣廷，话题回到粤桂战争的结局上。风水轮流转，树倒猢狲散。桂系降的降，散的散，广西大部分地区都被粤军占据。只可惜，不少桂系的实力派选择投降不过是权宜之计。这为广西日后陷入混战埋下了伏笔。像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这三位仁兄就选择了投降。投降之前，他们提出了一个很有个性的条件——只接受广州中华民国政府的直接领导。也就是说，要保证他们的直接领导是孙中山，不受其他任何人的辖制。但孙中山和他们之间隔着千山万水，怎能领导这支军队？说白了他们就是想要继续独立不受控制，以免自己的军队被别人吃掉。孙中山这边也认真考虑了一下，要是把这帮人马给逼进广西的十万大山里成为零散的土匪，时不时地给你来一下，还真是麻烦。于是勉为其难地答应了李宗仁他们的要求。李宗仁他们表现得如此硬气的背后，隐藏着一个秘密：他们上面有人。此人就是他们的广西老乡——粤军第一师参谋长李济深。李济深先生的背景很深后台很硬，他既是孙中山的铁杆手下邓铿同志的好哥们儿，又是孙中山的左膀右臂胡汉民同志的学生。在李济深同志的温暖关怀与光明指引下，李宗仁哥仨还是独立的编制，不受任何人控制，不但实力没有损失，反而得以享受政府补贴，好吃好喝，有钱有枪拿，少奋斗了好多年。但无论如何，都不能掩盖一个事实：孙中山的确比以前强大了。孙中山所在的广州从此成为革命的大本营，这让不少有志之士看到了革命成功的希望。第八章乱战中国

两次重大会议

1917年11月7日，穷得叮当响的俄国突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苏俄）在列宁的领导下成立了。由于一战尚未结束，因此革命后的列宁政府忍辱负重，与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以割让约一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赔款六十亿德国马克的代价，退出战争，赢得了喘息时间。好在后来德国人输掉了“一战”，列宁趁机宣布废除此约，带领那个横跨欧亚的超级帝国走上了它的重新崛起之路。由此，马克思的理论被俄国人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行得通！当时在中国也有三个人跟着兴奋。他们就是北大教授陈独秀、北大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和助教张申府。大钊同志尤其兴奋，一向内敛的他忍不住扯起嗓子预言了一把：试看将来的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20年3月，共产国际（列宁领导创建的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总部位于莫斯科）派代表维经斯基来华，在北京和上海分别会见了李大钊和陈独秀，他们研究了中国的情况，认为在中国成立共产党的条件已经具备，可以正式建党。建党大业从此开始。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同年10月，李大钊在北京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差不多同时，毛泽东的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也成立了。1921年，张申府在法国留学的过程中，与周恩来一起建立了旅法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小组里有不少牛人，如陈毅、聂荣臻、邓小平等。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一大”）在嘉兴南湖闭幕。与会的有全国各地的十三名代表（其中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三人先后叛党），加上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共计十五人。但李大钊和陈独秀并没有参加，真实原因已很难考据。此外，由于“一大”的相关档案在战争中遗失，其精确的召开时间没有人记得起来，但7月是没错的，后来一商量，党的生日就定在了7月1日。中国共产党从此诞生。就在中共一大结束后不久，在万里之遥的美国华盛顿，也召开了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1921年11月11日，华盛顿会议召开。与会的有美国、英国、日本、法国等八强国，奇怪的是中国也有资格参加。开这个会的原因很简单——日本在中国的扩张速度过快，影响了美、英、法等国在中国的利益。于是在美国的牵头之下，众列强一拍脑袋，决定把日本拉过来敲打敲打，让它放老实点，要是不听话那就一起上去揍它。至于苦主中国，也是被拉过来听教训的，意思是你别太纵着日本，也得让我们哥儿几个尝点甜头，利益均分。若是日本过于欺负你，我们可以给你撑腰，你出些好处费就行。会议的结果也不复杂，与中国有关的决议主要有两点：一、日本向英美做出重大让步。具体内容：一是英美日三国海军主力舰的比例维持在5:5:3；二是在中国的外交努力下，日本放弃在中国山东的特权，也就是说中国收回了山东半岛主权和胶济铁路权益。二、列强决定在中国实行美国人提出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门户开放”本质上是一种权宜之计。美国在没有实力独占中国的时候，就拉上几个哥们儿一块儿控制中国，利益均沾，不让一家独大。毕竟稳定的局面比较适合大家一起发财。但在二战结束后，当美国成为世界霸主时，它就再也不提“门户开放”了。看来国与国之间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不管如何，华盛顿会议的结果可以用一句话总结：确立了美国在诸列强中对中国的优势控制地位，日本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把之前在巴黎和会上签订的凡尔赛合约和华盛顿会议的一系列结果合在一起所构筑的世界新秩序，就是教科书上所说的“华盛顿—凡尔赛体系”。就华盛顿会议的结果而言，不知道当时的中国政府有何想法，反正日本人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美国人和英国人不明摆着欺负我弱小吗？你们不让我干我偏干。日本二杆子精神大爆发，从此暗中全力备战，下定决心独占中国。事实上，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已在事实上控制了朝鲜半岛、台湾、东三省，已经称得上是一个“大日本帝国”。但日本人不懂这个道理：过于贪婪对于一个消化能力不足的民族来说，带来的很可能是毁灭。日本人在1937年后全面侵华，继续贪婪地扩张，最终一败涂地，数代人的经营化为泡影。在日本的覆亡背后，我们看见了一样东西——无论兴衰更替，无论岁月流逝，历史规律不容侵犯，纵使它曾骄横一时，纵使它曾不可一世。三角联盟以多欺少的戏码刚在美国华盛顿演完，中国这边也开演了。曾经在直皖之战中并肩作战的两个盟友直系、奉系翻脸了。原因只有一个：分赃不均，直系得到的好处比奉系多。要怪就怪直系的地理位置比奉系好，地处中原，而奉系位于东北，其南下之路的咽喉山海关也掌控在直系手中，因此皖系在地方上的利益基本上都被直系消化。甚至连立场一向不大坚定的陕西省军区司令冯玉祥也彻底投向了直系，从爷爷不亲、奶奶不爱的边缘角色成为后娘生的孩子，处境和待遇总算有了一些好转。奉系既然在地方上争不过直系，那就只好在北京中央政府的人事安排上做文章。因此，张作霖安排亲奉系的梁士诒做内阁总理。张作霖的想法很好，想借梁大财神的理财本领多捞些钱花花。可问题是，他自己和梁士诒都是亲日派，老帮日本说话办事，严重损害了英美等国的利益，代表英美利益的直系岂能容忍梁士诒继续待在内阁总理的位置上！于是，“出头鸟”专业户吴佩孚先生勇敢地跳了出来，多次批判北洋前辈梁士诒媚日卖国，并严正要求梁士诒必须下台！梁士诒由于平日没注意提升自我修养和展开自我批评，所以没能顶住直系的压力。据说他还没跟张作霖先生商量好，就以身体条件不能胜任岗位的繁重工作压力为由辞职了。张作霖顿时恼羞成怒：你直系欺人太甚，给我等着，这一次我非得教训教训你不可！公平地讲，当年直皖之战直系显然出力更多，奉系只是跟在后面捡了些漏。如果根据“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出力越多挣钱就越多”的规律，奉系是没有理由不爽的。然而人总是这样，看见跟自己实力和背景都差不多的人发财后，难免心中不平衡。恰好此时，段祺瑞的皖系试图东山再起，而孙中山的广州中华民国政府也正试图北伐。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奉系、皖系及孙中山一拍即合，要组成三角联盟共同对付直系。直系一看这三家架势拉得挺大，心里也有些发慌，必须得给自己找个盟友！吴佩孚按照“军阀混世三要诀”之“如果有机会背后下刀，坚决不跟对手正面争斗”的原则，四处一打量，还真发现了一个适合替他背后下刀的人选。结果孙中山又倒了大霉，因为吴佩孚挑中的这个人是陈炯明。吴佩孚派人联系陈炯明时，已经是1922年4月，此时三角联盟已经枕戈待旦，即将开战。在这种蓄势待发的关键时刻，吴佩孚从背后给孙中山一刀子，真是残忍。当然，孙中山不知道这件事情，他压根儿不知道后院要起火，仍信心满满，以为这一次的计策应该万无一失。他要充分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对其分化瓦解，集中自己的兵力，首先打倒最强大的直系军阀，然后再算计其他。其实，一直以来孙中山“挑动一个军阀打另外一个军阀”的事情都做得不太顺，一般结果都是好处让别人吃光了，他所获不多，不知道这次的结果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半途而废的北伐孙中山在决定北伐前，还是很诚心地对陈炯明说：你出来做北伐总司令吧，咱们一起成就革命大业。陈炯明却心想：总司令我爱做，但北伐总司令就算了。于是拒绝了孙大总统的美意。你陈炯明不参加，我孙中山难道就不能北伐了吗？孙中山仔细筹算了一下：粤军我能拉出一部分带走，再让李烈钧把他麾下以朱培德为首的滇军带过来，兵力也就差不多了。想想也是，当年孙中山仅靠几十人的会党就敢反抗清政府，现在他人马过万，战将众多，还有什么不敢做的？补充一句，孙中山心中能带走的那部分粤军，主要是指粤军许崇智麾下的第二军以及粤军精锐中的精锐——第一军第一师，师长是邓铿，他手下的军官大都是保定军校的高材生，综合质素相当不错，猛人奇多。看看从第一师走出来的这些名字：李济深、薛岳、张发奎、叶挺、邓演达、蒋光鼎、蔡廷锴、陈可钰、陈铭枢、陈济棠，哪一个不是日后纵横一方的大牛人？1922年3月15日，孙中山在桂林誓师，以李烈钧为北伐总司令，许崇智为前敌总指挥，取道湖南，进兵北伐。就在北伐部队快开到广西湖南交界处的时候，湖南“国王”赵恒惕派人给孙中山带来一句话：湖南人民需要休息，湖南中立，是不会给北伐军借道的，你们绕道吧，否则武力相见。孙中山暂时不打算多树敌，于是入湘计划告吹，他决定改道江西北伐。没想到，队伍刚刚走到广西藤县，就遇到陈炯明的部下架着机枪阻拦队伍北上。同时，广州也传来一个不好的消息：继一年前的朱执信牺牲后（死于桂系之手），孙中

亚洲无码23p惠公、晋怀公时期的动荡，但是在晋文公的领导下，上下团结一心，国内局势趋于稳定，社会经济得到发展，军事实力也有大幅度增强，而且通过帮助周襄王复国，扩大了国土，提高了声望，成为楚国最大的竞争对手。如果说，公元前635年晋国跟随秦国讨伐楚国的附庸鄀国，仅仅是捋了一下楚成王的虎须的话，公元前634年，宋国背弃与楚国的盟约而投入晋国的怀抱，则直接触及到了楚国的核心利益，成为晋、楚两国争霸的导火索。即使与齐桓公狭路相逢也当仁不让的楚成王，自然不能容忍宋成公对他的蔑视，他命令子文抓紧时间训练士卒，准备讨伐宋国。早在两年之前，子文就已经不再担任楚国的令尹，而是推荐在泓水之战中立下了赫赫战功的成得臣担任了这一职务，自己则以顾问的身份继续留在楚成王身边效力。子文这样做，显然是吸取了老对手管仲的教训。管仲辅佐齐桓公纵横天下，功高盖世，然而不注重对接班人的培养，直到临死前，都没有给齐桓公推荐一个合适的接班人，导致齐国数十年的霸业后继无人，毁于一旦。子文不想齐国的历史在楚国重演。他不但早早选定成得臣为接班人，更主动退居二线，将自己的位置让给成得臣。这样一来，他既可以在幕后指导成得臣，发挥老同志传、帮、带的作用，又可以使成得臣提前进入情况，熟悉业务，减少犯错误的机会。楚国有子文这样的政治家，强大绝非偶然。现在楚成王即将展开一场争夺天下的大战，他想到的第一个人选还是子文，毕竟事关重大，交给成得臣去办还不太放心。权衡再三之后，他请子文亲自出马，到睽地主持军训。对于楚成王的这一命令，子文内心是有想法的，他对楚成王说，训练部队是令尹分内之事，应该由子玉（成得臣字子玉）来主持才对，现在把他这个老头子派去越俎代庖，恐怕大大不妥，子玉有没有意见暂且不说，他这把老骨头能否训练好部队，实在是值得怀疑。楚成王说：“老将出马一个顶俩，您就别撂挑子了。”还是将任务派给了子文。既然没办法推脱，子文只好优哉游哉地来到了睽地。军训的第一天，他命令士兵天刚亮就起床，到操场上集合、做早操、练队列、喊口号，热热闹闹地搞了一个时辰，便到了吃早饭的时间。早饭弄得挺好，有粥有粉还有热干面。子文端了个大碗，和士兵们一起吃，吃完了抹抹嘴说：“今天到此为止，大伙回去歇息吧。”一连三天都是如此。士兵们可高兴了，这哪里是军训，简直就是夏令营。子文不但体贴士兵，脾气还特好，几天军训下来，连骂人的事情都没发生过，整个楚军大营一团和气，其乐融融。有人把这事反映到楚成王那里。楚成王惊愕了一下，立刻反应过来了：“子文这家伙，是在逼我用子玉啊。”没办法，楚成王只好命令成得臣接手军训，并且将地点改到了蒍地。子文则改任监军，随军前往蒍地进行督导。午后书社？成得臣不负所望，一到蒍地就严肃军纪，将训练的时间延长到天黑，对于训练中不听指挥或动作不规范的士兵实施处罚。一天下来，有七个人受到鞭笞，三个人被箭刺穿耳朵游营示众。原本稀稀拉拉的部队一下子恢复了正常，迅速进入临战状态。当时在蒍地住着好几位退休的楚国大夫，他们应邀观看了军训，对成得臣的治军之道佩服得五体投地，于是跑去向子文表示祝贺，对他的知人善用进行了一番恭维。子文很高兴，举行酒宴招待这些老头子和蒍地的权贵。唯独有个叫蒍贾的贵族小孩，不但姗姗来迟，还不说半句祝贺的话。子文不免觉得奇怪，于是问他：“各位叔叔伯伯均认为令尹有才能，是国家的福分，值得庆贺，你对此有何看法？”蒍贾一副少年老成的样子，面无表情地说：“我不知道该祝贺什么！当年您将国政交给子玉，嘱咐他说，要守护国家安定。但如果对内保持了安定，而对外遭到失败，您觉得这算是保国安民吗？子玉失败，是您举荐的结果。用错了人而导致国家失败，有什么好祝贺的撒？”子文愣了一下，说：“你凭什么认为子玉一定会失败呢？”蒍贾直直地看着子文说：“子玉这个人，性格刚猛而无礼，不适合治理国家，给他兵车超过三百乘，肯定有去无回。如若不是，等他出征回来，我再向您表示祝贺，应该也不算晚吧。”子文若有所思，而几位老大夫连忙出来打圆场，说：“童言无忌，童言无忌。”童言无忌的蒍贾后来生了一个很名气的儿子，叫做孙叔敖。经过半年多的集训，公元前634年冬天，楚军在令尹成得臣、司马斗宜申的指挥下北上讨伐宋国，包围了缗城。与此同时，另一支楚军部队开赴鲁国，帮助鲁国讨伐齐国，一举攻下谷城。这一仗明明是楚国人的功劳，《春秋》却这样记载：“（鲁僖）公以楚师伐齐，取谷。”说成是鲁国人的功劳。左丘明还此地无银三百两地解释道：“虽然是借楚国的军队进行讨伐，但我方能够左右其行动，所以说是‘以楚师伐齐’。”占了便宜还卖乖的事，鲁国人也不是第一次做，在此不作任何评论。前面说到，齐桓公有六位“如夫人”，给他生了六个儿子，除现任国君齐孝公外，另外五位公子一直都在觊觎齐国的君位。楚军攻下谷城之后，派大将申叔侯镇守谷城，并将五公子之一的公子雍接到谷城，准备以公子雍的名义继续讨伐齐国。齐桓公还有另外七个儿子，是由“如夫人”之外的小妾所生，地位比五公子低。齐孝公上台后，将这些兄弟统统赶出国去。现在楚国人将他们找过来，并将他们都封为楚国大夫，要他们帮助楚国人攻打齐国。齐桓公如果泉下有知，看到自己的一群儿子帮着楚国打齐国人，估计会再气死一次。造成这个尴尬的局面，自然与齐孝公为人暴戾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是齐桓公和管仲没有找到合适的接班人，以致管仲逝后，“三贵”专权，而齐桓公逝后，五子争位，将好端端一个齐国搞得乱七八糟。第二年夏天，齐孝公在内外交困中死去，他的弟弟公子潘即位，也是历史上的齐昭公。虽然齐、鲁双方处于交战状态，鲁国人却秉承周礼，派人参加了齐孝公的葬礼。当然，左丘明不会忘记又表扬一句：“礼也！”顺便说一下，鲁国人对于“礼”的执着，简直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这一年春天，杞国的国君杞桓公来到鲁国朝觐鲁僖公。杞国地处东夷聚居之地，不免沾染了夷人风俗，不自觉地用了夷人的礼仪，鲁僖公当场发作，不搭理杞桓公。而《春秋》记载这件事，也主动将杞桓公的爵位下降了一级，称之为“杞子”，以示对其使用夷人礼仪的惩罚。杞桓公因此记恨鲁僖公，不再承担对鲁国进贡的义务，而鲁僖公为了惩治杞桓公的失礼，竟然在联楚伐齐这样的大事未了的情况下，派兵入侵杞国，要与杞桓公论个曲直是非。看这架势，天塌下来也要先论个“礼”字。这是题外话，在此不多作评价。齐孝公死后，楚国留下申叔侯在谷城对齐国保持威逼之势，而将军事打击的重点集中到宋国，于这一年冬天纠合了鲁、陈、蔡、郑、许等几国军队，把宋国的都城商丘围得水泄不通。宋成公命公孙固前往晋国告急，请求晋国的支援。至此，晋楚争霸战的导火索已经被点燃，晋国不可避免地被拉入到这场中原大战中来。当然，这样表述并不准确，确切地说，晋文公终于找到一个合适的切入点，得以实施其称霸天下的抱负了。为了这一天，晋文公已经做了很多准备工作。据《左传》记载，晋文公一回国，就把对人民的教育当做头等大事来抓，以教育为强国之本。齐桓公称霸诸侯，靠的是管仲“作内政而寄军令”的速效药。楚成王独步天下，靠的是楚国人彪悍的性格和近于严酷的军纪。相比之下，晋文公走教育强国的路，虽然有利于长远，却很难在短期内发挥功效。晋国的全民教育搞了很多年。刚开始两年的时候，晋文公就迫不及待地想到国际舞台上一试身手，被狐偃劝住了。狐偃说：“现在还不到时候，人民还不懂得什么叫做‘义’，没有安居乐业。”等到晋文公帮助周天子复位后，积极发展国内的福利事业，晋国人民的幸福感大幅度提升，他又起了称霸之心。狐偃劝说道：“人民还不懂得什么叫做‘信’，不能同心同德共谋大事，还是再等两年。”先别笑晋文公猴急，考虑到他上台时已经六十二岁，有“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想法其实也很正常。不久之后，晋文公讨伐原城，向天下展示了自己诚实守信的优良品德，同时借题发挥，在国内开展了“做一个诚实守信的晋国人”的大讨论，晋国人的诚信意识大大加强，连商人都不再欺骗消费者，成天将信用挂在嘴上。晋文公跑去问狐偃：“是骡子是马，这回可以拉出去遛遛了吧？”狐偃仍然摇头说：“人民还不知道什么叫做‘礼’，不知道恭敬地服从上级的命令，火候未到，还要再等等。”于是在晋国开展了大规模的“蒐礼”活动。所谓“蒐”，就是顺长少，明贵贱，“蒐礼”活动的最直接目的是在晋国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值得肯定的是，通过对“义”、“信”、“礼”的教育学习，晋国国民素质迅速提高。当公孙固穿越楚军的封锁线，将救援信送到绛都的时候，晋国上下都作好了随时战斗的准备。因此，在晋文公主持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大伙对是否救援宋国的议题没有产生任何分歧，一致认为必须要救。先轸的发言也许代表了当时晋国群臣的意见：“当年主公流亡到宋国，宋襄公以礼相待，而且送给您马车二十乘，可谓是情深义重。现在宋国有难，我们理应相助，同时也正好借此机会在诸侯之中树立威信、奠定霸业基础。”狐偃说：“楚国入侵中原，刚刚将曹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且和卫国建立了婚姻关系。如果我们讨伐曹、卫两国，楚国必定会移师相救，则齐国和宋国可以免于灭亡。”狐偃提出这个计划，既有军事谋略上的考虑，也有感情上的考虑。当年晋文公流亡列国，在卫国和曹国受到非礼的对待，趁此机会报复他们一下，快意恩仇，岂非人生一大乐事？晋文公急事慢做，统一了战略思想之后，又在被庐举行了一次“大蒐”。这次“大蒐”是军事上的重大改革，将晋国原有的上、下二军扩编为上、中、下三军。回顾晋国的军事改革历程，也就是晋国不断发展壮大的历程。公元前678年，晋武公完成“曲沃代晋”，被天子授予建立一军的权力，说明当时晋国在王室的眼里，还是一个小国；公元前661年，晋献公扩充军队，建立上、下二军，晋国在实力上已经是大国，但在表面上还是维持了一个中等国家的军事编制；公元前645年，晋惠公被秦国俘虏，晋国群臣借此机会“作州兵”，扩大了兵源范围，大大增强了晋国的军事实力；而公元前633年，晋文公将部队扩编为三军，不仅仅是为了扩大部队规模，同时也是宣告晋国向大国迈进的重大举措。三军部队中，中军的地位最高，上军次之，下军又次。因此，选择中军元帅成为军队人事变动的重点。赵衰强力推荐郤谷担任这个重要职务，理由是“郤谷喜爱礼乐，而且熟读诗书”。诗就是《诗经》，书则是《尚。在现代人看来，郤谷应该去当教育部长而非中军元帅。但在那个年代，军政文教均为一体，还没有政治家、教育家与军事家的区分，管仲和子文都是又当爹又当妈的全能型选手，在内主政，在外则主兵，经济、政治、文化、法律、军事、外交一把抓。在选拔人才的时候，“德”是最重要的依据，郤谷既然能胜任教育部长，也就能胜任中军元帅，当然还能胜任外交部长甚至内政部长等职务。赵衰又进一步说：“《诗经》和《尚，乃是义的根源；礼乐教化，是道德的准则；有了义和道德，就有了利益的根本，主公您不妨试试用他。”都说到这份上了，晋文公自然采纳了赵衰的建议，任命郤谷为中军元帅，郤溱为中军副帅。任命狐毛上军元帅，狐偃为上军副帅。任命赵衰为上卿，赵衰推辞说：“栾枝为人谨慎，先轸足智多谋，胥臣见多识广，我都比不上他们啊。”于是任命栾枝担任下军元帅，先轸为下军副帅。又任命荀林父为国君的戎车驾驶员，虎将魏犨则担任护卫。齐桓公称霸中原三十余年，带领各路诸侯数次与楚成王狭路相逢，却没有发生过一次战场上的正面冲突，主要原因还是忌惮楚国的军事实力，没有必胜的把握。现在天下形势大变，楚国不但比以前更强大，而且得到几乎所有二流国家的附从，晋文公在这个时候主动去找楚成王的麻烦，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更需要一点疯狂的气魄。本书走访了金启孮、毓臻、毓蕴等清代宗室亲贵、满洲大臣以及蒙古王公的后代，采用口述史料与文献考证相结合的方式，将老北京内城中这一群体的价值观念、婚姻圈子、生活趣味、饮食服饰等内容生动形象地呈现给读者。作者力图通过采访对象质朴自然的表述，探究北京百年沧桑巨变下特定人群的心理感受与成长轨迹。总序在这套《北京口述历史》丛书中，我想通过80余名老北京人的口，对近百年来老北京人的生活和变迁，做一个全景式的描述。通过人、特别是普通人而不是名人之口，也不是通过文物古迹、风景名胜以及历史事件来呈现北京这个城市，是我近20年来一直努力在做的尝试，也正是在访谈了百余名老北京人之后，我才对北京这个城市和北京人，有了与以往不同的了解和感悟。我是从他们的讲述中，才具体地、而不是概念化地懂得了北京，也是在与他们的交流中，才一步步地进入到这座城市，并且慢慢地触摸到了北京人的血脉、灵魂和神韵。注1既然我的宗旨是从“人”出发，所以本套丛书的5卷，初衷也是按照被访者人群的不同而划分的。然而，凡是对北京城略有了解的人就都知道，入清以来北京城的特点，便是不同的人群，大体都居住在不同的地域。或者说，在1949年以前，北京人就是由几个不同地域上居住生活的不同人群组成的，这样的几个不同地域上的不同人群，各自具有鲜明的、不同于其他地域上的人群的特征，却又因此而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那就是一个完整的北京城，以及城中的居住者——北京人。这正是北京这个城市具有的丰富复杂的多元化特性。可以肯定地说，这样的几个区域，在北京缺一不可，但无论哪一个区域，也不能称之为北京城的“精华”，哪一个区域，也不是北京的代表和核心。这便是我访谈过百余名北京人之后的收获所在。我说的这几个区域，大分起来，就是内城、外城和城郊三部分。虽然近年来它们之间的界限一直在急遽消失，甚至已经被基本泯灭，尤其是将宣武、崇文两区分别并入西城、东城两区之后。但是自清军入关到1949年之前的几百年间，内城住皇室成员和八旗官兵，外城住汉回商民、流人士子的格局却始终清晰可辨。至于北京城郊，既是京城的延伸部分，又因处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边缘位置以及与京城的紧密联系，当然应该被视为京城中不可割舍的一个重要部分。由于在这三个部分中，第一部分即内城部分的分量远远超过其他两部分，所以我将这部分人群再一分为三，这便形成了5卷。出现这种有轻有重情况的原因，与我最初选择访谈样本时的偏重，以及我的能力不逮有直接的关系。具体地说，当我开始启动这个项目时，并没有意识到北京的居住格局与人群特点之间存在如此直接的关系，我一味去寻找的，只是最符合我心目中“老北京人”标准的那些人，而这样的人，大多数都居住在内城。尽管我后来意识到了京城人群按地域居住的特点，也意识到我选择的访谈对象有畸轻畸重的问题，并希图寻找到更多居住于城南和郊区的被访者，但一是他们中世代居住于京城者，本来就远远少于内城那些八旗后裔，二是由于近年来北京城市人口变迁的频繁和他们居住的分散，很难寻找到更多的样本，这便是我所谓能力有所不逮的含义了。对于这5卷中每卷内容的特点和编撰宗旨，我在各卷的前言中都分别有所介绍，此处不再详细说明。总之，按照不同地域和人群分成的这套

，乔伊丝正等着我，好换班回家：虽然没有正式这么安排，但是我们总保证其中有一个人在办公室。她看上去很疲惫。她说我不在的这些日子里，她过得糟透了，是丈夫的缘故，她改日再和我细谈，今天就不了，然后她就走了。有一条来自赫米奥娜·惠特菲尔德的留言，说是她周一才看到我关于护理员的留言，还有福勒太太拒绝让护理员进门。这砰地一下让我跌回到伦敦时的我。我一下午都在工作，大部分时间在打电话，还和摄影师讨论了明天的工作。但与此同时我又在想乔伊丝的事。我明白，她丈夫那档子事意味着我们合作的日子到头了，或者至少意味着以后会不一样了。对此我十分确定。这让我在离开办公室前就又沮丧又焦虑。我还明白了另外一件事，以前我从没这样想过：乔伊丝是我唯一真正的朋友。我的意思是，朋友。我和她的关系同谁都没有过，从来没有。和弗雷迪的绝对不同。我疲惫不堪，本来是准备直接回家的。但还是让出租车停在了莫迪·福勒家门口。我站在那儿，在门上又是敲又是砸。快冻僵了。什么声音都没有。我惊慌失措——她是不是死了？——我也注意到，而且是颇感兴趣地注意到，我的反应之一竟是松了一口气。终于，她从来不用的“前厅”那窗户上，窗帘动了一下。我等着。什么都没发生。我狠狠地捶门，捶了又捶，那时我已是怒不可遏。我恨不得掐死她。然后门向里被拉开，磕磕巴巴，吱吱呀呀，她站在那里，小小的黑黑的一团，露出一张惨白的脸。哎呀那气味。我告诉自己不要在乎这些细枝末节，但是没用。我在乎得很。那气味……难闻，那种泛着酸带点甜腥的浓烈臭味。但是我看得出来，她是勉强站在那儿的。我一点都不“讨喜可爱”，我实在太生气了。“你干吗把我关在外面受冻？”我问道，走进门，从她身边挤过，逼她让道。然后她在我前面，顺着走道往前走，一只手扶着墙，防止跌倒。里屋，火炉上一堆熄灭了的煤渣。不过屋里有一个电暖炉，单炉条，正发出刺啦刺啦的噪音，说明它不安全。房里冰冷、肮脏、臭哄哄的。那只猫走进来，在我的腿上蹭着，直打转，喵喵地叫着。莫迪瘫坐在椅子里，瞪着火炉。“那么，你为什么不让护理员进门？”我朝她吼。“护理员，”她尖酸刻薄，“哪门子护理员？”“我知道她来过。”“到周一才来。整个周末我都一个人，谁都没有。”我差点对她尖叫：“她周一来了你为什么不让她进来？”但是我知道说了也白说。我浑身又充满了力量——愤怒。“莫迪，”我说，“你真绝了，不可救药，自己让自己不安生。哎，我去烧水。”我烧了水。我拎了煤上来。我发现便桶里满是尿，不过没有更糟的，谢天谢地。那会儿我想的是谢天谢地，但是我意识到人啊真是什么都能习惯。然后我提了购物袋上街去。阴沉沉的雨夹雪。看我，刚从慕尼黑回来，一身光鲜，在卸料车里刨木板木条。又一次，窗后的一张张脸，注视着我。回了房以后，我把炉里的灰扒了出来，一团团灰尘乱飞，然后生了火。用了一个引火物。木柴和煤。很快就火焰熊熊了。我把污秽的杯子用沸水烫了，给我们两人泡了茶。我必须把什么礼貌礼节都扔掉。脏杯子有什么关系？有关系！有关系，有，有，就有。她一动不动，坐在那儿看火苗。“猫。”她说。“我给她喂过吃的了。”“那就放她出去玩。”“外面是雨夹雪呢。”“她不在乎。”我把后门打开。一阵冷雨直朝我袭来，而那只胖黄猫，原本一直闹着要出门，现在喵的一声转身冲进房里，钻到贮煤室里去了。“她去贮煤室了。”我说。“那看来我得自己动手去料理了。”这话气得我七窍生烟，胸中好似炸开了锅！同以往一样，我想揍她或者拼命摇她，还有，同以往一样，想展臂抱住她。不过幸运的是，我的理智还在，于是我做了一切我该做的，谢天谢地，既不“风趣”，又不讨喜，也不和善。“你这些天吃没吃饭？”没回答。我又出门去采购。街角小商店里空无一人。那印度人坐在收银台后，看起来面色苍白，浑身发冷，也难怪他这样，可怜的家伙！我想知道她来没来过这儿，于是说我是来给福勒太太买吃的。他说：“哦，那个老太太，她身体可好？没生病吧？”“生病了。”我说。“她怎么不去养老院？”“她不想去。”“她没有孩子吗？”“大概有，但是他们不在乎。”“这真糟糕。”他对我说，这话是希望我能知道，他们这个民族是不会就这样丢开这么一个老太太不管的。“是的，这真糟糕，你说得对。”我回答。我回到屋里，再次想到了死亡。她坐在那里，闭着眼睛，纹丝不动，我觉得也没在呼吸。过了一会儿，她睁开了她的蓝眼睛，望着炉火。“把你的茶喝了。”我说，“我去给你烤点鱼。鱼你能吃吧？”“嗯，我要吃的。”在厨房里我想找一个不油腻的容器，但是最后放弃了。我把鱼放在烤架上，然后开了一会儿门，放点新鲜空气进来。顾不上雨雪了。我把鱼端给她，她坐起来，把它全吃了，慢吞吞的，手颤抖着，但是她还是吃完了，我知道她饿肚子了。我说：“我前些日子在慕尼黑。去看秋季新装了。各种新款式都看了一遍。”“我从来没离开过英国。”“喏，等你好一点了，我全都说给你听。”她对这话没做回应。但是终于，当我想着该走了的时候，她开口说：“我需要些干净衣服。”我不知道该如何解读这话。不过我能看出来这至少不是一个简单的请求——如今这点敏感我还是有的。她想要我给她买衣服？我看着她。她不情愿地看着我，然后说：“隔壁房间，你能找到些什么的。”“什么呢？”她颤颤巍巍地、泄了气似的耸了耸肩膀。“背心。短衬裤。衬裙。你为什么要问，你不穿内衣吗？”再一次，就好像有个按钮给按了下去，怒火油然而生。我进了隔壁那个房间，我知道她本不想让我进去。铺着上好羽绒被的床，衣橱，放着瓷器摆设的梳妆台，质量很好的书架。但到处一堆堆一叠叠的——都是垃圾。难以置信。五十年前的报纸，一碰就碎；破破烂烂的小片布料，泛黄，污渍斑斑，小段的蕾丝，脏兮兮的手帕，小条的缎带——这样的景象我还从来没看过。我想，她从来没扔过东西吧。抽屉里，一片狼藉，塞满了——要描述一下，几页纸都不够。要是我把摄影师带来就好了！习惯性思维。衬裙、背心式胸衣、短衬裤、背心、旧连衣裙或者是连衣裙残片、衬衫……所有这些东西起码都有二十年历史，有些能追溯到一战时期吧。现在和过去衣服的不同在于：这些料子都是“货真价实”的，棉布、丝绸、毛料。没有人造纤维。但是所有的衣物都有破损，或者有一两块污渍，或者整件都脏兮兮的。我拽出成捆的衣物，一样一样细细地看过来，一开始是出于好奇，后来就是想找有没有能穿或是干净的。最终，我找到一件羊毛背心，一条羊毛保暖裤，还有一条不错的粉红衬裙，然后一条羊毛裙，蓝色的，以及一件羊毛开衫。这些是干净的，还算干净。我在房里忙活着，冷得直哆嗦，心里想着过去的日子里我多么喜欢自己，我有多喜欢自己，就因为我能掌控局面，身处高位；我还想到，想要体会莫迪的无助，我只能回想小时候的感觉，那会儿心急火燎地去厕所，心里祈祷着千万不要憋不住尿在裤子上，这是我的经历里和无助最接近的感觉了。我把衣服拿到隔壁房间，房里现在很暖和了，炉火熊熊。我问她，“你要我帮你换衣服吗？”她脑袋一偏，不耐烦地晃着，我现在知道这是在说我又犯傻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于是我在她对面坐下，说：“趁着茶没结上冰我得把它喝了。”我发现我喝茶的时候没觉得反胃。我颇感兴趣地意识到，我现在已经对拿脏杯子喝水习以为常了。曾几何时莫迪也像我一样，时时刻刻都在洗澡，洗杯子、盘子，打扫卫生，洗头发。她在说她以前住院的事，我觉得她就是随便找点话说说。我心不在焉地听着，心里想着那些医生护士真该听听莫迪这样的人是怎么看他们的医院的。监狱。管教所。但是突然我意识到她在说当时她身体太差，没法坐进浴盆洗澡，两个护士就在床上给她擦了澡，然后我懂了。“我去烧水，”我说，“然后你得告诉我该怎么做。”我烧上两壶水，找到一个搪瓷盆，我饶有兴趣地打量着它，我好久没见过这种盆子了，平时见到的都是塑料的。然后我去找肥皂和擦澡布。它们放在水池上方的一个墙洞里：墙上抽掉一块砖，凹槽里刷了漆。我把盆子、水壶、擦澡布、一大罐冷水端进隔壁房间。莫迪正在脱最外层的衣服，颇艰难。我帮了她一把，然后意识到根本没配合好。我赶紧四处乱翻，找来报纸，收拾开桌子，拿厚纸把它整个铺上，安置好水盆、水壶、水罐、沐浴用具。没有毛巾。我冲进厨房，只找到一条又潮又脏的毛巾，又冲去前厅乱翻乱找，心里觉着像是花了一整天似的。其实不过才几分钟的事。我很担心站在那儿的莫迪，半裸着，生着病，还咳嗽。终于，我找到一块还算干净的毛巾。她站在水盆边，上半身光着。她身上根本没肉。满是褶子的蜡黄皮肤，裹着脆弱的胸腔，她的肩胛骨像是骷髅，瘦骨嶙峋的胳膊顶端是一双强壮的劳动者的手。瘦长的乳房垂着。她笨手笨脚地往擦澡布上打肥皂，那擦澡巾，不用说，脏得很。我应该先把它洗一遍的。我又冲进隔壁房间，从一块干净的旧毛巾上撕下一小块来，拿回房。我知道我撕了毛巾，她很想骂我，如果不是想着省点力气，她早骂开了。我慢慢地擦洗她的上身，用足肥皂和热水，但是她脖子上的积垢实在是太厚了，想洗清爽就得狠狠地搓，她又受不住。她虚弱不堪，浑身发抖。我比较着这个羸弱苍老的躯体和我妈妈的身体：我只偶尔瞥过几眼她的病体。在住进医院之前她一直是自己洗澡——现在我才想到那有多艰难。而乔姬来的日子，她给妈妈洗澡。但是她长不大的女儿没给她洗过，我没给她洗过。我这会儿一边给莫迪·福勒擦身，一边想着弗雷迪，他骨头看上去扁平，好像也在日益消瘦，肉紧紧地贴在上面。莫迪虽然瘦得一把骨头，但她不是身上的肉深陷骨头之中，给摧垮了的样子。她浑身发冷，疾病缠身，虚弱无力——但是我能感到她身体内勃勃的生机：生命力。它是如此之强大，生命。我从来没这样想过，从没像我给莫迪·福勒擦澡时这样地感悟过生命，这凶猛愤怒的小老太。啊，有多愤怒：我意识到，她所有的生机都源于她的愤怒，我万不能，万万不能恼恨它，或是试图反击。接下来就是擦下身的问题了，我等着她给指导。我给她套上“干净”背心，裹上“干净”羊毛开衫，看见她正脱下层层叠叠的厚裙子。然后，恶臭，扑鼻而来。唉，没用的，我做不到不在乎。因为她太虚弱，也许太疲惫，走不动，她屎尿都在裤子上，在身上，到处都是。短衬裤，肮脏不堪……啊，我不说了，就算是纯粹发泄也罢，实在恶心。我当时看着她脱下来的背心和衬裙，上面是黄一块棕一块的屎。罢罢罢。她站在那里，光着屁股。我朝她脚底塞了报纸，于是她站在厚厚的几摞报纸上。我给她擦了又擦，擦遍下身。她的大手撑在桌上，支住身子。擦到屁股的时候，她把它一撅，和小孩子的行为一样，我认真清洗，连皱褶里也擦了。我倒掉脏水，水盆里换了水，然后飞快地把水壶放上炉子。我给她洗私处，第一次琢磨起这个词来：因为她正经受折磨，这个陌生人正侵犯着她的隐私。然后我擦洗她的腿，擦了一遍又一遍，因为脏东西流到了她腿上。我让她站到水盆里，给她洗了脚，蜡黄衰老、皮粗筋绽的双脚。熊熊炉火上的水又烧滚了，我帮她换上“干净”的灯笼裤。这会儿，看过了肮脏到底能到什么程度，这条裤子对于我来说已经够干净的，不就是多沾了点灰嘛。然后给她套上那条不错的粉红衬裙。“你的脸。”我说，我们还没洗那里，“还有你的头发呢？”脏兮兮的蜡黄头皮上一束束、一绺绺的白发。“以后再说吧。”她说。于是我给她洗了脸，小心翼翼的，用的是旧毛巾上撕下来的干净的一角。然后我让她坐下来，找来剪刀，给她剪脚指甲，简直和锯牛角一样，然后换上干净长袜，她的连衣长裙，她的紧身套衫。她正准备再穿上外头那层黑衣服，我不由自主地说了一句：“哦，别——”随即十分内疚，因为她很受伤，抖得更厉害了，闷声不吭地坐在那里，像个坏孩子。她已筋疲力竭。我倒掉脏水，拿滚水烫了水盆，又烧了一壶水好重新泡茶。我到后门那儿朝外头望了一眼：雨连绵不断，夹杂着片片浅灰的雪花，风正紧——水从厨房门下渗进来；至于想到她得出门，顶着冷风冷雨，去上厕所，那个冰冷的小房子——但是她以前也出去过，想来以后也能。我不断对自己说，她九十多了，多年来一直就是这样过的：她挺过来了！我给她又端了茶，还拿了些饼干，让她坐在烧得正旺的炉子前喝茶。我把她脱下来的外衣全都放在报纸里，叠起来，扔进垃圾桶里，没请示她。然后我对抽屉里的衣物一番挑拣，选出一批来，接着扯掉她床上的脏被单、枕头套，抱着这些东西冒雨去了趟洗衣店，留给那里的姑娘处理干净。我把房里收拾成我能收拾出的最整洁的模样，给猫食盆里添了吃的，那猫靠着莫迪的腿，任她抚摸。我把所有东西都收拾了一遍。我做这些事的时候，莫迪就坐在那儿望着炉火，我看她的时候她不看我，但我四处忙碌时她的眼睛就盯着我，还有她认为我不知道的时候。“不要以为我不懂好歹。”我正忙着，她说道。那时我已经开始扫地板了，用手持短刷和小簸箕。我找不到别的工具。她说这话的口气，我没法解读。没精打采的。我想，甚至是绝望的：就像我刚才瞥到一眼的那种表情，那会儿我在回想自己的孩提时代。她大概感到另一种形式的无助。很明显，以前从来没有人为她做过这种事。我又去了洗衣店。店里的那个能干的大个子爱尔兰姑娘，刚才我把东西交给她的时候，我们匆匆建立了平等的同志情谊。现在她把一大包干净床单被套递给我，盯着我的脸，说：“腌臜。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腌臜。”她恨死我了。我说：“谢了。”我懒得解释，转身离开。但是我——羞得脸发烧！唉，我多么在乎别人对我的钦佩、喜爱、赏识啊。我冒着雨雪，把东西送了回去。那时候我已是又冷又累。我想回家……但是我还是开始收拾某个大柜子的一个抽屉，把干净的衣物放了进去，告诉了莫迪我把它们放哪儿了。然后我说：“明天晚上我再来。”我很好奇她会怎么回答。“到时见。”这是她的回答。现在我一个人待着，洗过了澡，不过那个澡我洗得简单利落，没有泡上好几个小时。我应该收拾房间的，但是我没收拾。我纯粹是累坏了。我没法相信，昨天的这个时候我住在一家酒店里，是受宠受纵的贵客，和我所欣赏重视的同行卡尔一起用晚餐。鲜花、牛肉、美酒、奶油——全套的。我觉得这简直不可思议，世上有那些东西——在那里，然后又有莫迪·福勒，在这里。也许不可思议的是我？我的确是晕头转向了。我得好好把这些事想明白。我要怎么办？我可以和谁讨论这个？乔伊丝是我的朋友，她是我的朋友。她是我的朋友？周四乔伊丝来办公室拿要带回家做的工作。她看起来糟透了。我对她说：“怎么样了？”她说：“他要我和他一起去美国。”我问：“不回来了？”她说：“不回来了。”她看着我，我看着她。我们就是这样交流的：缩略表达法。她说：“我得赶紧走了。告诉约翰封面我弄好了。注释我也做好了。简娜，我明天再来。”然后她就走了。这就是说：有某个学校想聘她的丈夫为教授，他打算接受，他希望她放弃这里的工作和他走，她不想去，他们闹到了要离婚的地步，孩子们不想去美国——而这个下午我感觉乔伊丝很可能会去美国。这就算是结束了。回家时我顺道去看莫迪。门闩着但是没上锁。炉火很旺。猫在床上睡大觉。莫迪也在睡，椅子把手上放着只空茶杯

“真爽”“色鬼”等词语，甚至潦草地写着“吉子”“厅立的安子”“静修的明子”等女孩和女校的名称。伸夫每次看到那些词语心中都会产生罪恶感，可眼睛却盯在那里无法挪开。但是，运动场旁边第二个厕所隔间里的涂鸦最为完整，也是用铅笔仔细地写在前边的板墙上，而且采用了问答的形式。“跟女人干时怎样插入呢？”“最初会比较干涩，所以最好用手指抹上唾液弄湿再插入。”“多大的阴茎合适呢？”“阴茎大小没有关系，没必要太长，有一定粗度就行。粗度比长度重要。”“女人也会感觉爽吗？”“做过多次以后，女人也会产生快感，那里会变得湿滑。”“光线暗时也能找到插入位置吗？”“从前面摸自然能找到，潮湿的裂缝就是。屁股眼还在后面，所以不会弄错。”“一干就会怀孕吗？”“有时会有时不会，大都不会。不必太担心。”看到这里伸夫浑身发热、心跳加快，担心被别人看到还环顾四周，但隔间里不可能有别人。以前曾看到过很多涂鸦，但如此具体明快的解答还是初次见到，确实写得相当详细。既然了解得这么多，涂鸦者肯定是经验丰富的前辈。听说在参军入伍的大龄前辈中有不少已是过来人，这些或许就是其中某个人写的。不管怎样，这些解答确实具体而令人茅塞顿开。“从前面摸自然能找到”是伸夫最想知道的答案，而看到“粗度比长度重要”后伸夫稍稍放了心。而且，女人那东西有些湿滑他也是第一次知道。如此说来，伸夫也曾听到有人形容女人的私处就像“谷地”“黏糊糊”，或许就是“裂缝”“湿滑”的意思。“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脑袋里一下子装进大量信息，伸夫感觉有些发晕。“真了不起啊……”伸夫感动不已，甚至忘了这是在厕所里。未知的将来令他期待，同时也心生恐惧。五“小学生与初中生区别在哪里？”对于这个问题，多数人会怎样回答呢？有人说，小学生还是幼童，而初中生是少年。也有人说，小学生是少年前期，初中生是少年后期。其中还有人说，初中生以后是幼童自我意识萌发并出现第二次反抗期特征的阶段。这是从心理特征进行区分的方法。另外，还有人从生理方面区分，认为此时是从小儿科对象转为内科对象的节点。几种答案看似明白却仍然不够清楚，其原因似乎就在于少年期这个词语的定义本身就模糊不清。在日本的少年法和相关法律中规定，满十四岁以上到满二十岁的人为“少年”。如果以这个观点来划分，小学生就不能算作少年。但是，心理学家施普兰格尔将八岁到十二岁之间看作少年期，而夸美纽斯则将七岁到十二岁之间看作少年期。这些观点都不能用“少年”这个概念模糊的词语来区分小学生和初中生，即使只从心理和生理方面来看，由于个体差异较大而相当难以明确分类。不过，如果说“小学生与初中生的区别就在于有无性意识”是否合理呢？当然，在这方面也存在着个体差异。不过，几乎所有的男性都在初中时期觉察到了自己的性欲，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而且，不可否认也有提前或延迟的现象，但那属于少数例外，多半都是在初中时突然意识到了性欲。而且，那并非是以异性为对象，例如向往女性的身体或被女性的温柔所吸引，而是切身感受到自己体内所翻腾奔涌的性欲，并且想凭借自身寻求宣泄口。其最具象征性的行为就是“自慰”。日本男性初识自慰的平均年龄是多少？由于尚无正式统计不得而知，但设定为从初一到初三的初中时期应该不会有错。像这种有关性方面的数据，与其做正式调查不如随意询问周围的人更为准确。即使根据伸夫所询问的结果，在初中时期学会自慰的人也占了压倒多数。事实上，伸夫初识自慰也是在初二的夏天。不可思议的是，那个行为会在某个时刻毫无先兆地因意外事件引发。那天，伸夫坐在二楼自己房间的矮桌前翻阅辞典，倒也不是用功学习，而是照例逐次阅读“性交”“妊娠”“生殖器”等条目，并独自兴奋得脸红心跳。虽然还是八月底，但黄昏将至房间微暗。伸夫没有开灯，继续阅读辞典上的小字。房间有六铺席大，矮桌就摆在窗边，伸夫跪坐在桌前。由于是在盛夏季节，所以只穿着内裤和短裤。他突然感到下半身发热，于是解开短裤的扣子，然后掀开内裤前面，却见阴茎一下子弹了出来。说实在话，因为这些几乎都是下意识动作，所以当他看到弹出来的那个物件时吓了一跳。不过，那个物件似乎也吓了一跳，在裆间支着脑袋发愣，就像突然从树丛蹿到路边东张西望的小松鼠。伸夫慌忙回头看看，在确认房门紧闭之后，这才伸手摸了一下裆间那个物件。那个物件意外的坚硬、发烫，还有微微搏动传到指端。伸夫觉得自己正在做十恶不赦的坏事，就想把支出来的物件塞回裤裆，可一旦胀大的家伙却似乎不肯轻易回去。当他用指尖摁住前端反复压塞时，阴茎前端就被大腿夹紧。在刹那之间，下体涌起直蹿阴茎头的快感。伸夫一时慌了神：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为什么会产生如此舒爽的感觉？是不是哪里藏有某种机窍？伸夫纳闷地望着坚挺的阴茎，想再次体验那种快感。用大腿夹紧那个物件感觉就爽——虽说是偶然发现的动作，但做起来却意外简单。伸夫再次确认屋里没有别人，就慢慢地把阴茎夹在大腿之间，然后并拢双膝夹紧。就在他稍稍放松的同时，阴茎再次猛地从裆间弹出，一阵酥痒的快感包裹住了阴茎。那种舒爽透顶的感觉令伸夫有些惊慌失措，却还是忍不住重复着同样的动作。虽然重复了多次，阴茎仍像弹簧玩具娃娃般弹起，同时带来真切的快感。哪里还用得着辞典？煽情的词语和讲解已比不上现实的快乐。在暮色降临的房间里，伸夫像在摆弄稀奇玩具般将阴茎塞入弹出。大概反复了十几次，下身突然蹿起火花迸射般的感觉，昂奋的前端喷出了白色黏液。“啊……”伸夫禁不住喊出声来，接着就像被手枪击中般伏在了桌上。他一动不动地追逐快感的余韵，后来觉得裆间有些黏糊糊的就慢慢抬起头来。刚才昂首挺立的阴茎像是突然失去张力垂下头来，裆间和内裤都溅上了白色黏液。这是怎么回事儿？伸夫感到迷惑不解，过了片刻才用身旁的纸擦拭污渍。这就是书中写到的所谓精液吗？那么刚才那个瞬间就是射精吧？伸夫依然沉浸在快感的余韵当中，心情却像萎缩的阴茎般渐渐消沉。自己像是做了荒唐透顶的坏事，闯下了对父母都难以启齿的大祸。一阵懊悔随着轻微疲劳传遍全身，他突然心生恐惧。“怎么办……”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如果被母亲和老师知道恐怕要受到严厉斥责。但另一方面，他又为自己也终于完成了自慰而感到几分自豪。以前朋友们暗示的“那个”就是这么回事儿吗？自己一直疑惑不解的其实就是这件快乐无比的事情吗？紧接着，伸夫感到自己突然成了大人。原来如此，那些家伙干的就是这种事情！他们偷偷享受快乐，然后在众人面前摆出了不起的架势。“这有什么难的呀？”不过，男孩在刚刚学会自慰的阶段，其行为尚未与女性发生关系，仅限于男性私密之内的快感，仅仅初识自慰即已满足。但是，一旦尝到这种快感，就像初尝禁果般再也无法抛舍。从那时起，伸夫开始渐渐沉迷于私密的快乐之中。虽然当他文静地关在自己房间时最危险，不过当然母亲似乎尚未觉察到。例如在傍晚时分，当母亲在楼下喊“伸夫，吃饭啦”的时候，伸夫才会回过神来。“哦——”他虽然应声，却并不想立刻起身下楼。如果现在下楼会不会被发现刚才是在自慰？手脚是不是还留着那种腥臊味？在明亮的灯光下会不会被父母看出来？“伸夫——”母亲再次呼唤，伸夫慢慢地站起身来。倒也说不出哪里怎样，但身上还是有种倦怠感，脑袋依然发懵，血涌上头尚未退潮。伸夫打开电灯，对着镜子观察自己的面孔。或许是心理作用，脸色稍显苍白，感觉有些疲惫，而眼圈像有热度似的发红。伸夫啪啪作响地拍拍脸颊，然后干咳一声走出房间。但是，他下楼后先去了厕所，撒完尿擦擦阴茎周围，又使劲擦了几下手才去了客厅。“你磨蹭什么呐？赶快吃饭！”餐桌旁父母和姐姐弟弟都已坐下，伸夫像个罪人似的悄悄坐在父亲和弟弟之间。他平时总是边吃饭边聊天，可这回却一语不发只顾吃饭。“怎么啦，哪儿不舒服吗？”“没有……”听到母亲询问，伸夫摇了摇头，预感到自己再不会是以前那个开朗直率的少年了。六男孩突然变得沉默寡言也许就是性意识萌发的证据。初识自慰之后，伸夫忽然对父母和家人的存在感到厌烦了。如果家里没有别人，自己独自一人该是多么爽啊！当他强烈地希望独处时，爱絮叨的母亲和姐姐就会令他不胜烦躁。归根结底，这种心态的原因很单纯——周围有人就不能放心地自慰。特别是伸夫的房间虽然在二楼，但因为比自己大四岁的姐姐的房间也在二楼，所以不知何时她就会突然进门。而且，母亲也会常常为一些琐事不先敲门就闯进屋来。当然，即使要求她们敲门，但在以隔扇隔开的房间里也并不能完全放松。于是，伸夫对所有妨碍自己独处的人都厌恶而烦躁。可是，母亲和姐姐对伸夫的精神不安状态似乎毫无觉察，依然在楼下因琐事吵吵嚷嚷，有时不先敲门就进来说这说那。“什么呀……”在这种时候，伸夫的语调就会变得更不耐烦。“怎么啦？你最近……”母亲的表情有些悲凉，可伸夫却无法讲明原因，只能用态度表示“别管我”。“阿伸近来有些奇怪呀……”母亲在跟姐姐悄悄议论。与以前相比确实有些异常，伸夫自己心里最清楚，可他也无法平息目前烦躁的心情。稍稍夸张些讲，学会自慰确实是件幸运的事情，他眼下已经无法从那种注射了兴奋剂般的快感中逃脱。不，他已经被那种兴奋剂绑架了。伸夫决定放学后直接回家，姐姐去了裁缝学校不会早归，所以傍晚之前无人打扰。他确认之后又打开那本辞典，再看看关于女人的书，手就悄悄伸向胯裆。阴茎照例又热又硬，于是伸夫把它慢慢地摁在大腿之间夹紧，酥麻的快感集中到了一点。他全神贯注地反复同样动作，将快感推向高潮。在反复几次之后，伸夫忽然有了别的想法。像这样用大腿根夹紧，还不如干脆用手指摩擦效果更佳。既然阴茎从胯裆弹出时摩擦会带来快感，那用手指摩擦不也一样吗？想到这里，他就慢慢地捋动捏着阴茎的手指。果然如同想象的那样，酥痒的快感骤然强烈。伸夫更加自信，于是加快了捋动频率，快感一举达到巅峰，随即带来猛烈的射精。“原来如此……”伸夫在照例降临的轻微倦怠感中点点头。看来这就是最简易实用的自慰方式。其他人肯定都是这样。虽说如此，无论机缘如何偶然，男性或迟或早都会了解到这种行为。因为达到相应年龄的男性无人不知，这就是证据。即使偶然会有自制力强的人不搞自慰，也不会不知道这种方式。总而言之，虽说伸夫自己有了这些发现，不过大家上初中后在阴茎发育到一定程度似乎都会无师自通。换句话说，年轻的自然活力会使人下意识地把手伸向那里并领悟到自慰的方式。如此看来，或许可以说男性的自慰接近于自然行为。不过，还只是初中生的伸夫当然无暇考虑这些道理。他一方面在享受自慰所带来的快感，而另一方面却依然无法从罪恶感中逃脱。自己是在做坏事，对父母都难以启齿。做出了这种事情，自己会很快变成散漫堕落的男人。照此下去脑筋会越来越差，学习成绩肯定也会下降。不过说实话，为什么自慰就是坏事，伸夫却并不明白。虽然他也听说过自慰行为不好，但其依据却仍不清楚。尽管如此，他也不可能找人问清依据。对谁都羞于启齿却又不能询问究竟，看来这恰恰是坏事的证明。如果真是正当行为的话，就应该可以堂堂正正地向任何人询问，没有必要遮遮掩掩。既然大家都秘而不宣、讳莫如深，那就肯定是坏事。想到这里，伸夫忆起儿时摆弄那个物件被母亲责骂的经历。“不许摆弄那个！”当时的伸夫慌忙收手，而现在却可以尽情抚弄，独自沉浸在愉悦感之中。既然抗逆母亲违反了训诫，这明摆着就是坏事。此外，他每次自慰时脑瓜都会发懵，难以静心学习。岂止如此，只要想起自慰就会血涌上头，一旦开始当然什么都顾不得考虑，而且结束之后总是感到有些疲劳犯困。除此之外，高潮后的虚脱感更令他感到做下了坏事中的坏事。不仅每次做完后必定身体疲倦，同时精神也会懒散，感到任何事情都无所谓了。正因为射精的瞬间快感强烈，随之而来的堕落感就更加强烈，甚至觉得自己和世界全都骤然萎缩。而且在此之后仅仅留下某种反感——又干下了这种事情。只有空虚和懊悔像沉渣般积淀在内心角落里。随着频次增多，这些感受着实令伸夫心情低落沉郁。他很难受。但虽说如此，他并不想戒掉自慰。在享受愉悦感之后，虽然一时觉得做了坏事，但过几天欲望又逐渐强烈起来，就像河里的水位般切实而准确地逐渐涨满。少年的性欲或许类似于水库蓄水，上游河流与时俱进地充满水库，水位每时每刻都在上涨。在河水全面充满再不能承受的瞬间闸门开启，存水顿时溅起飞沫涌向下游。在宣泄了一定的水量之后，水库便会恢复原先平静的湖面。如此看来，对于初中生来说，自慰或许应该看作必要的行为。性欲在体内蓄积充溢以至再也无法容纳，于是通过自慰行为进行宣泄以保持正常心态。如果予以压制，性欲或许就会转化为暴力，使人滑入歧途，以致对周围造成破坏。不过，伸夫自慰当然并非因为考虑到这些因素。他自慰只是受到体内奔涌的欲望驱动，之后却产生了罪恶意识而一时情绪低落。时隔数日欲望再次高涨，他又难以抗拒快感的诱惑而重复这种行为。伸夫初识自慰已过一月，沉湎于其中的方式也基本成型了。例如，如果是在白天他就盘腿坐在桌前，并将左手放在桌面上。这种姿势的背影貌似正在用功学习，微微驼背俯视桌面就像在认真读书。如果说到略有不同之处，那就是右手伸进桌下前臂频频摆动。还有就是有时会忘记天色已暗，依然全神贯注似的面对书桌。伸夫以这种姿势做自慰动作，而听觉却毫不松懈地注意背后的隔扇门。所幸的是，因为房间在二楼，所以一旦有人上楼就会听到脚步声。听到有人走近他就立刻遮掩前裆，合上正在偷看的杂志。为了应急，还可以事先把课本和笔记本放在旁边，紧要关头就用它们盖住色情杂志。不过，有时由于自慰过于陶醉或对方脚步声极弱，可能有人来到门外都难以觉察。为防万一，伸夫就在膝头放上膝毯或毛巾，一旦有情况就用它盖住下半身。晚上进了被窝，他会在确认邻屋姐姐已经睡着之后再开始，有时也会在早上醒来后进行。最初阶段由于恐惧而四五天自慰一次，熟练之后就两三天一次，有时每天都会自慰。其他小伙伴怎么样呢？伸夫虽然很想知道却羞于询问。另外，他还特别担心弄脏内裤，所以每次自慰时都用毛巾垫在下身，尽量不把内裤弄脏。但尽管如此，内裤上还是会留下斑点。估计母亲在洗衣物时已经发现，但不知为何从未提起过。难道连母亲都难以启齿吗？还是母亲根本就没有发现？伸夫曾偷窥母亲清洗内裤时的表情，却没发现任何异常。“伸夫，内衣要常换，必须保持清洁哦！”母亲放大嗓门提醒。伸夫觉得母亲太不照顾自己面子，顿时来气，而且越来越少言寡语了。七确实如此，学会自慰的少年渐渐变成了少言寡语、态度冷淡的男子。做下某种坏事的罪恶意识使他自动躲避父母，将自己关在贝壳当中。就在那个时期，一位著名女评论家撰写了《少年期》并成为畅销书。作者既是母亲又是教育家，她根据自己实际培养男孩的经历，分析了少年期的心理和感情变化，给那些不曾考虑过孩子心理的父母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不过，那本书是否描述了真实的少年心理呢？换句话说，母亲作为女性真能了解少年的心理吗？过了一段时间，受到如潮好评的煽动，伸夫也悄悄阅读过那本书。悄悄的说法未免怪异，

大。也就是说，孙眉不懂得政治的厚黑，甘受广东民军的怂恿，他要当民军的傀儡，把持广东的政权。这直接与孙中山的广东裁军政策，发生了严重的冲突，这当然是孙中山所不能容忍的。这应该是孙眉讨不到官职的根本原因。接下来，请诸位跟我来，读一读胡汉民、冯自由这两个同盟会成员的证言——我们首先来听听胡汉民的证言。胡汉民在《胡汉民自传》里面，对于此事，是这样回忆的：“余离粤后，民军石锦泉等愈跋扈，陈竞存使魏邦平执石杀之，王和顺、关仁甫、杨万夫等益自危，其党羽四出谋去陈，先生之兄孙眉为所动，则携黄仕龙等至南京，余察其言，不外为反动派游说，而先生亦前知王和顺等之为人，戒兄眉勿受其欺，已而民军拥戴孙眉之电报纷至，先生则自为电斥之，谓：素知兄不能当此军民大任，勿误粤局。眉怏怏而去。而王和顺、关仁甫遂反竞存，以兵击之。”胡汉民的这段证言，如果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意思：“我离开广东之后，民军石锦泉等人越来越不听指挥，陈炯明派魏邦平去把他给杀了，这样一来，王和顺、关仁甫、杨万夫等民军人士唇亡齿寒，感到害怕，他们于是说服了孙眉，孙眉于是带上黄仕龙等一帮人来了南京，我看他说话的语气，无非就是为那些不听指挥的民军人士（如王和顺等）说话，孙中山先生一向知道王和顺这些人的为人，于是他当场对他的兄长孙眉说：不要被王和顺这种人利用。当时民军拥戴孙眉的电报纷纷发到南京，孙中山先生回复各界：我的哥哥不能担当广东都督的大任，不要让他误了广东的大局。孙眉怏怏不乐地走了。果然，事后，王和顺、关仁甫就和陈炯明打了起来。”可见，孙眉是被广东民军利用了——广东民军不想被裁撤，于是他们想利用自己和孙眉的个人私交，在广东得以苟延残喘。再说得更明白一些：孙中山要裁军，而孙眉反对裁军。兄弟二人在这一点政见上，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同盟会元老冯自由的证言。冯自由在其所著的《革命逸史》里面，是这样回忆同一件事的：“辛亥广州光复，胡汉民、陈炯明先后任都督，一部同盟会员及华侨之不悦于胡陈者，乃有恢复旧兴中会之议，群拥戴德彰为首领，以与军政当局相抗衡，德彰忠厚性成，颇为所用，实则辛亥以前旧兴中会员之参与其事者，殆无一人，德彰特供其傀儡品而已，民元南京政府成立，陈炯明屡言辞都督职，于是粤省党人军人及各社团各自选举都督，电请孙大总统委任，中以举德彰者为最多，南京总统府收受此项电文，前后凡百数十通，孙大总统乃电复各界，解释不能委任乃兄之理由，谓爱之适足以害之，辞极剀切，众乃无言，未几，德彰自粤赴宁，拟向孙大总统面陈粤政得失，从者有失意军人黄士龙等数十人，及抵南京，乃痛言让位袁世凯之失策，并指谪粤省胡陈二督施政之谬误，对于胡汉民尤责难有加，孙大总统唯力劝其从此勿预政事，息影林泉……”冯自由的这篇证言，如果翻译成现代中文，则大概是如下的意思：“辛亥革命之后，胡汉民、陈炯明先后出任广东都督，一部分同盟会员和华侨讨厌这两个人，于是他们推举孙眉为广东都督，以此来和广东的军政当局抗衡，孙眉为人老实，易被人利用，其实他只不过是一个傀儡，孙眉于是带上黄士龙等几十个失意（民军）军人去了南京，批评胡汉民、陈炯明，找孙中山要广东都督的官职，孙中山叫他不要干涉政治……”可见，冯自由的证言，和前面胡汉民的证言，在大体上是可以相互吻合、相互印证的。我们梳理胡汉民、冯自由这两个历史见证人的证言，就可以得出关于本案的以下基本事实：1.清帝在辛亥革命中退位之后，广东的一些起义军面临被孙中山、胡汉民、陈炯明裁撤的危险。2.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和饭碗，这些民军人士利用私交，说服、利用了孙眉。3.民军人士的如意算盘是推举傀儡孙眉当上“广东都督”，取代陈炯明，这样就可以保住民军的地位。4.孙眉不知道自己被人利用，他果断去南京找了弟弟孙中山，明言索要官职，并在言辞上攻击陈炯明。5.陈炯明在当时，恰恰是孙中山的最得力助手之一，是孙中山麾下难得的一员猛将。6.孙眉被人利用，要把陈炯明搞下台，就是要砍掉孙中山的一只手。不但如此，孙眉要庇护即将被裁撤的广东民军，这也与孙中山的裁军政策，发生了激烈的冲突。7.孙中山认为孙眉只是个商人，不是干政治的料，更不能当民军的傀儡。于是，孙中山显然不能同意孙眉的政治要求。8.于是，孙中山对外界公布拒绝兄长孙眉任职，真是大公无私，理直气壮。再简化一点，这起事件的来龙去脉，主要是以下的两点：9.面临被裁撤命运的广东民军，利用孙眉去削弱孙中山在广东的力量，以求自保。10.孙中山看透了其中的利害关系，于是他拒绝孙眉出任广东都督。因为孙眉的政治要求与孙中山的裁军规划，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以上两点才是这起历史事件的深层次内幕。

陈炯明与孙中山翻脸始末

1922年6月16日，在广州爆发了“六一六”兵变，孙中山的部下——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炮击孙中山在广州观音山（今越秀山）的总统府。孙中山和陈炯明，这对昔日的同志和战友，从此反目成仇，成为死敌。功过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而其中的内幕，又是怎么一回事呢……1922年6月16日凌晨，广州，天还没亮。在晓色之中，陈炯明的粤军一部，由叶举带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围攻并炮击了孙中山位于观音山（今越秀山）的总统府。所幸，孙中山事前已经得到通知并及时撤离了。此事之后，孙中山与陈炯明，这对昔日的同志和战友，从此反目成仇，成为死敌。这件事在我国相当多的历史读物里，被定义为“陈炯明叛变”，读者们似乎也都有一个印象：陈炯明要杀死孙中山。可是，陈炯明真的要杀死孙中山吗？陈炯明又是为什么走上了一条“叛变”的道路？对于这些，追问的人却显得很少。深究之下，史料告诉了我们：原来，在和北洋政府对抗的过程中，陈炯明主和，孙中山主战，二人在政见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因而反目，进而演变成军事对抗。而更加鲜为人知的是，陈炯明的部队在进攻孙中山总统府的行动中，其目标只是“活捉”或者“驱逐”孙中山。也就是说，陈炯明并没有要杀死孙中山的本意。这才算是这座“冰山”比较齐全的一个真面目。北洋时期的这一段历史，有点乱，如果长篇大论地细说，不但篇幅不允许，而且还可能会使各位读懵。在本文里，请允许我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法，用最简练的语言，将本案的背景信息、来龙去脉娓娓道来。首先，我要向各位交代这个案件事发前后的中国政情背景，分为“南”、“北”两部分。先看北方。1922年初，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在打赢了“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控制了北洋政府，两人进而指责当时的“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是“非法总统”，并逼迫他辞职。曹锟、吴佩孚指责徐世昌为“非法总统”的根据是：徐世昌这个总统，不是由第一届国会（合法国会，又称“民元国会”）选举出来的，而是由皖系军阀段祺瑞的御用团伙“安福国会”所炮制出来的。这并不符合法律程序，因此，曹锟、吴佩孚指责徐世昌是“非法总统”。同年4月，曹锟进一步宣布：恢复1912年由孙中山主持制订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曹锟当时提出这个政治口号，一时很得民心，此事史称“法统重光”。（《临时约法》此前多次被北洋军阀废止）换言之，国家似乎可以重新回到“共和、民主、宪政”的正常轨道上去了。好了，我们再看南方。此时的广州，有着另外一个“中华民国政府”，时称“护法军政府”，它是由孙中山和他的支持者陈炯明等人所控制的。孙中山当时号称“非常大总统”，为什么要称为“非常大总统”呢？这个“非常”，是不是“非常厉害”的意思呢？不是，这个“非常”，是“不太正常”的意思。因为选举孙中山为总统的广州国会议员，不足法定人数，因此，这个“总统”选举，在法律程序上，也有着一定的瑕疵。但是，当时的南方革命阵营认为：这是在“非常时期”所采取的“非常举措”，选出来孙中山这么个总统，遂称为“非常大总统”。那么，孙中山为什么要在广州另搞一个“中华民国护法军政府”，公然与北京那个世界公认的“北洋政府”搞军事对抗呢？因为，孙中山一直宣称要“护法”，护哪个法？孙中山要护的，正是1912年他自己所主持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换言之，北洋军阀早年废除了似乎代表“中华民国”正统法理的1912年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而孙中山认为，北洋军阀那样做，是践踏共和，是践踏宪政，所以，孙中山要在广州闹革命，要打倒北洋军阀，推翻北洋政府。这就是当时南、北两个政权武力对峙的特定历史背景。在不久以前，孙中山对中国社会各界，发表过这样的声明：“只要北京的非法总统徐世昌辞职下野，我孙文也立即辞职下野。”孙中山是想给全体人民做出一个这样的姿态和形象：我孙文闹革命，是为大家争民主，是为了反对独裁者。因此，只要独裁者下台，我的革命目的就达成了，那么，我孙文也可以立即下台。可是，令孙中山始料不及的是：1922年6月2日，徐世昌果真辞职下野了，黎元洪复职。这时，孙中山的头疼事儿立马就来了：由于徐世昌的下野以及孙中山之前对大众公开发表的声明，社会各界于是开始冒出了不小的声音——孙中山也应该兑现诺言，立即辞职下野。这些民间呼吁者，有胡适，有蔡元培，还有其他的一些社会知名人士。为什么那么多知名人士要呼吁孙中山下野？他们也许是这样认为的：现在法统重光了，国家开始尊重约法了，恢复民主宪政了，既然如此，谁还愿意打内战呢？谁不希望国家恢复和平、休养生息呢？在这种情况下，谁如果还要闹革命，那就是无理取闹了，因此，他必然要失去社会舆论的支持。当然，当年某些知识分子这样想，也不一定对。这个，不是本文所要深入探讨的话题，在此，暂且一笔带过。可是，也是相当地出人意料：孙中山没有理会这一批知识分子的呼吁而拒绝辞职下野。顿时，一些媒体哗声大起。孙中山在当年为了闹革命，为了反对北洋军阀集团，各种招数都使过了，这次，是话语稍微说得欠妥当了一点。其实不应该把话说死，而应该给自己留有一点儿回旋的余地，这样，也许还不至于陷入这样被动的境地。曹汝霖在其《一生之回忆》里面回忆道——有一次，段祺瑞对曹汝霖说：“以前，孙文以《临时约法》被蹂躏为旗号，闹革命，可是，现在《临时约法》已经恢复，孙文却还要坚持造反，从今以后，就变成是他不对了。”当然，段祺瑞的话，也仅供参考。孙中山拒绝下野之后，他的追随者陈炯明，逐渐对自己的领袖产生了不满。陈炯明对孙中山表示异议，他说：“我们之所以一直闹革命，试图武力颠覆北洋政府，无非是因为北洋军阀废掉了《临时约法》，蹂躏了民主宪政。现在，既然《临时约法》已经恢复了，我们自然也就不必造反了。”同时，陈炯明主张：应该先在广东搞好“民主宪政”，仿照美国的“州自治”制度，逐步走向全国的和平统一，这个主张史称“联省自治”。孙中山不同意陈炯明的主张，他仍然坚持认为：必须要武力北伐，坚决打倒北洋政府，夺取革命政权。两人在这一点的政见上产生了分歧，于是，二人的矛盾越闹越深，闹到了1922年6月12日，终于，失去耐性的孙中山向陈炯明摊牌，他说：“你的部队（粤军）必须给我撤出广州周边三十里地之外，否则，我不跟你客气！”1922年6月14日，不服气的陈炯明，也针锋相对地示意他的部下们发表正式通电，呼吁孙中山辞职下野。在这篇名为《粤军全体官兵请孙中山下野电》的通电中，陈炯明大概是这个意思：现在，北洋政府的非法总统徐世昌已经下野了，国会可以恢复了，我们的“护法”运动，目的已经达到了，没有必要再打内战了，既然你孙中山先生坚持要打内战，那么请你兑现你此前对大家的诺言，果断下野。这份《粤军全体官兵请孙中山下野电》的全文如下：“广州总统府各部总次长、非常国会、海军温总司令、伍省长、魏卫戍总司令、省议会、总商会、全省商会联合会、教育会、报界公会、学生联合会、惠州陈总司令，南雄转送李部长、许军长、梁师长、朱总司令、彭总司令、李梯团长、赖梯团长、黄司令，暨前敌各旅团长、各区善后处、各县长、各县会、北京总统府、参众两院、国务院、各巡阅使、各省督军、省长、省议会、各特别区都统、海军杜总司令、各护军使、镇守使、各军师旅长、云南唐总司令、四川刘总司令、湖南赵总司令、贵州袁总指挥、梧州马省长、廉州探送刘督办、钦州黄司令、北京蔡孑民先生、上海章太炎先生、香山唐少川先生、各省各法团、各报馆均鉴：民国十稔，祸乱侵寻，袁氏称帝而有靖国之役，张勋复辟逼散国会而有护法之役，孙中山先生率海舰南来，以护法相号召，西南六省相继宣布自主，以护法相感应，六年以来，兵士亡于锋镝，人民转于沟壑，屡踬屡起，百死不悔，唯护法故也。八年海上和会，以北廷不克恢复法统之故，和议垂成而不成，当时唐代表即有和议唯一条件为恢复国会之宣言。九年岑氏取消自主，护法几濒于危殆，粤军回粤，重组护法政府，宣布对徐，孙中山先生又有徐氏退位，当同时下野之宣言。今幸天心厌乱，旧国会已自行召集，徐氏复引咎退位，南北用兵累年，所志无非护法，今目的已达，自无用兵之必要，况粤自桂莫入据，民主已慨凋残，自主已还，以一省当西南之重，财力更形竭蹶，黄台之瓜，何堪再摘！举等同属国民，同隶粤军，为国为粤，不忍因一人以祸天下，为此合吁请孙中山先生实践与徐同退之宣言，敝屣尊荣，翩然下野，我海内明达，救国同具热心，望治当无二致，应恳一致敦劝，同抒国难，我海陆军前敌同胞，爱护国家，尊重法治，亦恳即日罢战，共表同情，销兵气为日月之光，尊国本于苞桑之固，民国前途，实嘉赖之。粤军总指挥叶举，第二师师长洪兆麟、第四师师长关国雄，第一独立旅旅长李炳荣、第二独立旅旅长熊略、第三独立旅旅长邓本殷、第五独立旅旅长陈德春、第六独立旅旅长翁式亮、第三旅旅长尹骥、第四旅旅长李云复、第七旅旅长谢文炳、第三支队司令罗绍雄，第二路司令陈炯光、第五路司令锺景堂，第六路司令胡汉卿、第七路司令黄强，指挥官何国梁、李荫轩，司令杨坤如、陈小岳、丘耀西、陆兰清、黄志桓、黄凤纶、冯铭楷、苏世安，副司令黄任寰、黄业兴，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张醁村，副官长陈演雄，炮兵团长王惺庵，团长贺瑞廷、纪泽波、王昌期、邓桂生、杨锦献、吕春荣、饶寿平、许廷杰、陈己、林烈、苏廷有、陈凤起、林捷之、陈家威、王定季、黎生、张化如、陈绍鹏，统领李汉隆、林子超、严胜、谭启秀、李子青、吴庆恩、袁带、余六吉、罗石平、余宏锦、邓乃忠、钟子廷、杨廷芳、陈汉洲、丘可荣、钟作新、陈国华，独立旅长翟铭祺等全体官兵同叩。”孙中山当然不会理会这份电报。于是，1922年6月16日凌晨3点钟，陈炯明的部下叶举，突然带兵包围了孙中山在观音山（越秀山）的总统府。可是，在此前的数个小时，孙中山实际上早就已经得到消息，并及时撤离了。所以，叶举等人炮轰的总统府，其实只是一个空巢，只有孙中山的一小股卫士在内坚守。孙中山则化装为一个医生，成功转移到停泊在珠江上的中山舰（当时旧称“永丰舰”）。炮轰广州之后，离粤赴沪。旋即，叶举在广州的街头，贴出了如下“安民告示”：“国会恢复，护法告终，请孙下野，

都涌动着激动的情况下，要忍住不说话是挺困难的。他有着上百个问题想问马基雅维里，但是他们却只是骑着马走啊走。不久，太阳出来了，阳光照得身上暖洋洋的。马基雅维里一句话也没有讲。他时不时举起手来，示意众人下马步行，以便让马稍稍休息一下。第四章马基雅维里一路上忙着想心事。他其实十分不情愿接受这次出使的任务。为此他尽了最大努力去找其他人来完成这个使命。一方面是由于他身体尚未复原，即使现在骑在马上，他仍然觉得肚子隐隐作疼；另一方面，由于刚刚才结婚，他也不愿意因为离别而让妻子伤心。他对她许诺说，他此行将很快回来，但是他心里清楚，在他获得允许返回之前，预期的几天可能会拖成几个星期，几个星期又可能被拖成几个月。他出使法国的经历让他了解到外交谈判可以是多么地旷日持久。但是这些还不是最让他烦心的。意大利的现状是令人绝望的。法国国王路易十二是这个地区最有势力的人。他控制着那不勒斯王国的一大块地盘，虽然他的掌控也不是那么稳固。因为盘踞在西西里和卡拉布里亚的西班牙人不断地骚扰着他。但是路易十二紧紧地控制着米兰和它的属地，他和威尼斯关系也不坏，并且在收了保护费之后，将佛罗伦萨、锡耶纳和博洛尼亚置于他的保护之下。他和教皇有着一种同盟关系，教皇颁布了一个特许状给他，以便他可以同他那个无法生育，但是毫无过错的妻子离婚，然后再和查理八世的孀妇，布列塔尼的安妮结婚。为了报答教皇，路易十二册封教皇的儿子，切萨雷·博尔贾为瓦伦丁诺公爵，并安排纳瓦拉王国国王的妹妹，夏洛特·德·阿尔布莱特嫁给切萨雷·博尔贾。他还向公爵许诺，可以提供军队给他，以帮助他收复夏洛特所丧失的那些财产，包括土地、贵族封地和教会属地。切萨雷·博尔贾，沿用路易十二所赠予他的公国的名称，在意大利被人们称为瓦伦丁诺公爵。他今年还不到三十岁。他手下的雇佣军首领，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个罗马大家族的领导人帕格洛·渥西尼，佩鲁贾地方的领主吉安·保罗·巴利昂尼，以及卡斯泰洛城堡的领主维泰洛佐·维泰利。这些人都是意大利最出色的军事将领。公爵本人也证明是一个胆大而心细的指挥官。凭借着武力、狡诈多变和营造出来的恐怖，他形成了一个有着相当规模的割据势力，意大利到处都传播着他的征服业绩。他曾经利用一次有利的形势迫使佛罗伦萨人用一大笔保护费来雇佣他和他的部队作为保护者，为期三年。后来，佛罗伦萨向法国国王路易又支付了一笔保护费，获得了后者的保护，接着就取消了对公爵的任命，中止了给他的保护费。这下把他给惹恼了，不久他就开始报复。那一年的六月，也就是与本文叙述有关的时候，阿雷佐，一个隶属于佛罗伦萨的城市，发生了暴动，随后宣布脱离佛罗伦萨而独立。瓦伦丁诺公爵手下最能干的将领，维泰洛佐·维泰利，是佛罗伦萨共和国不共戴天的敌人——因为后者处决了他的兄弟保罗。他和佩鲁贾地方的领主巴利昂尼一道出兵支援造反的民众，并且打败了共和国的军队。佛罗伦萨方面仅仅守住了城堡。佛罗伦萨执政团在极度恐慌之中派了皮埃罗·索德里尼前往米兰，向法国国王路易求救，要求他立刻派遣他之前承诺的四百长矛骑兵支援佛罗伦萨方面。皮埃罗·索德里尼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公民，当时正以城邦正义旗手的身份担任着共和国最高行政首长的职位。共和国方面于是命令在比萨城外驻扎的军队驰援阿雷佐，在此之前，这支部队一直企图征服比萨城。但是还没等部队赶到，城堡就沦陷了。就在这个关口上，身处刚被征服的厄比诺的瓦伦丁诺公爵，向佛罗伦萨执政团发出了一个口气强硬的要求，要求共和国方面派一个使节来与他会晤。佛罗伦萨方面派遣了沃尔泰拉地方的主教，也就是皮埃罗·索德里尼的兄弟，作为使节前往。随行的就是作为秘书的马基雅维里。危机最后终于解除了。因为法国国王履行了他向佛罗伦萨许下的诺言，派出了一支强有力的部队支援他们。切萨雷·博尔贾慑于这一威胁，召回了他的将领。但是公爵的雇佣军首领们本身也是一些小城邦的邦主，他们也不禁担心，一旦他们对公爵没了用处，公爵就会像消灭其他城邦主那样无情地消灭他们。他们听说，公爵已经私下里和路易十二达成交易。根据协议，国王将首先派出一支部队协助攻取博洛尼亚，然后再将这些首领们统统剪除。届时这些首领们的土地会很容易并入公爵既有的领地。首领们经过初步协商，他们在靠近佩鲁贾地方的一个叫马焦内的地方秘密聚会，讨论他们如何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维泰洛佐当时正病着，被人用轿子抬进了会场。帕格洛·渥西尼由他那位做红衣主教的兄弟和他那个作为格拉维纳公爵的外甥陪同着出席。其他参加会议的人包括埃尔梅克·本蒂沃留，他是博洛尼亚城邦主的儿子。还有佩鲁贾地方来的巴利昂尼兄弟俩，年轻的奥利维洛托·达·费尔莫和安东尼奥·达·维纳弗罗，后者是锡耶纳城邦主潘多尔福·佩特鲁奇的左右手。他们面临的危险是巨大的，于是他们同意，为了他们自身的安全，他们必须有所行动。但是鉴于公爵是个危险的人物，他们必须小心从事。他们决定暂时不和公爵翻脸，而是在私下里做好准备，一旦时机成熟就发动攻击。他们拥有一支可观的武装力量，包括步兵和骑兵。维泰洛佐的炮兵也很强大。他们又派出使节去招募当时在意大利聚集着的几千雇佣军。最后，他们向佛罗伦萨城邦派出使节请求支援，因为博尔贾的野心对于佛罗伦萨共和国也是一个巨大的威胁。没过多久公爵就听说了这一阴谋。他于是命令佛罗伦萨方面向他提供一支援军。公爵一直单方面声称，佛罗伦萨方面已经许诺，在紧急的情况下，可以调拨一支部队归他支配使用。公爵并且要求佛罗伦萨方面派一位有地位，有权和他进行谈判的人前来与他会晤。这就是为什么马基雅维里要前往伊莫拉的原因。马基雅维里一路上颇为焦虑，执政团之所以派他出使，就是因为他并不是一个有实权的人，无权与对方达成协议，而只能将情况向佛罗伦萨汇报，每一步都要等待政府方面的指示。派他这样一个人去见公爵是会令对方非常不愉快的。公爵虽然是当今教皇的私生子，但是在官方的头衔上，他是罗马尼阿、瓦伦西亚和厄比诺公爵，安德利亚亲王，庞比诺地方的领主，教廷的正义旗手和总司令。马基雅维里接到的指示是，告诉公爵，执政团已经拒绝了阴谋者关于援助的请求，但是如果公爵需要人力物力的支援，他必须通报执政团，然后等待他们的答复。他的任务是尽量拖延时间，这也是共和国的一贯政策。执政团永远可以为自己的无所作为找到出色的理由。他们如果被逼得太紧了，就会稍稍松一下他们的钱袋，花上一些不得不花的钱。他的任务是安抚一个不习惯于因循拖延之人的急躁情绪，不做任何实质性的承诺，用华而不实的话语去哄骗一个狐疑的人。用诡计去对付诡计，用欺骗去对付欺骗，去发现那个以伪装著称之人的机密。尽管马基雅维里只是在厄比诺浮光掠影地见过公爵一次，马基雅维里对他还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曾经听说，一度将公爵当作至交知己的基多巴尔多·德·蒙蒂费尔特罗公爵，是如何丧失自己的领地，并且差点丢了性命的故事。尽管他看出公爵在行事时奸诈得令人震惊，但他也不得不佩服此人在经营其事业时所展示出的旺盛精力和娴熟谋略。这个人无所畏惧，心狠手辣，残酷无情并且足智多谋。他不仅仅是一位出众的军事将领，更是一个有能力的组织者和敏锐的政治家。想到能和这么一位对手一比高下，马基雅维里不禁兴奋起来，一丝嘲讽的微笑浮上他薄薄的嘴唇，眼睛中也放出了光芒。如此一来他感觉好多了，肚子也不怎么难受了。他开始期待着在佛罗伦萨和伊莫拉之间的斯卡佩里亚稍作停留，用些点心，另外再租上几匹马。他们一路上赶路赶得紧，没有耽误什么时间，因为他希望能在当天抵达伊莫拉。而那些马匹，不仅承载了它们的主人，也驮了不少行李，如果不让它们有适当的休息，而让它们继续赶路，肯定会把这些马匹累伤。他打算和皮埃罗先走，让两个仆人在斯卡佩里亚休息一天，第二天再带着他的坐骑和皮埃罗的马驹跟上来。他们在阿尔伯哥·德拉·波斯塔停了下来，马基雅维里高兴地下了马，伸了伸腿。他向客栈打听，最快能够给他们上一些什么饭菜。跑堂的告诉他，他可以叫一些通心粉，一碟鸡，博洛尼亚的香肠和猪排。马基雅维里听了颇为满意。他一向胃口很好，于是乎狼吞虎咽地将端上来的东西一扫而光。他喝着乡下酿造的浓烈的红酒，觉得十分满意。皮埃罗也和他的主人一样，吃了个痛快。当他们再次跨上马鞍，重新出发的时候，皮埃罗感觉到心情很愉快，他是如此地高兴，以至于他开始哼起一首在佛罗伦萨大街上流行的曲子来。马基雅维里竖起了他的耳朵。“嗨，皮埃罗，你舅舅没有向我提起过，你还有一副好嗓子。”皮埃罗有些得意，开始升高音阶纵情歌唱。“很不错的男高音，”马基雅维里带着温暖和友好的笑容说道。他收起缰绳，让坐骑放慢步子，皮埃罗心领神会，开始唱起一段著名的曲子，但是歌词却是马基雅维里亲自写的。马基雅维里心里颇高兴，但是也注意到这个孩子是在用歌声讨好他。对于这个巧妙的手腕，马基雅维里也没有觉得有些什么不合适。“你是怎么学习到这些歌词的？”“比亚乔舅舅帮我写出来的。它们也凑巧和这段曲子相配合。”马基雅维里听了没有作声。他放开缰绳让坐骑重新开始小跑。他想到，对于这个应朋友比亚乔所请而带出来，他本人也想好好加以利用的年轻人，有必要好好了解一下。于是在余下的旅途中，当上坡的道路使他们不得不下马步行时，他就开始了这项工作。当马基雅维里需要刻意用心时，没有人能比他更亲切，有趣和逗人开心了。另外，他也十分注意保持含蓄和技巧。皮埃罗这方面，要识破这些友好的，漫不经心的问题的目的是要将他本人赤裸裸地展示出来，他还得具备一些和他实际年龄不相称的世故才行。皮埃罗既不羞怯，也不自以为是，他有着年轻人的自信，回答问题坦率而平实。在皮埃罗看来，让他谈谈自己，从而来打发目前这段开始变得有些单调的旅途时光，倒是一件十分令人愉快的事。马希利奥·费奇诺，那位著名的学者，三年前才过世；他是比亚乔的岳父，一度也指导过这个年轻人的学业。正是基于这个老先生的建议，皮埃罗熟练地掌握了拉丁文，但是让老先生失望的是，他的希腊文知识只是马马虎虎而已。“我这辈子的遗憾之一就是从来没能学习希腊文，”马基雅维里说道，“我真羡慕你可以阅读希腊文的原著。”“那有什么用？”“它会教会你，幸福是一件人人都企图获得的东西，为了能够获得它，你不需要别的，只要具备良好的出身，良好的朋友，好的运气，健康，财富，相貌，权力，名声，荣誉和品德就可以了。”皮埃罗放声大笑。“它也教会你生活是不确定的，充满着艰难困苦。因此你会得出结论，只有抓住时间及时行乐，才是正确的。”“我不需要通过学习希腊动词的变格才知道这些。”皮埃罗说。“也许不需要，但是我们要按着我们的自然意志去行事时，知道古代的贤哲也是这样教导我们的，终归要让人放心一些。”通过一些有针对性的问题马基雅维里了解到这个年轻人在佛罗伦萨的朋友是哪些人，也了解到他在那边的生活是什么样的。通过认真聆听皮埃罗关于某些问题的看法，他暗暗地掌握了皮埃罗的能力和性格。当然他是缺乏经验的，但是挺机灵，在这方面比他的舅舅比亚乔强得多。比亚乔虽然善良诚实，但却智力平庸。小伙子有着一股年轻人的劲头，一种自然的追求快乐的愿望和一副冒险的性格。虽然天真纯朴，但也不是过分地谨小慎微，而这一点对于马基雅维里而言并不是一个弱点。因为这意味着，如果要他去做一些稍稍有些拿不上台面的事情时，他不会因为他那脆弱的良心而受到牵制。小伙子很强壮，也很活跃，看来也不缺少勇气。他开朗的面容，坦率的个性和讨人喜欢的态度都可以成为十分有用的财富。至于他是否可以谨守秘密和值得信任，则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第一件事只需要一点时间就可以发现，至于第二件事，马基雅维里从来没有意愿去相信某一个人相信到超过其必要的程度。不管怎么说，这孩子挺机灵，知道获取主人的好评只会对他有好处。马基雅维里一份良好的评价将确保他前程远大，而一份糟糕的汇报将让他永远失去共和国政府中的职位。第五章他们已经快到伊莫拉了。这座城市位于一片肥沃平原上的一条河流边上。周围的农村丝毫没有战争破坏的痕迹，因为这个城市在切萨雷的军队到来之前就投降了。当他们还有两英里远的时候，他们遇到了七八个骑马的人。马基雅维里认出其中一个人是阿加皮托·达·阿马利亚，公爵的首席秘书。马基雅维里是在厄比诺和他相识的。他热情地与马基雅维里打招呼。既然找到了他要接的人，阿加皮托于是调转马头，陪着马基雅维里一行向城里的方向前进。执政团在一天之前，已经派了一名信使来通知佛罗伦萨派驻在公爵驻地的代表，通知他将会有一名共和国的特使到来。现在这名信使已经到了城门口。由于一路上旅途漫长，阿加皮托问马基雅维里是否需要在面见公爵、呈递国书之前先休息和恢复一下。尽管军队驻扎在城外，然而在这个目前作为瓦伦丁诺公爵首府的小城市中，还是挤满了各种各样的人。这些人包括公爵的部属幕僚，宫廷成员，来自意大利其他城邦的使节和代表，贩卖各种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的商人，寻求一官半职的人，拍马屁的人，间谍，演员，诗人，荡妇和其他一些跟随着一支胜利大军进城的，盼望着用正当或不正当的手段挣些钱的三教九流之辈。结果弄得要在城里找个住宿的地方变得相当困难。城里仅有的两三个旅店人满为患，人们只能在床上睡三五个小时。但是佛罗伦萨驻伊莫拉的代表已经为马基雅维里作了安排。他和他的随从们被安排在多米尼克修道院。信使也建议直接带马基雅维里去那里。但是马基雅维里却转过头来对阿加皮托说话。“如果阁下可以接见我的话，我宁愿立刻去见他。”他说。“那我就先走一步，去看看他是不是有空。这位官员会带你进宫。”于是除了那个被指定陪同马基雅维里一行的官员，阿加皮托和其他人策马而去。余下的人牵着他们的马匹在狭窄的街巷中穿行，最后终于到达了一个大广场上。在路上马基雅维里问那位陪同官员，当地最好的旅店是哪一家。“我对修道院那些好心的修士所能准备的伙食不抱希望，而我也不想空着肚子上床。”“金狮饭店。”马基雅维里对信使吩咐说：“你带我去宫里，把我带到以后，就去金狮饭店，让饭店给我准备一桌丰盛的饭菜。”然后对皮埃罗说：“把马匹牵到马房去。信使会告诉你往修道院该怎么走。到了那儿后把马驮的袋子交给安东尼奥。”安东尼奥是马基雅维里的两个仆人之一。“然后，你和信使就来宫里找我。”宫邸是一座巨大的，但是并不起眼的建筑物。因为建造这座大厦的人，卡特琳娜·斯福查是个节俭的女人。大厦占据了广场的整个一侧。在这里，马基雅维里和那位陪同官员下了马，由卫兵放行进了宫殿。陪同官员派了一个士兵进去告诉首席秘书他们到了。不一会工夫首席秘书就来到了马基雅维里正在等候的房间。阿加皮托·达·阿马利亚是个魁梧的人，留着一头长长的黑发，一围小小的络腮胡，苍白的脸庞上长着一双冷静和聪明的眼睛。他是一个绅士，举止十分得体，口才无碍，一副坦诚的样子，使不少人错误地低估了他的能力。他对公爵十分忠诚，对公爵的事业也尽心尽力。公爵对于那些对他有用的人，总是有办法

相望。寿馀对秦康公说：“请您派熟悉晋国情况的人随我前往河东，好与魏地的官吏交涉，尽量避免冲突，顺利接收魏地。”所谓熟悉晋国情况的人，当然是指士会。话说到这个份上，稍微机敏一点的人都会产生怀疑。然而，利令智昏，秦康公想都没想就命令士会随寿馀前往。士会装作很紧张的样子：“晋人，有如虎狼一般不可信任，如果这是一个圈套，不但我死无葬身之地，我的妻子儿女在秦国恐怕也会遭受耻辱。那样的话，对您没有任何好处，我也追悔不及啊！”从当时的情形看，士会说这番话，恐怕有两层意思：第一，他想看看秦康公到底有多在乎他，会不会因为贪图晋国的土地而置他于险地；第二，他怕自己回到晋国后，妻子儿女在秦国受苦，所以故意这样说，表示自己并没有去意。可惜，秦康公没有听出士会话里有话，反而安慰他说：“此去魏地，如果事成，先生有大功于秦国，必有重赏；如果晋人背信，将先生扣留，我也不会为难您的家属，必定送他们到晋国与您团聚。如果有违此誓，请河神降罪于我。”秦康公上了当，并不代表秦国人都上了当。据《左传》记载，士会和寿馀告别秦康公，秦国大夫绕朝送他们到河边渡口。临别时，绕朝送给士会一支马鞭，笑着说：“别以为秦国无人能识破你们的计谋，只不过主公为人厚道，太容易相信别人，我即便说穿，他也不见得会听从我的意见，所以不说也罢。”士会过了黄河，早有晋国军队在河边接应，欢天喜地地簇拥着他直奔绛都而去。在那个年代，晋国人有多狡黠，秦国人就有多厚道。秦康公知道士会骗了他，却仍然信守诺言，如约将士会的家属和族人送到晋国，并且写信对士会说：“我不能背负黄河之誓。”据传，士会是先古时期尧帝的后裔。尧帝祁姓，尧的后裔有很多分支，士会属于刘氏一族。秦康公将士会的族人送回晋国，其中有一部分人感念秦国的恩德，不愿意再回到晋国去，这些人便成为了秦国的刘氏家族。顺便提一下，关于绕朝这个人，《韩非子》记载说，由于他识破了寿馀的阴谋而不上报，成全了士会的回国之梦，秦康公对此极为不满，将他判处了死刑。如果《韩非子》的记载可靠，则秦康公对于士会的离去，确实是感到非常懊恼，否则也不会把气撒在绕朝身上。事实上，士会的逃归使得秦国失去了对付晋国的一个有力帮手。数十年间，秦、晋两国再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晋国终于可以腾出手来，集中精力对付楚国了。【蠢蠢欲动的中原诸国】公元前614年冬天，在位十二年的楚穆王去世了，继承君位的是他的儿子熊侣。纵观春秋时期的历史，诸侯林立，列国争强，人物众多，大伙儿纷纷扰扰地粉墨登场，生旦净末丑直看得人眼花缭乱，乃至互相混淆，最终不知所云。这也难怪，如果不是特别留心读过这段历史，有谁能够知道诸如楚穆王、晋惠公、鲁文公这类人物，又有谁能够记得郑庄公、齐桓公、晋文公、楚成王这些曾经叱咤风云的英雄的脸谱？但是，尽管年代久远，尽管史料稀缺，有些人物却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虽然斗转星移，时光流转，他们的行为举止仍然沉淀在历史的记忆中，作为数千年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写进了我们的喜怒哀乐，也写进了我们的智慧与狡黠。公元前614年，当这个名叫侣的年轻人面带一副玩世不恭的神情坐在楚王的宝座上，他没有想到自己会以“楚庄王”这个响当当的名字留名青史，他更没有想到，自己还会给后代留下一个耳熟能详的成语——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不过，少安毋躁，至少在公元前614年，属于他的时代尚未到来，他还必须忍耐和等待。楚穆王的死引起了国际形势的微妙变化。一直以来与晋国抗衡的两个国家：秦国失去了士会，等于失去了进入晋国的钥匙，又因晋国封锁桃林要塞与东方诸国失去了联系，一下子变得沉寂起来，十多年间没有再找过晋国的麻烦；楚国则因为楚穆王的死，新上任的楚庄王又少不经事，国内政局不稳定，似乎也不太可能过多关注它的北方业务。失了竞争对手的晋国，在中原诸国眼里，猛然又变得高大起来。反应最快的是鲁国的国君鲁文公。楚穆王死后不到一个月，这位满脑子周礼的国家元首千里迢迢来到绛都朝觐晋灵公，重叙两国旧好。这是鲁文公即位以来第三次访问晋国。第一次是公元前625年，晋襄公派使者到鲁国，认为鲁文公即位之后未曾到晋国朝觐，是对天下霸主的极大不尊重。鲁文公不敢怠慢，马上启程前往晋国作检讨。刚在彭衙之役中打败秦国的晋国人牛气冲天，根本不把鲁文公放在眼里，仅仅派了大夫阳处父与他会谈。鲁国的史官提笔写起这件事，感觉到无比羞耻，因此《春秋》记载此事，只有“及晋处父盟”五个字，无头无尾。第二次是公元前624年，晋国在王官之役中败给了秦国，开始检讨自己的外交政策，主动向鲁国人表达了歉意，热情邀请鲁文公再次访晋。那一次鲁文公不仅见到了晋襄公，而且受到了晋襄公相当隆重的接待，宾主双方在酒宴上吟诗助兴，传为佳话。这一次鲁文公访晋，既不是因为受到责备，也不是接到邀请，完全是不请自来的。晋灵公，毋宁说是赵盾对鲁文公这种从善如流的态度表示了衷心的欢迎。回想这些年，晋国的势力相对衰弱，秦国和楚国都在竞相拉拢鲁国，但鲁国一直保持了审慎的态度，对两大强国的拉拢无动于衷。现在人家又不辞辛苦跑来示好，晋国人没道理不感到高兴。虽然史料没有具体记载，但我们可以想像，鲁文公在晋国受到了非常隆重的接待。紧接着回过神来的还有郑穆公和卫成公。回顾历史，城濮之战后，卫国实际上成为了晋国的属国。但从卫国人内心深处来讲，服从晋国的领导实在是不得已的选择。如果一定要选择一座靠山，他们宁可选择远在南方的楚国，而不是紧挨着西部边境、虎视眈眈的晋国。出于这种心理，再加上卫国历来与陈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而陈国在三年前的孟诸之会上，实际上承认了自己是楚国的附庸，卫国难免通过陈国的关系与楚国眉来眼去。现在晋国基本摆平了秦国的问题，而楚国又处于政权交替时期，卫成公敏锐地意识到，如果不及时取得晋国的信任，卫国很有可能重蹈覆辙，再次成为晋国人的俎上之肉。眼看鲁文公成为了晋灵公的座上宾，卫成公无师自通地想到，如果通过鲁文公从中斡旋，晋国或许更容易原谅卫国私通楚国的过失。于是，当鲁文公从晋国回来，尚未进入鲁国境内，路过一个叫做沓的小地方的时候，卫成公出其不意地出现在鲁文公面前。卫成公和鲁文公说了些什么，《左传》上没有具体记载，只是简单地说“请平于晋”，也就是请鲁文公帮忙在晋国人面前说好话。等到鲁文公回国，尚未进入都城曲阜，在一个叫做棐（fěi）的地方，又被另一个急于讨好晋国的人——郑穆公给截住了。郑穆公与鲁文公的棐地会晤，搞得很有意思。鲁文公以地主的身份宴请郑穆公。郑国大夫公子归生祝酒，即兴吟了一首题为“鸿雁”的诗以助兴。“鸿雁”一诗见于《诗经·小雅》，其中有这样的句子：〖鸿雁于飞，肃肃其羽。之子于征，劬劳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鳏寡。〗诗的本义，是赞扬君主顾怜鳏寡孤独之人，将国家的重任扛在肩上。公子归生在这种场合下吟这首诗，是以鸿雁自比于郑国，以之子比于鲁国，请求鲁文公哀恤郑国的寡弱，在晋国面前代为说情之意。鲁国人以秉承周礼著称，自然闻弦歌而知雅意。大夫季孙行父马上说：“鸿雁肃肃之苦，敝国亦未能免之啊！”告诉郑国人：你郑国在大国的淫威下瑟瑟发抖，我鲁国又何尝不是呢？季孙行父说的确实是大实话，如果鲁国不瑟瑟发抖，鲁文公又何苦坐着颠颠簸簸的马车，不辞劳苦地从山东跑到山西去朝觐那个小屁孩呢？季孙行父也吟了一首诗，乃是《诗经·小雅》中的《四月》，诗中有“秋日凄凄，百卉具腓。乱离瘼（mò）矣，爰其适归？”之句，这是推脱，说鲁文公出门太久，急着回去祭祀先祖，怎么好叫他又跑回晋国去做和事佬呢？公子归生一听急了，又吟了《载驰》之诗的第四段。《载驰》之诗是当年许穆公夫人所作，诗中之义，既痛心于祖国卫国的危难，又抱怨老公许穆公对重建卫国的大事不闻不问，使得自己在两位姐姐面前很没面子。公子归生借《载驰》之诗继续讨好鲁国人，意思是小国有难，请大国一定要救助。马屁拍到这个份上，鲁国人不好再推三阻四，季孙行父吟了《采薇》之诗来回应公子归生。《采薇》也取自《诗经·小雅》，其中有“岂敢定居，一月三捷”之句。季孙行父吟这首诗，实际上就是答应了郑国的请求，表示鲁文公将不辞劳苦，代为斡旋。坐在贵宾席上的郑穆公听到了，立刻走下堂来向鲁文公行大礼致谢，鲁文公也行大礼答谢。春秋时期，人们很喜欢引用《诗经》里的句子来表达自己的意愿，这就是所谓的诗以言志。鲁文公是个厚道人，受了卫成公和郑穆公的嘱托，干脆先不回国，再一次折返到晋国，替卫、郑二国说项。作为这一系列外交活动的结果，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13年夏天，鲁、宋、陈、卫、郑、许、曹等国诸侯与晋国权臣赵盾在郑国的新城举行了久违的会盟。新城会盟有三个主题：第一，重温践土之盟的誓言，承认晋国的霸主地位；第二，陈、郑、宋三国检讨孟诸之会的错误，表示自愿脱离楚国的控制，服从晋国的领导；第三，讨论邾国最近发生的事情，准备对其进行军事干涉。邾国发生了什么事？前面介绍过，邾国曹姓，邻近鲁国，本来也是中原之国，然而地处东夷，风俗习惯都接近夷人，因此长期以来被鲁国人视为蛮夷之邦。公元前639年，邾文公讨伐须句，鲁僖公派兵帮助须句复国，与邾国结下梁子。公元前638年，邾国向鲁国发动报复性进攻，鲁僖公大意轻敌，被邾国人打得丢盔卸甲，连自己的甲胄都被邾国人抢去，挂在鱼门之上示众。自此，鲁邾之间和平共处了十余年，直到公元前627年，鲁国再次挑起战端，派兵攻打邾国，并且攻取了邾国的訾娄。公元前614年，邾文公打算将都城迁到绎城，为此举行了隆重的占卜。占卜的结果，“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文公倒是很坦然，说：“有利于民，就是有利于君。上天生万民，又为他们指派君主，就是为了万民之利。民众能得到好处的事，我必定要实行。”寥寥几句话，以民为本的思想跃然纸上。左右大臣劝谏说：“迁都不利于君，如若不迁，您的寿命必可增长，又何苦一定要迁呢？”邾文公说：“君主的使命就是养护国民。个人之命，有长有短，皆由天定，非人力所能改变；而百姓之命，传世无穷尽。所以，只要对民有利，就迁都，乃是大吉大利的事，有何不可？”邾国于是迁都绎城。同年五月，邾文公去世。《左传》对他的评价是：“知命。”乐天知命的邾文公在生的时候，娶了齐国的公主齐姜为正室夫人，又娶了晋国的公主晋姬为侧室。齐姜生了嫡长子玃（jué）且，晋姬生了次子捷菑（zī）。邾文公死后，邾国人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立玃且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邾定公。捷菑不服气，跑到晋国的外公家求助，要求晋国帮他争夺君位。说起来也是风水轮流转。春秋时期，各国立君的规矩都是子以母贵，母亲的地位往往决定了儿子的地位。按理说，齐国是大国，玃且又是嫡长子，继承君位的合法性不容置疑。可那个年头，齐国已经不是齐桓公年代的齐国，相比之下，晋国的实力远远大于齐国，捷菑有晋国做后盾，不甘俯首称臣也就可想而知了。新城会盟之后，赵盾率领诸侯联军讨伐邾国，准备用武力将捷菑推上台。据《左传》记载，此次出征，晋国共纠合诸侯联军多达兵车八百乘，仅作战人员就有六万人之多。回想一下，当年晋楚城濮之战，晋国方面出动的部队也不过兵车七百乘。因此，赵盾这次讨伐邾国，乃是杀鸡用牛刀，高射炮打蚊子，这么做当然不仅仅为了讨伐邾国，而是要向天下人炫耀晋国的武力。不过，八百乘兵车压根没有派上用场。邾国人派了一个使者来到晋军大营，对赵盾说：“您想要敝国立公子捷菑为君，是出于什么考虑呢？要知道，玃且是先君的嫡长子，又是齐侯的外孙，继承君位难道有什么问题吗？”使者一番话说得赵盾哑口无言。使者走后，他对手下说：“人家说得有理有据，我们非要逆理而行的话，恐怕不祥。”于是偃旗息鼓，解散了联军，放弃了干涉邾国内政的打算。《春秋》记载这件事，是这样说的：“晋人纳捷菑于邾，弗克纳。”后人解释说，邾国已经有合法的君主，赵盾不顾及大义，冒冒失失大兴诸侯之师，跑到邾国去干涉人家内政，还好及时悬崖勒马，没有铸成大错。为了批评他兴师动众，劳民伤财，所以不书其名，而称之为“晋人”。稍微细心一点的人会发现，齐国没有参加公元前613年的新城会盟。分析其原因：第一，晋国势力渐微，不能与晋文公、晋襄公年代同日而语，齐国作为东方大国，自然不甘臣服于晋国之下；第二，新城会盟的议题中包括邾国的问题，主旨是要将齐姜所生的嫡长子玃且赶下台来，让晋姬所生的次子捷菑登上君位，齐国人不可能去掺和；第三，就在新城会盟的前一个月，齐昭公去世了。简单回顾一下，公元前613年，一代霸主齐桓公去世，留下十余个儿子，其中受到宠爱的是六位“如夫人”所生的六个儿子，分别为：1．公子无亏（长卫姬所生）；2．公子元（少卫姬所生）；3．公子昭（郑姬所生）；4．公子潘（葛嬴所生）；5．公子商人（密姬所生）；6．公子雍（宋华子所生）。齐桓公死后，公子无亏在易牙等“三贵”的扶持下，率先登上君位；三个月之后，齐国发生政变，无亏被杀，宋襄公出兵帮助公子昭登上君位，也就是历史上的齐孝公；齐孝公在位十年而死，公子潘通过政变上台，也就是齐昭公。齐昭公娶了鲁国的公主子叔姬为妻，生下了嫡长子公子舍。然而子叔姬并没有得到齐昭公的宠爱。春秋时期的惯例是“母宠者子抱”，如果母亲不受宠爱，儿子的地位也将受到影响，因此公子舍虽然名为大子，实际上不受重视。在这种情况下，齐昭公的弟弟公子商人开始考虑抢夺公子舍的君位。当然，公子商人有谋朝篡位之心，非一朝一夕之事。早在齐昭公还在位的时候，公子商人就开始经营事业。自古以来，阴谋家总是以亲民的形象出现，公子商人也不例外。为了笼络人心，他下了大血本，努力将自己打造成为齐国第一慈善家。他多次向临淄的居民（国布施，周恤贫民，接济孤寡，把家里的钱财都花光了，又向公室贵族借高利贷，继续做好事。好人做到这个份上，可谓是春蚕到死丝不尽，蜡炬成灰泪未干，临淄的国人对于这位春秋时期的山东呼保义无不感恩戴德。另一方面，公子商人还蓄养了一批死士，朝夕训练，作为自己的贴身卫队——既然有钱蓄死士，可见其借高利贷做善事，其真实性也很值得怀疑。不过，自古欲成大事者，总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公子商人这样做，也是无可厚非的。齐昭公死后不到两个月，公子商人派刺客暗杀了侄子公子舍。为了掩饰自己的罪行，他没有马上自立为君，而是假惺惺跑去对哥哥公子元说：“公子舍年少而无威，如果当上国君，齐国必然大乱。我这么做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齐国，也是为了哥哥您。”请公子元即位为君。公子元的回答很直接：“这君位，你想了很久吧？如果不让你当国君，恐怕觉也睡不好，饭也吃不香。而我不同，我是个甘居人下的人，能够坦然地接受你的领导。所以，拜托你放过我，还是你当国君吧！”话说到这个份上，公子商人再客套就显得多余了，于是粉墨登场，即位当上了齐国的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齐懿公。但是，从一开始，公子商人这个国君就当得有点悬。首先是齐国民众不服。虽然公子商人

本人可不会跟你客气。到了20日，沈阳、营口、长春相继失陷；中国当时最强大的空军——东北空军的数百架战机都成了摆设，全部“免费赠予”日军；东北军大批大批地降日，高大威猛的招牌“东北大汉”，就因为“九·一八事变”，几乎被砸得稀巴烂。之后，张学良下令没有投降的那部分东北军“向关内撤退”，这一撤就撤到了关外通往关内的最后战略要冲——锦州。东北军不知道，这一退，就是漫长的十四年的等待。张学良更不知道，这一退，就是七十年的漂泊，终老不得还乡。张学良认为自己忍一忍，日本人就会见好就收，就会跟之前日本人的数次寻衅一样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一次日本是要占领整个东北。这可不是瞎猜，在20世纪90年代，张学良接受美籍华人学者唐德刚采访时承认说：很多书里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躲开他。因为过去对日本的挑衅，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当时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东北那么大的事情，我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指用武力侵占整个东北），我对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这些话都是张学良在20世纪90年代说的，那时老蒋小蒋都已入土，国共两党的当事人也都差不多过世了，不存在任何政治压力，他没必要说假话。

东北沦陷

张学良在下令东北军放下武器的同时，也电告南京，要求国民政府采取外交行动。但是，国民政府的当家人蒋介石并不在南京。蒋介石当时在江西南昌行营。因为江西不仅是共产党的中央苏区所在地，而且南临广东，是防御广东方面的军队北上的一线阵地，所以蒋介石来到南昌是为了在“剿共”和防守广东之间平衡资源。一起来翻看蒋介石的小日记本吧。一、19日，蒋介石从上海和南京发行的报纸上获悉“九·一八事变”发生。事实上，上海、南京的报纸也只是在19日才报道了日本突袭沈阳的消息。蒋介石读报获讯，显然与所谓东北军是在蒋介石“不准抵抗”的命令之下才后撤的说法大相径庭。二、20日，蒋介石离开南昌。三、从19日起，一连数天的日记开头，蒋介石都写下了一句话：雪耻，人定胜天。由此可见，蒋介石的爱国主义情怀还是有的。但是，他并没有下达反攻的命令，而是寄希望于和日本有利益冲突的列强来干预调解。此外，蒋介石希望中国能团结起来，练好内功，等国力强大之时，给日本一棍（团结内部，共赴国难……以出自卫最后之行动）。从“济南惨案”，再到“九·一八事变”，蒋介石一贯的对日策略就是：内求自存，外求共存。总而言之一个字——忍。除非忍无可忍，才能无须再忍。若是站在蒋介石的角度来看，他当时这么想、这么做的原因无非是觉得内部不稳。一、中原大战刚刚结束，战略储备不足；二、国民党分裂，广东另有中央；三、他的对头共产党在全国搞武装割据；四、东北军逃得比什么都快，消极避战。所以，蒋介石坚定地认为这时候不适合跟日本全面对抗，“攘外必先安内”。当然，蒋介石当时也不是没有做过比写日记更有意义的事。他把胡汉民给放了出来，并向广东的汪精卫释放出和平信号。他对汪精卫说：国家危难之际，咱们就别内讧了。只要你们广州政府可以负起国家统一之责，我可以和你们合作……我可以交出权力下野，欢迎你来南京执政。汪精卫一听，你蒋介石可以下野，我也能够不上台，咱们共赴国难。于是取消了广州的国民政府。只是汪精卫不知道，这事他说了不算，陈济棠说了才算。表面上政府是取消了，实际上广东仍是处于独立状态。蒋介石没放空话，果真辞去了所有职务。此后，孙科当上了行政院院长，西山会议派的林森做了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基本上就是右派当家。国民政府这边内讧结束之前，日本这边也暂时平息了内部矛盾。鉴于关东军几乎没有花费任何代价就拿下大半个东北的现实，日本内阁也就没有挑事，甚至在得到日本军部“战争不扩大化”的承诺之后，还给关东军支付了军费。日本内阁都没秋后算账，日本军方对关东军的表现自然是满意到了极点，尤其是天皇裕仁，这小子以日军最高统帅的身份，对关东军侵占东三省大片土地的“功绩”进行了确认和表彰：……或在嫩江、齐齐哈尔地方，或在辽西、锦州地方，冒冰雪，勇战力斗，拔除祸根，宣扬皇军威武于中外。朕深嘉奖其忠烈。尔将士等其各坚忍自重，以确立东亚和平之基础，有厚望焉（三铃书房《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裕仁的表态，算是对关东军擅自采取的战争行动作为国策予以追认，也给石原莞尔、坂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三人打了一针兴奋剂，使之更加肆无忌惮。其中，最为兴奋的要数土肥原贤二。这小子带着川岛芳子，单刀赴会，来到天津“请”已经定居于此的溥仪出山做傀儡。溥仪本来还扭扭捏捏地不愿意，土肥原贤二就给溥仪送了一个水果篮子，里面装的全是炸弹，意思是你去不去？不去就炸死你。溥仪怕了，于是乖乖地答应了土肥原贤二。为了顺利离开东北军控制的天津，土肥原贤二还廉价聘请了约两千的土匪、兵痞、流氓、吸毒客等汉奸，在天津一带制造混乱，吸引中方的注意力。土肥原贤二则趁机离开，顺利将溥仪带到沈阳，这就是“天津事变”。后来日本人在东北建立了“满洲国”，溥仪又登基了，成为“满洲国”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皇帝。土肥原贤二搞定溥仪的同时，日军也追到了锦州。新官上任的孙科决定热血一次，他严令张学良死守锦州，不走蒋介石对外妥协的老路。孙科没想到手提近二十万军队的张学良，根本没有身为封疆大吏卫国守土的觉悟，此刻仍在私心作祟，担心自己的势力受损。日军进逼锦州，东北即将全部沦陷。在这种危急存亡之时，张学良仍然将了孙科主导的国民政府一军：日军很强大，请中央军费支持，请中央援军支持。可是，国家一直在打仗，国民政府花的没有赚的多，而且能弄钱的蒋介石和宋子文等人也不会好心到帮老对头孙科四处举债，孙科哪里拿得出钱。再者，北方几乎都是各地方军阀的私家军，难道让孙科从千里之外的南方调兵？张学良一看中央没钱没人，遂下令放弃锦州，撤到关内。这里澄清一下，并非所有的东北军都撤到了关内，有些不怕死的硬骨头留了下来，留在日军的包围圈里打游击，跟小日本干仗。比如邓铁梅的东北义勇军，杨靖宇的东北抗联，马占山的东北救国抗日联军。张学良不听使唤，这才让孙科明白蒋介石在这个位置上的难处——军阀拥兵自重，将个人利益凌驾于民族存亡之上，中央政府想脚踏实地地做件事情确实很难。东北军不战而退，东三省沦陷。失去东三省，留下“不抵抗将军”的骂名，让张学良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从这时开始，无忧无虑的公子哥张学良才品尝到了人间冷暖，学会了忍辱负重，知道了做军阀也是要有底线和原则的！不过，张学良再一次的爆发已经是在四年后的西安了。

“蓝衣社”与军统

上面谈了“九·一八事变”中的几大主角，现在咱们重点关注几个被“九·一八事变”刺激到了的黄埔军校热血毕业生。军阀割据，国难沉重。这让黄埔四期的滕杰，一个留日归来的26岁的青年军人，心里萌生了复兴国家的渴望。通过研究总结世界各大国尤其是德国的发展历史，他发现了一个“规律”：当一个国家陷入危机的时候，“领袖专制”和“国家主义（可以理解为自由主义的反面）”双管齐下是一个有效的解决办法。他认为，自中国从1912年走向共和，民主政治非但没有成功，反倒把国家弄成了一团乱麻——群龙无首，天下无所适从，国家建设毫无效率可言。在他看来，唯有独裁政治可以有效地避免这种内耗和斗争。所以他要以黄埔学生为骨干，结合全国文武青年之精英，建立一个法西斯风格的组织，以辅助最适合的独裁人选——信奉“一个领袖，一个党，一种主义”的校长蒋介石成为中国的最高领袖，整肃腐败，唤醒民众，抵抗外侮，最终复兴中华民族！难得的是，他的未婚妻陈启坤，他的师兄——“黄埔三杰”之一，时任政训处处长的贺衷寒也支持他的想法。贺衷寒是蒋介石很看重的后进英才，因此他们的这个想法很快就传到了蒋介石的耳朵里，并得到了蒋介石的高度赞赏。蒋介石还给他们计划中的这个组织取了一个名字——“三民主义力行社”，简称“力行社”。1932年1月，力行社成立，蒋介石亲任社长。滕杰与那些直接带兵打仗的黄埔将领比起来，完全属于默默无闻之辈。但就这一件事，足以让他载入国民党的党史。力行社的骨干号称“十三太保”，几乎都是黄埔学生，像滕杰、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戴笠、郑介民等，这些人都是搞政治的天才，短短两年，力行社就在他们的手中发展到了极致，延伸出了多个外围组织。其中，最著名、影响最大的要数“复兴社”，其成员多达五十万人。因为复兴社成员均穿蓝衣黄裤，所以它还有一个流传度很广的名字：“蓝衣社”。蓝衣社之所以知名度极高，完全是因为它那堪比德国纳粹的运动社会的能力和特务工作。蓝衣社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拿着蒋介石的尚方宝剑，进行大规模肃贪、反腐、禁黄赌毒、端正官风的事就不说了，毕竟对于国民党这种搞一党专制的政党，贪污腐化就如离离原上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反腐倡廉的效果不可能好。倒是由蓝衣社发起的端正民风的社会生活军事化运动，像以“讲文明树新风”为壳，行全民军训之实的“新生活运动”等，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今的学校升国旗、唱国歌，对高中以上的学生进行军训，处处挂领袖像，这都算是蓝衣社的“创举”。相比于对社会形态的影响，蓝衣社重点投入的项目——特务工作，显得更加厉害。像戴笠的“军统”，太子蒋经国赖以“登基”的势力“三青团”，康泽手下声震民国、编制数万的“军委会南昌行营别动队”（下文简称“别动队”），全都出自蓝衣社。想来这三个例子，足以说明蓝衣社的可怕和厉害。虽然大家对充满了神秘和刺激的特务很感兴趣，但是一来特务工作的隐蔽性导致其难以考证，二来特务也不是本书的研究重点，所以这里重点介绍一下下文还会屡次出现的“军统”。军统的前身是蓝衣社下面的特务处，特务处的一把手自然就是大家熟知的戴笠。大家都知道，军界和政界最讲资历，而戴笠的资历有点浅。前文交代过，戴笠岁数不小，却只是个黄埔六期生，而蓝衣社的其他骨干，几乎全都是戴笠的黄埔学长。既然如此，为何蒋介石将资历最浅的戴笠提拔为特务处的一把手？有两个原因。天赋。戴笠谨言慎行，有耐心，具备极强的记忆能力、观察能力、抽象思考能力以及人脸识别能力——只要他见过此人一面甚至面部的某些器官，多年之后他仍然能够识别出此人。拥有这些好条件，不从事特务工作就是暴殄天物。忠诚，这是决定性的原因。两人相识于微末——都在上海滩混过，后在黄埔重逢，特别是在“四·一二政变”中，戴笠男士坚定地站在了蒋介石一边，积极检举揭发了几十名黄埔同学——全都是他平日观察总结出来的共产党员，证明了自己对领袖的忠诚。由此，戴笠进入了特务领域。不过在大展特务才干之前，戴笠首先得应对来自内部的挑战。同行是冤家，所以同属特务系统的中统老是针对特务处的同仁们。在对付共产党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中统，欺负“晚辈”军统自然不在话下，可戴笠也不是愿意服输的人，所以两家斗得不亦乐乎。发展到后来，双方甚至把工作放在一边，以跟对方制造摩擦为乐，某次设计捉弄了对方，或者假装误会把对方的人狠揍了一顿，都能高兴好几天。为解决这种内耗，蒋介石决定成立一个统一的机构来协调特务工作，这就是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注意，此军统不是后来众人所知的那个军统，此军统局的局长是陈立夫。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下设三个处。一处党务处，由中央党部调查科升格而成，处长自然是中统的带头大哥徐恩曾；二处军警处即戴笠的特务处；三处是新成立的邮检处，处长丁默邨。后来丁默邨落水当了汉奸，成了张爱玲《色·戒》中写的那位“易先生”的原型。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蒋介石决定把三个处分开。党务处升格为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邮检处改为隶属于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维持原处级架构不变；军警处升格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也就是我们熟知的那个军统。枯燥的国民党的特务机构发展史大概就算说完了。在下文中，凡是徐恩曾的特务咱都叫中统，戴笠的则叫军统，这样比较方便叙述和理解。蒋记王朝第十二章“一·二八”，碧血长流驱倭寇

川岛芳子“立功”

在“九·一八事变”中，日本关东军以极小的代价，轻松牟取三倍于日本本土面积的领土。不过，也正是由于付出的代价太小，得到的好处太大，从而引起了美、英、法的不满。在国民政府的要求下，三国决定给日本施压。但是，中国东北地大物博，资源丰富，日本决心将其变成自己将来与美、英、苏一争雌雄的霸业基地，自然不可能放手。面对列强的压力，日本想了一个绝招——声东击西，转移国际视线，使日本对东北的侵略与控制行动能够顺利进行。可是找一个什么样的项目转移注意力？答案是再打一仗。日本是岛国，优先发展海军及相关工业。此刻，三菱造船厂已具备自行生产航母的能力，日本海军的整体实力更是位居世界前三。因此，眼见陆军在“九·一八事变”中立下如此大功，日本海军岂甘落后。在日本海军的压力下，日本军部决定让海军出马，再打一仗，拿下上海。日本人选择进攻上海，自然是有原因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凡欲染指中国的列强几乎都要在这里摆摊设点，遂有万国租界一说。要想吸引眼球，转移注意力，没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合适。再者，上海不但是中国当时最大的国际通商港口，也是日本在华最大的贸易中心，这给前仆后继的抗日组织提供了最佳的攻击目标——上海的日本企业和日本人的生意。简而言之，发生在上海的以“抵制日货”为主体的抗日运动，阻碍了日本人赚钱。跟往常一样，开战之前，日本人又搞了一个“事件”。倭寇还就喜欢搞这一套，“九·一八”之前就弄了好几个事件。其实强盗抢劫还需要理由吗？！倭寇也太虚伪了！1932年1月18日，位于上海马玉山路的三友实业社，几个日本和尚和一群中国工人发生冲突，冲突的结果是死了一个日本和尚。接下来，日本人对外宣扬，这个和尚是被中国工人殴打致死。这当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阴谋，打死日本和尚的人是日本人自己雇用的，而直接策划和实施此事的就是中国籍日本特务——川岛芳子，和他的老板之一坂垣征四郎。接下来就是老套路了，日本侨民游行示威，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出兵保护他们的安全。日本政府见状，“义愤填膺”，下令海军出马保护侨民。

“一·二八事变”

1932年1月下旬，以“能登吕号”航空母舰为主力的日本舰队驶入黄浦江。开战前，日本人照例对国民政府喷了一大通废话，提了一堆过分的要求，诸如中国必须在1月29日之前乖乖地道歉、赔偿、惩凶，解散反日组织，撤掉驻防上海的军队此类，若不按要求照做就开打。孙科上台前猛烈抨击蒋介石不抵抗，丧权辱国，自己上任后本想来点强硬的，对日宣战，却基本一事无成。而且国民政府的财政空虚、军阀的各自为政，也让孙科头疼不已。更惨的是，没过几天，日本海

—155页。?傅吾康：《于谦》，第121页。他们将熊廷弼的让步斥为叛逆之行，见《乾坤正气集》，第二六一卷，第31—32页，及第二六二卷第28页，高攀龙条；同上书第二九九卷，第10页，1620年杨涟条。我说他们对边防情况一无所知，是根据刘献廷对方以智《全边略记》的评论。他说，该书写于崇祯初年，方以智当时正在兵部任职。然而此书材料来源皆非实录，而多取自传闻。刘献廷断言，多数官员正是依靠这类作品了解边防情况的。刘献廷：《广阳杂记》，第139—140页。不过，应当注意的是有些已经散失的作品对前线生活有相当详细的描述。温体仁的老师颜季亨当时曾著《九十九策》，但在乾隆大兴文字狱时被销毁了，也无抄本流传下来。见傅路德：《平夷九十九策》。?《乾坤正气集》第二九○卷，第9页，徐如珂条。徐如珂（1562—1626），苏州人，因在四川平定奢崇明起义而闻名。张其昀：《清史》，第249页。在写给同年温湛持的两封信中，徐如珂提出，应首先平定四川和贵州的叛乱，然后再将主要注意力转向辽东。见《乾坤正气集》第二九四卷，第36—37页。?《明史》第四卷，第2846—2847页。?徐大化的事迹见姚广孝：《明实录》天启朝第五十一卷，第5—9页。1644年夏，杨涟弹劾魏忠贤犯有24大罪。马米兹：《魏忠贤》，第167页；贺凯：《明代的监察制度》，第203—204页。?《明实录》天启朝第五十二卷，第9—10页。?《明亡述略》，第278页；《明史》，第3049页。?1625年魏忠贤发动的大清洗，就是从告发东北军队胡作非为和阴谋叛逆开始的。根据严刑逼出的供词（魏忠贤已于两年前控制了东厂），东林党领袖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顾大章和周朝瑞，都卷入了在东北边地建立割据政权的阴谋。这项阴谋，据说是威胁了朝廷的安全。至1625年8月，所有人犯都死于酷刑之下。马米兹：《魏忠贤》，第161、233—234、238页。?《明实录》天启朝第五十五卷，第42页。?《明实录》天启朝第五十八卷，第57页；第五十九卷，第4页。?《皇清开国方略》，第133—134、140页。?辽东大屠杀使明军将士作战时比以往更加顽强。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6页。?《清太宗实录》第一卷，第4页。?后金境内的大量人民受着饥荒的折磨。1627年阴历二月，有2万余人越过鸭绿江入朝鲜觅食。皇太极还威胁朝鲜国说，若不提供粮草帮助后金渡过难关，后金便要出兵朝鲜，自己来抢。《旧满洲档译注·清太宗朝》，第178页。?明朝给后金的修好之礼为金10万两、银100万两、缎100万匹、布1000万匹。此后，明朝须每年输纳金10万两（应为1万两——译者）、银10万两、缎10万匹、布30万匹。后金则回赠东珠10颗、貂皮1000张、人参1000斤。《旧满洲档译注·清太宗朝》，第164页。?《旧满洲档译注·清太宗朝》，第165—166页。?同上书，第169页。?钱龙锡是编撰“逆案”的倡议者之一。逆案就是开列魏忠贤罪状的官方文件。而更重要的是，其中列举了魏忠贤在朝廷中的同党。《明史》，第2845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77—78页。?《旧满洲档译注·清太宗朝》，第182—183页。?亮父：《岭南历史人物丛谈》，第92页。?第二章崇祯朝廷他们身边，净是些时髦的奉承话，和搜罗殆尽的声色犬马，在这里，良知听命于感性的要求，若满足不了，定遭痛骂；在这无边欲壑的中央，寻欢作乐的皇上，仅仅对死害怕。W.H.奥登：《皇帝与逻各斯》1627年，崇祯帝以信王入继大统时，大臣们都满怀希望地谈论着明朝中兴的可能。第二年，在崇祯皇帝的登基大典上，言官杨鹤竟大胆陈述了自明朝建立后军力日衰的事实，并且断言，使明朝恢复元气的唯一办法，是坚决消灭腐败现象和朝中的党争。因此，崇祯帝要想彻底扭转局面，必须首先改变大臣碌碌无为又官官相护的状况，而这种状况正是其昏庸的兄长天启皇帝（1621—1627年在位）短暂统治的特征。崇祯帝不打算对中下层官僚机构进行重大改革，而将注意力集中在高级文武大臣身上。因为，这位当时还算中国最聪明的（虽然不是最有学问的）统治者的新皇上，是带着这样一种强烈信念登上皇帝宝座的，即朝中大臣几乎都不可信任，他们大多都想结成阴谋集团，同自己作对。几年过去了，这种信念发展为偏执狂——一种靠特务及秘密警察提供的情报来获得满足的精神状态。数百名政治犯被投入监狱，数十名将领被处死。崇祯帝在位17年，先后入阁为相的大臣有50人，其中4人是被处死的。任职最久的大臣，通常是那些能使皇上相信其政敌都是朋党领袖的人。崇祯皇帝对朝廷党争的这种神经质的恐惧，来自对天启末年那场血腥事变的可怕回忆。当时，宦官魏忠贤与皇帝的乳母客氏互相勾结，残害了大批与东林党及其政治运动有关的官僚和士大夫。这些正直的士人，批评昏庸腐败和任人唯亲的积弊，声称要大力加强儒家道德教育，从根本上整顿吏治。为此，魏忠贤和客氏便唆使同党搜集东林党人的罪证，编成《三朝要典》。此书包括东林党人大臣的名单，是魏客集团对其政敌进行逮捕、刑讯乃至处决的依据。崇祯皇帝决心结束这种残酷的党争。其兄长尸骨未寒，他便下令收审客氏。结果发现，客氏曾阴谋鸩杀崇祯帝，而让她所控制的一位皇妃所生之子取而代之。客氏在“千刀万剐”中极度痛苦地死去。这使魏忠贤意识到，自己的末日也即将来临。不久，他听说皇上要下令逮捕他，便畏罪自杀了。随着调查的深入，被视为魏、客党羽的其他官员也纷纷入狱；为杀一儆百，表示今后定要严惩此类阴谋集团，崇祯皇帝遂下令将魏忠贤剖棺戮尸，令其来世不得再次托生。尽管施以如此酷刑，朝中党争仍未停息。其原因在于经阉党清洗后幸存下来的东林党人，又乘机向魏忠贤的所有同党进行报复，而不问其与魏忠贤的关系深浅如何。例如，冯铨——他对1625年弹劾熊廷弼一事负有责任——早于1626年7月便同魏忠贤分道扬镳了，并被挤出了内阁，但他是《三朝要典》三位总裁官之一，因而仍然受到弹劾，后经行贿才免受监禁，得赎为民，遣返涿州老家。另一著名的例子是剧作家阮大铖。此人是安徽怀宁著名官僚世家的后裔。1624年，他被提名任吏科给事中之要职。尽管这是东林党领袖左光斗的意见，但仍遭到赵南星、杨涟、高攀龙等东林党人的反对。他们显然是出于鄙视阮大铖为人轻浮而阻挠其升迁，使之转至远不如吏科重要的工科任给事中。阮大铖不甘被拒于吏科大门之外，遂向当时权势日盛的魏忠贤等宦官寻求庇护。及至魏氏专权，阮大铖便成了阉党党徒，被擢授礼部侍郎。尽管他吹嘘说，杨涟、左光斗的入狱被杀，有他一份功劳，但时隔不久，他也同魏忠贤分手，并辞官回乡了。魏、客集团被粉碎后，他又在崇祯朝中作官，且自称无党无派，反对各派的过激行为。然而人们并没有忘记他从前的所作所为，对他的印象极坏。因此，1629年4月12日，他再次被迫辞职。东林党人将冯铨、阮大铖等人视为背逆“儒”道而向阉宦求宠之徒。其他许多与魏忠贤勾结的官员也受到弹劾，尽管事情并不像东林党人所宣称的那样泾渭分明。然而，这种法定的明确区分，正是17世纪20年代政治斗争的一大恶果。就像对外策略问题总要逐渐分化出对立的两派的惯例一样，国内政治问题也被“正人君子”们说成是勇敢的道学家同无耻的阴谋家的政治斗争。这不仅仅是东林党人的观点。在东林党与阉党的激烈斗争中，许多非东林党的士大夫也被动员起来了。于是，东林书院学者的观点，很快就会成为广大士大夫、特别是各文学社团成员的共同看法，而当时这种文学社团正在中原和南方各地蓬勃发展。

士大夫的社团

明朝晚期士大夫社团的出现，和17世纪20、30年代的朝廷党争，反映出这一时期上层社会的膨胀，及随之而来的将官场角逐同社会运动联系起来的一种新政治格局的发展。上层社会的膨胀，在中国最富庶的江南地区，即后来的安徽和江苏两省，表现得最为明显。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那里不仅涌现出许多富商大贾，中产家庭也明显增加了。与此同时，生员和秀才的数量上升了15倍，他们也前所未有地拼命要挤入大都市上层社会的行列。这些常常落榜的生员或秀才，在长江三角洲各城镇形成了新兴的引人注目的阶层。他们艳丽浮夸的衣着举止，被当时人们视为性异常或社会异常现象。对此深为反感的李东写到：“熟闻二十年来，东南郡邑，凡生员读书人家有力者，尽为妇人红紫之服，外披内衣，姑不论也……”又作诗曰：昨日到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身女衣者，尽是读书人。用来购买华服与戏票，或在苏州茶馆中赌光输尽的大量钱财，不仅助长了都市中的奢侈之风，也耗尽了这些纨袴子弟之家族的财富，从而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变动。所谓“温饱之家，则挜债而盘折其田房；膏粱之子，则纠赌而席其囊橐”。异常发达的家族——世代显赫的大户或望族——必须找到防止衰败破产的对策。其中有许多做到了这一点。例如，嘉兴有90多个大户，被时人视为望族。它们都能长盛不衰，有些甚至能使其财富和声望延续八代以上。嘉兴位于江南和浙江交界处，确有某些经济上的有利条件，使当地士绅家族比较容易维持下来。15世纪中叶，嘉兴府增置属县，因而很容易通过在一县占田而在另一县落籍的办法来偷漏田税。然而，嘉兴望族的财富和权势得以数百年不衰的真正原因，是他们采取了这样一种成功的手段，即为了使自己的家族获得新的人才与财源，精心筹划同那些正在上升的暴发户通婚。例如，以明末出过几个知名官员而著称的嘉兴沈氏，便常与当地那些有财力使自己的子弟接受教育的暴发户通婚。石窗公（沈琮）择婿，鲜当意者；一日，抵郡，偶于竹马戏得包池州（包鼎），欲以女妻之；询其师，邀为媒妁。时池州父，布贾也，自以齐大非偶，逊谢不敢。公曰：“毋固辞，吾意已决，异日昌尔门者，必此子也。”归语盛安人曰：“吾在郡中得一佳婿，包姓，鼎其名；他时名位爵禄，悉与吾似。”遂字焉。已而公仕至广州府，包仕至池州府，前言若符券然。嘉兴的望族也常相互联姻——在91家望族中，相互通婚的至少有280例，但其长久不衰的真正秘诀，是他们成功地将贵族文化对下层社会的排斥同他们对新近上升为中产阶级的暴发户的接纳结合了起来。由于明朝末年江南地区科举名士的大量涌现，这种结合成了望族为维持生存所必备的特征。和其他盛产举人进士的地区（也许江西除外）不同，江南不像浙江之有余姚和鄞县，或福建之有莆田和晋江那样只有少数几个人才之乡。江南所属10个府，在有明一代各自都造就了一两百名官员。而且，江南有许多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地区，其士人流动率比其他重要省份要高得多。因此，江南的官僚名士，不受少数重要城市中个别大族的控制。个别城市也不能支配整个江南。相反，整个长江流域这一中国最富庶的地区，到处都有政治名士。他们具有自我认同的强烈意识，又与大众文化有横向的联结。由于他们散布各处，便需要超越家族界线和地域隔阂而走到一起。因此，士人交往聚会的传统形式——诗社、学社、书院——在这一地区便异常发达。这些士大夫的社团，不仅体现出上层社会的凝聚力，也反映出16和17世纪大众文化素养的普遍提高。数百万人跻身科举，为迅速繁荣的出版业造就了庞大的读者队伍。书商们不惜重金，聘请已考取功名的知名才子，选编八股文集，介绍这种专门用于科举考试的文体的写作技巧。正如孔尚任的《桃花扇》中南京三山街书商蔡益所的一段道白所言：俺蔡益所既射了贸易书籍之利，又收了流传文字之功。凭他举人进士，见俺作揖拱手，好不体面。今乃乙酉乡试之年，大布恩纶，开科取士。准了礼部尚书钱谦益的条陈，要亟正文体，以光新治。俺小店乃坊间首领，只得聘请几家名手，另选新篇。今日正在里边删改批评，待俺早些贴起封面来：“风气随名手，文章中试官”。这些书店除了出售八股文集外，还推销社稿，即文学会社成员撰写的文稿。出版这种社稿的目的，主要是想让日后的考官对后进才子的姓名有些印象。通过刊布登科社员之名单，社稿也吸引了不少渴望提高文章技巧的读者。当时的出版界并不仅仅如黄宗羲所说——是“时文批尾之世界”。除八股文外，也有冯梦龙之类的出版家所印行的小说，比如他自己的集子——《三言》，艾南英（1583—1646）等编撰的时人传记、丛书、诗集等等。当然，诗也是科举考试的文体之一；但私人或文学社团之所以编辑出版诗集，主要是为了适应当时社会审美趣味日益提高、诗歌创作日趋繁荣的形势，创建新的文学批评标准。明末的诗歌和散文，受拟古派诗人王世贞（1526—1590）等前后“七子”的影响极深。王世贞、李攀龙（1514—1570）及其他倡导“古文辞运动”的文人，背弃了宋代散文的形式主义和15世纪流行的平庸呆板的“台阁体”，转而极力推崇秦汉散文和晚唐乐府诗。16世纪晚期的一些诗人，像1584年创建拂水山庄社的常熟学者瞿纯仁，继续发展了这种拟古的唯美主义原则。瞿纯仁的书斋中——后来成了17世纪的文学大师钱谦益的书斋——聚集着一群诗文鉴赏家，他们有志于振兴古诗，因而常作乐府诗。但一种反对拟古派矫揉造作的势力，也在渐渐形成。艾南英等人对文风做作的诗人提出了尖刻批评，甚至指斥王世贞的诗作缺乏自然气息和自发情感。在给诗人陈子龙的一封信中，艾南英写道：“后生小子，不必读书，不必作文，但架上有前后四部稿（王世贞文集），每遇应酬，顷刻裁割，便可成篇。”当时，并非人人都同意艾南英对王世贞的指责。但到17世纪20年代末，多数文社都赞成恢复刘基、欧阳修等古文家所提倡的古文。因此，这一时期出现的诗社，大多不是高雅鉴赏家的而是文学盟友的群体，以便共同致力于重现诗歌的魅力，并挽救文学和哲学的衰颓。大约1620年，才华横溢的金坛诗人周钟创立了匡社，这一名称本身就表达了上述目标。同样建于1620年的南社，也抱有类似的目的。用南社成员沈寿民的话说：“吾同术者，卧起相闻，晦明相厉，贬誉相共。”相互品评诗的风格，只是20年代出现的文学和哲学社团的活动之一。在开展文学批评和砥砺品德修养的同时，他们还共同致力于发掘儒学经典中的微言大义，以帮助似乎丧失了道德准则的社会恢复秩序。促成这种合作的是这样一种观点，即任何人都不可能独立完成这项重大使命。因为对经典的含义，每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甚至偏执的理解。而在学社和书院中，通过讨论和讲学得到共同的批判性的发现，则会使社会秩序的恢复成为可能。在1624年这思想日益活跃的一年中，几个江南的社团合并成为应社，它以南京所在的应天府而得名。这一事件标志着长江上、下游各文人群体的联合。该社实际由两部分组成：一为南应社，由拂水山社发展而来，以常熟富人杨彝（字子常）为首；一为北应社，以匡社创始人周钟为首。联合的倡议显然是杨彝发出的，所需盘缠及出版费用也是他提供的。他之所以如此，似乎是出于虚荣心。据查慎行：《人海记》载：常熟杨子常，家富于财，初无文采，而好交结文士，与太仓顾麟士（即顾梦麟）、娄东二张友善

人囚禁起来，连会盟仪式都没让他参加。直到鲁国人交出一笔贿赂金，晋国人才将他释放。对于这件事，鲁国的史官觉得很丢脸，因此在《春秋》中记载鲁宣公参加了黑壤之会，而不写黑壤之盟。毕竟，堂堂一国之君遭到囚禁，未免太窝囊了。公元前601年春天，鲁宣公灰头土脸地回到了鲁国。论面积，鲁国不是一个小国；论综合实力，鲁国在列国之中至少也可以排到前八强；而且鲁国还有一个特殊的政治身份，是周公的后裔，在列国中地位崇高。按照周礼的规定，天子的祖庙称为大庙，诸侯的祖庙称为大宫，而鲁国的祖庙也称之为大庙，享受与天子同等待遇；天子家里举行典礼，用八八六十四人的舞蹈，诸侯则只能用六六三十六人的舞蹈，而鲁侯也可以用六十四人之舞。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均体现鲁国的地位超群。可是，进入春秋时期以来，本应受到尊重的鲁国却屡屡受到欺负，而且总是敢怒而不敢言，隐忍了事。如：公元前694年，鲁桓公携夫人前往齐国访问，不但被齐襄公戴了一顶绿帽子，还被齐国人谋杀在车中，成为一桩离奇死亡事件的男主角。鲁国人对此事的态度之离奇，有甚于谋杀案本身。他们给齐襄公送去一份含糊其词的外交照会，说我国元首畏惧您的虎威，不敢安坐家里，前来贵国修好，事情办成了，却回不了国，也不知道找谁负责任，搞得我国在各国面前很没面子，请您杀了公子彭生，也好让我们对各国有个交待云云。这份照会结结巴巴，前言不搭后语，有点想讨回公道，却又怕对方发威，有点想指桑骂槐，却又欲说还休，堪称是春秋外交史上一篇奇文。同时，在当年的《春秋》记载中，也仅仅用“公薨于齐”四个字一笔带过。没有比鲁国人更善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开解自己的了。公元前613年，鲁僖公派兵吞并了小国项国，当时天下的霸主齐桓公大为震怒，在淮地会盟中将鲁僖公扣押起来。鲁僖公夫人声姜原为齐国公主，亲自跑到齐桓公那里说情，才将鲁僖公放回来。《春秋》连鲁僖公被扣押的事都不书，只写“夫人姜氏会齐侯于卞”。鸵鸟将头埋在沙子里，以为看不到敌人就可以躲避追捕；鲁国人则总是在历史记录中不经意地遗忘一些不开心的事。可见，早在鲁迅之前两千多年，阿Q的祖先们便已经很有阿Q精神。公元前625年，鲁文公前往晋国朝觐晋襄公，结果连晋襄公的面都没见到。晋国人为了羞辱鲁文公，只派了阳处父来见他。《春秋》记载此事，只用了区区“及晋处父盟”五个字，无头无尾——可以理解，头埋到沙子里了嘛。更近的事，是前面说的，齐国上卿高固为了娶鲁国公主，要求齐惠公将前来访问的鲁宣公强留了几个月。有这些历史前科，可以想象，公元前601年，当鲁宣公回到曲阜的时候，曲阜的居民对于自己的国君遭受外国的侮辱，倒也没有表现出多大的愤怒，没有人上街游行，没有人到使馆区示威，也没有人宣布要抵制晋货。鲁宣公安安静静回到公宫，继续当他的国君。同年六月，一直扶持鲁宣公的公子遂在访问齐国途中病逝了。由于他对鲁宣公的贡献，或许也由于他与鲁宣公的母亲敬嬴的特殊关系，公子遂的葬礼被办得很隆重，采用了“绎”的方式。所谓“绎”，简单地说就是连续两日祭祀，而且第二日之祭不用头日之牲，又新杀畜牲以祭。按照周礼的规定，绎是天子与诸侯之丧礼，卿大夫之丧礼只能用一日之祭。孔夫子对此批评道：“非礼也，卿卒不绎。”鲁宣公当然也知道这是非礼的行为，所以在祭祀的过程中，“万入去籥（yuè）”。万，就是万舞，是春秋时期祭祀用的舞蹈；籥，是一种竹制的乐器，用于吹奏。万舞有文舞和武舞之分。文舞文质彬彬，舞者左手执籥，右手执羽，人数有严格的限制，也就是前面说的：天子用六十四人，叫做“八佾（yì）”；诸侯用三十六人，叫做“六佾”；卿大夫用“四佾”；士则用“二佾”。武舞显示力量，舞者手持兵器，动作狂野。当年楚国的公子元想诱惑寡妇文夫人，派人在文夫人住所旁边跳万舞，就是武舞。鲁宣公既要给公子遂办一个隆重的葬礼，又不想让太多人指责，所以在跳万舞的时候，故意让人不使用籥。这样就不会弄出太大的声响，惹人注意了。也许是兔死狐悲，公子遂死后的第七天，敬嬴也去世了。敬嬴的身份是诸侯夫人，按照诸侯死后五月而葬的规矩，她的葬礼一直等到冬天才举办。据《左传》记载，敬嬴下葬的当天，久旱的鲁国突然下起了大雨，所以只好将葬礼延期。敬嬴和公子遂通过阴谋而使鲁宣公上台，为此杀死了哀姜的两个儿子。如果要荷马或是莎士比亚来写这个故事，他们会说这是被害者的眼泪。然而中国的古人没有这种情调，他们想到的是另一回事。《左传》干巴巴地说，鲁宣公延迟哀姜的葬礼，是合乎礼制的。按照礼的要求，儿子在为父母选择下葬的日期的时候，要举行占卜，以示隆重。而且，对于备选的日期，要尽量延后。这是因为父母下葬之后，儿女的悲哀会渐渐削减，所以不急于下葬，略表孝心。虽然发生了这些个事情，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00年正月，鲁宣公仍然不辞辛苦地来到齐国，给齐惠公拜年。鲁宣公对母亲的孝心可嘉，对齐惠公的孝心也不遑多让。公元前599年春天，鲁宣公又早早来到齐国拜访。这是他上台以来第四次访问齐国了。鲁宣公这种孜孜不倦的问候打动了齐惠公，由此得到的回报是，齐国归还了当年鲁国割让的济西土地。当然，齐惠公此举也许与他的身体状况有关。一个人，在快死的时候，总是比较大方。到了夏天，齐惠公就去世了。鲁宣公得到消息，再次来到齐国，参加了齐惠公的追悼会。这又是超出常规的殷勤。按照传统，诸侯不奔诸侯之丧。鲁宣公能够做到这个份上，客观地说，为了国家的安全，他确实是不遗余力了。同年夏天，齐惠公的葬礼在临淄举行。鲁国又派公子遂的儿子公孙归父作为特使，前往齐国参加葬礼。同年秋天，季孙行父访问齐国，参加齐国新君齐顷公的即位大典。同年冬天，公孙归父再次来到齐国，就不久前鲁国派兵讨伐邾国，攻占了邾国的绎城一事进行专题汇报。后人解释，鲁国以大欺小，怕受到齐国的责备，所以主动前去汇报。其实，在此之前，鲁国已经有多次讨伐邾国的历史，攻占邾国的领土也不是第一次，但是这么急着去向齐国汇报，倒确实是第一次。公元前598年，齐顷公派兵讨伐莒国。虽然这事与鲁国没有任何关系，鲁国还是客串嘉宾，派公孙归父带兵参加了讨伐。这些年间齐鲁两国的关系，用如胶似漆来形容也不过分。知其雄，守其雌，鲁国人这样做，也是乱世之中的生存智慧罢。相比对齐国的殷勤，鲁国对王室的态度就不仅仅是冷淡了。据《春秋》记载，公元前600年，鲁国大夫仲孙蔑前往雒邑拜访当时的周天子，也就是周定王。《左传》不无讽刺地解释道，仲孙蔑此行不是鲁国主动所为，而是周天子派了使者到鲁国来，要求鲁国遣使访问王室，才“应邀”前往的。仲孙蔑就是孟献子，是庆父之孙，文伯之子。前面说过，季友、庆父、叔牙都是鲁桓公的儿子，他们的后代枝繁叶茂，分别以季、孟、叔孙为氏，在历史上被称为“三桓”。很多时候，他们又被称为季孙氏、孟孙氏和叔孙氏，那是因为“孙”是鲁国贵族的尊称，“三桓”的族长均被尊称为“孙”，是以得名①。公元前599年秋天，周定王派卿士刘康公访问鲁国。刘康公同时代表周定王，对鲁国的几家权臣进行了拜访。结果发现，季孙行父、孟献子家里比较节俭，而叔孙侨如家、公孙归父家过得相当奢侈。刘康公回到雒邑，周定王问：“鲁国的大夫们，谁更有贤能？”刘康公回答说，季、孟两家可以久，叔孙、东门家就算不败亡，他们目前的家长恐怕也难逃祸患。东门家就是公孙归父家。公孙归父是公子遂的儿子，而公子遂久居东门，即以东门为氏。刘康公解释说，臣有臣道，君有君道。宽厚、严肃、周全、仁爱是为君之道，忠诚、谨慎、谦虚、节俭是为臣之道。现在季、孟两家虽然注重节俭，但是足够保证日常的开支与用度，而且让族人得到庇护；而叔孙、东门两家过得奢侈，而且不体恤族人的贫困，亲戚也得不到周济，忧患很快会降临。像叔孙、东门这样的家族，只顾自身，必然不顾君主，而且他们这么奢侈，国家财政也受不了，这是自取灭亡。周定王饶有兴趣地问：“那以你之见，叔孙、东门两家还可以维持多久？”“两三代吧。”刘康公说，“东门的地位不如叔孙，奢侈程度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很难侍奉两代君主；叔孙的地位不如季、孟两家，奢侈却大大超过，不可能侍奉三代君主。倘若这两人早死也还好，如果活得太长又不收敛，宗族必然灭亡。”从后面发生的事看，刘康公的预见相当精准，精准到让人怀疑它的真实性。不过，具体的历史事件也许可以捏造，勤俭持家者兴旺，奢侈浪费者败亡，却是自古不变的道理。【冲冠一怒为红颜】话说远古的时候，尧统治天下。尧顺天应人，他的仁德如天之广阔，泽被大地；智慧有如神明，无所不知。天下人对尧的景仰之情，如同长江之水，滔滔不绝。可是，尧毕竟很老了，他很想找一个合适的继承人来接自己班，大伙向他推荐了一个叫舜的人。从族谱上看，尧的父亲高辛是黄帝的曾孙，而舜的父亲瞽叟是黄帝的第七世孙，两个家族虽然自黄帝的儿子那一代就分支，却也多少有些血缘关系。瞽（gǔ）叟是个瞎老头，在舜的母亲死了之后又娶了个老婆，又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象。自古男人爱后妇，瞽叟爱屋及乌，把所有的爱心都分给了象，甚至常常想杀死舜，好让象来继承家业。不过，舜是个超级孝顺的儿子，对于父亲的厚此薄彼毫不介意，反而对父母和弟弟更加亲善。尧是个很负责任的统治者。为了考察舜的品德，他将自己两个美丽的女儿一股脑儿嫁给了舜这傻小子，以观察舜的治家能力；又派自己的九个儿子与他交往，以观察他处事的能力。舜带着一家人居住在妫水的拐弯处，于是因地制宜，以妫为姓。由于他的仁德，人们都来投奔他，与他为邻，接受他的领导，那地方三年便变成了一座大城。尧对舜的表现很满意。他赏赐给舜一套上等衣服和一把古琴，又派人为舜修建了谷仓，并且送给他一些牛羊。看到舜突然阔绰起来，瞽叟又动了杀他的念头。他让舜爬到谷仓顶上去修葺屋顶，自己却在底下放火。没想到，舜对空气动力学有一定的研究，一手持着一顶草帽，像一只大风筝一般飞了下来，毫发未损。瞽叟不甘心失败，又让舜去挖井，待至井挖深了，瞽叟和象一起往井里填土，把舜活活埋在了井底。这缺德的父子俩很高兴，于是着手瓜分舜的财产，当然也包括老婆。瞽叟分到了谷仓和牛羊，而尧的两个女儿和琴被分给了象。又是一个没想到，舜对隧道工程也有一定的研究，他早在井壁上挖了一个秘密通道，从这个通道逃走了。象住进了舜的房子之后，坐在里面弹琴取乐，还没来得及享用舜的老婆们，舜便回来了。“我正想你想得伤心，所以弹琴解闷呢！”象连忙说。“是啊。”舜说，“咱们兄弟之间的感情，真是很不错啊！”在这之后，他对父亲仍然孝顺，对兄弟仍然友爱。他的逆来顺受，被中国人树立为孝顺的典型。舜就这样通过了尧的考察，成为天下的统治者。舜在这个位置上干了多年，又传位给禹，而他的后代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衰落，到商朝的时候竟然失传了。周武王消灭商朝后，大规模分封建国，派人到民间寻访舜的后人，居然还真找到了一个叫妫满的人，于是将他封到陈地，让他以诸侯的身份，世代祭祀舜，并且将自己的长女太姬嫁给他为妻，以示恩宠。这就是春秋时期陈国的来历。这个故事当然有诸多疑点，但是在那个年代，人们都毫不怀疑：陈国的国君就是舜的后代。乌飞兔走，斗转星移，到公元前600年的时候，陈国的第十九任君主陈灵公已经在位十四年了。弱肉强食的乱世中，舜的后裔这一曾经显赫的身份并没有给陈国带来任何庇护。晋楚两大强国为了争夺中原的霸权，就像两股不定时造访的飓风，将陈、郑、宋、蔡等第二世界国家吹得东倒西歪，无所适从。陈灵公在位期间的历史，就是一部弱国无外交史。陈国不是被讨伐，就是被会盟，不是被晋国威胁，就是被楚国摆布，如同风箱中的老鼠，两面不是人。也许是过度的不安全感导致人性扭曲，也许是礼崩乐坏使得人丧失最基本的羞耻之心，在陈灵公身上，祖上的种种美德已经消磨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难以理喻的放荡。他喜欢上了一个叫夏姬的女人。夏姬是郑穆公的女儿，嫁给了陈国大夫御叔。御叔的祖上，曾经有一位名叫少西的，字子夏。因此，御叔以夏为氏，有时又被称为少西氏，而夏姬的“夏”也因此得名。御叔去世得早，留下一个儿子叫夏征舒，夏征舒子承父业，也在陈灵公的朝廷中担任了大夫的职位。“那夏姬生得娥眉凤眼，杏脸桃腮，有骊姬、息妫之容貌，兼妲己、文姜之妖淫，见者无不惊魂，颠之倒之。”在一本名为《东周列国志》的小说中，作者冯梦龙如此生动地描述，继而写道，“更有一桩奇事，十五岁时，梦见一伟丈夫，星冠羽服，自称上界天仙，与之交合，教以吸精导气之法。”天生丽质加上吸精导气之法，使得这位夏姬成为不折不扣的床上尤物，再加上寡妇门前是非多，更使得一众登徒子趋之若鹜，争相献谄。这夏姬也并非来者不拒，在众多追求者中，只选择了区区三位来当自己的情人，那就是当朝国君陈灵公、大夫孔宁和仪行父。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在男权社会中是一段逆向性的四角关系。一位寡妇同时拥有三位情夫，其中一位是国君，两位是大夫，同时自己的儿子也在朝为官，大家每天都要见面，让人难免替她担心，这种关系很难处理吧。担心是多余的。陈灵公与夏姬私通，完全不避她的另外两位情夫。事实上，这段四角关系在陈国不是公开的秘密，而是头版头条的八卦题材。三位情夫之间为了炫耀夏姬对自己的宠爱，甚至在朝堂之上公然穿着夏姬穿过的汗衣，嬉皮笑脸地打闹。大夫泄冶看不下去了，他对陈灵公劝谏道：“国君和卿大夫公然倡导淫乱，叫民众如何效仿呢？而且名声也不好。您实在喜欢穿，好歹将汗衣穿在里边，别拿出来炫耀！”陈灵公当场说：“我知错了，一定改。”一转身就将这事当笑话告诉了孔宁和仪行父。孔宁和仪行父听了，便对泄冶动了杀心。他们对陈灵公说，不可轻视泄冶的危害，这老头子的嘴很难管得住，如果听任其胡说八道，总有一天会坏了咱们的好事。陈灵公愣了半天，问道：“那该怎么办？”孔宁做了个“杀”的手势。陈灵公点点头，表示默许。几天之后，泄冶便陈尸于公宫之外。对于泄冶的悲剧，孔夫子以“民之多辟，无辟自立”这样一句诗来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民之多辟，无辟自立”见于《诗经》大雅，意思是：既然国人多行邪恶，就不要特立独行，乱发表意见。自古以来，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人，总是没有好下场的。这也是孔夫子“邦无道，其默足以容”的中庸之道的具体表现。陈灵公的淫乱不只是在国内享有盛名，连远在雒邑的周定王都有所耳闻。公元前600年，周定王派单襄公出访宋国和楚国，途经陈国。时值十月，单襄公看到的是一片萧条景象：道路上杂草丛生，路旁没有绿化，负责到边境迎送宾客的官员不见踪影，主管建设的司空不巡视道路，塘堰上没有水利设施，河流上没有桥梁，田野里的粮食也没有收割完毕，庄稼长得像杂草。首都的国宾馆已经荒废了，普通城市也没有像样的旅舍，外交部对于天子的使臣不闻不问，连最起码的伙食都不能安排。要问陈国人都到哪里去了？回答是，给夏姬家筑亭台楼阁去了。夏姬家贵客盈门，陈灵公、孔宁、仪行父戴着楚国时兴的帽子，相约前

是牵强附会的，但是当时许多人都相信这些传闻。童妃事件给南京政权带来的重大信任危机，又由于那个时期发生的第三个大案，即伪太子案而进一步大大加剧了。

伪太子

崇祯皇帝长子慈烺的命运，自从北京陷落和他神秘地失踪以后，就成为众所瞩目的事情。1645年1月，弘光皇帝曾正式命令史可法去查访慈烺是否依然活在世上，并且——我们可以想象，当史可法没有提供这种传闻存在的证据时，弘光皇帝无疑感到松了一口气。但是，3月27日一份来自礼部侍郎的关于慈烺仍然在世的报告，震动了朝廷。不仅如此，官员高梦箕还知道16岁的太子是在什么地方发现的。据礼部侍郎高梦箕说，这个皇子几个月前就到了高在北方的家，还有一个男仆护送他向南而来。他们一到江南，这个仆人就力劝太子与他同去南京，但是慈烺——如果确实是他的话，更愿意单身去杭州。他可能是担心被视为冒名者，这在南都弘光的统治下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弘光皇帝一听到这个消息，就派遣一个心腹太监去杭州寻找这位可能的太子。终于，在杭州附近的金华找到了这个自称太子者，并在28日护送到了南京。当然，他并没有马上被送到朝廷，而是被送进了南京城内的兴山寺，在那儿住了好多天。这个消息惊动了南京百姓，在那些日子里，他吸引了川流不息的好奇的访问者，听他不断地讲述他自己的故事。据一个最为可信的记载他的材料说，在他父亲驾崩、李自成入城的那天早上，他——慈烺——从城西门逃出了北京。他选择这个门是因为它是起义军最初入城的方向，因而防卫可能最为薄弱。离开北京城当天，他在一条沟里睡了一夜，以后他转而南行，借助其他行人的掩护，用了七天的时间不断向南赶路。在这期间他没有东西可吃，据他所说，在绝望之中他便向一家大宅子请求留宿和帮助，而这个大宅恰巧是高梦箕的家。从那儿出发，他又来到了江南。最早见到慈烺并且听完他讲述经历的官员们，对他语气口吻的真实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年轻人的镇静与自信，看来也有足够的皇家风范。两个被派往兴山寺调查这一事件的宫内太监对他的身份确信不疑，还把皇族的袍服送给了他。就在他们准备把他带进宫内进见弘光皇帝时，又有许多的官员来到了这座庙宇，并投送名帖。当这个所谓的太子表示认得其中的一个太监并叫出了他的名字时，旁观的众官员们便把这当做他身份的确实无疑的证据。对兴山寺这种拜访的汇报，使弘光皇帝大为恼怒。他生气他自己的王朝官吏竟这样轻易地相信了这个男孩的皇族血统的声明。他下令把那两个太监秘密赐死，并且立即把这个自称太子者投入中城的监狱。从那以后，直到弘光皇帝自己也放弃了这个宫殿，这个太子一直被士兵幽禁在监狱中，并且隔断了与公众的任何联系。从被监禁时开始，太子受到了详细的审讯。确实他的身份的一个方法是召来从前的宫廷师傅加以对证。这些师傅中的一些人，特别是刘正宗对他进行了严厉的询问。据他们说，他体貌与明太子相像，也大致知道那些宫廷课程。不过，他记不起来或是不知道讲授时的某些细节。这样，他的身份仍然暖昧不明。随着这位所谓太子的消息传播开来，好奇的人们热心地议论着这个案件的两种可能。一些人真心相信，他比任何人都像慈烺，这一点已经在人们拜访兴山寺的时候得到了证明。他们认为，很明显，弘光皇帝企图故意用其他借口来保住他的皇位，但那只能证明他们的正确。但是另一方面，史可法认为那个男孩是一个冒名顶替的人。他在扬州从送给他的南京邸报上读到了这个男孩的自述后，立即给弘光皇帝写信，对“假太子”的自述加以否认。史可法指出，如果太子真的到南方来，那他一定要通过淮安。由于前一次的查访，史可法的部下对这位太子的消息已格外敏感，不断地打听，如有消息当局就会得到报告。可实际上，在淮安并没有听到什么消息，这就可以证明史可法的看法，即现在关押的这位“太子”，原是一直是呆在南方的。另外，史可法根据自己的情报说，太子已经在北京找到了。他最近接到在北京奉命与清人签订协议的左懋第特使的报告，说他已经从墙上的布告上抄下了这个消息。在多尔衮签署的3月2日的公告里，这位满族摄政王谈到了一个在崇祯岳父周奎家里自称是太子的装模作样的怪人。怀宗公主看到这个年轻人——他叫她姐姐——后失声痛哭。尽管这位独臂公主显然是认出了他，但是前皇后袁氏不承认这个年轻人，并声称这是一个冒名顶替的人，于是多尔衮便把他处死了。送给史可法过目的布告肯定是真的，但有一些具体的细节似乎存在着疑问。比如，为什么这个布告会提到怀宗公主认出他后放声大哭？这本是他太子身份真实性的有力证据；为什么相反的证据竟来自袁皇后？大家都知道她已经死了。无疑，太子在他外祖父家寻求避难是说得过去的；而且这又与一些在北方的人说慈烺自从逃离大顺农民军后生活无法维持的传闻相吻合。因而，史可法认为，不难确定，那个在周奎家“冒名”的年轻人确实是太子；他家里的人在最初认出他之后，又装作不认得他，希望以此来保全他。况周奎、公主一见，相抱而哭。后有怵以利害者，乃不敢认……由此欢心是皇太子不死于贼，诚死于虏矣。因此史可法宣称，在南京囚中的年轻人倒显然是个冒名者，应予揭穿。用这种方法促使弘光皇帝把整个事件当作一个精心设计的阴谋并不困难，于是他让阮大铖的密友、“严讯”过这个年轻人的杨维垣进行调查。这样，在被监禁了两个月以后，这位假定的太子被带到了特别审判官面前。这场在1645年4月11日进行的审讯，是由马士英策划的，弘光也参加了。皇帝本人首先宣布说，据在北京皇宫内侍奉过太子的太监们说，这位自称太子者面貌不像真正的慈烺，审讯便由此开始。随后，三个翰林学士被指定为证人，他们之后还有三名官员，他们都说他不是太子。于是，杨维垣导演的这场审判的口供就在法庭上出笼了。根据这份口供，这个年轻人承认他叫王之明，他被认出是北京皇家禁军的一员，也是一位富官皇戚的侄子。王之明肯定得到了宫内太监提供的情况，而且肯定是被高梦箕拖进了这个阴谋之中。王之明的口供并没有使那些相信他是真正太子的人们感到信服。一些像何腾蛟、黄得功这样的官员们对审问本身的程序半信半疑，怀疑那些审判官串通一气，在口供上搞了鬼，用来迫害这个自称是太子的人。至于官员外的那些平民们，绝大多数人都相信这个囚犯是真正的明太子，甚至他的名字也表明了他的真实身份：“王之明”颠倒语序后就是“明之王”了。如果弘光和马士英不希望流言继续传播，那么审讯的结果最好不要那么确定无疑。直到今天历史学家们仍然在争论这个自称是太子的人的真实身份。同时在南京，王之明的社会影响，甚至可能因为审讯而增强了。“百官皆知伪，然民间犹啧啧真也”。把这个年轻人当作其保护者的老百姓，显然相信马士英和皇帝极想杀死他们的囚犯，而且这个审判实际上不过是为处死这个冒名者而走的过场而已，是预先设计好了的。这样，假太子案就严重地损害了南京政权的名誉，也进一步丧失了百姓对它的信任。然而，更为严重的是这个事件对那些正在作战的将领们的影响。比如，黄得功对弘光皇帝处理这个年轻人的非人道做法深感震惊，认为这个年轻人的皇室身份尽可存疑，但至少应该保证他免受一般囚犯所受的惩罚。他直率地写信给皇帝：东宫未必假冒，各官逢迎。不知系何人辨明，何人定为奸伪？先帝之子，即陛下之子，未有不明不白付之刑狱，混然雷同，将人臣之义谓何？更为无礼也更为不祥的，还是左良玉对这个审判的抨击。他谴责阮大铖和马士英的丑恶行为。

左良玉兵变

左将军一直想找一个借口，从武昌挥师顺流而下，取代南明朝廷，铲灭他在那里的政敌。自从兵部侍郎阮大铖与江西湖广总督袁继咸严重不和而克扣左良玉部队的军需导致关系的恶化以来，地方军阀与弘光主要谋臣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当左将军听到消息说阮大铖正在打击一些与“顺案”有牵连的士人、特别是其中有他以前的知遇之人侯恂时，十分愤怒。像周镳、吴应箕这样的士人签署过留都防乱公揭，因此担心会死在阮大铖手中。另外，像雷演祚等人曾在皇统之争中支持过鲁王，也害怕会被马士英杀死。周镳和雷演祚都被抓进了监狱，但是吴应箕还有行动自由，他要求侯恂的儿子侯方域写信给左良玉，请他进行干预以使他们得以保全。尽管重病在身，为了战略的需要，左良玉还是安排好了调动部队的行动计划和顺长江而下的水军。李自成的部队最近在山西的失败，以及与此同时张献忠“大西国”的残酷统治在四川的崩溃，意味着左将军及其部属面临着迫在眉睫的危险，就是来自北部和西部的起义军可能在湖广地区倾全力进攻他们。因此，当他接到来自御史黄澍（他刚刚逃离马士英和宫廷太监的魔掌）以“清君侧”为名进行干预的另一个请求时，他便开始考虑发兵之事了。黄澍的请求，加上那个自称太子的人惨遭迫害的消息，促使左良玉在1645年4月19日开始率军沿江而下，直扑江南的那些富庶的城市。在多数人看来，左良玉决定起兵即使并不完全正确，那也是被童妃和伪太子案逼出来的。未几，有王之明者，诈称庄烈帝太子，下之狱。又有妇童氏，自称由崧妃，亦下狱。于是中外哗然。明年三月，宁南侯左良玉举兵武昌，以救太子诛士英为名，顺流东下。左良玉在他起兵初期发布的声讨南京政权的檄文，代表了复社党人的主张，左良玉似乎已经全部采纳了他们的主张。在他们看来（以及在檄文中），马士英是南京政权一切失败的罪魁祸首。由于这种歪曲的看法，左良玉进攻南明首都的威胁，使人们不分青红皂白地将弘光政权的衰败归罪于马士英。同时，由于是根据复社东林党积极分子的见解而发动兵变的，左良玉便故意扮作那些正人君子的拥护者。在顺江而下的途中，他的士兵挥舞的大旗上缀着通告，说宁南侯正开赴南京，以解救周镳和雷演祚等受迫害囚禁者。这项特别使命的命运从一开始就被决定了。当左良玉前来解救周镳和雷演祚的消息传到南京时，阮大铖对他的囚犯下达了秘令，“允许”他们自杀。其后不久，甚至在左良玉部队已经逼进的时候，周镳著名的同父异母兄弟周钟——1643年年初复社的领导人、明朝的叛逆——也被杀害了。他的死刑是公开的。当刽子手走近他时，他竭其余力，讥问道：“杀我，其使天朝平安乎？”曾经以辞令之长而劝阻了崇祯皇帝南逃的尚书光时亨，也同时被斩首。但是复仇的任务，即铲除马阮政权及其支持者，仍在进行。左良玉显然认为，值此多事之秋，他的计划会赢得广泛支持。但4月26日他到达九江时，却发现他的老朋友和同盟者袁继咸并不相信他起兵的正义性。他为此十分震惊。袁继咸和湖北巡抚何腾蛟一样，认为袭击南京是对南明事业的致命打击。袁继成的坚决反对使左良玉认识到，他自认的正义之举被许多人看到叛逆之行。而且，这个老军阀——身体状况日见恶化——已经不能够驾驭自己的军队了。4月30日当袁继咸在九江左良玉的旗舰上拜访他时，左良玉已不能制止他的士兵洗劫这个城市。谈迁记载这次见面说：袁继咸过见舟中，俄见岸上火起，报曰：“袁兵烧营，自破其城。”良玉浩叹曰：“此我兵耳。我负袁临侯也。”此后不久，左良玉开始内脏出血，几天后就死了，把他的庞大军队留给了他的不很牢靠的儿子左梦庚。尽管这个时候对部队的管理比以前要严，但是左良玉的将领们仍然在沿长江行军去安徽池州的路上，洗劫了安庆。这支由职业军人、强盗和冒险者组成的庞大而野蛮的军队正劫掠江南以餍私欲，此种情势把南京朝廷抛进一片恐慌之中。为阻止左良玉的军队，南明部队就不得不从淮阳地区撤退，从而削弱了南明抵抗满兵的防线。在那里的南明部队本来就不充足。然而马士英对左良玉的担心却远胜于对清人的担心。左良玉毕竟发动了对马士英个人的讨伐。“吾辈吾臣”，马士英说：“宁可皆死于清，而不可死于左良玉之手。”于是马士英命令阮大铖、朱大典、黄得功和刘孔昭的军队阻止湖广军队向南京的推进。与此同时，史可法正在请求增援刘肇基的只有2万部队保卫着的扬州防线。马士英拒绝了这个请求，而且还强令刘泽清的部队从他们正在坚守的抵抗豪格的黄河前线撤回来，以加强左良玉与南明朝廷之间的防御工事。弘光知道，这将从史可法侧翼撤走部队，因而甚至想解除这道命令。但是马士英劝告皇帝，做出这种改变已经为时太晚了，现在的形势是这样的严峻，以致于史可法也不得不被召回。史可法强烈反对这一主张：上游（指左良玉）不过欲除君侧之奸，未敢与君父为难；北兵一至，则宗社可虞。但是皇帝坚持认为左良玉是个危险的叛逆，认为“寇至则防寇（指左良玉），寇去则防敌”。5月2日史可法正式收到撤回江南的命令，这位南明将军勉强执行了。他把部队一分为二，留下一部分防守泗州，他带领另一部分奔赴南京，准备阻击左良玉。史可法的这样分遣兵力最后证明是不必要的。在洗劫完池州后，左梦庚和他的将领们被黄得功挡在铜陵，并且被迫撤回了九江。因为多铎军队迫在眉睫的进攻，黄得功不能全力发动对左军的进攻，而且尽管左梦庚军队占据了安庆上游地区，但同时阿济格正从另一个方向进攻他们。当满军到达九江时，左良玉的整个部队实际上投降了清人，并成了次年平定中国的新的骨干力量。加入清军的左良玉旧部的大多数军官可能被称作“新”辽东人：即那些曾经效力于明朝边疆，后来在30年代的混乱中又调回中国腹地（多为河南）的那些军官。这些人中最重要的是金声桓。他曾经在辽东供职，并于1633年逃离了满洲（其妻儿成为人质），加入了左良玉在河南的部队。在九江投降满人的以后几年里，因为他在没有正规满军帮助的情况下，把桀骜不驯的江西省几乎全部控制在他手中，因此他的家人从监禁中解脱了出来。其他不太有名的官员也都为清朝的统一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左梦庚被邀入朝，并加入汉镶黄旗；1648年他帮助阿济格打败了大同的造反者。卢光祖在加入汉镶蓝旗之后，1646年随同豪格征战四川，镇压那里的张献忠起义军，并且为打败与南明永历政权联结的“寇匪”立下了汗马功劳。加入汉正红旗的李国英也跟随豪格在四川征战。实际上正是李将军这支由旗人率领的队伍，与满旗兵协作，在1647年1月在彭州附近的凤凰山把张献忠逼入了绝境并杀死了他。在加入左良玉的队伍之前本来在何腾蛟手下效力的徐勇，在投降阿济格后平定了九江的匪寇和复明分子，随后他担任了长沙驻军总兵，指挥了对永历政权的张荆春将军的战役，在他死于与南明白文宣将军的战斗之前，他被授予了男爵爵位。同样来自辽东的军官郝效忠在投降后被指派在武昌驻防。随后当阿济格回北京时，郝效忠与之同行，加入汉正白旗，并在湖南担任将军，他后来因为拒绝背叛清人，在当地被孙可望俘虏并被杀掉。如此之多的左良玉部属向满人投降，对南明构成了一种严重而长期的威胁。就像我们看到的一样，在以后的那些年中，永历的将领们发现这些军官中的一些人是他们强劲的对手。不过，就眼下而言，左部的解体意味着史可法的部队不必去解救南京了。在史可法恰好到达南明首都的上游浦口时，他才得到这个对南京的直接威胁已经解除的消息。他的第一个反应是继续向南京进发，去见弘光皇帝，但是他的主子却命令他回师扬州。史可法显得有些犹豫；一天之中他发布三道命令，最后决定率军

是我的仇人。”寺人披冲到重耳的宅子里去抓他，重耳翻墙而逃，寺人披追到墙边，一伸手只抓着了他的衣袖，情急之下挥剑就砍，正好将衣袖斩断，重耳因此挣脱，逃到翟国去避难。第二年春天，晋献公又派贾华讨伐夷吾所在的屈城，夷吾本来想动员部队抵抗，然而由于屈城修得不牢固，无险可守，只好作罢（可见士蒍预见之准）。他也想逃到翟国，亲随郤（xì）芮说：“您和重耳公子一前一后出逃，如果去同一个地方，人家会说你们早有预谋。不如去梁国，梁国和秦国的关系很好，而且申生的姐姐穆姬在秦国，好歹对您有个照应。”夷吾便逃到梁国去了。这些事情，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反映了重耳心地仁厚，知礼守法，而夷吾为人刻薄，目无君父。所以，当晋国出现权力真空时，朝野之间对重耳回国的呼声之高，远远超过了夷吾。里克等人杀死卓子后，第一个想到的也是重耳。他们派人去翟国找他，希望他回国为君。没想到，重耳却推辞说：“当年我逃避父亲的责备而逃亡，已经是有罪之人；父亲死后又不能亲自为他送葬，更是罪上加罪。我哪里还敢指望回到晋国去，请各位考虑其他人选！”坚决拒绝了邀请。重耳的这番话使得人们越发敬重他。仔细分析起来，重耳这样说，确实也体现了他为人仁厚的一面，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如果他贸然回到晋国去争夺君位，很容易被人怀疑他与里克等人是同党。那么，里克杀奚奇、卓子二君的事情，他也有参与的嫌疑。这个黑锅重耳是不愿意背的。更何况，当时晋国的政局并不稳定，形势不明朗，匆匆卷入的话，很难说会有什么变数，重耳留在国外静观其变，也不失为稳妥之策。相对于重耳的持重，夷吾则显得急不可耐。他听到晋国国内生变的消息，立刻打点行装，准备结束流亡生涯，回到晋国去争夺君位。追随着他一起跑到梁国的吕省和郤芮一把拉住了急匆匆想要孤身直入的夷吾，说：“国内政局不稳，咱们不如借助于齐国、秦国的力量，恃强而入，方可万无一失。”夷吾想了想，觉得很有道理，于是派郤芮前往秦国，请秦穆公派兵相助。前面说过，晋献公和齐姜生了一儿一女，儿子就是申生，女儿则嫁到秦国，成为秦穆公夫人。按照这个关系，秦穆公是夷吾的姐夫。姐夫帮助小舅子，本来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秦穆公的小舅子很多，为什么要特别帮助夷吾呢？他顿了顿，抛出一个问题：“晋国群臣中，夷吾公子可以依赖谁？”这句话说白了，是想了解夷吾在晋国国内的支持度有多高。郤芮的回答很巧妙：“我听说，在外流亡的人，最好不要拉帮结派，暗中勾结国内的大臣。不拉帮结派，自然也不会得罪什么人，易出易入。夷吾公子这个人，自小不喜欢搬弄是非，不惹事，但也不怕事，做事有礼有节，长大之后也是这样。所以您若是问我，有谁在晋国暗中支持夷吾公子，我只能回答您，一个也没有。”事实是不是如此呢？是，也不是。前面说过，夷吾为人刻薄，喜欢抓着人家一点毛病就大做文章，因而在晋国国内没有几个人真正喜欢他，说他不拉帮结派，是因为没人跟他拉帮结派。但是，当他得知里克等人杀死奚奇和卓子的消息后，立刻派人回到国内，和里克接上了头，并且许诺：如果里克帮助他登上君位，他就将汾邑封给里克——这样的事都做了，怎么能说他没有拉帮结派呢？郤芮回去后，秦穆公若有所思一边敲着指头一边跟大夫公孙枝商量：“你觉得夷吾有希望吗？”公孙枝说：“郤芮这番话说得冠冕堂皇，但是透露了夷吾这个人嫉妒心强，又争强好胜，即使回到晋国，恐怕也稳定不了局势。与其扶持夷吾，不如扶持重耳。”秦穆公继续敲着指头，说：“这点我明白。夷吾为人气量狭小，如果当上国君，晋国群臣必然不服，就算他争强好胜，又如何胜？”他手上动作停顿了一下，“但是对于我秦国来说，这是一件好事。”秦穆公的意图很明确，晋国和秦国毕竟是两个国家，相互之间存在竞争关系，晋的君主如果不得人心，对秦国肯定是有利的。所以，站在秦国的立场上，与其立重耳，不如立夷吾。于是秦穆公把郤芮又叫过来，直接问他：“如果我帮助夷吾回国即位，如何？”这就是在谈条件了。亲兄弟尚且要明算账，郎舅之间自然要先把事情说清楚。没想到，郤芮很大方，一开口就是：“夷吾公子说了，如果您帮助他当上晋国的国君，则晋国在河外的土地全部归贵国所有。”晋国在河外的土地共有城池五座，东至虢国的边界，南至华山，西至解梁城，总之是一片大大的疆土。夷吾这家伙，完全是拿地皮砸人嘛！郤芮这么一说，秦穆公高兴得合不拢嘴，也不讨价还价了，立刻答应派兵护送夷吾回国。其实，夷吾在和郤芮商量的时候，对于郤芮开出的这个价码也是很吃惊，觉得将国家的地皮这样拱手让人，未免也太对不起列祖列宗了。但是郤芮用一句话说服了他：“假如您得不到晋国，这土地都不是您的，有什么好爱惜的？假如您得到晋国，则全晋国的人民都听命于您，还怕没有土地吗？”郤芮这话，后半句说得很对，前半句说得很混账。公元前651年，在秦穆公的大力撮合下，齐桓公派大夫隰（xí）朋率领部队与秦军会合，护送夷吾回国。第二年四月，周天子派宰孔和王子党前往晋国，与齐、秦两国一道，正式确立夷吾为晋国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晋惠公。内有里克支持，外有齐、秦相助，还有周天子的首肯，夷吾这次回国即位，可以说是稳稳当当，万无一失了。事实上，晋惠公这个人除了为人刻薄、善于嫉妒、争强好胜，还有两个大大的毛病，就是言而无信，过河拆桥。这些毛病，在他当上国君之后统统暴露出来了。晋惠公回国的前夕，他的姐姐秦穆公夫人交给他两个任务：一是好好照顾小妈贾君（晋献公的小妾），二是将流落到各国的曲沃“桓、庄之族”召回晋国来，消除恩怨，好好过日子。这两个要求合情合理，而且也不难办到，第二个要求更是有利于晋国团结的好事。当时晋惠公答应得好好的，一回到晋国便将姐姐的任务执行得走了样：“桓、庄之族”仍然在国外过着朝不保夕的流亡生活，他不闻不问，根本没有想过召他们回国来过日子；贾君他倒是照顾得很好，只是好得过了头——照顾到床上去了。当然，这两件事怎么说也是晋惠公家里的私事，他爱咋整就咋整。秦穆公夫人虽然有意见，也只能在嘴上骂两句。但是，她老公秦穆公也对晋惠公很有意见，性质就变了。秦穆公对晋惠公的意见很简单：晋惠公回国之后，没有兑现河外土地的诺言。晋惠公派大夫丕郑为使者，前往秦国赖账。丕郑向秦穆公转述了晋惠公的原话：“原来我夷吾确实许诺要给贵国河外土地。现在托贵国的福，我已经被立为晋国国君了，本来应该立刻兑现这一诺言，但是诸位大臣表示反对，说土地都是国家的，君主逃亡在外，怎么能够擅自许给秦国呢？我据理力争，但就是通不过，众怒难犯呐，所以只能请求贵国先将这事缓一缓，过些日子再说。”凭心而论，晋惠公这番话说得也有一些道理。如果将国家比作公司的话，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其任职之前是不能代表公司对外作任何承诺的。但是，既然没有权力承诺，又要对人家承诺，那就是很恶劣地开空头支票的行为了。可以想象，当秦穆公发现自己收到的是一张巨额空头支票时，表情有多么愤怒。丕郑一看势头不对，连忙说：“这可不关我的事！”“不关你的事，那关谁的事？”“咳，那都是因为吕甥、郤称、冀芮三位大夫极力反对，敝国才不能将河外土地划给贵国。”丕郑瞄了秦穆公一眼，低头接着说了一句很让秦国人吃惊的话：“如果您派人持厚礼回访晋国，请这三个人到秦国来做客，而我趁机将夷吾赶出去，您则扶立公子重耳回晋国为君，岂不快哉？”秦穆公看看丕郑，又看了看自己左右的大臣，突然一阵大笑：“夷吾这小子，回国才几天，就有人想拱他下台了，公孙枝所言不差啊！”于是和丕郑达成秘密协议，商定于冬天对晋惠公动手。丕郑还没回国，就听到国内传来一个震惊的消息：晋惠公把迎驾有功之臣里克给杀了。据说晋惠公在杀里克之前，曾派人给里克传话说：“如果没有你，我也不会坐在这君位之上，我本来应该感谢你。但是，你杀了两位国君（奚奇和卓子）和一位大夫（荀息），天下人都视你为弑君之贼，作为你的主公，你不觉得我很难做吗？”言下之意，如果我还保护你，天下人岂不视我为你的同党，说我与你合谋篡位？里克的回答也是毫不客气：“没有我杀掉奚奇、卓子，您又怎么能当上晋国国君？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里克很识相，当场拔剑自刎。里克心里很明白，晋惠公要杀他的真正原因，不在于怕天下人怀疑，而在于他曾经派人跑到翟国去迎接公子重耳。晋惠公担心里克等人（当然也包括丕郑）仍然和重耳有勾结，怕自己有朝一日会被他们赶下台去，由重耳取而代之。从丕郑在秦国的表现来看，晋惠公的这种担心并非完全多余。当然，晋惠公杀里克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他曾经答应给里克的汾邑封地，这么一来又可以不用兑现了。对于他来说，赖账简直就是一种乐趣。同年秋天，晋惠公为了笼络民心，改葬已故的大子申生。曾经担任申生的戎车驾驶员的狐突被派到申生曾经居住的曲沃去主持祭祀活动。在曲沃，狐突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再一次为申生驾车，申生站在他身后，对他说：“夷吾这家伙好无礼，我已经请求天帝，要把晋国交给秦国统治，秦国人将祭祀我。”孤突吓了一跳，连忙说：“我听说，神明不会接受异族人的祭祀，而人民也不会祭祀异族的祖先，您这样做，不是自绝香火吗？况且，就算夷吾有罪，晋国的百姓也不应该受牵连，请您三思而后行！”梦里的申生还算通情达理，说：“唔，那好，我再向天帝请示一次，七日之后到曲沃城西找我，我将在一个巫师身上显灵。”狐突一觉醒来，吓出了一身大汗。晋惠公改葬申生，本来应该是一件讨好申生的事，这马屁怎么会拍到马蹄子上了呢？《左传》没有解释，但是《国语·晋语》里有一段记载，说晋国改葬申生，申生的尸体早已经腐烂，臭不可闻，晋国的百姓不由得感叹：真是好人没好报啊，要不然的话，他的尸体怎么会那么臭呢？两件事联系起来看，申生大概是因为被别人看到了自己腐烂的尸体而非常恼火吧。过了七天，狐突如约而往，果然在曲沃城西见到了申生附身的巫师。申生告诉他：“天帝已经改变主意，允许我只惩罚夷吾一个人了，将在韩地打败他。”晋惠公因为改葬申生而得罪其鬼魂，也真够倒霉的。同年冬天，秦国的使者果然带着丰厚的礼物来到晋国回访了，并且指名邀请吕甥、郤称、冀芮三位大夫到秦国去访问，以促进两国之间的合作与交流。郤芮老谋深算，一眼就看出了秦国人此来的目的。他对晋惠公说：“秦国人此来，不但不提土地的事，而且带着重礼，尽说些好话，肯定有阴谋。”俗话也说了，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嘛。他派人跟踪秦国使者在晋国的行踪，顺藤摸瓜，很快发现丕郑等人与秦国使者来往甚密。于是禀报晋惠公，将丕郑、祁举以及与他们有牵连的晋国下军的七位将领贾华、叔坚、骓颛（zhuīzhuān）、累虎、特宫、山祁全部抓起来杀掉。丕郑的儿子丕豹逃亡到秦国，恨恨地对秦穆公说：“晋侯对外背叛秦国这样的大国，对内忌恨对他有意见的人，百姓们都不拥护他。如果现在讨伐他，他一定会被赶出去。”秦穆公倒是很理智，他对丕豹说：“小伙子，你就别忽悠我这个大叔了，晋侯如果不受拥护，怎么可能一下子杀那么多大臣；如果大臣都趋利避害，逃到国外，又有谁能够将他赶下台呢？”站在晋国人的立场上，晋惠公纵有千般不是，但是不将河外土地划给秦国，惩罚吃里扒外的丕郑之党，无论如何不算是错事。晋惠公可能在其他事情上得不到拥护，但在关系到晋国的切身利益的事情上，他只要站对了边，群众自能作出正确判断。晋惠公杀了里克和丕郑等人，还特意派使者到周王室通报这一事件。这样做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就是想告诉全天下人，里克杀奚奇和卓子，与他夷吾没有一点关系。公元前649年春天，周天子派召武公、内史过两位大臣来到绛都，为晋惠公举行了隆重的策命仪式。按照周礼，诸侯即位，必须得到天子的首肯，举行策命仪式之后，方可正式使用诸侯的服装仪仗。但是，周平王东迁以来，天子策命诸侯的记录可谓凤毛麟角，那是因为“礼崩乐坏”，诸侯们都没有把天子放在眼里，谁也不会跑去雒邑向天子汇报即位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天子也不会自讨没趣，主动要求策命诸侯。所以，这次在晋国举行策命仪式，可以肯定是晋惠公主动请求天子举办的，目的只有一个：进一步强化政权的合法性。晋惠公上台以来，杀里克、诛丕郑、改葬申生、受天子策命，隐隐约约都暴露了其心里最大的担忧：晋国朝野之间对公子重耳的期盼，并没有随着他的上台而改变，反而似乎越来越强烈了。值得一提的是，晋惠公主动要求举办策命仪式，再一次把马屁拍到了马蹄子上。史内过回到雒邑之后，气呼呼地对周天子说：“晋侯这家伙大概会断子绝孙吧。他在接受策命的时候，神态慵懒，没有一点诚敬之意，自己先自暴自弃了，怎么还能指望千秋万代，长期统治晋国？”【秦晋交恶，老好人也有底线】也许是晋惠公的行为真的得罪了神明，在他上台的第四年，也就是公元前647年的冬天，晋国发生了饥荒。国无粮则不稳。民间的不满情绪如同水中的波纹，朝着四面八方荡漾开去。不久，晋惠公在自己的宫中也感受到了这次饥荒带来的威胁。他召集群臣开会，讨论救灾的事情。会议研究的结果，是决定向秦国购买粮食，以度过难关。当然，大伙儿对秦国会不会同意将粮食卖给晋国，都心存疑虑。理由很简单：河外土地的许诺至今没有兑现，秦国完全可能以此为由，对晋国的要求置之不理，甚至奚落晋国使者一番。但不管怎么样，面子事小，饿死事大，晋国的使者还是厚着脸皮来到了秦国的首都雍城。秦穆公也召集群臣开了一个会，讨论到底要不要向晋国输出粮食。出人意料的是，秦国的几位主要大臣都赞成向晋国输出粮食。大夫公孙枝说：“我们帮助晋侯回国当上国君，已经是有恩于晋国；这次如果答应把粮食卖给他们，就又一次救了晋国。晋国想必会知恩图报，对于我们秦国来说，也没有什么损失。”秦穆公苦笑：“晋侯如果知恩图报，河外五城也不会至今还在晋国手上。”公孙枝还是很乐观，“晋侯如果再一次知恩不报，晋国的老百姓也会背弃他，到时再去讨伐他，他必败无疑。”秦穆公又问大夫百里奚的意见。百里奚说：“天灾流行，哪个国家都不免会遇上。救济灾民，安抚邻国，是有道的行为。行有道之事，将给国家带来福气。”公孙枝和百里奚的意见虽然殊途同归，但很显然，百里奚的境界要高那么一点。秦穆公听了两位大夫的话，下定决心要将粮食卖给晋国。这时流亡在秦国的丕豹找到秦穆公说：“这可是讨伐晋国、驱逐夷吾的大好机会啊，您可千万不能错过！”老实说，丕豹的这个建议虽然有趁火打劫之嫌，但是考虑到晋惠公的所作所为，秦穆公即使要这么做，也不会有谁指责他。秦穆公没有采纳丕豹的建议，而是说了一句让丕豹感到很惭愧的话：“其君是恶，其民何罪？”这句话的意思是：就算晋侯确实是个坏人，可晋国人民没有什么过错吧？丕豹满脸通红，唯唯而退。秦穆公和他手下管理团队的思想境界，委实不是晋惠公之流能够企及的。秦国组织大批人力物力，将粮食运到晋国。自雍城至绛都，从黄河至汾河，运输粮食的队伍络绎不绝，史称“泛舟之役”。秦穆公以其非凡的气度，为秦国赢得了晋国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尊重。他那一

亚洲无码23p，公主刚安葬，立即把王诜撤职。可这不耽误王诜和赵佶之间的私人友谊。两人是宋朝宗室里的绘画高手，每天恨不能二十五个小时腻在一起。某一天，王诜派高俅给赵佶送去一个梳头用的篦刀，当时赵佶正在踢球。高俅的机遇到了，他目不转睛地看，看得未来的皇帝主动问他看什么，会踢吗？高俅不仅会踢，还敢下场，那天他超水平发挥，一下子把赵佶踢成了票友，每天都离不开他。从此，他成了赵佶的亲信，等到哲宗去世，赵佶登基，他跟着鸡犬升天，做到了殿前司长官。这是军职，从此之后，北宋的军队变味了。具体地说，高俅把国家的军队当成了自己的工程队，给他盖房子、修花园；当成了手工作坊，军人加工器皿，运到外地去卖；当成了跟班的，每天不去训练，陪着他东走西逛；还被他没收了军饷，没有生活来源，逼着军人们从事各种额外工作，去养家糊口。在这个过程中，北宋京师重地的禁军完蛋了，军事素质一落千丈，等到大难临头时，尽管人数众多，可毫无战斗力可言。另一方面，他显得很有人情味。他饮水思源，始终记着苏轼的推荐之恩。苏轼死后，每当苏家子弟进京，高俅都会多方照应。于是军界之外，总会说高太尉厚道，高太尉仗义，高太尉不忘本。不管怎样说，高俅不招人恨。哪怕是在军界内部，也没人对他龇牙，因为所谓的腐化禁军，烂掉战斗力之类的事，不是他开的先河。北宋一代，除了开国皇帝赵匡胤时期，京师禁军百战百胜威慑内外，到了赵光义时就全完蛋了。燕云之役、雍熙北伐、君子馆惨败，这三战之后，禁军老骨头都没了，剩下的都是少爷兵。每月领军粮，都雇人往家里背，废物懒惰到这地步，还有什么指望。至于让官兵干私活儿，更不是高俅的专利，真宗、仁宗时期留下了很多的传说，比如哪位兵哥哥的手艺独到，做出了什么新玩意儿，哪位兵哥哥好运气，给哪位长官跑长途，赚了多少钱。这事儿太多了，严格地说，高俅对北宋禁军的伤害顶多是雪上加霜，要是把军队烂掉的帽子扣到他头上，实在是不知所谓。以上就是高俅的生平，也是他为什么是恶人榜副班长的原因。剩下的几个人就不同了，个个都是万人恨，为害的程度，最差的也是祸害几个省的角色。高俅的上一位是杨戬。之所以这样排，说实话是委屈了点，但没办法，谁让他死得早，并且徒弟太神勇呢。杨戬，北宋太监，主管御花院。通过前面说过的艮岳等超级宫殿名园的建设，我们知道，这是当时最重要的政府工作。尽管童贯、梁师成等人都插了手，但专职负责这类事儿的，更是红得发紫，手眼通天。杨戬只凭着盖房子修园子，在官位上就能和隐相梁师成平起平坐，到达节度使的高度。按说有了这样的名分、职权，杨戬蛮可以大打出手，和梁师成争夺一下太监里的战斗机，尝尝后宫第一的滋味了。可是他不，他很聪明，很知道进退，没去惹握着国家符印的梁隐相的麻烦。他另有爱好。自古以来，太监最爱的是钱。作为无妻无儿无女，甚至伤残身体，把祖宗也抛弃的太监，这个世界除了钱以外，还有什么是真实的呢？于是，杨戬成了当时最能圈钱，也最敢圈钱的人。对于一个有权的人，什么是最来钱的东西呢？答案——土地。自古以来，土地是政府最大的，也是最后的资产。杨戬搞上了土地买卖，他成立了一个叫“西城所”的部门，专门派人下乡，到各个州县里去召集民众，核查田契。各地的百姓很配合，政府要查证，还不小跑着回家取？结果取来后，西城所的人开始问，这块地是从哪儿来的？答，父亲留下来的。好，你父亲是从哪儿搞来的？答，爷爷留下来的……以此类推，直到问及祖祖太爷以上。年代太久远，嗯，好，拿出证据来，证明是你祖祖太爷给你祖太爷的！人民崩溃。上面是祖传型崩溃，有聪明的另想了别的法子，面对质问，他会说，这是我买的。好，你从谁买的？答，东村头甲。好，找东村头甲来，问甲从哪儿买的，如此类推，可以推到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的后边去，到那一步，就算是007邦德穿越过去，也别想找出最早的那个买主。西城所能一直追问到五代十国去。于是，人民再次崩溃。崩溃的结果是加租加税，只要定下来，以后哪怕天灾人祸颗粒无收，也别想逃债。这种方法从汝州开始推广，覆盖到京东、京西、淮西、淮北等各大富饶区。怎样，挺狠吧，不，这只是杨戬用土地圈钱的各种办法中的一个。严格说来，还是很复杂，很笨的一个。后来他想明白了，与其这样折腾，不如无中生有。西城所在全国范围内勘查哪儿有废堤、弃堰、荒山、退滩、淤流滩地等无主地段，强迫就近的农民去耕种。只要种上了，立即成了他的终身制佃户，无休无止祖祖辈辈给他交租子。到后来，他贪到了连水面上的营生也不放过，大名鼎鼎的梁山泊就被他圈了进去，每条渔船都成了他的产业。估计当地姓阮的三兄弟就是被他刺激着了，去打家劫舍的。杨戬辉煌的圈钱生涯结束于公元1021年，他得病死了。但他的精神长存，又一个杰出的钱痨型太监出现，做得比他更给力。李彦出场。这是北宋太监三剑客中的最后一员，也是其中最凶残的一个。他全盘接手了杨戬的圈钱生意，操作的方式却比杨戬先进太多了，以至于连西城所都失去了意义。根本就不用去查地契的嘛，费那个劲干什么，李彦派人直接站到看好的土地上，然后大声宣布，这是无主荒地！就这么简单，谁不同意谁去死。做得最狠的一次，他派人把鲁山（今属河南）县的田地契都集中起来，当着契主的面，一把火全烧了，全县的土地都变成了“公田”。全变成了公田，公田是不交税的耶，那么原来的税怎么办？这是个问题，涉及皇帝陛下的腰包的。李彦想了想，这样吧，鲁山县已经是我的了，不能再为难他们。把原来的税，都摊派到邻近州县去。在这种乾坤大挪移的转换下，既保证了皇帝的腰包不缩水，还确保了他本人的腰包变丰满，这是多么完美和谐的办法！史称，被李彦看中的“荒地”居民们生活变成了这样：“农不得之田，牛不得耕垦，殚财靡刍，力竭饿死，或自缢辕轭间……”以上就是李二代的行为了，做法毫无遮掩性，连一点点的自愧心理、畏罪心理都没有。这就是典型的富二代、权二代们的行为，他们根本就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根本就不认为有什么狗屁的法律存在！到这里，相信大家对李彦已经咬牙切齿恨之入骨了吧，别，先别忙，在北宋恶人榜上他只是倒数第三而已，就算在他擅长的业务范围内，也有人比他更强。他主管的地盘在西北，宋朝时的西北算是老牌的政治经济中心，但是在实际指标上，长江以南已经迅猛崛起，政治上连续出现宰执人员，如王安石、曾布、章惇、蔡京、蔡卞等人，抛开西北代表司马光先生，几乎垄断了神宗之后的宋朝权力。经济上更是一枝独秀，可以说开封城的繁华，自从宋太祖开始，就是由江南支撑的。排名在李彦之上的，就是把江南搞成人间地狱的那个人。朱冲之子朱勔。朱冲作为一个白手起家的人，是很有分寸的。他在刚刚有点钱之后，就乐善好施，号称灾年施粥寒天舍衣，在东南一带很有善名。直到他遇到了蔡京，成为开封御花园的官倒，为艮岳等名园项目服务，气焰才有所抬头。可就算是这样，他也很低调，一直乖乖地隐藏在蔡京等人的身后，很踏实地赚取黑心钱。朱二代不是这样，他的一切都是张扬猖狂的。彻底分析一下他的生活，才会明白当时天下最牛的富二代到了什么程度。朱勔的生活圈子分成两个，一个在江南老根据地，一个在开封京城。先说京城吧，毕竟要从低往高说，倒啖甘蔗才有味道。在京城，朱勔是快乐的代名词，注意，不是说他很快乐，是说他是整个开封官场的快乐。他走到哪里金钱就淹没到哪里，每年他孝敬给官员队伍的钱，绝对要超过赵佶开出去的工资。另外，他还是个渠道，通过他，哪怕是皇宫深处的隐秘，都能第一时间了解。因为他能随时出入宫禁，在皇宫的每一个角落闲逛，甚至不需要避开嫔妃。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花石纲的代表，他有义务有责任巡视皇帝的家，看看哪里还需要什么装潢点缀。这项工作朱二代干的是很认真的，经常得到奖励。比如某天他突然在袍子的肩膀部位绣了一只金色的手，别人问这是啥。朱勔很虔诚地说，刚刚这里被陛下的御手抚摸过……又一次他的胳膊上突然缠了一块黄罗绢，这条胳膊表现僵直，一动不动，哪怕是与人打招呼行礼，也举不起来。大家问，朱二代，你中年麻痹了？答，哪里哪里，刚刚这条胳膊的这个部位被陛下再次抚摸了一下。这是他在开封城里，表现得很舍财很快乐，并且有些小可爱。他回到江南之后，就是另一张脸了。其表现是，他在京城里所有的谦卑、可爱都成百倍地找回了平衡。先是钱，一般人认为朱家的钱是从国军库里掏出来的，他们每往京城里运送一批花石纲，就能漫天要价，把石头换成金子搬回家。这没错，但不全面。财富到了朱家，金子银子什么的都是垃圾，他们要的是皇帝级别的东西——土地。玩到最后，玩的都是土地。朱家的田产跨郡连邑，用州、县这样的尺度单位已经没法测量了，每年收上来的租子达到十余万石。接下来是地产。朱家是皇家园林供应商，自己住的地方会差吗？先是大，“甲第名园，几半吴郡”，这个吴郡可不是单指一个地界，这是说自古传下来的吴越之地里的吴，是个代名词，是江南的象征。朱家的花园，达到半个江南！至于怎么来的，有一个例子。苏州园林甲天下，孙老桥一带在北宋时更是名园，被朱勔看中了，他伪造圣旨，说是皇帝征用，强行逼迫数百户人家搬走。动迁当天，哭声一片，是北宋强拆迁的代表作了。再接下来的是权。朱勔本人的官衔很一般，在公元1120年之前，他是随州观察使、庆远军承宣使。这是虚衔，如果不挂上些职能部门的差使，在开封城里吃白食都能让店家打出来。两年之后，北方燕云战线出了结果，赵佶一时高兴普天大庆，宋朝官集体升职，朱勔才升到了宁远军节度使、醴泉观使。这还是虚衔，节度使早就没人要了，读书人顶这个衔都觉得丢人；醴泉观……一听就是个道观，多领一份工资罢了。这就是朱勔在开封城里的官方地位，如果他在赵佶的面前红度下降，那么身价立即一落千丈，没人会再答理他。可回到长江之南，他是另一个人了。在那一片广大的，比长江之北失去燕云地区的北中国还要大一些的江南之地，他的权力远比赵佶要直接。不是比赵佶大，而是更直接。整个江南的官府都是他的幕僚，像郡守一级的官，很多都是他的亲信。他所到之处，连退了休的宰执人员都得亲自出迎。他的兄弟子侄娶的都是皇家宗室之女，他的大小老婆都有官方封诰，他家里有一百五十多个人有八、九、十品武官的职称，而这些人只是给他挑水、种地、打扫院子的奴仆！而他本人每个月里总有两次必须要做的小事，烦啊，每个月的初一、十五这两天，江南地区的省市级高官都要到朱家集合，接受他的点名……每当此时，朱勔还是相当郁闷的，因为他不得不把赵佶的画像挂起来，算是替皇帝检阅。可谁给他的权力，让他把皇帝的画像挂在他家里的？挂了，又能把他咋地？如此一来，长江以南，宋朝官方的命令几乎没有威慑力，真正掌权的是朱家，这一点连开封城里也知道。时间长了，大家为了表示认可，给朱家送了个外号——“东南小朝廷”。稳占南中国，割据半边天，如此威势，朱勔也只是二当家，他在北宋恶人榜要排在另一个人之后，那就是宋朝当红的宰执王黼。王黼，字将明，开封人。原名王甫，之所以改了名，是因为赵佶喜欢他。嗯，说来王黼也是历史名人，在东汉时举国闻名，乃是一位顶天立地的……大太监。宋朝的王黼是一个帅到妖孽都没法复制的大帅哥，他长得金发碧眼，面如敷粉，长身玉立，就像漂洋过海从西半球穿越到宋朝的白种人一样。这样的人让赵佶怎么能忽视呢，比他养在艮岳的各种珍禽异兽长得还特殊！细查王黼的发迹史，可以集中到两个字——捧、拆。他第一次在官场里捧的人是同学何志的老爸。何老爹名叫何执中，是赵佶刚登基时的次相，当时王黼很上进，是真材实料考上来的进士，何执中看在是儿子的同学，并且被捧得很开心的分儿上，推荐他当上了校书郎、左司谏。这是一份天大的恩情，一个小小的进士，连三甲都没入，就直接当上了馆阁人员，并且在知谏院兼职，这是多么高的起点，想想几十年前王安石、苏轼想进馆阁还得经过考试，范仲淹想进知谏院还得先到外地当好多年的地方官。何执中对后辈的提携，连他自己都觉得太高了，所以经常性地挂在嘴边，有事没事地向同事亲友讲讲，来标榜自己是多么的宽仁厚德。某一天，他在和亲爱的同事蔡京闲聊时也说了一遍。这一次，他没能等来认可的眼光、推崇的称赞，而是蔡京递过来的一份奏章。打开一看，何执中差点没气死，那居然是王黼弹劾他的“二十恶事”。这是王黼在官场里的第一拆，至于理由嘛，是因为他抱住了另一条大腿，正在帮这条大腿踢绊脚石。王黼每捧一个人，都会得到百倍的收益，每拆一个人，更会得到千百万倍的回报。这一点在北宋历史上独一无二绝无仅有，成功率达到百分之九十八。失败的百分之二，其中的一例是非常完整的失败，另一例他只是分别在两个人的身上搞砸了百分之零点五。即，他敢去捧，也捧出了效果，却没法拆。那两个人捧的功夫比他深，拆的办法更是他望尘莫及的，每每他刚刚想拆，立即就被吓得浑身冷汗魂不附体。他确信，只要他真的敢动手脚，那两个人一定会让他死得非常难看。这两个人是——蔡京、童贯。蔡京为什么要让何执中知道王黼在过河拆桥呢，很简单，王黼抱上的就是蔡京的大腿，他要把何执中拆倒，好让蔡京在相位上唯我独尊。这是他的见面礼，希望这样能进入蔡氏集团，加入到瓜分宋朝天下的行列里。蔡京很高兴有人来投靠他，可绝不想让人把他当傻瓜。这个惯于过河拆桥的小子，他一眼就看穿了。这种人可以用，却一定要能震得住。恶仆得有个恶主人。所以蔡京在刚开始时就来了个下马威。王黼懂了，也怕了，从这之后他再也不敢惹蔡京，甚至蔡氏集团的其他人。于是他得到了好处，蔡京把他提到了谏议大夫、御史中丞的位置。御史中丞，这是御史台长官，是宋朝言官的首领。可以说王黼一步登天，从原来的副司级升到了正部级。这是个多么大的跨度，有些人终生都别想越过，他却只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这在北宋升官史上空前绝后，只此一例。快速升官后王黼没心思享受，他害怕。他的身家性命、官场安全都维系在蔡京的一念之间，这样做官有什么意思？他想了想，做人得勤奋，他还得继续捧、继续拆，才能过上有保障的生活。他捧的第三个人是梁师成。方向正确，从概率上讲，能与宰相蔡京抗衡的只有隐相梁师成、媪相童贯两人。童贯的势力在军界，与他没关系，当此时此势，只有梁师成是他的援手。另外，捧梁师成还有些别的妙处。在官场中，王黼已经到了一个瓶颈，再升上去他就是宰执官，要威胁蔡京的地位了。到那时，无论他怎样表忠心认主子，蔡京都会把他当成威胁。那么出路在何方，真的要一辈子当蔡京的马仔吗？不，坏人永远都只忠于自己，王黼的理想远大着呢。梁师成意味着一片崭新的天空，能让他肆意展翅无所顾忌。因为他和梁师成都知道，他不可能挥剑自宫变成太监，去抢隐相大人的饭碗。于是，王黼展开了他有史以来最卖力的捧人行动，他豁出去了，啥也不在乎了，为了能在精神、物质上双重打动梁师成，他以父礼尊崇梁太监，公开声称是他的“恩府先生”。历史证明他正中梁师成的要害，做太监做到梁师成的地位，人世间有什么东西还能打动他？是万两黄金还是绝世美人……呸，送太监美女，小

申明：儒佛殊途同归，是“爱河之舟楫”，可以“涤除昏妄，调伏魔冤，天人洗心于度门，龙鬼受职于神印”。也就是从此时开始，李豫的信仰开始改变，只是他的这种改变有些过度，以至于让元载和王缙等人利用皇帝信奉佛教的机会大肆敛财。李豫佞佛除了受元载和王缙的影响之外，个人生活际遇和多情的性格也有间接的影响。幼年丧母、第一任夫人沈氏离散、华阳公主夭亡、贵妃独孤氏早逝，这一切都让李豫很难在现实中找到可以寄托哀思的载体。所以当元载和王缙在他面前大肆宣扬信奉佛教的好处后，李豫很难找出相应的理由来排斥佛教。应该说多种因素促使李豫从大历二年开始逐渐推崇佛教，甚至一度出现佞佛的局面。但随着他渐渐看透元载和王缙专权乱政，李豫瞬间对他们鼓吹的佛教产生了一丝怀疑，因为在李豫看来，如此信奉佛教的元载和王缙，他们的实际行动和信誓旦旦所说的话完全不符，所以李豫清除元载和王缙不能不说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当元载和王缙彻底倒台后，李豫佞佛也就走到了尽头，开始重新回到那个所谓正统的儒道治国的道路上来。值得一提的是，在唐代历史上，李唐皇帝对于佛、道二教因为历史时代的不同，存在着很极端的态度，在后边我们还会详细说到。不过，在这两种信仰之间开始产生动摇的应该始自李豫。事实上，每一个历史人物的心态大多受到三方面条件的制约，一是所处的历史时代，二是社会地位，三是个人的教养和性格。李豫因为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所以拥有一颗仁慈之心；一生情路波折，又让他养成了多情的性格；而时事的混乱，又使他必须树立坚毅的信念，去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从他整个的一生来看，李豫其实是在一种极其复杂的心态下度过的。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在位已经十六年的李豫忽然一病不起。五月二十一日，自感大限将至的他下诏让皇太子李适监国，当天晚上五十四岁的李豫病逝于长安宫紫宸殿，两天后皇太子李适正式继承皇位。继位的这天，李适刚满三十七岁，从先前的经历来看，虽然他没有经历过太多的磨炼，但也非昏庸之辈，如今顺利登上皇帝宝座，这个年轻的君主踌躇满志，决心大有作为。第十章初示天威戏剧性的变化随着皇太子李适的继位，所有人开始将目光投向这个已经走向中年的帝王，有的人无比期待，有的人仍在迟疑。可以说摆在李适面前的是父皇留下来的一个不算动荡的局面，而之所以朝臣内心对李适态度不一，是因为这位皇帝虽然即位时已经不算年轻，但先前并没有经过太多的锻炼。李适出生于天宝元年（742年）四月，那个时候正是大唐帝国的黄金时代，沐浴在盛世中的李适尽享安定富足的皇家生活，这种生活到十四岁时却瞬间宣告结束。安史之乱的爆发不仅让大唐帝国陷入一片腥风血雨之中，更让李适和生母沈氏离散。前边我们说过一直到后来李适继位，他也没能找到生母沈氏，应该说失去母亲是李适人生的一个转折点，这也让他那年少时开朗乐观的性格逐渐蒙上一层阴影。随着年龄的增长，李适亲身经历了马嵬驿兵变、平定安史之乱、李辅国兵变等影响帝国命运走向的一系列事件，虽然在父皇李豫继位后，李适接过了天下兵马大元帅的职位，但坦白地讲，由于身份所限，这个官职对于他来讲只是个名誉职务。李适的经历如果和他祖父李亨相比，那自然是差了很远，甚至他也不如父皇李豫那样经历过战场的厮杀和宫廷斗争的骇浪。史料记载李适为数不多的一次独立完成任务，是在宝应二年（763年）十月，李适以天下兵马大元帅的身份前往陕州与赶来支援唐军的回纥登里可汗会合。没想到李适就是这么仅有的一次外出执行任务的机会，却遭到回纥登里可汗的侮辱！当时还是雍王的李适接受父皇李豫交给的任务，前往陕州与登里可汗会和。到达陕州后，李适知道回纥军队驻扎在黄河北岸，所以率领十余名亲兵前往北岸回纥大营，与登里可汗见面。本来李适是带着诚意去见登里可汗的，他以为对方也会以诚相待，但当他来到回纥大营之外，让侍卫药子昂进去通报时，登里可汗的表现可以用傲慢无礼来形容。“你们雍王为什么不在帐前跪拜？”“我们元帅是肃宗皇帝的嫡孙，现在两宫去世尚未安葬，按照礼法不应该行跪拜礼。”面对登里可汗的刁难，药子昂不卑不亢地说道。登里可汗还没说话时，他身边的宰相和车鼻将军再次刁难说道：“大唐天子与我们可汗已经约为兄弟，所以我们可汗就是你们雍王的叔父，现在侄子来见叔叔，为什么不赶快进帐来拜见，还在外边等什么？”药子昂实在没有想到回纥的人居然这么不讲道理，但他并没有立即发作，而是稍稍加强些口气说道：“我们元帅是大唐的太子，也就是国家的储君，哪有国家的储君跪拜外国可汗的道理？”没想到药子昂情急所说的话，让登里可汗大为恼怒，这一次他不再斗嘴，而是让手下人将药子昂及其随从全部按倒在地一顿痛打。药子昂等人的惨叫声让身在帐外的李适听得十分真切，这也让第一次走出深宫大院的他一时间惊慌失措，他本能地想到了逃跑，可是在他刚刚转身准备离开大帐时，就被回纥士兵拦住了去路。一直到药子昂等人被鞭打了一百下之后，登里可汗才派人走出大帐告诉李适，说看在他这个侄子年少不懂事的分上不予以处罚，暂时放回本营以观后效。就这样李适搀扶着浑身是伤的药子昂勉强回到唐军大营内，好几个随从因为伤势过重死去。由于唐军急需回纥人的援助，所以李适不得不暂时压制住怒心中的怒火，但第一次走出深宫就遭受这样的羞辱，还是让李适受到了强烈的刺激。一定要让我的国家强盛起来，只要国家强盛了，对待意欲羞辱者才能以强硬的手段还击！这是通过本次耻辱的经历，李适悟出的一个对他日后行为方式产生至关重要影响的道理。在此后的日子里，李适虽然名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但并没有参与到具体的实战之中，在父皇李豫去世以前，他都一直待在深宫之中，安心地做一个等待接替老爸皇位的储君。现在皇帝老爸突然撒手西去，李适终于登上了皇位，属于他的时代已经到来，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治理这个国家了。还在居丧期间的时候，李适为了显示自己遵守礼法，在饮食丧服等细节上十分注意，目的就是为了给大臣们一个良好的印象。尤其对对他抱有迟疑态度的那些人，李适更是谨小慎微，生怕让那些人挑出毛病，甚至他与弟弟韩王李洄一同吃饭时，居然撤掉了酒肉，只有马齿苋一种野菜，并且不放任何调味品，以粗粝的饭食表示自己对丧礼的遵守。但让李适想不到的是，在他如此精心在意的情况下，居丧期间还是发生了一起戏剧性事件。事情的起因源于宰相常衮的多事。很长时间以来，朝臣们因为常衮性格固执急躁而对他颇有微词，更对他亲自过问鸡毛蒜皮小事的做法不以为然。李豫的灵柩停放在大殿上，大臣们早晚都要到灵堂前致哀，这其中的细节有很大的规矩。但常衮在致哀时，却哭得特别悲伤，按说皇帝驾崩，臣子哭得悲伤应该说是件好事，这至少说明君臣感情甚笃，但常衮的哭法儿实在有失身份，众人发现这位老先生哭着哭着居然在地上打起滚来，颇有些市井泼妇撒泼的感觉。你爹死时恐怕都没哭得那么厉害，现在面对新皇帝你作什么秀？当时一起在灵堂前致哀的大臣全都对常衮的做法嗤之以鼻，但绝大部分人只是冷眼旁观，即使有天大的不满也埋在心里，而且很多人还出于息事宁人的态度，准备将常衮从地上搀扶起来，但时任中书舍人的崔佑甫却偏偏是个大炮筒子，看到常衮的表现后，立即当众发飙：“臣子在君主灵堂前哭泣，怎么还有让人扶持的礼节呢？”常衮听到这句话后，立即从地上站起来准备和崔祐甫理论，结果被众人拉住，才没有当场发作。崔佑甫的话犹如尖刀般深深扎进常衮的心窝中，要不是碍于自己的身份，以及诸多同僚的面子，常衮早已经和崔佑甫对骂起来。面对崔祐甫的挑衅，常衮硬生生地忍下了这口气，这件事情本来可以到此为止，但不久后一场关于皇帝服丧时间的论战，使两个人的矛盾彻底爆发。在灵堂祭拜事件的七天后，朝臣们在私下的场合讨论作为大臣究竟该为代宗皇帝李豫服丧多长时间的问题时，常衮第一个站出来发表意见：“陛下！按照礼法臣子要为已经逝去的君主服丧三年，到汉文帝时改为三十六天，我朝从高宗皇帝以来，都遵守汉朝的制度，一直到玄宗、肃宗皇帝去世才改为二十七天。臣认为至少二十七天是不能变的，虽然先帝有‘天下吏人，三日释服’的遗诏，但既然皇帝都服丧二十七天，所以朝臣也应当一样。”常衮的声音还没落地，他最讨厌的崔佑甫便站出来反驳：“常相别忘了，先帝遗诏中所说的‘天下吏人’是包括所有的公卿大臣和天下所有的百姓，我认为应该按照先帝的遗愿去做，只服丧三日足矣。”“祖宗的规矩是不能破的，难道崔大人不明白吗？”常衮厉声问道。“现在是讨论为代宗皇帝服丧，理应考虑先帝生前的遗愿！”崔佑甫据理力争。“你……”“常相如果认为我说得不对，可以到皇帝那里去告我的状！”言罢，崔佑甫转身头也不回地离去，只剩常衮站在原地气得浑身颤抖。“好！我现在就到陛下那里去！”常衮冲着崔佑甫离去的背影气急败坏地咆哮着。然后，他便真的去面见李适。老油条常衮明白，如果他真的按照崔佑甫所说的到皇帝陛下那里去陈说两个人吵架的事情，皇帝陛下不仅不能理解，反而还可能会因为服丧期间心烦意乱而被治罪，所以常衮面见李适时并没有直接说和崔佑甫争执的事情，而是祭出了礼法这件利器。当然，精明的常衮更明白在皇帝陛下面前，一定要保持淡定的态度。“陛下！今日众多朝臣讨论该为先帝服丧多长时间时，大臣们各抒己见很是热情，只有崔佑甫随便耍性子，轻议国典！”常衮坚信“轻议国典”这四个字，一定会触碰李适敏感的神经。“轻议国典？他是怎么说的？”果然，李适对常衮说的话，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崔佑甫说为先帝服丧三日足矣，臣却认为虽然先帝确实说过‘天下吏人，三日释服’的话，但那是先帝体谅众臣，做臣子的万万不可失去礼节，就是因为这件事，崔佑甫当着众人的面不断奚落臣。”常衮说这番话的时候，情绪并没有过于激动，似乎在用自己的淡定向李适传达一种完全就事论事的态度。“崔佑甫如此轻易说出这种话，是不是事出有因呢？”“陛下！不管怎样，崔佑甫作为朝臣，也不应该轻议国典，他说的话影响实在不好，臣建议外贬崔佑甫为潮州刺史，以树天威。”“嗯……这件事容朕慎重思考后再做决定，卿退下吧！”……应该说常衮在皇帝那里说的话，产生了一定作用，至少皇帝陛下没有当场驳斥。不过对于常衮来讲，他并不想就此打住，他决定趁热打铁，上一封奏章，让李适下定决心外贬崔佑甫。转天，李适便收到了常衮的奏章。奏章中将崔佑甫轻议国典的事情重叙一遍，然后进一步述说崔佑甫这么做的危害，最后继续建议将其外贬为潮州刺史。值得一提的是，奏章的落款是三个人的名字，分别是：常衮、郭子仪和朱泚。朱泚最初是幽州卢龙军节度使李怀仙的部将，后来其其部将朱希彩取代李怀仙后，朱泚又得朱希彩的信任。大历七年（772年），朱希彩为部下所杀，众人推举朱泚为留后，朝廷即授他为幽州卢龙节度使。大历九年（774年），朱泚入朝以示恭顺。朱泚赴京师，以其弟朱滔留管州务。不久，他察觉朱滔有自立野心，遂上表请留京师，李豫命他统领汴宋、淄青人马以防吐蕃。大历十一年（776年），朱泚加同平章事，出屯奉天（今陕西乾县），从“同平章事”的官职来看，朱泚算是宰相班子的成员。李适看到常衮的奏章中落款是三个宰相的名字，心中不由一惊，本来想息事宁人的他开始对这件事情重视起来，因为三个宰相同时建议外贬一个人还真是不多见，最终李适认为仅凭“轻议国典”就贬潮州刺史有些过重，于是他大笔一挥改为外贬河南少尹。按说这件事情本来可以到此为止，但李适一定想不到这封奏章落款的三个人名，除了常衮是亲笔签名之外，郭子仪和朱泚居然不知道内情，更搞笑的是，这也不是常衮有意欺骗李适，完全是因为当时唐帝国的公文制度存在严重漏洞。最初肃宗李亨在位时，因为平叛军情紧急，所以让几个宰相轮流值班，值班时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可以马上处理，由值班宰相代替休假的宰相班子成员署名上奏，久而久之这种做法成为惯例。李适继位后，朝廷内实际行使宰相职权的只有常衮一人，郭子仪、朱泚都只是以军功进位宰相之职，并无对朝政的处理决断之权，所以常衮在给李适的奏章上按照以往惯例也写上了两个人的名字。可问题正是出在常衮事先没有和郭子仪、朱泚沟通这件事，他本以为外贬崔佑甫是小事一桩，但郭子仪和朱泚恰恰却不这么认为。崔佑辅的被贬在郭子仪和朱泚看来有些冤枉，所以二人联名上疏李适请求从宽处理。他们的奏章递上去后，搞得李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于是李适询问两个人既然已经在常衮所呈的奏章上签字为什么又反悔。皇帝陛下的发问，让郭子仪和朱泚也是一头雾水，两个人害怕被治罪，立即解释说根本没在奏章上签字。直到此时，李适才明白原来这其中一直是常衮在搞鬼，盛怒之下，李适立即召见常衮询问事情的原委，可是他没想到常衮来到后居然振振有词，说自己是按照惯例行事。既然你是按照惯例行事，朕就偏偏打破惯例！“你这是假借他人名义欺骗朕！”常衮那无所谓的态度让李适异常震怒，他向常衮咆哮道。说完后，李适狠狠地拍了下桌子，然后起身退回内室，而此刻早已吓呆的常衮，立即意识到自己的前程很可能就毁在这件事上。大历十四年（779年）六月五日，也就是在李适怒斥常衮的转天，李适召见群臣亲自下诏，贬黜常衮为潮州刺史，同时即刻召回已经被贬上路的崔佑辅回来担任门下侍郎并加封同平章事，这等于是让崔佑辅顶了常衮的位置。常衮虽然先前已经预感情况不妙，但当他听到皇帝陛下的决定后，还是几乎要晕倒过去。他没有想到原本准备留给崔佑辅的那个潮州刺史的职位，居然最终会落到自己头上，受到打击的常衮被迫离开京城前往潮州赴任，两年后转为福建观察使，于贞元元年（785年）病逝于福建。李适下达追回崔佑辅的命令时，崔佑辅已经走到了长安东边的昭应县（今陕西临潼），接到皇帝的诏书后，他立即赶回长安重新接受任命，算是进入了宰相班子。服丧事件是一个偶发事件，虽然最初这不是李适有意为之，但从结果来看，谁也不会想到李适一朝宰相班子的调整工作居然会以这么戏剧化的方式来完成。最关键的是，崔佑辅回来后只干了不到半年的时间便病逝，在病重期间他向李适推荐了一个能够代替自己做宰相的人。这个人就是我们前边提到过的杨炎。在此之前，杨炎因为身为元载的同党，被李豫外贬为道州司马。这些年他一直远离朝廷，如果没有崔佑辅的推荐，杨炎很可能会终老于道州，但现在他必须收拾行囊赶赴京城接受皇帝的陛下的任命。不过，当时谁也没有想到，杨炎重新回到朝廷后，居然完成了一件唐代历史甚至是中国经济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这件大事就是杨炎制定和实施了对后世财政税收制度产生深远影响的两税法！两税法大历十四年（779年）八月，杨炎从道州赶到京城，被李适破格提拔为宰相，开始了他崭新的仕途之旅。杨炎出任宰相期间的最大政绩当属实行两税法，但为什么大唐历史偏偏行进到李适这里时，两税法才应运而生呢？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还得从唐代的赋税和财政制度变迁说起。高祖武德七年（624年），朝廷颁布了均田制和租庸调法作为唐代的基本赋税制度。均田制规定：十八岁以上的成年男子，每人由国家授予

人来说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不知是出于偶然还是有意，她不止一次转过脸望望受传染者那一边，仿佛能看到他们，或者发现了他们在那里。短短时间里天井就变得空空荡荡，只剩下大片血迹和血迹旁边那一小片溢出的白色牛奶，此外便是红色的或潮湿凌乱的脚印。受传染者们无可奈何地关上门，去屋里寻找残留的面包渣，一个个垂头丧气，其中有人说了这样一句足以表明他们绝望程度的话，既然我们总要失明，既然命中注定这样，我们还不如马上到那边去，至少还能吃上点东西；也许士兵们还会给我们送，另一个人说；您当过兵吧，又一个人问；没有，我倒愿意当兵。鉴于死者们来自两个宿舍，于是两个宿舍的人集合到一起，以决定是先吃饭后掩埋尸体还是先掩埋尸体后吃饭。似乎没有人关心死的是哪些人。其中五个生前住在第二间宿舍，不知道他们从前是否认识，如果不是熟人，也不知道他们是否曾有机会，是否愿意相互介绍或宣泄一番。医生的妻子不记得曾经见过这几个人。其余四个死者她见过并且认识，和他们一起过过夜，这意思是说在同一个宿舍过过夜，对其中的一个她仅仅知道这一点。她怎会知道得更多呢，一个自尊自爱的男子汉不会随便对初次见面的人谈起自己的隐私，比如说曾在某个酒店的房间里与一个戴墨镜的姑娘做爱，而这个姑娘，假设就是这里的这位吧，连想也没有想到让她眼里变成一片白的男人曾离她这么近，而且现在还在她身边。其他三个死者是出租车司机和两位警察，这三个男人正值身强力壮的年岁，能够照顾自己，并且他们的职业都是服务于别人，当然服务的方式各有不同，不料在这风华正茂的时候惨死在这里，等待别人决定他们的命运。他们还要等活下来的人吃完饭才能被掩埋，这倒不是由于生者常有的自私，而是因为有人明智地提醒说，在坚硬的土地上用仅有的一把铁锹掩埋九具尸体，至少要干到吃晚饭的时候。不能让善良的志愿者干活而让另一些人填饱肚子，于是众人决定把死者的事放一放。送来的食物每人一份，所以不难分配，给你，给你，直到分完为止。但是，一些不够理智的盲人因为焦急，把正常情况下能舒舒服服解决的事搅得棘手了，不过静下心来考虑一下我们会承认，出现一些过激行为也不无道理，例如，只要想到人们并不知道送来的食物是否足够每人一份。确实，任何人都明白，盲人没有眼睛，既看不见食物也看不见人，分配食品不是件轻而易举的工作，另外，另一个宿舍某些盲人极不诚实，竟然企图让人们相信他们人数比实际人数多。像往常一样，有医生的妻子在，她能处理。她及时站出来说几句话总能解决困难，但口若悬河的演讲反而会使事态更加严重。他们居心不良，品质恶劣，图谋不轨，而且有人真的要到了两份食物。医生的妻子发现了他们的卑鄙行为，但觉得还是谨慎为妙，没有揭穿。她甚至不敢去想说出自己不是盲人的真相后可能产生的后果，轻则变成大家的女仆，重则成为一些人的奴隶。谁知道呢，也许当初提到的各宿舍指定一个负责人的主意有助于解决这些困难和不幸遇到的更大的困难，但有一个条件，即这个负责人的权威不论多么微弱，多么不稳定，多么经常引起怀疑，必须为了大家而行使，并以此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她想，最终必定会出现互相残杀的局面。她打算和丈夫谈谈这个棘手的问题，不过在这之前仍然把食物分配完了。一些人因为倦怠，另一些人因为胃部不适，饭后谁也不愿意去干掘墓人的行当。出于职业本能，医生认为自己比其他人更有义务，但他的热情也并不怎么高涨，当他说我们去掩埋那几个人吧，没有一个人自愿报名。盲人们躺在床上，只想好好消化完胃里不多的食物，有几个人立刻睡着了。这并不奇怪，经过前面的一次次惊吓之后，身体虽说没有吸收多少营养，但还是难以抵御消化这一化学反应造成的困乏。没过多久，天近黄昏，随着自然光线的逐渐减弱，室内昏暗的灯光似乎比原来亮了一些，虽然仍旧太暗，但还是稍稍有点用处，医生说服了同宿舍的两个男人陪他和妻子到围栅那边去，他说，即使不做其他事，也至少应当把那些已经僵硬的尸体分开，确定我们必须完成的工作，因为事先已经说好，每个宿舍掩埋本宿舍的死人。这些盲人也具有一个优势，我们可以称之为光线幻觉。实际上，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无论天边有朝霞还是有晚霞，无论在寂静的凌晨还是喧闹的中午，盲人四周都是一片闪闪发光的白色，像浓雾中的太阳。对这些人来说，失明不是通常说的周围一片黑暗，而是生活在炫目的白色之中。当医生脱口说出要把尸体分开的时候，同意来相助的两个男人中的一个，也就是第一个失明者，请医生给他解释一下怎样认出他们，盲人提出的这个符合逻辑的问题让医生颇为尴尬。这一回医生的妻子认为不应当出面帮助丈夫，否则会暴露自己。医生用以退为进的方法潇洒地摆脱了窘境，即承认错误，他以自嘲的口吻说，人太依赖眼睛了，在什么也看不见的时候还以为能用到它呢，实际上我们只知道那里有我们的四个人，出租车司机，两名警察和另一位曾和我们一起的人，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随便找出四具尸体尽量掩埋好，就算履行我们的义务了。第一个失明者表示同意，另一个伙伴也同意，于是几个人开始轮流挖坑。这两个助手是盲人，不会知道他们掩埋的正是他们刚才毫无把握地谈到的那几个人，无一差错。也无须说医生做起这件事来，看上去多么随意，妻子的手引领着他的手，抓住一只胳膊或一条腿，他只需说，这个。掩埋了两具尸体后，终于从宿舍又出来了三个志愿者，如果有人告诉他们现在已是深夜，他们极可能不愿出来了。我们必须承认，从心理学角度讲，即使一个人双目失明，在光天化日之下挖坟坑和在日落西山以后挖坟坑也有很大不同。他们汗流浃背，浑身尘土，返回宿舍的时候鼻孔里还有一开始闻到的甜腥的腐烂气味，就在此刻，扩音器里正重播他们早已熟知的训令，但对之前发生的事只字未提，没有说在极近的距离开枪射击，更没有说死人的事。在事先未获允许的情况下离开所在的大楼意味着立即被击毙，住宿者在围栅旁边掩埋尸体，不举行任何仪式，现在，由于在此处生活的苦难经历，由于纪律的极度严苛，这些警告开始体现出它们的全部意义，而宣布每天三次送食物的许诺成了古怪的嘲弄，或者更让人难以忍受的讽刺。医生已经认路了，扩音器安静下来以后，他独自一人到另一个宿舍门口说，我们宿舍的尸体都掩埋了；既然这样，你们为什么不把其他的都埋了呢，一个男人的声音回答；事先已经说好，每个宿舍掩埋各自的死者，我们数了四个，都掩埋了；好吧，我们宿舍的死人明天再处理，另一个男人的声音说，然后他改换了口气，问道，没有再送食物来吗；没有，医生回答；可是，喇叭里说每天三次；我怀疑他们能一直履行诺言；那么以后送来的食物就必须定量分配了，一个女人说；我看这个主意很好，如果你们愿意，我们明天谈一谈；同意，那个女人说。医生转身正要回去，就听见了最初说话的那个男人的声音，这里由谁来管。他停住口，等待有人回答。刚才那个女人说，如果我们不认真地组织起来，那就只能由饥饿和恐惧主宰了，我们没有和他们一起去掩埋死者，这已经够不光彩的了；既然您这么精明，这么爱教训人，为什么没有去埋死尸呢；我不能一个人去，可是愿意帮着干；这时响起第二个男人的声音，用不着争论，明天上午再说吧。医生叹了口气，料想以后在一起生活必将困难重重。朝自己宿舍走的时候，医生感到急于大便。在现在所在的地方，他没有把握能走到厕所，但决定冒险试一试，希望至少已经有人把跟饭盒一起送来的卫生纸拿到厕所去了。中途两次走错了路，肚子越来越不舒服，医生心中焦急万分，就在刻不容缓的紧急关头，他终于能褪下裤子，蹲在土耳其式的便坑上。恶臭令人窒息。他觉得踩在一摊黏糊糊的东西上面，不知什么人没有找准位置，或者顾不上什么体面不体面，随地大便了。医生竭力想象着他所在的地方是个什么样子，对他来说一切都是白的，一切都闪着耀眼的白光，看不见的墙和地也同样如此。他甚至荒唐地认为，这白色，这白色的光线也散发着臭气。令人毛骨悚然，我们会被吓疯的，他想。结束后他想找纸擦拭，但没找到。他摸摸身后的墙，那里大概会有放卷纸的架子，没有架子的话也可能有个钉子，几张纸挂在上面。但什么都没有。他弓着两条腿，扶住拖在令人作呕的地上的裤子，感到一阵心酸，世上的不幸莫过于此，盲人，盲人，盲人，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悄悄地哭起来。他试探着走了几步，碰到了前面的墙上，伸出一只胳膊，伸出另一只胳膊，终于找到了厕所的门。他听见有人拖着两只脚跌跌撞撞地走路的声音，大概也是在找便坑。他妈的，在哪里呀，那人嘟嚷着说，语气平淡，仿佛心底里并不在乎它在什么地方。他从离医生仅两拃远的地方走过去了，没有觉察到另一个人的存在，不过这无关紧要，算不上有失体面，尽管对一个男子汉而言这副尊容实在难以入目。在最后一刻，医生还是在羞耻心的驱使下把裤子提了上去，等到估量着这里只有他一个人的时候又把裤子褪了下来，但已经晚了，现在他知道自己肮脏不堪，想不起一生中什么时候曾经这么肮脏过。人变成野兽有许多种办法，他想，而这是头一种。但是，不应当有太多抱怨，还有人对此满不在乎呢。盲人们躺在床上，等待着困意来抚慰他们心中的凄凉。仿佛唯恐别人看见这难堪的场面，医生的妻子悄悄帮助丈夫尽量擦拭干净。现在，宿舍里笼罩着一片令人心碎的宁静，像医院里一样，病人睡着了，在睡梦中遭受着煎熬。医生的妻子坐在床上，头脑清醒，看看屋里的一张张床，一个个模糊的人影，一张张惨白的脸，还有一个人在梦中动了动胳膊。她反复问自己，我是不是也会像他们一样失明呢，是什么无法解释的原因使我至今还没有瞎呢。她抬起疲倦的双手，把垂到脸上的头发拢到耳后，心想，我们所有人迟早都会臭不可闻。就在这时她听到了叹息声，抱怨声，还有低声叫喊，先是瓮声瓮气，像是在说话，大概确实在说什么，但声音越来越大，成了呼喊号叫，成了临死前的哀鸣，反而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其中一个人大声表示不满，猪猡，一群猪猡。而那不是猪，是人，是一个瞎眼的男人和瞎眼的女人，也许他们相互间的了解仅止于此。7胃空空地蠕动着，让人早早醒来。离天亮还远着呢，几个盲人已经睁开眼睛，这主要不是饥饿的过错，而是生物钟，或者人们习惯叫它什么吧，已经紊乱，他们以为天亮了，于是心里想，我睡过头了，但马上又明白过来，不对，伙伴们还在打鼾，不容置疑。书上说过，生活经验也告诉人们，由于喜欢或者需要不得不早起的人难以容忍别人当着他的面继续无忧无虑地呼呼大睡，而现在我们讲述的情况尤甚如此，因为一个睡着了的盲人和一个睁着毫无用处的眼睛的盲人之间有着巨大差别。这番心理学方面的议论表面看来过于文雅，与我们正尽力描写的大灾大难格格不入，它仅能说明为什么所有的盲人都醒得这么早，有些人，正如我们一开始说的，是被不肯挨饿的胃弄醒的，另一些则是被起早者狂乱的焦躁从睡梦中拉出来的，他们肆无忌惮地发出超过营房和集体宿舍容忍限度的本可避免的响动。这里不仅住着有教养的正经人，还有些粗野的家伙，早晨醒来，不管当着什么人就随意吐痰，放屁，只图自己轻松，其实大白天他们也照样放肆，因此室内的空气越来越污浊。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打开门，窗户太高，他们够不着。医生的妻子躺在丈夫身边，两个人挨得很紧，因为床太窄，也因为喜欢这样，半夜里，为了保持举止体面，不像被某人称为猪猡的人那样干那种事，他们付出了多大代价呀。她看了看手表，指针指向两点二十三分，再仔细一看，秒针一动不动。忘了给该死的手表上弦，或者是她该死，我该死，刚刚被隔离了三天就连如此简单的事也不会做了。她忍不住大哭起来，好像刚刚遭到最大的灾祸。医生以为妻子失明了，发生了早就担心的情况，一时间不知所措，正要问你失明了吗，就在这最后一刻，听见妻子小声说，不是，不是，然后用毯子捂住两个人的脑袋，以低得几乎难以听见的声音慢慢说，我太笨了，没有给手表上弦，接着又伤心地哭起来。夹道另一边，戴墨镜的姑娘从床上下来，循着抽泣声伸着胳膊走过来，怎么，难过了，需要什么东西吗，她一边问一边往前走，双手摸到了两个躺在床上的身体。谨慎从事的想法告诉她应立即把手抽回来，大脑肯定下达了这个命令，但双手没有服从，只是把接触变得更加轻微，仅仅贴着温暖的粗毯子表面。需要什么东西吗，姑娘又问，她现在已经把手抽回来，若有所失地抬起来，隐没在无情感的一片白色之中。医生的妻子抽泣着从床上下来，拥抱着姑娘说，没有什么，我突然感到悲伤；太太，您这样坚强，如果您泄了气，那就说明我们确实没救了，姑娘哀叹着说。医生的妻子镇静下来，望着姑娘的眼睛，心里想，那里已经看不到任何结膜炎的症状，可惜不能告诉她，她知道了一定会高兴，尽管这高兴如此荒唐，这倒不是因为她已经失明，而是由于这里的人们都是瞎子，这么一双水灵灵的漂亮眼睛让谁看呢。医生的妻子说，我们所有人都有软弱的时候，重要的是我们还会哭，在许多情况下哭是一种获救的方式，有的时候我们不哭就非死不可；我们没救了，戴墨镜的姑娘说；谁知道呢，这个失明症和其他不同，来得不同，可能走得也不同；就是能走，对那些死去的人来说也太晚了；我们都要死的；但我们不会被杀死，而我杀过一个人；不要自责，是环境造成的，这里，我们都有罪，也都无辜，看管我们的士兵们干的坏事比我们干的坏事多，他们会寻找最好的借口为自己开脱，这就是恐惧；那个可怜的人摸摸我算得了什么呢，要是他还活着，我身上什么东西也不会少，什么东西也不会多；不要再想这些了，好好休息，试着再睡上一觉；她陪姑娘回到床边，去吧，睡觉吧；太太您太好了，姑娘说，之后又压低声音，我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个日子到了，我没有带卫生棉来；放心吧，我有。戴墨镜的姑娘伸出手，想找个可扶的地方，但医生的妻子轻轻把她的手攥在自己手里，放心吧，放心吧。姑娘闭上眼睛，躺了一分钟，要不是突然有人争吵她也许已经睡着了，一个人去厕所回来发现床上有人，床上的人也不是出于恶意，他也是为上厕所起来了，两个人曾在路上碰面，显然，他们当中没有一人想到这样说，您看看，回来的时候是不是找错了床。医生的妻子站在那儿，望着两个吵架的盲人，发现他们没有任何动作，甚至身子也一动不动，他们很快就懂得了，现在只有声音和耳朵还有点用处，当然，他们不缺胳膊，可以打架殴斗，就是常说的动手，可是为上错了床这区区小事不值得大动干戈，但愿生活中的种种误解都能这样，只要能达成一致，二号床是我的，您在三号床，这样一来问题就彻底解决了；如果我们不是盲人，这个误会本不会出现；说得对，错就错在我们都是盲人。医生的妻子对丈夫说，整个世界都在这屋里。并不都在这屋里。例如食物就在外边，而且迟迟没有送来。两个宿舍都有人站在天井里等待扩音器响起命令声，个个急不可耐，烦躁地跺着脚。他们知道，必须走出去，到围栅旁去取饭盒，士兵们会按照许诺，把饭放在大门和台阶之间的空地上，但他们又怕其中有什么阴谋诡计，谁能保证那些士兵不朝我们开枪射击呢；想想他们之前干过的那些事，非常可能；不能相信他们；我可不到外边去；我也不去；要想吃饭，总

府邸就在学院胡同注44，还有卧佛寺街注45，据说是两道呀还是几道院子，是王府的样子，还说我爷爷的时候家里还有戏台。我母亲就是我生母结婚的时候还在那里。那时候我们家里好像还可以，她结婚时三顶轿，还是黄的呢，中堂挂的那个画呀，是郑板桥的竹子，有些个什么盆盆罐罐的，后来有个画册上都有。我们家里挺富有的，据说我祖父活着的时候呀，我们家里头，主人没有几个，和底下的仆人，一天吃盐就吃二斤！我父亲他就用了几个奶母，就说家里仆人得有多少呀!这是听我那堂姐跟我说的，说咱们家过去怎么的排场，说现在咱们落得平民了。我祖母郭氏，是满人。我亲祖父、母有四个孩子，还有一个姑姑。我父亲是第四个孩子，最小的儿子，都管他叫四爷，我堂姐管他叫四爹注46，满族管叔叔叫爹，管我母亲叫四妈，管我奶奶就叫太太。哥儿四个都跟祖父在一起住，那个时候辛亥革命还没爆发。生活挺好的，他们来去都是坐轿子。我大伯父、二伯父都夭折了，我不太清楚他们都是多大岁数去世的，还是都结婚了，后来怎么着我就不知道了，伯母的情况也不知道。三伯父后来也疯了，因为他后来抽大烟，把家产也卖了，据说是40多岁就去世了。就剩下我父亲和我三伯母，还有我母亲，还有三伯母的一个女儿，我们就在一起住，就过日子，过日子就让人给坑了。那时候大概我们家里还有房子，有些产业什么的，就让人家给骗了，就连我母亲结婚的时候那个条幅呀，人家说已经旧了，我们给你裱裱去吧，就没拿回来。我祖父都抽大烟，那时抽大烟简直就跟现在抽烟卷似的，就是吸毒。据说那时满族人家家都有烟枪，尤其是家境比较好的，后来家里就败落，败落到什么程度呢，我三伯母穷得都当保姆去了，家里大概还有一两所房子吧。三伯母我见过，我18岁的时候，生下一个孩子，我三伯母还给我做营养的什么菜，给我送到医院去。我有一个姑姑，我们叫她姑爸爸，老到宫里去，慈禧召见，还给慈禧做鞋什么的。她为什么没结婚也不知道，也是高不成低不就呗。她死的时候岁数不算大，40多岁吧，是到城里禄米仓领钱粮去，路上掉下来一个马车给她压了一下，就死了。我们坟地在大亮马桥，那坟地好大。我母亲也埋到那里。我姑姑是没结婚的女儿，不能入正穴，就埋在旁边了，我母亲死时我们去上坟，人就说这是姑爸爸。我好像还记得大概我二十二三岁的时候姑姑还活着呢。我还有一个哥哥呀，她就让我们写字嘛，每天得交两篇大字、一篇小字，我姑姑有文化，都是我姑姑管着。那时候我伯母和我父亲，可能沾着一小点边儿，吃了几天钱粮。我没沾着。我什么光也没沾着。我父亲可不是那种提笼架鸟的人，他挺要强的，学技术也很要强。不像三伯父，我父亲没抽过大烟。他教育我们的话是：“勤恳勤恳，衣食有准；懒惰懒惰，必定挨饿。”我们小时候衣服都自己洗，家里的活儿也是几个孩子轮流干。我三伯父的儿子抽大烟，我父亲说他不学好，都不让他进我们家门儿。我三伯母姓张，她家和我家是近亲，她有个姑姑，是年家的媳妇。这年家也是满族，家住在绒线胡同，这姑太太脾气可大了。我就记得她那时一来我们家，一喊年家姑太太来了，坐着个轿车，这就得远接近迎的。年家开了一个华北电业公司，地址就在西城的顺城街，现在西便门拐角对过电业局的地方，现在不是改样了嘛，过去不是这个样儿。是年家还是分几家开的，当家的就是我家那个姑夫。注47我父亲后来就去那儿学徒了。开始的时候也挺苦的，电线都得自己扛，还得背电线杆子什么的，不少人几天就不干了，嫌累，可我父亲干了一辈子。刚去就是学习，修个电表呀，后来就当了技术骨干了，具体搞什么工作不清楚，是搞技术的，都管他叫林工，工程师吧。挣得还不少，一月挣30块大洋，那时候挺多的了，养活我们一家人就很够了。后来解放以后第几批呢，他就在华北电业公司退休了，退休金还拿得不少，一直到他病故。我懂事以后我家就不是大户人家了，那时父亲就有工资，没有什么满族人应有的钱哪、房产哪什么的。没房子住就租，叫“串房沿儿”。家务都由我母亲做。我们家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就是三顿饭，吃得不像现在电影说的那么复杂，也是吃窝头就稀饭，有时炒个白菜。我最不喜欢吃的就是妈妈炒的那个白菜，里边老放蒜，我不爱吃。就是吃炒豆芽菜，吃窝头，有时也有馒头，一般饭呗。家里头像现在的普通家庭。你说特贫吧，要着吃去，也不是；说特别有吧，也不是。我母亲没有工作，家庭妇女，就操持家务，带我们三四个孩子。就是生我最小的弟弟，月子里生的这个病，那时候病挺厉害的，就是一天老拉呀，家里有一个人照顾着，侍候着，病了一年就死了，才39岁。她死的时候我7岁，我弟弟挺小的，当时找了个亲戚帮着带了好几年，那时人比现在人心眼好，家里没办法了，没人带的时候，也有人家亲戚搭个手，是个老太太，说是我们亲戚，我们管她叫姑姑什么的，也岁数不小了，五六十岁吧，照顾我们。我母亲有4个孩子：我哥哥，他比我大4岁，去世4年了。我是老二，还有个弟弟，比我小3岁吧，还有个妹妹，比我小4岁，最小。都是我妈妈生的。我原来还有一个姐姐，我姐姐也是前几年死了。他们都死了，就剩我了。我母亲也是满族，因为我外祖父姓赵，赵家嘛，是满族，也是大户，而且是个什么官，当什么官我也弄不清楚。他就是我姥姥一个夫人，没什么偏房。我姥姥挺能干的，挺高的个儿，挺厉害，就是那么一个老太太，我母亲死去以后，我那时小，十来岁，我经常住在姥姥家，住在西屋，我挺喜欢在姥姥家的，姥姥疼我，说我没妈了。我姥姥90多岁才死的，还梳着板头注48，我还看见她那板头照的相片。我姥姥生的孩子多了，他们男女分开，可能我有三个姨吧，连我妈，姐儿四个，舅舅五个。我有个舅舅叫博佩山，不是亲舅舅，我们走得还挺近的。舅舅对我也好，舅妈也不错。他大概现在已经死了。他是个名医，跟施今墨注49他们都是一路的，他家也挺富有的。反正我记着我们亲戚里比较好的就是他，后来我们都没有房子了，他还有房，就在西城，后来搬到东城小拐棒胡同十号，我记得特清楚。现在那房也没有了。前些年我去看过他一次，他娶了一个后老伴儿。他有一个女儿，叫博英华，比我大个两三岁，我们老在一块儿玩，因为我家里没有母亲，也老在她们家住。她喜欢京剧，我们去看京剧什么的，四大名旦都听过，都看过，荀慧生什么的。长安大戏院注50刚一盖起来，我们老去，坐前三排，舅舅家有钱，人家给送票来。梅兰芳是在第一舞台，不在长安大戏院。今天我还喜欢京剧。为什么我提到印象中有这个舅舅跟表姐呢，就是这么回事。我想登报找找我这个表姐的下落，因为我们俩挺好的，她要活着顶多80岁。母亲死了以后，我到了10岁还是12岁，我父亲才娶了这个继母，据说是我父亲奶母的女儿，小脚，汉族人，她长得也挺漂亮，跟我父亲特好，所以我们也挺恨她的，跟她不和。她没有生孩子。她后来把家里的财产倒腾了不少。满族人的规矩我从小一直就有，比如见了姥姥还请安。见着姨叫姨太太，不叫姨儿，因我母亲是行三嘛，叫二姨“二姨太太”。从小就熏陶成这样，现在也还这样。虽然我继母对我们不是很负责，没有作为母亲的那种责任，但我还是很尊重她。比如说过年，给父亲拜年，给继母也拜年。不像现在这样，把继母往后排。

2.我嫁给他41年零19天

臻：我对婚姻不满意嘛，家里包办婚姻。我要是有母亲就不会这样。我嫁的是汉族人，我才18岁，他比我大10岁。他家是三河县的一个大地主，谢家大门的。大门就是挺大的大地主，过去不是几个大门、几个大门的吗。他们家没人，男的全死了，他是独根儿。但是他出来了，他也在华北电业局工作。这么样认识的。我家里觉得他挺好，我跟他结婚的时候都没见过他，三顶轿子上我家娶我来了。他跟我挺好的，实事求是说，他也挺疼我的。可再疼，我也不爱他呀！是不是？总觉得他跟我不是一路子的人。我这人年轻的时候疯得很，但是我不是那种乱疯，我有我的理想。我还想上学什么的，可是嫁给他以后，全都实现不了。他也不是很规矩，外遇什么的，成立外家什么的，既然这样，干脆我走。按说我是正室，那时也就称夫人了。我说瞎掰。我那么小，也不懂得这事。我结完婚以后走的。对婚姻嘛，自己不满意，我哥支持我。我哥哥又是老革命，他参加革命早，我还没结婚，他就走了，大概和康世恩注51有关系吧，同学。我结了婚以后，他回来过一次，也不是公开的。他说：你要走，我就带你一起走吧。我不是跑了，我们就是参加工作去了。他(丈夫)愿不愿意，我不管那些。我这人疯着呢，没事儿。我哥把我接出去，接出去就在延安。但我每年还回来呢！我生那么多孩子，都是跟他生的。虽然和他感情没什么，我不爱他，可是我尽到了做妻子的责任。反正自己老觉得：婚姻方面，既然嫁了他了嘛，又有了孩子，就不要再什么，我不喜欢我原来的丈夫的原因是，娶了我了，他又在外面认识别人，又在外面买房子，但是我不能跟他学。我既然反对他，我跟他学，不就跟他一样了么？咱满族人啊就是这样，有这种血液嘛，要求自己就这么严格。我们就这样生活这么些年。他生病，我照顾、伺候他，送医院。我嫁给他41年零19天，他拉着我的手咽的气。他死了，我把他送到他老家去，他们老家还有老房啊，我给要回来了，我就给他埋在三河，至今他病故17年了。在延安时，也有人追我呀，不是没人追。你想想在那时候，长得漂亮，又会唱会跳的，是不是？但是人家不像现在的男的这么没出息，让人追是追，人家可是很理智的，我说：“我有丈夫有孩子，咱们不要谈别的，就谈工作。”工作也非常忙，没时间考虑自己的事情，尤其是参加了石油会战，从1960年参加石油会战一直到我退休，30年。我现在觉得结婚生子和爱情是两回事。生孩子就是生孩子，当着小佟说这个，不是放肆啊!爱新觉罗·毓臻的婚书

3.我在窑洞里住了8年

臻：我哥哥带我走，先住在山西，后来到了延安，就是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的时候，我才19岁。我那么小就出去了，也挺不容易的。那些年很苦。大南瓜、黄米粥、酸糕，我们哪儿吃过那个呀，就得吃那个生活。穿的是粗布衣裳。特别特别落后。例如生孩子不让大夫去接，那时大夫一般都是男的，就不让进，封建得很，思想也很落后。那时候我们就组织起来工作队，像我那么小，哪儿懂得接孩子呀！突击地培养我们，怎么去消毒，怎么去断脐带，帮助去接生。派个女的去，不就是怕出事儿吗！不像现在，但是也得适应当时的环境。可是呢。成天喊：毛主席万岁，刘志丹万岁。中国出了个刘志丹。出了个毛泽东，朱德。成天喊。我第二次去延安是在1950年。那时不是叫延长油田么，第一任矿长就是康世恩，他跟我哥哥是很好的战友。到了延长以后，我参加了石油师注52，第一任政委叫杨文宾。我文化程度也不是太高，没有机会上学，就在他那儿听听电报、电话，背着电话去上山。我的老班长叫陈喜财，比我也大不了几岁，是一个老红军。我对老班长记得很清楚，他很欣赏我，说我聪明，就让我学着修电话机、电报机，修这个修那个的培养我。他后来就在大港油田，现在可能还活着，前几年我还去看他来着，要是死了他会告诉我。延长那时属于延安市，叫延长县，现在比延安还穷。我们办公的地方在延安市七里村注53，我记得第一口深井是1952年在枣园打出来的，我是记录员。我的第4个孩子就是在延安生的，原来就叫延安，现在叫延延。我在延安待了8年。

4.全国的龙套都跑完了

臻：我后来从延安出来调到宁夏，以后送我回到北京，到石油学院上学，这是五几年的事。我学的是岩矿鉴定。我文化程度很低，才初中程度，读大学多困难啊！像今天你们读大学多自在呀！我们那时候多苦，12点以前没睡过觉，真啃哪！但我还是优秀生。毕业了以后我就搞岩矿分析，搞了30年。搞石油会战，最艰苦的是在大庆和胜利。那真是紧张呀，后来部队转业了，就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纪律还是非常严格。第一次是1960年，参加大庆油田会战，注54相当艰苦了！蹲在地上，拿个饭盒吃饭，窝头都是硬邦邦的，得在怀里揣一会儿再吃。我现在的胃病，都是那会儿造成的。跟王进喜在一块儿，他是玉门油田的，那都熟悉得很。我们才去的时候，那么多人会战，哪有地儿住呀！地上挖一坑，铺上稻草，上边拿帆布篷罩上，就在那儿住。干打垒算是好的了，就跟现在的宾馆似的了。我们研究院的办公室，是人家原来一个厕所，四面土墙，上面蒙上点儿，那应该微量分析的活儿，严格说在这屋子里头，连衣服都得换的，但是那儿哗啦哗啦掉土，我们拿什么做微量分析呀？可油田也照样打出来了。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呀那时候，对吧？男的女的都一样，都戴大皮帽子。那时没有礼拜天，十天过一个大礼拜。到大礼拜，上午开会，下午放半天假，洗洗衣服什么的，在那儿洗衣服也冷，摄氏(零下)12度嘛！会战以后回到北京，到石油学院报到，觉得可回家了。待了两三天，又让赶紧回去，连烧锅炉的都得走，谁不走也不行，说家里有老人有孩子，根本不考虑。这又到九二三厂。九二三厂就是9月23日油井要出油，因为是在胜利村，后来叫胜利油田注55。这是第二个大油田。我们研究院在东营。到那儿，比大庆稍微好一点，黄河水接过来了。至少没那么冷，到第二年，生炉子，没暖气，没建起来呢，人就得上。住的什么情况呀，帐篷，睡通铺，男的也睡通铺，女的也睡通铺，房子一时盖不出来那么多，干脆大家搭一个挺长的炕。后来睡折叠床，折叠床里草长得这么高，你想想这屋子多潮呀，你看这腿，变形了。后来石油部要请我回去带学生，我说真是不行了。我累得成什么样了，生完孩子以后，累得妇女病很严重，严重的时候走路都很费劲，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在那条件下住嘛！别的单位都是先生活后生产，石油单位是先生产后生活。胜利油田会战了4年，后又转战到河北大港注56，从大港又到华北油田注57。这期间还老出差去取资料，一直没有在家里过过。我们不算调动工作，我的关系就在石油部，那时石油部的工作就是面向野外。所以一退休我就回北京了，这才算有了家了。我们是怎么生活的这么些年呢，都是在那戈壁滩上、山沟里。我们从大庆回来时，连马路都不敢过，就傻成那样！现在要谁那么干，谁也不干，现在没有那么干的。我工作上倒是得到许多，我还得过勋章呢，要不然我现在工资很高，其中就有每月多给我的一百元钱，就是国家奖给有特殊贡献的人的。女人参加过石油会战的也不只我一个，爱新觉罗家族也还有几个。我记得有一个是恒字辈的，参加过大港的会战，她家住东北，家里还有些东西，也都捐给咱们满族了。她现在好像还在大港。

5.我的孩子

臻：我1941年3月结婚，转过年来，1942年八月十五生的我儿子，老大。就这一个儿子。我生完就没带，他奶奶带，我就不喂奶，我不想在家待。就是回家我也不在他们谢家待着，我回我娘家去。我一共5个孩子，二女儿1947年生，属猪的；三女儿属

第四次落榜。这一年，他30岁，还称童生。然而洪秀全二十三年寒窗、十五年不辞辛苦地与最低级别的院试进行战斗的过程还是挺痛苦的。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洪秀全的痛苦，也为了给后面发生的故事做一个铺垫，特在此简单介绍一下科举制度。隋朝以前，官员大多从各地高门权贵的子弟中选拔，无论其品行、才能是优是劣，这些官N代、富N代都可以做官。后来到了隋炀帝杨广这里，他觉得这么下去不是个办法，于是研发出来一个选拔人才的好办法——读书取士，也就是后来流行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从此，想做官的人纷纷以读书为业，即使挤破了头也没有人在意。虽然科举制度自隋朝起，却在明朝发扬光大，清朝基本与明朝保持一致。有清一代，考试共分四级。第一级，院试。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参加院试的，要想参加院试，必须参加前期的选拔考试获得考试资格。选拔考试的范围是县（县试）和市（府试），通过县试和府试的人统称为童生。虽然称做童生，但童生可不都是小孩儿，三四十岁的大叔、七八十岁的老大爷也是有的。在院试中考试合格的人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秀才。当上秀才后就摆脱了平民的身份，大小也是个知识分子，还有些特权，比如国家免征除秀才自己之外一到两个家人的徭役、见到县长大人可以不用下跪、骂大街不会被打屁股等。但秀才并不是官，若想当官，那还得继续奋斗！第二级，乡试。所谓乡试不是指乡里的考试，而是在省城举行的省一级的统考，一般三年一次，只有秀才或者拥有同等学历者如监生才有资格参加。考试通过，晋级为举人。第一名叫解元，如大名人唐伯虎。举人学历已经很不错了，是有资格做官的，但国家不保证你一定能当官，类似于今天的大学毕业生不包分配。第三级，会试。在京城举行，考上举人的各省精英才有资格参加。第一名，称会元。通过会试的精英们将面对最后一道考验，或者说是将迎来科举的最高荣誉——殿试。第四级，殿试。殿试，即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始于武则天，完备于赵匡胤，算是此二人的联合发明。具体考试方式是皇帝提问，考生回答，最后根据表现给考生排名。殿试共设三等奖：一等奖：即一甲，获奖人数为三人——状元、榜眼、探花，称进士及第。二等奖：即二甲，若干，每年数目不等，称进士出身。三等奖：即三甲，若干，每年数目不等，称同进士出身。恭喜，熬过这一关的考试精英们，当官基本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一本神奇的书落榜的洪秀全不认为考试失利是由于自己实力不够，而是把考试失败的原因全部归结到清朝政府身上：譬如考试题目太难，招生比例太小等。所以洪秀全很愤怒，他恨清朝政府，恨它给了自己凭借读书出人头地的希望，却又将希望在自己面前掐破。面对屡次不第的现实，洪秀全唯一能做的事情也就是愤怒而已。因为现实就是这么残酷，除非你有实力改变规则乃至制定规则。时间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了，要是没有什么转机的话，洪秀全的命运应该也就是继续老老实实地做一个乡村老师或者下地当农民。命运是神奇的，因为洪秀全的命运转机很快就到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洪秀全在家中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拾起了一本布满了灰尘的小册子。这本叫做《劝世良言》的小册子是多年前他去广州应试时一个叫梁发的基督教徒免费发给他的。现在看来，由于作者梁发的水平问题，这本“梁发学习《圣经》读后感”谬误很多，最多算得上一本山寨版的《圣经》。洪秀全当时对这本小册子也不感兴趣，但还是抱着不拿白不拿的态度顺手带回了家。失望无助的洪秀全开始仔细研读《劝世良言》，越看越觉得相见恨晚。因为洪秀全注意到，他的名字洪火秀（洪秀全小名）多次在书中出现，如淹没世界的“洪”水、燃烧的“火”焰、上帝的名讳“耶火华”（现译作耶和华）等。事实上，任何人随便拿起一本出版物，都能发现自己名讳中的某些字出现于其中，根本不值得惊讶。但洪秀全不这么认为，他认定自己肩负着上帝的使命，他要用上帝的教义来改造这个社会──当然，顺带做个教主也是个不错的选择。1843年7月，某天。这是平凡的一天，也是不平凡的一天。这一天，拜上帝教成立了。这一天，洪秀全自己进行了洗礼，成为拜上帝教的第一人。为避耶火华之讳，为预兆自己成为人中之王（秀全二字可以拆为我乃人王），博个好彩头，他正式将洪火秀改名为洪秀全。几天后，洪教主后来最忠诚的战友和最得力的助手——乡村教师冯云山加入拜上帝教。接下来，洪教主为了打响拜上帝教的名气，同时出于科举屡次不第而对儒教经典产生的愤恨，他决定拿孔子开刀——砸碎了他所任教私塾里的孔子牌位！从这一砸的效果来看，这绝对是一个昏招。首先，这令他和冯云山丢掉了饭碗，成了下岗待业人员。这样的老师，哪个家长放心把孩子交给他？其次，挑战孔子地位的举动固然轰动，但这并不明智，孔圣人可是所有读书人的祖师爷，你砸读书人的祖师爷那不就是砸所有读书人的脸吗？因此，从那一刻起，洪教主就站在了天下所有读书人的对立面，这为将来太平天国的覆亡埋下了一个大大的祸根。创教伊始的第一枪就打歪了，接下来拉人入伙的工作也进展得不大顺利，这让洪教主意识到自己不是搞组织工作的材料。因此洪秀全对自己说：我还是老老实实地做些理论工作吧，做一个理论家和精神领袖就足矣！之后的数年间，洪秀全便集中精力为拜上帝教提供理论支撑或者说让拜上帝教更好地为自己服务而进行理论创作。不过由于底子一穷二白，洪教主弄出了不少纰漏，因为他连基督教最基本的“三位一体”概念都没有弄明白。所谓“三位一体”，指的是圣父（上帝耶和华）、圣子（耶稣）、圣灵三位一体，是一个神，并非是分开的三个神。而洪教主则是这么解释三位一体的：天父上帝是他爸爸，救世主耶稣是他哥哥，而他自己则是上帝的二儿子。还好洪教主出生在中国，要是生在西方的话，他这种敢让上帝超生的行为早被当做异教徒烧死了。好在洪教主也知道自己水平比较菜，所以特地跑到美国牧师罗孝全那里去学习真正的《圣经》以提升自己的理论水平，或许是因为罗牧师觉得洪教主野心太大，又或许是洪教主不小心得罪了罗牧师的助手，总之罗牧师拒绝了为洪教主施行洗礼的要求，这让洪教主到死也没能做成真正的基督徒。带头大哥冯云山洪教主从罗牧师那里打道回府的途中，收到了一个好消息，好兄弟冯云山已经给他挖到了第一桶金。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宗教的传播，除了需要一个教主以其精深的教义和精神影响力召唤追随者之外，还需要一个政治和俗务上极具才干的人，把教众的力量组织起来。虽然洪教主的教义算不上正宗，很是有些山寨，但把他放到拜上帝教这个山寨版、愚昧版的基督教中，做一个精神领袖还是马马虎虎的。而那个在政治和俗务上极具才干的人，则非冯云山莫属。冯云山这个乡村教师很有政治头脑，眼光长远，做事干练，尤其是组织才干举世无双，这让他成为拜上帝教事实上的带头大哥（谋立创国者南王（冯云山）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李秀成自述》）。当年砸孔子牌位砸失败之后，冯云山就知道拜上帝教在花县没有市场，因为花县（今广州花都区）离广州城太近，经济文化水平较高，洪秀全那粗浅的宗教理论根本没有吸引力，所以冯云山决定换一个合适的地方继续战斗。最终，冯云山挑中了广西。因为广西符合冯云山心目中理想之地的两个标准：第一个标准是越穷越好。越穷的地方朝廷的统治基础越薄弱，官方很少会干涉自己；越穷的地方信息越闭塞，信息不通则民众比较好忽悠。当然，广西穷也是有原因的。首先是人祸，失业情况太严重了。事情是这样的：为贸易而起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作为赢家的英美法商人使出吃奶的劲儿往中国倾销洋货。洋货疯狂涌入造成的后果就是通商口岸的商品经济兴起。商品经济异军突起，那通商口岸的传统家庭手工业自然就玩不转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自然也就失去了市场，广州正是重灾区。既然广州经济形势不好，那么众多来自广西的、依靠对外贸易服务为生的打工仔自然就会纷纷失业。这样问题就来了：外出打工的他们是自己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没有了他们的收入，家里人只有坐等饿死。然后是天灾，老天爷太不给力，广西连年灾荒，饥民遍地。天灾人祸都让广西赶上了，想不穷都不行！财富虽可召号天下，但灾难更能聚拢人心。天灾人祸是广西人民的痛苦，却是冯云山的福音。冯云山的第二个标准是要有矛盾可供利用，这样才能通过团结一派打击另一派，借力壮大队伍。广西恰好符合要求，因为广西有著名的“土客之乱”。当时广西的居民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本地人（土著）；一类是外来人口客家人——这类人主要是为了逃避战乱，从中原地区南迁而来，他们非常讲求宗族的团结抱团。因为客家人占去了不少土地资源，而且客家人语言、生活习惯、信仰也与本地人不同，导致客家人和本地人的冲突非常严重，再加上政府偏帮本地人，所以本地人和客家人常常生死相搏，矛盾十分尖锐。冯云山很好地利用了广西的这两个条件，在三年的时间里，冯云山不仅在广西招募到了三千多忠实信徒，更为重要的是，他组织了一个强大的领导团队，按地位高低排列如下：杨秀清，客家人，纯度很高的文盲，职业是一名优秀的烧炭工，此人除了烧得一手好炭，还很讲义气，极富组织才能和野心，后封东王。萧朝贵，农民，武力值较高，善战，后封西王。冯云山自己，后封南王。韦昌辉，客家人，受过一点教育的农民，后封北王。石达开，客家人，家境小康，有一定的文化水准，是天生的将才。搁在当时肯定算“高富帅”，“高富帅”加入团队时不过十六七岁，少年得志，创业干劲十足，后封翼王。弄错了吧？以冯云山的功劳和才能，怎能屈居杨秀清和萧朝贵之后？没弄错，事出有因。由于冯云山的拉人入伙事业越来越出色，因此被一个很有危机感的本地地主以聚众谋反之罪给抓了，随后被打入官府大牢。当时洪秀全在广东，拜上帝教的广西根据地一时群龙无首，大有崩盘之势。就在众人束手无策之时，男主角杨秀清携男配角萧朝贵勇敢地站了出来，浑身发抖，口吐白沫。杨秀清说自己是天父（上帝），带着天兄（耶稣）萧朝贵下凡人间是为了点化众人：你们不要慌，冯云山肯定没事，这只是一个考验而已，考验大家是否能够同心协力渡过难关……广西这地方本就迷信，而且杨秀清和萧朝贵扮演的上帝和耶稣与洪教主发明的“三位一体”理论相符，再加上杨秀清演技精湛，情节逼真，生动自然，教众都让杨秀清给忽悠了。军心稳住后，事情就好办了。本来事情也不好办，毕竟冯云山的罪名不小，好在清朝贪官多，用钱可以征服他们，杨秀清带着众人卖炭攒了一笔钱，把冯云山给赎了回来。李开复先生曾经用他的成功经历鼓舞世人，说他的成功可以复制。但刚刚立下大功的杨秀清先生是不敢说这句话的，因为他绝不希望有人复制他的成功，用六个字可以概括杨秀清其人：有才、志大、骄狂，这样的人是不甘久居人下的。从他选择上帝附身开始，他就踏上了追逐更高权力的征途。因为杨秀清救出冯云山挽救拜上帝教于危难的背后，隐藏着他更深的意图。道理很简单：如果他杨秀清能成功地以上帝的名义下凡，那么假借上帝儿子下凡的洪秀全今后就得听他的。老子教训儿子，天经地义。再说了，大家都玩附身游戏，你洪秀全敢拆穿他杨秀清吗？所以，在这个领导班子里，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这三位高贵的天外来客位居前三，尽管冯云山功劳如山，也只能屈居第四。好在冯云山并不在乎，他有团结至上的胸襟，为了顾全大局，个人得失算什么！六人领导班子的权力分配是这个模式：政教分离。洪秀全在地位上是老大，其权力相当于英国女王和日本天皇，杨秀清地位上是老二，由他节制其他四个人，权力相当于政府首相和内阁总理。也就是说，实权掌握在杨秀清手中，另外四人分权制衡杨秀清。横扫南国六大核心归位，三千铁杆会众在手，看起来洪秀全马上就要造反了，很多书里也都是这么写的，在那些书里面，洪秀全被塑造成一个天生英雄的形象，天生英雄的洪秀全看到了鸦片战争后两广地区民不聊生的现状，感受到了清朝的腐朽和麻木，于是创建拜上帝教，高举反清大旗，表现了他彻底的革命性等。这绝不是真实的洪秀全。洪秀全绝不是什么天生的英雄，真实的洪秀全只是个普通凡人，正常人有的弱点他都有。而作为一个正常人，在做出一个可能会掉脑袋的选择时，是绝对不会如此轻率的。事情的真相是洪秀全是被顺水推舟地一步一步逼上了梁山。当时，拜上帝教的会众会定期搞团队建设（团营），在今天看来，这仅是一种宗教活动罢了，但问题是：一大群贫苦人民一起搞一个狂热的宗教活动，人多势大之后，再加上平时受够了官府和本地人的欺压，于是难免情绪激动，情绪一激动就会做出一些铲富济贫、吃大户的激烈行为。虽说广西的官府统治力量不够，但官府也不可能放任他们聚众滋事不管，所以有时就会调兵弹压，冲突就这么产生了。1850年12月，拜上帝教团营史上最大的一次冲突产生了——拜上帝教教众在广西金田村团营时，刚好碰到一些不开眼的官兵试图向一些身为拜上帝会会众的烧炭工人强索非法捐税，冲突爆发了，官军被打死、打伤数百人。这一下不反都不行了。事情紧急，不过好在洪教主的37岁生日就要到来了，干脆就借这一天的彩头正式造反吧！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生日。拜上帝教在广西金田村举事，以“太平”为号，洪秀全自封“天王”，太平天国自己的史书称之“万寿起义”，也就是教科书上说的“金田起义”。补充一句，有学者认为举事的具体时间还值得商榷，这里姑且采用主流观点。敢亮出旗号造反，那就得有应对政府大军围剿的办法。太平军的办法就是且战且走，以战养战，在战斗中锤炼出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什么样的军队最有战斗力？不是拥有优良武器的军队，也不是人数众多的军队，而是有信仰的军队。如果将士们没有一个坚定的信仰，只是为了吃饭挣钱而打仗，那么肯定没有战斗力，失败是必然的，这与人数和武器装备无关。这时的太平军将士大都是拜上帝教的忠实信徒，他们深切地相信自己敬爱的洪教主是由上帝派来凡界消灭不公平的，如果自己为了这个事业献身的话，自己将升入天堂永远与上帝同在。因此，有着共同信仰的他们凝聚力极强，能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爆发出极大的能量，所以人数不多、武器装备也很粗劣的他们却将人员武器装备都远远胜过他们的清军斩落马下，屡战屡胜。当然，胜利来得这么快跟另外两个原因也有些关系。首先，他们的对手综合素质太差。一来接替林则徐的钦差大臣李星沅虽然写道德文章的水平不错，但打仗是个外行，最要命的是喜欢瞎指挥是他最大的乐趣；二来清军将士大多是没理想、没道德、没文化、没纪律的“四没废才”。其次，太平军的口号“均田以赈贫穷”很有吸引力，能引起广大没有土地的农民朋友们的共鸣。所以为了有地种，混口饭吃，越来越多的农民在中途加入太平军的队伍。太平军虽然节节胜利，但对洪秀全来说，胜利的代价太昂贵了。1852年6月，洪秀全的挚友和最忠诚的战友南王冯云山战死，壮志未酬。冯云山的死对洪秀全的影响无法估量。同年12月，西王萧朝贵战死。他们的死是有价值的，因为他们的死换来了太平军的继续前进。1853年3月，太平军攻入南京。江南经济发达，物产丰富，便于筹粮筹款，亦能割断清政府的财税来源，所以洪天王把南京

一，军籍。在他得到节度使的头衔之后，辽国人为他刻了官印，修了官署，制定了各种规章制度。一句话，这个官是相当正规的，辽国没有半点歧视的意思。可是乌古乃拒绝，他是个聪明人，立即意识到问题的核心在哪儿。如果他接受了，请问他是“生”的，还是“熟”的？他本是生女真，得到辽国的官职后，可以狐假虎威，趁机扩大自己的势力。但如果加入辽国军籍，再把行政程度规章化，那么他还有多少自主的权力？所以，这一点一定得拒绝。他成功了，不知道他用了什么办法，说了些怎样的话，他既拒绝了官印，又保住了头衔，还没惹辽国人发火。这一点真让人神往，他得到了所有想要的，却把附带的代价统统推掉。留给子孙后代的，是一条自由发展的光明大道。第二，铁器。当时的生女真部落过的是渔猎生活，我们知道，处在这种层面的人类有个重要的标志，就是武器的品质。他们只能用自然界里天然生成的东西，比如石头、木棒，弓箭也会有的，只是使用的组件都是绿色成分，像兽筋做弦，木板弯胎，箭头是削尖的骨头。如果想用上铁器的话，很抱歉，那需要采矿、架炉、冶炼、锤锻等一系列复杂工种的配合，有多难请参考新中国成立后的电影《五朵金花》，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在深山里找铁矿石都是件撞大运的事，何况是十一世纪时连文字都没形成的女真人！于是，他们想用铁器只剩下了一条路——买。这就让女真人欲哭无泪了，让渔猎部落向封建国家买垄断品，简直是让海城市电表厂小区无业游民雕弓天狼去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阿依土拉公主嘛，可能性有，操作性太难啊。乌古乃解决了这个问题，用的办法既勤劳又诚信。他每天骑着马带着人冲向一个又一个的部落，和人打生打死，抢来数不清的好东西。这是勤劳。拿着这些东西去找商人，无论多高的价都不含糊，长期大量地买铁，建立起了牢固的合作关系。这是诚信。之后他死了，他的儿子们悲伤地埋了他，坚定地沿着他走过的路继续向前走，即继续抢，大面积地抢，让节度使的威名越来越强。买铁，不间断地买，充实部队，加强战斗力，投入到抢劫的新一轮浪潮里。如此循环，生生不息，在这个过程里，乌古乃的儿子们留下了各自的抢劫特色。一，劾里钵。这是个猛人，堪称抢劫工作做得最粗暴、最激情的一位。他上阵时从来不穿盔甲，夏天赤膊冬天单衫，打仗就跟到别人家里串门散步一样。被他访问的桓赧、散达、乌春、窝谋罕等部落都不存在了，被他吞进了完颜部。等部落壮大到一定程度之后，他给自己新加了个头衔，叫“都勃极烈”。从这时起，女真部落有了自己的阶层划分，一个雏形出现了，在当时谁也不知道它能变成什么，但是与周围相比，它独树一帜。劾里钵是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乌古乃让完颜部女真有了发展的苗头，劾里钵让这个苗头转化成了实际。二，颇剌淑。他是劾里钵的二弟，哥哥死了他当家，哪怕劾里钵有十一个儿子也没办法。因为这是半原始半奴隶制部落，父死子继，把权力当遗产继承，那是到了封建社会时才有的好事。颇剌淑当了四年的首领后病死了，时间决定了他只是个过渡性人物。三，盈哥。盈哥也是个过渡性人物，但他因为另一个名字而长存，那人叫“阿疏”。阿疏是纥石烈部的首领，因为住得离完颜部很近，所以他的命运毫无例外地悲剧了。唯一有点特殊的是，阿疏很机灵，发现不好，单独逃了出去，躲进了辽国境内。阿疏的故事很长，长得跟辽国的年轮一样。四，乌束雅。又一个过渡性人物，劾里钵的长子，他终于熬死了所有的叔叔，让首领位置回到了劾里钵一系。刚刚有点根基的完颜部一连串出现三个过渡型人才，感觉上是昙花一现，好景不在了。但奇妙的是，这三个人都有一个特点——死得快。在他们一个接一个的快速死亡里，新兴的完颜部没有被烙上谁的坚实印记，让后来者难以驾驭；也没有谁能作威作福，把刚刚攒起来的家业败光。最关键的是，他们都死了，死在完颜阿骨打长到壮年，意气风发的时候。第十二章流散的镔铁在公元1113年的冬季，有一个巨大的猜想一直折磨着历史学者，一千多年以来，始终没有得出一个让人信服的结论。它来自于一份力量调查表。让数字说话吧，辽国——疆域东北至今黑龙江入海口，北至蒙古国中部楞格河、石勒喀河，西至阿尔泰山，南至今天津市海河、河北省霸县、山西雁门关一线。全国共五京，六府，一百五十六州、军、城，三百零九县。人口繁盛，战骑百万，两百余年间执东亚牛耳，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它是真正意义上做到东亚第一强国的非汉姓种族。这是多么巨大的荣誉和威压。现在看第二份数字，完颜氏女真部落——在乌古乃出现以前，它在生女真聚集地的几十个部落里稍有头脸，仅此而已。乌古乃拼尽一生努力，攒到的家底是吞并了十多个部落。貌似很肥了，到劾里钵、盈哥时期，三兄弟传承，战胜纥石烈部，发展到三十个部落联盟。生女真大半个族群落入手中了，看着真是很强大，可实际上呢？生女真的世袭繁衍地是东沫江以北，宁江以南，地方千余里……也就是说，满打满算，只有方圆五百公里。说财富，只有土特产，比如貂皮、人参、蜜蜡、麻布等，都是要经过贸易之后才能转化成财富的东西。从这一点上，就注定了女真人没财富，辽国若说不买了，他们啥也卖不出去。说心气，自从有了女真人，他们一直是附庸，周边谁强大了，他们服从谁，从来没有挺直腰杆当家做主的时候。以上这些条条对比，哪一点能证明女真人，具体到完颜阿骨打在面对耶律延禧时，心灵能从仇恨转化出愤怒，而不是一以贯之的胆怯服从呢？他凭什么愤怒，他凭什么敢于想到反抗了呢？这是没法解释的问题，就像一百多年前的北美洲，有一个白人小男孩儿，他站在家乡的一条大河岸边，发誓将拥有十万美元。这在当时是个震死人的天文数字，可这个孩子和他的家，却只挣扎在温饱线上下。他父亲几次破产，每次破产后就会赶着一辆大马车，里边装满了各种自制的药水，比如墨汁兑白开水，之后赶到印第安人的部落里装哑巴，把这些水以超高价卖出去，功能据说是能治霍乱。就是这样的家世，本人还只有技工学校的文凭，这个小男孩儿在十几年之后赚到了十万美元，在几十年之后赚到了一个石油帝国。他的名字叫约翰·D·洛克菲勒，美孚石油创办人。洛克菲勒在只是小男孩儿的时候，是凭什么发誓自己一定会拥有十万美元的呢？这种自信，这种无论生在什么时代什么地点，拥有怎样的身份，都一定要成功，相信自己绝对会成功的信念，我们只能归结于命运。有些人是不可思议的，比如说约翰·D·洛克菲勒，或者完颜阿骨打。阿骨打当上首领之后，几乎是第一时间正规通报辽国人，俺要造反了。当时他哥乌束雅死了，他接任，一天天忙里忙外，搞东搞西，偏偏忘了最重要的一件事。辽国北疆少数民族负责部门等了好多天，没见他来递移交手续，终于愤怒了。辽国人派专人来问：“你们首领死了，为什么不来报丧？”言外之意很明显，你们整个部落都是我们辽国的产业，产权的转移需要我们的批准。你现在私自继承了，不知道是违法了吗？却不料阿骨打冷冷一笑，“你们也知道我这儿有丧事吗？知道为什么不来吊唁，反而怪我们有罪？”辽国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辽国和女真的关系是什么，两者的对比是怎样，这个阿骨打居然怪辽国没来吊唁，他居然把女真人和辽国的地位等同了起来！还有什么好说的吗，马上回去报告皇帝，北边又有人造反了，派兵来洗地。事情就是这样的，很简单很正常很频发，辽国的北部边疆常年叛乱，以前萧燕燕她大姐，名将耶律斜轸都是常驻北方，随时平叛。这时，完颜部女真造反的消息传了上去，很快到了辽国皇帝耶律延禧的面前。按说没有任何考虑的必要，直接发兵就是了。可是耶律延禧是个与众不同的人，他的一生在一个个的关键时刻总会突然间暂停一下，仿佛他是个机器人，遇事儿得关机重启。他很慎重地问：“真的造反了吗？不见得吧，你们派人再去观察一下，别没事找事……”这命令让全体辽军郁闷。什么叫没事找事儿，反叛有时是事实问题，有时更是态度问题。多少年平叛的经验说明，不管对方有没有造反，只要有那个态度、那个苗头，就要狠狠地教训一顿。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反叛的隐患。不久，消息传了回来，说完颜部女真在修城堡造兵器，这是再明显不过的造反前奏，百分之一百的准确。可是耶律延禧仍然在犹豫，他想了想，居然派了个人去问问。“完颜阿骨打，你修城练兵想干啥？”阿骨打很认真地回答他，“我们是小国，侍奉大国不敢缺礼。可大国不仅不施恩泽于我们，还包庇我们逃亡的犯人。这是什么道理？”逃亡的犯人，指的是盈哥时期的阿疏。还记得他吗，纥石烈部原来的酋长，被盈哥打败后逃到辽国寻求避难。盈哥、乌束雅、阿骨打都曾要这个人，可辽国无动于衷。辽国不可能还给他们，那样会失去两百多年以来的绝对话语权。什么是皇权，是颠倒黑白，指鹿为马，说什么就是什么。所以不还给你。甚至要养着他，让阿疏成为女真部落里一颗定时炸弹，如果有必要的话，辽国派重兵护送阿疏回去，重新掌握纥石烈部，会从根本上瓦解完颜部四五代人建立起来的基业。这一次，阿骨打旧事重提。他说，如果归还阿疏，那么一切照旧，我们臣服；否则继续修城堡。事情终于没得可谈，耶律延禧在百忙中下令，征发浑河以北各军，由东北路统军司统领，去生女真部平叛党。终于发兵了，很不容易！这里要悄悄提一句，耶律延禧是非常忙碌的，他每天的日程排得满满的，今天要在帝国的东边打猎，明天要去帝国的西边打猎，后天要去南边……总之幅员辽阔的契丹帝国里每一块森林，每一片湖泊都留下了他矫健的身影，他到哪里都引起一片野生动物的鬼哭狼嚎。他爱打猎，就像赵佶喜欢金石花鸟翎毛丹青一样，都是先天带来的，谁也没法改变，什么局势面前也没法动摇。辽军在集结，女真人已经出兵。阿骨打东拼西凑，把儿子、侄子、外甥等亲戚全都发动起来，动员从他爷爷乌古乃开始积攒下来的全部家底，终于搞到了二千五百人。就这么多人，他踏上了征服辽帝国的路程。面对这二千五百人，八百多年前的完颜阿骨打会是怎样的心情呢？他会豪情万丈吗？他会，他在头鱼宴上近距离地观察过对手是什么人，这让他信心百倍，之后发生的每一件事都证明了这一点，在两军交锋之前，他的每一个举动，都是主动的。被动的，居然是手握雄兵百万的耶律延禧。所以，他在誓师大会上以光辉的形象历数辽国对女真人的欺压，女真人对辽国的服务，当然，他又提到了阿疏，这是所有女真人不能容忍的恶行，辽国一定要付出代价！这之后，台下应该会欢呼一会儿，可他的心会变得稍微的虚脱。不为别的，只要向台下看一眼，立即就会傻了。二千五百人，这点人连给辽国皇帝御营牵马都不够份。何况这些人个个衣衫不整，刀枪粗陋，甚至骑的马都没有鞍子。更要命的是，这些人的态度不那么积极。想想也是的，这些人来自不同的部落，都是由完颜家的长辈们持刀打劫吞并的，本来就有怨气，现在凭什么给你出力？更何况那是面对大辽国，这时候哪怕高天流云穿越过去，拿出全套《金史》，告诉他们未来有多光明，都没人相信。所以，阿骨打很快又说了另一番话：“你们同心戮力，有功者，奴隶部曲为平民，平民为官，原先为官的按功劳大小晋升。倘若违背誓言，身死梃下，家属无赦！”梃，大棒子，专指刑具。身死梃下这句不是威胁，阿骨打真的把一根大棒子带到了现场，给台下的人看。如此恩威并施，女真族终于跟着他走上了前线。想象那一刻，完颜阿骨打是激越的，他势必鼓起了全身的锐气，去鼓舞去带动这个原本充满了怨气，却不想反抗的民族，去主动挑战存在了两百多年的无敌怪物。那像什么呢，像传说中的驯象。人类把一头小象拴在一根铁柱子上，它会挣扎会摇撼，可是它太小了，根本挣脱不开。于是长久养成习惯，到它长大了，有足够的力气时，也认为铁柱子牢不可破，所以从心底里顺从了。女真人就是这样，长期的欺压是那根铁柱子，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力量有多大，哪怕有人告诉他们那根铁柱子已经是牙签了，也不敢去尝试。阿骨打要做的就是带着他们，甚至是驱赶着他们，去摇撼铁柱，把女真人心灵深处的那道枷锁砸碎。所以，第一战必胜，必须全胜！他进军的方向是南方，宁江州一带。宁江是辽、女真的交界地，女真人到达时，辽军的第一批军队也抵达了，是契丹、渤海人两族共计八百名骑兵。对，没看错，只是八百骑。其中的渤海人是被辽国的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灭掉的渤海国遗族，这就是辽国人对这场战争的预计。所谓的生女真人是什么呢，不过是些穿着兽皮，骑着无鞍马，拿的战斧都是不开刃的野人。就算他们每个人的战斗力都比狮子老虎强，当面对正规军时，也不过就是一场狩猎。事实也真是这样进行的，二千五百个女真人，对八百个契丹、渤海混成骑兵，战争记录居然全是完颜阿骨打的个人表现。完颜阿骨打一箭射死对方主将耶律谢十，率先冲入敌阵；他的儿子完颜斡本被敌骑包围，他冲过去解救；有人偷放冷箭，被他躲过，反射一箭，射死敌人……一系列表现之后，阿骨打在严寒中脱去了甲胄，近乎赤膊一样冲入了敌群。这是胆略，是英勇的象征，是勇士为了挑起士气做的举动。人们可以惊叹阿骨打的神勇，可是从另外一个方面去想呢，他要打先锋，他去救儿子，他要自己躲冷箭，亲自回击。他一个人上的战场？！最后还要赤膊上阵……这是他的命运，洪水临堤，他得一个人去刺破决堤的那一点。这才是当年的真相，二千五百个女真人就是这样打败了八百个混合杂牌军。战胜之后，阿骨打发现自己的目的达到了。女真人果然心气大涨，他们直扑宁江州，抄家伙先把壕沟平了，紧接着攻打城墙，城里的辽国人见势不好，有些人趁乱从东门往外跑。女真人追上去，全都砍倒，之后回来继续攻城。这再明显不过了，他们不想放过宁江州里的任何一个辽国人。另一方面，大后方来人了。他的弟弟撒改派自己的儿子来向阿骨打祝贺，贺词是这样说的：“哥，你赢了，真牛，弟弟我为你骄傲！这样吧，我看辽国是活不长了，你现在就当皇帝吧。”……这就是阿骨打的弟弟，他手下的高级助手，杀八百个敌人围攻一座边境州城就可以称帝了！可怜的女真人，他们有头脑吗？要特别提示的一点是，这个来祝贺的儿子是个大人物，他的名字叫完颜粘没喝，在以后，汉人俗称他为“粘罕”。阿骨打回答他们说：“一战而胜，便称帝号，示人何等浅薄！”打发侄儿回去后，他下令全力攻城，在辽国的援军到达之前，一定要攻下宁江州。从上面的事可以看出，这时的完颜部女真是一片可笑的愚昧，上面的人胡说八道，下边的人束手束脚，唯一清醒理智的只有完颜阿骨打。他要带着这样一群在深山老林里长大，啥也不懂什么也没见过的族人走向外面的世界，去征服世界，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当然，他也不必怕。他有个坚定不移永远可靠的好帮手，有这个人在，一切都好说。这人的名字叫——耶律延禧。耶律延禧对女真人的贡献一点不比完颜阿骨打小，历史作证，在每一个危险时刻，他都会及时地伸出温暖的大手，送来最无私的帮助。注意，是每一个危险时刻。比如这时，第一次走出深山的完颜部女真围住宁江州城聚众砸墙，这是自辽国建立以来极其少见的恶劣事件，边境以最快的速度上报给了耶律延禧。如果他认识充分，以皇帝的身份下令集结大军迅速出征的话，那么以宁江州边防重镇的防御，女真人刚刚打过

魏忠贤当权时，孙传庭干脆辞官回家，此后十多年一直在家闲住。崇祯年间农民军大起，清军入寇不断，与孙传庭交好的京中陕西、山西籍官员不断有人举荐孙传庭出山，而真正让崇祯动心的，是彼时内阁大学士温体仁（此人后来被编入《明史?奸臣传》）的评价。曾与孙传庭在吏部共事过的温体仁说孙传庭“可比唐之郭子仪也”。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孙传庭得到启用，先调为顺天知府，次年又擢升为陕西巡抚，此时陕西农民起义四起，孙传庭临危受命，仅用一年的时间，就将当地马金忠、刘国能等17路农民军尽数剿灭。与卢象升一样，他的方法也是练兵，不同的是，卢象升的“天雄军”，是集中训练数年后拉出来作战，孙传庭却是“在实战中锻炼”，他的兵源主要来自陕西北部，多是“兵户”家庭的子弟，号称“秦兵”。不容易的是，明末用兵军饷多依靠上级调度，孙传庭到任后整顿当地军屯，发展生产，特别是清理被势豪大户侵占的土地，保障士兵利益，真正让麾下将士感激不尽，殊死为他效命。仅是西安一地的“秦兵”，每年靠“自力更生”就能收税银10多万，行军打仗，基本不花朝廷的钱。也正因如此，孙传庭曾遭人弹劾，说他“拥兵自专，置国家法度不顾”。用人之际，崇祯并未追究。这以后的孙传庭大展拳脚，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七月，孙传庭经过数战，多次击败农民军高迎祥部，终在子午谷设伏，将高迎祥部全歼。高迎祥，这个一度是明末农民起义最强领袖的“闯王”束手就擒。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一月，孙传庭率部在陕西宝鸡击败农民军，并以“围点打援”的战术，在陕西潼关重创李自成，打得李自成只带8人仓皇逃窜。孙传庭乘胜追击，又南进河南，在河南灵宝大败农民军“十三家联军”。眼见就要取得全胜，又是那个坑死卢象升的杨嗣昌，向崇祯提出“招安”，结果张献忠等农民军残部被招安，彻底全歼农民军的机会，就这样功亏一篑。杨嗣昌之所以和孙传庭过不去，也是因为“路线问题”。作为兵部尚书，杨嗣昌提出了“四正六隅十面网”的剿灭农民军计划，孙传庭同意这一方略，却坚决反对借此方略增兵加饷，认为这样是“以火浇油”。对“招安”的农民军，孙传庭更不放心，建议留部队在当地监视，以防他们造反。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的清军入寇事件里，孙传庭也奉命入京救援，但杨嗣昌怕他立功，竟严令不许孙传庭部出战，战后又主张将孙传庭本人调离，留孙传庭的部队拱卫京城。如此“下山摘桃子”，把孙传庭气得急火攻心，竟致耳聋，但灾祸还没完，得病的孙传庭请求告假，崇祯竟认为孙传庭在推卸责任，一纸诏书把孙传庭下狱。就在孙传庭下牢狱期间，诚如孙传庭所预料的，农民起义叛而复起，当年因杨嗣昌阻挠而逃生的张献忠部再次扯旗造反，而“四正六隅十面网”的恶果也凸显，被租税逼得活不下去的农民纷纷响应，李自成也再次出山，声势浩大。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五月，李自成横扫河南，二围开封，明王朝岌岌可危，无奈之下，崇祯只得再次启用孙传庭。但此时，孙传庭苦心打造的精锐秦兵，已多被裁撤解散，重回陕西的他，手中只有1万多新招募士兵，毫无作战经验。面对如此烂摊子，孙传庭尽心竭力，死守潼关，他认为，只要潼关不丢，保住陕西，明王朝就能保住平定农民起义的机会。但崇祯却瞎指挥，是年五月，崇祯连发诏书，催促孙传庭进兵。带着这支毫无作战经验的军队，孙传庭在河南遭到败仗，不得不退回陕西。他深知李自成下一步的目标必定是入陕，因此在潼关整顿城防，制造火器，意图坚守。然而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五月，明王朝再次严令孙传庭主动出击，和李自成决战，孙传庭接诏后痛哭道：“吾固知去而不返也。”明知必死的孙传庭，开始了他人生最后一战，八月十二日，在襄城之战中，面对李自成的50万大军，孙传庭再度战败，全军覆没下，孙传庭单骑冲入敌阵，壮烈殉国。孙传庭的战死，让明朝失去了最后一支可以挽救危局的军队，和最后一个可以挽救危局的人，与卢象升一样，孙传庭不但是被瞎指挥坑死，更在死后遭到冷遇，一直到明朝灭亡，他都没有得到崇祯的追谥。孙传庭战败后，李自成轻易占领了陕西，继而东进夺取北京，灭亡了明王朝。第二十二章明末为什么这么穷要说有一个字可以概括明末最主要的特点，那恐怕就是一个“穷”字。明末最大的特点就是穷，尤其是末代皇帝崇祯在位的时候格外穷。先是政府穷，北方九边的军饷，除了辽东部队可以保证足额发放（也经常晚发），其他的地区大都欠着。不管是打仗还是赈灾，统统没钱。当兵的也穷，拿不到军饷就要闹事，闹事了就造反，造反了就要镇压，但连镇压造反的钱也没有。没有钱只能加税，可老百姓也穷，交不上税，就官逼民反，激起民变，民变了还是没钱镇压。如此下来，内忧外患十几年，拆了东墙补西墙，最后亡国，有说亡于李自成，有说亡于清朝，但观整个过程，更像是经济破产。可就是这个穷得叮当响的明末，是现代中国经济学家们津津乐道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勃兴”的时期，中国的南方，特别是东南沿海，那真是富得流油。苏杭自然是天堂，吟诗弄月，小资情调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福建、广东的海商们，也多富可敌国。后来清军南下的时候，劫掠当地明朝退职官员的家产，好多都装了几艘船。像东林党的那些骨干们，比如“及时雨宋江”李三才，家中存银就有470万两，折合人民币上亿。如此富庶的一个王朝，怎么会穷死？明朝灭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搞清一个问题：为什么会穷？一说明朝的穷，第一个致命问题就是税收。明王朝的税收体系，是朱元璋建国后建立的，主要是以收农业税为主。世人都说明朝“重农抑商”，但明朝建国后，首先减免的就是商业税，废除了元王朝时期许多苛刻的税务条令。明朝商税主要分两种，分别是“过税”和“住税”。过税即货物过境要缴纳的税赋，住税即货物储藏、交易、买卖所要缴纳的税赋。明朝的农业税，却从一开始就不合理，虽然明朝的田税总体很低，但是江南地区却要征收重税。农业税的收入，在朱元璋时期占到国家税收的九成，此时可以收取农业税的土地总数，是中国历史最高，有850多万顷，比康乾盛世的最高水平640万顷要高得多。所以从明朝建立后开始，明朝的政府收入一度很高。永乐皇帝在位的时候，可以五征蒙古，大修运河，威服四夷，做成生前身后的帝王们都做不成的事，经济基础即来自于此。事情到后来就起了变化，明王朝税收里有一个重要漏洞，就是士绅以及公爵王室可以免税。也就是说，整个国家的税收，都是由中下层来完成。这个政策后来越发被人钻空子，比如土地税，许多地主乃至小民，都把田地寄放在有免税特权的地主家中，美其名曰为“寄主”，以用来逃避赋税。而后来明朝土地兼并严重，大量地主阶层兼并土地，他们拥有广袤的土地却不用交税，无地的农民，反而要承担苛刻的税赋，因此民变也就不断。到了明朝“弘治中兴”的时候，明王朝可以用来收取农业税的土地，已经由朱元璋时期的800多万顷下降到此时的400多万，足足缩小了一半。为了应对税收危机，从明孝宗朱祐樘开始，明朝主要是通过扩大税源，即向人少地多的湖广地区移民的方法来增加税收，对于要承担重税的江南地区，明王朝也一直在进行改革，通过减免税收流程，增加税收效率的办法，来尽可能地解决税收矛盾。特别是到了正德皇帝朱厚照在位的时候，第一次开始大规模的征收海关税，对外国贡使来华贸易，也开始征收百分之二十的关税，但这些措施治标不治本。到了明朝嘉靖皇帝在位的时候，明王朝税收几乎到了“匮乏”的程度，北方蒙古部落不断侵扰，军费激增，南方倭寇不断进犯，东南的税赋大半泡汤，在这样的情况下，明朝只能不断在中路地区，尤其是江西、湖广地区增税，以及在西南地区把持贸易特权，通过与西南民族的“茶马贸易”来扩大财源，这样的方式只是拆东墙补西墙。明朝虽然平定了倭寇，抚和了蒙古，但到公元1566年嘉靖皇帝去世时，明王朝的政府存粮，竟然只能支持一个月。经济问题，已经到了不得不解决的时候了。这时候，解决问题的办法出现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张居正改革。二今天说起从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至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的张居正改革，总把其中的“一条鞭法”作为张居正的独创成就。其实早在此之前，一条鞭法就已经产生。最早出现在宣德年间的江南，只是当时叫“征一法”。明朝经济的重新整合，开始于张居正之前的隆庆皇帝朱载垕在位时期，当时主政的大学士高拱，已经开始在全国进行一条鞭法的试点，河南、江苏、安徽，实行一条鞭法，几年之后张居正推广全国，已经是水到渠成。一条鞭法的着眼点，是明朝此时可以用来缴纳田赋的土地减少，且税收的名目多，给了地方官员贪污截留的机会。一条鞭法把所有的农业税，都统一成一样，化繁为简，折合成白银一次性征收，这样既能使小民百姓少受盘剥，也能将国家的税收效率发挥到最大。在一条鞭法之前，中国老百姓缴纳的主要是实物税，一条鞭法实行后，就变成了货币税，从经济方面来说，这不仅发展了国家的商品经济，也提高了货币流通效率。在一条鞭法实行的同时，张居正大刀阔斧，开始了全国的清丈土地，主要是清查那些用各种名义寄存，偷税漏税的土地。清丈的结果，就是明王朝可用来征收赋税的土地，由过去的400多万倾，变成了此时的700多万顷。虽然不及朱元璋时期，但是税收效率却远高于那时，因此这也是明王朝税收效率和税收总数最高的一段时期。张居正改革的最高峰时代，明王朝的年税收是800万两，如果结合当时白银的购买力，不但远高于明王朝建国时，也远高于后期清王朝康乾盛世时，这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税收最高的时候。明朝末年的崇祯，通过各种方式增加田赋，但最后的结果，每年的赋税也不过400万两，而军费开支却增加到了600万两，年年财政赤字，以至于最后破产。农业税的整顿并不是张居正改革的全部，张居正改革的另一个着眼点，是商税改革。张居正主张“农商并举”，他的方式，是减少税收环节，减免商税，增加税收的效率。一方面，他将海外贸易机构市舶司的权力下放，将贸易的权力完全下放给沿海商人，并且根据每次贸易的数额和利润征税，而不是像过去根据出海时间的长短来征税，这样就保证了大部分商人的利益。另外张居正减免走税的关卡，减少走税，增加贸易税，也就是根据商业贸易的利润征税，并且严禁商人与当地势豪大户勾结。到了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的时候，明王朝的商业税收益，占到了明王朝国家年收入的四成，这是明王朝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情。但是张居正的改革，在1582年他去世后遭到了废止，他的“考成法”被废除，一条鞭法成为仅有的保留项目，清丈土地也因此停止。万历在位的后期由于大批东南商人背景的官员当职，开始了对商税的调整，将主要的商税，分摊到了中小商人身上，大商人们通过与势豪大户的合股经营，获得了免税的特权。万历后期工商业勃兴，万历也希望增加商业税，但他采取的是简单粗暴的办法，即派太监做“税使”收税。这样的做法自然收上了钱，却让大批中小商人破产，更开罪于商人，因此举国反对，除了太监以及万历本人捞了钱外，几乎是得罪一大片，对商品经济的打击也是惨重的。三到了明朝末年，特别是崇祯时期财政之所以困难，主要是因为两个原因。第一是土地兼并以及连续的天灾，导致国家无法收上农业税。明末极端天气四起，陕西、山西、河南、河北，瘟疫灾害不断，百姓流离失所，他们的税收，也被转嫁到了其他无灾的地区。到了崇祯当政时，国家可以用来收取税赋的土地，已经下降到了300多万顷，内忧外患下要增加赋税，自然激得民乱四起，恶性循环。天灾，收税范围少；税重，王朝的根基，自然就摇摇欲坠了。和土地兼并同样重要的问题是明王朝失去了对国家最富庶的东南地区的经济控制。明末东南，是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也是偷税漏税最严重的地区。东南海商云集，但此时的海商们，大多选择了与当地有免税特权的家族合伙，以达到免税的目的，这样的结果就是民富国穷，农民和中小商人成为了税收的承担者。百姓无力缴纳税务破产后，土地被大地主兼并，国家收不上税；中小商人破产后，产业被大商人兼并，国家的税，是越收税源越少，竭泽了却连鱼都打不到。比如福建郑芝龙，就通过结好当地官员，获得免税特权，最后迅速壮大，甚至操控了南明的政权。其实往根上说，明朝的问题，根本上在于国家政治体系和经济方向的脱节。在国民经济向近代化转变的时候，国家的税收体系，却依然保持在农业社会。明朝张居正改革，其主要目的就是让国家跟上这个转型，但可惜张居正改革只维持了10年，整个转型因此戛然而止，裹足不前，最后造成了亡国的恶果。世间已无张居正，诚非虚言。第二十三章细解台湾郑氏小朝廷一明末清初，以“大明台湾府延平郡王”的身份割据台湾自立，高举“反清”大旗，与占有中国大陆的大清王朝隔海对立整整22年的台湾郑氏王朝，对于今人来说，可谓是既熟悉又陌生。说熟悉，全是因《鹿鼎记》等武侠小说的流传，这个王朝在各类“戏说”电视剧以及武侠小说中出镜甚高，诸如明王朝的末代郡王郑克爽，股肱重臣冯锡范，老太妃董氏，是许多观众耳熟能详的“奸角”。而有关这个王朝的印象，也因之打上了许多不光彩的符号：荒淫、无道、贪婪、奸诈，狼子野心却保守怯懦不思进取……然而“戏说”终究是“戏说”，郑氏王朝的真实风貌，在明末清初的各类国内史料中，从来都仿佛一团模糊的迷影。一则是20多年隔海相望，中国大陆本土文人，对这个有些神秘的政权知之甚少。平定台湾后，郑氏家族全体归降，出于天下一统的需要，大清王朝当然要对这个曾经的割据政权“选择性失明”。有关这个家族过往的各类记录，也当然因此而被埋没。后来乾隆皇帝编纂《四库全书》时，许多珍贵的资料更被销毁。鄙薄，于是有了今人的“陌生”。与中国大陆对此的“陌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海外甚至西方持续数百年的“台湾郑氏热”。日本方面尤其积极，现存最完整记录台湾郑氏政权的著作，是日本人川口长孺的《台湾郑氏记事》。日本近代历史学家内藤湖南也对其评价颇高，称赞郑氏政权为“亚洲走向世界的先驱人物”。明治维新时代的著名政治家伊藤博文曾4次在日本长崎、广岛等地举行大型的纪念郑成功的活动，并赞扬说“其奋斗之足迹，为今日日本崛起之精神”。甲午战争后日本盘踞中国台湾半个世纪，其间大行“去中国化”运动，拆毁岛内汉人宗庙无数，唯独对台湾郑氏宗庙礼敬有加，至今保存完好。即使在今天的日本，郑氏家族宗庙神社多达240处，远多于上杉谦信、织田信长、丰臣秀吉等日本“杰出人物”。西方也不甘落后，与郑氏政权打了一辈子仗的原荷兰台湾总督揆一（FrederickCoyett）在其著作《被贻误的台湾》里称赞郑成功为“东方最杰出海战英雄”。荷兰历史学家菲克梅杰评价郑氏家族为“航海时代第一批走向世界的中国人”。西方启蒙运动的泰斗人物伏尔泰给予郑氏家族至高无上的评语——“中国文化精髓的最后守护者”……歪曲、戏说、失明、陌生、赞叹、崇仰……海内外评价泾渭分明的台湾郑氏朝廷，真实的容貌究竟是怎样？还是让我们抽丝剥茧，细细地梳理

极拥护他的阎锡山、陈宧等人更加积极地落井下石，就连他曾经可以信赖的北洋军，眼见袁世凯大势已去，也都打起了小算盘，没有人站出来支持他。众叛亲离的压力、长期的政治斗争和繁重的公务压垮了袁世凯本就有病的孱弱身板。袁世凯倒下了。当年的意气风发，纵马驰骋只能在脑海中回味了。23岁朝鲜对抗日本，金戈铁马，势不可挡。36岁天津练兵强军，谨小慎微，青云直上。42岁直隶改革开放，奋发图强，四海仰望。52岁出山终结清朝，群雄束手，威盖四方。他结束了一个长寿的王朝，也创立了一个短命的王朝。他结束了一个时代，也开辟了一个时代。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数十年艰难险阻、往事故人的影子如浮云般从他心底流过。他建立过不朽功勋，也犯下过严重错误。为了这一切，他付出了自己的青春、理想、家人、朋友、属下、自由和爱情，而现在一切都走到了终点。残阳如血，苍穹低垂，回望自己几十年的峥嵘岁月，他决定用下面这句话为自己的一生画上句点：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带着无尽骂名去世，时年57岁，他也没能打破袁家牛人活不过58岁的纪录。新的开始袁世凯的故事就此结束了，下一个故事却即将开始。袁世凯去世后，王士珍等人打开金匮石室，找出了袁世凯留下的继承者提名，只见上面亲笔写着：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并没有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一心想当太子、一心想继承皇位的袁克定，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很早就进入政界的他随着父亲的倒下而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袁克定贪恋权位、误国误民，连带害了老父，算是一无是处。但在抗战时期，身处北京的他宁可潦倒度日，也不接受日本人的邀请，拒绝为日本人效劳，可说大节无亏。雄心勃勃的北洋兄弟们终于逼死了老帮主袁世凯。但袁世凯死后的民国，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继续共和。共和在当时绝对是先进的社会制度，虽然在实施过程中有诸多不足，甚至乱象频生，但从国人对袁世凯复辟的态度来看，足以证明民主是民心所向，共和是民心所向。一次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次失败后就放弃，中国人民还将继续为争取自由、民主、平等而不懈努力！第一章孙中山召开战败总结大会

失败总结大会

这边“反对‘二十一条’”、“护国战争”等事件跌宕起伏，各种力量忙于角逐纷争，那边孙中山先生也没闲着。“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去了日本，而留在国内的同志们又回到了以前那种驾轻就熟的个体户单干的模式，遇事就炸，上去就打，打不过就跑。来到日本的孙中山，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召开“二次革命”总结会议。总结大会的主题不是官场中常见的“坏事变好事”：工作中一旦出了纰漏，重中之重就是组织同志们积极总结，表示大家在这次失误中吸取到了很多教训，有利于日后工作的开展，甚至借机树典型，表示在这次失误中，某某同志头脑清醒、身先士卒，避免了更大损失。对于此类出事之后不深挖根本原因、不问责相关人员的形式主义，孙中山先生是不屑为之的。在会议上，孙中山对共事多年的黄兴提出了严肃的批评。他说：“克强，都赖你，你反对在‘刺宋案’发生后立即开战，以致贻误战机。战争打响后，你又说我不懂军事，阻挠我率军到南京，结果遗祸匪浅。后来你又不坚守南京，自己一走，三军无主，最终失败！”黄兴愧疚地说：“南京失败，弟应该负责任，万恶所归，也甘愿接受，对于我去南京代替先生指挥之事，我是怕先生在战争中受伤以致影响革命前途，才那样做的”。孙中山也觉得自己话说得有点重，于是又好生安慰黄兴，总算是把黄兴安抚好了。接着孙中山又说：“国民党党员思想混乱，党员各自为政、党内不团结，不听我的话，使我的主张得不到贯彻，是‘二次革命’失败的主因。”这话很多人不爱听，黄兴当即站出来替大家说话：“‘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乃正义为金钱、权力一时所摧毁，非真正之失败，根本不是你说的党员不听号令的问题。我们现在应该做的是继续维护国民党，加以整治，力求扩充。”黄兴一席诚恳直言，孙先生并没有听进去。孙中山是个相当有主见的人，你国民党不是不听我的吗？没关系，反正国民党也散了摊子，我就另建一个组织，谁想加入我这组织，谁就得按指纹，宣誓效忠我孙中山。按指纹，还服从个人，这怎么有些像小混混入帮会啊，是不是弄错了？没弄错！1913年9月27日，孙中山亲手拟定入党誓约，这个党叫“中华革命党”，名字很大气。黄兴看在眼中，难受在心里。他也不愿意让步与屈就，于是与孙中山分道扬镳，远走美国。算是避免了本就不够强大的组织继续分裂，应该说非常顾全大局。很多人看到这里，难免心中不安：国父一代圣贤，怎能行事如此霸道？其实，非常时期非常手段。再者，人无完人，孔子也说“大德无亏、小德出入可也”。不管怎么样，孙先生的革命斗志并没有因为一次次的失败而有所减弱，重新来过就重新来过！孙先生身上最宝贵的品质就是信仰坚定、绝不服输，必要时破釜沉舟，为远大目标动用非常手段亦在所不惜。陈其美死创业艰难啊！哪怕是孙先生这么大牌的斗士，愿意跟他按手印入党的人也不多，还好有那么几个铁杆心腹支撑场面。陈其美力排众议，第一个按手印加入。黄兴走，宋教仁死，汪精卫淡出，行事果断、心狠手辣的陈其美终于熬成了二号人物。可是他并没有坚持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这里就顺带提提陈其美的结局吧。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被刺杀于上海法租界。这起刺杀案的行动总指挥是张宗昌。此人本为一介草根，却凭借以耻为荣、无知无畏的浑人性格，先后在陈其美、冯国璋、张作霖和日本人手下折腾，成为近代史上最有名的粗鄙军阀。这起刺杀案的背后主使是袁世凯先生。他派张宗昌干掉其前任老板陈其美的动机只有一个：报复。一来袁世凯、陈其美两人已经因为“刺宋案”结仇；二来陈其美暗杀了“二次革命”之后袁世凯派来的上海军政大权一把手郑汝成。陈其美遇刺后，由于很多人都认为是袁世凯指使张宗昌干的，都怕被戴上乱党的罪名，竟然一时无人敢去认尸，唯独一个瘦削俊朗的小伙子赶了过去，抚尸大哭，并将尸体运回自己家中入殓。除了第一个按指印的陈其美，接下来加入中华革命党的有胡汉民、廖仲恺、朱执信、邓铿、许崇智。这个比较陌生的廖仲恺需要提点几句。此人乃广东客家人，在美国生活过多年，曾留学日本攻读经济学专业，是一名搞经济的好手，算是孙先生的财政总管。此外，其政治嗅觉不错，是一名不错的政治家，他将在今后的革命进程中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后三人是孙中山麾下少数几个能拿得出手的将领，不过朱执信几年后牺牲，紧跟着邓铿也被刺杀，而许崇智先生虽然资格很老，带兵的能力不错，智略中上，但在女色方面情难自禁，尤其是对鸦片没有抵抗力，这让孙先生非常无奈。虽然后来孙中山又找了一个当时著名的“革命圣人”张静江帮忙，也未能彻底改善缺乏人手的窘境。不过，这种局面倒是为一个人的上位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下面就隆重请出这个最早加入中华革命党的当时的小人物、以后的大人物。他在刺杀陶成章一案中有过重要表现，而那个为陈其美收尸的瘦削俊朗小伙儿也正是他。他后来统治中国二十余年，领导中国度过了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的名字叫做蒋介石。短暂的富三代生活蒋家与之前讲过的袁家不同，做了几百年的农民，却没有出过一个当官从政的人（胜清三百年间未有一人求通仕籍者）。估计要么是没钱读书，要么是有钱了却读不出来。好在读书不是唯一的出路，还可以选择经商。浙江经商之风始自战国，清末尤盛，浙商特别是宁波帮也由此兴起。位于浙江宁波奉化县的蒋家正是宁波帮的一员。兴盛蒋家的英雄叫蒋斯千。蒋斯千同志是一个很有头脑的农民，他果断地弃农经商，靠做小生意攒出了第一桶金，并辅以如下两条致富之道，最终发家。致富之道一，看准市场。他开了一家官盐专卖店——玉泰盐铺，这是他的主打生意。历朝历代，盐作为一种极其重要的资源，属于管制产品，其开发权和经营权全部归中央政府。也就是说，盐这种产品归国有垄断，其境况有些像石油之于中石油和中石化。蒋斯千同志花了很多心思，走了很多关系，才搞到政府的特许经营权。之后他就以盐作为市场发力点，打开了当地的市场。致富之道二，产品迎合了消费者需求。除了盐，他还兼营大米、面、油、石灰、烧酒等热门产品，其产品种类之全堪比今天的小型百货超市。这种贴近生活、产品与本地特点相结合的经营理念，得到了当地群众的广泛认可和支持。加上他一贯坚持诚信经营，因此生意在当地十分兴隆，蒋家也就此成为乡里的土豪大户。后来，蒋斯千让二儿子蒋肇聪接班，自己享受夕阳红去也。蒋肇聪子继父业，但他只继承了老爹的精明，却没能继承做人的诚信。他能说会道、热衷乡里公共事务，年纪轻轻就在当地闯下了“埠头黄鳝”（形容人无比的油滑、精明）的大名，是当地著名的“兼职律师”。据说蒋肇聪同志代理案子很有一套，通常暗地里说动原告和被告参与“竞价排名”，逐步提高代理费用，而他就从代理费用中抽出一部分打通官府，自己和官老爷通过吃完原告吃被告，成为官司中的赢家。蒋肇聪先生也算是小有本事，作为一名没有垮掉的富二代，他先后娶了好几个老婆，不过此处我们只关注他的第三任妻子王采玉。王采玉精通女工，也读过一些诗书，知道一些圣贤道理，但运气着实不好，年纪轻轻就子夭夫亡，年轻守寡。在街坊邻居的非议之下，没办法之下躲到一个寺庙带发修行。后来她二婚嫁给蒋肇聪。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1887年10月31日，一个男孩出生于浙江奉化溪口，比他多年后的强劲对手毛泽东大6岁。蒋斯千先生亲自为孙子取名蒋周泰，小名瑞元。蒋斯千不仅是个好生意人，好老板，还是一个好爷爷。从瑞元生下取名、饮食起居到入塾求学，无不给予入微关怀，给了瑞元一个极其幸福的童年。蒋肇聪晚来得子，但他肯定没料到，这个第三任妻子所生的孩子，日后会成为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人物。单亲家庭的问题少年蒋周泰7岁之前的童年生活，是极其幸福的，是无忧无虑的。但这种生活在他7岁那年戛然而止。7岁那年，祖父病逝。第二年，父亲逝世。随后，蒋周泰同父异母的兄弟蒋介卿强行要求分家。王采玉不愿与其争执产业，就把玉泰盐铺的全部资产都给了蒋介卿，自己只要了几间老屋和一些耕地。这一系列变故令蒋家走向衰落，王采玉不得不凭一己之力带着蒋周泰和她的另外三个孩子过日子，生活十分艰辛。因此，望子成龙的王采玉把全部心血都放在了蒋周泰身上。她拿出了所有能动用的钱和关系培养他读书求学，指望他争气成才，光宗耀祖。可蒋周泰同学的表现却让老母很不省心。因为他有太多太多的性格弱点让老母操心，他孤僻、逆反、暴躁、任性、多疑，不轻易相信他人，着实是一个令人头疼的熊孩子。当然，这也不能全赖他，这应该与基因缺陷以及家庭教育的缺失（单亲抚养长大）有关。但是，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令老母头疼的蒋周泰非但没有在乱世中碌碌而终，反而干出了一番伟业青史留名。这倒也不稀奇，因为他身上还有一些了不起的特质。出身商人之家，在社会底层长大，令蒋周泰养成了天不怕地不怕、敢于冒险、好勇斗狠讲义气的野性和脸皮超厚的韧性。野性和韧性兼备，实在彪悍。4岁那年的除夕之夜，蒋周泰便向世人展示了他那敢想敢干的冒险精神。他为了验证脑海中突然迸发出的一个与生命科学有关的念头：从喉咙到胃的距离到底有多远？便果断地把一根筷子从喉咙插入体内。实验数据是出来了，可惜把自己搞得脸色苍白直至昏迷，也把家人吓个半死。除了拥有成功所必需的野性和韧性，他的血液里还流淌着几样重要的东西：争强好胜、不服输，这是成功路上不可或缺的动力。除此以外，蒋周泰其他的天赋都很一般。与同时期的那些猛人如蔡锷、阎锡山相比，他的学习能力显得十分普通。虽然4岁就入学，14岁就娶了媳妇儿毛福梅，但到16岁也没有考上秀才。所幸他就此绝了继续考科举的念头。刚好那会儿袁世凯等人掀起了办新学的高潮，蒋周泰同学也加入了读新学的大军。在校期间，蒋同学因为不满学校偏重旧学的课程安排和保守的教学方式，多次作为学生代表跟校方叫板。也就是这个原因，导致他在求学过程中不得不辗转了多所学校，是个不折不扣的刺头。上路不断变化的环境锻炼了蒋周泰的生存能力和适应能力，知恩图报、喜好结交的他在此过程中结识了多位影响其事业进程的同学和好友，这些人才是他后来取得成功的秘诀。虽然上的是新学，学的是英语和算数，但蒋周泰在吸纳新学的同时，却并不排斥旧学，具有相当的国学国文基础。用咱们中学政治课本上的话讲，算是批判地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他常读《传习录》和《曾文正公家书》此类的书，对明朝“一哥”王阳明、清朝“一哥”曾国藩的处世哲学佩服得五体投地，甚至把从二位前辈先贤处学到的“忠孝节义”立为自己的人生信条。蒋周泰尤其崇拜曾国藩。他的床头一直摆着一部书——《曾文正公家书》，这是他的最爱。有人问他为何如此深爱曾国藩，他说：“曾国藩自己成功，也让别人成功，自己发达，也让别人发达，别的姑且不论，仅此一点就能做我们的老师！”曾国藩是一个严格修身、自省的人，他有个写日记的习惯，这本日记叫《过隙影》，每天记录自己的错误。于是蒋周泰也模仿偶像，坚持每天写日记，在日记里反思自己。例如，蒋周泰比较好色，时常因为女孩子动心，他受不了这样的自己。有一次，他看见一个女孩子，又动心了，当晚便在日记里写道：“见色心动，记大过一次。”由于受偶像曾国藩的影响太深，16岁的蒋周泰给自己换了一个名字，叫蒋志清，可能想表达像曾国藩那样匡扶大清的志向吧。学新学自然是有好处的，至少可以谈论一些时政，像孙先生伦敦被抓、日俄战争、晚清立宪之类的话题。要不说人在青少年时期思维最为活跃呢，蒋志清念着念着新学，听着听着时政，就动了去日本学习军事的念头。1906年4月，蒋志清满怀希望地登上了去往日本的轮船。凭着一腔热血留洋的蒋志清到日本后，四处碰壁，他要求上军校，但没有一所军校愿意收留他。因为蒋志清不知道来日本读军校也是要有资格的。那会儿不像今天有互联网，很容易利用搜索引擎查阅自己需要的资料。那时候没有人告诉他：清政府与日本政府之间有协议，只有清政府陆军部的保送生，才有资格进日本的军事学校学习。这很好理解，那时的日本俨然就是反清的革命根据地，所以清政府要对留日学生严格把关，过滤掉那些对朝廷来说思想不过硬、政治不合格的人才，避免他们在日本加入孙中山的反清大军。若是让孙中山领着一众跻身于世界一流军事院校的专业人士反清，想想都不寒而栗。准备工作没有做好的愣头青蒋志清，一筹莫展，不知道何去何从，只好流离于东京的街头小巷，漫无目的地浪费着一天又一天。折腾了一段时间之后，蒋志清只好放弃军校而选择一所语言学校学日语。在此过程中，一次偶然的机会使他认识了大他近十岁的陈其美。陈其美那时已经在日本折腾了一段时间，不止如此，他还拥有自家兄弟成功留学日本的经验，实属货真价实的前辈。于是他出于一时好心指点蒋志清：你还是先回国读保定军校吧，这样被保送日本的概率最大。陈其美那时肯定想不到，眼前这个不起眼的小兄弟，居然会在不久的将来照拂

原来的策略，诱使楚国人主动寻战。晋文公再一次采纳先轸的计谋，将楚国使者宛春拘禁在卫国，又派人与卫成公、曹共公达成秘密交易：晋国同意他们复国为君，条件是他们要与楚国断绝关系。成得臣给晋文公出这个难题，本意是想陷晋国于不义。孰料先轸看穿了他的意图，反客为主，致使楚国失去了卫国和曹国两个盟友，可谓是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遭受这个打击之后，成得臣再也沉不住气了。公元前632年四月，他发动全军自宋国出发，进攻晋国军队。成得臣这一动，宋国人立刻就松了一口气，晋文公更是欣喜若狂，他命令全军立即收拾家当，准备逃跑。晋军大营中，除了先轸等几位核心人物，几乎所有军官对于晋文公的这一命令感到不解。他们吵吵闹闹地去找狐偃，责问他说：“咱们在这里百无聊赖地等了一个多月，不就是盼着楚军主动出击吗？现在楚军送货上门了，我们却拔脚就跑，是什么道理？”有的人说得更尖锐：“成得臣不过是楚国的令尹，如果我们主公亲自挂帅的军队被他赶得到处跑，岂不是奇耻大辱？更何况楚军自去年出师伐宋，已经四个多月，师老无功，军心必然涣散，我们为什么还要躲着他们？”“非也。”狐偃捏着八字须，慢条斯理地说，“出师有名，则为壮；出师无名，则为老。并非出师的时间越久，就越疲惫。当年如果没有楚王的支持，主公也没有今天，退三舍之地以避其锋芒，是为了信守诺言，报答楚王的恩情。如果自食其言，楚国人会觉得他们受了欺骗，同仇敌忾，士气反而会大振，怎么可以说‘师老’呢？我们退让，如果楚军也就此打道回府，那也是件好事；如果楚军死咬着不放，理亏的就是他们，那才叫‘师老’，明白吗？”按狐偃的说法，打仗就是论理，谁有理，谁就会获胜。事实当然不是这样。晋军避让楚军，表面上是实践晋文公当年“退避三舍”的诺言，最根本的目的还是诱敌深入，寻找有利的战机。统一了认识后，晋军一口气退了九十里，退到了卫国的城濮。这里离宋国已经有点远了，楚军将士都不想再追下去，纷纷要求退兵回国。但是在成得臣看来，晋军的后退正是胆怯的表现，他不顾属下的强烈劝阻，坚持要在城濮与晋军展开决战。当时驻扎在城濮的，除了晋国军队，还有宋成公率领的宋国部队，国归父、崔夭率领的齐国部队，以及公子慭（yìn）率领的秦国部队。成得臣则令楚军背山扎营，与各国部队针锋相对。事到如今，一场空前的大战是不可避免了。【第一次晋楚大战：城濮之战】城濮之战是春秋时期第一场大规模的争霸战，以晋、楚两国为首，当时四个最强大的诸侯国和几乎所有二流国家都参与了这场战争。众所周知，战争的结果是楚国失败，晋国胜利。这场看似在一天之内就结束的战争，其实是一个持续长达四个月的过程。四个月中，交战双方大量使用谋略、外交、心理博弈和军事手段，经历了诸多周折，才来到城濮这个小地方，面对面地拔刀相向。孙子说：“善战者，制人而不制于人。”意思是善于用兵的人，可以调动敌人前来求战，而不会被敌人调动。城濮之战前的四个月，晋国人一直有计划地使用牵制战略，企图迫使楚国人离开宋国，北上寻求决战。而当这一天终于来临的时候，晋文公又突然感到了一丝害怕。他害怕楚军的战斗力。齐桓公纵横中原三十年，尚不敢与楚国人放手一搏；宋襄公不自量力，在泓水被楚国人打得头破血流。他，会步宋襄公的后尘，成为众人的笑柄吗？这种担忧，在他远远地观望了楚国人严整的营寨之后，变得越来越强烈。有一天，他听到自己的营寨中有人在唱：“原野之草茂而盛，我们舍故土而谋新地。”唱者无心，听者有意，晋文公把群臣召集起来，问大家这首歌究竟预示着什么。狐偃看出了他心里的犹豫，很直接地说：“开战吧，打败敌人，就可以号令诸侯。万一不能打败敌人，咱们退守晋国，有山河之险，也没什么好怕的！”晋文公低下头，问道：“那我们欠楚王的恩情呢？”这句话充分暴露了他临阵的胆怯。大敌当前，不去想怎么打败敌人，而在念叨敌人的恩情，难道不是很滑稽吗？栾枝与狐偃相互对视了一下，马上接口说：“汉水以北诸多姬姓诸侯，都已经被楚国消灭尽了，您不能因为楚王的小恩小惠而忘记这种奇耻大辱啊。别犹豫了，打吧！”晋文公很快地看了栾枝一眼，又低头抚弄着茶杯说：“我昨晚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和楚王打架，他将我打倒在地，而且伏在我身上吸我的脑髓，好可怕！”“那是好事。您以面朝天，是得天下；楚王以面朝地，是伏首认罪。”狐偃即刻高声说道，声音中满是兴奋。晋文公看看栾枝，又看看狐偃，再看看栾枝，深深吸了口气，说：“那么，准备开战吧。”晋文公这个所谓的梦，是确有其事，还是他编出来的，史学界没有过多的研究。但是，不管这梦是真是假，都说明了他在潜意识里很害怕与楚国人开战，因而找出种种理由来逃避这场战争。栾枝和狐偃及时断绝了他要逃避的念头。就在此时，对面的楚军大营中，成得臣也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梦见黄河之神突然显灵，并且对他说：“把你的马冠马缨都给我，我将赐给你孟诸之麋。”说明一下，成得臣有点小手艺，从楚国出征之前，他亲手用鹿皮和玉石打造了一套马饰，但一直没舍得用。孟诸是宋国的一个大湖的名字，麋则是湖边水草丰美之地。黄河之神要用孟诸之麋换成得臣的马饰，喻意很明白：你给我马饰，我就让你得到宋国。这笔生意实在是太划算了，但是成得臣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回复了黄河之神两个字：“不行。”醒来之后，他还将这个梦讲给属下众将听。众人面面相觑，不知道说什么好。他的儿子成大心和部将斗宜申越想越不对劲，但又不便直接劝谏他，于是请一个叫荣黄的人前去做工作。成得臣一听荣黄的来意，连忙摆摆手说：“不可能，那是我的心爱之物，谁都不给，劝也没用。”荣黄不死心劝道：“只要对国家有利的事，就算是死也应该去做，何况只是区区一套马饰？将它献给河神，军心必定大振，您又有什么好留恋的？”成得臣不耐烦道：“这里没你的事了，出去吧。”荣黄出来，对成大心和斗宜申说：“不是神要令尹失败，而是令尹自己要失败啊。”公元前632年四月，成得臣派部将斗勃前往晋军大营下战书。战书上说：“请派勇士来和我们玩玩，您凭栏观看，得臣拭目以待。”晋文公派栾枝答复说：“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楚王对寡人的恩惠，寡人一直不敢忘怀，至今铭记在心。因为对楚国怀有这种感恩之情，即便是对令尹您，寡人也十分敬畏，所以才一退再退，来到了这里。但现在实在是退无可退了，麻烦您转告手下众将，整顿好军备，认真完成楚王的使命，咱们明天一早战场上见！”话虽谦逊，然而绵里藏针，斗志昂然。第二天清早，晋军集结了兵车七百乘。晋文公检阅部队，满意地说：“井然有序，可与楚人一战。”楚国人摆出来的阵势是：成得臣自领中军，并以“若敖六卒”为中军护卫，斗宜申率领左军，斗勃率领右军。至此，成得臣对自己仍抱有必胜的信心，他的战前演讲只有六个字：“今日必无晋矣！”针对楚军的阵势，晋军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发现楚军的弱点在于斗勃率领的右军——有很大一部分人马是楚国的仆从国陈国和蔡国的部队，战斗力极其有限，而且斗志也非常薄弱。晋文公命令下军的胥臣臼季：不必理会楚军，先集中力量攻击陈、蔡两军，务必一举击破，算此战的头功。打蛇打七寸，抓住对手的弱点狠狠打击，就是兵法的精髓，一点也不深奥。胥臣臼季深知重任在肩。战斗打响后，他命人给战马蒙上虎皮，全力以赴，猛攻陈、蔡两军。陈、蔡两军一触即溃，并且波及到斗勃率领的楚军。没过多久，斗勃的部队也宣告溃散。与此同时，晋国上、中二军分别与楚国的左、中二军发生激烈的战斗。看到楚国右军崩溃，狐毛和栾枝带领晋国的上军不进反退，栾枝更命人在战车后面拖着树枝奔驰，造成晋国上军溃败的假象。斗宜申率领楚国左军穷追不舍，经过晋国中军阵地之时，先轸、郤溱率领中军的精锐——公族私卒，从中横插到楚军的队列之中，造成楚国左军极大的混乱，而晋国上军也杀了个回马枪，两面夹击，将楚国左军击溃。等了四个月的战争，居然在不到一个时辰之内便分出了胜负。成得臣不愧为一代名将，在失利的情况下仍然镇定自若，不但保持了中军的稳定，而且逐渐收拢左、右两军的溃散部队，且战且退，撤离了战场。《春秋》记载：“晋侯、齐师、宋师、秦师及楚人战于城濮，楚师败绩。”《左传》则进一步补充道：“楚师败绩，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败。”根据《左传》的补充，城濮之战虽然以楚军的失败而告终，但是由于成得臣在最后关头指挥得当，楚军并没有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但是，对于晋文公来说，这个胜利已经足够了。城濮之战后，晋军占领了楚军的营地，将楚军遗留下来的粮食大吃大喝了三天，才心满意足地班师回朝。四个月前，晋国大军自绛都出发，经过卫国和曹国去救援宋国。四个月之后，晋文公自卫国返回，却故意绕道去了郑国的衡雍，与郑文公签订了盟约。三个月前，郑文公才亲自跑到楚军大营，给成得臣送去一支郑国部队，帮助楚国人打仗。城濮大战的第二天，他又派人跑到晋军大营，请求与晋国交好，晋文公派栾枝出使郑国，同意了郑文公的请求。新郑城头的这棵墙头草，真是不管东南西北风都刮不倒。周襄王得到晋文公打败楚军的消息，亲自前往衡雍表示祝贺。虽说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但对于晋文公来说，天子的这朵花送得还真是时候。没有天子的祝贺，城濮之战仅仅是城濮之战；有了天子的祝贺，城濮之战就变成了晋文公称霸天下的标志性事件。为了迎接周襄王的到来，晋文公下了大手笔，命人在践土建造了一座王宫，以供周襄王居住。五月份，在践土王宫举行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庆祝活动：先是举行了盛大的献俘仪式。据《左传》记载，在天子面前列队经过的共计有俘获的楚军披甲战车一百乘、楚军步兵一千人。郑文公担任了献俘仪式的司仪。这一切，仿佛一百多年前的历史重演，那还是周平王东迁年代，晋文公的先祖晋文侯打败犬戎部落，曾在雒邑举行大规模的献俘仪式，当时担任司仪的是郑国的先君郑武公。可想而知，现在要郑文公担任司仪，就是为了循当年的旧例，以增加这次献俘仪式的历史使命感。另外需要再次说明的是，根据周礼，诸侯献捷于天子，只能是在有功于四夷的情况下。晋文公搞了这次献俘仪式，等于把楚国又视为蛮夷之国，开除在中国之外了。几天之后，周襄王设宴款待晋文公，不但赐给晋文公帛礼，还举行了隆重的策命仪式。王室的卿士尹氏、王子虎和内史叔兴父三人受天子之命，策命晋文公为“伯（bà）”，也就是诸侯之长。周襄王还赐给晋文公如下物品：一、大辂之服和戎辂之服（礼服和军服，相当于清朝的黄马褂）；二、红弓一百张、红箭一百支、黑色弓箭一千副（仪仗，不是用来打猎的）；三、御酒一缸（以黑米酿造，滋阴又壮阳的好酒）；四、虎贲之士三百人（像老虎一样勇猛的战士）；五、晋文公担任“伯”的委任状，上面写着：“天子委任叔父，奉天任命，维护四方稳定，消灭天子不喜欢的事物。”（这个很厉害，相当于尚方宝剑，拿着它可以上打昏君，下斩奸臣。）晋文公再三推辞，被逼不过，只得从命，他强忍着心里的兴奋，郑重其事地说：“重耳再三拜谢，谨奉天子艰巨而光荣的使命。”在践土期间，晋文公三次朝觐周襄王，以示尊崇。五月下旬，晋、鲁、齐、宋、蔡、郑、卫、莒等国在践土的王宫举行会盟，周襄王派王子虎担任主持。会议制定并公布了“践土宣言”：共同扶助王室，互不侵害。如果违背此誓，神明降罪，其军受损，国家不保，祸及后人，不分老幼。践土之盟，标志着自齐桓公之后的新一代霸主产生。这一年，晋文公已经六十六岁的高龄了。有人欢乐有人愁。城濮之战成就了晋文公的霸业，也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成得臣。在回师楚国的途中，成得臣收到了楚成王的一封短信，上面写着：“您如果回国，将如何面对申、息两县父老？”申、息本来都是诸侯国，被楚国灭掉之后，成为楚国的两个县。从这封信上来看，成得臣在城濮之战中损失的左、右两军部队，兵源主要来自申、息两县。轻飘飘的一句话，压在成得臣心上却重若千斤。楚国军法历来严酷，当年楚文王出征巴人受挫，鬻（yù）拳犹且将他拒之门外，现在成得臣不遵君令，强行要求与晋国开战，并且被打得铩羽而归，等待他的命运可想而知。成得臣将楚成王的这封信视为令他自杀的指示。成大心和斗宜申都劝阻他，要他还是等到回国见到楚王再说。但成得臣是个急性子，等了两天，没有等到楚王赦免他的命令，走到一个叫连谷的地方，趁人不备，还是自尽了。斗宜申打算追随他而去，也上吊自杀，没想到绳子不牢靠，半死不活之际，突然断掉。正在此时，楚成王的第二个信使恰好赶到，宣布赦免成得臣和斗宜申死罪，斗宜申因而捡回了一条命。对于成得臣的死，楚成王感到相当懊悔。原因之一，成得臣虽然刚愎自用，不是一个合格的帅才，但不失为一个优秀的将才，只要使用得当，仍然能够为楚国做很多事。原因之二，很久以前，曾经有一个叫矞（yù）似的巫师对楚成王说，“您、子玉和子西（斗宜申）三位都将因刚强而死。”楚成王给成得臣写过那封短信后没几天，突然回想起矞似说的话，连忙派人前去赦免成得臣和斗宜申的死罪，结果只救下斗宜申。懊悔之余，楚成王任命斗宜申做了商县的县公，没过多久又改任楚国工尹，掌管百工。他也许觉得，让斗宜申做一份没有什么危险的工作，可以避免其因刚强而死，同时也避免自己被矞似的乌鸦嘴说中吧。晋文公听到成得臣自杀的消息，喜形于色，说：“这家伙再也害不到我了！”后来晋文公听说蒍（wěi）吕臣担任了楚国的令尹，更加放心地说：“蒍吕臣只求自保，胸无大志，不足为惧。”以此看来，晋文公虽然在战场上打败了楚国人，在心理上却仍然将楚国视为最可怕的敌人。天下的霸主尚且如此害怕楚国，其他诸侯对楚国畏惧就可想而知了。城濮之战中，晋军内部也发生了一些问题。晋国的中军在一片沼泽地中遇到大风，丢失中军战旗，掌旗官祁瞒因失职之罪，被军法官当场斩首示众。回师途中，晋文公的戎车护卫舟之侨思家心切，不顾军令私自回家，被处以死刑。晋文公以其赏罚严明获得了民众的尊敬，《左传》也表扬说：“晋文公是个公正的人，处死颠颉、祁瞒、舟之侨三个人，国民都很信服。”并且用诗经中“惠此中国，以绥四方”的诗句来形容晋文公刑赏得当。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物是卫成公。城濮之战前，他就因为想与楚国合作，而被国民赶到了襄牛。城濮之战后，他连襄牛都觉得不安全了，连夜逃往楚国。经过陈国的时候，他听到晋文公在践土大会诸侯的消息，于是在陈国暂住下来，并派大夫元咺（xuān）辅佐他的弟弟叔武摄政，代表卫国参加了践土之盟。没过多久，有人跑到陈国向卫成公告状，说元咺已经奉叔武为君了。元咺的儿子元角一直跟随着卫成公，听到这个谣言后，卫成公不问青红皂白，派人把元角给杀了。元咺很伤心，但仍然尽心尽力地侍奉叔武，守卫着卫国。践土之盟后，卫国正式脱离楚国而依附晋国。晋文公根据当初的约定，允许卫成公回国复位。叔武也派人前往陈国热情邀请卫成公回国。但是卫成公是个疑心很重的人，此前被国人驱逐，又有叔武要抢夺君位的传闻，使得他很害怕这是一个圈套，担心自己回

克子能活下来，都多亏了姨姥姥。不然的话，我们母女俩就要为书一起送命了。”这些都是信子的真心话。对克子而言，这通抱怨早就听过无数遍了，自己生下来就好像为了听这抱怨似的，也早就厌烦透顶了。信子的语气很激动，然而在克子听来却是过时的车轱辘话，勾不起她任何兴趣。“爸，你要逃去哪儿？”克子问道。没有讽刺的意思。因为父亲不可能跟自己往同一个地方逃难，而且克子也深信这是理所应当的，所以才这么问。只是对父亲会去哪儿逃难有点兴趣而已。“你有可以逃难的地方吗？”信子继续攻击道。亮作缩了缩脖子，脸上浮现出困惑而又似笑非笑的表情。“我哪里都没必要去吧。皇军差不多该开始整体反击了，没准现在就已经开始了。让敌人用物资建一个半永久性的机场，我们再把机场夺回来。虽说会花点工夫，但要想节约物资就必须这么做，作战都在按计划进行。”日本的反击也是亮作的反击。他的脸上现出那么一点点得意的光彩。这是他能实施的唯一且执拗的反击，是他的报复。克子对这种孩子气的报复不感兴趣。“那，你不逃难？”克子只追求自己感兴趣的事。“因为没有地方可逃呀。你又不是不知道什么叫死要面子。”“有什么关系嘛，我就是想问问。”“光问问就很不识趣了。”“可是人家想问嘛。”“问了又能怎么样呢。”“不是要托人保管这些书吗？谁能帮他保管这堆毫无用处的废物呀，你说这不是挺有意思的吗？”亮作从龟壳中探出头。“人需要梦想，没有梦想就活不下去。哪怕知道分文不值，也要把希望寄托在梦想上活下去，你们是不会懂的。等这场仗打完了，我就又能跟书在一起生活了。时代会变，可能我这种老书生也会通过考试，在新时代东山再起。虽然很傻很荒唐，关键还是要把希望寄托在梦想上活下去。”“什么呀，真没意思。”克子马上就予以否定，“等仗打完了，考试通过了，你也该退休了啊。哪儿还有什么梦想？”“克子你没有梦想吗？”亮作说话很淡定，但那种弱小而执着的反抗却畏畏缩缩地轻轻抬起头来。克子轻声咂了咂嘴，掸掉了这小小的反抗。“你是看不起我吗？当然有了。我这个年纪的人能没有梦想？到了爸你这种年纪，还成天想着什么要通过考试呢。后年连我都要拿到中学教师资格证了，虽说我从来没想过要当什么中学教师吧。”克子这番感想并没有什么深意，却粉碎了亮作的勇气，使得他丧失了言语和反抗。亮作想，无论如何都要把书保住，似乎这是抵抗两个女人的唯一手段了。他也是真的非常爱惜书本。他终日只挂念着书本。“我想拜托总经理您一件事。”亮作求野口。“其实吧，是关于逃难……”“您要逃难吗？挺好的呀，最好趁早，您要去哪里？”“不，这个嘛……”“是去您夫人的姨妈家里吧？听说她老人家相当富裕。真是羡慕您呀，您也让我这边沾点光嘛。”“嗯。我让妻子和女儿去她那里避难，不过对我来说那边就有点远了。”亮作隐瞒了家庭不和的真相，他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您说什么远不远的，这可是持久战呀。得去有物资的地方才行。我是因为有这家小破工厂才没法想走就走，真悲哀呀。我真想躲到乡下，吃一肚子新鲜的美食，把这些烦心事儿都忘个精光呀。”“其实我有个不情之请，我想租用您家伊东别墅的一丁点地方。”这出乎意料的请求让野口脸上霎时间失去了笑容。没过多久，野口露出了苦笑，摇了摇头，说：“我没法答应您啊，那边就四间窝棚，光我们一家人住，就快住不下了。”“轻井泽也行。”“那边我租给别人了。”野口撒了谎。他在轻井泽和伊东都有别墅。这是他多年来的梦想。夏天在北方的山庄避暑，冬天在南海的别墅迎来新年。这梦想轻轻松松就实现了。轻井泽那里房子无人居住，野口就低价买下了，是一座中产阶级的气派别墅。伊东那边没有价钱合适的别墅卖，所以野口买了块带温泉的土地。那块地在平原深处，成年男性从车站至少要走四十分钟才能走到，三面环山，只剩下中央一点点平地，几乎没有人烟。田地里一直有温泉涌出。野口就买下了这露天温泉和周围两百来平方米的田地。伊东车站附近人口密集，已经没有发展空间了。未来的繁荣跟未开发地区的发展息息相关。越往里走，泉质也越好。虽然现在这里还是个人烟稀少的死胡同，等战争结束了，人们有了游山玩水的兴致，就没有什么地区能比游乐地区发展得更快了。野口深思熟虑，连土地带温泉都买了下来，打算以后建个大旅馆，边赚钱边泡温泉。因此现在只凑合盖了个小别墅，留了人看门、种田、喂鸡，拿来当战争期间的营养补给基地，也是个一石二鸟的战略。然而，在伊东车站下车后，还要走四五十分钟路才能从这片有尽头的原野到达山脚下。就算日本打了胜仗，全国上下疯一般的蓬勃兴旺，伊东的繁荣能不能蔓延至此也是说不准的事儿呢。也正因如此，野口才能以这么便宜的价格买下这两百多平方米带温泉的田地。野口也曾经招待亮作去过这处别墅一次。因为是临时凑合，所以就随便盖了盖，只有四间房。鸡棚有两间。大一点的养着二三十只鸡，小一点的就废弃着。亮作走投无路，就想起这间鸡棚来了。反正有地方放就行，亮作已经破罐子破摔了。“我记得您家还有一间鸡棚空着吧？”“啊？怎么了？”“是有一间鸡棚空着吧？”“噢，您说鸡棚啊，是空着呢。您提这个，有什么事吗？”“您能把那鸡棚租给我吗？”“鸡棚！”野口饶有兴趣地看着亮作，“您是说那间小的，没在用的鸡棚是吧？”“当然就是那间。我怎么能拜托您把正在用的屋子腾给我用呀。”“那个小屋的话，只有一间，四尺五寸，也就是不到一坪[5]大呀。您要拿它来干什么？”野口注视着亮作，兴味愈浓。亮作被这种眼神盯着，简直就像只快要融化的鼻涕虫似的，就快眯起眼睛一脸哭相了。然而他那弱小却执拗的反抗又微微抬起了头。“没，那个，我就是想转移一下我那两千来本书。虽说也有别的值钱东西，但是我从来没想过要转移财产。打仗嘛，我要死守岗位。我不会离开东京的，我打算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我手头的家产也不会动，打算一起带进坟墓。可是书籍是文化财产啊。我这些书又是特殊的专业书籍，有些书是没法用金钱来衡量的。这个嘛，每个人看法不一样，这些书如果保留下来，也会有人高兴的，而且应该也会给后人派上用场。这么做不是为了我呀，我这一辈子庸庸碌碌，可是我起码也想做一件能被后人赞扬的事呀。虽说也不过是临死之前的感伤罢了。”这话惹得野口不高兴了，他若无其事地微笑道：“这可了不得，这么国宝级的东西可不能寄放在我这里。我这人吊儿郎当的，可没法负责帮您保管。”“不，不需要您负责。”“不行，不行。即便您这么说，您试试看要是被战火烧了，或者弄丢了呢？被后人唾骂的可是我呀，他们会说野口为了自己那点破烂东西，害得别人托付给他的国宝级书籍都被烧了。要是这些书这么有学术价值，应该托文部省或是大学这种地方保管呀。这么棘手的高级东西，实在不能跟我这种凡人、我们这种悠闲的家庭同居呀。虽说看起来像是在为难您，但我实在不能答应您。”亮作无语了。野口对他消沉的模样投去慈爱的目光。“我说，梅村啊。您是不是有哪里没想明白？活下来才能谈别的呀。我是不知道您手里有多贵重的书籍，恕我无礼，您身为小学老师，不，您别多想啊。您既不是大学教授，又不是专业学者，就您收集的那点书籍，但凡有点学问的人书架上就多的是。您可不能逞强呀。我知道，您这辈子的感情都放在这些书上了，可是现在在打仗呀，活下来才能谈别的呀。碍事的书本就卖掉吧，用卖书的钱在偏僻的小村买间小房之类的，准备好逃难的地方才是明智之举。我不是在为难您，您要是想转移书本的话，那间鸡棚我是绝不会租给您的。不过，如果您要是为了以防万一，想事先转移锅碗瓢盆、被褥铺盖，事到临头好逃难的话，我就把那间鸡棚让给您。”亮作在泫然欲泣的脸上撑起微笑。“不，不用了。我没考虑逃难，我打算跟国家共存亡，这是我最后能为国家做的事。而且，日本是不会输的，最后一定会打赢，虽说不知道还要过多少年。到时候我留下的书，总会有几本派上用场，这样我就满足了。其他我也没有什么好留恋的了。”“梅村，战争就像万钧雷霆一样，不饶人的。就算你有那么点不服输，有那么点顽固，也是派不上任何用场的。”“不，会有用的。只是时间的问题。我军已经做好了秘密武器，一旦敌人得意，发起总攻，我军就会用撒手锏一举取得胜利，这是我军的既定战略。”亮作嘴中都泛起了白沫，喷着无数的唾沫星子说着。野口微笑看着亮作这副样子，像是佩服到五体投地了。“要是被褥、衣服、锅碗瓢盆，那我能帮您放鸡棚保管。您就尽量事先分散一下吧，毕竟是必需品嘛。至于书籍，您就趁还值钱的时候卖了吧。不过，说不准回头还能烧了来取暖呢。”“嗯，烧来取暖呀。战国乱世那会儿，人们还烧过皇居的围墙和身为国宝的佛像来取暖。没办法，老百姓嘛。我的书可能也会遭受同样的命运。”野口越来越佩服亮作了，他摇摇头，不打算再说什么，转过头去。信子和克子过年放假去了姨姥姥那里，给学校寄了一份诊断证明，就没再回东京。三月十日那场空袭把亮作和野口的家都烧没了。不过，命保住了。亮作一直相信大本营公告[6]和报纸上主张经济繁盛的言论，因为之前空袭受灾程度轻，所以就没当回事，连防空壕都没建。不过，他住的那一带往下挖两下就会冒水，轻易也建不了防空壕。亮作连一件财物都没能抢救出来。话虽如此，能保住小命也真是不可思议了。空袭那天晚上，飞机开始投弹，处处烈火弥漫，空袭警报渐渐响起时，亮作还没穿好衣服，轰炸弹巨大的下落声就开始逼近了。即使如此，他也还不知道空袭有多可怕，所以只穿好了衣服，还把一小包现金绑在了肚子上。到了外面，火舌已经越来越近。眼前是一片火红，灼热的烈风飞速吞没了大地，一团团热量忽然砸在他的脸上。他发出了悲鸣，一下子跳了起来，疯狂地哭着往下风方向奔跑。他完全不知道逃跑的路线。幸好他跑得快才保住了命。他一直被火追着，被火挡着，只顾一个劲儿地四下奔逃。而且幸好他逃到的那些地方都没有足以给他安全感的结实建筑，也没有防空壕和开阔的公园，所以他才能侥幸得救。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跑了多远的距离，就已经站立在海岸边，迎来了黎明。自己家已经烧光了。在崩塌的瓦砾之下，还有仍保持着书籍形状的灰烬，所有的书都烧没了。东京还有很多房子幸存，日本各地还有更多房子幸存，但他已经无家可归了。短短半天，他看过了无数烧死的尸体。看习惯了，连停下脚步的心情都没有了。然而，看到自己家的废墟，还是忍不住悲从中来，泪流不止。这一带路上和防空壕里也遍布着焦黑的尸体，但站在各自房屋废墟前的，却只有他一人。野口的家和工厂都被烧了。亮作去废墟那边看了看，只见野口夫妇和孩子们像从坟墓中爬出来似的，脸上和手脚上都沾满了泥，僵立在那里。大家默不作声，转过身来，就连出于礼貌的微笑都没有浮现在脸上。“都被烧光了呀。”野口低声说。听得出来他什么都不想说，心情糟透了。“我也都被烧光了。剩下的只有我现在身上这套衣服。”“有命在就万幸了，振作点吧。”阴森的表情，声音中满是怒气，但听在亮作耳里，却饱含着人情味。亮作想要抱紧野口，但光是握着野口的手就已经用尽全力了。这份熟悉感让他感到心口都快裂开了。他呜咽着，好几分钟说不出话来。“振作点吧。”野口温柔地把手放在他的肩上。“我是个笨蛋。”亮作抽噎道。“现在说这种话也无济于事呀。你看见那一大堆尸体了吧，聪明人多半也都死了。”野口心情还是糟透了的样子。他跟死搏斗过，这可怕的一夜全用来挣扎逃生了。亮作也忘不了被死亡追逐的这一夜有多可怕。然而，事到如今，活下来却是更可怕的事。“请您把鸡棚租给我吧！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我是个笨蛋！”亮作玩命地抽噎着，继续叫喊道，“请别丢下我一个人！求您了！我光是想想就要喘不上气了！仆人也好，长工也罢，我什么都干！求您带我去伊东！求您让我住在鸡棚里吧！”野口的孩子们都大吃一惊，挪开了眼神。“您的被褥和衣服都没转移吗？”“没，我，我不需要。我害怕一个人！我只要有个能挡风遮雨的屋顶就足够了！求您别把我留在这么恐怖的地方！”“我们当然得互相帮助了。不过，您不用去您夫人那边吗？看来您是太激动了，什么都忘了吧。那边不光有屋顶呀，应该还有被褥和锅碗瓢盆呀。您夫人在等着您呢，她应该很担心您吧。”“不，我必须干活儿！如果总经理您不要我，我就活不下去了！”“我的工厂被烧了，伊东只有间小破房子。我已经不是总经理了。”“求您别丢下我！”亮作疯了似的呜咽道。野口皱着眉，别开了脸，然而又转念一想，低声说道：“总之我还要一个人留在东京四五天，处理工厂最后的事宜。有些事可能也需要你帮忙。之后会怎么样，你我都不知道。我会去其他地方的工厂做事，也就当一个普通工人吧。”他回过神，开始挖废墟和防空壕，翻找东西了。

买卖

亮作得到了野口的允许，在鸡棚住下了。铺了地板，用木板做了围墙。靠着灾民的救灾物资和他人给的东西，亮作好歹过上了最低限度的日常生活。他身上有现金，却不在食物以外的东西上花一分钱。因为没有毛巾，所以泡了温泉以后，就在浴室里一直站到身体风干为止。野口的家人没有同情他，也没有给他援助。“梅村，您考虑一下把东西善加利用如何？擦身体不一定要用毛巾，就算什么都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没有替代品可用。您看，比如说您成天到晚缠在腰上那块包袱皮，那块包袱皮不就可以拿来当毛巾用吗？”野口家一直传言说那块包袱皮里包了大量现金，不知道有多少。野口继续嘲讽亮作道：“您一直拿我家的柴刀削铅笔吧。虽说柴刀是用来劈东西的，如何？您削得好吗？您跟我家人说一声他们还是会借您小刀的呀。不过小刀没几个钱，不如您买一把？我看到有些店铺还有卖的。”“不，我不买，我不想买。并不是因为我舍不得钱，这对我来说是一段宝贵的经历。虽然我那些总结了考古学的资料和重要文献都被烧光了，但我发现了比文献更好的资料，就是让我现在的生活回归原始时代，把这段经历作为资料来进行实验。以往的学者都是从地底下发掘石器时代的遗迹，我现在打算从现实生活中发掘，这也符合八纮一宇[7]的精神。发掘遗迹充其量是美英那边的科学，我这则是学问的真髓，是最后唯一符合日本精神的实践。不做到这个地步，就不会明白考古学。而且，就像我在考古学方面发现了通过日本精神来取得胜利的方法一样，美英的科学思想终究也会败给日本的复古精神！在日本全境化为焦土以后，美英的科学思想反倒会被日本抓住弱点。日本的胜利不远了。”“原来如此。您是要体验石器时代啊，原来如此。您没有毛巾呗，我记得您沐浴后都是靠太阳晒干身子的呗。不过容我说一句，石器时代人们不都生吃东西吗？叫什么贝冢[8]的。不过我们吃的东西也没有调味料，跟猪饲料没什么两样，可能不比石器时代好到哪儿去。那时候不还有穴居一说吗？住鸡棚多奇怪呀，您需要居住在防空壕里才行。”亮作无语。野口恶劣地继续说道：“您应该赶紧穴居。搬到防空壕里住吧，您应该体验一下真的石器时代，拿鸡棚充数可不行呀。”亮作无力地笑了笑。接着，他嘴中又堆起了白沫。“您说得对，不过这事急不来。因为我们早晚都会穴居的。日本会成为一片焦土，这里也会被烧毁，或者被炸

成了最大的问题。当时有人建议前往河西、陇右，有人主张北上朔方直奔灵武，有的则认为应该直接奔赴太原和郭子仪、李光弼会合，甚至有的请求返回京城长安。总之一句话，马嵬驿兵变虽然没有引起更大的政治波动，但以李隆基为首的李唐皇室对于该往何处去这个问题，一时间众说纷纭，各执一词。面对如此混乱的局面，李隆基也没了主张。因为虽然经历了马嵬驿兵变，但李隆基内心依然没有改变前往蜀中的决定，但此时的他知道自己无法再像以前那样牢牢地将局面掌控在自己的手中，周围的声音逼迫他必须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去倾听，并且给予足够的重视。在众人你一言我一语不断打嘴架的过程中，李隆基发现有一个人始终没有发言，这个人就是时刻跟在自己身边的高力士。“力士啊！说说你的想法吧！”李隆基对高力士开口说道。高力士在众人纷纷发表意见的时候，他虽然没有参与其中，但他也没有表现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相反高力士始终在揣测李隆基的心理，凭借很长时间以来他对李隆基的了解，以及皇帝陛下急于寻找到安宁之地的心理，高力士拿准李隆基八成是想继续前往蜀中，所以当李隆基开口问他的时候，他说出了早已经设计好的话语：“陛下！老奴认为大家说得都很有道理，但太原虽固，可是那个地方距离叛军实在太近，很是危险；朔方之地靠近边境，那里有很多胡人，如果没有足够的力量，很难驾驭他们；而西凉距离咱们这里实在太遥远了，如果没有充足的准备，是到达不了那的；蜀中虽然地方狭小，但却是块富庶之地，表里山河，内外险固，所以老奴认为还是应该前往蜀中。”当高力士缓缓说着上边这段话时，虽然李隆基没有给予任何的肯定，但从他那逐渐露出笑容的脸上看，他还是十分认可高力士所说的一切，只是当时众怒难犯，所以高力士说完后，李隆基依然保持沉默，不言所向。“高力士说得不错，可是蜀中虽然是理想的避难之地，但您能保证昨天参加兵变的将士们到达蜀中后能够绝对安全吗？高力士能保证杨国忠的旧部不清算这些人吗？”说话的人是韦谔。“更何况……高力士是您亲手帮助杨贵妃自缢的啊，无论如何您是跑不了的！”韦谔的话虽然难听，但却是实情，这一点恐怕连高力士也未必能够想到，前往蜀中有可能将他自己的性命也卷进去。所以韦谔说完后，高力士没有反驳，而是低下头默默不语。“依臣看来，如果真想回长安，必须要有御敌之策，我们这样慌张地出来，现在重新回去不是好办法，不如立即前往扶风，然后再做打算。”扶风（今陕西宝鸡东）地处关中与蜀中交界，西行可进蜀中，东行可退关中。韦谔事实上是采取了一个折中的方法来统一众人的意见，因为如果在马嵬驿耽误过多的时间，叛军有可能就会从背后追过来。韦谔的话一出口，便得到了李隆基和众多大臣的同意，在他们看来，眼下也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但就在李隆基决定起驾就道时，忽然被一群当地的百姓拦住去路。于是，一场“遮道请留”的大戏就此上演。“草民听到陛下要前往蜀中，这可万万不能啊！长安的宫阙那都是陛下的家居，陵墓都是陛下祖先的陵墓，如今陛下舍弃了这些东西，前往蜀中要做什么啊？”那些老百姓跪在李隆基面前，不断叩头着说道。不过在李隆基听起来，百姓们说的话有些讽刺的味道，让他顿时感觉惭愧至极。面对百姓们挽留外加讽刺式的话语，李隆基沉默良久，那一刻他觉得无论说什么，其言语都显得十分苍白无力，所以他决定选择逃避，让太子李亨等人留下来安抚百姓，而他自己则带领禁军飞驰而去。让李隆基想不到的是，他的这个决定不仅成全了太子李亨的皇帝之梦，也让处在危机之中的大唐帝国开始重现生机。李隆基的离去让百姓们很是失望，现在太子留下了，他们当然不能错过这最后的机会，于是众人趁势围住太子李亨继续哀求道：“既然至尊不愿意留下，恳请殿下留下吧，我们愿率子弟跟从殿下杀回长安，如果殿下和至尊全都前往蜀中，谁做中原百姓之主？”坦白地讲，这场“遮道请留”的大戏是否也是李亨安排的，我们不能完全从史书中找到答案，但《旧唐书?李辅国传》记载：至马嵬驿诛杨国忠，辅国献计太子，请分麾下兵，北趋朔方，以图兴复，辅国从至灵武，劝太子即帝位，以系人心。也就是说，东宫太子党当时已经有了抛却李隆基的意志，可以说李辅国的建议也是符合李亨心意的，毕竟蜀中是杨国忠的发迹之地，到了那里之后前途未卜，而且十八年始终在委曲求全中生存的李亨也肯定想摆脱桎梏。“遮道请留”事件并不一定像马嵬驿兵变那样，是一场精心谋划的事件。它很可能是一件偶然出现的事件，但这恰恰给了东宫太子党机会，正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而李隆基不失时机地留下太子李亨安抚百姓，很可能他已经看出了东宫太子党的心思，要知道李隆基此时虽然已经老迈，但还不至于糊涂得一无所知。当李隆基留下太子亨后，百姓们的劝说虽然正中李亨的下怀，但十八年来那充满危机与险恶的生存环境，早已经使李亨学会了如何保护自己，在没有十足的把握下，他是不可能过早暴露自己意图的。所以，当他听完百姓们真挚的话语后，并没有表现出过分的欣喜与激动的神情，反而以一种诚惶诚恐的姿态对百姓们说道：“至尊冒险远行，我这个太子怎么能够离开他呢？况且我也没有向至尊当面请辞啊！我还是将大家所说的话禀告至尊，我也尽量挽留他。”言罢，李亨准备策马前行。没想到李亨刚刚说完，三子建宁王李倓和宦官李辅国死死地抓住缰绳不放，同声相劝道：“安禄山谋反以来，四海分崩离析，今天殿下如果和至尊一同前往蜀中，叛军一旦烧毁栈道，中原地区从此就是叛军的天下了，现在殿下应该立即想着该如何平叛，使江山社稷重归于安，这才是最大的孝道啊！不必在意儿女情长那点区区的温情。”显然，当李亨回绝百姓们的劝说时，李倓和李辅国已经明白李亨的意图所在，作为东宫太子党的骨干成员，此时他们必须要做好配角儿。“建宁王说得很有道理，儿臣还是希望殿下能够以大局为重，不要违背良策，不要辜负百姓们的期望啊！”忽然间，一个响亮的声音从人群中响起，这个人说完后立即跪倒在李亨的马前，说话的人是李亨的长子广平王李俶。顺便说一句，李俶就是后来大唐第九代皇帝唐代宗李豫。李俶跪在马前的举动，让百姓们更加坚定了挽留李亨的决心，于是众人纷纷效仿李俶也都跪倒在马前拦住李亨的去路。“既然大家执意让我留下，我必须要先禀明至尊，俶儿你去办这件事吧！”李亨见时机已经成熟，他终于亮出了自己的底牌。在众人挽留太子李亨的时候，李隆基虽然一直在前行，但他让众人放慢了脚步，等待李亨等人一同赶上来。可是他最终等来的却是长孙李俶，当他听完李俶的禀告后，这个垂垂老者不禁仰天长叹，感叹天意如此，自己只能顺势而为。“太子仁孝，希望你们能够好好辅佐他，不要挂念我，西北很多胡族部落，我待他们不薄，必要时可以引为外援。”随后，李隆基将禁军两千人及飞龙厩良马五百匹拨给了李俶并叮嘱道。至此，李隆基和李亨两个人分道扬镳。从马嵬驿兵变到“遮道请留”事件，就李亨的初衷来看，时刻是为了满足对最高权力的渴望，但他决定与李隆基分道扬镳在当时从客观结果上对处在风雨飘摇、生死存亡的大唐帝国来讲却是一件幸事，从此以后李亨的身份决定了他必须担负起平定叛乱、重整河山的重任。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十五日，在建宁王李倓的建议下，李亨带领众人前往自己曾经担任过朔方节度使的朔方镇。七月十日，经过将近一个月的充满危机和艰辛的长途跋涉后，李亨终于抵达了朔方重镇灵武。七月十三日，李亨在灵武城南称帝，改元至德，成为大唐帝国的第八代皇帝。直到现在为止，李亨才真正有一种挣脱枷锁的快感，如愿圆了十八年的皇帝梦，从而结束了那惶惶不可终日的不堪回首的日子。是日，李亨下制书以告天下，在那篇长长的制书中有这样一句话：孝莫大于继德，功莫盛于中兴。这既体现了李亨的一种决心，更像是一个预言，因为在此之后，李亨正是按照这句话的标准，努力使这个帝国重新回归正途。第三章重整河山故人出山从李隆基率领一行人长安仓皇出逃到李亨灵武称帝，大唐帝国的最高决策者在转瞬之间完成了角色转换，李亨顺应人心走向前台，而李隆基则避居蜀中退居二线。马嵬驿兵变虽然酿成了一场杀戮，但客观上也实现了大唐帝国新老交替任务。当然这要得益于安禄山在攻陷潼关后，并没有立即攻打长安，从而给了大唐帝国高层以喘息的机会。然而就在李隆基走出长安的十几天后，安禄山的大军最终还是打进了长安。所以，接下来留给李亨的将是十分艰巨的任务。当了皇帝固然让李亨十分兴奋，但接下来他必须要动用全国的力量迅速平定叛乱收复失地，重振昔日大唐帝国的雄风。作为曾经征战过沙场的李亨在完成皇位继承大典后，并没有过多地沉浸在喜悦中，而是立即以皇帝的名义首先将郭子仪和李光弼召至自己的麾下，任命郭子仪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任命李光弼为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北都（今山西太原）留守；任命长子广平王李俶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统率三军，身肩平定叛乱、收复两京的重任。而正是李亨的这个任命，也让后来的大唐第九代皇帝唐代宗李豫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开始不断创建军功。在李亨紧锣密鼓地调兵遣将、筹划部署的同时，他并没有忘记自己不仅仅只是一位统领兵马的将军，除了做好军事部署之外，作为皇帝的他还必须要统筹好全局，而要做到这一点仅仅依靠他从马嵬驿带来的这些人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李亨想到了一位故交，他坚信只要这个人来到自己的身边，自己将万事无忧。李亨想到的这个人名字叫李泌。李泌，字长源，京兆（今陕西西安）人，《新唐书?李泌传》记载：李泌七岁那年曾当面批评名相张九龄不该喜欢“软美者”（带有娘娘腔的文人学士），让张九龄佩服得连呼他为“小友”。天宝初年，李泌曾在嵩山上书论施政方略，深得李隆基的赏识，令其待诏翰林，为东宫属官，就此与太子李亨结下深交，后来为杨国忠所忌，被迫归隐颖阳。李亨虽然已经很多年没有见到李泌了，但年轻时代结下的友谊还是让李亨对这位才子颇为挂念，所以他决定派人前往颖阳请李泌出山辅佐自己。当李泌接到李亨的邀请后，他感受到了李亨的诚意，而且现在是李亨的天下，他不用再担心受到排挤，所以他义不容辞，欣然应征就道。至德元年（756年）八月，李泌晓行夜宿、风尘仆仆地来到了李亨身边，开始了一段崭新的仕途之旅。不过让他想不到的是，在不远的将来他居然会像姚崇、宋璟等那样，成为大唐帝国的中兴宰相。李泌的到来，让李亨感到无比欣慰。事实上在李泌到来后，当时的局势迫使他没有立即投身于平定叛乱中，而是积极协助李亨协调平衡李唐皇室成员的关系。当时摆在李亨面前的首要任务当然是平叛，但以李亨为核心的李唐皇室如果不能形成合力，平定叛乱无异于痴人说梦，李泌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深刻地看到了这一点。李亨即位后很想立张良娣为后，便让李泌制书准备册封事宜。而李泌坚持要让李亨亲自下诏册封。张良娣的祖母是李隆基生母昭成皇后的亲妹妹，当年昭成皇后被武则天所杀，七岁的李隆基失去母爱，张良娣的祖母勇敢承担起了抚养李隆基的义务，关怀备至视同己出。李泌认为如果李亨亲自下诏，无疑是一次缓和长期以来李隆基和李亨之间因为权力斗争所产生矛盾的机会，这对于接下来的平叛大有益处。李隆基虽然已经退居二线，但太上皇的特殊身份还是决定了他在任何时候都会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人。不可否认，李泌的初衷是好的，但张良娣的性格决定了她是个唯我独尊的人，她的所作所为也为刚刚到来的李泌出了不少难题，但作为政治家、战略家的李泌却很好地化解了所有难题。张良娣清楚地知道自己如果被立为皇后意味着什么，她在刚刚到达灵武后便为李亨产下一子，取名为“佋”，在得知自己即将被立为皇后的消息后，她恃宠生骄竟然想要把刚出生的儿子立为将来的储君。这样一来不可避免地就同广平王李俶和建宁王李倓在未来最高统治权力归属问题上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广平王李俶性格温和，对于深处动乱之中以及刚刚经历马嵬驿兵变的李唐皇室来讲，李俶明白此时此刻退让是理想的选择，然而性格耿直的建宁王李倓却选择了硬碰硬的对抗。对于张良娣而言，这场斗争本来并不占优势，是一场一对二的对抗。但无数的事实证明，在每一次政治斗争中，都会有政治投机分子夹杂其中，当时宦官李辅国就是其中的一个。他看到张良娣受到皇帝的宠爱，所以选择和张良娣联手对抗李倓，而李俶因为选择了退让，所以这场斗争形势变成了只有李倓一个人在战斗。李倓并不在乎自己是否是孤军奋战，在他看来，只要自己坚持的，就一定要达到目的。为此他亲自找到李泌密谋清除张良娣和李辅国，但被李泌所制止，李泌告诉李倓目前这种局势下，尽量不要再为自己的父皇添乱，暂且隐忍，不要率先出手。不久后张良娣和李辅国知道了李倓有清除他们的想法，便率先出手，他们的策略是离间李倓和李俶的关系，来达到一石二鸟的目的，但由于招数过于低级，被李泌识破，李泌在李亨面前仔细分析利害关系，才让两位皇子成功渡过危机。李泌本以为一场危机在自己的周旋之下已经过去，但李倓显然不想就此善罢甘休，在知道张良娣和李辅国的阴谋后，他勃然大怒，将李泌的忠告与叮嘱抛诸脑后，贸然晋见李亨揭露张良娣和李辅国的阴谋。事实证明，纵使你握有万般真理，但不合时宜的真理就是谬论。张良娣是李亨最宠爱的人，李辅国有拥立之功，两个人在李亨那里红得发紫，怎么可能指望李亨相信李倓一个毛头小子的话。所以李倓说完后，立刻受到了李亨的怒斥，他受到的评价是任意妄为，祸乱人心。这样一来就给了张良娣和李辅国机会，这两个人知道李亨的态度后，立即联手出招在李亨面前陷害李倓，说他之所以如此任意妄为是因为皇帝陛下没有让他做天下兵马大元帅，而且意欲谋害广平王李俶。于是大唐帝国的又一位皇子在皇帝的猜忌之下被无故地冤杀了。李倓被杀当时最受触动的当属广平王李俶，很长时间以来，他和弟弟李倓的关系十分和睦，现在弟弟无端死在张良娣和李辅国的手中，这让李俶很是愤怒，出于为弟弟报仇以及自保等多种原因的考虑，李俶决定不再选择退让，主动出击除掉张、李二人。当李泌得知李俶的愤怒及其计划时，他急匆匆地赶来制止李俶，由此两个人开始了一番充满玄机的对话：“广平王不可莽撞，难道不见建宁王之祸吗？我和陛下有约定，等到收复京师后，就重新回到深山隐居，成为平民远离祸患。”“先生如果离开了，那我就更加危险了啊！”“广平王不必忧虑，只要尽心尽孝就可以了，张良娣一个妇人只要顺从她，让她开心，她是成不了什么大事的。”“但愿能像先生说的那样，我尽力而为吧。”通过李俶和李泌的对话来看，李泌固然有保护李俶的意思，但也有不愿意惹祸上身的味道。可以说李倓被杀让李俶陷入了孤立，事实上李泌告诉李俶的方法并不是就此妥协，而是一种变相的积蓄力量，人要跳得更高时，必先下蹲然后再跳起。正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段对话也蕴含了李俶有意拉拢李泌的意味，因为李倓死后，李俶明白自己有可能会成为太子，而李倓被杀事件，对于李俶来讲有利有弊。从后来的事实来看，是利大于弊，首先因为他的隐忍，张良娣和李辅国逐渐忽视了李俶这个对手，而且通过和李泌的对话，他隐约觉

是谈判双方摆实力而非讲道理的地方。好在袁世凯也没想和日本讲道理，他谈判的目的是拖，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拖。中方谈判代表是外交部长陆征祥、副部长曹汝霖和驻日大使陆宗舆，这三人彻底地贯彻了袁大总统的指示：拖。拖的办法有两个。办法一，减少谈判次数。日寇的代表日置益说：“我方希望每天谈判，以赶快解决为原则。”陆征祥先生则讨价还价道：“每周谈一次，且谈判只能在下午举行，我上午还要处理其他公务。”讨价还价的最终结果是每周谈三次，下午举行，每次谈两小时。办法二，缩短谈判时间。每次开会，陆征祥先生尽量多说几句开场白，好不容易说完开场白，又让服务员上茶，茶杯还特别大，等茶喝完，才开始谈判，可是陆先生那慢悠悠的说话节奏堪比电影里的慢动作分解……如此一来，正事还没谈，会议时间倒是悄悄从指缝间溜走了。陆征祥先生熬得很辛苦，开场白编不出来了，茶也喝到想吐了，幸好事情有了转机。原来，袁世凯准备了一明一暗两套办法。明的办法自然就是“拖”，至于暗的办法，落在一个日本人身上。在陆征祥度日如年的时候，袁世凯把自己的日本顾问有贺长雄派回了日本。有贺长雄肩负的责任很明确，替袁世凯出高价收买日本人的情报，分析日本人到底想干什么，如果自己拒绝“二十一条”日本人会不会出兵。最终，袁大总统花大价钱搞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情报：“二十一条”并没有经过御前会议，而是大隈重信内阁擅自采取的秘密行为。这就能解释为什么日本人要袁世凯保密了，因为“二十一条”不仅不能让其他列强知道，在日本国内也见不得光。接下来，袁世凯动用人际关系把“二十一条”相关的消息透露给了英、美两国。据考证，英国方面由袁世凯亲自出面搞定，因为英国大使朱尔典和前《泰晤士报》驻中国记者莫理循都是他的故人，关系很不错。而美国方面则是被一颗冉冉升起的外交新星顾维钧（唐绍仪的女婿）摆平的。随后，日本强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立刻成为纽约及伦敦媒体的头条新闻。秘密谈判已经不可能。日本人的本意是趁“一战”这个列强都抽不出手的良机，在中国浑水摸鱼赚一把。袁世凯则摸准了日本人不希望其他列强来捣乱这一点，非要把这事透露出去。于是，袁世凯的老上级李鸿章当年用过的办法登场了——以夷制夷，以利益制利益，联英美制日。1915年5月7日，受到英美两国压力的日本人终于等不及了，这么谈下去谈到哪天是个头，于是发出最后通牒：“就这样，我们一步也不让了。5月9日下午六点前，再不答应签字就开打！”小日本并非虚言恫吓，他们已经在搞小动作——向山东和南满增兵。没办法，国弱民贫。袁世凯政府被迫认怂，答应签字。但是，袁世凯签的不是“二十一条”，而是经过艰苦谈判而取得的《民国四年五月二十五日缔结之中日条约及换文》，简称《民四条约》。陆征祥、曹汝霖和陆宗舆等中方代表苦撑了四个月，抗争了四个月，数十轮谈判，坚持了一个原则：日本人已经得到的，可以让步，日本人没有得到的，锱铢必较。以弱势姿态迫使日本人在原来的条件上做出了几次让步。尤其是“二十一条”中最恶劣的第五项——干涉中国内政的部分被全部删除。屈辱的外交谈判终于告一段落，副作用却刚刚开始。袁世凯本来认为，自己在国家衰败的情况下，通过努力达成此目标也算勉强交代得过去，可他发现自己想错了。由于《民四条约》中含有“中国同意日本向德国索要其在山东的一切权益（清政府与德国所签条约有效期为99年，还未到期，因此日本必须找德国办理好交割手续才算完事），延长旅顺、大连租期至九十九年，日本人可向满蒙移民”这样的条款，导致报纸舆论对袁世凯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批判，全国各地学潮此起彼伏。在学潮的队伍之中，有我们的三个熟人。来回奔走的17岁南开中学才子周恩来。辛亥革命后退伍求学的21岁湖南一师才子毛泽东。喊着“誓死反对”口号的14岁少年张学良。不过十六年之后，即“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说了这样一句话：“当年袁世凯应许‘二十一条’时，我是学生，一腔热血，誓死反对，及至二十年后我执政，还不如人家。”……这就是共和吗？袁世凯不禁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一年后，此事与他干的另一件事将成为他一生之中最让人诟病的两大罪状。张作霖从一颗棋子起步《民四条约》签订后，袁世凯不仅把5月9日定为国耻日，还放出豪言：卧薪尝胆，奋发向上，十年之后跟日本抬头相见。可对袁世凯的寿命来说，十年奋斗显然太久了，相对而言还是搞破坏见效快。于是他计划在东北扶持一颗棋子，暗中抵制日本。候选人还没有开始海选，袁世凯的粉丝团体——“凯子”之一的段芝贵，便向偶像隆重推荐了给过自己好处费的张作霖。这个走后门的张作霖需要重点提一下，此人就是后来的“东北王”张大帅。张作霖，字雨亭，1875年出生于辽宁海城。跟之前介绍过的那些牛人一样，他家里也很穷。为了生存，他卖过包子，当过货郎，学过木匠，干过兽医相过马，投过清军，做过土匪。总之，从业经历丰富而复杂。也正是由于复杂的工作背景，让他集狐的狡黠与狼的凶猛于一身。若论出身和背景，张作霖跟他日后的对手如留过洋的阎锡山等人比起来，完全不在一个层次。好在英雄不问出处。那年头，混不出来的叫土匪，混得出来的叫老总。张作霖的情商和手段，在土匪中那是相当出众。当了很短时间的土匪后，他就明白土匪这份工作没前途，遂脱离土匪，凭借之前的人脉拉起了一支雇佣兵性质的非法私人武装——“保险队”，收起了雇佣费。接下来的几年间，农村居民张作霖不仅收获了宝贝儿子张学良，而且家庭收入持续稳定增长，恩格尔系数大幅下降，生活质量迈上了一个全新的台阶。于是，不再为温饱问题发愁的张作霖，将个人的前途问题正式提上日程。1902年年底，政府部门知道了张作霖的事迹，本想灭了他，但考虑到张作霖手下的私人武装战斗力不错，不好收拾，便把他给招安了。张作霖由此成为一名副营级的清军干部。加入政府编制后，张作霖的主要工作是拿之前的同行们开刀——剿匪。由于对土匪的那一套工作流程十分熟悉，因此他的剿匪工作干得不错。张作霖的官位也伴随着出色的工作业绩越来越高，在辛亥革命之前爬到了镇守使一职。在接下来的辛亥革命中，他跟着当时的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砍了不少革命党人，成功镇压东三省的革命党起义。当然，他们说自己的行动是“保境安民”——不革命不保皇，走中立路线，一切从维护当地稳定的大局出发，为士绅服务，为人民服务。袁世凯当上大总统以后，论功行赏，张作霖被提升为中将师长。《民四条约》签订后，袁世凯交给张作霖一个以搞破坏为核心业务的艰巨任务：“我把东北的抗日任务交给你，你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阻止日本人买到或租到东北的一寸土地，不要让我失望！”这时候的袁大总统还是很有权威的，张作霖这样一个出身不好的兵头子，听到袁总统要重用他的消息后，其反应用受宠若惊形容都不到位。张作霖这样向袁大总统保证：“只要有我在，日本人不敢走出附属地，东北的一寸土地也到不了日本人手中！”根据后来的实际情况看，这话水分有些大。张先生不但没有兑现承诺，而且还跟日本人眉来眼去，搞些军火生意。好在双方的合作点到为止，日本人想让他做傀儡的想法一直没成，彼此既利用又防备。因此，袁大总统的棋子战略，倒也没有偏离预想的轨道太多。张作霖除了能力出众，拍马屁的本事也很好。凭借这两个特长，他成了一名“凯子”。张作霖把袁大总统当偶像一般供着，袁世凯自是不会亏待他。在袁大总统的保护和支持下，张作霖大肆扩军，开始了称霸东北之路。第十四章必须做皇帝

“为什么要当皇帝”论文报告会

日本人出于占便宜的目的不让中国和“一战”有关系，但一群吃饱了没事干的知识分子把中国和“一战”扯上了关系，他们说：“在战争中有厉害表现的国家，如英国、日本、德国，哪个不是君主立宪制？再看看咱们民主共和的中华民国，惨不忍睹！”于是，1915年，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之争成了年度热门话题。最热衷于这个话题的，当数杨度。杨度写了一篇论文《君宪救国论》，洋洋洒洒数千字。在文中，杨度将民国以来的政局混乱统统归结为共和的弊端。他认为以老百姓目前的思想意识水平和文化教育程度，还不能理解共和、法律、自由、平等为何物，而且中国也没有民主传统，若贸然由专制直接进入共和，会令国家陷入混乱，强国无望……而且，君主立宪还能降低为争夺国家元首地位而发生内战的风险。总之，杨度的意思就是要废掉现行的共和制度，转而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袁大总统见此奇文后，十分兴奋，当即挥毫泼墨，写下“旷代逸才”四个大字赠予杨度。也不知道袁大总统是欣赏杨度的才华，还是看到了做皇帝的机会？好了，杨度的这篇论文咱们先放一放，现在给大家引见两位博士生导师级别的人物。话说袁大总统正式就任以来，一来苦于自身的理论水平不足，二来为了装点门面，于是高薪聘请了两位外国法律专家做自己的高级顾问。一位是之前露过脸的有贺长雄博士，另一位是来自美国的古德诺教授。这二位先生没白拿袁大总统的钱，各自贡献了一篇出色的论文。古德诺教授轻松完成了《共和与君主论》一文。他在文中写道，就君主制和民主共和制而言，并没有孰优孰劣的区分，关键在于是否适合本国国情，而政治制度的决定，关键在于本国的历史沿脉和传统。前面持正秉公，却在最后一句峰回路转，以“传统”二字暗示君主立宪适合中国。进可攻，退可守，古德诺的忽悠水平还真配得上他的高薪资。日本人有贺长雄也写了一篇《新式国家三要件论》，他说日本之所以迅速富强，就是因为采取了君主立宪政体。言外之意就是，如果中国实行君主立宪，那么也会迅速强大起来。这三位的观点是一致的，都赞同君主立宪。不过就表达方式而言，后面二位要含蓄得多。含蓄，在官场生态系统中有一个别名：圆滑，俗称滑头。事情办成了少不了功劳，事情办不成问责时也便于推脱责任。进可攻，退可守，左右逢源。不过，这实在不是值得鼓励的行为。有了这三篇极具理论指导意义的开场白，实干家们就可以依葫芦画瓢，开始干活了。袁大头终于昏了头若将政体改为君主立宪，有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那就是皇帝。好在皇帝的候选人并不多。论传承，自然是溥仪；论实力，自然是袁世凯。但让满人世代承袭皇位，国人恐不答应吧？因此，在溥仪和袁世凯之间做一个选择，并不是太难的事情。最先采取行动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杨度，另一个是袁克定。杨度最擅长的本领是帝王之术。据他观察，袁世凯是一颗很有希望的帝星，这也正是他弃孙中山投袁世凯的根本原因。袁世凯死后，他又加入了孙中山的国民党。1922年，他又脱离国民党，成了周恩来的手下，做了一名共产主义战士。几经波折，他最终还是猜准了谁会取得天下，总算不负生平之学。不过话说回来，他自以为把握了命运，其实是命运把握了他。当然了，这是未来的事情。现在的杨度正一心一意地为袁大总统登基筹划造势，为了他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一定要把袁世凯推上皇帝的宝座。8月中旬，杨度谋划许久的“筹安会”正式挂牌开张。帝制运动的帷幕终于拉开！简单介绍一下杨度在筹安会的几位名人同事。严复，这位早年的北洋水师学堂教导主任，后来的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是杨度的头号助手。除了严复，还有四位关键人物——刘师培、孙毓筠、李燮和、胡瑛。这四位都曾入过同盟会，也曾为共和革命冲锋陷阵、出生入死。这次的华丽转身着实让人大跌眼镜。不过，这几位精英可都是主动要求加入杨度团队的，没有武力胁迫，没有美色陷阱，也不是经济利益驱动。因为在他们做出这种选择的背后，以及之前讲过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背后，都隐藏着这样一样东西——它既是世上最坚固的堡垒，却也是世上最为可怕的武器，它的名字叫信仰。而他们的信仰，就是君主立宪能救国救民。这五位，再算上杨度，就是名扬千古的“筹安六君子”。就在杨度努力“造皇”的时候，大公子袁克定也在打如意算盘：总不成把拥立之功全让给外人了吧？皇帝可是世袭的，如果老头子当皇帝，那自己岂不是名正言顺的继任者？因此，这位仁兄本着“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专业精神，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办了一件经典的事情给老头子加油打气。袁世凯很喜欢看《顺天时报》。这份报纸刊载了很多赞成复辟帝制的文章，比如，以中国当前的国民素质还是有皇帝好啊，袁大总统不做皇帝则中国必定国将不国、纲常不再、四分五裂此类，直让袁大总统看得心花怒放。但他不知道，这份报纸是他的宝贝大儿子袁克定为他炮制并限量供应的。袁克定出钱印刷，版式仿照真正的《顺天时报》，一期只出一份，专供老子阅读。后来袁世凯知道此事的真相时，悔之晚矣。袁大公子后来再接再厉，把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梁大财神等七名“凯子”也拉进了“造皇”队伍，凑齐了一支名字非常威风的队伍——“七凶”，与“筹安六君子”合称“十三太保”。在“十三太保”的舆论和金钱攻势下，全国各地的人们怀着各种各样的目的，纷纷成立团体，联名请愿——敦请袁大总统顺从民意早日称帝，早日行君主立宪政体强大中国。这当中有将军请愿团、军警请愿团、商会请愿团、学界请愿团、教育请愿团、人力车夫请愿团、清室贵族请愿团……最出奇的是，还有乞丐请愿团和妓女请愿团。一时间群魔乱舞，即便金庸大师笔下的星宿派重新出山，也只能甘拜下风。这些人要出风头，抢拥立之功，但问题是袁世凯乐意当皇帝吗？若从权力的角度出发，当皇帝貌似不是一个好选择。袁世凯此时权倾天下，权势远超英王、日皇、德皇，甚至是美国总统。而君主立宪的君主只是国家的象征。也就是说，袁世凯若想当皇帝，必先拱手让出一部分权力。但从后面发生的事情来看，袁世凯是想当皇帝的。由于袁世凯同志是一名政治家，政治家的嘴巴向来很严，不会轻易透露内心的真实想法，所以我们只能根据非著名原理：世间所有的选择，到最后其实都是五个字——你想要什么，勉为其难地猜测一下他想做皇帝的原因。理由一，为袁氏家族的源远流长计，为子孙后代的幸福生活考虑。当立宪皇帝最大的好处，当属皇帝世袭制，其传承的稳定性远比封建君主专制靠谱。看人家英国王室都传承多少年了。理由二，去追寻当年的政治梦想——走英国、日本的君主立宪强国之路。只不过在当年的梦想中，他给自己安排的角色是内阁总理，而现在随着权欲的膨胀，角色与时俱进升级为至高无上的皇帝。理由三，满足他因为长期独裁而日益膨胀的个人权欲。绝对的权力产生的不仅仅是绝对的腐败，更有绝对的欲望，而且是永远无法满足的欲望。以袁世凯如今的独裁地位，他也许有办法在不交出权力的情况下坐上立宪皇帝的椅子。权力不交，皇帝照做，这个想法无疑很酷。当然了，也许真正的原因永远埋藏在袁世凯的心中。不管如何，眼看“民意”难违的袁大总统，并未经过艰苦卓绝的激烈思想斗争，只假意推托了一下，便半推半就地答应了称帝。好大的两个反贼袁大总统不会想到，所谓的“民意”，只不过是一场绑架而已。绑匪是杨度狭隘的理想、袁克定以及袁世凯的私欲。强行绑架民意，只会加速灭亡。所以，袁大头正在走向灭亡。一起来研究一下拥护袁世凯称帝的将军请愿团名单，因为出现以及未出现在这份名单上的人对袁世凯能否坐稳皇位都

哩。来，来，来，来，让我搀着你。事情已经干了就算了。睡去，睡去，睡去。（下。）医生她现在要上床去吗？侍女就要上床去了。医生外边很多骇人听闻的流言。反常的行为引起了反常的纷扰；良心负疚的人往往会向无言的衾枕泄漏他们的秘密；她需要教士的训诲甚于医生的诊视。上帝，上帝饶恕我们一切世人！留心照料她；凡是可以伤害她自己的东西全都要从她手边拿开；随时看顾着她。好，晚安！她扰乱了我的心，迷惑了我的眼睛。我心里所想到的，却不敢把它吐出嘴唇。侍女晚安，好大夫。（各下。）第二场邓西嫩附近乡野旗鼓前导，孟提斯、凯士纳斯、安格斯、列诺克斯及兵士等上。孟提斯英格兰军队已经迫近，领军的是马尔康、他的叔父西华德和麦克德夫三人，他们的胸头燃起复仇的怒火；即使心如死灰的人，为了这种痛入骨髓的仇恨也会激起流血的决心。安格斯在勃南森林附近，我们将要碰上他们；他们正在从那条路上过来。凯士纳斯谁知道道纳本是不是跟他的哥哥在一起？列诺克斯我可以确实告诉你，将军，他们不在一起。我有一张他们军队里高级将领的名单，里面有西华德的儿子，还有许多初上战场、乳臭未干的少年。孟提斯那暴君有什么举动？凯士纳斯他把邓西嫩防御得非常坚固。有人说他疯了；对他比较没有什么恶感的人，却说那是一个猛士的愤怒；可是他不能自己约束住他的惶乱的心情，却是一件无疑的事实。安格斯现在他已经感觉到他的暗杀的罪恶紧粘在他的手上；每分钟都有一次叛变，谴责他的不忠不义；受他命令的人，都不过奉命行事，并不是出于对他的忠诚；现在他已经感觉到他的尊号罩在他的身上，就像一个矮小的偷儿穿了一件巨人的衣服一样束手绊脚。孟提斯他自己的灵魂都在谴责它本身的存在，谁还能怪他的昏乱的知觉怔忡不安呢。凯士纳斯好，我们整队前进吧；我们必须认清谁是我们应该服从的人。为了拔除祖国的沉痼，让我们准备和他共同流尽我们的最后一滴血。列诺克斯否则我们也愿意喷洒我们的热血，灌溉这一朵国家主权的娇花，淹没那凭陵它的野草。向勃南进军！（众列队行进下。）第三场邓西嫩。城堡中一室麦克白、医生及侍从等上。麦克白不要再告诉我什么消息；让他们一个个逃走吧；除非勃南的森林会向邓西嫩移动，我是不知道有什么事情值得害怕的。马尔康那小子算得什么？他不是妇人所生的吗？预知人类死生的精灵曾经这样向我宣告：“不要害怕，麦克白，没有一个妇人所生下的人可以加害于你。”那么逃走吧，不忠的爵士们，去跟那些饕餮的英国人在一起吧。我的头脑，永远不会被疑虑所困扰，我的心灵永远不会被恐惧所震荡。一仆人上。麦克白魔鬼罚你变成炭团一样黑，你这脸色惨白的狗头！你从哪儿得来这么一副呆鹅的蠢相？仆人有一万——麦克白一万只鹅吗，狗才？仆人一万个兵，陛下。麦克白去刺破你自己的脸，把你那吓得毫无血色的两颊染一染红吧，你这鼠胆的小子。什么兵，蠢才？该死的东西！瞧你吓得脸像白布一般。什么兵，不中用的奴才？仆人启禀陛下，是英格兰兵。麦克白不要让我看见你的脸。（仆人下）西登！——我心里很不舒服，当我看见——喂，西登！——这一次的战争也许可以使我从此高枕无忧，也许可以立刻把我倾覆。我已经活得够长久了；我的生命已经日就枯萎，像一片雕谢的黄叶；凡是老年人所应该享有的尊荣、敬爱、服从和一大群的朋友，我是没有希望再得到的了；代替这一切的，只有低声而深刻的咒诅，口头上的恭维和一些违心的假话。西登！西登上。西登陛下有什么吩咐？麦克白还有什么消息没有？西登陛下，刚才所报告的消息，全都证实了。麦克白我要战到我的全身不剩一块好肉。给我拿战铠来。西登现在还用不着哩。麦克白我要把它穿起来。加派骑兵，到全国各处巡回视察，要是有谁嘴里提起了一句害怕的话，就把他吊死。给我拿战铠来。大夫，你的病人今天怎样？医生回陛下，她并没有什么病，只是因为思虑太过，继续不断的幻想扰乱了她的神经，使她不得安息。麦克白替她医好这一种病。你难道不能诊治那种病态的心理，从记忆中拔去一桩根深蒂固的忧郁，拭掉那写在脑筋上的烦恼，用一种使人忘却一切的甘美的药剂，把那堆满在胸间、重压在心头的积毒扫除干净吗？医生那还是要仗病人自己设法的。麦克白那么把医药丢给狗子吧；我不要仰仗它。来，替我穿上战铠；给我拿指挥杖来。西登，把骑兵派出去——大夫，那些爵士们都背了我逃走了——来，快——大夫，要是你能够替我的国家验一验小便，查明它的病根，使它回复原来的健康，我一定要使太空之中充满着我对你的赞美的回声——喂，把它脱下了——什么大黄肉桂，什么清泻的药剂，可以把这些英格兰人排泄掉？你听见过这类药草吗？医生是的，陛下；我听说陛下准备亲自带兵迎战呢。麦克白给我把铠甲带着。除非勃南森林会向邓西嫩移动，我对死亡和毒害都没有半分惊恐。医生（旁白）要是我能够远远离开邓西嫩，高官厚禄再也诱不动我回来。（同下。）第四场勃南森林附近的乡野旗鼓前导，马尔康、西华德父子、麦克德夫、孟提斯、凯士纳斯、安格斯、列诺克斯、洛斯及兵士等列队行进上。马尔康诸位贤卿，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安枕而寝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孟提斯那是我们一点也不疑惑的。西华德前面这一座是什么树林？孟提斯勃南森林。马尔康每一个兵士都砍下一根树枝来，把它举起在各人的面前；这样我们可以隐匿我们全军的人数，让敌人无从知道我们的实力。众兵士得令。西华德我们所得到的情报，都说那自信的暴君仍旧在邓西嫩深居不出，等候我们兵临城下。马尔康这是他的唯一的希望；因为在他手下的人，不论地位高低，一找到机会都要叛弃他，他们接受他的号令，都只是出于被迫，并不是自己心愿。麦克德夫等我们看清了真情实况再下准确的判断吧，眼前让我们发扬战士的坚毅的精神。西华德我们这一次的胜败得失，不久就可以分晓。口头的推测不过是一些悬空的希望，实际的行动才能够产生决定的结果，大家奋勇前进吧！（众列队行进下。）第五场邓西嫩。城堡内旗鼓前导，麦克白、西登及兵士等上。麦克白把我们的旗帜挂在城墙外面；到处仍旧是一片“他们来了”的呼声；我们这座城堡防御得这样坚强，还怕他们围攻吗？让他们到这儿来，等饥饿和瘟疫来把他们收拾去吧。倘不是我们自己的军队也倒了戈跟他们联合在一起，我们尽可以挺身出战，把他们赶回老家去。（内妇女哭声）那是什么声音？西登是妇女们的哭声，陛下。（下。）麦克白我简直已经忘记了恐惧的滋味。从前一声晚间的哀叫，可以把我吓出一身冷汗，听着一段可怕的故事，我的头发会像有了生命似的竖起来。现在我已经饱尝无数的恐怖；我的习惯于杀戮的思想，再也没有什么悲惨的事情可以使它惊悚了。西登重上。麦克白那哭声是为了什么事？西登陛下，王后死了。麦克白她反正要死的，迟早总会有听到这个消息的一天。明天，明天，再一个明天，一天接着一天地蹑步前进，直到最后一秒钟的时间；我们所有的昨天，不过替傻子们照亮了到死亡的土壤中去的路。熄灭了吧，熄灭了吧，短促的烛光！人生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一个在舞台上指手划脚的拙劣的伶人，登场片刻，就在无声无臭中悄然退下；它是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充满着喧哗和骚动，却找不到一点意义。一使者上。麦克白你要来播弄你的唇舌；有什么话快说。使者陛下，我应该向您报告我以为我所看见的事，可是我不知道应该怎样说起。麦克白好，你说吧。使者当我站在山头守望的时候，我向勃南一眼望去，好像那边的树木都在开始行动了。麦克白说谎的奴才！使者要是没有那么一回事，我愿意悉听陛下的惩处；在这三哩路以内，您可以看见它向这边过来；一座活动的树林。麦克白要是你说了谎话，我要把你活活吊在最近的一株树上，让你饿死；要是你的话是真的，我也希望你把我吊死了吧。我的决心已经有些动摇，我开始怀疑起那魔鬼所说的似是而非的暧昧的谎话了；“不要害怕，除非勃南森林会到邓西嫩来；”现在一座树林真的到邓西嫩来了。披上武装，出去！他所说的这种事情要是果然出现，那么逃走固然逃走不了，留在这儿也不过坐以待毙。我现在开始厌倦白昼的阳光，但愿这世界早一点崩溃。敲起警钟来！吹吧，狂风！来吧，灭亡！就是死我们也要捐躯沙场。（同下。）第六场同前。城堡前平原旗鼓前导，马尔康、老西华德、麦克德夫等率军队各持树枝上。马尔康现在已经相去不远；把你们树叶的幕障抛下，现出你们威武的军容来。尊贵的叔父，请您带领我的兄弟——您的英勇的儿子，先去和敌人交战；其余的一切统归尊贵的麦克德夫跟我两人负责部署。西华德再会。今天晚上我们只要找得到那暴君的军队，一定要跟他们拚个你死我活。麦克德夫把我们所有的喇叭一齐吹起来；鼓足了你们的衷气，把流血和死亡的消息吹进敌人的耳里。（同下。）第七场同前。平原上的另一部分号角声。麦克白上。麦克白他们已经缚住我的手脚；我不能逃走，可是我必须像熊一样挣扎到底。哪一个人不是妇人生下的？除了这样一个人以外，我还怕什么人。小西华德上。小西华德你叫什么名字？麦克白我的名字说出来会吓坏你。小西华德即使你给自己取了一个比地狱里的魔鬼更炽热的名字，也吓不倒我。麦克白我就叫麦克白。小西华德魔鬼自己也不能向我的耳中说出一个更可憎恨的名字。麦克白他也不能说出一个更可怕的名字。小西华德胡说，你这可恶的暴君；我要用我的剑证明你是说谎。（二人交战，小西华德被杀。）麦克白你是妇人所生的；我瞧不起一切妇人之子手里的刀剑。（下。）号角声。麦克德夫上。麦克德夫那喧声是在那边。暴君，露出你的脸来；要是你已经被人杀死，等不及我来取你的性命，那么我的妻子儿女的阴魂一定不会放过我。我不能杀害那些被你雇佣的倒霉的士卒；我的剑倘不能刺中你，麦克白，我宁愿让它闲置不用，保全它的锋刃，把它重新插回鞘里。你应该在那边；这一阵高声的呐喊，好像是宣布什么重要的人物上阵似的。命运，让我找到他吧！我没有此外的奢求了。（下。号角声。）马尔康及老西华德上。西华德这儿来，殿下；那城堡已经拱手纳降。暴君的人民有的帮这一面，有的帮那一面；英勇的爵士们一个个出力奋战；您已经胜算在握，大势就可以决定了。马尔康我们也碰见了敌人，他们只是虚晃几枪罢了。西华德殿下，请进堡里去吧。（同下。号角声。）麦克白重上。麦克白我为什么要学那些罗马人的傻样子，死在我自己的剑上呢？我的剑是应该为杀敌而用的。麦克德夫重上。麦克德夫转过来，地狱里的恶狗，转过来！麦克白我在一切人中间，最不愿意看见你。可是你回去吧，我的灵魂里沾着你一家人的血，已经太多了。麦克德夫我没有话说；我的话都在我的剑上，你这没有一个名字可以形容你的狠毒的恶贼！（二人交战。）麦克白你不过白费了气力；你要使我流血，正像用你锐利的剑锋在空气上划一道痕迹一样困难。让你的刀刃降落在别人的头上吧；我的生命是有魔法保护的，没有一个妇人所生的人可以把它伤害。麦克德夫不要再信任你的魔法了吧；让你所信奉的神告诉你，麦克德夫是没有足月就从他母亲的腹中剖出来的。麦克白愿那告诉我这样的话的舌头永受咒诅，因为它使我失去了男子汉的勇气！愿这些欺人的魔鬼再也不要被人相信，他们用模棱两可的话愚弄我们，听来好像大有希望，结果却完全和我们原来的期望相反。我不愿跟你交战。麦克德夫那么投降吧，懦夫，我们可以饶你活命，可是要叫你在众人的面前出丑：我们要把你的像画在篷帐外面，底下写着，“请来看暴君的原形。”麦克白我不愿投降，我不愿低头吻那马尔康小子足下的泥土，被那些下贱的民众任意唾骂。虽然勃南森林已经到了邓西嫩，虽然今天和你狭路相逢，你偏偏不是妇人所生下的，可是我还要擎起我的雄壮的盾牌，尽我最后的力量。来，麦克德夫，谁先喊“住手，够了”的，让他永远在地狱里沉沦。（二人且战且下。）吹退军号。喇叭奏花腔。旗鼓前导，马尔康、老西华德、洛斯、众爵士及兵士等重上。马尔康我希望我们不见的朋友都能够安然到来。西华德总有人免不了牺牲；可是照我看见的眼前这些人说起来，我们这次重大的胜利所付的代价是很小的。马尔康麦克德夫跟您的英勇的儿子都失踪了。洛斯老将军，令郎已经尽了一个军人的责任；他刚刚活到成人的年龄，就用他的勇往直前的战斗精神证明了他的勇力，像一个男子汉似的死了。西华德那么他已经死了吗？洛斯是的，他的尸体已经从战场上搬走。他的死是一桩无价的损失，您必须勉抑哀思才好。西华德他的伤口是在前面吗？洛斯是的，在他的额部。西华德那么愿他成为上帝的兵士！要是我有像头发一样多的儿子，我也不希望他们得到一个更光荣的结局；这就作为他的丧钟吧。马尔康他是值得我们更深的悲悼的，我将向他致献我的哀思。西华德他已经得到他最大的酬报；他们说，他死得很英勇，他的责任已尽；愿上帝与他同在！又有好消息来了。麦克德夫携麦克白首级重上。麦克德夫祝福，吾王陛下！你就是国王了。瞧，篡贼的万恶的头颅已经取来；无道的虐政从此推翻了。我看见全国的英俊拥绕在你的周围，他们心里都在发出跟我同样的敬礼；现在我要请他们陪着我高呼：祝福，苏格兰的国王！众人祝福，苏格兰的国王！（喇叭奏花腔。）马尔康多承各位拥戴，论功行赏，在此一朝。各位爵士国戚，从现在起，你们都得到了伯爵的封号，在苏格兰你们是最初享有这样封号的人。在这去旧布新的时候，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那些因为逃避暴君的罗网而出亡国外的朋友们，我们必须召唤他们回来；这个屠夫虽然已经死了，他的魔鬼一样的王后，据说也已经亲手杀害了自己的生命，可是帮助他们杀人行凶的党羽，我们必须一一搜捕，处以极刑；此外一切必要的工作，我们都要按照上帝的旨意，分别先后，逐步处理。现在我要感谢各位的相助，还要请你们陪我到斯贡去，参与加冕大典。（喇叭奏花腔。众下。）注释三女巫各有一精怪听其驱使；侍候女巫甲的是狸猫精，侍候女巫乙的是癞蛤蟆，侍候女巫丙的当是怪鸟。西纳尔是麦克白的父亲。指睡前所喝的牛乳酒。当时法国裤很紧窄，在这种裤子上偷材料的裁缝，必是老手。阿契隆（Acheron），本为希腊神话中的一条冥河，这里借指地狱第三部《重生》以国共合作北伐为开端，描述了近代中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由统一再度分裂，最终走向统一的错综复杂的历史。重点突出了1931到1945年十四年间英勇抗战、抵御外辱的历史风云人物，以激越悲壮的语调讲述了以黄埔军人、地方热血军阀为主体的铁血军人们的英雄豪情，以幽默深沉的笔法还原了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吴佩孚、张作霖、冯玉祥、张学良等人之间的恩怨情仇。犹如一部恢宏的画卷，再现了中华民族儿女在民族危急存亡关头奋起自救的精彩往事。蒋记王朝第一章风起两广

挑衅，迎战！

孙中山北上之后，谭延闿和樊钟秀继续率军北伐。这两人交出的成绩单大不相同。谭延闿亲率的湘军在北伐战场屡战屡败，被迫退回广东。而稍早出发的河南籍武林高手樊钟秀，则创造了奇迹。他率领麾下的数千河南子弟兵横行五省，转战数千里，于千军万马之中杀出一条血路，打到了河南南部，也算是回家了。孙中山北上未归，樊钟秀回不来，谭延闿新败，广东大本营内部有军阀搞武装割据，对于永不安分的陈炯

，临了还得从头到脚给你扎针活络筋脉，那叫一个累啊！”身上不知何时已被扎满了银针，林岳这小子随身带针的习惯倒也挺好，不然这荒山野岭哪里去找这些专用器械。此刻我才感到浑身酸麻胀痛，勉强撑起一看，体表竟壮观地插满了银针，林岳已将我变成人形仙人掌了。“亦凡，别乱动，小心点，你现在身体虚。”晖儿柔声道，她的眼睛隐隐有些红肿，明显有哭过的痕迹。我横躺在越野车的车厢后部，大家撤去了座椅，空出一个不小的空间，从车窗望出去，依旧是山谷附近。“刚才到底是怎么了？”我颤声问道，却发现自己的声音响亮的不像一个虚弱的人。“就是这东西折腾的。”耿婆伸手拿起一块木制的东西，“墨家的木甲术。”这东西我曾在黑魆兵的身后见过，但形状似乎小了一圈，而且已是残破不堪。随着耿婆的话语，情景一转，之前的情景一幕幕回放了起来，所不同的是，我的视角转作了旁观。林岳弄出汽油树之后，我微微一笑，金属刺球出现在空中，只要它们在汽油树造成的可燃性气雾中相碰造出火花，那些黑魆兵就会立刻被火焰吞噬，这就是耿婆之前和我们交待的战术。但是我们都没有注意到，一个毫无声息的黑影自地下接近了我，所有人的注意力集中在面前的战局上，根本没有发现我身后的地面上悄悄钻出的东西。那东西微微一弹，准确地附在了我的背后，八根锐利坚韧的竹条八爪鱼似地扣入背部肌肉，猛然收紧。这一刻正是我挥出金属刺球的时候，也就是这个改变使得我将攻击目标转向了林岳。那木制的东西里似乎包含着什么机括，随着我能力和动作的变化，它有规律地发出咯咯的响声，每次响声后竹条便扣紧拉动，我的攻击也增强数倍。晖儿看到这个东西便高声提醒，却被我的攻击阻住，耿婆瞥见后眉头微微一皱，闪身在狴犴耳旁低语几声，而那时林岳则正在和我周旋。狴犴点点头，身子一抖恢复作家猫大小，一跃潜入黄土之中消失不见。驭金力量越来越狂暴，就在我和耿婆对决的那个时候，背后那东西突地出一些细缝。紧接着，我疯狂地爆发力量，地面的金属全部碎裂，隐隐的力量震得背后那东西顿时裂开了，但却没有脱离。狴犴悄悄从地下冒了出来，灵巧地掩到我背后，团身下蹲，猛地一扑，前爪狠狠地扑打在我背后的东西上，咯啦数声下那东西碎裂成了几块，八根竹条无力地挂在了我的背上。失去那东西的控制，我的身形变得有些脱力，开始晃动起来，也正是那一刻，我绝望地闭上了眼睛，完全没有看到空中动起来的金属碎片。它们的确是动起来了，但却不是攻击，只是纷纷落在了地上，发出叮当的响声。在这片响声中，我仰面倒在了地上…………“墨者非攻，怎么弄出这么阴狠的东西来？”拔去银针后全身无比舒畅，我恨恨地问道，“木甲术又是什么？”“木甲术是源自远古的一种精妙技术，远比墨家和鲁班的机关术更为古老。”晖儿低声道，“控制你的东西叫‘傀人甲’，原本是用来控制战俘为自己效命的机关，因为太过阴狠后来被木甲大师偃师先生废除了。”晖儿手中正拿着姜老所赠的笔记，看来她一定是查阅了那上面的记录资料。但墨家的后人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东西来对付我呢？照理我们从未谋面，更谈不上什么深仇大恨，唯一的解释也许就是利益驱动了。“剩下那些半条命的东西都让我给灭了，这些个家伙的确是大食国来的，估计是战死的，托了这里的沙土和气候的福，保存较好。”林岳继续道，“也是靠那种‘傀人甲’刺激神经系统才那么牛轰轰的，不过……”林岳伸出手掌，手心里放着一把草叶，隐隐有些黑黄。“灵火的痕迹，这上面还有人油。”林岳拨着草叶道，“这是在附近发现的，死的那个应该是墨家的人，动手的应该是莫曹。”利益是人们的共同驱动，如果说是莫曹他们找来的杀手却也在意料之中，但他大可不必将这个墨者杀了，即便是灭口，也显得有些过头了。只是不管如何，好在大家都平安，最重要的是没有酿成我亲手杀死妻子好友的惨剧。“调查这些只会浪费时间。”我恨道，“继续按原计划查探，要想太平，就必须先把这些潜在后面的混蛋挖出来！”……(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湖南湘西张家界，青岩山地域。西汉初年的张良，字子房，与萧何、韩信同被称为汉初三杰，被封留侯，谥文成侯。张良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传奇式的人物，据《史记》、《汉书》等史志典籍记载，他的先人曾五世相韩，自秦灭韩后，张良结交刺客，曾与樊哙在博浪沙狙击秦始皇。陈胜、吴广起兵后，张良聚集百余名少年投奔沛公刘邦。精通兵法的他善于出谋划策，深得刘邦信赖，曾称赞他能“运筹策帷幄中，决胜千里外”。然而，这位功名卓著的开国元勋在功成名就之后，却急流勇退，称病不朝，过起闭门谢客的隐居生活，直至汉高后三年去世。因此，张良的晚年活动鲜为人知，以至被人蒙上一层神秘色彩，而张良死后究竟葬于何处，也成为千古之谜。而我们的下一个目的地却正是这位兵法、数术名家的墓地。关于张良的墓地，人们曾有多种猜测。有人认为，张良墓地在今河南省兰考县，县城西南六公里的曹辛庄车站南侧，确有一座张良墓，高达十米，周围古柏环绕，郁郁葱葱，似有一定来历。据传说，刘邦死后，吕氏专权，张良便托病隐居于东昏县（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兰考）西南的白云山，死后就葬于该地。后世的戏曲、小说也有相似描写，说张良纳还冠盖，辞朝学道，刘邦追至白云山，张良幻化而去，从此不知下落。也有人认为，张良墓地在今山东沛县东六十五里的微山湖微山岛上，据唐代《括地志》记载：“汉张良墓在徐州沛县东六十五里，与留城相近也。”又载：“故留城在徐州沛县东南五十五里，今城内有张良庙也。”当初刘邦封侯的时候，曾许诺让张良“自择齐三万户”。但张良以在留城与刘邦首次相见为理由，要求封给他留。既然封地在留，死后葬于留城附近，应属合情合理的事情。这一看法以唐代文献为依据，且与史实较接近，也有一定说服力。还有人认为，张良墓地在今湖南张家界的青岩山。当地山水奇丽、林木清幽，是著名的风景区。据《仙释志》记载：“张良，相传从赤松子游。有墓在青岩山，时隐时现。”《陵墓志》也记载：“汉留侯张良墓，在青岩山。良得黄石公书后，从赤松子游。”邑中天门、青岩各山，多存遗迹。核以史实，张良确实曾在封侯之初，向刘邦说过：“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综合上述记载，张良晚年前往景色秀美的青岩山隐居学道，死后即葬于该地，应该是最为合乎逻辑的推断。何况，陈子浩他们留下的地图上也鲜明的标记了青岩山的所在。陈子浩等人对张良墓的图谋十分显而易见，由于之前他们一直是遵循着奇门遁甲这条脉络，那这位在奇门遁甲钻研史上最著名的子房先生就更不会被放过了。相传当年黄帝得到的奇门遁甲为一千零八十局，到了周朝为太公姜子牙改作七十二局，而这个张良张子房则将其简化为了十八局，即阴遁九局和阳遁九局。何况民间一直有传说，张良将一生的奇门遁甲精要研究都藏入了自己的墓穴，之所以布下三处墓穴葬地，正是效法“狡兔三窟”，以迷惑那时虎视眈眈的吕后。明白目的是一回事，可要想抢占先机则是另一回事，对于毫无头绪的我们来说，且不谈传说的真实性，单单这些精要书籍的线索，就已是扑朔迷离了。……“嗬，这菜辣的，我那喉咙都赶上大兴安岭火灾了。”林岳满头大汗地吃着，口中不住叫唤，“不过还真好吃，辣死也值得了，唔……”“慢点吃，就这吃法，迟早把你的胃弄坏了。”S倒没有嘲笑林岳的穷形尽相，反而递去一杯白水，细心地提醒着。从山谷回来林岳便一直嚷嚷着叫饿，一路海吃过来。他之前一直到现在的表现始终让我觉得有点奇怪，但又说不出为什么，终于在某次饭桌上我想到了症结所在。“哎，林岳，我记得你小子在学校里没这么大胃口啊。”我回忆着问道，“那时候你还不太爱吃水果，怎么，现在秋后算账一起吃个够本了？”“得……得了吧，我……我这叫体质特殊……”林岳嘴里塞满了食物，翻着白眼道。“体质特殊？你不属猪吧？”S白了他一眼，讥讽道。“体质的确特殊，是他的缘木能力害的。”耿婆微微笑着替他解释道。“缘木是一种借助自然变化来创造和控制植物的能力，对施术者来说体力消耗很大。”“就是，你们看我这么吃也没见长肉啊。”林岳捏了捏自己坚实的胳膊道，“唉，整一小细胳膊小细腿的，都给消耗了。”我们这才惶然大悟，难怪林岳在每次战斗后都会大吃大喝，一路食物不断，而且还特别注意随身携带的干粮补给。原来他是为了应付沿途的状况，注意给自己的能力补充动力。自那以后，S便不再嘲笑林岳，相反的，还时常会准备一些食物带在身边，以备林岳的不时之需。在古战场上，林岳在地下造成的那阵波动隐含了极其巨大的潜能，我很好奇，当时如果不是耿婆喝止了他，情形又会是怎么样呢？从知道林岳的能力开始，似乎没人知道这小子到底有多大能耐，但那千奇百怪的植物却又被他运用的巧妙自如。他的个性有些搞怪，每每采用的攻击方式都是刁钻阴损的，可真要细论起来，缘木能力的威力却是让我隐隐有些发寒的。虽然我并不知道自己究竟害怕哪一点。在这片风景如画的地域里，晚饭后最好的活动莫过于慢行散步，虽然我们落脚处附近并没有什么市集和景点，但对人来说亲近自然远胜于市井喧嚣。或许在自然的环境中，思维会变得更加敏锐，至少我是非常需要这样的环境来思考。黄昏的天色总是给人带来许多的遐想和感叹，也许是夕阳晚霞的色彩最容易触动人类大脑中的某根神经，世间多少骚人墨客为此留下了千古佳句。当然，这种雅兴和情调并不是人人都有的，最多也只会安然享受晚景而已。但眼前那些喜欢煞风景的除外。拐过一片幽静的树林，石板铺就的道路出现在面前，沿路观赏着周围的景色，林岳和S在一边低声谈论什么话题，不时地偷笑着。晖儿拉了拉我的衣角，似乎在提醒我什么，猛一抬头，不远处有几个路人迎面走来。不过是几个路人，晖儿未免也太过小心了，我正想笑着调侃她两句，视线却被那些人的行动所吸引，身边的耿婆也低低地“咦”了一声。那是八个身材高大的人，为首的一个穿着一身灰色的布衣，款式很像当地的农家服饰，脚下行走起来大有龙行虎步的感觉。在他身后的那七个人却穿着宽大的长袍，头上戴着个大大的斗笠，行动间有些僵硬，暮色中看着十分的诡异。更不可思议的是，我看不清那斗笠下的面孔，这并不是因为天晚的关系，而是他们的脸部都让一张画着朱砂印记的黄纸所挡住了。“湘西赶尸匠。”耿婆低声提醒道，“湘西赶尸，生人回避。大家都靠边，给他们让条道。”大家都是一愣，在现代社会这个名头有些生僻，但我们几个多少都有所了解，当下闪在一边给对方让出了道路。那些人很快便走过了我们的面前，为首的那名汉子大约三十多岁，身形魁梧，蓄着短髭，板寸头上刺毛林立，看着彪悍异常。我悄悄地打量了一下他身后的七个人，都是垂手而立，行动间似乎双膝并不弯曲，脚下向前直直挪动，看着像是在跳动一般，只是动作幅度并不大。“啊～～”S突然发出一声惊叫，满面怒色地盯着为首的男子，一只手探向身后。灰衣汉子嘿嘿地笑着，身后那七人全部停了下来……十八、辰州尸俑装潢古朴的包间内摆着一张矮小的木桌，上面满是精巧的茶具，两名男子隔桌相对跪坐。正在摆弄茶具的男子似乎十分熟知茶道，手法轻巧优雅，面上那亲切的笑容更是让人油然生出倾慕的感觉。在他对面的男子身形较为高大，即便是跪坐下来也比常人高出不少。这人看来十分普通，但却普通得让人有些害怕，因为你根本无法在这张谦和平常的面孔上窥出任何的情绪。摆弄茶具的男子提起水壶，用滚烫的热水在小巧的紫砂茶壶外均匀地浇了一圈，取过茶杯，以清茶洗涮。单掌托壶，缓缓倾出，一杯幽香四溢的茶水敬至高大男子的面前。“茶之道，深蕴而内敛也，嗅则其香淡雅，品则入口浓郁。”高大男子轻晃着茶杯道，“你浸淫茶道多年，怎么今天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茶道乃静心专一之道，心中愧意难当有如茶香外溢，故不能控也。”沏茶男子恭谨道，“莫曹欺瞒风爷，一直揣揣不安，自知难逃您的法眼。”“行事大气，有心胸，这是我欣赏你的原因之一。”高大男子品了一口茶水，“哦？这茶的功夫……”“雕虫小技，风爷见笑。”沏茶男子坐直了微一欠身，“莫曹只是以茶明志。”“鼻间茶香浓郁，茶水淡而无味，细品之下却是浑然一体。”高大男子点头道，“好个以茶明志！用嗅觉引导味觉，果然寓意深刻。”见杯中茶水已干，沏茶男子恭谨地又沏上一杯，那高大男子接过茶杯在鼻间细细嗅了一阵，一口呡下。“陈子浩的事我自会处理，你不必担心。”高大男子放下茶杯，身边突然蹿出一只金毛猴子，攀到桌上摇摆着走向茶具。沏茶男子微微一笑，又沏了一杯，递了过去，那金毛猴子大大咧咧地接过茶杯，竟也细细嗅了一阵，两爪托住茶杯呡了一口，即刻点着头冲高大男子唧喳地叫了起来。“能让我欣赏的人不多，能让它欣赏的人就更少了。”高大男子的脸上露出一丝笑意，“你，很好。”……S的惊叫声并不是无端而发的，当那汉子经过她身旁时，宽大的手掌在她臀部重重地摸了一把，那动作猥琐之极，但又快的惊人，以至于S完全没有避让的余地。“朋友，这是什么意思？”边上的林岳没有破口大骂，却一反常态地严肃道，似乎也看出那人的来路有些不凡。“么子意思？赶尸的道道忌讳女的，这妹子翘起屁股拦路，我只不过是教训两下。”灰衣汉子操着地道的湘音满脸生横道，“高声大气地炒哒我的客，这笔账倒要算下看看。”对方的态度霸道强硬，强词夺理的架势似乎在故意找碴，我隐隐觉得事有蹊跷，当下掩在了晖儿的身前。S早已按捺不住，听到那汉子口里不干不净的，更是恼火，刚想放出怀里的狴犴上前对付，却被林岳暗暗拉住。“算账？好啊，不过她是个女的，怎么也不能让朋友你坏了名声吧？”林岳微微一笑，“要不我陪你玩玩？朋友尽管划出道来。”“城里人细皮嫩肉的，就莫学哒讲么子江湖切口，倒你爷的胃。”灰衣汉子不屑道。哐铛几声，那汉子话音刚落，身后的七个怪人突然倒地，个个摔得四仰八叉，手脚挣扎摆动却站不起身来。也就是这么一摔，宽大的袍子耷拉在了身上，这七个怪人居然都是大腹便便，可让我惊异的是，他们隆起的腹部竟然是一般大小。地上不知何时长出了一片苔藓，闻声灰衣汉子转头间险些也是一跤，当即脚下一扎稳住身子。那汉子哼了一声，双脚交替探出，脚步诡异地游动了一圈，满地的苔藓尽数被他翻起，双手一抓一提，拎住地上怪人的衣领，几下将他们拽了起来。“急哒找死！”那汉子恶声喝了一句，身子晃动中，手掌翻飞地在七个怪人背后击打了几下，一阵梆梆作响后，那些怪人动作诡异地向我们直冲过来。“老婆子有些累了，你们陪他玩玩吧。”耿婆打了个哈欠，坐在了路边的石头上，翘起二郎腿悠哉地观起斗来。临近身边，那些怪人的手臂突地举起，平伸向前，宽大的袍袖中露出一双双惨白枯槁的手掌，十指上长着乌黑的长甲，像是猛禽的利爪一般。手臂抬起的位置恰到好处，在他们的逼近下，寸许长的黑甲全然是冲着我们的咽喉部位而来。“就知道是这一招。”林岳乐了，双手抖动了两下，几根粗大的树枝横劈了下来，狠狠地敲在了那些怪人横伸的手臂上。“梆梆梆……喀嚓……”一片响声后，那些怪人的行动被阻了阻，手臂却并未折断，亚洲无码23p

到哲宗的同文馆之狱事件中，当成了文家的历史污点。这怎么受得了，当宋朝的官，第一重要的就是名声。可时至今日，名声值几个钱。纵观帝国二十年，名声越大的，被泼的污水越多，受的迫害越惨，新旧两党谁都没跑了，都在受害之列。蔡京早就想通了，名声，是这个时代里最没用最虚伪的东西！我不要，我要的是享受。注意，这是蔡京一生的终极目标，不管他后来造成的恶果有多大，他的本心并不复杂，连带着他的作为也不是那么的凶残血腥。这一切都要从这个机遇说起，蔡京打点起十二分的精力，陪着这个大太监在杭州城周围寻觅，把散落在民间的高人遗迹挖出来不少，更精益求精，施展浑身解数，创作了十几幅字画，托大太监带进宫去。蔡京有十足的信心，用自己的作品打动新皇帝。政治上不说，在丹青笔墨方面，他清楚自己是活着的传奇，这一点，就连他的政敌们也没法否认。这位大太监满载而归，回京之后才知道他带回蔡京的作品有多正确。赵佶作为古往今来所有帝王中文艺天赋数一数二的大天才，早就在珍藏蔡京的作品了。有记载，蔡京做京官时，有两个管事级的杂役对他非常恭敬，在最热的三伏天里，亲自为他挥扇送凉。蔡京很满意，一时高兴，在两人的扇子上各题了一首杜甫的诗。小事一桩，过后就忘了，可是隔了几天，突然间这两个杂役衣帽崭新喜气洋洋，听人说各自的家里都重新装修了。一问才知道，当时的端亲王赵佶以两万贯把扇子收购珍藏了。这样一来，本来是给蔡京通关节的事，突然间对这个大太监也有了好处。这趟活儿干得漂亮，很有办事能力，可以重点培养。从这时起，这个太监走上了宋朝的官场台面，成了赵佶的心腹人，在不久的将来，一次一次地决定了宋朝的命运，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讲，他给宋朝造成的影响，比蔡京更大。他叫童贯。童贯是个有来历的太监，在庞大的太监群落里，从出身上就高人一等。太监，这是非常特殊的一群人。他们从本质上来说，只是奴仆，可是在功能上来讲，就实在太恐怖了。功能正常的男人能做的事，他们做不了；功能正常的男人做不到的事，他们在宋朝做得风生水起。比如说前面提到的，在高滔滔病危时主持过宋朝国政长达数月的陈衍、张士良，当上幕后太上皇了，牛不牛？这还并不是最牛的。太监最风光的时代是唐与明两朝，唐朝时太监随便决定皇帝的生死废立，明朝时的厂卫像开屠宰作坊似的成批杀大臣，这都空前绝后，可是在一项对国家最重要的工作上，他们比宋朝的同行差远了。宋朝的太监是历朝太监里的战斗机，他们是武装太监！北宋一代，宦官在军中的地位、贡献堪称卓绝，远的不说了，宋神宗时期的一系列西征战事里，大太监李宪威风八面，最辉煌时率军冲上天都山，把西夏自李元昊时修筑的皇宫烧得片瓦不存。这是何等的战功，放在任何一位名将的身上，也是主要的军功章。可以说，在宋朝想当一位名太监，就要从军。童贯走上了这条路，他的师傅就是李宪。有这位显赫的师傅，加上这时赵佶的赏识，可以说一条光明大路已经铺在了他的脚下。战旗在向他招手，军功章在向他招手。童贯高兴，兴奋之余头脑变得更加清醒。他可不像李宪，最大的理想就是当一名军中宦官。他要的东西堪称这世上最终极的目标——出将入相。他可不想一辈子都泡在死人堆里，抱着冰冷的刀把子混到老。他要在军中有地位，朝里有实力，进可海阔天空，退能平安富贵。要达到这一点，他知道自己必须有政治班底。落实起来，就是要找到同党。同党，是一个神圣的名词，不是暂时的利益结合者那么简单。后者是一时的合作，前者要把身家性命纠缠到一起，荣则同荣辱则共辱，甚至会死在一起。能不小心地选择吗？要成为同党，起码要有几样基本条件：一，共同的追求；二，相近的性情；三，相似的手段；四，差不多的境遇。前三样好说，官场之大无奇不有，类型相似的人很多，很有机会因为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第四点才最重要，没有差不多的境遇，就不会是同党，而是上下级的关系。童贯在后宫刚刚崭露头角，蔡京在杭州忧心忡忡，两人都急于在开封城里站稳脚跟，这些把他们牢牢地绑在了一起。在不久的将来，以这种关系结合在一起的同党越来越多，童贯、蔡京作为核心，把触角伸到了宋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如果说新、旧两党的党争毁了宋朝的官场，那么童、蔡两人的同党则毁灭了宋帝国的一切。回到宋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的四五月间，童贯为这个小集团作了第一个贡献——拉蔡京回开封。为此，他发动了皇宫里的能量，甚至动用了师傅李宪的老关系，让赵佶的耳边时刻若有若无地响着同一个声音：蔡京是好人，蔡京是能人，蔡京是风雅人，实在是怀念他，他在开封的时候，宋朝官员的品味都提升了好几个层次。赵佶心动。但仅仅是心动，蔡京是他刚登基时贬出去的第一批大臣，就算要召回来也要等个好机会，不然出尔反尔，皇帝的威信往哪儿放。童贯眼看着自己的努力只是埋下了一个让蔡京回开封的伏笔，短时期内难以见效。他实在是有些急，愧对同党啊。却不知蔡京对他的要求也仅仅就只是个伏笔罢了。蔡元长作为历史上首屈一指的灭国级妖孽奸臣，怎么会把所有的赌注都押在一个人的身上呢，他有自己的招数。针对赵佶，只要他是宋神宗的儿子、宋哲宗的弟弟，他就别想逃出这个圈套。究竟是什么样的圈套一会儿再说，先要说的是由谁用这个圈来套赵佶。这个人大有来头，无论是对旧党人的恨，还是对套人的手法，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尤其是套人的手法，更是家传渊源，非同小可。此人姓邓，还记得神宗变法的初期，有位从西北专程赶到京城，歌颂王荆公的人吗？对，就是那句千古名言“笑骂由汝，好官须我为之”的邓绾。邓绾在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前的人生前面介绍过，这里不赘述。要说的是他在变法结束后的遭遇。他惨了，严格地说，他既没有像吕惠卿那样背叛王安石，也没像李定那样痛殴苏轼，更没像章惇那样当廷向司马光咆哮，总之是个在金钱面前低头，在高官面前低头的偏软人类，可他居然是新党第一批元老中最倒霉的一个。他在元祐年间被高滔滔踢出京城，到外地反省。这本是很正常的事，谁不是这样呢，可他胆子小，身体差，被贬到第一站扬州之后，刚刚有命令再贬远点，到……滁州，他就死了。滁州是当年赵匡胤大展神威，组织那次空前威武的晨跑运动，从清流关跑到滁州城，砍倒皇甫晖的地方。本就在江淮一带，离着扬州很近的，你怕什么啊？至于吓死吗？可他就是死了，年仅五十七岁。从此之后，他的儿子们对旧党，对高滔滔充满了刻骨的仇恨，抓住一切机会去报复。其中以他的二儿子邓洵武做得最成功。邓洵武，正牌进士出身，博闻强识精通历史，哲宗时期担任秘书省正字、校书郎、国史院编修，具体的工作是重编《神宗实录》。这太理想了，以他对高滔滔的仇恨，可想而知，他写的书里高滔滔能变成什么样。本就是老巫婆了，还不得头上长角脑后披毛，每晚吃三个小孩子当消夜？写得狠了点，后遗症就出现了，哲宗死后，他被向太后一伙儿盯住，狠狠地教训了一顿，但没能造成实质伤害，只是调离了国史院，去起居舍人那儿报到，从写历史的变成皇帝的私人秘书。邓洵武很失落，关键时刻，一个即将倒霉的重臣帮了他一把。蔡京，在贬职之前，力挺邓洵武，把他又保回到国史院。这看似一步闲棋，却对蔡京一生的命运至关重要。什么是聪明人，蔡京最高明的一点就在于善良。与他接触的人没一个不说他善良的。不管他做了什么，每个人见到他时，都会如沐春风。从最初他处在下位，对领导对同事零拒绝开始，到他日后权倾天下长盛不衰，无论何时何地，哪怕正在伤天害理进行中，他都面带笑容。这就是所谓的态度决定一切。哪怕是金玉良言，连喝带骂地说出去，也没人接受，甚至可能结仇。而带着三分笑意，哪怕伤到了谁，都是“不小心”的。蔡京力保邓洵武就是这样，自己身在雪中，也给别人送炭，让对方感动到死。这样结交到的朋友，就算不在一起工作，都会有大用。用处来了，邓洵武要把蔡京搞回到开封城来，这个想法是多么的疯狂。他只是个小官，父亲还死了，从哪一点来说，都不可能有童贯的能量大，可事情真的办成了。为什么？因为他的特殊本领。——邓家的家传套人大法，外加邓洵武本人的历史功底。想套一个普通人都要大费周章，何况是诱惑一个至高无上的皇帝。为了达到目的，邓洵武做了海量的准备工作，超级多的数字理论，完美的震撼效果，他相信只要抛出去，必定会让赵佶热血沸腾，无法自制。但是他仍然很小心。因为这些都得建立在一个前提下面。赵佶是不是跟他的父亲、他的哥哥有一样的灵魂呢，曾经让哲宗心动的东西，会不会也让赵佶怀念？这可真是说不准，从赵佶登基以来最初的大半年里，他是多么的旧党啊。……可是，谁又能忘记，哲宗从十岁起一直忍到十九岁，这期间任凭高滔滔为所欲为，坚忍的程度在历代帝王中极为罕见。思前想后，弟弟也许和哥哥有些相似。但就算不像，该做的事也要去做，尤其是向太后已经死了的现在。某一天，邓洵武终于找到了机会，单独接近了新皇帝。邓洵武：“恭喜陛下。”这种开场白很正规。赵佶：“喜从何来？”赵佶也习惯，每个皇帝每天都要被恭喜很多次的。邓洵武：“陛下的宰辅选得好，韩相公、曾相公众望所归。”赵佶沉默，这事儿前两天有人说过了，是中书舍人徐勣，很可能会因为这事儿在史书留名。现在邓洵武来，第二次贺喜没红包的。真是浪费时间。却听见邓洵武叹息了一声，说：“真是可惜……”可惜什么？赵佶立即警觉。邓洵武说了下面这段话：陛下是先帝之子，首相韩忠彦是已故宰执韩琦之子。先帝当年改革实行新法，韩琦反对，现在韩忠彦执政，继续反对新法。以此看来，是韩忠彦能继承父志，而陛下不能。赵佶神色大变，这是侮辱！为人子者继父业，这是起码的职责，是延续血脉的骄傲，是对父亲的认同。如果不能，不是承认父辈有错，就是自己无能。这让一个刚满二十一岁的聪明、好高、血气方刚的青年如何忍受？可是又能说什么，之前他的所作所为，哪一样都真切地背叛了父亲和哥哥。难堪的沉默中，邓洵武在坚持，他当然不是来特意侮辱皇帝的，现在局面良好，一切都在掌握中，皇帝的情绪在波动中。他紧接着说了一句：“您想昭续父兄之志吗？”赵佶更加沉默了，他怎能不想，这是个根本就不需要考虑的事情。作为一个二十一岁的青年，神宗时代怎样他当时太小，没印象不好评论，可高滔滔、宋哲宗都做了什么，他亲眼目睹。国家的党争是被哪方挑起来的，国家的利益是由谁争夺回来的，只要稍有理智的人，都会一清二楚。他是新党，他的心是奋发向上的。这非常符合以往历史的发展轨迹，二十余年来，执行新党的，都是有血性、敢冒险、为国为家敢说话敢办事敢出头敢到外国砍人的人；而旧党一方，两代领袖都是从来没走出后宫的死老娘儿们，所有的党员都是些年近花甲甚至近过花甲的糟老头子，特点是对外妥协对内凶狠，一群弄不清国籍的妖孽。赵佶激动且犹豫着，他是谨慎的，之前为什么忍了向太后那么久，就是要把皇位坐稳了。现在哪怕再动心，也不能说什么。笑话！随便谁来激昂一下，就想让本皇帝走独木桥？新法是那么好实施的？俺的父皇、皇兄死那么早，都是变法累死的。那么多人帮着，还累死，作为一个脑子没炎的人，俺绝对不会没准备就走上去。他想到的，邓洵武在来之前都想过了。这时他决定把精心准备的最大底牌亮出来，是成是败，在此一举。邓洵武小心翼翼地拿出了一纸卷轴，交给了赵佶。这张卷轴上没有画，是一张列表，形式和《史记》的年表相似，按宰相、执政、侍从、台谏、郎官、馆阁、学校分为七类，每一类分出左右两栏。左边的是新党，右边的是旧党。在旧党的一边，人名像密密麻麻的蚂蚁，上至宰执公卿，下至侍从舍人，满朝文武齐备，有一百多人；另一边的新党很可怜，在宰执一栏里，只有一个人，叫温益。这就是当时的现状，新党被全贬光了，只剩下一个温益。温益是谁，谁知道啊，至于那位曾布曾大相公，他是新党吗？他是宋朝近二十年以来最无耻的骑墙派，两面倒。这份席卷整个朝廷，给满朝文武划成分的纸轴，非常准确地体现了赵佶此时的心情。悲凉啊，想变法谁来帮？没有羽翼的皇帝，比一只鸡都不如。爱莫能助……是的，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爱莫助之图》，就是它点燃了北宋最大最彻底的一次党派之争。从那以后，没有党派了，所有的理念、理想、坚持都会变得荒诞，越坚贞，越会感到可笑。回到这张卷轴，如果只是展示了绝望，当然不是邓洵武的目的。赵佶很快发现了个秘密，他看到在左边新党的名下，除了温益之外，还有另外一块被遮住了的地方。下面好像有东西，是什么？这时，邓洵武走上来，把遮住的东西拿开，露出了下面的两个字，“陛下，如果您想继承父兄之志，振兴宋朝的话，只有这个能帮你，非他不可。”蔡京。看到这两个字，赵佶很犹豫。他对蔡京不了解，更加不能因为一个国家级的历史写手的话就托付国家命运。他想了想，背着韩忠彦，把曾布找来了。曾布是目前新党资历最深的元老，他的话应该是最权威的。赵佶问：“有人说国家兴旺，非蔡京为相不可。卿以为如何？”问得很玄妙，回答得很经典。曾布说：“臣不便参与议论。”这实在是个含蓄优雅的拒绝，既不露骨，又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开玩笑，好不容易出卖了新党才爬上了第二号首长的位置，现在弄蔡京回来平起平坐，甚至是顶头上司，还问我什么意思？当我受虐狂啊！赵佶却不生气，从他问曾布开始，心里就有了盘算。要不然为何不问韩忠彦呢？他转过头来向另一个次相温益说：“温卿，就由你来操作这件事。”温益很高兴地接受了命令，这实在是全体新党都喜欢的事，不为别的，能有人和曾布唱对台戏，没人不高兴。以上就是蔡京回开封城之前的形势，到了这一步，曾布既要掀翻首相韩忠彦，又要确保首相的位置必须落到自己的手里，已经没得选择了。他只能隔几天之后，抢在上调蔡京回北方之前，写奏章表明立场，说他想通了，蔡京同志非常适合最高领导层的工作，我推荐他到宰执层任职。……贱人，出尔反尔，这就是他一生的写照。蔡京回来了，之后发生的事满足了曾布一生的愿望。合蔡京、曾布之力，一个小字辈的韩忠彦算什么？没用什么大动作，只是日常工作里的小绊子，就把韩二公子挤对得欲哭无泪，主动辞职了。首相空位，曾布以最高资历当选。如愿以偿了，曾布快乐、幸福，想想一辈子不断沉浮，总是站在山顶望天空，半步之上就是人臣巅峰，可就是上不去。简直郁闷死，他一直在猜，王安石是什么感觉，司马光是什么感觉，章子厚又是什么感觉……大权在手，快哉！为了深切地体会这种快乐，他决定为所欲为一把。一个很一般的人事变动，任命一个叫陈祐甫的人担任户部侍郎。这事儿真的不大，侍郎只是中层干部，京城里高官如云，官职调动的速度像蚂蚁搬家，是历朝历代里最频繁的一个。这点小事儿，只是一片浮云，谁去注意呢？应该说，曾布以这种级别的小买卖开张，魄力真是太渺小了。但他偏偏就倒在了这件事上。很乖的、以零拒绝服务著称的蔡京生平第一次与人作对，他以空前激愤的语气向赵佶控诉这种可耻的行为，“陛下，爵禄者，陛下之爵禄，难道宰相可以拿来讨好亲戚？”稍加一句，陈祐甫的儿子是曾布的女婿，两人是儿女亲家。自己的那点儿小心思被当众揭露，曾布怒了。他没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他是谁，是敢和章惇叫板的英雄好汉

，公仲朋接任相国）本来亲近秦国，和我的私交也不错，他会认为伐韩只是我个人的主意，我就把公仲朋也得罪了。”樗里疾乃秦武王的叔叔，用兵如神，劳苦功高，倒不至于嫉妒甘茂。只不过樗里疾的母亲是韩国人，公孙衍曾经做过韩国的相国，他俩都是朝中的亲韩派。甘茂最担心这两个人站出来替韩国说话，是以有此一说。秦武王当即表态：“寡人决不会因任何人的话动摇攻韩的决心，你如果不放心，寡人可以和你立下誓约！”春秋时期，君臣之间相对平等，“以君盟臣”并不稀奇。到了战国时期，各国都先后建立了中央集权，君王具有绝对权威，君臣盟誓就比较罕见了。秦武王在息壤和甘茂盟誓，可以说是非常之举，也表明了他不惜一切代价要攻下宜阳的决心。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得到秦武王的保证后，甘茂率领大军东出武关，借道东周地界，讨伐韩国的宜阳。当时所谓的天子周赧王，对于秦军的借道感到十分为难。前面说过，周朝的地盘，基本被韩国包围，相当于韩国的国中之国。韩国在战国列强中虽然弱小，对于周朝来说却是个家门口的庞然大物，开罪不起。如果借道给秦国，势必得罪韩国；不借吧，又怕秦国不高兴。偏偏在这个尴尬时刻，还有人给周赧王出了一个主意：“您可以乘机向韩国捞点好处呢！”怎么捞？周赧王派了一个使者前往新郑，对韩国的相国公仲朋说：“秦国之所以借道东周来攻打韩国，是因为相信东周会站在秦国这边。您何不送给东周一些土地，又派人向楚国求援，这样一来，秦国既怀疑东周与韩国背地里有交易，又担心楚国出兵干涉，就不会攻打韩国了。”公仲朋觉得这主意不错，果然献给周赧王一座城池。周赧王得到城池，马上又派使者对秦武王说：“我们跟韩国可没有什么瓜葛，是韩国硬要把土地送给我们，目的就是让您怀疑我们。”秦武王说：“那你们可以不接受嘛！”使者的反应也很快说：“如果我们不接受，又怕韩国跟我们翻脸啊！”宜阳大战之前的这段小插曲，充分说明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们是何等热衷于玩弄谋略——秦国远比韩国强大，如果非要得罪其中之一的话，东周肯定会选择得罪韩国而不是秦国。但是周赧王通过耍小聪明，毫不费力便从韩国捞到了一座城池。他也许这样认为，得罪韩国是一种损失，但是捞到一座城池足以弥补这种损失罢！事实证明，甘茂对进攻宜阳的困难预计得很充分。秦军将宜阳包围起来，连续攻打了三个月，宜阳却巍然不动。而且时间一长，秦国国内的议论便多了起来。樗里疾、公孙衍这两个重量级的人物果然劝说秦武王撤兵。恰在此时，楚怀王应韩襄王的请求，派景翠为将，率领二十万大军北上救援韩国。秦武王得到消息，不禁担心起来，将甘茂从前线召回咸阳，向他询问战局的进展。国君要了解战事，大可以派使者来往，何必把大将召回来呢？甘茂嗅出了摇摆的味道，他直截了当对秦武王说：“楚国虽然出兵救援韩国，但决不会傻到为韩国打头阵，一定是持观望态度，等着秦、韩两败俱伤。韩国也怕秦、韩大战一场后，楚国趁机在背后插一刀。这两个国家各存戒心，互相防备，您有什么好担心的呢？”秦武王说：“我倒不担心楚军，只是朝中有很多人担心战局失利，建议我撤军，我不得不有所考虑。”甘茂说：“大王难道忘了息壤之盟了吗？”秦武王脸一红，说：“没有。”这次会见匆匆结束。秦武王忠实地履行了他的誓言，不但没有命令甘茂撤军，还从国内源源不断地给他派去援军。即便如此，宜阳依然屹立不拔。这场攻坚战打到第五个月，秦、韩双方都疲惫不堪。胜负的关键在于景翠率领的二十万楚军——这个时候只要他出手，秦军必败无疑；如果他继续作壁上观，则宜阳失守只是迟早的事。这位爵至执圭（楚国最高爵位）的楚军将领，却一直按兵不动，让人捉摸不透他的想法。雒邑城内的周赧王对这场战事也十分关注。周赧王是打心底希望秦军获胜的，原因很简单，他让秦军借道，又讹诈了韩国一座城池，已经大大得罪了韩国。如果韩国获胜，他岂有好果子吃？有一天他问大夫赵累：“秦国攻打宜阳，你觉得结果会怎么样？”赵累不假思索地回答：“宜阳一定会被攻克。”周赧王又高兴又怀疑，说：“宜阳城方圆八里，守军十余万，粮食足够支撑数年之用，外围还有公仲朋的二十万大军，楚国大将景翠又带了二十万大军前来救援，我觉得秦国比较悬。”赵累说：“您知道甘茂是个什么样的人吗？他虽然官居左丞相，却一直认为自己只是个外国人，没有安全感。他攻打宜阳，如果成功了，顶多也就是受个周公旦那样的封赏。可是如果攻不下，他在秦国就不可能再待下去了，只能卷铺盖走人。秦王为了支持他打宜阳，拒绝了樗里疾等人的劝谏，如果攻不下，他也会认为这是莫大的耻辱。所以，无论是对于甘茂还是对于秦王来说，宜阳都是志在必得的。”周赧王说：“可是景翠的二十万楚军不是闹着玩的！”赵累说：“其实景翠的处境和甘茂差不多。他原本是一介寒士，打拼了几十年，才做到了楚国的执圭。这次就算打了胜仗，爵位也不可能再提升；可是如果打了败仗，就会一棒子打回原形，甚至性命不保。这也是他一直犹豫不肯出手的原因。”周赧王说：“说不定他正准备向秦军发动进攻呢！”赵累沉吟片刻，说道：“您如果实在不放心，可以派人去游说景翠，让他等到秦国打下宜阳再进兵，因为那时候秦军已经极其疲惫，肯定会花重金向他求和，而韩国以为他此举是为了救韩国，也会向他表示感谢。景翠不费一兵一卒，就可以得到两个国家的金银财宝，这样的买卖，您说他会不会干？”周赧王听着，脸上露出了一丝狡诈的笑容，说道：“那就麻烦你去楚军大营走一趟如何？”很难说赵累的游说对景翠起到了多大的作用，但可以肯定的是，景翠自始至终只是观望，就像是带了二十万人来旅游。其实，秦国也有人看出了景翠的用心。据《战国策》记载，有一个名叫冯章的人曾对秦武王说：“宜阳久攻不下，楚国肯定会乘我军疲惫至极的时候发动进攻，那样的话我军就很危险了。大王不如派人跟楚王谈谈，主动将汉中割让给楚国。楚王一高兴，就不会进兵了。”秦武王说：“那样不划算吧？”冯章说：“嗨，您着什么急啊？当年张仪不也许诺要给楚王六百里地吗？”秦武王恍然大悟，于是派冯章出使楚国。楚怀王显然不长记性，一听冯章开出的条件，马上就答应了秦国的请求。景翠无心开战，楚怀王也不催促，楚军就这样眼睁睁地失去了一次打败秦军的大好机会。现在就看甘茂的了！事实上，战争打到现在，连甘茂也开始动摇了。有一天夜里，他出来巡营，看着宜阳城下堆积如山的秦军尸体，突然觉得自己在做一件不可能做到的事，对大夫左成说：“打不下去了，准备停战吧！”左成吃了一惊，说道：“您有没有想过，您在国内受到樗里疾、公孙衍的攻击，在国外又得罪了公仲朋，如果宜阳攻不下，您还能在哪里立足？”甘茂苦笑：“我何尝不知道这些？可是将士们都已经疲惫至极，你难道没有看到，今天我亲自擂鼓三次，都没有人愿意前进，这仗还怎么打？”左成说了一个字：“赏。”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自商鞅变法以来，秦国已经形成了一套赏罚分明的制度，对于战功的奖赏可谓是不遗余力，这也是秦军战斗力远远高于东方各国的重要原因。在左成的劝说下，甘茂决定把赏格再提高一个档次——当然，这是违反政策的，国家财政也没有这笔款项来支付更高的赏格。但是没关系，甘茂已经豁出去了。第二天一早，甘茂向全体将士宣布：今天是最后一战，只要攻下宜阳，我就把自己所有的财产都拿出来分给大家，有功的加倍奖赏，战死的加倍补偿。如果再攻不下来，“你们就在这宜阳城下给我挖好坟墓吧！”说完这些，甘茂第一个跳上战车，朝着宜阳城疾驰而去。秦军将士们受到鼓舞，紧随其后，向宜阳发动了最后的攻击。历时五个多月的宜阳之战，终于在这一天画上了句号。一将功成万骨枯。前后死伤了数万名秦军将士换来的宜阳城，成就了甘茂的善战之名，也为秦武王问鼎周室铺平了道路。此后，甘茂又麾兵渡过黄河，攻占武遂（今山西省垣曲）。韩襄王赶紧派大臣公仲侈到咸阳请罪，表示愿意臣服于秦国。秦武王接受了韩襄王的投诚。作为这场战事的尾声，一直坐山观虎斗的景翠果然摆出一副进攻秦军的架势，但是在收到秦国给的一笔贿赂，并且勒索了韩国一笔辛苦费之后，便又草草收兵了。最可笑的是楚怀王。宜阳之战后，他还真派使者到秦国去，要求秦武王兑现诺言，将汉中割让给楚国。秦武王说：“我可没有答应割地给楚王，那都是冯章自作主张说的话，不能代表秦国。”楚国使者提出要冯章出来对质，得到的答复是：那恐怕不太现实，冯章畏罪潜逃，已经找不到人了！秦武王的意外：鼎不能随便扛如果说，楚怀王是宜阳之战中最可笑之人，第二可笑的无疑是那位善于耍小聪明的周赧王。他借道给秦国，又帮秦国稳住景翠，为秦军攻克宜阳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还讹诈到了韩国的一座城池。但他很快发现，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作茧自缚。公元前307年，秦武王大摇大摆地进入了雒邑，并且向他提出索要九鼎。辛辛苦苦打下宜阳，不就是为了这一天么？有必要介绍一下，鼎，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炊具，用青铜打造，有三条腿或四条腿，大的重逾千斤。因为常用来祭祀，所以鼎又是一种祭器，或者称为礼器，被赋予了某种神圣的意义。相传大禹治水成功后，令天下九州进贡金属，打造了九座宝鼎，鼎身刻以各地图案，分别代表冀、兖、青、徐、荆、豫、梁、雍、扬九州。此后，九鼎经夏、商、周代代相传，一直被当作天子权力的象征。春秋时期，楚庄王讨伐陆浑之戎，陈兵雒邑，曾经派人向王室询问九鼎的重量，遭到王室的严厉批评。“问鼎”从此成为诸侯觊觎王权的代名词。楚庄王雄才大略，也仅仅是敢问鼎。秦武王就没那么温文尔雅了，他直接向周赧王提出，九鼎放在周朝已经够久了，现在天下大乱，继续存放在雒邑不太安全，不如搬到咸阳去吧！面对野人一般的秦武王，周赧王那点小聪明显然不够用。他眼睁睁地看着秦武王带着一大群武士进入大庙，对着九鼎指手画脚，大声喧哗，自己却束手无策，甚至连一句话也不敢说。周朝大夫颜率，是个足智多谋的人，对秦武王的所作所为感到十分愤慨，偷偷地对周赧王说：“您何不号召天下诸侯讨伐秦国？”周赧王吓了一跳，赶紧四周看看，确信没有其他人在场之后，才惊魂未定地说：“你难道没看见秦国在宜阳城下大败韩军，斩首六万？这个时候有谁敢出面为寡人说话，有谁敢兴兵和秦国作对？”颜率说：“秦国经过宜阳一战，其实已经精疲力竭。如果齐王肯出面讨伐秦国，天下诸侯应该都会跟着响应。毕竟，谁都不想九鼎落在秦王手里，您说是不是？”周赧王想了半天，终于答应让颜率秘密出使齐国。颜率到了临淄，对齐宣王说：“秦国实在太不像话了，居然向天子索要九鼎。天子经过慎重考虑，认为与其让秦国拿走，不如干脆送给齐国。大王如果有意得到九鼎，就请赶快行动，把秦军赶走吧，晚了就来不及了！”齐宣王当然求之不得。他算计了一下，秦国经过宜阳之战后，元气大伤。现在派兵进攻驻扎在雒邑的秦军，又不是入侵秦国本土，齐国的胜算很大。再说了，九鼎的诱惑实在太大，值得他为之冒一次险。于是，齐宣王派将军陈臣思带领五万人马向西进发，直取雒邑。然而人算不如天算，齐军刚出国门，雒邑城内就发生了一件大事。话说某一天，秦武王带着手下的三名勇士——任鄙、乌获、孟说，又来到大庙观看九鼎。秦武王突然提出，咱们比试比试吧！作为一名武人，秦武王经常和手下比试武艺，有时候甚至是真刀真枪地对着干，手下早就习以为常了。但是这一次，秦武王不是想和他们比试刀枪拳脚，而是比赛举重。举什么？就是那一溜儿排开的九座大鼎。任鄙和乌获一看那些鼎的块头，立马表示：这事咱干不了，这鼎也太重了，四名壮汉都不一定扛得动，一个人是肯定不行的，咱就不丢这个人了。只有孟说这个愣头青，当即把袖子一捋，说：“你们不来，我来！”扎好马步，双手抱定一个青州鼎，气运丹田，大喝一声，“起！”只见他脸涨得通红，双手肌肉虬起，那鼎却纹丝不动。秦武王哈哈大笑，走到梁州鼎旁边，俯下身子，抱住一条鼎足，低低地哼了一声，竟然将那鼎徐徐举起，一直举过头顶。任鄙等人惊得目瞪口呆，半天说不出话来，刚想喝彩，只见秦武王凝神贯气，向前走了一步，接着又走了一步。走到第三步的时候，孟说终于叫出一声：“好！”任鄙和乌获也同时叫道：“大王真乃神人也！”话音未落，那鼎重重地砸倒地上，将大庙的青砖地板砸出一个大洞。再看秦武王时，大腿被压在鼎下，已经是血流不止，不省人事。《史记》记载，“王与孟说举鼎，绝膑。八月，武王死，族孟说。”一代枭雄秦武王，就这样被砸死了。而孟说作为秦武王之死的第一责任人，被樗里疾处以死刑，并灭其九族。这件事后，秦军匆匆撤离雒邑。至于那九座大鼎，还好好地留在周朝的大庙中。虽然其中有一座已经被砸掉一些经年铜锈，但是经过王室的能工巧匠整饰整饰之后，基本看不出有什么异样。周赧王刚刚松了一口气，紧接着面临另一个头疼的问题：秦武王走了，齐宣王又来了。齐宣王派人向周赧王提出：应您的请求，我已经派出五万大军星夜赶赴雒邑勤王，现在雒邑已经平定，您可以兑现诺言，把九鼎送给齐国了吧！周赧王又急又气，这都什么世道啊？秦国人又不是被齐国人打跑的，你啥实际事都没干，凭什么跟我要九鼎啊？早知道，还不如给秦国人带走呢！他把颜率找来骂了一通。颜率说：“您别着急，这事因我而起，我就负责把它处理好。”颜率第二次来到齐国，对齐宣王说：“多亏了大王主持公道，周朝才得以保全。现在天子愿意履行承诺，向大王献出九鼎，请问您打算让我们从哪条路送到齐国来？”齐宣王说：“当然是借道魏国。”“哎哟！”颜率失声叫道，“那可不行，魏国君臣想得到九鼎，已经是几辈子的事了。九鼎入了魏境，就甭想出来。”齐宣王说：“那就借道楚国呗！”颜率说：“大王啊！您还不知道楚国人吗？早在三百年前，楚庄王就问过九鼎的轻重。如果九鼎入了楚境，难道还有的出来？”齐宣王说：“那你倒是说，该从哪条道运到齐国来？”颜率说：“其实我们也在为这件事发愁呢！这么大的鼎，又不是几个酱醋坛子，随便揣在怀里，藏在腋下，拎在手上，就可以带到齐国来了。当年周武王灭商，可是动用了好几万人才把九鼎运到洛邑。大王动用几万人不难，可这路的问题，必须妥善解决，否则白费力气。”齐宣王算是听明白了：“你说来说去，其实就是不想给呀！”颜率说：“不敢！只要您赶紧确定到底走哪条路，咱们就准备运鼎，不含糊。”齐宣王想了想，挥挥手，让颜率走了。美男计拯救韩国秦武王死的时候，年仅二十二岁，无子。王位的角逐在他众多同父异母的弟弟中展开。一个名叫嬴稷的年轻人，原本被派到燕国当人质，现在秘密回到咸阳，在樗里疾等人的帮助下打败其他竞争者，成为了秦国的新任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秦昭王。这一年，秦昭王年仅十八岁。据《史记》记载，嬴稷的母亲原本是楚国人，姓芈（mǐ），嫁给秦惠王为妾，在宫中被称为芈八子，在史书中被称为宣太后。宣太后有两个弟弟，大弟弟和她同母异父，名叫魏厓（yá）；幼弟和她同父同母，名叫芈戎。其中“魏厓最贤”，从秦惠王年代就在秦国做官，在朝中人脉甚广，与樗里疾等实力派的关系也很好。秦昭王能够得樗里疾之助，与宣太后和魏厓从中运作分不开。秦昭王即

结婚。那简直人就一天比一天瘦，就是心病。尤其是我五姐嫁给金王家，她有时回娘家，再到人家家一看，完全符合她的心理，本来应该是她的家，是她的事儿，所以她就郁闷。走的时候就已经有病了，结婚三天回门摔一跟头，由门槛外头摔到门槛里头，这就不吉利，结果一百天，死了。正好他(指乐)五大爷采药去了，他跟我四姐感情非常好。回来哭得要自杀呀，哭得要当和尚，(对乐)你五大爷还要当和尚呢，要上五台山。乐曙青之妻金玲：我也听说这五大妈，说就是看不惯这洋派儿。净亲嘴什么的，看不惯。这是那个一百岁的老保姆跟我说的。刘：外边有言论，说根本我这四姐是吞金死的，自杀死的，白天还挺好，就一夜的工夫。她就不喜欢那环境和家庭，所谓洋派，晚上开舞会，她也不会跳舞。她喜欢坐轿，梳两把头，他们乐家那儿做不到。估计确实是服毒自杀，所以他五大爷受刺激呢。我写回忆录写的是服毒。因为什么证实的呢，是从乐家他们姑奶奶证实的。郭松义：郭沫若故居原来好像是乐家的？刘：乐家的房子挺多的。咱们现在正是吃桃子的时候，前两天还有人送我桃，我说这乐家花园那桃啊，可以说是北京第一。每一个够一斤，海淀乐家花园。那当初是西太后吃的。我们是沾亲戚的光。我们这些亲戚家是吃尽三绝。凡是北京的好东西，就说水果吧，最出名的是乐家花园的桃，每年我们都吃桃。最讲究的梨，梨按说不是什么特别好的东西，但这个梨，只有袁家，北池子袁家，那跟我的关系也非常密切。我们跟乐松生一门没有关系，松生是服毒自杀的。松生这人也是属于积极，拥护共产党。要不他也当不了副市长。同仁堂是轮流执政，正好赶上乐松生他们这房当经理。把同仁堂都卖了嘛，一个鹿场一百多头活鹿，取鹿茸用的，才给一百块钱，一百块人民币。乐松生就签字了么。定(问乐)：你们刚才说的那个百岁的老保姆是你的奶妈？乐：我弟弟的看妈，九几年才没的，活到103岁，100岁时候街道还去给她做整生日。她在庆王府看过孩子，在金王家也做过。是由金王家出来的，1945年过来的。那时候就五十多了，到我们家就快六十了。刘：那个保姆的话，百岁老人，跟我亲着呢。她先在我五姐那儿，由我五姐那儿才上你们乐家去的。她年轻的时候在那家待过，在金王家也待过。后来金王家那老三姨太的厨子也跑我们家当厨子去了，我们管他叫二厨头，你说连他们下人，带厨子，都在我们这圈儿里转来转去，就别说这联亲了。所以你要了解老北京过去旧家庭的关系，就是这么个关系，盘根错节。

5.戏楼与京戏

定：现在动不动就讲大宅门，我想问问在您那个年龄，大宅门的概念到底是什么？刘：大宅门有几个概念，第一你在北京得有名得有钱。第二你得有够大宅门那房子。起码你得四合带后罩，三进四进，像我们家是四进，由大门起得五个院子，并且还得有回廊走廊，下雨淋不着，你到哪个院儿全通着，这叫大宅门。有的不够走廊的都不叫大宅门，这是说房子。并且按现在大宅门的概念来说，要不是做官的，也得是做商的，必须是有名的，名人。像我们家能够上大宅门，第一我们这房子出名，而且房子都特别好，哎，特别讲究，一提马大人胡同刘家谁都知道，这叫大宅门。我们家里头有戏楼，是我父亲过生日，办喜事，为了摆阔，花了五万现大洋，特地把那一个院改成一个戏楼，就为唱戏。用了没有几次。那个时候做买卖的，他为的是拉关系，你家里有戏楼，身份就不一样了，用现在新名词儿呀，就是提高知名度，为能够有那个投资。这个我原来不理解，这不是花冤枉钱么，你平常又不能住，一年你不就办一回生日么是不是呀。现在理解了。可也别说，我们这戏楼还真出了名了，比那家的戏楼讲究啊，一品大员可以用排山脊，但是只能两卷，那家戏楼就是两卷，可是我们三卷。为什么呢，就是有品级的，你要是盖三卷，御史马上就参你，你得拆了。因为我们家不是做官的，没人参。我们那房子是五卷的，前边是两卷，后边是三卷。所谓两卷就是前后都一边儿大，中间没有截断。一进垂花门，第一厅叫西厅，这西厅是外客厅，一般不太熟的客人，来了在西客厅接待。还有办生日唱戏的时候摆座儿用，男宾都在西厅。这两卷能摆十桌，前边五桌后边五桌。后边的三卷是花厅，铃铛排山三卷哪，叫排山脊，跟一块砖抠的似的，只有宫里头有。我们管它叫大厅，唱戏的院儿，这单是一个门牌，可以坐300多个座位，那家的戏楼有多少根柱子，我们那个，我父亲专门不要柱子，洋式的，五五二十五间的大戏楼。增崇到这儿一说：“哎，你这谁给你盖的，这么好啊。”我父亲办生日那次是500多人。我出生是在后罩房，我们那大院的第四进，第四通院子，那是最后院，没有厢房，那时候也是洋灰地吧，也不知怎么墁的，当间儿还有万寿字儿，为办生日么，连地都是万寿字儿。定：现在没了吧？刘：有。现在全归中央军委了，是个俱乐部。你未必能进得去啊，都是了不起的，都是国防部长，大将级呀，住在那儿，牡丹池还在，地方换了。我家里有戏台嘛，梅兰芳、马连良都在那儿演过。您知道梅兰芳那出《凤还巢》，外面没公演，先是在我父亲生日演的，刚排得了，到我们那儿问去，说干脆咱们老头生日吧，这边说好，给现洋四百大头，这我都知道，《凤还巢》。马连良的《苏武牧羊》也是第一次在我们那儿演的。所以京剧界的人我没有一个不熟的。梅先生这人是最大的好人，戏曲界里没有骂他的。他不单是善良，而且特别照顾同业。梅先生的艺德是最好的。他不用真正有名的给他当配角儿，尤其他成名以后，专门拉那些个也行，但没有名气，起不来的，他带。挎刀是内行话了，给他傍角儿的，陪着他唱的，叫挎刀。所有给他挎刀的，他绝不用那已经成名的。所有他的配角都是他自己带起来的。你看×××就不一样，他是谁有名我就要你陪着我唱，这样才能把我捧起来。可惜你是不知道戏曲界的事，这戏曲界的事啊，我知道的不比清朝的事少。要没梅兰芳，奚啸伯也不会弄成四大须生。奚啸伯说起来我们好几层关系，小时候是发小儿，他比我大7岁。他祖上也是红顶大员呢，家里头败了，家败了没辙，怎么办呢，自己不就跟戏曲有缘么，玩票玩的，真正指点过他的人是韩慎先，那是很有名的，一直在天津，夏山楼主，一提夏山楼主没有人不知道的。注315奚啸伯最后下海，一直跟着梅先生，梅先生给他带出到美国，得，这一下子就起来了。人有死后走运的，啸伯就是死以后走运，由他故去以后这慢慢儿地四大须生的名字起来了。我们很多跟奚啸伯熟的，都给他下定论了，他苦相，他那扮相啊一看就绝对没有什么后福。定：您那时候也听八角鼓吗？刘：我会弹单弦儿。唱八角鼓也有一个了不起的旗人，荣剑尘，注316那是唱得最好的。旗人就是衰败了，家破了，没辙呀，就会这个，就以这个为生了。哎，他成名了。可以这么说啊，我是相信人呢，一个是机遇，你有多大本事，你没有机遇，这不成，所有的名人，出名的，干出点事来的，完全凭能力是不行的，能耐是得有，您一点能耐没有不行。但没有机遇也不行。奚啸伯赠刘汝舟的照片(刘汝舟提供)

6.命运有时候跟你开玩笑

定：说说您的简历。刘：我是辅仁大学毕业的。日本投降以前。定：哪个系？刘：我原来去的是西语系，那时候不叫西语系，外国语啊。我大哥那时候让我学外语的原因是能跟外国人联系，现在不是外国人吃香吗，非得让我选这个。后来又转到社会经济系，那神父告诉我说，你就应该转到社经系，因为你家里是做买卖的，你干吗学外语啊？我现在学也白学了，那时候我外语最好，哪一次考试都超过90分。定：您毕业以后到解放这段时间做什么工作？刘：我也没正式工作，完全是替我大哥跑应酬啊。头顶四大恒，脚踩十三家，这说的就是我大哥。我大哥在家里头又是姨太太又是大烟枪，他忙不过来，他一天有三四个应酬，不要紧的地方，我就得替他。那时候我不到二十岁，我就帮着他出去应酬。那时候大宅门有名的人都老见。你问我解放后是怎么参加工作的。我跟奚啸伯不是有这层儿女亲家的关系么，我们同时也是一块儿玩儿，我也会拉，我会拉会唱，我到他家里去，拉一段唱一段，可是没上台正式给他拉过，都是在家里，或是我家里，或者朋友家里头。我这胡琴别瞧拉得不好，但是所有的名角儿我都给伴奏过。现在早就不行了，嗓子也不行了，唱不了了，胡琴因为我做过手术也拉不了了。奚啸伯五几年的时候成立了一个私人京剧团，叫啸声京剧团。刚一解放的时候私人剧团叫私营公助，就是国家不投资，但是由文化局领导。我就是因为奚啸伯的关系到他那儿，我又不能唱戏去，我又不能给他当拉胡琴的，就只能给我个顾问名儿，有这么个名，给他改改词儿什么。后来改成北京市京剧团，改公私合营了，我这名呢随着也就进入文化局了。正好文化局成立编导委员会，曾白融是我们的主任，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员会主任，我担任一个组长，我那会儿才多大啊，我才三十多岁，那会儿就不得了了。因为就是我作品多，我在那儿8年，写了16个剧本，奚啸伯私人剧团的时候我给他编的是《屈原》，他演了。还有北京京剧团演的《升官图》那是我的创作，是1957年上演的。我在北京市文联编导委员会的时候编的最有名的剧本，也就是最倒霉的，京剧《关汉卿》，北京市京剧四团排的，吴素秋演的。我是根据田汉的话剧改编成京剧，结果我算是沾了田汉的光了，到“文革”的时候扣我一个田汉的死党。这还都是“文革”前呢。文联有三个组，一个是美术组，一个是戏曲组，一个是文学组，我三个组都到了。乍一参加的时候是戏曲组，干了6年，又转到文学组，就是写点什么散文哪，那时候我们搞什么北京文艺，不是现在卖的那种北京文艺，是内部参考的，单篇，一个星期出一个周刊。文艺界内部散发的，我在那儿当过编辑，一个短时期的。我们1963年就完了。1963年毛主席指示，说文化部成了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了，注317由这儿周总理批下批文，说文联及下属各协会解散，把我们就轰了，摘牌了。我们这些人都得下放改造，下放到哪儿呢，让我们印票子去，就是白纸坊，新华印刷厂，印刷四厂。我们过去都拿稿费，拿上演税呀，我稿费一千字是11块钱，那时候不能拿这个啦，你们“走资本主义道路”这还行啊，不许当干部，只能当工人，给每人定工资，固定工资每人70元。乐：够多的了。科长级了。刘：给我们开会，大部分人都不干。那时候我得养活四五口人，家里头还有两个孩子没参加工作，加上给我做饭的保姆。我拿稿费，拿上演税的时候每月平均能拿200多块钱、300块钱。70块钱工资怎么养得活。所以我就不去，不去你就自谋生路，档案转给你的住家所在地，你自己爱怎么解决怎么解决。那时候我怎么想的，就是艺高人胆大，我想我又是大学毕业，我有学历，我又会画，我又会写，我还有成绩，我哪儿弄不了一百二百的，我还能挣不了这70块钱去？街道也不是不负责任，还真负责任，让我到十三中教课去，我说我不当孩子王……人要早有自知之明的话，那时候那傲啊，所以说人千万别有傲气，你有多大本事啊？现在我是特别地服共产党，他要能说到啊，就真能够做到什么，这确实是我服了，确实服了，没想到连摆个花生摊都不让你摆了(众笑)。那时候不知道下面还有“文化大革命”啊(众又笑)。到“文化大革命”的话我挣50块钱生活费呀。这还算照顾我了。因为家里人口多，我爱人又没工作。给我50块钱的时候不是也活过来了吗。咱现在不说旗人，咱说名人，我们这一阶层的人哪，来往的一般都是商界的名人，文人很少。反正你提起来，南方不敢说，说北京、天津的名人，我们都有来往，只是有的关系密切一些，有的一般。像天津的八大家，我没有没去过的，虽然我那时年岁比较小，但是我们都有来往，都认识，都知道。像资耀华，资家，就是耀华玻璃公司，现在有股票了都，资家的后人都在国外。李善仁家，盐业的，贩私盐赚钱哪，是我们邻居，在天津是最有名的。还有卞家也是大户，可是他们家人太多了，全认识不可能。还有关系就是袁家的关系。崇文门外五老胡同查家，也是过去的盐商，注318北京提起查家没有不知道的。那时候北京最有名的是查良庆。他们家里头我认识查弼臣，老大，我们这一代的，我们经常也是在一起。注319北京的名人，哪家你需要采访，我都可以给你联系，后代也都和我来往，还都拿我当个老长辈儿，所以我确实是老古董了。我这一生，有的时候也是带有传奇性，我现在明白了，一个人哪，绝对不是你自己能够想象怎么样的，自己想不到，命运有时候跟你开玩笑，但是你还得承认，你必须走这条道。而且我特相信有因果报应。我退休写完回忆录以后写了个循环因果论，写的就是我本身接触的大宅门也好名人也好，这因果，噢，太明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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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刘氏家族兴衰史：刘汝舟回忆录(节选)1991年1月24日整理(二稿)目录：序关于藜照堂刘的传说第一章我的家庭1.我的曾祖父刘文祥2.我的祖父刘槐庭3.我的父亲刘禹臣4.我的母亲梁夫人5.我的生母郭夫人6.我的长兄刘贡南7.我的二姐刘俊卿8.我的三姐刘淑卿9.我的四姐刘敏卿10.我的五姐刘毓卿第二章鲜为人知的内幕1.中和当失火的真正原因2.无辜的使女冤沉海底3.大宝金店丢失珠宝案的牺牲者篇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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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关于藜照堂刘的传说我们刘氏家族的堂号是藜照堂，由哪一代开始使用则无从查考了，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藜照堂这个堂号，刘氏家族已经沿用了不知有多少代了。在过去的年代里，老北京的许多住宅大门口左上方都挂着一个长约尺余的小木牌，上写某某堂某，那就代表着他家的堂号，并且把这个堂号写在家谱上显要的位置。所谓家谱，就是把这个家族的人口的名字(家谱上的人口只计男不计女)一代一代地记录下来，堂号自然也就一代一代地沿用下去，因此不管传了多少代以后，只要你仍然保留着家谱，不管走到哪里看见人家大门口的堂号牌子，就能知道与自己家是否同姓或同宗。如果同姓并且堂号也相同，就肯定是同宗了。因为堂号的沿用非常严格，各家族用的堂号极少有相同的。几十年前的老北京经常有凭着家谱和堂号认本来素不相识的本家的。当然，这必须是两厢情愿，当时也有虽系同姓同宗同一堂号，因隔代较远贫富相差悬殊而不愿认本家的。总之，堂号已成历史的名词，它是由封建的宗族社会沿袭下来的。它对保全和延续宗族的整体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关于我们刘氏家族用的藜照堂，还有一个传说。据说当年刘氏远祖为了教子成名苦读诗书，因家贫买不起夜间点灯的油，老人只能用自己用久了的藜木做成的手杖被明月照射的反射光来帮助儿子夜读。后来儿子果然一举成名做了高官，老人为了叫后辈子孙永远记住改换门庭得来不易，所以把自己的堂号叫作藜照堂。

第一章(2)我的祖父刘槐庭

我的祖父刘槐庭(名侃)。上面说过刘文祥接家属到北京定居时有四个儿子，我祖父刘侃行六，看来是子女中的大排行，字槐庭。是刘文祥所有子女中最聪明能干和有创业能力的人。他当年随父兄进京落户定居时，年仅二十余岁，正是宏图大展之

不适用。因过去中国是一大陆农国，人群和合了，同时即是土地展拓了，也即是财用充裕了。因此说：“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大学》这一番理论，贡献给此下中国作为一种传统的经济政策之张本，我们不可不注意。其三、荀子云：“圣人制礼义，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二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主张，我们的物质欲望不可超过现有的物质限度。当然现有的物质限度亦须能适应现有人之物质欲望。在此两者间，须能相互调节。使人的内心欲望与外在物质生产，双方相持而长。荀子此番话，亦是一种人文本位的经济理论。可以说，中国人一向的经济理论，都是以人文本位为立场，或说是以道德主义或礼义主义为立场的。人生的欲望，本可无限地扩张提高，但欲望无限提高，并非人生理想所在。若使物质经济常追随于人生欲望之后，而亦求其无限提高，此将使人生永成一无限。无限向前，却是无限的不满足，与无限的无休止。此将是人生之苦痛与祸害，决非人生之幸福与理想。故领导人向前者，应属之于道德与礼义，不应属之于欲望与经济。人之种种欲望与物质经济，同须受人生理想与道德之领导。四此项理论到汉代时，又出了几位有名人物如贾谊、晁错、董仲舒等，彼等之政治抱负与经济理想，大体言之，均是因袭上述儒家思想而来。我姑举董仲舒所言以资证明：董仲舒云：“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使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当知社会决不能绝无贫富相差，但当使富者仅在社会上能表示其地位之较高而止。如大政治家、大艺术家、大科学家等，他们在社会上贡献比别人大，自当获得一份比别人较高的地位与待遇。此种差别是有理由的。即如当前共产主义国家里面，岂不是此辈人之地位与待遇仍然高出常人吗？此等差别，我们实无法反对。只是不要让人由富生骄，丧其明德，则于己无益，于人有害了。至于穷人，与富相较，则自见其穷。既有富，必有贫，亦所难免。但也要使贫者能获得他们低水准的必需，有他们低限度的生活，不要让他们内心老忧虑。此处所引董仲舒之所谓富与贫，其实只是在同一水准上比较有此分别而已。无论富与贫，同样不该超水准，而此水准则以人生的理想为依归而树立。人都该能活着，而尤该活得近理想。即如目前西方国家，在亚、非地区所以不得人缘，有些就是患了富而骄的病。他们因和人贫富相差太悬殊，便不免视别人为落后民族，以为予以一些经济援助，便是拯救了这些地区。这一种内心，正是骄的表现。仅知有经济，不知经济以外有人生，则富必然会骄，因骄而生出人类相与之不和与不睦来。这些不和不睦，却非经济所能解决。但富而骄固不可，贫而忧也须防。经济条件降落到一种必需水准之下去，这亦会发生人群间之不安与不和。董仲舒的意思，就是要在富而不骄，贫而不忧，高下有宽度的节限中，来维持一个相当有伸缩余地的社会经济水平。以此为限度而调均之。“此”字所指，主要即是一种德，如不骄不忧之心理状态，更重要过于不必需的经济条件。汉武帝采用了董氏政策来节制资本，裁抑兼并，尤著者，如盐铁政策。据司马迁《史记》所云：“猗顿用盬盐起，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盐铁为人生日常必需品，不当由私家操纵专利。汉武帝此项制度之用意，永为后世所承袭，遂使此后中国社会永远不能有垄断为利之大资本家出现。我们当知在此种制度之后面，实有一番人生理想与经济理论在作领导，故使中国社会在封建政制崩溃之后，不转到资本主义社会路上去。故自汉武帝开始建立士人政府之后，货殖游侠一批人物便潜消于无形。而自《史记》以后，除班固《汉书》因袭《史记》外，二十四史中也不再有货殖游侠列传了。即班氏《汉书》亦以此讥史公，谓其“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班氏此一评语，正可说明此下中国社会何以不再容游侠货殖中人得势的一般意见。现在人不悟此中因由，以为惟有太史公有史学特识，故能提出此两列传，以后史家无太史公般识见，遂不知为货殖游侠写列传。其实此后中国社会已正式成为四民社会了，商人与游侠已失却其素封与新贵之地位，不能如汉初般在社会上发生出特殊作用，故后来史家也就无法再为他们另立专传。正为的是历史上无此现象，却不便是史家无此识见呀！五我们可以说，中国此下经济制度大体承袭了此一传统。先说保持必需经济的低水准方面。我将姑举几项大纲目言之。首先当言平均地权之一项，此即向来学者所爱言之井田思想。其在历史上见之实施者，为各时代之均田制。主要是裁抑兼并，所谓“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此乃中国历代政府所力求纠正者。随于土地政府而来者，如废除奴隶使成为自由民，以及历代赋税制度之主于轻徭薄赋，以及各项悯农、恤贫、救荒、赈灾、公积、义仓，及奖励社会私人种种义举善行，以宽假平民，力求安和，此皆中国两千年来政府所传统倡导尽力履行者。这些工作之背后，均受一群士大夫之鼓吹与支持。其意只在使一般人民的经济生活不堕落于过低水准。再说防止经济超过高水准，走上不必需的经济之无限发展者，除上述盐铁政策，禁止日用必需品之为商人所垄断专利等以外，又如禁止商人进入仕途，此亦为中国传统法制一大端。董仲舒尝云：“明明求仁义，君子之事。明明求财利，小人之事。”此所谓小人，乃指只为私家私人谋生计满足，以其平素用心在私，故不能付之以国家之重任。明明求仁义，则是存心在公，非士人专一诗书，求明义理，不能有此。故付托以国家重任者，亦必在此辈。董仲舒又云：“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当知道义乃人生所必需，功利则往往有不必需又超于必需之外者，故当以道义为经济立限度。偏重功利，则易趋于无限度。董仲舒之言，极为近人诟病，其实就中国历史传统言，此等言论，皆有甚大影响，而非诚可诟病者。我们当细求其意旨所归，不当因其骤然看来和我们意见不同，便肆意轻蔑，不求理会。又如汉代有禁止商人衣丝乘车之事，此种限制，直到清代，还是时时变相出现。但若因此而认为中国历史传统一向轻贱商人，则亦不尽然。《左传》云：“通商惠工”，此四字为历来所奉守。通商者，即通商贩之路，令货利往来，给予商人以种种之便利，又如说“关市讥而不征，”当知历来商税皆不高，有些时且不征商税，商品在全国各地可以自由流通，绝无阻滞留碍之虞。如在晚清咸同年间，为平洪杨乱事，创办厘捐，当时曾引起极大争持，此等皆是一时不得已而为之。诸位当知，中国政治传统，只是防止商人专为牟利而妨害了社会，却并不允许政府专为牟利而妨害了商人。可知贱商之说亦不公允。中国历史上，工商业在古代已甚发达，如南朝以下之广州，唐代以后之扬州，此等城市，其商业繁荣之情况，屡见于历史记载，多有超出吾人所能想像之外者。即如宋人所著《太平广记》一书，其中所载琐事轶闻，大可想见在当时中国各地之商业情况，足可打破我们所想像中国永远留在农村社会之一假想。我们尽可说，中国工商业一直在发展情况下繁荣不衰，惟遇到达社会经济物质条件足以满足国民需要时，中国人常能自加警惕，便在此限度上止步，而希望转换方向，将人力物力走上人生更高境界去。故中国历代工商业生产，大体都注意在人生日常需要之衣、食、住、行上，此诸项目发展到一个相当限度时，即转而跑向人生意义较高的目标，即人生之美化，使日用工业品能予以高度之艺术化。远的如古代商、周之钟鼎、彝器，乃至后代之陶瓷、器皿，丝织、刺绣，莫不精益求精，不在牟利上打算，只在美化上用心。即如我们所谓文房四宝，笔精墨良，美纸佳砚，此类属于文人之日常用品，其品质之精美，制作之纤巧，无不远超乎普通一般实用水准之上，而臻于最高的艺术境界。凡此只求美化人生，决非由牟利动机在后作操纵。又如中国人的家屋与园亭建筑，以及其屋内陈设，园中布置，乃及道路桥梁等，处处可见中国经济向上多消化在美育观点上，而不放纵牟利上。我们治中国经济史，须不忘其乃在全部文化体系中来此表现。若专从经济看经济，则至少不足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史。说到工业，中国历史上有几项著名的大工程，如秦以后的万里长城，又如隋代与元代所开浚之运河。此种大工程，亦莫不与国防民生实用有关。总而言之，中国人只注意经济之必需。如此而有裕，即着意在人生美化上。虽中国民族亦具有伟大的制造工艺才能，但亦都不从牟利上着眼。故经济之向上发展，虽同属于一种物质方面的，而西方则偏在科学机械方面，中国则偏在艺术陶冶方面。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人生美化艺术化，亦属仁义方面。科学与艺术，亦是一种义利之辨。至如核子武器之发明，则为一种大不仁。可见中国传统经济观，均是一种人文本位道德本位者，重人生，不重经济。经济只以辅助人生，非以宰制人生。于是经济发展，遂成为有限度的。六在中国古代有一书，名《周官》，亦称《周礼》。此书实为中国古代一部奇书，犹如西方希腊哲人柏拉图之著有乌托邦《理想国》。此书当属战国末年人作品。书中假托周代官制，有意把政治、社会、经济、教化冶于一炉，是亦主张一种人文主义之经济政策者。后人遂多疑以为乃周公著作。后代曾有三位政治人物，想依照此书推行新政。一为西汉末年之王莽，一位南北朝时代北周之苏绰，一位北宋神宗时之王安石。此三人中，结果二王推行新政都失败，惟有苏绰一人成功了。这因王莽、王安石皆在社会经济条件较佳情况下，来推行周官政策，裁抑工商业太甚，以至失败。而苏绰则在社会经济条件较不佳之情况下，来推行周官政策，故不见有裁抑工商业过甚之病。此处亦可看出中国历史进程中之一种中和性，不走极端，不为过甚。而同时亦见中国历史传统，本不专向裁抑工商业一方推进。过分裁抑工商业，必然将招致恶果无疑。若我们仔细一读王莽、王安石两人之政治失败史，便可透悟此中消息。尤其当王安石时，一辈旧党反对新政，此辈人亦多属儒士，可谓与王安石在学术上仍是同一路线者。我们若仔细去读当时那些反对派的言论，更可透悟出中国传统思想中对经济观点之内涵意义之另一方面来。近人粗治西方思想，震惊于王莽、王安石两人之经济措施，有些与西方意见若相暗合，却不懂他们究竟为何失败，于是尽骂中国人守旧，尽骂中国传统轻视工商人，此等皆是推想失实。七根据上述，我将重新指出我以前所一再提及的，即中国历史之浑融一体性。故我们要研究中国政治史，或社会史，或经济史，只当在文化传统之一体性中来作研究，不可各别分割。我们当从政治史、社会史来研究经济史，亦当从政治思想、社会思想来研究经济思想，又当从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来研究经济制度。在此三者之上，则同有一最高的人文理想在作领导。循此以往，中国历史之传统与其特殊性，便不难找出答案来。现在再论到中国经济中几项特有情况，有很多问题乃在西洋史中所未见或少见者，而亦遂为今日国人所忽略了。就中国人传统观念言，一个时代，若其物质上之积聚多而消散少，此时代即富而安，否则反是。在上如帝王之骄奢淫逸，而浸淫及于士大夫生活。又如政府之冗官冗吏，过量开支。对外则有防边与开边，或穷兵黩武。凡此种种，皆足以招致国库空竭，人民贫乏。如汉武帝远征匈奴，以为可以一劳永逸。但到末年，终不免有轮台之诏，自悔当年之措施。唐中叶以后，亦可说是因于有一种接近帝国主义之向外扩张，而招来国内之不安，乃至生出五代之黑暗时期。又因中国国防线太长，如宋代，如明代，皆因防边而动用浩大之财力，耗散浩大之人力，亦为造成当时国势衰弱之一因。又如河患与漕运两问题，此亦为中国历史所特有。黄河屡有泛滥溃决之患，历代专设机关特命大员设法防治，耗费甚巨，常因此而激起社会的经济危机。漕运乃指水道运输粮食言，或运至京师，或供应边防，或沿途分储食廒，皆称漕运。此亦为中国历史上一大消费，皆因中国所特有之地理背景而引起。此黄河与漕运之两大问题，在中国史书中，历代均有详细叙述。此两事，每使历代政府岁糜巨帑，耗费国家财力，不可计算。欲研究中国经济史，此等特殊问题亦不可不一加注意。又如唐以前之门第社会，虽若迹近封建，导致不平等，然当时之大门第实为社会财富之积聚中心。社会因由此积聚，而使一般经济易于向上。唐以后，则是一个白衣进士的社会，财富分散了，经济无积聚，好像更走上平等。但一切社会上应兴应革之事，反而停滞，无法推动。此因社会力量因平铺而瘫痪了，不易集合向前发展。此一问题亦极重要。但在今日讲来，已是历史上之过去陈迹，因亦没人注意了。但此实是宋以下中国常苦贫乏之一因，值得再提醒。但若总括来说，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情况，自秦迄清，直到道咸年间，向来可说是较佳于西方的。经济落后，只是近百年事。我们尽可说，在近代科学兴起，而中国经济遂见落后。此下我们将如何引进近代西方之新科学而又能保持中国经济旧传统，即仍然保持中国一向坚守的人文本位之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使新科学兴起后之经济发展，仍不致超水准而走向无限度与不必需的发展上面去。此是一大问题，有待中国自己此后新起的经济学家来设计，来督导，来创立一种适合中国传统社会的新经济思想与政策及制度。在中国历史上，能特创新制度，来解决当时代之种种问题的大政治家、大经济学家，固已代有辈出。但今天我们则失却此自信，种种聪明，都奔凑到抄袭与模仿上，自己不能创造，也不敢创造。惟此厥为中国今日最大最深之一病。西方人有他们一套浮士德式的无线向前精神，有他们传统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与财利主义。他们一意提高物质生活，而把其他人生尽追随着向前。我们明知此一套精神实为中国社会所不易接受。而他们这一套精神，亦已弊病百出。但我们偏要勉强学步，则所谓落后，便真成为落后，而无法追上了。故中国今后最要急起直追者，却不是追随西方，乃在能追随中国古人那一种自创自辟的精神。即就经济史上之种种发明而言，如钞票是发明在中国的，如近代山西票号之信托制度等金融措施，亦是中国人自己发明的。若把中国经济史上种种出自中国人自己发明的方法和制度等，一一罗举，亦足增长国人之自信。我们今后正须在经济制度、经济政策、经济思想上，自己因地制宜，别有建树，则首先得回头一看中国过去的一套经济史。这更是我们研究此下经济发展所应注意的。第五讲如何研究学术史一今天所讲是“如何研究中国学术史”。根据以前数讲，有关政治、社会及经济诸端，可以明显地看出中国历史之浑融一体性。而中国历史之所以能不分裂与无中中断，亦颇于此可见。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源远流长，在其内里，实有一种一贯趋向的发展。我们并可说，中国历史上之传统理想，乃是由政治来领导社会，由学术来领导政治，而学术则起于社会下层，不受政府之控制。在此一上一下循环贯通之活泼机体之组织下，遂使中国历史能稳步向前，以日臻于光明之境。上讲我已提及中国历史上之伟大人物周公。周公实近似于西方哲人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所要求的理想政治领袖。但周公不是一“哲人王”，仅是一“哲相”。他可说，是以一学者哲人身份，而来建立了西周一代的政教礼制，奠定了中国此下数千年的优良基础。周

了令人耻辱的命令剃去头发后，却失去了对农村的控制权。在乌龙会已经停止了活动的太仓地区，当地商人和乡绅剃去头发的样子最初让人感到好笑，随后就引起了人们的愤怒。城中之人虽已剃发，乡下百姓依旧未剃。留发之人并不入城，剃发之人并不下乡。剃发之人若被乡人看见，就可能被杀。城乡互不往来。那些大多数人迫于乡官的命令而剃去头发的村庄，与那些村民发式依旧的村庄发生了冲突。随后，混乱波及整个乡村，乌龙会重新活动起来，一个叫王湛的生员率领一支民军反抗太仓，进攻了这座城市。在嘉兴地区以外的秀水都会，清朝当局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任命当地一个叫胡之臣的卖药商人做县官。胡医生剃去自己的头发，以为人表率，鼓励其他人也去剃发，但是他只使得自己在地方乡绅领袖面前更加一钱不值了。这些人本来就因为他平庸的社会背景而看不起他。同时，在已归降的村庄中他也遭到农民的嘲笑和痛恨。这种抵制在当地军官陈梧的官署里也发生了，他对那些会聚于此的人们说：“尔等若剃发，则不能保妻”。在与屠象美为首的当地乡绅结成联盟以后，陈梧和他的人在当地科场盟誓，杀死了胡县官。乡兵们随后被从各家中召集到一起。秀水宣布自己是一个新的府会。但是当地的部队进攻嘉兴时，那里的城市居民杀死了城内明朝的忠君之士，并且闭门自卫。混乱迅速遍及这个省的各个乡村。陈梧没有能够占领嘉兴，但他一直占据着秀水这个复明分子的大本营。这种反叛在昆山也发生了，这个城市以其优质麻布而闻名全国。当黄家鼒攻占苏州附近地区时，昆山知县的主簿阎茂才率领一个乡老和生员组成的代表团向黄家鼒贡献礼物，表示这个城镇的投降。作为回报，阎茂才被任命为县令。不过，他无法统治那些团结一致的乡绅。在南京的南明政权时期，昆山一直由擅长骑射的河南人杨永言管辖。知县杨永言和军官王佐才一起训练了一支忠君复明的军队，并在勤王运动中吸收了当地的一些绅士，包括著名的诗人归庄和他的朋友顾炎武。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本地弟子颇多的学者朱集璜。当这个城镇投降时，这些忠君之士无所作为，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缺少公众的支持。但是当剃发令宣布县令阎茂才剃去了他的头发之后，归庄便轻而易举地把民众召集起来了。他带领民众反对知县，并且在1645年8月6日杀死了他。南京陷落后在华亭遁入佛门的杨永言，此时也从隐居中走了出来，和王佐才一起组织了一场浩大的抵制运动。与此同时，在苏州地区前明兵备副使杨文驄处死了两个主要的叛徒叶茂华和黄家鼒，并且陈尸于城中闹市。当得知杨文驄在苏州杀死了安抚使黄家鼒的消息时，许多地方官吏弃职而逃。在嘉定、昆山、太仓、常熟和吴江，当地的官署都空无一人。当起义遍及苏—松—太地区时，多铎回到了江南，命令其部队和许多像李成栋这样的降军去镇压这些“建号阻兵”的忠君之士。8月4日，清军到达嘉兴，并且插身于陈梧军队和屠象美领导下的农村盟军之间。在一连串严重的失败之后，屠象美的农民军溃归乡里。当多铎的军队使用大炮轰击秀水的城墙时，陈梧也弃城而逃。抵抗力量在其他大多数地区也相当软弱无力。在太仓，王湛弱小的武装力量很快就被清军打散了。在昆山，那里有一支组织得很好的抵抗力量，但是清军一到，这支复明力量也只坚持了三天。到8月25日，清军用大屠杀洗劫了这座城市。归庄扮装成一个和尚溜走，得以死里逃生；这以后他改名“祚明”。顾炎武也跑掉了，但是他的两个弟弟死在大屠杀中，母亲也在几天前因绝食而亡。她给他留下了遗言：我虽妇人，身受国恩，与国俱亡，义也。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于地下。一些史料表明，昆山陷落那天，大约有4万多人死难。在一些著名的事例中，忠君之士的军事要塞仍然在坚决地抵抗清军强大的进攻。其中的一个地方就是上海与南京之间的美丽水乡江阴。它抵抗清军达80天之久。陷落的时候，有7万多人死于清军将领下令进行的血腥屠杀之中。另外一支复明起义队伍集中在江南中部的嘉定县城。

嘉定的崩溃

和这个地区的其他县城一样，当清朝的知县在7月17日接管这座县城时，嘉定城最初接受了他的统治。不过这个县官的统治非常短命，因为当地的军事运动很快被忠君之士吴志葵发动起来，并把清朝官员逐出城外。随后，吴志葵率军暂去，并且嘱咐嘉定百姓准备保卫这座县城，同时等待苏州起义的消息。他的离开只是给其他的军事投机分子提供了一个机会——他们中的一些人一直在努力谋求地方权力，此时便为了控制这座城市而互相残杀。有一个团伙是由一些乡绅和衙门胥吏领导的，一个叫须明征的国子监生全面控制着它。须明征被说成是一个“捉摸不定”的人。1645年6月8日，他和他的60名随从组成的卫队伍攻占了县府，并且直接宣布他为当地的军事首领；但是在以后的两个多月内，他的部队一直在与那些拒绝承认他的权力的其他军事力量进行战斗。而且，像侯峒曾、黄淳耀这样重要的乡绅领袖认为，须明征是在搞暴乱。另外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是一支叫做“王军”的地主武装，它经过一个出身富室、名叫许龙的武秀才的严格训练。这支队伍几年前被用来镇压佃户和农奴起义。现在，许龙支持那些主张政治和社会秩序是不可分的人。他宣称，社会秩序的混乱，从政治上来说会毁掉复明大业。与这种保安武装相对的，是嘉定附近农村处处大量组织起来以抵制剃发的其他武装团伙和自卫力量。一份带有敌意的材料记载道：“其时，虽五户之墟亦号曰‘乡兵’。”这些武装团伙经常在嘉定附近的佛庙前集会，选举一个领导人，然而去找嘉定地区的乡绅首领，要求食物和给养。他们常常失去控制，转而攻击当地乡绅，并且杀死他们。通常，“乡兵”之间还经常为控制那些税收关卡而发生纠纷。以往的仇恨现在也开始一并算老账，失败者被扔去喂狗。嘉定的农村实际上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1645年7月29日，编入多铎麾下的李成栋部队5000余人挺进嘉定。在新泾一带奸淫烧杀之后，7月30日李成栋的主力部队到达了嘉定城东门。以后几天里，李将军移兵40公里外的吴淞河口，占领了那里陈旧的明军要塞，并接受了那里士兵的投降及军事物资。然后大约有3000多人投入了攻城战斗，但没有立即攻克嘉定，因为干旱已经使得河道干涸，运送火炮这样的重武器变得十分困难。嘉定城里，8月8日后，在黄淳耀的领导下，抵抗力量重新用土石加固了城墙，并且派了一个密使前往在苏州与松江一带活动的复明分子吴志葵那里，请求立即给予增援。但城里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抵抗的计划。老百姓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人预感到最终的失败，建议说，如果不投降的话，也不要顽强抵抗；另一部分人则主张采取强硬立场，坚持战斗到死。这两部分之间的争执，使人们对“内应”格外警惕；当传说须明征正在秘密地与清军联系时，他惨遭私刑，被剖腹挖心，然后肢解，其残躯被分别挂在城里的四大城门上，以儆效尤。8月16日，盼望已久的吴志葵的援军终于赶到了。但是仅一天的功夫，这支由蔡乔率领的装备极差的300人队伍就被李成栋的部队拦截击溃了。嘉定城的老百姓现在意识到，他们只有完全依靠自己了。当然，也有一些来自城外的农村武装的支持。乡兵用设置路障和栅栏的办法，确实阻止了李成栋军队的通行。不过虽然乡兵经常能消灭一些小股的清兵，而且李成栋的兄弟也在一次伏击中被杀死，但乡兵的大部分精力却是用于筹集粮饷之上了。8月20日，李成栋下决心使自己摆脱这种困境，他率领全部人马进攻城北的娄塘桥，大部分乡兵都聚集在这个地方，上万的农民被杀死了。三天以后，李成栋准备了重炮和登城云梯。8月24日黎明时分，他的部队在炮火的掩护下发动进攻。在上午七点到九点左右，他们占领了主要城门。李成栋下令进行屠杀。当其部队进城时，他们见人就喊：“蛮子献宝！”那些不肯交出钱财、珠宝或衣物的人当场就被杀死。随着越来越多的士兵涌进城里，“蛮子献宝”的喊声接连不断。贮藏财宝的地方立即被洗劫一空，但是这种贪欲并没有得到满足。越来越多的人被杀死。随着行人的减少，士兵们开始使用大棒到屋里去翻腾，搜出那些藏起来的人们。就像扬州的情况一样，妇女们惨遭强奸，如果她们反抗的话，就把她们双手钉在床板上，然后再进行轮奸。抵抗运动的领袖们慷慨就义。黄淳耀躲进一座寺庙，在墙上写下一段悲壮之辞，上吊自缢了。侯峒曾和他的儿子、仆人一起投水而死。大屠杀持续了一天，直到尸体堵塞了河流。大约有2万多人遇害。尽管已经承受了如此惨重的损失，嘉定城的劫难仍在继续。在李成栋大屠杀后的三四天，那些逃跑的幸存者开始溜回城里。他们在一个叫做朱瑛的义士领导下，又重新集结起来。他在9月12日和他自己的2000多名士兵一起领导这座残破的城市。展开了一场反屠杀运动。当一个地方官受命来管辖这座城市时，朱瑛当众谴责他的剃发之举。然后在闹市将他斩首。在城外，被打散的部队把他们发现的那些剃了发的人当场处死。这些队伍主要活动在葛隆镇以外的地方，由两位军事行家王宪和刘敖领导。葛隆镇坐落在嘉定城外的大道上，为了防止本镇再遭进攻，葛隆镇民兵与来自外冈的乡兵立誓结盟。尽管他们无疑夸大了战绩（一个豆腐商宣称他杀死了一个将军），但是葛隆、外冈的军队打了一次埋伏，消灭了李成栋的一支分队，确实取得了一次重大胜利。李成栋被激怒了，在9月13日派遣了一支大军进入葛隆和外冈，屠杀了所有的居民。这两个城镇被夷为平地。9月16日，当李成栋进军松江进攻吴志葵时，嘉定又推翻了由李成栋任命的新县令浦嶂。浦嶂和他的兄弟浦峤是谋生和打仗好手。他们指挥着1000多人的骑兵团，捕杀过农奴解放运动的领导人俞伯祥。李成栋曾利用他们平定过太仓老家。现在他让他们到嘉定去干。浦峤快马加鞭，轻而易举地穿过嘉定城简陋的防线，在这座残破的城市中心的衙门里宣布就职。他的统治方式生硬而且暴虐。由于他家乡离此不远，又说相近的方言，他一方面努力搜捕那些仍然留着长发者并把他们处死，以向清政府表明他的可靠；另一方面，可能正是出于地方观念的嫉妒心理，他和他的部属（也是来自太仓娄东）利用各种机会抢劫一切能够得到的东西，强取财货妇女，然后将之用船运回40里外的家乡。衙役天天都去附近的村子里索取赋税，村民们四处藏身，或是用稻草芦苇遮住身体，或是潜入附近的运河中。据说，在“二屠”之后，嘉定富人和穷人间已无区别。当复明分子的余部在10月5日进攻嘉定但被打败以后，又有了“三屠”，它实际上是与以前李成栋残暴的进攻和后来浦嶂的洗劫交织在一起的。“三屠”留给这座城市是毁灭和不知道德为何物的幸存者。

太湖义军

回过头来看，嘉定起义就像是一种绝望的冒险，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不过在当时，联合正在兴起的太湖附近和靠近上海的松江（华亭）的抵抗运动，得到明海上力量的增援，看来确实有其可能。产生在那个“古称泽国、外海内湖”的地区的抵抗者有三种不同来源：沼泽地区的盗匪、乡绅领导的民兵和前明官兵。据当时的一份日记说：迨剃发令下，有福山副总兵鲁之玙，字瑟若，首先倡拒，乡兵四起，头缠白布。吴江进士吴易据扰长白荡，诸生陆世钥聚众千余，屯澄河东，有十将官者亦屯千余人于左近，绕城而呼，民间柴斧，妇女裙幅，皆为干戈旗帜，而披猖于道。又有太湖盗赤脚张三，从而和之。在这些抵抗运动组织中，最重要的兵源是太湖地区的盗匪。他们在像毛二、沈潘、柏相甫和名之为“扒平大王”这样的土匪头子的领导下，主要来自沼泽地区技艺高超的湖上渔民。他们可以把他们的轻舟改装成可以进攻政府哨所的兵船。明朝灭亡之前，他们以绑架乡绅富室成员索取赎金而臭名远扬。他们常常威胁要把人质活埋，或是用烙铁挖眼，以此来恐吓那些高门贵族，使他们付出成千上万两白银以换取人质。在另外的场合，他们则直接在富裕地主的房子前耀武扬威，索取“军粮”。如果遭到拒绝，他们就在夜里回来，放火烧屋。就像社会各地的土匪一样，在这个由于不公平的土地占有制度而闻名的地区，他们得到了贫苦农民的支持。他们在“打粮”的口号下进行活动，常常分配一些食物和钱财给村子里最穷的人家，随后倍受欺榨的农民便参加到他们中来以求得到保护。在南京陷落时，最有名的太湖领导人是赤脚张三和他的妻子，他们俩是著名的作战行家。这对夫妇死后的很长时间里，他们的业绩还在太湖那些穷苦的渔民中传颂。太湖抵抗运动的第二个组成部分，严格说来大大不同于赤脚张三和他的太湖盗匪。这是指吴江地区的乡绅，特别是陆世钥和吴易。前者用自己的钱招募和装备了一支2000人的队伍，在太湖东段保卫他的家乡，抵抗水盗。后者是吴江人，早先在南京政权中供职。实际上，吴易（1643年的进士）是一名复社成员，他参加过史可法在扬州的幕府，后来被派回江南地区筹措军需，因而当史可法的总部在江北被摧毁时，他得以死里逃生。陆世钥的部队主要是来自东山（吴江西部太湖的一个岛）的渔民。可能是受到陆世钥的鼓舞，吴易一听到消息说总部设在苏州的清军准备接管吴江时，他就开始联络当地乡绅中的朋友。在网罗了当地举人孙兆奎和秀才吴旦之后，精通兵法、水性过人的吴易在几天里集合起一支上千人的队伍，在长白荡的太湖边上建立了一座军营。这支武装因为以白巾缠头而渐以“白头军”闻名。它吸收了赤脚张三的一些土匪，人数增到3000。当第三种力量——李某领导下的前明军队——在太湖北部福山起兵时，正是这支乡绅领导的民兵和江湖土匪的联军以所谓“乡兵”的旗号起而响应。这三支军队汇集在一起，结成联盟，进攻盘踞在苏州的清军，并且从那些为清人效劳的县官手中收复了吴江。占领吴江本身，对清朝的苏州守将土国宝来说，并没有构成多大的威胁。但是太湖的起义与一个更为雄心勃勃的计划联系在一起了，那就是由松江地方乡绅策划的进一步进攻苏州、切断南京与多铎南下部队联系的计划。因而，占领吴江是一个庞大战略的组成部份，这个战略计划在南京政权崩溃以后建立第二道防线。这道新的南明防线将依赖于四个不同的复明分子的军事据点：在浙江海边的鲁王朝廷；福建的隆武皇帝政权；江西赣州的“忠诚社”和湖南的“十三家”。因为占据了浙江北部和江南南部的沿海防线，当来自江西东北部的复明部队从鄱阳湖顺江而下时，松江的复明分子就有可能收复长江下游地区。

第一次松江起义

松江乡绅抵抗力量最为著名的人物是陈子龙。在南京政权建立最初几个月里，他是地方自卫和进攻政策的主要支持者。他也是对地区背景的重要作用深信不疑的人，尤其为其家乡吴地的文化繁荣而自豪。他指出了苏州、长洲和松江地区的社会声誉，这些地区在明代的进士人数占江南的3/4（在明朝最后50年中江南地区涌现的城市官僚比其他各省都多），而且，除此之外，他也注意到更多的因素。他还强调了江南部族古老传统的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些部族有自己独特的宗统，开发了这块土地，他们根据自封的权力把吴地写成“国”。在那些个异族入侵时期，许多王朝南迁于此；在其他时期，这里也是帝国的经济命脉。此时，他和几社友人们，包括夏允彝在内，开始与乡绅和前明官吏联系，企图发动一场反抗入侵清军的

巨额经费，自行决定选派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众所周知，在第一次出使过程中，发生了五大臣被吴越（樾）谋刺的事件，出国考察被迫中止。五大臣并没有因此被吓到，他们仍坚持出国考察，并在回国后，给清政府提出了明确的建议：应该立宪。于是，清政府在1906年下诏预备立宪，并于1908年8月27日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以下简称《大纲》）。我们不妨来看看这份《大纲》都说了些什么。《大纲》第十条：“皇帝总揽司法权，委任审判衙门，遵钦定法律行之，不以诏令随时更改。司法之权，操诸君上，审判官本由君上委任，代行司法，不以诏令随时更改者，案件关系至重，故必以已经钦定为准，免涉分歧”。这一条是相当重要的，它将司法权，从皇帝的手上夺走，还给了人民。再看《大纲》中的《附臣民权利义务》一章：“第二条：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这一条规定了人民的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对官员的舆论监督，使之不敢肆意妄为。“第六条：臣民之财产及居住，无故不加侵扰。”这一条就是我们平时常说的“私产入宪”。它推翻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旧例，而保护了人民的私有财产。这一条对社会稳定的作用十分关键。“第八条：臣民现完之赋税，非经新定法律更改，悉仍照旧输纳。”这一条是说：无论是皇帝还是官员，都不能再肆意加税。税收由法律规定。这一条也相当重要，它使人民对自己生产活动的盈利预期更加精准、更有把握。这将大大促进工商业的发展。清政府公布：预备立宪，以九年为期。换言之，最迟于1917年制订宪法。但是，到了1910年，全国各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国会请愿运动”，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并提出了“不开国会，不承认新捐”（类似于美国“无代表，不纳税”）的口号。换言之：人民要求参政议政。在国会请愿运动的压力之下，清政府将立宪的期限缩短为5年。也就是说最迟于1913年，制订宪法，还政于民。与此同时，清政府成立了地方咨议局以及中央咨议院。咨议院和各地咨议局，初步完成了选举，并初步发挥了参政议政的职能。其中，在1910年冬咨议院第一次常会中，议员提出“剪辫子”的议案，并且获得通过。这是破天荒的大事，也说明了人民参政议政的能量。应该说作为一个开始，这是相当难能可贵的。第三，“皇族内阁”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假立宪”。1911年，清政府第一届内阁成立，这次内阁的阁员当中，“清廷皇族占了大多数”，所以这是一个“皇族内阁”，是清政府“立宪没有诚意的表现”。问题是：真的是这样吗？恐怕不是。这一届内阁，先后任职的阁员，一共有17位，其身份构成如下：1.清廷皇族：7位。2.汉族：6位。3.满族：4位。换言之，清廷皇族人员所占的比例，仅为41%，不到一半。我们不能把其他4位满族（非皇族）出身的阁员，也算进“清廷皇族”之中。那么，为什么第一届内阁，不是以汉族官员为主呢？我想各位只要换位思考一下，就可以领会当中的合理性：1.民主宪政是逐步放开的一件大事，有序渐进，是成熟稳重的；2.各地革命党和群体事件仍然频发不止，满族统治者没有信心完全放开统治权。这些分析很难入耳，但是，只要读者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仔细想想，换了是你，恐怕你也会这样做。凡事都有两面。内阁中虽然满族人占了多数，但是毕竟开始有六位汉族大员进入了权力核心。无论你承认与否，这就是清朝的一个让步，也是汉族的一个胜利（尽管是一个小胜利）。第四，人们没有给清政府足够的时间完成，就判定立宪是假立宪，有待商榷。退一步而言，就算当时的“皇族内阁”先后任职的十七位阁员全部都是清廷皇族，也不能导出“清廷政府立宪是假立宪”的说法。为什么？因为内阁是内阁，立宪是立宪。清政府已经公开宣布了立宪的时间（先是1917年，后来改成1913年）。换言之，清政府公布的立宪年份是1913年，便产生了以下的逻辑推理：1.如果到1913年，果真立宪并执行，那么，就是有诚意，是真立宪；2.如果到1913年，拒绝立宪或拒绝执行，那么才是没有诚意，是假立宪；3.如果在1913年之前清政府明文宣布反悔，那么也可证明是假立宪；4.1913年，清政府倒台了，所以这个问题变成没有答案了。这个问题可以打个浅显的比方：我欠你一笔钱，说好后年还你，但是你还没等到后年，你就起诉我，说我没有还债的诚意，法官会怎么判？法官会判你输。道理很简单：后年还没到，你怎么知道我没有诚意还你钱呢？同理，1913年还没到呢，你怎么知道清朝没有立宪的诚意呢？万一到1913年，清朝果真立宪了呢？第五，日本帝国的立宪才是“假立宪”。下面我们看看日本当年是怎么做的。日本天皇在1876年发布决定起草宪法的《敕文》，到1889年公布《日本帝国宪法》，用了13年时间。换言之，日本在明治维新的过程中，也不是一夜之间把宪法搬出来的，而是也经过了一个“预备立宪”的过程。大清国当年是效仿日本的经验，设立9年的预备立宪期限（后改为5年），也应属于合理范围。我们再来看看1889年日本制订的《日本帝国宪法》，看看日本的立宪是不是“假立宪”：“第一条：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这一条的意思是：日本的权力是属于天皇的，不是人民的。“第七条：天皇召集帝国议会，命其开会，闭会，停会，及众议院之解散。”这一条的意思是：天皇有权解散众议院。“第十一条：天皇统率海陆军。”这一条的意思是：日本这个国家的军队，不是人民的，而是天皇的。“第三十一条：本章（臣民权利义务）所列条规，在战时或国家事变之际，并不妨碍天皇大权之施行。”这一条更毒：一旦国家不稳定，日本人民所有的民主权利，天皇随时可以全部收回。“第三十四条：贵族院，依贵族院令所定，以皇族、贵族及简任议员组织之。”这一条说明：日本的皇族也参政议政。读者跟我通观日本当年的这部宪法，你会发现《日本帝国宪法》不但保留了日本天皇的统治权、军权，而且还保留了随时收回人民民主权利的权力，而且也保留了日本皇族干涉政治的权力。总之一句话，如果清政府的立宪是假立宪，《日本帝国宪法》也应是一本虚伪的宪法，日本的立宪也是假立宪。那对于这样的假立宪，日本人民为什么接受呢？我认为，那是因为日本人懂得妥协：没有一蹴而就的事情。天皇既然已经大步让出了政权，人民就应该懂得妥协，先接受下来。宪法如有不足的，以后自然有机会逐步修正之。日本人懂得：当时对于日本来说，国内团结起来大力发展工商，集中国力建设军队，才是最紧迫的事情。而内斗、内战的结果，则只会两败俱伤。推倒重来，不但没有必要，而且效果不一定更好。可是，当时的中国人，也许不懂得这些。命运的差别，也许就从这里开始。第六，民族情绪对清政府和国民党，采取了双重标准。有些中国的历史爱好者，对于清政府给出的“九年预备立宪期限”咬牙切齿，却对于国民党提出的“军政、训政、宪政”建国步骤表示支持。事实上，国民党的“训政”，就是清政府的“预备立宪”，只不过换一个说法而已。同样的一件事，清政府做了是错的，而换了国民党做，却变成是对的。这似乎也可以称为“偏见”。还有“皇族内阁”一事，某些历史爱好者不但扭曲了“皇族内阁”人数的真相，而且对蒋家王朝垄断中华民国政权长达60年（1928-1988）的做法却欣然接受。这叫什么？这也叫“偏见”。中国有不少历史爱好者看问题的最大毛病就是“情绪化”：只要是他们不喜欢的人，做什么都是错的；只要是他们喜欢的人，做什么都是对的。

冲动是魔鬼

1870年6月21日，在天津，有一伙人一把火烧了一座名叫“望海楼”的法国教堂，并杀死了20名外国传教士以及侨民，其中主要是法国人，事后，以法国为首的列强大兵压境，清政府急忙派出曾国藩去调查本案，本案最后以清政府处死16名中国人犯而结案告终——这起事件，就是在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天津教案”，又称“火烧望海楼事件”。天津教案的前因后果及其发展经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有人要围攻法国教堂？他们为什么要杀法国神父，并最终发展成对所有白人的无差别杀害？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其实十分值得人们细细品味。要说这件事，首先要从一个条约讲起。1858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当中，大清国和法国签署了《中法天津条约》，这个条约约定了和“传教”有关的两个条款：1.法国人有权进入中国内地传教；2.法国人在中国犯罪，由法国领事逮捕和审判。关于这两点，《中法天津条约》两个相关条款的原文如下：“第十三款天主教原以劝人行善为本，凡奉教之人，皆全获保佑身家，其会同礼拜诵经等事概听其便，凡按第八款备有盖印执照安然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凡中国人愿信崇天主教而循规蹈矩者，毫无查禁，皆免惩治。向来所有或写、或刻奉禁天主教各明文，无论何处，概行宽免。”“第三十八款凡有大法国人与中国人争闹事件，或遇有争斗中，或一、二人及多人不等，被火器及别器殴伤致毙者，系中国人，由中国官严拿审明，照中国例治罪，系大法国人，由领事馆设法拘拿，迅速讯明，照大法国例治罪，其应如何治罪之处，将来大法国议定例款。如有别样情形在本款未经分晰者，俱照此办理，因所定之例，大法国人在各口地方如有犯大小等罪，均照大法国办理。”《中法天津条约》签订之后，法国传教士如过江之鲫纷纷进入中国传教。其中有一批法国神父和修女，在位于今天天津市河北区狮子林街的地方，建起了一座哥特式的教堂，从事传教事业，这栋教堂，叫作“望海楼”。那么，法国神父和修女们在这座“望海楼”里面，平时都做些什么呢——做礼拜、发展教徒、讲经唱诗……这些日常的事务就不必说了，与本案有关的，是以下这么一件事：开办“育婴堂”。在清末那个时代的天津，有不少穷人生下孩子养不起，便将婴儿丢弃，尤其是女婴——在清末的中国，重男轻女的思想十分严重，女婴被丢弃于闹市、抛置于荒野，是十分常见的事情。当时天津的法国神父和修女目睹了这个现象，他们办起了一所“育婴堂”、专门收养这些弃婴。“育婴堂”办起来之后，紧跟着发生了什么呢？紧跟着，开始有一些好心的天津老百姓，他们从城市里、从荒野中捡到弃婴，将弃婴送到“育婴堂”这里来，交给法国神父和修女，进行抢救和抚养。在这个时候，“育婴堂”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给这些送弃婴来的好心人予以了金钱奖励——“育婴堂”的本意应该是良好的：奖励这些好心人，鼓励更多的好心人将弃婴送来。收了奖励金的好心人当然是高兴的，他们回家后，往往逢人便说，说自己今天救了一个弃婴，送到育婴堂，法国修女还给了我钱。不料，“送婴儿到教堂有钱收”的事情，立马就传了出去，传得飞快，并传到了一些市井流氓的耳中——这些市井流氓觉得自己“发现了商机”：啊，原来弄一些小孩送到“育婴堂”，就有钱收——你说这钱，是不是很好挣？当初法国修女给好心人支付金钱奖励的时候，万万没想到自己这样做，无意中向社会释放了一个错误的信号：育婴堂“收购”婴儿！为什么修女没有想到这个呢？因为她们是粗线条的思维——她们没有想这么多，也没有想这么远。于是，在天津的民间，开始有一些市井流氓，到处搜集或四处拐骗小孩，将他们送到育婴堂，并欺骗修女们，说：“这个是弃婴，你看，我是好心人，该给我奖励吧？”修女往往也没多想，循例办理，付钱了——人生地不熟，语言也不通，法国修女没有鉴别市井流氓的眼力，似乎也没有能力鉴定弃婴的健康程度。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换一个角度去观察，往往能产生不同的理解——法国修女和这些市井流氓“一手交钱、一手交人”的行为，从第三人、从旁观者的角度看来，怎么看有些像“拐卖小孩”——啊，多么邪恶！流氓和教堂勾结起来拐卖婴儿——人们开始这样想，并开始口口相传。事情慢慢往更坏的方向发展。6月来了，天气逐渐转向炎热，病毒开始逐渐活跃，一些不知名的瘟疫，也开始流行。“育婴堂”里的法国神父和修女，虽然干的是一种自认为是收养弃婴的伟大事业，但是当时的医疗技术水平和条件毕竟是十分有限，再加上很多弃婴本身被抛弃就是因为身上有先天性的疾病，所以，接下来发生了一件始料不及的事情——一些婴儿夭折死亡，要么是死于瘟疫，要么是死于先天性疾病。数十名婴儿死亡了。这部分婴儿死亡之后，神父和修女花钱聘请了丧葬工人，将夭折的婴儿埋葬。不料，丧葬工人收了钱之后，为了节省成本，将掩埋死婴的事情，做得十分马虎——往往是几个婴儿挤压到一副棺材中，直接挖一浅浅的小坑儿，埋下了事。说到这里，笔者不得不指出：法国神父和修女，犯下了第二个错误：没有严格监督丧葬工人安葬死婴的工作。死婴被草草掩埋之后，由于坑儿实在挖得太浅，野狗在半夜里嗅到气味，纷纷跑过来，并将死婴们刨出来吃掉。到了天亮的时候，野狗没吃完的死婴残肢，暴露在天津老百姓的眼珠子底下，这些老百姓并不知道事情的前因后果，于是他们开始猜想：教堂杀了小孩。“教堂杀小孩”的说法传开去之后，其中有人跑到教堂的窗户边上偷看：看看这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看到了什么呢？结果看到了一大瓶的“眼珠子”，圆滚滚的——实际上事后查明：那些不过只是神父和修女腌制的一大罐洋葱头。这下就不得了了。“教堂拐卖小孩”、“教堂杀小孩”、“教堂里有一大罐眼珠子”。这三件事叠加在一起，在天津的部分群众眼中，东拼西凑，组合成了以下一项严重的指控——“教堂的洋鬼子杀中国小孩、采眼挖心，用来制药”！“洋鬼子杀中国小孩制药”！这个谣言很快就插上了翅膀，在天津卫飞快地传播开来，一传十，十传百……谣言一起，激起了巨大的民愤。雪上加霜的是，在这段时间里，在查处一起拐卖婴儿的案件中，有嫌疑犯供述是教堂指使——这本是嫌疑犯的自我脱罪之词，但是，官府没有对此严加查证，便张贴告示，给群众传达了误导性的信息。教堂里的法国鬼子杀中国小孩制药！咋办？随他们吗？不能！那怎么办？到教堂去找洋鬼子讨个说法！于是，1870年6月21日，数以千计的人民群众将天津“望海楼”围个水泄不通，群情汹涌，大家伙要求神父出来，给个说法——为什么要杀害咱中国的小孩来制药？误会，加上语言不通，围困教堂的人民群众开始和教堂里面的神父、修女以及信徒发生了口角，并开始投掷石头。在这个紧急关头，一个关键人物出场了——法国领事丰大业（HenryFontanier）。在丰大业看来，这是中国人无缘无故围攻法国教堂，这是中国人“赤裸裸地欺负”法国人，此时的丰大业眼中只有《中法天津条约》，他一根筋地认为：依据《中法天津条约》，法国人有权在天津传教，不容侵犯，而且依据《中法天津条约》，就算是法国神父犯了罪，也应该由我丰大业来逮捕和审判，轮不到你们中国人去围攻教堂。抱着这样“一根筋”的信念，丰大业带上了自己的手枪，闯进了天津“三口通商大臣衙门”。在三口通商大臣衙门，丰大业上气不接下气，而且语气毫不客气地对中国的官员说：“现在你们的老百姓围攻我们法国人的教堂，请你立即派人前去镇压！”丰大业在三口通商大

守自己的承诺啊！”听到这番话，楚国众将不胜唏嘘，楚庄王也默然无语。作为封建君主，他可以残忍地命令文之无畏为他去死，但是不能背弃自己向文之无畏许下的诺言。当时为楚庄王驾车的是大夫申叔时，见此情此景，便向楚庄王建议：“我们在这里盖起房子，开垦农田，摆出一副打持久战的样子，不怕宋国人不屈服。”楚庄王正好找到一个台阶下，马上听从了申叔时的建议。事实证明，申叔时的建议是对的。商丘城被围困九个月，粮食和各类物资都已经消耗殆尽，只不过因为晋景公的一张空头支票，宋国人树立起了“坚持到底就是胜利”的信心，才一直顽抗到现在。现在楚国人开始在商丘城下种田盖房，而晋景公的许诺仍然遥不可及，宋国人的信心大受打击，连最坚定的抵抗分子都开始动摇了。宋文公审时度势，决定派右师华元去跟楚国人谈判。这一安排有点“谁惹的事谁负责”的意味，因为去年杀文之无畏，完全是按照华元的意见办的。如果不杀文之无畏，楚国人即使进攻宋国，也不至于如此锲而不舍，去而复还。华元知道，这个时候与楚国人谈判，筹码全部在楚国人手中，他只不过是去签署投降协议罢了，但他不甘心就这样投降。《大话西游》中，周星驰连逃跑都那么帅，华元为什么不能将投降这件事也搞得有声有色呢？前面说过，公元前607年的大棘之战，华元曾经被郑国人俘虏，逃回来之后还受到修城的民工的耻笑。也许是那次出逃的经历给了他穿越敌营的经验，这一回他趁着夜色朦胧，只身混入楚营，准确地摸进了楚军大将公子侧的营帐。“喂，醒醒！”他捏着公子侧的鼻子说。公子侧被弄醒了，黑暗中只看到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顶在自己的咽喉处，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在下乃是宋国右师华元。”来人用一种极为平静的语气一字一句地说。“你……你有何事？”公子侧尽量使自己的情绪稳定下来，问道。“寡君派我来把困难的情况告诉您——商丘城中已经是易子而食，析骨而炊了。即便如此，城下之盟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就算是亡国也不能接受。”华元说着，声音哽咽。“既然不能接受城下之盟，那就放手一战，接受失败的结局。”公子侧稍停一下，说，“就算你现在杀了我，这个结局也不会改变。”“寡君的意思是，如果贵军后撤三十里，敝国唯命是从。”公子侧愣了一下，马上明白了这话的意思：原来宋国人并不打算拼个鱼死网破，但也不愿意受城下之盟的屈辱。换而言之，就算是投降，也要投降得有尊严。经过慎重考虑之后，他对华元说：“我可以答应你。”“立誓为盟。”华元说。“立誓为盟。”公子侧郑重地说。第二天一早，公子侧来到楚庄王的营帐，将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向楚庄王作了汇报。楚庄王微微一笑，说：“传令，后退三十里安营。”楚军后退三十里之后，宋文公果然亲自出城，学着郑襄公的模样，光着上身，牵着一头羊，来到楚军大营，向楚庄王表示臣服。单就这一套仪式而言，他应该做得比郑襄公更漂亮，因为这套仪式的发明者微子正是宋国的首任君主，也就是宋文公的祖先——家学渊源，可不是闹着玩的。华元作为宋国的人质，被派往楚国。据《左传》记载，楚宋两国的盟约就八个字：“我无尔诈，尔无我虞。”意思是我不欺骗你，你也不用担心我。“尔虞我诈”作为一句成语，最早应该是出于这个典故。说句题外话，在当时那种国际形势下，尔虞我诈是正常的，不尔虞我诈才是不正常。【晋景公的中兴】楚国在中原大肆扩张势力的时候，晋景公听从了大夫伯宗的建议，放弃了与楚国人正面争锋，从中原事务中抽身出来，将注意力转向自己的后方。公元前594年六月，晋国发动了对赤狄潞氏部落的进攻。潞氏部落是赤狄的一支，游牧在今天的山西潞城一带。长期以来，晋国对潞氏采取的是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有时候安抚，有时候打击。晋成公在位的时候，以和亲的方式拉拢潞氏，将女儿（也就是晋景公的姐姐）嫁给了潞氏部落的首领婴儿，双方建立了姻亲关系。公元前594年春天，素有强人之称的酆舒掌握了潞氏部落的大权，他用残酷的手段虐杀了晋景公的姐姐，又射伤了婴儿的眼睛。婴儿逃到晋国找小舅子晋景公求助。晋景公认为这是一个消灭潞氏，稳定晋国后方的最好机会，于是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征求大家的意见。在这次会上，晋国各位卿大夫意见一边倒地反对进攻潞氏，理由是“酆舒有三俊才”，也就是酆舒有三项过人的本领，不如等他死后再作打算。酆舒有哪三项过人的本领，史料上没有记载。从《左传》的记录来看，酆舒在赤狄部落应该是一个很有威信的人，否则当年赵盾也不会派狐射姑去找酆舒商谈大事。听见大伙都异口同声地反对进攻潞氏，曾经力劝晋景公不要出兵救援宋国的伯宗这次又站了出来，给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建议：“一定要讨伐！酆舒有五宗罪，第一是不祭祀祖先，第二是好酒贪杯，第三是不听贤人仲章的劝告抢夺黎氏的土地，第四是杀害我国公主，第五是射伤自己的首领。有这五宗罪，酆舒就算手段再高强，又于事何补呢？要知道，一个人光有才而没有德，只能加重其罪孽。”伯宗转身背对着大家，一摊手说：“现在大家都想等着酆舒死后，潞氏后继无人，再对潞氏动手，这其实是坐失时机！因为接替酆舒的人也许没有过人的本领，但有可能是位有德之人，咱们又以什么理由去讨伐有德之人呢？诸位大夫啊，你们不说‘讨伐有罪之人’，却说什么‘等待无才之人’，这不是很荒谬么？”伯宗的话正中晋景公下怀，他力排众议，派荀林父出兵讨伐潞氏。果然，晋军在曲梁地区大败狄军，酆舒匆忙逃往卫国，卫国人将他抓起来送到晋国，被晋景公下令处斩。回想起来，自公元前597年邲之战后，晋景公的一系列表现都可圈可点。首先，他听从士会的建议，赦免了荀林父的死罪，并让他仍然担任中军元帅，说明他是个明白人。邲之战的失败，荀林父指挥不力自然是一个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人心不齐。晋国的三军将领，基本上是名门之后，他们仗着祖上的余荫，根本没有把荀林父这位主帅放在眼里，有的公然抗命，有的阳奉阴违。更有甚者，因为一己私利没有得到满足，就一门心思希望晋军打败仗。队伍带成这样，不是荀林父一个人的责任，而是自赵盾专权以来晋国的历史使然，可谓积重难返。晋景公下决心扭转这种局面。清丘之盟后，狄人入侵晋国，晋景公果断抓住机会，将桀骜不驯的上军副帅先谷判了诛灭九族之罪，这一招杀鸡儆猴，狠狠打击了那些名门之后的嚣张气焰，晋国的风气为之一整。其次，公元前595年楚军围攻宋国，晋景公本来想派兵救援宋国，但是听了伯宗一席话，便放弃了那个打算。而这一次讨伐潞氏，群臣一边倒地表示反对，只有伯宗坚决主张要打，他又听从了伯宗的建议，结果打了一个大胜仗。这说明晋景公对形势有一定的洞察力，而且不固执己见，只要有人点拨一下，便能作出正确的判断。曲梁之战正在进行的时候，晋国的宿敌——秦国趁机发动了对晋国的攻势。这时候秦国的君主是秦康公的孙子秦桓公，他亲率大军渡过黄河，抵达了晋国的辅氏（地名）。晋景公得到消息，立即从绛都出发，同时命令刚刚结束曲梁之战的荀林父将大军集结到稷地（晋国地名），在那里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并宣布将狄人的土地全部并入晋国的领土。有条不紊地做完这些工作之后，晋景公亲自率领大军西进，抵达了雒城（晋国地名，非雒邑），与辅氏的秦军形成对峙之势。秦桓公的手下有一名猛将，名叫杜回，有万夫不当之勇。每次冲锋的时候，杜回都赤着胳膊，提着一把大得不像话的开山刀冲在最前面，逢人杀人，遇马砍马，所到之处，晋军将士无不闻风而逃。晋国军中有一员武将，名叫魏颗，其父魏犨是晋文公年代赫赫有名的勇士，但魏颗似乎没有继承父亲的武勇，武艺平平，在晋国军中属于默默无闻的那种人。辅氏之战中，魏颗的防线被杜回突破，他本人也被杜回赶得东奔西跑，狼狈不堪。“这个杜回太可怕了！”晚上回到营中，魏颗仍然心有余悸。一闭上眼睛，杜回那张面目狰狞的脸和那把沾满鲜血的大刀就出现在眼前，把他吓出一身冷汗。想到明天还要和杜回对阵，魏颗就更睡不着了，躺在行军床上翻来覆去，看着帐外的星星一明一灭。恍恍惚惚中，听到有人在耳边说了三个字。魏颗怔了一下，揉揉自己的眼睛，天还没亮，军帐内黑漆漆的，只有挂在床头的盔甲隐隐发出冷冷的光芒，他下意识地摸了摸摆在身边的长剑剑柄。“青——草——坡——”那声音仿佛来自幽远的地底。魏颗闭上眼睛，将那三个字咀嚼了一番。说来也奇怪，这三个字如同咒语一般，反复念过几次后，魏颗就沉沉睡去了。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晋军的阵线就骚动起来。魏颗匆匆忙忙披挂上阵，只见那个凶神恶煞的杜回正带着一支秦军部队冲过来，红色的“杜”字大旗如同用鲜血染成一般，分外夺目。魏颗硬着头皮上前，和杜回交手不到三个回合，便感到气力不支。杜回那把刀足有四五十斤重，魏颗每接他一刀，手臂就一麻，长戟几乎把持不住。那杜回也看出他是软柿子，砍得一刀比一刀狠，七八刀下来，硬生生将魏颗手中那支长戟砍成了两段。魏颗再也坚持不住了，扔掉断戟，拔腿就跑。杜回在他身后紧追不舍，眼看就要追上了，突然打了个趔趄，摔倒在一片青草地上。魏颗回头一看，杜回正从地上爬起来，刚想迈步，又向前摔倒。这次魏颗看清了，原来有个老头儿，手里拿着一根草绳，在杜回面前“使绊子”。奇怪的是，杜回对这老头似乎视而不见，爬起来三次，又被连续绊倒三次。最后一次摔得尤其重，杜回疼得在地上打了一个滚，大刀也丢在了一边，抱着头狂叫不已。魏颗回过神来了，拔出随身的短刀，一个箭步冲到杜回身前，用刀顶着杜回的咽喉吼道：“别动，再动就杀了你！”名噪一时的猛将杜回就这样成为了魏颗的俘虏。趁着这个机会，晋军发动全线进攻，将秦军一举击溃。魏颗将杜回交给自己的属下，再细细看杜回摔倒的那个地方，正是一个斜斜的草坡。而那个神秘的老头儿，早已经了无踪影。辅氏之战以晋国的胜利而告终，魏颗成为这一战最大的功臣，受到晋景公的重奖。就在生擒杜回的那天晚上，魏颗做了一个梦，梦见了那个神秘的老头儿。老头儿向他深深地作了一个揖，说：“我，就是您所嫁出的那个女人的父亲，您救了我的女儿，所以我特地来报答您。”魏颗想起来，他的父亲魏犨生前有一个宠爱的小妾，一直没有生育。魏犨得了重病，交待魏颗说：“如果我死了，你就让她再嫁。”到了临终的时候，又改口说：“我太喜欢这个女人了，你一定要让她给我殉葬。”魏犨死后，魏颗却让这个女人再嫁了，并且向别人解释说：“人快死的时候，神智就不清醒了，说的话可以不算数，我还是听父亲清醒时候的话。”没想到，魏颗的一念之仁获得如此厚报。后人常用“结草衔环”来比喻感恩报德，至死不忘，其中的“结草”就出于此。辅氏之战后，晋景公将新吞并的土地连同一千多户狄人奴隶赏赐给荀林父，又将瓜衍（地名）赏赐给士会，说：“晋国能够得到狄人的土地，是你的功劳。如果当初没有你劝阻寡人，寡人就失去荀林父这员大将了。”连续两次战争胜利，大大地振奋了晋国的士气。晋景公喜不自禁，派赵同前往王城雒邑，向周定王献上狄人俘虏。按照周朝的礼法，诸侯讨伐“非我族类”的少数民族有功而向天子献俘，是合乎规矩的。城濮之战后，晋文公也曾经向天子献上楚国的俘虏，那是故意把楚国当做蛮夷之族来对待。现在晋景公派人向周定王献俘，自然是想重现晋文公当年的辉煌，也是晋国重图霸业的具体表现。晋景公的心意是好的。然而，他派出的使者赵同在雒邑的表现，可以用“不敬”二字来形容，王室大臣刘康公暗地里对人说：“不出十年，这个人必定有大祸临头，因为老天已经夺去了他的魂魄。”公元前593年，晋国乘胜追击，派士会带兵消灭了赤狄的甲氏部落和留吁部落。战后，晋景公再一次派人到雒邑献俘，并且向周定王请求，由天子亲自任命士会为晋国的中军元帅，兼任大傅之职。前面介绍过，周朝初年，王室为了加强对各诸侯国的控制，确立了一套由王室来任命诸侯卿士的制度。简单地说，诸侯国设置三卿，其中两卿由周天子任命，称为上卿；一卿由诸侯自行任命，称为下卿。周平王东迁之后，王室衰落，丧失了对诸侯的控制权，这种制度渐渐被人遗忘，连天子本人大概也忘了有这么回事了。所以，当晋景公主动请求天子任命士会为卿的时候（中军元帅为晋国六卿之首），王室上下的想法也许都是一样的：既然你要演戏，那就演吧，别忘了给王室一点好处就行了。但是，对于士会来说，晋景公的这一做法却让他感激涕零。中军元帅在晋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职位，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相当于现在的参谋总长兼国务院总理；大傅则是主管礼仪和刑法的官员，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长兼司法部长。晋景公不但将这些重要的职务一股脑儿任命给士会，而且以周天子的名义来发布命令，可谓是信任至极，礼遇有加。连当年赵衰、狐偃、先轸等人受到晋文公的重视，也不曾享受过这等待遇啊！如果回顾一下历史，士会这个人，确实也是应当被委以重任的。士会的祖父士蒍是晋献公年代的重臣，曾经被任命为大司空，深受晋献公重视；士会本人在城濮之战中初露头角，被晋文公任命为戎右护卫；赵盾专权年代，士会因为看不惯赵盾的背信弃义，曾经出逃到秦国，成为秦康公的得力助手；后来晋国人使用苦肉计，派魏寿馀到秦国联络士会，士会听从了祖国的召唤，又回到晋国，一直担任要职；邲之战中，士会担任上军主帅，在中、下两军都崩溃的情况下，仍然稳住了自己的防线，确保上军不败。士会为人低调，谨慎，理性，有责任心，晋景公对他委以重任，而且有意提高其身价，说明晋景公在用人方面是很有一套的。晋国朝野对于由士会来主持军政大局也一致看好。据《左传》记载，士会的任命一经宣布，晋国的盗贼立刻感到这是一个灾难，纷纷跑到秦国去谋生。一时之间，晋国的治安有了明显好转。大夫羊舌职感叹说：“我听闻，当年大禹提拔善人为官，不善之人赶快逃跑，说的就是这样的事吧。诗上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是因为善人在上，国家就没有心存侥幸的人民。谚语说，‘民多侥幸，国之不幸’，是因为没有善人当政啊！”在晋景公的领导下，晋国虽然没有与楚国直接争锋，但是通过打击赤狄、抵御秦国、亲近王室、任用贤臣等几个手段，晋国的霸气已经逐渐恢复。要知道，自齐桓公以来，所谓霸主的功业，也就是“尊王攘夷”四个字，晋景公已经上路了。可巧的是，这几年之间，王室也发生了一些事情，使得晋景公有机会介入王室内部事务，替周天子排忧解难，从而在“尊王”这件事情上拿到高分。公元前594年，就在晋国讨伐潞氏的时候，王室大臣王孙苏与世袭的卿士召氏、毛氏争夺政权，双方矛盾激化，王孙苏派王子捷杀死了召戴公和毛伯卫，引发了雒邑城内严重骚乱。公元前593年夏天，雒邑的王宫发生大火。《左传》特别解释说，这是人为的大火，因为“人火叫做火，如果是天火，就叫做灾”。至于谁是纵火者，史料上没有任何记载。但后人不难推测，这火就是王孙苏或召氏、毛氏的党徒所放，意在引起更大的骚乱，好趁乱起事。同年秋天，召氏、毛氏的族人发起反攻。王孙苏逃到晋国，请求政治避难。晋景公怎么可能放弃这么好的机会？在他的帮助之下，王孙苏被送回了雒邑。紧接着，晋国中军元帅、太傅士会来到雒邑，代表晋景公调和王室诸位

霆和张学良相持不下的时候，元老派支持谁就成了天平上那最后一块重要的砝码。这一点张学良占了上风，一来元老派大都是跟着张作霖起家并拜过把子的老兄弟，二来张学良既没有杨宇霆有能力也没有杨宇霆性格跋扈，选择跟张学良混日子肯定比跟杨宇霆舒服。由此，经过近一个月的明争暗斗，张学良终于坐上了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的椅子，成为名副其实的“少帅”。张作霖的暴亡，将这位年仅27岁的张大少爷过早地推到了历史的风口浪尖。这位本性最适合于声色犬马的浪荡公子哥，现在执掌一方政权，没了依靠，面对日、苏的倾轧，面对国民革命军的武力威胁，身背国仇家恨的他能撑起这片天空吗？在张学良掌权后没多久，一个长得很阴鸷的猥琐男找上门来，此人叫土肥原贤二，是他老爹张作霖的顾问。这个小鬼子可不简单，他与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三人日后在中国兴风作浪，被称为“关东军三杰”。其实咱们之前提过他，他不仅是“统制派”的法西斯骨干，还是“班志超”即日本间谍之父坂西利八郎的首席门徒。年老力衰的“班志超”现已退居幕后，那份“伟大”的政府顾问工作只好由首席大弟子接任。顾问当然只是一个掩护，与他的师傅一样，土肥原是日本驻中国特务机构的头头。这小子也参与了“皇姑屯事件”，算是杀死张作霖的主凶之一。好在搞阴谋、说谎话是土肥原的专长，因此这小子刚把张学良他爹给杀了，还敢脸不红心不跳地来见对方。他给张学良分析了一番形势后总结道：你们奉军不可能打得过用民族主义武装起来的国民革命军，可能无法再度进入关内组织政府，要不你来当东北的皇帝，我们大日本政府、关东军支持你。对于这个提议，张学良装作没听见，下令送客。土肥原自然不会死心，接下来，他找来老同学冈村宁次，让其配合日本特使林权助，极力游说张学良做日本的傀儡。但是，张学良不仅身背父仇，还是一个脾气极大也极有主见的大少爷，受不得委屈，岂甘受日本人的操纵？张学良拒绝了日本人让他认贼作父的要求。就在这时，国民革命军的使者也到了，使者带来了蒋介石的提议——和平解决东北问题。蒋介石不是不想武力收回东北，而是不能。一来东三省涉及苏联和日本，利益关系复杂，如果处理不好就要爆发战争，二来共同北伐的四兄弟蒋、冯、阎、李又出问题了。于是，张学良在权衡利弊后，不顾日本的反对，排除担心中国统一之后私益受损的杨宇霆等人的干扰，接过了蒋介石递过来的橄榄枝，做出了一生之中最重要的两个决定之一——与国民政府合作，对抗日本；宁肯投降蒋介石，也不做倭寇的傀儡。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这就是“东北易帜”。随后，蒋介石给奉军取了新名字：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简称“东北军”。由此，中国在名义上结束了军阀割据的局面，实现了国家统一。南京国民政府成为国际承认的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逝去的北洋时代

从1888年李鸿章建立北洋水师，到1895年袁世凯天津小站建立北洋陆军，再到1928年张学良易帜，北洋系统正式退出历史舞台，整整四十年间的中国历史，无处不有北洋的痕迹。现在，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那些北洋骄雄的结局（按病逝时间排序）：1.李鸿章——爱背黑锅的李二，1901年，于绝望中病逝在北京贤良寺，终年78岁。2.盛宣怀——曾经与日本商人剪不断理还乱的盛宣怀在走向人生的终点前，拒绝了日本人的拉拢，于1916年病逝于上海。葬礼极其隆重，不是国葬胜似国葬，终年72岁。3.袁世凯——中国曾经的君主立宪制皇帝，1916年，于悔恨交集中病逝于北京，终年57岁。4.冯国璋——“北洋之狗”于1919年病逝于北京，终年60岁。5.黎元洪——1928年病逝于天津，终年64岁。6.张作霖——黎元洪病逝一天后，在皇姑屯死于日本关东军的暗杀，终年53岁。7.王士珍——“北洋之龙”于1930年病逝于北京，终年69岁。8.孙传芳——“九·一八事变”后，孙传芳隐居天津，拒绝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土肥原贤二和冈村宁次的拉拢，没做汉奸，后皈依佛门。1935年，他为当年杀俘（施从滨）的行为埋了单——被施从滨的女儿施剑翘刺杀，终年51岁。9.段祺瑞——被张作霖赶下台之后，“北洋之虎”便在天津老家做宅男。“九·一八事变”后，土肥原贤二邀请他出面组织华北傀儡政府，段祺瑞坚持不与日本人合作，并表示中国人唯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救，曾经与日本牵扯不断的段祺瑞总算是醒悟得不晚。他于1936年病逝，终年72岁。10.曹锟——因“北京政变”下台的曹锟，晚年无钱无权，面对日本人的拉拢，立场异常坚定，坚决不做汉奸，并破口大骂前来替日本人游说的高凌蔚，将其轰出家门，又告诫子女不许为日本人做事。1938年，曹锟因肺炎在天津病故，终年76岁。11.徐世昌——“水晶狐狸”于1939年在天津病逝，终年85岁。在一众北洋兄弟中，他是最高寿的。12.吴佩孚——日本为了分裂中国而搞“华北自治”，请他上台当傀儡，他坚决拒绝；三年后，土肥原贤二出马策反他，他依旧没答应。1939年，他因为吃饺子被骨屑伤了牙龈引发败血症求治，没想到日本牙医水平不行，弄出了医疗事故，吴佩孚当场死亡，留下了被日本特务谋害的疑云，终年65岁。回顾历史，这些双手沾满鲜血的内战杀手，在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时候却个个大义凛然。他们可以内斗——这好歹也算是自家人打自家人，但他们不能接受外侵——凭什么自家的地盘上要让别人撒野。他们会在某一时刻去寻求帝国主义的支持，但当列强真正打到我们的国土上时，即便他们已经穷途末路、自身难保，却无一降敌！所以，他们是一群好战的疯子，但却不是一群卖国的矮子。记住这些名字吧：段祺瑞、孙传芳、曹锟、吴佩孚、张作霖……记住那曾经辉煌的、渐行渐远的北洋时代。蒋记王朝第九章中原大战，蒋记王朝

裁军

蒋介石前往碧云寺拜祭孙中山之后，面前摆了一个大难题——裁军。因为经济压力太大，在宋子文的支持下，在虞洽卿的鼓动下，供应北伐军费的主体——江浙财团组成“国民裁兵促进会”，公开要求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这四位先生高抬贵手，行行好，别再找他们要钱了。这倒不是虞洽卿等人小气，而是蒋、冯、阎、李一边北伐一边扩军，这四位手头的军队数量此时高达百万之众，他们实在是养不起了。根据宋子文的估算，养活五十万人的军队，一年要花掉近两亿银元。也就是说，养活一百万的军队，半年就要花掉两个亿。再者，裁军的提议也提到蒋介石的心坎上去了。他做梦都想集中军事、人事、行政、财政权于中央，削弱地方势力，苦于一直没有合适的理由，现在宋子文和虞洽卿雪中送炭，他岂有不同意之理？但问题在于，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这三位老兄谋算的是怎样凭借参与北伐之功，在既保住自己的山头的同时，还能拿到尽可能多的好处，想让他们裁军，主动削弱自己的权力本源，根本没门。裁军的难度确实很大，但蒋介石还是决定开会讨论试一试，试过之后不行才能死心。从1928年7月开始讨论裁军一事，到1929年1月底在南京召开的全国编遣会议结束，诸位大佬口舌费尽，花招耍尽，结果却在意料之中：蒋介石一定要裁，那三位死活不裁。对蒋介石来说，既然政治裁军没戏，那就武力削藩！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那场著名的混战——中原大战，就此揭开序幕。发生在1929年的这一轮混战算是车轮战，众人轮番单挑蒋介石。

“当代卧龙”杨永泰

最先开战的是新桂系和蒋介石。对蒋介石而言，新桂系无疑是他当前最强劲的对手。李宗仁坐拥两湖，黄绍竑占据广西，白崇禧收编了唐生智残部，拥兵十万控制华北京津，李济深在广东为后援。新桂系的势力从中国的最南方一直延伸至长城脚下，实力看起来非常强大。不过，新桂系在杨永泰的眼中，也就是土鸡瓦狗而已。这个杨永泰是何人，竟然如此狂妄？杨永泰，字畅卿，广东人氏，19世纪的80后。文武双全，学贯中西，对人心的精确把握，惊人的局势预判能力，出色的行政管理能力，这都是他的过人之处。此人功利心较重，通过他的跳槽经历便可窥一二。他跟着宋教仁、黄兴和孙中山闹过革命，也曾委身于陆荣廷和唐继尧，还投奔过曹锟。作为玩政治的人，政治立场却不鲜明，自然难以得到真正的信任，所以一直没有一个合适的舞台，让他将自己最出色的才能“出谋划策”发挥出来。1928年春，蒋介石的结拜兄弟黄郛（一说为张群），把杨永泰这个超一流人才引荐给了事业处于上升期却急需人才的蒋介石。事实证明，这是杨永泰此生最成功的一次跳槽，因为通过这次跳槽，杨永泰证明了自己，并获得了“当代卧龙”的超卓荣誉。刚刚跳槽的人一般都着急立功，毕竟在关键环节表现出你的过人之处，让大家不得不服你的水平，你才能站住脚。杨永泰也不例外。蒋桂大战还没正式开始，杨永泰就开始兴奋起来。这是因为在他看来，这场战争是一个实现自己抱负，扬威天下的机会。一番精心谋划之后，杨永泰对蒋介石进言道：桂系看起来虽然强大，但实际上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根基不稳。像广东李济深一直不得粤军陈济棠、张发奎的认可；华北白崇禧的麾下大都是唐生智残部；两湖李宗仁的绝对主力第七军里数一数二的悍将李明瑞，并不是李宗仁的人，李明瑞听命于他的亲表兄——新桂系曾经地位仅次于李、黄、白的四号创业元老俞作柏，而且俞作柏跟李宗仁很不对付，于北伐有大功的李明瑞也因为这个原因被李宗仁刻意压制。咱们就充分利用这一点，将桂系打垮。这个为新桂系量身定做的绝妙方案，得到了蒋介石的首肯。在蒋介石的全力支持下，杨永泰的谋划得到了完美地执行。第一步，请李济深出面调停中央、广西的矛盾，诱到南京加以软禁，把跟李济深穿不了同一条裤子的陈济棠升为粤军一把手。第二步，利用唐生智找新桂系报仇的心理，让其说服了以李品仙为首的老部下们倒戈反桂。白崇禧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狼狈出逃，华北变天。第三步，以付出一大笔金钱和把广西交给俞作柏、李明瑞为代价，让李明瑞在蒋介石的中央军与桂军大战之际反戈。事实证明，这是一笔很划算的生意，因为李明瑞带着第七军的另一员不得志的大将杨腾辉一起反了，算是买一赠一。第七军的三支主力反了两支，致使两湖的桂军一败涂地。第四步，发动湘军、滇军、粤军以及刚刚跳槽的俞作柏、李明瑞群殴广西的黄绍竑，黄绍竑战败出逃，俞作柏、李明瑞接管广西。这场历时三个月的“蒋桂战争”，以蒋中正的胜利而告终。新桂系则从高高的云端瞬间跌落凡尘，不仅丢失了包括大本营广西在内的全部地盘，而且，其起家的第七军或分裂，或被蒋介石收编，这支曾经辉煌的北伐军王牌部队就此烟消云散。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被迫流亡香港、越南，这三位仁兄从此跌出民国一流实力人物排行榜。至于这场战争的头号男主角杨永泰，则凭借从错综复杂的局势纠葛之中准确找到突破口的表现，完美地诠释了中华民族最为灿烂悠久的政治文化传统之一——每个时代都有属于它的绝顶谋士。

“倒戈之神”被倒戈

解决了来势汹汹的新桂系，蒋介石终于腾出手来全力对付之前一直坐看鹬蚌相争的“倒戈之神”冯玉祥。“济南惨案”之后，经过英美等国调停和多轮外交谈判，日军终于在1929年3月左右撤出了济南。但是蒋介石命令驻扎于山东的冯玉祥部：你们不准接收济南，这是中央军的事情。冯玉祥恼怒异常，再加上裁军问题上的不快，一气之下，失去了“倒戈将军”的精明与冷静。他命令部队离开山东下河南，给蒋介石施加一点压力。南下的主力分别由三位猛人——韩复榘、杨虎城及石友三率领。请记住，火烧河南登封少林寺的，就是这个叫石友三的家伙，其人品之低劣在整个中国近代史上可以排在前两名——他第一，之前提过的苗沛霖排第二。令冯玉祥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除了他自己爱跳槽，他的手下也信奉“埋头苦干无出路，频繁跳槽挣得多”的道理。经过杨永泰的火眼金睛的筛选，人品最差的韩复榘、石友三二人脱颖而出，率先幸福地倒在了杨永泰的银弹攻势之下。至于另一名大将杨虎城则是高智商高情商的代表，以“识时务为俊杰”的名目主动投奔了蒋介石，从此潜龙升天，取代冯玉祥成为西北军的新代表。冯玉祥貌似强大的攻势瞬间瓦解。但冯玉祥没输服气，他调兵遣将，卷土重来。可惜面对战斗力强过他一大截的黄埔军，他的手下实在不堪一战，兵败如山倒，好不容易攒下的地盘几乎丢个精光。在杨永泰的辅助下，蒋介石应对新桂系、冯玉祥的做法，就是发挥中央的正统优势，居高临下，洞悉对手的弱点所在（内斗），辅以国家财政的支持（蒋介石不仅占据了富庶的地盘，还有大舅子宋子文挖空心思地想办法——抓税收，发国债，找关系户、国内外银行贷款为他弄钱），不战而屈人之兵，从谋略角度讲堪属经典。打完冯玉祥，转眼就到1929年年底了。这时，汪精卫又跳了出来，想浑水摸鱼东山再起。汪精卫也不是没脑子的人，知道自己一个人斗不过蒋介石，经过仔细调研，他打着“护党救国”的口号，找到了好几个盟友，如唐生智、张发奎、石友三和俞作柏等，大家约定一起下水。对于汪精卫发起的这次挑战，蒋介石连脑筋都懒得动，直接动手，武力平乱！首先完蛋的是唐生智，被陈诚、杨虎城两人的一个突袭打得落花流水，屁股都没坐稳的俞作柏、“变色龙”石友三以及在南昌起义中流失了太多人才的北伐名将张发奎也没有蹦跶几天，全部失败。唐生智、张发奎这二位北伐名人从此失去了与蒋介石角逐的资格。

“忍者”阎锡山

1929年上演的这几场闹剧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少了一个主角：阎锡山。其实也不算少，阎锡山一向以擅长投机而著称，不把刀架到他脖子上他是不会反抗的。这等“忍者神功”，实是民国整整三十八载中难得一见的绝技。不过现在阎锡山想忍都没机会了。一切还得从打了败仗的冯玉祥找“反裁军统一战线”的盟友阎老弟求救说起。冯玉祥到山西后，抱着阎锡山痛哭求救，阎锡山也信誓旦旦，要与冯老兄合作到底，反蒋到底。不过阎锡山心底可不是这么想的，他认为冯玉祥横行西北，与自己的势力范围接壤，一山岂容二虎，现在这只猛虎虎落平阳，正是把它关进笼子里的好时候，也许还可以借机找蒋介石要点好处费。于是阎锡山把冯玉祥软禁在了农村让他做农民，这一软禁就是好几个月。这下可逼急了冯家班的将领们，这帮人立即与蒋介石取得联系，表示“拥护中央，开发西北”，愿做消灭阎锡山的先锋。蒋介石一听：好，利用冯家班消灭一直阳奉阴违的阎锡山，多么令人喜闻乐见的好事！我答应你们。阎锡山在得知了这个不幸的消息后，当即陷入了极度紧张和害怕之中。阎锡山虽说称得上是一名粗糙朴素的经济学家，重视经济建设与市场调节，懂得推行“六政（水利、种树、蚕桑、禁烟、剪辫、天足）三事（种棉、造林、畜牧）”搞新农村建设，明白精打细算和开源节流，并因此积攒了不少钱粮，但是其地盘面积和军队数量、质量都居于蒋、冯二人之下，战争实力不强。如果遭此二人夹击，那是必败无疑！于是阎锡山跑到了度日如年的冯玉祥跟前，上演“追悔莫及”秀，并坚决表示“同生死、共患难，反蒋到底”。冯玉祥内心十分鄙视阎锡山的演技，但还是大度地说：

交的时候，南方的孙中山、汪精卫、蒋介石为何如此平静？难道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发展的良机吗？他们当然知道这是一个不错的机会。孙中山甚至与段祺瑞达成了和平协议，他要为闽南“护法根据地”赢得一个和平的外部发展环境。孙中山在革命了数十年之后，终于悟透了一个道理：要想赢，就必须要有自己的地盘和军队。所以他很在意那支在名义上听命于自己的部队——粤军。尽管从本质上看，粤军还是一支雇佣军。自从1918年下半年，陈炯明、许崇智、蒋介石等人率领粤军在福建南部成功开辟了一块拥有二十六个县的“护法根据地”之后，陈炯明便在孙中山一个接一个的命令或建议下，一边扫荡被击溃的北洋军残部，一边利用并不充裕的经费——孙中山的金钱支援和地方上缴的税收大肆扩军，终于将原本人数不满五千的部队扩编成两万多人的两个军。回首当年靠几十上百人的会党跟数十倍于己的清军干仗时的惨不忍睹，来自粤军的这些变化是非凡的，是可喜可贺的。但问题是，孙中山对这支军队的司令陈炯明不太满意。陈炯明虽说是参加过黄花岗起义的老同盟会会员，但并没有宣誓效忠孙中山加入中华革命党。而且陈先生并不信仰三民主义，至于他信仰什么，下文再说。所以孙中山对他并不放心，要不是陈其美死得早，司令的椅子肯定轮不到他坐。因此，孙中山派了四个人去分陈炯明的权，他要掌控这支部队。这四个人就是之前提过的邓铿、朱执信、许崇智和蒋介石。邓铿有领导才能，但过于方正。朱执信革命斗志旺盛，但过于勇猛激进。许崇智能力还行，但革命斗志不甚昂扬。至于蒋介石，才能自是四者之中最高，但过于意气用事。军事人才的问题，令中山先生十分头疼。但与用人相比，眼前有更加迫在眉睫的问题：怎么养活这支军队？这简直伤透了孙中山的脑筋，说到底还是不知道去哪里搞钱。说到弄钱，要按孙先生以前的工作方式，那就是四处募捐。可一晃数十年过去了，孙中山的革命项目似乎越做越差，远不如那些军阀做得出色。这让当年倾家荡产支持他的那些老朋友作何感想？估计孙中山自己都不好意思上门再提钱的事。所以说，毁灭友情的方式有许多种，或许最彻底的一种就是借钱。这一路失败过来，连老朋友都不再信任孙中山，更何况他人？因此募捐这条路现在已经行不通了。况且募捐来的钱实在太少，根本不敷使用。看看人家段祺瑞，赞助一拉就是数千万美元。有了这种心理，孙中山便把目光转向了他最靠谱的理财顾问——张静江。“民国吕不韦”张静江，浙江南浔人，富三代，爱冒险，好交友，擅长搞对外贸易，其生意遍及美、英、法三国，十分有钱。由于当时没有福布斯富豪排行榜，因此大家都搞不清楚他身家多少。好在有一个标尺可供我们研究他的有钱程度，这个标尺就是吕不韦，因为张静江被称为“民国吕不韦”。吕不韦可是战国时代的超级富豪，完全有实力去竞争那个时代的首富名头，所以张静江应该也是一个超级富豪。不过与吕不韦相比，张静江更加热心直率，这一点在他帮助孙中山的过程中就能体现出来。1906年初，未到而立之年的张静江在去新加坡（也有说去法国）的轮船上与孙中山邂逅，主动提出为其筹集经费。孙中山起初完全不在意张静江的话，以为自己碰到了一个大忽悠，一年之后孙中山实在弄不到钱了，就抱着试一下的心态给张静江发了封电报，没想到张静江竟然如数汇来。从此以后，张静江就充当起孙中山的钱袋子。他跟孙中山约好，汇款的暗号是ABCDE，譬如A代表一万，那么E就代表五万，而孙中山动辄给他发一个D或者E，让他穷于应付。虽然如此，张静江还是一一兑现承诺。据后来统计，张静江这一辈子赞助孙中山的革命经费几近百万银两之巨。这些钱可不是贪污来的灰色收入，都是他自己掏腰包。后来国民党定都南京，张静江又为蒋介石募集军饷，往来奔波。最神奇的是，他在当建设委员会委员长时，手上只有十余万元公款，却建成了价值五千多万元的基础设施。连毛泽东都不得不承认这个人弄钱有办法。如此一个搞经济的天才，为什么对革命如此尽心竭力？我们可以通过他的外号“民国吕不韦”找到答案。吕不韦先生最擅长什么？政治投资。秦始皇嬴政他爸嬴异人（子楚）于落魄之际邂逅了吕不韦。别人都看不起这个在赵国当人质的落难王孙，但吕不韦看到了他身上的巨大价值（此奇货可居），于是不惜血本，四处活动送礼，打通各种关节，成功将其送回秦国登上王位。最终，吕不韦在嬴异人父子身上收获了回报——权倾天下的秦国宰相的位子。权有了，钱也就有了。因此，张静江不是一个简单的商人，他是一个会投资的商人，是一个会搞政治的商人，他懂得利用政治地位去获得更广阔的舞台以施展自己的才能。所以，他陪伴孙中山走过了无数次的失败——从同盟会时期的诸次起义到辛亥革命，从“二次革命”到护法战争，在孙中山孤独无助的岁月里，他始终如一，不离不弃。所以，他与蒋介石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待其亦师亦友，屡屡为其雪中送炭，甚至在陈其美死后与蒋介石结拜为兄弟。凭借高超的经济能力、忠诚的立场、准确的眼光以及无悔的付出，他后来成功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他成为了那个时代最优秀的经济人才中的一员，也是国民党四大元老中的一员，孙中山称他“革命圣人”，蒋介石当他“革命导师”。孙中山的突破刚才说到孙中山向张静江求助。孙中山问张静江，如何才能快速搞到大量的钱。面对这个棘手的问题，张静江一时之间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他想了很久，才答复孙中山：做证券交易吧，炒股票，当股民，这个来钱快。孙中山对于资本运作是不大在行的，于是将此事交给张静江和一个叫戴季陶的人负责。戴季陶是一个不得不提的人物。此人跟蒋介石的关系很铁——同窗、同袍、同嫖，彼此之间几乎没有隐秘，并因此结为兄弟。此外，这位仁兄的身份也是相当复杂，他是同盟会会员，是孙中山的御用随从秘书，却又在后来参与筹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后又半道退出，终究还是成了国民党的高级干部。话题回到中山先生炒股票上。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近代第一家综合性的交易所——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成立了，主要股东里有一名叫做虞洽卿的超级大富豪。当时正在提升自我修养的蒋介石，也对经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迫不及待地跑过来找到大哥张静江，表示自己想为革命炒股，想在这里实践刚从马克思等人那里学到的经济学知识。张静江不能不给义弟面子，于是干脆给了他一笔钱，帮助身无分文的蒋介石成为交易所的股东。就此，蒋介石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营业部门（恒泰号）干起了经纪人，帮助投资者买卖股票。开始的一年多，交易所盈利很不错，连蒋大经纪都赚了很多钱。当然，交易所的相当一部分利润都被用来建设粤军和闽南护法根据地。可到了后来，一些商家眼红跟风，导致交易所资金短缺，两年之后关门大吉。交易所垮了，麻烦也就来了，股票变成废纸，股票持有人上门逼债，股东蒋介石被逼得走投无路，最后只好投在青帮大佬黄金荣门下做了门徒，才摆平了那些债主。蒋介石这两年的路走得不太顺，内心常常惆怅。心烦的时候，他就找一些莺莺燕燕谈谈心解解愁，着实放荡了几番。好在他没有忘记曾国藩和王阳明同志的名言警句，总能在即将彻底堕落的千钧一发之际悬崖勒马，保住了自己的美好未来。让我们暂别在沉沦与救赎之间挣扎的蒋介石先生，先来关注一下孙中山先生。做生意不可能稳赚不赔，而且光靠一个交易所也不够花，于是孙中山想到了结交强援。曾经的好朋友日本是指望不上了，因为日本已经看上了其他强力人物，那就把目光投到美国人、德国人身上吧。不管成功与否，先派人联络了再说。孙中山为钱殚精竭虑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改组中华革命党。不过孙中山需要一个得力帮手，因为他整日劳顿都还忙不过来。孙中山心中的理想帮手是汪精卫。汪精卫在上次护法运动中短暂现身之后，又返回法国跟陈璧君过上了逍遥二仙的生活。这让孙中山很是生气：革命尚未成功，怎能如此颓废！好在汪精卫有一个好处——只要是孙中山召唤，总是随叫随到。于是，孙中山一封电报就把他从法国叫了回来。神雕侠侣回归，且看他们夫妇搅出怎样的风起云涌。找对了得力帮手后的孙中山干起活来确实轻松多了。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注意此党并非宋教仁的国民党，多了两个字：“中国”。这一次，孙中山去掉了按手印宣誓效忠的那一套，这实在是一个明智之举。这些年的经历，教会了孙中山一个道理，胜利不是靠宣誓效忠得来的。随着众多有志青年纷纷入党，孙中山终于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回想过去的这一年多，确实走得很顺，可是来年情况又会如何？内斗就在孙中山对未来充满了疑虑的时候，曾经叱咤风云的“北洋之狗”、直系掌门、前任民国代总统——冯国璋，却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1919年12月28日，冯国璋抛下了他的北洋兄弟，独自奔赴极乐。他的死的确称不上重于泰山，却也很要命。因为直系、皖系在“五四”中的一番暗战，将关系本就势如水火的两派逼到了火拼的边缘。如果冯国璋还在，以他的妥协艺术和江湖地位，也许还能控制事态。可是冯国璋一死，直系掌门由曹锟接任，而曹掌门最得力的干将是吴佩孚。这两个人可都是吃不得亏、得势不饶人的爷，偏偏皖系掌门段祺瑞、核心弟子徐树铮也都强势得不行。针尖对麦芒，直皖两派之间的火拼已经不可避免，就看何时爆发、因为什么事件爆发。很快，时机就到了！还记得护法战争结束后，吴佩孚驻守在湖南衡阳的事吗？时间过得很快，一晃两年过去了，吴佩孚的军队已经在衡阳待得十分不耐烦。表面上看起来，是因为吴佩孚的士兵大都是北方人，受不了潮湿闷热的南方气候。事实上，真正的原因是吴佩孚受不了一个人——湖南省军区司令张敬尧。一来这个家伙是皖系门下，老给吴佩孚小鞋穿。二来这个张敬尧是个人渣，坏得流脓，无恶不作，湖南老百姓实在是受不了他的祸害，连毛泽东都曾代表湖南人民跑到北京找徐世昌总统告状。吴佩孚以前也提过撤兵的事，可段祺瑞没批准。但是这一次，吴佩孚下定决心，无论如何都要撤回北方，他不想看段祺瑞的脸色，也不管政府是否批准。当然，表面工作还是要做的，吴佩孚按照正常办事流程，先给中央发了一封电报，请求“撤防北归”。段祺瑞见吴佩孚不听话，异常愤怒，立刻回电，给吴佩孚扣上一顶大帽子：你藐视中央，你不守军人纪律！吴佩孚眼见段祺瑞不肯上道，也就彻底撕破了脸，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回电痛骂中央领导段祺瑞：你穷兵黩武，卖国求荣，有什么资格骂我？我已经决定北撤，不可更改！吴佩孚不仅嘴巴骂得痛快，行动也很痛快。1920年5月，吴佩孚率军从衡阳前线北撤。吴佩孚前脚刚走，赵恒惕后脚就到，跟在吴佩孚屁股后面“收复失地”。时机掌握得太好了吧？那是当然，赵恒惕已经投靠吴佩孚，两人合伙演戏罢了。张敬尧欺压百姓和手下的本事过硬，但打仗的本事平平。赵恒惕的湘军只用了十几天就拿下了湖南。这么看来，当初段祺瑞以一己之私，将湖南交给张敬尧这个大草包，实在是一个天大的错误决定。彻底撕破了脸皮，吴佩孚完全没给段祺瑞留面子。面子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中国人的一个大问题。士可杀不可辱，何况段祺瑞还不是一般的士。他一直是一个只准自己欺负别人不让别人欺负自己的狂士，所以段祺瑞下定决心给吴佩孚几分颜色看看。吴佩孚的老上级新任直系掌门曹锟，自然早就得到了内幕消息——吴佩孚的通报。可他非但没有埋怨吴佩孚给自己找麻烦，还乐呵呵地站出来给吴佩孚擦屁股。因为曹锟看到了一个机会，一个上位当大总统的机会。他也想尝尝大总统的滋味。不过曹掌门和吴猛将知道自己实力并不占上风，打起来不见得能赢，怎么办？两人想到了“军阀混世三要诀”之首——拉人下水，能群殴就绝不单挑。人多力量大，若是实在打不过，大家一起完蛋，拉一个垫背的即便输了心里也好受一些。可拉谁呢？还真有这么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张作霖。反皖联盟张作霖不是一直跟段祺瑞合作得挺愉快吗，怎么又成了反段祺瑞的上佳合作人选？这事跟徐树铮有关。成也徐树铮，败也徐树铮。具体地说，是因为徐树铮和张作霖的友谊破裂了。破裂的原因就是一个字：钱。钱这个东西，用得好是蜜，用不好是刀。上次张作霖拿了徐树铮的好处却出工不出力，耍了徐树铮一把，这伤到了徐树铮的自尊。徐树铮决定把场子找回来，于是他动用手段把中央拨给张作霖的军费私自扣下了几百万。一来给张作霖一个教训，二来用之扩充自己的军队。可张作霖岂是肯吃亏的人，立刻在段祺瑞那里告了徐树铮一状。段祺瑞不能不给“东北王”面子，以免破坏统一战线，于是让徐树铮把训练好的军队分张作霖一部分，以了结此事。徐树铮再度吃下闷亏。两人就此闹翻。徐树铮本就心胸狭隘，不太讲道理，谁敢和他过不去，他就一定要解决对方。现在，徐树铮的机会来了。直系要跟皖系开战，徐世昌邀请张作霖先生来北京充当和事佬，帮助直皖双方清醒清醒，不要动不动就拿枪说事。可是没有人想得到，胆大包天的徐树铮居然以“吃大餐叙旧情”的名义摆下鸿门宴，要杀张作霖。还好张作霖的鼻子跟古龙笔下的陆小凤大侠一样机警，嗅到了危险的味道，在关键时刻借尿遁逃走。据史料反映，徐树铮后来又暗杀了张作霖两次，但无一成功。因此，面对直系的邀请，张作霖有拒绝的理由吗？直系、奉系为了对付利益上的共同敌人，走到了一起，成立了反皖联盟。短命的直皖之战曹锟和张作霖要动手，不就是给段祺瑞“武力统一中国”以借口吗？段祺瑞苦等这个机会久矣。直皖双方的战前准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着。时间很快进入了7月，这些日子，中国北方的天空中，战争乌云密布。根据“军阀混世三要诀”之“做婊子也得立牌坊”推演出来的政治形象美化大法“做人可以无耻，但不能不要脸”，直皖双方决定打出“正义”这个金字招牌。因为一旦让全国人民知道了自己不但行为无耻还不要脸，就会招来铺天盖地的舆论谴责，着实不好应付。曹锟、吴佩孚给自己的“讨逆军”安了非常正义的出师口号——段祺瑞、徐树铮卖国媚外，实为汉奸，今日之战，是为救国而战！是为民族而战！是为和平而战！张作霖也非常配合盟友，他通电全国说：我奉军将东出潼关，与讨逆军会合，协力清除段祺瑞、徐树铮此等卖国贼子！段祺瑞不甘示弱，部队起名“定国军”，比“讨逆军”还威风，出师的理由也算正义——吴佩孚勾结南方，背叛中央。因为吴佩孚收了唐继尧和陆荣廷控制的广州政府给出的三十万开拔费用之后才率军北撤。互喷口水的花把式玩过之后，双方都已筹备完毕，接下来唯有真枪实弹大干一场。1920年7月14日，直皖战争开始。河北涿州及高碑店一带是主战场。双方在这块还算宽阔的地带上投入了十几万的兵马捉对儿厮杀。直系三路出击，总兵力近五万人，分别由西路吴佩孚、中路王承斌、东路曹锳统领。皖系的对阵也很工整，西路总指挥段芝贵，中路总指挥陈文运，东路总指挥徐树铮，共领军六万余人。总体来说，皖系兵力占优。可是在战场上，决定胜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兵力不一定就是决定性的因素，兵员素质、统帅的指挥艺术往往更关键。头两天的进攻是试探性的，双方投入的兵力也不算太多，吴佩孚小胜段芝贵，徐树铮小胜曹锳，陈文运与王承斌各有胜负。战争在7月1

贿受贿，就和今天一些不良警察为了抓收入就以上路查案为名、行敲诈勒索之实一样。不知道为了什么而打仗，只知道吃饭挣钱的军队当然是没有斗志的，没有斗志的军队当然打不了胜仗。所以英法联军长驱直入，所以江南大营、江北大营成了杨秀清、李秀成二位先生登上人生巅峰的垫脚石。第二个问题是满汉之别。终清一朝，满汉之别是横亘于清王朝统治者心中的一道无法坦然面对的伤痛。一起来看看清朝入关之后做的几件大事：一、杀人和剃发。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二、史上空前绝后的文字狱，敢用文字怀恋汉人王朝影射清朝的人，不管出自故意还是无意，统统杀掉。三、历朝历代以来，对老百姓盘剥较轻的赋税政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从技术手段上看，这三件事情也就是大棒加甜枣；从心理角度分析，这三件事情透露出来的清朝统治者的心态就是自卑。没法不自卑。大家再看一组数字对比就更明白了，满洲八旗满打满算也就一百万人口，可汉族有多少人呢？明末时的不精确统计表明，在一亿五千万左右。咱们把零头去掉：一亿对一百万，这是何等的差距。因此，清朝统治层是很自卑的，也正是这种强烈的自卑心理的驱动，才催生了一个著名的潜规则：压制汉族，不让汉人握有兵政实权。但他们错了，真的错了，错到因此而覆亡。他们不明白，要想统治汉族占主体的中国，就必须融入整个汉族中。当你不能战胜它，就该融入它。如果你把它当做你的敌人，那么你潜在的敌人终将成为你的敌人。虽说慈禧也不明白这一点，但慈禧作为这个摇摇欲坠的王朝的实际掌舵者，她有责任把岌岌可危的大清从死亡的边缘拉回来！这个世界上，敢将活马当做死马医的人并不多，但年轻时候的慈禧正是其中之一。她对自己说：我可以选择放弃，但绝不放弃选择！我弱小时都能把“八大臣”扳倒，难道大权在握后还怕使用汉人吗？！慈禧决定乾纲独断，按照自己的办法拯救大清江山，她要破格重用能干的汉人。她的麻烦很快就来了。满人亲贵们手拉手，及时地跳了出来：你起用汉人，这不是要断送祖宗两百多年的江山吗？！断断不可！慈禧从心里鄙视这些保守而愚蠢的家伙，她的回答冷漠而坚定：不用他们，可以啊，那就请你们上前线收拾烂摊子吧！语出，一片寂静……两个汉人前面说到慈禧要重用汉人，现在我们就来看看第一个汉人的个人简历。姓名：曾国藩性格：典型的“湖南骡子”——谨慎执拗，自己下决心要做的事情多少匹马都拉不回生存理念：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地位：镇压太平天国的领头羊，“同治中兴”头号功臣曾国藩，湖南湘乡人，1811年出生，属羊。此人28岁中进士，40岁任吏部侍郎（人事部副部长）。史书上说，曾国藩的外形很像一名土里土气的乡村老教师——衣着土气、行动拘执、谨慎内敛。无独有偶，很多人第一次看到曾国藩，都会觉得他像个呆子。这些人明显是被曾国藩的外表所迷惑了。曾国藩这个人左看右看都傻乎乎的，但在他糊涂的外表下，却有着无穷尽的智慧和打不倒的坚韧。后来，有无数人都认为曾国藩是一个完人，包括蒋介石等都将之视为偶像，这不仅仅因为他有了不起的本事，更因为他会做人、会处世，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典范。当然，这都是未来的事情。现在的他还没有日后的地位。1852年，曾国藩因母亲逝世回家丁忧。曾国藩丁忧的日子并不平静，因为战火已经烧到了他的家乡：清军节节败退，太平军已杀入湖南。清军战斗力不行，最高领导咸丰皇帝也没有办法，只好使用“拿来主义”，借鉴爷爷嘉庆用团练对付白莲教的成功经验，一口气任命了几十位团练大臣，把那些退休、请假、养病，甚至死了爹妈在家戴孝的大员统统叫回来，让他们自己召集民众组成民团，边学边干。曾国藩正是其中一员，43岁的他受命围剿太平天国。团练大臣并不是一个常设职位，只是一个临时性的职务，没有编制、没有级别、没有工资，换而言之也就是“民兵司令”。团练大臣的手下由自己招募，有能力的可以招收数十万，没能力的几百上千也勉强过得去。咸丰很失望，因为团练在与太平军、捻军的战斗中节节败退，但咸丰还没有绝望，因为曾国藩给了他一线希望。虽说曾国藩在太平军的西征战场上跟石达开、李秀成、陈玉成的对阵中也经常讨不了好，但因为工作态度端正，韧劲十足，在众人都被打得落花流水的时候，曾国藩居然能够偶尔打个胜仗，所以曾国藩的官位越坐越高，咸丰死的时候他已是两江总督。等熬到慈禧上位时，曾国藩又中了一个大奖：安庆大捷，拿下了太平军的西线屏障安庆。就在此时，曾国藩收到了慈禧的旨意：我知道你的本事，我也很清楚你对帝国的忠心，像你这么既有本事又忠心的人才真的是不多了，我要将帝国的“剿匪”事宜交由你全权负责。我命你为钦差大臣，总领江南四省（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军政，地方大小文武官员皆受你节制，全权负责“剿匪”。这一决定无疑是把江南半壁江山托付给了曾国藩。授予汉人如此重要实权，清朝开国二百多年来前所未有，就连引清入关的那位平西王吴三桂，军政实权亦不过云贵两省而已。由此可见，慈禧之所以能成为慈禧，那还是因为她有很多过人之处的。慈禧的懿旨让曾国藩一时之间幸福得懵了。不过曾国藩毕竟是曾国藩，几秒钟之后就从巨大的幸福之中清醒过来，复旨道：臣必倾力而为！曾国藩带着这番承诺沉重地踏上了新的征途。有多大的权力就有多大的责任。虽然曾国藩的得力手下胡林翼在这一年离他而去，病死于战场，但幸好此时他手下还有几个好帮手，譬如擅长杀人纵火屠城的九弟曾国荃，林则徐的女婿沈葆桢，自视甚高到有些看不起他的左宗棠，当然最得力的还是他的得意弟子——1823年出生的李鸿章，啰唆一句，李鸿章也属羊。曾国藩就是慈禧重用的第一个汉人。第二个汉人则是一个叫做袁甲三的汉人，他当时的职位名称很长——漕运总督兼江南河道总督兼任提督八省军门。大概相当于今天的交通部长兼粮食部长兼八省军区司令，是官居一品的大员。鉴于袁甲三的级别已经如此之高，所以慈禧对他的使用算是继续重用。袁甲三与曾国藩一样，同为咸丰时期的老臣。难得的是，两人还是同学关系，袁甲三是曾国藩的师兄。而且两人都擅长“剿匪”业务，他们唯一的区别是业务范围不大一样，曾国藩专门对付太平天国，而袁甲三则专心对付捻军。因此，袁甲三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慈禧全权剿灭捻军的钦差大臣。曾国藩的成功秘诀在曾国藩踏上新的征途之前，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需要解释一下，曾国藩一介文人，凭什么跟石达开、李秀成、陈玉成等猛人掰手腕？因为曾国藩拥有一支高素质的部队，这是他能够获胜的秘诀。曾国藩是一个明白人，他明白死抱着团练不放只有死路一条。要想赢，就必须创造一种新的军队模式。因为太平军绝非被团练镇压的白莲教，他们是一支有信仰的军队，而且在政治、经济方面还有自己的主张——“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无人不饱”。这样的军队是可怕的！要想抗衡太平军，必须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所以自己必须拥有一支训练有素并具备坚定信仰的军队！这个难题没有难倒曾国藩，他很快就想到了办法。训练有素？好办。办法就在明朝抗倭大将——戚家军的领袖戚继光身上。戚继光的伟大不仅在于他率领的戚家军在面对倭寇时战无不胜，更在于他的无私。戚继光将自己创立的那套历经时间考验的练兵打仗的方法与心得都总结出来，编撰成书，留予后人。在明朝战神戚继光逝世三百年后，他的《练兵实纪》、《纪效新书》等光辉著作成了湘军的必备军事教材。坚定信仰？好办，你洪秀全不是反孔孟吗，不是仇视成功的读书人吗？我曾国藩就反其道而行之，捍卫孔孟传统，收天下士子之心！你洪秀全以宗教成军，我即以儒生士大夫为将成军。士兵从哪里来呢？这个也好办，自己在湖南亲戚朋友、子弟门生多，让他们各自回家乡招兵，而且只准招那种老实巴交的乡农，乡农不仅听话心眼少，而且大家一个村出来的，有吃一起吃，有架一起打，玩命自然也是大家一块上，团队精神相当不错！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最要命的问题来了，去哪里弄钱养活军队？找人借钱不是长久之道，这个问题可把曾国藩给难住了。这时，好朋友胡林翼给他出了个金点子：我有一个双赢的办法，收税。虽然我们没有权力收商税，但那个满人湖广总督有，所以我们可以跟那个满人合作。只要他答应帮我们征税养活军队，那我们则保证在打完胜仗向领导汇报的时候，把他的名字放在功劳簿的最前面。多征点税又不会让他少根毛，对他来说政绩最重要，他一定会跟我们合作！胡林翼的看法是很准确的，湖广总督虽没有拍着胸脯给曾国藩打包票，却默许：只要你把首功让给我，你就放心地收税吧，有我在，必定平安无事！万事齐全。一支令史书铭记的军队终于诞生了。因为士兵和将领大都来自湖南，所以曾国藩的这支战力强悍的私军被称为湘军。当然，曾国藩的湘军也不是没有失败过，最初的时候他失败过多次，还败得很惨。在江西九江，湘军水师先后两次被石达开打得近乎全军覆没，曾国藩也两次跳水自杀，幸好小弟们给力，奋勇相救，才没让他成功自杀。在安徽三河，湘军精锐主力李续宾部被陈玉成和李秀成联手杀得全军覆没，曾国藩哀恸得好几天吃不下饭。在写战报时，曾国藩犯了难，要照实写，自己吃败仗得军法从事，要虚报战况，被上边知道后自己是欺君，还得掉脑袋，于是他写“臣屡败屡战，愈挫愈勇”。把“屡战屡败”这四个字倒过来写，朝廷反而夸他坚持作战，下令嘉奖他。虽然曾国藩失败了一次又一次，但他从未头脑发热，急不可耐，犯下低级错误，从而将自己的命门暴露在敌人手中。恰好相反，曾国藩不断地学习和总结着经验教训，对自己在修身、为政、用人、治军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把这些心得体会写进了他给家人的书信之中，十几年如一日，后人把他的这些家书整理成了《曾文正公家书》，供世人拜读。与此同时，曾国藩也渐渐地摸清了太平军的进攻套路和方法，至于湘军这支刚成军不久的部队，也得到了难得的实战经验。在铁与血的淬炼中，曾国藩和湘军都变得像冰一样冷静、像竹一样坚韧。在这样的对手面前，太平军往往会望而却步，经常性地陷入气馁中，无法产生胜利的自信，这就是曾国藩获得胜利的原因。湘军是一个好榜样，这之后的近一百年，从湖南走出来的部队，总是特别彪悍、特别坚韧。他的徒弟他的团除开创立湘军，曾国藩之所以被后人称为完人或宗师，是因为他的境界和气量确实比其他人高一个档次，堪称大家，大巧不工，形似王道。譬如部下左宗棠，老是自认为学识、带兵打仗的本事都比曾国藩强，因此一直牛皮哄哄的，态度傲慢，不怎么听话。但曾国藩不以为意，宽容地原谅了他的无礼，还尽力提携他，让他独掌一军（楚军），终于收服了左宗棠这颗骄傲的心。曾国藩的处世方式告诉我们：宽容从来就不是软弱。曾国藩接到慈禧的旨意后，师出有名的他决定大举反攻太平军，他做了两件事情来支撑他的这个决定：一是开始科技强军。在见识过洋人的坚船利炮之后，曾国藩决定打造一支用先进武器武装起来的铁血军队。于是，曾国藩借刚刚取得的“安庆大捷”的好势头创建了安庆军械所，这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军工企业。没多久，各种各样的子弹、火药、枪炮，甚至包括蒸汽机舰船，都陆陆续续地武装到湘军各部队。二是开始新的战略布局。哪怕是反攻，曾国藩的计划也是集中优势兵力稳扎稳打，一步一步地清理如江苏和浙江等外围战场，断其财源，阻其外援，稳固推进，最后湘军主力从西往东，沿江而下，围攻南京。这个战略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是执行起来有一个问题：地位极其重要的江苏战场缺乏一个靠谱的人去指挥。思来想去，曾国藩决定派遣能力出众的弟子李鸿章去上海开展工作，拖住李秀成的主力，配合大本营作战，以便将来湘军对南京发起总攻。李鸿章走之前被曾国藩召去见面，曾国藩对李鸿章说：你这一去，从此我就失去了一个得力助手！李鸿章谦虚地回答：老师这儿人才济济，胜过我的有很多。曾国藩磨磨叽叽半天后，终于说出此次召见李鸿章的本意：徒儿，现在湘军人手不够，你这一去我可没有富余的兵给你，这次我让你去做统帅、做江苏巡抚，官职不小，权力颇大，只是手下无人，所以兵将的事就只能由你自己解决了。闹了半天，李鸿章原来是个光杆司令。不过李鸿章也不是吃素的，这么高难度的任务没有难倒他。出身名门望族的李鸿章利用家族的关系招来许多安徽老家的世交弟兄。“刘麻子”刘铭传也慕名而来。就这样，李鸿章两个月就招到了近七千人，这就是淮军的初始班底。不过淮军的军官大都来自安徽的乡间，这些农村汉子缺乏现代军事知识，后来甲午战争的失利与这不无关系。淮军成形后，曾国藩的总攻时机也到了。他用冷静而温和的口吻下达了足足等待了十年的决战命令：江苏巡抚李鸿章率淮军攻江苏，浙江巡抚左宗棠攻浙江，曾国荃攻南京！一声令下，万军齐发，万众瞩目的江南战场决战开始！李秀成，这一次，你的末日一定到了！湘军大营中的曾国藩，其内心世界远不像他的外表看起来的那么平静。太平军总司令李秀成的日子确实很难过，因为太平天国人才凋零。太平天国之所以出现人才青黄不接的局面，秘密就在最高领导人洪秀全对待儒家文化的态度上。洪秀全出于屡试不第对科举的愤恨，在自己的统治区域内大搞“文化恐怖”活动。按照“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重点抓，专业人员具体抓”的工作原则，洪教主不仅成立了“删书衙”亲自抓删改四书五经的工作，还安排心腹带着小弟们焚烧古书，禁绝儒家文化。一系列动作下来，有文化的人几乎都不愿意参加太平军，极少数参加者也没有好下场。因此，太平军的骨干力量就是起义之初的那些矿工和农民，随着这些人的逐渐牺牲，太平军的战斗力大大下降。雪上加霜的是，超级猛将英王陈玉成庐州战事不利，突围中死于背叛，时年26岁。陈玉成宛若一朵樱花，在劲风中怒放却又迅速凋谢。出卖他的人叫苗沛霖。此人在清政府、捻军、太平天国三个平台之间来回投靠，他的字典里没有敌、我、友，只有反复无常，只有利益，是近代史上最无原则性的军阀之一。以后还会讲到一个叫石犮三的人，其无耻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鉴于故事主线，苗沛霖的事迹就不多说了。陈玉成轰然倒下，李秀成更是独木难支。所以决战开始后，李秀成在南京、上海、浙江三地来回奔波，疲于奔命，每打完一仗，都累得半死不活。此消彼长，战场上的形势急转直下！苏州失守，浙江告急，南京危殆！太平天国江河日下，其势已非人力可以挽回！真正的赢家1863年12月，李秀成向洪秀全进“让城别走”之策，意思是说咱们困守南京肯定是死路一条，还不如放弃南京换个有利的地方打游击以图再起呢！人最先衰老的从来不是容貌，而是那份不顾一切的闯劲！年近五十的洪秀全早已失去当初的创业勇气，果断地拒绝了李秀成：怕什么！我们就据城一战，我的天兵多过水，将会把天京守得像铁桶一般！1864年6月，死也舍不得离开南京的洪教主“升天”，死因一说为病死，一说为自杀。同月，洪秀全16岁长子洪天贵福继位，是为幼天王。7月下旬，曾国荃攻陷南京，纵火，屠城。火光映天，血水横流！不时传出被烧死和杀死的太平军士兵、普通老百姓的惨叫声，这是惨无人道的人间炼狱！无力回天了！城外不远处，李秀

贿受贿，就和今天一些不良警察为了抓收入就以上路查案为名、行敲诈勒索之实一样。不知道为了什么而打仗，只知道吃饭挣钱的军队当然是没有斗志的，没有斗志的军队当然打不了胜仗。所以英法联军长驱直入，所以江南大营、江北大营成了杨秀清、李秀成二位先生登上人生巅峰的垫脚石。第二个问题是满汉之别。终清一朝，满汉之别是横亘于清王朝统治者心中的一道无法坦然面对的伤痛。一起来看看清朝入关之后做的几件大事：一、杀人和剃发。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二、史上空前绝后的文字狱，敢用文字怀恋汉人王朝影射清朝的人，不管出自故意还是无意，统统杀掉。三、历朝历代以来，对老百姓盘剥较轻的赋税政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从技术手段上看，这三件事情也就是大棒加甜枣；从心理角度分析，这三件事情透露出来的清朝统治者的心态就是自卑。没法不自卑。大家再看一组数字对比就更明白了，满洲八旗满打满算也就一百万人口，可汉族有多少人呢？明末时的不精确统计表明，在一亿五千万左右。咱们把零头去掉：一亿对一百万，这是何等的差距。因此，清朝统治层是很自卑的，也正是这种强烈的自卑心理的驱动，才催生了一个著名的潜规则：压制汉族，不让汉人握有兵政实权。但他们错了，真的错了，错到因此而覆亡。他们不明白，要想统治汉族占主体的中国，就必须融入整个汉族中。当你不能战胜它，就该融入它。如果你把它当做你的敌人，那么你潜在的敌人终将成为你的敌人。虽说慈禧也不明白这一点，但慈禧作为这个摇摇欲坠的王朝的实际掌舵者，她有责任把岌岌可危的大清从死亡的边缘拉回来！这个世界上，敢将活马当做死马医的人并不多，但年轻时候的慈禧正是其中之一。她对自己说：我可以选择放弃，但绝不放弃选择！我弱小时都能把“八大臣”扳倒，难道大权在握后还怕使用汉人吗？！慈禧决定乾纲独断，按照自己的办法拯救大清江山，她要破格重用能干的汉人。她的麻烦很快就来了。满人亲贵们手拉手，及时地跳了出来：你起用汉人，这不是要断送祖宗两百多年的江山吗？！断断不可！慈禧从心里鄙视这些保守而愚蠢的家伙，她的回答冷漠而坚定：不用他们，可以啊，那就请你们上前线收拾烂摊子吧！语出，一片寂静……两个汉人前面说到慈禧要重用汉人，现在我们就来看看第一个汉人的个人简历。姓名：曾国藩性格：典型的“湖南骡子”——谨慎执拗，自己下决心要做的事情多少匹马都拉不回生存理念：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地位：镇压太平天国的领头羊，“同治中兴”头号功臣曾国藩，湖南湘乡人，1811年出生，属羊。此人28岁中进士，40岁任吏部侍郎（人事部副部长）。史书上说，曾国藩的外形很像一名土里土气的乡村老教师——衣着土气、行动拘执、谨慎内敛。无独有偶，很多人第一次看到曾国藩，都会觉得他像个呆子。这些人明显是被曾国藩的外表所迷惑了。曾国藩这个人左看右看都傻乎乎的，但在他糊涂的外表下，却有着无穷尽的智慧和打不倒的坚韧。后来，有无数人都认为曾国藩是一个完人，包括蒋介石等都将之视为偶像，这不仅仅因为他有了不起的本事，更因为他会做人、会处世，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典范。当然，这都是未来的事情。现在的他还没有日后的地位。1852年，曾国藩因母亲逝世回家丁忧。曾国藩丁忧的日子并不平静，因为战火已经烧到了他的家乡：清军节节败退，太平军已杀入湖南。清军战斗力不行，最高领导咸丰皇帝也没有办法，只好使用“拿来主义”，借鉴爷爷嘉庆用团练对付白莲教的成功经验，一口气任命了几十位团练大臣，把那些退休、请假、养病，甚至死了爹妈在家戴孝的大员统统叫回来，让他们自己召集民众组成民团，边学边干。曾国藩正是其中一员，43岁的他受命围剿太平天国。团练大臣并不是一个常设职位，只是一个临时性的职务，没有编制、没有级别、没有工资，换而言之也就是“民兵司令”。团练大臣的手下由自己招募，有能力的可以招收数十万，没能力的几百上千也勉强过得去。咸丰很失望，因为团练在与太平军、捻军的战斗中节节败退，但咸丰还没有绝望，因为曾国藩给了他一线希望。虽说曾国藩在太平军的西征战场上跟石达开、李秀成、陈玉成的对阵中也经常讨不了好，但因为工作态度端正，韧劲十足，在众人都被打得落花流水的时候，曾国藩居然能够偶尔打个胜仗，所以曾国藩的官位越坐越高，咸丰死的时候他已是两江总督。等熬到慈禧上位时，曾国藩又中了一个大奖：安庆大捷，拿下了太平军的西线屏障安庆。就在此时，曾国藩收到了慈禧的旨意：我知道你的本事，我也很清楚你对帝国的忠心，像你这么既有本事又忠心的人才真的是不多了，我要将帝国的“剿匪”事宜交由你全权负责。我命你为钦差大臣，总领江南四省（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军政，地方大小文武官员皆受你节制，全权负责“剿匪”。这一决定无疑是把江南半壁江山托付给了曾国藩。授予汉人如此重要实权，清朝开国二百多年来前所未有，就连引清入关的那位平西王吴三桂，军政实权亦不过云贵两省而已。由此可见，慈禧之所以能成为慈禧，那还是因为她有很多过人之处的。慈禧的懿旨让曾国藩一时之间幸福得懵了。不过曾国藩毕竟是曾国藩，几秒钟之后就从巨大的幸福之中清醒过来，复旨道：臣必倾力而为！曾国藩带着这番承诺沉重地踏上了新的征途。有多大的权力就有多大的责任。虽然曾国藩的得力手下胡林翼在这一年离他而去，病死于战场，但幸好此时他手下还有几个好帮手，譬如擅长杀人纵火屠城的九弟曾国荃，林则徐的女婿沈葆桢，自视甚高到有些看不起他的左宗棠，当然最得力的还是他的得意弟子——1823年出生的李鸿章，啰唆一句，李鸿章也属羊。曾国藩就是慈禧重用的第一个汉人。第二个汉人则是一个叫做袁甲三的汉人，他当时的职位名称很长——漕运总督兼江南河道总督兼任提督八省军门。大概相当于今天的交通部长兼粮食部长兼八省军区司令，是官居一品的大员。鉴于袁甲三的级别已经如此之高，所以慈禧对他的使用算是继续重用。袁甲三与曾国藩一样，同为咸丰时期的老臣。难得的是，两人还是同学关系，袁甲三是曾国藩的师兄。而且两人都擅长“剿匪”业务，他们唯一的区别是业务范围不大一样，曾国藩专门对付太平天国，而袁甲三则专心对付捻军。因此，袁甲三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慈禧全权剿灭捻军的钦差大臣。曾国藩的成功秘诀在曾国藩踏上新的征途之前，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需要解释一下，曾国藩一介文人，凭什么跟石达开、李秀成、陈玉成等猛人掰手腕？因为曾国藩拥有一支高素质的部队，这是他能够获胜的秘诀。曾国藩是一个明白人，他明白死抱着团练不放只有死路一条。要想赢，就必须创造一种新的军队模式。因为太平军绝非被团练镇压的白莲教，他们是一支有信仰的军队，而且在政治、经济方面还有自己的主张——“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无人不饱”。这样的军队是可怕的！要想抗衡太平军，必须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所以自己必须拥有一支训练有素并具备坚定信仰的军队！这个难题没有难倒曾国藩，他很快就想到了办法。训练有素？好办。办法就在明朝抗倭大将——戚家军的领袖戚继光身上。戚继光的伟大不仅在于他率领的戚家军在面对倭寇时战无不胜，更在于他的无私。戚继光将自己创立的那套历经时间考验的练兵打仗的方法与心得都总结出来，编撰成书，留予后人。在明朝战神戚继光逝世三百年后，他的《练兵实纪》、《纪效新书》等光辉著作成了湘军的必备军事教材。坚定信仰？好办，你洪秀全不是反孔孟吗，不是仇视成功的读书人吗？我曾国藩就反其道而行之，捍卫孔孟传统，收天下士子之心！你洪秀全以宗教成军，我即以儒生士大夫为将成军。士兵从哪里来呢？这个也好办，自己在湖南亲戚朋友、子弟门生多，让他们各自回家乡招兵，而且只准招那种老实巴交的乡农，乡农不仅听话心眼少，而且大家一个村出来的，有吃一起吃，有架一起打，玩命自然也是大家一块上，团队精神相当不错！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最要命的问题来了，去哪里弄钱养活军队？找人借钱不是长久之道，这个问题可把曾国藩给难住了。这时，好朋友胡林翼给他出了个金点子：我有一个双赢的办法，收税。虽然我们没有权力收商税，但那个满人湖广总督有，所以我们可以跟那个满人合作。只要他答应帮我们征税养活军队，那我们则保证在打完胜仗向领导汇报的时候，把他的名字放在功劳簿的最前面。多征点税又不会让他少根毛，对他来说政绩最重要，他一定会跟我们合作！胡林翼的看法是很准确的，湖广总督虽没有拍着胸脯给曾国藩打包票，却默许：只要你把首功让给我，你就放心地收税吧，有我在，必定平安无事！万事齐全。一支令史书铭记的军队终于诞生了。因为士兵和将领大都来自湖南，所以曾国藩的这支战力强悍的私军被称为湘军。当然，曾国藩的湘军也不是没有失败过，最初的时候他失败过多次，还败得很惨。在江西九江，湘军水师先后两次被石达开打得近乎全军覆没，曾国藩也两次跳水自杀，幸好小弟们给力，奋勇相救，才没让他成功自杀。在安徽三河，湘军精锐主力李续宾部被陈玉成和李秀成联手杀得全军覆没，曾国藩哀恸得好几天吃不下饭。在写战报时，曾国藩犯了难，要照实写，自己吃败仗得军法从事，要虚报战况，被上边知道后自己是欺君，还得掉脑袋，于是他写“臣屡败屡战，愈挫愈勇”。把“屡战屡败”这四个字倒过来写，朝廷反而夸他坚持作战，下令嘉奖他。虽然曾国藩失败了一次又一次，但他从未头脑发热，急不可耐，犯下低级错误，从而将自己的命门暴露在敌人手中。恰好相反，曾国藩不断地学习和总结着经验教训，对自己在修身、为政、用人、治军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把这些心得体会写进了他给家人的书信之中，十几年如一日，后人把他的这些家书整理成了《曾文正公家书》，供世人拜读。与此同时，曾国藩也渐渐地摸清了太平军的进攻套路和方法，至于湘军这支刚成军不久的部队，也得到了难得的实战经验。在铁与血的淬炼中，曾国藩和湘军都变得像冰一样冷静、像竹一样坚韧。在这样的对手面前，太平军往往会望而却步，经常性地陷入气馁中，无法产生胜利的自信，这就是曾国藩获得胜利的原因。湘军是一个好榜样，这之后的近一百年，从湖南走出来的部队，总是特别彪悍、特别坚韧。他的徒弟他的团除开创立湘军，曾国藩之所以被后人称为完人或宗师，是因为他的境界和气量确实比其他人高一个档次，堪称大家，大巧不工，形似王道。譬如部下左宗棠，老是自认为学识、带兵打仗的本事都比曾国藩强，因此一直牛皮哄哄的，态度傲慢，不怎么听话。但曾国藩不以为意，宽容地原谅了他的无礼，还尽力提携他，让他独掌一军（楚军），终于收服了左宗棠这颗骄傲的心。曾国藩的处世方式告诉我们：宽容从来就不是软弱。曾国藩接到慈禧的旨意后，师出有名的他决定大举反攻太平军，他做了两件事情来支撑他的这个决定：一是开始科技强军。在见识过洋人的坚船利炮之后，曾国藩决定打造一支用先进武器武装起来的铁血军队。于是，曾国藩借刚刚取得的“安庆大捷”的好势头创建了安庆军械所，这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军工企业。没多久，各种各样的子弹、火药、枪炮，甚至包括蒸汽机舰船，都陆陆续续地武装到湘军各部队。二是开始新的战略布局。哪怕是反攻，曾国藩的计划也是集中优势兵力稳扎稳打，一步一步地清理如江苏和浙江等外围战场，断其财源，阻其外援，稳固推进，最后湘军主力从西往东，沿江而下，围攻南京。这个战略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是执行起来有一个问题：地位极其重要的江苏战场缺乏一个靠谱的人去指挥。思来想去，曾国藩决定派遣能力出众的弟子李鸿章去上海开展工作，拖住李秀成的主力，配合大本营作战，以便将来湘军对南京发起总攻。李鸿章走之前被曾国藩召去见面，曾国藩对李鸿章说：你这一去，从此我就失去了一个得力助手！李鸿章谦虚地回答：老师这儿人才济济，胜过我的有很多。曾国藩磨磨叽叽半天后，终于说出此次召见李鸿章的本意：徒儿，现在湘军人手不够，你这一去我可没有富余的兵给你，这次我让你去做统帅、做江苏巡抚，官职不小，权力颇大，只是手下无人，所以兵将的事就只能由你自己解决了。闹了半天，李鸿章原来是个光杆司令。不过李鸿章也不是吃素的，这么高难度的任务没有难倒他。出身名门望族的李鸿章利用家族的关系招来许多安徽老家的世交弟兄。“刘麻子”刘铭传也慕名而来。就这样，李鸿章两个月就招到了近七千人，这就是淮军的初始班底。不过淮军的军官大都来自安徽的乡间，这些农村汉子缺乏现代军事知识，后来甲午战争的失利与这不无关系。淮军成形后，曾国藩的总攻时机也到了。他用冷静而温和的口吻下达了足足等待了十年的决战命令：江苏巡抚李鸿章率淮军攻江苏，浙江巡抚左宗棠攻浙江，曾国荃攻南京！一声令下，万军齐发，万众瞩目的江南战场决战开始！李秀成，这一次，你的末日一定到了！湘军大营中的曾国藩，其内心世界远不像他的外表看起来的那么平静。太平军总司令李秀成的日子确实很难过，因为太平天国人才凋零。太平天国之所以出现人才青黄不接的局面，秘密就在最高领导人洪秀全对待儒家文化的态度上。洪秀全出于屡试不第对科举的愤恨，在自己的统治区域内大搞“文化恐怖”活动。按照“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重点抓，专业人员具体抓”的工作原则，洪教主不仅成立了“删书衙”亲自抓删改四书五经的工作，还安排心腹带着小弟们焚烧古书，禁绝儒家文化。一系列动作下来，有文化的人几乎都不愿意参加太平军，极少数参加者也没有好下场。因此，太平军的骨干力量就是起义之初的那些矿工和农民，随着这些人的逐渐牺牲，太平军的战斗力大大下降。雪上加霜的是，超级猛将英王陈玉成庐州战事不利，突围中死于背叛，时年26岁。陈玉成宛若一朵樱花，在劲风中怒放却又迅速凋谢。出卖他的人叫苗沛霖。此人在清政府、捻军、太平天国三个平台之间来回投靠，他的字典里没有敌、我、友，只有反复无常，只有利益，是近代史上最无原则性的军阀之一。以后还会讲到一个叫石犮三的人，其无耻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鉴于故事主线，苗沛霖的事迹就不多说了。陈玉成轰然倒下，李秀成更是独木难支。所以决战开始后，李秀成在南京、上海、浙江三地来回奔波，疲于奔命，每打完一仗，都累得半死不活。此消彼长，战场上的形势急转直下！苏州失守，浙江告急，南京危殆！太平天国江河日下，其势已非人力可以挽回！真正的赢家1863年12月，李秀成向洪秀全进“让城别走”之策，意思是说咱们困守南京肯定是死路一条，还不如放弃南京换个有利的地方打游击以图再起呢！人最先衰老的从来不是容貌，而是那份不顾一切的闯劲！年近五十的洪秀全早已失去当初的创业勇气，果断地拒绝了李秀成：怕什么！我们就据城一战，我的天兵多过水，将会把天京守得像铁桶一般！1864年6月，死也舍不得离开南京的洪教主“升天”，死因一说为病死，一说为自杀。同月，洪秀全16岁长子洪天贵福继位，是为幼天王。7月下旬，曾国荃攻陷南京，纵火，屠城。火光映天，血水横流！不时传出被烧死和杀死的太平军士兵、普通老百姓的惨叫声，这是惨无人道的人间炼狱！无力回天了！城外不远处，李秀

像谢升这样重要的官员率领山东北部的乡绅转向支持南明的可能，仍然抱有热切的希望。所以，史可法派了一位信使，带着宣布福王在南京登基的诏书抄本，向北而来。然而，史可法沿北直隶边界建立一个义军前哨的希望很快就化为泡影了。当年谢升之所以被迫引退，正是由于现在支持史可法的这批“清流”文人，所以，谢升对支持南明政权并无兴趣。由于对李自成的拷掠心有余悸，又对满人摇身一变为替他们复仇的仁义之师印象至深，谢升和其他40多个山东绅士领袖，共同派遣代表致书清廷。在这封信中，他们颇为坦率地解释了他和他的乡人的起事，甚至解释了他们是如何利用那位明朝亲王以争取支持的。但最终，他们起兵的目的是“谨扫境土，以待天庥”，正如扫清床座以待贵客一样。谢升接着说，就其本心而言，他真诚地希望归顺清廷。

北人与南人

谢升的信送到了北京。它与清廷尽量争取北人的迅速归顺的明确政策一拍即合。早在1644年6月16日，辽东边民祖可法、张存仁就向多尔衮阐明了这样做的必要。他们指出，要保证政权的财政充裕，就要扫清山东的交通线，以使谷物运输通畅；也要确保山西的交通线，这样商人才能安全通行，从而为政府提供至关重要的税金。如果王朝采取了以大赦来“招抚”百姓的政策，那么它的财政需要就会得到满足；否则，他们很快就会面临一场财政危机。多尔衮回答说：“卿所言极是”。金之俊和曹溶也向多尔衮担保，有所选择的大赦的贯彻，避免残酷的灭绝性手段，能够赢得各地百姓的支持，并因此而解决盗匪问题。多尔衮对他们二人也大加鼓励。摄政王不久就颁布了一道命令，要求行政官员们从速查清那些业已退隐的才德优异之士，以供征召任用。首先响应多尔衮之征召地方归顺者之命令的，是山东新任巡抚王鳌永，当时他还身兼户部侍郎的荣衔。他也是山东人，因而极力鼓动本地文人归顺新朝。1644年8月13日，他提交了一份有39位山东名流的初步名单，其中包括谢升、谢启光以及其他一些乡绅武装的领导人。几天后，即8月21日，曾经接受过李自成任命，如今正式担任吏部侍郎的北直隶官僚沈惟炳，表示大致赞成王鳌永的推荐名单。与张存仁、祖可法一样，沈惟炳也强调迅速抚平北方各省的重要性。因此，他建议朝廷特别作出努力，对北直隶、山东、河南和山西四省的前明官员加以任命。那里的地方显贵如果担任了本省的领导，地方的平定就会容易得多。为此，沈惟炳自己又拟定了一份分省编列的、有36人在内的名单（参见下表）。他的名单总计包括16名山东人士，6名直隶人士，9名山西人，5名河南人。在那些山东人中，有7人是王鳌永已经推荐了的。其他官员此时也提交了另外一些名单。兵部侍郎刘余祐的名单中，包括3名山东人，3名北直隶人，陕西、河南与山西各1人。巴哈那与石廷柱都推荐了前明兵部侍郎、1634年进士李化熙，此人在李自成攻占北京时，带兵回到了山东。在此时，他把部属名册呈交给了清朝将领。沈惟炳所荐官员

姓名	明官职	省籍
张凤翔	兵部侍郎	山东1，5
房可壮	副都御史	山东1，4
张忻刑	部尚书	山东1，2
左懋第	吏科给事中	山东
成勇	南京御史	山东
叶廷秀	兵部主事、尚书	山东
高有闻	尚宝司少卿	山东1
左懋泰	吏部员外郎	山东1
李化熙	总督	山东1，4
沈迅	兵科给事中	山东
毛九华	御史	山东
黄宗昌	御史	山东
郝纲	分守道丞	山东1
任濬	巡抚	山东4
杨士聪	谕德	山东
耿章光	兵部员外郎	山东
孙昌龄	吏部郎中	北直隶
冯杰	给事中	北直隶
韩四维	谕德	北直隶
戴名说	给事中	北直隶
王家祯	兵部侍郎	北直隶
李春蓁	御史	北直隶
张三谟	大理寺卿	山西
王守履	工部郎中	山西
张煊	御史	山西4
张鹏云	巡抚	山西
阴润	吏科给事中	山西
张希夏	礼科给事中	山西
李化龙	户科给事中	山西
张第元	太常寺少卿	山西
陈奇瑜	总督	山西
练国事	巡抚	河南
郑二阳	巡抚	河南
李政修	副使	河南
丁启睿	总督	河南
丁魁楚	总督	河南

资料来源：朱希祖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第19—21页。1．这些人也出现在王鳌永所荐官员表中（见前表）。2．先降李自成，后降清的明朝文官。3．在北京分别降于多尔衮的明朝文官。4．在地方上投降，接受大赦，或在顺治帝进京后被推荐的明朝文官。5．北京陷落后，其领土被占时投降的明朝文官。多尔衮对大多数推荐都接受了。李化熙被任命为兵部侍郎，后来在1647年被擢为刑部尚书。孙之獬被任命为礼部侍郎。谢启光为户部侍郎。任濬也被任命为户部侍郎，不久升为刑部尚书。8月24日，谢升受诏陛见，被召入本内三院为宏文院大学士，由此又迁至吏部尚书。多尔衮还采纳了王鳌永“宽免”该省赋税的建议，以此作为对整个山东地主集团的奖励。在1645年，多尔衮又同意了孙之獬的在较长时间内减轻赋税负担的请求。在多尔衮进入北京的三个月内，吏部的汉人尚书、侍郎都由山东人担任了。山东人递相引荐，以求得朝廷注意。这个省份的名流在京城的影响更加明显了。而且，山东人在科举中成绩优异，就像早些年间的北人那样。1644年和1645年，进士的名额都增加了。这立刻扩大了获取高官的机会；而名额的分配，主要限于那些束手归顺的地区，如北直隶、山东和山西。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在定期的科举考试中南人一直保持稳定的成功；而如今中举者北人占了优势，这看来要归之于其他特别因素，这可能包括以牺牲南方文人为代价而优宠北人这一有意识的政策。当多尔衮进京后不久就任命冯铨为礼部尚书时，人们对这一政策存在与否的疑问就不证自明了。冯铨是魏忠贤的党徒，当时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1629年，在清流的压力下，冯铨被迫引退。如同我们所看到的，他在崇祯朝恢复旧职与声誉的努力屡遭挫折。因而，1644年6月18日他就任礼部尚书时，便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多尔衮无疑在努力保护这位曾在家乡率兵自卫的河北重要乡绅的职务，但他任命了这样一位有争议的人物——这肯定要引起清流文人的愤怒，其原因却依然是一个谜。可以肯定，冯铨精通王朝礼仪，多尔衮后来命令他为清朝的宫廷礼仪与祭祠活动选定音乐。但也颇有这种可能，通过任命他为礼部尚书，多尔衮向其朝臣强调了他曾屡次申说的这一态度：晚明的党争已告结束，一切都已成为过去。由于毫无偏袒地任命了一位公认的东林党人的敌人，摄政王大大地拓宽了政权的拥护者的范围。但不幸的是，无论在政府内外，大多数文人都不这么看待冯铨的任命。东林或复社的成员与党人，不能忘记冯铨是臭名昭著的《三朝要典》的编纂者之一。并且，他们中的那些南人，不能不产生这样的联想：任命这样一位以敌视江南文士著称的人，与把南人从高级要职中排挤出去的既定政策有关。而且，作为礼部尚书，冯铨很容易在科举考试中发挥重要作用。这种作用首先就将体现于1646年的那次科举考试之中。确实，多尔衮命令冯铨主持了这年的科举，在373名进士中，北人的进士就有365名，占98％。状元是一位山东学者，第二三名则是北直隶人（见下表）。这些北人进士占了这么高的比例，或许是理当如此，因为长江流域的动乱使许多有资格参加考试者缺席未至。但许多南人也可能认为，是冯铨的监考才使许多南人落第了。1646年各省进士统计

省份	人数	百分比
直隶	95	25％
山东	93	25％
河南	87	23％
山西	81	22％
陕西	8	2％
浙江	4	1％
江南	2	1％
福建	1	1％
湖广	1	1％
辽东	1	1％
总计	373	100％

资料来源：L.D.凯斯勒《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80—181页。正是由于上层官僚与中举名单中籍贯比例的这种重大变化，在摄政王多尔衮执政的头几年中，“南人”与“北人”的区别变得极为明显了，而省份的区别则已不为人注意了。同时，南人与北人的竞争，也取代了曾经引起官僚党争的“清流”与“浊流”的冲突。例如，浙江海宁名门的后裔、有名的降人陈之遴，在当时就这样说过：“南北各亲其亲，各友其友”。中央政府中的大部分降人，集中在户部、吏部和兵部这三个部门之中。这说明，擅长于财政、选官与军政的官员，比那些娴于礼仪、音乐与文学的文士更乐于接受新王朝的统治。在这伙汉人合作者之中，过去兼有文武职位的官员，约有一半人获得了比过去更高的官位，另一半人也保住了旧日官职。但是，在文职的投顺者之中，便只有1/4获得了更高官位，这些人主要是兵部的官僚。在另外两个重要部门——吏部与户部中，文职的投顺者或只保留了原位，或官位还有所降低。多尔衮任命了这些官员，同时又没有削弱他对中上层官僚的控制，这是因为，他从东北带来了一大批老练能干的汉官。这伙辽东降人被称为“旧人”。就是他们，再加上满族将领们，最早担任了各部的尚书、侍郎。然而，官僚体制的要津、各司郎中，是从满人入京后归顺的“新人”中选任的。在此之下，中央的低级部门与地方政府中的下级官吏，几乎都是清朝占领该地后随即就投顺了的那种人。帝国官僚机器的行政职员如此迅速地转而效忠新主，大大促进了清朝早期征服的巩固。但从长远来看，这也给新政权带来了更大的麻烦。尽人皆知，在那些下层官僚身上，集中了古代政权的众多弊端劣迹。你只要随便指出一位吏员，那他就准是一名贪赃枉法之徒。因此，从清廷的统治刚刚建立之时起，它就不断地发出布告敕令，要严惩那些为非作歹的“衙蠹”与恶吏。

清除明代弊政

这些法令的口吻始终是严厉的、训斥性的。首先要打击的是明代官场吏治中的“贪蠹”之风与种种不法之举。明国之所以倾覆者，皆由内外部院官吏，贿赂公行，功过不明，是非不辨……甚至无功者以行贿而冒功，有功者以不行贿而功掩，乱政坏国，皆始于此，罪亦莫大于此。各个衙门都要毫不留情地揭发非法行为，官员在行刑中，应遵从清朝鞭笞的习惯，而不能使用竹板。清廷的“臣工”要不纳贿，不修怨，不徇私，违者将处以重典。从今以后，各级官吏要痛革前朝腐败风气，“共砥忠廉”。其实并不奇怪，多尔衮锐意改革前朝弊政，其原因之一，倒是害怕忠明分子有朝一日光复前朝。1644年6月25日，即进京的几个星期之后，他就明确地用这种可能性告诫过他的官员：今荷天祐，底定中原，宜各殚忠诚，永保富贵。有贪婪不检，自蹈罪愆者，虽有功不叙，毋得苛且一时，失子孙久远之计也。那么，新政权的当务之急，就是解救民众于水火之中，以证明天命所归。一方面这意味着政权要实施公共福利措施：京城内流贼蹂躏之后，必有鳏寡孤独，谋生无计，及乞丐街市者，著一一察出，给与钱粮恩养。在另一方面，这意味着明朝的沉重赋税要有所减轻。在一些汉族合作者（包括对安定京都所在的顺天地区最感兴趣的宋权）的要求下，7月13日，多尔衮下令，凡是清军驻扎

射箭靶，改射皮甲。当时叫人在树下面悬挂了叠在一起的十层皮甲，两个人站在百步之外开弓。潘党力大，一箭射过去，竟然穿透了七层皮甲。养由基则讨了一个巧，手起箭发，将潘党那支箭又送出去了。楚军将士无不拍手叫好。两个人都感到很得意，拿着皮甲去向楚共王炫耀，说：“您有我二人这样的臣子，还担心什么战争啊？”楚共王大骂道：“两个大傻瓜，明天打仗的时候，你们还这样卖弄本事，就死在自己的本事上了！”第二天在战场上，楚共王被魏锜射瞎了一只眼睛，早就把昨天自己说的话给忘了，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养由基。养由基拿到那两支箭，追了一阵，将其中一支衔在嘴里，另一支搭在弦上，暗叫一声“着”，那箭如流星一般飞出，正中魏锜的脖子。魏锜甚至来不及惊叫，趴在自己的弓套上气绝身亡。楚共王的意外负伤大大影响了楚军士气，晋军迅速取得了战场上的优势。郤至带领自己的部队在战场上来往冲杀，奋勇作战，有三次冲入楚共王的王卒中。每次远远地看见楚共王的旗帜，郤至就摘下头盔，跳下战车，向前快步行走，以示恭敬。楚共王觉得很奇怪，派工尹（官名）襄前去问侯郤至，送给郤至一张弓。“战事正激烈，有一位身穿火红色战袍的武将，是君子啊！他看到寡人就快步行走，敢问是哪里受伤了吗？”工尹襄向郤至转达了楚共王的致意。“感谢君王的问候。”郤至脱下头盔，回答道，“在下郤至，跟随寡君出征，能够与君王对阵，深感荣幸。眼下两国交兵，不敢接受您的礼物，而且不能当面致谢，只能向使者拜谢啦！”向工尹襄行礼三次，然后上车继续战斗。尊重归尊重，杀起人来却毫不手软。郤至所到之处，如一团烈火左冲右突，所向披靡。楚军被晋军压制住，郑国的部队也陷入苦战。韩厥带着下军的精锐部队追击郑成公，他的车夫杜溷（hùn）罗问：“我们要加快速度吗？郑伯的车夫总是回头看我们，注意力没放在马身上，肯定可以追上。”韩厥想起十多年前的鞍之战中，他曾经追逐齐顷公的旧事，说：“算了，我不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辱及国君。”于是命令部队停止追击。郑成公侥幸逃脱韩厥的追击，不巧又被郤至遇上。郤至的戎右护卫茀翰胡建议：“请派轻车从小路拦截他，我们从后面跟上去，我就可以跳上郑伯的战车，将他活捉了！”郤至摇摇头：“伤害国君，自己也会受到惩罚。”也停止了攻击。经历了两场虚惊之后，郑成公的戎车驾驶员石首对郑成公说：“当年卫懿公不肯拔去戎车上的旌旗，所以被狄人杀害。”于是拔下旌旗，收在弓袋之中。戎右护卫唐苟见形势越来越紧急，对石首说：“请您在国君身边，全力保护他脱离险境。我本事不如你大，就让我来抵挡敌军一阵。”不待石首回答，已经跳下车去，迎向追兵，最终战死。开战不到一个时辰，胜败实际上已经见分晓了。楚军开始收缩战线，重点保护楚共王离开战场，养由基和叔山冉一左一右，紧紧跟随着他。晋军各部跟在后面穷追不舍。“养由基！”眼看晋军越追越近，叔山冉大声嚷道，“虽然大王叫您不要卖弄本事，现在为了国家，请您尽力而为吧！”养由基以实际行动作为回答，“刷刷”射出两箭，射死了两名晋军的小头目。叔山冉大呼痛快，眼见一辆晋军战车追上，猿臂轻舒，将车上的一名士兵抓起来，向身后的晋军兵车扔去，正好砸中那辆兵车，将车前的横木砸断。晋军见两人如此武勇，不敢再逼得太近，楚共王因此得以逃脱险境。胜券在握的晋国人刻意表现他们的君子风度。栾鍼远远地看见公子婴齐的战旗，对晋厉公说：“那是楚国令尹的战旗啊，旗下肯定是他本人。当年我出使楚国，他曾经问我，晋国人的武勇表现在哪里？我回答说，晋国人喜欢井然有序（好以众整）。他追问我还有什么，我说喜欢从容不迫（好以暇）。现在两国交战，如果不派人前去问候，不能说是井然有序；在战场上遇到了而自食其言，不能说是从容不迫。请您派人代我给他敬酒。”后人将“好整以暇”作为一句成语，应该源自此处。春秋时期的中国人，对于优雅的追求，简直到了天真浪漫的地步。当时晋厉公听了栾鍼的话，也点头表示赞许，于是派了一名使者，端着满满的一尊酒，跑到公子婴齐的车前，说：“寡君命栾鍼持矛，担任护卫，不能来犒劳您，所以派我代为敬酒。”公子婴齐先是愣了一下，随即恍然大悟，笑道：“我记起来，他曾经在楚国对我说过，好整以暇是晋国人的作风，所以才派你来的吧？他的记忆力可真不错啊！”将酒一饮而尽，命令部下将使者安全送出，继续擂鼓指挥作战。这一仗自清晨开始，直到黄昏尚有局部战斗在继续，堪称一场恶战。值得称道的是，楚军虽然从一开始就处于下风，但是在公子婴齐等人的指挥下，保持了顽强的斗志，败而不溃。楚军的另一位主要将领公子侧也充分体现了名将的风范。他命令部下查看伤员的伤势，将二线人员补充到步兵和车兵中间，抓紧时间修缮盔甲武器，时时注意保持严整的阵形。士兵们对他唯命是从，战斗虽然失利，人心却没有散。到了晚上，战斗终于结束。栾书等人对楚军的战斗力感到震撼，决定见好就收，但又害怕楚军看出端倪，发动反攻，于是派苗贲皇在营中大声发布命令：“聚集战车，补充步兵，喂饱战马，磨利兵器，整顿阵形，巩固队列，填饱肚子，明日再战！”又故意放走了几名楚军俘虏。楚共王听到俘虏报告的消息，顾不得眼睛伤痛，连忙命人叫公子侧前来商议对策。没想到，公子侧酣战了一整天，回营之后，家臣谷阳竖心疼主子，献上一坛好酒，公子侧喝了几大杯，便醉得不省人事了。楚共王等了半天，公子侧还没有来，哀叹道：“这是老天要楚国失败啊！我还是放弃吧。”命令楚军连夜拔营撤退。鄢陵之战以晋军的全胜而告终。战斗结束的第二天，晋国的同盟军——国佐、高无咎带领的齐国部队才赶到战场；卫献公带领的卫国部队刚刚越过国境；鲁成公带领的鲁国部队则还在曲阜（fù）附近的坏隤（tuí，地名）盘桓。回顾晋国的历史，自晋文公称霸以来，至此已经发生过五次大规模的战争：公元前632年的城濮之战，打败楚国；公元前627年的殽之战，打败秦国；公元前597年的邲之战，败于楚国；公元前589年的鞍之战，打败齐国；这一次鄢陵之战，再度打败楚国和郑国联军。四胜一败的战绩，牢固确立了春秋时期第一军事强国的地位。鄢陵之战后，晋军进入楚军营地，将楚军丢下的粮食大吃大喝了整整三天。大家都尽情地庆祝胜利，只有士燮保持了一贯的忧郁，他站在晋厉公的戎车之前，说：“国君年幼，群臣不才，为什么能够取得胜利呢？请您还是要保持警惕。《周上说，‘天命无常’，只有有德之人才能保持上天的眷顾啊！”这话显然很不中听，尤其在当时那种情形之下，晋厉公就更听不进去了。楚军一路南下，经过随国的瑕地的时候，楚共王派了一名使者去找公子侧，对他说：“当年城濮之战，成得臣丧师辱国，先君成王不在军中，所以应由成得臣来承担责任。今天我们在鄢陵打了败仗，您不要认为是自己的过失，一切责任由我来承担。”楚共王一番好意，怕公子侧走了成得臣的老路。但是在公子侧听来，这句安慰的话比谴责还难受，他对使者说：“君要臣死，死而不朽。我的士兵在战场上确实是逃跑了，而且我又在关键时刻喝醉，误了国君的大事，那就是我的罪责。”战前郤至分析楚军的硬伤，说公子侧和公子婴齐互不团结，素有仇隙，现在体现出来了。楚共王的使者走了不久，公子婴齐也派了一个人到公子侧帐中，对他说：“当年丧师辱国的人是什么下场，您也听说过了吧？何不向他学习？”公子侧很镇定地回答：“即便没有成得臣的前车之鉴，只要是您要我死，我又岂敢陷自己于不义？我对这次失败负责，岂敢不死？”言下之意，你也不用派人来催了，我是个有廉耻之心的人，怎么会不负责任，贪生怕死？这话被家臣谷阳竖听到了，想劝又不敢劝，连忙跑去向楚共王报信。楚共王一听，立刻又派了一名使者：“快，传寡人的命令，不许他自杀，一定要给寡人好好活着！”使者飞奔而去，直接闯入公子侧帐中。仍然晚了一步，公子侧已经自刎而死了。【众怒难犯，郤氏的覆灭】很难简单地给“三郤”下一个“好”或者“坏”的结论，甚至也很难给他们一个大致正面或反面的盖棺定论。如前所述，这三个人权大气粗，作风霸道，抢过人家老婆，杀过人家老公，和天子争过土地，跟领导抢过风头，在国内国外得罪了不少人，说是天怒人怨也不过分。然而，除此之外，“三郤”也自有过人之处，尤其是郤至，无论在外交场合还是战场上，都有可圈可点的表现。鄢陵之战的胜利，郤家子弟功不可没，这也是大伙都看在眼里的。鄢陵之战后，晋厉公派郤至到雒邑向周天子报喜。这是一次出风头的好机会，也可以看作是晋厉公对郤至在鄢陵之战中的表现的嘉许。作为胜利者的代表，郤至在雒邑受到了殷勤接待，各位王室重臣都争先恐后地巴结他，请他到府上做客。当郤至绘声绘色地讲起战场上的故事，白发苍苍的主人便放下筷子，聚精会神地听着，时而会心一笑，时而目瞪口呆，仿佛战场上的点点滴滴就发生在眼前；而女眷们则躲在帷幕背后偷听，也有年轻的女士不惜冒着失礼的风险，大胆地伸出头来，想看看这位披着火红铠甲上战场的晋国勇士究竟是一副什么样的尊容。很可惜，郤至既不英俊，也不潇洒，稍微有点发福，脸上还落着一道浅浅的伤疤。他讲完鄢陵之战的故事，总是不忘补充一句：“假如没有我，晋国就不会打赢这一仗了！楚军有六个致命的弱点，晋军却不知道利用，是我极力主张，他们才勉强同楚军作战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话倒也没说错。但是，战争的胜利是成千上万士兵用鲜血换来的，也是诸位将领指挥有方才得到的，怎么能够将这些功劳全揽在自己身上呢？事实上，坐镇指挥鄢陵之战的是晋厉公本人，其次是栾书和士燮，就算郤至的功劳再大，也不应该抹杀主帅的作用，更不应该将主帅说得如此无能啊！更要命的是，郤至丝毫不隐瞒自己对权力的欲望，在雒邑访问期间，他多次公然宣称：“像我这样勇敢、知礼、仁德的人执掌晋国的政权，楚国和它的盟国必定归附晋国！”王室卿士邵桓公是个不解风情的人，他就事论事对郤至说：“您当然是非常有能力的。可是，晋国提拔正卿，历来都是循序渐进，按部就班，我担心政权不一定会落到您头上啊。”言下之意，晋国的八卿之中，你郤至仅仅是最后一位，就算受到重用，怕也很难一蹴而就，成为首席执政官吧。“哪有什么秩序？”郤至快人快语，“当年赵盾没有任何军功，就从中军副帅升到了中军元帅，荀林父更是从下军副帅直接升到中军元帅，现任的栾书也是从下军元帅升到中军元帅，这三个人都是越级任用，我又不比他们任何一个人差，为什么不可以当第四个？”王室卿士单襄公听到郤至这些话，禁不住摇头叹息道：“刀架到了脖子上还不知道死，说的就是郤至这种人吧！”但是郤至一点也没有意识到危险的临近。不只是他，整个郤氏家族的成员都没有对自己的命运产生过怀疑。鄢陵之战后，郤氏家族的权势进一步提升，郤犨以新军元帅的身份，被晋厉公委派主持东方诸侯的事务。如果说郤至的问题仅仅在于狂妄的话，郤犨则以蛮横无礼和贪得无厌引来国内国际的非议。前面说到，鄢陵之战结束的时候，原本应该前来参加会战的鲁国部队还在曲阜附近的坏隤盘桓，错过了参加会战的时机。鲁成公之所以贻误战机，主要是因为家里出了点问题。事情说起来难以启齿，鲁国的“国母”——鲁成公的母亲穆姜耐不住多年守寡的寂寞，与“三桓”之一的叔孙侨如发生了男女私情。这段地下恋情究竟是因为肉体的需要还是感情的空虚，抑或两者兼有，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穆姜的确对叔孙侨如动了真感情，而叔孙侨如很可能只是想利用穆姜的特殊身份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他向穆姜提出了一个要求：帮助他除掉季孙行父和仲孙蔑，将“三桓”变成“一桓”，让他独掌鲁国的大权。这个要求非同小可，穆姜却连想都没想就答应了。换而言之，如果叔孙侨如想要星星，她不会摘给他月亮——古往今来，热恋中的女人也许都有那么一点疯狂吧。鲁成公将要出发前往鄢陵的时候，穆姜前去送行，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鲁成公感激之余，预感到将会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果然，穆姜直截了当地向他提出：将季孙行父和仲孙蔑驱逐出鲁国，把他们的财产和土地全部转封给叔孙侨如。穆姜说这些话的时候神色平静，如同拉家常那般轻松。鲁成公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你跟叔孙侨如上床，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罢了，你竟然为了他来提这种要求？什么“将季孙行父和仲孙蔑驱逐出鲁国”，你以为是送两只老母鸡给叔孙侨如补身子那么简单啊？退一万步说，就算这事可以办到，将这两人赶出鲁国对公室来说又有什么好处呢？要知道，“三桓”专鲁，毕竟互相还能制衡；如果只剩下“一桓”，公室的日子就更难过了。但是鲁成公不敢明确反对穆姜，只能以军情紧急为由，对穆姜说：“此事非同小可，请等我回来再说吧。”穆姜听了，当场就脸一黑。刚好鲁成公的同父异母弟弟公子偃、公子鉏也在送行的人群中，穆姜就用手指着他们，威胁鲁成公说：“你如果不答应我，那两个人随时可以取你而代之！”鲁成公吓了一跳，真不敢相信这是自己的亲生母亲说出来的话。他带兵走到坏隤，越想越不对劲，于是停下来，派仲孙蔑回曲阜去加强宫中的戒备，在各地设置守卫，以防叔孙侨如和穆姜趁自己不在突然发难。将这一切安排妥当，他才继续前进，结果没赶上鄢陵会战。同年秋天，晋厉公在宋国的沙随（地名）再次召集诸侯会盟，共商讨伐郑国的大事。鲁成公不敢怠慢，接到会议通知之后，便从曲阜动身，直奔沙随而去。据《春秋》记载，参加这次会盟的有晋厉公、齐灵公（齐顷公已经于七年前去世）、鲁成公、卫献公、宋国的右师华元和邾国的大夫（未记名），但是到了正式开会那一天，鲁成公却被拒之门外，在会场外坐了一天冷板凳。问题出在晋国负责东方诸侯事务的大臣郤犨身上。《左传》记载，沙随会盟之前，叔孙侨如派了一名使者到晋国，对郤犨说：“您知道鲁国部队为什么没能赶上鄢陵会盟吗？那是因为鲁侯心存疑虑，故意留在坏隤观望，看谁获胜就投入谁的怀抱。”“是嘛？”郤犨不动声色，摊开手掌，做了一个两手空空的手势，“口说无凭啊！”使者心领神会，从袖中掏出一份礼品清单，说：“这是我家主人献给您的微薄礼物，虽然不成敬意，但还是请您笑纳。”郤犨笑笑，将清单放在桌面，不再说什么。第二天一早，他就进宫向晋厉公汇报了有关情况，添油加醋地告了鲁成公一状。晋厉公本来对鲁军没能参加鄢陵之战就很有意见，心中充满了猜测和狐疑，听了郤犨的汇报之后，越发觉得是那么回事，所以在沙随会盟上故意让鲁成公坐了冷板凳。同年七月，诸侯联军向郑国发动进攻。鲁成公再度披挂上阵，希望以实际行动取得晋国的谅解。部队出发的时候，穆姜又来送行，将上次对鲁成公提的要求又原原本本地提了一次，并且摆出一副不达目的势不罢休的姿态。鲁成公还是采取“拖”的办法，对穆姜的要求既不答应也不拒绝，含糊其词地应付了两句，便登车而行了。和上次一样，鲁成公只带了季孙行父出征，同时命仲孙蔑留在曲阜，镇守公宫，以防不测。当时，晋军驻扎在郑国西部，鲁军驻扎在郑国东部的督杨（地名）。鲁成公一来没有太多战争经验，二来担心后院起火，不敢贸然穿过郑国的领土去与晋军会合。

份工作没有前途，加上身上的担子也没了，因此他动了去外面的世界看看的念头。这之后，他虽在上海做了一段时间的助理会计，但最终还是踏着兄弟的脚印去了日本留学。由于自身条件太差——文化低、年龄大，甚至准备工作也没做到位，陈其美没能进入正规军校，只在一些野鸡大学——东京警监学校、私立东斌陆军学校厮混了一段时间。虽说是混，但他也没有浪费生命。1906年冬，陈其美在日本加入同盟会。此刻他属于边缘人物，是小弟。1908年，陈其美被同盟会派回国内，发动革命。1909年，陈其美在上海设立机关，经营革命。此刻他是主要人物，是头头。在参加革命的这些日子里，陈其美同志积极发挥自己的天分和专长，走出了一条具有陈其美特色的革命道路。特色一：以黑暗之境导入光明，用黑暗的暴力维护光明的正义。陈其美长期混迹社会，办事能力、交际能力很强，在上海滩混得很开，因此他效仿革命领袖孙中山打入青帮内部，引青帮成员为己用，戏院、茶馆、澡堂、酒楼、妓院从此成为陈其美先生闹革命的办公场所。特色二：五年武术无数兵。陈其美派手下请来大侠霍元甲，创办了近代中国妇孺皆知的精武体育会（精武门）。他的计划是以五十名青年拜师霍元甲，半年学成，然后每人再分散培养弟子五十名。若以此类推，五年之后，陈其美的革命兄弟将高达数十万亿，即便把全部地球人拨给陈其美训练都还不够。换句话说，五年之后，全人类都是陈其美的革命兄弟姐妹，全世界直接一统，革命直接成功！可惜这项伟大的计划因霍元甲很快故去而搁浅。虽然陈其美的方法很有特色，但效果不是很好，因为没能经受住实践的考验，打了败仗。前面说到光复会李燮和与同盟会陈其美相约起义，但陈其美并没有如约起义，而是提前一晚抢先进攻清军，结果手下的兄弟们战斗力不行，不但未能拿下清军，反连累陈其美自己被清军捉了。据说清军使了一个狠招对付这位革命家，将其绑在茅坑与屎尿亲密接触了一夜。陈其美同志之所以抛开李燮和同志单干，是因为两个原因。原因一：同盟会和光复会不和。如果让光复会拿下上海，而浙江作为光复会的大本营，也很有可能落入光复会手中，这样的话，十分不利于同盟会争取革命的领导权。因此同盟会内部希望自己人陈其美拿下地位极其重要的上海作为革命大本营。原因二：陈其美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做上海都督，因此他想抢光复上海的头功，若拥有头功，做上海都督的希望更大。虽说陈其美比较阴暗，好在李燮和很大度。李燮和收到陈其美失败的消息后，二话不说，连夜率军起义。一夜激战，打垮清军，救出陈其美，上海也在他的领导下光复。本来按照功劳，李燮和是当仁不让的都督人选，可事情远没那么简单。实际上，参与上海光复的有三股势力——李燮和的光复会，陈其美的同盟会，还有上海本地的绅士商人团体（立宪派）手下的武装力量——商团。李燮和是湖南人，因此上海绅商坚决反对李燮和这个外地人出任上海都督。上海绅商本来也不打算支持陈其美，毕竟陈其美也是外地人。但一来陈其美在上海奋斗了若干年，档案、劳动关系、党组织关系都在上海，远比李燮和与上海的关系亲密；二来这些绅商实在接受不了陈其美手下的青帮小弟们热情而努力的游说方式——威逼恐吓。于是只好半推半就地同意支持陈其美出任上海都督。最重要的是，陈其美本人和同盟会早已将上海都督看作囊中之物，又岂会拱手让人。陈其美表面上说自己不会参选上海都督，背后却在没有通知光复会以及李燮和的情况下，提前把都督选举大会给办了。选民几乎全是他的人，选票几乎全部写着陈其美的名字。陈其美以绝对多数票的优势光荣“当选”上海都督。这可把李燮和气得半死，好在李燮和顾大局，没有跟他拼命。要不然革命还未成功，革命党内部就要为争权夺利撕破脸皮。上海光复，近在咫尺的浙江省立宪派头头汤寿潜在光复会支持下，当上了浙江都督。上海、浙江已经光复，起义军旦夕就要杀来，隔壁的邻居江苏巡抚程德全害怕了。要说这个程德全多少也是个名人，苏州寒山寺的“寒山古寺”四字就是他写的。此人很有意思，大家光复他也光复。不过他光复的过程比较好玩，他让人把巡抚衙门的牌子摘掉，又从大殿边角挑下一块瓦来，“嘭”的一声，着地粉碎，就算“革命”过了。这种别开生面的、不流血的“和平解放”，也算是为保全江苏生灵做出了贡献吧。除开上面这位顺大势的英雄外，其他各地政府官员的脑子也不是猪脑子。清朝的日薄西山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这时眼瞅着中央政府大军竟然拿不下小小的武汉三镇，大家哪里还有心思抵抗，基本是起义军一到，三招两式就放弃抵抗。更有甚者，广西与安徽的巡抚直接宣布独立，说我也革命了。革命党说不行，不许你自行革命，必须由我来革你的命。革命党说到做到，广西、安徽被武力光复。在大清龙旗的频频落地声中，朝廷的支持者越来越少，不过也不是没有反抗的。福建总督旗人松寿就不识时务，发誓顽抗到底。不过，松寿手下的旗兵不像他的豪言壮语那般顽强，很快就被同盟会会员彭寿松和许崇智领导的起义军击溃。松寿见大势已去，吞金自杀，成为第一个自杀殉清的官员。福建落入革命党人的手中。随后，同盟会的“支那暗杀团”出手，炸死了朝廷刚刚派来的倒霉蛋广州将军凤山。手下没了能带兵打仗的人，两广总督张鸣岐知道大势已去，还是保住小命要紧。于是在接受立宪派“和平独立”的要求后，逃到租界。11月9日，同盟会的胡汉民从香港赶回来做了广东都督。胡汉民当上都督后，同盟会的革命党人蜂拥而至，齐聚广州。广州从此成为革命的大本营之一。11月11日，萨老师眼见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压力很大的他在黎元洪又一封来信的感情攻势下，遂将水师交给汤芗铭，撂下挑子，到上海“养病”。萨老师刚走人，汤芗铭就带着军舰投了革命军。打响“保路运动”旗号的四川反倒动手晚了，11月27日才宣布独立。同日，皇族中最开明、最能干的端方死于入川武昌新军发动的兵变。魂归蜀道，万古同悲！这帮人之所以急切地杀死能力人品都不错的端方，无非是急求摆脱先前入川镇压保路军民的干系，出于革命的心思应该不多。如此一来，南方各省在辛亥年12月前基本都已宣告独立。让朝廷稍微感到安慰的是，两江总督张人骏（张佩纶的侄子，张爱玲的叔叔）、将军铁良以及江苏提督“辫帅”张勋仍对朝廷忠心耿耿，尽管南京兵少城孤，但还是在四面楚歌中顽强地和革命军对抗。但是，进攻南京的江浙联军却也不屈不挠，总司令徐绍桢带领镇江、浙江、上海革命联军向南京发起猛攻。张勋也算是有几分能耐，他督率着手下的辫子军与革命军对垒，开始倒也不吃亏，只是最后实在是打不过了，只得带着他的人马开城逃走。于是，南京在革命军起义二十四天后也落入革命党的手中。接下来，来自四面八方的革命军云集南京，人数高达三十万。数目有些吓人，然而素质参差不齐，有正规军人，有帮派大哥，有绿林好汉，也有普通百姓……总而言之，良莠不齐，害得史书都称之为“民军”。不过在本书中为了风格统一，还是称作革命军吧。北方的情况也不容清政府乐观。山东巡抚孙宝琦这位庆亲王奕劻的儿女亲家，居然也在风潮中宣布独立，这可真是让朝廷心寒不已。好在孙巡抚后来良心发现，又宣布取消独立，上演了一场闹剧。琼瑶的爷爷陈贞瑞可不是写言情小说的，他也是一名革命党。1912年3月11日，此人跟随领导黄钺在秦州宣布独立，成立甘肃临时军政府。如此一来，全国二十三个行政省，十五个省宣布独立，只剩下台湾（割予日本）、河南、山东（先独立后又取消）、东北三省、直隶、新疆还没有光复，大清帝国的坠落之势已经不可阻挡。第四章最大公约数

救世主

其实，在大清局势还未彻底糜烂，朝廷还未四面楚歌的时候，载沣就已在琢磨解决办法，他是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大清帝国就此玩完的。确切地说，早在清军主力于湖北前线磨磨蹭蹭、出工不出力的时候，载沣就已开始积极开动脑筋想办法：军队指挥不动，各地欲效法湖北，怎么办？！怎么办？！就在载沣急得团团转的时候，袁世凯的老关系户奕劻同志及时出现了。奕劻给载沣提了一个很犀利的建议：“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北洋军。前线需要北洋军去灭火，中央也需要北洋军的忠心护卫——北洋系遍控关隘，如北京、直隶、山海关、济南、锦州等地都有北洋军驻防。只要解决了军队的问题，其他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要不咱们还是请老袁出山吧，他调教出来的部队他自己还指挥不动吗？”载沣听完之后，脸上闪过一抹难堪的红色，毕竟袁世凯是他辞退的，现在要他请袁世凯回来，这不是打他的脸吗？从个人感情上讲，他十分讨厌袁世凯，但目前就要失控的局势又不容他错失这最后的一根稻草。载沣进退两难。自己拿主意拿惯了的载沣，这时候突然灵光一闪，他想起来还有一尊菩萨可以替自己分担火力。于是他找到嫂子隆裕太后，请她拿个主意。在如此关键的时刻，大好人隆裕太后自己也是六神无主，哪里能给载沣什么好建议。结果隆裕只好召来“高级顾问”皇族内阁协理大臣（内阁副总理）徐世昌。接下来，是徐世昌的表演时间。隆裕太后的声音一如既往的轻柔：“徐爱卿，你说现在该怎么办是好？”徐世昌当然早有主意，但因为演戏要按套路出招，所以太后问起来，徐世昌先是一句“臣不敢说”。再问，又是一句“臣不忍说”。最后再问，就是“臣不得不说”。那说什么？徐世昌先生摆出一副忠君爱国的表情，以万分诚恳的语气对隆裕说道：“咱们应该引虎自卫，请袁世凯出山。而且，朝廷必须给予袁世凯全权，方能处理当前局势。”隆裕太后被忽悠得不住地点头称是。一天后，朝廷正式向袁世凯伸出橄榄枝，是一封电报：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处理剿抚事宜，湖北军队及各路援军归袁世凯调遣，配合荫昌、萨镇冰作战。但是，袁世凯愿意接手这个烂摊子吗？……有那么一种人，当他在你身边时，你不觉得他特别，但当你需要他时，他却已不在你身边，这时你才知道他的重要性。很不幸的是，对载沣来说，袁世凯就是这种人。1909年到1911年，在袁世凯被退休的近三年里，他的声望居然比在位的时候还要高。武昌起义发生后，所有人，包括朝廷和革命党都觉得袁世凯是挽救局势的最佳人选。是不是很神奇？其实没必要大惊小怪，因为袁世凯身上有八个别人没有的好条件。条件一：汉人。革命党主张驱除鞑虏，他“被退休”被看作满人打压汉人的证据。条件二：当下最精锐的军队——北洋军的精神领袖，这是稳定局势的保障。条件三：官僚队伍中的改革旗手，渴望改革的立宪派喜欢他。条件四：和朝廷的关系还算可以，朝廷还指望着他力挽狂澜。条件五：跟列强的关系不错，属于列强最佳代言人，能保护列强的在华利益。条件六：业务熟练，过去的荣誉和工作经验都是有力的证明。条件七：老百姓希望有一个强势的人物出来摆平一切。辛亥革命后，他们天天担心南北战争。不动家伙，过和平的日子，这对老百姓来说是硬道理。条件八：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条件！不极端，不保守，各方都能接受，属于最大公约数。这么看来，在当前局势下，袁世凯的确最有希望成为那个挽救局势的“救世主”，因为他的地位和作用无人可以替代。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条件武昌起义没几天，朝廷电报已到，要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袁世凯的手下们听说后，都兴冲冲地前来道贺。袁世凯却连头都不抬，他看了看电文，随手置于几上，淡然道：“现在不是道贺的时候。”他在装吗？也是，也不是。袁世凯轻轻叹了一口气：“现在时机还未到啊！”多年的宦海浮沉，让他懂得了火候这东西，时机很关键，太早或太晚，都不行。随后，袁世凯电复朝廷，说自己浑身是“病”，不仅老腿病未好，左胳膊也坏了，气喘发烧高血压一并都来了。不过，一旦身体能够带病工作，他就立马出山上班。（……臣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去冬又牵及左臂，时作剧痛……近自交秋骤寒，又发痰喘作烧旧症，盖以头眩心悸，思虑恍惚……一俟稍可支持，即当力疾就道。——袁世凯奏折）载沣虽然脑筋转得不快，但也不算太笨。他知道袁世凯找借口不肯出山肯定是要开口提条件。好吧，我倒要看看你能玩出什么花样。徐爱卿，你去和袁世凯当面谈谈吧，打探一下袁世凯的想法。于是，在武昌起义爆发十天后，袁世凯的老朋友徐世昌乘坐专列来到了南阳。两个人见面之后没有讲诸如今天天气很好啊、你好像长胖了之类的寒暄话，一点也不玩虚的。徐世昌直接发问：“你打算向朝廷开个什么价？”袁世凯感慨地笑了笑：“菊人兄，还是你懂我！”随即拿出了一份整理好的单子，只见上面写着：一、明年召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宽容参与此事件诸人，释放在押政治犯；四、解除党禁；五、须委任袁世凯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六、须予袁世凯十分充足的军费。很明显，这是经过袁世凯的幕僚团队精心策划的。前面四个条件都是用来争取人心，与相关人士建立统一战线。袁世凯在当时算是左派人士，因此团结左派（立宪派）和极左派（革命党），最大限度地孤立极右派（朝廷），便成了他建立统一战线的一大法宝。开国会和组织责任内阁，既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也是为势力越来越大的立宪派说话。宽容参与此事件诸人，释放在押政治犯，解除党禁，则是为革命党说好话。不过这个要求实在是大胆，国人都知道，庇护“叛乱”等拆台行为就是打朝廷的脸，而朝廷是最要面子的，谁要敢打它的脸，它就要谁的命！很多政治家都知道这个是老虎屁股，都不敢去摸，所以这一项目一直以来都是空白。袁世凯的这几个条件，算是彻底地填补了这一空白。客观地说，虽然前四个条件有很强的目的性，不过也算是一个不错的政治家为促进国家进步而开出的条件。最后两个条件尤其重要，军事大权和钱一定要拿到手。谁都知道谈权和钱最易伤感情，但是没有权和钱是万万不行的。与袁世凯合作多年的徐菊人一眼就看穿了这六个条件的本质所在。徐菊人的手指轻轻地落在了第六个条件之后：“项城，咱们是不是应该在这里再加上一句，六条缺一不可，否则绝不出山？”言毕，两位并肩作战多年的哥们儿会意地开怀大笑。因为他们很有信心，载沣一定会答应所有的条件。出山载沣很快就看到了袁世凯的条件，愤怒指数当即成功地攀升到历史新高：“袁世凯，我要把你大卸八块以泄心头之愤！”正在载沣暴走之际，湖南、陕西独立了。无比的惊愕遏制住了载沣心中的暴怒。他慢慢冷静了下来。冷静下来后，他决定满足袁世凯的后两个条件。1911年10月27日，朝廷下诏召回荫昌，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授袁世凯全权指挥所有平叛军队，并特别说明，陆军部、军咨府（参谋总部）不能对袁世凯指手画脚。六个条件缺一不可的袁世凯仍然没有答应。袁世凯和载沣就这么僵持了下来。屋漏偏逢连夜雨，破鼓总有万人捶。两天后的10月29日，发生了两件大事，打破了局势的平衡。第一件事情，阎锡山造反了，山西光复。第二件事情，北京附近发生了一起兵变，史称“滦州兵谏”。之前提过的“北洋士官三杰”张绍曾、蓝天蔚、吴禄贞在河北滦州（今唐山）发动兵变，截留朝廷军火，威胁朝廷立宪。这三人向朝廷提了十二条要求，核心内容跟袁世凯提过的前四条条件相似。末了，还威胁载沣，如果敢道半个不字，他们马上杀奔北京，绝无讨价还价之余

亚洲无码23p该很清楚，近在咫尺的卸磨杀驴行为换了谁都得心寒。郭药师并不是孔门弟子，凭什么要求他像后来的武穆王一样？这个指责没道理。郭药师降金，被重新任命为幽州城防司令，另外赐给他金牌、完颜氏的姓氏。这些待遇远远超过了宋、辽两国曾经给他的好处，让他这一次的投降加倍的舒适愉快心情大好。于是，他进一步有了新的表示。他建议完颜宗望大胆穿插，根本不必去管宋朝河东的精兵，一来有完颜宗翰的西路军去牵制，二来宋朝的军队和官场一样烂熟了，从来只顾自己死活，绝不理会旁边的安危。当此时，应该全速渡过黄河，过河之后一马平川，都是金军骑兵的天下。这是郭药师当了三年宋朝将军积累下来的业务知识，每一点都戳中了宋朝的软肋。当然，河东那边儿最精彩的事他是料不到的，别说是他，宋、金两方面都被震撼了。义胜军叛变了。叛变成了流行词，不仅降军复叛，连宋朝本国的军队也争先恐后地倒了过去。义胜军是宋朝得到燕云区域之后就地招募的一批民兵，大约有十几万人，参与河东的军事布防。宋朝从内地拨款养他们，这期间难免压缩了河东正规军的军费。时间一长，正规军愤怒了，生活质量全面下降，民兵抢了正规军的饭碗！一怒之下，难免骂街，各种威胁式的垃圾话喷了出去。义胜军听见了。他们不是宋朝内地的居民，是刚刚接收的原辽籍汉人，归属感本就不强，面对可能的危险，这帮人直接选择了叛变。金兵的西路军两天之内连下朔、代两州，全是义胜军内部搞鬼，朔州是他们在战事正酣时打开了城门，代州更直接，他们把守城的将军给绑了，送到完颜宗翰的面前！西线是这种局面，就算河东军想支援河北也做不到，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完颜宗望直扑黄河。而在黄河之前，宋朝还有几座河北路的军事重镇。保州（今河北保定）、中山府（今河北定县）、北京大名府等，它们是最后的屏障。当战火烧到保州城附近时，消息终于传进了赵佶的耳朵里。这是个奇迹吧，局势已经到了当年澶渊大战的程度了，宋朝的皇帝居然才刚刚知道！之所以会这样，一来是到了年底，每年的郊礼在即，每个官都盼着大红包呢，谁拿烦心事去恶心皇上？二来是赵佶本人曾经下过御笔，谁也不许“妄言边事”，破坏大好局面。于是，谁都憋着，下边的告急求救信堆成了山，也坚持不去打扰皇上……这时问题捂不住了，一下子让宋朝全体上下都跳了起来。每当读史看到这一段，我都忍不住欢呼。好，实在太好了，这是二十年以来最大快人心的事，这是战报，是噩耗，是不醒的梦魇的开始，但也是让人振奋的喜讯！看看下面一连串发生的事，相信每一个正常心理的人都会笑得很开心。先是赵佶被吓傻了。这个顶级的公子哥继方腊起义事件之后，不得不下了罪己诏，把自己犯过的错一一历数，记忆力空前好，哪件也没落下。接着，他把花石纲、应奉局等一大堆的混账衙门统统关闭，把骗来抢来的地契还给百姓。这些做完了，他派出使者去向金国求和。陕西转运判官李邺带着万两黄金上了路。几天之后回来，金子不见了，求和被拒绝，问他都见到了什么，这人的回答很好玩。他一定是个新物种，受到极大的惊吓之后居然文采大发，这样说：“金军人如虎，马如龙，上山如猿，入水如獭，其势如泰山，中国如累卵。”赵佶更害怕了，这直接导致了狂欢的开始。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段里，之前所有不可一世的大臣权贵豪强们，如蔡京、童贯、梁师成、王黼、朱冲、朱勔等人都原形毕露，他们是什么，都只是些在体制内部作威作福狐假虎威的废物！第十九章靖康最先倒台的是蔡京。恐惧是最好的清醒剂，赵佶惶惶不可终日，回想前尘，他一下子想到了谁是始作俑者。蔡爱卿……没有你，哪有今天？他派人去蔡京家，勒令蔡京写辞职报告，从此退出官场，不许在体制内生存。这就是赵佶所能想到的最凶狠的报复了，他仍然没想过要杀人，哪怕是罢官，也准许蔡京自己辞职。而且，他派去的人很有趣，一个是童贯，另一个居然是蔡京的长子蔡攸。蔡氏父子真是对活宝，老爹倒霉，儿子居然要亲眼见证。更好玩的是双方见面的时候，童贯说明了来意，蔡京就哭了，这时他七十九周岁了，白发苍苍老眼昏花，觉得自己特别的委屈。他哭着对童贯说：“皇上怎么就不允许我再过几年好日子呢，这一定是有人在诬告我。”童贯板起了铁脸，吐出来三个字，“不知也。”到这地步了，蔡京仍然不死心，他继续哭，对两位钦差大臣说：“……我忠心耿耿，二公要为我说句公道话啊。”话一出口，周围一片笑声。蔡攸是他儿子，居然被尊称为“公”。蔡京从此退出了官场，其他的人还在观望中，突然间传来了一个消息，把一切的侥幸心都狠狠地摔得粉碎。北方前线传来最新战报，金军在保州、中山府遇到顽强抵抗，无法攻破，完颜宗望当机立断不再纠缠，率领金军绕过了这一带，直奔黄河北岸。计算路程，只需十天，就会杀到开封城下！十天……开封城一下子全都乱了，每个人都跳了起来，寻找各自的生路。富商们、百姓们、部分官员们紧急租车雇船南逃，做皇帝的也想到了这一招。赵佶想逃，不是那么简单，怎么逃、逃向哪里，开封城是不是不要了，留下谁守城看家连带着阻挡金军当盾牌，这些都要考虑到。区区十天之内，这些都得做完。赵佶想到了大儿子赵桓。赵桓，生于公元1100年，这一年二十六岁。看资料，他是幸运的，同时也是悲哀的。说幸运，他是宋朝自宋仁宗之后唯一确立的皇太子。除他以外，英宗、神宗、哲宗、徽宗，哪一个都是上一届死了，临时竞争上岗的。说悲哀，在荣耀的背后，他没有半点的幸福。首先，他的妈妈去世太早了。他的生母王皇后，是赵佶的第一任太太，他能荣膺皇太子大位，也是子以母贵。但可惜的是，王皇后死得太早，年仅二十五岁就走了，留下他孤零零地活在皇宫里。那一年，赵桓年仅九岁。悲剧开始了，赵佶有了第二个皇后郑氏，郑氏也生了皇子，叫赵楷。赵楷被封为郓王，迅速成为父亲最宠爱的儿子，爱的程度达到把祖宗家法都改了。宋朝规定，“宗室不领职事”，永远只吃白饭，赵楷却当上了提举城皇司，不限早晚，随时出入大内。明眼人都看出来了，赵楷总有一天会取代大哥，当上宋朝皇帝。这也是林灵素敢在皇宫里骑着青牛跟赵桓抢道的原因。这样长大的皇太子，是非常合适的替死鬼嘛。赵佶思前想后，慎重考虑，决定迅速把赵桓推上前台，由他去当肉盾，自己带着郑皇后、郓王远逃江南。赵佶下令，任命皇太子兼职开封牧。这个任命下达之后，他要逃跑的事就再也捂不住了，京官们都活动了起来，上至宰相下至门吏都回家打包收衣服，好跟着皇上一起跑路。当此时，却有一个人逆着人流，走进了皇宫。泱泱大国，无论人才凋零到何种地步，总会留存着一丝火种，去照亮民族前途的。这人是给事中、权直学士院兼侍读吴敏。他对赵佶说，逃跑是可以的，但事情要做好。开封是京城，不仅是社稷宗庙所在，更有百万子民的生命，无论如何要处理完善。你想让皇太子留守是吧，那就得给出相应的名分。有皇帝在，皇太子命令不了军队；只是开封牧，没法号召全国支援京城。为今之计，最起码的权限是监国，最好的位置是皇帝。也就是说，吴敏要赵佶禅让皇位，从此滚下神坛。并且他着重强调了一下时间，仅有十天，金军就会杀到开封城下，那么皇位的交接必须要快，三天之内必须解决，不然新皇帝没有时间收拾烂摊子。赵佶一切同意，当天他们两人谈了很久，把之后需要做的事都想到了，包括退位的理由。必须要有突然性，还得很合理。于是，只有一个理由了——病倒。宋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宋朝君臣聚在一起开会，赵佶突然间拉住了蔡攸的手，哭着说了一句话：“朕平日性刚，不意金人竟如此猖獗！”说完，他立即昏迷，从床上翻到地下。皇宫大乱，御医瞬间赶到。抢救了好一会儿，他醒了，发现右半边身体失去知觉无法动弹。御医确诊，他中风了。这样的身体明显没法再继续皇帝的工作，他看了看左右，所有的宰执都在场，可没人敢说话。这时，他提起了左手，以笔代言，说他“已无半边身也，如何了得大事”，只有皇太子立即继位，他以“教主道君”的身份退隐龙德宫，从此不管世间事，国家才有转机。于是，赵桓出场。这是个标准的突然袭击，事前赵桓一点消息都没有得到，突然间被告知老爹昏倒了，病得很重，他一步三跌地跑了过来，没有缓过神来，突然间又被告知你现在是皇帝了！赵桓蒙了，凭着本能，他极力拒绝。搞什么，从来没给过好脸，一下子把皇位扔了过来……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他拒绝，赵佶强迫。父子俩在病床前讨论了一下什么才是“孝”。父亲写：“汝不受则不孝矣。”儿子说：“臣若受之，则不孝矣。”关键时刻，皇后也出现了，说：“官家老矣，吾夫妇欲以身托汝也。”老……赵佶是很老，他今年都老到四十三岁了！不管怎么说，赵桓就是不当这个皇帝。赵佶火了，给脸不要是吧，拉出去。几个内侍一拥而上，架起赵桓就走，目标福宁殿，大臣们在那儿等很久了，到了就即位。赵桓玩了命地挣扎，根本无效，没人把他当什么新皇帝，他激动过度昏了过去，也没用。昏了吧，让他自己醒过来。醒了吧，架起来再走，目标福宁殿。赵桓就是这样被架到了文武百官的面前，再经历了拒绝、强迫、就范，才当上了宋朝的第九位皇帝。这些事情都发生在二十三日当天。赵桓当上了皇帝，向四周看了一下，谁是员工呢？员工们都很忙，要去龙德宫向道君教主请安，要陪护，要安慰，很久之后才会顺道去福宁殿看一眼新皇帝。看完，基本就可以散了。赵桓发现没人帮他办公！就连一直为他的上位奔前忙后的吴敏都不见了，这位给事中先生起草禅位诏书时曾被问过，以后是跟着新皇帝混，还是跟老皇帝走？吴敏很愤怒，说他建议立新皇帝不是为了自己的前程，是为了老皇帝的出路、整个国家的安危，如果就势跟了新皇帝，那么当初的动机是不是很龌龊？你们现在问我这个，是不是更龌龊？于是，没人问他了。赵桓差点又哭出来，这不真成了替死鬼肉盾牌吗？闲得心慌，就手翻了一下这些天的应对措施，他突然间吓得魂不附体，死去活来。他看见有这么一条，全京师的禁军精锐都派出去了，到黄河岸边的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南）驻守。……想在那儿顶住金军吗？北宋京城里的禁军是开封城最后的依仗，这种时刻居然派了出去，想和金军来场野战对决吗？如果挡不住的话，偌大的京城由谁来守卫？何况看一下领军的人物，是内侍、威武军节度使梁方平，一个太监。这都是什么人出的昏招。宋朝到了这种时刻，居然是这种局面，纵然秦皇汉武复生又能怎样，难道能自己挽袖子亲自上阵吗？手边总得有人才能去办事。这个人是存在的，由于种种原因，之前他一直隐身在别人的身后做事。直到这时，才由那个“别人”推出来。吴敏，他想了想，在走之前又转回身告诉新皇帝，他之所以那么坚定地提出皇帝内禅，是一个人的提醒。那人名叫李纲。李纲，字伯纪，生于公元1083年，祖籍福建邵武人。在公元1112年时他考中了进士，工作了五年之后，当上了监察御史兼权殿中侍御史。这个官很不小，能站在金殿上给国家挑错了。于是，李纲的人生开始坐电梯。这个人秉性刚烈疾恶如仇，看不惯的事太多了，而当时六贼当朝，除了没法看的事之外，根本没别的事。李纲向恶势力宣战……李纲被恶势力下放。他成了一个闲散小官——起居郎。被重创的李纲没有沉沦，当起居郎也有话要说。公元1119年时京城发大水，他趁机上书说这是因为京城里阴险小人太多了，提请有关当局注意。有关当局很注意，他被踢出京城，到南剑州的沙县管税务。到这里，李纲坐电梯的速度堪称创了纪录，短短的七年之间，他从一介考生升到了国家纪委主要干部，又迅速下滑，到边远地区负责毛分级别的税收，这种落差，比当年的电梯王寇准还要大得多。可他根本不在意，平稳、平静地在外县生活着。六年之后，命运把他召回开封。电梯又升了，把他带到了太常卿的位置。这仍然是个闲散的官，负责国家的礼乐、郊庙事务，说白了就是个场面活儿，给国家的大型户外演出节目增光添彩。当时是公元1125年的八月份，距离金军伐宋还有一百天左右。百日之后，金军逼近，举国慌张，冠盖满京华，全都成了缩头乌龟，没一个能提出起码的对策来。整个民族的上层建筑全体烂透了，当此时，不必是一个有能力有抱负的中国人，只需要是个有脾气的中国人，应该怎么做呢？李纲选了个最直接最彻底最大逆不道的方法，要赵佶彻底下台，给好人腾地方。可是他的官太小了，声音根本达不到上层，所以他找到了吴敏。吴敏的官也不大，但兼职侍读，和赵佶走得非常近。力挺赵桓上台，给宋朝换一个最高领导人，这是李纲能想到的最好办法了。客观地讲，在这一点上，金军帮了他的大忙，要不然赵佶肯定至死不放权，最多只给赵桓一个监国的名分。那样的话，啥事也不顶。赵桓紧急召见了李纲，向他咨询这时的国策。李纲很清醒，他非常明白地告诉新皇帝，金军来犯，不外乎五个目的。一，上尊号；二，归还叛逃的金人；三，增加岁币；四，犒军；五，割让土地。这五点里，尊号可以给到之前辽国的程度，也就是称“兄”；金人可以归还，而且不要藏私自找麻烦；岁币已经加倍，况且金军把燕云重新收回了，没理由再增加；犒军是题中之意，得给，但要有限度；至于土地，尺寸不予外人！赵桓很兴奋，看年龄，他这时是二十六岁，没经过大事，平时活得还窝囊，基本上没有自己的主见，属于一捧就高兴，高兴能上房；一吓就倒塌，塌了扶不起的状态。这时，他兴奋，觉得李纲是上天赐给他渡过难关的人，立即就给了他新的头衔。兵部侍郎，马上就职，去研究开封的城防问题。李纲却高兴不起来。他是有职位了，却没有实权，更没有威望。在这个时刻，一个突然冒升起来的小官，在一个仍然由蛀虫、懦夫、奸贼组成的政府里能起什么作用呢？谁会听他的话？关键时刻，一群本来与体制无关，与政治无关的年轻人站了出来。他们给了李纲，给了新政府最大的帮助。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这些人，就没有之后李纲的成绩，甚至赵桓也坐不稳这个突然间硬塞过来的皇位。太学的学生们。太学，是宋朝官方开办的最高学府，相当于今天的清华、北大与中央党校的结合体。它是为了官场准备后备力量而存在的。在这个性质上可以看出，它的学员们必须紧跟着宋朝官方的脚步，一切行为以最高当局的利益为准绳。归纳成一句话，就是官场的下属，是当局，也就是蔡京、童贯等人的尾随者。但是这时，他们走出了学校，自发集会游行，要求国家严厉惩办祸国殃民的六贼！他们的领袖名叫陈东。陈东，字少阳，镇江丹阳人。生于公元1086年，家族往上数五代，都是传统的儒生。他自己在这方面做得更到位，看年岁，这时他已经三十九岁，比李纲只小三岁，还是一个太学生。不是他不好学，更不是他成绩差，而是他天生就不是个官胚子。陈东成名极早，洒脱不拘，在知识学者界很有名望，结果每一次聚会上，他都成了太阳。他把蔡京、童贯一伙人的罪恶挂在嘴上，到处宣扬，煽动弹劾，他这么搞，谁敢往他身边坐呢？结果，太阳越来越亮，他的出路越来越窄，临近不惑之年，仍然在学校里当学生。当此举国大难临头时，陈东的头脑非常清醒，在宏观角度上去看，目前的局势是用导致腐败的政府去挽救腐败到烂的国家，这纯粹是找死，没有一点点成功的可能！体制内全烂掉，只能用体制之外的力量去解决。用什么呢，环顾周围，他只

大兵站在山里呆呆地出神。这就是现实，这就是赤裸裸的争名夺利。他有什么好说的，哪怕他叫韩世忠，也无济于事。每一个白手起家的大人物，在刚起步时都有一本辛酸的血泪史。在这时，岳飞得去种田当保安，韩世忠被白白抢走了功劳。从这一刻起，他真正明白了这个世界的真相，太丑恶了，太卑鄙了！但可贵的是，韩世忠却没被现实击倒。他只是长了心眼，以后小心些，并没有随波逐流，变得跟这个世道一样的厚黑无耻。方腊起义失败了，他被押到开封砍头。关于这次起义，还有两点要说的。第一，一直存在一种论调，说方腊的起义是自私的，为了他个人的名利而已，并不是什么受苦受难没法活才反抗。理由是他家里有漆园，远没到吃穿无着被迫选择的程度。我想这实在是无稽之谈，谁规定的只有最低层、最受压迫的人才能代表正义？活见鬼！第二，宋史里说到方腊起义，最后一句是：“方腊作乱，破六州五十二县，杀平民二百万。所掠妇女，自贼洞中逃出，裸体吊死在树林里，百余里之内相望不绝。”太邪恶了，太卑劣了，太恶心了。注意，我说的不是方腊。方腊起义的确杀了很多人，这一点相信让方腊自己说，他也不会否认。但是关于妇女的事，就太无耻了一些。第一，他到底抢了多少女人，吊死之后能变成绵延一百多里，也就是五十多公里，多长的风景线？他就算把那六州五十二县的女人都抢光了带回来，能达到这个数字不？第二，那是一百多里长啊，相信那些受苦受难的妇女们是真的逃出来了。请问，受罪的时候不死，逃出来了反而上吊，这是啥心理呢？并且，最远的都逃出去一百多里路了，才想到死，她不会是恐龙吧，反射神经超长，一个念头星期一产生，到周末了才下达到肢体上！一百多里路，要走多少天才能走完？一百多里路……青溪县到底多大，青溪县的山到底多大？第十六章燕云梦魇童贯很荣耀地回到开封城，他想歇两天了，可是他突然发现，一个更大的战场等着他。在这个战场上，危险真正笼罩了他，就算再多一百万的军队，也没法替他挡灾。皇帝和首相一起恶搞他。仗打赢了，方腊就在开封城里被砍头，这让赵佶很舒爽，嗯，反抗我的都去死！可是生活呢，他的日子里不能少了奇异的石头、艳丽的花朵，它们必须每天换着花样地出现，不然他会无聊寂寞。这个想法和王黼不谋而合，王黼是花石纲的总纲头，花石纲是他比皇帝还要优越的生活的来源保证，他比谁都盼着让花石纲立即恢复。可是，童贯反对。说来童贯也算是六贼中的一个异类。他和所有的权二代、富二代都不一样，也和蔡京不一样。蔡京是看破世事惊破胆，宁愿毁却百年身。他从最厚黑的政治旋涡里爬出来，为了生存改了初衷，变成了一个宁负天下人、不负好前程的坏人。他的本质是胆小鬼，他怕凄凉落魄的日子。所以，他成功之后，总是缩在富贵的天地里，绝不再去见人间的疾苦。童贯不行，他要带兵，要去打仗，他的生命里无时无刻不出现着尸横遍野、饿殍满地的惨状，人间的地狱他见得太多了。他终究不是杀人魔王，没法做到毫不动心。比如这时，他长叹了一声，说：“东南人家的饭锅还没支稳，就又想干这种事了？”说这话时，他很是失望，赵佶和王黼更是难堪，他们都是聪明人，非常清楚童贯这是在骂他们——浅薄的小儿，伤疤才好就忘了疼，还搞花石纲，不怕再次激起江南起义吗？面对难堪，赵佶忍了，童贯劳苦功高，刚刚立了大功，不能驳他面子。但是王黼怒了，老东西，你晕头了吧，俺们是坏人耶，你见过坏人堆里也尊师重道吗？搞他，趁这机会踢开这块绊脚石，越过宋朝恶人榜的前两名。王黼拿了一张纸去见赵佶，上面写着童贯在江南发布的那道诏书。罪己诏，他相信只要赵佶看了这个，自己的目的就会达到。果然，赵佶大怒，既羞又愧更怒，他没忘记当初给童贯的承诺，童贯可以在江南以他的名义发布圣旨，可也不是让你发罪己诏。赵佶是个追求完美的人，是觉得自己美好到需要天地间最美最奇异的石竹花木来掩映的人，怎么能容忍自己犯了错，还向人认错呢？童贯的形象轰然坍塌，就算再有能力，再忠心也没用了，他让赵佶没法面对，只要见面就会觉得羞辱，这还怎么过日子？王黼满意了，他又成功地拆了一个人，搞倒童贯，他的势力会升得更高，甚至会渗透进军队里，成为集政、军于一体的大佬，这是蔡京都没法比的。可是没等他来得及得意，立即就浑身冷汗。童贯反击了，武装太监不仅在第一时间得到了消息，而且迅速做出了反应。具体的招数史书里没有记载，结果是王黼大惊失色，立即投降。投降？罪己诏的事怎么办，影响怎么消除，皇帝的印象怎么抹去？总得有个说法吧。童贯一概不管，谁挖的坑谁去填，王黼小儿，你去想办法。王黼欲哭无泪，这活儿的难度太高了，谁有记忆清除器借用一下，不然只要皇上记得罪己诏，这事儿总有再翻出来的一天。想来想去，王黼想到了一个利己利童贯也利赵佶的好办法。他先去见赵佶，这样说：“陛下，南方平定了，经济复苏了，花石纲恢复了，辽国快灭亡了，您还要燕云十六州吗？如果想，那么得尽快，别被女真人都抢光了。”赵佶既喜又急，“朕要，一定要燕云十六州。”“好，那么童太尉……”“让他出征。”赵佶搞定了。王黼再去见童贯，“太尉，您英明神武，天下无敌，眼前大好机会，您定下的联金灭辽的计划可以实施了，我作为帝国首相全力支持您！”童贯惊喜，“真的？”“当然，在我的建议下，皇帝已经同意了，由您率军出征。”“好！”童贯满意。王黼也满意，联金灭辽，这事办成了，普天同庆，谁也不会再记着罪己诏这块小阴影；要是办砸了，天塌地陷，更大的麻烦面前没人理会小错处。趁童贯高兴，他又加了一句，“太尉，自古打仗费钱粮，为了支持您顺利北伐，我决定亲自接手财政，希望您能同意。”童贯同意。之后，王黼把枢密院踢到一边，在三省设立经抚房，专门为北伐筹款，命令每一个宋朝的成年男丁都要上缴免夫钱，这一项他刮到六百二十万贯。想了想，他觉得意犹未尽，北伐的时候是要过黄河的，那么顺便把黄河也修一下吧。修黄河利在全国，像淮、浙、江、湖、岭、蜀等地的，和黄河不贴边的男丁们也有责任，太远出不着力是吧，那么出钱。每人至少二十贯，这样他又刮到了一千七百多万贯。综上所述，堪称一份罪己诏引发的血案，联金灭辽达到了王黼、童贯、赵佶共同受益的目的。事实上，宋朝也必须得出兵了，计算时间，这时距离上次金国使者离开开封城已经过去了近十个月，战场瞬息万变，辽、金之间的局势早就天翻地覆了。事情从耶律延禧说起。这位仁兄的心态非常好，上京都危在旦夕，他反而很悠闲。他公开对外界宣称，“我和宋朝是兄弟，和西夏是舅甥，就算辽国丢了，到哪里也还是一世富贵。”说完就干，他把大批的金银珠宝打了包，绑在了两千多匹马上，随时准备跑路。这是一个多么天才的皇帝啊，他想用这种方法显示自己很有底气吗？比他更天才的是他的大臣萧奉先。萧大臣再接再厉，在助金灭辽的工作上做出了决定性的壮举。他在这样的紧急关头，把辽国的军政体系彻底搞垮。耶律延禧有六个儿子，分别是晋王耶律敖鲁斡、梁王耶律雅里、燕王耶律挞鲁、赵王耶律习泥烈、秦王耶律定、许王耶律宁。最杰出的是晋王耶律敖鲁斡。主要的妃子有两个，文妃、元妃。文妃生晋王耶律敖鲁斡，元妃生秦王耶律定。这位元妃还是萧奉先的妹妹。萧奉先在国家都将要保不住的情况下，突然间心血来潮决定搞一次宫廷政变，把外甥推上皇帝的宝座。那么晋王一系就必须去死。达到这个目的，政变的范围就太大了。除去晋王本身的实力外，光是他妈妈文妃的势力就超强。文妃有一姐一妹，姐姐的丈夫是宗室人员耶律挞葛里，妹妹的丈夫叫耶律余覩，是辽国当时数一数二的将军，当时正率军在前线和金国人交战。由此可见，晋王体系是多么完整，由内而外，从政到军，全套的家伙都齐全。相应地说，如果真的摧毁了这一切，辽国的军政实力立即降档。当此国难之时，这么搞纯粹是自杀行为。可萧奉先不管，他的眼里只有自己家里这一小撮人的幸福。为了小家毁大家，这是宋、辽两国的败类们共同的想法。萧奉先一个人干了蔡京、童贯、梁师成、王黼等所有人的活，他的业务水平之高，实在是那个时代里最炫目的存在。机会来了。某一天，文妃的姐姐亲情发作，不可遏制。她先是进宫看望了二妹、外甥，之后又想起了三妹，真是好久不见了啊，无论如何要见到。她带着自己的丈夫去前线，她的三妹、三妹夫都在军队里。这样一幕感人的亲情戏落在全辽国人的眼里，都感叹真是大姐比母，爱得深沉啊。落在了萧奉先的眼里，瞬间就变味了。他去向耶律延禧告发，说晋王系发动了政变，文妃的姐姐先去皇宫联络了文妃、晋王，现在去前线联络耶律余覩，只要军权到手，您只好去做太上皇。耶律延禧立即怒了，他不由分说杀了文妃、文妃大姐、姐夫，只留了晋王一条命，并派人去前线召回耶律余覩……耶律余覩蒙了，他招谁惹谁了，正给国家卖命呢，突然间国家要他的命，这都是为什么？当他清醒过来之后，留下的路只剩下了两条：等死，或跑路。跑到哪儿去？身负如此冤屈，还要躲藏一世吗？耶律余覩一怒之下决定投降金国，借金兵的力量来复仇。就这样，完颜阿骨打凭空捡到了宝贝。清朝是倾全国之力，打赢松山之战后才抓到的洪承畴，从此得到了明朝的活地图，进关后无往不胜。而金国人是毫不费力，由萧奉先倒贴一样地捡到了耶律余覩。耶律余覩满腔怨毒，积极工作，上岗没几天就拿下了辽上京，接着在宋徽宗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的正月里攻破辽中京，速度之快，让完颜阿骨打都不敢置信。原来朕最好的将军居然是辽国人。耶律延禧慌了，辽中京刚被威胁时，他就彻底南逃，逃到了燕云十六州。接到辽中京陷落的消息之后，没等金军杀过来，他立即起身奔向鸳鸯泊（今河北张北西北）。他觉得那儿是块野地，是他平时打猎的地方，一来熟，二来远，金国人应该不会再追了。他低估了耶律余覩的愤怒，耶律余覩脚前脚后就追来了，而且还带来了一个超猛的金将完颜娄室。完颜娄室的地位相当于辽国的耶律休哥，起兵以来号称“常胜”，是金国的军中之胆。他只是缺了一份完颜阿骨打直系亲属的血脉，不然粘罕、兀术之流都只是他的小跟班。如此杀星莅临，换谁都会想着怎样逃跑吧。萧奉先不，他的大脑结构肯定和一般人不一样，他居然找到了一条全新的解决办法。下面是他和耶律延禧的对话。萧奉先：“陛下，追兵又近了。”耶律延禧：“……※#！§÷＄难道我不知道？！”萧奉先：“您知道耶律余覩为什么穷追不舍吗？”耶律延禧：“……※#！§‰※这个不知道。”萧奉先：“这是因为我们中间还有晋王，他是耶律余覩内侄，耶律余覩叛乱之心不死，他是想夺回晋王，另立辽帝，只有这样他才会罢兵。”耶律延禧呆滞。萧奉先：“同理，只有杀了晋王，断了耶律余覩的希望，他才会罢兵！”耶律延禧暴怒，“真的这样吗？全天下人都知道，朕为了辽国什么都可以舍弃。为了救国，为了救民……杀晋王！”晋王就这样死了。以上，就是辽史里赫赫有名的“为国杀子”事件。这件事从构思到发展到结局，无一不是辽国灭亡的浓缩版，耶律延禧和萧奉先紧密配合，真正做到了只要你敢挖坑我就敢跳，只要你敢跳，我就敢再挖坑的良性循环。晋王死了，萧奉先的外甥秦王耶律能终于爬上了辽国皇储的第一顺位，可这有什么用呢，悲愤的耶律余覩有了更大的动力，他无视鸳鸯泊的复杂地形，率军杀了过来，发誓要为两位大姨子、一位连襟、一位外甥报仇。好玩的是，直到这时，耶律延禧仍然没回过味来，他带着萧奉先、耶律能、两千多匹骏马驮着的金银珠宝继续跑路，下一站是辽西京（今山西大同）。他跑，耶律余覩继续追，只要他追，耶律延禧就继续跑。这是上演了无数次的主旋律了，金国人简直是追着耶律延禧跑，跑过哪儿，哪片疆土就到手。自古以来改朝换代，从来没有这么轻松、荒诞、愉快的。辽西京也不是终点站，耶律延禧跑到这儿仍然不放心，他想了想，又一次离开城市跑进了森林，这次够狠，选的地点是夹山（今内蒙古武川西南）。这是一片真正的原始森林了，以女真人的原始程度也不敢孤军深入。追击终于告一段落。这时，辽国五京已经丢了四个，只剩下了南京析津府，也就是燕云十六州里的幽州，现在的北京城。在这里辽国有一部分军队，一整套政府领导班子，外加一个王子。该王子是燕王耶律淳，一个非常不得耶律延禧欢心的苦命孩子。在全民族都遭殃的情况下，他被爸爸抛弃了，扔在金国和宋朝的夹缝里，在理论上注定了必死无疑的命运。但就是这个孩子，给辽国留下了仅存的一点点尊严。在公元1122年前后，他的军队不多，只有六七万人。有两个宰相，都是汉人，分别是张琳、李处温。有一位妻子，封号是萧德妃。此外还有一个官场的新人，他的名字叫耶律大石。在合法的皇帝逃进原始森林之后，辽国最富庶最文明的燕云十六州没有想着向敌人投降，而是积极地抵抗。耶律淳被推举为新皇帝，他的就任很仓促，甚至不合法，他的任期也很短，前后不超过三个月，但他在历史里留下非常牛的印迹。为了纪念他，历史把他治理下的燕云十六州称为“北辽”。北辽面临的最大危机不是女真人，而是世代友好的兄弟之邦宋朝。他就任的时候，正是宋朝扑灭方腊起义，童贯腾出手来准备北上的时段。刚刚好，这两个人碰在了一起。在宋朝一方，这简直是天赐良机，情况好得出乎意料，连之前的失误都能补回来。之前渡海结盟时，赵佶摆了大乌龙，把燕云十六州的地理区域都搞错了，导致金国人只答应了一小半的土地转让。现在辽国皇帝耶律延禧一路狂跑，把金军的主力都引到了蒙古草原的深处，现在燕云十六州附近除了辽军的残余兵力外，几乎是一片真空。只要出兵快，打得狠，管他什么金国不金国，趁机抢到手，以前谈的合同就是一张废纸！宋军带着这种欲望出征，为了必胜，童贯率领十五万大军（一说十万）出开封，这里面的成员有西北军、禁军，等到了东北方边界之后，还有原来驻守的边防军，这样最起码可以达到二十万以上的军力。无论从哪方面讲，都足以压倒燕云战区的辽军。何况这时辽国人魂不附体，早就被吓垮了。更何况燕云地区主要是汉人，自古以来汉人的向心力都是超强的，他们会主动帮助宋军收复故土。战前分析到这步，赵佶也来了兴致。他从每天忙碌到没有一分钟俗人事务的生活里抽出了几分钟，给童贯批了一个条子，给这次军事行动定性。——童爱卿，我有三点要求：第一，最好的结局是号召汉人恢复故土，我们自动得到燕云全境；第二，让辽国人保持自治也可以，但耶律淳必须纳款称藩，成为宋朝的属臣；第三，实在不行，你可以提军巡边，在边境上等待时机。所谓的时机，说的是等金军主力从草原深处杀回来，那时南北夹击，燕云必破。但是宋朝想得到好处就比较难了，毕竟是火中取栗。于是，童贯很纠结。局势要求速战速决，赵佶却提出了三点要求，每一点看上去都很有道理，仔细想一下都会变成温吞水。试想，第一，号召汉人。汉人是可以号召的，看赵光义当年远征燕云时，汉人真的举城归降。但那是有几十万强大军力做保证才行，而且年深日久了，一百六十多年以后怎样，是可以预料的吗？第二，让耶律淳纳款称藩。好主意！但这是政治协商好吧，一旦公文往来讨价还价，好几百公里的距离来回折腾，要搞到何年何月？只要搞到两个月以上，金军立即到位。那时啥都晚了

书钱谦益为首，阉党以马士英、阮大铖为主。这里要说说马士英，许多史书以及戏曲里，马士英都被划作“奸臣”，因他举荐魏忠贤的党羽阮大铖复出，东林党也说他是“阉党”，但他在崇祯时期就历任封疆，建树颇多。早年做过宣府巡抚，崇祯十五年时，又总督过泸州、凤阳军务，在农民军烈火燎原的局面下，数次在当地击退农民军，江南未打击农民军袭扰，也有他的功劳。南明建国初期，比起诸多无实际政务能力的书生，他当属一员干才。南明的内耗，从立储就开始了。最后朱由菘之登基，是因为此时总督凤阳军务的马士英率军5万军队携朱由菘入南京，制造了“既定事实”。然后东林党人失势，当年的阉党阮大铖经马士英举荐重新出山。东林党人遭排挤后有样学样，高宏图密信勾结此时手握重兵的宁南侯左良玉，请他出面“清君侧”，即帮助东林党夺权。弘光元年（公元1645年）三月，左良玉正式出兵，兵逼九江。为防左良玉，马士英急命此时督师扬州的史可法抵抗，江北防线尽撤。此时，清军由阿济格、多铎统兵大举南下，趁南明政权内耗之际，兵不血刃渡过长江。左良玉在“清君侧”路上病逝，全军降清，史可法部署在扬州北面的“江北四镇”也尽数沦陷，弘光政权大局已不可挽救。五月十三日，清军攻陷扬州，史可法不屈遇害。五月十四日，清军占领南京，南明上下文武百官多成俘虏，阮大铖、钱谦益之流投降。马士英逃跑后携太后退守浙江，后被清军擒杀。南明弘光政权仅存在了一年即告灭亡。观整个灭亡过程，实祸在党争。一直被认定“正义”的东林党，先勾结左良玉起兵在先，钱谦益之流主动投降在后，可以说是清军南下的“推手”。现代人说起弘光政权的灭亡，总把那时期遭排挤的东林党说成“正义”，马士英、阮大铖之流说成“邪恶”。但双方均无“正义”可言，说起抗清的“实事”，反而是“奸臣”马士英出力多些。南朝如果没有党争内耗，清朝想迅速平定江南，几无可能。二弘光政权灭亡后，南中国曾出现了多个南明小朝廷，但都各自为战，昙花一现。而且小朝廷之间的相互残杀，比抗清的战斗更多。之后的十几年间，清军一路南下，攻城略地，并颁布剃发令，强令百姓剃发易服，引起反抗无数。真正给清王朝制造巨大麻烦的南明朝廷，是最后一个南明王朝永历王朝。永历政权，建立于公元1646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永历帝朱由榔，是万历皇帝朱翊钧的直系孙子。南明隆武政权灭亡后，他在广西巡抚瞿式耜的拥立下在广东肇庆即位。同其他南明诸帝相比，永历帝是一个苦命人，登基只有7天，清军就迅速扑来，赣州失守。永历朝廷只得迁往广西，定都于桂林。艰难困苦下，永历帝当机立断，决定联合散落在各地的原农民军余部，共同抗清，这个决定为南明政权迎来了曙光。永历政权先后接纳了大顺军郝摇旗部、李过部，与湖广总督何腾蛟一起联合破敌。同年四月，南明军取得“湖南大捷”，何腾蛟在湖南九战九捷，几乎收复湖南全境。与此同时，清军中李成栋、金声恒等汉将也纷纷起事，叛清降明，永历政权的控制区域，到公元1649年时，已扩展到云南、广西、四川、湖南、江西、贵州、广东七省，几乎坐拥南中国。“党争”这个明王朝的魔咒再次接踵而来，和弘光政权一样，永历政权也是鱼龙混杂，既有大顺军余部，也有东林清流，还有阉党成员，各方势力相互牵制，局面危急下或能同心，一旦局面转好，内部问题就浮出水面。永历政权内部的党争，主角是“吴党”和“楚党”，起义军中，“正规军”和投降的农民军矛盾不断，正规军普遍歧视农民军，时常激起兵变。公元1649年，清军进攻湖南，驻守当地的总督何腾蛟指挥失误，遭清军孔有德部偷袭，被俘遇害。同年四月，“起义”不久的永历大将李成栋，在江西信丰全军覆没，永历王朝局势急转直下。公元1650年底，永历帝的辅国大臣瞿式耜兵败全州，杀身成仁。这几次失败，表面看是军事原因，其实是内部矛盾。比如湖南之战，清军大兵压境时，发生了南明正规军与农民军之间的兵变内战。李成栋战败，也是因永历宠臣马吉祥作梗，断绝了李部的军粮供应，孤军奋战终全军覆没。公元1651年，农民军将领李来亨宣布脱离永历政权独立抗清。大好的形势，至此已完全葬送。虽然永历帝又联合大西军，一度由李定国发动北伐，击败清军，但此时已无法力挽狂澜。公元1662年，逃亡缅甸的永历帝被缅甸方面遣返后，遭清朝平西王吴三桂绞死于昆明，一度轰轰烈烈的南明抗清大业，就此彻底失败。第二十五章草原枭雄葛尔丹说到清朝康熙帝在位时期的几次大战争，除了八年平定三藩外，打得最漫长最反复的战争，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三征葛尔丹”之战。作为准噶尔蒙古的杰出领袖，葛尔丹雄踞西北，与清王朝分庭抗礼，他和他的部族与清王朝的战争，几乎贯穿整个“康乾盛世”，令“满万不可战”的清朝八旗军屡遭惨败。说他是在位60年的康熙皇帝“大半生的对手”，毫不过分。这位草原枭雄，除了与康熙皇帝的几次大战外，内地史料里对他的记录甚少。而事实上，他不仅是一个影响了中国历史的人物，也同样是一个影响了今天中亚版图的世界性人物。在我们的邻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一百多年来，对于葛尔丹以及准噶尔蒙古的研究从未间断过。在清朝君臣的观念里，他是一个叛乱分子、乱臣贼子，然而纵观他一生的功业，却不是这样简单。一说葛尔丹，需得从他的部族——准噶尔蒙古说起。在许多影视剧甚至历史书中，葛尔丹都被说成是蒙古准噶尔部的创始人，但事实上，他是一个继承人，一个继承了准噶尔蒙古，并一度让准噶尔蒙古走向强大的人。准噶尔蒙古，是蒙古瓦剌部落的一支。明朝后期，蒙古部落逐渐分成了漠南蒙古、漠北蒙古、漠西蒙古三大势力。其中的漠西蒙古，前身就是瓦剌。努尔哈赤崛起后，一面与明朝战争，一面也开始对草原蒙古部落的吞并。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父子两代，经多次战斗，从东蒙古追杀到青海，终于彻底消灭了蒙古“黄金家族”的最后一代可汗——林丹汗。与此同时，漠北喀尔喀蒙古的三大可汗——土谢图汗、札萨克图汗、车臣可汗，也相继归顺了后金。之所以如此，要拜明朝崇祯皇帝所赐，漠北蒙古在明朝中后期，一度是明朝的“铁杆”。崇祯即位后，因国库空虚，索性停掉了所有对蒙古部落的赏赐，如此一来，给了后金机会。皇太极在明朝灭亡前，能够数次轻易的绕道蒙古南下，原因也在于此。明朝灭亡以前，清朝用通婚、册封等各种手段，已经完全控制了漠西蒙古和漠北蒙古。尤其是“盟旗”制度，通过封号的赏赐和游牧区域的划分，将蒙古部落分割成势力分散的数百小区域，再无力整合成一个对抗国家政权的力量。唯一的例外，就是漠西蒙古。漠西蒙古的前身，是明朝时赫赫有名的瓦剌部。土木堡之变后，瓦剌势力日益衰落，部分瓦剌部族西迁中亚一带，也有部分迁入青海地区。到明末的时候，瓦剌分裂成杜尔伯特、准噶尔、土尔扈特、和硕特四部，其中尤以准噶尔实力最强。公元1640年，在新疆塔尔巴哈，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召集漠西蒙古各部，颁布了《卫拉特法典》，这部法典划分了漠西蒙古各部落的游牧范围以及各项法律。从此以后，准噶尔汗国俨然以漠西蒙古领袖的身份壮大起来，和硕特部被排挤到青海地区，土尔扈特西迁到中亚，杜尔伯特臣服于准噶尔。巴图尔统治时期准噶尔的势力范围，包括今天的巴拉喀什湖东段、吐鲁番地区，首府为今天新疆北部的博赛列地区。与其他游牧民族政权不同的是，准噶尔部不仅游牧业发达，南部还出现了农业与城市。此时，俄罗斯帝国的势力也渗透入中国西北地区，在公元1640年十月，巴图尔就曾与俄罗斯打过交道。当时俄罗斯的探险队进入准噶尔地区，屠杀准噶尔部居民，巴图尔坚决反击，不但击退了俄罗斯探险队，还派使节警告俄罗斯。从公元1640年到1647年，准噶尔部与俄罗斯在边境上发生了13次摩擦，其强硬的态度令俄罗斯使臣感慨说“这将是帝国东进最大的一块石头”。如果没有准噶尔的存在，沙皇俄国侵略中国新疆，恐怕会容易得多。公元1653年巴图尔去世后，其子僧格即位。公元1670年，僧格被异母兄弟暗杀，准噶尔部陷入内乱。巴图尔一个在西藏出家的儿子，返回准噶尔夺取了政权，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葛尔丹。葛尔丹生于公元1644年，他出生的时候，阿尔泰山上空出现了五彩祥云，令巴图尔大为欣喜，随后葛尔丹被送到拉萨出家，与五世达赖成了好友，还和藏王第巴桑结嘉错是同学。政变发生后，葛尔丹本无意争夺可汗位，只愿在西藏研究佛学，其母去西藏劝说，让葛尔丹动心。葛尔丹离开西藏前，五世达赖授予葛尔丹“博硕克图”的称号，这也成为后来葛尔丹拉拢蒙古部落的一个招牌。公元1671年，葛尔丹击败反对派，成功登上准噶尔可汗的宝座。这以后，就是准噶尔汗国的一段征服史：他先利用自己与达赖喇嘛的关系，劝说卫拉特其他部落归顺自己。同时还四处征伐，打击的目标首先对准了东迁青海的和硕特部。公元1677年，葛尔丹发动进攻，击败和硕特部，获得胜利后，又采取怀柔政策，招降了和硕特部的车臣可汗。夺取和硕部是准噶尔汗国的重要一步：和硕部一直是瓦剌四部中的“盟主”，此时的瓦剌四部，除了土尔扈特西迁外，其他3部已尽被准噶尔吞并。公元1680年，葛尔丹颁布法令，取消了原本松散的瓦剌联盟，解除了明清两个王朝曾册封各部落的所有封号，建立了他自己的独立王国——准噶尔汗国。公元1680年，葛尔丹发动西征，灭亡了天山南路的叶尔羌汗国。至此，葛尔丹已经完全建立了他在西北一统天下的地位。二说到葛尔丹的发迹，不得不提沙皇俄国。巴图尔可汗在位时，对沙皇俄国一直采取抵制措施，双方冲突不断。葛尔丹即位后，对俄罗斯采取了软硬兼施的策略，一面他允许俄罗斯与准噶尔进行贸易，大力引进俄罗斯火器装备部队，同时又积极向俄罗斯学习先进的农业技术和手工业技术，沿伊犁河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尤其是引进了俄罗斯的制绒技术和冶炼技术，沿伊犁河建冶炼高炉，发展手工业，可称是一位“洋务运动先驱”。这时候的清帝国正忙于平定三藩之乱，无暇西顾。对清帝国，葛尔丹一开始也采取了恭顺态度，定期入贡朝见。清王朝也乐得西北无事，默许了他在西北的半独立状态，但这样的和平注定是暂时的。清朝建国后，推行盟旗制度，蒙古各部落实力日益分散衰落，只有准噶尔部日益强大。这样的情况下，与准噶尔毗邻的蒙古部落，自然成了他眼里的肥肉。公元1688年，葛尔丹开始试探清政府的底线。他先越过燕然山，攻打土谢图可汗，逼迫土谢图部整族南迁。对此事清政府只是派使者调解，并未干涉。公元1690年六月，葛尔丹又发兵攻打喀尔喀部落，再次获胜。值得一提的是，这两次战争之所以速胜，重要原因是葛尔丹在战争中大量使用火器技术，原本以冷兵器为主的蒙古部落自难抵挡。如果清政府继续坐视，一统蒙古部落的葛尔丹，势必会成为清王朝的巨大威胁。葛尔丹在主政准噶尔后屡屡扩张，除了俄罗斯支持外，另一个人也极其重要：藏王第巴桑结嘉错。早在葛尔丹寄居西藏时，第巴桑结嘉错就与他结交。僧格遇刺时，也是第巴桑结嘉错的力劝，才坚定了葛尔丹的夺位之心。彼时游牧在青海的，是瓦剌蒙古的和硕特部，与藏族部落冲突不断，因此支持准噶尔部驱逐和硕特部，就成了第巴桑结嘉错的选择。而第巴桑结嘉错的支持，也有助于葛尔丹借助黄教势力向各部发号施令，两人互相利用。葛尔丹攻打和硕特部时，第巴桑结嘉错意识到，若葛尔丹一意进兵，势必引起清政府动怒，因此极力劝阻，也正因如此，葛尔丹在初战告捷后，对和硕特部改为招抚政策。即使如此，战事爆发时，康熙即严令甘肃总兵张勇严密监视葛尔丹动向。此时的葛尔丹，一面结好沙皇俄国，一面与西藏遥相呼应，一旦吞并漠北、漠南蒙古得手，这些对于清王朝来说，势必将成包围之势。苏联历史学家潘诺夫曾形容葛尔丹是“一只凶悍的老鼠”，在俄罗斯的有关史料记录中，葛尔丹最擅长的，就是“猫捉老鼠”游戏。在他实力弱小时，常故作低调，但只要有机会，就会向对手发出迅猛一击。早年葛尔丹夺位时，他先声称此行是来“祭奠”，麻痹对手之后发动突袭，一举夺位成功。袭击和硕特部前，和硕特部的车臣可汗，早年一直是葛尔丹父亲巴图尔的好友，登位初期的葛尔丹对这位“世伯”也极其友好。后来葛尔丹欲袭取和硕特的传言不断飞来，车臣可汗闻讯后先下手为强，抢先向准噶尔进兵，收服了归附葛尔丹的杜尔伯特部。当时的葛尔丹并未做出反应，其忍让的态度让车臣可汗大意。可就在一年后，葛尔丹“秋后算账”，集中重兵攻打和硕特，将损失连本带利收了回来，完成了他对瓦剌四大部落的吞并。在相继击败诸多对手后，葛尔丹的目光，对准了清王朝这只“大猫”。对葛尔丹，清政府其实非常重视。只是康熙登基后，一直将战略重点放在平定三藩以及收复台湾上，不过从未放松警惕，康熙帝曾经多次派人考察蒙古，绘制地图，研究葛尔丹入侵的要道。大学士李光地曾以明朝瓦剌为例子，要求康熙正视葛尔丹的威胁。在雅克萨之战中遭受挫败的沙皇俄国也没闲着。公元1687年，参加《尼布楚条约》谈判的沙俄特使戈洛文，就曾与葛尔丹秘密接触，承诺沙皇俄国愿提供一切帮助，帮助葛尔丹统一蒙古。公元1690年六月，在做好充分准备后，清军由康熙皇帝“御驾亲征”，率大军北上蒙古迎击葛尔丹。横扫蒙古无敌的准噶尔骑兵，与赫赫有名的清朝八旗，迎来了第一次碰撞。三公元1690年6月，清朝康熙皇帝兵分两路，从喜峰口和古北口两路出击，御驾亲征葛尔丹。在这场亲征开始前，京城已是人心惶惶，北京城店铺大多关门，米价竟上涨到3两白银一石，坊间四处传言葛尔丹即将攻陷北京。为削除葛尔丹外援，康熙帝先派使节出使俄罗斯，向俄罗斯提出严正警告，在权衡利弊后，俄罗斯对这场战争选择了观望态度，并扣下了葛尔丹先前购买的3000支火枪。与此同时，俄罗斯也在蒙古北部集结部队，观测战事动向，一旦清军作战不利，就企图浑水摸鱼。这次远征，清王朝动用了其在盛京、吉林、北京三地的所有精锐兵马，可谓志在必得。行军路上，葛尔丹和康熙两人都在互相麻痹对方，葛尔丹派使者给康熙送信，声称这场战争并非为对抗清廷，只为向喀尔喀蒙古报私仇。康熙也顺水推舟，向葛尔丹送去牛羊一百头，绸缎千匹，声称此行并非为了讨伐，而是为了订立合约。双方“互相忽悠”中，清军右路军常宁部进抵西林格勒，遭葛尔丹部前锋挫败。旗开得胜下，葛尔丹自信心大涨，索性命全军南进。八月三十日，葛尔丹进抵乌兰布通，清军左右两路军也在此地会师。九月四日，乌兰布通战役正式打响。葛尔丹依山扎阵，摆出“骆驼城”，用上万只骆驼捆绑好排列作防御工事，葛尔丹军以此为掩体释放火器，阻遏清军冲锋。清军先以重炮轰击，葛尔丹军顽强抵抗，双方进行了大规模炮战，始终相持不下。大将军福全以骑兵从两翼突击，被葛尔丹击退，清朝一品侍卫内大臣佟国纲也被击毙。战事不利下，清军不少八旗军官“怂了”，正白旗副都统色格印竟临阵脱逃，谎称自己“中了暑”。但佟国纲的牺牲是整个战局的转折点。在这次冲锋中，清军摸清了葛尔丹“骆驼城”的主要构造，接着集中火力轰炸骆驼城的薄弱处，坚固的骆驼城终于被打开了缺口。与此同时，佟国纲的弟弟佟国维绕道骆驼城后方，抄了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