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久99色色

来源：无码人妻精品一区二区三区Av 发布时间：2023-12-12 14:09:09

字号

久久99色色我开始不确定我到底是在生谁的气。他努力微笑着。他主动说：“莫迪姨婆的确是有幽默感，哦，她可喜欢开小玩笑了……”然后他给我说了一个故事，我从莫迪那儿已经听过好几遍了。她帮一家打扫卫生，那家人开了个蔬果店，女主人对她说：“你要不要尝尝这季的时鲜草莓？”然后在满怀期待的莫迪面前摆了一个漂亮的碟子，配上糖罐和奶油，在碟子里放了独一颗草莓。莫迪吃了草莓，然后对那女人说：“你要不要试吃一下我后院树上的樱桃？”她拿一个大牛皮纸口袋装了一颗美味的樱桃，带给那女人，并且当场辞职走人。说到这儿的时候，那家子里又有好几个人围了过来。有些我在那次了不起的午餐上见过，另外一些是新面孔。他们对于莫迪衣着考究的优雅朋友很好奇。我说：“她以前还常说起一个故事，是这样的。她当时失业，在这之前因流感而丢了清洁工的活。她身无分文，在回家的路上一直祈祷，帮帮我吧，上帝，帮帮我吧，上帝……然后她低头，看到人行道上有半个克朗。于是她说，谢谢您，上帝。她走进最近的一家店，买了一个葡萄干面包，站在那儿当场就吃了，她实在太饿了。然后她买了面包、黄油、果酱，还有一点牛奶。还剩下六便士。回家的路上，她去了教堂，把六便士投进捐款箱，对上帝说，您帮了我，现在我帮您。”我周围一张张脸上的表情在说，他们是该笑还是不该笑？这是个笑话吗？因为莫迪可会开玩笑了！他们显得十分狐疑，他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他们不知道该不该再讲点过去的事。我则在想，这有什么意义吗？他们多少年前就把莫迪一笔勾销了。那个姐姐（黄土哗啦啦填进墓穴的时候，她还在抽抽搭搭地哭着，搞出不小的动静），没法正视自己是如何利用莫迪，又如何把她赶走，用完就把她赶走了，于是就说莫迪根本就不可救药——找这样那样的借口，这家人就得以忘掉她。我站在那里，看着那一张张不安的蠢脸，决定自己懒得和他们纠缠。再说，最后打赢嘴仗的还是他们，因为，当我走到车旁时，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儿子追上来，用一种纡尊降贵的慈善口气说：“那么，我猜你下面会再给自己接个小任务，是不是？”就是这样，没什么好说的了。我火冒三丈地回到家，在房里打转，粗手粗脚，摔门砸桌，自己嘟嘟囔囔。就像莫迪。吉尔下班回来，站在那儿看了我一会儿，然后不慌不忙地走上前，拉住我的手，把我牵到我的大扶手椅前。我站在椅子边，她伸手给我摘帽子，我把它扯下来，递给她。“好漂亮的帽子，简娜。”她说。她看着我的手套，我把它们脱下来，递给她。“好漂亮的手套。”她温柔地推我坐下来，拿来一张脚凳，把我的腿抬上去。“好漂亮的鞋子。”她说。“我太生气了，”我说，“太生气，简直能活活气死。”“看得出来。”“如果我不让自己生气的话，我就得狂号痛吼起来。”“好主意，真的。”“就这会儿，我在生气。”“只要你知道自己在生谁的气就行。”外甥女吉尔说，然后去厨房，去给我泡一杯好茶。注释[1]“Wisdom”在英语中有智慧、明智、哲人的意思。[2]英国伟大的军事家纳尔逊名为Horatio，Horatia是Horatio的阴性变体。[3]芭芭拉·皮姆(BarbaraPym，1913—1980)，英国小说家，写作生涯曾在1963—1977年间中断，因为出版商认为她的写作风格过时。1977年，著名传记家、史学家大卫·塞西尔勋爵（LordDavidCecil）以及诗人菲利普·拉金（PhilipLarkin）都撰文称皮姆是“20世纪最被低估了的作家”，她的创作事业由此得到转机，新作品再次受到好评。[4]圣约翰森林是伦敦一个区。它地处伦敦西北区，是著名的富人区。[5]几尼(guinea)，即1.05镑。1663年英国曾发行过这种金币，等于21先令，1814年停止流通。[6]莉莉丝（Lilith）这个名字是犹太民间传说中亚当的第一个妻子，也是中世纪魔鬼文化中的著名女巫，还是闪米特神话里的女夜妖。而玛莎（Martha）这个名字则源自《圣经》中的玛大（Martha），她是拉撒路（Lazarus）和玛丽（Mary）的妹妹，耶稣之友。Martha这个名字的引申意义是“为他人辛苦劳作的人”。[7]出自《马太福音》13:12。[8]海达·加布勒（HeddaGabler），易卜生同名戏剧中的女主人公，是一个对自身生活感到无聊的妇女，为了解闷摆布他人，最终作茧自缚。[9]亨利·梅休（HenryMayhew,1812—1887），英国社会研究家、记者、剧作家以及改革推动者，代表作是《伦敦的劳动阶级和伦敦贫民》。[10]克朗(crown)，英国旧币制硬币，价值5先令。[11]“牛济会”（Oxfam），即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OxfordCommitteeforFamineRelief），又译作乐施会，英国慈善机构，在全英广设分支机构，既向市民出售二手商品，也接受衣物、书籍等的捐赠，赚得的钱用于慈善事业，主要救济贫困国家的人民。[12]《福尔赛世家》三部曲（TheForsyteSaga）是英国作家高尔斯华绥（JohnGalsworthy,1867—1933）的代表作。莱辛这里提到的“精于世故、热爱生活的女人”是1967年电视剧版里添加的无名角色，并未在原著中出现。电视剧没有正面展现艾琳被丈夫强奸这场戏，而是将镜头移到了卧房窗外楼下这个演奏手摇风琴的女人身上。[13]原文中，乔伊丝说自己要去做“counselor”（顾问），简娜误解为发音相同的“councilor”（议员、委员），因此问是哪个council（委员会）。[14]原文用的是“stage”，指票价固定的一段公共汽车路程，可能包含不止一个“stop”，即一般意义的“站”。[15]代表作有《流浪的女人》《金粉世界》《亲爱的》等。“亲爱的”是小说《亲爱的》中的男主人公弗雷迪的昵称。作者是法国女作家科莱特（SidonieGabrielleColette,1873—1954）。[16]这是威尔士诗人迪兰·托马斯（DylanThomas，1914—1953）的诗句。诗歌呼吁人到暮年不要屈服于死亡，而是要咆哮，要抗争。世事变化再多，也不过是在重复历史而已。[1][1]原文为法语。第二章比亚乔·布纳科齐这一天十分忙碌。虽然疲惫，但作为一个做事认真，有条不紊的人，上床之前还是在日记里记了一笔。内容很简洁：“城邦[1]派了一个人去伊莫拉见公爵。”也许他认为无关紧要，所以没有提使节的名字：马基雅维里。公爵是切萨雷·博尔贾。对比亚乔来说，这一天不仅忙碌，而且漫长。因为他黎明时分就出了家门。和他在一起的是他的外甥皮埃罗·贾科米尼，小伙子骑在一匹壮实的马驹上。马基雅维里已经答应带皮埃罗一道出使伊莫拉。今天是一五〇二年十月六日，凑巧刚好是皮埃罗十八岁生日。在这一天初次离家去闯世界，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小伙子出落得一表人才，有着与年龄相比高高的身量和一副令人愉快的好脾气。因为他的母亲是个寡妇，所以他一直由舅父负责教导。他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书法漂亮，写文章也很得体，无论是用意大利文还是拉丁文。由于热烈仰慕古罗马人的马基雅维里的劝导，小伙子对于古罗马的历史也有一些粗浅的了解。马基雅维里一直坚信，古往今来，人们丝毫没有改变，有着相同的喜恶。所以如果环境相同，同样的原因将导致同样的结果。因而，通过牢记古罗马人是如何处理某种情况的，后世的人也许能更有效、更谨慎地行事。当前比亚乔在政府里面做事，在马基雅维里手下担任着一个普通的职务。比亚乔和他姐姐都希望，皮埃罗日后也能够在政府部门谋个差使。马基雅维里这次出使伊莫拉似乎是一个绝好的机会，让皮埃罗学习一些人情世故。比亚乔也知道，小伙子也不可能有比马基雅维里更好的导师了。事情就这样在匆忙之间定下了，那刚好是马基雅维里被授予国书和通行证的前一天。马基雅维里为人友善，对朋友十分讲义气，所以当比亚乔请求他带皮埃罗一起随行时，马基雅维里一口答应了。但是小伙子的母亲，虽然明白机会难得，却有一些不放心。小伙子从未远离过她，现在就出去闯世界，也好像太年轻了一些。此外，他还是一个好孩子，她担心马基雅维里会把他带坏了。因为马基雅维里出了名地喜欢寻欢作乐和放荡不羁。这还不算，他还丝毫不以为羞，他还会将他与那些城里女人和路边旅店的女仆的风流韵事津津乐道地讲述出来，叙述之露骨会使任何一个有品德的女人脸红。更糟糕的是，他还会十分风趣地叙述这一切，令人恼怒之余，又忍俊不禁。比亚乔于是开始劝他的姐姐。“亲爱的弗兰切斯卡，尼科洛现今已经结了婚，他会改变他那些放浪的习惯的。他的妻子玛丽埃塔是个好女人，她也爱他。你以为他会在外面花钱去搞一些在家里他不费一分钱就能到手的东西吗？”她反驳道，“一个像尼科洛那样喜欢女人的男人永远不会只满足于一个女人，如果这个女人还是他的妻子的话，那他就更加不会了。”比亚乔觉得她说得有些道理，但是他并不想认可这一点。他耸了耸肩膀。“皮埃罗已经十八岁了。如果他还没有失去他的纯洁的话，现在也该是时候了。外甥，你还是个处男吗？”“是的。”皮埃罗答道，其神态是如此安详诚实，任何一个相信这个回答的人都应该受到原谅。“我对我的儿子是再了解不过了。他不会做任何一件我不赞成的事情。”“如果是这样的话，”比亚乔说道，“你就该放心把儿子托付给一个对他事业会有帮助的人，孩子如果有头脑的话，他可以从尼科洛那里学习不少日后对他极有价值的东西。”弗兰切斯卡不满地看了她兄弟一眼。“那个家伙让你鬼迷心窍了。他想怎么摆布你都行。但是他对你又如何呢？他利用你，嘲弄你。他凭什么在衙门里比你高一头？你难道就甘心做他的手下？”比亚乔与马基雅维里同龄，都是三十三岁。但是比亚乔娶了知名学者马希利奥·费奇诺的女儿，而马希利奥又受到了当时统治佛罗伦萨的美第奇的保护。在那个年代，靠真才实学能谋个一官半职，而有关系也行。比亚乔中等身材，微微发福，有着一张圆脸，气色红润，脸上的表情让人一看就知道他有着一副绝好的脾气。他诚实勤勉，有自知之明而无妒忌之心，对他所处的平凡职位颇为知足。他喜欢过好日子，有好的伙伴，而且因为他对力所不及的东西不抱奢望，他基本上可以算是个快乐的人。虽然他不是绝顶聪明，但他也不笨。如果不是这样，马基雅维里也不会和他做伙伴。“尼科洛是当今执政团里最有头脑的人了。”比亚乔说道。“废话。”弗兰切斯卡反驳他道。（执政团是佛罗伦萨的市政委员会，自从八年前驱逐美第奇以来，一直是城邦的最高行政机关。）“他对于人和事的了解就是那些年龄长他一倍的人都望尘莫及。姐姐，请相信我，他前途远大，而且他也不会抛弃朋友。”“我一点都不相信他。一旦你对他而言没有用了，他会将你弃之如敝履。”比亚乔大笑起来。“姐姐，你是不是因为他从来没有打过你的主意才对他这么刻薄？尽管你有一个十八岁的儿子，你还是对男人挺有吸引力的。”“谅他也不敢对一个体面的女人耍坏心眼，我清楚他的德性。执政团不顾众人的愤慨，让坏女人在城里大摇大摆出风头，简直是丢人。你喜欢他是因为他能逗你乐，能讲那些下流的故事。你比他也好不了多少。”“你得记住，就算是讲下流故事，也没有人能比他讲得更好。”“就凭这点你就相信他聪明盖世？”比亚乔又大笑。“不，当然不止这些。他出使法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写的外交公函篇篇堪称范文，就是执政团中不喜欢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些。”弗兰切斯卡执拗地耸了耸肩膀。与此同时，皮埃罗就像任何一个谨慎的年轻人那样，一言不发。他对于舅父和母亲为他预先设定好的，在政府里面谋个职位的前景不是太有兴趣。但是出外旅行倒是挺对他的胃口。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舅父那些经历过世面而得来的智慧，终于战胜了母亲那些焦虑性的担忧。于是乎第二天一大早比亚乔就来叫他。比亚乔步行，皮埃罗骑着他的马驹，走了一段不长的路，来到了马基雅维里的家门口。[1]指佛罗伦萨共和国。第三章马匹已经到了门口。一匹是为马基雅维里预备的，另外两匹是为随行的仆人准备的。皮埃罗把他的马驹交给其中一个仆人看管，跟着他的舅舅进了房子。马基雅维里正在等他们，已经有些不耐烦了。他简单地向他们俩打了个招呼。“现在让我们出发吧，”他说道。玛丽埃塔流泪了。她是一个年轻的女人，并无出众的姿色。不过马基雅维里娶她也不是为了她的姿色。他就在眼下这一年娶了她，是因为他也到了该结婚的时候了，而且她来自一个出名的家庭，并且给他带来了一笔嫁妆，这笔嫁妆对于像马基雅维里这样地位和收入的人来说是相当不错了。“亲爱的，别难过，”他说道，“你知道我只会离开很短的时间。”“但是你不应该走，”她抽泣着，然后她转向比亚乔，“他不适合长途跋涉，他正病着呢。”“尼科洛，你什么地方不舒服？”比亚乔问道。“老毛病。肠胃有些不太正常。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他把玛丽埃塔搂在怀里。“再见，亲爱的。”“你可一定要常给我写信。”“我一定经常写。”他微笑着说。当他微笑的时候他脸上常有的那种嘲讽的神情不见了，他的表情中有一种动人的东西，使你能明白玛丽埃塔为什么会相当爱他。他吻了吻她，并拍了拍她的脸颊。“别发愁，亲爱的。比亚乔会照顾你的。”皮埃罗进了屋之后就只是在门边上站着。没有人注意到他。虽说他舅舅是马基雅维里最亲密的朋友，皮埃罗很少见到马基雅维里，在此之前也就只和他说过几句话而已。皮埃罗抓住机会好好地打量了一下这个从此将成为他主人的人。马基雅维里中等个子，但是因为他很瘦，所以看上去比实际要高一些。他脑袋不大，一头黑发，剪得非常短，看上去像是戴了一顶黑色天鹅绒的帽子。他黑色的小眼睛不停地转动着，鼻子长，嘴唇薄，当他紧闭着嘴不说话时，他的嘴就变成了带着嘲讽意味的一条线。他面色病黄，安静之时流露出警觉、机智、严厉和冷漠的表情。显而易见，这不是一个你可以与之耍花招的人。也许是马基雅维里注意到了皮埃罗不太自然的注视，他迅速地，带有疑问地看了皮埃罗一眼。“这就是皮埃罗？”他问比亚乔。“他母亲希望你能好好管教他，确保他不会惹是生非。”马基雅维里微微地笑了一下。“通过观察我的错误所带来的那些不幸的结果，他毫无疑问将认识到，良好的品行和勤勉的劳动是一条康庄大道，通向现世的成功和天堂的幸福。”他们出发了。他们骑着马匹走过那些鹅卵石铺就的小路，一直到了城门口。当他们上了大路后，就让马匹小跑起来。他们的路还长，所以得让马儿省着点劲。马基雅维里和皮埃罗在前面并排着走，两个仆人在后面跟着。四个人都带了武器。尽管佛罗伦萨和周边的城邦处于和平的状态，但是乡村并不太平。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遇到劫掠的士兵，而到了那个时候，旅行者所携带的通行证就没有太大的帮助了。马基雅维里没怎么开口说话。皮埃罗虽然不是天性害羞，还是有些害怕马基雅维里那张冷峻阴沉的面孔和紧锁着的双眉，心想还是等马基雅维里先开口为宜。那天上午，虽然有一些秋天的凉意，但还算不差。皮埃罗兴致也很高昂。对皮埃罗来说，能踏上这样一段探险的旅途是一件伟大的事情，而在浑身

杞并不想错过这个继续报复杨炎的机会。想来想去他只有从杨炎修建家庙的地点上做文章。杨炎修建家庙的地点曲江，曾经是李隆基和杨玉环经常游玩的地方，当年宰相萧嵩的家庙就靠近曲江，结果李隆基说曲江那个地方有王气，勒令萧嵩迁移家庙，现在杨炎又想在那个地方修建家庙，这在卢杞看来是个很好的利用机会。在卢杞看来，决定杨炎命运的时刻或许就在此时，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杨炎将被扣上谋反的帽子。“陛下！杨炎在曲江准备修建家庙这件事，依臣看来是他是有意为之。当年玄宗皇帝说那个地方有王气，勒令宰相萧嵩迁移家庙，这件当年轰动整个朝廷的事情杨炎一定是知道的，可是现在他还要在曲江修建家庙，这说明杨炎怀有异志啊！希望陛下明鉴！”事实证明：卢杞深具演说天分绝非浪得虚名，他的这番言语让李适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很长时间以来，李适可以说都在对杨炎进行忍耐，这对于本就急躁的他来讲已经完全超出了限度。如果不是杨炎的两税法对国家经济恢复发展有重大的促进，说不定杨炎早已经成为李适的刀下之鬼。坦白地讲，杨炎谗杀刘晏后，迫于舆论的巨大压力，李适已经反思杀掉刘晏是个巨大的错误。虽然这是杨炎的主意，但最后杀死刘晏的命令是李适下达的，所以李适在巨大的压力下，依然没有去拨乱反正，这既是为了保护杨炎，也是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即使在巨大的压力面前，杨炎率先顶不住将李适一脚踹向前台，李适也仅仅是心里有了诛杀杨炎的想法，但并没有发作。后来杨炎谏阻任用李希烈，李适依旧继续忍耐，即使听从卢杞的建议罢去杨炎的宰相之位。虽然卢杞说的暂时罢免是假话，但李适的内心却真的是只想暂时罢免杨炎。可是现在杨炎在有王气的地方修建家庙，这的确是怀有异志，这个做法已经触碰了李适的底线，这是李适所不能容忍的，虽然杨炎具有大功，但任何触碰底线的事情，绝不能姑息。即使没有杨炎，两税法已经形成体系，依旧可以运转实行，而且目前国家的形势，已经沿着正轨迈进，这一切都让李适充满了自信。所以，杨炎不再是李适的必需品！在我看来，这或许是李适最终下定决心杀掉杨炎的内心最深处想法。事实上，当他这种想法深深扎根于心中时，李适至少已经犯了两个错误，一个是他对国家的现状过于乐观，二是他始终没给杨炎一个自我表白的机会。杨炎的悲剧结局就在卢杞那具有感染力的话语中被悄然决定！尾声建中二年（781年）十月十日，李适下诏罢免杨炎左仆射的职位，贬为崖州（今海南三亚崖城镇）司马。在那封长长的诏书中，李适对杨炎用尽了谩骂之词：不思竭诚，敢为奸蠹，进邪丑正，既伪且坚，党援因依，动涉情故。隳法败度，罔上行私，苟利其身，不顾于国……杨炎接到罢免诏书后，虽然字字犹如针扎穿心一般，但他并没有表现得过于激动。因为在此之前他通过皇帝陛下的很多举动，已经隐约感觉到自己不再是朝廷内不可或缺的人物。坦白地讲，杨炎当时的心态还是很平静的，当年因为元载的缘故，自己被排挤出朝廷，甚至差一点做了刀下之鬼。如果后来没有崔佑甫的举荐，自己很可能会终老于道州。重回朝廷后杨炎凭借自己的能力，在帝国之内实行两税法，打下了帝国中兴的基础，成为朝廷内炙手可热的第一红人。现在一切不过又重新回到起点，从道州到崖州，这中间犹如过山车般的历程，在杨炎看来恍如隔世，一切是那么虚幻，又是那么真实。听完传旨太监的宣读后，杨炎口头谢恩后起身站起，脸上依旧是一副淡定的表情。两天后，杨炎起身离开京城，在出长安城的一瞬间，他回望那高大城门，心中不禁感慨万千。那里曾经带给他无上荣耀，也带给他诋毁谩骂，更带给他心灰意冷，而今这一切在他看来已经全部结束，前方等待他的将是漫长的孤寂与清冷。他已经做好准备，即使在孤寂与清冷中终老于世，也不愿再回到这炎凉世态的官场中。想到这些杨炎显得更加释然，然后他转身向着崖州方向走去。然而此时的杨炎一定想不到，在孤寂与清冷中终老于世居然会成为他的一种奢望，即使他已经远离这个浑浊的官场，他的命运也早已经不在他自己的掌控之中，在他身后的高大城墙之内，一个致他于死地的计划已经形成，死神已经开始向杨炎渐渐逼近。此时浑然不觉的杨炎依旧向着他心中的桃花源崖州前进。但当他一个月后路经一个地方时，杨炎的心中忽然生出一股不祥的预感，因为他经过的这个地方名叫鬼门关。杨炎很清楚关于鬼门关的传说，那是阴阳相隔的地方，跨过这道鬼门关每个人就不可能再回到阳间。现在皇命不可违，杨炎必须要前行，难道眼前这道鬼门关对于杨炎而言会是一个命运的预兆吗？在鬼门关前，杨炎的心中犹如打翻了五味瓶一样，他刹那间想到了刘晏，他始终在问自己，在这道鬼门关的后边刘晏会不会在等着自己，为此他由衷发出了一声感叹，写下了在我看来是他后悔谗杀刘晏的诗句：一去一万里，千知千不还。崖州何处在，生度鬼门关。就这样带着对前途未卜的忐忑，杨炎硬着头皮越过了鬼门关，继续向崖州走去。事实证明，杨炎的预感最终成为了现实，崖州注定成为他永远到达不了的地方。就在他即将到达崖州还有一百多里时，李适派出的杀手已经追上了他，然后和先前杀死刘晏一样，杨炎最终也被缢杀。也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这个世界似乎总是有规律的。杨炎，一个才学俱佳的人，死于自己的偏执、皇帝的猜忌、小人的陷害，让世人为之叹息。……建中二年（781年）十一月，杨炎的首级被传回京城长安。李适看到杨炎的首级后，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在他看来这既是对杨炎的惩罚，同时也是自己立威的手段。但就在他觉得权威日盛的时候，这位年轻的皇帝也充分暴露了自己性格中容易被人左右和猜忌、冲动的缺点，只是他的这种缺点在当时正被朝廷内的一致赞颂声所掩盖。然而，李适的这个缺点对他在位时期的政局影响颇深，这既是他误杀刘晏、杨炎的根源，同时也使他在未来的道路上逐渐陷入灾难的深渊。第十一章走向灾难李适顺利扳倒了杨炎，这让他瞬间感受到了立威的快感。从即位那天起，李适的狂妄与自大就已经为他走向灾难埋下了伏笔。无论是刘晏还是杨炎，李适对付他们还是绰绰有余，毕竟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朝臣，他们的命运时刻掌握在李适的手中。但缺少历练的李适对于那些彪悍的割据藩镇，居然也采取了强硬的态度，这让刚刚恢复平稳的大唐帝国瞬间再次陷入动乱之中。建中二年（781年）正月，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去世，当时谁也没有想到，李宝臣的死，居然会成为李适一朝大灾难的前奏。一个职位引发的动乱李宝臣本名张忠志，是范阳城内的一个奚族人，自幼被范阳守将张锁高收养，长大后由于善于骑射，勇猛有力，所以被安禄山看中选为射生官。安史之乱爆发后，他带领八千骑兵攻打太原劫掠太原尹杨光刿，由于立有战功，被安庆绪任命为恒州刺史。安庆绪败亡后，张忠志一度降唐，但因为史思明迅速崛起，所以不久后他又重归史思明麾下，被授以恒州节度使的伪职。史思明死后，张忠志看到史朝义率领下的安史叛军已经是强弩之末，于是他再次降唐，被任命为检校礼部尚书、恒州刺史、成德节度使的职务，并被赐名李宝臣。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当时作为河朔三镇之一，是河北藩镇的强悍者。李宝臣不仅拥兵自重，而且辖地的财政状况丝毫不逊于朝廷，所以根本不拿唐廷当回事儿，其意图是将土地传于子孙，建立唐廷之外的独立王国。代宗李豫在位时，对藩镇割据采取了姑息策略，而且李宝臣活着时，也不涉及传位于子的问题，但是随着李宝臣的去世，成德节度使的继承人问题开始凸显出来。李宝臣刚刚去世，其子李惟岳就上书李适请求袭任成德节度使的职务。性格强势的李适当然不能接受，于是他在没有和朝臣商议的情况下，擅自拒绝了李惟岳的请求。李适的态度让李惟岳十分不满，当时身为河朔三镇之一的魏博节度使田悦因为其父亲去世时，李宝臣曾经极力劝说代宗李豫同意田悦承袭父位，并得到了李豫的同意。所以这一次轮到李惟岳面临这个问题时，田悦也是上奏李适极力劝说李适同意。但李适显然不如他父亲李豫那样具备宽阔的眼界，一味的自大使他认定必须要革除父皇在位时对藩镇一味姑息的前弊。即使有很多朝臣在得知李适的强硬态度后，纷纷建议李适要慎重考虑的情况下，李适全然不理。“以前对藩镇传子，都是按照他们的要求去任命，但叛乱却从未减少，可见对藩镇的姑息不足以平乱，反而会生出更大的祸乱，朕坚信如果这一次同意了李惟岳的请求，他早晚也会生出祸乱，任命与否其结果都是一样。”李适看似信心十足，但显然他过高估计了当下帝国的实力，最重要的是，缺少历练的他在即将到来的动乱面前缺少足够的智慧。李适坚持削平藩镇，让全国的藩镇大为震惊，尤其是河北、山东的藩镇尤为惊惧。因为他们知道在全国所有的藩镇中，自己实力最为强大，必定会成为李适首先下手的对象。为了保证藩镇的独立性以及传子制度，以李惟岳为首的成德镇联手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准备以武力对抗唐廷。汴州城因为城墙狭隘，正准备扩建，有许多人纷纷传言说皇帝李适准备东巡泰山。李惟岳、李正己、田悦三人得知消息后，为了防备朝廷军队入侵，纷纷调兵遣将充分做好防御准备，但他们的动作却让李适产生了误解。三个节度使大肆调动军队备战，让李适感到无比愤怒。事实上当时李适还没有对藩镇立刻宣战的决心，但三个节度使的行为让李适误以为他们要对朝廷宣战。为了及早做准备，李适在建中二年（781年）二月，下诏征召京西防秋兵一万两千人戍守关东地区，意图进讨关东地区的藩镇。所谓防秋兵是指安史之乱后大唐帝国为了防备吐蕃的入侵，于每年秋季抽调各道士兵组成的到关中西部驻守的军队。当时吐蕃刚刚与大唐和解，西线暂时没有战事，所以李适征调部分防秋兵对付藩镇，可以看出李适对这次进讨藩镇的重视。同时李适下诏在朝廷直接控制的河南地区设立永平军节度使、郑汝陕河阳三城节度使、宋亳颍三城节度使，全都以朝廷大臣担任，作为对付藩镇的战略基地。李适的一连串部署，让三镇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在看到此战不可避免后，三镇决定率先出手，进而掌握战略主动权。当时唐廷直接管辖的邢州（今河北邢台）和磁州（今河北磁县），由于地处太行山东端，直接楔入成德和魏博镇中间，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所以田悦决定首先攻打邢、磁二州，他派遣手下兵马使康愔带领八千人马围困邢州，又让别将杨朝光带领五千人马屯于邢州西北由河东通往河北的要道上，阻断唐廷昭义镇的援军，田悦自己则亲率数万人马全力围攻邢州首府临洺城，邢州刺史李共和及临洺守将张伾据城坚守。田悦刚刚围困住临洺的第三天，远在长安的李适就得到了消息。他知道邢州战略地位的重要性，虽然此前他有征讨藩镇的全盘计划，但现在随着田悦的率先出手，李适不得不打乱先前的计划，首先营救邢州。于是李适下令让距离邢州不远的昭义镇节度使李抱真与河东节度使马燧一起出兵援救邢州，为了以防不测，李适还加派神策军将领李晟带领两万禁军出潼关协助作战。由于杨朝光已经阻断了昭义镇援军的线路，而李晟从长安出发路途遥远，算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只有身在河东的马燧，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是最为有利的援军。马燧面临的问题是要东越太行山脉，只要越过了太行山，前方就是一马平川。为了争取援救邢州的时间，马燧并没有强势出兵，而是向田悦派出使者商议停战事宜，进而迷惑叛军。而田悦则误认为朝廷惧怕他，所以同意了马燧的议和，进而不再设防。利用这样的机会，七月三日，马燧联合李抱真的人马共计八万，成功翻越太行山与山东之间的险隘关口壶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现在邯郸城下，将在那里的杨朝光围了个水泄不通。田悦正在全力围攻临洺城，当听到马燧犹如从天而降时，顿时意识到自己被马燧忽悠，他立即通知距离邯郸不远的李惟岳全力援救杨朝光。马燧得到消息后，也派出心腹大将李自良半路阻击李惟岳。马燧明白这是安史之乱以后，大唐帝国第一次对藩镇用兵，而自己这一战又是首战中的首战，为了打好这第一战，他给李自良下了死命令：“如果阻挡不住李惟岳，你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战死阵前，二是让手下人提着你的人头来见我。”事实证明，有什么样的领导，就有什么样的手下。得到主帅的死命令后，李自良果然不负众望，成功阻击李惟岳的援军，使得其不能前进半步。马燧利用这个机会，全力进攻杨朝光，只用了三天时间，全歼杨朝光的五千人马，打通了昭义镇通往邢州的道路，同时也使自己在援救邢州的同时，避免了腹背受敌。五天后，马燧进至距离临洺城50里地方。田悦知道消息后，留下部分人马继续围攻临洺城，自己率精兵前来阻击马燧。可是田悦并没意识到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自己已经陷入马燧和临洺城守军的夹击之中。当田悦带领人马拉开阵势与马燧对峙时，他一定想不到留下继续围攻临洺城的那部分人马已经开始逐渐陷入被动。田悦走后，临洺城的守将张伾开始转被动防守为主动进攻，经过几次交战大败敌军，解了临洺城之围，并出兵尾随田悦大军，与马燧形成前后夹击之势。当田悦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时，战场的局势已经不允许他再做出任何补救措施。田悦只能在唐军的前后夹击中率兵力战，但终因寡不敌众，未能打破唐军的包围圈，最终全军溃败，只带领少数几十名亲兵突出重围，连夜撤回漳水以东驻守。马燧首战告捷，接下来他并没有给田悦任何喘息之机。虽然田悦退到漳水以东后，李正己之子李纳和李惟岳派兵一万急速增援，但马燧还是决定强渡漳水主动进攻。当时淄青军在左翼，成德军在右翼，共同对漳水河上的长桥形成合围之势。从表面形势看，马燧只要渡河就会遭到合围之势，但马燧却采用了避实就虚的策略，成功渡过漳水。马燧夜间让士兵用铁链将几百辆大车连接起来，车里塞满黄土，在长桥下阻止河水流过，趁着水流变浅的时候，马燧带领人马成功涉水过河。田悦、李惟岳等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马燧会用这样的方法渡过漳水，当他们反应过来时，马燧的人马已经迅速向他们发起冲击。在黎明的曙光中，漳水岸边杀声震天，唐军在马燧的率领下越战越勇，此役斩杀叛军两万余人，俘虏三千余人，叛军遗尸狼藉，前后绵延将近三十里，其中李纳率领的淄青人马几乎被全歼，而田悦和李惟岳带领残部各自逃回本镇。唐军出兵河北首战告捷！河北战场告捷的消息很快传到了皇帝李适那里，让李适很是兴奋。此时自大的毛病继续在这位年纪已经不再年轻的皇帝身上体现出来，极度自信的李适立即下诏征发各道军队讨伐三镇。当时西自关中，西南到蜀中，南到江、淮、闽、越，北至太原，都派出军队参战，在李适的号召下，可以说战争的规模开始扩大。事实上当时李适的做法极为不明智，因为刚刚止戈的大唐帝国犹如一个大病初愈的人，是无法再经受折腾的，他并不明白一旦战争发展到一定规模，无论是谁都无法再驾驭与控制。尤其当朔方军将领唐朝臣趁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去世，进而击败其子李纳，打通了徐州通往江淮的要道，保障了大唐帝国的物资供应线后，更加增添了皇帝李适削平藩镇的信心。于是他下令让河朔三镇之一的幽州平卢节度使朱滔从北方南下进攻成德镇。朱滔是个心机深沉的人，接到皇帝陛下的诏命后，从明面上他是不能拒绝的，但朱滔本能地想到了皇帝让自己出兵，有借着平叛的名义进而削弱自己的目的，所以朱滔并没有立即发兵，而是

我甚喜悦，此地让我兵精粮足，我对南至旅顺，北至开原，东至镇江，西至广宁的子民，皆抚养之。然而其中有人不识抬举，杀我命官及各差人，又有奸细来往，逃亡不已，是其自取诛戮，我诛杀他们乃正义之举。这些奸民逃到你那边后，你不分好歹，皆将其并入行伍，然后逼他们进攻我，最终被我军杀死，因此他们之死是将军杀之过也。我原以诚开国，故自东海各处人民，皆心悦归服。又南关（叶赫）、北兀喇（乌拉）、辉发三部与我敌对，作战中箭射刀砍，而我大军战胜后尤不杀他们，只是擒而抚养之也。前日我率军征讨蒙古，蒙古人自来归顺的倒比被我大军打败后投降者多，其归顺者至今不断，是亦知我对子民之抚养之德而慕义归来。若是我真滥杀无辜，蒙古人为何来归我？素谓毛将军明智通达，何其昏然不知天时耶？南朝（明朝）国运将终，只是气数未尽，苟延残喘而已，何处不滥杀无辜，云南的安邦彦、奢寅（指奢安之乱，详见后文），安南、贵州、云南、广西邹县藤县等处的民变，南朝镇压时杀死人岂少？此南朝丧之时也。天使丧亡，将军岂能救乎？昔周朝国运将终，以孔孟之圣，尚不能救，最终改朝换代，这些将军都知道。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韩信、陈平弃楚归汉，刘整、吕文焕弃宋而归元，此皆默识天时，择主而事，名垂没世者，人何尝说他不忠。自古英明之君不念旧仇，只论新功。管仲，桓公之仇也，不杀而以之为相国，遂成霸业；敬德（尉迟敬德），唐太宗之仇也，不杀而以之为将，以有天下。今将军纵然竭力为南朝办事，然而君臣昏迷，将军反受祸患，哪有好处？南朝气数尽矣，各处起兵，又丙辰年（1616）大风，破坊拔树，各殿楼台脊兽都被吹飞了，戊午御河雨流血水（1618年北京故宫御河里水成红色），此乃天示将亡之兆耶！天运循环，前代良将贤才弃暗投明之故事，将军岂不知么？时势如此，机会错过，悔之不及。佟驸马（佟养性）、刘将军（刘兴祚）单身来投，李驸马（李永芳）与边东广宁诸将，皆临阵倒戈，今皆为显官，将军若来，又非他将之比也。利害昭然，将军量之。天命丙寅年（1626年）五月二十日。毛文龙看完信后大怒，说：“这奴酋敢如此胡说！我文龙自出广宁来，但知有死，不知有降，但知灭胡，恢复辽东，别的一概不知！”招降毛文龙失败，让努尔哈赤隐隐感到，自己有生之年怕是无法解决毛文龙的问题了。在努尔哈赤招降毛文龙的同月，蒙古科尔沁部台吉来见，努尔哈赤出城十里迎接，并且说：“今我无恙，得相会足矣。”能出城十里迎接，可见伤得不重。一些人说清朝要极力掩盖努尔哈赤被袁崇焕打死的事实，所以清方史料不可信。然而，明朝方面的史料也有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重伤”后活动的记载。比如明人陈建所编写的《皇明通纪辑要》记载：天启六年五月，“奴酋（努尔哈赤）掩袭炒花，杀其名王，掠其牛马”，即是讲努尔哈赤在正月受伤后远征蒙古之事。而明兵部尚书王在晋所著《三朝辽事实录》记载，天启六年四月间，“奴酋攻杀昂奴”、“奴酋将炒花台吉杀死”等记载，这也是努尔哈赤“重伤”后征战蒙古的明方记录。所以综上，明清双方的史料都记载了努尔哈赤在第一次宁远之战“受重伤”后北征蒙古的各种活动。因此，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中没有身受“重伤”，更没因受重伤而死，那么，努尔哈赤到底是因何致死的呢？我觉得有如下原因：一，一个四十三年每战必胜的人，已经六十八岁了，突然一下子遭遇失败，心理承受不了。这就像一个北大学生，从小到大一直被保送，最后大四时因为毕业论文而跳楼是一个道理。一个人只有经过多次失败，练就一颗坚强的心脏，才能够扛得住打击。而一直胜利的人一下子经历一次失败，往往会导致心理失调，尤其是到了迟暮之年的人，更容易出问题。努尔哈赤少年不幸，但自从起兵以来每战必胜，一个四十三年没经历过失败的人，一下子被初出茅庐的人打得大败，心情是可想而知的。赫赫有名的沙场老将败在初历战阵的青年将领手中，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创伤，整日心情郁愤。《清太祖实录》记载三月初三日，沉默寡言的努尔哈赤变得唠叨起来，他不厌其烦地问身边的大臣：“难道是我对国势的安危、民情的甘苦不省察吗？难道是我心生怠惰吗？难道是我对那些立过功勋、为人正直的人没有重用吗？”不然何以会打败仗呢？他百思不得其解。他不时问自己：“我的儿子中真有像我这样尽心为国的吗？我的大臣们都是勤于政事的吗？我的对手明朝是怎样的情形呢？”《清史稿》则记载努尔哈赤说：“朕用兵以来，未有抗颜行者。袁崇焕何人，乃能尔耶！”这是努尔哈赤死亡的心理原因。二，努尔哈赤因为年迈体衰，长期驰骋疆场，鞍马劳累，积劳成疾。这年七月，努尔哈赤身患毒疽，这是努尔哈赤死亡的身体原因。1626年9月30日（农历八月二十日）努尔哈赤病死，时年六十八岁，谥号“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端毅钦安弘文定业高皇帝”。盖棺定论，我们该对努尔哈赤作总结了。清朝官方写的《清实录》这样评价努尔哈赤：（努尔哈赤）诚以居心，公以御物，惜才勇，虽仇必用，考功罪，虽亲必惩。逆者临之以兵，诛除不施无罪，顺着绥之以德，凶顽罔不倾向。创国书，立兵制，设官属，严法令，平狱讼，尚义理，进忠直，退邪佞，崇节俭，厚风俗，睦宗族，重农桑，赈穷乏，真是天生圣人，超越古今而登峰造极。这些评价有的是中肯的，但总体上极度美化了努尔哈赤，那么努尔哈赤究竟是个什么人呢？与努尔哈赤同时代的李民奂《建州闻见录》记载：“努尔哈赤为人猜忌、严厉、残暴，即便是他的妻子和一贯不错的下属，稍微惹努尔哈赤不高兴，就遭杀害。”该书还记载：满洲人最高兴的事是出兵抢劫。战争是满洲人的节日，一听说有仗可打，每个满洲人脸上都是抑制不住的亢奋。全城的满洲人都兴高采烈地穿上自家准备的原始的盔甲，相互传告说：“抢西边儿（明朝在后金地盘以西）去！”与努尔哈赤打过交道的朝鲜人的《光海君日记》记载：“努尔哈赤本性凶恶，如果想要别人的财物就用兵来威胁，人人欲食其肉，怨恨他的人满街都是。”对女真人而言，努尔哈赤的确堪称民族英雄，但对辽东的汉民百姓而言，努尔哈赤则是死敌。努尔哈赤的爷爷、姥爷、舅舅（堂姐夫）、舅母（堂姐）、父亲，一家五位亲人被明朝杀害，他的复仇之心我可以理解，真正造成悲剧的是明朝政府，他如果报仇雪恨也应该去拿罪恶的政府开刀，百姓何辜？在1625年努尔哈赤迁都沈阳之前，为了确保他自己的安全，努尔哈赤对辽东进行了大屠杀，大屠杀前他发了一份布告，这份布告记载在《满文老档》里，本人不懂满文，但《满文老档》由于被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译成汉文了，所以可以看，可以用。布告节选如下：我取辽东之后，未杀尔等，亦未动房舍耕地，未侵家室什物，皆豢养之。如此恩养，竟成不是。古河之人，杀我所遣之人而叛。马前寨之人，杀我使者而叛。镇江之人，执我委任之佟游击送明而叛。长山岛之人执我所遣之人送广宁。双山之人，暗通敌兵，杀我之人。岫岩之人叛逃，为费书生首告之。复州之人反叛，带领明船前来。平顶山隘口之人，杀我四十人而叛。不思我养育之恩，仍向明朝，故杀此有罪地方之人。无罪之人居住日久，难免不乱，故迁至北方，给以房舍田地食粮豢养之。虽如此养育，然窝藏奸细，接受扎付，叛逃而去者仍然不绝。本年船城之人，耀州之人，欲带户口投明，遣人勾兵前来领取之。彰义站之人，为明兵来时，棒击诸申而备置棍棒。鞍山、海州、金川、首山等周围之堡人，皆曾窝藏奸细，勾兵前来带领而去。我等驻扎时，尔等尚如此杀我诸申而去，以及备置棍棒。我等往猎或出兵之后，尔等岂能安然处之？窝藏明遣之奸细、接受扎付、备置棍棒等种种恶行，皆在外书生、官员亲戚及前大臣尔等之所为也。至于在沈阳之官员及筑城、及充役之人知之何妨？无非为尔等之恶牵连而被杀耳。尔等既不思养育之恩，心仍向明，故杀尔等外乡之头人者，即为是也。布告完毕，“八旗大臣分路前往，下于各屯堡杀之。杀完后甄别之，当养者，以男丁十三人，牛七头编为一庄。此次屠杀，使贤良书生，亦被杀绝。”努尔哈赤怕穷人造反，于是把辽东所有穷人杀光，又怕富人聚众叛乱，便把所有富人屠杀了，最后辽东只剩下鞋匠、木匠、裁缝和戏子，因为这帮人活着对他们的生活有用。比利时人南怀仁在康熙年间来到辽东，他在《鞑靼旅行记》中这样记载：“辽东地区村镇全已荒芜，到处是残垣断壁，瓦砾成堆，一片狼藉，战前的许多村镇都已消失，目力所及都是老虎和熊以及其他猛兽，很少看见人家。”《鞑靼旅行记》是南怀仁1682年写的，距离努尔哈赤的大屠杀已经过去五十七年，五十七年下来，辽东依然如此，足见努尔哈赤对辽东破坏的严重程度。据《平寇志》记载，努尔哈赤部下兴安总兵抢了一百个美女，制作长押床，把她们全裸后放在床上，“次第奸淫”，然后在地上插木桩，把女人们绑在木桩上，之后用刀剜下阴部，“以线贯之为玩弄”，随后杀尽妇女，把她们的遗体抛尸江中。事后努尔哈赤并不追究此人责任。努尔哈赤如此暴虐无道，其罪行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如此暴君，我不想多言，就以当年明月对努尔哈赤的评价来结尾吧：遍览他的一生，我没有看到进步、发展、只看到了抢掠、杀戮和破坏。我不清楚什么伟大的历史意义，我只明白，他的马队所到之处，没有先进生产力，没有国民生产指数，没有经济贸易，只有尸横遍野、残屋破瓦，农田变成荒地，平民成为奴隶。我不知道什么必定取代的新兴霸业，我只知道，说这种话的人，应该自己到后金军的马刀下面亲身体验。马刀下的冤魂和马鞍上的得意，没有丝毫区别，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任何人都没有无故剥夺的权力。第十一章棋逢对手，攻防大战努尔哈赤死前没有指定接班人，他死后，究竟由谁来继位呢？努尔哈赤总共有十六个儿子，其中封为贝勒的有八人，当然是从这八人中来选。八人包括四大贝勒：代善（次子）、阿敏（努尔哈赤的侄子）、莽古尔泰（五子）、皇太极（八子）；四小贝勒：阿济格（十二子）、多尔衮（十四子）、济尔哈朗（努尔哈赤的侄子）、多铎（十五子）。咱们一个个看。代善：本来努尔哈赤定代善为自己的接班人，代善性格宽厚，深得人心，且军功多，努尔哈赤曾说：“我百年后幼子和大妃就交给代善抚养。”皇太极玩了个阴招，他得知努尔哈赤的大妃两次派人送佳肴给代善，代善都收下了，大妃经常派人去代善家，还在深夜外出。于是皇太极让一直对大妃得宠吃醋的努尔哈赤的小福晋，把这些情况告诉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派人调查属实，于是代善被努尔哈赤从接班人的名册里拿掉，但代善始终不知道此番自己倒霉的幕后黑手是皇太极。代善手中有兵权，统领正红旗，在权力争夺中不可小视。阿敏：他是努尔哈赤的侄子，自然没戏。但他统领镶蓝旗。莽古尔泰：他是那位跟代善眉来眼去的大妃富察氏的儿子，政治资本大打折扣，但是他统领正蓝旗。皇太极：1592年11月28日出生，他面色赤红，眉清目秀，行动稳健，举止端庄，聪明伶俐，耳目所经，一听不忘，一见即识。他很爱看书学习，在努尔哈赤的儿子中唯有他既能说汉语也能写汉字，看得懂汉文书，其他人大多会说汉语而不会写汉字。满族及先世女真人素以尚武著称，皇太极从小就喜欢打猎，当皇帝以后，皇太极还对小时候这种生活记忆犹新，曾说：“太祖时，朕听说第二天要外出打猎，提前先踢足球做好准备活动，如到时不让去，哭着也要请求前往。那时仆从很少，人人各自牧马披鞍，劈柴做饭，即使这样艰苦，也乐于跟着为主效力，国家之有今日兴隆正是这种努力奋斗的结果。”皇太极弓马娴熟，能百步穿杨，《清太宗实录》记载，有一次他一箭射穿了奔跑中的三只黄羊。努尔哈赤的儿子中，他实力最强，无任何“劣迹”，统领正白旗。阿济格、多尔衮、多铎都是努尔哈赤晚年最宠爱的大妃阿巴亥所生，大妃相当于皇后，所以此三人对皇位竞争不可小视，但他们三人都没有军队。济尔哈朗：他是努尔哈赤的侄子，自然没戏。总而言之，对于最高权力的角逐有希望的是代善、皇太极、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代善知道自己的实力和能力远不如皇太极，且自己本身就有丑闻，皇太极在萨尔浒之战、沈辽之战、征服叶赫部之战、征讨科尔沁之战中立下赫赫战功，有杰出的军事才能，所以代善支持皇太极。现在关键问题就是阿巴亥的三个孩子了，阿济格二十一岁、多尔衮十四岁、多铎十二岁，就阿济格成熟。为了消除隐患，代善和皇太极假传努尔哈赤遗志，说努尔哈赤临终遗命赐死阿巴亥，阿巴亥的三个儿子都没有兵权，所以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母亲被逼殉葬。阿巴亥一死，没有兵权的阿济格三兄弟只得退出权力争夺，皇太极继位，定年号天聪。他发布诏书曰：若谓我国褊小，不宜称帝，古之辽、金、元，俱自小国而成帝业，亦曾禁其称帝耶？且尔朱太祖，昔曾为僧，赖天佑之，俾成帝业。岂有一姓受命，永久不移之理乎！天运循环，无往不复。有天子而废为匹夫者，亦有匹夫起而为天子者。此皆天意，非人之所能为也！（《清太宗实录》卷五）至此，皇太极已经公开暴露了彻底掀翻大明的野心。皇太极继位后，即对后金体制做了一系列改革，努尔哈赤时，汉满矛盾十分尖锐，汉人有的向饮水、食盐里投毒，有的把猪毒死后卖给满人，有的拦路砍杀单独出行的满人，皇太极有鉴于此，对汉人要比努尔哈赤时代好很多，他下令对汉人壮丁分屯别居，对汉族投降的人编为民户。与努尔哈赤屠杀儒生不同，皇太极开设科举。努尔哈赤把辽东的汉人知识分子杀得就剩三百个了，全都给八旗当奴隶，皇太极把他们恢复为平民，开科取士，考上的有二百人，这些人一下子由奴隶变为官吏，自然乐于为皇太极卖命。在这批汉奸的帮助下，后金政权不断发展，走向汉化。这些汉奸中最著名的就是范文程了，每次议论国事时，皇太极总会问：“范章京（清朝对武官的称呼）知道这件事吗？”如果国事议论不决，皇太极就说：“为什么咱们不去跟范章京商量一下呢？”一次范文程跟皇太极一起吃饭，范文程看着一桌子珍馐美味，若有所思，便停下筷子不吃。皇太极猜到范文程是在思念老父亲，于是立即派人把这桌子菜打包送到范文程家里给他父亲吃。在范文程辅佐下，皇太极还仿效明朝，设立六部（吏部、户部、兵部、礼部、刑部、工部）、内三院（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都察院，后来由于皇太极征服了蒙古人，所以他设立蒙古衙门（崇德三年改称理藩院），专门处理民族事务，随着日后清朝统治地区增多，最终理藩院管辖包括内外蒙古、青海、西藏、新疆的少数民族事务，俄罗斯事务也归理藩院管辖。正是在皇太极统治时期，清国的政治体制确立。皇太极初年的改革史称“天聪新政”，在他刚即位时，明朝这边就立刻做出反应，袁崇焕得到明熹宗的批准后，派遣使者前往祝贺，以刺探虚实。这是明朝与后金第一次正式的外交活动，十年你死我活的战争之后，明朝不得不正视后金的存在，可见要想让敌人承认你，除非你自己足够强大。皇太极自然明白袁崇焕使者的来意，于是将计就计，对明朝使者盛情款待。双方就议和事项展开谈判，皇太极深刻明白一个道理，“南朝（明朝）虽师老财匮，然以天下之全力，毕注于一隅之间，盖犹裕如也。”后金的汉族官员对皇太极说：“（和议）成不成亦何

时由17世纪60年代中叶严重的人口衰减所引起的劳动力短缺，这两者相结合，终于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削弱了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因为当人口减少时，对劳动力的需求必然增长。佃农的境况立即得到了改善，永佃权有所发展，地主们也必然较以前更愿意订立有利于佃农的契约。在中国的某些地区，尤其在东南地区，人们发明了一种多重所有权制，土地原主拥有“田底”权，而另一方拥有“田面”权，称为“一田二主”。同时，既是为了招徕佃客，也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地主缙绅们提出了改善佃仆处境及业主与佃客之间关系的措施。在17世纪40年代佃仆、佃客暴动期间，阶级矛盾曾发展到了对抗的顶点。1658至1661年间，有人建议分田给佃仆，使之成为佃客，实际是以交纳谷租的形式来完成他们的劳役。又有人建议，佃仆至60岁可免奴为民，其后代可以按一般佃农对待。1661年，浙江的一些由地主们所赞同的措施，也改善了佃客的处境。官府颁布条令，在水旱灾年，以及对寡妇、或遭受天灾人祸的佃客，应按规定减轻租率。这些以及其他一系列措施，包括在收租时提供酒食，及向没有家畜的佃客馈赠小猪等，都旨在使农村恢复16世纪旧的世袭关系。实际上，人们甚至力劝地主在佃客无依无靠而又需人供赡时收养他们。在另一方面，政府继续禁止那种人身隶属关系。1681年，安徽一位巡抚徐国相上奏康熙，请求下诏禁止地主迫使佃客从事力役，或将他们随田出卖，并得到了康熙的同意。康熙还通过户部下令：“今缙衿大户，如有将佃户穷民贫民欺压为奴等情，各省该督抚即行参劾。”因此，到了17世纪末叶，中国多数地区的富人不再使用佃仆了；只是在零散的一些地区例如徽州宁国，直至雍正年间，“世仆”、“细民”还依然存在，但在1727年和1728年，这也被严令禁止了。于是，当时的社会承受了经济与政治压力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了一种社会阶层的均平化。士绅与平民之间的距离事实上是缩小了。例如在服色上，崇祯年间，有较高功名的人，他们的衣领、冠帽与其他人的衣着明显不同，但在清初的这些年里，光凭衣着就越来越难以看出一个人是否为士绅了。甚至作为高级士绅——士大夫的衣着，也变得不那么奢华了，身份界限开始模糊起来。与此同时，大地主人数的比例有所下降，自耕农开始作为新的社会阶层出现，他们受到国家的保护，通过在自己所拥有的小块土地上的劳动，对农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作出贡献。随着这一社会阶层均平化的发生，上下阶层之间的距离的缩小，人身的“投靠”日益减少。而这一现象甚至在没有中央政府对奴仆化现象的约束下，也可能产生，因为“投靠”首先是在政府无力有效而公正地征收赋税的地区出现的。也就是说，一旦政府改革了赋税征收制度，使士绅们无法为投靠者提供逃避赋税的保证，投靠现象自然就会消失了。

赋税制度改革

清廷在多尔衮时期以及顺治亲政之初，就已致力于改革赋税征收制度了。如上所述，这些早期改革的最大成就，就是部分地废除了明朝加派的军饷。另一主要成就，则是丁口数与登录在赋税册上的土地数的增长。例如在1645至1661年间，丁口数从1000万增至1900万，约增加了90％。同时，从1651到1661年，登录在册的土地面积几乎翻了一番，从29亿亩增至约52.6亿亩。这些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财政专家王宏祚对赋税管理制度的改革。王宏祚是这样一些官员的典型人物：他们与清人合作，是因为新朝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推行改革的机会，而在明朝，这些改革总会受到拒绝。在清朝，王宏祚受命担任编定新赋税定额这一关键性任务，并因编集有功，被授官尚书。据《贰臣传》载：本朝顺治元年投诚，受官苛岚兵备道……复授户部郎中。时中原甫定，图籍散佚，部臣以宏祚谙习掌故，奏令编订《赋役全书》……（后被劾）降三级，留任。十五年，《赋役全书》成，录宏祚编辑劳，还所降级。是岁考满，加一级……擢户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命同大学士巴哈纳等核订律例。由于行政上缺乏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土地丈量的财力，王宏祚正确地决定，在中央对赋税制度进行改革的最好办法，就是重新估价所有的定额，然后利用明朝的土地测量簿，来登录现在的土地占有情况。同时，他还合并了一些地方杂税，并将几项利入收归户部。王宏祚的改革虽然首次编成了一部全国统一的赋税册，但它也像17世纪50年代其他一些改革一样，仅仅是对赋税征调的行政程序进行调整，而不是直接打击逃税现象与缙绅特权。然而逃税现象，确实一直是清政府自从夺取明朝京城北京以来财政上持续地出现积欠与赤字的主要原因。这并非因为地主们似乎缴不起赋税。顺治年间，尤其在江南地区，不动产业十分繁荣，稻米价格的上涨，鼓励着土地所有者将尽可能多的钱投资到田地中去。叶梦珠描述江南东部的这种现象说：顺治初，米价腾涌，人争置产。已卖之业加赎争讼，连界之田挽谋构隙，因而破家者有之，因而起家者亦有之。华青石五六斗田，每亩价值十五六两；上海六七斗田，每亩价值三四两不等，田价之贵至此极矣。康熙十九年庚申春，因米价腾贵，田价骤长，如吾邑七斗起租之田，价至二两一亩；甚至有田地方各就近争买者，价至二两五钱以及三两。华娄石四五斗起租之田，价至七八两一亩，昔年贱价之田加价回赎者蜂起。后来，当17世纪80年代稻米价格下跌时，有许多投资者破了产，但在此之前，许多江南地主，尤其是那些享有免税特权的地主，在清初的经济繁荣中获利甚巨。起初，为赢得缙绅阶级的支持，清政府蠲免了所有生员及功名更高者的力役。这一政策是满人于1635年制订的，但此后它的具体实施未受限制，而且发展成了缙绅阶级的赋税蠲免权了。现在，自1657年起，顺治开始扭转这一政策。顺治在考察了赋役蠲免制度后，下诏规定凡有功名者，不拘等级，均可蠲免一丁的徭役，而且此项蠲免权仅由有功名的士绅本人享受，不得旁及家人，但只字未提蠲免赋税等事。接着，皇帝着手解决滥用这一类有限制的特权的问题。次年，皇帝颁下敕书，十分明确地将长期来赋税征调不足归咎于逃税现象：“豪强”占隐，“上下推诿，不肯清出实数”。王宏祚《赋役全书》于1659年颁布后，知县官须依令编排一县之奏销册，列出当地拖欠赋税的缙绅衙役的名单。正如杨雍建所指出的那样，朝廷中的政治朋党是地方文人社会组织的一种表现形式；而朝廷中的朋党又反过来维护地方缙绅的经济利益。因此对缙绅党社的打击，与对缙绅经济特权的打击是一致的。清廷同时还敕令县官申报拖欠赋税的缙绅名单，并实施1652年禁止组织盟社的条令。1660年4月23日，顺治批准了杨雍建奏章，重申此令，严禁以标语、揭贴指斥政府的行为。从此以后，直至20世纪之际清朝统治的最后几年，官府都有力地制止了中国文人参与自发的政治运动。清廷以行政需要与务实管理的名义——实际上，是以明初严厉的君主专制主义的名义，否定了明朝后期政治运动中的个人英雄主义与集体理想主义，宣布它们违背国朝的法规。法律与秩序将得到恢复，但需要以正义的奉献与自主的社会批评为代价。说江南党社的消失完全是官府镇压的结果，也不免失于夸张。如前所述，至17世纪50年代中期，文学或学术性的结社，就早已因争执不和而大为削弱了。早在60年代官府实施镇压之前的1653年，吴伟业将江南所有盟社联合成“十郡大社”的企图，就已经失败了。但事实依然是：在顺治皇帝的新禁令之下，当生员被发现为某一盟社的成员时，就将不再予以豁免，而由县府当局加以逮捕。皇帝的赞同使早先的禁令更为强硬有力了，文学结社虽然并未完全消失，但他们已不再是普遍存在的缙绅社会组织的体现了。以往社会名流互相结交时须明确某人隶属于某一盟社，而从此以后，他们实际上就都只以同窗相处了。“同学”一词就是从那时开始广泛流行的，并被沿用至今。

朝廷对缙绅特权的打击

在此后的鳌拜摄政时期（1661—1669），顺治被弄得似乎是成了汉族缙绅尤其是南方缙绅的热情保护人。事实上，通过深入研究顺治的政策，可以表明正是由他发起并展开了对缙绅特权的打击。这种打击，在顺治过早去世后，由鳌拜手下的满洲排他主义分子推行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顺治并非不愿意与地方名流的利益之间寻求一种妥协，在1661年可能因患肺结核而卧病不起之前，他已注意到王宏祚及吏部尚书孙廷铨的建议：对欠赋甚巨的江南地主表示宽大。如果皇帝多活几年的话，满人对缙绅特权的打击甚至可能缓和。但在1661年2月5日，在染上天花三天之后，顺治皇帝驾崩了，年仅24岁出头。他在病床前立其七岁的儿子玄烨为太子，是为康熙皇帝。由于康熙过于年幼，无法亲政，顺治还任命了以鳌拜为首的四位辅臣。正是这些满洲贵族，决意不再容忍江南士人的任何反抗，将打击缙绅特权的运动推向极点。1661年4月，苏州的一群缙绅借在孔庙祭祀已去世的皇帝之机，向知府朱国治提呈了一个请求，请他免去一位特别残酷的知县的职务，这个汉军旗人就将上请者投入了监狱。在牢房中等待着他们狱友的是几个早些时候作为郑成功的接头人而被捕者，这些人合起来总共有18位，都被斩首示众了。这一事件被称作“哭庙案”。在做出这一严厉的反应之后不久，新政府又给了缙绅们一次沉重打击。江浙3000名缙绅地主被宣布逃避赋税，锒铛入狱，受到士卒狱吏的凌辱拷打。另有1万名缙绅受到“奏销案”的牵连，因拖欠赋税，被革去功名。长江下游的缙绅们吓得魂飞魄散，认识到他们不得不与清廷通力合作，揭发逃避赋税的行为，以保全自己有限的免税特权。一旦奏销案得到彻底查办，缙绅阶级已经就范，中央政府就多少做了点让步。通过称为“均田均役”的新赋税登录制，一种妥协开始露出苗头。江南地方官为依据土地占有状况，重新组织里甲制，以使赋役额与土地占有额相对称，就按标准单位来划分土地，以便籍记，并严格限制没有缙绅特权的地主的负担。新制推行缓慢，最初始于松江府，直至1674年平定三藩之乱后，才在全省展开。但渐渐地，一种新的土地籍记册制建立了起来，土地登录严格，其可靠性直达于各家各户，而不是依靠税头。税头制是清朝承明朝旧制而来的。由于在江南这个对帝国财政收入举足轻重的省份中彻底重建了赋税征调制，也由于在北方重新改定了赋税份额，就在国朝军费增长的同时，它的财政收入也有了显著增长。1651年，清政府的岁入为粮570万石、银2110万两。到了17世纪80年代，清政府的岁入为粮700万石、银2700万两，增长率达23％。当外国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之时，清政府赋税收入要达到万历年间的水平，还需要3/4世纪的时间，但后来康熙、雍正年间国家的财政盈余，已经就此打下了基础。初期的满清国家现在在财政上已颇为宽裕，并创造了一种制度的力量，以此去向中央政府控制的地区相当公平有效地征调财力物力。在专制制度的历史中，专制君主常常通过组建一套官僚机构，摧毁贵族的封建特权，来建立自己的权力。但中国自10至11世纪起，官僚作为占支配地位的阶层，取代了六朝及唐朝以来的大贵族家族，君主的最主要权力的竞争者，就已是科举出身的缙绅阶级本身了。虽然缙绅们的身份品位总是由皇帝授予的，但他们经常试图使自己临时性的特权成为永久性的东西。然而，由于这最终得依靠军事力量、政治上的正统地位以及皇帝所授予的合法权力，所以官僚缙绅阶级从未发展到使自己封建化的程度。但甚至在14世纪强大的独裁君主明太祖创立了一个军事贵族阶层，以科举选拔来取代官僚世袭的荐举权，从而打破了长江下游地区大地主的经济控制之后，缙绅阶级仍然扩展着其非正式的地方权力。他们不是违法乱纪，就是曲解法律原则，以便获得佃仆及半奴仆化的佃农。明朝在灭亡前，已被缙绅们对其征赋募兵之全权的分夺所削弱，某些有治理能力的士大夫甚至要求正式承认地方缙绅的统治权。同时，他们还试图将文化上的正统教育机构，转变成非法的朋党政治权力的基础。这一向着缙绅阶级家族统治发展的倾向被满洲政府所制止，这部分地是由于帝国的文人们亟需满洲军队的帮助来对付反叛与军阀，部分也是由于新满—汉国家可求助于两组同盟者，以取代其自身的氏族贵族，限制官僚阶级的经济特权与政治权利。第一组同盟者是一群混血儿：即非纯粹的贵族，又非纯粹的官僚，他们是汉军旗人，组成一个新的特等阶层，通常都尽忠于皇帝。他们介于满洲贵族与汉族士人之间。第二组同盟者的界限就没有那么明确，这些人之所以凑在一起，全靠多尔衮摄政时期的政治阵线，当时区域利益使得南北方的文官们分道扬镳。明朝灭亡时，北方官员的地位在短期内有所提高，由于他们对再次迅速兴起的南方士人的敌意，使得当时主要的大臣们暂时地从在总体上维护官僚阶层的一般利益，转向了在个体上打击南方缙绅的特殊利益。这样，1660—1661年间对江南缙绅的影响深远的打击，就同时是满族本土主义与汉族地域主义的产物。它所引起的经济变革，既是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本身的必然性的产物，同样也是清朝统治的政治偶然性的产物。就其本身的意义而言，夷狄之人毕竟是对中国晚期君主专制制度危机的一种解决形式。

把他拒之门外的城市。袁懋功此刻想要向朝廷指出的是，像阮大铖这类声名狼藉的人会腐蚀新朝。袁懋功告诉皇帝：阮大铖“坏事明朝”，以致“士林不齿”。因为他“误江南数万之生灵”，公开用他，势必招致南方文人的不满。而且此人“在前朝则坏前朝，在今日必坏今日”。结果，阮大铖很快就销声匿迹了。有人说他在浙江当了和尚。但是关于他的晚年，更加可靠的说法看来是，他全心全意地为清军出谋划策、效力尽忠，也许是以此重温他早年想成为一名军事英雄的梦想吧。事实上阮大铖看来是在闽浙边境一带干劲十足地从事这些军务活动，以致到了撩起书生长袍加入行伍的地步。最后他在福建北部山区的一次艰苦的徒步行军中摔死了。不过，阮大铖的死并没使袁懋功的议论失去意义。同是在这个告诫勿用阮大铖的奏章中，袁懋功还提出其他原明朝官员也要受到审查。这些投降的文人既然不能马上被录用，就应该遣返回乡，在那儿他们可以帮助恢复秩序，以防政权落入土豪手中：伏乞敕下该部，详查南官在京者，悉令各回原籍，静听量材酌用。在多尔衮实际收到这份奏章的几个星期之前，钱谦益已经以疾病为由婉言推托了在京城的职务，请求回乡。虽然多尔衮依旧宠待他，委派两名王朝官员照料他，准许他利用政府的驿站去南方旅行，但是钱谦益的引退与袁懋功关于许多归附者的恶劣政治作风的警告，是不无关系的。他的离去标志着像陈之遴这样的年轻人开始出人头地，他们既没有受到以往之党争的那么严重的腐蚀，在公众心目中也没有与投机性的卖身投靠那样紧密地联系起来。

土国宝和太湖复明分子

溧阳、淮阳起义

1646年复明分子的失败

船也争相靠近敌船，然后以“五梅花”战术，五艘战船围攻敌一艘战船，澎湖海面炮火矢石如雨，烟火蔽天。战至下午，南风大作，清军处于上风，各船扬帆疾进，分割围歼敌船，锐不可当。经过一整天的激战，清军大胜，共击毁郑军大小战船一百九十艘，歼敌一万七千余人，而清军仅亡三百二十九人，伤一千八百余人。刘国轩见大势已去，率残部逃回台湾，自此郑军主力全部覆没。郑克塽见澎湖失守，精锐丧尽，无力抵御清军，只得遣使赴澎湖请降，八月十一日，施琅率军到台湾受降。康熙统一台湾后，又开府设县，加强了中央对台湾的管辖，促进了台湾经济文化的发展。3.雅克萨之战和《尼布楚条约》清军入关后，黑龙江一带屡遭沙皇俄国的侵扰。当时清政府忙于攻取江南、平定三藩、收复台湾等，无暇顾及东北黑龙江一带，给沙俄入侵造成了可乘之机，致使沙俄先后占据雅克萨、尼布楚等地。他们在这些地方修建碉堡，建立殖民地，强征当地居民的赋税，甚至向清朝发布外交文书，要清朝皇帝向他们称臣，无理要求中国每年向沙俄进贡白银四万两和丝绸等物品，这一切都遭到了康熙帝的严词拒绝。沙俄于是又增兵雅克萨，修筑更多的堡垒据点，并扩大侵略范围。三藩平定后，国内政局基本安定。康熙帝认为应适时出兵黑龙江，给沙俄侵略者以应有的回击，以保卫国家的领土主权不受侵犯。康熙二十一年（1682），康熙帝回盛京沈阳拜谒太祖、太宗陵寝之机，亲自到边境调查情况。他乘船沿松花江北行，询问由黑龙江逃回来的百姓，打听那里的情况，听到百姓对沙俄的愤怒与咒骂，康熙知道民心思归，不为沙俄所用，这是击败沙俄、保卫边境的有力保证。经过实地了解，康熙帝对出兵黑龙江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回京后，为了更好地掌握沙俄的实际情况，康熙帝又派都统郎坦率领几百名健卒，化装成猎人，深入雅克萨一带侦察敌情，勘察地形交通。经过一个多月的侦察，郎坦取得了可靠的材料，绘制了地形图回到北京。为了永保边境的长治久安，康熙认为必须在边境建城驻兵，屯田开荒，修筑水路、公路，以加强同内地的联系，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加强边境地区的防御能力。康熙二十二年（1683），康熙帝派兵驻守瑷珲等地，任命萨布素为黑龙江将军，派户部尚书伊桑阿到吉林督造船只，修通水路，扩建陆路，使边境与北京的联系几天就可以通达。康熙帝还谆谆告诫萨布素，要关心和保护好边民，加强军民团结。经过两年的准备，康熙二十四年（1685）康熙帝派彭春为都统，率领陆军水军一万五千人，浩浩荡荡开到雅克萨城下，把雅克萨围了起来，沙俄军队经过几年的准备，把城堡修得十分牢固，彭春观察了地形之后，在城南筑起土山，让兵士站到土山上往城里射箭，城里的俄军以为清兵要在城南进攻，就把兵力拉到城南。哪知清军却在城北隐蔽地方放了火炮，趁城北敌人防守空虚，突然轰起炮来，炮弹在城头呼啸着飞向城里，敌人的城楼被炮弹击中，燃起了大火。第二天清晨，清军又在城下堆起柴草，准备放火烧城，俄军头目吓得慌了神在城头扯起了白旗投降。攻下雅克萨后，康熙帝告诫萨布素要警惕沙俄军队卷土重来。果然，沙俄军不久探听到清军拆了雅克萨城堡后，便出城回到瑷珲城的消息，马上又回到雅克萨，把城堡修筑得更加坚固。于是康熙命令萨布素率军第二次进攻雅克萨，这次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战争持续了三个月，最后沙俄头子托尔布被击毙，士兵死亡百分之九十，清军重新夺回了雅克萨。随后，康熙致书沙皇，提出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沙皇因两次受挫，看到想用武力霸占黑龙江流域毫无希望，只好答应谈判，谈判中，沙皇代表果洛文使出浑身解数，耍尽了无赖手法，清朝代表索额图义正词严不卑不亢。最后，果洛文害怕再赖下去，将失去在黑龙江一带的所有地方，只好接受了中国代表的方案。康熙二十八年（1689）七月二十四日，中俄双方在尼布楚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划分了两国边界，肯定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领土。这是中国历史上同外国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表明了康熙帝独立自主外交的胜利。4.三征噶尔丹，善治蒙古《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的第二年，沙俄政府又唆使准噶尔部的首领噶尔丹进攻漠北蒙古。当时，除漠南蒙古早已归属清朝外，漠北和漠西蒙古也都臣服了清朝，准噶尔部族是漠西蒙古的一支，本在伊犁一带过着游牧生活，噶尔丹统治准噶尔部以后，又野心勃勃地兼并了漠西蒙古的其他部落，接着又向东进攻漠北蒙古。漠北蒙古抵抗一阵失败了，几十万名漠北蒙古人逃到漠南，请求清政府给予保护，康熙帝派使者到噶尔丹那里，叫他把侵占的地方还给漠北蒙古，噶尔丹以为有沙俄在背后撑腰，十分骄横，不但不肯退兵，还以追击漠北蒙古为名，大举进攻漠南，气焰十分嚣张。为了维护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和睦，康熙帝决定亲征噶尔丹。1690年，康熙帝兵分两路，左路由抚远大将军福全率领，出古北口；右路由安北大将军常宁率领，出喜峰口；康熙帝自己带兵坐镇指挥。右路清军先接触到噶尔丹军，经过激烈交战，打了败仗。康熙帝又命令左路军福全进行全力反击。噶尔丹把几万名骑兵集中在大红山下，那里地形复杂，后面有树木掩护，前方有河流阻挡，他又把上万头骆驼绑住四脚，使它们躺在地上，再在驼背上加上箱子，用毡毯裹住，摆成长长的一个驼城。叛军躲在箱子后面射箭放枪，阻止清军进攻。但清军用炮火很快就把驼城打开了一个缺口，然后步兵、骑兵一齐冲杀过去，福全又带兵绕到山后对其进行前后夹击，直把叛军杀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噶尔丹一看形势不利，就赶快派个喇嘛到清营求和，自己带领残兵到漠北去了。回到漠北以后，噶尔丹表面向清政府表示屈服归顺，暗地里却又重新招兵买马，准备伺机反扑。1694年，康熙帝让噶尔丹前来会见，准备订立盟约。出乎意料的是，噶尔丹不但不来，还暗地派人到漠南煽动叛乱，四处扬言自己已经向沙俄政府借到鸟枪兵六万，将大举进攻清朝，推翻其统治。内蒙古各部亲王纷纷向康熙帝揭露告发。1696年，康熙帝忍无可忍，决定第二次御驾亲征。清军兵分三路，黑龙江将军萨布素从东路进兵；大将军飞扬古率陕西、甘肃的兵，从西路出兵，截击噶尔丹的后路；康熙帝自带中路军，从独石口出发。三路军约定同时夹攻。康熙帝的中路军率先到达科图，遇到了敌军前锋。噶尔丹在山头上看见清军黄旗飘扬，军容整齐，吓得连夜拔营撤退。康熙帝一面派兵在后面紧紧追击，一面通知西路军飞扬古在半路上截击叛军。噶尔丹带兵逃到昭莫多（今蒙古乌兰巴托东南）。昭莫多原是一片大树林，前面有一个很大的开阔地带，历来是漠北重要战场。飞扬古在小山的树林茂密处设下埋伏，派四百人诱战，边战边退，把叛军引到事先埋伏的地方。随着一声号角，清军从山上向叛军发起进攻，飞扬古又派一支人马在山下袭击叛军辎重，进行前后夹击。叛军被打得惨败。最后，噶尔丹只带了几十名骑兵逃出。隔了一年，康熙又带兵渡过黄河第三次亲征。这时，噶尔丹原来的根据地伊犁已经被他侄儿策旺阿拉布占领。他的左右亲信听说清军来到，也都纷纷投降，并表示愿意做清军的向导。噶尔丹见此时自己已是众叛亲离，走投无路，只好服毒自杀。至此，历时十三年的噶尔丹之乱被彻底平定，清政府重新控制了阿尔泰山以东的漠北蒙古，并编喀尔喀蒙古为四十九旗，给当地蒙古贵族各种封号和官职，同时又在乌里雅苏台设立将军，统辖漠北蒙古，实行有效管理。从秦、汉的匈奴到明朝的蒙古民族难题，终于为康熙所解决。对此康熙说：“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这句话，很值得国人回味。5.康熙定藏西藏自唐朝时就与中原关系密切，作为附属国的西藏与内地年年来往，互通婚姻，到元明时已成为中国的一个行政区。清初时，漠西蒙古的和硕特部顾实汗迁往青海并与达赖五世、班禅四世建立友好关系。他们对统治西藏的藏巴汗不满，由顾实汗出兵，杀死藏巴汗与达赖、班禅共管西藏。不久，顾实汗病逝，达赖五世也圆寂，大权落入第巴桑结手中，他想立自己心中的达赖六世，对达赖五世的圆寂密而不报，但他想立的这位达赖却是一个风流倜傥、不守佛规的青年。这引起了对第巴桑结不满的拉藏汗的气愤，拉藏汗把此事上报了清廷，第巴桑结非常恐慌，结果事发，竟被拉藏汗所杀。拉藏汗掌权后，首先把第巴桑结所立的达赖六世押往北京，请清廷处置，结果在北去的途中达赖六世病死了。拉藏汗想立一个自己心中的达赖七世，但青海方面也立了一个达赖七世，双方互不相让，纷纷指责对方是假的。康熙帝为慎重起见，特派侍郎赫寿去协助拉藏汗处理此事。过了几年，双方又上奏康熙帝，都要求自己的达赖坐床。为免出意外，康熙帝让青海的达赖到北京，但青海不答应，不顾拉藏汗的反对，擅自让自己选的达赖坐床。由于达赖真假之争，双方矛盾越来越大，这就给准噶尔部的策旺阿拉布造成了可乘之机。康熙五十五年（1716）冬，策旺阿拉布出兵西藏，两军相战两个月之久，拉藏汗兵败被杀，策旺阿拉布占领布达拉宫，大肆抢劫，连寺庙也没能幸免。康熙帝得知策旺阿拉布进兵西藏的消息后，十分震惊，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安定西藏社会秩序，消灭策旺阿拉布，康熙帝排除主和派的意见，下诏封青海达赖为七世达赖，废除拉藏汗所立的七世达赖，并命第十四皇子允禵为抚远大将军，出征西藏。清军将领延信带大队人马迎头痛击策旺阿拉布的军队，前有强大清军的围剿，后有藏民及喇嘛兵的袭击，首尾不能相顾，策旺阿拉布的军队很快被清军击败，逃回伊犁，后又归顺清朝。清军击败策旺阿拉布后，进人西藏，安定社会秩序，延信将达赖七世从青海接到西藏，重新举行了隆重的坐床仪式，成千上万的喇嘛藏民拥到布达拉宫，朝拜七世达赖，延信当众宣读皇帝诏书，诏书中规定，西藏从此政教合一，由达赖和班禅统一管理，达赖负责前藏，班禅负责后藏。从此，中国西南出现了一个长期稳定的局面。6.重农治河，兴修水利清军入关后最大的弊政莫过于圈占土地，跑马占田，任意圈夺。顺治帝曾下令禁止，但禁而不止。康熙帝下令，停止圈地，招徕垦荒，恢复生产。为了促进农业生产，康熙帝六次南巡，治理黄河、淮河、运河、永定河，并兴修水利，取得很大成绩。7.移天缩地，兴建园林康熙先后修建了畅春园、承德避暑山庄、木兰围场等。而后乾隆又大兴“三山五园”，兴建了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万寿山清漪园（后改为颐和园）和圆明园，将中国园林艺术推向了高峰，特别是康熙修建的承德避暑山庄和木兰围场，将复杂的政治目的和军事意义以及保持王公大臣们勇猛、强悍人生风范的教育机制转化为一片幽静闲适的园林，更是古今中外园林建设的稀世奇葩。康熙经常骑着马，在中国北方的山林草泽间徘徊，这是他祖辈崛起的所在，他在寻找着自己生命和事业的依托点，他每次都要经过长城，长城多年失修，已经破败不堪。看着这片受到中国历代帝王十分关心的城墙，他想了很多，他的祖辈是破长城进来的，没有吴三桂也绝对进得了，那么长城究竟有什么用呢？偌大的一个国家，难道就靠这些砖块去保卫？但是，如果没有长城，中原的防线又在哪里呢？康熙帝经过谨慎思考，得出了以下结论：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明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能当。现守国之道，唯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这话说得很有道理。康熙希望能筑一条无形的长城。为此，他来了个硬的一手和软的一手。硬的一手是在长城外设立“木兰围场”，每年秋天，由皇帝亲自率领王公大臣、各级官兵一万余人去进行大规模的“围猎”，这实际上是一种声势浩大的军事演习，这既可以使王公大臣们保持住勇猛、强悍的人生风范，又可顺便对北方边境起一个威胁作用。软的一手是与北方边疆的各少数民族建立一种常来常往的友好关系，他们的首领不必长途进京就有与清廷进行各种交谊的机会和场所，而且还为他们准备了各自的宗教场所，这就是热河行宫和它周边的寺庙群，也就是今天的承德避暑山庄。总之，软硬两手最后都汇集到了这一片园林、这一个山庄里来了。说是避暑，说是休息，意义却又远远不止于此，把复杂的政治目的和军事意义转化为一片幽静闲适的园林、一圈香火缭绕的寺庙，这就是康熙大帝超越秦汉唐宋帝王的高超政治智慧。避暑山庄是康熙的“长城”，与秦始皇的万里长城相比，哪个更高明些呢？8.兴文重教，编修典籍康熙是中国历代帝王中特别有学问、也特别重视学问的一位，这一点把当时一大群冷眼旁观不与清朝合作的汉族知识分子震动了，也感动了。谁能想得到呢？这位清代帝王竟然比明朝历代皇帝更热爱和精通汉族传统文化，大凡经、史、子、集、诗、书、音律，他都下过一番工夫，他不仅主持修《明史》，还亲自批点《资治通鉴纲目大全》，对朱熹哲学钻研很深，常与一批著名的理学家进行水平不低的学术探讨，并命他们编纂了《朱子大全》、《性理精义》等著作。他下令访求遗散在民间的善本珍籍加以整理，并且大规模地组织人力编辑出版了卷帙浩繁的《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大清会典》、《律历渊源》、《全唐诗》、《清文鉴》（满文字书），文化气魄铺天盖地。直到今天，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化还离不开这些极其重要的工具书。他派人通过对全国土地的实际测量，编成了全国地图《皇舆全览图》。在他倡导的文化气氛下，涌现了一大批在整个中国文化史上都可以称得上第一流大师的人文科学家，在这一点上，几乎很少有朝代能与康熙朝相比肩。以上还只是“国学”，更让现代读者惊异的是他的“西学”因为即使到了现代，在我们印象中，国学和西学虽然可以沟通，但在同一个人身上深谙两边的毕竟不多，尤其对一些官员来说，更是如此，然而早在三百年前，康熙就达到了这一点。康熙对医学很有兴趣，也很有研究，他命耶稣传教士巴多明将西洋《人体解剖学》翻译成满文、汉文。他曾命将一只冬眠的熊进行解剖，并亲自参加。康熙又喜爱研习自然科学，他学习和研究自然科学的一个原因，是曾经因为不懂自然科学而在政事时遇到困难。钦天监杨光先状告汤若望，于是朝廷会议展开了一场关于天算功法的大争论。当时，康熙命各位大臣在午门前观测日影，但在九卿中没有一个懂天文历法的，康熙自己也不懂。于是他想：自己不懂，怎么能判断是非呢？因此发愤学习。康熙二十七年（1688）十一月二十八日，白晋、孔诚等六位法国科学家在乾清宫受到康熙帝的召见，他们献上了从法国带来的三十件科技仪器和书籍作见面礼，这些非同寻常的礼品，令康熙帝十分高兴，当即决定召他们入宫，担任自己的科学顾问，从此开始了外国科学家在清朝宫廷从事科学活动长达数十年的局面。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2003年曾举办了“康熙大帝展”，展出故宫珍藏的康熙年间西洋科学仪器，至今仍运转自如，光彩照人。这些展品主要有：（1）手摇计算机。世界上第一台手摇计算机是法国科学家巴斯比于1642年制造的，通过里面的齿轮进位进行计算，故宫博物院收藏了十台手摇计算机，都是康熙年间制造的，能进行加减乘除运算。（2）铜镀金比例规。这原是伽利略发明的计算工具，可以进行乘、除、开、平

国大事，进行多种语言文字交流。和珅对乾隆来说，是一个没有人可以代替的陪伴和助手。四、贪得无厌，打击异己仗着乾隆的宠信，和珅用各种手段聚敛钱财，比如侵吞、纳贿、索要、放债、开店、收税、盘剥盐商等等。凡是外省进贡皇上的礼物，都要经过和珅这一关，他从中截取，以致他所藏的珍珠手串，比皇宫的还要大、还要多。据说，在和珅被查办的前一天，乾隆的七阿哥派人来求和珅想个办法救救他。原来，这个王子不慎打碎了皇宫中一个直径尺许的玲珑剔透、光彩夺目的碧玉盘。这是皇帝平素最心爱的珍宝器皿，七阿哥怕嘉庆龙颜大怒，怪罪下来，所以赶紧派人来求和珅，和珅随手取出一块精美玉盘，对来人笑笑说：“这有何难，看看这个玉盘可否代替？”来人一见，顿时就乐得两眼眯成一条线，手捧这块不知比皇宫那块强多少倍的玉盘，一路小跑带回去给了七阿哥。当时的官员们想得到一个肥缺，或想保住高官禄位，或想飞黄腾达，或欲免除牢狱之灾、杀身之祸，无不走和珅的门路，并付以重金行贿。另外，他还明里暗里敲诈勒索各地官员。有一次，闽总督伍拉纳等，为报效给和珅的财宝，竟然公开吊打州县官员，聚敛钱财。这样上行下效，各州县官员严刑拷打公差、衙役，公差、衙役又去加重对老百姓的盘剥和搜刮，这种一层压一层的腐败，最后引起了大规模的起义。他们以“官逼民反”为口号，把矛头直接指向和珅。和珅谙熟官场之道，但他的所作所为并不是始终不露痕迹，总有一些人来弹劾他，为此，和珅千方百计地堵塞或拦截通向皇帝的信息渠道，对异己力量打击报复，如御史曹锡宝想参劾和珅家人刘全，以打开缺口参劾和珅，但他不慎走漏了消息，被人连夜向和珅告密。和珅知道后，在乾隆跟前预先作了铺垫，曹锡宝因此反被革职留用。嘉庆帝对和珅专权贪污早有耳闻，心中极为不满，但碍于乾隆的情面，投鼠忌器，敢想而不敢言。乾隆去世后，嘉庆主持朝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迅速查办、处死了和珅，抄没了家产。有张流传的抄家清单这样记载着和珅的财产：田地八千顷，当铺七十五家，银号四十二家，古玩铺十三家，带花园的楼台一百零六座，还有大量金银、珠宝、器皿等；仅各种各样的衣服就有：貂皮的一千五百零二件，杂皮的一千二百四十三件，其他衣服五千三百一十六件。他的整个家产，折合白银竟然达九亿多两，这么大的数字远远超过了清廷十余年的总收入（每年七千万两），其贪污款项之多，数额之大，真是前所未有。自古以来，无论是王恺、石崇都不及和珅的十分之一，就是中外的皇帝，也没有这么大的家私。【点评】和珅依靠乾隆的宠信，贪得无厌，在他通向财富的巅峰时，也为自己掘好了坟墓。大贪官和珅的事情表明，乾隆盛世的外衣下，清廷内部已腐败到了何种地步！第十一章“浓墨宰相”刘墉宰相刘墉，民间广为流传，野史上记载颇多的是他与乾隆、和珅斗智斗勇的逸闻趣事，说来令人捧腹，几至绝倒。历史上也确有这个人。刘墉（1719—1804），字崇如，号石庵、青原、香岩、石砚峰道人等，山东诸城人，系乾隆进士，官至吏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其父刘统勋也是大学士，刘墉的仕途还算顺利，这里面多少有些他父亲的功劳。据说刘墉持躬清介、行为放诞、不修边幅，穿着破衣烂衫，虽然露肘踵也一点儿都不在乎。一天上殿，有个虱子沿着他的衣领而上，慢慢地将要爬到丫胡须，乾隆看见不禁偷偷地发笑。刘墉见了心里纳闷，不知道乾隆笑什么。回到家后，外人看见了提醒他，要给他捉虱子，刘墉才明白乾隆暗笑的原因，于是对外人说：“不要杀了这个虱子，此虱几次爬上胡须，曾经为皇上御览，福分大佳，你们也没有它那么好的福气！”其怪诞如此，刘墉居官数十年，家资清薄，门可罗雀；而与他同时的满相和珅却专权恣肆，富可敌国，就连他家的看门人，也有银子百多万两。刘墉常常悄悄地把自己的朝服拿到和珅开的当铺里去典当换钱，而和珅的门人一点儿也不知道。有一次正逢元旦朝贺，同僚皆狐裘貂套，只有刘墉穿着破衣服，状极瑟缩，乾隆见了很不高兴，认为刘墉是装的，便责问说：“刘墉你为什么有衣服不穿，装成这副穷样子？”刘墉叩头回答说：“我的全部衣服，都在和珅的当铺里。”乾隆把和珅召来问，和珅茫然不知，于是刘墉出示当票说：“我有票据在，怎么能说没有呢？”和珅大窘，哑口无言，乾隆于是说：“刘墉的衣服，你还了他吧，你看他冻得怪可怜的。”从朝堂出来后，和珅老大不高兴，刘墉掩嘴偷笑说：“皇上问得凶，我一时找不出话说，只好把老兄抬出来，莫怪莫怪。”和珅哭笑不得，对刘墉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刘墉就是这么幽默滑稽，谁的玩笑都敢开，谁却又奈何他不得，人们都称他为“小诸城”。刘墉不仅怪诞幽默，而且书法诗文很好，甚至超过了他的政绩，被称为“浓墨宰相”。尤其是他的书法，在乾隆、嘉庆年间，与翁文纲、梁同书、王文治并称“清四家”。据徐珂《清稗类钞》记载：诸城刘文清书法，论者譬之以黄钟大吕之音，清庙月堂之器，推为一代书家之冠，盖以其融会历代诸大家书法而自成一家。所谓金声玉振，集群圣之大成也。泗州扬文敬公士骧所藏文清真迹甚多，盖其自入词馆以迄登台阁，体格屡变，神妙莫测，其少年时为赵体，珠圆玉润，如美女簪花。中年以后笔力雄健，局势堂皇。迨入台阁，则绚烂归于平淡，而臻炉火纯青之境矣。世之谈书法者，辄谓其肉多骨少，不知其书之佳妙，正在精华蕴蓄，劲气内敛，殆如浑然太极，包罗万有，人莫测其高深耳。这段话，恰当地评价了刘墉的书法，正和他的为人一样，怪诞幽默，劲气内敛，殆如浑然太极。刘墉的字好，而且自成一家，别人极难模仿成功。他当尚书的时候，每写完判词，就画一个“十”字，有下属模仿，刘墉一眼便能认出，说：“我的字是不可模仿的。”然而刘墉对自己的评价却是：“吾平生有三艺：题跋为上，诗次之，字又次之。”那么，刘墉的诗如何呢？法式善《梧门诗话》中说：“刘石庵先生小诗最有远致。”阮亨《瀛舟笔谈》说：“石庵刘相国书法冠冕海内，而诗不多见，所传诵者大率从卷轴传抄而得，字字遒劲，非深于少陵者不能读也。”看了别人的评论，我们再来看其两首小诗，风味你自己去评说吧。康熙、乾隆曾数次派人去寻找黄河之源，终于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探定，探源者鄂弥达自绘寻源小像以志其事。对此，刘墉有一首应和之作，名为《题寻源小像》，其诗如下：三万与图驿使通，远探星宿被恩隆。一源迢递求天上，九曲分明到眼中。密勿陈情归圣鉴，飞腾绝域嗣家风。斯人宛在无今昔，鲸背游仙向海东。再看其一首《题寺门》的小诗：强将佛法困英雄，禅榻蒲团一扫空。今日清凉山下路，杏花深处酒旗风。书画如其人，诗亦如其人。中国文论有句名言：“文如其人。”凡是一个人的自成风格的作品，无不是其人格的反映。看来此言不虚。【点评】刘墉做官方正，为人圆通，锋芒藏于愚中，骨力隐于拙内，这与他的书法、诗文声气相通。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他都是一个很有趣的人物。但这种趣，似乎透出一种历史的悲凉，为盛世危机中一种无可奈何的昭示。第十二章白莲教和天理教起义和珅的腐败导致清王朝上下官员贪污成风，几个清廉的官吏都寄情于诗文书画，明哲保身，百姓怨声载道，一些反抗残酷剥削和压迫的社会组织在民间兴起。在湖北和河南一带，兴起了白莲教。最初是一个叫刘松的安徽人，到河南传教，利用给百姓治病的机会，劝人入教，后来被官府发现抓获并将他流放到了甘肃。刘松的徒弟刘之协和宋之清逃到湖北，继续传教。他们向人们宣传说：清朝快要灭亡了，将会出现新的世界，入教的人都可以分到属于自己的土地。贫苦的农民听了这个宣传，纷纷参加了白莲教。参加白莲的人越来越多，震惊了乾隆帝。乾隆帝命令官府捉拿教徒。一些官吏本来是敲诈勒索的老手，趁机派出差役，挨家挨户地查问，不管你是不是教徒，都得拿出一笔钱来“孝敬”他们，有钱的出钱买命，没钱的便被抓到监狱里严刑拷打，甚至送了命。武昌有个官员向百姓敲诈勒索不成，竟然罗织罪名，加害百姓几千人。为此，白莲教首领刘之协在襄阳召集教徒开会商量应对之策。大家纷纷说：“这个世道真是官逼民反了，我们不如索性起来造反吧。”经过一番商议，他们决定用“官逼民反”的口号，发动群众起义，并且派出教徒分头到各地去联络。1796年，也就是嘉庆帝继位那年，白莲教徒在湖北宜都、枝江等地举行起义。襄阳地方有个白莲教首领齐林，原定在元宵节起义，不料走漏了消息，遭到官府的袭击，齐林和一百多个同伴被杀害。齐林年轻的妻子王聪儿，是个江湖卖艺的女子，从小练得一身武艺，她十六岁与齐林成亲，丈夫死后，她决心给丈夫和起义的同伴们报仇，于是她和齐林的徒弟姚之富一起，重新整顿起义队伍，不到一个月，组织了一支四五万人的起义军，他们到处打击官府，惩办贪官污吏。当王聪儿在湖北起义的时候，四川、陕西的白莲教也起兵响应。起义的怒火在三省广大地区蔓延开来。嘉庆帝见此，连忙命令各地的总督、巡抚、将军、总兵等大小官员，派出大批人马镇压起义军。王聪儿的起义军在湖北、河南、陕西流动作战，打破了清军的围剿。1798年，起义队伍到了四川，与当地的起义军会师。清军有个将领明亮向嘉庆帝献了一条“坚壁清野”的计策，要各地组织武装民团，修筑碉堡，起义军一来就把百姓赶到碉堡里去，叫起义军得不到粮草供应与人员支持。嘉庆采纳了他的计策，下令各地全都采用这种计策，起义军的处境果然越来越困难。嘉庆三年（1798）初，清军在川北一带围攻王聪儿，王聪儿摆脱清军围攻，带领两万人攻打西安，不料在西安打了败仗，再打回湖北的时候，明亮率领官军紧紧追击。起义军后有官军，前有武装民团的拦截，在勋西（今湖北省内）的三岔河地方陷入敌人的包围圈，王聪儿指挥起义军退到茅山的森林里，准备组织突围，又被官军密密麻麻地围住山头，大举进攻。最后终因敌我力量相差悬殊而归于失败，王聪儿和姚之富等跳崖身亡。此后，各地起义军继续进行反抗官府的斗争。清王朝共花了九年工夫，才把白莲教起义镇压下去。白莲教起义虽然失败，却唤醒了更多的人起来反抗，仅十多年的时间，又爆发了李文成领导的天理教农民起义。李文成出生于河南滑县谢家庄一贫苦农民家里，早年他家就与官府结下了深仇大恨。其大哥李文山给官衙修建花园，完工后，衙役监工不但不给工钱，反而诬陷他偷东西，他大哥因此被捕入狱，受尽折磨，奄奄一息时被放出狱，不久后死去。二哥李文林，因带头拒缴官税，被活活打死于狱中。李文成十多岁时，曾念过几天私塾，因为反对宣传孔孟之道，以对孔孟不尊之罪名，被赶出了学校。为了谋生，他年纪轻轻便做起了木工、泥瓦匠。有一次，他被县署招去修建寺庙，工钱皆被衙役毛天庆私自侵吞，他站出来替几位穷苦工人说话，据理力争讨要工钱，毛天庆反诬他惑众闹事，煽动罢工，于是县官判了他企图谋反罪，关进了大牢，后为乡亲们多方营救而获释。后来河南、河北、山东各省连年灾荒，饿殍遍野，想造反的人很多。于是李文成抓住时机，串联组织了天理教。其教义是：平民百姓要想不受官府欺压，除非改朝换代。李文成以为人看病、算卦为掩护，在百姓中间传播天理教。他先与勇于造反的牛亮臣结为盟兄弟，接着又与天理教首领黄兴宰兄弟商议谋划如何发动民众起义。李文成、牛亮臣和直隶天理教首领林清、山东天理教首领冯克善商定，林清在河北、冯克善在山东、李文成在河南，三处在同一时间举行起义，起义成功后，并建立政权统归李文成领导。嘉庆十七年（1812）正月，李文成、林清在滑县道口镇召集众人召开天理教大会，制定起义军纲领和各项纪律。起义军的纲领是：“反清复明，替天行道，杀富济贫，平分土地。”纪律是：“违反纲领者杀，泄露机密者杀，打骂百姓者杀，调戏妇女者杀，掠夺民财者杀。”老百姓见此，说李文成是“李自成”转世，纷纷要求参加天理教。同年十月，各路起义军首领商定，在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十五，三省同时起义。不料，距起义还有一个月的时候，起义机密被泄，李文成、牛亮臣被捕。于是天理教首领召集紧急会议，决定在九月初七提前起义，到了这天，起义军大队人马攻破滑县县城，救出了李文成、牛亮臣等人，并杀死了县令强克捷和巡检刘斌。随后，李文成同众首领议定建立农民政权，任命牛亮臣为军师，宋元成为大元帅。义军严惩贪官污吏、恶霸地主，开仓济贫，受到民众的热烈拥护和响应，民众纷纷投奔起义军，队伍不断壮大。但林清领导的河北起义军，因不知山东、河南提前起义的消息，仍按原定时间起义攻打紫禁城，由于没有援军协助而失败。后来，李文成所率领的起义军又陷入清军和地主武装的重重包围之中，最后寡不敌众，也很快失败了。【点评】嘉庆帝在平定了白莲教和天理教起义后，虽然意识到了“玉杯饮尽千家血，银烛烧残百姓膏。天泪落时人泪落，歌声高处哭声高”，表现出了儒家仁君爱民的态度，并采取了一些措施缓和激烈的社会矛盾。但是，他把这一系列危机事件仅仅作为个案看待，认为天下的问题都是由于和珅不好、百官不好造成的，没有也不可能从制度上去寻找滋生百官腐败的根源，并加以解决。他胸中没有大格局，掌上没有大手笔，因此他虽然一件一件地解决了乾隆盛世留下的危机，却又一步一步地陷入更深的危机，到他的接班人道光皇帝时，清王朝已陷入内外交困、四面楚歌的境地。第十三章鸦片战争始末清朝后期，中国的专制皇权制度已经陷入没落时期，这种腐朽的社会制度严重地阻碍了历史前进的脚步。而这时西方世界由于出现了新的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制度，迅速地壮大了起来。经济的高速发展使他们开始寻求对外扩张，并很快地把目光投向了清朝统治下的中国。一、罪恶的鸦片贸易起初，由于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限制着中外贸易的发展，使英国的工业品在中国很难倾销，几乎没有什么市场。而中国的茶、丝等土特产在国外却备受青睐，出口量逐年递增。在中英贸易中，中国长期处于出口大于进口的有利地位，白银内流，这种发展趋势，使西方列强很恼火。当一般商品在中国打不开市场时，英商很快就又找到了新的商品，那就是鸦片。鸦片，俗称大麻，是用罂粟汁液熬制而成的一种麻醉剂，是吸食的毒品。鸦片不仅具有高出成本很多倍的高额利润，而且长期吸食，还有成瘾的后果，能够让人数众多的中国依赖鸦片，那无疑是为自己开拓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利润就会长期滚滚而来。于是英商就开始向中国大量走私鸦片。美、俄等西方列强见了，也纷纷加入到这种一本万利的“贸易”中。鸦片走私到中国，给中国社会、清政府和广大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祸患，中国人的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损害，社会生产力急剧下降。鸦片一到中国首先被很多清朝文武官员接受，由于吸食成瘾，这些官员再无心思处理政务、军务，结果使吏治更加黑暗腐朽，军队战斗力一度削弱。为了满足吸食鸦片的耗费，官员们又拼命在百姓中间索取钱财，百姓的生活更加贫困。同时，由于鸦片的大量输入，国内的白银开始大量外流。鸦片流入，由来已久，雍正时每年走私进口鸦片二百箱，乾隆时增至一千箱，嘉庆时增至四千箱，到道光时，鸦片走私更是嚣张得突破三万箱，流失白银三千万两，这使清政府本来就很紧张的财政更加拮据。罪恶的鸦片贸易给中国

后几十年中日之间的恩怨情仇，都可以在这个重大事变中寻找到影子，中日交恶直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而结束。回望百年中日交涉史，日本总是能巧妙利用时间点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些时间点或是中国发展关键期，或是中国困难时，或是中国格外重视的节点。从国家立场上说，日本的这些做法对中国有极大伤害，也非君子所当为。但是从历史教训说，中国也应矫正自己的政治日程，不能以内政压外交，内政、外交应该建立一种良性联动，而不是恶性互动。不能将自己的软肋总是暴露在外，不能给对手留下可攻击的目标，更不能用党派的纷争、政见分歧为重，甚至利用外交危机实现党争的目的。在外交上，中国在坦荡荡的同时，也应该适度注意“小计”，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或许应该引起中国人的警惕，不要再以“倭人”视日本，更不能以阿Q心态蔑称“小日本”。日本是“大和民族”，是亚洲的伟大国家，是中国无法搬走的邻居，中日必须友好。中日之间只有重建正常国家关系，亚洲和平与稳定方才可期，中国重建辉煌方才可能。文化的根本在政治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与前此中国政治的急剧变化密切相关，是20世纪初中国人精神探索的继续。辛亥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上的剧烈变动，造成国人信仰的空前危机与混乱，中国向何处去——又一次成为中国人的难题。鲁迅在1932年的一篇文章中回忆：“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辛亥革命以后的一系列复辟事件导致新知识分子对政治失望，进而颓唐，他们觉得中国问题的根本可能不在建立新的政治体制，而在于改造传统文化。旧的文化传统是帝制复辟的社会土壤，要建立民主共和的新的政治体制，就必须彻底打碎旧的文化传统。然而问题在于，旧的文化传统从何而来？以儒家伦理为中心的帝王意识为什么不能随着民主共和体制的建立而自然消亡？辛亥革命通过暴力手段推翻了统治中国长达两千余年的帝王专制体制，但并没有迅速改变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和中国人的基本生存方式。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之后立即提出，民主、民族两大问题已经解决，中国必须尽快转入和平的建设阶段，着手解决民生问题。孙中山的想法具有普遍意义，在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之后，中国确曾出现过一段时间的经济建设热潮，孙中山本人曾期望致力于铁路的建设与开发，黄兴也有解甲归田从事实业的考虑，就连著名思想家章太炎，也在民国初年放弃书斋生涯，致力于东三省的实业建设和边疆开发。如果不发生重大意外的话，中国的经济建设在民国年间必将进入一个黄金时期，中国的综合国力在民主共和政体的框架内将得到迅速恢复，中国的社会结构和中国人的基本生存方式也将很快得到改变。到那时，中国人的意识形态也必将随之而改变，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也就自然会随着人们生存方式的改变而改变。良好的期待并没有成为现实。袁世凯在其执政的第一年，受《临时约法》内阁制的束缚，基本上是在民主共和的框架内处理问题。然而宋教仁血案爆发之后，不仅袁世凯开始“溢出”民主共和的正轨，就连南方的共和党人也不愿继续遵循民主共和的原则去解决问题，他们寄希望于武力。从此，中国政治离民主宪政体制越来越远，武人专制、军阀割据的局面由此形成，他们动辄进行武力较量，中国政治沦为军阀操纵的工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但他们把原因归结到文化实在过于天真，并没有找到根治此种痼疾的良药。事实上，不必用文化为政治家们脱离民主的轨道寻找借口，而应该从政治本身寻找答案。就政治本身而言，辛亥革命之后建立的民主共和体制实质上是和平的议会政治、政党政治，各政党都可以在议会进行合法的游说、辩论，以争取议会多数和社会层面的多数。议会政治的关键在于绝对排斥武力，只要参加了和平的议会政治，任何政党都应交出手中的军队，使军队成为国家政权的工具，而不应该成为政治家手中的筹码。孙中山等革命党的领袖们为民国制定了民主宪法，但他们在宋教仁案发生之后的本能反应不是借助法律的武器解决问题，而是诉诸武力，进行所谓的“反袁”斗争，由此开启20世纪中国政治史上武力革命之先河。而袁世凯作为合法的总统，事实上也没有遵守民主宪法所赋予的义务和权力，他期望从肉体上消灭政治上的对手，并利用合法总统的身份命令属于国家的军队为其个人政治利益服务。民初的政治家们都没有遵守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这既是民国初年政治黑暗的根本原因，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之所以会从文化上解决中国问题的直接背景。政治问题是一切问题的根本，只有首先解决政治问题，其他一切问题才会有转机。如果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即便在文化上来一次革命，彻底否定传统，实行全盘西化，也无法解决问题。文化问题、经济问题附丽于政治，反过来说，经济的发展与繁荣，能促进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与壮大，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与壮大，反过来就会影响中国的政治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期望二十年不谈政治，期望以二十年的时间为政治的良性发展打下一个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可能是找错了方向。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发生了严重分歧，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激进的思想家热衷于组建政党，从事政治斗争，期望用政治的手段去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可能和他们已经认识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方向选择并不正确有着某种程度的关联。

久久99色色通过“专诸刺王僚”事件帮助公子光夺取了吴国的政权。二、子胥建都伍子胥画像伍子胥本是楚国人，在一场政变中他的父亲和哥哥被楚平王所杀。伍子胥身负血海深仇，投奔到吴国公子光门下。公子光弑兄夺位，成了吴王阖闾，伍子胥因策划政变有功被封为行人。一日伍子胥对阖闾说：“凡欲安君治民、兴霸成王、从近制远者，必先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治兵库”。于是，伍子胥上台之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为阖闾建造一座都城。王卫平：吴王阖闾委托伍子胥建造阖闾大城，也就是吴国的都城。据说，伍子胥在建立阖闾大城以前进行了一系列的调研，所谓“相土尝水，象天法地”。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要在这个地方建立城郭，必须对这个地方的土质、水质详加考察，土质要细腻，水质要清甜，对所处的地理环境、城市生态都有一定的要求。条件完备后，才能建立阖闾大城。调研以后，他就建筑了一个周围四十七里的阖闾大城。一般来讲，这个阖闾大城在现在的苏州。成书于东汉时期的《吴越春秋》明确写道：“阖闾元年使伍子胥在姑苏建筑大城。”姑苏也就是今天的苏州。另据唐代学者张守节在《史记·吴太伯世家》中记载：“寿梦卒，诸樊南徒吴，至二十一代光，使子胥筑阖闾城都之，今苏州也。”千百年来，苏州人一直以苏州是吴国古都而感到骄傲。一直到今天，他们还在感念伍子胥给苏州带来的恩德。徐刚毅39：伍子胥的到来，对吴国具有关键性的意义。他最先的表现就是建立城池。王鲁湘：在那个冷兵器的时代，也就是春秋战国时代，建一个城池是很重要的吧？徐刚毅：当然很重要。因为王室如果没有城池，也就没有了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一切都是散漫的。王鲁湘：没有一个中心的概念，就凝聚不起来。徐刚毅：而且中国那时候有很多诸侯国，但凡稍强盛一点的，哪个没有国都啊。王鲁湘：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在冷兵器时代，如果没有一个高大的城池，恐怕也不足以自卫。徐刚毅：除了建都之外，伍子胥还开拓运河，这是中国历史上运河的起源。应该说，中国现存的几条运河，都是伍子胥在吴国开筑的。王鲁湘：后来它发展成为沟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苏州市就是当年伍子胥建造的吴国都城阖闾大城，这种观念已经在苏州人心目中根深蒂固。但是它在近代受到了质疑，那么，是什么样的证据在撼动着苏州人的骄傲呢？徐良高40：2000年前后，就有学者根据考古的现象，对于所谓吴国的都城在苏州的说法提出质疑。因为通过一系列的考古发现，没有发现相当于先秦时期城市的建筑遗迹。王鲁湘：所以当时就有一些学者提出，是不是有可能在另外的地方？徐良高：应该在那个时期的遗迹分布比较密集的地方。上世纪五十年代，在无锡和常州的交界处，发现并确认了春秋晚期的城墙。根据古城遗址的等级规模、年代布局，有专家初步推断为吴王阖闾的都城。这就对苏州古城的千载定论发起了挑战。春秋吴国的都城到底在苏州还是在无锡，一时间争论不休，而具有都城规模的木渎镇的发现，又是乱上添乱，似乎这三个地方都有可能是当年的“阖闾城”所在地。那么“阖闾城”到底在哪儿？伍子胥当年到底选择在哪里筑城？在更多更扎实的考古新证据出来之前，我们还是暂且搁置这个问题，先来看看木渎古城背后所承载的文化历史价值。徐良高：我们认为这遗址非常重要，确认它是具有都邑性质的大型城址，是在2010年。王鲁湘：发掘出土的哪些证据形成了证据链，证明这里是春秋时候吴国的都邑呢？徐良高：我们通过这一年多来的工作，发现遗址有至少南北两道城墙，北城墙一千多米，南城墙也差不多接近一千米，这个规模相当大。另外，我们发现南城墙有一条河，河道里发现有瓦。瓦也是那个时期特有的，即具有东周时期的特征。这些重要迹象结合在一起，我们就知道其重要程度了。王鲁湘：是一个大城。徐良高：是政治中心，有高等级的人住在这里面。灵岩山位于木渎古镇的北部，站在灵岩山的最高点“读书台”，我们可以看到被群山环抱的木渎盆地。这里河网交错，又与太湖水系相通，的确是一个交通便利、易守难攻的战略要地。灵岩山的东边，是现在苏州城的范围，遗址实际是在灵岩山西边的盆地里面。它的西北方向是穹窿山的范围，翻过穹窿山就是太湖。根据《吴越春秋·阖闾内传》的记载，伍子胥所建的阖闾大城“周围四十七里。”而东汉《越绝书·吴地传》记载：“吴大城，周四十七里二百一十步二尺。”这两本古书的记载基本一致。那么这个数据，与木渎古城遗址相吻合吗？王鲁湘：根据《吴越春秋》等一些文献记载，伍子胥筑的城是个重城，两层的。大城周回有四十里，再加多少多少步；里头还有个小城，是周回八里又加多少多少步。您刚才提到南边的城和北边的城有上千米，这么一说的话，四面一围正好是八里左右吧？徐良高：有人做过一个计算，根据南面、北面城墙的长度，把它封闭起来算面积，跟《吴越春秋》上的记载非常接近。有学者认为，苏州城区地势开阔平坦，在那个战争频繁的年代，把都城建在这里实在不安全，作为军事家的伍子胥不可能不考虑这一点。那么，当年伍子胥“相土尝水，象天法地”时，会把目光聚焦在木渎古镇吗？王鲁湘：伍子胥是一个军事家，他要给吴国建立一个都城，一定会先从军事上来考量。因为古代的城市主要是一个军事设施，其次才具有行政的作用。您从地形、地理上来比较一下，这两个地方在当时的情况之下，哪个更适合作为都城？徐良高：在东南这一片，木渎的地形确确实实是非常理想的。木渎盆地周围是非常典型的一圈山，只有大约四个可以往外的关口，而西边隔着山便通到太湖。王鲁湘：非常理想的地形。徐良高：这个地方又毗邻太湖，但是跟太湖又不是直接敞着面对。据文献记载，吴越之间的多次战争也都是在太湖发生。由此你可以看到，它的选址确实是很讲究。三、吴越争雄从地理位置上来看，木渎镇确实比苏州城具备明显的军事战略上的优势。战事频发的春秋时期，都城的第一要务是军事防备。因此，阖闾大城从诞生第一天起所担负的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抵御外敌入侵。而当年在这座城的内外，就发生过很多与战争及军事有关的故事。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兵圣孙武的“吴宫教战”。孙子画像伍子胥的好友孙武原是齐国人，相传伍子胥曾向阖闾七次推荐孙武，都被拒绝了。不过阖闾对孙武所写的《孙子兵法》却十分欣赏，并问孙武，这些兵法能否用于实战，于是孙武就通过操练宫女，进行对抗演练，诠释演绎了他的《孙子兵法》。王卫平：吴宫教战的故事是这样的：孙武把吴国宫廷里边的180个宫女组成了两个队，分别由吴王阖闾的两个爱妃担任队长，组织她们进行军事操练。你想想看，这些宫女一天到晚生活在王宫禁院里边，难得出来见见世面，今天突然要把她们像军队一样组织起来进行操练，她们感到非常有趣，嘻嘻哈哈，不听号令。孙武非常生气，三令五申，要按照命令来执行，但是她们还是不听。在此情况下，孙武就严格执行军法，准备砍了吴王两个爱妃的头。她们毕竟是自己最喜欢的女人，所以吴王阖闾就派人向孙武求情，说杀掉她们，自己会吃饭吃不香、睡觉睡不着的。这个时候孙武讲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也就是我们平常耳熟能详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在军队里边治兵，执行军法，国王的命令我也是可以不听的。于是孙武就把两个队长杀掉了。这样一来，那些宫女当然害怕了，一下子就规矩起来了，认认真真地按照孙武的命令进行操练。《孙子演阵教美人战》图这个时候吴王阖闾非常不开心，因为自己最喜欢的二个妃子毕竟被杀掉了。所以当孙武向吴王报告说我这个部队现在训练得很好了，你如果叫她们去冲锋陷阵，她们都是愿意的，阖闾就对孙武不理不睬。后来经过伍子胥圆场，向吴王讲述以国事和大局为重的道理，吴王阖闾才转怒为喜，最后就任命孙武担任了吴国的将军。有了伍子胥、孙武这些人，在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上台九年以后，发动了对楚国的战争。公元前506年，孙武带领吴国军队大败楚军，长驱直入占领了楚国都城郢。伍子胥鞭尸楚平王，报了杀父之仇。从此吴国消除了来自西方的隐患，国力走向鼎盛。然而，就在吴王阖闾的春秋霸业如日中天之时，南方的越国却成了他的噩梦，历史上著名的“吴越争霸”就此拉开帷幕，而上演这场争霸的中心舞台，正是吴国都城——阖闾大城。徐良高：木渎古城南面的城墙保存得非常好，我们调查的时候发现城墙中间有一个豁口，这个豁口不像是后来人挖的，有可能是城门。我们去年发掘的时候，就专门在这个豁口做了发掘，结果挖开以后，看到豁口中间有一条河穿过。王鲁湘：也就是那时候的水城门？徐良高：对，水城门。河底的淤泥里面发现了非常典型的春秋晚期的陶器、瓷器，还有铜箭头和瓦片，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发现。瓦实际上跟古代的高等级建筑有关，所以可以看出，曾有相当等级的人在这个地方生活过。《越绝书·吴地传》载，“吴大城，陆门八，其二有楼。水门八。”这样的记载，对应木渎古城发掘出的水城门和建筑瓦片来看，使得人们对这座古城与阖闾大城的关系生出了更多的想象空间。面对今天的这一段段土丘，人们可能无法想象2500年前的这座城池究竟是怎样的一番景象，但在考古学家们的眼中，看到的却是一座规模巨大，盛极一时的吴国都城。具有政治胆识的阖闾大力搜罗人才，采纳良策，听取民声，并修建城郭，设置守备，积聚粮食。经过几年的努力，吴国不断发展壮大，百姓丰衣足食，为称霸诸侯做足了准备。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攻打越国，被越王勾践所败。阖闾受伤而死，其子夫差立志报仇。为此，他特派专人驻守在宫门口，每当他进出的时候，便会向他高喊“你忘了越王勾践的杀父之仇了吗？”夫差则回答说“没有忘记”。阖闾死后第二年，勾践主动攻打吴国，在夫椒山被吴军打败。勾践向吴王夫差求和，与大臣范蠡一起到阖闾大城做了吴王的奴隶。越王勾践剑王卫平：越王勾践他们来到吴国以后，勾践的工作是当吴王夫差的马夫，帮他养马、铡草、喂马，他夫人的工作则是洒扫、织布、洗衣服等。勾践在吴国卑躬屈膝，任劳任怨。即使是这样，伍子胥还是一再建议把勾践杀掉，以绝后患。夫差或许是被勾践的忠诚所感动，没有采纳伍子胥的建议，并因为这件事跟伍子胥产生了裂痕。勾践在吴国忍辱负重，日夜期盼着回到越国的那一天。终于有一天，机会来了。王卫平：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吴王夫差生病了，这个病大概生的蛮重的，拖了好长时间。这个时候范蠡就给越王勾践出主意，说你最好去看望一下。勾践就通过伯嚭去求见吴王，正好碰上吴王夫差在大便，他就在外面等了一会。当伯嚭拿着大便桶出来的时候，他就上前去尝了一下吴王的大小便，然后跑进去向吴王夫差祝贺，说从粪便的味道来看是有一点苦，不过这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过不了多久，你这个病就会好转了。这个事情弄的吴王夫差非常感动，于是就下决心把他们放回去了。勾践回到越国之后，卧薪尝胆，立志复仇，经过二十年励精图治，国力有了大大的增强。他还精心挑选了美女西施献给夫差，在迷惑其心的同时，也让夫差放松了对自己的警惕。于是，吴王夫差完全将注意力放在了和北方诸国的争霸上面，不管伍子胥怎样好言相劝，夫差还是一意孤行。两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在一次与齐国的战争大胜而归之后，君臣关系终于走到了尽头。王卫平：夫差曾经派伍子胥出使齐国。在出使齐国，就是送战书的时候，伍子胥把自己的儿子寄托给齐国的大臣，这被夫差怀疑为勾结外国，所以夫差就赐子胥宝剑让他自杀。伍子胥自然感到莫大的冤枉，临死以前和他的家人讲，我死了以后你把我的眼睛挂在东门上面，好让我看看越军是如何攻进吴国都城的。吴王夫差听了这个话很生气，后来就把他装进皮革里扔在了江水中间。四、废都之后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率军攻破吴国阖闾大城，一举灭吴雪耻。在此之后，阖闾大城作为吴国国都的历史使命宣告结束。然而，一个疑问也随之而来，假设今天的木渎古城遗址就是当年的阖闾大城，那么，这座盛极一时的国都，又是如何荒废，并最终成为今天的这一段段残垣断壁的？而现在的苏州城区，又是何时开始出现的呢？徐良高：文献记载，越灭了吴以后，有一段时间是迁都到瑯邪。王鲁湘：迁到山东来？徐良高：迁到苏北、山东这一带。但是后来不行了，它又回来了。回来以后，它也可能是利用了吴国的故城，文献对此记载得不是很清楚。后来楚灭掉越，文献记载春申君的封地就在吴的故墟，不过，后来春申君也很快被废黜了。王鲁湘：再往后这个地方可能就没有了？徐良高：我们现在在苏州城下面发现好多汉代的城墙，因此可以知道，汉代以后，主要的城市建筑应该是在现在的苏州城下面。1986年，就在距离木渎古城遗址不远的严山，一批采石工人发现了一大批春秋晚期的玉器。其数量之多，仅次于河南安阳的妇好墓，而其制作之精，规格之高，甚至超过了妇好墓。然而，等级如此之高的玉器，其埋藏地点竟丝毫没有墓葬的结构，埋藏方式也显得十分匆忙而草率。这批显得十分不合理的珍贵玉器，仿佛在预示着一个答案：这里可能经历过重大的历史变革。鹦鹉首拱形玉饰张照根41：玉器的种类非常多，有玉瑗、玉觹、长方形的勒子、虎形佩、鹦鹉首拱形玉饰等等。从雕工、纹饰的特征来判断，应该是吴国晚期的东西。你看这个鹦鹉首拱形玉饰，做工非常精美。据《越绝书》记载，公元前473年，勾践率军攻到阖闾城下，吴王夫差带着些兵马和财物从灵岩山突围。于是有人猜测，严山窖藏玉器有可能是当年夫差逃亡时留下的。严山玉器窖藏距离木渎不远，它和木渎发掘的古城遗址会有什么联系吗？张照根：玉器埋藏地点与春秋古城遗址相距不太远，大概有五公里，都在这个大型城市聚落群里面。古城的等级和这个玉器埋藏的等级之间应该有必然的联系。苏州考古工作者在上世纪末发掘的真山大墓和严山窖藏，是迄今为止苏州地区发现的等级最高的贵族墓葬。而这两座山所处的位置，恰恰在以木渎古城遗址为中心的聚落群中。2010年，苏州古城联合考古队对古城遗址周边群山进行了一系列探查，结果不出所料，春秋时期的墓葬在这一地区分布十分密集。无疑，这将是考古工作者今后工作的重点。虽然目前的证据还无法证明木渎春秋古城就是当年的阖闾大城，但至少给今人带来了更多的想象空间。这一地区的考古发掘还仅仅是个开始，在城墙遗址之后，古代都城所特有的宫殿遗址在哪里？贵族们的墓葬在哪里？象征着一个王国最高等级的吴王陵寝又在哪里？在今后的几年中，中国社科院和苏州考古研究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能否带来更大的惊喜，能否给《吴越春

只鞋，原来刺客看到的是另外一只，而且就是原先以为被野猪叼去的那只！我不能只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来评价古人的所作所为，比如徒人费的所作所为。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价值观，脱离历史背景来对他们评头论足等于是放马后炮，很有失公允，于历史研究也很容易产生傲慢的情绪。但我忍不住要说，徒人费，如果有来生，还是继续做奴才吧。齐襄公这个人，在历史上的口碑不太好，主要原因：一是作风不检点，长期与自己的妹妹文姜乱伦通奸，还公开高调得丝毫不避人耳目；二是生性残暴，连别国的国君臣子也照杀无误，先后杀死了鲁桓公、公子亹和高渠弥等人；三是嫁祸于人，公子彭生杀鲁桓公，明明是他的主意，但他为了掩饰自己的罪行，又将公子彭生杀掉；四是好坏不分，卫惠公明明是个阴险小人，在卫国很不得人心，他硬要帮助卫惠公复国，连周王室都看不下去，要出面干涉；五是言而无信，派连称和管至父守卫葵丘，到了约定的时间又不让人回来，结果引发叛乱。齐襄公在位的时候，行事反复无常，让人捉摸不定。他的弟弟公子小白深惧伴君如伴虎，在师傅鲍叔牙的陪同下，早早避往莒（jǔ）国。公孙无知弑君之后，齐国大乱，齐襄公的另一个弟弟公子纠则在师傅管夷吾、召忽的陪同下逃往鲁国寻求政治避难。公子小白和公子纠的故事，很快就要讲到。这里有必要先将另外一个重要人物文姜的命运作一番交代。齐襄公死后，文姜回到了鲁国，在鲁国度过了自己的余生。公元前679年，齐桓公开始崭露头角的时候，她曾经有一次回齐国省亲的记录。按照当时的规矩，女人出嫁之后，如父母在，可以归宁；父母不在，则只能派卿大夫回国代为问候娘家人。因此，文姜的这一次省亲，又被鲁国的史官视为“非礼”的行为。从当时的国际环境来看，文姜的这次省亲，倒很有可能是正儿八经地前往齐国开展夫人外交，以齐桓公姐姐的身份，为齐、鲁两国建立战略同盟牵线搭桥。而公元前675和公元前674年，她又有两次前往莒国的记录，目的不明。后世有人大胆推测，说她很可能与莒国的某人有奸情，因此连连前往莒国与之相会。这种推测站不住脚，按照时间推算，那时文姜至少也有五十多岁了，早已经年老色衰，哪里还能招蜂引蝶？比较靠谱的推测是，齐桓公上台得到莒国人的鼎力相助，因而齐桓公对莒国人总是礼遇有加，文姜前往莒国，乃是致力于搞好鲁国与莒国的关系，曲线外交，为鲁庄公间接讨好齐桓公。公元前673年，乱世佳人文姜寿终正寝，结束了她风流多情、奔波牵挂、蔑视礼法、充满争议的一生。后世的中国人习惯于对她口诛笔伐，将她与妲己、褒姒等人同列为“政治荡妇”，但是很少有人客观地问一句：在那个礼崩乐坏的年代，女人何为？【龟兔赛跑，公子小白的险胜】公元前686年冬天，连称杀死齐襄公之后，公孙无知如愿以偿，当上了齐国的国君。连称和管至父也官升三级，被封为上卿。但是，这个通过政变上台的政权缺乏群众基础，齐国大多数卿大夫和传统的权贵家族都持观望态度，对其不支持，不反对，不表态。到第二年春天，大夫雍廪发动政变，杀死了公孙无知和连、管二人。对于这件事，《春秋》的记载是：“齐人杀无知。”《左传》的记载是：“雍廪杀无知。”用的都是杀人的“杀”，而非弑君的“弑”。这就说明，当时的社会舆论并没有承认公孙无知政权的合法性。《春秋》微言大义，对于遣词造句非常讲究。同样是死，有的人叫做“崩”，有的人叫做“薨”，有的人叫做“卒”；有的人本来应该“薨”，却因为丧礼没有办到位，变成了“卒”；有的人本来应该“崩”，却因为死得太早，变成了“薨”。现代人也许会嘲笑古人的繁文缛节，然而只要检视一下现代教育，不难发现，其实我们仍然在不同程度上延续着古人的陈词滥调。我记得很清楚，上小学的时候写作文，我写死去的爷爷，用了“逝世”二字。语文老师教育我说，“逝世”只能用在大人物身上，比如马克思逝世、毛主席逝世、周总理逝世、至于我爷爷，湖南乡下的一个漆匠，用“去世”就可以啦。闲话少说，言归正传。公孙无知的死给齐国造成了权力真空。公室的子弟都跃跃欲试，准备争夺国君的宝座。在这些人当中，夺标呼声最高的当属公子小白和公子纠。不妨对这两个人进行一下对比：首先是比出身。公子纠和公子小白都是齐僖公的庶子，也就是齐襄公同父异母的弟弟。论年龄，公子纠长于公子小白。公子纠的母亲原本是鲁国公主，而公子小白的母亲是卫国公主，地位上难分高下。其次是比人脉。公子纠和公子小白在齐国都有支持者。公子纠的支持者，在史料上没有具名。而公子小白的支持者，按《史记》记载，是齐国的传统贵族——国氏家族和高氏家族。说起国、高二氏，在齐国乃是名门中的名门、望族中的望族。周朝初年，王室为了加强对各诸侯国的监管，除了在军事上保持王军的绝对优势外，还确立了一套由王室来任命诸侯卿士的制度：一般的诸侯国设置三卿，其中两卿由周天子任命，称为上卿；一卿由诸侯自行任命，称为下卿。国、高二氏就是当时周天子任命的上卿，在齐国执掌政权已经有三百年的历史，树大根深，足以左右政局，非同小可。从人脉上看，公子小白胜过公子纠。第三是比外援。公子纠的母亲是鲁国公主，因此齐襄公死后，他逃到了鲁国避难，实际上也就是希望借助鲁国的力量来争夺君位。公子小白则逃到了莒国。鲁国是大国，莒国是小国，双方实力不可同日而语，公子纠胜过公子小白。最后是比智囊。智囊就是两个人背后的竞选团队。公子纠的智囊主要有两个人，一个叫管仲，一个叫召忽；公子小白的智囊就是鲍叔牙。召忽在历史上没有留下多少记录，我们只能将管仲和鲍叔牙来作个对比。但是这个对比没有太多的悬念，因为大家都知道，管仲比鲍叔牙厉害，甚至鲍叔牙本人也是这么认为的。据《国语》记载，鲍叔牙曾亲口说过：“治理国家不是我所长，能够治理国家的人是管夷吾（管仲字夷吾）。”他还信誓旦旦分别举了几点来说明：“我有五点不如管夷吾，一是安抚百姓，使他们安居乐业；二是治理国家，不失其根本；三是忠诚信义，获得百姓的信任；四是制定规章制度，规范人们的行为；五是击鼓呐喊，鼓舞国民的斗志。”正确评价一个人的才能，前提是对这个人有充分了解。鲍叔牙了解管仲吗？答案是肯定的，有管仲本人的话为证：“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这句话很有名，它所表达的信息，不仅仅是鲍叔牙很了解管仲，更多是管仲对鲍叔牙的感激之情。据管仲后来自述，他与鲍叔牙自幼相交，从穿开裆裤的时候开始，就成为了死党。管仲家里穷，鲍叔牙是个富家子弟，很关照管仲。两个人曾经合伙做生意，赚到了一些钱，每次分红的时候，管仲总是给自己多分一份，而鲍叔牙知道他穷，更需要钱，所以从来不计较。鲍叔牙托管仲办事，管仲给办砸了，鲍叔牙也没什么抱怨，反而安慰管仲说，那是时运不济，不要有心理负担。齐襄公年代，管仲三次出来当公务员，三次被单位开除，也是鲍叔牙安慰他，告诉他是金子总会发光，总会有时来运转的一天。更让管仲感动的是，他们一伙人出去找人打架，打三次他竟然跑三次，兄弟们都很看不起他，鲍叔牙还替他开脱：“管仲家里还有老母亲要服侍呢，如果被打死了，谁来照顾老人家啊！”其实，谁也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谁都有老有小。鲍叔牙这样对待管仲，让管仲十分感动，所以才会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通过以上对比，公子纠和公子小白的竞争态势就比较明朗了：公子纠的优势在于外援和智囊，公子小白的优势在于人脉。客观地说，公子纠的综合实力略高于公子小白，但是不具备压倒性的优势，究竟鹿死谁手，要看谁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优势，找到对手的漏洞并给予狠狠的打击——当然，也许还要看看谁的运气更好，命更硬。齐国的动乱使得一向韬光养晦的鲁庄公突然活跃起来。公元前685年春天，就在公孙无知死后不到一个月，鲁庄公与“齐大夫”在既地举行会晤，双方签订协议，就立公子纠为齐君的有关事宜达成一致意见。这里的“齐大夫”不知姓甚名谁，总之是齐国国内“挺纠派”的代表。同年夏天，鲁庄公亲自率领大军从曲阜出发，护送公子纠回国。几乎与此同时，齐国的名门望族国、高二氏也在暗中联络公子小白，准备迎立小白为君。得到“挺纠派”与鲁庄公会盟的情报，公子小白同他的追随者觉得情况紧急，在莒国派出的小股部队的护送下，急急忙忙启程赶往齐国。这是一场政治赛跑，谁先抵达齐国的首都临淄，谁就可以振臂一呼，掌握竞争的主动权。公子小白在距离和速度上具有优势：莒国离临淄很近，只有短短数日车程，而且他轻车简从，速度远远快过公子纠。管仲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向鲁庄公建议说，公子小白急于回国，难免防备不周，如果借给他三十乘兵车，抄小路去截击公子小白，必定可以一击而中，解决公子纠的后顾之忧。鲁庄公答应了管仲的请求。事实证明管仲的判断是准确的。那天清晨，当他带着突袭部队出现在公子小白的队伍面前，公子小白甚至没来得及表示惊讶，就被管仲射出的一支箭击中。战车飞驰，电光石火的一瞬间，管仲没有意识到自己与眼前这位年轻人在冥冥之中存在着某种更为密切的联系。他只记得自己冷静地拔箭、扣弦、张弓、发射，一气呵成。随后他看到小白口吐鲜血，面目扭曲地倒在了车上。接着他听到莒军士兵的惊呼，中间夹杂着鲍叔牙野兽般的长啸，他很难相信，这竟然是平素温文尔雅的好友发出的声音。他不敢回头，只是催促驾车的士兵快马加鞭，迅速离开了案发现场。“原谅我，叔牙！”他心里暗自说，丝毫感觉不到成功的喜悦。应该说，在这次政治赛跑中，管仲作出了准确的判断，实施了准确的行动，而且也射出了准确的一箭。但是，人算不如天算，他那一箭看似射中了公子小白的腰，实际上正好射中了腰带上的带钩（带钩是古人用来挂玉器等饰物的装置，一般由金属制作而成）。公子小白命真够硬的。马车夫见到拦截者惊得张口结舌，一个急刹车急转弯，小白往后栽倒时不小心磕破了嘴唇。说时迟那时快，还没来得及站稳，利箭已经射到了跟前，腰间一受力，公子小白又重重地撞倒在车板上，刚好又咬到了舌头，口吐鲜血，晕厥过去。小白演得实在是太逼真了，不但骗过了管仲，也骗过了鲍叔牙等一干随从。等到管仲走远，小白苏醒过来，即刻招呼队伍，整理队形，马不停蹄地赶往临淄。在国、高二氏的主持下，临淄的居民开城迎接了这位流亡的公子，并且奉他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齐桓公。管仲的这一失误，直接导致了公子纠的败亡。十天之后，当鲁庄公和公子纠以为万无一失，慢悠悠率领大军来到齐国边境，却被齐国人拒之门外。齐国人告诉他们，公子小白于数天之前抵达首都，已经在各位大臣的拥戴下，就任国君了。公子纠和管仲面面相觑，管仲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事已至此，只能接受现实。然而鲁庄公对此很不服气：因为齐国人和他有盟约啊，说好要公子纠即位的，怎么一下子就变卦呢？对此，齐国人的解释很是直白：盟约嘛，确实是有那么回事，但那是敝国的大夫某某私下和您签的，并没有得到国君的授权，再说那个时候敝国正处于动乱时期，根本就没有国君，怎么可能授权呢？齐国人的说法很合理，你要是和一个公司签合同，得找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是找法人代表，如果一个公司群龙无首，根本就没有法定代表人，即便是签订了合同，法律效力又从何谈起呢？鲁庄公却想不通，觉得自己被人当猴耍了，很不爽。他没有意识到自己从一开始就犯了错误，不该派那么多军队前往齐国护送公子纠。数万大军前往齐国，看起来很威风，但是有两个致命的弱点：一是行动迟缓，被公子小白抢了先机；二是明显带有威压的性质，很容易引起齐国上下的反感。要知道，任何事情只要上升到民族感情的高度，就不那么容易解决了。一个人感到很不爽的时候，往往容易犯更大的错误。鲁庄公脑子一热，心想，反正部队已经带来了，不能只当摆设，打吧！齐桓公针锋相对，派大将王子成父等人率军抵抗入侵，双方在一个叫乾时的地方相遇。这场史称“乾时大战”的战役以鲁军的惨败而告终。据《左传》记载，鲁庄公在战场上被齐军追得东奔西跑，走投无路，连戎车都不敢坐了，换了一乘轻车逃离战场。而他的戎车驾驶员秦子和贴身护卫梁子二人继续驾着他的戎车引诱齐军，结果连车带人被齐军俘获。成者王也败者寇。公子纠离国君的宝座只有一步之遥，终被小白捷足先登。争夺继承权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同胞兄弟尚且相煎，同父异母的兄弟就更不在话下。齐桓公乘胜追击，派鲍叔牙率军直逼鲁国边境，给鲁庄公开出了谈判的条件：第一，公子纠乃是齐侯的兄弟，虽然有罪，齐侯实在不忍亲自动手，有请鲁侯代劳。当然，人头还是要送到齐国来验货的。第二，管夷吾和召忽多年来与齐侯为敌，大逆不道，必须送到齐国来，由齐侯亲自监斩，以快齐侯之意。事到如今，鲁庄公也只能以鲁国的大局为重，派人把公子纠给杀了。召忽不愿意回齐国受死，自杀殉主。而管仲则被装在一辆囚车里，押送往齐国。鲁国有一位大夫叫做施伯，很了解齐国的情况，他很看不惯管仲这种苟且偷生的行为，因而一把拦下囚车，对鲁庄公说：“管仲这个人有经天纬地之才，如果为齐国所用，对鲁国有百害而无一利。现在齐国要回管仲，表面上看是为了报一箭之仇，实际上肯定是想重用他。”鲁庄公斜眼瞅了瞅囚车里相貌平平矮墩墩的管仲，捏着胡须问道：“那该如何是好？”施伯做了个刎颈的动作，“不如杀了他，把尸首交给齐国使者带回去。”这消息不知为何让齐国使者知道了，他马上闯入宫中找到鲁庄公，再一次强调，齐侯必须亲自在群臣面前处死管仲，如果只给一具尸首，那就请鲁侯整顿好军备再打一仗！鲁庄公刚刚打了败仗，元气尚未恢复，不想在这些小事上节外生枝，于是将管仲交给了齐国人。以管仲的聪明机智，怎么会不知道这全是鲍叔牙的安排？据说，囚车自曲阜出发，前往齐国的路上，管仲生怕鲁庄公反悔派人来追杀他，于是编了一首《天鹅之歌》，教给押送的士兵唱。大意是：“天鹅啊天鹅，可怜羽毛被剪，双足被系，不能飞也不能鸣，只能在笼子里呆着。天虽然高，地虽然厚，又有什么用？天鹅啊天鹅，天生羽翼就是为了飞翔，天生双足就是为了奔跑，身陷囹圄谁来救你？总有一日你会冲破樊篱，飞上青天，远离地面，让那些手执弓箭的人空自叹息！”士兵们一边唱一边走，忘记了行路的艰苦，很快来到了齐国边境。囚车一入齐境，鲍叔牙就把管仲放出来，给他换上好衣服，好酒好菜招待。什么叫管鲍之交，这就叫管鲍之交，管袍又管饱。齐桓公见到管仲，第一句话就是：“拉出去斩了。”鲍叔牙大吃一惊，一把挡在管仲身前，说：“大老远把管仲给弄回来，不是给您砍的。”齐桓公用手指戳戳自己的腰：“这里，嗯？差一点被这家伙射死，这样的人不杀，我还配当国君吗？”鲍叔牙跺脚道：“他当初射您，那是各为其主，无可厚非。现在您若用他，您就是他的主人，他照样会为了您去射别人……咳，咳……您如果只用管仲去射人，也未免太大材小用了，他可以为您射天下！”“得了吧，我有师傅您当帮手就够了。”齐桓公挥了挥手，转过身去，腮帮子鼓鼓的，上回磕伤的牙至今还疼着呢。鲍叔牙拉着管仲的手，继续道：“瞧您说的啥话？我是个很平庸的人，您让我吃饱穿暖，我也就满足了。说到治国平天下，还非得靠管仲不可。”齐

，四远云集，自旦至暮，得数千人”，应募者多为贫苦农民。看到自己的队伍不断壮大后，庞勋自称兵马留后，至此，兵变性质演变为农民起义。当时朝廷十分明白宿州的战略地位，它不仅是汴河上的重要交通枢纽，而且是国家漕运及商旅必经之地，所以官军急赴救援。在庞勋攻占宿州的两天后，元密带领唐军匆匆赶到宿州，他见农民军守备森严，加上此前原驻守宿州的官军为阻止庞勋进攻而绝汴水以护城，此时依旧是水深难涉，因此只得在城外扎营。十月十二日，元密引兵开始渡水围城，当时刮起大风，农民军射火箭引燃城外的茅屋延烧唐军营寨，官军一下子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农民军趁势出城杀敌，杀死唐军三百余人，入夜时分庞勋用妇女打更以迷惑官军，然后乘大船满载粮草，主动撤离宿州顺流而下，准备进入淮河。次日天亮，元密得知庞勋连夜撤出宿州，又匆忙带领人马急速追赶。庞勋得知官军将要追来，便命令农民军将船隐藏在大堤之内，船中埋伏上千名士兵，然后派小股士兵在大堤外布阵，看到官军追来后，大堤外的人佯装溃败全都撤向大堤之内，元密见状以为农民军怯阵，继续纵兵追赶，结果中了埋伏，全军覆没，诸多将领战死堤内。元密率领的三千人马被庞勋生吃后，徐州已经到了无兵可守的境地。庞勋从降卒口中探明这一情况后，决定趁势攻打徐州。直到十月十五日夜晚，崔彦曾才惊悉元密已经全军覆没的消息，于是他一边向邻道求救，一边堵塞城门，并强迫城中壮丁参加守备。但是，当时城内人心恐惧，毫无斗志，十月十七日，庞勋带领大军攻城，并安抚城外的百姓，进而得到了百姓们的支持，百姓们协助农民军“推草车塞门而焚之”，很快便攻克城池，活捉崔彦曾及其部将，当天庞勋又得到城中万余人加入农民军。庞勋攻克徐州后，又分兵攻占濠州、泗州等地，并对其他要害城池都派兵驻守。此时，从四面八方赶来的贫苦农民纷纷加入庞勋的起义军，由于农民的争相加入，不仅徐州一地得农民军迅速壮大，攻城略地的各支义军也犹如滚雪球般地沿途壮大，例如奉命进攻濠州的农民军将领刘行及本来只带了一千五百人，由于沿途农民的参加，抵达濠州时部众倍增，濠州刺史卢望回手下只有数百名士兵，不得已只能开城投降。农民军队伍的急速壮大以及四处攻城略地，让朝廷逐渐开始重新审视这次由戍卒哗变引发的农民起义。皇帝李漼在得知徐州失守后，决定采取大规模的武装镇压，下诏征调河南、河东、山南诸道军队，任命右金吾大将军康承训为义成节度使、徐州行营招讨使，神武大将军王晏权为徐州北面行营招讨使，羽林将军戴可师为徐州南面行营招讨使，统领二十多万兵马，从西、南、北三面对农民军进行强力围剿，而且康承训为了增强战斗力，请求调动沙陀、吐谷浑等少数民族骑兵参战。在军事准备的同时，朝廷也没有完全放弃诱降庞勋的想法，为此，皇帝李漼特地派一名宦官手持敕书前往徐州宣慰庞勋。不过，庞勋识破了朝廷的用意所在，在宦官到来后，庞勋自任山列兵三十里到徐州子城，号令金鼓呼震山谷，然后在马球场宴请前来宣慰的宦官，宴会期间故意让人不断前来告捷，变相地拒绝了朝廷的诱降。一直到十二月为止，朝廷派出的各路大军的围剿军事行动效果不甚理想，在江淮地区的几次出兵援救泗州的行动全都失败，例如淮南节度使令狐绹的部将李湘领兵五千援救泗州，结果半路上中了庞勋的缓兵之计，在淮口被全歼。又如镇海节度使杜审权派部将带领四千人马想要与李湘会合，在屯驻都梁城的时候，被装扮成淮南军的农民军引诱出来歼灭。值得一提的是，都梁山设有转运仓，淮口则是汴水进入淮河的要津所在，被农民军占领后，朝廷的漕运和驿道受到严重阻碍，因此官军竭力反扑。闰十二月，戴可师带领南路三万围剿大军渡过淮河，迅速包围都梁城，想要夺回淮口，然后援救泗州。守城的农民军见到官军声势浩大，便谎称准备出城投降，然后乘戴可师缓兵之机于夜间撤离，留给戴可师一座空城。次日大雾漫天，戴可师见农民军人去城空，立即领兵进行追击，农民军将领王弘立带兵突然回军反攻，官军来不及迎战仓促溃败，戴可师被打死于乱军之中。而后农民军连战连捷，庞勋乘胜分兵南攻舒州（今安徽庐山）、庐州（今安徽合肥）、连破下蔡（今安徽风台）、巢县（今安徽巢县）、滁州（今安徽滁县）、和州（今安徽和县），控制了江北大片地区，同时北攻沂州（今山东临沂）、海州（今江苏连云港）等地。此时庞勋已经拥有将近20万人马，而且依旧继续招兵买马，淮南的地主富豪纷纷到江南躲避。戴可师的南路围剿大军被全歼后，王晏权率领的北路军也多次遭到重创。而康承训统领的西路军才集结了万人，在他看到庞勋势力浩大，一时难以取胜的情况下，暂时退守宋州（今河南商丘）。而且淮口失守后汴河不通，朝廷江淮地区的漕运改道从寿州（今安徽寿县）进入淮河，然后经颍州（今安徽阜阳）、汴州（今河南开封）北上。不久，庞勋围攻寿州，截堵朝廷诛道送往长安的大批物资，因此江淮与关中的漕运线路基本算是断绝。我们多次说过江淮地区对于朝廷的重要性，在庞勋成功截断江淮通往长安的漕运通道后，朝廷的物资供应已经能够断绝，这对于朝廷来讲是个灭顶之灾。面临如此危局，皇帝李漼再也坐不住了，咸通十年（869年）正月，皇帝李漼重新调兵遣将，任命左威卫大将军马举为徐州南面招讨使，又将王晏权撤职，改派泰宁节度使曹翔为徐州北面行营招讨使，同时任命的还有十六位将领，共率将近八万人，接受康承训统一指挥，屯驻于宿州以北九十里处的柳子（今安徽宿县）一带，连营三十里，准备继续大规模地围剿。皇帝李漼对于剿灭庞勋起义不可谓没有决心，但如果起义军精诚团结，朝廷的大举镇压并非轻而易举的事情，可是就在皇帝李漼重新调兵遣将誓将庞勋起义镇压下去时，起义军的内部也开始出现败亡之兆。败亡庞勋率领的农民军虽然转战各地声势浩大，但其内部并非铁板一块，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庞勋自身。庞勋并不是真正的贫农出身，被推为首领之前是粮料官，虽然官职不高，但好歹也算是朝廷命官，所以他率众起义后不可能和那些贫农一样，具有彻底的反唐意志。事实上，从上次宦官宣慰之后，庞勋看到了来自朝廷的示好，所以他夹杂着为自己谋求富贵的私念，暗中多次向朝廷索要官职，只是朝廷没有答应他的条件，才使得他选择继续对抗朝廷。庞勋带着这样一种杂念，作为接受安抚的条件，以致多次错失扩大战果的机会。例如他一直没有杀掉徐州观察使崔彦曾和监军、宣慰使等人，也是企图为自己留一条后路。但是在他的势力急剧扩张后，庞勋又开始盲目自信，自诩“无敌于天下，官军不足畏”，整天游宴无度，导致军纪涣散。庞勋虽然领导的是农民起义军，但其班底骨干仍然是那些桂林戍卒，前边我们说过这些人都是骄兵悍卒，在攻城略地中夺人资财，掠人妇女，而庞勋却不加约束，由此很快引起了地方百姓的怨恨。所以当官军大兵压境时，庞勋下令扩军却再也得不到百姓的支持。在各地不断派人前来要求增兵的压力之下，庞勋不得不采取强制征兵的手段，派人“散入乡村，驱人为兵”。官军则采取了收买人心的措施，皇帝李漼颁布敕令，如果诸军作战中抓到农民，必须就地释放，《资治通鉴》记载“自是贼每与官军战，其驱掠之民自先溃”。咸通十年（869年）二月，康承训以朱邪赤心率领的三千沙陀骑兵为先锋，向农民军发动强力进攻。沙陀骑兵作战勇猛，康承训曾经带领千余人马在渡过涣水时遭到农民军的伏击，是朱邪赤心带领五百沙陀骑兵冒死闯入重围，成功解救出康承训。在沙陀骑兵的协助下，农民军与官军交战屡战屡败。当时农民军将领王弘立自诩淮口全歼戴可师大军，亲率三万人马应战官军，包围了官军屯驻的鹿塘寨，王弘立认为大功即将告成，可以轻而易举地击败官军。不过，沙陀骑兵左右突围，在他们的强烈冲击下，农民军根本无法有效抵挡，官军趁势出战，大败农民军，王弘立只率数百人逃回，几乎算是全军覆没。随后，官军又趁势攻下虚竹屏障柳子，守将姚周兵败逃走后被官军半路截杀。一直到了四月，农民军战事不顺，庞勋的部将周重认为柳子一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现在姚周兵败身亡，徐州已经危如累卵，不如倾徐州之兵而出，全力死战夺回柳子。而且周重鉴于军心不稳的现状，建议庞勋立即杀掉崔彦曾等人，以示和朝廷彻底决裂之心，不然的话很难再得到百姓的支持。庞勋无奈之下采纳了周重的建议，当即杀掉崔彦曾等人，并召集部众重新表明造反的决心，倾境内之兵，勠力同心，转败为胜。在庞勋的努力下，暂时又募得三万人以保持和官军对抗的资本。当时魏博镇兵马正围攻丰县，庞勋决定先解丰县之围，便亲率大军从徐州出发，乘夜悄悄潜入丰县。魏博军分为五寨，靠近县城的一寨有数千人马，庞勋纵兵包围，其他寨出兵相救，被庞勋伏击，趁势斩杀两千人。取得丰县小胜后，庞勋立即从丰县出兵西攻康承训，并抽调其他地方兵力共计五万人一起发起进攻。可是由于对官军败卒看管不严，导致败卒逃回康承训那里报告了庞勋的动向。针对庞勋的动向，康承训着手进行部署，他在境内部下口袋阵专等庞勋的到来，准备打一场歼灭战。不过，庞勋自己却未能如期而至，结果如期到达的其他各路农民军中了康承训的埋伏，等到庞勋赶到时，见官军势盛不战而溃，被迫带领残兵败将逃回徐州。在官军的强力围剿下，到咸通十年（869年）七月为止，官军接连收复下邳（今江苏邳县）、丰县（今江苏徐州）、襄城（今河南襄城）、定远（今安徽定远）、蕲县（今安徽宿县）、钟离（今安徽凤阳）等地。而后康承训率领大军包围了农民军占领的重镇宿州。当时数万农民军在将领张实的带领下，在城下列阵对敌，深挖护城河以护城，并且暗中派人送信给庞勋，建议他采取围魏救赵之计，引兵出其不意地进攻宋州、亳州，康承训必定解除对宿州的包围而引兵西救，到时庞勋设埋伏于要道伏击官军，张实自己带领兵马出宿州断其后路，肯定能大败官军。庞勋采纳了张实的建议，亲率两万人马奔袭宋州，结果康承训闻讯立即引兵西救。不过，张实的前后夹击之计最终还是没能实现，原因在于庞勋委任治理宿州的人是原唐朝旧将张玄稔，在康承训的引诱下，张玄稔暗中已经投降。九月，张玄稔设计围杀张实等将领，然后举城投降官军。随后他又为康承训献策：趁他投降的消息尚未公开，由他带兵假装溃逃，进入农民军占领的蕲县取而代之。最后张玄稔进兵包围徐州，原徐州官吏路审中做内应，打开城门迎入唐军。庞勋此时已经攻下宋州南城，但北城始终无法攻克，便转而进攻亳州，可是又被沙陀骑兵偷袭，只好又退往徐州。当他行至蕲县时，因为在此之前蕲县已被张玄稔占领，守将李兖吊起护城桥，使得庞勋无法入城，结果在西城西面遭到官军包围，庞勋虽力战却因寡不敌众而最终战死，所率的两万人马几乎全军覆没。至此，由庞勋领导的由戍卒哗变引发的两淮农民起义，历时一年半后以庞勋战死而宣告失败。十月，皇帝李漼下诏褒奖在镇压庞勋起义过程中的有功之臣，并在诏书中宣称“载戢干戈，永销氛祲”，认为成功镇压了庞勋起义，从此朝廷可以高枕无忧。但从当时帝国的整个形势来看，两淮农民起义虽然未能置大唐帝国于死地，却给了大唐帝国致命的一击，具体表现就是对唐朝的经济和财政造成了严重破坏。《旧唐书?懿宗纪》记载：徐寇虽殄，河南几空。有力地说明了庞勋起义对于地方破坏的严重性。同时参加起义的农民军并没有全部被消灭，很多人逃散到各地，到后来黄巢起义时，又重新加入了黄巢的队伍。当时路岩、韦保衡就是因为上述理由，不断在皇帝李漼面前攻击康承训剿匪工作做得不彻底，导致康承训因此被贬为恩州（今广东恩平）司马。庞勋起义虽然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唐末的很多历史事件与这次起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范祖禹在《唐鉴》中就认为：庞勋之乱，起于桂林之戍；黄巢之寇，本于徐方之余。而《新唐书》中《南蛮中?南诏下》的篇末也有这样一段话：懿宗（李漼）任相不明，藩镇屡畔，南诏内侮，屯戍思乱，庞勋乘之，倡戈横行。虽凶渠歼夷，兵连不解，唐遂以亡……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当皇帝李漼认为可以高枕无忧时，大唐帝国已因为庞勋起义而埋下了灭亡的种子，只是这颗种子还需要继续生根发芽。第四章靡费佞佛内结道场武宗李炎的会昌废佛使得佛教势力受到一次沉重打击，不过，宣宗李忱即位后一反会昌之政的做法，重新恢复佛教，使得佛教势力很快复苏和发展。皇帝李漼即位后，依旧延续父皇李忱的做法，继续崇奉佛教，他本人也日益沉溺于诸多佛事活动中。据《资治通鉴》记载，李漼即位后在咸泰殿筑坛，为内寺尼受戒。所谓内寺尼指的是宫人出家者，这些人就居住在公众为她们专门设置的寺内，所以称之为“内寺尼”。咸通三年（862年），李漼又下令在京城慈恩寺、荐福寺、福寿寺和庄严寺之内各置戒坛，以做剃度僧尼之用。尽管皇帝李漼亲自举行的剃度僧尼的活动似乎不多，但其影响却不可低估。依旧是提出“民有八苦”“国有九破”的刘允章在《直谏书》中还提出了“人有五去”之说：势力侵夺，一去也。奸吏欺隐，二去也。破丁作兵，三去也。降人为客，四去也。避役出家，五去也。而其中的“避役出家”指的就是剃度僧尼，因为自中晚唐以后僧尼享有免役特权，本身就加剧了赋役征调对象的流失。除了剃度僧尼之外，李漼还内结道场，中开讲会。所谓的内道场是设置在宫禁之内供皇室成员从事礼佛活动的场所，例如译经、受戒、念诵、斋会和接待高僧等，都在内道场举行。内道场自东晋以来就见诸史料记载，到了唐朝空前繁盛，武宗李炎会昌废佛之后，宫中的内道场活动一度停废，但到了皇帝李漼即位后，内道场活动又开始热闹起来。李漼虽然懒于处理朝政，却对参加佛事活动热衷不已。例如《旧唐书?李尉传》记载：“懿宗奉佛太过，常于禁中饭僧，亲为赞呗……逢八饭万僧。”“逢八”即逢入斋日之意，而“亲为赞呗”是指在讲会上，皇帝李漼亲自参加念诵。正如时任吏部侍郎萧仿所说的“陛下留意天竺，属意桑门，内设道场，中天讲会，或手录梵夹，或口扬佛音”。《资治通鉴》也记载：“于禁中设讲席，自唱经，手录梵夹。”皇帝李漼大肆参与佛事活动，与之而来的就是国家资财的耗费无数，他即位之后，行幸长安诸寺常常是给予寺庙过多的钱财，为此萧仿曾经上疏劝谏，却没有效果。例如李漼赐给安国寺高僧的两座沉檀木制成的宝座，高二丈，镂刻龙凤，饰以金，顺着台阶登上宝座顶部，上面设有座位，座前摆有陈放佛经的矮几，四隅雕刻着高达数尺的瑞鸟神人，座前垂挂着绣囊锦幅，从中可以看出是多么的奢华。咸通十一年（870年），李漼又下诏令福寿寺的尼姑缮写大藏经，每藏计五千四百六十一卷，又雕造真檀像一千躯，花费之大让当时的很多朝臣惊叹不已。在李漼的提倡下，从武宗李炎的会昌废佛中逐渐复苏过来的佛教，其发展速度让人为之惊叹，当时整个国家兴建佛寺成风，使得国力急剧损耗。事实上，除了刘允章之外，早在咸通五年（864年），谏议大夫裴坦就曾经上疏李漼，认为现在国家急需征兵，财政状况已经到了匮乏的地步（“财赋方匮”），不宜过多地热衷于佛事活动以及大规模的修建寺庙，使得国力受困。不过，无论是裴坦还是刘允章，其上疏的内容虽然切中时弊，但皇帝李漼并不为所动，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热衷佛事

？才不是，这是多么感人，多么华丽耀眼的主仆情义啊！主人满足仆人的功名心理，让他一跃龙门成为天子门生；而仆人忠义，一日为仆终身是奴，永远为领导服务。上面只是特例，梁太监的覆盖面是全国性的，怎能只让自己家肥水反复回流呢，他要的是全天下的肥水都流向他。宣和末年，赵佶亲策进士八百人，其中有一百多人是特例的廷试。这些人以献颂上书为名，都是超级富商的子弟，特点是要才没有，要钱随便给。每人给梁师成差不多一万贯，就有机会在廷试上入选。这些人亲眼看到，梁大太监就站在皇帝的身旁，低声向皇帝说着什么，之后谁入取，谁黜落，都有了结果。梁师成不仅暗中操纵国家，还当着皇帝的面左右官场走势！这样的事几乎风传全国，宫里有个梁太监，他比宰执还好使。于是，梁师成有了个头衔——“隐相”。他终于成功了，大宋幕后的第一黑手，于无形中翻云覆雨，颠倒天地。做到了这一步，连蔡京这位正牌首相都低头了，带着长子主动拜访，拉近关系。在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左右，梁师成的隐相地位初成，他深知创业难守业更难的真理，并没有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他要不断提高自己的声望地位。于是，他加入了艮岳的修建工程里。艮岳，这座人工山绝不仅仅是皇帝的一座花园那么简单。在当时，是最大的政府工程，参与它是地位的象征，掌控它是皇帝宠眷的体现，是每一个朝中大佬打破头都要争一次的好东西。梁师成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伸手抓了过来，给自己在赵佶心里，在百官心里的地位加上了新的砝码。从此，他为艮岳呕心沥血，竭尽所能，营建出了一个人间所没有的，连世界公认的古代七大奇迹古巴比伦空中花园都比不了的梦幻仙境。他以及他的同伙们成功了，艮岳真的建成了……他不知道的是，艮岳是大宋朝的命运之山。它建立起来的过程，是宋朝崩溃的过程；它竣工之日，就是大宋的崩溃之时！在公元1117年左右，没人能想到这一点。梁师成全身心地扑到了建筑工地上，把艮岳的第二步骤完成。第二步骤，在原有山势走向上，把各处的景点盖好。查原始资料，名目如下：艮岳广袤十余里，峰高九十步。最高点建介亭。以此分山成两片，为东、西二岭。东岭有萼绿华堂、书馆、八仙馆、紫石岩、栖真磴、揽秀轩、龙吟堂；山南寿山嵯峨，双峰并峙，下有雁池、噰噰亭；西有药轩、西庄、巢云亭、白龙沜、濯龙峡、蟠秀、练光、跨云三亭、罗汉岩；再向西有万松岭，岭畔有倚翠楼。岭上岭下设有关联，关下有平地，凿为方沼，沼中有两块陆地，东边建芦渚、浮阳二亭；西边建梅渚、雪浪二亭。由此沿磴道复上最高峰介亭，亭左有极目、萧森二亭，亭右有麓云、半山二亭。介亭之北临景龙江，引江水流注山间，迸珠溅玉，蜿蜒玉带。从介亭西行不远有一小轩，名为漱玉。漱玉轩再西，道路皆用碎石铺砌，路旁有炼丹亭、凝真观、圌山亭。圌山亭俯视江际，可见高阳酒肆、清虚阁雕、雾阁云窗。景龙江北岸胜筠庵、蹑云台、萧闲馆、飞岑亭一字排开，其支流蜿蜒南去，另组成一座山庄，别有洞天。南山之外，又有小山，横亘二里，命名为芙蓉城。景龙江之外另建房舍，格局样式比芙蓉城更为精妙。以上就是艮岳的第二步工程，各处景地的原始状态。说它是原始状态，是因为它还有第三个步骤。这最后一步才是艮岳的精华所在，前面的东西好有一比，是买好的清水楼。第三步是给清水楼盘装修。说起装修，是我等凡人个个头疼的问题，前几天还有一个朋友对我哀叹，说装修猛于外遇啊，比什么都费钱。相信大家都有同感，说装修，那是无止无休，一百平方米的房子有价，最贵的也有个标签，装修就没谱了，只要你有钱，真来个白玉为堂金作马又如何？以赵佶的艺术品位，以宋朝的人文精华，以华夏大地的出产丰富，艮岳的装修能到什么程度，是能够想象的吗？至少蔡京、童贯、梁师成等人是想不到的，他们一来局促于京城，眼界不广；二来京城的权势瞬息万变，随时都可能有敌对党派兴起，以往的教训告诉他们，不仅要屠杀旧势力，更要严防新敌人。所以他们必须守在京城里，哪儿也不能去。赵佶也不行，他有的是品味，是鉴赏力，不是原创力。他没有行过万里路，没见过万样物，只能像个吃客一样坐在餐桌旁，等着大厨们把菜做好端上来，才能品得出好坏。这个任务在各位大佬的心目中盘旋，最后还是蔡京想出了主意。之所以是他，是因为这次装修的风格基调决定的。赵佶身为北方人，一直向往着美丽富饶的南方，碍于祖训，他没法像后来明、清两代的皇帝那样游江南，于是他要把艮岳装饰成他的梦里水乡。在京城三巨头中，只有蔡京被贬过长江，在杭州西湖之畔生活过。这一段贬谪岁月当时是多么难熬，但是在这时已经转化成了珍贵的财富。一路之上所见所闻，所接触的人，都成了他的资本。他对赵佶说，陛下，装修分两步，第一步是采买材料。您喜欢江南风物，正好，我在南方接触过一个能人。他姓朱。第七章疯狂的石头这是蔡京在杭州结交的一个朋友，说实话，当初他身为一个朝廷大员，还真就没把一个南方土著放在眼里。可是稍微接触之后，蔡京立即服了。当时他在杭州待得无聊，四处闲逛到了苏州。苏州多园林，让蔡京流连忘返，沉醉中他觉得应该留下点纪念。做什么呢？他认为盖点宗教性建筑最好。宗教场所人的流动性最大，口碑相传最远，尤其是能一直流传下去，不像某个菜市场一样，今天盖明天拆的。他选中了一座大寺庙，想在里边加盖一座精致的僧舍。欲望是好的，但是钱、物从哪儿来？他是个贬职的京官，自身难保的。寺里的和尚给他出主意。本地有位大能人，叫朱冲。他如果出面，这事一准能成。朱冲？在接见前，蔡京稍微了解了一下，知道他只是个富商，做药材生意。据说人品非常好，寒天舍衣、病人施饵，称得上为富很仁的慈善型有钱人。好，就见一下吧。见面后，他发现与朱冲真是投缘啊，朱某很有蔡京当年零拒绝服务的风采，对京城里的高官，哪怕是贬职的，也竭诚相待，百般奉承。对于盖僧舍一事，更是微微一笑，说不必再找别人了，请给个薄面，些许小事，他一个人足够搞定。蔡京将信将疑，他要盖的房子是相当大的，不止十几个和尚的宿舍而已。却不料才过去几天，朱冲就来请他到施工现场去，一到现场，蔡京被震撼了。他从京城来，是见过真正大世面的，可也很少见到这样的效率、这样的能力。几千方大木料整齐地摆放在现场，只等工人到齐，立即就能开工。这个朱冲……不简单，蔡京意识到这一点，决定把人才收在身边。所谓上商揽人，下商揽财。人才永远是最重要的财富。而朱财富再次让蔡京刮目相看，是在他回京前提出把朱冲带进京去时，朱冲一点都没迟疑，把偌大的家业迅速安顿好，跟着他就走了。进京后，蔡京把朱冲安放在童贯手下，成为武装太监军队里的在编人员。之后，朱冲的作用迅速体现。蔡京能用几株小黄杨木让童贯等五位盖起延福宫的大太监自愧不如，都是朱冲的功劳。这是非常难得的，在官场上、商场上一招鲜的确能吃遍天，可是有时效性。谁能用一种款式、一种招式长时间地让对手吃瘪呢？朱冲能！比如童贯能亲自下江南给赵佶搜罗艺术品，他接触到的南方玩家会少吗？有资料显示，当蔡京把南方的花木带进皇宫之后，很多势力都第一时间有样学样，派人到江南搜索新奇东西进贡给皇帝了，其中就有蔡京那位青出于蓝胜于蓝，对老爹像仇人一样凶残的大公子。蔡大公子的最大愿望就是颠覆老爹取而代之，邀功取宠的机会怎能让老爹专美，他的人带回来各式各样的江南物件，可惜没一样能入赵佶法眼。归根结底，他没有朱冲的采办能力。艮岳的第二步工程完成，相当于一场决定性的战役打响，谁能在新一轮的装修之战中胜出，才能真正确立宋朝第一采办的地位，更能通过这个，把赵佶的好感牢牢拴在身上。到这时，朱冲没什么好遮掩的了，最好的采办的底蕴是什么？花最少的钱买最好的东西吗？不，绝不是这样，只有深深了解朱冲底细的，才会知道朱冲到底想做什么。这是出身决定的。宋朝发展到一百五十年以后的这时，基本上各行各业都定型了，比如说最为人称道的商业。多少豪门富户与高官、贵族甚至后宫勾结，利益环环相扣，连王安石都拆解不开，形成了无比稳定的圈子。这种稳定让新人绝望，就像现在的中国年轻人，谈起改革开放初期，那批最先富起来的人，他们是多么幸运啊，随便买点股票，半个月不到一万就变十万了，这是多快的速度。三十年过去，什么位子都没了，什么空子都堵上了，让绝大多数想白手起家的人绝望。三十年就这样，一百五十年又如何？而朱冲，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下，最初的身份接近于赤贫，得靠给人做佣工，才能勉强活命。朱冲做苦力时非常失败，能力就不说了，据说在苏州人里也不算是身强力壮，偏偏性格还有问题。此人聪明、狡黠、倔犟、不安分。具体的表现就是不听话，简直到了桀骜不驯的地步。这就没搞头了，悲剧的降临只是时间问题，当那天出现时，朱冲不仅丢了工作，还被狠狠地抽了顿鞭子。看上去很凄惨，不过这才是他新生命的开始。不这样，他只会是一个优秀的苦力，那个时代里的路人甲，凭什么当上后来宋朝最大的官办采买人？凄惨的朱冲带着一身的鞭痕逃出了家乡，到邻近市县躲风头。天晓得为什么在芸芸众生中是他得到了好运，一次普通的躲风头，居然让他一步登天。他有奇遇了，一个奇怪的人给了他一些奇怪的药方。药，是这个世界上最神奇的东西，是为数不多的迅速让一个赤贫者变成富豪的东西。成功的可能性，有件事可以参考对比。犹太人做生意，一直恪守着珠宝、饭店这两项赚钱祖训，理由是只要男人有钱，就会被女人掏出来买珠宝；是人就得吃饭，哪怕在战争中，饭店都有生意。于是，生意长盛不衰。他们错了，医药才是最赚钱的，因为它最必需。相比之下，不买珠宝的女人很多，吃普通食品的人更多，可药品就不同了，永远少不了，并且铁价不二，一旦身份变为顾客，即便是上位者，也要随行就市。多牛啊，无论是宋朝还是现代，医药都能迅速制造出富豪来。朱冲有钱了，却变得更清醒，他记得富人安全守则里有这样一条，“有钱无权被人欺”。没有坚实的背景，钱只是招祸的东西，带不来半点幸福。那好吧，索性把游戏做大，他攀上了蔡京的肩膀，到艮岳接下装修任务时，终于可以直接为皇帝服务了。装修艮岳是宋朝最顶点的辉煌，是它走向深渊的最后一步，这样重大的任务，朱冲也觉得力不从心了，一位新人走上了舞台——朱冲的儿子。这人很传奇，身为一个小小的官方买办的儿子，居然混到了和蔡京、童贯、梁师成这三位巅峰级别大佬一样层次的帝国蛀虫。蔡蛀虫是帝国首相，拥有官方话语权；童蛀虫是武装太监，掌握着帝国最强兵力西北军；梁蛀虫身为帝国隐相，复制了皇帝过半的实力。这三个人几乎把帝国三分了，朱冲的儿子还能做什么呢，凭什么和人家分庭抗礼？很简单，上述三人分的是党、政、军，唯独没包括财。小朱同志填补了这块空白。这孩子叫朱勔，当他走到前台后，号称最有钱的宋朝人集体倒霉了，远不是多几种税、催得狠这么简单。采买，第一步是领钱。有道是阎王不使唤穷鬼，给皇帝办差更得拿工资，而且是先拿。朱勔先到国库里支银子，多少数额完全随心所欲，在艮岳工程的浩大影响下，哪个衙门敢查他的账？拿到钱后坐船过长江，两浙湖广，整个南方的花鸟鱼虫全在笼罩范围之内。比如太湖石，某块超级巨大，造型神奇，朱勔专门造了一艘巨舰运进了京城。赵佶一见大喜，赏给每一个装卸工一只金碗，并且封这块石头为“盘古侯”。有爵位的石头。某块灵壁石，高、阔均两丈有余，上千人抬不动，运进京城时得把城门拆了才成。赵佶认为这是神物，亲笔写了六个大字：“卿云万态奇峰”。以一条金带悬石挂上。成仙的石头。华亭（现上海市松江县）悟空禅师塔前一株唐朝桧树，枝叶纷披冠盖庞然，连华亭都没法运出。怎么办，拆华亭，造巨舰，从海上走。结果某天海上风浪大作，巨大的树冠和风帆缠在一起，树倒船翻，全船人淹死。以上只是某些知名的特例，采办的种类按特点可以规划到自然界出产范围。这个范围内的好东西搜得差不多了，朱勔把目光投向了另一处——人间。话说楚王爱细腰，宫中多饿死，可见皇帝的喜好是风向标，全民学习。这时赵佶爱装修园林，江南方面跟风的人风起云涌。比如浙江一个叫卫清叔的人，他的花园里有座假山。这座“假”山连绵二十余亩地，各处风景点盖了四十多座亭子。退休的侍郎俞子清更上层楼，他的“假”山起伏延展，上边有一百多个峰点，高的达到二三丈。都不过分修饰，保存原有山野风韵，其间犀株玉树，森列密布，“俨如群玉之圃，奇奇怪怪，不可名状。”其他中小户人家，积累一百五十余年平安富足之后，这类东西也不少。朱勔怎么会忘记、放过它们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都应该搜集起来，献给皇帝。这个过程显示出了朱勔的功夫，首先他能知道谁家有什么好东西，您家有，那么恭喜了，朱勔的手下们会不请自来破门而入，在该东西上盖一块黄帛。这就是御贡品了。谁也不准动，更不能有丝毫的损伤，至于损伤是否存在，伤到了什么程度，与该户主人对朱勔的勒索满意度的贡献直接挂钩。如果贡献值不足，那么说有伤就有伤。没伤，轻轻推倒摔碎了，这回有伤没？验过伤，该御品进入保护待运期。要一直由原主人保存，直到各种选定的御品达到一定数量，一起起运。起运时，是所有原主人的噩梦。不管该御品多大，搬运工从来不走门，都是把墙拆掉，进行立体搬迁。那一天全城轰动，无数的墙被推倒，无数的屋子倒塌，一片混乱之中几乎从无例外，该御品搬走了，屋子里其他值钱的东西也都不见了……这还只是噩梦的开头。装修还有第二关。从原产地把东西置办齐了，还得运到装修工地嘛。这个过程要怎么做？宋朝一百五十余年经营，帝国各地的水系都与京都开封相通，运粮的、运菜的、运各地特产的，早已形成了规律。朱勔作为装修特派员，本是有专用船只运工的，可是他搜集的东西太多，悄悄地说，远远不是专运给艮岳的，他家、蔡京家、童贯家、梁师成等京都大佬们都在中间插了一脚，各家都有大花园的，捎带一些不是很正常吗？于是，朱勔手里的运输工具不够了。不够？简单，放眼望去，河面上都是船，每一艘都是大宋子民的，那么每一艘都可以被征用。从这时起，华夏大地上最恐怖的一个词出现了，叫“花石纲”。纲，指政府指派奉皇帝命令的货运过程。花石，特指赵佶在这段时期在江南大地收集的自然艺术品，自从花石纲出现，全国的交通运输全部瘫痪。不管是水道上，还是陆地上，甚至是海运中，各类运输工具只要在朱勔搞运输时被看见了，立即就被抓到一块，原来的事都放下，统统装上花鸟鱼虫老树怪石，向京城进发。总结一下，上面的搜罗控制在自然界、人间社会两方面，综合来看可以归纳为地球表面之上的东西。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朱勔做到了这些还不满意，觉得仍然有对皇帝尽忠的地方。艺术是什么？范围太广了，但是可以归纳为现在进行时的和过去古董式的。朱勔的心思就动在后一种里，作为神州共主，难道只向活人收税吗？为什么死了的埋进坟里的就可以免交？不管你是先秦的还是五代的，只要还在汉族的地盘上，就别想幸免，这叫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于是，全国上演挖坟大比武，不管是谁的坟墓，只看谁能挖出来惊人的货色。货色都运进京城，搬到皇帝的多宝阁里，这才是气派，才是修养，才有品位！艮岳就在这三种举

远在邯郸的苏秦得到消息，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说服的艺术：苏秦结成六国合纵联盟公元前329年，苏秦以邯郸为起点，开始了华丽的合纵之旅。苏秦出访的第一站是韩国的首都新郑。四年前，韩昭侯去世，其子韩康即位，也就是历史上的韩宣王。苏秦对韩宣王说：“韩国北有巩和成皋这样坚固的城池，西有宜阳和商阪这样的要塞，东有宛、穰和洧水，南有陉山，地方九百余里，军队数十万，天下的强弓劲弩都产自韩国。谿子、时力、距黍（均为弩名）都能射到六百步以外。韩国武士举足踏弩，可以不停地射一百多次，能够射穿远处敌人的胸膛和近处敌人的心窝。韩国的冥山、棠谿、墨阳、合赙、邓师、宛冯、龙渊、太阿出产的剑戟，锋利无比，能够刺透坚固的甲盾。以韩国武士的勇猛，再让他们披着坚固的铠甲，带着劲弩和利剑，以一挡百不在话下。但是，以韩军的强劲和主上的贤明，却向秦国俯首称臣（公元前337年韩昭侯曾经朝觐秦惠王），使国家蒙受耻辱，被天下人耻笑，真是丢人丢到家了。”三晋之中，韩国版图最小，国力最弱，主要依附于魏国，有时也向秦国和楚国屈服，在夹缝中求生存。马陵之战因魏国入侵韩国而起，但是马陵之战后魏惠王三次朝觐齐威王，韩昭侯都亦步亦趋，紧跟魏惠王的脚步，原因很简单，韩国需要与魏国抱团取暖，抵御秦国的扩张。“您如果继续奉行向秦国屈服的政策，秦国必定会向您索取宜阳、成皋（今河南省荥阳，即虎牢所在地）。今年给了，明年他还会再来要。韩国的土地有限，而秦国的索取无限。以有限的土地去满足无限的索取，结果必然是买祸结怨。俗话说得好，宁为鸡头，不为牛后。您如果西面事秦，与牛后有什么区别？以主上的贤明，挟强韩之兵，却落个牛后的名声，我实在是替您感到羞愧！”韩宣王勃然变色，握紧拳头，怒睁双目，按住剑柄，仰天长啸道：“寡人虽然不肖，但也决不会向秦国屈服。请您转告赵侯，韩国愿意加入合纵。”拿下韩国后，苏秦马不停蹄来到大梁。他对魏惠王说：“魏国地方千里，经济发达，人口密集，国力强盛，现在却向西侍奉秦国，实在让人难以理解。”魏惠王脸色通红，欲言又止。“我听说，越王勾践以三千战士与吴国作战，生擒吴王夫差。周武王以三千战士、三百战车与商纣王的数十万大军战于牧野，大获全胜。难道是他们兵力众多吗？不是。是因为他们能够振奋士气，发挥兵威啊！现在魏国有武士二十万，苍头（头裏青巾的战士）二十万，奋击（冲锋队）二十万，杂役十万，还有战车六百辆，战马五千匹，远远超过了勾践和周武王。想不到啊想不到，您竟然将河西之地拱手让给秦国，还主动配合做好移交工作，我真替您感到羞愧。”“秦国兵力强盛，以魏国之力，不足以与之抗衡，不委曲求全的话，只怕朝不保夕。”惠施在旁边替魏惠王说了一句话。“没错，秦国确实强大。”苏秦说，“但是还没强大到可以吞灭天下。古人有言，‘绵绵不绝，蔓蔓奈何？毫氂（máo）不伐，将用斧柯。’铲除草木，要趁早动手，等到它长大，就得用斧头了。犹豫不决，必有大患。如果您肯听我的建议加入合纵联盟，与诸侯同心协力，秦国就不能把魏国怎么样了。这也是赵侯特意派我来的目的，至于您如何决定，我洗耳恭听。”对于魏惠王来说，苏秦的建议无疑是有吸引力的。这些年来，魏国处处树敌，四面碰壁，丧师辱国，已经从一个霸主之国沦落为仰人鼻息的二流国家。如果苏秦能够整合山东诸国，共同对抗秦国，魏国又何乐而不为呢？于是，在征求过惠施的意见之后，魏惠王也答应了苏秦，决定加入合纵联盟。苏秦离开大梁，沿河而下，来到东方古城临淄求见齐威王。齐威王年轻的时候，重用邹忌、孙膑等人，励精图治，称霸一方。年纪大了，却开始犯糊涂，与魏惠王徐州相王，既开了风气之先，也犯了天下的大忌，导致楚国进犯。徐州一战，齐国败军折将，威势大损。但是，老虎虽病，余威犹在，苏秦见到的齐威王，仍然不怒自威，令人不敢正视。“齐国东有琅琊，西有清河，南有泰山，北有渤海，乃所谓的‘四塞之国’。齐国的领土纵横两千里，军队数十万，粮食堆积如山。战士们进如锋矢，战如雷霆，退如风雨。自古以来，虽然多次发生战争，却从未让敌人翻过泰山，跨过清河，渡过渤海。如果开战的话，临淄城内有七万户人家，每户有丁壮三人，不必等待征调远方的军队，就能动员二十一万大军。而且临淄城的富有，举世皆知。街上车挤车，人挤人，大伙张开衣襟就可以围成帷幕，举起袖子就可以遮挡太阳，挥汗落地就如同下过大雨。以大王的贤明和齐国的强大，怎么能够任由秦国侵食天下呢？”说到这里，苏秦故意停顿了一下，观看齐威王的反应。齐威王斜着眼睛瞄了苏秦一眼，示意他继续。苏秦拱拱手，接着说：“韩国和魏国害怕秦国，是因为他们和秦国接壤。双方派出军队，不出十天，胜负已定。即便韩、魏获胜，他们的兵力也要折损一半，无法守住自己的边境；如果战事失利，则国家陷于危亡。所以他们不敢轻易与秦国开战，只好屈从于秦国。齐国就不同了。秦国如果要进攻齐国，必须越过韩、魏的土地，经过卫国的险道，而且还要攻克亢父天险（今山东省济宁）。就算秦国一定要冒险进攻，也有后顾之忧，怕韩、魏等国在后面打它的主意，所以秦国对齐国没有任何威胁。“可是，如果秦国侵吞了魏国和韩国，形势就大不相同了。吞并魏国，则得三河之富；吞并韩国，则将周天子控制在手里。到那时，秦军可以顺势而下，北攻燕国，南过襄陵，从各个方向突入齐国。请问，您想坐视其大，侵害齐国吗？”齐威王也被苏秦说服了。于是，苏秦由临淄而西，来到楚国求见楚威王。“楚国，乃是天下的强国；大王，乃是天下的贤君。楚国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陉塞、郇阳，地方五千余里，士卒百万，战车千乘，战马万匹，存粮足够十年之用，这是称霸天下的格局啊！“列国之中，秦国最怕的就是楚国，楚强则秦弱，秦强则楚弱，其势不两立。他们之所以不守信义，帮助魏国在陉山与楚军作战，主要就是怕楚国征服魏国，对秦国构成威胁。“大王如果肯听下臣之言，下臣可使山东诸国都向您进贡，听从您的领导。韩、魏、齐、燕、赵、卫等国的美女就会充满您的后宫，燕、代等地的良马就会填满您的马厩。合纵成功，楚国便成霸王之业，即便是先君楚成王、楚庄王也不能跟您相比，不知您意下如何？”男人的事业，一半在马背上，一半在女人的肚皮上。楚威王听了苏秦这番话，不觉热血沸腾，说：“楚国西面与秦国接壤，秦国有夺取巴蜀、吞并汉中的野心，寡人并不是不知道。秦国乃虎狼之国，不可以亲近。而韩、魏等国深受其害，也不可以和他们谋划大事。因为他们很容易就会被秦国威逼利诱，透露机密。现在您打算联合天下诸侯抗击秦国，这是前所未有的壮举，寡人愿意举楚国之力追随您。”这样一来，燕、赵、韩、魏、齐、楚六国便结成了合纵联盟，而苏秦则成为了合纵联盟的秘书长。据《史记》记载，苏秦从楚国北上向赵肃侯复命，途经老家雒邑，随行的车马辎重及各国相送的使臣极多，有如王者出巡。周显王听到消息，这才想起苏秦就是当年帮助东周放水的苏秦，赶紧派人清扫道路，并到郊外迎接。回到家中，苏秦的兄弟妻嫂都不敢正眼看他，俯伏在地上，将食案举得高高的，请他进食。苏秦笑着对他嫂子说：“何前倨而后恭也？”意思是：为什么你以前对我那么傲慢，现在又变得如此恭敬了呢？他嫂子倒也实诚，说：“那是因为你现在官大钱多啊！”苏秦由此感慨：“同样是我这个人，富贵了就怕我，贫贱时就轻视我，亲人尚且如此，何况是别人呢？假如我当初在雒邑城郊有二顷良田，我还能有今天的成就吗？”于是将钱分给族人和朋友。苏秦回到赵国，被赵肃侯封为武安君。据说，苏秦曾派人将六国合纵的盟约送到咸阳。秦惠王看了之后大怒，对大夫寒泉子说：“苏秦欺人太甚，想凭一人之智，欺骗山东六国之君，发动大家一起来对付我们。可是诸侯各怀异心，是不可能齐心协力的，就像用绳子串起来的鸡，各奔东西，不能一齐上架一样。我想派人遍访各国，一一戳穿苏秦的阴谋，不知道你有什么意见？”寒泉子不紧不慢地答了一句：“您可别着急，赵国有苏秦，咱们也有张仪啊！”张仪出手，合纵破裂张仪的反击来得很快，而且很准，一拳砸在了合纵联盟中最薄弱的环节。公元前328年，秦惠王命张仪和公子华率军围攻魏国蒲阳（今山西省隰县）。秦军攻势凌厉，不到半个月便迫使守军投降。但是，如果以为张仪的手段仅限于此，那就大错特错了。蒲阳陷落后，魏惠王十分紧张，赶紧派使者到咸阳去请罪。张仪代表秦惠王接待了使者。两个人寒暄了一阵，魏国使者说：“寡君不该听信苏秦的谗言，参加什么合纵联盟，与大国为敌。现在大国震怒，派兵攻击魏国，寡君也无话可说。特意派下臣前来，一是请罪，二是请您看在家乡父老的分上，在秦伯面前说说好话，原谅寡君的过失。”原本以为张仪会推三阻四，没想到张仪很爽快地说：“这事包在我身上。”第二天，张仪就进宫向秦惠王汇报。回来之后对使者说：“我费尽口舌，总算不辱使命，请您回去禀报魏王，就说秦伯已经原谅他的过失，不再追究魏国加入合纵联盟的责任了。”使者大喜过望。张仪接着说：“为了表示亲善友好，秦伯还决定将蒲阳还给魏国。另外……秦伯还准备派公子繇到魏国当人质，以加强两国之间的信任。”公子繇即嬴繇，是秦惠王的儿子。使者目瞪口呆，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自古以来，战败者遣子入质乃是常事，战胜者主动遣子入质，还是第一次遭。“秦伯，秦伯果真是这样说的吗？”使者结结巴巴地问道。“千真万确。”张仪拍了拍使者的肩膀，“作为魏国人，我能为魏国做的也就这些了。但是我私下请您提醒一下魏王，秦伯对魏国如此宽厚，魏国可不能无所表示。”“那是当然。”使者赶紧点头，“下臣回去之后，立即禀报魏王，他自当准备财礼答谢秦伯。”“财礼？”张仪愣了一下，随即大笑起来，“秦伯怎么可能收魏王的财礼，这不是让天下人看笑话嘛！”“那您的意思是？”“礼尚往来，既然秦伯将蒲阳还给了魏国，请魏王把上郡献给秦国吧。”张仪轻描淡抹地说。前面说过，上郡是魏国地名。魏文侯时期，李悝曾经担任上郡守，其辖境相当于今天陕西洛河以东，黄梁河以北，东北到子长、延安一带，共治十五个县。使者忐忑不安地将张仪的话带给了魏惠王。魏惠王生了一阵子闷气。就在这个时候，秦国大举进攻赵国，打败赵将赵疵带领的军队，取得蔺和离石（均在今山西省离石）两城。合纵联盟的发起人赵肃侯束手无策，联盟各国都噤若寒蝉，早把当时签订盟约时写下的豪言壮语忘得一干二净。魏惠王考虑再三，终于答应了张仪的要求，将上郡拱手献给了秦国，而且表示主动退出合纵联盟，甘当秦国的臣属。合纵连横交锋的第一个回合，连横全胜。秦惠王对这个结果感到十分满意，于是任命张仪为相国。秦国的官僚体制里，本来是没有相国一职的，大良造就相当于其他国家的相国。但是当时大良造已有公孙衍担任，秦惠王为了平衡关系，特意设置相国一职，与大良造同级。可以说，这既是对张仪的肯定，也是对公孙衍的重视。但是，公孙衍对这一安排显然不满意，悄然离开秦国，回到了魏国。公元前327年，张仪劝说秦惠王将焦、曲沃以及皮氏一股脑儿都归还给魏国。魏惠王受宠若惊，对张仪佩服得五体投地。当然，也更加坚定了要当好秦国附庸的决心。公元前326年，在张仪的操持下，秦国举行了在龙门（今陕西省韩城）的腊祭。所谓腊祭，是冬天庆祝丰收、酬谢鬼神的祭祀。与庄严的庙祭不同，腊祭具有民间狂欢的意味，男女老少，不分贵贱都可以参加，活动期间载歌载舞，热闹非凡。龙门在黄河上游，两岸悬崖峭壁对峙，传说为夏禹治水时开凿，是华夏民族传说中的圣地。更重要的是，龙门一带，正是秦国新取得的河西、上郡之地。秦惠王以国君之尊，到龙门参与民间狂欢，是前所未有的事，因此史书记载为“初腊”，其目的可想而知。张仪所做的这一切，在公元前325年收获了结果。这一年四月，魏惠王、韩宣王带领一些小国元首来到咸阳朝觐，共推秦惠王为王。魏惠王和韩宣王还亲自为秦惠王驾车，以示尊荣。作为回报，秦惠王也承认了魏惠王的王号，并且也给韩宣王进了一个王号。算起来，这已经是魏惠王第三次称王了。至此，除了老牌的楚国，天下诸侯中已有魏、齐、秦、韩先后称王。而秦国的这次称王，显然起到了巩固秦、魏、韩连横的作用。苏秦煞费苦心建立的合纵联盟，实际上已经破裂。公孙衍重建合纵公元前326年，也就是秦国“初腊”的那年，合纵联盟的盟主赵肃侯去世了，其子赵雍即位，即赵武灵王。公元前325年，正当秦惠王、魏惠王、韩宣王在咸阳打得火热的时候，齐国将军田朌（fén）府上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先介绍一下，田朌是齐威王的侄子，田婴的堂弟。据《战国策》记载，公元前333年楚威王伐齐，在徐州大获全胜，曾经想威逼齐国驱逐田婴（如前所述，齐、魏徐州相王，田婴出力甚多）。有人劝楚威王：“您之所以能够获得徐州大捷，主要是因为齐国没有用田朌。田朌为人忠信，有功于国，在百姓中享有很高声誉。田婴嫉妒田朌，故意不用田朌而用申缚。申缚是那种上级满意、百姓不满意的角色，所以您能够轻易打败他。现在你如果赶走田婴，田朌必然上台，对于楚国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楚威王便打消驱逐田婴的念头。由此可知，田朌是齐国的名将，在诸侯之间也享有盛名。来找田朌的那一位，也不是什么寻常之辈，而是曾任秦国大良造的魏国名将公孙衍。当年秦惠王任命张仪为相，公孙衍回到魏国，魏惠王不计前嫌，任命他当了将军。对于在人才争夺战中屡屡失策的魏惠王来说，此举无疑是亡羊补牢。但也有人认为，魏惠王是上当了。这是一种典型的阴谋论。公孙衍离开秦国，表面看是因为负气，实际上是出自秦惠王和张仪的安排。换而言之，公孙衍回到魏国，其实是带着潜伏任务的，这个任务就是破坏东方诸国的团结，为秦国的连横创造条件。从后来发生的事情来看，这种阴谋论是站不住脚的。但是，从这次公孙衍找田朌的情况来看，又难免让人产生怀疑。公孙衍对田朌说：“齐国和魏国各出五万人，分别由你我带领，不出五个月就可攻破赵国。”为什么要进攻赵国呢？合纵的关键在于山东诸国团结一致，连横的要点则在于分化这种团结，让山东诸国发生内斗。齐、魏攻赵，不正是秦国乐意看到的吗？田朌是个典型的军人，对政治不感兴趣，他只是站在兵法家的角度对公孙衍的提议表示疑虑：“轻言用兵，国家便容易陷入危险。您把破赵说得如此容易，只怕将引致灾难。”《孙子兵法》开篇第一条记载：“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田朌的意思，战争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你却如此轻描淡写，一旦将国家拖入战争而不能获胜，国家便危险了，你本人也逃脱不了惩罚。公孙衍不以为然地说：“这就是您的不聪明了。齐王和魏王本来就不想打仗，咱们如果再把困难说得那么大，他们就更不想打了。这样的话，咱们这些人没有用武之地，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游士说客大行其道，抢走咱们的饭碗。十万人攻赵，确实是少了点，但只要战端一开，齐王、魏王就会想打赢，又怎么会不派人增援咱们呢？”公孙衍的话击中了要害。田朌果然说服齐威王发兵，公孙衍也说服了魏惠王，两人各自率

来找咱老子帮忙，咱老子也没工夫管他这些闲事。”六月，在打重庆时张献忠说：“重庆是川东重镇，老子要在四川称王称霸，弄烂顶个球用？先劝降！”结果他的劝降使者被杀，张献忠大怒，在城下摆阴门阵，让女人跳脱衣舞，但守军不为所动，于是张献忠使出撒手锏，他在棺材内装一千斤用铁皮包裹的炸药，然后把棺材放到重庆城门下，点燃导火索，一声巨响，重庆城门被轰开。在打下重庆后，张献忠要杀明朝宗室瑞王，瑞王是个不好色、善待百姓的好王爷。当时本来天气晴朗，突然一声炸雷，张献忠大笑，“如果再打雷，我饶了你。”等了半天也不打雷，张献忠亲手砍下瑞王头颅，而后杀了重庆一万官吏。此时四川巡抚陈士奇也在重庆被俘，在杀四川巡抚陈士奇时又打雷了，陈士奇说：“逆贼横虐，天公震怒！”张献忠眼睛血红，指天大骂：“老子杀人，关天公屌事！”随后他令士兵朝老天爷开炮，结果天竟晴了。天晴后张献忠说：“天老爷也怕咱老子恶人，快把这个王八巡抚砍了！”于是陈士奇被砍头，最后张献忠将被俘的三万七千明军砍断胳膊，空地上堆满了三万条血淋淋的胳膊。《明季南略》记载了张献忠攻重庆的全过程，该书还写道，重庆“数百万（实为不足一百万）生灵无一逃者，砍手三十余万，血流有声”。八月张献忠攻陷成都，城破时城内的蜀王投井，张献忠说：“这小子还算识趣，先行了断，捡了个便宜。但死了老子也不放过他，捞起来，戳他狗日的三个大窟窿，再抛到江中喂王八。”（顾山贞《蜀记》）随后他进入宫中，看见了蜀王的四个美女，他拉着李丽华的手，对她说：“蜀王兔崽子算什么，从了我老张，咱老子封你当皇后。”李丽华：“你再这样，我宁可去死！”张献忠：“想死？没那么容易。”他一把将李丽华推到墙上，把她头上磕了个包，李丽华指着张献忠大骂：“贼子，你也不看看你那副样子，一肚子高粱屎拉完没有？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说完她紧跑两步，扑通一声跳进旁边的荷花池里自尽。张献忠看着一旁的三个美女说：“要死都给我死，荷花池没盖盖子。”美女严兰珍说：“妹妹，你等着我。”她纵身跳进荷花池。张献忠：“好，这两个贱妇死了也好喂鱼。”张献忠看着剩下的两个美女，美女齐飞鸾说：“你这个恶贼，我跟你拼了！”她拔下金钗刺向张献忠，张献忠抽出宝刀，从齐飞鸾左肩砍下，右胯砍出，齐飞鸾被砍成两截，香消玉殒。最后张献忠对许若琼说：“她们三个都看不起咱老子，你呢？”美女许若琼娇声说：“谢大王，臣妾敬大王一杯。”岂料许若琼趁张不备拿起盛酒的银瓶猛砸张献忠头部，张献忠瞬间拔刀在手，砍断许若琼右臂和左手，随后屋外卫士将一个美人剁成肉酱。张献忠大骂：“蜀中女人如此可恶！来人呀，把这蜀王府女人杀光。”（《蜀龟鉴》）在打下成都时还有一个插曲，张邦申《锦里新编》记载一个身披狗皮的道士在张献忠进成都后跑到他马前，汪汪汪一阵乱叫，张献忠大怒：“还不快拿下杀了！”狗皮道士乱跑，众将射不中，张献忠：“老子来射这妖道！”他一箭射去，眼看要射中，道士却转身将箭镞抓住，反甩过来打在张献忠的战马上，战马猛然跃起，几乎把张献忠摔在地上，随后狗皮道士从小巷跑得无影无踪，张献忠不禁惊出一身汗。成都沦陷后张献忠生擒四川巡抚刘之勃，刘之勃大骂张献忠，张献忠将其千刀万剐，还嘱咐刽子手慢慢割肉，增加疼痛，刘之勃说：“宁多剐我一刀，少杀一百姓。”张献忠说：“就冲你这话，我也要杀尽成都人。”于是张献忠准备杀尽全城人民，临屠杀前天上出现一片云彩，张献忠以为祥瑞，便赦免成都百姓，但他下令不许擅自出入成都，城里人出城要有人担保，如果到期不回，先杀保人，再不回，将保人全家杀死，如果还不回来，就将出城的人的全家杀死。城外人要进城办事，要在左脸盖一个印，出城时如果印被汗水冲掉或擦得看不清，则立即斩首，一次赶上下雨，所有进城的人脸上的印被雨水冲掉，结果被杀数百人。此时的成都，万户萧索的长夜，鸱鸮鬼火间，但见一盏盏惨淡的巨灯，呻吟着轧轧地转动，那灯的转轴好似绞肉机，无数头颅，残足断手，被匀匀地抡撒出来，形成血光圆环，显出一种说不出的恐怖与诡异。十一月十六日，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国号大西，登基大典时，他坐在车上，不耐烦了，说：“老子觉得你抬菩萨巡街了，又像新媳妇过门，娘的，简直活受罪！”张献忠封孙可望为平东将军，李定国为安西将军，刘文秀为抚南将军，艾能奇为定北将军。称帝后张献忠拆了成都的回澜塔，在拆塔时发现一块碑，上书：“修塔于一龙，拆塔张献忠。岁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红。吹箫不用竹，一箭贯当胸。炎兴元年诸葛亮记。”张献忠说：“诸葛亮早就料到咱老子拆塔？娘的果然就神了。后面几句什么意思？”李定国答：“岁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红，今年甲申，大概指成都这几年战火，我们攻城就是‘此地血流红’，至于‘一箭贯当胸’……”张献忠：“一箭贯当胸不是好话。”（《蜀龟鉴》）《绥寇纪略》记载，一天，张献忠到成都大慈寺去烧香，不料被高高的门槛绊了一下，差一点摔倒。他被人扶起来后，立即大怒，下令把寺里的和尚全部杀了。于是，他的众手下立即拔出刀剑，把全寺的和尚杀了个精光。杀完大慈寺里的和尚，还没有彻底解除张献忠的心头之气，他又下令把成都周边寺庙里的和尚全部杀了。于是，他的军队就开进成都周边的所有寺庙，大开杀戒。一时间，这些寺庙里血流如注，杀声震天，众多寺庙被化为灰烬。在这次血洗中，共屠杀僧人两千多人，几乎是无一漏网。成都人多年的佛教信仰，被张献忠的一怒，屠杀得荡然无存。从此，张献忠开始了在四川的全方位暴行。张献忠好男色，他有个叫“二孩子”的男童供他猥亵。后来他想在二孩子身上烙出万字旗似的花纹，结果工匠在烙印时把二孩子烫死了，张献忠大怒，把工匠扔进火炉中烧死，二孩子是张献忠部下温自让的孩子，后来正是温自让投奔清军，告诉了清军张献忠所在地，将张献忠送上不归路。张献忠打造两个铜人，遍体有穴道，他让医生按穴道下针，针扎中穴道就能扎进去，针扎的不是穴道就扎不透，然后张献忠就把针用来扎医生，把医生扎得浑身是血，张献忠大笑，说：“这是给铜人出气。”张献忠在部队设军妓，他说：“手下将士血盆里抓饭，活一天算一天，缺了娘们快活，当兵的岂不跑得精光？”崇祯十七年（1644年）十二月八日张献忠在九眼桥杀人，天空响起大雷，张献忠指天空大骂：“老天爷，是你放我下界杀人，今天又打雷吓唬我吗？来人哪，给老子向老天爷开炮！”（《蜀碧》）已经自立为帝的张献忠不时回忆起自己的童年，他说：“咱老子小时跟乞丐头徐大去偷邻居家的母鸡，被人撞见，骂我长大必当恶贼，那时老子就说当恶贼也算干一番事业，到那时你这一带人也像母鸡一样被老子杀，众人大骂老子心黑，哈哈哈，老子长大后在众人眼里头更加阴谋无赖了。”甲申年就这样在血腥中走到了尽头。1645年，张献忠继续在四川全省实行近乎灭绝人种式的屠杀，张献忠的屠杀分为以下几类：1.对知识分子的屠杀。1645年年初，张献忠对成都的知识分子说：“你等如能书写满幅大的‘帅’字，又一笔写成，可免死。”一人写成后，张献忠说：“你如此有才，他日图我者，必定就是你小子了。来人，拉出去砍了祭旗。”（《蜀碧》）张献忠在1645年二月的一天张献忠问手下的读书人：“二月新春，按旧俗要迎春神，你说咱老子从哪个门出发？”江景镇答：“出东门。”张献忠问：“你这个‘出东门’出自啥子书？”江景镇答：“《大明会典》。”张献忠骂：“去你娘的个屌！你小子还晓得有大明？来人，拖下去打一百军棍。”江被打晕，他的学生何光说：“我老师年老体弱，让我代老师受罚吧。”张献忠冷笑，“你兔崽子算个尊师的好学生，来人，拖下去打五十军棍。”随后他说：“老子国号大西，他偏要老子出东门，这狗头分明不愿老子大西国长久。明天将江家与何家五十口，两家面对面杀光，好让这对师徒去阎王爷那团圆。”（顾山贞《蜀记》）张献忠先后数次对读书人开刀，第一次，他找来书生们，然后把长绳抬到离地四尺高（1.36米），说：“身高过绳的就杀。”结果杀了两万人，仅两名幼童幸免。第二次，一天文庙着火，张献忠说：“难道孔圣人怨恨老子杀读书人吗？都杀光！都杀光！”（《荒书》）第三次，张献忠搞了一次科考，当许多学生交卷时一声炮响，伏兵四起，冲入考场，杀尽考生，有的握笔而死，有的头被砍碎，肩膀被砍断而死，有的大腿折断，腹破肠出而死。武考时他把未驯服的一千匹马给考生骑，考生刚上马，他下令开炮，擂鼓，马受惊狂奔，考生栽下来后被踩成肉泥。（《蜀碧》）第四次，张献忠叫来许多儒生，让他们从东门进入，每个人发一个元宝，让他们把元宝顶在头上，儒生头顶元宝从西门出，张献忠埋伏刀斧手在西门，每出来一个杀一个，砍掉儒生的人头后，把元宝收回来，张献忠对着地上的人头笑着说：“你现在是在卖你的人头，杀了你元宝还是我的。”（《蜀龟鉴》）张献忠开科取士，一个状元叫张大受，长得帅，张献忠赐此人金币，五天后张献忠说：“这驴养的，老子爱他爱得紧，一见他就满心欢喜，咱老子又有些怕他，万一他日后生异心，岂不害了老子？来人，你们把他全家杀了。”张大受全家被害。（《蜀龟鉴》）张献忠还将这次与张大受一起参加考试的考生带来的女性家属都送到青楼当妓女，不久张献忠又将这些女人杀尽。张献忠还喜欢另一个县姓张的状元，他说：“我很爱这状元，一刻也舍不得他，不如杀了他，免得想他。”于是他把这个状元又杀了。《纪事略》记载，张献忠开科取士，一个叫龚济民的书生，在文章中写张献忠的品德超过尧舜，武功盖过汤武，张献忠看了心花怒放，还说：“这小子叫龚济民，好名字，是济世安民的好兆头，状元就他了！”有一个叫熊炳的，中了探花（第三），他在文章中好心好意劝张献忠不要局限在蜀中，不要做井底之蛙，要放眼全国，富有四海。张献忠说：“这是讽刺老子！”随后张献忠把熊炳凌迟处死，把他家的女眷都发配到妓院当妓女。一天，张献忠手下的一个读书人给他讲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他听后，觉得很好，认为手下特别有智慧有思想，他一时兴起，就问：“你的肚子里咋就装了那么多学问？”手下得到他的表扬，正在得意，没想到张献忠却大吼一声：“来人！把他的肚子剖开，我要看看里面的学问是个啥模样！”就这样，这个手下的肚子被剖开了。张献忠在手下的肚子里翻来覆去地看，最后说：“只有一堆臭不可闻的乱肠子，没有学问嘛！”经过数次清洗，张献忠几乎把四川的读书人杀绝。2.对普通百姓的屠杀。张献忠令部下以杀人多少记功，后来杀人多得数不清，张献忠下令以砍下的手掌堆成几堆，砍下的人头堆成几堆，砍下的耳鼻堆成几堆来记功。《蜀警录》记载成都“手掌如山积，几于假山千峰万叠”。张献忠翻脸比翻书还快，他过新都时，百姓在道旁迎接，他大喜，每人赏一个元宝，他第二次来新都时百姓又来迎接，他说：“还想要老子的元宝吗？”随后折断道旁树枝打百姓，而后杀尽新都百姓。（汤毓良《张献忠在绵州》）一次，张献忠将许多百姓绑在地上，活生生剥开肚皮，装进米豆，牵来一群战马去嚼食，人不是疼死就是被马咬死。他还有一次将活人的血和米麦熬成粥，来喂马和驴，并说：“这样战马才能如虎狼吃人般冲锋陷阵。”《圣教入川记》记载，一天张献忠眉头一皱，杀心便起，将二十万人民招来屠杀，一个百姓说：“大王万岁，我等是大王之民，我等是你的百姓，我等未犯王法，何故杀无辜百姓？我等没有武器，既不是兵，也不是敌，都是守法良民，请大王饶命，赦免我们这些无辜小民。”张献忠说：“你们私通敌人（没有的事），就该死！”随后他骑马进入人群，踩踏百姓，高声吼叫：“该死该杀的叛贼，去死吧！”随后张献忠下令杀死这二十万人民。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鞑靼战纪》记载，“他（张献忠）有一个刑吏，此人十分残酷，最得他宠信。刑吏病亡，他就把治病的医师杀掉，但还不满足，又拿一百多个行医者的生命向死者之灵献祭。”3.对大臣的屠杀。顺治二年（1645年）二月，张献忠已然称帝三个月了，他说：“老子当皇帝三个月，称孤道寡扭扭捏捏，你等像供奉菩萨那样三跪九叩，老子实在难受。老子岂不晓得，你等嘴里喊老子万岁，肚子里难道没人咒骂老子的八辈祖宗？老子命令今后圣旨只准用口语写。其实老子也读过几年书，但老子最讨厌读书人的陈词滥调，让老子听了心头发慌。”（叶梦珠《续编绥寇纪略》）《明季南略》记载，张献忠在给部下的圣旨里写道：“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咱老子叫你不要往汉中去，你强要往汉中去，如今果然折了许多兵马，驴球子，肏你妈妈的屄，钦哉。”张献忠上朝时常取下皇冠，顶在臭脚上高高翘起，有时让人把太监帽子歪戴在自己脑壳上，然后哈哈大笑。（《蜀碧》）张献忠一次把自己的皇冠扔在地上，踩烂了，旁人面面相觑，谁也不敢上前，之后张献忠把侍卫的帽子夺过来戴在头上大笑，说：“他娘的，老子还是戴这个好。”一次一个文官在上朝时打呵欠，张献忠问怎么了，文官说抽烟太多，精神疲惫，张献忠说：“好，让你清醒一下。”一刀把他捅死。一天上朝时张献忠让百官在下面跪着，他让狗也上朝，狗闻哪个大臣就把哪个大臣斩首，他把这种杀人方式称作“天杀”。在粮食不足时，他就把自己的士兵千刀万剐后腌肉以充军粮。他曾把自己部下三万人押入木城，然后用枪炮轰击自己的部下，死了一半人后他派兵冲入砍杀，躲过这一拨的则被推入江中。（欧阳直《蜀警录》）一次孙可望凯旋，张献忠部下的文官去出迎，张献忠得知后问这是为什么，文官答这是明朝旧制，张献忠大怒，杀大西朝全部文官三百人。有人问文官杀尽还有谁给他服务，张献忠反问说：“文官还怕没人做吗？”（《蜀龟鉴》）张献忠大西政权先后有大臣九百人，被他杀得仅剩二十五人，这些大臣有的被砍死，有的被鞭子打死，有的头皮被揭下，有的被凌迟，张献忠又破了个纪录，那就是在位期间大臣死亡率最高。4.对自己军队的屠杀。一次张献忠问部下：“你等还剩多少人马？”孙可望答：“我部五六万。”李定国答：“我部六七万。”张献忠大怒：“老子用那么多人马干啥？只需三千人老子就可横行天下，传我命令，每个头目每天必须杀十几人。”在他的军营中，一人犯法，便将全营人杀光。（《圣教入川记》）《明季南略》记载，张献忠每天去巡营，看见哪一营队伍不整、旗帜参差、器具不备，就把这个营所有人杀尽。张献忠的部下并不都像他那样，他的义子孙可望在私下说：“我们起兵是为百姓，现在这样杀人是使事业付之东流，难道不可惜？父王（张献忠）的举动真是不可思议，父王是百姓之首，如今肢体都断了，首级安能独存？有王无民，何以为国？”一个叫飞山虎的人抓了一个十三岁的孩子，不忍杀他，被张献忠得知，张献忠割断飞山虎的舌头，敲碎门牙，剜下双目，剖腹取出心肝。他杀人太多，以至他的许多部下不忍杀人，又不敢抗命，结果自杀于道旁。张献忠到处放火，见尺寸枯木未成灰烬，他就将放火士兵剥皮，就这样他杀了两万自己的士兵。（《蜀记》）“有一次他赏赐一名士兵一匹绸子，士兵向同伴抱怨绸子质量太差，被一个密探偷听到，密探把偷听到的话向他报告，他

学和老乡把关系搞和谐是很重要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对方就能拉你一把。在接下来的广东统一战争和北伐中，主要靠最能打的第一、四、七军作战，另外四个军只能锦上添花。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那四个军是综合素质——军官的文化水平和思想意识、士兵的训练和装备都不到位的军阀部队。按照正常情况，蒋介石应该给这些军阀部队开展为革命建功立业的思想道德建设和忠于党忠于民族的忠诚教育，想办法清除他们脑袋中的封建糟粕。但问题是，蒋介石当前的实力不够，对第一军之外的部队缺乏掌控力，没几个人听他的，像革命资历比他老的程潜就不怎么给他面子。无奈之下，蒋介石只能把最重要的道德操守和思想政治问题留到以后再头痛。但他绝对料不到，日后他会为此吃尽苦头。

一统广东

欧洲巨变

玉器所获取的则是超越衣食住行的精神生活、信仰和观念形态。玉是观念形态的物化，是精神生活的载体。王鲁湘：也就是说，推动人类文明前进的突变力量，其实就是精神的动力。在这个陈列柜里，我看到好像有这样的意图，就是把良渚玉器最主要的三种类型，琮、钺和璧放到一起。牟永抗：这三件玉器，是当时良渚社会权力结构的三个代表，构成了良渚文化玉器的主体。琮是神权的代表，钺是军权的代表，璧是财富的代表。财权、军权和皇权，在当时虽然不是非常明确，但实际上这三权，就是上层的权力结构。王鲁湘：这三权是合一的还是分开的？牟永抗：是分开的，但也有交叉。在遥远的年代，为了打造象征至高无上权力的神器，我们的祖先曾费尽千辛万苦，通过双手和最为原始的工具，将坚硬的玉料切割、加工、打磨成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玉器。然而，处于文明初始阶段的祖先们，为什么偏偏选择了玉作为他们顶礼膜拜的对象呢？牟永抗：为什么选择玉呢？我的感觉是，玉代表了人类对光的一种向往、祈求。王鲁湘：几乎所有的原始宗教信仰都是崇拜光的。牟永抗：尤其需要提到的是，农业需要光的作用。当时人们虽然不知道光合作用，但是人们知道只有风调雨顺、光线充足，禾类作物才可以丰收。处于采集时代的人们，如果今天采集不到东西，明天可以采集得到；可是人类进入农业时代以后，如果一季没有收获，就不是一天两天没有东西吃了，因此，人们对光的崇拜、恐惧心理就更大了，总希望能够控制光，使之更有利于农业生产。对于光，人们既害怕它，又希望去支配它。王鲁湘：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西方人崇拜的钻石，它的光泽度比玉要高，这种石头是不是更适宜代表光呢？牟永抗：可是钻石呈现的是强烈的反射光，是直线光，是一种强烈性的表现。西方人对光的追求跟我们东方完全相反。其实从玉矿资源上讲，西方玉的产地比我们多，它们的产量都是上万吨，但现在他们把玉用做装饰材料，跟我们把大理石当地砖一样用。玉所反射的光芒，是淡雅的、柔润的，不是强烈的、散裂状的。所以我提到，东方观念形态的核心背后就是所谓的中庸之道，这从玉文化里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来。王鲁湘：对，儒家常说一位君子的品性应当是温文尔雅、“温其如玉”的18。牟永抗：所以玉作为一种物质载体，它后面的精神状态是跟中华民族的传统连在一起的。神人兽面像良渚文化玉器上的神人兽面像在良渚玉器众多的精美纹饰中，一个神秘的图案引起了考古专家的关注。这个图案反复出现在几乎所有种类的玉器上，绝不是随意刻画的。它头戴羽冠，身骑神兽，俨然一个蓄势待发的英俊战神。图案的精致程度也达到了极致：通过放大镜可以发现，在一毫米宽度内，竟刻着四五条细线，反映出当时的人们对它的虔诚信念。对良渚人来说，它应该是他们崇拜的一个神。考古学家们也将它视为良渚文化的一个标志性图案。牟永抗：良渚文化里所有的玉琮上面都有我们叫做“神人兽面像”的图形。它的上面是神人，下面是兽。一开始我看错了，把上面那个帽子看成是额骨，把下面两个兽眼睛看成是神人的眼睛，把兽眼睛旁边的神人手臂看成了神人的眉毛。神人的两个手，我看成了神人的两个颧骨；兽面下的两条兽腿，我看成了神人的下巴。王鲁湘：你把它整体地看成一个人，没看到是神人和神兽的组合。牟永抗：因为刚出土的玉器还不能洗，我们把它摆在干燥剂上，让它自然干燥。我用照相机给它拍照以后，用放大镜观看，发现原来所认为的眉毛上面有手指甲，这才明白这个地方是手，于是神人兽面便分开了，这是我认识的第二阶段。那么上面的部分是帽子吗？其实看作帽子是不对的，因为它里面还戴了一顶帽子，“风”字形的帽子，怎么会戴两顶帽子呢？王鲁湘：有人说这个是在冠饰上插的羽毛。牟永抗：羽毛外面这个轮廓是什么？所以这个现象非常有意思。我们查了很多资料，偶然在纳西族的东巴文里找到了。东巴文的“天”字就是这样写的，所以它象征天空。这样解读以后，我认为它是东方的太阳神，是太阳光的神化。王鲁湘：那么下面这个兽是现实自然界中的某种兽，还是古人完全想象出来的一种兽？牟永抗：应该说它既是具体有所指的，但又不是。它是具体的兽被人抽象、又加上人的观念以后的产物。比如说，它的爪像老虎，但是老虎的爪子只有在发怒的那一刹那才露出来，这是人们把老虎刹那间愤怒的某些形象固定下来了。如果它具体地是哪个兽，就不能成为神兽；它只有既是又不是具体的兽，才高于具体的兽，才能成为神兽。王鲁湘：那它应该是个什么样的兽呢？牟永抗：现在还不能确定，只知道是个猛兽。我曾经在九十年代后期说，这个是东方的太阳神，跟西方骑在马上的太阳神有所区别，跟埃及坐在船上的太阳神也有不同，这个是骑兽的太阳神。有些学者认为这是神徽，当时我觉得这种看法也不错，不过后来我觉得这个词不是很确切，因为神徽是固定的，像徽章。王鲁湘：这个神兽的图案也相对固定了啊。牟永抗：不是，它的形态一直在演变，所以如果说是徽化的就是定局化了。但我觉得“神徽”这个说法有一定的合理之处，它表明当时还不是一神崇拜，但也不是万物有灵阶段平等的多神崇拜，而是在多神信仰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主神崇拜。王鲁湘：就像古希腊的时候有众神崇拜，但是众神中间有一个主神宙斯。牟永抗：人类宗教信仰的发展，就是经历了多神崇拜、多神中的主神崇拜、一神崇拜这三个阶段。我们按照这个模式来看，世界其他几个文明进入文明阶段的时候都出现了一神崇拜，出现了教主、教义。中华文明在起源阶段，还没有发展到一神崇拜，而是萨满巫师的系统，这个神人兽面就是一种主神。从这个方面可以看到中华文明的原创力，中华文明在没有进入一神宗教的阶段就进入了文明时期，这就是中华传统之所以有这么大影响的重要原因之一。王鲁湘：这个主神的出现，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环太湖流域地区在信仰上，已经趋于统一了。牟永抗：应该说是开始出现了一统的雏形。神人兽面图是有一个演化过程的。现在反山、瑶山所见到的神人兽面像是它的早期阶段。其实，在良渚文化的器物中，除了玉器最具代表性以外，还有很多石器和陶器也很重要。五、良渚石器良渚文化石锛牟永抗：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良渚文化的石器，在良渚文化石器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石锛尽管良渚文化在新石器时代发展阶段已经比较高了，但是成批的石锛上面依然保留了当时打制的痕迹，只是在刃部局部磨光。由此看来，当时人们对劳动价值成本的计算，还是很精明的。良渚文化石斧王鲁湘：这个石斧做得就比较精细了，显然不是用来进行砍伐的农具。良渚文化石犁良渚文化破土器牟永抗：这个应该是武器，是在狩猎武器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战争用武器。作为良渚时期物质生产层面高度发展的最重要标志，是发明了石犁。原来那些石锛，或者石斧，都是一种断性的开垦工具，只能一次一次地改变土壤的结构。犁的出现标志着连续性破土工具的出现，能够整体上改变土壤结构。更重要的是，江南地区的水稻种植需要排水，有了这个犁，它就可以犁出沟来，引水排水。这就表明，当时以水稻种植业为标志的农业，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了。王鲁湘：那这个破土器呢？牟永抗：破土器是良渚文化很有特征性的东西，它很明显是一个被捆绑的东西，后面还有一个缺口。它是斜向的，刃是三角形的，上面是翘起来的。如果要开一条水沟的话，就先用它在地上画出很直的两条线，然后用犁把中间的土起出来。所以这个斜把破土器和推沟犁，是构成当年水稻种植业发展的重要工具。良渚文化石镰第三个就是石镰。在农业起源上，水稻起源的一个很大分歧就是野生稻和栽培稻的区别。其实，野生稻稻穗中的种子是逐次成熟的，而栽培稻是整穗成熟的，所以栽培稻可以割，野生稻只能采集。而石镰的出现，正是栽培稻出现的证据。王鲁湘：栽培跟采集不一样，采集还是一个自然经济，而栽培则是生产型经济。牟永抗：所以从采集到生产经济，我们还看到了一点，那就是人们开始懂得了储存，懂得了积累财富。在农业没有出现以前，采集时代的人是没有财富概念的。中午吃完以后晚上有没有吃的是不管的，反正到时候总有得吃。而农业出现以后，有了财富积聚，整个社会就开始大踏步前进了。六、良渚陶器良渚文化鱼鳍形鼎足陶器王鲁湘：好像良渚的陶器比较有名的是黑陶，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鼎的足像鱼鳍一样。牟永抗：是啊，鱼鳍形鼎足也是我们当时确定良渚文化的时候给它定的名字，这个陶器的发掘地点不在良渚，而是在良渚以北的太湖边，靠近钱塘江那个地方。我们把这种扁的腿叫做鱼鳍形，现在考古界、学术界都接受了，认为鱼鳍形鼎足是良渚文化的一个特点。不过非常遗憾的是，现在看来，我们当年用的这个词还有所欠缺。王鲁湘：准确地说应该是什么呢？牟永抗：这个应该叫翅形。鱼鳍形的两边都呈弧形。你看良渚的这个陶足，实际上外面都是直的，里边是弧的，所以是翅形。我的意思是，实际上我们所认为的马家浜、松泽、良渚这些个文化系列中间，还同时存在着许多相近的考古学文化，并不是这么一支，所以有了翅形和鳍形两个不同的序列，这就说明我们中华民族的凝聚过程，是个更复杂更广泛的过程。王鲁湘：实际上鳍形是有的，我在苏州博物馆就看到跟鱼鳍一模一样的鼎足，还画有鱼鳍的花纹。牟永抗：对啊，它外面是扁薄的。实际上，鱼鳍形和翅形有一个共同的地方：炊器下面支撑的三条腿是实心的，不是空心的，这个是整个长江下游地区炊器的特色。王鲁湘：黄河流域的鼎足中间是空的。良渚文化豆器牟永抗：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太平洋北岸，就是中南美洲，它那里的陶器里也有三足器。所以提出太平洋文化圈这个概念是很有学术意义的一个探索性课题，相对于环地中海文化圈，这个圈博大精深的多。你看这三件，它们都是豆，它这里反映了我们东亚文化很有特征性的东西，它烧制的时候不加沙，全是泥的，因此不能加温，不能炊煮。王鲁湘：那就是只能做陈设器或者礼器。牟永抗：对，不能炊煮。它旁边有个圈，里面明显是摆东西用的，应该是神具。我们从全球的角度来看，或者缩小一点看，东亚和西亚的饮食文化就很不一样。西餐没有主食副食之分，所以西餐的餐具都是盘，大大小小的盘。我们东亚以粮食为主食，一道一道菜是副食。副食装在这些豆中，是给众多人享用的，主食则是一人一份。所以副食和主食的分离，是东亚文化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饮食习惯上的一个特色。这些器具当然可以用在饮食上，也可以用于祭祀，所以有意把它的形状抬高，提高它的视觉水平。王鲁湘：所以孔夫子很小的时候，人家就能看出来这个人以后是儒家。因为当别的小朋友玩游戏的时候，他就学摆豆俎这些东西。七、神秘的古良渚国上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反山、瑶山等高等级贵族墓葬的发掘，以及对玉器认识的增加，一个等级分明、有着统一信仰的文明古国呈现在世人面前。然而，在考古学家眼中，藏在这些精美器物背后的，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农业经济社会。进一步的发掘也证明，浙江省余杭县的长命乡，应该就是四千年前良渚古国的中心城址所在地。现在，这里建起了一个面积为42平方公里的保护区，在这个区域内，任何需要动土的工程都要经过文物部门和考古部门的审批。王鲁湘：刘斌，现在的良渚文化保护区是指哪一片区域？刘斌：我们的良渚保护区从北面天目山的支脉一直转过去，转到西头，那儿有几座隐隐约约的山，然后是南面到大雄山，东面到良渚镇的东边。王鲁湘：就是一个群山环抱的中间地带。刘斌：一个小的河谷地带吧，东苕溪就是一直沿着北面的山流过去的。在这五十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了130多处遗址，它的密集程度跟现在的村庄差不多。从更大的环境来讲，从杭州到我们良渚文化保护区的整个地区是一个簸箕形的盆地。王鲁湘：也就是说，这样一个地理环境，在三四千年以前，无论是从它的山水、气候环境，还是盆地的大小来说，都是最适合人居住的地方。刘斌：对。早期的国家一般都比较小，比如史书上说夏代有万国，一个国的范围大概也就这么大。西周在岐山的时候方圆七十里，差不多也就这么大。在良渚文化保护区的中心，一条涓涓流淌的溪流横穿其中，它就是几千年来这里的人们日常饮用、灌溉水田的母亲河——笤溪。王鲁湘：学文学的人都知道《苕溪渔隐丛话》19，没想到苕溪还真的就在这个地方。对良渚人来说，当时这条溪水就存在吗？牟永抗：良渚文化时期这条河就是主河。王鲁湘：也就是说，苕溪两岸是良渚文化聚落的中心，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当时苕溪是良渚人的母亲河。牟永抗：应该可以这样讲。苕溪在涨水时期是条溪水，枯水时期可能是一片湖沼，这片湖沼里面非常适合种植水稻。刘斌：当年的河网应该更密集，每一个山谷里面都有溪水流出来的，大坝修建以后就把河网约束了。牟永抗：苕溪上的这条大堤叫做西险大塘，因为一旦这个堤决口，整个杭州市就会被淹没，所以这条溪和良渚关系甚大。在良渚文化保护区北侧的大遮山脚下，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高出地面、呈现“L”形的土垣，当地世居的居民称之为“塘山”。《说文解字》中称：“塘，堤也。”这个不知何时叫起的名字也许说明了它的功用。1995年，附近修路时，在土垣断面上发现了良渚文化时期的碎陶片，引起了专家的注意。经过多次调查和发掘，证实塘山遗址是在良渚文化时期由人工堆筑而成的一项巨大的防护工程。王鲁湘：这么一道高高的、长长的土垣，应该是人工堆积物吧。刘斌：对。我们经过调查、试掘证明，它整个都是人工堆积的。它的长度现在有6公里左右，包围着良渚遗址。在它以北，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良渚遗址。王鲁湘：这道土垣可以说是一个分界线。刘斌：对。现在它外面的有些地方还保留着有水的部分，我们由此推测，它当初可能是用来防洪的。再者，在古代，这个山脉还是比较大的，里边可能有很多野兽出没，所以它也要防野兽。王鲁湘：或者还有一些山里的部落也要提防。这就是最早的护城河、最早的城墙。刘斌：对，不管它防什么，总之它是个防护设施。王鲁湘：从世界考古学的范围来看，四千多年前的这个时期，地球上其他的文明地区有没有这么大的人造工程？

的损失中剥离出来，不应该让他们承担政策的损失。他提议用中央财政将川民的集资款退回，然后集中力量追查川汉铁路公司及那些官绅的责任。在多番努力未见成效后，张謇看到事已至此，所能做的只有为皇族内阁建言。在京期间，他没有过多就皇族内阁发表看法，等8月回到南方后，很快发表《请新内阁发表政见书》，在不反对皇族内阁前提下，提出三点建议，一是速发内阁新政见以刷新中外耳目；二是实行阁部会议加强中央各部门之间的沟通；三是建议国务大臣恢复幕府制度，选择优秀人才进入幕府议政。转向共和很显然，张謇这样的立宪党人对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的反对，还是比较温和而有节制的。他似乎倾向于相信，大清王朝面对这样的政治危机应该能够化解，秩序应该能够得到恢复，毕竟这是一个200多年的王朝，经历过那么多大风大浪，应当不会在这风浪中翻船。因此，即便武汉因成都保路风潮弄得一片恐慌，张謇还是在10月初到那里主持一个纺纱厂的开业仪式。10月10日晚8时，忙碌多天的张謇登上“襄阳丸”顺流东下，突然看见武昌草湖门一带起了大火。想起昨天曾有革命党人被查获处死，他估计这火灾或许是闹事者余党报复。船行20里外犹见火光，此时张謇怎么也想不到他目睹了那场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件。那些大火就是湖北新军愤怒的火焰，他们不是为昨日被杀者复仇，而是发动了起义，是辛亥革命的开端。作为立宪党领袖，张謇对革命本能地厌恶。两天后（12日）抵达南京，张謇第一件事就是劝说江宁将军铁良出兵援鄂平息动乱，并请铁良代奏朝廷立即实行立宪，改组内阁，平息国人愤怒。张謇真诚希望社会稳定，不喜欢革命，为可能造成的社会动荡忧心忡忡。他在此后几天分别拜会两江总督张人俊、江苏巡抚程德全，对他们苦苦劝说，在得到程德全认可后，与雷奋等人代程德全及山东巡抚孙宝琦起草了一份奏折，请求朝廷立即改组内阁宣布立宪，标本兼治，剿抚并用，并建议对酿乱首祸盛宣怀严加惩处以谢天下，筹组责任内阁代皇上负起责任。革命的发展超出了所有人预料。短短几天，湖北独立、湖南独立、山西独立、陕西独立、江西独立、云南独立，这股独立风潮像传染病一样传到江浙，传到上海，张謇等立宪党人坐立不安，却又无可奈何。他的立宪同志李平书出任光复后的沪军都督府民政长，他的亲信沈恩孚、黄炎培也到光复后的江苏都督府任职。许多地方平稳光复，和平过渡，使张謇对革命的恐惧大为减轻，他的思想也就在这时发生转变。张謇意识到，革命既然已成为大势，谁也没有办法阻止，立宪与革命虽说有很大差异，但在目前形势下，立宪党人有责任与革命党保持合作，稳定社会，控制局面。11月8日，张謇致信江宁将军铁良和两江总督张人俊，劝他们在动荡时期好自为之，千万不要让满汉战士兵戎相见，应该引导大家在共和主义理念指引下友好相处。这大约是张謇转向共和的最早证据。和平光复势不可当，自武昌首义至张謇致信铁良等人不过32天，独立省份就已有14个。这14个独立省份当然并不都与朝廷严整对立，但清廷的政治危机至此已暴露无遗。先前十几年的立宪奋斗终于因清廷内部自私、不妥协而被彻底葬送，转向共和转向革命，也就成了张謇这批立宪党人无奈却必然的选择。11月23日，张謇在上海会同汤寿潜、熊希龄、赵凤昌等老立宪党人联名致电张家口商会转内外蒙古赞成共和。接着，张謇又与伍廷芳、唐文治联名致电摄政王，再进忠言，以为非共和无以免生灵之涂炭，保满汉之和平。君主立宪已成过去，为皇上为王爷计，此时若幡然改悟，共赞共和，以世界文明公理待国民，国民必能以安富尊荣之礼报皇室。别了，皇上。这是中国人，也是张謇一个痛苦而又不能不作出的选择。章太炎何以成大师近代中国是继春秋战国之后中国历史上最动荡的年代，大动荡大分化重新组合，因而使近代中国历史画卷多姿多彩，壮丽灿烂，人才辈出，恍若两千年前百家争鸣情景再现。一大批学术大师前所未有集中呈现，这是一个不得了的时代。在这些大师中，最耀眼的大师无疑属于章太炎。如果从当今中国学术回溯，现在文史哲各重要领域中最活跃成绩最大的人，很可能就是章太炎的第三代、第四代或第五代传人。这就是章太炎的魅力，是章太炎的伟大。章太炎之所以能在中国学术史上留有这样重要的地位，当然与其学术成就有关。章太炎的学问涉及众多学科，他不仅对传统中国旧学经史子集从少年时代开始就下过苦功，而且处在特殊的转型期，章太炎也对传入中国的西方学问下过工夫，西方人的文史哲学即便不是章太炎的长项，也是他并不陌生的领域。因此，章太炎的学问融合了中西学问之长，是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换的一个关键点。从现代中国学术发生学看，现代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比如对《文心雕龙》等历代文论作品的研究，差不多都能追溯到章太炎或其门下弟子；现代中国史学研究，不论是人类起源、中国人种来历，还是从先秦到近代，许多重大问题的探究，都可以追到章太炎所提出的问题，或其弟子如吴承仕、朱希祖等人所做的工作；至于现代哲学，没有人会否认章太炎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他对中西古典哲学的批判与继承，已经成为现代中国哲学史上一笔丰厚的遗产。还有巨大学术贡献是现代中国学者所不具备的，即现代中国语言文字学的研究，其实就是章太炎和他的弟子黄侃、钱玄同等人一起开创的。显而易见，章太炎不仅是传统中国旧学问的殿军和终结者，而且是现代中国新学问的开创者。这是同时代其他伟大思想家、学者所不具备的。为什么章太炎能够做到这些？首先在于章太炎自幼年时代就因机缘巧合放弃了科举道路，使他得以自由阅读。而他又是一个愿意阅读的人，恰恰又不断遇到合适的指导者。传统说法总是强调“十年寒窗”，其实从章太炎的经历看，他毫无功利心的静心阅读长达二十几年，甚至接近三十年。这和同时代的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相比当然就不一样了。康有为也曾有过认真读书的时代，但他还是很早就为了科举考试而无法静心读书；严复更不要说了，特殊的家庭境遇使他少年时代就没有读过多少书；至于梁启超，少年成名，聪颖早慧，这是他的优势，但实在说来也是一种缺憾。章太炎的成功告诉我们：读完所要读的书，然后就可以随意说出你想说的话。读书是人生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有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才有意义。章太炎早期独特的人生经历使他有可能穷尽对古代文献的阅读，他所遇到的那些名师也使他有机会有可能接触西方学问，这是同时代人物很难同时具备的。但是要想成为横空出世的一代大师，要想给悠久的中国学术带来一场“范式革命”，如果仅仅局限于书斋，比如像同时代的章太炎的师辈俞樾、孙诒让等人那样，章太炎恐怕也难成为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章太炎。章太炎的成功还有一个因素不可低估，就是他的弟子鲁迅所归纳的，因为章太炎是一个“有学问的革命家”。这是章太炎之所以成为章太炎的关键点。“有学问的革命家”使章太炎在世俗世界积聚了一般学者无法企及的名声，而且所谓“有学问的革命家”就必须要求章太炎对现实世界有个“普世关怀”。我们今天可以对章太炎所从事的排满革命进行各种各样的讨论，但是如果将章太炎的“革命”放到当时历史情境中进行考察，我们就必须承认章太炎是在用书斋中的学问引导社会，引导大众。这就不仅为章太炎积聚了人气，而且使其学问从书斋高端向世俗层面转化提供了契机与可能。君宪先锋严复两千年的君主专制曾给中国带来稳定和辉煌，但是进入近代以后，家天下的君主专制越来越不适应中国需要。1894年的甲午战争、1904年的日俄战争，前后不到十年，一个君主立宪的“小日本”相继打败中国与俄国两个巨大的君主专制国家。这个残酷事实不能不引起中国人心灵上的巨大震动。走向君宪，成为那一代中国人的唯一政治选项。然而到了1911年，当君宪主义即将成为事实时，一个规模不大的军事哗变，竟然在一夜之间掀翻了一个具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庞大帝国。这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必然还是偶然？一百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实，我们可以听听老牌君宪主义者严复的分析，他的那些独特看法没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对于清廷、袁世凯、革命党、康有为等，均有批评有分析，相对说来比较中立客观。君宪先锋在近代中国，严复是作为思想启蒙者载入史册的。他在甲午战后向中国人翻译介绍《天演论》，从理论上为先前几十年只重视物质增长的“中体西用”背书，以为中国所面对的问题就只在经济形态上落后于西方，中国最迫切的问题就是经济增长和社会体制变革。至于其他比如政治架构，严复在那个时代并不认为已成为中国发展的障碍，成为非常迫切的问题。基于这样的认识，严复在1895年之后的维新运动中虽然积极介入，也传播了许多西方新思想，但是严复好像并不能认同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许多观点，我们从他那篇著名的《拟上皇帝万言书》中，发现其主张就是一种君主主导下的政治渐变。只要变化的方向对，就不要操之过急，耐心地走下去，终归能够走上东西洋立宪各国共同的路。中国既不要标新立异超常规发展，总显得急不可耐、步履匆匆，一个政治上成熟的大国就要显现从容优雅的风度。对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1898年的急切，严复向来不以为然，以为正是这对师徒的乱来，最终葬送了大清两百多年江山。严复当年设想是，假如康有为、梁启超不去鼓励那个少年天子匆匆忙忙进行政治变革，而是两宫和睦渐进改良，那么要不了多少时间，大清的政治必能有所改善，等待慈禧太后百年，等待小皇帝再成熟一点，许多问题应该不会继续成为问题，应该能够迎刃而解。严复的思考当然不是事实，1898年之后的中国在经历了几年彷徨徘徊后，终于在1901年重回新政轨道。特别是到了1904年，中国在经历了日俄战争的强烈刺激后，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政，中国从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转型的过程正式开启。这是中国政治的实质性进步，因而严复和那时主流社会的人们一样，很快从1898年之后的政治冷漠转为政治热情，迅速转变成一个君宪主义者，真诚相信君主立宪是当时中国政治上的唯一出路。对于清廷的君宪主义呼吁，严复给予积极的回应，并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君宪主义运动提供理论支援和学理依据。他在那一年（1905年）先后数次在上海青年会演讲西方政治学，对世界上已有和现存的国家类型给予细致点评，以为要救亡，就必须将中国从君主专制改为君主立宪，因为只有在立宪体制下，民众才能通过议院轻而易举地完成和平变革，实现政府更迭而不危害皇室利益，皇室也就可以在君主立宪体制下万世一系，永享国祚。君宪主义危机严复对君宪主义有很高期待，以为在当时中国历史文化背景下，君宪主义是唯一出路，君宪主义可以将中国从孤立状态中拯救出来，君宪主义也是世界潮流，然而君宪主义的内涵究竟是什么，严复的理解与思想界主流，与清廷的举措似乎有同有异，并不完全一致。严复指出，君宪主义并不只是政治架构的改革，对于当时中国来说，君宪主义落到实处，就是要提升教育，普及教育，陶铸国民，改革司法，最大限度防止革命的发生，防止暴力冲突。对于满汉冲突，严复始终认为是革命党人在理论上的一个虚构，并不是历史的或现实的真实。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所鼓吹的什么民族主义，其实只是一种狭隘的种族主义，这种主义不仅无法拯救中国，反而会将中国拖到一个无底的深渊。严复强调，中国国情确实具有不一样的地方，如果听任一些革命党人的种族主义敌对情绪走向极端的话，那么不仅当政的满洲人没有办法抵抗，甚至毫无防卫的力量，即便是蒙古、新疆、西藏等周边族群都很难找到自己的归宿，他们无法与纯粹的汉人一道组织一个广袤的无法驾驭的共和国家，因为这里有种族仇视、仇杀以及感情、习俗、宗教乃至法律上的差异与障碍。当中国不得不进入共和国家时，周边族群的可能出路就是将广袤地域和众多人民转投某一大国而独立。这种事情一旦发生，“分裂中国”的老问题就来了。这就不是中国的出路，而是中国的灾难、中国的毁灭。所以严复始终如一坚定反对革命，反对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宣传，以为只有君主立宪可以维系中国这个多族群多种族的国家。不幸的是，中国政治发展就沿着严复预言反向发展，革命成了重要选项，甚至一度成为重要选项。对于这一点，严复并没有刻意攻击革命党和孙中山，他认为君宪主义危机发生和排满主义强盛，其主要根源在于满洲贵族的无能和自私。根据严复的分析，君宪主义之所以在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不久陷入危机，之所以发生武昌起义和全国范围响应，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是因为摄政王及其大臣的极端无能；第二是因为心怀不满的新闻记者们给中国老百姓的头脑中带来了无数偏见和误解；第三是因为秘密会党和在日本的反叛学生酝酿已久；第四是因为在那之前几年间长江流域饥荒频仍，以及商业危机引起的恐慌和各个口岸的信贷紧缩。在严复所分析的因素中，最重要的在严复看来就是第一条，是摄政王及其大臣的自私和无能。严复指出，清廷在十多年前接受德国和日本人的建议组建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是对的，将权力尽可能地收归皇室收归中央也不算太错，只是满洲王公在做这两件事情时没有从国家根本利益进行考量，而是带有非常自私的倾向。政府以三分之一的收入改编军队，不是将这支军队改造成国防军，而是弄成了皇室私家卫队，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将壮丽的城堡建筑在磐石之上。摄政王自封为大元帅，让他的一个兄弟统率陆军，让另一个弟弟统率海军，摄政王天真地以为这样至少不愁没有办法对付那些汉族的叛逆子民。摄政王做梦也没有想到恰是倚仗的东西有朝一日会转而猛烈地反对他，因为他不知道所倚仗的东西的根基已被数百个新闻记者的革命宣传瓦解了。君宪成为历史根据严复的分析，君宪主义在中国成功机会是巨大的，但是倒霉的盛宣怀和他的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为各地不满的民众抗议政府提供了口实和机会。要是朝廷知道如何对付四川人民，事情或许会好办些。而清廷除了懦弱、自相矛盾外无所作为，结果导致四川暴乱。革命党人那时在为各省咨议局的联合而工作，并在新军中加强了活动，于是武昌失守，军人哗变。军人的介入使问题的处理百倍困难。前往武昌镇压哗变的新军敢于第一次起而抗争，宣称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暗示自己与南方新军是同种同族，甚至北方的军队也杀机毕露，发动兵谏，种族主义简直就像一个法力无边的魔王，霎时间将悉心经营两百多年的帝国推向绝境。在军队压制下，清廷被迫退让，于10月30日下诏罪己，发誓要永远忠于服从即将召集的国会，发誓不让任何皇室成员进入内阁；宣布对所有政治犯甚至那些反对皇上的革命者实行大赦；宪法由议会制定，并将被无条件接受。这三条的宣布太重要了，但是确实晚了。严复非常遗憾也非常痛心地表示，如果一个月前做到这三条中任何一条的话，中国的历史都不会这样发展下去了，清帝国依然会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王朝。然而历史现象往往重演。这和18世纪末路易十六所作所为如出一辙。所有这些都太迟了，没有明显效果。所谓宪法十九信条在严复看来根本不是宪法，这不过是将专制政权从皇帝手里转移到国会，根本无法给中国带来持久稳固，因而不是进步。对于清廷空前政治危机，作为资政院

这也叫人话？这样的人居然被派来当副帅，真不知道国君是怎么想的。他很严肃地批评夏阳说：“卫国因为对晋国信任，所以不对我们设防，如果袭击他们，是背信弃义，就算抓再多俘虏，却使晋国丧失了诚信，还怎么领导诸侯呢？”这件事被卫国人知道了。晋国军队自宋国返回，途经卫国的时候，卫国人都登上城墙，小心戒备着晋军。前面说过，自孙良夫当政以来，卫国一直是晋国的铁杆盟友，不但在战场上给予晋国支持，在外交上也是紧跟晋国的步伐。现在因为夏阳说的一个糊涂念头，导致卫国人心存戒备，与晋国离心离德——伯宗的这次出征，可以说是双重失利。在晋国群臣中，伯宗虽然受到晋景公的重视，但是地位不高，没有列入卿的行列，顶多是个上大夫。公元前585年的宋国入侵战，晋景公不派六军的正副元帅出战，而是派伯宗担纲，伯宗所带领的部队很有可能也只是晋国的杂牌军，攻不下商丘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实际上，晋景公此时也没有将主要精力放在对宋国的战争上。自从去年梁山崩塌，他一直在酝酿一件大事，那就是迁都。关于新都的选址问题，他已经多次征求群臣的意见了。大家的意见在讨论中逐渐趋于一致，认为应该选在郇城和瑕城之间，因为这个地方土地肥沃，又接近盐池，“国利君乐”，不可多得。公元前585年三月，晋国就新都的选址举行最后一次国务会议。晋景公听完群臣的意见之后，当场也没有表态，只是向大伙拱拱手，若有所思地径直向后宫走去。韩厥此时担任新中军元帅兼仆大夫（宫中事务总管），他跟着晋景公走到了中庭，晋景公突然停下来，出其不意地问：“你有什么意见？”“我的意见和群臣不同。”晋景公往前踱了两步，转过身来，看着韩厥说：“我就是要听听不同的声音，你尽管说，没有关系。”韩厥分析：“郇城和瑕城之间，其实是土薄水浅，容易积聚污秽，百姓愁苦，体质羸弱，容易得风湿一类的病。不如迁往新田，那里土厚水深，居民不容易患病，还有汾水和浍水可以去除污秽，人民的文化水平相对较高，如果迁到那里，晋国至少有十代君主可以享受其中之利。”晋景公沉默不语。韩厥又说：“山、泽、林、盐，都是国家的宝藏。国家富饶，则人民骄奢淫佚；人民接近宝藏，则公室没有号召力，谈什么国利君乐？”韩厥这番话，乍一看有诸多自相矛盾之处，逻辑混乱不清。但是仔细分析起来，他有一条思想主线，那就是“民富则国不强”，或者更通俗地说，老百姓手里有了钱，就不那么好控制了，统治者不能为所欲为，自然没有什么乐趣可言。这也是实话，以当今世界而言，发达国家的政府都是被老百姓装在笼子里的动物，相当于业主请来的物业管理公司，是必须夹起尾巴做人的；独裁者们只要一看到美国总统被民众搞得头焦额烂的惨相，就会下定决心不让老百姓活得太舒服，让他们保持在赤贫至温饱之间，为了一日三餐而奔波不息，自然也不会有时间和精力去考虑太多自由与权利的问题。晋景公是个聪明人，觉得只有韩厥的话鞭辟入里，于是听从了他的建议。同年四月十三日，晋国正式迁都新田，也就是今天的侯马市。【千古疑案：赵氏孤儿的真相】公元1753年，法国大文豪、启蒙运动的领军人物伏尔泰偶尔看到一本名为《赵氏孤儿》的中国剧本，马上被其生动曲折的情节所吸引，更为剧本中表现出来的中国儒家道德思想所折服，于是动手将其改编成五幕舞台剧，并于两年后在巴黎正式上演，获得空前成功。随后，英国剧作家默非又根据伏尔泰的剧本改编了《赵氏孤儿》，在伦敦公演，引起极大轰动，观众如痴如醉，文艺批评家也一边倒地给予好评，甚至有人将其与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相提并论，可谓盛极一时。伏尔泰看到的《赵氏孤儿》，是中国元代剧作家纪君祥同名作品的法文译本。而纪君祥的《赵氏孤儿》，题材出自司马迁的《史记》。在司马迁的记载中，故事是这么开始的——晋景公即位的第三年，权臣屠岸贾阴谋作乱，想要铲除赵氏家族。屠岸贾原来受到晋灵公的宠爱，又在晋景公年代担任了大司法官（司寇），他将当年晋灵公被刺的罪名归于赵盾，在群臣中宣传说：“赵盾看似不知情，其实就是幕后主使者。他犯了弑君之罪，他的子孙却仍然在朝中为官，活得自在，这样怎么能够惩罚罪行？必须要将赵氏家族剿灭！”顺便说明一下，赵氏家族的祖上，与秦国公室的祖先原本是一家，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古五帝中的颛顼。商朝末年，颛顼有一个叫蜚廉的后人，是当时有名的长跑健将（善走）。蜚廉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名叫恶来，在商纣王手下工作，被周武王杀死，其后人建立了秦国；小儿子名叫季胜，季胜的后人中，有一个叫做造父的，因为善于养马，受到周穆王的宠幸，被赐封赵城，便以赵为氏，建立了赵氏家族。周幽王年间，王室政治昏乱，造父的后人叔带从镐京逃到晋国，为晋文侯服务，由此在晋国延续了赵氏家族的香火。公元前661年，晋献公派大子申生讨伐霍、魏、耿三国，叔带的后人赵夙担任申生的戎车驾驶员，参与了这场战争，并且在战后获封耿国，赵氏家族开始成为晋国的名门望族。赵夙的孙子赵衰进一步将家族的声望发扬光大，他一生追随公子重耳，不但帮助他登上君位，而且辅佐他建立了晋国的霸权。随着赵衰的官越做越大，赵氏家族的权势也随之急剧扩张，与狐氏家族（狐偃）分庭抗礼，成为晋国数一数二的权贵之家。赵衰有很多儿子，其中赵盾继承了家业，赵同、赵括、赵婴等兄弟也均有封地。晋襄公和晋灵公年代，赵氏家族的势力再度扩张，赵盾击败了竞争对手狐射姑，成为中军元帅，独揽晋国的军政大权。晋灵公对赵盾的飞扬跋扈极为不满，处心积虑想除掉他，结果赵盾先下手为强，纵容族弟赵穿刺杀了晋灵公。从史料上分析，赵穿刺杀晋灵公，显然不是赵盾纵容那么简单，而是受到赵盾的主使或唆使。屠岸贾将晋灵公被刺的罪名归于赵盾，倒也没冤枉他。但是，事情已经过了很多年，按照孔夫子的说法，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没有必要再来翻案。退一万步说，即便要翻案，那也只应该追究赵盾一个人的责任，大不了将他掘墓鞭尸，为什么要剿灭整个赵氏家族呢？屠岸贾权倾一时，而朝臣之中，早就看不惯赵家子弟的所作所为的也大有人在，因此基本上没有人对屠岸贾的提议表示反对。只有新中军元帅韩厥反驳说：“灵公被刺的时候，赵盾已经逃亡在外。关于这件事，连先君（指晋成公）都不追究赵盾的责任，现在诸位君子却想诛杀他的后人，这是违背先君的意志啊！”韩厥是赵盾一手提拔起来的干部，小时候还被赵家抚养过，对赵氏家族的感情很不一般，因此站出来反对屠岸贾的提议。但是这种反对的声音很微弱，当时地位较高的郤克和栾书对于这件事都是持默认态度，甚至暗地里支持屠岸贾，所以韩厥的反对也就无效了。他只能跑去找赵氏家族的现任族长——赵盾的儿子赵朔，将眼前的危险分析了一番，然后劝赵朔赶快逃亡国外。赵朔不肯逃跑，他抱着韩厥的一条胳臂，说：“您答应我，不要让赵氏家族绝后，我就算死也没什么悔恨了。”韩厥坚定地点了点头。不久之后，屠岸贾果然发难，带领群臣向赵氏家族发动军事进攻，在下宫（地名）杀死了赵朔、赵同、赵括、赵婴等人，并将他们的家人统统杀死。赵朔娶了晋成公的姐姐为妻。因为赵朔死后的谥号是“庄”，所以这个女人在历史上被称为庄姬。赵氏家族被清洗的时候，庄姬已经怀孕，躲到晋景公宫中避难，侥幸逃过一劫。赵朔有个门客叫公孙杵臼，有个至交好友叫程婴。那个年代的中国人大抵有些豪侠之气，将情义看得很重。公孙杵臼故意问了程婴一个问题：“你为何不追随赵朔去死？”言下之意，你程婴深受赵家恩惠，现在赵家有难，怎么好意思独活在这世上？程婴慢条斯理地说：“赵朔的夫人已经怀有身孕，如果有幸生个男孩，我要侍奉他；如果生个女儿，我再死不迟。”几个月后，庄姬果然生了一个男孩，按照赵朔的遗嘱，这个孩子被取名为赵武。屠岸贾听到风声，带人闯入宫中搜查，扬言庄姬可以不杀，但赵氏遗孤一定要斩草除根。幸好庄姬提前将赵武藏起来了，屠岸贾才没有得逞。程婴火急火燎地找公孙杵臼商量对策：“屠岸贾绝不会善罢甘休，日后还会来寻找孩子，我们怎么办才好？”公孙杵臼没有回答，反问了程婴一个问题：“保护孤儿和死，哪件事难？”“自然死容易，保护孤儿难。”“既然这样，”公孙杵臼双手抚着大肚腩说，“赵家历来待你不薄，就请你担负起责任，做那件难事；我老了，精力不济，只好做那件容易的事，请让我去死！”按照公孙杵臼的计划，程婴派人去找了一个穷人家的婴儿（是偷是抢，或者是买，史上没有载），把他装在华丽的襁褓之中，由公孙杵臼带到山里藏起来。程婴则跑到屠岸贾那儿说：“我是个没有本事的人，没有能力照顾赵氏孤儿，我倒是知道赵氏孤儿在哪儿……”他瞄了一眼屠岸贾，“可能需要花费您一笔赏金。”屠岸贾很是高兴，当场应允了他一笔丰厚的赏金，带着人马跟着程婴到山里，果然找到了公孙杵臼和婴儿。公孙杵臼见到程婴便高声大骂起来：“小人啊小人！当日下宫之难你苟且偷生，骗我说要共同保护赵氏孤儿，原来是为了今天出卖我们。你就算不能保护赵氏后裔，你又怎么忍心出卖这孩子呢？”抱着孩子死死不放，向屠岸贾磕头说：“请您一定要高抬贵手，让这孩子活下去，我死而无憾。”见到公孙杵臼这副激动的样子，屠岸贾确信那孩子就是赵武无疑了。他意味深长地看了程婴一眼，做了一个“杀”的手势，手下的武士一拥而上，将公孙杵臼和那孩子砍死。程婴呆呆地看着这一切，脸色变得煞白，仿佛灵魂已经出了窍，连屠岸贾扔在他跟前的一包黄金都顾不上捡。直到屠岸贾等人走远，他才“扑通”一声，跪倒在公孙杵臼的尸体前，像个孩子般大哭起来。以上故事，基本出自于司马迁记述的原文，再加上本书作者的少许文学加工和背景介绍。元代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大体上采用了司马迁的记述，只是为了加强戏剧性，纪君祥对故事中的人物关系作了一个小小调整——被杀的那个婴儿不是别人家的，正是程婴本人的儿子。为了报答赵家的恩惠，程婴不但背负了卖友求荣的恶名，还牺牲了自己的亲生骨肉。赵武在程婴的抚育下长大成人。十五年后，晋景公得了疾病，药石无医，怀疑是宫中有鬼作怪，于是命人占卜，结果是颛顼的后人有不顺心的事情，因此作怪。晋景公问韩厥，韩厥知道赵武还活在人间，对晋景公说：“颛顼的后人在晋国不就是赵氏吗？当年叔带离开周朝，来到晋国侍奉我先君晋文侯，世世代代都有功劳，未尝绝后。只是在您的统治之下，赵氏宗族才被消灭，连国人都感觉悲哀，所以有鬼作祟。”晋景公哀叹道：“那也不是我的意愿啊！赵家还有后人吗？”“有。”韩厥知道时机已到，便将程婴和赵武的故事讲出来。晋景公听了，大为感动，叫韩厥赶快找到赵武，偷偷将他带进宫来。晋景公命韩厥带武士埋伏在宫中，等到诸位朝臣进宫探望病情，将他们都软禁起来，让赵武出来和大伙儿见面。各位大臣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纷纷推卸责任说：“当年下宫之难，是屠岸贾主使，假传君命，要挟群臣，否则谁敢作难？听到国君生病的消息，我们便想到要替赵氏家族拨乱反正，现在只要您发话，我们便照办不误！”于是赵武与诸位朝臣结成了同盟，共同进攻屠岸贾，将其灭族，替赵氏家族报了血海深仇，恢复了家族的荣誉和地位。这就是故事的结局，符合中国人一贯的思维——奸臣作乱，忠臣受难，但是国君没有责任，最多是一时糊涂，被奸臣蒙骗。拨乱反正之后，忠臣沉冤得雪，奸臣受到惩罚，国君还是那个国君，君臣重新构建和谐社会，直到下一个奸臣出现。《赵氏孤儿》在中国流传甚广，也是中国戏剧史上被改编最多的故事，它不但感动了中国人，而且穿越了文化的障碍，感动了启蒙时代的法国人和英国人。在大文学家伏尔泰看来，《赵氏孤儿》的主角不是赵武，而是公孙杵臼和程婴。他们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一个以生命为代价，一个忍受着世人的误解和唾骂，保护了赵家的血脉，履行了“士”对主人尽忠的承诺。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敬佩的人是赵朔的老婆庄姬，她美丽大方、温柔贤淑、谨守妇道、三贞九烈，可谓集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于一身，足以令巴黎上流社会那些装腔作势的贵族妇女和社交名媛黯然失色。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真正的史实与戏剧有很大差异。就连司马迁的记载，也不过是根据战国时期的民间传说加工而成，其真实性很值得怀疑。首先，屠岸贾这个人物在秦汉之前的历史上名不见经传。自晋文公以来，晋国的军政大权就把握在各军的正副统帅——也就是所谓的“卿”手中。晋景公年间，晋国曾经有过六卿，也有过十二卿，其中都没有屠岸贾这个人物，反倒是赵氏家族中的赵朔、赵括、赵旃三人位列十二卿之中，占了卿的四分之一名额，可谓根深叶茂，权倾一时。那么这位呼风唤雨的屠岸贾究竟是何方神圣呢？答案只能是：他是一个杜撰的人物。其次，赵朔的老婆庄姬也不是什么三贞九烈之辈，恰恰相反，她是一个很不守妇道的女人。《左传》明确记载：庄姬与赵婴有染。赵婴是赵盾的兄弟，也就是赵朔的叔叔。即使是在男女关系相对开放的春秋时代，这桩乱伦加偷情的风流韵事也是让人难以接受的。更何况，赵朔虽然是赵婴的侄子，却又是赵氏家族的族长，这顶绿帽子戴在赵朔头上，如同戴在整个赵氏家族头上，搞得赵家人都脸上无光。为了挽回影响，赵同和赵括出来主持公道，决定将赵婴流放到齐国。赵婴向两个哥哥求情说：“有我在，栾书之流才不敢打赵氏家族的主意；我如果走了，两位兄长就很危险了。人各有长处，也各有短处，我虽然不能谨守礼法，但能保护赵氏家族。你们就算放我一马，又有什么害处呢？”从历史的记载来看，栾书与赵氏家族并无特别的过节，顶多看不惯赵家的飞扬跋扈和赵氏兄弟的狂妄无知。赵氏家族真正的敌人不在于外界，而在于他们自身。赵盾主政晋国的时候，赵家党同伐异，清除异己，胆大妄为，连国君都敢刺杀；赵盾死后，赵朔为人懦弱，倒也没树什么仇家，但是赵同、赵括、赵旃之流，个个桀骜不驯，不服从指挥，对公元前597年邲之战的失败负有重大责任，早就引起了晋景公和多位大臣的反感。赵同和赵括并非认识不到这一危险。但是，赵婴所做的事情实在太荒唐，如果不采取必要的手段，无需外人动手，赵氏家族自身恐怕就要发生内乱了。公元前586年春天，赵婴做了一个梦，梦见有天使对自己说：“祭祀我，我将赐福于你！”赵婴不知道如何是好，派人去请教士会，士会推托说：“我哪里知道这些事啊！”但是后来又偷偷告诉来人说，天神赐福于有仁德之人，降祸于淫乱之人。做了淫乱的事，不受到惩罚就已经是福气了。如果再去祭祀天神，恐怕反而惹祸上身。赵婴没有听到士会这番话，为天神举行了祭祀，结果（‘第二天就被（‘两个哥哥（‘驱逐出（‘境。在宗法观念极重的封建社会，他受到这样的惩罚并不过分，甚至可以说是赵括和赵同顾及同胞情谊而网开一面。赵括和赵同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看似稳妥的做法，对于庄姬来说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从此以后，她就再也见不到心爱的赵婴了。后人很难猜测，庄姬和赵婴之间究竟存在一种什么样的感情，是肉体的愉悦，还是所谓的爱情？自赵婴走后，庄姬和赵朔的婚姻也就名存实亡了，她干脆和赵朔分居，带着儿子赵武住到了晋景公宫中。她既怨恨赵氏兄弟做事太绝情，又想念赵婴曾经给她带来的欢愉，日子一长，这种

水而死。局势到了这一步，哥舒翰纵使有天大能耐也不可能挽回败局。当时他完全顾不得依然被困在隘道中的唐军，慌乱中只带领数百骑亲兵仓皇逃回潼关。至此，哥舒翰所统率的号称二十万的大军，经过这一战几乎全军覆没。然而崔乾佑并没有因为这一战的胜利而放过哥舒翰。六月九日，崔乾佑率领大军进攻潼关，哥舒翰的残兵败将抵挡不住叛军的猛攻，坚守半年的潼关最终还是被攻陷。哥舒翰无奈之下只能继续西逃，逃到灵宝外围的关西驿时，哥舒翰并不甘心就此失败，他张贴榜文继续招募兵勇，争强好胜的哥舒翰坚信只要招募到兵马，自己依然有重新夺回潼关的希望。不过，让哥舒翰想不到的是，他虽然贴出去了募兵榜文，但并没有招来自己的希望，相反自己却即将陷入绝境。晚节不保在哥舒翰张贴募兵榜文的一天后，一名番将带领着百余骑兵包围了哥舒翰所在的驿站，这名番将的名字叫火拔归仁。火拔归仁是哥舒翰亲手提拔起来的将领，在此之前他一直跟在哥舒翰的身边。他包围驿站的时候，哥舒翰正在自己的房内查看地图，火拔归仁等人急匆匆的脚步声，打断了哥舒翰的思绪。“将军！听说崔乾佑带领叛军已经到了！”火拔归仁见到哥舒翰后，慌张说道。火拔归仁的话顿时让哥舒翰大吃一惊，他迅速站起身来，抽出佩戴的宝剑说道：“来得正好，反正早晚我还得杀回去，你们先跟我出去和他拼个鱼死网破。”说完后，哥舒翰就冲出了房间。然而当哥舒翰走出驿站左右环顾时，并没有发现叛军的影子。他心中颇感疑惑，正要回身问火拔归仁是怎么回事时，只见火拔归仁等人伏地叩头说道：“将军以二十万大军和叛军交战，不想全军覆没，有何面目再见皇帝陛下，将军难道没看到高仙芝、封常清的下场吗？我等建议将军随我们一起东行吧！”哥舒翰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亲信居然会将自己玩弄于股掌之间，他更明白火拔归仁所说的“东行”是何意。此时哥舒翰虽然内心十分恼怒，但坦白地讲，他能理解火拔归仁所说的话，所以火拔归仁说完，他没有当场大发雷霆。火拔归仁的话没有错，哥舒翰十分清楚如果不夺回潼关，自己死罪难逃，即使夺回了潼关，自己也会被治罪，况且是否能够夺回潼关，哥舒翰没有十足的把握。但身为大唐的臣子，这么多年来哥舒翰对大唐可谓忠心耿耿，如果让他投降叛军，哥舒翰宁可现在一头撞死。面对着跪在地上的火拔归仁等人，哥舒翰缓缓地闭上了眼睛，然后仰天长叹道：“我身为大唐的臣子，怎么能投降叛军呢？”言罢，再睁开眼时，哥舒翰已经是泪流满面。“既然如此，将军不要怪我们无情无义了。”火拔归仁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几个随从已经从身后用绳子套住了哥舒翰，然后很多人一拥而上将哥舒翰扑倒在地，可以看出火拔归等人是有备而来，意图是就是能劝降最好，劝降不了就拿下。哥舒翰就这样以一种很悲屈的方式，被火拔归仁擒拿后投降了叛军。当安禄山在自己的“皇宫”内见到这位昔日的宿敌后，从前的敌意与仇恨，在一瞬间被一种难以用语言表述的欣喜与得意所替代。安禄山用一种轻蔑的语气对跪在他面前的哥舒翰问道：“将军以前经常轻视我，今天感觉怎么样啊？”面对安禄山讽刺式的发问，哥舒翰的内心产生了恐惧之情，但此时他依然并未屈服，朗声说道：“我成为你的俘虏，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哈哈！杀你易如反掌，朕绝对不会保留你的全尸，只是可惜你再也喝不到好酒，玩不到漂亮的女人了。”安禄山的语气虽然不重，但他知道酒和女人是哥舒翰的死穴所在，只要抛出这两个撒手锏，哥舒翰立即就会服软。事实果然不出安禄山所料，此时从前那个骁勇善战、叱咤疆场的哥舒翰在听到“酒和女人”后气节立即丧失，居然变成了一个贪生怕死、苟且偷生的人。为了保住性命，为了得到他想要的“酒和女人”，他立刻摇尾乞怜般地说道：“臣肉眼不识圣人，今天下未平，郭子仪、李光弼在山西，颜真卿在河北，希望陛下留下臣的性命，臣愿意以尺书招降他们，过不了多长时间，他们就会投降。”“好！这么做就对了！”安禄山听哥舒翰说完后大喜过望，亲自为哥舒翰松绑，然后加封他为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在安禄山看来，有了哥舒翰这面大旗的号召，唐朝的那些能打的将军们就会立即投奔自己。然而事实证明，哥舒翰不仅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名望，安禄山也过高估计了哥舒翰的作用。身为唐臣哥舒翰名望甚高，但现在变节成为安禄山任命的“伪官”，哥舒翰已经声名扫地。他发出招降信后，没有一个人愿步其后尘自辱清名。相反，郭子仪、李光弼、颜真卿等人却纷纷回信斥责哥舒翰贪生怕死，鲜廉寡耻。哥舒翰招降失败，让安禄山不禁大失所望。看到哥舒翰没有了利用价值，他立即罢免了哥舒翰的所有官职，然后将他软禁起来。总的来说，安禄山对待哥舒翰还是不错的，没有要哥舒翰的性命，但安禄山的儿子安庆绪就不同了。一年后，安庆绪兵败逃离洛阳前，将没有任何利用价值的哥舒翰杀掉。哥舒翰一世的英名与功业，只因一念之差而晚节不保，毁于一旦，不禁让人为之惋惜。当时由于潼关失守，致使河东、华阴等潼关附近的郡县尽皆望风而降。至此，唐朝苦心经营和构筑多年的潼关防线顷刻间烟消云散，土崩瓦解。对于安禄山而言，就在潼关防线失守的时候，几乎已经穷途末路的叛军，犹如柳暗花明绝处逢生，获得了长驱直入关中，继续扩大战果的有利时机，同时也使逐渐陷入绝境的河北，战局迅速为之转变。刚刚取得山西、河北大捷的郭子仪和李光弼闻听潼关失守后，感到本部孤立无援，所以迅速退出河北战场，率部据守太原。而颜真卿虽然坚持在河北抵抗，但已然成为孤军，因此唐朝于潼关失守前在河北所取得的优势很快就丧失殆尽。最关键的是，潼关的失守致使京师长安门户洞开，完全暴露在叛军的直接威胁之下，身在长安的李隆基以及诸多朝臣完全没有防备。仓皇出逃六月初九，夜。就在潼关失守后的整整一个时辰内，京城长安始终没有看到“平安火”，所有人全都生出了一股不祥的预感。所谓“平安火”原指边境报警的烽火，开元二十五年，因为大唐帝国边境无事，所以李隆基下令停止烽火。安禄山叛乱后，为了解各地区的战况，恢复烽火设置，用烽火报平安，每天初夜的时候，放烟一炬，站站传递，表示前线太平无事。可是六月初九这一天，潼关方向的平安火始终没有点起，很多人觉得潼关可能出了大问题。李隆基每天最关心的就是潼关方向的平安火，今天没有平安火，让他的心中不禁七上八下。事实上，早在六月初九的下午，哥舒翰已经提前派特使向李隆基告急，不过在特使还没到长安的时候，潼关已经失陷。所以李隆基下午接见哥舒翰特使的时候，虽然知道潼关已经危在旦夕，但并不知道潼关已经落入叛军之手。一直到夜里平安火始终没有点起，李隆基开始不安起来。在他看来，潼关很可能已经被叛军占领，焦急之下的李隆基立即召集宰相杨国忠等人商议对策。“臣认为哥舒翰无能，抵御叛军不利，致使潼关战况不明，现在京城防务空虚，为了以防万一，臣建议暂请陛下巡幸蜀中。”杨国忠没等在场的人开口，便第一个站出来发表意见。事实上他早有前往蜀中的想法，一来因为他出身蜀中，二来因为安禄山起兵打着清除他的旗号，为此他必须考虑自己的退路，现在京师长安岌岌可危，杨国忠此时将让皇帝陛下巡幸蜀中之计说出来，他坚信李隆基一定能够同意。“嗯！朕觉得此计可行，力士你说呢？”李隆基缓缓地点点头，然后征求站在一旁高力士的意见。“老奴也觉得杨相说的计策有道理，老奴全听陛下做主！”高力士躬身回应道。如果抛开杨国忠的私心不谈，单从安全角度考虑，李隆基决定前往蜀中，并非下策。因为当时长安守备空虚，如果坚持固守，李隆基恐怕会像后世的宋徽宗一样做了俘虏，而蜀中物阜人丰，表里江山，内外险固，是块避难的好地方。但需要指出的是，在李隆基决定前往蜀中的同时，他并没有决心留下有生力量组织官民反击叛军，以期未来能够收复长安，只是后来在半路上突发的那场兵变，改变了客观结果。皇帝已经和宠臣达成了一致，接下来就是该通知百官了。可是在转天的朝会上，当杨国忠通知前往蜀中的事宜时，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臣不同意就这样放弃长安，应该即刻招募长安城内的勇士联合朝官率家僮坚持守城抵抗叛军。”当时百官听到潼关失陷，皇帝陛下决定前往蜀中时，全都乱了方寸不敢发表意见，上百名朝臣全都站在原地低着头，唯唯诺诺地不敢应对，只有一个人站出来高声表示反对。说话的人时任监察御史，名字叫高适。世人知道高适，大都认为他是唐代著名边塞诗人的领军人物，世称“高常侍”，其诗作笔力雄健，气势奔放，洋溢着盛唐时期所特有的奋发进取、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事实上，高适的经历颇为曲折，尤其是仕途之路更是布满荆棘。年少孤贫，喜欢交游，有游侠之风，并以建功立业自期。二十岁西游长安，功名未就而返。开元二十年去蓟北，体验了边塞生活。其后漫游梁州、宋州等地。天宝三年，高适与李白、杜甫结识，三人同游梁园，结下亲密友谊，成为文坛佳话。天宝八年，经睢阳太守张九皋推荐，五十岁才应举中第，授封丘尉。天宝十一年，因看不惯张九皋鞭挞无辜的老百姓和不愿意逢迎权贵而辞官，之后再次返回长安。次年担任陇右、河西节度使哥舒翰的幕僚、掌书记，这是他生活的转折点，以后仕途较为顺利，但诗文创作逐渐减少。在高适提出反对前往蜀中之前，他一直跟随在哥舒翰的身边，哥舒翰领大军出潼关作战的时候，没有让他跟着一同出战，而是让他回到了长安。在略显寂静的朝堂之上，高适的反对声显得十分刺耳，让李隆基和杨国忠以及诸多朝臣感觉十分不悦。“叛军即将入关，已经来不及筹划任何事了。”杨国忠立即驳回高适。“今日的局面又是谁之过呢？”高适依然不屈服，厉声反问道。面对高适的反问，杨国忠沉默了。很长时间以来人们将安禄山的叛乱其一部分原因归结为在杨国忠那里，毕竟安禄山是公开打出清除他的口号的。但杨国忠凭借皇帝的庇护，虽然不至于到被众人兴师问罪的地步，但脸再大的人也会有羞愧之心。自从安禄山发动叛乱以来，杨国忠一直活在尴尬中，现在高适不留情面的反问让他顿时觉得有些不好下台。于是，他将目光投向了李隆基那里，希望皇帝陛下能够出头庇护自己。但此时的李隆基精神状态颇显颓废，虽然依旧端坐在那个宝座之上，但长期以来对国事的懈怠，使得他很想逃避大臣们之间的论战，大臣们之间的这种争吵他已经听了几十年，此刻要不是碍于皇帝的尊贵身份，李隆基恨不能抬起屁股躲回自己的寝宫。所以，当杨国忠看他的时候，李隆基将眼睛闭上，显然他不想为杨国忠辩护，也不打算处理高适。杨国忠终于愤怒了，在他看来，皇帝陛下是不应该袖手旁观的，毕竟去蜀中的决定是皇帝陛下最终决定的，现在李隆基居然将自己晾在了这里，这让杨国忠十分不爽。所以接下来他只有靠自己来圆这个场面。“人人都说安禄山要造反已经很多年了，陛下也是知道的，但陛下从前并不信，今天这种局面并非是宰相的过错。”一时间，朝堂之上一片哗然，所有人全都想不到杨国忠居然将责任推到了皇帝那里。现在所有人的目光全都集中在李隆基那里，很多人猜想皇帝陛下一定会龙颜大怒。但出人意料的是，李隆基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还是赶快筹划去蜀中的事情吧！再晚了恐怕就走不了了。”皇帝陛下这种慵懒的反应，似乎让朝臣们很是茫然。从皇帝陛下那懒散的神态中，所有人全都感觉出这个帝国已经开始江河日下。据史料记载，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十一日的这一天，长安城内市井萧条，人心惶惶，不知所以，人们已经预料到这个繁华的城市很快将会为叛军所有。但让所有人全都想不到的是，拥有无上权威、威风凛凛大唐皇室虽然决定巡幸蜀中，但他们离开长安的方式，却是那么让人匪夷所思。六月十二日，李隆基登上勤政楼，百官上朝者仅十之一二，朝堂之上清冷无比，李隆基正式下诏巡幸蜀中。这天晚上长安兴庆宫内依旧花团锦簇，灯火辉煌，但是在宫内除了巡防的金吾兵、当值宦官、各院嫔妃外，却看不到皇帝陛下、杨贵妃、杨国忠以及高力士等人的身影。此时太极宫后的玄武门城楼上，宰相杨国忠、龙武大将军陈玄礼以及高力士、太子李亨等人悄无声息地守候在卧于楼堂中凉榻上的李隆基身旁。而在玄武门与西苑重墙宽阔的石坪上，近两万羽林军融于夜幕之中，他们在等待着皇帝陛下的命令。今夜李隆基决定将悄无声息地离开长安。夜！伸手不见五指！从禁苑内传来寅时三刻的报时梆子声，高力士向杨国忠、陈玄礼等人一一颔首，三人一起领着众人跪下，杨国忠向李隆基低声奏道：“臣等恭请圣驾幸蜀！”“启驾！”李隆基的声音依旧显得那么慵懒，在听到皇帝陛下的命令后，众人搀扶起李隆基，走下玄武门城楼，三军早已经跪伏道旁，等待皇帝上马，贵妃乘舆。……六月十三日，黎明。皇城兴庆宫内外上朝的百官，依旧按着宫内报时的梆声，纷纷吹灭手中的烛火，将残烛交给收烛的工役，然后从笏袋中取出朝笏来，微拂袍脚靴尖上的尘埃，准备在宫门启开时依班入宫。、、当……当……三声景云钟响，打断了朝堂门前众人的寒暄声，朝官们再度正冠捧笏，面向宫门方向肃立，一队金吾兵手执金瓜玉斧走向宫门，又默默散开守卫宫径。在朝官们很长时间的盼望后，宫门终于打开了。走在最前边的导引金吾兵及上朝的百官们却发现了让他们着实惊讶的场景。没有皇帝，没有贵妃娘娘！终于，有人听清了呼喊声：“平安火不至，陛下不在南内受朝！”这句话说得通俗一点，其实就是：皇帝陛下已经抛弃你们这些无用的大臣，早已经逃之夭夭。于是，人群中开始大乱！当时从宫内里涌出的惊慌逃命的人流，眨眼之间窜到大街之上，惊动了长安城南北大街、五条东西大街几万户人家，男女老少立即奔出房门，人们拥挤着、哭闹着。一时间，大唐京城天翻地覆！就在六月十三日清晨长安城乱作一团的时候，以李隆基为首的李唐皇族以及众多近臣在两万禁卫军的护卫下，已经悄无声息地逃离了。身后那伟岸的城墙已经让他们无暇去追忆曾经繁华的过去，此刻他们只想逃离这即将布满战火硝烟的是非之地。所有人的脸上全都带有一丝愁云，但有一个人例外，这个人就是杨国忠。此刻，大唐帝国前途与他无关，皇帝老儿是个什么状态，他并不关心，他最关心的是到了自己的出生之地蜀中后，如何摆出自己的威风，让蜀中父老知道他胡汉三威风八面地回来了。然而，命运最终让杨国忠的生命定格在了一片荒山之下，在长安城陷入一团糟的时候，行走在前往蜀中道路上的李唐皇族，即将要面对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马嵬驿兵变六月十四日，李隆基的大队人马到达了马嵬驿（今陕西兴平县西）。两天来，三军将士随从护驾，一路上晓行夜宿，忍饥挨饿，疲惫不堪。很多人已经是满腹牢骚、怨气冲天。这次李隆基前往蜀中，虽然名曰“幸蜀”，事实上谁都知道是在逃跑，所以一路上不可能再像从前那样威风八面，走到哪吃到哪。但风尘仆仆的长途跋涉使许多平时养尊处优的人，在充满艰辛、危险、苦难甚至吉凶未卜的征途面前望而却步，甚至是偷偷地离去，当时就连李隆基身边很是信任的宦官头目袁思艺也是不辞而别。所以，出现牢骚、产生抵触情绪并不足为奇。据史料记载，当一行人马到达马嵬驿的时候，很多士兵实在忍无可忍，甚至有的士兵已经刀剑出鞘，气氛剑拔弩张。在他们看来，这场灾难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他们可以死在

久久99色色给我爷爷奶奶看，燕京的单子都是英文嘛，老人也不懂，这得交几百，这得交几百，多少多少，老人一看数，给你钱吧，“啊，给钱，啊，给钱。”我爸揣起钱就跑了，给我妈交一份学费嘛，因为让他掏钱他也没那么多钱，交了我妈的学费他俩还能吃喝玩乐了呗。方虹与定宜庄在和敬公主府(吕志初摄于2016年)听我四叔说的啊，说你爸真是拿钱不当钱，拿东西不当东西。有时候从学校回家，什么不顺气儿，或者跟我爷爷说话不对付了，就跟我爷爷吵架，家里的多宝格摆的都是好东西，瓷器什么，我爸噼里啪啦一扔一。我四叔说，那好多都是宫里给的，现在看也是价值连城，全让你爸了，完了当当当，穿上大皮靴摔门走了，用人都收拾干净了，从库房拿出来再摆上一拨儿，下回来了没准还得砸。说你爸真是，谁也不敢惹他。想什么什么，想撕什么撕什么。什么都不当事儿，他不管，走啦。他觉得这种生活就是习以为常，没有什么心疼不心疼，什么东西珍贵不珍贵，现在一说是文物，什么多少万，几十万，上百万，我爸脑子里根本没这概念。他后来生活也是这样，从来不说花钱不花钱，东西不东西，就是特别随意的那种。苦也不说苦，好也不说好，也不是追求享受，就是那种状态，从来不在那种事情上计较，就没这概念，心疼钱哪，得挣钱哪，没有这个想法。

2.我爸和我妈：参加革命

了，了没用了，倒了扔了，那就再摆吧，是那样子。我问我妈说，后来那些金银财宝都哪儿去了？我妈说嗨，没有子女，财产全散了。定：你妈他们家住在哪儿？方：解放以后就住在东单那边，解放前说住过好几个地方，开始啊有自己的一个院子，也不是那种豪宅，反正自己有一个院子。后来我姥爷跟我姥姥上外地干吗去了，就留着一个人看家，当时不是日本占北京嘛，日本人一枪把他打死了，打死了这院里就没有人了，家就让别人占了。我姥爷姥姥再回北京，没有地方了，说就有一个看家的，我妈的大伯父，让日本人给打死了。要不他们特恨日本人呢。定：你妈他们家姓什么？方：姓南，东南西北的南。可是我姥爷，记得家里当时挂牌子写的是锐，锐宅。满族人怎么……定：满族人就这样，一代一姓。方：我妈就是满族人。我姥爷是满族人，我姥姥是蒙(古)族人，满蒙一家么，满蒙是分不开的。我对家族的历史吧，人往我耳朵里灌我就记着点儿，不往里灌就不知道。定：你妈妈应该说是你爸爸的福星。方：是呀，可是我妈妈有一个特大的缺点，我妈嘴特厉害，她不是学法律的嘛，我爸说一句我妈能说出一百句来。等于他们俩对话没有一个平等的平台。我爸在自己家里也是说一不二的，结果在这儿没说话的份儿，所以他俩在家就斗嘴，我在那屋看书，他俩人就在那屋斗，喳喳喳，喳喳喳，好不容易我爸不出声儿了，不说了，不说了成不成？我妈突然就想起什么了，又开始说，又开始，又仨钟头。我爸能讲课，也能说吧，我妈是更能说。其实也净是搅理儿的事，什么正经事都没有，就那么搅和，搅搅搅。我说小时候没人理我，别看我家就仨人，没有兄弟姐妹，那俩成天就喳喳喳，没完没了。根本闹不到一块儿去，一点生活的具体内容都没有，就是从早吵到晚。拿到挺好的戏票，说去不去？去，走，完了穿好衣服要走，又出新茬儿了，“啪”把那衣服扔那儿，不去了，就还吵，真邪性了！为什么包义、姑姑他们虽然对我爸是怕，对我妈可能会有点意见，觉得大哥我们是没辙，大嫂你，好像不教大哥好似的，又老跟大哥吵，家里好不容易出一个大哥，能光宗耀祖的，你还老拆他，这样不行那样不行。定：你妈不也是老革命吗？方：我妈也是解放前参加革命，完了之后先在故宫，后来调到一个中学做老师。我妈在城里，我爸在城外，我妈呢，就是说：“你要是在人大附中跟着你爸，学少爷小姐作风，你绝对成不了才”，“你绝对不会成长成一个有用的人”，就非得给我转走，我初二第二学期就走了。我爸跟我妈那个情况，包安也说，其实他挺后悔的，年轻气盛嘛，她说一百句你让她说去不就得了嘛，其实我妈对我爸照顾是最周到最好的，是特上心的那种。我爸后来的婚姻也不顺，所以挺后悔。可是我爸就说：“后悔有什么用啊”，就过去了。他当着我面不诉苦，就说现在生活我能忍着，就跟我说：“我要是不在了，这家你别来”，不诉苦也不说自己内心深处的东西，对家里头也是一样。我爷爷从内蒙来也是，我妈对我爷爷挺好的，当时解放以后，他岁数又大了，当然不如解放前那么神气了，妈妈挺心疼爷爷，我爸不爱搭理他。

3.我爸：在人民大学

方：我爸从来不诉苦，跟我也老是呵呵呵。我爸第一不谈过去，第二也没有什么情绪不情绪的，成天谈笑风生，高兴着呢，因为什么呢？讲课也好，工资也高，人家也捧着他哄着他，就行了。家里的事都是在叔叔姑姑面前说，跟我妈说，跟外边从来不说。可是人大的人都知道，说他是王爷。定：那怎么会不知道，人大的老校址就在你们府的院里头。方：连(张)木生、小风(李零)都说，我们一块儿一聚：“这是公主，这是格格。”吕志初(以下简称吕)：我上初中时我就知道，听木生、小风他们说的。方：我说我怎么不觉得我是什么公主啊，木生说《人大简报》里老说你们家，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我说什么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我就吃得好点儿呗(笑)。定：你爸一直到人大，公子哥儿那劲儿还挺足的？方：对对。当时哲学系还有一个我们叫齐伯伯，齐一注361，后来调社科院了。他俩特好，齐一现在九十多了，自己住海南，要回北京他自己来回跑，他一回北京就找我，一块儿吃饭说话，讲他跟我爸的事。说我们两家跟张作霖都有点关系，说我和你爸特好，我们解放前就有关系，可是我们都不愿意说这个事儿。他俩在一块儿呢，常常吃吃喝喝。他说我干嘛离开人大呀，说实在的我要在人大没准还得受罪，他就是那种公子哥儿。齐一的女儿就说哎呀，你爸是人大最帅的教授，白白瘦瘦的，穿的衣服都特讲究，反正挺讲吃讲穿的。可是讲课特好，口才特好，学生都爱听他的课，他虽然吃喝玩乐，可是讲课一丝不苟。定：我查了一下，人大的逻辑学专业就是他创立的。方：他是北京市逻辑学学会的会长。定：吃喝玩乐是一面，认真劲儿是另一面。方：对对对。人大那个副校长张腾宵，原来是哲学系的一把手，后来调去当副校长，他现在90多岁快100岁了。张腾宵就说我爸，他说我跟方华是好朋友，方华“文化大革命”从来没说过我坏话，说他是好人，是一个特别正派的人，厚道的人，是特别诚恳的人。什么耍奸啊，我爸他没这心思，因为他不需要，他那个家庭环境不需要跟人耍奸。燕京的学历在人大就算很高的了，人又长得帅，大家都挺捧着他，啥都有，啥都很顺利，啥都能做好。我妈说话我爸为什么不爱听？我妈说我爸参加革命叫什么？就是大家哄着你大少爷玩儿，到了人大，大家又是捧着你大少爷玩儿，我爸特生气。我妈老是那种，好话不能好说，就想给我爸泼点冷水，我爸就特别不高兴。人家外头都捧着他，到家老是被泼冷水，他俩就是谁的话都不听，个性特强，我爸就个性特强。定：他那时候是不是在人大也挺有名的？方：那当然啦，都知道。我爸那人就是接受新东西比较快，比较聪明，口才也挺好，人缘也不错。当时我听他们说人大讲课有三个华：胡华，方华，铁华，注362三个台柱子，当时五几年就靠他们，最漂亮的课都是。业务不错，又是年轻气盛，三十多岁提的正教授嘛，五几年不是有苏联专家么，我爸是特受宠的，本来想让他去留苏，后来因为出身不好，结果没去成。我爸是爱去不去，无所谓。可是其实也是一个阴影。定：他还是出身受一点儿影响是吧？他后来一直也就是一个教授而已？方：对对。他在哲学系当过书记呀还是副系主任，反正就是到学校的中层。后来六几年的时候我听他跟我妈说，市委不是从人大调干么，要让我爸去市委宣传部，他跟我妈商量，说我去不去，我妈说：“你别去，你干不了这个，你就讲讲课还行。”他就认为我妈是踩咕他，可是又觉得确实也不想去，后来没去。事实证明我妈的判断又是正确的。我妈总是在几个关键时刻给我爸指出一条生路。她说你不能去，你不是当干部的材料，你当不了。我爸那人不跟人斗心眼儿，你想他一个大少爷，啥都不缺，他能跟人斗心眼儿么。还有一次是要调到北大，是冯定想让他去，又跟我妈说，我妈说那就看你是愿意在人大待着还是愿意上北大了，反正都是哲学系嘛，后来我爸想想，人大待着舒服，你想都熟，上下左右，所以还是没动。看来没动是对的，你换一个地儿，你重新熟悉，人心是怎么回事儿你也不清楚。听人们说，我爸六几年差点儿提人大副校长，不过没提又是一个好事儿。我爸始终就没有离开过人大，从华大进城就成立人大嘛。他自己挺满意的，我妈老说他干到这儿就不上进了，也不写点儿东西，你看人家这个出书那个出书的，可我爸不听，你说你的，你说一千遍我也就是这样。反正我把课讲得挺好，而且我在哲学会和逻辑学会也都挺有地位的，是全国知名的，就够了。还要我写一大堆著作？我才不呢！反正高知的各种待遇我爸都享受，其中假期各种演出，不是都得订票么，都订上。同事来聚会来，一扯扯到“出去吃饭呀”，聚会啊宴请啊，享受啊，说说笑笑啊，同事要是打麻将，我爸是必被找去的，弄哪儿去了不知道。你让我闭门读书，我不干这事儿，人说你爸就缺这个，我说我爸不是干这个的人！(笑)其实在人大，他这个家庭出身，“文革”时人家也没整得他太厉害。“三红”啊，“新人大”啊，注363抢他打他，也没把他

也俛首焉，又风俗之一变也。”《太仓风俗记》中也有同样的描述：士大夫为时局所迫，“杜门谦退，苦身自约，渐不为闾巷所尊矣。”引自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5页；又见袁清：《城市暴动与骚乱》，第300页。?南园啸客：《平吴事略》，第113—114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4页。?《明清史料》丁编第八本，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8—139页。另一个这种异想天开的阴谋的例子涉及到祁彪佳的两个儿子：祁班孙与祁理孙。他们俩皆因收藏珍本书籍和参加无休止的聚会而闻名遐迩。“其诸子尤豪，喜结客，讲求食经，四方簪履，望以为膏粱之极选，不胫而集。及公子兄弟自任，以故国之乔木，而屠沽市贩之流，亦兼收并蓄。家居山阴之梅墅，其园亭在寓山，柳车踵至，登其堂复壁大隧，莫能诘也。”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35页。大约是在1660年，这两位游手好闲之徒和一个名叫魏耕的冒险家相遇了。此人是杭州湾南岸慈谿县的一个布衣，在安徽北部建立了一个称为亳社的秘密团体，并暗中散布说，他打算将该地所有的明朝忠臣重新联合在一面旗帜下。祁氏两兄弟兴奋地将他邀至他们的田庄。然而魏耕只有在其欲望得到满足时才会显得愉快、有礼，兄弟俩也就只好用美酒、妓女和剑谱取悦于这位亡命之徒。他们对此甚感厌恶，但为“忠义”之故仍然维持着这种关系。最后，到1662年，清政府将魏耕列入通缉名单，兄弟俩也被以同谋罪逮捕入狱。祁家为营救他们俩而上下打点，结果弄得倾家荡产。理孙死在狱中；班孙被放逐辽东，于1677年设法重获自由，遂回到江苏削发为僧。谢国桢：《党社运动》，第235—236页；也见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26页。?1656年，正负责编纂太祖和太宗二帝《圣训》的吴伟业，请求归乡以葬其继母张氏。1657年阴历二月，他抵达太仓。科场丑闻爆发后，他写了几首诗寄托对他的几位遭到惩罚的朋友的痛惜之情。马导源：《吴梅村年谱》，第62—66页。?吴伟业：《圆圆曲》，见其《吴诗集览》第七卷上，第9页。越女，即西施。她是公元前5世纪越王送给吴王夫差的美女。夫差为之倾倒，在她身上大肆挥霍，而她则将此情形秘密告知了越王。夫差被越军打败后自杀。西施最后知道了自己在这场阴谋中所扮演的角色，遂也自杀。“屉廊人”指的是在空旷的白色大理石长廊中漫步，并用陶罐敲出银铃般悦耳声响。“羽”和“宫”是五声音阶中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音阶。?伯奇：《中国文学选集》第二卷，第134页。?其例见吴伟业：《吴诗集览》第十五卷下，第13页。吴伟业的诗始终反映出一种负罪感，因为他的许多同窗好友都在1644—1655年间以身殉国，而他却没有自杀。例如：“故人往日燔妻子，我因亲在何敢死？憔悴而今困于此，欲往从之愧青史。”吴伟业：《遣闷诗》，引自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3页。?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七四卷，第7页。弘储是江南著名高僧三峰的弟子。?吴伟业：《吴诗集览·谈薮》上，第2页。?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4页。?马导源：《吴梅村年谱》，第78页。邓尉山在吴县西，灵岩山在该县南，紧靠太湖。赵尔巽：《清史稿》第一一七卷，第8页。?肯定有许多人用这种方式理解明朝的衰亡。对南明政权的失败表示同情的人也相当普遍。《桃花扇》于1699年秋在北京上演，直到1700年春仍场场爆满，许多观众泪流满面。作者孔尚任当时写道：“长安之演《桃花扇》者，岁无虚日……然笙歌靡丽之中，或有掩袂独坐者，则故城遗老，灯施酒阑，唏嘘而散。”见张春树、骆雪伦：《孔尚任与桃花扇》，第322页。?兰德彰：《顾嗣立〈元诗选〉和17世纪的忠君思想》，第21页。宋濂是明初政治家，曾做过元朝的官。人们对他这样的过渡性人物极感兴趣。宋濂被视为在异族统治期间保持中国文化的人物。吴伟业认为他的文章登峰造极，恰逢圣贤之君。即出仕于朝，助创大业，这正是那些草泽隐逸之士，执守斯文，翘首以待圣人之起，并由此而给他们带来无限荣耀与业绩所走的一条共同的道路。（“斯文”出自《论语·子罕》第五章，孔子的意思是，贤君既没，文化必将保存于贤人之中。）兰德彰：《中国的文化主义和根据元代所做的类推》，第372页。?《谈孺木墓表》。见谢国桢：《明清史料研究》，第32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7页；吴乃荪：《董其昌》，第260页。另一著名画家龚贤，感叹道：吾等实乃“小人”；如僧人之避肉欲。西尔伯格德：《龚贤柳林中的自画像》，第8页。?吴乃荪：《董其昌》，第261页；又见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3—54页。在许多同类的例子中，明朝忠臣有意引起对13世纪的画家龚开或文学家邓牧等南宋“遗民”的怀念。邓牧留下了这样一句名言：成王，败寇。何惠鉴：《蒙古人统治下的汉人》，第93—95页。?当然，有些人确实想在入清后继续他们在明代就喜欢的活动。色情小说《肉蒲团》的作者、冒襄的同乡李渔，仍是一位享有盛誉的职业墨客。清军入关后，他的剧本常由他的戏班在达官贵人家中演出。1657年游历北京后，他回到南京，在南城门附近建了一座有名的芥子园，并开起了书坊。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95—496页。许多学者，尤其是第二代学者，对入仕清朝仍有着强烈的矛盾心理。斯特鲁弗：《矛盾心理与行动》，第326—331页。?林侔圣：《人与思想》，第188页。在此后的日子里，黄宗羲致力于振兴其老师刘宗周的学术，并于1667年在绍兴重开了刘宗周的证人书院。黄宗羲写道：“始学于刘子，其时志在举业，不能有得，聊各蕺山门人之一数耳。天移地转，僵饿深山，尽发藏书而读之。近二十年中，胸中窒碍解剥，始知曩日之孤负为不可赎也。”引自狄百瑞：《帝国的蓝图：黄宗羲》，第42页。有两种不同的忠明思想需加鉴别：一是“代际调节”，这是鼓励其子侄入仕清朝的黄宗羲与顾炎武等人物的特点；一是“大汉族主义”，其代表人物是丧失了生员资格并认为下一代人不应为外来征服者效力而损害自身名誉的吕留良。费席尔：《清初遗民的抉择》，第37—43页。黄宗羲和吕留良原是朋友，后来为争夺祁彪佳的书楼，即著名的淡生党，而发生争吵。同上书，第9页；又见费席尔：《吕留良的生平》，第38—41页。?白乐日曾指出，许多明朝遗民的生活实际上可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充满着狂热的政治活动；第二阶段——更为长久、更为重要、但对政事保持沉默——则属于创造性工作时期。”白乐日：《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和行政现实》，第19页。艾尔曼也提到：“1644年清军入关后，南方文人率先找到了摆脱因明朝灭亡而造成的进退两难境地的办法。他们从追求道德修养向从事刻板的学术研究的转变，是汉人对明朝灭亡所作出的反应中的一个关键部分。”艾尔曼：《清朝的学术流派》，第6页；又见罗普：《近代中国的异议：〈儒林外史〉与清代的社会批判》，第47页。关于此时欧洲思想界出现的类似“冷却”状态的富于启发性的评论，见鲍斯玛：《17世纪社会的世俗化》，第10页；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33页。?兰德彰：《顾嗣立〈元诗选〉与17世纪的忠君思想》，第22页。?这一客观记述其历史的要求是17世纪40年代庄廷鑨编纂明史的主要动机。然而，这部私修的《明史纪略》因使用明朝正朔和直呼清朝先帝之名而过多地表现出对明朝的忠诚。结果，1663年，编者与出版者共有70人被杀，其家属被发配东北为奴。奥克斯南：《鳌拜摄政时期的政策与制度》，第281—282页。?这次特科考试是1678年2月宣布的，此时“三藩之乱”已经爆发，康熙帝试图通过它来阻止旧明遗臣投奔吴三桂。其举行是在1679年4月，应试者共有152人，中举者50人。其中80％（40人）来自浙江和江南。这或许是唯一公正的考试。《南疆绎史》的作者温睿临认为，明朝忠臣子孙的这次成功是上天报偿为明朝殉难者的一种方式。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41页；凯斯勒：《康熙》，第158页；米勒：《派系斗争和清朝的政治整合》，第97页；斯特鲁弗：《矛盾心理与行动》，第328、329页，及其《康熙时期徐氏兄弟和学者们的半官方资助》；威尔海姆：《1679年的“博学鸿儒”科》。1680年，黄宗羲致书于刚刚被任命为明史馆监修的大学士徐元文，要求为他的儿子在史馆中谋一职位。狄百瑞：《帝国的蓝图：黄宗羲》，第44页。?实际上，1679年的特科考试恰好是在招揽下一代学者的时候举行的，因而为编修《明史》提供了一批史学家。这些参与编修《明史》的人在清朝入关之初几乎都只有10岁或15岁。斯特鲁弗：《康熙时期的徐氏兄弟和学者们的半官方性资助》，第16—17页。?编修《明史》为那些因明朝灭亡而心灰意冷的清初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以公开的和分析的方式探讨明朝灭亡原因的机会。“《明史》的编修决定性地结束了汉族士绅阶级中重要分子的顽固态度，并恢复了他们对清廷作出的尊重其传统价值观和特权的许诺的信任。”凯斯勒：《康熙》，第166页；又见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141、153—154页，及其《矛盾心理与行动》，第336页。?对具有治国才干的明朝忠臣来说，这种进退两难的矛盾最为尖锐。他们出于对明朝的感情不能接受清朝的官职，但又不能忘怀作为进士所承担的以天下事为己任的义务。对他们来说，自我修养不过是清静无为，除此之外的唯一选择便是学问或“汉学”。即使最入迷的学者——像黄宗羲一类的历史学家，或顾炎武一类的文献学家——也肯定对其撰写的著作同其拒绝参与管理的社会之间的差距产生过痛苦的疑虑。当然，这就是他们著述如此之多的原因。关于这一矛盾的透彻研究，见杨成：《幸存者：清初的思想压力》，第2—5页。顾炎武的确想努力将个人为一个王朝效力同为保存一种文明所必需的共同努力区别开来。在《日知录》“论正始风俗”条中他写道：“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引自暮泊：《中国文化与天下观念》第六卷第十期，第9页。于是，顾炎武终于放弃了面对紧要关头的个人英雄主义，而承担起一种共同的义务，即趁全面重建之机，使天下趋于合理。?这与马克斯·韦伯提出的“英雄道德观”与“常人道德观”的差异十分相似。见玛丽安娜·韦伯：《马克斯·韦伯传》，第382页。当然，以前也有大量这样的例子，即许多官员选择了恪守职责的道德，而抛弃了那种极端的道德。例如：赵孟頫（1254—1322）是宋朝开国皇帝的后裔，他在宋朝任过职，后来又接受了元朝的官位。有人将他斥为叛徒，然而他正是这样一位高于此类吹毛求疵的伟大政治家。莫特：《元朝儒生的隐退思想》，第236—238页。许衡（1209—1281）据说曾这样为自己与元朝的合作进行辩护：如果他能选择其他方式的话，那么他就不会这样做。据说宋朝忠臣刘因尖刻地回敬道：如果他能选择其他方式的话，那么他就不会以此为荣。兰德彰：《中国的文化主义和根据元代所做的类推》，第358页。无论如何，在13世纪和14世纪由于元朝和明朝的建立，“忠”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同样，17世纪也出现了一场脱离具有宋代理学特征的“非理性的绝对效忠”观念的运动。恪守职责的道德观比容易被接受的千篇一律的史书编纂——特别是清代的史学——更为盛行。兰德彰：《顾嗣立〈元诗选〉》，第29页；又见刘子健：《岳飞与中国忠君传统》，第297页。富于理性的历史学家墨子刻，试图孤立地观察晚清时期出现的一种“趋势”，他称这种“趋势”为天下一家的现实主义，并使韦伯受到了启发。他认为，这种“趋势”使更早的“温和的现实主义”得以继续发展，同时中断了“新儒家通过逻辑推理和圣贤的造诣去追求‘内心’改造”的运动。墨子刻：《对建立现代中国哲学体系的一些基本看法》，第9页。我认为，这种“趋势”在清初实际表现为抛弃“英雄道德观”而转向“常人道德观”，而追求英雄主义的冲动和达到圣贤境界的愿望直到19世纪初公羊学派复兴之时才被重新恢复。关于后一观点，见魏斐德：《历史与意志》，第101—114页。?格雷：《20世纪中国历史方面的创作》，第195页；麦克莫兰：《爱国者与激进派》，第159页。?白乐日：《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与行政现实》，第43—44页。?魏斐德：《历史与意志》，第82—86页。关于这点的一个有趣的讨论，见林：《人与思想》，第205—207页。王夫之认为，形而上的道离开具体环境就没有生命力，任何“道”都只是一种有形的“气”之道。他并未将形而上的道归结为纯粹的关系调理模式，因为像“仁”这样一种绝对规范具有超越具体环境的优先权。而“孝”和“忠”一类道德原则的存在，则是由于它们是具体的行为规范。关于王夫之对适应实际的观念和形而上的思考所作的区分，见布莱克：《王夫之哲学思想的性质、思路和表述》，第277—280页。关于王夫之的“调理”概念，见麦克莫兰：《王夫之与新儒家传统》，第438—439页。?王夫之：《读通鉴论》，第1114页。?比利特：《王夫之两探》，第156页。?关于黄宗羲、顾炎武和方以智，彼得森写道：“他们都关心考证。他们都趋向于用考证方法去研究历史。这种方法包含着这样一种意思，即只有抓住伦理学、政治学、地理学、语言学或其他学科具有开拓意义的能动性，才能获得深刻的理解。他们都通过强调历史现象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多元性，来证明他们厌恶乃至反对这样一种占支配地位的观点，即存在一种能够、也应当向人们揭示的根本不变的统一性。彼得森：《苦果》，第12页。在我所说的王夫之思想中的“联系论”与清初传统的绘画风格之间也存在着一种有趣的联系。正如高居翰所指出的，传统派通过竭力仿效董其昌来保持元代风格，而董其昌运用的在元代风景画中常见的那种构图法，就是用按规范画法画出的各个部分来构成画面的整体，“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便是构图的基础。”高居翰：《清初画界的正统运动》，第174页。高居翰还注意到，对各种规范的局部画法的运用是极有限的。因为，这些局部画法都能在以前的绘画大师的作品中找到渊源，致使传统派的作品在整体上并未离开前人创造的价值，而只是在旧的价值之间寻求新的相互关系。结果是“各个部分的相互作用”如同“巴赫的逃赋格曲一样复杂、正规和抽象。”同上书，第176页。这样，我们赞赏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是因为他们作为画家的成熟和技巧的完美，而非他们的独立性。在其早年经历中，他们总结了董其昌画派的构图原理，但到中期“他们全都或多或少地走上了同一条有害的道路，安于墨守成规和创作呆板的千篇一律的风景画”。同上书，第171页。?杜维明

衮死后的几周内已经开始独立地维护自己的权威。例如，1月17日，顺治就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争取谭泰和武拜的支持，坚决认为尽管自己年幼，却打算亲理政事。他下令从今以后议政王大臣会议成员要直接向他上奏，由他过问军国要务。自然，当时议政王大臣会议主要地仍是一个司法性的会议和贵族的政坛，而不是皇帝的行政臂膀。福临不久就认识到君主统治需要有一个内廷官僚机构来实施。因此，2月8日，即他开始“亲政”的一周后，他就把在紫禁城内的内三院搬到更靠近内宫之处。顺治皇帝很快又认识到，可以用朝廷典礼来抑制八旗之主对济尔哈朗的个人感情，使之成为提高自己处理政事之权力的一个重要手段。1651年2月20日，为顺治生母昭圣皇太后上徽号，下诏普天同庆。对皇帝来说，这一喜庆之时，就是他遍施恩赦之机。顺治减免赋税，恩赐礼物，大赦天下，并复原被多尔衮降秩夺职的贵族，例如尼堪、博洛的爵位。到1651年2月24日，皇帝和济尔哈朗已集结了足够的力量来对付武拜和他的支持者，包括他的兄弟苏拜和博尔辉。刚刚复爵的尼堪和博洛证实武拜和正白旗旗主造言构衅，密谋作乱。武拜兄弟因此被削爵夺官，籍没家产。但仍有一些在多尔衮得势时与其同流合污的朝廷要员任职如故；而且，多尔衮仍领有朝廷追赠的谥号。那些朝廷要员，例如刚林、祁充格、甚至谭泰等人，是代表着那种祖制的满洲人，多尔衮和济尔哈朗本来都是在利用他们来自立为摄政的。于是顺治皇帝开始怂恿臣下弹劾死去的多尔衮。这直接的原因是因为他不信任多尔衮的那些亲信；同时他还有一个长远的目的，那就是树立皇帝对诸亲王谋臣的绝对权威。1651年3月6日，苏克萨哈、索尼和其他人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作证，说多尔衮匿藏黄袍、大东珠、僭越犯上。还说他曾与何洛会密谋，当多尔衮死时在永平另立京都。六天以后，3月12日，清廷诏布天下，贬责多尔衮，结果京城百姓，包括不知道议政王大臣会议活动的许多汉官在内，第一次得知摄政王多尔衮被控告犯有挟制皇上、拘陷威逼诸亲王之罪。据《实录》所述，3月12日对多尔衮的公开贬责虽然是由年轻的皇帝诏布，但却是通过宣读权位至重的满洲亲王济尔哈朗、博洛、尼堪以及内大臣的上疏来表达的。他们对多尔衮的弹章从1643年皇太极驾崩时举行的议政王大臣会议说起。他们解释说，因为福临那时太小，所以建立由多尔衮与济尔哈朗两人共同摄政的体制是必要的。逮后睿王多尔衮独专威权，不令郑亲王预政，遂以伊亲弟豫郡王多铎为辅政叔王，背誓肆行，妄自尊大，以皇上之继位，尽为己功，又将太宗文皇帝昔年恩养诸王大臣官兵人等，为我皇上捐躯竭力，攻城破敌，剿灭贼寇之功，全归于己。其所用仪仗、音乐及卫从之人，俱僭拟至尊，盖造府第，亦与宫阙无异。众王指出：多尔衮的这些僭越之举，都显示了他的悖逆之心。他的其他罪行也源之于此。他任意糜费府库之财，积累的金银财宝不计其数；他将陈泰、刚林等族人及所属牛录人丁尽皆收入自己的旗下；他使豪格不得善终，又纳其妃——所有这些显见其有悖逆之心，以致众人惧威吞声，不敢出言。因而，正是在他死后，在3月6日议政王大臣会议时，他的属下才决意站出来，揭露多尔衮曾私制帝服，“曾向何洛会、武拜、苏拜、罗什、博尔辉秘议，欲带伊两旗移驻永平府”，永平府将成为他的新都。现在，众所周知，顺治皇帝宣布了这些罪恶，判何洛会死罪，剥夺了多尔衮及其亲属的显贵的爵位。在1651年3月12日将多尔衮的罪状诏布天下之后，顺治皇帝继续镇压多尔衮的亲信，这得到了济尔哈朗及其追随者以及吏部满洲尚书谭泰的支持。谭泰本来是前摄政王的有力支持者，现在转而拥护年轻的皇帝。贵族们升官晋爵：济尔哈朗之子济度和勒度得封郡王，豪格之子富寿袭爵，尼堪与博洛复封亲王，1651年3月25日，谭泰封公，作为对他背叛以前的同伙以及多尔衮的奖赏。在他们的帮助下，顺治以与多尔衮密谋篡改《太祖实录》，以期夸大多尔衮的武功为名，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审问大学士祁充格、刚林、范文程和宁完我。4月7日，济尔哈朗召集议政王大臣会议，赦免了范文程和宁完我这两个年高德劭的汉族归附者。但是，两名满洲大学士则受到严惩，祁充格和刚林被处死，刚林死后还遭灭族。五天以后，诏罢由多尔衮规定的、令满达海、博洛和尼堪管部事之制。同时，上三旗被置于皇帝的直接控制之下，指派满洲将领统帅各部。

吏治改革

当顺治皇帝和济尔哈朗一起动员起一部分满洲贵族对付那些曾经是多尔衮死党的贵族之时，顺治本人又开始了一项认真的工作，旨在整饬吏治，他声称吏治的腐败在多尔衮摄政后期就已存在。顺治的这一努力一方面确实以较为正规的行政体制，甚至以明制，代替了多尔衮摄政时期的权宜之制；另一方面，它又使得顺治显示出极具儒家气质的改革派君主的姿态，这反过来吸引了满汉官员对他的支持，他们认为清朝的长治久安，有赖于它能否在民众眼中维持住它的仁德形象。皇帝本人在1651年3月27日一道长篇敕谕中，向吏部明确指出了这一点。敕谕表示了他对所报告的官吏贪污腐化现象的忧虑，那些报告提醒顺治，除非进行改革，否则朝廷很可能失去人心。想到实际上利用职权胡作非为的高级官员可能会将责任转嫁给下属，这些低级官员将因此受劾被罚，皇帝特别忧心忡忡。顺治命令吏部调查这一可能性并严格条例，他还将几个部的尚书互换职位，特别将谢启光从户部调任刑部尚书。次日，顺治斥责户部滥征商税、使商旅裹足不前的作法。皇帝敕责的结果，是在5月29日又下诏令，罢免不胜任的吏部官员。在接下去的几天里，顺治皇帝审阅了所有大臣的人事档案。1651年4月7日，他向吏部宣布检查结果。至少对他来说，那些官员是令人失望的。皇帝既已亲政，就要求手下官员洗心革面，“克己奉公”。但他们仍然作弊如故，“未能洗涤肺肠”，“遂致挂欠漕粮三百余万石”。例如谢启光在户部任职七年中，从未彻底核算账籍。税粮账目中存在着巨大赤字，总额达白银3000万两之多。谢启光还屡屡不顾关税原有定额，滥派差役，加倍索求，任意徇私，从而威胁了商人的生计。由于这种违法乱纪的行为，谢启光被朝廷罢职，永不叙用。接着，清廷还罢免了其他一些官员，包括内院的人员，但是在4月7日被罢免的、官秩最高的那位，不是别人，正是多尔衮的忠实伙伴、大学士冯铨。顺治皇帝复审了1645年吴达弹劾冯铨的奏章，虽然他对那些指责并不肯定，但却由此推断冯铨“殊失大臣之体”，是一个追求私利的溜须拍马的家伙，他在重要问题上始终回避表态，以便稳保官职。敕书说冯铨“七年以来，毫无建白”，并补充说：“毫无争执！”除了趋炎附势外，冯铨还被谴责结党营私，特别是与李若琳“朋比为奸”。这种结党的目的没有详细说明，但这种指责就已严重得足以导致朝廷罢免这两人了。据正史载，“（冯）铨既罢，代以陈名夏”。事实上，罢黜冯铨的诏书就是陈名夏替顺治皇帝起草的。对陈名夏这一行为，冯铨绝不会忘记。因为实际上，陈名夏取代了冯铨。在罢黜冯铨当天，顺治下诏授陈名夏为弘文院大学士。几天后，1651年4月10日，顺治还任命大学士洪承畴管都察院，为左副都御史，又任命了另一南方名士陈之遴为礼部尚书。这样，作为一个区域性团体，这三人取代了北方大臣冯铨、李若琳和谢启光。此时，南方人士以及顺治皇帝本人都显然将自己视为改革者的一员，他们将纠正官僚政治中的一些弊病，这些弊病是由他们的前任在多尔衮松松垮垮的统治期间种下祸根的。多尔衮摄政的最初二三年经历了清朝第一次制度改革的高潮。现在，1652—1655年就要经历第二次改革高潮。改革措施几乎又全部是由六部的明朝旧臣提出的，顺治现在认识到了这些人的才干，同意他们提出的改良机构的建议。当时付诸实施的最重要的改革措施之一，是彻底检修帝国水利系统。关于黄河水利以及对大运河与淮河堤防系统的管理，在顺治初年是由工部负责的。在明朝，运河区例如徐州这样的州郡，其官吏确由工部指派，每三年左右为一任。然而，对运河区管理的实际控制长期以来并不在工部手中。自1450年以来，明朝政府就委任了一名帝国运河专员，兼运河区总督，这个运河区包括长江以北七个主要都府（徐州、淮安、扬州等等）。16世纪后半叶起，倭寇开始践踏长江流域，并沿江北和山东沿海到处烧杀，运河专员还同时兼提督军务，负责这一地区的海防。因此，总起来说，运河专员权职甚重，他与工部几乎平起平坐，工部委派在这一地区的挂名官员实际上要向他汇报。事实上，除负责东北地区防务的帅臣外，这是明朝外官中最有权势的职位。所以，明廷除授这一重要职位的官员任期都很短，平均一任只有两年，决非偶然。随着清政府将注意力转向水利和漕粮问题——这当然是关系到清统治安全的最关键领域之一，于是就决定扩大负责这方面行政事务的官员的职权，让其独立于六部之外，完全与工部及中央有关水利的各官衙分开。这一改组在王永吉指导下进行，他是最有能力的一个贰臣。王永吉是这样一批官员的很好的典范：他们在明朝晚期以专长于财政、刑法和灾荒赈济而声名卓著，到了清朝，他们找到了良机来推行自己早先曾受到挫折的改革措施。王永吉系江南人氏，1625年进士及第，曾任明朝地方的督邮，在知杭州期间最负盛名。当时他主持了一个庞大的工程：修建一道高大的海塘，同时还修建常平仓赈济灾荒。降清以后，经顺天巡抚宋权推荐，授大理寺卿，1647年，擢工部右侍郎，1651年，改户部右侍郎。在户部任上，王永吉首先致力于检查各卫所屯地。不过不久他就转而负责改革黄河与大运河管理的计划。清廷因此组建了一个特别机构来经管两河事务。这个新机构既不隶属于工部，也不隶属于户部，而是直接向皇帝负责。它的长官为河道总督，河道总督统兵2000人，另有船工、丁夫等人。河道总督衙门驻济宁（山东），有属员29人。此外，还在黄河、大运河沿岸置管河道官员30人。到了下个世纪，河道总督衙门的置立就会被证明是清朝在行政方面的一个成功之举了。有明一朝，中央的工部与地方上实际管理徭役（或至少掌握着役钱）的官员之间的联系已极为薄弱。结果是水利的管理从总体上看已近乎全面崩溃。清廷从前朝继承而来的水利系统本身一片混乱。在清朝统治的头10年中，每三年就有两次以上的河道大决口，造成严重水灾。新政府不去徒劳地试图重建地方官与京城的联系，而是英明地决定创设一个中间组织，它越过中央有关部门，建立起自己管理地方水利的机构，这些机构的管河道长官能够与州县官员进行直接联络。于是，在河道总督的主持下，这个机构有能力协调庞大的水利系统，它对京城经济的复苏，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且，它也唤起了水文学家们的热情。早在明朝的时候，这些人就曾呼吁中央政府支持地方，但却一直未能鼓起明廷的劲头来。尤其是在康熙初年，清廷开始修建庞大的水利工程。1686年修冲鹤运河，1688年疏浚黄河口，1699年加固江苏高家堰一段重要的堤坝。这样，在明末严重失修的黄河下流重新疏通了。此后60年内，黄河没有发生过一次大水灾，这对河北平原和淮阴地区的百姓造福无穷。另一组重要的建议是关于政府税收制度的。如上所述，清政府继承了一套完全过时的赋役簿籍，其中40％以上的田主已经下落不明。在明朝绝大多数时间里，登录在赋役簿籍上的土地数量平均约为7亿亩。到1645年，这个数字降到仅仅4.05亿亩。1648年，清政府决定通过恢复里甲旧制，来努力使赋役簿籍反映最新的土地占有状况。这与清政府另一项关于仿效前明建立世袭职业户籍（兵、匠、民），分别承担赋役义务的政策正好相合。尽管明朝世居其业的各类人户早已互相混杂，而且一条鞭法通过赋役合并和田赋征银的条规，消除了赋役之别，清政府还是决定命令全国各州县道以明朝旧籍为准，重编赋役册。这些簿册由里长汇总，上报本县，再由县官上报巡抚和总督，这样层层上报，直至户部。于是，就如控制地方的里甲制最终应归总于兵部一样，与其相应的赋役簿册在理论上也得一直上报到户部。这种利用里甲制来使赋役簿册反映最新的土地占有状况的尝试没有成功。1649年6月3日，内三院得一上谕，它焦虑地谈到，一方面有大量土地完全没有编入地方赋役簿册，另一方面又有许多流民濒于饿死的惨境。皇帝因此下诏户部和都察院，令其通知地方官员务必努力将未入籍的“流民”登录到赋役簿中。这样，一旦认定了哪些是有主荒地，另外的无主荒地就能够分配给其余的“难民”了，这是此前正式颁布的土地开垦制的一部分。最后，通过鼓励这种流民的定居垦荒，清政府就不仅仅能开垦出荒地来耕种，而且还可以将地产再次列入政府的赋役簿册，不过这是后话了。18世纪中叶，虽然有记载说被开垦地达7.1亿亩，但是在1662年，官府赋役簿册中所列耕地仅5.5亿亩。很清楚，想要提高官府税收的效率，暂时还必须想一些别的办法。1651年8月1日，刑科给事中、著名御史魏象枢就如何改进政府预算程序，提出了几项建议。魏象枢注意到，中央政府对各行省官员所征集的财赋数额并未做精确的统计，而对地方经费开支，也没有详细的清单。因此他呼吁由各省布政使对征集的钱物，以及对每一项主要的行政经费开支，每年做一完整的统计。这些财政统计报告应编入黄册，呈送总督，并由总督上奏中央审核。黄册一到朝廷，就应彻底核查，编成清册，以便确定中央政府的收支，以及例如盐利这样的额外税入。次年，即1652年，这一新制付诸实施。尽管此制并不意味着赋役簿籍问题的解决，但稍后，它确实使清政府得以发现哪儿将出现最严重的财政短缺，因此，就可以及时地予以弥补。除了建议改善财政统计程序外，魏象枢作为一个御史，还以他的正直无畏而闻名。他对官场腐败的抨击，其中一部分就是针对都察院本身的。据当时的奏章反映，受命出访的御史常常将自己的公事开支摊到地方官府头上，接受其他官员的帮助，为自己的起居开销索取过多的补助，并且随意接受贿赂。顺治皇帝对这些奏章尤感震惊，从这些奏章看来，似乎他自己的“言官”并不值得信任。1651年5月5日，他在一道诏书中表达了自己的某些忧虑。因此，尽管他自己已于1651年5月22日离京去热河围猎，随后由陈名夏、洪承畴及陈之遴召集的讨论改革都察院制度的会议，无疑是经他敕准的。

清洗都察院

洪承畴特别关心都察院吏治腐败的情况，因为他现在是都察院长官之一。所以可能是他首先提议的，三个新上任的汉人长官在北京火神庙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来评价目前在都察院供职的官员的功过。这次秘密会议的结果是，几天以后由洪承畴突然宣布在对都察院进行大规模清洗。现任御史11人“外转”，2人迁官，同时，22名新委任的御史准备就职。显然，洪承畴和另外两个大臣希望通过这种秘密谋划的突如其来的清洗活动，使得被罢免的御史长时间内不知所措，无力反击。但是，有一名被“外转”的御史马上起来抵制。此人就是张煊。他在明代末年河南道御史任上就以论劾廉正而建立了名声，现在他一听到自己外转的消息，就写了最后一份弹章。他弹劾的对象是那最易招致物议的三位

领导出头，既尽本分又献忠心，实在是为自己的工作表现加分的不二法门。黎总统身边也有这样的人物——总统府秘书长丁世峄（丁佛言）。丁秘书虽然不是太监，却比太监更着急。见总统如此受辱，丁秘书便联合敌人的敌人——跟徐树铮不对付的内务总长孙洪伊，正式向国会提出划分总统府与国务院权限。这一提议踩痛了段总理的尾巴。反了你们，居然想削弱我的权力，敢给我段祺瑞下绊子，我先把你们给免了！于是段总理把丁世峄、孙洪伊的罢免令送到了黎元洪面前，意思是让他签字。黎总统好歹是一名军人，保护自己的人自是义不容辞，于是强硬回复段总理：“这么做不好吧！这个字我不能签。”段总理可不是善茬，见黎元洪不上道，便公然撕破了脸：“要不罢免那两个人，要不我辞职！”尴尬时刻，和事佬徐世昌、王士珍出现了。在此二人的建议下，双方各打五十大板，同时免去丁世峄、孙洪伊和徐树铮的职务。这之后，事情才告一段落，其实还是黎总统吃亏。不过通过此事，我们看到了制度的好处。段祺瑞是兵强马壮，但只要他不明着推翻共和政体，那就得按照程序走。一波刚平，一波又起。话说袁大头死后，日本人就搭上了貌似最强大的段祺瑞，他们想把段祺瑞扶植成自己在中国的代言人，而段祺瑞也急于寻找一个强援，于是干柴烈火，你情我愿，双方立即结合了。段祺瑞和日本人凑在一起后要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对德宣战。日本起初是反对中国参战的，但后来事情出现了变化。随着战局的发展，英、法两国迫切地希望中国参战，因为中国可以提供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去解放他们的劳动力，以此解决两国兵源不足的问题。英、法的面子，当时的日本还是要卖的。但更重要的是，日本通过利益交换，已经在背地里与四大协约国（英、俄、法、意）达成了共识：一战结束后，一旦废除中德之间关于山东问题的条约，就由日本来继承这个条约里的内容。再加上袁世凯在《民四条约》中也同意了这一点，因此中国参战与否不会影响日本把好处吃到嘴里。由此，日本改变了主意，同意中国参战，顺便踩着德国人的脑袋和段祺瑞的肩膀捞些其他的好处。而段总理也曾以秘书给领导代笔写报告时的严谨态度细心琢磨过参战对己对国有啥好处，经过反复思考，他认为协约国一方获胜已成定局，此时中国加入协约国阵营对德宣战会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减少一部分《辛丑条约》赔款，因为德国和奥匈帝国打了败仗，中国作为战胜国，自然可以借机终止赔款。二是可以借此讨好日本，借些钱花花。于国，应付政府财政危机；于己，搞军备竞赛提升武力值以统一中国。因此，段总理决定按照日本人的意思，向德国宣战。而黎总统自从上次略输一筹之后，也打定主意给自己找一个强援。放眼天下，能跟段祺瑞唱对台戏的唯有一人，此人就是现在北洋系统的二号人物、副总统（国会不久前补选的）、江苏督军兼直系掌门——冯国璋。黎总统联系上了冯国璋，开门见山地表示了他对冯掌门的仰慕之情和对段总理的不满。冯国璋对黎元洪的示好非常开心：虽说被国会选作了副总统，但自己不能放弃地盘去北京就职。而段祺瑞又太强势，自己若想不被段祺瑞欺负，就得中央有人照应自己。现在黎总统送货上门服务，自己有什么理由拒绝。于是，冯副总统迅速回应黎总统——高度赞扬完两人之间的友谊源远流长，就表明了愿与对方穿一条裤子的严正立场。此二人首先就“向德国宣战”一事达成了共识。冯国璋的后台老板之一是美国。在中国对德宣战的问题上，美国态度暧昧，时而支持，时而反对。这倒不是美国人脑子有问题，而是因为决定政治动向的最终标准是利益以及利益的平衡，而获取利益的条件是随时机变化的。不过此时正逢美日争夺对中国的控制权，若由日本领导段祺瑞政府参战，不利于美国争夺山东半岛尤其是青岛的主导权，因此美国此时反对中国对德宣战。既然如此，黎总统也只能反对宣战。这下矛盾就来了，黎总统反对宣战，而段总理要宣战。两人谁也不愿相让，最后只好将“对德宣战”案提交国会表决。段总理为了让提案顺利通过，又打起了军人干政的主意。在他的指示下，由徐树铮同志出面策划，皖系门下以及不敢不卖段祺瑞面子的十几位督军（如阎锡山先生）迅速赶赴北京，组成“督军团”，公开威胁国会：如若反对宣战，后果自负。来完硬的，段总理决定亲自出马，来些软的。现在，段总理正用一种胜利者的姿态，耐心地向国会解释对德宣战一事：第一，德国现已转攻为守，没有取得最后胜利的可能，又不用咱们出兵去真打，比画比画做做样子，就有可能拿到那么多好处，不做就是傻子。第二，否认舆论所说的他与日本之间存在秘密外交。应该说段总理的政治眼光不错，对一个欺负我们多年的流氓落井下石，也算天经地义。可惜他的一番表演全白费了，首先国会议员们对督军们的嚣张霸道很不满意，再加上黎总统在国会议员当中的影响力，这个提案表决没过半数。屋漏偏逢连夜雨。此时，一条毁灭性的新闻给了段总理致命的打击。《京报》披露：中日正在秘密议定价值不菲的军事借款，段祺瑞在国会所做关于中日之间绝无秘密外交的承诺完全是一个谎言！虽说这一新闻于己不利，但段祺瑞也没有专业的宣传部门对媒体进行新闻封锁、舆论导向，甚至加以封杀，所以一时间舆论哗然。好啊，你段祺瑞嘴里冠冕堂皇地说打德国是为了争回本属于我们的利益，原来是受日本人指使！更令人意外的是，一向软弱可欺的黎总统突然挺直了腰杆，下令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和陆军总长的职务。一向争强好胜的段总理居然被人狠狠地鱼肉了一番，他是绝不会心服的，当即放下狠话：黎元洪这么干是违法的，我不承认这个免职令！随后，他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北京，说是去天津度假，其实是找一个舒服的地方看黎元洪的好戏。现任皖系掌门段祺瑞先生发飙之后，皖系门下的各省督军纷纷公开响应老大，指责黎总统是个“奸人”，要誓师北伐。老骗子张勋一直被段总理和徐树铮随意捏来捏去的软柿子黎总统，这次为何有了豹子胆，居然敢免去段祺瑞的职务？原来，黎元洪意外地得到了一位实力派人物的支持。这位实力派就是“督军团”的名誉团长——大名鼎鼎的“辫帅”张勋。大家不要以为督军团是段祺瑞先生的创造性发明，其实专利权属于张勋先生。话说在北洋系老大哥袁世凯挂了之后，张勋站出来搞了好几次拉帮结派的“徐州会议”，参会人士都是手握枪杆子的实力派，几乎都是各省督军，这就是“督军团”的由来。张勋这么做自然是为了抱团，更准确地说，是为他策划的一项“伟大”事业寻找合作伙伴。可是效果令他很失望，不但没人看好他的这份事业，反倒为别人做了嫁衣裳——“督军团”被段祺瑞先生拿着当枪使了。好在张勋吃苦耐劳有韧劲，懂得“上帝不相信眼泪，不到黄河心不死”的不服输精神，他决定为成功冒一次险。于是，把戏开始上演。张大帅明确向黎总统表示：段祺瑞胆敢卖国，我头一个不答应！黎总统放心，我时刻准备着奉命率兵入京，维护首都治安。黎总统得此许诺，顿时信心大增，觉得可以凭此与段总理斗法，于是便出现了上面的精彩一幕。然而，更精彩的还在后头。张勋在给黎大总统灌迷魂汤的同时，也在对段祺瑞表忠心：“老段啊，黎元洪太不上道，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兄弟我来帮你收拾他，我不怕背这个恶名！”也许是段祺瑞相信了张勋这个“督军团”名誉团长的鬼话，也许是段祺瑞想看看张勋这个老骗子想玩什么把戏。总之，他决定放任辫子军入京。皇帝又诈尸了段祺瑞离开北京后，北京局势似乎更加动荡不安。各国使节纷纷表示忧虑，黎总统如坐针毡，无奈之下，急调张勋入京。或许是被欺负了太久，黎总统终于失去了一名成熟政客的稳重，冲动地向张勋求救，拿对方当救命的稻草，以至于没有好好思考清楚：人家张勋为什么要支持你？张勋此番可真没有安什么好心。这个老小子是坚定的保皇派，对共和是一百个看不上，觉得只要有皇帝就是好的，所以他连辫子都没剪，不光他没剪，他还不许手下剪，于是在民国初年就有了这么一支特殊的辫子军。张勋的政治立场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可他为什么要掺和这次政治斗争？这一切都要从1916年9月27日讲起，在那一天，张勋会见了一个特殊的人。此人就是康有为。在日本流浪了近十五年的康有为于1913年回国，之后一直打着支援文化建设的幌子，暗地里图谋拥护溥仪复辟。十多年过去后，康有为的思想硬是一点都没有得到解放，连徒弟梁启超都思想转弯支持共和了，他还是那么保守，誓将保皇事业进行到底。同是保皇党的张勋与康有为接上头了，能有什么好事？也就是说，他们最早在八个月之前，就已经制订好了拥护溥仪复辟的计划，之后所有的行动都是为了这一计划。1917年7月1日，张勋率五千辫子军（有说六千也有说三千的）穿过皖系的地盘，长驱直入北京，复辟闹剧正式上演。当时还是11岁孩子的溥仪成为共和之后皇帝第二次诈尸案的主角，不过一个玩得稀里糊涂的孩子懂什么？所有的事情还得靠他最大的两座靠山——康有为与张勋来解决。进京之后，康有为与张勋便开始幸福地忙碌各自的事业。康有为加班加点，忙着摆平社会舆论——主要是跟学生打嘴仗。当年的保皇派梁启超再次坚定地站在了共和的立场上，站在了老师的对立面，他起草了一篇檄文，和康有为展开了精彩的骂战。在康有为跟学生互喷口水的同时，张勋也忙碌非凡。他解散国会、遣散议员，忙得不亦乐乎。当然，总统也是不能要的，于是张勋对黎元洪说：“你自己主动辞职吧！我让皇上给你封一个一等公，你就哪儿凉快哪儿歇着去，这里没你的事。”黎元洪已然知道被张勋给耍了，既然已经铸下大错，当亡羊补牢，又怎么可能答应张勋主动辞职？他知道此时抱怨无益，跑路为上，遂抱着总统印信跑去日本使馆避难。搞出复辟闹剧的张康二人，见识着实有些短，因为他们看不见“势”——只有站在大势一边，顺势而为的人才能成功。而现在，民主共和乃人心所向，时代潮流所趋，逆历史潮流搞专制主义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远比他们强大的北洋大哥大袁世凯便是反面典型。因此别看黎元洪、段祺瑞之前闹得水火不容，但张勋一复辟，两人马上结成统一战线。黎元洪仍然以总统身份致电段祺瑞，恢复其总理职务，请他组织“讨逆军”讨伐张勋。躲在一边看够了好戏的段祺瑞，也不再砸黎元洪的场子，欣然领命。尽管段祺瑞和黎元洪如此积极，可第一个义不容辞地举起反复辟义旗的人，却是孙中山先生。7月3日，孙中山便在上海联系好了军队，甚至把在法国浪漫的汪精卫都叫了回来，打算组成讨逆军，收拾张勋去。但是，孙中山的军队刚出发，便收到了张勋已被段祺瑞搞定的消息。孙中山很郁闷：护国战争没赶上，反复辟又没自己的戏，世界怎么变化得这么快？这主要因为张勋太不争气，太不禁打，倒台的速度比袁世凯快了七倍，根本没给孙先生机会。7月4日，也就是溥仪重新登基的第三天，段祺瑞就在天津组成了讨逆军。讨逆军不到一天就开到了北京。战斗过程不值一提。张勋十个营，还没打就被策反了六个，剩下的四个营在讨逆军吴佩孚部、冯玉祥部的攻击之下迅速崩溃。战斗还未结束，张勋、康有为就已经逃得没影儿了。人心向背，千古功罪！这场战争规模小，时间短，参与人数少，实在没什么可说。但有一件事必须要提，北京南苑航空学校校长秦国镛主动向段祺瑞请战，独自驾驶飞机向紫禁城投了三颗小炸弹，这算是中国空军的首演。张勋的复辟大计只坚持了十二天，就彻底失败。好在张作霖替儿女亲家张勋说情，众人也就给了他一个面子，饶张勋不死，令其在天津度过残生。至于皇帝溥仪，自然是又退位了，重新回到了紫禁城这个大笼子里。而康有为先生，既没有张勋的人脉，又没有溥仪的血统，只好自称“纵情山水、不问时事”，开始了新一轮的逃亡生涯。“打倒张勋”让段祺瑞一手搞定，他十分得意，在功劳簿上又给自己写下了重重的一笔——“三造共和”，“二造”是逼袁世凯退位，“一造”是逼清帝退位。西原借款7月14日，段祺瑞风光回京，重掌大权，对德宣战。中国要参战，要加入协约国，总得有些表示。于是段总理说：“我们前期以工代兵，提供劳动力给友军保障军需后勤当炮灰。至于后期军队参战的事，走一步看一步吧。”由此，中国前后输送约二十余万劳工赴欧助战，这些廉价的劳动力终以数万条生命为代价，为祖国赢得了战胜国的地位。段总理对德宣战后不久，就收到了一个令他心情畅快异常的好消息：日本内阁决定今后以段祺瑞为唯一援助对象，供给借款及兵器，拒绝支援孙中山代表的南方。这么轻飘飘的一句话，完全说明不了“好消息”的珍贵程度，还是用数据来说话吧。光日本借款的金额，就非常了不得。日本人在大概一年的时间里借给段祺瑞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含超过四千万日元的军事借款）。那时候日元还没有贬值成今天这样，按照当时的汇率：1.1日元=1美元来计算，日本人大概借给段祺瑞一点三亿美元。大家心里应该清楚，以当时的购买力，这笔巨款究竟可以做多少事情。这个借款就是著名的“西原借款”，以日方经手人的名字西原龟三命名，中方这边的经手人是从外交次长升任交通总长的曹汝霖、刚卸任驻日大使的陆宗舆以及新任驻日大使章宗祥。贷款自然不是白来的。作为交换，段总理在日本人的暗示下，指示上述三位先生：虱子多了不怕痒，日本早晚都会得到德国人在山东的权益，我们不妨答应日本人的要求，再给他们一些好处，多弄些贷款来花，记得多砍价！中国要砍价，日本就得还价，双方讨价还价（谈判）的结果就是：一、原本驻军胶济铁路沿线的日军，除一小部分留在济南，其他全部调集到青岛。二、胶济铁路沿线的治安交由中国巡警负责，但中国巡警必须聘请日本人做警官。待胶济铁路归属权确认后，改由中日无限期合办。三、中方以多处重要矿产的开采权作为向日方借款的抵押。对于第一条，日本人担心中方不肯同意，遂开了一张空头支票：我们只是暂时驻军青岛，只要“一战”一结束，就会撤军。段祺瑞、章宗祥、曹汝霖和陆宗舆一看，日本人提供的借款条件挺优惠，这可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好事！这样的条件，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同意？口说无凭，这些内容全部都以白纸黑字的“换文”（合同）明确规定了下来，就跟现在买房抵押借贷时跟银行签的那些合同差不多，明确告诉你别想不认账，否则有的是办法收拾你。章宗祥先生觉得自己干了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于是十分愉快地在换文上写下一行漂亮的大字：中国政府对于日本上列之建议，欣然同意。但他不会想到，在马上就要到来的“五四运动”中，这一行字差点要了他的小命。这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看上去是好事，实际上不是，比如这件事。段祺瑞这些人想不到，日本人之所以提供这些看似优惠的条件，是因为这根本就是一个以退为进的阴谋。尽管之前日本击败德国后在事实上控制了青岛和胶济铁路，但毕竟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正式承认。而你现在“欣然同意”日军从胶济铁路撤回济南和青岛，岂不就是说，日本占领青岛和驻军济南得到了中国的正式认可吗？可段祺瑞先生压根没空关心这个，他把所有心思都放在“武力统一中国”的伟大理想上。新领导班子的蜜月期段祺瑞回来了，有一个人却要离开了，他就是黎元洪。黎元洪在躲到日本使馆的那些天里，彻底想明白了：一个没兵没地盘的总统，干事业是没指望的，受欺负却是一定

了，我藏有一块金章宗时的土地交易合同铭文砖，全用汉字，而且表达方式、称谓、官职也都是汉文化。就是在金哪，金亡了之后也不是一下子没了。定：也和白狄一样，也跑了。旗：还是跑，往北跑。你算算从金和蒙古，到我们满族的再次兴起，实际上隔的时间并不长。中间就元朝一百多年，明朝刚建国的时候已经跟我们开始打交道了。定：这个观点我特别感兴趣。我现在最感兴趣的是你这个观点是从哪儿来的，主要从哪里来的，主要是从你父老那里来的，还是主要从书里看来的？旗：从我爷爷那儿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满族有很多提到回老家的问题。我爷爷就跟我讲过圈地的事，他说为什么在河北这地方圈地，他说我们入关之前老根儿就在这儿，要圈地就圈这一块，各王府、上三旗都要在这儿圈一块。但他没讲过白狄，从他的话我只能上推到女真。我从来没有在史料里见过这种说法，就是听我爷爷说的。否则我不会那么系统地思索这一问题，导致我读书的时候一直有这根弦。我很小的时候就有很强的历史感、时间感，一到傍晚就心里难受，怕美好的东西失去，就知道、体验过什么是死。我六七岁的时候，您知道那时候吧，在学校挖防空洞，一下挖出清朝的墓来，人穿的那个绸缎衣服，戴着朝珠的朝服，也没有烂，死人。我那时候就有恐惧感，然后就有提问：我是谁，我是哪儿的人？然后就是我这个民族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有这个。我爷爷再给我讲完之后我老是这么考虑，我们这个民族这么精细，这么厉害，这么有修养，它不可能就从一个荒蛮的部落一下子爆发出来，两次跨入中国历史，成为正朔的王朝。再说我研究过历史呀，我是专攻魏晋南北朝思想史的，魏晋南北朝的时候五胡乱华，进了中原以后一塌糊涂、宫闱秽乱，除了北魏孝文帝受母亲影响推动鲜卑族汉化以外，其他贵族几乎一点文化没有。但是满族为什么一进入汉文化就井井有条，就好像是把自己家的东西重新拿回来一样。Elliott：对。历来的解释都是有汉人在辅助。旗：匈奴也是，契丹也是这样，所以这就是中国，我在日本进行学术交流时也讲过，在台湾做短期客座时在大学讲课也讲过。就叫中原舞台论。中原这地方不过是个舞台而已，哪个民族兴盛了都在这儿演一出戏，败了以后就退到边陲，就有一个核心和边陲之间的关系。退到边陲之后呢，蛰伏一段时间，然后又回来了，这叫光复，中国古代为什么那么重光复啊。日本人也有这个观念啊，日本当年侵略中国的一个所谓的重要理论根据，包括日本军阀，日本军部当时的教科书我都看过，一个重要因素，在他们的历史学上讲，说他们过去就是在中国。日本是秦汉以后各代流亡的中原、沿海移民们迁过来形成的，所以他们回来寻根来了。说出一个什么理论？一个日本学者当面跟我讲，当年的军国主义汉学家们认为，蒙古人可以在中国统治，满人可以在中国统治，为什么大和民族就不可以在中国统治？这是多么荒谬的理论！Elliott：这个理论在当时日本的很多书里都可以看到。旗：后来我跟他说了，我说什么原因呀？就是因为世界进入到民族国家和现代国家了。Elliott：对。旗：这是最最重要的原因。如果没有这个原因，像是中国古代，没有现代国际法意义的国界以前，你来了以后你叫逐鹿中原，如果有了这个原因，你来了以后你叫侵略。就这么简单。因为过去人的传统边境以及传统国际法则和1900年以后现代国际法规完全不一样。但是如果我们推出去再远的话，日本文化确实与中国文化很有关系。Elliott：为什么当时日本学者对蒙古史、满洲史这么感兴趣，这句话太对了。因为作为异民族统治，非同类，他们写书的时候还写异民族统治下的中国，或者异民族统治中国史。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旗：您说得对。我研究近代思想史，特别是明清思想史，明亡了之后，清这个期间，我发现了很多重要的线索，证明日本侵略中国较早的理论基础。明亡了以后，明朝有个亲王的后裔叫朱舜水，注95他是著名的理学家，对陆象山、王阳明的心学也颇有造诣。他有两千弟子，这里边当然也有南明小朝廷的残官余吏、散兵游勇，但大部分是学者，跑到日本去了，大部分在幕府里，给德川家康当私人老师，德川拿出天皇给他一年俸禄当中的一半，给他养他的两千弟子。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朱舜水给德川讲了一个道理。说我们三万万的汉族，被一个区区40多万的小民族就是我们满族啊给打败了，你们大和民族要吸取我们汉人的教训。另外你们也要励精图治，将来你们也可以打到中原去，就给他说这个。而且把理学的“理”“气”的观念和“心学”的“心”“诚”的观念给了德川，德川以后就以朱舜水为精神领袖培养出一个水户学派，其中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诚”，忠诚的“诚”，和“勇”放在一起，加上中国唐以后传入日本的禅宗中“禅”“静”等观念，变成为武士道精神。武士道精神主要就是尊王攘夷，就把幕府的地位压下来，抬高天皇的地位。这是为了什么？统一日本，统一日本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准备力量，经朝鲜半岛过对马海峡进入朝鲜，再入东北，再到中原。所以以后的丰臣秀吉、德川家族给天皇写的信都是，我们的战略就是先过对马海峡拿下朝鲜，通过朝鲜到达东北，从东北逐鹿中原，天皇的首都应该在北京。史料都有。前年我到日本访问，我参观靖国神社旁边的游就馆，游泳的游，就义的就，这个馆举办了一个“明治维新130周年纪念展”，从中可见日本国家意识形成的过程和右翼军国主义思想的渊源。展览中我刚才说过的那些史料都有。但是日本人始终没有能完整地提出这个观点。我在日本有一次讲学，我提出这个观点，人家非常赞同，说你的观点戳到军国主义理论的根子上了，这是非常有见地的理论。但是我说我是很理性的学者，我理性地去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且你看游就馆，包括靖国神社的建社，每一个馆的名字都有出处，“游就馆”是荀子《劝学篇》里头的一句话，叫“君子游必就义”。我们后来有句成语叫大义凛然，从容就义，就义就是这个意思，君子要以义为榜样，宁可死，也要跟好人在一起。日本文化继承了很多我们中国的那些很纯正的东西。边疆民族史，特别东北亚民族史没人敢碰，因为涉及朝鲜、日本、蒙古、满族几个大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我后来想得特别系统。比如我爷爷给我讲，过去我们家里有个甲胄，我记得特清楚，我们是镶黄旗，都是镶边的黄色盔甲。它外边是布的，绫罗绸缎，然后里边是一层甲片，很小的，黑铁，用金属编在一起的，最里边是一层鹿皮。老头就跟我讲，说为什么用鹿皮，铁东西跟身体一磨身上就出血，有鹿皮作为内衬，就跟我们穿西装要穿衬衣一样。鹿皮是哪儿来的？都是日本和台湾。当时我就不明白，他跟我讲这个，我就觉得好玩儿。后来到台湾访问讲学，我也出去采访，我突然发现了，台湾有个鹿港，日本有个鹿儿岛，我就看了一下当时整个东亚地区海外贸易史，我发现很有意思，明朝和清朝打仗，大量的鹿皮来自台湾和日本，两宗大的贸易当中重大的货物。日本的鹿皮也很好，日本鹿皮的贸易是通过东北，通过朝鲜，台湾的鹿皮贸易是通过郑氏家族的海盗集团过来的。一下子就把当时我爷爷讲的那些小片段都串起来了。非常非常有意思。Elliott：东北的鹿皮也不少，为什么……旗：也许是鹿种不一样。那时候鹿皮是大宗。我小时候见过那个东西，里头是带铁片的，然后一层是鹿皮内衬。后来我不知道我爷爷把它给谁了，现在家里还有一套日本幕府时代的将军阅兵大甲胄，里衬也是用的鹿皮。类似这种，好多民俗有些片断实际是保留了历史整段的信息。定：这句话有道理。有时候很容易就会把一些片段给放过了。旗：因为我们历史大量是靠信史，所谓信史一个是流传典籍，当然都是正史了，大部分都是那些个胜利者写的，后朝修史往往是否定前朝的多，刻意回避的多。其二是靠挖掘，但是挖掘出来的只是很小一部分，所以历史研究往往都是靠那些基础的很小的一部分材料和胜利者的正史传下来的，往往有大量没有进入历史主流的东西，曾经是过去的历史主流被埋没了。所以大姐，我们满族不是突然出现的，我们被打败过，跑到边疆以后，蛰伏，然后回来一趟，不行了，又回去了，到了清朝又回来了。我潜意识当中就感到我们这个满族不是突然一下子爆发的，肯定有相当多年的历史和文化的积淀。

附录一淑绀：《巴尔堪、巴赛二事小考》[访谈者按]淑绀是毓旗之女，历史学硕士。参加工作后一直发奋用功，治史亦颇有心得。数年之前，她在参加我与台湾清华大学黄一农教授、中国社科院近史所刘小萌教授合办的海峡两岸满学研习营的时候，就曾针对其父这篇口述做过多方考证，引起研习营诸多参与者的好评。此次本书出版，我遂邀她将所作考证中的一部分写成文章，她欣然同意，撰成这篇短文交付于我，文章虽然不长，文字也略显稚嫩，但搜求爬梳，广征博引，用力甚勤，特将其文附录于此，供有兴趣者参考。

1.弥勒州所在地

我父亲说太爷爷告诉他巴尔堪征讨吴三桂一会儿死在了广西弥勒县，一会儿又说是在云南弥勒县，弄得我一头雾水。查当代县志，了解到弥勒县清朝为弥勒州，属云南广西府，今为云南省弥勒县注96。《大清一统志》记载：“弥勒县在州城西九十里，明属广西府，本朝因之，乾隆三十五年改为县。”注97这样弄清楚了原来阵亡地点是云南广西府的弥勒州。

2.巴尔堪阵亡的地点和时间

《清史稿》仅记巴尔堪在康熙十六年(1677年)九月广东韶州莲花山中流矢，十九年(1680年)八月创发，之后于行军途中死于广西：“(康熙)十九年八月，喇布(济度第二子，简亲王)师次广西，上命以巴尔堪从。病作，语固山额真额赫纳等曰：‘吾不能临阵而死，今创发，勿令家人以阵亡冒功也。’遂卒于军。”注98《钦定宗室王公功绩表传·喇布传》载：八月，移驻南宁。十月，诏选所部付大将军赉塔进攻云南。注99《清史稿》中《喇布传》亦有相同记载注100。进军云南的时间是从八月到十月，因此巴尔堪应该是在十九年九月至十月左右死在了由南宁到云南昆明的半路上，位于广西和云南交界的弥勒州。又，《功绩表传·巴尔堪传》中记载：“十六年(1677年)九月，剿贼韶州莲花山陷阵，中创，裹创力战，大破贼。十九年八月，简亲王统师广西，上诏王进征，时宜以巴尔堪总统营务，俾立功自效。十月创发，自度不能痊，语都统阿赫纳、副都统干都海曰‘吾为宗室，不能临阵而死，今创发，勿令家人以阵亡冒功。’卒年四十有四，丧还，上命大臣宗室辉塞往奠。”注101但是《宗室王公功绩表传》的横格宗谱上记载的巴尔堪阵亡时间却与传记略有出入：“巴尔堪，显祖宣皇帝曾孙，和硕郑献亲王济尔哈朗第四子，……十九年八月卒于军，复原封。”注102那么《巴尔堪传》与同一书《横格宗谱》记录的死亡时间哪一个更准确呢？翻检《爱新觉罗宗谱》丁册：“(济尔哈朗)第四子巴尔堪崇德二年(1637年)丁丑闰四月二十五日丑时生……康熙十九年庚申十月十一日寅时卒于军，年四十四岁。”注103原来巴尔堪死于康熙十九年十月十一日。总之，太爷说的时间地点应该是确实无误的。康熙十七年(1678年)吴三桂就已经死了，此时喇布和巴尔堪军队应该与吴三桂孙吴世璠的军队作战注104。巴尔堪的儿子巴赛也是战死的，父亲说他在雍正年间打噶尔丹死在新疆腾格里海。《宗室王公功绩表传·巴赛传》记为与噶尔丹策零在和通淖尔(和通呼尔哈诺尔、和通泊)交战时死在哈尔哈纳河附近注105(《查弼纳传》作哈尔噶纳河注106)。对此我有些疑惑。《蒙古族通史》中考证出确切地点在和通淖尔。注107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注108，在今新疆阿勒泰北与蒙古边界地区。和通淖尔其实是一个小湖，和通是蒙语中的链之意，淖尔就是蒙语中的湖，合起来就是链状的湖。而腾格里海即蒙语天湖之意应该是指大湖的，太爷可能将淖尔与海弄错了。总之，可以确定的是巴赛战死的地点在和通淖尔附近。巴尔堪和巴赛本未被封为亲王，只是后代辈出了亲王后被追封的。注109

附录二淑绀提供的家族谱系图

五、守坟的“四品宗室”

——金秀珍、金竹青、金恒德口述

[访谈者按]清朝皇族在清中叶以后就已明显分化，清朝覆亡之后，王公地位一落千丈，有钱的跑到天津，更多的则沦于贫困。北京的西北角，也就是靠近西直门城根儿的地方，由于房价远较城内便宜，很多贫穷宗室与八旗子弟便迁居到城墙根儿下，这里人烟稀少、房屋简陋、环境肮脏，日久成为贫困旗人的聚居地，遂有“穷西北套”之称。北城之谓“贫”，这是因素之一。这些没有爵位的爱新觉罗子弟，在清朝被称之为闲散宗室，到乾隆朝时为他们的面子起见，又赐给他们每人一个“四品顶戴”的空衔(犯罪者除外)，于是又被称为四品宗室，但实际上的待遇，却比一般的八旗马甲高不了多少，如遇婚丧嫁娶、意外变故，或者食指浩繁，也会如普通旗兵一样陷入贫困境地。注110辛亥革命以后，很多人的生活更是陷入绝境。这组口述与前面几组不同的是，几名被访者都是一家人，分别是四品宗室毓珍的妻子、妹妹和女儿，她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讲述了这个康熙皇帝的直系后裔、“一出生就是四品宗室”的一家两代人几十年来艰辛惨淡的生活。在本书中，这可能是一组最接近于“女性视角”的访谈了，不仅因为三位被访者都是女性，还因为在她们的讲述中，相当细腻地再现了在这样一种困境中女人的生存状态：她们生活中琐琐碎碎的平庸、磕磕绊绊的烦恼，以及当生计濒临绝境时的挣扎，还有更重要的，是旗人男子所不及的坚忍。毓珍的家计，主要就是靠他长年离家在外当保姆的母亲和做挑活的妻子支撑的，他妹妹老大出嫁，之后也挑起了一家的生计。在旗人家庭中，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我在不同场合不止一次提到过这点。《爱新觉罗宗谱》中毓珍家族支脉一览：允禔(固山贝子品级)注111毓珍(第一子)注112毓珠毓珮毓瑞

(一)金秀珍口述

时间：2000年1月15日地点：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宿舍访谈者：定宜庄在场者：佟鸿举注113、金恒德(金秀珍之女)[访谈者按]金秀珍原名董秀敏，嫁到爱新觉罗家之后即改夫姓为金，名秀珍。与爱新觉罗家族结婚的女性大都如此。1999年秋，《北京晨报》刊登一条消息，说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部拆房时，在校园里发现了一通乾隆朝的石碑，当时碑身和驮碑的赑屃已经分离，但碑身文字保存完好，上书“原任绥远城将军宗室弘晌碑文”，落款是“乾隆四十七年”。注114这通碑以及住在石碑附近的弘晌后人也由此引起相关人士的注意，一时间探访此碑者络绎不绝。这并不是新发现，因为此碑的拓片早在数十年前就被收藏于北京图书馆(即今国家图书馆)。注115而我在转过年的年初专程踏访此碑，是因为在后来有关此碑的陆

们扶着绳子前行永远也进不完。注意，中士继续告诫他们，现在他已经放下心来，因为盲人们全都到了大门里边，右边有三个宿舍，左边有三个宿舍，每个宿舍有四十张床，一家人不要走散，防止跌倒，上台阶要数清，请已经上去的人帮帮忙，一切都会顺利，请你们安顿好，放心，放心，食物随后就到。不顺利的事可以想象，这么多盲人往那边走，像一群羊走进了屠宰场，照常咩咩地叫，当然，还要相互推挤，这是它们一成不变的生活方式，皮毛蹭着皮毛，呵气连着呵气，气味混合着气味。一些人在啼哭，另一些因为害怕或恼怒而喊叫着，还有一些则高声咒骂起来，有个人发出一声骇人而无用的威胁，要是有一天我抓住你们，可想而知，他指的是那些士兵，非把你们的眼睛挖出来不可。先到台阶下的人不可避免地要停下来，用脚探一探台阶的高度和宽度，后边来的人往前涌，前边的两三个人向前倒下去，幸好仅止于此，只是胫部擦破了皮，中士的劝告无异于祝福。他们当中一部分人已经走进天井，但是，二百号人要安排好谈何容易，前前后后都是盲人，又没有向导，状况已经相当艰难，再加上这是座古老建筑，布局不太实用，仅靠只懂得他本人职业的中士说几句话无济于事，每边三个宿舍，还得知道里面是什么样子，一些门的过道很窄，像个瓶颈，一些走廊像住在这里的人一样怪异，人们不知道它们从何开始，又到哪里结束，甚至不知道它们有什么用处。盲人队伍的先锋部队下意识地分成两路，分别沿两侧的墙壁挪动，寻找进屋的门，假设路上没有家具阻挡，这无疑是个安全的方法。只要手脚麻利，不急不躁，新客人们迟早会安顿下来，但要等左边的先锋部队与住在这边的受传染者之间那场意料之中的战斗分出胜负之后。根据事先约定，还有卫生部的规定，这一侧归受传染者们使用，确实，可以预料，也非常可能，他们所有人最后都要失明，同样确定的是，按照纯粹的逻辑推理，在他们尚未失明时人们就不能肯定地说他们注定要失明。这好像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坐在家里，尽管有一个个相反的先例，但他至少相信自己的病总会好，不料突然却看见一群他最害怕的人正号叫着朝他走来。一开始，受传染者们以为是一伙和他们一样的人，只不过人数更多，但这种错觉没有持续多久，来的那些是真的盲人。你们不能进来，这一边是我们的，不是让盲人住，你们属于那边，守卫在宿舍门口的人喊起来。几个盲人试图向后转身找别的门，对他们来说左边和右边都一样，但人群继续涌来，无情地推着他们往前挤。受传染者们对盲人拳打脚踢，守卫着宿舍的门，盲人们也尽其所能还击，他们看不到对手，但知道遭到的打击来自哪里。天井里容不下二百人，他们都无路可走，所以没过多久就把通往围栅的那扇相当宽的门完全堵死了，像是堵上了瓶塞，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里边的人你挤我，我挤你，用脚踢着保护自己，用胳膊肘捅着身边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的人，有人大声喊叫，盲童们大哭，失明的女人们晕了过去，而更多的人还没有进来，他们被士兵们的吼声吓得魂飞魄散，更加用力往前推，而士兵们又不明白那些白痴为什么还停在那里。就在人们因竭力挣扎着脱离混乱的人群，脱离马上被压扁的危险而造成突然倒流的时刻，最可怕的情况出现了，让我们站在士兵们的位置上来看一看，猛然间发现已经进去的人群一齐往外涌，于是立即想到最坏的可能，盲人们要回来，我们还记得以前的事件，可能会发生大屠杀。幸好中士再次表现出驾驭危机的能力，亲自用手枪向空中开了一枪，只是为了引起人们注意，接着他通过扩音器喊道，镇静，台阶上的人向后退一退，散开，不要推，要互相帮助。这一要求已属多余，里边的争斗还在继续，但天井里的人渐渐少了，许多盲人转到右侧门口，右侧的盲人们把他们领到现在还空着的第三个宿舍或者第二个宿舍空着的床上。此时似乎战斗将以受传染者们获胜而结束，这倒不是因为他们身体更强壮或者眼睛能看见，而是由于盲人们发现另一侧的入口通行无阻，按中士在军营讲授基本战略战术时的说法，就是脱离接触。然而，受传染者们的胜利没有维持太久，右侧门口有人开始喊叫，说那里没有空余地方了，所有宿舍都已经占满，有些盲人就连推带搡地重新来到天井，正在这时像瓶塞一样塞住主入口的人群散开了，还在外边的许多人涌进里面，这里有屋顶遮挡，保护他们不受士兵们威胁，于是他们想干脆在这里住下来。一拥而入的人流重新燃起左侧门口盲人们的斗志，于是又开始动手，又开始喊叫，仿佛这还不够，几个发狂的盲人摸到并强行推开了天井直接通往内院的门，有人立刻喊起来，这里有死人。可想而知，引起一片惊慌。他们尽量往后退，那里有死人，那里有死人，好像接着轮到他们去死，在一秒钟的时间里，天井又成了愤怒的旋涡，随后人群又突然转变方向，绝望地朝左侧冲去，以摧枯拉朽之势粉碎了受传染者们的防线，他们当中有的已经不再仅仅是受传染者，其余视力还好的人则像疯子似的奔跑，试图逃避最悲惨的命运。白跑一通。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失明了，眼睛突然淹没在可怕的白色潮水之中，这潮水在一道道走廊，在各个宿舍，在整个空间到处泛滥。外边，天井里，围栅旁，无依无靠的盲人们拖着沉重的脚步缓缓地走着，一些人被打，一些人被踩，个个痛苦不堪，他们大多是老人女人和儿童，即使有点防卫能力也微乎其微，这次没有出现更多的死者要掩埋，确实是个奇迹。地上，除了丢了的鞋子，到处都是旅行袋，箱子，篮子，这是每个人最后的财富，现在也永远地失去了，回来拣丢失物品的人会说，谁拿走就归谁吧。一位一只眼戴着黑眼罩的老人从围栅那边走来。他两手空空，不是丢失了行李就是根本没有带。他是头一个绊在死者身上的，但没有喊叫，而是停在死者们旁边，等着恢复平静和安宁。等了一个小时。现在轮到他找住处了。他伸出双臂探路，慢慢地走着，到了右侧第一个宿舍的门口，听见里边有人说话，就问了一声，这里有张床让我住吗。8这么多盲人来到这里似乎至少带来了一个好处。仔细想想，是两个，第一个可以说是心理方面的，确实，随时等待新的房客来做自我介绍和整座房子全都住满，两者之间大不相同，住满之后就能建立和保持稳定持久的邻里关系，不必像以前那样屡屡被新来的人打乱，也不必被迫重新建立沟通渠道。第二个好处则是实际的直接的根本的，即外面的当局，无论是民事当局还是军事当局，他们都会懂得，向两三打人提供食物是一回事，而担负起供养突然增至二百四十人的巨大责任则是另一回事，以前那些人大都能够忍耐，容易对付，并且因为人数不多，偶尔食物没有送到或者送晚了他们也会忍气吞声，但现在这二百多人习惯不同，来历各异，脾气秉性也千差万别。请注意，二百四十人只是一种说法，因为至少有二十个盲人未能找到床位，只得睡在地上。无论如何应当承认，三十个人吃十个人应得的食物和二百六十人分二百四十人的食物不是一回事。这一差别不易察觉。正是由于意识到责任大大加重，也许害怕发生新的暴乱，这种可能性绝不可忽视，所以当局改变了做法，现在食物按时送到，并且数量准确。显然，自我们不得不目睹的那场从各个角度来看都令人痛心的殴斗之后，安顿如此众多的盲人实属不易，难免引起小规模的冲突，只要想一想以下情况就会明白，不幸的受传染者们原来看得见现在看不见了，夫妇二人各在一处，并且孩子不见了，被撞倒和踩伤的人不断呻吟，他们当中有的被撞或被踩了两三次，有些人一直找不到失去的心爱之物，只有铁石心肠的人才对这些可怜人的不幸置若罔闻。不能否认，宣布送来午饭对所有人来说都是让人舒心的喜讯。虽然不可否认，由于缺乏适当的组织和权威来让人们遵守必要的纪律，在这么多张嘴当中分配如此大量的食物曾导致某些不和，但我们也应当承认，气氛发生了巨大变化，变好了，现在，在整座旧精神病院里只能听到二百六十张嘴咀嚼食物的声音。饭后谁去把这一切清理干净呢，这个问题暂时还无法回答，只能等到傍晚扩音器再次广播为了所有人的利益大家必须遵守的行为守则之后，人们才能知道，新来的人在多大程度上接受这些条款。右侧第二个宿舍的人终于决定掩埋他们的死者，这已是个不小的成就，至少人们能免受死人气味之苦，至于活人的气味，即使是臭味，倒比较容易习惯。至于第一个宿舍，也许由于这里的人来得最早，适应失明状态的过程也最长，因此在他们吃完饭一刻钟后地上已经不见一片废纸，一个忘记收拾的盘子，一个淌着液汁的容器。一切都收起来了，小东西套进大东西中，最脏的放进不太脏的里面，好像这一切都是按照合理的卫生规定做的，在收集废物时非常重视效率，非常重视节约进行这项工作所需的劳力。决定这种社会行为方式的思想不是临时形成的，也不是与生俱来的。我们正在研究，在这一情况中，似乎睡在宿舍最里边那张床上的瞎眼女人做的教育工作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就是眼科医生的妻子，她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能完全像正常人一样生活，那么至少应当尽一切努力不要像动物一样生活，她说了一次又一次，宿舍里的其他人甚至把这些既简单又普通的话当成了座右铭，当成了警句，当成了学说，当成了生活规则。很可能正是这种易于谅解所处环境和各种需要的精神状态，使得戴黑眼罩的老人在门口出现时，问了声这里是不是有张床让他住，就受到了友善的欢迎。由于幸运的偶然性，这偶然性显然预示着未来的结果，宿舍里还有一张床，唯一的一张空床，谁知道经过那次所谓入侵之后怎么还空了下来，这张床原来属于曾遭受难以言状的痛苦煎熬的偷车贼，或许正因为如此，上面有一个受苦受难的光晕，人们都不愿意靠近。这是命运的安排，奥秘中的奥秘，不为人知，而这不是头一桩偶然事件，远非头一桩，只要注意到当时在诊所看眼睛的患者都来到了第一个宿舍就能明白，而第一个失明的人来到的时候人们还以为灾祸到此为止了呢。像往常一样，为了不泄露她没有失明的秘密，医生的妻子凑到丈夫耳边小声说，或许也是你的病人，上了年岁，谢顶，白头发，一只眼睛戴黑眼罩，我记得你说起过他；哪只眼睛；左眼；大概是他。医生走到两排床中间的夹道，稍稍提高声音说，我想摸摸刚刚来到我们当中的人，请您朝这个方向走，我去迎接您。两个人在半路相遇，他们本应晃动手指，就像两只蚂蚁用触须相互辨认一样，但这次医生请求摸摸老人的脸，很快摸到了眼罩，不再有疑问，他是最后一个来的，我们在这里凑齐了，戴黑眼罩的患者，医生叫起来；这话什么意思，先生您是谁呢，老人问；我是，我曾是您的眼科医生，记得吗，我们约好了为您摘除白内障的手术日期；您怎么认出我的呢；主要是从声音认出来的，声音是看不见的人的眼睛；对，我也听出是您的声音来了，医生先生，谁想得到呢，现在不用给我做手术了；如果有治这种病的药，我们两人都需要；记得医生先生曾对我说过，手术以后我要重新认识所生活的世界，现在我们才知道这话说得多么在理；您什么时候失明的；昨天晚上；他们这么快就把您送来了；外面一片惊慌，用不了多久人们就会开始杀掉那些已发现的失明者；这里他们已经消灭了十个，一个男人的声音说；我碰到他们了，戴黑眼罩的老人平平淡淡地说；都是另一个宿舍的，我们马上就把我们宿舍的死人掩埋了，还是那个男人的声音，仿佛他到此报告完毕。戴墨镜的姑娘走过来，您还记得我吗，戴着一副墨镜；记得，记得清清楚楚，我虽然有白内障，但还记得你长得挺漂亮；姑娘笑了，说，谢谢您，转身回到自己的地方，到了那边又说了一声，那个小男孩也在这里；我想找妈妈，这是小男孩的声音，好像遥远的徒劳无益的哭声，显得有气无力。我是最先失明的那个人，第一个失明者说，我和我妻子都在这里；我是诊所的员工，诊所的女接待员说。医生的妻子说，只差我自我介绍了，然后说了她是谁。这时候，老人像要报答所受的欢迎一样宣布，我有个收音机；收音机，戴墨镜的姑娘拍着手高兴地叫起来，听音乐，太好了；是啊，不过是个小收音机，用电池的，电池总有用完的时候，老人提醒说；不要以为我们会永远留在这里，第一个失明者说；永远，不会的，永远这个时间太长了；能听到新闻了，医生说；也听一点儿音乐，戴墨镜的姑娘还在坚持自己的意见；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同样的乐曲，但大家肯定都想知道外边怎么样了，最好还是节省着用；我也这样想，戴黑眼罩的老人说。他从外衣口袋里拿出收音机，扭开旋钮，开始寻找电台，但手还不够稳，刚刚调到一个台又很快错过去了，最初只能听到断断续续的音乐和讲话声，后来手终于听使唤了，能听出是什么乐曲了；听一会儿吧，戴墨镜的姑娘请求说；讲话声渐渐清晰；播的不是新闻，医生的妻子说，后来，仿佛她突然产生一个念头，现在几点钟，她问，但她知道谁也不能回答。指针仍然在动，从小匣子里调出的仍然是杂音，最后终于固定下来，正在播送一首歌曲，一首普普通通的歌曲，但盲人们慢慢聚拢过来，没有人互相推搡，只要感到前边有人就立刻停下来，他们眼睛睁得大大的，朝着歌声传来的方向，有几个人哭了，也许只有盲人才这样哭，眼泪像泉水般流出来。歌曲唱完了，播音员说，请注意，第三响是四点整。一个瞎眼女笑着问，是下午还是凌晨呢。好像那笑容刺痛了她的心，医生的妻子偷偷把手表校准，上好弦。是下午四点，当然对手表来说这并没有什么区别，从一点钟走到十二点钟，其余都是人们规定的。这是什么声音，轻轻的，戴墨镜的姑娘问，听起来像；是我，听见收音机里说四点整，就给手表上了弦，过去总是这样，成了习惯，医生的妻子赶紧说。她后来才想起来，无须这样冒险，只要看看今天进来的盲人们的手腕就行，他们当中肯定有某个人的手表还在走。戴黑眼罩的老人就戴着手表，这时她看了看，时间完全准确。医生此时开口要求道，给我们谈谈外边的情况吧。戴黑眼罩的老人说，好吧，不过最好让我坐下，我不能站太长时间。这一次每张床三四个人，相互做伴，盲人们都尽量坐得舒服一些。安静下来以后老人讲了他知道的一切，讲了有眼睛时看到的事情，也讲了从这场时疫开始到他自己失明短短几天里听说的事情。如果流传的消息可信的话，他说，在最初二十四小时里出现的病人有几百例，同样的病症，表现也完全相同，瞬间发病，没有任何可见损伤，视野内一片闪亮的白色，得病前没有任何疼痛感，发病后也没有。第二天，据说新发病者人数有所减少，从几百人降到几十人，因此政府马上宣布，根据最合理的预见，很快就能控制局势。从这里开始，除一些不可避免的零散评论，戴黑眼罩的老人讲的原话将不再被逐字照录，他的口头叙述将被重组改良，以期通过正确和适当的词语使他提供的消息更有价值。出现这一不曾预料到的变化，是由于讲述者使用了控制局势这个绝对不地道的术语，用词不当几乎让他降为陪衬讲述者的角色，毫无疑问，这个角色也是重要的，因为没有他作为陪衬，我们就无从知道外部世界发生的事情，例如这些不同寻常的事件，而不论描述什么事实，只有用词恰当严谨才显得有声有色。现在言归正传，所以，政府排除了先前广为流传的假设，即史无前例的时疫在全国蔓延，它由一种尚未确定的病毒引发，即时发病，病前没有任何潜伏期的症状。按照科学界最新的看法和行政当局据此做出的最新解释，这是各种情况临时组合共生出的不幸现象，

耳中。一跃而起，我跑到声响发出的地方，仔细又听了听，山壁的里面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活动。莫炎还活着？！我一阵狂喜，手下立即挥过几个钻头，飞快地在山壁周围开挖起来。“哗啦……”一片碎石山壁向外倒塌了下来，山壁内露出一个不大的凹洞，莫炎灰头土脸地从洞里翻了出来，手中拿着一卷破布。“你这家伙差点把我们吓死！”我大笑着为莫炎拍去灰土，“想不到你还会入土的功夫。”“就是为了这个东西。”莫炎在地上大口地呼吸着，扬了下拿着东西手，我这才看清他手里抓着的是自己的外套。上面的方石原来是郑买嗣的棺椁，他沿用了僰人的悬棺墓葬法，并巧妙地将石棺嵌在了峭壁的凹陷处。伪装之下完全看不出破绽，再加上担当守卫工作的邪龙看守，可谓是费尽心机。莫炎攀上石棺后发现上层顶盖是分两块镶嵌在石棺上的，手一推便滑开了一半，石棺里面空无一物，棺底上刻着一些文字。莫炎闪亮灵火仔细看了一下，发现其中赫然记载了蒙氏一族的家传秘密，欣喜之下他脱下外套，用灵火烤热石板拓印下那些文字。可他在棺底把外套按紧时，铁链突然晃动了一下，迅速地将石棺向回收去，情急之下他便一头钻进了石棺里。石棺回复原位后并没有什么其他的变化，莫炎继续拓完棺底的文字，随后用灵火焚化山石摸索着自峭壁上下来。由于人在峭壁内，不清楚状况，推进的速度自然就慢了些。等到了山脚他已是筋疲力尽，只得用力弄出点响动，那便是我听到的悉窣声。莫炎带回的碑拓是纯粹的汉字楷书，清晰可辨，协商之下众人决定回住宿处修正后再研究。彻底地处理了寒蜴的尸体和机关金人的残骸，雪域冰蚕丝也被挖地深埋了起来。瞥见地上机关金人的兵器，我心里一动，这四件古怪的兵器看上去不凡，或许之后会有用处，于是便小心地装进背囊。“哎呀”一声，走在石道上的老田突然摔了一跤，晖儿与S连忙扶起他。老田无奈地看着石道上深陷的马蹄印，摇头叹道：“老咯，这大的马蹄印都看不清咯。”茶马古道的青石道上遍布着许多深深浅浅的马蹄印，可见当年这条道路的鼎盛时期马队络绎不绝。绊倒老田的那个马蹄印足有二十厘米深，黑洞洞地嵌在石道上，也难怪老田会不当心，深的蹄印不反光，换作是我恐怕也会不留神。可就是那么一看，一个奇怪的现象却吸引了我，石道上较深的马蹄印远大于周围较浅的那些，而且错落中似乎带有某种特殊的规律。我立即叫来莫炎，请他在这些马蹄印中各点一簇灵火。星点的灵火亮起后，在场的所有人都呆在了那里，这些灵火组成的图案竟然是两个硕大的八卦阴阳鱼，但区别于平日所见的是，原本圆形的阴阳鱼图案在这里却成了方形。“无间轮回盘……”其他人是惊叹这奇诡的阴阳鱼图案，而我却是惊恐，“莫炎，我们必须放弃这次龙脉之行！”“怎么现在要放弃？！”S抢在莫炎的头前大声问道，“这个什么盘有危险？”“无间轮回盘我没听过。”莫炎冷静地看着我，“你有话不妨直说。”“回去再谈，这里我不想说。”身后的衣服已被一阵冷汗浸湿，我头也不回地拉着晖儿自顾向古城走去。……房间里弥漫着浓浓的烟雾，我面前的白纸上画着刚才的方形八卦阴阳鱼，手中已不知是进门第几根烟了，众人眼巴巴地看着我，却没有一人问话。“我们经历过的风水格局大大小小也有不少了。”掐灭手中的半截烟，我叹了一声，“你们大概也都明白，风水格局和阵法一样，也分大小强弱的。”大家一阵点头，没有搭话，静静地等待着我的下文，这反而让我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压力，不知从何说起。“亦凡，这个无间轮回盘是不是什么特别大的局？”晖儿察觉到到我压抑的神情，主动问道。我又点起一支烟，深吸一口后，重重地吐出烟雾，仿佛想就此将胸间的压抑感完全排放出来。一只有力的手掌按在了肩头，莫炎无言的动作似乎在帮助我支撑精神。我定了定神，缓声讲述起这令我惊恐不已的缘由。风水格局千奇百怪，虽然有很多的基本格局可以参照，但更多的是靠堪舆者自己去领悟和参透。正如舞步一般，基础的舞步并不多，不同的音乐下舞者根据自己的感觉组合舞步，便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舞蹈。《闻风拾水录·藏穴篇》所记载的众多风水格局其实也只是基本的舞步而已，包括那些深奥的上古风水格局在内，没有任何的特定模式，只要可以符合其中的基本原理，其余形式则可以忽略不计。但这些都是有迹可循的。我在参看藏穴篇的时候，结尾一张上画着两个并行的八卦阴阳鱼图案，那图是方形的，下面标注着“无间轮回盘”，除此以外便没有任何的解释。好奇中便在网络和馆藏典籍中查找资料，但除了知道与云南的僰人有关外，其余一无所获。结识了然后，我曾向他求证，了然在网络的另一端沉默了半晌，直接发来一个文件包便下线了。文件包里足有三十多张扫描图，斑驳的竹纸和手写的古文看得我生涩异常。反复咀嚼后才渐渐明白，原来这个“无间轮回盘”原本叫“僰人双卦”，据说是夏朝流放滇地的先民创造的，历史流传中被后族的僰人继承。它的方形阴阳鱼是将原本浑然天成的圆形循环拆解成了四个阶段，运作卦象时以“此时→彼时→静时→此时”的顺序演算，换作现代的理解方式便是“现在→将来→沉静期→现在”。而这个沉静期便是演算者衡量事物或命运的一个关键点，现在到将来的一切过往是非都在这个阶段里进行评价和权衡，而后则输出结果到现在的人们面前进行抉择。这种运卦演算用的图形本身并不可怕，甚至可以说，它是古人专为命理推算所创作的一种优化演算方式。可它同时也是一个特殊风水格局的启动钥匙。没有人知道这个风水格局的名称，我暂且称之为“无间轮回局”。据这份手稿上记载，运作这个风水格局需要的区域不定，可以是弹丸之地也可以是广域之土，将六个无间轮回盘放在局地外围，局地内并合人阳地阴的“气”，并构成八八之数的格局，至于这八八之数是建筑、草木还是山水则全凭布局者自己的修为而定。一旦格局运作，整个格局内会产生一个与当前空间并行的时空，至于这个时空会是怎样，没有人知道。因为在局势运作时，局内一切的东西都会进入另外一个不为人知的时空，包括布局者本身在内。写下这本书稿的正是一个尝试此局的堪舆者，书稿的结尾是他在被吸入另外一个时空前写下的寥寥数字，也正是这些字带给了我无尽的恐惧：“内如无间，更胜无间，苦难轮回，永世不返，纵虚留文，以警人间。”二十、气脉全无“夸张～～越说越玄了，并行时空，这也太离谱了。”S显然有所怀疑。“这世界上能理解的事本就不多。”莫炎淡淡道，“否则谁会尊敬老子、释迦牟尼他们？”“王亦凡自己也说了，这个局只是启动运作时才会打开另一个空间。”S不依不饶道，“你看把他吓得，人都白了一圈，也不想想，这个局不是早运作完了吗？”我苦笑了一下：“关键就在于我们不知道布局者的用意，这个局不会无端存在的。如果他将引龙大局的关键部分放入这个造出的并行时空，那我们就无从入手了。”“能不能把这个局逆行运作？”莫炎沉思道。“不行，了然事后曾和我探讨过，一旦打开这个空间，结果只有两个，要么是两个空间并存，要么就是让两个空间互相吞噬。”我的神经再次被触动，“但无论是哪个，结果都不会是你想要的，并存的结果是导致时空错乱，而互相吞噬的结果就是夷平整个地区，这就是它最可怕的一点。”“亦凡，先别急，既然有人布下这个局，那就一定有他的用意。”晖儿安慰道，“也许这是故意误导我们，龙脉的去向并不一定要死盯一个线索。”晖儿的话恰好提醒了我，忽然发现对无间轮回盘的恐惧感显得有些莫名，可它的确在我潜意识中挖出了一片深深的阴影。照现在看来，在引龙大局发挥完作用后，有人刻意地将剩余的格局改变了，至少眼前的卧龙部是这样。且不说棋盘式的街道将九阳六气局封杀殆尽，单茶马古道上无间轮回盘的出现就足以证明有人事后动过手脚。“晖儿说的问题也是我的问题。”莫炎将拓印的外套铺在桌上，“郑买嗣可能知道答案。”在发现无间轮回盘后，几乎已忘记了莫炎舍命拿回的拓文，细细阅读之下，一段悬疑未决的历史揭示了开来。这个郑买嗣对风水堪舆学说研究颇深，严格意义上说来，他应该算是一个堪舆家。在南诏国出任清平官（相当于宰相）时，他不但治理国政，更以风水堪舆学说方面的造诣为百姓谋福。正如所有的末代王朝一样，后期的南诏国穷文黩武，四处横征暴敛，郑买嗣几度劝谏却遭驳回。民愤鼎沸之下，他权衡再三，终于决定推翻南诏。朝中大权在握，军中虎符掌控，照理郑买嗣对这千疮百孔的南诏王朝应该是唾手可得。可当他观星问卜此举凶险时，却惊异的发现，蒙氏一族的衰败的王室气脉背后，竟有一股庄严不可侵犯的龙脉气息在支撑着残局。郑买嗣大惊失色，虽说龙脉气息并不能挽回南诏王朝没落的局势，但足以让它继续维系下去。这也就意味着郑买嗣必须先设法找出并阻止这条隐藏的龙脉，否则只怕还没推翻南诏王朝自己便已祸遭满门了。观星问卜是一回事，探查龙脉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不过郑买嗣似乎得到了什么帮助，拓文上没有写的很详细，只称“得遇仙人指点”，这才破了南诏王室的龙脉依托。“遵仙尊所言，灭蒙氏八百余人，兴筑浮屠镇其戾气。”蒙氏一族就在这个“仙尊”的嘱咐下惨遭灭族。拓文的之后部分便是记载着郑买嗣夺得王位后勤政爱民，广建佛教设施的种种功德。就在我们不再准备阅读下去的时候，一段敏感的文字落入了眼中：“是年初春，为祈国运昌盛，桓帝诏令通改民居，逐废两房一耳之形，普作一正两耳。白蛮俱不服教，然皇命如山不可违之。”一正两耳！这和城内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的九阳六气格局似乎有什么关系。“一、三、四；二、一、五。”莫炎点算道，“古城的格局是八八之数。”很显然，这个“仙尊”指使郑买嗣改制民居就是为了在城内布下八八之数，配合城外古道上的无间轮回盘组成无间轮回风水格局。“月余，天地变色，大地狂澜，民间邪蛊诡异之事尽消，是年入葬者化于无形，毒虫猛兽逃匿，方知桓帝仁德泽被子民。”这段记载所描述的分明就是无间轮回局发动后的情形！无间轮回盘的启动需要大量的阴气，民间的鬼怪、蛊术事件、入葬的尸体迅速腐化、敏感的兽类虫豸会逃窜都是因为无间轮回盘的起动条件。但奇怪的是为什么没有像了然给我的资料中描述的那样引发并行时空的出现，而身处局眼的蒙化古城也没有遭受变故。看完拓文，我心中的恐惧感略轻了些，脑中原本的疑问也都有了解释。不过，随着这些解释而来的是更多的疑问，一时间脑中已布满了问号。“今晚大家都累了。”莫炎看了看我，不容反对地说道，“都休息，明天再想。”……午后的阳光透入窗棂，沉重的大脑中渐渐反应出一些清晰的意识，在床上翻身坐起，抬眼看到晖儿在床边笑吟吟地看着我。“老田和莫炎呢？”我们三人共住一间，晖儿和S住另外一间，但此时他俩却不在房内。“先吃点东西吧。”晖儿递来几块糕点，“他们和S去城镇上打探消息了，莫炎找到了一些线索。”“唔～～线……索？！”口中尚未咽下的糕点顿时噎住，呛得我面红耳赤。“你现在急也没用，噎成这样。”晖儿连忙递过一杯水，“他们就快回来了，到时你问下就知道了。”一杯水还没喝完，就见S像阵风似的冲了进来，脸上兴高采烈的样子似乎是有了什么特大喜讯。“城外茶马古道三进三出的路口上都有无间轮回盘。”S没头没脑的说道，“城里所有的佛塔下面都埋着八具尸体，而且是筑在基石里的。”我和晖儿被她说得面面相觑，无间轮回盘本就应该有六个，这早就料到了，可佛塔下的尸体又是怎么回事。“郑买嗣摆了个葬卦局。”迈进屋门的莫炎缓声道，“葬卦引生，阳世阴镜。”“你是说郑买嗣用蒙氏一族的八百人摆了个葬卦局，在蒙化城的地下复制了一个城市？”我惊道，“这家伙的堪舆修为实在太惊人了，手笔也太大了，居然能想出这么个偷龙换风的手法来！”古代战乱时期，许多人横死非命，那些无主尸体往往得不到埋葬，死者不能入土而安。于是一些善良的堪舆者便发明了葬卦局，按规律将他们聚拢埋葬。它以每八个人的尸体摆作一个卦局，利用彼此气脉意识的相辅相成在格局中互相扶持，这也就为葬在局内的无主尸体带来了类似后人供奉的效果。但郑买嗣动辄八百人的葬卦局就完全不是这样了，他等于在地下仿造了一个生气空间，那八百具尸体又都是血脉相承的一族人，蒙化城的地下便出现了一个庞大的葬气空间，从风水学上来说就是“阳世阴镜”，完全成为了城市的地下镜像。“现在城内的建筑并不全是一正两耳，也有不少是两房一耳的。”S继续兴奋道，“但了解之后发现地基部分都是一正两耳，也就是说八八之数都在地下。”“他把无间轮回局摆在了地下，用阴镜仿造的方法使地下空间存在一个‘人世’。”我叹道，“难怪蒙化古城毫无妨碍，只是经历了一场‘大地狂澜’而已。”“手法的确高明。”莫炎淡然道，“但绝不是郑买嗣能想到的。”“对，找拓文上的意思来看，一定是那个‘仙尊’的指示。”我忽然冒出一念头，“莫炎，你是怎么会想到调查葬卦局的？”“昨晚梦到了我的父母而已。”莫炎的声音变得淡然了下来，“他们就是葬卦局埋葬的。”“那你们有没有查出无间轮回局布局缘由的线索？”晖儿巧妙地转移了话题。“有三条类似的线索。”莫炎点点头，“具体让公孙说吧。”老田笑呵呵地倒了几杯茶，转身下楼招呼店家准备午饭，我们则围坐在桌边听S兴致盎然地说了起来。原来他们三人是分头行事的，莫炎查探古寺，S了解建筑，而老田则走家串户地打听本地传说。弄明白了葬卦局的秘密后，又合计了一下手头的线索，通过老田的关系找到了蒙化的县志记载。在县志记载中两处特别的地方引起了他们的注意，秦代起蒙化就是个人才辈出的地方，但自从郑买嗣之后便凋零了许多；郑买嗣曾募集全国铜铁铸造观音铜像，后传闻观音大士赠以金甲力士，不久便传出郑买嗣成仙飞升的消息。“你只说了两条，第三条是什么？”之前的信息似乎在预示着什么，其中的迷雾渐渐散开，但却总像少了什么。“袖子。”莫炎突地冒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单词。“袖子？！”我正自迷糊间，那件印满拓文的外套再次铺在了桌上，但这次衣袖被翻在了上面，一个袖管上赫然拓着几排文字。“拓印的时候我也疏忽了。”莫炎指着袖子道，“是棺底的末尾几句。”那晚查看时没有注意到衣袖上也拓上了文字，现在突然出现可以说给了我们极大的希望，也许这些被忽略的拓文可以带来意外的进展。“桓帝得仙尊所示，于隆庆起吕氏玄椁，寒玉铸棺，复乘其生气。龙虎砂踞，玄武高起，前筑朱雀之台，又赠邪龙相守，金甲力士护卫，桓帝欣然腾升，七日仙去。”看完衣袖上的拓文，我愕然了半天，莫炎和S看着我似乎并不明白这些话语的含义。“这条线索等于宣告结束了。”我不知道这些人是真不明白还是假装的。“结束？为什么？看这些的意思应该和这里一个姓吕的有关。”S有些奇怪道，“其余的我看不太懂，也就是讲那天我们碰到的东西吧。”“看出什么来了？”莫炎觉得我情绪不对。“S对古文历史最头痛，莫炎从小在云南长大。”晖儿提醒道，“他们可能根本不了解这段野史。”“民间一直流传着一种说法，秦始皇的亲生父亲是吕不韦。”我摇头道，“如果要利用龙脉达到效果，那秦始皇就必须将自己的父亲埋葬进去。”“啊？！”S与莫炎面面相觑，两人果真不知道这其间的就里。拓文的意思很明显，“仙尊”指使郑买

派图赖率其令人胆寒的精锐骑兵沿黄河南岸横扫河南北部。这一地区是大小寨主及黄士欣、张有声等大顺军残余，浙江冒险家陈潜夫等南明将领竞相争夺之地。在迅速挺进的清军面前，大顺军和大量寨兵的阵地完全崩溃了。图赖的人马刚一出现，黄士欣和张有声便望风而逃。15个大寨及全部士卒百姓都向图赖投降了。黄河沿岸100公里内的地区全归了清朝。然而，到12月，将战线拉得过长的两路清军都遭到了阻挡。在西线，河南怀庆附近的大顺军残部发起了反击，打败了清将金玉和，并攻打了黄河北岸的许多地区。为防止大顺军突破清军防线，多尔衮及清朝不得不下令多铎主力撤回黄河一线。同时，向东挺进的图赖部也开始遭到南明军队的顽强抵抗。其中有刘洪起的寨兵；现由张缙彦率领的攻夺开封的陈潜夫部明军；在张缙彦军背后还有驻守睢州的许定国部四五千人马；以及由当地豪强李际遇率领的兵力与许定国相当的玉寨军。多铎主力部队只有1万人，无法与这些军队抗衡。只要南明军队守住睢阳，至关重要的两淮及长江下游防区就可保无虑。只有两种状况可能改变这一局势：一是大顺军被彻底赶出陕西，清军得以从西北调出增援；二是睢州一线守军反叛，使南明某个主要将领丧失信心和畏缩动摇。这两种情况终于在1645年初的几个月中出现了。其直接原因是：清政府与北直隶，及山东抗清势力极为成功地达成了和议，并出其不意地迅速占领了山西和陕西。
文秉等史家特别重视这一点，见顾炎武：《圣安本纪》，第33页，引文秉：《甲乙事案》。斯特鲁弗（私人通信）认为，文秉的记叙十分精彩，但有武断之处，不完全可靠。?南京既是保卫江南地区的军事重镇，又是作为北方城市之粮食基地的南直隶的首府。南京虽设有与北京中央政府大致相同的官僚机构，但缺少像北京那样强有力的京城防御体系。南京政府最重要的官员是户部尚书、兵部尚书、南京守备及五军都督。斯特鲁弗：《南明》，第5页；默克：《祝允明和苏州的文化贡献》，第72页。?陈子龙上任后，欲重返浙江，继续组织修建防御工事和贮备弹药。但他尚未启程，北京与南京的联系便中断了。他不知道北京已于1644年4月25日落入李自成之手，故回到松江，看望生病的祖母，并与朋友商定保护太子顺利南下的方案。艾维四：《晚明士大夫陈子龙》，第112—114、125—127页。陈子龙提出组建一支万人水师，北上天津，迎接太子，然后护送太子由水路南下，以避免陆路旅行的艰难和危险。褚华：《沪城备考》第四卷，第11页；王云五等：《大清一统志》，第958页（第八十四卷，第11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37—240页，及其《嘉定忠臣》，第256—261页。斯特鲁弗（私人通信）认为，祁彪佳已得知这些计划，但他当时既无能力，也无权力将其付诸实施。甚至在出任苏州巡抚后，他也未能将志愿勤王部队与正规军结合起来。?斯特鲁弗：《南明》，第1—3页。消息继续南传，6月25日传到福州，“乡村老幼男女莫不流涕。”海外散人：《榕城纪闻》，第3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3页。?彭孙贻：《平寇志》第十卷，第8页。这些官员是：兵部尚书史可法、户部尚书高弘图、工部尚书程注、右都御史张慎言、兵部侍郎吕大器、翰林院学士姜曰广、太常卿何应端、应天府尹刘士祯、鸿胪卿朱之臣、太仆丞姚思孝、吏科给事中李沾、户科给事中罗万象、御史郭维经、御史陈良弼、米寿图、周元泰和明王室成员朱国昌。这一众所周知的名单是由几种资料汇集而成的，见于《平寇志》第十卷，第8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3页。?明朝末年，南京最重要的官员是兵部尚书、南京守备（大将军）、五军都督和户部尚书。斯特鲁弗：《南明》，第4页。?史可法的祖父史应元是举人，曾任地方官。父亲史从质是秀才。一位祖叔伯、一位叔伯及两位堂兄弟都在锦衣卫任职。朱文长：《史可法传》，第97—98页。史可法生于1601年（据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族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或1602年（此说较可信，见《史可法传》，第99—106页）。?朱文长《史可法传》第1—7页对此问题作了很好的研究，尽管有时过分强调史可法与左光斗的关系。据一些资料记载，史可法曾在左光斗殉难前秘密探望过这位著名的东林党人，并受到要继承东林党事业的教诲。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67—68页。?《明史》（国防研究院），第3076页。扬州史可法祠中的史可法塑像，其面孔颇似猿猴；大耳厚唇、面颊上有深深的皱纹。虽不英俊，却沉郁威严。朱文长《史可法传》卷首插图。?此处及后文有关史可法的资料主要引自《明史》（国防研究院），第3076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51—652页；朱文长：《史可法传》，第8—79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族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40页。?八_零_电_子_书_w_w_w_.t_x_t_8_0._c_o_m关于史可法的安庆防区，见邓尔麟：《嘉定忠臣》，第189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族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32页。?12月，史可法通过弹劾闲散官员和制定新的编制，对南京的军队进行了整顿。万言：《崇祯长编》，第23页。?同上书，第43页。?同上书，第56—57页。史可法出任南京兵部尚书后，还向朝廷推荐了几位官员任军队将领。其中著名的有吴甡和张浩然。他认为，除了已经战死的洪承畴，吴甡也是天下最优秀的将领之一。杨德恩：《史可法年谱》，第33页。?㈧_○_電_芓_書_Ｗ_w_ω_.Τ_Χ_t_捌_０.c_Ο_Μ杨德恩：《史可法年谱》，第34页；朱文长：《史可法传》，第28页。?引自谢国桢：《南明史略》，第48页。后来，地方义勇的首领被告知，非正规军不在动员之列（此项知识得自私人通信，见《明季南略》第四卷，第48页［“台湾文献丛考”本第一册，第115—118页］）。?“司马”一词出自《周礼·夏官》“大司马”条。司马掌兵事，并掌行事之禁。他们通晓九伐之法，尤其是九伐最后一条，“外内乱，鸟兽行，则灭之。”?“四方”一词在《诗经》中指“华夏之民”。?彭孙贻：《平寇志》第三册第十卷，第8页。?关于1643年明军在淮河地区明军劫掠之事，金声在书信中作了生动描述。见金声：《金忠节公文集》，第12—14页。?姚广孝等编：《明实录》第十七卷，第9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1页；《淮城纪事》，第133页；应廷吉：《青磷屑》，第3页；夏允彝：《续幸存录》，第68页。刘泽清为诸生参加乡试时，曾因口角将一名官府侍从殴毙。?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2391页（第二十一卷，第10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48页；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7—8页。黄得功大胆鲁莽，故有“黄闯”绰号。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13页。?《贰臣传》第七卷，第26—27页；《明史》，第3022、3066页。刘良佐被认为是很有能力的将领。因作战时常骑一匹花斑马，人称“花马刘”，其实是个无知而又贪婪的人。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13页。?《明实录·崇祯实录》第十七卷，第1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10—411页；《淮城纪事》，第133页。?应廷吉：《青磷屑》，第3页。当地居民也惧怕大顺官员，因为后者威胁他们说，若不服从其统治，便率闯王军队撤离（斯特鲁弗：私人通信）。?明朝末年，徐州多次受到农民军的攻击。1637年秋，一支来自苏州的10万人的农民军驻扎在徐州以南70公里处，曾袭击过此城。1640年，该城一度被占领，很多士绅被杀。罗振玉：《万年少先生年谱》“万谱”第6、7页，“万补”第2—3页。?阎尔梅：《白耷山人集》第十卷，第41页。徐州虽被黄希宪放弃，但淮河附近的房村驻军拒不投降。该军通判、著名作家和诗人凌濛初进行了英勇抵抗，后兵败被擒，不屈而死。傅路德和房兆楹编：《明代人名辞典》，第930—933页。?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五一卷，第25页。?阎尔梅：《白耷山人集》第十卷，第41—42页。?《明史》，第3103页。?彭孙贻：《平寇志》第十卷，第8页；《淮城纪事》，第133—135页。?八*零*电*子*书*w*w*w*.t*x*t*8*0.*c*o*m许兆椿编：《嘉庆海州直隶州志》，第44页。在此后的中国历史上，尤其在20世纪，整个江北地区到处都有地主的庄园堡垒和三五十人的私人武装。太平洋关系学院：《中国的土地所有制》，第11—14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4页。?计六奇：《明季北略》，第4、78—80页；文秉：《甲乙事案》，第53页。在坚决惩治大顺官员方面，能与路振飞相比的是淮安巡按王燮。5月6日，王燮毫不迟疑地处死了北京派来接管淮安的“伪官”。此后，“士民恃以屹然”，完全相信王燮和路振飞将会保护他们免遭农民军之扰。此后不久，一位更为重要的大顺官员前来接管淮安。此人就是在河南投奔李自成，并成为大顺政府中重要人物之一的吕弼周（1628年进士）。他带来一份布告，令当地官员承认他的权威。但王燮将其逮捕并加以审讯，将他斥为“乱臣贼子”。吕弼周拒绝回答王燮提出的有关李自成的问题，王燮——他曾是吕弼周的学生——便将他转交路振飞处置。5月20日，路振飞令一队弓箭手将吕弼周射死——射中一箭赏银一锭——而后又下令碎尸。这种公开执行死刑的作法在淮安十分常见，从而加强了路振飞对该城的控制。文秉：《甲乙事案》，第34—35页。?这里的人们也惧怕马士英部的逃兵（斯特鲁弗：私人通信）。?谈迁：《国榷》，第6088页；《明实录·崇祯》第十七卷，第1页。文秉的记载略有不同：金声桓所记相同，但周仕凤仅被称为士，仕尔敬则记为周原敬。文秉：《甲乙事案》，第34页；又见计六奇：《明季北略》，第66—71、79—81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1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47页；谈迁：《国榷》，第6074页。这场斗争被后代史学家们夸大了。当时支持潞王的官员比后来的评论者所说的要少得多（斯特鲁弗：私人通信）。?斯特鲁弗：《南明》，第2页。?对皇室贵族和勋贵应加以区别，前者是皇室男性成员，后者是勋臣和外戚。这些人只受虚封而无实土。王毓铨：《明代勋贵地主的佃户》，第91页；黄仁宇：《16世纪明朝的税收和政府财政》，第31页。?顾诚：《明代的宗室》，第5页。克劳福德统计的数字则更高，据说1594年皇室宗亲多达16万人。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和思想》，第35页。?罗文：《17世纪中国的大都市开封》，第27—28页。?1591年，山西临汾县全年税收的最大开支是支付亲王和皇室宗亲的俸禄（占田税谷物的48.5％和地税银的39.2％），其次是军饷（占税粮的37.1％和税银的36.2％）。黄仁宇：《16世纪明朝的税收和政府财政》，第178页。?罗文：《17世纪中国的大都市开封》，第26—27页。?阿尔伯特·詹：《明朝衰亡内在因素之研究》，第40—48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和思想》，第37页。到崇祯时，很多皇室宗亲甚至穷得无钱娶亲。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2049页（第一七九卷，第5页）。?利玛窦：《16世纪的中国》，第88页。?“按照规定，所有皇室的支系，包括皇帝的叔父、兄弟以至除太子以外的儿子，一到成年就应当离开京城到自己的封地，谓之‘之国’。之国也就是就藩。他们居于各省，有极为富丽宏大的王府和丰厚的赡养，但不得干预地方政事，而且非经皇帝同意，不得离开他的所在地。这种类似放逐和圈禁的制度，目的在于避免皇室受到支系的牵制和干涉”。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8页；又见于利玛窦：《16世纪的中国》，第59页；黄仁宇：《16世纪明朝的税收和政府财政》，第31页。?巴克士：《16世纪（1550—1575）的中国南方》，第108页。?巴克士：《16世纪（1550—1575）的中国南方》，第40—41页。?高腊福：《这就是中国：16世纪末耶稣会士发现的中国》，第146页。?根据一项研究，实际上只有两名皇室成员中举并出任文职。帕森斯：《明朝的官僚政治》，第397—398页。官僚们担心皇室成员会迅速垄断朝廷要职，因此，他们强烈反对允许皇室宗亲担任文职的政策。皇室宗亲虽获准参加科举，却未能成功，很可能是这些官僚对他们的恐惧意识造成的（斯特鲁弗：私人通信）。?明朝建立了50个王府，其中28个一直延续到明朝灭亡。李龙潜：《明代庄田的发展和特点》，第9页。?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77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和思想》，第15、37页；盖拉德：《南京今昔历史与地理之一瞥》，第204—205页；贺凯：《明朝的监察制度》，第37页。明朝初年，蒙古人被驱逐后，北京周围的土地或被授予已在从事耕作的农户，或被当作永不纳税的私田赐给农民。15世纪，这些土地被寺院、贵族和军队将领所侵占，而他们仍享有免税的特权。此外，15世纪40年代，宦官也开始接受赐田，北京西山一带也常重建享有免税特权的寺院。1489年，一位上疏者称，京畿周围的纳税土地已有1/6被划为庄田。皇庄之制亦建于明初，但其极度膨胀是在正德年间（1506—1521）。当时，为满足正德皇帝穷奢极欲的生活，仅在京畿之内，其皇庄就占地37595顷。嘉靖时，皇帝被说服将26693顷土地退还给私人或官府。但万历年间，兼并又重新开始。万历帝将土地大量赐给宠臣，而掌管税收和皇庄土地的太监又加倍扩大了皇庄的土地。艾维四：《明代文社的变化》，第6—7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53—54、94—96、101、195—197页。关于明代后期开封周王之府第的描述，见罗文：《17世纪中国的大都市开封》，第28—29页。?阿尔伯特·S·J·詹：《明朝衰亡内在因素之研究》，第150—154页；许大龄：《试论明后期的东林党人》，第3页；又见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236页。据万历时的资料记载，属于皇室诸王或贵族田庄的土地共7268691亩。李龙潜：《明代庄田的发展和特点》，第67页。耕种皇族和勋贵田庄的农民是：（1）皇上赏赐的佃户——即原来在赐给贵族或诸王的土地上耕作的农夫。（2）其耕地被侵夺，并且非正式地沦为新田主永久佃户的农夫。（3）投身贵族寻求保护的依附农民。（4）受雇为贵族耕作的佃户。（5）以契约形式依附于贵族并常充当武装部曲的农夫。王毓铨：《明代勋贵地主的佃户》，第91—96页。?为了防止外戚的发展，皇帝的后嗣皆从平民中选妃。但这样的外戚家族因缺乏“贵族行为理应高尚”的意识而尤易腐化。为国为民的思想，可以说完全被私欲所取代。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第238页。?⑧`○`電`耔`書ωωw.Τ``Ｘ``Τ`捌`零`.C`O`M吴乃荪：《董其昌：对仕途的淡漠，对艺术的追求》，第284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0页。?罗文：《

府邸就在学院胡同注44，还有卧佛寺街注45，据说是两道呀还是几道院子，是王府的样子，还说我爷爷的时候家里还有戏台。我母亲就是我生母结婚的时候还在那里。那时候我们家里好像还可以，她结婚时三顶轿，还是黄的呢，中堂挂的那个画呀，是郑板桥的竹子，有些个什么盆盆罐罐的，后来有个画册上都有。我们家里挺富有的，据说我祖父活着的时候呀，我们家里头，主人没有几个，和底下的仆人，一天吃盐就吃二斤！我父亲他就用了几个奶母，就说家里仆人得有多少呀!这是听我那堂姐跟我说的，说咱们家过去怎么的排场，说现在咱们落得平民了。我祖母郭氏，是满人。我亲祖父、母有四个孩子，还有一个姑姑。我父亲是第四个孩子，最小的儿子，都管他叫四爷，我堂姐管他叫四爹注46，满族管叔叔叫爹，管我母亲叫四妈，管我奶奶就叫太太。哥儿四个都跟祖父在一起住，那个时候辛亥革命还没爆发。生活挺好的，他们来去都是坐轿子。我大伯父、二伯父都夭折了，我不太清楚他们都是多大岁数去世的，还是都结婚了，后来怎么着我就不知道了，伯母的情况也不知道。三伯父后来也疯了，因为他后来抽大烟，把家产也卖了，据说是40多岁就去世了。就剩下我父亲和我三伯母，还有我母亲，还有三伯母的一个女儿，我们就在一起住，就过日子，过日子就让人给坑了。那时候大概我们家里还有房子，有些产业什么的，就让人家给骗了，就连我母亲结婚的时候那个条幅呀，人家说已经旧了，我们给你裱裱去吧，就没拿回来。我祖父都抽大烟，那时抽大烟简直就跟现在抽烟卷似的，就是吸毒。据说那时满族人家家都有烟枪，尤其是家境比较好的，后来家里就败落，败落到什么程度呢，我三伯母穷得都当保姆去了，家里大概还有一两所房子吧。三伯母我见过，我18岁的时候，生下一个孩子，我三伯母还给我做营养的什么菜，给我送到医院去。我有一个姑姑，我们叫她姑爸爸，老到宫里去，慈禧召见，还给慈禧做鞋什么的。她为什么没结婚也不知道，也是高不成低不就呗。她死的时候岁数不算大，40多岁吧，是到城里禄米仓领钱粮去，路上掉下来一个马车给她压了一下，就死了。我们坟地在大亮马桥，那坟地好大。我母亲也埋到那里。我姑姑是没结婚的女儿，不能入正穴，就埋在旁边了，我母亲死时我们去上坟，人就说这是姑爸爸。我好像还记得大概我二十二三岁的时候姑姑还活着呢。我还有一个哥哥呀，她就让我们写字嘛，每天得交两篇大字、一篇小字，我姑姑有文化，都是我姑姑管着。那时候我伯母和我父亲，可能沾着一小点边儿，吃了几天钱粮。我没沾着。我什么光也没沾着。我父亲可不是那种提笼架鸟的人，他挺要强的，学技术也很要强。不像三伯父，我父亲没抽过大烟。他教育我们的话是：“勤恳勤恳，衣食有准；懒惰懒惰，必定挨饿。”我们小时候衣服都自己洗，家里的活儿也是几个孩子轮流干。我三伯父的儿子抽大烟，我父亲说他不学好，都不让他进我们家门儿。我三伯母姓张，她家和我家是近亲，她有个姑姑，是年家的媳妇。这年家也是满族，家住在绒线胡同，这姑太太脾气可大了。我就记得她那时一来我们家，一喊年家姑太太来了，坐着个轿车，这就得远接近迎的。年家开了一个华北电业公司，地址就在西城的顺城街，现在西便门拐角对过电业局的地方，现在不是改样了嘛，过去不是这个样儿。是年家还是分几家开的，当家的就是我家那个姑夫。注47我父亲后来就去那儿学徒了。开始的时候也挺苦的，电线都得自己扛，还得背电线杆子什么的，不少人几天就不干了，嫌累，可我父亲干了一辈子。刚去就是学习，修个电表呀，后来就当了技术骨干了，具体搞什么工作不清楚，是搞技术的，都管他叫林工，工程师吧。挣得还不少，一月挣30块大洋，那时候挺多的了，养活我们一家人就很够了。后来解放以后第几批呢，他就在华北电业公司退休了，退休金还拿得不少，一直到他病故。我懂事以后我家就不是大户人家了，那时父亲就有工资，没有什么满族人应有的钱哪、房产哪什么的。没房子住就租，叫“串房沿儿”。家务都由我母亲做。我们家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就是三顿饭，吃得不像现在电影说的那么复杂，也是吃窝头就稀饭，有时炒个白菜。我最不喜欢吃的就是妈妈炒的那个白菜，里边老放蒜，我不爱吃。就是吃炒豆芽菜，吃窝头，有时也有馒头，一般饭呗。家里头像现在的普通家庭。你说特贫吧，要着吃去，也不是；说特别有吧，也不是。我母亲没有工作，家庭妇女，就操持家务，带我们三四个孩子。就是生我最小的弟弟，月子里生的这个病，那时候病挺厉害的，就是一天老拉呀，家里有一个人照顾着，侍候着，病了一年就死了，才39岁。她死的时候我7岁，我弟弟挺小的，当时找了个亲戚帮着带了好几年，那时人比现在人心眼好，家里没办法了，没人带的时候，也有人家亲戚搭个手，是个老太太，说是我们亲戚，我们管她叫姑姑什么的，也岁数不小了，五六十岁吧，照顾我们。我母亲有4个孩子：我哥哥，他比我大4岁，去世4年了。我是老二，还有个弟弟，比我小3岁吧，还有个妹妹，比我小4岁，最小。都是我妈妈生的。我原来还有一个姐姐，我姐姐也是前几年死了。他们都死了，就剩我了。我母亲也是满族，因为我外祖父姓赵，赵家嘛，是满族，也是大户，而且是个什么官，当什么官我也弄不清楚。他就是我姥姥一个夫人，没什么偏房。我姥姥挺能干的，挺高的个儿，挺厉害，就是那么一个老太太，我母亲死去以后，我那时小，十来岁，我经常住在姥姥家，住在西屋，我挺喜欢在姥姥家的，姥姥疼我，说我没妈了。我姥姥90多岁才死的，还梳着板头注48，我还看见她那板头照的相片。我姥姥生的孩子多了，他们男女分开，可能我有三个姨吧，连我妈，姐儿四个，舅舅五个。我有个舅舅叫博佩山，不是亲舅舅，我们走得还挺近的。舅舅对我也好，舅妈也不错。他大概现在已经死了。他是个名医，跟施今墨注49他们都是一路的，他家也挺富有的。反正我记着我们亲戚里比较好的就是他，后来我们都没有房子了，他还有房，就在西城，后来搬到东城小拐棒胡同十号，我记得特清楚。现在那房也没有了。前些年我去看过他一次，他娶了一个后老伴儿。他有一个女儿，叫博英华，比我大个两三岁，我们老在一块儿玩，因为我家里没有母亲，也老在她们家住。她喜欢京剧，我们去看京剧什么的，四大名旦都听过，都看过，荀慧生什么的。长安大戏院注50刚一盖起来，我们老去，坐前三排，舅舅家有钱，人家给送票来。梅兰芳是在第一舞台，不在长安大戏院。今天我还喜欢京剧。为什么我提到印象中有这个舅舅跟表姐呢，就是这么回事。我想登报找找我这个表姐的下落，因为我们俩挺好的，她要活着顶多80岁。母亲死了以后，我到了10岁还是12岁，我父亲才娶了这个继母，据说是我父亲奶母的女儿，小脚，汉族人，她长得也挺漂亮，跟我父亲特好，所以我们也挺恨她的，跟她不和。她没有生孩子。她后来把家里的财产倒腾了不少。满族人的规矩我从小一直就有，比如见了姥姥还请安。见着姨叫姨太太，不叫姨儿，因我母亲是行三嘛，叫二姨“二姨太太”。从小就熏陶成这样，现在也还这样。虽然我继母对我们不是很负责，没有作为母亲的那种责任，但我还是很尊重她。比如说过年，给父亲拜年，给继母也拜年。不像现在这样，把继母往后排。
2.我嫁给他41年零19天
臻：我对婚姻不满意嘛，家里包办婚姻。我要是有母亲就不会这样。我嫁的是汉族人，我才18岁，他比我大10岁。他家是三河县的一个大地主，谢家大门的。大门就是挺大的大地主，过去不是几个大门、几个大门的吗。他们家没人，男的全死了，他是独根儿。但是他出来了，他也在华北电业局工作。这么样认识的。我家里觉得他挺好，我跟他结婚的时候都没见过他，三顶轿子上我家娶我来了。他跟我挺好的，实事求是说，他也挺疼我的。可再疼，我也不爱他呀！是不是？总觉得他跟我不是一路子的人。我这人年轻的时候疯得很，但是我不是那种乱疯，我有我的理想。我还想上学什么的，可是嫁给他以后，全都实现不了。他也不是很规矩，外遇什么的，成立外家什么的，既然这样，干脆我走。按说我是正室，那时也就称夫人了。我说瞎掰。我那么小，也不懂得这事。我结完婚以后走的。对婚姻嘛，自己不满意，我哥支持我。我哥哥又是老革命，他参加革命早，我还没结婚，他就走了，大概和康世恩注51有关系吧，同学。我结了婚以后，他回来过一次，也不是公开的。他说：你要走，我就带你一起走吧。我不是跑了，我们就是参加工作去了。他(丈夫)愿不愿意，我不管那些。我这人疯着呢，没事儿。我哥把我接出去，接出去就在延安。但我每年还回来呢！我生那么多孩子，都是跟他生的。虽然和他感情没什么，我不爱他，可是我尽到了做妻子的责任。反正自己老觉得：婚姻方面，既然嫁了他了嘛，又有了孩子，就不要再什么，我不喜欢我原来的丈夫的原因是，娶了我了，他又在外面认识别人，又在外面买房子，但是我不能跟他学。我既然反对他，我跟他学，不就跟他一样了么？咱满族人啊就是这样，有这种血液嘛，要求自己就这么严格。我们就这样生活这么些年。他生病，我照顾、伺候他，送医院。我嫁给他41年零19天，他拉着我的手咽的气。他死了，我把他送到他老家去，他们老家还有老房啊，我给要回来了，我就给他埋在三河，至今他病故17年了。在延安时，也有人追我呀，不是没人追。你想想在那时候，长得漂亮，又会唱会跳的，是不是？但是人家不像现在的男的这么没出息，让人追是追，人家可是很理智的，我说：“我有丈夫有孩子，咱们不要谈别的，就谈工作。”工作也非常忙，没时间考虑自己的事情，尤其是参加了石油会战，从1960年参加石油会战一直到我退休，30年。我现在觉得结婚生子和爱情是两回事。生孩子就是生孩子，当着小佟说这个，不是放肆啊!爱新觉罗·毓臻的婚书
3.我在窑洞里住了8年
臻：我哥哥带我走，先住在山西，后来到了延安，就是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的时候，我才19岁。我那么小就出去了，也挺不容易的。那些年很苦。大南瓜、黄米粥、酸糕，我们哪儿吃过那个呀，就得吃那个生活。穿的是粗布衣裳。特别特别落后。例如生孩子不让大夫去接，那时大夫一般都是男的，就不让进，封建得很，思想也很落后。那时候我们就组织起来工作队，像我那么小，哪儿懂得接孩子呀！突击地培养我们，怎么去消毒，怎么去断脐带，帮助去接生。派个女的去，不就是怕出事儿吗！不像现在，但是也得适应当时的环境。可是呢。成天喊：毛主席万岁，刘志丹万岁。中国出了个刘志丹。出了个毛泽东，朱德。成天喊。我第二次去延安是在1950年。那时不是叫延长油田么，第一任矿长就是康世恩，他跟我哥哥是很好的战友。到了延长以后，我参加了石油师注52，第一任政委叫杨文宾。我文化程度也不是太高，没有机会上学，就在他那儿听听电报、电话，背着电话去上山。我的老班长叫陈喜财，比我也大不了几岁，是一个老红军。我对老班长记得很清楚，他很欣赏我，说我聪明，就让我学着修电话机、电报机，修这个修那个的培养我。他后来就在大港油田，现在可能还活着，前几年我还去看他来着，要是死了他会告诉我。延长那时属于延安市，叫延长县，现在比延安还穷。我们办公的地方在延安市七里村注53，我记得第一口深井是1952年在枣园打出来的，我是记录员。我的第4个孩子就是在延安生的，原来就叫延安，现在叫延延。我在延安待了8年。
4.全国的龙套都跑完了
臻：我后来从延安出来调到宁夏，以后送我回到北京，到石油学院上学，这是五几年的事。我学的是岩矿鉴定。我文化程度很低，才初中程度，读大学多困难啊！像今天你们读大学多自在呀！我们那时候多苦，12点以前没睡过觉，真啃哪！但我还是优秀生。毕业了以后我就搞岩矿分析，搞了30年。搞石油会战，最艰苦的是在大庆和胜利。那真是紧张呀，后来部队转业了，就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纪律还是非常严格。第一次是1960年，参加大庆油田会战，注54相当艰苦了！蹲在地上，拿个饭盒吃饭，窝头都是硬邦邦的，得在怀里揣一会儿再吃。我现在的胃病，都是那会儿造成的。跟王进喜在一块儿，他是玉门油田的，那都熟悉得很。我们才去的时候，那么多人会战，哪有地儿住呀！地上挖一坑，铺上稻草，上边拿帆布篷罩上，就在那儿住。干打垒算是好的了，就跟现在的宾馆似的了。我们研究院的办公室，是人家原来一个厕所，四面土墙，上面蒙上点儿，那应该微量分析的活儿，严格说在这屋子里头，连衣服都得换的，但是那儿哗啦哗啦掉土，我们拿什么做微量分析呀？可油田也照样打出来了。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呀那时候，对吧？男的女的都一样，都戴大皮帽子。那时没有礼拜天，十天过一个大礼拜。到大礼拜，上午开会，下午放半天假，洗洗衣服什么的，在那儿洗衣服也冷，摄氏(零下)12度嘛！会战以后回到北京，到石油学院报到，觉得可回家了。待了两三天，又让赶紧回去，连烧锅炉的都得走，谁不走也不行，说家里有老人有孩子，根本不考虑。这又到九二三厂。九二三厂就是9月23日油井要出油，因为是在胜利村，后来叫胜利油田注55。这是第二个大油田。我们研究院在东营。到那儿，比大庆稍微好一点，黄河水接过来了。至少没那么冷，到第二年，生炉子，没暖气，没建起来呢，人就得上。住的什么情况呀，帐篷，睡通铺，男的也睡通铺，女的也睡通铺，房子一时盖不出来那么多，干脆大家搭一个挺长的炕。后来睡折叠床，折叠床里草长得这么高，你想想这屋子多潮呀，你看这腿，变形了。后来石油部要请我回去带学生，我说真是不行了。我累得成什么样了，生完孩子以后，累得妇女病很严重，严重的时候走路都很费劲，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在那条件下住嘛！别的单位都是先生活后生产，石油单位是先生产后生活。胜利油田会战了4年，后又转战到河北大港注56，从大港又到华北油田注57。这期间还老出差去取资料，一直没有在家里过过。我们不算调动工作，我的关系就在石油部，那时石油部的工作就是面向野外。所以一退休我就回北京了，这才算有了家了。我们是怎么生活的这么些年呢，都是在那戈壁滩上、山沟里。我们从大庆回来时，连马路都不敢过，就傻成那样！现在要谁那么干，谁也不干，现在没有那么干的。我工作上倒是得到许多，我还得过勋章呢，要不然我现在工资很高，其中就有每月多给我的一百元钱，就是国家奖给有特殊贡献的人的。女人参加过石油会战的也不只我一个，爱新觉罗家族也还有几个。我记得有一个是恒字辈的，参加过大港的会战，她家住东北，家里还有些东西，也都捐给咱们满族了。她现在好像还在大港。
5.我的孩子
臻：我1941年3月结婚，转过年来，1942年八月十五生的我儿子，老大。就这一个儿子。我生完就没带，他奶奶带，我就不喂奶，我不想在家待。就是回家我也不在他们谢家待着，我回我娘家去。我一共5个孩子，二女儿1947年生，属猪的；三女儿属

况，向蒋电告，部队迟不出发。蒋再证其他各方面所报情况，知吉报告不实，又电促部队迅速行动。吉鸿昌将步兵一营，换上便衣，冒称红军，于夜半围攻潢川东关，城内部队还击，一时枪声大作，居民惶恐，天明始解围。这次表演，不久又被冷欣侦知。蒋介石知道吉鸿昌所报敌情是弄虚作假，又令部队化装红军制造攻城假象，极为愤恨，遂严令吉鸿昌率队向金家寨‘进剿’，不准迟延。吉迫不得已，乃遵令出发……”傅二虞的证言并不是孤证，还有更多的印证。另一则证言的证人，也是吉鸿昌的战友，名叫凌勉之。凌勉之在《文史资料选辑》第75辑，发表了他的回忆文章《吉鸿昌出国和参加革命的经过》，其中，透露了这样的事实：1.吉鸿昌曾经带领一个团的兵马起义反蒋，投奔苏区。2.吉鸿昌的起义军被蒋介石派兵追逐。3.吉鸿昌成功进入苏区，并接受了苏区领导的革命理论洗礼。这还不算，吉鸿昌还有一位战友，名叫王崇仁，写下了与上述事实基本能相互吻合、相互印证的证词。王崇仁的这篇重要证词，名叫《回忆吉鸿昌将军》，收录在《内蒙古文史资料》第47辑里面。以下是该篇证词透露的关键事实：1.1932年8月初，吉鸿昌正式加入了苏联代理组织。2.经过苏联代理组织的核准，1932年8月中旬，吉鸿昌在湖北东部宋埠这个地方发动了反蒋暴动。3.暴动之后，吉鸿昌进入了鄂豫皖苏区。4.后回天津，吉鸿昌按照苏俄代理组织的指示，四处奔走，八方联络，招兵买马。5.1934年3月，吉鸿昌与苏联代理组织人物宣侠父等人密谋制定“中原暴动计划”。6.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不久被枪决。以上种种的第一手证词，已经明白无误地说明了以下这个铁的事实：吉鸿昌并非死于抗日，而是死于国内政治斗争，或者干脆点说，吉鸿昌实际上是死于内战。这才是真实的“吉鸿昌之死”。
鸡犬升天记
咱中国人哪，有一种陋习：一旦自己的亲戚当上官儿了，自己就想方设法让亲戚为自己“以权谋私”、安排职位，更有甚者，直接赤裸裸向“出息了”的亲戚要钱。中国有相当多的贪官，是栽在自己亲人手上的。这种公私不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陋习，其实是自古有之，远的不说，就近代史上，这种事情就屡见不鲜。我们知道武昌起义当中有个名人，叫黎元洪。这人是清朝水兵出身，后来在新军里面做了小官。武昌起义，因缘际会，黎元洪当上了“湖北都督”，这下子那可火了，这黎元洪湖北黄陂老家的亲友啊，一路狂奔到武昌，个个都要黎元洪给他们安排一官半职，你小子今儿出息了，总不能“忘本”吧？不料，黎元洪对此，一律予以拒绝，他对这群如狼似虎的亲戚，是这样说的：“现在民国初立，正是政府任用贤能的时候，不是任人唯亲的时候，你们既然都来了，我欢迎，要官职，对不起，没有。但是，我会给你们回乡的路费，不愿意回去的，就住在我家好了，包你吃住，每个月还给你零花钱用。”于是，果真有许多穷亲戚不肯返乡，于是，都督府每次开饭，都有好几十个人吃饭，场面蔚为壮观。黎元洪的这个事迹，见诸史料《黎黄陂轶事》。当然，也有相反的例子——段祺瑞。段祺瑞当上“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之后，他小学时代的哥们申孟达一看报纸，傻眼了：“小时候的结拜兄弟段祺瑞，今儿他妈有出息了。”旁人于是对申孟达说：“人家段祺瑞都当一国之首了，还认你？！”申孟达不死心，他亲自到北京找段祺瑞认亲。段祺瑞果然“不忘本”，好家伙，段祺瑞派了十几辆汽车来接申孟达，并果然给他安排了一个职位。段祺瑞这事儿，收录在中国文史出版社《我所知道的北洋三杰》第34页。1918年，徐世昌当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此后不久，徐世昌的老婆，将北京城里的北海、中海、南海的花木、果实，承包了出去，所得收入，中饱私囊。这事儿是谁透露的呢？是徐世昌的顾问徐鼐霖回忆的。可参《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第134页《徐世昌当国琐事》。当然，这点花木果实，值不了几个钱，但是嘛，不能以恶小而为之，公是公，私是私，这个还是要分清为好。徐世昌毕竟是翰林出身，有点文化，做事情还有些分寸，要换了那些军头，事情就更糟了。北洋政府时代响当当的军阀曹锟，有一个四弟，名叫曹锐。曹锐“弟凭兄贵”，让他哥给安排了个“直系军需总监”的职位。这个职位是干啥工作的呢？这个职位是给直系军队包办军用物资的，例如粮秣、被服、军用饼干等物资。有哥哥曹锟做靠山，曹锐后来一不做二不休，索性自己开了工厂，生产和销售上述产品，供给哥哥的军队，提供一条龙服务，并借此大发横财。曹锟这事儿的资料，出自1978年12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103页《曹锟家族对人民的经济掠夺和压榨》。有时候啊，这“鸡犬升天”可不一定非得是亲戚，甚至连朋友都可以不是，这权势人物的老乡，也可以狐假虎威。咱就先说说这张作霖。这张作霖呢，是辽宁海城人，当年这海城出身的兵哥哥，上火车不用买票，只要用辽宁海城的口音，骂一个“妈拉巴子”，检票员就得放行。怎么回事呢？原来啊，那段时间，张作霖当上了北洋军政府的首脑，而张作霖是辽宁海城人，说他家乡话的军人，外人一般都怕，以为都和张作霖“有关系”，得罪不起呢。这事情，可参考《辽宁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第23页，田庸的讲述。在咱中国，不靠自己的本事，总幻想自己的亲戚“出息”了，自己好“傍一程”的，这种人哪，比比皆是。当年为了自己日后当皇太子，而怂恿自己老爸当皇帝的袁克定，就是这么一号人。为了怂恿父亲袁世凯称帝，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让河南老家的守墓人韩诚，将一块旧石头，刻上“天命攸归”四个大字后，人为地把石头弄旧，然后把它埋到地下，腐蚀几天之后，再取出来，然后再把石头送到北京，欺骗袁世凯，说：这块石头是从咱河南老家的祖坟旁边挖出来的，父亲大人您真是真命天子啊。别以为这事儿是革命党人捏造中伤，它是袁世凯的孙子袁家宾所写下的证言《我的大伯父袁克定》一文中白纸黑字的叙述。事实上，袁克定的做法，不但毁了自己父亲的一生功业，而且也毁了自己袁家后代的荫泽。袁世凯的另一个孙子袁家诚，写下了这样的回忆：1957年，袁家诚参加高考，在志愿表上，需要填写“家庭出身”这一栏，由于袁家诚的父亲无业，实在是不好意思如实写，所以，袁家诚填了“祖父，袁世凯，北洋军阀”。不料，高考完了之后，袁家诚收到了一张《未被录取通知书》。那上面是这样说的：“希望你在劳动中，加强锻炼，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袁家后代，再也享受不到“鸡犬升天”的好处了，从此之后，得拉车种地，自食其力。前面说完了北洋军阀，下面说说国民党人。1921年，孙文的亲生儿子，年仅三十岁的孙科，当上了广州市的市长。三十岁当上“中国南都”的市长。有没有徇私？见仁见智了。当年还在大革命时代，蒋介石给自己的小舅子毛懋卿（蒋介石原配夫人毛福梅的二哥），安排了“广东省东莞县县长”的职位。不但如此，蒋介石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兄长，名叫蒋介卿。此人吃、喝、嫖、赌，横行乡里，不学无术，无恶不作，名声极坏。蒋介石于1924年，通过走后门，给蒋介卿安排了“广东省英德县县长”的职位。蒋介卿在英德县任职期间，疯狂贪污，罪行累累。后来，蒋介石帮他把贪污的钱给还上了，以此了事。蒋介石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出自《文史资料精选》第六册，中国文史出版社，第279页《蒋介石在溪口》。蒋经国后来在台湾子继父业，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了。这还不算，连蒋介石奉化老家的乡亲，都要往“伟人”身上分一杯羹。抗战期间，国军某部驻扎在蒋介石的老家——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溪口镇的地方官员和地主们，依仗着自己是“委员长的家乡人”，狐假虎威，纷纷到部队指派该部队干这个、干那个，保护我家、保护他家，让国军叫苦不迭。就连挑大粪的乡亲，也狐假虎威地对部队指手画脚。有一个名字也叫“介石”的老头，甚至印制了一份“蒋介石叔父”的名片，找上部队来，企图调动部队，为他个人服务。奉化溪口乡亲的这些丑态，出自哪里呢？出自于《李默庵回忆录》这册史料，参见第241页。幻想鸡犬升天的人，自不会少。依据军统少将沈醉的回忆，在陪都年代，重庆国民政府大门口，来了一个河南省姓郑的老农，此君自称是蒋介石失散多年的哥哥，他说：蒋介石是河南人，幼名叫“郑三伢子”，后来随母改嫁去的浙江。当然，这事情暂时未能证实。但是，可以想象：这个想攀亲、想依靠亲戚飞黄腾达的河南老农，真是想鸡犬升天想疯了。可是，写下这段记录的沈醉，自己进入军统，也是靠走的后门。依据沈醉自己在回忆录里的讲述：起初是沈醉的姐夫余乐醒加入的军统，后来沈醉“投奔姐夫”，走后门进的军统。这个当事人并不讳言。武夫自不用说，可是就连那位号称“一不爱女色，二不爱官职，三不爱钱财”的“侠客”汪精卫，在“鸡犬升天”这方面，也不能免俗。当年汪精卫和日本谈和后，回到南京开始“和平、反共、建国”，汪家人纷纷鸡犬升天：1.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当上了“广东省政治指导员”；2.陈璧君的干儿子林柏生，当上了伪国民政府“宣传部长”；3.陈璧君的侄子的岳父雷遇春，当上了“广东省禁烟局局长”；4.陈璧君的侄子陈春圃，当上了伪中央组织部部长；5.汪精卫的侄子汪屺，当上了广州市市长；……这还是一份不完全记录。事实上，当年鸡犬升天的汪家人，还有的是，远远不止这几位。当年，不少的国民党高层，有意识地栽培自己的子女，为他们从小铺路，为此不惜视国法于不顾。例如，孔祥熙为了栽培自己的儿子孔令侃，竟然将国府的公文交给年少的孔令侃代批。对于这件事，孔令侃是这样说的：“我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念书的时候，我的爸爸（孔祥熙）常常把国民政府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的部分公文交给我，要我代他审批。我把这些公文带到课堂里面来。老师在上面讲课，我则在下面批公文，然后盖上我爸爸的公章。”孔令侃的这段证言，出自于中央信托局职员徐家涵的回忆，收录在《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14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363页《孔祥熙家族与中央信托局》。当然，依仗亲人的权势胡作非为的，得看是谁，碰上吉鸿昌这号人，你得吃不了兜着走。吉鸿昌的侄子吉星南，依仗自己叔叔吉鸿昌的权势，和有夫之妇通奸，并和奸妇合伙下毒，将女方的婆婆、丈夫、孩子老幼六口人全部毒死。县政府知道凶手吉星南是大将军吉鸿昌的侄子，不敢严办本案。吉鸿昌闻讯，大怒，命人将侄子吉星南和奸妇就地枪毙。这事迹，出自于吉鸿昌的部下牛建中的回忆，参《文史资料选编》第15辑，北京出版社1982年12月第1版，第71页。也有找“出息了”的亲戚要钱，吃了闭门羹的。例如陈赓湖南湘乡老家的亲人。《陈赓日记》中有如下的记录：“接（妻）根英由延安来信，并转（湘乡）家中来信。家中来信，无非是诉苦、要钱，当即焚烧。”我们从陈赓大将的这则日记中读到：陈赓阔别已久的湖南家人来信了，说什么？要钱。陈赓很生气，立马把信烧了。老共产党员叶飞，也干过这样的事。解放之后，叶飞当上了福建省委书记，这时候，他阔别已久的家人来信了，说什么？也是要钱。叶飞也婉言拒绝了。这事情可参考《叶飞回忆录》。我不知道吉鸿昌、陈赓、叶飞的家人以及他们老家的人，是如何评价他们的。但是我深深相信，陶行知说过一句话，我觉得是对的：“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情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汉。”第二章直视真相长期以来，我们有一些预设立场来认定事实的做法，这也许是一种偏见，有时候甚至会歪曲历史。本章通过对大量珍贵史料的钩沉与梳理，以生动的文字，抽丝剥茧般地层层推理，严密论证，拨开迷雾，还原那些历史真相，并教会我们辩证地看待历史。
“取缔清国留学生”事件
中国相当多的近代史书似乎一直在告诉我们：1905年，日本政府出台了一个旨在侮辱、禁绝清国留学生的《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于是，在东京的清国留学生们奋起抗议，其中，爱国青年陈天华因此悲愤投海而死。但是，这样的历史，恐怕也是失真的。我在耕读了关于本案的多种史料之后，发现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却是迥然不同的另一番景象。当时在东京的清国留学生，有相当的一部分已经被革命党、同盟会策反，他们积极从事反清革命活动。在这种情况下，1903年，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向清廷写了名叫《鄂督张奏约束鼓励赴日游学章程折》的一份奏折：“……伏查，游学日本学生，年少无识惑于邪说，言动嚣张者固属不少，其循理守法潜心向学者亦颇不乏人，自应明定章程，分别惩劝，庶足以杜流弊而励真才，当即酌拟约束游学学生、鼓励毕业生章程各一通……拟定约束章程十依，已往者当知，续往者有范，上示朝廷瘴疠之公，下以昭学术邪正……”张之洞的这份奏折，翻译成现代中文，大概是如下的意思：“……我调查得知：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年少无知，容易被革命党煽动，张狂的人不少，当然，守法向学的人也有，我觉得应该立一个法，该罚的就罚，管一管一些坏现象，端正学风，我已经草好了监管这些学生、鼓励这些学生的法律，胡萝卜和大棒一起下，已经在日本的，通报他们，后来的学生呢，就有个规矩了，这个法律，既显示朝廷的公正，也有利于改善学风……”在征得朝廷的首肯之后，张之洞与当时的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康哉商量订立《约束游学生章程》，要求日本帮助清国“管一管”在日本的清国留学生。“取缔清国留学生”事件的亲历者冯自由，在其所著《革命逸史》里面，也是这样回顾此事的：“……值日本文部省徇清公使所求，颁布取缔留学生规则……”冯自由的回忆也指证了日本这次监管清国留学生的立法行为，是日本政府和清政府互通款曲、共同策划出来的事物。清政府要求日本政府立法监管留学生，这是属于干涉日本内政的事情，那么日本为什么心甘情愿帮这个忙呢？这里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历史背景：当时日本刚刚在日俄战争当中打败了俄国，日军仍然盘踞在中国的东北地区，日本想向清政府适当示好，以便在东三省善后谈判事宜中，以条约的形式攫取一些殖民权益。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客观因素，那就是当时日本民间专门为清国留学生开办的“野鸡学校”已经泛滥成灾，而且清国留学生的确学风不好，整天在清国人同乡的小圈子里瞎混，终日在酒楼、妓院里游荡，耽于酒色，旷课成风，许多清国留学生甚至连日语都没能掌握好，这样的学风，已经严重影响了日本国内的教学秩序，的确需要整顿。于是，1905年，日本政府拟订了一个监管清国留学生的新规定。当时的清国驻日本公使杨枢消息很灵通，他获知日本政府打算出台这样一个规定之后，他找了日本政府要来草稿，看了之后，杨枢对日本政府出台这个规定表示了同意。事后，杨枢在他给清廷发了一份名为《驻日大臣杨枢为学生罢学办理情形事奏折》的奏折，在这份奏折里，杨枢是这样报告这件事的：“……日本文部省亦以中国学生来者日众，良莠不齐，而日本人之不肖者，复遍设不完全之学校相引诱，实于教育名誉有碍，因拟订一规程以整肃之，其用意虽极美善，而其内蕴非可揣测。奴才即亲告文部省：整顿学校，固所愿闻，但于我国学生必有关系，请于未公布前抄稿示商

是我的仇人。”寺人披冲到重耳的宅子里去抓他，重耳翻墙而逃，寺人披追到墙边，一伸手只抓着了他的衣袖，情急之下挥剑就砍，正好将衣袖斩断，重耳因此挣脱，逃到翟国去避难。第二年春天，晋献公又派贾华讨伐夷吾所在的屈城，夷吾本来想动员部队抵抗，然而由于屈城修得不牢固，无险可守，只好作罢（可见士蒍预见之准）。他也想逃到翟国，亲随郤（xì）芮说：“您和重耳公子一前一后出逃，如果去同一个地方，人家会说你们早有预谋。不如去梁国，梁国和秦国的关系很好，而且申生的姐姐穆姬在秦国，好歹对您有个照应。”夷吾便逃到梁国去了。这些事情，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反映了重耳心地仁厚，知礼守法，而夷吾为人刻薄，目无君父。所以，当晋国出现权力真空时，朝野之间对重耳回国的呼声之高，远远超过了夷吾。里克等人杀死卓子后，第一个想到的也是重耳。他们派人去翟国找他，希望他回国为君。没想到，重耳却推辞说：“当年我逃避父亲的责备而逃亡，已经是有罪之人；父亲死后又不能亲自为他送葬，更是罪上加罪。我哪里还敢指望回到晋国去，请各位考虑其他人选！”坚决拒绝了邀请。重耳的这番话使得人们越发敬重他。仔细分析起来，重耳这样说，确实也体现了他为人仁厚的一面，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如果他贸然回到晋国去争夺君位，很容易被人怀疑他与里克等人是同党。那么，里克杀奚奇、卓子二君的事情，他也有参与的嫌疑。这个黑锅重耳是不愿意背的。更何况，当时晋国的政局并不稳定，形势不明朗，匆匆卷入的话，很难说会有什么变数，重耳留在国外静观其变，也不失为稳妥之策。相对于重耳的持重，夷吾则显得急不可耐。他听到晋国国内生变的消息，立刻打点行装，准备结束流亡生涯，回到晋国去争夺君位。追随着他一起跑到梁国的吕省和郤芮一把拉住了急匆匆想要孤身直入的夷吾，说：“国内政局不稳，咱们不如借助于齐国、秦国的力量，恃强而入，方可万无一失。”夷吾想了想，觉得很有道理，于是派郤芮前往秦国，请秦穆公派兵相助。前面说过，晋献公和齐姜生了一儿一女，儿子就是申生，女儿则嫁到秦国，成为秦穆公夫人。按照这个关系，秦穆公是夷吾的姐夫。姐夫帮助小舅子，本来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秦穆公的小舅子很多，为什么要特别帮助夷吾呢？他顿了顿，抛出一个问题：“晋国群臣中，夷吾公子可以依赖谁？”这句话说白了，是想了解夷吾在晋国国内的支持度有多高。郤芮的回答很巧妙：“我听说，在外流亡的人，最好不要拉帮结派，暗中勾结国内的大臣。不拉帮结派，自然也不会得罪什么人，易出易入。夷吾公子这个人，自小不喜欢搬弄是非，不惹事，但也不怕事，做事有礼有节，长大之后也是这样。所以您若是问我，有谁在晋国暗中支持夷吾公子，我只能回答您，一个也没有。”事实是不是如此呢？是，也不是。前面说过，夷吾为人刻薄，喜欢抓着人家一点毛病就大做文章，因而在晋国国内没有几个人真正喜欢他，说他不拉帮结派，是因为没人跟他拉帮结派。但是，当他得知里克等人杀死奚奇和卓子的消息后，立刻派人回到国内，和里克接上了头，并且许诺：如果里克帮助他登上君位，他就将汾邑封给里克——这样的事都做了，怎么能说他没有拉帮结派呢？郤芮回去后，秦穆公若有所思一边敲着指头一边跟大夫公孙枝商量：“你觉得夷吾有希望吗？”公孙枝说：“郤芮这番话说得冠冕堂皇，但是透露了夷吾这个人嫉妒心强，又争强好胜，即使回到晋国，恐怕也稳定不了局势。与其扶持夷吾，不如扶持重耳。”秦穆公继续敲着指头，说：“这点我明白。夷吾为人气量狭小，如果当上国君，晋国群臣必然不服，就算他争强好胜，又如何胜？”他手上动作停顿了一下，“但是对于我秦国来说，这是一件好事。”秦穆公的意图很明确，晋国和秦国毕竟是两个国家，相互之间存在竞争关系，晋的君主如果不得人心，对秦国肯定是有利的。所以，站在秦国的立场上，与其立重耳，不如立夷吾。于是秦穆公把郤芮又叫过来，直接问他：“如果我帮助夷吾回国即位，如何？”这就是在谈条件了。亲兄弟尚且要明算账，郎舅之间自然要先把事情说清楚。没想到，郤芮很大方，一开口就是：“夷吾公子说了，如果您帮助他当上晋国的国君，则晋国在河外的土地全部归贵国所有。”晋国在河外的土地共有城池五座，东至虢国的边界，南至华山，西至解梁城，总之是一片大大的疆土。夷吾这家伙，完全是拿地皮砸人嘛！郤芮这么一说，秦穆公高兴得合不拢嘴，也不讨价还价了，立刻答应派兵护送夷吾回国。其实，夷吾在和郤芮商量的时候，对于郤芮开出的这个价码也是很吃惊，觉得将国家的地皮这样拱手让人，未免也太对不起列祖列宗了。但是郤芮用一句话说服了他：“假如您得不到晋国，这土地都不是您的，有什么好爱惜的？假如您得到晋国，则全晋国的人民都听命于您，还怕没有土地吗？”郤芮这话，后半句说得很对，前半句说得很混账。公元前651年，在秦穆公的大力撮合下，齐桓公派大夫隰（xí）朋率领部队与秦军会合，护送夷吾回国。第二年四月，周天子派宰孔和王子党前往晋国，与齐、秦两国一道，正式确立夷吾为晋国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晋惠公。内有里克支持，外有齐、秦相助，还有周天子的首肯，夷吾这次回国即位，可以说是稳稳当当，万无一失了。事实上，晋惠公这个人除了为人刻薄、善于嫉妒、争强好胜，还有两个大大的毛病，就是言而无信，过河拆桥。这些毛病，在他当上国君之后统统暴露出来了。晋惠公回国的前夕，他的姐姐秦穆公夫人交给他两个任务：一是好好照顾小妈贾君（晋献公的小妾），二是将流落到各国的曲沃“桓、庄之族”召回晋国来，消除恩怨，好好过日子。这两个要求合情合理，而且也不难办到，第二个要求更是有利于晋国团结的好事。当时晋惠公答应得好好的，一回到晋国便将姐姐的任务执行得走了样：“桓、庄之族”仍然在国外过着朝不保夕的流亡生活，他不闻不问，根本没有想过召他们回国来过日子；贾君他倒是照顾得很好，只是好得过了头——照顾到床上去了。当然，这两件事怎么说也是晋惠公家里的私事，他爱咋整就咋整。秦穆公夫人虽然有意见，也只能在嘴上骂两句。但是，她老公秦穆公也对晋惠公很有意见，性质就变了。秦穆公对晋惠公的意见很简单：晋惠公回国之后，没有兑现河外土地的诺言。晋惠公派大夫丕郑为使者，前往秦国赖账。丕郑向秦穆公转述了晋惠公的原话：“原来我夷吾确实许诺要给贵国河外土地。现在托贵国的福，我已经被立为晋国国君了，本来应该立刻兑现这一诺言，但是诸位大臣表示反对，说土地都是国家的，君主逃亡在外，怎么能够擅自许给秦国呢？我据理力争，但就是通不过，众怒难犯呐，所以只能请求贵国先将这事缓一缓，过些日子再说。”凭心而论，晋惠公这番话说得也有一些道理。如果将国家比作公司的话，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其任职之前是不能代表公司对外作任何承诺的。但是，既然没有权力承诺，又要对人家承诺，那就是很恶劣地开空头支票的行为了。可以想象，当秦穆公发现自己收到的是一张巨额空头支票时，表情有多么愤怒。丕郑一看势头不对，连忙说：“这可不关我的事！”“不关你的事，那关谁的事？”“咳，那都是因为吕甥、郤称、冀芮三位大夫极力反对，敝国才不能将河外土地划给贵国。”丕郑瞄了秦穆公一眼，低头接着说了一句很让秦国人吃惊的话：“如果您派人持厚礼回访晋国，请这三个人到秦国来做客，而我趁机将夷吾赶出去，您则扶立公子重耳回晋国为君，岂不快哉？”秦穆公看看丕郑，又看了看自己左右的大臣，突然一阵大笑：“夷吾这小子，回国才几天，就有人想拱他下台了，公孙枝所言不差啊！”于是和丕郑达成秘密协议，商定于冬天对晋惠公动手。丕郑还没回国，就听到国内传来一个震惊的消息：晋惠公把迎驾有功之臣里克给杀了。据说晋惠公在杀里克之前，曾派人给里克传话说：“如果没有你，我也不会坐在这君位之上，我本来应该感谢你。但是，你杀了两位国君（奚奇和卓子）和一位大夫（荀息），天下人都视你为弑君之贼，作为你的主公，你不觉得我很难做吗？”言下之意，如果我还保护你，天下人岂不视我为你的同党，说我与你合谋篡位？里克的回答也是毫不客气：“没有我杀掉奚奇、卓子，您又怎么能当上晋国国君？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里克很识相，当场拔剑自刎。里克心里很明白，晋惠公要杀他的真正原因，不在于怕天下人怀疑，而在于他曾经派人跑到翟国去迎接公子重耳。晋惠公担心里克等人（当然也包括丕郑）仍然和重耳有勾结，怕自己有朝一日会被他们赶下台去，由重耳取而代之。从丕郑在秦国的表现来看，晋惠公的这种担心并非完全多余。当然，晋惠公杀里克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他曾经答应给里克的汾邑封地，这么一来又可以不用兑现了。对于他来说，赖账简直就是一种乐趣。同年秋天，晋惠公为了笼络民心，改葬已故的大子申生。曾经担任申生的戎车驾驶员的狐突被派到申生曾经居住的曲沃去主持祭祀活动。在曲沃，狐突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再一次为申生驾车，申生站在他身后，对他说：“夷吾这家伙好无礼，我已经请求天帝，要把晋国交给秦国统治，秦国人将祭祀我。”孤突吓了一跳，连忙说：“我听说，神明不会接受异族人的祭祀，而人民也不会祭祀异族的祖先，您这样做，不是自绝香火吗？况且，就算夷吾有罪，晋国的百姓也不应该受牵连，请您三思而后行！”梦里的申生还算通情达理，说：“唔，那好，我再向天帝请示一次，七日之后到曲沃城西找我，我将在一个巫师身上显灵。”狐突一觉醒来，吓出了一身大汗。晋惠公改葬申生，本来应该是一件讨好申生的事，这马屁怎么会拍到马蹄子上了呢？《左传》没有解释，但是《国语·晋语》里有一段记载，说晋国改葬申生，申生的尸体早已经腐烂，臭不可闻，晋国的百姓不由得感叹：真是好人没好报啊，要不然的话，他的尸体怎么会那么臭呢？两件事联系起来看，申生大概是因为被别人看到了自己腐烂的尸体而非常恼火吧。过了七天，狐突如约而往，果然在曲沃城西见到了申生附身的巫师。申生告诉他：“天帝已经改变主意，允许我只惩罚夷吾一个人了，将在韩地打败他。”晋惠公因为改葬申生而得罪其鬼魂，也真够倒霉的。同年冬天，秦国的使者果然带着丰厚的礼物来到晋国回访了，并且指名邀请吕甥、郤称、冀芮三位大夫到秦国去访问，以促进两国之间的合作与交流。郤芮老谋深算，一眼就看出了秦国人此来的目的。他对晋惠公说：“秦国人此来，不但不提土地的事，而且带着重礼，尽说些好话，肯定有阴谋。”俗话也说了，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嘛。他派人跟踪秦国使者在晋国的行踪，顺藤摸瓜，很快发现丕郑等人与秦国使者来往甚密。于是禀报晋惠公，将丕郑、祁举以及与他们有牵连的晋国下军的七位将领贾华、叔坚、骓颛（zhuīzhuān）、累虎、特宫、山祁全部抓起来杀掉。丕郑的儿子丕豹逃亡到秦国，恨恨地对秦穆公说：“晋侯对外背叛秦国这样的大国，对内忌恨对他有意见的人，百姓们都不拥护他。如果现在讨伐他，他一定会被赶出去。”秦穆公倒是很理智，他对丕豹说：“小伙子，你就别忽悠我这个大叔了，晋侯如果不受拥护，怎么可能一下子杀那么多大臣；如果大臣都趋利避害，逃到国外，又有谁能够将他赶下台呢？”站在晋国人的立场上，晋惠公纵有千般不是，但是不将河外土地划给秦国，惩罚吃里扒外的丕郑之党，无论如何不算是错事。晋惠公可能在其他事情上得不到拥护，但在关系到晋国的切身利益的事情上，他只要站对了边，群众自能作出正确判断。晋惠公杀了里克和丕郑等人，还特意派使者到周王室通报这一事件。这样做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就是想告诉全天下人，里克杀奚奇和卓子，与他夷吾没有一点关系。公元前649年春天，周天子派召武公、内史过两位大臣来到绛都，为晋惠公举行了隆重的策命仪式。按照周礼，诸侯即位，必须得到天子的首肯，举行策命仪式之后，方可正式使用诸侯的服装仪仗。但是，周平王东迁以来，天子策命诸侯的记录可谓凤毛麟角，那是因为“礼崩乐坏”，诸侯们都没有把天子放在眼里，谁也不会跑去雒邑向天子汇报即位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天子也不会自讨没趣，主动要求策命诸侯。所以，这次在晋国举行策命仪式，可以肯定是晋惠公主动请求天子举办的，目的只有一个：进一步强化政权的合法性。晋惠公上台以来，杀里克、诛丕郑、改葬申生、受天子策命，隐隐约约都暴露了其心里最大的担忧：晋国朝野之间对公子重耳的期盼，并没有随着他的上台而改变，反而似乎越来越强烈了。值得一提的是，晋惠公主动要求举办策命仪式，再一次把马屁拍到了马蹄子上。史内过回到雒邑之后，气呼呼地对周天子说：“晋侯这家伙大概会断子绝孙吧。他在接受策命的时候，神态慵懒，没有一点诚敬之意，自己先自暴自弃了，怎么还能指望千秋万代，长期统治晋国？”【秦晋交恶，老好人也有底线】也许是晋惠公的行为真的得罪了神明，在他上台的第四年，也就是公元前647年的冬天，晋国发生了饥荒。国无粮则不稳。民间的不满情绪如同水中的波纹，朝着四面八方荡漾开去。不久，晋惠公在自己的宫中也感受到了这次饥荒带来的威胁。他召集群臣开会，讨论救灾的事情。会议研究的结果，是决定向秦国购买粮食，以度过难关。当然，大伙儿对秦国会不会同意将粮食卖给晋国，都心存疑虑。理由很简单：河外土地的许诺至今没有兑现，秦国完全可能以此为由，对晋国的要求置之不理，甚至奚落晋国使者一番。但不管怎么样，面子事小，饿死事大，晋国的使者还是厚着脸皮来到了秦国的首都雍城。秦穆公也召集群臣开了一个会，讨论到底要不要向晋国输出粮食。出人意料的是，秦国的几位主要大臣都赞成向晋国输出粮食。大夫公孙枝说：“我们帮助晋侯回国当上国君，已经是有恩于晋国；这次如果答应把粮食卖给他们，就又一次救了晋国。晋国想必会知恩图报，对于我们秦国来说，也没有什么损失。”秦穆公苦笑：“晋侯如果知恩图报，河外五城也不会至今还在晋国手上。”公孙枝还是很乐观，“晋侯如果再一次知恩不报，晋国的老百姓也会背弃他，到时再去讨伐他，他必败无疑。”秦穆公又问大夫百里奚的意见。百里奚说：“天灾流行，哪个国家都不免会遇上。救济灾民，安抚邻国，是有道的行为。行有道之事，将给国家带来福气。”公孙枝和百里奚的意见虽然殊途同归，但很显然，百里奚的境界要高那么一点。秦穆公听了两位大夫的话，下定决心要将粮食卖给晋国。这时流亡在秦国的丕豹找到秦穆公说：“这可是讨伐晋国、驱逐夷吾的大好机会啊，您可千万不能错过！”老实说，丕豹的这个建议虽然有趁火打劫之嫌，但是考虑到晋惠公的所作所为，秦穆公即使要这么做，也不会有谁指责他。秦穆公没有采纳丕豹的建议，而是说了一句让丕豹感到很惭愧的话：“其君是恶，其民何罪？”这句话的意思是：就算晋侯确实是个坏人，可晋国人民没有什么过错吧？丕豹满脸通红，唯唯而退。秦穆公和他手下管理团队的思想境界，委实不是晋惠公之流能够企及的。秦国组织大批人力物力，将粮食运到晋国。自雍城至绛都，从黄河至汾河，运输粮食的队伍络绎不绝，史称“泛舟之役”。秦穆公以其非凡的气度，为秦国赢得了晋国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尊重。他那一

四日，实践了全军的誓言：城存与存，城亡与亡！失败，并不都是耻辱的象征，只要你失败得有意义。拿下滕县的矶谷师团，一看己方的板垣师团和第十三师团都被中国军队阻挡住，心想这是立功的好机会，遂不等其他部队过来会合，孤军深入，直扑台儿庄。矶谷廉介所不知道的是，就在他兴奋地冲向台儿庄立功的时候，对手李宗仁已经从他的冲动中看到了胜利的机会。李宗仁的计划是，主动放弃台儿庄的外围据点，诱敌深入，然后安排一路人马利用台儿庄城寨布防，从正面吸引住矶谷廉介的注意力，同时暗中安排另一路人马绕道台儿庄北面山区，迂回包抄敌军背后。前后夹击，痛殴狗日的小日本！李宗仁连正面阻击和迂回包抄的人选都想好了。西北军孙连仲第二集团军善守，守城打阵地战；汤恩伯第二十集团军善攻，绕道敌后打运动战。说汤恩伯善攻，有些抬高他，其实是第二十集团军下的关麟征五十二军能攻善守。蒋委员长也很看好这个机会，于是亲临台儿庄看望国军指战员。蒋委员长虽有作秀的嫌疑，但在战事如此激烈的时候，面对来势汹汹的虎狼之师，去往战事第一线鼓舞官兵士气的行为还是十分凶险！像他老婆宋美龄女士在淞沪会战期间赶赴上海战场慰问官兵时，就被日军的炮弹炸断了肋骨。中国这边的准备工作就绪之时，矶谷廉介也动手了。矶谷师团用上了占绝对优势的坦克、火炮和机枪等重武器，加之空中飞机的支持，孙连仲部每日必须承受六七千发炮弹的轰炸。孙连仲在顽强抵抗三昼夜后，实在是撑不下去了，被迫放弃全部外围工事，退入台儿庄城寨中。矶谷廉介以为接下来的过程，还会像之前那样如秋风扫落叶般速战速决。但他错了，迎接他的是孙连仲专门研制出来的不要命打法。打法一，巷战。你不是炮火凶猛吗？我是抵挡不住，那我退，退到巷子里，依靠地形逐墙逐屋地跟你拼刺刀，拼人肉炸弹！我人多，即便我把整个集团军打完了，你小日本也被拼光了！战至激烈处，孙连仲命令手下的一个师长池峰城：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这种不要命的打法把鬼子揍得够呛，毕竟鬼子也一样是人生父母养的。残酷的巷战一连打了七天，这一打就打到了4月3日。在此多提几句。抗战期间，国军进行的防御战一般都是城防战，就是以城墙为依托，在城市外围构筑野战工事和永久工事，并充分利用地形，抵抗日军的进攻。一般来说，城墙被突破后，这座城市也就基本失守了，因为已经守无可守。既然如此，为什么国军不大规模地使用对敌杀伤力更大的巷战？这是因为，当时的中国除了上海等少数城市，其他城市也就是特大号的农村罢了。房屋的结构多为土木结构，抗弹能力和防火性都很差，不像红砖大楼和钢筋水泥建筑那样能作为理想的掩体工事使用。因此，大部分城市的布局和房屋结构不足以支撑中国军队打巷战，只有少数城市如上海、台儿庄、常德、衡阳等地是例外。打法二，夜袭。连日苦战，中日双方都累得半死。精疲力竭的日军本来想晚上好好休息一下，来日再战。可是没想到中国军人的意志力居然更强，在如此疲惫和大幅减员的情况下，还有力气组织敢死队趁夜反突袭自己。敢死队的头头是2007年才过世的仵德厚将军，当年他还是一个营长。仵德厚跟士兵们一样，挂上几颗手榴弹，背上独门武器——大刀，步枪亮起刺刀，身先士卒，第一个杀入敌阵。兄弟们！上刺刀！跟我上！只要能拿得动枪的都跟上，拿不动的就拉响手榴弹跟鬼子同归于尽。顿时，枪声、杀声、爆炸声响成一片。双方一直拼到4月4日清晨。就在太阳微笑着射出第一缕光辉时，关麟征带着戴安澜等部，终于清扫完外围日军，对台儿庄的矶谷师团完成了反包抄。李宗仁也率军一起杀入。两支精锐生力军的加入，战场形势逆转。1938年4月6日，矶谷残部突围逃出。台儿庄战役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战役规模的大捷。此战日军伤亡一万七千人，中国军队伤亡三万人。
论持久战
台儿庄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国人的抗战热情，但必须要意识到，台儿庄的胜利是很难复制的。因为这不是绝对实力使然，而是由中国军队有死无退的牺牲精神和矶谷师团的轻率冒进促成的。但以蒋委员长为首的中国最高军事当局，或许是因为对胜利的偶然性因素认识不足，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或许是出于继续消耗日军有生力量，迟滞日军进攻速度，为部署接下来的武汉保卫战赢得时间的目的，因此不顾敌强我弱的总体形势，在台儿庄战役后，立刻调动六十万军队到徐州战场，摆出一副与日军作战略决战的架势。但是，徐州周围为开阔的平原地带，无险可据，日军的机械化运输能力却可以尽情地施展，徐州决战可以说正中了渴望速战速决的日军下怀，因此日军迅速增兵至二十余万，并依靠其先进的机械化水准所带来的运动速度优势，对两倍于己的中国军队实施包围。一个月后，徐州失守，中国军队主动撤退。这次撤退命令下得早，且组织得当，绝大多数中国军队都得以成功突围。不过日军也达到了目的，终于控制了中国南北交通动脉——津浦铁路。就在国军由胜转败的关键时刻，千里之外的陕北，毛泽东在延安窑洞的油灯下，奋笔疾书，废寝忘食，连续挑灯夜战，终于写就一篇长达五万字的雄文——《论持久战》。这是一篇批评悲观主张、号召大家抗战到底的檄文，没有去喊空洞的口号，而是耐心、细致地分析了中日两国的社会形态、优劣状况以及国际社会可能进行的干预，并用比较缜密的逻辑推理，预言中国不会亡，但是也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将经过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三个阶段。随着抗战的进行，优劣将此消彼长，胜利的天平将最终倒向中国。总结起来就一句话：不要投降，不要轻敌，坚持到底，耗死小日本。持久抗战的思想在国民党决策层本来就有，只是之前没人以流畅的文笔精辟系统地进行过阐述。至此，国共两党在抗战的战略层面达成了一致。
K作战
话说徐州之战进行的过程中，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眼看昔日的同学们都混到了不小的军功，令大学专业为职业军人的他十分眼热。于是土肥原也向上头申请了一个师团，并立马带着这个申请下来的十四师团强渡黄河，杀向中原腹地——河南。土肥原贤二面前的形势一片大好，他有两条路可以走：第一条路，进入河南拿下开封和郑州。而且陇海与平汉两条铁路大动脉全部经过河南省内，现在津浦线已被日本人拿下，只要土肥原贤二愿意，随时都可以将这两条铁路也切断，那么中国的铁路网就全都落入了日本人手中。第二条路，绕过开封和郑州，从河南南下湖北，直接进攻武汉！(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若土肥原走了第二条路，那蒋介石就要头疼了。要知道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时曾在武汉中转，现在大部政府机关甚至包括军事统帅部都还在武汉，武汉实际上就是当时的全国军事、政治和经济的中心。如果武汉失守，这么多机关和工厂根本来不及内迁。为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国民政府出兵十二万，将土肥原的两万鬼子包围在了河南兰封一带（今河南兰考附近），是为“兰封会战”。兰封城的守将是黄埔一期的桂永清，就是那个在南京坚守了三天的桂永清。但他这次只坚持了三小时就撑不住了，土肥原得以逃入兰封城坚守待援，令本来占尽上风的国军同事们功亏一篑。事后，桂永清被免职。不但没能干掉土肥原，徐州的日军也已开始西进。就在这种糟糕的情况下，一份名为“K作战”的御敌计划摆在了国民政府诸位军事大员面前。“K作战”计划简而言之就一个意思——掘开黄河大堤，水淹土肥原。这样南下的土肥原便被解决了，中国军队就可专心对付从徐州那边来的日军。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如果黄河决堤，必然玉石俱焚、生灵涂炭。这个计划让所有人都很紧张，不论是赞成还是反对，他们都有可能成为千古罪人。有人问蒋介石：如果决堤仍不能阻敌，那又当如何？蒋介石反问道：公有万全之策吗？没有人回应，最终，“K作战”计划全票通过。执行“K作战”计划的人是熊先煜，此人是佟麟阁将军的三女婿，虽然远没有他岳父那么尽人皆知，但这辈子也干过两件大事，两个项目都是搞爆破。一是1938年2月，指挥炸毁黄河大桥；二是1938年6月，指挥花园口决堤。花园口决堤正是“K作战”计划的核心所在。6月9日清晨，花园口成功决堤。然而费了这么大劲、下了这么大的决心才做成的事却徒劳无功。因为此时正值黄河枯水期，决堤之后的出水量非常小，河水没流多远就成了涓涓细流，浇地都勉强。同日，土肥原下达了总攻击令，要求日军四十八小时内拿下郑州。情势异常危急。蒋介石焦急万分，他已经将全部希望寄托在“水淹七军”上，现在看来，郑州危矣、武汉危矣。可能老天不愿此时亡蒋，一天后天降暴雨，决堤处水流如注，最大时形成了一千四百六十米的巨大缺口。一时间巨浪滔天，向河南东南部滚滚而下。报告决堤成功、洪水滔天的密电摆到蒋介石面前时，蒋介石并未面露喜色，他知道这对河南百姓意味着什么。但是从军事意义上讲，这次水攻计划实现了预期目标：其一，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写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写到，6月29日，土肥原在徐州举行联合追悼大会，仅死于洪水的士兵人数便达到七千四百五十二名之多。其二，日军被迫放弃沿着平汉铁路进攻武汉的计划，给武汉保卫战赢得了准备时间。其三，间接实现了“焦土抗战”——坚壁清野，带走一切可以带走的，带不走的宁愿砸掉烧掉也不能便宜敌人。总之，想尽一切办法使敌人无法利用我们的任何资源扩充实力，达到以空间换时间的目的。此时整个黄河泛滥区域（即黄泛区，含河南、安徽大部，江苏一部）沼泽一片，无道路、无给养，形成天然屏障，延迟了日军打通南北大陆交通线的时间。河南和安徽均为平原大省，耕地面积极广，如若两省在抗战初期即落入敌手，将大大增加我们消耗日本的难度。但是，这次断臂求生的代价实在太大，此次决堤造成超过五十万无辜百姓丧生、一千多万人民流离失所。决堤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对民众宣称：是日本人用飞机炸开我花园口大堤，造成我无辜平民重大伤亡！并号召全国人民同仇敌忾。一时间举国上下都纷纷指责日军暴行。日本人也不愿意吃这个哑巴亏，一口咬死是中国人自己炸开的大堤。
武汉保卫战
黄河决口拦住了南下的土肥原，但并没有影响日军速战速决的决心。日军的战略目标坚定不移：迅速拿下武汉，在国民政府转移到重庆之前消灭它！日本人认为只要把这个敢于反抗自己的国民政府消灭掉，中国就会屈服。这就是为什么日军被挡在黄泛区之外后，仍然集结兵力转道攻击武汉的原因。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日本人疯狂了，疯狂到孤注一掷！日本国会通过了“国家总动员令”——国会授权政府可以无限征兵，无限投入军费以支持战争。日本政府把能够派上场的海陆空所有军事力量都派出来了，日本本土仅仅留下一个近卫师团，甚至就连这唯一的一个师团也随时准备增援武汉。很显然，日本人打算集全国之力在武汉给予国民政府致命一击，妄图使中国彻底失去举起武器的能力，结束在中国的战争。在日本举倾国之力压向武汉的同时，国民政府也将全部海空军——计有战舰四十余艘、飞机一百余架调至武汉。陆军则利用花园口决堤所争取的时间，将可用兵力尽数集结至武汉周边区域，共一百二十个师，约一百一十万人。国民政府设立第九战区，由陈诚任战区司令长官，蒋介石亲自坐镇武汉督师。湖北省的地形很有特色，平原地区少而山地丘陵多，基本就是群山环绕，还有一条长江横跨其中，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军事要冲。有鉴于此，武汉作战指挥部接受了少将参谋郭汝瑰的建议。不再执着于城防战，而是将国军主力分布于武汉外围山地，依托有利地形，层层布防。“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围绕武汉为核心，构成一条穿越豫、鄂、皖、赣四省，防御正面达一千三百余公里的巨大防线。中日史上规模最大的会战开始了，只可惜中日强弱悬殊的态势依旧，武汉保卫战历时四个半月，艰苦卓绝，中国军队以海军尽殁、伤亡四十万的代价迫使日军亦伤亡十万，但最终日军还是拿下了武汉。1938年10月27日，武汉陷落。好在国军吸取了淞沪战场的教训，主动提前撤出武汉，保存了有生力量。武汉保卫战虽然未能取胜，但中国军民在历时四个多月的血战中，不但消灭了大量日军有生力量，更重要的是，粉碎了日军意图消灭国民政府、消灭国军主力以结束对华战争的目的，为转移战略物资及人员至西南地区长期坚持抗战争取到了时间。在经历了1937年7月到1938年7月一年的溃败后，中国军队用尸山血海般的牺牲、不屈不挠的勇气和灵活的战略战术换来了战略相持阶段。
万家岭大捷
此处特别需要提一下，1938年10月10日，也就是国民政府的国庆节那天，突如其来的万家岭大捷（又称德安大捷）让国民政府一扫之前的郁闷之气，扬眉了一把。此事还得“多谢”鬼子冈村宁次。七年前在“九·一八事变”中还只是个团长的冈村宁次，如今已经爬到了中将的位置。当日军全力攻打武汉的时候，这小子正蹲在办公室研究军用地图。研究来研究去，他发现国军防线上有一个空子可以钻，于是想到了一个大胆的方案——闪电突击。冈村宁次让手下松浦淳六郎率一〇六师团一万余人，仅携带六天口粮，孤军穿过这个不设防的缝隙，企图深入敌后“搞搞震”。要是冈村宁次成功了，一年后的德国闪击波兰之战也许会失色不少。但冒险轻进可不是那么容易的。这是一条艰苦的道路，要快速隐蔽地行军不说，而且路途遥远，路上全是大山，后勤也很难得到保障，一旦迷路，后果更是难以想象，军心也会动摇。一〇六师团刚进江西德安万家岭就迷路了。怎么办？松浦淳六郎苦思冥想得出来的解决办法是：撒网探路。他让手下的侦察兵们化装成和尚道士，鬼鬼祟祟地四散于乡野间在前面探路。松浦淳六郎的脑袋一定少根筋，哪有这么多猥琐的和尚道士集体出行的？你当赶着去参加武林大会吗？果不其然，日军的侦察兵被国军吴奇伟部发现了。吴奇伟的上级是升了官的第一集团军司令薛岳，当吴奇伟将这个发现报告给他时，薛岳就意识到了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良机——万家岭地形十分复杂，日军又不熟悉道路，方便国军设伏。而且万家岭是崇山峻岭，日军的装备优势也发挥不出来，反而中国军队的人数优势能够发挥。于是薛岳先斩后奏，不等武汉指挥部发令，就迅速调集第四军余汉谋、第七十四军俞济时等三个军近十万大军在万家岭将一〇六师团包围。这些鬼子虽身处险境，深陷重围，但并未忘记他们的武士道精神，负隅顽抗到底，军官身先士卒，拼命厮杀。敌我双方死伤惨重。为拯救一〇六师团，日军无所不用其极，不仅派了两个师团的援军，还通过飞机在万家岭中国军队阵地投放了大量的芥子毒气弹，更神奇的是，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烟俊六亲自组织空军向万家岭地区空投了两百多名联队长以下军官，日军的联队长相当于国军的加强团团长。一下空投两百多名团长以下级别的基层军官，相当于扔出来好几个师团的基层干部。日本人还真舍得下本钱！想必这应该是人类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创举了吧。日军空投“敢死队”，国军也不甘落后。七十四军有一个副旅长叫张灵甫，他也组织了一支敢死队，带着这

模仿别人，左顾右盼，完全展现不出自己的力量。他虽然不像那帮落后于社会的人那样自恋，但自恋和自信是不一样的，自信是别人给予的，也就是说，只有自己的才能得到了他人的认可，本人才能真正拥有自信。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大天才也是才能得到他人认可，得到名利以后，才有了自信，才相信自己能发挥出自身的所有才能。庄吉这样的作家，跟那些对未来充满希望，一心努力写作的无名作家不同，庄吉他们虽然在文坛有一定名气，但不管过了多久都没有出头之日，写的东西基本也变不成钱，拿到杂志社也会被退回来。持续过着这种生活，就会失去自信，茫无头绪，只剩下自恋，无谓地逞强。于是净身慎心，埋头创作，越逞强写出来的文章越废越空虚，只创作出一些脱离自我，唯有小聪明的复杂工艺品。苦心经营一场，最后写出来的都是一些赝品小说。庄吉具备近代作家的“鬼眼”，也就是物质的、现实的眼力，本来就感觉到了这一真相，也明白这一真相。可是时代的共同认知没有赋予他这份自觉以信念，没有自信，他就会把文人墨客的气质当成一种兴趣爱好去无谓而又偏执地追求。他不可能拿出自信，去洞悉真实的自我、文学的真相。因此就算庄吉想钱想疯了，也会说一些跟心里真实想法完全相反的违心话，什么不给通俗杂志写呀，写不了随笔呀，人家定的其实自己不想写呀，无用而又空虚地装出一副纯洁的样子。从东都头号大型报纸那里接到连载小说的委托，庄吉干劲十足，仿佛整个人要燃烧起来一般。可他又因为专注于文人那无用而又虚幻的习性——看到自家老妈，自家老婆，想到孩子学校的事，心就静不下来，白白消耗了自己的干劲，总之先在小田原找个酒馆租间屋子，把日本流行大作家的写作派头先备齐了。可是等这小说上报，稿费进账，又要四五个月，要是那边说写得不好没法刊登，这房租又该怎么办呢？庄吉一心想着这些，小说那边只在苦心推敲，迟迟没有进展。难得心中燃起了一股干劲，却派不上任何用场；心中这股火苗只忽地亮了一下，却迟迟不见进展；于是庄吉开始怀疑自己的才能，一开始只停留在逞强的高度，后来越来越沮丧，越来越丧失自信，开始无谓的焦虑，最后整颗心就简直像在苦痛中煎熬翻滚一般，彷徨迷失在旷野之中。本来他最近的作品在根本上就脱离了自我本性和现实，是苦心推敲而成的工艺品，已经达到了极限。他得有一个契机，才能一举突破极限，破壳而出，回归自己的本原，而干劲就是最佳契机，可是他却轻易就放过了这天赐的福音，现在还因为这福音而更加焦虑，更加沮丧，把心放空了。他在酒馆的屋子里徒然地盯着稿纸，表面上却装成大型报纸的连载大作家，接见乡里来拜访他的晚辈们，一起喝酒，喝得酩酊大醉后拼命耍威风，说什么我有的是钱，不用担心，我已经不是原来的三枝先生了，我喝酒感觉会胃胀，喝不了酒，没有威士忌吗，我要喝老伯威[12]。然后烂醉如泥回到家。自家老婆柳眉倒竖，道：“你爬到哪儿去喝酒了？！买米买鱼的钱怎么办？！非得每次都找咱妈哭着要吗？！要找咱妈要的话，那你去要吧！不然我就离家出走了！”“胡说什么！你要有地方去的话，随便！”然而就心底而言，他的心已经瘦得像一根线了。小说怎么办？已经没有信心再写下去了。房租怎么办，连日的酒钱怎么办？如果借此机会还写不出来，他的文学生命就没有活路了，所以他要找地方来发泄这种苦闷。酒醒以后，自家老婆的车轱辘话也扎进了自己的胸口。连一丁点买鱼钱都得哭着找老妈要，自家老婆的苦闷本来是他自身的苦闷。不用担心，我去想办法弄钱。于是庄吉写了几篇随笔去了东京，在各家杂志社来回三拜九叩软磨硬泡弄到了一点钱，跟朋友们喝杯茶，横竖连条鱼干都买不起，于是觉得这都怪自家老婆，不由得怒从心头起，白天还十分谦逊地品着茶水，一到傍晚时分，只觉得不喝几杯就这么坐火车走了，实在不好意思。就喝一点点吧，又想算了，现在火车都被下班回家的人挤满了，于是坐了末班车，深夜才到家。酩酊大醉，晃晃悠悠，跌跌撞撞，一身泥泞，一分钱没有，领口边还沾着口红印。“这口红印是哪儿来的？！”“啊哈哈哈……被你发现啦！啊哈哈哈……这是疑雨庄的老板娘给我亲上的。啊哈哈……”其实这口红印是在新桥一家位于偏僻小巷的三流酒吧里，被长着一张食人族大嘴的女人啃上的。人穷则愚，剩下的只有欺凌弱者的施虐癖，大功告成就仿佛很高兴，笑得跟个白痴一样。自家老婆气得跟烧着了一样，手足无措。她不知道自家死鬼和老板娘之间到底怎么回事，再加上十几年贫苦缠身的流浪生活，长年累月的怨恨，一次次的不尊重和轻蔑，这让她再也忍受不了了。第二天早上，她把日常用品打包好就去了火车站，每一步都像是在踢小田原冷清的街道。她去了东京，找到自家死鬼的徒弟——大学生浮田信之，然后就哇的一声哭了。上次失踪她找的也是这位大学生，哭了一下就受到他诸般照料，回家还是他陪她一起回的，自家死鬼还跟他道歉来着。然而他还在上大学，不知道这社会最普遍的实情——夫妻床头吵架床尾和，向来外人就不该掺和。他就把她说的话当了真，把庄吉失踪的老婆送回去的时候，还像个小大人似的训斥庄吉，说他招惹上不三不四的女人可太不应该了，把庄吉气个够呛。本来他就替她愤慨，这次她又去找他哭，他就非常同情她，说你没地方去的话就住下来吧。可是他还是个大学生，也得靠父母养活，也没办法把女人留在家里住。那就一起去旅馆住吧，本来她也有这心思，于是两人就手牵手失踪了。老婆过了一周也没回来。庄吉也完全慌了，跑到她老家去打听，没找到人，再一找发现老婆跟浮田信之一起失踪了。浮田的父亲大吃一惊，跪拜在庄吉面前：“万分抱歉，您要是找着了我家混小子，要杀要砍都随您！”“别别，我不能这么对待您儿子。”他当时虽然表现得很沉着，但从那天起，他就陷入懊恼狂乱，神经衰弱，连面容都急剧消瘦憔悴，病弱得像个废人一样。☆☆☆庄吉迅速给他的后辈栗栖按吉写了封信。这种时候他想起来的只有这个招人恨的家伙。在疑雨庄那会儿，他老婆失踪后，他也想过要跟老婆孩子分开住。他打算到按吉的住处借间屋子一起学习，因为按吉那里没地方，他才不得不逃去小田原。然而逃去小田原的前一天，跟一阵风似的来访，帮他收拾屋子的也是这个招人恨的家伙。于是庄吉给按吉发了封快信，让他看到信以后马上赶来小田原，说自己只想看到他，除此之外无法思考任何事情。然而他这三年来最恨的就是按吉，因为按吉是个招人恨、招人咒的家伙。这家伙原本是个热心肠的人，帮自己找连夜逃跑的落脚处，还帮自己想办法借钱，考虑到每次连夜逃跑自家小子都得转校，他还帮自家小子进了私立小学，这种时候，按吉就是自己的亲人。但他身为后辈，却不懂得尊重前辈。每次见面，按吉都会批评他的前辈庄吉最近的作品。庄吉一喝多了就爱给自己加敬称，自称三枝先生，三枝老师。于是按吉都会叫他别自恋了。“你看看你最近写的东西，亏你还能一副老师样，全是一些耍小聪明的假货，你背上的龟壳都快压得你爬不起来了吧。首先就是你那行为，居然从早到晚朗读自己的小说，别干这么可悲的事儿了。”按吉每次都会说这种话，一定会说。三枝庄吉怒从心头起，他给他们共同的好友写了封信，宣称那家伙是个自恋自傲的疯子，不知礼数，是文人中臭不可闻之辈。愤怒，憎恶，三年来，恨他入骨，然而无意间，每次苦恼都会想起他来。于是庄吉就忍不住写了封快信。那次挚友大门次郎跟庄吉绝交的时候，庄吉立刻给那家伙写了封快信，那家伙也赶来了，然而按吉来了以后，又马上招他生气。按吉看到快信立即赶了过来，却被庄吉皮包骨头的样子给吓坏了。庄吉两颊凹陷，脸小得过分，不比按吉的一只拳头大，其中只有眼口鼻还保持着原来的大小，暗沉得跟木乃伊似的，说起话来只有嘴巴跟妖怪似的动来动去。除了眼鼻口以外，就剩下黄浊的皱纹，还有毛发了。“哟，你终于来了！我很想你，能见到你太好了。这段时间你过得怎么样？你的房间安静吗？能学习吗？哎呀，今天我真幸福。总算见到你了。”按吉又愣住了。因为庄吉除了喝醉酒以外，平时一向是个阴郁沉默、说话极度谨慎的腼腆之人，感情一点儿都不外露。庄吉一直劝按吉住下，按吉推辞说手里有快截稿的活儿，硬是给推掉了。他会如此推辞，是因为跟病弱的庄吉说话令他痛苦不堪。虽然栗栖按吉是个完全不火的三流文士，没有什么稿子要赶，然而庄吉听了却觉得十分对不住他——“这样啊”“你腾时间过来看我的呀”“请原谅我”，小脸看似原本就盈满了泪水似的。不过按吉还是费尽了口舌安慰庄吉。例如，庄吉老婆就算跟浮田一起失踪了，也不一定会发生肉体关系。要是被浮田迷住了才走的就另当别论了，但她是跟自家老公吵架以后走的，这种情况就不同了。按吉自己原来跟一个女孩子谈恋爱，一起旅行过十几天，可女孩子并没有把身体交给他。她这次离家出走也是这种情况，起码肯定不会同意肉体方面的事。对方还是个学生，又是乳臭未干的浮田，不可能硬来的，多半她正为这场极度感伤的旅行感到心力交瘁呢。更有可能失去了回来的机会，想回回不来正烦闷呢。林林总总的，两人或许就算殉情都不会发生肉体关系。世事往往就是这么出人意料，向来只有不惹人注意、不为老公所知的出轨才会发展到难舍难分的地步，这种高调的情侣只是看起来风光，两人反而正在痛苦呢，等等。然后按吉趁天还没黑，赶紧回家了。按吉安慰自己的时候，庄吉感觉心里也很有底气，觉得一切都包在对方身上，于是非常放心，连连称是。然而按吉立即就回去了。盼着人来的这段时间还好，然而人已经来了，已经走了。按吉在的时候，这些话还有些说服力，按吉一走，剩下的这些安慰的言辞又算什么呢？不过是空虚的废话而已。自己老婆不在了，跟别的男人一起失踪了。自己又能拿这事实如何呢？庄吉更加急剧地消瘦衰弱了下去。有一个爱好文学的青年户波五郎，他自打庄吉小学起，就是庄吉的后辈。他的家刚好跟庄吉家面对面隔着一条街，只要庄吉在屋檐下喊一声喂，就能听到他在对面房子里的回应。庄吉在东京的时候，户波也住在东京，他在一家书店当掌柜，两人关系甚好，几乎天天一起出去玩乐，一起跟别人借钱去喝酒。户波回到小田原后，在车站前开了一家叫杂文堂的小书店，这一年来天天出门。他把店交给伙计管，自己偶尔也会跑跑客户，但经常大白天就开始喝酒，一夜就把营业额喝到赤字。户波也快到连夜逃跑的地步了。忧心催得人憔悴。这时候最眷恋的就是朋友。虽然跟朋友在一起，有时候会莫名焦躁生气，但心里总感觉很满足，很安稳。户波是个酒鬼，非常明白宿醉的不安和痛苦，知道人在这种时候会极为眷恋朋友，这类经历对于他自己也是家常便饭了，因此他很同情庄吉对朋友的这份眷恋。只要庄吉在对面房子喂地喊一声，他就会过去，哪怕手头的事都不干也要陪着他。可是他自己除了宿醉和连夜逃跑以外，并没有其他烦恼，也没遇过这种事，不可能去凭空想象出来，所以没办法设身处地去同情庄吉。谁都是如此。当时庄吉话说到一半，突然心烦意乱，捏着和服腰带就往乒乓球桌的桌脚上绑，绑了一个圈，把头往圈里一面塞，一面用力拉扯，念叨着“这样死不了吗”，然后又烦躁地捏着腰带，又把头塞到圈里，使劲拿胳膊往头顶上方拉扯腰带。那眼神简直就像已经疯了似的，混浊发蓝，暗沉而犀利。即便如此，户波也未曾想过庄吉竟然会自杀。那是在那之后四五天后的事。庄吉在家里喂喂地喊了好几声，却没有人回应。于是庄吉蹬上木屐，来到了户波家门外。“户波不在家吗？”户波的妻子原来是做女招待的，是个非常没礼貌，一不如意就怄气睡觉的母老虎。只听房中传来含含糊糊，带着怒气的回话：“他不在！”“他去哪儿了？”“我哪知道他去哪儿了！”庄吉就此沉默，回了自己家。户波当时要在家里的话，或许就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了。庄吉来到屋檐下的走廊上坐着，一会儿又焦躁地站了起来，往屋子那边走，从客房走到放着乒乓球桌的房间，再走到内屋，毫无意义地快步走来走去，又回到了走廊上，焦躁地坐下了。刚坐下不一会儿，又唰地站起来，走到了他孩子的房间里。过了十分钟，户波回来了。他听说三枝先生刚刚来找过自己，就没从玄关进去，而是从院子转到了走廊那边。户波总是习惯从院子里转过来找庄吉。孩子的房间在走廊尽头。这房间刚好很像个阁楼，没有顶棚，房梁裸露在外面，离地只有六尺高。也就是说，这屋子原本是间小仓库，在此基础上加盖了外面的走廊，地板上放着桌子椅子。虽然整体很像西式房间，但没有门，所以人在院子里可以察觉到里面的情况。户波感觉屋里有人。于是他从院子里往里瞧了瞧，一瞧之下却发现庄吉的母亲——那个曾是老师，威风凛凛又胖又壮实的老太太正用双手一动不动地摁着什么东西。她背对着他，所以他不知道她在摁着什么东西，但她好像一直在摁着什么会动的东西，让那东西保持不动。于是户波迈上走廊。“老太太，有什么事吗？”户波说着就走进屋里。于是她回过头来盯着他，眼里散发出诡异而锐利的光芒。“傻子死了。”然后她放开一直摁着的东西，走出屋子，说了句，“麻烦你叫医生过来。”户波往里一看，房梁上挂了条腰带，庄吉吊在腰带上。因为房梁离地面只有六尺高，小个子庄吉的脚几乎碰到地板，就像踮脚站着似的，微微摇晃着。只见庄吉垂着两条长长的鼻涕，血红的眼睛大睁着，散发着诡异的光芒，就像是还活着，像是在发疯一样。庄吉的母亲多半是听到孩子房间里传来异样的声音，就马上起身去查看情况了。户波把庄吉从房梁上放下来，赶忙跑去找医生了。☆☆☆我接到电报赶去了小田原，我到那不久以后，庄吉老婆就回来了。她看到了当天的报纸，知道了自己老公自杀一事。她让我去一下，就把我带到另外的房间，一面换丧服（可能是从衣柜里拿出来的），一面说道：“那家伙，是存心想折磨我才寻死的。”“没有的事。人会为了折磨别人干出很多事，但不会寻死。他是四十岁的文士，又不是歇斯底里的小丫头。”“你骗人。那家伙为了折磨我，什么都干得出来。他就是为了让我难过才寻死的。”“算了，你冷静一下。”我转身离开了房间。我很奇怪她会提前准备好丧服。生活过得这么窘迫，什么衣服都偷偷卖掉，为什么她没有把丧服拿去当铺当掉呢？我会这么想，是因为女人的丧服透着一种奇妙的性感气息，尤其是女人正在穿丧服的时候，令人神魂颠倒。这种莫名妩媚又性感的生物正扑簌簌地掉着悔恨的泪水，说那家伙是存心想折磨她才寻死的。我也因为中了这种性感的蛊惑，所以赶紧逃掉了。真是没脸见人。我在那之后不久就去京都闲游了。一年半以后，我回到东京。一天晚上，庄吉夫人过来拜访我。她已经自暴自弃到了极点，她成了一名小妾。说是小妾，不如说是妓女，而且还是最放荡的站街拉客的那种。我都不忍直视了。之后我听说她其实是自愿堕落到这种地步的。庄吉是一个始终在做梦的人。他的文学不光是他的梦，还是他实际的人生，同时也是他的梦。然而，梦能成为文学有一个前提：这个梦的根基必须在现实生活中扎根，在他站立的现实的地基上扎根才行。一开始是扎了根的，因此他的老婆才会模仿他在梦里描绘的那个她，不久便毫无二致，他们成功地把现实本身变成了梦。他的人生、文学都像他制作的玩具箱一样，他跟他老婆身为玩具箱中的主人公，却有着

士威部队。七月二十五日拂晓，“济远”、“广乙”完成了护运船任务，从牙山起锚返航，当两舰驶至半岛海面时，与日本海军吉野、浪速、秋津洲三舰相遇，日舰不宣而战，向“济远”、“广乙”两舰突然开炮，妄图乘其不备，将“济远”、“广乙”击沉，从而燃起了战火。因为这年是甲午年，史称这次中日战争为“甲午战争”。清军“济远”、“广乙”两舰丝毫没有防备，被打个措手不及，仓皇应战，损失惨重。清政府对日军的挑衅，忍无可忍，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八月八日正式向日本宣战。同一天，日本也向清政府宣战。九月十七日，北洋舰队主力与日本联合舰队在鸭绿江口外的黄海相遇，双方展开了激战。在这次海战中，北洋舰队投入战斗的有十只战舰，日本联合舰队是十二只，北洋战舰吨位小，而日本舰队是以“吉野”为首的铁甲快速战舰。海战开始时，在丁汝昌的指挥下，十只战船以“人”字队形向日军联合舰队发起攻击，刘步蟾指挥“定远”舰首当其冲，冲杀在前，将日本联合舰队拦腰截断，使日军联合舰队首尾不能相应，一下子就打乱了日舰的阵形。在清军的猛烈炮火攻击下，重创日军“比叡”、“赤诚”、“西京丸”等舰，并击毙赤诚舰长日本海军少佐坂三八太郎。日本联合舰队不久从惊慌中镇定下来，依仗舰坚舰多火力强，转而对北洋舰队南北夹击，使北洋舰队陷于腹背受敌的不利地位。北洋舰队的旗舰“定远”舰被日本“吉野”、“高千穗”、“秋津州”、“浪速”四舰包围，情势十分危急。“致远”舰管带邓世昌见此情景，激励“致远”全舰官兵说：“我们从军卫国，早已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目前敌强我弱，我们只有拼死作战，决不能贪生怕死，有辱我军声威。”这时，“致远”舰也已经受伤，舰上烟火弥漫，他把令旗一挥，下令开足马力冲向前去，把旗舰掩在舰后，向日舰连发数弹，逼使日舰稍稍后退，使旗舰“定远”得以脱围。北洋舰队其他战舰见此情景，很受鼓舞，士气大振，只见黄海海面炮声震天，烟火弥漫，双方打得异常激烈，敌舰“松岛”号中弹起火，死伤百余人，“西京丸”号几乎被击沉。战斗进行到下午三点钟左右，“致远”舰在激战中由于首当其冲，目标最大，所以遭受的打击也最为惨重，这时舰身已开始倾斜，眼看就要沉没大海，弹药也快打光了，邓世昌仍然镇定从容，拼死作战。日军铁甲舰“吉野”肆无忌惮地冲杀过来，连续用重型大炮向“致远”发炮，妄图一举把“致远”击沉，邓世昌见状，气愤已极，命令舵手开足马力，对准“吉野”冲过去，他对帮带大副都司陈金揆说：“倭舰依仗吉野舰大甲坚火力强，才这样凶狂，如果撞沉它，我军就能集中起力量来了！”于是，邓世昌亲自掌舵怒驶，且沿途鸣炮，不绝于耳，直冲日舰而来。日舰“吉野”指挥见状大惊失色，一面命令施放鱼雷，一面准备掉转船头逃跑，正当“致远”舰快要接近“吉野”的时候，不幸被鱼雷击中，机器锅炉迸裂，船遂左倾，顷刻沉没，邓世昌与大副陈金揆、二副周居阶等全舰将士壮烈牺牲。下午三点多，北洋舰队右翼阵脚的“超勇”、“扬威”二舰中弹起火沉没，“经远”舰失去了保护。此时日舰主攻的清军左翼“济远”舰和“广甲”舰仓皇逃窜，日舰掉头迅速将“经远”舰团团包围，把它逼出阵外，“经远”在号称“帝国精锐”的日本先锋队“吉野”等四舰的围攻下，中弹多处，管带林永升指挥全舰不断发炮攻击。正当激战正酣之际，林永升猛然发现一敌舰中弹受伤，于是下令对准这只受伤的敌舰开足马力追击，想一鼓作气将其击沉，日舰依仗铁甲坚固，集中火力以排炮猛攻“经远”舰，突然一颗炮弹在林永升面前炸开，林永升不幸中弹身亡，大副陈荣和二副陈京莹随后也相继被炮弹击中身亡。“经远”舰最后在烈焰中沉没，全舰将士无一生还。下午五时多，“靖远”舰在叶祖圭的指挥下，修复好漏洞。他见旗舰“定远”桅褛被毁，全队失去指挥便主动代替旗舰，从旁升起队旗，率领剩余船舰向日舰猛打猛冲。在“靖远”舰的带领下，北洋舰队声势大振，一齐向日本联合舰队攻击，日舰这时也损失惨重，见势不妙，掉转船头向西南方向逃遁。黄海海战，日舰先撤离战场，北洋舰队不久也返航旅顺，双方各有损失，中国舰队“致远”、“经远”、“超勇”被击沉，“扬威”、“广甲”自毁，另有六艘受创，死伤将士千余人，但主力尚存。日舰“旗帜”、“松岛”及“赤诚”、“吉野”、“比叡”、“西京丸”六舰受重创，死伤舰长以下官兵六百多人。看到这种情况，软弱的李鸿章借口“保船制敌”，命丁汝昌率舰队躲进威海港，结果坐以待毙。不久，日本开始向旅顺口进攻。在甲午海战中，日本的海军实际上也遭受了重创，已无力从旅顺口正向进攻，同时旅顺口沿岸布满了清军从德国购进的新式大炮，狡猾的日军于是采取了用舰船运送陆军到花园口从背后抄袭的策略。而此时，北洋水师舰队因李鸿章的命令，不再参加任何战事，陆上也没有陆军防御，由此，日军不伤一兵一卒，很轻松地就登上了花园口，并直扑金州。在金州、旅顺、大连还驻有很多清军，但这些清军，一看到日军到来，马上就逃跑了。两个月以后，日军用同样的方法向威海卫发起了进攻。用军舰运送两万多日军从威海卫东的成山角登陆，没怎么遇到抵抗，就占领了威海两岸的所有炮台，并且封锁了港口东西出口，北洋舰队此时完全成了瓮中之鳖。这时威海港外的刘公岛还在清军手中，如果在陆军配合下，港内的水师完全可以突围出去，但水师中很多洋人顾问都主张投降。担任水师副提督的英国人马格鲁和军事顾问美国人浩威尔还勾结少数水师将领，鼓噪士兵哗变，以迫使丁汝昌投降。丁汝昌不愿背个不忠的罪名，结果在绝望中被迫自杀了。丁汝昌死后，在洋人的指使下，很快由浩威尔起草了一份投降书，送到日营。1895年二月，日军正式接管了北洋海军十一艘兵舰、刘公岛的全部炮台以及威海卫的全部军械，物资均完好无损地成了日军的战利品。日军占领了威海后，又马上渡过鸭绿江分几路向辽阳进军，日军在进占辽阳时，除清军将领夏士成、依克唐阿率部下和自发的群众抗日武装在凤城坚决抵抗外，其余清军皆望风而逃，结果日军没费什么力气就攻占了海城等地，并直逼辽阳、沈阳两城。辽西也受到极大的威胁。慈禧太后看到辽东半岛及辽西的大片土地这么快就被日军占了去，生怕日军打进山海关，直逼北京，赶紧起用已经被罢免了十年的恭亲王奕，主持总理衙门大事，用他和洋人的关系，请英、俄公使出面调停，向日本求和。此时的英、俄都有自己的打算，并不想急于让日本停战，当美国出面稍一反对，英国立即罢手不再管这件事。其实美国反对英国出面调停，也是出于他自身利益的考虑，其目的是想让别国都不再插手这件事，由他一家独自出面调解日本停战问题，以便从中获取更大利益。恭亲王奕也看出只有美国和日本关系好，就呼吁美国出面调停。于是，美国公使开始在中日之间进行联络活动，日本此时刚占领了旅顺口、威海卫，也无力再向中国其他地方扩张，有人从中过个话，巴不得顺坡下驴，答应求和的要求。但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表示，必须由恭亲王奕或李鸿章充任全权代表，并以割地赔款为“议和”条件才能开议，否则不必派代表去日本谈判。于是慈禧太后又马上开复李鸿章的一切处分，任命他为“头等全权大臣”，前往日本议和。1895年三月十四日，李鸿章带着儿子李经方、美国顾问科士达等，由天津乘船去日本。二十日，李鸿章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等在马关的春帆楼开始谈判，伊藤博文一开始就摆出战胜者的骄傲姿态，肆意勒索，并派军攻占澎湖列岛。李鸿章要求停止军事行动和减轻勒索，被伊藤博文拒绝。二十四日，李鸿章在谈判后回寓所途中，被日本暴徒刺伤。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担心列强借口干涉，宣布除台湾、澎湖列岛地区外，其他战地立即停战。四月一日，中日双方代表重开谈判，日本提出割让奉天南部、台湾、澎湖列岛，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三亿两等苛刻的条件，清政府批示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等“竭力申说”，尽量争取减少割地赔款。四月十日，日本提出最后修正案，伊藤博文只准李鸿章说“允，不允”两句，并以战争再起和进攻北京相威胁。四月十七日，李鸿章终于和日本代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马关条约》的主要内容是：①中国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②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附属各岛屿和澎湖列岛给日本。③赔偿军费二亿两白银。④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个通商口岸，日本可沿内河驶人以上各口岸。⑤允许日本臣民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工厂，产品运销内地只按进口货纳税，并准在内地设栈寄存。条约中还规定，为保证中国履行条款，日军暂时占领威海卫。《马关条约》是日本在西方列强的支持下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也是《南京条约》以来最严重的丧权辱国条约。《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出后，全国哗然，拒绝和约、迁都再战的呼声震动了整个京城，并在全国掀起了反割地、反投降的斗争。清政府及地方官吏也因《马关条约》丧权过重而不满，他们有的请求杀李鸿章以谢天下。由于《马关条约》在国民中的极坏影响，同年，李鸿章卸下直隶总督的职务，进入内阁办事，但被规定“不得与闻朝政”。次年奉命出使俄国，订立《中俄密约》。不久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战争爆发后，李鸿章到江南去参与“东南互保”，不久调充议和全权大臣，兼署直隶。在慈禧太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上谕批示下，李鸿章经过一番沟通与幹旋后，于1901年九月九日与列强签订了赔款数额令人触目惊心的《辛丑条约》。参与《辛丑条约》的列强就是八个出兵的国家，他们分别是：德、法、日、俄、美、英、意、奥。条约主要内容就是赔款，赔款数额之巨，创清朝有史以来最高，计白银四亿五千万两，相当于清政府二十年的财政总收入。这些赔款虽然要四十年还清，但是要计利息的，所以本息加起来共计九亿八千二百多万两，再加上各省地方性的赔款，总数额超过十亿两。这些外国列强怕清政府还不上，就让以海关关税和盐税担保。此外，列强还要清政府严厉治办义和团首领及义和团运动中与洋人作对的各级官员。在北京东交民巷划出一片使馆区，并允许列强从国外派军队保护自己的使馆；拆除大沽口到北京铁路的全部炮台，并且在天津二十里以内不许驻扎中国军队，外国则有权在各处驻军。在《辛丑条约》中列强没有提出割地的要求，但这些条款已经使中国丧失了大部分主权，这时的中国已经完全沦陷为半殖民地社会。《辛丑条约》签订后两个月，李鸿章，这个在洋人面前得了软骨病，和一系列卖国行径联系在一起的晚清重臣，终于病死，谥号文忠，著作辑为《李文忠公全书》。李鸿章想以洋务运动来兴国图强，崇洋媚外，物极必反，结果事与愿违。甲午一战，便将几十年苦心经营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换来的仅仅是一系列卖国条约。这个历史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三、一代名将左宗棠在多事之秋的晚清，出现了很多历史上有争议的人物。如果从镇压农民起义方面看，他们是屠杀农民的刽子手，但他们无疑又是有贡献于民族的功臣，左宗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左宗棠，生于1812年，湖南湘阴人，家境贫寒，勤奋好学，在青年时代就立下宏图大志，一生精忠报国。左宗棠在科举上并不如意，仅仅中过举人，但他才华横溢，从小就很注意研究兵法和中国及世界的历史、地理，他曾在自己的住处写下了一副对联：身无半亩地，心忧天下；读破万卷书，神交古人。他在湖南一带名望很大，林则徐、曾国藩等当时名流都对他颇为赏识。有一次，已经身为封疆大吏的林则徐路过长沙时，特意约见左宗棠，两人畅谈彻夜。事后，林则徐对左右人说，左宗棠是一个旷世奇才，必为朝廷所重用。左宗棠在仕途上曾得到过林则徐、曾国藩等人的竭力推荐。太平天国时期，他曾在湖南巡抚幕任师爷。虽不足朝廷官员，却一切军政大事都由他主持，被称为“晚清诸葛亮”。在左宗棠的主持下，湖南省城长沙才没有被太平军攻破。后来他终于得到清廷的重用，被任命为闽浙总督，镇压了浙江、福建境内的太平军。在任闽浙总督期间，左宗棠创办了福州船政局，也开始洋务兴国之举，该厂由炼钢厂、船厂和学堂三部分组成，但工厂尚未建成，左宗棠便调往西北镇压农民起义去了。1855年，云南回民首领杜文秀在大理县起兵反清。1856年，陕西回民首领任五在渭南县起兵反清。同年，甘肃回民首领马仕龙在金积堡（今金积县）起兵反清。面对日益壮大的回民大起义，清政府派荆州将军多隆阿前去镇压，但多隆阿屡战屡败，后来在战役中殒命。于是清政府又调左宗棠任陕甘总督，负责平定回民起义。1868年，陕西反清军首领董福祥投降，七年之久的陕西回变宣告结束。平定陕西后，左宗棠挥师西征，进入甘肃，攻击马仕龙部。甘肃从东到西两千四百里，战线颇长，马仕龙的力量也不算小。在左宗棠的指挥下，1870年，清军攻陷金积堡。1873年，攻陷伯碾（今乐都）、肃州（今甘肃西酒泉），从而平定了陕甘回民起义。在这一时期，新疆也发生了大规模的回变。1864年，陕西回变首领之一妥明，流窜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参将索焕章与妥明一个鼻孔出气，伺机造反。都统平瑞向迪化征收捐税时，奇台县税务官马金、马八乘机敲诈勒索，从而引起大多数汉人与回民的愤怒，导致抗缴请愿事件。马金、马八为掩护自己的罪行，干脆倒打一耙，说什么“汉人要灭回民”，号召回民起来反汉杀清，于是奇台发生了流血冲突，索焕章乘乱杀了平瑞，并拥戴妥明称“王”，宣布独立，开始了分裂民族的叛乱。1865年，另一位从陕西流窜到新疆的回变首领之一金相印，在喀什噶尔（今新疆疏勒）发动当地回民举行暴动，并将清政府官员赶走。位于天山西麓、中亚细亚的浩罕王国，派遣其大将阿古柏前去支援金相印。为增加号召力，他还带领维吾尔族领袖大和卓木、布土尔客率其安集延兵团一道助金反清。他们联合大军进入中国领土，布士尔克在喀什噶尔称“王”。1867年，阿古柏搞了一场政变，登上宝座，一脚将布土尔客踢到麦加。阿古柏上台后，自称“毕调勒特可汗”，宣布建立“喀什噶尔汗国”。1870年，阿古柏北伐迪化，妥明被逼逃之夭夭，并于途中殒命。于是，除伊犁为当时俄国占领外，阿古柏统一了新疆全境。阿古柏的汗国疆域约百多万平方公里，他为了巩固地位，立即同英、俄及土耳其回教国加强联系。面对这一局面，以慈禧为首的清廷因无力平叛，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谁也不敢碰这一棘手问题。左宗棠平定陕甘回变之后，向朝廷上书，提出收复新疆。他在奏折中说：“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领土，坚决不能放弃。如果放弃新疆，则不仅甘肃、陕西暴露在敌人面前，而且内外蒙古和山西也不得安宁，连北京也将受到威胁。西北与北京的关系，如同手指与臂膀相连，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不能分割。”左宗棠还说：“我今年虽然已经六十五岁了，但不能容忍俄国霸占伊犁，阿古柏占领新疆，如果朝廷同意我的意见，我愿意带兵出征，拼杀疆场，收复伊犁和整个新疆。”这一敏感的爆炸性问题一经提出，就在紫禁城形成了两派交锋。以李鸿章为首的“海防派”称，中国外患来自海外洋人，国防重点应放在与列强的对峙上。至于新疆那里，不如册封阿古柏为国王，使其像朝鲜、越南一样成为藩国算了。一句话，海防久久99色色

常伺候，不可私自遣人往曹县等处去。如曹县等处有人到，即时送出，亦不可使家人往别家去，如别家人来，亦不可放入。兵部打算对刘泽清做特殊考虑，不予逮捕。多尔衮命令：“待曹县事平，自见明白”。从军事上平定“曹县危机”，与此年秋天平息三边起义余部一样，由河道总督杨方兴全面负责。不过，河南巡抚吴景道也曾予以大力协作，他委任前明将领高第来全面负责镇压反贼的任务。当时高第已开始了在黄河南岸河南地区的清剿，把榆园军赶回了兰阳。与此同时，总兵孔希贵也切断了他们的东逃之路。在这次战役中，一个名叫佟文焕的清兵游击将军战功卓著。此人原来驻守内蒙，后率其所部铁骑被调到吴景道麾下，9月20日，佟文焕在兰阳击败刘之炳的榆园义军，并协助将敌人赶过黄河回到封邱，范慎行就在封邱被杀了。到10月28日，高第部攻焚黄河北岸的贼寇城堡。两天后，总兵孔希贵派遣两支清军东进曹县。这两支部队沿途抓捕战俘，予以审讯，结果发现曹县城外“张家楼”附近有一支1万多人的反清武装，由一个名叫张光素的“国公”指挥。于是清军派精锐步骑千人向县城附近的这个义军营地发起了进攻。在随后的两军激战中，成千榆园军战士被杀，12名重要将领被俘，幸存者则被包围在四周围有土墙的张家楼老寨。清军又攻占并摧毁了这些围墙，叛军只得退进楼里。清军在楼四周放起火来，叛军不是死于火中，就是在奔逃时被杀。曹县于是完全暴露在清军面前。曹县至东明路上的义军骑兵，也在11月4日到6日间被游击佟文焕的蒙古兵肃清。曹县县城自9月13日以来就被一支满汉联军所包围。义军最初在城外设防，不情愿地与清军在田野上激战。到9月17日，他们放弃第一道防线，退到了城里。四天以后，一支义军步骑自东北而来，试图援救曹县，被清军击退。10月11日，围攻的清军提出与曹县义军首领李化鲸谈判。开始，清军将领提出，如果义军交出被立为天正皇帝的那个明朝宗室，就赦免李化鲸和其他榆园军首领。但无论是在这次或在10月30日举行的另一次谈判中，李化鲸都拒绝交出伪王。11月16日，满洲重型炮队最终抵达了曹县，带来了足以轰破厚重城墙的大炮。17日一整天，直到次日清晨，清军大炮不停地轰击曹县。18日，城墙西北角倒塌，清军突破了榆园军的防守。在随之而来的大屠杀中，许多人丧了命，不过李化鲸和李洪基被活捉以供审讯。“曹县危机”暂时结束了，俘虏现在掌握在清人手中，他们能够被用来证明刘泽清是否卷入了这场阴谋。
刘泽清案件
甚至在东明和曹县陷落之前，就有新的证据暴露出刘泽清与起义的牵连。1648年11月4日，当游击佟文焕的骑兵在清剿东明与曹县之间的道路时，一个名叫陈桂的年轻女仆在翻越刘泽清在北京的府第后墙时被巡卒抓住。在刑部审讯下，她说她看到过一封刘泽清给他在曹县的母亲的信，预先通知她即将爆发起义。而且，她在家里听到传闻说刘泽清还给榆园军送去过一封信，约定10月1日在京城领导起义。根据这一新证据，加之已抓住大多数起义领袖，清廷感到围捕刘家成员的时候已经到了。12月3日，多尔衮颁布敕令，指责刘泽清谋反，下令对此案进行彻底调查。接着，刑部尚书吴达海遣官审问李洪基和李化鲸，他们很快就垮了下来，招供了清廷想要知道的事情。根据他们的招供，刘泽清的侄子刘之干曾扮作僧人秘密去过南方。在他返回时，带来了两个人，即郑隆芳及姚文昌，这两人以前是刘泽清手下的参将，现在南明政权中做将领。这两人受命在曹县策划一次复明起义。如果李化鲸和李洪基有意参加——对此刘之干已经应诺——他们就会分别被任命为都统，晋封亲王。这一在曹县发动起义的计划，时间安排在与刘泽清领导的北京起义同时。所以，在告诉了他们这一密谋之后，刘之干动身去京城与他叔叔协调计划。八天之后，即1648年7月17日，刘之干从北京返回，与李洪基联系，命他于8月24日进攻曹县。结果，李洪基实际直到9月5日才发起进攻，不过他们进攻曹县，则显然是由上述密谋引起的。仅仅根据李化鲸和李洪基的供词，此案并不直接牵连刘泽清。因为，这两个反叛者只是听到刘之干说他叔叔参与了密谋，他们本人并不能直接向审讯官证实刘泽清是他们的同谋。但刑部官员很快就提出了确实涉及刘泽清的新证据。经审问，刘泽清的继子刘继先供认，当刘泽清的侄子刘之干没有被清政府选为显赫的皇帝侍卫时，刘泽清便被激怒了。于是他派了一名家人给在曹县的刘氏宗亲带去了如下几句话：“我见虾子们烧肉役使，清国不会用人，国运不久了。”这个家人还给刘之干带去了一封密信，这封信刘继光和别人都不许看的。刑部审讯官记起了女仆说过的那封刘泽清自己决定10月1日在京城起义的信，便再次提审刘之干，问他那时是否收到过他叔叔来的一封信。刘之干回答：“有一书信，装在合包内，失落了。书上言语，忘记了。”刘家其他人也证实刘之干收到过一封信，问题最后归到刘泽清本人身上。刘泽清的回答是：“原发家书二封，一封单与刘之干看。”审讯者追问信里写的是什么。“一封记得”，刘泽清坚持说。最后，审讯官向刘泽清出示了他被软禁时一名卫兵的口供。这位卫兵的口供说，他看到将军在一天深夜烧了一捆文件。这些文件如果不是某种犯罪证据又是什么呢？在反复审问下，刘泽清终于供认，他所焚烧的文件包括他担任明四镇之一的东平侯诰命。这样，刑部审讯官颇有把握地得出了几点结论：第一，刘泽清确曾违敕派一名家人去曹县；第二，他送去了两封信，其中一封是保密的；第三，刘之干关于密信丢失以及忘记了信中内容的说法，审讯官认为难以相信。又所烧书文，泽清供为明朝诰命，［然］我朝受命今已五载，早宜缴上，乃收匿至今，竟何意也？第四是起因问题。其侄刘之干确实没有被选为侍卫，而从这两人之间互相联系的情况看，此事似乎就是导致密谋的关键；第五是来自榆园军本身的证据，即刘之干曾扮作僧人与复明分子接触；最后，从某些方面看来，所有定论中最令人痛恨的，是刘泽清傲慢而讽刺地评论清人为“虾子烧肉”，清廷审讯官严厉地以刘泽清自身的污点来抨击他的忘恩负义：出猎之日，鼓勇争胜，获兽则燔炙共食，泽清随猎，此言是实。此言实，而刘继先所供之言皆真矣。不过，不管多尔衮对刘泽清的谋反多么恼火，他还是充分意识到让刘泽清这样的汉族归顺者成为好像是满人无端猜忌的受害者而带来的政治风险。因此摄政王坚持由六部的满汉尚书、九卿侍郎以上官员来共议此案。刘泽清被正式宣判为曹县起义主谋。12月19日，他、他的侄子刘之干、李洪基和李化鲸，都被处决了。刘家剩余成员被逐出山东流放。
1648年的回民起义
与山东这些事件同时，远在西部沿中亚边境一带，爆发了另一种叛乱：回民部族在甘肃和陕西西部反抗清朝统治。这场发生在1648年5月的回民起义的原因还不清楚。如前所述，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中亚贸易的衰退引起了一场经济萧条，而这在明朝末期导致了回民反抗活动的不断高涨，许多回民参加了以李自成为首的大规模起义。经济利益与贸易特权是16世纪明廷与吐鲁番商人和统治者之间发生摩擦的一个主要原因。实际上，在明朝边地戍军与回民士卒之间为摆脱贸易法规的束缚而屡次发生冲突之后，16世纪20年代，吐鲁番军队曾袭击了甘肃走廊。在这些混乱过程中，尤其是在1513年吐鲁番征服哈密之后，上万的哈密回民逃入汉族居住区，在甘肃走廊的肃州、甘州和凉州这些地方居住。这些难民后来提供了一种与哈密的直接联系，这对1648—1649年的起义至关重要。在资源问题上，他们与旧居此地的汉人和回民之间争夺也加剧了。特别是当茶马贸易的衰退影响了回民生计的时候，到处都有盗匪活动。回民最普遍的姓氏“马”，这特别显示了他们在饲养马匹和商品运输方面的杰出作用。在李自成危在旦夕之时帮助过他的那个起义头领老回回，不过是边境诸多亡命之徒中最著名的一个。他们中的一些人，无疑由于明代后期驿站系统的缩减而不得已从事了盗匪活动（在1629年的经济措施中，1/3的驿卒被遣散，而这些人中许多就是回民）。反叛活动旷日持久，回民起义不断发生，直到明朝覆亡——平均每六、七年一次。倘若西北的回回商人期待在清朝统治下贸易条件会有所改善的话，那么他们一定会大失所望。当时，与纳贡诸国的交往——以及此后与吐鲁番和其他中亚王国的贸易关系——由翰林院四译馆负责。清初四译馆主事为孙承泽（1631年北京进士），此人是明朝的都御史，他在多尔衮进京之后同意重任该职，兼太常寺少卿。孙承泽本人是否提出过贸易法规并不清楚，但礼部颁布的贸易法规肯定经过他的同意。这些法规仍然反映了早先明朝所贯彻过的类似的全面限制性贸易政策。清政府告知渴望贸易的喀尔喀蒙古人，商队不许通过北京以北长城一线的张家口和古北口。对吐鲁番使节，也再度实施早先在西部引起过战争的明朝旧规，并警告说违令者将受严惩。清政府还告知说，虽然允许吐鲁番商队在兰州从事贸易，但要置于最严密的戒备之下。而且，旧有的茶马贸易只许在汉族居住区界线外的原先明朝置立的马市里进行。这些严格的贸易法规一方面体现了像孙承泽这样的前明官员的决心，他们决心重建曾作为明朝外交基石的限制性特权和控制通道的制度。另一方面，它们不仅反映了清人自己特别清楚的贸易特权对于野心勃勃的部落首领的战略意义，同时，它们还表现了多尔衮要担当在他父亲努尔哈赤兴起之前明朝在亚洲世界秩序里所曾具有的相同角色的决心。1646年7月，通过延请贡使，清政府既重建了明朝贸易体制以维持外盟秩序，又宣布了新天子对异邦附庸的至高权力。然而，不幸的是，这一决心的直接后果，却是不容置疑地引起了吐鲁番及其属地对清朝统治的反抗，也许还恶化了过去曾导致社会混乱和反叛的经济环境。然而，明代后期回民叛乱愈演愈烈，并最终导致了1648—1649年起义，经济因素并不是它唯一的起因。部分地由于19世纪中叶在甘肃回民中发生的所谓“新教”叛乱，一些历史学家就认为回民与非回民之间的地方性冲突在明代已经加剧，到清代更加恶化了。还有更让人感兴趣的一种意见，认为宗教冲动导致了反叛，并可能是由好战的苏非派激起的。甘肃西部起义回民中最著名的领袖是一个名叫米喇印的人。《甘州府志》说他“素桀黠”。他拉起队伍帮助地方官追杀李自成起义军残部。1648年5月，米喇印和另一位回民首领丁国栋发动了反清起义。这两个回民首领说服了前明延长王朱识第十二章多尔衮摄政各处征伐，皆叔父倡谋出奇。攻城必克，野战必胜。叔父幼而正直，义无隐情，体国忠贞，助成大业。福临登基诏。《世祖实录》第九卷，第113页1644年5月2日，就在多尔衮下决心着手征服中国的前七天，大学士希福向在盛京的清廷呈上满文本辽、金、元三史。希福解释说，这些史书中包含了许多过去的教训，包括以前这几个征服王朝所经历的“政治之得失”，“其事虽往，而可以诏今；其人虽亡，而足以镜世”。翻译汉文史书的工作始于1636年。因为太宗（他刚把国号从“后金”改为“清”）认为，所有满洲官员都应该研究这三朝的历史，“善足为法，恶足为戒”。太宗本人从这三朝历史，尤其是从《金史》中得到的鉴诫，就是汉化的危险：“后代习汉法而忘箭术”。在1644年，对于许多随从多尔衮入侵中原多少有点勉强的贝勒们来说，这仍是一件令人关心的事。不过多尔衮自己从诸如《金史》中也得到了一些教训，这就是部落贵族与皇帝之间灾难性的内讧，无异自相残杀，极其危险。读一读《金史》，我们就会明白征服者上层之间的这种分裂，是怎样助长了汉族官僚政治派系的形成；而这种政治派系反过来又激化了汉化的皇帝与排外的贵族之间的敌意。我们也可以发现，例如在金禧宗朝（1135—1148），汉族官僚是如何因中央集权的加强而欣然拥护君王的，而女真将领和贵族们又是如何地反对汉化政策。因为制度改革的结果，威胁到他们对自己的势力范围的独立控制权。于是对行政改革的意见分歧变成了残忍的权力斗争，这场斗争使得金朝皇室一蹶不振，正如1161年以后持续的汉化削弱了它的部落基础一样。当多尔衮仔细考虑占领北京的决定时，他一定希望弄明白满洲人是否能够避免类似的结局。对于满洲人来说，这里存在着汉族皇室与外廷官僚们长期的紧张关系，以及亡明的那支派系复杂的官吏队伍。此外，满洲人自己的八旗制度也很容易在贵族集团间导致冲突。而且，已经以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三院形式存在的政治机构，也使满洲贵族与满汉儒家君主政体之间这些潜在的对抗得以加剧，并且集中了起来。
议政王大臣会议与内院
议政王大臣会议可以追溯到1622年，当时努尔哈赤确定皇子八人为和硕贝勒，共议国政，次年，又任命大臣八人负责监察，以使努尔哈赤得以觉察八贝勒的密谋。皇太极继努尔哈赤登位后，加强皇权，逐渐废弃皇帝与贝勒共治天下之制，大臣的权力加强，人员增多。1626年，又命总管旗务的八大臣参预议政。1637年太宗称帝后，议政王大臣会议进一步扩大，秉命审议军事得失，筹划外交事务。它体现了源于满族兴起初期的部落贵族的高度权威；但尽管如此，议政王大臣会议仍十分明显的是皇帝的一个咨询机构，被小心地约束在官僚机构的范围之内，因此它并不能充当帝国政府集体决策机构的角色。如果说议政王大臣会议代表了贵族的集体统治，那么早先的另一机构显然更多地象征着皇权及其决策作用。它最初是个文书机构，负责把汉文文书译成满文，或把满文文书译成汉文的工作。1658年后，称为内院。1614年起，清廷正式设置笔帖式，受理牛录账籍。这些人后来逐渐发展成了受命记注国家政务、翻译汉文资料的儒臣。最初他们倒并不一定是文臣，而多是武臣。1631年皇太极置六部后，始命文臣充之。1634年，礼部试译员16人，授为举人，此衔为文职遂成定制。两年后，其所供职的文馆（初建于1629年）正式改为内三院：内国史院，掌编纂实录，收藏御制文字，撰拟祝文、诰命、册文等；内秘书院，掌撰拟与外国书，及敕谕、祭文等；内弘文院，掌为皇帝进讲道德得失，并为皇子侍讲之职。起初设大学士至少四人，掌内三院之事，满汉各二人。1636年，汉大学士减员一人，并在1644年以前一直由范文程担任。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三院这两个机构，初看上去似乎与明朝的两个类似的机构相对应：九卿科道会议和内阁。九卿科道会议由六部、都察院、通政使司与大理寺的长官组成；皇帝的内阁则甚至包括了与天子最为接近的翰林院，掌编史、起草诏令文书、研究学问、编纂书籍等事。不过事实上，明、清两朝机构的基本职能是迥然不同的。譬如，明朝的九卿科道会议聆听廷训，被召集讨论重大政策，但它显然是一个作为皇帝侍从的咨询机构；而清朝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势则大得多了，体现了早先满族集体统治的传统。新朝初建，这个区别即已存在。议政王大臣会议掌外交与军务，认可皇帝在这些方面的决策，九卿会议则是严格的咨询机构，满汉大臣时而合议，时而分议，对政策的制定发表意见，提名大臣人选，讨论行政法规。九卿会议常与王大臣会议一起召开，但相对于权力更大的王大臣会

之鞟。作为一个南京陷落时不光彩地怯懦出逃的大臣，马士英一直是弘光政权所有弊端的象征。思想家刘宗周后来评论道：“士英亡国之罪，不必言矣。焉有身为宰相，弃天子，挟母后而逃者”。不妨说，马士英的行为是如此地不光彩，以至其后那些决定投降的人，倒像是合情合理的——他的行为既然如此卑劣，那么相比之下，他们投降简直就是可以接受的了。
南京的投降
钱谦益是最早知道马士英出逃的高级官员。在路过马士英的住宅时，他看到大门洞开，守门的卫兵已无影无踪。于是，钱谦益、赵之龙和王铎组成了一个残缺不全的政府，他们在6月6日正式集会以讨论这个政权的命运。看来在人们心目中，他们会把这个城市交给清人，这是毫无疑问的了。唯一有争论的主要问题涉及到假太子。有一些官员想让他正式登基，做他们的皇帝。赵之龙（他曾从城外招进卫戍部队，估计一旦需要的话，就用以清除暴民的势力）直截了当地反对这个主张。他指出，如果在这个时候加冕一个新君，那么以后关于他们投降的外交谈判就要受到牵连。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样做是不合适的。这个假太子应允许留在宫中，每一个大臣应发表声明以安抚百姓，而真正的政府——由现在正在开会的官僚们组成的内阁——将继续致力于城中百姓的投降事宜。他们已经一致同意投降了。奇怪的是，竟然很少有人对这个决定表示异议。但可以肯定，当清军日益逼进、赵之龙正在安排欢迎多铎的正式准备时，还是有几个人被深深地激怒了。当赵之龙准备封检户部库房时，户部侍郎刘成治奋拳痛揍了他一顿。不过，在6月8日多铎来到南京郊外的时候，实际上整个南明政府都在那里迎接他。两个御史首先欢迎他，随后，在一阵突如其来的、把人淋得透湿的暴风雨中，由赵之龙率领下的其他149名南明文官，在首府门外列队迎接那位径直扎营于城市主门前的清王。多铎受到的欢迎和多尔衮在北京受到的欢迎一模一样。双方的交谈仍是那一类话语，满人同样表示了对明帝皇陵的担心和对这个政府的关切。把账册交给多铎的赵之龙被封作“兴国公”，其他降员也被授予礼品和官阶。比如王铎进入清廷，后来他成为礼部郎中，司掌弘文院的工作，编写清太宗时代的《实录》，并主持1647年的殿试。就在多铎在军营里宴请南明高级官僚时，南京的小吏和平民正在聆听公告。公告谈到福王的盛宴狂饮，谈到他的内阁成员的贪赃枉法和仗势欺人，并说这些弊端现在将得到整肃，一个新的政权将保护百姓们的正当利益。就像在北方一样，满人军队给那些目睹他们接管城市的南明官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满军入城之前，赵之龙已经命令家家户户准备好香炉，并把“顺民”、“大清皇帝万万岁”等字贴在黄色条幅上，挂在家门口。到6月16日这些准备工作完成之后，南京巨大的城墙中沉重的玄武门摇摇晃晃地打开了，在仍然身穿红色绸服的豫王率领下，满汉部队开了进来。不过在安顿士兵时也有一些小小的摩擦。有一条线，画在城市地图上的通济门与大中桥之间，把城市分为东北和西南两个部分。清军将驻扎在这条线的上方，而南京市居民住在这条线的下面。这很快就导致了很大的麻烦，住户们不得不打点他们的行装，穿过清军的防地，进入指定的居住区，而那里房价在飞涨。不过就像在北京时一样，居民迁移看来确实在满军驻扎区域减少了犯罪、特别是强奸罪。因为这支被人为地分隔开的部队受到约束，即对违纪行为加以严厉的军法惩处。这既是为了加强纪律，也是为了给南京市民留下好印象。6月16日多铎下令，将8名因为违纪抢劫而被逮捕的旗人公开处死。多铎入城之后，他首先向赵之龙询问的事情涉及到伪太子。满族上层人物显然把他当成了真正的王位继承者。次日，赵之龙带着一个人来到了多铎的总部，他向多铎介绍说这是王之明。没有关于此后谈话的记录，但是后来多铎告诉赵之龙说：我们一时不能确定真假，一切等我们回到北方以后就会清楚的。不过，此前多铎似乎已经认定，王之明是真的明太子。终于，在6月15日福王被俘并且三天后被带回其故都南京时，他作出了反应。福王的归来是不光彩的：五月二十五日（6月18日）丙午……弘光以无幔小轿入城，首蒙包头，身衣蓝布衣，以油扇掩面。太后及妃乘驴随后，夹路百姓唾骂，有投瓦砾者。一进城，弘光就被带到了灵璧侯府邸，那里正在举行一个宴会。宴会的主人是多铎，客人有假太子和赵之龙等南明礼部官员，多铎让弘光坐在假太子的下位，又生怕弘光没有觉察到这种悔辱，便尖刻地指责他篡夺王位。为什么——多铎质问道——福王没有把皇位给名正言顺的太子？为什么他没有派出一兵一卒去打大顺农民军？为什么满兵占领扬州的消息刚一传来他就逃离了南京？就连假太子也被这连珠炮般的质问吓了一跳，他试图为福王辩护，他说他最初还是得到了款待，只是由于奸臣干政才变糟了。不过，多铎还是不紧不慢地挖苦弘光说，如果弘光在清军渡黄河以前向清发起进攻，那么南明军队本是能够取胜的。接下来福王想替自己辩护，但却无言以对，而且已经汗流浃背了。他只有在众人面前难堪地低下头来，装聋作哑。宴后，他又被送到南京城外监禁。尽管多铎在几个南明官员的陪同下去看望弘光，但也只打听了一下马士英的下落，这位昔日的皇帝显然已经不再是一位公开露面的人物了。随后他被解往北京，在那儿他一直没有公开露面过，并且第二年就被秘密地处死了。接着，假太子也在清军一个无人知晓的营地销声匿迹了，从那以后，外人再也没有看到他。据说在北京当局的命令下，1646年5月23日他和其他一些名字被义军所利用了的明皇子们一道被集体处决了。
大赦
6月19日，多铎下令公布多尔衮对江南老百姓的一道特别赦令。赦令写道：檄谕河南、南京、浙江、江西、湖广等处文武官员军民人等曰：尔南方诸臣当明国崇祯皇帝遭流贼之难，陵阙焚毁，国破家亡，不遣一兵，不发一矢，如鼠藏穴，其罪一。及我兵进剿，流贼西奔，尔南方尚未知京师确信，又无遗诏，擅立福王，其罪二。流贼为尔大仇，不思征讨，而诸将又各自拥众扰害良民，自生反侧，以启兵端，其罪三。惟此三罪，天下所共愤，王法所不赦。用是恭承天命，爰整六师，问罪征讨。凡各处文武官员率先以城池地方投顺者，论功大小各升一级。抗命不服者，本身受戮，妻子为俘。若福王悔悟前非，自投军前，当释其前罪，与明国诸王一体优待。其福王亲信诸臣，早知改过归诚，亦论功次大小，仍与禄养。除了当即同意大赦和许诺官职升迁外，多尔衮的这道赦令——它肯定是李雯写的——贯穿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口吻，似乎是要使人们更加相信此时满人统治这个帝国的决心。晚明社会复杂混乱，政局动荡不定，派系变幻，观念歧异，惶乱犹豫原是这一时代的特色；但正是清朝这类赦令文告中表现出的那种君临天下的口吻，大大消解了那种惶乱犹豫。尽管对南明官员的罪过施加了高压措施，这种声明中充分的自信却使许多人为之折服了。同一天，即6月19日，绝大多数南明朝廷的官员来到豫王的军营，把他们的名字登记下来供新政权任用。钱谦益和王铎拟就了一份在赵之龙签署后得以发表的公开声明。这份声明首先为他们与清廷的合作辩解，然后就向人们发出了归顺的号召。自辽金元以来，由朔漠入主中国者，虽以有道伐无道，靡不弃奸而构衅，问罪以称兵。曾有以讨贼兴师，以救援奋义，逐我中国不共戴天之贼，报我先帝不瞑目之仇，雪耻除凶，高出千古，如大清者乎？对于这个冗长的、精心措辞的设问，其回答显然就是：从没有任何一个征服者王朝可以和清王朝相提并论。这份声明接着便以谄媚的口吻叙说道，清朝恢复了首都的秩序，重修了皇陵，安抚了皇帝的在天之灵，平息了官员们的悲愤，照顾了皇室，给百姓带来了和平，给官员以工作，继承了前朝旧制。当清军进入南明首都时，太阳突然普照中天。清兵受到纪律约束和限制，因而城里百姓又可以自由地赶集，“三代之师于斯见之”。毫无疑问，南明首都的官员们已经投降了这支正义之师。靖南（黄得功）复役，谁为一旅之师，故主（福王）来归，弥崇三恪之礼，凡我藩镇督抚，谁非忠臣，谁非孝子，识天命之有归，知大事之已去，投诚归命，保全亿万生灵，此仁人志士之所为，为大丈夫可以自决矣！
改换门庭
无疑，几乎所有的南明官员都投降了。后来在晚明历史中对此有一段不以为然的记载：国破，（高）倬投缳死。五月，南都破，百官皆好降。据人们所知，除了高倬之外，还有六个人（不算两三个没有留下姓名的自杀者）殉节。他们和国子监生吴可箕一样，其殉节是出于亡国之耻，而不是对皇帝投降一事引咎自责（福王毕竟抛弃过他们）。在南京关帝庙吴可箕自缢而死，他留下一首诗：蹇遇逃君臣，临危犹保身。操心死国难，恥服北夷人。曾经痛打过准备投降的赵之龙的户部郎中刘成治，也为这种在危险面前怯懦之行而羞愧。他凄楚地目睹了首都的官员们列队前往多铎军营的情景，对他夫人悲叹道：“国家养士三百年，岂遂无一忠义，以报累朝恩？”刘成治对此的回答是在家中自缢身亡。而黄端伯则选择了一种更为激烈的殉难方式，这位在礼部供事的姜曰广的学生，坚决拒绝了友人让他扮成老僧逃往深山的建议，而且还傲慢地拒绝了豫王的召见。这位满族亲王派士兵把他强行押来，但即使这样，黄端伯仍然拒绝在多铎面前戴上帽子或是驯顺地鞠躬。据说多铎为黄端伯的这种傲岸所动，愿意给他安排一个职务，但是黄端伯拒之不受。多铎问他，福王是一个什么样的君主？“贤主”，黄端伯回答说。多铎又问他凭什么这样讲，黄端伯说，“子不言父过”。黄端伯甚至在多铎面前为马士英辩护，认为马士英至少没有投降，“不降即贤！”最后黄端伯被杀害了，但是他的傲岸不屈的故事，被那些希望找到一些在南京陷落后知识分子气节证明的历史学家仔细地保存了下来。忠君的历史学家们，对那些在南京陷落之后继续武装抗清的弘光大臣也奉献了赞颂：像朱继祚，他抗击了清人对兴化的进攻，在为鲁王政权效力时被杀害，像蒋若来，后来他在其盟军降清之后自杀了；像沈廷扬，他帮助把崇明岛建成了复明分子的海上基地，并且在唐王和鲁王旗帜下战斗；像郭维经，他是唐王的吏部和兵部尚书，后来死于赣州保卫战；像何楷，他是唐王的户部尚书，在1646年赣州失陷后抑郁而死。尽管有这大批光彩夺目的忠君英雄，但事实仍然是，几乎所有在弘光政权中任职的重要大臣，在城市最终陷落以后都欣然地接受了清人的统治。可以发现，满人自己在私下里对那些改换门庭的汉人相当地蔑视。一方面，他们的征服得到那些自愿投降的人的帮助；而且像多铎这样的人能极为熟练地运用礼貌的言辞来使那些降官们相信，他们的决定将得到敬重，他们个人也将受到礼遇。另一方面，满族首领对那种抵制投降的精神也表现了极大的赞赏。像黄端伯这样的人的故事，不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以后，都舒慰了受到南京陷落打击的中国人的情感，而且某些史书自然也强调了征服者自己也对这种勇敢表示了敬意。不过有些故事（当然也可能是谣传）——像史可法会见多铎的故事——却也足以反映了满人对抵抗行为之赞赏的不情愿的一面，以及对那些迅速投靠新主者的难以掩盖的蔑视。这里，在多铎一份简短地叙述南进占领南京情况的报告中，我们看到它跟有关忠君之烈士的细节详尽的记载形成的强烈对比：它在叙述扬州毫无希望的抵抗时令人惊奇地简略，却把南京那些可耻的投降者尖刻地一一列举出来。我兵于四月五日自归德府起行，沿途郡邑，望风投顺。十三日离泗州二十里，夜渡淮。十七日，距扬州城二十里列营。十八日薄城下，招谕守扬州阁部史可法，翰林学士卫胤文及二道四总兵降。不从。二十五日取其城。获可法，斩之，并戮其据城逆命者。五月初五日，至扬子江，陈于北岸。初九日，黎明渡江。初十日，闻伪福王率马士英及太监等遁去。命贝勒洪巴图鲁尼堪等往追擒之。十五日，我兵至南京。明忻城伯赵之龙，率魏国公徐州爵、保国公朱国弼、隆平侯张拱日、临淮侯李祖述、怀宁侯孙淮城、灵璧侯汤国祚、安远柳祚昌、永康侯徐宏爵、定远侯邓文囿、项城伯韦应俊、大兴伯邹顺孟、宁晋伯刘允基、南和伯方一元、东宁伯焦梦熊、安城伯张国才、洛城伯黄周鼎、成安伯柯永祚、驸马齐賛元、内阁大学士王铎、翰林程正揆、张居、礼部尚书钱谦益、兵部侍郎朱之臣、梁云构、李绰、给事中杜有本、陆郎、王之晋、徐方来、庄则敬及都督十六员，巡捕提督一员，副将五十五员，并城内官民迎降。其沿途迎降者，兴平伯高杰子高元照、庸昌伯刘良佐、提督李本深、总兵胡茂正等二十三员，监军道张健、柯起凤、副将四十七员、马步兵共二十三万八千三百。根据这份失败记录，实际上南京的整个复明政权和它在前线的大部分军队都这样投降了敌人，为他们的新主子将来征服江南提供了骨干和军力。不过，在南明政府之外，这种屈辱的投降深深地激怒了那些听到这个消息的文人学士，因而他们对前朝的忠诚反而相应地加强了。在一首叫做《赭山》的诗中，两位忠君殉难者潘柽章和吴炎写道：阮与马共天下，偏地职方司漫天。都督府金舆玉辇不知处，黄旗紫盖渡江去，赭山高兮无极，烈火烧空兮焦石，烛龙无光不照地，猩猩怒嗥向人立。我纵言之复何益，主失势兮恩为仇，客操柄兮羊化彪。总之，士大夫的卑怯归顺，也刺激了另外一些士大夫更强烈的抵抗。
1645年1月11日，多铎报告了北京城的投降，《世祖实录》第十二卷，第140页。李际遇的情况，见《明史》（国防研究院），第2859页。?胡山源：《嘉定义民别传》第七卷，第30—31页；《清史别传》，第七十九卷，第15页。?史可法知道，大顺农民军已经全部撤到山西，因而他希望在尽可能偏北的地区建立军事基地，为向北发展做准备。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10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99—200页。?许定国投降满人是在杀死高杰同时还是在此以后，还有一些疑问。所有编年史都认为高杰是在1月8日夜晚被杀死的。许定国投降满人，看来很可能是在1645年1月28日到2月6日之间。姚家积：《明季遗闻考补》，第107页。?应廷吉：《青磷屑》第二卷，第11—12页；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2413页（第二一二卷，第1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87—88页。高杰部队在2月8日发起进攻，见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1页。以后许定国帮助满人攻占江南。1645年他因为妻子病重回到了北方。1646年他在死前加入了镶白汉旗。《贰臣传》第七卷，第32页；《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15页。多铎只有1万人的军队，由于许定国及其同伙的叛变而增加了4倍，见刘：《史可法》，第146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70页。?朱文长：《史可法传》，第118—120页；刘约瑟：《史可法》，第90页。许定国的叛变极大地影响了清的政策，促使多尔衮南下。“豫王（即多铎）渡河，兵不满万。合许定国军，声大振。先是定国杀高杰，杰妻邢氏请于史阁部，必报其仇。定国惧，乃纳款□□，请兵南下而己为向导。时摄政王初定北都，南下之意未决。得定国，乃决策南下。豫王以轻兵径行千里，直抵扬州，定国一人故也。”

，很难被证实，同一段史实，人们却可以写出千百种过程，不同的史家写法也不一样：有的忠于事实秉笔直书，但最终被政客杀害；有的胆小怕事，不敢直书，最终写出的东西叫秽史；有的单纯叙述，所写东西索然无味；有的以自己的喜好进行取舍，并加入自己的价值观。即便是写史者再理性客观，也会加入自己的主观情感，只是或多或少而已。因此，最真实的历史已经不可能被还原了。真实的历史从何而来？历史是过去发生的客观存在，它自己是不会说话的。历史是靠着记录历史的史学家呈现在人面前的。能记叙真实历史的史学家，他要有对历史特别浓厚的兴趣和喜爱，有德配天地道冠古今的写作动机和高尚的品德，有忠于历史的使命感和秉笔直书的责任感，有面对各种纷繁复杂史料的极强的分析判断能力，有搜集到方方面面史料的能力，有较高的文字表达天赋，有对历史的自己独到的理解和感悟，有对于逝去事情过去的人的敬畏，有一种真正对生命的尊重和悲天悯人的情怀。笔者才疏学浅，生性愚鲁，庶竭驽钝，但怀着一颗真诚的心、敬畏的心去解读历史，还原历史。说回努尔哈赤。那么努尔哈赤和自己的妃子在床上的这段话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其实我也不知道，也没必要知道，因为只有涉及对重大历史人物定性的事件，我们才有必要考证出究竟，如宋教仁究竟是不是被袁世凯杀害的，吴三桂究竟是不是因为陈圆圆才冲冠一怒的，等等。舍此之外，许多细枝末节，我们观其大略即可，因为哪怕真考证出来努尔哈赤和自己的妃子在床上的这段话的真相，那对我们的国家又有何用呢？先秦的历史由于年代久远，许多内容已然不可考，而清史因为资料汗牛充栋，卷帙浩繁，浩如烟海，故而许多事我们都能搞清楚，本书作者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把整个清史中涉及对重大历史人物定性的事件逐一考究出真相和最原始出处，尽全力接近历史本来面目。关于努尔哈赤与自己的妃子在床上这段话，咱们翻过去。现在，时间已到了第二天拂晓，此时敌人联军已经快进至古勒山，就是当初努尔哈赤的姥爷、舅舅覆灭的地方。努尔哈赤对部下说：“敌军虽多，但缺乏统一指挥，战斗力不强，只要打死对方几个头目，就不难取胜。”说罢他派额亦都到古勒山迎敌。额亦都先示弱诱敌。叶赫联军首领、贝勒纳林布禄见额亦都所部是老弱病残，在马上大笑：“这样小妮子，也想跟我打，建州女真的气数尽了。”言未毕，叶赫部贝勒布塞说：“都说建州强盛，看这等老弱病残，我们派一队人马就可杀他个片甲不留，您可回帐休息，根本不用亲自出马。”纳林布禄大喜，说：“你去迎战。”布塞率军迎战，额亦都佯败。布塞一马当先，乘势追赶，追至山口，此时一阵杀声传来，建州一部兵马杀出，布塞正后悔自己的冒进时，科尔沁部明安来增援，额亦都见布塞得了援军，就率军撤退。布塞见额亦都撤退，便全然忘记自己刚才的冒失，又继续率军追赶，科尔沁部紧随，越走山路越险，突然又一股建州军杀出，将布塞和科尔沁部分割包围，刚才撤退的建州军也掉头杀回来。布塞顿时大乱，战马也被横木绊倒，此时有一将持刀突入，一刀砍死布塞，明安急忙退走。努尔哈赤在高处俯瞰战局，见三万敌军状如长蛇，但这些敌军却无端感到风声鹤唳的恐惧，长蛇阵很快混乱不堪。努尔哈赤始终注意着战局，联军的混乱自然逃不过他那双顾及全局的眼睛，他见时机成熟，就下令吹响螺号，刹那间伏兵四起，建州军漫山遍野杀来，截断联军退路。在一片掩杀声中，成百上千人倒地，满山黄土、遍地枯草都染上了鲜红的血，人哀号，马嘶鸣，响彻山谷。激战中，明安拼命狂奔，忽然“扑通”一声，马掉进了泥里，明安急忙下马，连滚带爬地跑了。努尔哈赤令全线追击，山上山下，丛林河谷伏兵四起，骑兵呼啸，矢石如雨，杀得叶赫部人仰马翻，山谷殷红，但叶赫部也不是白给，他们也顽强地抵抗，于是双方刀枪相碰，没有尖叫，没有呻吟，一刀必死，一枪致命，双方都不会给对方留下任何生机，绝不会让对手在死前还残存哪怕一分力气。这场战役中，努尔哈赤的第八子皇太极，在母亲的怀抱中，在马背上，目睹了古勒山之战，皇太极不会懂得，也不会记得，那刀枪箭镞铁蹄下的血肉之躯，那胜者的狂笑与败者的呼号。他不过把颠簸的马背当作了舒适的摇篮，把激烈的厮杀当作了热闹的玩耍。纳林布禄在帐中正等着捷报，却听到外面喊声震天，急忙上马出去看，正遇一员大将，满脸杀气，手持大刀，旋风般杀来，来者正是努尔哈赤。纳林布禄忙拔刀迎战，打了四个回合，根本不是努尔哈赤的对手，眼看就要被砍死，乌拉部首领布占泰前来救援，纳林布禄刚抽出刀来，布占泰就被努尔哈赤生擒。纳林布禄吓得魂不附体，慌忙逃走。此战叶赫联军共四千人被杀。战后，努尔哈赤说：“生人之名，胜于杀人。”将布占泰释放，至于战死的叶赫贝勒布塞，努尔哈赤将他的尸体砍成两段，一段自己留下，另一段还给叶赫部，纳林布禄见到布塞的半截尸首，吓得半死，不久就真死了。从此，努尔哈赤与叶赫部之仇恨不共戴天。布塞和纳林布禄相继死后，叶赫部布塞的儿子布扬古、纳林布禄的弟弟金台石继为贝勒。此时努尔哈赤乘胜向叶赫部发起进攻，布扬古和金台石只得求和，布扬古提出将妹妹东哥嫁给努尔哈赤为妻，金台石也表示愿意将女儿嫁给努尔哈赤的儿子代善为妻。努尔哈赤一听东哥要成为自己的女人，大喜过望，东哥虽然名字叫哥，但与东北的彪悍女截然不同，她是叶赫部的公主、布塞的女儿，是个软妹子，有“满蒙第一美女”之称。东哥出生时，叶赫部的萨满（巫师）曾评论说：“此女可兴天下，可亡天下。”这个小女孩，长大后果然成为一代绝色美女，因为她，有四个部落灭亡了，整个海西女真的天下都间接因为她一人而灭亡。努尔哈赤久闻东哥艳名，马上退兵，并向上天滴血盟誓，如果与叶赫部再战，则天诛地灭。但东哥的反应却出乎所有人意料，她发誓死也不嫁杀父仇人努尔哈赤，并说谁杀了努尔哈赤，就嫁给谁为妻。于是，布扬古当众毁约，并向海西各部征婚，只要杀死努尔哈赤，就把东哥嫁给他。努尔哈赤大怒，本想再征讨叶赫部，但明朝此时接替李成梁的辽东都督佥事令努尔哈赤不可再擅自讨伐，此时努尔哈赤还没有与明朝翻脸的资本，于是便罢兵，一场战役被扼杀在萌芽。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哈达部发生内讧，叶赫贝勒金台石趁机率兵将哈达部劫掠一空。哈达部贝勒猛骨孛罗只好向努尔哈赤求援，表示愿意将三个儿子送到建州女真作为人质，请求努尔哈赤出兵。努尔哈赤当即同意出兵。叶赫部布扬谷得知消息后，给猛骨孛罗写了一封信，说愿意将东哥嫁给他，只要他抓住努尔哈赤。咱也不知东哥到底有多漂亮，猛骨孛罗也不掂量一下，别说抓住努尔哈赤，就是惹努尔哈赤一下他都惹不起，为了东哥，让自己的小脑袋痛快，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大脑袋搬家。猛骨孛罗很快同意布扬谷的提议，努尔哈赤得知后大怒，当即发兵讨伐哈达部。最终哈达城破，猛骨孛罗被俘，哈达部灭亡。这是因为东哥而灭亡的第一个部落。哈达部世代居住的柴河、三岔、抚安三地被努尔哈赤占领，叶赫部鉴于此三地的战略地位，便向明朝报告，说不应让努尔哈赤占据这些战略要地。于是明朝辽东都督佥事令努尔哈赤撤出柴河、三岔、抚安三地，努尔哈赤只得遵命。长期征战，没在任何军事学院培训过的努尔哈赤也总结出自己的一点军事理论。《清太祖实录》记载他曾说：若敌众我寡，我军须伏于隐僻处，少遣兵诱之，诱而来是中吾计，其诱而不来，详观其城邑之远近，相距若远，即尽力追袭，近则直抵城门，使自拥塞，而掩杀之。倘我兵止一二固山（满洲军队编制，一个固山7500人），遇敌兵之众，勿令近我，即回觅大兵，然后寻敌所在，若止二三处兵，须酌量之，此乃逼敌野战之法。至于攻城，当观其势，若可下，则令兵攻之，否则勿攻，倘攻之不拔而回，反损名矣。从1583年到1626年，努尔哈赤四十多年军事生涯其实就是这套打法，加一起不超过两百字。最简单的东西往往最实用，写出几十万字长篇大论军事著作的人兴许上战场第一仗就尿裤子。精明的努尔哈赤虽然屡战屡胜，但面对明朝他却一直在装孙子，他先后于公元1590年、1592年、1593年、1597年、1598年、1601年、1608年、1609年八次亲自来到北京觐见万历皇帝，满载人参、貂皮、东珠（产自东北的珍珠）向明朝朝贡，这不仅是在证明自己对明朝的忠顺，也是借明朝的声威抬高自己，此外他还沿途留心地形，绘制地图，以便有朝一日实现自己的野心。在努尔哈赤不断进行女真统一战争的同时，李成梁在干什么呢？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李成梁保举努尔哈赤为“正二品龙虎将军”，从此努尔哈赤成了明朝的二品武官。当然这一点只能在明末史料中见到，清廷日后修史时尽一切可能抹去努尔哈赤臣服明朝的所有痕迹。除了给努尔哈赤升官外，李成梁废除了与建州女真接壤的宽甸六堡。宽甸六堡是遏制女真的重要堡垒，也是辽东重镇抚顺、清河的唯一屏障，只要丢了宽甸六堡，辽东就完全暴露在女真铁骑的兵锋之下。古语云：“女真人不满万，满万则天下无敌。”在古勒山之战时，女真士兵已经满万，此时，就等待着证明自己天下无敌的时刻了。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李成梁废除了已经有六万住户的宽甸六堡，宽甸六堡当初本身就是李成梁上奏朝廷请求修建的，被熊廷弼称作“八百里新疆”。一堡经管一段辽东长城，迫近女真根据地，扼守了女真拓展的出口。此时宽甸六堡没有大军压境，没有粮食饥荒，真不知李成梁在想什么，难不成他真跟努尔哈赤串通好了，自己废掉宽甸六堡，让努尔哈赤进取辽东吗？显然不会，那李成梁究竟想的是什么？唯一的答案是，此时李成梁已经八十岁了，老迈昏庸，加之日日有两千美女陪伴，脑子总在想裤腰带上的事，自然糊涂。宽甸六堡被撤，六万多户人家从那里撤进辽东。有人只因为不愿意离开就被李成梁像杀猪一样地杀掉。李成梁的实际作用就像是努尔哈赤肚子里的蛔虫，努尔哈赤崛起期间，他修了宽甸六堡挡住明帝国的视线，不让明帝国看到努尔哈赤统一女真的进程；努尔哈赤快统一女真了，快进取辽东了，他就立即把墙拆除，实质上给努尔哈赤提供了方便。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就在宽甸六堡被废除的次年，辉发部贝勒王机努死，他的孙子拜音达礼杀死了自己的七个叔叔，自立为贝勒，他的残暴使得自己众叛亲离，许多部众都逃到叶赫部去了。拜音达礼因为辉发部实力远远弱于叶赫部，便不敢对叶赫提出要求要回部众，只好向努尔哈赤寻求帮助。努尔哈赤因为东哥这个要到手的美女飞了，现在只要是打叶赫他就出兵，于是他二话没说就率军帮拜音达礼收复了叛离他的辉发村寨。叶赫部布扬谷故伎重演，提出将东哥嫁给辉发部拜音达礼。拜音达礼也早就知道东哥的如玉美貌，便立即与努尔哈赤断交。真不知道那个年代人们都怎么想的，东哥一直是养在深闺人未识，人们就凭着传言中她的美貌，连照片或画像都没见过，就能为她做出涉及自身部落前途命运的决定，这到底是为什么？抑或是此时的女真部族真的还处在很单纯的时代，像古希腊城邦那样，为了海伦这一个美女可以征战十年？拜音达礼跟努尔哈赤断交了，就在家等媳妇呢，可是事实证明拜音达礼只能是做梦娶媳妇，因为叶赫部压根儿没履行诺言，这么漂亮的女孩子，岂能嫁给辉发这种弱小的部落？拜音达礼没招了，只能派人厚着脸皮再次求助于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毕竟是个成熟的政治家，他对拜音达礼既往不咎，因为他的既定战略就是尽一切可能削弱自己在女真最大的威胁——叶赫。努尔哈赤很爽快地答应出兵叶赫，这次为了拴住拜音达礼，努尔哈赤提出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叶赫部首领布扬谷论打仗是一塌糊涂，他的唯一必杀技就是自己的妹妹东哥，他又把东哥推出来了，允诺将东哥许配给拜音达礼，来换取他与努尔哈赤断交。其实努尔哈赤的女儿长得应该还不错，但拜音达礼的梦中情人，也是整个女真男人的心中女神只有东哥，于是拜音达礼毫不犹豫地毁了跟努尔哈赤女儿的婚约，答应叶赫部，跟努尔哈赤断交。对努尔哈赤这样的纯爷们而言，你可以玩我，但如果看不起我女儿，那你就是作死了。本着不作死就不会死的原则，死亡果然就来到了拜音达礼这里，努尔哈赤率军攻灭辉发，拜音达礼战死。这是因为东哥而灭亡的第二个部落。此时海西女真的辉发部和哈达部已经灭亡，除了叶赫部外，硕果仅存的乌拉部与努尔哈赤有联姻关系，引起了叶赫的不安。于是，布扬谷许诺将东哥嫁给乌拉部首领布占泰，此时布占泰的老婆是努尔哈赤的弟弟舒尔哈齐的女儿，但他仍不满足，还是希望拜倒在此时已经三十三岁的东哥的石榴裙下，他答应迎娶东哥。努尔哈赤大怒，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亲率大军征乌拉。布占泰向叶赫部求救，将自己的女儿、儿子都送到叶赫作人质，但是叶赫部布扬谷却并没有派兵相救。努尔哈赤攻灭乌拉部，布占泰死里逃生投奔叶赫。已经是光杆司令的布占泰当然没有资格娶东哥了，不久布占泰便郁闷而死。这是因为东哥而灭亡的第三个部落。至此，除了东哥所在的叶赫部外，整个海西女真都因为东哥的婚配问题而被灭了，而努尔哈赤则已基本统一东北。乌拉部完了，布扬谷对于自己妹妹的婚事也真开始着急了，他决定将东哥许配给蒙古首领暖兔部（喀尔喀蒙古部落之一）首领的儿子吉赛，但东哥看不上吉赛，坚决不同意。吉赛很不高兴，你都三十三岁了，十三岁的女孩是樱桃，好看不好吃，二十三岁的女孩是苹果，好看又好吃，三十三岁的女孩是西红柿，你还当自己是水果呢？于是吉赛威胁说要进攻叶赫部。布扬古这次虚了，蒙古人可不是好惹的，而且自己的妹妹已经三十三岁了，再不出嫁就真的嫁不出去了，于是布扬谷最终将东哥许配给了喀尔喀蒙古最强者达尔汗的儿子——莽古尔岱。这一次，东哥终于同意了。努尔哈赤听到东哥出嫁的消息后，想出兵攻打叶赫，但明朝担心努尔哈赤势力太大，于是明朝出兵保护东哥，援助给叶赫部兵马、火炮。此时的努尔哈赤还没有准备好与明朝翻脸，于是没有出兵，但他诅咒东哥：“无论此女聘与何人，寿命不会长久，因为她已经亡了三个部落，她死期将至矣。”一年后，果如努尔哈赤的诅咒，东哥病死他乡。女真版夏姬结束了这段剪不断理还乱的故事。毕竟东哥已经三十三岁了，女神形象在努尔哈赤心中其实早已破灭，努尔哈赤出兵就是为了彻底灭掉叶赫部，他心里怕是早已忘记昔日娶东哥的强烈愿望了，但他一刻也没忘记的是建州女真的制度建设与文化建设，努尔哈赤渴望把自己的功业万代传承，而女真人此时却还没有文字，文书都用蒙古文来写，许多满语词汇用蒙古文无法表达，于是1599年，努尔哈赤令人创制满文。满文是在蒙古文字基础上创制的，其字母基本是在仿照蒙古文字母，没有圈点，称为“无圈点满文”。万历三十年（1602年），努尔哈赤建立八旗制度：每三百壮丁为一牛录，一个牛录的“一把手”叫牛录额真（汉语意为佐领），每五个牛录编为一甲喇，“一把手”为甲喇额真（汉语意为参领），每五个甲喇为一固山，“一把手”为固山额真（都统），一个固山就是一个旗。努尔哈赤设四个旗，分别为红旗、蓝旗、黄旗、白旗（中国古代白旗不代表投降）。1615年努尔哈赤增建为八旗，以原先的四个旗为正红旗、正白旗、正黄旗、正蓝旗，新增镶红旗、

的明显优越性面前动摇了。广宁陷落后，基督教徒孙元化同徐光启一道研究了欧洲的数学和工艺学，建议用葡萄牙大炮装备一支明军，以加强东北防务。在侯震旸等东林党人支持下，孙元化的建议终于被朝廷采纳。1623年，4名葡萄牙炮手自澳门北上。孙承宗、袁崇焕等关外驻军，都装备了欧式大炮，并投入了使用。孙元化本人则出任登、莱二州巡抚，将山东半岛作为此项行动的中心。1630年，又有200名澳门炮手在高卡乌斯·特谢拉（GoncalvesTexeira）和安东尼奥·德尔·卡波（AntoniodelCapo）率领下，受雇前往登州。虽然他们大部分行至南昌便被阻留，既而又被遣回澳门，但其中的翻译乔奥·罗德里戈斯（JoaoRodrigues）神甫，却得以抵达登州，并向孙元化及其部将（包括辽东武人孔有德和耿仲明）传授了制造和使用新式大炮的技艺。与此同时，在较为宽容的崇祯皇帝统治下，朝中的天主教徒，再次要求更多地相信和采用欧洲技术。经徐光启推荐，传教士汤若望主持了一次历法改革，又于1642年7月应崇祯帝之邀去创建一座铸炮厂。这位耶稣会士虽然经验不足，但还是勉强同意由他指挥工匠在皇宫附近修建这座铸造厂，并铸成了20门大炮，其中多数可发射40磅重的炮弹。这样，从1623年起，经过30年代，直至40年代初，明朝在东北的军队逐渐装备了欧式枪炮，从而加强了防卫和进攻的能力。由于具有了这种新的能力，明朝政府便决定去改变自己在辽东的命运。在这次军事反击中充当主要角色的是袁崇焕。此人来自广东，原为文官，但长期以来对辽东战事颇为关注，自诩是“边才”。广宁陷落时，他刚刚由南方的一个知县调至朝廷任兵部主事，遂亲自来到山海关，察阅形势。回朝后，他立即上疏天启皇帝，毛遂自荐，“与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不久，他便被派往辽东前线。袁崇焕的顶头上司是王在晋。同其倒霉的前任熊廷弼一样，王在晋也担心采取进攻策略会缺乏后勤的支持。因此，他不准备去加强边远的前线阵地，而宁愿让蒙古科尔沁部驻守关外，以为缓冲之计，还打算在山海关之八里铺修筑重城，置4万兵守之，以加强长城与北海接合处这一战略要道的防卫。天启皇帝对此计划颇感兴趣，遂遣亲信大臣孙承宗（1563—1638）前去检验其可行性。但孙承宗丝毫未被打动。相反，他向王在晋提出质询后，回朝报告说，王在晋不打算从山海关调出4万士卒，而准备向困难重重的兵部请求增兵。孙承宗认为，增加援兵并无明显的必要。因此，他力劝天启皇帝另作抉择，包括考虑袁崇焕的更富有进取精神的计划，将防御重点放在山海关以北200里处的宁远，使之成为收复辽东的跳板。这时，皇上决定支持孙承宗、袁崇焕。1622年9月21日，王在晋被罢免，由孙承宗接替其职，又兼任大学士和兵部尚书，并授以处置前线事务之权。袁崇焕则奉命赴宁远修缮城墙，以此作为收复锦州附近城镇的基地。天启皇帝对孙承宗等人的支持没能持续多久，因为他又从其他大臣那里听到相反的忠告。事实上，这场防御策略之争，日益明显地卷入了“正直的”官僚士大夫与皇上身边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之间的主要冲突之中。前者支持东林党，主张恢复儒学在官僚政治中的基本价值而结束专断专制；后者则是围绕皇权的不受约束的内廷专断权力的代表。此时，东林党人的立场早已形成，那基本上是按照12世纪主张抗金的岳飞等民族英雄的模式，来评述袁崇焕等人的行事的老套。一些东林党人认为，收复辽东、阻止女真继续入侵的“进取”策略，定能成功，不应因为出了主张绥靖、首鼠两端的熊廷弼之流而放弃。高攀龙和不久即被处死的杨涟等东林领袖的主张，通常是建立在对前线形势真相全然不明的基础之上的，因而他们支持这样一种看法：议和并削减军费的保守策略，等于怯懦和卖国。于是，将明军防线置于何处的争论，又常常被说成是爱国者同卖国贼之间进行的激烈的历史性的斗争。反对东林党之进攻策略的意见认为，袁崇焕的计划并不现实，特别是在军备甚少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而此时将注意力集中于遥远的前线，更是目光短浅，因为这意味着放弃了镇压内地叛乱这一更为急迫的任务。徐如珂等人坚信，一旦平定了内地叛乱，外敌——关外夷狄——便不难平定。当时，辽东局势还能维持，朝廷完全可以先解决内地的真正危机，然后再将主要注意力转向辽东。然而另一些官员却从这一诚恳明智的建议中，引申出极为阴险的含义，即：进攻策略不仅是刚愎自用的表现，还是东林党人为谋求私利而策划的阴谋。那位极力鼓吹收复失地的大臣、韩爌的门生袁崇焕，不正是东林党的拥护者吗？他不正是杨涟的同门生成基命一手提拔的吗？这些人不正是通过掩盖辽东惨败的真正原因，即内阁的腐败无能，而互相保护的吗？为什么每次被选来为战败承担罪责的大臣到头来都成为东林党的政敌呢？这不就是朝廷大权渐渐落入结为“邪党”的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党人之手的关键所在吗？朝廷近来日趋腐败，不正是由于他们对皇上不忠而结党营私吗？在双方的争论更加激烈的1624—1625年，支持进取策略的大臣们，又要求将山海关守军的一半调往前线，以夺回广宁。魏忠贤则千方百计阻止孙承宗进见皇上详述其理由。此外，他还诋毁奉命前往山海关督师的孙承宗是军阀，并暗遣手下宦官至前线军中，为攻击孙承宗搜集证据。后当魏忠贤以受贿为罪名，欲将东林党领袖杨涟下狱查办时，孙承宗曾极力相保；但他自己也因部下一次小小的军事失利，横遭报复而受到弹劾，并被迫于1625年11月辞去辽东经略之职。其继任者高第，则是公认的魏忠贤的同党。高第向天启皇帝夸下海口，说他能整肃辽东的腐败和弊政，包括设法清除潜在的叛徒，防止叛明降金之事继续发生，令手下将领各负其责，改善部队装备，强化士兵的纪律。最后，高第认为最重要的，是将防守薄弱、易受攻击之处的军队全部撤回。他辩解说，与其千里迢迢向宁远等镇运送给养，不如全力加强关内防线。于是，锦州一线各城堡都被放弃，袁崇焕也被告知今后其给养将被削减。
努尔哈赤之死与皇太极之议和
袁崇焕有充分理由撤离宁远，但他决意坚守，凭借布列于内城城头的葡萄牙大炮，抗击努尔哈赤未来的进攻。努尔哈赤得知明廷已改变战略，任高第为辽东经略，遂决定攻打宁远。1626年2月19日，金军将宁远团团包围，第二天便发起攻击。袁崇焕有意放弃外城，将敌人放入“红夷”大炮及矢石、燃油的射程之内。但努尔哈赤仍奋力攻城。战斗持续了6天，明军的顽强抵抗使金军遭受重大伤亡。努尔哈赤也中炮负伤，被迫率众撤回。七个月后，即1626年9月30日，这位后金大汗伤重而死。高第及朝廷本已放弃宁远，忽闻袁崇焕大胜，顿时惊喜若狂，连权倾朝野的魏忠贤也表示要支持袁崇焕。一时，收复失地之主张的正确性似乎已被证实。然而袁崇焕竟因胜利而飘飘然，以致没能充分利用后金愿意议和这一大好时机。宁远之败及严重的经济危机，使后金第二代大汗、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1626—1643年在位）倾向于同明朝改善关系。1627年2月23日，后金使者来到宁远，致书袁崇焕。书中列述了“七大恨”，详细申明了女真在明朝统治下所受之冤屈，随后表示愿意重修两国之好，并要求互赠礼品。所谓互赠礼品云云，只是外交辞令，实际上是要明朝向后金纳贡。先输纳值银数百万两的和好之礼，然后每年纳贡。其数额无疑大大少于辽东地区每年的军费开支，但仍是一项沉重且带有屈辱意味的负担。4月20日，两名后金使者自宁远返回，三名明朝使者携袁崇焕复书随同前往。这封复书，语气凌人，甚至含有警告之意。它主要就“七大恨”问题进行辩解，指出双方都有无数人民惨遭杀戮，并要求金汗若真想议和，笔下应少些动气之言。此外，书中还提出，后金必须将开战以来所占领的全部城池和战俘退还明朝，和平才能实现。这一次，皇太极作出了更大让步。1627年5月22日，他再次致书袁崇焕，断然拒绝退还所获城池战俘，因为这是上天所赐；但他表示对“七大恨”可既往不咎，并保证将信守诺言。为申明此意，皇太极将索要的初和之礼削减了一半，将每年往来之礼减至黄金9万两。袁崇焕没有继续讨价还价，因为当时朝廷对他的支持甚至比宁远大捷后还要有力。天启皇帝之死，导致了其心腹宦官魏忠贤的最后失宠和覆灭。许多因和东林党有牵连而被清洗的士大夫，暂时恢复了权力。他们以钱龙锡为首，无疑是支持袁崇焕的。袁崇焕深知于此，遂在东北推行了更为积极的进攻策略，下令在曾被放弃的锦州和大凌河一线实行军屯，将其重新建为军事重镇。这当然不是皇太极所期待的答复，但他对此早有思想准备。1627年6月18日，皇太极得知明军正加紧修缮前线城堡，便令其贝勒大臣做好向明朝进攻的准备，一旦议和不成，便重操干戈。这时，袁崇焕奉诏回京，单独进见新即位的崇祯皇帝，商讨明朝对东北的战略。在这次重要会见中，袁崇焕将其战略计划概括为“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并且又一次向皇上许下诺言：“计五年全辽可复”。但这一次袁崇焕没能实现其诺言。尽管崇祯皇帝将他擢为兵部尚书，并授予坐镇宁远监督辽东战事之全权，他的计划仍以失败告终。仅仅一年多之后，登基未久的皇太极便挥师南下，入侵明土，并几乎打到了北京城下。
薛虹：《明代初期建州女真的迁徙》，第52—54、56页；杨旸：《试论明代辽东都司卫军屯田制》，第13页；曲瑞瑜等：《清入关前对东北的统一》，第112页；田村实造：《明代满蒙史研究》，第74—75页；D.波克蒂罗夫：《明代东蒙史》，第11—14页。查尔斯·O·贺凯认为，“明王朝的创业者完全没有意识到中国人征服北方游牧民族的决定性意义。”由于满族不是游牧民族，所以贺凯声称，1368年以后，“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冲突不再是中国历史的主要问题了。”查尔斯·O·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2页；又见兰德彰：《蒙古统治下的中国》一书《前言》，第18—19页。16世纪20年代，士大夫祝允明曾说：沿海之民及以皮毛为衣者，虽人立而行，非我同类。其人皆自相联结，抚之则如“蜂蚁”，弃之则如“獍枭”（成年后便忘恩负义，吃掉自己的父母）。克里斯琴·默克：《祝允明与苏州的文化贡献》，第441—442页。许多汉族人对蒙古人或定居中国的中亚人总是怀有戒心，唯恐其危害中国。亨利·塞路易斯：《明朝反对定居在中国北方的蒙古人吗？》，第136页。?1369年明太祖分封宗王时，将封地设于北方，使为藩王，从而沿明朝边境构成一道屏障。这是明朝防御北边的最初措施。爱德华·L·法默：《明初两京制度》，第74—75页。?罗荣邦：《和平与战争的政策和决策问题》，第52—53页；又见弗雷德里克·W·莫特：《1449年的土木之变》，第272页；法默：《明初两京制度》，第12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2页；亨利·塞路易斯：《明代甘肃地区的蒙古人》，第330页；兰德彰：《前言》，第14—15、17页。明太祖的民族优越感是人所共知的。虽然他从前也承认元朝为正统，但1367年11月北上时，他檄谕北方人民曰：“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淤膻腥，生民扰扰，故率群雄奋力廓清，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明实录》洪武朝第二十六卷，第10—11页。?卫是遍布全国的地方军事单位，每卫5600人，下属五个千户所，各1120人。每千户所又下属十个百户所，各112人。守御千户所设于冲要之地，每所1128人。应当指出的是，卫所制度使明朝能在战争频仍的14世纪将庞大的军队分散于全国。罗梅因·戴乐：《明王朝的社会来源》，第1—3页；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第四章；罗伯特·B·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45页；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91—100页；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64—66页。?这种体制是1363年由原元朝户部尚书张昶提出的。罗梅因·戴乐：《卫所制度在元代的起源》，第23—24页；又见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败政》，第287—288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38—39页；戴乐：《卫所制度在元代的起源》，第36—37页。?京军中有一部分是番上的卫军，但其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佥事，及正千户、副千户、百户等，都是世袭职位。这些都是卫所官职。战时统兵的将领及各省都司和中央都督府的职位，由皇帝指派的官员充任。为了维持世袭权，他们仍保留原来的卫所官职。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52页；戴乐：《卫所制度在元代的起源》，第39页。?14世纪末，共有都司17个，内外卫329个，守御千户所65个。至15世纪，内外卫增至547个，千户所增至2593个。1467年后，又正式设立总督之职。1400—1600年间，东北地区增设了310多个卫所。王钟翰：《明代女真人的分布》，第27—48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46—47页；查尔斯·O·贺凯：《明代的监察制度》，第34—35页。?明朝军队的衰败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北京周围的78个卫，原有38万人，至16世纪初，只剩5—6万人，而其中实际操兵器者仅有1万人。蒙古骑兵曾攻至京郊能看到北京城门处，明军竟不敢前去应战。黄仁宇：《明朝的军费》，第39—43、56—57页，及其《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67—68、290页。?“在这个国家中，也许没有哪个阶层比这些士兵更为卑贱和懒散了……平时，他们抬轿、喂马，像奴仆一样受人役使。”利玛窦：《16世纪的中国》，第89—90页。?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与流贼》，第217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53—57页；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第四章。据估计，到1569年卫所军士只剩下1/4了。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90页。?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91—106页。长城的系统修缮开始于1472年，当时明朝经济在经历了15世纪中叶的衰退后，刚刚开始恢复。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85页。?兀良哈部分布在涅尔琴斯克（尼布楚）西至中俄边界额尔齐斯河上游的森林地带。罗夫·特劳泽特尔：《中国民族主义的先声——宋代的爱国主义》，第11—13页。?说来也怪，永乐帝因将都城迁到了北京，而一直被认为是在保卫北方免遭蒙古侵扰。E.B.豪威尔：《“裴晋公义还原配”及其他中国故事》，第135页。?傅吾康：《政治家和军事家于谦》，第97页；吴缉华：《明代北边防御的收缩》，第10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08—111页；卢克·匡顿：《游牧帝国》，第274—275页。欧文·拉铁摩尔关于西罗马帝国在英国和莱茵河、多瑙河流域的势力界线的讨论，在这一点上是有启发性的。“就像在中国那样，军事力量所能威慑的范围大于能征服和吞并的范围；实施统一行政管理的

们排成密集的阵形，向联军发动了攻击，心里充满着必胜的信心。只有最训练有素的部队，才能以如此密集的阵形发动战车冲锋。任何敢于阻挡它们的人，都会被碾成碎末吧！何况还有五万名步兵紧随其后，只等战车撕破敌方防线，便跟上去扩大战果。突然间，意外的事情发生了。齐军战车离联军还有五六百步远，一阵箭雨迎面扑来，将冲在最前面的几排战车射得人仰马翻，车轱辘乱飞。田布不知道，韩氏训练了一支特殊的弩弓部队，人人“被紧甲，蹠（zhí）强弩，带利剑”，可以“一人当百”。他们使用的弩弓，是当时极为罕见的脚蹬弩，平射射程可达六百步之外，能够穿透马铠和铁甲。齐军战车排得那么密集，正好成为韩军的活靶子。田布久经战阵，虽然大感意外，却也临危不乱，一面举起盾牌遮挡身体，一面猛击战鼓，命令后面的战车不要管前面的伤亡，加快速度冲向敌阵。弩弓的威力虽然强劲，但是每两次发射之间，都需要时间重新填装弩箭，脚蹬弩尤其难伺候，填装时间是普通弩的三倍。如果齐军战车能够在这个空当间冲到联军阵中，仍有很大胜算。就在这时候，第二批箭雨飞到，又将齐军的战车放倒了几百乘。这是魏军最引以为豪的武卒用十二石的强弩射出的箭，射程虽然不及韩军远，准度却大大提高，几乎是箭无虚发。田布的肩膀上也中了一箭，鲜血直流。他强忍住伤痛，干脆扔掉盾牌，声嘶力竭地大喊：“不要停，停下来只有死路一条，继续向前冲，把晋国人统统杀光！”话音未落，身后却骚动起来。他回头一看，不禁傻了眼，原来是赵将孔青趁着齐军阵形散乱，率领数千名骑兵从两胁包抄，突入了车阵。赵氏自从吞并代地，就大力发展骑兵。当时各国虽然也使用骑兵，但是规模都不大，而且一般与战车混编，作为战车的补充力量出现。唯独赵氏得代地的良马之利，建立了一支独立于各军种之外的骑兵。骑兵的冲击力不如战车，灵活性却大大增加，突入车阵后更显优势。只见他们怪啸着左冲右撞，逢人便刺，逢马便砍，所到之处，血肉横飞。眼看齐军车阵陷入混乱，正面的魏、韩两军不失时机地发动了冲锋。魏氏的武卒跑在最前面，这些人都是半日负重行百里的铁人，全副武装奔跑三五百步，快如闪电，杀起人来也是快刀斩乱麻，干净利落。现在已经不是战斗而是屠杀了。齐军战车全线崩溃，接着引发了步兵的混乱，联军在战场上肆意追杀齐军，直到天黑才罢手。战斗的结果，齐将田布战死，两千战车全部成为联军战利品。除此之外，齐军还留下三万具尸首。赵军将这些尸首堆积起来，建了两座炫耀战功的“京观”。有人向孔青建议：与其炫耀武功，不如将这些尸首归还给齐国，看他们要不要。如果要的话，可使齐人胆寒；不要的话，齐国百姓将产生怨恨，“上无以使下”，齐国将彻底丧失抵抗力——这就是所谓的“内攻之法”。孔青采纳了这一建议。果然，齐国收到这批尸首，就像拿到三万颗烫手的山芋，不知道如何处理。正在彷徨之间，联军乘胜长驱直入，攻陷齐国西部边境的要塞平阴（今山东省平阴），进而攻入齐国长城。这样一来，临淄无险可守，便岌岌可危了。如果联军再发动一场攻势，谁都不认为齐国还能抵挡得住一个月。但就在这时，魏斯却突然命令联军停止进攻，而且主动向齐国伸出了橄榄枝。赵国、魏国和韩国的诞生胜利者当然是要提条件的。一般来说，不外乎：一、割地；二、赔款；三、签订不平等条约。齐国上下都做好了心理准备，等着魏斯狮子大张嘴。但是，当魏斯提出的停战条件被送到田和面前的时候，倒是田和张大了嘴，半天合不上来。魏斯写的是：只要齐侯（齐康公）陪同三晋前往雒邑朝觐周天子（周威烈王），三晋就撤军，归还所有占领的齐国领土，包括禀丘。就这么简单！田和抓耳挠腮，百思不得其解。家臣田括子看出了魏斯的真实意图，对田和说：“三晋越过宋、卫两国大举入侵，图的不是齐国的土地，而是想借齐国之名，获得周天子的承认。”“哦？”田括子说：“您想想看，三晋瓜分晋国，都快五十年了，还没有被正名，他能不急嘛！”田和吃了一惊：“你的意思是，他们想当诸侯？”田括子意味深长地看了田和一眼，反问道：“您难道不想？”田和愣了一下，说：“可是，朝觐天子，难道就能当上诸侯吗？”田括子说：“三晋现在的身份，还只是晋国的卿，没有资格以自己的名义朝觐天子，必须要有诸侯引见。别的诸侯带他们去不行，咱们的国君出面，一定行。您别忘了，当年周朝初立，周成王曾经召命齐国的先祖姜太公，‘五侯九伯，汝实征之’，相当于封齐侯为诸侯之长。天子可以不给别人面子，但不能不给齐侯面子。”田和恍然大悟，心里算了一笔账。委屈齐康公去雒邑走一遭，被占领的土地就回来了，何乐而不为？至于三晋能不能得到周天子的承认，跟他有什么关系？不承认，齐国已经尽力，魏斯无话可说。承认更好，有了三晋的先例，下一步田氏也可以名正言顺地要求天子封为诸侯。只是对不住齐康公这位傀儡了，让人卖了还要帮着数钱……想到这一层，田和脸上露出了一丝阴险的笑容。于是，公元前404年，齐康公带领魏斯、赵籍和韩虔到雒邑朝觐了周天子（周威烈王）。关于这件事，《吕氏春秋》是这样记载：魏斯“东胜齐于长城，虏齐侯，献诸天子”。说得明白，齐康公是被三晋俘虏了去的。周威烈王看到这幅场景，不觉悲从中来。齐康公被三晋挟持，周王室长久以来又何尝不是被诸侯挟持呢？以三晋的实力，如果不答应他们的要求，后果恐怕不堪设想。要知道，韩氏的领地基本上将王畿包围，只留有东边的郑国一个缺口（不久之后，这个缺口也消失了），如果三晋要对王室动手，那可是不费吹灰之力，谁都挽救不了。他没有作太多思想斗争，于第二年（公元前403年）春天老老实实地下达了“命韩、赵、魏为诸侯”的召令。春秋时期最强大、掌握霸权最长久的国家——晋国，正式分裂成三个新兴国家了。《史记》对此记载：“九鼎震，命韩、赵、魏为诸侯。”九鼎原本是代表周天子至高无上的权力的，现在天子被迫将卿大夫升为诸侯，确实是史无前例的震动。司马光编《资治通鉴》，也以“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为首章，将这一年作为战国的开始。他还愤慨地写道：“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今晋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晋国，天子既不能讨，又宠秩之，使列于诸侯，是区区之名分复不能守而并弃之也。先王之礼于斯尽矣！”他也许忘记了，宋朝的建立者赵匡胤，不也是夺了柴氏的天下，才当上皇帝的吗？第三章吴起变法魏斯——也许我们现在应该改称他魏文侯，却没有太多闲暇来品味当上诸侯的喜悦。公元前400年，三晋联军再度出动，南下讨伐楚国。进入战国后，楚国不断派兵蚕食郑国，前锋直抵大梁（今河南省开封）、榆关（今河南省新郑附近）。几乎与此同时，韩氏也在抓紧攻略郑国——公元前423年，韩氏伐郑，杀死郑幽公。公元前408年，又攻取郑国的雍丘（今河南省杞县）。楚、韩在争夺郑国的问题上早已水火不容。魏斯率领联军讨伐楚国，主要是为了帮韩国出头，同时也是为抑制楚国的过度扩张。楚军虽然强悍，却抵挡不住气势如虹的三晋联军，被打得节节败退。联军乘胜前进，一直打到方城附近的乘丘才返回。迫于三晋的压力，刚即位不久的楚悼王不得不将榆关归还郑国。公元前399年，韩景侯（韩虔）去世，韩文侯即位。郑国利用韩国办丧事的机会，派兵包围了阳翟（今河南省禹州）。但是不久之后，郑国内部也发生动乱，先是郑繻公杀死相国子阳，两年之后，子阳的余党反扑，又刺杀了郑繻公。本来就被楚、韩两国压榨得只剩半壁江山的郑国从此“国分为三”，政治上陷入分裂。楚国抓住这个机会，再度兴兵北伐，又从郑国挖去了一大片领土。这一次，三晋没能给楚国迎头痛击。因为就在这一年（公元前396年），魏文侯去世了。魏文侯即位的时候，正是春秋战国之交，天下纷纷乱乱，魏氏虽然三分晋国有其一，却因领土分散、强敌环伺而危机四伏。他以卜商为师，以田子方、段干木为友，大胆起用李悝变法图强，发展经济。又借助吴起的军事才能开拓疆土，向西夺得秦国河西之地，向北将中山纳入囊中，向东讨伐齐国至长城，向南将楚国逼退到方城。他还纯熟地运用政治外交手腕，将三晋紧紧团结在一起，结成了战国前期最强大的军事同盟，迫使周天子承认三晋的诸侯地位。他用半个世纪的时间，开创了魏国百年强盛的基业。中国式政治：功高盖主魏文侯死后，太子魏击即位，即魏武侯。新的领导人上任，第一件事当然是到自己的领地上走一圈，接见当地的官员，听听人家表忠，笼络一下感情，顺便发表一番讲话，好让大家组织学习。魏武侯首先来到河西郡，受到郡守吴起的热烈欢迎。吴起还陪同他乘船沿河而下，沿途观赏河西的风光。这些年来，河西在吴起的治理下，政通人和，百业俱兴，不只当地人民安居乐业，就连洛西的秦国居民也时有偷渡过来谋生的。在中国的古文化中，“远人来服”是大好事，如果连敌国人民都来投奔，更是好上加好。吴起因此声名远扬，原来人们只知道他会打仗，现在知道他是文武全才，由此亦可见魏文侯用人之明。船到中流，魏武侯有感而发：“山河如此险峻，寡人可以高枕无忧了！”陪同人员中有个名叫王错的大夫，马上附和道：“当年晋国就是凭借着这山河之险成为天下的霸主，只要您好好经营，必定也能成就霸业。”王错这个马屁拍得有水平。三家分晋，赵在北，韩在南，魏国分到的地区，包括了原来晋国的都城，所以魏人常以晋人自居。魏武侯也常以恢复晋国的荣耀为己任，听到王错此言，不觉莞尔一笑，问吴起道：“太守以为如何？”吴起回答：“主上说的话，已经很危险了；王大夫又随声附和，那就更加危险！”此言一出，满座皆惊。魏武侯皱了皱眉头说：“太守何出此言？”吴起说：“国家稳定，不在山河之险，而在君侯之德，王图霸业更是如此。当年三苗氏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不修德义，结果被大禹所灭。夏桀居住的地方，左有天门，右有函谷，北有高山，南有伊洛，然而为政不善，结果被商汤所灭。商纣王的领地，前有黄河，后有太行山，不可谓不险阻，结果被周武王打败自杀。所以说，国家的安全和王图霸业，在德不在险。如果主上不修德行，那就真是孤家寡人，这船里的人，全都有可能是您的敌人！”魏武侯连连点头称善，说：“今天总算听到圣人之言啦！西河的事情交给您办，寡人很放心！”放心归放心，考虑相国人选的时候，魏武侯却把“你办事我放心”的吴起撂到一边，选择了政绩平平的田文。吴起很想不通，找上门去对田文说：“我想跟您论论功劳，可以吗？”田文早有思想准备，说：“可以。”吴起说：“率领三军之众，将士莫不用命，敌国不敢入侵，您比我如何？”田文说：“我不如您。”吴起说：“领导百官，亲近万民，充实府库，您比我如何？”田文说：“我不如您。”吴起又问：“镇守西河，秦军不敢东向，韩、赵俯首称臣，您比我如何？”田文说：“那我更加不如您，我哪有那本事啊！”吴起说：“我就奇怪了，您什么都不如我，官位却在我之上，这是为什么呢？”田文装作恍然大悟的样子：“闹了半天，您是想问这个啊？”吴起说：“正是。”田文说：“您既然问了，我也不妨直说。您想，主上刚刚即位，在朝中尚未确立威信，百姓对他也不是很了解。这种时候，您觉得他会将国事交给您还是交给我呢？”说白了，你吴起上马能打天下，下马能治天下，功高盖主，国君对你很不放心，只愁找不到机会限制你的权力，怎么可能让你当相国？别做梦了。吴起一下子醒悟过来，朝田文作了一揖，说：“相国之位，确实非您莫属。”这就是中国式的政治，一句功高盖主，憋死多少英雄汉！战争仍在继续。公元前391年，三晋联军再度讨伐楚国，在大梁、榆关再度大败楚军，魏国从此将大梁据为己有。公元前390年，齐国讨伐魏国，取襄陵（今河南省睢县）。公元前389年，秦国出兵讨伐魏国。吴起率步兵五万、战车五百、骑兵三千，在阴晋（今陕西省华阴）大败秦军。公元前387年，吴起率魏军讨伐齐国，势如破竹，一直攻至灵丘（今山东省滕县），报了三年前的襄陵之仇。就在这一年，田文去世了。公叔痤的阴谋田文的去世让吴起心里又燃起了希望——这一次，无论如何该轮到他了吧！吴起觊觎相国这个职位，一方面自是贪恋权力，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一偿夙愿。别忘了，当年他离开卫国，可是发过重誓，不当上卿相，就再也不回来了。这么多年来，他离梦寐以求的卿相都只有一步之遥。然而就是这一步之遥，似乎成为了不可逾越的障碍，叫他如何不郁闷？事实证明，希望越大，失望越大。魏武侯很快任命公叔痤为新的相国。如果说，前番任命田文还算情有可原的话，这次任命公叔痤，就不只是吴起一个人有意见，朝野之间也有颇多微词了。大伙普遍认为，年纪轻轻的公叔痤之所以能当上相国，只有一个理由——他是魏武侯的女婿。有很多人为吴起鸣不平。这些话渐渐传到了公叔痤的耳朵里，由此引起的反应是嫉恨。公叔痤嫉恨吴起的才能。吴起有才，举世皆知。然而田文不嫉恨，是因为田文无才，压根没想过要跟吴起比。公叔痤就不同了，从后面的历史看，公叔痤也算是个有才能的人——当然，如果跟吴起比起来，还是差那么一两个级别的。半缸水嫉恨一缸水，世之常理。公叔痤想害吴起，但是苦于找不到机会。他的心思连仆人都看出来了。有一天，一个仆人对他说：“要赶走吴起，其实是件很容易的事。”公叔痤说：“哦？”仆人说：“吴起这个人，很爱惜自己的名声。您可以跟主上说，吴起太有才能了，魏国又不大，而且与秦国搭界，恐怕他不会想长久留在魏国。”公叔痤白了他一眼，心想魏国确实不算大，但是魏国很富强啊！再说用这种办法，能赶走吴起吗？仆人看出了公叔痤的疑问，附在他耳边又说了几句话。公叔痤的眉头由皱到舒，连连点头。不久之后，魏武侯和公叔痤一起吃饭，公叔痤便将仆人教给他的话对魏武侯说了一遍。魏武侯说：“寡人也时常在想这个问题，而且听说吴起因为没当上相国，对寡人很有点意见，说不定哪一天他就不干了，跑到别的国家，那可怎么办？”公叔痤说：“是啊，如果此人为别国所用，对咱们魏国来说，可不是闹着玩儿的。”魏武侯说：“那你有什么好建议？”公叔痤说：“依下臣之见，主上不如通过婚姻来稳住吴起，将公主嫁给他。他如果接受，说明他没有异心，他也会更加感念主上的恩德；如果不接受，那咱们就要好好考虑一下该怎么办了。”魏武侯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他膝下已经成年的公主没有十个也有八个，嫁一个给吴起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嫁谁不是嫁？于是同意了公叔痤的提议，马上派人宣召吴起回安邑，准备亲自向吴起提亲。吴起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风尘仆仆赶回来，一进城就遇到公叔痤。公叔痤很热情地说：“听说主上宣召太守，想必将有要事托付，下官特在此迎候，想请您到寒舍一叙，只拉家常，不谈工作，权当为您接风。”吴起见公叔痤说得如此谦卑，便跟公叔痤坐同一辆车，一起来到了相府。不消说，晚宴办得十分丰盛，宾主尽欢。正喝到兴头上，门外的仆人突然报道：“夫人到！”夫人自然就是相府女主人，也就是魏武侯的公主。公叔痤本来笑意盈盈，闻听此言，立马变了脸色，赶紧整顿衣冠，坐得笔直。乐师们唱得走了音，舞女忙不迭地退下，侍酒的仆人也战战兢兢，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席间的空气仿佛由春天一下子进入

，嗣准文部省所拟章程十五条抄稿送来，寻读全文，有为整顿学校者，亦有间接管理学生者，实无苛待之意，旋即公布……”杨枢的这份奏折，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意思：“……日本文部省考虑到中国到日本的留学生越来越多，这些人良莠不齐，而日本有坏人，开办了不少野鸡学校，引诱中国留学生去读，真是败坏学风，因此，日本政府打算立一个法，整一整这个歪风，日本政府的用意良好，当然，至于日本人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我就不知道了，于是，我亲口告诉日本文部省：整顿学风，当然是好事，但是因为对我中国的学生有直接关系，所以我希望贵国能在这个法律公布之前，先给我看一看。于是，他们果真就送给我看了，我看了之后，觉得那条文确实是整顿学校、监管学生的，没有虐待中国留学生的意思，于是，我就同意日本颁布了……”将法案草稿交给清国公使杨枢审阅并且征得杨枢的同意之后，1905年11月2日，日本政府出台了《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以下简称《规程》）。这个《规程》的条文很长，读者不必一一研读，它里面有相当多的条文是约束日本人开办的“野鸡学校”的。在这个规定当中，关于监管清国留学生的，主要有如下四条的规定：第一条，清国学生需要清国公使馆的介绍，方能入读日本公私学校。第四条，清国学生转学、退学，需要征得清国公使馆的同意。第九条，清国学生到校外租房子的，所在的学校需要加强监管。第十条，因品行不端被学校开除过的清国学生，其他学校不准录取。颁布了这个《规程》之后，1905年12月15日，日本文部省次官木场，在《读卖新闻》上发表了这样的评论：“……（清国）留学生之中，属于革命派者甚多，他们经此次省令，必然蒙受一大打击……”木场的这个评论，进一步旁证了日本出台这个《规程》，是为了讨好清政府，帮助清政府监管在日本的清国留学生，防止他们被革命党策反。《规程》出台之后，日本的中文报纸《新民丛报》发表了一篇旅日华人撰写的名为《记东京学界公愤事并述余之意见》的社论，其对《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作了以下七点的评论：1.此规则之名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也，故无论内容奈何，吾辈义不可忍受，何以故？以损辱我国权故，日本人留学于欧美各国者，宁乏人？何以不闻某国有取缔日本学生之规则？即我国人留学他国者，宁止一日本？何以不闻某国开日本之先例？别为规则以取缔我也，若是夫彼日本明蔑视我国权也。2.此规则之名，原清韩留学生取缔规则也，不过恐我国不认，姑为朝三暮四之计，去韩留清之尔，夫其使我与受被保护之韩国为伍，是可忍孰不可忍也。3.规则第一、第四条言入学、转学需要经公使之介绍、承认，明侵害我入学自由。4.规则中有侵害我书信秘密自由之件。5.规则中有学生卒业后将姓名通告于我国政府，清其登用之语，使日本人欲结好我政府，愚弄我学生，以握我教育权，且渐干预我用人行政之权。6.规则第九条剥夺我居住自由权，查日本唯待娼妓乃有勒令居住于指定场所之制，是娼妓我也。7.规则第十条性行不良一语，不知以何者为不良之标准，广义狭义之解释界说漠然，万一我辈有持革命主义为北京政府所忌者，可以授意日本污指为性行不良，绝我入学之略，其设计之狠毒不可思议。《新民丛报》这七点评论，其中第一点是值得读者注意的：(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此规则之名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也，故无论内容奈何，吾辈义不可忍受。”这句评论翻译成现代中文，是这样的意思：“日本政府出台的这个规定，叫作《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无论它的内容是什么，我们都不能接受！”评论的意思是：因为它起名叫“取缔规则”，“取缔”二字十分刺眼，十分侮辱人，而至于这个规定的内容，就不再重要了，总之，一部连名称都叫作“取缔中国人”的法律，无论它的实质内容是什么，我们都是要反对的。《新民丛报》这七点评论中的最后一点也是值得读者注意的。依照这个规定，日本学校可以根据清政府的要求，以“品行不端”的名义将和革命党有瓜葛的清国留学生开除，而且不准这些有革命倾向的学生再入读任何日本学校。这无疑是断绝了众多革命派留学生的前途。但是，从文字上而言，这部法律本来名叫《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为何下发到了旅日华人那里，却改了名字变成了《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呢？原来，这是日本报纸“标题党”惹的祸。日本报纸在报道这个新闻拟定标题的时候，或许为了吸引读者，或许出于排版原因，总之，日本报纸采用了一个简化了的新闻标题，将《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简称为《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以下简称《取缔规则》）。其中，“取缔”二字十分刺眼。报纸一出，留学生和旅日华人哗然。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没有网络，没有电视、电台，日本政府出台一个新法规，许多清国留学生其实是很难有机会接触到法规的原文的。许多时候，除了读报，甚至要靠口口相传，三人成虎因而在所难免。这里有一个不太显眼的陷阱：在日语里面，“取缔规则”的意思是“管理规定”。日语里面的“取缔”两个汉字，并非是“取缔”的意思，而是“管理”的意思。例如，日本企业里面的“取缔役”是“董事长”的意思。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不小的误解。可是，当时在日本的许多清国留学生，吊儿郎当，日语学得并不精，他们直接把日语的“取缔”理解成了汉语的“取缔”，换言之，他们是把“管理”错误地理解成“开除”和“禁绝”。这个新规定一出台，顿时在东京的清国留学生之中掀起了轩然大波。清国留学生纷纷扔下课本，蜂拥般冲上街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课、游行、示威、抗议活动，风风火火，沸沸扬扬。其中，依据张篁溪在《1905年留日学生罢课运动始末》的记录，以秋瑾为代表的部分清国留学生，鼓动全体清国留学生罢课回国，一些清国留学生更是组成了“纠察队”，带上棍棒武器，满东京跑，看到清国留学生就威胁他们：“你回不回国？”说“不回国”的，立即被群起围殴之。但是，终归还是有明白人。黄尊三《三十年日记》记录了有一个清国留学生站出来说：“我们连那个所谓《取缔规则》的原文都还没有读过，发什么怒呢？我们是否应该先调查、研究，搞清楚之后，再反对也不迟呀！”愤怒的留学生们当即这样回应他：“不用查了，还有什么好查的？！我们认为是这样，就是这样！”而依据亲历者吴玉章的《辛亥革命》，鲜为人知的是：在这场留日学生的抗议回国潮中，汪精卫一派革命家，和秋瑾一派学生代表，立场是对立的。汪精卫是不主张留日学生回国的。因为，汪精卫的上司——孙中山——担心这批革命派的留日学生回国之后，会被清政府一网打尽。于是，孙中山让汪精卫在东京办了一个叫作“维持会”的组织，规劝留学生不要跟风回国，尽快回归课堂，恢复学业。与此同时，清国留学生胡瑛则成立了一个“联合会”，公开和“维持会”叫板。“联合会”私设法庭，对反对回国的汪精卫、胡汉民等一些革命党人判处了死刑。当然，他们没敢实际执行死刑，当时的日本已经是法治国家，随便杀人可不行。在这次罢课回国的风潮当中，先后一共有八千二百名清国留学生离日返国，日本《东京朝日新闻》1905年12月14日发表了这样的社论：“……要回去的，随便他们回去，别让他们在这里无理取闹，这种学生，就算我们有心培养他们，也是白费心机……”在中国湖北这边，湖广总督张之洞对闹事的学生进行了这样的批评和指责：“……盖此次中国学生八千余人先后全行退学，实为革命党所煽惑威逼，其中胁徒者十之八九，倡首滋事者不过十之一，特以乱党凶顽过甚，良善不能与抗，钦使监督避祸不遑，无从理论，近日本学生种种逆谋真情毕露实堪发指……”这篇文字可参《张文襄公全集》。清国留日学生陈天华在细细耕读了日本政府这个《规程》之后，发表了这样的评论（收录在杨源浚《陈天华殉国记》）：“……规则之颁，其剥我自由，侵我主权，故不待言……（然而）此次规则，出于文部省，专言我国学务，且细观条文，重在办学方面，与前报迥乎不同……”这时，同在日本的公共知识分子梁启超，也认真地研读了日本政府的这个所谓《取缔规则》。读完之后，梁启超认为：“此规则利大于弊，与中国国家主权没有关系，也并没有侵犯我们中国人的地方。”相关文字收录在《饮冰室合集·集外集》。同在日本的章士钊读完这个所谓《取缔规则》之后，也评价道：“与我国国体毫无关系”、“留学生是误解、胡闹”。不久，日本报纸又有评论员发表社论，认为清国留学生根本没有认真理解，甚至根本没有读过日本政府这次出台的新《规程》，就蜂拥罢课闹事，真是——“放纵卑劣”。这里，“放纵卑劣”四个字，对陈天华的刺激很大。隔了没几天，陈天华跳海自杀了。陈天华是不是为了抗议这次《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而自杀？不是。因为陈天华的遗书，把自己的自杀动机写得十分清楚。陈天华留下来的《遗书》（又名《绝命辞》），白纸黑字，是这样写的：“……诸君而如念及鄙人也，则毋忘鄙人今日所言。但慎毋误会其意，谓鄙人为取缔规则问题而死，而更有意外之举动。须知鄙人原重自修，不重尤人。鄙人死后，取缔规则问题可了则了，切勿固执。唯须亟讲善后之策，力求振作之方；雪日本报章所言，举行救国之实。则鄙人虽死之日，犹生之年矣……”陈天华这段文字，翻译成现代文，是这样的意思：“……（我死之后）大家如果想起我，就请大家不要忘记我今天说的话，但是也请大家千万不要误会我，我陈天华跳海自杀，并非为了抗议这次《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进而做一些意外的事情，要知道：我向来认为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自己争气，而不要怨天尤人，我死了之后，《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这个问题，能了结就了结它，不要太过偏执，只是要做好善后工作，要使大家中国人振作起来，不要再让日本人在报纸上侮辱中国人，大家要尽力救国，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尽管是死了，也虽死犹生啊……”可见，陈天华跳海自杀，根本就不是为了抗议《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陈天华跳海自杀的消息传出来以后，清国留学生更加悲愤，发动了规模更大的罢课闹事活动，并且放出狠话：“（留学生）谁敢不跟从（罢课），给我狠狠地打！”这就是那场“取缔清国留学生事件”、“陈天华自杀事件”的基本经过。梳理上述的史料，我们可以大概还原本案的发展逻辑如下：1.清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帮助监管在日本的清国留学生，防止清国留学生被革命党策反。2.日本政府在征得清国驻日本公使杨枢的首肯之后，出台了《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3.这个规程在入学、转学、退学、在校外租房等方面对清国留学生进行了监管，限制了革命党活动的自由，而且规定一旦清国留学生因涉嫌革命党被开除，则再也不能入读日本的任何学校。4.《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先后被日本报纸和中文报纸《新民丛报》错误地报道成《取缔规则》。“取缔”二字的中文、日文字义的区别使误会进一步深化。5.《取缔规则》的出台使在日本的清国留学生哗然。清国留学生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罢课、回国运动。6.一向忧国忧民的清国留学生陈天华，目睹日本媒体对中国人“放纵卑劣”的评论，同时也目睹留学生中“维持会”和“联合会”之间的内讧等诸多原因，悲愤交加，跳海自杀身亡，但是，他在遗书中自述：他并非为了抗议日本政府的《取缔规则》而自杀。我认为，这就是“取缔清国留学生”事件的基本事实，供读者鉴。
辫子真相
我写这篇文章，是为了纠正部分国民对近代史上“辫子问题”的一些错误认识。部分国民典型的错误认识有如下三点：1.国民开始剪辫子，是清政府灭亡之后的事；2.晚清政府对剪辫子的人严厉处罚；3.晚清政府不考虑剪辫子。事实上，如果从第一手史料去管窥，这部分国民的以上三点认识，全部有待商榷。剪辫子的真相如下。真相一：在晚清最后十几年，国民剪辫子的风气已经渐开。事实上，在晚清的最后那十几年间，已经有不少人剪掉了辫子。例如，依据张群先生的回忆：在日本留学的日子，尚处于晚清时代，那时，他和好友蒋介石，都剪掉了辫子。（参见《张群先生话往事》）再举个例子：黎元洪所在的清军武昌新军部队，有的士兵就剪掉了辫子，对此，作为部队小首长的黎元洪，不但不反对，而且还称赞那些士兵：“剪得好！早就该剪掉了！”还有，依据冯自由《革命逸史》的记载，早在1900年，革命党人秦力山就剪掉了辫子，而且他还在中国走南闯北，肆无忌惮，以至于由于缺少辫子，惹来义和团对他的偏见。又举一个例子，在1898年开办的天津“北洋硝皮公司”里面，为了方便生产，工人一律剪掉了辫子。（参《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第196页。）有心的读者，只要你有时间广泛阅读近代史的第一手史料和浩如烟海的历史老照片，你就会发现：在晚清的最后十几年，其实有不少国人，早就剪掉了辫子。真相二：晚清政府已经开始逐渐容忍国民剪辫子。那么，晚清政府对于剪掉辫子这种“大逆不道”的行为，是什么态度呢？也许有一些地方政府对这种行为实施了各种各样的处罚，但是，我从近代史第一手资料中读出来的，却是相当多的官员对国民剪辫子的行为，竟然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例如，1906年的时候，前国军将领周斓在湖南高等学堂预科念书，他和几十个同学都剪掉了辫子。当地政府并没有处罚他们。在一所公立的、为清政府培养人才的高等学堂里，多达“几十个”同学剪掉了辫子，校方对此的处置竟然是：不处罚。周斓的这个案例，出自《湖南文史》第46辑第133页。再如，1909年，广西陆军小学（注：这是一所清政府的公立军事学校）的全体学生突然全部剪掉了辫子！广西巡抚张鸣岐（相当于省级“一把手”）获悉之后，仅仅装模作样地训斥了学生一下：“务必重新留回辫子。”可是，学生们竟然没把张鸣岐这个省级“一把手”的话当一回事，没有一个人重新留回辫子！由此可见，在晚清时期的广西，剪辫子的处罚仅仅是“训斥”。广西陆军小学的这则史料，出自《李品仙回忆录》第7页。近代史中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有心的读者可以再去找找。真相三：晚清政府已经在认真考虑废除辫子。这是关于晚清辫子问题最鲜为人知、最令人震惊的真相：晚清统治者，实际上已经在很认真地考虑：废掉辫子。比较早期的，是在1898年，康有为向光绪皇帝进言：废掉辫子。这个议案虽然暂时未能获得通过，但是，康有为也并未因此受到任何处罚。过了不久之后，竟然演变成一群清廷贵族提议：废掉辫子！这些清廷贵族例如：荫昌、善耆、载泽、载涛。其中，载涛在1909年的时候，对剪辫子这个议案，是这样评论的：“非剪发易服，不足振起全国之精神！”1910年冬天的时候，大清国资政院召开第一届常会。在大会上，议员罗杰、周震麟勇敢地提出了这样的议案：“剪掉辫子”。更惊人的是这个破天荒的、“政治不正确”的敏感议案，竟然经资政院表决并获得多数票通过！资政院的这个资料，出自《清实录》宣统三年十月下。到了次年（1911年），大清国陆军部作

的来临，猛力拽扯着向地下缩去。“呛啷……噗……”铁链和一截断舌落在了地上，莫炎的灵火雷刃果然奏效，只可惜我无法拖住寒蜴，那一瞬间被它缩回了脑袋，只切断了半条长舌，但即便这样也给了它不小的打击。“效果不错啊，灵火的确可以对付它。”我欣喜道，“能不能用你的灵火入地诀配合雷刃诀，直接攻击地下的寒蜴？”莫炎站在原地微微喘息着，脸色苍白的样子似乎有些体力透支，难道刚才那一击他是用尽了全力？“贪功失策，雷刃诀太耗力了。”他喘息道，莫炎果然没有能力再攻击了。脚下忽然剧烈震动起来，地面龟裂出道道缝隙，四溢的寒冷地气迅速包围了我们，莫炎布下的灵火在地气的冲击下势头有所下降，那寒蜴竟是想将我们翻进地底。召来的黄土不住地填补着裂缝，我几乎动用了四周全部可以调集的黄土，脚下的地面渐渐升高。填补和破坏不断进行着，地下的寒蜴干劲十足地和我对峙了起来。僵持了一段时间后，我不禁对它产生了怨怒，倾力之下一裹黄土硬生生地将寒蜴带出了地面。粗大弯曲的铁条排排出现，扎根地下死死地将寒蜴的身体箍住固定，方才还在肆虐的家伙此刻在我因愤怒激发的力量下死鱼般地躺作了一条。“快烧了它！”我冲莫炎道，“我禁锢不了多久的。”莫炎苦笑了一下，蓄力作势，灵火应声而起，但那势头已不如往日那般高涨，微弱的火焰非但不能消灭寒蜴，倒像是在给它暖身。看来全力的雷刃诀不是一般的耗力，我完全不了解其间的状况，原本占据的先机几十秒间便消失殆尽。寒蜴张开宽扁的嘴巴，断去一截的长舌甩动了几下，周围阴寒的地气不断翻卷，我顿时感到浑身的血管一阵涨涌，眼前凭空出现无数恍惚的白点，脚下一个趔趄险些跌坐在了地上。“哇”地一声，在无形的压力下一蓬鲜血夺口而出，莫炎挺拔的身子佝偻了起来，如果不是一旁的老田上前扶住只怕已经趴在了地上。在这当口，寒蜴早已挣脱了半数以上的铁箍，恢复自由的尾部开始大力地抽甩着，击得地上一片尘土飞扬。“好冷……”倒在一旁的S颤抖着醒来，一眼看见面前的这只“巨型壁虎”，惊得愣在了那里，相继醒来的晖儿也是怔怔地望着寒蜴，全然没有躲避和逃离的意识。情急之下我上前一手一个地拉住她俩，连拖带拽地将两人带离危险区域。“地气……”莫炎在老田的搀扶下也跟了过来，“寒蜴一直在吸地气。”“这东西好恶心～～”S摸索着扳过身后的猎枪，瞄准寒蜴就是一枪，子弹打在皮肤上却向一侧弹射开去。晖儿帮着老田将莫炎藏在身后，两人举起枪又是一阵连射，一颗子弹不偏不倚地射中了寒蜴的眼窝，剧烈翻滚下寒蜴的一只眼睛已被射瞎。看准机会我再次用铁箍束缚了寒蜴，这次它并没有急剧挣扎，而是喘着粗气趴在地上，用剩余的一只眼睛狠狠地盯着我们。“现在地脉在回吸地气。”莫炎支撑着走到我身边，“寒蜴很依赖地气。”四周的地气果然不断地向着山腹和地下隐去，现在正是地脉呼吸效应中的回吸阶段，莫炎说的似乎很有道理，寒蜴在地脉呼出地气的时候十分强悍，而当地气回吸时却不再轻举妄动。“它是泰坦的远亲嘛？”我突然想起了希腊神话中的巨人，“那我就当回赫拉克勒斯。”话语未落，寒蜴身下黄土翻滚，一个高高的土台将它抬离了地面，四周出现了一排金属螺旋叶片，一并飞转中将寒蜴身旁的地气驱散得一干二净。“地气为阴，飞火为阳，我怎么把老本行给忘了。”自嘲间土台上出现了天罡七印中至阳的飞火印符，一派阳炎热气升起，寒蜴身躯狂扭中断裂的长舌向我卷来。子弹呼啸而至，晖儿等三人手中的猎枪一齐发射，寒蜴的长舌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打得偏歪了过去，倏然缩回口中。“莫炎，你还能做那种会爆炸的火球嘛？”S递给莫炎几颗子弹，“在弹头上做些，哪怕一点也好。”拿过子弹，莫炎努力之下在弹头上凝上了星点的灵火，只是灵火的光芒已远不如先前那样明亮。与此同时，我加大控制的力度，再度箍紧的铁箍将寒蜴几乎勒入了土台，四周的螺旋叶片更是快速地飞转不停，寒蜴已完全无法吸收一丝地气。困兽犹斗，虽然寒蜴被铁箍束缚，但却依然不死心地再次吐出长舌，企图扭转战局。填上附着灵火的子弹，S和晖儿瞄准寒蜴的舌头连发数枪，爆裂灵火在剧烈的撞击下立刻发挥了作用，轰然间一片火光在长舌上爆起，整条舌头从寒蜴的口中全然断去，落在地上扭动了几下便僵直了。寒蜴无声地张了张大嘴，用力将身体拉长，脑袋不可思议地扭曲成一个奇怪的角度，双腭间闪现出两排锋利的牙齿，咯咯几声将深嵌体表的铁箍咬断了几根。用力过猛之下，寒蜴将自己的皮肉也撕下了大片。它颤抖着自口中不断呵出寒气，伤口立刻凝结，灰黄外皮间翻露出的惨白肌肉不住抽搐，那只独眼渐渐露出了幽绿的光芒。此举大有壮士断腕的风格，在场的人看得不由都是一凛，这条寒蜴是打算拼命了。咕咕的声响自寒蜴腹内传来，从体表的蠕动看来似乎是什么东西要从它肚子里出来。寒蜴痛苦地扭动着身体，喉间一阵鼓胀，“噗噗”从大嘴里接连吐出四个圆形的东西来。那些东西落地后先是向前滚动了一段距离，接着便像被什么牵动着似的又回滚了一段。隐约间我发现这些圆形东西上连着一段乌色的细索，细索的另一端则没入寒蜴的大口。低沉痛苦的喘息身越来越重，寒蜴小心地咬住口中的细索，甩动脑袋用力一拉，四个圆形物体猛地弹动起来，但奇怪的是，它们并没有随着拉动而飞向寒蜴，而是向着相反的方向飞出。细索绷紧乱颤，寒蜴的身体一抖，拴在它身后的乌色绳索噗地破体而出，生生将寒蜴的身体剖作两片。我们这才发现，那根乌色的绳索是从寒蜴的下体穿入体内，顶端分作四股细索，而那四个圆形物体就拴在这四股细索上。这乌色绳索不知道是什么材质的，但似乎十分坚韧，难怪寒蜴会如此顾忌绳索的限制不敢越雷池半步。寒蜴的行为等同于自杀，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令众人一时不知所措，拼死吐出的四个圆形物体啪地挣脱了细索，落在地上滴溜乱转，里面仿佛包裹着什么有生命的东西。难道这是它的卵？！大脑下意识的反应中，地上残存的尖刃立刻飞切地上的圆形物体。咔嚓几声脆响，圆形物体的外壳有如蛋壳般裂开，里面站起四个金色的人形来。那是四个身着奇异服装的人，身高大约一米九的样子，一拢乱发披在脑后，纠结的浓密胡须遮去了三分之一的脸部，圆睁的怒眼炯然有神，让我不禁想起三国时的张飞张翼德。不过这番装束完全没有汉人的痕迹，他们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可却给人一种须发俱张的感觉。更为夸张的是，这四人的长相居然一模一样。四人手中各自拿着不同的兵器，这些兵器个个奇形怪状，配着犀牛角的长剑、金吞口的黑刀、曲柄的古怪兵刃和一把像蜈蚣似的东西。伴着奇怪的咯咯声，他们的举手投足之间有些僵硬，与滇王阴墓里的干尸兵卒不相伯仲。“不像是人。”莫炎的身体恢复了些，“身上都是铜臭味。”“好像是自动导航的机器人。”晖儿看着它们的动作道，“古代有这么先进的技术？”“我给它们导航还差不多。”S一枪击中了其中一个机关人，子弹打在它身上发出金属的脆响，果然是金属制造的。我心中暗叹，寒蜴拼着自杀吐出来的杀手锏，居然就是四个金属机关人，这对我来说实在是太过容易了。那四个金属机关人举止虽然僵直，但行走的速度并不慢，S发难之后，它们几步便来到了我们面前，手中的武器从各种古怪的角度攻击过来。那蜈蚣似的东西竟然是一种弓弩，密集的弩箭夹着劲风铺头盖脸地直射S。我用铁板挡住那片竹制弩箭，又轻车熟路地将它们手中的武器抽离在了半空。失去武器的机关人依旧挥舞着手臂向我们攻击，意念控制下它们身上的金属开始扭曲变形，咯咯几声大块的金属碎片落地，机关人只留下了几个支撑框架在原地晃悠，齿轮、轴箍落了一地。一个金属镂空球滚到了脚边，里面晃动着爬出一条巨大的旱蚂蟥，其他的三个金属球还在不住晃动。“拿蚂蟥做动力装置……”我一阵暴汗，几根尖刃顿时将蚂蟥钉死在地上。“蚂蟥对人和动物的血气最敏感。”莫炎缓声道，“力气也不小，做动力导航没什么错。”“这大壁虎也够冤枉的，为了放这四个东西出来，把自己弄得开膛破肚。”S看了看寒蜴在地上的两爿尸身道，“结果让王亦凡没两下就搞定了，傻啊～～”“那是有人暗中帮忙。”莫炎瞟了S一眼，走近寒蜴的尸身，左右嗅了嗅，在地上捻起了一撮细末，递给老田。“藜芦粉哈，催吐的中药。”老田闻了下细末，摇头道，“帮忙的是个缺德鬼咯。”十九、僰人双卦莫炎和老田双簧似的言语举动把我们三人弄得云里雾里的，不过听意思那些细末是种催吐的中药，而寒蜴就是吸入了这种中药才会呕出那四个藏有机关人的圆球，从而导致自己的死亡。“什么人在暗中帮忙？这又是帮的什么忙？”我疑问连连，心中毕竟只知道了个大概，对整件事还是有些迷糊。“这是雪域冰蚕丝拧成的。”莫炎拾起落在地上的乌色绳索道，“十分坚韧，比刀都快。”“也就是说，有人在地气鼎盛时洒出藜芦粉，让寒蜴吸入后呕吐。”晖儿思索着说道，“吐出的机关人挣动了绳索，拉力使得绳索在瞬间绷直，从而形成了足以杀死寒蜴的力量。”“嗯，是这个原理。”莫炎颔首道，“寒蜴刀枪不入，但冰蚕丝更胜一筹。”“但有一点我还是不明白。”晖儿继续道，“为什么机关人在寒蜴体内没有拉动绳索呢？”莫炎摆摆手，走向机关人的残骸，那四条被利刃钉住的巨大蚂蟥居然没有死去，莫炎一接近，便拼命拉长身体卯足了劲地凑向他。“关键就是这种山蚂蟥。”莫炎指着奋力挣扎的蚂蟥道，“这是特别喂养的，对人最敏感。”说话间，老田走上前去，从腰带上取下一个布袋，将一些粗盐撒在了蚂蟥身上，那些蚂蟥像着了魔似的立刻泄劲瘫软下来，不多时便干瘪成了一块皮囊。“我听不出附近有其他人在。”方圆一里地内没有任何声息，“那帮忙的人呢？”“早走了吧。”莫炎好像并不在乎这人的存在，“算是欠他一个人情。”“哦，是你认识的人？”我好奇道。“算是吧。”莫炎服下一颗药丸，凝神调养了起来，不再理会我的问话。“老田，为什么说那人是个缺德鬼？”S在一旁问道。“用催吐的中药让邪龙吐出这些机关人，等于让邪龙自杀咯。”老田笑着摇头道，“能想出这种办法的人，不是缺德鬼是啥子哈？”“寒蜴靠这些撞死的鸟为食，鸟的鲜血就养活了它肚子里的蚂蟥。”晖儿看了下寒蜴的尸体，“这个食物链倒是不错，安排它守在这里的人真不简单。”我看着地上的那条乌色绳索，又探视了一下机关人的残骸，心中再次冒起了疑问。在这里设置疑局对于掩盖引龙大局的帮助并不是很大，这个阴月地气局如果是为寒蜴所设，那寒蜴的任务就是杀死接近这里的人，但为什么设局者又要摘除寒蜴得以成名的毒腺呢？而那些藏在寒蜴腹内的机关金人又能起到什么作用？百思不得其解，于是便向莫炎求证，转眼却失去了他的踪影，方才还在闭目凝神的莫炎，此刻已顺着乌色绳索向山口内摸去。我们跟上莫炎，绳索一直延伸至山口的一块巨岩边。莫炎剔开周围的泥土，原来那巨岩深入地下，乌色绳索顺着巨岩笔直钻入，不知是固定在了哪个深度。莫炎在巨岩周围嗅了嗅，似乎发现了什么，转到靠山口的内侧一面，问S拿过猎枪，用枪柄在巨岩的一处狠狠砸了几下，一片悉窣的碎块粉末落下，巨岩上竟露出了一片人工削平的痕迹。敲落下来的是一些类似云南民居常用的泥灰，看来是有人故意伪装上去的。拂去灰土后，上方隐约可以看出一些镂刻着的文字，而下方则有规律地排列着八个手臂粗细的孔洞。“大长和圣明文武威德桓皇帝敕化，皇恩浩荡泽被吾国，礼佛浮屠万世基业……”这似乎是给某位皇帝歌功颂德的碑文，可不知道这位圣明文武威德桓皇帝是何许人也，在云南以汉人皇室风格立碑似乎有些奇怪，更有趣的是这位皇帝居然还用上了不佛不道的“敕化”二字，这可是堪舆圈内人的用词，类似于道教的“羽化”、佛教的“圆寂”。“圣明文武威德桓皇帝。”莫炎眼中闪动起别样的光芒，“郑买嗣号称‘桓帝’，建国大长和。”“这里是郑买嗣的墓葬？！”我们都是一阵惊讶，难怪没有人能找到，这个郑买嗣实在离谱的厉害，谁会想到他竟然把自己的墓葬设在了茶马古道的位置上，这岂不是遭千人踏万人踩吗？“上感苍穹，降得神人祥佑，使金甲力士举巨岩移山岳，护桓帝登于岭上，施灵索拘邪龙守穴……”晖儿继续读道，“原来寒蜴是给郑买嗣守墓的，那金甲力士应该就是机关金人了。”“当年陈子浩就是在这里出事的？”想起莫炎之前的故事，我不禁问道，“但这里完全不像有墓葬的样子。”“陈子浩哪里出事我不清楚。”莫炎沉思道，“这里却应该是郑买嗣的墓葬。”“关键可能在这句话上‘举巨岩移山岳，护桓帝登于岭上’。”晖儿道。“机关金人和这个巨岩会不会与打开郑买嗣墓葬有关？”S又看了一遍碑文，“巨岩上有八个洞，刚才又正好四个机关金人。”“可惜王亦凡手脚太快。”莫炎仔细看了下巨岩上的洞，“机关金人已经变铜片了。”自从熟悉驭金能力后，我对金属物体的控制和破坏越来越张扬，有时甚至显得有些暴戾残忍。莫炎的话让我有些后悔方才的举动，照理应该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处理这些机关金人，可现在的机关线索却生生地断在了我的手上。“这孔洞不深，里面没其他机关。”我不死心，听辨之下有所发现，“大家让开一下，我试试看能不能启动这里的机关。”众人散开之后，我按照孔洞的大小制作了八根金属棍，逐一插入到底。周围依旧静悄悄的，没有任何变化，看来机关的奥妙并不仅此而已。我有些不甘心，强行催动金属棍左右摇晃地试探着，却发现岩石的上段往右旋转移动了一些。会不会是转动式机关？我想起天坑里那个石盘机关来，心念一闪，全力推动金属棍向右侧转去。“咯咯……哗……”一片碎石尘土劈头落下，山口的峭壁位置上似乎有什么东西脱落了下来，全力之下我来不及闪避抵挡，肩背被碎石打中几处，如果不是莫炎及时用灵火挡住，只怕还会添上几处伤痕。晖儿赶上前来，忙不迭地检查着我身上的擦伤，看到我额头破开的伤口心疼不已。“那上面吊着的是什么？！”S指着峭壁叫道。抬眼望去，倒梯形的峭壁上出现了一个不小的缺口，缺口中垂下的几条粗大铁链悬吊着一块巨大的方石。“我上去看看。”莫炎几步蹿上山坡，手中抛出的银色长索射入山岩间，猿猴般地攀上了峭壁。他的身体看样子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只那么一会的功夫便攀住了方石。过了一会，莫炎的身影在方石上晃动了几下，空中传来金属和石头的摩擦声，沉重的移动声。方石上闪起灵火的光芒，这奇怪的咕噜声是什么？难道莫炎碰到麻烦了？我正要设法上去援助莫炎，突然铁链一阵怪响，还未看清状况，只听得一声闷响，那方石已被铁链拉回缺口，峭壁又恢复了原来的样貌。“莫炎！”我大吼一声，峭壁上已看不到莫炎的踪迹，那一刹那他正在方石与峭壁之间，突生变故的情况下只怕难以生还了。“他被卡在石头里了？！”S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赶快用机关放他出来啊！”巨岩果然已经归位，但这次无论我怎样发狠用力也移动不了它一分一毫，整个机关已被卡死。看着被弄得弯曲不堪的金属棒，沮丧、懊恼和愤怒一并冲上头来。“我们再找找，莫炎的身手那么好，应该不会那么轻易被困的。”晖儿安慰道。“山壁太陡峭咯，莫兄弟身手好哈，几下就能上去。”老田叹了一下，伸手抹了抹眼睛，“我们就算是上去了也做不了啥子哈。”悉窣悉窣，山壁一角传来一阵奇怪的动静，微弱的声音立即钻入我

、下至普通国民的支持，虽然有流血事件发生，却没有造成更多的动荡。相比之下，反倒是国际社会对这一事件表现出了更大的兴趣。公元前610年，由晋国发起，匆匆组成的晋、卫、陈、郑四国联军以弑君之罪讨伐宋国。据《国语》记载，年少的晋灵公对于这次出兵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他对赵盾说：“这事不是咱们晋国的当务之急啊。”赵盾回答：“天地至高无上，其次则是君臣大义，这是自古以来的明训。现在宋国人以下犯上，杀了他们的国君，这是违反君臣大义的，必受天谴。晋国是天下的盟主，如果不执行天意，我怕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晋国。”于是在大庙检阅军队，大张旗鼓准备讨伐宋国。赵同对此疑惑不解，问：“国家将有大战，您不去安抚民众，反而敲锣打鼓，是为什么？”赵盾回答得冠冕堂皇：“别的国家有大罪就去讨伐，有小罪则去谴责。如果我们秘密行动，偷袭宋国，别人会觉得我们是在侵略弱小的国家。所以，我们必须大张旗鼓，用正义之师去声讨宋国人的罪过，这是正大光明的事，只恐怕外界不知道。我这样做，也是为了宣传君臣大义啊！”于是派出使者昭告天下，带着诸侯联军，鼓乐喧天地来到了宋国。赵盾讲了那么多大道理，摆出一副奉天讨罪的架势，动员了为数众多的部队，结果却和上次讨伐齐国一样，又是以虎头蛇尾而告终，不但没有将以下犯上的宋文公绳之以法，反而承认了宋文公政权的合法性，偃旗息鼓地回来了。本来是去问罪，结果变成了贺喜，这种事也只有赵盾才做得出了。史料虽然没有明确记载，但我们猜也猜得到，这次又是金钱起了作用。宋文公参照齐懿公的做法，给赵盾送了一笔不菲的贿赂，就将四国联军打发走了。这件事让齐懿公彻底看清了晋国这位霸主的真面目。同年夏天，他单方面撕毁齐鲁两国的和平协议，亲自带兵侵略鲁国北部边境。这自然又是严重违反扈地同盟条约的行为。但是，鲁国人也算是彻底看清了晋国的真面目，没有对其抱任何幻想，赶快派公子遂到齐国要求和谈，并与齐懿公在谷城签订了城下之盟。同年冬天，公子遂再一次来到齐国，拜谢齐懿公，同时也是为了试探齐国对鲁国的野心究竟有多大。回来之后，他对鲁文公说：“大家都担心，说齐国人要吃鲁国的麦子了。但是据我观察，这事不太可能，因为齐侯和我说话的时候，语气苟且。臧文仲说过，为民之主者，苟且必死。让我们拭目以待。”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09年春天，齐鲁边境又传来令人不安的消息，齐军主力再一次集结，准备入侵鲁国。但是，鲁国人枕戈待旦等待了十几天，边境对面却没有任何动静，于是派出探子前往齐国打探，才知道原来是齐懿公得了病，所以将入侵鲁国的事情耽搁下来了。鲁国人还得知，齐懿公病入膏肓，齐国的医生都束手无策，断定齐懿公熬不到秋天了。对此，鲁国上上下下都松了一口气，鲁文公还特意派人进行占卜，并且说：“如果那个人在发兵之前就死了，该多好！”大夫惠伯跑到大庙中，将鲁文公的愿望告诉了用来卜筮的龟甲——这是当时的一贯做法，在卜筮之前，将所卜之事告龟，并且要举行相应的仪式。掌管卜筮的大夫楚丘奉命以龟甲卜筮，得到的结果是：“齐侯等不到发兵就会死，但并非因为疾病。而主公也听不到他的死讯，告诉龟甲的人也有凶兆。”“主公”就是鲁文公，他之所以听不到齐懿公的死讯，是因为他先齐懿公而去。告诉龟甲的人当然就是惠伯，他的不幸也将很快降临。公元前609年二月，在位十八年的鲁文公去世了。三个月后，齐懿公死于非命。齐懿公在当公子的时候，与大夫邴歜（chù）的父亲因为争夺地皮而发生矛盾，结果没有占到便宜。等他当上了国君，邴歜的父亲已经去世多年，齐懿公派人将这老头子的坟墓挖开，将其尸首弄出来，执行了刖刑，也就是砍断了两只脚，以泄当年之愤。中国人自古尊重死者。齐懿公这样做，邴歜敢怒而不敢言。更令人没想到的是，没过多久，齐懿公居然任命邴歜当了他的驾驶员。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这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因为邴歜怀恨在心，随时有可能找机会行刺齐懿公。但齐懿公丝毫不以为然。我们很难理解他这样做的动机，只能推测，他觉得这样做很有趣，仅仅是有趣。更有趣的是，齐懿公喜欢上了另一位大夫阎职的老婆，而且将阎夫人抢到公宫里去了。也许是为了羞辱那位倒霉的丈夫，也许是为了某种阴暗的心理乐趣，他又任命阎职担任了骖（cān）乘。国君出征乘坐戎车，站在国君身边的戎车护卫称为“戎右”；平时出行乘坐乘车，站在国君身边担任警卫的叫做“骖乘”。可见，骖乘就相当于国君平时的警卫员，也是相当敏感的职务。现在齐懿公只要出门，身边最亲近的两个人中，一个与他有刖父之仇，一个与他有夺妻之恨，这实在相当罕见。公元前609年五月，齐懿公带着宫庭人员到临淄郊外的申池游玩。司机邴歜和警卫阎职两人在申池之中游泳消暑，谈笑间，邴歜突然用竹子敲了阎职的头部一下。阎职勃然大怒，就要与邴歜拼命。“别，别……”邴歜嬉皮笑脸地说，“人家抢了你老婆你都不生气，打你一下又有什么大不了！”阎职愣了一下，听出邴歜话里有话，回应道：“那我比那种老爸的尸骨被刖，但是不知道伤心的人如何啊？”两个人相互对了一个眼神。远远望去，齐懿公喝醉了酒，正躺在池边一片竹林边上酣然大睡呢。身边一个警卫都没有——警卫就是阎职啊。两人悄悄游过去，阎职掏出一把随身携带的短刀，邴歜绕到齐懿公身后，突然按住他的肩膀，阎职手起刀落……杀死齐懿公后，邴歜和阎职将他的尸体拖到竹林中。他们气定神闲地做完这些事，驾着齐懿公的马车晃晃悠悠地回到城里，找了一家酒馆喝得酩酊大醉，然后将酒杯一扔，带着各自的家属，不紧不慢地投奔他国去了。据传，家人得知他们弑君之后，都非常紧张，一个劲地催促他们快马加鞭，好躲避追杀。邴歜不以为意说：“不用急，昏君无道，国人早就恨不得他下台了，我们有什么好怕的？”果然，齐国人对齐懿公的死都表现得漠不关心，他们打扫了一下公宫，很快拥立公子元为君。公子元也就是历史上的齐惠公。齐桓公所生的儿子中，他是第五个登上君位的。同年六月，鲁国为鲁文公举办了隆重的葬礼。作为两国关系改善的标志，齐惠公派使者参加了鲁文公的葬礼。为了抓紧讨好齐国的新主人，这一年秋天，鲁国大夫公子遂和叔孙得臣来到齐国，祝贺齐惠公登上君位，同时对齐国派人参加鲁文公的葬礼表示感谢。但是，公子遂此行除了上述公开的使命，还有一项自作主张的秘密使命。齐鲁两国历来通婚。鲁文公的正室姜氏，也是齐国的公主。姜氏为鲁文公生了大子恶和公子视。鲁文公死后，按照惯例，应该由大子恶来继承君位。但是，鲁文公还有一个宠妾，名叫敬嬴，敬嬴生了公子倭。敬嬴出身不如姜氏高贵，但是有政治野心，很早就和公子遂搭上了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不得而知），将公子倭托付给公子遂照顾。鲁文公死后，公子遂就想立公子倭为君，但是遭到了惠伯等大臣的强烈反对。公子遂到齐国的秘密使命就是，说服新上台的齐惠公同意公子倭担任鲁国国君，这就意味着要废除大子恶的继承人地位。大子恶的母亲姜氏是齐国公主，公子遂想要废除大子恶的继承人地位，事先征求齐惠公的意见，自然是持重之计，但也是与虎谋皮之举。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齐惠公居然同意了公子遂的想法。《左传》对此的解释是，“齐侯新立而欲亲鲁，许之。”单单为了亲近鲁国，就答应人家欺负自己人，似乎有点说不过去。我们只能猜测，问题还是出在“新立”上，齐惠公毕竟也是通过“弑君”的游戏而上台的，在诸侯之中，存在一定的合法性危机，如果鲁国这样有影响力的国家能够承认他的合法性，他愿意做这笔生意。更何况，为了讨好齐惠公，公子遂还许诺，一旦公子倭上台，就迎娶齐国公主为妻，并且把济西的土地献给齐国，作为报答。得到齐惠公的许可，公子遂便放手行动了。从齐国回来不久，他派人暗杀了大子恶和公子视，立公子倭为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鲁宣公。公子遂同时杀害了朝中的反对党惠伯。据《左传》记载，公子遂假传大子恶的命令，召惠伯入宫晋见。惠伯的家臣公冉务人看出了不对劲，提醒惠伯说，去了之后凶多吉少。惠伯是个思想守旧的人物，他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公冉务人拍着大腿说：“咳，君命当然不可违，可如果不是君命，您为什么要听从呢？”惠伯一定要去，结果被公子遂的手下杀死在公宫的马厩之中。公冉务人则保护着惠伯的家人出逃到蔡国。惠伯忠君而死，后人评价惠伯，却没有太多的褒扬。最具代表性的评论是这样说的：凡有奸人（当然是指公子遂之流）当道，欲行废夺主君之事，如果要反对，就必须充分考虑对策，光以口舌抗争，优柔寡断，行事不密，则只能坐以待毙。有意思的是，在《春秋》的记载中，大子恶之死仅以“子卒”二字记述，而惠伯之死则根本不书。据后人推测，这是当时的史官害怕公子遂报复，所以不敢直书其事。最可怜的是大子恶与公子视的母亲姜氏。公子遂杀了她的两个儿子之后，倒是不敢像齐国人那样又将母亲扣留起来，主动将姜氏送回到齐国去。姜氏的马车经过鲁国都城的大街，她忍不住悲伤，大哭道：“天啊，襄仲（公子遂字襄仲）大逆不道，杀嫡立庶，两个小孩有什么罪过啊！”听到的人无不伤感而哭。因此，鲁国人又称姜氏为哀姜。算起来，这已经是鲁国的第二个“哀姜”了（第一个是鲁庄公的老婆）。公元前609年，诸侯级的人物先后去世的有鲁文公（病逝）、秦康公（自然死亡）、齐懿公（被仇杀）、鲁大子恶（被暗杀）和莒纪公（被刺杀）。莒国是春秋时期的小国，与鲁国相邻，又靠近东夷部落，因此文化习俗与东夷人相近。莒国的国君死后，没有谥号，其国君往往以地名为号。莒纪公的“纪”字，就是地名。莒纪公生了大子仆，又生了小儿子季佗。莒纪公疼爱小儿子，因此不顾传统，废除了大子仆的继承权，打算让季佗来继承自己的位置。大子仆对此十分不满，加上莒纪公平时荒淫无度，深受国民憎恨，大子仆于是发动国民暴动，杀死了莒纪公，然后带着一批金银财宝投奔鲁国。新上任的鲁宣公收到大子仆的贿赂，当场就拍板，要赐给大子仆一块土地，并且交待左右说：“今天必须办好手续，将土地赐给他！”但是，奉命办事的季孙行父一转身就将鲁宣公的命令改了，他命令司寇将大子仆监管起来，送出边境，而且说：“今天必须将他送出去，不得有误！”鲁宣公十分不解也十分不满，追着季孙行父要论个曲直是非。这个年轻人还没感觉到，自从公子遂杀死大子恶，将他立为君主，鲁国的政局就悄然发生了变化，国君的权力被日益强大的公室贵族所侵夺，“三桓”控制鲁国的局面逐渐成形。前面说过，所谓“三桓”，就是鲁桓公的几个儿子的后裔，分别是季友的后代季氏、庆父的后代孟氏和叔牙的后代叔孙氏。季孙行父是当时季氏的族长，位高权重，听了鲁宣公的追问，他笑而不答，转头叫大史克给年少的国君解释。大史克接下来说的一段话，堪称一篇小论文：“当年，我国的先大夫臧文仲教季孙行父如何服侍君主，行父奉若圭臬（niè），不敢有半点马虎。“臧文仲大夫是这样说的——看到有人以礼侍奉君主，就如同孝子奉养父母一般对待他；看见有人用无礼的态度对待君主，则如同老鹰追逐鸟雀一般对其进行口诛笔伐。“我鲁国的先祖周公制定《周礼》的时候说——礼的原则是用来衡量人的品德，品德是办事的基础，考察办事的成绩则可以衡量一个人的功劳，评估他对民众的贡献。宣读《誓命》的时候说——废弃礼法叫做‘贼’，包庇贼人叫做‘藏’，偷人财物叫做‘盗’，盗取国家宝器叫做‘奸’。担当包庇贼人的恶名，收授奸人盗取的国家宝器，都是凶德，不利于君，而且罪无可赦。“我们以礼的原则仔细观察大子仆，发现他一无是处。自古以来，孝敬父母、忠于君主、诚实可信都是吉德；偷人财物、废弃礼法、包庇贼人、窃取国家宝器，都是凶德。这位莒大子仆，如果从孝敬父母的角度来看，他杀死了君父；从忠信的角度来看，他偷了国家的宝物。他作为人，是盗贼；他的东西，是赃物。如果将他收留下来，并且接受他的好处，则犯了包庇之罪。如果鲁国的民众都向他学习，将会导致社会思想混乱，民众将失去为人处世的准则。这个人绝非善类，凶德缠身，所以将他驱逐出境。“上古时期，高阳氏有才子八人，分别叫做苍舒、隤敳、梼戭、大临、尨降、庭坚、仲容、叔达，他们为人肃敬，知识渊博，心地宽广，深谋远虑，洞察世事，持之以恒，行为端庄，诚实可信，天下人称他们为‘八恺’；高辛氏也有才子八人，分别叫做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他们为人忠信，行为谨慎，注重修养，思想纯厚，考虑周详，仁慈博爱，扶危救难，讲求和谐，天下人称他们为‘八元’。上述十六人之族，美德代代相传，人才辈出，以良好的家风传颂于世。到了尧主政天下的年代，尧没有用他们为官。后来舜成为了尧的臣子，举荐‘八恺’为地官，为各类国家活动制定规章制度，使各种事务都能有条不紊地推进，以至于地平天成，达到了天、地、人的和谐；又举荐‘八元’主持文教工作，天下人从此知道父亲应该以义教育子女、母亲以慈爱抚养子女、兄长以友爱对待弟弟、弟弟则以恭顺对待兄长、儿子以孝顺侍奉父母，社会因此和睦安定。“上古时期，帝鸿氏有一个不肖之子，此人对于有德之士避而不见，对于乱臣贼子则收藏隐匿，给予庇护，他行为乖张，性情凶残，天下人称之为‘浑沌’；少嗥氏也有一个不肖之子，此人丝毫不讲信义，为人不忠不敬，喜欢用拐弯抹角的辞令掩饰其恶行，天下人称之为‘穷奇’；颛顼氏也有一个不肖之子，此人难以教化，教育他吧，他有逆反心理，不教他吧，他变本加厉，可谓油盐不进，天下人称之为‘梼杌’。这三人之族，世世代代以恶相传，名声越来越坏，到了尧的年代，尧也拿他们没办法。缙云氏也有个不肖之子，好吃懒做，贪得无厌，穷奢极欲，聚敛财物，从来不照顾孤寡之人，更不会救济穷人，天下人称之为‘饕餮’，与上述三族共称为‘四凶’。舜成为尧的臣子后，礼贤下士，将四凶族流放到四方蛮荒之地，让他们去抵御山林中的妖怪。尧死之后，天下稳定，同心同德，拥戴舜为天子，就是因为舜能够举贤避邪。所以《虞历数舜的功劳，说他推行五种伦常，制定百种规章，赶走凶恶之人。“舜起用八恺八元，铲除四凶，有大功二十件，所以能为天子。现今季孙行父虽然没有推荐一个贤人，但是替您去除一个恶人，相对于舜的功劳来说，也有二十分之一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也可以免于处罚了吧！”需要说明的是，中国上古的传说之中，有“五帝”之说，即黄帝（轩辕氏）、颛顼（高阳氏，黄帝之孙、昌意之子）、帝喾（高辛氏，黄帝曾孙）、尧（放勋氏，喾之子）、舜（名重华，颛顼后裔）。其中帝喾虽为黄帝曾孙，却并非颛顼之子，而是黄帝另一个儿子玄嚣的孙子。所以五帝并非父子相承，而是在黄帝这一共同的祖先下族内传承。按照这一记载，所谓八恺八元四凶，也都是黄帝的后人。但后世之人对于八恺八元四凶的传说，基本上持怀疑的态度。而大史克讲了那么一大通，落脚点不过是最后一段话，将季孙行父与舜相提并论，把鲁宣公说得目瞪口呆，对于季孙行父自作主张的行为，哪里还敢说个不字。【扮猪吃老虎的楚庄王】现在可以说说楚庄王了。楚庄王继承王位的时候，楚国正处于一种不安定的状

里，其实即便是在八路军的阵营中，也有剃光头的习惯，我在此，也简单开列一个名单：彭德怀、许世友、朱德、林彪……这些共产党的军人，在战争的年代，也都剃过光头。这个名单，恐怕同样也是列举不完的。即便是今天中国内地的解放军，战士也是剃光头的，或者是只留一公分短发的，这也是基于同一个道理——便利军事活动所需。综上所述，本文所厘清的几点重要事实，总结如下：1.蒋介石的确得过淋病。但是，没有确凿证据表明蒋介石曾经患过梅毒。2.“梅毒性脱发”随着梅毒的治愈而治愈，因此，从逻辑上而言，蒋介石光头与梅毒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3.蒋介石晚年的诸多照片明白无误地证明：蒋介石确实有头发，并非秃头，谣言的基础根本就站不住脚。4.关于蒋介石“梅毒导致脱发”的传说与《金陵春梦》一类畅销小说的传讹布谣，不无关系。5.蒋介石并非在民国年代唯一留光头的军事人物，事实上，剃光头在近现代军人当中，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蒋介石光头和梅毒的传说，说到这里，我想，大家已经相当明白了。
“太原五百完人”的神话
在第二次国共内战当中，据说有五百名国民党将士在山西太原宁死不降、集体自杀。他们就是著名的“太原五百完人”。可是很遗憾，史料告诉我们：这个故事，只是国民党溃逃台湾以后，为了稳定军心，激励困兽犹斗的斗志，而刻意臆造的一个谣言，这个造神故事，其实不过只是美化历史的一场误会罢了……曾几何时，在台湾《国语》课本第八册中，有一篇叫作《太原五百完人》的课文，行文如下：“……民国三十八年四月二十四日，是我们中国人难忘的一个日子，因为在这一天，山西省的太原市，发生了一件壮烈的大事。那时候，×匪背叛国家，到处攻击政府的军队。山西省的省会太原市，受到×匪六十万人的围攻。省政府代理主席梁敦厚先生，亲自率领官兵守城。×匪知道城里军队很少，仗着自己人多，对守军发动猛攻。炮声隆隆，喊声震天。守城的士兵，在枪林弹雨中奋勇作战，虽然伤亡很多，还是不肯退出太原市。后来，子弹没有了，粮食吃完了，再也没有力量守下去了。梁代主席早已决心为国牺牲。他不怕死，但是更希望以他的死来唤醒全国同胞，使大家能够坚定意志，永远不向邪恶的×匪屈服。他和几百名忠贞的同志，齐集省府大楼，全体自尽。部下遵照他留下的命令，放火烧楼，不让×匪侮辱他们的遗体。还有警察局局长师则程，率领部下和×匪进行巷战，直到最后一刻。他的全家以及七八十名部下，也都同时自尽。这件事情，立刻震惊全国。人人都为他们忠贞完美的人格所感动，同时也认识了×匪的邪恶。当日为国牺牲的壮士一共有五百人，所以大家尊称他们为‘太原五百完人’。现在位于台北市圆山的‘五百完人冢’，就是为了纪念他们而建立的……”这篇课文所歌颂的是在第二次国共内战当中，山西太原的国民党军队有五百名壮士，宁死不屈，集体壮烈自杀。这篇课文读起来，显然是荡气回肠。只是可惜了——这只是一个传说，并非是真实的历史。更接近事实真相的是其实只有四十六人参与了这场“集体自杀”，而远远没有台湾官方所宣传的“五百完人”。请读者们跟随我，来听听本案的当事人和见证人，他们都是怎么说的。首先，我们听听这场国民党将领集体自杀殉国事件的现场目击者——（阎锡山的亲信）梁敦厚的秘书——柏光元的证言。柏光元事后写了一篇《梁化之死的经过》，其证言摘录如下：“……梁化之（敦厚）的办公室在省府三楼上……自（1949年）4月19日起，解放军开始向城内发炮，均在鼓楼一带，至20日清早五六点钟，又开始向省府内发炮弹。这时梁化之尚未起床，省府落了第三个炮弹，电灯被炸息了。梁化之急忙起床，身上衣服尚未穿整齐，就拿着手电灯，下楼向阎锡山的公馆东花园跑，跑进钟楼下的房子。这房子是窑洞式的，里面并不大，房顶上又用洋灰盖了一层，所以能避炮弹。这里住的是五姑娘阎慧卿（阎锡山的堂妹）……这时我知道他是要自杀，我就很怕。梁化之第一句话对我说：‘光元，孙副主任、赵世铃他们决定投降，我是不投降，希望你听我的话。’我就说是。梁化之又说：‘你可得好好听我的话，绝对听我的话。你要不听我的话，我可有手枪，到必要时我的手枪可……’梁化之开始和我说话，态度和平时一样，说话很坚强。我听到梁化之说必要时手枪半句话，我随梁化之说：‘主任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绝对听主任的话。’梁化之说好，随之说他自杀，五姑娘也自杀。并且左手斜身指了一下阎慧卿，跟着说：‘你可得听我的话。’我说是。梁化之又说：‘我死了以后，你去告孙副主任，就说我喝药死了。’并且回身向里面桌上拿了个暖水壶给我。口里说：‘你拿上这暖壶到东面汽车房内给我灌一暖壶汽油……’梁化之手指被子对我说：‘我死后，你把汽油倒在被子上，你掷在被子上一个烟头，你就走你的，可是你得看着我死好以后。’他在说话的同时，给我取了一圆筒纸烟和一盒洋火。这时，阎慧卿在床上坐着说：‘还有些钱，叫他们拿去。’梁化之问在哪里，阎慧卿右手向南墙台内一指。当时梁化之就拿出些白银洋用白包皮包好，给了我。当时，我因在惊慌中顾不得想一切，只得听从他，他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当即接过放在暖壶一旁的地上。梁化之又对我说，他死了以后，我要能见上二先生，就说他死了(二先生是梁化之的二弟)。我说是。梁化之又说：‘好吧，你站在门边。’当时我就站在门子里面，这时梁化之也上了床，阎慧卿在床里墙边，梁化之在床外面，二人面向南，一同拿茶杯在手中。这时我又走到床边问梁化之：‘主任，家里还有什么事？’当时梁化之对我说：‘没有什么，就是我母亲，我女人，我的小孩，也没有什么，能见上就说我死了，见上二先生就说我死了。’说完二人一同喝药。床边有一个小桌，小桌上放着一支才点着的洋蜡，一支快照完的蜡头。两个蜡灯照着梁化之、阎慧卿二人同时喝下药。梁化之用左手连把两个茶杯放在小桌上，二人一同拉被同睡。梁化之左手拉被斜身面向阎慧卿，睡下后脸稍向底面，连咳嗽几声，最后一大声，有2分钟气断，死了。阎慧卿右手拉被，面向梁化之睡，口里还说了个难受得不行，睡倒面急转朝天，两手乱舞过头长停，口里鬼叫很长一声，2分钟以后气断，死了……这时解放军已经包围了三楼的北面……洞外又传进话来说，先叫战士出去，第二叫办公人员出。我三人就和办公人员一同出洞，到了洞口，经解放军一个个检查了，我们就被解放了……”可见，柏光元所目击的自杀“殉国”人员只有两名：阎锡山的堂妹阎慧卿以及阎锡山的亲信梁敦厚。当然，事实上也不只两名。我们再来听听阎锡山的部下缪玉青（行政督察专员）、张克寒（县长）、李干之（行政督察专员）、薛国俊（省府视察员）等人事后所写的《太原突围干部报告函》一文，他们都是怎样说的：“……主任阎钧鉴：我等未能遵照钧座指示杀身成仁，以全我们的历史，实深惭愧。截至十五日止，突围干部抵西安者共职等四人，均系五月一日离开者，谨将太原作战惨烈情形，与服毒自杀之成仁干部，就所知者综合报告于下：敌人对太原第七次攻势，系于四月九日开始，至二十五日巷战终结。计敌兵力，集东北、华北、西北野战军各一部，合徐向前原所部者，在四十万人以上，其炮火之多，出人意料……廿四日城中心区巷战激烈时，梁委员化之见大势已去，难以挽回，乃实践钧座‘不作俘虏，尸体不见共党’之昭示，从容自杀，并事先嘱人于其死后纵火焚化尸体。警宪指挥处由徐端、嵐风等领导集体自杀，钧座家属，由阎慧卿领导自杀于钧座公馆凉亭之下，亦使人举火将全院焚毁……此外文武机关服务干部参加巷战后，除伤亡被俘者外，尚有省会警察局长师则程等十余人，自杀于柳巷派出所；吴队长春臺自杀于歌剧第三院；尹专员兼县长遵党及县府干队若干人自杀于八旗会馆，至其他参加巷战之干部自杀，而姓名一时尚无法查明者，更不计其数……”可见，这份战场报告显示：梁敦厚、阎慧卿自杀之后，在太原城里的别处，也开始陆陆续续发生了“集体自杀”事件，但是，“殉国”人数不详。那么，“太原五百完人”中的“五百”这个数字，究竟是怎么得来的呢？我们来读读阎慧卿在自杀之前，发给其堂兄阎锡山的一份《阎慧卿至阎锡山绝命电》。在这份电报里面，阎慧卿是这样说的：“……连日炮声如雷，震耳欲聋。弹飞似雨，骇魄惊心。屋外烟焰弥漫，一片火海；室内昏黑死寂，万念俱灰。大势已去，巷战不支。徐端赴难，敦厚殉城。军民千万，浴血街头，同仁五百，成仁火中。妹虽女流，死志已决。目睹玉碎，岂敢瓦全？生既未能挽国家狂澜于万一，死后当遵命尸首不与匪共见。临电依依，不尽所言！今生已矣，一别永诀。来生再见，愿非虚幻。妹今发电之刻尚在人间，大哥至阅电之时，已成隔世！前楼火起，后山崩颓。死在眉睫，心转平安。嗟乎，果上苍之有召耶？痛哉！抑列祖之矜悯耶……”可见，“五百”这个数字，似乎最初出自于阎慧卿这份电报中的“同仁五百，成仁火中”的诗句。可是，这里有一个很明显的陷阱，阎慧卿电报中的这个“五百”数字，显然只是抒情押韵的文字，而不是一个准确的数据。这是中国人写文章的通病——宁要押韵，不求精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阎慧卿自杀在前，部下们自杀在后。阎慧卿断气在先，她根本不可能知道在她死后会有多少人跟随她自杀。于是，我们再来听听阎锡山本人在《阎锡山早年回忆录》里面，对于此事，又是怎样说的：“……其最足动天地而泣鬼神者，厥为山西省政府梁代主席敦厚等文武人员之集体自杀，纵火焚尸，实践公‘不做俘虏、尸体不与匪相见’之昭示，为国家存正气，为民族争光荣，世人莫不感动敬仰，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1次会议决议褒扬。监察院6月25日代电致公唁慰，立法院10月30日第四会期第二次会议临时动议，以太原沦陷时，梁敦厚等集体自杀慷慨成仁，其壮烈实有过田横五百人，议决：择地建立‘太原五百完人成仁招魂冢’，以发扬民族精神……”于是，我们可以从阎锡山的自述里，可以读得出来：太原自杀“殉国”的国民党将士的人数，不是经过严密调查而敲定的，而是靠拍脑袋决定的，受谁的启发呢？受的是秦朝末年“田横五百士”历史典故的启发，阎锡山临时拍了拍脑袋，敲定“五百”这个数字。这是不是很儿戏呢？有的时候，历史真的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贵在有心人。国民党溃逃台湾之后，有一个名叫“刘存善”的人，对这一起太原国民党将士集体自杀“殉国”事件，作了一个专门的调查，并于周密调查之后，写下了一份《太原五百完人调查报告》，收录在《山西文史资料》第六十辑。这份《太原五百完人调查报告》，披露了以下惊人的调查结果：1有名可查的自杀“殉国”国民党将领，只有46名，而不是500名。2500名“完人”名单里面，有着以下大量的造假情节。（1）任丽君、王子高、张生兰、孙宽荣、程敬棠、李武、任永昌等人，至1987年，仍然健在。（2）赵恭、陈子文、赵翰珍、范融、冯效义、卢晏儒、郭长兴、关其华、何昆、孙子麒、杨向三、韩玉成、杨振旅、刘云程、贾召棠、武鸿英、白文耀、杨毅克、尚日超等人，是在太原失守之前战死的，并非自杀。（3）王存旺、游大成、游九贵、张国桢、杨明经、张宝寅、陈凤歧、解正旺等人，是事后被解放军逮捕处决的，并非自杀。（4）孟华、唐守亭、刘永旺等人，是被阎锡山处死的“间谍”。（5）张文玉、王敬中、魏日公、任永庆、宋子征、陈子华、强林瑞等人，是事后老死或者病死的。（6）许子久（许有恒）、张凤鸣（张剑）等，其实是同一个人的不同名字，被重复使用。（7）宋移凤、宋子珍、袁楹、王嘉深、盖海、李玉书、张善斋、赵振亚、何成家、张子骞、夏九成、李思远、刘怀德、葛吉寿、张永年、姜传忠等人，下落不明。（8）以下则“查无此人”：永和县（4人）、吉县（10人）、乡宁县（5人）、大宁县（5人）、石楼县（2人）。……可见，国民党在内战中，为了塑造战斗英雄，为了鼓舞部队士气，选择性地收集材料，并且捏造了事实，刻意夸大了自杀的人数——从46人，夸大到了500人。其实，太原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将士，并非人人勇敢，实际情况是投降者大有人在。我们来读一读阎锡山的另一员部下——娄福生在史料《我所知道的阎锡山》中的相关证言：“……1949年4月23日半夜，解放军东北路指挥部最后给予反动派的和平机会被拒绝后，解放军的攻城战斗于拂晓即行开始，枪炮声响成一片，缴枪不杀的喊话声时起时伏，炮弹飞来，到处火起，据说护城碉中大都竖起白旗，缴械投降，24日黎明，小北门即被突破，未几东城失陷，南城电话不通，由西城及北城进来的解放军，已在绥署之煤山附近与阎军的伺卫队发生战斗，这时王靖国、孙楚两个顽固头子，在地下室缩成一团，深怕解放军攻破绥署，人梦俱焚，混乱之下性命难保，大家看到这种情况，即向他们二人说，城防已破，绥署被围，光棍不吃眼前亏，应速命伺卫队停止抵抗，在绥署门外插起白旗，表示投降，除此再无办法，否则子弹头上没眼睛，你不表明态度，人家当然要防你当场反抗，这时他们二人均已认可，在绥署二楼插起了白旗，解放军战士已经到地下室门口，命室内之人一一出来，有武器者，丢在门口，所有高级阎均将领全数在绥署二楼被俘，我看到解放军的态度既严肃又和平，并且认真执行了宽大政策，大家非常感激，而且信服了共产党的伟大主张，治病救人，改造世界，所说优待俘虏的政策当场兑现，太原即日获得解放……”娄福生的证言写得很清楚：在阎锡山的军中，投降者大有人在。我们再来读一读解放军一方的人员——乔希章的证言。《太原文史资料》第十二辑，收录了乔希章所写的一份战斗总结，名叫《解放太原综述》。其相关文字摘录如下：“……太原战役，自1948年10月5日发起……其中俘敌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兼十五兵团司令官孙楚，第十兵团司令官兼太原守备司令王靖国，太原绥署参谋长赵世钤，兵团副司令官孙福磷、温怀光，兵团参谋长侯远村，山西保安司令许鸿林，十九军军长曹国忠，政治主任彭登旺，副军长兼四十师师长许森，三十三军军长韩洲，三十四军军长高倬之，四十三军军长刘效曾，副军长兼炮兵师师长贾毓芝，六十一军副军长姜福生，四十六师师长阎俊贤，四十九师师长王永寿，副师长李荣富，六十九师师长郭弘仁，副师长韩佑虞，七十一师师长张忠，七十三师师长祁国朝，副师长王振纲，新闻室主任景春利，八十三师副师长马海龙，铁血师师长赵显珠，副师长张汉兴，工兵司令程继忠，副司令王同海，机枪总队队长宫子清，宪兵司令樊明渊，机械化兵团司令韩文彬，炮兵顾问岗田（日人）、黄家坟（卧虎山）要塞司令程景堂，以下官兵七万七千三百九十四名；击毙六十一军军长赵恭，三十九师师长刘鹏翔等以下官兵七千余人……”依照乔希章的这份总结，在太原战役当中，阎锡山的将士，一共有77394人投降，而战死的，仅有7000多人，也就是说，粗略统计，阎锡山部队的投降率高达92%！写到这里，我的心中有一股滑稽的感觉油然而生，这就是所谓“国军”的“太原五百完人”。第五章再探谜案伴随着时间的流逝，对于很多历史事件，我们已经从最初的义愤填

一阳，这是平衡，打破平衡就会一边倒。”“怎么不行？换格阻阴，以格控阳，人为平衡嘛。”林岳摆了一桌子的植物样本，不住地挑拣着。从地下通道出来，我们便全力寻找破解井字楼的方法，耿婆算出了整个格局体系中各盘的关键所在，但似乎又卡在了地面上这个“棺井葬屋”的格局起源上。其实，如果从整体的宏观角度来看，整个格局是由“棺井葬屋”引起的阴阳气息互流而开始的。先是有了三股阴气，而后逼迫居民体内的阳气外泄，结合阴气自棺井引入地下，以地下通道的特殊设计将其转化为病症之气，最后由八只虚灵作为神盘八神接气，将整个格局形成的气息带给那个布局者。虽然目前还并不知道，那个布局者是如何从这八只虚灵身上获取格局气息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使自身肌体新陈代谢停滞，目的便是达到延缓衰老，寻求一种另类的“长生”。眼前整个格局的布设及原理似乎很明了，但在破解方面众人却产生了争议。林岳和莫炎认为，破局的关键在于阴阳之气，他们的设想是以莫炎的纯阳灵火将三股阴气阻断，同时由林岳布设纯阴植物对局内残留的阴阳气息进行平衡，我和耿婆封堵格局局眼，并设法去除地下通道的格局效应。而我却不这么想，事实上这三座井字楼内的居民已经产生了特殊体质。他们长年累月地生活在阴气鼎盛的环境中，体内的阳气一直因阴气逼迫的原因而外泄，久而久之人体便形成了特殊的“阳猛”反应。所谓“阳猛”是指人体为了适应阴性环境而产生强烈的阳气抵御能力，如果现在将阴气阻住，即便林岳的纯阴植物能够平衡整个格局的阴阳之气，但却无法控制住那些居民体内反生出的阳气。如此一来只怕格局尚未破解，三座井字楼的居民已个个血脉尽爆而亡了。这就像深海中作业的潜水员，一旦因某些原因上浮速度过快，人们在水面上看到的便只是一具胀坏了的尸体。“格局中的阴气虽然浓重，但却不凶险，绵绵不断有如长流。”耿婆缓缓道，“正是因为这样，楼里的人才会逐渐适应，并产生‘阳猛’体质，在格局里存活下来。”“这布局的人很聪明，也很残忍。”S心寒道，“这些人不死，就能长期保证格局内阳气的供应，但如果他们企图离开或有人贸然插手，便会必死无疑。”晖儿一直在电脑前忙碌着，以她的习惯，此刻应该正在排列着逻辑线索和分析公式，幸好这个习惯只是出现在处理类似事件上，如果连平时的感情和生活都是如此，只怕要轮到我郁闷了。“为什么那些人会生病？”敲下最后一个按键后，晖儿向我问道，脸上透出隐隐的笑意。“人体自身的阳气与自然界的阴气毕竟还是无法抗衡的，阴入阳虚，从中医角度上说就是风寒入体，所以才会生病。”林岳俨然一副医师会诊的口气。“亢阳……”莫炎冰冷的表情中闪现出惊异，条件反射似的望向我和耿婆。大多难题的症结所在往往是简单至极的，可往往会在人类的惯性思维中成为盲点，如果有人点出了这个盲点，那么整个难题便可迎刃而解。此刻我和耿婆脑中亦是通明一片，莫炎所说的“亢阳”正是解决井字楼格局的方法，而指出众人思维盲点的却是晖儿。亢阳只是一种局势气脉的称呼，产生这个气脉的是“地支亢阳局”，这格局一般是用以治理阴气过盛的地域气脉，最大限度地将地域内的阳气引出，导入所处的地域内，以此来达到周围环境的阴阳平衡。既然那些人会病，就是阳虚的体现，如果说去除阴气后他们会因阳猛而死，那么留下阴气他们则会因阳虚而病。症结的原因便是那些被格局逼出的阳气，人们缺少了这部分阳气，自然就失去了平衡。现在要做的便是将人们失去的阳气引出导回。“非常感谢你们对家乡人民的帮助啊。”一个中年干部热情道，“这里一直没有条件进行修缮整治，这次可是帮了我们大忙了。”“人老了，叶落要归根，做点小事不算啥。”耿婆满脸感叹道，原本挺直的腰板此刻正佝偻着，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我母亲专程请来了建筑施工方面的设计师，为这里的楼宇改建设计方案。”我转身介绍道。“整片建筑的结构和承重我们已经过严密的测量。”S递过一份图纸，十分专业地解释道，“根据建筑本身的损旧和不足，我们的改造设计思路是……”在找出了解决办法后，我们连夜勘察了井字楼周围的地域情况，按照地支亢阳局所需的布设条件制定了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对于像井字楼这样的陈年建筑，这片区域的负责单位早就有修缮整治的想法，只是苦于难以筹措资金和居民无法安置，对于这点只需查询一下与此相关的资料网站和单位服务器便可完全知晓。S充分发挥了她在建筑设计上的特长，并根据自己常年积累的经验，在两天内便做出了一整套符合地支亢阳局的改建方案。当然，方案背后的总设计师还是耿婆。拿着从陈子浩那里得来的一千万，我们找到了这个区域的负责单位，以为家乡人民做些好事的名义提出了对井字楼的改建要求。负责此事的那位中年干部在耿婆满口乡音的诉说下不禁动容，立即与相关单位进行联络，一切的一切都显得那么的顺畅。“他们开始改造井字楼了？”高大男子微笑道，“很好，很好，你去安排一下，动用一切关系，务必保证他们行事顺畅。”莫曹恭敬地点头应承，脸上的笑容有如春风般温暖……二十八、司南图记改造工程的进行十分顺利，相关单位的行文批复手续上完全没有任何的阻挠和卡要，甚至还专门为此指派了相应的市政工程队。出于对耿婆捐资改造的尊重，整个工程的施工设计使用了我们的计划方案，而指导方面由S来负责，当地有关部门也指派了专人进行配合。S和晖儿变得异常忙碌起来，一方面S必须根据我们事先商议好的方案，将地支亢阳局的要点部分自然地结合到改建工程设计中，并监督整个工程的实施；另一方面，晖儿根据实际的工程数据进行测算，对隐含在工程设计中的地支亢阳局的效果进行实时监测。虽然地支亢阳局足以破解井字楼原本的诡异布置，但如果在改建实施时出现某些偏差，那么不单井字楼里的居民，连施工队伍甚至周围的人们也会受到牵连。如果事态变成这样，那还不如不进行改造。相对之下，我们三个大男人就悠闲多了。林岳颠颠地往返于井字楼工地和旅店之间，三天两头弄些补充体力的药膳给S和晖儿；我和耿婆隔天便去工地查看局势的变化，以防意外事件的发生；至于莫炎，自改造工程一开始，便隐身了似的消失在了井字楼附近，当然，他并不是真的消失了，而是暗中监视着整个施工进程，防止布设井字楼的人阻扰破坏。当然，我们还是进行了必要的化妆，既然要在公开场合出现，那就必须注意我这个被通缉者的安全，其他人也是一样。结合到改造工程的地支亢阳局布设得并不复杂，我们将其分作了引阳、破井、护阴和回气四部分。所谓引阳，便是将原本的向阴聚气的六格钢窗替换为宽大的塑钢移窗，增大的移窗不但有效地导入了阳光，改变了屋内的光照条件，同时也替换了六格钢窗的阴数窗形，每面墙体上均出现了阳数九窗。并且，在改造中整个楼体的外墙色彩被粉刷为红色基调，以色彩在五行中对应的属性而言，红为火，为盛阳，充分聚集了四处的阳气，以抵御朝向上的阴煞冲射。所谓破井，便是要对付井字楼中的三口“冥井”，这三口“冥井”分别是底楼储物室的窨井、楼宇厨房内连通的烟道和井字楼本身形成的“棺井”。在提交设计方案时，S以空间布置和承重不足为由，底楼的储物室作为承重结构全数封死，抵消了窨井的效用；楼宇厨房内连通的烟道，因设计不合理和占用有效空间的原因被全部拆除；而井字楼的楼台上则竖起了四个颇具哥特风格的尖顶，其作用当然是以尖角火形布成的阳局来压制“棺井”。至于护阴和回气，则是考虑整体格局阴阳平衡的布设。从前两个部分的设置来看，井字楼的阴霾之气已得到有效的控制，但考虑到其间居民的特殊体质，所以不能完全消除。为了有效地利用好它们，以适当的数量来平衡整个格局的阴阳气息，方案中在三座井字楼的会集点设计了一个美化小区的喷水池。这个设计的灵感来自耿婆的建议，阴水为柔意，为护阴，可通天、润人、入地，并且定时的开启也能在阴阳不济的时辰对整个区域的气息进行平衡调节。而区域周围的绿化也做足了功夫，几排按规律种植的杉槐将这里点缀得生机盎然。其实，杉树为阳木，槐树为阴木，我和林岳正是利用这两种树木的特性，设下了这个回气布局。即便各方面的条件和效率都很理想，但作为这样的改造工程，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实施的。在近一个月的时间内，我们六人各司其职，几乎没有离开过井字楼区域半步。在井字楼改造工程完毕之时，还有一个关键的步序，那就是必须用丹砂在三座井字楼的十二个尖顶上“定阳”，这也是整个地支亢阳局的最后点睛之笔。距工程结束还有三天，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可就在这时，一个人的出现令局势又变得复杂了起来。“韩笑？！”在旅店房间內见到这人时，大家都是一惊，这个有着孩子般天真笑容的家伙带来的却未必是好事。不过，此刻的韩笑应该弄不出什么花样，在他的颈部、肩窝、手腕、膝盖和脚踝处各有一个闪亮的灵火光团，满脸冷漠的莫炎正坐在他的身边，慢慢地喝着杯中的白水。“呀？韩警官大驾光临，不知所为何事啊？”林岳吊着脸，口里阴阳怪气地损道。“你小子省省吧。”我用肘部拐了他一下，低声道，“别让S觉得你在打落水狗。”“切，落水狗人人可打，咱不玩那个假斯文。”林岳哼哼着凑近韩笑，不放心地看着他身上的灵火光团。“那是九炎灵锁。”莫炎喝着白水，头也不抬地道，“专锁恶类虚灵的。”“哈哈，那就是说，这小子现在是废物一个咯？”林岳幸灾乐祸地笑道。“很抱歉，废物这个称号你还是自己留用吧。”韩笑调皮地笑道，“我只是暂时失去了自己的能力而已。”林岳脸上一沉，右手悄悄摆动着，看样子韩笑是要吃苦头了。“你先少安勿躁。”我上前轻轻搭住林岳的肩头，手下微微一紧，“莫炎，你怎么抓到他的？”“我找到了那八只虚灵的追踪信息。”莫炎放下手里的杯子，冷冷地盯着韩笑道，“而他正准备从那里离开。”那八只被莫炎做了记号的虚灵承载着井字楼格局的病症之气，它们可能出现的地方除了井字楼下的通道外，便是布局者的巢穴。韩笑既然出现在那里，恰好印证了我们之前的怀疑，这三座井字楼就是他们布设的。S表情复杂地看了韩笑一眼，却正好迎上韩笑那看似无意的一瞥，两人脸上都出现了微妙的表情变化，但很快便若无其事地各自避开了视线。“他说自己是在执行公务。”莫炎拿出一个精致的锦囊，“身上却带着这个。”锦囊中装着一块黄铜制成的方形物件，光滑可鉴的一面上用阴纹刻制着许多线条和字迹，正中微微凹下一个圆形，圆形的正中则是一个不大的孔洞。另一面只是略做了打磨，以同样的阴纹手法刻制了北斗七星的图案，而那个孔洞正透过北斗的第四星——天权。从式样和成色来看，这东西的年代必定十分久远，应该是个古物。“韩警官，你应该不是来破获什么文物走私案件吧？”我看着手中的物件，沉声道，“这城市里井字楼的受益者是谁？”“我不得不惊讶于你的敏锐。”韩笑懒散地笑了笑，“这么快就看出我破获了重大文物走私案。”韩笑越是如此镇定，我们心中的怀疑就越大，显然他没有说真话。井字楼事件眼看就要被解决，他却偏偏“碰巧”来此办案，而且还带着一块所谓的“重要文物”，如果一切真是那么巧合的话，我们生存的世界似乎显得太小了点。而且，这块东西的特征实在是太明显了……“文物走私？呵呵，窥觑司南斗盘的不正是你们吗？”将物件交给耿婆，我冲着韩笑冷道，“肯支付一千万的报酬给言家五虎，这东西对你们的价值远远不止这点。”“我不太爱看武侠小说，所以没有你这样的想象力。”韩笑依旧嘴硬道，“不过，你要说杨家七将的话，我还是知道点的。”九个灵火光团猛然一亮，韩笑的身体突地绷紧，脸上顿时闪过一片痛苦的表情，但那只是一瞬间的事情，懒散的笑容很快便又布满了他的脸庞。如果不是他额角那隐隐渗出的汗珠，我可能会怀疑莫炎是不是手下留情了。“师叔，我说过，你和师父的恩怨别算在我身上。”韩笑的声音微微有些颤抖，“我只管做事，没有知情权，就算你毁了我，也还是一无所获。”莫炎冷冷地看了他一眼，原本握紧的双手随即松开，韩笑面部一松，喉头耸动了几下，绷紧的身体渐渐舒缓了下来。在云南时，莫炎为拷问活玉水翠的由来，生生折断了张禾的手臂，而对于韩笑他却并没有下狠手，或许应该说从面上看，并没有下狠手。其实我们心里都很清楚，就算是把韩笑的四肢全部折断，不会说的他依旧不会说。“呵呵，不说不要紧，这东西应该能告诉我们。”耿婆咧嘴一笑，掂了掂手中的司南斗盘，“暂时先在这里看着他，你们和我去另外的房间。”莫炎点了点头，起身将韩笑推入里间，其余众人随着耿婆走出了房门。战国时期的《韩非子·有度篇》中曾有这样的记载：“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即渐以往，使人主失端，东西易面而不自知，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这段文字是当下考古界公认最早对司南的文献记录。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我国科技考古学前辈根据王充《论衡·是应篇》的这十二个字，考证认为我国古代有过名为“司南”的勺形磁性指向器，并据此设计了司南复原模型，为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长期以来，司南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科技史上的一大重要发现。在我国古代，人们发现山上的一种石头具有吸铁的神奇特性，如果将它制成长条形则能指南北，于是便称这种石头作“磁石”。于是便有能工巧匠把磁石打磨凿雕成一个勺形，磁石的南极磨成长柄，放在青铜制成的光滑如镜的底盘上，再铸上方向性的刻纹，这块底盘被称作“地盘”。当磁勺在地盘上停止转动时，勺柄指的方向就是正南，勺口指的方向就是正北，这就是大多数人所熟知的“司南”，同时也被认为是我国祖先发明的世界上最早的指示方向的仪器。依据这些记载和理论，眼前这块古朴的黄铜“司南斗盘”显然便是司南的组成部分，所缺的只不过是一支由磁石精心打磨而成的长勺而已。但我和耿婆却并不这么认为。无论从黄铜的质地还是从制作的工艺上来看，这块司南斗盘都不会是仿冒的赝品，但如果说它是从张良墓中发掘的，却又有些疑点。“我记得汉代是地盘发展演变的一个转折点，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地盘刻度变成了十二个方向。”我思索道，“这块司南斗盘的刻度却是八个方向，照此看来，它的制成年代应该早于张良所处的汉代。”“未必，司南的最早记录出现在战国时期的《韩非子·有度篇》，秦朝当政本就不长。”林岳摇头道，“从时代上来看，张良会持有改良前的司南也不为过。”“自战国到秦汉，金属制品原材料采用的是青铜，兵器和日常用品都是如此，只是配比不同，坚硬度不同。”我反驳道，“难道张良会舍本求末地去专门铸造一个黄铜的司南斗盘？是为了标新立异，还是别有天机？”“照你那意思……得，别和我说你是参照那根锥子得出的结论。”林岳眉毛一扬，“少昊之子那可是三皇五帝时代的人物，这年月也忒早了点吧。”就在我和林岳争辩不休的时候，S已经将司南斗盘的图形导入到了笔记本电脑中，通过3D立体建模的方式同比制作了一个虚拟司南斗盘。晖儿则在一旁盯着上面的各个刻度，若有所思地翻动着一本笔记，继而双手飞快地在电脑上操作着，屏幕的一侧不住地闪过一排排惊人的运算数字，正中渐渐形成了一个复杂的数学模型。“这俩小子跟乌眼鸡似的，年代啥的还要争吗？”耿婆瞥了我俩一

位后，魏厓立刻被任命为将军，负责咸阳的警备。这个职务，相当于清代的京城九门提督，或者现代的北京军区司令员，级别虽然不是最高，却极其关键。魏厓没有辜负秦昭王——不，应该说是宣太后的信任。不久之后，秦昭王的几个兄弟和朝中部分大臣阴谋作乱。魏厓果断出击，雷厉风行地扑灭了叛乱，诛杀了一批王子大臣。秦武王的母亲牵连其中，也被处死。秦武王的王后则被驱逐出境。魏厓“威震秦国”，秦国自此进入了“宣太后自治，魏厓为政”的时期（此后数十年，这个女人将左右秦国的命运，直到一个名叫范雎的人出现）。秦国政局的变化，对于楚怀王来说，无疑是重大利好。第一，秦国动荡，则无暇顾及对外兼并。公元前306年，越国发生内乱，楚怀王趁机派兵入侵越国，一举将越国消灭，在那里设立了江东郡，楚国的国力得到大大增强。第二，宣太后本为楚人，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以后万事好商量。公元前305年，楚怀王悍然发动了对韩国的进攻。楚军在大将昭应的率领下，再度包围雍氏，第二次雍氏之战爆发。宜阳之战后，韩国已经向秦国屈服，成为了秦国的盟国。楚怀王此举，虽然不是直接对秦国宣战，实际上已经严重侵犯秦国的利益。韩国派到秦国的求援使者一批接一批，五个月过去了，秦国却没有任何动静。也许宣太后觉得，跟自己的娘家人动武，始终是有点拉不下这个面子吧。韩襄王急了，又派大夫尚靳出使秦国。需要说明的是，尚靳生得一表人才，是韩国有名的美男子。他对秦昭王说：“韩国对于秦国来说，平时就是一道屏障，战时就是先锋。现在韩国有了灾难，秦国却坐视不救，实在令人难以理解，也有损于秦国的威名。下臣听说，唇亡则齿寒，请大王三思。”秦昭王还是默然不语——他早就想出兵了，只不过每天上朝的时候，宣太后就坐在屏风后面听政，哪里轮得到他拿主意？尚靳怏怏不乐地退了出来，回到下榻的宾馆，刚准备休息，就有人从王宫中来传话：“太后宣召韩国使臣觐见。”尚靳满腹狐疑，赶紧又穿好礼服，跟着来人来到王宫。更令他惊奇的是，他被径直领到宣太后的寝宫。而且，当他见到宣太后的时候，发现偌大的宫室中只剩下他们二人。巨大的红烛无声地燃烧，而宣太后穿着薄如蝉翼的丝绸衣服，保养得恰到好处的身体几乎毫无保留地呈现在尚靳面前。尚靳想看又不敢看，只好赶紧将头低下。这一年，秦昭王不过二十岁，以此推论，宣太后也不过三十多岁，正是如狼似虎的年纪。她坐在绣榻上，上下打量了尚靳一番，说道：“知道我为什么要见您吗？”她的口音有一种夏日午后般的慵懒韵味。尚靳不禁心神一摇，说：“不知道。”宣太后说：“韩国派到咸阳来的使者，前后也有十几位了，只有您说话有条有理，能够打动我。”尚靳还是低着头，说道：“谢太后赏识。”却良久没有听到回音。他正在猜疑，忽然闻到一股异香，只见宣太后莲足轻移，已经到了跟前。尚靳脑门冒汗，惶恐不已。宣太后却似嘲笑他般，“咯咯”地笑起来，然后问了他一个问题：“从前我服侍先王，有时候一起睡觉，他会把一条大腿压在我身上，我就受不了，太重了！可是，如果他把整个身子都压在我身上，我反而不觉得重了，您说这是为什么？”这究竟是哪门子问题！尚靳的心“扑腾扑腾”直跳，哪里敢回答？宣太后看到他那副窘样，不觉嫣然一笑，道：“您不知道？那我就告诉您吧，因为我感觉到舒服、愉快呀！现在您想要秦国出兵救援韩国，如果兵力不足，粮食不多，是救不了的。要解救韩国于危亡，每天都要耗费千金以上。您说，要秦国付出这么大的代价，难道就不应该让我舒服一下吗？”说着，柔荑般的手已经搭在了尚靳的肩膀上。……（以上省略五百七十一字。）尚靳回到韩国，形容枯槁，颜色憔悴。他没有上朝复命，而是在家休养了好几天，其间给韩襄王写了一封信。信上简单地说：“下臣已经为国家尽力，请大王再派一个人去和秦国的大臣交涉，应该不会有阻力了。”韩襄王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于是又派大夫张翠前往秦国。这位张翠也是个人才，接到命令后，突然宣称自己生病了，先在家里磨了几天洋工，然后才慢吞吞从新郑出发。一路走走停停，算下来平均每天少走了一百里路，这样不紧不慢地来到秦国。甘茂见到他，关切地问道：“韩国形势紧急吗？竟然让先生抱病而来。”张翠咳嗽了半天，才说：“不紧急，一点也不紧急。”甘茂愣了一下，说：“您别乱说了，我们对韩国的情况了如指掌，您骗不了我的。”张翠说：“我不是骗您。您想想看，韩国如果紧急的话，就会向楚国投降，臣服于楚国，我还跑到这里来干什么？”甘茂说：“先生不要再说，我明白了。”甘茂马上去找秦昭王，说：“韩国的相国公仲朋，一直是亲近秦国的。现在雍氏被楚国围困长达五个月，秦军却不去援救，这样很快就会失去韩国啊！如果楚国得到了韩国，魏国势必跟着屈服，这样楚、韩、魏三国就形成了对付秦国的统一战线，对秦国将是大大的不利。该怎么办，请大王明示！”秦昭王眉头紧锁，不敢轻易回复甘茂。这时屏风后传来宣太后轻轻的一声咳嗽，接着听到她说了一句：“事关秦国安危，大王就自己做主吧。”秦昭王一听，高兴得跳起来，将手一挥，大声道：“丞相，马上出兵，救援韩国！”甘茂赶紧下拜听命，心里却犯了一个嘀咕：这太后的心思，还真是让人捉摸不定啊！秦、楚两强短暂的蜜月期楚怀王听到秦国出兵的消息，立刻作了一个正确的决定——撤军。他进攻雍氏，只是为了试探宣太后的底线。现在看来，宣太后果然是顾念亲情，否则也不会顶住整整五个月不发兵。只要确认这一点，他就心满意足了。不久之后，秦昭王任命向寿当了宜阳太守。前面说过，宜阳是个大县，规模相当于一个郡，再加上地理位置特殊，既可作为秦国进攻中原的前进基地，也可用来控制周王室，所以宜阳太守的人选相当重要。脑袋一向不怎么灵光的向寿居然获此重任，确实让很多人感到难以理解。但是，如果知道向寿原本是宣太后母亲家的亲戚，且自幼和秦昭王一起长大，小时候甚至同吃同住，便不难理解了。向寿到了宜阳任上，第一件事便是出访楚国，替宣太后慰问娘家的亲人。楚怀王自然知道这个人的分量，亲自带领群臣到郢都城郊迎接向寿，给予他最高规格的接待，千方百计拉拢他。向寿在秦武王时代，本来只是个庶长。在商鞅制定的二十级官僚体系中，左庶长位列第十级，右庶长位列第十一级，都不是什么大官。秦昭王一上台，他便当上了独当一面的宜阳太守，而且受到楚怀王这种优待，难免有些飘飘然。“原来太守是如此尊贵啊！”他乐滋滋地想。当楚怀王提出，秦楚两国应该和平友好、共治天下的时候，向寿连连点头，表示认可。他在郢都盘桓了多日，志得意满地带着楚怀王送给他和宣太后的大批财礼，回到了宜阳。此后，宜阳和郢都之间的来往日益密切起来。这种现象引起了公仲朋的警惕。对于韩国来说，处世之道就在于利用秦、楚两国之间的矛盾获得生存空间。秦国打来了，就投靠楚国；楚国打来了，就投靠秦国。如果秦国和楚国都打来了，那就基本上没救了。现在的形势就是第三种状况。而且有可靠的情报说明，向寿正在酝酿一场针对韩国的战争，且楚怀王也在积极响应，准备出兵配合。情急之下，公仲朋找到苏秦的弟弟苏代，要他想办法避免这场战事发生。有必要说明一下，苏秦自打当年从燕国到了齐国，就不太管合纵的事了，而是和他的两个弟弟——苏代和苏厉（一说苏代是苏秦的哥哥，本书持保留态度）一道，奔走于中原各国，做起了专门替人出谋划策、画符消灾的国际掮客。第二次雍氏之战的时候，韩国曾经向周朝借人借粮——说是借，其实也就是强行摊派。周赧王为此很忧愁，有人便向周赧王推荐了苏代。苏代得了周朝的好处，来到韩国求见公仲朋，说：“楚军统帅昭应在出发前，曾经向楚王夸下海口，说一个月就能攻下雍氏。现在已经五个月了，雍氏还在韩国手里，昭应的处境十分困窘，楚王已经对他丧失了信心。现在您向周王室提出借人借粮，岂不是告诉楚国人，其实韩国也快支撑不下去了吗？楚王如果知道了这一点，必定改变对昭应的态度，继续给他增兵，雍氏必克无疑。”就这一番话，使得公仲朋打消了向周朝借人借粮的念头，也让他认识到了苏代的厉害。他深信，只要苏代出马，说服区区向寿不是问题。苏代来到宜阳，开门见山地对向寿说：“禽兽被逼急了，也可以把猎人的车子撞翻。您现在让秦国和楚国联合起来，无非是为了对付韩国。韩国如果灭亡了，公仲朋就会带领自己豢养的死士潜入秦国，不惜一切代价取您性命。出于对您的敬仰，我请您认真考虑一下，是不是一定要把韩国逼到绝路？”向寿吓了一跳，连忙说：“我可没那个意思！秦、楚两国睦邻友好，绝对不是为了对付韩国。请您回去转告公仲朋，就说秦、韩两国的关系也是友好的，不存在敌对的想法。”苏代说：“那就太好了！我还有一句话，不知当不当讲？”向寿说：“您说吧。”苏代说：“我听说，尊重别人才能获得尊重。现在秦王亲近您，还不如亲近公孙衍；秦王赏识您的才能，不如赏识甘茂。可是秦王却将宜阳交给您镇守，让您单独参与国家大事，这是公孙衍和甘茂都得不到的，您知道是为什么吗？”向寿傻乎乎地说：“因为……太后？”“这可不敢说，不敢说！”苏代赶紧封住他的嘴，“那是因为他们各怀心思。公孙衍亲近魏国，甘茂总和韩国勾勾搭搭，秦王对此感到很不放心。”向寿嘴巴张得老大，说道：“原来是这样啊！”苏代说：“天下强国，非秦即楚，非楚即秦。秦国和楚国，现在虽然表面上相安无事，始终是要刀兵相见的。现在您却和楚王打得火热，这是走公孙衍和甘茂的老路，秦王对此已经颇有看法，您很危险啊！”向寿说：“那我该怎么办？”苏代说：“依我之见，您现在最好中止和楚王的来往，加强与韩国的交往，同时向秦王提出一些对付楚国的建议。秦王知道您和楚国关系密切，您这样做，他就会认为您不徇私情，一心为公，对您会更加信任。”向寿大喜道：“太好了，我听您的。”苏代说：“且慢，还有一件事。我听人说，甘茂为了与韩国和解，正准备说服秦王将当年占领的武遂还给韩国，而且要向韩国送还宜阳的韩国居民。这等于跟您抢功，可是大大的不利于您！”向寿一下子又跌入低谷，连声说：“怎么办？”苏代心里暗笑：这个傻瓜太好对付了，难怪当年甘茂指名道姓要他当出使魏国的副手，原来根本就是一颗任人摆布的棋子。苏代说道：“我有一计。楚国不是还占领着韩国的颍川吗？您可以趁着现在和楚王关系好，要求楚王向韩国归还颍川。这事办得成的话，韩国感谢您；办不成，韩国也会因此向秦国靠拢，功劳还是您的。”向寿完全接受了苏代的意见，果然向楚怀王提出归还韩国颍川。楚怀王有没有答应，史料没有记载。可以肯定的是，秦国和楚国联合进攻韩国的事，就这样泡汤了。后来甘茂向秦昭王提出向韩国归还武遂。甘茂的本意，当然不是讨好韩国，而是希望借此收买韩国，好让韩国死心塌地跟着秦国走。但是，向寿经过苏代这位高人的点拨，已经认定甘茂这样做是有私人目的，于是和公孙衍联合起来反对甘茂。秦昭王最终还是采纳了甘茂的意见。向寿极为恼火，跑到宣太后那里说甘茂的坏话。宣太后一旦怀疑某人，某人就肯定在秦国待不下去了。甘茂和张仪一样，是那种见势不妙脚底抹油的人，不待宣太后兴师问罪，便悄悄离开了秦国，投奔齐国而去。巧的是，甘茂刚出函谷关，就遇到了苏代的哥哥苏秦。两人寒暄一阵后，甘茂问苏秦：“您听过江上女子的故事吗？”苏秦当然没听过。甘茂便跟他讲了江上女子的故事。江上缝补渔网的女子，有一个特别穷的，买不起蜡烛，总是沾人家的光。其他女子在一起商量，要把她赶走，她说：“我买不起蜡烛，所以常常先到，一到就打扫屋子，铺好席子。我借用你们的烛光，烛光又不会因此减少，而我对你们来说，还是有用的，为什么一定要赶走我？”其他女子认为她说得有道理，就让她留下来了。“现在，我没有才能，被秦国赶走，正准备投奔齐国，愿意为您扫扫屋子，铺铺席子，请您不要把我赶走。”甘茂说着，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哪里看得出是当年攻克宜阳、斩首六万的秦国丞相？苏秦唏嘘不已，对他说道：“您放心去齐国吧，我会想办法让齐王尊重您。”苏秦来到咸阳，对秦昭王说：“我听说甘茂跑到齐国去了，赶紧入关来见您。甘茂可不是一般人，他在秦国已经受到几代国君的重用，关中的地形他都十分了解。如果他为齐国所用，联合魏、韩等国，反过来进攻秦国，那就不太好办了。”秦昭王一听也很紧张：“那可怎么办？”苏秦说：“您赶紧派人带着重礼到齐国看他，许以高官厚禄，将他骗回来。他一回来，就将他软禁起来，关他一辈子。”秦昭王说：“好。”马上下了一道命令，任命甘茂为相国，让使者带着相印和礼物去齐国接甘茂。甘茂拒绝了。苏秦回到齐国，对齐宣王说：“甘茂可是个贤能之士，现在秦王派人带着相印来迎接他回国，他都拒绝了，愿意留在齐国做大王的臣子。请问大王将给他什么样的待遇？”齐宣王说：“那还用说？秦国给他什么待遇，寡人就给他什么待遇。”就这样，甘茂在齐国安定下来，成了齐宣王的高参。公元前304年，秦、楚两国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这一年，在宣太后的主持下，秦昭王迎娶了楚怀王的女儿。当时齐宣王正好派甘茂出使楚国。秦昭王得知甘茂在楚国，赶紧派人对楚怀王说，希望把甘茂送到秦国来。楚怀王准备答应秦昭王的要求。这时有位名叫范蜎（yuān）的大夫对楚怀王说：“您认识史举吗？”楚怀王说：“不认识。”范蜎说：“史举是下蔡的看门人，以行为不端、不知廉耻而闻名。当年甘茂在下蔡，就是跟着史举学习诸子百家之术。我听人说，甘茂对史举，那叫一个恭敬。后来甘茂去到秦国，在张仪的推荐下做官，以秦惠王的明智，秦武王的敏锐，张仪的狡诈，他都能够和他们合作，从来没有闹过矛盾。后来张仪失宠于秦武王，魏章受到牵连，甘茂却没有任何影响，这说明他确实有过人之处啊！这样的人才，您还把他送回秦国去，究竟是出于什么考虑呢？”楚怀王猛拍脑袋：“你说得对，寡人差点犯糊涂了。”范蜎说：“您如果为楚国着想，最好还是想办法赞助向寿。向寿是秦国太后的亲戚，自幼与秦王同吃同住，因此能够获得秦王的信任，参与国家大事。最重要的是，他的脑子不太好使。他如果当了秦国的相国，对楚国有百利而无一害。”因为范蜎的这番话，甘茂从此与秦国绝缘。后来楚怀王通过多方做工作，果然如愿，让向寿当上了秦国的相国。据《史记》记载，甘茂的最终结局是客死魏国，但是他的家人都留在了秦国，而且受到减免瑶役赋税等优待。甘茂应该活得很长，因为他去世的时候，他的孙子甘罗已经十二岁，在秦国丞相吕不韦的门下做事，那是秦王嬴政年间的事了。第十二章孟尝君重举合纵大旗公元前304年夏天，秦、楚两国的关系进一步升温。楚怀王和秦昭王在黄棘（今河南省南阳）会晤，双方缔结盟约，秦昭王还将上庸（今湖北省竹溪）送给楚怀王当见面礼。公仲朋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公元前303年，秦国大举进攻魏国，连下晋阳、蒲阪、封陵（后二者均在今山西省永济）三城。与此同时，秦国又攻取了韩国的武遂。而楚国也遥相呼应，在南方蚕食韩、魏两国的土地。在这种情况下，韩、魏两国只有一条路可走——投靠齐国。那么，齐国现在是什么状况呢？孟尝君的容人雅量第十章中提到，公元前

被强制的情况，他们也很少被束缚于土地上，或很少完全附属于主人。”同上；又见沃特森：《传统中国的世佃制和地主制度的个案研究》，第237—239页。?美杰尔：《清末的奴隶制》，第330页。这种协议的一个例证，见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55页。?在17世纪初期，主人常常随心所欲的奸淫奴仆家庭的女性成员。有时他们非法地杀害或烧死奴仆。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二章，第14页。?宣德时期（1426—1435）农奴的出现伴随着流民数量的增多。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25页。?利玛窦：《16世纪的中国》，第86页。?西村数余区别出至少五种不同的奴仆或奴隶：家奴、逃避国家徭役的人、田间劳动者、田庄工头，还有那些投靠富人以事敲诈他人者。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28—29页；又见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88页。?泽恩道弗尔《徽州的奴隶状况》随处可见。明代徽州佃奴往往是宋代佃奴的直系后代。泽恩道弗尔：《“新安名族志”和公元800—1600年中国绅士社会的发展》，第208—212页。?在徽州许多从事耕作的奴仆被派去开垦不易耕作的山地，搬石造田，大多数农民不愿意承担这样繁重的劳作。在营造梯田的过程中，奴仆们也砍伐树木，为他们的主人种植茶叶。这就生产了市场商品，促进了安徽商业的发展。叶显恩：《试论徽州商人资本的形成与发展》，第5—9页。?章有义：《从吴葆和堂庄仆条规看清代徽州庄仆制度》，第45页；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1—19页。?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91—692页。奴仆也为他们的主人经营商业。实际上，一些乡绅家庭往往以选择有经商经验者做代理人的方式投资于商业。这个代理人——他往往自己也拥有财富——作为回报同意“投靠”。虽然这个代理人自愿成为奴仆为投资者提供了一种抵押或是间接的保证，但是这种委任也给了代理人以逃避徭役的机会和有势力的主家的保护。从长远观点来看，这种情况可能会妨碍精明的事业家的出现，因为它鼓励了投资者坐吃利润的想法，而且也把管理权交给了相对乡绅的崇高社会地位而言还处于奴隶状态的中间人。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二章，第22—24页。?佐伯有一：《明末的董氏之变——关于“奴变”的性质问题》，第48页；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76—677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51—269页；佐伯有一：《明末的董氏之变——关于“奴变”的性质问题》，第50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与民众》，第19—20页。有人认为，“纪纲仆”奴仆头目由于他们的实际权力和低下的社会地位之间的矛盾，加剧了他们的心理负担。他们通过剥削他人和背叛主人来表达这种愤怒。居密：《主人与奴仆》，第57页；《16—18世纪地主与农民的关系》，第17页。也有人认为，奴仆代理人是一些比自由人更粗暴的管家和更凶残的监工。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二章，第32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70—275页；又可参见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90—691页。奴仆制实际上是重叠累积的。有大量事例说明，许多仍然依附于最初的主家的农奴，自己随后也占有了农奴。法律规定，奴仆不允许获得或购买乡绅的身份，但是据知太湖地区的奴仆代理人往往以这种方式获得乡绅身份。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一章中随处可见。?宁化地方志。引自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250页。?《古代中国的模式》，第244页。根据正德年间（1506—1512）文人们的记载，松江地区的一般情况是大户人家以家长式资格通过契约把土地租给佃户。人们把这理解为相互的扶持。就理想的情况来看，在歉收的年景地主应该救济他们的佃户。这些地主常常住在乡下，亲自征收地租，享受佃户的酒食款待，同时也回赠礼物。到了16世纪后半期许多人记载说，这种传统的合作性保护——依附关系出现了衰退。这些材料记叙了外在地主和佃户之间在日益地互相猜忌和敌对，佃户们合伙拒缴地租。居密：《主人和奴仆》，第12—15页；皮埃尔-艾蒂安·威尔：《中国水利》，第272页；佐伯有一：《明末的董氏之变——关于“奴变”的性质问题》，第28页。比如，一份1583年的材料表明，直到弘治和正德年间（1488—1521），乡绅们还是非常俭仆的，老百姓也较为富裕，而在嘉靖和隆庆（1522—1572）以后，乡绅们越来越富，而老百姓却日益穷困。1599年一份来自山西北部的大同的报告表明，在晚期的上等阶层日益奸诈蛮横，衙门里的胥吏全都在为所欲为，敲诈勒索百姓；父母与儿女之间也越来越缺少孝顺和尊敬。1609年山西太原地区的地方志说，自嘉靖和隆庆（1522—1572）以来，平民百姓变得不安分守己了，不再尊重老人；而且崇尚“左道”的人们大大地增多了。17世纪初期福建的地方志记载说，地主在遥远的地方坐吃地租，关系更为疏远，因此佃户们越来越容易拒交地租了。1619年沾化（在天津南169公里）地方志说，自从16世纪70年代以后，那个地区世风日下，权贵人家欺压贫弱，土地集中现象极为普遍。根据渭水南岸、西安东面的渭南地区的地方志记载，从16世纪六七十年代起，那里也是世风日下。森正夫：《明末社会关系秩序的变动》，第143—150页。?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127页；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四三卷，第16页，第一四七卷，第38页。许多材料说，“无赖”们聚集在城镇集市上，晚上又常常和大姓的世仆及衙门胥吏聚众赌博。在17世纪初，在集市进行赌博的情况明显增多。森正夫：《明末社会关系秩序的变动》，第143页；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43页；又可参见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很显然，生活在附近的少量自由农民的存在使得穷苦的奴仆们感到一切都被剥夺了。居密：《主人和奴仆》，第17页。?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与流贼》，第367—369页；又见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初探》，第94—95页；森正夫：《16—18世纪的荒政与地主佃户的关系》，第434—436页；小山正明：《明末清初的大土地所有制》第二部分，第61页；肖尔：《中国明代的最后朝廷》，第54页；“铲平王”也有其他写法，傅路德和房兆楹编著的《明代人名辞典》，第1275页。?永新地区地方志，引自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126页；又见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245—246页；森正夫：《明末社会关系秩序的变动》，第155页。永新在江西西部的井岗山区。?傅衣凌：《明清农民社会经济》，第130页；森正夫：《16—18世纪的荒政与地主佃户的关系》，第75页。?同上书，第128页。它与欧洲的粮食骚乱与纳税人抗议活动显然是很相似的。可对比英格兰这类运动的著名研究，见汤普森：《18世纪英国的道德经济思想》。?森正夫：《明末社会关系秩序的变动》，第136页。?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130、137页；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245页。?同上书，第137—141页。?同上书，第124页。?同上书，第136页；又见许大龄：《试论明后期的东林党人》，第3页。?沟口雄三：《东林党人的思想——近代前期中国思想的发展》，第187—188页。?同上书，第176—178页；佐藤文俊：《明末袁时中之乱》，第223页。?滨岛敦俊：《乡村社会》，第12—13页。一个外住都浙江嘉善会的地主陈龙正在1630年致信另一个乡绅，详细述说了他出借稻米给贫苦农民的方法，并且建议采取相同的慈善做法，以为这个县的公益效力。他还创立了“同善会”，在城市穷苦人中行好事；同时，他要求乡绅服徭役，不要借免役占便宜。森正夫：《明代的乡绅》，第50—51页；沟口雄三：《东林党人的思想——近代前期中国思想的发展》，第236—238页。?家族族长也要给穷苦亲属一些好处，因为他们担心失去田庄的劳动力来源。如果能使同族的贫民留居乡里而不致流入城市，那么这些管理地主就随时都有劳动力的供应了。这可能会阻碍节省劳力的技术的采纳。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二章，第42页。?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五八卷，第3页。范文正就是范仲淹，著名的宋代学者和博爱主义者，他认为对公众的施舍救济是儒家绅士的责任，特威切特：《范氏家族》，见于各章。?同上书，第1页。?同上书第一六一卷，第16页。?参见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五九卷，第9页；又见森正夫：《明末社会关系秩序的变动》，第75、87页；居密：《地主和农民》，第23—24页。?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六一卷，第16页。当一个地区的豪家试图进入邻近地区时，这一地区的联系就会得到加强。比如，在冒襄的家乡，从长江到江阴间的如皋地区，那里贫苦的渔家住在泥沙沉积而成的岛屿上。当地方上的“豪家”想占有这些冲积地时，如皋当地的乡绅、知县和岛上居民都捐出收成的一部分，用于建造船只和购买武器，进行抵制。同上书第一一五卷，第41页。?这样，在明朝统治的最后30年里，尽管安徽桐城的乡绅免除了一些农民的债务，而且尽力采取救济措施，但是这个富庶地区的乡绅仍然在滥用特权。“以前对地方公益的关心似乎已经消失在狭隘的一己和家族的利益之中了。加之他们对普通百姓日益傲慢的态度，这就足以导致各乡绅家庭及亲属间的相互疏离，并在他们和社会其他人之间形成危险的对抗”。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67—68页。?丁伯格：《贤人与社会》，第132—134页；狄百瑞：《晚明思想中的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第178—181页。?沟口雄三：《东林党人的思想——近代前期中国思想的发展》，第181页。沈定平（音译）相信，晚明时期的阶级冲突在像海瑞和张居正这样的国家官僚中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社会危机感；他也断言，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导致了在租佃关系方面的逐渐变迁，使得地租按照更加有利于种田人的方式得到调整（即变成定额租）。根据沈的看法，如果这种社会危机由于17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规模起义而得到了加强的话，这种进步是不可改变的。刘广京：《世界观和农民起义》，第366页。?狄百瑞：《晚明思想中的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第175—176页。?奥崎裕司：《中国乡绅地主的研究》，第577页；傅路德和房兆楹：《明代人名辞典》，第237—239、1632—1635页；酒井忠夫：《儒教和大众教育书籍》，第343页。?奥崎裕司：《中国乡绅地主的研究》，第578页。?1638年1000枚纯铜钱值9两银子；1640年它们只值银5两；1646年兑换率上升到17两银子换1000铜钱。艾维四：《论白银、外贸和明末经济》，第20页。?原棉的正常价格是每担棉值银3两到4两。在这个时期原棉价格降到每担只卖0.5到0.6两银子。艾维四：《论白银、外贸和明末经济》，第19页。?洪武时期（1368—1399）稻米的平均价格是一担值银0.46唡。永历时期，价格开始下降，在1460年到1490年之间降到每担0.44两。在15世纪的最后10年的对朝战争期间，通货膨胀开始出现。在17世纪20年代，米价稳步上升，达到每担白银0.927两。到30年代，米价已经翻了一番还要多，平均每担米为1.159两。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59—165页。据统计，从湖广到江南船运稻米的价格是它原价的两倍。帕金斯：《政府对工业化的阻碍》，第482页。?转引自埃尔文：《古代中国模式》，第213页；又见埃尔文：《均衡技巧》，第169页；褚华：《沪城备考》第三卷，第12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190—191页，及其《嘉定忠君》，第202—203页。?艾维四：《论白银、外贸和明末经济》，第21页。顾大任在广东任按察使，后来退休回到苏州。他的传记描写了当时这个城市的情形：“十四年，苏州大疫，饥馑载道，顾倾囊赈济，赖活甚多，家竟中落，仅存一屋，青苔满壁。”1644年顾大任曾经两次想自杀，每次都被其仆人劝阻了。两年后他得了中风，开始吐血，死前大呼：“皇帝，臣来也。”气绝而亡。钱咏：《履园丛话》，第121—122页。上海被叫做“小苏州”，因为它是过往商人的一个重要聚集地，而且也因为它的庞大人口。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106页。?彭泽益：《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第9页。那个春天白米卖到了每担5两银子。一些官员建议当地的乡绅开设粥铺，但是许多人在来此之前就死在了路边。邓斯坦：《明末流行病》，第14页；科尔森生动地描述了其他社会类似的情况，在那些地方，农民或是由于缺乏工具与知识，或是种惯了能换钱的作物，已经不能再从事基本农作物的种植了。科尔森：《丰年与荒年》，第11页。?艾维四：《陈子龙》，第113—114页。?埃尔文：《近代以前中国纺织工业技术的经济面面观》，第41页。?《罗马基督教社区档案》，日本，第122号（对开本第204—242页），第213—214页（材料由小韦尔斯提供）。在此之前，由一名佛教徒为首的一个地方教派在乡村地区招收了大量信徒，而这个地方皈依基督教的人数也是上海附近地区最多的。当地官员对基督教徒和当地教派同时加以查讯，释放了前者，对后者却加以鞭笞。见上书，第212—213页。据报告说，在1650年，上海的基督教人口总数已达1.8—2万人。邓恩：《一代伟人》，第308页。?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246页。可能因为17世纪50年代在湖北和河南也发生了“奴变”，使得农奴和奴婢赎回自由变得越来越容易了。到18世纪初，特别是1685年以后，大多数农奴契约由没有公证的“白契”变成了有公证的“红契”或“印契”。前者被认为是暂时的契约，而后者则规定了长期的义务。清初期和中期的法律条文规定，穷困潦倒的百姓可以签订“白契”，如果他们后来攒够了钱，他们就可以用从良妓女的那种方式“赎身”。到雍正时期，“红契”不再使用。不过雍正时期所谓的废奴被历史学家们过分地强调了。许多史料不仅表明，在18世纪40年代江苏等地，仍然存在着变卖儿童给富户人家、平民因与农奴结婚（这被叫做“招配”）或是因为“投靠”而变成农奴的情况，而且还表明，各地司法机关支持地主惩罚农奴，并禁止奴婢反抗主人。在18世纪还有许多奴仆在争吵中杀死主人的事例。韦庆远、吴其雁、鲁肃：《清代奴婢制度》，第7、23—27、34、45、52—53页；又见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57页；美杰尔：《清末的奴隶制》，第330页；沃特森：《人口买卖》，第223页。?森正夫：《1645年太仓州沙溪镇乌龙会的反叛》，第200页。?宋乞任命了12个武装起来的奴仆伙伴

钦选议员，严复忧心忡忡，但对中国由此变为共和政体，则无论如何不愿认同。严复的担心只有两点，一是中国国民程度不具备，中国要想走上共和道路，至少需要三十年的积累和训练；二是中国如果由此强行进入共和，必将引发新一轮边疆危机，且种族之恨相为报复，必将贻害全体中国人。基于这样的认识，严复在袁世凯出山之后竭诚帮助清廷化解危机，以随团代表身份前往武昌、上海参加南北议和，劝说黎元洪和南方革命党人重回君主立宪道路，反复解释只有君宪主义才能从根本上为中国开辟一个新时代。严复的劝说在一定时间段起到了相当作用，黎元洪和武昌革命党人确实在会晤时表示可以考虑重回君宪体制，只是要求清廷必须彻底改革，不能再耍什么新花样假招子。对于这一点，严复也感同身受，以为重回君宪主义的前提当然是清廷彻底改革悔过自新。他对清廷的建议是，根据文明进化论规律，最好的情况是建立一个比目前高一等的政府，即保留帝制，但受适当的宪法约束，应尽量使这种结构比过去更灵活，使之能适应环境，发展进步。可以废黜摄政王；如果有利的话，可以迫使幼帝逊位，而遴选一个成年的皇室成员接替他的位置。形势比人强。当严复提出这些建议不久，南北各方达成和解协议，清帝退位，优待皇室，五族共和，由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这一切虽然不是严复的理想，不是他的君宪原则。但事已至此，这些妥协似乎也是一个可以接受的选项，因而没过多久，严复欣然接受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的任命，接管京师大学堂，毫无眷恋地抛弃君宪主义，坦然进入一个全新时代。康有为统筹全局顶层设计常言道，太阳底下没有多少新鲜事。假如我们暂时放开“线性进化论”的影响，暂时回避一下革命、改良、人民、共和国、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等时尚话语，我们就很容易发现，所谓历史，并不是今人一定比古人聪明、幸福。很可能的情形是，大家每天都在重复着过去的故事。1898年1月29日为旧历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八，总理衙门及各部恢复了正常的工作秩序。这一天，康有为将利用春节长假写出来的《请大誓臣工开制度局革旧图新以存国祚折》，通过总理衙门报送给朝廷。这份文件，后来又定名为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或《应诏统筹全局折》。《应诏统筹全局折》是康有为戊戌年间留下的重要文件，是康有为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顶层设计。在这份文件中，康有为从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引证波兰、埃及、土耳其、缅甸等国墨守成规，不思变革，最终导致亡国或被瓜分的惨痛教训，以为国际社会正处在一个新的组合分化过程中，中国应该把握这一机遇，尽快将中国改造成一个近代国家，成为国际主流社会中的一员。康有为强调，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中国只有彻底弃旧图新，才能摆脱被动的外交局面；中国只有从内部发生真正的变化，才能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与平等。总之，中国只要在国内政治上有办法，外交上就有办法；而国内政治的唯一办法，就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仿行西方近代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造中国自古以来几百年乃至数千年不变的政治体制，使中国转变成与现代西方国家比较一致的正常国家，这样在国际社会就可享有平等的待遇。康有为在这份奏折中没有过多地论述中国应该进行变法改革的理由，因为中国不变则亡的道理在当时似乎已是朝野各界共识。所以康有为在这份奏折中的思考重点是中国应该怎样去变，即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究竟应该怎样开始和进行。根据康有为的看法，中国的政治改革只能仿行日本与俄国，因为中国国情与日本、俄国进行改革前的情况比较相似，日俄两国通过政治改革极大地动员了国内各方面力量，从而促使两国经济、社会乃至军事力量等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他们的成功为中国树立了很好的典范，中国应该仿照日俄两国的政治改革，尤其是日本的明治维新所走过的道路、所采取的措施。而日本明治维新中最重要的举措实际上只有三点：一是大誓群臣以定国是，在政府高层内部形成必须进行政治改革的基本共识；二是广开言路和征求人才的通道，愿天下所有英才为我所用；三是开制度局而定宪法，以宪法去约束人的活动，从而使日本一跃成为近代民族国家。基于日本的经验，康有为向清政府最高决策层郑重建议做好三件事，便可保证变法维新的政治改革获得成功：第一，建议皇上在天坛或太庙或乾清门举行一次郑重其事的干部大会，大誓群臣，诏定国是，宣布变法维新正式开始，坚定群臣革旧维新的信心与信念，宣布广采天下舆论，广取万国良法，重建中国全新的政治体制。第二，建议朝廷在午门设立待诏所，委派两名御史专司此事，允许上下臣工、草民百姓尽自己所知上书言事，对国家的政治发展、经济建设及所有方面提出建议。所有上书不得如旧体制由堂官代递，以免阻挠。换用今天的话说，不得截访，不得扣押人民来信，要容忍最严厉最尖锐的批评。凡上书中有可取之处者，可由皇帝或其他相关部门的主管予以召见，量才录用，人尽其能。第三，康有为建议朝廷开制度局于宫中，归皇上直接领导，不从属于任何既有权力部门，征天下通才二十人参与其事，统筹全局，下设法律、税计、学校、农商、工务、矿政、铁路、邮政、造币、游历、社会以及武备等十二个分支机构，将一切政事制度从新商定，改革乃至重建中央行政体制，重建新的政治体制及与之相适应的各项制度章程。至于中央以下各级行政机构的改革及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动，康有为也在这份奏折中提出一些设想，大致不外乎本着政情上通下达、弃旧图新的原则。统观康有为《统筹全局折》，其核心是设立专责制度建设的制度局，换算成今天的语言，大约可定名为“国家改革设计委员会”。康有为或许是因为当时对政治变革反对的势力太大，或许是接受了某些人的善意忠告，康有为在这份《上清帝第六书》中暂时放弃了先前《上清帝第五书》中提出的开国会、定宪法等比较激进的政治主张，不让反对者觉得有颠覆既成体制的嫌疑，改为设立制度局这一具有明显渐进色彩的主张，而且在权力归属上，康有为刻意强调皇上的绝对领导，这样或许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争执，便于新政推行。设立统筹全局的制度局是康有为1898年维新变法思想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也是康有为政治思想最积极的遗产。康有为认为制度局是变法维新能否成功的关键之所在，没有统筹全局的规划机构，继续让权力部门自己改革自己，缩小权力，无疑是与虎谋皮。康有为暂时放弃开国会、定宪法等貌似极端的政治主张，但依然倾向于建立独立的改革设计、规划的专责机构。这是康有为1898年政治活动的轴心，也是他后来失败的一个关键点，因为他的政治反对者依然从这些建议中读出了康有为的用心。康有为提出统筹全局建议后一个月，又于2月28日代宋伯鲁御史拟定《请设议政处折》中，再次强调设立专门议政机构的重要性，为制度局的创立提供舆论支持。此后，康有为还多次上书催促清廷尽快开设制度局，特别强调皇上不欲变法自强则已，若欲变法，而下手之端，非开制度局不可。在康有为看来，制度局犹如航行在茫茫大海中的轮船导航仪，有了它可以克服惊涛骇浪、千难万险，顺利地抵达目的地；反之，则结果可知。民国四公子我们现在许多人对官二代颇有怨言，以为这些人沦为纨绔子弟，不仅危害社会，而且殃及江山社稷。只是从历史上看，并不是所有的官二代都没有出息，都是纨绔子弟，更多的达官贵人非常注意家庭教育，这方面的成功例子很多，仅近代以来的成功范例就举不胜举，像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他们的后代成才者多，败家者少。即便是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虽以名士风流的形象相传至今，有“民国四公子”之一的称谓，好像也是一个纨绔子弟。其实，这个判断是不对的，不仅袁克文不是，四公子中的其他几位也不是，因为我们始终没有理解此公子非彼公子。所谓“四公子”的说法，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战国四公子”的说法已隐约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到了东汉，随着清议逐渐成为读书人的一种时尚；特别是到了魏晋，随着门阀士族的出现，随着九品中正的运用，人物品鉴在政治生活中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类似于“四公子”这样的人物归类已越来越普遍，构成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道奇观，以致后世中国还有什么明末四公子、清初四公子、民国四公子等说法。公子或其他撮堆比较的说法显然隐含着一种褒贬，更多的时候似乎是褒奖多于贬低，是一种赞美。只是后人不察，特别是1949年之后旧的世家大族被消失殆尽，新的世家大族又无法诞生，类似于四公子这样风流倜傥的人物再也见不到了，触目所及，不外乎“京城四少”这样的轻浮之徒或纨绔子弟，拿他们与四公子的风流韵事进行比较，真的是玷污了历代四公子的美名。历代四公子的事迹我们不在这儿多说了，这里专说民国四公子。民国四公子的说法分歧很大，根据一些朋友的归纳至少有四种不同说法：一指陈锦堂、袁克让、张伯钧、宋传兴组合；二指袁克文、溥侗、张伯驹、张学良组合；三指袁克文、卢小嘉、张伯驹、张学良组合；四指孙科、张学良、段宏业、卢小嘉组合。至于“后民国时代”的台湾，还有蒋孝武、陈履安、周一熹、连战组合；或钱复、陈履安、宋楚瑜、连战组合；或沈君山、钱复、陈履安、连战组合。由此我们很容易感觉到，民国四公子的说法众说纷纭相当正常，因为各人立场不同、视野不同，必然会在各人眼里有不同的选择与不同评判。不过要说民国时代，或民国初年的四公子，恐怕还是应该以张伯驹在《续洪宪纪事诗补注》中的归纳更接近事实，大致有袁克文、张伯驹、张学良、卢小嘉、张孝若、溥侗等六人备选。如果继续筛选，比较公认的民国四公子可能就是袁克文、张伯驹、张学良和溥侗四个人了，因为只有他们四人具有司马迁对战国四公子志向行事大节的点评：能以富贵下贫贱，贤能诎于不肖，有担当有肩膀，有艺术文学创造力或鉴赏力，风流倜傥，雅而不俗，敢作敢为，敢爱敢恨，乐善好施，风流而不下流，对民族对国家有贡献有热诚。既然是公子，当然都必须出身于豪门士族，袁克文的老爸袁世凯、张学良的老爸张作霖不必说了，他们都是清末民初的政治强人或军事强人。至于张伯驹的老爸张镇芳，溥侗的老爸爱新觉罗?载治，也都是清末民初政界不可或缺的大人物。只是随着历史尘埃烟消云散，我们今天的读者不太清楚这些而已。张镇芳是袁世凯的表兄弟，光绪三十年进士，官至河南都督，为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重要帮办。爱新觉罗?载治为乾隆帝第十一子成亲王永瑆的曾孙，过继给道光帝的长子隐志郡王为嗣，世袭镇国将军、辅国公，兼理民政部尚书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四公子的家庭背景不管是来自皇室还是军事政治强人，也不管他们的祖上识字多少文化几何，但他们四人在少年时代都受到了良好教育，如溥侗自幼在上书房陪小皇帝读书，经史子集、琴棋书画、金石碑刻，乃至京昆艺术，文物鉴赏等，都是别人无法企及的。至于张伯驹，其艺术成就是当代文化高原上一座无法企及的高峰，在书画鉴定收藏、诗词、戏剧和书法这四个领域，张伯驹堪称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是不世出的人物。腹有诗书人自华。拥有如此的文化品位的公子哥，无论如何都不会是下三滥，举手投足都给人一种自然舒适的超尘脱俗的感觉，是真贵族。与“红豆馆主”“侗五爷”大致相近的还有“袁二爷”袁克文，江湖上尊称袁寒云或寒云先生。袁二爷的老爸袁世凯算不上文化名人，但其优越的政治位置使袁二爷自幼熟读四书五经，精通书法绘事，喜好诗词歌赋，收藏古玩字画，雅人雅事使袁二爷真的是风流倜傥不落俗套，其文其字其画其艺，都是一时之选，无出其右。才艺比拼当然不是四公子成名的必要条件，四公子之所以受人恭维，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国家对民族有肩膀有担当，或多或少利用自己的优越条件做过对国家对民族有益的事情。袁二爷一句“绝岭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高层”，他没有从家族利益去支持老爸袁世凯称帝，反而从民族大义立场上给老爸提出忠告提出劝阻。至于最具公子哥形象的张学良，在涉及民族大义国家前途问题上或许也有糊涂的时候，比如抵抗或不抵抗，但在他那有效而短暂的政治生命中，东北易帜、西安兵谏，其功过是非或还可以再讨论再批评，但这种事情对国家政治发展无疑极端重要，其中任何一个都具有历史转折意义。在重大问题上有肩膀是四公子的特征，急公好义乐善好施更是他们的本分，张学良办大学兴文化富地方的事情不必细说了；张伯驹将毕生收藏义无反顾陆续捐献给国家，也不必说了。即便是袁二爷到了后来穷困潦倒，闻知各地灾情，总是将自己珍藏的字画碑帖拍卖赈灾。至于袁克文加入青帮当老大，小小年龄被尊为“老头子”，俗人不解，这其实就是对袁克文急公好义乐善好施的表彰，否则袁二爷英年早逝，也不会有那么多三教九流，乃至和尚、道士、尼姑、喇嘛，甚至还有妓女都赶来送葬痛哭。至于四公子的风流韵事，当然传闻更多更广。但我们应该注意，四公子博爱众生，爱美女，随处播散爱的种子，但他们又确实属于有情有义的人，并不是那些只愿苟且而不愿负责的轻浮之徒。张学良长命百岁，阅女无数，但从其爱情生活看，不论对原配，还是赵四小姐，还是那些春风一度的偶然艳遇，张学良大约都敢负责愿负责，敢爱会爱，因而我们能听到张公子的风流故事，却听不到被爱女子的哀怨、愤怒，向隅而泣。还有袁二爷，除了原配外，还有五房姨太太，这仍然无法阻止他在外面播散爱的种子，博爱天下美女，知情人说袁二爷毕生爱过的美女不下七八十，至于一夜春风的艳遇，更是不计其数，只是后来从没有哪个女子要死要活控诉袁二爷无情无义或负心。这是那时大户人家的生活常态，不似今天官二代、富二代敢爱而不负责任，宁愿我负天下人，不愿天下人负我。四公子的名士风流对于中国人来说已是明日黄花，现在的中国恐怕再也难以重现这种令人想望的雅人雅事了。我们已经彻底俗化，我们只能在物欲中挣扎。第三章一个王朝的隐退乾隆大帝的“上国心态”乾隆晚年，中国经济不仅是历史上的巅峰状态，而且在世界经济构成中至关重要，举足轻重。但是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还是农业经济，能够将全世界白银引入中国，一个是中国传统“老三样”：茶叶、丝绸和瓷器；二是中国人简朴的生活方式，大部分人没有温饱之外的消费。换言之，康乾盛世在某种程度上说是老百姓省吃俭用积累起来的。传统的中国农业经济没有办法接纳西方更多的工业品，中英贸易在中国市场无法扩大的情况下问题越来越大，开放市场，自由通商，成为英国商人的普遍要求，这就是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直接原因。其实，从后世立场看，中国如果在那个时候顺势接受英国人的建议开放市场，自由通商，凭借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应该会比较轻松地完成产业升级，消费转型，比较容易地与西方新发生的经济形态同步。然而，这种期待都被当年的经济繁荣蒙蔽了，经济繁荣没有成为社会转型的助力，反而衍生了、强化了乾隆皇帝的“上国心态”。中国由此错过了千载难逢的转型良机。根据英国政府指示，马戛尔尼此行肩负着如下使命：第一，向中国政府表达贸易关切，要求中国进一步提供贸易方便，扩大英国工业品市场份额。第二，为中英贸易稳步推进，请求中国政府在靠近优质茶叶产区提供一个或两个“居留地”，由英国负责建立警察、

洛阳只有一百七十里的距离，是洛阳的重要屏障，汝州的失守顿时引起东都洛阳的一片恐慌。为了稳定住东都洛阳的局势，朝廷派谏议大夫杨授前往洛阳进行宣慰，并下了一道《宣慰东都官员敕》。文中不得不承认唐军镇压起义军的不利以及王仙芝、黄巢势力的迅猛发展。王仙芝和黄巢的起义军势如破竹，同时帝国的东南部农民起义的烈火也是熊熊燃烧，其中浙西地区因为经济富庶，更是帝国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因此该地区的王郢起义也成为朝廷的心腹大患。乾符三年（876年）六月，皇帝下诏以左神武大将军宋皓为江南行营诸道招讨使，征调诸道人马共计一万五千人前往镇压。一直到转年二月，王郢相继攻陷望海镇（今浙江望海）之后，又攻陷台州（今浙江临海）。台州刺史王葆退守唐兴（今浙江天台），皇帝李儇得知消息后诏令浙东、浙西和福建各出水师助剿。不久后，镇海节度使裴璩诱降王郢的部将朱实及其部众六千余人，收缴兵器二十余万件，极大地削弱了王郢的实力。王郢被迫收拾余众专攻明州（今浙江宁波），结果在攻城战中不幸中流矢身亡，起义最终失败。王郢起义虽然不到一年即宣告失败，但因为其地处帝国财税供给的重要之地，导致江淮地区供应关中的物资明显减少，因此在面对王仙芝、黄巢起义军时，唐军明显进展不力，甚至是节节败退。针对如此现状，皇帝李儇在《宣慰东都官员敕》中特别提到要赦免敕王仙芝、尚君长（王仙芝部将）罪行，实行招安之策，但是并未奏效。王仙芝依旧一路征战，继续四处攻城略地，先是攻克阳武（今河南原武），接着围攻郑州，关东的州县地方守军全都畏惧出战，只求保卫各自的城池。因此王仙芝得以纵兵四略，并未受到多少阻碍。而调集前来平叛的诸道人马十分贪财，在追击起义军时，碰到起义军故意丢在路上的辎重，都争相拾取，进而贻误战机。所以王仙芝继续采取流动作战的方式，先后攻下申州、光州、随州，占据安州稍作休整后，又分兵围攻舒州、进击庐州、寿州等地，如入无人之境。王仙芝的义军势如破竹，但身为诸道行营招讨使的宋威却暗中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他曾经对副使曾元裕说，当年庞勋起义失败，康承训却获罪，现在如果成功剿灭王仙芝，自己会不会也会和康承训的下场一样，不如留着王仙芝的起义军，以战养战，如果王仙芝成功登基，自己就会成为功臣。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宋威每次带兵追击起义军一段路程，就会停止不前，等待观望，最后干脆在亳州（今安徽亳县）滞留不前，曾元裕也在蕲州（今湖北蕲春）和黄州（今湖北新州）一带拥兵观望。乾符三年（876年）十一月，王仙芝攻下郢州、复州；十二月又接连攻下申州、光州、庐州、寿州、通州、舒州六州之地。此时宰相郑畋上疏皇帝李儇，要求撤换宋威、曾元裕，建议以陈许节度使崔安潜为行营都统，以前鸿胪卿李琢代替宋威为诸道行营招讨使，以右威卫上将军张自勉代替曾元裕为副使。宰相郑畋是个依附宦官的人，父亲郑亚担任桂管观察使时，与担任监军的宦官西门思恭颇有交情，曾经请托西门思恭有机会关照儿子郑畋。后来西门思恭进京当上了神策军中尉，郑亚死后，他履行诺言将郑畋接到长安，视为自己的亲侄并加以教育。不过，由于郑亚是李德裕的同党，卷入了牛李党争，而在宣宗李忱在位时期，是牛党势力执政，因此郑畋受到牵连，加上当时宦官专权一度被压制，所以郑畋的仕途颇为不顺。一直到唐懿宗李漼在位的咸通初年，令狐绹被罢相后，郑畋的仕途才迎来了转机，经由刘瞻的引荐，郑畋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担负替皇帝起草诏文敕令的责任。前边我们说过，刘瞻在咸通十一年因为劝谏懿宗李漼囚杀医官一事而被贬，郑畋也因起草刘瞻的贬官制文措辞不够严厉，而同样被贬官，直到皇帝李儇即位后才重新征召其入朝加以重用，并于乾符四年（877年）七月提拔为宰相。此时，西门思恭担任右威卫上将军，虽然仍有一定的地位，但由于田令孜的存在，西门思恭远远达不到大权独揽的境地，而且手中没有实际的兵权，所以对于郑畋来讲，其实缺乏田令孜的支持。正因为如此，平时受皇帝李儇信任的，依附田令孜的宰相卢携就时时处处压制郑畋，以至于郑畋曾经要称病回乡务农。不过，这次皇帝李儇眼看王仙芝的义军一路势如破竹，帝国有崩盘的迹象，所以不得不采纳郑畋的建议，撤换了宋威和曾元裕。鉴于帝国财力的匮乏，朝廷并没有放弃对起义军的诱降活动。乾符三年（876年）十二月，王仙芝攻打蕲州，刺史裴渥与时任宰相王铎是门生和座主关系，而王铎又是王镣的堂兄，所以裴渥试图救出王镣，以报座主的知遇之恩。王镣也在王仙芝的义军内部，不断怂恿王仙芝，由他出面与裴渥建立联系，双方约定罢兵休战，裴渥则答应王仙芝向朝廷奏求官职。对于这样的条件，王仙芝的思想产生了动摇，他带着三十多名心腹入城与裴渥进行谈判，裴渥大摆筵席款待王仙芝，席间与王仙芝初步达成了停战协议。随后，裴渥将与王仙芝达成协议的奏状呈送朝廷，朝廷由此引发了一场争论。当时除了王铎之外，其他几位宰相都反对赦免王仙芝。他们认为当年庞勋声势那么浩大，最终还是被朝廷成功镇压，现在王仙芝虽然声势也是不小，但终究还是无法和庞勋相比，如果赦免其罪过，恐怕会助长他的气焰（“赦罪除官，益长奸宄”）。但是王铎因为堂弟王镣身在王仙芝的义军之内，救弟心切的他一再坚持要赦免王仙芝。最终皇帝李儇考虑帝国财政的困难，便同意了蕲州方面与王仙芝达成的协议，加封王仙芝为左神策押军兼监察御史，并派宦官作为特使，带着授官文书前往蕲州。王仙芝接到文书后，十分高兴，蕲州之战暂时陷入停战状态。不过，此时以黄巢为首的一些将领坚决反对王仙芝接受招降，黄巢甚至怒斥王仙芝不顾牺牲农民军的利益换取个人的荣华富贵。在黄巢等人咄咄逼人的压力下，王仙芝只好放弃接受招降的企图，领兵继续攻打蕲州，裴渥被迫逃往鄂州，王镣则继续被义军囚禁。蕲州虽然最终被农民军攻下，但朝廷的诱降还是对农民军的团结起到破坏作用。蕲州之战后，农民军分为两支，一支由黄巢率领北返曹、濮地区，另一支由王仙芝、尚君长带领继续在江北活动。在朝廷逐渐调集大军加紧军事镇压的情况下，起义军一分为二，显然分散了力量，可以说同时也为其前途埋上了一层阴霾。乾符四年（877年）二月，王仙芝攻下鄂州（今湖北武昌），一个月后，黄巢攻下郓州（今山东郓城），并打死天平军节度使薛崇。皇帝李儇眼看情况不妙，连忙发布《讨草贼诏》，同时继续对王仙芝等义军首领再次进行招降。不过，这次李儇的口气有些强硬，他在诏书中列举了庞勋和王郢起义失败身死的事例，又列举朱实等人投降朝廷受封赏的事例，希望王仙芝等人能够识时务尽早归降朝廷，在诏书的最后李儇也号召上至朝廷官军，下至地方豪强武装共同联手镇压王仙芝、黄巢的起义军。此时，在宰相卢携的支持和推荐下，宋威又重新被任命为诸道招讨使，作为镇压起义军的统帅。朝廷调兵遣将加紧镇压起义军的步伐，使得王仙芝与黄巢等将帅又感到联合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于是，黄巢在四月间与曾经领兵进入嵖岈山（今河南遂平一带）的尚让会合，而后王仙芝也带兵北上与其会师，七月间，起义军在王仙芝的指挥下，开始集中兵力发动围攻宋州之战。宋州濒临汴水，既是南北大运河的咽喉要地，又是洛阳和汴州的东南屏障，宋威重新上任后驻守在这里。前边我们说过，皇帝李儇下密诏让徐州、泗州等地派精兵巡护漕运，而现在起义军围攻宋州，旨在切断运河通道，当时朝廷出动平卢、宣武、忠武三道人马堵截起义军不住，于是宋州被包围。宋州的局势顿时陷入极大的压力之下，就在宋威龟缩在城内一筹莫展时，忠武军节度使崔安潜出动本部七千人马，由左威卫上将军张自勉率领前往救援，经过激烈拼杀，张自勉暂时解除了王仙芝对宋威的合围之势。后来宰相郑畋称赞崔安潜是“解宋州之围，使江淮漕运流通，不输寇手”，这也说明，取得宋州之战的胜利，对于朝廷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蕲州之战和宋州之战是王仙芝起兵以来，组织的两次大规模的战役，可谓是一胜一败，不过蕲州之战使得起义军内部产生分化，而宋州之战则是以起义军撤围告终。所以对于王仙芝和黄巢等人来讲，起义军未来的形势依旧不明朗，而且在宋州之战中，义军内部因为具体的战术问题，再次发生分歧，这也使得宋州之战后，王仙芝和黄巢再次分兵作战。分歧王仙芝和黄巢第二次分兵作战后，乾符四年（877年）八月，王仙芝攻下安州（今湖北安陆）和随州（今湖北随县），活捉刺史崔休徵，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派其子带兵救援，半路遭到王仙芝的伏击，也兵败身亡。李福被迫上疏朝廷请求增援，皇帝李儇派左卫威大将军李昌言率领凤翔的五百名骑兵赶赴驰援。王仙芝不等官军援兵到来，转道挥师攻击郢州、复州等地。十月间拥兵蕲州、黄州的崔元裕以逸待劳，击败前来进攻的王仙芝，斩首四千，取得大捷，暂时挫败了王仙芝的进攻势头。在官军和起义军互相交战的过程中，朝廷方面产生意见分歧，首先是针对是否应该继续任用宋威而产生争论。当张自勉带领忠武军七千人马解了宋州之围后，宰相卢携、王铎主张将张自勉所率的兵马划归宋威指挥，但是另一位宰相郑畋却不同意，而且不肯签署奏章。为此双方争执不下，都以辞职互相要挟，皇帝李儇本就驭臣无术，不能裁决是非，只是坚决不允许他们辞职。郑畋除了坚持反对将张自勉的七千忠武军划归给宋威之外，还揭发宋威对于战场形势是报喜不报忧，王仙芝上过请降书，宋威却是隐瞒不报，是典型的欺罔朝廷行为，而且在辖地内声名狼藉。郑畋的意见是立即罢黜宋威，但卢携极力为宋威辩护，最终因为卢携乃是宦官田令孜阵营的人，所以皇帝李儇没有采纳郑畋的意见。可是宋威这边因为很长时间以来师出无功，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急于寻找机会立功以向朝廷证明自己的能力。很快宋威便找到了合适的机会，而且这一次他让王仙芝的义军高层遭受到了极大的损失。乾符四年（877年）十一月，招讨副使、监军杨复光派人再次招安王仙芝。杨复光是懿宗李漼在位时期左神策中尉杨玄价的养子，不仅有勇有谋，而且善于言谈。他十分清楚王仙芝不会拒绝高官厚禄的诱惑，而事实证明，王仙芝在接到杨复光的招降信后，派部将尚君长、蔡温球等人赴长安请降。宋威得知这个消息后，派兵在颍州（今安徽阜阳）西南伏击尚君长等人囚送长安，然后谎称是自己半路遇到尚君长等人交战后生擒的。杨复光得知消息后，上奏朝廷说明尚君长等人确实是奉王仙芝之命进京请降的，而且认为宋威有意破坏自己的招降大计，请求朝廷将其治罪。面对宋威和杨复光两方面的不同汇报，皇帝李儇一时间摸不着头脑，他派人前去调查事情的真相，结果却是无法查清。最终皇帝李儇出于震慑义军首领的考虑，诏令将尚君长等人斩首于长安东市的狗脊岭。尚君长是王仙芝手下的得力干将，一直跟随王仙芝南征北战，并屡立战功，他的死激起了王仙芝极大的愤怒，于是他立即展开报复，对荆南地区（今湖北江陵一带）发起猛攻。荆南节度使杨知温是个文人，不懂得用兵之道，当有人报告王仙芝已经发动进攻的时候，他天真地认为手下人谎报军情，依旧不加防备。当时正值隆冬时节，汉水狭浅，王仙芝带领大军顺利渡过汉水。乾符五年（878年）正月一日，大雪纷飞之时，正当杨知温接受诸将的新年祝贺时，王仙芝领兵突至江陵城下，很快就攻占了外城。杨知温的部下急忙固守内城，双方战至日暮，他一直龟缩在府内不敢外出，后来在将领们的一再要求下，他不得已出来巡视，看到士卒们冒死守城，杨知温认为守城有望，立即派人向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求援。李福得到消息后，亲自带领全镇之军以及驻扎在襄阳的五百沙陀骑兵赶赴救援，在荆门一带击败王仙芝的外围人马，王仙芝得知消息后，担心遭到杨知温和李福的内外夹击，于是领兵撤离江陵。江陵是长江中游重镇，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江陵差点失守，让朝廷为之大惊。朝官们纷纷上疏，指责造成这种局面，完全是宋威骗杀尚君长等人造成的。刚好另一位招讨副使曾元裕此时在申州（今河南信阳）大败王仙芝，并消灭数万义军，显示出超强的战斗力，因此皇帝李儇下诏二次将宋威免职，任命曾元裕为招讨使，张自勉为招讨副使。同时由于朝廷与南诏在乾符四年（877年）初签订了停战协议，结束了将近二十年的战争状态，西南边境暂时安定，于是朝廷就将镇守西川的高骈调任荆南节度使兼盐铁转运使，以加强长江中游的防务。事实证明，朝廷对于战局的人事调整安排十分正确。一个月后，即乾符五年（878年）二月，皇帝李儇得到加急奏报，曾元裕在蕲州的黄梅县（今湖北黄梅县西北）与王仙芝展开大战，在这场战争中曾元裕不仅大败义军五万人，而且王仙芝阵亡战场，部将尚让带领残部投靠了正在攻打亳州的黄巢。势如破竹王仙芝的阵亡让朝廷上下一片欢呼，不过当时朝廷十分明白，黄巢是个更加厉害的对手，而且很快他们就领教了这个当年的落地秀才的本事。乾符五年（878年）二月，成功收编王仙芝的残部后，黄巢自称黄王，号冲天大将军，建元王霸，同时仿效唐制置官署。黄巢和王仙芝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由于性格和经历的不同，黄巢反抗朝廷的决心比王仙芝要更加坚决。他的上述做法就表明了他与唐朝势不两立，意图推翻李唐皇族统治取而代之的决心。得到王仙芝的死讯后，黄巢并没有心生胆怯，他挥师北进，再次攻占沂州和濮州，但在此之后却屡次被官军击败。因此摆在黄巢面前的就是如何调整战略部署的问题，为了缓解紧张的军事压力，他写信给天平军节度使张褐，诈称想要投降朝廷。张褐看到黄巢的请降信后，立即上报朝廷，皇帝李儇十分高兴地下诏加封黄巢为左卫将军，让其率众到郓州城下集中解除武装。黄巢利用这个机会摆脱长江中游的官军，采取流动作战方式，继续对抗朝廷。三月间，黄巢沿黄河西岸一路流动作战，自滑州（今河南滑县）向南奔袭二百多里外的汴州，又从汴州奔袭三百五十里直扑宋州，先后攻打卫南（今河南滑县东）、叶县（今河南叶县西南）和阳翟（今河南禹县），摆出即将攻打洛阳的态势。阳翟隶属河南府，距离洛阳已经很近，朝廷闻讯急忙部署防务，皇帝李儇下诏征调河南镇人马一千人，与宣武、昭义两镇人马两千人赶赴洛阳守卫，以左神武大将军刘景仁充当东都应援防遏使，统辖三镇兵马，并允许刘景仁在洛阳就地募兵两千人。当时曾元裕屯兵荆南地区，皇帝李儇诏令其领兵驰援东都洛阳，又调义成镇人马三千人加强洛阳东面一线的河阴以及虎牢关、轩辕关、伊阙关的防务。虎牢关的战略地位自不必说，地势险要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轩辕关在今天河南偃师东南的轩辕山上，连接巩县和登封两县，历来控扼要地；伊阙关在今天洛阳市南的伊阙山上，是启闭东都的一扇重要门户。由于东都洛阳军贮不足，皇帝李儇下诏向商旅富人借用大量钱谷，以供数月之费用，又不得已拿出五份“殿中侍御史”和十份“监察御史”的空明告身，赏赐给能够出钱捐助国家的富户，这无形中就开启了售卖官衔的例子。(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即便如此，由于连年干旱以及蝗灾不断，加上战乱不已，农民已经无力缴纳赋税，国库已经严重亏空，主管财政的兵部侍郎、判度支杨岩无计可施，三次上表请辞，表示自

久久99色色切想帮助这里的孩子们。唯一的问题是，朱莉安不太懂得打理自己…………迈尔斯渐渐习惯跟你相处了。卡尔10岁，只跟卡伦1说话。爱丽丝8岁，相当害羞。迈尔斯对你暴露她的存在令她十分紧张。她不想别人打扰。霍尔顿的信如下：亲爱的贝尔医生：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们大家都参加上次的治疗了——包括安，她已有19年不曾出现。那次谈话多少让大家有了希望。我担心你仍不太了解我们的系统，我很乐意把最新状况告诉你。克莱尔需要立即的关注，因为她开始想起受虐待的往事了。她对自己必须把痛苦丢给迈尔斯感到内疚。迈尔斯喜欢痛苦…………以下是目前仍在这个系统内活动的人的姓名与年龄：克莱尔（7岁），卡伦2（21岁），迈尔斯（8岁），卡尔（10岁），爱丽丝（8岁），西德尼（5岁），朱莉安（15岁），卡伦博（2岁），卡伦1（10岁），凯瑟琳（34岁），卡伦3（30岁），霍尔顿（我，34岁），安（16岁）。我会继续确保卡伦定期去你的办公室。虽然帮助她复原并不容易，但大家都很高兴有你帮助我们。霍尔顿全部的人格都出现了吗？看完信，我仔细数了一下，截至目前，连同卡伦在内共有13个独立人格。我翻阅卡伦几个月前给我的信，当时只有11个——包括叫“坏脾气”的那个，还有朱莉跟桑迪，但霍尔顿完全没提到他们。如果把他们3个算进去，那就是16个了。卡伦体内是否还会组成或重组新人格？或者只是单纯显现出来？在这个节骨眼上，我有两项任务：照顾接受治疗的那个卡伦（无论是哪一个），并且从这些人格身上进一步了解卡伦的内在世界。这些信确实颇有助益。卡伦的分身们似乎急切地想让我快点认识他们。1994年8月17日，我们再次进行催眠治疗。待卡伦进入深度催眠状态，我立刻询问有没有人想出来跟我说话。卡伦的肩膀突然往上拱，两腿蜷向一侧，用眼角余光瞟我；这是个颇为幼小、女孩子气的姿势。她说她叫克莱尔，然后开始告诉我她以前在殡仪馆（邻居家）的遭遇。她被带过去之后，有人把她绑在不锈钢工作台上。她吓坏了。那里有3个人，每个人手上都拿着金属棍。然后克莱尔就昏过去了……她要我帮她挡住那些坏人，不要让他们接近她。两天后，我收到迈尔斯的来信，信里继续描述克莱尔的遭遇。亲爱的贝尔医生：又是我，但你大概不想听我说话吧。我想告诉你克莱尔没办法说完的事。克莱尔被绑在工作台以后，那3个男人拿电棒凌辱她，她叫他们住手可是他们把她电昏了。我很生气，于是就跑出来尖叫，结果他们用灰色胶布封住我的嘴。他们一直说我喜欢这样。假如我摇头表示我不喜欢，他们就电我，假如我点头表示感觉很好，他们会放过我——但也只给我一分钟。那3个人把我们电昏以后，卡尔出来了。这些人把卡尔放进棺材，盖上盖子。我不知道我们在里头待了多久。过了一阵子，我们听见外面有人在说话，我出来听他们在说什么。原来是有人在找我们。我用力敲打棺材盖，卡伦她妈妈打开盖子，我让卡伦出来。她妈妈惊讶地说：“你还活着！你重生了！真高兴看到你。可是你为什么躲在棺材里？你不是在帮爷爷漆客厅吗？”你会因为这件事讨厌我们吗？迈尔斯某次治疗结束后，卡伦递给我3封信，其中一封来自迈尔斯。卡伦离去后，我打开他的信，他向我描述一场名为“午夜圣体”的仪式。亲爱的贝尔医生：昨天晚上我们去参加“午夜圣体”仪式。在仪式上，女孩子必须切掉一样东西，像乳头或一片耳朵之类的。霍尔顿不相信，他说这些人已经不在了。我不相信霍尔顿，因为他们还在那个工厂里。他们在叫我们，我听见他们的声音。这里的其他人都听不见。我该怎么阻止他们？他们会来抓我、杀掉我们。我会抵抗，但其他人怎么办？你觉得他们会来抓我吗？我很害怕，可是我没告诉其他人，因为他们认为我天不怕地不怕。假如他们知道我会害怕，以后就没有人会喜欢我了。迈尔斯我该拿这封信怎么办？迈尔斯告诉我这么恐怖的事，我该如何看待它？这是真的吗？或者只是一场噩梦？迈尔斯相信真有其事，所以我不能不处理。我决定等待，不主动询问，看看往后是否有人会主动提出来。再见到卡伦时，我提到那几封信，并建议她接受催眠治疗，看看其他人是否有话要告诉我。第一个现身的是西德尼。卡伦闭上眼睛，有好一阵子，她脸上完全没有表情。然后她睁开眼，靠上椅背坐好，微微扬起头，形成一特殊角度，斜着眼睛，怀疑地看着我。她迅速观察四周，仿佛初次到访。“我喜欢我们在药店的工作，”她说。卡伦——或者说西德尼——说话速度很快，视线在屋内游走。“我拿了好几样以前没拿过的东西，玩具啊什么的，不过凯瑟琳都会把它们放回去。我偷了一串超级球，放进卡伦皮包里。詹姆斯和莎拉真的很喜欢超级球。我知道我不该偷东西，但是卡伦的爸爸逼我偷。因为偷窃，我必须接受处罚，所以我偶尔也偷拿一些可以割伤自己的东西，比方说指甲锉刀。药店真是个好地方。”西德尼侃侃而谈，但在我听来，他是个毫无自制力、凡事任性而为的小男孩。我不想多作批评，故只说了“小偷必须割伤自己作为惩罚？”他再次确认，但我却在他心中种下了怀疑的种子。我的提问不带轻蔑，意在告诉他我不认为他的行为有其必要或有何特别之处。这会让他开始思考。我向西德尼道谢，感谢他出来跟我说话，然后请他退回去，看看是否有别人想发言。卡伦闭上眼睛，西德尼的表情消失了。这令我大感惊讶：在不同身份转换之间，卡伦的改变清楚分明——她完完全全变了一个人。下一个出现的是迈尔斯。卡伦稍稍坐直，两眼依旧紧闭，她皱起眉头，声音粗哑。“我也喜欢工作，”迈尔斯说，“工作时我可以当老大。”“全都由你负责吗？”我再次确认。“是啊，我喜欢聊天。如果客人不排队，我也会警告他们。”显然迈尔斯喜欢找机会感觉自己的重要性，我必须好好运用这个特质。我想跟卡伦的所有内在人格建立合作关系，而迈尔斯无疑相当重要：因为他似乎是伤害卡伦的主要几个人格之一（还有西德尼，但西德尼占的比例少一点）。假如他们能视我为值得信任、有分量的人物，或许我能对他们自我毁灭的行为产生正面影响。闲谈几分钟后，我谢过迈尔斯，请他退回，再次询问有没有人想跟我说话。卡伦微微放松，闭上眼睛，表情转为空白。过了一会儿，她的身体突然软下来，变小，缩成小孩儿样。克莱尔对我微笑，两眼闪闪发亮。她说她喜欢看贺卡、香水和珠宝首饰。克莱尔有女性的一面！这是好事。卡伦几乎不容许自己拥有女性的习惯与喜好：她的衣着单调无趣，经常披头散发，也不化妆。我一度担心卡伦的成长过程完全受限，无法表现女性特质，幸好克莱尔仍保有这些特质。这表示，假以时日，卡伦也会重新找回这部分的自我。最后现身的是朱莉安。卡伦阖上眼，表情空白，然后突然挺直腰杆，双臂夹紧于身体两侧，好像在防备什么似的。她两眼大睁，表示有相当恐怖的事要告诉我。她知道自己不该说，但是，既然卡伦的父亲已经不在了，或许她说出来不会有危险，我也会帮忙保护她。她似乎颇为安心。朱莉安描述“午夜圣体”仪式给我听，大概讲了10分钟。这仪式听来像某种巫术。他们将她绑起来，切下她身上的一小块肉。参与这项仪式的人数众多。卡伦首次参加时，年约4岁。他们割她的手臂、她的脸或耳朵，切下一点皮肤或取几滴血，有时则是头发、睫毛、眉毛。等卡伦（与众分身）年纪稍长，他们会割她的胸部……这时卡伦身上的“男孩”会出现——因为受创的是“女孩”，故男性人格感觉不到疼痛。事后，卡伦的双亲会责骂她，表示这全都是她自己在睡梦中干的好事。结束催眠治疗前，我告诉卡伦，她将不会记得催眠过程中的任何谈话——为了保护卡伦，她体内的其他人格多年来始终不让她知道这些故事。我不确定卡伦能不能消化如此不堪的过去，不确定她会不会因而伤害自己。既然前途未卜、状况不明，我决定继续等待。一星期后，我仍反复思量该如何跟卡伦讨论“午夜圣体”仪式。这时卡伦突然造访。她看起来既羞怯又难为情。“我又自残了，”说完，她扭过头去，感觉十分屈辱。显然她又开始伤害自己了。但是用什么方式？受伤至何种程度？“你是怎么弄伤自己的？”我问，“我必须知道你可能是怎么受伤的，”我等她回答。卡伦拱起眉毛，开始哭泣。“我不太记得了——那时候身体不是我的。但我想我可能把衣架拆开，把尖端刺进身体里。”她看起来好像快吐了。“你流血了吗？”“嗯。”“现在还在流吗？”“没有了。”“当时你感觉得到痛吗？”我继续追问。“嗯。”“现在呢？还痛吗？”“一点点，没有之前那么痛了。”“假如你用力按肚子，会痛吗？”我问。“不会，不怎么痛。”我试图借着这一串问题确认她是否弄伤阴道，如果阴道受伤——无论刺穿阴道壁或腹膜——极可能引发腹腔感染。我无法百分之百确定，但听起来似乎伤得不重——至少就生理层面而言。现在我必须找出心理层面的问题。卡伦对事发经过几乎一无所知，因此催眠是唯一的办法。进入催眠状态后，卡伦僵硬地坐在椅子上，双眼紧闭。“我想切掉女生的部分！”“他”说，脸庞因恐惧而显得冷酷无情。他是迈尔斯，我想，这次伤害应该是他造成的。“卡伦的妈妈一直讲卡伦爸爸的事，我很怕他会回来伤害我们。我打算把卡伦的女生部分通通切掉，这样她就不会再受到伤害了。要不是霍尔顿阻止我，我早就成功了。”迈尔斯倒回椅背，依旧紧闭双眼，紧咬牙关。“现在我只要我们全部死掉。”迈尔斯认识我，我们聊过几次，同时他也能意识到其他人格对我的尊重，这让我拥有某种我希望能派上用场的权威与影响力。“迈尔斯，”我和善但坚定地说，“卡伦的爸爸已经死了。他再也不会伤害你，你也不再需要害怕。你不需要想办法躲避他的威胁。”迈尔斯没搭腔，认真思索。他很挣扎，双眼仍闭得紧紧的。“你确定吗？”他问道。“我百分之百确定，迈尔斯。”“那，好吧，”他说。他还在努力消化信息，我看见他脸上挣扎的表情。然后他开始放松，宽慰弥漫整个身体。“他再也不会伤害我们了？”“不会了。”我停顿几秒，观察迈尔斯是否完完全全接受这个事实。他让步了。“所以，你不再需要切割卡伦的身体了。你了解吗？迈尔斯？”“我了解了。”第二部分身第11章圣诞礼物卡伦一只手包着绷带，用吊带吊着，走进我的办公室。她面带愁容，眼神充满畏惧。她迅速瞥了我一眼，态度消沉而疏离。“怎么了？”我警觉地问道，“是你先生打伤的吗？”“不是，”她一边流泪一边颤抖，“药店被抢了。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在店里。”“但是你怎么会受伤？”卡伦盯着地板，摇摇头，“我不记得了。”“其他人出来了？”我问。“大概吧。我告诉警察，是劫匪把我打伤的，但其实我根本不知道是谁干的。我发现有个妇人想偷药，她手上有刀，接下来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也许我们可以通过催眠找出答案。”现在卡伦已相当适应催眠程序。她窝进椅子，调整姿势，闭上眼睛。我念起熟悉的台词，帮助她放松并深深进入内在，越来越深，越来越深，直到她进入那个安全小窝里。待她准备好，我请她走出小窝，看看外头有没有人能告诉我们她究竟是怎么受伤的。没多久，卡伦挺直背脊，两眼紧闭，绷着一张脸，声音也比平常更为低沉、强硬。“是我做的，”她说。“迈尔斯吗？”“对。”“你做了什么？”“我打她。”“你打那名劫匪？”“对。她亮出小刀，想捅我们。卡伦很害怕，所以我就出来了。我才不怕呢。我不怕受伤。”“所以你做了什么？”“我一拳打在她脸上。她摇摇晃晃往后退了几步，然后拿刀扑向我。我举起手臂挡开，所以才被割伤。然后我又揍她，骂她，诅咒她，她就逃走了。我好好教训了她一顿。”迈尔斯坐回去，脸上挂着微笑。这一切令我吃惊。“好精彩呀，”我说，“你真勇敢。”“噢，我只是不喜欢有人在我当班的时候偷东西。”“还好，你的伤势不严重。”“这没什么。”“可是，万一她杀了你，那该怎么办？”“这样我们就会死掉啊，跟我希望的一样。”“是这样啊。”道别迈尔斯后，我引导卡伦回到小房间，再回到我的办公室，结束催眠。她四顾张望，光线令她眯起眼睛。“看样子是你的分身挺身对抗歹徒，”我说。“我想也是，”卡伦响应。“考虑到你的安全，我实在不确定你适不适合继续在药店工作，”我说，“昨晚的事件有可能再度发生，情况说不定更糟糕，而你根本无从防备。”卡伦想了想，缓缓点头。离去前，她似乎突然想起什么，连忙拿出3封信交给我。这信分别来自迈尔斯、凯瑟琳和克莱尔。一听见她关门的声音，我立刻展信阅读。克莱尔写道：亲爱的贝尔医生：我可以跟你住吗？我会很乖的。每个人都好伤心。我想一直睡下去，永远都不要起来。西德尼也是。我们好累好累。凯瑟琳一直叫我们要有信心。你有信心吗？可以分给我一点吗？卡伦博老是哭个不停。她怕迈尔斯会伤害我们。你可不可以叫迈尔斯不要这么坏？迈尔斯写道：亲爱的贝尔医生：请你告诉卡伦她妈，叫她走开，她惹得我好烦，害我好想杀死大家。她不知道她让我们有多痛苦。有时候我真的好生气，好想把我们的事告诉她，但凯瑟琳和霍尔顿不让我说。我再也受不了她了。她一直假装我们有完美的童年，假装卡伦很快乐。这不是真的。我们变得支离破碎，我好害怕你会扔下我们不管。假如我出现在你的办公室，你会不会生气？我有好多话想说，可是我不能说。虽然卡伦渐渐能了解我的想法，但她还是没办法用我的话说出来。迈尔斯凯瑟琳则写道：最亲爱的贝尔医生：我们好痛苦。我们需要你的帮忙。你明白我们的状况吗？我们越来越无力，大部分的人都起了自杀念头。我们的沟通一直受到伤害，干扰太多了。我们尽力维持现状，但如果卡伦失去求生意志，我们根本一筹莫展。她有好多烦恼，需要把烦恼说出来，但也只有她觉得无助，又不愿说出来。我觉得她不能再抗拒，她必须让我们出来跟你说话。另外，卡伦也没有听从你的嘱咐按时服药。我们很担心，也都希望这种无力感只是暂时的。你诚挚的凯瑟琳这几封信明显透露卡伦体内的人格各有各的痛苦和烦恼，状况有些混乱，但其中几个人似乎想找我帮忙，也想告诉我更多内情。1994年11月底，严冬的脚步逐渐逼近。卡伦走进诊所，她微拱着背，感觉像个不情愿上门认错的孩子。两天前，她打电话告诉我，她肚子发胀，一阵痛，一阵不痛，但她不知道怎么会这样。这会儿她看起来似乎还在闹肚子疼。她痛苦地坐下来，扭过头去不看我，一脸屈辱的表情。“你看起来很苦恼，”我说，“愿意告诉我吗？”我靠向椅背，暗示卡伦我愿意等。卡伦陷入沉思。过了一会儿，她看也不看我便径自缓缓掀开上衣。随着衣摆越拉越高，肚子上的数十道割痕逐渐呈现在我眼前。卡伦紧咬下唇，哭了起来。“我明白了，”我轻声说，“可以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吗？”卡伦无助地耸耸肩膀。显然她压根儿不晓得这些伤口是怎么来的。她放下衣摆。“这是你肚子痛的原因吗？”她再度耸肩却同时摇头，仍然不愿看我。照这样看来，我想找的答案可能不在眼前这位卡伦身上。“眼前似乎有好几个重要问题同时发生，”我说，“我想，你内在的其他人格也许知道些什么，可能帮得上忙。我们可以试着问问看吗？”卡伦点头，闭上眼睛。我们立刻展开催眠。“嗨。”“嗨。你是谁？”我问。“是我。”“迈尔斯？”“唉。”“你可以告诉我卡伦碰上什么麻烦了吗？”“不是我做的。”“你没做什么？

声木：《苌楚斋随笔》第五卷，第1页；参见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49—851页；吕元驄：《翰林院》，第128页。?当安庆陷落时，余阙自杀，他的妻儿也都投井自尽。翟理斯：《中国人名辞典》，第955页。?比干是纣王的叔父，他指责这个暴君的暴行。纣王说：“吾闻圣人心有七窍，今欲一观”，然后让人在王座前将比干剖腹观心，并把他的遗骸腌制起来。翟理斯：《中国人名辞典》，第626页；劳伦斯·A·施奈德：《楚国的狂人》，第37—38页。?魏裔介：《兼济堂文集》第一卷，第5—8页。?《明史》（国防研究院），第2993页。1653年7月11日，赐地供祭。皇帝还令金之俊为崇祯创作了一首哀乐。《世祖实录》第七十六卷，第5—6页；张其昀编：《清史》，第53页；冈本跻：《转折时期南方中国官员的政治道德危机》，第104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61页。1655年3月6日，皇帝下诏命礼部会同院部等详定褒恤明末殉难官员之事。魏裔介时为兵科都给事中，应诏上书，其主旨与他以前的言论完全一致，把忠孝与天地赖之以存在那种力量联系了起来：“有忠臣孝子，则有人伦；有人伦，则天地赖以不坏。”魏裔介：《兼济堂文集》第一卷，第27页。魏裔介还讨论了纪念殉难之臣的有关细节，包括如何找到他们的遗体，发现他们死节的地点，以及造立石碑和选定现有的祠庙来纪念他们等等。同上书，第28页。在这些年里，顺治越来越强烈地把自己等同于崇祯皇帝。1657年他向工部颁令说：“朕念明崇祯皇帝孜孜求治，身殉社稷，若不急为阐扬，恐千载之下，竟与失德亡国者同类并观，朕用是特制碑文一道，以昭悯恻，尔部即遵谕勒碑立崇祯帝陵前，以垂不朽，又于所谥怀宗端皇帝上加谥数字，以扬盛美。”李清：《三垣笔记》卷中“补遗”第1页。后来，顺治曾亲自祭扫崇祯陵墓，失声哭泣，呼道：“大哥、大哥，我与若皆有君无臣！”同上书，第2页。在这种情况下，顺治也必定关心起明陵被冷落的状况。就在永乐皇帝陵墓正门的一个亭子里现有一块石碑，碑上刻有1659年12月30日的一个敕令。皇帝在敕令中说，由于看到明陵颓败的状况，他决定命令工部修复明陵，此后他还将每年一二次派遣臣僚进行检查，以确保明陵完好无损。?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8页。?《世祖实录》第七十卷，第12页。早在这年秋天，即1652年9月，就有几位朝廷大员因受贿过多，超过了可以接受的限度而遭弹劾。吴惟华被劾受贿逾万贯；江南按察使卢慎言被劾受贿逾2万贯；工部的顾大申被人告发受贿逾40万贯。当时朝廷定制，臣僚受贿逾10贯，论笞。王思治、金成基：《从清初的吏治看封建官僚政治》，第142页；吕元驄：《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61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9页。?同上。?《世祖实录》第七十卷，第24页。?同上书第七十卷，第24—25页。?谈迁：《北游录》，第374页。?其他八人是高思敬、高三、王国祯、顾麟、槐启樟、李之栋、李东明和刘文登。李运长待李三如叔伯，待李三的侄子李天凤如叔伯兄弟，收李天凤的儿子李纂为义子，充官监。《世祖实录》第七十卷，第25—26页；参见谈迁：《北游录》，第374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9页。?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10页。?《世祖实录》第七十卷，第266页。萧一山认为李三可能在与汉人臣僚共谋起义，所以他是南方起义遗民的代表。但鉴于李三与满洲贵族的联系，这一说法看来难以令人相信。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9—390页。?同上书，第27—28页。?《世祖实录》第七十二卷，第8—9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8页。?《世祖实录》第七十一卷，第26—27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8页。?《世祖实录》第七十二卷，第2页。这后一诏令颁于1653年2月28日。参见墨子刻：《清代官僚政体内部组织》，第434页；刘云春：《清初中国的腐败》，第45页。?王思治、金成基：《从清初的吏治看封建官僚政治》，第140页。?宁完我1654年对陈名夏的弹奏揭露了魏象枢与陈名夏的关系。见《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5页。?《世祖实录》第七十一卷，第5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897页。?同上书，第7页。大计制度一直得到推行。到1661年8月13日，摄政王鳌拜颁下上谕，其内三院满汉大学士、各部院尚书、侍郎等官，俱著自行陈奏；其他各官，下至七至九品的满洲臣僚，令各衙门堂官实行详加考核，著其称职与否，并送各所属部院，再严加考核。此制原定每年举行一次，但1665年就被废止而让位于京察、大计制度了。米勒：《派系斗争》，第25—26页；吕元驄：《清科举》，第333—335页；杰里·诺尔曼：《简明满英词典》，第31页。?李呈祥可能打算任用未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的第二、三等进士。当时的制度是派遣这些新科进士去六部、通政使司、都察院及大理寺“观政”三个月，然后委以官职。顺治后期废罢此制，鳌拜摄政后复旧，但新科进士在指定的部门只观政几天就可回家探亲了。吕元驄：《清初官员的实务训练》，第82—83页。?《世祖实录》第七十二卷，第854页；参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63—364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3页。八年后，李呈祥在沈阳得到赦免。他返回自己的家乡、山东北部的沾化，1687年在沾化去世。?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52页；参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2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6页。?参加殿试的“贡士”应撰策论一篇，由皇帝亲定前十名的名次，名次的确定既考虑策论的内容，也考虑书法的优劣。吕元驄：《翰林院》，第23页。?查慎行：《人海记》卷上，第2页。50人在专门的满人科举中及第，另外56人则列名汉人榜。这些及第者有许多先是在各旗学校或义学中受过初等教育，后来进入“八旗官学”就学。八旗官学建于1644年，专事培养学生学习汉字经籍和满语。不过，应该指出的是，旗人入仕并不像汉族文人那样主要凭科举功名的高低。从1644至1795年，考中进士的旗人只有449名，所以顺治朝旗人考中进士数额虽多，但在整个清代并不典型。史景迁：《曹寅和康熙皇帝》，第75—76页；吕元驄：《翰林院》，第25—26、143页；《统治民族——满族的教育》，第130、133页；参见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87页。北京博物馆（从前的孔庙）现存1652年和1655年石碑两通，分别刻有当年考中进士的旗人名单。?这当然不是新问题了。限额制度本身是明太祖在1397年科举考试后确定的，那一年所取51个进士中没有一个北方人。查尔斯·O·贺凯：《明朝》，第49—50页。?因为进士必须由高级文官推荐才可参加殿试，以期入选翰林院，所以雄心勃勃的年轻进士经常随身携带着自己的习作，去拜访那些朝廷大员。而官员们也很喜欢推荐那些已小有名气的士子。不过，由于他们要对自己所推荐的人的未来表现承担责任，所以荐举人也关心应荐人的政治品质。吕元驄：《翰林院》，第25页。?谈迁：《北游录》，第389页。至于谈迁记载的可靠性，见吴晗：《谈迁和〈国榷〉》。?这是清朝举行的首次“御试”。顺治想要考考所有三品以上的翰林院官员。他要求每人都注释《论语》，并写一篇关于建立常平仓的奏章。吕元驄：《翰林院》，第87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6页。?同上。?张其昀编：《清史》，第3726页；谈迁：《北游录》，第362页。?据法律：“奴仆有犯（偷盗、奸淫）应报官，家长不得擅自惩罚。奴仆无罪而家长惩罚之至死，答一百。家长杀奴仆非死罪之人者，不分旗人、官员，俱发黑龙江，若系平民，配发为奴。”马里纳斯·J·梅杰：《清代末年的奴仆制》，第333页。?《清史列传》，第39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62页。根据《实录》载，任珍因妻妾与他人“通奸”，遂私自将她们杀死了。然后他派人到京城行贿兵、刑二部，以掩饰罪状。兵部侍郎李元鼎与刑部尚书一样受到牵连。不过李元鼎虽然被判死刑，皇帝却下令免死。除任珍以外，共有九名官员被降级，他们绝大部分是满人。《世祖实录》第七十二卷，第13—14页。?《世祖实录》第七十四卷，第6页。?《清史列传》，第39页。?冯铨也主张判处任珍死刑，但显然是出于前一种理由，因为他没有像那班大臣们一样后来受到皇帝的处罚。张其昀编：《清史》，第3787页。?《世祖实录》第七十四卷，第6页。?《世祖实录》第七十四卷，第6页。?同上书，第7页。?同上。?同上。?同上书，第74页。?《世祖实录》第七十四卷，第8页。?1653年5月20日成克巩接替陈名夏任吏部尚书。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52页。?《世祖实录》第七十四卷，第8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8、3897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2页。?《世祖实录》第七十四卷，第9页。?同上。在这里汉军旗人是被归入满洲臣僚、而非汉人臣僚一边的。?同上。?满洲君主皇权的这一形式，正如此后清代历朝天子所推行的，旨在“中和官僚势力，使之‘更为均衡’，从而减轻对皇帝的威胁。”哈罗德·L·卡恩：《皇帝心目中的君主制》，第7—8页。?《世祖实录》第七十七卷，第7页，1653年9月9日条。6月27日，顺治坚持亲自复查有关官员渎职罪的所有案件。同上书第七十六卷，第3页。?魏裔介：《兼济堂文集》第一卷，第13页。?魏裔介：《兼济堂文集》第一卷，第13—17页。?谈迁：《北游录》，第390页。?同上书，第391页。皇帝经常与陈名夏谈论王朝兴之衰，讨论唐、宋治世之英主。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6页。?谈迁：《北游录》，第374页。当某部尚书呈上章奏时，皇帝会颁下口谕，臣僚遂将口谕大致记录下来，带回衙门，正式抄送内院，由内院用朱笔写成上谕，转送到都察院六科。吴良秀：《中国的交通》，第14—15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16页。?此时，御史朱鼎元力劝顺治任用更多的汉官为侍从。吕元驄：《清初（1644—1660）的御史、摄政王与皇帝》，第90页。?张其昀编：《清史》，第53页。?《世祖实录》第七十六卷，第12页。?谈迁：《北游录》，第371页。此时皇帝还恢复了明朝的票拟制度，这最初是冯铨在九年前提出来的。票拟制度的恢复，就意味着应把六部奏章复本送一份到内院。?吴良秀：《中国的交通》，第16—17页。?谈迁：《北游录》，第378页。虽然这在满洲贵族看来似乎是内廷蚕食外朝权力的又一实例，也是顺治与其亲信之间关系日益密切的一个征兆，但此举的起因却是汉人大学士们在别处找不到住宅。在汉官搬出紫禁城迁到南城之后，一时间宅院紧缺，房租飞涨。旗人在北京的生活是相当惬意的，因为紫禁城内空宅很多。汉人大学士们由于自己简直找不到一所像样的宅院以供居住，所以非常妒忌旗人的特权。因此正是由于他们对此抱怨太深，顺治才让他们移家东华门内。这是1654年4月14日的事。昭梿：《啸亭杂录》第一卷，第7页。?吕元驄：《清初（1644—1660）的御史、摄政王与皇帝》，第91—92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一卷，第2页；参见张其昀编：《清史》，第54页。《盂子·公孙丑上》对“结交”是赞扬的。1653年7月23日，皇帝还强调有必要防止宦官与朝廷官员结党。于敏中：《国朝宫史》第一卷，第2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一卷，第5页。?谈迁：《北游录》，第389页。?陈名夏的另一个动机也许是出于贪财。无论谁统帅这样一支军队作战，都必定会有许多中饱私囊的机会，仅军赏一项即已足够了。例如，根据《广阳杂记》记载，洪承畴后来就因在东南地区的战绩得到赏钱5万贯。转引自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1页。?最初，李定国承认孙可望在“四王”中居于首位。“四王”继承了张献忠的军队。后在1648年孙可望因李定国不顺从而叫人当众打了他，两人于是失和，互相争夺对南明永历皇帝的控制权。1652—1656年间，永历皇帝蹙居于贵州西南的安隆一隅。1652年暮春，李定国利用他在西南得到的战象和土著军队，对清军发起一系列进攻，大获全胜。1652年8月7日，李定国夺取桂林，一月之内，广西请将大多向南明反正。斯特鲁弗：《南明》，第116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59、436页；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69—291页。?谈迁：《北游录》，第389页。?同上。如前所述，翰林院在这些年里被并入内三院。1658年，顺治循名责实，给了翰林院以较为正规的地位。翰林院作为一个机构，兼备内三院各院的职能：编《实录》，修玉牒，并掌管进士殿试之事。近半数的翰林院庶吉士为满人，入选翰林院的汉人则令其学习满文。翰林院位处皇宫东南，就在后来英国使馆的北面，斜穿过长安街就是北京饭店。吕元驄：《翰林院》，第4页；奥克斯南：《鳌拜摄政的政策和制度》，第269页；《清初的翰林院》。?吕元驄：《翰林院》，第44页。?宫崎市定：《中国的考试地狱》，第80—82页。?谈迁：《北游录》，第390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一卷，第6页。?谈迁：《北游录》，第398页。郑成功于3月10日和12日攻打崇明岛和金山的消息大约就在此时传到了北京。张其昀编：《清史》，第53页。?明朝正式的皇冠实际上是一顶边缘缀有成串珍珠的黑色方顶帽。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6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8页。?谈迁：《北游录》，第389页。这时的朝服兼有汉、金、元三代的特色。同上书，第351页。在不同的臣民面前穿着不同的服装，对顺治皇帝来说肯定已经很习惯了。为了有利于对蒙古人的统治，他十分乐意别人把他当作一尊菩萨。1653年他接受了达赖喇嘛送他的一块金牌，上面称他为“天神”。但这完全是为皇帝君临蒙古人和藏人专用的。顺治并不向汉人提及他被尊为佛的事情。大卫·M·法夸尔：《大清帝国统治中作为菩萨的皇帝》，第8、21—25页。?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10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1—2页，1654年4月17日奏章。参见《东华录》顺治十一第五卷，第4—6页。?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9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2页。虽说宁完我作出这种严正的指责，是为了使满洲贵族支持他个人对陈名夏进行报复，但他也并不怎么掩饰他们个人之间的不和：“名夏礼臣虽恭，而恶臣甚深。此同官所共见闻者也”。同上。?《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1—2页。?同上书第八十二卷，第3页。园产价值10万金，江宁各上司公捐银3000两，代为纳价。?同上。?同上。宁完我建议逮捕陈掖臣及其家人长班，严加拷讯。据说陈掖臣被捕时，有田900顷，银700两。谈迁：《北游录》，第391页。?张其昀编：《清

，以此有名诸生间。而对二张——张溥、张采——来说，建立应社则是为了某种与之不甚相同的需要。由于对江南文学界其他领袖人物浅薄的教学及晦涩的文风早已深感不满，张溥、张采二人自初就互相勉励，发愤求知，追求对文学与哲学的更为深入的理解。早在1623年，张采就搬进了娄东张溥的书斋。此时，两人又一起鼓动杨彝，为应社起草了一份社约，以保证所有成员共同针对谈禅说“空”的盛行，来澄清义理，并坚持对文学的衰落提出恰当的评论。这就是最早的47名应社成员在盟主周钟带领下立下的誓言。为了实现这一誓言，应社又大力吸收新成员，并出版经典注释及其文集。然而，和江南其他许多文社一样，应社很快也卷入了以东林党同魏忠贤的斗争为中心的政治旋涡。特别是1626年，当魏忠贤的爪牙企图逮捕带头抨击阉党的原吏部官员周顺昌时，应社成员竟参加了苏州的暴动。明朝末叶，士大夫常常卷入市民的反抗运动。在江南各城镇中，下层士人、商贾子弟、差役小吏、歌女娼妓，以及充斥市场一切角落的摊商小贩之间，有众多的联系。当其利益受到外人特别是奉命前来统治他们的官吏威胁时，这些市民就会迅速作出反应。1567年，常州首先爆发了生员与市民反对当地官府的骚乱。从此，反对贪官污吏和横征暴敛的市民抗议风潮便此起彼伏，接连发生。朝廷将这种骚乱归咎于民风浇薄，尤其是缺乏对权威的敬畏。迩来习竟浇漓，人多薄恶，以童生而殴辱郡守，以生员而攻讦有司。非毁师长，连珠偏布于街衢；报复仇嫌，歌谣遂锓于梓木。1587年，抗议风潮经短暂平息之后又再次兴起。在当时人看来，这似乎意味着某种转折。也许是由于当时江南正闹水灾，反“贪官污吏”的呼声比以往更为高涨了。在苏州、嘉兴、常州、镇江、松江等城市中，青年士人带头围攻官府，辱骂当地长官及致仕大臣。时人惊呼：生员、市民“皆一时蜂起，不约而同，亦人心世道之一变也。”晚明的市民运动有两种类型。最常见的就是上述的那一种：下层阶级与生员结为联盟，反对使他们遭致剥削与贫困的上层阶级。不过，这种生员与市民的联盟，并不总是敌视官府的；他们也会声援那些保护非特权阶层之利益的地方官。其常用的手段，则是阻止朝廷将清廉正直、体恤民情的官员调走。1593年的松江暴动便是一例。当时，松江知府李侯，依法惩治了几家欺压百姓的大户，并减轻了工匠的差徭，因而得到中、下层人民的拥护。后朝廷欲将李侯调往别处，松江生员群起反对，并在所属县镇张贴抗议揭帖。结果，朝廷出兵弹压，才将李侯调走。另一种类型是城市各阶层共同联合，反对朝廷。16世纪末，江南地区形成了许多中心市场，从而使苏州、松江等大城市的核心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以这些重要的工、商、行政城市为中心，又逐渐形成了牢固的地方观念。当那些东厂特务和宦官充任的税监危及某城市人民或其正常运行的经济时，其结果多半是促使他们团结得更加紧密，甚至形成以上层士人和富商大贾为领袖、以生员和下层市民为主力的市民集团。1601年的苏州抗税斗争是如此，1626年因朝廷下令逮捕周顺昌而激起的那场著名的苏州民变，也是如此。1626年春，魏忠贤遣缇骑四出搜捕东林党人，其中包括苏州的周顺昌。消息传开后，苏州各地生员立即动员起来。在应社成员杨廷枢率领下，数千人拥至衙门，要求巡抚向天启皇帝转奏他们的请愿书，释放周顺昌。巡抚断然拒绝，请愿群众顿时“哭声动地”。如果此事只涉及周顺昌个人，他的命运只能引起为东林党的事业所吸引的青年士人的关切与帮助，那么，其他市民就不会参加这一运动。然而，以邪恶残暴著称的缇骑的出现，激怒了苏州其他市民。他们一哄而上，直捣衙门，殴打缇骑，将其中一人当场踩死，将另外几人投入河中，并且——不顾人群中一些士大夫的劝阻——继续拥至驿站，围攻御史黄尊素，撕毁了他携带的诏书，焚烧了他乘坐的官船。但暴动群众没能救出周顺昌。他被缇骑押至京师，备受酷刑而死。事后，他的朋友竟然辨认不出他那血肉模糊的遗体。暴动群众也遭到镇压。巡抚毛一鹭报告说“吴人尽反”，将为首的五人逮捕处决。他们的名字及苏州市民为纪念他们而修建的墓冢，成了正义和无畏的象征。许多亲身参加了这次民变的士大夫，则由此而扬名；那些为援救周顺昌而奋勇当先的应社社员，突然发现自己已是天下闻名的人物了。的确，1626年的苏州暴动，意味着应社正从一个文人社团向一种逐渐波及全国的政治运动转变。他们从福建、江西等省吸收了许多成员；1628年，张溥有幸作为恩贡生到北京参加崇祯帝的登基大典，遂在北京建立了应社的支部。第二年，张溥和孙淳又进一步扩大应社的活动。他们发出大量请柬，邀请各地名士至苏州聚会。应邀前来的共有674人，他们同堂宣誓，建立联盟，并将其名称定为复社（见下图）。复社系统图张溥之流自认为是承袭了东林党人的衣钵，但在政治上却小心谨慎，不敢越雷池一步。复社的誓约是模仿明太祖的宣言而来的，由若干消极保守的道德禁令组成，如不得背逆道统，不得指斥经典，不可无视圣贤等等。比誓约的内容更重要的，是这次活动的形式：一群来自全国的文人士大夫公开聚会，填写社员名册，并在张溥发向全国的公告上签名。继1629年的苏州会议后，他们又进一步开展了活动，筹集更多资金，出版新的文集，在有复社成员的各地指定或推举领袖，以协调复社的行动。复社虽然代表着一种全新的政治运动，但它只是一种联盟，而非一个政党。社员身份主要体现为每年到江南参加一次会议（1629年在苏州，1630年在南京，1632年又在苏州），而张溥收集的、附在复社公告上的社员名单，仅是会议盛况的记录。复社的成员都在各自原来的文社中继续保留资格和参加活动，并且比他们在以年会为象征的复社中的资格与活动更为直接和积极；也正是由于这些地方文社的广泛存在，复社这一更大的联盟才得以迅速形成。而且，在社员心目中占第一位的，通常仍是其原来所在的核心文社，而不是复社这样的组织。他们只是名义上的复社成员。虽然可以被动员起来围绕某个问题在更高层次上开展活动，但他们主要仍然各自属于当地的文社。复社中最著名的组织之一是松江几社。该社建于1629年，以当地大户子弟彭宾、周立勋、夏允彝、徐孚远等人为首。其中徐孚远是徐阶的重侄孙，徐阶曾于16世纪60年代任内阁首辅，后来成了江南最大的地主之一，遭到著名改革家海瑞的敌视；徐孚远还是前锦衣卫指挥徐本高的堂兄弟。然而，在思想上对几社影响最大的，是所谓云闲三子——李雯、宋征舆和陈子龙。李雯是该组织的核心人物，而真正的领袖则是陈子龙。1625年，陈子龙曾痛斥魏忠贤的一个党徒，由此在政治上名声大噪。此外，他还是著名的诗人和学者。作为诗人，他推崇古文，曾向艾南英宣布，宁愿追随王世贞，而不愿接受艾氏刻板的怪癖文风。作为学者，他和徐孚远一起编辑了著名的《皇明经世文编》（1638），力图恢复明初盛世的吏治，并将其与传统的儒学价值结合起来，以求振兴明朝的统治。
科举生涯
陈子龙等几社成员之被吸引到复社中来，除了与张溥等复社领袖有共同的基本政治观点以外，还因为由此可获得更多的乡试、会试中举的机会。关于诗文风格体裁的争论，毕竟不全是个人爱好问题。假如周钟、张溥等提倡的古文能成为考官喜爱的文体，擅长古文的复社成员在1630年的南京乡试中就会有更多的成功机会。于是，复社的这届年会被安排在这个可爱的南方城市，且正值应试生员云集之时。这些考生从南直隶各地一起涌入南京后，便开始体验一种矛盾的生活。一方面，乡试（每三年一次，阴历八月初九开考）之前的准备已经使人精疲力尽；赶考期间，又要在秦淮河北岸潮湿发霉、拥挤不堪的贡院中挨过两天三夜，这更是一种折磨了。蒲松龄曾多次乡试落榜，后以尖刻笔触描述了入闱秀才之“七似”。初入时，白足提篮，似丐。唱名时，官呵隶骂，似囚。其归号舍也，孔孔伸头，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其出场也，神情惝恍，天地异色，似出笼之病鸟。迨望报也，草木皆惊，梦想亦幻。时作一得意想，则顷刻而楼阁俱成；作一失意想，则瞬息而骸骨已朽。此际行坐难安，则似被絷之猱。忽然而飞骑传人，报条无我，此时神色猝变，嗒然若死，则似饵毒之蝇，弄之亦不觉也。初失志，心灰意败，大骂司衡无目，笔墨无灵，势必举案头物而尽炬之；炬之不已，而碎踏之；踏之不已，而投之浊流。从此披发入山，面向石壁，再有以“且夫”、“尝谓”之文进我者，定当操戈逐之。无何，日渐远，气渐平，技又渐痒，遂似破卵之鸠，只得衔木营巢，从新另抱矣。如此情况，当局者痛哭欲死；而自旁观者视之，其可笑孰甚焉。另一方面，在南京应试期间，他们又过着独居生活，无论结婚与否，都离开了自己的家庭，享受着两次备考之间短暂的悠闲轻松的气氛。剧作家孔尚任抓住了考生生活这一自相矛盾的特点，在《桃花扇》陈贞惠的一段唱词中写道：贡院秦淮近，赛青衿，剩金零粉。剧中描写的夜生活，有观剧、宴乐和郊游。在这些场合，松江或苏州学者常可遇到淮安或徐州等地的友人。陈子龙可能就是在这种场合，结识了著名徐州画家和诗人万寿祺。万寿祺的曾祖父以行医为业，祖、父皆官至御史。当其父万崇德先后在云南、京城任职，后又奉命提督辽饷之时，这个早熟的孩子在家中受到几位私塾先生的良好教育。据说，他15岁（14周岁）便能诵20余万言，五年后，即1621年，入庠为诸生。不久，其父托疾去位，出为山东按察副使。其实，这是万崇德在魏忠贤日益专权的形势下，有意率家人离开朝廷。然而山东也不安全。1622年，山东西南爆发了大规模的白莲教起义。1623年，万寿祺避难江苏淮安，与密友黄家瑞共舍。万寿祺遵从父命，拜著名学者、浙江王紫芝为师，精研经史，同时在诗、画方面亦名声日盛。1628年，万寿祺以恩贡应廷试，遂为新即位的崇祯皇帝所知，又与张溥等少年名士会饮于天坛。在1630年南京乡试前，陈子龙对万寿祺之大名或许早有所闻，而这次乡试则可能为他们提供了直接见面的机会。陈子龙及其复社同仁，在1630年的乡试中获得了巨大成功。松江生员只有彭宾和陈子龙中举。但30名应试的复社成员全部中举了——因为魏忠贤同党已经失宠，考官偏向复社。其中名列榜首的是苏州暴动的领袖杨廷枢，其次是执意要拜张溥为师的太仓青年吴伟业，及张溥本人。为庆贺胜利，吴伟业、杨廷枢、陈子龙，与同榜中举的万寿祺一起，于秦淮舟中设宴会饮。应邀前往者还有张溥、沈寿民、黄宗羲、彭宾，和其他一些乐于同这群才华横溢、充满自信、前途无量的举人们交往的文人学士。未来似乎真的要属于他们了。第二年，即1631年，北京举行会试，举人们纷纷北上。张溥借此机会，又一路为复社招兵买马。朝中大臣们开始窃窃私语：一场“小东林”运动正在形成。会试发榜，中进士者共347人，其中62人——近1/5——为复社成员。张溥的弟子吴伟业，在会试中名列榜首，其后又在周延儒任主考之殿试中获第二名。复社的成功过于触目了，以至一些本应中举的复社举人，例如陈子龙，竟因周延儒害怕其政敌告诘他偏袒复社，而名落孙山。眼下，吴伟业公开将其中举归功于张溥，而复社又即将看到其成员入翰林供职。这样，复社经过两年努力，将要在翰林院占据重要位置，由此便可对大臣进行评议。此事之后果不难预见。崇祯皇帝一旦充分认识了这场政治运动的含义，就会更加坚信自己对党争的疑虑完全正确。在前朝，品评人物是东林党人干预朝政的主要武器。如今，“小东林”显然也想采取同样策略。因此，在崇祯皇帝看来，最重要的莫过于保住对内阁大臣任免权的控制。崇祯皇帝自入承大统始，便十分注意大学士的任用。登基后，他又创造了会推之法，规定凡阁臣因革职或致仕出缺，皆由廷臣推举其候选之人。当时，他最宠幸的大臣是温体仁和周延儒。然而，令他吃惊的是，在朝臣奏上的候选人名单中，竟无周延儒，列于首位的却是钱谦益。这显然是多数大臣协商的结果。钱谦益（1582—1664）是当时最有才气的文学批评家和最杰出的诗人之一。他出身于常熟的一个儒学世家，17岁时通过童试，1606年乡试中举，名列第三，1610年又通过了会试。但他未及就任翰林院编修，便回故里为父守丧去了。由于他性好奢华，又长于鉴赏，此后10年间，长江下游一批最有才气的青年诗人和画家，便逐渐聚拢到他的周围。此外，他同南京许多知名画家也颇有交往；还作为诗人参加了对16世纪的“七子”的抨击。1620年，钱谦益终于回朝作官，授浙江学政。但第二年，一起在其他情况下可能只被看作恶作剧的事件，使他陷入了窘境。一名举子在其试卷中对每段文字的末尾做了巧妙处理，使之从上下文看来全无恶意，但若将各段末尾一字连读，便是一首骂人的打油诗。其内容涉及主管科举的礼部，并间接涉及到批准科举制度的皇上，因而犯下了不敬之罪。此诗被识破后，该考生试图贿赂考官，遮掩过去，但他们还是向钱谦益报告了这一诽谤朝廷的事件。钱谦益便立即转奏礼部。由于钱谦益在这一事件中全无过错，因而只受到轻微处罚，并于不久后被调去编修实录。1625年，钱谦益执掌起居注和国子监时，魏忠贤集团开始对同情东林党或与之有交往的士人进行大清洗。钱谦益因被劾参加了东林党运动而辞职。及至1628年东林党人恢复权力之时，钱谦益的文学背景、曾供职翰林院的资历、与江南社会的联系以及同以往的党争几乎全无干系等条件，使他成了内阁首辅的颇为理想的人选。因此，当1628年底首辅刘鸿训被革职后，钱谦益——此时已被召回朝任礼部侍郎兼国子监祭酒——便被东林党人推举出来，以同温体仁和周延儒竞争。温体仁立即寻找借口，以否定钱谦益的候选资格。他上疏崇祯皇帝，攻讦钱谦益1621年为考官时曾接受贿赂，并强调入选阁臣者应绝对清白。然而更大的威胁，还是温体仁对钱谦益参与党争的指控。温体仁指出，钱谦益1621年的表现，是一种常见的不负责任的投机行为，其中包括以结党营私来谋取首辅之职。三天后，崇祯皇帝召集群臣至文华殿议事。其议题事先未向任何人透露。皇上令钱谦益与温体仁当堂对质，群臣大惊。钱谦益在辩难中态度强硬，因为他已设法让崇祯皇帝对温体仁的党派活动产生了怀疑。但是，当群臣——包括一位吏科给事中——纷纷斥责温体仁为诬陷贤臣之小人，而为钱谦益辩护之时，崇祯皇帝却从中看到了钱谦益结党的证据。换言之，正是朝臣普遍支持钱谦益这一事实，使崇祯帝感到温体仁对钱谦益结党营私的指控显然更为可信。于是，他突然转向钱谦益，厉声斥责他煽动党争，令锦衣卫当场将其拿下，投入大狱。和冯铨一样，钱谦益也被判处徒刑，赎为民，当月获释，返回江南。此事被当时的人们视为崇祯皇帝独断专行的突出事例，而对温体仁来说，这却是一大胜利。他终于保住了自己的地位，五年后又荣升内阁首辅。
温体仁当政
1628年后，尽管温体仁的权势盛极一时，但朝廷

关键词 >> 久久99色色

评论（320）

久久99色色

赋税制度改革

朝廷对缙绅特权的打击

土国宝和太湖复明分子

溧阳、淮阳起义

1646年复明分子的失败

一统广东

欧洲巨变

2.我爸和我妈：参加革命

3.我爸：在人民大学

吏治改革

清洗都察院

1.弥勒州所在地

2.巴尔堪阵亡的地点和时间

——金秀珍、金竹青、金恒德口述

(一)金秀珍口述

2.我嫁给他41年零19天

3.我在窑洞里住了8年

4.全国的龙套都跑完了

5.我的孩子

鸡犬升天记

“取缔清国留学生”事件

论持久战

K作战

武汉保卫战

万家岭大捷

刘泽清案件

1648年的回民起义

议政王大臣会议与内院

南京的投降

大赦

改换门庭

努尔哈赤之死与皇太极之议和

辫子真相

“太原五百完人”的神话

科举生涯

温体仁当政

评论（320）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