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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花草社区论坛视频在线观看军事、文学才能，但继承了范仲淹最闪亮的光环——道德。范氏的道德不是空洞的口号，更不是“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这种形象超级高大实用后果超级可怕的宗教式教条，它处处闪耀着人性的光辉，越是在混乱、肮脏，充斥着别有用心、赶尽杀绝等种种负面欲望的官场里，它越发显出可贵，甚至是唯一。自古道德胜于文章，这两个人的遭遇，就先从范纯仁说起。范纯仁倒霉纯粹是自找的，当初章惇把他贬出朝廷，是因为要追究放弃西北四寨的责任，他和司马光搅在一起，是这种事的主谋。这是范纯仁的一生仅有的污点，尽管如此，宋廷还是对他很例外，别的人如刘挚、吕大防、梁焘、刘安世等人早就贬过了长江，范纯仁的贬地是在陈州，也就是现在的河南淮阳。离开封城近在咫尺，可以说仍然生活在经济文化中心地带。这样的待遇，范纯仁心知肚明，可以说是对他的爱护，让他老老实实地待在政治旋涡之外，等着哪天风平浪静了，他会有个不错的结果。可是他姓范，这个姓氏从北宋开始，直到明朝末年，都笼罩着一层圣洁、温暖、博爱的光环。历史证明，这不只是开创者范仲淹一生的努力，更有范纯仁的沉淀。这沉淀主要就表现在这次的自找麻烦上。在陈州，范纯仁听到了一个消息，宋哲宗在郊祀大典上公开宣布，绍圣年间贬谪的大臣，如吕大防等终身不得录用。这个消息是空前可怕的，开了宋朝的先河。在这之前，哪怕旧党在元祐年间贬章惇、贬蔡确，贬所有新党的中高层干部，也从来没说对谁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哪怕蔡确最终死在了南方，也是由于他个人身体的原因，国家从来没说过这种狠话。现在矛盾升级，可以预见以后的政治环境会变得更恶劣。这让以后的大臣们怎么生存？生存都无法保障，要怎样工作？这样置国家于何地？这样浅显的问题谁都能看出来，可谁都不敢说什么。因为当时的朝政把持在章惇手里，章惇的用意更加明显，就是要一劳永逸的。在他看来，解决问题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把旧党人全弄死，死得干干净净了，自然以后就不会再有什么矛盾！这种情况下，谁敢顶风作案，反对扒皮章呢？冠盖满京华，斯人敢独言。没人敢说，范纯仁敢。他是一把平衡尺，在元祐时他阻止远贬蔡确，现在他反对永废吕大防。范纯仁写了份奏章。恳请哲宗为吕大防等人留一线生机，为官场众人留一线回旋的余地。留一线余地……章惇很无语，本来不想动你，你竟然主动申请找抽。范君子，这是政治，不是善堂，你一定要往里挤，那么没办法了，为了保持政局的完整性，公开唱反调的必须打压：贬范纯仁到随州安置，全家一起去，即日起程。随州，在现在的湖北随县，他终于到长江边，和吕大防他们扎堆去了。消息传来，一片悲哀，范家的亲友都摇头叹息，范纯仁本人却很淡定。这不是装，而是心灵的体现。试想面对这样的局面，范纯仁忍了，一直沉默明哲保身。这样就算躲过了政治风暴，他会高兴吗？会像普通人那样庆幸吗？很显然，他会自责。范家从来都是忧国忧民忧天下，心安乐才能身安乐的人，如果想保平安，光是范仲淹的光环就足够他们当官享福了。那就走吧，范纯仁在之后三四年的时光里平静地品尝着自酿的苦果，一路南贬，随州并不是终点站，在那之后还有永州，一路上不仅要乘车，更要坐船。某天，范家坐船在今天湖南长沙橘子洲附近跋涉，突然间风浪大作，船眼看就要翻了，好不容易到了浅水处，全家湿淋淋地上岸。其中范纯仁背着自己的妻子，一步步走上岸去。他的周围是一片骂声，妻子儿女们异口同声地痛骂章惇，其中以范夫人骂得最经典最有身份，八个字——“枉陷正人，使我至此。”老太太发火了，说章惇陷害范纯仁这位正人君子，连累她饱受江湖之苦。看着好像没骂错，可是范纯仁的回答让他家人很不解，让后来读史的人也不解。他说：“船破，也是章惇的错吗？”谁看谁迷糊，范纯仁在搞什么？这当然是章惇的错，没有这件事，范家老小怎么会跑到长江里玩漂流？简直是逻辑错误，而且范纯仁为什么不生气呢？就算不想报复，也没必要替敌人解释吧。这样想就都错了，没有理解到范纯仁的心理。像他妻子所说的，“枉陷正人”，抛开章惇的思想目的，退一万步说，真就是陷害了正经人，又能怎样？正人就不是人吗？就有豁免权吗？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在宋朝的士大夫阶层心里，正人君子是有特权的，只要自己是正人了，就能决定别人的命运，往死里打压对手。至于自己，永远是安枕无忧，容不得别人碰一根手指头的。这是多么可笑，君子之风在于包容，什么时候变成杀人利器了？在范纯仁的心里，保持君子之风、正义理念，只是自己个人的操守问题，并不是自己的什么免罪金牌。无论是进，还是退，他为的都只是自己的心安。如此而已。在永州的几年里，是范纯仁绽放心灵光芒的日子。世人见过太多走在阳光下的圣人，这时的他像是一朵黑暗中的莲花，尽管没人看见，仍然高洁清华。做到这一点很难，首先要耐得住寂寞。而寂寞，本来是永远都不会出现在他身边的事。在宋朝，贬谪不意味着绝望，尤其是范纯仁这种顶级高官加顶级名士的人。这类人走到哪里都是社会中心，比如刘挚、刘安世、梁焘、苏轼，无论是官场，还是民间，都有着巨大的能量。范纯仁主动放弃了这些。为了安静，他没有住官署，没有买房，而是住进了寺庙。每天晨钟暮鼓安分守时，过着修行人的生活。在这样的生活里，也免不了争吵矛盾。某一次，范家的小孩子在庙里玩，犯了点小错。他们都是诗书传家的子弟，从小伶牙俐齿，知识面很广，限于年龄，还不知道收敛，随便说了几个笑话，把和尚惹火了。和尚们大怒，把这些落难的高干衙内们一通臭骂，捎带着也没放过范纯仁，言语间非常冒犯。范家人火了，抛开范纯仁的地位，他至少是范家此时的尊长，当着别人家的子弟骂人家长辈，这在什么时代都是巨大的挑衅！冲突不可避免，和尚眼看着要倒霉，范纯仁就算再衰，也轮不到几个秃瓢欺负。什么追回度牒了，没收庙产了，都是一句话的事。可是什么都没发生，范纯仁听着孩子们来告状时非常平静，一脸的从容。等到第二天和尚们来道歉时，范纯仁反过来安慰他们别在意。他要的是平静，每天关上院门，他像在北方一样生活，吃面片儿，读诗书，回忆一生所为，居处比从前远了些，难道人就不是从前的人了吗？平静不是消极，在流放的日子里，范纯仁用另一种方式激励自己和族人。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两日，范家都要在正堂上陈列四朝（仁、神、英、哲）期间皇帝的手迹和赏赐之物，范纯仁率领子孙更衣参拜，拜后收好，之后家中长幼互拜，喝茶后散开。他要让家人知道，无论顺逆，他都是宋朝的忠臣，永远不要因为政治上的遭遇逆反了心灵，违背范家的族风。赵佶登基后，他盼到了久违的诏书。诏书是以向太后的口吻颁布的，给范纯仁光禄卿的官职，工作单位定在南京（今商丘），居住地在邓州。邓州是今天的河南邓县，这也就是说，时隔四五年，范纯仁终于结束了南迁贬谪，回到了故乡北方。只是这时，他的身体糟糕透了，年过七十，衰败不堪，连眼睛都失明了。他捧着诏书，看不见上面的字，激动得泣不成声，说：“上果用我矣，死有余责。”皇帝终于起用我了，哪怕我死了，也有责任没有尽到。心是这样想的，可他已经没法做任何事了，连入朝谢恩都做不到。对此，赵佶表现得更加感人，他派人以最快的速度送去了茶、药，还派去了专门治眼科的御医，祝范纯仁身体早日康复，并说，范纯仁，得见一面足矣。当世之大名士，久负天下盛望，只要能见上一面，我就满足了。这句话出自皇帝之口，足以让任何人荣耀终生。范纯仁就在这种荣耀里北返，边行边治，渐行渐衰，终于在宋建中元年（公元1101年）的正月初二日，于睡梦中去世。纵观范纯仁的一生，他不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也不懂军事，甚至还办过一些错事。但是，这些都不妨碍他成为宋朝首屈一指的道德丰碑。他的心灵不复杂，更不故作高深。一切的行为，都出自他自己常说的一句话：“我一生所学，不外乎两个字——‘忠’、‘恕’。”这两个字很简单，但谁能做到呢？忠，不只是说忠于国家，更是忠于良知。前者，在封建社会里，国家即君主，忠君通常能得到好处，还不太难做。比如宋英宗时期，忠于英宗的人哪个忠于良知了？一个个飞黄腾达，福禄终生。忠于良知，就太危险了。会像范纯仁这样，在元祐时阻挡旧党，在元符时阻挡哲宗，为的是什么，无非就是公平二字，外加连皇帝、首相都漠视的政治大局。这样的人，活在什么时代里都会很难、很惨，但同时，他也会赢得民众的敬意和历史的肯定。宋代的范纯仁，以及其他时代的范纯仁们，他们的路，可以归为四个字——“道德苦旅”。用他们自己的苦，保持住一个民族的良知。这在当时来看是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蓦然回首，如果我们在一片打击报复赶尽杀绝的时代里，看不到半点温暖光明的人性之光，我们还会为自己的民族而自豪吗？如果说范纯仁的贬谪之路是道德苦旅，那么苏轼之路就是文化苦旅了。他在绍圣元年时被贬职，创造了两个纪录：最早被贬的，贬得最远的。一路从定州贬到英州，从英州贬到惠州，到惠州后以为安全了，都到海边了。结果他的老朋友章惇想了想，东坡兄，你字子瞻，何不到儋州一行呢？儋州是今天的海南岛，苏轼真是读过万卷书要行万里路了，他得漂洋过海。过海也就算了，刚刚登上海南岛，命令又来了——令苏轼到昌化去报到。昌化，在今天海南詹县的东北部，是黎族的聚居地，地处海南一隅，是天涯海角里的犄角旮旯，最偏僻不过的地方。这么说吧，幸亏开国的时候赵匡胤、潘美一时发懒，没想着打下越南，不然苏轼非得出国不可。面对这样的迫害，全天下的人都替苏轼不平。实在是欺负人嘛，苏轼只是个超级笔杆子，最多只是痛快痛快嘴，骂骂人而已，至于这样把人往死里整吗？简直是变着法的，开着玩笑去整人！换个人都受不了，何况是苏轼。大家都觉得像苏轼这样心高气傲，不向任何人，包括司马光在内的大佬低头的大才子，不累死也得气死。出乎意料的是，苏轼一路上谈笑风生悠游自在，像游山玩水一样走了过去。这和范纯仁是太不一样了，范纯仁闭门独处时，静静地等待着命运转机的到来。就算有人来求见，他也一律拒绝。究其原因，他是在求静，这种静不只是对他自己有益，更加对朝廷政治有益。他绝不会像司马光、文彦博等人那样，在西京洛阳利用自己的名望，拉帮结伙，非议朝政，弄得王安石、宋神宗在改革中时刻如芒在背。他在静静地度过这段岁月，哪怕不赞同新党的政策方针，可是仍然要维护政权的正常运行。苏轼不这样，他来者不拒，但凡探望他的人，他都杯茶谈笑相与欢娱，甚至刚到某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时候，他能主动出击，找人聊天。更别说随时写信，和四面八方无数的朋友互动了。有证据证明，现代网络里聊天时常用“呵呵”等常用词，就是苏轼发明的。这个词在他的信里、便条里，使用率是相当的高。结果就是，他越是远贬，结交的朋友越多，三六九等各行各业，什么样的人都有。于是，他越走声势越大，越走传说越多，可以说，如果没有他的远贬之路，他的名望绝不会达到现在的程度。远贬前，他的名望是有深度的，官场、文坛的确以他为首；可是远贬之后，广度增加了，他一路之上的洒脱、平易、多才、仁爱，让世人传颂他是“坡仙”。从没有人像他这样对待长达七年，远贬海外的悲惨遭遇。以儋州为论，在他之前也有位名臣贬到了这里，那人比苏轼的官职大了很多，是唐朝重相李党的党魁李德裕，这也是位非凡的人杰，被牛党倾轧贬到了当时称为崖州的海南岛。李德裕死在了这里，他没法忍受恶劣的环境，更没法忍受政敌的欺侮。这在苏轼的身上没有发生，并不是说他没有李德裕那么高傲，而是心灵深处的核心地带太不一样了。李德裕甚至范纯仁都出身于顶级官宦世家，他们的祖辈不是名臣就是重臣，从出生开始，他们的命运就注定了一种责任。既为国家，更为家族。有这两点，再身处政党旋涡之中，谁能轻松洒脱呢？苏轼不同，他是第一代以才华起家的名臣，从小在蜀川山水中长大，他的心灵本就不是传统的官场动物。最开始时，他短暂地迷茫过，那时他初入官场，自命士大夫一族，把底层人民的死活看得一钱不值，公开声称下层人的存在，就是为了保证士大夫的生活快乐。真烦人，典型的暴发户嘴脸。到他自己倒霉，在乌台诗案后贬到黄州，在城东的那块坡地耕种之后，他的心灵返本了，蜀山灵秀激越，华夏五千年里，最潇洒不羁才华横溢的两大文豪——李白、苏轼都出生在那里，并不是偶然的。他们的路，更有相同的地方。李白忍不了唐朝的官场，自绝于江湖。苏轼的七年贬谪之路上的种种散漫行为，更是对宋朝官场的放弃。他每到一处，都要建屋造房，以作长住久安之计。这就是他与范纯仁的最大区别，他根本就没盼望再回什么朝廷。本是自然之子，怎能再重蹈泥潭？想回归自然……你想悔婚？一入官门深似海，谁人敢称伟丈夫？官场是个可怕的生活圈子，谁进来了都得身不由己，你苏轼凭什么特别。他想盖房定居，好多次了，可都被搅黄。在英州时，他拿出了当时全部的资产，买地盖房，一通大折腾。结果房子盖好了，命令也来了。命犯官苏轼到惠州居住。到惠州，苏轼学乖了，先到官方报到，申请官署。按理说他虽然犯罪，但也是官身，有自己相应的待遇。可是啥也没有，因为官场庞大的信息网络，已经把他的升官指数分析得一清二楚，他别说回京升官了，想死在北方都希望渺茫。于是乎，这一路上，沿途的各级官员变着法儿地给苏轼捣蛋，让他行无车、居无所、病无药，目的超简单，就是通过折磨他，向章惇示好。这样的事追着他，直到惠州还在发生。这些官儿要向中央时刻汇报苏轼的情况，好保证各种“关怀”及时地降临到苏轼身上。最先是房子，没有官署，苏轼想租房，结果偌大的惠州城，居然没有房源。这个牛吧，让你有钱都租不到房，没办法，苏轼搬进了庙里。佛教与苏轼有很大的缘分，他一生中有很多的和尚朋友，拜佛教弟子间超级庞大的联系网所赐，他走到哪儿至少有个小庙能落脚。结果这次落脚让苏轼彻底翻倒。和尚们对他很好，怕影响他休息，每天敲钟都尽量小声点。苏轼很感激，写了首诗，其中有这样一句：“为报诗人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他的诗风行千里，很快就传进了京城，章惇看到了，一时暴怒没忍住，让你小子舒服，你过海到儋州待着去吧，看你还能不能再快活！命令到达时，苏轼在惠州白鹤峰的房子已经盖成了，长子苏迈当上了韶州仁化县的县令，带着三个儿媳、N多的孙子来看他，刚刚享受点天伦之乐，突然间被打入地狱——历史上基本上没人能从海南岛的流放里活着回来！苏轼过海时的心情是悲凉的，不仅仅是生死的问题，更是尊严的问题。中国不像西方，在西方漂洋过海探险是种荣耀，是强大的男人才敢做的游戏，如果能在过程中杀人放火带回来满船的金银珠宝美女奴隶，那么就更加完美了。而在中国，出海是不名誉的。父母在不远游，亲族在不过洋，因为还要每年祭祖的，一旦死在外面，难免要做个不孝之人。苏轼，居然要犯罪过海，自古杀心惨于杀身，苏轼有何大罪，不过是些意气之争，居然被逼迫到这步田地。绍圣四年四月十九日，苏轼过海，开始了长达三年之久的昌化之行。这三年是苏轼人生中最困苦的一段，也是他生命光芒绽放得最饱满最充实的一刻。海南的生活是极其严酷的，苏轼终于在这里有了自己的家，可是生

但读后却有一种无法卸下的沉重感，因为这正是自己灾难深重的生活环境。因此，作者在书中流露出了改良社会的思想。【点评】清末谴责小说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带有不同程度的救国救民的激情，它对清朝腐朽统治和黑暗现实的揭露和批评，旨在启发人们改革社会的愿望和行动。同时，它也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艺术上有一定成就。第二十二章清王朝的终结清王朝饱受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英法联军侵入北京、八国联军再侵入北京的一次接一次的失败；《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瑗珲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的一次接一次的屈辱，错失了一次又一次变革图强的机会，终于走向了最后的灭亡。一、光绪与慈禧同死之谜光绪三十四年（1908）灯节之夜，慈禧率众嫔妃到北海观看焰火，本来年纪已大，劳累过度，又着了风寒，遂染疾病，并有日趋恶化之势。袁世凯、李莲英等见状首先慌了神。他们知道慈禧这个靠山一倒，光绪帝一旦复辟，绝不会放过他们。于是这些人都希望光绪帝早一天死，竟明目张胆地虐待起皇帝来。往常光绪每顿正餐都须摆上百盘美味佳肴，如今，二三十盘菜肴中，除了几盘新做的以外，其余皆是反复摆放的剩菜，刺鼻的味儿难以下咽。光绪令御前太监王商上奏慈禧，要求改善伙食，慈禧均置之不理，一次破例亲自去瀛台，竟以国家艰难、理应节俭为由将光绪训斥了一顿。此后，李莲英等更加肆无忌惮，不知在饮食中加了什么东西，弄得光绪帝经常便秘，有时两三天不能通便，只好常叫御医光顾。那些御医，似乎与李莲英等串通好了一样，三五分钟把过脉，然后随便开一剂方子应付了事。光绪的病情日趋严重，他对医药也渐渐失去了信心，开始怀疑饮食中有人做了手脚，于是索性少吃饭，多吃水果，这样一来，身体又有了一些好转，这使袁世凯、李莲英等人深感意外，于是思谋着更毒的招数。一次，李莲英给慈禧梳头，顺便说了几句谗言，说光绪闻知慈禧病重，十分高兴，经常吟诗作画，习武划船。这些话被李莲英拐弯抹角地一说，使病中本来就心情不佳的慈禧顿生怒气，反骂道：“不孝逆子，想得倒美！哼，他休想死在我的后头！”李莲英听了这话，心里暗自高兴。不久，光绪的病情便骤然加重，御医张仲元、名医杜钟睃等为光绪看病，谁也说不清到底是何病症，只好开了人参、麦冬、五味子等常服药，自然毫无效果。到了十月初十慈禧七十三岁生日这天，宫内宫外，张灯结彩，热闹非凡，光绪率百官至仪鸾殿行庆贺礼，然后大摆宴席，十分排场。之后慈禧又到畅音阁大戏台看戏，到南苑湖乘游船。不料乐极生悲，这天夜晚，慈禧又觉身子不适，在原病的基础上又得了痢疾，接连数日，不见好转。十月十七，慈禧虽然病重，却格外关心地问起光绪帝：“皇上近日可好？”李莲英说：“也是怪事，老佛爷一病倒，万岁爷倒见好多了，这两天经常到海事散步，这叫‘人逢喜事精神爽’啊！”“什么喜事？”慈禧问。“恕奴才用典不当之罪。”李莲英说。慈禧说：“我明白你的意思，我病倒了，对皇上来说自然是‘喜事’喽！哼，难道我会走在他前头？”李莲英说：“奴才愿去瞧瞧他，照顾一下，或许能使万岁爷更快地康复呢。”次日清晨，李莲英真的来到了瀛台岛，表现出对光绪格外关心的样子，向光绪问寒问暖。光绪感到非常诧异，但转念一想，认为李莲英是怕慈禧死后，自己会收拾他，所以特来献殷勤的，于是收了疑心。过了一会儿，李莲英令小太监给光绪帝端了一杯“西洋茶”服下，就在李莲英走后不久，光绪病情陡然加重，他只觉得腹中隐隐作痛，倒在床上翻来覆去地难以忍受，大叫肚子疼。被速传而来的御医屈桂庭诊断后，觉得皇上的病情很蹊跷，心里很害怕，担心自己会被卷到这场危机中来，于是草草开了方子，退出了涵元殿。十月二十上午，隆裕皇后来看光绪，但他仅微微睁开眼看了一看，便又昏了过去，似乎已神志不清了。十月二十一晚五时许，光绪驾崩，时年三十八岁。光绪死时，慈禧也病入膏肓，在神志尚清醒时，召见王公大臣，传下一道懿旨诏溥仪继位。十月二十二，慈禧病逝。仅仅相隔一天，手握权杖的中国最高两位统治者相继死去，引起国内外一片震惊，一时间谣言四起，说什么的都有。光绪帝死得不明不白，又成为清宫疑案之一。十一月初九，清王朝为年仅三岁的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举行了登基大典。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回忆道：我被他们折腾了半天，加上那天天气奇冷，因此当时把我抬到太和殿，放到又高又大的宝座上的时候，早超过了我的耐性程度。我父亲单膝侧身跪在宝座下面，双手扶我，不叫我乱动，我却挣扎着哭喊：“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父亲急得满头是汗，文武百官的三跪九叩没完没了，我的哭叫也越来越响。我父亲只好哄我说：“别哭，别哭，快完了，快完了！”典礼结束后，文武百官走在退朝的路上，议论说：“怎么可以说‘快完了’呢？”他们感到这是大清朝廷的不祥之兆。二、辛亥革命没完没了的失败，无穷无尽的屈辱，人们已经厌恶帝制，希望共和；厌恶君主，渴望民主。顺应这历史的潮流，孙中山发动了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革命。光绪三十一年（1905），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推举孙中山先生为总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分地权”为纲领。光绪三十二年（1906）七月，清廷颁诏宣布“仿行宪政”，先是诸大臣面奏请行宪政，但清廷谕旨：“大权统于朝廷”，“民智未开”，“数年之后，再定期限”。可人们再也等不起了。从光绪三十三年（1907）四月到宣统三年（1911）四月，同盟会组织民众先后在广东黄冈、安徽安庆、浙江绍兴和广州黄花岗等地起义，但均因势力悬殊等原因失败了。接着，同盟会又决定在湖北武汉发动起义。武汉向称“九省通衢”，是当时国内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城市，它是帝国主义侵略的重要据点和清朝反动统治的一个重心，也是资产阶级革命力量发展迅速的地区和各省革命党人联系的枢纽。当时武汉新军中参加革命组织的士兵群众达五六千人，占湖北新军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这为武汉起义的发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了加强对武汉地区革命力量的领导，共进会和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在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斡旋下决定联合行动，于9月24日组织了统一的起义领导机构，推举文学社领导人蒋翊武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共进会领导人孙武为参谋长，两团体的重要骨干刘其、彭楚藩等为军事筹备员。他们拟定了起义的详细计划，推举了武装起义后军政府的负责人，草拟文告，派人到上海迎接同盟会领导人来鄂主持大计，同时和邻近各省进行联系，策动响应。这时，孙中山远在海外筹款，以接济国内的革命活动。黄兴在香港接到有关湖北情况报告后，即复函赞成在武汉发动起义，不过，他要湖北革命党人等孙中山筹措二十万元巨款和购买大批枪支弹药后发动。湖北革命党人认为，起义时机已经成熟，“势成骑虎”，不能等待。因为他们看到，清政府从湖北抽调大批新军前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新军中的革命骨干将随军离去，势必削弱湖北革命力量，于是他们坚决表示，即使“无外款接济”，也照常起义。湖北革命党人原订农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十月六日）举行起义，由于准备不妥而延期。十月九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制造炸弹因失慎爆炸，沙俄巡捕闻声赶来，孙武逃匿到医院，而准备起义的旗帜、符号、文告、书信等全被搜去。第二天，设在武昌指挥起义的秘密机关又遭破坏，彭楚藩、刘其等被捕，蒋翊武逃脱。湖广总督瑞沿下令杀害彭、刘及李洪胜三人，全城戒严，按照查获的名册搜捕革命党人，武昌形势顿时紧张起来，革命面临十分严峻的考验，起义活动已成“群龙无首”的状态。但革命党人和新军中的革命士兵群众，没有畏惧退缩，在失去指挥机关的紧急情况下，自行联系，坚决发动了起义。十月十日晚，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他们打死镇压起义的反革命军官，几十人冲往楚望军械库夺取弹药。军械库守军中的革命士兵们闻风响应，一举占领了楚望台。接着，步、炮、重各营和军事学堂学生约五个营兵力，纷纷起义，齐聚楚望台，临时推举原日知会会员、队官吴兆麟担任指挥，向总督衙门发动攻击。革命军士兵们奋不顾身，血战通宵，占领了总督衙门、藩库等重要机关。湖广总督瑞沿仓皇逃往停泊在长江的兵船上。起义军一夜之间占领了武昌城，取得起义的胜利，十一日晚和十二日晨，驻汉阳、汉口的新军也先后起义，不久，武汉三镇便完全为革命党人所控制。接着，起义军成立湖北军政府，推举黎元洪为都督，废除宣统年号。随之，湖南等十三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清政府迅速解体。不久，各省代表到南方举行会议，推选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决议改用公历纪元。由于当年为农历辛亥年，故史称这年的鼎革之变为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结束了二百六十八年的清朝统治，也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帝制。三、宣统皇帝退位1912年一月一日，孙中山在南方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随后，孙中山与袁世凯秘密协商，若袁世凯逼清帝退位，就让位袁世凯继任大总统。和孙中山谈妥后，袁世凯觐见隆裕太后和宣统皇帝。袁世凯跪在地上，毕恭毕敬，装出一副悲伤的样子，假惺惺地挤出几滴眼泪说：“海军尽叛，天险已无，何能悉以六镇诸军，防卫京津？虽效周室之搬迁，已无相容之地……”袁世凯的言外之意是请宣统皇帝退位，当时宣统帝溥仪仅是个六岁的孩子，当然不能明白，主事的隆裕皇太后心里知晓，眼泪流了出来，她擦了擦眼泪说：“大清天下断送在我们手中，我们愧对祖宗啊！”袁世凯叹了一口气说：“皇太后不要过于伤心，世事变迁，不能由太后一个人承担责任，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袁世凯没说完，隆裕皇太后急忙问：“如若退位，那民国将如何待我们？”袁世凯说：“紫禁城前边的三大殿归民国，皇上、皇太后等一切尊号不变，仍住在乾清门后的宫室，所有皇室财产仍旧归自己所有。这些优待条件鄙臣均已拟定好，请太后过目。”说着，袁世凯从口袋中取出几张纸，递给隆裕太后。隆裕太后接过纸，只见上面写着：麦克白作者：莎士比亚内容简介苏格兰国王邓肯的表弟麦克白将军，为国王平叛和抵御入侵立功归来，路遇三个女巫。女巫对他说了一些预言和隐语，说他将进爵为王，但他并无子嗣能继承王位，反而是同僚班柯将军的后代要做王。麦克白是有野心的英雄，他在夫人的怂恿下谋杀邓肯，做了国王。为掩人耳目和防止他人夺位，他一步步害死了邓肯的侍卫，害死了班柯，害死了贵族麦克德夫的妻子和小孩。恐惧和猜疑使麦克白心里越来越有鬼，也越来越冷酷。麦克白夫人神经失常而自杀，对他也是一大刺激。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麦克白面对邓肯之子和他请来的英格兰援军的围攻，落得袅首的下场。剧中人物邓肯苏格兰国王马尔康道纳本邓肯之子麦克白班柯苏格兰军中大将麦克德夫列诺克斯洛斯孟提斯安格斯凯士纳斯苏格兰贵族弗里恩斯班柯之子西华德诺森伯兰伯爵，英国军中大将小西华德西华德之子西登麦克白的侍臣麦克德夫的幼子英格兰医生苏格兰医生军曹门房老翁麦克白夫人麦克德夫夫人麦克白夫人的侍女赫卡忒及三女巫贵族、绅士、将领、兵士、刺客、侍从及使者等班柯的鬼魂及其他幽灵等地点苏格兰；英格兰第一幕第一场荒原雷电。三女巫上。女巫甲何时姊妹再相逢，雷电轰轰雨蒙蒙？女巫乙且等烽烟静四陲，败军高奏凯歌回。女巫丙半山夕照尚含辉。女巫甲何处相逢？女巫乙在荒原。女巫丙共同去见麦克白。女巫甲我来了，狸猫精。女巫乙癞蛤蟆叫我了。女巫丙来也。①三女巫（合）美即丑恶丑即美，翱翔毒雾妖云里。（同下。）第二场福累斯附近的营地内号角声。邓肯、马尔康、道纳本、列诺克斯及侍从等上，与一流血之军曹相遇。邓肯那个流血的人是谁？看他的样子，也许可以向我们报告关于叛乱的最近的消息。马尔康这就是那个奋勇苦战帮助我冲出敌人重围的军曹。祝福，勇敢的朋友！把你离开战场以前的战况报告王上。军曹双方还在胜负未决之中；正像两个精疲力竭的游泳者，彼此扭成一团，显不出他们的本领来。那残暴的麦克唐华德不愧为一个叛徒，因为无数奸恶的天性都丛集于他的一身；他已经征调了西方各岛上的轻重步兵，命运也像娼妓一样，有意向叛徒卖弄风情，助长他的罪恶的气焰。可是这一切都无能为力，因为英勇的麦克白——真称得上一声“英勇”——不以命运的喜怒为意，挥舞着他的血腥的宝剑，像个煞星似的一路砍杀过去，直到了那奴才的面前，也不打个躬，也不通一句话，就挺剑从他的肚脐上刺了进去，把他的胸膛划破，一直划到下巴上；他的头已经割下来挂在我们的城楼上了。邓肯啊，英勇的表弟！尊贵的壮士！军曹天有不测风云，从那透露曙光的东方偏卷来了无情的风暴，可怕的雷雨；我们正在兴高彩烈的时候，却又遭遇了重大的打击。听着，陛下，听着：当正义凭着勇气的威力正在驱逐敌军向后溃退的时候，挪威国君看见有机可乘，调了一批甲械精良的生力军又向我们开始一次新的猛攻。邓肯我们的将军们，麦克白和班柯有没有因此而气馁？军曹是的，要是麻雀能使怒鹰退却、兔子能把雄狮吓走的话。实实在在地说，他们就像两尊巨炮，满装着双倍火力的炮弹，愈发愈猛，向敌人射击；瞧他们的神气，好像拚着浴血负创，非让尸骸铺满原野，决不罢手——可是我的气力已经不济了，我的伤口需要马上医治。邓肯你的叙述和你的伤口一样，都表现出一个战士的精神。来，把他送到军医那儿去。（侍从扶军曹下。）洛斯上。邓肯谁来啦？马尔康尊贵的洛斯爵士。列诺克斯他的眼睛里露出多么慌张的神色！好像要说些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似的。洛斯上帝保佑吾王！邓肯爵士，你从什么地方来？洛斯从费辅来，陛下；挪威的旌旗在那边的天空招展，把一阵寒风-进了我们人民的心里。挪威国君亲自率领了大队人马，靠着那个最奸恶的叛徒考特爵士的帮助，开始了一场惨酷的血战；后来麦克白披甲戴盔，和他势均力敌，刀来枪往，奋勇交锋，方才挫折了他的凶焰；胜利终于属我们所有——邓肯好大的幸运！洛斯现在史威诺，挪威的国王，已经向我们求和了；我们责令他在圣戈姆小岛上缴纳一万块钱充入我们的国库，否则不让他把战死的将士埋葬。邓肯考特爵士再也不能骗取我的信任了，去宣布把他立即处死，他的原来的爵位移赠麦克白。洛斯我就去执行陛下的旨意。邓肯他所失去的，也就是尊贵的麦克白所得到的。（同下。）第三场荒原雷鸣。三女巫上。女巫甲妹妹，你从哪儿来？女巫乙我刚杀了猪来。女巫丙姊姊，你从哪儿来？女巫甲一个水手的妻子坐在那儿吃栗子，啃呀啃呀啃呀地啃着。“给我吃一点，”我说。“滚开，妖巫！”那个吃鱼吃肉的贱人喊起来了。她的丈夫是“猛虎号”的船长，到阿勒坡去了；可是我要坐在一张筛子里追上他去，像一头没有尾巴的老鼠，瞧我的，瞧我的，瞧我的吧。女巫乙我助你一阵风。女巫甲感谢你的神通。女巫丙我也助你一阵风。女巫甲刮到西来刮到东。到处狂风吹海立，浪打行船无休息；终朝终夜不得安，骨瘦如柴血色干；一年半载海上漂，气断神疲精力销；他的船儿不会翻，暴风雨里受苦难。瞧我有些什么东西？女巫乙给我看，给我看。女巫甲这是一个在归途覆舟殒命的舵工的拇指。（内鼓声。）女巫丙鼓

是牵强附会的，但是当时许多人都相信这些传闻。童妃事件给南京政权带来的重大信任危机，又由于那个时期发生的第三个大案，即伪太子案而进一步大大加剧了。

伪太子

崇祯皇帝长子慈烺的命运，自从北京陷落和他神秘地失踪以后，就成为众所瞩目的事情。1645年1月，弘光皇帝曾正式命令史可法去查访慈烺是否依然活在世上，并且——我们可以想象，当史可法没有提供这种传闻存在的证据时，弘光皇帝无疑感到松了一口气。但是，3月27日一份来自礼部侍郎的关于慈烺仍然在世的报告，震动了朝廷。不仅如此，官员高梦箕还知道16岁的太子是在什么地方发现的。据礼部侍郎高梦箕说，这个皇子几个月前就到了高在北方的家，还有一个男仆护送他向南而来。他们一到江南，这个仆人就力劝太子与他同去南京，但是慈烺——如果确实是他的话，更愿意单身去杭州。他可能是担心被视为冒名者，这在南都弘光的统治下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弘光皇帝一听到这个消息，就派遣一个心腹太监去杭州寻找这位可能的太子。终于，在杭州附近的金华找到了这个自称太子者，并在28日护送到了南京。当然，他并没有马上被送到朝廷，而是被送进了南京城内的兴山寺，在那儿住了好多天。这个消息惊动了南京百姓，在那些日子里，他吸引了川流不息的好奇的访问者，听他不断地讲述他自己的故事。据一个最为可信的记载他的材料说，在他父亲驾崩、李自成入城的那天早上，他——慈烺——从城西门逃出了北京。他选择这个门是因为它是起义军最初入城的方向，因而防卫可能最为薄弱。离开北京城当天，他在一条沟里睡了一夜，以后他转而南行，借助其他行人的掩护，用了七天的时间不断向南赶路。在这期间他没有东西可吃，据他所说，在绝望之中他便向一家大宅子请求留宿和帮助，而这个大宅恰巧是高梦箕的家。从那儿出发，他又来到了江南。最早见到慈烺并且听完他讲述经历的官员们，对他语气口吻的真实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年轻人的镇静与自信，看来也有足够的皇家风范。两个被派往兴山寺调查这一事件的宫内太监对他的身份确信不疑，还把皇族的袍服送给了他。就在他们准备把他带进宫内进见弘光皇帝时，又有许多的官员来到了这座庙宇，并投送名帖。当这个所谓的太子表示认得其中的一个太监并叫出了他的名字时，旁观的众官员们便把这当做他身份的确实无疑的证据。对兴山寺这种拜访的汇报，使弘光皇帝大为恼怒。他生气他自己的王朝官吏竟这样轻易地相信了这个男孩的皇族血统的声明。他下令把那两个太监秘密赐死，并且立即把这个自称太子者投入中城的监狱。从那以后，直到弘光皇帝自己也放弃了这个宫殿，这个太子一直被士兵幽禁在监狱中，并且隔断了与公众的任何联系。从被监禁时开始，太子受到了详细的审讯。确实他的身份的一个方法是召来从前的宫廷师傅加以对证。这些师傅中的一些人，特别是刘正宗对他进行了严厉的询问。据他们说，他体貌与明太子相像，也大致知道那些宫廷课程。不过，他记不起来或是不知道讲授时的某些细节。这样，他的身份仍然暖昧不明。随着这位所谓太子的消息传播开来，好奇的人们热心地议论着这个案件的两种可能。一些人真心相信，他比任何人都像慈烺，这一点已经在人们拜访兴山寺的时候得到了证明。他们认为，很明显，弘光皇帝企图故意用其他借口来保住他的皇位，但那只能证明他们的正确。但是另一方面，史可法认为那个男孩是一个冒名顶替的人。他在扬州从送给他的南京邸报上读到了这个男孩的自述后，立即给弘光皇帝写信，对“假太子”的自述加以否认。史可法指出，如果太子真的到南方来，那他一定要通过淮安。由于前一次的查访，史可法的部下对这位太子的消息已格外敏感，不断地打听，如有消息当局就会得到报告。可实际上，在淮安并没有听到什么消息，这就可以证明史可法的看法，即现在关押的这位“太子”，原是一直是呆在南方的。另外，史可法根据自己的情报说，太子已经在北京找到了。他最近接到在北京奉命与清人签订协议的左懋第特使的报告，说他已经从墙上的布告上抄下了这个消息。在多尔衮签署的3月2日的公告里，这位满族摄政王谈到了一个在崇祯岳父周奎家里自称是太子的装模作样的怪人。怀宗公主看到这个年轻人——他叫她姐姐——后失声痛哭。尽管这位独臂公主显然是认出了他，但是前皇后袁氏不承认这个年轻人，并声称这是一个冒名顶替的人，于是多尔衮便把他处死了。送给史可法过目的布告肯定是真的，但有一些具体的细节似乎存在着疑问。比如，为什么这个布告会提到怀宗公主认出他后放声大哭？这本是他太子身份真实性的有力证据；为什么相反的证据竟来自袁皇后？大家都知道她已经死了。无疑，太子在他外祖父家寻求避难是说得过去的；而且这又与一些在北方的人说慈烺自从逃离大顺农民军后生活无法维持的传闻相吻合。因而，史可法认为，不难确定，那个在周奎家“冒名”的年轻人确实是太子；他家里的人在最初认出他之后，又装作不认得他，希望以此来保全他。况周奎、公主一见，相抱而哭。后有怵以利害者，乃不敢认……由此欢心是皇太子不死于贼，诚死于虏矣。因此史可法宣称，在南京囚中的年轻人倒显然是个冒名者，应予揭穿。用这种方法促使弘光皇帝把整个事件当作一个精心设计的阴谋并不困难，于是他让阮大铖的密友、“严讯”过这个年轻人的杨维垣进行调查。这样，在被监禁了两个月以后，这位假定的太子被带到了特别审判官面前。这场在1645年4月11日进行的审讯，是由马士英策划的，弘光也参加了。皇帝本人首先宣布说，据在北京皇宫内侍奉过太子的太监们说，这位自称太子者面貌不像真正的慈烺，审讯便由此开始。随后，三个翰林学士被指定为证人，他们之后还有三名官员，他们都说他不是太子。于是，杨维垣导演的这场审判的口供就在法庭上出笼了。根据这份口供，这个年轻人承认他叫王之明，他被认出是北京皇家禁军的一员，也是一位富官皇戚的侄子。王之明肯定得到了宫内太监提供的情况，而且肯定是被高梦箕拖进了这个阴谋之中。王之明的口供并没有使那些相信他是真正太子的人们感到信服。一些像何腾蛟、黄得功这样的官员们对审问本身的程序半信半疑，怀疑那些审判官串通一气，在口供上搞了鬼，用来迫害这个自称是太子的人。至于官员外的那些平民们，绝大多数人都相信这个囚犯是真正的明太子，甚至他的名字也表明了他的真实身份：“王之明”颠倒语序后就是“明之王”了。如果弘光和马士英不希望流言继续传播，那么审讯的结果最好不要那么确定无疑。直到今天历史学家们仍然在争论这个自称是太子的人的真实身份。同时在南京，王之明的社会影响，甚至可能因为审讯而增强了。“百官皆知伪，然民间犹啧啧真也”。把这个年轻人当作其保护者的老百姓，显然相信马士英和皇帝极想杀死他们的囚犯，而且这个审判实际上不过是为处死这个冒名者而走的过场而已，是预先设计好了的。这样，假太子案就严重地损害了南京政权的名誉，也进一步丧失了百姓对它的信任。然而，更为严重的是这个事件对那些正在作战的将领们的影响。比如，黄得功对弘光皇帝处理这个年轻人的非人道做法深感震惊，认为这个年轻人的皇室身份尽可存疑，但至少应该保证他免受一般囚犯所受的惩罚。他直率地写信给皇帝：东宫未必假冒，各官逢迎。不知系何人辨明，何人定为奸伪？先帝之子，即陛下之子，未有不明不白付之刑狱，混然雷同，将人臣之义谓何？更为无礼也更为不祥的，还是左良玉对这个审判的抨击。他谴责阮大铖和马士英的丑恶行为。

左良玉兵变

左将军一直想找一个借口，从武昌挥师顺流而下，取代南明朝廷，铲灭他在那里的政敌。自从兵部侍郎阮大铖与江西湖广总督袁继咸严重不和而克扣左良玉部队的军需导致关系的恶化以来，地方军阀与弘光主要谋臣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当左将军听到消息说阮大铖正在打击一些与“顺案”有牵连的士人、特别是其中有他以前的知遇之人侯恂时，十分愤怒。像周镳、吴应箕这样的士人签署过留都防乱公揭，因此担心会死在阮大铖手中。另外，像雷演祚等人曾在皇统之争中支持过鲁王，也害怕会被马士英杀死。周镳和雷演祚都被抓进了监狱，但是吴应箕还有行动自由，他要求侯恂的儿子侯方域写信给左良玉，请他进行干预以使他们得以保全。尽管重病在身，为了战略的需要，左良玉还是安排好了调动部队的行动计划和顺长江而下的水军。李自成的部队最近在山西的失败，以及与此同时张献忠“大西国”的残酷统治在四川的崩溃，意味着左将军及其部属面临着迫在眉睫的危险，就是来自北部和西部的起义军可能在湖广地区倾全力进攻他们。因此，当他接到来自御史黄澍（他刚刚逃离马士英和宫廷太监的魔掌）以“清君侧”为名进行干预的另一个请求时，他便开始考虑发兵之事了。黄澍的请求，加上那个自称太子的人惨遭迫害的消息，促使左良玉在1645年4月19日开始率军沿江而下，直扑江南的那些富庶的城市。在多数人看来，左良玉决定起兵即使并不完全正确，那也是被童妃和伪太子案逼出来的。未几，有王之明者，诈称庄烈帝太子，下之狱。又有妇童氏，自称由崧妃，亦下狱。于是中外哗然。明年三月，宁南侯左良玉举兵武昌，以救太子诛士英为名，顺流东下。左良玉在他起兵初期发布的声讨南京政权的檄文，代表了复社党人的主张，左良玉似乎已经全部采纳了他们的主张。在他们看来（以及在檄文中），马士英是南京政权一切失败的罪魁祸首。由于这种歪曲的看法，左良玉进攻南明首都的威胁，使人们不分青红皂白地将弘光政权的衰败归罪于马士英。同时，由于是根据复社东林党积极分子的见解而发动兵变的，左良玉便故意扮作那些正人君子的拥护者。在顺江而下的途中，他的士兵挥舞的大旗上缀着通告，说宁南侯正开赴南京，以解救周镳和雷演祚等受迫害囚禁者。这项特别使命的命运从一开始就被决定了。当左良玉前来解救周镳和雷演祚的消息传到南京时，阮大铖对他的囚犯下达了秘令，“允许”他们自杀。其后不久，甚至在左良玉部队已经逼进的时候，周镳著名的同父异母兄弟周钟——1643年年初复社的领导人、明朝的叛逆——也被杀害了。他的死刑是公开的。当刽子手走近他时，他竭其余力，讥问道：“杀我，其使天朝平安乎？”曾经以辞令之长而劝阻了崇祯皇帝南逃的尚书光时亨，也同时被斩首。但是复仇的任务，即铲除马阮政权及其支持者，仍在进行。左良玉显然认为，值此多事之秋，他的计划会赢得广泛支持。但4月26日他到达九江时，却发现他的老朋友和同盟者袁继咸并不相信他起兵的正义性。他为此十分震惊。袁继咸和湖北巡抚何腾蛟一样，认为袭击南京是对南明事业的致命打击。袁继成的坚决反对使左良玉认识到，他自认的正义之举被许多人看到叛逆之行。而且，这个老军阀——身体状况日见恶化——已经不能够驾驭自己的军队了。4月30日当袁继咸在九江左良玉的旗舰上拜访他时，左良玉已不能制止他的士兵洗劫这个城市。谈迁记载这次见面说：袁继咸过见舟中，俄见岸上火起，报曰：“袁兵烧营，自破其城。”良玉浩叹曰：“此我兵耳。我负袁临侯也。”此后不久，左良玉开始内脏出血，几天后就死了，把他的庞大军队留给了他的不很牢靠的儿子左梦庚。尽管这个时候对部队的管理比以前要严，但是左良玉的将领们仍然在沿长江行军去安徽池州的路上，洗劫了安庆。这支由职业军人、强盗和冒险者组成的庞大而野蛮的军队正劫掠江南以餍私欲，此种情势把南京朝廷抛进一片恐慌之中。为阻止左良玉的军队，南明部队就不得不从淮阳地区撤退，从而削弱了南明抵抗满兵的防线。在那里的南明部队本来就不充足。然而马士英对左良玉的担心却远胜于对清人的担心。左良玉毕竟发动了对马士英个人的讨伐。“吾辈吾臣”，马士英说：“宁可皆死于清，而不可死于左良玉之手。”于是马士英命令阮大铖、朱大典、黄得功和刘孔昭的军队阻止湖广军队向南京的推进。与此同时，史可法正在请求增援刘肇基的只有2万部队保卫着的扬州防线。马士英拒绝了这个请求，而且还强令刘泽清的部队从他们正在坚守的抵抗豪格的黄河前线撤回来，以加强左良玉与南明朝廷之间的防御工事。弘光知道，这将从史可法侧翼撤走部队，因而甚至想解除这道命令。但是马士英劝告皇帝，做出这种改变已经为时太晚了，现在的形势是这样的严峻，以致于史可法也不得不被召回。史可法强烈反对这一主张：上游（指左良玉）不过欲除君侧之奸，未敢与君父为难；北兵一至，则宗社可虞。但是皇帝坚持认为左良玉是个危险的叛逆，认为“寇至则防寇（指左良玉），寇去则防敌”。5月2日史可法正式收到撤回江南的命令，这位南明将军勉强执行了。他把部队一分为二，留下一部分防守泗州，他带领另一部分奔赴南京，准备阻击左良玉。史可法的这样分遣兵力最后证明是不必要的。在洗劫完池州后，左梦庚和他的将领们被黄得功挡在铜陵，并且被迫撤回了九江。因为多铎军队迫在眉睫的进攻，黄得功不能全力发动对左军的进攻，而且尽管左梦庚军队占据了安庆上游地区，但同时阿济格正从另一个方向进攻他们。当满军到达九江时，左良玉的整个部队实际上投降了清人，并成了次年平定中国的新的骨干力量。加入清军的左良玉旧部的大多数军官可能被称作“新”辽东人：即那些曾经效力于明朝边疆，后来在30年代的混乱中又调回中国腹地（多为河南）的那些军官。这些人中最重要的是金声桓。他曾经在辽东供职，并于1633年逃离了满洲（其妻儿成为人质），加入了左良玉在河南的部队。在九江投降满人的以后几年里，因为他在没有正规满军帮助的情况下，把桀骜不驯的江西省几乎全部控制在他手中，因此他的家人从监禁中解脱了出来。其他不太有名的官员也都为清朝的统一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左梦庚被邀入朝，并加入汉镶黄旗；1648年他帮助阿济格打败了大同的造反者。卢光祖在加入汉镶蓝旗之后，1646年随同豪格征战四川，镇压那里的张献忠起义军，并且为打败与南明永历政权联结的“寇匪”立下了汗马功劳。加入汉正红旗的李国英也跟随豪格在四川征战。实际上正是李将军这支由旗人率领的队伍，与满旗兵协作，在1647年1月在彭州附近的凤凰山把张献忠逼入了绝境并杀死了他。在加入左良玉的队伍之前本来在何腾蛟手下效力的徐勇，在投降阿济格后平定了九江的匪寇和复明分子，随后他担任了长沙驻军总兵，指挥了对永历政权的张荆春将军的战役，在他死于与南明白文宣将军的战斗之前，他被授予了男爵爵位。同样来自辽东的军官郝效忠在投降后被指派在武昌驻防。随后当阿济格回北京时，郝效忠与之同行，加入汉正白旗，并在湖南担任将军，他后来因为拒绝背叛清人，在当地被孙可望俘虏并被杀掉。如此之多的左良玉部属向满人投降，对南明构成了一种严重而长期的威胁。就像我们看到的一样，在以后的那些年中，永历的将领们发现这些军官中的一些人是他们强劲的对手。不过，就眼下而言，左部的解体意味着史可法的部队不必去解救南京了。在史可法恰好到达南明首都的上游浦口时，他才得到这个对南京的直接威胁已经解除的消息。他的第一个反应是继续向南京进发，去见弘光皇帝，但是他的主子却命令他回师扬州。史可法显得有些犹豫；一天之中他发布三道命令，最后决定率军

大铖传》，第69页。?袁继咸：《浔阳记事》，第7、10—11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715页。?钱第八章江南的抵抗运动乃清兵未至，而君相各遁，将士逃降，清之一统，指日可睹矣。至是而一二士子率乡愚以抗方张之敌，是以羊投虎，螳臂挡车，虽乌合百万，亦安用乎！然其志则可矜矣，勿以成败论可也。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52页从迎降的南明官僚手中接管了南京政府的大清官员发现，这座城市自身生计都很难维持，更不用说安顿一支庞大的占领军了。新任江宁（南京）巡抚毛九华向北京报告说：初改京为省，一切事务，皆属创始；而十室九空，库藏如洗，军需急如星火，料理维艰。虽然当局尚能为其在被分隔开的东北城区的部队借占到民房；但为那些在南京城外空地上放牧的军中牲畜寻找饲料，却极其困难，满汉旗军的马群，很快就把城周围60里的草地几乎都吃光了，骑兵面临马匹减员的危险。与此同时，清朝官员们还不得不供养一批南明降军的在籍官兵。当时南明卫戍部队总计有72卫，这就是说，有几百官员和几千士兵。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些降军：他们共包括165名各级各类军官和23.8万名士兵。这样，多铎就不得不为将近25万名北方士兵寻找粮食。就像洪承畴报告的那样，每一名宿营在朝阳门和太平门的南明士兵，都作为清军新兵登记入册了，然后每月发给一担口粮。不过军粮供应很快就会告罄，那时新政权就不能不考虑是否遣散这些士兵了。不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降军的存在可以保证安全。只有到秩序充分恢复，他们已不能重新武装起来的时候，这些士兵才能被遣散回乡。然而，把他们留在军队里，又会使新政府负起庞大的财政消耗。而且，在征服江南和更南地区时，四镇的士兵被证明还是很有用的；而这些士兵却不同，他们对清军来说毫无用处。首先是军官过剩，许多军官又虚报兵员，造成官多兵少；其次，那些见于名簿者，也不是军纪严明的战士，看起来他们擅长的只是恫吓百姓，而不是战场拼杀：“不肯安分成法，每生事好乱。”因此，左右为难的是，满族征服者手里有大量的士兵，但同时又缺乏足够的、训练有素的部队有力地控制长江下游。像李成栋一类募兵组成的部队在进军中已经失去连连取胜的势头；而此时战斗部队变成了驻防军，负责统治江南的清朝官员们对其军阀同盟者抢劫和欺辱平民百姓的危险，便格外警惕。毛九华向北京送上了一份报告，撇开其中的官样文章部分（“民岌岌朝不谋夕，其望大兵也，如望云霓”）不谈，我们仍然可以从中看出，统治者最关心的问题在于“地方棍徒，四起抢劫。”在这样一场令人瞩目的军事胜利之后，如果他们的占领要想成功的话，大清统治者就必须避免单纯的军事行动，比如像刘良佐和李成栋一类难以管束的军阀的部队对平民的残害。他们必须转而依靠和平手段，特别是依靠地方绅士的自愿合作，以避免进一步的暴力破坏。这些是他们宣传工作的燃眉之急，因而也是满人要求正统合法性的主要凭借。满人已经掌握在手中的，是那些把南京献给多铎的官僚们，其中最重要的是钱谦益本人。其妾柳如是强烈反对他为清政府服务。她要求他三思而行，恪守名教节义，拒绝与敌人合作。尽管他对这个建议很生气，但是钱谦益对他自己另投新主显然也有矛盾心理；当他看到被拘押在多铎军营中的弘光皇帝时，他忍不住失声痛哭，在其故主面前一跪不起。但是他可以用这样的想法来安慰自己，那就是：只有他这样的大臣情愿不顾名节之累而与敌人合作，其他中国人才能得以保全。这意味着，一方面他相信投降使他能够保护那些被怀疑忠于明君的文友们；另一方面他也认为，他为非暴力平定江南付出的名誉代价其实是他自己的光荣。钱谦益和其他许多与征服者合作的南明文士，都用这种方式论证他们的变节行为，认为在这种现实情况下，他们中的一些人就不能不承受同代人一时的道德非难，以便在日后保护他们。钱谦益可能受到了一些以节操自诩的忠明分子的公开诽谤，但他一直用这样的想法安慰自己，那就是正是由于他自己甘心忍辱负重，才使毫不必要的流血得以避免，许多人的生命得以保全。对钱谦益，这种羞耻与骄傲的复杂情感，还变成了一种对“以招抚江南为己任”的迷醉。他派其私人幕僚周荃去多铎那里，告诉他说吴地百姓一向驯顺，因此不需诉诸武力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平定。此后，钱谦益向多铎提供了一些可以承担江南安抚使命的文士姓名。从1645年6月12日开始，300多南明官员被任命在江南担任职务，而且这批行政官员中的掌权者，不是属于赵之龙一派，就是属于钱谦益一派。他们随即就和各个江南中心城市的绅士领袖取得了联系。他们以钱谦益专门选定的“天与人归”为口号。他们许诺去阻止清军屠刀之下的成千上万的汉人被杀死，但前提是这些地方绅士必须保证老百姓的归顺，把赋税和户口的簿册交给新政府的使臣。正当一些大使被派往苏州和松江等要地收取赋税户口簿册时，钱谦益一伙发出了精心谋划的呼吁，要求江南绅士共同分担维持公共秩序的社会义务。比如，在上海，那里的沿海乡村遭到了海盗潘复的劫掠，为清朝接管行政的那些官员向这个地区的乡绅明确指出，新的秩序需要合作性的自卫。在召集起那些长老和宗族首领之后，那些清朝的合作者又特别强调，他们的社会义务就是使那些制造混乱的人归顺当局统治者。

乡绅们的矛盾心理

就某种程度而言，所有乡绅在社会秩序的稳定中都会得到好处。然而，在从特定阶级利益角度考虑通过与新政府积极合作而维持法律和秩序的同时，这些乡绅却仍然还保持着他们忠于前朝的传统，因为那个王朝使乡绅处于很高的社会地位之上。表达这种忠诚，并在同时解决社会利益和个人信仰之间的这种冲突，一个办法就是献出一个人的生命。因为江南是士大夫最为集中的地区，因此在1644年这里的自杀现象非常之多。几百名当地的士大夫当听到崇祯皇帝的死讯时，用投水、绝食、自焚、上吊等形式殉节。这个省的地方志里的一份材料很有代表性：许琰，字玉重，长洲诸生。甲申闻闯贼变，大恸哀。诏至跃入胥江，家人驰救之，遂绝粒。遗诗云：忠魂誓向天门哭，立请神兵扫贼氛。不时有这种情况：整整一个家庭都采用这种方式自杀了。一个亲人自杀了，那么父亲、兄弟或儿子的死亡，便又以新的悲痛刺激了其他家庭成员。他们不论是出于公或私的考虑，都会立即自杀。在一个事件中，13名家人都是在这种情况下自杀的。经常地，有一个立誓必死的家长安排这种自杀行为，有时是把全家人锁在住宅中，然后放火把房子点着。在华亭的一个事件里，一个执意要死的士大夫，让16名家庭成员一个接一个跳进了家里的水井，最后他自己跳到这些尸体上，也死了。集体自杀也发生在家庭以外。一个特别狂热的文士可能会决定自杀，而他的榜样又会鼓舞其他的人。当一个叫许王家的漳州年轻诸生听到皇帝的死讯时，他穿上学子的服装跳进了河里；其他人立即加以仿效。有时士大夫也采取很平静的死法。一个很知名的文人，听到李自成占领了首都以后，便穿上他的儒服，从此不吃不喝；此后的日子里，朋友、亲戚、同仁和学生们怀着敬意围坐在这位庄重的老学者身边，他一言不发，慢慢离开了人间，另外的人们则采取了更为冲动和更为壮观的做法，跑到附近的孔庙，或庄严地焚烧他们的学人袍服，或在殿壁上写下一首剖白忠贞的诗句，然后自杀而亡。有记载的殉难者除极少的例外都是士大夫。这种对灭亡了的王朝坚定不移的责任感，显然是社会地位所赋予的义务，而不仅仅是一个个人良知的问题。尽管这个时候有些人因为供养父母的考虑而没有自杀，但是像这样的自我牺牲，其道德意义是明确无误的。另一方面，成为勤王者并投入武装抗清活动，也是士大夫的一种政治和道义上的报恩之举。因为这些忠君之士反抗中央统治，因此他们很容易被混淆成农民起义军。与此同时，他们还把各种无法无天的人吸收到队伍中来了，士大夫本来是最怕这种人的。时间一长，这些忠君的文人发现，他们自己处在一群与之没有共同价值观念，也不能容忍其行为的人中间了。清朝统治者显然很喜欢强调忠君分子队伍的社会成份乌七八糟，尽管这些官员完全知道强盗与义军两者之间的区别。政府文件照例把忠君义士称做“土匪”或是“强盗”，清朝官吏常常指责义军的士大夫领导人把命运交给了下层盗匪。忠君分子对此有过回答。一个出身官僚家庭的广东学士马应房，在被捕后受到清朝的一个刑部官员的审问：“若父为太守，若为诸生，何敢作贼？”这位忠君之士曾经帮助广东的义军领导人陈邦彦组织了一支土匪军队，他并不想否认他与一群亡命之徒有过联系。不仅如此，他还回答到：书生空拳，非藉彼事不集。独不见文丞相招合峒蛮，岳武穆指挥杨么军乎？这个时代确实需要像马应房这样的人：即擅长驾驭指挥那些市井无赖和雇佣军的热诚的文人。有时，这样的人出现在失意者之中。比如，1645年6月在浙江北部嘉兴抗清力量的领导人就是一个叫做张叔菴的未得朝廷任用的诸生。他嗜酒性烈，在清军占领之前，一直是许多为谷物和财产权而械斗的“乡党”首领。张叔菴生性暴烈，甚至威胁到了他周围的那些人；但是在他的地方武装被打败以后，他没有逃避逮捕而赴死遇难，因此他一直受到人们的称赞。即使是在包括了各地各种队伍的乡村抵抗力量高层领导人中，也仍然需要这样的人，他的学识的力量足以协调各个独立文人集团，其体魄膂力又足以震慑那些下层分子，把他们召纳为部属。比如，1646年广东抵抗力量的一个关键人物是明代的举人和前阁部侍郎黎遂球。记载广东忠义之士的材料屡屡提到一个又一个由黎遂球推荐任职的人。他本人是这个省四个享有盛名的文人团体的成员：南园诗社，集中在骆宾王周围的番禹区文人团体，文社和白云山诗社。就像黎遂球把许多不同的文人团体集中在一起以保卫唐王一样，他亲自从广东海盗中为苏观生在江西南部的防线招募了一支援军。1646年10月6日赣州失陷时，他和这些人一起战死在那里。实际上，对于一个“领导”着一个抵抗运动的忠君文人来说，他常常会突然发现他招募到的士兵实际上不过是一些脱离了百姓生活的，因无以为生而铤而走险的罪犯。太湖地区的忠君之士要求杨廷枢加入他们的起义时，他问他们怎样得到给养，他们回答说“取自百姓”。杨廷枢说：那样的话，你们就是强盗，那还有什么正义可言？在这两个不同的事例中，我们看到了这些士大夫对最容易加入勤王运动的这一类人的矛盾心理。一方面，因为“文人赤手空拳”，只能靠忠诚和正义的信念去指导这种与下层人的联盟。而在另一方面，这些文人很快就失望地发现，这些近乎于罪犯和强盗的人蔑视那些有教养的学人，以及他们所珍视的社会良知，因为他们不是为了忠君的信仰。因此，作为农民保护人的士大夫的理想化的责任，使他们在原则上不愿与那些无法无天的人结为联盟，他们总是把这种人看成是定居的农耕社会中靠抢劫为生的强盗。而且因为许多地方乡绅强烈地感受到了这种责任，因此，他们很容易响应新政府的呼吁，以避免把自己及其举措与一种匪盗横行的状况联系起来。当然，这些士大夫同时也懂得农民制造社会动乱的能力，特别是在江南这样的地区，由于不断地社会分化，社会上下层之间存在着彼此冲突的可能。

江南地区的经济分化

在中晚明时期，农业的商业化，相应伴随着一种复杂动荡的社会状态的出现。在经济上，随着地主和佃户将维持生计的谷物收成改变为植棉、养鱼和桔园、桑园的经营与茶的种植，新的农业形式在江南开始产生了。新的农业管理技术发展了，常常需要使用雇工或是有人身依附性质的劳动力。这种管理农业的新形式要求更多的资本投资，特别是要用于灌溉，并且日益集中在管理地主手中。然而，改善农业技术的所需成本，决不是导致土地集中的主要原因。如果一个农家变成了“富户”（这常常是依靠经商和公职来取得的），那么，与不够富裕发达的人家相比，它就更容易保护他的家族免遭赋税之苦。这在明后期江南赋税变得十分沉重时，是尤为重要的。因为当地方的总的赋税负担之增加时，那些在当地有政治影响的人家便可以通过乡绅的掩庇或通过里甲制度来虚报土地。1567年，南直隶长官上报说，在苏州、松江、长洲和靖江四个府县，有1995470亩土地是托名假冒的，有3315560亩土地在许多里甲中被以欺骗手段分割开来。这种逃避了赋税的农业经营，显然可以使用更多手段应付自然灾害。比如，在1589年嘉兴地区的大旱中，这个地区一半以上的农民或是离开了土地，或是将其土地交给那些富户，自己则变成他们的“客”或佃农。越来越多的土地开始集中到富裕的地主家庭的手中。这些土地所有者的许多人也是官僚集团成员，他们可以利用免役权使其财产免征赋税。在农村土地资源的竞争中，这个社会阶层——在16世纪它被叫做“乡绅”——取代了在明初负责收税、分配徭役、决定司法、管理灌溉的粮长的位置。在15世纪30年代南直隶巡抚周忱的赋税改革以后，粮长在地方长官那里失去了一些他们的权势和威望，但是他们仍然是在乡村居住的“处士”，收买土地，高利盘剥。作为深深扎根于乡村社会的当地居民，这些处士粮长在理想上是宽仁的家长式的。在嘉靖时期，有一段时间曾经是终身任命、父终子继的粮长，开始变成为轮流承担的职务，常常指定大地主担任。这样当处士失去他们在本土的半官方地位时，官僚乡绅就越来越可以使用他们的免役权，使其土地免征赋税。而且因为他们大都住在城里，因此和处士不同的是，他们对他们的佃户和劳动力很少感到有家长式义务，这就可能导致了晚明时期阶级冲突的加剧。不过，许多乡绅，特别是那些致仕官僚，仍然生活在自己的田庄中，极认真地执行他们作为“士隐”的责任，帮助解决一些公共问题。江南大土地所有者的田庄，常常是一些十分多样化的产业，把畜牧（鱼、家禽、猪的饲养）和园林（漆树、蔬菜和桑林的种植）结为一体。到明代晚期，一个新现象业已出现，这就是士大夫官僚成了田庄经济的管理人。当时的很多材料表明，那些官僚从官场致仕归乡后，就专事农业管理；培育新的谷物，分派各种农活，督责女仆纺绩。家仆开始被认为是一种投资形式；我们也看到很多材料说，那些父辈的乡绅要儿子好好供养那些雇工和合同工们吃喝，以使他们能好好干活。退休的地方长官们现在发现，亲自管理家仆秋收，指挥他们建造房屋和整修水利，是没有什么不体面的。就像当地的一位贵妇人提醒她丈夫的话：你既然已身无官事，那么就该专心家事了。尽管这种农业管理趋于一种半庄园制度，甚至它还包括了直接由大地主经营的以牟利为目的的手工作坊，但是对中等和富裕的农民来说，还是有机会专务于土地的。常常是丈夫耕作，妻子蚕织。实际上，在晚明对妇女的日益重视（显然这也与她们文化知识的增长有关），可能反映了她们新的、更为重要的经济作用——许多时候她们为家庭带来的副业收入，要远远高出土地正常耕作所带来的收入。这样的家庭可以从丝棉制品的不断上涨的价格中获利，因此，许多中等农民家庭在这个时期变成了富裕农民，甚至成了管理地主自然，从小的地产扩展为大土地经营，依靠的是充分的劳动力，他们在明的中晚期也在增加。这种劳动力大军增加的一个原因，就是土地价

。“我已经告诉过你好几次了，今天晚上我就再重复一遍，我并不缺少资源。法国枪骑兵很快就会抵达这里，瑞士步兵也同样会很快抵达。你可以亲眼目睹，我每天都在集结部队。教皇不缺钱，法国国王也不缺人。极有可能的是，我的敌人们会后悔他们的反复无常。”公爵微笑着，他的微笑是残忍和狡诈的。“如果我告诉你他们已经提出讲和了，你不会感到吃惊吧？”马基雅维里内心猛地震动了一下，但他极力克制，不让自己内心的震动流露出来。“安东尼奥·达·维纳弗罗大人代表叛军已经来过这里了。”很明显，这人就是马基雅维里听说的那个神秘的访客。他是锡耶纳地方领主潘多尔福·佩特鲁齐的心腹和谋士。而佩特鲁齐则是这场叛乱阴谋的幕后首脑。“他提出了一个建议，提议我们共同推翻佛罗伦萨政府。但是我告诉他，你们的政府从来没有冒犯过我，而且我正准备与你们缔结一项条约。‘请不要签署任何协议，’他说，‘让我先回去一趟，然后再过来，我们可以达成协议的。’对这话我回答说：‘我们已经谈得很深入了，不可能再回头了。’我可以再一次告诉你，虽然我愿意听那些家伙要说的话，而且也欺骗他们，但是我不会做任何针对你们共和国的事，除非我迫不得已。”当马基雅维里告辞的时候，公爵以一种十分平常的口吻又说了一句话，让这位佛罗伦萨的使节又吃了一惊。马基雅维里的惊愕，也完全在公爵的意料之中。“我正等着帕格洛·渥西尼，他随时都会抵达。”来宫里的路上，皮埃罗陪着马基雅维里。这时皮埃罗正在警卫室等着马基雅维里，手里提了一只灯笼，准备在回寓所的路上照明用。皮埃罗已经学会了如何看主人的脸色，他只看了马基雅维里一眼就明白主人没有心情说话。他们在沉默中行走着。当马基雅维里脱去他的大衣和帽子后，他吩咐皮埃罗把墨水、羽毛笔和纸张取来，然后就坐下来给执政团写信。“那我就睡觉去了，”皮埃罗说道。“不，等一等，”马基雅维里一边说着，一边将身子靠在椅子的靠背上。“我想和你说几句话。”在公爵告诉他的消息中，他不知道该相信多少。于是他想，在动手写这封信之前，如果他能够将头脑中的想法整理成话语，也许会有一些帮助。“我被这些个阴谋诡计，谎言和每个人都在从事的欺骗搞晕了。”于是他用简洁的语言向皮埃罗重复了公爵告诉他的情况。“对于像瓦伦丁诺公爵这样一个意志高昂，吉星高照而又野心勃勃的人，怎么可能容忍他的那些敌人的敌对的行径？他的那些敌人非但阻挠他夺取一个他图谋已久的城邦，而且还从他手里夺走了一个本来就在他掌握中的城邦。那些将领们造了他的反，是想在他没有下手之前就先摧毁他。当公爵四面楚歌之时，他们为什么又推迟了进攻？”马基雅维里皱着眉头，看着皮埃罗。皮埃罗很聪明地意识到，主人的发问仅仅是为了理清他自己的思路而已，所以就没有做出任何回答。“现在他巩固了他的堡垒，派兵掌控了重要的地方。每天都有更多的部队抵达。他从教皇那里取得财政支持，从法国人那里取得人员上的支持。而且他大权在握，可以独断专行。那些叛乱将领们出于他们对公爵的仇恨和恐惧而联合起来，然而联盟关系是脆弱的，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关心他们各自的利益甚于他们的共同利益。同盟者无法果断地出手，因为每个步骤都必须通过事先协商，而且只要同盟者之中有一个人犯了错误，准备不充分或者无能，就会使所有的人蒙受灾难。他们之间一定是互相嫉妒，互相提防，谁也不愿意看到任何一方因势力扩张太快而成为后患。那些将领们一定知道秘密的使节往来频繁——你可以确信公爵故意让他们知道这个情况——所以每个人心底里都有一分疑心和恐惧，担心自己将会被人抛入狼群中。”马基雅维里神经质地咬着他的大拇指的指甲。“我越想越觉得叛军最终还是无法伤害公爵。他们已经错过了时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许会想，和公爵讲和也许是比较好的一种选择。”马基雅维里生气地看了皮埃罗一眼。不过这不满的一瞥毫无道理，因为到目前为止皮埃罗都一直没有开口。“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不知道。”“这意味着他们的部队一旦和公爵的部队结合起来，公爵手下就会有一支令人生畏的部队。而且这支军队会毫无疑问地被投入某种用途。没有人可以让部队歇着没事干，同时又养着这支部队。这支部队将被如何使用？用来对付谁？我怀疑这一切会在帕格洛·渥西尼到来后，与公爵面对面会谈的时候最终决定。”第十五章在意大利没有人愚蠢到会轻易地去相信一个人，大家也都明白一张通行证并不比用来制作这份证件的纸张更值钱。于是，教皇的侄子，博尔贾红衣主教，将自己交到了渥西尼手中，做了一名人质。两天以后，帕格洛，渥西尼家族的首领，装扮成一名信使来到了伊莫拉。他是一个爱慕虚荣的，喜欢讲话的，有些女里女气的，可笑的男人。他人到中年，身材发福，头上已经开始谢顶。他长着一副圆圆的，光滑的面容，有着一副小题大作，随意的态度。瓦伦丁诺公爵殷勤地招待了他，为他大摆了一回宴席，然后又安排了一场普劳图斯的《孪生兄弟》这出戏的演出。两位领导人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但是会谈的内容究竟是什么，马基雅维里无论是用金钱还是友情都无法换到手。那些一度对他十分友善的公爵的秘书们都刻意地避开他。唯一一个有用的信息是，阿加皮托·达·阿马利亚微笑着说了一句，意思是举行谈话不过是为了阻挠和拖延敌人采取行动而已。事实上双方的军队都没有任何动作。博洛尼亚的军队甚至还从他们先前占领着的公爵的领地上撤了回去。没过太长的时间，这个悬念对于马基雅维里来说就变得有些难以忍受了，他抓住了刚刚从佛罗伦萨收到一封信的契机，要求晋见公爵。瓦伦丁诺公爵躺在床上见了他。他带着他那一贯的幽默感听完了执政团方面对于友谊牢不可破的声明，然后就转入了马基雅维里十分关心的话题。“我想我们应该达成协议。”他说道。“他们所要的不过就是保证他们的城邦不受侵犯。我们必须决定如何才能安排好这一切。渥西尼红衣主教正在起草和约条款，我们必须等待，以看到这些条款究竟是些什么。至于你所关心的那方面，你尽可放心，不会有任何事情出现，造成对你主人利益的损害。我不会允许对他们有丝毫的伤害。”他停顿了一下，当他再次开口说话时，他带着一种微笑着的骄纵神情，你可以用这种神情来形容一个被宠坏了的女人的喜怒无常。“可怜的帕格洛对拉米洛·德·罗尔卡非常恼火。他指控后者压迫人民，侵吞公款，并且对于处在渥西尼家族保护之下的不少人进行虐待。”拉米洛·德·罗尔卡是公爵最受信任的指挥官之一。在福松布朗战役之后，是由他指挥撤出了溃散的部队，因此他们才能在第二天还能进行战斗。瓦伦丁诺公爵咯咯地笑了起来。“好像有一次一个传令兵给他端了一些酒来，不小心洒了，拉米洛顿时勃然大怒，将这个传令兵扔到了火堆上，活活地给烧死了。出于某种原因帕格洛对这个男孩发生了兴趣。我已经答应会调查这些指控，一旦属实，我将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然而不久有消息传来，说叛乱的首领们在他们内部远远无法达成一致：尽管一些谨慎的人准备讲和，一些好战的人却还是矢志发动战争。维泰洛佐攻占了公爵在福松布朗的城堡，两天以后奥利维洛托·达·费尔莫用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取了卡麦里诺。这么一来公爵在上次战役中夺取的土地就全部丢失殆尽。看上去这些暴徒是刻意要破坏和谈。帕格洛·渥西尼被气坏了。但是公爵还是保持着他的镇定。本蒂沃留和渥西尼是他的敌人中最为强大的，他明白如果他可以和这两家达成协议，其他的人就会小心从事。帕格洛去了一趟博洛尼亚，他回来以后，阿加皮托·达·阿马利亚告诉马基雅维里，一项协议已经达成，现在只是等待帕格洛那位当红衣主教的兄弟的首肯了。马基雅维里内心充满了恐惧。如果这一切都是事实的话，那么瓦伦丁诺公爵就是准备原谅这些叛乱分子对他造成的伤害，如果叛乱分子准备忘记那种促使他们拿起武器的恐惧感，那就只可能有一个原因，也就是说他们准备联起手来进攻第三个城市，而这第三个城市又只可能是佛罗伦萨或威尼斯。威尼斯很强大，佛罗伦萨则比较弱小。佛罗伦萨的唯一依靠是法国的力量，但是这种来自法国的保护是用金钱买来的，而这时候，共和国的钱柜里已经是空空如也了。一旦面对切萨雷·博尔贾和他的那些重新讲和的首领携手侵略佛罗伦萨，攻占其所属的那些不设防的城市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时，法国人又会怎么去做呢？马基雅维里对法国人评价不高。经验告诉他法国人更关心眼前的得与失，对于长远的利弊的考量则完全不足。当他们接到要求，要让他们提供某项服务时，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件事会对他们有些什么益处，而且他们只有在事情对他们有利时才信守诺言。教皇的大赦年的活动给梵蒂冈的金库带来了巨大的收入，而他那专横的、没收已过世红衣主教财产的做法也一直在源源不断地为他贡献他可以支配的金钱，这是因为这些教会的王子们近来的死亡率颇有些高，有些用心歹毒的人就开始悄悄耳语，教皇时不时会利用一些合适的时机，小心翼翼地给迟缓不决的上帝帮上一个忙。所以一旦法国的路易国王因为命令没有被执行而见怪的话，他可以有足够的金钱平息国王的怒气。瓦伦丁诺公爵有着一支装备精良的，训练有素的军队。国王也许会非常犹豫，不能决定是否应该对归根到底是诸侯和朋友的这一方下手。马基雅维里越想，他就越觉得，那个狡猾的路易会接受一种安排，在这一安排中，好处是立即可以兑现的，但是其中的危险，也就是切萨雷·博尔贾可能会变得过于强大，则是一件将来的事情。马基雅维里有着所有的理由担心，他所热爱的佛罗伦萨，估计命途凶险了。第十六章然而马基雅维里不仅是一位对共和国来说勤勉和自觉的仆人，而且是个被情欲充满的男人。当他在仔细研究从执政团那里收到的信件，并且每天撰写详尽而准确的报告的时候；当他在塞拉菲娜的房子里，或者公开，或者秘密地会见信使、间谍、代理人的时候；当他来回奔走于宫廷、市场和熟人的住所之间的时候；当他在尽力搜集每一则消息，每一个谣传，每个流言蜚语，以便他能得出一个可信结论的时候；他总是能找到时间去谋划他那用来引诱奥莱莉娅的计划。但是他的计划实施起来需要钱，而金钱却正是他缺少的。佛罗伦萨政府是吝啬的，他的薪水实在是惨不忍睹。到目前为止他已经花去了他在离开佛罗伦萨之前所领取的差旅费的一大半。他生活奢侈，总想过得舒服。对那些帮他传递信件的信使，他必须预先支付费用，对于公爵身边那些愿意为了一些金钱而透露一些消息的各色人等，他也得花钱。还好在城里还有一些来自佛罗伦萨的商人，愿意借钱给他。他也给比亚乔写了一封信，敦促后者想些办法，不管手段正当与否，尽可能多搞一些款子给他寄来。正在这个时候，一件奇怪的事发生了。贾科布[1]·费里奈利，那个曾经深夜里来见他的会计，那个曾经乔装打扮以便人们认不出他的会计，突然在大白天出现，要求见他。过去他的行事方式是鬼鬼祟祟，心惊胆战的，今天却是一副大方和热情的样子。他一进门就直奔他此行的主题。“我受你的一位朋友之托，这位先生对你的才能十分敬佩，他让我向你转交一点小意思，希望你能够笑纳。”说着他从怀里掏出一只袋子，放在了桌上。马基雅维里听到了硬币的声音。“这是什么？”他问道。他双唇紧闭，眼光冷峻。“五十个杜卡特，”费里奈利笑着回答。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在这当口，没有比这更能够救马基雅维里的急了。“公爵为什么要给我五十个杜卡特？”“我没有理由假设公爵参与了这件事。我受一位对你怀有善意的人士之托，向你转交这笔钱。这位人士希望不透露自己的身份。你也尽可以放心，除了这位善心人士和我之外，没有其他人会知道这件馈赠的事。”“看来我的那位施主和你一起把我看成了傻瓜和恶棍。把你的钱收起来，还给把钱交给你的那个人，告诉他共和国的使节不会收受贿赂。”“但是这并不是贿赂。这是一份来自于仰慕你杰出才华和文学成就的人士的，自然而然的馈赠。”“我不知道这位慷慨的朋友从什么地方了解到我的文学成就。”马基雅维里尖刻地说道。“在你出使法国期间，你给执政团写了不少信，这位善心人士有幸读到了。他非常赞赏你的观察之敏锐，判断之准确，策略之得当，以及风格之卓越。”“你说的这位人士是不可能接触到执政团的档案的。”“我想，如果一个执政团的工作人员发现你的信件十分令人感兴趣，偷偷地作了抄录，然后因为某种机缘巧合到了我所说的这位人士手中，也并非完全没有可能。共和国发给它的官员的薪水之低，我想你比谁都清楚。”马基雅维里皱起了眉头。当他沉默着的时候，他在琢磨到底是哪一个职员将那些信件卖给了公爵。他们的薪俸确实不怎么样，其中某些人还是一些暗中支持美第奇的人。但也有可能费里奈利所讲的其实并不存在。要编造一个这样的故事实在是太容易了。费里奈利继续讲了下去。“公爵没有任何意思要让你做一些违背你良心，或伤害佛罗伦萨的事情。他所要求的是一种双赢互利的局面，对他和对共和国方面均有好处。执政团方面对你的判断力颇有信心，公爵所希望你做的，不过就是将他的建议，用合适的方式提交共和国方面，诉诸执政团方面老成睿智人士的、常识性的判断力。”“你不用再多说了，”马基雅维里说道，他的薄薄的嘴唇挤出了一道嘲讽的微笑。“公爵的钱对我毫无用处。我会继续本着共和国的最大利益来提供我的咨询和建议。”费里奈利站了起来。他拿起钱袋，又放回了他怀里。“当费雷拉公爵的代理人需要促使他的主人下决心派遣一支部队驰援公爵阁下时，他并没有清高到不愿意接受公爵阁下礼物的地步。如果说德·肖芒大人加快了法国军队从米兰出发这一进程，原因就在于公爵慷慨的馈赠对于法国国王的谕旨起了锦上添花的作用。”“我非常清楚这件事。”当马基雅维里重新又是一个人的时候，他不禁放声大笑。当然他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接受这笔金钱，但是当他想到这笔钱如果接受下来，对他来说该是多么雪中送炭般地有用，他就不禁暗自好笑。当他正在大笑的时候，一个念头突然浮现出来，于是他又再一次地大笑。他可以肯定，他能从巴托罗缪那里借到他急需的钱。巴托罗缪巴不得能有这种机会讨好他呢。如果能用一个人所提供的金钱去勾引那个人的妻子，那才是一出无价的滑稽剧呢。没有比这更妙的事了。如果他回到佛伦罗萨，讲给人们听的话，那该是一个多么好的故事啊！他简直就可以想像，在一个夜晚他把朋友们纠集在小酒馆，使出浑身解数向他们叙述这件事情，逗得大伙哈哈直乐的情景。“啊，尼科洛，尼科洛，你真是一个好伙伴！没人能把故事讲得像他那样好。了不起的幽默，了不起的机智！听他讲故事就像看戏一样带劲。”他有两天没有见到巴托罗缪了，当他正要去宫里吃晚饭并且打听消息的时候，他突然遇见了巴托罗缪。寒暄几句之后他说道：“想不想晚上到我那里去，我们来上一些音乐自娱自乐一下。”巴托罗缪高兴地回答说，没有比这更让人享受的事了。马基雅维里就趁机说了下去。“虽然房子小了点，拱形房顶带有回声，但是我们可以放一盆炭火驱寒，喝上一些酒暖暖身子，我们应该会干得不错。”他吃完饭后没过多久，巴托罗缪的仆人就送来了一封信。巴托罗缪在信中写道，他家里的女眷们不理解为什么她们就不能一饱耳福，并说他家里的大房间非常适

当国，1912—1916段祺瑞的皖系主政，1916—1920冯国璋的直系政权，1920—1924张作霖和张学良的奉系父子配，1924—1928这样一归纳，这段北洋军阀的混战史就变得清楚多了。有请他们正式出场。一、皖系掌门：段祺瑞掌门特别爱好：围棋虽然段掌门围棋水平不怎么样，但他就好这一口，棋瘾很大。以至于被众多高手横扫，难求一胜。不过段掌门并不记仇，反而在他独孤求胜的奋斗历程中，尽心尽力地资助了不少围棋高手，如“棋圣”吴清源等人，为人类的围棋事业贡献了不小的力量。除了棋品还可以，段祺瑞的人品也值得一提，世人称其“六不总理”——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但这样一个不搞贪污腐败、不乱搞男女关系也不吸毒的自律的官员，这样一个有道德的官员，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官员，却未必是一个有益于人民的官员。因为这个官员有很大的野心：用武力统一全中国，做最猛的中华英雄。也不管这种野心是否大过了自己的能力和实力。门派全称：皖系军阀联盟门派来历：北洋系掌门袁世凯死后，群龙无首，段祺瑞趁机从北洋系统拉出来一帮兄弟，搭建了一个派系。因为带头大哥段祺瑞是安徽人，所以这一派就以老大哥的户口所在地为名，叫皖系。武林盟主任期：1916—1920门下核心弟子：徐树铮、段芝贵、傅良佐、卢永祥……战斗力：北洋出品，内战还算优良背后黑恶势力：日本势力大致分布：安徽、浙江、山东、福建、陕西衰落事件：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段祺瑞被直系、奉系联手击败二、直系掌门：冯国璋掌门性格特征：典型凤凰男。他幼时家贫，生活的残酷与艰辛给他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导致他在成功后对金钱极为看重，十分抠门。门派全称：直系军阀联盟门派来历：这个派别的来历和皖系差不多，只不过带头大哥变成了另外一名北洋领袖冯国璋。冯国璋是河北人，河北那会儿还属于直隶这个大圈圈，因此这一派就叫直系。武林盟主任期：1920—1924门下核心弟子：曹锟、吴佩孚、孙传芳……战斗力：北洋出品，内战还算优良背后黑恶势力：英国、美国势力大致分布：江苏、江西、湖北、直隶（今河北大部，河南、山东小部）衰落事件：1926年，蒋介石北伐灭之三、奉系掌门：张作霖，江湖外号“东北王”门派全称：奉系军阀联盟门派来历：领导班子以张作霖起家时的小伙伴们为主，不少都是绿林好汉一类的草根。后来张作霖从袁世凯那里搞到了编制和装备，由此具备了扩军的硬性条件，至于扩军所需的士兵来源最好解决：遍地都是人，抓呗。张作霖是奉天（今沈阳）人，因此这一派叫奉系。武林盟主任期：1924—1928门下核心弟子：张学良、杨宇霆、郭松龄、张宗昌、姜登选……战斗力：装备相对不错，但思想道德建设水平跟不上，战斗意志一般，导致战斗力在多数时间都处于较低的档次。背后黑恶势力：日本势力大致分布：辽宁、黑龙江、吉林衰落事件：1928年，蒋介石二次北伐，张学良投降，史称“东北易帜”四大独行剑客接下来要介绍的这几个派别，属于独行剑客，比起上面的三大派，无论是声势还是威力都小了很多，不过他们的能量倒也不可小视，属于第二梯队。一、滇系掌门：唐继尧，自称“东亚大陆主人”掌门特别爱好：种罂粟，制鸦片，卖鸦片赚钱。门派全称：滇系军阀门派来历：唐继尧早年曾是同盟会会员，后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与蔡锷是师兄弟。回国后跟着大哥蔡锷参加辛亥革命。在“二次革命”中，他站在袁世凯一边，靠镇压孙中山积累了相当的功劳，从蔡锷手中接过了云南督军的位置。在护国运动中，他和蔡锷是身份并列的主事人，只不过一人出征，一人留守。但那时，曾经精诚合作的二人已在思想路线上出现了难以弥合的分歧。分歧主要来自野心，蔡锷淡泊权力，而唐继尧是一个有企图的权力野心家。护国战争结束后，随着蔡锷故去，唐继尧坐稳了云南一把手的位置。这之后，他扩编军队，开始在云贵一带建立自己的小王国。由于唐继尧是云南人，而且他手下的兄弟们也大都是云南人，所以把他这一派叫做滇系。地位：只能影响西南一带门下核心弟子：龙云、卢汉……战斗力：相当凑合势力大致分布：云南、贵州衰落事件：1925年入侵两广失败；1927年爆发窝里斗，唐继尧被龙云、卢汉等人掀翻；解放战争二、桂系掌门：第一代掌门陆荣廷（1916—1925），第二代掌门李宗仁（1925—1949）门派全称：桂系军阀门派来历：因为门派两任领导人的户口都在广西，故称之为桂系。桂系比其他门派多出一任掌门，足见其来历之复杂。先说第一代掌门陆荣廷。陆荣廷是天地会分支“三点会”的大哥，他创业的手段还是绿林的老一套——抢劫杀人、贩卖私盐，他与一般绿林好汉的区别在于打劫对象——他抢过不少侵略广西的法国人。陆荣廷领导有方，很快将几十人的小作坊做成了近千人的集团公司，规模的变化引起了朝廷的注意，最终陆荣廷被和平招安。至于他的成名，还得感谢孙中山和黄兴。孙中山、黄兴二人曾经靠会党在广西发动过多次起义，当时的两广总督岑春煊派广西绿林的老大哥陆荣廷出马镇压起义，岑春煊和陆荣廷就此结下很铁的交情。孙中山、黄兴手下的绿林好汉们在陆大哥面前，动手打不过，动嘴说不赢（不能不给面子），因此起义部队往往被陆荣廷分化瓦解，起义也随之被轻松镇压。凭借这些功劳以及与岑春煊之间的私人关系，陆荣廷逐渐掌握了广西的军权。陆荣廷手下没有新军，但他有一个特别的资源——藏在广西的十万大山里的土匪。陆荣廷利用过去的关系，将诸多被动逼上梁山或主动闯上梁山的绿林好汉招至麾下，成为广西最大的实力派。后来，陆荣廷在辛亥革命中宣布光复，拳头最硬的他当上了广西土皇帝——广西都督。再后来，陆荣廷在护国战争中宣布独立，扣留龙觐光，随之将势力扩张至广东，夺得广东督军之位。从此称雄两广。陆荣廷是极少数凭借会党身份坐稳一方的人，没有死在革命党、立宪派和袁世凯的枪下，说明此人确有几分真本事。但陆荣廷的风光没能持续太久，因为有人迫不及待地要接班。此人就是李宗仁。李宗仁接班的方式比较另类，不是传统的和平交接，而是没等老掌门陆荣廷正常死亡，就以新生代首席弟子的身份，联合一部分不安分的元老（如沈鸿英）发动武装政变，赶跑老板陆荣廷，吞并了陆老板的地盘和势力。李老板和陆老板不同，他毕业于正规军事院校，科班出身，思想意识和军事素养远比陆荣廷与时俱进，因此我们把李宗仁时代的桂系叫做新桂系，把陆荣廷时代的桂系叫做旧桂系。地位：旧桂系只能影响西南一带，新桂系已可影响中原大势战斗力：陆荣廷时代很差，经李宗仁升级换代后非常强势力大致分布：广东、广西衰落事件：粤桂战争；内乱；1930年的中原大战；解放战争三、阎家班掌门：阎锡山，江湖人称“阎老西儿”门派全称：阎氏山西军门派来历：阎锡山原本是山西新军四十三混成协八十六标标统（团长），在辛亥革命中趁势而起，彻底掌握四十三协整整一个加强旅的人马。后来阎锡山在归顺袁世凯的基础上，又融合了一部分北洋势力，创建了统治山西三十八年之久的阎家班。阎锡山算是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头号代表，靠着独门神功“见风使舵”，以一省之力对抗中央、各路好手达三十八年之久。阎锡山能把见风使舵修炼到如此出类拔萃的程度，与其年少时的经历有关。他十多岁时辍学，随后去了老爹的钱铺里帮忙放贷收息搞金融捞金。做生意是有风险的，而那时也不兴给风险买保险，所以他老爹的钱铺不幸破产了。后来为了生计，他做过伙夫，当过店员，要不是之后考上了军校，还得吃更多的苦头。这种艰辛的历练，让阎锡山领悟了他眼中的乱世生存法则：自强、自立、自私。请注意，没有自尊。当然，阎锡山也有正面的事情值得一说。他站在富甲天下的晋商的肩膀上，把新农村建设搞得红红火火，论民主管理和富裕程度，在当时的中国属于顶尖水平。正因为阎锡山懂得藏富于民，再加上他很抠门儿，所以阎家班很富裕，算是地方军阀中最大的土豪。地位：勉强自保门下核心弟子：傅作义……战斗力：中等势力大致分布：山西衰落事件：1930年的中原大战；解放战争四、冯家班掌门：冯玉祥，江湖外号“千面将军”掌门特别爱好：写打油诗。冯掌门自创“丘八体”，一生留下一千四百多首“旷世之作”，数量直追陆游。特选出一首奇诗共赏：老冯驻徐州，大树绿油油，谁砍我的树，我砍谁的头。冯掌门除了喜欢作诗，还是一名环境保护先进工作者。就像他诗中所写的那样，他特别爱好植树。人生感悟：在利益面前，要保持忠诚和信义是一件很难的事情。门派全称：冯氏西北军门派来历：冯玉祥，籍贯河北沧州，20岁投到袁世凯麾下，成为一名光荣的北洋新军。此人身材不错，是个膀大腰圆的高个猛男。在军队里，该猛男的一贯表现打破了长官陆建章的惯性思维——猛男都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之辈。因为冯玉祥不仅四肢发达——擅长实干苦干，而且脑袋也发达——思维灵活、口才极好，因此陆建章很器重他，不仅将其从一枚小兵提拔为一营之长，还把由自己抚养长大的内侄女嫁给了他。这桩婚姻是他日后取得成功的重要基石。辛亥革命中，冯玉祥因为参加“滦州兵谏”而被朝廷拿下。好在老上级陆建章是老牌的天津小站练兵团队成员，在袁世凯面前说得上话，所以冯玉祥非但没有吃牢饭，还升了职（旅长）。此后，冯玉祥随陆建章镇压土匪白狼。搞定白狼之后，陆建章出任陕西督军，冯玉祥也随之掌兵。在陕西的这段岁月里，冯玉祥对陕西及其周围的地理、风土人情做了实际考察，为将来以陕西为起家根据地进而挺进大西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可惜好景不长，陆建章被徐树铮杀死。之后，没有老大罩的冯玉祥辗转于直系、皖系、奉系、国民党、苏联这五家大公司。不过，他频繁的跳槽经历不太符合职业道德，因为他多是依靠把旧老板出卖给新老板以获得职业晋升，所以他收获了一个响亮的外号：“倒戈将军”，指他对旧主高达九次的倒戈频率让人不服不行。冯玉祥在来回折腾的过程中，以从陆建章那里继承过来的北洋军为核心班底，又掺入地方杂牌民军的元素，建成西北军，称雄西北。地位：搅局或者压垮骆驼的那一根稻草门下核心弟子：宋哲元、张自忠、杨虎城……战斗力：中等偏下，武器装备跟不上，还有很多士兵只能用大刀砍人，还好冯将军请武林高手马凤图为这些用刀的士兵定制了一套武功，增强战斗力。这是一套刀法，叫“破锋八刀”。势力大致分布：内蒙古一部、甘肃、宁夏、青海衰落事件：1930年的中原大战其他诸如广东军阀陈炯明、到处流窜的“盗墓将军”孙殿英、粗人事迹数不胜数的“五毒大将军”张宗昌以及四川军阀刘湘此类的人物暂且就不介绍了。虽然他们也很有名，但绝大多数人连一个省都控制不了，总是依附于其他大军阀混日子，所以这些人物就等大戏演到他们那里时再邀请他们出场好了。参赛选手终于到齐了，下面开始正式比赛。第三章皖系当国

“软蛋”黎元洪

在一个人57年的人生中，83天不过是转瞬而已，可谁能想到这短短的83天竟然定格为永远。袁世凯的死，不仅再无机会洗清自己“窃国大盗”的恶名，也引发了一个最迫切的问题：由谁来继任袁大总统空出的职位？要论实力，北洋二号人物皖系掌门段祺瑞当仁不让。若按照约法——副总统接任大总统，或按照名分——袁世凯遗嘱令黎元洪接任，由黎元洪接任总统，远比段祺瑞名正言顺。此刻的段祺瑞同志，思想斗争也很激烈。面对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十分踌躇：到底是不讲道理——乘势拿下，还是讲道理——拱手让人？段祺瑞心里清楚：论实力，自己完全可以强登总统之位；但是，若强行上位，非但护国军不答应（此时护国军一方还没有同意谈和），冯国璋也未必会让自己如愿。既然如此，倒不如顺水推舟，让没有实力的黎元洪做个名义上的大总统，实权则由自己掌握，还可以落个顾全大局的好名声，何乐而不为？既然老段想通了，事情就好办多了。1916年6月7日，被袁世凯软禁了近三年的黎元洪终于逃出囹圄，正式出任中华民国第二任大总统。随后，黎大总统投桃报李，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国务总理相当于内阁总理，只是换了一个说法而已。新领袖段总理一上台，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袁世凯的总统制政体改回到民国初年的内阁制政体。段总理这么做不是因为他高风亮节，而是因为有两个理由必须这样做。一方面，护国军以及孙中山要求北京政府必须恢复《临时约法》，恢复国会，组织新内阁，要不然他们就继续闹独立，不归附中央。一句话，一切都要回到民国初年，即不点名地要求实行内阁责任制。另一方面，内阁责任制对段祺瑞很有利。内阁制下，内阁总理说了算，只有少数事情需要总统签章。既能让南北停战一统，又能得到实惠，还有什么理由不改？于是段总理一上台，在高呼同意内阁制、恢复内阁制的同时，又顺道霸占了一个职位——内阁中的陆军总长。段祺瑞对于掌握军权的陆军总长一职向来是当仁不让。内阁制恢复以后，各省取消了独立，护国战争到此结束，老百姓盼望的和平日子又到来了。在这皆大欢喜的时刻，两位伟大的斗士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们二位是湖南人黄兴和蔡锷。42岁的黄兴于10月31日、34岁的蔡锷于11月8日离民国而去，两位均国葬于湖南长沙岳麓山。苍松翠柏伴青史，苍天含泪悼英魂。他们的英灵、他们的奋斗精神绝不会随岁月远去！……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聪明如黎元洪大总统也不能免俗。黎大总统上台不久，就办了一件实事：狠抓精英教育。他大胆起用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出任当时全国最好的大学——北京大学校长。随即，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梁漱溟等百年难遇的学界大师齐聚北大，一时间群星璀璨，揭开了以“民主”和“科学”为主题的新文化运动的序幕。尽管黎大总统为伟大的新文化运动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但他的心情依然快乐不起来，因为有人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他的痛苦之上。干这种缺德事的人，就是他的克星——段祺瑞和徐树铮。1916年的下半年，是段祺瑞先生的幸福季节。因为从实权上讲，他坐实了中华民国武林盟主的宝座，是中华民国第一人。然而事业顺风顺水的段总理有些得意忘形，他老觉得自己有枪杆子撑腰，完全不把黎总统放眼里。尤其是在国家大事上，段总理既不在事前向黎总统请示，也很少在事后跟黎总统汇报，视对方如摆设。段总理的手下也有样学样，尤其是“嚣张先生”徐树铮，完全不正眼瞧黎总统，只拿对方当盖章机器。有一次，徐先生拿着阎锡山先生的一份人事变动文件让黎总统盖章。黎总统只不过觉得有几个人名比较陌生，便随口问了几句。这下可惹到了徐先生，在他看来，黎元洪无疑是在质疑段祺瑞和他的决定。徐先生一不高兴就爱耍嚣张，于是根本不顾组织纪律，训斥道：“你只用负责盖章，不必管那么多！”黎总统当即气得脸色发白，血气上涌。不知道事后有没有吐血。虽然黎总统在北京孤家寡人，无兵无将，权力也没有段总理大，看起来似乎只能装孙子了。但凡事都有个度，不能太过嚣张，兔子惹急了都咬人。再好的脾气也不能忍受此种屈辱。逐渐地，总统府与国务院之间的暗斗变成了明争。一场著名的权力斗争——“府院之争”就此揭开序幕。府院之争俗话说得好，皇帝不急太监急。所以，太监往往要比皇帝更着急。毕竟为

子去看了一场电影。这一个月来伸夫总是板着面孔，但这是由于偷看咲子的内裤而自责，并非对她怀有怨恨，其实心里十分希望恢复先前那种年轻人式的爽朗交谈。那部电影描写的是大学生跟学画的年轻女子的浪漫爱情故事，其中隔着窗玻璃接吻的场面成为热门话题。伸夫着迷地望着那个场面想道：不过，如果自己跟咲子也那样做的话，鼻子压扁或许会像猪脸一样。同时，他也对自己的想象如此煞风景深感惊讶。观影结束两人去咖啡馆喝过茶后，咲子提议“走走吧”。从市中心到家有两公里以上距离，但因为咲子已经迈步前行，伸夫就默默地跟在她身后。时间已过九点钟，离开繁华街道之后来往行人骤然减少，只有深秋的晚风拂过宽阔的夜路。咲子继续着刚才在咖啡馆谈起的话题。“如果是伸夫君的话，会厌恶女人有那样的过去吗？”在电影中，那位漂亮的美术大学女生被曝曾为生活卖过身，男生因此而深受打击。“不过，那个女生是真心喜欢那个男生吧？先不说过去怎样，我觉得眼前的感情更加重要啊！”“你真的这样想？”咲子向伸夫确认，看到伸夫点头后像是下定了决心。“我其实不是处女啊！”伸夫立刻停下脚步，而咲子却毫不在意地继续前行。“他因为工作常去我家，比我年龄大很多……”这本来是极为重要的坦白，但咲子的嗓音却意外的干脆。“你喜欢那个人吗？”“不，怎么会喜欢呢？”“为什么会跟不喜欢的人？”“可能是因为受到诱惑了吧……”伸夫脑海中浮现出咲子那罩衫领口露出的丰满。“不过我也不好，有点儿想反抗父母……”她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说出这种事情？难道是因为看到电影中接吻的场面而情绪高涨？或者只有两人走夜路促使她忆起过去的事情？伸夫搞不懂女人的心思，于是默不作声。“我也是为了离开那个人来札幌的！”咲子一吐为快似的说道。“……”“现在已经什么都没有啦？”两人径直走过漫长的围墙边，来到儿童公园密林前时咲子突然回过头来。“哎，吻我吧！”咲子闭眼站在伸夫面前，十米远处的路灯光线斜射过来，把她的影子长长地投在路面上。伸夫在一瞬间想起了纯子，随即像受到秋风催促般吻了咲子的嘴唇。咲子立刻洩出压低的呻吟声，同时紧紧地拥抱伸夫。可是还没过一分钟，咲子就静静地离开了伸夫。“谢谢你……”咲子怎么会这样说？伸夫觉得没有理由让自己所亲吻的女子道谢，并继续跟咲子并肩前行。从接吻的地点到家用不了十分钟，两人不紧不慢地继续前行，进家后用平常的语调向出迎的母亲说“我们回来了”，然后分别回到自己的房间。过了片刻，咲子就换上家居便服下楼来到客厅，表情中丝毫没有几分钟前接过吻的痕迹。此后又过了一个月，北国的短暂秋季就结束了。其间伸夫没跟咲子一起外出过，表面看去两人的状态毫无变化。或许如果伸夫主动邀约，情况就会有所转变。但是，伸夫现在害怕跟咲子发展得更深，而咲子也像是忘了那天晚上的事情，一如既往的开朗活泼。伸夫看到咲子一如既往便放了心，却也感到意犹未尽。十一月对于住在北国的居民来说是最为郁闷的季节。刚刚有过两三天秋高气爽的日子，紧接着就天降冷雨，还不时地飘起雪花。这种天气持续数日之后，就在人们已经作好迎接冬季的心理准备时，碧空如洗又令人留恋金秋。在人们以为冬季未到的瞬间，雪花再次打碎了他们的天真。每当冷森森的碧空与晦暗的雨夹雪交替出现时，伸夫心中就会产生动摇，逃往南国的念头愈加强烈。“如果现在不走的话，大雪天一到就来不及了。”伸夫在烦恼中告诫自己。不过，这种动摇和烦恼也只到十二月初为止。腊月过去一半，落雪已经冻结，伸夫的心绪从动摇转为放弃，不久便安定下来了。“雪这么大，南下的公路和铁路肯定都已经被阻断。从现在起到融雪季节来临只能死等了。”他这样说服自己，反倒得以平心静气了。伸夫受到咲子引诱就是在落雪成冰季节的某日下午。那天适逢休息日，父母外出参加亲戚的一周年忌日活动，家里只留下伸夫和咲子两人。在连续飘雪的日子里似乎会发生某种隐秘故事——伸夫心怀这种预感在自己房间里听广播时房门敲响，咲子出现了。“你在干什么呢？”咲子稀罕地穿了件紧身裙，上身是前襟敞开的宽松红毛衣。“上二楼去吧……”措手不及的伸夫还没反应，咲子不等答话就先自离开。她的背影充满了确信，认定伸夫当然会来。伸夫感到自己的欲望已被看穿而一时困惑不已，但立刻像被牵引似的跟了上去。与三个月前伸夫偷看咲子的内裤时相同，楼下无人寂静无声。虽说完全没有必要，可伸夫还是蹑手蹑脚地上楼并拨开了隔扇门，只见咲子背对门口站在窗边。“雪下得好大呀！”“啊……”伸夫发出沙哑嗓音点了点头，然后跟咲子并肩站在一起。咲子极为自然地把上身依偎过来，伸夫像要支撑咲子般把嘴唇贴了过去。在大雪纷飞的日子里瞒着父母偷偷摸摸地跟咲子接吻——这种意念使伸夫的欲望逐渐高涨起来。在长吻间歇时，伸夫的裆间勃然怒张，从裤子外面也显而易见。伸夫慌忙撤身遮掩，咲子喃喃细语。“伸夫君，不必介意啦！”“……”“如果我可以的话，不必介意啦！”伸夫感到这声音仿佛来自上天的启示。“你等一下啊！”咲子说完迅速从壁柜里拉出被褥并铺在窗边。伸夫看得发呆，咲子就在他面前脱掉毛衣和裙子，身上只剩一件衬裙了。“来……”在大雪铺天盖地的午后昏暗房间里，咲子只穿内衣坐在被窝中，毫无戒备的身姿在伸夫眼里俨如圣洁的女神。伸夫一边想“就在这种地方”一边脱下衬衫、甩掉裤子。然后，伸夫像梦游患者般凑了过去。咲子伸开双臂迎接他，然后把他的那个东西引向自己的下体。伸夫已经完全失去了冷静，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就在欲望的驱使下向前猛冲。不过，他在进入咲子下体的瞬间，大脑中掠过了一个念头——我将由此成为一个男子。这个过程与以前在书中读到的和想象的简短得多，令伸夫感到不够尽兴。这就是大人们执着追求的、美妙销魂令人憧憬的好事吗？自己长久以来梦寐以求的仅仅是这个吗？他在回顾那个过程时却意外地感到无聊乏味，似乎特别单纯而幼稚。不过，在交合之后，咲子的嗓音变得比以往任何声音都无限甜美和温柔。“冷吗？”因为过于激动，伸夫躺着一时说不出话来。咲子为他肩头盖上一条毛毯，随即披散着头发凑到伸夫面前。伸夫的视线越过咲子的黑发望着飘飘洒洒的雪花，再次想到自己现在已经成为一名男子了。自己由此而成为一名男子——他在心中告诉自己，就像达成一件可以向伙伴们炫耀的壮举，同时也感到做下一件淫乱可耻的事情。就在伸夫心神不定的时候，咲子对他窃窃私语。“我喜欢你啊！”随着热烈的呼气，咲子依偎在伸夫身旁。伸夫感受着咲子肌肤的温热，终于醒悟到自己现在也最喜欢咲子，她就是自己最亲近的人。“抱紧我……”咲子更加紧贴伸夫，仿佛受到吸引，伸夫也紧紧地拥抱咲子柔软的身体。他在轻微的倦怠感中想到——从今往后，山野和街道都会被皑皑白雪覆盖。公元前259年的农历正月，一个男婴在赵国都城邯郸降生了。没有人会想到，他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帝国的缔造者。他十三岁继位，二十二岁亲政，三十九岁完成统一大业。他自称始皇帝，是企幻他建立的帝国能够一世、二世、三世，乃至千秋万代。然而，这个当时世界上强大的政权，在几个雇农首发的反抗中轰然倒塌。十五年历史长河里弹指一瞬的短暂，十五年政治文化中革故鼎新的巨变，造就了惊人的历史反差。让我们穿越时空隧道，漫游他祖上的崛起之路；透过后世对他的高歌与唾骂，梳理他纠缠不清的身世之谜；在荆轲箕踞笑骂声中，金戈铁马卷起的滚滚烟尘中的那柄长剑，势如破竹地挑起了六颗高贵的头颅；竹简焚燃跳动的烈焰中，依稀映照出四百余儒生在坑边游荡的魂灵；蜿蜒的长城能否挡得住阴山凛冽的寒风？却始终吹不尽孟姜女的千年哭咒；黔驴技穷的两个方士沿着咸阳城墙迅速逃命，远渡东瀛的千名童男童女翘足凝望故乡；阿房宫的凝脂啊，如何能洗却内宫的春梦？骊山的陵墓却永久地隔绝了他的视听。他不会听到佞臣赵高的密谋，更不会听到大泽乡的振臂呐喊；他不会看到太子扶苏拔剑自刎血沾衣，更不会看到荥阳城头变换了大王旗。龙盘虎踞树层层，势入浮云亦是崩。一种青山秋草里，路人唯拜汉文陵。王立群读《史记》之秦始皇（上）序公元前259年的农历正月，一个男婴在赵国都城邯郸降生了。没有人会想到，他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帝国的缔造者。他十三岁继位，二十二岁亲政，三十九岁完成统一大业。他自称始皇帝，是企幻亲手建立的帝国能够传承一世、二世、三世，乃至千秋万代。然而，这个当时世界上强大的政权，在几个雇农所率的反抗中轰然倒塌。大秦帝国仅存十五年，十五年历史长河里弹指一瞬的短暂，十五年政治文化中革故鼎新的巨变，造就了惊人的历史反差。让我们穿越时空隧道，回溯他祖上的崛起之路；透过后世对他的高歌与唾骂，梳理他纠缠不清的身世之谜。在荆轲箕据笑骂声中，金戈铁马卷起的滚滚烟尘中，秦王手中挥动的那柄长剑。势如破竹地消灭了六国劲敌；竹简焚燃跳动的烈焰中，依稀映照出四百余儒生在坑边游荡的魂灵；蜿蜒的长城能否挡得住阴山凛冽的寒风？始终吹不尽的是孟姜女千年哭咒；黔驴技穷的两个方士沿着咸阳城墙迅速逃命，远渡东瀛的千名童男童女翘足凝望故乡；阿房宫的凝脂啊，如何能洗却内宫的春梦？骊山的陵墓永久地隔绝了他的视听。他不会听到佞臣赵高的密谋，更不会听到大泽乡的振臂呐喊；他不会看到太子扶苏拔剑自刎血沾衣，更不会看到荥阳城头变换了大王旗。“龙盘虎踞树层层，势入浮云亦是崩。一种青山秋草里，路人唯拜汉文陵。”第一篇秦国崛起第1章荆轲刺秦王公元前227年的一天，咸阳宫中格外喜庆。秦王嬴政换上了正装，喜气洋洋，用最隆重的九宾礼（由九位迎宾赞礼的官员延引上殿），迎接即将到来的两位使者（乃朝服，设九宾，见燕使者咸阳宫），这两一位使者带来了秦王嬴政梦寐以求的觐见大礼。但是，喜庆十足的场面最后竟然大煞风景，瞬间定格为中国历史上一出著名的悲剧。那么，是哪一国的使者来访让秦王如此高兴呢？他们究竟带来了什么样的觐见大礼？为什么这场喜庆大典最终演变成一出悲剧呢？又是谁导演了这出悲剧？督亢图穷匕首见秦王绕殿呼且逃原来，这一天在秦国宫殿中即将举行燕国的受降仪式，燕国派来了两位使者。这两位使者到了秦国都城咸阳，先用重金疏通了秦王嬴政宠信的中庶子（国君的侍从）蒙嘉，由蒙嘉向秦王嬴政报告：燕王被大王的威风吓得心惊胆战，“愿举国为内臣”。闻风丧胆的燕王，不敢亲自来秦，特派使者送来了一颗人头与一卷地图。使者出发时，燕王还在朝廷上举行了隆重的拜送仪式。这颗人头可不是一般的人头，他是秦王最痛恨的叛将樊於（wū，乌）期的人头。这卷地图也不是普通的地图，它是秦王目前最想得到的燕国的督亢（gāng，刚，今河北固安涿—州一带）地图。这大大出乎秦王意料之外，他焉能不兴奋？这不，这天他穿上正装，用最隆重的礼节迎接两位特使。樊於期原是秦国大将，因为攻赵兵败，惧怕秦王嬴政的军法严惩，逃到了燕国，投奔于燕国太子丹门下。太子丹在秦国做人质时与樊於期私交甚好，因此收留了他。秦王嬴政获悉此讯，怒不可遏，杀了樊於期的全家，仍未能解心头之恨，恨不得立马将其置于死地而后快。樊於期成为秦王嬴政的死敌。督亢属于燕国的领土，土地肥沃，是燕国最富庶的地区。秦王嬴政对督亢之地垂涎已久，怎奈，秦国始终未能拿到督亢地图。在冷兵器时代，地图对作战来说，意义极大。此时的秦军已经灭了韩国、赵国，陈兵易水，兵临燕国。但是，因为燕国地处偏远，秦国对燕国的地理形势所知甚少。因此，督亢地图对秦王嬴政来说，干系甚大。而且这次是燕国特使来秦廷拱手奉送督亢地图，对燕国来说即意味着向秦国投降。如果真是这样，这就意味着秦王嬴政在统一中国的大路上又向前迈出了至关重要且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一步，秦王嬴政能不心花怒放吗？一切准备就绪，仪式开始。两位燕国使者来到秦宫之中。正使荆轲手捧盛有樊於期头颅的匣子，副使秦舞阳拿着督亢地图，跟随着九位迎宾赞礼的导引，走进了威严富丽的秦宫。到了秦廷台阶之下，燕国副使秦舞阳突然面如土色，浑身哆嗦，秦国的大臣们好生纳闷，不知道这位燕使是犯病了，还是出现了意外（荆轲奉樊於期头函，而秦舞阳奉地图匣，以次进。至陛，秦舞阳色变振恐，群臣怪之）。原来，这个十三岁就在燕国杀过人、别人都不敢和他对视的燕国副使秦舞阳，在燕国耀武扬威，然而身置异地，见秦廷上上下下武士成林，戒备森严，内心积聚的勇气顷刻间土崩瓦解，突然感到了极度的恐惧。荆轲回头看了看吓得战栗不止的秦舞阳，笑着对秦王嬴政说：北方偏远的蛮夷之地的粗人，从来没有亲身感受大王的威风，没有经历过这样威严壮观的场面，所以怯场了。希望大王宽容他，让他能在大王面前完成此次出使的任务（北蕃蛮夷之鄙人，未尝见天子，故振慑。愿大王少假借之，使得毕使于前）。听了荆轲的解释，嬴政看了看镇定自若的荆轲，又看了看浑身哆嗦不止的秦舞阳，若有所思地说：荆车引你拿着秦舞阳手中的督亢地图上殿吧。荆轲从秦舞阳手中接过督亢地图，步履沉稳地走上了秦廷，在与秦王零距离接触时缓缓展开了督亢地图。这幅地图是一副卷轴，需要一点一点地展开。当完全展开地图之时，藏在卷轴中心的匕首突然露了出来。正在兴致勃勃地看地图的秦王见到匕首大吃一惊，但是，此时的荆轲左手已经紧紧地抓住了秦王右边的袖子，右手也一下子握住了剧毒的匕首，向着秦王的胸膛直刺过去。荆轲手持的徐夫人匕首是当时最知名的“品牌”匕首，是太子丹花重金买到的，这把匕首在锻造时被放在剧毒的药水中多次淬火！因此，毒性已渗入匕首，只要用它划破秦王嬴政的皮肤，即可见血封喉，置其于死地。慌乱之中的秦王嬴政本能地拼命挣脱。结果用力过猛，被荆轲左手紧紧攥住的衣袖竟然从肩部撕扯开来。袖子撕开之时，也就是秦王挣脱之际。挣脱了荆轲的秦王立即拔腿就跑。荆轲一看秦王袖子断了，人跑了，马上追上前去。一场刺客与秦王之间的百米竞赛竟然在偌大的秦廷之上开演了。惶恐之中的秦王一边绕着大殿的柱子转圈儿，以躲避荆轲；一边想拔出腰间的长剑，以对付荆轲。但是，剑身太长，秦主从腰间抽剑的空间短于剑身，因此，秦王怎么也拔不出剑来。据唐人注释，秦王的佩剑，长约七尺。秦代一尺相当于今天的23.1厘米，故七尺长剑当为今天的1.62米，所以，慌乱中的秦王怎么也拔不出剑来。这种危急的场面秦朝的大臣从来没有遇见过，慌乱之中均不知所措。按照秦法，大臣上殿不得携带任何兵器，台阶下的武士没有命令也不能持兵器上殿，这就造成秦主在前拼命逃跑、荆轲在后死追不舍的紧张场面。大臣们只能徒手阻拦荆轲，这对手持剧毒匕首的荆轲并没有什么威胁。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身背药囊上朝的御医夏无且，突然解下身上的药囊，冲着荆轲用力砸了过去。荆轲远远看见一件东西向它飞了过来，也不知道是什么，但是，为了自己的安全，不得不为避开这一不明之物放缓了脚步（是时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荆轲也），这给了秦王数秒钟的喘息之机。愣在一旁的大臣这时也看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齐声大呼：“王负剑！王负剑！”这种众人齐呼的场景，真像百米跑道两边的拉拉队一样，整齐有力。所谓“王负剑”，就是让秦王把长

耽搁这么长时间，就在旁边那条街上，大概八十米，一百米。如果我们去迟了，医生会离开诊所，他想。他未能避免一个习惯性动作，抬起左手手腕，垂下眼睛要看看几点钟。他紧紧咬住嘴唇，仿佛一阵突然的疼痛刺穿全身，还要感谢命运，那个时刻没有邻居出现，否则，说第一句话的时候他就会泪如泉涌。一辆汽车在街上停下，终于来了，他想，但随即对发动机的声音感到奇怪，这是柴油机，是出租车，他自言自语地说，又按了一下电灯按钮。妻子回来了，慌里慌张，十分焦急，你那个保护神，那个好心人，把我们的车开走了；不会，大概你没有好好找；我当然好好找了，我看得很清楚，这最后几个字是无意间说出来的，你不是说汽车在旁边那条街上吗，她又补充道，那里没有，说不定在另一条街上；不会，不会，就在那条街，我敢肯定；那就是车不见了；那么，钥匙呢；他利用你晕头转向心急如焚的时候把我们的车偷走了；我连家都没敢让他进，要是他留在家里陪着我等你回来，就偷不了汽车了；走吧，出租车等着呢，我跟你赌咒，只要这坏蛋也瞎了眼，我情愿少活一年；不要说得这么大声；让人们把他的所有东西都偷光；也许他会回来；啊，对，明天来敲我们的门，说他一时粗心，请求原谅，还问你是不是好些了。在去诊所的路上两个人都没有说话。她尽量从头脑中驱走汽车被盗的阴影，温情脉脉地紧紧攥着丈夫的手，而他则低着头，不让司机从后视镜里看到他的眼睛，心里不住地问自己，怎么这样大的灾难竟然落到我头上，落到我头上，这是为什么呢。耳边传来街上车辆来来往往的声音，出租车停下来的时候还能听到一两个人高声说话；有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睡着了，而外界的声响仍能慢慢穿透像白色床单一样裹着我们潜意识的帘幔。像一条白色床单。他摇摇头，叹息一声，妻子轻轻摸摸他的脸，好像在说，放心，我在你身边。他把头歪到妻子肩上，并不在意司机会怎么想，要是你也像我一样，就不能开车带我们来了，他像个孩子似的想，而并没有注意到这种想法有多么荒唐，还暗自庆幸自己在绝望中仍能进行逻辑推理。被妻子小心搀扶着走下出租车的时候，他看上去还算镇静，但到了将获知自己命运的诊所门口，他就像那些毫无指望的人一样，一边摇着头，一边用颤抖的声音悄悄问妻子，我从这里出去的时候会怎么样呢。妻子告诉女接待员，她是半个小时前为丈夫打来电话的那个人，女接待员把他们带到病人候诊的一个小厅里。那里已有一位戴黑眼罩的老人，一个大概是由他母亲陪着的斜眼小男孩，一个戴墨镜的年轻姑娘，另外两个人没有什么突出特点，不过他们中间没有一个盲人，盲人是不去看眼科医生的。妻子把丈夫领到一张空着的椅子前坐下，由于没有椅子了，她就站在丈夫旁边，我们得等一等，她伏在丈夫耳边说。他知道为什么，他已经听见那些人说话，现在令他焦急的是另一件事，他担心医生为他检查得越晚，他的失明程度会越深，可能会因此无药可救。他在椅子上不安地动来动去，正要把自己的担心告诉妻子，就在这时候门开了，女接待员说，你们两位请来一下，然后又转向其他病人道，医生先生有吩咐，这位先生病情紧急。斜眼小男孩的母亲表示不满，说权利就是权利，还说她排在头一个，已经等了一个多小时。其他病人低声对她表示支持，但他们，包括斜眼小男孩的母亲本人在内，都认为继续表示抗议的做法不够慎重，要是惹得医生不高兴，他们就不得不因为这种不合适的做法付出代价，再等更长的时间，这是极有可能的。戴黑眼罩的老人宽宏大量，让他去吧，太可怜了，他比我们任何人都病得厉害。盲人没有听见他的话，两个人正走进医生的诊室，妻子说，医生先生，非常感谢您的善心，我的丈夫；说到这里停住了，实际上她并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只知道丈夫瞎了，他们的汽车被人偷走了。医生说，请坐，并亲自扶患者坐下，摸摸他的手，直接对他说，好，讲讲你的情况吧。盲人说，当时他正在汽车里等着红灯，突然间就看不见了，一些人过去帮助他，一位老太太，从声音听出来大概是位老太太，说可能是神经方面出了毛病，后来一个男人陪他回了家，因为他一个人回不去；医生先生，我看到一切都是白的。他没有提汽车被盗的事。医生问他，您从来没有遇到过，我的意思是说，没有经历过和现在相同或相似的事吗；医生先生，从来没有，我甚至从来没有戴过眼镜；您对我说是突然间发生的；医生先生，是这样的；像灯光灭了一样吗；更像灯光亮了。最近您曾感到视力有什么变化吗；医生先生，没有；现在或者过去您家中有失明的病例吗；我认识的和听说过的亲戚中一个也没有；您有糖尿病吗；医生先生，没有；高血压和颅脑病呢；颅脑病我不懂，只知道没有得过其他病，公司给我们做过体检；头部受过猛烈撞击吗，我是指今天和昨天；医生先生，没有；多大岁数：三十八岁；好，我们来检查检查眼睛。仿佛为了协助检查，盲人马上把眼睛睁得大大的，但医生拉着他的胳膊，让他坐在一台设备后面，有想象力的人会把它看作一种新型的忏悔室，只不过眼睛代替了话语，忏悔神甫直接看进悔罪者的灵魂。把下巴放在这里，医生说，一直睁着眼睛，不要动。妻子走到丈夫旁边，把手放到他肩上说，你马上会知道，一切都将解决。医生上下调整着他那边的目镜系统，转动极细的螺旋状调节钮，然后开始检查。角膜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巩膜没有任何异常，虹膜没有任何异常，视网膜没有任何异常，水晶体没有任何异常，黄斑没有任何异常，视神经没有任何异常，没有任何部位发现异常。医生离开仪器，揉揉眼睛，然后一句话也没有说，又从头开始检查，第二遍检查完的时候，他脸上浮现出一种茫然的表情，我没有发现任何损伤，您的眼睛完全正常。妻子高兴地把两只手握在一起，喊道，我早就说过，早就说过，一切都会解决。盲人没有理会妻子的话，问道，医生先生，我的下巴可以挪开了吗；当然，对不起；如果我的眼睛像您说的那样完全正常，那么我为什么瞎了呢；我暂时还说不清，必须做更细致的检查，分析，回声试验，脑电图；您认为与大脑有关系吗；有这种可能，但我不太相信；可是，医生先生您说没有发现我的眼睛有任何毛病；是这样；我不明白；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先生确实失明了，那么您的失明症现在还无法解释；您怀疑我假装失明吗；这怎么可能呢，问题在于这种病例的罕见性，就我本人来说，在整个从医生涯中从来没有遇到过，我甚至敢断言，在整个眼科医学史上也是如此，您认为我还能治好吗；原则上说，因为没有发现任何类型的先天性恶变，所以我的回答应当是肯定的；可是，看起来并非如此；只是出于谨慎，我不想让您产生以后被证明为没有根据的希望；我明白；这就好；我应当进行什么治疗，服什么药吗；目前我不会开任何药，如果开的话也是瞎开；瞎开，这个词用得恰当，盲人评论说。医生装作没有听见，离开检查时坐的转椅，站着在处方单上写下了他认为必要的检查和分析，把单子递给盲人的妻子，太太，请拿着，检查结果出来后请和您丈夫再来一趟，如果他的病情有什么变化请打电话告诉我；医生先生，诊费呢；付给女接待员。医生把他们送到门口，吞吞吐吐地说了句要有信心之类的话，会好的，会好的，没有必要失望；之后他走到诊室旁的小卫生间，对着镜子站了整整一分钟，嘟嘟囔囔地说，这是怎么回事呢，后来他返回诊室，叫了声女接待员，让下一个病人进来。那天夜里，盲人梦见自己失明了。后来偷汽车的那个人挺身而出主动帮助盲人的时候，并没有任何邪恶的企图，恰恰相反，他那样做完全是出于慷慨和利他，众所周知，慷慨和利他是人类最优秀的两个品质，这些品质甚至在最冥顽不化的罪犯们身上也能找到，与他们相比，这个小小偷车贼在此种行当上没有任何长进的希望，只能受真正大权在握的头目们的剥削，那些人才算得上乘人之危巧取豪夺之辈。说到底，为了日后施窃而帮助一个盲人和因为觊觎遗产而照顾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两者之间没有多大差别。只是到了盲人家附近他才自然而然地产生了那种念头，可以说，这就好比他只因为看到卖彩票的人才买了一张彩票，当时并没有动心，仅仅是买了张彩票，看看里边有什么，至于反复无常的运气能给他带来点什么或者什么也带不来，他事先都准备泰然处之，还有些人会说他这样做是出于人格的条件反射。在人类本性问题上，怀疑论者人数众多并且非常固执，他们一直认为，如果环境未必能造就窃贼，那么同样不容否认，环境在这方面助力不小。至于我们，让我们这样来想一想，假设盲人接受了后来成为虚伪慈善家的人第二次提出的建议，在最后时刻伪善之人的善心还可能占上风，我们这里指的是他主动向盲人提出在其妻子回来以前陪伴他，那么，谁知道这样给予的信任带来的道德责任感能不能阻止他的犯罪企图，能不能让那些甚至在最堕落的灵魂中也能找到的光辉和崇高在他身上显现呢。或许我们能从一直谆谆教诲我们的古语中得出个庸常的结论，盲人在暗自庆幸的时候却碰断了鼻子。被众多自私的人背弃，被更多人抵制的道德感其实古已有之，今天依然存在，并非灵魂尚处于混沌状态的新生代哲学家们的发明。随着时代的推移，随着社会的进化和基因的置换，我们最后把道德感与血液的颜色和眼泪的咸淡混为一谈，仿佛这还不够，我们还把眼睛变成了朝向灵魂的镜子，结果它往往毫无保留地展示出我们嘴上试图否认的东西。此外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即在一些头脑简单的人身上，因做了某件坏事而产生的内疚常常与各种古已有之的恐惧混杂在一起，其结果是他们受到的惩罚无形中比应得的增加了一倍。而在这一案件中，人们无从知道，偷车贼在开动汽车时受到了哪些恐惧和哪部分道德感的煎熬。一个人手握方向盘的时候失明了，从挡风玻璃往外看的瞬间突然什么也看不到了，毫无疑问，另一个人坐在同一个位子上握着同一个方向盘开车绝不会心安理得，无须有多么丰富的想象力就能知道，他的思绪必将唤醒惊恐那条肮脏的爬虫，那不，爬虫正在抬起头来。但是，内疚也是道德感的一种加重了的表述方法，这在前面已经说过，如果我们想用暗示性词语来描述，可以称之为有牙齿能咬人的道德感，现在这种道德感正把盲人关门时无依无靠的形象展现在他眼前，不用了，不用了，可怜的人说，从此以后，没有别人的帮助，他将寸步难行。偷车贼加倍注意遵守交通规则，不让如此可怕的思绪占据整个头脑，他很清楚，不能让自己有丝毫分心，不能让自己出任何微小的差错，警察就在那里巡视，只要他们当中某个人命令他停车，出示驾驶证，他就会被投入监狱，受铁窗之苦。他谨慎小心地遵守交通信号，绝对不闯红灯，见黄灯也不敢启动，耐心地等待绿灯出现。这时候，他发现自己开始着了魔似的关注信号灯的变化，于是改为调整车速，尽量总是遇上绿灯，虽然为了做到这一点有时不得不提高车速，或者相反，降低车速，惹得后面的司机们大为光火。终于，他紧张到了极点，晕头转向，不得不把汽车开进一条岔路，他知道那里没有信号灯，他毕竟是个技术高超的司机，几乎不用看就把车停好了。现在，他感觉自己处于神经病发作的边缘，确实是这样想过的，用词也完全相同，我要得神经病了。汽车里越来越憋闷，他把两边的玻璃都摇下来，但是，外面的空气即使还在流动也没能让车里清爽一些。我该怎么办，他问道。本应把车开到城外一个村庄的车库里去的，还有很远的路要走，以他现在的精神状态永远也到不了那里。如果被那边的一个警察抓住，或者酿成一场车祸，那就更糟了，他自言自语地说。这时他想到，最好是从车里走出去，在外面待一会儿，让头脑清醒清醒，也许能清除脑袋里乱七八糟的东西，那个家伙失明并不说明我也会得同样的病，这不是会传染的感冒，围着街区转一圈就好了。他下了车，用不着锁车门，马上就回来，于是他离开了。还没有走到三十步，他就看不见了。在诊所里，最后一个就诊的是脾气好的老头，就是那个替突然失明的可怜虫说了些好话的老人。他来诊所只是为仅剩的那只眼睛预约白内障手术的日期，黑色眼罩遮住的另一只眼睛是空的，所以与失明症无关；这种病是随年龄来的，不久前医生对他说，等白内障成熟了就摘下来，然后他就能重新认识所生活的世界了。戴黑眼罩的老人走后，女接待员说候诊室里没有患者了，医生拿起突然失明的那个人的病历，读了一遍，又读了一遍，思考了几分钟，最后拨通电话，与一位同事进行了如下的交谈。你知道吗，今天我遇到一个非常稀奇的病例，一个男人顷刻间完全失明，检查没有发现任何可见的损伤和先天性恶变的迹象，他说眼前都是白的，一种浓浓的乳白色附在眼睛上，我正在尽量清楚地表达他对病情的描述，对，当然是主观的，不，那人还年轻，三十八岁，你读过或听说过类似的情况吗，我也认为是这样，现在我看没有什么办法，为了争取时间，我让他去做一些化验，好，这几天我们一起给他检查一下，晚饭后我再翻翻书，查查文献，也许能找到线索，对，我明白，无辨觉能力，即心理失明，可能是，但可能是头一个具有这些特点的病例，因为，毫无疑问，那个人失明了，而无辨觉能力，这我们知道，是缺乏认出所看到东西的能力，是啊，我也想到过全盲的可能性，但你该记得我开头给你说的，白色失明，与全盲恰恰相反，全盲即黑蒙，是完全的黑暗，除非存在一种白色黑蒙，姑且这么说，白的黑色，对，我知道，从来没有见过，我同意，明天给他打电话，告诉他我们两个人愿意为他检查。打完电话，医生斜靠在椅子上，一动不动地待了几分钟，之后他脱下白大褂，动作疲惫而缓慢。他到卫生间洗手，但这一次没有对着镜子寓意艰深地问一声，那是什么。他已经恢复了科学精神，确实，无辨觉能力和全盲或黑蒙在书上都有准确的定义和界定，但在实际生活中并不意味着不会出现异种或者变异，如果这里用词得当，好像出现异种或变异的这一天已经来临。有千万条理由让大脑封闭起来，对，就这样，也只能这样，就像一位迟到的病人在他这里吃了闭门羹。这位眼科医生喜欢文学，善于引用适当的典故。晚上吃过饭后，他对妻子说，今天我在诊所遇到一个奇怪的病例，可能是心理失明或者黑蒙的变异，但这种情况从未出现过；黑蒙和另一种都是什么病呀，妻子问道。医生以稍有医疗知识的人能听懂的语言解释了几句，满足了妻子的好奇心，然后从书架上取下一些专业书籍和文章，有些是从前他在学院读书时候的，有些是最近的，还有几本出版物是最新的，还没来得及阅读。他先查找目录，接着按部就班地阅读查到的关于无辨觉能力和全盲的一切资料，读得越多越是不安，他觉得自己闯入了一个不属于他的学科，闯入了神经外科那个神秘的领域，对于这一领域他仅有一些粗浅的了解。夜深了，他推开正在查阅的书籍，揉揉疲劳的眼睛，斜躺在椅子上。这时候，他所面临的选择一条一条地呈现在脑海之中。如果是无辨觉能力，患者现在会看到他原先一直看得到的东西，也就是说，他的视觉敏锐程度不会有任何降低，只不过大脑失去了认出椅子是一把椅子的能力，或者说，大脑仍然能对视神经传递过来的光源刺激作出正确的反应，换种外行人也能明白的说法，大脑不再认识它曾经认识的东西，更别说将它表述出来了。至于全盲或者黑蒙，则没有什么疑难之处。如果患的确实是这种病，那么患者眼前看到的应该是漆黑一片，人们知道，这里保留了看这

樱花草社区论坛视频在线观看，导致局势越来越向革命的一端发展。这与此前对清廷腐朽保守的普遍印象很不同。马勇：我不认为一开始他们多有诚意，这是慢慢弄假成真。晚清几次重要的改革都是外力推动的。首先是1901年，《辛丑条约》明确要求中国必须改革。于是清政府实行新政，3年时间发展起来，这时面临的新问题是，接下来往哪儿走？是像日本一样走向君主立宪国家，还是像俄国一样走向有力量的集权政府？日本的君主立宪体制主要是约束君主权力，清政府自然倾向俄国体制。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清政府当权者希望俄国人胜——就像总是有人希望美国被打败，好像这样我们才有更好发展的合理性——但俄国惨败，中国的政治改革因此获得了外部动力。这时出现的最重要的契机是东三省问题。清廷要解决，但主持善后谈判的美国不理，说这是立宪国家之间的事，况且虽然日俄两国在你的土地上打仗，但你是保持中立的，与此无关。这时清政府才有所触动，派大臣们去考察。大臣们从海外回来说服朝廷改制立宪，说三个“有利于”：有利于皇权巩固，有利于百姓监督官僚，有利于消弭革命党。唯一受损害的是官僚阶层，因为他们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这种理由听起来很可以接受。之后清廷宣布逐步立宪，要用15—20年将大清国带上君主立宪的轨道。我们作为后人，应该抱着一种尊重的心态看到，他们走出这一步是不容易的。很可惜到了最后时刻，皇族没有做到真洒脱，选出偏重满人的皇族内阁。1911年11月，当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终于出台了《十九信条》，限制皇权，扩大内阁总理大臣与议会的权力。实际上立宪党人的要求就是这么多，但是这时候推出来已经晚了。这个没办法，统治者的决心总是比人民、社会的要求来得晚。《南风窗》：确实，好像几次立宪到了成功的关口，可惜又转向低谷。马勇：这就是政治的惰性，让他们变为主动很难。1911年5月8日第一届责任内阁出台，应该说是当时最好的格局，会走向良性的君主立宪体制。可惜责任内阁偏重皇族，引起立宪党人的不满。如果第一届责任内阁总理大臣是几个月后接任这个职务的袁世凯，可能历史也不是后来的样子了。其实我对皇族内阁还是很理解的，他们从小接受的就是最优秀的教育，见识和眼界完全不同。但怎么来约束他们的权力，怎么使其有“上位”的合法性，是政治要考虑的。包括引起保路运动的“铁路国有”政策，事实上，这在当时是正确的药方。因为一开始民间资本涌进，存在各种利益纠纷和资金不足的问题，把铁路网搞乱了。这时铁路干线国有的正当性完全不必怀疑，可是他们时机和方法不对，问题就大了。《南风窗》：革命党似乎就是在清廷改革的一步步失误中成长起来的，一开始显得希望渺茫。马勇：对。原来我读历史总感觉有几个隔膜，比如弄不清楚革命的几次高潮到底是什么时候。我们把每次起义都当作革命的高潮，特别是黄花岗起义。黄花岗起义准备不足，几次武装暴动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在书里写了几个故事，比如革命党人吴樾，在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之际搞恐怖袭击。他其实引起一片反对，被认为是置国家前途于不顾，只有革命党说吴樾是为国家献身。结果他反而使清廷意识到改革迫在眉睫，坚定了政府的决心，所以我讲他的临门一脚就把清政府立宪的球踢进去了。《南风窗》：您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很高，认为它超越了法国大革命，是中国智慧的最高体现。这怎么理解？马勇：辛亥革命模仿法国大革命，这是学界的共识，因为孙中山的目标就是推翻君权、恢复民权，法国大革命120年前就是如此。中国前半部分遵循这条道路，但后半部分没有按照法国这样走，这就是中国智慧的体现。我认为辛亥革命最要强调的一点是，不论是清政府、新军将领还是革命党，都把战争控制在有效的范围内，将政治斗争还原为谈判。比如江苏巡抚程德全，是第一个从清廷退出来又能成为民国都督的人。当时上海已经光复，革命军到江苏省会苏州拜会他，他说，光复没问题，但是不能惊动人民。战争有时候要适可而止，这个标准就是人民的福祉。干吗一定要把这些东西都打碎呢？干吗一定要让人民流血呢？另一个例子是武昌起义之后，袁世凯的北方军为了压制南方，打了3天，当时完全可以乘胜追击，踏平武汉三镇，但是袁世凯不同意，特意电话通知冯国璋按兵不动。因为武昌是当时国内贸易的中心，如果继续打，不仅毁了商业，也涉及各国在华利益。各方的将领都是这个原则。而且我写的时候隐隐约约觉得，这是给未来中国政治可能发生的变革一个警醒。我觉得中国还是应该继承我们民族当中“知进退”的传统，不能总是“宜将剩勇追穷寇”。《南风窗》：既然是中国智慧的最高体现，为什么这和谈的成果不能持久？马勇：你说“二次革命”？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我们过去认为辛亥革命之后进入了一个社会动荡状态，这说法也不对。1912—1927年，中国并没有处于长时期混战。1918年一战结束，有一次谈判机会，但是到后来又谈崩了。文明怎么能分东、西呢？《南风窗》：在您笔下，“清政府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严重忽略了社会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无限扩大，没有注意下层民众在政治发展经济增长过程中并没有得到相应好处，反而失去了许多，于是各地民变、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马勇：我做晚清政治研究，越来越感觉到，我们现在好像处在一个轮回时期。我马上会出一本写晚清20年的书，从1891年写起。这一年洋务运动基本结束，北洋海军从海外买了很多战舰，近代工业比如江南制造总局、汉阳铁厂等也发展很快。中国又觉得牛得不得了，经济排世界第二，觉得自己可以说不，可以不高兴。有个很清晰的例子，1884年法国人要越南和1894年日本人要朝鲜，情况一模一样。1894年，日本要朝鲜独立，清政府就不干。一是因为距离京城太近，朝鲜成为日本的附属国，威胁很大；更主要的是中国经济虚骄，自以为很强大。军方鹰派认为我的附属国绝不能让别人拿走，于是与日本海战，结果一败涂地。三十年搞下来什么都没有。《南风窗》：这里面究竟原因在哪里？马勇：100年后回看，我们也得承认那时候清政府里也有一流人才，如李鸿章、曾国藩、张之洞。中国文明也有最伟大的一面，但是在你学习别人的时候，就要诚心诚意。日本人在明治维新的时候就是诚心诚意，好的东西学过来了，自己的传统也保留了；我们却总在强调情况特殊，民主没学来，只学了独裁和专制。我们不能够只学人家的科学技术，而不要人家的体制。《南风窗》：我们都是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嘛。马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具有阶段性意义。在19世纪70年代，这是很进步的口号，告诉保守派们不要怕，我们是学习对我们有用的部分，中国文明的基本面不会变。但是张之洞讲“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时候，就已经很反动了。《南风窗》：许多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体制，您在书里也讲“中国目前的危机主要是在国是不定，定国是的关键就在立宪法，实现宪政”。马勇：这一点我是坚定不移的。有网友批评说马老师动不动就说是体制问题，不是体制是什么呢？100多年来，没有建立一个良性的体制是很可惜的。第一次是1927年，国民党把一个好的体制摧毁了，后来又把民国体制废弃了。这些都很值得我们去检讨，去想中华民族应该怎么走未来的路。《南风窗》：辛亥革命与世界政治气候有关吗？马勇：我认为近代史研究一定要从世界的角度去考虑，我们每一次变化都与世界有关。辛亥革命就是对100年前世界变动的回应，如果西方国家都处于帝制时代，中国就不可能有革命。现在的情形福山几年前在《历史的终结》里已经讲得很清楚，历史发展到美国这种体制就不要再想别的了。桥就在那儿，你还老要摸石头。按着桥走不就行了吗？有些事情不必再从头开始探索，不然我们学科学，都从证明1＋1=2开始学起吗？而且如果有人类本位的感觉，把人类文明看成自家的文明，拿来就用，就不会觉得尴尬。文明怎么能分东、西呢？晚清被完全妖魔化了《南风窗》：反思辛亥要着重哪些方面，如何评价辛亥革命的意义？马勇：学术界还是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不过，由于大家对前辈学者建构的基本框架无法突破，不敢突破，因而这个领域的研究稍显落后。30年了，我们基本上还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论说，除了部分肯定民族资产阶级即立宪党人的转变意义外，还一直抱怨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遗憾孙中山等南方革命党人当年为什么不一鼓作气直捣龙庭，革命到底。我在这本书中对这些问题没有给予直接批评，但我的探讨就是要正面肯定辛亥参与各方政治势力是怎样出于民族大义、人民至上的原则，有坚持有妥协，避免战争减少战争。如果我们时至今日还是将慈禧太后、李鸿章、袁世凯这些人物妖魔化，那么我们的近代史就有许多地方说不通。对于这些曾经为这个民族做出过贡献的人物，我一直主张以温情与敬意去回望。《南风窗》：这种“温情与敬意”的态度是受了钱穆的影响吗？马勇：“温情和敬意”也并不只是钱穆说过。中国古人像孟子就强调“知人论世”，强调站在古人站在当事人的立场去设想去体会，不苛求古人，不溢美不隐恶。中国历史学的这个传统并没有丢失，我们当代许多历史学家其实还是秉持这样一种立场。只是在过去一些年代，由于过于强调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泛化乃至扩大化，好像人们的一举一动都带有阶级的立场、痕迹或企图，这是不对的。我觉得我是接续这个史学传统往下走的，当然受到了章太炎、梁启超、胡适、钱穆以及当代余英时、朱维铮等这一代又一代史学家的影响，至于在表达方式上，我也希望用更加平和的方式去讲述“一个不一样的故事”。《南风窗》：对于袁世凯、孙中山等人的“纠偏”，可能在学界并非完全创新，但是在大众阅读里，这些还停留在传统的判断上，这方面这本书应该会给人不少启发。学界的历史研究如果能影响非专业读者，扩大传播力，再好不过。马勇：我写这类书，就是写给非专业人士看的。所以为了好读，没有像其他书一样大量引用材料，而是把材料都化进叙述里面。读者要相信我是专业的，即便不加注，也都是有据可考的。因为只要引用了原话，文气就不顺了。我最近出的这几本书，都是这个风格写的，我觉得也是给历史学著作一个创新，不要原来板着面孔，很专家的样子。我这些年刻意尝试以一个比较严肃的历史学家的身份进行大众化写作，向公众传递一些比较真实的历史知识。我认为，这是一个知识分子或者说读书人应尽的责任。《南风窗》：另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晚清史的研究？马勇：我这些年看这么多资料，晚清被完全妖魔化了。革命党当年在海外就是不管清政府做什么都说坏。我们今天对于清史的研究就沿着它走。今天看当然觉得很荒唐，觉得不是历史真相。我写过一篇文章《重写晚清史》，就提出这个问题。晚清史两次被妖魔化，第一次是康有为、梁启超，第二次就是孙中山的革命党。（《南风窗》专访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第四章换个角度看问题再看鸦片战争后的中外条约在鸦片战争之后20年，中国没有善待五口通商带来的机遇，没有下功夫引导中国利用这个机会实现产业转型，将农业文明转轨到工业文明；也没有利用五口通商机会去耐心引导消费，培育市场，培育中国人新的消费习惯和消费理念。中国在经历了战争短暂的痛苦后，很快重回宁静与安逸，重新享受农业文明的好处。根据《江宁条约》、《虎门条约》，所谓“治外法权”，就是在五口或中国内地外国人一旦犯罪，不使用中国法律进行约束和制裁，而是交给英国法庭，运用英国法律量刑治罪。这个规定后来被中国人和中国历史教科书视为最不能接受的不平等条约，以为严重破坏了中国的法律体系，是中国司法主权的丧失。这些愤怒从后世观点看当然可以理解，但实在说来，这种愤怒只是后来者的愤怒，并不代表当时人的心情。相反，在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中国人虽然见过不少外国人，不论在宫廷，还是在沿海、沿江，甚至在偏远乡村，外国人，且是真正的西洋人并不少见，西洋人与中国人也并不总是处在冲突状态。但是，怎样管理这些在中国的西洋人，中国政府似乎并没有想好，他们不是愿意让渡自己的司法权，而是不知道怎样运用这项权力。他们能想到的简单办法就是古代中国的“以夷制夷”，让洋人自己管理自己，总比让中国人去管理更省心。至于那个一直被后世中国人视为不平等的“协议关税”，其实与“治外法权”同等性质，同一个原因。都是因为要省心，所以就主动放弃了这些权力。参与《江宁条约》、《虎门条约》谈判的伊里布、耆英、黄恩彤等并非等闲之辈，他们不仅有着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丰富经历，而且深知中国体制之弊与体制之优。他们还深知鸦片战争之前广东地方政府与官吏的苛捐杂税是引发这场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因而他们一直希望能够找到一个从根本上解决的办法。他们真诚希望英国人同意用一个具有包干性质的固定税率去反制地方政府、强势官员的胡作非为。他们想到了协议关税，因为这种方式最方便最省心，每种货物应该纳多少税都明白无误地写在条约里，中外双方因此减少了冲突和争执，地方政府和官吏，不论怎样强势，也没有办法额外加税。这既是一个关税包干、财政包干的笨办法，但在这些制度设计者看来，一举数得，清廷的财政收入不会因此减少，新税则的“值百抽五”在事实上比先前的税率略有提高。又因为有了这个数额、比例的制度约束，地方政府、强势官员无计可施，不能税上加税。我们今天看来是一种屈辱或吃亏，但在当年，不论谈判者，还是朝廷，都认为这是中国外交的胜利。他们不愿彻底打开国门，介入全球经济一体化，但他们也不愿意英国人在与中国人做生意时占尽便宜。当然，按照现代国际关系和国际贸易理论，伊里布、耆英、黄恩彤等人所取得的外交成绩是虚假的，是不足信的，牺牲了国家主权，贻害不少。他们争来了不当争不必争的东西，恰恰又放弃、牺牲了不应该放弃的权力和利益。如果历史主义地看待1840年代的中国外交，那时的中国毕竟刚刚开始被动地与近代国家打交道，而且是被打败之后不得已而打交道。经验、智慧、眼光，当然没有办法与一个成熟的国家去比较，甚至没有办法与几十年之后的中国相比。直至1882年，当中国帮助朝鲜与美国进行修好通商条约谈判时，方才有机会仔细检讨40年前有关“协议关税”、“治外法权”的利弊得失。1882年2月14日，主持中国外交的北洋大臣李鸿章在与朝鲜“朝美通商修好条约”谈判代表金允植交换意见时，劝说朝鲜在与美国谈判时一定要注意通商条约的公平合理原则，既不能像《朝日江华条约》那样不定税则，丧失利益，且为各国所窃笑，也不能像中国几十年前那样用一个固定税则一劳永逸。正确的方法应该是议立公平章程，如有未尽，就参照他国式样，约定修约时间。5年一改，或10年一改，总不至于将关税主权永久丧失。这就是关税自主原则。中国在经历了差不多半个世纪方才弄明白，后人当然不应该因此去指责伊里布等人的失误或不察。这是时代的原因。《江宁条约》、《虎门条约》签字后，中国赢得了一个和平时期，只是中国没有利用这个时间去发展自己，中国依然在浑浑噩噩中度过。而且，还有一个不太好的趋向是，由于中英战争是以条约谈判的方式结束的，因而战争结束不久，美国、法国等相继要求与清政府签

，乾隆帝发动了一场文字狱，以保人们之廉耻心。他命令各地巡抚和总督监督其辖区内的每一家书坊和藏书楼上缴所有钱谦益的著作。这道圣旨甚至传到了僻远的山乡和与世隔绝的村落，使那里的人们也知道皇上决定销毁所有已出版的钱谦益的著作，及用来印刷这些著作的木版。另一方面，乾隆帝决定褒奖那些似乎与钱谦益对立的明朝忠臣。1776年，他下令编撰的《胜朝殉节诸臣录》宣告完成，其中授专谥者33人，授通谥者1505人，祀于所在忠义祠者2249人。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1776年12月为此书问世而颁布的诏令中，在为殉节的“东林”和复社义士彻底昭雪、并声称明朝若重视他们的劝告就不会灭亡的同时，乾隆帝又制定出一些条文以发动那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当然，将二者联在一起的是这样一种基本理论，即臣应永远忠于其君，以证明自己的“坚贞”，而不论其君暴虐与否。人们重视的是忠臣的个人表现，而不是他们的集体成就；值得自夸的是个人的坚贞而不是政治上的胜利。然而，当明朝忠臣得到那种具体褒奖的时候，他们为明朝献身的精神早已被人们淡忘了。只是在新儒学的忠君思想不再专属于明朝的事业而开始与清朝的命运相联之后，清朝政府才能毫无矛盾心理地倡导这种美德，从而实现其自身从一个异族军事政权向一个握有统治天下之“天命”的合法君主的转变。这一过程——对清朝的忠逐渐压倒对明朝的忠——最终完成于1673年“三藩之乱”期间。

三藩之乱

三藩指云南和贵州的吴三桂、广东的尚可喜和福建的耿精忠。他们是清朝巩固其统治的最后一个重大障碍。顺治帝临终时曾允许这些封疆大吏在南方实行割据，因为没有他们的帮助，清王朝既无力剿除李成栋残部，也无法抵御驻守台湾的郑成功之子郑经的水师。然而，三藩的要价甚高，其中又以吴三桂最为贪婪：他要求获得由他直接控制的两省境内的实际上的宗主权、由朝廷为其军队提供的每年1000余万两饷银，以及对湖南、四川、陕西、甘肃等相邻各省官吏的任命权。1673年4月28日，北京在清廷收到了平南王尚可喜的奏章。他自1633年以来一直在为满族冲锋陷阵，如今已达70高龄。由于年老力衰，他请求康熙帝准其致仕。若皇上恩准，他便打算将广东封国交给其子尚之信继承，而自己带领曾参与征服中原的旧“天助兵”部两佐及藩属2.4万余人归老辽东。没过多久，康熙帝部分地同意了尚可喜的请求。这位老将获准率其手下除绿营正规军以外的所有部队返回辽东。但皇上没有同意尚可喜让其儿子袭国的请求。康熙帝指出，广东已被尚可喜平定，因而没有必要让其藩国继续存在。耿精忠与吴三桂得知尚可喜的请求及康熙帝所采取的行动后，也于8月要求辞职。根据那年以后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接受这样一种看法，即吴三桂只是想探探深浅，而并不希望他的请求被认真对待。当然，议政王大臣会议知道吴三桂的辞呈只是一种姿态；而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以索额图的正黄旗为首——都因担心这位藩将的报复而主张拒绝吴三桂的请求。但另一派，主要是以兵部尚书明珠为首的年轻满洲旗人，则主张皇上应接受吴三桂的辞呈。明珠说，清朝毕竟已将吴三桂的长子吴应熊（娶顺治帝堂妹恪纯公主，授子爵）扣在北京作人质。而且，在户部尚书米思翰的主持下，清政府已设法将各省府库积银运至京城，如果需要的话，足供10年战争之用。康熙帝面对这两种意见犹豫了一阵，最后在其祖母的劝说下，于1673年9月16日终于批准了明珠的建议，决定接受吴三桂的辞呈，并于九天后派两名特使前往云南处理权力交接事宜。吴三桂及其最亲密的谋士（包括其侄儿和女婿）得知皇上的决定后大怒。吴三桂的封国将在一夜之间被剥夺，其子孙盼望已久的继承权也将被剥夺。但另一方面，如果他们起兵抗旨，成功的可能性看来不小。不仅满洲军队被过于分散地派驻全国各地，而且如果吴三桂公开宣布反叛的话，相邻各省的许多重要的汉族将领和官吏作为吴三桂昔日的部将也会起而响应。因此，1673年12月28日，吴三桂杀死了巡抚朱国治，逮捕了康熙帝的两位特使，下令恢复明朝旧制，并打起了周朝旗号，自命为周朝大元帅。他号召所有旧部率众相助，并向另外两藩求援，随后于1674年1月7日向贵州进发，当地的巡抚望风而降。2月17日，他的军队到达湖南边境。他致书该省所有官员（其中许多人是经吴三桂举荐而被任命的），并到处张贴告示。“周”军继续挺进，沿途城市一个个不战而降。至4月底，吴三桂便几乎全部控制了这一盛产稻米的省份，并准备在即将到来的收获季节向当地征税。不是因为他希望保住被扣在北京的儿子的性命，就是因为他考虑到在继续北上之前建立一个强大的根据地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总之，吴三桂到湖南后便停止不前了，从而使清军有时间在湖北集结兵力，建立防线。吴三桂要在湖南站住脚跟，还有赖于相邻各省、特别是湖南以南各省的支持。在这一点上，广西尤为关键，因为如果广西仍忠于清廷，广东便很可能采取同样的态度并出兵攻打吴三桂的后方。吴三桂起兵时，广西巡抚是马雄镇，他是17世纪50年代后期颇受顺治帝宠爱的第二代旗人之一。在为其父——原两江总督马鸣珮——守丧一年之后，马雄镇于1667年拜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由于赢得了摄政王鳌拜的青睐，他又于次年拜内阁协办大学士。1669年，当年轻的康熙帝开始亲政之时，马雄镇年仅35便被任命为广西巡抚。在离京赴任之前，康熙帝召见了他，并赐给他一件龙袍，以示优宠。作为广西巡抚，马雄镇有权监督剿匪，并在保持该省驻军的高额粮饷的同时采取措施削减不必要的开支。但他毕竟是个文官；该省军权主要在将军孙延龄手中。这位并不比马雄镇年长的孙延龄，是以一种极不寻常的方式得到这项官职的。其父是汉军正红旗军官，也是孔有德的部将，他本人自少便与孔有德之女孔四真订了婚。孔有德在1646—1652年间曾是清军主将之一，1646年他征服了河南，1648年征服了广西，最后将南明军队赶入贵州，1652年被李定国击败，在桂林自杀。由于他对清朝忠心耿耿，顺治帝以隆重礼仪将其安葬在北京彰义门外，并对他的唯一后嗣女儿孔四真待以殊礼。1660年，当她与孙延龄终于完婚之时，她被收养为和硕格格（皇族血统的公主），孙延龄则成了她的和硕额附，并以男爵成为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成员。两人还在紫禁城西华门外得到一座府第。此外，作为孔有德的遗孤，孔四真还得以在名义上统领仍在广西的其父亲的军队。1666年，孔四真请求允许她全家迁往广西。由于当地的原统领正准备致仕还乡，孙延龄便代她受命为这支军队的将领，尽管他实际上毫无统兵之经验。其结果是使该省局势在巡抚马雄镇上任后的几年之内严重不稳。1672年，孙延龄因未经允许就自行任用下级军官而受到朝廷斥责。1673年，他手下的官员（原是孔有德忠实的部下）向北京报告说孙延龄放任士兵凌辱百姓；于是，皇帝命勒德洪前往桂林查实。尽管指控被证明属实，因顾及到他与孔家的关系，康熙帝还是决定继续让他掌握该省的军权。这样，当吴三桂于1673年12月公开反清，并于1674年二三月间占领湖南之时，广西的政局已相当不稳。孙延龄对那些在皇上面前指控他的部将仍怀恨在心；不久，他便决定趁此混乱之机对他们进行报复。1674年3月24日，孙延龄发动了一场大清洗，派人逮捕并杀戮了广西军队中的30余名将领，这实际上包括了所有参将。然后，他自命为大元帅和安远王（安远是个会使人想起南朝齐梁两朝都城的地名［原文如此——译者］）；同时，他又围攻马雄镇的巡抚衙门。马巡抚手下几乎没有军队，因而无法抵抗。他本想自杀而拒绝投降，但为其家奴所阻。结果，他被软禁起来。孙延龄没有杀他，先是极力劝说，继而又逼迫他一道起事。马雄镇仍不妥协。实际上，他已于5月秘密派长子世济、三个月后又派次子世永和长孙国祯，去北京报告广西局势，并请求迅速派兵救援。他还将康熙帝所赐龙袍送回北京，以便妥善保管。但他未见任何回音，也未得到任何帮助。最后，孙延龄被他的固执所激怒，遂将这位巡抚及其家人、属吏和家奴一道逮捕并投入监狱。当时，马雄镇再次企图自刎，但手中兵刃被其卫兵及时夺下了。在此后的三年内，马雄镇的1个女儿、4个孙子和14个家奴死在狱中。但马雄镇仍然活着，这或许是因为孙延龄对吴三桂叛乱可能出现的结局似乎还没能作出明确的判断。孙延龄反叛后，吴三桂封他为临江王；但他只是部分地隶属于“周”政权。有人认为，马雄镇在几年监狱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对清朝的赤胆忠心，阻止了孙延龄全心全意加入吴三桂的叛乱。更有可能的是，孔四真不断提醒自己的丈夫勿忘清朝对他们的优宠，从而使孙延龄部分地保留了对清朝的忠诚。当然，万一清朝获胜，他那位著名囚犯的安然无恙，便能保证孙延龄自己最终获得宽赦。在耿精忠统辖的福建，局势与广西极为相似。和吴三桂一样，耿精忠也于1673年8月请求辞职，而且他比吴三桂更早得知朝廷接受了他的请求，准其带领15佐领亲军返回辽东。当然，有点希望吴三桂反叛的康熙帝，对耿精忠的忠诚也不抱幻想，他对新任命的福建总督范承谟就是这样说的。

范承谟的殉难

范承谟是范文程之子，也是进入内三院的第一批获得进士出身的汉族旗人之一。顺治帝死后，他成为国史院的学士（应为秘书院学士——译者）。由于健康状况一直不佳，1644年他因病请求辞职，但由于素慕范承谟美名的其他官员几乎一致主张将他留在朝中，他的辞呈被摄政王鳌拜拒绝了。这是范承谟入为内阁侍读以及《顺治实录》的修撰之后还将重复出现的一种模式。1668年，范文程（应为范承谟——译者）第一次外迁为浙江巡抚，并实行了典型的文治措施。为了赈灾、减税，及战后的垦荒，他对该省进行了一次广泛的实地考察，结果使他的身体更加虚弱。但当他于1671年再次请求因病辞职时，民众强烈要求他留任，致使康熙帝驳回了他的辞呈。次年冬天，范承谟被擢为福建总督。但他没有立即南下，即请求进见皇上，并于1673年夏抵达北京。康熙帝对他极为关怀，召见之前先派御医诊视了他的病情，当其进殿见驾时，又热情慈爱地接待了他。皇上已接受了耿精忠的辞呈，遂告诉范承谟他打算撤销福建藩镇，召回耿精忠。在如此微妙的形势下，范承谟的任务显然困难重重，所以康熙帝要特别隆重地为他这位总督送行。临行前，范总督被赐以皇上穿过的袍服，以及良马、鞍辔和80名蒙古亲兵。范承谟到福州上任后不入，就得到了吴三桂叛乱的消息。当耿精忠表现出反叛迹象时，范承谟便立即着手组建一支总督自己的军队。他要求皇上收回解散该省军队的命令，建议在总督的监理之下实行军屯，并要求命令耿精忠拨两营兵归他亲自指挥。但是，范承谟很快就意识到，耿精忠很可能会在这些措施得以实现之前就采取行动。范承谟想将全省各地驻军的将领召至福州，借口是新任总督要会见他们；他甚至企图逃至漳州或泉州，以躲避耿精忠的部队。然而，1674年4月21日，耿精忠在福州起兵反清，自称元帅，并宣布恢复明朝旧制。在将范承谟及其左右逮捕并投入监狱后，耿精忠派曾养性率领一支军队进入浙江，并于6月攻至沿海地区；自已则亲率另一支军队进入江西，于1674年7月底抵达鄱阳湖。与此同时，即1674年5月25日，总兵刘进忠也在其南面的广东潮州起兵响应耿精忠。康熙帝的对策最初是安抚。7月4日，他颁布了一道特谕，答应耿精忠如果投降便可获得宽赦和高位。当然，康熙帝最担心的是耿精忠会与台湾郑经的军队联合。幸运的是，耿精忠与郑经不可能结为联盟；事实上，在1674年和1676年，由于以往的争执，郑经的水师袭击了福建沿海的厦门及其他城市。但在耿精忠初起兵时，这并不是可以预料的；此时清廷则焦虑地等待着耿精忠的答复。1674年7月28日，清廷未见任何回音，遂将江南绿营兵调往杭州，并令努尔哈赤之孙、康亲王杰书全权负责平定耿精忠。然而，总兵曾养性的部队对浙江北部的进攻势如破竹（到年底只有杭州还在杰书的手中）；耿精忠也在江西东部连获大捷，致使康熙帝不得不考虑对台湾郑氏政权作出让步。1674年夏、秋，是清廷占领北京30年以来最不景气的时期。华南大部分地区落入叛军之手；吴三桂甚至建议康熙帝或者自杀，或者返回东北（在东北“准”其攻占朝鲜）；达赖喇嘛则提出以长江为界，南北分治。这段时间被康熙帝称之为他一生中最为艰难的经历之一，但当时他毫不动摇。1674年4月，他下令动员所有满、汉、蒙军，最后集结了20万八旗军和40万绿营兵，以武力镇压叛乱。5月18日，吴三桂的书信传到北京，书中语气傲慢，并自夸已收复了原明朝领土的1/3。康熙帝大怒，下令处死被扣为人质的吴三桂之子吴应熊。但从清廷的角度来看，在以后的几个月内，局势还将进一步恶化。在山路崎岖的四川，总兵王屏藩叛变，并宣布与吴三桂结盟。康熙帝令陕西将领王辅臣（原来也是吴三桂的部将）进攻四川，但他反于1674年12月叛变，并于次年初攻占了甘肃东部地区。由于兰州落入叛军之手，清廷与甘肃西部忠于清朝的张勇的部队失去了联系。1675年4月19日，蒙古察哈尔部在布尔尼的统领下起兵，并威胁着沈阳；仅仅是由于运气好，亲王鄂扎和大学士图海才率领一支由缺乏训练的旗人、临时召集的家仆和庄奴组成的乌合之众，设法保住了这座清朝旧都，使之免遭劫掠。1676年3月，尚可喜之子尚之信，公开承认他接受了吴三桂所封的辅德王称号，从而参加了反清叛乱。尚可喜还活着——并仍忠于清朝——就被他的儿子推到一边，不久他就一命呜呼，把广东留给了那个发誓要推翻清王朝的有名的虐待狂和杀人魔王。但是，大多数汉人仍然忠于清朝。这部分是由于吴三桂的形象——他曾叛明降清，而如今又再次投机反清——实在令人厌恶。甚至连顾炎武这样一个坚定的明朝忠臣也不能宽恕吴三桂先前的背叛，说他现在的反叛“蠕动尔外，岂有它哉！”因此，江南这一全国的经济中心仍在清朝的牢固控制之下。由于江南财富在其掌握之中，加上北方纳赋地区和已收至中央府库的各省积银，清政府能够为其军队提供充足的粮饷和装备昂贵的火炮。叛军则因被切断了与长江下游的联系而感到财力不足。当然，湖南也是盛产稻米，但吴三桂的赋税超过了当地人民的承受能力。西北的王辅臣则发现他的军队几乎不能得到粮食或增援。1675年，三藩实际上只在战术上赢得了这场内战的胜利。战略上的胜败将取决于双方的物质资源，以及康熙帝保持汉族地区将领，特别是具有战略意义的西北将领之忠心的能力，因为清军必须从西北直插四川和湖北。1676年，由于西北各省具有关键性作用的汉军各旗和绿营兵将领的殊死支撑，战略形势开始向有利于清朝的方面转化。1676年7月11日，王辅臣在清军围困下粮草俱尽，遂降于清朝，从而为清军进攻四川打开了通道，并使湖北的清军能腾出力量对付吴三桂。耿精忠也逐渐感到粮饷不足，很难坚持下去。他的将领开始拒绝执行命令，并且由于清军的矛头已转向他们，温州（浙江东南）的总兵曾养性和衢州的总兵马九玉不得不在清军对闽藩的强大攻势面前首当其冲。当耿精忠开始考虑

命姚令言为侍中，李忠臣为司空，源休为中书侍郎兼首席宰相，彭偃为中书舍人。没有来得及逃出长安的李唐皇室成员，纷纷表示抗议，却遭到了大肆诛杀。据史料记载，在几天之内被朱泚杀掉的李唐皇室的王子、王孙多达一百七十七人之多。初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后，朱泚在源休的建议下，开始向奉天进攻。此时身在奉天的李适身边仅有不到万余人保护，当得知朱泚叛变准备进攻奉天的消息后，立即派使者到河北向攻打田悦的唐军告急。结果马燧率领人马回救奉天，由此开始了奉天保卫战。十月十日，朱泚留下李忠臣守卫长安后，亲自率领大军向奉天进军。邠宁镇留守韩游环和庆州刺史论惟明得知奉天危急，急忙各自带领三千人马援救奉天，走到礼泉（今陕西礼泉）时，正好与朱泚的大军不期而遇。论惟明本想和叛军交战，但却被韩游环阻止，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韩游环迅速带领人马绕过朱泚的大军，急速进入奉天城，但即使是这样，由于目标太过明显，在韩游环和论惟明刚刚进入奉天后，朱泚率大军已经到了奉天城下。叛军将奉天城围得水泄不通，韩游环见固守不是长久之计，于是率军主动出击，在东门城外与叛军展开激战。但朱泚的人马声势浩大，韩游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只有招架之功，无奈之下被迫退回城中。朱泚趁机向东城门发起冲击，唐军在城墙之上抵挡着叛军的攻城，双方展开了一场激战。虽然唐军接连打退叛军的几次攻城，但叛军丝毫没有退缩的迹象，守城将领浑瑊见死守不是办法，于是利用城内几辆装有干草的大车，命令士兵们推车塞住城门，然后点燃干草，顿时城门之下烈火熊熊，趁着这个机会浑瑊带领士兵趁着火势直冲朱泚的中军大营，叛军万没想到唐军会直冲过来，顿时阵脚大乱，被迫后撤30里安营扎寨。唐军虽然勉强打退了叛军的进攻，但并没有解除叛军对奉天的包围之势。而且守卫奉天的唐军兵力远不及朱泚人多势众，如果就这样守下去，奉天城沦陷是早晚的事情。迫于奉天城形势危急，李适急令距离奉天较近的灵武镇留后杜希全带领人马入援。杜希全即将到达时，李适召集朝臣商议杜希全究竟该走什么样的路线才能避过朱泚的大军进入奉天城内。当时浑瑊认为奉天城西北的漠谷道险谷峡，叛军容易在那里埋伏，不如从乾陵北面绕过，行军到奉天城东北扎营，这样可以与城内遥相呼应。但卢杞却认为，从乾陵边上通过，会惊扰陵寝，现在奉天危急，杜希全究竟是个什么想法，谁也拿不准，所以一定要谨慎。生性本就多疑的李适最终还是采纳了卢杞的建议，让杜希全从漠谷行军。但事实证明，朱泚早已经在通往奉天的各个要道埋下伏兵，其中就包括漠谷。十一月三日，杜希全带领1万人马经过漠谷时，遭到了朱泚人马的伏击。叛军用弓弩巨石在山上向峡谷内的杜希全的人马进攻，杜希全损失惨重，不得已退到榷州（今陕西彬县）驻扎，第一波援救奉天的人马就这样在李适和卢杞君臣二人的猜忌之下，被朱泚轻而易举地打败。奉天城从十月初被围到十一月初为止，一个月的时间城中粮食已经基本耗尽，李适派人出城打探敌军的情况，得到的消息是朱泚完全没有退却的意思，这期间叛军也曾几次攻城，但均被唐军打退，后来朱泚干脆来个围而不打，目的就是想困死李适。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十一月八日李怀光领兵5万从河北启程赶赴奉天援救，渡过黄河后在朱泚身后的蒲津城驻扎。与此同时，身在河北助战的神策军将领李晟也带领人马赶来援救。由于叛军将奉天通往关东的道路封死，所以李晟只能翻越太行山的飞狐关（在今山西涞源县），昼夜兼程经代州（今山西代县）雁门关南下，从河中府西渡黄河进入关中，进驻长安以北的东渭桥，在朱泚的西侧形成威胁。两天后神策军兵马使尚可孤领兵三千从武关（今陕西商南县）成功偷袭朱泚在要道埋伏的守军后，进占长安东南的蓝田（今陕西蓝田）。镇国军节度使骆元光趁着朱泚围攻奉天之际，领兵从潼关收复长安东侧的华州（今陕西华阴县），成功扼制住了朱泚大军东去的要道，朱泚多次派兵攻打骆元光，却因为分兵太少的缘故未能得手。从战略角度来看，潼关和华州的成功坚守，对于阻断朱泚与身在河北、河南战场的田悦、王武俊等人的联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说由于各路援军的援救，唐军在战略上渐渐对朱泚形成合围之势。朱泚十分清楚奉天城对于每一路人马的关键意义，如果奉天陷落李适被俘，则意味着唐军无论有多少路援救人马也是白搭。所以他不顾留守长安的李忠臣的一再求援，决定集中全力攻陷奉天，为了攻陷奉天朱泚将可以利用上的攻城利器全部用上，但由于李适曾经对奉天城加固，使得朱泚一连五次的进攻均被打退。十一月十四日，朱泚改变策略，由先前的集中攻打一门，改为分兵攻打各门，其中着重攻打南门。韩游环知道朱泚是想分掉奉天城的兵力，于是率领人马在城东北部严密布防。转天叛军利用云梯开始向城墙逼近，朱泚为了防止出现首次攻城时遭遇的火攻，提前让士兵用浸湿的毯子覆盖在云梯上，并悬挂水囊防止城上投下火种，叛军人多势众，爬上云梯开始登城，守城将士拼命向下射箭和投掷火炬，但因为朱泚事先做了准备，所以对云梯基本没有损伤，与此同时叛军在奉天城各门均采用此种方法攻城，本就兵力极少的守城唐军不得已与登上城头的叛军展开肉搏战。身在行宫之内的李适隐约可以听见厮杀声，这位缺少历练的皇帝担心城将陷落，不禁痛哭起来。虽然守城的士兵一次次大量砍杀已经登上城头的叛军，但由于连日作战伤亡极大，看起来奉天城似乎危在旦夕。就在这危急存亡关头，李适得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消息，进驻蒲津的李怀光正在向奉天急速赶来，其先头部队已经到达泾阳（今陕西泾阳县）。李怀光的到来让李适看到了一丝希望，于是他发布诏书鼓舞奉天军民坚守城池，告诉他们李怀光带领人马即将前来援救，在这样的一种鼓舞下，奉天城始终在坚守，终于在五天后迎来了李怀光的人马。李怀光率军从蒲津关直指长安北面的泾阳（今陕西泾阳县），沿着关中平原北面向西突进，十一月二十日，进抵奉天以东的醴泉（今陕西礼泉），由于其行军速度极快，完全超出了朱泚的预料，所以其在要道埋伏的人马被李怀光成功偷袭，进而形成李怀光与奉天城对叛军的夹击之势。直到现在为止，叛军围攻奉天城一连四十余天也已经呈现出疲态，所以在得知李怀光前来援救后，朱泚担心受到前后夹击，所以不得已下令撤回长安。值得一提的是，朱泚撤走的时候，奉天城内已经是弹尽粮绝，如果李怀光再晚到两天，奉天城定会陷落。李适被困奉天是他平生最危险的关头，由于他在对待河北、河南藩镇的决策上浮躁冒进，从而犯下了一个又一个战略错误，使自己几乎陷于绝境，更让大唐帝国自安史之乱以来第二次险遭覆没。奉天城解围后，很多朝臣纷纷上表向李适祝贺，但汴滑行营兵马使贾隐林却上疏李适，提出了不同意见：“陛下性太急，不能容物，若此性未改，虽朱泚败亡，忧患还在前头。”事实证明，贾隐林的眼光十分独到，他所说的话在不久的将来即将变为现实。第十二章动乱余波避难山南李怀光从河北迅速率兵入援解救了奉天之围，使得李适转危为安，这让李适十分高兴。但李怀光生性鲁莽，在从河北向关中进军的途中，经常对手下人说，宰相卢杞、户部侍郎赵赞、神策军使白志贞都是奸佞之徒，现在天下大乱都是这帮人造成的，等到解了奉天之围面见天子时，一定请求诛杀他们。这些话很快传到了宰相卢杞等人的耳朵里，由于李怀光手握重兵，所以以卢杞为首的朝臣们很惧怕李怀光。奉天解围之后李怀光认为自己立下大功，皇帝李适一定会用最高礼仪接见自己。而李适的本意也是如此，但卢杞等人却担心李怀光见到李适后，会真的请求皇帝陛下诛杀自己，所以卢杞、赵赞一起面见李适，开始为李怀光挖坑。“李怀光解了奉天之围，确实立下了大功，现在朱泚士气低落，如果能让李怀光一鼓作气收复长安，则可以一举平定叛乱。但现在要是让李怀光觐见陛下，他在奉天停留时间过长，等到朱泚做好了防守长安的准备，再想收复恐怕就不容易了啊！”李适刚刚摆脱奉天之围的尴尬处境，生性急躁的他无时无刻不惦记长安的情况，听到卢杞等人的建议后，李适认为很有道理。于是没有过多思考，就下诏告诉李怀光不必觐见，迅速领兵进驻长安西面的西渭桥，和神策军将领李晟共同收复长安。李怀光收到皇帝陛下的诏书后，彻底愤怒了！作为郭子仪的老部下，李怀光在李适即位后逐渐冷落郭子仪的情况下，心中始终存有心结。虽然李适并没有用“站队”的概念来看待李怀光，依然重用他，但性格直率的李怀光依然为老领导郭子仪打抱不平，认为郭子仪受到冷落是因为卢杞、赵赞等人向皇帝进谗言的结果，他始终想为郭子仪报仇，所以才说出请求皇帝诛杀卢杞等人的话语。现在皇帝陛下居然都不和自己见上一面，这让李怀光十分恼怒，而且感到前途黯淡，于是在简单整顿兵马后，李怀光离开了奉天，在长安西郊咸阳屯兵不动。进驻长安西郊后，李怀光迟迟没有收复长安的意思，他向李适上疏陈述卢杞等人的卑劣行径，希望李适能够警醒。诸多朝臣也纷纷上疏，认为现在国家动荡卢杞等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李怀光和诸多朝臣的努力下，十二月二十九日，李适不得已下诏贬卢杞为新州（今广东新兴县）司马，白志贞为恩州（今广东恩平）司马，赵赞为播州（今贵州遵义）司马。按说李适已经做出了姿态，但李怀光在咸阳足足屯兵两个月，丝毫没有向长安进军的迹象。这两个月的时间使得朱泚在长安重新稳定住阵脚，将国号改为“汉”，自称汉元天皇。看到朱泚逐渐强大，让逼迫皇帝的李怀光内心十分不安，在他看来，目前皇帝还需要自己平叛，所以自己有充分的利用价值。如果朱泚一旦败亡，自己定会遭到秋后算账，于是他开始有了叛唐之心，秘密地与朱泚开始联系。李适见李怀光迟迟不肯动兵，多次派使者前去督促，但李怀光总是找理由推三阻四，让李适十分不满。为了防止出现变故，李适让神策军将领李晟带领人马进驻咸阳，名义上归李怀光统辖。但李晟察觉出李怀光有异心，上疏请求李适让自己移军长安西渭桥驻扎，却并没有得到李适的批准。不过李适这次吸取了一些先前的经验教训，并没有立即动怒，而是让翰林学士陆贽去咸阳宣慰李怀光。名为宣慰，实为窥探。应该说陆贽很好地完成了李适交给的任务，回来后为李适提出了一个对后来战局发展影响深远的建议。陆贽在宣慰李怀光的同时，他看到了李怀光虽然按兵不动，但其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每次部下提出迅速进兵长安的建议时，都会遭到李怀光的痛斥，而且对于李晟的到来，李怀光显得十分轻视。陆贽认为现在皇帝李适已经对李怀光十分容忍，但李怀光的所作所为对李适实乃大不敬，如果现在不采取措施节制他，一味姑息求安，恐怕最后变故难测。现在李晟请求移兵，李适应该赶快同意，否则李晟的人马定会被李怀光兼并。陆贽的建议得到了李适的批准，于是李晟得以从咸阳撤出，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李晟的人马挽救了再一次深陷困境的李适。李适对于李怀光的态度可谓是十分矛盾，他意图前往咸阳督军各镇收复长安，却被李怀光认为是效仿汉高祖游云梦。所谓汉高祖游云梦是指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有人上报韩信谋反，结果刘邦采用陈平的计策，巡游云梦泽大会诸侯，等到韩信前来拜见的时候，一举擒获韩信。李怀光认为李适前来咸阳恐怕也怀有当年刘邦的想法，所以加紧了叛唐的准备，在给李适的各种奏疏中言辞颇为不逊。李怀光的态度让身在奉天的李适大为惶恐，不过他并没有意识到是自己决定前往咸阳的想法让李怀光忧虑。在李适看来，李怀光越来越不敬的态度，恐怕是他怀疑有人在自己面前进谗言，为了打消李怀光这种顾虑，李适在兴元元年（784年）二月二十三日，特地下诏升迁李怀光为太尉，并赐他免死铁券。李适本以为外贬卢杞等人和升迁李怀光的官职，会让安抚住李怀光，但事实却是当使者到李怀光那里宣读诏书和赐给铁券时，李怀光愤怒地将铁券扔在地上，然后说了句彻底与朝廷决裂的话：“皇上难道怀疑我吗？人臣造反赐给铁券，怀光没有造反，今天却赐铁券给我，这是要我造反啊！”使者连夜回到奉天将李怀光的态度告诉李适，李适听后大为惊讶，他本来指望自己一连串的忍耐，会换来李怀光的悔过，但却事与愿违。现在的局势是朱泚在长安仅有自保的可能，但李怀光如果回师反攻奉天，那将是天大的麻烦。所以，李适产生了离开奉天的想法。当时韩游环在奉天掌兵，韩游环是李怀光的老部下，所以李怀光派使者和韩游环联络，想让他在奉天叛变，充当自己的内应。一直对唐廷忠心耿耿的韩游环上报李适，并建议李适名义上继续提升李怀光的官职，但罢去其兵权，让各军将领不再受他的调度，这样即使李怀光发动叛乱，危害也会减轻，但对这个建议，李适始终摇摆不定。李怀光动员韩游环造反，可是迟迟等不到这个老部下的行动。于是在二月二十六日他又准备派遣部将赵升鸾潜入奉天，让他在奉天城中充当内应。可是赵升鸾也将李怀光的计划报告给了奉天城中的浑瑊，鉴于李怀光距离奉天实在太近，浑瑊建议李适立即前往梁州避难。梁州即是今天的汉中地区，位于秦岭南坡和大巴山之间，当时与关中地区的交通以栈道相连，可谓是险阻异常，而且距离长安更为遥远。李适其实是不想去梁州的，但在朱泚和李怀光的双重压力下，似乎也只有这一条较好的退路，所以他只能委曲求全地前往梁州避难。离开奉天城的那一天，当走到渭水河准备南渡的时候，李适遥望京城长安的方向，不住的对身边的大臣哽咽地说道：朕之此行，莫同永嘉之势，言罢李适的眼泪夺眶而出。当时谁都明白李适是在比喻自己未来可能会像东晋的司马睿那样偏安一隅，其实朝臣们心中对今后何去何从，以及平定叛乱重回长安同样怀有深深的忧虑，这个问题犹如沉重的石头压在李适及其诸多朝臣的心上。李适在前往梁州的路上一度想效仿先辈李隆基避难成都。如果不是神策军将领李晟极力劝阻，恐怕当时大唐帝国的命运就会是另外一番景象了。收复长安李适在李怀光的威胁下前往山南避难的消息传到长安后，留在长安的诸多唐朝官员顿感唐室复兴无望，纷纷出来投靠朱泚，可以说朱泚在长安已经将自己的“国家”经营得有模有样。反观李怀光这边，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威逼皇帝李适避难山南之后，他的许多部下认为李怀光实属大逆不道，所以纷纷背叛了他，其势力日益弱小。先前朱泚看到李怀光实力强劲还颇为忌惮，等到李怀光犹如秋天的蚂蚱时，朱泚于是用皇帝的身份给李怀光下诏，将他当作自己的臣子。面对朱泚的欺辱，李怀光十分愤怒，但苦于实力无法与之相抗，于是烧掉军营向东进发，抢掠关中东部的泾阳（今陕西泾阳县）等十二个县，最后撤到黄河东岸的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县）驻扎。李怀光和朱泚反目，对李适是个好消息，但当时很多军队不是按兵不动坐观其变，就是跟随李适一同前往山南，能留在关中坚持抗敌的只有神策军将领李晟。李适在前往山南的路上时，让李晟的部将向其传达口头诏命，任命他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就是希望李晟能够跟随自己前往山南护驾。但李晟接到口谕后，却哭拜在地说道：“长安是京城，是大唐的根基所在，如果都跟随陛下去避难，那谁来收复长安呢？”也就是从此时开始，李晟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收复长安迎回皇帝。我们不能否认李晟的决心，也不能否认李晟的兵马之强壮，但其四周皆

实际负担畸重畸轻。大唐帝国在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实行两税法时，从计税依据来看是有很大进步的。前边我们介绍过，两税法规定计税不再像租庸调制那样以成年男子为依据，而是以资产多少作为依据，称为“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因此所征收的税属于资产税性质。从理论角度来讲，占有田地多、家产多的税户要多交税，贫穷农民则可以少交或不交税。但是帝国在实施两税法时采取的是定额配税形式。朝廷确定的各州应征税额的依据，并不是依据当地百姓的财力情况，而是从当地在实行两税法前的唐代宗大历年间，取征税额最高的那一年作为定额。然后各州再将定额分配到所属各县，各县再依据户等高下分配给各个税户纳税额，这就造成全国没有统一的税率，各地两税负担轻重不一的状况。同时税户的贫富状况也是不断变化的，其户等高低也应该随之变动，进而纳税额也应作相应的调整才对，而且朝廷在法令上也规定户等须三年一定。但是手中握有配税权的地方官和乡里胥吏却长期不定户等，使得农民的纳税额基本上固定，这也就造成税户负担严重不均，富有者纳税绰绰有余，而贫穷者即使终年耕作也无力完税，最终不得不破产完税。当时的礼部侍郎刘允章为朝廷献上《直谏书》，指出天下百姓时有“八苦”：官吏苛刻，一苦也。私债争夺，二苦也。赋税繁多，三苦也。所由乞敛，四苦也。替逃人差科，五苦也。冤不得理，屈不得伸，六苦也。冻无衣，饥无食，七苦也。病不得医，死不得葬，八苦也。刘允章指出百姓的“八苦”时，将“官吏苛刻”放在首位，从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当时百姓赋税沉重的程度，诗人于濆更是在他的诗作《田翁叹》中对农民破产完税的现象给予了具体描绘：手植千树桑，文杏作中梁。频年徭役重，尽属富家郎。富家田业广，用此买金章。昨日门前过，轩车满垂杨。归来说向家，儿孙竟咨嗟。不见千树桑，一浦芙蓉花。当时除了赋税畸重畸轻之外，“摊逃”现象也是肆行不止。由于各县各乡应缴的两税数额是固定的，当有些农民逃亡之后，地方官为了完成征税定额，强行将逃户的欠税额分摊到其邻里税户身上，这就是刘允章说的第五苦“替逃人差科”。摊逃的弊端使现居农民承担成倍的赋税，这自然让农民无法忍受，进而也被迫加入逃亡大军，形成逃亡——摊逃——逃亡的恶性循环，逃户不断增多，一方面减少了纳税对象；另一方面也为农民起义起了反作用力。由于农民大量逃亡，纳税户被迫减少，而朝廷想要完成征税额除了实行摊逃制度之外，只能是税外加税，也就是刘允章所说的第三苦“赋税繁多”。本来按照两税法的规定，以往的各种农业税名目统统归并为“两税”。但事实上地方官的加敛是屡见不鲜、屡禁不止的，刘允章说的“所由乞敛”就是指上述现象，而“所由”是指经手的官吏，他们的加征成为赋税繁多的一个关键因素。总体来看，当大唐帝国行进到皇帝李漼在位时，官与民的矛盾更加尖锐，不时发生地方官因不恤农民疾苦而被农民驱逐的事件。例如咸通八年（867年）七月，怀州（今河南沁阳）农民想向官府诉说旱情，刺史刘仁规竟然张榜加以禁止。按照唐朝法令规定，当发生自然灾害造成歉收时，可以依据受灾程度减免一定数量的税额，同时地方官负有替农民向上级部门报灾并申请赋税减免的责任。可是，刘仁规不仅没有为民请命，反而钳制农民之口，所以引起了农民们的极大愤慨。农民们争相驱逐刘仁规，刘仁规被迫藏匿于村舍之中，农民们一窝蜂地闯进其府邸，抢夺其家财无数，并登楼击鼓，很长时间方才散去。又如咸通十年（869年）十月，陕州（今河南陕县）农民想向刺史崔荛诉说旱情，但崔荛却指着庭中之树说“此尚有叶，何旱之有”，并杖责前来诉说旱情的农民。农民们愤怒之下群起而攻之，狼狈不堪的崔荛逃入民舍，口渴难耐之下向民宅主人讨要水喝，而主人给予他的却是屎尿。针对官民矛盾突出的问题，左补阙杨堪上疏皇帝李漼，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农民们有过激行为是因为刺史处置问题不当，以致百姓负冤所致；另一方面他也认为即使有冤屈也应该诉之朝廷，朝廷会置诸典刑，岂能擅自驱逐朝廷命官，以乱了上下之分，朝廷对于这种现象绝不能姑息，必须严惩肇事者。然而，当时真实的情况却是刘允章所说的“百姓有冤，诉于州县，州县不理；诉于宰相，宰相不理；诉于陛下，陛下不理”，所以留给农民的只有奋起反抗一条路。因此正因为咸通年间官与民的矛盾急剧尖锐，无论是逃亡的农民还是土著农民对朝廷以及地方官产生极深的怨恨之情，因此，一有风吹草动，必定会形成燎原之火，进而席卷全国。导火索前边我们分析了造成两淮起义的根本原因，事实上任何事件的发生都有其自身发展的前因后果。而造成两淮农民起义的导火索则是戍卒哗变引发的桂林兵变事件，在弄清这起事件来龙去脉之前，我们先来说一说关于这起事件的历史渊源。礼部侍郎刘允章在《直谏书》中除了指出民有八苦之外，还惊呼国有九破：终年聚兵，一破也。蛮夷炽兴，二破也。权豪奢僭，三破也。大将不朝，四破也。广造佛寺，五破也。贿赂公行，六破也。长吏残暴，七破也。赋役不等，八破也。食禄人多，输税人少，九破也。其中刘允章所说的“大将不朝”，指的其实是自安史之乱以来藩镇拥兵割据的局面进一步加重。而藩镇之所以敢于蔑视朝廷中央政权的威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控制着一支以骄兵悍卒为核心的地方军队。所以如何处理这些骄兵悍卒，经常成为朝廷与藩镇斗争的焦点之一。李漼即位后，对飞扬跋扈的藩镇加以姑息，唯一看起来似乎是镇压成功的例子，是咸通三年（862年）任用王式为武宁节度使，平定徐州的骄兵叛乱。武宁节度使管辖徐、泗、濠、宿四州，地处河南，是中原地区的一个重镇，中晚唐以来一直是悍将骄兵兴风作浪、动乱不已之地。而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源则是王智兴在德、宪、穆三朝镇守徐州二十多年，成立了一支完全为自己所有的军事力量。到了李漼在位的咸通初年，节度使田牟多方讨好这伙骄兵，竟然和他们面对面地饮酒，而且勾肩搭背称兄道弟，或者为这些人唱歌表演，犒劳他们的费用日以万计，可谓是极尽委曲求全之事。但这些骄兵依旧不时闹事，搞得田牟经常不得安宁。咸通三年（862年）六月，田牟去世，皇帝李漼以温璋接替田牟担任武宁节度使。骄兵们听说温璋治军严厉，全都心怀疑惧。温璋到任后也想采取怀柔政策，但骄兵们对温璋总是心怀猜忌，全都不吃他赏赐的食物，不出一个月，温璋就被这些骄兵们赶出了徐州。温璋回到京城后，向皇帝李漼痛陈徐州骄兵的所作所为，结果李漼任用刚刚成功镇压裘甫起义的王式微武宁节度使，想借他的威风弹压徐州骄兵，并让他带着跟随他成功镇压裘甫起义的忠武、义成两镇之军前往徐州。八月，王式领兵抵达徐州，三天后他以犒劳忠武、义成二军为名，让他们全副武装起来，趁徐州军那些骄兵不备而加以包围。当日尽诛徐州军骄兵三千人，只有极少数人逃往山中避难，这样一来徐州的骄兵势力基本被铲除。皇帝李漼得到消息后，诏令撤除徐州的节度使建制，改为本州团练使，所辖兵力除当地州县军队之外，只保留三千人，同时泗、濠、宿三州划分到周边节度使管辖。本来这件事情可以到此为止，但皇帝李漼对徐州军始终心怀疑忌，于是在咸通五年（864年）五月的时候，他利用南诏大军攻陷安南并不断侵扰桂林地区的机会，下令征调一批徐州军队进驻桂林防戍。在向朝臣阐述自己的想法以及调防的具体做法上，李漼认为徐州军能征善战，但近些年有些骄傲自大，以致不断发生骚乱。最近取消了徐州的节度使建制，又有不少军士出逃，虽然朝廷下令既往不咎，但恐怕这些人也会心怀疑惧不肯回来。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怕他们啸聚山林，再生祸乱，现在边境急需人才，所以诏令徐、泗团练使招募勇士三千人赴桂林地区防戍，等到边境安定了让其他军队替换而归。从李漼的想法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并不讳言此举是一箭双雕，当然，徐州军能征善战，是朝廷借重的军事力量所在，也的确是事实。早在咸通三年（862年）二月，朝廷大征诸道兵马援救安南时，就已经从许州征调了两千人，其中七百人驻守桂林，不过此次李漼强征徐州军三千人远戍桂林，却包含着分散徐州原有兵力，防范他们再在徐州闹事的目的。即使李漼有分散徐州兵力的意图，但其做法并不为过。可是李漼在征调诏令的最后加上了这样一句话：“令召满五百人，即差军将押送赴役。”事实上，尽管自藩镇们拥兵自重以来，手下很多都是骄兵悍卒，但这些士兵从本质上都是安分守己的破产农民。他们之所以被迫投军，往往是因为不堪苛重的赋役以及地方豪强的压迫，在当地无法生存所致。可是皇帝李漼不分青红皂白，先是将徐州士兵一概视为闹事者，而且“差军押送赴役”，明显带有惩罚戍边的味道，这就为后来桂林发生兵变埋下了导火索。而且李漼承诺边境安定后，让其他军队替换他们归还的承诺也没有做到，使得桂林戍卒哗变要求返回徐州，进而得到当地许多士兵支持，与朝廷对徐州士兵处理的扩大化有着直接关系。咸通五年（864年）七月，徐州军在许多军士的监视下，急匆匆地前往桂林防戍。在启程的那一刻，很多人幻想着自己还会回来，但他们一定想不到，此次前往桂林，他们居然在那里足足待了六年时间。桂林兵变桂林地属岭南地区，那个时候岭南是瘴疠肆虐之地，加上当地少数民族对中央朝廷的叛服不定，北方人都畏惧去那里。如果有官吏去那里也是被贬前往，而朝廷也将岭南当作惩罚贬官的最佳流放地。当年无论是杨炎、韦执谊还是李德裕，到了岭南基本上结局都很悲凉，而杨炎更是对岭南地区发出了“崖州何处是，生渡鬼门关”的感慨，最终都没走到目的地便被缢杀。古谚语云：“鬼门关，十人去，九不还”，同样自桂林地区而南都是瘴疠之地，到那里的人堪称到鬼门关前走了一遭。岭南的朝廷贬官毕竟还有生活保障，尚且还有九死一生之叹，而从北方来的戍卒生活状况就更为悲惨，其生活条件和作战环境的恶劣，导致很多士兵水土不服而死亡。为此咸通六年（865年）四月，时任宣歙观察使的杨收上疏朝廷，认为蛮夷很多年没有平定，但岭南的恶劣条件却让戍卒死亡率达到十分之六七，实在是让人痛心疾首。可见自咸通三年（862年）从徐州调兵防戍桂林开始，不过三年的时间，戍卒的死亡率高得可怕。本来按照唐朝规定，南戍之军三年一轮换，这个规定明显考虑了水土不服等原因，三年也是北方军队所能忍受岭南恶劣条件的极限，实在不宜延长。而且由于岭南为万里之外的荒蛮之地，正所谓山高皇帝远，当地统兵的将帅经常胡作非为、无人监管，极大增加了士兵们的痛苦，前边提到的岭南西道节度使蔡京苛政就是典型的例子。但在岭南地区苛政，蔡京不是第一人，也不是最后一人。咸通九年（868年）六月，徐州军的三千戍卒已经驻防桂林六年有余，在此期间他们多次要求朝廷另派军队代替。而当时朝廷以徐州军骄傲自大不服管教为由，派行事极为苛刻、铁腕治军的徐泗观察使崔彦曾加以管制，崔彦曾又任用牙将尹堪、教练使杜璋等人负责具体的管教事宜。尹、杜二人到任后，对待士兵经常无端打骂，而且克扣士兵粮饷，士兵们对其恨之入骨。尹堪在得知士兵们请求替换的要求后，向崔彦建议，以军费不足为借口，让徐州军再多防戍一年，崔彦曾采纳了尹堪的建议。当徐州军得到还要多防戍一年的消息后，顿时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种不顾戍卒死活的做法，引起了徐州军士兵的强烈愤慨。愤怒的徐州军士兵失去理智，他们在许佶、赵可立等几名军将的率领下正式发动兵变，这些人杀死崔彦曾的部将王仲甫，共推粮料官庞勋为首领，冲入监军院，夺取兵甲粮草，然后踏上了返回徐州的归途。桂林兵变的消息很快传到京城长安，当时摆在皇帝李漼面前的奏文中写着：“剽掠湘潭、衡山两县，有众千人，擅还本镇。”面对这种情况，皇帝李漼和朝臣们一时不知所措，加上桂林军府方面本身就做得理亏，所以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只好暂时采取顺应戍卒要求的做法。八月，李漼派出宦官张思敬向庞勋等人宣布诏令，赦免他们擅自离开桂林的罪行，由沿途官府协助组织他们返回徐州。可是当停止剽掠的庞勋等人进入湖南境内时，却被湖南监军设计收缴了兵甲。南东道节度使崔铉在得知庞勋等人进入湖北境内时，带领人分守要道，准备一举擒获庞勋等人。已经赤手空拳的徐州军在庞勋的带领下，被迫转道泛舟东下。在行进途中，许佶等人看出了朝廷志在最终消灭他们的意图，而现在朝廷之所以下了宽赦令，是担心他们在沿途继续劫掠，等到了徐州后，他们这些人一定会被朝廷治罪。所以他们决定不能束手就擒，各自拿出私财，制造兵甲旗帜，重新武装起来。虽然他们只有千余人，却“广舟舰，张旗帜”，经过浙西的白沙洲（今江苏仪征）渡过长江进入淮南。当时淮南节度使令狐绹没有接到朝廷要求武力镇压的诏令，所以首先采取权宜之计，派人前去安抚庞勋等人，并充分供给粮草。部将李湘却认为徐州军擅自返还本镇，已经触犯王法，况且一路劫掠不断，令狐绹作为一地军政长官，应该立即领军平叛，不必等待朝廷诏令。对于具体如何平叛的问题，李湘主张在岸狭水深的高邮（今江苏高邮）一带，以舟载上荻草，放火点燃阻塞河道，然后在岸边埋伏士兵截断其后路，一举消灭徐州军。否则，一旦让他们渡过淮河进入徐州，与本来就心怀不满的州内之军会合，必然会生出更大的祸乱。应该说，李湘的建议十分中肯，但令狐绹本身就是个胆小怯懦之人，如同当年他当宰相时一样，只考虑个人的利害得失。对于李湘的建议，他的回答是，只要徐州军在自己的境内不生事端，就听任他们通过，只要出了淮南就不关自己的事了。因此，在令狐绹的姑息下，庞勋带领人马顺利通过淮南，而且沿途招募了大量士兵。九月二十八日，庞勋领兵到达距徐州一百二十里处。崔彦曾召集诸将商议对策，团练判官温廷提出了“击之三难，舍之五害”之说：诏释其罪而擅诛之，一难也。帅其父兄，讨其子弟，二难也。枝党勾连，刑戮必多，三难也。至于所谓的“舍之五害”，除了让庞勋等人继续威胁朝廷统治之外，还包括一旦全国隐匿山泽的匪徒聚众响应，则天下必乱。事实上温廷提出的“三难五害”之说，恰恰是庞勋等人的有利因素。但是前边我们说过，崔彦曾是个颇为苛刻的人，即使存在“三难五害”的不利因素，他还是决定出兵镇压。当时徐州城内有兵力四千三百人，崔彦曾命令都虞候元密带领三千人马出战，同时令宿州和泗州也派兵相助。十月八日，三路兵马来到彭城西南三十里处的任山，诸将命令军队停止不前，准备以逸待劳，等庞勋之众到达时突然发动袭击，为此，他们派人假扮成挑夫侦查庞勋等人的动向。可是庞勋到来时发现这些挑夫的眼神十分诡异，他敏锐地意识到可能是细作，于是，他派人抓了几个挑夫，经审讯，这些挑夫供出实情。庞勋立即采取措施，命令手下人连夜制造诸多假人布列在山下迷惑官军，自己则趁着夜色带领人马撤出任山。庞勋撤出任山后，主动避开彭城急于求战的官军，转而进攻官军兵力较弱的宿州。十月十日，庞勋成功攻占宿州。值得一提的是，在宿州之战前，徐州军发起的这场事变，都属于兵变性质，但从庞勋攻下宿州后，这场事变开始变了性质，由戍卒哗变转变成了农民起义。揭竿而起庞勋攻下宿州后，立即发动当地百姓尤其是贫农加入自己的行列，史料记载：“一日之中

号，会同邾国一起讨伐宋国。郑、邾联军势如破竹，很快打到宋国都城商丘的外城。宋国派使者向鲁国告急。鲁隐公其实一直关注这场战争，早就知道战局的发展，但他故意问了使者一句话：“郑国人打到哪里了？”使者回答说：“还没打到外城。”这一问一答成为了历史上的公案：首先是鲁隐公为什么要明知故问，其次是使者为什么不据实回答。对于后一个问题，有人分析说，那是因为使者恨其明知故问，所以说了一句气话；也有人认为，让敌人长驱直入打到首都的外城，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因此使者故意隐瞒了战况。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使者这个回答让鲁隐公很生气，他觉得宋国人不够诚意，一方面想人家派兵支援，一方面还在打埋伏，不肯说实话。于是，鲁隐公背着手，对使者说：“宋公命寡人同赴社稷之难，说明战事已经十分危急。现在问您战况，您却说‘还没打到外城’，既然这样，我们也就不必派兵救援贵国了。您请回吧！”那么，鲁隐公为什么又明知故问呢？有人认为这只是一句很随便的问话，有如“你吃了吗”那么随便，并没有什么深意，但是使者反应过激，以至于得罪鲁隐公。这种分析未尝没有道理，但是，军国大事非同儿戏，鲁隐公因为一句气话就弃盟国于不顾，这种行为本身也很令人怀疑：他或许根本不想与郑国为敌，只不过是缺少一个牵强的借口罢了？要知道，去年五国联军围攻郑国，鲁隐公本来是不想参与的，只不过是因为公子翚自作主张出兵，才将鲁国拉下了水。因此，鲁隐公的明知故问，正是没事找事，意在激怒宋国使者，给他不派兵救援宋国提供一个借口。寤生准确地抓住了矛盾的主要方面，也掌握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原则：卫国是去年进攻郑国的主谋之国，宋国则与郑国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寤生对这两个国家的态度非常明确，那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一定要打得他们满地找牙；而对于陈国、鲁国等“帮闲”国家，他主要采取外交攻势，争取化敌为友。公元前717年，寤生派了一位使者前往陈国，希望与陈国改变敌对关系，睦邻友好。没想到，热脸贴上了冷屁股，他的一番好意遭到陈桓公的断然拒绝。陈桓公的弟弟公子佗搓着手说：“远亲不如近邻。郑国是我们的邻居，又没什么深仇大恨，和郑国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对于国家来说是好事，您应该答应郑伯才对。”陈桓公瞪大了眼睛，咬着牙说：“郑伯阴险狡诈，为什么不去和宋、卫讲和，却来找我们呢？他的目的就是要挑拨离间。如果我们和郑国讲和，宋、卫两国必定不满。为了郑国得罪宋国，难道是好事吗？”“愚蠢。”公子佗听了心想，你哪里是怕得罪宋国，恐怕还是怕得罪雒邑城中那位徒有其名的周天子吧！寤生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得知陈桓公拒绝了和谈，立刻命令部队入侵陈国。战争的结果，郑国再一次大获全胜，从陈国掳获大批钱财物资，陈国朝野上下震动。没有经过太多的思想斗争，陈桓公便改弦易辙，主动接受了寤生的好意，双方握手言和。陈国派公子佗前往郑国缔结盟约，郑国也派大夫良佐前往陈国访问，与陈国人举行了结盟仪式。对于寤生来说，陈桓公的转变是在意料之中的事。但是，陈桓公的转变速度之快，远远地超出了他的意料。同年冬天，陈桓公主动要求将女儿嫁给郑国的世子忽，在得到寤生的同意后，马上举办了订婚仪式。第二年夏天，世子忽到陈国迎娶了妻子妫氏。也许是陈国人的急性子传染了这位郑国的继承人，将新娘接回郑国之后，尚未告祭祖先，他就迫不及待地与她同房了。此举在当时是非常失礼的，相当于欺骗了列祖列宗。但是寤生并不以为意，在他看来，婚姻不过是一种政治手段，能够通过这桩婚姻为郑国捞到多少实际利益，才是他最关心的问题。软硬兼施拉拢陈国的同时，郑庄公还从鲁隐公停止派兵支援宋国这件事上嗅出了宋、鲁两国之间暗藏的矛盾，开始向鲁国示好。鲁国和陈国不可相提并论：第一，鲁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非陈国能比，也远超过郑国；第二，鲁国是一个有着特殊政治地位的国家。前面说过，鲁国是周朝初年周公旦的封地。周公旦是周朝卿士政治的一座丰碑，为了表彰周公旦的丰功伟绩，周王室给予了鲁国有别于其他诸侯国的特殊政治待遇，那就是“鲁有天子礼乐者，以褒周公之德也。”——鲁国虽然只是一个诸侯国，但是能够享有天子的礼乐。比如说，诸侯的祖庙叫做大宫，天子的祖庙叫做大庙，而鲁国的祖庙也叫做大庙，等同于天子；举行祭祀的时候，天子使用八佾（yì）（六十四的舞乐，诸侯使用六佾（三十六的舞乐，而鲁侯用八佾，也是等同于天子。特殊的政治地位养成了鲁国人特殊的自豪感。尤其是在进入春秋时期之后，随着王室地位的下降，周朝的礼乐制度也逐渐崩溃，中原大地上普遍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唯独鲁国一直较好地坚持了正统的周礼，保存了完备的周朝文化典籍，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文化大国。当时各国想要了解周朝的礼乐文化，不是跑到雒邑去请教王室官员，而是跑到曲阜去问鲁国的典礼官、史官。所谓“周礼尽在鲁矣”，可以说是那个年代的人们对鲁国文化的由衷赞叹，这也为鲁国在各诸侯国中赢得了广泛的尊重。寤生心里明白，对付陈国这样的国家，用胡萝卜加大棒就能迫使其屈服；而对付鲁国，不但不宜使用武力，就算是拉拢，也要讲究策略。为了和鲁国搞好关系，寤生花费了一番心思，而且下了很大血本。自古以来，中国的帝王都有祭祀泰山的传统，周天子也不例外。郑国的首任君主郑桓公在周宣王年间，因为陪同天子祭祀泰山，在泰山附近获得了一块名叫“祊”的封地，作为其汤沐之邑——所谓汤沐之邑，就是洗澡的地方。按照商周时期的制度，诸侯必须定期到王城来朝觐天子，为了解决这些人洗澡的大问题，同时也是为了体现天子对诸侯的体恤，天子往往会在王畿内划出一小块封地给诸侯，称之为“汤沐邑”。天子去泰山祭祀，诸侯如果跟随助祭，也有可能在泰山附近获封“汤沐邑”，作为住宿和斋戒沐浴的场所。到了郑庄公寤生的年代，祊仍然是郑国的领地，只是管理起来有点困难。要知道，郑国地处现在的河南，而祊在今天的山东省境内，靠近鲁国边境。对于郑国而言，祊其实是一块“飞地”。可巧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鲁国也有一块“飞地”，而且靠近郑国的边境，叫做许田。早在周成王年代，为了加强对原商朝贵族的控制，王室就开始经营雒邑，并且有意将都城从镐京东迁至雒邑。于是，周成王将雒邑附近的许田赏赐给了周公旦，作为他朝见天子的汤沐邑。因此，许田历来是鲁国的领地，在许田还有周公庙，供人们祭祀周公。公元前717年，寤生派人到鲁国访问，对鲁隐公提出了一个建议：以郑国的祊交换鲁国的许田，郑国放弃对泰山的祭祀，转而在许田祭祀鲁国的先祖周公。祊和许田面积相仿，又都是飞地，这笔交易看似很公平，实际上却对鲁国更有利。首先，祭祀泰山是天子的专利，陪同天子祭祀泰山，乃是诸侯的荣幸，可以说是一种非同寻常的政治待遇。现在郑国将助祭泰山的特权转让给了鲁国，是土地交易之外，又给鲁国人送了一份政治厚礼。其次，孔夫子曾经说过：“非其鬼而祭之，谄也！”鬼即是祖先，一个人如果祭祀别人的祖先，就是谄媚。现在寤生主动要求在许田祭祀周公，无非是为了讨好鲁国人，满足他们以周公为荣的民族自尊心。鲁隐公自然能够体会郑庄公的用心良苦，爽快地答应了郑国的建议，同意交易土地。但是，他没有想到，寤生的大手笔还在后头。据史料记载，公元前715年三月，郑国大夫宛前往鲁国，向鲁国交割了祊的地图、户籍等资料，并于数天之后正式将祊移交给鲁国管理。办完这些手续，宛就回郑国了。他似乎忘记了这是一笔交易，没有向鲁国人提起要求接收许田的只字片言。换而言之，祊已经变成了鲁国的领地，许田仍然是鲁国的领地。送礼有很多种送法，最高明的送法是让人收了礼，又不觉得是接受了贿赂。鲁隐公不露声色地将这份厚礼纳入囊中，打心底对寤生产生了好感。通过一系列的军事和外交手段，寤生打击了卫国、宋国，拉拢了陈国，获得了鲁国的好感，当年针对郑国建立起来的国际同盟，基本上就宣告瓦解了。但是，寤生还有一块心病未除，那就是居住在雒邑城中的周桓王。公元前717年，周王左卿士、郑伯寤生来到雒邑朝觐天子周桓王。这时距祭足领军取温之麦、成周之禾，已经整整三年了。《左传》记载：“郑伯如周，始朝桓王也。”也就是说，这是自周桓王即位以来，寤生第一次正儿八经地到雒邑朝觐周桓王。寤生朝觐天子，当然不是因为良心发现，而是想进一步扩大外交战线的成果，通过改善与王室的关系，为郑国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直接地说，他不希望王室在国际事务中站到自己的对立面，暗中支持一些小国与郑国为敌，他更希望将王室操纵在自己手中，让“周王卿士”这张金字招牌更有说服力，使他得以在“大义名分”上压倒竞争对手。他要达到的目的就是：你宋国打我郑国，是侵略，将受到天下人的谴责；我郑国打你宋国，是“奉天讨罪”，将受到天下人的支持。寤生迟不来，早不来，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时候来朝觐周桓王？《左传》在此事之前，有一段记载：“京师来告饥，公为之请籴于宋、卫、齐、郑，礼也。”《左传》是鲁国的《左传》，这里的“公”就是鲁隐公。这段看似不相干的记录告诉我们，那一年王畿的收成很不好，闹了饥荒。但是周天子出于面子考虑，不好意思亲自向各国开口要求买粮，所以“京师来告饥”（天子本人没有发话，而是暗示臣下以私人名义向各国求援）。鲁隐公体谅天子的难处，发动各诸侯国紧急援助王室。鲁国的史官当然没有忘记表扬他，所以说了一句：“礼也”。寤生敏锐地意识到，这是消除他和王室之间宿怨的最佳机会，他马上起启程前往雒邑朝觐天子，开展粮食外交。按照他的想法，天子虽然和他积怨颇深，但是目前正处于缺粮的窘境之下，腰杆子必定不硬，只要他多说几句好话，陪个不是，再主动提出将郑国的粮食平价卖到王畿，天子也应该消气了。没想到，老谋深算的郑庄公这回又是热脸贴上了冷屁股。《左传》记载，这次朝觐很不愉快，主要原因是“王不礼焉”。周桓王怎么不礼了？在一本名为《东周列国志》的小说中有记载：天子：你家去年的收成怎么样啊？寤生：托您的福，去年风调雨顺，粮食满仓。天子：那太好了，温的麦、成周的禾，今年我可以留着自己吃了。会见到此不欢而散。周桓王不但没有接受寤生送来的粮食，反而在临别的时候，勒紧裤腰带，咬紧牙关送了他十车黍米，说：“聊以备郑国饥荒之用。”周桓王的意思是，下次郑国再闹饥荒，求求你也别派人来割麦夺禾，我这已经提前给你备好了。辅政大臣周公黑肩对此很忧虑，他对周桓王说：“王室东迁的时候，郑国是出过力的。虽然郑伯做过一些对不起您的事，但那都是小事，这次他既然来朝觐，您就应该好好招待他，别的诸侯看了，觉得您气量不凡，会随之而来。现在事情闹成这样，郑伯不会再来啦！”周桓王不屑道：“不来就不来，不稀罕。”寤生碰了一鼻子灰。周桓王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旧事重提，于公元前715年任命虢公忌父担任了王室的右卿士。回想起来，这已经是忌父第三次获得卿士提名了。第一次提名，是周平王在世的时候，寤生得知消息，气势汹汹地跑到雒邑来问罪，结果导致周郑交质。第二次提名，是周桓王刚即位的时候，寤生派人割了王室的麦禾，结果导致周郑交恶。这一次任命忌父为卿士，是在寤生碰了一鼻子灰之后，对于寤生来说，可谓双重打击。王室上下都战战兢兢，不知道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家伙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举动来。又是一个没想到。寤生不但安之若素，还于同年八月，以王室卿士的身份，引导齐僖公到雒邑朝觐了天子。【拉拢盟友，坐稳第一把交椅】齐国地处今天的山东。齐僖公从山东跑到河南来朝觐周桓王，免不了要经过郑国的领土，其中还要经过郑国军队控制的战略要地虎牢关。寤生作为地主，对齐僖公的来访进行了热情的接待，又以王室卿士的身份，亲自引路带着齐僖公前往雒邑，自然是合乎礼义的事。但是，从齐僖公此行的意图来看，朝觐天子也许只是一个幌子，拜访郑伯寤生才是他真正的目的。或者换一种说法，齐僖公不远千里跑到河南来，其实就是为了找寤生——古时候交通不发达，他来一趟颇不容易，既然到了天子脚下，就顺便和寤生相约一起去看望下天子。在周朝初年分封的异姓诸侯国中，齐国面积最大，地位最高。齐国的第一任君主姜尚，也就是《封神演义》里的姜子牙。他不只是在推翻商朝统治的过程中建立了赫赫战功，周朝建立之后，他对稳定天下的局势，打牢周朝统治的根基，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据说，周武王的儿子周成王曾经给姜尚颁发过一道谕令：“东到大海，西到黄河，南到穆陵，北到无棣，天下诸侯，您都可以征伐他们！”实际上赋予了齐国一定的征伐特权，足见周朝统治者对姜尚的信任。齐僖公是进入春秋时期以来，齐国的第一任君主，在同时代的人当中，他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齐僖公不满足于偏安一隅的闲适生活，眼见中原大地烽烟四起，他觉得齐国作为一个曾经拥有征伐特权的大国，理应在日益复杂的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所以不辞辛苦跑到河南来拜访寤生，希望能够通过外交斡旋，调解郑、宋、卫三国之间的矛盾。对于正处于不被周天子待见的尴尬之中的寤生来说，齐僖公来的正是时候。通过引导齐僖公朝觐天子，他实际上达到了两个目的：一方面是向王室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虽然王室对他不义，他仍然不计前嫌，承担应尽的义务。这一姿态是相当高的，连《左传》也表扬说“礼也”。另一方面则是向王室强调，虽然虢公被任命为卿士，他郑伯同样仍然担任着卿士，有权力引导远方诸侯前来朝觐天子。除此之外，寤生还意识到，这位送上门来的大国元首，是一个必须争取到自己这一边的重量级人物。因此，他不但热情地接待了齐僖公，而且以实际行动报答了齐僖公的好意：你不是来斡旋的吗？那好，我都听你的，不用你做任何思想工作，立刻答应与宋、卫两国冰释前嫌，签署和平协议。有了寤生的这一表态，公元前715年秋天，齐僖公、宋殇公、卫宣公在周王室的领地瓦屋举行会晤。在寤生缺席的情况下，齐僖公代表郑国与宋、卫两国签订了和平备忘录，当年宋、卫两国发起联军围攻郑国的恩恩怨怨，总算是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了，至少表面上看起来如此。齐僖公对于这一外交成果深感得意，于同年冬天特别派使者前往鲁国，向鲁隐公通报了有关情况。鲁隐公派众仲应对使者说：“君侯化干戈为玉帛，平息了三国之间的怨恨，使他们的国民得以安居乐业，实在是君侯的恩惠啊！寡君心悦诚服，岂敢不承受君侯的明德？”齐僖公向鲁国通报情况，一方面自然是矜夸自己平息战乱的功劳，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外交斡旋——鲁国作为宋国的盟国，也参与了当年围攻郑国的行动，现在既然宋、卫、郑三个主要矛盾国家都已经握手言和，鲁国也就没有必要再与郑国为敌了。有意思！鲁隐公早就和郑庄公眉来眼去，私下打得火热，只不过碍于宋国的面子，不好公然调情。现在有了齐僖公的斡旋，鲁隐公对宋国的最后一丝道德负疚感也彻底消失了，他立刻表示听从齐国的安排，与郑国建立和平友好的外交关系。但是，矛盾果真解决了吗？当然没有，至少在寤生这里没有。在任何牌桌上，他都是一个高明的玩家，他能忍让，能后退，但最终还是会进攻。如果有必要，他会把一张好牌扣住，等到人

重用，纷纷来到安邑寻找自己的前途。一时之间，魏斯门下人才济济，形成了战国时期第一个人才集聚中心。有一次魏斯请卜商的学生田子方宴饮，席间有人奏乐。魏斯精通音律，难免要卖弄一二，说道：“钟声有些不协调，左边的高了一点。”田子方笑而不语。魏斯问：“先生为什么笑呢？”田子方说：“为人君者，不应该把心思放在娱乐上面。音乐嘛，听得明白就行了，像您这样善于鉴赏音乐，我担心会疏于管理朝政。”魏斯点头称善，虚心接受了意见。一日魏斯的世子魏击出行，遇到田子方。魏击下车行礼，田子方却大大咧咧，一笑而过。魏击很恼怒，拦住田子方说：“究竟是富贵者盛气凌人，还是贫贱者盛气凌人？”田子方说：“当然是贫贱的人啦，富贵者哪里敢对人无礼！国君盛气凌人就会亡国，大夫盛气凌人就会失去封邑。像我这样贫贱的游士，话不投机，行为不爽，拍拍屁股就告辞了，有什么好操心的呢！”魏击马上向田子方赔礼道歉。魏斯听说这件事后，感慨地说：“如果不是在贤人身边，怎么会听到这样的真知灼见呢！”段干木也是卜商的学生，一心治学，不想出来做官。魏斯亲自登门拜访，他竟然翻墙而走。魏斯没有因此生气，反而更加尊重段干木，每次经过段宅时，总要在车上起身以示敬意。有人问道：“段干木不过一介草民，您何必如此行大礼呢？”魏斯回答：“段干木在权势面前不改变自己的节操，有君子之道。他虽然住在茅草房子里，贤名却远扬千里，我怎敢不对他表示敬意？”后来段干木终于答应与魏斯见面，魏斯听他谈治国的大道理，一直站着，几个时辰不敢坐下休息。这件事传出后，魏斯礼贤下士的名声就更响了。连魏氏的宿敌秦国都感受到了安邑的变化。据说有一次秦厉共公想讨伐魏氏，有人劝道：“魏氏现在人才济济，连田子方、段干木这样的名士都在为其服务，恐怕不是用武力能够征服的。”秦厉共公便打消了出兵的念头。当然，这样说有点夸大其词，从此后的历史记载来看，秦国并没有放弃对魏国的进攻。真正让秦国人有所忌惮的，是一个名叫李悝的人。李悝变法公元前425年的一天，一支秦国军队逼近魏氏领地上郡——“郡”是春秋末年的新兴事物，当时三晋都在各自的战略要地设置了郡，主要目的是巩固边防。郡的军政长官称为守，也尊称太守。上郡地处西河，与秦国交界，不消说，就是为了对付秦国而设的。这支秦军遭到了上郡军民的阻击，两军还未接触，魏军便箭如蝗飞，秦军将领一开始并未在意，但是很快就发现情况不对——魏军射过来的箭又狠又准，而且似乎射程更长，瞬间倒了一大片秦军。他犹豫了片刻，刚想下令撤退，猛地一阵疾风迎面扑来，还没来得及惊呼，脑门上已经中了一箭。当他从战车上栽倒的时候，眼睛的余光正好扫到了远处那面迎风招展的“李”字大旗。这支魏军的统帅，就是上郡守李悝。现存史料的记载中，找不到关于李悝身世的记载，只知道他曾受业于卜商的弟子曾申，算是卜商的徒孙，来到安邑后，受到魏氏家相翟璜的赏识，被推荐担任上郡守。李悝到上郡不过数年，上郡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粮食产量提高了，社会治安变好了，更重要的是军事力量变强了。原来，李悝为了提高上郡军民的射箭技术，下令用射箭比赛的方式来判决官司，“中之者胜，不中者负”。在这种激励下，上郡军民个个苦练射箭，培养了一大批神箭手，每次与秦国发生军事冲突，魏军都因射术高超而大占便宜。因为李悝在上郡干得成绩斐然，翟璜卸任后，魏斯将他召到安邑，继任了家相。魏斯的初衷，是要李悝将上郡经验推广至整个魏氏领地。他没有想到，这一人事变动悄然拉开了战国时期第一场变法运动的序幕，魏氏政权从此被拉上了富国强兵的快车道，其速度之快，不只是秦国望尘莫及，其余各国也莫不瞠目结舌，望洋兴叹。李悝是那种给他一个小舞台，他能演好《图兰朵》；给他一个大舞台，他就能整出一场奥运会开幕式的人。早在上郡工作期间，李悝就通过观察和研究发现，方圆百里的土地，除去山川、村落，约有六百万亩耕地（相当于今天的一百八十万亩）。如果农民精耕细作，每亩可增产粮食三斗，反之则减产三斗，总计差额有一百八十万石。这个数字在当时意味着什么呢？一个成人一年的口粮约十八石，一百八十万石可以供应十万人一年的口粮。寻常年景，一石粮食可以卖三十钱（铜币），一百八十万石就是五千四百万钱。当时一头猪的价格约二百五十钱，五千四百万钱可以买二十一万六千头猪。一个农民一年衣着费用约三百钱，五千四百万钱可以解决十八万农民一年的衣着费。要想民富国强，不用偷也不用抢，把自己脚下的地种好就行了。在李悝的领导下，魏氏政权颁布了“尽地力之教”的三条政策：第一，指导农民同时播种多种粮食作物，以避免单一的品种遇到灾害难以弥补；第二，命各级官吏督促农民抓紧耕种，及时收割，以免灾害天气影响收成，也不让周围的强盗有可乘之机；第三，要求农民利用住宅周围的土地栽种桑、果、蔬菜等，扩大副业生产。在现代人看来，这些措施也许不足为奇，但是在当时却意义重大。前面说过，春秋时期的国家大事有两件，即“祀与戎”，战国时期竞争残酷，求老天告祖宗也不管用，国家大事便只剩下“戎”。李悝“尽地力之教”，却是以农为本，将农业生产当作国家的头等大事来抓，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对魏氏的影响不亚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对现代中国的影响。发展农业的同时，李悝强力推行法治，编撰并颁布了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法典——《法经》。李悝认为，法律最根本的作用是维护社会秩序，让人民安居乐业，不受盗贼的侵犯（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因此《法经》六部，以《盗法》和《贼法》为首，强调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同时也强调专制政权下的尊卑等级制度，对各等级划分及其占有的田宅、奴隶等权力都进行了严格规定，超出规定叫作“逾制”，将受到严厉的惩罚。可惜的是，这部法典的原文早已失传，后人只能通过《汉书》《晋书》的记载窥知一二，因此本书也只好一笔带过。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部《法经》奠定了李悝的学术地位，使他被后人视为战国时期法家的先驱。数十年后，商鞅由魏入秦，在秦国推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商鞅变法，就是带着这部《法经》去的。后来秦国的《秦律》，甚至汉朝的《汉律》，都是在这部《法经》的基础上扩充而成。李悝还从市场的角度思考粮价问题。他认识到，粮价如果太贱，农民将入不敷出，生活困难；粮价如果太贵，则城市居民负担加重，政府的财政也难以保障。因此粮价无论太贵还是太贱，都不利于维护统治。另外商人为了追逐利润，囤积居奇，丰年低价购入大量粮食，灾年高价卖出，也导致社会不稳定。有的人一听到囤积居奇便自然想到——奸商，法办他！但是且慢，商人不偷不抢，买进卖出，违反了哪条法律呢？所谓法办，其实往往是违法办，是对契约精神的践踏，为着看似正义的目的而采用了不正义的手段。作为法家的先驱，李悝没有使用这种粗暴的方式，他决心在法治的框架下解决粮价问题，为此又提出了平衡物价的“平籴（dí）法”。粮食丰收的时候，政府出钱从农民手里收购余粮；粮食歉收的时候，政府平价卖出余粮，以免出现粮价因收成问题而大起大落，同时使得想投机倒把的商人无利可图。政府在这里完全是通过市场手段来调节市场，对于巩固小农经济、保持社会稳定和维护法律的权威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此后两千多年，历朝历代都广泛延用这种平籴法，只不过名字有所区别。魏斯通过卜商吸引人才，通过李悝发展经济，但是从军事上讲，魏氏还不够强大。秦国仍然在威胁魏氏的安全，双方摩擦不断，时有大规模战事发生。齐、楚两国也趁火打劫，一有机会便派兵侵略魏氏。公元前419年，魏氏开始修建少梁城（今陕西省韩城），用以防御秦国进攻。城未建好，秦军就攻了过来，工程被迫停工。战争持续了近两年，直到公元前417年，魏氏才将少梁城建好。秦国针锋相对，在少梁城南修建了繁城，北面修建了籍姑城。为了一劳永逸地解除秦国的威胁，公元前413年，魏斯主动出击秦国，在郑地（今陕西省华县）大败秦军。齐国马上派兵乘虚而入，毁黄城（今河南省内黄），围阳狐（今山东省阳谷）。楚国则北伐至上洛（今陕西省洛南）。魏斯不得不回师相救，对秦作战取得的胜利被齐、楚两国的入侵抵消，魏氏反而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魏斯深深地感到，富国强兵，光富国不行，要在这个弱肉强食的年代生存下去，还得强兵啊！战神吴起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名叫吴起的人出现在他面前。吴起是卫国人。据《史记》记载，吴起年少的时候，家境还不错。他如果安于现状，也许可以在乡下当一辈子养尊处优的土财主，过着简单而快乐的生活。但是战国乱世给了他一颗不安分的心，他开始负剑走天涯，游历各国，企图混个一官半职，出人头地。现实是残酷的，数年之后，千金散尽的吴起拖着疲惫的身躯又回到了卫国。同村的人对这位好高骛远的青年充满了幸灾乐祸和不屑，在他们看来，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跑到国外去乱闯，无疑是一种自不量力的行为——这下好了，把祖上积累的一点家业全挥霍掉，连吃饭都有难了吧！某一天，有人故意逗吴起：“哎，吴起，把你的剑卖给我吧，你都快饿死了，还要那破玩意儿干啥？”吴起勃然变色：“你再说一次！”“哟，叫花子还挺神气嘛！”话音刚落，血光飞溅，那人的人头滚落地面，眼睛还瞪得大大的。他至死都不明白，开一句小小的玩笑，值得吴起大动杀机么？周围的人吓坏了，因为他们平时都嘲笑过吴起。等他们意识到情况不妙的时候，杀戮已经开始。只见吴起挥舞着带血的宝剑，像一头豹子般冲到人群中，所到之处，惨叫连连，不大一会儿工夫，地上已经躺了三十多具尸体。士可杀，不可辱，尤其是当他腰里别着一把宝剑的时候。当天夜里，吴起收拾了几件衣服，将家里仅剩的一点钱装在包袱里，悄然离开。吴起的老母亲已经七十多岁，拄着拐杖到村口送他。他在母亲面前捋起袖子，在自己手臂上狠狠咬了一口，发誓说：“如果不能当上卿相，我就不回卫国了！”然后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他也不想想，就算他运气再好，当上卿相也至少要个十几二十年，那时候再回卫国，老母亲还在世吗？何况他的运气一直不怎么好。此去不是生离，而是死别！但是吴起已经顾不上这些了，多年来的挫败以及由此带来的耻辱，在他心里燃起了一通熊熊的烈火。他要成功，他要成名，他要让这个世界在他面前颤抖！带着这样的目的，吴起来到了鲁国，投奔到了曾申门下。前面说过，曾申是卜商的弟子，李悝的老师。曾申的父亲则是卜商的同门师兄，大名鼎鼎的曾参，被后人尊称为曾子。冥冥之中，吴起已经和魏斯发生某种联系。但此时的他，并没有想到顺着曾申这条线去投奔魏斯，而是希望在鲁国找到自己的市场。不久之后，卫国传来了消息，吴起的母亲去世了。曾申闻知，马上给吴起放假，还给了一笔盘缠，让他回去奔丧。吴起却拒绝了曾申的好意——臂上的齿印还在呢，他怎么能够忘记自己的誓言？曾申发火了，要知道儒家极其讲究孝道，他的父亲曾参还写过一本《孝经》，是天下闻名的大孝子，对于吴起这种不孝的行为，曾申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就算是有一千种理由，你也必须回去为你母亲送葬！”曾申对吴起说。“不行。我发过誓，不功成名就，决不回卫国。我不能违背自己的誓言。”这段短暂的师徒之谊就此结束。吴起说一不二，绝非托辞，而应该是偏执的性格使然。据《韩非子》记载：吴起还在卫国的时候，有天拿回来一条腰带，要他老婆照着织一条。腰带织成后，吴起问老婆：“我要你织一条一模一样的，为什么你织得这么漂亮？”他老婆说：“我用的原料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因为是你要用的，所以特别花了心思才织成这个样子。你系起来给我看看，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我再改。”满以为吴起会感动，没想到吴起冷冷地说了一句：“谁叫你自作主张，不按我的要求做？”接着就命她收拾衣服回娘家去——这都什么人啊？他岳父前来求情，吴起说：“我从来都是说一不二，不开玩笑的。”硬是将那女人给休了。如果那女人知道她的继任者的命运，绝对不会因为被休而哭泣，反而应该感到庆幸。吴起在鲁国又娶了一个齐国女人为妻。公元前412年，齐国进攻鲁国，连拔两城。有人向鲁元公推荐吴起，说他善于用兵，可为大将。鲁元公听说吴起的老婆是齐国人，不免犹豫，害怕吴起胳膊向外拐。吴起听说之后，回家就将老婆杀了，提着头去见鲁元公，以表忠心。这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杀妻求将”。吴起为所有急功近利而不择手段的人树立了一个典范。吴起确实无耻，但备不住吴起用兵如神。鲁元公拜吴起为将，命他带兵进攻齐军，结果吴起“大破之”，很快收复了失地，打得齐国人讨饶，主动要求谈判。鲁元公十分高兴，想重用吴起。有人对鲁元公说：“吴起这个人，多疑而残忍，为了博取功名，连自己的老婆都能杀，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一句话断绝了吴起在鲁国的仕途。正在吴起心灰意懒的时候，李悝变法的消息传到了鲁国。鲁国的遗老遗少们对此嗤之以鼻，多以为魏氏这是离经叛道，必致大乱。吴起却在黑暗中看到了一片光明。走吧，反正鲁国也没什么值得留恋的了。吴起终于离开鲁国，来到了热火朝天的安邑，通过翟璜的引见，见到了魏斯。魏斯对吴起没有太多了解，但他知道吴起曾经是曾申的学生，和李悝算是同门。于是问李悝：“你对吴起这个人有没有了解？”李悝说：“我对他早有耳闻，是个贪财好色之徒。但是如果让他带兵打仗，只怕连司马穰苴也比不上他。”司马穰苴就是田穰苴，是春秋末年齐国著名的兵法家。拿司马穰苴作对比，等于告诉魏斯，吴起是当世第一兵法家。魏斯听了大喜：“那我就用他为将。”这位勇于变革的英主，深受卜商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决不拘泥于以德取才的旧观念。这倒不是说他不爱德，安邑城中的有德之士已经够多了，卜商、田子方、段干木都是德才兼备的博学鸿儒。现在他需要的是能征善战的将军，是能够将秦国人赶回西方、让齐国和楚国不敢轻举妄动的军事家，至于这个人的品行如何，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换而言之，当他需要一条狗的时候，他只管这条狗会不会看家防贼，才不理会它是白狗还是黑狗，是黑背还是哈士奇。如果说，李悝是让秦国有所忌惮的人，那么现在，让秦国颤抖的人粉墨登场了。吴起的军事主张，集中体现在《吴子兵法》里。简明扼要地说——第一，吴起主张把政治和军事结合起来，对内修明文德，对外积极备战，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废。换而言之，他认为军事强大的基础是政通人和。第二，在治军方面，他也强调政治优先，用道、义、礼、仁等儒家思想教育将士为统治者卖命。第三，他主张兵不在多而在于精，要建立一支“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挡，退不可追”的精锐部队。为此，必须要选募良材，加强训练，重用勇士，赏罚分明。根据上述指导思想，吴起上任后，立马对魏军进行改革，建立了所谓的“武卒”制度。武卒即职业军人。春秋时期，职业军人基本由士以上的贵族阶层充任；平民和奴隶则充当义务兵，平时从事生产，打仗的时候则自备武器跟在贵族的战车后面作战。到了战国时期，随着土地制度改革，各国纷纷由封建社会向专制社会进化，原来的贵族特权被打破，平民通往权贵的道路被打开。吴起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变化，他的武卒制度实际上就是

机上有个定时器，到了那个时刻录音带便自动开始转动，至于为什么有时候没有转，我们不得而知，那是外面世界的问题，不过这些问题相当严重，其结果是打乱了日历，打乱了对时日的记数，于是一些有怪癖的盲人，或者热衷于让一切井然有序的人，这是怪癖的一种温和的形式，他们便小心地在一根绳子上打结，就像人写日记一样，因为他们不相信自己的记忆力。现在，扩音器在不该响的时候响起来，大概有机件损坏，继电器失灵，焊点开焊，但愿那录音带不要周而复始地永远转下去，我们这里有盲人，疯子，就差这样的扩音器了。那威严的声音在各个走廊各个宿舍响起来，像是最后一次发布无用的通知，政府为不得不强行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感到遗憾，此举是为了全面保护公众，因为眼下我们似乎正在经历一场类似失明症的瘟疫，我们暂且称之为白色眼疾，鉴于它可能是一种传染病，鉴于我们遇到的不仅仅是一系列无法解释的巧合，为了制止传染蔓延，政府希望所有公民表现出爱国之心，与政府配合。已经患病的人住在一起，与患病者有过接触的人住在另一个地方，虽然分开来住，但相距很近，这一决定是经过慎重考虑之后才作出的。政府完全意识到所负的责任，也希望这一通知的受众都是守法的公民，同样担负起应负的责任，抛弃一切个人考虑，你们要认识到自己被隔离是一种支援全国的行动。现在，我们要求大家注意听以下规定。第一，电灯会一直开着，任何按开关的企图都无济于事，开关不起任何作用，第二，在事先未获允许的情况下离开所在的大楼意味着立即被击毙，第三，每个宿舍都有一部电话，只用于向外面要求补充卫生和清洁用品，第四，住宿者手洗各自的衣物，第五，建议每个宿舍选举其负责人，这一项只是建议，不是命令，住宿者可以按其认为最好的方式组织起来，只要遵守以上规定和我们以后陆续公布的规定，第六，每天三次我们会把饭盒送到门口，放在门的左右两边，分别给患者和受传染者，第七，所有剩余物品应通通焚烧，除了剩饭之外，这里所说的剩余物品还包括饭盒盘子和刀叉勺等餐具，这些都是用可燃材料制造的，第八，焚烧应在该大楼的天井或者围栅旁边进行，第九，焚烧产生的一切不良后果由住宿者自行承担，第十，如若发生火灾，不论是偶然起火还是有人故意纵火，消防人员皆不予救援，十一，如若内部出现疾病骚乱或者殴斗，住宿者不应指望外界有任何介入，十二，如若有人死亡，不论死因为何，均由住宿者在围栅旁掩埋尸体，不举行任何仪式，十三，患者们所住房子与受传染者们所住房子之间的联系必须在大楼中间地带进行，就是你们进去时走过的地方，十四，受传染者一旦失明，必须立即转移到失明者所住的房子里去，十五，本通告在每天同一时间播送一遍，以便让新来的人知道。政府，这时候，电灯灭了，扩音器也哑了。一个盲人若无其事地在手中的绳子上打了个结，后来又想数一数，就是数一数打了多少结，过了多少天，但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结打在了结上，成了人们常说的死结或者瞎结。医生的妻子对丈夫说，电灯灭了；一些灯泡烧坏了，也难怪，这么多天一直亮着；所有的灯都灭了，是外边出了问题；现在你也失明了；我只好等太阳升起了。她走出宿舍，穿过天井，朝外边望望。城市的这一部分一片漆黑，军队的探照灯也熄灭了，大概与总电网相连，看样子电力供应中断了。第二天，盲人们醒来，有的人早一些，有的人晚一些，因为对盲人们来说太阳并不同时升起，这往往取决于每个人听觉的敏锐程度，各宿舍的男男女女开始聚集在大楼外面的台阶上，歹徒们宿舍的人除外，这时候他们大概正在吃早饭。盲人们等着大门打开时发出的响动，没有上润滑油的合页尖厉的吱呀声，报告送来食物的声音，然后是中士的喊声，不要出来，任何人不得靠近，还有士兵们拖拖沓沓的脚步声，饭盒放到地上的沉闷响声，急忙撤退的声音，大门的吱呀声再次响起来，最后是下达命令的声音，你们可以过来了。从早晨等到中午，等到下午。谁也不想问食物的事，连医生的妻子也不想问。只要不问就听不到可怕的回答，没有，只要没有说出没有这两个字，他们就仍有希望听到这样的话，来了，来了，不要着急，再稍稍忍耐一会儿饥饿。有的人虽然非常想忍耐下去，但已经支撑不住，仿佛突然睡着了，就地昏迷过去。医生的妻子总在救助他们，看来似乎难以令人相信，但这个女人确实不同寻常，无论出现什么情况她都能注意到，好像被赋予了某种第六感，某种不用眼睛的视力，因此那些可怜的人们才没有被留在那里受太阳暴晒，其他人立即把他们抬到里边，靠时间，水和在脸上的轻轻拍打，他们最后都脱离了昏迷状态。但不能再指望这些人参加战斗，他们甚至不能揪住一只母猫的尾巴，这是个非常古老的说法，人们忘记了如何解释，出于什么特别的原因揪住一只母猫的尾巴比揪住一只公猫的更容易。最后，戴黑眼罩的老人说，食物没有来，也不会来了，我们去拿食物吧。只有上帝知道他们怎样站了起来，又如何聚集到离歹徒们的营垒最远的宿舍里。再也不能像头一天那样粗心大意了。他们从那里派出哨兵前去侦察，自然是另一侧宿舍的盲人，他们更熟悉那里的地形，发现任何可疑行动立即回来报告。医生的妻子和他们一起去了，带回的是不太令人振奋的消息，他们把四张床摞起来堵住门口；你怎么知道是四张床呢，有人问；这不难，我用手摸了摸；他们没有发现你吗；我想没有；我们该怎么办呢；到那里去，戴黑眼罩的老人又说，既然决定了就要干，要么这么做，要么我们注定慢慢死去；要是我们去的话，有些人死得更快，第一个失明者说；即将死去的人已经死了，只是他不知道；我们从出生那天起就知道一定要死；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我们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死了；不要说废话了，戴墨镜的姑娘说，我独自一个人不能去，不过，如果我们现在就不能说到做到，我还不如躺到床上去等死；只有那些数着日子过活的人才会死，别人不会，医生说，接着他又提高声音问，谁决心去，请把手举到空中，这种话只有张嘴之前没有三思的人才说得出来，既然这里没有一个人可以数数有多少只手，至少大家都这样认为，让他们举手有什么用呢，但随后他说，一共十三个人；这一定会开始一场新的争论，为了避免这个不祥的数字，从逻辑上看这样做也更正确，是用加法还是减法，是再有一个人报名当志愿者呢，还是通过抽签从现有的人当中除去一个。有几个人在举手的时候就信心不足，动作犹犹豫豫，表明他们心怀疑虑，或者因为意识到面临的危险，或者发现下达的命令荒唐。医生笑了，请他们把手举到空中，简直是胡言乱语，现在我们采取另一种做法，不能去或者不想去的人退出，留下的人一起商定行动方案。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低语声和叹息声，身体虚弱和胆小怕事的人渐渐离去，医生的主意极好，也很宽容大量，不过，知道哪些人留下了哪些人不在了不大容易。医生的妻子数了数留下的人，共十七个，包括她和她丈夫在内。右侧第一个宿舍留下的有戴黑眼罩的老人，药店伙计，戴墨镜的姑娘，其他宿舍的志愿者都是男人，只有一个例外，就是那个说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的女人，她也留了下来。他们在两排床中间的过道里排好队，医生数了数，十七个，我们一共十七个人；人太少，药店伙计说，这样我们不会成功；突击队嘛，如果可以用更接近军事术语的词汇，突击队人数必须少，戴黑眼罩的老人说，我们进攻的目标只有一扇门的宽度，我认为人多了反而更麻烦；他们会朝我们任意射击，有人表示同意。似乎所有人都因最后组成了一支精干的队伍感到高兴。他们的武器我们已经知道，从床上卸下来的铁棍，既可作撬杆又可当长矛，根据战斗最初的角色而定，是充当工兵还是冲锋队。看来戴黑眼罩的老人年轻时曾接受过一些战术训练，他提醒说最好一直保持密集队形，面向同一个方向，这是避免相互误伤的唯一方法，还说前进中应保持绝对沉默，使进攻产生突袭的效果；我们都把鞋脱下来，他说；以后每个人找到自己的鞋可就难了，有人说；另一个人评论了一句，剩下的鞋子就真的成了死者的鞋子了，不同的是至少还有人可以穿；这死者的鞋子是怎么回事；是个谚语，等着穿死者的鞋子，意思是说空等一场；为什么；因为死者被埋葬的时候穿的鞋子是用硬纸板做成的，这样的鞋子肯定也就够了，谁都知道，灵魂没有脚；还有一点，戴黑眼罩的老人打断他们的话，我们当中选出六个人，六个精神头最好的，到了那里以后立即全力推床，把床往里推，为我们所有人进去打开道路；这样我们必须把铁棍放下；我看没有必要，铁棍甚至还能帮忙，只要把它们竖起来。他停顿了一下，随后又说，声音显得有点低沉，要特别注意，我们不能分开，分开了我们就会被打死；女人们呢，戴墨镜的姑娘说，你不要忘了女人们；你也去吗，戴黑眼罩的老人问，你最好别去；为什么，可以问一声吗；你太年轻；这里不论年龄，不论性别，所以请你不要忘了女人们；不会，我不会忘，戴黑眼罩的老人说这些话的声音好像来自另一次交谈，接下来的话已经各就其位，恰恰相反，但愿你们当中有一个女人能看到我们看不见的东西，领着我们，不走错路，指引着我们用棍尖刺向歹徒们的咽喉，像那个女人刺得一样准；这样的要求太过分了，一次成功并不能说明什么，还有，谁能告诉我们她是不是死在那里了呢，至少后来再没有听到她的消息，医生的妻子说；女人们能复活，一些人在另一些人身上复活，妓女们在正经女人们身上复活，正经女人们在妓女们身上复活，戴墨镜的姑娘说。随后是长时间的沉寂，女人们觉得话说完了，男人们总该说些什么，但他们事先已经知道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们排着队出发了，根据事先约定，六个身体较为强壮的走在前面，他们当中有医生和药店伙计，其他人跟在后面，每个人都手持自己床上的铁棍，一队衣衫褴褛肮脏不堪的长矛手，穿过天井时，其中一个人的铁棍从手中滑落掉在石板地上，发出像机关枪散射一样的轰鸣。要是歹徒们听见响声，发现我们来了，那我们就完了。医生的妻子没有告诉任何人，连丈夫也没有告诉，就跑到前边，沿走廊张望，然后贴着墙慢慢靠近那个宿舍，停下来侧耳细听，里边传出的说话声似乎没有显出惊慌。她很快带回情报，队伍重新开始前进。虽然走得很慢，并且悄然无声，但歹徒们营垒前面两个宿舍的人已经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都挤到门口，想更清楚地听到一触即发的这场战斗的喊杀声，其中一些最易激动的人受到即将燃起的火药气味的鼓舞，在最后一刻决定随队伍一起行动，也有少数人回去寻找武器，现在队伍已不止十七个人，至少翻了一番，临时援军的出现肯定不会让戴黑眼罩的老人高兴，但他无从知道他率领的不是一个兵团，而是两个。从朝里院开的几扇窗户漾进的最后一缕似有若无的灰色亮光，正迅速滑进夜晚那黑咕隆咚的深井。当然，盲人们仍然因为莫名其妙的失明无可救药地感到悲伤，但他们至少有一点可聊以自慰，那就是摆脱了这种因类似的天象变化造成的凄凉，事实证明，天象变化早在人们的眼睛可以看见的遥远年代就曾导致无数绝望的行动。他们到了恶人们的宿舍门口，天已经太黑了，医生的妻子也看不见他们用作障碍物的床不是四张，而成了八张，虽然攻击部队人数增加了一倍，但仍然立即遭到了惨败，这一点马上就能知道。戴黑眼罩的老人大喊一声，现在开始，这是进攻的命令，他没有想到古往今来都是说，冲啊，也许他想到了，但认为对区区几张床构成的障碍物使用传统军事术语显得荒唐可笑，况且这些床臭不可闻，早已成了臭虫和跳蚤的繁衍地，床垫被汗水和尿沤烂，灰色的毯子像拖把一样集一切令人作呕的颜色之大成，这一点医生的妻子早就知道，但现在她看不见，正像她没能发现营垒加固了一样。盲人们像由自己的白光环绕着的大天使一样向前冲去，按照事先的指令把铁棍竖起来撞击，但八张床几乎纹丝不动，不错，这些强壮的人比后边虚弱的人力气大一些，后者几乎拿不动手中的长矛，倒像背负着十字架，站都站不起来。寂静消失了，外边的人高声呼喊，里边的人也开始吼叫，可能至今没有任何人注意到，盲人们喊叫起来是无与伦比的阴森可怖，仿佛他们拼命呼喊，却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我们想劝他们安静，不料也像他们一样喊起来，只差也成了盲人，但我们失明的日子迟早会到来。现在，一些人喊叫是因为正在进攻，另一些人喊叫是因为正在防守，外面的人因为推不开床而气急败坏，把铁棍随手扔到地上，所有人一齐使劲，至少那些已经进入门洞和尚未挤进门洞的人一齐在使劲推前边的人的后背，推呀推，床挪动了一点，好像胜利在望了，就在这个时候，在没有事先发出警告和威胁的情况下，突然听到三声枪响，原来是盲人会计朝低处射击了。两名进攻者负伤倒下，其他人急忙跌跌撞撞地后退，绊在铁棍上，跌倒在地，走廊的墙壁像疯子似的发出震耳欲聋的回响，其他宿舍的人们也在大声呼喊。天几乎完全黑了，不可能知道谁中了枪弹，当然也不该在离得很远的地方问，都是谁中弹了呀，这样做似乎不合适，对伤员必须尊重，应当亲切地到他们身边，把手放在他们的前额，除非他们前额被击中，那就太不幸了，应当悄声问问他们感觉怎么样，告诉他们不会有什么事，抬担架的人马上就到，最后喂他们水喝，当然前提是腹部没有受伤，这一点在紧急救护手册上说得明明白白。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医生的妻子问，那里有两个人倒在地上。谁也没有问她如何知道是两个人，因为打了三枪，且不说枪弹弹射回来也会伤人呢。我们必须去把他们接回来，医生说。非常危险，戴黑眼罩的老人知道他的袭击战遭到惨败，沮丧地说，如果他们发现有人还会射击，他稍稍停顿一下，叹了一口气，接着说，不过我们应当去，我本人愿意去；我也去，医生的妻子说，如果我们爬过去危险会小一些，但必须尽快找到他们，在里边的人还来不及做出反应之前找回他们；我也去，那个曾说过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的女人说；我去；在场的这些人谁也没有想到说，查清伤者其实易如反掌，请注意，伤者或是死者，因为一时间我们还不知道他们是负伤还是死亡，只要所有人一个接一个地说，我去，我不去，那么没有说话的人就是我们要找的了。四个志愿者开始爬行前进，两个女人在中间，两边各一个男人，这纯属偶然，并非出于男性的礼貌或者绅士保护女士的本能，实际上，如果盲人会计再次开枪，一切都取决于射击的角度。也许最后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出发之前戴黑眼罩的老人出了个主意，这一次或许比上一次的主意好一些，让这里的伙伴们大声说话，甚至扯着嗓子喊叫，他们不乏这样做的理由，去的时候和回来的时候，以及中途如果出了什么事，难免发出响动，而伙伴们的喊叫声会压过它们，至于会出什么事，只有上帝知道。救护人员在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里就爬到了目的地，在还没摸到负伤者的身体以前他们就知道已经到了，爬行前进时身子下的血像信使一样告诉他们，我就是生命，我后面只有虚无。我的上帝，医生的妻子想，这么多血呀。确实，像一片水洼，手和衣服粘在地上，好像地板和石板地上涂了一层黏胶。医生的妻子用胳膊肘支撑着上身继续往前爬，另外几个人也这样做。他们伸出胳膊，终于摸到了伤者或者死者的身体。他们后面，伙伴们仍然竭力发出各种嘈杂声，现在听去更像哭丧妇在痛苦地号叫。医生的妻子和戴黑眼罩的老人的手紧紧抓

号，会同邾国一起讨伐宋国。郑、邾联军势如破竹，很快打到宋国都城商丘的外城。宋国派使者向鲁国告急。鲁隐公其实一直关注这场战争，早就知道战局的发展，但他故意问了使者一句话：“郑国人打到哪里了？”使者回答说：“还没打到外城。”这一问一答成为了历史上的公案：首先是鲁隐公为什么要明知故问，其次是使者为什么不据实回答。对于后一个问题，有人分析说，那是因为使者恨其明知故问，所以说了一句气话；也有人认为，让敌人长驱直入打到首都的外城，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因此使者故意隐瞒了战况。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使者这个回答让鲁隐公很生气，他觉得宋国人不够诚意，一方面想人家派兵支援，一方面还在打埋伏，不肯说实话。于是，鲁隐公背着手，对使者说：“宋公命寡人同赴社稷之难，说明战事已经十分危急。现在问您战况，您却说‘还没打到外城’，既然这样，我们也就不必派兵救援贵国了。您请回吧！”那么，鲁隐公为什么又明知故问呢？有人认为这只是一句很随便的问话，有如“你吃了吗”那么随便，并没有什么深意，但是使者反应过激，以至于得罪鲁隐公。这种分析未尝没有道理，但是，军国大事非同儿戏，鲁隐公因为一句气话就弃盟国于不顾，这种行为本身也很令人怀疑：他或许根本不想与郑国为敌，只不过是缺少一个牵强的借口罢了？要知道，去年五国联军围攻郑国，鲁隐公本来是不想参与的，只不过是因为公子翚自作主张出兵，才将鲁国拉下了水。因此，鲁隐公的明知故问，正是没事找事，意在激怒宋国使者，给他不派兵救援宋国提供一个借口。寤生准确地抓住了矛盾的主要方面，也掌握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原则：卫国是去年进攻郑国的主谋之国，宋国则与郑国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寤生对这两个国家的态度非常明确，那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一定要打得他们满地找牙；而对于陈国、鲁国等“帮闲”国家，他主要采取外交攻势，争取化敌为友。公元前717年，寤生派了一位使者前往陈国，希望与陈国改变敌对关系，睦邻友好。没想到，热脸贴上了冷屁股，他的一番好意遭到陈桓公的断然拒绝。陈桓公的弟弟公子佗搓着手说：“远亲不如近邻。郑国是我们的邻居，又没什么深仇大恨，和郑国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对于国家来说是好事，您应该答应郑伯才对。”陈桓公瞪大了眼睛，咬着牙说：“郑伯阴险狡诈，为什么不去和宋、卫讲和，却来找我们呢？他的目的就是要挑拨离间。如果我们和郑国讲和，宋、卫两国必定不满。为了郑国得罪宋国，难道是好事吗？”“愚蠢。”公子佗听了心想，你哪里是怕得罪宋国，恐怕还是怕得罪雒邑城中那位徒有其名的周天子吧！寤生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得知陈桓公拒绝了和谈，立刻命令部队入侵陈国。战争的结果，郑国再一次大获全胜，从陈国掳获大批钱财物资，陈国朝野上下震动。没有经过太多的思想斗争，陈桓公便改弦易辙，主动接受了寤生的好意，双方握手言和。陈国派公子佗前往郑国缔结盟约，郑国也派大夫良佐前往陈国访问，与陈国人举行了结盟仪式。对于寤生来说，陈桓公的转变是在意料之中的事。但是，陈桓公的转变速度之快，远远地超出了他的意料。同年冬天，陈桓公主动要求将女儿嫁给郑国的世子忽，在得到寤生的同意后，马上举办了订婚仪式。第二年夏天，世子忽到陈国迎娶了妻子妫氏。也许是陈国人的急性子传染了这位郑国的继承人，将新娘接回郑国之后，尚未告祭祖先，他就迫不及待地与她同房了。此举在当时是非常失礼的，相当于欺骗了列祖列宗。但是寤生并不以为意，在他看来，婚姻不过是一种政治手段，能够通过这桩婚姻为郑国捞到多少实际利益，才是他最关心的问题。软硬兼施拉拢陈国的同时，郑庄公还从鲁隐公停止派兵支援宋国这件事上嗅出了宋、鲁两国之间暗藏的矛盾，开始向鲁国示好。鲁国和陈国不可相提并论：第一，鲁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非陈国能比，也远超过郑国；第二，鲁国是一个有着特殊政治地位的国家。前面说过，鲁国是周朝初年周公旦的封地。周公旦是周朝卿士政治的一座丰碑，为了表彰周公旦的丰功伟绩，周王室给予了鲁国有别于其他诸侯国的特殊政治待遇，那就是“鲁有天子礼乐者，以褒周公之德也。”——鲁国虽然只是一个诸侯国，但是能够享有天子的礼乐。比如说，诸侯的祖庙叫做大宫，天子的祖庙叫做大庙，而鲁国的祖庙也叫做大庙，等同于天子；举行祭祀的时候，天子使用八佾（yì）（六十四的舞乐，诸侯使用六佾（三十六的舞乐，而鲁侯用八佾，也是等同于天子。特殊的政治地位养成了鲁国人特殊的自豪感。尤其是在进入春秋时期之后，随着王室地位的下降，周朝的礼乐制度也逐渐崩溃，中原大地上普遍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唯独鲁国一直较好地坚持了正统的周礼，保存了完备的周朝文化典籍，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文化大国。当时各国想要了解周朝的礼乐文化，不是跑到雒邑去请教王室官员，而是跑到曲阜去问鲁国的典礼官、史官。所谓“周礼尽在鲁矣”，可以说是那个年代的人们对鲁国文化的由衷赞叹，这也为鲁国在各诸侯国中赢得了广泛的尊重。寤生心里明白，对付陈国这样的国家，用胡萝卜加大棒就能迫使其屈服；而对付鲁国，不但不宜使用武力，就算是拉拢，也要讲究策略。为了和鲁国搞好关系，寤生花费了一番心思，而且下了很大血本。自古以来，中国的帝王都有祭祀泰山的传统，周天子也不例外。郑国的首任君主郑桓公在周宣王年间，因为陪同天子祭祀泰山，在泰山附近获得了一块名叫“祊”的封地，作为其汤沐之邑——所谓汤沐之邑，就是洗澡的地方。按照商周时期的制度，诸侯必须定期到王城来朝觐天子，为了解决这些人洗澡的大问题，同时也是为了体现天子对诸侯的体恤，天子往往会在王畿内划出一小块封地给诸侯，称之为“汤沐邑”。天子去泰山祭祀，诸侯如果跟随助祭，也有可能在泰山附近获封“汤沐邑”，作为住宿和斋戒沐浴的场所。到了郑庄公寤生的年代，祊仍然是郑国的领地，只是管理起来有点困难。要知道，郑国地处现在的河南，而祊在今天的山东省境内，靠近鲁国边境。对于郑国而言，祊其实是一块“飞地”。可巧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鲁国也有一块“飞地”，而且靠近郑国的边境，叫做许田。早在周成王年代，为了加强对原商朝贵族的控制，王室就开始经营雒邑，并且有意将都城从镐京东迁至雒邑。于是，周成王将雒邑附近的许田赏赐给了周公旦，作为他朝见天子的汤沐邑。因此，许田历来是鲁国的领地，在许田还有周公庙，供人们祭祀周公。公元前717年，寤生派人到鲁国访问，对鲁隐公提出了一个建议：以郑国的祊交换鲁国的许田，郑国放弃对泰山的祭祀，转而在许田祭祀鲁国的先祖周公。祊和许田面积相仿，又都是飞地，这笔交易看似很公平，实际上却对鲁国更有利。首先，祭祀泰山是天子的专利，陪同天子祭祀泰山，乃是诸侯的荣幸，可以说是一种非同寻常的政治待遇。现在郑国将助祭泰山的特权转让给了鲁国，是土地交易之外，又给鲁国人送了一份政治厚礼。其次，孔夫子曾经说过：“非其鬼而祭之，谄也！”鬼即是祖先，一个人如果祭祀别人的祖先，就是谄媚。现在寤生主动要求在许田祭祀周公，无非是为了讨好鲁国人，满足他们以周公为荣的民族自尊心。鲁隐公自然能够体会郑庄公的用心良苦，爽快地答应了郑国的建议，同意交易土地。但是，他没有想到，寤生的大手笔还在后头。据史料记载，公元前715年三月，郑国大夫宛前往鲁国，向鲁国交割了祊的地图、户籍等资料，并于数天之后正式将祊移交给鲁国管理。办完这些手续，宛就回郑国了。他似乎忘记了这是一笔交易，没有向鲁国人提起要求接收许田的只字片言。换而言之，祊已经变成了鲁国的领地，许田仍然是鲁国的领地。送礼有很多种送法，最高明的送法是让人收了礼，又不觉得是接受了贿赂。鲁隐公不露声色地将这份厚礼纳入囊中，打心底对寤生产生了好感。通过一系列的军事和外交手段，寤生打击了卫国、宋国，拉拢了陈国，获得了鲁国的好感，当年针对郑国建立起来的国际同盟，基本上就宣告瓦解了。但是，寤生还有一块心病未除，那就是居住在雒邑城中的周桓王。公元前717年，周王左卿士、郑伯寤生来到雒邑朝觐天子周桓王。这时距祭足领军取温之麦、成周之禾，已经整整三年了。《左传》记载：“郑伯如周，始朝桓王也。”也就是说，这是自周桓王即位以来，寤生第一次正儿八经地到雒邑朝觐周桓王。寤生朝觐天子，当然不是因为良心发现，而是想进一步扩大外交战线的成果，通过改善与王室的关系，为郑国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直接地说，他不希望王室在国际事务中站到自己的对立面，暗中支持一些小国与郑国为敌，他更希望将王室操纵在自己手中，让“周王卿士”这张金字招牌更有说服力，使他得以在“大义名分”上压倒竞争对手。他要达到的目的就是：你宋国打我郑国，是侵略，将受到天下人的谴责；我郑国打你宋国，是“奉天讨罪”，将受到天下人的支持。寤生迟不来，早不来，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时候来朝觐周桓王？《左传》在此事之前，有一段记载：“京师来告饥，公为之请籴于宋、卫、齐、郑，礼也。”《左传》是鲁国的《左传》，这里的“公”就是鲁隐公。这段看似不相干的记录告诉我们，那一年王畿的收成很不好，闹了饥荒。但是周天子出于面子考虑，不好意思亲自向各国开口要求买粮，所以“京师来告饥”（天子本人没有发话，而是暗示臣下以私人名义向各国求援）。鲁隐公体谅天子的难处，发动各诸侯国紧急援助王室。鲁国的史官当然没有忘记表扬他，所以说了一句：“礼也”。寤生敏锐地意识到，这是消除他和王室之间宿怨的最佳机会，他马上起启程前往雒邑朝觐天子，开展粮食外交。按照他的想法，天子虽然和他积怨颇深，但是目前正处于缺粮的窘境之下，腰杆子必定不硬，只要他多说几句好话，陪个不是，再主动提出将郑国的粮食平价卖到王畿，天子也应该消气了。没想到，老谋深算的郑庄公这回又是热脸贴上了冷屁股。《左传》记载，这次朝觐很不愉快，主要原因是“王不礼焉”。周桓王怎么不礼了？在一本名为《东周列国志》的小说中有记载：天子：你家去年的收成怎么样啊？寤生：托您的福，去年风调雨顺，粮食满仓。天子：那太好了，温的麦、成周的禾，今年我可以留着自己吃了。会见到此不欢而散。周桓王不但没有接受寤生送来的粮食，反而在临别的时候，勒紧裤腰带，咬紧牙关送了他十车黍米，说：“聊以备郑国饥荒之用。”周桓王的意思是，下次郑国再闹饥荒，求求你也别派人来割麦夺禾，我这已经提前给你备好了。辅政大臣周公黑肩对此很忧虑，他对周桓王说：“王室东迁的时候，郑国是出过力的。虽然郑伯做过一些对不起您的事，但那都是小事，这次他既然来朝觐，您就应该好好招待他，别的诸侯看了，觉得您气量不凡，会随之而来。现在事情闹成这样，郑伯不会再来啦！”周桓王不屑道：“不来就不来，不稀罕。”寤生碰了一鼻子灰。周桓王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旧事重提，于公元前715年任命虢公忌父担任了王室的右卿士。回想起来，这已经是忌父第三次获得卿士提名了。第一次提名，是周平王在世的时候，寤生得知消息，气势汹汹地跑到雒邑来问罪，结果导致周郑交质。第二次提名，是周桓王刚即位的时候，寤生派人割了王室的麦禾，结果导致周郑交恶。这一次任命忌父为卿士，是在寤生碰了一鼻子灰之后，对于寤生来说，可谓双重打击。王室上下都战战兢兢，不知道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家伙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举动来。又是一个没想到。寤生不但安之若素，还于同年八月，以王室卿士的身份，引导齐僖公到雒邑朝觐了天子。【拉拢盟友，坐稳第一把交椅】齐国地处今天的山东。齐僖公从山东跑到河南来朝觐周桓王，免不了要经过郑国的领土，其中还要经过郑国军队控制的战略要地虎牢关。寤生作为地主，对齐僖公的来访进行了热情的接待，又以王室卿士的身份，亲自引路带着齐僖公前往雒邑，自然是合乎礼义的事。但是，从齐僖公此行的意图来看，朝觐天子也许只是一个幌子，拜访郑伯寤生才是他真正的目的。或者换一种说法，齐僖公不远千里跑到河南来，其实就是为了找寤生——古时候交通不发达，他来一趟颇不容易，既然到了天子脚下，就顺便和寤生相约一起去看望下天子。在周朝初年分封的异姓诸侯国中，齐国面积最大，地位最高。齐国的第一任君主姜尚，也就是《封神演义》里的姜子牙。他不只是在推翻商朝统治的过程中建立了赫赫战功，周朝建立之后，他对稳定天下的局势，打牢周朝统治的根基，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据说，周武王的儿子周成王曾经给姜尚颁发过一道谕令：“东到大海，西到黄河，南到穆陵，北到无棣，天下诸侯，您都可以征伐他们！”实际上赋予了齐国一定的征伐特权，足见周朝统治者对姜尚的信任。齐僖公是进入春秋时期以来，齐国的第一任君主，在同时代的人当中，他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齐僖公不满足于偏安一隅的闲适生活，眼见中原大地烽烟四起，他觉得齐国作为一个曾经拥有征伐特权的大国，理应在日益复杂的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所以不辞辛苦跑到河南来拜访寤生，希望能够通过外交斡旋，调解郑、宋、卫三国之间的矛盾。对于正处于不被周天子待见的尴尬之中的寤生来说，齐僖公来的正是时候。通过引导齐僖公朝觐天子，他实际上达到了两个目的：一方面是向王室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虽然王室对他不义，他仍然不计前嫌，承担应尽的义务。这一姿态是相当高的，连《左传》也表扬说“礼也”。另一方面则是向王室强调，虽然虢公被任命为卿士，他郑伯同样仍然担任着卿士，有权力引导远方诸侯前来朝觐天子。除此之外，寤生还意识到，这位送上门来的大国元首，是一个必须争取到自己这一边的重量级人物。因此，他不但热情地接待了齐僖公，而且以实际行动报答了齐僖公的好意：你不是来斡旋的吗？那好，我都听你的，不用你做任何思想工作，立刻答应与宋、卫两国冰释前嫌，签署和平协议。有了寤生的这一表态，公元前715年秋天，齐僖公、宋殇公、卫宣公在周王室的领地瓦屋举行会晤。在寤生缺席的情况下，齐僖公代表郑国与宋、卫两国签订了和平备忘录，当年宋、卫两国发起联军围攻郑国的恩恩怨怨，总算是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了，至少表面上看起来如此。齐僖公对于这一外交成果深感得意，于同年冬天特别派使者前往鲁国，向鲁隐公通报了有关情况。鲁隐公派众仲应对使者说：“君侯化干戈为玉帛，平息了三国之间的怨恨，使他们的国民得以安居乐业，实在是君侯的恩惠啊！寡君心悦诚服，岂敢不承受君侯的明德？”齐僖公向鲁国通报情况，一方面自然是矜夸自己平息战乱的功劳，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外交斡旋——鲁国作为宋国的盟国，也参与了当年围攻郑国的行动，现在既然宋、卫、郑三个主要矛盾国家都已经握手言和，鲁国也就没有必要再与郑国为敌了。有意思！鲁隐公早就和郑庄公眉来眼去，私下打得火热，只不过碍于宋国的面子，不好公然调情。现在有了齐僖公的斡旋，鲁隐公对宋国的最后一丝道德负疚感也彻底消失了，他立刻表示听从齐国的安排，与郑国建立和平友好的外交关系。但是，矛盾果真解决了吗？当然没有，至少在寤生这里没有。在任何牌桌上，他都是一个高明的玩家，他能忍让，能后退，但最终还是会进攻。如果有必要，他会把一张好牌扣住，等到人

少家产，但这次大出血还是几乎掏空了他的家底。所幸成功贿选，要不然只能去跳黄河。可话又说回来，“贿选”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要比“不选”进步得多，毕竟“贿选”在政治透明度上远胜暗箱操作的“不选”。1923年的国庆节，即10月10日，曹锟兴冲冲地从保定赶回北京，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曹锟成功贿选总统成了年度头条新闻，这么火辣的内幕当然也引起了海内外的共同抨击。其中，“民国骂神”吴稚晖的表现最出彩。吴稚晖同志是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口才十分厉害，世称“疯狗”，威名远扬四方，没人惹得起他。他的厉害之处主要在于两点：一是逮着谁咬谁，从老一辈的慈禧到小字辈的汪精卫、蒋介石和戴笠，都被他尽情地“咬”过，差点没撕碎了。二是他的口味相当重，火力总是在对方的脐下三寸左右徘徊，爱惜面子的人很难骂回去。像这一次，他就给曹三爷想了一个“省钱”的招——男人的精子若能全部胎化为人，那么曹锟与太太云雨一次，便可以生出四万万个子女，一致都选老子，就不用花那么多的钱去收买议员。黄段子的生命力一向很强，尤其是在市井间，因此吴先生的这个荤段子深得老百姓的钟爱，传着传着，曹锟就得到了一个“精虫总统”的非荣誉称号。曹三爷的个人威信因此严重下降不说，更严重的是，他贿选总统的行为将吴大帅这些年拼死拼活为直系积累下来的政治资本一扫而光。这对直系的前途而言，是一个十分不妙的信号。“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曹锟贿选总统，令孙中山先生十分不开心，可他也知道，凭自己的力量目前无法撼动直系，好在自己正行走在正确的大路上，早晚都会干掉北洋军阀，只是这需要一些时间。为了更好地借助苏联的力量和经验强大自己，孙大元帅决定向前辈取经。于是，1923年8月，蒋介石作为孙中山口中最能干的人，率领“孙逸仙博士考察团”前往苏联考察。什么时候孙中山拥有博士学历了？其实孙中山只是香港大学的一名本科生而已，其博士头衔十有八九是人们把Dr.（医生）误译成博士所致。尽管未曾取得医学博士学位，但孙中山还是不失为一位晚清名医，他行医的故事不少，其医德更是有口皆碑。孙中山此番派遣蒋介石赴苏考察的主要目的有二。其一，与苏联共产党中央高层以及共产国际高层进行面对面地沟通交流，增进彼此的了解，学习更多的经验，争取更大的同情和更多的援助。其二，在蒋介石出发之前，国民党党中央和总参谋部鉴于北伐屡次失利的不利局面，想出了一个似乎快速有效的北伐方案——尽可能将战场转移到更利于接收苏联物资援助也距离北京路途更近的中国西北地区。具体说来就是，孙中山希望苏联帮助国民党在外蒙古的库仑（今乌兰巴托）办一所军官学校，进而帮助国民党训练出一支军队，然后从外蒙古发起进攻，干掉曹锟这厮以及以他为首的北京政府。对于国民党的这个军事计划，苏联军委主席托洛茨基明确拒绝了蒋介石：你们应该将绝大部分注意力放到宣传工作上，尽量减少军事活动。你们应该从自己国家的本土而不是外蒙古发起军事行动，尽快放弃军事冒险。尽管蒋介石努力争辩，但苏联坚决不支持国民党的外蒙古军事计划。这让蒋介石很生气，他当天在日记里写了一段话说：求人不如求己，一些人宣称是你的盟友，但是他考虑问题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无论为个人，为国家，求人不如求己。无论亲友、盟人之如何亲密，总不能外乎其本身之利害。而本身之基业，无论大小成败，皆不能轻视恝置。如欲成功，非由本身做起不可。外力则最不可恃之物也。——杨天石《寻找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在苏联取了三个月的经，但“蒋僧”与唐僧不同，他发现苏联并非极乐世界。他在日记中说：在我没去苏联之前，我相信苏联对我们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是绝无私心恶意的，但是考察的结果让我感到了苏联对新疆、蒙古和东北的领土野心，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感觉苏联所谓“世界革命”的策略与目的，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比西方殖民地主义更危险。了不起！政治阅历并不深的蒋介石，居然能嗅到“霸权主义”的味道。由此，民族主义者蒋介石感到苏联对国民党的援助完全是出于领土野心和不良目的。尽管蒋介石同志之前曾认真攻读马列主义著作，曾认为中国革命可以分两步走——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下一阶段，但是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和共产国际出面邀请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他以“须请命孙先生”的托词婉拒。蒋介石满怀期望地去苏联取经，却没有修成正果，可他也并非毫无收获，通过仔细观察和沟通交流，他总结出了两条革命经验：经验一，必须独立、自动、不受外人支配。经验二，“一个主义一个党”，革命必须由“一党来专政和专制”。可以说，正是这次苏联之行，使得蒋介石对共产党和苏联的态度产生一百八十度转弯，为他在四年之后进行的武力清党埋下了伏笔。尽管蒋介石觉得苏联危险，但蒋介石更知道，这时的国民党根本就离不开苏联的援助。这就是政治，政治就是永远追逐利益的最大化。1923年10月6日，苏联顾问鲍罗廷到达广州。在接下来的七个星期中，孙中山、鲍罗廷两人定期就国民党改组计划进行商讨。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经过艰苦努力，压下党内的不同声音，坚决改组国民党，他要将一个“士大夫”阶层的团体改造成有人民参加、有人民支持的合格的政党。值得一提的是，马林提出的“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建议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于是共产国际命令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孙中山与李大钊的斡旋下，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与中国国民党的蜜月期。当然，这也要归功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尚无自己独立的、鲜明的政治主张，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它也未获得独立运作的授权，没有能力独立行动，所以，中国共产党当时的官方思想就是遵照共产国际的命令，真诚协助国民党。由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得以正式确立。而孙中山接下来的主要任务就是创建一支忠于党忠于自己的军队。要有这样的军队，就必须要有培养军官的学校。于是他决定创办一文一武两所学校——国立广东大学和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前者就是现在的中山大学。那么，广为人知的黄埔军校在哪里？其实，从来就没有什么“黄埔军校”，只是因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后来定址广州市黄埔区长洲岛，大家就以地名“黄埔”代称它，其真名反而被世人忽略。下面就来聊一聊这个培养了国共两党无数将星的摇篮，说一说这所近代中国最伟大的军校。第十章黄埔！黄埔

黄埔新立

在苏联的帮助下，孙中山终于迈出了“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军”的第一步：成立军校筹备委员会，并任命37岁的蒋介石为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值得一提的是，在黄埔军校的筹备过程中，由于筹备工作繁重，办校经费、武器弹药和训练器械极度缺乏，以及不少老资历的革命干部出于心理不平衡对他处处掣肘，蒋介石多次打算撂挑子不干，最后还是孙中山拿出老领导的架子猛批了他一顿，才让其勉为其难地挑起这副担子。1924年初春的广州，细雨绵绵，春寒料峭。阴霾的天气和淅淅沥沥的小雨交替上演，似乎在告诉人们：冬天并没有走远。如此寒冷的天气里，南堤2号新打出来的“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招牌似乎也被冻得瑟瑟发抖，不过这并没有影响到筹委会那一大帮子人的热血豪情。革命形势喜人，时不我待，众人都很心急，也很努力。1月下旬才建立筹委会，5月学校就落成并开始招生，6月16日新生竟然就入学了。这样的进度不免令人浮想联翩。其实按现在的标准，黄埔军校算不得一个正规的军校。说不正规，是不想扫这些历史牛人的面子，要讲难听点，就是学校有点“野鸡”的意思。黄埔军校虽然有点那个，但总算是起步了，一穷二白，多不容易！下面一起来看一看黄埔军校的第一届领导班子，请注意，其中的大部分人都将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叱咤风云。军校总理——孙中山孙先生这一辈子最爱的就是总理这一称呼，以至于军校都要设置一个总理。校长——蒋介石虽说他的资历不够老，不过作为唯一既精通军事还懂政治宣传又深得孙中山信任的高级干部，这个校长也就只好由他来做。当然，这跟他擅长搞人际关系也有一定的关系，如他的盟兄弟张静江、戴季陶、许崇智，还有平日里关系不错的廖仲恺都愿意为他说话，都支持他做校长。党代表——廖仲恺他从未在部队待过，但追随孙中山多年，久经考验，搞财政的能力也不错。这个党代表制度是学习苏联的，相当于咱们现在军校的政委。政治部主任——戴季陶这位仁兄工作不到一个月就跑路了，不辞而别。经过小心求证，发现此事与国民党内部的权力斗争有关。黄埔军校的权力结构是这样的，廖仲恺任党代表，蒋介石任校长，戴季陶任政治部主任，构成看似平衡的三驾马车。平时由校长负责具体工作，党代表辅助并监督之，政治部主任则是党代表的参谋长，特殊情况下可行党代表职权，当临时的老大。这样问题就来了。校长蒋介石和政治部主任戴季陶是铁哥们，“蒋戴”组合联手，在黄埔有谁能相抗？对于黄埔军校这样一个各方利益纠葛其中的香饽饽，这显然破坏了其中的政治权力平衡。所以国民党内部的眼红人士纷纷跳出来反对：或蒋走，或戴走，两者余一！戴季陶够义气，他把机会留给了蒋介石，自己离开黄埔军校，去筹办一所新的大学——中山大学。可话又说回来，还好他跑掉了，英俊有为的周恩来才能接任。战术总教官——何应钦他在日本振武学校念过书，是蒋介石的校友。一年前还在贵州军阀手下干活，职务是贵州省军区参谋长，可惜那边窝里斗得太厉害，于是转投前途远大的蒋介石同学。后来，何应钦成为在黄埔系中影响力仅次于蒋介石的二号人物，一直在台湾干到退休。教练部主任——李济深之前说过李济深与胡汉民、邓铿二人之间的关系，这里就不重复了。他毕业于保定军校，于邓铿死后不久升为粤军第一师师长。他不仅是粤军中的实力派，而且跟新桂系的关系很不错，在两广一带有很强的活动能量。此人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教育长、总队长兼教练部副主任——邓演达毕业于保定军校，原为粤军第一师参谋，后来搞了一个“第三党”跟蒋介石唱对台戏。教授部主任——王柏龄毕业于保定军校，一遇到危险就逃跑，实在是没脸没皮的经典人物。教授部副主任——叶剑英两年前还只是个下级军官的叶剑英，此时竟跃升为教授部副主任。究其原因，唯一的解释只能是：在陈炯明炮轰总统府事件中，他火线“救驾”，得到了孙中山的信任与赏识。顾问团团长——来自苏联的加伦将军此人本名布留赫尔，后被封为苏联元帅。他领导的顾问团还包括了炮兵专家鲍罗金，通信专家德拉特文，战略专家切列潘诺夫……他们的到来大大提高了黄埔军校师生的战术水平。校长办公厅主任——陈诚陈诚，字辞修。毕业于保定军校，一生追随蒋介石，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台湾，都是蒋介石最亲信的人之一。招生委员会委员——陈果夫此人是蒋介石把兄弟陈其美的亲侄子。校长办公厅机要秘书——陈立夫陈果夫的亲弟弟，陈其美的亲侄子，美国匹兹堡大学采矿学硕士毕业生。谁也不会想到，这所在不起眼的小岛上颤颤巍巍起步的黄埔军校，竟然在日后名扬天下。从此时起，直到1976年叶剑英主导粉碎“四人帮”为止，在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几乎每起重大历史事件中都会看到黄埔军人的影子。生源黄埔军校的优秀教师、优秀毕业生实在太多，他们每个人的故事都可以写一部书或者拍一部电影。那么，是什么力量使这个仓促搭建的草台班子爆发出如此不可思议的能量？不要着急，先领略一番黄埔美景再说。在广州东约二十公里外，珠江的江心，有一个树木葱郁、山峦起伏的小岛，因其形状狭长，故而得名长洲岛。黄埔军校就坐落在长洲岛上，坐南朝北，总建筑面积一万多平方米，青砖古屋，石板街巷，雕花木窗，是岭南特色浓郁的南方祠堂式建筑。学校最美的季节要数秋天：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翠醉石屋人。不过黄埔军校的菁华不在它的美景，而是学校大门上的一副对联：上联：升官发财请往他处下联：贪生怕死勿入斯门横批：革命者来看到这里，不知道诸位对黄埔军校的成功密码是否有了一丝了然？黄埔军校之所以能成功，关键在于优秀的生源素质。说起生源，我们先看看当时的其他势力都是怎么为自己招兵买马的。连年的战争已经使当时的兵源严重枯竭，所以各地军阀把征兵工作看得非常重要，都派出得力干将四处征兵，不惜回到各自的老家坑蒙拐骗，甚至直接绑架。看这架势，当时对兵源的争夺程度绝不亚于现在的民办大学招生，甚至更加残酷。一不小心，招生人员还可能掉脑袋。张作霖手下那位人称“五毒大将军”的奇将张宗昌，他就干过这么一件荒唐烂事儿：张宗昌派自己的四个亲信去山东开展征兵工作，可那四个招生负责人活做得不尽如人意，没招到几个兵，结果四个人全部被张宗昌枪毙。招生难！招到优秀学生更难！不过黄埔牛就牛在这里：不愁生源。说到这一点，那就得感谢苏联和共产党的帮助了，当然也要归功于孙中山的求变。孙中山以苏联为师，不但获得了实打实的物质援助，而且在苏联或者说共产党的帮助下，大大提升了干部队伍的思想素质。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们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放弃了眼睛只向上看的习惯，放弃了对普通百姓的傲慢态度。国民党开始真心地、热诚地到基层去，到工人农民中去宣传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理论。因此，国人开始觉得孙中山、广东政府代表的是进步和希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时间，“到黄埔军校去”成了最时尚的口号，无数有志青年纷纷行动。他们或者是赞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者，又或者是中国共产党推荐的精英。总之，他们成群结队地到广州去，目的只有一个——救中国。1924年的广州，精英云集，正是这些人领衔主演了中国几十年的近现代史大戏。黄埔一期黄埔军校招生不像那些军阀，是人就招，而是要讲条件的。请看黄埔苛刻的入学标准：标准一，政治合格。考生得根正苗红才行。说得简单点，就是考生得是“本党党员”，或者是“认同本党主张”，又或者由“本党党员”推荐。“本党”当然是指国民党了。不对吧？黄埔军校的学生可有不少共产党学员，难不成是国民党代表推荐的？没错，确实如此。那个时候国共是一家人，所以这些共产党员是有双重身份的，他们同时也是国民党员。在国民党“一大”一百九十六名代表中，有国共双重党籍的代表超过了百分之十，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张国焘、毛泽东等高层领导都是国民党“一大”的代表，毛泽东当选了候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李大钊更是位列五人主席团。标准二，得有较高的文化水平。黄埔军校的招生考试分初试、复试、总试三关，考试内容竟然包括了那个时代很少有人听说过的几何、代数。没有高中知识是很难考过的，也就是说考生应试之前就已经拥有高中以上同等学力。标准三，面试要能过关。实际上就是对口才和应变能力要求较高，因为这些人毕业之后大小也是个干部，是干部就得搞政治宣传工作，口才不行、应变能力差是干不了政治宣传工作的。面试主要考的是考生对“主义”的理解程度和对“革命”的向往程度。当然，你得用嘴巴表达出来，最好还要表现得慷慨激昂一点。据说面试还有一个特殊内容——考核外貌。蒋校长对那些骨骼清奇、面相端正和目光有神的学生会心生好感，并

—美国第十航空队二十三大队，你的军衔嘛，我给你升成准将吧。至抗战结束，飞虎队共击落敌机两千余架，击沉或重创二百余万吨敌商船、四十余艘大型敌舰，自身只付出了约五百架飞机的代价。战果相当辉煌！本可在抗战结束后就完美谢幕的陈纳德，却在后来参加了内战，协助国民党与共产党作战。最后八卦一下。陈纳德不仅在中国战场上功成名就，还成就了一段传奇的婚姻——和原配和平结束，娶了一位小他32岁的中国姑娘。这个名叫陈香梅的姑娘，家世可不简单，她的外叔祖父就是“刺廖案”中死去的国民党左派元老廖仲恺。这个陈香梅也非常了不起，她个人的经历就是一段关于勇气和自信的传奇。陈姑娘后来跟老公去往美国，凭借祖先赋予她的优秀政治基因以及后天的努力，成为在尼克松、里根、老布什三任美国总统执政时期辅佐政要的实权人物。陈香梅甚至是美国人自己选出来的“全美七十位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一个亚裔女性能在美国政坛取得如此之高的成就，前无古人，后尚无来者。

驼峰航线

说完了旁门左道的草根陈纳德，再来看一看另一个美国人——出身名门正派的高富帅史迪威在干什么。史迪威在缅甸被日军打得大败，落荒而逃，到了印度才有空喘气。史迪威引以为奇耻大辱，输得十分不服气。于是，他对着撤退到印度的中国远征军新二十二师和新三十八师官兵发下狠誓：请你们相信我，美国援助很快就会到来，我一定会带着你们从原路打通滇缅公路，打回中国！史迪威不是放嘴炮，他还真跟罗斯福要钱要枪。搁在以往，罗斯福还真没有心情搭理史迪威。好在日本拿下滇缅公路死死掐住中国的咽喉之际，罗斯福听到了从太平洋战场传来的好消息。1942年6月，处于劣势的、重建的美国太平洋舰队顶住了倾巢而出的日本海军，取得了中途岛战役的胜利。由覆灭中国北洋水师而迅速崛起、因偷袭珍珠港成功而不可一世的日本海军基本完蛋。此后，日军的海上补给线也被美军切断，美军逐渐从日军手中夺回了对太平洋的控制权。被逼到绝路的日军使出了最后的大招——狗急跳墙。他们开始酝酿一个大的计划：“一号作战计划”。打算掐死中国以求生！中国危在旦夕。就在这时，为了让中国维持住对日本的压力，也算是卖史迪威一个面子，同时也是为了堵住蒋介石常常向自己抱怨美国援助不力的嘴巴。罗斯福出面牵线搭桥，出钱出力，一条空中生命线被迅速建立起来。这条空中生命线的起点在印度的阿萨姆邦，美国援华物资经海运到这里后，再由运输机运往中国。为了避开缅甸日军的地面防空炮火，这条空中运输线不得不选择一条不是路的路——飞越喜马拉雅山，飞越世界屋脊，开辟人类历史上最为艰险的航线！在接下来长达三年的艰苦飞行中，在飞虎队尽力反击日军飞机侵扰的前提下，美军仍牺牲优秀飞行员近一千五百人，折损飞机近六百架，就连中国航空公司仅有的一百架运输机也损失过半。为什么会这样？原来，当时的运输机受技术所限，其飞行高度根本不足以飞越世界屋脊，所以只能选择穿过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一个形似骆驼背脊凹处的山口，这条航线也由此被命名为“驼峰航线”。这一地区气候十分恶劣，强气流、低气压和冰雹霜冻使飞机在飞行中随时面临坠毁和撞山的危险。更何况还有日机时常过来骚扰袭击。好在付出的这些代价是值得的！之后三年中，平均下来每个月约有两万吨物资通过“驼峰航线”支援正在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罗斯福为了更好地“领导”中国抗战，他决定不把这些援华物资直接交给蒋介石，而是通过一个中间人进行分配。罗斯福的本意是借此拿住蒋介石的命脉，自己指东蒋介石不敢向西。想法挺好，但是他选择的这个中间人选，准确地说，是马歇尔推荐的人选——史迪威出了点问题。不是史迪威的身体出了问题，而是他的分配方案有些问题。这位老兄将大部分物资留给自己做反攻日军之用，剩下的物资则在无尽的争吵和钩心斗角中被他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给了他的美国同事陈纳德。史迪威本不打算拨给陈纳德，因为陈纳德老跟他唱反调。陈纳德主张以他麾下的美国空军为主力反攻日本，认为史迪威应该把大部分物资划拨给空军。史迪威则主张通过自己麾下的缅甸陆军向日本反攻，自己留下大部分物资的做法没错。表面上看是工作方案之争，实际上这涉及了功劳的大小和事业的前途，实属权力和利益之争，所以二人展开了激烈的内讧。史迪威很强势，陈纳德也不好惹，不仅把状告到了罗斯福面前，还联合蒋介石对付史迪威。史迪威最终只得服软，让出一部分物资。至于剩下的一小部分物资，史迪威拨给蒋介石用于国内的抗日战场。可就连名义上留给蒋介石自由安排的那部分，这位兄台还想拨给敌后战场的中共抗日武装一部分。尽管史迪威的出发点不错，他想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抗日，但他扶持共产党的行为却是蒋介石所不允许的。在蒋介石的全力反对下，史迪威援助中共抗日武装的事最终没有办成。两人之间本就因为缅甸远征军的指挥权而变得极不和谐的关系，更加势同水火。蒋介石多次要求罗斯福把史迪威给弄回去。弄回去的意思就是让史迪威滚，从哪里来，滚哪里去。史迪威也不是省油的灯，他通过老大——马歇尔，在罗斯福面前打了“花生米”若干次小报告，大概内容是“花生米”既不能治国也不能领军，对中国的现代化和国家前途也毫不关心，一切都只是为了搞个人集权，基本上就是个没有价值的废物……发展到后来，史迪威甚至还表示自己非但不会接受“花生米”的领导，还要代替“花生米”统率全部的中国军队！好在罗斯福是个明白人，知道这两人的私人矛盾是不能凌驾于世界反法西斯事业之上的。于是让史迪威和蒋介石多注意自我检讨、自我批评。罗斯福和完稀泥后，史迪威和蒋介石的矛盾暂时被压制下来。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

史迪威终于把钱和物资弄到了手，现在就差把这些东西花出去。于是史迪威找蒋介石要人：只要你能给我把人弄到印度来，我就给你训练出一支足以和日军对抗的精锐之师。但有一个要求，你给我送来的人不能是文盲，好歹得有些知识，最好还会说几句英语。1943年，蒋介石发表了著名的“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的演讲，号召大后方的青年学生投笔从戎，舍家为国。虽说后半句“十万青年十万兵”不一定是委员长的原创，但这并不影响蒋委员长在抗战豪言壮语排行榜上独占鳌头的地位，也不影响蒋委员长的演讲的强大感染力。广大爱国学生响应蒋委员长号召，纷纷弃学从军。短短一段时间里，就有近十万知识青年从军，未来的大历史学家黄仁宇也在其中。这些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唱着既文采飞扬又豪气干云的《知识青年从军歌》，走向了纷飞的战火，也走向了他们人生的一段辉煌：君不见，汉终军，弱冠系虏请长缨，君不见，班定远，绝域轻骑催战云！男儿应是重危行，岂让儒冠误此生？况乃国危若累卵，羽檄争驰无少停！弃我昔时笔，著我战时衿，一呼同志逾十万，高唱战歌齐从军。齐从军，净胡尘，誓扫倭奴不顾身！这批知识青年来到了陌生的印度，陌生的蓝姆伽。这里的条件甩国内好几条街——吃得饱，睡得好，全套的美式军装，连内裤都是进口的。全副的美式装备，一水儿的美国教官。很多时候，一个人的价值取决于他所在的位置。业务一定要跟专长相结合。史迪威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史迪威在缅甸当参谋长时，把军队指挥得一塌糊涂。若让他搞政治，成绩也未必会及格。但是，他绝对是一个一流的练兵专家。史迪威亲自上阵和年轻的中国军人一起摸爬滚打。他说：你们中国人拥有吃苦耐劳、逆来顺受的品质，能够忍受饥饿、长时间劳作、伤病和无聊，再加上先进的装备，我有信心把你们训练成第一流的军人，同世界上任何一支部队抗衡！新兵们虽然没有打过仗，甚至绝大多数人都没摸过枪，但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学习能力、接受能力很强。加之报国心切，平日的口号就是“打回老家去”，因此训练异常刻苦。孙立人的新三十八师、廖耀湘的新二十二师以及这支青年军被整编为新一军。在长城、台儿庄和昆仑关等战场表现不错的黄埔一期生郑洞国任新一军军长。战场抗命的孙立人非但没有受到惩处，反而被任命为副军长兼新三十八师师长，廖耀湘仍为新二十二师师长。这支中国驻印远征军的总指挥自然是史迪威。史迪威现在粮草齐备，装备精良，手握自己亲自训练的十万集国恨家仇于一身的虎狼之师，于是再也按捺不住。他认为时机已经成熟，要反攻缅甸。孙立人当仁不让地成为了反攻先锋。孙立人在美国留学多年，受过美国正统军事教育，英语讲得也流利，和史迪威沟通起来全无障碍，史迪威对这个精干的中国军人非常信任。

缅甸大反攻

与此同时，为了配合史迪威从缅甸发起反攻，蒋介石抽调国军精锐并辅以报国心切的知识青年在云南建立起了第二批远征军——滇西远征军。卫立煌接替生病的陈诚出任司令，下辖六个军，争分夺秒地加紧训练。1943年3月，美国政府将陈纳德和他的麾下扩编为美国陆军十四航空队，陈纳德晋升为少将司令，但人们仍然习惯地称陈纳德手下的这支队伍为“飞虎队”。1943年10月，中国驻印军发起反攻，是为第二次入缅战役。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在极端恶劣的情势下与日军抗衡周旋，所赖者无非是用血肉铸就长城的决心、为自由和尊严牺牲生命的勇气。现在决心依旧、勇气依旧，而以前总是抱怨的问题也大都得到了解决——此时的中国驻印远征军拥有最先进的武器，打不尽的弹药，可靠的空中支援——变强的“飞虎队”，充足的后勤补给，一流的训练水准，已经是一支全新的中国军队。简单说来就是，中国驻印军的单兵素质已经超出日军精锐。后来，一个叫服部卓四郎的日本愤青（曾任陆军参谋部作战科科长），在其所著的《大东亚战争全史》中也承认了这一点。1944年7月7日，即抗日战争爆发七周年纪念日，郑洞国下令成功穿过野人山入缅的中国驻印军，对密支那日本守军发动总攻击。经过一个月的苦战，中国驻印远征军收复了密支那，日本最擅长山地丛林作战的十八师团全军覆没，师团长水上源藏少将拔枪自杀。到了这时候，中国军队消灭日军一整个精锐师团已经不再令人觉得惊奇，中国军队用自己的实力获得了世界的尊重！到了这时候，空中运输终于可以告别凶险的“驼峰航线”，直接飞过缅北上空。紧接着，新一军被扩编成新一和新六两个军，孙立人和廖耀湘分别升任军长，郑洞国则升任驻印远征军副总指挥。1944年5月，卫立煌下令战将宋希濂等人率滇西远征军分左右翼冲过怒江，十战松山，鏖战腾冲，三战龙陵，凭借这三场无比惨烈的攻坚战，几乎全歼日本最擅长山地丛林作战的另外一支部队——第五十六师团，收复滇西全部失土！第五军的精锐二〇〇师也随卫立煌参加了滇西反攻，算是告慰了戴安澜的在天之灵。继收复滇缅公路后，由中美工兵合作，为打破日军封锁，输送战略物资而修建的中印公路（即史迪威公路）通车，中国西南一带陆上生命线全部恢复。至此，第二次入缅战役结束！第二次入缅作战，中国驻印远征军伤亡一万八千余人，歼灭日军四万八千余人。滇西远征军伤亡六万七千余人，歼灭日军两万一千余人。中国军队总共付出八万五千余人伤亡的代价，歼敌近七万人，伤敌七万五千人。日军缅甸战场最精锐的两个师团一全军覆没（十八师团），一名存实亡（五十六师团）。中国军队收复云南全部领土，控制缅甸北部所有的军事要地。滇西、缅北从此不见敌踪。杀出个黎明第十章我们赢了

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

中日两国在缅甸战场鏖战时，中国国内的情况相对平和。毕竟日本国力有限，不可能在两个战场同时开打。因此，从1942年到1943年上半年，国内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战事。疲于奔命的国民政府终于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1942年年底，宋美龄趁机跑了一趟美国，此行最大的收获有二：其一，说服罗斯福增加对华援助。到1944年上半年的时候，美国对华援助物资上升到了每月近五万吨。其二，直接促成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原本罗斯福和丘吉尔是不想带蒋介石玩的，但宋美龄的外交运作起了效果，此二人觉得“有必要”跟蒋介石直接面对面地交流，这才有了后来开罗会议的“三巨头”——中、美、英。中国咸鱼翻身，确立了四大强国之一的地位——美、苏、英、中。法国被踢出了局，这在意料之中，毕竟一个开战不久就投降德国的国家哪有什么资格和价值。当然，开罗会议是1943年年底的事情了。1943年，就在蒋介石为能参加开罗会议而兴奋得睡不着觉时，国内国际战场都传来了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在冬天即将过去的2月，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以苏联红军艰苦卓绝的人海战术获胜而告终。入夏的5月，即驻印远征军蓄势待发反攻缅甸前夕，日军似乎是闻到了什么危险气息，遂抢先下手，向驻扎于湖北西部的国军发起进攻，意图攻入重庆灭亡国民政府，史称“鄂西会战”。而湖北宜昌境内的石牌要塞，这个从鄂西通往重庆的咽喉所在，正是日军攻击的重点。一千七百年前，三国历史上有名的“夷陵之战”就是在这里爆发。吴国的后起之秀陆逊，以少胜多，一举大败老前辈刘备。蜀国从此一蹶不振。一千七百年后，石牌的守将换成了同是后起之秀的胡琏。胡琏是陕西人，黄埔四期生，用兵“狡如狐，勇如虎”，是陈诚非常倚重的属下。此役，胡琏成功复制了陆逊当年创造的奇迹。他率手下第十一师以少胜多，守住了入川咽喉，逼得日军功亏一篑。此谓“石牌保卫战”。盛夏的7月，德军在库尔斯克会战中受阻。与此同时，盟军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登陆。欧洲战场形势逆转。金秋的9月，意大利眼见形势不妙，遂见风使舵，把自己的领袖墨索里尼给抓了，率先无条件投降。入冬的11月，日军为牵制中国军队反攻缅甸，“围魏救赵”的“常德会战”也打响了。从最开始的外围战，到后来的城郊作战，再到最终的常德守城战，中国军队寸土必争，视死如归，战事极为悲壮惨烈。11月15日，黄埔军校四期生、七十三军第五师中将师长彭士量，战死！11月20日，川军第一五〇师中将师长许国璋，战死！11月22日，黄埔一期生、常德城守将、七十四军五十七师师长余程万，率八千将士，开始了拖住三万日军十六昼夜，不到百人生还，余者皆战死的英勇历程！1943年12月1日。这一天，黄埔六期生、第十预备师中将师长孙明瑾壮烈殉国。这一天，守卫常德城的八千将士已所剩无几。这一天，后来击退日军收复常德的悍将张灵甫和方先觉（请注意此人）还在救援常德的路上左突右杀。还是这一天，中美英三国正式发表《开罗宣言》。煽情的话不用再多说。这一战役的具体过程可参见两部文艺作品，一是张恨水的小说《虎贲万岁》，一是电影《喋血孤城》。……总之，日本人的境况变得前所未有的恶劣。在欧洲战场，德国的战败已经只是时间问题了。在太平洋战场，中途岛之战后，美军太平洋舰队死死地封锁住了海上通道，缺乏舰船的日寇只能望洋兴叹。在东南亚战场，日军面对中国远征军的陆上攻击和美国的海上封锁，已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日寇本想向中国突围，却又在怒江受阻。至于中国大陆战场，面对坚守不出、大摆铁桶乌龟阵、铁了心要耗时间的中国军队，日军干着急却无处下手。德国再也伤不起，意大利又不给力，日本也等不起了。一旦德国战败，盟军就要围攻日本，日本就

熟，好像是干这个活计的行家里手。最后，她拔下一株长在后院一个角落的玫瑰，栽到坟墓上死者脑袋所在的一侧。她会再生吗，戴墨镜的姑娘问；她不会，医生的妻子回答说，但活着的人们需要再生，从本身再生，而他们不肯；我们已经半死了，医生说；我们还半活着，妻子回答说。她把锄头和铁锹送回小房间，收藏好，又扫了后院一眼，证实一切都井井有条；什么井井有条呢，她问自己，接着又回答说，死者和活人各得其所，这就是井井有条，而母鸡和兔子供一些人吃，同时它们又靠其他生物活着。我想给父母亲留下个记号，戴墨镜的姑娘说，只是为了让他们知道我还活着；我不想让你失望，医生说，但是，首先他们必须能找到这个家，而这不大可能，你想想，如果没有个有眼睛的人领着，我们永远到不了这里；说得对，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还活着，不过，要是不给他们留下个记号，留下点什么东西，我会感到像是抛弃了他们一样；那么，留下什么呢，医生的妻子问；一件他们能用触觉认出来的东西，戴墨镜的姑娘说，糟糕的是我身边什么从前的东西也没有带着。医生的妻子望着姑娘，只见她坐在防火梯最后一级台阶上，两只手搭到膝盖上，美丽的脸庞充满痛苦的表情，长长的头发披散在肩头。我已经知道你该留下什么了，她说。说完，她快步爬上楼梯，回到家里，拿着一把剪刀和一截绳子回来了；你这是什么主意呀，戴墨镜的姑娘惴惴不安地问，她听到了剪刀剪她头发的声音；如果你的父母能回来，他们就会摸到门把手上挂着的一束头发，除了女儿，这头发还能是谁的呢，医生的妻子问道；听了你这句话我真想大哭一场，戴墨镜的姑娘说，她怎么说的就很快怎么做了，头伏到交叉放在膝盖上的胳膊间，立刻发泄出心中的悲伤，心中的怀念，还有对医生的妻子这个主意的感激，后来她又发现，不知道因为何种感情，她也在为一楼老太太痛哭，那个吃生肉的可怕的女巫死后亲手把钥匙还给了她。这时，医生的妻子说，这是个什么时代呀，一切事情都颠倒了，几乎总是表示死亡的象征变成了生命的标志，有一些手能够制造这样的或者更大的奇迹，医生说；亲爱的，人的需要无所不能，妻子说，好了，现在不要再谈哲学和幻术了，让我们携起手来，走向生活吧。戴墨镜的姑娘亲自把那束头发挂在门把手上，你相信我的父母会发现它吗，她问；门把手是住宅伸出来的手，医生的妻子回答，可以说，这句话实际上宣布了这次探访到此结束。那天晚上，又是一个人读书，其他人听，没有别的消遣方法，可惜医生不是业余演奏家，比如说小提琴手，否则五楼就能听到优美的小夜曲，邻居们会满怀忌妒地说，他们要么生活得不错，要么麻木不仁，以为能通过嘲笑别人的不幸而逃过自己的不幸。现在，除了词汇的音乐之外没有其他音乐，而词汇，尤其是书上的词汇，悄然无声，即使这栋楼里有人出于好奇来到门口侧耳细听，也只能听到一个孤独的声音在窃窃私语，这声音也许像一条无限延长的细线，因为世界上所有的书合在一起，正如人们所说，便构成了整个无边无际的宇宙。读过书之后已是深夜，戴黑眼罩的老人说，我们竟然落到了这般地步，只能听别人读书，我倒不抱怨什么，可以永远这样，戴墨镜的姑娘说；我并非在抱怨，只是说我们现在仅仅有这么点用处，仅仅能听别人读在我们之前就存在的人类的故事，靠这里唯一一双还明亮的眼睛，这是个偶然现象，仅存这么一双明亮的眼睛了，如果有一天这双眼睛也失去光泽，我甚至连想也不愿意想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把我们与人类联结在一起的那根线就断了，我们与其他人在空间上就会永远隔绝，因为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盲人；只要可能，戴墨镜的姑娘说，我就怀着希望，希望找到我的父母，希望这个小男孩的母亲出现；你忘了说大家的希望；什么希望；恢复视力的希望；有些希望是痴心妄想；因此我告诉你，要不是有这些希望，我早就不想活了；你给我举个例子；重见光明；这个例子我们早已经知道，再举一个；我不说；为什么；你不会感兴趣；你怎么知道我不感兴趣呢，你以为你很了解我，你自己就能决定我对什么感兴趣，对什么不感兴趣吗；你不要生气，我无意惹你不高兴；所有男人都一个样子，他们以为从一个女人肚子里生出来就知道女人们的一切事情；对女人们我知道得很少，对你更是一无所知，至于男人，现在我越来越意识到我是个老人，独眼老人，并且双目失明；你再也没有别的自责的话可说了吧；多得很，你想象不到，随着一年年过去，我自责的事越来越多，或者说，自责的黑名单越来越长；我还年轻，但却已经完蛋了，你还没有做过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坏事；既然你从来不曾和我一起生活过，你怎么会知道呢；对，我从来不曾和你一起生活过；你为什么以这种口气重复我的话呢；什么口气；就是这种口气，我只说了从来不曾和你一起生活过呀；口气，我说的是口气，你不要佯装听不懂；不要追问了，我求求你；非追问不可，我必须知道；我们接着谈希望吧；好，接着谈；刚才我拒绝举出的那个关于希望的例子是；是什么；我自责的黑名单上最后一项；请你解释清楚，你这些谜语我猜不出来；一个荒唐古怪的愿望，就是我们不要恢复视力；为什么呢；为了我们继续这样生活下去；你是想让我们所有人还是只和我一起生活下去呢；请你不要逼着我回答；如果你仅仅是个普通的男人，倒也可以逃避回答，大家都这样做嘛，但你亲口说过，你是个老人，既然是老人，活了那么多年，总不该闭口不说实话，回答吧；我和你；那么你为什么愿意和我一起生活呢；你想让我当着他们所有人的面说吗；我们这些人当着彼此的面曾做过最肮脏最丑陋最令人恶心的事，可以肯定，你要说的不至于比那些事更糟糕吧；既然你愿意，那我就说吧，因为我还是个男人，喜欢你这个女人；表示爱情竟然这么难吗；到我这个年岁，最怕别人笑话；你并不可笑；忘掉这件事吧，我求求你；我不想忘掉，也不想让你忘掉；岂有此理，你逼着我说了那些话，现在却；现在轮到我说了；你不要说以后会后悔的话吧，想想我刚才说的黑名单；如果今天我真心实意，明天后不后悔又有什么关系呢；住口；你愿意和我一起生活，我也愿意和你一起生活；你疯了；从此我和你就像一对夫妇一样一起生活，如果不得不离开我们的朋友们，我们也仍然一起生活，两个盲人会比一个盲人看得清楚；荒唐，你并不喜欢我；喜不喜欢算得了什么，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任何人，只是和男人们睡过觉；你这句话证明我说得对；不对；刚才你说真心实意，那么你回答我，你真喜欢我吗；喜欢，喜欢到足以想和你一起生活的程度，这还是我头一次对人说这句话呢；假如你在这之前遇到我就不会说这句话了吧，我是个上了年纪的人，半谢顶，头发白了，一只眼上戴着眼罩，另一只患了白内障；如果我还是原来那个女人，就不会，这我承认，但说这句话的是今天的我，是今天这个女人；我们等着看明天你这个女人说什么吧；这么说你是要考验我；哪里话，我算什么人，怎能考验你呢，这些事要由生活决定；其中一件它已经决定了。他们这些话是面对面说的，一个人那双失明的眼睛盯着另一个人那双失明的眼睛，两张脸都激情洋溢，涨得通红，一个人把话挑明，另一个人表示愿意，于是两人都同意他们开始一起生活的决定，这时，戴墨镜的姑娘伸出两只手，但仅仅是把手伸出去了，不知道伸往哪里，结果碰到了戴黑眼罩的老人的手，老人轻轻把她的手拉到自己身边，这样，两个人坐在了一起，当然，对他们来说这不是头一次，然而现在这次是在他们都表示同意之后。别人谁也没有评论一句，谁也没有道声祝贺，谁也没有祝愿他们永远幸福，确实，现在不是举行什么庆祝活动或者憧憬未来的时候，他们做出决定的时刻显得如此庄重，如果有人以为只有失明的人才能有这样的举止，那么他的想法不会令人吃惊，另外，沉默是最好的欢呼。这时候，医生的妻子用几个沙发垫在走廊上搭起一张相当舒适的临时床铺，然后把斜眼小男孩领到那里，对他说，从今天开始你就在这里睡觉。至于客厅里发生的事情，一切迹象表明，在这头一个晚上，那天上午一只神秘的手为戴黑眼罩的老人洗背的事件一定会真相大白，当时有那多么水在他身上流过，滴滴都是圣水。17第二天还躺在床上的时候，医生的妻子对丈夫说，家里的食物不多了，必须出去转一趟，我想今天去头一天去过的那个超市的地下仓库看看，如果到现在谁也没有发现那个地方，我们就能备足一两个星期的食物；我和你一起去，再叫上他们当中一两个人；我想最好是只我们两个人去，更方便一些，并且也不至于有走失的危险；你负担这六个不能自理的人，能支撑到什么时候昵；只要我还挺得住就支撑下去，不过，确实觉得力不从心了，有时候我甚至想失明，和其他人一样，不比他们承担更多的义务；我们已经习惯于依赖你，一旦没有了你，我们真的要第二次失明，多亏有了你的眼睛，我们才稍好一点，没有完全失明；只要还能做这些事，我就尽力而为，我只能许诺这一点；如果有一天我们知道已经不能为世界做任何善事和有用的事，那么我们应当有勇气像他说的那样，干干脆脆地离开人世；他，指的谁呢；昨天那个幸福的人，我想他今天不会再那样说，改变主意最好的理由莫过于坚定的希望了；他已经满怀希望了，但愿这希望持续下去，听你的口气似乎有点不高兴；不高兴，为什么；好像有人拿走了属于你的东西；你是指我们在那个可怕的地方时我与那姑娘之间的事吧；对；你该记得，是她去找我的；你记错了，是你去找她的；你敢肯定吗；我没有失明；我可以发誓；发誓也是假的；奇怪，我们的记忆力怎能这样不中用呢；这不难证明，主动送上门来的东西比我们争取来的东西更加属于我们所有；她后来也没有再找过我，我也没有再找过她；你们如果愿意可以在回忆中相会，记忆的用途正在于此；你这是忌妒；我并不忌妒，即使在那一天我也没有忌妒，只是可怜你，可怜她，也可怜我自己，因为我不能帮助你们；我们还有多少水；情况不妙。两个人草草吃了几口东西，权作早饭，不过心情倒也愉快，因为他们用谨慎的笑吟吟的暗语谈论着头一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只是用词隐晦，提防在场的小男孩听懂，想到在检疫隔离期间小男孩亲历过的难堪场面，这防范措施显得古怪多余，后来医生的妻子和丈夫出了门，这一回只有舔泪水的狗陪伴，因为它不愿意留在家里。街道的状况时时都在恶化。垃圾似乎在夜间的几个小时里成倍地增加，仿佛人们从外国，从尚过着正常生活的某个国度偷偷运来集装箱在这里倾倒，如果我们不是身在盲人的国度里，就会看到在这白色的黑暗中有幽灵似的马车和卡车来往，装满了废物，渣滓，残骸，化学废料，灰烬，燃烧过的石油，骨头，瓶子，内脏，旧电池，塑料，成堆的废纸，只是没有送来残余的食物，甚至连果皮都没有，不然，在等待好日子到来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用果皮充饥。上午刚刚开始，但人们已经感到炎热。从巨大的垃圾堆里散发出的臭味像一团毒气云。用不了多久就会出现多种瘟疫，医生又说，谁也不能幸免，我们都束手无策；我们是一边遭雨打，一边挨风吹，妻子说；还不如下雨刮风呢，下雨还能让我们解渴，刮风会吹走我们身边一部分臭气。舔泪水的狗不肯安生，这里闻闻，那里闻闻，在一堆垃圾旁停下来研究了一番，可能里边藏着大量美食，一时找不到，若是它独自到了这里，肯定不会离开，但曾哭过的那个女人走到前边去了，它有义务跟上，谁也不知道是不是需要它再次舔干泪水。路很难走。在一些街道上，尤其是坡度最大的街道上，雨水曾汇成洪流，卷起汽车撞到其他汽车上，撞到建筑物上，撞开大门，撞碎橱窗，地上到处是厚玻璃的碎片。一个男人的尸体夹在两辆汽车中间，正在腐烂。医生的妻子转过眼去。舔泪水的狗走过去，但也被死神吓呆了，不过还往前走了两步，这时它突然毛发直竖，嗓子里发出一声令人肝胆俱裂的吠叫，这条狗的毛病在于和人类过于亲近，最终变得要和人类承受同样的痛苦。他们穿过一个广场，一群一伙的盲人停在那里听另一些盲人演讲，以此为乐，第一眼看上去他们都不像盲人，演讲者面向听众，说得情绪激动，听众面对演讲者，听得聚精会神。他们正在那里宣扬有组织的伟大制度的基本原则，私有财产，自由兑换，市场，交易所，税率，利息，据为己有，没收，生产，分配，消费，供给，匮乏，富有，贫困，传播，镇压，违法，彩票，监狱，刑法典，民法典，公路法典，字典，电话簿，卖淫网络，军火工厂，武装力量，墓地，警察，走私，毒品，获准的非法交易，药物研究，赌博，治疗和葬礼的价格，公理，借贷，政党，选举，议会，政府，凸形思维，凹形思维，平面思维，垂直思维，倾斜思维，集中思维，分散思维，逃逸思维，声带切除，词汇死亡。这里在谈论组织起来的事呢，医生的妻子对丈夫说；我已经发现了，丈夫回答了一句，不再张口。他们继续往前走，到了一个路口，医生的妻子去查看一个像十字架似的竖在那里的本市地图。超市很近了，就在这一带，那天她迷了路，疲惫地背负着那些因为运气好而装得满满的塑料袋，终于倒在地上哭起来，一条狗前来帮助她，安慰她，让她辨明方向，摆脱痛苦，现在这条狗就在这里，朝着靠得过近的几群狗低声吠叫，仿佛在告诉它们，你们骗不了我，赶快给我走开。沿一条街往左，再沿另一条街往右，看到超市的门了。只是门，也就是说，看到了门，看到了整个建筑物，但看不到人们进进出出，往常这些市场里时时刻刻都有蚁堆似的人群，这些市场就是靠巨大的人群生存的。医生的妻子担心发生了最坏的事情，对丈夫说，我们来得太晚了，恐怕里边连块饼干都没有了；你为什么这样说呢；我看不到有人进去，也看不到有人出来；可能因为他们还没有发现那个地下室；我也希望这样。他们俩是站在超市对面的人行道上说这几句话的，当时旁边有三个盲人，仿佛在等待信号灯变成绿色。医生的妻子没有发现他们脸上浮现的惊愕不安迷惑恐惧的表情，没有看见他们当中一个人张开嘴要说什么但马上又合上了，没有注意到他迅速地耸了耸肩膀；你马上就能知道了，估计这个盲人心里这样想。医生和妻子横穿马路，走到马路中间的时候，已经听不见第二个盲人说的话了，他说，那女人为什么说她没有看见，没有看见有人出来进去呢，第三个盲人回答说，这只不过是一种说法，刚才我绊了一跤的时候，你问我是不是没有看见踩在什么地方了，她也一样，我们都没有失去看得见的时候的习惯，我的上帝，这种话我们说过多少遍了，第三个盲人叹了一声。阳光把宽敞的超市最里边也照得亮亮堂堂。几乎所有的玻璃货架都倒了，地上除了垃圾破瓶子和空包装箱之外一无所有；奇怪，医生的妻子说，这里一点食物都没有倒也罢了，我不明白怎么没有活人呢。医生说，确实，好像不大正常。舔泪水的狗低声嗷嗷叫着，皮毛又竖起来。医生的妻子说，这里有气味；到处有臭味，医生说；不是臭味，是另一种气味，腐臭气味；莫非那里有死尸吗；我没有看见；那么大概是你的印象了。狗又呻吟起来。这狗怎么了，医生问；它神情紧张；我们怎么办；看看再说，要是有死尸我们就绕过去，这种时候已经不怕死人了；对我来说更方便一些，我看不见。他们穿过超市，来到一个走廊的门口，沿走廊就能到地下室仓库。舔泪水的狗跟在后面，但不时停下来吠叫几声，呼唤他们，然后又接着往前走，这是它的义务。妻

樱花草社区论坛视频在线观看学系学生也多来旁听，挤满了一讲堂。这是三十多年前的事，到今天研究历史的，已颇多知道中国历史上传统政治制度之重要，在此方面出版的著作与论文也日见增加，与我当时在北大开课时情形，显然有甚大的不同了。四此刻要来讲中国历史上政治制度之传统与沿革，兹事体大，殊非一小时之讲演所能叙述。不得已，我想约略扼要举出几点来作例。最重要的，是秦以下的宰相制度，此乃中国政府组织中极特殊的，在西方历史上很少有同样的制度堪与相比。我们可以说，中国自秦以下，依法制言，是王权相权骈立并峙的。王室与政府有分别，自秦以下，早有此观念，而且此观念极为清晰。王室世袭，表示国运之绵延。宰相更迭，则为政事之时新。在制度上，并未能像现代英国般，把来很严格地划开。中国人并不认为一国之元首君主只许挂一空名，绝不许预问政治。因此君权与相权间，一面有许多融通，另一面亦可有许多纠葛。即如诸葛武侯《出师表》，其中有云：“宫中府中，俱为一体”。宫即指皇宫言，府即指政府言。可见在中国传统制度及传统观念下，此宫、府两机构是有分别的，而又可调和融通的。像法国路易十四所谓“朕即国家”之说，在中国传统意见下，绝难认许。中国自秦迄清，大体说来，政府均设有宰相。最低限度说，在明以前是显然有宰相的。明代废宰相，但仍有内廷与外朝之分别。其间细节虽有变动，但大体制则沿袭不改。宰相以下，政府百官，在中国历史上称为“职官”，或称官职。西方论政重权，中国论政重职。一官即有一职，职官即是政府组织中之职位分配。我们此刻称“君权”“相权”云云，实由西方观念来。实际中国政府仅有职位之分，无权力之争。中国人称权，乃是权度、权量、权衡之意，此乃各官职在自己心上斟酌，非属外力之争。故中国传统观念，只说君职相职。凡职皆当各有权衡。设官所以分职，职有分，则权自别。非在职位之外别有权。中国史有职官制，君亦一职，仅在百官之上，非在百官之外。又乌得有西方人之所谓君权专制。在中国，权在职之内，非有权始有职。此层分辨极重要，惜乎我在此刻不能畅为发挥。近代只有孙中山先生，他懂得把中国传统政制来和西方现代政治参酌配合。他主张把中国政治上原有之考试、监察两制度，增入西方之行政、立法、司法三权，而糅合为五权宪法之理想。我们且不论此项理想是否尽善尽美，然孙先生实具有超旷之识见，融会中西，斟酌中西彼我之长，来适合国情，创制立法。在孙先生同时，乃至目前，一般人只知有西方，而抹杀了中国自己。总认为只要抄袭西方一套政制，便可尽治国平天下之大任。把中国自己固有优良传统制度全抛弃了。两两相比，自见中山先生慧眼卓识，其见解已可绵历百代，跨越辈流，不愧为这一时代之伟大人物了。中国传统政制，除宰相制度外，值得提及者又有考试制度。在中国政治史上，唐代始有考试制度，汉代则为察举制度，均由官办。唐杜佑《通典》第一章论食货，即指经济制度言。次章论选举，但实际则由汉代察举下逮唐代之科举考试。可见考试由察举来。察举之目的在甄拔贤才，俾能出任政府官职，处理政事。但察举非由民选，后因有流弊，唐以后始改行考试。杜佑《通典》之所以仍用选举旧名，则因选举制度原为考试制度之滥觞。制度虽变，用意则一。中国自秦以下之统一政府，又可说为是一士人政府，亦可谓是一贤人政府。因政府用意，总在公开察举考试，选拔贤才进入仕途。自东西交通，英国东印度公司首先采用我国考试制度，任用职员。其后此制度遂影响及于英国政府，亦采用考试，成为彼国之文官制度。其制实系模仿我国而来。后来又影响到美国。但他们实只学了中国考试制度之一半，而仍保留着他们自己传统的政党选举制度。凡属政府上层主要职位，如总统内阁首相国务院及各部首领，皆由政党中人出任，只下面官吏则酌采考试选拔。过去数十年来，中国的海关邮政和铁路等各机关，因有外国力量羼入，亦均从考试量材录用，比较上轨道。此项制度，好像学自英国，其实则是吾家旧物。而在政府用人方面，却转把旧传统中的考试制度遗忘蔑弃了。只有中山先生主张仍用考试制度，设立考试院为五院之一。但此后并未能遵照中国旧传统切实推行，实已名存实亡。此一制度，可说是我们中国的民主政治。惟王室君主是世袭的，宰相以下政府各级官吏，均须公开察选以及考试，循序登进。此项制度，显然可成为现代潮流世界性制度的一部分。但中国人则自加忽视，今天虽有考试院之存在，而反不为我们自己所看重，这实在是大可惋惜的。五在中国传统政制中，上述宰相制与考试制属于政府方面。现在再略举几项制度之有关其他方面者。首先述及有关社会问题的，如户口调查。在我幼年时，曾听大家众口交誉西方人有此好制度，而中国则无。其实中国自周代以下，直到清代初期，都有户口调查一项。中国古书常连用“版图”两字，版字即指户籍，即从户口调查而来。在我国历史上历代户口均有记录，其调查户口登记户籍之手续与方法，若有人肯根据史籍作为专题写一论文，虽不能系统详尽，但至少可写成十万字以上的专书。此书至少可使人知道现代世界性的户口调查，在中国历史上已有两千几百年之演变。又如在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中，主张耕者有其田。此一口号，亦自中国传统政制来。今天，“自由中国”推行土地改革有效，赖此使国民政府获得国际声誉。其实此一制度，亦是中国旧传统政制中所有。中国向来土地制度之因革演变，虽历代各有不同，而大体可谓是朝此一目标而努力。此亦是中国旧政制在现世界潮流中，仍值得重视之一项。其次说到军事制度。在五十年前，我常听人说西方国家的军事制度好，尤其是他们能推行全国皆兵制，而中国独否。但西方推行全国皆兵，实自普鲁士开始，为时不到两百年。而在中国则古已有之。汉代早是全国皆兵，此下历代兵制虽递有改变，但如唐代的府兵制度，明代的卫所制度，皆由兵农合一制演变而来，并可说较全民皆兵制更进步。直到今天，西方的全民皆兵制，何尝不是日就废替了。可见中国历史上的兵役制度，直到今天，亦仍有现代性世界性之意义，而值得再加研究。又有人说，中国从前的军阀和督军为国大害，而盛赞西方政制限定军人不干政之精美。其实此种文武分职，军人不干政的制度，在中国又是古已有之，亦属中国旧制中一项优良的传统。汉唐盛时莫不如此。军人统兵归来，仅有爵位勋级，地位尽高，待遇尽厚，但在政府并无实职，不能预闻操纵政事，正与近代西方政制如出一辙。此下再讲到有关经济制度方面，如汉武时代所创始的盐铁政策，即就近代观念言，亦系一种颇为进步的经济政策。西方所谓国家社会主义的各项经济制度，实肇始自德国俾斯麦。但中国在汉代远已有之，由政府来统制盐铁官卖。直到清代，中国社会从未能有垄断性的大资本家出现，即是此项政制之绩效。中山先生提倡民生主义，有节制资本一口号，其实亦在中国传统政制中有渊源。中国社会，自战国以下，自由工商业即甚趋繁荣，但永不能产生出资本主义，即由此故。故在中国历史上此项有关节制资本的一切制度，在现代世界潮流中，实仍有值得注意探讨研究的价值。又如汉代的平准制度，此乃一种调整物价的措施。此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不断变通运用。即如粮价一项，遇丰年时，政府以高价收购过剩粮食，以免谷贱伤农。待到荒年季节，政府便以低价大量抛售积谷，寓有赈济贫农之意。此项制度，随后由社会上用自治方式推行，即所谓社仓制度。据说美国罗斯福执政时，国内发生了经济恐慌，闻知中国历史上此一套调节物价的方法，有人介绍此说，却说是王荆公的新法。其实在中国本是一项传统性的法制。抗战时期，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华访问，在兰州甫下飞机，即向国府派去的欢迎大员提起王安石来，深表倾佩之枕。而那些大员却瞠目不知所对。因为在我们近代中国人心目中，只知有华盛顿、林肯。认为中国一切都落后，在现代世界潮流下，一切历史人物传统政制，都不值得再谈了。于是话不投机，只支吾以对。再次讲到中国从前的地方自治和藩属统治制度，直到现代，也是值得再提及。西方此一二百年来，帝国主义大行其道，英、法等国都拥有大量海外殖民地，他们乃自罗马传统而来。但在中国，自秦以下，版图虽大，统一政府所辖范围虽广，其政制则是郡县的，不得以西方传统的帝国相比拟。但今天的中国人，事事喜欢模仿西方，因此随口常称“汉帝国”“唐帝国”云云。难道汉唐时代的中国人，除却其中央政府所在地以外，各郡县便均以殖民地视之，均以帝国征服方式来统治的吗？试看汉代选举，唐代考试，对全国各地人才，一律平等对待，各地均有人士平均参加政府。一应赋税法律等，亦是全国平等。此等规模，岂能与现代西方帝国之殖民地统治相提并论？即就清代之藩属统治言，亦尚有中国传统美意在，实在还值得今天我们来再行研讨呀！又如中国社会上之宗教信仰，向来是十分自由的。而政府则有一套制度，对此民众信仰，有颇为开明的管制与调节。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政教分离，又是自古已然，并亦极少有因民间信仰冲突而酿成宗教战争的。直到今天，还未有人能仔细来加以研究。我想在中国历史传统中，宗教与政府与社会三方面如何配合，于自由开放之中，有其节制调整之用心的种种制度，在今日依然值得注意。以上只就中国传统政制，分从各方面随便举出几项，用来说明在此刻来研究中国以往传统政制，实未见与现代世界潮流有十分隔膜之感。我曾说过，中国传统政制，乃是贯通于中国全部历史进程中，而占有极重要分量之地位者。如此说来，可见研究中国史，自未见即与现代世界潮流有渺不相涉的距离存在了。六近代的中国人，只因我们一时科学落后，遂误认为中国以往历史上一切文物制度全都落后了。此实是一种可笑的推断。最低限度讲来，中国人所一向重视不断讲究的修齐治平之道，较之并世各民族，断不能说是落后。此一分辨，近代惟孙中山先生最先提出。而且据孙先生意见，中国人所讲治平之道，实在比之并世诸民族远为先进。惟孙先生亦只是粗枝大叶地有此看法而已。若要来仔细发挥阐述，自然应该是有志研究史学者的责任。今天我们要研究中国制度史，必须注意两点：一：研究制度，不该专从制度本身看，而该会通着与此制度相关之一切史实来研究。这有两点原因，一因制度必针对当时实际政治而设立而运用。单研究制度本身而不贯通之于当时之史事，便看不出该项制度在当时之实际影响。一因每一制度自其开始到其终了，在其过程中也不断有变动，有修改。历史上记载制度，往往只举此一制度之标准的一段落来作主，其实每一制度永远在变动中，不配合当时的史事，便易于将每一制度之变动性忽略了，而误认为每一制度常是凝滞僵化，一成不变地存在。二：研究制度，必须明白在此制度之背后实有一套思想与一套理论之存在。在西方历史上，所谓政治思想家，他们未必亲身参预实际政治，往往只凭著书立说来发挥其对于政治上之理想与抱负。如古代希腊之柏拉图，如近代欧洲之卢骚、孟德斯鸠等人皆是。但中国自秦以下即为一种士人政府，许多学者极少著书纯讲政治理论。这并非中国人没有政治理想，乃因他们早多亲身参预了实际政治，他们所抱负的多少可在实际政治上舒展。当知中国历代所制定所实行的一切制度，其背后都隐伏着一套思想理论之存在。既已见之行事，即不再托之空言。中国自秦以下历代伟大学人，多半是亲身登上了政治舞台，表现为一个实践的政治家。因此其思想与理论，多已见诸其当时的实际行动措施中，自不必把他们的理论来另自写作一书。因此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乃似没有专门性的有关政治思想的著作，乃似没有专门的政论家。但我们的一部政治制度史，却是极好的一部政治思想史的具体材料，此事值得我们注意。七我根据上述，敢于说，中国人自古代历史开始，实已表现有一种极大的民族性的天赋能力，即是政治的能力。就空间讲，能完成而统治此广大的国土。以时间言，能绵延此一大一统规模达于几千年之久而不坠。此何以故？一言蔽之，因其能有一种良好的政治故。何以能有此良好政治？则因中国民族天赋有此能创立优良政治制度之能力故。故我说创制立法，是中国人天赋上一种优异表现。试举一简单易明之例，如中国的赋税制度，全国各地租税全是一律。而且能轻徭薄赋，主张藏富于民。只要此制度一订立，便易获得全国人民心悦诚服。社会便可藉此安定几百年。综有变坏，经一番乱事之后，此项制度又复活了。此事似极寻常，不值得我们来夸大宣扬。但以此和西方历史比观，我们的赋税正为没有制度，遂致引起革命，产生近代的民主政治，一切预算决算都要由民选议会来通过。现在我们偏爱说中国人无法制，无定宪，永远在帝王专制下过活，那岂非冤枉了中国历史。这因我们自己不了解自己以往的历史，遂误认为自己以往一切完全要不得，于是只想抄袭别人。即就家庭作比，各国家庭，各有贫富职业种种不同，哪有能全部抄袭别人家的一套规模，来应用于自己家庭，而可以获得理想安乐的？何况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而立国规模却要完全向外国去学习模仿，那实在是近代中国一悲剧。近代的中国人，每每夸耀西方，如电灯，如无线电，如原子弹和火箭等，莫不是别人家在发明。一切近代科学确是如此。但我要试问，如中国历史上一切传统政制，如上述宰相制度、选举制度、考试制度和赋税制度等，这不是一种发明吗？这究是谁在发明的呢？我们历史上的古人，他们究自何处抄袭这一套，而把来传入中国的呢？我之钦佩孙中山先生，正因他不但能采人之长，补己之短，同时亦能不将自己的优良历史文化传统一笔抹杀。他的伟大处，在能确见中国人在政治方面之高明处，实早已凌驾在西方之上。孙先生此说绝非无据。孙先生固不是一位史学家，但他对中国传统政治之优点，已能洞若观火。在这一点上，他确是近代一位先知先觉者。国家之存在，民族之绵延，历史之持续，自当有随时革新改进之处。但从没有半身腰斩，把以往一刀切断，而可获得新生的。我们要重新创建新历史、新文化，也决不能遽尔推翻一切原有的旧历史、旧传统，只盲目全部学习他人，便可重新创造自己。这并不是说西方民主制度有什么不好，但西方有西方的传统来历。即如英国和美国，他们的民主制度即已各有不同。中国有中国自己的国家、民族与历史传统，几千年来的国情民风，有些处．迥异于他邦。若中国人不能自己创制立法，中国今天将永远无望。我们若只知向外抄袭，不论是民主抑是极权，终究是一种行不通的一面倒主义！我们今天来研究中国政治制度，一面固当比较参考西方的，固当要能追上世界潮流，但亦不可数典忘祖，我们实无此能力来把自己腰斩了而还能生存。我们若从头再来研究中国传统政治，第一步不妨先加以分门别类。如政府组织、地方自治等项目，一一弄清楚了，然后再汇在一起。须能看其乃是一整体。又须能配合现实，坐而言，能起而行。当知政治理论并不是纸上谈兵。在中国古人中任意举出一两位，如董仲舒、司马光，他们都绝不单是一书生。他们之作为中国的政治家，都是有抱负而又能见诸实施的。又如唐初名相房玄龄、杜如晦等，他们创立出一套制度来，垂之几百年，即朝代换了，亦并不能完全盖过他们，超越他们。这是中国政治家之伟大处。我们今天如能有人来写一本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史，或中

子去看了一场电影。这一个月来伸夫总是板着面孔，但这是由于偷看咲子的内裤而自责，并非对她怀有怨恨，其实心里十分希望恢复先前那种年轻人式的爽朗交谈。那部电影描写的是大学生跟学画的年轻女子的浪漫爱情故事，其中隔着窗玻璃接吻的场面成为热门话题。伸夫着迷地望着那个场面想道：不过，如果自己跟咲子也那样做的话，鼻子压扁或许会像猪脸一样。同时，他也对自己的想象如此煞风景深感惊讶。观影结束两人去咖啡馆喝过茶后，咲子提议“走走吧”。从市中心到家有两公里以上距离，但因为咲子已经迈步前行，伸夫就默默地跟在她身后。时间已过九点钟，离开繁华街道之后来往行人骤然减少，只有深秋的晚风拂过宽阔的夜路。咲子继续着刚才在咖啡馆谈起的话题。“如果是伸夫君的话，会厌恶女人有那样的过去吗？”在电影中，那位漂亮的美术大学女生被曝曾为生活卖过身，男生因此而深受打击。“不过，那个女生是真心喜欢那个男生吧？先不说过去怎样，我觉得眼前的感情更加重要啊！”“你真的这样想？”咲子向伸夫确认，看到伸夫点头后像是下定了决心。“我其实不是处女啊！”伸夫立刻停下脚步，而咲子却毫不在意地继续前行。“他因为工作常去我家，比我年龄大很多……”这本来是极为重要的坦白，但咲子的嗓音却意外的干脆。“你喜欢那个人吗？”“不，怎么会喜欢呢？”“为什么会跟不喜欢的人？”“可能是因为受到诱惑了吧……”伸夫脑海中浮现出咲子那罩衫领口露出的丰满。“不过我也不好，有点儿想反抗父母……”她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说出这种事情？难道是因为看到电影中接吻的场面而情绪高涨？或者只有两人走夜路促使她忆起过去的事情？伸夫搞不懂女人的心思，于是默不作声。“我也是为了离开那个人来札幌的！”咲子一吐为快似的说道。“……”“现在已经什么都没有啦？”两人径直走过漫长的围墙边，来到儿童公园密林前时咲子突然回过头来。“哎，吻我吧！”咲子闭眼站在伸夫面前，十米远处的路灯光线斜射过来，把她的影子长长地投在路面上。伸夫在一瞬间想起了纯子，随即像受到秋风催促般吻了咲子的嘴唇。咲子立刻洩出压低的呻吟声，同时紧紧地拥抱伸夫。可是还没过一分钟，咲子就静静地离开了伸夫。“谢谢你……”咲子怎么会这样说？伸夫觉得没有理由让自己所亲吻的女子道谢，并继续跟咲子并肩前行。从接吻的地点到家用不了十分钟，两人不紧不慢地继续前行，进家后用平常的语调向出迎的母亲说“我们回来了”，然后分别回到自己的房间。过了片刻，咲子就换上家居便服下楼来到客厅，表情中丝毫没有几分钟前接过吻的痕迹。此后又过了一个月，北国的短暂秋季就结束了。其间伸夫没跟咲子一起外出过，表面看去两人的状态毫无变化。或许如果伸夫主动邀约，情况就会有所转变。但是，伸夫现在害怕跟咲子发展得更深，而咲子也像是忘了那天晚上的事情，一如既往的开朗活泼。伸夫看到咲子一如既往便放了心，却也感到意犹未尽。十一月对于住在北国的居民来说是最为郁闷的季节。刚刚有过两三天秋高气爽的日子，紧接着就天降冷雨，还不时地飘起雪花。这种天气持续数日之后，就在人们已经作好迎接冬季的心理准备时，碧空如洗又令人留恋金秋。在人们以为冬季未到的瞬间，雪花再次打碎了他们的天真。每当冷森森的碧空与晦暗的雨夹雪交替出现时，伸夫心中就会产生动摇，逃往南国的念头愈加强烈。“如果现在不走的话，大雪天一到就来不及了。”伸夫在烦恼中告诫自己。不过，这种动摇和烦恼也只到十二月初为止。腊月过去一半，落雪已经冻结，伸夫的心绪从动摇转为放弃，不久便安定下来了。“雪这么大，南下的公路和铁路肯定都已经被阻断。从现在起到融雪季节来临只能死等了。”他这样说服自己，反倒得以平心静气了。伸夫受到咲子引诱就是在落雪成冰季节的某日下午。那天适逢休息日，父母外出参加亲戚的一周年忌日活动，家里只留下伸夫和咲子两人。在连续飘雪的日子里似乎会发生某种隐秘故事——伸夫心怀这种预感在自己房间里听广播时房门敲响，咲子出现了。“你在干什么呢？”咲子稀罕地穿了件紧身裙，上身是前襟敞开的宽松红毛衣。“上二楼去吧……”措手不及的伸夫还没反应，咲子不等答话就先自离开。她的背影充满了确信，认定伸夫当然会来。伸夫感到自己的欲望已被看穿而一时困惑不已，但立刻像被牵引似的跟了上去。与三个月前伸夫偷看咲子的内裤时相同，楼下无人寂静无声。虽说完全没有必要，可伸夫还是蹑手蹑脚地上楼并拨开了隔扇门，只见咲子背对门口站在窗边。“雪下得好大呀！”“啊……”伸夫发出沙哑嗓音点了点头，然后跟咲子并肩站在一起。咲子极为自然地把上身依偎过来，伸夫像要支撑咲子般把嘴唇贴了过去。在大雪纷飞的日子里瞒着父母偷偷摸摸地跟咲子接吻——这种意念使伸夫的欲望逐渐高涨起来。在长吻间歇时，伸夫的裆间勃然怒张，从裤子外面也显而易见。伸夫慌忙撤身遮掩，咲子喃喃细语。“伸夫君，不必介意啦！”“……”“如果我可以的话，不必介意啦！”伸夫感到这声音仿佛来自上天的启示。“你等一下啊！”咲子说完迅速从壁柜里拉出被褥并铺在窗边。伸夫看得发呆，咲子就在他面前脱掉毛衣和裙子，身上只剩一件衬裙了。“来……”在大雪铺天盖地的午后昏暗房间里，咲子只穿内衣坐在被窝中，毫无戒备的身姿在伸夫眼里俨如圣洁的女神。伸夫一边想“就在这种地方”一边脱下衬衫、甩掉裤子。然后，伸夫像梦游患者般凑了过去。咲子伸开双臂迎接他，然后把他的那个东西引向自己的下体。伸夫已经完全失去了冷静，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就在欲望的驱使下向前猛冲。不过，他在进入咲子下体的瞬间，大脑中掠过了一个念头——我将由此成为一个男子。这个过程与以前在书中读到的和想象的简短得多，令伸夫感到不够尽兴。这就是大人们执着追求的、美妙销魂令人憧憬的好事吗？自己长久以来梦寐以求的仅仅是这个吗？他在回顾那个过程时却意外地感到无聊乏味，似乎特别单纯而幼稚。不过，在交合之后，咲子的嗓音变得比以往任何声音都无限甜美和温柔。“冷吗？”因为过于激动，伸夫躺着一时说不出话来。咲子为他肩头盖上一条毛毯，随即披散着头发凑到伸夫面前。伸夫的视线越过咲子的黑发望着飘飘洒洒的雪花，再次想到自己现在已经成为一名男子了。自己由此而成为一名男子——他在心中告诉自己，就像达成一件可以向伙伴们炫耀的壮举，同时也感到做下一件淫乱可耻的事情。就在伸夫心神不定的时候，咲子对他窃窃私语。“我喜欢你啊！”随着热烈的呼气，咲子依偎在伸夫身旁。伸夫感受着咲子肌肤的温热，终于醒悟到自己现在也最喜欢咲子，她就是自己最亲近的人。“抱紧我……”咲子更加紧贴伸夫，仿佛受到吸引，伸夫也紧紧地拥抱咲子柔软的身体。他在轻微的倦怠感中想到——从今往后，山野和街道都会被皑皑白雪覆盖。公元前259年的农历正月，一个男婴在赵国都城邯郸降生了。没有人会想到，他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帝国的缔造者。他十三岁继位，二十二岁亲政，三十九岁完成统一大业。他自称始皇帝，是企幻他建立的帝国能够一世、二世、三世，乃至千秋万代。然而，这个当时世界上强大的政权，在几个雇农首发的反抗中轰然倒塌。十五年历史长河里弹指一瞬的短暂，十五年政治文化中革故鼎新的巨变，造就了惊人的历史反差。让我们穿越时空隧道，漫游他祖上的崛起之路；透过后世对他的高歌与唾骂，梳理他纠缠不清的身世之谜；在荆轲箕踞笑骂声中，金戈铁马卷起的滚滚烟尘中的那柄长剑，势如破竹地挑起了六颗高贵的头颅；竹简焚燃跳动的烈焰中，依稀映照出四百余儒生在坑边游荡的魂灵；蜿蜒的长城能否挡得住阴山凛冽的寒风？却始终吹不尽孟姜女的千年哭咒；黔驴技穷的两个方士沿着咸阳城墙迅速逃命，远渡东瀛的千名童男童女翘足凝望故乡；阿房宫的凝脂啊，如何能洗却内宫的春梦？骊山的陵墓却永久地隔绝了他的视听。他不会听到佞臣赵高的密谋，更不会听到大泽乡的振臂呐喊；他不会看到太子扶苏拔剑自刎血沾衣，更不会看到荥阳城头变换了大王旗。龙盘虎踞树层层，势入浮云亦是崩。一种青山秋草里，路人唯拜汉文陵。王立群读《史记》之秦始皇（上）序公元前259年的农历正月，一个男婴在赵国都城邯郸降生了。没有人会想到，他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帝国的缔造者。他十三岁继位，二十二岁亲政，三十九岁完成统一大业。他自称始皇帝，是企幻亲手建立的帝国能够传承一世、二世、三世，乃至千秋万代。然而，这个当时世界上强大的政权，在几个雇农所率的反抗中轰然倒塌。大秦帝国仅存十五年，十五年历史长河里弹指一瞬的短暂，十五年政治文化中革故鼎新的巨变，造就了惊人的历史反差。让我们穿越时空隧道，回溯他祖上的崛起之路；透过后世对他的高歌与唾骂，梳理他纠缠不清的身世之谜。在荆轲箕据笑骂声中，金戈铁马卷起的滚滚烟尘中，秦王手中挥动的那柄长剑。势如破竹地消灭了六国劲敌；竹简焚燃跳动的烈焰中，依稀映照出四百余儒生在坑边游荡的魂灵；蜿蜒的长城能否挡得住阴山凛冽的寒风？始终吹不尽的是孟姜女千年哭咒；黔驴技穷的两个方士沿着咸阳城墙迅速逃命，远渡东瀛的千名童男童女翘足凝望故乡；阿房宫的凝脂啊，如何能洗却内宫的春梦？骊山的陵墓永久地隔绝了他的视听。他不会听到佞臣赵高的密谋，更不会听到大泽乡的振臂呐喊；他不会看到太子扶苏拔剑自刎血沾衣，更不会看到荥阳城头变换了大王旗。“龙盘虎踞树层层，势入浮云亦是崩。一种青山秋草里，路人唯拜汉文陵。”第一篇秦国崛起第1章荆轲刺秦王公元前227年的一天，咸阳宫中格外喜庆。秦王嬴政换上了正装，喜气洋洋，用最隆重的九宾礼（由九位迎宾赞礼的官员延引上殿），迎接即将到来的两位使者（乃朝服，设九宾，见燕使者咸阳宫），这两一位使者带来了秦王嬴政梦寐以求的觐见大礼。但是，喜庆十足的场面最后竟然大煞风景，瞬间定格为中国历史上一出著名的悲剧。那么，是哪一国的使者来访让秦王如此高兴呢？他们究竟带来了什么样的觐见大礼？为什么这场喜庆大典最终演变成一出悲剧呢？又是谁导演了这出悲剧？督亢图穷匕首见秦王绕殿呼且逃原来，这一天在秦国宫殿中即将举行燕国的受降仪式，燕国派来了两位使者。这两位使者到了秦国都城咸阳，先用重金疏通了秦王嬴政宠信的中庶子（国君的侍从）蒙嘉，由蒙嘉向秦王嬴政报告：燕王被大王的威风吓得心惊胆战，“愿举国为内臣”。闻风丧胆的燕王，不敢亲自来秦，特派使者送来了一颗人头与一卷地图。使者出发时，燕王还在朝廷上举行了隆重的拜送仪式。这颗人头可不是一般的人头，他是秦王最痛恨的叛将樊於（wū，乌）期的人头。这卷地图也不是普通的地图，它是秦王目前最想得到的燕国的督亢（gāng，刚，今河北固安涿—州一带）地图。这大大出乎秦王意料之外，他焉能不兴奋？这不，这天他穿上正装，用最隆重的礼节迎接两位特使。樊於期原是秦国大将，因为攻赵兵败，惧怕秦王嬴政的军法严惩，逃到了燕国，投奔于燕国太子丹门下。太子丹在秦国做人质时与樊於期私交甚好，因此收留了他。秦王嬴政获悉此讯，怒不可遏，杀了樊於期的全家，仍未能解心头之恨，恨不得立马将其置于死地而后快。樊於期成为秦王嬴政的死敌。督亢属于燕国的领土，土地肥沃，是燕国最富庶的地区。秦王嬴政对督亢之地垂涎已久，怎奈，秦国始终未能拿到督亢地图。在冷兵器时代，地图对作战来说，意义极大。此时的秦军已经灭了韩国、赵国，陈兵易水，兵临燕国。但是，因为燕国地处偏远，秦国对燕国的地理形势所知甚少。因此，督亢地图对秦王嬴政来说，干系甚大。而且这次是燕国特使来秦廷拱手奉送督亢地图，对燕国来说即意味着向秦国投降。如果真是这样，这就意味着秦王嬴政在统一中国的大路上又向前迈出了至关重要且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一步，秦王嬴政能不心花怒放吗？一切准备就绪，仪式开始。两位燕国使者来到秦宫之中。正使荆轲手捧盛有樊於期头颅的匣子，副使秦舞阳拿着督亢地图，跟随着九位迎宾赞礼的导引，走进了威严富丽的秦宫。到了秦廷台阶之下，燕国副使秦舞阳突然面如土色，浑身哆嗦，秦国的大臣们好生纳闷，不知道这位燕使是犯病了，还是出现了意外（荆轲奉樊於期头函，而秦舞阳奉地图匣，以次进。至陛，秦舞阳色变振恐，群臣怪之）。原来，这个十三岁就在燕国杀过人、别人都不敢和他对视的燕国副使秦舞阳，在燕国耀武扬威，然而身置异地，见秦廷上上下下武士成林，戒备森严，内心积聚的勇气顷刻间土崩瓦解，突然感到了极度的恐惧。荆轲回头看了看吓得战栗不止的秦舞阳，笑着对秦王嬴政说：北方偏远的蛮夷之地的粗人，从来没有亲身感受大王的威风，没有经历过这样威严壮观的场面，所以怯场了。希望大王宽容他，让他能在大王面前完成此次出使的任务（北蕃蛮夷之鄙人，未尝见天子，故振慑。愿大王少假借之，使得毕使于前）。听了荆轲的解释，嬴政看了看镇定自若的荆轲，又看了看浑身哆嗦不止的秦舞阳，若有所思地说：荆车引你拿着秦舞阳手中的督亢地图上殿吧。荆轲从秦舞阳手中接过督亢地图，步履沉稳地走上了秦廷，在与秦王零距离接触时缓缓展开了督亢地图。这幅地图是一副卷轴，需要一点一点地展开。当完全展开地图之时，藏在卷轴中心的匕首突然露了出来。正在兴致勃勃地看地图的秦王见到匕首大吃一惊，但是，此时的荆轲左手已经紧紧地抓住了秦王右边的袖子，右手也一下子握住了剧毒的匕首，向着秦王的胸膛直刺过去。荆轲手持的徐夫人匕首是当时最知名的“品牌”匕首，是太子丹花重金买到的，这把匕首在锻造时被放在剧毒的药水中多次淬火！因此，毒性已渗入匕首，只要用它划破秦王嬴政的皮肤，即可见血封喉，置其于死地。慌乱之中的秦王嬴政本能地拼命挣脱。结果用力过猛，被荆轲左手紧紧攥住的衣袖竟然从肩部撕扯开来。袖子撕开之时，也就是秦王挣脱之际。挣脱了荆轲的秦王立即拔腿就跑。荆轲一看秦王袖子断了，人跑了，马上追上前去。一场刺客与秦王之间的百米竞赛竟然在偌大的秦廷之上开演了。惶恐之中的秦王一边绕着大殿的柱子转圈儿，以躲避荆轲；一边想拔出腰间的长剑，以对付荆轲。但是，剑身太长，秦主从腰间抽剑的空间短于剑身，因此，秦王怎么也拔不出剑来。据唐人注释，秦王的佩剑，长约七尺。秦代一尺相当于今天的23.1厘米，故七尺长剑当为今天的1.62米，所以，慌乱中的秦王怎么也拔不出剑来。这种危急的场面秦朝的大臣从来没有遇见过，慌乱之中均不知所措。按照秦法，大臣上殿不得携带任何兵器，台阶下的武士没有命令也不能持兵器上殿，这就造成秦主在前拼命逃跑、荆轲在后死追不舍的紧张场面。大臣们只能徒手阻拦荆轲，这对手持剧毒匕首的荆轲并没有什么威胁。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身背药囊上朝的御医夏无且，突然解下身上的药囊，冲着荆轲用力砸了过去。荆轲远远看见一件东西向它飞了过来，也不知道是什么，但是，为了自己的安全，不得不为避开这一不明之物放缓了脚步（是时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荆轲也），这给了秦王数秒钟的喘息之机。愣在一旁的大臣这时也看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齐声大呼：“王负剑！王负剑！”这种众人齐呼的场景，真像百米跑道两边的拉拉队一样，整齐有力。所谓“王负剑”，就是让秦王把长

始终没有将他交出去，最终顺利将他扶上了宋国国君的宝座。按理说，宋庄公应该知恩图报才对，怎么好意思反过来向郑国伸手索要财物呢？郑厉公先是拖延，既而提出先支付一小部分，接下来开始赖账，最后干脆板起脸来，把宋国的使者拒之于门外。在宋庄公看来，这笔看似一本万利的政治投资还没分到红利，就已经面临清盘的危险。郑、宋两国的关系，因为宋庄公的贪得无厌，再一次走到了悬崖边缘。这个时候，鲁桓公出面来斡旋了。仅仅是一年多以前，郑庄公还带着齐、卫两国的军队讨伐鲁国，“来战于郎”，现在鲁国为什么愿意出面来摆平郑国与宋国之间的这笔肉账呢？《左传》对此没有解释，只写道：“公欲平宋、郑。”我想，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应该首先是郑国主动找了鲁国，要求恢复友好关系，并请鲁国出面解决郑、宋争端；其次是因为一年多前的“郎之战”，起因与郑庄公有关，现在郑庄公已经去世，鲁国朝野也就消了气，毕竟是以和为贵，想通过调和宋、郑两国这样的外交活动来重新建立友好的国际格局。宋庄公还是蛮尊重鲁桓公的。没办法不尊重，当年贿赂人家的郜大鼎还在鲁国的宗庙里放着呢。两国元首在句渎会盟，就解决郑、宋争端的有关问题进行商讨，然而没有取得一致性意见。鲁桓公锲而不舍，又约宋庄公在虚地会谈，仍然未果。到了冬天，又不辞严寒与宋庄公在龟地会晤，宋庄公没有被感动，表面上答应，背地里还是坚持要郑国把账付清楚。鲁桓公毛了，干脆和郑厉公在武父结了盟，两个国家联合起来，把矛头对准了宋国。宋国也不示弱，联合一些小诸侯国讨伐郑国，于公元前698年打到新郑城下，烧了新郑的城门，捣毁了郑国的大宫，并将郑国大宫的大椽取下来，带回宋国做了城门的大椽。战争的机器又开动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因各种各样的原因卷入战争，分成了鲁、郑、纪和齐、宋、卫、燕两个集团互相攻伐，中原大地又乱成了一锅粥。第二章新鲜血液的注入：外族崛起【南蛮入侵，不能小看的邻居】《左传》记载，公元前710年，“蔡侯、郑伯会于邓，始惧楚也。”当时的郑伯还是郑庄公寤生，那一年蔡、郑两国的关系其实还处于互相敌对的状态，两国元首之所以平心静气地坐到一起开研讨会，主要是因为两国都感受到了来自南方楚国的威胁。有必要先简单介绍一下楚国的历史。楚国的先祖据说是黄帝的孙子高阳，也就是上古五帝中的颛顼。高阳有个孙子叫重黎，在帝喾（也是五帝之一）时期担任了“火正”，也就是主管火烛事务的官，为当时的“火利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被帝喾封为祝融氏。到了商、周时期，祝融氏有个后代叫鬻（yù）熊，在今天湖北荆门一带立国，就与中原互有往来。周成王年代，鬻熊的后人熊绎“桃弧棘矢以共王事”，拿着桃木弓和棘枝箭侍奉周天子，替天子驱邪除灾，被封为子爵，立“楚”为国，定都丹阳，可以算作是楚国的第一任君主。古代交通不便，信息难通，楚国所处的地区山高皇帝远，经济也不发达，历代周天子对于楚国的事情很少过问，基本上是任其自生自灭，因此中原各国对楚国也没有太多重视。而楚人久居蛮夷之地，渐渐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信巫鬼、重淫祀、长于幻想玄思，与中原地区的周文化截然不同。在政治上，楚人更将自己置于中原诸国之外。周夷王年代，楚子熊渠大规模扩张自己的势力，得到江汉之间（长江与汉水流域）人民的拥护，将势力范围扩大到今天的安徽省境内。熊渠自觉劳苦功高，不满足于周朝赦封的小小子爵称号，有了去中国化的意图，公然宣称：“楚国乃是蛮夷之国，与中原诸国不同，不必听从周朝号令！”一口气将自己的三个儿子都封为王。要知道，周朝封给诸侯的最高爵位也不过是公，王是周天子独有的称号，熊渠将自己的儿子统统封为王，可以说是对周朝统治的公开反叛。周夷王为人懦弱，也懒得去管熊绎这个山大王，但是他的儿子周厉王是个出了名的暴君，脾气相当火暴，对熊渠那一套另立中央的做法深为不满，熊渠掂量了一下轻重，怕周厉王派兵打到山里来，几年后又主动将那几个王爷的封号取消了。等到周平王东迁，周室明显衰落，楚国人称王的心思又动了。公元前741年，楚子蚡（fén）冒去世，他的弟弟熊通发动政变，杀死了蚡冒的儿子，自立为君。熊通统治楚国的年代，正是中原各国开始战乱纷争的年代，诸侯不尊天子，卿大夫不听令于诸侯，弑君灭国的事情不断发生。而楚国偏居南方，远离战乱的中心，一方面努力发展经济，一方面不断侵略汉水流域的小诸侯国，其眼光也开始窥探中原诸国，隐然已有问鼎中原之志。一句“始惧楚也”，足见当时中原诸国对楚国这个“非我族类”国家的防范和畏惧之心，而像郑庄公这样雄才大略的君主，对楚国的威胁自然不会掉以轻心，所以不惜纡尊降贵，与敌对的蔡国共同商议防楚大计（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郑庄公之所以盯住蔡国而非其他国家，是很有远见的，在此不提）。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当时的中原地区就好像一个村，村里的村民以姓姬的为主，当然也还有为数不多的外姓，因此把这个村叫做姬家村也无妨。姬家村有一个村长，在名义上管理着大大小小百十来户村民。这些村民原来一直依照着一套叫做《周礼》的规矩生活，相互之间基本上能够和睦相处，就算是有点矛盾，请村长出个面也就解决了。可是自从村长为了躲避村子外头野人的骚扰，从村子西头搬到村子东头，他的威信就下降了。大伙儿有了矛盾，也不再去找村长评理，先是互相骂街，发展到用拳脚相加，再发展到拉帮结派打架，闹得不可开交。闹归闹，可终究还是一个村里的人，说的基本上是同一种语言，风俗习惯也大致相同，相互之间的交通与沟通不存在大的问题。大伙虽然相处得不太好，但如果村外的野人跑来抢牲口，就近的几户人家也总是能够互相帮助，齐心协力把野人给赶跑，内部矛盾与外部矛盾那还是区别对待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村子外头的山林里，出现了一户陌生人家。这家人的穿着打扮、语言习俗都与村子里的人不同，喜欢装神弄鬼，逞勇好斗。据有知识的人说，这家人的祖先原来也是村长家的朋友，村长还给过他一个地保的名份，让他去南边的山上殖民，后来他家就与山里的野人混到一起，久而久之，也养成了野人的生活习惯，断发文身啊，茹毛饮血啊，甚至吃人肉啊……不一而足，总之是相当可怕！更可怕的是，这家人根本没有把村长放在眼里（虽然大家也没把村长放在眼里，但自己并不觉得是多大不了的事），并且不满足于在山上做地保，总想着怎么跑进村子来干坏事，村子外围的十几户居民都受到了那家人的威胁，以至于村子里头那几户德高望众的大户人家，都开始考虑怎么应付他了。公元前706年，熊通亲率大军入侵汉水之东的随国。随国姬姓，是周王室的后裔，也是汉水之东最大的一个诸侯国。之所以选择这个时候进攻随国，估计与一年前周桓王在濡葛被郑国人打得落荒而逃有关。天子连自己都顾不上，哪还顾得了随国呢？熊通如是想。楚国军队驻扎在随国的瑕地，熊通一边修整战备，一边派大夫薳（wěi）章前往随国，表达发展两国友好关系的诚意。和郑庄公一样，熊通也总是先礼后兵。随国派了大夫少师前往楚军大营与熊通谈判。这边，楚国军营彻夜商量对策。大夫斗伯比作了一通自我批评说：“我们多年以来想在汉水以东扩展势力而不能如愿，主要责任在自己身上。我们总是整顿军备，耀武扬威，用武力压迫这些小国家，搞得这些小国都很害怕，联合起来对付我们，没有办法各个击破。随国是汉东各国中最大的国家，如果骄傲自大，必定会与其他小国产生隔阂，我们也就有机可乘了。”他建议熊通将老弱病残的部队摆出来给少师看，让少师产生楚军不堪一击的错觉。另外一位大夫熊率且比马上提出反对意见：“这个搞法恐怕不行，随国有季梁这样的人物，我们骗得了少师，恐怕骗不到季梁。”斗伯比也相信得宠的蠢人更容易骗，但他有另外的想法：“眼光放长远一点撒，少师很得随侯宠信，总有一天随侯会听他的话。”熊通原来的计划是先和谈，谈不拢就用武力威胁。听了斗伯比的建议，他觉得很有道理，下令把精兵都藏起来，只派一些老弱病残的军士无精打采地迎接少师。少师来到楚营，与熊通闲聊了一通国际形势，八卦了一下两国的民俗风情后就回去了。他来的时候慢慢吞吞，回去的时候快马加鞭，急着向随侯汇报情况。“快，快……赶快发兵攻打楚军大营。”一见到随侯，少师顾不上擦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少师你是说……现在……就发兵吗？”随侯抚着少师的后背，结结巴巴地问，对此建议不是很确定。“没错，我去看过了，楚军尽是老弱病残，楚将都是酒囊饭袋，更搞笑的是那个什么熊通，见我的时候还带着两个妖里妖气衣不蔽体的女人，左拥右抱，全无体统。请您赶快下令，动员全军部队，一举歼灭楚军！”少师兴奋地说。随侯高兴得都合不拢嘴，跳起来说：“好，咱们一举歼灭楚军，也让各国好好见识一下随军的战斗力！”他一边说，一边示意身边的侍从给他穿上盔甲。“且慢。”站在旁边一直沉默不语的大夫季梁突然说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您有什么话不能等到打完仗再说吗？”少师不满地说。对于人称智囊的季梁，少师总是带有一种天生的抵触情绪——他那张圆饼样的脸毫无英气，也看不出有多少智慧，说话却慢吞吞，老气横秋，尤其喜欢泼冷水。季梁并不理会少师，对伸手挡住随侯说：“请您且慢发兵，以我之见，楚国是故意摆出一些老弱残兵来引诱我们上当。”“胡说！”少师的脸都扭曲了，蹦到季梁跟前质问道，“你难道是说，我在撒谎吗？难道我会背叛主君吗？”随侯只是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等着季梁的长篇大论。“请您想一想，这些年来楚军纵横江汉之间，所向无敌，正所谓气势如虹，怎么可能尽是老弱病残之辈呢？”见随候若有所思，他又继续道，“自古以来，小国能战胜大国，是因为小国得道多助，大国失道寡助。主公您知道何谓道吗？道，就是忠于人民而获信于神。作为君主，要多想和多做对老百姓的福利有益的事，就是忠；主持祭祀的时候不说假话，就是信。”随候听到这里还一脸茫然，干脆一屁股坐下来，“现在百姓都吃不饱，您却总想着表现自己，主持祭祀又总喜欢夸大其辞，欺骗鬼神，以这样的品德，居然想以弱胜强，打败楚国人，我……真不知道您是怎么想的！”季梁说到最后，握着拳头，跺着脚，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少师连忙后退了几步。随侯激动得跳起来，脸红到脖子根，强辩道：“我祭神，总是用最肥壮的牲口，最丰盛的谷物，您说说，我倒是怎么欺骗鬼神了？”季梁长叹道：“您知不知道，人民意志就是鬼神的意志啊。所以圣贤之君总得想尽办法先填饱老百姓的肚子让他们安居乐业，然后才敢在祭坛上摆上肥壮的牲畜、美味的五谷、甘甜的酒水，心安理得地感谢神明庇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百姓安居乐业，朝野上下同心协力。这样社会和谐，神也赐福，工作也顺利。现在人民三心二意，鬼神也六神无主，您一个人独自丰盛，何福之有哦。我劝您啊，赶快整顿内政，团结周边的兄弟国家共同对付楚国，才能免于祸患。”随侯愣了半晌，看了看少师，又看了看季梁，垂头丧气地说：“大夫言之有理，寡人受教了。”熊通在瑕地等了两天，不见随军前来挑战，叹息道：“看来这位季梁确实是我们的眼中钉啊。”斗伯比安慰他说：“急事慢做，咱们有的是时间，不争朝夕。”楚军偃旗息鼓，回到了国内。当然，这次远征也并非完全无功，熊通临走之前，派人给随侯捎了一句话，大意是，我熊通乃是蛮夷之人，现在看到诸侯不尊王室，互相侵伐，天下已乱，我也没有别的本事，只有一些穿着破烂的武士，想凭借他们插手中原的政治，请您向王室转达我的意思，给我一个尊贵的配得上的封号。所谓尊贵的封号，自然是封他为王。随侯派人将熊通的要求报告给王室，遭到王室的断然拒绝。如前所言，古代交通不便，信息难通，人们的办事效率也不高，楚国与中原的交流更加困难。当随侯将王室的答复反馈给熊通，已经是一年多之后的事了。熊通得知自己的要求被拒，勃然大怒：“寡人的先祖鬻熊是周文王的师傅，先公熊绎仅仅被周成王封为子爵，统治南方。现在蛮夷部落都臣服于寡人，而王室却拒不承认寡人的地位，也罢，那寡人就不客气，自尊为王了！”从此之后，熊通就不再是楚子，而被称为楚王。因为他死之后的谥号是“武”，所以在历史上，他又被称为楚武王。公元前704年，楚武王率军进攻江汉以南的濮族部落，将濮地并为楚国的领土，进一步增加了楚国的实力。同年秋天，志得意满的楚武王在沈鹿召开诸侯大会，邀请汉水流域各国国君共商合作大计。据史学家考证，这次大会堪称春秋史上第一次诸侯大会，远比齐桓公“九合诸侯”要早，可以视为楚国称霸汉水流域的标志性事件。可是，河南南部的黄国和汉东的随国没有派代表参加大会，这也是对楚国的霸道表达的一种无声的抗议。面对这种公然不合作情况，楚武王也理所当然要采取行动，一边派薳章前往黄国进行外交施压，一边亲自率大军第二次讨伐随国。同样是不赴会，黄国受责而随国受兵，一方面是因为黄国太远，地处中原地带，以楚国当时的实力，还没有能力远袭黄国；另一方面是因为“汉东诸国随为大”，随国树大招风，如果随国屈服，其他小国家也就只能乖乖就范了。这次，楚国大军驻扎在汉淮之间休整，静观随国如何应对。对于楚国人此来的目的，季梁是相当清楚的：楚国人不是为了消灭随国而来，只是希望随国臣服于楚国，给汉水流域各国做一个表率。对比了双方的实力和优劣势之后，他给随侯提了一个先礼后兵的建议：楚国以不赴会为由来讨伐随国，我们应当避其锋芒，派人到楚王那里去认个错，请求免于惩罚。楚国人如果得理不饶人，我们再战不迟。在中国的历史上，每当一个国家到了危急关头，就会出现主战派和主和派两种不同的声音。一般来说，主战派慷慨激昂，无所畏惧，恨不能早日开战；主和派慢条斯理，思前顾后，不到最后关头不放弃外交努力。季梁就是主和派，他深知楚国战斗力之强，不到逼不得已，他是不愿意看到两国开战的。但是，深受随侯宠信的少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主战派，他对季梁的谨慎深感不屑，以他的经验来看，楚军就是一块自动送上门的肥肉，上次随候原本已经要发兵了，被季梁一通长篇大论砸得晕头转向，志气大伤，这次决不可再让他当面指着鼻子说我们不懂得治国之道，不得神明庇护啦。因此向随侯提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建议：“必速战，不然将失楚师！”这是《左传》记录的原话，如果翻译成现代文，就是：必须要速战速决，否则的话，再也找不到更好的机会来消灭楚军了！言下之意，他是怕楚国人又像上次那样，还没开打就跑了。随侯也许是被楚国咄咄逼人的气势给惹恼了，也许是对季梁的批评还耿耿于怀，决计要做出个样子来给这个只懂得讲道理的胖子看看，于是听从少师的建议，将全军拉出城去，跟楚国人打起了野战。本来，楚国人远道而来，后勤和后卫线都被拉得很长，随国人就算要打，也完全可以以逸待劳，躲在坚固的城防设施背后消耗楚军的实力，待其疲惫之时再奋力出击，或许还有几分胜算。但是，在少师的眼中，楚军还是几年前看到的那样羸弱不堪，完全没有必要凭借城防设施来取胜，即便现在兵强马壮，以他们的蛮夷粗俗也万万敌不过我们泱泱随国的智勇双全，因此采取了主动出击的战略，希望一

当国，1912—1916段祺瑞的皖系主政，1916—1920冯国璋的直系政权，1920—1924张作霖和张学良的奉系父子配，1924—1928这样一归纳，这段北洋军阀的混战史就变得清楚多了。有请他们正式出场。一、皖系掌门：段祺瑞掌门特别爱好：围棋虽然段掌门围棋水平不怎么样，但他就好这一口，棋瘾很大。以至于被众多高手横扫，难求一胜。不过段掌门并不记仇，反而在他独孤求胜的奋斗历程中，尽心尽力地资助了不少围棋高手，如“棋圣”吴清源等人，为人类的围棋事业贡献了不小的力量。除了棋品还可以，段祺瑞的人品也值得一提，世人称其“六不总理”——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但这样一个不搞贪污腐败、不乱搞男女关系也不吸毒的自律的官员，这样一个有道德的官员，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官员，却未必是一个有益于人民的官员。因为这个官员有很大的野心：用武力统一全中国，做最猛的中华英雄。也不管这种野心是否大过了自己的能力和实力。门派全称：皖系军阀联盟门派来历：北洋系掌门袁世凯死后，群龙无首，段祺瑞趁机从北洋系统拉出来一帮兄弟，搭建了一个派系。因为带头大哥段祺瑞是安徽人，所以这一派就以老大哥的户口所在地为名，叫皖系。武林盟主任期：1916—1920门下核心弟子：徐树铮、段芝贵、傅良佐、卢永祥……战斗力：北洋出品，内战还算优良背后黑恶势力：日本势力大致分布：安徽、浙江、山东、福建、陕西衰落事件：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段祺瑞被直系、奉系联手击败二、直系掌门：冯国璋掌门性格特征：典型凤凰男。他幼时家贫，生活的残酷与艰辛给他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导致他在成功后对金钱极为看重，十分抠门。门派全称：直系军阀联盟门派来历：这个派别的来历和皖系差不多，只不过带头大哥变成了另外一名北洋领袖冯国璋。冯国璋是河北人，河北那会儿还属于直隶这个大圈圈，因此这一派就叫直系。武林盟主任期：1920—1924门下核心弟子：曹锟、吴佩孚、孙传芳……战斗力：北洋出品，内战还算优良背后黑恶势力：英国、美国势力大致分布：江苏、江西、湖北、直隶（今河北大部，河南、山东小部）衰落事件：1926年，蒋介石北伐灭之三、奉系掌门：张作霖，江湖外号“东北王”门派全称：奉系军阀联盟门派来历：领导班子以张作霖起家时的小伙伴们为主，不少都是绿林好汉一类的草根。后来张作霖从袁世凯那里搞到了编制和装备，由此具备了扩军的硬性条件，至于扩军所需的士兵来源最好解决：遍地都是人，抓呗。张作霖是奉天（今沈阳）人，因此这一派叫奉系。武林盟主任期：1924—1928门下核心弟子：张学良、杨宇霆、郭松龄、张宗昌、姜登选……战斗力：装备相对不错，但思想道德建设水平跟不上，战斗意志一般，导致战斗力在多数时间都处于较低的档次。背后黑恶势力：日本势力大致分布：辽宁、黑龙江、吉林衰落事件：1928年，蒋介石二次北伐，张学良投降，史称“东北易帜”四大独行剑客接下来要介绍的这几个派别，属于独行剑客，比起上面的三大派，无论是声势还是威力都小了很多，不过他们的能量倒也不可小视，属于第二梯队。一、滇系掌门：唐继尧，自称“东亚大陆主人”掌门特别爱好：种罂粟，制鸦片，卖鸦片赚钱。门派全称：滇系军阀门派来历：唐继尧早年曾是同盟会会员，后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与蔡锷是师兄弟。回国后跟着大哥蔡锷参加辛亥革命。在“二次革命”中，他站在袁世凯一边，靠镇压孙中山积累了相当的功劳，从蔡锷手中接过了云南督军的位置。在护国运动中，他和蔡锷是身份并列的主事人，只不过一人出征，一人留守。但那时，曾经精诚合作的二人已在思想路线上出现了难以弥合的分歧。分歧主要来自野心，蔡锷淡泊权力，而唐继尧是一个有企图的权力野心家。护国战争结束后，随着蔡锷故去，唐继尧坐稳了云南一把手的位置。这之后，他扩编军队，开始在云贵一带建立自己的小王国。由于唐继尧是云南人，而且他手下的兄弟们也大都是云南人，所以把他这一派叫做滇系。地位：只能影响西南一带门下核心弟子：龙云、卢汉……战斗力：相当凑合势力大致分布：云南、贵州衰落事件：1925年入侵两广失败；1927年爆发窝里斗，唐继尧被龙云、卢汉等人掀翻；解放战争二、桂系掌门：第一代掌门陆荣廷（1916—1925），第二代掌门李宗仁（1925—1949）门派全称：桂系军阀门派来历：因为门派两任领导人的户口都在广西，故称之为桂系。桂系比其他门派多出一任掌门，足见其来历之复杂。先说第一代掌门陆荣廷。陆荣廷是天地会分支“三点会”的大哥，他创业的手段还是绿林的老一套——抢劫杀人、贩卖私盐，他与一般绿林好汉的区别在于打劫对象——他抢过不少侵略广西的法国人。陆荣廷领导有方，很快将几十人的小作坊做成了近千人的集团公司，规模的变化引起了朝廷的注意，最终陆荣廷被和平招安。至于他的成名，还得感谢孙中山和黄兴。孙中山、黄兴二人曾经靠会党在广西发动过多次起义，当时的两广总督岑春煊派广西绿林的老大哥陆荣廷出马镇压起义，岑春煊和陆荣廷就此结下很铁的交情。孙中山、黄兴手下的绿林好汉们在陆大哥面前，动手打不过，动嘴说不赢（不能不给面子），因此起义部队往往被陆荣廷分化瓦解，起义也随之被轻松镇压。凭借这些功劳以及与岑春煊之间的私人关系，陆荣廷逐渐掌握了广西的军权。陆荣廷手下没有新军，但他有一个特别的资源——藏在广西的十万大山里的土匪。陆荣廷利用过去的关系，将诸多被动逼上梁山或主动闯上梁山的绿林好汉招至麾下，成为广西最大的实力派。后来，陆荣廷在辛亥革命中宣布光复，拳头最硬的他当上了广西土皇帝——广西都督。再后来，陆荣廷在护国战争中宣布独立，扣留龙觐光，随之将势力扩张至广东，夺得广东督军之位。从此称雄两广。陆荣廷是极少数凭借会党身份坐稳一方的人，没有死在革命党、立宪派和袁世凯的枪下，说明此人确有几分真本事。但陆荣廷的风光没能持续太久，因为有人迫不及待地要接班。此人就是李宗仁。李宗仁接班的方式比较另类，不是传统的和平交接，而是没等老掌门陆荣廷正常死亡，就以新生代首席弟子的身份，联合一部分不安分的元老（如沈鸿英）发动武装政变，赶跑老板陆荣廷，吞并了陆老板的地盘和势力。李老板和陆老板不同，他毕业于正规军事院校，科班出身，思想意识和军事素养远比陆荣廷与时俱进，因此我们把李宗仁时代的桂系叫做新桂系，把陆荣廷时代的桂系叫做旧桂系。地位：旧桂系只能影响西南一带，新桂系已可影响中原大势战斗力：陆荣廷时代很差，经李宗仁升级换代后非常强势力大致分布：广东、广西衰落事件：粤桂战争；内乱；1930年的中原大战；解放战争三、阎家班掌门：阎锡山，江湖人称“阎老西儿”门派全称：阎氏山西军门派来历：阎锡山原本是山西新军四十三混成协八十六标标统（团长），在辛亥革命中趁势而起，彻底掌握四十三协整整一个加强旅的人马。后来阎锡山在归顺袁世凯的基础上，又融合了一部分北洋势力，创建了统治山西三十八年之久的阎家班。阎锡山算是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头号代表，靠着独门神功“见风使舵”，以一省之力对抗中央、各路好手达三十八年之久。阎锡山能把见风使舵修炼到如此出类拔萃的程度，与其年少时的经历有关。他十多岁时辍学，随后去了老爹的钱铺里帮忙放贷收息搞金融捞金。做生意是有风险的，而那时也不兴给风险买保险，所以他老爹的钱铺不幸破产了。后来为了生计，他做过伙夫，当过店员，要不是之后考上了军校，还得吃更多的苦头。这种艰辛的历练，让阎锡山领悟了他眼中的乱世生存法则：自强、自立、自私。请注意，没有自尊。当然，阎锡山也有正面的事情值得一说。他站在富甲天下的晋商的肩膀上，把新农村建设搞得红红火火，论民主管理和富裕程度，在当时的中国属于顶尖水平。正因为阎锡山懂得藏富于民，再加上他很抠门儿，所以阎家班很富裕，算是地方军阀中最大的土豪。地位：勉强自保门下核心弟子：傅作义……战斗力：中等势力大致分布：山西衰落事件：1930年的中原大战；解放战争四、冯家班掌门：冯玉祥，江湖外号“千面将军”掌门特别爱好：写打油诗。冯掌门自创“丘八体”，一生留下一千四百多首“旷世之作”，数量直追陆游。特选出一首奇诗共赏：老冯驻徐州，大树绿油油，谁砍我的树，我砍谁的头。冯掌门除了喜欢作诗，还是一名环境保护先进工作者。就像他诗中所写的那样，他特别爱好植树。人生感悟：在利益面前，要保持忠诚和信义是一件很难的事情。门派全称：冯氏西北军门派来历：冯玉祥，籍贯河北沧州，20岁投到袁世凯麾下，成为一名光荣的北洋新军。此人身材不错，是个膀大腰圆的高个猛男。在军队里，该猛男的一贯表现打破了长官陆建章的惯性思维——猛男都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之辈。因为冯玉祥不仅四肢发达——擅长实干苦干，而且脑袋也发达——思维灵活、口才极好，因此陆建章很器重他，不仅将其从一枚小兵提拔为一营之长，还把由自己抚养长大的内侄女嫁给了他。这桩婚姻是他日后取得成功的重要基石。辛亥革命中，冯玉祥因为参加“滦州兵谏”而被朝廷拿下。好在老上级陆建章是老牌的天津小站练兵团队成员，在袁世凯面前说得上话，所以冯玉祥非但没有吃牢饭，还升了职（旅长）。此后，冯玉祥随陆建章镇压土匪白狼。搞定白狼之后，陆建章出任陕西督军，冯玉祥也随之掌兵。在陕西的这段岁月里，冯玉祥对陕西及其周围的地理、风土人情做了实际考察，为将来以陕西为起家根据地进而挺进大西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可惜好景不长，陆建章被徐树铮杀死。之后，没有老大罩的冯玉祥辗转于直系、皖系、奉系、国民党、苏联这五家大公司。不过，他频繁的跳槽经历不太符合职业道德，因为他多是依靠把旧老板出卖给新老板以获得职业晋升，所以他收获了一个响亮的外号：“倒戈将军”，指他对旧主高达九次的倒戈频率让人不服不行。冯玉祥在来回折腾的过程中，以从陆建章那里继承过来的北洋军为核心班底，又掺入地方杂牌民军的元素，建成西北军，称雄西北。地位：搅局或者压垮骆驼的那一根稻草门下核心弟子：宋哲元、张自忠、杨虎城……战斗力：中等偏下，武器装备跟不上，还有很多士兵只能用大刀砍人，还好冯将军请武林高手马凤图为这些用刀的士兵定制了一套武功，增强战斗力。这是一套刀法，叫“破锋八刀”。势力大致分布：内蒙古一部、甘肃、宁夏、青海衰落事件：1930年的中原大战其他诸如广东军阀陈炯明、到处流窜的“盗墓将军”孙殿英、粗人事迹数不胜数的“五毒大将军”张宗昌以及四川军阀刘湘此类的人物暂且就不介绍了。虽然他们也很有名，但绝大多数人连一个省都控制不了，总是依附于其他大军阀混日子，所以这些人物就等大戏演到他们那里时再邀请他们出场好了。参赛选手终于到齐了，下面开始正式比赛。第三章皖系当国

“软蛋”黎元洪

在一个人57年的人生中，83天不过是转瞬而已，可谁能想到这短短的83天竟然定格为永远。袁世凯的死，不仅再无机会洗清自己“窃国大盗”的恶名，也引发了一个最迫切的问题：由谁来继任袁大总统空出的职位？要论实力，北洋二号人物皖系掌门段祺瑞当仁不让。若按照约法——副总统接任大总统，或按照名分——袁世凯遗嘱令黎元洪接任，由黎元洪接任总统，远比段祺瑞名正言顺。此刻的段祺瑞同志，思想斗争也很激烈。面对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十分踌躇：到底是不讲道理——乘势拿下，还是讲道理——拱手让人？段祺瑞心里清楚：论实力，自己完全可以强登总统之位；但是，若强行上位，非但护国军不答应（此时护国军一方还没有同意谈和），冯国璋也未必会让自己如愿。既然如此，倒不如顺水推舟，让没有实力的黎元洪做个名义上的大总统，实权则由自己掌握，还可以落个顾全大局的好名声，何乐而不为？既然老段想通了，事情就好办多了。1916年6月7日，被袁世凯软禁了近三年的黎元洪终于逃出囹圄，正式出任中华民国第二任大总统。随后，黎大总统投桃报李，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国务总理相当于内阁总理，只是换了一个说法而已。新领袖段总理一上台，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袁世凯的总统制政体改回到民国初年的内阁制政体。段总理这么做不是因为他高风亮节，而是因为有两个理由必须这样做。一方面，护国军以及孙中山要求北京政府必须恢复《临时约法》，恢复国会，组织新内阁，要不然他们就继续闹独立，不归附中央。一句话，一切都要回到民国初年，即不点名地要求实行内阁责任制。另一方面，内阁责任制对段祺瑞很有利。内阁制下，内阁总理说了算，只有少数事情需要总统签章。既能让南北停战一统，又能得到实惠，还有什么理由不改？于是段总理一上台，在高呼同意内阁制、恢复内阁制的同时，又顺道霸占了一个职位——内阁中的陆军总长。段祺瑞对于掌握军权的陆军总长一职向来是当仁不让。内阁制恢复以后，各省取消了独立，护国战争到此结束，老百姓盼望的和平日子又到来了。在这皆大欢喜的时刻，两位伟大的斗士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们二位是湖南人黄兴和蔡锷。42岁的黄兴于10月31日、34岁的蔡锷于11月8日离民国而去，两位均国葬于湖南长沙岳麓山。苍松翠柏伴青史，苍天含泪悼英魂。他们的英灵、他们的奋斗精神绝不会随岁月远去！……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聪明如黎元洪大总统也不能免俗。黎大总统上台不久，就办了一件实事：狠抓精英教育。他大胆起用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出任当时全国最好的大学——北京大学校长。随即，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梁漱溟等百年难遇的学界大师齐聚北大，一时间群星璀璨，揭开了以“民主”和“科学”为主题的新文化运动的序幕。尽管黎大总统为伟大的新文化运动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但他的心情依然快乐不起来，因为有人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他的痛苦之上。干这种缺德事的人，就是他的克星——段祺瑞和徐树铮。1916年的下半年，是段祺瑞先生的幸福季节。因为从实权上讲，他坐实了中华民国武林盟主的宝座，是中华民国第一人。然而事业顺风顺水的段总理有些得意忘形，他老觉得自己有枪杆子撑腰，完全不把黎总统放眼里。尤其是在国家大事上，段总理既不在事前向黎总统请示，也很少在事后跟黎总统汇报，视对方如摆设。段总理的手下也有样学样，尤其是“嚣张先生”徐树铮，完全不正眼瞧黎总统，只拿对方当盖章机器。有一次，徐先生拿着阎锡山先生的一份人事变动文件让黎总统盖章。黎总统只不过觉得有几个人名比较陌生，便随口问了几句。这下可惹到了徐先生，在他看来，黎元洪无疑是在质疑段祺瑞和他的决定。徐先生一不高兴就爱耍嚣张，于是根本不顾组织纪律，训斥道：“你只用负责盖章，不必管那么多！”黎总统当即气得脸色发白，血气上涌。不知道事后有没有吐血。虽然黎总统在北京孤家寡人，无兵无将，权力也没有段总理大，看起来似乎只能装孙子了。但凡事都有个度，不能太过嚣张，兔子惹急了都咬人。再好的脾气也不能忍受此种屈辱。逐渐地，总统府与国务院之间的暗斗变成了明争。一场著名的权力斗争——“府院之争”就此揭开序幕。府院之争俗话说得好，皇帝不急太监急。所以，太监往往要比皇帝更着急。毕竟为

主任吃了一惊，这么说你也失明了，他问；完全失明了；不过，还可能是巧合，可能实际上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传染；我同意，还没有证实确有传染，但现在的情况不是我和他分别在自己家里失明，我们并不是没有见过面，他失明了，来到我的诊所，我几个小时以后也失明了；我们怎样才能找到那个人呢；诊所里有他的姓名和地址；我立即派人去；派一位医生；对，一位同事，当然；你不觉得我们应当把正在发生的情况向卫生部报告吗；我觉得目前时机还不成熟，你想想，这个消息会在公众中造成多么大的恐慌，活见鬼，失明症是不传染的呀；死亡也不传染，但我们所有人都会死；好，你先留在家里，这事由我来处理，之后我派人去接你，我想为你检查一下；不要忘记，我是为一个失明症患者做了检查而得了失明症的；还不能肯定；可以肯定，至少是相当可靠的因果关系的设想；不错，但是，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两个孤立的病例在统计学上没有意义；如果现在患者人数已多于两个；你的精神状态我理解，但我们不应当被事后可能证明为毫无根据的悲观情绪所左右；谢谢；我会再和你谈的；再见。半小时以后，医生刚刚在妻子的帮助下笨拙地刮完脸，电话铃响了。是医疗部主任打来的，但现在他声音变了，我们这里有个小男孩，也是突然失明，说眼前一片白色，他母亲说昨天带儿子到你的诊所去过；我猜那男孩左眼斜视；对；毫无疑问，就是他；我现在开始担心，情况确实严重；卫生部呢；对，当然，我立即与医院领导谈话。三个多小时以后，医生和妻子正在默默不语地吃着午饭，医生用餐叉摸索着被妻子切成小块的肉，这时候电话铃又响起来。妻子走过去接，马上又回来了，得你去接，卫生部打来的。妻子扶着他站起身，把他领到书房，把话筒递到他手里。交谈时间很短。卫生部想知道头一天到他的诊所看过病的患者都是哪些人，医生回答说，病历上有那些人的姓名，年龄，婚姻状况，职业，住址等全部资料，他最后还表示愿意陪同有关人员去取病历。对方的回答非常刺耳，我们不需要。接着，对方换了人，电话里的声音变了，下午好，是部长在说话，我代表政府感谢你的热心帮助，我相信，由于你及时提供情况，我们能控制局势，但请你留在家里。最后这几个字的口气表面听来很客气，但显然是在下达命令，不容置疑。医生回答说，好，部长先生，可是对方已经把电话挂了。几分钟以后，电话又响了。是医疗部主任打来的，他说话声音有些紧张，结结巴巴，我刚刚知道，警察得到消息，有两个人突然失明；是警察失明吗；不是，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警察在街上遇到那个男人时他正大声喊着他瞎了，女人是在一家酒店失明的，好像与床上的风流事有关；应当了解一下他们是否也是我的病人，你知道他们的名字吗；警察没有告诉我；卫生部已经和我谈过了，他们要去我的诊所取病历；情况真复杂；谁说不是呢。医生放下电话，举起手捂住眼睛，仿佛想保护它们不受更厉害的疾病侵袭，最后他瓮声瓮气地叹息一声，我真累啊；睡一会儿吧，我带你到床上去，妻子说；没有用，我睡不着，再说，今天还没有结束，一定还会出事。快到六点钟的时候，电话铃最后一次响了。医生正坐在旁边，他拿起话筒，喂，是我，他聚精会神地听着对方说话，直到挂断电话时才轻轻点了点头。是谁呀，妻子问道；卫生部，半小时之内有辆救护车来接我；你已经料到会这样吧；对，大概如此；他们要把你送到哪里去呢；不知道，估计是医院吧；我去给你准备箱子，挑出要带的衣服和内衣；这不是去旅行；我们还不知道去干什么。妻子小心地把他扶到卧室，让他坐在床上，你安静一会儿，其他事我来做。他能听见妻子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的声音，打开又关上抽屉和衣柜的声音，拿出衣服叠好装进放在地板上的箱子里的声音，但他看不见，除了他的衣服，妻子还往箱子里装了几条裙子和几件女式衬衫，两条裤子，一件连衣裙和一双只有女人才能穿的鞋子。医生曾模模糊糊地想到，用不着带那么多东西，但他没有说什么，因为现在不是谈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的时候。传来锁箱子的声音，随后妻子说，准备好了，救护车该来了。她把箱子搬到靠近楼梯的门口，丈夫要帮忙，说，让我来帮你搬，这事我还做得了，还没有残废到那种程度，但妻子不让他动手。之后两个人就坐到沙发上等着。他们手拉着手，医生说；不知道我们要分开多长时间；她回答说，你不用担心。等了近一个小时，门铃响了，妻子站起来去开门，但楼道里一个人也没有。她又去接楼内对讲机，很好，他马上下去；接着她转身对丈夫说，他们在楼下等着，得到明确命令不准上楼；看样子卫生部真的害怕了；走吧。两人乘电梯下去以后，她帮助丈夫走下最后几级台阶，把他扶上救护车，又回到台阶上把箱子取来，独自搬上救护车，往里边推了推，最后自己也上了车，坐在丈夫旁边。坐在驾驶座上的救护车司机表示不满，我只能把他带走，这是命令，请太太下车。妻子不动声色地回答说，把我也带走吧，我刚刚失明了。4这个建议是由卫生部长本人提出的。虽说它并非无可挑剔，但从各个方面来看都是个好主意，既考虑到了单纯的卫生问题，也考虑到了复杂的社会影响和政治后果。在没有弄清原因之前，或者更恰当地说，在没有弄清白色眼疾的病理学原理之前，多亏一位助手以其丰富的想象力用白色眼疾的说法代替了难听的失明症，在找到处理和治疗方法之前，但愿有一种疫苗能防止这种病例继续出现，在这之前，把所有失明者，包括与其有肉体接触或直接联系的人，通通收容起来并加以隔离，以防进一步传染，而传染一旦出现，病例就会成倍增加，类似于数学上常说的，按几何级数递增。Quoderatdemostrandum，卫生部长总结说。用所有人都能听懂的话来说，就是对那些人强制执行隔离检疫，这是从霍乱和黄热病时代流传下来的古老做法，即感染者或者受传染者的船只必须远离海岸四十天，以观后效。以观后效，这是部长的原话，听起来用意深刻，其实是因为一时找不到其他词而显得故弄玄虚，后来他更准确地解释了自己的想法。他的意思是说，既可以是四十天，也可以是四十个星期，或者四十个月，甚或四十年，重要的是那些人不得从隔离区离开。部长先生，现在该决定把他们关在什么地方了，为此事专门任命的后勤及安保委员会主席说；这个委员会负责运输和隔离那些患者并为他们提供给养；眼下我们有哪些地方可供选择，部长问道；有一所精神病院空着，正等着派用场，有几座军事设施因为最近的军队整编而弃置不用，有一个工业品市场已经提前竣工，还有一个不知道什么原因正处于破产的超市；你的意见呢，这之中哪一个更符合我们的需要；就安全性而言，兵营条件最好；那当然了；但有一点不合适，就是军营太大，看管关进去的人既困难又费钱；我注意到了这一点；至于超市，可能会出现种种法律方面的障碍，有合法不合法的问题需要考虑；那么，工业品市场呢；部长先生，至于这个市场，我认为最好不予考虑；为什么；因为工业界肯定不会高兴，他们在那里的投资数以百万计；这么说就只有精神病院了；对，部长先生，精神病院；那么，就定在精神病院吧；另外，从各方面看，精神病院条件最好，除了四周有围墙围得水泄不通之外，还有一个有利之处，就是它由两排房子组成，一排供真正的失明者居住，另一排可以住被怀疑受感染者，两排房子中间有块地方，姑且称为无人地带，那些在被看管期间失明的人可以穿过无人地带和已经失明的人住到一起；我看这里有个问题；什么问题，部长先生；那样的话我们必须派人指挥他们转移，而我想我们难以找到志愿者去做这种事；部长先生，我想没有这个必要，你说说看；如果一个被怀疑受感染者失明了，当然，这迟早会发生，那么请部长先生相信，其他人，就是那些还能看得见的人，马上就会把他赶出去；说得对；同样，如果一个已经失明的人想换地方，他们也绝不会让他进去；想得好；谢谢，部长先生，那么我们可以开始行动了吗；好，你可以放手去干了。委员会立即全速高效地运作起来。天黑之前，他们已经找到了已知的全部失明者，还有一些可能的受感染者，至少是在这次特别对失明者所在家庭和行业进行跟踪调查的闪电行动中确定并找到的可能受感染者。首先被送到闲置的精神病院的是医生和他的妻子。精神病院由士兵守卫，大门开了一条缝，放他们进去之后立即关上。从院子的大门到房子的正门拉上了一条粗绳子作为扶手。你们往右边走走，那里有条绳子，用手扶着绳子往前走，一直往前，走到台阶，台阶共六级，一位士兵告诉他们。进了建筑物内之后绳子一分为二，一股往左，另一股往右，军士大声喊着，注意，你们在右边。医生的妻子一面拖着箱子一面领着丈夫朝离门口最近的那间集体宿舍走去。这间屋子很长，像古代的病房一样，里边放着两排床，床本来上了一层灰色油漆，但现在早已开始剥落。被子床单和毯子也是灰色的。妻子把丈夫领到宿舍最里边的一张床上坐下，对他说，你不要离开，我出去看一看。还有几间宿舍，又窄又长的走廊，大概是原来医生们用的一些办公室，一个劣等饭食的气味尚未散尽的厨房，一个摆放着锌面桌子的大食堂，另外还有三个单人间，离地两米高的墙面从下及上塞了一层棉絮，再往上直到屋顶钉上了一层软木板。房子后面有一道废弃的围栅，围栅旁边的树木早已无人照料，树干的皮仿佛被人剥掉了。到处垃圾狼藉。医生的妻子回到宿舍里，看到一个半敞着的衣柜中有几件精神病患者穿的拘束衣。她来到丈夫身边，问道，你能想象他们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来了吗；我想象不出来；她刚要说是一座精神病院，丈夫却先开口了，你没有失明，我不能让你留在这里；对，说得对，我没有失明；我要请求他们把你送回家，告诉他们你欺骗了他们，为了和我在一起而欺骗了他们；没有用，他们听不见你说话，即便听到了也不会理你；可是你看得见呀；暂时看得见，但完全可以相信，说不定哪一天我也会失明，也许在一分钟之内；你走吧，求求你了；不要再固执己见了，再说，士兵们也不会让我迈下台阶一步；我不能强迫你；是啊，亲爱的，不能强迫我，我留下来帮助你，帮助以后进来的其他人，可是你不能告诉他们我看得见；其他人，什么其他人；你肯定不会认为只有我们是这样的吧；这简直太疯狂了；大概是吧，我们这不是在精神病院吗。其他失明者是一起到的。他们在各自的家里一个接一个地被抓到，头一个是丢了汽车的人，随后是偷汽车的人，还有戴墨镜的姑娘，斜眼男孩有所不同，母亲带他去医院，他是从医院被带走的。母亲没有和他一起来，因为那女人不像医生的妻子那样机灵，没有失明也说自己瞎了，她是个普普通通的女人，不会说谎，即便谎话对自己有利。他们跌跌撞撞地走进宿舍，这里没有绳子可扶，手便在空中摸索着，他们必须以痛苦为代价学会生活。小男孩一边哭一边喊妈妈，戴墨镜的姑娘在安慰他，你妈妈很快就来，很快就来。因为戴着墨镜，那姑娘可能失明了，也可能没有。其他人的眼睛东张西望，但什么也看不见，而姑娘戴着那副眼镜，嘴里还说着很快就来，很快就来，仿佛她真的看见那失魂落魄的母亲正从门外走进来。医生的妻子把嘴凑到丈夫耳边小声说，进来了四个人，一个女人，两个男人，还有一个小男孩；两个男人长得什么样子，医生低声问；妻子把他们描绘了一番；医生说，这个我不认识，另一个嘛，根据你说的长相，完全像到诊所去过的失明者；小男孩是斜眼，那女人戴着墨镜，好像长得还算漂亮；这两个都去过诊所。因为各自都在忙着寻找自己认为安全的地方，盲人们没有听见医生夫妇的谈话，大概以为除了他们便没有别人，再说刚刚失明不久，听觉还没有灵敏到超过正常人的程度。最后，好像谁都不肯舍弃一个有把握的地方而另找一个心里没有底的地方，于是都坐到自己撞到的床上，结果两个男人挨得很近，但他们并不知道。姑娘还在小声安慰男孩，不要哭，你会看到的，妈妈不会耽搁太久。随后是一阵寂静，这时候医生的妻子说话了，声音很大，宿舍最外边的大门旁也能听到，我们这里是两个人，你们呢，几个人。忽然冒出的喊声让刚到的人们吓了一跳，但两个男人都没有吱声，那个姑娘答话了，我想我们一共是四个，这里有我和这个小男孩；还有谁，其他人为什么不说话呀，医生的妻子问道；我在这儿，一个男人嘟嘟嚷嚷的声音，好像费了很大劲才说出口；还有我，又是个男声，满心不快的样子；医生的妻子心里暗想，看样子他们似乎害怕互相认识。她看到此时这两个人眉头紧皱，神情紧张，伸长了脖子，好像在闻什么气味，但奇怪的是，他们的表情相似，威胁中都带有恐惧，只是一个人的恐惧和另一个人不同，威胁的神色也各异。他们之间发生过什么事情吗，她想。这时候传来一个响亮而生硬的声音，听口气出自惯于发号施令的人之口。原来声音来自他们进屋时经过的门上的一个扩音器。注意，这个词一连重复了三遍，然后开始讲话，政府为不得不强行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感到遗憾，此举是为了全面保护公众，因为眼下我们似乎正在经历一场类似失明症的瘟疫，我们暂且称之为白色眼疾，鉴于它可能是一种传染病，鉴于我们遇到的不仅仅是一系列无法解释的巧合，为了制止传染蔓延，政府希望所有公民表现出爱国之心，与政府配合。已经患病的人住在一起，与患病者有过接触的人住在另一个地方，虽然分开来住，但相距很近，这一决定是经过慎重考虑之后才作出的。政府完全意识到所负的责任，也希望这一通知的受众都是守法的公民，同样担负起应负的责任，抛弃一切个人考虑，你们要认识到自己被隔离是一种支援全国的行动。现在，我们要求大家注意听以下规定。第一，电灯会一直开着，任何按开关的企图都无济于事，开关不起任何作用，第二，在事先未获允许的情况下离开所在的大楼意味着立即被击毙，第三，每个宿舍都有一部电话，只用于向外面要求补充卫生和清洁用品，第四，住宿者手洗各自的衣物，第五，建议每个宿舍选举其负责人，这一项只是建议，不是命令，住宿者可以按其认为最好的方式组织起来，只要遵守以上规定和我们以后陆续公布的规定，第六，每天三次我们会把饭盒送到门口，放在门的左右两边，分别给患者和受传染者，第七，所有剩余物品应通通焚烧，除了剩饭之外，这里所说的剩余物品还包括饭盒盘子和刀叉勺等餐具，这些都是用可燃材料制造的，第八，焚烧应在该大楼的天井或者围栅旁边进行，第九，焚烧产生的一切不良后果由住宿者自行承担，第十，如若发生火灾，不论是偶然起火还是有人故意纵火，消防人员皆不予救援，十一，如若内部出现疾病骚乱或者殴斗，住宿者不应指望任何外界介入，十二，如若有人死亡，不论死因为何，均由住宿者在围栅旁掩埋尸体，不举行任何仪式，十三，患者们所住房子与受传染者们所住房子之间的联系必须在大楼中间地带进行，就是你们进去时走过的地方，十四，受传染者一旦失明，必须立即转移到失明者所住的房子里去，十五，本通告在每天同一时间播送一遍，以便让新来的人知道。政府和全体国民都希望你们履行自己的义务。晚安。刚刚安静下来，就听到小男孩那清脆的声音，我要妈妈，但这句话说得毫无表情，活像一台自动复读机一句话说了一半后停止运转，现在剩下的又不合时宜地冒了出来。医生说，我们刚才听到的命令说得清楚明白，我们被隔离

古睦邻友好，虽然这些年产生了一些矛盾，但秦国仍然是晋国最重要的邻居，是我们必须妥善对待的大国。如果我们拥立公子雍，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第一，拥护善良的人，有利于加强晋国的团结；第二，侍奉年长的人，顺理成章，符合伦常；第三，拥戴先君宠爱的人，是孝顺的表现；第四，我们可以借此机会与秦国恢复友好关系，有利于晋国的国家安全。诸位君子，我们之所以胆敢违背主公的遗言，抛弃年幼的大子而寻求拥立年长的公子，是因为晋国正处于最严峻的时候。如果拥立公子雍，我们就是拥立了一位善良、成熟、受先君宠爱、与邻为善的领导人，他必定可以带领我们重树信心，奋发图强，救晋国于危难之中！”赵盾所说的“先君”，是指晋文公。公子雍是晋文公的儿子、晋襄公的同父异母弟弟，此时在秦国担任亚卿的职务。亚卿具体是个什么官位，现在无从细考。但可以肯定，亚卿既然是“卿”，地位当在普通的大夫之上，至少已经是进入了政治局的人物。问题是，晋文公的儿子为何会在秦国担任亚卿？笔者大胆推测，有两种可能性：其一，晋文公称霸天下，与中原各国建立了同盟。根据当时的习惯，晋国与各国互相遣子入质，以增进互相之间的信任和感情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公子雍被送到秦国当人质，而且担任了秦国的亚卿。晋文公死后，秦晋反目，公子雍已经在秦国生活和工作了多年，与秦穆公及其继承者秦康公都保持了非常好的私人感情，受到他们的信任。其二，如前所述，自晋献公年代以来，晋国就有驱逐“群公子”的传统。晋文公在确立晋襄公的大子地位后，也主动将晋襄公的异母兄弟一一打发到国外去谋生，以确保晋襄公的地位不会受到兄弟们的威胁，公子雍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送到秦国的。在晋文公年代，秦国是晋国最重要的盟国。公子雍被送到秦国，应该说是受到了晋文公的特别关注。赵盾说公子雍受到先君的宠爱，是有根据的。与之相比，晋襄公的另一位异母兄弟公子乐的待遇就差很多，他被送到陈国，过着默默无闻的日子。赵盾的主张遭到中军副帅狐射姑的反对。狐射姑提出，与其立公子雍，不如立公子乐。理由是：“公子乐的母亲辰嬴受到两任国君的宠爱，立她的儿子为君，民众肯定会接受。”根据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子以母贵。狐射姑提出的这个理由，不是没有道理，但是立论的依据有问题，受到赵盾的猛烈抨击。赵盾说：“辰嬴嘛，地位相当低贱，在先君的小妾里排名第九，她的儿子能有什么分量啊？至于说辰嬴受到两任国君的宠爱，就更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体了。想想看，侍奉过两位丈夫，那不是淫乱么？而公子乐作为先君的儿子，没有被派到秦、齐、鲁、宋这样的大国，而是被派到陈国这样的小国，可见先君不喜爱他。母亲淫乱，儿子失宠，哪来的威信？陈国又小又远，不能成为其外援，他以什么作为后盾？”关于辰赢的身份，在历史上有些模糊。一般的看法是，辰嬴就是曾经嫁给晋怀公、后来又改嫁晋文公的怀嬴，因此说她受到两任国君的宠幸。但是，从赵盾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辰赢的身份相当低微，在晋文公的小妾中仅仅排名第九。而怀嬴呢，晋文公从秦国回国，当上国君之后，没过多久就将怀嬴迎到晋国，确立了她的第一夫人地位。这样一位怀嬴，当然不是排名第九的小妾，而是排名第一的正妻，也就是在殽之战后，要晋襄公放走秦国三帅的文嬴无疑。辰嬴究竟是谁？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她是怀嬴的姐妹。让咱们来“八卦”一下晋文公的家事。前面说过，当年晋文公流亡到秦国，秦穆公一股脑儿将五个女儿嫁给他，其中就包括怀嬴。怀嬴是主打产品，其余四位是陪嫁。秦穆公为什么对晋文公这么大方呢？因为他比较内疚，怀嬴虽然是他最喜欢的女儿，但是已经嫁过一次，而且是嫁给晋文公的亲侄子公子圉。换句话说，秦穆公卖给晋文公的，是个回收后翻新的产品。谁在商店里买到个二手货都会不高兴，晋文公也不例外。为了弥补晋文公的不快，所以秦穆公又主动将公族的四个女儿作为赠品一并嫁给了晋文公。辰嬴就是赠品之一。辰嬴给晋文公生了一个儿子，也就是公子乐。晋文公死的时候，她正当如狼似虎的年龄，难免又被晋襄公盯上，一不小心就给“烝”了，所以狐射姑说她受到两任国君的宠幸。以上八卦，纯属臆断，姑妄听之。回到那天的会议上。赵盾先是将辰嬴批得体无完肤，转而夸奖公子雍的母亲杜祁：“杜祁本来深受先君宠爱，在先君的女人中应当排名第二。但是她深明大义，因为偪（bī）姞（晋襄公的母亲）为先君生了世子，她就主动让位于偪姞。因为季隗是狄人部落来的女人，考虑到国家要与狄人搞好关系，她又主动让位于季隗。一让再让，所以她在先君的女人中才屈居第四。先君因杜祁的贤德，对她的儿子公子雍也特别关爱，将他送到秦国，现在已经做到亚卿了。秦是大国，又是近邻，是公子雍的强大后援。母亲深明大义，儿子受到宠爱，足以在民众中树立威信，咱们有什么理由不拥立公子雍？”公堂之上的唇枪舌剑，显然是赵盾占了上风。会议之后，赵盾马上派先蔑、士会二人为代表，到秦国迎接公子雍。狐射姑不甘示弱，也派人到陈国去迎接公子乐。自“夷之蒐”以来，狐赵两家的矛盾不断激化，至此终于到了公开决裂、私下对抗的地步。作为两家斗争的第一个牺牲品，公子乐在回国途中，被赵盾派出的刺客暗杀。第二个牺牲品是阳处父。狐射姑深恨其在“夷之蒐”后强迫晋襄公将中军元帅改任为赵盾，而且知道阳处父为人高调，虽然是“赵党”的核心成员，但是实际上没有几个知心朋友，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同年九月，狐射姑派续简伯公然刺杀了阳处父。同年十月，晋国为晋襄公举行了国葬。这件大事办完之后，狐赵之争趋于白热化。阳处父的死虽然没能让赵盾流下一滴眼泪，但是无疑为他提供了打击狐射姑的口实。同年十一月，赵盾以谋杀罪逮捕续简伯，判以死刑。斗争的主动权逐渐被赵盾抓在手里。续简伯被杀之后，狐射姑失去了自己的左膀右臂。他审时度势，判定局势对他不利，只身出逃到狄人部落。从《左传》的记载来看，狐射姑这次出逃，是没有任何准备的，连妻子儿女都没有带。可见，当时赵盾已经将他逼到绝路，否则他也不会如此仓皇。“夷之蒐”是晋国历史上最富戏剧性的事件之一。在“夷之蒐”中，狐射姑一度当上中军元帅，而赵盾担任他的副手。狐赵两家的矛盾在那时就露出了苗头。狐射姑利用统帅的身份，当着全军的面狠狠地批评了一位叫做臾骈的中级军官，将他骂得狗血淋头。臾骈是赵盾的家臣。狐射姑批臾骈，实际上是打狗给主人看，故意不给赵盾面子。赵盾当时不动声色，等到打败狐射姑，他就给了臾骈一份差使——护送狐射姑的家属前往狄人部落与他团聚。政治斗争是残酷的。胜利者得意洋洋，而失败者往往家破人亡，甚至连旁系亲属都不能幸免。赵盾获得压倒性的胜利之后，不但没有为难狐射姑的家属，反而让他们与狐射姑团聚，确实体现了非同一般的雅量。然而，他派臾骈而不是别人负责这件事，又难免让人怀疑他存心不良。事实上，臾骈在接到任务后，他的手下人都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向他建议，在路上将狐家人统统杀掉，以报被羞辱之仇。臾骈是个头脑很清醒的人，他对手下说：“你们不可以乱来！我听说，有恩于人，不应期盼他的儿子有所报答；有仇于人，也不应该将这种仇恨延及到他的子孙——这是忠诚之道。今天的事情，是主人（赵盾）要施恩于狐家，我如果因为主人的信任而公报私仇，岂非不忠？况且，利用别人的宠信和力量而报仇，不是勇敢的行为。为了一时之快而使得别人看不起我，乃至仇恨我，也不理智。如此不忠，不勇，不智，我还有什么资格侍奉主人呢？”于是，臾骈亲自保护狐射姑的家属和财物，一直平平安安地送到边境才回来。【铁血首相赵盾的两三事】关于赵衰与赵盾父子，我们可以用一个简短的故事说明他们之间的区别。公元前620年，狄人入侵鲁国的西部边境，鲁文公向晋国求援。赵盾想起昔日的同僚和政敌狐射姑正好在狄人部落，于是派人到狄地找到狐射姑，请狐射姑代为在狄人部落和鲁国之间进行斡旋。狐射姑将赵盾的意思转达给了酆（fēng）舒（时任狄人部落的首席执政官，其职务类似于中原诸国的卿或大宰），酆舒对晋国的建议笑而不答，转而问了狐射姑一个问题：“赵衰、赵盾父子，谁更有德有能？”狐射姑的回答话中有话，很有意思：“赵衰是冬天的太阳，赵盾是夏天的太阳。”冬天的太阳温暖而使人舒适，夏天的太阳猛烈而让人生畏。狐射姑一句话，赵氏父子的脸谱跃然纸上。值得一提的是，狐射姑因与赵盾争权而流亡狄地，赵盾仍使人送其家属与其团聚，可见赵盾为人刚猛，却不失绅士风范。正因为此，赵盾请狐射姑代为斡旋的时候，狐射姑也是欣然领命，甘愿受其驱使。政敌之间如赵、狐二人般互相尊重，是值得称道的。前面说过，狐赵之争的焦点问题是：应该立公子雍还是公子乐？现在公子乐死了，狐射姑又流亡在国外，公子雍当国君的障碍基本扫清，应该没有太多的悬念了。而此时在秦国，秦康公对公子雍回国继承君位这件事持支持而审慎的态度。秦康公的母亲穆姬是晋献公的女儿、晋文公的异母姐姐，因此从血统上讲，秦康公有一半晋国血统，他与晋文公是甥舅关系，与公子雍则是表兄弟。对于晋国人的朝三暮四，秦康公有相当清醒的认识，他在送别公子雍的时候说：“当年令尊（晋文公）自秦国回到晋国，因为没有强大的卫队，所以才有吕、郤之难。我不想您赴令尊的后尘。”于是给公子雍增派一支步兵，充当他的近卫队。所谓吕、郤之难，是指当年晋文公回到晋国当上国君，晋惠公的旧臣吕甥、郤芮阴谋放火焚烧公宫谋杀晋文公一事。当年秦穆公帮助晋文公回国，身为大子的秦康公亲自参与了护送行动，经历了那段历史。有诗为证：“我送舅氏，曰至渭阳。”（《诗经·秦风·渭阳》）后人考证，诗句中的“我”即为秦康公，“舅氏”则是晋文公。然而，秦国人的考虑再周密，比不上晋国人的变化之诡秘。就在秦国军队护送公子雍朝着晋国进发的时候，赵盾突然改变主意，推翻自己一直坚持的主张，决定拥立大子夷皋。这是一次政治上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好比一辆时速两百公里的法拉利跑车在高速公路上突然调头，把大伙儿都弄懵了。众所周知，赵盾为了说服大家拥立公子雍，不但大张旗鼓地宣传公子雍的好处，甚至连公子雍的母亲都被他捧到了天上。是什么原因使得他改弦易辙，硬生生地收回十二成功力，转而拥立乳臭未干的夷皋呢？因为一个女人。这个女人不是别人，正是晋襄公的夫人，也是夷皋的母亲，在历史上被称为穆嬴。自从晋襄公死后，晋国的群臣就一致将夷皋排除在视线之外。对于年幼无知的夷皋来说，这本来是件好事。因为我们前面说过，将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推上君主的宝座，等于让他坐上电刑椅，通电只是迟早的事——奚奇和卓子就是前车之鉴。但是，这把尊贵的电刑椅是如此具有诱惑力，使得孩子的母亲出于对孩子的爱，仍然前仆后继地将无辜的孩子推向它。数十年前骊姬的悲剧显然没给穆嬴带来任何心理阴影，她使尽了浑身解数，要替自己的儿子争回失去的权利。穆嬴有什么手段呢？别忘了，她是一个女人，她可以闹。每天早上，绛都城里诸位大臣都跑到公宫里上朝。晋国的朝臣们，勤政是出了名的。国家的主君虽然暂时空缺，但是在中军元帅赵盾的领导下，大伙儿都不敢有半点马虎，天没亮就起床，整顿仪容，吃个简单的早餐，驾着马车就往宫里跑，风雨无阻。跑到朝堂上一看，先君夫人穆嬴已经抱着孩子在等着他们了。等到诸位大臣都到齐了，穆嬴就清清嗓门，先用极其高亢的女高音干哭三声：“啊——”这叫先声夺人，也叫起兴，一下子把大伙的注意力吸引过来，然后转入主题：“先君有什么罪过哟？先君的儿子又有什么罪过哟？你们这些大臣，受到先君的信任，却抛弃了他的儿子，跑到国外低三下四地求人家当国君，打算置我们母子俩于何地啊？”穆嬴半哭半唱，唱完这段台词，又是一阵大哭，直哭得梨花带雨，惊天地泣鬼神。列位大臣一边听穆嬴哭唱，一边商讨国家大事，心里甭提多别扭了。在穆嬴的哭唱中处理完政务，大伙都松了一口气，赶快离开朝堂，回到家里享受半天的清静。但是，对于赵盾来说，烦恼还没有结束。穆嬴除了在朝堂上哭，还要抱着孩子跟着赵盾回家继续哭。她给赵盾磕头说：“先君将这无辜的小孩托付给您，说‘这孩子如果有出息，我感谢你的关照；如果没出息，我唯你是问。’现在先君虽然不在人世，其言犹在耳边，您竟然将这孩子抛弃，究竟打算怎么面对先君呢？”赵盾与诸位大臣都感到这个穆嬴很难对付，而且她所说的那些话，没有人能够反驳。毕竟，违背先君的遗命，舍弃合法的大子，并不是一件理直气壮的事，弄不好，大伙都要在历史上留下一个“叛主”的千古罪名。当公子雍在秦国人的护送之下进入晋国边境的时候，赵盾考虑再三，将几位心腹大臣召集起来，秘密商定，要遵从晋襄公的遗命，立夷皋为君。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但是，大伙儿心里都有数，赵盾这样做，实际上是三重的背叛。第一，他背叛了秦国；第二，他背叛了被派到秦国去迎接公子雍的先蔑和士会；第三，他背叛了公子雍。或许，我们还应该加上一条，他同时也背叛了自己。赵盾为什么会来这么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表面上看，是因为穆嬴这个女人。《左传》和《史记》的记载也基本上支持这一观点。然而，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事情也许并不那么简单。《左传》上说，“穆嬴日抱大子以啼于朝”，是从晋襄公刚死的时候就开始了的。大臣们被她整得心神不宁，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赵盾迟不感动，早不感动，一直等到狐射姑出逃到国外才感动，显然不是因为穆嬴，而是有其他原因。“夷之蒐”后，赵盾成为晋国自君主以下第一人，风头完全盖住了担任中军副帅的狐射姑。但是，狐射姑家族的势力仍然很强大，狐射姑本人也对赵盾很不服气。放眼晋国，狐家是唯一能与赵家抗衡的家族，狐射姑也就成为了赵盾的眼中钉，以赵盾这种“夏天的太阳”的性格，当然是必欲除之而后快。所谓迎立君主之争，可以理解为赵盾一手策划的阴谋。本来，按照晋襄公的遗命，大子夷皋继承君位是理所当然的事，不应该产生分歧。但是，赵盾意识到，他可以通过这件事来做文章，先引蛇出洞（好熟悉的政治术语），诱使潜在的政敌跳出来反对他，然后再予以狠狠打击。当赵盾提出，夷皋年龄太小，不堪大任，应当迎立公子雍为君，狐射姑果然应声而出，和赵盾唱反调。结果短短的几个回合，赵盾就将狐射姑打得落荒而逃，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的问题。作为一手遮天的权臣，赵盾难道真的希望公子雍来当他的主子？当然不是。正如他自己所说，公子雍深受晋文公喜爱，在晋国朝野有相当高的号召力，而且为人仁厚，又在秦国为官多年，有丰富的从政经验，还有强大的秦国作为其后援——这样一位公子雍，如果当上晋国国君，岂是赵盾能够摆布和左右的？其实赵盾心目中的理想主人，恰恰是嗷嗷待哺的大子夷皋。公子雍不过是赵盾的一颗棋。利用这颗棋，他成功地赶走了自己最大的政敌狐射姑。而当公子雍即将回国的时候，他又把穆嬴这个女人作为借口，转而反对公子雍上台。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今天发动全国人民祝你永远健康，明天就打成叛徒内奸，古往今来，只有最高明的政客才能做到这一点。在赵盾的指挥下，晋国大军自绛都出发，前往令狐。除了上军元帅箕郑留

，以此有名诸生间。而对二张——张溥、张采——来说，建立应社则是为了某种与之不甚相同的需要。由于对江南文学界其他领袖人物浅薄的教学及晦涩的文风早已深感不满，张溥、张采二人自初就互相勉励，发愤求知，追求对文学与哲学的更为深入的理解。早在1623年，张采就搬进了娄东张溥的书斋。此时，两人又一起鼓动杨彝，为应社起草了一份社约，以保证所有成员共同针对谈禅说“空”的盛行，来澄清义理，并坚持对文学的衰落提出恰当的评论。这就是最早的47名应社成员在盟主周钟带领下立下的誓言。为了实现这一誓言，应社又大力吸收新成员，并出版经典注释及其文集。然而，和江南其他许多文社一样，应社很快也卷入了以东林党同魏忠贤的斗争为中心的政治旋涡。特别是1626年，当魏忠贤的爪牙企图逮捕带头抨击阉党的原吏部官员周顺昌时，应社成员竟参加了苏州的暴动。明朝末叶，士大夫常常卷入市民的反抗运动。在江南各城镇中，下层士人、商贾子弟、差役小吏、歌女娼妓，以及充斥市场一切角落的摊商小贩之间，有众多的联系。当其利益受到外人特别是奉命前来统治他们的官吏威胁时，这些市民就会迅速作出反应。1567年，常州首先爆发了生员与市民反对当地官府的骚乱。从此，反对贪官污吏和横征暴敛的市民抗议风潮便此起彼伏，接连发生。朝廷将这种骚乱归咎于民风浇薄，尤其是缺乏对权威的敬畏。迩来习竟浇漓，人多薄恶，以童生而殴辱郡守，以生员而攻讦有司。非毁师长，连珠偏布于街衢；报复仇嫌，歌谣遂锓于梓木。1587年，抗议风潮经短暂平息之后又再次兴起。在当时人看来，这似乎意味着某种转折。也许是由于当时江南正闹水灾，反“贪官污吏”的呼声比以往更为高涨了。在苏州、嘉兴、常州、镇江、松江等城市中，青年士人带头围攻官府，辱骂当地长官及致仕大臣。时人惊呼：生员、市民“皆一时蜂起，不约而同，亦人心世道之一变也。”晚明的市民运动有两种类型。最常见的就是上述的那一种：下层阶级与生员结为联盟，反对使他们遭致剥削与贫困的上层阶级。不过，这种生员与市民的联盟，并不总是敌视官府的；他们也会声援那些保护非特权阶层之利益的地方官。其常用的手段，则是阻止朝廷将清廉正直、体恤民情的官员调走。1593年的松江暴动便是一例。当时，松江知府李侯，依法惩治了几家欺压百姓的大户，并减轻了工匠的差徭，因而得到中、下层人民的拥护。后朝廷欲将李侯调往别处，松江生员群起反对，并在所属县镇张贴抗议揭帖。结果，朝廷出兵弹压，才将李侯调走。另一种类型是城市各阶层共同联合，反对朝廷。16世纪末，江南地区形成了许多中心市场，从而使苏州、松江等大城市的核心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以这些重要的工、商、行政城市为中心，又逐渐形成了牢固的地方观念。当那些东厂特务和宦官充任的税监危及某城市人民或其正常运行的经济时，其结果多半是促使他们团结得更加紧密，甚至形成以上层士人和富商大贾为领袖、以生员和下层市民为主力的市民集团。1601年的苏州抗税斗争是如此，1626年因朝廷下令逮捕周顺昌而激起的那场著名的苏州民变，也是如此。1626年春，魏忠贤遣缇骑四出搜捕东林党人，其中包括苏州的周顺昌。消息传开后，苏州各地生员立即动员起来。在应社成员杨廷枢率领下，数千人拥至衙门，要求巡抚向天启皇帝转奏他们的请愿书，释放周顺昌。巡抚断然拒绝，请愿群众顿时“哭声动地”。如果此事只涉及周顺昌个人，他的命运只能引起为东林党的事业所吸引的青年士人的关切与帮助，那么，其他市民就不会参加这一运动。然而，以邪恶残暴著称的缇骑的出现，激怒了苏州其他市民。他们一哄而上，直捣衙门，殴打缇骑，将其中一人当场踩死，将另外几人投入河中，并且——不顾人群中一些士大夫的劝阻——继续拥至驿站，围攻御史黄尊素，撕毁了他携带的诏书，焚烧了他乘坐的官船。但暴动群众没能救出周顺昌。他被缇骑押至京师，备受酷刑而死。事后，他的朋友竟然辨认不出他那血肉模糊的遗体。暴动群众也遭到镇压。巡抚毛一鹭报告说“吴人尽反”，将为首的五人逮捕处决。他们的名字及苏州市民为纪念他们而修建的墓冢，成了正义和无畏的象征。许多亲身参加了这次民变的士大夫，则由此而扬名；那些为援救周顺昌而奋勇当先的应社社员，突然发现自己已是天下闻名的人物了。的确，1626年的苏州暴动，意味着应社正从一个文人社团向一种逐渐波及全国的政治运动转变。他们从福建、江西等省吸收了许多成员；1628年，张溥有幸作为恩贡生到北京参加崇祯帝的登基大典，遂在北京建立了应社的支部。第二年，张溥和孙淳又进一步扩大应社的活动。他们发出大量请柬，邀请各地名士至苏州聚会。应邀前来的共有674人，他们同堂宣誓，建立联盟，并将其名称定为复社（见下图）。复社系统图张溥之流自认为是承袭了东林党人的衣钵，但在政治上却小心谨慎，不敢越雷池一步。复社的誓约是模仿明太祖的宣言而来的，由若干消极保守的道德禁令组成，如不得背逆道统，不得指斥经典，不可无视圣贤等等。比誓约的内容更重要的，是这次活动的形式：一群来自全国的文人士大夫公开聚会，填写社员名册，并在张溥发向全国的公告上签名。继1629年的苏州会议后，他们又进一步开展了活动，筹集更多资金，出版新的文集，在有复社成员的各地指定或推举领袖，以协调复社的行动。复社虽然代表着一种全新的政治运动，但它只是一种联盟，而非一个政党。社员身份主要体现为每年到江南参加一次会议（1629年在苏州，1630年在南京，1632年又在苏州），而张溥收集的、附在复社公告上的社员名单，仅是会议盛况的记录。复社的成员都在各自原来的文社中继续保留资格和参加活动，并且比他们在以年会为象征的复社中的资格与活动更为直接和积极；也正是由于这些地方文社的广泛存在，复社这一更大的联盟才得以迅速形成。而且，在社员心目中占第一位的，通常仍是其原来所在的核心文社，而不是复社这样的组织。他们只是名义上的复社成员。虽然可以被动员起来围绕某个问题在更高层次上开展活动，但他们主要仍然各自属于当地的文社。复社中最著名的组织之一是松江几社。该社建于1629年，以当地大户子弟彭宾、周立勋、夏允彝、徐孚远等人为首。其中徐孚远是徐阶的重侄孙，徐阶曾于16世纪60年代任内阁首辅，后来成了江南最大的地主之一，遭到著名改革家海瑞的敌视；徐孚远还是前锦衣卫指挥徐本高的堂兄弟。然而，在思想上对几社影响最大的，是所谓云闲三子——李雯、宋征舆和陈子龙。李雯是该组织的核心人物，而真正的领袖则是陈子龙。1625年，陈子龙曾痛斥魏忠贤的一个党徒，由此在政治上名声大噪。此外，他还是著名的诗人和学者。作为诗人，他推崇古文，曾向艾南英宣布，宁愿追随王世贞，而不愿接受艾氏刻板的怪癖文风。作为学者，他和徐孚远一起编辑了著名的《皇明经世文编》（1638），力图恢复明初盛世的吏治，并将其与传统的儒学价值结合起来，以求振兴明朝的统治。

科举生涯

陈子龙等几社成员之被吸引到复社中来，除了与张溥等复社领袖有共同的基本政治观点以外，还因为由此可获得更多的乡试、会试中举的机会。关于诗文风格体裁的争论，毕竟不全是个人爱好问题。假如周钟、张溥等提倡的古文能成为考官喜爱的文体，擅长古文的复社成员在1630年的南京乡试中就会有更多的成功机会。于是，复社的这届年会被安排在这个可爱的南方城市，且正值应试生员云集之时。这些考生从南直隶各地一起涌入南京后，便开始体验一种矛盾的生活。一方面，乡试（每三年一次，阴历八月初九开考）之前的准备已经使人精疲力尽；赶考期间，又要在秦淮河北岸潮湿发霉、拥挤不堪的贡院中挨过两天三夜，这更是一种折磨了。蒲松龄曾多次乡试落榜，后以尖刻笔触描述了入闱秀才之“七似”。初入时，白足提篮，似丐。唱名时，官呵隶骂，似囚。其归号舍也，孔孔伸头，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其出场也，神情惝恍，天地异色，似出笼之病鸟。迨望报也，草木皆惊，梦想亦幻。时作一得意想，则顷刻而楼阁俱成；作一失意想，则瞬息而骸骨已朽。此际行坐难安，则似被絷之猱。忽然而飞骑传人，报条无我，此时神色猝变，嗒然若死，则似饵毒之蝇，弄之亦不觉也。初失志，心灰意败，大骂司衡无目，笔墨无灵，势必举案头物而尽炬之；炬之不已，而碎踏之；踏之不已，而投之浊流。从此披发入山，面向石壁，再有以“且夫”、“尝谓”之文进我者，定当操戈逐之。无何，日渐远，气渐平，技又渐痒，遂似破卵之鸠，只得衔木营巢，从新另抱矣。如此情况，当局者痛哭欲死；而自旁观者视之，其可笑孰甚焉。另一方面，在南京应试期间，他们又过着独居生活，无论结婚与否，都离开了自己的家庭，享受着两次备考之间短暂的悠闲轻松的气氛。剧作家孔尚任抓住了考生生活这一自相矛盾的特点，在《桃花扇》陈贞惠的一段唱词中写道：贡院秦淮近，赛青衿，剩金零粉。剧中描写的夜生活，有观剧、宴乐和郊游。在这些场合，松江或苏州学者常可遇到淮安或徐州等地的友人。陈子龙可能就是在这种场合，结识了著名徐州画家和诗人万寿祺。万寿祺的曾祖父以行医为业，祖、父皆官至御史。当其父万崇德先后在云南、京城任职，后又奉命提督辽饷之时，这个早熟的孩子在家中受到几位私塾先生的良好教育。据说，他15岁（14周岁）便能诵20余万言，五年后，即1621年，入庠为诸生。不久，其父托疾去位，出为山东按察副使。其实，这是万崇德在魏忠贤日益专权的形势下，有意率家人离开朝廷。然而山东也不安全。1622年，山东西南爆发了大规模的白莲教起义。1623年，万寿祺避难江苏淮安，与密友黄家瑞共舍。万寿祺遵从父命，拜著名学者、浙江王紫芝为师，精研经史，同时在诗、画方面亦名声日盛。1628年，万寿祺以恩贡应廷试，遂为新即位的崇祯皇帝所知，又与张溥等少年名士会饮于天坛。在1630年南京乡试前，陈子龙对万寿祺之大名或许早有所闻，而这次乡试则可能为他们提供了直接见面的机会。陈子龙及其复社同仁，在1630年的乡试中获得了巨大成功。松江生员只有彭宾和陈子龙中举。但30名应试的复社成员全部中举了——因为魏忠贤同党已经失宠，考官偏向复社。其中名列榜首的是苏州暴动的领袖杨廷枢，其次是执意要拜张溥为师的太仓青年吴伟业，及张溥本人。为庆贺胜利，吴伟业、杨廷枢、陈子龙，与同榜中举的万寿祺一起，于秦淮舟中设宴会饮。应邀前往者还有张溥、沈寿民、黄宗羲、彭宾，和其他一些乐于同这群才华横溢、充满自信、前途无量的举人们交往的文人学士。未来似乎真的要属于他们了。第二年，即1631年，北京举行会试，举人们纷纷北上。张溥借此机会，又一路为复社招兵买马。朝中大臣们开始窃窃私语：一场“小东林”运动正在形成。会试发榜，中进士者共347人，其中62人——近1/5——为复社成员。张溥的弟子吴伟业，在会试中名列榜首，其后又在周延儒任主考之殿试中获第二名。复社的成功过于触目了，以至一些本应中举的复社举人，例如陈子龙，竟因周延儒害怕其政敌告诘他偏袒复社，而名落孙山。眼下，吴伟业公开将其中举归功于张溥，而复社又即将看到其成员入翰林供职。这样，复社经过两年努力，将要在翰林院占据重要位置，由此便可对大臣进行评议。此事之后果不难预见。崇祯皇帝一旦充分认识了这场政治运动的含义，就会更加坚信自己对党争的疑虑完全正确。在前朝，品评人物是东林党人干预朝政的主要武器。如今，“小东林”显然也想采取同样策略。因此，在崇祯皇帝看来，最重要的莫过于保住对内阁大臣任免权的控制。崇祯皇帝自入承大统始，便十分注意大学士的任用。登基后，他又创造了会推之法，规定凡阁臣因革职或致仕出缺，皆由廷臣推举其候选之人。当时，他最宠幸的大臣是温体仁和周延儒。然而，令他吃惊的是，在朝臣奏上的候选人名单中，竟无周延儒，列于首位的却是钱谦益。这显然是多数大臣协商的结果。钱谦益（1582—1664）是当时最有才气的文学批评家和最杰出的诗人之一。他出身于常熟的一个儒学世家，17岁时通过童试，1606年乡试中举，名列第三，1610年又通过了会试。但他未及就任翰林院编修，便回故里为父守丧去了。由于他性好奢华，又长于鉴赏，此后10年间，长江下游一批最有才气的青年诗人和画家，便逐渐聚拢到他的周围。此外，他同南京许多知名画家也颇有交往；还作为诗人参加了对16世纪的“七子”的抨击。1620年，钱谦益终于回朝作官，授浙江学政。但第二年，一起在其他情况下可能只被看作恶作剧的事件，使他陷入了窘境。一名举子在其试卷中对每段文字的末尾做了巧妙处理，使之从上下文看来全无恶意，但若将各段末尾一字连读，便是一首骂人的打油诗。其内容涉及主管科举的礼部，并间接涉及到批准科举制度的皇上，因而犯下了不敬之罪。此诗被识破后，该考生试图贿赂考官，遮掩过去，但他们还是向钱谦益报告了这一诽谤朝廷的事件。钱谦益便立即转奏礼部。由于钱谦益在这一事件中全无过错，因而只受到轻微处罚，并于不久后被调去编修实录。1625年，钱谦益执掌起居注和国子监时，魏忠贤集团开始对同情东林党或与之有交往的士人进行大清洗。钱谦益因被劾参加了东林党运动而辞职。及至1628年东林党人恢复权力之时，钱谦益的文学背景、曾供职翰林院的资历、与江南社会的联系以及同以往的党争几乎全无干系等条件，使他成了内阁首辅的颇为理想的人选。因此，当1628年底首辅刘鸿训被革职后，钱谦益——此时已被召回朝任礼部侍郎兼国子监祭酒——便被东林党人推举出来，以同温体仁和周延儒竞争。温体仁立即寻找借口，以否定钱谦益的候选资格。他上疏崇祯皇帝，攻讦钱谦益1621年为考官时曾接受贿赂，并强调入选阁臣者应绝对清白。然而更大的威胁，还是温体仁对钱谦益参与党争的指控。温体仁指出，钱谦益1621年的表现，是一种常见的不负责任的投机行为，其中包括以结党营私来谋取首辅之职。三天后，崇祯皇帝召集群臣至文华殿议事。其议题事先未向任何人透露。皇上令钱谦益与温体仁当堂对质，群臣大惊。钱谦益在辩难中态度强硬，因为他已设法让崇祯皇帝对温体仁的党派活动产生了怀疑。但是，当群臣——包括一位吏科给事中——纷纷斥责温体仁为诬陷贤臣之小人，而为钱谦益辩护之时，崇祯皇帝却从中看到了钱谦益结党的证据。换言之，正是朝臣普遍支持钱谦益这一事实，使崇祯帝感到温体仁对钱谦益结党营私的指控显然更为可信。于是，他突然转向钱谦益，厉声斥责他煽动党争，令锦衣卫当场将其拿下，投入大狱。和冯铨一样，钱谦益也被判处徒刑，赎为民，当月获释，返回江南。此事被当时的人们视为崇祯皇帝独断专行的突出事例，而对温体仁来说，这却是一大胜利。他终于保住了自己的地位，五年后又荣升内阁首辅。

温体仁当政

1628年后，尽管温体仁的权势盛极一时，但朝廷

人一点也不为过，不仅衣衫褴褛，而且已经是三天三夜没有吃过饭，就连杜甫后来都自嘲是“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好在当时李亨还依稀记得曾经“落笔中书堂”的杜甫，所以看在他不畏艰险忠心耿耿投奔自己的分上，给了他一个左拾遗的官职。左拾遗虽然只是八品官，但因为是朝廷监察部门的官员，可以向皇帝上疏直言其过失，虽然品阶不高，却因为常在皇帝左右而受到朝廷官员的尊重。应该说李亨对杜甫还是很不错的，总算让他进入了仕途，如果杜甫好好干，相信未来还会得到升迁。但就在一切都向好的方向转变时，仅仅一个月后，杜甫的一封谏疏，让李亨勃然大怒，他也因此而受到皇帝的冷落，被打入冷宫。当时宰相房琯兵败陈陶斜，李亨因为房琯坏了平叛的大好形势而要将其治罪，而杜甫偏偏不合时宜地上疏营救房琯，事实上杜甫和房琯并没有什么交情，营救房琯纯粹是杜甫出于一时的同情之心，但问题的关键是，陈陶斜兵败房琯确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我看来，当时不只是杜甫有同情心，难道皇帝就没有同情心吗？如果一味地选择同情而不问责，那未来谁出了问题都可以免责。而且房琯犯的错误事关平叛的形势，甚至是大唐帝国的国运，杜甫作为一介文人，当然不可能看出皇帝深刻的想法，他实在太拿自己的“左拾遗”官职当回事，从这一点更加可以看出，杜甫不懂政治。也就是从此时开始，李亨和杜甫君臣二人开始逐渐疏远，好在李亨是个比较温和的人，他并没有将杜甫治罪，而是不久后找个借口，让杜甫回鄜州探亲，实际上就是有意疏远杜甫。终于，乾元元年（758年）六月，杜甫探亲回来后，李亨以精简朝廷官员为借口，将他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官场的失意让杜甫的心灵再次蒙染尘埃，这一次他对政治算是彻底绝望。正像他在诗作《送樊侍御》中所写的“恨无匡复姿，聊欲从此逝”，于是担任华州司功参军不到一年，杜甫便弃官携带妻小由华州前往秦州。值得一提的是，华州是杜甫仕途之旅的最后一站，自此之后，一直到他去世为止，杜甫再也没能进入朝廷任命的官员序列之中。离开华州后，杜甫历经秦州、同谷，最终来到四川。乾元二年（759年）末到达成都，在友人的帮助下，杜甫在成都西郊盖了一所草堂，后世称为“杜甫草堂”，一路辗转颠簸，现在总算有了安身之地。杜甫在四川一共待了将近五年的时间，相对于先前的经历，算是比较安稳，尤其是严武担任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的那段时间，对杜甫颇为照顾。严武是杜甫儿时的伙伴，当他到达成都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前去资助杜甫，将草堂进行了大面积的扩充，杜甫和家人的生活也因严武的资助的得到了很大改善。宝应元年（762年）七月，严武曾经短暂离开四川，前往京城长安任职。失去了严武这个镇守西南的大将，剑南兵马使徐知道随即在成都发动叛乱，而杜甫为了躲避战乱，被迫离开成都，由绵州辗转至梓州。而上边提到的那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就是杜甫在梓州时闻听安史之乱被平定时所作的。从诗的最后一句我们可以看出，杜甫是计划回到洛阳的，但当他走到阆州时，又得知严武重新回到了成都，所以杜甫也迅速返回成都，准备继续他的安逸生活。但不幸的是，在杜甫回到成都没多久后，严武突然病故，彻底失去严武这个保护神后，心灰意冷的杜甫决定离开成都，离开这个伤心地。而在前方，洛阳依然是他终极的目标！离开成都后，杜甫经嘉州、戎州、渝州、忠州、云安等地，于大历元年（766年）到达夔州，在那里他得到了夔州都督柏茂琳的优待。于是，杜甫便在夔州暂时住下。纵观杜甫一生的经历，身在夔州这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是他一生最为舒心和安定的，可以说是生活安定、吃喝不愁。有了良好的物质基础作保证，杜甫也可以解除后顾之忧，可以倾尽全力写他的诗作。这一时期也是杜甫诗歌的高产时期，据统计，他在夔州这段时间所写的诗，总计达到四百五十首，几乎占了杜诗总数的三分之一，其内容包括风土人情、山川景物、名胜古迹以及诗人的经历和内心感受。在夔州的日子杜甫过得很舒心，但再温暖再安逸也就终究是客居在这里，而洛阳始终是他魂萦梦绕的地方，大历三年（768年）正月，杜甫因为思念家乡，向柏茂琳告别，离开夔州，乘舟出三峡继续向洛阳而去。出了三峡距离洛阳已是不远，杜甫终于可以很快就回到自己的家乡，这不禁让杜甫很是兴奋，从天宝四年（745年）他结束第三次漫游生活前往长安应举，一直到现在为止，屈指算来他已经离开家乡二十多年的时间，此刻最能形容杜甫心情的或许只有贺知章的那句“乡音无改鬓毛衰”，望着烟波浩渺的长江之水，联想起二十多年来的漂泊生活，诗人的眼睛湿润了。然而事实证明，上天最终没有再次为这个命运多艰的诗人来带好运，就在诗人乘坐的舟船即将驶出三峡时，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由于商州（今陕西商州）发生叛乱，前方水路被封锁，任何船只禁止通过。无奈之下杜甫只得回到夔州，但是先前执意要离开夔州，使得都督柏茂琳很是不悦，等到杜甫再回来的时候，先前的礼遇已变成冷落，就这样杜甫在夔州勉强待了半年，大历三年（768年）十月，在得知战乱被平定后，杜甫携带妻小再次离开夔州。这次他途经江陵、公安、岳阳，在到达潭州时，方才停下那疲惫的脚步。杜甫本来打算在潭州好好休养一段时间，但不幸的是大历五年（770年）四月，臧介在潭州发动叛乱，杜甫不得不再一次拖着他那疲惫的身躯继续躲避战乱，乘坐舟船准备前往郴州（今湖南郴州）暂时投奔舅父崔伟。但行至耒阳（今湖南衡阳东南部）时，突遇江水暴涨，舟船只好停在方田驿，这个地方距离耒阳县城还有四十里的路程，换句话说，杜甫此时所在的地方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一连五天杜甫和妻小忍饥挨饿，在船上艰难度日，幸好耒阳县令曾经和杜甫有过一面之缘，在得知消息后立即派人送去牛肉、白酒，才让杜甫和妻小不至于饿死在船上。但正所谓成也耒阳县令，败也耒阳县令，让所有人全都想不到的是，在这个县令挽救杜甫生命的同时也为促发杜甫身亡埋下了伏笔，虽然他并不是故意为之，但杜甫确实在吃了他送的食物后，开始一病不起。原因在于，这个县令送的牛肉并不新鲜。杜甫吃完两天后，开始浑身发热，进而上吐下泻，当时如果从耒阳去郴州，需要逆流而上二百多里，但是江水暴涨使得船只无法通行，所以杜甫只得顺流而下，重新折回潭州。在这来去之间，加上船上没有医疗设备，杜甫的病情开始加重，以至于抵至潭州时杜甫已经不能起身。但已经病入膏肓的杜甫，时刻没有忘记返回自己的家乡，大历五年（770年）十一月，杜甫强撑病体，在家人的陪同下，由潭州出发计划从水路经行岳阳回到家乡。然而，这是杜甫最后的一段生命旅程，故乡的热土他已经无法踏上，还没到岳阳的时候，杜甫已经全身青肿、口不能言，自感大限将至的他，临终之际依然没有停止他那颗忧国忧民的心，尤其当他回想起国家历经开元盛世和安史之乱后，这个满目疮痍的国家流民失所、生灵涂炭，他不禁为此深深地痛心。于是他有感而发，强撑病体，用笔颤巍巍地写下了字字带血的诗句：轩辕休制律，虞舜罢弹琴。尚错雄鸣管，犹伤半死心。圣贤名古邈，羁旅病年侵。舟泊常依霞，湖平早见参。如闻马融笛，若倚仲宣襟。故国悲寒望，群云惨岁阴。……这是诗人字字泣血的诗句，同时也是他的绝笔，名为《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这是一首很长的诗篇，暂把经典的句子罗列出来，但我知道这首诗中千百年来最能打动人心的当属那句“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是的，这是最让杜甫始终无法释怀的遗憾，一直到他去世为止，整个国家依然饱受战火的摧残。写完这首诗后，杜甫缓缓地躺下身子，始终眼含热泪，他知道这一生他最大的遗憾不是仕途受挫，不是默默无闻，而是不能亲眼看到他所深爱的百姓享受太平盛世。前方那个始终没有回得去的故乡，在杜甫的脑海中早已经是魂萦梦牵和挥之不去的记忆。大历五年（770年）十一月，千古诗圣杜甫病逝于由潭州前往岳阳的小舟上，终年五十八岁。对于这样一个被誉为“诗圣”的伟大诗人，千百年来很多人已经对他给予了很多评价。而我要说，杜甫虽然有致命的弱点，但那悲天悯人的情怀和对国家人民的挚爱，是永远受世人尊重和敬仰的，他的经典诗句都是在为底层百姓呐喊，他的诗句也最能代表最底层百姓的心声。他不但是一千三百年来威望最高的诗人，而且还是全世界最受尊重的诗人之一。前段时间，网上关于杜甫的涂鸦图片忽然疯传。在这些对语文课本图片的“再创作”里，杜甫时而手扛机枪，时而挥刀切瓜，时而身骑白马，时而脚踏摩托……被网友戏称为“杜甫很忙”。但当我看到这些图片时，我却始终笑不出来，因为我知道如果杜甫生在今天，也依然会用他那颗忧国忧民的心灵，去忧虑官员腐败、房价过高、食品安全和医患矛盾，并发挥他那聪慧的诗才，写出百姓的心声。事实上，杜甫和他的诗句早已经形成了一种精神，一种凝聚民族之魂的精神。这种精神之光将带领我们穿越任何艰难险阻，到达理想的彼岸！姑息之政随着史朝义传首京城和安史部将的相继降唐，历经八年的安史之乱终于被平定，这让李豫激动不已，他终于可以告慰列祖列宗的在天之灵，大唐帝国在他的手中终于迎来了新生。安史旧部虽然名义上已经降唐，但依然保持独立的军事实力，而大唐经过八年的平叛战争，已经元气大伤，无力再讨伐这些残余势力，所以安史旧部依然盘踞在全国各个地方，成为独立于帝国之外的藩镇。事实上，早在平叛战争继续时，叛军的邺郡节度使薛嵩以相、卫、洛、邢四州向泽璐节度使李抱玉投降。李抱玉准备收编薛嵩的军队，但遭到了仆固怀恩的反对，仆固怀恩要求将这些人全部官复原职。当时李抱玉认为仆固怀恩可能有反叛之心，秘密上奏李豫，希望朝廷多加提防。仆固怀恩得到消息后，立即上疏申辩，结果李豫支持仆固怀恩的做法，下诏说东京及河南、河北受叛军所封官者，一律赦免其罪。这应该是后来姑息安史旧部残余势力的开端，其实站在执政者角度去看，当时无论是李豫还是仆固怀恩将打击范围尽可能地缩小化。虽然仆固怀恩有自己的私心，他担心一旦将这些叛将打得一个不剩，那自己在皇帝陛下那里也会很快失宠，所以他不能赶尽杀绝。站在当时的宏观角度去看，这个策略不能说是错误的，这表现了执政者历经八年战乱后，急于平定叛乱，使国家迅速实现安定的一种迫切想法，这种变相的分化，不仅会将打击范围缩小，更会让帝国免除继续用兵的麻烦。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广德元年（763年）正月，史朝义的首级被送到长安，李豫立即下诏大赦天下，对安史旧将、亲族一律不加追究，并且以降将薛嵩为相、卫、邢、铭、贝、磁六州节度使，以田承嗣为魏、博、德、沧、瀛五州都防御使，李怀仙仍居故地为幽州卢龙节度使，对于李豫而言，既然史思明已经授首，下属叛将能够归降，就算是大功告成。四月，李豫把安史叛乱的根据地河北地区正式划分为三个镇，分别是：成德镇：置成德节度使李宝臣，统领恒、定、易、赵、深五州。幽州卢龙镇：置节度使李怀仙，统领幽、莫、妫、檀、平、蓟六州。魏博镇：置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统领魏、博、德、沧、瀛五州。历史上将这三个镇称为“河朔三镇”，显然这是由当年安禄山的辖地范阳衍生出来的三个重镇，除了河朔三镇，李豫另设昭义镇，其辖地就是降将薛嵩掌管的相、卫、铭、邢四州，以薛嵩为昭义节度使。唐高宗李治在位时，始有节度使名号，但那个时候并未形成官名。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河西节度使，才开始以节度使封官。李隆基即位后一直到安史之乱爆发前，节度使这个官职本来置于边境的军事重镇，如朔方、陇右、河东、河西等地区，安史之乱爆发后，因为平叛的需要，中原各州刺史凡是领受平叛任务的，皆加封节度使官职，如江淮、江汉、岭南、蜀中等地全都设置了节度使。一直到李豫划分河朔三镇和设置昭义镇后，藩镇的割据局面完全形成。上述四大藩镇，发展到永泰元年（765年）的时候，各收安史余党，分别拥兵数万，他们自署文武官吏，不向朝廷进贡，并且和其他各地藩镇相互联姻，互为表里，而朝廷对这四大藩镇专事姑息，甚至不能抑制，只能靠羁縻政策去周旋。可以说全国各地的藩镇，以河朔三镇和昭义镇的实力最为强大，而随着藩镇实力的增长，随之而来的就是日甚一日的嚣张跋扈，其他地方藩镇不甘落后，全都效仿四大藩镇的做法，他们只顾扩充自己的实力，全然不把朝廷放在眼里。《新唐书?兵志》记载说，自从藩镇割据形势形成以来，他们不仅不把朝廷放在眼里，嚣张跋扈，甚至自身不得安定，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藩镇的节度使不是由儿子代替，就是由部将犯上作乱取得，而且藩镇之间互相也是打得不亦乐乎，而身处其中的朝廷，因为自身的实力有限，不仅无法插手，反而十分尴尬地从中进行调解，即使这样各个藩镇也是根本不买朝廷的账，甚至发展到公开和朝廷叫板的地步。藩镇是大唐帝国后期的祸害之一，事实上从李豫开始到他的儿子唐德宗李适在位时，由于国家实力有限，对藩镇的姑息之政最为严重，这段时期藩镇最为嚣张跋扈。唐宪宗李纯在位时，屡次下定决心对藩镇用兵，使得藩镇之祸一度好转，那个时候皇权稍微振作一些。武宗、宣宗时期，除了河朔三镇、昭义、淄青之外，其他藩镇全都听命于朝廷，可是随着黄巢大起义席卷全国，藩镇势力再度强大起来，整个国家全都分裂于藩镇，而那个时候也标志着大唐帝国走向了终点。上述这些事情我们在后边会详细说到，可以说大唐帝国最终亡国和藩镇割据有着直接的关系，可是在李豫决定设置河朔三镇的时候，这个决定并不是他拍脑门的决定，准确地说是国家实力有限以及当时人心向往安定两方面原因促成的，李豫只是顺势而为。设想一下，如果当初唐肃宗李亨听从了宰相李泌的建议，从朔方出兵直捣叛军的老巢范阳，或许就不会有今天河朔三镇的出现。但历史无法假设，我们只能说任何事情都有它的局限性，站在李亨的角度去看，临危受命的他，本能的想法一定是要急于收复两京的，正像大唐帝国的发展历程中发生安史之乱属于帝国的劫数一样，河朔三镇的出现看似是李豫促成的，但究其根本也是大唐帝国行进中的必然产物。这里既有个人的主观原因，但更多的则是历史行进的某种规律牵引的结果。不过，当时虽然藩镇割据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形式，但也仅仅是割据局面刚刚形成，大唐帝国中央政府还保持着权威，每个藩镇不敢明目张胆地和朝廷作对，从某种角度而言，平定安史之乱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统一的大局得以继续维系下来。在李豫的心中，忧虑最多的还不是藩镇的事情，而是外患。我们不能否认李豫对安史旧部的姑息，这里边有对外患的顾忌，在李豫看来，能减少一个敌人就尽量减少一个敌人，这或许是当时已为代宗的他内心最迫切的想法。纵观当时所有的外患，让李豫最为头疼的当属吐蕃。抵御吐蕃李豫继位以来，虽然平定了安史之乱，但紧接着形成了藩镇割据，与此同时和大唐打打谈谈将近百年的吐蕃，趁着大唐内部忙于平叛无暇四顾，而且河西、陇右地区防御空虚之机，挥师东进不断侵扰两地。继位时间不久的李豫只能在安定国内刚刚有些成果时，就必须要琢磨着如何攘外。广德元年（763年）四月，几乎在李豫设立河朔三镇的同一时间，郭子仪上疏李豫，认为吐蕃长时间

、甲胄、弓矢、刀、枪、火炮、鸟枪等物，以杜盗源。从户部尚书英俄尔岱请也。17世纪初年东亚火器大量增加，在中国，叛乱分子和正规军队、土匪强盗和地方豪族都大量使用外国大炮和国产枪支。在西北或山东这类战事频仍的地区尤其如此。在那里，反叛和入侵导致和迫使许多地主和农民拥有了兵器。尽管清朝还要用许多年的时间才能使这一法规得到彻底贯彻，但是清朝将领极其详尽地列数从敌军手中缴获的各种兵器，反映了官府从平民百姓手中收回兵器、并制订法规来阻止他们重新获得兵器的决心。首先，政府通过管辖交通系统，致力于控制火器与马匹。过往旅客是主要盘查对象。1647年4月，宣布在北京及京畿一带实行如下特别法规：1．京城所有军器匠人必须向税司注册。除官兵外，任何人欲购置兵器，均须上税报名立案，私营军器者，坐以重罪；2．各区设保甲；3．逮捕陌生人携带兵器者；4．严禁不良分子入满洲家为奴，及充禁卫军随从，再犯者科以重恶；5．外城各门，每门俱设立满官，严查每一入城者；6．各城设有窝铺，每面派一将官，带领兵丁巡防；7．行文各省，喂养马匹之家，今后须经特许，并限制向“〔不〕可靠”的人出售牲口；8．住家店家，凡遇投宿之人，若有骑马者，须察问有无牌票。若有嫌疑，即具手本报知本坊坊官。不过，这种因袭的军事管制措施仅仅减少了兵器和坐骑的买卖。到1648年10月，清廷意识到许多土匪强盗自己锻造兵器，进行马匹交易。兵部于是奉命检查，除文武官员之外，不许任何人养马或拥有兵器。官员受命扣押这类家畜，付给主人一笔相当的价钱，并且没收所有兵器，能用的入库，其余一概销毁。最重要的是，总甲或保甲的头目必须保证其负责的人户不养马或窝藏兵器，并被告知，这两种行为都被视同于谋反。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越来越依赖保甲组织来防止兵器落入贼党手中，甚至又将兵器还给了原合法主人，只要他们能由“十家长”担保是“良民”即可。在首次下令禁藏武器后不到一年，多尔衮颁发敕令，将兵器交还良民，以便他们能够防御歹徒的袭击：近闻民无兵器，不能御侮，贼反得利，良民受其荼毒。今思炮与甲胄两者，原非民间宜有，仍照旧严禁，其三眼枪、鸟枪、弓箭、刀枪、马匹等项，悉听民间存留，不得禁止。其先已交官者，给还原主。这样，属于保甲的“良民”就有权武装自己以自卫，略似乎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的编制严格的“保甲”和“团练”组织的成员了。

有区别的恩赦

如有效的武器控制似乎有赖于区分“良民”与“贼”一样，聪明地利用赦令，看来也需要一种类似的对大多数农民与其中常常出现的骚乱分子的区分。这一区别依据以下设想：即绝大多数暴动与叛乱不是由专意谋反者所引起的，就是由“煽惑”民众的巫术法师所造成的。而1646年和1647年发生在北京西面的山西省的几起巫教起义，则强化了这一设想。1646年5月，一个名叫刘光溥的僧人在山西省的西北角煽动了一场短暂的起义，继之在同一地区又发生了另一起“左道”叛乱事件。这后一次叛乱经吕梁山蔓延到太原西面的宁乡。由杨春畅领导的这批宗教起义者中，有许多人在1647年秋遭到了屠杀；不过同时那里又有一股“邪教”开始作乱，领导者名叫高飞，他们直到1647—1648年冬天还在抵抗朝廷大军。这与当时最令人震惊的郑登启的教徒叛乱遥相呼应。郑登启叛乱发生于1647年12月，地点在黄河弯附近的山西西南部。起义是由于政府的迫害所引起的。郑登启和郑怀法被控纠集徒众，官府设法逮捕了郑怀法，但郑登启却逃入稷山县一带接近陕西边界的山区。他与其徒众占据了马岭寨，自称“大成教师”，纠合妖僧王月天、王明。两个和尚帮助郑登启在龙门山脉的一个山顶庙中设立大帐。郑登启在那里又招徕了更多的信徒，其中包括亡明宗室朱梅川。根据巡抚祝世昌收到的情报，龙门山庙团伙“借名答醮”，实为图谋不轨。这接二连三的教派起义，加之被认为已安定的地区不断发生土寇武装袭击官府的事件，导致清政府再一次强调“招抚”政策。这一次它采用了两项新的措施。第一是让朝廷抚臣认识到，必须将“良民”与那些煽惑良民的妖人区别对待。清廷告诉抚臣，一方面，他们不必害怕报告自己辖区内的民众“反侧之情滋生”；另一方面，他们不应再将某些地区看作天然的匪区。甚至在那些长期为贼党占作营盘的地区，也还是有一些“安良之民”居住其中，而这些“良民”不应该一概受到怀疑，重要的是要将他们与“真正的贼徒”及用左道旁门之术煽诱民众的巫师术士区别开来。第二项措施是针对贼党与反叛分子本身的。1647年4月18日，清廷许诺说，所有向当地官府或军镇自首的党徒，都将受到宽大处理：近来盗贼窃发，讹言繁兴，人民惶惑，无端惊避，深可轸念。兹特开自首之门，许以更新之路，务使盗贼革心，良民安业。自今以后，凡曾经为盗之人，无论犯罪轻重，有能赴所在官司，或径赴兵部，将真贼姓名及居住地方详悉陈首者，除本身免罪外，仍将贼赃酌议给赏。1647—1648年冬季，这种不寻常的让步政策，以及精确的情报和严厉处死教派头领的做法，使得山西省政府驱散了龙门的宗教结社活动。在河北，地方治安措施看来已控制了武器的销售与生产，而户籍制度似乎制约了邪教的动乱和土寇活动的发生。到1648年头几个月，北方中国的绝大部分相对平定下来。在周边地区如汉水山地这样的动乱区域，就用无情的、有计划的屠杀政策来保证城市以及交通干线的安全。在中原核心地带，有选择性的恩赦与地方控制措施安定了民众，控制住了除最虔诚的邪教分子之外的所有人。一时间，清廷松了一口气。在过去的几年里，如此之多的关于农民暴动及复明密谋的报告，使得它几乎一直处于惊恐之中。然而这还不是真正的安定，这个喘息之机马上就被证明是短暂的。

1645年3月13日，张鸣骏上奏道，在一个叫做蒋家峪的小村庄里发生了暴动。一位名叫蔡羽的起义领袖自称“尉迟”。尉迟是画在各官衙大门上的两个门神中的一个。主要的起义首领据说名叫李义梅，从未捕获。尽管有许多人被捕，然而在5月26日，一个名叫刘伯泗的“妖民”声称挖出一篇天书，便自称为“天罡星”。他还没来得及招徕足够的信徒开始起义，就被逮捕并关押了起来。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1—72页。?根据清朝资料记载，善友会是一个称作“都掌教”教派的别支。这是一个姓崔的“妖妇”创立的。她还在长城另一边的朔州煽动起义，此次起义由一名叫武大宽的男子领导。武大宽被捕杀后，他的一批部属就越过长城加入了宁武的善友会，然后该组织就着手袭击那个地区的一些军事要塞，一支由清朝副将率领的分遣部队被击败。1645年夏季，巡抚马国柱和总督李鉴抽调各地区驻军，集结起一支主力部队，打败了善友会，将崔氏斩首，杀死该会成员，烧毁其部属的住所。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0页（此处与史料原文有出入：“都掌教”系崔氏自称，即都掌“善友会”一教之意——译者）。?《明清史料》甲编第二册。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1页。?《世祖实录》第十七卷，第20页。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00页。?同上书。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00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7页。?何洛会部主要由汉军蓝旗兵卒组成，由侍卫李国翰以及固山额真巴颜指挥。巴颜是所知第一个降清的明朝官员李永芳的儿子，有一半满族血统。见《世祖实录》第二十一卷，第25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80页。任珍在明朝镇戍和州，大顺干戈纷扰年间，他坚守和州，后降于阿济格。此后，他为新朝屡建功勋。姜瓖起义期间，就是他率劲旅收回了山西的蒲州。任珍还把陕西叛乱首领孙守法逐至湖广。后官至副都统，驻守兴安，辖陕西东南诸军。《贰臣传》第十卷，第27—28页；《清史列传》，第38页。?例如，甘肃被划分成12卫，由当地首领统率。这些卫是部落领地，行政机构随首领行帐而设。明末虽然部族领地依然如旧，但卫的地位下降了。这些领地的汉人官吏既是该省的军事长官，又是该省的财务主管。亨利·塞路易斯：《明代甘肃地区的蒙古人》，第255—271页；卡米勒·伊鲍勒-华特：《甘肃回民起义》，第496页。?约瑟夫·弗莱彻：《明清之际的中国西部》，第4—5页。?约瑟夫·弗莱彻：《明清之际的中国西部》，第26页。蒙古土人（Mongours）是部落民族，在蒙古人统治下定居于西宁多山的边地。这一地区介于甘肃走廊与现在的青海之间。湟中位于甘肃中部，西有南山山脉，将它与西部甘肃分割开来；东有黄河，其东是东部甘肃。路易斯·M·J·施拉姆：《甘肃—西藏边境地区的蒙古人》第三部，第52页。?虽然拉铁摩尔认为蒙古人是自给自足的（只要保持有牧群，他们确实能够自备一切他们所需的物品），罗塞比还是坚持认为遇到紧急情况时，诸如白雪覆盖牧场的严酷冬天之类，蒙古人需依靠某些外来商品及储藏的谷物。此外，自阿勒坦可汗1577年改信黄教之后，佛教的传播意味着他们由于宗教原因而需要茶叶。莫里斯·罗塞比：《1368年至今的中国和亚洲腹地》，第40—41、49—50页。杰格甚至坚信，蒙古人对汉人发动战争，是因为他们依靠中原王朝的农业社会来满足自己的经济需求，而中原的锁国政策阻止了蒙古人与当地的正常交易；塞群·杰格：《中国与蒙古游牧民族之间的贸易和冲突的样式》，第178—183页。参见傅路德、房兆楹合编：《明代人名辞典》，第8—9页；托马斯·J·巴菲尔德：《匈奴帝国联盟》，第52页。?在撒马尔罕（贡物从这儿输往中国），夏鲁克死于1447年。他的继位者幼鲁格·贝格在1449年被他自己的儿子杀死。此后不久，吐鲁番——15世纪早期一个相对安宁的邦国——要求汉人承认其为一穆斯林强国。可是，1469年，明朝礼部拒不将四爪龙袍授给吐鲁番苏丹阿里。四年之后阿里夺取了哈密，进一步阻扰商队贸易。15世纪中叶以后，没有一个纳贡使节从赫拉特到达明代的中国。罗塞比：《1368年至今的中国和亚洲腹地，第38页；《明代同亚洲腹地的茶马贸易》，第152—153页；《穆斯林和中亚的起义》，第178—179页。?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第6页。?莫里斯·罗塞比：《穆斯林和中亚的起义》，第2—5、174页。不过也可以参见弗莱彻：《明清之际的中国西北》，第15页。费莱彻宣称：“无论是作为整体的定居的中亚经济，还是中亚草原游牧民族的势力，都不能被视为主要依靠于东西商旅贸易。”不过，在这篇具体论述他的观点的长篇论文中，弗莱彻没有提出证据。从全球性经济来看，17世纪的特征显然在于世界贸易结构的大革命。16世纪欧亚人经商从陆车到海船的转变使葡萄牙王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商税征收者。但自伊比利亚人在最初的扩张之后，他们在胡椒、香料、药材和丝绸等方面的商业没有重大进展。相反地，欧洲人消费的扩大，都是通过列万特人而得到满足的。然而，随着在17世纪荷兰及英国建立了东印度公司，这些商品许多干脆就从洲际商旅车马贸易路线中消失了，而从西欧派出的船只数量则显著增加。以1622年荷莫兹岛的灭亡为象征的这一结构变革，势必会影响中国中亚边地的经济，不过其影响的确切性质还有待研究。关于海上贸易的发展，可见尼尔斯·斯廷加德：《17世纪亚洲的贸易革命》。就区域性外交与政治关系而论，到满族人入侵之时，中亚的帖木儿帝国与莫卧儿王国已经分裂为诸多小王国与公国。东土耳其斯坦划分为城邦，其居民说土耳其语，带有一点伊斯兰教文化的特征，但是他们缺乏独立的民族意识。因为这些人主要是逊尼派穆斯林，他们与什叶派波斯人的正常关系就被割断了。然而，他们也并不因此而接近中国。中亚人“通常视中国为一遥远的帝国，部分依赖于中亚商业的一个市场，以及穆斯林有朝一日会使其皈依的庞大的异教徒团体”。约瑟夫·F·弗莱彻：《中国与中亚》，第218页。?巴图（约1464—1532），号达延汗。他统一了东部蒙古人，击败瓦刺，平定外蒙古。自1480年汉人拒绝了他的互市贸易的要求后，蒙古人每年都越境大规模进袭中原。到满族征服的时候，卫特拉蒙古人在哈刺忽喇及他的儿子巴图尔浑台吉统帅下，正试图通过促进宗教，创造一种新的蒙文经本和发展农业，来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罗塞比：《穆斯林和中亚的起义》，第190页；《中国和中亚》，第44—45页。?弗莱彻：《中国西北》，第27页；罗塞比：《穆斯林和中亚的起义》，第6页。?同上书，第28页。1551年，西宁东北部藏民起义，击败了被派来镇压的明军。?弗莱彻：《中国西北》，第29页；施拉姆：《蒙古人》，第51—53页。?其他人包括刘文炳、贺弘器、郭金镇、黄金鱼、焦容和仇璜。郭金镇与郭君镇很可能是同一人。?陈德部侧击西翼，任珍部出北门侧击东翼，侍卫李国翰和固山额真墨尔根担任正面主攻。又据一份原始资料记载，任珍防守西门。《清史列传》，第38页（“墨尔根”系满清将领的一种称号，这里当成了人名，误。天命六年，清太宗赐李国翰号墨尔根。这里的“固山额真”疑指当时奉命前来增援的巴颜——译者注）。?《清史稿·孟乔芳传》。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7页；《世祖实录》第二十三卷，第273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422—423页。?《世祖实录》第二十四卷，第285页。?同上书第二十五卷，第292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9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422—423页。?当时因兵员不足，无法为分散于各地的戍堡配备兵卒。1646年11月，孟乔芳分所部随豪格进攻四川。豪格部于1647年2月2日在西充与张献忠相遇，并将之斩杀。?1646年8月31日奏章，《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0页。在这份奏章中，延绥巡抚王正志称其辖区内的暴动是刘文炳煽动的，他与张应元一道“纠合各处土寇”，发动大起义。?这两个人——他们可能还是穆斯林教友——后来在南方也屡建战功。刘芳名于1659年后与郑成功作战，马宁在四川供职，在三藩之乱时他们坚定地站在康熙皇帝一边。《贰臣传》第三卷，第21—24页；第六卷，第29—30页。?关于此事以及上述宁夏兵变细节的资料，主要根据《清史稿·刘芳名传》。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9页。?《清史稿·孟乔芳传》。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7页。?其例见《世祖实录》第三十一卷，第372页。?《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1页；参见《世祖实录》第三十一卷，第370页。郭君镇多年来与孙守法并肩作战。同上书第三十卷，第353页。?《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2页。这一地区也因有许多来自安徽、江西、广东和福建的“流民”而出名。傅衣凌：《清代中

婆沉着脸继续道，“但他儿子禹却成功了，为什么？因为禹用了疏导的法子！”脸上不由一阵发烧，心头对耿婆不由产生一种敬畏感，正如在学校时对师长的那种感觉。“这么下去别说查清真相，连这俩丫头的命都得赔上！”耿婆挥手示意道，“你俩撤了柱子和垂柳，放那只绿衣水魕走。”“放了它？！”林岳吃惊道，“那不是害人吗？”“害人？人害它还差不多！知道绿衣水魕的怨气怎么来的吗？！”耿婆白了林岳一眼。从风水格局的形成来看，所谓的水煞凶局并不是自然形成的，这往往是世人人为破坏引起的格局变化。原来绿衣水魕本是生存在地下水脉中的虚灵，悠闲自在与世无争，但由于人为造成的这些水煞凶局将它困在了那里。自由自在的它被禁锢之后便产生了可怕的怨恨，加上水煞凶局原本产生的煞气，绿衣水魕就成为了记载上的阴狠虚灵。金属细柱和五缕垂柳去除时，一片轻盈的绿影飘然遁入地下，我听到了一种熟悉的声音，那是人们常常在欢快愉悦时才会发出的声音。也许世间本就没有那么多的凶恶的东西……狴犴的身影露出了地面，口中衔着一块黄色的物体。那是一块残破的夯土块，上面的纹刻的印记有些类似浩土印，但却不尽相同。“这一路倒是不寂寞。”耿婆冷笑了一声，“正好给你们练练兵。”……河南省巩义市，宋陵。这座宏伟的皇家陵墓位于嵩山北麓与洛河间的丘陵和平地上，总面积约为三十平方公里。从风水堪舆的角度来看，宋陵地处郑州、洛阳之间，陇海铁路穿境而过，开洛高速贯穿东西，南有嵩山，北有黄河，依山傍水，风景优美，的确不愧为“生在苏杭，葬在北邙”的风水宝地。北宋有九个皇帝，除徽、钦二帝被金所虏囚死漠北外，另外七个皇帝以及被追尊为宣祖的赵弘殷（赵匡胤之父）均葬于此，世称“七帝八陵”。赵普便葬在了这片北宋皇室专用的葬地上，不仅是他，这里还埋葬着曹彬、蔡齐、寇准、包拯、狄青、杨六郎等北宋历史上有名的功臣名勋。有趣的是这位三任三免的北宋宰相生平最讨厌的便是读书，唯一读了次《论语》，却没耐性看完，因此史书上曾有“智谋多，读书少，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一九五六年河南省人民政府发布《关于保护古迹名单的通知》，其中包括巩县宋陵。一九六三年，省人民政府又公布宋陵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一九六八年，在各陵园附近的村子建立文物保护小组。一九七九年以后，国家多次拨款，对各陵墓的石刻进行扶正、粘结和维修，并树立文物保护标志，划定保护范围，一些重点范围内的土地由国家征购，设立管理机构和专职管理干部。因此，宋陵目前在国内是保护得相当完好的皇家陵墓之一。在如此重视保护的环境下，我们自然不能像盗墓贼那样明火执仗地去挖赵老先生的坟头。而且，这位讨厌读书的奇门遁甲大家除了编撰国史之外，压根就没留下什么传世著作。从刘基的例子来看，陈子浩他们前往宋陵的目的应该和这位赵老先生有关，同为筑壤旁系的他，也许遗留了什么秘密。刘基、赵普，两人均是擅长奇门遁甲，且辅佐着一代开国帝王。而赵普更是经历了宋太祖赵匡胤和宋太宗赵光义这对亲兄弟的两代王朝，建国混乱的北宋王朝给我们的线索查询带来了很大的困扰。……“陈桥兵变、杯酒释兵权、太祖暴毙、行贿受贿……”林岳一头扎进面前的书堆，“这个老赵啥事儿都插一腿，也不嫌累！”“噓，轻点！”我低声恨道，“你小子嫌不够扎眼是不是？！”“靠，接下来的东西你查！”林岳敲着涨大的脑袋道，“我出门散散心去。”“对不起，两位是在查找北宋宰相赵普的生平资料吗？”文弱的声音从背后传来。“呃～～是啊，我老婆考研，搞了这么个论文课题。”林岳机灵地信口胡诌起来。眼前是一位气质斯文的瘦小男子，圈纹层叠的镜片似乎显示着主人的博览群书。“呵呵，图书馆里不便说话，请两位移步。”那男子客气地做了一个“请”的动作，脚下轻盈地走向图书馆外。也许是因为他斯文儒雅的气质，我俩不由跟了上去。……图书馆边，一间茶室内。“先自我介绍一下。”那男子礼貌地伸出手道，“我叫钱复，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副研究员。”“我叫岳林，这是我哥们儿范亦。”林岳胡诌的功夫越来越强了。握手寒暄后，钱复便兴致勃勃地向我俩介绍起来。说来也巧，这个钱复一直负责研究北宋皇家史志，而宰相赵普也正好在他的研究范围内。以前我也曾接触过一些像他这样搞研究的人，有时往往只是因为一个志趣相投的话题，便会引得他们滔滔不绝，完全不论与你是否熟识。这也许是研究领域的一个通病。不过，我喜欢这个通病，尤其是现在。……“所以，无论是‘陈桥兵变’还是‘杯酒释兵权’，赵普都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历史角色。”钱复啜了一口茶继续道，“历史上也有人评价，说赵普灵活地将奇门遁甲的生息变化原理引入了国家统治。”“呵呵，还有这种说法？”我心中一动，脸上却佯装惊讶道，“这和奇门遁甲有什么关系？”“奇门遁甲在民间的谣传甚多，一说传自轩辕黄帝，一说衍生于周易八卦。”钱复扶了扶眼镜，“当然，目前还无从可考，但它内含的生息变化原理却颇有道理。”“那和赵普有什么联系呢？”我客套地深入话题，心中对他这种按部就班的介绍方式稍嫌反感。“你们二位是否听说过‘斧声烛影’之谜？”钱复有些神秘道。斧声烛影，是指宋太祖赵匡胤离奇暴毙，传位其弟宋太宗赵光义之间发生的一段历史迷案。根据记载，公元九七六年十月二十日，赵匡胤召其弟赵光义进宫饮酒。当晚赵匡胤身体状况良好，酒后稍感不适，便躺下休息。赵光义见状，立刻屏退宫娥宦官，声称自己来照料哥哥。不久，守候在外的宫娥宦官远远看见两人说了些什么，烛影摇晃中，似乎赵光义离席退避，随即听到金斧戳地之声，屋内传来赵匡胤凄厉的声音：“好为之，好为之。”黎明时，赵光义忽然急切召唤，吩咐将皇子全部找来，并称赵匡胤已经逝世。天亮后，赵光义在灵柩前即位，改元太平兴国。赵匡胤没有遵照传统习俗传位于其子，这本就是个疑问，加上当时没有第三人在场，因此一直以来都有赵光义弑兄登基的说法，但却无法考证。“曾有人说烛影晃动是赵光义在躲闪，而金斧戳地就是赵匡胤在追砍。”我试探道，“争端的原因似乎是赵光义调戏赵匡胤宠爱的花蕊夫人。”“那是戏说，宫廷里的金斧是种连裁纸刀都不如的装饰品，赵匡胤又怎么会拿来砍人呢？”钱复摇头道，“不过，照史志上的诸多记载分析，我觉得问题就出在赵普和这把斧子上。”钱复研究宋史及赵普的相关资料已有十余年，研究中他发现了三处疑点：五十岁的赵匡胤死前身患数种疾病；赵普在被免职时曾有目的地四处游历；斧声烛影疑案中的金斧并非王室常用的那种。“赵普有套别出心裁的理论。他认为，人体是一个按奇门遁甲有序排列的特殊风水格局。”钱复用手蘸着茶水在桌上比划着，“这个人体风水的好坏则直接关系到人体的健康和运势，所以他要做的就是帮赵匡胤改变‘人体风水’。”钱复在桌上画的是一个斧头的构形，和一般的斧头不同，它的斧背呈浑圆突起，看着很像平时常用的敲穴锤。史书曾有赵匡胤曾戏弄赵普的记载“太祖召普，以斧击颈，墨染其面，命普三日不得盥之”，而赵普罢相时走访的则是一些依照奇门遁甲来钻研中医学的隐居医师，加上这把形似敲穴锤的斧子，钱复大胆地推测了“斧声烛影”的真相。那时的赵匡胤身患数种疾病，背部长有恶疽，健康方面并不如外界宣扬的那么好。赵普深信，如果能改变赵匡胤的“人体风水”，这一切便会迎刃而解。于是他四处寻访，并找到了自认为正确的方法。作为当朝皇上最信赖的兄弟，赵光义自然也积极参与了此事。事发当晚，赵匡胤有意装作不适，赵光义借机将左右屏退，两人秘密开始进行这项由赵普亲手策划的“人体风水”改造工程。而那把外形奇特的金斧则是用来敲击穴位，梳络筋脉的工具。可能是赵普的方法本身存在缺陷，也或许是赵光义在操作中出了什么纰漏，赵匡胤非但没有长命百岁，反因背上的恶疽迸裂而暴毙。这位北宋的开国皇帝就此撒手人寰。“记载中写道，收殓赵匡胤尸体的太医宦官宣称其‘系金疮迸裂’而死，也就是这个原因了。”钱复叹道，“可惜啊，现代社会奇门遁甲已经无人问津，中医又废除了奇门遁甲理论，没人会相信我的论断了。”……告别遗憾不已的钱复，我和林岳驱车返回落脚的旅店。不管真假，至少我们此行不是空手而返。路上，林岳一直在纸上画着什么，浓重的剑眉习惯地拧作了四条。“老凡，那书呆子的话你信吗？”沉静半晌，他抬头问道。车子在一家冷清的小旅店前停下。“从引经据典和逻辑梳理上来看，钱复的推测不是没有道理。”我思索道，“但所谓人体风水的说法却让人难以置信。”“我信。”林岳翻过手中的纸张道，“那斧子的形状我见过。”纸上画着一把奇异的斧子，和钱复在桌上粗描的形状十分相似，但却更为细致了些。“金玉药斧，开络通穴。”林岳的脸色凝重了起来……六、囊倮之城“从中医角度，金玉药斧配合人体穴道经络最多也只是治病。”耿婆踢踏着脚下的布鞋在屋内来回走动着，“这法子是从奇门遁甲衍生出来的，但绝没有那个书呆子想的那么神奇。”“您老别急啊，金玉药斧是名医俞跗的看家发明，这里面也不定有啥奥秘呢。”林岳小心道。“俞跗只是黄帝时期的神医，奇门遁甲是黄帝的安邦之术，怎么可能让他涉足？！”耿婆摇头道。“上古的历史本就没有太多人知道。”我思索道，“或许其中有什么不为人知的事情呢？”“捕风捉影！别太迷信赵普的名气了，搞什么人体风水？”耿婆瞪着我俩道，“望形理气整地改局，你找个人折腾折腾，看他是长寿还是早死？！”神医俞跗、金玉药斧、奇门遁甲，这些固然神奇，但耿婆的话却十分在理。我和林岳过于在意赵普的声望，而忽略了事物的合理性。或许赵匡胤也是如此。“可能有人会对此深信不疑。”一直沉思的晖儿轻声道，“这会不会就是陈子浩他们来这里的目的？”“现在看来这个可能性是最大的。”我点头道，“只不过他现在是完不成任务了。”“别忘了饲虚一派的那对臭师徒。”耿婆别有深意地看了我一眼，“没准这会就在附近。”耿婆的话确实提醒了我，陈子浩一行人出事这么多天，莫曹肯定不会不知道。虽然目前还不清楚出事的缘由，但可以肯定莫曹不会就此罢手。“我们就顺着这条线找下去。”我坚定道。……“这老头真帅！”林岳冲晖儿挤眼道。镜子里是一个看上去五十多岁的男子，脸上的皱纹显得有些沧桑，花白的须发更是增添了不少的阅历。很难想象，这就是我现在的模样。为了便于活动调查，林岳调制了一些古怪的药剂，又弄来了一些像胶质似的东西，一顿涂抹之后，我便成了现在这个模样。当然，晖儿、S包括林岳本人也做了些改变，无外乎是头发、肤色和眉眼间的一些处理。如此一来，我们这个五人“旅游团”的平均年龄一下高了不少，看上去就像是一群出门旅游的退休人员。林岳查探消息的能力让我十分惊讶，查阅资料时的窘境此刻已是荡然皆无。在他走街串巷姑婆叔伯地一通打听后，很快便找到金玉药斧的传人。这小子的职业真是医生吗？……“夸张～～精神病院？！”S瞪大了眼睛道，“怎么折腾到那种地方去了？！”“谁知道，听他们邻居说的。”林岳一脸无奈道，“虽然我是医生，可那种地方我也不想去。”金玉药斧，据说是传自上古的一种医疗器具，斧身为铜制，淬炼时加入数种金石药物，斧刃圆钝略带不平，斧背为玉制，打磨为光滑的尖圆形。使用时斧刃常以刮、磨、磕、砍、顿的方式，疏通推动人体筋脉循环；斧背则以敲、打、点、揉、钻的方式，活络趋进人体的穴位。在使用中，病人体表会涂抹特制的药膏，与药斧自身的药性、筋络手法相结合，对很多疾病的治疗和防御相当有效。林岳找到的传人叫马哲明，四十出头，是一家中药店的经营者。在这个西医盛行的时代，小型中药店铺的生意不免清淡了些，马哲明苦撑不下，最终只得关门大吉。不久前马哲明的老婆突然与他离婚，人近中年的他也许承受不了事业婚姻的双重失败，在老婆带走孩子的第二天便疯了。“我去吧，疯子看上去的确有些古怪可怕。”我慢声道，“但至少不像正常人那么狡诈。”“亦凡，我陪你一起去。”晖儿轻声道。……城郊，十里坡，马哲明所在的精神病院。与其说这里是一所精神病院，倒不如称之为监狱，当沉重的大门在身后关闭时，我突然有一种被囚禁的感觉。这辈子我应该不会被关进这里的，现在除外。林岳和S一路小声嘀咕，望着围栏内那些行尸走肉般的病人，身子不禁微微颤抖。晖儿扶着步履蹒跚的耿婆，两眼垂视，眼不见为净的做法也许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不许给病人递东西，不许和病人肢体接触。”满脸横肉的男护理恶声道。这是一间单独病房，坚实的门上开了一个不大的窗口，用铁栏禁锢着。从窗口看去，房间内空空如也，马哲明并不在里面。“哲明啊，大姨来看你咯。”耿婆操着地道的河南口音叫道，声音带着哭腔，这老太太的演技绝对不比莫炎差。“嘎”地一声怪叫，一张扭曲的面孔出现在小窗里，那面孔是倒着的，难道马哲明被倒吊在屋里吗？屋外的众人虽然都有心理准备，但依旧被这突如其来的怪异景象吓了一跳。“蓬”地一声，面孔突然消失，再度出现在窗口时已是正向。看样子，马哲明是摔了下来，但在这种满是防撞隔层的房间里，他又是怎么爬上去的呢？男护理不屑地哼了一声，走到走廊一头的窗口，点起一支烟，狠狠地抽了起来。“哲明啊，有人来看过你没有？”耿婆继续哭腔道，那声音低了很多。“呵……呵……”马哲明咧嘴一笑，露出一口整齐的白牙，口水哗地涌了出来。“他的犬齿……”晖儿低声道，“好像比正常人长了很多。”马哲明的犬齿的确有些奇怪，虽然不像电影中的吸血鬼那么夸张，但与常人相比却有些怪异。“呵……呵……”马哲明继续笑着，声音渐渐飘忽了起来。古怪的笑声在走廊中逐渐弥漫，相邻病房的病人像受到传染一般也开始发笑，那声音与马哲明如出一辙。“不对劲，我们快走。”耿婆脸色一凛，低声道。病人集体发飙，照理一旁的男护理应该出面干涉，但当我望向走廊窗口时，他却不见了。“靠，我说怎么老觉得不对劲呢。”林岳抱怨着加快了步伐，“多半就是个套！”说话间，众人已奔至楼下，身后的楼道间传来一阵凌乱的声响，就像是一群动物在迅速奔跑。“这些人……”S的声音冻结在喉间。方才进门时所看到的围栏全部倒在了地下，围栏中的病人围在了楼前，脸上带着与马哲明相同的微笑。在他们咧开的口中，那异于常人的犬齿仿佛正闪着寒光。“丫头们站中间，王亦凡、林岳，你俩左右看着！”耿婆沉声道，手中不知什么时候多出了一根玉制的小槌。“这些……是僵尸吗？”S颤声道，贴身保镖般的狴犴被留在了旅店内，手无寸铁的她不免有些害怕。“囊倮！比僵尸还麻烦的东西……”耿婆弯腰蹲下，手中的玉槌有节奏地敲击着地面。囊倮，是一种人为造成的怪物，确切的说，是由于某些不良术士的诡异试验而产生的失败品。当初老田在世时，我俩交流的资料中就曾有囊倮的记载，根据产生原因的不同，囊倮可以分作药倮、丹倮。它们之间各有差异，但却有着相同的破坏力，人类的力量、速度和感官潜能在这些东西身上发挥得淋漓尽致。只不过，它们已没了自己的思想，那些无良术士找出了控制它们的方法，并将之作为自己的作恶工具。不是耿婆喝破，我还没有想到这些病人已经变成了这种怪物，这个精神病院居然是个巨大的囊倮窟。迅速涌来的

了，我藏有一块金章宗时的土地交易合同铭文砖，全用汉字，而且表达方式、称谓、官职也都是汉文化。就是在金哪，金亡了之后也不是一下子没了。定：也和白狄一样，也跑了。旗：还是跑，往北跑。你算算从金和蒙古，到我们满族的再次兴起，实际上隔的时间并不长。中间就元朝一百多年，明朝刚建国的时候已经跟我们开始打交道了。定：这个观点我特别感兴趣。我现在最感兴趣的是你这个观点是从哪儿来的，主要从哪里来的，主要是从你父老那里来的，还是主要从书里看来的？旗：从我爷爷那儿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满族有很多提到回老家的问题。我爷爷就跟我讲过圈地的事，他说为什么在河北这地方圈地，他说我们入关之前老根儿就在这儿，要圈地就圈这一块，各王府、上三旗都要在这儿圈一块。但他没讲过白狄，从他的话我只能上推到女真。我从来没有在史料里见过这种说法，就是听我爷爷说的。否则我不会那么系统地思索这一问题，导致我读书的时候一直有这根弦。我很小的时候就有很强的历史感、时间感，一到傍晚就心里难受，怕美好的东西失去，就知道、体验过什么是死。我六七岁的时候，您知道那时候吧，在学校挖防空洞，一下挖出清朝的墓来，人穿的那个绸缎衣服，戴着朝珠的朝服，也没有烂，死人。我那时候就有恐惧感，然后就有提问：我是谁，我是哪儿的人？然后就是我这个民族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有这个。我爷爷再给我讲完之后我老是这么考虑，我们这个民族这么精细，这么厉害，这么有修养，它不可能就从一个荒蛮的部落一下子爆发出来，两次跨入中国历史，成为正朔的王朝。再说我研究过历史呀，我是专攻魏晋南北朝思想史的，魏晋南北朝的时候五胡乱华，进了中原以后一塌糊涂、宫闱秽乱，除了北魏孝文帝受母亲影响推动鲜卑族汉化以外，其他贵族几乎一点文化没有。但是满族为什么一进入汉文化就井井有条，就好像是把自己家的东西重新拿回来一样。Elliott：对。历来的解释都是有汉人在辅助。旗：匈奴也是，契丹也是这样，所以这就是中国，我在日本进行学术交流时也讲过，在台湾做短期客座时在大学讲课也讲过。就叫中原舞台论。中原这地方不过是个舞台而已，哪个民族兴盛了都在这儿演一出戏，败了以后就退到边陲，就有一个核心和边陲之间的关系。退到边陲之后呢，蛰伏一段时间，然后又回来了，这叫光复，中国古代为什么那么重光复啊。日本人也有这个观念啊，日本当年侵略中国的一个所谓的重要理论根据，包括日本军阀，日本军部当时的教科书我都看过，一个重要因素，在他们的历史学上讲，说他们过去就是在中国。日本是秦汉以后各代流亡的中原、沿海移民们迁过来形成的，所以他们回来寻根来了。说出一个什么理论？一个日本学者当面跟我讲，当年的军国主义汉学家们认为，蒙古人可以在中国统治，满人可以在中国统治，为什么大和民族就不可以在中国统治？这是多么荒谬的理论！Elliott：这个理论在当时日本的很多书里都可以看到。旗：后来我跟他说了，我说什么原因呀？就是因为世界进入到民族国家和现代国家了。Elliott：对。旗：这是最最重要的原因。如果没有这个原因，像是中国古代，没有现代国际法意义的国界以前，你来了以后你叫逐鹿中原，如果有了这个原因，你来了以后你叫侵略。就这么简单。因为过去人的传统边境以及传统国际法则和1900年以后现代国际法规完全不一样。但是如果我们推出去再远的话，日本文化确实与中国文化很有关系。Elliott：为什么当时日本学者对蒙古史、满洲史这么感兴趣，这句话太对了。因为作为异民族统治，非同类，他们写书的时候还写异民族统治下的中国，或者异民族统治中国史。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旗：您说得对。我研究近代思想史，特别是明清思想史，明亡了之后，清这个期间，我发现了很多重要的线索，证明日本侵略中国较早的理论基础。明亡了以后，明朝有个亲王的后裔叫朱舜水，注95他是著名的理学家，对陆象山、王阳明的心学也颇有造诣。他有两千弟子，这里边当然也有南明小朝廷的残官余吏、散兵游勇，但大部分是学者，跑到日本去了，大部分在幕府里，给德川家康当私人老师，德川拿出天皇给他一年俸禄当中的一半，给他养他的两千弟子。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朱舜水给德川讲了一个道理。说我们三万万的汉族，被一个区区40多万的小民族就是我们满族啊给打败了，你们大和民族要吸取我们汉人的教训。另外你们也要励精图治，将来你们也可以打到中原去，就给他说这个。而且把理学的“理”“气”的观念和“心学”的“心”“诚”的观念给了德川，德川以后就以朱舜水为精神领袖培养出一个水户学派，其中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诚”，忠诚的“诚”，和“勇”放在一起，加上中国唐以后传入日本的禅宗中“禅”“静”等观念，变成为武士道精神。武士道精神主要就是尊王攘夷，就把幕府的地位压下来，抬高天皇的地位。这是为了什么？统一日本，统一日本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准备力量，经朝鲜半岛过对马海峡进入朝鲜，再入东北，再到中原。所以以后的丰臣秀吉、德川家族给天皇写的信都是，我们的战略就是先过对马海峡拿下朝鲜，通过朝鲜到达东北，从东北逐鹿中原，天皇的首都应该在北京。史料都有。前年我到日本访问，我参观靖国神社旁边的游就馆，游泳的游，就义的就，这个馆举办了一个“明治维新130周年纪念展”，从中可见日本国家意识形成的过程和右翼军国主义思想的渊源。展览中我刚才说过的那些史料都有。但是日本人始终没有能完整地提出这个观点。我在日本有一次讲学，我提出这个观点，人家非常赞同，说你的观点戳到军国主义理论的根子上了，这是非常有见地的理论。但是我说我是很理性的学者，我理性地去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且你看游就馆，包括靖国神社的建社，每一个馆的名字都有出处，“游就馆”是荀子《劝学篇》里头的一句话，叫“君子游必就义”。我们后来有句成语叫大义凛然，从容就义，就义就是这个意思，君子要以义为榜样，宁可死，也要跟好人在一起。日本文化继承了很多我们中国的那些很纯正的东西。边疆民族史，特别东北亚民族史没人敢碰，因为涉及朝鲜、日本、蒙古、满族几个大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我后来想得特别系统。比如我爷爷给我讲，过去我们家里有个甲胄，我记得特清楚，我们是镶黄旗，都是镶边的黄色盔甲。它外边是布的，绫罗绸缎，然后里边是一层甲片，很小的，黑铁，用金属编在一起的，最里边是一层鹿皮。老头就跟我讲，说为什么用鹿皮，铁东西跟身体一磨身上就出血，有鹿皮作为内衬，就跟我们穿西装要穿衬衣一样。鹿皮是哪儿来的？都是日本和台湾。当时我就不明白，他跟我讲这个，我就觉得好玩儿。后来到台湾访问讲学，我也出去采访，我突然发现了，台湾有个鹿港，日本有个鹿儿岛，我就看了一下当时整个东亚地区海外贸易史，我发现很有意思，明朝和清朝打仗，大量的鹿皮来自台湾和日本，两宗大的贸易当中重大的货物。日本的鹿皮也很好，日本鹿皮的贸易是通过东北，通过朝鲜，台湾的鹿皮贸易是通过郑氏家族的海盗集团过来的。一下子就把当时我爷爷讲的那些小片段都串起来了。非常非常有意思。Elliott：东北的鹿皮也不少，为什么……旗：也许是鹿种不一样。那时候鹿皮是大宗。我小时候见过那个东西，里头是带铁片的，然后一层是鹿皮内衬。后来我不知道我爷爷把它给谁了，现在家里还有一套日本幕府时代的将军阅兵大甲胄，里衬也是用的鹿皮。类似这种，好多民俗有些片断实际是保留了历史整段的信息。定：这句话有道理。有时候很容易就会把一些片段给放过了。旗：因为我们历史大量是靠信史，所谓信史一个是流传典籍，当然都是正史了，大部分都是那些个胜利者写的，后朝修史往往是否定前朝的多，刻意回避的多。其二是靠挖掘，但是挖掘出来的只是很小一部分，所以历史研究往往都是靠那些基础的很小的一部分材料和胜利者的正史传下来的，往往有大量没有进入历史主流的东西，曾经是过去的历史主流被埋没了。所以大姐，我们满族不是突然出现的，我们被打败过，跑到边疆以后，蛰伏，然后回来一趟，不行了，又回去了，到了清朝又回来了。我潜意识当中就感到我们这个满族不是突然一下子爆发的，肯定有相当多年的历史和文化的积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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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淑绀：《巴尔堪、巴赛二事小考》[访谈者按]淑绀是毓旗之女，历史学硕士。参加工作后一直发奋用功，治史亦颇有心得。数年之前，她在参加我与台湾清华大学黄一农教授、中国社科院近史所刘小萌教授合办的海峡两岸满学研习营的时候，就曾针对其父这篇口述做过多方考证，引起研习营诸多参与者的好评。此次本书出版，我遂邀她将所作考证中的一部分写成文章，她欣然同意，撰成这篇短文交付于我，文章虽然不长，文字也略显稚嫩，但搜求爬梳，广征博引，用力甚勤，特将其文附录于此，供有兴趣者参考。

1.弥勒州所在地

我父亲说太爷爷告诉他巴尔堪征讨吴三桂一会儿死在了广西弥勒县，一会儿又说是在云南弥勒县，弄得我一头雾水。查当代县志，了解到弥勒县清朝为弥勒州，属云南广西府，今为云南省弥勒县注96。《大清一统志》记载：“弥勒县在州城西九十里，明属广西府，本朝因之，乾隆三十五年改为县。”注97这样弄清楚了原来阵亡地点是云南广西府的弥勒州。

2.巴尔堪阵亡的地点和时间

《清史稿》仅记巴尔堪在康熙十六年(1677年)九月广东韶州莲花山中流矢，十九年(1680年)八月创发，之后于行军途中死于广西：“(康熙)十九年八月，喇布(济度第二子，简亲王)师次广西，上命以巴尔堪从。病作，语固山额真额赫纳等曰：‘吾不能临阵而死，今创发，勿令家人以阵亡冒功也。’遂卒于军。”注98《钦定宗室王公功绩表传·喇布传》载：八月，移驻南宁。十月，诏选所部付大将军赉塔进攻云南。注99《清史稿》中《喇布传》亦有相同记载注100。进军云南的时间是从八月到十月，因此巴尔堪应该是在十九年九月至十月左右死在了由南宁到云南昆明的半路上，位于广西和云南交界的弥勒州。又，《功绩表传·巴尔堪传》中记载：“十六年(1677年)九月，剿贼韶州莲花山陷阵，中创，裹创力战，大破贼。十九年八月，简亲王统师广西，上诏王进征，时宜以巴尔堪总统营务，俾立功自效。十月创发，自度不能痊，语都统阿赫纳、副都统干都海曰‘吾为宗室，不能临阵而死，今创发，勿令家人以阵亡冒功。’卒年四十有四，丧还，上命大臣宗室辉塞往奠。”注101但是《宗室王公功绩表传》的横格宗谱上记载的巴尔堪阵亡时间却与传记略有出入：“巴尔堪，显祖宣皇帝曾孙，和硕郑献亲王济尔哈朗第四子，……十九年八月卒于军，复原封。”注102那么《巴尔堪传》与同一书《横格宗谱》记录的死亡时间哪一个更准确呢？翻检《爱新觉罗宗谱》丁册：“(济尔哈朗)第四子巴尔堪崇德二年(1637年)丁丑闰四月二十五日丑时生……康熙十九年庚申十月十一日寅时卒于军，年四十四岁。”注103原来巴尔堪死于康熙十九年十月十一日。总之，太爷说的时间地点应该是确实无误的。康熙十七年(1678年)吴三桂就已经死了，此时喇布和巴尔堪军队应该与吴三桂孙吴世璠的军队作战注104。巴尔堪的儿子巴赛也是战死的，父亲说他在雍正年间打噶尔丹死在新疆腾格里海。《宗室王公功绩表传·巴赛传》记为与噶尔丹策零在和通淖尔(和通呼尔哈诺尔、和通泊)交战时死在哈尔哈纳河附近注105(《查弼纳传》作哈尔噶纳河注106)。对此我有些疑惑。《蒙古族通史》中考证出确切地点在和通淖尔。注107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注108，在今新疆阿勒泰北与蒙古边界地区。和通淖尔其实是一个小湖，和通是蒙语中的链之意，淖尔就是蒙语中的湖，合起来就是链状的湖。而腾格里海即蒙语天湖之意应该是指大湖的，太爷可能将淖尔与海弄错了。总之，可以确定的是巴赛战死的地点在和通淖尔附近。巴尔堪和巴赛本未被封为亲王，只是后代辈出了亲王后被追封的。注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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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淑绀提供的家族谱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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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守坟的“四品宗室”

——金秀珍、金竹青、金恒德口述

[访谈者按]清朝皇族在清中叶以后就已明显分化，清朝覆亡之后，王公地位一落千丈，有钱的跑到天津，更多的则沦于贫困。北京的西北角，也就是靠近西直门城根儿的地方，由于房价远较城内便宜，很多贫穷宗室与八旗子弟便迁居到城墙根儿下，这里人烟稀少、房屋简陋、环境肮脏，日久成为贫困旗人的聚居地，遂有“穷西北套”之称。北城之谓“贫”，这是因素之一。这些没有爵位的爱新觉罗子弟，在清朝被称之为闲散宗室，到乾隆朝时为他们的面子起见，又赐给他们每人一个“四品顶戴”的空衔(犯罪者除外)，于是又被称为四品宗室，但实际上的待遇，却比一般的八旗马甲高不了多少，如遇婚丧嫁娶、意外变故，或者食指浩繁，也会如普通旗兵一样陷入贫困境地。注110辛亥革命以后，很多人的生活更是陷入绝境。这组口述与前面几组不同的是，几名被访者都是一家人，分别是四品宗室毓珍的妻子、妹妹和女儿，她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讲述了这个康熙皇帝的直系后裔、“一出生就是四品宗室”的一家两代人几十年来艰辛惨淡的生活。在本书中，这可能是一组最接近于“女性视角”的访谈了，不仅因为三位被访者都是女性，还因为在她们的讲述中，相当细腻地再现了在这样一种困境中女人的生存状态：她们生活中琐琐碎碎的平庸、磕磕绊绊的烦恼，以及当生计濒临绝境时的挣扎，还有更重要的，是旗人男子所不及的坚忍。毓珍的家计，主要就是靠他长年离家在外当保姆的母亲和做挑活的妻子支撑的，他妹妹老大出嫁，之后也挑起了一家的生计。在旗人家庭中，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我在不同场合不止一次提到过这点。《爱新觉罗宗谱》中毓珍家族支脉一览：允禔(固山贝子品级)注111毓珍(第一子)注112毓珠毓珮毓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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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秀珍口述

时间：2000年1月15日地点：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宿舍访谈者：定宜庄在场者：佟鸿举注113、金恒德(金秀珍之女)[访谈者按]金秀珍原名董秀敏，嫁到爱新觉罗家之后即改夫姓为金，名秀珍。与爱新觉罗家族结婚的女性大都如此。1999年秋，《北京晨报》刊登一条消息，说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部拆房时，在校园里发现了一通乾隆朝的石碑，当时碑身和驮碑的赑屃已经分离，但碑身文字保存完好，上书“原任绥远城将军宗室弘晌碑文”，落款是“乾隆四十七年”。注114这通碑以及住在石碑附近的弘晌后人也由此引起相关人士的注意，一时间探访此碑者络绎不绝。这并不是新发现，因为此碑的拓片早在数十年前就被收藏于北京图书馆(即今国家图书馆)。注115而我在转过年的年初专程踏访此碑，是因为在后来有关此碑的陆

异地扭动，宛如一条条粗大的白色蟒蛇向我们盘缠挤压过来。虽然如蛇般扭动，但树干依旧坚实似铁，无论用轮锯还是快斧都无法将它们砍割开。“趴下！”莫炎高声喝道，我和S伏身趴在了地面，一片树干立即盘在了我们的身上。莫炎的腰间直了直，身上的黑色火焰狂飙数尺，双臂上下张开，徐徐在身前划了一个圆形，继而两手合十指尖向前用力击出。“灵火狂龙诀！”一声断喝，莫炎全身的火焰沿着前伸的手臂化出一条黑色的火龙盘延飞出，耳畔隐隐响起高亢的龙吟声。火龙甩动身体在白色树干间飞速回旋，所到之处树干逐一灰飞，不多时整片树林便全部化作了一地白灰。束缚一去，我和S立刻爬起身来，跟着莫炎向晖儿走去。这时的晖儿已不像先前那样温和婉然，神情略略有些恍惚，身体开始不住的晃动，看来她身上的猎魂巫已渐渐失效了。我正要上前扶她，身边的莫炎却噗地喷出一蓬鲜血。血雾中腾地燃起鲜红的火焰，只见他双手掌根对抵，手指蜷在掌心，猛地向晖儿推出：“灵火灭神诀！”我闻声还未来得及阻拦，鲜红的火焰在晖儿的身上熊熊燃烧了起来，火光中响起阵阵凄厉的叫声，晖儿浑身顷刻间已被烧成了焦炭！“你他妈的疯了！”我嘶吼着扑向莫炎，一把捏住他的脖子疯狂地掐了下去。S在一旁被眼前的景象惊得不知所措，下意识地上前想扳开我俩，但却被我狂怒地挥开。摆手顺势脱身，莫炎后退了几步，踉跄地跌坐在地上，口中咳嗽了几下，不住喘着粗气。“不是说有救吗？！不是说制服了就有救吗？！”我疯子似的冲他大吼着，眼前漫起了一片血红，“你就这么下手杀了晖儿，那是人干的吗？！”莫炎坐在地上，满脸虚脱的样子，毫不闪避地看着我的眼睛，眼神中竟有着笑意。这不由激得我杀心大起，一排满是尖齿的狼牙棒聚在了他的周围，只消几下就能解决了这个心狠手辣的家伙。“亦凡。”熟悉的呼唤从身后传来，一个瘫软的身体靠在了我的背上。我难以置信地转过身，晖儿奇迹般地依在了我的跟前。她身上满是焦黑的块状物，行动间不住剥落，但却毫发无损，只是看上去精神十分的萎靡，似乎有些筋疲力尽。“烧掉的是她身上附着的巫灵。”莫炎坐在地上缓缓道，“现在可以收掉这些棒子了吧？”面颊一阵发热，我立刻散去了包围着他的狼牙棒。一时间歉意和感激的复杂地交错在脸上，莫炎好像没有注意到我的尴尬，毫无表情地坐在那里自顾休息着，方才的激战也确实让他消耗了不少的体力。晖儿的精神稍许恢复了些，S帮着我将她扶在地上坐下，一边揭去她身上残余的焦黑物。“刚才那个干尸一下出现在面前，我都没来得及叫你就被它喷了一口气，然后觉得身上被什么东西包住了似的。”晖儿心有余悸地说道，“接着身体就不听指挥了，那些包住身体的东西可以控制我的行动，但我却能很清楚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说到这里晖儿的眼泪纷纷落下，看来刚才所做的一切她是完全清醒地看到了，亲手杀死自己的丈夫和朋友，却不能控制自己，这种感觉简直是生不如死。“滇王那只老乌龟还在里面，现在就进去解决了它！”S忿忿地拎起猎枪，狠狠地推开开了石门。我和莫炎立刻起身，却听到舱内连续两声枪响，只见那滇王和身边的妃子早已成了无头干尸。S怒气未尽地又踢了滇王几脚，转身走到边上捡起了那把吊人矛。莫炎紧跟上前，手上闪出灵火将地上的干尸将军焚毁，又走到石案边探视起滇王和妃子的干尸来。“这个就是四牛贮备吧？”晖儿扶着我，指向案边一个精巧的青铜器皿道。那是个类似铜鼓的器皿，下部有三个兽脚支撑着，两侧铸有一对凶悍的猛虎，上部的顶盖铸着四只长角膘牛，逆时针地形成了一个围圈，正中有根铜柱，顶端方形铜片上站着一个骑马的男人。“奇怪了。”S在一边叫了起来，“我找遍了这里，根本没看到滇王金印。”七、古墓机关“公孙的枪法不错。”莫炎没头没脑地说了句，扶起地上的无头干尸，将它们靠在案边。“那是……”干尸的身上散放出一种奇怪的感觉，昏暗的火光中我清晰地看到那断裂的颈项上飘舞着许多红色的细丝。舞动的红丝落入了一双笼着淡淡火光的手，莫炎抬手牵动了几下，两具干尸竟手脚曲张地动作起来。虽然心中明白这如同牵线木偶的原理一样简单，但那两具干尸却并不是牵线木偶，更诡异的是那些红丝决不是一般人能看见的。晖儿和S的表情再度证实了我的想法，惊讶中带有几分怀疑，仿佛正在观看大卫·克伯菲尔的奇幻魔术。“夸张！你手上有吸铁石？”S走到近前看着莫炎的手问道，“不对啊，这干尸也不是铁做的。”莫炎松开红丝，手上火光大亮，眼前的景物更为清晰了，晖儿和S应该也已看到了那些红色细丝。“这红丝是什么东西？”滇王如此轻易地倒在了S的枪下，这原本就令我有些疑问，而莫炎发现的这些红丝更是将疑问升华到了神秘的程度。“我也很难相信。”莫炎似乎叹了口气，若有所思地看着S道，“公孙的运气很极端。”这话一出口便轮不到我继续发问了，S直接穷追猛打地盯住了莫炎。“越人鬼丝。”随着这个奇怪的名词，莫炎简洁地揭示了谜底。战国时期的楚国有一群越国的遗民，被称为“越人”。这些越人手中掌握着一些奇异的技法，但却随着秦国统一天下而全部失传，而“越人鬼丝”便是其中一种。施术者用自己胸前剜下的血肉加上冰蚕和特殊药物饲养，四十二日之后施术者会自杀，并由他人将其脑髓作为最后一次的饲料。第四十九日时，饲养的冰蚕便会化蛹、产子、死亡。将蚕子混入饮食，人食用后蚕子便会孵化成形，血红色的蚕丝则会附着控制人的神经。更为诡异的是，施术者的思想会原封不动地驻入这人脑中，完全取代原本的思想，有如鬼魂附体一般。在必要时，鬼丝还会附带着蚕子，从被附着者口鼻间喷出，传染并控制与之接触的人。“如果公孙不是第一时间轰掉干尸的头部……”莫炎话语一顿，寒栗的感觉无声地包围了过来。“还好我经常玩CS，习惯了爆头～～”S抹了抹额上那并不存在冷汗道。“越人鬼丝怎么会在滇王的干尸里？”疑问将我引向了一个模糊的记忆，“越人是受楚国管辖，这阳穴阴墓也是楚国的风俗，那个争论了许多年的疑问难道是真的？”“是庄蹻王滇的那个争论？”晖儿问道，文物展览会上一位黄姓教授曾做过此类的古史演讲，那精彩的史实分析确实印象深刻。“庄蹻是越人，传说古滇国是他建立的。”莫炎点头道，“但他的家族比古滇国消失的还早。”噗地一声，石案上的布帛不知怎地化作了碎片，靠在一边的滇王干尸顿时嵌入了石案内。众人下意识地闪在一边，石案面上缓缓出现了一片凸起的石刻，那形状似乎是一座城池的模型。错落有致的方形石屋聚集在隆起的城池中央，蜿蜒而上的阶梯环绕至城外，酷似玛雅金字塔的建筑紧靠着中央巍峨耸立，一侧高大的城墙内则围建着圆型的环状建筑。原来石案的侧边有一处隐蔽的机关，莫炎丢开越人鬼丝之后，滇王的干尸便斜靠在了附近。重力的牵引使得原本歪斜的尸体在光洁的石板上滑动了起来，恰好压在了机关石板上，从而巧妙地触动了机关。在那座金字塔般的建筑平顶上，摆放着一颗金色的印章，上面盘铸着的蛇形动物正向我们表明着它的身份。“滇王金印！”我不由失声叫道，这印章的样式与那天文物展上的滇王金印分毫不差。S激动地呆了片刻，正要上前拿下金印，却被莫炎拦住了。他仔细地观察了一会，鼻子在金印边地闻了几下，眉尖不易察觉地微微一挑。金印下面有机关？莫炎那细微的动作预示着什么。伸手间我聚出一块薄薄的金属片递去，莫炎头也不抬地接过，一手扶住金印，将金属薄片轻轻地插入它与金字塔建筑的缝隙间，转手又接过我再度递来的金属块压在了上面。金印入手的那瞬间，熟悉的细微声响立即传入耳中，山鬼不失时机地开始与S交流了。“食人的猛虎为带来王权的使者开道，天地间藏匿着的奥秘带领你继续寻找。”S小心地复述着山鬼的话语。滇王金印、吊人矛、四牛贮贝器，这些山鬼提及的东西就摆放在面前，循着那两句迷一般的提示，众人不住地思考着其中的深意。贮贝器的两侧铸有一对凶悍的猛虎，阔张的大口像在吞噬着什么，但扳动拉拔中却纹丝不动，脚下完全是与贮贝器铸为一体的。那骑马男子的打扮似乎是汉朝模样，应该就是代汉王御赐金印的使者，可这使者身上又蕴藏了什么玄妙呢？莫炎在那里翻看着金印，面上虽然没有任何表情，但眉宇之间显出一种沉闷，似乎也被困在了某个环节上。吊人矛则在S手中，渐渐急躁的查看下长矛不断被翻覆着，从边上看去像是在舞弄着长矛。铛！长矛重重地扎在了地上，响声将其余三人吓了一跳。S自地上拔起长矛，认真地检查了下矛头，口中自言自语地嘟囔着什么。“别心急，我们一起看看。”晖儿拉过S柔声道，“秘密会不会在矛头上？”“矛头？我看了半天了，除了它边上的小人是挂上去的之外，其他地方都是……”S似乎想起了什么，扳过矛头又仔细看了一下，伸手拉住其中一个吊在矛头上的人像左右晃了晃。人像被铜环挂在矛头两侧的小孔上，S在拉动中发现了什么，双手捏住铜环拧了两下，环体应手而开，自一处横向折成了九十度。原来这铜环是由两个半圆拼接而成的，一段由扣齿绞住可以左右转动，另一端则是密合较好的阴阳扣造型，粗粗看去混为一体。如法炮制下，另一个铜环也被取了下来，两个青铜人像并排地躺在S的手掌中，满脸的痛苦表情栩栩如生。“古代人的腰还真细。”S嘀咕了一句，两指搓着人像的腰肢，眼光却落在了贮贝器侧边的猛虎身上。晖儿顺势望去，转而一脸兴奋地与S对视了一下，两人各拿起一个人像来到了贮贝器的左右。仔细对比了一下后，人像被轻轻塞入了猛虎的口中，阔张的虎口恰好卡在了人像的腰上，一副猛虎食人的姿态活生生地出现在了眼前。咯咯两下，贮贝器两侧的花纹处落下了一层淡淡的灰土，猛虎向外弹出了些许。原来它们脚下连着的铜片是后期贴合在贮贝器上的，但接缝处与铜壁上的花纹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使得我们完全没有注意到其中的秘密。晖儿和S交换了一下眼神，同时捏住猛虎的身体小心地向外拉动了一下，两块铜壁被拉出两公分左右便不再移动。而与此同时，贮贝器的底部响起了一声轻微的金属碰击声，我探手一挥，一片巴掌大小的方形金片落入了手中。“是什么东西？”S口中问道，急急探头过来。那金片约有七八公分见方，其中一面精细地刻着一些弯曲的纹路，正中的位置上有一个小小的凸起，似乎原本应该卡嵌着什么东西。“是什么东西现在还看不出来，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个骑马使者的身上应该也有机关。”猛虎机关的发现提醒了我，刚才一直在端详金印的莫炎也立即起身走了过来。捏住铜马身上的人像，我试着上下左右地扳动，但手中却完全感觉不到有什么地方可以移动。莫炎在另侧观看了片刻，伸手在马鞍上轻轻拔出了一个物件。我手下一动，人像顺手向马尾滑动了两三公分。仔细观看，马鞍的璎珞饰品下竟隐藏了一根细细的铜柱，正是这根穿透马腹的铜柱卡住了人像在马腹内的机括。人像移动后，马背上现出一个两公分见方的凹槽来。莫炎小心地将金印卡了进去，轻轻按紧。嗒地一下，铜马晃动着脱离开来，莫炎则一把接住了铜马，随即取下金印。原来铜马站立的那块方形铜片是个极扁的铜盒，铜马脚下的是上盖，铸在贮贝器顶端铜柱上的是下托，一块圆形的金片此刻正安静地躺在下托中。从莫炎手中接过圆形金片，其中一面同样刻着弯曲的纹路，正中位置是一个不大的孔洞，我下意识地将孔洞对准方形金片的凸起处，两块金片完全地卡在了一起。手指间轻轻推动，圆形金片便转动了起来，那样子倒像是我之前用过的方形罗庚。“看看这些纹路之间的规律。”莫炎一边提醒，一边仔细地看着圆盘的转动。两块金片上的花纹十分奇特，无论怎么转动似乎都可以在它们之间组合出连贯的图案，这不由让我有些大跌眼镜了。“360°旋转就有三百六十个组合图案，这样下去很难找到答案。”晖儿看了一会说道。天圆地方，两块金片代表天地，山鬼说的“天地间藏匿着的奥秘”应该是指它们花纹的组合。似是而非的组合显然是用来掩盖真实秘密的，看来我们肯定忽略了什么重要的线索。“金印的印座上有刻痕。”莫炎将手中的金印递到我面前，上面盘曲着的蟠蛇是诸侯王权的象征，靠近蟠蛇头部的印座右侧和上部分别刻着“∟”和“⊥”两个标记。“蟠蛇的形状似乎扭曲的有些过头吧？”S盯着金印看了半晌，“这蛇会不会是方向标？”我立刻在方形金片上搜寻，花纹中果然暗藏着这两个标记，可与金印印座方位对应后却并没有发现什么。转动圆形金片，酷似蛇头的花纹落入眼帘，对应标记的位置将蛇头花纹转至正位，蟠蛇的形状顿时呈现。“用纸笔拓印下来。”S掏出纸张炭笔迅速拓下了金片的上花纹，炭黑的底色上隐约的纹理构成了像是地图似的图案，那条蟠蛇在图案中弯曲盘折地形成了一条行进路线。“蛇尾的位置好像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滇池。”晖儿一眼认出了图案上的地点。“像是云南中南部地图。”莫炎从S手上拿过地图，眯着眼仔细分辨了一下上面的图案，拿过炭笔在另一张纸上写画了起来，并不时地对照着地图。那纸上罗列着几个奇怪的文字，奇诡的字体和先前灵骨之匙印出的文字有些类似。按照金片地图的指示查询下去也就是找出龙脉和解救S的线索所在，但这张地图目前仅能看出下一步的大致行进路线，却没有任何明确的提示。除非莫炎写下的文字可以解决关键问题，否则单猜解谜语就足够耗尽原本宝贵的时间了。“蛇头的位置就是下一个目标。”莫炎放下手中的笔，“地图花纹的提示倒是很清楚。”“这些字是什么意思？提示又是怎么说的？”S被莫炎吊足了胃口。“沾益的天坑森林。”莫炎看着文字说道，“在石盘上用灵骨之匙就行。”既然目标已经明确地放在眼前，接下来的行动也就昭然若揭了，这番功夫总算没有白费。“亦凡，石舫怎么好像在动。”晖儿奇怪地望着主舱外。“我们算漏了金印的重量。”莫炎看着石案上的城市模型道。模型中的金字塔不知什么时候已沉入了石案，用来压住机关的金属物斜斜地盖在原本的位置上。原来是重量双重机关，记得曾经在电影里见过。靠物体重量压住一个机括，抬起物体就会触发机关。物体的重量是限定的，如果用其他重于它的物件代替就会压动另一个机括触发机关。奔到石舫一侧，舷窗外已是一片泥沼。石舫的头部某处正喷射着一种黄绿色的液体，溅在石壁上不断冒起阵阵白烟。烟雾过处厚实的石块竟不断腐蚀碎裂，正对石舫的石壁上兀然现出一个大洞，石壁连着一旁的大地石室，汹涌的河底泥浆顿时注入。“这酸液快赶上王水了！”S大叫道，“莫炎，让遁鬣带我们离开这里，我可不想变干尸。”“遁鬣受伤被我散成精气了。”莫炎如实答道，“现在没虚灵能像它那样带我们离开。”一句话等于给众人判了个死刑，石舫头部的酸液不断喷射着，石壁上的孔洞越来越大，用不了多久，泥沼就会全部填满整个石室。情急之下，我聆听着四周的动静，搜寻着脱身的方法。大地石室里的河泥正源源不断地自滇池底部涌入，速度和数量已是无法阻挡。石舫底层的暗舱内还有近一半的酸液在流动，暗舱的四壁应该是陶瓷构筑的，坚固致密的程度足以抗衡酸液的侵蚀。一个大胆的念头在我脑中形成：“莫炎，你有没有丹鱼？”莫炎眼光一亮，手中抛出几条朱色怪鱼。在他怪异的手法下，鱼身在众人头顶全部爆开，一片水红色的液体洒落在我们身上。“丹鱼的血可以保证我们在水里如

民起义，后金可以趁机从东面进攻，这至少能迫使明朝与后金议和，从而达成有利于后金的和约。郑克晟：《多尔衮》，第4—5页。同年，张文衡也主张：“今正取天下之时，入中原之机……明之东南，苦于徭役，必不堪一击。今明国东西不能相顾，正吾发兵中原之机……汗若乘此天赐良机，国人争劝之时，决意进取，则天必佑汗。”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36—137页；又见《皇清开国方略》，第387页。?张春被俘后，达海对他说，金明交兵是因为皇太极致和书六七次，而明朝政府竟无一言相报。《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45页。?《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31页。?康熙皇帝后来曾引用过皇太极的这番话。史景迁：《中国皇帝》，第144页。大凌河城陷落后，一些汉官试图说服皇太极乘胜南下。1632年5月8日，宁完我上疏指出，大凌河的胜利是明朝“内患”的结果，认为进军“南朝”，围攻山海关的时机已经成熟（称明为“南朝”，包含这样一层意思，即后金已取得了与明朝平等的地位，今后将要与明朝争夺霸权，就像1004年宋辽澶渊之盟所明确规定的那样；见苏珊·E·卡希尔：《宋代宫廷中的道教》，第24页）。罗振玉：《史料丛刊初编》第三册“奏议”第一卷，第14页。1633年8月26日，祖可法对皇太极说，一旦攻下北京，明朝其他城市都会投降；而欲攻下北京，必须先夺取山海关。同上书第四册“奏议”第二卷，第32—33页。但皇太极仍然否定了这一建议。1634年，皇太极进军中原并已打到大同城下时，仍表示他的愿望是议和。任长正：《清太祖太宗时代明清和战考》，第49页。?“其结果是改革了女真族的部落组织形式，建立了汉化的政治制度，而且，其中央集权的程度比北宋王朝还高。”陶晋生：《中国政治制度中女真统治的影响》，第127页。1635年7月4日，皇太极：下令对金、辽、宋、元的历史要特别重视。《皇清开国方略》，第373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81页。随着皇太极对满洲后人可能忘却本族文化的担忧与日俱增，他对多尔衮的态度逐渐产生了矛盾。他把极大的权力交给多尔衮，但又因多尔衮主张实现更全面的汉化而对他怀有戒心。郑克晟：《多尔衮》，第1页。?同上书，第154—155页。?据《实录》载，5月12日，皇太极召集众官举行了更改年号（改天聪为崇德）和国号（改金为清）的仪式。皇太极——自此以后史称太宗——宣称此次改号符合天意，并强调说他已征服了朝鲜（当时其使臣在场），统一了蒙古，因而鸿名伟业，丕扬天下。《清太宗实录》第二十八卷，第17—22页。满族人相信，君主需要遵从天命来建立自己的统治。戴维·M·法夸尔：《满洲之蒙古政策的起源》，第201、204页。奥克斯南认为，“阿巴海（即皇太极）清楚地认识到，摆出一副能使中国摆脱明朝腐朽统治的架式，而非以金朝女真征服者的姿态出现，这具有宣传价值。”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5页；又见薛虹：《试论满族共同体的形成》，第1页。?《清太宗实录》第三十二卷，第8页。熙宗是第一个热衷于汉化的金朝皇帝。陶晋生：《12世纪中国女真的汉化研究》，第99页。?世宗的排外运动，还强调了狩猎的重要性。陶晋生：《女真的汉化》，第76—83页。?《清太宗实录》第三十二卷，第9页；又见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6—37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81—183页。?太宗日益增强的排外主义倾向，使他对力求改善汉人俘虏之地位的汉族官员，不像以往那样言听计从了。1638年，于努尔哈赤时代降金的祝世昌，对将俘获的良人妇女卖充乐户的作法提出批评。为此太宗斥祝世昌为身虽在清、心犹在明的叛徒。郑克晟：《多尔衮》，第9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34页；《皇清开国方略》，第420—426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65—170页；郑克晟：《多尔衮》，第2页。引起这场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朝鲜拒绝承认太宗的地位高于明朝皇帝。另一重要原因是满足经济方面的需求。此前，正白旗之鞑靼人英俄尔岱，一直负责向朝鲜征收粮草。1636年，朝鲜国王将英俄尔岱软禁起来，并停止向清朝纳贡。其后，朝鲜军队被击溃，其国王逃走，英俄尔岱又继续在朝鲜履行其职责了。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94—395页。?沈世魁死后，沈志祥继承了他的军队和总兵头衔。明廷对此颇为不满，沈志祥遂率众降清了。此后，沈志祥成了清军一员猛将，曾在山海关攻打李自成，又助孔有德攻占湖南，以战功受封公爵。《贰臣传》第七卷，第20—21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五卷，第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69页；《皇清开国方略》，第527—529页。?关于洪承畴在陕西镇压起义的概括叙述，见李光涛：《洪承畴》，第229—231页。?陈奇瑜在陕西东南将起义军包围后，接受了义军的投降，派安抚官护送他们回乡务农。但在途中，义军却杀死了安抚官，再度反叛。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5页。?《贰臣传》第三卷，第1—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58—359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0—381页。?八!零!电!子!书!w!w!w!!t!x!t!8!0!.!c!o!m1641年4月25日，兵部从一逃亡奴隶口中获悉，济尔哈朗率一支清军，携30多门“大红夷”炮，已经到达锦州东北数公里处的义州，并准备进攻锦州。分守外城的蒙古雇佣军经清军劝降而放弃了阵地，祖大寿弹压失败，只得退守内城。城中积粟足供坚持数月，但清朝之汉军及一支朝鲜援军的猛烈炮火，使守城明军伤亡惨重。这支朝鲜军是被迫而来的，战斗中又大量死于疾病。这时，明朝派职方郎张若麒赶赴洪承畴军中。洪承畴认为，清军攻势太猛，应当谨慎从事。而张若麒认为这是与清军进行决战并将其一举击溃的好机会，故一味催战。后来，张若麒因提出这一鲁莽的计划而受到弹劾。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680、3683—3686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31—233及236—237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1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34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35页。?这块沿海平川被流向大海的山洪隔开。1641年11月11日，朝鲜将领柳琳向其国王对这一战场做了生动的描述。吴晗：《朝鲜李朝实录》，第3686—3687页。?《明清史料》乙编，第296、327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2、236页；《清实录》，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5页；吴晗：《朝鲜李朝实录》，第3686—3687页；郝爱礼：《亲王多尔衮》，第19—20页。?城中一名官员设法逃出了清军的防线，去报告洪承畴及其残兵败将在松山的困境。他估计城中粮草只能维持到1642年初春，要求派兵增援。《明清史料》乙编，第337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9页。大同守军的估计则更为悲观，因为在正常情况下，松山人马每天要消耗粮食3000石。《明清史料》乙编，第335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9页。?明《题本》，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9—240页。?《明清史料》乙编，第327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7页。?明朝可以派出的援军有：吴三桂部兵1万人，战马5000匹；白广恩部兵5000人，战马2500匹；李辅明部兵5000人，战马500（应为700——译者）匹。此外，马科部有兵6500人，战马3400（应为2400——译者）匹；唐通部也有大约10000人的军队。但他们正镇守关隘，不能调动。《明清史料》乙编，第338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8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28页。到1641年12月，清军已在被围各城四周“挖地为壕，壕上有桩，桩上有绳，绳上有铃，铃边有犬。”《明清史料》乙编，第337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9页。松山城内一部分水源被切断了，而到1641年10月18日两名士卒冲出包围时，城内只剩下三月粮草了。守城士卒每五天才能分到两碗米。《明清史料》乙编，第331、336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6、239页。?《明清史料》乙编，第336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8页。?这支清朝汉军的将领是佟养性之孙、炮兵专家佟国印。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26页。?由于雪太大，清军主力返回义州躲避去了。《明清史料》乙编，第337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9页。?《皇清开国方略》，第536—537页；《贰臣传》第三卷，第3—4页。沈廷杨亦由天津海运粮饷前往增援，但却拖延了数月之久。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199页。?《贰臣传》第三卷，第4—5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6—7页；《贰臣传》第九卷，第4—5页；《皇清开国方略》，第537—538页。?同上书，第8页。?1643年，夏承德及其所领500庄丁、1000依附农民，被编入汉军正百旗，后被派去占领山东。《贰臣传》第九卷，第6页。?《东华录》，1642年4月29日条。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41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1页。据说，太宗在大清门内的崇政殿接见了洪承畴，问他明朝皇帝为何对手下将帅的生死如此漠不关心，竟在战争中将他们轻易抛弃。洪承畴说，这是由于崇祯皇帝周围的众多文臣提出的策略纷纭不一。太宗直截了当地驳斥道：“特今君暗臣蔽，故多枉杀。似此死战被擒，势蹙归降之辈，岂可戮彼妻子，即其身在敌国，可以财帛赎而得之，亦所当为，而况坐妻子以死流之罪乎？”洪承畴被这番话深深打动了，因为他估计自己的亲属一定遭到了明朝的诛戮。《东华录》，1642年6月1日条，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41—242页。?《贰臣传》第三卷，第6页。根据郑天挺的看法，是张存仁使洪承畴改变了主意。他曾在太宗面前自告奋勇，要求奉命为洪承畴剃发。郑天挺：《清史探微》，第52页。?《贰臣传》第三卷，第6页。关于洪承畴降清一事，有许多想象出来的描述。1644年以后最流行的一种说法是，他被俘后曾绝食9天，经强行灌入参汤后才苏醒过来。但此后他仍以自己是朝廷大臣，又是南人，而拒绝背叛明朝。清人见劝降无效，便将他放掉，并派甲士护送。将入关时，他遇见一个家仆。此人告诉他，京师中人人都以为他已经死了，并特别提醒他说，他如今是“所统三军俱没，地方俱失。”于是，洪承畴感到除了回去寻求清朝皇帝的保护之外，已经别无出路了。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第五卷，第14页。还有一些记载，或说是由于范文程的极力说服，洪承畴才放弃了绝食而死的念头；或说是皇太极让他年轻美貌的妃子蒙古科尔泌贝勒塞桑之女博尔济吉特氏去服侍洪承畴，使他恢复了健康；或说是皇太极亲至其室，解貂裘而与之服，使洪承畴大为感激，遂叩头请降了。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199—200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41页。产生这些传说的原因之一，也许是洪承畴本人的特殊性。虽然后来有许多身居高位的南方士大夫为清朝效力，但在这个时候，有这样一个人加入清政权及早已归附的辽东汉人集团，势必使人感到震惊。文秉：《甲乙事案》，第35页。不加深究地把洪承畴说成是乱臣贼子，总是很容易的；但人们对这一令人困惑的事件，显然渴望得到更详尽的解释。?《东华录》，1642年6月1日条。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42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200页。洪承畴很快就赢得了这些贝勒的信任和尊重，被他们视为清政府中最好的汉官。郑克晟：《多尔衮》，第8页。后来，洪承畴在陕西时的几员部将也在他的影响下叛明降清，其中包括总兵李本深和刘泽清。李本深率手下10.3万人归降于多铎。刘泽清在背叛南明而降清时曾写信与洪承畴联络。《明清史料》丙编，第91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55—256页。?1642年5月10日，圣旨称他“节烈弥笃”，令“速与优旌”。5月25日，兵部公布了吴三桂手下一人的报告，描述了洪承畴临死前每日面朝西南向明朝皇帝叩拜的情景。《明清史料》乙编，第398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42页。?1644年2月27日关于洪承畴之死的一次廷议。见万言：《崇祯长编》，第81页。?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第五卷，第15页。该祠后来使明朝颇感为难，遂改奉观音了。根据一种记载，洪承畴的一个家仆，为了筹集一笔盘缠将洪承畴的妻妾及十名家仆送回福建老家，而上疏崇祯皇帝，极为详细地描述了其主人尽忠死节的经过。崇祯皇帝读后感动得热泪盈眶，遂亲至洪承畴祠祭奠，而不顾大臣们对此报告之真实性的怀疑。皇上既然已经公开对洪承畴表示了哀悼，所有辽东籍官员便都不敢将洪承畴仍然活着的传闻上奏了。张怡：《谀闻续笔》第一卷，第20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28—229、243—244页。?谢国桢：《党社运动》，第90页。?《贰臣传》第二卷，第15—19页。佟图赖完全赞同这一观点，也以同样内容上疏皇太极。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96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0页。?但太宗并未完全放弃与明朝议和的念头。1642年10月，阿巴泰准备率军入关骚扰，太宗嘱咐他说：“若明国差人来讲和，尔等可答之云：‘我皇上命我率兵征讨，敢不奉命行事。尔国果欲讲和，可与我皇上请命’。”另一方面，太宗又对阿巴泰说：“若遇流贼兵，亦对他说：‘尔等见明无道逆行，故兴师征讨。我国与尔同意，……流贼若差人来，就带他的人来。”郑克晟：《多尔衮》，第5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40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1页。?同上书，第12页。最初，围攻锦州的清军由多尔衮统领。但他未经太宗批准，便擅自决定各牛录每五人为一批轮流回家休整，以恢复其部队的士气和战斗力，以及无处放牧的战马的体力。太宗闻知此事后大怒。多尔衮因罪请死，太宗便将其由亲王贬为郡王，罚银1000两，夺两牛录，并于1641年5月1日将他召回盛京，留在朝廷。郑克晟：《多尔衮》，第1页。关于多尔衮原来的头衔，见郝爱礼：《亲王多尔衮》，第10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2页。?同上书，第12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2页。?同上书，第13—14页；又见《皇清开国方略》，第539—543页。?赵尔巽：《清史稿》“列传”第二十一卷，第20页。?虽然吴三桂的军队和声望都在1641年衡山附近的那次战役中被摧毁了，但他又在宁远重整旗鼓。到1644年，他手下已拥有4万正规军，七八万来自辽东的非正规军。彭孙贻：《平寇志》第十卷，第11页；又见曹凯夫：《三藩叛乱》，第13页。?锦州陷落后，张存仁曾至书吴三桂，简要叙述了清军连破数城的战绩，进而指出，“明气运已衰。”由于祖大寿是吴三桂的舅舅，吴三桂此时自然会考虑降清问题。《贰臣传》第二卷，第21页。?《贰臣传》第二卷，第17页

石盘，一个长长的身躯，嗯？两个身躯，一细一粗，怎么还毛茸茸的？一时间我被脑中的景象弄得不知所以，莫炎见我楞在那里不由也嗅了嗅，眼中的愕然竟似比我更吃惊。“里面是什么东西？”我晃了晃脑袋，“难不成是个巨型毛毛虫？”莫炎没有答话，脚下一个箭步冲进洞去，平时冷静的他怎么一下变得如此冲动？心下疑惑我紧跟了进去。洞里的空间非常之大，应该是整个桫椤根系中最大的部分。洞中有个数十米的凹坑，但却并不很深，坑底正中放着一个石磨台子似的东西，在它边上正盘着一条浑身短毛的蛇形生物。那东西忽地摆动了下头部，发出一阵低沉的喘息，这声音正是我之前听到的。两人手中的矿灯齐齐照去，一条手臂粗细的暗红色蜈蚣正趴在那只蛇形生物的身上，数百只短脚牢牢地攀附着，钳子似的口器似乎在啃咬着那东西的头部。我惊讶的发现那东西头部上竟长着一对枝杈的长角，扭动的身躯下面隐隐是两对酷似鸟类的爪子，这东西是……龙？！“咝～～”莫炎的口中发出了一声高频的鸣叫，蜈蚣听到鸣叫立刻停了下来，抬起上半身向我们这里晃动了两下，恐怖的口器猛地大张开来。“分头散开，小心它的毒液。”莫炎低声说着身子闪向一边。蜈蚣查觉莫炎的行动，身体一扭爬了过来，我立刻向另一侧闪去，蜈蚣的注意力马上被吸引转又爬向我这边。莫炎那里又是一声鸣叫，蜈蚣半途停下开始左右顾盼了。就在它迟疑的时候，我和莫炎已站在了凹坑的两侧遥遥相对。正想聚出利刃之类的东西将蜈蚣碎尸，却惊觉自己是身处根系洞穴之中，这里不但无法提炼金属，就连聚集黄土也成了问题，木克土的特性生生将黄土隔阻在了外围。莫炎手中没有像平时那样闪现出火光，看来他也已无法使用灵火，阴阳无界局的五行限制已将我们置于一个十分不利的境地。蜈蚣左右摆动了下头部，伏下身躯在地上转起了圈，数百条腿一起爬动间速度越来越快。莫炎在对面做着什么手势，落下的矿灯歪斜地照射着有些看不清楚。转动中，蜈蚣的头部猛然抬起，口中喷射出一蓬乌色的汁液，在身体飞转的带动下，那汁液横扫一圈袭向坑外。这才明白莫炎的手势是让我趴下，反应中急速卧倒，一片散发着腥臭气味的液体从头顶掠过，喷洒在身后的洞壁上发出一阵滋滋声。抬头观望中，那只大蜈蚣正昂着脑袋得意地嘶叫着，似乎以为我俩已经被毒液击中。莫炎悄然爬起身来，双手急速挥动，一道银色长索直射而出，经过大蜈蚣直立的身躯时却画出了一条弧线盘卷地射向洞壁。笃地一声，长索一端牢牢地钉在了洞壁上。“抓住，绞断它！”莫炎大吼着向一侧跑去，我脚下狂奔着跑向洞壁上钉着的那根长索。大蜈蚣似乎明白了我们的用意，脑袋一摆，整个身躯用力甩动。飞身扑上，堪堪抓住莫炎钉在洞壁上的长索，一股大力自长索上传来，我双手死死拉住脚下已被拖动数尺。莫炎见状大喝一声，手抓长索，身形奋力向后仰去。两相用力之下，噗地一声，数米长的大蜈蚣竟被长索生生绞作了两段。那断裂的身躯并没有立即死去，而是不住地四处爬动。急急爬动中两截身躯撞在了一起，头部那半截竟狠狠地咬住了另外半截，一阵猛烈地抓挠撕咬下两截身体顿时支离破碎。拭了下额头的冷汗，我慢慢站起身形，身后忽然碰到了什么东西，愕然转身间，一张满是诡笑的面孔出现在眼前——老田？！十四、初窥奇局如果说老田的突然出现只是吓了我一跳的话，那么他脸上那诡异的笑容却是让我不寒而栗了。条件反射地后退了一步，手下不由自主地摸向腰间的户撒刀。老田并没有理会我的行为，干瘦的身躯靠在洞壁上，脸上的笑容仿佛凝固了似的，直直的双目间似乎已没有了视线。我小心地碰了一下老田的身体，触手间还有些许体温，但却有些僵硬的感觉。此刻莫炎早已来到了身边，他用矿灯照了下老田的脸部，又凑近嗅了嗅。“他吃了毒参茄。”莫炎伸手在老田腰畔的布袋里摸索了起来，“可以令人假死的中药。”随着一片豆角般的植物塞入嘴中，老田的鼻间渐渐有了呼吸，诡异僵直的笑容也慢慢消失了，几分钟后他的喉头发出了一阵剧烈的咳嗽。“下次少吃点。”莫炎拍着老田的背脊道，“小心弄假成真了。”老田咳嗽着向我们摆手，脸上一付一言难尽的表情，大口喘息着说明了情况。掉入子坑时他被树枝挂住昏了过去，醒来后便用蝎虎绳下到坑底，无意间进入了这里。一眼看见巨大的蜈蚣，老田顿时吓了个半死，转身正想逃走，却被那两只巨型蛞蝓挡住了洞口，情急之中他服下了身上带着的毒参茄假死，以逃过大蜈蚣的注意。我有些偷笑，这种做法等于是对着死亡把自己打晕，他就不怕永远没人下来？“那只蜈蚣死咯？”老田后怕地问道。“自己把自己咬死了。”莫炎走到坑边，“这条龙不知还能不能活。”“这就是传说中的龙？”我忍不住问道，那浑身短毛的蛇形生物果然是龙。“是龙有什么奇怪的？”莫炎像看外星生物似的看着我，“难道你不是中国人？”我被他问得哭笑不得，这和国籍扯不上关系，任何人看到这条龙都会和我产生一样的疑问，何况边上还有个下巴快掉到地上老田做参照呢。爬下凹坑，我们慢慢接近石盘，那龙安静地躺在地上，喘息声依旧沉重，但却比之前少去了痛苦的感觉。细细打量下，它的身长在十米左右，浓密的短毛替代了传说中那金光闪闪的鳞片，身体下的脚爪长得有些像鸟类，头部一对长角如鹿角般枝丫。它的头转动了一下，整个脸部呈现在面前，阔长的样子比传统造型短了一些，但完全就是画卷中那副模样。灯光下我忽然发现它的双眼竟是两个黑洞，凝结在眼眶周围的黑色痕迹似乎是干涸的血液，附近有几处明显的灼伤，应该是被什么东西烧瞎了眼睛。“南浔之国，有洞穴阴源，其下通地脉。中有毛龙，时蜕骨于旷泽之中。”我想起了《拾遗记》中的记载，“这条应该就是记载上的毛龙吧。”毛龙似乎听到了我的语声，粗大的鼻孔急促抽动了几下，忽然张开大口发出一声悠长的吟叫，那声音高亢浑厚在洞中不住回响，这就是龙吟吗？正在惊叹龙吟的韵律时，莫炎却一把将我和老田拉退了数尺。蓬地一声，毛龙甩动的尾部狠狠地砸在了方才我们站立的位置，地上顿时出现了一道凹沟。一击不中，毛龙并没有继续攻击，而是喘息着扭动了下身体，缓缓地盘在了石盘的周围。“恢复的倒是很快。”莫炎咦了一声，“可惜被废了。”“被废了？”我听着有些迷糊，刚恢复过来就具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可在莫炎嘴里却成了废掉的龙。“眼睛是龙的死穴。”莫炎微微地叹了一声，“瞎眼的龙等于被废了一半。”说话间毛龙抬起头又是一声长吟，尾部卷住石盘盘基，上半身盘起扭曲地盖住了石盘，两只前爪牢牢扣在石盘上，头冲着我们张开了大口，爪下的石盘发出一阵咯咯裂响。毛龙要毁石盘！大脑反应出一个念头，我一拍莫炎，手中拔出户撒刀绕着石盘快跑起来，跑动中不时地挥舞手中的砍刀发出阵阵风声。毛龙的眼睛已经瞎了，只能凭嗅觉和听觉判断敌人方位，再加上身中蜈蚣毒，我如此吸引它的注意便可以给莫炎争取机会。银色长索在掌上一勒，殷红的血水立刻溢了出来，莫炎将血水迅速涂抹在长索上。他在一端绞了个活套，看准时机挥手套住了毛龙的颈部，双脚拉开马步，手下用力一收，将长索在自己的腰间绕了几圈。说也奇怪，毛龙被银色长索套中之后并没有大力挣扎，而是顺着莫炎的拉动爬下了石盘，似乎十分在意那套在颈中的长索。本以为会有一场恶斗，不曾想却如此简单便制服了毛龙。莫炎牵拉着长索慢慢靠近，一只手伸进了毛龙颈上的绳圈，稍稍用力拉动，毛龙轻摆了一下头颅，驯服地趴在了地上，硕长的身躯盘成一圈，口中发出低低的声响。“驯养的毛龙。”莫炎抚看了一下毛龙的颈部，那里套着一道巴掌宽金色脖圈，上面依稀有些图案，不知是哪个时代的产物，斑驳得已是无法辨认。毛龙的头顶上被大蜈蚣咬出了一个不小的伤口，虽然没有大量出血，但创口的颜色黑红相间，显然是中了蜈蚣的剧毒。“老汉年轻时听村里的长辈说起过毛龙，不过传说这龙是百毒不侵的哦。”老田这会才缓过神来，“那条大蜈蚣咋就能降住毛龙哈？”“那不是一般的蜈蚣。”莫炎指着地上的蜈蚣碎片道，“是被人用毒药养大的。”我和老田面面相觑，巨大的毒蜈蚣，从未见过的毛龙，这两种传说中才会出现的生物并存在洞穴里，而且都是经人驯养的，这个存放龙脉石盘的地方到底还有什么秘密。莫炎拿出一把银色的小刀，轻轻地在毛龙的伤处挑了几下，毛龙大声低喘起来，浓浓的腥气顿时散开，伤口溢出一股乌色的气雾。莫炎手下不敢怠慢，自背包中掏出一个罐头瓶，打开瓶盖将一瓶的液体全部倒进了伤口。毛龙身体颤动了几下，仿佛在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四只脚爪深深地抓入地面，却没有挣扎或疯狂的举动。约摸十分钟后，莫炎松开手，在毛龙的背脊上轻拍了几下，那毛龙身体一扭绕着四周缓慢地爬行了几圈，突地昂首长吟，尾部一摆速度加快了起来。我难以想象它竟能如此迅速的行进，如果换作是进攻的话，只怕我们早就横尸当场了。“它应该没事了。”莫炎走到石盘边上，“现在该处理一下这里了。”取出灵骨之匙，我快步向他走去，在接近石盘的时候却瞥见地上遍布着两指粗细的空洞，那些空洞穿透地面直通深邃的下层，隐隐间能感觉到一丝水流声。石盘看上去平平无奇，青石雕就的巨大盘面覆在一块圆柱形的石墩上，盘的侧边有两两对称的四个石环，上面被磨的十分光滑，整个石盘上没有任何的文字或图案雕刻。“连孔都没有，怎么用灵骨之匙打开石盘？”我端详了半天始终找不出其中的诀窍。“亦凡兄弟，莫急哈，会不会在钥匙上有什么讲究咯。”老田见状安慰我道。“钥匙的秘密早已经出来了，不是这钥匙作怪，我们也不必那么辛苦。”我挥动着手中的灵骨之匙激动道，老田的话让我再次联想到S身上的山鬼巫，艰辛到此总不能前功尽弃啊。“钥匙给我。”莫炎盯着我手中的灵骨之匙，眼睛一亮，伸手拿了过去，在矿灯下翻看着。忽地眉毛微微一挑，转手用小刀刀尖在灵骨之匙的一侧轻旋了几下，反手在掌上倒出一截白色的东西。仔细看去，那白色东西是一根比灵骨之匙略短的筒状物，一头封死，一头开孔，里面粘着些灰色的粉末，想来S身上的山鬼巫就是蛰伏在这里的。莫炎并没有在意这个东西，而是拿起了灵骨之匙。我这才发现，取出筒状物后，灵骨之匙上面的凹槽有四处是镂空的，莫炎正用手指按住这些镂空处，将它凑近唇边。嘬唇鼓腮，抬起一只手指，悠长的声响从灵骨之匙中传出，这东西居然是个骨笛？！笛声响起，正在一旁舒展筋骨的毛龙猛地停了下来，循着笛声缓步来到石盘边上，昂起脑袋静静听着。莫炎按住镂空处的手指逐个抬起，笛声的音阶也逐节上升。就在第三个音阶响起时，毛龙一摆身躯爬上了石盘，四只脚爪牢牢扣住了侧边的石环。莫炎手下不停，第四个音阶立刻响起，悠长尖锐的笛声中，毛龙长吟连连，硕长的身躯前后向着两个方向大力扭动起来。隆隆声响不断，那石盘在毛龙身体的带动下缓慢而沉重地转动着，一片震动中巨大凹坑的一侧缓缓塌陷了下去，露出一个十米见方的大洞。洞中漂浮着一条奇怪的船，外形像是那种可以容纳下三四人的小船，但船舱却被完全封闭，仅有一个圆形翻盖敞在那里，看来是用以出入的。船头系着一根粗大的金属链条，一头垂在水中，不知长短。毛龙爬下石盘进入洞中，入水间摇头摆尾一付悠然自得的样子。盘游片刻之后，它抬头向我们长吟了一声，尾部轻轻拍打着船体，似乎在催促我们上船。“跟它走。”莫炎小心地踏上船体，钻入舱内。我和老田迟疑了一下，相继跟上，踏上船体，才发现这船竟是金属铸就的，外面蒙了一层像是皮革一类的材质。毛龙衔起船头的链条，拉动了两下，链条另一端露出一个硕大的金属环。将金属环咬在嘴中，毛龙再次用尾部拍打了一下船体，我们将圆形翻盖拉下盖好，莫炎仔细看了看盖内的一个把手，用力拧动了一下。噗地舱盖一紧，整个小船立刻被密封了起来。我不觉有些惊讶，这完全就是一艘以毛龙作为动力的古代潜水艇啊！船身一抖，猛地向下沉去，船舱内温度骤然下降，似乎已进入了水中。舱内空气储存并不多，我心中下意识地有些紧张，希望毛龙带我们去的地方不要太远，也别是没有空气的地方才好。船身下沉一阵后便改作直行，前进的速度十分之快。莫炎一言不发地端坐在那里，思考着什么。老田则是有些不安地四处张望，虽然在密闭的船舱内根本看不到外界的任何东西。一阵上浮的感觉传来，重力提升的作用令大脑充血，我不禁有些晕眩。这时，船体突然转了一个向，毛龙的拉力使得上升的速度渐缓了许多，舱内众人的不适也逐渐减轻。随着颠簸渐渐平静，莫炎打开了头顶的翻盖。钻出船舱，眼前的景象让我不由惊叹。船身浮动在一片水域中，头顶是半球形的高拱岩石洞顶，石壁上线状地长着一些发光的灌木类植物。“洞冥草？！”我不禁失声叫道，发着幽幽蓝光的植物正是传说中的洞冥草，据说它的光芒可以照见鬼物，但这并不是让我吃惊的原因。“的确是洞冥草。”莫炎用长索取回一枝看了看。“难怪天坑会有阴阳无界局。”我恍然道，“原来是引龙局的开局部。”从周边寒冷的温度可以发现，洞内的水流是来自阴阳无界局的寒水，而照当时在水中上升时间估算的话，这个洞应该是在某个山的山腹内。寒水至阴，加上可通幽冥的洞冥草，在这个山腹石洞中便形成了一个地上冥河局，这是一种人为模仿地下深层环境的局势，主要用来安置聚合一些较为特殊的地气。“在天坑脉眼布下阴阳无界局，使龙脉地气在不受五行干扰损害的情况下进入地脉。之后再转入地上冥河局，令龙脉地气在此聚集蓄势。”我由衷感叹道，“引龙局中最难开头的遁龙部，居然被这位高人如此巧妙运用。”引龙局是上古风水局中最为庞大的一个，大局共分遁龙、盘龙、卧龙、潜龙和升龙五个部分，除去最后的升龙部是单局外，其余四个部分都是由两个相邻的局组成，引龙五部内含九局，恰恰符合了九五之数。被引龙局引导到指定方位的龙脉地气，不但能保持原本的良好气脉更是凭添了一份王者命数。无意间我们竟进入了这神秘的引龙局，虽说现在发现的只是开局的遁龙部，但却也找到了龙脉去向的重要线索。“不过这里只是遁龙部。”莫炎向洞穴的深处望去，“盘龙部的出口你能找到吗？”“如果让毛龙继续拉船的话，我想是可以找到的。”我看了一眼在水中不再行进的毛龙，“不过，看样子它最远也只来过这里，除非你会驱龙，否则我们还是得另想办法。”“刚才的骨笛叫驯龙笛。”莫炎冒了一句，“是我们饲虚一派失传的东西……”他的话让我明白了刚才的缘由，他的银色长索叫作伏龙索，和那驯龙笛并列为饲虚一派的绝技。可不知何时驯龙笛却从饲虚一派销声匿迹了，只留下伏龙索流传到了莫炎手里。虽然莫炎知道这两样东西的用法，但却从未有机会使用，只是在继承衣钵的时候听到过而已。“难怪你那么注意毛龙。”我脑中突然闪过一个疑问，“它一般能活多久？”“初生三尺，千年一丈。”莫炎打量着水中的毛龙，“至少有千岁了。”看来其中的渊源不是一时半会能弄清的了，这个引龙局布下也有千年之久了，世间万物本就神秘莫测，千岁毛龙虽然惊人却也不是难以接受的事实。莫炎拿起驯龙笛吹出一段音律，水中的毛龙摆尾游来，一口衔住铁环，转向来路，身子轻轻拍打着船体示意我们进去。操弄着笛子，莫炎反复试了几次，毛龙的反应依旧如前。看来它的确只能游到这里，估计将它留在石盘洞穴的人只是将它作为守卫和摆樱花草社区论坛视频在线观看

一百亩田地，其中八十亩成为口分田，二十亩为永业田。六十岁以上的老年男子及残疾人，各授予口分田四十亩。贵族和九品以上的官员，可以按照品级申请授予永业田二百亩至一万亩不等，其中永业田可以传给子孙后代，国家不再回收，但口分田则在受田者死后，由国家收回重新分配。与均田制相互配合的租庸调制，规定每个成年男子每年向国家缴纳租粟二石，调绢二丈、丝棉三两，不产丝棉的地方，可以交纳布匹二丈五尺、麻三斤。此外，丁男每年还要为国家服徭役二十天，如果不服徭役，可以选择缴纳绢或者布代替，每天折合绢三尺或者布三尺七寸五分，这种做法叫“庸”。如果官府额外加役，加役十五天可以免除“调”，加役三十天“租调”全免。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成为唐代前期国家的主要土地制度与赋税制度。在这些制度的基础上，大唐帝国的财政收支预算才得以顺利进行，保证了庞大的国家机构的正常运转和皇室、官吏的开支消耗。但是，以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为基本经济结构的体制，在开元时期开始发生变化，最终在安史之乱以后逐步崩溃瓦解。开元中期以后，由于土地买卖的限制越来越松弛，不仅永业田，就连口分田在某种情况下，法律规定也可以买卖。同时，各级官吏占有大量的永业田，这就使得那些官吏成为了大大小小的地主，他们可以利用手中掌控的权力不断兼并农民的土地，使土地集中的程度日益增加，如《唐会要·逃户》就记载宝应元年（762年）肃宗李亨发布诏书说：“百姓田地，比者多被殷富之家、官吏吞没。”我们在前边分析安史之乱发生的客观原因时，曾经说过开元天宝时期，土地的兼并之势可以和汉朝的成、哀二帝时期相比，事实上当时由于官僚机构的不断膨胀，官吏按法律占有的公田也越来越多，贞观时期朝廷京官仅有六百四十二人，到了开元时期已经增长到三十六万八千六百六十八人。这样为数众多的官吏，要占有相当于普通百姓十倍至三百倍的永业田，其结果只能是国家手中可供分配的公田大量减少。由于上述原因，到天宝末年，唐朝初期建立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开始崩坏，农民既失去土地，又遭到沉重的赋役压力无以为生，结果只能是被迫逃亡他乡。早在武则天执政末期，宰相韦嗣立就上书言说当时天下户口逃亡过半，租税逐渐减耗，致使国家开支严重不足。这种情况到了安史之乱爆发后，农民又遭到战争的重创，逃亡更加惨烈，以至于达到“十不半存”的程度。安史之乱结束后，大唐帝国的户口从九百万骤减至一百九十余万户，虽然其中有相当人口是在战乱中死亡，但大部分是逃亡，形成了“丁口转死，田亩卖易，贫富升降不实”的局面，这样的情况下以人丁为本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已经不可能再实行下去，大唐帝国的财政收入大幅度减少，进而导致严重的财政危机出现。两税法就是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随着杨炎身登相位开始实行起来。《旧唐书?杨炎传》记载杨炎在当上宰相后，给李适上过一份奏疏。大体内容是指出目前国家财政窘困的状况，以及继续实行租庸调制的弊端和危害，应该说这篇奏疏引起了李适的极大关注，最终在李适的支持和杨炎的一系列具体操作下，两税法终于实行开来。建中元年（780年）正月五日，李适宣布大赦天下，并在赦文中宣布实行两税法。从这一刻起在中国历史上实行了四百多年的租庸调法即告废除，永远退出了历史舞台。在杨炎的主持和精心策划下，两税法分为六大部分：一、中央根据财政支出定出总税额，各地方政府依照中央分配的数目向当地人户征收。二、土著户和客居户都编入现居住地的户籍，依据丁壮和财产的多少定出户等。三、两税分为夏秋两次征收，夏税限每年六月缴纳完毕，秋税限十一月交纳完毕。四、租庸调和一切杂徭、杂税全部取消，但丁额不废除，依然有效。五、两税依据户等纳钱，依据田亩纳米粟。其中田亩税以大历十四年的垦田数为准,采取均平征收。六、没有固定住处的商人，所在的州县依据其收入征收三十分之一的税。从上述六大项的规定来看，两税法首先扩大了纳税范围，在唐朝前期的租庸调制下，贵族官僚和孝子、顺孙、义夫、节妇等人是不担负国家赋税的，这些人统称为“不课户”，如果仅按天宝十四年（755年）的记载来看，在全国的不课户为365万户，课户为535万户，不缴纳赋税的户口竟占全部户口约40%，可见不纳税户口的比重之大。其次是逃亡的课户不交纳赋税，在实行两税法时，李适曾经派遣使臣前往全国各地检查户口，结果检查出逃亡当地的客户总共达到一百三十多万户，约占总户数的五分之二，这一百三十多万逃亡的客户在实行两税法前，都被官吏、贵族所占有，国家并不能从他们那里取得赋税收入，而两税法规定原来不纳税的官吏和客户均得需按户等纳税，这就大大扩展了纳税面，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除了扩大纳税范围之外，两税法的纳税标准也改为按照财产的多少来收取。以前的租庸调制征收赋税的标准是以人丁为本，如天下成年男子每人都受田一百亩，在这个基础上规定每一个丁男每年缴纳的租庸调数量。而事实上均田制的实施程度在唐朝初年各地就有相当大的差异，其中关东地区最高，关中地区最低，长江流域居中，成年男子收受田的多少就很不一致，但却都要担负同样多的赋税。后来官吏、地主对土地的兼并越来越严重，农民失去土地越来越多，但依旧需要担负租庸调，等到了无法负担时就只能逃亡。可见，以人丁为基础的租庸调制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很大的缺陷，而两税法却弥补了这个缺陷。两税法按照资产田亩计税，将官吏、商人、地主、贵族、农民按照资产分为九等户籍分别纳税。形成两税法的“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的纳税原则，也就是将人丁税改为财产税，这样既增加了赋税的合理度，也减轻了那个时代土地对农民人身的束缚，从法律上确认了逃亡户和原来的实居户一样享有相同的法律地位。从某种角度而言，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进步。值得一提的是，两税法征税虽然以钱为计算单位，但当时在不可能完全以货币形式上交税款的情况下，多数是把钱折算成实物，正所谓“定税之数，皆计缗钱，纳税之时，多赔绫绢”。但是无论怎样，两税法终究是从实物税向货币税转变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中国赋税史上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两税法的实行，标志着从李适一朝开始一直到唐朝灭亡，国家财政预算新体制否认确立，也就是确定了中央、藩镇和各州三级构成的国家财政预算模式，“划分收支，定额收支”的财政管理方式，这种方式其实是安史之乱以后唐朝中央政府和藩镇地方割据势力矛盾斗争的产物。所谓划分收支，是指在财政收入方面，将国家规定征收的税种，划分成中央税（如青苗税、酒税、茶税等）和地方共享税两种类别，分别确定了中央和藩镇、各州两级地方预算的收入范围。在支出方面，引用元稹的话来讲叫作“量出以制入，定额以取资”。不仅确定了两税留州额和使用额，也限定了藩镇、各州两级地方预算应承担的支出范围，此外便是中央政府应承担的支出项目，形成了“两税三分制”。这样，自安史之乱以来中央政府财政收入下降的趋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变，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预算收支得到明确划分。如果单纯从经济领域来看，起到了巩固唐朝中央政府权威、削弱地方割据倾向的效果。两税法实行以后，从结果上来看，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旧唐书?杨炎传》中记载：人不土断而地著，赋不加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诫而奸无所取。自是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从这条记载来看，两税法的实行改变了先前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上不知下的局面，朝廷获得了更多的分配平衡权。《唐会要?盐铁总叙》记载，两税法实行的第一年，唐朝中央财政收入增加到一千三百零五万贯，加上盐税总收入可达到两千多万贯，比两税法实行前财政收入增加了一倍多。两税法的实行不仅解决了大唐帝国先前的财政问题，同时也让宰相杨炎在朝廷中大放异彩，杨炎的才能被上至皇帝下至百姓一致称颂，但很多人只看到了杨炎发挥才能的一个方面，而很少有人能够看清杨炎的内心世界，换句话说，两税法的实行掩盖了杨炎自身的很多缺点，这其中对杨炎最致命的就是：他虽然身居宰相之位，也具备宰相之才，但却无宰相的气度。谗杀刘晏杨炎，凤翔关中人，从外表来看须眉飘逸，颇有风度。父亲杨播曾经登进士第，但因为个性使然最终隐居不仕。杨炎年少时得其家学渊源，再加上自己才思敏捷、文采出众，所以在家乡一带小有名气，被誉为小杨山人。成年后被河西节度使吕崇贲聘为书记官，从此开始踏上仕途。后来天下兵马副元帅李光弼也想聘请他为判官，被杨炎谢绝。朝廷想拜他为起居舍人，也被他婉言拒绝。虽然错过了两次绝佳的晋升机会，但杨炎不为官位所动的气节反而使他获得了更好名声。代宗皇帝李豫强令征召他为司勋员外郎，杨炎不得不进入中枢机构任职。由于杨炎文采绝佳，不久后李豫任命他为知制诰、中书舍人的要职，负责为皇帝起草诏令。不过杨炎虽然进入了中央机构任职，但官职都没有什么实权，但他那出众的文采得到了时任宰相元载的赏识。前边我们虽然说了很多元载嚣张跋扈的事例，但元载的心中始终埋藏着一个愿望，那就是趁自己位居宰相之位的时候，找到一个才能出众、文采颇佳的人作为自己的接班人。通过很长时间的观察，元载发现杨炎是个很合适的人选。不久后，元载向李豫建议提拔杨炎为吏部侍郎，要知道吏部是掌管人事的部门，元载提拔杨炎做吏部的二把手，可见他对杨炎的器重程度。元载向李豫推荐杨炎的时候，正是他走红的时候，李豫对元载的话言听计从，所以杨炎顺利当上了吏部侍郎，而杨炎对元载也确实是投桃报李，成为他的一名心腹，唯元载马首是瞻。不过杨炎虽然是元载的心腹，但元载身为宰相，却不是杨炎的顶头上司，当时吏部的一把手吏部尚书是理财专家刘晏。刘晏作为理财专家，立志协助皇帝陛下精心治国，对元载嚣张跋扈及中饱私囊的做法很是看不惯，所以元载和刘晏矛盾颇深，这就使得身为元载一党的杨炎不可能和他的顶头上司刘晏和睦相处。据史料记载，李豫清除元载这件事，刘晏暗中为李豫出过不少主意，如果说元载的倒台有刘晏一份功劳也并不为过。但随着元载的倒台，杨炎等一批同党跟着一起倒霉，要不是当时皇舅吴凑上疏谏阻，杨炎说不定早已经身首异处。据此看来，杨炎被贬为道州司马的时候，一定是带着对刘晏的怨恨启程前往道州的，只是他不会想到，有生之年他还能回到朝廷之内，并一跃成为刘晏的领导对其展开报复行为。之前我们说杨炎缺乏宰相的气度，事实上通过他当上宰相后的很多事例，可以看出杨炎的性格中有一种唯我独尊的霸气，而且骨子里不能容人。例如，元载当政时曾经请求修复原州城，直至元载倒台后这件事情便不了了之。杨炎上台后上疏奏请李适采用元载先前的策划，重拾修建原州城的计划，而且他还计划同时发派两京、关内的壮丁疏通丰州的陵阳渠，以便兴办屯田事务。李适接到奏疏后，左思右想拿不定主意，最终他决定派个心腹宦官，前往丰州征求泾原节度使段秀实的意见。段秀实认为目前边防比较空虚，不宜兴办屯田，如果大规模调集士兵去开垦耕作，容易招致敌人入侵。段秀实作为当地的军政长官，应该说最了解当地的情况，所以李适最终没有同意杨炎的请求。当杨炎知道是段秀实坏了自己的好事时，不禁勃然大怒。愤怒之下杨炎动用宰相的权力，将段秀实由泾原节度使调任为司农卿，虽然品级没变，但泾原节度使是地方实权官职，显然段秀实是明升暗降。而他的泾原节度使职位则由邠宁节度使李怀光兼任。按说这件事情身为宰相的杨炎应该从国家利益出发，认真思考段秀实的话是不是有利于国家利益再行处理，但缺乏气度的他完全无法冷静客观地看待事物，段秀实最终成为他的牺牲品。段秀实和杨炎在此之前并无过节，杨炎尚且如此，可想而知杨炎对待刘晏会是什么态度。从才能角度来看，杨炎和刘晏有其共通之处，在经济领域各有所长。俗话说得好：同行是冤家，相信两个人在内心深处彼此也是相互敬佩并嫉妒着，尤其是杨炎和刘晏分属不同的阵营，所以从根本上来看，两个人是不能共容的。但不能共容并不意味着就必须致对方于死地，通过史料我们没有看到刘晏对杨炎有什么实质性的伤害。但杨炎从当上宰相后，却对刘晏展开了不将对方置于死地绝不罢休的报复行动。在杨炎看来，这既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死去的元载。事实上刘晏这个人十分勤勉努力，凡事不论缓急必定当天解决，绝不会搁置到第二天去解决，算是雷厉风行一派。很多混日子的朝臣对刘晏的这种工作作风颇有微词，皇帝越是对刘晏褒奖有加，很多人就越是嫉妒他。在皇帝面前打刘晏小报告的人不在少数，只是这些人说的都是无关痛痒的事情，如撤销转运使的编制，造谣说刘晏曾经暗中上疏李豫册立独孤氏为皇后等。这些事情根本打动不了皇帝，更何况刘晏对帝国的财政改革有着莫大的功劳，皇帝是不可能轻易动刘晏的。但到了杨炎当上宰相后，这种局面终于被打破。杨炎刚刚进入宰相班子没多久，便展开了对刘晏的报复，和先前诋毁刘晏的那些人相比，杨炎的策略明显技高一筹。杨炎明白仅仅依靠上疏弹劾这种伎俩，皇帝陛下早已经视觉疲劳，想打动皇帝，必须要让皇帝感觉到自己的情真意切。于是，杨炎利用李适召见宰相班子议事的机会，开始了自己的计划。“陛下恐怕还不知道吧！刘晏与大臣黎干、刘忠冀共谋反叛，臣身为宰相而不能讨伐他们，真是罪该万死。”杨炎在议事即将结束时，忽然流着泪对李适说道。杨炎的话让李适颇感意外，他并没有立刻接着杨炎的话往下说，而是仔细思考杨炎所说话中的含义。那个时候另一位宰相成员崔佑还没有去世，在听到杨炎的话后，他立即站出来打圆场：“陛下！这件事情究竟真相如何，谁也没法拿出确切的证据，何况先前陛下已经大赦天下，不能因为流言蜚语而妄加追究啊！”杨炎因为是自己推荐进入宰相班子的，所以崔佑甫在杨炎面前丝毫不避讳。但不论李适还是崔佑甫事实上都不会想到杨炎状告刘晏谋反，并不是他的真实目的，隐藏在杨炎心中的其实另有所想。“崔相说得也很有道理，这件事情臣也反复思考过，的确没有真凭实据。不过尚书省是推行政令的最高机构，最近设置诸使，很大程度上分夺了尚书省的权力，依臣看来一切大权应该复归于尚书省才是，最近很多大臣也对这件事颇有微词。”杨炎的语调和刚才状告刘晏谋反时的痛哭流涕相比，显得平静了很多，最后他将问题抛给了崔佑甫：“不知道崔相对这件事情怎么看？”杨炎这次对刘晏的报复，使用的是以退为进的策略，状告刘晏谋反虽然是主动进攻，但这其实是佯攻，杨炎十分明白以皇帝李适的智商绝对不会相信刘晏会谋反的，而为人耿直的崔佑甫必定会站出来为刘晏开脱，只要形成这种局面，杨炎接下来可以实施以退为进的策略。所以在崔佑甫说完后，他立即主动选择退而求其次，向皇帝陛下陈述尚书省权力分散的问题，而且他最终将问题抛给崔佑甫，也是早已经算计好这位亲手提拔自己的宰相，是不可能在否定自己一次之后，再一次否定自己。除了面子原因之外，当时崔佑辅是首席宰相，尚书省权力分散这是事实，崔佑甫比杨炎更希望权力集中一些。“这一点杨炎说得没错！”崔佑甫沉吟了片刻之后，终于说出了自己看法。直到这一刻，杨炎的嘴角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他明白自己这次报复刘晏的行动宣告成功。建中元年（780年）正月三

完了就再没有音信了。夫：后来还来过，听说老头去世了，就……毕：他用德文写是为了出版方便呢，还是他不愿意用汉文写？奥其尔：没有，他德文水平比汉文水平高。策：他不是拿笔写德文，他有一个机器，整天嗒嗒嗒嗒打。和德文相比，他蒙文的水平一般，还是德文水平高。定：您印象里他讲的汉语是北京话吗？策：北京话。挺地道的。夫：我跟您这么说吧，到老年以后，(汉话)他听不懂了。策：对。他就不是汉话的思维。他的母语我觉得应该是德语。奥其尔：母语应该是蒙语，他从小在北京学德语，所以他德语的书面能力、写东西的能力比较好。毕：我们很想知道他对老北京的描述和对个人遭遇的感叹，我们很感兴趣。策：他是在德国出版的。我听他的学生说在德国见过。书里写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别人要是问我，我也不懂，也不敢随便给人看，万一里面有点儿什么不合适的，谁知道会有什么事儿呀。夫：也不知道里面牵扯“文化大革命”没有。定：您怎么没学德文呢？策：我没学德文。我这人可能不开那种窍，我妈教英文的，我也没有那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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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毕奥南：《关于帕勒塔生前身后几件事》[访谈者按]由于对帕勒塔以及相关背景，读者可能比较陌生，所以经该文作者同意后，我将这篇文章附于口述之后，以供读者参考。特别要指出的是，这篇文章的后半段特别提到了帕王的侧福晋(即文中所称“京邸侧福晋”)，也就是本篇口述的主角——奶奶，从中可知，这位奶奶的来历颇不一般，也并非一直是安详和平、与世无争的人物。清代新疆乌纳恩索珠克图旧土尔扈特东部落盟长扎萨克弼锡呼勒图郡王帕勒塔(1882—1920年4月)因轮值年班前往北京，从一个地方贵族一跃而为京城政坛活跃人物，跻身清朝亲贵之列，转而又成袁世凯的拉拢对象。然而犹如流星划过，他英年早逝，虽然一些学者对他生平事迹有过探究注381，但他生前身后留下了许多有活动线索但无具体事迹的史迹。近来笔者阅读资料，又见到一些与帕勒塔相关的记载，似鲜为人道及。本文对已知情况不再赘述，仅摘录以往忽略不详者略排比分析。敢不揣孤寡，掷砖盼玉而已。

1.年班入值走出新疆

帕勒塔因轮值年班进京而介入清末民初政坛风云。根据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四月军机处请示及相关安排，年班赴京王公必须十一月内到理藩院报到。旧土尔扈特郡王帕勒塔接到伊犁将军马亮通知，他也在入值年班之列。帕勒塔表示将于九月下旬动身前往京城。按照相关规定，清政府提供使用驿站的方便。帕勒塔申请并得到批准的是“随带跟役五名，骑马六匹，行李三千斤”，为此可以使用地方提供的三辆车注382。此前帕王父亲巴雅尔郡王也曾使用驿站进京朝觐。巴雅尔向护理伊犁将军、副都统富勒铭额申请使用11匹马、随带人役10人、向导1人、大车5辆注383。按规定，郡王级别使用驿站有相应规格，两相比较，同是郡王爵级，从帕勒塔父子不同时期不同待遇看，驰驿规定似可变通。到了京城，帕勒塔受到慈禧太后的接见，根据档案资料,清廷原来安排是让帕勒塔“前赴美国游历”，后来又改派去东洋游历注384。这与通常讲的帕王自己申请赴日不同。留日期间，他曾入振武学堂学习注385。在京城期间，帕勒塔见到“京师女学堂林立”，想到自己福晋“年青无知，诸务未谙”，致电父亲巴雅尔,希望允准儿媳也前往京城上学，以期“开通心智，俟毕业回府，以便教化所部妇女”。其父巴雅尔去过京城，对新疆外部世界有所了解，思想较为开通。对帕勒塔请求表示同意，并为儿媳行程致函新疆巡抚，争取到安排车辆行走驿站的待遇。于是帕勒塔福晋得以赴京注386。应该讲巴雅尔思想开通，对于帕勒塔夫妇走出新疆影响很大，而介入京城风云变幻的政治活动则使帕勒塔迅速成为令人瞩目的王公翘楚。据1945年时任新疆省主席的吴忠信回忆，约光绪末年(约三十三年)，吴忠信在南京任营长，帕王莅南京阅兵，他见到的帕王是“身材瘦长，唇蓄短须，相貌英俊”，可见当年参加阅兵的帕勒塔是清政府器重的亲贵子弟。三十多年后，作为蒋介石信任的边疆大吏，吴忠信仍感叹帕王“为余生平见面蒙族首领之第一人”注387，可见时人印象之深。有档案记载，光绪三十年(1904年)，帕勒塔请理藩院代奏，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发生回乱，因为甘肃巡抚陶模发给来复枪2000杆，借此训练蒙古马队250名，得以保护当地游牧。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再次发生回乱时,因有马队保护未受侵扰。以后新疆巡抚饶应祺添发了20杆毛瑟枪，但为数无多，不敷使用。提出“拟自筹资斧，在天津大仓洋行购定毛瑟枪120杆，子弹两万四千出运回，以便训练”。请求清廷准运。当年二月二十九日“奉旨依议”，得到批准，沿途放行注388。帕勒塔条陈蒙部新政等奏折、政见在社会各界产生影响，年轻的帕勒塔在京城政坛迅速崛起。政坛如此“快进”也易遭人物议。1910年7月13日,伊犁将军广福上奏朝廷，揭发帕勒塔“函致署伊犁府知府贺家栋。欲以官权压买羊只。又称拟将贝子德恩沁阿拉什劣迹纠参，指称交伊犁将军查办，革去此人之爵。将来覆奏。能否办到。若由将军自行严劾更佳等语”，帕勒塔被斥之“擅致信函,挟私请托,实属不安分”，受到罚俸处分。不过二个月后，可能南北形势紧张让清政府深感缺乏得力大臣，于是免除了对帕勒塔的处分注389。当外蒙古宣布独立，清廷让帕勒塔署科布多办事大臣注390，以期能够牵制外蒙。

2.帕勒塔从不认共和到支持共和再到支持袁世凯复辟之转变

在讨论清帝退位的御前会议上，帕勒塔与那彦图、贡桑诺尔布等蒙古王公坚持清帝不能退位，帕勒塔甚至发表声明，表示决不承认共和注391。报纸还曾以“帕邸不认共和之声明”为题写道：“京函云，现蒙古各王公之反对共和，已纪各报。兹闻其反对最力者，除喀尔喀亲王那彦图以外，以旧土尔扈特帕勒塔为尤甚。”帕勒塔甚至声称，蒙古所以臣服中国，“惟与清廷有血统之关系”。“一旦撤销清廷，是蒙古与中国已断绝关系。将来驱逐中原，尚不识鹿死谁手。”注392不久帕勒塔“因病请假旅行”。此时孙袁南北议和将成，清廷已经岌岌可危，蒙古王公保皇派已有人离京回旗，号称要调兵勤王。帕勒塔请假是否与此有关尚不清楚。清廷下谕“赏假四十日”，没批准他离京“旅行”注393。清朝退位的形势让支持的蒙古王公陷于尴尬境地，蒙古王公联合会于是集体转向。喀喇沁贡王、土尔扈特帕王等共21人特开大会。会上帕王“反复陈说今日大势所趋，实非宣布共和，不足以弭乱；而组织共和政体，实非联五大民族合而为一，不足以免亡国之祸”。据说随后全数赞成共和注394。很短时间内态度鲜明做出截然不同政治决定，实非一般王公所能做到。其间，帕勒塔曾向俄国驻北京代办传递过由蒙古王公联合会起草并经袁世凯删改的“蒙古管理章程”注395。据包尔汉讲，1912年1月伊犁起义得到当地少数民族的支持。冯特民发起组织了“五族联合会”，“乌苏县四棵树地方的旧土尔扈特亲王帕勒塔(曾留学日本士官学校)也派人前来伊犁，表示支持革命”注396。这大概并非全是耳食之言，此时帕勒塔已经转向拥护袁记“共和”，遂被袁氏委以阿勒泰办事长官重任，并加封亲王。联合伊犁、迪化两方面势力作为阿勒泰地区后援无疑是必要的。帕勒塔是否真就“拥护共和”了呢，1917年11月，帕勒塔任临时参议会议员注397。袁世凯称帝，帕勒塔与那彦图、贡桑诺尔布等蒙古王公再次拥护袁记帝制，留下逆流式潮流而动的不光彩记录注398。为什么帕勒塔等王公会反复于共和、帝制之间？简单言之，当时蒙古王公联合会的王公大多数人对君主立宪或共和并无定见，他们对主导并掌控蒙旗政治及在国体更替之际保障蒙古原有权益更为关切。帕勒塔作为王公阶层代表，其政治取向不能不受到局限。

3.乌苏八音沟承化寺与帕勒塔家族关系

清季洮州喇嘛棍噶扎拉参(察干格根)在北疆护民御乱的功业是研究者耳熟能详的事。清廷迫于俄国压力，先将承化寺从阿尔泰迁至乌苏八音沟，复将棍噶扎拉参调离新疆。光绪二十年(1894年)，回到新疆安插徒众的棍噶扎拉参又奉旨“由八音沟起程，回甘肃洮州新寺祝嘏诵经”注399。帕勒塔父亲巴雅尔郡王原来打算派人将棍噶扎拉参迎回八音沟承化寺。不意次年九月棍噶扎拉参在洮州圆寂。考虑到“该呼图克图前在塔城、阿尔泰山及各处所办案牍上年已随带赴洮，今各徒众返新并未携回”，巴雅尔致函镇迪道,准备派人前往查取，要求利用驿站，镇迪道也认为“棍噶扎拉参呼图克图在洮圆寂，所有由新带往案牍自应取回备查”注400，同意巴雅尔派人使用驿站。棍噶扎拉参呼图克图圆寂使蒙古信徒颇为失落。于是帕勒塔父亲巴雅尔郡王向伊犁将军长庚呈文，要求清廷让棍噶扎拉参呼图克图转世注401。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巴雅尔赴洮州进香，商请甘肃巡抚陶模，奏准清廷赏给洮州棍噶扎拉参新寺庙号普佑寺，并仿照棍噶扎拉参在八音沟所建承化寺章程，由政府每年酌定僧众口粮一千二百斗注402，奠定官庙地位。鉴于该庙与八音沟承化寺的同祖关系，1914年，当洮州普佑寺在民国之初为取得官府庇护，请帕勒塔代向蒙藏院请求，由寺庙备礼，赴京向袁世凯致敬。为此帕勒塔致函蒙藏院总裁，除了介绍普佑寺僧人“诚心趋向共和，来京呈递贡物”，还建议赏给该寺新匾额，酌给赴京喇嘛罗藏奖叙。蒙藏院据此呈文总统，于是袁世凯颁布大总统策令，称“甘肃洮州扯巴沟普佑寺僧众公派喇嘛罗藏来京纳贡”，“该代表喇嘛罗藏远道输诚，深堪嘉尚，着即给予绰尔济职衔，并颁给该寺匾额(汉蒙藏三体书)一方”注403。由此可见帕勒塔不负所托，本人确实具有一定影响力。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由额敏十苏木各选派蒙古包五顶移居乌苏八音沟，在山上修筑了宗教崇奉中心承化寺。在棍噶扎拉参圆寂后，鉴于暂无领袖，巴雅尔郡王曾通过伊犁将军长庚，提议清廷“赏给乌苏八音沟承化寺副大喇嘛罗伯藏宗都扎萨克喇嘛职衔”注404，以便管理承化寺及属寺。清末民初，八音沟承化寺住持察干格根圆寂，承化寺派人前往拉萨请达赖喇嘛算卦指示，在拉卜楞地方寻访到转世之贡卡嘉措，但一直没能迎回承化寺注405。该寺一直由扎萨克喇嘛管理。据记载，1945年承化寺有喇嘛90余人。作为承化寺的属寺，四棵树的千佛寺却有喇嘛200余名，其住持喇嘛嘉穆措被时任新疆省主席的吴忠信称作“新疆蒙旗年长而地位最高之喇嘛”注406。时年75岁的嘉穆措大有来历。据吴忠信询问得知，帕勒塔是其侄，帕王子敏王(曾任蒙藏委员会委员敏珠策旺多尔济)为侄孙，敏王子代亲王马尼则是其侄曾孙。嘉穆措之兄是帕勒塔的父亲巴雅尔郡王。他们的父亲都郡王生前嘱咐蔡旺活佛照料两子。都郡王死时，嘉穆措年仅十龄，巴雅尔则已十八岁，继袭了郡王。嘉穆措入普庆寺从图音喇嘛学经。在35岁时赴拉卜楞寺，在嘉木样活佛门下学经。民国四年(1915年)，他曾一度游历北京，当时帕王也在京城供职。民国五年(1916年)嘉穆措回到新疆，从此未离开新疆一步，潜心诵经，不问世事，并完成图音喇嘛嘱托，1919年创建千佛寺于乌苏四棵树注407。作为当地贵族出生的高僧，又得到晚辈三代亲王的尊崇，无怪乎被吴忠信施以青眼。

4.关于乌苏旧土尔扈特内部有隙传言

赛福鼎提到，“旧土尔扈特部落分住乌苏、玛纳斯两地，1913年双方打算联合，杨增新忙向中央政府诬告帕勒塔王与日本、沙俄关系暧昧，极力阻挠双方联合”注408。查杨增新《补过斋文牍》并未记录杨氏这封“举报信”，可能此事不宜编入杨氏生前纂定公开出版的文集而被忽略。但内部有裂隙也非空穴来风。据记载，乌苏旧土尔扈特东部落分左右两旗：左旗三苏木，在乌苏南山，离城西南九十五里，离四棵树九十余里；右旗四苏木，在四棵树。左旗扎萨克贝子衔，右旗郡王衔。民国袁世凯时期分别升为贝勒衔和亲王衔。前文提到，帕勒塔曾鼓动伊犁府知府贺家栋参劾左旗贝子德恩沁阿拉什，甚至希望伊犁将军出面查办，革去德恩沁阿拉什爵位，虽然受到清廷训斥没有办到，但彼此矛盾可见一斑。据乌苏县代县长、德恩沁阿拉什贝勒福晋、该旗总管以及东部落代理盟长帕王福晋杨金等人先后向省政府报告，1938年11月1日，副盟长、郡王衔贝勒、左旗扎萨克德恩沁阿拉什回乌苏参加会议，5日突然得急症(脑响血病)猝卒。以德贝勒身后无嗣，请示身后爵位如何承袭。省政府又请示督办盛世才。经过北部落呼图克图兼盟长夏律瓦了解舆情民意时，得知已经由各大小头目公推素有声望的喇嘛吕日甫代理贝勒职务。省府及盛世才予以批准。注409帕勒塔身后有两福晋两王府。乌苏四棵树旧王府杨金福晋主持，长子敏珠策旺多尔济袭爵亲王。帕勒塔去世后杨金被晚辈尊为太福晋。敏珠策旺多尔济去西藏后，部落印务由古子达尼玛代理。盛世才上台后，据乌苏县民众联合分会委员长王兆祥揭发，敏亲王部落护理印务古子达尼玛“为人贪婪嗜酒，压迫蒙古同胞，在我新政府和平政策领导之下不合”，要求民众联合会“俯赐调查，如果属实，请呈请省、督两座饬令该游牧推选贤员接替印务、古子达，以资解除蒙古同胞痛苦，实为公、德两便”。此呈文提交民众联合会第三十二次常务委员会讨论，议决提请政府“取消尼玛职权及护理任务，遗缺以杨太副荆(福晋)递任，并令杨太副荆(福晋)察民意所归，推选贤员为总管，以便协理”注410。于是杨金代理盟长印务。在相关档案中还可知杨金以下事迹。(1)护理盟务，参与政治活动。所谓参与政治活动，许多情况下是因为身兼代理盟长，具名签署文件；或者出席政府组织的1937年全省蒙古代表大会及1939年全省蒙哈柯代表大会。注411此外还有一些实际活动。例如，为响应1936年迪化女子学校招生，通过蒙古文化促进会的帮助，杨金福晋选送4位女学生前去就读。虽然有省政府的督促，但这在当时是开风气之举，杨金福晋思想还算开通。注412(2)保护地方利益。乌苏旧土尔扈特部境内古尔图地方有两处盐池，产量不多，大致可供当地蒙民食用。在近代以来新疆动荡的社会背景下，本部蒙民权益并不能得到保障。为防止外人偷运贩卖，影响本部蒙民生活，杨金分别在1921年、1937年致公文于省政府，提请保护地方权益。注413位于新疆乌苏四棵树的玛尼王府，亦即帕王府。帕勒塔是第七代玛尼王，此照片说明中的玛尼王(1920—1976)则为第九代(毕奥南提供)(3)接纳札哈沁难民。杨金福晋并不只注重本部利益。这在安置札哈沁难民事中可见其胸襟。蒙古札哈沁部1912年从科布多迁入阿尔泰地区。在马仲英入疆的动乱中流离失所，备受苦难。其中有50余帐430余人札哈沁人从沙湾县流落至乌苏四棵树一带，希望就近安排牧场，结

了败仗，退回厦门。而这时，清军已占领福建大部分地方，他们用严密封锁的办法，要福建、广东沿海百姓后撤四十里，以断绝对郑成功的粮草供应，想困死郑成功。郑成功无论在哪里招兵筹饷，都遇到了困难，于是决定向台湾发展。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明朝末年，欧洲荷兰人趁明王朝腐败无能，霸占了台湾，并修建城堡，向台湾人民勒索苛捐杂税。台湾人民不断反抗，遭到了荷兰侵略军的残酷镇压。郑成功少年时曾随父亲到过台湾，亲眼看到台湾人民遭受的苦难，早就想收复台湾。这下，他决心赶走荷兰侵略军，命令将士修造船只，筹集粮草，准备渡海出战。恰在这时，有一个在荷兰军队里当过翻译的何廷斌，来到厦门求见郑成功，劝郑成功收复台湾，并送给郑成功一张台湾地图，把荷兰侵略军的军事布置等情况都详细地告诉了郑成功。郑成功有了这个可靠的情报，进攻台湾的信心更足了。1661年三月，郑成功叫儿子郑经带领一部分军队留守厦门，自己亲率二万五千名将士，分乘几百艘战船，浩浩荡荡从金门出发，越过台湾海峡，叫何廷斌给船队领航，利用海水涨潮的时机，驶进了鹿耳门，登上了台湾岛。郑家兵从天而降，打了荷兰人一个措手不及。躲在城堡里的荷军头目派了一百多个兵士向郑军冲来，郑成功一声号令，率兵士把敌军紧紧围住，杀了一个敌将，其余敌兵顿时吓得四处逃散。荷军又调动一艘最大的军舰“赫托克”号领着三艘战舰，气势汹汹地开了过来，想阻止郑军船只继续登陆，郑成功沉着镇定，指挥他的六十艘战舰把“赫托克”号团团围住，一齐开炮，把“赫托克”号击沉，另外三艘荷兰船见此吓得调头就逃。荷军遭到惨败，龟缩在台湾城（今台湾东平地区）和赤嵌城（今台南地区）两座城堡里不敢出来应战。他们一面偷偷派人到巴达维亚（今爪哇）去搬救兵，一面派使者到郑军大营求和，并许诺说：“只要你们肯退出台湾，我们宁愿献上十万两白银表示慰劳。”郑成功一扬眉毛，威严地说：“台湾本来是我国的领土，我们收回这个地方，是理所当然的事。你们如果赖着不走，我们就坚决地把你们从这里赶出去。”郑成功喝退荷兰使者后，又下令派兵猛攻赤嵌城。赤嵌的敌军还想负隅顽抗，一时攻不下来，这时一个当地人给郑成功出主意说：“赤嵌城的水都是从城外高地流下来的，只要切断水源，敌人就会不攻自乱。”郑成功接受了这个主意，切断了水源，果然不出三天，赤嵌的荷兰人便乖乖地投降了。盘踞在台湾城的荷军企图继续顽抗，等待救兵，准备做最后的挣扎。郑成功采取了长期围困的办法逼他们投降，在围困了八个月之后，郑成功下令向台湾城发起强攻，荷军走投无路，只好扯起白旗。1662年，荷军头目到郑成功大营，在投降书上签了字，然后灰溜溜地离开了台湾。至此，荷兰殖民主义者侵占我国台湾长达三十八年（从1624年到1662年）的历史宣告结束。郑成功收复台湾后，改赤嵌城为东都明京，设一府二县，府为承天府，辖天兴、万年二县，又改台湾城为安平镇。在经济上，郑成功积极鼓励发展生产，大力推行垦荒屯田，在很短时间里，使台湾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郑成功为收复台湾、建设台湾呕心沥血，积劳成疾，年仅三十九岁就病逝于台湾。为纪念这位民族英雄，台湾各族人民在全岛建郑成功庙五六十座，其中延平郡王祠（又叫开山王庙）最为著名。公元1683年，清军进入台湾，郑成功后代归顺清朝，次年，清政府设立“台湾府”，隶属福建省。五、李定国大西南抗清在隆武帝建立政权时，当时在绍兴还有一个鲁王朱以海建立的另一个南明政权，清军先后消灭了这两个政权后，便兵分三路向大西南进攻。当时驻守在两广的明朝官员瞿式耜等在肇庆拥立桂王朱由榔即位，年号永历，历史上称他永历帝。1647年十一月，明将何腾蛟依靠大顺军余部的力量，在全州大败清军，瞿式耜率兵在桂林也打退了清军的进攻，南明军声势大振。但是，由于永历政权内部的不团结，导致贻误战机，湖广和广西又被清军占领。过了两年，何腾蛟兵败后在湘潭被俘，惨遭杀害，瞿式耜也在桂林被清兵攻陷后就义。随后，李定国领导的大西南农民起义军又在西南继续抗清十多年。李定国是张献忠手下四名勇将之一，又是他的义子。张献忠的义子中最大的是孙可望，李定国是老二，张献忠牺牲以后，留下五六万起义军由孙可望、李定国率领，南下贵州、云南。后来他们派人和永历帝取得了联系，一道联合抗清。永历帝封孙可望为秦王。但孙可望却不把抗清这件大事放在心上，他把永历帝牢牢控制在手里，在贵阳作威作福，独断专行。李定国却一心准备抗清，他在云南花了一年时间训练了三万精兵，加紧制造武器盔甲，又找了一批能够驯服大象的人，组成了一支象队，经过充分准备之后，李定国出兵进攻清军，他的军队士气高涨，军纪严明，从云南、贵州一直打到湖南，连战连胜，收复了几座重镇。接着，又兵分三路进攻桂林。驻守桂林的清军主帅孔有德几次派兵迎战，但双方还没有交战，清军士兵就吓得四下逃散。孔有德不得不亲自带兵督阵到严关和明军对垒。李定国大军一到，前面是高大威武的象队，后面是雄气昂扬的士兵，大象阵的怒声吼叫，把清军战马吓得到处乱窜。忽然天又下起大雨，电闪雷鸣，象群趁势一冲，清军大败而逃，明军奋勇追击，杀得清军一败涂地。孔有德撤进桂林城，紧闭城门。李定国把桂林城紧紧包围起来，日夜猛攻，明军乱箭如雨，在城墙上防守的孔有德前额中了一箭，孔有德见大势已去，便放起一把火，投到火里自杀了。永历帝得到李定国大胜清兵的捷报后，非常高兴，下令封李定国为西宁王。接着李定国又带兵打下永州、衡阳、长沙，逼近岳州。清廷大为震惊，连忙派亲王尼堪带兵十万反攻长沙。李定国得到这个消息，便主动撤出长沙，而在到衡阳的路上设下伏兵，准备打清军一个措手不及。尼堪亲自率兵追击，中了明军的埋伏，清军被打得落花流水，狼狈不堪，尼堪当场被明军士兵砍死。李定国的节节胜利，引起秦王孙可望的妒忌，孙可望假意邀请李定国去共商国是，想暗中加害于他，李定国发现孙可望的诡计后，只好带兵离开湖南，回到云南。孙可望想借机提高自己的威望，亲自率军到湖南进攻清军，却打了个大败仗。孙可望想逼永历帝退位，自己做皇帝，而要达到这个目的，一定要除掉李定国，于是就亲自带兵十四万进攻云南。他没有想到，手下的将士早就恨透了他的分裂活动，双方刚开始交战，将士们便纷纷倒戈奔向李定国一边，孙军很快全军瓦解。孙可望逃回贵阳，又遭到留守贵阳将士们的一致反对，走投无路，最后逃到长沙投降了清军。永历政权经过孙可望的叛乱投敌，力量大为削弱。1658年，清军由降将吴三桂、洪承畴等率领，分三路进攻云南、贵州。李定国令军队分三路进行阻击，均遭到失败，不得不退回昆明。永历帝听到这个消息，和几个亲信官员惊慌失措地逃往了缅甸。永历帝逃往缅甸后，李定国继续在云南边境上不断收集人马，打击清军，准备恢复南明政权。他接连十三次派人去接永历帝回国，永历帝却不敢回来。1661年十二月，吴三桂带领十万清兵开进缅甸，强行逼迫缅甸交出永历帝，将他带回昆明，一到昆明，永历帝便被吴三桂下令勒死，最后一个南明政权到这时便彻底灭亡了。李定国艰苦抗清十多年，最终也没有实现他的愿望，最后忧郁病死。【点评】清兵入关统一中原的历史充满了征服与反征服的悲壮故事，涌现出了像史可法、郑成功、李定国这样一些饱含民族气节、永远光照后世的民族英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像吴三桂那样的民族败类。明王朝的腐朽没落，农民起义军的骄傲自满，缺乏政治智慧与谋略，各将领之间的不团结，各自为政，内讧不断，这些都注定了他们的最终失败。清朝虽然最终统一了中原，但明显带有一种野蛮性，没有给中国带来先进的文化和生产力，只不过又使华夏大地进入了新一轮的君主专制的轮回，最终被华夏古老的文明所同化。而同一时期，西方世界已经出现了新文明的曙光，这就为中国近代的大变革埋下了伏笔。第四章清初三先生在明清交替的时代，知识分子大致有这样几种表现，一种是归顺清朝；一种是与清朝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当了“隐士”；再有一种就是出于对祖国、民族深挚的爱，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整理文化遗产，探求人类的正确思想，培养一代经世致用的人才。这后一种人中出现了三位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他们是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历史上把他们合称为清初三先生。一、黄宗羲与《明夷待访录》黄宗羲，生于1610年，字太冲，号南雷，世称梨州先生，浙江余姚人。他的父亲黄尊素，是明朝一位重要的东林党人，与东林党核心人物杨涟、左光斗往来甚为密切。1626年因与宦官魏忠贤的斗争被削去御史官职，后被害死在狱中。少年的黄宗羲听到这个消息，决心要为父亲报仇。1627年明熹宗去世，他的弟弟朱由检即位，改元崇祯。得到魏忠贤被崇祯帝处死的消息，黄宗羲携带利锥，星夜赶赴北京，决心找那些杀害他父亲的阉党报仇雪恨。黄宗羲到达北京后，虽然他父亲的冤案得到昭雪，魏忠贤已被赐死，但魏忠贤的一些余党仍逍遥法外。黄宗羲上书崇祯帝，要求斩首直接杀害他父亲的凶手许显纯、崔应元和李实等人。一天，在审堂上对质的时候，黄宗羲满腔怒火冲腾而起，手拿利锥，刺得许显纯遍体流血连喊饶命，崔应元吓得面无人色。经黄宗羲据理力争，许、崔二人被判处死刑。当年一手捏造黄宗羲父亲罪名的李实听到这个消息，赶忙给黄宗羲送来三千两白银，希望黄宗羲对他免于追究，可是黄宗羲一点儿不为所动，再次上书崇祯帝，揭发李实的罪恶行径，最后李实也被发配充军。黄宗羲的行动，轰动了整个京城，赢得人们的一片赞誉，连崇祯帝也夸奖他是一位“忠臣孤子”。随后，黄宗羲回到家乡发愤读书，抄书。家乡的世学楼、澹生堂以及南中的千顷堂、绛云楼的藏书，他都认真地一一看过，在两年左右的时间里，他读完了“二十一史”、《十三朝实录》等巨著。孜孜不倦的读书生活，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学术根底，也使他更加看清了明王朝行将崩溃的政治命运。崇祯三年，他加入了在当时社会影响最大的文人团体一复社。这是一个与奸臣党斗争的文人联合组织。黄宗羲与顾宪成之孙顾杲作为发起人，联合贴出了声讨第二个魏忠贤式的人物——阮大铖的《南都乱公揭》，一下子轰动了南京。阮大铖刚要跃跃欲试、仿效魏忠贤的丑恶阴险的嘴脸暴露无遗，只好躲起来，再也不敢公开活动。崇祯死后，阮大铖的死党马士英辅佐朱由崧在南京称帝，阮大铖又出任弘光帝政权的兵部尚书。他一上台便抛出一个名叫《蝗蝻录》的黑名单，大肆捕杀东林党人和复社成员，黄宗羲不幸被捕。后因提审延期，在1645年清军攻进南京后，黄宗羲得幸逃脱出来。这时，张国维、张煌言等在绍兴拥立鲁王朱以海坚持抗清，黄宗羲集合起黄竹浦子弟数百人起兵响应，他被任命为鲁王政权的监察御史，从此踏上了八年抗清的艰辛历程。鲁王政权中主持军务的孙嘉绩、熊汝霖等人是一帮没有指挥才能，更不敢率兵出击收复失地的书生。黄宗羲处处受到这帮庸人的节制操纵，不能有所作为。1646年六月，清兵进入浙东，鲁王南逃。黄宗羲率领五百名残兵在四明山结寨固守，抵抗清兵的进攻，但终因力量单薄而被打败了。为了躲避清朝统治者的悬赏通缉，黄宗羲置身于深山草莽之中。在食宿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他仍然以顽强的毅力创作完成了《春秋日食历》、《授时历》、《故大统历》、《新推交食法授时历》、《西历假如》、《勾股图说》、《开方命算》、《割圆八线解》、《测圆要义》等一些天文学、数学方面的著作，为我国科技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在亡命的日子里，他得知鲁王在建跳，曾再度投奔鲁王的帐下，但这时鲁王的政权已晚景凄凉了，一帮愚蠢的将领左右着鲁王，连提一句建议的机会也没有，还留在这里干什么呢？于是他决定回乡“毕力于著述”。1661年康熙帝即位，清朝统治已稳定下来，这一年黄宗羲也结束了武装抗清的斗争生活，从此避居乡间，专心著述。1663年，著名的《明夷待访录》问世，在这部书中，黄宗羲提出了两大著名的思想，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其一，他提出了“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快乐”的思想，严斥君主专制制度，书中字里行间闪烁着民主思想的光辉。该书后来成为晚清戊戌变法中维新派的有力思想武器。其二，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里还提出了“工商皆本”的先进思想。中国古代社会，商人经商一直受到抑制，被认为是最低贱的行业，致使中国古代社会一直处于小农经济的状态，社会发展缓慢。黄宗羲敢于向传统的愚昧专制思想挑战，这在当时是需要相当大的魄力和远见卓识的。1665年，黄宗羲收徒讲学，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万斯大、万斯同等人都出于他的门下。1667年，他又恢复了他的教师刘宗同创办的证人书院。黄宗羲讲学注重教给学生做学问的途径和方法，强调读书必须实用。他教学的内容，除了经、史、子、集外，还有历法、天文、数学等自然科学，他深受学生们的欢迎，在二十几年的时间里，有一百多人拜他为师，这时，他已是一个学生满天下的学者了。1678年，康熙为了笼络汉族地主，开博学鸿辞科取士，命令三品以上的中央和地方官吏推荐人才。掌院学士叶方蔼向康熙推荐了黄宗羲，但被黄宗羲婉言辞谢了。两年后，清政府聘请他任《明史》编修的顾问，他以气节为重，再次力辞。康熙没有勉强，只是要求他把所写的有关历史方面的著作全都抄送入京。虽然黄宗羲没有直接参与《明史》的修撰，但《明史》的修成，也凝聚了他许多心血。比如《历志》，虽不是他执笔，却是经过他的审阅才定稿的。另外，他让自己的儿子黄白家参加了史局。1676年他完成了另一部重要著作《明儒学案》。在这部著作中，他把明代二百多位学者的著作系统排比，阐明每个学者的学术渊源，学说宗旨及演变。评论公正，分析深刻，在中国历史上还是首创。晚年他又完成了《宋元学案》，使七百年间儒苑门户一目了然，在中国学术史上是一个杰出的贡献。黄宗羲晚年仍然非常勤奋，每天读书不完成规定的卷数绝不休息，他以八十四岁的高龄编撰了四百八十二卷的《明文海》这部巨著。1695年，黄宗羲与世长辞。死前他留遗嘱，要求家人在他死后“于次日安葬，殓以时服，一被一褥，安放石床，不用棺椁，不作佛事，不做七七，凡鼓吹巫觋旌幡纸钱一概不用”。这是对当时盛行的佛教唯心主义思想最大的轻蔑，也是他唯物主义认识观的彻底表现，他以特有的铮铮风骨，昂扬的战斗性格、博大精深的学术思想为自己的一生做了很好的总结。二、顾炎武与《日知录》顾炎武，江苏昆山人。出身江南大族，他父亲是个很有见识的人，认为读书一定要研究实际。顾炎武受祖父的影响，从小就喜欢读《资治通鉴》、《史记》和《孙子兵法》等书，十分关心时事。后来参加科举，没有考中，就干脆放弃了科举，通读历史典籍，研究全国各地的地理和历代名人奏章，开始编写一本重要的历史地理著作《天下郡国利病书》。正当他用心治学的时候，明朝灭亡，清兵南下，江南各地人民纷纷起来组织抗清斗争。顾炎武和他的两位好友也参加了保卫昆山的战斗，昆山军民在跟清兵激战二十一天后，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昆山城陷落的时候，顾炎武的生母被清兵砍断了右臂。抚养他成长的婶母（也是他

刚刚过逝，这对李亨是个巨大的打击，虽然李隆基在世之时，李亨作为皇帝怀疑过他，提防过他，甚至李辅国排挤冷落李隆基，在李亨看来都是件有利的事情，父子之情已经被“权力”这个东西，搞的陌生而又畸形，可是随着李隆基的病逝，现在这一切都已经烟消云散。而李亨自己由于病重，似乎也要在十天后即追随自己的父亲而去，他躺在龙床之上尽量让自己的思绪平静下来，虽然他已经口不能言，但意识依然十分清醒。“陛下！李辅国在外边作乱，臣妾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只能到这来，希望陛下保护臣妾。”张皇后从外边慌张地跑进来，跪在李亨的龙床前，一把拉住自己的丈夫，然后抽泣着说道。面对张皇后的无助，李亨心中明白自己虽然身为皇帝，但此刻已无任何能力来保护自己心爱的女人，他唯一能指望的就是自己的皇帝身份，能够让李辅国等人望而却步。李亨缓缓地睁开眼睛，勉强注视着张皇后，然后用软弱无力的手，指向寝宫的最深处，示意张皇后躲到里边去。然后，他又闭上了眼睛。得到了李亨的示意后，她没有说一句话，径直奔向寝宫的最深处躲了起来，在黑暗处她依然露出侧脸，时刻观察外边的动向，对于张皇后而言，这是她一生中最为煎熬的时刻。不久后，杂乱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张皇后最不希望的场面终于还是出现了。事实上，当张皇后急匆匆前往李亨寝室的同时，李辅国在长生殿为所有人下达了捉拿张皇后的命令，他急速带人前往张皇后的寝宫，在得知张皇后已经前往李亨寝室的消息后，他又带人赶到这里，张皇后刚刚在角落处躲好，李辅国便带人闯进了李亨的寝室。进入寝室后，李辅国停下了脚步，然后示意众人停止前进，因为他知道皇帝虽然已经大限将至，但这里如果没有经过皇帝的同意，是不能擅自进入的。李辅国轻轻地走到李亨床前，低下头俯视这个奄奄一息的皇帝，这是他一直服侍的皇帝陛下，从年轻一直到现在，他始终都是李亨忠实的奴仆，虽然有时候他让皇帝陛下感到厌烦，但李辅国对李亨的忠诚毋庸置疑，如今这个自己亲身侍奉二十多年的皇帝，眼看就要一命归西，这不仅让李辅国感慨万千。“唉！”李辅国轻轻地叹了口气，然而就这一声哀叹，让李亨缓缓地睁开了眼睛。李辅国见惊动了皇帝陛下，他立即跪倒在地，然后伏地叩拜。在见到李辅国后，李亨的眼睛中忽然放射出光芒，他用无力的手缓缓指向了这个奴才，似乎在埋怨他不该惊动了自己。“奴才死罪！”李辅国叩拜得更加用力。“陛下可知道皇后娘娘是否在这里？”李辅国终于问出了他最想问的问题。此刻身在暗处的张皇后，已经紧张得快要崩溃，然而李亨却摇摇头，这让她稍微有些舒缓。“陛下可知道皇后娘娘欲弑太子，奴才是奉了太子之命，特来捉拿张皇后的。”然而李亨就像没听到李辅国的话一样，他冲李辅国摆摆手，示意他退出去。鉴于李亨的态度，李辅国低下头开始犹豫起来，他明知道张皇后肯定是在这里，但没有皇帝的命令，李辅国是不敢轻举妄动的，可是如果就此退出去，一旦让张皇后缓过劲来，那结果实在难以预料。此刻，李辅国的性格以及他对“权力”的崇拜，决定了他不可能就此甘心退出，犹豫片刻后，他站起身来握紧双拳，然后回身向着禁军将士发出了命令。“搜！”霎时间，诸多禁军在李亨的寝室内开始大规模的搜捕，片刻后两名禁军士兵从寝室深处的角落里将张皇后拉扯到了李辅国的面前。“放开我，陛下在这里，你们胆敢这么无礼！”张皇后怒斥拉扯她的士兵。在李辅国的面前这个女人极力掩饰自己的慌张，然而李辅国那透出杀机的眼神，又让她的心理防线瞬间崩溃。“你欲弑太子死罪难逃，陛下这个样子，你还指望陛下能够保护你！笑话！”李辅国恶狠狠的说道，随后他径直走到李亨的跟前，伏在李亨的耳边，轻轻地说道：“陛下安心地去吧，大唐的江山社稷就交给老奴吧！”说完这句话后，李辅国并不理会李亨的反应，然后转身让禁军士兵将张皇后强行拖出寝宫。在李辅国带领众人离开的时候，李亨试图用尽自己最后的力气，挣扎着从床上起来，但已经病入膏肓的他最终还是失败了，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被强行带走，此刻拥有最高权力的李亨却无能为力，这让他顿时急火攻心口吐鲜血。“朕死不瞑目！死不瞑目啊！”然而没有人理会这个已经快要死掉的皇帝的感受，寝室内只有李亨在床上依旧痛苦地挣扎，但谁都明白，经历这次变故之后，李亨已经撑不了多久了。上元二年（761年）四月十八日，在李辅国平定张皇后和李系政变的三天后，李亨在惊吓愤怒中闭上了双眼，走完了他五十二年的人生之路，此时距离太上皇李隆基去世仅仅十三天。从险些葬送在母腹中，一直到李亨最后逝世，可以说李亨的一生颇为坎坷，忍受父皇猜忌，经受李林甫的排挤，备受杨国忠的打压，即使当上皇帝，还要肩负平叛的重任，收拾父皇李隆基留下的烂摊子。尤其是自灵武即位之日起，一直到他极不情愿的闭上双眼与世长辞，在短短的七年岁月中，他始终如一地将彻底平定叛乱重整河山，再现大唐帝国昔日风采与辉煌的宏伟大业视为己任。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在他怀着无限眷恋与依依不舍之情告别人世之前，也没有亲眼看到彻底平定叛乱、收复全部失地这一天的到来。如果李亨在天有灵，他一定会为自己生前无力扭转让列祖列宗脸上“无光”的憾事而深深愧疚，甚至在他临别之际也绝对会带着深深的遗憾去见他的那些叱诧风云、名留青史的先人。这是李亨最后的遗憾，也是最大的遗憾，更是永远没有机会再弥补的遗憾！然而在我看来，让李亨灵魂更加难以安宁的，却是李辅国并没有因为李亨的过世而停止杀戮，李亨过世的当天，李辅国就擅自下令处死了张皇后和李系等参与政变的数十人。鲜血流淌的瞬间，大唐帝国不经意间开始了一段新的征程。四月二十日，太子李豫在李辅国和程元振等宦官的支持和拥戴下在两仪殿继位，改年号为宝应。宝应二年（763年）三月，李豫带领众人将父皇李亨安葬在建陵，庙号“肃宗”。李亨已经入土为安，但大唐帝国依然在坎坷崎岖中徘徊，望着父皇李亨的陵寝，李豫此时的心情颇为不平静，他的继位意味着平叛的重任自然而然地落在了自己的肩上，这让李豫瞬间产生了极大的压力。无论前方的道路多么坎坷，我都有信心披荆斩棘接近成功的目标，我要用自己的方式去完成父皇未完成的事业。第七章安内攘外节节败退李豫登上皇位时，平定安史之乱的战事已经进入到了第七个年头。虽然在此之前安禄山、安庆绪和史思明已经因为其内部互相残杀最终授首，但由于唐军在战场上的一系列失误使得以史朝义为首的叛军依然在中原地区肆虐，所以李豫即位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尽快平定叛乱。自从河阳之战结束后，史朝义始终占据着洛阳，一直到李亨去世为止，唐军和叛军在中原地区虽然大战没有，但小战依然不断。从整体的平叛形势来看，如果唐军能够团结统一、调度有方，完全可以给予叛军毁灭性的打击，现在随着李豫的继位，唐军终于可以做到这一点了。李豫继位伊始，首先重新起用名将郭子仪。虽然在邙山之战中郭子仪因为打了败仗受到了李亨的冷落，在李亨弥留之际，还是召见了郭子仪，准备将平叛的重任交给他，只是由于李亨过世得十分突然，所以起用郭子仪的诏书没有下达，一直到李豫即位后郭子仪才重新上岗。郭子仪重新回归后，在李豫的部署下，首先在绛州（今山西新绛）平定了此前不久在朔方发生的王元振叛乱，而后平卢节度使侯希逸击败范阳叛军李怀仙，并带领两万人马引兵南下渡过黄河，和唐将田神功、熊元浩在兖州（今山东兖州）会合。而李光弼顺利攻占许州（今河南许昌），擒获颍川太守李春，又顺道拿下临淮（今江苏盱眙），向徐州逼近。李豫觉得仅仅依靠唐军的力量还不算保险，所以他遣使前往回纥请兵相助，用大将仆固怀恩之女与回纥和亲，终于得到了回纥人的允诺。宝应元年（762年）十月，李亨任命太子李适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统率河东、朔方及诸道行营、回纥等人马共计十万，集兵于陕州。然后令大将郭英乂和神策观军容使宦官鱼朝恩带领人马出渑池，泽璐节度使李抱玉出河阳，河南道副元帅李光弼出陈留（今河南开封），仆固怀恩与回纥首领左杀为先锋军，诸道人马并进，一同合围洛阳。史朝义在得知唐军将至洛阳后，急与主将商讨对策，有的人主张退守河阳暂时避开唐军的锋芒，却未被史朝义采纳。在史朝义看来，自己好不容易重新占据了洛阳，岂能再次拱手相让于唐军，所以他决定誓死守卫洛阳。十月六日，唐军以极快的速度进至洛阳北郊，并分兵攻取了怀州（今河南沁阳）。史朝义的对策是不管唐军攻取了哪里，只要自己坚守住洛阳就是胜利。为此他让守卫洛阳城周围的数万叛军四立栏栅为固，意图为唐军制造进攻的障碍。十月七日，仆固怀恩在西原列阵，派遣轻骑兵混合回纥骑兵从东部率先突袭，结果大败叛军，取得首胜。史朝义得知消息后，立即派精兵数万人列阵于昭觉寺，准备拦截唐军。但是叛军刚刚在昭觉寺布阵完毕后，仆固怀恩趁叛军立足未稳，搞了个突然袭击，尤其是鱼朝恩让弓箭手五百人猛力地冲杀，致使叛军大败，唐军乘势追击，接连转战石榴园、老君庙等地，不给叛军任何喘息的机会，最后一直打到距离洛阳西城门二十里的地方，方才止步。叛军从昭觉寺一路向东败退，几乎毫无还手之力，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逃跑。在经过一系列的惨败后，残兵败将们终于退进了洛阳城，然后关起城门等待史朝义如何决策。数万人马居然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唐军打败，让史朝义愤怒异常，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叛军已经很久未和唐军进行过如此大规模的较量，可以说叛军这次并没有完全进入状态，最终致使惨败。从这次失败开始，史朝义再也未能翻过身来，直到最终兵败身亡。昭觉寺一战，唐军斩杀叛军将近六万人，可以说史朝义将自己在洛阳的家当全部赔了进去。当那些残兵败将们不断涌入洛阳城里时，史朝义知道洛阳城应该是保不住了，所以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逃跑，带领数百名骑兵亲信，从洛阳东门出城，向东飞奔逃去。仆固怀恩随即进占洛阳，但他只留下回纥人马驻守洛阳，自己和儿子仆固玚及朔方兵马使高辅成率兵马万余人继续向东追击史朝义。史朝义出离洛阳城后，他的计划是准备前往汴州（今河南开封），因为那里有他的人马驻守。可当他到达汴州城下时，驻守那里的陈留节度使张献城下令紧闭门户，不让史朝义进城，无奈之下史朝义只好向濮州（今河南鄄城）方向逃去。由于在汴州吃了闭门羹，史朝义已经成了惊弓之鸟，他生怕在濮州遇到同样的情况，所以在濮州他没有做片刻的停留，而是转道向北渡过黄河。渡过黄河后，史朝义放慢了速度，在他看来，即使唐军急速地追击自己，由于人多势众也不可能这么快渡过黄河。但两天后仆固怀恩犹如神兵天将般地渡过了黄河，并领兵打下滑州（今河南滑县），意图切断史朝义北逃的道路。史朝义只得再次转道前往卫州（今河南汲县），这一次史朝义的运气还算不错，当时叛军的雎阳节度使田承嗣在得知史朝义兵败到这里后，急忙领兵四万前来和史朝义会合，准备共同抵抗仆固怀恩的进攻。但仆固怀恩的情报工作实在出色，他事先已经得知叛军要会合的消息，所以分兵在半路劫杀田承嗣。结果遭到伏击的田承嗣由于没有做足侦查工作，使得他误以为仆固怀恩分出来的这些人马是唐军的主力部队，田承嗣为了保存实力，二话没说带领人马立即赶往卫州和史朝义会合。史朝义本以为田承嗣的这四万人会成为自己救命的稻草，可是唐军的半路截杀，让他终于丢掉了幻想，他只能继续向北逃窜至贝州（今河北清河），与其手下大将薛忠义会合，意图在那里布置防线和唐军决一死战。当时仆固怀恩之子仆固玚率领先头部队急速追赶到临清（今河北临西），距离贝州只有不到二百里的路程，而在史朝义掌控范围内的衡水则有三万人马驻守。在史朝义看来，如此一路北逃实在有失身份，不过他没有意识到他的军事才能和他的老爹史思明相比，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这才是他节节败退的根本原因。所以，别说三万人马，就是三十万人放在史朝义手里，只要唐军团结一致也是白搭。结果，在临清仆固玚再次运用伏击战术打败了叛军，而屡败屡逃的史朝义，也不得不继续他的北方探险之旅，向莫州（今河北任丘）逃去。从史朝义最终的整个行程来看，莫州是他停留时间最长的地方，总共将近一个月，这期间唐军的先锋部队由于接连长途奔袭，所以行进速度逐渐放缓，而史朝义正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加强莫州的城防工事，就在史朝义认真准备一切的时候，一个出乎他意料的因素打乱了他的整个计划。准确地说，他被人忽悠了！平定叛乱广德元年（763年）正月，唐军的先锋部队在仆固玚的带领下终于追击到莫州。由于此前史朝义已经在莫州城准备了将近一个月，所以仆固玚并没有贸然进攻，而是在距离莫州三十里的地方安营扎寨，意图寻找有利战机伺机进攻。应该说这一个月让史朝义有了充分的时间对莫州城的城防做了充足的准备，但史朝义恰恰忽略了一点，那就是人的问题，他自始至终没有解决好。关于“人”的问题，倒不是说史朝义手里缺兵少将，而是他对自己手下将领的心理状态掌握得很不够，要知道此时的叛军经过八年的攻战杀伐后，已经完全没有当初安禄山起兵时的浩大声势，甚至更没有史思明掌控时的威武雄姿，有的只是被唐军接二连三地打败，史朝义一路被人追着屁股北逃，在这种情况下，难免会有人产生动摇，当时援救过史朝义的田承嗣就有自己的想法。田承嗣自安禄山在范阳起兵以来，一直指挥叛军南征北战，立下不少赫赫战功，无论是安禄山、安庆绪、史思明还是史朝义在时，田承嗣都是不可或缺的人物。在刚刚起兵造反的那段日子里，田承嗣对安禄山领导的叛军深信不疑，但经过八年的时间，叛军四易其主，直到史朝义逃到莫州，叛军可以说是耗子下崽——一窝不如一窝。从史朝义丢掉洛阳并节节败退开始，田承嗣第一次对自己当初的选择产生了怀疑，叛军从声势浩大到现在的兵败如山倒，这一切都让田承嗣本能地产生一种恐惧，田承嗣不是没脑子的人，面对如此境遇，他开始盘算自己的后路。从现在的态势来看，史朝义最终难逃失败的命运，但田承嗣现在和史朝义同在莫州，以田承嗣目前的实力是无法采取硬碰硬的方式对抗史朝义的，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开动自己聪明的头脑，让史朝义主动离开莫州，然后自己献城降唐。“依现在的态势来看，如果仅凭莫州现有的兵力是难以对抗唐军的，圣上不如将守卫莫州的重任交给末将，然后您到幽州去征兵，再回来援救莫州。”当田承嗣向史朝义说这番话的时候，史朝义完全没有怀疑这个手下的亲信将领，他丝毫没有犹豫就采纳了田承嗣的建议，可是在他刚刚离开莫州城后，田承嗣即打开城门向唐军投降。当史朝义得到消息后，肺都快气炸了！可是他依然不能停止脚步，因为唐军是绝对不会放过自己的，所以追击依然继续，逃跑依然继续。好在莫州距离范阳并不远，史朝义坚信只要到了自己的老巢，不怕没有办法对付唐军。可是事实证明，史朝义对形势显然过于乐观，而当时的情况是叛军内部想降唐的人不在少数，除了田承嗣之外，范阳节度使李怀仙具有同样的想法。当史朝义还在莫州的时候，李怀仙就已经看出史朝义败亡的苗头，所以他通过朝廷派来的使者骆奉先和唐廷暗中沟通投降的事儿，当他知道史朝义即将回来时，为了向唐廷表现出自己足够的诚意，他让手下的兵马使李抱忠率领三千人马镇守范阳，不准史

，并未发生大规模的战役，但意义却非同一般。明朝稳定了青海的局势，保证了西部丝绸之路的畅通，并通过打击扯力克，震慑了西部蒙古诸部。而另一个现实意义是：就在河洮之变发生的第二年，即爆发了宁夏战役和抗倭援朝战争，如果当年明朝在青海投入重兵开战，那么很可能就陷入三线作战的泥潭了。第十九章辽东是如何丢的说起“明亡清兴”的整个过程，不得不提到发生在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的萨尔浒之战。是役，新崛起的女真努尔哈赤部，以6万劣势兵力，打败明朝10万大军，从此雄霸辽东，成为明王朝重大边患。现代许多学者都认为，这场以少胜多的战役，不但是清王朝建国的起点，更敲响了明王朝300年灭亡的丧钟。细观这场战争的来龙去脉，却不得不感慨：不但这场悲惨失败的命运是可以避免的,甚至清朝王朝崛起于辽东，也是一个可以避免的事情。在辽东问题上，明王朝，从最早的永乐皇帝，到后来的万历皇帝，再到末世的崇祯皇帝，始终是昏招不断，错误连连。就好比一支足球队，在面对对手的时候，不但战术布置严重错误，后卫线更不断地给对方前锋送大礼，最终落得个耻辱惨败的结局。且去看看，明王朝究竟送了哪些大礼。一第一个给努尔哈赤送大礼的人，或许要追溯到明王朝的一位“明君”——永乐皇帝朱棣。明朝获得对辽东的主权，是洪武皇帝朱元璋在位的事情。元王朝败退漠北后，朱元璋乘胜追击，一举击破了盘踞辽东的元朝纳哈出部，并降服了先前臣服于元王朝的朝鲜。对于这片新的土地，早期的明王朝极为重视。比如开国名将蓝玉就曾奏报说：“辽东虽地广人稀，然南接长城，东连朝鲜，实系天下安危，当为边防之重也。”后来蓝玉案爆发，朱元璋却并不因人废言。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朱元璋曾两次大规模移民辽东，在当地屯垦驻守。与此同时，朱元璋大封藩王时，更将他的3个儿子封在开原、沈阳、广宁，分别为韩王、辽王、沈王。如果这个政策可以继续下去，后来的努尔哈赤想要统一辽东，恐怕会困难的多。事情在朱元璋过世后发生了变化，朱棣凭借“靖难之役”夺权成功后，生怕其他藩王有样学样，开始大规模的内迁边境藩王。尤其是东北三王，更连同家眷一道被迁入内地。辽东大地，一下子形成了真空地带。当然此后明王朝也在不断派驻军队，屯垦戍边，但是比起册封藩王式的大规模迁移，实在不能同日而语。而从明王朝建国后的战略重点看，明朝的边防，首先的针对对象，是北方的蒙古部落，辽东虽然也驻扎重兵，但主要对手同样是蒙古人。对于当地的原住民女真人，在明朝立国的大部分时间里，都缺少足够的重视。明朝辽东边防吃紧，是嘉靖时代的事情，当时东迁的蒙古“黄金家族”土蛮部，以及作为“朵颜三卫”存在的朵颜部，都把辽东当做侵扰对象。此时明朝的军队，大多数针对西面的蒙古部落，而不是开原以北的女真部落。明朝隆庆（公元1567年-1573年）、万历（公元1573年-1620年）年间，明王朝以戚继光守蓟州，李成梁守辽东，对蒙古部落采取“树德于西，耀威于东”的政策，即对西面的阿勒坦等蒙古部落，用通贡互市的手段进行笼络，对东面的土蛮，则采取坚决的打击，这种政策保障了明朝边防的平安。曾是黄金家族的土蛮部，在明朝的持续打击下日益衰落。尤其在李成梁就任辽东总兵后，对土蛮采取主动出击的战术，几乎年年出击，从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开始至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李成梁的辽东军累积斩首土蛮军达5万人，强大的土蛮几乎被打得奄奄一息。而另一个蒙古部落泰宁部也遭到毁灭性打击，其首领速巴亥被李成梁击毙。到了张居正改革的末期，无论是土蛮还是朵颜三卫，都已大为衰弱，不再是明王朝在辽东的主要威胁。之前不显山水的女真部落，就这样浮出水面了。二说到女真部落的壮大，不得不说说李成梁的功过。在隆庆、万历两朝，辽东总兵李成梁是公认的“天下第一名将”，明史上说他的战功“二百年未有”，即使是流芳百世的戚继光，与他相比也相形见绌。李成梁，祖上是陕西人士，后来迁移到朝鲜，在明朝时期又归国内附。40岁之前，他只是个穷困潦倒的秀才，靠借钱行贿才承袭了祖上的官职，当上了铁岭指挥使，之后他否极泰来，连打胜仗。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辽东总兵王首道阵亡，李成梁补缺，从此独当一面，连续重创蒙古军，成为当时第一名将。此后，李成梁的“李家军”盘踞辽东50年，俨然一方诸侯。李成梁之所以能打仗，一是因为他善于使用诡计，经常以少胜多，但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他善于树私恩。比起戚继光来，李成梁的军队，算是私家军，他用优厚的赏赐招揽壮士，甚至将辽东的军屯土地拿给士兵们私分。在军队里树立他自己的绝对权威，他的部队，不是李家“自己人”是休想指挥动的。而另一方面，李成梁很善于“养寇”、“玩寇”，消灭掉一股势力后，总要对敌人网开一面，保证辽东年年有仗打，他年年有胜利，就可以年年要赏赐。因此几十年来，他战功卓著，在明朝大将中无出其右。辽东女真，从明太祖朱元璋时代就开始接受了册封，各部落都是明朝的“朝廷命官”，比如努尔哈赤的六世祖猛哥帖木儿，就在明成祖朱棣迁走辽东三王后，被册封为建州卫指挥使。辽东女真开始成为边患，是从嘉靖末年开始，先前的他们，大部分时间都站在明朝一边，经常随明朝攻打蒙古部落，也曾有个别时期被蒙古部落胁裹，跟着蒙古一起打明朝，比如土木堡之变时，就有女真部落参加瓦剌对明朝的作战。但一直以来，明朝都视女真人为“小角色”。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海西女真5000人侵扰明朝辽东重地抚顺，这是女真部落有历史记载的第一次大规模侵扰。之后的四五年时间里，建州女真、哈达女真都曾和辽东明军发生摩擦。此时的明朝财政正紧张，辽东明军也多为步兵，骑兵甚少，因此对于女真部落的侵扰，多是消极防御，凭城坚守，直到李成梁的到来。李成梁是一个擅长打骑兵战的将领，但明朝战马匮乏，让他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为拥有一支强大的骑兵，李成梁做出了一个决定：重修宽甸六堡。宽甸六堡，即孤山新堡、新甸堡、宽甸堡、大奠堡、永甸堡、长甸堡，东起鸭绿江，绵延200多里，由正统年间（公元1436年-1449年）名将董鄂修筑，至明朝后期已废弃。李成梁重修六堡后，不但拓地700里，更把六堡变成了贸易集市和战马产地。当地水草丰美，适合放牧，且临近女真控制区，便于贸易，更重要的是，它是抵御女真骑兵进入辽东的屏障。宽甸六堡的繁荣，不但让李成梁迅速获得了巨额的财富，更得到了充足的战马来源。从此之后，李成梁的嫡系辽东骑兵开始壮大，并终成劲旅。实力壮大后的李成梁，发动了对蒙古、女真部落的全面清剿，在重创蒙古部落后，李成梁将矛头转向了女真。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李成梁以诱敌深入计，重创建州女真。建州女真首领王皋被俘，后送到京城处死。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李成梁假装与叶赫女真做生意，将叶赫女真头领海清努诱到开原城袭杀。同年李成梁又向哈达部发动总攻，全歼女真哈达部。万历十九（公元1591年）年，一度声势浩大的女真部落，相继被李成梁重创，几乎奄奄一息。然而李成梁却独独漏掉了一个人——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是建州女真的世袭贵族，先前被李成梁杀死的王皋，是努尔哈赤的外祖父。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李成梁发动了对建州女真阿台部的攻击，全歼阿台部，努尔哈赤的父亲、祖父，也皆在这场战斗里被明军误杀。事后努尔哈赤忍气吞声，投靠了李成梁。之后就是清史稿里津津乐道的“努尔哈赤十三副铠甲起兵”。努尔哈赤回到家后，用13副铠甲做本钱，起兵四处攻打其余部落，李成梁也乐得见女真部落自相残杀，对努尔哈赤大肆笼络。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开始，努尔哈赤相继灭掉了海西女真、叶赫女真，统一了建州女真。到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努尔哈赤在古勒山之战里以少胜多，击败海西女真、叶赫女真、蒙古科尔沁联军，正式确立了他在辽东诸部落中的最强地位。对努尔哈赤的所作所为，李成梁始终纵容。究原因，一者李成梁治理辽东的方式，就是通过挑拨各部落争斗从中渔利，乐见女真部落相互攻杀。二者李成梁始终把海西、叶赫女真当做最强敌手，早期的努尔哈赤实力弱小，自然不被李成梁当做敌人。最重要的，是努尔哈赤对李成梁始终恭顺有加，每年不惜血本贿赂，其讨好李成梁的方式，按照明史学者孟森的说法是“无所不用其极”。公元1592年抗倭援朝爆发后，大批驻辽东明军进入朝鲜作战，辽东成为真空地带，这给了努尔哈赤扩充地盘的机会。抗倭援朝战争胜利结束后的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努尔哈赤创立了满文，分散的女真族，已然被他整合成一支团结的力量，成为明王朝大敌。对于即将到来的危险，明王朝还是浑然不觉，李成梁于明朝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退休，其长子李如松接替他的职务，却在1597年遭蒙古泰宁部伏击阵亡。这时候的努尔哈赤依然比较老实，除了继续攻打不听其节制的女真部落外，对明王朝依旧毕恭毕敬。此时，他还顶着明朝册封他的“龙虎将军”头衔。16世纪的最后十年，骚扰辽东最猖獗的，是短暂复苏的蒙古泰宁部和土蛮部，驻辽东明军的战略重点，也一直集中在辽西地区。十年之间，明朝辽东总兵一职先后换了8人，除了李如松战死沙场外，其余7人，都是因为指挥不动辽东军而去职。李成梁以私恩带兵的弊端，在此时暴露无遗：早年跟随李成梁征战的猛将们，大多腐化，全不复当年之勇，连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梅、李如柏等人也不例外。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辽东明军和女真部落发生了一次罕见的摩擦，辽东总兵马林被女真哈达部击败。马林被降职，李成梁得明朝重新启用，回任辽东总兵。李成梁到任后不久，努尔哈赤顺势出兵，彻底剿灭了哈达部，既向李成梁表了忠心，又乘机扩大了实力。李成梁在奏折里称赞努尔哈赤“忠勇可嘉”。即使如此，李成梁也不得不承认，他辛苦打造的辽东军，已不是当年光景。掌控辽东局势，80岁的他已力不从心。李成梁回任后，面对老部下日渐腐化，长子战死，其他儿子不争气的境况，选择了对努尔哈赤继续毫无保留的信任。明朝的辽东驻军继续西倾，东面抚顺、清河地带的明军，被大批调去抵御蒙古，对六堡北面的努尔哈赤毫不设防。明军接连击败蒙古泰宁部和土蛮部，辽东局势再次稳定。从公元1599年李成梁复职到公元1616年李成梁去世，这17年的时光，是辽东最“和平”的17年。蒙古部落的气焰再次被打下去，努尔哈赤依旧表面恭顺，因此史书评价这段时期辽东“烽烟渐少，百姓安居”，明王朝也因此册封李成梁为“太子太傅”，然而明王朝并没有想到，这17年的和平，是暴风雨前夜最后的平静。事实上，即使此时的努尔哈赤已然羽翼丰满，明王朝还是有能力遏制他的，遏制的棋子，就是作为辽东屏障的宽甸六堡。六堡是早期李成梁镇守辽东的杰作，是辽东铁骑发家的本钱。只要六堡在明朝手里，辽东大地就有屏障保护，努尔哈赤也冲不出白山黑水，最多只能像杨应龙一样，当几年土皇帝。然而李成梁在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做出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决定——放弃六堡。数十年辛苦经营就此毁灭，十几万边民流离失所，700里肥沃的土地，近万匹精良战马，皆落入努尔哈赤之手。李成梁还借此向明朝表功，说自己“招抚流民十万”。此举的直接后果，就是努尔哈赤获得了充足的战马，建立了他的王牌军队八旗铁骑。长远的后果，就是辽东再无险可守，努尔哈赤夺取辽东，已经一马平川。努尔哈赤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李成梁去世，次年统一女真的努尔哈赤正式在赫图阿拉建立政权，取国号为“后金”，并自称“天命可汗”。他之所以没有立刻对明朝发动进攻，是因为他在做另一件重要的事——创建八旗制度。经过两年打造，八旗军制终于定型。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正月，努尔哈赤向明王朝亮出了他隐藏已久的獠牙：今岁，必征大明国。同时他也抛出了他举世闻名的开战理由：七大恨。四月，努尔哈赤连续攻破抚顺、清河，掠夺财物无数，并正式致书明朝，要求明朝对他进行册封。明王朝与努尔哈赤的战争开始了。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正月，被努尔哈赤挑衅激怒的明王朝，在“三大征”结束近二十年后，再次吹响了集结号。以兵部侍郎杨镐为辽东经略，调全国七省精兵12万人，兵分四路剿灭努尔哈赤。二月十一日，杨镐在辽阳誓师，四路大军分别由杜松、刘珽、马林、李如柏率领，分别从朝鲜、抚顺、开原、清河四个方向发起进攻，意图直捣赫图阿拉，剿灭努尔哈赤。努尔哈赤以6万人以寡击众，采取“凭尔几路来，我就一路去”的战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仅用5天时间，即彻底击败明军。明朝四路大军里，杜松、刘珽两部全军覆没，马林部惨遭重创，只以身免，李如柏部仓皇逃回，明军损失士兵45800多人，阵亡将领312人。这场近乎耻辱的失败，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萨尔浒之战”。当年对明王朝毕恭毕敬的女真部落酋长，拍李成梁马屁“无所不用其极”的小马仔，此时终成辽东枭雄。明王朝再次尝到了养虎遗患的苦果，承平17年的辽东大地，从此将迎来持续25年的兵灾。第二十章东林党毁灭了明王朝今人说起明朝灭亡，嗟叹较多的一句话是“明实亡于万历”。从万历皇帝朱翊钧在位，到天启皇帝朱由校登基，这段时期的明王朝可谓内忧外患不断。“外患”方面，南方有西南土司造反，东南有荷兰殖民者入寇，北方边境，后金日益强大，威胁明朝东北。“内忧”方面就更热闹，先是围绕着立太子问题的“争国本案”，万历皇帝与群臣关系僵持数年，而后又碰上针对太子问题的“三大案”，万历皇帝去世后，又爆发明光宗朱常洛死亡谜团的“红丸案”，驱逐明光宗宠妃李选侍的“移宫案”。各方势力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大明政坛城头变换大王旗，变到最后，变成了“九千岁”魏忠贤的“阉党”掌权，怎一个乌烟瘴气了得。然而说到这段黑暗岁月，各类历史书中，无不提到了其中一个短暂的光明时期，即天启皇帝朱由校登基初期，不管是《明史》还是《罪惟录》，皆称这段时期为“众正盈朝”，即“正义力量”掌握了国家大权，这支曾带给无数人希望的“正义力量”，就是大名鼎鼎的东林党。在这段明王朝权力交接，政坛风云变幻的大戏里，东林党一直被各类史书评价为正面角色，也是“出镜率”最高的角色。“争国本”的时候他们凑热闹，“红丸案”、“移宫案”时期他们力挽狂澜，挽救危局。魏忠贤的“阉党”夺权时期，他们毫无惧色，慷慨斗争，最终落得悲壮失败，壮烈殉节。其诞生，发展，壮大，以至最终失败的过程，无不渗透着慷慨激昂、可歌可泣的故事。后人翻阅史书，读到“东林党”三字，扑面而来的总是阵阵浩然正气。然而当我们透过“浩然正气”，真正触摸到历史的真相，会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东林党，这些立志匡扶天下、缔造中兴的热血书生们，很多时候非但没有成为历史的推动者，相反却成为了历史的破坏者，甚至可以毫无怀疑地说：明朝灭亡，东林党亦难辞其咎。一要了解东林党的真实情况，必须从东林党的诞生壮大说起。说到东林党的诞生，世人普遍的说法，是万

下，并认为这是他们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长期努力的结果。清王朝的这一宏伟事业，早在1644年以前——约1618年攻克抚顺之时——就开始了，经过约2/3个世纪才宣告完成，而17世纪80年代初，康熙帝（1662—1722年在位）平定三藩及台湾郑氏政权的胜利，则是这一事业的顶峰。因此，清朝统治的巩固，也经历了一个漫长过程。它开始于在明朝北边的准备阶段，经过入关后对明朝旧制加以沿用和调整的试验阶段，最后造成了一种汉、满两种统治方式的精妙融合物。在这种统治方式下，满人和汉人，都不得不接受清廷握有最高权力这一现实，尽管这一权力原来不是它所拥有的。那些帮助满族统治者向儒家的君主模式发展的汉人，在这一起步、协调和完成的政治过程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们在不同时期充当了不同角色，其社会背景也分别与这一征服过程的几个阶段相适应：最早的是一批在努尔哈赤草创之时便获得了女真贵族身份的明朝境外居民，尔后则有在北方各省沦陷后组成汉八旗军的辽东军户、教会满族人使用洋枪洋炮的山东海盗、为猎取高官厚禄而帮助多尔衮攻占北京的北方乡绅，以及充当清朝媾和大使力求兵不血刃地征服南方的江南学子。也许除了第一种人以外，所有拥护清朝的汉人，对满族人都怀有矛盾的心理。同时，满族人也警惕着与其合作的汉人。满族的君主若不联合汉官，去击败本族的贵族势力，便不可能有所作为；但他们也意识到，若全按汉族传统方式进行统治，则会变得过于汉化，从而失去本族人民对他们的忠诚和爱戴。他们十分感激与其合作的汉人教会了他们如何按儒家方式统治中国，又同样地轻蔑这些明朝的叛徒，鄙视其苟且偷生，谴责其变节卖国。双方的和解导致了满族统治下的和平，使18世纪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之一，其直接代价则是某种道义上的不安。为清朝效力的汉人，抛弃了明朝末年那种虚幻的道德英雄主义；作为补偿，则获得了实行各种政治改革的现实机会。这些改革确实起到了稳定中央政府的作用，而这正是崇祯时期那些浮夸的文人学士永远不可能做到的。与满族合作的汉人，有权说他们以“救民于水火”的实际行动完成了儒者的使命，但还是失去了旧日自我标榜的社会理想主义者的自信心。由此引起的不安，产生了两大后果。其一，是放弃了某种理性自主和道义上的承诺，致使道学家变成了御用文人，政治领袖转化为朝廷官僚。其二，是达官贵人对有限改革的热忱日益增强——当朝廷的力量发展到足以使中国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更快地从17世纪经济危机中恢复过来时，这种有限的改革便结束了。尽管这种复兴显得并不彻底，但王朝秩序的重建毕竟使旧的统治体制得以在新时期中继续存在下去。因此，满族人完全有理由为他们以独特方式重建了传统的帝国制度而骄傲；他们虽被视为夷狄，却以自己设计的有效措施解决了中原王朝面临的困境。单为了这一点，汉人对清朝之“洪业”所抱的矛盾心理，就要长期存在下去，只要这个异族王朝对他们的家园依然维持着牢固的统治。

李廷先：《史可法的评价问题》，第244—245页；艾维四：《时间与金钱》，第25—28页。几个世纪过去了，一切如旧。无论其来源是旧塞尔维亚（OldSerbia）、阿尔卑斯山、撒丁的银矿，苏丹、埃塞俄比亚或经由北非和埃及的苏法拉（Sofala）的金矿，还是因谷（InnValley）之施瓦兹、匈牙利之纽索尔（Neusohl）、萨克森之曼斯费尔德、布拉格附近之库坦勃格（Kuttenberg）或埃尔茨山脉的银矿，以及16世纪初期以后西北各国的银矿——无论来自何地，这些曾被吸引到地中海沿岸居民生活中的贵金属，又被抛进了源源东去的洪流。在黑海、叙利亚和埃及，地中海人的贸易总是出现赤字。与远东的贸易又只有通过耗尽其储备的金银出口才有可能。甚至有人提出这样一种不无说服力的见解：“罗马帝国的生命力，是因贵金属大量外流才枯竭的。”费南德·布罗代尔：《菲力浦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第464页。又见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分，第17、108—109页。沃勒斯坦关于东亚在世界经济体系之外的主张，受到布罗代尔的驳斥。见布罗代尔：《关于物质文明与资本主义的反思》，第43、93—94页。?北京的太仓，是为朝廷接收白银的主要机构。据该机构的白银收据判断，贵金属的流入至1571年达到高潮。该年太仓的白银收入量从230万两（8.625万公斤）跃升到310万两（11.625万公斤）〔译按：此处括弧内的换算系原作者所加，其换算比例为1公斤相当于26.6明两〕。这场洪流恰好与贸易限制的放松（1567年）、日本长崎港的建立（1570年）和马尼拉被选定为西班牙驻菲律宾的首府（1571年）同时。此外，白银提纯技术的发展，也在这一时期使秘鲁总督辖区的波托西等中心地区的白银产量猛增至原来的三倍，随后又增至五倍。艾维四：《时间与金钱》，第30—31、53页；布罗代尔：《地中海世界》，第476页；小威尔斯：《从王直到施琅的中国沿海》，第213页。?1597年，西班牙大帆船将34.5万公斤白银，从阿卡普尔科运到中国。这一数字比明朝半个世纪的产量还多（明朝官府银矿的年产量约为6000公斤）。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57—158页。?肖努的估计略低于此。他认为远东吸收了美洲产白银总量的1/3强。见皮埃尔·肖努：《菲律宾和太平洋中的伊比利亚群岛》，第269页。在16世纪期间，西班牙人在佛兰德雇用的外国雇佣兵要求付给他们黄金。这些黄金是由赫诺瓦银行家们提供的。他们通过与远东的贸易，将西班牙提供的美洲白银兑换成金锭。在“长期的白银统治”时期（约1550—1680年），这种局面创造了一个全球经济体系。“以意大利、中国为中枢，从美洲出发，通过地中海或好望角，通向整个世界。这可以看作一种结构，一种在20世纪以前从未受到干扰的世界经济体系的持久而突出的特征。”布罗代尔：《地中海世界》，第499—500页；又见伦纳德·布莱塞：《近代世界体系》，第96页。?艾维四：《论白银、外贸与明末经济》，第1—10页；米歇尔·德韦兹：《18世纪中国社会对英、法、俄的影响》，第8—9页；S.A·M.阿谢德：《17世纪中国的总危机》，第275页；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第124—125页。日本向中国出口白银和铜而进口黄金，因为在中国用白银兑换黄金比在大多数其他地区（包括日本）都更为优惠。16世纪80年代，中国的金银兑换比率是1∶4；欧洲则是1∶12。到1650年，欧洲的比率又升为1∶15。布罗代尔：《地中海世界》，第459及499页。阿特韦尔对日本白银输出量的估计，低于其他多数经济史学者。他估计在1560—1600年间，日本白银的输出平均每年为3.3万到4.8万公斤。艾维四：《时间与金钱》，第31页。肖努估计在近两个世纪间，日本和美洲提供的白银总量，在4000到5000吨之间。皮埃尔·肖努：《马尼拉和澳门》，第568—681页。?肖努：《马尼拉和澳门》，第555页；简·德·夫里斯：《1600—1750年危机时期的欧洲经济》，第20页。肖努找出了中国与欧洲贸易形势的五个转折点：（1）从1555到1570年，伊比利亚人突然打通了中国海、印度洋和大西洋的通道；（2）1580至1590年间，马尼拉与澳门决裂，西班牙无敌舰队时代的欧洲经济出现萎缩；（3）1600年左右，荷兰公司到达印度洋；（4）1615至1620年间，荷兰人封锁了摩鹿加，切断了澳门与印度洋之间的交通；（5）1640至1644年间，明朝灭亡，日本人血洗澳门大使馆，伊比利亚王国的分裂将澳门与马尼拉隔开，以及由1645年教皇英诺森十世的敕令引起的礼仪之争。“中国的衰落与欧洲的衰落发生在同一时刻。因此，中国贸易的这一灾难性变化表现为双重的衰退：一方面，美洲白银的出口无疑减少了，而同时，一场周期性的或者说是破坏性的危机又席卷了中国大地。”肖努：《马尼拉和澳门》，第579页。布罗代尔只看到了17世纪最初20年美洲白银输入减少后的一种重要转变，并称之为“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其中可能存在的原因包括：由于收益递减律，开采成本更高了；以欺诈手段使美洲保留更多的硬通货，以满足当地对货币的需求；以及向当地居民征收十一税，这妨碍了提取白银所需的劳力之补充。布罗代尔：《地中海世界》，第536页；又见厄尔.J.汉密尔顿：《1501—1650年的美洲财富与西班牙的价格革命》，第293页；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第20、25—27页，及其《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分，第3、109页；卡罗·M·辛宝拉：《工业革命前（1000—1700）欧洲的社会和经济》，第212—216页；雅各布·克莱佛伦：《经济通史》，第152—153页。?阿谢德：《17世纪中国的总危机》，第276页。经济衰退继续引起经济衰退；结果变成了原因。但是，中国的国内危机也许促进了全球性危机的爆发。“我们可以证明，中国对马尼拉遥相呼应的支配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使得中国贸易和世界贸易的长期周期性波动出现了一致性；甚至还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使中国贸易的波动幅度比世界贸易的波动幅度大得多。因此，我们可以断定，不管表面现象如何，正是跟中国大陆之贸易的兴衰，支配着西班牙海上贸易本身的消长。”肖努：《伊比利亚群岛》，第267页，又见K.N.肖德胡里：《1660—1760年的亚洲贸易市场和东印度公司》，第456—458页。?肖努：《马尼拉和澳门》，第566—567页。?艾维四：《时间与金钱》，第33页。从16世纪到18世纪，除了少数例外，所有货币的内在价值都下降了。这一现象与大西洋经济的膨胀有关，首先是吸收黄金和将非洲部分人口掠为奴隶，然后是开发美洲财富。短期内，白银紧缩会减慢表面价格的上涨（实际上在贵金属大量输入之前，西欧的物价就已开始上涨了）。但从长远看来，表面价格却和美洲白银产量一同上升。“16世纪末的价格革命”在欧洲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使物价上涨了三到四倍，达到了1500年的水平。菲力浦二世时代的人们，因物价不断上涨、生活费用急剧提高而目瞪口呆。17世纪上半叶，人们的实际收入比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减少了1/2；17世纪20年代，欧洲人经常抱怨，跟其三四代以前的祖先们相比，他们吃得太差了。17世纪20和30年代，几乎所有欧洲货币——包括比较稳定的英镑——都不得不贬值。E.E.里奇，C.H.威尔森：《剑桥欧洲经济史》，第382—383、400—405、428、458、484页；布罗代尔：《地中海世界》，第517页。这次通货膨胀也打击了奥斯曼帝国，其小麦、铜、羊毛等商品被偷运出境，以满足欧洲市场日益增长的需求。一项有关伊斯坦布尔为旅行者和学生提供免费住宿的济贫院之预算的分析，表明了同样的通货膨胀。如果将1489—1490年度的物价指数定为100，那么1585—1586年度的物价指数便是182.49，1604—1605年度的物价指数则是272.79。奥默·卢德菲·巴坎：《16世纪的价格革命》，第9页；又见霍里·伊斯拉莫格路和卡格拉尔·基德：《奥斯曼历史大事记》，第34、49—55页。?艾维四：《论白银》，第10—15页。肖努在综合了他的全部指数之后，断言1640年后没有一项指数可以说明这一过程不是“灾难性的指数减小过程”。肖努：《伊比利亚群岛》，第250页。换个说法，假定某人于1611—1615年间在马尼拉所作的生意是一个点，后来于1666—1670年间所作的生意为另一个点，那么，他就会发现收益下降率是40∶1。肖努确认这一转变发生在1642年，并将其描述为“一个经济空间的彻底消失”，或“全球危机中的死亡时刻。”肖努：《马尼拉和澳门》，第562页；又见布罗代尔：《反思》，第42页；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分，第17页。?例如，1630年松江地区发生了严重旱灾。1632年米价为每斗120钱，到1639年上升为每斗300钱。浙江北部地区，每石米原来值银一两，到1641年上升为每石值银四两。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74页；海伦·邓斯坦：《明末流行病初探》，第11—12页；又见魏斐德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明清史研究》，第81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44页。17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在食物价格上涨的同时，其他商品价格出现了下降趋势。这样，与较早出现的通货膨胀形成对比，中国似乎又随着由囤积、歉收和投机活动导致的生活必需品价格的急剧上升，出现了普遍的通货紧缩（此说采自艾维四给作者的私人信件）。?森正夫：《16—18世纪赈灾管理与地主佃户的关系》，第432—433页；艾维四：论白银》，第16—19页。?这大约相当于某些历史学家所说的“路易十四的小冰河时代”初期。太阳物理学家认为，这个时代是从1645年持续到1715年的“太阳能量最小时期”，其间地球表面的气温降到了公元1000年以来的最低点（这大概与从太阳黑子的活动和树木年轮的碳异常中测定出的阳光辐射的减弱相对应）。H.H.拉姆：《气候变迁》，第10—11、65—66、174页；约翰·A·埃迪：《气候与太阳的作用》，第726、739—740及743—744页，及其《停滞的最小限度》第1191、1195—1196及1199页；伊曼纽尔.勒.罗伊.拉杜瑞：《太平之年，饥馑之年》，第58—59页；德·夫里斯：《欧洲经济》，第12页；弗南德·布罗代尔：《资本主义和物质生活》，第18—19页。有充分证据表明，这一时期中国遭受了更为严重的干旱和低温的袭击，致使北方农作物生长季节比正常年景缩短了两星期。龚高法、陈恩之、文焕然：《黑龙江省的气候变化》，第130页。据地方志载，黄淮平原地区的大旱之年，有1024、1297、1326、1465、1506、1509、1585、1640、1650、1669和1786年。据《山东运河备考》载，1638年，漕河干涸；1640年，“大旱，黄河水涸，流亡载道，人相食。”《睢宁志稿》第十五卷。引自徐近之：《黄淮平原气候历史记载整理》，第184页。同一时期，长江中游和淮水流域的河流在冬季全部封冻。同上书，第188页；G·威廉姆·施坚雅：《市场体系与地区经济》，第77页；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第30—31页。?蝗灾发生于1638年。谢国桢：《南明史略》，第15—16页；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内在因素之研究》，第190—191页。严重的时疫有两次：一次发生于1586—1589年，另一次发生于1639—1644年。马克·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106页；文秉：《烈皇小志》，第217页；邓斯坦：《明末流行病初探》，第9—10及16—18页。饥荒与瘟疫，尤其是与天花，有着流行病学意义上的关联。拉尔夫·W·尼古拉

）年轻的已婚妇女，有一个孩子。突出孩子。（e）已婚妇女，有兼职工作，两个孩子，既要管家又要管丈夫。就这些。几周前，我的眼里根本就看不见老年人。吸引我目光的，我眼睛看得见的，是那些年轻的、有魅力的、衣着考究的、英俊潇洒的人们。而现在，好像以前那张图上覆盖上一张透明胶片，年老的、体弱的，一下都显现了出来，都在那儿。我差点就对乔伊丝说：“可总有一天我们都要老的。”但这是陈词滥调，显而易见，枯燥无味。我都能听到她说：“哦，简娜，我们非要这么乏味、这么毫无城府吗？他们买咱们可不是为了这个。”她总是说，他们买咱们，我们必须让他们想买咱们。有一天我去加油站，开了很长时间的车，很疲倦，开口就说：“把咱灌满。”加油站的工作人员说：“女士，我很乐意把您的车灌满。”福勒太太进厨房去拿饼干的时候，我也跟了进去，看着她拉过一张凳子，站上去打开吊灯。我打量着那些破损的电线，潮湿的墙壁。后来我对她说：“我会让我的电工来一趟，不然你会送了自己的命的。”她呆呆地坐了几分钟，然后抬眼，看了看我，叹了口气。我知道这是个重要的时刻。我说了一句她梦想有人会对她说的话，但此刻这对于她来说有点难以承受，她希望这一个时刻，还有我，能消失。她说：“我一直过得挺好。”怯怯的，似在哀求，带点愠怒。我说：“让你忍受这样的居住条件真不光彩。你的电源，那就是个死亡陷阱。”听到我的话，她扑哧一笑。“死亡陷阱，是吧？”我们哈哈大笑。但是我很心慌，心中有个东西挣扎着要奔，要逃，逃离眼下这个状况。我觉得被困住了。我是被困住了。因为我给了她一个承诺。没明说。但那就是个承诺。我回到家，开门的时候，对面的门轻轻打开：彭妮太太，特地等着呢。“打扰一下，”她喊道，“我一直等着你回来。我只好向你求助啦。”我没好气地说：“怎么啦？”“我出去的时候忘了买黄油，那个……”“我去给你拿，”我说着，猛地一下冲进我的屋子，拿了半磅黄油，塞进她手里，说了句：“不用谢。”然后我又冲回自己家，嘭地把门摔上了。我是故意摔门的。她有黄油，我知道。我心里想的是，她有儿有女，如果他们不愿意照看她的话，该她倒霉。又不是我的责任。我心生烦躁，需要甩掉点什么——福勒太太。我把浴缸放满水。我把今天穿的所有衣服收好，准备拿去洗衣店，一根线头都不放过。我能闻到我的皮肤上、头发上净是福勒太太家的馊味。那晚我意识到，我其实是住在我的浴室里的。或许它就是我家。搬进这里的时候，我照抄了原来那个套房里的浴室设计，不差毫厘。但是起居室和卧室，还有书房，我却没有特意打理。弗雷迪以前开过玩笑，说他的情敌是我的浴室。我的油漆是特别调制的，象牙白，泛着一点粉红。我铺了西班牙瓷砖，十分精致亮丽，珊瑚红，绿松石青，还有赭石黄。浴缸是蓝灰色的。有的时候一间房是完美的——不需加一丝，也不需改一毫。乔伊丝看到我的浴室后，想要拍照登上杂志。我说不行，这简直就像给人拍了裸照。我每天早晨都泡澡，还有每天晚上。我躺在浴缸里，一泡就是好几个小时。我在浴缸里读书，脑袋和膝盖搁在防水枕头上。我有满满两架子的浴盐和泡沫浴块。那晚我躺在浴缸里，水冷了就添热的，我看着自己的身体。身体结实白皙。没有肥肉。千万别有！但是结实。现在还没开始松弛下垂。嗯，没有孩子。我从来没有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那次我对弗雷迪说，好，我现在安排要一个吧，可是没怀上。对这件事，他乐呵呵的，挺不错。我不知道他心底里到底怎么想的。我知道他想要孩子，但是不知道他有多想。我那时是刻意不去弄清楚的，我觉得。我走出浴缸，裹着浴巾，站在门口，看着浴室，想着福勒太太。她从来都没有过热水。一直住在那肮脏的洞窟里，只有冷水，一战开始前就那样了。要是当初我没有回应她就好了，我一整晚都在想如何脱身。早上醒来时，我觉得自己好像面对着什么可怕的劫难。因为我知道我要照顾福勒太太了。至少，从某种程度上。我给电工打了电话。我向他解释了一切。我去上班，消沉，甚至恐惧。当晚电工打来电话说福勒太太冲他尖叫，你想要干什么？他就走了。我说明天晚上我在那儿等他。他是六点钟到的，她打开门，臭气污秽扑面而来，我看到了他的表情。然后他有些放肆，但是很友好地对她说：“哎呀，你昨晚给了我好一通臭骂，是不？”她缓缓地审视他，然后像看陌生人似的看着我，让开路，进了她的“起居室”，留我在外面告诉他要做些什么。我本该留下来陪她的，但是我带了活儿回家的，便这么告诉了她。“我没让你惹这个麻烦事。”她说。我挣扎了一番，然后抱了抱她。“哎呀，好啦，脾气别这么坏嘛。”我说，然后就走了。她眼里有泪。而我，我正拼命忍住不作呕，她那馊味。还有其他的味道，一股刺鼻的甜味，不知道是什么的味道。吉姆昨天给我打电话，说他能修的都修了，换了新电线和几个开关，高度是她够得到的，还给她加了盏床头灯。他告诉我要多少钱——我就知道不会便宜的。我说我会给他寄支票。沉默。他想要现金：考虑到我可能还会请他去给福勒太太做事——这个想法很吓人，好像我承认自己将永远肩负什么可怕的负担——我说：“要是你现在过来一趟我就给你现金。”“没问题。”他说。一个小时后他到了。他接过钱，站着等了会儿，然后说：“她怎么不住养老院？她不应该那样过。”我说：“她不想进养老院。她喜欢现在这样。”吉姆是个好孩子，不笨。他为自己的想法感到羞愧，就像我一样。他犹豫了一下，然后说：“我不知道还有人是那样过日子的。”我，世故、阅历丰富的长者，说：“那你知道得太少了。”他还是逗留着，困扰，羞愧，但固执，“那么老的人有什么用？”他说，然后，飞快地加上，“哎呀，我们有一天也要老的。那就再见啦！”以抵消他刚才所说的，抵消他所想的。然后就走了。出于周到的考虑，他说了我们会老，不是我会老：因为对于他来说，我就是老的，已经老了。然后我坐下来，开始思考。他说的就是人们都会说的：他们怎么不去养老院？把他们放到一边去，别碍手碍脚的，弄到视线外去，让健康的人不用看到他们，不用总记挂他们！他们在想——我一直在想——我以前这么想，这些人干吗还活着？然后，那一刻，我开始想，我们如何估量自己的价值？工作？电工吉姆没问题，电工绝对是第一类的人物——如果你能叫得动他们的话。那妇女杂志的副主编呢？没有孩子的副主编？乔伊丝呢？主编，有一个女儿，不和她说话。她说她都懒得鄙视乔伊丝，因为什么理由我忘了。还有一个儿子，难相处。我真烦透了这些被宠坏了的家伙，矫情，唯我独尊，这些青少年。乔姬姐姐呢？嗯，她挺好的，有孩子，有丈夫，参加慈善工作。但是十五年后的乔姬姐姐会怎么样？统计数据表明，她那时将是个寡妇，子女不在身边，住公寓，对谁都没用。那时人们又如何评价她呢？我的弗雷迪（如果他还活着）呢？绝对是个圣人，能容忍被宠坏了的、长不大的妻子。但是十五年后呢？我能看见一个老头，瘦削、幽灵似的、灰头土脸，或者肥胖、皮肉松弛、头发灰白，拎着买来的东西从这条街晃到那条街，或者站在街角，一脸茫然。我们应该根据人们拥有的美好想法来评判他们？如果我现在的想法不美好，十五年、二十年后会变成什么样的呢？莫迪·福勒有什么用？按人家教我的衡量标准和测量方法，毫无用处。彭妮太太呢？招儿女、全楼的人，特别是我的厌烦——我根本没法搭理她这种人。蠢女人，那种“当初我是在印度待过的”装腔作势的口音，偷偷酗酒，故作“文雅”，不诚实。是啊，彭妮太太怎么说？她若死了，世上也没一个人会为她掉一滴眼泪。我付钱把吉姆打发走以后，又泡了那种长澡。这样泡过以后，好像以前的我就漂走了，淹没了，从松针香油泡沫、爽肤沐浴液、海风离子水里浮出的是一个崭新的我。那晚上床的时候，我对自己说，我为了福勒太太的幸福生活伸了一回援手，她不会指望有人会帮她这么大的忙。这也就足够了。我以后根本不会靠近她了。因为如此左右为难，早上我醒来的时候感觉难受极了。我回想了我是怎么长大的，接受了什么样的教育。很有趣，你可以说我们家很讲道德。宗教呢，是温和的那种。但是家里绝对洋溢着一种自我陶醉的气氛：我们做的事都是对的，我们是好人。但在实际生活中，这又有什么用呢？没人教过我要自我约束、自我控制。没人教会我什么是战争，但这是家庭之外的事。没人教我饮食要节制，我得自己教自己。也没人教过我早上该怎样才能起床，我工作后，在我需要做的事当中这是最困难的。我也从来不知道，在想要什么东西的时候，如何对自己说不。我们想要什么，父母从来不会拒绝，只要这东西存在。战争！是不是因为战争，因为物资如此匮乏，所以孩子们想要什么父母就会给什么？但是有一点我是要感谢妈妈的，只有一点。那天早上我躺在床上，对她说：“这个要谢谢你。至少你教会了我，如果我答应了什么，就一定得遵守诺言。如果我说我会做什么，就一定得做到。这不是什么多了不得的人生发展基础，但也算是点什么了。”谢谢你。于是下班后我去了福勒太太那儿。一整天我都在想我那美妙的浴室，沐浴，我对这一切的依赖。我在想，我一个月里花在热水上的钱就足够让她的生活焕然一新的了。但是当我带着六瓶甜黑啤、几只玻璃杯去找她，站在门边喊：“嗨，我来啦，让我进去吧，看我带来了什么！”然后穿过那糟糕的走廊时，她却站在一边，脸皱成一团，充满怨恨。因为她的新电路和新享受，她想要惩罚我，但我才不会给她机会呢。我大步走来走去，粗手粗脚，发出砰砰的声音，把甜黑啤倒出来，给她看玻璃杯。等到我坐下来的时候，她也坐了下来，欢快，面带微笑。“你看到我的新靴子了没？”我问她，把脚伸出来。她弯下腰仔细打量，嘴笑得直打战，狡黠得很。“啊，”她声音低低的，几乎是在说悄悄话，“我真喜欢你的打扮，我觉得它们真好看。”于是那晚就是这么过的，我把身上穿的一样一样地展示给她看。我脱掉我的毛衣，站住不动，这样她就可以绕着我转，呵呵地笑。我那天穿着我的新背心式胸衣，中国绉纱。我撩起裙子，给她看里面的蕾丝。我脱掉靴子，好让她拿在手里。她哈哈笑着，十分尽兴。她跟我讲她年轻的时候穿过的衣服。她有一条特别喜欢的裙子，灰色的府绸，上面有粉色的花。她去看姑妈的时候就穿它。这原来是她父亲情妇的裙子，对她来说也太大了点，但她还是收了下来。“我可怜的母亲在世的时候，我的东西那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但后来，我就只能捡人家不要的了。但是这件衣服实在漂亮，实在漂亮，我喜欢自己穿上它的样子。”我们聊了五十、六十、七十年前的裙子、衬裤、衬裙、背心式胸衣、凉拖、披肩、紧身衣。福勒太太都九十多岁了。她讲的最多的还是关于她父亲的那个女人的事情，她自己拥有一家酒吧。福勒太太的母亲去世后……“她是被毒死的，亲爱的！她给她下了毒——嗯嗯，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脸上都写着呢，但就是她毒死了她，还差点毒死了我。她搬到我们家来。就是圣约翰森林的那栋房子。我就是家里的用人，从早累到晚，他们就寝前，我还要给他们送里面掺了威士忌和奶油的麦片粥。她会坐在壁炉的一头，穿着点缀着羽毛的时髦红睡衣，我父亲坐在另一头，穿着丝绸浴袍。她会对我说，莫迪，你今晚有劲儿吗？然后她会脱掉那些满是羽毛的东西，扔开，只穿着紧身胸衣站在那里。现在他们不做那样的紧身衣了。她是个大块头的漂亮女人，十分丰满，我父亲就坐在那里，笑容满面，扯着胡子。我得给她松胸衣系带。苦差事啊！不过比起她出门前梳妆打扮时，把她又是拉又是塞地弄到那胸衣里头去，还是轻松多了。而他们从不会问我，莫迪，你自己不想来一勺粥吗？不，他们自己吃得喝得和国王一样好，他们什么都不缺。她要是想吃螃蟹或者鳎鱼或者龙虾，他就会派人去买。但从来不会问，莫迪，你要点吗？但是她越来越胖，结果便是：你想要我那件旧的蓝色丝绸裙吗？我当然想要！她的一条裙子够我做一条连衣裙和一件衬衫，有的时候还够再做一条围巾。不过我从来不喜欢穿她的衣服，不是真心喜欢。我觉得那都是从我可怜的母亲那儿偷来的。”我很迟才回到家。我躺在浴缸里，思考我们是不是可以就那些老式服装做一篇专题。我和乔伊丝提了这事，她看上去很感兴趣。她好奇地看着我。她不想问问题，因为那会儿我的某种神情在警告她住口。不过后来我向她描述一件粉色丝绸便宴服，那衣服是一战前一位酒吧女老板的——这位女士，据福勒太太说，毒杀了她情人的妻子，还试图毒杀她情人的女儿——还有那件点缀着黑色鸵鸟羽毛的紫红色绸缎晨衣，这时她还是说了一句，“这些老式服饰，你是从哪儿听来的？”“噢，我还有个秘密的生活。”我对她说。“看起来的确是。”她轻描淡写，心不在焉地应道，我已经渐渐开始熟悉这种口气。昨晚我又去了莫迪那儿。我问她：“我能叫你莫迪吗？”但是她不喜欢这样，她讨厌乱套近乎，不讲礼数。于是我就不提这事了。我走的时候说：“那至少叫我简娜吧，拜托了。”所以现在她叫我简娜，但别人得称她福勒太太，以示尊重。我请她给我描述所有那些老式衣物，好登在杂志上。我说我们会为这些专业知识给她付酬的。但这是个错误，她十分震惊，很受伤，叫道：“哦，不，你怎么能……我喜欢回忆旧时光。”于是这事我也不提了。我想把事情办得合乎规矩，到头来却犯了多少的错啊。我遇事做出的第一反应几乎都错得离谱，比方说为我的浴室感到羞愧，还有我们的杂志。昨晚，我花了一个小时仔细地向她描述我的浴室，再小的细节也没放过，而她坐在那儿，笑容满面，满心欢喜，不时提问。她不嫉妒。不。但有的时候她脸上一副阴郁愤懑的表情，没有明说，但我知道过会儿她会有话说给我听的。她说起更多关于圣约翰森林那栋房子的事情。我都能看见！结实的深色家具，舒适的设施，上好的食物，还有饮料。她父亲有一栋小房子，正好位于“他们”要让帕丁顿铁路穿过的那块地上，或是别的什么这一类的事。于是他从中大发了一笔。她父亲以前在贝尔街角有一家小店，卖五金，还免费给穷人煤和面包，天冷的时候店里会有一大锅为穷人准备的汤。“我以前特别喜欢站在那里，满心为他感到骄傲，接济那些穷人们……”然后就是好运降临，转瞬间，大房子、温暖舒适，然后父亲几乎夜夜不归，父亲喜欢去纨绔子弟聚集的地方，去赴宴，去剧场，去音乐厅，在那里遇到了她。莫迪的妈妈伤透了心，然后被毒死了。莫迪说她有一个美好的童年，说那是最好的童年，连女王本人的都不可能更好了。她滔滔不绝地讲花园里苹果树下的秋千，未修剪的草地上长长的草。“我会坐在秋千上，自己荡，一荡就是几个小时，荡呀，荡呀，嘴里唱着我会唱的所有的歌，然后可怜的妈妈出来叫我，我冲进她怀里，她给我水果蛋糕和牛奶，亲亲我，然后我又跑回秋千那儿。或者她会把我姐姐波莉和我打扮好，我们一起上街。我们有一便士，一人买一块巧克力。我会一小口一小口地舔着吃，心里想着千万不要碰上熟人，不然就得和人分享。但是我姐姐总是把她那块一口吞掉，然后就缠着要吃我的。”“你荡秋千那会儿是几岁，福勒太太？”“哦，我应该是五六岁……”这些根本说不通。贝尔街五金店的后面肯定不会有一个芳草萋萋的花园吧？而当到了圣约翰森林时，她那会儿就过了听着

人囚禁起来，连会盟仪式都没让他参加。直到鲁国人交出一笔贿赂金，晋国人才将他释放。对于这件事，鲁国的史官觉得很丢脸，因此在《春秋》中记载鲁宣公参加了黑壤之会，而不写黑壤之盟。毕竟，堂堂一国之君遭到囚禁，未免太窝囊了。公元前601年春天，鲁宣公灰头土脸地回到了鲁国。论面积，鲁国不是一个小国；论综合实力，鲁国在列国之中至少也可以排到前八强；而且鲁国还有一个特殊的政治身份，是周公的后裔，在列国中地位崇高。按照周礼的规定，天子的祖庙称为大庙，诸侯的祖庙称为大宫，而鲁国的祖庙也称之为大庙，享受与天子同等待遇；天子家里举行典礼，用八八六十四人的舞蹈，诸侯则只能用六六三十六人的舞蹈，而鲁侯也可以用六十四人之舞。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均体现鲁国的地位超群。可是，进入春秋时期以来，本应受到尊重的鲁国却屡屡受到欺负，而且总是敢怒而不敢言，隐忍了事。如：公元前694年，鲁桓公携夫人前往齐国访问，不但被齐襄公戴了一顶绿帽子，还被齐国人谋杀在车中，成为一桩离奇死亡事件的男主角。鲁国人对此事的态度之离奇，有甚于谋杀案本身。他们给齐襄公送去一份含糊其词的外交照会，说我国元首畏惧您的虎威，不敢安坐家里，前来贵国修好，事情办成了，却回不了国，也不知道找谁负责任，搞得我国在各国面前很没面子，请您杀了公子彭生，也好让我们对各国有个交待云云。这份照会结结巴巴，前言不搭后语，有点想讨回公道，却又怕对方发威，有点想指桑骂槐，却又欲说还休，堪称是春秋外交史上一篇奇文。同时，在当年的《春秋》记载中，也仅仅用“公薨于齐”四个字一笔带过。没有比鲁国人更善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开解自己的了。公元前613年，鲁僖公派兵吞并了小国项国，当时天下的霸主齐桓公大为震怒，在淮地会盟中将鲁僖公扣押起来。鲁僖公夫人声姜原为齐国公主，亲自跑到齐桓公那里说情，才将鲁僖公放回来。《春秋》连鲁僖公被扣押的事都不书，只写“夫人姜氏会齐侯于卞”。鸵鸟将头埋在沙子里，以为看不到敌人就可以躲避追捕；鲁国人则总是在历史记录中不经意地遗忘一些不开心的事。可见，早在鲁迅之前两千多年，阿Q的祖先们便已经很有阿Q精神。公元前625年，鲁文公前往晋国朝觐晋襄公，结果连晋襄公的面都没见到。晋国人为了羞辱鲁文公，只派了阳处父来见他。《春秋》记载此事，只用了区区“及晋处父盟”五个字，无头无尾——可以理解，头埋到沙子里了嘛。更近的事，是前面说的，齐国上卿高固为了娶鲁国公主，要求齐惠公将前来访问的鲁宣公强留了几个月。有这些历史前科，可以想象，公元前601年，当鲁宣公回到曲阜的时候，曲阜的居民对于自己的国君遭受外国的侮辱，倒也没有表现出多大的愤怒，没有人上街游行，没有人到使馆区示威，也没有人宣布要抵制晋货。鲁宣公安安静静回到公宫，继续当他的国君。同年六月，一直扶持鲁宣公的公子遂在访问齐国途中病逝了。由于他对鲁宣公的贡献，或许也由于他与鲁宣公的母亲敬嬴的特殊关系，公子遂的葬礼被办得很隆重，采用了“绎”的方式。所谓“绎”，简单地说就是连续两日祭祀，而且第二日之祭不用头日之牲，又新杀畜牲以祭。按照周礼的规定，绎是天子与诸侯之丧礼，卿大夫之丧礼只能用一日之祭。孔夫子对此批评道：“非礼也，卿卒不绎。”鲁宣公当然也知道这是非礼的行为，所以在祭祀的过程中，“万入去籥（yuè）”。万，就是万舞，是春秋时期祭祀用的舞蹈；籥，是一种竹制的乐器，用于吹奏。万舞有文舞和武舞之分。文舞文质彬彬，舞者左手执籥，右手执羽，人数有严格的限制，也就是前面说的：天子用六十四人，叫做“八佾（yì）”；诸侯用三十六人，叫做“六佾”；卿大夫用“四佾”；士则用“二佾”。武舞显示力量，舞者手持兵器，动作狂野。当年楚国的公子元想诱惑寡妇文夫人，派人在文夫人住所旁边跳万舞，就是武舞。鲁宣公既要给公子遂办一个隆重的葬礼，又不想让太多人指责，所以在跳万舞的时候，故意让人不使用籥。这样就不会弄出太大的声响，惹人注意了。也许是兔死狐悲，公子遂死后的第七天，敬嬴也去世了。敬嬴的身份是诸侯夫人，按照诸侯死后五月而葬的规矩，她的葬礼一直等到冬天才举办。据《左传》记载，敬嬴下葬的当天，久旱的鲁国突然下起了大雨，所以只好将葬礼延期。敬嬴和公子遂通过阴谋而使鲁宣公上台，为此杀死了哀姜的两个儿子。如果要荷马或是莎士比亚来写这个故事，他们会说这是被害者的眼泪。然而中国的古人没有这种情调，他们想到的是另一回事。《左传》干巴巴地说，鲁宣公延迟哀姜的葬礼，是合乎礼制的。按照礼的要求，儿子在为父母选择下葬的日期的时候，要举行占卜，以示隆重。而且，对于备选的日期，要尽量延后。这是因为父母下葬之后，儿女的悲哀会渐渐削减，所以不急于下葬，略表孝心。虽然发生了这些个事情，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00年正月，鲁宣公仍然不辞辛苦地来到齐国，给齐惠公拜年。鲁宣公对母亲的孝心可嘉，对齐惠公的孝心也不遑多让。公元前599年春天，鲁宣公又早早来到齐国拜访。这是他上台以来第四次访问齐国了。鲁宣公这种孜孜不倦的问候打动了齐惠公，由此得到的回报是，齐国归还了当年鲁国割让的济西土地。当然，齐惠公此举也许与他的身体状况有关。一个人，在快死的时候，总是比较大方。到了夏天，齐惠公就去世了。鲁宣公得到消息，再次来到齐国，参加了齐惠公的追悼会。这又是超出常规的殷勤。按照传统，诸侯不奔诸侯之丧。鲁宣公能够做到这个份上，客观地说，为了国家的安全，他确实是不遗余力了。同年夏天，齐惠公的葬礼在临淄举行。鲁国又派公子遂的儿子公孙归父作为特使，前往齐国参加葬礼。同年秋天，季孙行父访问齐国，参加齐国新君齐顷公的即位大典。同年冬天，公孙归父再次来到齐国，就不久前鲁国派兵讨伐邾国，攻占了邾国的绎城一事进行专题汇报。后人解释，鲁国以大欺小，怕受到齐国的责备，所以主动前去汇报。其实，在此之前，鲁国已经有多次讨伐邾国的历史，攻占邾国的领土也不是第一次，但是这么急着去向齐国汇报，倒确实是第一次。公元前598年，齐顷公派兵讨伐莒国。虽然这事与鲁国没有任何关系，鲁国还是客串嘉宾，派公孙归父带兵参加了讨伐。这些年间齐鲁两国的关系，用如胶似漆来形容也不过分。知其雄，守其雌，鲁国人这样做，也是乱世之中的生存智慧罢。相比对齐国的殷勤，鲁国对王室的态度就不仅仅是冷淡了。据《春秋》记载，公元前600年，鲁国大夫仲孙蔑前往雒邑拜访当时的周天子，也就是周定王。《左传》不无讽刺地解释道，仲孙蔑此行不是鲁国主动所为，而是周天子派了使者到鲁国来，要求鲁国遣使访问王室，才“应邀”前往的。仲孙蔑就是孟献子，是庆父之孙，文伯之子。前面说过，季友、庆父、叔牙都是鲁桓公的儿子，他们的后代枝繁叶茂，分别以季、孟、叔孙为氏，在历史上被称为“三桓”。很多时候，他们又被称为季孙氏、孟孙氏和叔孙氏，那是因为“孙”是鲁国贵族的尊称，“三桓”的族长均被尊称为“孙”，是以得名①。公元前599年秋天，周定王派卿士刘康公访问鲁国。刘康公同时代表周定王，对鲁国的几家权臣进行了拜访。结果发现，季孙行父、孟献子家里比较节俭，而叔孙侨如家、公孙归父家过得相当奢侈。刘康公回到雒邑，周定王问：“鲁国的大夫们，谁更有贤能？”刘康公回答说，季、孟两家可以久，叔孙、东门家就算不败亡，他们目前的家长恐怕也难逃祸患。东门家就是公孙归父家。公孙归父是公子遂的儿子，而公子遂久居东门，即以东门为氏。刘康公解释说，臣有臣道，君有君道。宽厚、严肃、周全、仁爱是为君之道，忠诚、谨慎、谦虚、节俭是为臣之道。现在季、孟两家虽然注重节俭，但是足够保证日常的开支与用度，而且让族人得到庇护；而叔孙、东门两家过得奢侈，而且不体恤族人的贫困，亲戚也得不到周济，忧患很快会降临。像叔孙、东门这样的家族，只顾自身，必然不顾君主，而且他们这么奢侈，国家财政也受不了，这是自取灭亡。周定王饶有兴趣地问：“那以你之见，叔孙、东门两家还可以维持多久？”“两三代吧。”刘康公说，“东门的地位不如叔孙，奢侈程度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很难侍奉两代君主；叔孙的地位不如季、孟两家，奢侈却大大超过，不可能侍奉三代君主。倘若这两人早死也还好，如果活得太长又不收敛，宗族必然灭亡。”从后面发生的事看，刘康公的预见相当精准，精准到让人怀疑它的真实性。不过，具体的历史事件也许可以捏造，勤俭持家者兴旺，奢侈浪费者败亡，却是自古不变的道理。【冲冠一怒为红颜】话说远古的时候，尧统治天下。尧顺天应人，他的仁德如天之广阔，泽被大地；智慧有如神明，无所不知。天下人对尧的景仰之情，如同长江之水，滔滔不绝。可是，尧毕竟很老了，他很想找一个合适的继承人来接自己班，大伙向他推荐了一个叫舜的人。从族谱上看，尧的父亲高辛是黄帝的曾孙，而舜的父亲瞽叟是黄帝的第七世孙，两个家族虽然自黄帝的儿子那一代就分支，却也多少有些血缘关系。瞽（gǔ）叟是个瞎老头，在舜的母亲死了之后又娶了个老婆，又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象。自古男人爱后妇，瞽叟爱屋及乌，把所有的爱心都分给了象，甚至常常想杀死舜，好让象来继承家业。不过，舜是个超级孝顺的儿子，对于父亲的厚此薄彼毫不介意，反而对父母和弟弟更加亲善。尧是个很负责任的统治者。为了考察舜的品德，他将自己两个美丽的女儿一股脑儿嫁给了舜这傻小子，以观察舜的治家能力；又派自己的九个儿子与他交往，以观察他处事的能力。舜带着一家人居住在妫水的拐弯处，于是因地制宜，以妫为姓。由于他的仁德，人们都来投奔他，与他为邻，接受他的领导，那地方三年便变成了一座大城。尧对舜的表现很满意。他赏赐给舜一套上等衣服和一把古琴，又派人为舜修建了谷仓，并且送给他一些牛羊。看到舜突然阔绰起来，瞽叟又动了杀他的念头。他让舜爬到谷仓顶上去修葺屋顶，自己却在底下放火。没想到，舜对空气动力学有一定的研究，一手持着一顶草帽，像一只大风筝一般飞了下来，毫发未损。瞽叟不甘心失败，又让舜去挖井，待至井挖深了，瞽叟和象一起往井里填土，把舜活活埋在了井底。这缺德的父子俩很高兴，于是着手瓜分舜的财产，当然也包括老婆。瞽叟分到了谷仓和牛羊，而尧的两个女儿和琴被分给了象。又是一个没想到，舜对隧道工程也有一定的研究，他早在井壁上挖了一个秘密通道，从这个通道逃走了。象住进了舜的房子之后，坐在里面弹琴取乐，还没来得及享用舜的老婆们，舜便回来了。“我正想你想得伤心，所以弹琴解闷呢！”象连忙说。“是啊。”舜说，“咱们兄弟之间的感情，真是很不错啊！”在这之后，他对父亲仍然孝顺，对兄弟仍然友爱。他的逆来顺受，被中国人树立为孝顺的典型。舜就这样通过了尧的考察，成为天下的统治者。舜在这个位置上干了多年，又传位给禹，而他的后代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衰落，到商朝的时候竟然失传了。周武王消灭商朝后，大规模分封建国，派人到民间寻访舜的后人，居然还真找到了一个叫妫满的人，于是将他封到陈地，让他以诸侯的身份，世代祭祀舜，并且将自己的长女太姬嫁给他为妻，以示恩宠。这就是春秋时期陈国的来历。这个故事当然有诸多疑点，但是在那个年代，人们都毫不怀疑：陈国的国君就是舜的后代。乌飞兔走，斗转星移，到公元前600年的时候，陈国的第十九任君主陈灵公已经在位十四年了。弱肉强食的乱世中，舜的后裔这一曾经显赫的身份并没有给陈国带来任何庇护。晋楚两大强国为了争夺中原的霸权，就像两股不定时造访的飓风，将陈、郑、宋、蔡等第二世界国家吹得东倒西歪，无所适从。陈灵公在位期间的历史，就是一部弱国无外交史。陈国不是被讨伐，就是被会盟，不是被晋国威胁，就是被楚国摆布，如同风箱中的老鼠，两面不是人。也许是过度的不安全感导致人性扭曲，也许是礼崩乐坏使得人丧失最基本的羞耻之心，在陈灵公身上，祖上的种种美德已经消磨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难以理喻的放荡。他喜欢上了一个叫夏姬的女人。夏姬是郑穆公的女儿，嫁给了陈国大夫御叔。御叔的祖上，曾经有一位名叫少西的，字子夏。因此，御叔以夏为氏，有时又被称为少西氏，而夏姬的“夏”也因此得名。御叔去世得早，留下一个儿子叫夏征舒，夏征舒子承父业，也在陈灵公的朝廷中担任了大夫的职位。“那夏姬生得娥眉凤眼，杏脸桃腮，有骊姬、息妫之容貌，兼妲己、文姜之妖淫，见者无不惊魂，颠之倒之。”在一本名为《东周列国志》的小说中，作者冯梦龙如此生动地描述，继而写道，“更有一桩奇事，十五岁时，梦见一伟丈夫，星冠羽服，自称上界天仙，与之交合，教以吸精导气之法。”天生丽质加上吸精导气之法，使得这位夏姬成为不折不扣的床上尤物，再加上寡妇门前是非多，更使得一众登徒子趋之若鹜，争相献谄。这夏姬也并非来者不拒，在众多追求者中，只选择了区区三位来当自己的情人，那就是当朝国君陈灵公、大夫孔宁和仪行父。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在男权社会中是一段逆向性的四角关系。一位寡妇同时拥有三位情夫，其中一位是国君，两位是大夫，同时自己的儿子也在朝为官，大家每天都要见面，让人难免替她担心，这种关系很难处理吧。担心是多余的。陈灵公与夏姬私通，完全不避她的另外两位情夫。事实上，这段四角关系在陈国不是公开的秘密，而是头版头条的八卦题材。三位情夫之间为了炫耀夏姬对自己的宠爱，甚至在朝堂之上公然穿着夏姬穿过的汗衣，嬉皮笑脸地打闹。大夫泄冶看不下去了，他对陈灵公劝谏道：“国君和卿大夫公然倡导淫乱，叫民众如何效仿呢？而且名声也不好。您实在喜欢穿，好歹将汗衣穿在里边，别拿出来炫耀！”陈灵公当场说：“我知错了，一定改。”一转身就将这事当笑话告诉了孔宁和仪行父。孔宁和仪行父听了，便对泄冶动了杀心。他们对陈灵公说，不可轻视泄冶的危害，这老头子的嘴很难管得住，如果听任其胡说八道，总有一天会坏了咱们的好事。陈灵公愣了半天，问道：“那该怎么办？”孔宁做了个“杀”的手势。陈灵公点点头，表示默许。几天之后，泄冶便陈尸于公宫之外。对于泄冶的悲剧，孔夫子以“民之多辟，无辟自立”这样一句诗来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民之多辟，无辟自立”见于《诗经》大雅，意思是：既然国人多行邪恶，就不要特立独行，乱发表意见。自古以来，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人，总是没有好下场的。这也是孔夫子“邦无道，其默足以容”的中庸之道的具体表现。陈灵公的淫乱不只是在国内享有盛名，连远在雒邑的周定王都有所耳闻。公元前600年，周定王派单襄公出访宋国和楚国，途经陈国。时值十月，单襄公看到的是一片萧条景象：道路上杂草丛生，路旁没有绿化，负责到边境迎送宾客的官员不见踪影，主管建设的司空不巡视道路，塘堰上没有水利设施，河流上没有桥梁，田野里的粮食也没有收割完毕，庄稼长得像杂草。首都的国宾馆已经荒废了，普通城市也没有像样的旅舍，外交部对于天子的使臣不闻不问，连最起码的伙食都不能安排。要问陈国人都到哪里去了？回答是，给夏姬家筑亭台楼阁去了。夏姬家贵客盈门，陈灵公、孔宁、仪行父戴着楚国时兴的帽子，相约前

国，其实是在秦国列祖列宗艰苦奋斗的基础之上完成的，是数以百方计的鲜活生命倒在血泊中成就的。长平之战以后，赵国的军力消耗殆尽，赵国的灭亡已经是指日可待。秦国将会怎样对待长平战败的赵国呢？是让赵国苟延残喘，还是一鼓作气灭掉赵国？第21章邯郸之战由于赵孝成王的一系列失误，赵国在长平之战中付出了惨烈代价，几乎耗尽了赵国军队全部的有生力量，元气大伤，从与秦国平起平坐的一等强国，一下变成了三流国家。然而获胜后的秦国并没有停止进攻赵国的步伐。秦昭襄王四十八年（前159），取得长平大捷之后的秦军，马不停蹄地开始了新一轮的攻势，大将白起兵分两路：一路由王龁率领，攻下皮牢（今山西翼城东）、武安（今河北武安附近）；一路由司马梗率领，攻克太原郡（今山西中部）。白起回国，上报秦昭襄王，要求增加军粮供应，一鼓作气消灭赵国。刚刚在长平之战中遭受重创的赵国，能够应对秦国的进攻吗？赵使入秦求和秦军攻城受挫此时，秦国对是否立即灭赵产生了不同意见。三年的长平之战虽然以消灭赵军四十五万有生力量告终，但是，秦国损失也非常大。秦国士兵死伤过半，国内空虚（秦虽破长平军而秦卒死者过半，国内空），秦昭襄王对是否马上灭赵持存疑态度。这是“主疑”，君主对这场战争犹疑不决。秦国大臣也因邯郸之战爆发了一场斗争。白起虽然立了大功，但是，他是秦国前丞相魏冉所起用的大将，而此时魏冉已经告别了政治舞台。新任丞相范雎是靠着挤兑魏冉登场的，因此，范雎对魏冉提拔重用的白起深怀戒心。秦军在长平之战后立即发动对赵国的进攻，使赵国陷入极度的恐慌之中，因为赵军主力在长平之战已消耗殆尽，如果秦军兵临赵都邯郸，赵国将面临灭顶之灾。惊魂未定的赵孝成王立即派出使者出使秦国，游说范雎。赵使的游说抓住了两个关键点：第一，白起功压范雎。赵使携带重礼拜见秦国相国范雎，一见面，赵使立即问范雎：秦军要围攻邯郸了吗？范雎说：是的。赵使接着说：邯郸一围，赵国必亡，赵国一亡，秦王就可以称霸天下了（赵亡则秦王王矣）。但是，白起立了灭赵大功，攻取了赵国七十多座城池，南定楚国都、郢、汉中，北灭赵括之军。即使是古代的周公、召公、吕望，功劳也无法超过白起（虽周、召、吕望之功，不益于此矣）。如今白起又力主立即灭赵，赵国一灭，白起肯定位居三公高位。您身为秦国丞相，能不屈居其下吗？白起的功劳如此之大，即使您不想在他之下，也不得不面对这一现实啊！您可不能让白起占尽秦国之功啊（今赵亡，秦王王，则一武安君必为三公，君能为之下乎？虽无欲为之下，固不得已矣）！第二，秦国得地不得民。秦军曾经占领韩国上党，上党的百姓全部逃到赵国，坚决不当秦民。如果灭了赵国，结果会怎么样？赵国北部的百姓肯定逃到燕国，赵国东部的百姓逃往齐国，赵国南部的百姓逃到韩国。秦国能得到多少百姓？秦国占了赵地却得不到赵国百姓，这些赵地有何用处？所以，与其攻灭赵国，不如让赵国割地议和（秦兵劳，请许韩、赵割地以和）。赵使这一番话完全说到了范雎的心坎里。于是，范雎对秦昭襄王说：秦兵经过长平之战非常疲劳，应当允许赵国割地求和（秦兵劳，请许韩、赵割地以和）。于是，秦昭襄王驳回了白起一鼓作气吞灭赵国的请求，采纳了范雎的建议，允许赵国割六座城议和。这叫“相谗”，丞相谗害将军，将相不和。白起力主趁赵国元气大伤、民心不稳之时立即攻下邯郸，最后得到的竟然是秦昭襄王撤兵休整的命令。白起心中颇为不快，但是，王命又不能不从。被迫回师的白起打听了一下，得知是相国范雎的主张，从此，白起和范雎有了隔阂。到了九月，经过数月休整之后，秦昭襄王派大将王陵率兵攻打邯郸。此时的白起正生病，没有出征。秦昭襄王四十九年（前258）正月，王陵攻打邯郸，略有进展，秦昭襄王立即增兵邯郸。但是，王陵接下来的攻打却并不顺利，损兵折将。此时，白起的病也已经痊愈，秦昭襄王便派白起接替王陵。白起说，邯郸不容易被攻下来：一是诸侯的救兵快到了，秦国将再一次面临诸侯的合纵抗秦，而且，诸侯各国对秦国的仇恨非常深。二是秦国虽然打赢了长平之战，但是，秦国自身也是“死者过半”，国内空虚，战场又远离秦国。三是赵国殊死抵抗，因为这次打的是赵国国都（争人国都）。四是秦军内外受敌，赵居城内，诸侯在外，对秦军形成合围之势。所以，秦军这次肯定打不赢。秦昭襄王一看自己指挥不动白起，便让相国范雎去请白起。白起上次一鼓作气攻下邯郸的计划就毁于范雎之手，现在，范雎来劝自己挂帅，白起自然以有病为由，称病拒征。秦昭襄王一怒之下，判白起迁徙之刑，发配到西北的阴密地区（今甘肃灵台一带），听说白起对此心有怨艾，秦昭襄王赐其宝剑，令其自裁，白起行至杜邮自杀。白起拒不出征，秦昭襄王无奈，只好派王龁代替王陵担任前线总指挥。战争持续到这一年的八九月份，邯郸还是久攻不下。这叫“将弱”，秦国派出攻打赵都邯郸的将领太弱。主疑、相谗、将弱，有了这三个因素，邯郸之战怎么打呢？庞大的秦军把邯郸团团围住，但由于赵军的誓死抵抗，秦军攻不下邯郸城。赵军在元气大伤的情况下，据城死守，但依靠赵军现在的军事实力，它也不能打败秦军。所以，秦军和赵军一度处于一种僵持状态。但赵国首都邯郸被围困，一旦被攻破，赵国就有灭顶之灾。因此赵国形势依然岌岌可危，处在这种危险的状态下，赵国采取了什么办法来解邯郸之围呢？鲁仲连义不帝秦信陵君窃符救赵赵国在进行殊死抵抗的同时，展开了积极的合纵努力。赵国的合纵分为两路，一是求救于魏，二是求救于楚。平原君赵胜的夫人是魏公子无忌（信陵君）的姐姐，赵国的危难促使平原君不得不紧急求助于魏公子无忌。魏王听了无忌的报告，立即派大将晋鄙率领十万大军救赵。秦昭襄王听说后，也立即传话给魏王：我很快就会攻下赵国，诸侯谁敢救赵，灭赵之后我就立即灭谁（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赵旦暮且下，而诸侯敢救者，已拔赵必移兵先击之）。魏王接到秦昭襄王捎来的口信，吓得赶忙派人通知晋鄙，停止进攻。晋鄙得到王命，将军队驻守在边境之上，名义上是救赵，实际上按兵不动，坐山观虎斗。魏王一方面命令晋鄙停止前进，一方面派了将军辛垣衍潜入邯郸。辛垣衍对赵孝成王说，秦国、齐国曾经相互称帝，但是，不久在各国压力之下都撤销了帝号。现在齐国已经非常衰落，不可能再称帝，只有秦国有能力称帝。所以，我认为秦国攻邯郸是假，要求赵国带头称秦王为帝是真。如果赵国真的尊秦昭襄王为帝，秦国一定非常高兴，邯郸之围可以立即解除。赵孝成王和平原君听了之后犹豫不决。此时，一位叫鲁仲连的齐国义士恰好在围城邯郸之中，听说了这件事，找到平原君，并通过平原君见到了辛垣衍。鲁仲连对辛垣衍说，秦国是一个不讲礼义、崇尚杀人的国家（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也），一旦我们尊秦王为帝，一定会使天下苍生深罹其殃。魏王是没有认识到奉秦为帝的危害，所以才会劝赵国这么做。一旦魏王明白这种危害，绝对不会尊秦为帝，而且会帮助赵国。尊秦为帝有什么害处？秦王一旦称帝，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撤换诸侯的大臣，把贤明者说成是无能者，将无能者说成是贤臣，甚至可以指派自己的宫女做诸侯的妃姬，安插间谍在诸侯的寝宫里（彼将夺其所谓不肖而予其所谓贤，夺其所憎而与其所爱）。如果魏王的殡妃全部是秦国派来的女特警，魏王还会有一天安宁的日子过吗？您还能受到魏王的信任吗（彼又将使其子女谗妾为诸侯妃姬，处梁之宫。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将军又何以得故宠乎）？一席话说得辛垣衍再也不敢劝说赵孝成王尊秦为帝了。不尊秦可以，但是，当前的燃眉之急是如何解除邯郸之围。邯郸被围之后，平原君多次写信给信陵君，催促他想方设法救赵。信陵君不但自己劝说魏王，还派手下的门客劝，但是，魏王惧怕秦国，始终不肯让晋鄙出兵。平原君不了解魏国这边的实情，看到魏国军队迟迟不至，急得天天催信陵君，而且话说得让信陵君很为难：公子是急人之难的人，如今邯郸早晚都会被攻破，魏国救兵不来，这是急人之难吗？公子即使看不起我，即使不愿帮助赵国，怎么也不能不顾你姐姐吧（且公子纵轻胜，弃之降秦，独不怜公子姊邪）？信陵君听了是又羞又急。但是，无论信陵君派多少人去游说魏王，魏王因害泊秦国，主意坚定，不敢出兵救赵。万般无奈的信陵君只好亲自率领一百多辆战车的宾客救赵，以作殊死之战。经过魏国都城大梁城门之时，信陵君拜访了自己的好友侯生，诉说了自己的困境以及与秦军誓死一战的决心。侯生听了这一番话，冷冷地说：公子你好自为之吧，恕老臣不能送行。信陵君走了几里地，心里越想越不是滋味：自己平时对侯生那么好，天下无人不知。但是，我今天奔赴疆场，侯生竟然没有送我一句话。难道我做的有什么不对，’惹得侯生不高兴？信陵君越想越郁闷，于是立即掉头再访侯生。侯生看见信陵君回来，笑呵呵道：我就知道公子一定会回来的。公子待我一向不薄，今天公子要自投死地，我不送公子一句话，公子一定会非常遗憾，所以，一定会回来。信陵君问计侯生，侯生说：我听说能和晋鄙的兵符相合的另一半兵符在魏王的卧室内，只有最受魏王信任的爱妃如姬可以出入魏王的卧室，窃出兵符。我还听说如姬的父亲被人杀害，魏王亲自出面追查凶手，最终也没有成功。后来，还是公子替如姬报了仇。如姬一直想为公子效力，苦于没有机会。公子只要一张口，如姬一定会为公子偷出虎符，夺取晋鄙之军，救赵退秦。信陵君一听，喜出望外，立即求助如姬，如姬果然将兵符窃到，送予信陵君。信陵君这次再告别侯生时，侯生嘱咐说：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公子即使与晋鄙核实了兵符，也不一定能让晋鄙交出兵权。如果晋鄙再向魏王请示，事情就麻烦了。我有一位门客屠夫朱亥，可以和你一块儿去。这个朱亥是位大力士，晋鄙若交出兵权万事皆休，若他不交兵权则当场杀了他。信陵君带着虎符出发那一天，侯生对他说：我老了，不能随侍公子。我计算着行程，估算公子到达晋鄙军队之时，我会北向自刨以送别公子。信陵君到了晋鄙的军营，晋鄙核对了兵符，没有问题。但是，晋鄙的心里始终忐忑不安，他对信陵君说：我现在统率十万大军，驻守国境，担负国家重任。现在你一个人坐一辆车来就要取代我，我怎么办？朱亥一听，立即用藏在袖中的四十斤重的大铁锤，杀了晋鄙。信陵君夺了军权，立即下令：父子俩同在军中的，父亲回家；兄弟同在军中的，兄长回家；独子无兄弟者一律回家。此令一出，军中欢呼雀跃。余下来的八万精兵，个个摩拳擦掌，向邯郸进发。魏国八万救援大军直奔赵国都城邯郸，信陵君所率的魏军能解邯郸之围吗？平原赴楚毛遂定盟散尽家财李谈退兵信陵君得到好友侯生的指点，窃符救赵，在边境夺了魏国大军的兵权，然后率领八万魏国精兵奔赴邯郸，这可以说是救援赵国的一支有生力量。面对秦军对邯郸重重包围的困境，赵国也不敢把鸡蛋都装在一个篮子里。在向魏求救的同时，平原君亲自向楚国求援。现在魏国的救兵搬来了，那么赵国还能搬来楚国的救兵吗？临行前，平原君在自己的门客中挑选随从，原打算选拔二十名，但是，最终只选到十九人，就差一个人，但怎么也找不到合适的了。此时，平原君门下有一位叫毛遂的人，主动找到平原君说愿意补足现在还差的一个名额。平原君不认识毛遂，便问毛遂：先生在我门下待了几年了？毛遂答：三年了。平原君说：贤士处世就像是锥子放在布袋之中，锥尖马上就会冒出来。先生在我门下待了三年，我还一无所闻，可见先生没有什么突出的才能。毛遂回答道：今天就请将我放在袋子里吧。如果早把我放在袋子之中，我早就脱颖而出了。这就是成语“毛遂自荐”和“脱颖而出”的出处。平原君最终还是决定让毛遂一块儿出行，但是，其他随行的十九个人都看不起他。毛遂也知道这十九门客看不起自己，出国后，毛遂和这十九个门客谈起说楚一事，语出惊人，谈必中的，这些门客都对毛遂佩服得五体投地（比至楚，与十九人论议，十九人皆服）。当平原君和楚王商讨合纵抗秦之事时，从日出谈到中午，也没谈出个什么结果。那十九个门客对毛遂说：先生上。毛遂二话不说，带着佩剑走上台阶。上台之后，毛遂走到平原君面前问：合纵的利害两句话就说清楚了，今天从早上谈到中午也没谈出个结果，到底因为什么？楚王不认识毛遂，马上问平原君，这位客人是谁？平原君回答，这是我的门客。楚王一听，立即对毛遂吼道：还不赶快下去！我和你的主人谈事，你插什么嘴！毛遂手握利剑说：大王之所以敢训斥我，是因为你觉得你手下人多势众，但是，十步之内，你楚国人再多也派不上用场。大王的性命悬在我毛遂的手中（王之命悬于遂手）。我的主人在这儿，你凭什么训斥我？再说，你不觉得楚国太窝囊了吗？一个白起竟然横行楚国，率领几万人攻楚，一战即拿下楚国的鄢、郢，二战就焚烧了楚国先君的陵寝，三战又羞辱了楚国的先君（白起小竖子耳，率数万之众，兴师以与楚战，一战而举鄢、郢，再战而烧夷陵，三战而辱王之先人）。连赵国都为楚国感到羞愧，大王却不知羞耻。原来，白起前些年仅率部分秦兵攻楚，就把楚军打得落花流水。所以，毛遂才故意提起此事来刺激楚王。毛遂接着说，合纵抗秦也是为了楚，并不仅仅是为了赵。楚王听了毛遂这一番话，回想起白起攻楚的尴尬，便立即答应和赵国结盟，派兵救援赵国。平原君目睹了毛遂在楚国的出色表现，非常欣赏毛遂。他率赵国使者先行回到邯郸，立即将毛遂奉为上客。此时邯郸城中的形势已是千钧一发，魏国、楚国的救赵大军还没有到达，邯郸城中已经在讨论要不要向秦国投降。虽然赵国不仅搬来了魏国的救兵，还请来了楚国的救兵，而且现在两路大军正浩浩荡荡地向邯郸开进，但依靠当时的交通条件，两路援军到达邯郸还需要一段时间，而秦军的进攻却从来没有停止。危在旦夕的邯郸城内，平原君万分焦虑，应该采取什么办法来赢得时间、等待救援呢？恰在此时，邯郸宾馆一位吏员的儿子李谈（《史记》作李同，司马迁避父司马谈讳而改）问平原君：您不担忧赵国灭亡吗？平原君说：赵国一亡我就要作俘虏，我怎能不担忧呢？李谈接着说：邯郸城中的百姓，拿人骨头当柴烧，交换孩子当饭吃，形势危急到了极点。然而您的后宫姬妾侍女数以百计，穿着丝绸，肉菜都吃不完，百姓们则粗布短衣都难以遮体，粗食都吃不饱。百姓困乏，兵器用尽，您的珍宝却丝毫无损。假如秦军攻破赵国，您还能拥有这些东西吗？假若赵国得以保全，您又何愁没有这些东西？现在您如果能让夫人以下的人都编到士兵队伍中，担负守城任务，把家里的东西全都分给士兵，士兵们在危急之时最容易感恩戴德。平原君采纳了李谈的建议，散家财征得三千人的敢死队（于是平原君从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谈率领这三千人的敢死队奔赴秦军，进行自杀式的进攻，秦军被打退了三十里。李谈战死在疆场之上，但这三千敢死队却为赵国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就在赵国得到喘息之时，魏、楚两国的援赵军队也火速赶到了邯郸。在魏、楚联军的合力夹击下，秦军招架不住，被迫退兵。最终秦将郑安平（“昭王称霸”中用车载范雎自魏进入秦国的使者，时任将军）竟率两万秦兵投降（郑安平为赵所围，急，以兵二万人降赵）。秦军将领被六国军队打得投降是极为罕见的，但是，赵、魏、楚

，四远云集，自旦至暮，得数千人”，应募者多为贫苦农民。看到自己的队伍不断壮大后，庞勋自称兵马留后，至此，兵变性质演变为农民起义。当时朝廷十分明白宿州的战略地位，它不仅是汴河上的重要交通枢纽，而且是国家漕运及商旅必经之地，所以官军急赴救援。在庞勋攻占宿州的两天后，元密带领唐军匆匆赶到宿州，他见农民军守备森严，加上此前原驻守宿州的官军为阻止庞勋进攻而绝汴水以护城，此时依旧是水深难涉，因此只得在城外扎营。十月十二日，元密引兵开始渡水围城，当时刮起大风，农民军射火箭引燃城外的茅屋延烧唐军营寨，官军一下子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农民军趁势出城杀敌，杀死唐军三百余人，入夜时分庞勋用妇女打更以迷惑官军，然后乘大船满载粮草，主动撤离宿州顺流而下，准备进入淮河。次日天亮，元密得知庞勋连夜撤出宿州，又匆忙带领人马急速追赶。庞勋得知官军将要追来，便命令农民军将船隐藏在大堤之内，船中埋伏上千名士兵，然后派小股士兵在大堤外布阵，看到官军追来后，大堤外的人佯装溃败全都撤向大堤之内，元密见状以为农民军怯阵，继续纵兵追赶，结果中了埋伏，全军覆没，诸多将领战死堤内。元密率领的三千人马被庞勋生吃后，徐州已经到了无兵可守的境地。庞勋从降卒口中探明这一情况后，决定趁势攻打徐州。直到十月十五日夜晚，崔彦曾才惊悉元密已经全军覆没的消息，于是他一边向邻道求救，一边堵塞城门，并强迫城中壮丁参加守备。但是，当时城内人心恐惧，毫无斗志，十月十七日，庞勋带领大军攻城，并安抚城外的百姓，进而得到了百姓们的支持，百姓们协助农民军“推草车塞门而焚之”，很快便攻克城池，活捉崔彦曾及其部将，当天庞勋又得到城中万余人加入农民军。庞勋攻克徐州后，又分兵攻占濠州、泗州等地，并对其他要害城池都派兵驻守。此时，从四面八方赶来的贫苦农民纷纷加入庞勋的起义军，由于农民的争相加入，不仅徐州一地得农民军迅速壮大，攻城略地的各支义军也犹如滚雪球般地沿途壮大，例如奉命进攻濠州的农民军将领刘行及本来只带了一千五百人，由于沿途农民的参加，抵达濠州时部众倍增，濠州刺史卢望回手下只有数百名士兵，不得已只能开城投降。农民军队伍的急速壮大以及四处攻城略地，让朝廷逐渐开始重新审视这次由戍卒哗变引发的农民起义。皇帝李漼在得知徐州失守后，决定采取大规模的武装镇压，下诏征调河南、河东、山南诸道军队，任命右金吾大将军康承训为义成节度使、徐州行营招讨使，神武大将军王晏权为徐州北面行营招讨使，羽林将军戴可师为徐州南面行营招讨使，统领二十多万兵马，从西、南、北三面对农民军进行强力围剿，而且康承训为了增强战斗力，请求调动沙陀、吐谷浑等少数民族骑兵参战。在军事准备的同时，朝廷也没有完全放弃诱降庞勋的想法，为此，皇帝李漼特地派一名宦官手持敕书前往徐州宣慰庞勋。不过，庞勋识破了朝廷的用意所在，在宦官到来后，庞勋自任山列兵三十里到徐州子城，号令金鼓呼震山谷，然后在马球场宴请前来宣慰的宦官，宴会期间故意让人不断前来告捷，变相地拒绝了朝廷的诱降。一直到十二月为止，朝廷派出的各路大军的围剿军事行动效果不甚理想，在江淮地区的几次出兵援救泗州的行动全都失败，例如淮南节度使令狐绹的部将李湘领兵五千援救泗州，结果半路上中了庞勋的缓兵之计，在淮口被全歼。又如镇海节度使杜审权派部将带领四千人马想要与李湘会合，在屯驻都梁城的时候，被装扮成淮南军的农民军引诱出来歼灭。值得一提的是，都梁山设有转运仓，淮口则是汴水进入淮河的要津所在，被农民军占领后，朝廷的漕运和驿道受到严重阻碍，因此官军竭力反扑。闰十二月，戴可师带领南路三万围剿大军渡过淮河，迅速包围都梁城，想要夺回淮口，然后援救泗州。守城的农民军见到官军声势浩大，便谎称准备出城投降，然后乘戴可师缓兵之机于夜间撤离，留给戴可师一座空城。次日大雾漫天，戴可师见农民军人去城空，立即领兵进行追击，农民军将领王弘立带兵突然回军反攻，官军来不及迎战仓促溃败，戴可师被打死于乱军之中。而后农民军连战连捷，庞勋乘胜分兵南攻舒州（今安徽庐山）、庐州（今安徽合肥）、连破下蔡（今安徽风台）、巢县（今安徽巢县）、滁州（今安徽滁县）、和州（今安徽和县），控制了江北大片地区，同时北攻沂州（今山东临沂）、海州（今江苏连云港）等地。此时庞勋已经拥有将近20万人马，而且依旧继续招兵买马，淮南的地主富豪纷纷到江南躲避。戴可师的南路围剿大军被全歼后，王晏权率领的北路军也多次遭到重创。而康承训统领的西路军才集结了万人，在他看到庞勋势力浩大，一时难以取胜的情况下，暂时退守宋州（今河南商丘）。而且淮口失守后汴河不通，朝廷江淮地区的漕运改道从寿州（今安徽寿县）进入淮河，然后经颍州（今安徽阜阳）、汴州（今河南开封）北上。不久，庞勋围攻寿州，截堵朝廷诛道送往长安的大批物资，因此江淮与关中的漕运线路基本算是断绝。我们多次说过江淮地区对于朝廷的重要性，在庞勋成功截断江淮通往长安的漕运通道后，朝廷的物资供应已经能够断绝，这对于朝廷来讲是个灭顶之灾。面临如此危局，皇帝李漼再也坐不住了，咸通十年（869年）正月，皇帝李漼重新调兵遣将，任命左威卫大将军马举为徐州南面招讨使，又将王晏权撤职，改派泰宁节度使曹翔为徐州北面行营招讨使，同时任命的还有十六位将领，共率将近八万人，接受康承训统一指挥，屯驻于宿州以北九十里处的柳子（今安徽宿县）一带，连营三十里，准备继续大规模地围剿。皇帝李漼对于剿灭庞勋起义不可谓没有决心，但如果起义军精诚团结，朝廷的大举镇压并非轻而易举的事情，可是就在皇帝李漼重新调兵遣将誓将庞勋起义镇压下去时，起义军的内部也开始出现败亡之兆。败亡庞勋率领的农民军虽然转战各地声势浩大，但其内部并非铁板一块，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庞勋自身。庞勋并不是真正的贫农出身，被推为首领之前是粮料官，虽然官职不高，但好歹也算是朝廷命官，所以他率众起义后不可能和那些贫农一样，具有彻底的反唐意志。事实上，从上次宦官宣慰之后，庞勋看到了来自朝廷的示好，所以他夹杂着为自己谋求富贵的私念，暗中多次向朝廷索要官职，只是朝廷没有答应他的条件，才使得他选择继续对抗朝廷。庞勋带着这样一种杂念，作为接受安抚的条件，以致多次错失扩大战果的机会。例如他一直没有杀掉徐州观察使崔彦曾和监军、宣慰使等人，也是企图为自己留一条后路。但是在他的势力急剧扩张后，庞勋又开始盲目自信，自诩“无敌于天下，官军不足畏”，整天游宴无度，导致军纪涣散。庞勋虽然领导的是农民起义军，但其班底骨干仍然是那些桂林戍卒，前边我们说过这些人都是骄兵悍卒，在攻城略地中夺人资财，掠人妇女，而庞勋却不加约束，由此很快引起了地方百姓的怨恨。所以当官军大兵压境时，庞勋下令扩军却再也得不到百姓的支持。在各地不断派人前来要求增兵的压力之下，庞勋不得不采取强制征兵的手段，派人“散入乡村，驱人为兵”。官军则采取了收买人心的措施，皇帝李漼颁布敕令，如果诸军作战中抓到农民，必须就地释放，《资治通鉴》记载“自是贼每与官军战，其驱掠之民自先溃”。咸通十年（869年）二月，康承训以朱邪赤心率领的三千沙陀骑兵为先锋，向农民军发动强力进攻。沙陀骑兵作战勇猛，康承训曾经带领千余人马在渡过涣水时遭到农民军的伏击，是朱邪赤心带领五百沙陀骑兵冒死闯入重围，成功解救出康承训。在沙陀骑兵的协助下，农民军与官军交战屡战屡败。当时农民军将领王弘立自诩淮口全歼戴可师大军，亲率三万人马应战官军，包围了官军屯驻的鹿塘寨，王弘立认为大功即将告成，可以轻而易举地击败官军。不过，沙陀骑兵左右突围，在他们的强烈冲击下，农民军根本无法有效抵挡，官军趁势出战，大败农民军，王弘立只率数百人逃回，几乎算是全军覆没。随后，官军又趁势攻下虚竹屏障柳子，守将姚周兵败逃走后被官军半路截杀。一直到了四月，农民军战事不顺，庞勋的部将周重认为柳子一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现在姚周兵败身亡，徐州已经危如累卵，不如倾徐州之兵而出，全力死战夺回柳子。而且周重鉴于军心不稳的现状，建议庞勋立即杀掉崔彦曾等人，以示和朝廷彻底决裂之心，不然的话很难再得到百姓的支持。庞勋无奈之下采纳了周重的建议，当即杀掉崔彦曾等人，并召集部众重新表明造反的决心，倾境内之兵，勠力同心，转败为胜。在庞勋的努力下，暂时又募得三万人以保持和官军对抗的资本。当时魏博镇兵马正围攻丰县，庞勋决定先解丰县之围，便亲率大军从徐州出发，乘夜悄悄潜入丰县。魏博军分为五寨，靠近县城的一寨有数千人马，庞勋纵兵包围，其他寨出兵相救，被庞勋伏击，趁势斩杀两千人。取得丰县小胜后，庞勋立即从丰县出兵西攻康承训，并抽调其他地方兵力共计五万人一起发起进攻。可是由于对官军败卒看管不严，导致败卒逃回康承训那里报告了庞勋的动向。针对庞勋的动向，康承训着手进行部署，他在境内部下口袋阵专等庞勋的到来，准备打一场歼灭战。不过，庞勋自己却未能如期而至，结果如期到达的其他各路农民军中了康承训的埋伏，等到庞勋赶到时，见官军势盛不战而溃，被迫带领残兵败将逃回徐州。在官军的强力围剿下，到咸通十年（869年）七月为止，官军接连收复下邳（今江苏邳县）、丰县（今江苏徐州）、襄城（今河南襄城）、定远（今安徽定远）、蕲县（今安徽宿县）、钟离（今安徽凤阳）等地。而后康承训率领大军包围了农民军占领的重镇宿州。当时数万农民军在将领张实的带领下，在城下列阵对敌，深挖护城河以护城，并且暗中派人送信给庞勋，建议他采取围魏救赵之计，引兵出其不意地进攻宋州、亳州，康承训必定解除对宿州的包围而引兵西救，到时庞勋设埋伏于要道伏击官军，张实自己带领兵马出宿州断其后路，肯定能大败官军。庞勋采纳了张实的建议，亲率两万人马奔袭宋州，结果康承训闻讯立即引兵西救。不过，张实的前后夹击之计最终还是没能实现，原因在于庞勋委任治理宿州的人是原唐朝旧将张玄稔，在康承训的引诱下，张玄稔暗中已经投降。九月，张玄稔设计围杀张实等将领，然后举城投降官军。随后他又为康承训献策：趁他投降的消息尚未公开，由他带兵假装溃逃，进入农民军占领的蕲县取而代之。最后张玄稔进兵包围徐州，原徐州官吏路审中做内应，打开城门迎入唐军。庞勋此时已经攻下宋州南城，但北城始终无法攻克，便转而进攻亳州，可是又被沙陀骑兵偷袭，只好又退往徐州。当他行至蕲县时，因为在此之前蕲县已被张玄稔占领，守将李兖吊起护城桥，使得庞勋无法入城，结果在西城西面遭到官军包围，庞勋虽力战却因寡不敌众而最终战死，所率的两万人马几乎全军覆没。至此，由庞勋领导的由戍卒哗变引发的两淮农民起义，历时一年半后以庞勋战死而宣告失败。十月，皇帝李漼下诏褒奖在镇压庞勋起义过程中的有功之臣，并在诏书中宣称“载戢干戈，永销氛祲”，认为成功镇压了庞勋起义，从此朝廷可以高枕无忧。但从当时帝国的整个形势来看，两淮农民起义虽然未能置大唐帝国于死地，却给了大唐帝国致命的一击，具体表现就是对唐朝的经济和财政造成了严重破坏。《旧唐书?懿宗纪》记载：徐寇虽殄，河南几空。有力地说明了庞勋起义对于地方破坏的严重性。同时参加起义的农民军并没有全部被消灭，很多人逃散到各地，到后来黄巢起义时，又重新加入了黄巢的队伍。当时路岩、韦保衡就是因为上述理由，不断在皇帝李漼面前攻击康承训剿匪工作做得不彻底，导致康承训因此被贬为恩州（今广东恩平）司马。庞勋起义虽然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唐末的很多历史事件与这次起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范祖禹在《唐鉴》中就认为：庞勋之乱，起于桂林之戍；黄巢之寇，本于徐方之余。而《新唐书》中《南蛮中?南诏下》的篇末也有这样一段话：懿宗（李漼）任相不明，藩镇屡畔，南诏内侮，屯戍思乱，庞勋乘之，倡戈横行。虽凶渠歼夷，兵连不解，唐遂以亡……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当皇帝李漼认为可以高枕无忧时，大唐帝国已因为庞勋起义而埋下了灭亡的种子，只是这颗种子还需要继续生根发芽。第四章靡费佞佛内结道场武宗李炎的会昌废佛使得佛教势力受到一次沉重打击，不过，宣宗李忱即位后一反会昌之政的做法，重新恢复佛教，使得佛教势力很快复苏和发展。皇帝李漼即位后，依旧延续父皇李忱的做法，继续崇奉佛教，他本人也日益沉溺于诸多佛事活动中。据《资治通鉴》记载，李漼即位后在咸泰殿筑坛，为内寺尼受戒。所谓内寺尼指的是宫人出家者，这些人就居住在公众为她们专门设置的寺内，所以称之为“内寺尼”。咸通三年（862年），李漼又下令在京城慈恩寺、荐福寺、福寿寺和庄严寺之内各置戒坛，以做剃度僧尼之用。尽管皇帝李漼亲自举行的剃度僧尼的活动似乎不多，但其影响却不可低估。依旧是提出“民有八苦”“国有九破”的刘允章在《直谏书》中还提出了“人有五去”之说：势力侵夺，一去也。奸吏欺隐，二去也。破丁作兵，三去也。降人为客，四去也。避役出家，五去也。而其中的“避役出家”指的就是剃度僧尼，因为自中晚唐以后僧尼享有免役特权，本身就加剧了赋役征调对象的流失。除了剃度僧尼之外，李漼还内结道场，中开讲会。所谓的内道场是设置在宫禁之内供皇室成员从事礼佛活动的场所，例如译经、受戒、念诵、斋会和接待高僧等，都在内道场举行。内道场自东晋以来就见诸史料记载，到了唐朝空前繁盛，武宗李炎会昌废佛之后，宫中的内道场活动一度停废，但到了皇帝李漼即位后，内道场活动又开始热闹起来。李漼虽然懒于处理朝政，却对参加佛事活动热衷不已。例如《旧唐书?李尉传》记载：“懿宗奉佛太过，常于禁中饭僧，亲为赞呗……逢八饭万僧。”“逢八”即逢入斋日之意，而“亲为赞呗”是指在讲会上，皇帝李漼亲自参加念诵。正如时任吏部侍郎萧仿所说的“陛下留意天竺，属意桑门，内设道场，中天讲会，或手录梵夹，或口扬佛音”。《资治通鉴》也记载：“于禁中设讲席，自唱经，手录梵夹。”皇帝李漼大肆参与佛事活动，与之而来的就是国家资财的耗费无数，他即位之后，行幸长安诸寺常常是给予寺庙过多的钱财，为此萧仿曾经上疏劝谏，却没有效果。例如李漼赐给安国寺高僧的两座沉檀木制成的宝座，高二丈，镂刻龙凤，饰以金，顺着台阶登上宝座顶部，上面设有座位，座前摆有陈放佛经的矮几，四隅雕刻着高达数尺的瑞鸟神人，座前垂挂着绣囊锦幅，从中可以看出是多么的奢华。咸通十一年（870年），李漼又下诏令福寿寺的尼姑缮写大藏经，每藏计五千四百六十一卷，又雕造真檀像一千躯，花费之大让当时的很多朝臣惊叹不已。在李漼的提倡下，从武宗李炎的会昌废佛中逐渐复苏过来的佛教，其发展速度让人为之惊叹，当时整个国家兴建佛寺成风，使得国力急剧损耗。事实上，除了刘允章之外，早在咸通五年（864年），谏议大夫裴坦就曾经上疏李漼，认为现在国家急需征兵，财政状况已经到了匮乏的地步（“财赋方匮”），不宜过多地热衷于佛事活动以及大规模的修建寺庙，使得国力受困。不过，无论是裴坦还是刘允章，其上疏的内容虽然切中时弊，但皇帝李漼并不为所动，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热衷佛事

业政客一直到民国时代，民国时代的民主思潮，都和这些人有关。南都：所以当时的民主试验其实是有一定效果的了？马勇：孙中山多次讲到，要提高人民的素质，要教人民怎么开会，怎么投票，怎么选举。这是因为孙中山1894年跑出去之后，清廷不让他回国，所以他根本不知道晚清十几年的发展。1894年的时候，中国人确实不知道怎么开会，但是到了1912年的时候，中国人太知道怎么开会了，因为有了十几年的民主宪政的训练。但是这个孙中山都不知道，一是他在国外没有回来，另外他戴了一个有色眼镜，清政府的任何改革，他都认为是假的、骗人的。南都：但立宪派也是少数人？马勇：晚清十几年的立宪运动发展走的是精英政治路线，只是给人民一张选票，给这些政治精英合法的权力，并不是让人民都介入政治。而孙中山和后来的革命者都是动员人民。政治不能这么玩，政治永远都应该是职业政治家手里面的东西，但是职业政治家的合法性来源于人民投票。晚清走的是一种很合乎中国国情的一个立宪道路，后来孙中山走的另外一条路，怎么训政，怎么民主。南都：就是说要相信民众的判断力。马勇：应该相信人民的判断。就是选上了一个坏人，人民仍然有办法把他选下来。而且中国当时走的精英政治路线，人民选的就是咨议局议员，并不需要人民去一人一票选大总统。我们当时走的代议制，和美国的制度有很多的相似性。只要是真诚的代议制，真正的代议制，在基层放开权力就行了。南都：所以你说，辛亥革命是对法国大革命的超越。马勇：因为这场革命不仅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而且避免了内战和血腥。我认为这是中国智慧的最高体现，合乎人民的根本利益。（原载于《南方都市报》2011年6月2日）第五章再给历史把个脉中国仍在突围中：回望百年在过去一百年，最大的事件莫过于大清帝国轰然坍塌。一个具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庞大帝国，且正在进行全方位改革的帝国，为什么在一场军事哗变之后竟然如此脆弱，不堪一击，走进历史？或以为清亡的教训在于其改革，以为清廷假如不改革，或者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加强管制，清廷或许还能硬撑若干年。然而历史无法假设，清廷在1895年之后走上政治变革道路，从家天下的立场说，一点儿都没有错。没有哪一个家长不希望自己的家族人丁兴旺繁荣昌盛，大清国的主政者不论是慈禧太后，还是光绪帝，他们比任何人都更加爱惜大清国的未来，更期待大清皇位永固。政治改革对于清廷来说，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改革的目的如果套用今天的政治术语说，也就是“坚持和完善满洲贵族统治集团对大清国的领导”。这一点是没有什么疑问的。问题在于，清廷的改革或许真的像革命党人当时批评的那样，缺乏诚意，到了关键时刻掉链子，不明白所谓改革就是一场凤凰涅槃，就是浴火重生，就是权力的重新分享，就是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社会体制。因此，清廷统治者尽管在晚清最后十年做了大量工作，改官制、改法制、改教育制、构建近代社会管理体制等等，然而到了最后关键时刻，即将进入君主立宪的时候，一个皇族内阁将先前十几年的改革成果全部吞噬，一个王朝就这样结束了。如果正面总结清廷失败的教训，绝对不是改革太多太激进，而是改革不到位，不彻底。由此引发另外一个疑惑，为什么清廷改革不彻底、不到位，清廷既成体制是否像一些研究者所说，根本就不存在改革的可能性？“满洲党”对权力的垄断和贪婪，使这个特殊的利益集团不可能在关键点上有丝毫实质性的让步。二十年前的所谓“告别革命”说，不管出于怎样的善良目的，其实都像孙中山当年所说是一个善良的农夫期待猪能够变得更温顺更善良，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大清国是通过暴力构建的帝国，这样的帝国无论怎样改革，都无法变成一个良性的体制。一个特殊利益集团垄断权力和一切资源的帝国，其最理想出路就是和平退出，让人民拥有权利，重新建构属于人民的现代民族国家。这或许就是清之所以亡而不得不亡的根本原因。革命无法告别，革命与改良在历史上大约永远都是交替使用。大清国当然不是革命党人之手推翻的，而是满洲贵族用自己的手将这个王朝掀翻的。终结帝制是中国历史的大进步，这既是对一百多年前法国大革命的回应，也是对几个世纪之前英国工业革命的回应，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个重要节点。一百年过去了，我们有资格有机会回溯这一百年的进与退了。实事求是地说，不论清帝退位后的中国怎样一度混乱，也不论在民主共和的道路上出现过多少次反复，多少次复辟。中国往前走的决心不变，方向不变，尽管有曲折有反复。我们在过去的一百年，已经大致构建了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框架，帝制时代已经永远离我们而去，中国在未来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与问题，绝对不可能有任何人想到帝制复辟，想到用皇帝的威权与神圣的光环去重建中国社会。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这就是中国社会的进步。然而，这种进步也不能太夸大。中国毕竟是一个具有两千年帝制传统的国家，从帝制到共和，也绝对不是选举共和国总统那么简单，更不是口头上说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就真的是国家的主人。中国的民主化需要一个漫长的转型期，中国真正走出帝制时代，或许需要两三百年的时间。这不是危言耸听故作高深。在一个具有悠久帝制传统的国度里实现社会转型，即便有形的皇帝不存在了，谁能保证我们每一个人心里不再期待一个无形的皇帝，谁能保证那些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心中没有想过当皇帝，即便不能名正言顺当有形的皇帝，为什么不能享皇帝之实而去皇帝之名呢？事实上，在我们今天无处不在的官僚体制中，那些大大小小的头目，哪一个不把自己视为主宰单位的小皇帝呢？我们要想完全走出帝制时代，可能还有一段漫长的路。在过去一百年，中国的进步是显然的。中国确实已经摆脱先前家天下的束缚，人民确实逐步成为社会的主人。只是从全世界横向进行比较，中国的进步远远不够，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在摆脱了帝制束缚，也失去皇恩庇护的同时，其实并没有真正获得民主的权利。皇恩不再浩荡，民主又没有实现，这就有点不进则退了。中国只有彻底落实人民的权利，只有让人民自己当家做主，拥有选择公仆和罢免公仆的权力，就像马克思对巴黎公社所期待的那样，中国才能坦率地说真正走出了帝制时代，真正走向了现代社会。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中国决不会以特色向世人炫耀，而是实现晚清以来几代中国人的信念，与世界同步，愿世界上各民族以平等身份待我。专制君主已经远离我们而去，一个现代国家正在构建中，一百年的时间在人类历史上说非常短暂，但这一百年的变化绝对超出了中国历史上过去的两千年。在这一百年，我们经历过清朝的最后统治，经历过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经历过袁世凯和北洋系的十几年政治统治，也经历过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党国体制”，直至1949年，中国的面貌发生根本转变，几十年的混乱、分裂予以终结。此后六十年，台湾在继续发展，延续了孙中山当年所规划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至20世纪80年代开放党禁，实现宪政，为中国政治发展走出一条很不一样的新路。台湾的成就和经验对近代中国许多既成观念都是根本性颠覆，自康有为、孙中山以来的所谓特殊国情论在台湾政治实践中逐步被证明有误。这是亚洲的骄傲，也是全体中国人值得自豪的成就。在大陆，过去六十多年也是几经反复一路坎坷，最初的十七年，尽管犯有人民公社、大跃进等一系列头脑发热式的激进错误，确实给新建的共和国以沉重打击。这是中国历史的惨剧，但是人们并没有因此丧失对执政者的信赖。然而，可悲的是，随后便人为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不仅使中国的文化遭到毁灭性打击，而且使中国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文革的中止，一系列错误的纠正，伴随着改革开放，逐步将中国带到一个常态国家，经济发展繁荣，民生改善提升。也就短短三十年时间，中国已经从先前贫困状态步入比较富强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这都是过去一百年不得了的成就，中国的面貌由此发生根本改观，一百年前的东亚病夫成为亚洲也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发动机。一百年的变化是巨大的。一百年的成就，理所当然也有这些领导阶级和领导者的贡献。一百年后理性回溯中华民族走过的路，成就是主要的，问题其实也不少。变化固然天翻地覆日新月异，不变甚至某些方面的倒退也是事实。早在一百多年前，清廷就曾郑重承诺要进行君主立宪政治体制改革，然而到了最后清廷无法兑现立宪承诺，只好逊位，只好交出政权。一百年前，孙中山也曾郑重承诺在经过军政、训政两个阶段后还权于民，实现宪政。只是孙中山在其一生并没有真正获得政权，没有机会实现自己的诺言。也是一百年前，袁世凯在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时庄严承诺遵守共和，然而为时不久，帝制自为，一生名誉毁于一旦。接替袁世凯的北洋系军人一次又一次地维护共和，挫败帝制阴谋，但是军人政治也使民国蒙受了巨大羞辱。直至1927年，蒋介石北伐成功，重建统一，也曾承诺还政于民，实现宪政，但是直至国民党兵败大陆，蒋介石的承诺都没有变成现实。一百年前的问题好像至今没有变。未来中国不变革则已，一旦走上变革之路，政治民主化，还政于民，依然是必须跨越的一道坎。中国只有政治有办法，其他方面才会有办法。而政治上的办法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让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拥有选择执政党和执政者的权利。中国近代史的热点、焦点和难点2012年就要结束了，《深圳特区报》理论版主编周国和先生约我对过去一年中国近代史研究作一简略回顾。这是一个好主意，就像任何一家公司一样，总要在一个财政年度结束后做个盘点，弄清盈利还是亏损。当然，我并不是这个题目最合适作者，因为现在一年近代史专业知识产量汗牛充栋，断非浅学如我者所能把握。我只能像国和兄所说，就自己感兴趣的学术热点问题谈点看法，更细致的综述，还应求助于那些专门者。好在我们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有几十人常年关注学术进展，每年都分门别类撰写“学术前沿报告”。读者如对相关话题有兴趣，不妨翻看每年《近代史研究》第五期，那里有上一年度学术分析，全面涵盖上一年度近代史学界有关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文化、学术、思想等诸多门类研究新进展。热点：历史相似性历史哲学早就注意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重大历史情形在历史上都不会出现一次就结束，历史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尽管每一次重复并不那样全然相同。近代中国的主题就是中国走上世界，世界进入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其实就是近两百年中国历史的缩写，就是世界重新进入中国，中国走上世界的过程。类似的历史主题，总会衍生类似的历史问题，因而近代史在过去若干年活跃，如果一定要寻找其动力，毫无疑问是时代对理论的需求，是人们期待从既往历史经验中寻找智慧。近代中国走向世界，是从坚船利炮开始，是从物质建设开始，中国人在最初几十年埋头发展，确实取得了巨大成就，如果剔除意识形态因素，我们必须承认，1860—1894年这三十四年，使中国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一个传统的农业文明正在裂变，一个全新的现代工业基础正在形成，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思维方式都在变化。三十年，原本只是人类历史的瞬间，但洋务运动带给中国巨大变化，确是几百年、几千年所罕见。洋务三十年高增长主要是因为国家资本主义，是中央政府合法利用资源、市场、价格等诸多方面垄断，实现了超常规跨越。这是中国历史的奇迹，也是中国人的创造，值得总结，值得珍惜。跨越式发展，超常规增长，给中国带来了巨大成功，也遗留无穷问题。如果我们不抱成见观察19世纪70年代之后中国思想界关于发展，关于中体西用等问题的一系列讨论，尤其是郑观应等一批来自实业界思想家的“盛世危言”，我们就应该相信那时的中国人并没有躺在三十年跨越发展成就上不思进取，而是谋划着一个可持续的发展方向、发展轨道。可惜，历史没有给那代人留下足够时间，1894年一场局部的中日冲突，将先前三十年成就近乎一扫而光。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进入维新时代，过去三十年管控过于严厉的社会得以释放，新的社会阶层得以发生，社会空间得以打开，维新、变法，成为中国人最乐于谈论的问题。短短几年，中国社会在变化，即便仅仅从经济增长方面说，1895年之后的速度、质量，远远超过先前，过去几十年无法建设的铁路，无法开采的矿山，都因中国有了新思路而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再往后，经过1900年的义和团、1901年《辛丑条约》的强烈刺激，中国开始在政治改革上迈出重要一步。至1906年，中国终于步趋东西洋各国，走上立宪道路，试图以君主立宪重构中国社会。应该说，这是中国自1840年不得不踏上现代化道路之后最重要的觉醒。焦点：革命与改良历史学界对近代史的重新表达，是生活的恩赐，是时代的必然。西方历史学者在谈到历史学的性质时有一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曾经引起巨大争议，以为历史学不是科学，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其实，这句话的真实意思是，历史学家之所以对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历史问题感兴趣，进行研究，是因为在他的生活中，在生命意识中意识到这个问题远比那个问题更重要。这就是近代史学界2012年重述近代史，寻找近代中国发展主线的深层思想根源。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三十年道路如果放在大历史视角进行观察，虽然与洋务三十年有根本性质不同，但凭借国家主义优势，学习西方，埋头发展等，还是有很多相似或相同处。这不是说改革开放刻意模仿了洋务新政，而是说这两个历史阶段具有高度相似性。相似的道路总在提醒人们注意历史教训，避免历史悲剧重演，这是人类与其他生灵最不相同的本事。三十年洋务不仅没有让清朝顺畅发展下去，恰恰就在洋务终结时，萌发了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革命思潮、运动，这就是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孙中山的中国革命无疑具有正当性；但对于清朝来说，孙中山的中国革命毕竟是一种不该发生的悲剧。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2012年是清帝退位一百周年纪念。这两个重要日子引起了知识界的关注，近代史学界也在过去几年投入相当精力，组织一批很有意义的活动。人们在讨论清亡教训时都注意到了革命与改良赛跑，都知道大清王朝之所以亡，主要就是因为其改革慢了一步或半步。甲午战后，中国并没有在改革上犹豫、蹉跎，中国几乎在没有经过任何争论的情形下轻松转轨，放弃了先前畸形发展方略，以社会改革、政治改革、文化改革为主轴，引领中国步入一个全新的维新时代。从1895年起，短短三年时间，中国面貌大变，如果仔细考究湖南那三年的情形，就很容易同意这个判断。从1898年开始，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动荡期，政治上是焦虑迫使领导层走上了激进主义轨道。欲速则不达。中国经过几年蹉跎，直至1906年方才找到正确方向，以仿照日本君主立宪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出路。实事求是说，清廷的方案、道路，都是对的，所以当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经过一个短暂高潮，立马陷入困境。此后几年，革命的机会越来越少，改革成功的几率越来越大。到了1911年春，孙中山

国在蔡国的西北部，也是直接受到楚国军事威胁的国家之一，它一直依赖齐桓公建立的幽盟，才避免被楚国侵略。现在齐桓公已死，幽盟四分五裂，郑文公倡议召开诸侯大会，能够得到齐、楚两个大国的响应，对于在夹缝中求生存的陈国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也没有理由表示反对。《左传》对这次会盟的具体内容没有记载，只是简单地说，这次会盟是“修桓公之好也”。可想而知，被排除在这次会盟之外的宋襄公感到相当失落。在这种情况下，他本来应该回家洗个脸，好好反思自己做错了什么，重新给自己一个准确的定位，然后虚怀若谷地回到国际大家庭中，谋一份自己能够干好的差使。洗个脸，是不够让他清醒的，可惜那时候没人出来教育他，给他几个更清醒的巴掌：第一个巴掌：宋国历来只是一个二流强国，与当时第一阵营的齐、楚、晋、秦等国相比，无论在国土面积、人口数量、国民生产总值还是军事实力上，都有很大差距。以宋国的国力想要号令诸侯，存在严重的先天不足。第二个巴掌：宋国是商朝的后裔，大庙里供奉着的也是商朝的列祖列宗。自周朝建立之初，宋国就是王室与姬姓诸侯共同防范的对象。宋国周边的诸侯布局也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其目的只有一个：防止商朝遗民造反。现在虽然时过境迁，但是宋襄公如果跳出来要做中原诸国的仁义大哥，仍然难免引起周王室和姬姓各国的疑虑。第三个巴掌：抛开国力和政治偏见不谈，单从个人能力上讲，宋襄公也仅仅是中人之资，就算给他一个大国元首当，他也不可能成为诸侯中的第一人。很不幸，这几个巴掌对宋襄公毫无作用。各国诸侯“修桓公之好”的第二年，他开始筹划一次大规模的会盟。用《左传》的话说：“宋襄公欲合诸侯。”齐桓公自诩“九合诸侯”，现在宋襄公也想要“合诸侯”，自然是要做齐桓公曾经做过的事了。很难理解，宋襄公连几个小国都摆不平，居然敢学着齐桓公的样子大会诸侯。因而，鲁国大夫臧文仲评论说：“他要是顺从大家的意愿，还勉勉强强；如果要大家顺从他的意愿，恐怕办不到。”公元前639年春天，宋襄公向齐国和楚国发出邀请，请这两个国家派大臣到宋国的鹿上会盟，商讨结束南北对抗、促进天下和平的大事。此举的用意很明显，宋襄公欲合诸侯，必须得到齐、楚两个大国的首肯，因此先在鹿上开一个三国部长级的预备会议，为接下来的诸侯大会作准备。对于宋襄公不自量力的行为，公子目夷只能哀叹：“小小国家，却想当天下的盟主，不自量力，宋国难道就要灭亡了吗？”齐孝公碍于宋襄公的情面，答应派人赴会。楚成王看了宋襄公的信，也很爽快地答应了。冯梦龙杜撰说，鹿上之会，齐、楚、宋三国君主均亲自到会，并联合发布了会议通知，通知各诸侯国于同年秋天到宋国的盂地会盟。但根据《左传》与《史记》的记载，联合发布会议通知可能确有其事，三国君主亲自会晤则是子虚乌有。不管怎么样，那年秋天，盂地会盟如期举行了。参加会盟的有宋、楚、陈、蔡、郑、许、曹七国诸侯。齐国和鲁国两个重要的国家缺席会议，原因是齐孝公对于这次会盟由宋襄公主持，很有些看法，而鲁僖公对于和楚国直接打交道，持审慎态度，所以都不愿意前来参加。再来看看到会的七国诸侯，宋、楚两国自不必说，陈、蔡、郑三国诸侯目前都是楚成王的小弟弟，他们之所以应邀赴会，恐怕也是楚成王安排，至少是经过他同意的。许国曾经臣服于楚国，但齐桓公在世的时候，和齐国也走得很近。在楚国和宋国之间，许国属于摇摆力量。而曹国，前两年还因为会盟的事，被宋襄公派兵讨伐。这次赴会，恐怕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会议还没开始，似乎就包含着某种阴谋。公子目夷十分担心，他说：“大祸就要在这里降临了！主公称霸的欲望太强烈，有谁受得了啊？”但是宋襄公看不到危险，他满怀热情地接待了各国诸侯，幻想着通过这次大会确立自己的霸主地位。到了正式开会那天，宋襄公作为东道主，第一个上台发言。他简单回顾了齐桓公的丰功伟绩，以及当年齐桓公将大子昭托付给他照顾的点点滴滴，然后切入正题，阐明这次会议的主旨是继承齐桓公的遗志，尊王安民，息兵罢战，同享太平。为了掀起会议的小高潮，他问在座的诸侯：“诸君有没有信心和我兹父共同建立一个没有战争、没有痛苦、只有健康和快乐的中国？”他环顾了一下，大伙儿都低着头，一言不发，场面有点尴尬。半晌，楚成王不紧不慢地站起来，说了一句很实际的话：“喊口号之前，最好先搞清楚，谁是今天的盟主？”宋襄公装作没考虑过这个问题的样子，想了几秒钟，然后说：“那，咱们就按爵位的高低来排，谁的爵位高就谁当盟主吧。”如果按爵位，宋是公爵，在坐的诸侯没有人比他高；而楚是子爵，只能排到最后。这盟主的位置，当然是他宋襄公坐了。没想到，楚成王脸上露出一丝红晕，很不好意思地说：“既然宋公如此抬爱，我也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宋襄公听了，愣了老半天才说：“咳，咳……这个，按爵位，您是子爵哟……”楚成王打断道：“您搞错了，我明明是王，排在您这个公爵之上，怎么是子爵呢？”“这个……您这个王，恐怕是自封的吧？”楚成王笑了：“既然我这个王是自封的，谁要您把我请来的？”他把头转向其他几位诸侯：“诸君难道也觉得，我这个王是自封的吗？”“什么话？”郑文公站起来说，“明明是公认的嘛！”陈、蔡两位诸侯也纷纷表态说，楚王是真的，如假包换。许国和曹国国君一声不吭，悠然自得地看着这场闹剧表演。宋襄公还想说什么，楚成王“哼”了一声，摇摇扇子，早就埋伏在帐外的楚将成得臣、斗勃带着几十名武士冲进大帐，直奔主席台，老鹰抓小鸡似的将宋襄公拿下。在人家的地盘上捉拿人家的君主，乃是楚国人的拿手好戏。想当年楚文王为了息妫跑到息国去，也是用这招将息侯俘虏，还顺便把息国给灭了。楚成王故伎重演，拿了宋襄公之后，立刻召唤在边境上侯命的楚国大军，连同郑、陈、蔡、许、曹各国部队，挟持着宋襄公，浩浩荡荡杀向宋国的首都商丘。楚成王的如意算盘是，以宋襄公为人质，迫使宋国人开城投降，即使不灭掉宋国，也要将它变成楚国的附庸。然而，留守商丘的公子目夷早有准备，严阵以待。楚国人攻城数次，均无功而返。楚成王恼羞成怒，命人将宋襄公绑到城下，扬言宋国人如不开城投降，便杀了宋襄公。这是一场心理博弈。宋襄公不自量力，在盂地会盟上自取其辱，舆论风向对他是不利的，中原各国都乐得看他出洋相，宋国人自己也觉得没面子，情绪十分低落。但楚成王在诸侯大会上公然绑架宋襄公，这种做法也确实有点过分，又挟持着宋襄公去攻打商丘，就更加引起了中原各国的警惕，也激起了宋国人的同仇敌忾。这个时候，如果再杀掉宋襄公，不但宋国人不会投降，中原各国也很有可能产生强烈的反感，只要出现一个合适的人振臂一呼，很快会形成新的反楚阵线，对楚国大大的不利。宋国人很明白这一点，他们对楚国的威胁不理不睬。说实话，如果楚成王真的把宋襄公给杀了，对宋国倒是件“天去其疾”的好事。楚成王没办法，只好带着宋襄公回到了楚国。回国之前，他还干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派大夫申宜带了几车战利品，前往鲁国“献捷”。鲁僖公收到这几车礼物，哭笑不得。按照周礼，诸侯如果战胜四夷，则献捷于天子，不献捷于诸侯；诸侯战胜诸侯，则连天子都不能献，因为违反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规定，天子如果接受了，也是“非礼也”。俗话说，伸手不打笑面人。鲁僖公对于楚成王主动套近乎的举动，心里还是十分感动的。到了冬天，楚成王又在宋国的亳城召集诸侯大会，讨论释放宋襄公的事。与会诸侯除了盂地之会的原班人马，还多了一位鲁僖公。看来，几车战利品不是白给的。宋襄公灰头土脸地从亳城回到了商丘。这次打击对一个常人来说，确实够大了。但很显然，宋襄公不是常人，他仍然坚信自己的使命是领导中原各国反抗楚国的压迫（虽然现在中原各国纷纷与楚国交好）。公子目夷对此深感绝望，他私下说：“看来宋国的祸患还没有了结，因为咱们主公所受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回想起来，公元前644年，也就是齐桓公去世的前一年，在宋国发生了两件奇事：第一件，有五块陨石从天而降，悉数落到宋国境内；第二件，有六只水鸟倒退着飞过宋国的首都。陨石降落，当然不是从赛伯坦星球飞来了汽车人，而是一种不常见的天文现象；水鸟倒飞，有可能是狂风将鸟儿吹得倒栽，无力飞起。但在当时的人看来，这两件事非同小可。正好周王室的内史叔兴在宋国访问，宋襄公便抓住他问：“这是什么预兆？是凶还是吉？”叔兴说：“今年鲁国有丧事，明年齐国大乱，而您将号令诸侯……然而不长久。”叔兴从宋襄公那里出来，为自己刚才的言论解释说：“其实宋公问错了。陨石降落，水鸟倒飞，都是因为阴阳不调，不关凶吉之事。凶吉由人，根本没有必要问。我是怕宋公生气，不得以才这么回答的啊！”虽说是不得已的回答，叔兴却说得十分准确。当年三月，鲁国的重臣公子季友逝世。第二年，齐桓公去世，齐国大乱。而宋襄公所谓的号令诸侯，不过是一场让人笑话的闹剧，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鹬蚌相争，南楚得利】公元前639年，也就是宋襄公盂地会盟的这一年夏天，鲁国发生了严重的旱灾。负责求雨的女巫对此束手无策。鲁僖公在宫门外直跳脚，情急之下，下令焚烧女巫，以追究其罪责。大夫臧文仲及时劝阻了鲁僖公这一荒唐的行为，他认为焚烧女巫绝不是对付旱灾的有效办法，正确的做法是：一，将国库里的粮食分给灾民，发动他们去修筑城墙，既填饱了他们肚子，又加强了国家防御；二，号召大家省吃俭用，杜绝浪费；三，抓好粮食生产，颗粒归仓；四，发动富户行善积德，将存贮的粮食分给大家。鲁僖公听从了臧文仲的建议。这一年鲁国虽然因为大旱而致饥荒，却没有饿死人。顺便说一句，这位臧文仲大夫，是孔夫子极其推崇的人物，以其积极务实、以人为本的政治主张开后世儒家风气之先河。同年秋天，宋襄公唯一的忠实拥趸邾文公讨伐鲁国的附庸须句国，须句国君逃到了鲁国请求政治避难。须句和附近的任、宿、颛臾四国均为上古传说中伏羲的后代，以风为姓。鲁僖公的母亲成风就是须句国人，她对鲁僖公说：“尊崇先古圣人，使他们的后人得以祭祀祖先，保护小国寡民，是周礼的指导思想。蛮夷之国扰乱华夏，是周朝之祸。你如果保护须句以尊崇伏羲，使其祭祀得以延续，则可以缓解祸患。”邾国是曹姓，本来是中原之国，但是地处诸夷，风俗习惯都接近夷人，所以成风将其称之为蛮夷之国。鲁僖公听了母亲的话，于公元前638年春天派兵讨伐邾国，将邾国人从须句赶出去，帮助须句国君复了国。这种“存亡国、继绝世”的行为，自然得到了左丘明的表扬：“礼也。”邾文公不甘就此罢休，再一次发动战争。鲁僖公犯了轻敌的错误，认为邾国不过是一个小国，前来挑衅无异于自寻死路，没有经过周密的准备，便发兵迎击邾军。臧文仲提醒他说：“国无大小，均不可轻视；没有准备，虽然人多势众，亦不可倚恃。打仗是国之大事，正如诗经上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以先王的英明神武，犹且将战争视为艰难和可怕之事，何况我们这样的小国？请主公您不要再说什么邾国小不足虑的话了，蜘蛛虽小，尚且有毒，何况是邾国？”鲁僖公觉得这老头成天吧叽吧叽，动不动就长篇大论，引经据典，实在惹人生厌，也懒得理他，带着军队出征了。同年八月，鲁、邾两国军队在升陉发生战斗，鲁军大败。鲁僖公败得很狼狈，连身上穿的甲胄都被敌人夺走（真是丢盔弃甲），挂邾国的鱼门（城市名）上示众。相较于鲁僖公因轻敌而战败，宋襄公的战败就更显得离奇了。公元前639年三月，郑文公再一次前往郢都朝觐楚王。此举使得刚被释放回国不久的宋襄公感到极为不爽，举兵讨伐郑国，并包围了郑国的都城新郑。公子目夷劝谏无效，哀叹道：“这就是祸患之所在啊！”打狗还得看主人。宋国对郑国的侵略立刻引发了楚国的介入。楚成王亲自率军讨伐宋国，以解新郑之围。面对来势汹汹的楚军，宋襄公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战略，在泓水列阵迎击楚军。大司马公孙固对这次战争感到没有把握，对宋襄公说：“老天抛弃商族已经很久了，而您现在想要重振商族的雄风，实在是逆天而行，难以得胜。不如就此与楚国讲和，化干戈为玉帛，才是上策。”大司马是最高军事长官，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长。连他都觉得没有把握，那就确实应该好好考虑一下，这仗能够不打就别打了。但是宋襄公的脑子不太好使，一到关键时刻就特别拧巴，别人认为不能干的事，他偏要干，仿佛不如此不足以显示自己的特立独行。这也难怪，他太需要一场胜利来挽回面子，同时也给自己找回一点信心了。这个时候如果再找楚国人去讲和，他这辈子就别想再抬起头来，更别说再做他的霸主之梦了。还别说，战争的天平一开始似乎还真朝着宋国这方倾斜：就在宋军在泓水之滨严阵以待的时候，楚军才刚站稳脚跟，稀稀拉拉地开始找船过河。楚国人犯了兵家之大忌，宋军只要趁着楚军渡河之机发动进攻，楚军就基本上没有还手之力。《孙子兵法》说：“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渡而击之利。”翻译成白话，敌人渡河而来，不要在敌人没有上岸的时候就迎击，而要等到敌人过了一半再发动进攻。孙子这样说，是告诫那些沉不住气的指挥官，如果敌人还在河中间就出击，以当时的条件，很难给敌人沉重的打击，反而令敌人很快退缩回去，白白浪费了战机。如果敌人已经过了一半再发动攻击，则已经上岸的敌军尚未立住阵脚，很容易被击溃，而仍在渡河的敌军也因此进退两难，最终导致全军覆灭。但是，宋襄公显然不用孙子来提醒。他很沉得住气，事实上，他是太沉得住气了，使得一向稳重的公子目夷反倒显得心浮气躁起来。楚国人渡到一半的时候，公子目夷拉扯着宋襄公的袖子说：“是时候了，敌众我寡，请赶快发动进攻，打他个措手不及。”宋襄公远望着渡河的楚军，高深莫测地微笑道：“不可。”战机就这么一分钟一分钟地消逝，目夷在一旁急得直跺脚。没过多久，楚国人全部渡过了泓水，乱哄哄地在河边准备列阵。“快下令进攻，现在打还来得及！”目夷再一次请求。“不可。”宋襄公仍然保持着傻傻的微笑，看着楚国人在河边整顿部队。在那一瞬间，目夷连杀他的心都有了。目夷猛然回想起当年父亲宋桓公要把君位传给他的情景，那时候，如果自己勇敢地承担起重任，想必不会有今天的事情吧？这只是他潜意识里的一闪念。他立刻告诫自己，这种想法绝对不能再出现。兹父虽然脑子不太好使，但他既然已经是君主，就必须用侍奉君主的“道”来对待他。楚国人现在已经列好好完毕，人强马壮，衣甲鲜明，旌旗蔽日，显示出一派朝气磅礴的气势。宋国将士本来就对楚国人有畏惧之心，看到这番景象，胆子小的人腿都已经软了。就在这时候，中军传来了阵阵鼓声，那是宋襄公发出的进攻号令。士兵们强打起精神，跟随着宋襄公朝着楚军冲过去。结果可想而知。宋军几乎全军覆灭，宋襄公的护卫死伤殆尽，他本人也被楚军的利箭射穿大腿，伤势严重。如果不是公孙固和公子目夷拼命组织抵抗，他恐怕要再一次成为楚军的俘虏了。回到首都商丘，大伙儿再也忍不住，纷纷指责宋襄公不懂军事，胡乱指挥，把大好的战机给延误了。没想到，宋襄公对这种指责还很不服气，他反过来教育大伙说：“君子不两次创伤敌人，不俘虏有白发的老人。古代的圣贤带兵打仗，不利用

秋》的精彩故事找到一个真正的归宿，我们只能留给时间来做解答。千年阅一城今天，如果让你说出世界上最具魅力的都市，你会想到哪里呢？是纽约、伦敦、巴黎、东京，还是香港、上海或者北京呢？答案可能是仁智各见。但如果把时光拨回到1500年以前，答案恐怕就是唯一的了：那便是中国自古被称为“天下之中”的洛阳城。这片平坦而肥沃的土地，背依400里巍巍邙山，南临千年流淌的洛水，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和帝王建都之所。当年，一座浩大的城池曾在这里岿然傲立。城中殿堂楼阁鳞次栉比，高台宝塔巍峨耸立，船车商贾周于四方，文人雅士往来不绝，繁华景象丝毫不逊明清的北京城。然而造物弄人，公元534年，统治中国半壁江山的北魏王朝分裂成东魏和西魏，各自营建新都，而原来的国都洛阳则在连年不断的战火中遭到严重破坏。后来，隋统一全国，隋炀帝另辟新址，在现代洛阳城附近大规模营建都城，盛极一时的汉魏洛阳城最终被岁月遗弃，空留下一截截若隐若现的断壁残垣。现在，这里被称为“汉魏洛阳故城”。一、故城兴衰汉魏洛阳故城，位于今天洛阳城东15公里处，那些在地面上隐约隆起的土台、土堆，便是故城的遗存。通过对这些城垣的解剖和试掘，考古人员发现，现存的遗址由宫城、内城和外郭城三重城圈组成，其中外郭城南北东西各长10公里，面积达100平方公里。如此规模，堪称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古代都城。汉魏故城内城北墙遗址王鲁湘：徐先生，这应该是内城的北墙。徐金星42：对。现在汉魏故城内城的城墙，一般的地面上保存有一到两米。这个北墙，尤其是东北角那一段，保存得最好，大概有六七米高的样子。王鲁湘：从这个墙向南，可以看到宫邸万重次第开；向北呢，可以看到邙山春夏秋冬的各种自然风景。徐金星：好多外国人看到一千多年前的城墙，感到非常吃惊、非常震撼——他们的国家没有这么长的历史。王鲁湘：而且是一座由人工设计规划的庞大城市。一千多年在人类的历史上，可能算比较长了；但是在地球的历史上，那真的是一瞬间。这一瞬间之后，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一个都城，现在全部化为了农田。徐金星：所以司马光在路过这个城的时候，就发出了“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那样无限深深的感慨。王鲁湘：古今兴亡之事，就这汉魏洛阳故城了。徐金星：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都使用汉魏故城作为都城。根据考古发掘的结果证明，至少在西周中期就已经有这个都城了。西周是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770年，如果从它的中期算的话，算到北魏是五世纪，那就是距离现在1400多年了。说它是千年古城，是没有问题的。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伐纣，推翻殷商的统治，建立了西周王朝。根据史书记载，最早提出营建洛邑的，正是周武王本人。初得天下的他为了能有效统治中原大地，曾计划在夏商两朝的旧都洛阳兴建一座供周人居住的城邑。可惜武王第二年不幸病逝，这一遗愿便交给了其子成王和辅政的周公。此后几年中，经过一系列的勘察、占卜和兴建，洛邑便在周公的主持下宣告建成。那么，西周初年营建的这个洛邑，是否就是汉魏洛阳城的前身呢？王鲁湘：我们说“周公营洛邑”，他在洛阳这个地方建了两个城对吧，一个是王城，还有一个叫成周。徐金星：周公营建洛邑，这个已经是定论。当时营建洛邑是营建了两座城还是一座城，学术界一直有争论，但是多数学者认为是两座城。经过考古发掘，我们在汉魏故城那儿发现了西周的城，但是年代上只能推到西周中期，它是不是西周初期周公营造的城，现在还没有定论。有些学者以为，应该是周公初年营建的城。王鲁湘：总而言之，在汉魏洛阳故城我们已经发掘到了周的城墙。徐金星：对，现在我们认为，这就是汉魏洛阳故城的创建之始。洛邑两座城池建成之后，周成王亲临这里举行落成典礼，并把象征国家权力的“九鼎”迁入王城太庙。从此，王城便作为天子召见诸侯、处理政务的所在，而位于东边的成周城则作为军事重镇，迁入被征服的殷商大小贵族，并镇以成周八师，以防不虞。王鲁湘：周灭了商以后，商有很多的遗民成了周的国民，但是这部分国民并不太服从周政权，被叫做顽民。这些顽民你又不能杀了他，得找个地方把他给安置了，据说就是安置在这个城里头。徐金星：这个现在基本上没有啥疑问了。周公把殷顽民迁到洛邑，安排在成周，应该就是汉魏故城这儿，然后还给他们训话：你们的祖上怎么怎么不好，你们的国亡了，现在迁到洛阳来，你们要好好劳动、好好干活等等。这些不服周的殷商顽民，以前基本是王公贵族，从未参加过劳动，但是这些人也自有一番生存之道。他们在商立国之前，已经很会做生意了。后来国家亡了，他们还是喜欢做生意，后来这批人在全国各地做生意，有人说这就是中国最早的商人。王鲁湘：对，我们现在常说商业、商人这些词，这个“商”本来是商民族、商国、商朝，结果变成现在组织货物流通、交易的专业术语了。徐金星：因为周代就是两都制了，因而有这样的传说，当时这些人从洛阳到西安，从西安到洛阳，来往于东西做买卖，所以“买东西”这个词就是这样来的。周公营建洛邑大约五百年后，东周的周敬王在公元前516年将国都从原来的王城迁至成周，汉魏洛阳故城从此正式成为国家都城。上世纪初，在汉魏故城内城的北部，一个叫做金村的村庄附近，一大批精美至极的东周时期文物惊现于世，证明了这里曾是具有显赫地位的东周帝都。王鲁湘：中国搞考古的、收藏的都知道大名鼎鼎的金村啊，这里出土的东西到现在为止都是极品。徐金星：对。大墓的位置大概就在村的东部这一块。上世纪的1928年，这地方下大雨，有个地方被冲塌了。王鲁湘：墓地陷下去了。徐金星：是的，陷下去以后就发现古墓了。当时河南省会在开封，开封有个加拿大的传教士叫怀履光43，他得到消息就赶来了。到这以后呢，他就组织当地村民大规模地盗墓，搭棚立灶，盗了好多年，一共盗了八座大墓。然后用马车装到洛阳东站，转运到上海，大部分文物都因此被盗往国外了，国内存的很少。王鲁湘：国内很多著名的大博物馆里头都有金村的东西，还有一些东西出土地不太清楚，由于精美程度很高，就被疑是出自金村的。我看到有些刊物是这样说的。徐金星：这个墓出土的文物非常非常精美，好多是过去没有见过的。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学者对这个墓的时代无法确定。后来唐兰先生发表文章，认为是东周大墓，他的说法逐渐被大家认可。现在看来，这确实是东周大墓，因为洛阳在东周时做过国都，那时的几个王应该埋在这里。汉魏洛阳故城自西周创建，直到隋炀帝另建隋唐洛阳城，经历了将近1500年的岁月风霜，它的几度兴废也见证了周秦汉魏的王朝更迭。作为古代“天下之中”，兵家必争之所，这座城市的形制和规模也随着统治者的改变不断地发生着变化。通过对现存汉魏故城的勘测，人们发现，除外郭墙建于北魏之外，内城墙和宫墙遗址的规模和形制发生过巨大的变化，至少有三个规模不同、时代各异的古代城址叠压在一起，而且每一个时代较晚的城址，都是在沿用前代的基础上修缮或者增筑而成的。考古勘测表明，最早修建的西周夯土城墙位于现在内城的中心，南北长2.5公里，东西长3公里，基本呈方形。从勘测图上不难发现，这座方城是以后历朝历代扩建增筑的一个基础。徐金星：西周方城向北扩展以后，便是当时的东周城了。王鲁湘：就是由方一点的城变成一个长方一点的城了。徐金星：对了，稍微长方一点。这是第一次扩建。然后到了秦始皇秦代的时候，吕不韦封在洛阳，他又向南面扩，这样又更长一点了，形成了南北九里、东西六里的“九六城”。历史上称它为“九六城”，这个基本上成定制了。王鲁湘：如果我们从空中俯拍，而且每一个朝代建城的城郭都很清楚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汉魏洛阳故城像一棵树一样，有一个生长的年轮。这个年轮最里头的那个小圈，就是当时西周建的那个城，后面再一圈就是汉魏晋，最后到北魏，就是大的那一圈了。徐金星：这个城啊，沿革时间之长和沿革之复杂都是非常罕见的，比起其他城来说，它在考古学上有很大的意义。秦代，吕不韦将洛阳扩建为“九六城”之后，这座城市的规模基本形成。此后西汉、东汉、曹魏、西晋的洛阳城以及北魏洛阳城的内城，基本都是在该城址的基础上修建沿用的，改变的只是城中建筑和宫殿的布局。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王朝，定都于长安。其实，根据史书记载，在国都的选定问题上，长安并不是汉高祖最初的选择。徐金星：刘邦说，天下我走的地方太多了，但是我就觉得洛阳这个地方好，所谓“吾行天下多也，唯见洛阳”。他本来就想把国都定在这的，后来有一个和张良齐名的著名谋士娄敬，建议把国都迁到关中去，不宜在这儿。王鲁湘：据说娄敬给刘邦献三策，其中一策就是一定要定都到长安去。徐金星：虽然他把国都迁走了，但洛阳的地位还是非常的重要。有人研究了，西汉当时洛阳的人口比长安多八万人。这是个了不得的数字，因为在古代，人口多就证明这里的经济文化发达。后来到了东汉，干脆就把这儿做国都了。二、东汉洛阳城公元25年，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王朝，定都洛阳，在“九六城”中大兴土木，起高庙，建社稷，修宫室。汉魏洛阳城迎来了它第一个辉煌的高峰。有记载说，城中各种殿堂楼阁遍布，宫殿之间有架空的飞阁相连，远在40多里外的偃师都能望见，足见这座东汉紫禁城的壮丽恢宏。刑徒墓地徐金星：刘秀定都洛阳之后，对洛阳进行建设，到他的儿子汉明帝的时候，国家比较安定，经济也比较繁荣了，就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建设。原来的洛阳城以南宫为主，即以南边为都城的重心。自汉明帝开始营建北宫，由此出现了南北两宫并重的局面。再后来，便以北宫为主，到北魏的时候，就只有北宫，南宫荒废了。中国都城的重心由南向北转移，是从这里开始的。以后隋唐的洛阳城，宋的洛阳城和元明清的洛阳城，都把都城的重心放在了北边。王鲁湘：今天汉魏故城内城遗址的正南偏西方向，有一片高地，高地上有一条路沟穿过。让人惊骇的是，行经这条路沟的村民和路人常常会莫名其妙地发现人的遗骨残骸，当地老乡因而把这里称为“骷髅沟”。上世纪六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对此地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发掘后得知，这大约5万平方米的区域，是埋葬了大批东汉刑徒的墓地。从史料中我们知道，古代刑徒从事着修筑城池宫殿、建造陵墓、开渠挖河、修路架桥等等繁重的体力劳动，生活牛马不如，很多人刑期未满就被折磨致死，而且往往是全国征发，数量巨大，动辄十万、数十万。所以，大批东汉刑徒的墓地，让人们立刻联想到了附近的洛阳城，他们中应该有相当一部分人参与修建了当年那些恢宏的宫殿。东汉刑徒墓地墓砖1964年，刑徒墓地的一角被发掘开，在不到两千平米的范围内，就密密麻麻地分布着522座刑徒墓坑。根据专家对骨骸的观察分析，绝大多数属青壮年男性。全部刑徒的脊椎骨都有明显的劳损痕迹，部分还有骨折和残留的刀痕，可见当年的劳作是怎样的繁重和苛酷。值得安慰的是，人们还在部分墓坑中发现了刻有简明铭文的墓砖，上面有一些死亡刑徒的信息，算是给了这些死者一个交代。张玉芳44：这个砖上写着“右部无任，乐安博昌”，“乐安博昌”是他家的地名。“永初元年五月二十五日，物故”，是说他的死亡日期，物故就是死的意思。王鲁湘：反正就是累死的吧。张玉芳：差不多。根据考古发掘推测，他们死后埋葬时，都是一排一排地被埋到坑里，连棺材都没有，就是一个小坑，正好把人装下去。王鲁湘：然后这个砖就压在他的尸身上头？张玉芳：一般都是在胸部或在侧面，等于是给死者留了一块石头作纪念。王鲁湘：可以说，汉魏故城主要的筑城劳动力，就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刑徒。张玉芳：对，就跟现在差不多，相当于给政府白干。王鲁湘：从这些墓葬砖上可以看出，这里的死亡率很高啊。张玉芳：这是一种见证：第一，汉魏故城是劳动人民修建的；第二，当时的工程非常艰苦，那么多人修了那么多年，不停地修，才成为现在留下来的东西。王鲁湘：汉魏故城确实是一座最伟大的东方之城，可是实际上是建在很多刑徒的累累白骨之上的。所以有人说，古代充满了阶级斗争什么的，是有一定道理的。张玉芳：对，这就是阶级压迫的见证。当年发掘刑徒墓地时，正值“文革”前夕，于是这些累累白骨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控诉封建社会阶级剥削的典型罪证。此后，通过进一步分析和比对，人们逐渐了解到刑徒砖上铭文的含义。“左部”或“右部”是刑徒所属的管理机构，“无任”或“五任”是指刑徒是否掌握有技能，而其后的郡县名称则是刑徒来洛阳之前所属狱所的地名。此外，“髡钳”、“鬼薪”等4种名称均为刑徒所负的刑名，以髡钳最高，是五年刑。最后就是刑徒姓名和死亡日期。东汉太学熹平石经刘秀在位期间，除了大规模营建洛阳的城池宫殿，还在城南的洛河北岸修建了规模宏大的太学和被称为“三雍”的三座皇家礼制建筑，其中太学是全国的最高学府，久负盛名。时至今日，虽然洛河早已改道，穿城而过淹没了部分遗址，但在汉魏洛阳故城之中，仍有一处名为太学的村庄。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在太学村附近曾出土了不少刻有经文的石碑残块，经确认，这些就是文献记载中著名的东汉“熹平石经”和曹魏“正始石经”，他们都曾立于太学之中，供天下学子观览临摹。王鲁湘：徐老师，太学里还有外国留学生，是吧？徐金星：有啊。太学规模大的时候，收的学生东越于海，西到流沙。新疆那时候叫西域，也有学生到这里来，还有高丽的。王鲁湘：人最多的时候大概有多少学生？徐金星：书上记载说，最多的时候是三万余人。王鲁湘：三万余人！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研究生和本科生加到一起也就是两万余人。徐金星：东汉太学的学生，超过世界上很多名牌大学。王鲁湘：那时候太学里头主要设置什么课程？徐金星：主要的课程就是儒家经典，为政府培养儒家的治国人才。这有点像现在的社会科学院，全国文史方面的大家都集中在这，都在这学习或者在这当老师。像班固的父亲班彪就在这儿教书，培养了好多学生。王鲁湘：蔡邕呢？徐金星：蔡邕也跟太学有关系。当时各种经书的版本不一致，蔡邕他们几个人上书，把儒家的经本校勘、统一后就刻上石碑，立在太学的讲堂前。那个石碑就是蔡邕写的，蔡邕的书法相当好。王鲁湘：就是著名的“熹平石经”吧，是熹平年间搞的，相当于国家颁布的标准版本。当时天下仕子都到这里来抄。徐金星：抄的人非常多。书上记载说，车马都把道路填塞了。有些人家专门为这些从外地来抄书、上学的学生提供食宿，有人说这就是最早的旅馆业。王鲁湘：就是由于抄石经，在这个太学的周围产生了一批第三产业。天文观测台东汉灵台遗址东汉时期，在太学的一旁，

，导致局势越来越向革命的一端发展。这与此前对清廷腐朽保守的普遍印象很不同。马勇：我不认为一开始他们多有诚意，这是慢慢弄假成真。晚清几次重要的改革都是外力推动的。首先是1901年，《辛丑条约》明确要求中国必须改革。于是清政府实行新政，3年时间发展起来，这时面临的新问题是，接下来往哪儿走？是像日本一样走向君主立宪国家，还是像俄国一样走向有力量的集权政府？日本的君主立宪体制主要是约束君主权力，清政府自然倾向俄国体制。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清政府当权者希望俄国人胜——就像总是有人希望美国被打败，好像这样我们才有更好发展的合理性——但俄国惨败，中国的政治改革因此获得了外部动力。这时出现的最重要的契机是东三省问题。清廷要解决，但主持善后谈判的美国不理，说这是立宪国家之间的事，况且虽然日俄两国在你的土地上打仗，但你是保持中立的，与此无关。这时清政府才有所触动，派大臣们去考察。大臣们从海外回来说服朝廷改制立宪，说三个“有利于”：有利于皇权巩固，有利于百姓监督官僚，有利于消弭革命党。唯一受损害的是官僚阶层，因为他们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这种理由听起来很可以接受。之后清廷宣布逐步立宪，要用15—20年将大清国带上君主立宪的轨道。我们作为后人，应该抱着一种尊重的心态看到，他们走出这一步是不容易的。很可惜到了最后时刻，皇族没有做到真洒脱，选出偏重满人的皇族内阁。1911年11月，当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终于出台了《十九信条》，限制皇权，扩大内阁总理大臣与议会的权力。实际上立宪党人的要求就是这么多，但是这时候推出来已经晚了。这个没办法，统治者的决心总是比人民、社会的要求来得晚。《南风窗》：确实，好像几次立宪到了成功的关口，可惜又转向低谷。马勇：这就是政治的惰性，让他们变为主动很难。1911年5月8日第一届责任内阁出台，应该说是当时最好的格局，会走向良性的君主立宪体制。可惜责任内阁偏重皇族，引起立宪党人的不满。如果第一届责任内阁总理大臣是几个月后接任这个职务的袁世凯，可能历史也不是后来的样子了。其实我对皇族内阁还是很理解的，他们从小接受的就是最优秀的教育，见识和眼界完全不同。但怎么来约束他们的权力，怎么使其有“上位”的合法性，是政治要考虑的。包括引起保路运动的“铁路国有”政策，事实上，这在当时是正确的药方。因为一开始民间资本涌进，存在各种利益纠纷和资金不足的问题，把铁路网搞乱了。这时铁路干线国有的正当性完全不必怀疑，可是他们时机和方法不对，问题就大了。《南风窗》：革命党似乎就是在清廷改革的一步步失误中成长起来的，一开始显得希望渺茫。马勇：对。原来我读历史总感觉有几个隔膜，比如弄不清楚革命的几次高潮到底是什么时候。我们把每次起义都当作革命的高潮，特别是黄花岗起义。黄花岗起义准备不足，几次武装暴动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在书里写了几个故事，比如革命党人吴樾，在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之际搞恐怖袭击。他其实引起一片反对，被认为是置国家前途于不顾，只有革命党说吴樾是为国家献身。结果他反而使清廷意识到改革迫在眉睫，坚定了政府的决心，所以我讲他的临门一脚就把清政府立宪的球踢进去了。《南风窗》：您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很高，认为它超越了法国大革命，是中国智慧的最高体现。这怎么理解？马勇：辛亥革命模仿法国大革命，这是学界的共识，因为孙中山的目标就是推翻君权、恢复民权，法国大革命120年前就是如此。中国前半部分遵循这条道路，但后半部分没有按照法国这样走，这就是中国智慧的体现。我认为辛亥革命最要强调的一点是，不论是清政府、新军将领还是革命党，都把战争控制在有效的范围内，将政治斗争还原为谈判。比如江苏巡抚程德全，是第一个从清廷退出来又能成为民国都督的人。当时上海已经光复，革命军到江苏省会苏州拜会他，他说，光复没问题，但是不能惊动人民。战争有时候要适可而止，这个标准就是人民的福祉。干吗一定要把这些东西都打碎呢？干吗一定要让人民流血呢？另一个例子是武昌起义之后，袁世凯的北方军为了压制南方，打了3天，当时完全可以乘胜追击，踏平武汉三镇，但是袁世凯不同意，特意电话通知冯国璋按兵不动。因为武昌是当时国内贸易的中心，如果继续打，不仅毁了商业，也涉及各国在华利益。各方的将领都是这个原则。而且我写的时候隐隐约约觉得，这是给未来中国政治可能发生的变革一个警醒。我觉得中国还是应该继承我们民族当中“知进退”的传统，不能总是“宜将剩勇追穷寇”。《南风窗》：既然是中国智慧的最高体现，为什么这和谈的成果不能持久？马勇：你说“二次革命”？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我们过去认为辛亥革命之后进入了一个社会动荡状态，这说法也不对。1912—1927年，中国并没有处于长时期混战。1918年一战结束，有一次谈判机会，但是到后来又谈崩了。文明怎么能分东、西呢？《南风窗》：在您笔下，“清政府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严重忽略了社会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无限扩大，没有注意下层民众在政治发展经济增长过程中并没有得到相应好处，反而失去了许多，于是各地民变、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马勇：我做晚清政治研究，越来越感觉到，我们现在好像处在一个轮回时期。我马上会出一本写晚清20年的书，从1891年写起。这一年洋务运动基本结束，北洋海军从海外买了很多战舰，近代工业比如江南制造总局、汉阳铁厂等也发展很快。中国又觉得牛得不得了，经济排世界第二，觉得自己可以说不，可以不高兴。有个很清晰的例子，1884年法国人要越南和1894年日本人要朝鲜，情况一模一样。1894年，日本要朝鲜独立，清政府就不干。一是因为距离京城太近，朝鲜成为日本的附属国，威胁很大；更主要的是中国经济虚骄，自以为很强大。军方鹰派认为我的附属国绝不能让别人拿走，于是与日本海战，结果一败涂地。三十年搞下来什么都没有。《南风窗》：这里面究竟原因在哪里？马勇：100年后回看，我们也得承认那时候清政府里也有一流人才，如李鸿章、曾国藩、张之洞。中国文明也有最伟大的一面，但是在你学习别人的时候，就要诚心诚意。日本人在明治维新的时候就是诚心诚意，好的东西学过来了，自己的传统也保留了；我们却总在强调情况特殊，民主没学来，只学了独裁和专制。我们不能够只学人家的科学技术，而不要人家的体制。《南风窗》：我们都是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嘛。马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具有阶段性意义。在19世纪70年代，这是很进步的口号，告诉保守派们不要怕，我们是学习对我们有用的部分，中国文明的基本面不会变。但是张之洞讲“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时候，就已经很反动了。《南风窗》：许多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体制，您在书里也讲“中国目前的危机主要是在国是不定，定国是的关键就在立宪法，实现宪政”。马勇：这一点我是坚定不移的。有网友批评说马老师动不动就说是体制问题，不是体制是什么呢？100多年来，没有建立一个良性的体制是很可惜的。第一次是1927年，国民党把一个好的体制摧毁了，后来又把民国体制废弃了。这些都很值得我们去检讨，去想中华民族应该怎么走未来的路。《南风窗》：辛亥革命与世界政治气候有关吗？马勇：我认为近代史研究一定要从世界的角度去考虑，我们每一次变化都与世界有关。辛亥革命就是对100年前世界变动的回应，如果西方国家都处于帝制时代，中国就不可能有革命。现在的情形福山几年前在《历史的终结》里已经讲得很清楚，历史发展到美国这种体制就不要再想别的了。桥就在那儿，你还老要摸石头。按着桥走不就行了吗？有些事情不必再从头开始探索，不然我们学科学，都从证明1＋1=2开始学起吗？而且如果有人类本位的感觉，把人类文明看成自家的文明，拿来就用，就不会觉得尴尬。文明怎么能分东、西呢？晚清被完全妖魔化了《南风窗》：反思辛亥要着重哪些方面，如何评价辛亥革命的意义？马勇：学术界还是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不过，由于大家对前辈学者建构的基本框架无法突破，不敢突破，因而这个领域的研究稍显落后。30年了，我们基本上还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论说，除了部分肯定民族资产阶级即立宪党人的转变意义外，还一直抱怨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遗憾孙中山等南方革命党人当年为什么不一鼓作气直捣龙庭，革命到底。我在这本书中对这些问题没有给予直接批评，但我的探讨就是要正面肯定辛亥参与各方政治势力是怎样出于民族大义、人民至上的原则，有坚持有妥协，避免战争减少战争。如果我们时至今日还是将慈禧太后、李鸿章、袁世凯这些人物妖魔化，那么我们的近代史就有许多地方说不通。对于这些曾经为这个民族做出过贡献的人物，我一直主张以温情与敬意去回望。《南风窗》：这种“温情与敬意”的态度是受了钱穆的影响吗？马勇：“温情和敬意”也并不只是钱穆说过。中国古人像孟子就强调“知人论世”，强调站在古人站在当事人的立场去设想去体会，不苛求古人，不溢美不隐恶。中国历史学的这个传统并没有丢失，我们当代许多历史学家其实还是秉持这样一种立场。只是在过去一些年代，由于过于强调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泛化乃至扩大化，好像人们的一举一动都带有阶级的立场、痕迹或企图，这是不对的。我觉得我是接续这个史学传统往下走的，当然受到了章太炎、梁启超、胡适、钱穆以及当代余英时、朱维铮等这一代又一代史学家的影响，至于在表达方式上，我也希望用更加平和的方式去讲述“一个不一样的故事”。《南风窗》：对于袁世凯、孙中山等人的“纠偏”，可能在学界并非完全创新，但是在大众阅读里，这些还停留在传统的判断上，这方面这本书应该会给人不少启发。学界的历史研究如果能影响非专业读者，扩大传播力，再好不过。马勇：我写这类书，就是写给非专业人士看的。所以为了好读，没有像其他书一样大量引用材料，而是把材料都化进叙述里面。读者要相信我是专业的，即便不加注，也都是有据可考的。因为只要引用了原话，文气就不顺了。我最近出的这几本书，都是这个风格写的，我觉得也是给历史学著作一个创新，不要原来板着面孔，很专家的样子。我这些年刻意尝试以一个比较严肃的历史学家的身份进行大众化写作，向公众传递一些比较真实的历史知识。我认为，这是一个知识分子或者说读书人应尽的责任。《南风窗》：另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晚清史的研究？马勇：我这些年看这么多资料，晚清被完全妖魔化了。革命党当年在海外就是不管清政府做什么都说坏。我们今天对于清史的研究就沿着它走。今天看当然觉得很荒唐，觉得不是历史真相。我写过一篇文章《重写晚清史》，就提出这个问题。晚清史两次被妖魔化，第一次是康有为、梁启超，第二次就是孙中山的革命党。（《南风窗》专访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第四章换个角度看问题再看鸦片战争后的中外条约在鸦片战争之后20年，中国没有善待五口通商带来的机遇，没有下功夫引导中国利用这个机会实现产业转型，将农业文明转轨到工业文明；也没有利用五口通商机会去耐心引导消费，培育市场，培育中国人新的消费习惯和消费理念。中国在经历了战争短暂的痛苦后，很快重回宁静与安逸，重新享受农业文明的好处。根据《江宁条约》、《虎门条约》，所谓“治外法权”，就是在五口或中国内地外国人一旦犯罪，不使用中国法律进行约束和制裁，而是交给英国法庭，运用英国法律量刑治罪。这个规定后来被中国人和中国历史教科书视为最不能接受的不平等条约，以为严重破坏了中国的法律体系，是中国司法主权的丧失。这些愤怒从后世观点看当然可以理解，但实在说来，这种愤怒只是后来者的愤怒，并不代表当时人的心情。相反，在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中国人虽然见过不少外国人，不论在宫廷，还是在沿海、沿江，甚至在偏远乡村，外国人，且是真正的西洋人并不少见，西洋人与中国人也并不总是处在冲突状态。但是，怎样管理这些在中国的西洋人，中国政府似乎并没有想好，他们不是愿意让渡自己的司法权，而是不知道怎样运用这项权力。他们能想到的简单办法就是古代中国的“以夷制夷”，让洋人自己管理自己，总比让中国人去管理更省心。至于那个一直被后世中国人视为不平等的“协议关税”，其实与“治外法权”同等性质，同一个原因。都是因为要省心，所以就主动放弃了这些权力。参与《江宁条约》、《虎门条约》谈判的伊里布、耆英、黄恩彤等并非等闲之辈，他们不仅有着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丰富经历，而且深知中国体制之弊与体制之优。他们还深知鸦片战争之前广东地方政府与官吏的苛捐杂税是引发这场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因而他们一直希望能够找到一个从根本上解决的办法。他们真诚希望英国人同意用一个具有包干性质的固定税率去反制地方政府、强势官员的胡作非为。他们想到了协议关税，因为这种方式最方便最省心，每种货物应该纳多少税都明白无误地写在条约里，中外双方因此减少了冲突和争执，地方政府和官吏，不论怎样强势，也没有办法额外加税。这既是一个关税包干、财政包干的笨办法，但在这些制度设计者看来，一举数得，清廷的财政收入不会因此减少，新税则的“值百抽五”在事实上比先前的税率略有提高。又因为有了这个数额、比例的制度约束，地方政府、强势官员无计可施，不能税上加税。我们今天看来是一种屈辱或吃亏，但在当年，不论谈判者，还是朝廷，都认为这是中国外交的胜利。他们不愿彻底打开国门，介入全球经济一体化，但他们也不愿意英国人在与中国人做生意时占尽便宜。当然，按照现代国际关系和国际贸易理论，伊里布、耆英、黄恩彤等人所取得的外交成绩是虚假的，是不足信的，牺牲了国家主权，贻害不少。他们争来了不当争不必争的东西，恰恰又放弃、牺牲了不应该放弃的权力和利益。如果历史主义地看待1840年代的中国外交，那时的中国毕竟刚刚开始被动地与近代国家打交道，而且是被打败之后不得已而打交道。经验、智慧、眼光，当然没有办法与一个成熟的国家去比较，甚至没有办法与几十年之后的中国相比。直至1882年，当中国帮助朝鲜与美国进行修好通商条约谈判时，方才有机会仔细检讨40年前有关“协议关税”、“治外法权”的利弊得失。1882年2月14日，主持中国外交的北洋大臣李鸿章在与朝鲜“朝美通商修好条约”谈判代表金允植交换意见时，劝说朝鲜在与美国谈判时一定要注意通商条约的公平合理原则，既不能像《朝日江华条约》那样不定税则，丧失利益，且为各国所窃笑，也不能像中国几十年前那样用一个固定税则一劳永逸。正确的方法应该是议立公平章程，如有未尽，就参照他国式样，约定修约时间。5年一改，或10年一改，总不至于将关税主权永久丧失。这就是关税自主原则。中国在经历了差不多半个世纪方才弄明白，后人当然不应该因此去指责伊里布等人的失误或不察。这是时代的原因。《江宁条约》、《虎门条约》签字后，中国赢得了一个和平时期，只是中国没有利用这个时间去发展自己，中国依然在浑浑噩噩中度过。而且，还有一个不太好的趋向是，由于中英战争是以条约谈判的方式结束的，因而战争结束不久，美国、法国等相继要求与清政府签

樱花草社区论坛视频在线观看学系学生也多来旁听，挤满了一讲堂。这是三十多年前的事，到今天研究历史的，已颇多知道中国历史上传统政治制度之重要，在此方面出版的著作与论文也日见增加，与我当时在北大开课时情形，显然有甚大的不同了。四此刻要来讲中国历史上政治制度之传统与沿革，兹事体大，殊非一小时之讲演所能叙述。不得已，我想约略扼要举出几点来作例。最重要的，是秦以下的宰相制度，此乃中国政府组织中极特殊的，在西方历史上很少有同样的制度堪与相比。我们可以说，中国自秦以下，依法制言，是王权相权骈立并峙的。王室与政府有分别，自秦以下，早有此观念，而且此观念极为清晰。王室世袭，表示国运之绵延。宰相更迭，则为政事之时新。在制度上，并未能像现代英国般，把来很严格地划开。中国人并不认为一国之元首君主只许挂一空名，绝不许预问政治。因此君权与相权间，一面有许多融通，另一面亦可有许多纠葛。即如诸葛武侯《出师表》，其中有云：“宫中府中，俱为一体”。宫即指皇宫言，府即指政府言。可见在中国传统制度及传统观念下，此宫、府两机构是有分别的，而又可调和融通的。像法国路易十四所谓“朕即国家”之说，在中国传统意见下，绝难认许。中国自秦迄清，大体说来，政府均设有宰相。最低限度说，在明以前是显然有宰相的。明代废宰相，但仍有内廷与外朝之分别。其间细节虽有变动，但大体制则沿袭不改。宰相以下，政府百官，在中国历史上称为“职官”，或称官职。西方论政重权，中国论政重职。一官即有一职，职官即是政府组织中之职位分配。我们此刻称“君权”“相权”云云，实由西方观念来。实际中国政府仅有职位之分，无权力之争。中国人称权，乃是权度、权量、权衡之意，此乃各官职在自己心上斟酌，非属外力之争。故中国传统观念，只说君职相职。凡职皆当各有权衡。设官所以分职，职有分，则权自别。非在职位之外别有权。中国史有职官制，君亦一职，仅在百官之上，非在百官之外。又乌得有西方人之所谓君权专制。在中国，权在职之内，非有权始有职。此层分辨极重要，惜乎我在此刻不能畅为发挥。近代只有孙中山先生，他懂得把中国传统政制来和西方现代政治参酌配合。他主张把中国政治上原有之考试、监察两制度，增入西方之行政、立法、司法三权，而糅合为五权宪法之理想。我们且不论此项理想是否尽善尽美，然孙先生实具有超旷之识见，融会中西，斟酌中西彼我之长，来适合国情，创制立法。在孙先生同时，乃至目前，一般人只知有西方，而抹杀了中国自己。总认为只要抄袭西方一套政制，便可尽治国平天下之大任。把中国自己固有优良传统制度全抛弃了。两两相比，自见中山先生慧眼卓识，其见解已可绵历百代，跨越辈流，不愧为这一时代之伟大人物了。中国传统政制，除宰相制度外，值得提及者又有考试制度。在中国政治史上，唐代始有考试制度，汉代则为察举制度，均由官办。唐杜佑《通典》第一章论食货，即指经济制度言。次章论选举，但实际则由汉代察举下逮唐代之科举考试。可见考试由察举来。察举之目的在甄拔贤才，俾能出任政府官职，处理政事。但察举非由民选，后因有流弊，唐以后始改行考试。杜佑《通典》之所以仍用选举旧名，则因选举制度原为考试制度之滥觞。制度虽变，用意则一。中国自秦以下之统一政府，又可说为是一士人政府，亦可谓是一贤人政府。因政府用意，总在公开察举考试，选拔贤才进入仕途。自东西交通，英国东印度公司首先采用我国考试制度，任用职员。其后此制度遂影响及于英国政府，亦采用考试，成为彼国之文官制度。其制实系模仿我国而来。后来又影响到美国。但他们实只学了中国考试制度之一半，而仍保留着他们自己传统的政党选举制度。凡属政府上层主要职位，如总统内阁首相国务院及各部首领，皆由政党中人出任，只下面官吏则酌采考试选拔。过去数十年来，中国的海关邮政和铁路等各机关，因有外国力量羼入，亦均从考试量材录用，比较上轨道。此项制度，好像学自英国，其实则是吾家旧物。而在政府用人方面，却转把旧传统中的考试制度遗忘蔑弃了。只有中山先生主张仍用考试制度，设立考试院为五院之一。但此后并未能遵照中国旧传统切实推行，实已名存实亡。此一制度，可说是我们中国的民主政治。惟王室君主是世袭的，宰相以下政府各级官吏，均须公开察选以及考试，循序登进。此项制度，显然可成为现代潮流世界性制度的一部分。但中国人则自加忽视，今天虽有考试院之存在，而反不为我们自己所看重，这实在是大可惋惜的。五在中国传统政制中，上述宰相制与考试制属于政府方面。现在再略举几项制度之有关其他方面者。首先述及有关社会问题的，如户口调查。在我幼年时，曾听大家众口交誉西方人有此好制度，而中国则无。其实中国自周代以下，直到清代初期，都有户口调查一项。中国古书常连用“版图”两字，版字即指户籍，即从户口调查而来。在我国历史上历代户口均有记录，其调查户口登记户籍之手续与方法，若有人肯根据史籍作为专题写一论文，虽不能系统详尽，但至少可写成十万字以上的专书。此书至少可使人知道现代世界性的户口调查，在中国历史上已有两千几百年之演变。又如在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中，主张耕者有其田。此一口号，亦自中国传统政制来。今天，“自由中国”推行土地改革有效，赖此使国民政府获得国际声誉。其实此一制度，亦是中国旧传统政制中所有。中国向来土地制度之因革演变，虽历代各有不同，而大体可谓是朝此一目标而努力。此亦是中国旧政制在现世界潮流中，仍值得重视之一项。其次说到军事制度。在五十年前，我常听人说西方国家的军事制度好，尤其是他们能推行全国皆兵制，而中国独否。但西方推行全国皆兵，实自普鲁士开始，为时不到两百年。而在中国则古已有之。汉代早是全国皆兵，此下历代兵制虽递有改变，但如唐代的府兵制度，明代的卫所制度，皆由兵农合一制演变而来，并可说较全民皆兵制更进步。直到今天，西方的全民皆兵制，何尝不是日就废替了。可见中国历史上的兵役制度，直到今天，亦仍有现代性世界性之意义，而值得再加研究。又有人说，中国从前的军阀和督军为国大害，而盛赞西方政制限定军人不干政之精美。其实此种文武分职，军人不干政的制度，在中国又是古已有之，亦属中国旧制中一项优良的传统。汉唐盛时莫不如此。军人统兵归来，仅有爵位勋级，地位尽高，待遇尽厚，但在政府并无实职，不能预闻操纵政事，正与近代西方政制如出一辙。此下再讲到有关经济制度方面，如汉武时代所创始的盐铁政策，即就近代观念言，亦系一种颇为进步的经济政策。西方所谓国家社会主义的各项经济制度，实肇始自德国俾斯麦。但中国在汉代远已有之，由政府来统制盐铁官卖。直到清代，中国社会从未能有垄断性的大资本家出现，即是此项政制之绩效。中山先生提倡民生主义，有节制资本一口号，其实亦在中国传统政制中有渊源。中国社会，自战国以下，自由工商业即甚趋繁荣，但永不能产生出资本主义，即由此故。故在中国历史上此项有关节制资本的一切制度，在现代世界潮流中，实仍有值得注意探讨研究的价值。又如汉代的平准制度，此乃一种调整物价的措施。此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不断变通运用。即如粮价一项，遇丰年时，政府以高价收购过剩粮食，以免谷贱伤农。待到荒年季节，政府便以低价大量抛售积谷，寓有赈济贫农之意。此项制度，随后由社会上用自治方式推行，即所谓社仓制度。据说美国罗斯福执政时，国内发生了经济恐慌，闻知中国历史上此一套调节物价的方法，有人介绍此说，却说是王荆公的新法。其实在中国本是一项传统性的法制。抗战时期，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华访问，在兰州甫下飞机，即向国府派去的欢迎大员提起王安石来，深表倾佩之枕。而那些大员却瞠目不知所对。因为在我们近代中国人心目中，只知有华盛顿、林肯。认为中国一切都落后，在现代世界潮流下，一切历史人物传统政制，都不值得再谈了。于是话不投机，只支吾以对。再次讲到中国从前的地方自治和藩属统治制度，直到现代，也是值得再提及。西方此一二百年来，帝国主义大行其道，英、法等国都拥有大量海外殖民地，他们乃自罗马传统而来。但在中国，自秦以下，版图虽大，统一政府所辖范围虽广，其政制则是郡县的，不得以西方传统的帝国相比拟。但今天的中国人，事事喜欢模仿西方，因此随口常称“汉帝国”“唐帝国”云云。难道汉唐时代的中国人，除却其中央政府所在地以外，各郡县便均以殖民地视之，均以帝国征服方式来统治的吗？试看汉代选举，唐代考试，对全国各地人才，一律平等对待，各地均有人士平均参加政府。一应赋税法律等，亦是全国平等。此等规模，岂能与现代西方帝国之殖民地统治相提并论？即就清代之藩属统治言，亦尚有中国传统美意在，实在还值得今天我们来再行研讨呀！又如中国社会上之宗教信仰，向来是十分自由的。而政府则有一套制度，对此民众信仰，有颇为开明的管制与调节。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政教分离，又是自古已然，并亦极少有因民间信仰冲突而酿成宗教战争的。直到今天，还未有人能仔细来加以研究。我想在中国历史传统中，宗教与政府与社会三方面如何配合，于自由开放之中，有其节制调整之用心的种种制度，在今日依然值得注意。以上只就中国传统政制，分从各方面随便举出几项，用来说明在此刻来研究中国以往传统政制，实未见与现代世界潮流有十分隔膜之感。我曾说过，中国传统政制，乃是贯通于中国全部历史进程中，而占有极重要分量之地位者。如此说来，可见研究中国史，自未见即与现代世界潮流有渺不相涉的距离存在了。六近代的中国人，只因我们一时科学落后，遂误认为中国以往历史上一切文物制度全都落后了。此实是一种可笑的推断。最低限度讲来，中国人所一向重视不断讲究的修齐治平之道，较之并世各民族，断不能说是落后。此一分辨，近代惟孙中山先生最先提出。而且据孙先生意见，中国人所讲治平之道，实在比之并世诸民族远为先进。惟孙先生亦只是粗枝大叶地有此看法而已。若要来仔细发挥阐述，自然应该是有志研究史学者的责任。今天我们要研究中国制度史，必须注意两点：一：研究制度，不该专从制度本身看，而该会通着与此制度相关之一切史实来研究。这有两点原因，一因制度必针对当时实际政治而设立而运用。单研究制度本身而不贯通之于当时之史事，便看不出该项制度在当时之实际影响。一因每一制度自其开始到其终了，在其过程中也不断有变动，有修改。历史上记载制度，往往只举此一制度之标准的一段落来作主，其实每一制度永远在变动中，不配合当时的史事，便易于将每一制度之变动性忽略了，而误认为每一制度常是凝滞僵化，一成不变地存在。二：研究制度，必须明白在此制度之背后实有一套思想与一套理论之存在。在西方历史上，所谓政治思想家，他们未必亲身参预实际政治，往往只凭著书立说来发挥其对于政治上之理想与抱负。如古代希腊之柏拉图，如近代欧洲之卢骚、孟德斯鸠等人皆是。但中国自秦以下即为一种士人政府，许多学者极少著书纯讲政治理论。这并非中国人没有政治理想，乃因他们早多亲身参预了实际政治，他们所抱负的多少可在实际政治上舒展。当知中国历代所制定所实行的一切制度，其背后都隐伏着一套思想理论之存在。既已见之行事，即不再托之空言。中国自秦以下历代伟大学人，多半是亲身登上了政治舞台，表现为一个实践的政治家。因此其思想与理论，多已见诸其当时的实际行动措施中，自不必把他们的理论来另自写作一书。因此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乃似没有专门性的有关政治思想的著作，乃似没有专门的政论家。但我们的一部政治制度史，却是极好的一部政治思想史的具体材料，此事值得我们注意。七我根据上述，敢于说，中国人自古代历史开始，实已表现有一种极大的民族性的天赋能力，即是政治的能力。就空间讲，能完成而统治此广大的国土。以时间言，能绵延此一大一统规模达于几千年之久而不坠。此何以故？一言蔽之，因其能有一种良好的政治故。何以能有此良好政治？则因中国民族天赋有此能创立优良政治制度之能力故。故我说创制立法，是中国人天赋上一种优异表现。试举一简单易明之例，如中国的赋税制度，全国各地租税全是一律。而且能轻徭薄赋，主张藏富于民。只要此制度一订立，便易获得全国人民心悦诚服。社会便可藉此安定几百年。综有变坏，经一番乱事之后，此项制度又复活了。此事似极寻常，不值得我们来夸大宣扬。但以此和西方历史比观，我们的赋税正为没有制度，遂致引起革命，产生近代的民主政治，一切预算决算都要由民选议会来通过。现在我们偏爱说中国人无法制，无定宪，永远在帝王专制下过活，那岂非冤枉了中国历史。这因我们自己不了解自己以往的历史，遂误认为自己以往一切完全要不得，于是只想抄袭别人。即就家庭作比，各国家庭，各有贫富职业种种不同，哪有能全部抄袭别人家的一套规模，来应用于自己家庭，而可以获得理想安乐的？何况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而立国规模却要完全向外国去学习模仿，那实在是近代中国一悲剧。近代的中国人，每每夸耀西方，如电灯，如无线电，如原子弹和火箭等，莫不是别人家在发明。一切近代科学确是如此。但我要试问，如中国历史上一切传统政制，如上述宰相制度、选举制度、考试制度和赋税制度等，这不是一种发明吗？这究是谁在发明的呢？我们历史上的古人，他们究自何处抄袭这一套，而把来传入中国的呢？我之钦佩孙中山先生，正因他不但能采人之长，补己之短，同时亦能不将自己的优良历史文化传统一笔抹杀。他的伟大处，在能确见中国人在政治方面之高明处，实早已凌驾在西方之上。孙先生此说绝非无据。孙先生固不是一位史学家，但他对中国传统政治之优点，已能洞若观火。在这一点上，他确是近代一位先知先觉者。国家之存在，民族之绵延，历史之持续，自当有随时革新改进之处。但从没有半身腰斩，把以往一刀切断，而可获得新生的。我们要重新创建新历史、新文化，也决不能遽尔推翻一切原有的旧历史、旧传统，只盲目全部学习他人，便可重新创造自己。这并不是说西方民主制度有什么不好，但西方有西方的传统来历。即如英国和美国，他们的民主制度即已各有不同。中国有中国自己的国家、民族与历史传统，几千年来的国情民风，有些处．迥异于他邦。若中国人不能自己创制立法，中国今天将永远无望。我们若只知向外抄袭，不论是民主抑是极权，终究是一种行不通的一面倒主义！我们今天来研究中国政治制度，一面固当比较参考西方的，固当要能追上世界潮流，但亦不可数典忘祖，我们实无此能力来把自己腰斩了而还能生存。我们若从头再来研究中国传统政治，第一步不妨先加以分门别类。如政府组织、地方自治等项目，一一弄清楚了，然后再汇在一起。须能看其乃是一整体。又须能配合现实，坐而言，能起而行。当知政治理论并不是纸上谈兵。在中国古人中任意举出一两位，如董仲舒、司马光，他们都绝不单是一书生。他们之作为中国的政治家，都是有抱负而又能见诸实施的。又如唐初名相房玄龄、杜如晦等，他们创立出一套制度来，垂之几百年，即朝代换了，亦并不能完全盖过他们，超越他们。这是中国政治家之伟大处。我们今天如能有人来写一本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史，或中

界上，还发生了一些令人瞩目的事件：乾隆二十年（1755），俄国建立莫斯科大学；乾隆四十五年（1780），美国科学院在波士顿成立；乾隆四十九年（1784），哥伦比亚大学成立；同年，德国出现第一位女医学博士。这些，都使人类新文明的曙光在天空亮了起来。而这时的乾隆正陶醉在中华古老文明的夕阳辉煌之中。乾隆六十年（1795）会试，各省上报八十岁以上参加会试者一百一十六人，实际参加会试并三场完竣者九十二人，乾隆听了这件事非常高兴，对参加会试的这些老人大加赏赐，乾隆借兴教尊老之名，正在粉饰他的太平盛世。乾隆这种对西方工业科技的巨大进步和世界发展潮流的浑然不觉，更突出地表现在接见英国使臣马戛尔尼的访华中。2.英使马戛尔尼访华18世纪中叶，英国进人产业革命时期，随着蒸汽机被普遍应用于生产领域，逐渐取代了传统的手工劳动，使社会生产力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为了在海外寻求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英国政府积极推行对外侵略和扩张政策。由此，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成了英国注意的目标。但此时的中国，对海外贸易有很多限制，外贸港口只有广州一处，远远不能满足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贸易的需求。为改变这一状况，扩大对华贸易，英国政府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曾派使节喀塞卡特前来中国，但未到达即病死途中。乾隆五十七年（1792），英国政府又派出更高级别的使团来中国，全权特使为富有外交经验的英国驻孟加拉国总督马戛尔尼勋爵。使团以向中国皇帝祝寿为名，于这年八月初十从英国朴次茅斯起程，经大西洋、印度洋，至中国南海，然后由浙江、山东沿海北上，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六月抵达天津大沽口。随行人员包括副使司当东及军事、技术人员等七百余人，并带有英王致乾隆帝的信件和各种礼品，包括天文望远镜、地理测绘仪、乐器、钟表、图册、车辆、武器、船只模型及各种丝织品，价值总共一万三千多英镑。清廷对马戛尔尼使团来华开始十分重视，乾隆帝多次为此颁布谕旨，命令沿海各省，如英国使船过境、泊岸，应派官员迎送犒劳。马戛尔尼一行到达天津时，直隶总督梁肯堂专程从保定来到天津负责接待。英国使团在天津稍事休息后即前往北京。到北京后，留下部分技术人员在圆明园和大内安装所带仪器外，其余人员随马戛尔尼赴热河（今河北承德）避暑山庄谒见乾隆帝。此时，双方在使团谒见乾隆帝时的礼节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执。以往，西方国家派使团到北京，也常就谒见皇帝的礼节与中国政府发生争执，甚至因此而陷人僵局，使访问失败。此次英国使团来访，清廷仍然妄自尊大，将其视为文明低下的“蛮夷之邦”，理应匍匐在自己脚下，坚持要求使团成员见乾隆时要行磕头礼。而当时已成为西方“海上霸主”的英国也目空一切，骄横傲慢。同时，皇权专制已经在西方没落，自由平等的人权观已经在西方流行，再向专制帝王行三跪九叩的礼仪已经被认为是愚昧的象征，因此，英国使节拒绝了清政府的这一要求。使团到达热河，争论仍未解决，乾隆帝对此很不满意，甚至以“全减其供给”相威胁。最后，双方总算达成妥协，马戛尔尼等以见英王之礼谒见乾隆帝，以单膝下跪，但免去吻手动作。乾隆终于在避暑山庄万树园接见了使团，随后，马戛尔尼向清政府提出了英国方面的要求，希望乾隆同意他们使臣常驻北京，在北京设立洋行，希望中国开放天津、宁波、舟山等为贸易口岸，在广州附近拨一些地方让英商居住，又希望英国货物在广州至澳门的内河流通时能获免税和减税的优惠。本来，这是可以谈判的事，但对乾隆来说却不存在任何谈判的可能。他在给英国国王写的标题为《赐英吉利国王敕书》的信中说：“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域森然，即使岛屿与沙州，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从无外人等在北京城开设贷行之事。”“此与天朝法制不合，断不可行。”这几句话，至今还有人认为充满了爱国主义的大义凛然，与以后清廷签订的卖国条约不可同日而语，但事实上它们之间存在着必然的逻辑联系。本来，康熙早在1684年就已经开放了海禁，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分设四个海关欢迎外商来贸易。过了七十多年，乾隆反而关闭其他海关只许外商在广州贸易，外商在广州也有许多可笑的限制，例如不准学说中国话、买中国书，不许坐轿，更不许把妇女带来等等。康熙向传教士学习西方自然科学，关系不错，而乾隆却把天主教给禁了。自高自大，无视外部世界，满脑子天朝意识。当初雍正、乾隆是如此反感孔子儒家的“华夷有别”、“尊王攘夷”等民族偏见意识，现在这些观念都化为了乾隆的骨髓，乾隆王朝表面繁荣的外衣下，内部已经开始腐烂了。马戛尔尼使团走了，他们要求与清政府建立外交和商业联系，扩大对华贸易的目的未能实现。但是，他却看穿了乾隆盛世虚华的外衣下，已经腐败衰弱的肌体，它就像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虽然在体积和外表上强于邻船，可一旦由“没有才干的人在甲板上指挥，那就不会再有纪律和安全了”。对一种落后文明的崇拜，使清王朝的大厦出现了凶兆。【点评】乾隆承接祖、父们的基业，终于迎来了满清王朝的最大繁荣；而他的灵魂也完全被华夏古老的君主专制文明所同化、所陶醉，看不到外面新世界的滚滚潮流。乾隆盛世的外衣下潜伏着巨大的危机。第九章曹雪芹与《红楼梦》乾隆时期，清朝迎来了它繁荣的顶峰，然而社会的各种矛盾也在不断积聚，盛世的外衣下面潜伏着危机。就在这个时候，北京城里开始流传着一本小说，揭露了官僚、贵族们的奢侈糜烂生活，它就叫《红楼梦》。开始，人们还弄不清作者是谁，后来经过研究，才知道写书的作者叫曹雪芹。曹雪芹，原名曹沾，生于何年何月何日，没有确切的资料，有一种说法：《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去世的那年（1715，康熙五十四年）正是曹雪芹出生之年。一般认为，不会太早于此，也不会太晚于此。曹雪芹的祖上为汉人，远祖曹锡远曾任明代沈阳中卫的地方官，后成为努尔哈赤的俘虏、奴隶。其子曹振彦被编入旗籍，崇祯七年（1634）转入多尔衮统率的满洲正白旗，任军中“佐邻”，后随清军入关，护驾有功，成为直接为皇帝服务的内务府正白旗包衣，这在当时是只有经过长期考验的最忠实的奴才享有的殊荣，对一个汉族出身的人来说，尤其如此。也正因为这样，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的夫人才有可能被选入宫中，当幼年康熙的保姆，曹玺的儿子曹寅又给幼年康熙当伴读。康熙登基后，立即委曹玺以重任，派他到江宁当织造，而且此职从此后不再三年一换，成了曹家世袭的官位。江宁（即现在南京）是南方富裕的地方，织造是专替皇族办服装的官，是个赚钱的差使，官阶虽然不高，地位却十分重要。整个康熙时期，曹家三代都受着优厚的待遇和特殊的信任，康熙五次“南巡”，有四次以织造府为行宫。曹家于是成为江宁的“百年望族”。曹玺死后，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父亲曹颙接替了这个官职。雍正帝继位后，因为皇室内部的纠纷，牵连到曹家，雍正帝认为曹家反对过他，不但革了曹的职，还下令抄了他们的家。那时候，曹雪芹是个十岁的孩子，已经懂事，看到家庭遭到这样大的灾难，幼小的心灵受到了很大打击。曹雪芹的父亲丢了官，在江宁待不下去了，只好回到北京老家，生活越来越穷，家庭的灾难也接二连三发生，到后来，父亲曹颙也死了。曹雪芹的生活也更加困难，他只好搬到北京西部，盖了几间简陋的茅屋，饥馑度日。当初，曹颙是个殷勤好客之人，且与英国商人有直接往来。有一英商菲立普就应曹颙之请为他的工厂传授纺织工艺，并在曹家宣教《圣经》，纵谈莎剧，虽然不敢说曹雪芹接受了什么影响，但这种家庭气氛对开阔他的视野当不无作用。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曾经收藏书十余万卷，曾主持编刊过《全唐诗》、《佩文韵府》等，是颇具江南风雅的人。这个家庭背景对聪慧异常的曹雪芹来说，无异于“天助”。家道衰败以后，曹雪芹二十岁左右，开始为生计奔波，他当过小吏、教师，以至舍夫，他对曾经的荣华生活已不抱幻想。即使挣得祖上般的富贵，也会在一夜之间沦为赤贫。他对仕途的蔑视程度，是没有经历幻灭的其他文人无法望其项背的。他唯一不改的是吟诗作画、饮酒听曲的嗜好，甚至“杂优伶中，以串戏为乐”。曹雪芹的物质生活虽然凄楚悲凉，但气质上兀傲的豪气却是各类人中均少见的，他既没有那些当鸟吏鳖官的奴气，也没有粗鄙无文者的野气和贱气。他倜傥不群，感情舒展，人格的光彩反而因这种特殊的经历而愈发自由闪烁，他不想再得到什么，他也不怕再失去什么，他疏朗诙谐，雄辩健谈，傲骨嶙峋。他最亲近的朋友是皇室贵胄的飘零子弟敦敏、敦诚兄弟和私塾先生张宜泉。敦敏、敦诚兄弟本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二子英亲王阿济格的五世孙，阿济格在顺治初年被抄家，赐死。他们是比曹雪芹更位高跌重的人，对人间世态的体会当是心心相印的。他们三人都很欣赏魏晋名士的风骨，尤其推崇阮籍，曹雪芹曾字“梦阮”，敦诚亦有诗“懒过稽中散，归于阮步兵”。曹雪芹能诗善画。他的诗充满“新奇”，敦诚曾称赞曹雪芹的诗“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破篱樊”。唐代诗人李贺是有名的“鬼才”，与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并列，人称诗鬼，其诗意奇拔诡异。曹雪芹的画和他的人一样，也充满奇气，敦敏有首《题芹圃画石》诗说：“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见此支篱。醉余奋扫如篆笔，写出胸中块垒时。”曹雪芹一生的生活境遇从荣华的贵族生活到赤贫文化人，胸怀旷世之奇情奇才，万千抑塞愤懑从胸中呼出，历时十年，化作了惊世灿烂的文学巨著《红楼梦》。一块通灵的玉石来到人间豪门贾府，体会人世的荣辱兴衰、爱恨恩怨、黑暗腐朽，最后由色悟空，仿佛红楼一梦。这部对人世绝望的不朽巨著，似乎正是对危机四伏的乾隆盛世的一个文学预言，也是对中国几千年专制王朝的一个文学性总结。《红楼梦》问世以后，不仅受到国内人民的欢迎，而且影响到了全世界。在1842年就有一部分被译成英文，此后，英文、俄文、德文、法文、意文、日文、越南文、荷兰文等译本陆续出现，不下几十种，并且渐渐形成了一个研究《红楼梦》的学科，被称为“红学”。【点评】似乎是曹雪芹特殊的生活经历产生了《红楼梦》，然而这种特殊的经历正是专制王朝吃人本质的逻辑必然，专制伦理体系使每个人都生活在异化的社会关系之中，失去了每个人的自由和幸福，弥漫世间的只有伪善、世故、野蛮与丑恶。第十章大贪官和珅嘉庆从乾隆手中接过了权力，同时也接过了盛世外衣下的一连串危机，其中最紧迫的是和珅问题。历史上的和珅官到侍卫大臣、议政大臣、文华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人们印象中的和珅，是一个油头滑脑、阿谀逢迎、机关算尽、不学无术的奸臣形象，在人们的眼里，他没有什么才能，只会阿谀逢迎，因而不断遭到像刘墉、纪晓岚这样正直大臣的捉弄。其实并非如此。一、出身满洲，聪明机敏和珅生于乾隆十五年（1750），比乾隆小三十九岁，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他的父亲任福建副都统。和珅十岁左右，有幸进入皇宫里的咸安宫官学，学习儒家经典和满、蒙文字，受到良好的教育。乾隆三十五年（1770），他二十一岁参加顺天府乡试，没考中举人。但由于其出身满洲正红旗，做了宫廷三等侍卫，开始出入宫廷。这给他提供了接近乾隆的机会。但乾隆的侍卫很多，为什么会欣赏一个低等侍卫呢？据野史笔记记载：有一次，乾隆要出巡，突然找不到仪仗用的黄伞盖，就问这是谁的责任，很多侍卫吓得不敢吭声，和珅却在一旁说：“管此事者，当负此责。”这句话给乾隆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又有一次，乾隆在轿子中边行进边背诵《论语》，突然忘了下文，在轿旁跟班的和珅脱口而出接上，乾隆由此很喜欢他。乾隆四十年（1775），乾隆到山东巡视，和珅随从。乾隆喜欢乘一种骡驾驭的小车，每行十里，更换一次，其快如飞。有一天，和珅碰巧跟这种小骡车随侍。在路上，乾隆看见和珅，问：“你是什么出身？”和珅回答说：“文员。”乾隆又问：“你下过场赶考吗？”和珅说：“庚寅年曾参加过科举考试。”乾隆又问：“什么考题？”和珅说：“孟公绰一节。”乾隆又问：“现在能背你做的文章吗？”和珅于是一边行进一边背诵，流畅异常。乾隆于是说：“你的文章也中得。”乾隆同和珅的这次谈话，成了和珅政治生涯的转折点，从此，和珅得到乾隆的赏识，官运亨通，青云直上。二、精明干练，拉帮结派和珅是一个既有学问又善权术的人。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多才多艺，通晓满、汉、蒙、藏四种语言文字，又亲善热情，广结善缘，办事干练，成绩突出。乾隆用兵西藏和喀尔喀时，所有的谕旨都是用满、汉文下达；颁给达赖和喀尔喀的敕书，则兼用藏文和蒙古文。大臣中能懂藏文的非常少，只有和珅能把这些谕旨，用满文、蒙古文和汉文等各种文字撰写出来，加以翻译，并把事情办理得很好。乾隆四十五年（1780），三十一岁的和珅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远赴云南査办云贵总督李侍尧贪污案。和珅一到云南，首先拘审了李侍尧的管家，取得实据后，迫使精明强干的李侍尧不得不认罪。和珅从接受这个任务，到乾隆下御旨处治李侍尧，前后只用了两个多月。和珅由于在这次办案中表现出了出众的才华和干练的能力，在回京途中，就被乾隆提升为户部尚书。和珅依靠乾隆掌握了朝中大权，又利用手中的大权拉帮结派，扩大自己的势力。他把弟弟和琳几年之内就从一个内阁小官升为四川总督，他又拉拢军机大臣福长安。福长安是乾隆孝贤皇后的亲侄子，他的父亲傅恒和哥哥福康安都曾经任军机大臣等高官，但福长安本人没有什么本事，对和珅言听计从，和珅门下的吴省钦和吴省兰，以及只会溜须拍马的山东巡抚伊江阿等都成了和珅的亲信。三、联姻皇亲，投上所好乾隆喜欢和珅，给和珅六岁的儿子赐名丰绅殷德，不久，又将自己最宠爱、年方五岁的小女儿皇十女和孝公主指配与和珅之子丰绅殷德。十公主被乾隆视为掌上明珠，并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下嫁完婚。下嫁时，乾隆赐给大量财物，十倍于前驸马福隆安。从此，和珅与乾隆的关系，不仅是主仆君臣关系，而且是姻亲关系。和珅在朝二十多年，重要的升官和封爵达五十次之多。其原因之一，就是和珅善于揣摩乾隆心思，投其所好，博得其欢心。乾隆一生喜爱做诗，和珅为了迎合乾隆皇帝，下工夫学诗、写诗，并造诣很深，他经常与乾隆和诗，历史档案中至今保存着当年和珅与乾隆和诗的文档。乾隆爱书法，和珅就刻意摹仿乾隆的书法，他写的字酷似乾隆的御笔，乾隆后期有些诗匾题字，干脆交由和珅代笔。乾隆崇奉喇嘛教，对佛教经典颇有研究。和珅也学佛经，有的书说和珅同乾隆一起“修持密宗”。乾隆是老人，喜欢别人奉承照顾，和珅就陪伴在乾隆左右，对皇上服侍照顾，体贴周到。比如朝鲜《李朝实录》载：和珅虽贵为大学士、军机大臣，但每当乾隆咳嗽吐痰的时候，他就马上端个痰盂去接。乾隆晚年生活奢华，大兴土木，为自己建造宁寿宫及花园，以作退闲颐养天年之所。他六次南巡，沿途建了三十座行宫，花费巨大，乾隆大寿，举万寿大典和千叟宴等事，都是和珅总管的。和珅能想方设法满足乾隆的奢欲。总之，和珅同乾隆有着一种极为特殊的、难以言明的密切关系。乾隆的宫女、嫔妃、太监都没有文化，不能同他交谈诗文、书画、佛经，也不能帮他处理军

耳中。一跃而起，我跑到声响发出的地方，仔细又听了听，山壁的里面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活动。莫炎还活着？！我一阵狂喜，手下立即挥过几个钻头，飞快地在山壁周围开挖起来。“哗啦……”一片碎石山壁向外倒塌了下来，山壁内露出一个不大的凹洞，莫炎灰头土脸地从洞里翻了出来，手中拿着一卷破布。“你这家伙差点把我们吓死！”我大笑着为莫炎拍去灰土，“想不到你还会入土的功夫。”“就是为了这个东西。”莫炎在地上大口地呼吸着，扬了下拿着东西手，我这才看清他手里抓着的是自己的外套。上面的方石原来是郑买嗣的棺椁，他沿用了僰人的悬棺墓葬法，并巧妙地将石棺嵌在了峭壁的凹陷处。伪装之下完全看不出破绽，再加上担当守卫工作的邪龙看守，可谓是费尽心机。莫炎攀上石棺后发现上层顶盖是分两块镶嵌在石棺上的，手一推便滑开了一半，石棺里面空无一物，棺底上刻着一些文字。莫炎闪亮灵火仔细看了一下，发现其中赫然记载了蒙氏一族的家传秘密，欣喜之下他脱下外套，用灵火烤热石板拓印下那些文字。可他在棺底把外套按紧时，铁链突然晃动了一下，迅速地将石棺向回收去，情急之下他便一头钻进了石棺里。石棺回复原位后并没有什么其他的变化，莫炎继续拓完棺底的文字，随后用灵火焚化山石摸索着自峭壁上下来。由于人在峭壁内，不清楚状况，推进的速度自然就慢了些。等到了山脚他已是筋疲力尽，只得用力弄出点响动，那便是我听到的悉窣声。莫炎带回的碑拓是纯粹的汉字楷书，清晰可辨，协商之下众人决定回住宿处修正后再研究。彻底地处理了寒蜴的尸体和机关金人的残骸，雪域冰蚕丝也被挖地深埋了起来。瞥见地上机关金人的兵器，我心里一动，这四件古怪的兵器看上去不凡，或许之后会有用处，于是便小心地装进背囊。“哎呀”一声，走在石道上的老田突然摔了一跤，晖儿与S连忙扶起他。老田无奈地看着石道上深陷的马蹄印，摇头叹道：“老咯，这大的马蹄印都看不清咯。”茶马古道的青石道上遍布着许多深深浅浅的马蹄印，可见当年这条道路的鼎盛时期马队络绎不绝。绊倒老田的那个马蹄印足有二十厘米深，黑洞洞地嵌在石道上，也难怪老田会不当心，深的蹄印不反光，换作是我恐怕也会不留神。可就是那么一看，一个奇怪的现象却吸引了我，石道上较深的马蹄印远大于周围较浅的那些，而且错落中似乎带有某种特殊的规律。我立即叫来莫炎，请他在这些马蹄印中各点一簇灵火。星点的灵火亮起后，在场的所有人都呆在了那里，这些灵火组成的图案竟然是两个硕大的八卦阴阳鱼，但区别于平日所见的是，原本圆形的阴阳鱼图案在这里却成了方形。“无间轮回盘……”其他人是惊叹这奇诡的阴阳鱼图案，而我却是惊恐，“莫炎，我们必须放弃这次龙脉之行！”“怎么现在要放弃？！”S抢在莫炎的头前大声问道，“这个什么盘有危险？”“无间轮回盘我没听过。”莫炎冷静地看着我，“你有话不妨直说。”“回去再谈，这里我不想说。”身后的衣服已被一阵冷汗浸湿，我头也不回地拉着晖儿自顾向古城走去。……房间里弥漫着浓浓的烟雾，我面前的白纸上画着刚才的方形八卦阴阳鱼，手中已不知是进门第几根烟了，众人眼巴巴地看着我，却没有一人问话。“我们经历过的风水格局大大小小也有不少了。”掐灭手中的半截烟，我叹了一声，“你们大概也都明白，风水格局和阵法一样，也分大小强弱的。”大家一阵点头，没有搭话，静静地等待着我的下文，这反而让我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压力，不知从何说起。“亦凡，这个无间轮回盘是不是什么特别大的局？”晖儿察觉到到我压抑的神情，主动问道。我又点起一支烟，深吸一口后，重重地吐出烟雾，仿佛想就此将胸间的压抑感完全排放出来。一只有力的手掌按在了肩头，莫炎无言的动作似乎在帮助我支撑精神。我定了定神，缓声讲述起这令我惊恐不已的缘由。风水格局千奇百怪，虽然有很多的基本格局可以参照，但更多的是靠堪舆者自己去领悟和参透。正如舞步一般，基础的舞步并不多，不同的音乐下舞者根据自己的感觉组合舞步，便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舞蹈。《闻风拾水录·藏穴篇》所记载的众多风水格局其实也只是基本的舞步而已，包括那些深奥的上古风水格局在内，没有任何的特定模式，只要可以符合其中的基本原理，其余形式则可以忽略不计。但这些都是有迹可循的。我在参看藏穴篇的时候，结尾一张上画着两个并行的八卦阴阳鱼图案，那图是方形的，下面标注着“无间轮回盘”，除此以外便没有任何的解释。好奇中便在网络和馆藏典籍中查找资料，但除了知道与云南的僰人有关外，其余一无所获。结识了然后，我曾向他求证，了然在网络的另一端沉默了半晌，直接发来一个文件包便下线了。文件包里足有三十多张扫描图，斑驳的竹纸和手写的古文看得我生涩异常。反复咀嚼后才渐渐明白，原来这个“无间轮回盘”原本叫“僰人双卦”，据说是夏朝流放滇地的先民创造的，历史流传中被后族的僰人继承。它的方形阴阳鱼是将原本浑然天成的圆形循环拆解成了四个阶段，运作卦象时以“此时→彼时→静时→此时”的顺序演算，换作现代的理解方式便是“现在→将来→沉静期→现在”。而这个沉静期便是演算者衡量事物或命运的一个关键点，现在到将来的一切过往是非都在这个阶段里进行评价和权衡，而后则输出结果到现在的人们面前进行抉择。这种运卦演算用的图形本身并不可怕，甚至可以说，它是古人专为命理推算所创作的一种优化演算方式。可它同时也是一个特殊风水格局的启动钥匙。没有人知道这个风水格局的名称，我暂且称之为“无间轮回局”。据这份手稿上记载，运作这个风水格局需要的区域不定，可以是弹丸之地也可以是广域之土，将六个无间轮回盘放在局地外围，局地内并合人阳地阴的“气”，并构成八八之数的格局，至于这八八之数是建筑、草木还是山水则全凭布局者自己的修为而定。一旦格局运作，整个格局内会产生一个与当前空间并行的时空，至于这个时空会是怎样，没有人知道。因为在局势运作时，局内一切的东西都会进入另外一个不为人知的时空，包括布局者本身在内。写下这本书稿的正是一个尝试此局的堪舆者，书稿的结尾是他在被吸入另外一个时空前写下的寥寥数字，也正是这些字带给了我无尽的恐惧：“内如无间，更胜无间，苦难轮回，永世不返，纵虚留文，以警人间。”二十、气脉全无“夸张～～越说越玄了，并行时空，这也太离谱了。”S显然有所怀疑。“这世界上能理解的事本就不多。”莫炎淡淡道，“否则谁会尊敬老子、释迦牟尼他们？”“王亦凡自己也说了，这个局只是启动运作时才会打开另一个空间。”S不依不饶道，“你看把他吓得，人都白了一圈，也不想想，这个局不是早运作完了吗？”我苦笑了一下：“关键就在于我们不知道布局者的用意，这个局不会无端存在的。如果他将引龙大局的关键部分放入这个造出的并行时空，那我们就无从入手了。”“能不能把这个局逆行运作？”莫炎沉思道。“不行，了然事后曾和我探讨过，一旦打开这个空间，结果只有两个，要么是两个空间并存，要么就是让两个空间互相吞噬。”我的神经再次被触动，“但无论是哪个，结果都不会是你想要的，并存的结果是导致时空错乱，而互相吞噬的结果就是夷平整个地区，这就是它最可怕的一点。”“亦凡，先别急，既然有人布下这个局，那就一定有他的用意。”晖儿安慰道，“也许这是故意误导我们，龙脉的去向并不一定要死盯一个线索。”晖儿的话恰好提醒了我，忽然发现对无间轮回盘的恐惧感显得有些莫名，可它的确在我潜意识中挖出了一片深深的阴影。照现在看来，在引龙大局发挥完作用后，有人刻意地将剩余的格局改变了，至少眼前的卧龙部是这样。且不说棋盘式的街道将九阳六气局封杀殆尽，单茶马古道上无间轮回盘的出现就足以证明有人事后动过手脚。“晖儿说的问题也是我的问题。”莫炎将拓印的外套铺在桌上，“郑买嗣可能知道答案。”在发现无间轮回盘后，几乎已忘记了莫炎舍命拿回的拓文，细细阅读之下，一段悬疑未决的历史揭示了开来。这个郑买嗣对风水堪舆学说研究颇深，严格意义上说来，他应该算是一个堪舆家。在南诏国出任清平官（相当于宰相）时，他不但治理国政，更以风水堪舆学说方面的造诣为百姓谋福。正如所有的末代王朝一样，后期的南诏国穷文黩武，四处横征暴敛，郑买嗣几度劝谏却遭驳回。民愤鼎沸之下，他权衡再三，终于决定推翻南诏。朝中大权在握，军中虎符掌控，照理郑买嗣对这千疮百孔的南诏王朝应该是唾手可得。可当他观星问卜此举凶险时，却惊异的发现，蒙氏一族的衰败的王室气脉背后，竟有一股庄严不可侵犯的龙脉气息在支撑着残局。郑买嗣大惊失色，虽说龙脉气息并不能挽回南诏王朝没落的局势，但足以让它继续维系下去。这也就意味着郑买嗣必须先设法找出并阻止这条隐藏的龙脉，否则只怕还没推翻南诏王朝自己便已祸遭满门了。观星问卜是一回事，探查龙脉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不过郑买嗣似乎得到了什么帮助，拓文上没有写的很详细，只称“得遇仙人指点”，这才破了南诏王室的龙脉依托。“遵仙尊所言，灭蒙氏八百余人，兴筑浮屠镇其戾气。”蒙氏一族就在这个“仙尊”的嘱咐下惨遭灭族。拓文的之后部分便是记载着郑买嗣夺得王位后勤政爱民，广建佛教设施的种种功德。就在我们不再准备阅读下去的时候，一段敏感的文字落入了眼中：“是年初春，为祈国运昌盛，桓帝诏令通改民居，逐废两房一耳之形，普作一正两耳。白蛮俱不服教，然皇命如山不可违之。”一正两耳！这和城内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的九阳六气格局似乎有什么关系。“一、三、四；二、一、五。”莫炎点算道，“古城的格局是八八之数。”很显然，这个“仙尊”指使郑买嗣改制民居就是为了在城内布下八八之数，配合城外古道上的无间轮回盘组成无间轮回风水格局。“月余，天地变色，大地狂澜，民间邪蛊诡异之事尽消，是年入葬者化于无形，毒虫猛兽逃匿，方知桓帝仁德泽被子民。”这段记载所描述的分明就是无间轮回局发动后的情形！无间轮回盘的启动需要大量的阴气，民间的鬼怪、蛊术事件、入葬的尸体迅速腐化、敏感的兽类虫豸会逃窜都是因为无间轮回盘的起动条件。但奇怪的是为什么没有像了然给我的资料中描述的那样引发并行时空的出现，而身处局眼的蒙化古城也没有遭受变故。看完拓文，我心中的恐惧感略轻了些，脑中原本的疑问也都有了解释。不过，随着这些解释而来的是更多的疑问，一时间脑中已布满了问号。“今晚大家都累了。”莫炎看了看我，不容反对地说道，“都休息，明天再想。”……午后的阳光透入窗棂，沉重的大脑中渐渐反应出一些清晰的意识，在床上翻身坐起，抬眼看到晖儿在床边笑吟吟地看着我。“老田和莫炎呢？”我们三人共住一间，晖儿和S住另外一间，但此时他俩却不在房内。“先吃点东西吧。”晖儿递来几块糕点，“他们和S去城镇上打探消息了，莫炎找到了一些线索。”“唔～～线……索？！”口中尚未咽下的糕点顿时噎住，呛得我面红耳赤。“你现在急也没用，噎成这样。”晖儿连忙递过一杯水，“他们就快回来了，到时你问下就知道了。”一杯水还没喝完，就见S像阵风似的冲了进来，脸上兴高采烈的样子似乎是有了什么特大喜讯。“城外茶马古道三进三出的路口上都有无间轮回盘。”S没头没脑的说道，“城里所有的佛塔下面都埋着八具尸体，而且是筑在基石里的。”我和晖儿被她说得面面相觑，无间轮回盘本就应该有六个，这早就料到了，可佛塔下的尸体又是怎么回事。“郑买嗣摆了个葬卦局。”迈进屋门的莫炎缓声道，“葬卦引生，阳世阴镜。”“你是说郑买嗣用蒙氏一族的八百人摆了个葬卦局，在蒙化城的地下复制了一个城市？”我惊道，“这家伙的堪舆修为实在太惊人了，手笔也太大了，居然能想出这么个偷龙换风的手法来！”古代战乱时期，许多人横死非命，那些无主尸体往往得不到埋葬，死者不能入土而安。于是一些善良的堪舆者便发明了葬卦局，按规律将他们聚拢埋葬。它以每八个人的尸体摆作一个卦局，利用彼此气脉意识的相辅相成在格局中互相扶持，这也就为葬在局内的无主尸体带来了类似后人供奉的效果。但郑买嗣动辄八百人的葬卦局就完全不是这样了，他等于在地下仿造了一个生气空间，那八百具尸体又都是血脉相承的一族人，蒙化城的地下便出现了一个庞大的葬气空间，从风水学上来说就是“阳世阴镜”，完全成为了城市的地下镜像。“现在城内的建筑并不全是一正两耳，也有不少是两房一耳的。”S继续兴奋道，“但了解之后发现地基部分都是一正两耳，也就是说八八之数都在地下。”“他把无间轮回局摆在了地下，用阴镜仿造的方法使地下空间存在一个‘人世’。”我叹道，“难怪蒙化古城毫无妨碍，只是经历了一场‘大地狂澜’而已。”“手法的确高明。”莫炎淡然道，“但绝不是郑买嗣能想到的。”“对，找拓文上的意思来看，一定是那个‘仙尊’的指示。”我忽然冒出一念头，“莫炎，你是怎么会想到调查葬卦局的？”“昨晚梦到了我的父母而已。”莫炎的声音变得淡然了下来，“他们就是葬卦局埋葬的。”“那你们有没有查出无间轮回局布局缘由的线索？”晖儿巧妙地转移了话题。“有三条类似的线索。”莫炎点点头，“具体让公孙说吧。”老田笑呵呵地倒了几杯茶，转身下楼招呼店家准备午饭，我们则围坐在桌边听S兴致盎然地说了起来。原来他们三人是分头行事的，莫炎查探古寺，S了解建筑，而老田则走家串户地打听本地传说。弄明白了葬卦局的秘密后，又合计了一下手头的线索，通过老田的关系找到了蒙化的县志记载。在县志记载中两处特别的地方引起了他们的注意，秦代起蒙化就是个人才辈出的地方，但自从郑买嗣之后便凋零了许多；郑买嗣曾募集全国铜铁铸造观音铜像，后传闻观音大士赠以金甲力士，不久便传出郑买嗣成仙飞升的消息。“你只说了两条，第三条是什么？”之前的信息似乎在预示着什么，其中的迷雾渐渐散开，但却总像少了什么。“袖子。”莫炎突地冒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单词。“袖子？！”我正自迷糊间，那件印满拓文的外套再次铺在了桌上，但这次衣袖被翻在了上面，一个袖管上赫然拓着几排文字。“拓印的时候我也疏忽了。”莫炎指着袖子道，“是棺底的末尾几句。”那晚查看时没有注意到衣袖上也拓上了文字，现在突然出现可以说给了我们极大的希望，也许这些被忽略的拓文可以带来意外的进展。“桓帝得仙尊所示，于隆庆起吕氏玄椁，寒玉铸棺，复乘其生气。龙虎砂踞，玄武高起，前筑朱雀之台，又赠邪龙相守，金甲力士护卫，桓帝欣然腾升，七日仙去。”看完衣袖上的拓文，我愕然了半天，莫炎和S看着我似乎并不明白这些话语的含义。“这条线索等于宣告结束了。”我不知道这些人是真不明白还是假装的。“结束？为什么？看这些的意思应该和这里一个姓吕的有关。”S有些奇怪道，“其余的我看不太懂，也就是讲那天我们碰到的东西吧。”“看出什么来了？”莫炎觉得我情绪不对。“S对古文历史最头痛，莫炎从小在云南长大。”晖儿提醒道，“他们可能根本不了解这段野史。”“民间一直流传着一种说法，秦始皇的亲生父亲是吕不韦。”我摇头道，“如果要利用龙脉达到效果，那秦始皇就必须将自己的父亲埋葬进去。”“啊？！”S与莫炎面面相觑，两人果真不知道这其间的就里。拓文的意思很明显，“仙尊”指使郑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