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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无码人妻精品一区二区三区Av 发布时间:2023-12-12 14: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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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级片男男gv在线革命党给个准信儿的袁世凯一听到“孙中山就任总统”的消息就急了。我费尽心思地在革命军和朝廷之间上下其手,摆弄平衡,眼看就要大功告成,半路却杀出个孙中山,将计划完全打乱。是可忍,孰不可忍!老虎不发威,你还当我是病猫。既然你革命党不讲信用,那我也就用不着守信!袁世凯马上出手报复,这一出手就是三份电报。第一份电报是给冯国璋的——你迅速联络组织一批自己人,以集体的名义发一份声明,内容我已经替你们想好了,就是“若以少数意见采用共和政体,必誓死抵抗”。第二份电报是给伍廷芳的——你们南方革命党违约,之前签的所有协议全部无效,以后有事直接跟我电报商量,不必再搞那些麻烦的谈判。(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第三封电报是给孙中山的——国体还未经国民大会确认,现在就组临时政府搞共和恐怕太早了吧!发完这三封电报,袁世凯胸中的郁闷总算是舒缓了不少。但做完这些的袁世凯,并没有停手。他的高招还在后头,要完成这个高招,他还得进宫一趟。他现在在等待一个特殊的道具,有了这个道具他才能尽情地表演。道具终于到了——冯国璋联合十五名实力派将领发表的通电,内容当然就是袁世凯前面交代的那些话。袁世凯拿着这封电报进宫去向隆裕太后表忠心:“太后,您看他们对太后您是多么的忠心耿耿,可是他们兵饷不足,缺枪少弹,缺吃少穿,只有一腔热血,估计是打不过革命党的。您看怎么办?”隆裕太后说:“没事,我还有三百万两国库银子,全都拿出来,让他们好好打仗。”既骗到了军费,又掏空了国库,让没钱的隆裕太后以后不得不言听计从。一石二鸟,袁世凯果然是玩政治的高手。但事实上,在骗到隆裕太后的钱之前,袁世凯也确实没有钱支付士兵工资、购买武器弹药。不过从现在开始,手中有粮又有兵的袁世凯,已有彻底掌控南北局势的能力。南京政府穷疯了其实,袁世凯并不是最缺钱的人,最缺钱的是孙中山的南京政府。有多缺多窘迫?据胡汉民同志回忆,有一次安徽特使来南京索要军费,孙中山大笔一挥就给了二十万元。待胡汉民拿批条去财政部,发现金库内仅有现洋十块。南京政府为什么会穷成这个样子?当时国家工业基础薄弱,农业又是靠天吃饭,收成没什么保证,因此国家财政最主要的收入就是来自两大块税收:关税与盐税。前面已经说过,大部分关税、盐税都被用作赔款抵押。也就是说,每年的税收都攥在帝国主义手里,清朝政府都拿不到几毛钱,就更别提没有一统天下的南京政府。那光复的各省不能支持一下南京临时政府吗?您想太多了。那些大大小小的都督各据一方,自收自支,临时政府根本控制不了,别说找他们要钱,他们不找临时政府要钱就不错了。既然如此,那就只剩下一条路:借钱。孙中山开始求助英、美等西方列强。令孙中山没有想到的是,美国人和英国人都拒绝了他的请求,并公然表示支持袁世凯。列强都是明白人,根本不看好孙中山的南京政府,银行又不是慈善机构,你没有强大的军队,地盘也不稳,你拿什么做抵押,拿什么做担保,谁肯借钱给你!就在孙中山最需要钱的时候,日本人伸出了橄榄枝。为了争取在中国的利益最大化,日本人的鼻子就像狗一样灵,只要闻到有便宜可占,就会扑上来。面对日本人的“好意”,“穷疯了”的孙中山、黄兴二人迫不得已用“中华民国政府”的名义,计划抵押汉冶萍公司借款五百万、租借满洲与日本借款一千万(杨天石《从帝制走向共和——辛亥前后史事发微》)。很多人都替孙先生遗憾:孙先生一世英明,怎么居然也有如此污点,无论怎么样,都不应该接受租借满洲这种条款。好在关键时刻,有人站出来解救孙先生。有记者把南京政府拿汉冶萍公司主权换取借款的消息捅上了报纸。国内舆论哗然。大清被日本欺负多年,现在民国政府却拿日本极度匮乏的资源——汉冶萍公司的铁矿做抵押借钱,实在有损国家利益!就在舆论和民众的非难让孙中山和黄兴非常狼狈的时候,又一名“救星”——一个日本鬼子站了出来。此人是日本陆军大臣石本新六。这小子说:“在中日、日俄两次战争中,满洲是日本人为之抛洒珍贵的鲜血的地方,是我们打下来的,理应享有一切权力,而无须以金钱收买。”小鬼子的意思是:满洲已经不是你中国的了,你还想拿这个卖钱?没门。幸好借款没谈成,要不然历史就成了另外一个样子。没有钱,行路难!现在,会集在南京的近三十万民军,没有军饷,没有饭吃,不造反就阿弥陀佛了,就更别提购买武器弹药进行训练、备战。没钱的军队是打不了仗的。现在,南京政府的行政费、办公费没有着落,没钱的政府是运转不起来的。孙中山很伤神,难道大总统之位非拱手相让不可?难道我孙文真的要把国家的未来放到袁世凯这个清朝官僚手中?民国第一美男出狱时间倒退到两个月前。那是一个秋风正紧的日子。当天,北京人民数百人翘首期待,在刑部门前争睹出狱的美男子汪精卫的风采。之前说过,袁世凯提的出山条件中有一条是“释放在押政治犯”,之后载沣照做了。汪精卫就在被释放的这批人当中。阳光照耀在汪精卫略显苍白、憔悴的脸上,美男子英武不减,他的面孔与发际间,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悲壮的、崇高的美感。这一刻,是汪精卫一生中最灿烂、最辉煌的时刻。终于出来了,接下来的路怎么走?这个念头在汪精卫心里一闪而过。不用自己想,早有人给他想好了,此人就是袁世凯。袁世凯请他一叙。两人初次相见那年,袁世凯53岁,汪精卫29岁。后辈小子汪精卫与一大把年纪的袁世凯相见恨晚,据说两个人连续好几天谈至深夜,是什么话题令他们如此亢奋?具体细节肯定是没有办法重现了,但是核心话题应该离不开如下可能性。可能性一,汪精卫看中了袁世凯手中的力量,于是费尽口舌劝说袁世凯反清,支持同盟会建立共和的主张。可能性二,袁世凯看中了汪精卫在孙中山心中的地位以及在同盟会中的声望,想让汪精卫作为他和革命党中间的使者,促成南北议和,支持君主立宪,支持自己当“带头大哥”。可能性三,两者皆有,试图说服对方接受彼此的政见。几天下来,汪精卫和袁世凯究竟有没有就政体一事达成共识不大好说,应该是没有,要不然也不会有之后的一系列纷争。但不管如何,他们相处得很融洽。汪精卫甚至与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义结金兰。汪精卫就此成为袁世凯与南方革命党之间的牵线人,为接下来的南北议和奠定了和谐的情感基调。南北议和时,汪精卫回到了南方,是南方谈判代表团的成员。孙中山回国之后,他则回到了老领导的身边。说客汪精卫话题回到南京政府的窘境上。此时,南京的革命党人确实感受到了内外交困的艰难。一来他们看到袁世凯以强硬的姿态结束和谈,忧心战端重开。二来他们知道南京政府的行政系统几近瘫痪,因为财政窘迫,南京政府连公务员的工资、士兵的军饷都发不出来。因此他们心中十分慌张,纷纷向孙中山施压,要他迅速做出反应,给袁世凯一种“虚位以待”的姿态。黄兴着急,伍廷芳着急,胡汉民着急,汪精卫也着急……没人不着急!黄兴本人曾在南北方和谈的草约上签过字,答应清帝退位后推袁世凯做大总统。所以,他亲自去见孙中山,苦口婆心劝说对方,以免自己失信于人。老头伍廷芳不顾年龄身体,不辞艰难,不避劳怨,与唐绍仪周旋密议,一心想让南北避免兵争。因而他对孙中山的“恋位不去”大感恼火,怒斥孙中山让他失信于天下!胡汉民也着急,他担心袁世凯急了变成曾国藩,像当年打太平天国一样,倾尽全力扑灭革命。其实,这些人还是有些不了解孙中山。大总统这个名号,孙中山未必有多少眷恋。但问题的关键是,他很不甘心。他的本意是集合南方革命党的势力,直接荡平北方,一统天下,建立一个崭新的民国!现在你要他把理想寄托于一个素未谋面之人,任谁也不会甘心。最后,多年铁杆支持孙中山的汪精卫出面搞定了一切。汪精卫苦口婆心地说:“先生,元首之位袁世凯志在必得。只有这样,清帝才有可能退位,共和方可成为现实。”孙中山听了之后不大服气,倔强地说:“我辈革命者,当秉承牺牲精神,有进无退!”一直追随孙中山多年不弃不离的汪精卫,一下子发起怒来,赤红着脸责问:“您不赞成议和,难道是舍不得总统之位吗?难道先生您想当洪秀全第二?难道您想在南京关门当皇帝?难道您要违背当初自己许下的‘驱除鞑虏’的誓言?”孙中山色变,怫然不悦。汪精卫声泪俱下,继续耐心苦劝:“我们向袁世凯示好,是为国家大义,并非向他屈服求和。如果先生您高风亮节,效法尧舜,使中国不动干戈而获共和,避免太平天国汉人内战之覆辙,后世历史,将公论先生为一代伟人!”话说到这个地步,孙中山只得同意。他不同意也不行,在南京,他周围的多数革命党人,包括黄兴这样的密友、汪精卫这样的铁杆粉丝,均一片妥协之声。同志们的反应,实在是让试图主导中国变革的孙中山感到有心无力。没得选择的孙中山也只好顺应“民意”,发电报给袁世凯说:袁老哥你是当代英雄,只要能推翻帝制,实现共和,那么这个总统还必须得由你来做!转变如果说袁世凯对南方革命党拱手让出的大总统不动心,那绝对是假话。但如果要让袁世凯在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之间做一个选择的话,袁世凯心底的答案,自始至终的答案,都应该是君主立宪。这不是信口胡说,四年后,袁世凯将用实际行动为这个答案做出完美的注解。但就现在而言,若袁世凯选择君主立宪,似乎不是一个聪明的选择。道理很简单,没有任何政治势力希望他行君主立宪或由他来主导君主立宪。这个理由比较绕口,不好明白,特在此处多解释几句。首先,革命党态度极其强硬,绝无可能同意袁世凯搞君主立宪,理由不再复述。革命党甚至出于害怕袁世凯搞君主立宪的目的,干脆组织起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把民主共和从生米煮成了熟饭,断了袁世凯的退路。其次,立宪派也不希望袁世凯选择君主立宪。大胡子名人马克思说过一句很有道理的话,大意是说一切事物都是变化发展的,矛盾是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力。这句话用在立宪派身上再合适不过。立宪派本来是拥护君主立宪的主力,却因为载沣的倒行逆施与皇族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愤而转为支持革命派的民主立宪(民主共和)。但是,尽管立宪派的主张变了,或许其主张将来还要变,但他们也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特点。若用教科书上的话描述,立宪派的这一特点叫做大资产阶级的软弱妥协性或革命立场不坚定。若用更简单的话解释这一特点,就是立宪派一直主张“如果能用和平手段达到目的那就不要动武”。简而言之,他们希望用最小的代价赢得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他们希望用最小的代价换来民富国强。因此,现在立宪派主张“尽快结束南北分裂,以免给列强可乘之机”,希望不要动武,尽快迎来和平。但如何才能结束南北分裂?又如何才能做到代价最小?立宪派将当前局势看得十分清楚。虽然南方革命党力量弱小,但他们的共和态度十分坚定,而袁世凯则有所不同。尽管袁世凯很强大,但他并不像革命党那样坚持非君主立宪不可。若要说服袁世凯改走民主共和,目前看来,阻力主要来自袁世凯的那点良心,他不忍对寡妇孤儿下手,不忍逼清室退位。可若要行君主立宪,革命党肯定不干,到时难免战争重启,南北分裂。所以比较下来,还是说服袁世凯的代价比较小。于是,1912年1月上旬,立宪派的老大张謇给袁世凯发去一封电报,给袁世凯指了一条路:退满上台执政(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张怡祖《张季子九录》)。立宪派本就强大,辛亥革命后,立宪派变得更强大。全国二十二省(没有计算台湾)的都督,十五个是军人,七个是士绅。立宪派如此强大的一股政治势力,袁世凯没法不考虑他们的立场,更何况袁世凯一直自诩立宪派的好哥们儿和代言人。所以,此前那个支持君主立宪的袁世凯,转而倾向于共和。袁世凯的这一变化被一群人看在了眼中。这群人来自清朝皇室,大都是年富力强的贵族亲王,他们不能接受袁世凯拿清朝命运换取大总统的行为,他们不能接受清朝退出历史,他们决不能坐以待毙。在这种背景下,1912年1月12日,反袁联盟“宗社党”成立了。其核心成员是之前提过的良弼、铁良、川岛芳子她爹善耆之类的亲贵,这个组织的目标就是坚持君主立宪,阻止袁世凯跟南方革命党议和,干掉南方革命党在朝廷中的“内应”袁世凯。也就是说,宗社党的这帮爷们儿打算干掉袁世凯单干,靠他们自己的力量实施君主立宪。不过,由于袁世凯的警卫团队工作做得比较出色,一直没让宗社党抓住什么好机会,而宗社党的几次勉强出手也全都失败了。不过宗社党的反扑,倒让本来念着老东家的好而婆婆妈妈不忍下手的袁世凯,坚定了共和的决心。这时,一起刺杀案的发生,打破了这场历史角力中最后的平衡。这起刺杀案的主角是京津同盟会军事部长彭家珍,以及宗社党的王牌良弼。“王牌兄”良弼是宗社党的核心人物,是皇族少有的精通军事的将领,是皇族最犀利的军事力量——禁卫军的精神领袖,是坚持君主立宪的主力,是皇族的希望所在。1912年1月26日,彭家珍以大无畏的勇气,把自己充作人肉炸弹,炸死了良弼,断送了皇族最后的希望。之后,袁世凯同志与革命党及时地决定,利用良弼之死展开新闻宣传工作。由于宣传工作做得极为出色,以至于京城中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到处流传着革命党已经进城的小道消息,清室亲贵个个都被吓成了惊弓之鸟,闻风而逃。有能力的亲贵携家带口躲进租界,没能力的就在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六国饭店租个房间沾沾外国人的光。良弼翘辫子了,亲贵们逃了,共和阻力大减,退位阻力大减。得到革命党、立宪派全力支持的袁世凯,接下来要做的,就是逼清廷退位。再见了,清朝清朝大势已去。此时最惶恐的就是隆裕太后,她是哪儿也出不去,唯有守在紫禁城里唉声叹气,每日以泪洗面。要说当时唯一不受影响的,只有那七岁的溥仪皇帝,他仍旧像往常一样在宫中无忧无虑地玩耍,玩太监,玩宫女,对即将亡国的命运浑然不觉。为了让隆裕和溥仪尽快退位,袁世凯决定根据“做人需留有余地”的原则再演一场戏,让隆裕太后彻底崩溃,自动退位。袁世凯同志一生演过很多场戏,但有理由相信,这是他演得最难受的一场。前戏还是老套路,软硬兼施。袁世凯先是找到老客户——隆裕太后身边的太监丫鬟,让他们不断危言恐吓太后母子。后又命令北洋将领通电清政府:明降谕旨,宣誓中外,立定共和政体。这一次轮到了段祺瑞携五十名北洋同事友情出演。毕竟冯国璋在前面演过了“誓死反对共和”,若再让冯国璋领头出演“反对帝制”,说服力不强。这两件事顺利做完。袁世凯算了算时间,觉得火候差不多了。就站出来求见隆裕太后,以沉痛无奈地语气告诉隆裕:“如果现在答应革命党退位,还能争取优待条件,如果恋栈不去,惹怒了革命党,非但会失去优待条件,性命恐怕都难保。”隆裕太后也就是一个情商和智商都很普通的家庭妇女,而且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家庭妇女,踏着先辈的足迹走上了垂帘听政的征途,可物是人非,她又没有人家老佛爷那两把刷子。听完袁世凯的话,隆裕太后很是害怕,她特别害怕自己被革命党砍头,所以她哀求袁世凯:“一定要保全我们母子二人的性命,生活费也要给够。”情景如此凄惨,连袁世凯也动了情,陪着隆裕太后抹了好几把伤心泪。如此欺负孤

                      废,居然敢站出来说话,不是自取其辱吗?荀瑶想到段规那矮小的个子和敢怒不敢言的脸,不禁又是一阵大笑。他完全没有想到,数年之后,就是那个其貌不扬的段规,在关键时刻轻轻地推了一把,便将智氏家族推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公元前455年,荀瑶又出新招,通过晋哀公——或者是晋懿公,或者是晋敬公,管他呢——向三大家族发出倡议:晋国称霸中原近两百年,现在遭到齐国和越国的挑战,霸主地位即将不保。为了复兴晋国,重振雄风,必须匡扶公室。现在智伯愿意带头捐献一万户土地给寡人,请各位斟酌办理。三家收到通知,都心知肚明,什么捐给公室,那还不是统统落入荀瑶袋中?韩虎不想给,倒是段规劝他给,而且不打折扣,给足一万户。他对韩虎说:“荀瑶生性残暴,贪得无厌。您如果不给,他必定兴师来讨伐,咱们挡得住么?不如给了他,他就会再向别人索取,别人不同意,他就会去攻打别人,则韩氏可以免遭祸患,静观待变。”韩虎于是乖乖交出了一万户土地。魏驹也不想给,想给才怪!但是他的家相任章也劝他:“荀瑶巧取豪夺,令众卿都感到心寒。如果我们给他土地,他一定会更加骄横,咱们这几家则因为害怕而团结。一旦战争打起来,他双拳难敌四手,必定灭亡。”于是魏驹也答应了。段规和任章的见识,无非是明哲保身,将祸水引向别人,期望有人来当出头鸟,好让韩氏和魏氏从中渔利。但问题是,如果谁都不出头呢?那一万户岂不是白白给了?而且这种事情有一就有二,下一次荀瑶再要三万户、五万户甚至十万户呢,你给不给?韩虎和魏驹都把目光投向了赵无恤,暗自祈祷他千万不要像自己那样没出息。无恤果然不负众望。荀瑶向他索要的土地中,包括蔺地(今山西省吕梁)和皋狼(今山西省寿阳)。蔺地便也罢了,皋狼是赵氏兴起之地,有赵氏的宗庙在那里,怎么可以予人?无恤断然拒绝了荀瑶的要求。这也是荀瑶意料之中的事情。因为他本来就没想着给无恤留后路,否则也不会指定要无恤交出皋狼。九年前,他没能用酒壶砸死无恤,一直引以为憾,现在终于有了实现夙愿的机会。他马上以晋哀公的名义下令讨伐赵氏,同时命令韩、魏两家出兵。于是有了本书开头的一幕。晋阳消耗战虽然无恤早有心理准备,但是面对来势汹汹的三家联军,还是有些不知所措。他将家臣召集起来,想听听大家有什么意见。大伙儿七嘴八舌,有的说要退守代地,有的说最好向齐国借兵,还有的说小不忍则乱大谋,不如同意智伯的要求。只有一个人一直沉默不语,等到大伙都说累了,他才站起来对无恤说:我认为应该火速退往晋阳,凭借晋阳的城墙抵挡智伯一到两年。这个人名叫张孟谈,时任赵氏家相。在《史记》中,张孟谈被记载为张孟同,那是因为司马迁穷讲究,为避他父亲司马谈的讳而改的。无恤马上问了张孟谈两个问题:第一,你为什么认为晋阳能够抵挡智伯一到两年?第二,两年之后怎么办?张孟谈回答:晋阳是当年先主命董安于修建的。董安于才能出众,晋阳被他治理得井井有条,后来的官员都依着他的办法管理,那里城墙坚固,钱粮充足,战备齐全,我说守一两年是保守,实际上能撑个三五年也未可知。至于两年之后的事,您也知道韩、魏两家和智伯并不齐心,只是迫于压力才跟着他来对付咱们。只要咱们能够抵挡两年,他们内部必定出现分裂,那咱们就有机会反击了。无恤采纳了张孟谈的建议,于是命令集结家臣和族兵,开赴晋阳。到了晋阳之后,无恤巡视一圈,回来就大骂张孟谈:“好你个大骗子,说什么晋阳钱粮充足,战备齐全,全是扯淡!我去看了,粮仓分明是空的,府库里也没有钱,城墙倒是修得又高又厚,但是已经年久失修。你说,我拿什么抵挡三家大军,拿你的脑袋吗?”张孟谈还是不慌不忙,等无恤把脾气发完了,才说道:“下臣听说,圣人治理国家,藏富于民,不藏于府库;致力于道德教化,不关注城墙有没有修缮。”“狗屁!”无恤气不打一处来,“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跟我说什么圣人,说什么道德,迂腐!”张孟谈说:“请您现在就下一道命令,令城中百姓自留三年吃用,其余的钱粮一律送到您的仓库里来,并募集志愿者修缮城墙。”“好,我给你三天时间,把仓库装满;给你十天时间,把城墙修好。做不到的话,把你的脑袋砍下来!”无恤说完,气冲冲地走了。第二天早上,无恤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来到粮仓视察,眼前的景象让他以为自己还在做梦——十几个巨大的粮囷(qūn)已经被堆得满满当当,而送粮的百姓还在排着长队,等着把粮食送进来。再跑到府库去看,钱也多得装不下了;武库里堆满了武器盔甲,排列到了衙门口。五天之后,城墙也修补完毕,各类守城器械修整一新,守城将士精神焕发,接受了无恤的检阅。无恤又高兴又惭愧,将张孟谈召来,大大地表扬了一番。张孟谈谦虚地说:“这并不是我的功劳,而是先主早有远见。董安于去世后,先主派尹铎管理晋阳,尹铎问先主,您是想要我去抽取赋税呢,还是为了将晋阳变成赵氏的保障?先主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是要成为赵氏的保障。所以自尹铎以来,晋阳的历任官吏都遵照先主的指示,减少赋税,发展民生。晋阳的百姓过的日子,比天下任何一个地方的都好。现在到了危难时刻,他们岂能不全力帮助您?”无恤听了,心头一热,眼泪差点掉下来。他赶紧擦了擦眼角,对张孟谈说:“城墙修好了,钱粮也充足了,可是要抵御智伯的进攻,咱们还缺少足够的箭矢,怎么办?”张孟谈说:“这个不难。当年董安于修建晋阳城,早就留了一手。官署的垣墙都用上好的牡荆木加固,柱子的基座都用铜水铸成。您只要命人拆毁宫署,抽出垣墙里的木料,熔化柱子的基座,就可以得到大量的造箭材料。”不消说,赵鞅的藏富于民和董安于的未雨绸缪为赵无恤对抗荀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公元前455年六月,智、魏、韩三家联军将晋阳围了个严严实实,日夜攻打。然而三个月过去,晋阳城巍然不动。眼看攻城士兵的尸体在城下堆成了小山,荀瑶不得不改变策略,暂缓进攻。虽然初战不利,荀瑶仍然觉得胜券在握。他有的是时间,赵鞅给儿子留下的粮食再多,总有吃完的一天。为了稳住韩虎和魏驹这两个并不可靠的盟友,荀瑶向他们保证,一旦攻下晋阳,就将赵氏的领地平均分成三份,每家各得一份。荀瑶的承诺很诱人,但是韩、魏二人对荀瑶的翻云覆雨心有余悸。当初瓜分中行氏和范氏的土地,不也是说得挺好的吗?可到头来智氏占了大便宜不说,还巧立名目,从韩、魏两家各掠夺了一万户。这一次他会不会故伎重施,谁心里也没谱。战争如棋局,胜负的关键在于找到棋眼。对于智、赵两家的这场生死博弈而言,棋眼就是韩虎和魏驹。这一点,张孟谈看清楚了,荀瑶在某种程度上也看清楚了,但是他没花更多力气去做韩、魏二人的工作。有一天,有人到智军大营求见荀瑶。荀瑶一看到这个人,脸便黑了,冷冷地说:“您不是已经改了族谱,不认咱们智氏了吗?为什么还要来找我?是不是看到我即将攻下晋阳,又想回归智氏呢?”这个人就是智果,现在应该叫他辅果。辅果没有理会荀瑶的冷嘲热讽,说:“晋阳能不能攻克,还是个未知数。我来是为了提醒你,稳住韩、魏二人是这场战争获胜的关键,如果你暗地里买通段规和任章,许诺攻下晋阳后,给他们两个各封一万户土地,可以确保韩、魏二氏不变心。”辅果把话说完,便转身离去了。他没有幻想从荀瑶这里得到任何好处,只是出于对智氏宗亲的感情,希望在这个关键时刻能够给荀瑶一点提示,仅此而已。然而荀瑶对这个建议无动于衷。他掰着指头算了一下大账:攻克晋阳后三家平分赵地,现在又要拿出两万户来打赏韩、魏两家的家臣,他岂不是拿得比他们还少?不划算,巨不划算。韩、魏反水,三家灭智晋阳城被围困了一年多,直到公元前453年春天仍然屹立不倒。荀瑶终于失去耐心,他想出了一个缺德的办法,趁着春水高涨,命令士兵挖开晋水的堤坝,引晋水淹灌晋阳城。这一招立刻见到了效果。董安于修建晋阳城的时候,考虑到了各种最坏的可能性,唯独没有想到有人会利用晋水来进攻。大水将晋阳城变成了一片泽国,露出水面的城墙不过三四尺高。再多的积蓄,再好的防备,在大水的冲击下顷刻化为乌有。城中的百姓只能吊起锅来做饭,从水中抢救出来的少许粮食很快被吃光,不久便出现了易子而食的悲剧。面对这一切,连张孟谈都无法淡定了。管仲曾经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在晋阳城被围的一年多日子里,家臣们对无恤的态度一直是毕恭毕敬,主从分明。然而随着存粮越来越少,饿肚子的人越来越多,这种尊重就变得脆弱了。有的人见到无恤经过也不行礼,只是象征性地抬抬眼皮;有的人跟无恤一起吃饭的时候故意弄出很大声响,示意碗里其实没有多少麦糊糊,而且很多天没吃过肉了。只有一个名叫高共的人,仍然镇定自若地谨守君臣之礼,没有因为肚皮越来越瘪而产生丝毫怠慢。无恤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有一天特意走到高共跟前,拍了拍他的肩膀,轻声说:“谢谢你。”高共将头深深低下去,不让无恤看到他在流泪。无恤长叹了一声,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你什么都不用说。这一切,很快就要结束了吧。过不了几天,大家就会饿得爬不起来了,智伯只要用一袋馒头就能够收买我身边所有的人。那时候,请你不要做傻事,好好活下去,智伯其实也是个很不错的主人。”说完这句话,无恤抬起头,远远地遥望城外的智军大营,仿佛看到了荀瑶在那里得意地大笑。荀瑶确实是在大笑,而且笑得忘乎所以。有一天,他和魏驹、韩虎同坐一辆车视察敌情。看着在大水中飘摇的晋阳城,荀瑶得意地说:“原来我不知道水可以灭掉一个国家,现在我知道了。晋水可以淹没晋阳,那汾水就可以淹没平阳,绛水也可以淹没安邑吧!”荀瑶说完,又是一阵大笑。平阳是韩虎的居城,在今天的山西省平阳境内。安邑则是魏驹的居城,在今天的山西省夏县境内。韩、魏二人听了,心惊肉跳。魏驹暗暗用手肘顶了一下韩虎,韩虎则用脚踩了一下魏驹的鞋子,两个人都心照不宣。荀瑶为什么要说那样一句显然会得罪韩虎和魏驹的话?只有一个解释:他太狂妄了,狂妄到失去基本的智商。或者说,他根本没有把韩、魏二人当作自己的盟友,说那句话就是为了敲山震虎,意思是:你们两个要老实点,否则就会步赵无恤的后尘,到那时平阳和安邑也保不住你们!事实证明,笑得太早的人,总是笑不到最后。就在那天晚上,晋阳城中,赵无恤和张孟谈进行了一次谈话。无恤说:“粮食吃光,财力用尽,家臣们都快饿死了,咱们恐怕是坚守不住了。我想举城投降,你看我向哪一家投降比较靠谱?”张孟谈说:“现在还不到绝望的时候,您让我出城去和韩、魏两家谈谈。”无恤说:“早找他们或许还有希望,现在大势已去,智伯胜券在握,只怕他们根本不肯见你。”张孟谈说:“我可以先去找段规,只要段规肯见我,我就能见到韩虎和魏驹。”张孟谈抱着一根木头,漂过洪水,偷偷溜出晋阳城,来到韩虎军中,顺利地见到了段规。他对段规说:“时间紧急,我不跟你长篇大论。赵、魏、韩三家唇齿相依,如果赵氏灭亡,下一步就会轮到韩氏和魏氏,这是迟早的问题,你不要抱任何侥幸心理。”段规马上将张孟谈引见给了韩虎,又通过任章让他见到了魏驹。不用张孟谈做太多的思想工作,韩虎和魏驹很快同意倒戈一击,与赵无恤联手对付荀瑶。但是韩虎仍然有顾虑:“如果这件事被智伯发觉,我们就危险了。”张孟谈说:“请您放心,话从你们二位口里说出来而传到我耳中,只有在场的五个人知道,绝对不会传到智伯那里。”他代表赵无恤和韩、魏两家举行了简单的盟誓之后,连夜赶回晋阳,将好消息告诉了无恤。事实上,韩虎的担心是不无道理的。第二天一早,韩虎和魏驹出入荀瑶的中军大营,被智氏家臣郤疵(xīcī)撞见。郤疵进到营帐中便对荀瑶说:“韩氏和魏氏必定会背叛。”荀瑶不信,说:“你怎么知道?”郤疵说:“我们围城近两年,现在就快到分享胜利果实的时候了,但我从韩虎、魏驹的脸上看不到一丝喜气,反而心事重重,由此断定他们必反。”但是荀瑶将最后一次挽救自己的机会拒之门外,而且做了一件很傻的事。他将韩、魏二人找来,开玩笑似的问他们:“郤疵说你们要背叛我,有这回事吗?”韩虎和魏驹当然不认账,反过来造谣说:“这是郤疵的阴谋,他肯定收了赵无恤的好处,要离间我们三家的关系。”荀瑶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韩虎和魏驹出去后,又遇到郤疵。郤疵进去便对荀瑶说:“您为什么要把我的话告诉他俩?”荀瑶大吃一惊,问道:“你怎么知道的?”郤疵说:“我见他们神情怪异,看见我就迅速开溜,如果不是您告诉了他们什么事,怎么会那样?”当天夜里,郤疵便离开大营,投奔齐国去了。遗憾的是,荀瑶仍然没有醒悟。智氏的丧钟已经敲响。三月初八晚上,一个月黑风高之夜。魏驹和韩虎带着手下摸黑来到晋水的堤坝,将荀瑶留在堤坝上的守军全部消灭,然后挥动镐锹,迅速改变堤坝缺口的方向。晋水奔腾,朝着智军大营涌去。等到荀瑶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的时候,整座大营已经被洪水淹没,无数士兵和战马的尸体漂浮在水面上,侥幸活下来的人只顾抱着木头各自逃命。他英明神武,机智聪敏,就是没有想到,大水可以淹没晋阳,可以淹没平阳和安邑,同样也能淹没他的大军。这个世界上,真正强大的武器不是河水,而是人心。洪水此消彼长。晋阳城的地面刚露出水面,赵无恤便率领军队冲出城门,从正面突击智军大营。这支曾经是晋国最强大的家族武装彻底崩溃了,荀瑶本人也成为赵军的俘虏,被送到无恤面前。无恤命人将他的头割下来,雕刻上漆,做成了一个人头酒樽。二十年前荀瑶拿酒壶砸向无恤,现在无恤用这种方式证明了一个道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二十年也不晚。无恤还向世人证明了辅果当年的决定有多英明,所有智氏族人,不分男女老少,一律被处死;同时在晋国全境设立关卡,追捕漏网之鱼,誓要将智氏家族斩草除根,赶尽杀绝。当然,辅果一家除外,因为他们早就不是智氏族人。急流勇退的智慧晋阳城再一次经受住了考验。赵氏家族也再一次浴火重生,而且变得比以前更强大。在瓜分掉智氏的领地后,赵氏占有的土地比韩、魏两家加起来还多,成为了晋国的绝对控股股东。接下来要做的事,当然是论功行赏。张孟谈无疑是这次胜利的首要功臣。主张退守晋阳的是他,组织晋阳防务的是他,最危难的时刻冒着生命危险去与韩、魏两家谈判并促使他们倒戈一击的也是他。如果张孟谈认为自己的功劳第二,没人敢说自己第一。但是,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是,无恤将晋阳之战的首功授予了高共,张孟谈只能屈居第二。很多人连高共是谁都不太清楚,更不知道他在晋阳之战中作出什么突出的贡献。即便在后人看来,这位高共也不过是个跑龙套的角色,除了在这件事中出现过,便杳无音信,再无历史记录。他凭什么成为晋阳之战的第一功臣呢?一时之间,群情激愤,家臣们都有一种被侮辱的感觉。张孟谈本人也很想不通,他直接找到无恤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晋阳之难,高共出力最少,谁都可能受赏唯独他没资格受赏,为什么反而让他功居首位?”无恤说:“晋阳被淹的时候,只有高共自始至终对我毕恭毕敬,不失人臣之礼,维护了君臣大义,你觉得他难道不应该受重赏吗?”张孟谈没有再说什么,默默退下。他蓦然明白到,无恤并不是真的认为高共有功,而是在向臣下昭告,只有任何时候都对主子保持忠诚的人,才是

                      的祖母,当然,只是名份上的,并非亲祖母。事实上,宋昭公在位的时候,宋襄公夫人是不是一位老太太,还值得商榷。因为据《礼记》记载,“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瓮。”说他给夫人办葬礼,用了一百缸醋。由此可见,宋襄公的原配夫人早已经先宋襄公而去,宋昭公得罪的这位奶奶,应该是宋襄公的继室。宋襄公夫人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当朝天子周襄王的亲姐姐。众所周知,这个身份在春秋时期虽然显赫,但并不代表任何实际的权力。然而,如果有人要利用这个身份来达成某种目的的时候,它又变得很有价值了。“六卿和公室”一年之后,也就是公元前619年冬天,华氏、乐氏、皇氏等“戴之族”(宋戴公的子孙)打着宋襄公夫人的旗号发动叛乱,杀死了宋昭公的拥护者孔叔、公孙钟离和去年才上任的大司马公子卬。作为宋国最高军事长官的公子卬死于内乱,显然死得不是地方,然而死得很壮烈,至死都紧紧握住象征大司马权力的符节,表示不敢放弃使命。而新任司城荡意诸(前任司城公子荡之孙)逃亡到鲁国。连年动荡的宋国,在楚国强大的军事压力下丧失了抵抗的意志。当然,如果晋国有所作为,形势或许会有所改观,但是晋国人选择了保持沉默。司寇华御事向宋昭公提议说:“楚国大军压境,目的是要我国屈服。那我们主动屈服就是了,他们又何必动刀动枪呢?”宋昭公还在犹豫,华御事又自我检讨说,“宋国羸弱,受到楚国的欺负,是因为我们这些人领导无方,为什么连累人民跟着受罪呢?”宋昭公掰着指头一算计,晋国显然是靠不住的了,单凭宋国之力与楚国抗衡,实在是太勉强。于是听从华御事的建议,亲自跑到厥貉去觐见楚穆王,毕恭毕敬地听命于帐下。为了把郑穆公、陈共公、蔡庄公都比下去,宋昭公还殷勤地邀请楚穆王到宋国的孟诸湖举行狩猎活动。孟诸湖是宋国的大湖,水草丰美,湖畔山林茂盛,是春秋时期有名的猎场。前面讲过,城濮之战的前夜,楚军统帅成得臣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河神对他说:“把你的马冠马缨都给我,我将赐给你孟诸之麋。”麋是湖边水草丰美之地,黄河之神要用孟诸之麋换成得臣的马饰,意思很明白:你给我马饰,我就让楚国人得到宋国。可惜成得臣舍不得自己的马饰,在城濮被晋军打得大败,孟诸湖也就成为楚国人心里头永远的痛了。事隔十五年,楚穆王不折一兵一卒,反而以宗主国元首的身份来到孟诸湖,难免让人感慨,真是风水轮流转啊。根据自古以来的传统,君主举行狩猎,既是娱乐,又是军事演习。楚穆王自然担任了中军主帅,宋昭公以东道主的身份担任左翼指挥,郑穆公担任右翼指挥,楚国期思县(地名)的县公复遂担任右司马,息县的县公公子朱和申县的县公文之无畏担任左司马。狩猎要用到烟熏之术,中军主帅楚穆王命令,各车都要带上取火之物,以备使用。狩猎之中,楚穆王自中军追逐一群狐狸驰入右阵,狐狸逃入洞穴,于是命紧随其后的宋昭公点火烧熏。没想到,宋昭公耸耸肩,意思是没带引火之物。楚穆王的脸当场就黑了。他还没发话,左司马文之无畏已经命令手下将宋昭公的驾驶员给揪下车来。“宋公违令不从,应以军法处罚。然而国君不可以受刑,请您下令惩罚其仆从。”文之无畏向楚穆王请示。楚穆王瞄了宋昭公一眼。这家伙大概没想到事情会闹得这么大,老老实实立在车上,浑身发抖,直冒冷汗。楚穆王不禁莞尔一笑,对文之无畏说:“你是左司马,此事听由你处置。”说罢扬长而去,将皮球踢给了文之无畏。行军打仗,司马就是司法官,对于违反军令的行为,自然有权处置。当时陈、蔡两国国君在场,想做个和事佬,劝文之无畏说:“一国之君不可辱,请您务必手下留情。”楚穆王如果只是想吓吓宋昭公,目的已经达到了。再加上有陈、蔡两国诸侯求情,按理说,文之无畏完全可以顺水推舟,放宋昭公一马。毕竟宋昭公是一国之君,文之无畏以楚国一县之长的身份,没有必要在宋昭公面前太过强硬。但是文之无畏显然是个认理不认礼的人。他瞪着眼睛,板着脸,毫不客气地说:“楚王既然命我为司马,我就要忠于职守,行使职权,并非我强硬。古人有诗云,‘硬的不吐出来,软的不吞进去’,又说,‘不要放纵狡诈之人,以检点放荡的行为’,都是教育人们不要怕认真啊。我就算是死,也不敢放弃职守。”于是下令对宋昭公的戎车驾驶员执行鞭笞之刑。文之无畏是楚文王的后裔,因此以“文”为氏,无畏则是他的名字。他在孟诸狩猎中的行为,倒是解释了他为什么叫做无畏——无知者无畏。当然,文之无畏也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不过那是二十多年之后的事了,在此不提。孟诸狩猎的鼓噪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晋国的不安。自公元前618年楚国人重入中原,短短两年之间,已经有郑、陈、蔡、宋等国先后弃晋入楚,南风猎猎,势不可挡,有甚于城濮大战之前。公元前616年夏天,晋国郤缺和鲁国大夫叔仲惠伯在承筐会晤,就当前的国际形势交换意见,并就如何分化争取宋、郑、陈、蔡等国达成一致意见。两年前的夏天,楚穆王派斗越椒访问鲁国,鲁国给予了斗越椒合乎外交礼仪的接待。作为晋国的盟国,鲁国与楚国的这种非亲密接触体现了鲁国人相对独立的国际关系准则,同时也是对晋国不尊重同盟国家的态度的一种心理反弹。然而,当楚国的动作越来越大,并且将宋国纳入势力范围的时候,鲁国立刻与晋国亲密起来。可以这样说,在西方的晋国与南方的楚国之间,鲁国不是摇摆不定,而是理性地保持了一种势力均衡的政策。这一年秋天,鲁国大夫公子遂受命访问宋国,向宋昭公提出建议,让三年前因内乱而流亡鲁国的司城荡意诸回国,同时别有用心地向宋国表示祝贺:“去年楚国大军压境,没有给贵国造成任何伤害,实在可喜可贺。”宋昭公听了,脸上红白交错,又不好生气,只能顾左右而言他。有些伤害是表面的,有些伤害深深地藏在心里。对于宋昭公而言,孟诸狩猎中所受的侮辱,已经成为他心底永远的痛。还好,这种痛并没有延续太长的时间,仅仅是五年之后,他再一次来到孟诸湖边,结束了动荡不安的一生。当然这也是后话。鲁文公派公子遂访问宋国,自然是郤缺与叔仲惠伯承筐之会的直接后果。从地理位置上看,如果鲁国将楚国当做潜在的威胁,则宋国是鲁国的屏障。一旦宋国完全沦为楚国的附庸,鲁国也就暴露在楚国的刀剑之下了。所以说,晋国想拉拢宋国,是出于其霸业考虑;而鲁国拉拢宋国,则更多是为了自身的安全着想。就在公子遂访问宋国期间,鲁国北部边疆也受到了威胁。鄋(sōu)瞒部落(狄人的一支,别称长狄)在其首领侨如的带领下,入侵齐国,顺势袭扰鲁国。鲁文公命叔孙得臣为大将,率军追击鄋瞒人。叔孙得臣以侯叔夏为战车驾驶员,绵房甥为护卫,富父终甥为别乘后卫(一车四人,有别于当时一车三人的战车编制),在咸地大败鄋瞒军,俘虏并杀死了侨如。为了纪念这场胜利,鲁国人将侨如的首级埋于首都的子驹之门(城门名),叔孙得臣更是得意洋洋地给自己的儿子命名为“侨如”,以表彰自己的功绩。关于鄋瞒部落和侨如这个人,还有些类似于神话的传说。据《国语》记载,很多年后吴国讨伐越国,在会稽得到一根异常巨大的骨头,仅骨节就载满一车,无人能识,于是派人把骨头带到鲁国,向孔子请教。孔子博古通今,立刻认出这是防风氏的骨头。防风氏何许人也?大禹治水的时候,命群神齐聚会稽山,防风氏迟到,被大禹处死,骨头被埋在会稽。而防风氏的后人,就是商朝的汪芒氏,到了周朝则被称为长狄,也就是说,鄋瞒部落其实就是上古神话中巨人防风氏的后裔。《国语》的记载已经怪诞不可信,《谷梁传》则进一步发挥想象说,侨如兄弟三人为害中国,毛深皮厚,刀枪不入。神箭手叔孙得臣射中了侨如的眼睛,才将他打倒,身体横躺在地上,占地九亩,头颅装在车上,高过了车轼——这哪里是写春秋,分明是《荷马史诗》嘛!从《左传》的记载来看,鄋瞒侵犯中原诸国,前后有很多年的历史。早在春秋早期,就有鄋瞒侵略宋国的记录。当时宋武公派司徒皇父带兵迎击,在长丘打败鄋瞒人,杀死了其首领缘斯,而皇父的两个儿子也战死沙场。侨如死后数年,鄋瞒侵略齐国,被齐国人打败,侨如的弟弟荣如被杀,齐国人将他的头颅埋在周首(齐国地名)的北门之下。侨如的另一个弟弟简如则被卫国人杀死,鄋瞒部落宣告灭亡。鲁国人打败侨如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15年秋天,秦康公派西乞术出访鲁国。如果说公元前618年秦国人的来访是投石问路的话,这次西乞术来访的目的就明确了,他向鲁文公通报了秦国即将展开的军事行动——讨伐晋国。晋国在山西,鲁国在山东,两国相距甚远。秦国人当然没指望说服鲁国人东西合围,夹攻晋国。秦国人的目的是,鲁国作为晋国的主要盟国,在秦晋之争中至少保持中立的态度,不要帮助晋国来对付秦国。不难看出,晋国的两大强敌——秦国和楚国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远交近攻的战略,而且“远交”的目标一致锁定鲁国。鲁文公对秦国人此来既喜又忧。喜的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忧的是,朋友来得不是时候。对于鲁国来说,现在首要的方略不是联合秦国来制约晋国,而是联合晋国来应对楚国的蚕食。秦国在这个时候出兵攻打晋国,等于在晋国背后插一刀,无疑将大大削弱晋国对抗楚国的力量,这是鲁文公不愿看到的。《左传》记录了当时西乞术访问鲁国时的情景:西乞术身穿朝服,手捧秦康公送给鲁文公的礼物——圭玉,来到鲁国朝堂的中庭,向鲁文公奉上礼物和国书。公子遂入内庭报告鲁文公后,再走出中庭,代表鲁文公答谢秦国的好意,并推辞不接受圭玉,说:“贵国国君没有忘记两国的传统友谊,派您光临鲁国,安抚鲁国的土地和人民,又赠送如此厚礼。敝国愧不敢当,情谊心领了,圭玉不敢接受。”西乞术对答道:“小小礼物,不成敬意,不值得贵国辞谢。”公子遂辞谢三次,西乞术说:“敝国国君仰慕上国已久,想与贵国分享先祖周公、鲁公的鸿福,所以准备了这些微薄的礼物,交由下臣带来,作为吉祥的象征和两国交好的信物。这些礼物承载了国君的使命,期望能够加深两国之间的友好往来,故此才敢致送。”按照当时的外交礼仪,使者奉玉,是代表尊重;主人辞玉,是表示重情轻财。但是,西乞术此来不是单纯的礼节性访问,而是希望鲁国成为秦国在东方的盟友;而鲁国对于秦国的拉拢,保持了理性的态度,既不想得罪秦国,又不想得罪晋国,所以双方拉拉扯扯,纠缠再三。最后公子遂给秦国人戴了一顶高帽子,说:“如果没有仁君贤臣,难道能够治理国家?贵国之礼,一点也不微薄。”并以厚礼还赠西乞术。同族相争造成宋国的动荡不安。实际上,鲁国也因公族内部事务差一点发生内乱。事情与一个叫做莒(jǔ)己的女人有关。大夫公孙敖从莒国娶了一个老婆,历史上称为戴己。戴己为公孙敖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谷,字文伯。戴己的妹妹声己陪嫁到鲁国,也为公孙敖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难,字惠叔。公元前620年,戴己不幸早逝,公孙敖又向莒国提出求婚,要求莒国再嫁一位公主给他做正室夫人。莒国人不同意,认为戴己虽然死了,按照传统习俗,她的妹妹声己应当继承姐姐的地位,成为公孙敖家的女主人。莒国人说得在理,公孙敖不便强求,但又觉得白跑一趟很没面子,转而要求将公主嫁给公子遂。前面说过,公子遂就是东门襄仲,是鲁庄公的儿子。而公孙敖是庆父的儿子。庆父是鲁庄公的异母弟弟。因此,公孙敖与公子遂是堂兄弟关系。同年冬天,莒国遭到徐国入侵,派人到鲁国请求救援。鲁文公派公孙敖到莒国会盟,顺便替公子遂迎娶莒国公主回国。在这种情况下,莒国对于鲁国的要求当然不能拒绝,于是安排公孙敖在鄢陵(莒国地名)迎接公主莒己。没想到,莒己是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公孙敖一见之下,犯了一个男人很容易犯的错误——将莒己据为己有。在这场政治婚姻交易中,公孙敖好比一个不讲信用的代理商,翻云覆雨,视诚信如无物。莒国人急于与鲁国结盟,对公孙敖的荒唐行为也感到无可奈何,只好让他把莒己娶了回去。可想而知,当等着当新郎官的公子遂知道自己的老婆被公孙敖夺走,心情是何等郁闷。所谓“杀父仇,夺妻恨,不共戴天”,公子遂立刻向鲁文公提出,要动用自己的私人武装攻打公孙敖。我们在生活中也许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两个人在街上吵架,一直吵到脸红脖子粗,仿佛要大打一场。有经验的看官都知道,这种情况一般打不起来,要打早打了,何必浪费那么多口水?公元前620年冬天,当公子遂提出要攻打公孙敖的时候,实际上并不是真的想发动内战,而是希望借此引起鲁文公的注意,出来主持公道,替他出一口恶气。没想到,鲁文公想都没想就答应了。政治是什么?政治在很多时候就是踢皮球。公子遂提出要攻打公孙敖,就是向鲁文公踢出了一个皮球。而鲁文公不愧为资深政客,轻描淡抹地一脚,又将皮球踢回给了公子遂:你不是要攻打庆父吗?那就打吧,我不干涉。鲁文公真的那么潇洒吗?非也。有识之士都知道,这时候必须要有一位和事佬登台,否则事情将变得无法收拾。这位和事佬就是大夫叔仲惠伯,当时正在公堂之上。据《左传》记载,叔仲惠伯对鲁文公说了如下一番话:“臣听闻,动刀兵于国内叫做‘乱’,于国外叫做‘寇’。寇祸及他人,乱则只能殃及自身,死伤都是自己人。现在臣子要作乱,您身为国君不但不制止,反而推波助澜,结果必将是亲痛仇快,外敌也会趁乱而入,到时该怎么收拾呢?”鲁文公听了这番话,又看看公子遂,意思是:怎么样,你还想攻打公孙敖吗?公子遂沉默了。叔仲惠伯好事做到底,在公子遂和公孙敖之间奔走调解,要求两兄弟消除怨恨,握手言和。在他的安排下,事情以一种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方式得到解决:将莒己遣返回国,大家都不要。然而,莒己虽然遣返,公孙敖对她的爱慕却没有结束。第二年秋天,在位三十四年之久的周襄王去世,鲁文公派公孙敖前往雒邑吊丧。年近六旬的公孙敖再一次老夫聊发少年狂,居然带着吊丧的财物中途逃到莒国,放弃名誉与地位,投奔心爱的莒己去了。公孙敖叛逃后,鲁文公让他的大儿子文伯继承了家业。公孙敖在莒国过了几年神仙日子,又与莒己生了两个儿子,估计是因为家庭支出日益增加,而贪污的公款也用得差不多了,于是厚着脸皮给鲁文公写信,提出回国的请求。文伯也替父亲求情。鲁文公听从公子遂的意见,折中处理这件事:准许公孙敖回国居住,但是剥夺了他的政治权利,不让他到朝中参与政事。但是,公孙敖在鲁国深居简出过了三年,忍不住对莒己的思念,又席卷了家中的金银财物,再次出逃到莒国去了。文伯历来体弱多病,而父亲公孙敖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又使得他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来,终于于公元前613年去世了。临死前,他向鲁文公请求由弟弟惠叔来继承家业,获得批准。公孙敖在莒国得到消息,又写信给惠叔,要求惠叔以重金贿赂朝中大臣,好让他再次回鲁国。惠叔照做了,鲁文公也同意了。但是这一次,一代情圣公孙敖没有踏上鲁国的土地,途经齐国的时候,死在了路上。他的家人赴鲁国告丧,请求以卿的礼节回鲁国安葬,被鲁文公断然拒绝。公孙敖的灵柩在齐国一停就是数月。第二年夏天,齐国有人给他家里人出主意,将灵柩抬到齐鲁交界的堂阜(齐国地名)停放。鲁国边境的军政长官将这事报告给了鲁文公。惠叔则仍然穿着孝服,带着悲伤的神情,向鲁文公请求取回公孙敖灵柩,回国安葬。鲁文公开始不答应,惠叔就立在朝堂上守候,直

                      秦王说:秦国自穆公以来的二十几位君主中,没有一位君主信守过盟约。我实在是害怕被大王欺骗而对不起赵王,所以早已派人带着和氏璧经小路回到赵国了。秦强赵弱,大王派一位使臣到赵国,赵国立马就把宝玉送过来。凭着秦国的强大,先把十五座城邑割给赵国,赵国怎么敢留下和氏璧而得罪大王呢?我知道欺骗大王应被诛杀,我情愿被烹,希望大王和各位大臣仔细考虑一下。秦王和群臣一听蔺相如这一番话,面面祖觑。有人要把蔺相如拉下去斩首,秦王说:杀了蔺相如,还是得不到和氏璧,反而破坏了秦、赵两国的关系。不如好好款待他,放他回赵国,赵王难道敢因为一块和氏璧而欺骗秦国吗?秦王最终还是在殿堂上接见了蔺相如,随后放他归赵。蔺相如回国后,赵惠文王认为蔺相如身为使臣,不使赵国受秦欺辱,保全了稀世珍宝和氏璧,于是封蔺相如为上大夫。秦国后来没有把城邑送给赵国,赵国也没有把和氏璧送给秦国。此后,秦国攻赵国,夺了石城。第二年,秦再攻赵,杀死赵军两万人,但是,赵国的元气并未受到损伤。秦、赵两国的实力基本上仍然旗鼓相当。赵惠文王在和氏璧一事的处理上,仰仗着蔺相如的机智勇敢,没有使赵国丧失尊严。秦国在和氏璧一事上没占到便宜,秦昭襄王会甘心吗?渑池会昭襄戏赵王发冲冠相如折秦翼作为一名门客,蔺相如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完成完璧归赵的使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赵惠文王非常善于纳谏,在用人上唯才是举。在秦、赵之间的第一次外交争斗中,秦赵两国打了个平手,秦国没有在赵国身上占到半点便宜。不过为了秦国的统一大业,秦昭襄王并没有停止对赵国的攻击。公元前279年,秦昭襄王又在绳池向赵惠文王发起了第二轮外交攻势。那么这里面潜伏着怎样的危机呢?赵惠文王又是如何应对秦国的这次挑战呢?赵惠文王二十年(前279),秦昭襄王想邀请赵惠文王在渑池进行一次友好会晤。赵惠文王害怕秦国,不想去参加这次会盟。廉颇、蔺相如两个人商议:大王如果不去,会显得赵国软弱而且胆小。于是,两位大臣极力劝说赵惠文王前去赴会,蔺相如随同赵惠文王出访。廉颇送行到秦、赵边境,临别时对赵王说:大王此行,往返时间加上礼仪,不会超过三十天。如果大王三十天还没回来,请您允许我们立太子为王,以断了秦国的念想。赵王同意了这个建议。渑池相会之时,秦昭襄王饮至酒兴正浓时,突然对赵惠文王说:我私下听说赵王爱好音乐,请您弹一曲瑟吧!赵惠文王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便在匆忙中弹起瑟来。赵惠文王刚刚演奏结束,秦国的史官便迅速记录:某年某月某日,秦王和赵王一同饮酒,令赵王弹瑟。蔺相如一看情况不太妙,立即上前对秦晤襄王说:赵王听说秦王擅长秦地打击乐,请让我给秦王捧上个瓦盆,也请秦王助助兴。秦昭襄王一听,勃然大怒,坚决不答应。蔺相如走上前,递上瓦盆,跪下请其演奏。秦昭襄王就是不肯赏脸,于是蔺相如说:五步之内,我蔺相如可以杀掉秦王!秦昭襄王的侍从一听这话,都想杀掉蔺柑如护驾。只见蔺相如圆睁双眼,大喝一声,秦昭襄王的侍从们吓得连连后退。秦昭襄王无奈,很不情愿地敲了几下瓦盆。蔺相如让赵国史官记载: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为赵王击缶。接着,秦国的大臣们挑衅说:请用赵国的十五座城邑向秦王献礼。蔺相如不甘示弱,回应道:请你们用秦国的咸阳向赵王献礼。直到酒宴结束,秦国始终没有占到赵国的便宜。当时赵国已经部署了大批军队戒备秦国,秦国知道廉颇严阵以待,也不敢轻举妄动。廉颇和蔺相如的并肩作战终于使赵国在第二次秦、赵之间的外交斗争中没有吃亏。在绳池之会上,赵国国君赵惠文王给人留下了胆怯和懦弱的印象,给人的感觉是,赵国是依靠蔺相如的大智大勇,才没有在秦赵渑池之争中落下风。难道赵国只凭义正词严的蔺相如就能够镇住强大的秦国吗?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秘密呢?赵惠文王表现出来的胆怯是个性使然,还是因为赵国的实力不如秦国呢?这次淹池之会前,秦国参与谋划了五国伐齐之战,在东方能够与秦国抗衡的齐国被彻底打败。齐国的惨败对赵国来说利弊兼得:赵国伐齐分得了齐国的济西之地,并使自己东部边境的安全有了保障。但是,强大的齐国战败之后,赵国就成了强秦的主攻对象,秦、赵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渑池之会前,秦国于公元前280年分兵两路,大举伐楚。秦军击溃了楚国主力,正乘胜扩大战果。所以,在赵惠文王二十年(前279)的渑池之会时,秦军主力正陷在楚地战场上,无力顾及赵国。如果秦国此时再和赵国闹翻,秦军根本没有力量和赵国决战。因此,这次渑池之会实际上是秦国想笼络赵国,不想让赵国趁机进攻秦国的一次友好会盟。但是,即使是一次安抚赵国的友好会盟,秦昭襄王依仗着秦国的强大,也想趁机戏弄一下赵惠文王。所以,才出现了迫使赵惠文王弹瑟,并令秦国史官做记录之事。蔺相如针锋相对,也迫使秦昭襄王击缶。蔺相如的大智大勇,值得肯定。但是,真正让秦昭襄王不敢轻举妄动的根本原因,是秦军主力正在楚地激战,无暇顾及赵国,所以不愿激怒赵国,以免陷入南北两大战场同时开战的不利局势之中。应当说在这两次外交之战中,秦国都没有占到上风。秦昭襄王时期秦国的上升势头不减,赵国却因为赵武灵王的遇害而停止了崛起的步伐。所以,秦国一旦从全局上抽出身来,肯定不会放过赵国,秦、赵之间的战事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赵惠文王在渑池之会上明显表现出来对秦国的畏惧心态,这与当年他父亲赵武灵王乔装打扮暗访秦国的过人胆识相比,实在差得太远了。公元前297年,被秦昭襄王欺骗而扣留在秦国的楚怀王逃出秦国,抄小路到了赵国,希望能借道回到楚国,赵惠文主竟然不敢收留楚怀王(乃从间道走赵以求归。赵主父在代,其子惠王初立,行王事,恐,不敢入楚主),最后导致楚怀王又被秦兵抓回去,客死在秦国。赵惠文王性格的胆怯在这件事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一个大智大勇的爹爹怎么生了这么一个窝囊儿子,还搭上自己一条命传位给这个儿子?历史太会和赵国开玩笑了,而历史也太眷顾秦国了。秦赵战阏与赵奢施奇计赵惠文王虽然个性有些懦弱,但是能够虚心听取臣下的意见,重用廉颇、蔺相如这样有能力的大臣良将,再加上赵武灵王留下来的赵国实力雄厚,才使得赵国在与秦国的两次外交之争中保持了尊严。可意想不到的是,几年之后,性格懦弱的赵惠文王竟然向秦国发起了挑战,结果引来秦赵两国之间的兵戎相见。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秦赵两国之间的军事之争最终结果如何呢?赵惠文王二十九年(前270),赵国派了一位公子到秦国做人质,并且提出要用焦(今河南三门峡附近)、黎(今河南浚县)、牛狐交换被秦国攻占的部分赵国土地。秦国遵守盟约,按期交还了原来攻占赵国的土地,但是,赵国却违背协议,拒绝交出焦、黎和牛狐。赵惠文王说:你们交还我们的土地离赵国太远,我们也管辖不了。我们的先王有能力管理这些地方,但是,我没有这个能力。交换土地之事是我的臣子做的,我并不知道。秦昭襄王闻讯后,非常生气,便派中更(一种爵位)胡伤率兵越过韩国的上党,进攻赵国的险要之地阔(yù,玉)与(今山西和顺西)。赵惠文王立即召见大将廉颇,问他,秦要攻阏与,能不能派兵去救。廉颇回答说,路太远,而且又艰险、狭窄,很难救援。赵惠文王不死心,又召见乐乘问能否相救,乐乘的回答和廉颇一样。最后,赵惠文王又召见了赵奢。赵奢说,道远,地险、路狭,就像两只老鼠在洞里斗,哪个勇猛哪个胜(其道远、险、狭,譬之犹两鼠斗于穴中,将勇者胜)。赵惠文王听了赵奢的回答,立即派赵奢带兵去救阏与。赵军离开邯郸刚刚三十里,赵奢就下令:敢来为战事进谏的一律处以死刑(有以军事谏者死)。秦军驻扎在武安(今河北武安附近)西边,击鼓呐喊的声音把武安城中的屋瓦都震动了。赵军中有一个人听到秦军的呐喊声,按捺不住,请赵奢急速援救武安,赵奢立即把他杀了。赵奢率领赵军坚守营垒,停留了二十八天,就是不向前进发,反而又增筑营垒。秦军的间谍潜入赵军营地,赵奢装作不知道,用好酒好肉盛情款待以后把他送回去。秦军间谍把赵军的情况向秦军将领做了报告,秦将听后非常高兴,说:离开国都三十里就不敢前进了,还增修营垒,阏与肯定不是赵国的了。赵奢送走秦军间谍之后,知道自己忽悠秦军的目的已经达到,立即命令士兵脱下铠甲,轻装简从急行军,两天一夜就赶到阏与。到达前线后,赵奢下令让善射的士兵在离阏与五十里处扎营军营筑成之后,秦军才知道赵军来了,立即全军赶来,要和赵军决战。一个叫许历的军士建议赵奢:放秦军进来吧。秦军没料到赵军来得这么快,现在他们赶来,士气很盛,将军一定要集中兵力,严阵以待,不然必败(秦人不意赵师至此,其来气盛,将军必厚集其阵以待之,不然必败)。赵奢答:好。许历接着说:您下令谁就战事提意见就杀谁,现在我该接受死刑了。赵奢说:回邯郸以后再执行吧!许历又提了一个建议,谁先占领北面山头谁就将取胜,晚到的肯定失败(先据北山上者胜,后至者败)。赵奢立即派一万人迅速冲上北面山头;秦兵后到,与赵军争夺北山的制高点,但是,攻不上去,死伤惨重,赵奢趁机指挥士兵发动猛攻,大败秦军。秦军四散逃跑,阏与的危机解除了。赵奢回到赵国,赵惠文王赐给他“马服君”的称号。阏与之战不仅让赵惠文王时期的赵国多了一位可以和廉颇相媲美的名将,更重要的是赵军重创了秦军。在秦、赵战争史上,这场战役是赵军的一座丰碑。赵奢为什么能够打败秦军?首先,制造假象,麻痹秦军。赵奢是去解阏与之围的,但是,他却在离都城三十里的地方安营扎寨,增修营垒,制造假象,让秦军觉得赵奢怯战,没有重点防范赵奢。这样,赵奢就取得了对秦军攻其不备的效果。为了制造假象,赵奢还下令不准就这场战事提出任何意见,违令者杀。赵奢这样做就是为了封住赵军将士的口,不要破坏他麻痹秦军的计划。其次,避其锋芒,占领高地。赵奢这次对秦作战,表现得既冷静,又善于听取意见。他开始不让人提建议只是为了麻痹秦军,等到真正对秦作战之时,他却表现得非常善于听取他人建议。许历两次进谏,都事关战事胜负。赵奢对许历的两次建议都表现得非常虚心,完全采纳。如此一来,才能避开秦军锋芒,抢占制高点,居高临下,大败秦军。应当说,赵惠文王远不如其父雄风,但是,他善于用人,如蔺相如、廉颇、赵奢等。所以,这些谋臣良将的超水平发挥,弥补了赵惠文王的软弱,维持了赵国胡服骑射以来的强势。赵惠文王依靠着赵武灵王的业绩,依靠着廉颇、蔺相如、赵奢等一批忠臣良将,基本维护了赵国的强国地位。但不得不承认,赵武灵王时期赵国的上升势头大大减弱,这是赵惠文王的领导力、执行力、胆量、魄力远远逊于赵武灵王所致。赵惠文王时期的赵国之所以能仍然称雄东方,能够与秦国抗衡,除了上面提到的两点——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后的强大国力,以及赵惠文王善于用人、善于听取臣下的意见,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赵国内部君臣团结一致,同仇敌汽,以大局为重,先国家而后个人,共同御侮。蔺相如原先是一个门客,因为出使秦国,完璧归赵,被提为上大夫;后又因渑池之会维护了赵王与赵国的尊严而被封相,地位超过了大将廉颇。廉颇最初很不服气,认为自己攻城野战,为赵国立下了赫赫战功,蔺相如只凭三寸之舌就位高于他,这算不上什么本事,于是打算要侮辱蔺相如。蔺相如听说后,借病不去上朝,避免与廉颇正面相遇。有一次,蔺相如外出,远远望见廉颇,就调车躲避,他的家臣感到很属辱,遂请辞。蔺相如就问他们,你们说廉颇与秦王相比,谁厉害?家臣说当然是秦王厉害了。蔺相如接着说,秦王那样威风,我还当庭斥责他,羞辱他的臣子,我蔺相如虽然驽笨,难道单单会害怕廉颇将军吗?我之所以这么做,是以大局为重。秦国之所以不敢入秦,是因为有我们两人在,如果我们相斗,势必不能共存。我这样做的原因是先国家而后个人啊(吾所以为此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廉颇听说以后,深感愧疚,负荆请罪,于是,二人结为生死之交。这就是赵国历史上著名的“将相和”的故事。将相团结合作,共同抵制秦国的扩张野心,对维持两国的实力平衡起了很大的作用。可是,秦、赵两国之间的这种平衡能够长期保持下去吗?赵惠文王之子赵孝成王继位后,秦、赵两强之间的较量会有哪些变化呢?第20章长平之战从晋国分出来的赵国,在五国联合破齐和胡服骑射之后,成了秦国统一六国的最强劲对手。但是,秦、赵两国之间。的这种力量平衡并没有长期保持下去,强大的赵国因为四位君王和一场战争而痛失一流强国的地位,无可避免地走上了灭亡之路。这四位君王中的第一位是赵武灵王,第二位是赵惠文军,第三位是赵孝减王。赵孝成王在位的公元前26Z年,秦,赵两国在长平地区展开了一场惨烈的生死决战,战争最终以秦军获胜结束。赵军付出了四十五万个鲜活生命被坑埋的惨重代价,这场战争彻底改变了秦、赵两国的力量对比,成为赵国一蹶不振的转折点。那么,赵军大什么会败得如此之惨?这场战争对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又有什么重大影响呢?赵武灵王的去世使赵国中止了崛起的步伐,赵惠文王虽然缺乏赵武灵王的胆识气魄,但是他在位期间尚有赵武灵压打下的雄厚基础,加之廉颇、蔺相如、赵奢等忠臣良将的团结辅佐,基本上维持了赵国的强势地位。公元前266年,赵惠文王去世,赵孝成王继位。长平起战事合纵失须臾赵孝成王四年(前262),秦军攻占了韩国的野王(今河南沁阳)。野王被攻占意味着韩国的上党郡(今山西长治)与韩国国都(今河南新郑)之间的唯一通道被秦国截断(野王降秦,上党道绝)。上党郡从此成了韩国一块孤立无援的飞地,既然上党郡成为一块飞地,韩国肯定守不住了,所以,韩国做了个顺水人情,将上党郡献给秦国以求和。这本来是秦、韩两国之间的战事,但是这场战争最终把赵国给拖进来了,并且几乎拖垮了赵国,成为赵国急剧衰落的转折点。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韩国将守不住的上党郡拱手送给秦国以后,上党郡太守冯亭和他手下人商议:通往国都的道路已经被封堵了,要做韩国的百姓已经不可能了。秦兵一天天逼近上党,韩国已将我们献给了秦国。我想,还不如把上党献给赵国。赵国如果接受我们,秦军一定会非常生气,必定要和赵国大战一场。赵国有难,一定会和韩国携手。如果韩、赵联合起来,一定可以阻挡住秦军(不如以上党归赵。赵若受我,秦怒,必攻赵。赵被兵,必亲韩。韩赵为一,则可以当秦)。于是,冯亭派人迅速赶到赵国,表达了献地给赵国的意愿。赵孝成王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即和平阳君赵豹(赵惠文王舅父)、平原君赵胜商断此事。平阳君赵豹不同意接受上党郡,他认为这样做会激怒秦国,引发秦、赵大战,弊大于利(不如勿受,受之祸大于所得)。平原君赵胜则认为,平白无故得到一个郡十七座城,简直是天上掉馅饼,不要白不要,不能不接受。赵孝成王也觉得白给十七座城池不要太可惜了,于是,采纳了平原君的意见,封冯亭为华阳君,接受上党郡。秦国快到手的上党郡就这样被转手到赵国,秦昭襄王听说之后,勃然大怒,立即派大将王龁率兵攻占上党。上党的百姓纷纷逃往赵国,赵国大将廉颇率领赵军驻守长平(今山西高平),援助上党百姓。赵军杀了秦军的侦察兵,秦军侦察兵也斩了赵军的一员副将。六月,

                      得李泌未来可以成为自己的嫡系。应该说由于李泌的平衡和化解,使得广平王李俶免去了祸端,这也让李泌开始崭露头角,逐渐未来成为大唐的肱股之臣。但正是从此时开始,李唐皇室的高层开始出现新派别的政治斗争,而其中的核心正是李俶与张良娣、李辅国之间的矛盾。很多年后,当李俶成为皇帝,他终于可以施展拳脚,对曾经的政敌挥以重拳!初战受挫李泌的到来使李亨有了得力的助手,待度过最初的稳定期后,马上提到日程上的就是如何平叛的问题。在李亨看来,如果仅凭自己手中人马这点力量是不足以抵抗叛军的。当时在灵武的军队除朔方军五万之外,加上河西、陇右等地临时征的兵,总数不过六七万人。在这种兵力捉襟见肘的现实面前,李亨想起了父皇李隆基对他说过“待西北诸胡不薄”的话语,于是他决定借助西北少数民族的强兵劲旅来帮助自己光复两京平定叛乱。为此,李亨特意封豳王李守礼的儿子李承寀为敦煌王,与朔方军将领仆固怀恩一起去回纥借兵。与此同时,又征发拔汗那的兵众,并让他们转告西域各国,许以重赏,请他们和回纥兵一起入援。当时李泌建议李亨为了更好地掌控西北各部来到的援兵,也是为了表现出大唐皇帝的诚意,应该从灵武首先到彭原(今甘肃镇原)等待各部援兵的到来,等到援兵快到时,再前往扶风去迎接。李亨采纳了李泌的建议,他率领众人十月三日到达彭原,在那里他热切地盼望仆固怀恩等人能够成功借兵而回。然而就在他等待的那些日子里,由于一个人的不断忽悠,使得李亨在援兵还没到达的时候,头脑发热地与叛军急不可耐地进行了交战,当然结果也是可以预料的——惨败而归!这个忽悠李亨的人,名字叫房琯。房琯,字次律,河南人,少年时聪颖好学,开元十三年作《封禅书》念给宰相张说听,使张说大为惊叹,被举荐为校书郎,授卢氏令,拜监察御史,由此开启了仕途之旅。房琯在李隆基退居蜀中后,担任文部侍郎、同平章事,是宰相班子的成员之一。李隆基在蜀中听到李亨称帝的消息后,派左相(左仆射)韦见素和房琯一起前往灵武主持传位仪式,并让他们辅佐李亨。由于韦见素以前和杨国忠关系紧密,所以受到了李亨的冷淡,而房琯当时属于学士型的官员,在经历了杨国忠乱政之后,当时人包括李亨在内很是怀念张九龄类型的官员,所以房琯受到了李亨的礼遇和信任。房琯博学多闻,经常和李亨探讨国家大事,有的时候谈及时事时慷慨激昂,这让李亨不禁为之动容,因此在李亨的眼中,房琯成了一个无所不能的奇人。在我看来,房琯如果仅仅是停留在嘴上功夫的话,或许还可以在李亨这里混口饭吃,但他千不该万不该的,以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去干抄起家伙上战场厮杀的事情,那就叫枪打出头鸟——露多大脸,现多大眼。在李亨抵达彭原不久,西北少数民族各部的援兵还没到达时,房琯建议李亨立即率兵收复两京,并毛遂自荐担当收复两京的重任。坦白地讲,李亨的内心也有想迫切证明自己的愿望,至少要向身在蜀中的老爹证明自己的能力。尽管当时李亨兵力不足,而且郭子仪正在北部边境镇压闹事的怛罗胡族诸部,但房琯的信誓旦旦以及那毋庸置疑的决心,还是让李亨动了心,于是他决定听从房琯的建议,加授房琯为持节、招讨西京兼防御蒲潼两关兵马节度使。事实上从李亨加封房琯的官职来看,等于将当时所能掌控的地区和绝大部分人马全都托付给了房琯。不仅如此,李亨为了表现出对房琯的信任,还让房琯自己搭建辅佐班子,但房琯选中的人大多都是文人出身的官员,例如御史中丞邓景山、户部侍郎李缉、右司郎中魏少游、给事中刘秩等人。(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十月十日,李亨为房琯等人举行了盛大的出征仪式,当他看到房琯选中的人都是文人学士之后,李亨隐隐约约地生出了一丝担心,于是他特意让曾经久经沙场、能征善战的老将,时任兵部尚书的王思礼协助房琯。但出征之后,王思礼受到了房琯的冷淡,原因是房琯认为王思礼过于粗鲁,与他们这些文人出身的官员实在有些不搭。房琯当时或许并不知道,上战场并不是写诗作画,那是刀光剑影的血拼,是一场生死仅一线之隔的角逐。房琯当时分三路大军向长安进发,由部将杨希文率领南军从寿宜(今陕西周至)东进;由部将刘哲贵率领中路军自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东进,由李光弼的弟弟李光进率领北军自奉天东进,尤以中军和北军为先锋,房琯及他亲自挑选的辅佐班底随中军同行。十月二十日,中军和北军进至长安西北的西渭桥驻扎,房琯本想在这里补充粮草然后讨论接下来的作战计划,但是没想到转天便在陈陶斜同安守忠率领的叛军不期而遇。由于应对匆忙,房琯照搬古人设计的车战法,想以两千辆牛车,辅以骑兵、步兵护卫,准备冲击叛军,但就在房琯刚刚准备完毕时,安守忠便率领叛军冲了过来。事实证明,房琯同志对于牛这种动物的习性了解得并不彻底,叛军突然擂鼓呼喊,大面积地冲杀过来,让这些没有见过如此阵势的老牛们闻声震骇,最为不利的是,当时房琯的大军是顶风对敌,这一点正被临敌经验丰富的安守忠所利用。“点上火把,扔进牛群里!”安守忠见有机可乘,遂下令道。刹那间,房琯布置的牛车阵里浓烟滚滚,火光冲天,那些老牛见到火光立即吓得四处乱窜,只片刻工夫房琯精心布置的牛车阵瞬间土崩瓦解。步兵和骑兵由于阻止不住,阵形也纷纷散乱,很多士兵被蛮牛踩踏致死,眼见得人畜大乱,安守忠趁机率军掩杀过来,唐军丢盔弃甲,损失惨重。如此混乱的局面之下,房琯率领残兵败将立即退出西渭桥,向西撤退五十里安营扎寨,此役唐军损失了将近三万人,李亨手中的家底已经被房琯折腾进去了一半。按常理,房琯此时真的应该仔细反省自己,本来他上战场就属于赶鸭子上架,而且对手实战经验丰富,房琯在人家面前那绝对是小巫见大巫。但房琯并不这么认为,此时书生意气在房琯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他认为第一仗的败因在于三路大军少了南路,故而造成兵力不足,他发誓等南军到来后一定狠狠地还击叛军。然而,房琯或许想不到的是,当第二天南军到达时,他不仅将李亨手中家底的那一半也交待了进去,甚至自己亲手挑选的人也都成了对方阵营的人。南军主将杨希文、中军主将刘哲贵因为本来就是贪生怕死之辈,在转天的交战中,竟然临阵畏怯投降了叛军,一时间房琯不仅失去了南军的支持,而且自己所在的中军因为刘哲贵的临阵倒戈,陷入了极其危险的境地,更让整个唐军陷入叛军的重围之中。要不是李光弼的弟弟李光进冒死杀入重围,经过浴血奋战殊死相搏,力保房琯等人安全突围,恐怕房琯的性命就会交待在陈陶斜。是日,房琯战后经过清点人数,发现人马所剩不到三千人,李亨托付给他的家底,基本让他全部打光。房琯惨败而归,让李亨勃然大怒,甚至有些欲哭无泪,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家底,居然在两天之内让房琯全部套了进去,而且熊市到底,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牛市,这让李亨有些接受不了。如果不是李泌从中斡旋营救,房琯即使没有死在陈陶斜战场,也会死在李亨的刀下。不过,房琯虽然活了下来,但自此之后,李亨彻底将他打入冷宫,不仅将他罢相,不久后又将他贬到偏远地区。房琯之败非但损兵折将,葬送了李亨惨淡经营起来的数万军队,而且为刚刚称帝的李亨的前途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因为远在蜀中的李隆基始终在看着李亨如何将平叛这场大戏唱好,可是陈陶斜之战让李亨首秀失败,也让当时已然十分复杂的局势更加严峻。其实陈陶斜之战的惨败房琯作为主帅理所应当地负有主要责任,但李亨作为掌控全局的人亦难辞其咎。正如后世北宋史学家范祖禹在他的著作《唐鉴》中说得那样:房有高志虚名,而无实才。肃宗(李亨)既疏之,而犹以为将帅,倚其能成克复之功,是不知其臣也。不过,对于李亨当时急于收复长安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虽然他在灵武实现了期盼十八年的皇帝梦,但他毕竟没在京师长安举行过朝祭宗庙的隆重大典。换句话说,李亨继位没有得到大唐列祖列宗的承认,这在李亨的心中始终存有一种“名不正、言不顺”的心结,更何况远在蜀中的父皇李隆基依旧具有号召力,虽然已经年迈,但不想就此退出政治舞台,而派房琯、韦见素前往灵武辅佐李亨,也是带有监控的意味。事实证明,房琯在陈陶斜的惨败,在当时不仅是军事上的失利,更对政治局势造成了影响。李隆基在蜀中知道房琯打了败仗后,认为凭着李亨的能力,可能无法实现平叛的重任,所以他发出了“诸王分镇节制”的诏令,而正是这个诏令,使得当时身在江陵的李隆基第十六个儿子永王李璘找到了实现其政治野心的机会。永王割据陈陶斜之败使得李亨基本打光了自己的家底,不仅如此,它更像个魔咒一样,让各地的唐军陷入了极其被动的局面,尤其是以河北的颜真卿为最。几乎就在房琯进行陈陶斜之战的同时,安禄山派大将尹子奇围攻河间(今河北河间),一连四十多天没有打下河间城。史思明闻讯前来支援,颜真卿急忙让部将和琳率领一万人驰援河间,但半路遭到了史思明布下的埋伏,结果全军覆没,河间城终因孤立无援而被叛军攻陷。紧接着叛军一路势如破竹又攻克景城,进逼颜真卿所在的平原,在叛军还没到达时,颜真卿感觉自己势单力孤,于是被迫撤出河北,于十月二十二日渡过黄河南撤,然后绕道投奔李亨。颜真卿的到来暂时缓解了李亨无兵可用的压力,但就在他刚刚准备筹划反击叛军时,就听到了永王李璘准备割据江南,意欲称雄一方,准备与李亨分庭抗礼的消息。作为李隆基的第十六个儿子,李璘是不可能继承皇位的,幼年丧母的他曾经被哥哥李亨抚养过一段时间,小时候的李璘是个聪敏好学的好孩子,只是他有个生理缺陷——眼睛斜视。开元十三年(725年)三月李璘被封为永王,开元十五年(727年)五月遥领荆州大都督,开元二十年(732年)七月加封开府仪同三司。在李亨和李隆基分道扬镳北上朔方不久后,李隆基在汉中诏令李璘为山南东路及岭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节度采访使兼江陵大都督。从李隆基对李璘的任命来看,李璘应该还是有些才能的,但李隆基由于子嗣太多,或许当时没有看出李璘的政治野心。李璘到达江陵后,倚仗着父皇的诏令开始招兵买马。不能否认李璘这么做是为了平叛做准备,但也不能排除他积蓄实力,以图实现政治野心的目的。尤其当他看到富庶的江淮地区所征收的租税全都积聚于江陵时,李璘的政治野心不仅开始暴露,甚至是日渐膨胀。据《旧唐书?李璘传》记载,他在至德元年(756年)九月到达江陵后,招募士卒数万人,并将聚积在江陵的赋税全部封存,重用手下的幕僚薛谬、李台卿、蔡珦等人。李璘的儿子李瑒甚至建议李璘应该不失时机的占领金陵(今江苏南京)保有江东,效仿东晋的司马睿那样割据江南,称雄一方。在众多人的蛊惑下,加上李璘自身野心的不断膨胀,当时的江陵地区甚至成为了比叛军更加威胁李亨的一股强劲势力。而李亨在获悉李璘意欲割据江南的消息后大为不安,但是当时的局势和自己的实力让李亨无法采取强势的方法来平息这件事。他只能采取四两拨千斤的方式,通过无形之中消解李璘的权力,尽量避免事态的升级。为此他下诏让李璘火速前往蜀中朝见父皇李隆基,意欲借此将李璘调离江陵,但出乎李亨意料的是,利令智昏的李璘居然拒不从命。为了以防不测,李亨立即召时任谏议大夫的高适商议对策,高适仔细分析了江东的局势,认为李璘之所以势力能够急剧膨胀,完全是因为江东地区的人不了解李璘的意图,随着时间的推移,李璘的意欲图谋不轨一定会被人揭穿,所以结论就是李璘必败。为此,高适建议李亨增设淮南节度使,由自己兼任,统领广陵(今江苏扬州)十二郡兵马,增设淮西节度使官职,以来瑱为节度使,管辖汝南周围五郡兵马,两路兵马与江东节度使韦陟共同牵制身在江陵的李璘。值得一提的是,三个节度使所在的地理位置,正好对金陵形成了一个包围圈。李亨采纳了高适的建议,于当年十二月部署完一切后,准备调遣郭子仪回来,暂时兼任平叛大元帅,自己准备转年春天御驾亲征和三位节度使平定江东李璘之乱。但就在李亨筹划之时,李璘进一步的过分招摇行为使他惹来了众怒,当然这也让他即将走向覆亡。十二月二十五日,李璘擅自率兵东行顺长江而下,扬言要顺江入海,然后从海路北上平叛,一路上李璘耀武扬威,声势浩大,颇有些舍我其谁的感觉。虽然他没有公开打出割据江南的旗号,但谁都看得出来,李璘的行为是一种挑衅,说是北上平叛,如果真的想平叛,难道必须要走水路吗?时任吴郡(今江苏苏州)太守兼江南东路采访使的李希言看到李璘的嚣张行为后,便写信责问李璘擅自引兵东下意欲何为。没想到李璘收到书信后勃然大怒,派部将浑惟明突袭吴郡,如果说突袭吴郡李璘尚且有些道理,毕竟李希言一个做臣子的无论如何也不能责问皇子,但李璘实在不应该派另一个部将季广琛偷袭广陵长史、淮南采访使李成式,进而自己亲率大军进攻当涂(今安徽当涂)。这就是典型的没事儿找抽了!面对李璘的突袭,吴郡太守李希言派部将元景曜与当涂太守阎敬之共同率兵抵抗,李成式亦派部将李承庆支援,但由于兵力悬殊以及迎战仓促,元景曜、李承庆战败投降。李璘终于打响了第一枪,他的行为等于宣告与李亨彻底决裂,所以接下来他面对的就是三大节度使的无情围剿。至德二年(757年)二月十日,淮南节度使高适、淮西节度使来瑱和江东节度使韦陟奉李亨之命在安陆(今湖北安陆)结盟誓师,共同讨伐永王李璘。二月二十日,李成式率先联合河北招判判官李侁向江陵进军,李侁将数千兵马驻扎在扬子(今江苏邗江南),李成式让部将裴茂率兵三千驻扎在瓜步(今江苏六合东南),然后广树军旗于长江北岸虚张声势,以迷惑李璘。李璘在登上城楼看见军旗如林,以为大兵压境,内心有些恐惧,不想他的这种恐惧心理,迅速传染给了手下的部将。其中季广琛就看出了如果不开溜,等到李璘被镇压后,自己就会被钉在叛臣的耻辱柱上,所以带领自己的人马出走广陵,当时和季广琛有同样想法的李璘部将不在少数,例如浑惟明出走江宁(今江苏南京),冯季康出走白沙(今江苏无锡)。还没有真正开打,手下人已经是树倒猢狲散,这让李璘对自己先前的莽撞行为十分后悔,但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后悔药卖的。就在李璘冥思苦想应对之策时,二月二十四日夜晚长江北岸的唐军开始准备渡江进攻李璘,当时由于北岸火炬如林,李璘误以为唐军已经悉数过江,所以匆忙携带家眷与部下逃往晋陵(今江苏常州)。李成式在北岸获悉李璘已经逃走,遂统率江北的唐军渡过长江追击李璘,不等李璘的屁股在晋陵坐热,李成式的先锋部队即已抵达晋陵外围的新丰。李璘听到消息后,立即让儿子李瑒与部将高仙琦领兵应战,没想到刚一交锋便中了埋伏,结果被打了个惨败,李瑒被乱箭射中肩膀,不得不退回了晋陵城内。李璘见大势已去,便继续带着家眷和部将连夜逃往了鄱阳(今江西鄱阳)。在鄱阳李璘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自己必须要坚定不断逃跑的策略,鄱阳只是其中的一站,绝不是最后的终点。为此李璘立即收聚鄱阳府中的兵器物资,准备继续向南逃向岭表。但就在这时江西采访使皇甫侁得到了李璘进入辖区的消息,于是他派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鄱阳府,最终李璘被俘。皇甫侁将李璘秘密杀死,李璘子李瑒也死在了乱军之中。李璘的割据江南之梦

                      起了彼岸血莲给他造出的幻境,便会心的笑了笑。“亦凡。”晖儿轻声地呼唤着,我来到床边,她的脸色已恢复了平日的红润,只是看来有些虚弱。“你好好休息。”我抚着晖儿的脸颊柔声道,“我就在这儿陪着你,哪里也不去。”“辛苦你们了,林岳他还好吧?”晖儿偎在我的臂弯问道,“S把之前发生的事情和我大概的说了一下。”“没事了。”我轻轻地搂着晖儿,“彼岸血莲已经彻底的消失了,不会再有人成为它的牺牲品了。”……北方的某个地方,小萌的墓前,晖儿插上了一束鲜花,双手合十,默默地祷告着。我静静地站在晖儿的身后,望着她那娇小的背影。假使有一天我俩一同走在了黄泉路上,那奈何桥头的孟婆汤是否会成为我们永久的终点呢?彼岸花,花开彼岸。花开时,看不到叶子,有叶子时看不到花,花叶两不相见,生生相错。相传此花只开于黄泉,在那儿大片大片的开着这种花,远远看上去就像是血所铺成的地毯,又因其红的似火而被喻为“火照之路”,也是这长长黄泉路上唯一的风景与色彩。我如释重负地长舒了一口气,彼岸花,无论你盛开在黄泉之路还是幸福的彼岸,对我都已不再重要。“有你在的地方就是幸福的彼岸。”我双臂环抱着晖儿在她耳边轻声地说道……七、异变“老公,可以吃饭了。”“哦,弄完这点马上就来。”我随口答应着,将网页上的内容保存了下来。应蚺和彼岸血莲事件之后的几个月来,生活渐渐恢复了以往的平静,但在我心中却深深地埋下了一个结。那剩余的天罡七印仿佛是五个不定时的炸弹,不知何时便会毫无预兆地在这平静的生活中再次爆发出来。倘若说之前事件的解决七成是依靠了运气和夫诸的突然出现,那在将来可能发生的事件中我是否还能如此地侥幸呢?在此刻自然是无法预见的,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我不会眼看着晖儿和朋友再度涉险而手足无措了。《闻风拾水录》中所记载的内容并非想象的那样简单,之前的静心细读也只是初步了解了其间的一些基本内容。虚灵的分类变化、天罡七印的运用与五行相生相克的有机结合是一门很深的学问,至于之后配合风水的格局排布就更为玄妙了。在这段时间里我几乎扎进了书中,虽说相对厚实的古文功底和因爱好而积累的知识给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帮助,并且购买了不少与之相关的权威书籍。但即便如此,对于一些较为深奥的部分却还是晦涩不堪。晖儿见我经常为这些问题而愁眉不展,便建议我不妨通过互联网络对其中的一些问题进行检索和查询,也许是职业习惯的关系,对于这方面的灵活运用晖儿自有一番心得。“现在的互联网络就像是一个社会性的工具,人们常常会以自己的爱好和个性来使用并优化这个工具。”晖儿认真地说道,“相对一些书籍资料,互联网络所提供的信息更为精准,更为人性化。”然而,单纯地从网站或博客上获取的资料远远不足以佐证和帮助我的进一步研究,经过和晖儿的再次商议之后,我选择了更为灵活互动的方式——BBS。也许因为现代生活的精神食粮过于贫乏,抑或是人们对于古代历史文化的热情再度燃烧,与此相关的BBS比比皆是,其资料的广博性,用户的踊跃性大大地出乎了我的意料。在一番去伪存真的静心筛选后,我收藏了五个规模较大的BBS,并以“听风者”的昵称注册了账户。情况正如晖儿所言,我从中得到了不少的资料和信息,更出乎意料地获取了不少的范例。在研究和取样的过程中,我时常开帖回帖,与BBS的用户及版主进行交流,凭借着《闻风拾水录》中的记载和较好的文字功底,渐渐地在这些BBS中也有了一定的人气。……“来,为我们这次的成功合作干一杯。”罗志云一脸兴奋地端着酒杯大声道。前不久,我们公司为祥麟集团策划了一次大型的选秀推广活动,在国内新兴“选秀热”的促进下,也着实地火了一把,今晚便是祥麟集团的副总罗志云为此设下的庆功宴。一番推杯还盏过后,话题渐渐地从商业范围转向了天南地北,不善言辞的我习惯性地面带微笑,浅尝着手中的红酒,静心聆听这一席商业精英们的对话。“有时候某些事情还真的是不由你不信。”罗志云突然感叹地说道。“罗总您的意思是……”旁边的人识趣地凑上了一个经典的过渡桥段。“前几个月我在城北新买了一幢别墅,搬进去不久,便接连发生了几件怪事。”借着方才的过渡罗志云面带神秘地说道。“虽然给我带来不少的困扰,不过所幸没有影响到工作,所以这次活动的圆满完成对我是颇有慰藉啊。”这神秘的语调使得众人面面相觑,一些人开始低声私语,不知罗志云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罗总,是什么……”公关部的秦可儿忍不住好奇地问道。“小秦,随意打听罗总私人生活是很不礼貌的。”夏若菲严厉地打断了秦可儿的话语,作为公关经理,一贯资深的格调使得她对下属的要求也是相当的高标。“呵呵,也不是什么不可告人的隐私。”罗志云大度地挥了挥手,深吸了一口烟缓声道,“搬进别墅不久,先是我的女儿在客厅无故摔倒,右腿胫骨骨折;之后我夫人看电视时,电视机突然爆炸,幸亏没有受伤;前天我带家里的宠物狗出去散步,出门前回房拿手机,客厅的吊灯竟脱落下来把那狗砸死了。说来可能有些荒谬,但我却有种感觉,这一切都是有关联的。”“您买别墅时那边的风水有没有请人看过?”夏若菲煞有其事地正色道,“我在高雄的时候,很多朋友买地产都会请大师看风水的。不过,大陆这边都不太相信风水之说吧。”“我平时也不信风水这类的说法。”罗志云并没有正面回答夏若菲的问题,“不过,有些事情是不由得你不信的。”夏若菲的话其实也不无道理,罗志云家里的确有可能存在平常所说的风水问题。根据相关的资料结合《闻风拾水录》的研究,如果乔迁新居之后,发生一些不同寻常的事件,那么必然是和五行风水有关,这倒不是人们一直相信的因为风水不佳所引发的灵异事件,而是特殊的环境条件招来了某些虚灵,或者是唤醒了原本处在休眠状态下的虚灵。“亦凡,我记得你对风水似乎很有研究。”罗志云话锋一转忽然找上了我。“呵呵,罗总言重了,我这半吊子哪里敢当‘研究’二字。”我下意识地打了个哈哈。“别谦虚,我也不是空穴来风,我的下属曾看到过你翻看一些风水典籍。”罗志云一付毋庸置疑地语气,“虽说他们可能没有你那么专业,但也略知一二,你所看的书不是初学者能够涉猎的。”突如其来的话语让我有些尴尬,看来对风水学说感兴趣的还是大有人在。之所以否认倒不是出于谦虚,只是对这方面不想招摇,避免一些无谓的麻烦。罗志云有根有据的说法已是不容辩驳,如果此时我再做解释的话只会显得欲盖弥彰。“罗总的意思是……”我用反问式的语句回避了刚才的尴尬。“现在的江湖骗子太多了。”罗志云意味深长地看着我道,“既然你是箇中行家,有空的时候不妨去我那里坐坐。”……面对这幢依山傍水的别墅,我有些吃惊,原本以为这里的风水格局会有异乎寻常的地方,也就是平日人们说的犯了“冲煞”,但就现在来看竟是藏风得水的一处好地方。就以其傍依的山势来看,端正平和有如一座天然的橱柜,“土如橱柜或覆盘,是为财星。”难怪罗志云在祥麟集团的地位和业绩近日来上升得如此迅速。外部整体格局不存在问题,那唯一的可能就是在他的家中有什么蹊跷。步入客厅,一阵微弱的异动迎面传来,我警觉地将注意力转移到耳部,眼前闪过一片黄色的影像。在客厅踱着慢步,我借机仔细地观察着客厅内部的布局设置。以前几次采样实例的经验,通过“听风”所发现的虚灵周围都会包裹着一层淡色的光芒,即便是化形或依附为普通形态也无法隐藏。既然存在虚灵异动,那么按照这种宽阔敞开的客厅布局,一进门就应该可以发现。但从刚才相对微弱的异动感来看,它应该是隐藏在客厅东面的某个位置,而且一直是固定不动的。“呼……”就在接近客厅东面的红木桌椅时,左边的椅子上闪出一只东西,如果不是心中早有准备只怕会被吓得不轻。面前是一只褚黄色的动物,确切地说,是半只,另外半截身体则隐没在了实木之中。露出的身体部分很像小型犬,如果不是长着一张猴脸猛然间真的会以为是一只宠物犬伏在椅子上。这小东西似乎并没有什么恶意,侧着头用它那灰色的眼睛好奇地注视着我,一脸滑稽的样子让人有些忍俊不禁。“亦凡,这些桌椅有什么问题吗?”罗志云见状担心地问道,从屋外到客厅他始终没有询问过什么,涵养这东西有时也很折磨人。“唔,从成色上来看应该是古物了,您是哪里得来的?”我思索着问道。“这是一个台商朋友送的,据说是明代的旧物,雕工和材料都相当的好,所以我就放在客厅了。”罗志云果然大手笔,一套明代的古董就这么放在客厅里作为普通家具使用。“古物经过历代的变迁,可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故事,加上您这套的木材属于阴木,放置的位置又是在五行中的木位。‘东方木星为贪狼,主凶险,见刀兵。’自然也就导致了家里的运势不宁。如果从现代边缘科学的角度去说,也就是磁场变化造成了某些事件的发生。”借着原本了解的书籍资料,我信口而出的一番胡诌倒也把半信半疑的罗志云唬得一愣一愣的。“那我现在找人来搬掉它。”就在罗志云转身走向电话的时候,一阵强烈的波动从那个小家伙身上传来。“罗总小心。”我出于本能一把拉住罗志云,“哐”地一声,电话旁的橱柜上落下了一个硕大的景泰蓝花瓶,将话机砸成了几块。“麻烦您去找些硬币来。”我故作玄虚地对吓呆了的罗志云说道。“呃,好好。”此刻的罗志云面对如此场面早已对我深信不已,小心翼翼地走上了楼梯。“彭侯,土性而木身,随木迁之,状似幼犬,其面如猿,顽劣不羁,戏人为乐。”书稿的记载印证了我的记忆,面前这只有趣的小家伙就是彭侯。合上书,彭侯的异动又回到了刚才的微弱程度,“土性而木身”原本土性的彭侯被木身所克,力量自然会受到限制,异类怪品的它只能间断性地使用力量。我快步走到椅子前,拿出一张事先准备好的参木印纸,稳稳地贴在椅子底部,印纸一接触椅子便牢牢地吸附在了上面,瞬间闪过一阵淡绿色的光芒。彭侯浑身一抖,用一种怨艾的眼神望了我一眼,慢慢蜷伏起身体昏昏地睡去了。“硬币拿来了。”罗志云有些发颤的声音自身后传来。我接过硬币装模做样地洒在一边:“硬币是经过众人触摸的东西,阳气极重,金又可以克木,用它可以化解之前造成的‘冲煞’。您现在可以叫人来搬动这套桌椅,安放在客厅的北面。”罗志云迟疑地走向厨房的话机,在发现一切安全之后便迅速地拨通电话通知了相关人等。……“亦凡啊,实在是非常的感谢。”三天后的晚上我接到了罗志云的电话,“那次以后,我家里的感觉好了很多,就连以前夜里出现的怪声都消失了。”“罗总不必客气,我也只是碰巧帮您做了点小事。”我客套道,“不过,您可要替我保密啊,这种事传开了总多少有些麻烦。”“真人不露相,真人不露相。这个口风我是一定会帮你守好的。”挂上电话,我笑了笑,如果是个江湖骗子歪打正着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是不是就会声名大噪呢?不过,我目前还没有搞明白的是,彭侯处在在克制性很强的木位上,按理是不会被唤醒的,是什么使得它出来作弄罗志云一家的呢?目前的参木印只能让它沉睡,如果被解除的话势必又会出来生事,可对于这“土性而木身”的彭侯又该如何解决呢?“老公,BBS上的资料都整理好了。”晖儿的话语打断了我的思索,“堪舆论坛上那个叫了然的用户又在你的帖子里发表意见了。”堪舆论坛是我收藏的BBS中人气最旺的一个,资料体系和用户活跃性都非常的成熟。在堪舆论坛我一直能收集到不少的案例资料,论坛版主堪舆先生是个玄学风水相当有造诣的人,他的分析帖曾解释了我不少的疑问。自从我在堪舆论坛小有人气之后,一个叫了然的用户便经常在我的开帖和回帖中提出一些质疑和看法。不过,我并不觉得他是在存心找茬,相反的倒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讨论对象。了然这次回复的帖子正是我从罗志云家回来后发的一篇帖子,内容是关于五行相生相克的讨论,其中便隐含了彭侯的例子,当然我只是用一种个体来代替了这个不为人知的小家伙。了然的回复很尖锐,他认为像彭侯这样的特例是属于本性互搏,此消彼长的作风只可能会造成本性的恶性裂变,而外表的平衡只是暂时的现象。了然的文字正中我的痛处,他所说的恶性裂变也许就是我心中一直揣揣不安的症结所在。望着他头像下那闪动着的“在线”字样,我忍不住用站内消息向他发去了询问:“您好,之前看到了您在我《五行特论》一帖中的回复,甚是受教。冒昧请教您一下,对于其中的特例该如何化解呢?”在复杂的心情伴随下,消息被发送了。几分钟后,悦耳的报信声响起,了然回复了:“有句话比较适合回答你,‘盈土则兴木,兴木则亡土,故无为也。风化土而聚,雷落木而生,此正道也。’我忘了是哪本劳什子书上说的了。”我对着回复沉思了一阵,原来如此!对于这种特例个体,用五行之外的风雷化解确实是一种上上之策。虽然了然的回复精妙得让人心服口服,但我又鬼使神差地回复了一条消息:“您所说的的确精妙,令人受用不已。但我以水位生木,并由土性服水的平衡方法为何让您如此地不屑呢?”这次的回复速度比刚才更快了,我一打开消息窗口便显示出一个大大的“生气”表情:“蠢才蠢才!水生木,木克土,土克水,能量在一个死循环里聚集,你想做个原子弹不成?!懒得废话,睡觉了。”我不禁愕然,天,只注意了三行间的相生相克,却忽略了其间循环的那只彭侯。正如了然所说的那样,只要假以时日,那只可爱的小家伙吸收三行循环的力量自身会不断膨胀,加上长期被困的怨气,一只恶类的巨兽就诞生了。我的一念之差竟会害死罗志云一家!八、猎奇“亦凡,这么曝晒之后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吧?”罗志云一脸疑惑地说道。阳光下,别墅前的空地整齐地摆放着一套古色古香的红木桌椅。罗志云在接到我的电话后并没多问,在我驱车赶到别墅的时候,这套桌椅早已搬出多时。“您不必担心,由于是阴木材质的古物,因此它曝晒阳光聚集地气可以彻底地化解‘冲煞’。”我嘴上若无其事地安慰着罗志云,心里却也暗自担心,但不管如何,今天必须解决这件事。之前的事情已让罗志云对我有了充分的信任和依赖,对于这番事先编排好的谎言却也深信不疑。望了望天上的太阳,现在的日照应该是正午时分最强烈的状况了,对于阴性的土与木而言,这是最薄弱的时刻。“罗总,请您暂时回避一下。”支开罗志云不仅是为了方便行事,更主要是不想让他受到未知的危险,“作为当事人最好不要在破煞的现场,以免有什么磁场冲撞。”在确信周围没有人注意的情况下,我走到了彭侯所在的椅子边上。那只小家伙似乎还在熟睡,模样像极了一个天真的初生儿,只是它的身躯比上次看到时更大了,如果那时只能算小型犬的话,现在便是中型犬的大小。佯装检查桌椅,我伸手将椅子底部的参木印纸揭下,在彭侯的本体尚未恢复之前迅速地贴上了长风印纸。身周忽地微风拂过,椅子前凝起一个不大的风圈,拧旋着一股青色的光芒,足有两米多高,“长风绵绵,云动九天。”我一声低吟,整个风圈猛涨一下,急速旋转复又缩紧,拧成只有麻绳粗细的一条。彭侯在“风绳”的作用下,身躯陡然直立,不断地发出嘶竭地悲号,那声音竟如同一只受伤的野狼!不及细想,借着桌子的掩护,一张落雷印纸已牢牢贴在了椅子的底部。“惊天雷动,迎神驱邪。”自心中喝出这句印咒之后,从我的额上落下了几颗大滴的汗

                      也要受到处罚。仅在李诵服丧的半个多月内,李实就在自己的府衙内打死了十多个欠租的百姓。李诵一登上帝位,王叔文立即上奏请求罢免李实。诏书刚刚颁布时,长安城的百姓们齐聚京兆府前,捡起石头和砖块藏在袖子里,准备等李实出门后一起砸死这个暴官。如果不是李实事先得到消息从后门溜出,恐怕他这条命就交代在自己的府衙门前。李实被贬黜,开启了永贞革新的序幕。二月十一日,李诵任命韦执谊为宰相,十一天后又任命王叔文为起居舍人兼翰林学士,王伾为左散骑常侍兼翰林学士。这样即王叔文成功组建东宫集团后,李诵又搭建了一个以韦执谊为核心的朝廷事务决策集团。在此后的几个月内,这个集团继续实行革新,使得朝廷风气为之一新。细数永贞革新的具体改革事务,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在一些敏感问题上革除旧制。永贞元年(805年)二月二十四日,李诵在大明宫宣布大赦天下,在王叔文、韦执谊等人的建议下,诏书宣布免除百姓所欠官府的租税,又规定各藩镇今后不得在国家规定的两税之外,额外加征各种苛捐杂税。同时禁止藩镇以“进奉”的名义,向皇帝进献各种金银珍宝和锦绣异物。对于百姓最为痛恨的贞元时期的弊政如“宫市”和“五坊小儿”予以废除。贞元时期与吐蕃战争中擒获的俘虏全都放回吐蕃,并要求官员对时政有什么意见可以直言上封事。二、去除奢华贞元后期李适的宫廷生活堪称奢华,仅是供他娱乐的女乐官就多达千人。李诵即位后下令释放后宫的三百名宫女和六百名掖庭教坊女乐,并让他们的亲戚可以到九仙门迎接。当时长安的百姓纷纷聚众围观,那些女乐重见天日脱离苦海的喜悦欢呼,让永贞新政得到了百姓的拥护。三、打击宦官势力东宫集团与宦官集团从一开始就是水火不容的两股势力,所以东宫集团在实施新政的时候,并没有忘记打击排挤宦官势力。当时韦执谊建议李诵裁减宫中闲杂人员,停发内侍郭忠政等19人俸钱,都得到了李诵的支持。除此之外,东宫集团意识到宦官拥有兵权是对朝廷巨大的威胁,所以计划从宦官手中夺回禁军兵权,这是革新措施的关键,也是关系革新派与宦官势力生死存亡的步骤。为了防止宦官作乱,王叔文任用老将范希朝为京西神策诸军节度使,用韩泰为神策行营行军司马。宦官发现王叔文夺取他们的兵权,于是大怒说:“如果他的计划实现,我们都要死在他的手下。”同时立刻通知神策军诸军不要把兵权交给范、韩二人,所以东宫集团夺回禁军兵权的目标未能实现。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包括王叔文在内的所有人全都想不到,没有夺回禁军兵权居然会成为他们这个政治势力走向覆亡的关键因素。三月十七日,经王叔文的建议,李诵颁布诏令任命杜佑为度支及诸道盐铁转运使。第二天李诵又让王叔文出任度支盐铁转运副使,掌握财政实权。而后王叔文任用程异和陈谏协助管理财政,程异曾经担任过盐铁转运使,陈谏此前担任仓部郎中判度支案,两个人都是精通财政官员,事实上王叔文已经将帝国财权抓到了手中。至此,东宫集团的权势达到顶峰。当然顶峰往前一步即是悬崖!前边我们说了很多永贞革新实施的新政,这些都是让人拍手称赞的事情,然而随着永贞革新的逐步实施,东宫集团的弱点也同时开始暴露。具体来说就是东宫集团成员权力基础薄弱,在此基础上他们的改革堪称是“休克疗法”,这种方法其特点是见效快,但往往不能长久。这一切都从这个集团的内讧开始,“堡垒是从内部开始攻破的”这句话用在东宫集团身上,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步履维艰东宫集团达到权势的顶峰,但皇帝李诵的中风后遗症却越来越严重,只能偶尔在内殿接见群臣,群臣也只能是远远瞻望,就连宰相班子成员也无法与李诵当面议事。李诵病情如此严重,也就使他无法亲自决策很多事宜,这也让东宫集团逐渐失去最为强有力的支持,而前边所说的东宫权力基础薄弱,正是指的这一点。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李诵口不能言,群臣不能亲自面对皇帝奏事,李诵的意思只能通过宦官和嫔妃传达给群臣,这实际上就造成了李诵与东宫集团之间的隔离与孤立,为后来宦官俱文珍等人假借皇帝名义发号施令,打击东宫集团创造了条件。东宫集团失去了李诵的强有力支持后,在改革的过程中,很多人同时也失去了相关约束,进而导致盲目骄傲自大,甚至是个别人接受贿赂为人求官,也让那些反对派和宦官抓到攻击的口实。据《资治通鉴》记载,东宫集团的成员当时商议事情完全是一唱一和,完全不听其他朝臣的意见,互相吹捧互相称赞。例如王叔文称赞王伾是周公,王伾恭维王叔文是伊尹,还有谁是诸葛亮、谁是管仲等等,很是洋洋自得。官员的任免完全是拍脑门决定,凡是和东宫集团走得近的,全都受到提拔,甚至一天之中任命好几个官员。这样一来,以王叔文为核心的东宫集团成员十几家的门前,日夜车马喧闹像市井一样,很多人为了求见王叔文、王伾等人,不惜夜间排队睡在周围的酒馆、饼铺里。其中最为过分的是王伾,这位仁兄为了收取贿赂,专门制作了一个大柜子用以存放贿赂来的金银财宝,而且夫妇两个人晚上在柜子上面睡觉。上述这段记载虽然有夸张的成分,但东宫集团由于失去约束乃至为所欲为是确有其事。例如柳宗元、刘禹锡和曾任御史中丞的武元衡关系不好,同时由于武元衡反对东宫集团为所欲为,因此王叔文擅自将武元衡贬为太子左庶子。东宫集团的为所欲为,让很多朝官十分不满,而且东宫集团的大多数人既非大族门阀,也非科举出身,社会地位较低,在很多朝官看来,这些人的发迹不过是运气好罢了。所以受到很多朝官的排斥,例如侍御史窦群在拜访王叔文的时候,就讥讽王叔文在当年李实权倾一时的时候,王叔文只能在路边看热闹。王叔文和王伾,一因围棋、一因书法发迹,这在正统科举出身的那些朝官看来,简直让人匪夷所思,即使是韦执谊、柳宗元和刘禹锡是科举出身,却因为参加东宫集团,而受到朝官们的排斥。针对东宫集团,当时朝官们形成了反对派,俗话说得好,凡事都有左中右之分,事实上从很多方面来看,王叔文和王伾因为眼界狭窄,并没有注意争取中间派的支持,这也是东宫集团最终走向绝对孤立的原因。随着反对派们日益增加的压力,东宫集团的内斗终于开始,起因则是对待反对派究竟该走什么样的路线问题。王叔文是强硬派,主张全力打压,直到反对派都变成顺从派。而韦执谊因为身居宰相,比其他人站得更高,所以想走中间路线,在很多事情的处理上都反对王叔文的意见。例如宣歙观察使巡官羊士谔公开反对王叔文,王叔文知道后愤怒将其下狱,并准备以李诵下诏的方式将其处斩。但韦执谊反对这样做,王叔文最终不得已只好将羊士谔贬为汀州(今福建宁化县)尉。事实上韦执谊并不是想当叛徒,他曾经派人私下向王叔文解释过,他的本意是想更妥善地解决问题。显然韦执谊当时已经意识到了失去李诵强有力的支持,东宫集团已经开始步履维艰,如果再不联合某些人,恐怕东宫集团的日子未来会日益艰难。从这一点来看,以围棋发家的王叔文与正统科举出身的韦执谊相比,政治韬略根本不在一个档次。韦执谊态度的转变,让王叔文异常愤怒,事实上王叔文和韦执谊的矛盾从李诵即位后的人事安排上就已经埋下了隐患。王叔文是东宫集团的实际缔造者,在李诵即位前东宫集团一直是以王叔文为核心。但李诵即位后,任命科举出身的韦执谊为宰相,这等于在东宫集团处理政务上,成了以韦执谊为核心。不过这也不能怪李诵的人事安排不妥,因为无论如何李诵也不可能让以围棋发家的王叔文担任宰相,那样会让朝官们笑掉大牙,同样王叔文也不能服众。当时东宫集团中资历较为显赫的,又是科举出身的只有韦执谊,可以说李诵的选择虽然是无奈之举,但并不为错。当东宫集团步调一致时,这个问题还不凸显,一旦出现矛盾,这个问题便凸显出来。现在韦执谊和王叔文在对待反对派上,出现了路线之争,尤其让出身本就低微的王叔文十分不满。为了报复韦执谊,王叔文诟骂韦执谊背信弃义。也就是从这时起,东宫集团不再是铁板一块,开始产生裂痕。东宫集团的内斗让那些反对派们敏锐地察觉到扳倒东宫集团的时机已然到来,于是他们逐渐形成联合之势,同时王叔文诟骂韦执谊的莽撞行为,也将韦执谊推向了反对派阵营。贞元元年(805年)四月十四日,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上表李诵,请求让皇太子李纯监国,在奏表中韦皋详细说明了让李纯监国的理由,那就是皇帝陛下的病情短时间不易恢复,而太子李纯已经长大成人,而且聪慧贤明,让太子监国是避免让繁多的政务受到阻滞。在为皇帝上表的同时,韦皋也写信给太子李纯,在信中详细列举了以王叔文为首的东宫集团的诸多劣迹,希望李纯成功监国后,能够驱逐东宫集团成员,进而委任贤良人才。事实上,韦皋突然上表请求李纯监国,并不是拍脑门的决定,在他的背后是一个强大的政治势力在支持着他,其中就包括宦官和诸多朝臣。当然,韦皋能够勇敢地站出来,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和王叔文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已经做了二十年剑南西川节度使的韦皋,看到东宫集团得势后,便产生了要为自己谋利益的想法。为此他派副使刘闢出使长安,私下拜会王叔文,希望王叔文能够让自己统辖剑南三川,但他的这个想法遭到了王叔文的拒绝。可以说韦皋当时掀起了一股反对的浪潮,当时以韦皋为榜样,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相继上表,要求皇太子李纯监国和罢免东宫集团成员。进而朝廷内的宦官、门阀、科举出身的很多官僚和地方藩镇迅速结成联盟,以各种方式对皇帝李诵及东宫集团成员施加巨大的压力,例如宰相班子成员贾耽和郑珣瑜称病在家不上朝,拒绝处理政务,就连韦执谊的岳父太常卿黄裳也劝韦执谊上表请李纯监国。面对反对派施加的巨大压力,李诵和王叔文等人并没有轻易屈服。王叔文与度支郎韩泰等人商议,决定铤而走险采取直指反对派要害的行动,那就是夺取宦官所掌握的禁军兵权。在前边我们说过王叔文夺取禁军兵权失败的过程,那就是遭到了宦官们的坚决抵制,如果说此前双方仅仅是停留在骂战层面上,反对派势力仅仅是想通过皇帝李诵罢免王叔文来达到目的的话,那么王叔文想要夺取禁军兵权则彻底激怒了宦官势力。于是以俱文珍为核心的宦官势力随即对王叔文展开了极端报复行动。五月二十三日,俱文珍假借李诵的名义下诏,免去王叔文翰林学士的职务,只保留其户部侍郎和度支盐铁转运副使的职务,这对于王叔文来讲是个致命的打击。因为丢掉了翰林学士的职务,就意味着不能进入翰林院议事,也就等于失去了进宫面见皇帝参与决策的资格。俱文珍的这一招可谓是将王叔文排挤出了中枢机构。当然,对于俱文珍而言这还远远不够,仅仅十天后一个意外的机会降临到俱文珍的身上,不用俱文珍出手,王叔文不得不离开京城回到老家,因为他的母亲身患重病即将离世。按照唐代的礼法和惯例,官员的父母去世,官员必须立即辞职回家安葬父母,并为父母服丧三年,称为丁忧。除非皇帝有特殊的诏令,不允许官员回家,称为夺情。显然东宫集团现在如此步履维艰之下,王叔文如果离开了朝廷,东宫集团或许就此陷入灭顶之灾。现在李诵已经不能独立控制朝廷,指望皇帝夺情已不现实。无奈之下,王叔文试图做最后的努力,他终于低下了他那高傲的头颅,向反对派释放和解的信号,为此他特意在翰林院宴请反对派核心成员,其中就包括俱文珍。在这场宴席上,王叔文几乎是在用恳求的语气,希望反对派们能够高抬贵手奏请皇帝李诵夺情。然而没有人去理会他,宴会在一片沉重的气氛中匆匆结束。第二天,王叔文收拾行囊离开京城回家服丧,让他想不到的是踏出京城后他就再也没能回来。王叔文的离去,使东宫集团失去了绝对靠山,同时也加剧了东宫集团内部的分裂。韦执谊见大势已去,及时脱身投靠朝官集团。王伾为了能够让王叔文重新回来,还在不断做着努力,他每天去拜访宦官和宰相班子成员,希望王叔文服丧三年后重新起用他,王伾曾经一连三次上疏,请求重新起用王叔文,但都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音。于是心灰意冷的王伾在一天晚上利用在翰林院值班的机会诈称中风,然后命人抬自己回家,从此之后远离了朝廷。王叔文、王伾的相继离去,意味着东宫集团彻底土崩瓦解,同时也注定了皇帝李诵的命运,俱文珍等宦官趁李诵病重,断绝了他与外界的联系,并不断逼迫李诵同意让太子李纯监国,在这样的一种窘境中,李诵被迫同意让李纯监国。七月二十八日,李诵下达了让李纯监国的诏书,这一天距离李诵登上皇位仅有六个月零两天的时间。五天以后自感身体恢复无望的李诵,决定下诏宣布退位,令李纯继承大统,李诵自称太上皇,退居兴庆宫。李诵同时将贞元二十一年改为永贞元年,这也使得李诵成为唐代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在退位后才更改自己年号的皇帝。八月九日,李纯在长安大明宫宣政殿举行了登基仪式,正式成为大唐的第十一任皇帝。一个经历了独自两代人和革新保守两派生死搏斗的短暂时代,随着李纯登上大位而拉下了历史帷幕,但东宫集团成员的命运却并没有就此宣告终结。尾声在太子李纯接受父皇李诵传位的第二天,即永贞元年(805年)的八月五日,李纯就迫不及待地颁布了第一个诏令,将王叔文贬为渝州(今四川重庆)司户参军,王伾贬为开州(今四川开县)司马。在诏令中李纯详细开列了王叔文和王伾的罪名,但实事求是地讲,这篇诏令并没有反映出李纯对二王如何仇视。事实上,李纯下令贬黜二王,一是平息反对派的声音,二是因为东宫集团成员曾经力劝李诵暂缓立太子。《新唐书?杜佑传》记载:(王叔文)欲摇东宫,冀杜佑为助,佑不应,乃谋逐之,未决而败。上面这段记载说明了王叔文在立太子问题上,是不同意立李纯的,而且向杜佑求助,杜佑没有答应,王叔文于是想要驱逐杜佑,只是没等来得及行动,自己便被迫离开了朝廷。从李纯后来对宦官俱文珍的态度可以看出,他对在自己即位问题上起过关键作用的宦官大为提拔,累次升迁俱文珍的官职,最终让俱文珍做到了右卫大将军、知内侍省。元和八年(813年)俱文珍去世时,李纯还曾给其开府仪同三司的官职,可见李纯对宦官的敬重。李纯贬黜二王,总算是出了胸中这口恶气。但反对派的声音并没有停止,在这些反对派看来,二王只要活着就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唯有他们死了,这个世界才算彻底消停。李纯无奈之下终于在贬黜二王的一年后,下令二王在贬所自杀。王伾没赶上诏书送到便病逝,而王叔文则没那么幸运,他在自己的贬所内,向着长安的方向拜了三拜后,然后整理衣冠从容赴死。王叔文,我们不能否认他的政治理想,但因为底蕴过浅,加上失去皇帝强有力地支持,终于倒在了残酷的政治斗争面前,成为政治祭坛的牺牲品。正如后世王夫之所评价他所说的那样:器小而易盈,气浮而不守。二王作为东宫集团的核心成员虽然已被扳倒,但李纯和反对派们同样没有放过东宫集团的其他成员。此后李纯将东宫集团其他成员分别贬到偏远地区做刺史,但反对派们认为这样处罚过轻,永贞元年(805年)十一月十四日,李纯下诏贬韩泰为虔州(今湖南赣州)司马,韩晔为饶州(今江西波阳)司马,柳宗元为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刘禹锡为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陈谏为台州(今浙江临海)司马,凌准为连州(今湖南连县)司马,程异为郴州(今湖南郴县)司马。值得一提的是,韦执谊虽然早已经与东宫集团划清了界限,但他早先与东宫集团的

                      一个不剩。这个谋杀的消息传到了高杰部队的大本营,为复仇而急红了眼的将士扑向许定国军营。此时,这位明朝的将军已经投奔满军了。

                      勤王选择

                      据说,史可法得知高杰死讯后失声痛哭,大呼:“中原不可复为矣”!但是他仍然希望保住高杰的4万部队,加以统一指挥。这支队伍是长江以北所有队伍中最优秀的。高杰的遗孀,即李自成的宠妾邢氏,也希望为南明保住这支部队,并且可能曾建议史可法任命高杰的女婿李本深继任已故镇将的指挥职位。至少,这是史可法向弘光皇帝的推荐。朝廷拒绝了这个请求。据一些记载说,马士英担心这个任命会加强史可法对高杰余部的控制,使他扩大个人势力。据说,马士英曾经煽动怂恿其余三镇上书抵制这一推荐。最终,南京政府选定了兵部侍郎卫胤文来担任管辖高杰部队的地方总兵官。结果高杰部队的绝大部分没有能作为一支完整而训练有素的军队保留下来。因为不肯接受他们继任将军的领导,他们四散离去。从那以后,直到南明首都的陷落,这支前义军的残部盲目地向扬州和南京流窜。史可法为此十分惋惜。他的沿黄河的第一道防线已经破裂了。在战争的这一如此紧要的关头,有些人仍然相信进攻策略能够挽救南京。他们认为,只有恢复北方的积极努力,才能保证那些其力量举足轻重的地方豪杰的不断支持。不错,李际遇已经随同许定国归顺了满人,但是还有其他的地方豪杰,像河南的刘洪起,山东长山县的刘孔和,他们似乎准备抵抗新的统治者。这时,那些最初因希望率先恢复中原而跟随史可法的激进的文官和将领们,把他们最大的希望寄托于这一可能性:那些乡绅率领的武装会奋起而响应在淮阳的军事进攻。大约就在此时,徐州诗人阎尔梅被聘为史可法的营中幕僚,即私人秘书。他在1645年2月15日与史可法的谈话中,力请史可法派遣他的军队之一部进入河南以保卫其侧翼,并鼓励那里的抵抗运动,并由此他才允诺入幕。阎尔梅之意,一是要说服那些对效忠南明犹豫不定的地方豪强,一是要联系在山东以“榆园军”而闻名的农民军。这群在崇祯年间由两个名为任七、张七的人组织起来的骁勇之军,已控制了该省最西南角曹州的盐碱山地和榆林地区。那个地方也是将领刘泽清的家乡,他曾在1640年的饥荒以后镇压过那里的农民起义,并为此受到非议。这时刘泽清是南明的镇将;一些勤王者,包括刘宗周的学生叶廷秀和阎尔梅自己,都希望联结榆园军,在黄河两岸鼓动人民起义,然后与这些“义军”一起收复中原。阎尔梅在他与史可法的会谈中还没有详细说明所有这些计划,史可法也委婉地拒绝了他的新幕僚的请求。但是在后来写给史可法的一封措辞率直的信中,阎尔梅确实详细说明了他的北伐战略和驱使他采取这样一种战略的强烈感情。在那封既谈到了军事计划,又谈到了义士节操的信中,阎尔梅反复指出,为恢复北方而战的时机已经成熟。流寇初陷京师,中原无主,伪官继至。梅伏居苫块,力未能拒。上书各院道,请兵北伐,又潜纠河北忠勇之士,凡数万,为王师前驱,报先帝之大仇,复祖宗之疆土。这时,就像以前一样,阎尔梅重申“诚以河北皆本朝赤子,忠义未忘”。他说,果决的行动和大胆的进攻,能够振奋人心。人心可鼓,不忍先去以为民望也。天下豪杰少而庸众多,必有人为之倡导,而后闻风者,乃有所观,感而兴起。阎尔梅在他给史可法的信中认为,欲收此效的最好办法是史可法自己率军自扬州开赴此地。与淮阳地区的其他军队不同,史可法的军队不是流寇和乌合之众,它由受徐州百姓欢迎的“义士”组成。此时,那里的百姓正面临着异族的侵略。为了避免这一难逃的厄运,他们只能寄希望于史可法的拯救。“若惟恐师相之不旦夕至者,此其心何心哉!”实际上,阎尔梅指出,史可法军队在南方的存在已经推动了潜在的抵抗运动。因而,给予那些忠君的百姓以帮助而不是置之不管,就更是他的责任了。譬争渡者,偶失足堕水中,且沉且浮,得一人手援之,未有不应手而出者,顾援之者缓急何如耳。谓其必不肯出,而弃之勿援也,天下有是理乎?简言之,如果史可法不这样做,他就如同是抛弃了一个落水待毙的人,国家的生存也就毫无指望了。

                      献身与妥协

                      阎尔梅给史可法的信,不仅细述了采取进攻战略的各种原因,而且也解释了为什么阎尔梅自己感到有责任去这样做。无疑这代表了许多南明忠君之士的同感。阎尔梅告诉史可法,他自己的老师也认为他是一个特别固执好辩的学生,可能比大多数人都直言无忌,不过有很多由于南京政权拒绝采取积极军事行动而日益失望的人,也与他心情相同。大之不能酬国家三百年之恩泽,小之不能庇宗族十亩之桑梓。对于他这样的忠君爱国之士,报效国家之责远远重于维顾亲友,尽管履行这种高尚的义务可能意味着“逆祖”、听凭妻室饿死以及族人唾骂。亲戚劝之行而不肯行,朋友招之隐而不肯隐。阎尔梅还把忠君义务置于苟且偷生之上,把良知置于俗论之上。且古贤士所以重知己之感者,不重其恩,重其心也。重其恩者众人,重其心者贤士。重其心之爱之者众人,重其心之敬之信之者贤士。豪杰之士宁为人所不爱,不肯为人所不敬、不信,则知己之故,盖难言之也。这种绝对忠诚的典型是古代的侠义之士,他们的气节象征着礼的至境。阎尔梅说,今人多把礼当作仪式,但是那个概念实际上表明了一个人忠于其信仰的义务。侠义之士对“诚”的执着追求——一己的是非之心——在理想上高于所有其他情感。同样,对阎尔梅来说,体现于“诚”的最高献身,概括了“礼”的古老而崇高的意义,这远高于把“礼”说成是“敬”、“顺”的通俗解释。“礼之中有敬之之意焉,有信之之意焉,甚则有杀之之意焉(如果为了信仰的话)。”阎尔梅写给史可法的信在结尾颇为狂傲不驯。阎尔梅写道,一个豪杰之士可能并不认为别人会赞同他,但是他至少十分希望得到尊敬。可以肯定,如此固执之人在太平盛世是不易为别人所容的。但值此国难当头之际,需要的却是非常之人。如果有人想起用这样的英雄,那么他要么是认真地采纳其建议,要么就是全部把他们杀死。用其所不得不用,斯杀其所不得不杀,杀之者敬之信之,非易之疑之也。易之疑之则亦不足杀矣。很难想象会有比这更咄咄逼人的要求了。不过,阎尔梅的个人正义感并非无可争辩。他这种空想的、甚至浪漫的临难不苟行为,构成了一种用以升华自我的目的伦理。在满族征服战争中许多年轻的“有志之士”都是如此。但是也存在着另一个同样强大的责任伦理,如果需要,甚至可以用孔子的话来证明其权变观。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史可法是一个“惧”多于“豪”的人。因为担负着保卫一个王朝的责任,他承担不了此时轻率决策的后果,也不取莽撞下令。不管阎尔梅解救徐州的呼吁如何激烈,史可法也腾不出手来完成此举。尔后史可法给了阎尔梅一个措辞巧妙的答复,对迅速进军徐州的计策含糊其词,感谢阎尔梅无可怀疑的忠诚,并且谨慎地暗示,他很知道阎尔梅的急躁脾气。此后不久,阎尔梅受命西进河南,加入高杰余部,组织了一道抵抗多铎军队的薄弱防线,以防满军南侵。阎尔梅确实向西出发了,但在3月6日他到达前线之前,他觉得他的使命毫无希望,于是返身而回。因而当满人最后进攻史可法扬州大本营时,他却在安徽中部的庐州平安无事。

                      满人渡河

                      然而,与此同时,史可法仍然肩负着指挥淮阳地区各方面防务的责任,以抵抗多铎和豪格对他防线的不断猛攻。有一些迹象表明,他可能想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避免北进,以使满人替他消灭大顺农民军残部,但史可法同样知道,一旦清军打败或收编了那里的义军流寇进而占据黄河的右岸,那么他们就会转向南方,进攻沿大运河一线的南明防线。因此,他与阎尔梅以及其他光复者的想法相同,即最好的防御战略是进攻。他上疏皇帝说:自三月以来,大仇在目,一矢未加。昔晋之末也,其君臣日图中兴而仅保江左。宋之季也,其君臣尽力楚蜀,而仅保临安。盖偏安者,恢复之退步;未能志在偏安,而遽能自立者也。左懋第的信使也得到指令,朝廷已经决定采取更为保守的防御政策。与此同时,满人已经越过了在河南境内的黄河,并且到达了黄河在江苏境内的北岸。对史可法来说,防御和进攻是一致的。在时机尚未失去的情况下,他希望南明方面发动一次反击,用来援助可能正在守卫徐州的李成栋的明军,也用来保持和激发光复北方的信心。于是史可法从扬州出发,将其部队转移到洪泽湖边的泗州。然而在他要进军徐州之前,他得到消息说,在他离开的时候,黄得功知道了高杰被害的消息,准备对扬州发动突然袭击,洗劫这座城市,并且收编那些已经退到大运河的高杰残部。这样,为了拯救扬州,史可法被迫取消了他的反攻计划,并迅速赶回他在南方的营部。如要解救徐州,阎尔梅发动“河北千万忠勇之士”的简单计划显然是不够的。尽管史可法自己没有能去徐州,但是侯方岩率领的援军已被派往这个城市,而且南明的一支应急部队实际已渡过黄河,并且直接与满人交上了火。清旗军主力由准塔指挥,他的父亲曾是努尔哈赤的卫士。准塔重创了明军。根据满人的战报说:二月初三日(1645年2月28日),闻南兵渡河,围徐州沛县李家楼,随遣固山额真准塔等,领兵星夜前往。贼马步兵二千有余,屯驻徐州十五里外,我兵冲击贼营,贼兵赴河死者无算。擒斩逆渠六人,安抚百姓,秋毫无犯,获人口牛马甚多。3月11日多铎部队的营部正式从西安迁到了河南北部;4月1日,多铎接到圣旨去指挥南征,以平定江南。在豪格从东面加强进攻的同时,多铎率领他的部队兵分三路直奔归德;在那儿一支部队沿淝水直奔临淮,另一支部队沿黄河直奔盱眙,第三支部队沿黄河北岸过徐州直奔淮安。最后这支队伍是由准塔指挥的,他在取得李家楼战斗胜利后乘胜进攻徐州。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些抵抗,但是在这些抵抗还没有变成强大的敌对力量的时候,徐州驻军指挥李成栋已经宣布归顺清朝,背叛南京了。同时,在多铎部队的侧翼进攻濠州的西部战场,徐州地区的另一个抵抗首领刘良佐也背叛南明,投降了满军。刘良佐和李成栋的变节,标志着满族征伐中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两个将领实际上把整个南明的西北防线拱手让给敌人,使得多铎与远在东方的豪格连成一体成为可能。因而,为了阻止东部防线的崩溃,史可法沿着从洪泽湖岸边的泗州到黄河南岸尚属稳定的防线,召集尽可能多的南明部队去支援刘泽清的守军,这当然是绝对必要的。这样,在后一个月里,史可法就开始筹划淮安的防务,一切都布置在淮安的南边,在大运河与洪泽湖交汇处的清江浦集结他的兵力。然而,在这个关键时刻,当他需要南京政权提供所有一切援助的时候,这个朝廷内部却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军事危机。

                      童妃案

                      在史可法指挥的西部战区,河南北部明军控制区内的巡抚陈潜夫报告说,他发现了一个自称是福王世子前妃的流亡者。这个妇人告诉他,她姓童,她与福王世子生过一个儿子,后来因为北方农民起义而离散了。陈潜夫迅速通知朝廷,说皇妃还活着,并且满怀喜悦地在1645年4月5日把她护送到南京。皇帝听到童妃到来的消息并无喜色。他没在宫廷上欢迎她,而是把她移交给锦衣卫,由他的一个太监加以审讯。这位太监审问得很详细,对他听到的回答表示相信,即的确如其所称,她是福王世子(现为弘光皇帝)的第三个妃子。因为识文断字,童妃为冯可宗写出了她入福王世子宫殿的详细证明,包括准确的日期,也叙述了在北京爆发起义后他们的流散过程。于是这位太监给皇帝准备了一份记录,呈上了有关她身份的证明,包括她提供的许多细节。然而,当他把这份奏本呈给弘光时,弘光只瞥了一眼,就脸色陡变,挥手把记录扔在了地上:“朕不识之,速加严讯!”随后,他正式下令,由一个叫屈尚忠的太监来进行所谓的“严讯”。屈尚忠可能是东厂特务组织的成员。这道允许采取最残酷刑法的命令,引起了朝廷的轩然大波。一些像马士英这样的高级官僚相信,童氏确实是前妃,除非是神经错乱,或者是傻子,没有人会假冒皇帝的妃子,因为皇帝本人就可以明白无误地确定她的身份。实际上,马士英不能理解为什么皇上拒不认账。根据一份记载,马士英曾对阮大铖说:“童氏系旧妃,上不肯认,如何?”阮大铖回答说:“吾辈只观上意,上既不认,应置之死。”站在一旁的张捷说:“太重。”阮大铖说:“真则真,假则假,恻隐之心,岂今日作用乎!”但马士英坚持说:“真假未辨,从容再处。”童氏声称曾为福王世子生过一个儿子一事,对马士英影响尤深。在他看来,一切刑法的动用都应暂缓,直到在河南找到这个孩子并把他带到南京为止,以安抚那些愿意相信她的身世故事的百姓。但是为时已晚。在弘光1645年5月1日下令把她交付给他的太监拷问之后,她备受酷刑。一个当时人记录道:其血肉之模糊,不忍卒观。在她精神失常之后,她被带回扔进地牢,三天以后就死在那里了。童妃案件立即产生了两个后果。首先是使那些忠君之士保住势单力薄的河南营寨的一切希望都化成泡影,因为在这里,浙江的投机分子陈潜夫参与了童妃的“阴谋”。几个月以来,陈潜夫一直努力把许多河南豪杰的营寨联结成为勤王力量的防线。不过,他和他的主要同盟者刘洪起(他在开封和汝宁地区指挥着大批部队)一直与极力想把河南置于自己控制之下的马士英不和。马士英起初想任命阮大铖为河南巡抚,此举失败后,他设法使其妹夫越其杰担任了这个职务。越其杰很快就使得河南最有势力、控制南阳地区的豪强萧应训失去了对南明的忠诚。在镇压大顺农民起义军余部的战斗中,萧应训收复了这个省西南部的一些城镇。但是,当他的儿子萧三杰亲自向越其杰报捷时,这位巡抚指责他们父子二人是土匪。萧应训及其部下向越其杰关闭寨门以示抵制。当越其杰通过这个地区时,遇到的是关团的栅门和敌视的哨兵。另一方面,当陈潜夫经过河南时,却受到了每个寨主和豪杰的欢迎。出于嫉妒,越其杰向马士英诋毁陈潜夫,马士英则一直想方设法煽动人们反对这个人。此时童妃案发,作为发现童妃的南明官吏,陈潜夫受到了可怕的牵连。对马士英来说,已可以轻而易举地搞掉陈潜夫了。陈潜夫以同谋叛逆罪被投进了监狱,但这就把河南的统治权留给了马士英的妹夫、无能的越其杰。这样,那些豪杰对南明的忠诚都相继丧失了,河南暴露在长驱直入的清军兵锋之前了。童妃案的第二个重要后果,是人们失去了对弘光皇帝本人的信任。根据透露出来的童妃被捕和受虐待的详情,特别是她自己的身世,大多数人都认为童氏确实是福王世子的妃子。但是为什么福世子、现在的皇帝拒绝她返回宫廷呢?是不是他有什么理由不想让她看见呢?他对她有些不放心吧?南京的官吏和百姓们提出了这些疑问,因为这使人们想起,福王世子在马士英的军营里介绍他自己时,是用了一个王侯的玺印来证明自己的身份的。那么会不会是有人在北方混乱的起义军占领时期得到了真正的印玺,冒名顶替真正的福王世子,然后向马士英谎称他是一个王室的继承人呢?如果这些确实发生过的话,那么这样一个冒名者当然是无法骗过他的前妻的。那是不是说现在的福王世子是个冒充者,而童氏倒是合法原配呢?这样,童妃事件引起了人们对弘光皇帝本人合法性表示怀疑的风波。尽管这些传闻可能

                      三级片男男gv在线战!慈禧母子夹在洋人与民众之间,左右为难。因此,如何处理这个事件,成了考验慈禧母子执政能力的一项重大课题。此时慈禧想到了曾国藩。毕竟天津属于直隶总督的管辖范围。她对曾国藩说:曾爱卿,这满朝文武,就属你办事我最放心,我就把这件事交给你处理,不过我送你一句话:“持平办理,顺民情而维大局。”既要不失去民心,又要不得罪洋人,难哪!可曾国藩有选择吗?没有!曾国藩带着慈禧的最高指示来到了天津。他打开卷宗,开始审查整理案件。在这个并不熟悉的地方,他动用了所有能用的资源,在孤灯下艰难地工作,经过半个月的努力,他最终完成了这件看似无法完成的任务。1870年7月21日,曾国藩顶着群情汹涌的压力,据实上奏慈禧《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奏折回答了三个问题:一是教堂墓地埋葬的那些儿童的由来。这一年是灾荒之年,瘟疫流行,许多家庭无力养活孩子,家长就将孩子丢在道旁或直接扔进河里,许多孤儿便只能自生自灭。后来,育婴堂的修女、教士发现了孩子们,但他们大都已奄奄一息。这些孤儿被收留进教堂后,一部分孩子患病不治,死了之后教堂就送出去埋了。有些埋藏的位置较浅,就被野狗给刨了出来,“胸腹皆烂,肠肚外露”、“挖眼剖心”之说由此而来。二是武兰珍口供的蹊跷。有人的地方就有黑社会,天津当地有个民间黑社会组织叫“水火会”,首领叫徐汉龙,徐老大手下有七八百个古惑仔,这些人平时的娱乐活动主要是“替天行道”,代替政府私设公堂,审理案件,随意处决他们所怀疑的人,“惩恶扬善”。这个武兰珍正是水火会“修理”过后交给县衙的。曾国藩后来发现武兰珍身上“跪伤”、“棒伤”和“踢伤”成片,那份蹊跷的供词其实是屈打成招的结果。三是“教案”的深层次原因。其一是教堂自身的问题。在老百姓眼中,教堂神秘兮兮的(终年紧闭,过于秘密,莫能窥测底里),人们对于透明度不高的神秘之地总会有一些妄自猜测。而且教堂也表现得很酷,根本不出面解释。所以教堂与老百姓就被人为地隔作了两个世界。当老百姓根本不能理解教堂推出的慈善项目(收留被遗弃的病重孩童为其洗礼)的时候,自然会怀疑教堂残害儿童。其二是心理落差。经历了鸦片战争的中国人从八荒六合、唯我天朝独尊的优越地位骤然跌落到唯洋人之命是从的屈辱之境,仇洋之心日益汹涌。其三是教会藏污纳垢。百姓中有信洋教的,也有痛恨洋人不信洋教的。不信洋教的百姓由于痛恨洋人,自然很鄙视信洋教的百姓。问题是信洋教的教民中有少数地痞流氓,仗着洋人的势力欺男霸女,尤其热衷于诱拐小孩、诱奸妇女。一旦这些败类被告到官府,官府却总是因为这些人的洋人背景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搞得干群关系非常紧张。在这种背景下,老百姓与洋人的矛盾就如同干柴烈火,一点就着。不管如何,“天津教案”的起因是不折不扣的谣言。好在这一年的8月,曾国藩的主要对手法国人被突然爆发的普法战争(法德战争)弄得焦头烂额,根本没有精力去顾及死在遥远东方的国民。曾国藩跟洋人一番讨价还价之后的处理方案是这样的:以命换命,杀掉为首的煽动者;向各国赔银五十万两;派遣专员去法国“谢罪”。唯一坚决不让步的是不让相关官员抵命,譬如知县刘杰以革职充军了事。不谈曾国藩的处理结果是否公允,但这种处理方案,注定了曾国藩的结局——“卖国贼”的骂声汹涌而来,弹劾他的奏折如雪片一般,均欲杀之而后快。短短几个月,就毁掉了曾国藩数十年积聚的声名。因为批评总是容易的,做事总是不容易的。可叹。远去的真爷们儿曾国藩鉴于舆论汹涌,慈禧找来了曾国藩:曾爱卿,群情汹涌啊!现在船上载有我、皇帝和爱卿三个人,船上人太多了,得有一个人跳下去……曾国藩说:太后和陛下当然不能跳,微臣跳。慈禧略微有点小感动:爱卿深明大义,哀家甚感欣慰,这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你是不能做了,刚好现任两江总督马新贻被人给刺杀了,就委屈你去做两江总督,顺便把这个案子给查清楚吧!曾国藩平静地接受了安排,回到了战斗过多年的地方。不过慈禧并非全然绝情,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留给了他的得意弟子——圆滑而机智的李鸿章。李鸿章这一干就是二十五年,从此权倾一时,谤满天下。李鸿章再度出场之前,请看他的名片:姓名: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别名:在家里排行第二,又称李二籍贯:1823年生于中国安徽合肥星座及血型:A型水瓶,理想又保守的矛盾体。内心世界极为错综复杂,外人很难理解主要成就:灭太平天国;搞洋务;建北洋水师;签订不平等条约名人社会关系:老板慈禧,老师曾国藩,徒弟袁世凯、盛宣怀,曾外孙女张爱玲最喜欢做的事:做第一长亭古道,秋风萧瑟,长衫猎猎作响。曾国藩看着送行的李鸿章——这个三十年前跟随自己做学问的一介落魄青年,这个十二年前还是自己幕僚的人,这个一起渡过时艰、历经考验的人——不得不感叹,如今年华逝去,大浪淘沙,留下的这个人绝不仅仅是他的学生,也是他的朋友。于是他注视着他的这个朋友,深情地说道:你天资聪敏,但官场险恶,仕途坎坷,望你好自珍重,若到艰难之时,牢记此“隐忍徐图”四字真言,用心领悟,必可转危为安。李鸿章眼眶噙满了泪水,点头称是。他果然牢牢记住了老师的这番叮嘱,并在之后的岁月里把“隐忍徐图”四字原则炼化为“内需变法,外需和戎”的八字方针。这八个字大概就是说要和列强搞好关系,尽最大努力求得和平的发展环境,不要因小失大,而要赢得时间来改革、发展自己。应该说,这是一个有远见也很正确的外交方略,与如今的共和国一心求发展的策略如出一辙。不过,再好的策略,没有正确的执行,那都是镜花水月。接下来的三十年中,李二“和戎”的方式不大理想。他的选择是:以夷制夷、妥协退让。也就是说,要么寄希望于列强调停,狗咬狗,譬如让俄国人与日本人互咬,结果是前门驱虎后门进狼;要么被迫签一些不平等条约,希图换取发展的空间和时间,结果是背上卖国贼的骂名。当然,这是未来的事情,暂且言归正传。无论时局多么艰难,形势多么险恶,曾国藩都挺了过来,可这一次不行了,因为无论怎样的一腔赤诚、无论怎样的披肝沥胆,他内心也承受不了被世人当做卖国贼的苦楚!很多人过得不快乐,是因为太过敏感。像有些人常常因为别人一句话、一个评论就生一个月气,严重的就成了马加爵:因为别人不请自己吃饭就郁闷得要杀人。曾国藩也不快乐,因为自己的秉公处理、自己的一片丹心换来的是声声骂名。这样的结局让这位铁骨铮铮的真爷们儿也难以承受,他的身体状况急剧衰落。一年多后,1872年3月,曾国藩在郁闷中病逝,结束了风雷激荡的一生。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百年后的今天,无数浮华散去,曾国藩已被历史平反。他勇敢无畏、才能过人,品德上也几乎无可挑剔,正所谓德才兼备者。更关键的是,他的经历和著作影响了一大批人尤其是湖南人,从而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的进程。作为一名品行、才能、影响皆过人的不世出之奇才,曾国藩理应被世代传诵。容闳曾国藩去,李鸿章来,但“天津教案”的影响并没有就此结束。1870年年底的一天,一个温文尔雅的年轻人来到了李鸿章的家,他叫容闳,美国耶鲁大学毕业,是中国史上留学美国的第一人。容闳对李鸿章说:是您的老师曾国藩推荐我来找您的。随后,容闳对李鸿章说出了他的来意:我觉得几句谣言都能导致“教案”这样的大灾难,是国人的愚昧无知导致的大不幸,而要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唯有教育救国!以我在美国留学七年的经验,我认为有必要选派幼童赴美留学,借西方科学影响民智,使这个陈腐的古老帝国变成由朝气蓬勃的文明少年主宰的新中国。说白了,容闳认为教育要从娃娃抓起,而且目前最适合的方式还是精英教育!容闳说完之后,就静静地等待李鸿章的回应。他对李鸿章有信心,他坚信现在的这些朝廷重臣之中,李鸿章是最开明的一个,这正是他来到这里的原因!李鸿章的思绪飘得很远:我今年已经48岁,老天给我的时间不多了。一介书生尚有如此宏大的志愿,我又畏惧什么?我本一无所有,经过多少的艰难险阻才走到今天,难道就不能放手一搏吗?李鸿章认可了年轻人的想法。于是,两人联手争取,在费了几个月的口舌之后,慈禧母子终于批准了这个“选派幼童赴美留学”的计划。1872年夏天,上海。容闳率领第一批幼童踏上了赴美留学的艰辛之路,拉开了改革的大幕。历史无独有偶,一百零六年后的中国再次改革时,也同样选择了把第一批留学生遣往美国取经。从1872年开始,三年间一共有一百二十名幼童告别父老,走向了吉凶难测的未知道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后来都成了引领中国改革之人,譬如詹天佑、唐绍仪、蔡廷干……留学时代开始了,李鸿章的行动也开始了。时不我待,作为北洋大臣,他要加快“自强求富”的洋务改革步伐!可是选一个什么样的突破口呢?未来的首富盛宣怀李鸿章的幕僚之中,有一个28岁的年轻人站了出来,给他出了一个主意:开办上海轮船招商局。这个年轻人叫做盛宣怀。盛宣怀,江苏常州人,字杏生……号补楼……为什么用省略号,因为他的字和号实在是太多了,多得估计他自己也搞不清楚。其实又不是通缉犯,干吗老改名,很令人费解!不过盛宣怀还算好的。据知,在晚清民国时代,“没事整天改名排行榜”的冠军应该是李叔同,也就是那个写“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的弘一大师,他一辈子用过的名、字、号有二百多个,真真奇人也,也不知道大师怎么想的。盛宣怀这个人,自称是明朝大将盛庸之后,据查证确实属实。不像后来有一个叫冈村宁次的日本人,自称是明朝开国大将徐达的后代,非常不靠谱!要说常州,真是一个盛产考试猛人的地方,仅明清两代就出了近二百个进士。不过这块福地并没有庇佑盛宣怀,他在22岁时才考中秀才,要放在现在,充其量也就是一个重点高中毕业的学历,而普通人22岁都已经大学毕业了。盛宣怀的表现充分诠释了他不是一块考试的料。不出所料,接下来的岁月里,他多次尝试考个举人,都以失败告终。万幸,盛宣怀是个明白人,知道“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考试中举之路不适合自己,于是他选择了另一条路。1870年,26岁的盛宣怀走了一些关系,去做李鸿章的幕僚。在别人看来,盛宣怀不过是一个文凭较低、长得比较精神的小伙子而已,但李鸿章的眼力很毒辣,一眼看穿了这个年轻人的特点所在:喜怒不形于色,很有城府,值得大用。接下来的两年中,盛宣怀表现出了自己与普通年轻人不一样的一面:沉稳内敛,多谋善断,八面玲珑,热心仕途经济。盛宣怀从军营秘书干起,不到两年,28岁不到的他由李鸿章推荐升为知府。这可是从四品的厅级干部,相当于市委书记。一名高中生,两年爬上市委书记的位置,这能说明什么问题?这说明人家特别有本事,后台也特别硬。洋务时代前面说到,就在李鸿章为从哪里入手掀起洋务运动高潮而头疼不已时,有经济头脑的盛宣怀给他出了一个主意:在上海开办轮船招商局。盛宣怀分析说:在上海,航运是最赚钱的行业,而且现在航运百分之八十的市场都在洋人手中,如果经营得当的话,既能赚钱又能从洋人手中夺回相当的利益,何乐而不为?李鸿章承认他说得有道理,但反问了他一个问题:需要的启动资金可不少,从何而来?盛宣怀拿出了早就准备好的方案——《轮船章程纲领》,并解释道:虽然朝廷两袖清风,给不了咱们多少银子,但还有一样东西可以用,那就是权力,权力就是第一生产力。我们这个招商局只需要朝廷给予政策支持,运营的资金则靠民间商人集资,年末结算,返给朝廷分红作为报答,朝廷肯定会答应。我给这种打着国有旗号实质民间经营的形式取了一个名字,叫“官督商办”。盛宣怀的一席话让李鸿章大为吃惊。他虽然知道小盛是个人才,但此时也不得不重新认识一下眼前之人: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才,是大才,日后必有大成!就这样,第一个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第一个纯华人的股份制企业——上海轮船招商局正式登场。但是招商局的第一任领导并不是盛宣怀,他还太年轻了,才28岁,不足以服众。李鸿章选定了民间著名商人唐廷枢为督办、徐润为会办,大概相当于今天的经理、副经理。幕后老板自然是李鸿章。虽说盛宣怀在招商局的职位也就是帮办,相当于经理助理,但在李鸿章的支持下,他的地位可不低,从决策到执行他都有相当的话语权。之后,李鸿章在慈禧面前不断进言,朝廷也给招商局开起了小灶,一份接一份来自朝廷的红头文件帮助招商局减税、招徕业务、打压对手。负责执行的盛宣怀也不负众望:招商局作为中国洋务企业的一面旗帜,只花了三年时间就奇迹般从洋商那里分回了一千三百余万两白银的市场份额。接下来几年,招商局又大肆收购外国企业,甚至包括美国的旗昌公司,不久之后,市场份额已经占了六成多,基本上垄断了航运市场。李鸿章与盛宣怀的成功证明了一个规律——在权力面前,资本一旦低下那高傲的头颅,资本与权力就能永享鱼水之欢。几年后,招商局副经理徐润先生被查出有经济问题:挪用公款十六万两去炒房地产,结果全赔了,没有银子堵漏洞,东窗事发。于是乎,徐润被“双规”,请去坐局子,唐廷枢也身负连带责任,被轰出去坐了冷板凳。在“反腐”的名义下,盛宣怀终于当上了招商局的督办,从此在这里扎下了根。盛督办除了继续实施垄断经营外,与唐、徐二人主持招商局时明显不同的是,上海轮船招商局的发展道路转向了对外多层次、宽领域的投资,投资的对象包括煤矿、纺织、铁厂、银行、铁路等领域,几乎囊括了晚清时期所有的洋务行业……当然,盛督办也从中获取了巨大的好处。这个在招商局以技术股投入的大清干部,直到去世都是招商局的最大股东,并因此跻身中国的顶级富豪行列,个人财产高达数千万两白银。就在盛督办大刀阔斧地将轮船招商局从私有改造成为国有的同时,日本政府则将其最大的国有轮船企业——长崎造船所以惊人的低价转让给了民间商人岩崎弥太郎。长崎造船所后来的名字叫做“三菱”,也就是如今的商业帝国“三菱”。改变孙中山等人一生的《盛世危言》从轮船招商局起,历史就这么把李鸿章、盛宣怀安排在了一起,让他们成了绝妙的洋务搭档!两人的成绩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未来的几十年间,师徒两人创造了无数个第一:第一个官督商办企业——轮船招商局。第一所近代军校——天津水师学堂。第一所陆军军官学校——天津武备学堂,又称北洋武备学堂。第一支近代海军舰队——北洋水师。第一所工科大学——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第一家电报局——天津电报局。第一家商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家西医院。第一家中国红十字会。……基本上这就是近代中国的军工业体系。看起来,貌似这些事情做起来也没有什么难度嘛!你这么想就错了!看起来容易的事情,做起来未必简单。你不知道李鸿章在干这些工作时,面临多少的困难,有多大的阻力,这些困难和阻力是今天的我们难以想象的!比如,拉电报线、修铁路,实现信息化,多好的事情!但是清朝大批中央或地方干部都把电线跟忠不忠、孝不孝联系在一起:电线埋在地下,电流通过会惊动祖坟,让祖先的亡灵不得安宁。不让修铁路也差不多:机车轰鸣的声音会打搅死去的祖先休息,对祖先不好是为不孝,不孝就不可能忠。

                      ”。这些钦定议员有军功贵族,有纳税大户,有博学鸿儒,这一部分也没有问题。据说问题主要出在那为数并不太多的各部院大臣或皇室、或亲贵这部分名额,他们担心将这一部分指标也放到各省竞选,这不仅有碍于他们的尊严,最主要的是他们有个基本判断,他们很可能无人当选,选民们仅仅出于对贵族政治的天然敌视,就不会赞成这批贵族继续当政,就会用选票将他们拉下来。所以满洲贵族就此进行殊死抗争,不再妥协,终于使原本极有希望的君主立宪功亏一篑。这当然非常可惜,许多人认为这是后来民国政治长期困扰动荡的一个根源。研究者的困惑当然不在这里。研究者的困惑在于,你和你的同僚那么聪明,既然能够软硬兼施让南方独立各省大致同意重回君宪,为什么没有为满洲贵族设置一个退出机制呢?在家天下的政治背景下,大清王朝毕竟只是人家爱新觉罗家族的天下,这些满洲贵族的祖先们毕竟是跟随爱新觉罗打天下坐江山几百年了,几百年已经习惯于政治的经济的特殊权利,你们想用君宪去换取他们的权利,为什么没有替他们设计一个替换程序,为什么没有想过一个政治上、经济上的赎买政策呢?满洲贵族没有接受正式国会召集方式,这就逼着中国政治转向,特别是在南北胶着的大半年时间里,满洲贵族不知退让不知权力分享,这应该是段祺瑞等新军将领愤怒的根源,也是放弃君宪转向共和的关键。现在研究者大致能够认同这种转变的合理性,大家不太明白的只是,段祺瑞等人带有威胁性质的共和呼吁,特别是段祺瑞等新军将领带有“黄袍加身”性质地拥戴你为新政府大首领,这在多大程度上带有你的暗示?假如没有你的暗示,段祺瑞们敢这样猖狂地向朝廷叫板吗?从现在已有文献推测,当然无法得出段祺瑞们是由你指使的结论,但是我们不会忘记,你十几年前就对谭嗣同说过,你带兵的基本原则是训练这些官兵对朝廷的忠诚,政治上的训练大于或者说不小于军事上的训练。既然如此,为什么会在你一手调教的新军中出现这样的事情,这是否意味着你在三年赋闲后,已在事实上失去了对新军系统的绝对控制呢?还是你个人也认为继续指望满洲贵族退让已经不再可能,你们那一代中国人追求和奋斗了十几年的君主立宪只有这样毁于一旦呢?当然,我也注意到段祺瑞们在将中国政治带到另外一条轨道去的同时,也为清廷、为小皇上、为皇太后作了充分考虑,因此方才使孙中山等革命党人鼓吹十几年的“驱除鞑虏”在这次政治转折中了无声息趋于消逝,“鞑虏们”没有像几百年前的“蒙古鞑子”被赶往东三省,这不仅历史主义地解决了一个王朝如何退出的重大难题,而且在不经意间达成“满汉蒙回藏”五族共和的政治共识。这一点确实为后来的现代民族国家贡献巨大,为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想象空间。假如不是你和新军将领们如此智慧地解决问题,假如真的将鞑虏们驱逐出去,那么后来固然不会有满洲国,只是东三省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会得出什么样的结果,恐怕真的很难说了。大政治家一念之间确实深刻影响历史进程,南北和谈中究竟怎样从驱除鞑虏转向五族共和,现在的研究者确实不太容易弄清了。这也是对辛亥革命研究和对你的研究中一个比较困惑也是比较吸引人的地方。南北和谈在各方妥协下终于比较完满地解决了纷争,除了大清帝国退守紫禁城略有损失外,辛亥参与各方其实大致上说各得其所,只是我们今天稍有不明白的是,你和你的新政府同僚既然如此恭维孙中山,那么为什么不在民国之后的政治架构中容纳孙中山和他的那些同志呢?从后世的眼光看,宋教仁被杀当然是一个悲剧,这件事情不管是谁干的,其实都将刚刚建构的民主共和架构打开了一个缺口。而孙中山之所以借着这件事起兵大闹,除了宋教仁血案这个直接理由外,难道没有因为你们太过于无视孙中山等人对民国的贡献?你们为什么不能将孙中山纳入体制,为什么不能劝说孙中山像宋教仁一样参与到民主政治建设进程,成为有意义的建设者呢?而且,还有一点很值得讨论,那就是当中华民国创建后,你和你的同僚们为什么在民国法统中没有为南京临时政府保留一点儿法统地位呢?孙中山十几年来自以为独创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和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论为什么根本不入你的法眼,从来不被提及呢?许多研究者在讨论1912—1916年的中国历史时,真的感慨万千,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为什么这样多灾多难,刚刚成立就走向解体,你对共和的誓言言犹在耳,为什么急不可耐地选择帝制走向独裁呢?后来的历史证明,你可以实行事实上的独裁,但你不能戴上那顶哪怕只是名义的皇冠。聪明一世的袁大总统已经做到终身总统了,而且一再重申无意于帝制,为什么到了后来还是把持不住自己呢?历史无法遗憾无法后悔。我在阅读洪宪帝制史料时,深切感觉到自从你住进紫禁城之后,直觉开始变得很迟钝,你不太知道外部世界的真相,你开始用想象代替真实,再加上权力独大和宵小恭维,使你逐渐错误地以为自己就是神,就是救世主,你先前一再宣称要做中国的华盛顿,要为中国开新局,你要是真的做到这一点,不仅你个人在中国历史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要改写,中国的历史面貌也肯定不一样。为什么一个人可以聪明一世,到了关键时刻就糊涂一时了呢?看来,制度,只有制度才能保证一个人不出错或者少出错。一个人无论有多大能耐,个人智慧、个人承诺都是靠不住的。这应该是洪宪帝制带给中国的最大教训,不知袁大总统以为然否?专此,敬颂在另一个世界安宁马勇一个专职研究你生平业绩的人2011年12月11日清晨于安阳旅次(原载于《文史参考》2012年第02期)宋教仁这样的“议会迷”今年(2013年)是宋教仁逝世一百周年纪念。适值早春,又近清明,抚今追昔,愈加真切感到宋教仁的伟大,更加佩服宋教仁那代人追求民主宪政的真诚、韧性。在过去,大多数研究者比较倾向于认为宋教仁是近代中国最坚定的宪政追求者,不惜为宪政献身。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甚至在“后阶级斗争”年代,研究者中依然有相当多的人觉得宋教仁对宪政的追求近乎迂腐,是与虎谋皮。宋教仁为宪政而死,在许多人看来,有点不值,革命党只能用实力说话,没有实力,没有枪杆子,清廷不会自动立宪;袁世凯更不会乖乖地接受宪法约束。这种基于阶级分析的观点,不能说不对,但显然还有重新研究的空间,至少还应从宋教仁本身进行分析,不要替他惋惜值还是不值。宋教仁在清末民初政治分类中,确实属于革命党人,但宋教仁又与绝对的革命党人孙中山等人略有不同。孙中山最早看出清廷政治体制不具备改革基础,不具有改革价值,因而孙中山自1894年萌发反清意识后,始终如一坚持到底。当然,孙中山即便中途有挫折,有犹豫,历史也没有给他反悔的机会,自从1895年策动第一次武装起义,孙中山就与清廷势不两立,清廷即便宣布预备立宪了,也不愿将孙中山等人赦免。这就将孙中山逼上了革命到底的道路。与孙中山的情形稍有不同。宋教仁生于1882年,是十九世纪晚期典型的“八零后”。他们成长的年代,经过大挫折、大波折,他们品尝过“同光新政”的辉煌与骄傲。紧接着就是甲午战败、马关之耻,就是维新时代,就是义和团战争,就是新政改革。这就是宋教仁那代“八零后”成长背景。1902年,新政第二年,二十岁的宋教仁前往武汉报考新式学堂。这表明他对传统士大夫成长道路已失去了兴趣,或者说传统成长道路科举制度已经意义不大,已不再对宋教仁这代青年构成多大吸引力。宋教仁在武汉如果不遇到黄兴、刘揆一、章士钊、陈天华等人,他或许应该在新学道路上前行。然而当他遇到这几个人之后,不期然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中国为什么会在1903年之后发生反清革命呢?清廷不是在1901年就宣布新政了吗,不是在政治体制、地方自治、新教育方面都有很多改革了吗?既然改革了,为什么还要革命呢?这确实是一个悖论。改革本来是为了反制革命,改革本来就是被革命逼出来的。清廷虽说宣布新政了,实行改革了,先前因种种原因而对政治极端冷漠的知识人复苏了,政治热情被再度激活。然而正因为这样,当人们的视野已打开,已经知道世界、知道东西洋立宪各国真实情形的时候,清廷已宣布的改革政策当然无法满足革命者的诉求。所以在1903年,不仅宋教仁、黄兴等人闹革命,在上海的章炳麟、邹容也在鼓吹革命,鼓吹造反,鼓吹推翻清廷。先前孙中山“一个人的革命”正在逐渐变成一个民族的觉醒。按照清廷的方案,所谓新政其实只是一场行政体制的改革,只是统治集团内部权力的调整,并不是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并不涉及统治权力的弱化或让渡。这是引起这批革命者不满的最大原因。而且,在新政改革发生前,大家经过1898年秋天“六君子”事件,经过1900年义和团战争,许多汉人知识分子对于满洲人极端失望,而新政给予稍微宽松的政治空间,遂使这些人有可能将这种失望释放出来,转化为一场运动。再从国际背景看,1900年义和团战争留下非常严重的后遗症,沙俄乘机占领东三省迟迟不愿归还,也是许多青年知识人对清廷不满的理由。稍后,日本宣布为中国索要东三省主权而与俄国开战。更重要的是,东邻日本竟然以一个小岛国打败了大俄国。不仅如此,对中国人来说,日本赢得日俄战争是一个重要指标,使中国人突然想起十年前日本也是以一个小岛国打败大中国。日本人少国小,为什么能在十年内连败中俄两个大国,日本究竟凭什么这样牛气,中国为什么不行?日俄战争,尤其是日本人的胜利,深深震撼了同文同种的中国人。正是在这样一种政治背景下,散布全球的中国反体制革命者相聚东京,他们先前或许期待过清廷“自改革”,或许是从“革政”走上革命。但在日本成功模式启发下,他们觉得中国要强盛,要雄起,就必须革命,继续指望那个不断令人失望的清廷已经没用。中国人必须自己救自己,必须推翻满洲人在中国的政治统治。这就是宋教仁这批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的重要背景。这批青年革命家组织成立同盟会,号召散布国内外的革命者联合起来,摈弃偏见,一致对着清廷,对着满洲人。同盟会成立是一个重要标志,是那些热血青年对清廷不改革、假改革的回应。清廷不改革、假改革激起了革命高潮,革命高潮反过来必然反制清廷,促使清廷走上真改革。否则就只能等着被革命,被改革。而且,革命高潮的形成得益于日俄战争,同样的道理,日俄战争也对清廷形成巨大刺激。清廷统治者先前的底牌是大俄国应该能够战胜小日本,果如此,清廷就可以缓解变革压力。现在一切都反了,俄国失败了,俄国也开始革命了,沙皇也只得宣布改革了。俄国的情形同样深刻影响着中国。清廷终于感到了变革的压力,于是在1905年派遣亲贵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一年后,宣布预备立宪,发誓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里重建国家体制。预备立宪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追随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闹革命的人中,有许多原本就不是坚定的革命者,他们之所以跟着起哄闹革命,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清廷不思进取不愿变革,现在朝廷变革了,同意以日本为蓝本君主立宪,他们还有什么理由继续革命呢?于是,同盟会领导层相当一批人,如刘师培夫妇、章炳麟等,都在考虑以怎样一种方式放弃革命,回归体制,参与变革,或者即便不参与变革,不回归体制,也不继续闹革命了,总应该给朝廷一个机会。于是,中国革命仅仅辉煌了一年多一点时间,就从高潮走到低潮。在这个过程中,宋教仁的思想也有很大变化。宋教仁在日本研究的是法政,思考的都是宪政问题,他之所以在先前那样激进地参与革命,主要是因为他遇到了黄兴一批革命党人,和他们做了好朋友,还因为清廷不改革。现在既然清廷开始宪政改革了,既然有了回归体制的机会,既然革命因预备立宪陷入低潮,宋教仁理所当然要考虑自己的前程,考虑自己能为国家做点什么。这是人之常情。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革命者,没有只知造反不知妥协的革命党。宋教仁这个转变很正常,一点儿都不让人奇怪。1908年,宋教仁机缘巧合与袁世凯等体制内大员建立了联系,袁世凯对宋教仁的才华非常欣赏,希望宋教仁回归体制,参与立宪。然因种种原因,宋教仁并没有如袁世凯所愿,回归体制。武昌起义发生后,宋教仁受湖北军政府邀请,第一时间来到武昌受命主持起草《鄂州约法》。《鄂州约法》所体现的只是近代政治必须具备的“三权分立”原则,约法规定新政府以都督为行政中心,都督与议会、司法三权共同构成最高权力中心,行政权由都督及其任命的政务员行使,立法权属于议会,司法权归属于法司。这套立宪架构的法律体制,与清廷正在进行的君主立宪一脉相承。如果要说区别的话,《鄂州约法》只是剔除了君主,权力来源属于人民,不再是君主立宪,而是人民立宪。很显然,这套思想并不是同盟会,甚至不是华兴会的政治主张,反而与袁世凯十多年来提倡、推动的君主立宪改革具有许多契合处,由此也就可预示宋教仁与袁世凯在未来具有合作的可能性。南京临时政府是“临时的”,很快就被在北京成立的中华民国袁世凯政府所取代,在政治的基本面,中华民国实际上延续了过去十年的宪政改革,只是君主不再。宋教仁热心政治,是因为他的宪政立场。他认为中华民国民主政治其实就是宪法政治,就是宪政。宪政原则在竞争,政治上的合法竞争、和平竞争是民国政治的必由之路,暴力革命必须永远完全放弃,否则不足以沿宪政。根据这样的政治理念,宋教仁进入民国更加活跃,他的理想不是阁僚,而是阁揆,所以他按照政党政治的原则努力打造议会第一大党,争取通过和平的议会竞争实现政党轮替,夺取组阁权。宋教仁的想法正大光明,他对民主宪政的忠诚与期待令人佩服。在很长一段时间,宋教仁就像我们今天能够在西方民主国家、在台湾大选中看到的那样,风尘仆仆东奔西走,纵横捭阖上下其手,既以合法手段争取议会多数,其实也像一切“民主初步”时的政治家一样,宋教仁也曾操控选举,比如在湖南选区;也曾与反对者发生肢体冲突,而且不止一次。这些其实都是民主初潮时的正常现象,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一步到位,成为成熟民主。宋教仁不论有多少不足或问题,都必须承认他仍然是中国民主初潮时代的弄潮人,是中国民主政治先驱者之一。遗憾的是,历史并没有让宋教仁的理想变成现实。当他对议会多数信心满满时,一颗罪恶的子弹击中了他。宋教仁倒下了,刚刚开启的民主政治遇到巨大挫折。“宋案”的后续故事令人唏嘘,可作多种解读。但我们看到宋教仁弥留之际依然认为中国不应放弃宪政之路,中国必须告别革命,远离暴力,相信只有宪政,才是中国应该追求的千秋大梦;只有议会,才是政治家应该去的地方。革命者惋惜宋教仁之死,有足够理由。百年后重新思索宋教仁思想,我们必须承认,中国不仅需要宪政,而且需要更多宋教仁这样的“议会迷”。中国的政治家只有被圈进议会的笼子里,他们才能凭借三寸不烂之舌辩论说理,才能不得动辄动用武力,惊扰百姓。一个宪政的中国,是宋教仁的期待。纪念宋教仁的最佳方式,就是促进宪政中国从梦想到现实,应该激励更多政治家放弃斗争理念,乐于成为宋教仁那样的“议会迷”。杨度为什么不忏悔杨度(1875—1931)原名承瓒,字皙子,后改名度,湖南湘潭姜畲石塘村人。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奇特的

                      的祖母,当然,只是名份上的,并非亲祖母。事实上,宋昭公在位的时候,宋襄公夫人是不是一位老太太,还值得商榷。因为据《礼记》记载,“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瓮。”说他给夫人办葬礼,用了一百缸醋。由此可见,宋襄公的原配夫人早已经先宋襄公而去,宋昭公得罪的这位奶奶,应该是宋襄公的继室。宋襄公夫人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当朝天子周襄王的亲姐姐。众所周知,这个身份在春秋时期虽然显赫,但并不代表任何实际的权力。然而,如果有人要利用这个身份来达成某种目的的时候,它又变得很有价值了。“六卿和公室”一年之后,也就是公元前619年冬天,华氏、乐氏、皇氏等“戴之族”(宋戴公的子孙)打着宋襄公夫人的旗号发动叛乱,杀死了宋昭公的拥护者孔叔、公孙钟离和去年才上任的大司马公子卬。作为宋国最高军事长官的公子卬死于内乱,显然死得不是地方,然而死得很壮烈,至死都紧紧握住象征大司马权力的符节,表示不敢放弃使命。而新任司城荡意诸(前任司城公子荡之孙)逃亡到鲁国。连年动荡的宋国,在楚国强大的军事压力下丧失了抵抗的意志。当然,如果晋国有所作为,形势或许会有所改观,但是晋国人选择了保持沉默。司寇华御事向宋昭公提议说:“楚国大军压境,目的是要我国屈服。那我们主动屈服就是了,他们又何必动刀动枪呢?”宋昭公还在犹豫,华御事又自我检讨说,“宋国羸弱,受到楚国的欺负,是因为我们这些人领导无方,为什么连累人民跟着受罪呢?”宋昭公掰着指头一算计,晋国显然是靠不住的了,单凭宋国之力与楚国抗衡,实在是太勉强。于是听从华御事的建议,亲自跑到厥貉去觐见楚穆王,毕恭毕敬地听命于帐下。为了把郑穆公、陈共公、蔡庄公都比下去,宋昭公还殷勤地邀请楚穆王到宋国的孟诸湖举行狩猎活动。孟诸湖是宋国的大湖,水草丰美,湖畔山林茂盛,是春秋时期有名的猎场。前面讲过,城濮之战的前夜,楚军统帅成得臣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河神对他说:“把你的马冠马缨都给我,我将赐给你孟诸之麋。”麋是湖边水草丰美之地,黄河之神要用孟诸之麋换成得臣的马饰,意思很明白:你给我马饰,我就让楚国人得到宋国。可惜成得臣舍不得自己的马饰,在城濮被晋军打得大败,孟诸湖也就成为楚国人心里头永远的痛了。事隔十五年,楚穆王不折一兵一卒,反而以宗主国元首的身份来到孟诸湖,难免让人感慨,真是风水轮流转啊。根据自古以来的传统,君主举行狩猎,既是娱乐,又是军事演习。楚穆王自然担任了中军主帅,宋昭公以东道主的身份担任左翼指挥,郑穆公担任右翼指挥,楚国期思县(地名)的县公复遂担任右司马,息县的县公公子朱和申县的县公文之无畏担任左司马。狩猎要用到烟熏之术,中军主帅楚穆王命令,各车都要带上取火之物,以备使用。狩猎之中,楚穆王自中军追逐一群狐狸驰入右阵,狐狸逃入洞穴,于是命紧随其后的宋昭公点火烧熏。没想到,宋昭公耸耸肩,意思是没带引火之物。楚穆王的脸当场就黑了。他还没发话,左司马文之无畏已经命令手下将宋昭公的驾驶员给揪下车来。“宋公违令不从,应以军法处罚。然而国君不可以受刑,请您下令惩罚其仆从。”文之无畏向楚穆王请示。楚穆王瞄了宋昭公一眼。这家伙大概没想到事情会闹得这么大,老老实实立在车上,浑身发抖,直冒冷汗。楚穆王不禁莞尔一笑,对文之无畏说:“你是左司马,此事听由你处置。”说罢扬长而去,将皮球踢给了文之无畏。行军打仗,司马就是司法官,对于违反军令的行为,自然有权处置。当时陈、蔡两国国君在场,想做个和事佬,劝文之无畏说:“一国之君不可辱,请您务必手下留情。”楚穆王如果只是想吓吓宋昭公,目的已经达到了。再加上有陈、蔡两国诸侯求情,按理说,文之无畏完全可以顺水推舟,放宋昭公一马。毕竟宋昭公是一国之君,文之无畏以楚国一县之长的身份,没有必要在宋昭公面前太过强硬。但是文之无畏显然是个认理不认礼的人。他瞪着眼睛,板着脸,毫不客气地说:“楚王既然命我为司马,我就要忠于职守,行使职权,并非我强硬。古人有诗云,‘硬的不吐出来,软的不吞进去’,又说,‘不要放纵狡诈之人,以检点放荡的行为’,都是教育人们不要怕认真啊。我就算是死,也不敢放弃职守。”于是下令对宋昭公的戎车驾驶员执行鞭笞之刑。文之无畏是楚文王的后裔,因此以“文”为氏,无畏则是他的名字。他在孟诸狩猎中的行为,倒是解释了他为什么叫做无畏——无知者无畏。当然,文之无畏也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不过那是二十多年之后的事了,在此不提。孟诸狩猎的鼓噪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晋国的不安。自公元前618年楚国人重入中原,短短两年之间,已经有郑、陈、蔡、宋等国先后弃晋入楚,南风猎猎,势不可挡,有甚于城濮大战之前。公元前616年夏天,晋国郤缺和鲁国大夫叔仲惠伯在承筐会晤,就当前的国际形势交换意见,并就如何分化争取宋、郑、陈、蔡等国达成一致意见。两年前的夏天,楚穆王派斗越椒访问鲁国,鲁国给予了斗越椒合乎外交礼仪的接待。作为晋国的盟国,鲁国与楚国的这种非亲密接触体现了鲁国人相对独立的国际关系准则,同时也是对晋国不尊重同盟国家的态度的一种心理反弹。然而,当楚国的动作越来越大,并且将宋国纳入势力范围的时候,鲁国立刻与晋国亲密起来。可以这样说,在西方的晋国与南方的楚国之间,鲁国不是摇摆不定,而是理性地保持了一种势力均衡的政策。这一年秋天,鲁国大夫公子遂受命访问宋国,向宋昭公提出建议,让三年前因内乱而流亡鲁国的司城荡意诸回国,同时别有用心地向宋国表示祝贺:“去年楚国大军压境,没有给贵国造成任何伤害,实在可喜可贺。”宋昭公听了,脸上红白交错,又不好生气,只能顾左右而言他。有些伤害是表面的,有些伤害深深地藏在心里。对于宋昭公而言,孟诸狩猎中所受的侮辱,已经成为他心底永远的痛。还好,这种痛并没有延续太长的时间,仅仅是五年之后,他再一次来到孟诸湖边,结束了动荡不安的一生。当然这也是后话。鲁文公派公子遂访问宋国,自然是郤缺与叔仲惠伯承筐之会的直接后果。从地理位置上看,如果鲁国将楚国当做潜在的威胁,则宋国是鲁国的屏障。一旦宋国完全沦为楚国的附庸,鲁国也就暴露在楚国的刀剑之下了。所以说,晋国想拉拢宋国,是出于其霸业考虑;而鲁国拉拢宋国,则更多是为了自身的安全着想。就在公子遂访问宋国期间,鲁国北部边疆也受到了威胁。鄋(sōu)瞒部落(狄人的一支,别称长狄)在其首领侨如的带领下,入侵齐国,顺势袭扰鲁国。鲁文公命叔孙得臣为大将,率军追击鄋瞒人。叔孙得臣以侯叔夏为战车驾驶员,绵房甥为护卫,富父终甥为别乘后卫(一车四人,有别于当时一车三人的战车编制),在咸地大败鄋瞒军,俘虏并杀死了侨如。为了纪念这场胜利,鲁国人将侨如的首级埋于首都的子驹之门(城门名),叔孙得臣更是得意洋洋地给自己的儿子命名为“侨如”,以表彰自己的功绩。关于鄋瞒部落和侨如这个人,还有些类似于神话的传说。据《国语》记载,很多年后吴国讨伐越国,在会稽得到一根异常巨大的骨头,仅骨节就载满一车,无人能识,于是派人把骨头带到鲁国,向孔子请教。孔子博古通今,立刻认出这是防风氏的骨头。防风氏何许人也?大禹治水的时候,命群神齐聚会稽山,防风氏迟到,被大禹处死,骨头被埋在会稽。而防风氏的后人,就是商朝的汪芒氏,到了周朝则被称为长狄,也就是说,鄋瞒部落其实就是上古神话中巨人防风氏的后裔。《国语》的记载已经怪诞不可信,《谷梁传》则进一步发挥想象说,侨如兄弟三人为害中国,毛深皮厚,刀枪不入。神箭手叔孙得臣射中了侨如的眼睛,才将他打倒,身体横躺在地上,占地九亩,头颅装在车上,高过了车轼——这哪里是写春秋,分明是《荷马史诗》嘛!从《左传》的记载来看,鄋瞒侵犯中原诸国,前后有很多年的历史。早在春秋早期,就有鄋瞒侵略宋国的记录。当时宋武公派司徒皇父带兵迎击,在长丘打败鄋瞒人,杀死了其首领缘斯,而皇父的两个儿子也战死沙场。侨如死后数年,鄋瞒侵略齐国,被齐国人打败,侨如的弟弟荣如被杀,齐国人将他的头颅埋在周首(齐国地名)的北门之下。侨如的另一个弟弟简如则被卫国人杀死,鄋瞒部落宣告灭亡。鲁国人打败侨如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15年秋天,秦康公派西乞术出访鲁国。如果说公元前618年秦国人的来访是投石问路的话,这次西乞术来访的目的就明确了,他向鲁文公通报了秦国即将展开的军事行动——讨伐晋国。晋国在山西,鲁国在山东,两国相距甚远。秦国人当然没指望说服鲁国人东西合围,夹攻晋国。秦国人的目的是,鲁国作为晋国的主要盟国,在秦晋之争中至少保持中立的态度,不要帮助晋国来对付秦国。不难看出,晋国的两大强敌——秦国和楚国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远交近攻的战略,而且“远交”的目标一致锁定鲁国。鲁文公对秦国人此来既喜又忧。喜的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忧的是,朋友来得不是时候。对于鲁国来说,现在首要的方略不是联合秦国来制约晋国,而是联合晋国来应对楚国的蚕食。秦国在这个时候出兵攻打晋国,等于在晋国背后插一刀,无疑将大大削弱晋国对抗楚国的力量,这是鲁文公不愿看到的。《左传》记录了当时西乞术访问鲁国时的情景:西乞术身穿朝服,手捧秦康公送给鲁文公的礼物——圭玉,来到鲁国朝堂的中庭,向鲁文公奉上礼物和国书。公子遂入内庭报告鲁文公后,再走出中庭,代表鲁文公答谢秦国的好意,并推辞不接受圭玉,说:“贵国国君没有忘记两国的传统友谊,派您光临鲁国,安抚鲁国的土地和人民,又赠送如此厚礼。敝国愧不敢当,情谊心领了,圭玉不敢接受。”西乞术对答道:“小小礼物,不成敬意,不值得贵国辞谢。”公子遂辞谢三次,西乞术说:“敝国国君仰慕上国已久,想与贵国分享先祖周公、鲁公的鸿福,所以准备了这些微薄的礼物,交由下臣带来,作为吉祥的象征和两国交好的信物。这些礼物承载了国君的使命,期望能够加深两国之间的友好往来,故此才敢致送。”按照当时的外交礼仪,使者奉玉,是代表尊重;主人辞玉,是表示重情轻财。但是,西乞术此来不是单纯的礼节性访问,而是希望鲁国成为秦国在东方的盟友;而鲁国对于秦国的拉拢,保持了理性的态度,既不想得罪秦国,又不想得罪晋国,所以双方拉拉扯扯,纠缠再三。最后公子遂给秦国人戴了一顶高帽子,说:“如果没有仁君贤臣,难道能够治理国家?贵国之礼,一点也不微薄。”并以厚礼还赠西乞术。同族相争造成宋国的动荡不安。实际上,鲁国也因公族内部事务差一点发生内乱。事情与一个叫做莒(jǔ)己的女人有关。大夫公孙敖从莒国娶了一个老婆,历史上称为戴己。戴己为公孙敖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谷,字文伯。戴己的妹妹声己陪嫁到鲁国,也为公孙敖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难,字惠叔。公元前620年,戴己不幸早逝,公孙敖又向莒国提出求婚,要求莒国再嫁一位公主给他做正室夫人。莒国人不同意,认为戴己虽然死了,按照传统习俗,她的妹妹声己应当继承姐姐的地位,成为公孙敖家的女主人。莒国人说得在理,公孙敖不便强求,但又觉得白跑一趟很没面子,转而要求将公主嫁给公子遂。前面说过,公子遂就是东门襄仲,是鲁庄公的儿子。而公孙敖是庆父的儿子。庆父是鲁庄公的异母弟弟。因此,公孙敖与公子遂是堂兄弟关系。同年冬天,莒国遭到徐国入侵,派人到鲁国请求救援。鲁文公派公孙敖到莒国会盟,顺便替公子遂迎娶莒国公主回国。在这种情况下,莒国对于鲁国的要求当然不能拒绝,于是安排公孙敖在鄢陵(莒国地名)迎接公主莒己。没想到,莒己是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公孙敖一见之下,犯了一个男人很容易犯的错误——将莒己据为己有。在这场政治婚姻交易中,公孙敖好比一个不讲信用的代理商,翻云覆雨,视诚信如无物。莒国人急于与鲁国结盟,对公孙敖的荒唐行为也感到无可奈何,只好让他把莒己娶了回去。可想而知,当等着当新郎官的公子遂知道自己的老婆被公孙敖夺走,心情是何等郁闷。所谓“杀父仇,夺妻恨,不共戴天”,公子遂立刻向鲁文公提出,要动用自己的私人武装攻打公孙敖。我们在生活中也许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两个人在街上吵架,一直吵到脸红脖子粗,仿佛要大打一场。有经验的看官都知道,这种情况一般打不起来,要打早打了,何必浪费那么多口水?公元前620年冬天,当公子遂提出要攻打公孙敖的时候,实际上并不是真的想发动内战,而是希望借此引起鲁文公的注意,出来主持公道,替他出一口恶气。没想到,鲁文公想都没想就答应了。政治是什么?政治在很多时候就是踢皮球。公子遂提出要攻打公孙敖,就是向鲁文公踢出了一个皮球。而鲁文公不愧为资深政客,轻描淡抹地一脚,又将皮球踢回给了公子遂:你不是要攻打庆父吗?那就打吧,我不干涉。鲁文公真的那么潇洒吗?非也。有识之士都知道,这时候必须要有一位和事佬登台,否则事情将变得无法收拾。这位和事佬就是大夫叔仲惠伯,当时正在公堂之上。据《左传》记载,叔仲惠伯对鲁文公说了如下一番话:“臣听闻,动刀兵于国内叫做‘乱’,于国外叫做‘寇’。寇祸及他人,乱则只能殃及自身,死伤都是自己人。现在臣子要作乱,您身为国君不但不制止,反而推波助澜,结果必将是亲痛仇快,外敌也会趁乱而入,到时该怎么收拾呢?”鲁文公听了这番话,又看看公子遂,意思是:怎么样,你还想攻打公孙敖吗?公子遂沉默了。叔仲惠伯好事做到底,在公子遂和公孙敖之间奔走调解,要求两兄弟消除怨恨,握手言和。在他的安排下,事情以一种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方式得到解决:将莒己遣返回国,大家都不要。然而,莒己虽然遣返,公孙敖对她的爱慕却没有结束。第二年秋天,在位三十四年之久的周襄王去世,鲁文公派公孙敖前往雒邑吊丧。年近六旬的公孙敖再一次老夫聊发少年狂,居然带着吊丧的财物中途逃到莒国,放弃名誉与地位,投奔心爱的莒己去了。公孙敖叛逃后,鲁文公让他的大儿子文伯继承了家业。公孙敖在莒国过了几年神仙日子,又与莒己生了两个儿子,估计是因为家庭支出日益增加,而贪污的公款也用得差不多了,于是厚着脸皮给鲁文公写信,提出回国的请求。文伯也替父亲求情。鲁文公听从公子遂的意见,折中处理这件事:准许公孙敖回国居住,但是剥夺了他的政治权利,不让他到朝中参与政事。但是,公孙敖在鲁国深居简出过了三年,忍不住对莒己的思念,又席卷了家中的金银财物,再次出逃到莒国去了。文伯历来体弱多病,而父亲公孙敖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又使得他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来,终于于公元前613年去世了。临死前,他向鲁文公请求由弟弟惠叔来继承家业,获得批准。公孙敖在莒国得到消息,又写信给惠叔,要求惠叔以重金贿赂朝中大臣,好让他再次回鲁国。惠叔照做了,鲁文公也同意了。但是这一次,一代情圣公孙敖没有踏上鲁国的土地,途经齐国的时候,死在了路上。他的家人赴鲁国告丧,请求以卿的礼节回鲁国安葬,被鲁文公断然拒绝。公孙敖的灵柩在齐国一停就是数月。第二年夏天,齐国有人给他家里人出主意,将灵柩抬到齐鲁交界的堂阜(齐国地名)停放。鲁国边境的军政长官将这事报告给了鲁文公。惠叔则仍然穿着孝服,带着悲伤的神情,向鲁文公请求取回公孙敖灵柩,回国安葬。鲁文公开始不答应,惠叔就立在朝堂上守候,直

                      了,我藏有一块金章宗时的土地交易合同铭文砖,全用汉字,而且表达方式、称谓、官职也都是汉文化。就是在金哪,金亡了之后也不是一下子没了。定:也和白狄一样,也跑了。旗:还是跑,往北跑。你算算从金和蒙古,到我们满族的再次兴起,实际上隔的时间并不长。中间就元朝一百多年,明朝刚建国的时候已经跟我们开始打交道了。定:这个观点我特别感兴趣。我现在最感兴趣的是你这个观点是从哪儿来的,主要从哪里来的,主要是从你父老那里来的,还是主要从书里看来的?旗:从我爷爷那儿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满族有很多提到回老家的问题。我爷爷就跟我讲过圈地的事,他说为什么在河北这地方圈地,他说我们入关之前老根儿就在这儿,要圈地就圈这一块,各王府、上三旗都要在这儿圈一块。但他没讲过白狄,从他的话我只能上推到女真。我从来没有在史料里见过这种说法,就是听我爷爷说的。否则我不会那么系统地思索这一问题,导致我读书的时候一直有这根弦。我很小的时候就有很强的历史感、时间感,一到傍晚就心里难受,怕美好的东西失去,就知道、体验过什么是死。我六七岁的时候,您知道那时候吧,在学校挖防空洞,一下挖出清朝的墓来,人穿的那个绸缎衣服,戴着朝珠的朝服,也没有烂,死人。我那时候就有恐惧感,然后就有提问:我是谁,我是哪儿的人?然后就是我这个民族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有这个。我爷爷再给我讲完之后我老是这么考虑,我们这个民族这么精细,这么厉害,这么有修养,它不可能就从一个荒蛮的部落一下子爆发出来,两次跨入中国历史,成为正朔的王朝。再说我研究过历史呀,我是专攻魏晋南北朝思想史的,魏晋南北朝的时候五胡乱华,进了中原以后一塌糊涂、宫闱秽乱,除了北魏孝文帝受母亲影响推动鲜卑族汉化以外,其他贵族几乎一点文化没有。但是满族为什么一进入汉文化就井井有条,就好像是把自己家的东西重新拿回来一样。Elliott:对。历来的解释都是有汉人在辅助。旗:匈奴也是,契丹也是这样,所以这就是中国,我在日本进行学术交流时也讲过,在台湾做短期客座时在大学讲课也讲过。就叫中原舞台论。中原这地方不过是个舞台而已,哪个民族兴盛了都在这儿演一出戏,败了以后就退到边陲,就有一个核心和边陲之间的关系。退到边陲之后呢,蛰伏一段时间,然后又回来了,这叫光复,中国古代为什么那么重光复啊。日本人也有这个观念啊,日本当年侵略中国的一个所谓的重要理论根据,包括日本军阀,日本军部当时的教科书我都看过,一个重要因素,在他们的历史学上讲,说他们过去就是在中国。日本是秦汉以后各代流亡的中原、沿海移民们迁过来形成的,所以他们回来寻根来了。说出一个什么理论?一个日本学者当面跟我讲,当年的军国主义汉学家们认为,蒙古人可以在中国统治,满人可以在中国统治,为什么大和民族就不可以在中国统治?这是多么荒谬的理论!Elliott:这个理论在当时日本的很多书里都可以看到。旗:后来我跟他说了,我说什么原因呀?就是因为世界进入到民族国家和现代国家了。Elliott:对。旗:这是最最重要的原因。如果没有这个原因,像是中国古代,没有现代国际法意义的国界以前,你来了以后你叫逐鹿中原,如果有了这个原因,你来了以后你叫侵略。就这么简单。因为过去人的传统边境以及传统国际法则和1900年以后现代国际法规完全不一样。但是如果我们推出去再远的话,日本文化确实与中国文化很有关系。Elliott:为什么当时日本学者对蒙古史、满洲史这么感兴趣,这句话太对了。因为作为异民族统治,非同类,他们写书的时候还写异民族统治下的中国,或者异民族统治中国史。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旗:您说得对。我研究近代思想史,特别是明清思想史,明亡了之后,清这个期间,我发现了很多重要的线索,证明日本侵略中国较早的理论基础。明亡了以后,明朝有个亲王的后裔叫朱舜水,注95他是著名的理学家,对陆象山、王阳明的心学也颇有造诣。他有两千弟子,这里边当然也有南明小朝廷的残官余吏、散兵游勇,但大部分是学者,跑到日本去了,大部分在幕府里,给德川家康当私人老师,德川拿出天皇给他一年俸禄当中的一半,给他养他的两千弟子。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朱舜水给德川讲了一个道理。说我们三万万的汉族,被一个区区40多万的小民族就是我们满族啊给打败了,你们大和民族要吸取我们汉人的教训。另外你们也要励精图治,将来你们也可以打到中原去,就给他说这个。而且把理学的“理”“气”的观念和“心学”的“心”“诚”的观念给了德川,德川以后就以朱舜水为精神领袖培养出一个水户学派,其中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诚”,忠诚的“诚”,和“勇”放在一起,加上中国唐以后传入日本的禅宗中“禅”“静”等观念,变成为武士道精神。武士道精神主要就是尊王攘夷,就把幕府的地位压下来,抬高天皇的地位。这是为了什么?统一日本,统一日本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准备力量,经朝鲜半岛过对马海峡进入朝鲜,再入东北,再到中原。所以以后的丰臣秀吉、德川家族给天皇写的信都是,我们的战略就是先过对马海峡拿下朝鲜,通过朝鲜到达东北,从东北逐鹿中原,天皇的首都应该在北京。史料都有。前年我到日本访问,我参观靖国神社旁边的游就馆,游泳的游,就义的就,这个馆举办了一个“明治维新130周年纪念展”,从中可见日本国家意识形成的过程和右翼军国主义思想的渊源。展览中我刚才说过的那些史料都有。但是日本人始终没有能完整地提出这个观点。我在日本有一次讲学,我提出这个观点,人家非常赞同,说你的观点戳到军国主义理论的根子上了,这是非常有见地的理论。但是我说我是很理性的学者,我理性地去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且你看游就馆,包括靖国神社的建社,每一个馆的名字都有出处,“游就馆”是荀子《劝学篇》里头的一句话,叫“君子游必就义”。我们后来有句成语叫大义凛然,从容就义,就义就是这个意思,君子要以义为榜样,宁可死,也要跟好人在一起。日本文化继承了很多我们中国的那些很纯正的东西。边疆民族史,特别东北亚民族史没人敢碰,因为涉及朝鲜、日本、蒙古、满族几个大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我后来想得特别系统。比如我爷爷给我讲,过去我们家里有个甲胄,我记得特清楚,我们是镶黄旗,都是镶边的黄色盔甲。它外边是布的,绫罗绸缎,然后里边是一层甲片,很小的,黑铁,用金属编在一起的,最里边是一层鹿皮。老头就跟我讲,说为什么用鹿皮,铁东西跟身体一磨身上就出血,有鹿皮作为内衬,就跟我们穿西装要穿衬衣一样。鹿皮是哪儿来的?都是日本和台湾。当时我就不明白,他跟我讲这个,我就觉得好玩儿。后来到台湾访问讲学,我也出去采访,我突然发现了,台湾有个鹿港,日本有个鹿儿岛,我就看了一下当时整个东亚地区海外贸易史,我发现很有意思,明朝和清朝打仗,大量的鹿皮来自台湾和日本,两宗大的贸易当中重大的货物。日本的鹿皮也很好,日本鹿皮的贸易是通过东北,通过朝鲜,台湾的鹿皮贸易是通过郑氏家族的海盗集团过来的。一下子就把当时我爷爷讲的那些小片段都串起来了。非常非常有意思。Elliott:东北的鹿皮也不少,为什么……旗:也许是鹿种不一样。那时候鹿皮是大宗。我小时候见过那个东西,里头是带铁片的,然后一层是鹿皮内衬。后来我不知道我爷爷把它给谁了,现在家里还有一套日本幕府时代的将军阅兵大甲胄,里衬也是用的鹿皮。类似这种,好多民俗有些片断实际是保留了历史整段的信息。定:这句话有道理。有时候很容易就会把一些片段给放过了。旗:因为我们历史大量是靠信史,所谓信史一个是流传典籍,当然都是正史了,大部分都是那些个胜利者写的,后朝修史往往是否定前朝的多,刻意回避的多。其二是靠挖掘,但是挖掘出来的只是很小一部分,所以历史研究往往都是靠那些基础的很小的一部分材料和胜利者的正史传下来的,往往有大量没有进入历史主流的东西,曾经是过去的历史主流被埋没了。所以大姐,我们满族不是突然出现的,我们被打败过,跑到边疆以后,蛰伏,然后回来一趟,不行了,又回去了,到了清朝又回来了。我潜意识当中就感到我们这个满族不是突然一下子爆发的,肯定有相当多年的历史和文化的积淀。


                      附录一淑绀:《巴尔堪、巴赛二事小考》[访谈者按]淑绀是毓旗之女,历史学硕士。参加工作后一直发奋用功,治史亦颇有心得。数年之前,她在参加我与台湾清华大学黄一农教授、中国社科院近史所刘小萌教授合办的海峡两岸满学研习营的时候,就曾针对其父这篇口述做过多方考证,引起研习营诸多参与者的好评。此次本书出版,我遂邀她将所作考证中的一部分写成文章,她欣然同意,撰成这篇短文交付于我,文章虽然不长,文字也略显稚嫩,但搜求爬梳,广征博引,用力甚勤,特将其文附录于此,供有兴趣者参考。

                      1.弥勒州所在地

                      我父亲说太爷爷告诉他巴尔堪征讨吴三桂一会儿死在了广西弥勒县,一会儿又说是在云南弥勒县,弄得我一头雾水。查当代县志,了解到弥勒县清朝为弥勒州,属云南广西府,今为云南省弥勒县注96。《大清一统志》记载:“弥勒县在州城西九十里,明属广西府,本朝因之,乾隆三十五年改为县。”注97这样弄清楚了原来阵亡地点是云南广西府的弥勒州。

                      2.巴尔堪阵亡的地点和时间

                      《清史稿》仅记巴尔堪在康熙十六年(1677年)九月广东韶州莲花山中流矢,十九年(1680年)八月创发,之后于行军途中死于广西:“(康熙)十九年八月,喇布(济度第二子,简亲王)师次广西,上命以巴尔堪从。病作,语固山额真额赫纳等曰:‘吾不能临阵而死,今创发,勿令家人以阵亡冒功也。’遂卒于军。”注98《钦定宗室王公功绩表传·喇布传》载:八月,移驻南宁。十月,诏选所部付大将军赉塔进攻云南。注99《清史稿》中《喇布传》亦有相同记载注100。进军云南的时间是从八月到十月,因此巴尔堪应该是在十九年九月至十月左右死在了由南宁到云南昆明的半路上,位于广西和云南交界的弥勒州。又,《功绩表传·巴尔堪传》中记载:“十六年(1677年)九月,剿贼韶州莲花山陷阵,中创,裹创力战,大破贼。十九年八月,简亲王统师广西,上诏王进征,时宜以巴尔堪总统营务,俾立功自效。十月创发,自度不能痊,语都统阿赫纳、副都统干都海曰‘吾为宗室,不能临阵而死,今创发,勿令家人以阵亡冒功。’卒年四十有四,丧还,上命大臣宗室辉塞往奠。”注101但是《宗室王公功绩表传》的横格宗谱上记载的巴尔堪阵亡时间却与传记略有出入:“巴尔堪,显祖宣皇帝曾孙,和硕郑献亲王济尔哈朗第四子,……十九年八月卒于军,复原封。”注102那么《巴尔堪传》与同一书《横格宗谱》记录的死亡时间哪一个更准确呢?翻检《爱新觉罗宗谱》丁册:“(济尔哈朗)第四子巴尔堪崇德二年(1637年)丁丑闰四月二十五日丑时生……康熙十九年庚申十月十一日寅时卒于军,年四十四岁。”注103原来巴尔堪死于康熙十九年十月十一日。总之,太爷说的时间地点应该是确实无误的。康熙十七年(1678年)吴三桂就已经死了,此时喇布和巴尔堪军队应该与吴三桂孙吴世璠的军队作战注104。巴尔堪的儿子巴赛也是战死的,父亲说他在雍正年间打噶尔丹死在新疆腾格里海。《宗室王公功绩表传·巴赛传》记为与噶尔丹策零在和通淖尔(和通呼尔哈诺尔、和通泊)交战时死在哈尔哈纳河附近注105(《查弼纳传》作哈尔噶纳河注106)。对此我有些疑惑。《蒙古族通史》中考证出确切地点在和通淖尔。注107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注108,在今新疆阿勒泰北与蒙古边界地区。和通淖尔其实是一个小湖,和通是蒙语中的链之意,淖尔就是蒙语中的湖,合起来就是链状的湖。而腾格里海即蒙语天湖之意应该是指大湖的,太爷可能将淖尔与海弄错了。总之,可以确定的是巴赛战死的地点在和通淖尔附近。巴尔堪和巴赛本未被封为亲王,只是后代辈出了亲王后被追封的。注109
                      附录二淑绀提供的家族谱系图
                      五、守坟的“四品宗室”

                      ——金秀珍、金竹青、金恒德口述

                      [访谈者按]清朝皇族在清中叶以后就已明显分化,清朝覆亡之后,王公地位一落千丈,有钱的跑到天津,更多的则沦于贫困。北京的西北角,也就是靠近西直门城根儿的地方,由于房价远较城内便宜,很多贫穷宗室与八旗子弟便迁居到城墙根儿下,这里人烟稀少、房屋简陋、环境肮脏,日久成为贫困旗人的聚居地,遂有“穷西北套”之称。北城之谓“贫”,这是因素之一。这些没有爵位的爱新觉罗子弟,在清朝被称之为闲散宗室,到乾隆朝时为他们的面子起见,又赐给他们每人一个“四品顶戴”的空衔(犯罪者除外),于是又被称为四品宗室,但实际上的待遇,却比一般的八旗马甲高不了多少,如遇婚丧嫁娶、意外变故,或者食指浩繁,也会如普通旗兵一样陷入贫困境地。注110辛亥革命以后,很多人的生活更是陷入绝境。这组口述与前面几组不同的是,几名被访者都是一家人,分别是四品宗室毓珍的妻子、妹妹和女儿,她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讲述了这个康熙皇帝的直系后裔、“一出生就是四品宗室”的一家两代人几十年来艰辛惨淡的生活。在本书中,这可能是一组最接近于“女性视角”的访谈了,不仅因为三位被访者都是女性,还因为在她们的讲述中,相当细腻地再现了在这样一种困境中女人的生存状态:她们生活中琐琐碎碎的平庸、磕磕绊绊的烦恼,以及当生计濒临绝境时的挣扎,还有更重要的,是旗人男子所不及的坚忍。毓珍的家计,主要就是靠他长年离家在外当保姆的母亲和做挑活的妻子支撑的,他妹妹老大出嫁,之后也挑起了一家的生计。在旗人家庭中,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我在不同场合不止一次提到过这点。《爱新觉罗宗谱》中毓珍家族支脉一览:允禔(固山贝子品级)注111毓珍(第一子)注112毓珠毓珮毓瑞

                      (一)金秀珍口述

                      时间:2000年1月15日地点: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宿舍访谈者:定宜庄在场者:佟鸿举注113、金恒德(金秀珍之女)[访谈者按]金秀珍原名董秀敏,嫁到爱新觉罗家之后即改夫姓为金,名秀珍。与爱新觉罗家族结婚的女性大都如此。1999年秋,《北京晨报》刊登一条消息,说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部拆房时,在校园里发现了一通乾隆朝的石碑,当时碑身和驮碑的赑屃已经分离,但碑身文字保存完好,上书“原任绥远城将军宗室弘晌碑文”,落款是“乾隆四十七年”。注114这通碑以及住在石碑附近的弘晌后人也由此引起相关人士的注意,一时间探访此碑者络绎不绝。这并不是新发现,因为此碑的拓片早在数十年前就被收藏于北京图书馆(即今国家图书馆)。注115而我在转过年的年初专程踏访此碑,是因为在后来有关此碑的陆

                      他赐予的魔术般的生命,确实,他们比其他活着的人活得更诡异。然而在我看来,在他的晚年,他的玩具箱翻倒过来坏掉了。他的小说脱离了他立足的现实地基,渐渐在虚构的空间里扎了根,他老婆也渐渐看出玩具箱里的老婆已经不再是自己了。庄吉自己应该也明白。他老婆的生命其实不过是他赋予玩具箱中的那个她的魔力,魔力消失的时候,她的生命也就终结了。于是只要他一死,她老婆也就会去找男人,也就会去当小妾,也就会成为妓女。他的“鬼眼”应该早把这点事看透了。然而他总觉得自己的老婆不一样,自己的老婆是不一样的,只有他懂得她这个女人的灵魂。他受这种荒谬的理想论所束缚,而把关键的现实根源给忘光了——如果他死了,他老婆或者会去当小妾,或者会去当妓女。庄吉呀,如今你老婆已经变成这样了。我不是要侮辱你,也不是要侮辱你老婆。人世万事皆如此。你怎么就忘了呢?你的文学,你的梦,你的玩具箱,都是冷眼直面这些现实,在现实中扎根、生长、起步的呀。现实总是如此冷酷无情,但从这其中,也能繁育出梦想,做出玩具箱。我望着你老婆那凄惨模样的时候,就不由得想说:“庄吉呀,你看看呀,你为什么忘了看清这现实呢?所以你才死得这么没有价值,傻子。所以你老婆才会沦落到这么凄惨的地步。你输了,输给你老婆这悲惨的样子。你明明有那么一双锐利的鬼眼,这是怎么搞的呀!”你死得实在是毫无价值,想到这里,我就郁闷得不能自已。[1]封手是棋类比赛中的一种规则,指当比赛超过一天时,前一天对局结束的时候,轮到的一方要将想要下的棋步写在纸上,等到第二天棋局继续时才公布封手的棋步。[2]袢缠是日本平民在江户时期穿的一种服装,主要为手工艺者等劳动人民穿着,是一种工作服,上面印有商号或家徽的袢缠就是印字袢缠。——译者注[3]牧野信一的小说名称。——译者注[4]四斗约等于72升。——译者注[5]平安时代中期有一个叫小野道风的书法家,他在成名前曾经想过要放弃书法,但因为一只不断努力终于捉到小虫的青蛙而学会了不要轻言放弃的道理,从此成了有名的书法家。——译者注[6]拉曼确是西班牙地名,这里有许多风车。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中的主人公堂·吉诃德自封为堂·吉诃德·德·拉曼确,在此地大战风车。——译者注[7]堂吉诃德幻想中的梦中情人,其实是邻村的村姑。——译者注[8]日本有句话叫“白痴不到死都治不好”,也就是老板娘认为庄吉蠢得无药可救了。——译者注[9]执行官的旧称。执行官是法院的员工,负责强制执行判决结果,送达诉讼文件等工作。[10]江户的雅称,东京的通称。——译者注[11]或称斯多亚、斯多阿学派,是塞浦路斯岛人芝诺于公元前300年左右在雅典创立的思想学派,主张宿命论和禁欲主义。——译者注[12]老伯威是一种混合威士忌。——译者注学习记这是发生在大地震[1]三年后的故事。当时近来极其繁盛的公寓热潮开始兴起,青年儿女们也开始着魔于一本叫《资本论》[2]的魔法书。生活的形式跟内容都迎来了一个巨大的转型期。“近代”或者说“今天”,正要开始。有一所叫涅槃大学的学校,任何人都能不经考试入学,这所大学的印度哲学系里进了一名叫栗栖按吉的学生,他的外表极其没有存在感,就像烟雾一样朦胧不清。因为他总是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神色非常沉着,所以看上去像是正在思考什么问题。总体来说,这种“时常在思考问题”的表情在当时是最不流行的。因为当时的聪明人都不会露出这副表情。请恕我失礼,人类在“最小的屋子”(据说就连丰臣秀吉都没有把那间屋子建得多么大)里,会由于某种魔法般的力量而受一种惊人的心理状态所支配,不得不沉浸在冥想之中,在这段无边无际的时间里,有时候就算聪明人也会无计可施,露出这副表情。不过只有这屋子不可能同时容纳两个人,所以说实在的,把这副装模作样的表情不知羞耻地暴露在他人面前,实在是丢脸到极致了。因此要是如今还有人无论如何都想看“时常在思考问题”的人,那只能去精神病院看了。换句话说,那里铁栅栏的另一边都是一些想得太多的人,他们这种深谋远虑的性质和容貌得到了承认,接受着幸福的保护。不过,偶尔也会有机缘巧合的时候,因此人们看到栗栖按吉这一脸深谋远虑的表情,就会夸张地倒吸一口凉气,也就是说,他们认定按吉这副面孔应该属于监狱铁栅栏的那一头。换句话说,他们认为这张脸是“主义人士[3]的脸”。偏偏这男人有些地方还不够成熟,也就是说,种种人类都早在几万年前就从大猩猩、黑猩猩等生物进化成了人类,然而仿佛只有这位的祖先,在两三百年前才终于从刚果的热带雨林里逐渐现身似的。诸位也知道,大猩猩、狮子以及蟾蜍等生物,都有着一副深谋远虑的面孔,这副面孔很危险。将他放到了动物园的铁栅栏外侧散养,偏偏又让他在涅槃大学的印度哲学系历尽百般思虑之苦,令他进退维谷,逼得他最后只能突然扔出炸弹,举起手枪一通乱射,这样一来大家就都是这副面孔的敌人了。因为印度哲学系普遍都是和尚家里的子弟[4],生性稳健善良,所以对这怪物入学一事感到相当害怕,悲叹当时哪怕会有些神经衰弱,也应该去有入学考试的学校。一旦栗栖按吉向他们搭了句话,就害怕得脸色大变,旁人看着都觉得可怜。不过幸好,正如各位读者所知,蟾蜍跟大猩猩是基本不会跟人搭话的。没人知道,这个叫栗栖按吉的男人至今为止都在哪儿干过些什么。笔者也查了许多资料,用尽办法还是一无所获。当时他二十一岁,这我也是听别人说的。听说紧挨着大菩萨岭的奥多摩山里有一间棚屋,这是往年一个叫伴某的梦想家盖的,他想把奥多摩的高原当成牧场,让牛群从山顶一直蔓延到谷底,所以才盖了这间小屋。然而哪有什么牛呀,干净利落,一头也没有。于是二十岁的栗栖按吉就把这间棚屋租了下来,呼吸山间的雾气,采食树木的新芽,手拿弓箭射杀飞鼠做成火锅。他醒悟到人类一个月光凭五日元也能活得很开心。据传言说,装模作样在深山里散步读书的人就是这个男人。这间小屋没有灯,所以天一黑就只能赶紧睡觉。于是,这男人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他一睁眼正上方的房梁上每晚都缠着一条蛇,而一到白天蛇就消失了,由此看来,那地方肯定是蛇的睡床。要是蛇因为缠得不够紧,或是做噩梦等原因突然脚,不,肚子下一滑掉下来……哎哟,那真是惨不忍睹。这男人在黑暗的房间角落里一脸认真地懊恼,证明他还没有开悟。几天以后,他伴着风从山里消失了。之后他出现在了涅槃大学,在那之前没有人见过他。涅槃大学印度哲学系有十三名学生。除了栗栖按吉这个另类,其他人都是正宗的小和尚。和尚的孩子上了大学,首先要做什么呢?首先要把头发留起来,在头上抹一大堆发蜡,想着:浑蛋,怎么会有帽子这种模棱两可的东西?这时,发生了一件大事。栗栖按吉突然剃了一个光溜溜的和尚头来上学了。这已经算是热爱革命了。十二名同学流下了悲愤的泪水。真是越来越让人看不过眼了。栗栖按吉戴着一顶跟小学一年级学生一样大的帽子,帽子里面塞了三天份叠好的报纸。按吉进了教室没多久,就把大帽子摘了,因为没有手绢,就从口袋里拿出擦鼻涕纸,擦他那光溜溜的和尚头。当然,栗栖按吉会剃和尚头并不是因为热爱革命。他有他自己不得不剃的理由。当时已经是初夏了,一天早上按吉突然想到,要是没有这一头长发,肯定会很凉爽。加上他当时有点神经衰弱,感觉脑袋昏昏沉沉的,怎么也不清爽。比起大猩猩和狮子,人类头脑确实要优秀一些,然而从未有人听说过大猩猩或狮子去理发店的,因此头发是该剃短的,不,是该剃光的。这样一来,脑子肯定就会好使一些。而理发店的老板发愁了,剃刀要是剃钝了,就得磨上三天,于是他这么说道:“我说客人,我可能会伤到您的头哦。因为脑袋这东西是凹凸不平的,就跟南瓜似的,嘿嘿嘿。”“我会尽量忍忍。”按吉冷静地回答。头有头盖骨。剃光头又不是拿锤子砸脑袋,不用担心会伤到脑子。按吉一脸了然于胸的表情。朋友轩的老板把头侧到一边倒吸了一口气,下定决心:这个死呆子,你给我等着!我就如你所愿,送你脑袋十来个口子,让你带着回家!然后栗栖按吉发现了件奇怪的事,他因而慌了神。他发现没有了头发,脑袋反倒更热了——谁会信这种鬼话呀。平常只是出汗,剃了光头以后,汗就从头上奔涌而下,流进眼睛里,淌到鼻孔里,滴到嘴里,积在耳朵里,毫不客气地流入前胸跟后背。整个脑袋就跟水瓶没两样。人体最容易出汗的地方是哪里?是头!毛发是为什么而存在的?是为了挡汗!啊,不管是医学博士还是生理学者,都不可能博学到这个份儿上,因为他们有头发。不行,我不能再纠结于栗栖按吉的想法了,要不连我都会被视为蠢货了,我得赶紧往下讲。要说什么老师没有意义,那就要数学生比自己还博学的老师和涅槃大学印度哲学系的老师了。这里的学生两耳之间形成了一条通风的洞穴,老师的话跟风一样,左耳进右耳出。然而老师并不在意,因为老师是说话就有工资拿,而不是教课才有工资拿。在学习欲望这么淡泊的班级里,要是有一个认真听讲的学生,那会如何呢?其实说来可怜,悲惨得简直让人痛心。这学生在双耳中间的风洞里立了一堵墙,拼命挣扎想要把老师的话给拦下来。然而不知为何,他完全不解其意。一眼看上去,大家都会认为他是个脑袋笨到无药可救的人。首先,这家伙为何要来上学呢?这太……不,这简直了。相较于物质上的贫困,没什么比这种精神上的贫困来得更残忍、更悲惨了。于是老师沮丧到几欲落泪,忍不住想喷出一些话来:学生的本分是什么啊,学校的精神是什么呀,再堂堂正正一点呀,别搞得自己这么悲惨呀,要有崇高的精神呀。也就是说,栗栖按吉就是这独一无二的悲惨学生。当然,老师渐渐明白了,这种男人也是有那么一样功用的。在涅槃大学印度哲学系这个地方,有时候老师会故意晚来教室三十分钟,但还是看不到一个学生的影子。也就是说,和尚的孩子们不担心就业,对世袭的职业也没有热情和兴趣。老师是按课时领工资的,在空无一人的教室待上四五十分钟,打盹儿,哼歌,染上风寒。于是一个类似教务科科长的人就把班长叫过来,满怀同情而欲言又止地说什么我理解你们的立场,可是……然后又给他们下了命令,说不如大家抽签来决定谁上哪堂课吧。就是说,每门课程一定要有一个学生抱着慷慨赴死的觉悟出席。不,换句话讲,这是你们学生的义务呀。而栗栖按吉的班级正好不用担心这个。这帮和尚的孩子布施了按吉,说“老子那就不上喽”,让按吉替他们上课,这样的课有两门,分别是梵语和巴利语。不过按吉却对这两门课程倾注了极大的热情,非常积极地去上课。我一查之下才知道,据说他一天有七八个小时在反复翻看语法书和词典。梵语老师是一个心地非常善良的人。新学期的第一天就面带微笑,温柔地环视了这些新生一周——唯独那一天这群人和按吉一同出席,他说梵语这东西,就算研究许多年,也不会有什么出息。“四五年前有位同学非常热衷于学习梵语,至今还来找我问问题,问我这里是怎么回事,这是什么。这位同学一天到晚都在学梵语。然而梵语到查词典这一步就很不容易了,要查的单词怎么也不从词典里露脸。虽说是梵语学者,大家都喜欢说自己学得不到位。所以我不会强迫大家学习梵语。”老师非常亲切诚恳,费尽了口舌。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再来上梵语课的人,不是傻瓜就是不知礼仪的无赖。然而这位老师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就算到了第二学期还有一个学生来上课,这位老师也绝没有生气,一直在温柔而面带微笑地讲课,不过还是有几分害怕——因为这个男人会用一副百思而不得其解的表情提出问题,只要这男人一抬起头,张口想说点什么,老师就会吓一大跳,赶紧看向别处。梵语和巴利语都是晦涩透顶的语言。据说法语动词有九十几种变形,而与梵语相比,这点变形连早饭前填肚子的茶泡饭都算不上。多年之后栗栖按吉开始学习法语了,才有这种体会。哪怕呆如按吉,在被梵语折磨过一番后也变得很了不得。法语才九十几种变形而已,根本就是小菜一碟,简单得不得了。就算不想往脑子里记也会自然而然地记住。因此栗栖按吉对那些想学习法语的人这么说:“你、你你,学、学一年梵语以后再跟法语玩儿吧。那玩意儿不过是早饭前的茶泡饭而已。哎,喂,你。”梵语的名词和形容词都是随心所欲变形的,不规则到像是每个词都以自我为中心。因此查不了词典。按吉不知道从哪儿用什么方法弄来一本英国出版、价格高达六十五日元的梵语词典,因为日本没有出版梵语词典。把这词典放大腿上翻个十分钟,膝关节就会嘎吱作响,肩膀就会僵硬,气也喘不匀实。按吉把这词典往大腿上一放就是五个小时。头晕眼花,跟做体育运动似的。虽然要查的单词一个都没查到,整个身体却累得很畅快,感觉自己学到了很多东西。感觉这比记单词什么的要强得多,更像是来了一场实质性的学习,有种肉体跟这词典融为了一体般的无比非凡的感受。按吉的桌子上放着他辛苦弄来的一本叫《王瑜伽》的梵文书,以及这本书的英译本。他当时已经盯着第一页看了半年,还没有看到第五行。老师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所以偶尔会安慰按吉几句。这位老师当时笑眯眯地说:“再过不久,你就能看懂原文书了吧。”“我还得再加把劲儿。”然而对按吉而言,翻个六七个小时的词典,终于查到那么一个单词就要高唱凯歌了。他自己明白再加两把、七把劲儿也看不懂原文书。看到按吉一脸无法释然的表情,老师又加了几句暖心话。“不不,梵语学到这儿就很好了。”老师笑眯眯地说道,“大家都一样。就算学个五年十年,还是有查不到的词。”按吉听了这话,心里更没底了。这样按吉更难释然一笑了。老师看到学生脸色越来越难看,就更加温柔地安慰他道:“梵语还算轻松的。”老师笑眯眯地说道,“说到藏语,我已经跟山口惠海老师学了足足五年了,每个单词都是不规则变形,现在我还不怎么会查字典呢,我不还是在帝大[5]讲课嘛。讲藏语可费劲了。”老师在帝大担任藏语讲师。因为老师一直都是笑眯眯的,按吉虽然还是振作不起来,心里却舒坦了许多。因为老师就算不太明白语法,查不了词典,也还在帝国大学讲课。藏语和梵语这种东西,或许就算查不了词典,不会念,到头来也能看明白吧。于是栗栖按吉在字典都还查不明白的时候,就感觉自己能读懂原文书了。☆☆☆那时,栗栖按吉跟一个不可思议的学者有了交集。这位学者是位语言学家,毕业于格鲁共和国拉丁大学,据说精通亚洲二十多个国家的语言。名字也非常雄伟,叫鞍马六藏,身高不足五尺,非常像个敏捷的学者。鞍马老师在追分[6]占领了两间屋子,跟几千卷书籍在一起窝着。每天天一亮,他基本就要用脱脂棉蘸上酒精,小心翼翼地擦拭书籍了。因为最近鞍马老师身上出现了梦游症的症状,老师夜里会无意识地走动,冲着他最宝贝的书架撒尿,尿完继续睡觉。于是老师每天早上醒来都要大吃一惊,用酒精擦书。梦游症先不说,自己居然冲着贵重的书籍撒尿,这真是令他悲痛万分。总之半夜不为尿意所扰就行了,所以老师一到下午就不再喝茶,还在房间四个角落里放了尿壶,然而他还是在无意识间下意识地对书本撒尿,拦都拦不住。他下决心吃生马肉和海狗肉,最后都决定生吃赤蛙了,可因为心里还是无比抵触,两种相反的意愿在一个身体里掀起

                      泣,束手无计。”皇上所能做的只是拟定一份诏书,宣布:“文臣个个可杀”。既而又有大臣以可能有损官民士气为由,劝皇上收回了此诏。就在此时,李自成大军的前锋正策马深入北京西郊,午后即开始攻打西直门。城外守军立刻向大顺军投降,城内守军则向空地或义军上空开炮。而李自成也并未下令全力攻城——他害怕承担杀君的罪名——于是决定给崇祯皇帝最后一次投降的机会。已在居庸关投降义军的宦官杜勋,奉命进城,代表“大顺王”入宫谈判。崇祯帝接见了这位太监,他曾是皇上的亲信。首辅魏藻德也在场。杜勋在其原来的主人面前十分坦率地说明了交换条件:明朝封李自成为王,赐银100万两,承认陕西和山西为其封国;李自成则负责平定国内其他起义军,并为明朝抗击满清,保卫辽东。这些条件很有诱惑力,但崇祯帝听杜勋逐条阐述时,也考虑到,现在的让步,在将来的正统史家眼中,会永远成为他曾“偏安”的证明。不过,如果他能在大臣中为此绥靖策略找到支持者,对他的指责便可减轻。于是他转向魏藻德问道:“此议何如?今事已急,可一言决之。”魏藻德却一言不发,皇上顿感不快,再次问道:“此议何如?”魏藻德仍沉默不语,拒绝为此决定分担责任。皇上气得发抖,转身打发了杜勋。杜勋刚一离开,皇上就当着魏藻德的面猛击龙椅,并将其一把推倒。魏藻德慌忙退出,谈判之事遂再未提起。当晚,李自成的军师矮子宋献策占卜星象,说是若明日下雨,则此城必破。次日早晨,即4月24日,李自成醒来后,见外面下着濛濛细雨,遂下令部队准备进城。他也将营帐移至彰仪门外,太监曹化淳为他打开了城门。至夜幕降临时,李自成的军队已逐渐占领了南城。崇祯帝知道,在大顺军攻入紫禁城之前,留给他的时间已不多了。是日酉刻,上遣内监密敕新乐侯刘文炳、驸马巩永固,各带家丁护送出城南迁。刘、巩并入内殿见上,曰:“法令素严,臣等何敢私蓄家丁?即率家人数百,何足以当贼锋?”上颔之。又召首辅魏藻德言事,语密不闻。久之,上顾事急,将出宫,分遣太子二王出匿。进酒,酌数杯,语周皇后曰:“大事去矣!尔宜死!”袁妃遽起去,上拔剑追之,曰:“尔也宜死!”刃及肩,未扑,再刃,扑焉,目尚未瞑。皇后急返坤宁宫,自缢。时已二鼓。上巡寿宁宫,长公主年甫十五,上目怒之,曰:“胡为生我家?”欲刃之,手不能举,良久,忽挥剑断公主右臂而扑,并刃坤仪公主于昭仁殿。遣宫人讽懿安皇太妃李氏,并宜自缢。上提剑至坤宁宫,见皇后已绝,呼曰:“死的好!”遂召九门提督京城内外太监王承恩至,语久之,硃谕内阁,“命成国公朱纯臣总督内外诸军务,以辅东宫,并放诸狱囚。”因命酒与承恩对酌。时漏下三更,上携承恩手,幸其第,脱黄巾,取承恩及韩登贵大帽衣靴着之。手持三眼枪,随太监数百,走齐化崇文二门,欲出不能。走正阳门,将夺门出,守城军疑为奸细,弓矢下射。守门太监施炮向内,急答曰:“皇上也!”炮亦无子,弗害。上怆惧还宫,易袍履与承恩走万寿山,至巾帽局,自缢。大明大行皇帝于崇祯十七年甲申三月十九日夜子时,龙驭上宾。直到最后时刻,崇祯帝还在为明朝的覆灭责备其大臣。很多当时人的记载中都强调了崇祯帝被遗弃的情况。4月25日晨,皇上看到竟无一人上朝,他说道:“诸臣误朕也,国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弃之,皆为奸臣所误,以至于此”。当他到了煤山时,据说他又叹息道:“吾待士亦不薄,今日至此,群臣何无一人相从?”最后,据说在用腰带自缢之前,皇上写下了一份遗书,其文曰:朕自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文武可杀,但勿劫掠帝陵,勿伤百姓一人。实际上,三天后,当一位宫廷内侍在煤山一棵松树下发现崇祯帝的尸首之时,并没有这份遗书。在穿着蓝绸袍和红裤子的横陈尸体旁,只有崇祯手书的“天子”二字,并没有其他文字。然而许多当时的史家并未顾及这一点,仍然记下了崇祯帝这篇被推想出来的遗言。虽然当时和后来都有人怀疑,明朝灭亡并非完全是崇祯帝的大臣的责任,但曾在崇祯朝中供职的大多数人,却有一种沉重的感受,即他们这些君主的臣子确是亡国的罪人。

                      大顺的臣民

                      李自成当然会采取许多做法,以证明其攻占京师的合理性。崇祯帝准备自杀之时,李自成的军队正在攻打东城。皇上刚刚结束了自己生命的时候,城内的明军已放下了武器,大开城门,迎接起义军。大顺军入城时,一度引起了城内居民的恐慌,但此后他们就意识到不会发生大屠杀,遂平静下来,欣然欢迎农民军。穷人们兴高采烈,因为几周来,李自成的密探一直在散布消息说,新主到来后,城里的乞丐每人可得到五两银子。大户人家起初比较谨慎,但他们看到大顺军纪律严明,便将“顺民”(这有两层意思,即“顺从的百姓”和“大顺的臣民”)二字写在院门上,并拿出酒食犒劳义军。中午,李自成在300名宫廷宦官和大学士魏藻德的陪同下,由长安门入城。街道两旁站满了大人和孩子,他们手持香烛向李自成致意。“闯王”身后跟着大顺的文官,领头的是牛金星。他们带着特意准备的牌子和招帖,将李自成比作贤君尧、舜,并把明王朝的覆灭归咎于腐败的大臣、图谋私利的官员和朋党横行的官僚,而不是崇祯帝本人。在已故崇祯帝的官员中,有些人甚至在体验这一责难的刺痛之前就已经准备自杀了。最令人感动的是4月25日李自成进入北京那天自杀的13名(或许更多)官员。这些人没有为崇祯帝举哀,因为他们都不知道皇上已经死了。皇上的尸体过了三天多才被发现,此时人们普遍猜想皇上已经离开京城,到别处去建立临时朝廷(“行在”)了。倪元璐的忏悔最为典型。他在自杀之前,面朝北,象征性地对他的皇上说:“臣为社稷重臣,而未能保江山,臣之罪也!”其他人,像右副都御史施邦耀,对明朝的灭亡也表达了同样的负罪感,他在自缢之前,写下一副对子:愧无半策匡时难,惟有捐躯报主恩。满人耐心等待着中原的混乱以便伺机采取下一步行动。而由此开始的一连串事件对满族人是十分有利的。总而言之,至少有40名官员在崇祯帝死后的最初几天内自杀了,其中很多是像范景文那样的高级官员。从比例上看,自杀者中南方人多于北方人。21位自杀的文职大臣,可按籍贯依次排列如下:八零电子书www.txt80.com
                      浙江6
                      南直隶5
                      江西2
                      河南2
                      山西2
                      福建1
                      湖广1
                      四川1
                      北直隶1
                      其中3/4来自长江流域,或南方地区,只有1/4是北方人。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没有一位属山东籍。当然,平均来说,南方人当时多居高位,特别是各部长官之职。因此,皇恩会使他们感觉到更沉重的精神压力。迁都南京的努力失败了,可能也是导致南方人自杀比例较大的一个原因。在上述21位忠臣中,有3位曾力主南迁,他们不像其北方同僚那样,附近有田产需要保护,可是此时也留在了被农民军占领的京师。然而,在与大顺政权合作的问题上,籍贯就并不具有决定意义了。最终投降李自成的162名高级官员,按籍贯排列如下:
                      南直隶31
                      北直隶21
                      陕西17
                      山东16
                      河南15
                      江西13
                      山西12
                      湖广10
                      浙江9
                      福建7
                      四川6
                      广东3
                      云南1
                      广西1
                      如果我们将南直隶、四川和湖广算作南方,那么留在大顺新政权中的南方人和北方人在数量上便完全相等:各81人。就参加新政权的原因而言,年龄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因素。从一份列有科举资历的殉难者名单中,我们发现,殉难者人数与其考中进士的年份有如下关系:
                      考中进士的年份自杀者人数
                      16041
                      16131
                      16191
                      16224
                      16251
                      16285
                      16314
                      16342
                      而投降李自成的官员人数与其中举年份的关系与上表略有不同:
                      考中进士的年份投降者人数
                      15951
                      16191
                      16221
                      16288
                      163112
                      163415
                      16371
                      16407
                      16439
                      自杀殉难者的平均年龄,比多数投降者稍大(或至少考中进士的年代较早),其间考中人数最多的一年是16年前的1628年,即东林党开始得势,倪元璐等人得到举世声誉的那一年。而投降者中考中进士人数最多的一年则比前者晚6年,即1634年,其中又有近1/3的人是在1640年和1643年获得进士之名的。因此,自杀殉难者中有许多人已经在文官仕途中完成了他们的使命,而大量投降者则是仕途生涯刚刚开始,或达到顶峰的较年轻官员。在忠于明朝和与农民军合作之间作出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入仕时间的长短。虽然,地方上的士大夫家族常说,他们从皇上那里获得科举功名,并因此成了士大夫,故应以感激之情报答皇恩,但在朝中任职的官员却更倾向于以官职大小而不是功名高低,来限定自己所承担的义务。这就是说,新进考取功名因而任职未久的官员,加入大顺政权的可能性最大。虽然将降官中渴望作官的人和被勉强拉入的人明确区别开来,是不大可能的。但有些士人的确很想加入新政权,并竭力交结已经在为李自成效力的那15位士人(其中12位是北方人)。大顺吏政府尚书宋企郊(1628年进士)、礼政府行侍郎巩煜(1631年进士)和工政府尚书李振声(1634年进士),都是在李自成进京之前向他投降的,并都习惯于在新政府中安插自己的朋友和同年。尽管有些士人对4月26日发布的释放因政治问题而坐牢的官员并使之得以为大顺效力的布告颇感扫兴,而其他人则对牛金星将礼纳原明朝官吏自愿加入大顺任职的声明表示欢迎。当时有许多士大夫发疯似地要重做朝服,因为原有的朝服已经因害怕农民军杀戮官员而烧掉了。最善投机钻营的人则将自己的名帖送给在大顺朝为官的同年,或设法托朋友把自己介绍给宋企郊和牛金星。在当时人对此的记述中,最遭蔑视和责难的是那些企图加入李自成政府的南方人。南方籍变节者中最为声名狼藉的,则是以兵部职方司主事秦汧为首的一伙无锡士大夫。这其中包括:秦汧的姑父——翰林院学士赵玉森、礼部主事张琦,以及原在明朝任地方官、北京陷落后一直在礼部任职的王孙蕙。4月22日,即李自成进城的前三天,王孙蕙还曾涕泪横流地向崇祯帝保证,一旦明朝亡了,他一定作为忠臣自杀殉国。但大顺军真地攻进城中的那天,王孙蕙家中响起一片妇人的哭喊声,他的决心于是动摇了。嚎哭之声搅得他心烦意乱,突然,他对家人说,无需担心,他将把一切都安排好。随后,王孙蕙取出竹竿,挑出一幅黄布,上面写上“大顺永昌皇帝万万岁”,挂于门外。及至李自成进京时,王孙蕙又与其他三人在城门口站成一行,迎接新君。当大顺王的扈从走近这四人时,他们鞠躬行礼并表白他们愿为新主效劳。他们的恭顺的举止倒是被人们看见了,但他们表示归顺的话语却淹没在嘚嘚马蹄声中。第二天,即4月26日,这些无锡人听说新政府要对明朝官员进行籍录。王孙蕙认为机不可失。他对赵玉森说:“方今开国之初,吾辈须争先著。”赵玉森是宋企郊的老朋友,他答应带王孙蕙和秦汧去大顺吏政府衙门。当他们被人引入时,王孙蕙忽然从袋中掏出一张纸并将其举过头顶,上面写着:“臣王孙蕙进表”。“进表”一词明确地表示出王孙蕙加入新政府的意愿,所以宋企郊微笑着赞赏说,“好文字!”4月29日,92名官僚士大夫在朝见李自成时被授与大顺政权的官职,而这4位无锡人都在其中。可是逐渐地,这伙无锡人表明他们对宋企郊来说是一大麻烦。王孙蕙被安插到吏政府任监察之职后,可对重要官职的任命施加影响。宋尚书得知,王孙蕙已设法使7名无锡人成为地方长官。后来,宋企郊私下对他进行了斥责,王孙蕙遂彻底背叛了他,乘离京办事之机,逃往南方。秦汧也是个累赘。他傲慢且爱摆架子,曾拒绝将其衙门移交给李自成手下一名将领。这位将领脾气暴躁,便将他逮捕并打算处死他,幸亏其姑父赵玉森及时找到宋企郊,请他说服李自成取消了死刑令。秦汧的性命是保住了,但宋企郊却在这一营救过程中搭上了很多自己的人情面子。宋企郊一直愿意任用无锡人的首要原因之一,是新政权需要南方籍官员来帮助大顺将其统治扩展到江南。李自成的首辅大学士牛金星对周钟等南方士大夫领袖表示赏识,当然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周钟原是复社成员,1643年殿试的状元。

                      支敢死队从日军背后的山崖绝壁攀缘而上,直插敌人身后,出其不意一举拿下万家岭战场最高峰——张古山。随后的五天里,日军疯狂地向张古山反扑,张灵甫多处挂彩仍坚持战斗,最终彻底阻断敌人的退路,鬼子光在张古山就留下了四千具尸体。没有张古山争夺战的胜利,就不可能有万家岭大捷。虽然国军将士表现不错,在整个万家岭战役中,迫使日军伤亡一万六千余人,借用叶挺的话说,这叫“挽洪都于垂危,作江汉之保障”,但遗憾的是,一〇六师团最终仍有一千多人跟随松浦淳六郎成功突围。这个立了大功的张灵甫咱们在讲黄埔军校时提起过,就是跟林彪同为黄埔四期生的“万人迷”张钟麟。张灵甫早在中原大战那会儿就已经是胡宗南手下的第一悍将,位居团长。这么些年过去,他书法肯定见长,功劳肯定见长,但官位为什么还没有长呢?因为他杀人了,而且杀的还是自己的老婆。至于他杀老婆的原因,有两个版本。版本一,他老婆红杏出墙;版本二,他老婆是共产党间谍。杀妻的真相实在无法考证,但结果十分清楚:打老婆都算人渣,就更别提杀老婆了。军人杀妻,不但有违社会道德,还明目张胆地触犯了国法。蒋校长很生气,一气之下就把得意门生张钟麟送上了军事法庭。后来“七七事变”爆发,正是用人之际,蒋委员长给全天下的犯罪军人们发了一个红包:所有服刑官兵除政治犯外一律服兵役,戴罪立功,并保留原先军衔。张钟麟为了表示自己改过自新,不再使用张钟麟这个名字,改叫张灵甫。张灵甫的老学长、黄埔三期生、五十一师师长王耀武知道张灵甫是不可多得的悍将,立即将其收归帐下。历经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的初始合作后,这兄弟俩终于创造出了杰作——万家岭大捷。抗战八年,张灵甫一直跟随七十四军,由团长而旅长、副师长、师长、副军长、军长。战上海,守南京,保武汉,数战长沙,扬威赣北,喋血鄂西,厮杀常德,驰援衡阳,威震湘西,此公几乎每战必到,为中华民族的生存立下汗马功劳。七十四军也就是后来的国军第一王牌、蒋委员长的“御林军”——整编七十四师。

                      希望

                      万家岭大捷后不久,武汉保卫战失败。幸运的是,国民政府总算是把家搬到重庆了。此后,一条条命令便从蒋委员长在重庆南郊的黄山官邸发出,直至七年后日本投降。幸运的是,工厂内迁终于完成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工厂内迁不仅使私人资本流入后方,而且带来了精良的设备与大量的工程技术人员,奠定了内地特别是西南地区的工业基础。同时,大后方急剧增加的人口(主要是难民)有效地拉动了市场需求。而且国民政府通过增加税收,举借内债(发行公债),求助外债(向外国银行借款),有力地支持了后方工业发展。总体来说,大后方的工业虽不能说繁荣昌盛,但也生机勃勃,产品从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后方的军需民用。我们完全相信,大后方的工业经济基础就是中国人民持久抗战的希望。只要努力没有停止,希望就永远存在!总之,日本动员全国力量发起的最重一击并没有达到最终目的——消灭中国政府。从战略上来说,日本人失败了。日军嚣张的气焰终于被暂时压制下去。之后六年,日本再也没有能力发动像武汉会战这样的大规模战役。可以说,从武汉保卫战起,中国人民开始厚积薄发,悄悄地凝聚力量,等待着那最后的反攻之时。春天不会远了,黑夜终究无法吞没黎明的曙光。杀出个黎明第六章坚持就会胜利

                      “抗日战神”三战长沙

                      日军占领武汉六天前,另一路日军攻陷了广州。不过日本人接下来啃到了两块硬骨头。第一块硬骨头是薛岳。薛岳的事迹前面已经讲过很多了,从北伐到“剿共”,直至万家岭大捷,但这些都没有接下来的长沙会战有名。日军攻占广州和武汉后,位于两地之间的长沙已成孤城。但日军推进至中国中部地区后,军力已疲,兵力更显不足。因此日军在休整了一段时间后,才于1939年9月开始进攻长沙,企图由长沙占领湖南,进而举兵入川,灭掉重庆国民政府。长沙会战,日军的对手是升了官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南省省主席薛岳。由于长沙属于丘陵地带,四面无险,易攻难守,因此中国最高军事统帅部劝说薛岳:长沙估计守不住,咱们来日方长,没必要在此拼命,咱们应退至有利地区阻敌!但薛岳不干:湖南是天下粮仓,如果落入敌手,对我极其不利,而守长沙是守湖南的关键。因而这一仗“关系国家民族危难甚巨,吾人应发抒良心血性,与湘省共存亡!”蒋介石、白崇禧、陈诚三人轮番上阵劝说薛岳,结果就是两个字:没用。弄到后来,薛岳放出狠话:我就要在长沙打,败了我自杀,以谢国人;赢了算我抗命,你们枪毙我!蒋介石没辙了,补发命令:在长沙打!薛岳虽然性如烈火、刚猛无匹,但绝不是一介莽夫,此人用兵极善机巧,总是谋定而后动。薛岳早就考虑到终有一天会在长沙跟鬼子干仗,因此为日军量身定做了一套战术,这就是后来写入教科书的“天炉战法”——在保存自己的情况下,节节抵抗,节节后退,尽量地拖累和疲耗敌人,达到这一目的后,便向斜侧后方山地撤退,绕到敌人的包围线外面去,从更大的层面上形成对日军的反包围,砌成两面“天炉之壁”。同时,在中间地带,空室清野,彻底地破坏交通道路,使日军机械化部队难于行进,被迫下车和国军一样两条腿走路,诱敌至决战区域,而断其后路,从四面八方构成一个天然“熔炉”。只要你敢进来,我就可以烤死你。简单来说就是死缠烂打:不和鬼子硬拼,但也不脱离接触,轮番上来骚扰,充分利用长沙地域大、纵、深的特点,逼迫鬼子露出破绽,让鬼子每走一步都可能遇到阻击。集中优势兵力攻其一点是兵家之道,而将优势兵力分散于广阔地带以应对强敌的做法,在薛岳之前没人敢用,甚至没人敢想。但薛岳的这个战法在强大的鬼子面前真的可行吗?一切有待实战去验证。发生在1939年9月的这场战役共进行了三个星期,最终以日军被迫撤退、中国军队恢复原阵地而结束,人称“湘北大捷”。这次长沙会战,从结果上来说,是中国军队在日军侵华以来第一次将进攻的日军打得从哪里来滚回哪里去。从战术上来说,国军保住了长沙,粉碎了日军拿下湖南进而举兵入川的计划,保卫了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从战略上来说,成功阻止了日军自“七七事变”以来猖狂攻城略地的势头,使后方有充足的时间休养生息。简单说来,就一句话:“天炉战法”靠谱。此后,薛岳倚靠“天炉战法”跟日军在长沙又干了两仗,俗称三战长沙,杀死杀伤鬼子近十万,成为日军的梦魇,人称“抗日战神”。长沙会战结束后,日本人以为只要不碰到薛岳,前方就是一片坦途。但他们没想到,在前方等待他们的是一块比薛岳还硬的骨头。

                      杜聿明血战昆仑关

                      当时退守西南的国民政府,主要依靠四条路线进口抗战所需的战略物资和获取国际军事援助。第一条是“香港路线”:香港经东南沿海各地通向内陆。由于中国海军全军覆没,东南沿海大部分地区沦陷,因此这条路线名存实亡。第二条是“西北路线”:经甘肃、新疆,与苏联连接。这条线路虽然比较安全,但路途遥远,往返时间长,运量不大。第三条是“法属印度支那路线”:以越南海防为起点,经滇越铁路到云南昆明,或经桂越公路到广西南宁。第四条是“滇缅路线”:以仰光为起点,经缅甸铁路到腊戌,接通刚修通的滇缅公路到昆明。滇缅公路的细节下文会讲。日军占领广州之后,一路向西,兵锋直指广西首府南宁。日军的战略意图十分明显,切断中国西南的对外交通线,切断中国抗战所需物资的补给线路,彻底掐死中国!若广西沦陷,不仅危及西南部的两条国际交通线,还危及重庆,动摇大后方的军心民心!情势危急!被逼急了的蒋介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对日军反守为攻。反攻!居然是反攻?在战略层面从来都是主打防守的中国军队要大举反攻?没错。既因为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可以通过全面进攻牵制敌人在西南的进攻力量,也因为中国最高统帅部已经看清楚了日军的虚实。日军扩张过快,根本来不及对占领区实施有效的控制。日军在战线过度延伸,兵力明显不足的同时,却无法从占领区获取足够的补给。而此前几场大战已将日本国内这些年来积攒的战争资源消耗大半,因此仅仅依靠日本本土的经济支持,日军短期内已经没有实力对中国再次发动全局性的大规模进攻。但我们中国就不同了,国民政府以经历过几大战役锤炼的国军一线部队为骨干,补充兵员进行整训,并配以省吃俭用买来的或国际捐助的武器装备,军队的战力逐渐提升。况且,中华民族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此时不拼命,更待何时?!于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共抽调了约七十个师的强大兵力,向日军发动了全面攻击。这场全面反攻北起内蒙古包头,南至广西北海,共歼灭日军两万余人。史书称发生在1939年冬天的这场全面反攻为“冬季攻势”,称下面这场发生在广西的核心反攻战役为“桂南会战”。组织和指挥桂南会战的人,是新桂系的现任老大白崇禧。但白老大刚上任,就吃了大败仗,不仅失去了广西首府南宁,还被日军板垣师团占据了国军援军南下之路的咽喉——昆仑关,也就是当年北宋名将狄青曾经战斗过的那个昆仑关。在这种情况下,白老大只能跟蒋委员长求援。鉴于桂南会战的重要性,鉴于板垣师团的凶残程度,蒋委员长给他派来了一支极为厉害的援军。援军的头头叫杜聿明,就是那位老婆入共产党他入国民党的黄埔一期生,此公参加过东征、北伐、“剿共”、长城抗战、淞沪会战,也入过蓝衣社,一路走来很是顺利,如今这位35岁的熟男已是一军之长。杜聿明用兵犹如诸葛亮一般谨慎而优雅,擅长精打细算,是标准的儒将。但这位风度翩翩的气质男,居然是一名技术男。他最大的业余爱好是埋头研究技术,尤其是在当时非常前沿的机械技术方面拥有相当的水准,并因此成为南京陆军交通辎重学校培训机械化部队作战的教官。1938年,蒋委员长用苏联的援助打造了中国第一支机械化部队——拥有约五十辆装甲车和近一百辆坦克的二〇〇师。由于杜聿明的技术背景和相关工作经验,蒋委员长对他委以重任——二〇〇师师长。没过多久,二〇〇师扩编为军,蒋委员长将“一·二八”淞沪抗战中的那支光荣部队的番号“第五军”授予了这支部队,杜聿明升任第五军军长。几经周折,麾下极缺将领的杜聿明找蒋委员长要来了三位屡经大战洗礼的高级指挥官。36岁的郑洞国,湖南人,黄埔一期生,从东征到北伐,从古北口到台儿庄,屡次跨越死亡之线,却从未挂彩,实属福将加名将。他出任由在抗战中伤愈归队的官兵组成的荣誉第一师师长。37岁的邱清泉,浙江温州人,毕业于上海大学,黄埔二期生,后到德国柏林陆军大学镀金,历经东征、北伐、中原大战、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擅长吟诗作赋的他,却在战场上收获了一个“邱疯子”的外号。他出任新成立的二十二师师长。35岁的戴安澜,字衍功,号海鸥,安徽无为人,黄埔三期生。他出任第五军的老底子二〇〇师师长。这可是一个专为抗倭而生的军事天才,一个怎么打怎么赢的悍将,一个所向无敌的第一先锋。若不信的话,请看其简历。长城抗战时任团长,于古北口初胜日军,崭露头角的他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台儿庄战役时任旅长,火攻陶墩,智取朱庄,激战郭里集,再胜日军。徐州会战,激战四昼夜,于艾山击退强敌,三胜日军,升任副师长。武汉会战,击败日军第九师团主力,四胜日军,升二〇〇师师长。戴安澜上任后,为二〇〇师选了一首军歌,即那首著名的《义勇军进行曲》,后来该曲成为共和国国歌。大家应该发现了,杜聿明、郑洞国、戴安澜都曾是关麟征麾下的战将。不错,他们选择离开关麟征,主要是因为接受不了“关拳头”蛮横霸道的领导作风。但事实证明,他们的离开是正确的。因为选择离开,他们迎来了更加广阔的舞台。在1939年的国军“大阅兵”中,第五军的成绩排名全国第一。淞沪会战后,德械部队成了过去式(一来打光了,二来在日本的压力下,希特勒终止了跟中国的合作),苏械部队第五军成为新的国军第一精锐。虽说第五军是国军第一精锐,但达不到日军机械化师团的武器装备标准,也做不到像某些影视剧里所描述的那样,是个国军军官就穿着笔挺的军服,皮靴锃亮,泡酒吧,喝咖啡,吃西餐,钓美女,十分小资。实际上除了将来的中国驻印远征军外,国军下级军官和士兵一律穿着自己打的草鞋和几年一发的粗布军装。尽管条件是如此艰苦卓绝,如此筚路蓝缕,但我们一往无前!杜聿明率军出征了。晨曦里,战士的钢盔泛着寒光,身影凝重而坚毅,苍凉而悲壮。挡在杜聿明和第五军前进道路上的,可不仅仅是扼守昆仑关的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还有巍峨峻险的昆仑关,以及昆仑关上日军通过精工细作打造出来的坚固工事——大量钢板混凝土构筑的三层碉堡。面对强大的敌人,面对看起来无法扭转的地理劣势,杜聿明也没有别的选择:要想从日军手里夺回南宁,那就必须仰攻昆仑关,打通南下之路。毫无疑问,这将是一场难度极大的攻坚战!杜聿明在综合考虑了地势、敌我双方的兵力火力分布等因素之后,想出了对敌策略——两个成语:关门打狗,围城打援。日军在昆仑关关口两侧有坚固的堡垒工事,组成交叉火力网,威胁很大。于是杜聿明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先拔掉两侧外围的日军堡垒和高地,然后逐渐缩小包围圈。此所谓“关门打狗”。杜聿明以郑洞国荣誉第一师、戴安澜二〇〇师为主力正面强攻昆仑关,吸引敌人来援,同时派出邱清泉二十二师在日军援兵必经之路上设下埋伏,打伏击,此所谓“围城打援”。1939年12月18日,战斗打响,中日两国最精锐的部队在昆仑关狭路相逢!国军以坦克、战车与步兵之间的协同作战,对抗日军坦克、战车、步兵与空军之间的陆空配合作战。重炮的轰鸣、子弹的厉啸、枪口喷出的火焰、压抑的厉斥、凶狠的号叫、刺刀触碰的金属声,交织出了一曲曲充斥着勇气、血性和兽性的残酷旋律。双方都没有人后退,都战到彻底地倒下为止。这里不想过多地去强调指挥官的指挥艺术,和将士们的牺牲精神,因为一切文字在战斗过程和战果面前,都是苍白无力的。12月31日,一连十三天的血战结束!第五军以一万四千将士伤亡的代价,全歼日军“钢军”二十一旅团五千余人,击毙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收复昆仑关,取得抗日战争中第一次攻坚战的胜利!孙子兵法云:上策伐谋,中策伐交,下策伐城。这里的伐城就是指古代的攻坚战,由此可见攻坚战的难度和代价之大。在残酷的攻坚战中,以不到三倍的伤亡全歼日军最精锐的部队,这实在是一个优异的成绩,以至于狂妄的日本人也终于低下了他们那看起来高傲实则极度自卑的头!日军战史《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如此评价昆仑关之战:“通观中国事变以来全部时期,这是陆军最为暗淡的年代。”自敌人处得到的敬畏,永远比自朋友处得到的更难能可贵,也更令人感动!昆仑关大捷后,中国军队遭到日军的疯狂反扑,再度经历先胜后败的惊险局面,好在结局不错。经过整整一年的辛苦战斗,1940年11月底,中国军队收复南宁,将日军全部逐出广西。中国军队以自己的血肉长城,捍卫了西南交通线的畅通,保住了抗战的大后方。在广西战场上牺牲的中国将士,永垂不朽!

                      僵持

                      就在中国军队浴血长沙,奋战昆仑关的时候,世界上发生了一件大事。1939年9月1日,德国闪击波兰。两天后,英法被迫对德宣战,“二战”爆

                      笑了笑,希望这样婉拒不会造成误解。“随你的便吧。”康妮说着又戴上墨镜,在穿上那双又宽又扁的鞋向外走的时候,还拍了拍玛维斯的肩头。剩下玛维斯独自一人,她原来担心厨房会失去舒适感,其实不然。她反倒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厨房里似乎挤满了孩子——在笑?在唱?——其中两个是莫尔和珀尔。她闭紧眼睛,想驱散这种想象,却反而更加强烈了。她睁开眼睛的时候,康妮进了门,正在地板上拖着一只三十二夸脱的大篮子。“来,”她说,“帮把手。”玛维斯瞅着山核桃皱起了眉,对康妮正在安放的轧果钳、尖嘴凿和碗一个劲儿摇头。“算了,”她说,“想点别的我能帮忙的事吧。剥这些玩意儿的硬壳,我会发疯的。”“不会的。试试看。”“唔,唔,我不行。”玛维斯看着她整理那些工具,“你要不要垫些报纸?清理起来会容易些。”“这里没有报纸。也没有收音机。一切消息全都靠人们面对面地拿嘴说。”“这倒也没什么,”玛维斯说道,“这些日子就没有好消息,没法再坏了。反正人们也无能为力。”“你话说得太快了。瞧瞧你的指甲,又结实,又弯得像是鸟爪子——地道的剥山核桃的手。这样的指甲每次都能把山核桃仁整个抠出来呢。多好看的手,可你却说你做不来,让你发疯。看着这么好的指甲白闲着,我才会发疯呢。”随后,玛维斯看着自己突然好看起来的手抠着山核桃仁,联想起六年级时的老师掀开书页:从封面一角抬起,顺着纸边碰到书签,轻抚着书页,用指尖沿着书上印的字行移动着。她在一旁看着有一种腿都软了的感觉。此时,她抠着山核桃仁,竭力少做姿态又不失优雅。康妮让她干起活来之后就走了,说是要去“照看母亲”。玛维斯坐在桌边,嗅着穿过门洞吹进来的风令人愉悦的气息,心里想着不知康妮的母亲多大岁数。从这个女儿的年龄来判断,老太太该有九十多岁了。她又想,还要多久顾客才来?有人找凯迪拉克的麻烦吗?在她要去的加油站那儿,地图上会显示如何回到亲切的七○号甚或二八七号路吗?她要向北,开到丹佛,然后再折向西。运气好的话,晚饭时候就能上路了。运气不好的话,她也打算第二天上午走。她要回到水泥公路上,听着汽车里的收音机,那音乐曾帮她度过本妮走后的沉寂,一路不停行驶的几个小时—两个手指不耐烦地调着台,寻找更好听的歌曲、更美妙的歌喉。此刻广播在穿越田野,下到一条路上,然后是另一条路。断了。在一个地方乐声应该是……什么都没有。只是一段空白,没有了收音机带来的福音,她并不认为自己能适当地加以填补。从她就座的桌边欣赏着自己忙碌的双手,没有收音机的空白在扩散。无声的、神秘的火在喘着粗气,随着燃烧的加剧,声音却越发无力了:山核桃壳开裂的噼啪声,核桃肉落进碗里的叮当声,不停调整的灶具的哗啦声,昆虫的低鸣声,长长的杂草的争执声,远处玉米棒的咳嗽声。一派平静,但是她巴不得康妮快回来,以免又受到惊吓——幻听到婴儿在歌唱。那女人不在的时间似乎太长了,玛维斯听到一辆轿车碾过砾石路,然后刹车,门砰地关上。“嘿,老女士。”一个女人的声音,很轻松。玛维斯回头看到一个深色皮肤的女人,她利落的腿脚快步走上台阶,由于没看到预期的人而停住了脚步。“噢,抱歉。”“没事,”玛维斯说,“她在楼上。康妮。”“知道了。”玛维斯觉得那女人在非常仔细地观察她的衣服。“噢,真棒,”她说着走到桌边,“棒极了。”她把手指伸进碗里,拿了几颗山核桃。玛维斯以为她会吃一些,但她却松手把山核桃丢进了碗中的果仁堆里。“没有山核桃馅饼还叫什么感恩节?不成样子了。”她们俩谁也没听见光脚走路的声音,何况弹簧门也没发出声响,因此康妮过来时就像是幻影。“你来啦!”黑女人张开手臂。康妮投入她的怀里,两人摇晃着拥抱了很长时间。“我把这丫头吓死了。以前从来没见过这屋里有生人。”“我们的第一个,”康妮说,“玛维斯·阿尔布赖特,这位是索恩·摩根。”“嘿,很高兴认识你。”“摩根。摩根太太。”玛维斯脸上发烧了,但仍满脸堆笑,并且说:“对不起,摩根太太。”边说边端详那女人昂贵的牛津鞋、薄纱短袜、羊毛衫,以及裁剪合身的衣裙:浅蓝色轻质绉丝夏装,上面是白翻领。索恩打开一个编织钱包。“我又带来了一些。”她说着,拿出了一副飞行员式的墨镜。“好的。我只剩下一副了。”索恩瞥了玛维斯一眼。“她吃墨镜。”“不是我,是这栋房子吃墨镜。”康妮把镜腿插到耳后,在门口试着墨镜片。她转过脸正对着太阳,那一声“哈”的叫喊充满了反抗。“有人订了去壳的山核桃,还是你自己的主意?”“我的主意。”“做很多馅饼。”“不只做馅饼呢。”康妮在水池的龙头下冲洗着墨镜,并撕去标签。“我不想听,所以别告诉我。你知道我来干什么。”康妮点点头。“你能给这丫头的汽车一些汽油吗?送她过去,再带她回来?”她说话的同时擦干净新墨镜,检查毛巾上的斑点和棉绒。“你的车在哪儿?”索恩问。她的声音里有些怀疑,似是不相信穿着皱巴巴的吊带便装裤和脏兮兮的童装式圆领长袖运动衫的人会有车。“一八号路,”玛维斯告诉她,“我走了好几小时才到这儿,可要是开车……”索恩点了下头。“很高兴去一趟。不过我得让别人开车把你送回来了。我倒是愿意亲自送你回来,可我有太多的事情要做。我的两个小子都要休假了。”她得意地看了眼康妮,“没等我注意,家里就满了。”随后她又问,“母亲怎么样?”“拖不长了。”“你肯定去丹比或者米德尔顿都不算好主意?”康妮把飞行员式的墨镜放到围裙兜里,向食品间走去。“她在医院里也就能喘上一口气,第二口就是最后一口气了。”康妮在一篮山核桃上放了个小口袋,可能是颗手榴弹。那玩意儿放在奥兹莫比尔车里玛维斯和索恩·摩根之间的座位上,散发着紧张气息。索恩不时去碰它一下,仿佛在提醒自己那东西在那儿。厨房里的轻松谈话没有了。突然正经起来,索恩的话很少,在回答玛维斯的问题时说得极其简单,而且根本不问玛维斯任何事。“康妮人真好,是吧?”索恩看着她。“是啊,她是挺好的。”她们行驶了二十分钟,索恩在每一处上坡或转弯路上都很小心,哪怕坡度和弯度再小。她似乎在防备着什么。她们在一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只有一个泵的加油站停下了车,向那个一瘸一拐走到窗前的男人要五加仑的油带走。他要玛维斯付钱,她说等她回来加满油箱时再付。他不信。最后谈妥先存上两美元。索恩和玛维斯驾车走了,转上另一条路,向东开了像是有一小时。索恩指着一个奇特的木制标牌,说:“我们到了。”标牌上端写着“鲁比·波普,三六○”,下端写着“小旅店,一六”。这小镇当时给玛维斯的印象是静极了,仿佛没人住似的。除去一家食品店、一家储蓄及信贷银行之外,看不出有什么商业区。她们沿着一条宽街驶去,经过教堂前修剪得令人眼花缭乱的巨大草坪和色彩柔和的住房。空气清香,树木幼小。索恩拐进一条侧街,那里的花园比房子还宽敞,花朵上罩满了蝴蝶。五加仑容量油桶的气味在索恩的车里十分刺鼻。但在那男孩的卡车里,夹在玛维斯的双脚间,油桶却没有与众不同的气味。黏糊糊、油腻腻,再加上金属的气味,混在一起完全可能让她恶心,多亏那男孩主动做了玛维斯无法要求索恩·摩根做的事:打开了收音机。节目主持人宣布曲目时的语气听起来仿佛曲子是由他的家人或好友作的:所罗门王,奥蒂斯兄弟,黛娜宝贝,艾克和蒂娜姑娘,达科他姐妹,诱惑乐队。他们颠簸着前行,此刻高兴起来的玛维斯欣赏着音乐和那男孩头发剃掉的部分。尽管他比索恩令人愉快,但也不怎么说话。他们已经从“鲁比·波普,三六○”开出了好几英里,听到《喷射》杂志音乐榜前二十首曲子的第七首了,这时玛维斯才意识到,除去加油站的小伙子,她还没见到一个白人呢。“你们镇上有白人吗?”“没白人住,他们不肯。有时来做生意。”当他们在驶向凯迪拉克的路上看到远处的大宅时,他问道:“那里是什么样子?”“我只在厨房里待着。”玛维斯答道。“两个老妇人待在那么大的一处地方,似乎不太合适。”凯迪拉克没人碰过,但晒得发烫,那男孩在拧开油箱盖的前后都舔了手指。他还挺好心地为她发动了引擎,告诉她把车门敞开一会儿再上车。玛维斯没有费劲儿就让他把钱收下了——索恩则一直推让——他在车上收音机放着的歌曲《嘿,裘德》的伴随下开车走了。玛维斯坐到方向盘后面,在空调的冷气中凉快着,后悔没留意那男孩卡车仪表盘上的电台频率。她在驾着凯迪拉克返回康妮家的路上,徒劳地转了半天选台钮。她停下车,颜色像淤血一样深的凯迪拉克在那儿停了两年。那男孩发动引擎之时已经日落了。再说她也忘记问他路了。何况她记不起她存了两美元的加油站的方位,而且也不想摸黑去寻找了。还有,康妮已经填了作料,烤了一只鸡。但她作出过夜的决定主要还是因为那位母亲。中间的白色令人目眩。玛维斯过了一会儿才看清枕头和牙白色被子之间的那个轮廓,若不是一个颇具权威的声音说了句“别瞪着看,孩子”,可能她还发现不了什么呢。康妮向床脚俯身下去,把手伸到被子底下。她用右手抬起母亲的两个脚跟,用左手抖松脚下的枕头,嘴里嗫嚅了一声“脚指甲跟刀片一样了”,又把那双脚轻柔地放好。玛维斯的眼睛习惯了黑暗和光线之后,才发现那张床的尺寸对一个生病的妇女来说太小了——简直是一张童床——床的四周,在光亮的边缘摆着各式各样的桌椅。康妮从其中一张桌子上拿起什么东西,趴到照亮病人的光亮中。玛维斯随着她的动作,看着她把凡士林涂到病人的嘴唇上,病人那张脸比围着头部的白布还要苍白。“应该有比这味道更好的东西。”母亲说着,用舌尖舔着涂了油的嘴唇。“吃的,”康妮说,“来点吃的好吗?”“不。”“一点鸡肉。”“不。你带进来的这人是谁?你干吗要带人进来?”“我跟你说过了,一个需要人帮忙倒腾车子的女人。”“那是昨天。”“不是昨天。今天上午我告诉你的。”“唉,好几个小时以前了。那么,是谁请她进我私人房间的?谁请的?”“猜一猜。你,就是你请的。你不是想按摩头皮吗?”“不是这会儿。你叫什么名字,孩子?”玛维斯在她所处的暗处小声作了回答。“站近点。不到我眼前,我什么都看不见。就像是住在蛋壳里。”“别理她,”康妮对玛维斯说,“她看得见宇宙里的一切。”她把一把椅子拉到床边,坐下来,拿起老太太的一只手,逐个儿抚弄着弯曲的手指。玛维斯向前移了移,站进光圈里,一只手撑在床的铁架上。“你现在没事了吧?你的车能开了?”“是的,女士。我挺好。谢谢你。”“你的孩子们在哪儿?”玛维斯说不出口。“以前这儿有好多孩子。这地方有过学校,一所挺漂亮的学校。为女孩子办的。印第安女孩。”玛维斯看着康妮,但在康妮回眼看她时,马上垂下了目光。床上的老妇人轻声笑着。“日子难过啊,是吧?”她说,“看看那双眼睛。我把她带到这儿来的时候,她的眼睛绿得跟草一样。”“而你的眼睛当年是蓝的。”康妮说。“现在还是蓝的。”“随你说吧。”“那么说,是什么颜色?”“和我的一样——老妇人洗掉了色的颜色。”“递给我镜子,孩子。”“什么也别给她。”“在这儿我还是管事的。”“当然,当然。”三个人都看着褐色的手指抚摸着白色的手指。床上的老妇人叹了口气。“瞧我这样子。没法自己坐起来,没法傲慢到最后了。上帝该把脑袋笑掉了。”“上帝不笑也不玩儿。”“是啊,你对他无所不知,我敢说。下回你看到他,告诉他让那些姑娘进来。她们在门外聚成一堆,可是进不来。我在白天倒不在乎,可是夜里她们搅得我睡不好觉。你让她们吃得好吗?她们总是那么饿。吃得挺多的,是吧?不是她们爱吃的那些油炸的东西,而是热乎乎的好东西,冬天这么糟,我们需要煤,烧草原上的树是犯罪,昨天的雪从门下面吹了进来,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罗伯塔修女在削葱头,保佑我们脱免罪责,你不能……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康妮把母亲的手在被子上放好,示意玛维斯跟她出来。她关上房门,她们俩来到过道上。“我还以为她是你母亲呢。我指的是你们谈话的方式,我原以为她是你的亲生母亲呢。”她们说着话,走下正中的宽大楼梯。“她是我的母亲。也是你的母亲。你又是谁的母亲?”玛维斯没有回答,部分原因是她不能说起这件事,也因为她正竭力回想:在这样一座没有电的房子里,母亲屋里的光是从哪里来的?吃过烤鸡晚餐后,康妮给玛维斯看了一间大卧室。她从四张帆布床中挑了离窗户最近的一张,跪在床上向外看。两个乳白的月亮,而不是一个,高悬在空中,简直就像康妮的一双眼睛。月光下是一个干净的世界。无法判断。小巧。充分。永恒。加利福尼亚,走哪条路?马里兰,走哪条路?莫尔?珀尔?那天夜里吃掉她的幼狮有一对蓝色而不是褐色的眼睛,这次它没有非把她按倒在地不可。当它用左爪钩住她的双肩时,她心甘情愿地把头向后仰去,把喉部露了出来。她也没有从梦境中挣扎出来。咬的那一口满是汁水,但她一觉睡了过去,又做了其他的梦,直到歌声叫醒了她。玛维斯·阿尔布赖特离开了那座女修道院,但她经常回去,所以一九七六年她在那儿。在那个七月的早晨,对女修道院和镇子之间的龃龉,她已经留心了几个月,她本可以预料到整车男人穿云破雾的潜行。可她想到了其他事情:文身的水手们和在祖母绿的水中沐浴的孩子们。她被前一夜的欢乐搞得精疲力竭,便听凭自己在梦中漂进漂出。一小时之后,从教室射出了子弹,她嗅到了雪茄烟味,以及AquaVelva须后水的淡淡气味。格蕾丝要么是便道在燃烧,要么是她在鞋里藏着蓝宝石。K.D.从来没见过一个女人这样迈碎步或倒换两只脚,他相信是步行造成的这一切麻烦。在大炉灶边上懒散地闲待着的他和他的朋友们都没看到她从长途汽车上下来,但在汽车开走后,她却站在那里——在他们对面的街边,裤子那么紧,鞋跟那么高,耳环那么大,致使他们都忘记笑话她的头发了。她横穿中央大街朝他们走来,脚上穿着一九四九年以来再没见过的粗高跟鞋,迈着小步。她走得很快,仿佛踩在火红的煤块上,要么就是鞋里有什么东西硌得脚趾生疼。K.D.心想,准是什么值钱的东西,不然她早就该取出来扔了。他拿着装备盒穿过餐厅。窄窄的编好的带子从侧桌上的一个篮子里溢出来。索恩舅妈像囚犯似的编着线绳:每天都机械地无偿生产着远远超过实际需要的编织带。后院的园子向左面伸展开一片没有杂草的精耕土地。K.D.右转走向小屋,进去了。长毛牧羊犬见到他都兴奋起来。他只好骑到古德的身上,让这条母狗安静下来。古德的耳朵在他的手指间很柔软,他不停地捋着有樟脑味的细毛。壁虱像咖啡渣似的掉了下去。他把手掌放到狗的下巴上,狗则舔着他的下巴。另一条牧羊犬本把头放在前爪上,向上看着。斯图亚特·摩根家的牧场让这些狗忙得一团乱。在鲁比它们每年都要由K.D.照两次,每次几天。他从盒子里取出鬃刷,把刷子深深地插进古德的毛里,一边梳理一边唱着,用汽车城音乐(汽车城为底特律的别称,此处指那里的黑人音乐。)的假嗓轻声唱着在古德小时候为它编的歌。“嘿,好狗,做一条好狗;老好狗,我的好狗。谁都需要一条好、好、好的狗。谁都需要一条好的、一条好的、一条好的狗。”(“古德”一名原为Good,意为“好”,故有此歌。)古德舒坦地伸展着。只有那些相关的人要出席今晚的会议。所有的人,除

                      有真正付给李鸿章——存不存在这种可能呢?平心而论,从理论上来讲,是可能的,但是我们搞历史研究,一切猜想都需要证据——如果将来历史学界挖掘出来璞科第私吞50万两白银的证据,也许本文所讲的论点会被推翻——但是,李鸿章死后,留下租界洋楼好几幢以及金银一大批,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些钱难道都是合法工资所得么?当然,假如李鸿章能起死回生,他也许会这样为自己辩护:“当年中国受到日本和德国的觊觎,我引俄国海军到旅顺、大连来,是为了抗衡日本和德国,是为了请俄军来保护我们大清——也就是说,你别看我收了人家俄国人50万两白银,可是就《旅大租地条约》这份条约而言,它不但有利于俄国,而且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有利于我们大清国!”李鸿章倘若要这样为自己辩护,也许有他的道理,也许没有道理——但是,这个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话题,因此,笔者在此无意深入探讨。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无论条约是否有利于大清国,但身为大清国重臣,办理外交事务,收受外国巨额贿赂,都是不对的——这一点,恐怕是李鸿章所无法否认的。换句话来讲:李鸿章也许是个忠臣,但是,他同时应该也是一个贪官。他收钱的时候,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人家俄国人——而且不止一个俄国人,在他们内部的电报中,将这件事,用白纸黑字给记录了下来。天网恢恢——该暴露的,迟早还是会暴露——你可以在一段时间里,欺骗所有人;你也可以在所有的时间里,欺骗一部分人。但是,你绝对不可能在所有的时间里,欺骗所有的人。行文到最后,就让我们来看看,李鸿章和俄国人当年所签署的这份“佣金”为一个亿的《旅大租地条约》都是些什么内容。《旅大租地条约》一八九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六日,俄历一八九八年三月十五日,北京。大清国大皇帝、大俄国大皇帝欲更敦两国盟谊,互筹相助之法,为此,大清国大皇帝派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一等肃毅伯李鸿章,尚书衔户部左侍郎张荫桓为全权大臣;大俄国大皇帝派驻华署理全权大臣内廷郎巴夫洛夫为全权大臣。该大臣等各以所奉全权之据视为妥协,商定条款如下:第一款为保全俄国水师在中国北方海岸有足为可恃之地,大清国大皇帝允将旅顺口、大连湾暨附近水面租与俄国。唯此项所租,断不侵中国大皇帝主此地之权。第二款因以上缘由所租地段之界,经大连湾迤北,酌视旱地合宜保守该段所需应相离若干里,即准相离若干里,其确切界限以及此约各项详细,俟此约画押后,在圣彼得堡会同许大臣即刻商订,另立专条。此界线商定后,所有划入租界线内之地及附近水面专归俄国租用。第三款租地限期,自画此约之日始,定二十五年为限,然限满后,由两国相商展限亦可。第四款所定限内,在俄国所租之地以及附近海面,所有调度水、陆各军并治理地方大吏全归俄官,而责成一人办理,但不得有总督、巡抚名目。中国无论何项陆军,不得驻此界内。界内华民去留任便,不得驱迫。若有犯案,该犯送交就近中国按律治罪,按照咸丰十年中、俄约第八款办理。第五款所租地界以北,定一隙地。此地之界,由许大臣在圣彼得堡与外部商定。此隙地之内,一切吏治全归于中国官,唯中国兵非与俄官商明,不得来此。第六款两国政府相允,旅顺一口既专为武备之口,独准华、俄船只享用,而于各国兵、商船只,以为不开之口。至于大连湾,除口内一港亦照旅顺口之例,专为华、俄兵舰之用,其余地方作为通商口岸,各国商船任便可到。第七款俄国认在所租之地,而旅顺大连湾两口岸为尤要,备资自行盖造水、陆各军所需处所,建筑炮台,安置防兵,总设所需各法,借以着实御侮;并认以己资修养灯塔以及保航海无虞之所需各项标志。第八款中国政府允以光绪二十二年所准中国东方铁路公司建造铁路之理,而今自画此约日起,推及由该干路某一站起至大连湾,或酌量所需,亦以此理,推及由该干路至辽东半岛营口、鸭绿江中间沿海较便地方,筑一支路。所有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二日中国政府与华俄银行所立合同内各例,宜于以上所续支路确切照行。其造路方向及经过处所,应由许大臣与东方铁路公司议商一切。唯此项让造支路之事,永远不得借端侵占中国土地,亦不得有碍大清国大皇帝应有权利。第九款此约自两国全权大臣彼此互换之日起举行。此约御笔批准之本,自画押后,即刻在圣彼得堡互换。兹两国全权大臣将此约备中、俄二国文字各二份,画押盖印为凭。两国文字校对无讹,唯辩解之时,以俄文为本。此约在北京缮就二本。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六日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三月十五日

                      “张勋复辟”背后的阴谋

                      近代史上的事情,黑幕重重,“张勋复辟”这件事,也不例外。张勋这个人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了一个“坏人”的角色,可是从第一手史料中,我们却能读出来一个不一样的张勋,原来,在段祺瑞和黎元洪的政治斗争中,忠勇有余、谋略不足的张勋是被利用了,而且还背了将近一百年的黑锅……1917年,民国六年,也是清廷倒台的第六年。这一年的7月1日,北京城中,突然几乎家家户户都挂出了消失了六年之久的大清国国旗——龙旗。清朝,在灭亡整整六年之后,在“忠臣”张勋的武装扶持之下,复辟了!可能有一些读者受此前历史读物的影响,会一厢情愿地认为:北京人民对此深恶痛绝。可是,事实的真相却是令人大跌眼镜。北京人民不但不郁闷,而且许多人似乎还挺高兴的,有的人甚至是逢人便报喜:皇上回来啦!皇上归位啦!年仅11岁的废帝溥仪,在张勋的扶持之下,又坐上了龙椅,并在一群前清遗臣的辅助之下,像模像样地发号施令了。一时间,许官,封爵,张罗朝政,闹得不亦乐乎。这就是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张勋复辟”事件。可是,“好景”不长,没过几天,北洋军阀巨头段祺瑞就从天津发兵讨伐张勋。张勋力抗不支。这一场复辟,在仅仅持续了12天之后,闹剧般地画上了句号。对于这段历史,不少的史书说:张勋“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了复辟清朝的军事政变。可是,在我看来,本案其实大有内幕,恐怕远远没有这么简单。鲜为人知的是:事实上,张勋在这一年搞复辟,是有一定的人脉支持的,当年中国大部分的重量级军阀,似乎至少从表面上都支持张勋搞复辟。也就是说,所谓的“冒天下之大不韪”,恐怕并不那么符合历史事实。我们来看看当年的亲历者、见证人,对于这件事,都是怎么说的。首先,我们来看看当年曾经当过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叶恭绰,对张勋复辟一事,是怎么说的。叶恭绰的说法,原文如下:“……1917年5月下旬,黎元洪下令免了段祺瑞国务总理的职务,安徽省长通电独立,继而冀、鲁、豫、陕、奉、浙、闽七省相继响应独立。相当多的政客聚集到徐州,当时有相当多的军政人物支持张勋之主张:复辟清朝。张勋以为功业有成的机会到了,不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显然是出人意料,叶恭绰这篇收录在《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的证言表明:张勋复辟,竟然是经过相当多的北洋军阀巨头首肯的。依据叶恭绰的证词,当时全国重量级的军政人物,持支持复辟立场的似乎并不在少数。当然,这些军阀是真心拥护,还是虚假附和,人心隔肚皮,那就不知道了。值得注意的是叶恭绰上述证词中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八个字,它道出了张勋复辟一案深层次的内幕:张勋其实是被捧杀的。张勋是个人,不是神,他没有一眼看穿别人真心的本事,也就是说这么多的人都同意他,他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们是真的同意。这样吧,让我们通过更多的史料重新审视本案的来龙去脉。事件爆发之前,有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那就是“中华民国”的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闹翻,此事史称“府院之争”。闹翻之后,黎元洪、段祺瑞两个人,分别都想争取重量级军头张勋的支持。张勋的部下苏锡麟,在《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这册史料里面,对张勋复辟一案的简要来龙去脉,有这样的证言和回顾:“……段祺瑞通过冯国璋劝说张勋派兵入京驱赶黎元洪。各省督军来了许多人,包括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冯国璋的代表胡嗣瑗、段祺瑞的代表曾毓隽、曹锟的代表、张作霖的代表等,会上一致推举张勋出兵推翻黎元洪,拥戴冯国璋当大总统,并恢复段祺瑞总理之职。会上,张勋的秘书长万绳栻提出条件:保皇上(溥仪)复位。大家没有答应。后来,徐树铮、胡嗣瑗等人密谋:先佯装答应张勋提出的拥戴溥仪复位的条件,利用张勋入京,推翻了黎元洪之后,再想别的办法善后(被张文生偷听到)。结果大家在一张黄缎子上签名同意了,张勋上当了。到了天津的时候,张勋和段祺瑞见面,段祺瑞对张勋说:‘要推翻黎元洪,但是清帝复辟一事,就算北方同意,南方也不会同意,因此我建议缓办。’张勋只是默默点头,没有明说答应。到了北京,我(苏锡麟)建议张勋:他们签名同意,是骗局,复辟一事,不能干。张勋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就算他们是骗我,我也坚决要干的,这事儿干成,我死了也甘心。’不久,惊闻段祺瑞马厂誓师(讨伐张勋),张勋说:‘他们推我出来复辟,原来真的是在耍我,我们不能孬了,拼了命也要跟他们干到底,怕什么?到时候我们就把内情抖搂出来,难道是我张勋一个人要搞复辟的吗?’情势越来越紧张,张勋叫万绳栻马上把当时大家签了名的那张黄缎子拿出来公之于世。万绳栻说:‘缎子留在天津,我现在就去取。’不料,万绳栻一去不回。原来,签名的黄缎子早就被冯国璋的心腹胡嗣瑗用二十万元的价格买走了。在紧急关头,王士珍派人找了我(苏锡麟),要求停火,希望牺牲张勋,避免内战。我(苏锡麟)说:‘搞复辟,是各省督军一致签名同意的,现在他们反悔,玩弄张勋,是他们不讲信用,现在张勋很危险,张勋是我的长官,我不能见死不救!你回去告诉王士珍,只要(段祺瑞)讨逆军不开枪,我也决不开枪。而如果张勋的人身安全能够得到保障,我就更不会开枪!’不料,最终还是开打了。很快,荷兰使馆派了轿车来接张勋,张勋不肯走,荷兰人强架着他上车走,张勋还咬了那荷兰人一口。后来,(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陪同我(苏锡麟)去荷兰大使馆看望张勋,张勋见到我们,第一句话就问:‘皇上怎么样了?’吴炳湘说:‘这跟皇上有什么关系?’我则问张勋:‘部队怎么办?’张勋说:‘你看着办吧。’于是,我安排部队的官兵们剪辫子、换服装,发放遣散费,遣返回乡罢了……”张勋的部下苏锡麟的上述这些回忆,透露了以下三点鲜为人知的重要信息:1.在“徐州会议”上,有相当多的各省军政要人,在一张“黄缎子”上面,签名拥护张勋搞复辟。2.张勋见大家都签名拥护,有恃无恐,果断发动复辟。与此同时,那张签了名的“黄缎子”,则被段祺瑞、冯国璋势力收买并销毁。3.张勋在发动复辟之前,去天津见了段祺瑞,段祺瑞对张勋说:“请不要复辟,否则后果自负。”张勋则所恃各大军头在“黄缎子”上的签名“支持”,因而根本不把段祺瑞放在眼内。换而言之,张勋是被耍了。被谁耍了?被当年的北洋军头们集体耍了。那么,事前各省军政要人在一张“黄缎子”上面签名,佯装拥护张勋复辟,这事儿,有没有更多的证人证言呢?当然有。关于“黄缎子签名”的这个历史细节,当时的北洋军阀王占元的幕僚杨文恺,也在《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里面,留下了证言。作为历史旁观者,杨文恺在他的证言中,是这样说的:“……(徐州)开会时,张勋对大家说:‘中国的国情不适合搞共和,我们想请宣统皇帝复位,北京内外的各同人都已经同意了,各国也都乐于支持,现在我与各位商量,同意的请签名……’事后听说,王占元他们是在一张黄缎子上签的名……”杨文恺的证言说得很明白:的确存在“黄缎子签名”这么一回事。同样关于军政要人签名同意张勋复辟一事,北洋历史见证人曹汝霖,在其《一生之回忆》里面,也有这样的说法:“……张勋在徐州开会,各省督军应邀列席,段祺瑞派了徐树铮参加,不料,张勋讨论的却是复辟问题,到会督军首领和代表竟然也签字画押,宣誓赞成,徐树铮则没有签字……”可见,曹汝霖在他的回忆录里,虽然没有特别提到“黄缎子”这个载体,但是,“签字画押、宣誓赞成”,也是比较清晰的,其实说的是同一件事。在同一点上,当年的前清遗少派、北洋旁观者张达骧,在中国文史出版社《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这册资料里,也是这样回顾的:“是以徐树铮为首的北洋军头们耍了张勋。先是唆使你去干,你干了之后,我们再反对你。”张达骧的证词,关键文字是这样的:“……徐树铮急于驱黎(元洪),恐夜长梦多,就不择手段策划行动起来,他知道张勋对复辟蓄意已久,而张的秘书万绳栻素为张所推重,遂极力唆使万在张左右鼓动复辟,这是徐树铮怂恿人上梯子之后再抽梯之计,张并未悟及……”这不是“耍”,是什么?还有一个证人:曾毓隽。在段祺瑞、徐树铮利用张勋复辟这一点上,段祺瑞的心腹曾毓隽,也在《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里,写下了这样的证言:“……段祺瑞曾经说过:‘张勋带兵入京打倒黎元洪,是上了我们的当。’徐树铮也说:‘张勋是个复辟脑袋,先让他复辟,我们才有机会(倒黎执政)……’”以上诸多的证人证言,都指向同一个事实:大家伙签名假装拥护张勋复辟,事后又出兵反对他——张勋,这个憨哥哥,显然是被玩弄了。于是,在各方表面上的“大力支持”之下,张勋果断带领数千名辫子兵,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北京。7月1日,北京城全城商民的户门口,挂上了龙旗。清朝复辟了。就在此时,果然,段祺瑞在天津起兵讨伐张勋。7月8日,段祺瑞向张勋开出了以下的和谈条件:1.取消帝制。2.解除辫子军武装。3.保全张勋性命。4.维持《清室优待条件》。对于段祺瑞开出的这个和谈条件,张勋是如何反应的呢?对此,《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收录了段祺瑞的心腹曾毓隽的一份回顾:“……张勋则提出:必须允许其辫子军安全退出北京回徐州老巢。于是,谈判破裂,双方继续开打。7月12日拂晓,讨逆军兵分三路会攻,天坛辫子军率先投降,其余的也陆续缴械了。当时,一些军阀采取了骑墙观望的态度。例如,山东张怀芝,迟迟不发讨张电,等到得知辫子军在北京节节败退,各省纷纷发出讨张电的时候,张怀芝才仓促决定发布讨张电。7月14日,段祺瑞返京再任总理,并亲自去日本领事馆请黎元洪复职总统。黎元洪觉得自己引张勋入京造成此变,愧对国人,遂自己决定下野。于是,段祺瑞电促冯国璋入京,就职总统……”为什么张勋仅仅带了几千名辫子兵,就胆敢入京搞复辟?事件亲历者曹汝霖在《一生之回忆》里面,是这样认为的:“……张勋以为:在徐州军事会议上,各省军事巨头都赞成复辟了,所以只带了三千(原文如此,准确数字待考)辫子兵入京搞复辟,因为张勋深深相信各方会响应,所以不需要带太多的兵,不料,各省军事巨头临时变卦,背信弃义,食言毁约,他也没有料到段祺瑞出师竟然如此迅速……”可见,张勋是真的相信诸多将领对自己的“拥护”,才有恃无恐,仅仅带了几千号兵进了北京城,当时的张勋,还满怀信心天真地认为大家伙都会从四面八方带兵来拥护他呢。而冯玉祥,则在其《我的生活》里,摘录了张勋在失败之后,写给段祺瑞的一封信,张勋在信中,是这样对段祺瑞说的:“……勋(张勋)知国情,只宜君主,即公等卓见,亦早诋共

                      行惩处的例子。另外,满洲人在围攻大凌河时将自己的都城交由蒙古军留守一事,对祖大寿等人也是一种明确提示。这一引人注目的迹象表明,满洲人愿意信任那些归顺金汗以求恩养之人。而一旦双方誓诸天地,他们也会得到同等的信任。今大凌河孤城被困。我非不能攻取,不能久驻,而出此言。但思山海关以东,智勇之士,尽在此城。或者,荷天眷佑,俾众将军助我乎?若杀尔等,于我何益?何如与众将军共图大业?故以肝隔之言,屡屡相劝。意者尔等不愿与我共事,故出此文饰之言耶?最后,书中建议,祖大寿遣使至后金营中莅盟,同时后金也遣使进城与祖大寿莅盟。皇太极的宽宏或许是真诚的,而尽快促成大凌河守将的归降也是目的之一。金军虽大败张春,但其粮草也已渐渐不支。当地全无可以抢掠的村镇,因而无法就地筹饷。相反,所有汉族居民都集中在自己修筑的台堡之中,连牲畜也带入其中,以防盗窃和抢劫。皇太极不见祖大寿回音,便决定全力争取最大的一座台堡——明参将王景驻守的鱼子嶂台——归降。佟养性率领全部旧汉兵,携“红夷”大炮6门、“将军”炮54门,配合500名满洲士兵攻打鱼子嶂台。该台依山而立,垣墙坚固。佟养性用大炮连轰三日,炸死台中守军57人,幸存者皆慌恐不安。11月5日,王景见部下力已不支,遂弃台出降。攻克鱼子嶂台,是个决定性的胜利。其余各台皆闻风惴恐,近者归降,远者弃走。金军从中缴获了大批粮草,足供其人马一月之用。很明显,金军得以继续围困大凌河,主要是由于取得了这次胜利;而这次胜利则显然是皇太极事先组建了汉军炮兵的结果。后金军获得了充足的给养,从而能继续围攻一月之久,而城内明军此时却陷入了骇人听闻的艰难境地。11月3日,一个名叫王世龙的人越城来降,说城内的夫役商贾全已饿死,战马多被杀而食之,只剩了30匹,士兵则开始以人肉充饥。几天后,金军又获悉,城内明军走投无路,正在有计划地杀人为食。11月7日,皇太极令一名和张春同时归降的明朝官员,至城下与祖大寿对话。皇太极要祖大寿派一名官员到金军大营中来看一看。不久,游击韩栋出城,到金营中进行了短暂的拜访。当晚返城后,他告诉祖大寿,金军确实从张春手中及周围陷落的台堡中缴获了大批火器和粮草。自被围以来,祖大寿终于第一次开始认真考虑投降问题了。这时,皇太极决定改变劝降对象。11月16日,他派人将一封写给守城士兵的信射入城中。信中指责明军将领仅仅为了保全名节而拒绝归降,致使部下遭受如此困苦;并提到城内攫人而食的现象,指出守城将领将来到了阴间也要为吃人肉而受到惩罚;然后宣布,凡杀其长官归顺后金者,皆赦免其罪,并量功授职。“尔等小人,死亦何名。”次日,城内一人设法逃了出来,被金兵抓获讯问。此人透露了两条重要情报。一条是城中将领正在杀食士卒为生,这意味着城中守军正在自己消灭自己。另一条是祖大寿计划于11月18日或19日全力突围。皇太极对突围的可能性并不在意。自开始围城以来,他的部下一直在大凌河城四周加修壕沟和栅栏,饥饿无力的明军根本不可能逃出。祖大寿肯定也做出了同样判断,因为就在计划突围的11月18日,一支箭从城上射入了金军的阵地。箭上有祖大寿和其长子祖泽润的两封信,分别要求皇太极派手下的一名汉官、副将石廷柱进城面谈。这两封信有力地说明,大凌河守将正在考虑归降之事。第二天,后金使者来到南城门外,其中包括副将石廷柱、参将宁完我、达海及其他几位官员。达海代表众人向韩栋喊道,城中必须交出一名人质,石副将方可进城。一会儿,城上缒下一人,自称是祖大寿的义子祖可法。后金使者将其带回金营,去见济尔哈朗与岳讬,后者时为管兵部事,是“恩养”汉族降人政策的有力支持者。祖可法上前欲向两位满洲贵族叩拜,岳讬阻拦道:“前此对垒,则为我仇敌。今已讲和,犹兄弟也。何以拜为?”于是,祖可法——其身份已被证实——被让至两位贵族右边的客座。石廷柱等后金使者这才返回大凌河城,去见祖大寿。石副将走后,岳讬与祖可法做了长时间的重要交谈,从而使满洲人认识到了永平大屠杀在东北武人中造成了多么大的影响。岳讬开口便问,祖可法和他的父亲为何如此不愿归顺,为何宁守空城而死。祖可法的回答也直截了当。他说,因为所有明军将领都记得永平发生的事情。当时,后金答应优待永平全体官民,但结果却将他们全部屠杀了。岳讬极力解释,此事乃一贝勒所为,并非皇太极之意。他说,自皇太极即位以后,后金便敦行礼义,抚养黎民。当被问及是否听说过皇太极倡导“仁心仁政”、爱惜士卒之时,祖可法小心翼翼地答道,确曾听说皇太极向贫民发放衣食,并善待富人,这都体现了他的人君之德。然而,永平之事毕竟难以忘却。一年前曾有许多人目睹了那场大屠杀。现在他的许多同胞对后金恩养和奖励降人的许诺根本不愿相信。当晚,石廷柱返回金营后,祖可法被带至城南放回,此后他可能向祖大寿等人转达了岳讬重申的诺言。石副将则向皇太极报告说,他与祖总兵的会见未能如愿。明军将他吊入城中后,没像事先约定的那样带他去见祖大寿,但向他转达了祖大寿对皇太极欲征服天下“成大事”之志向的关切。祖大寿及其部将不愿归顺将和占领永平之后一样很快撤回沈阳的金汗。因为他们来大凌河巡察时都把妻子留在了锦州,归顺金汗并随之去沈阳,便意味着永远抛弃了他们的家人。不过,金汗若确实有“成大事”之志,下一步便应筹划攻取锦州。“倘得锦州”,祖大寿最后说,“则吾妻子亦得相见。”第二天,即11月19日的清晨,又有两封书信射入后金营中。两书都是祖总兵之子祖泽润写的,一封致石副将,一封致皇太极。致石副将之书中对皇太极“成大事”之志表示了和祖大寿一样的关切,同时也对阻碍祖总兵与后金使者面晤的城内混乱局势做了解释。他说原因是在石副将到来之前,许多将领对会见后金使臣一事表示反对。这说明城中将领仍普遍担心永平事件重演,因而宁可光荣地战死城中,也不愿在出降后束手被杀。祖泽润本人赞成归顺,但“我独力不能胜众口”。因此,他向石副将建议,后金大汗可亲自率众前来招降。这将有助于使城中疑虑重重的人们相信,金汗确实欲图“大事”,从而使那些和他一样将亲属留在锦州或燕京(北京)的人们为之动摇。如汗果欲成大事,我等甘心相助。若能设策,将燕京舍弟救出,足见吾兄全我祖氏之大恩。和其父一样,祖泽润也很愿意帮助满族去征服天下,如果这能使他同实际已被明朝扣在北京作人质的亲属团聚的话。由于信中明确指出的原因,祖泽润在写给皇太极的书信中,表现出比对石副将更多的信任感。他写道:前遣人来招降,时难以一言立决。盖众官不从者甚多。或云:“汗非成大事之人,诱降我等,必仍回军。”或又云:“此特诱降而杀之耳。”是以宁死不肯归顺。我对众言,前日汗所遗书,明言向曾有所杀戮,今则概与安全,此人所共知者。今不信此言,摇惑众心者,惟何可刚、刘天禄、祖泽洪三人。何可刚云:“汗非成大事之人,得永平先回,又屠永平人民。我等若降,纵不杀,亦必回军,我等安归?”平彝营祖泽洪,诱诳众蒙古,使不降汗。又有逃来人,言汗于敌国之人,不论贫富,均皆诛戮,即顺之,不免一死。以此众议纷纭。虽有归顺之意,一时难决。且祖总兵又以其次子在燕京为念。汗可令石副将来,祖总兵将以心腹事告之。前石副将来时,祖总兵即欲相见,众官不从。今泽润在内调停,大事似有五六分可成。是以系书于矢,射出。汗可遣能言者来。此乃机密事,城中人疑我者多。我书到时,望汗密藏,毋令阵获官员,及往来传语之汉官见之。与我同心者,副将四人,不便举名,故不书。看来,促成大凌河归降的关键,是让城中动摇不定的人们相信,皇太极定能成其“大事”;而这便意味着要做出攻打锦州的具体部署。因此,皇太极再遣石廷柱至大凌河对祖大寿说:“尔等欲定计取锦州,可遣大员来议。”当晚,祖可法再次出城送来简短的回音:后金若认真做出立即攻打锦州的计划,祖大寿便率部归顺;否则,劝降无益。皇太极深知自己的军队,尤其是眼下可能要增加数千饥饿疲惫之降人的时候,无足够给养继续去攻打锦州。后金的满、蒙、汉大军经此苦战之后,需要休整一段时间才能去攻打另一座重镇。但若不向祖大寿明确表示锦州将很快被攻克,他又无法促成大凌河的归降。皇太极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是将攻取锦州的任务推给祖大寿自己。石廷柱和达海奉命向祖大寿传递了如下信息:我既招降尔等,复攻锦州,恐我兵过劳,难图前进。尔等降后,锦州或以力攻,或以计取,任尔等为之。11月20日,祖大寿复书皇太极。书中提出的攻取锦州的计划,被有意弄得模棱两可。他说,他可派一人潜入锦州,与其弟锦州守将祖大乐联系,但潜入之人有被抓获受审的危险;或者,他可亲自率军诈作逃走之状,进入锦州并夺取之。究竟采取哪种方案,“惟汗睿裁”。无论皇太极做何选择,范围已经确定了。最后,祖大寿写道:“我降志已决。至汗之待我,或杀或留,我降后,或逃或叛,俱当誓诸天地”。1631年11月21日清晨,大凌河城门大开,祖大寿令二人押副将何可刚出城,于后金营前示众。二人声称,这是唯一拒绝归顺的明将,奉命斩于大汗之前。何副将神色不变,不出一言,含笑而死。但其尸首被拖入城门后,城中饥民竟一拥而上,争割其肉。不久,4名副将、2名游击出城,代表祖大寿及其他37位官员,与皇太极和众贝勒对天地盟誓。誓词曰:“凡此归降将士,如诳诱诛戮,及得其户口之后,复离析其妻子,分散其财物牲畜天地降谴,夺吾纪算。若归降将士,怀欺挟诈,或逃或叛,有异心者,天地亦降之谴,夺其纪算。”双方盟誓完毕,祖大寿遂正式献城投降。城中原有3万人,被围82天后,只剩下11682人了。当天,皇太极又遣使入城至祖大寿营,要他定计取锦州。祖大寿不想同来使谈此事,坚持要面见皇太极。皇太极起初不愿接待祖大寿,谨慎地推托说,盟誓虽申,然民心未定。但最后他还是同意祖大寿于当天一鼓时分(下午七点)前来拜见。接到这种犹犹豫豫的邀请后,祖大寿以为将受到冷淡、傲慢的接待。因此,当他看到诸贝勒出营一里隆重迎接他时,不禁喜出望外。他来到御营,皇太极又亲自出幄相迎,并免其跪见,行抱见礼,像接待贵宾那样与他并入幄中。入幄之后,皇太极像对待孟乔芳那样,令祖大寿坐在自己身旁,亲自以金杯盛酒赐之,又赐以御服黑狐帽、貂裘、白马等物。到了开宴入席时,祖大寿又被待以最高礼节,只有汗兄代善坐于其上。在此前的通信中,祖大寿曾经提出过攻取锦州的两种方案。这时他又对皇太极说,后一方案——即祖大寿率军佯装逃走——似乎更为稳妥。皇太极表示同意,第二天(11月22日)即命多尔衮等贝勒准备配合祖大寿袭取锦州。为了能和祖大寿所率350名亲随士兵一起混入城中,参加此次行动的金军(官48员,兵4000人)都奉命改穿了汉装。然而当天夜里,大凌河城内发生了严重骚乱。约二鼓时分,城内枪炮声不绝。祖大寿和皇太极都派人前去调查,但适逢大雾,放枪炮者逃之夭夭。此事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但似乎使皇太极感到不安,因为他毕竟煽动过祖大寿的士兵反抗其将领。第二天,皇太极召集众贝勒议事,说他担心祖大寿可能复叛,特别是当其率亲随士兵进入锦州城后。既而,他又说,此事一本万利,因而不妨冒此风险。如果祖大寿信守诺言,令锦州归降,那么,明朝就再也不能以锦州或宁远威胁后金了。何况祖大寿的子侄实际已被后金留为人质;这也将使他不敢轻易地背叛后金。当天晚些时候,祖大寿又向皇太极献计。他计划当晚赶赴锦州,徒步入城,然后对城中人说,昨夜他是突围逃出来的。他不打算将扮成明军的满洲士兵带入城中,而准备说服锦州军民——他们本来归祖大寿统辖——同他一道归顺后金。邱巡抚若赞同此事,则他的性命可以保全,否则只好将他除掉。如次日皇太极听到炮声,便说明祖大寿已经顺利入城;如果第三或第四天又听到炮声,便说明祖大寿已大功告成,那时皇太极便可率军前往,与祖大寿会合了。皇太极同意了这一计划。当晚,皇太极赐宴后,祖大寿便率领26名士卒,由副将石廷柱等陪送,乘马出发了。到了小凌河,祖大寿一行下了马。他们徒步过河,趁着夜色,奔向锦州城。此处一别,石廷柱和祖大寿到10年后才得以重见。11月24日,皇太极及其将士听到了锦州传来的第一次炮声,但其后再也没听到第二次炮声。1631年11月26日,祖大寿派人到后金营中传话说,他前日带人太少是个错误,锦州新兵甚多,所以原计划眼下难以实现,只能慢慢想办法了。五天后,即12月1日,祖大寿又派人送信到金营,说相约之事,难以骤举,并重申了所带心腹之人太少、新近调集锦州由邱巡抚统领之兵太多、以及邱巡抚对他颇有疑心等理由。此外,大凌河陷落前,有三人越城逃到了锦州,邱巡抚从他们口中得知了大凌河之事,对祖大寿就更加怀疑了。所以祖大寿目前必须潜伏下来。因信使有被捕的危险,他建议停止联系一年,待邱巡抚的疑心消除后,再恢复联系,共图约定之事。皇太极小心翼翼地答复道:我欲驻此,专候好音。奈刍糗匮竭,难以久留。且携大凌河各官,暂归沈阳,牧养马匹,整饬器械,以候将军信息。至于将军计之成否,又何必言?惟速与回音,以副予望。将军子弟,我自爱养,不必忧虑。此书未得回音,双方遂不再互通书信;直到1635年,皇太极才明确意识到,祖大寿虽已完全控制了锦州,却仍旧忠于明朝。皇太极的冒险失败了:锦州仍然在明朝手中。

                      边民与海盗

                      虽然祖大寿背叛了誓约,但其他大凌河降将——包括祖大寿的子侄——仍然忠于后金,并将为最后征服天下做出巨大贡献。只此一役,皇太极便赢得了明朝军队中一批最有经验和能力的将领的支持。其中许多人得以继续统领旧属,为皇太极及其继承者效力,并立下了赫赫军功。例如:祖泽润,祖大寿长子,后隶正黄旗,1644—1645年,曾参与招抚山西军旅,后又随洪承畴招抚湖南,驻守长沙。祖可法,祖大寿义子,曾参与制定征服天下的策略,及招降吴三桂和镇压李自成,官至湖广总兵,驻守武昌。祖泽溥,祖泽润之弟,授山西总督。祖泽洪,祖大寿之侄,亦隶正黄旗,对明作战,屡立军功。刘良臣,北直隶人,隶镶黄旗,曾参与征讨山西,擢为甘肃总兵,1648年镇压当地回民叛乱时被杀。刘武,归降时为明朝游击,后任南赣巡抚,1646—1647年出兵平定当地叛乱。及李成栋起兵广东,附明桂王,刘武讨平之,以功擢升兵部侍郎。此后他一直忠于清朝,并曾剿灭流贼罗荣。孙定辽,辽阳人,大凌河明军副将。降后赐银币、鞍马等物,后隶汉军镶红旗。随军征山西,又随多铎攻取扬州,平定江南,官至湖广提督。后于镇压原张献忠部将李兴泰时,溺水而死。张存仁,辽阳人,降后授一等副将世职。1636年授都察院参政,仍兼军职。1640年和1641年,提出诱降城内蒙古兵以取锦州之策,又力主劝服洪承畴归顺。1644年,作为济尔哈朗手下的主要炮兵将领,随叶臣招抚山西(其炮兵在攻打太原时起了关键作用),又作为攻坚战专家随多铎征河南、江南。浙江及福建部分地区平定后,授直隶、山东、河南总督。1652年以子爵卒。其实,自1631年大凌河城陷落后,就再未发

                      声“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蒋介石为了挽回形象,自导自演了一场表演秀——自请处分,甚至一度退居虎门,表示坚决离开广东,可惜被各方“深切同情、坚决挽留”,于是在4月初“艰难”地回到了广州。整套表演情节合理、动作自然、感情到位,看来蒋校长也是有实力走红地毯的人。看完蒋校长的表演,一起来分析一下“中山舰事件”的输家。输家有很多,首先来看汪精卫。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中下手是极其迅速的,根本没有通知国民政府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汪精卫。虽然汪精卫对蒋介石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极为愤慨,但是事件已经造成了国共矛盾、中苏矛盾,木已成舟,于是汪精卫以此次事件自己负有领导责任为由辞职,又跑到法国去了。汪精卫这权交得也太快了点吧?是啊,所有人都觉得太快了,不知道汪精卫当时是怎么想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汪精卫并非一个恋权的人,他辞职是为了避免党内争斗,保证国民党的团结。一号人物汪精卫走了,二号人物蒋介石得以继承党政军实权,但他没能坐上国民政府主席的椅子。因为汪精卫对蒋介石很有意见,所以他把谭延闿扶上了代理国民政府主席的位子。老谭虽然干过很长时间的军阀事业,打仗的能力也一般,但他在跟小弟赵恒锡的残酷斗争中老打败仗,受到了严酷的实事教育,并因此下定决心加入革命队伍,在讨伐陈炯明、平定商团叛乱及北伐战争等大是大非问题上与孙中山保持了高度一致,算是一个久经考验的“老革命”,由他接任主席也算合理。最大的输家则非共产党莫属。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表面上认了错,后来也逐步把共产党员给请了回来。这一切表明他似乎仍在高举“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伟大旗帜前进。但事实并非如此,这只是“形象工程”而已,因为蒋介石目前并没有足够的实力与共产党分裂,只得虚与委蛇。蒋介石的第一军目前只有第二师刘峙在广州,剩下的主力都远在潮汕。而李济深、谭延闿、朱培德的部队都近在咫尺,真要打起来不一定能赢。更重要的是,第一军上下深受革命思想影响,而蒋介石自己也一直宣扬革命,如果他不能占住法理,部队思想必定陷入混乱。此外,前文分析过,蒋介石的苏联之行后,他就从没有真正信任过苏联和共产党,他和亲苏联、亲共产党的国民党左派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是必然的,即使没有中山舰事件,蒋介石早晚也会制造出另一个事件来。这不是瞎猜,取得党政军实权的蒋介石,迅速借助“中山舰事件”制造了一个“整理党务案”,以继续削弱共产党的实力。在1926年5月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通过了一系列不利于共产党的政策,比如,规定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国民党员不得加入共产党,共产党须将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交国民党中央主席保存……这就是“整理党务案”。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从此便低人一等。“中山舰事件”的背后主谋国民党右派,也没有落着好。在这次风波中,汪精卫、共产党、苏联顾问、国民党左派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甚至连蒋介石都弄臭了个人形象,唯独右派安然无事。看到了这一点,离“中山舰事件”的真相也就不远了。躲在幕后的右派被揪了出来。蒋介石迅速处分了欧阳格、欧阳钟等人,免去广州右派分子的头面人物伍朝枢、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吴铁城一切职务,解散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西山会议派”也被他冠以非法组织之名,开除其成员党籍。至于右派的另一个巨头——孙科,蒋介石还不能动他,因为他必须卖孙中山的面子。不得不说,此案的关键人物李之龙的下场极其悲惨。李之龙确实有他的问题。在既无蒋介石的手令也无正式公文的情况下,这位仁兄轻率地将军舰调往黄埔。他事前完全应该也必须向蒋介石核对,如果他这样做了,一切的误会也就灰飞烟灭,但他没有这么做。所以,陈独秀、张国焘认为李之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怀疑他有叛党嫌疑,遂将其开除党籍。就在李之龙为被开除党籍一事苦恼万分的时候,蒋介石却没有忘记他,派了几个黄埔同学去找这位黄埔英杰,希望他能迷途知返,归顺自己。“四·一二政变”前,蒋介石还发了一封电报给李之龙,叫他立即去南京。不过李之龙身处被同志们怀疑的风口浪尖,又岂敢做出如此见风使舵的事?他不仅拒绝了蒋介石的拉拢,还写了一篇叫《三·二〇反革命政变真相》的文章,彻底加入了讨蒋队伍。两年后,李之龙回到广州策划“中山”等舰起义,失败被捕。不过,蒋校长对李之龙还算不错,他电令相关人员将李之龙押往南京,他要亲自做李之龙的思想工作。可是一切都太晚了,李之龙在被捕后的第二天即被欧阳格的狐朋陈策执行枪决。一颗本有前途的将星就此陨落,他的死亡就像一滴水消失在河流中,像雪花融入到冰凌中,一切都那么的悄无声息。基于当时没有比蒋介石实力更强的力量可以扶持的现实(冯玉祥此时已经完蛋,后面细说),在布勃诺夫考察团的建议下,苏联政府本着实用主义和利益至上的原则,转变了态度,向性格强硬的国民党一把手蒋介石做出妥协——季山嘉被调回苏联,未来的苏联元帅加伦和鲍罗廷重新回到中国,再度北伐开始提上日程。陈独秀在代表共产党做了申辩后并未深究此事,随后蒋介石宣称此事和共产党无关,国、共、苏继续合作,一场风波以蒋介石的胜利落下帷幕。在这个过程中,蒋介石取得了独裁地位,汪精卫从此再也斗争不过蒋介石。蒋记王朝第五章北伐定中原

                      誓师北伐

                      应该说,蒋介石的运气不错,就在他“摆平”广州风波的时候,北方风云再起,乱作一团。虽然冯玉祥以辞职下野释放了屈服的信号,但吴佩孚和张作霖不打算放过他。吴佩孚要报冯玉祥背后捅刀子的仇,张作霖也要报冯玉祥趁火打劫的仇,所以这哥儿俩组成“讨赤联军”,拉上对“落井下石”牌情有独钟的阎锡山,组团围攻暂时看起来最强大的冯玉祥,吹响了北洋几大军阀之间最后一场大战的号角。随着群架规模的扩大,战火烧到了《辛丑条约》里的敏感地带天津大沽口,《辛丑条约》的既得利益国日、英、美等八国随即向段祺瑞发出“八国通谍”。1926年3月18日,李大钊和国民党左派徐谦在北京发动民众与学生游行,抗议“八国通谍”,要求段祺瑞废除《辛丑条约》。段祺瑞昏了头,居然以武力镇压游行队伍,造成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为代表的四十七人死亡,史称“三·一八惨案”。游行队伍中的鲁迅后来写下《纪念刘和珍君》一文,将段祺瑞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事件发生后,群架也到了尾声。在联军的进攻下,冯玉祥被打回原形,以前吃进肚子的全都吐了出来。心情黯然甚至开始怀疑人生的冯玉祥接受了苏联的邀请,走出国门,去看一看外面世界的精彩。在苏联那里,他见识了“红色浪潮”的魔力,这将改变他的一生。吴佩孚恢复了实力,势力遍及两湖与河南。张作霖则拿下了华北,再度占领北京。这一次,张大帅没有再装好人。这些年的失败告诉他一个道理:人在弱势的时候奉行实用主义比较合算。因此一统中国的理想在梦里想想就好,还是趁年轻多做几天中央领导过过瘾比较实在。于是他也就撕破了脸,赶走段祺瑞,独霸北京政府……被革命的对象——北洋军阀正在玩窝里斗,时机如此有利,怎能不北伐!国民党中央迅速通过了北伐决议,代理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全权授命蒋介石,命其出任北伐军总司令,负责组建总司令部,负责组织北伐一切事宜。一句话,凡是涉及北伐的事情,全部由蒋介石一人彻底包干。谭延闿很会做人,很够意思。所以蒋介石也投桃报李,让谭延闿一路官运亨通至进棺材为止。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虽说苏联愿意提供一部分军费和武器,但北伐资金还有很大的缺口,毕竟一旦打起仗来,物资的消耗可是源源不断的,每打一天仗,就得多花一天的巨额军费,所以蒋总司令对财政部部长宋子文提出了筹措军费的命令。宋子文的确是一个搞经济的优秀人才。他上任一年多以来,通过向外商借资,规范制度——如确立预算、财政公开,整顿税务,发行公债等手段,不仅保证了广东国民政府的正常运转,而且他麾下的广州中央银行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月流水近亿元。相比辛亥初年南京政府的窘迫财政,真不啻霄壤之别也。接到蒋总司令的命令后,宋子文努力工作,协调各方开支,优先满足北伐的军费需求,保证了北伐顺利进行。经济挂帅,全面布局。在和首席军事顾问加伦讨论过后,蒋介石拍板决定了他此生最为优秀的三大军事战略方案之二:北伐三步走。所谓“三步走”,即第一步打倒吴佩孚,稳住孙传芳,不理张作霖。如果第一步顺利吃掉两湖的吴佩孚,那么立即执行第二步,进入江西、浙江干掉孙传芳。完成第二步之后,第三步自然就是北上消灭张作霖,彻底打倒北洋军阀。简单说来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避免三线同时开战。即将被北伐的那三位仁兄的兵力分布是这样的:吴佩孚约二十万,孙传芳约二十万,张作霖三十余万。三人的军队数量看起来极为吓人,其实没那么可怕。一来这几位兄台要分兵驻守好不容易抢到手的地盘,二来精锐并不多。直系的精锐部队也就占其总兵力的三到四成罢了,至于张大帅,也就两成而已。尽管北伐军只有十万左右人马,但其精锐部队的比例要高于上述三位,打胜仗的希望还是很大的。因此,为了形成局部优势兵力,除李济深率领一部分国军留守广东,其余国军全部参加北伐。这里需要稍作解释,国军第一军主要分成两部,一部随大军出征,一部由何应钦率领,盯防福建、江西的孙传芳。此外,为了跟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搞好关系,蒋介石还把部分左派人士和共产党员请回了北伐的领导班子,譬如任命邓演达和周恩来为总政治部正、副主任,蒋先云为机要参谋。7月9日,广州万人空巷,北伐誓师!广州各界群众三十多万与会,点将台上庄严肃穆。孙中山大幅遗像悬挂正中,左右两侧分别悬挂“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与会群众在国民政府领袖谭延闿、蒋介石、宋子文、孙科、宋庆龄、张静江等人的带领下向孙中山遗像三鞠躬。蒋介石戎装整齐,从主席谭延闿手中接过总司令大印,从张静江手中接过总司令旗,正式就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霎时,鼓乐喧天,彩旗飘扬,“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胜利,一定胜利!”的呼声响彻云霄!接下来是部队受阅。蒋介石看着台下以黄埔学生军为骨干的受阅部队,眼睛略有些湿润。从1924年到今天,两年过去了,黄埔一期的几百个学子,现在只剩下一半不到,绝大部分在东征平叛中阵亡。幸好,第四期即将毕业,第五期即将入学……

                      唐生智

                      国民革命军是继袁世凯新军之后,中国军队又一次质的飞跃。在充足的军费保证下,在优良的武器武装下,在“党指挥枪”、“党国”、“党军”的精神鼓舞下,北伐军势如破竹!两湖首先传来好消息:北伐军在7月11日进入直系的据点湖南长沙。进展怎能如此之快?9日誓师,两天就进占长沙,这速度也太离谱了吧?能完成如此高难度的任务,自然是有秘诀的。秘诀就是,北伐军在湖南有一个叫做唐生智的内应。此人时年37岁,毕业于保定军校,与程潜、赵恒锡都算是出自湖南新军的杰出军阀代表,原老板为赵恒锡。唐生智虽然信佛,可他不仅做不到无欲无求,还很有野心。他不甘于一直做小弟当跟班,于是找了一个不错的机会造了老大赵恒锡的反。结果赵恒锡搬来老大吴佩孚,吴老大替赵小弟把反骨仔唐生智揍得满地找牙。没办法之下,逃到湖南南部边境的唐生智向广州国民政府求援,算是重新找了一个老大。唐生智于1926年5月加入革命队伍,其军队成为国军第八军,他自己则成了北伐前敌总指挥。唐生智的部下里有两个大家很熟悉的人:一个叫何键的师长,一个叫彭德怀的营长。有理由相信,唐生智参加革命的动机严重不纯,既因为他有借力报仇的嫌疑,也因为他有投机的嫌疑——若不加入国军,势必成为被北伐的对象,而且从后来的历史进程看,他在诸多重大关头的表现都只能用不靠谱来形容。尽管唐生智不甚靠谱,但好在他目前对北伐还有些用处。在唐生智的接应下,国军第四、七两个军于5月底顺利抵达湖南北伐前线。以第四、七两军的战斗力,面对赵恒锡的湘军和吴佩孚的非嫡系部队,一个多月攻入长沙也在情理之中。长沙战役获胜,蒋总司令亲临长沙指导工作,犒赏三军自是必不可少的程序。不过蒋介石首长在长沙校场检阅英雄部队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蒋介石骑马缓缓走过其他方阵,安然无事,可是当蒋介石走到第八军队列前时,军乐队鼓乐齐鸣,蒋介石骑的马大概没听过这种声音,长嘶一声,撒蹄狂奔。蒋介石猝不及防,摔下马来,一只脚挂在马镫上,整个人被惊马拖了十余丈,最后马靴脱落,才幸免于难。蒋总司令忍痛、忍怒坚持完成检阅的事咱们就不说了,一起来看看第八军的军长唐生智干了什么。检阅结束之后,唐生智没有回家,而是去了“二学园”。二学园是顾和尚(本名顾净缘,乃顾炎武之后)讲经论道的场所。这个顾和尚有点特别,在很多人看来,这家伙就是个不折不扣的骗子,连佛语都不会说几句,相当于学英语只会“点头YES摇头NO来是COME去是GO”的半吊子。其实,顾和尚有点水平。只是他崇信的是密宗,很难被普通人理解,而且他性情恬淡,是个隐士,每当遇见有人怀疑他时,他也懒得去辩解。很酷!所以使得大家都当他是个死骗子。当然,也有不少人相当欣赏顾和尚。唐生智就是顾和尚的粉丝之一。唐生智自己信佛不说,还在部队中宣扬佛教,想当他的兵就得接受摩顶受戒,因此他的军队又被称为“佛军”。见到顾和尚后,唐生智把今天的事向他详细说了一遍。顾和尚闻言捏指算过之后才轻声说:看来蒋介石过不了第八军这一关。唐生智顿时心花怒放,自此有了取蒋介石而代之的野心。看来顾和尚是个有真才实学的,并非忽悠混饭吃之人,后来的红军不就改编为国军第八路军了吗?

                      决胜汀泗桥、贺胜桥

                      除开北伐军实力强悍的缘故,丢掉长沙还有吴佩孚自己的原因——轻敌,他小看了北伐军。原本吴佩孚把主力大都放在北方,用于进攻冯玉祥和防备张作霖。直到丢掉长沙之后,他才意识到自己犯了大错。鉴于冯玉祥已经被他和张作霖揍得只剩下一口气,于是吴佩孚大胆调集主力南下,打算在湖南湖北交界处与北伐军展开生死决战。就在他调兵遣将之际,北伐军已经突破湖南北线,进入湖北。吴佩孚知道这是生死攸关之战,于是亲自组织兵力反扑,在湖北咸宁境内的两处险关汀泗桥、贺胜桥一线布满了自己的嫡系部队,他要拒敌于武汉大门之外!蒋总司令自然不是吃干饭的,早在吴佩孚做出调整之前,他就已经下令北伐各军务必抓住吴佩孚兵力分散、精锐未至的有利时机,迅速打开通往武汉的大门!北伐前敌总指挥唐生智迅速响应了蒋总司令的号召,他本着“把困难留给别人,把便宜留给自己”的军阀精神,把吴佩孚的精兵和前进道路上的险关重城——汀泗桥、贺胜桥以及武昌城都留给了第四、七两军,自己则率第八军直奔滔滔汉水和长江而去,因为长江对面是敌军防守薄弱的汉口和汉阳。因此,吴佩孚的主要对手是第四军和第七军。由于军长李济深留守广东,副军长陈可钰得以成为第四军的最高指挥官。陈可钰是一名优秀的将领,他带领的第四军一直冲在北伐的最前沿,无畏的勇气和敏锐的军事嗅觉就是他的特质。现在,作为最早抵达汀泗桥的将领,陈可钰决定趁吴佩孚主力未至汀泗桥这个稍纵即逝的机会,

                      三级片男男gv在线,只知道它分布在云南一些人迹罕至的丛林水域,喜欢懒懒地顺水漂流,适应能力不算强,因为它很挑食。莫炎曾亲眼见过这个不比八仙桌大的家伙在半小时内吸干一头水牛的体液,那头牛只是在河边饮水,莫名其妙地便被裹住吸干,留下了一具媲美木乃伊的尸体。“这东西很敏感。”莫炎眯着眼睛道,“些许触碰就会引发攻击。”事情就这样变得微妙了起来,“席子”离晖儿他们的距离大约也是三十公分,与我们离开的距离相当。但这两段距离间却关系到一个人的生死,从距离测算,我们可以选择救出两个人,但第三个人却会因此而被扑杀。这个树洞内似乎被人做了手脚,莫炎的灵火、林岳的植物甚至连我的金属和黄土都无法在那里起到任何作用。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山上飞速下来的那股巨大力量已经完全消失,周围平静无奇,韩笑和他的师父早已失去了踪迹。莫炎用灵火将我递过的一根铁叉烤得通红,但却无法将那块“席子”射杀,那“席子”的身后是晖儿。更要命的是,莫炎一旦接近树洞,“席子”立刻有了反应,只不过它不是扑向莫炎,而是晃动着开始选择树洞里的人,那样子就像在告诫我们,轻举妄动的后果便是导致它扑杀人质。“席子”一定是被下达了某种指令。于是铁叉便交到了林岳手里,照莫炎的说法,他身上闻不出杀气。林岳端着叉子抖了半天,始终无法下手,懊恼地将铁叉丢在一边,一屁股坐在地上,死盯着树洞里的“席子”,仿佛想用眼光来杀死这个麻烦的家伙。“它对血很敏感?”那东西蠕动的样子忽然让我想起了蚂蟥。“是的。”莫炎点头道,“类似嗅觉的能力很敏感。”“你的植物能造血吗?”一个古怪的念头在脑中产生,我拍了下坐在地上的林岳。“能!鸡血藤就可以,而且很像……”林岳一下刹住了话头,眼里闪过一丝狡黠。……“席子”的身体已经不再像肉皮了,鼓胀的身体疏懒地悬在那里,红得近乎发黑的颜色完全来自于鸡血藤里那种极为类似血液的藤汁。晖儿、S和老田已安全地躺在了树洞外的草地上,在我们搬动他们的时候,“席子”根本没有任何的反应,事实上它已经饱到做不出什么反应了。林岳慢慢地用铁叉将它挑出洞口,挂在了朝南的树梢上,就像在家风干一块腌制好的肉皮。“‘吃饱了撑的没事干’,搞了半天,这句俗语是这么来的啊。”林岳嘻嘻地看着树梢上里那块孤零零的“席子”道。莫炎看着林岳得意的背影,摇了摇头,拿出三颗绿色的药丸,塞入晖儿他们的口中,只一会儿的功夫,三人便各自咳嗽着醒了过来。“亦凡……”晖儿一把抱住了我,语声已经有些哽咽。一种痛惜的感觉油然而生,今晚的一切对于晖儿来说已是十分的不易,作为丈夫的我并不只是需要检讨那么简单了。“没事了,是我没照顾好你。”我惭愧道,口中不知该如何安慰。“喂~~刺激我是不是?”林岳不识趣地凑了过来,拧着一张苦菜花似的脸,他的外套正披在S身上,后者除了责问他怎么跟来的原因之外,并没有任何的表示。这小子典型的心理不平衡,我和晖儿相视一笑,冲S那边努了努嘴,示意林岳再去殷情一下,他却摆了摆手,一脸怯意地溜到了一边。“你种花一般都死吧?”莫炎冲着林岳冷不丁的来了一句。“这什么话,哪有我种不活的植物。”林岳撇嘴不屑道。“有心栽花花不开。”莫炎的眼里闪过一丝笑意,“尤其是桃花。”众人一片愕然,反应过来之后便是一片哄笑,林岳白眼乱翻之间却看见S的脸红了起来,那色泽很像是盛开的桃花。……午后的阳光照在身上让人有种懒懒的感觉,一夜的疲劳紧张却并没有让大家好睡不起。林岳正迎着阳光站在屋内,接受着我们审讯般地盘问。对于他的身份和表现,我是最为惊讶的,很难想象这个共处多年的老同学竟与我和莫炎同属一脉,他对植物控制的能力更是让人匪夷所思。平日里嚼舌搞怪的林岳此刻却显得十分的平静,他的解释简明扼要,一度几乎让我们无法追问下去。对照林岳和莫炎的所知,我渐渐理清了脉络。听风、饲虚、筑壤、布荫本是一脉相承的古老风水派系,其历史可以上溯到三皇五帝时代,由于后辈衍生出了各自不同的能力,于是便分为了四大派别。四大派别各自生活在自己的环境中,互相间守望相助。但就在我们的父辈一代,彼此间的联系却中断了。莫炎的父母死于茶马古道,血案至今悬而未决;了然身份神秘,神龙见首不见尾,从不露面;我父母早年移居海外,除去常规节日邮寄贺卡互祝外少有联系。林岳的情况更为离奇了,据我所知,在他高中时期父亲因行医恶性事故被判入狱,母亲离婚改嫁,这也是林岳当初一定要报考医学院的原因之一。然而事情却并没有表面看来那么简单。十六岁那年林岳便发现了自己的能力,身为中医的父亲与他彻夜长谈,将派系的事体一一告知,并花了一年的时间教会了他许多风水与植物学问。当然,这一切都是背着他母亲进行的,林岳的母亲对这父子俩的秘密毫不知情。之后便是恶性行医事故,入狱不到一年,林岳的父亲便因冠心病恶化死在监狱里。对于父亲的获罪和病死,林岳始终有着怀疑,却没有任何的线索证据。林岳的生活来源几乎断绝,这时却出现了一个神秘的资助者,从高中到大学毕业,林岳每年都能收到一笔足额的费用。父亲病重临危时曾告诉林岳,托付了一位好友照顾他的生活,那好友脾气古怪却绝对可靠,他的名字叫——了然。林岳从未见过了然,和莫炎一样,了然一直通过信件和电邮与他联系。城市事件发生时,林岳惊讶的发现我所具备的能力,并告知了然。他得到的回答是尽力帮助我,不要轻易表露身份,于是便有了之前的那些经历。我们行至滇王阴墓,林岳就收到了然的通知,要他前来云南暗中帮助我们。于是他一路尾随,并凭着自己的能力在隆庆关外杀了寒蜴。至于陈子浩的阴谋,是林岳通过了然的提示,潜入腾冲监视时发现的。莫炎在接电话的时候就已经暴露了伪装,张禾从不好女色,老夫子当时只是在打趣他而已。因为,张禾是陈子浩的男宠。……“那只老耗子下手太快,我来不及变通,所以就只能现身了。”林岳笑了笑,“早知道要解释那么多,我还是躲在背后比较好。”一番话后,除了早就闻出味来的莫炎之外,我们都是一阵惊叹。尤其是S,她并没有亲眼见到林岳的能力,听完解释后,不依不饶地要求林岳证实一下。“夸张~~”S死死地盯着林岳手中凭空出现的花枝,“小林子,你都不用买米了。”“啊?为啥?”林岳反而被说得一呆。“直接自己种啊~~”S愣愣道。“噗”,一口茶水直接喷了出来,两人的对话让我忍俊不禁,简直就是活宝一对。开怀大笑之后,却是一阵冷场,其实每个人的心中都很清楚,眼前有太多的疑问和潜在威胁。“我原本以为韩笑绑架晖儿他们是为了要挟我们,但昨晚的情形似乎又不是这样。”我疑虑道,“他师父在高黎贡山究竟采的是什么?韩笑为什么又放弃了追踪?那块恶心的肉皮只是为了拖延我们吗?”“采到的东西很奇怪。”莫炎道,“至少我没见过。”“那个笑面虎跟蒸发了似的,周围的植物没有任何关于他的记录,除了这个。”林岳想起了什么,伸手从裤兜里掏出一样物件。那是一只纸鹤,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其中一只翅膀上沾有少许泥土。“传信鹤。”莫炎嗅了嗅纸鹤,眉头略微扬了下,“还有残留信息。”说着一点火光出现在莫炎的指尖,纸鹤在火光的触动中颤了一下,低微的耳语声传了出来。“速回……车却……”我辨别着语声,却只能听出两个零散的词组。“车却?”林岳问道,“这是什么意思?”“会不会是扯雀泉哈?”许久不说话的老田插嘴道,“附近有个地方叫扯雀泉,据说那里鸟飞过那里会掉进水里。”“曲石的扯雀魔塘?!”莫炎的神色有些怪异。“对哦,是这个名字,那塘子里的水有毒咯,一般人都不敢去哈。”老田点头道。“昨晚的应该是狎兽……”莫炎面色竟有些发灰,“他居然要抓毒凰!”莫炎的说话方式我早已习惯,虽然现在的话语听来有些没头没尾,但他应该是觉察到了什么严重的事情。“必须去曲石阻止他。”莫炎看了下时间,“还有六个小时。”……前往曲石的路上,车子飞驰着,我握着方向盘的双手微微渗着细汗,这倒不是因为天气炎热,而是莫炎的话语给我带来的震撼。饲虚一派捕猎虚兽为生,从虚兽身上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因而有人创出利用虚兽特质改变风水地貌的方法,但由于使用有限且牵连甚广所以后辈们并不常用此法。狎兽,这是一种体形巨大却平和近人的虚兽,事实上它与任何生物都很亲近,只不过它的亲近程度有些过分,被它亲近的下场便是被迫与之交合,不管你是什么物种。毒凰,准确的称呼应该是炎毒凰,外形酷似传说中的凤凰,生活在地火环境下,美丽的身体蕴含着剧毒,经常出没在火山口,扯雀魔塘的有毒水质便是它的杰作。这两只毫无干系的虚兽,却正是饲虚一派遣换风水地貌的绝学“引子”。在受到惊吓时狎兽体表会产生一种类似汗液的物质,无毒无嗅,却可以引发天地交合之气。用这种物质喂食炎毒凰,与其自身的毒性本质产生作用,便可以令炎毒凰蜕变并与龙脉地气发生交合作用。但这不是最终的目的,按莫炎的解释来说,龙脉地气将会在这场交合下释放全部的能量,那力量足以改变整个地下结构。……“你那个混蛋大哥想搞大地震?”林岳听得一头包,“整这么俩淫性十足的东西过来,亏他想得出。”“地震好对付,改变地下结构恐怕是另有目的。”我从后视镜望了一莫炎,“不过可以肯定一点,他急着找这两样东西,只怕是已经发现了龙脉位置。”“应该已经找到龙脉了。”莫炎沉思道。从刚才起莫炎就一直在思考着什么,其实不用问也能猜到,他正在揣测他大哥的用意。车子不知不觉中已行至熔岩台地附近,一股刺鼻的气味传来,喉咙里顿时像呛进醋一般酸涩难受,晖儿和S忍不住咳嗽起来。“到地方了。”莫炎似乎对这股气味免疫,嗅觉敏锐的他竟然若无其事。林岳变戏法似的从包里拿出一叠过滤防毒口罩,分给众人,口罩里盛着一片不知什么植物的叶子,戴上后吸入的空气变得清新起来。众人下车步行上了熔岩台地,随着海拔高度的增加,黑色的玄武岩渐渐换作了五彩斑斓的岩石,生长的植物越来越少,地上还不时能看到一些动物的骨架,天空中没有鸟飞过,这里仿佛已成为一个生命禁区。“硫化氢和二氧化硫占了绝大部分,氧气和二氧化碳的比例倒个个儿的话就正常了。”林岳看着手掌中不断生长死亡的植物道,“这里简直就是一个天然大毒库,什么乌七八糟的都有。”“还有两个小时。”莫炎看了下手表,“炎毒凰的活动时间。”“你的时间估算应该没问题,可惜的是你大哥好像找到了别的办法。”我指着塘内的一处道。八百多平米的水塘平均深度大概在半米左右,清澈的水质可以一览无遗地看到水底,就在离开我们不远处,水里隐约浮现出一片鲜艳的色彩,乍一看去让人误以为是漂在水中的花丛。但我却看得十分清楚,那是一片带着羽毛的鸟类皮毛,就如我在老田家里见到的锦鸡皮一般,只是眼前的这片皮毛更完整。莫炎身子一震,顺着我指的方向打出一团灵火,一片星点的植物花粉凭空落下,林岳也在极力张望着。“涅蜕。”莫炎显然受到了打击,语气变得有些漠然,“炎毒凰已经蜕变了。”我思索着想将手伸入水里,拾水应该能捕获些残留信息,但林岳第一时间阻止了我。“糊涂了吧你?这水能弄烂你的手!”林岳口里说着,眼睛却死盯着水底,“而且也不用老凡你拾水了,有人会告诉我们实情的。”啵地一声,散开一阵涟漪,几片叶子浮出水面迅速枯黄,一个依稀的影像在水底出现。“是他?”莫炎的眼睛冷光暴射,“想不到还留在这里。”水底翻动了起来,一个人自其中缓缓升起,大蓬水色火焰围绕着他的身体,在夕阳的照射下显得分外夺目。那是一张很普通的面容,带着十分亲切的笑容,模样赫然是莫炎的翻版。“各位下午好。”他礼貌地欠了欠身,“我是莫曹。”二十五、游僧了然无论是相貌、姓名还是莫炎发出的切齿声,都能很好的证明从水中出现的这个人就是莫炎的大哥,当年茶马古道血案的作案人。当然,他也是韩笑的师父,从徒弟的不俗表现来看,莫曹的造诣远在莫炎之上,但加上我和林岳,其间的胜负就很难说了。长期以来,我对这位一直隐身在幕后的人物有着一种与他当面交锋的渴望,可眼前的不期而遇却让我有些没底,这个亲切的家伙透着无比的霸气和杀意。“弟弟,我们有二十年没见了。”莫曹立在水中,眼里满是关怀,“你还好吗?成家没有?”莫炎没有回答,双拳握得格格作响,身周窜起烈烈的灵火,黄昏的景物在火光的照耀下恍如回到了正午时分。莫曹淡然地笑了笑,不再理会莫炎,转眼看向我们。“王亦凡,你的智慧和见识让我佩服,你夫人的胆识也不一般,一路上我弟弟承蒙你多照顾了。”莫曹的话语似乎很诚恳,“林岳,你外表市侩贫嘴,实质却很可怕,公孙潇意识不到你的优秀,那是她的损失。”“酸,丫说话真酸。”林岳嘬着牙花拧脸道,“敢情你跑这儿来就为点评我们?搞得跟我们院里的人事似的。”“废话真多。”S脸上有点挂不住了,如果短柄猎枪没被韩笑毁坏的话,只怕她就直接开枪了。“你想做什么,可以直说。”我看着泰然自若的莫曹,暗暗搜索起四周的动静来。“呵呵,的确,我没必要点评你们。”莫曹有些歉意地笑了笑,“不过我一向认为,对将要死去的人做个评价是一种尊重。”哇地一声,莫炎猛然吐出一口鲜血,身子晃了晃,依旧标枪般地站住了,脸色渐渐开始苍白起来,方才周身怒起的灵火已消失殆尽。“唉,弟弟,从小你就不明白一个道理。”莫曹惋惜道,“对于一个天才,不是单靠你努力就能超越的。”语声未落,脚下的地面突然无声龟裂,一条条拇指粗细的裂缝中透出股股热气,火光一闪,地上现出一层淡色火焰,但这层火焰却很微弱,紧跟着它下面燎出的是大蓬怪色火焰,那种色泽赫然便是初见韩笑时见到的火焰。莫炎顿足厉吼一声,双掌不住交错,一瞬间变幻了八种手印,双瞳已变成可怕的血红色。“灵火九重诀?”莫曹摇摇头,“唉,你觉得八诀合一对我有用吗?”很明显,莫曹谈话间暗地在地下引发了怪火,想消灭我们于无形。莫炎感觉到后便用自身的灵火对抗,可就从现在的局面来看,他并没有足够的力量控制住局势。“噗”,莫炎咬破舌尖在手上喷了一口鲜血,两掌凭空虚画出一个圆形,五彩斑斓的火焰自圈中疯狂冒出直泄向地面,怪色火焰顿时被压制,渐渐隐入地下。滚滚黄土波动着涌来,地面的裂缝厚厚地覆被上了一层,原本暗红的湖岸换上了鲜亮的黄色,在莫氏兄弟的火焰照耀下,环境变得炫丽诡异起来。破土声响起,粗大的树木在湖岸边围了一圈,那些树木像是白桦,但叶子却如松针般尖锐,根根立起,足有一尺多长,表面的光泽显示出它的坚硬。“双拳难敌四手,现在有六手。”莫曹似乎不是很在意,“也好,大家一起来试试。”莫炎一直环抱着虚画的圆形,但就在莫曹说完这句话时,莫炎的双掌已经交错着挥了出去,火光幻化出的圆圈在半空中爆裂开来,无数巴掌大小的火焰刀从不同的角度切向莫曹。火焰刀在接近莫曹的时候突然消失了,莫炎难以置信地看着他,终于支持不住跪坐在了地上。莫炎脱力了,由于先前是全力攻击,现在只怕是没有残存的战斗力了。我立即向林岳丢了个眼色,四周随即窜出数百道坚韧的金属丝,配合着火焰的攻击在莫曹身外形成了一道网。林岳冲着莫曹的位置打了个喷嚏,周围的树木一阵抖动,那尖锐的树叶立即射出,急剧的高速攻击带起空气的响动,听来就像狂风吹过一堵遍布孔洞的残

                      赋,只需3年朝贡一次。明朝立国之初,杨家甚为守法,明成祖征讨安南,明英宗征讨麓川,播州都曾出兵助战。播州成为边患,是由明宪宗成化皇帝朱见深在位时开始的,成化年间,播州开始“聚众寇边”,被明王朝击退,随即上奏谢罪了事,明王朝也就不予追究。从成化年间到嘉靖年间的100多年里,播州与明朝中央政府虽有摩擦,但多是小打小闹,未引起明王朝的重视。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杨应龙承袭土司后,情况迅速恶化,杨应龙本人性格残暴,在当地横征暴敛,民怨极大,他岳母一家也因得罪他而遭灭门。与此同时,杨应龙大肆扩充地盘,掠夺治下苗民村落土地,在激起苗民反抗后,又唆使苗民去袭击周围汉族村寨,挑拨民族仇杀。从万历年间开始,就有播州当地苗民控告杨应龙,明朝四川、贵州地区的官员也有人向朝廷上奏,说杨应龙有造反之心。此时,明王朝土地兼并严重,为缓和土地矛盾,明王朝多次将大量无地农民向西南地区迁移,这些农民许多都是今天西南客家人的先祖。对此杨应龙大为抵制,多次组织武装,残杀南迁汉族,甚至发生了血洗汉族村落的事情。杨应龙也很有头脑,他雇佣了一个四川落地举子孙时泰为军师,像诸葛亮一样供养起来,就是这个孙时泰,不但多次给杨应龙出谋划策,还建议杨应龙伺机脱离明朝统治自立为王。虽有地方官屡屡弹劾杨应龙,但明朝政府对此,却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多次事件都是大事化小。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贵州巡抚叶梦雄揭发杨应龙图谋造反,明王朝一度把杨应龙抓到重庆受审,经地方官审判,本来判了斩首,但没想到朝鲜战争爆发,杨应龙立刻表忠心,说愿意率兵去朝鲜助战。明朝随即顺水推舟,赦免了他的死罪。没想到杨应龙回到家就变卦,不但拒绝出兵,还把播州与外界的道路全部隔断,以图死守。明王朝四川巡抚王继光率3000人进剿,却被打得大败。打赢后的杨应龙立刻耍诈,对明朝说此事是他部下所为,并把手下12人送交明朝治罪。明朝又一次上了当,对杨应龙暂不追究。此后几年,杨应龙屡次侵扰周边州县,甚至把重安知县全家灭族。但明王朝正忙于和日本和谈,没顾上管他。如此一来养虎为患,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自以为羽毛丰满的杨应龙扯起了反旗,派兵大举进犯四川地区,甚至一度侵扰到湖广。明王朝这才发现,这个反复无常的土司而今已成大患。震怒之下,明王朝决定进剿。万历二十七年一月,贵州巡抚江东之率3000明军攻打杨应龙,在宽练堡遇伏,3000明军无一生还。明军之所以两次进剿都只出动3000人,是因为此时明军精锐多集中在北方,又值抗倭援朝战争时,多线作战实在力不从心。直到抗倭援朝战争胜利结束,明王朝终于可以集中力量解决播州问题。万历二十八年五月(公元1600年),曾在抗倭援朝中担任过辽东巡抚的李化龙受命,节制湖广、贵州、四川三省兵马,承担起了平叛重任。明军集结时,杨应龙继续作恶,先攻陷了四川案江,又攻克了四川秦江,令人发指的是,他在秦江搞起了大屠杀,“士民死伤万人”。明军因为兵力不足,只能分路防守,双方开始了相持。李化龙步步为营,逐渐压制住了杨应龙,到万历二十九年一月(公元1601年),明军终于兵临播州。李化龙分八路进剿,总兵刘珽出綦江,总兵马礼英出南川,总兵吴广出合江,副总兵曹希彬出永宁,总兵童无镇出乌江,参将朱鹤龄出沙溪,总兵李应祥出兴隆卫,总兵陈璘出白泥,每路兵马3万,共计20余万人。李化龙手中最大的王牌,是赶来参战的陈寅部戚家军3000人。明军节节胜利,终于逼近了播州的要塞娄山关,名将刘珽率部强攻,遭杨应龙顽强抵抗,陈寅的戚家军则发挥山地战素质,奇袭了与娄山关遥相呼应的海龙囤,明军随即一马平川,至六月完全攻破。六月初六,明军已经占据了播州大部分地区,杨应龙全家退到一处要塞内,走投无路的杨应龙上吊自杀,其狗头军师孙时泰,其子杨朝东等69人被俘,押解北京后被斩首。至此已传29代的杨家播州土司,就此终止。战后明朝在当地“改土归流”,设立府县,由中央直接统治。这场持续3年的战争,以明王朝养虎遗患为开始,以杨家举家灭族为结束,对于明王朝的西南统治,意义可谓重大。播州战后,许多同样是“独立王国”的土司大为惊惧,主动向明王朝交出政权,明朝对于西南的控制从此大大加强。三在公元1597年的抗倭援朝战争里,明朝遭受了“双线作战”的困境,而在公元1592年的抗倭援朝战争中,明朝也遭到了同样的困境,就在日本侵朝战争发动前,即公元1592年二月二十八日,宁夏发生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兵祸——哱拜之乱。说到这场兵祸,就要先说说作乱的主角哱拜。他本是蒙古鞑靼人,在嘉靖年间投降了明朝,起先表现很好,曾经在宁夏总兵郑印麾下效力,因他熟知蒙古军作战特点,多次献计献策,屡立战功,职务也节节攀升,到了万历初年(公元1573年),已经官至宁夏总兵,在明朝武将的升迁速度里,算是比较快的了。对于他早年的行为,今天的历史书上说他“多蓄死士”,意思是他早有谋反之心。明朝在嘉靖、隆庆两朝边防吃紧,哱拜的问题虽常被揭发,可用人之际,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此外哱拜本人也很会来事,对明朝边防将领多有结交。明朝北部边防,有吸纳蒙古族士兵入伍的传统,其中任军官的被称为鞑官,哱拜与许多鞑官都多有往来。万历年间哱拜继续升官,一直做到宁夏副总兵,成为执掌宁夏地方军政的大员,在军中任人唯亲,树立多处心腹。真正激起哱拜反心的,是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的河洮之变,鞑靼部窜犯青海,哱拜出兵援救,立下大功。哱拜因胜而骄,回军时竟然纵兵抢掠,遭宁夏巡抚党馨斥责。与此同时,哱拜贪污军饷事发,因他有大功,明王朝最终从轻处理,仅发文申斥了事。哱拜却因此更加怀恨,反心日起。河洮归来后,哱拜借口整顿军务,在军中撤换多名将领,换上自己的亲信,此事遭到明朝宁夏御史孙立的揭发。接到奏报的明朝,还是希望能息事宁人,因此折中处理,并未追究哱拜罪过,只以年老为名命哱拜退休,由其子孛承恩继承他“副总兵”的职务。但此举治标不治本,哱拜的造反转入了“地下活动”,大乱已经一触即发。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二月十八日,筹谋已久的哱拜正式发难,伙同亲信刘东洋、土文秀等人发动叛乱,先杀宁夏巡抚党馨,又逼宁夏总兵张唯忠上吊。哱拜驻守在宁夏各地的亲信们也趁机作乱,因事发仓促,明朝政府来不及反应,短短一个月间,宁夏境内只有平掳城因城防坚固,未被攻克。与此同时,哱拜也接洽了鞑靼扯力克部与土蛮部,以出让宁夏北部草原为厚酬,换取了他们的支持。有人撑腰的哱拜更是有恃无恐,在宁夏倒行逆施。宁夏本地的汉民回民土地尽被他掠夺变成了牧场,大批百姓遭驱逐屠杀。最荒唐的是,哱拜想在宁夏自立为王,手下谋士纷纷给他想“王号”,可谓狂妄之至。明王朝当然容不得他的狂妄,哱拜二月叛乱,三月四日明朝大军就前来进剿,最早负责平叛的是宁夏总督魏学曾。明朝调度的军队,多来自河南、陕西内地,都是未经过大战的“和平兵”,自然不是宁夏叛军的对手。初战受挫后,明王朝调已经退休的原大同总兵麻贵驰援,麻贵不负众望,进展顺利,很快击败了宁夏外围的叛军,明军转守为攻,将哱拜打得节节败退,不得不溃退至老窝宁夏城(今银川)。但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哱拜的外援扯力克与土蛮相继派兵救援,麻贵将重兵驻扎在贺兰山,与蒙古援军血战,虽击退敌援兵,攻打宁夏城却力不从心,战局一下子进入僵持。久攻不下时,明王朝再出重手,调山西总兵李如松平叛,他是原辽东总兵李成梁的长子,可谓将门虎子。明王朝还开了一个先例,命李如松提督宁夏,这是明王朝第一次由武将提督军队。先前作战不利的魏学曾也被撤换,由叶梦雄接任。在军队上,明王朝调集精锐,蓟州的戚家军,辽东的辽东铁骑,宣府、大同的宣大精骑,尽皆调至宁夏,可谓志在必得。至七月,明军已将宁夏城团团包围,与此同时,在贺兰山打援的麻贵也捷报频传。七月十二日,麻贵以戚家军为先导,捣毁了蒙古援军的大营,并一路追杀70里,差不多全部消灭鞑靼援军。至此被明军包围的宁夏城,已然成了一座死城。哱拜的抵抗相当顽强,宁夏城是九边重镇,城防坚固,且配有数十门火炮,明军强攻两月,伤亡惨重却始终无法破城。李如松想尽办法,用麻袋堆积登城,被打退,命部队挖掘地道,反被哱拜灌水,李如松干脆铸造堤坝,放水淹城,整个宁夏城成了一片泽国。弹尽粮绝之下,哱拜终于支撑不住了,九月十七日,明军趁水发动总攻,哱拜仓皇逃窜,被明将杨登文阻截,哱拜之子孛承恩被生擒,明军趁势进入城内。哱拜走投无路下,在家中自焚而死。至此宁夏之乱平定,得胜的李如松以及辽东军,也得以从宁夏抽身,开赴朝鲜战场。哱拜之乱,是明朝自建国以来发生的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一次“鞑官”叛乱,明军的胜利不但稳定了宁夏的局势,更震慑了一直骚扰明朝边境的蒙古部落。宁夏战役之后,宁夏周边的蒙古部落“求归顺者甚众”,而明朝之所以能在第一次抗倭援朝战争中摧枯拉朽,打得日军狼狈不堪,也是因为朝鲜战争的参战部队,大多经受了宁夏战役的洗礼,尤其是作为统帅的李如松,宁夏城顽强的抵抗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才有了他吃一堑长一智,在平壤战役中声东击西,歼灭数万日军的妙笔。四比起上述耳熟能详的“万历三大征”,16世纪最后10年的明王朝,其实还经历了一场今天提及不多,却绝对重要的战争——郑洛平定青藏之战。说到这场战役,其实和前面的宁夏战役也不无关系。哱拜生出反心的导火线,是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的西征河洮之战,这场战争在明朝史书里有一个名字:河洮之变。河洮之变的主角,是蒙古土默特部可汗扯力克。这个人虽不太有名,但是他的祖父却很有名——制造了“庚戍之变”的蒙古鞑靼可汗阿勒坦。阿勒坦接受明朝册封后,被明朝封为“顺义王”,明蒙之间大规模的战争已告结束,此后双方和平往来。阿勒坦死后,其子黄台吉也承袭了对明朝的友好政策,外加明蒙之间的互市贸易,给大部分蒙古人带来的实惠,原本是战场的山西、陕西等地,早已经是一片和平景象。作为阿勒坦的孙子,扯力克承袭了“顺义王”的爵位,但他并不满意,开始了不断的扩张,一边兼并周边蒙古部落,一边开始向汉地发展。此时明朝陕西、山西等地皆兵强马壮,轻易惹不得,所以他的矛头,就对准了明朝防御相对薄弱的青海、甘肃地区。明朝中期以后,青海草原地区渐成蒙古部落的活动区域,阿勒坦可汗受封“顺义王”初期,因他在蒙古部落中的巨大影响力,尚能震慑各部,他死后,继任的黄台吉无力约束青海蒙古部落,因此明朝西部边患日重。扯力克受封顺义王后,对青海蒙古部落采取联合方式。这时候由于明蒙互市,许多青海蒙古部落皆经过甘肃参加互市,扯力克便时常纵兵抢掠,不断吞并当地部落。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扯力克进入青海,与当地部落联合,攻打西部的瓦剌部落。次年又在西宁修筑寺庙,与明朝甘肃总督梅友松发生冲突。除此以外,他们还时常打劫经丝绸之路进入中原的各国商旅,掠夺财物。对明朝而言最严重的事情是,这些蒙古部落进入青海地区后,大肆屠杀当地原本忠实于明王朝的藏族部落,迫使他们南迁,明朝甘肃御史严振就在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上奏说:“长此以往,边境藩篱渐少,必为大患。”根据明朝兵部尚书郑洛的统计,从阿勒坦去世的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开始,至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蒙古部落多次进入甘肃劫掠,累积杀害边民2000多人。从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起,明朝方面要求对青海动武的呼声甚高。但这时期西部的边患,多是小打小闹,直到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一场大的变乱发生了。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六月,自以为实力强大的扯力克和明朝翻脸了,先是4000蒙古军袭击明朝甘肃临洮、渭州、河州三地,明军严防死守,击退了蒙古军的进犯,临洮副总兵李连芳意图乘胜追击,反中了蒙古军埋伏身亡。一个月后,蒙古军又攻打河州,河州沦陷。蒙古军在进攻西宁时遭到西宁守将李奎拦截后,一番激战击毙李奎。短短一个月间,明朝两位总兵战死,5座军镇沦陷,边境军民死伤无数,一时间“西北大震”。边报传来,明朝上下群情激奋,小小扯力克,竟然敢打天朝的主意,如此耻辱败仗怎堪忍受?各级官员纷纷上书,要求明王朝调重兵至青海平叛。明朝甘肃总督梅友松因战败免职,原宣大总督郑洛接替。同时明朝还停止了与扯力克之间的“通贡贸易”,对扯力克进行经济封锁。眼看一场大规模战争就要爆发,此时,一个改变战局的人物登场了——郑洛。对蒙古人来说,郑洛是个老熟人了。隆庆年间(公元1567年-1572年)阿勒坦在山西接受册封,与明王朝化干戈为玉帛时,郑洛就是山西参政,这以后又做过山西巡抚,一直在和蒙古人打交道,蒙古人的内部情况非常清楚。正因如此,面对朝野上下一派主战的呼声,他却非常冷静。他到任后,并没有立刻集结重兵发起反击,反而给扯力克使“阴招”。十月抵达兰州后,第一件事就是切断青海与河套草原之间的一切通道,断绝两地蒙古部落的联系,同时警告河套地区蒙古部落,谁敢帮扯力克闹事就治谁。盘踞青海的扯力克,一下子成了断绝外援的孤军。另外派人在青海各地蒙古部落里广发告示,重金悬赏缉拿扯力克等人,并声明“胁裹者无罪”,引得不少部落纷纷投诚。接着郑洛又拉拢青海当地受扯力克欺压的藏族部落,给予优厚的赏赐,策动他们协同明军作战。当然舆论攻势也没少,青海当地纷纷传言,明朝大军来了,有50多万……几番攻势下来,扯力克势力大减,原本和他合伙攻打甘肃的火筛、脱脱等部落,不是仓皇逃窜,就是向明朝投降,诸路蒙古部落也纷纷和扯力克划清界限。原本被扯力克赶离青海的藏族部落,也有不少纷纷北归,甚至助明朝进攻。阴招使完了,郑洛又使明招,他带来的军队里,包括戚继光留在蓟州的3000戚家军骑兵,这是彼时明朝最精锐的骑兵部队,但郑洛却不正面进攻,他把骑兵分散在青海与蒙古草原之间的各个要道上,专打扯力克的辎重队伍,打完了就走,和扯力克拼速度。从是年十月开始至次年一月,3个月里明军没打大仗,小仗却接连不断,“斩获辎重无算”,彻底给嚣张的扯力克断了奶。原本在河洮之变后牛气哄哄的扯力克,不到几个月,就陷入了众叛亲离、四面楚歌的境地。但扯力克毕竟是明朝册封的顺义王,如果消灭,又有可能激反其他的蒙古部落,郑洛的办法很简单:让他自己离开青海。他一面通过各种小规模的军事行动打击扯力克,一面向扯力克下“最后通牒”,声称若扯力克继续留在青海,明王朝将剥夺他“顺义王”的封号。同时他命山西明军集结边境,随时准备直捣扯力克的河套老家。利弊权衡下,扯力克服软,公元1591年一月,扯力克离开青海,回到了他的老窝。扯力克走后,滞留在青海的蒙古部落群龙无首,郑洛随即开始了攻击,当年伙同扯力克组织“联军”的巴都尔、超呼尔等部落纷纷被打垮。公元1598年,明军发动大小松山战役,攻破最后一支扯力克青海嫡系势力阿图海,迫使其西逃。至此,青海蒙古部落作乱问题彻底解决。纵观郑洛在青海7年恩威并施的过程

                      作为陪嫁品,齐桓公还送给重耳马车二十乘。潦倒了一个多月的重耳一下子又阔了起来。临淄是当时闻名天下的大都会,远非狄戎之地的翟国可以比拟;齐国公室的女儿历来以美艳闻名,想必比赤狄部落的季隗更具风情;更重要的是,齐桓公雄霸中原数十年,霸主政治趋于成熟,令重耳和他的追随者们激动不已,他们几乎是怀着一种朝圣的心情,好奇地观察着身边的所有事物。但他们没想到,自己所看到的,正好是齐桓公霸业的落日余晖。第二年冬天,齐桓公去世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有如一部杂乱无章的电影,他们接二连三地目睹了五子争位、三贵专权、齐孝公上台等政局变易,而齐国的霸业也在一夜之间坍塌,南方的楚成王挥鞭北上,大有取而代之之势。这些事情在重耳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当年在卫国落难时产生的疑问,现在又一次跳出来,刺激他的神经。雄图霸业,究竟有多大的意义,是否值得他这个大半截身子入土的人继续折腾下去?如果说当年在卫国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生活所迫的话,现在提出这个问题,则是对人生终极意义的拷问。后世的孔老二说,五十而知天命,重耳早就过了知天命的年龄了。但是,天命究竟在哪?带着这些疑问,重耳逐渐沉迷在声色犬马的生活之中。老婆姜氏为人贤淑,将他照顾得很好。此间乐,不思晋,他在齐国一住就是五年。现在他不止过了天命之年,而且过了耳顺之年了。一个人过了六十岁还在外漂泊,你还能指望他有什么作为?但是,重耳不是一个人在外漂泊,自始至终追随着他的,还有好几十号人。这些人都是晋国的精英,别人可以不指望重耳有所作为,他们却不能。因为他们的身家性命前程,全维系在重耳一人身上了。以狐偃为首,这伙人在一棵桑树下密谋,准备挟持重耳启程回国。没想到,姜氏的使女此时正好在树上采摘桑叶,将他们的计划一字不漏全听了去。等他们散去,惊惶的使女连忙跳下树来,跑到姜氏那里去告密。这可怜的姑娘显然不知道政治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姜氏得到消息,甚至没有作过多的考虑,便命人把她给杀了。杀人灭口,是怕让齐孝公知道这件事,对重耳不利。晚上睡觉的时候,姜氏突然问重耳:“听说您想离开齐国?”重耳说:“从来没想过这事。”姜氏笑道:“别蒙我了,有人听到了你们的计划。不过您放心,我已经将那个人杀掉了。”“什么计划?”重耳一头雾水,“我不明白你说什么啊!”姜氏在他脸上捏了一把:“还跟我装蒜。男子汉志在四方,您要走就走吧,我不会拖累您。再说,留恋妻妾,贪图安逸,对于男人来说也是一种耻辱,我不希望您就这么碌碌无为地呆在齐国,让人家看笑话。”话虽这么说,眼泪却流下来了。重耳不知所措,只能对她说:“没这回事,没这回事啊!”后人王昌龄写了一首诗:“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诗写得很生动。但我想说的是,如果这位少妇的老公总是呆在家里,过着平平庸庸的日子,恐怕没多久,她又要抱怨老公不求上进了。几天之后,狐偃等人按计划来到重耳家里,请他出去打猎。重耳还没起床,姜氏走出来接待了狐偃。狐偃说明来意:“今儿个天气很好,我等想邀请主人去郊外打猎,请夫人通报一声。”姜氏说,“您就别在我面前玩什么花样了,我知道你们的计划。”狐偃等人面面相觑。“老实说,我也劝了他一晚上,要他带你们回国去,无奈他执意不肯。今天晚上,咱们开一个家宴,大伙把他灌醉,再将他带走吧。”狐偃等人齐刷刷地跪倒在地上,拜谢姜氏深明大义。姜氏心里一酸,没有再说什么。第二天上午,重耳从昏昏沉沉中醒来,发现自己的床在摇晃。后来才发现自己原来不是躺在床上,而是睡在一辆正在前进的马车里。“老婆,老婆!”他叫道,嘴里的酒气还没有消散。没人搭理他。他挣扎着坐起来,狐偃那张不讨人喜欢的脸立刻出现在他面前。“公子,您醒啦?”狐偃大大咧咧地问。“这是什么地方?我怎么会在这里?”“回公子的话,这里离临淄已经有一百里,具体叫什么地名,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这是去哪?”“回晋国啊!”狐偃大手一挥,故意避重就轻地说。“见鬼,我不回去!”重耳生气了,宿醉未醒加上路途颠簸,又躺了下去。“这个不太好办,齐侯已经知道您不辞而别的事了,您现在就算回去,恐怕也没有好果子吃。”狐偃一脸无奈地说。重耳气得弹了起来。正好魏犨扛着一支长戟经过重耳的马车,重耳一伸手,抢过魏犨手中的长戟,就朝狐偃刺去。狐偃连忙闪开。赵衰等人一拥而上,死死拦住重耳,当下闹得不可开交。“好了,好了。”最后重耳气喘吁吁地说,“这次回去,如果成不了事,我剥你的皮,吃你的肉!”“没问题。”狐偃拍着胸脯说,“我的肉又臊又腥,就怕您到时候不想吃。”重耳一路西行,先后经过了曹、宋、郑等国家。曹共公早就听说重耳生得奇怪,肋骨连成一片(这消息是怎么传出去的,着实令人生疑),于是趁重耳在澡堂子里洗澡的时候,带着人前去偷窥。好奇心人皆有之,但像曹共公这样,以一国之君的身份屈尊去当狗仔队的,还真少见。曹国大夫僖负羁的老婆对僖负羁说:“我观察了晋国公子重耳的随从,个个气宇轩昂,都有相国之才。重耳有他们相助,必定能够回到晋国为君,而且将成为诸侯之长。到时候他如果要秋后算账,曹国首当其冲,您何不早作打算呢?”僖负羁深以为然,派人给重耳等人送去饭食,而且在装饭食的盒子里放上了一对上等玉璧。重耳接受了僖负羁的款待,但是将玉璧退了回去。在宋国,重耳受到了宋襄公的热情招待。但此时宋襄公正好遭遇泓水之败,国力不振。对于重耳来说,宋襄公不是一个有力的后台。他住了没几天,便打算告辞。临走时,宋襄公赠给重耳马车二十乘,以示自己不比齐桓公小气。重耳到了郑国,郑文公对他不冷不热。大夫叔詹劝谏道:“我听说,富贵在天,非人力可以强求。有三件事说明重耳得到老天的眷顾,必成大器,您最好对他热情周到一点。第一,男女如果同姓为婚,所生的孩子必定夭折,晋国姬姓,重耳的母亲大戎狐姬也是姬姓,而他一直活到今天,是很少见的;第二,重耳出逃在外,恰好现在晋国又不安宁,大概是老天想助他一臂之力;第三,跟随他的那些人,至少有三个是人上人,却都心甘情愿为他效命。晋国和郑国乃是同族,就算是公室子弟来往,也应该以礼相待,何况是重耳这样的天命所归的人物?”郑文公听不进去,他是出了名的墙头草,谁的实力雄厚,他就投靠谁。对于重耳这种潜力股,他没有任何兴趣。从郑国出来,重耳继续西行,接着来到了当时实力最雄厚的国家——楚国。楚成王很热情,用了“九献”的大礼来迎接重耳。我们不难发现,重耳所到之处,越是大国霸主,越是对他热情有加;越是小国寡君,越是对他冷若冰霜。所谓富贵宽容,穷酸刻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在酒宴上,楚成王开玩笑说:“公子您如果回到晋国,将如何报答我啊?”重耳恭维道:“金帛美女您都有了,奇珍异宝您也不缺,晋国所拥有的,不过是楚国人看不上的物品,我还真不知道怎么报答您呐!”话说到这个份上,也就可以打住了。但是楚成王显然不仅仅想听这几句恭维,而是想听到更实质性的内容。当年夷吾为了回国,一挥手便答应给秦国五座城池,你重耳好歹给我楚国打张白条吧?楚成王不依不饶地问:“话虽如此,我还是想听听公子将以什么报答我。”重耳被追问得没办法,只好说:“如果借重您的英名,能够回到晋国,以后两国万一在中原发生战事,我将退避三舍。”古代以三十里为一舍,退避三舍则是后退三次,累计九十里。在战场上能够这样做,也是一个天大的面子。楚成王来了兴趣,笑着追问:“退避三舍之后呢?”重耳正色道:“如果退避三舍仍不能摆脱,那我只好坐上戎车,拿起武器,与大王您周旋了。”这话一语双关,一方面告诉楚成王,他不会拿国家利益作交换,另一方面是说,您就别再追问了好不好?此言一出,楚成王不觉愣了一下,楚国众臣都面露愠色。宴会之后,楚国大将成得臣立刻找到楚成王,请求杀掉重耳,以除后患。楚成王不同意:“重耳志向远大,作风检朴,温文尔雅,有礼有节。他手下那些人,都是非凡之士,而且对他忠心耿耿。现在晋国的那位(指晋惠公)刻薄寡恩,国内国外的人都很讨厌他,恐怕不能长久。我听人家说,姬姓诸国,最后衰落的就是晋国,大概就是因为有重耳这个人吧。老天要他兴旺,谁又能阻挡?逆天而行,必有大难。”看来,楚成王多年进出中原,也沾染了中原文化的气息,讲起“德配天命”的大道理来,头头是道。重耳暂时就在楚国居住下来了。但这一次,他没有呆太久,当远在雍城的秦穆公问公孙枝“重耳在哪里”的时候,公孙枝迅速作出了正确的回答:“在楚国。”秦穆公说:“把他找来。”【晋文公上位:让第三方成为政治资本】公元前637年,重耳在秦国人的前呼后拥下进入了雍城。重耳的冒险之旅始于翟国,历经卫国、齐国、曹国、宋国、郑国,结束于楚国。从楚国到秦国的旅程,谈不上任何冒险,楚成王派了阵容强大的卫队,一直将他送到秦国边境,交给了正在那里恭候的秦国大夫公孙枝。临别的时候,楚成王对他说:“我本来也想帮助您回国,可是楚国离晋国甚远,中间还隔着好几个国家,确实是鞭长莫及,无能为力。秦国与晋国接壤,秦伯又是个厚道人,我就不耽误您的大事,请您好自为之吧。”重耳深深地一揖到地,作别了楚成王。进入秦国,等于踏上了返回晋国的最后一块跳板,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华丽的一跳了。恰在此时,绛都的晋惠公告别了人世,大子圉即位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晋怀公。相对于齐桓公、宋襄公、楚成王的热情招待,秦穆公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不顾重耳六十二岁的高龄,一古脑将五位公室的女儿嫁给了重耳,其中包括原大子圉的夫人怀嬴。对于这一安排,重耳感激之余,觉得难以接受。毕竟大子圉是自己的侄子,怀赢是自己的侄媳妇,太亲了,下不了手。然而怀嬴又是秦穆公最喜欢的女儿,娶了怀嬴,可以加强与秦国的关系,秦穆公更会全力以赴,帮助重耳回到晋国。重耳感到相当为难,他不断对自己人说,抢侄子的老婆,于心何忍?狐偃和赵衰笑而不答,倒是胥臣季臼用一句话打消了他的疑虑:“您还要抢人家的国家呢,抢人家老婆算得了什么?”言下之意,您就别假惺惺推辞,开开心心去做那一树梨花压海棠的勾当吧。胥臣季臼这话说得很流氓,但是很有道理。生于公室之家,婚姻就是政治,哪容得你温文尔雅呢?重耳于是接受了秦穆公的好意,不过他心里面还是有障碍。怀嬴嫁给他的第一天,侍奉他洗漱,重耳的道德感突然涌现,厌恶地拿手挡了一下,将怀嬴推开了。怀嬴自大子圉逃回晋国后,一直闷闷不乐,不得已嫁给眼前这个糟老头,就更加不开心。重耳这一推,终于使得她爆发了:“秦国和晋国地位相等,凭什么看不起我?!”重耳愣了一下,没想到她会将夫妻之间的小事上升到这个政治高度。他立刻意识到自己做了一件错事。如果怀嬴跑到秦穆公那里去告他一状,说他看不起秦国,这十几年的苦就白吃了。这对于重耳来说,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他甚至怀疑,怀嬴是不是心里只有大子圉,因而演出这么一出戏来坏他的大事。大子圉年轻力壮,又与怀嬴有数年的夫妻之情,怀嬴心里向着大子圉,几乎是不用置疑的。重耳暗自骂自己,怎么没有想到要防范这个妇人耍小心眼,居然让她给揪着了小辫子。“不行,我绝对不能在这里抛锚!”他对自己说,脑子里飞快地计划着如何挽救局面。那个年代不兴跪搓衣板,重耳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来向怀嬴认错:他将衣服脱下来,光着上身,将自己囚禁在房间里,不吃不喝。这一招很有效果。怀嬴有没有就此原谅他,谁也不知道,但秦穆公听到这件事,倒是很开心地笑了一阵。男人打骂老婆,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哪里有像重耳这样,推了一下老婆就立马自囚认罪的?秦穆公想,重耳这样做倒不是怕老婆,而是打心眼里尊重秦国吧。为了给重耳找个台阶下,他派人前去重耳家里,邀请他来参加宴会。重耳穿好衣服,叫上狐偃,要他陪自己一起去。狐偃推辞道:“宴饮吟诗,我不如赵衰有文才,请您带赵衰去吧。”重耳奇怪地看了狐偃一眼,也没说什么,就依他把赵衰带去了。那次宴会的气氛极其融洽。重耳给秦穆公祝酒的时候,赋了一首《河水》之诗,大概意思是河水向东流,最终归于大海。诗里面的海,自然是指秦国。秦穆公很高兴,回了一首《六月》之诗。重耳没听出门道,赵衰却听明白了,他在一旁唱道:“重耳拜谢秦伯之赐!”重耳连忙吭哧吭哧地跑到阶下,朝秦穆公稽首。秦穆公也走下一级台阶,尊重地答谢重耳。回来之后,赵衰告诉重耳,《六月》之诗写的是尹吉甫辅佐周宣王出征时的场景,秦穆公以这首诗相赠,是希望重耳也担负起辅佐天子的重任,所以一定要下拜表示感谢。所谓辅佐天子,自然是建立像齐桓公那样的霸业了。话分两头,狐偃没去参加那次宴会,是因为他刚刚接到来自晋国的一封密函,他的父亲狐突被晋怀公赐死了。晋怀公上台之后发布了一条命令,禁止任何人追随重耳在外流亡。对于已经跟随重耳的人,他公布了一个期限,超过这个期限还不回国,则杀其家人,绝不赦免。这一招,等于是对重耳釜底抽薪,然而收效甚微。狐突的两个儿子狐毛和狐偃都跟着重耳,过了那个期限,晋怀公将狐突抓起来,逼他说:“赶快要你的两个儿子回来,我就赦免你。”狐突神情自若,面不改色,摇摇头:“儿子长到能做官的年龄,父亲就要教他如何忠义,这是自古以来的传统。为官之前,签名宣誓效忠,就是为了防止产生二心。现在我的两个儿子效忠重耳,已经有很多年了,如果我召他们回来侍奉您,就是教他们不忠。要是我这个做父亲的这么做了,又拿什么来侍奉君主呢?”老头转过头直视晋怀公的眼睛,无所畏惧,“刑罚有度,不滥杀无辜,是因为国君圣明,也是为臣的愿望。刑罚无度,是因为国君喜欢摆威风。随意给臣子安罪名,谁又没罪呢?我听任您处置。”狐突这话,点了晋惠公、晋怀公父子的死穴:他们都是那种对自己很宽容,对别人很苛刻,抓着人家任何一点小毛病都能做文章的人,给别人安罪名,是他们最喜欢做的事。晋怀公当然也不会反思自己有什么不对,给狐突判了死刑。狐突在晋国是德高望重的老臣,他的死引起了朝野的不满,大夫卜偃称病不出,而且对人说:“国君开明,百姓才心服口服;国君不明是非,想通过杀人来耍威风,难道不是适得其反?主公即位以来,咱们没看到他的仁德,只听到他杀人的消息,他这国君恐怕当不长久了。”可想而知,晋怀公在国内的支持率下降到了最低点。公元前636年春天,重耳在秦国大军的护送下,启程返回晋国。这时,距他自蒲城逃亡出国,已经有二十年了。东渡黄河的时候,狐偃突然跪在他面前,将原来重耳赐给他的一双玉璧举在头顶,还给重耳,说:“这些年来我追随着您流亡天下,犯了不少错误,有的事情罪不可赦,不用您说,我自己都清楚。请允许我就此告别,继续流亡,以示惩戒。”狐偃所说的罪不可赦,自然是指当年在齐国与齐姜合谋将重耳灌醉,挟持其西行回国之事。当时重耳十分恼火,甚至说出了“如果成不了事,我剥你的皮,吃你的肉”之类的话。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事情基本上是成了,狐偃也不用担心重耳剥他的皮,吃他的肉。但狐偃知道,自己虽然与重耳患难与共,并不代表今后可以万无一失地同享富贵。万一哪天重耳嫌他烦了,翻出陈年旧账,给

                      果没错的话,溶洞的顶部应该是最薄弱的位置。”晖儿手中的白纸上满是数字和线条。莫炎和我抬头望了下洞顶,两人都有些疑惑。行进到这里一直是平行路线,那块巨石的上升高度加上溶洞的自身高度也不过只有三十多米的样子,但从山腰到山顶至少还有几百米,这与她俩的计算相差实在太大了。S收起电脑,左右看了看我和莫炎的样子,得意道:“打打杀杀算你们强,算算画画可就不在行了吧?前面的通道是缓坡加曲线回旋结构的,走的时候不觉得,但实际上我们一直在往高处走。”晖儿笑着接道:“照哀牢山的资料,这个溶洞是在卫峰峰尖上,综合土司府的海拔、通道的长度坡度、巨石高度和溶洞高度,对比卫峰海拔高度,洞顶的厚度就很清楚了。”莫炎一脸头晕的摆了摆手:“复杂,说重点。”S眨了眨眼,指了下巨骨的位置:“那块大骨头的位置是洞里最高的,按晖儿的计算,那里的洞壁只有五米左右。”“不可能!”我和莫炎差点跳起来,承受十多米巨骨悬挂重量,五米的洞壁早就该坍塌了!S满是不以为然:“古代人缺钙咯,骨头缺钙密度小。”一句话让我有些突发奇想,随手拾起一块石头掷在了巨骨上,发出梆地一声脆响。莫炎眼中一亮,身子直蹿了过去,抬手将一团灵火没入巨骨,又奇迹般地从另一边冒了出来。我一阵暗喜,冲莫炎点了下头,两片圆盘轮锯突地飞向巨骨下端。金属声骤起,粉尘飞舞下巨骨被生生切开,不多时接近地面的部分已被轮锯截断。莫炎低头向内望了望,身子一晃,消失在了巨骨之中。一会,空洞的声响从巨骨内传出:“里面是空的,可以通上去。”余下三人挨个钻入巨骨,在手电的照射下,一根银色长索垂在其中,向上望去,莫炎的身影早已消失,这家伙的身手果然不是一般的敏捷。手拉长索,脚蹬边壁,攀爬许久,头顶终于露出了一点光亮。我急急将晖儿与S托了上去,在莫炎的拉动下一翻身跃上出口,还没立定,便觉得脚下一空,身子斜斜地倒向一边。一根银色绳索飞来,卷在腰间,莫炎一把将我拉回站稳,这才发现,我们竟是站在一棵巨大的树木上!……热水澡和咖啡的确是消除疲劳的最佳组合,如果不是莫炎那双冷眼盯着我,真想闭眼好好享受一下。门铃响起,晖儿和S一头冲进房间。或许是因为疲劳的缘故两人的脸色有些苍白,S一言不发地接上电脑,点开窗口,一副诡异的照片出现在面前,淡墨画似的青黑鬼脸勾勒在一片黄白的底色上。“山鬼巫!”莫炎斜倚的身体立即绷直,“在哪拍到的?!”晖儿看了看S,脸色愈加苍白:“就在刚才,印在S的后背上……”她俩的表情和莫炎的异状,似乎都在预示着这张鬼脸的不祥,可我在S身上却丝毫看不出任何的不妥,也没有类似虚灵的东西攀附着。莫炎沉着脸走到S面前,摊开右手,掌心弹出一撮淡色的火苗,三只碧色螳螂渐渐出现。只见他左手食指在右掌上虚画一圈,凌空一点,那三只碧色螳螂摆动刀臂互抱成一团,一混一散,立刻凝成了一只巨大的紫色螳螂。“坐着别动。”莫炎的声音充满了寒意,右手一招,紫色螳螂直扑S,倏然消失在了她的头部。S的脸上并没有什么异常,但我可以很清晰的看到,一根紫色的虚气飘袅地自头顶慢慢延伸,没入她的颈下。“噗!”毫无任何征兆,左胸的衣服凭空染上了一滩拳大的紫色痕迹,继而迅速淡化消失。一直安静坐在那里的S此刻才发出了一声猛咳,一股灰黑色的雾气从口里喷出,消失在空气之中。“你俩到底碰到了什么?”见莫炎回身坐下,我这才问道。S喘了几下,平静片刻,慢慢地将刚才发生的一切告诉了我们……在溶洞中,S发现匣子里的那段白骨上刻满了不规则的凹槽。凭着设计师特有的空间感,她意识到这些凹槽的分布隐藏着某些秘密,在电脑上粗略勾画了一下,便暗自有了想法。因为她和晖儿的分析计算让我们得以安全离开溶洞,这使得好胜的S并没有立即道破就里,而是私下和晖儿商议着要让我们大吃一惊。回到玉溪市的宾馆里,S从服务台要来一瓶墨水,调和了淡墨之后,均匀地涂满了那段白骨,接着在纸张上滚压,很快便印出了几个字符。晖儿则在绢画上找到了一些线索,过于平直的山脉,异于常规的落日,弯折古怪的河流加上一截斜插突兀的山梁,似乎组成了了某个汉字。在她大致解说之后,S直接手绘出了一个草图,将山脉、落日、河流、山梁按笔画拼接成了一个奇怪的汉字。上面一横,下面右边是一个“日”,左边是一个“匕”,这么古怪的汉字两人从来没有见过。几番思索之后,窗口映入的晚霞提醒了她们,落日又叫作夕阳,把“日”换作“夕”便拼成了汉字……“死”?!血红的晚霞映照下,两人对这古怪的白骨和绢画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恐惧,收拾起东西准备拿到我们房间里商议。可就在S拿起白骨的时候,骨头的一端射出一团黑色的东西,虽然毫无感觉,但却直直地击中了S的左胸。在一阵惊恐之后,晖儿查看了一下S的身上,在她后心的位置发现了刚才那个青黑色的鬼脸。这下两人全傻眼了,晖儿冷静了一会之后便用相机拍下了鬼脸,和S一起忙不迭地冲到了我和莫炎的房间。莫炎叹了一声,返身从包里取出个木质小盒,从盒内拿出一瓶药粉递给S:“用筷子挑一点,和着中指的一滴血吞服。”“哦,这是驱鬼的药?”S茫然道,山鬼巫这个古怪的名字实在令人有些费解。“你中的是哈尼族的山鬼巫,如果鬼脸长出手脚就会死。”莫炎摆摆手,“紫竹螳破蛊在行,但对巫却只能靠爆体保住你。”虽然大家对莫炎的话半通不懂,但也大致明白情况:山鬼巫虽然暂时被控制住了,可S的性命依旧有危险。晖儿突然想起了什么,迅速从兜里掏出一张纸,上面的文字图案正是S用墨汁拓印出的,可那些古怪文字是我从未见过的。“山鬼引路,活命靠树。”莫炎端详着纸上的文字道,“是古滇文。”“怎么又和古滇国扯上关系了?”脑袋开始发胀,我多少有些火,“你说的小事现在牵出来一堆怪事,这样下去还不知道会怎样呢!”莫炎连眼皮都没抬一下:“我可没让她们跟来。”不近人情的一句话冲得我火冒三丈,但又没法发作,当初出发时莫炎的确不想带她们来,却拗不过我们的再三要求才勉强同意的。“快死的是我,你俩废话什么?!”S忽地站了起来,冲着莫炎道,“别管跟什么有关,先告诉我接下来该干嘛!”“山鬼巫会引路,找到活命树就有救。”“活命树?那是什么树?”“只有山鬼知道。”“山鬼怎么带路?”S一脸死不瞑目地追问道。莫炎指了指自己的脑袋:“它会告诉你。”S跌回座椅,听鬼说话的感觉闻所未闻,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一定不好受。一阵幽幽的响声传入耳中,但却不能分辨清楚,我发现S的脸色刷地白了,眼睛不断地在众人间闪动,嘴唇蠕动着想要说些什么。猛地,她抓过一旁的纸笔,快速地记录着什么,但一会又丢开,径直坐在那里发起呆来。屋内一片死寂,刚才我听到的声音一定是山鬼巫造成的,而这种区别于虚灵的东西已超出了我听风能力的范围,只有S才知道山鬼究竟说了些什么。“古滇国,金印,四牛,吊人……”晖儿捡起S丢在地上的纸张,轻声读出上面的内容。“山鬼要我去找滇王金印、四牛贮贝和吊人长矛,再按照它们的指示去做。”S幽幽的声音仿佛来自地下。“这些东西应该都在博物馆。”晖儿探询地望向我,“上次去香港旅游的时候,不是正好碰上博物馆巡展这些文物吗?”“那是假货。”莫炎不以为然地说道。“你好像对云南的一切都很了解,连国内最大的考古发现都能断言真伪?”文物巡展我和晖儿都亲眼见过,我对莫炎的武断十分怀疑。“瞎猜可没意思。”莫炎甩了一个白眼,“我本来就在云南长大的。”虽然多少有些惊讶,但对莫炎的身世我并不怎么关心,至少就目前看来他并非刻意将我们引上死路。“山鬼之前说过一个地名,这三样东西都在那里。”S好像恢复了一些,话语平静了许多,“晋宁石寨,我记得地图上标注是在玉溪附近。”“晋宁县石寨山?”我和晖儿不可思议地异口同声道。这两人的话实在匪夷所思,被莫炎说成假货的那些古物正是在石寨山的古墓里发掘出来的,记得展览当日还曾看到过那时的照片。“阳穴阴墓。”这该死的莫炎不失时机地丢了个炸弹出来,我脑袋嗡了一下。他所说的阳穴阴墓起源于战国早期,到了西汉晚期便不再被应用。这是一种镜像式墓葬风水局,先选定一处毗邻水流的山脉葬地开挖墓室,构建完工后以墓室主线为准,在水流之下挖建一个格局完全相同的墓室。墓主死亡时,选一个生辰八字与他一样的人,用葬土闷死,葬在山脉墓室,而墓主则葬在水下的墓室。山脉墓室的陪葬品是完全仿造水下墓室内的,并依照相同礼仪规格下葬。挖建墓室的工匠也在下葬时一并被杀死,尸体被溶作尸水分别浇注在两个墓穴的封口处。山脉墓室称为阳穴,水下墓室称为阴墓。墓葬风水中死者为阴,葬地为阳,这种做法是让阳穴葬者滤去葬地生气中过盛的阳气。由于两个墓室做成了镜像一般,所以阴墓葬者能够完全吸纳阳穴阴墓两个葬地的生气。这在墓葬风水中是极为苛刻阴损的做法,不但选人选地要符合条件,而且工程浩大杀人无数,因此很快就被后来的风水堪舆者所封禁了。莫炎所说的正意味着之前发掘的石寨山古墓是阳穴,里面的陪葬品自然就是复制品,真正的金印等物则应该还保留在阴墓之中。“石寨山附近就只有一个滇池。”我望了莫炎一眼,“你意思是我们做回盗墓贼,去挖阴墓。”“照别人的说法应该是这样。”莫炎的回答总是那么莫名其妙。嘀嗒的音乐声响起,S看了看手机,犹豫了下,跑到一边接听起来。莫炎的脸上始终不露声色,也不知他现在有何打算。无论我和他说什么,得到的总是肯定或否定语句,不管之前他是听谁说的墓葬局,现在我们唯一的选择便是去冒险挖掘滇池阴墓。我突然发现和莫炎来云南是个极其错误的决定。“死小林子,我忙着呢,没空多废话。”S声音高了八度,啪地挂断了手机。林岳那小子的电话打得真不是时候,之前对付穷奇的时候这家伙伤了元气,莫炎关照必须静养,所以这次云南之行他也就没跟来,现在看来倒是造化一件。“我出去准备些东西。”莫炎看了看时间,丢下一句话便自顾走出了门外。“亦凡,刚才莫炎说的阳穴阴墓是什么意思?”晖儿扶着兀自伤神的S向我问道。我大概地将其中因果缘故说了一遍,两人都被这种诡异的墓葬格局震惊不少。“山鬼要我找的东西也就是那阴墓里的陪葬品?”S问道。“应该是的,目前我也只能估计个大概。”我如实地回答道。“亦凡,那个阳穴阴墓的确很诡异,但看你刚才的脸色吃惊的应该不止是这个吧?”晖儿敏感地觉察到了我内心的担忧。“嗯……”脑中混乱的思绪略微平息了一下,我迟疑地道明了顾虑:“阳穴代表的是阳间,阴墓代表的是阴间,而且是真正传统意义上的阴间。”四、滇池阴墓“老凡,你可别糊弄我,真没啥事儿?”“有事我还不告诉你啊,别隔着几千里地在那里胡猜。”“靠,她那会的声音听着就不对劲。”“没电了,不多啰唆,我肯定把她活蹦乱跳的带回就是。”挂断通话,顺手关了手机,我冲身旁的晖儿苦笑了一下,前座的S刻意地将头偏向窗外,装作在欣赏路旁的景色。刚才的电话里,林岳操着半仙算命的口气刨根问底,搞得我只能匆忙搪塞最终关机了事,真不知道这小子伤了哪份子元气,脑子比什么时候都清楚似的。莫炎一言不发地开着车,完全不关心车里的气氛变化。他也的确神通广大,不知从哪里弄来辆越野吉普,车厢里横着两把立式双管短柄猎枪和两排子弹带。“嘎”,车子停在了市郊的一处树林里,莫炎打开车门示意大家下车,随手拎过猎枪竟丢给了S和晖儿。“是准备打几只野味作干粮吗?”我从晖儿手里拿过猎枪,入手的感觉似乎比想像的要轻。“学开枪。”莫炎一把拿过我手中的猎枪。“是教我俩怎么用枪防身?”S看了看手中的猎枪,大概明白了莫炎的用意。“这枪改装过,后座力小。”莫炎端起猎枪作了个极为标准的瞄准动作,砰地发了一枪,面前树上立刻应声掉下一只山鸡。在莫炎的指导下,晖儿和S也试着瞄准开枪,两人十枪之内也打下了两三只山鸡。虽然准头不怎么好,但至少熟悉了猎枪的基本使用。莫炎点了点头,拣起地上的山鸡,返身上车招呼大家出发。“再练两次我们的枪法肯定会更好。”刚才的射击训练似乎激发了S的情绪,她的表情也开朗了许多。“嗯,呵呵,感觉还不错。”一向文静的晖儿似乎也很激动。莫炎发动了车子:“这枪近距离不用准头的。”这话听来有些奥妙,我连忙发问,却被车子的轰鸣盖住了语声。莫炎从后视镜望我一眼,嘴角歪了歪:“猎枪可以自保。”……驶进滇池的云南民族村,莫炎熟门熟路地找到一座边缘的小屋,将车子停靠在了一边,提起枪袋领着我们走进屋内。“这会人多,晚上开工。”莫炎站在窗口望着夕阳道,“先计算一下阴墓的位置。”S打开电脑,选出滇池和石寨山的地图,晖儿则在一旁的电脑上罗列起数字来,不多会滇池地图上便标注出了一个精确的地点——那便是阴墓的封口。“阳穴离地七丈七,阴墓隔水五丈六。”我回忆着书稿的记载道,“滇池最深处是八米左右,那阴墓离地面至少有二十多米。”“进墓道的事情有我。”莫炎明白了我的意思,摆手道,“这个不必担心。”……深夜,一行四人轻装出发,自小屋潜行到了滇池边。天空中的繁星映在水面之上微微晃动着,发出一种奇异的光芒。今晚的北极星十分的耀眼,闪亮的光芒将周遭照得通亮,甚至连平日里从未见过的暗淡星辰也出现在了它的边上。按图索骥地找到了之前计算好的位置,这是滇池岸边一处凸起处,池水半壁环抱着堤岸,一片绿油油的草地蓬然生长着。夜色中,我看到莫炎的眉头似乎皱了皱,但很快便恢复了冷漠,双手轻缓地挥舞了几下,面前出现了一只庞大如象的巨兽。那巨兽像是只放大版的鬣狗,但看来却十分的温顺,莫炎呼喝声中,巨兽张开大口飞速地将我们逐一吞进了肚内。“原来是遁鬣,亏你想得出这种办法来进墓道。”我摇头对莫炎道,四人此刻正处在遁鬣的腹内,却并不觉得拥挤,透过几乎透明的躯体外界的一切尽收眼底。遁鬣,是虚灵中极为少见的一种,可以借助五行进行隐遁,速度极快,古书中曾有记载仙人乘犬日行万里指的便是它。土壤、根茎、石块、碎物不断地在眼前掠过,遁鬣的速度比车子行进还要迅速,我忽然发现,在黑暗的地下我们竟然可以完全看清周围,一旁的S和晖儿也在指点着小声评论地下景观。“遁鬣可以在黑暗中看到一切。”莫炎提醒道,“到了地方静观其变,不要乱动。”大家各自顺从地点了点头,这只神奇的虚兽就是我们潜入地下的坐乘,冒然出去并非什么明智之举。随着眼前景物的变换,莫炎发出了一阵低低的吼声,遁鬣的速度一缓,开始小心地慢行起来。耳边传过一丝难以识别的声响,我极力分辨着声响的来源,却发现S的表情开始僵直。“到地方了。”S声调怪异地说道,“山鬼要我们死着进去,活着出来。”山鬼的说法有些离谱了,死着怎么进去?我脑中迅速搜寻着可能的答案,却没有发现莫炎在一旁忙碌了起来。“啊~~”晖儿和S的叫声让我回过神来,两人身上不知怎么竟遍布着鲜血,莫炎血迹斑斑地站在一边。还没来得及反应,一堆腥味十足的东西便搂头盖脸地丢了我一身。“鸡血可以掩去生气。”莫炎手下不停地抛过几只山鸡的尸体,那些被射落的山鸡此刻已被开膛破肚,残留的鸡血在抛动中溅了众人一头一脸。我点了点头,默认了莫炎的说法,S和晖儿顺从地将身上的鸡血片片抹开,抹到脸部时两人不由都有些作

                      范围又大于经济整合的范围。用来排斥野蛮民族的北方边界,也是一种界线,在它之外,同样大小的耕地、同样规模的城镇和官府,却不属于这个国家;在它之内,主要是实物、运输代价又不太高的规定贡品,能由国家集中起来;而在它之外,贸易基本是离心的,输出大于输入。”欧文·拉铁摩尔:《边疆史研究》,第487页。?明初对蒙古的防御采取了非常积极的姿态。明将徐达以元朝都城(北京)为幕府,年年出兵北上讨伐蒙古残部。但1372年,徐达和李文忠被扩廓帖木儿打败。1373年,明太祖遂令徐、李二将固守边界,不再深入蒙古境内进行追剿,并将山海关两侧的居民迁至河北内地。1380年,明朝又改变了策略,并在1387年至1388年,派遣20万大军北出长城,彻底击溃了东北地区的蒙古军队,并继续沿松花江追剿,最后在勃脑尔(Buirnar)杀死了蒙古幼汗。T.C.林:《明帝国的满洲里》,第2—10页;匡顿:《游牧帝国》,第263—264页;侯仁之:《明代边境地区的马市》,第311—313页;法默:《明初两京制度》,第61—63页。?傅吾康:《15世纪初期中国对蒙古的征讨》,第82—88页,及其《于谦》,第95页。已有学者指出,在永乐帝不断迫使蒙古人向西伯利亚大平原远徙的时候,明朝没有必要在大同以外设置峰火台——一种报警系统。然而明朝一旦放弃了积极进攻的军事姿态,蒙古人便会驻兵长城之下,并在无人报警的情况下直逼大同和北京。吉斯:《明代的北京》,第57—62页。?傅路德和房兆楹编:《明代人名辞典》,第6、530、1304—1305页;毛里斯·罗塞比:《1368年以来的中国和亚洲腹地》,第45—46页。三边指甘肃、宁夏和延绥。其总督府设于固原,肃辽都督则驻守密云。阿勒坦汗联合了东部蒙古各部落,并重建了克拉廓热姆(Qaraqorum)旧都。匡顿:《游牧帝国》,第278页。?罗荣邦:《政策和决策》,第66—68页;吴缉华:《明代北边防御》,第11—12页;黄仁宇:《明代大运河》,第123页;《明代人名辞典》,第7页。?《明代人名辞典》,第6页;塞路易斯:《明朝反对蒙古人吗?》,第137页。在公众眼中,与蒙古互市的安抚政策,总是同声名狼藉的仇鸾联在一起,而英勇抵抗则同其政敌杨继盛联在一起。当皇上宠幸仇鸾时,杨继盛受到贬黜,一度消声匿迹。不久,仇鸾私自与蒙古互市,并献上80颗普通边民的头颅冒充敌军首级,谎称在古北口大败蒙古军,故而失宠。于是杨继盛得以重返朝廷,但不久又遭严嵩弹劾,于1555年被定死罪。当时杨氏之妻上疏皇帝,愿替夫受刑,还说死后要率鬼魂之军为明朝而战。严嵩于中途将此疏扣留,但其内容后来却广为流传。1656年,清朝顺治帝还在正式场合称赞了杨继盛的忠诚。吴乃荪:《董其昌》,第264—267页;赫伯特·A·翟理斯:《中国人名辞典》,第168、187页;《明代人名辞典》,第1503—1505页。杨继盛认为,忠同孝一样,是不可推卸的义务;人臣应既孝且忠,既事奉父母,又全心全意为君主效力。杨继盛:《杨忠愍公集》第二五七卷,第9页。?黄仁宇:《明代大运河》,第123页。?在蒙古人看来,严嵩只有在认为阿勒坦汗及其军队不过是一群“寻食之徒,无须忧虑”这一点上,是现实的。塞齐·亚格齐德:《中国与蒙古游牧民的贸易和冲突的样式》,第197页。在17世纪的民间传说中,沈炼被比作李林甫。E.B.豪威尔译:《今古奇观:沈小霞相会出师表》,第318—320、412页。明末“三言”中有个题为《李谪仙醉草吓蛮书》的故事,也表现出关于华夷关系的一种陈腐观点。故事说,渤海王要求唐玄宗(713—755年在位)将高丽的176城让给渤海国。作者借李白之口回答说:“自昔石卵不敌,蛇龙不斗……况尔海外小邦,高丽附国,比之中国,不过一郡,士马刍粮,万分不及。若螳怒是逞,鹅骄不逊,天兵一下,千里流血……毋取诛僇,为四夷笑。”豪威尔译:《今古奇观:庄子休鼓盆成大道》,第79—80页。?王崇武:《明朝商人殖民制度》,第301—303页;泽恩道弗尔:《“新安名族志”》,第194—195页。?16世纪后期,有大约50万军士和10万匹战马驻守北边,每人每月基本生活费约为2两。16世纪50年代,募兵每人每年的佣金约为6两;至17世纪初增为18两。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85—290页,及其《明朝的军费》,第43—44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40—42、55页;赵翼:《甘二史札记》,第750页;黄仁宇:《明代大运河》,第280页,及其《明朝的财政》,第112—116页。?褚华:《沪城备考》第一卷,第5—6页;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163页。?九边指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延绥(陕西的延安和绥德)、太原、固原、宁夏和甘肃九个军事重镇,是设于各省及都司之上的不固定的军事机构。朝廷根据需要拨给它们军队,并从中央都督府的权要中选派其将领。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65页;侯仁之:《马市》,第309—311页;黄仁宇:《明朝的军费》,第44页。仅辽东一边之军饷就需银324万两,粮108万担,马草21.6万捆,料豆97.2万担。弓每张需银2两,箭每支需银6钱。将这些物资自天津北运的船只仅有700条——而非预定的4000条,以至大量物资不得不用速度慢、代价高的牛车运送。黄仁宇:《明代大运河》,第127—131页。?如1624年,修建城墙6240丈(约11000公尺),敌台321座;1625年,修城费用又继续上升。《明实录》天启朝,第五十一卷第17页,第五十五卷第19—20页。据贺凯统计,1618—1627年间,明朝在同后金的战争中花费饷银约6000万两,约占明朝在此期间全部收入的一半。贺凯:《明代的监察制度》,第158—159页。?米彻尔·卡蒂尔:《14—17世纪中国价格变动史评述》。这一时期的价格指数是不可靠的。?褚华:《沪城备考》第五卷,第5—6页。1639年9月,广宁总监高起潜报告说,五个月来,“额饷分文未解”。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237页。?1644年1月21日,是史可法纪念日。见万言:《崇祯长编》,第57页。?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9—30页。巡抚原是监察官带提督军务之职,统各省提刑按察使司。?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47—48页。?拉铁摩尔指出,汉语称东北地区为“口外”,从而提出如下意见:“当问题是移居口外——而非移民海外——之时,人们会产生某种与华侨类似的体验。最初是感到失去了长城的保护,因而缺乏安全感。其后,一旦定居下来,又感到自己已处在高于中国的位置上。他不再受长城的保护;而长城所保护的正是中国;长城使他和同伴与之分离的正是中国。这就是说,地域情感部分地取代了种族的或民族的情感,这一变化令人费解,但意义深远。”拉铁摩尔:《满洲里——冲突的发源地》,第8页。拉铁摩尔进一步指出,这种地域情感集中表现为一种“夷”、汉皆有的特殊社会心理,即回过头来,将中国视为可征服的希望之乡。“冒险家们背对中国而向荒野出发,而其成功的标志,却是能够掉转身来,作为特权发源地之特权居民的一员,面向中国;于是,中国取代荒野之地成了‘希望之乡’,成了财富的源泉和行使权力的合适场地。”同上书,第60—61页。?张居正支持戚继光、李成梁等将领组建私人武装(戚继光曾举行传统仪式,与部下同饮兽血酒,立誓同生共死)。海因里希·布希:《东林书院及其政治思想意义》,第16页;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85页。17世纪初曾任辽东经略的熊廷弼提出,欲实现有效的边防策略,须使边将久于其职。见《乾坤正气集》第二八二卷,第41—42页,1609年9月8日条。?陈子龙:《陈忠裕全集》第二十三卷,第12—15及第23—26页。?边地居民处于一种临界状态,举个普通的例子——边境通过对进出口货物征收关税表现其存在,而对边境两边的许多居民来说,走私是十分正常的事情。边民对其国家的政治忠诚,会因与越境外国人进行非法交易以谋取私利而明显削弱。即使仅仅出于经济方面的动机,其行为也不可能只限于经济方面。他们不可避免地会形成自己的社会圈子和共同利益。边境两边的人们就这样一起共事,变成一个用“我们”指称的群体,而其本民族的其他同胞,尤其是本国官府,则被称为“他们”。因此,人们常常把这些结合在一起的边境两边的居民看作一种共同体,它虽然无法从制度上加以限定,但可从功能上加以识别。边地居民的这种矛盾心理,常常是明显而重要的历史现象,这并不奇怪。拉铁摩尔:《边疆史研究》,第470页。?这种现象并非近古历史所特有。西汉就有不少典型的叛国者,卫律(公元前1、2世纪人),一个突厥血统的著名乐师,就曾投奔匈奴,受封为王。汉武帝的大将李陵(公元前1、2世纪人)的事迹更为人所熟知。他数次率军深入匈奴腹地,最后陷入重围,被迫投降,并向匈奴传授中原兵法,娶单于之女为妻,留居匈奴长达20年。翟理斯:《中国人名辞典》,第450、865页。?罗塞比:《中国和亚洲腹地》,第41页;亚格齐德:《中国与蒙古游牧民》,第199页。有些蒙古人成了著名的明朝将领。满桂(1630年卒)自少移居内地,后从军御边,并不断升迁,1623年成为宁远守军将领。他作战勇敢,1627年7月接防宁远后,曾负重伤;1629年又率众抵抗金军,保卫北京,后在北京南城外战死。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61—562页。20世纪30年代,拉铁摩尔曾注意到,蒙古人与汉人之间存在很大不同,并指出,在内蒙古地区的旧屯田户、流民、商队和翻译当中,存在蒙汉两族的“混合阶层”。其中某人若不是蒙古人而是汉人,那么他多半出自一个已被蒙古传统所同化,或已同蒙古人通婚的家族,是个正式娶蒙古人为妻、遵守蒙古习俗而抛弃了汉族文化特征的人。然而在结束了遵守蒙古习俗的青年时代后,他又常常会在晚年返回汉族社会。他的一生好像被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一个是青年,一个是老年。拉铁摩尔:《满洲里》,第54—60页。?侯仁之:《马市》,第313页。李怀——“李猴子”,1515—1516年间投奔蒙古,并作为蒙古将领率军入关。塞路易斯:《明朝反对蒙古人吗?》,第137页。?谢:《明代后期的宗教与社会》;丹尼尔·L·奥弗迈耶:《抉择》,第162—163页。晚期小说对此也有描述,见豪威尔:《今古奇观:沈小霞相会出师表》,第414—417页。明朝在巴哈纳集开始同蒙古谈判时,要求蒙古归还逃兵。1570年,蒙古向明朝交还了9人,皆在北京斩首示众。侯仁之:《马市》,第321—322页;又见罗塞比:《中国和亚洲腹地》,第46—47页;《明代人名辞典》,第6页。?明朝边将把女真人分为三个主要部分: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常到开原进行贸易的野人女真。建州女真即后来的满洲。王钟翰:《明代女真人的分布》,第2页;罗塞比:《中国和亚洲腹地》,第50—51页;曲瑞瑜等:《清入关前对东北的统一》,第115页;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的发展及其建国》,第99页。关于建州女真的迁徙,见郑天挺:《探微集》,第36—38页;薛虹:《明代初期建州女真的迁徙》,第54—64页;林:《明帝国的满洲里》,第13—14、17—19页。满洲一词首见于1613年的记载中,1627年出现在朝廷给朝鲜国王的文书中,1635年被正式使用。薛虹:《试论满族共同体的形成》,第9—10页;郑天挺:《探微集》,第33—34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的兴起》,第10、13页。此前,满族人的《实录》多称其人民为诸申(Jusen);此后,建州女真被努尔哈赤统一起来,并逐渐以“满洲”闻名于世。为方便起见,建州女真在文书中遂被称为满洲。?普雷斯顿·M·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5页。?拉铁摩尔并不了解17世纪20年代的种族冲突,故声称:“满族从一开始就不具备蒙古人那样强烈的部族意识和深厚历史传统。他们似乎是从外部无人区渗入到这片‘发祥地’中来的。虽然他们自己随即就承袭了女真之金朝的反叛传统,但他们崛起得太快了,以致始终未能彻底吸收这片‘发祥地’的传统与精神;他们创造了自己的‘发祥地’和地方传统。正是这种不成熟状态促使他们以惊人的速度和彻底性获得了汉族的特征。”拉铁摩尔:《满洲里》,第44页。拉铁摩尔的独到之处,是将地理因素与经济因素放在一起进行观察。汉人远涉东北,是作为商人寻求奢侈品,因而没有在那里定居。满族人穿过其“发祥地”南下,则是为了狩猎和牧养驯鹿。对他们来说,农业还是一种园艺活动,是狩猎经济的补充。到了学会汉族的耕种方式后,他们便逐渐发展为农业民族,形成许许多多村庄围绕着一个个城镇的格局。因此满族能幸存并繁荣起来,应归功于其文化适应性,与蒙古族在一起便遵守蒙古规范,与汉族在一起便符合汉族传统。同时,他们也保持了自己善于组织狩猎和作战的能力。拉铁摩尔提出:“满族对汉族经济文化的迅速吸收,以及缺乏使之与汉族进一步融合的内陆河流和沿海贸易,可能是引起边境冲突并最终导致满族征服汉族的主要原因。”同上书,第19页。?1685年,在总督德农维尔从加拿大写给路易十四的信中,提到有关在北美印第安人中的法国人的情况:“长期以来,我们总是说,为了使这些野蛮人成为法国人,应尽量让他们接近我们。但是我们有充分理由承认这是个错误。那些同我们频繁接触的野蛮人没有变成法国人,而常到他们当中去的法国人却变成了野蛮人。他们喜欢野蛮人的服饰和生活。”阿列克斯德·托克维尔也强调了这一点:“这些法国人很快就和当地少女勾搭上了。但不幸的是,在印第安人的特征与他们自己的法国人特征之间,有某种神秘的亲和力。不是让野蛮人体验和习惯文明生活,而是他们自己常常变得酷爱野蛮人的生活了。他们为赢得印第安人的友谊而对其陋习和美德同样大加称赞,并已成为当地最危险的居民。”阿列克斯德·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第329—330页。德农维尔的信在此也被引用了。?有一段时期,明朝兵部规定,每献一颗满人首级可得赏银150两。结果辽东百姓常被误认为满人遭明军捕杀。詹:《明朝衰亡》,第149—150、156页。“境外居民”(trans-frontiersman)一词是菲利普·柯廷(PhilipCurtin)创造的。艾伦·伊萨克曼用它来描述佩里拉(Pereira)族之类的群体。该族于18世纪初从果阿移居三比西河流域,并与彻瓦(Chewa)王族通婚,最后渐渐承认了彻瓦王为其君主。因此,境外居民不同于“边境居民”(frontiersman),因为后者或许有妻子在境外,但对留在欧洲社会的亲属仍保持着基本的忠诚。边境居民最终可能会发展出一种混合文化,而境外居民若也这样便会完全失去欧洲人的特征。19世纪,像佩里拉族那样的境外居民确

                      州宣慰李希烈,诏书一经颁布,所有人全都知道这是卢杞的借刀杀人之计。颜真卿虽然也明白这是卢杞在报复自己,但他丝毫没有犹豫,稍加准备后就起程前往许州,因为他早已经抱定必死的决心。在他看来,颜家一门忠烈,尤其是哥哥颜杲卿死于叛军之手,自己决不能退缩,辱没颜家的名声。当时宣武节度使李勋上奏皇帝李适,认为以李希烈的为人,颜真卿此去必死无疑,朝廷不仅损失了一位元老大臣,李希烈也不会因此而罢兵,朝廷这样做等于是自寻奇耻大辱。李勋的上奏让处于焦头烂额之中的李适恍然大悟,他急忙派人试图追回颜真卿。但一切都为时已晚,就在追赶的人刚刚上路一天后,颜真卿已经到达了许州。李希烈知道颜真卿此番前来的用意,当颜真卿面对他宣读皇帝的诏令时,他故意让养子带着一千多名士兵拿着明晃晃的刀剑,在颜真卿周围示威,并不断地谩骂,好像要把颜真卿的肉割下来吃掉一样。李希烈本以为颜真卿会露出惊恐之色,但让他想不到的是,颜真卿居然脸色如常,脚下丝毫没有移动半寸,仿佛身边的人与他无关一样,巍然挺立在原地朗声宣读诏书。李希烈立即被颜真卿的气场所震慑,他下令让士兵们退去,然后招待颜真卿先到待客的馆驿中住下。李希烈十分清楚颜真卿在朝廷中的地位,现在完全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戏耍这位刚正不阿的大臣,羞辱一下唐廷。于是,李希烈利用一次宴会的机会,开始了自己的计划。当时李希烈宴请朱滔、王武俊、田悦、李纳等派来的使者,席间自然少不了的颜真卿。李希烈一边喝酒作乐,一边让前来助兴的倡优不断唱着辱骂朝廷的戏文,这下点燃了颜真卿胸中的怒火。当时颜真卿拍案而起,用手点指李希烈道:“元帅应该还算是朝廷的大臣吧,怎么会做出这样无礼的举动呢?”言罢,颜真卿准备拂袖离去。就在宴会陷入极度尴尬的氛围时,一个声音从颜真卿的身后传来:“早就听说颜真卿的大名,现在元帅正准备做皇帝而颜太师却来到了这里,这不是上天赐给元帅一个宰相的最佳人选嘛!哈哈哈!”说话的人是朱滔派来的使者。颜真卿本想头也不回地离去,但朱滔使者的话让刚正不阿的颜真卿犹如骨鲠在喉,他立即转身斥责说话的那个使者。“你们听说过痛骂安禄山而死的颜杲卿吗?告诉你们,他就是我的兄长。他首先在河北举兵抗击安史叛军,后来虽然被安禄山抓住,却骂贼不绝于口,我现在年近八十官至太师,我对朝廷的忠心天地可鉴,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怎么会受你们的威胁利诱。”颜真卿说得激昂慷慨,让在场的每一个人无不心惊!当然在所有人当中最为心惊的当属李希烈。事实上李希烈并不在乎颜真卿的语调有多高,他最在意的是颜真卿话语中透露出的讯息。在李希烈看来,如今的藩镇割据是因为安史之乱才形成的,而自己现在跟着朱滔、王武俊、田悦等安史叛将反叛朝廷。颜真卿通过他哥哥的例子,明显是在告诉他朝廷对待这些安史叛将和对待安禄山、史思明等人没什么区别。所以,颜真卿说完后,李希烈动了杀机。只是这个时候李希烈并没有下定必杀颜真卿的决心,真正使他下定决心的原因是他手下大将周曾想要拥立颜真卿为节度使。李希烈在整治了周曾之后,将颜真卿押往自己的老巢蔡州囚禁。而蔡州注定成为颜真卿生命的最后一站,在蔡州的日日夜夜里,颜真卿不断地向西遥望,他并不因自己失去自由而恐慌,相反却对自己没能完成使命而自责。颜真卿清楚地知道,李希烈是绝不会让自己活着回去的,已经预感死亡将近的他挥笔写下了给皇帝李适的遗表,并为自己作好墓志铭和祭文,他经常告诉看守他的人,囚室的西墙下就是他的归宿,死后只要把他埋在那里就可以了。李希烈之所以这么长时间没有杀掉颜真卿,是因为他始终怀有一种矛盾的心理,一方面他始终没有丢掉争取颜真卿的想法,另一方面也想通过羞辱这个德高望重的三朝老臣,满足他的虚荣心。李希烈本以为随着时间的推移,颜真卿或许会改变,但无论是威逼还是利诱,颜真卿的不屈不挠让李希烈一次次地产生挫败感,尤其当李希烈想要称帝去询问颜真卿该遵循什么仪式时,颜真卿的回答让李希烈很是羞愧。“老夫耄矣,曾掌国礼,所记者诸侯朝觐礼耳!”这是句振作朝廷权威的话语,同样这句话也彻底激怒了李希烈。兴元元年(784年)八月,李希烈得知其弟李希倩被朝廷处死后。恼羞成怒,联想起颜真卿先对他的不敬,终于,在囚禁颜真卿一年零八个月后,下令将他无情地杀害。颜真卿至死都表现出一副傲骨,就像当年他的哥哥颜杲卿临死时一样,真正做到了威武不能屈。威武不屈,以死明志千古恨!千百年来人们争相传颂颜真卿的坚贞不屈,当历史的尘封往事渐渐被黄沙所掩埋后,颜真卿那大义凛然、临危不惧的品格却犹如一片绿洲,在黄沙滚滚中傲然凸显。值得一提的是,在人们争相传颂颜真卿可歌可泣的事迹时,他那无比绝伦的书法成就被保留至今天,并自成一体,称为“颜体”,与唐代另一位书法大家柳公权并称“颜柳”。苏轼曾云:“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画至于吴道子,书至于颜鲁公,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尽矣。”是的,我们可以感受到《祭侄文稿》的字字泣血,也可以感受到《颜家庙碑》的恭谨严整,还可以体会到《多宝塔碑》的瑰丽多变和《颜勤礼碑》的端庄遒劲,无愧于“点如坠石,画如夏云,钩如屈金,戈如发弩,纵横有象”的评价。颜真卿,一个义薄云天的人,一个视死如归的人,让后人无比敬仰。关于颜真卿的评价有很多,但在我看来最能体现他价值的,当属下列这几句话:立坚实骨体,求雄媚书风。究字内精微,求字外磅礴。臻神明变化,与生命烂漫。泾原兵变李希烈在囚禁侮辱颜真卿的同时,并没有停止反叛唐廷的步伐,在联合卢龙、成德、魏博、淄青四大藩镇后,他开始向唐廷控制的地区发起了攻击。李希烈接连攻下汴州、汝州,致使唐廷的经济重心江淮地区与长安的主要交通线路——汴渠被阻断。幸好长江中下游还在唐廷的控制中,由江淮运往长安的物资只能改道沿长江而上,到鄂州(今湖北武昌)转入汉水,再经汉水支流丹江入武关,最终进入关中。虽然当时唐廷的物资生命线暂时勉强保住,但对于李适来讲,这种缝缝补补又一年的做法,只能是权宜之计,如果不能平定叛乱,那么长江中下游也早晚会落入叛军的手中。李适作为皇帝,既然平藩的决心已下,就断然不能放弃,如果妥协,不仅使朝廷的权威进一步低落,更会让藩镇的势力急剧膨胀,这对李适本人强化皇权是个沉重的打击。但继续坚持的话,必须要有强大的财力做支撑,而当时朝廷由于军费开支浩大,中央财政已经到了濒于崩溃的境地。据史料记载,当时长安城中每斗粟米已经卖到一千钱,国家太仓就连供应皇帝和六宫的膳食,也仅能维持十天。在这种情况下,主管财政的判度支赵赞建议征收“间架税”渡过难关。所谓“间架税”是指按房屋的好坏分为上中下三等,每间上等房屋征收两千,中等征收一千,下等征收五百,税吏亲自挨家挨户统计征收。为了保障这项政策能够贯彻实行,朝廷规定隐藏一间的将处以极刑,并且每千钱交易额征收五十钱的税,如果隐匿一百钱以上的,不仅处以六十以下杖刑,而且罚钱两千,同时奖励告密者。李适本以为这项措施一经颁布,会征收上来不少税钱,但让他想不到的是,“间架税”的出台,不仅没有征收到多少税钱,反而使长安城中顿时陷入混乱之中。百姓怨恨之声闻于远近,最关键的是因为国库空虚,一场更大的动乱开始酝酿成形。建中四年(783年)十月,李希烈围困襄城,李适征调关中西部的泾原诸道军队开赴关东救援。十月二日,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领五千人马来到长安,准备稍事停顿等领到军饷后再向关东进发。这一天长安城内雨雪霏霏,寒风刺骨,对于远道而来的那些泾原士兵而言,最希望的就是能够得到皇帝陛下发给的赏赐,以便赡养家小。当他们翘首企盼皇帝陛下的赏赐时,朝廷一点表示的意思也没有,而且第二天他们从长安城郊离开时,犒劳他们出征的居然是糙米和素菜,连一点肉末也没看见,这些士兵并不知道朝廷已经穷得叮当响,在他们看来,朝廷是看不起他们这些泾原来的士兵。于是,士兵们的愤怒开始爆发了。“我们将要上前线去赴死,朝廷居然连饭都不让我们吃饱,我们怎么能卖命去抵抗叛军的刀枪啊!听说皇宫里金银绢帛堆积如山,我们不如自己取来用吧!”很多人不断叫嚣着喊道,然后这些士兵张起旗帜,迅速聚拢起将近一万人,全副武装地向长安城皇宫方向而来。当时泾原节度使姚令言正在宫中向李适辞行,部下兵变的消息传来后,姚令言飞驰前去安抚乱兵,当行到长安城东的长乐坡时与士兵们相遇,姚令言本以为士兵们看见他后,会暂时平息怒火,可还没等姚令言开口,迎头就迎来了士兵们射来的箭,姚令言下意识地侧身闪过,他不顾生命危险,伏在马背上冲进士兵队伍中间,然后高声喊道:“大家仔细想一想,只要东征立下功劳,何愁没有富贵?大家千万不能做这种灭族的事情啊!”然而,士兵们的愤怒已经不能用话语安抚住,姚令言的喊声很快淹没在人群之中,士兵们强拥姚令言和他们一起向京城皇宫方向继续前行。长乐坡发生的事情,皇帝李适很快得到了消息。当他得知这次兵变是因为士兵没有得到赏赐而发生时,李适立即下令赏赐泾原士兵们每人绢帛两匹,并派宦官前去告知,可是宦官刚和泾原士兵相遇,就被乱箭射杀。就在这来去之间,士兵们已经进入了长安东北的通化门。李适以为射杀宦官是因为士兵们认为赏赐太少,所以拿出皇宫内库金银绢帛二十车赏赐给士兵们。可是就在那些金银绢帛刚刚装好车还没来得及出发时,乱兵已经进入皇城,李适在内宫已经隐约听见士兵的呐喊声,这时李适才意识到事情发展到如此地步,已经不再是赏赐所能解决的问题了。事态的发展,完全出乎李适的意料,为了以防万一,李适急调禁军将领白志贞召集禁军守卫皇宫,但等了半天也不见一个人到来,此时乱兵已经进入皇宫南门,李适情急之下只得带领部分皇室成员和几个妃子从玄武门出逃。值得一提的是,从此时开始,李适一生中最为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开始了。由于禁军护驾不力,致使李适仓皇出逃来不及征召随行人马,身边只有曾在东宫服侍过李适的两个宦官窦文场、霍仙鸣带领百余名宦官和郭子仪之子郭曙带着十几名亲兵随行。一直到李适逃出长安城外,时任右龙武军使的的令狐建才带着麾下四百名士兵仓促赶来护驾,李适当时就是在这么一小股兵力的保护下,一路向咸阳而去。在李适仓皇出逃后,宰相卢杞见乱兵冲进皇宫,被迫从中书省的后墙翻墙而逃。禁军将领白志贞,御史大夫于欣,户部侍郎赵赞,翰林学士陆贽、吴通微等从玄武门接连逃出,在得知皇帝陛下前往咸阳后,众人到咸阳和李适会合。皇帝和大臣的仓皇出逃,让皇宫中陷入一片混乱,乱兵进入皇宫后,立即进入正殿含元殿,看到殿内空无一人后,士兵们意识到皇帝可能已经逃走,于是争先冲进府库,抢夺金银财宝,直到搬运不动方才罢休。在这些人中间最为尴尬的当属节度使姚令言,这个被迫上了贼船的将军,此刻恐怕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于是在看到无法抽身后,他和士兵们商议在目前京城如此混乱的局势下,必须有人出来稳定局面。在姚令言看来,当时身在京城并能够控制局面的人,似乎只有朱滔的哥哥朱泚。幽州卢龙节度使朱泚自从大历九年(774年)九月到达京城请求留下后,便被代宗李豫外派出镇关中西部的奉天行营,以防备吐蕃侵扰。后来又任命他为陇右节度使和泾原节度使镇守凤翔,那么他所遗留的幽州卢龙节度使的职位便由其弟朱滔担任。身为朱滔的哥哥,朱泚十分明白弟弟反叛朝廷意味着什么。事实上早在朱滔反叛之初,就曾经派人在发髻中藏蜡丸书信送给朱泚,想要让他一起反叛朝廷。结果被河东节度使马燧截获呈献给皇帝李适,李适立即召朱泚将蜡书交给他看,朱泚诚惶诚恐地叩头请罪,虽然李适当时并没有责怪朱泚,但这件事情过后,李适便将朱泚留在了京城,没有让他踏出过京城半步。显然李适已经将朱泚列入了重点“关照”的对象,当然这也让问心无愧的朱泚心中很是不爽。泾原兵变李适仓皇逃出长安时,翰林学士姜公辅提醒过李适,认为朱泚曾经担任过泾原军统帅,因为其弟朱滔反叛被陛下软禁在京城,心中肯定十分不满,陛下必须带上朱泚一起走,或者将他杀掉免除后患,如果留他在京城,泾原的士兵一定会拥立朱泚重新复出。但由于当时形势危急,李适只说了句“来不及了,以后从长计议”,便匆匆逃出了长安。事实证明,姜公辅的预言十分准确,曾经做过泾原节度使的朱泚,一定是姚令言首先想到的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朱泚都是最合适的人选。十月四日清晨,姚令言带领泾原士兵在大明宫东北的白华殿,共同迎立朱泚为统帅,进而稳定住了长安城混乱的局面。朱泚复出的第一天便张贴布告,要求那些没来得及逃出长安的朝廷官员必须来自己这里报到,违令者立斩不饶。那些官员只得灰溜溜地出来拜见朱泚,当时很多朝廷官员看到朱泚稳定住长安的局势后,认为这个人是朝廷的功臣,于是纷纷建议朱泚立即迎回皇帝李适。面对朝臣的建议,坐在宝座上的朱泚始终冷笑不语,很多人不知道朱泚的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事实上所有人全都想不到重新复出只是朱泚实现野心的第一步。奉天保卫战朱泚事实上并不想迎回李适,不仅不想迎回,他还明白国无二主的道理,在重新复出的朱泚看来,此时是报复李适的最好时机,联合弟弟朱滔等人反叛唐廷,咸鱼翻身的朱泚开始下定决心。大多数朝臣猜不到朱泚内心深处的想法,但当时光禄卿源休看透了朱泚的心思。于是他不失时机地告诉朱泚,上天已有符命,朱氏将有天下,劝朱泚赶快称帝,必定会得到诸多藩镇的拥戴。源休说这番迎合朱泚的话,并不仅仅因为他是个溜须拍马的人,而是因为建中三年(782年)在唐廷与回纥关系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源休冒着生命危险出使回纥,但回来后却被嫉贤妒能的宰相卢杞仅仅授予光禄卿的职位。这让源休十分不满,这次劝朱泚称帝,也算是源休寻找实现自我价值的另一途径。在源休的帮助下,朱泚得到了很多在李适身边郁郁不得志的朝臣,例如检校司空、同平章事李忠臣,太仆卿张光晟,工部侍郎蒋镇,都官员外郎彭偃等人全被朱泚重新起用。朱泚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组建了为自己服务的临时朝廷,这种局面的出现,一方面说明李适对待藩镇轻举妄动、急躁求治的施政方针已经遭到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很多政治势力的反对,并以泾原兵变为标志宣告破产。另一方面也表明朱泚这种宽厚的政策,便一旦进入政治舞台中心,使他与皇帝李适形成鲜明的对照,所以会成为很多官僚一个新的选择。与朱泚那边风生水起相比,已经逃出长安暂时在咸阳避难的皇帝李适此时显得颇为窘迫。早在泾原兵变的三年前,一个名叫桑道茂的术士就告诉过李适,说他不出三年的时间会有暂离宫廷之厄,而奉天有天子气象,那个时候可能会成为李适的避难所,所以现在应该加强对奉天城的修筑。当时李适采纳了桑道茂的建议,直到此次逃出长安,李适又忽然想起了桑道茂当年所说的话,不禁唏嘘不已,于是决定前往奉天避难。奉天就是今天陕西的乾县,武则天和高宗李治合葬的乾陵就在其辖地之内。事实上李适决定逃往奉天,内心也有祈求先祖保佑的意味,但是就在他刚到奉天没几天,就得到了朱泚在长安称帝的消息。建中四年(783年)十月八日,朱泚在长安大明宫宣政殿举行登基仪式,自称大秦皇帝,同时任

                      话的人大错特错了。人必先自助而后天助!若是中国人民没有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坚持八年的勇气与忍耐力,苏联和美国早已抽身远去!又有人说了,中国不算获胜,毕竟还跟苏联签订了如此屈辱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其实大可不必如此耿耿于怀。两军对阵,只要完成预先确定的目标就可以算作胜利,就像下棋一样,只要达到可以取胜的形势,就是胜利了,不是把对手的棋子全部吃光才叫胜利。以此类推,领土的问题属于局部的残留问题,不能和大局一并而论。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依靠屡败屡战的勇气、长达八年的坚持,付出高昂代价换来的。正因为中国人素来弱小,正因为中国人素来不团结,才使得抗战最后的胜利显得那么弥足珍贵!确立持久消耗的打法,是战略的胜利!正面抗战与敌后游击结合,是战术的胜利!得到美、苏、英的援助,是外交的胜利!一败再败,却顽强抗争,战无可战,却绝不言降,是极高的民族气节和顽强的拼搏精神的胜利!民族的自强与自立是无数英烈用自由与生命换来的,中国人享受胜利当之无愧,没有理由自怨自艾!日本投降与退出中国领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中国人有理由骄傲自豪!杀出个黎明第十一章金陵梦碎

                      东北,冷战

                      随着日本人的失败,一个时代结束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口出现在了国共面前:两党该何去何从?苏联刚刚出兵、日本还未投降之际,国共两党都已经开始大举反攻——迫使或接受日军和伪军投降,收缴武器,接收政权,占领敌占区。之前提过共产党在苏联刚刚出兵之际就连续发布反攻命令、限令日军和伪军向自己缴械投降的事。共产党之所以如此着急,大概是想利用苏联出兵和日军即将投降所造成的权力真空,以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去扩张兵力和控制地盘,并以之作为争取与国民党平等对话的地位,甚至是武装夺权的筹码。共产党的想法很容易理解,任谁经历过与蒋介石长达十余年的殊死斗争,都很难再信任蒋介石。当共产党抢先国民党一步于华北、华东等地受降时,蒋介石的动作到了——在命令八路军“就地驻防待命”,“勿得擅自行动”的同时,命令国军“加紧作战”、伪军“不得受非本委员长许可之收编”。尽管蒋介石的动作并不慢,但国军地理位置处于弱势——国军精锐大都在大后方(如西南),要想开到华北受降,还得跋山涉水才行。而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大都在敌后战场,部队开出来就是敌占区。近水楼台先得月,共产党接收的武器和地盘越来越多。千里之外的蒋介石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急得不行。他抓耳挠腮、绞尽脑汁、集思广益,终于想出一个坏招——谈判。蒋介石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和平建国,组织联合政府”大计。要是毛泽东不来,就说明共产党没有和平诚意,到时候就有理由发兵攻打。如果毛泽东来了,则既可以利用谈判压制中共武装目前攻城略地的势头,又可以在谈判期间输送国军至北方,为内战积蓄力量、提前布局。难得的是,蒋介石“和平建国,组织联合政府”的点子,居然得到了两位大佬——杜鲁门和斯大林的支持。美国本就想在全球推广它的多党民主政治,现在蒋介石上马“联合政府”项目正合其意。至于斯大林也支持中共加入蒋介石领导的“联合政府”,那是因为他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不希望有任何不稳定因素影响已签订的“中苏同盟条约”及美苏共同建立的雅尔塔体系。简单说来就是,蒙古成功被独立了,东北也成了苏联的势力范围。既然想拿的好处都已经拿到,那就不要再多事,稳定第一,稳定压倒一切!1945年10月10日,国庆节,重庆。在美、苏的斡旋之下,毛泽东与蒋介石签订《双十协定》,宣布国共停战,和平建设新国家。举国欢庆。在国人看来,民主建国、联合执政在望,中国就要和平了,数十年的分裂就要结束了。就在国共签约这会儿,国军已在美国海、空运输力量的帮助下接近了东北沿线。名义上,美国对蒋介石的援助只是各项援助计划的延续而已,顺理成章,斯大林也没什么刺好挑。可从9月下旬开始,美苏两强在欧洲的地盘争夺不仅日趋激烈,苏联还处于劣势。与此同时,美国海军陆战队先后在塘沽、秦皇岛、青岛一带登陆。虽然美军的口号是协助国军受降,但真正的目的恐怕跟苏联差不多:把手伸进东北。美国海军登陆中国北方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斯大林开始忐忑不安起来:如果让国民党成功接收东北,鉴于国民党对美国援助的依赖,那么对于苏联来说,不仅把东北划进自己势力范围的计划要完蛋,而且东北还成了美国进入自己国土的跳板。不行,这绝对不行,得趁东北还在自己手中,把它交给国民党的对手——共产党,间接置东北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因此,斯大林撕毁了跟国民政府签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直接命令中共迅速北上——苏联红军一撤出东北,你就进入,这地方交给你了。为此,斯大林做了三件事。第一,禁止国军进入东北——在苏联红军没撤退之前,你不能来。第二,拖延撤军时间——你中共军队不是一时半会儿到不了东北吗?没关系,苏联红军的撤出时间往后推,等你到了,苏联红军再撤。第三,把大部分搜缴自日军的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转交给中共,苏联只拉走一小部分——最好的精华部分。苏联的态度还真是沿袭了沙皇俄国一向霸道的风格,苏联红军随后就强行搜查、封锁国民党在东北的党政军机关,把中共牢牢地绑在了战船上。到了这个时候,本来就不大相信蒋介石、随时准备武力夺取政权的中共也下定了最后的决心,火速派兵前往东北,领头的正是刚从苏联回国,已经七年没有打过仗的林彪。林彪将在白山黑水之间谱下人生最光辉的一页。目前的这种局面,正是蒋介石所喜闻乐见的。他本就不是真心和谈,和谈只不过是积蓄力量的缓兵之计而已。1946年6月,蒋委员长发话:三个月消灭关内共军,六个月解决东北问题。开打!苏联与美国两大巨人在东北的冷战掀开了国共争锋的序幕。

                      此消彼长

                      蒋委员长的计划是九个月内初步“解决”共产党。但不得不说,他这个计划不可行。因为他的真实实力要比自己想象中的弱许多,而共产党的真实实力却比他想象中的强很多。看起来貌似强大的蒋委员长,有三个致命的弱点。弱点一,国民党常常内讧,凝聚力不强,力量大而不强。嫡系、桂系、阎锡山、CC系、蓝衣社、政学系等,没完没了地争权夺利。抗战本是蒋介石整合各个派系的一次绝好机会,但是他没有抓住。后来他败走台湾,才终于摆脱了国民党内的派系争斗,完全控制了党、政、军。弱点二,他没有解决中国农民的生存问题。在一个生产力极度落后,农民占人口绝对多数,土地兼并严重的国家,土地是农民唯一的生产资料,没有了土地,农民就没有了活路,没有了活路,农民就要造反。后来蒋委员长败走台湾后,才明白这个道理,因此他在台湾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土地改革。弱点三,腐败横行,这是他最大的弱点。腐败这个可怕至极的东西,自然不是国民党的特产,而是人治社会都会产生的问题。一切都是领导说了算,领导的权力根本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得不到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就是腐败滋生的温床。在任何一个朝代的末期,严重的腐败总是压垮骆驼的那一根稻草。因为大大小小的官员们都是明白人,知道政府就要撑不下去了,于是都拼了命地捞,捞够老本,于是贪腐一发不可收拾。关于国民政府官员们的种种腐败事迹,实在没有必要多说,因为从古至今,贪官们的表现比钻石的化学性质还要稳定,说多了就是重复啰唆。这里只简单说一说压死骆驼的那根稻草。话说抗战胜利前夕,因为“美金公债舞弊案”东窗事发,财政部长孔祥熙卷铺盖走人了。老孔长期徜徉于波涛汹涌的贪污大河岸边,终于湿了一回鞋。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不仅蒋介石在小日记本上记载了孔祥熙贪污的详细数目,就连圈外的文人名流傅斯年都知道其贪污的大致情节,并站出来检举揭发了他。1942年,国民政府为了解决日益膨胀的军费需求,用该年美国对华五亿美元贷款中的一亿美元作为基金,面向全社会发行“同盟胜利美金公债”搞集资,结果孔祥熙在其中上下其手,捞了一千一百五十余万美元,基金总额的九分之一就这样消失了。相比之下,另一位搞财政的专家——宋子文的屁股就要干净些。据学者吴景平在其作品《复旦—胡佛近代中国人物与档案文献研究系列》之《宋子文生平与资料文献研究》中介绍,20世纪40年代,宋子文的财产为二百万美元左右,二十多年后,即宋子文1971年去世的时候,其非固定财产只有一百多万美元,加上二十年间大为升值的房产,也就七八百万美元。当然了,宋子文不搞贪污,并不意味着他的财富来源就很光彩。因为他的相当大一部分财产来自于抗战期间其麾下的中国建设银公司对民族工商业、金融业的投资回报,有些发国难财的味道。之所以在这里比较孔祥熙和宋子文,是因为孔祥熙被免职后,宋子文重新上台,接替了对方的角色,出任行政院院长和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孔祥熙留给宋子文的财政底子,是约九亿美金(相当大一部分来自美国贷款)和六百万两黄金。表面上看起来,情况相当不错。所以宋子文雄心万丈,他有信心大干一场。但他没有意识到,摆在他面前的绝不是一条金光大道。国民政府接收日伪政权后,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统一金融秩序,怎么操作呢?派遣传说中的钦差大臣——“接收大员”——特派员或接收委员,去沦陷区为国民政府接收日伪财产,回收伪币。接收日伪财产的办法五花八门,没收、拍卖、丢弃、破坏,不一而足。回收伪币的办法就简单得多——用国民政府自己发行的法币按照一定的比例去兑换汪精卫发行的伪币。这个办法并不新鲜,当年日本人和汪精卫都玩过,新鲜的是兑换比例。日本人当年用其发行的军代券兑换法币的比例是一比一。汪精卫当年用伪币兑换军代券的比例是一比二。而国民政府现在用法币兑换伪币的比例是一比二百!也就是说,二百伪币才能兑换一法币。而且,这还是一刀切。不管当地的物价指数是高还是低,兑换比例统统都是一比二百。要知道,当时沦陷区的物价指数的平均水平,要远高于大后方的平均水平,如上海的物价指数就是重庆的约五十倍。下面来做一道关于“打劫”的数学应用题。国民政府派出的接收大员小明携带一元法币来到沦陷区上海,然后上海市民小毛用二百元伪币换走小明手中的一元法币。问题一:假定一元法币与一元伪币的购买力相当,小明这一趟出差的收益是多少倍?小毛的财产缩水多少倍?小明和小毛的得失比例是多少?答:大概是二百倍、二百分之一倍和四万倍。问题二:小明如何把二百倍的收益装到自己的口袋里?答:瞒报即可。因为敌伪财产和伪币数量到底有多少,中央是没数的。没数的财产握在了缺乏监督的官员手里,人的卑劣一面就会肆无忌惮地体现出来。一个小明中饱私囊没人管,就会有更多的小明加入进来,就如传染病一般迅速蔓延。现在问题来了,这个丧心病狂的兑换比例究竟是谁制定的?据香港中文大学的民国史学者郑会欣在其作品《关于战后伪中储券兑换方法的决策经过》中所说,这个神奇的兑换比例是由接收大员们一拍脑袋想出来的。至于理应把控国家财政和经济决策权的宋子文,那段时期正忙碌非凡,无心过问此事。他先是忙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后又忙着跟美国谈战后援助,根本没有重视回收伪币一事,对此事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话又说回来,大家不用太过关心这个兑换比例产生的具体过程,只需从利益的最终归属——接收大员们来看,用脚后跟想想就能知道,这个荒唐的兑换比例是大大小小的贪官们共同努力的结果。国民政府的贪官们中饱私囊,变身大富翁,十分满意。但那些被贪官欺负的沦陷区“资产阶级分子”——原本国民政府的死忠支持者,则十分不满意:与其让国民党的贪污统治替共产党把我们变成无产阶级,还不如主动投靠共产党,活在共产党清廉的集权统治下,应该不会比活在国民党的贪污统治下变得一无所有更可怕!沦陷区的民心大失!可是,对国民党来说,这还不是最坏的消息,最坏的消息是:内战开始后的一系列经济政策,让国民党失去了全中国的民心!内战开始后,接收的敌伪产业(折合约十万亿法币)被耗费了,宋子文找美国争取过来的贷款和军用物资(合计十多亿美元)被花掉了,孔祥熙留下的现金流也被用光了。即便如此,军费、行政费依旧高居不下,财政赤字疯狂增长。没办法,打仗本身就是世界上最费钱的事情,更何况还有那么多国民党贪官和地方军阀齐心协力为国家增加行政成本?!可是,八年全面抗战过后,民力已疲,政府再也无法通过发行公债集资以筹措军政费用。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填补财政黑洞,为了筹集军费,国民政府只能向中央银行借钱。由此,宋子文下令中央银行加印钞票,加大法币的发行量。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法币膨胀(发行量增大)会带动物价飞涨,物价飞涨反过来加速法币的贬值,法币贬值又造成购买力狂跌,而购买力不足大多通过加印钞票弥补……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宋子文作为财政专家,自然懂得这个道理。为了稳定法币和经济形势,宋子文使出了绝招——抛售黄金和美元,即明码标价如一两黄金卖十六万法币、一美元卖两千法币,将黄金和美元放到市场上售卖,吸取民间游资,回收一部分法币,控制法币膨胀,平抑物价,稳定经济。在正常情况下,宋子文这招也算是个不错的解决办法。但宋子文忽视了一个问题,一个致命的问题。他没有想到,一旦中央银行的印钞机被绑上了内战的战车,就会在滚滚洪流的挟裹中前行,根本停不下来。抗战胜利后,法币发行量约为五千亿,截至1947年年初,法币增加到三万五千亿,而宋子文花掉了国库一半的黄金和美元储备,却只回收了不到一万亿法币。也就是说,抛售所回笼的法币只是小部分。面对仍在快速增加的法币,宋子文的办法几乎没有产生任何效果。更要命的是,宋氏和孔氏家族控制的孚中公司和扬子公司,也参与了这场抛售风潮,抢购了总价值约四百万美元的黄金和美元。这给宋子文的政敌如CC系、政学系找到了批评的借口:你宋子文不仅工作没干好,居然还将国家财产转入了私人腰包!是可忍孰不可忍!连傅斯年都发表了《这样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等雄文,让宋子文赶紧走人!最初介绍宋子文的时候,提过他性格很差,人缘也很差,所以众人落井下石亦属正常。不管如何,宋子文只能选择辞职。宋子文走人后,战争仍在继续,法币仍在加印,经济形势还在恶化。于是,新上台的财政专家们开始想办法。想到1948年,在法币发行量相比抗战结束时暴涨了一千二百倍,总量到达六百万亿的时候,在通货膨胀已经无法控制的时候,专家们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推倒法币重来,即用大名鼎鼎的“金圆券”替代法币。主要操作办法如下:一是强行要求全国人民将自己持有的黄金、白银、美元等外币、法币全部兑换为纸币——金圆券,违者没收。世人都知道,一般的纸币,远不如黄金、白银和美元这种硬通货可靠,更何况是金圆券这种前途不明的纸币,谁甘心换?二是冻结物价。使用国家强制手段,禁止抬高物价,禁止屯货,以预防通货膨胀和金圆券贬值的情况发生。强迫以赚钱为天性的商人做亏本的买卖,哪个商人愿意干?打劫普通老百姓,砸商人的饭碗,如此不顾人性的经济政策,怎么可能成功?!果然,有人站出来反抗了——拒绝兑换金圆券,停止出售货物,大量屯货。在此种情况下,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蒋经国“打老虎

                      际上凌辱的方式也不会有什么新鲜花样,可以肯定,世界就是这样开始的。她们最惧怕的倒不是遭受强暴,而是整整一个恐怖的夜晚那些人恬不知耻地狂欢作乐,十五个女人胡乱躺在床上或者地上,男人们从这个身上趴到那个身上,像猪一样喘气。最糟糕的是我会有快感,其中一个女人这样想。她们走进通向指定的宿舍那个走廊时,充当哨兵的盲人发出警报,我听见了,她们来了。用作栅门的床很快挪开,女人们一个一个地走进去。女人不少啊,盲人会计大声喊道,接着开始兴致勃勃地数起来,十一个,十二个,十三个,十四个,十五个,一共十五个。他跟在最后一个后面,两只手贪婪地伸到她的裙子下面,这个不错,这个归我,他说。盲人歹徒们不再检查,不再事先评估女人们的身材好坏。确实,既然她们所有人在这里都同样轮一遍,就不必在挑选身高胸脯和臀部上浪费时间,以免欲火凉下来。她们已经被拉到床上,已经被猛地扯下衣服,很快就听到了每次必有的哭泣声,祈祷声,哀求声,但对方并不回答,即使回答也一成不变,要想吃饭就把腿叉开。她们把腿叉开了,有几个女人得到命令,用嘴,比如那个蹲在歹徒首领膝盖间的女人,她一句话也不说。医生的妻子走进宿舍,蹑手蹑脚地在床间穿过,但她无须如此小心,即使穿着木屐任何人也听不见,就是某个盲人碰到她,发现她是个女人,最坏的情况也不过混入其他女人当中,而在如此混乱的场合里,察觉出是十五个女人还是十六个女人并非易事。歹徒首领的床还是宿舍最里边那一张,墙脚下堆放着饭盒。旁边的几张床撤走了,他觉得它们碍手碍脚,想动作更方便一些。看来杀死他是举手之劳。医生的妻子一面沿两排床之间窄窄的夹道往前走,一面观察着即将被她结果的那个人的动作,看着他快活得仰起头,似乎正在把脖子交给她处置。医生的妻子慢慢走近他,绕到床的另一边,站在他身后。瞎眼的女人还在继续服她的淫役。医生的妻子慢慢举起剪刀,两个刀刃稍稍分开一些,以便像两把匕首似的扎进去。就在这一刻,这最后一刻,盲人似乎发觉有人在身边,但极度兴奋使他脱离了正常感知的世界,失去了思考能力。我让你快活不成,医生的妻子想,胳膊随后猛地落下去。剪刀全力扎进盲人的咽喉,接着以自己为轴一转,割破了软骨和膜状组织,然后疯狂地扎得更深,直到碰到颈椎骨才不得不停下来。几乎没有听到他的喊声,可能是某个射精的人正在像野兽似的号叫,这样的人确有几个,也许就是他,因为血注喷在那个女人脸上的同时,精液也灌进她的嘴里。正是这个女人的一声呼喊惊动了那些盲人,呼喊声他们听得太多了,但这一次和以往不同。那女人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还在喊叫,这血是哪儿来的呀,大概不知道自己如何做到了脑袋里想过的事,以为咬断了歹徒首领的阴茎。盲人们放开女人们,摸索着走过来。怎么回事,你为什么这样喊,他们问道,但这个女人的嘴被一只手捂住了,有人在她耳边小声说,住嘴。随后她又感到有人轻轻往后拉她,你什么也不要说,是个女人的声音,这使她安静下来,如果在这样紧迫的情况下还可能安静的话。盲人会计走在前边,他头一个摸到了横躺在床上的尸体,用双手从头到脚摸了一遍,他死了,盲人会计喊起来。死者的脑袋耷拉到床的另一边,血还在汩汩地流,她们把他杀死了,他说。盲人们顿时停下来,一动不动,不肯相信耳朵听到的话,把他杀死了,怎么回事,谁杀的;在他咽喉上开了个大口子,大概是和他在一起的那个婊子,我们一定要捉住她。盲人们又开始挪动,不过现在要慢得多,仿佛怕遇上杀死首领的刀子。他们不可能看到,盲人会计正慌忙把手伸进死者的口袋里,里面装着手枪和有十来发子弹的塑料弹夹。女人们的喊叫声突然响起来,分散了盲人们的注意力,她们已经站起身,一个个吓得魂不附体,想离开这里,但有几个忘记了宿舍的门在哪边,走错了方向,撞上了那些盲人,这些人以为女人们要发动攻击,于是男男女女扭作一团,一个个神志不清,混乱到了极点。医生的妻子站在宿舍最里边,一动不动,伺机逃走。她紧紧抓住那个女盲人,另一只手举着剪刀,随时准备刺向某个走过来的男人。她站的地方有些空,暂时对她有利,但她知道不能在这里久留。几个女人终于找到了宿舍的门,另一些还在搏斗,试图从盲人的手中挣脱出来,其中一个女人还掐着对手的脖子,想再增加一个死者。盲人会计威严地向同伙喊道,镇静,给我镇静,我们马上解决这个问题。为了更快地恢复秩序,他朝空中开了一枪。这一枪的效果正好与他的意愿相反。盲人们发现手枪到了别人手里,大吃一惊,知道就要有个新首领,于是不再与女人们搏斗,不再试图制伏她们,可以看到,其中一个甚至放弃了一切,因为已经被掐死了。就在这个时候,医生的妻子决定往前走。她挥动剪刀,左刺右刺,冲出一条道路。现在倒是盲人们大声喊叫了,他们相互践踏,一些人扑到另一些人身上,如果有人长着一双好眼睛就会发现,与这一次相比,第一场混乱只不过是个小小的玩笑。医生的妻子不想杀人,只想尽快离开这里,尤其是不想把任何一个女人留在身后。也许这个家伙活不成了,在把剪刀扎进一个人的胸膛时她想。又听到一声枪响。我们快走,走呀,医生的妻子一边推着路上的女人们一边说。她一个个地帮助她们站起来,嘴里不停地说着,快,快。现在,盲人会计到了宿舍最里边,他大声喊道,抓住她们,不要让她们跑掉,但为时已晚,所有女盲人都到了走廊里,半光着身子,正尽量抓着身上的破烂衣裳跌跌撞撞地往外逃。医生的妻子在宿舍门口停下来,怒气冲冲地喊道,你们想想我那天说的话吧,我忘不了他那张脸,从今以后你们也要想想我现在对你们说的话,我也不会忘记你们的脸;这笔血债你必须偿还,盲人会计威胁说,你和你的女友们,还有你们那些狗男人;你不知道我是谁,也不知道我是从哪里来的;你是另一侧第一个宿舍的,一个曾去传达命令的盲人说,盲人会计又补充一句,你的声音瞒不过我,只要你在我跟前说一个字就必死无疑;那个人也这样说过,现在他躺在你身边;可我和他不一样,也和你们不一样,你们失明的时候我已经熟悉这个世界的一切了;你也不知道我是什么样的盲人;你不是盲人,这骗不了我;也许我是所有这些人当中最瞎的,现在已经杀了人,如果需要的话我还会杀;在这以前你就饿死了,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没有饭吃,即使所有女人都恭恭敬敬地把你们生来就有的三个窟窿都奉献给我们,我们也不会再给你们饭吃;只要因为你们的过错我们一天吃不上饭,你们当中一个人就要死去,除非你们不迈出这扇门一步;你做不到;我们做得到,做得到,从现在开始由我们去取食物,你们吃这里剩下的吧;你这个婊子养的娘儿们;婊子养的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再说了,是婊子养的又怎么样,现在你已经知道婊子养的娘儿们能干出什么事了吧。盲人会计怒气冲冲地朝门口方向开了一枪。子弹在盲人们头上飞过,没有击中任何人,打进走廊的墙里。你没有抓住我,医生的妻子说,你要小心,子弹会用完的,还有别人想当首领呢。她离开这里,沿着走廊前行,前几步还算稳当,后来几乎昏厥过去,两个膝盖忽然一软,人躺倒在地上,眼前一片漆黑。我要失明了,她想,但又马上明白过来,这次还不会失明,是眼泪模糊了视线,她一生还从来不曾这样哭过,我杀了人,她低声说,想杀人,就真的杀了。她转过头朝那个宿舍门口望望,如果盲人们追来,她就没有力气自卫了。走廊里空空荡荡。女人们都走了,盲人们还被枪声和同伙的尸体吓得战战兢兢,不敢出门。她渐渐恢复了体力。眼泪还在流,但像面对着一个不可挽回的事实一样,流得很慢,很平静。她吃力地站起来。手上和衣服上沾满鲜血,突然,感到筋疲力尽的身体告诉她,她已经老了。我老了,还杀了人,她想,但她知道,如果有必要她还会杀,什么时候是有必要的呢,她一边朝天井方向走去一边问自己,然后自言自语地回答说,当还活着的人死了以后。她摇摇头,心里想,这是什么意思,说说而已,随便说说,没有别的意思。她仍然独自一人,走到了朝围栅开的那扇门旁边。透过大门的铁栅,她模模糊糊看见了站岗的士兵的身影,外边还有人,还有能看见的人。身后传来脚步声,她打了个冷战,是他们追来了,她想,立即握着剪刀转过身去。原来是她的丈夫。第二个宿舍的女人们在回去的路上大声说另一侧出了事,一个女人砍死了歹徒首领,开了好几枪,医生没有问那个女人是谁,只能是他的妻子,她临走时对斜眼小男孩说过,回来以后接着把冒险故事讲完,现在她怎么样了,也许已经死了。我在这里,她一边说着一边朝丈夫走过去,把他搂住,没有顾得上这样也会弄得丈夫一身血迹,即使弄上了也没有关系,直到今天,一切事都是两个人共同分担的。到底出了什么事,医生问,他们说死了一个人;对,是我杀的;为什么;总得有人做这件事,而又没有别人能做;现在怎么办;现在我们自由了,他们已经知道,如果想再次作践我们,等待他们的是什么;会发生争斗,战争;盲人们一直处在战争之中,过去和现在都处于战争之中;你还会杀人吗;如果非杀不可的话,我将无法从这种盲目状态中解脱出来;食物呢;我们去取,我怀疑他们没有胆量到这里来,至少最近几天,他们会害怕同样的下场落到他们头上,害怕剪刀刺进他们的喉咙;当初他们第一次来强行提出要求的时候,我们不懂得进行理应的抵抗;是啊,当时我们害怕,而害怕并非总是很好的谋士,现在,为了更加安全起见,我们最好像他们一样,把几张床摞起来堵住宿舍的门,如果为此我们当中一些人不得不在地上睡觉,那就忍耐忍耐吧,总比饿死好。在以后的几天里,人们曾问自己,是不是真的会饿死。最初人们还没有感到奇怪,因为一开始就习惯了,送食物出错是常有的事,盲人歹徒们说军人们总是耽搁,他们说得没错,只是后来歹徒们扭曲了这个理论,以戏谑的口气说别无他法,只能强行实施配给制,不论谁负责管理都要担负起这项沉重的义务。第三天,各个宿舍已经没有一块面包皮,没有一点面包渣,医生的妻子带着几个伙伴走到围栅旁边大声问,喂,这是怎么回事呀,食物迟迟不来,我们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了。中士走到铁栅门前,现在是另一个中士,不是原先那个,他说,责任不在军队,军队不会从任何人嘴里扣下一块面包,军人的荣誉不允许那样做,如果没有食物,那是因为真的没有,你们不要往前迈一步,第一个往前走的应当知道有什么命运在等待他,命令没有改变。听到这几句话,他们害怕了,返回宿舍,七嘴八舌地说起来,现在我们怎么办呢,如果他们不给我们送吃的;吃的可能明天送来;或者后天;或者到我们不能动弹的时候;我们本应该走出去;连大门那里也到不了;要是我们能看见就好了,要是我们能看见就不会被关进这地狱里来了;外面的生活现在怎么样;就是我们去向那帮混账东西要他们也不会理我们,现在我们没有吃的,他们总有一天也会没有吃的;所以他们才不肯把吃的给我们;他们吃完现有的食物之前我们早就饿死了;那么,我们能怎么办呢。在天井唯一一盏灯昏黄的光线下,他们坐在地上,大致围成一个圈,医生和医生的妻子,戴黑眼罩的老人,左侧和右侧各宿舍都来了两三个男人或女人,既然这是个盲人的世界,该发生的就必然要发生,一个男人说,我觉得,要是不杀死他们的头目,我们不至于落到这般地步,如果像过去一样,女人们每月到那里去两次,满足一下他们本能的要求,我倒要问一声,这有什么了不起呢。有人觉得重提这件旧事很有趣,有人勉强笑一笑,有人想说话又饿得说不出来,那个人又接着说,我想知道那个英雄业绩是谁干的;当时在那里的女人们都发誓说不是她们当中任何人;我们应当自己动手,把她送去接受惩罚;先要知道是谁才行;我们告诉他们,你们要找的是这个家伙,我们送来了,现在给我们食物吧;先要知道是谁才行。医生的妻子低下头,心里想,他们说得对,如果这里有谁饿死,那就是我的罪过了,但是,一股怒火涌上心头,她断然反对承认罪责,但愿这些人先死,以我的罪过抵偿他们的罪过。后来,她抬起头,又想,如果我现在告诉他们,是我杀了人,即便知道把我交出去我必死无疑,他们还是会这么做。要么是饥饿所致,要么是这种思绪突然把她引向深渊,她头脑一阵发昏,失去理智,身体向前挪动一下,张嘴刚要说话,有人紧紧抓住了她的胳膊,她一看,原来是戴黑眼罩的老人,他说,要是谁敢去自首,我就用这双手掐死他;为什么,一圈人异口同声地问;在我们被迫生活的这个地狱里,在我们自己打造的这个地狱中的地狱里,如果说廉耻二字还有一点意义的话,应当感谢那个有胆量进入鬣狗的巢穴杀死鬣狗的人;是这样,但廉耻不能当饭吃;不论你是何人,你说得对,总有人用恬不知耻填饱肚子,但我们呢,我们已经一无所有,只剩下这最后一点当之有愧的尊严,至少我们还能为享有本属于我们的权利而斗争;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既然开始的时候我们像市井的下流坯一样打发女人们去那里,靠女人们吃饭,那么现在该打发男子汉们去了,如果这里还有男子汉的话;你把话说清楚,不过要先告诉我们你是哪里的;右侧第一个宿舍;说吧;非常简单,我们用自己的手去拿食物,他们有武器;据我所知他们只有一把手枪,子弹不会永远用不完,那些子弹就能让我们当中一些人丧命;另一些人已经死了,而他们为之而死的目标不如现在重要;我不愿意为了让留下的人享受而丢掉自己的性命;如果有人为了让你吃上饭而丧命,你也不吃吗,戴黑眼罩的老人讥讽地问道;那人没有回答。一个女人躲在通向右侧宿舍的那扇门后面偷听,现在走出来了。她就是被喷了一脸血的那个女人,就是死者在其嘴里射精的女人,就是医生的妻子在其耳边说住口的那个女人;现在,医生的妻子想,我在这里,坐在这些人中间,不能对你说住口,你不要告发我,但是,你无疑能听出我的声音,不可能忘记,我的手曾捂住你的嘴,我的身体曾紧紧挨着你的身体,对你说住口,现在到了真正知道我救的是谁的时候了,到了知道你是什么人的时候了,因此我要说话,因此我要大声说,说得清楚明白,让你能检举我,如果你命该如此我也命该如此的话,我现在就说,不仅男人们去,女人们也去,我们要回到遭受凌辱的地方,把凌辱洗个一干二净,以便彻底从凌辱中解脱出来,把他们灌到我们嘴里的东西吐到他们脸上。说完以后,她静静地等着,那女人终于开口了,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她就是这样说的。戴黑眼罩的老人微微一笑,似乎是心满意足的微笑,也许是这样,现在不是问他的时机,更有趣的是其他盲人那奇特的表情,仿佛有件什么东西在他们头上掠过,一只鸟,一片云,或者一缕微弱的光亮。医生紧紧攥住妻子的手,随后问道,我们是想继续揭发杀死那个歹徒的人呢,还是我们都同意杀死那个人的手是我们大家的,更明确地说,是我们每个人的手呢。没有人回答。医生的妻子说,我们给他们定下一个期限,等到明天,如果士兵们还不送食物来,我们就动手。人们站起来,分成两组,一组朝右侧走去,一组朝左侧走去,他们都粗心大意,不曾想过歹徒宿舍里的某个盲人可能在偷听,幸好门后并不总是有魔鬼,这个成语用在这里非常合适。可就在这时,扩音器却突然不适时地响起来。最近一段时间,扩音器有些天响,有些天不响,只要响就如当初许诺的那样准时,肯定是播放

                      国间谍案在秦国却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这又是为什么呢?原因有三点:一是旧贵族梦想恢复特权;二是郑国加剧了权力之争;三是嬴政痛恨嫪毐、吕不韦。秦国自穆公、孝公以来,一直在人才使用上施行大战略。只要是人才,不论国籍,唯才是用,特别是商鞅变法,更是论功行赏。这种政策富了秦国,却严重伤害了秦国旧贵族的特权。贵族如果没有军功,就不能享受种种特权;六国之士却因军功在秦国进入高层,这使得秦国旧贵族的积怨甚深。秦国旧贵族希望能够利用郑国间谍案首先赶走在秦国官居高位的客卿,让秦国旧贵族恢复昔日的权势。于是,抓住郑国间谍案,大造舆论:秦王重用的郑国竟然是个间谍,嫪毐、吕不韦也都不是秦国人,其他六国之人是否也别有用心呢?六国之人都不可靠、不值得信任,他们全都是为他们自己国家效力的人,应当全部驱逐出境(诸侯人来事秦者,天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所谓的“逐客”,也就是驱逐所有到秦国来的六国人士,并不仅仅是身居高位的客卿。但是,身居高位的客卿显然是众矢之的,在“逐客”风暴中首当其冲。韩、赵、魏三国来秦务农之人,这些人并未妨碍到秦国旧贵族的利益,相反,在商教变法中从韩、赵、魏三国来的农民,对秦国作出了很大贡献,但在逐客令一刀切的指令下,他们恐怕也很难守住数年来辛苦耕耘的果实。秦王嬴政被嫪毐之乱闹得心烦,又发现吕不韦也牵连其中,而且,吕不韦之事还很难处理;好不容易解决了吕不韦,又发现郑国是韩国间谍;同意郑国继续修渠以后,秦国旧贵族又借郑国间谍案发飙。一连串的政治风波搞得嬴政非常头疼,一怒之下嬴政突然下令,驱逐所有在秦国的六国人士。嬴政车裂嫪毐,办得顺风顺水,干净利索;逼杀吕不韦,也办得顺顺当当。他的逐客令也能够像他除掉嫪毐、吕不韦那样顺利吗?没有!因为秦王嬴政接到了一封奏书,立即下令废除了逐客令。这封魔法巨大的奏书出自李斯之手。李斯为什么要写这封奏书呢?李斯在秦国被任命为客卿,刚刚得志,还没有来得及施展拳脚,就要被迫离开秦国,离开好不容易得到的客卿之位,胸中自然愤愤不平。因为客卿是秦国使用六国人才非常重要的一个职位,从客卿再晋升,很快就能成为重臣。所以,被迫离秦的李斯压抑不住内心的激愤,向秦王嬴政呈上了著名的《谏逐客书》。李斯谏逐客嬴政收成命秦王嬴政所制造的逐客事件,在秦国政坛上的六国客卿中产生了巨大的震动,很多人不得不收拾行囊,离开秦国,李斯是楚国人,他也难逃被驱逐的厄运。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李斯抱着死马当作活马医的念头,上书嬴政,结果这封奏书让铁腕君王彻底改变了逐客的主意,收回成命。李斯的这封奏书讲了些什么内容,是什么打动了嬴政呢?简单说,李斯这封奏书击中了秦王嬴政的三根软肋。第一,客卿对秦有大功;第二,逐客是重物轻人;第三,逐客是帮助六国。以下我们简要分析一下。第一点,客卿对秦有大功。这封奏书列举了我们前面讲过的穆公朝的百里奚、蹇叔、由余,孝公朝的商鞅,惠文王朝的张仪,昭襄王朝的范雎,最后得出一条结论:秦穆公、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昭襄王都是因为有了六国客卿的辅佐,才成为秦国崛起道路上的一座座丰碑。没有客卿,就没有秦国的崛起!没有客卿,就没有四位政绩卓著的秦君!这是秦王嬴政不得不承认的历史事实。虽然“逐客令”针对的是全体“诸侯之来事秦者”,但是,这封奏书主要提到的却是六国来秦的客卿,因为这部分“来事秦者”对秦国崛起的贡献特别大。第二点,逐客是重物轻人。秦王对产于六国的宝物无不宠爱有加,比如说隋侯珠,比如说和氏璧,都不是秦国出产的,可是秦王那么想得到它们;对于六国的美女,秦王更是不分国籍,照单全收,个个宠幸。唯独对于人才,秦王要讲国籍,讲内外之别,这岂不太糊涂了吗?秦王对六国之物如此喜爱,对六国人才却要驱逐,这不是重物轻人吗?第三点,逐客是帮助六国。任何时代的人才都是稀缺资源。如果秦国驱逐天下人才,就是主动削弱自己,实际上是帮助了六国。一纸逐客令将使六国的杰出人才不敢再到秦国来为秦国统一天下服务,这和日常生活中帮助强盗有什么区别?这叫“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让秦国变得虚弱了,反而使对手强大了。人才决定成败。秦国把非秦国的人才都驱逐了,秦国的人才肯定会大大萎缩,这些人才在秦国得不到施展才华的机会,肯定会到六国去施展才华。如果人才都聚集到六国去,六国人才济济,实力大大加强,秦国肯定会受到重大损失。所以,非秦国人一律不用的做法肯定不是统一天下的正确之道(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这一点非常重要,简直说到了嬴政的心坎里。因为嬴政此时刚刚举行过加冠礼,正式从王太后赵姬手中接管了最高权力,又刚刚除掉嫪毐、吕不韦两大集团,雄心勃勃,一心要由自己统一中国,完成秦国三十几代先君未竟的大业。如果因为逐客而毁此大业,这是嬴政最不愿看到的,所以,这句话点到了嬴政的软肋之上。“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这绝不是耸人听闻,而是事实,秦国的强盛就是因为吸纳了六国的优秀人才。嬴政看了这封字字中的的奏书能不动心吗?能不撤销逐客令吗?但是,天子无戏言,要秦王嬴政收回成命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一是胸怀,没有求贤若渴的胸襟,没有统一天下的气度,一位铁腕君王岂能收回成命?二是眼光,李斯谏逐客,讲得入情入理,最为重要的是谈到了人才关系到统一大业。如果没有识人之明,秦王嬴政岂能甘心收回成命?三是度量,收回成命,意味着承认错误,这对中国古代的君王来说,最为困难。像秦王嬴政这样一心要统一中国、成为千古一帝的人,如果没有宽宏的度量,斤斤计较于面子,也很难成功。我们曾经讲过汉武帝亲自下《轮台罪己诏》,公开向天下万民承认自己的错误。虽然,秦王嬴政撤销逐客令还不是公开承认错误,但是,离公开承认错误已经只有一步之遥了。可见,此时的秦王嬴政头脑清醒,志存高远,既有博大的胸怀,又有识人的慧眼,还有承认错误的勇气与度量,这些正是他成就一番大事业不可或缺的要素。因此,秦王嬴政不但收回了逐客令,而且重用了在被驱逐之列的李斯,任命他担任廷尉。廷尉是主管司法的最高官员,与客卿不同,是实职。实际上,李斯这个时候才算真正走上了秦国的政坛。保家国公子入秦谋大业韩非见诛李斯担任廷尉之后,为秦国统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攻打韩国,但是也有史料记载,秦国攻打韩国是因为秦王嬴政想得到韩非。那么韩非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竟能让嬴政为了他一人而不惜大动干戈?韩非是韩国国君的儿子,生活在战国末期,“为人口吃”,不善言辞。他曾经追随荀卿学习,和李斯是同学,但是,李斯自认不如韩非。韩非看到韩国积弱,多次上书献策,但是,当时的韩王即后来的亡国之君韩王安,不接受韩非的建议,这使韩非颇为无奈。退处江湖之远,他发愤著书,先后写出《孤愤》、《五蠹》、《说难》等(后人把韩非这些文章汇集在一起,一编为《韩非子》一书)。他的文章传到秦国,由于讲的都是“尊主安国”的理论,秦王嬴政非常欣赏韩非的才华,并说:我要是能见到此人,和他交往,死而无憾(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李斯担任廷尉之后,劝说秦王嬴政发动对韩国的战争,吞灭韩国,借此恫吓其他各国。秦王嬴政采纳了李斯的建议,派李斯攻打韩国。韩王非常惊恐,使和韩非商议如何削弱秦国(李斯因说秦王,请先取韩,以恐他国。于是使斯下韩,韩王患之,与韩非谋弱秦)。秦王政十四年,因为秦国攻韩,韩王不得不起用韩非,并派他出使秦国。秦王很喜欢韩非,但在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决定是否留用韩非。韩非出使秦国的目的是要保存韩国,所以,李斯建议率先灭韩,韩非强烈反对。李斯向秦王说:大王要消灭各国,韩非是韩王的同族,爱韩不爱秦,这是人之常情。如果大王决定不用韩非而把他放走,对我们不利,不如把他杀掉。秦王听了李斯的话,把韩非投入监狱。季斯派人为狱中的韩非送去毒药,韩非没有办法上诉,只好服毒自杀而死(王安五年,秦攻韩,韩急使韩非使秦,秦留非,因杀之)。李斯为什么主张杀死韩非呢?因为政见不合。李斯主张秦国消灭六国的统一战争应当从韩国入手,先灭韩。韩非作为韩国的公子,当然不想看到韩国灭亡。这种尖锐的政见矛盾,让李斯感到必须除掉韩非,秦国统一六国的计划才能顺利得到实施。这是李斯力主杀韩非的主因。那么,在李斯杀韩非这件事里面,有没有个人嫉妒的因素呢?很难说没有,但是,绝对不是主因。此时的李斯意气风发,朝气蓬勃,一心想帮助秦王嬴政统一中国。秦国利益最大化是他此时考虑问题的总原则。李斯的《谏逐客书》说理透辟,文笔畅达,全文极有气势。奏书中的气势反映了年轻的李斯信而被疑、忠而被谤的义愤,同时也表现了此时的李斯一心报效秦国的忠诚。把《谏逐客书》这篇名文和当年感慨仓鼠、厕鼠的李斯作一对比,可以明显看出此时的李斯,壮志凌云,豪气冲天,一心想为秦国统一天下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有人据李斯的“老鼠哲学”推断李斯此举是出于个人嫉妒,也不足取。人是变化的,李斯这个时期和他早年见厕鼠、仓鼠时的心态已有很大变化,不能根据那个故事推论李斯的一切都是“老鼠哲学”在起作用。关于韩非使秦,《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还提出了另一种说法:韩非的文章传到秦国,秦王嬴政看到之后,非常感慨,想见作者。李斯看到嬴政这么欣赏韩非,就对他说:这是韩非写的。秦王嬴政因此发兵攻打韩国,韩王才派韩非出使秦国(秦因急攻韩,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悦之,未信用)。依我之见,秦王嬴政为了得到他所崇拜的韩非而派兵攻打韩国之说近乎荒唐。韩非确实是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他的文章秦王嬴政非常欣赏。但是,为了得到一个韩非而发兵攻打韩国,可能吗?秦王嬴政确实是韩非的粉丝,但有这样的追星族吗?如果这样追星,韩非这颗“明星”岂不成了韩国的“灾星”?这真比现代粉丝更疯狂啊!秦王嬴政发兵攻打韩国,我认为这是嬴政发动统一战争的序幕。韩国离秦国最近,而且,韩国在六国之中最小、最弱。所以,攻打韩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理由明摆着。因此,《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记载不可信,倒是《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韩非在韩国危急存亡关头、承载着国家存亡的使命使秦之说更可信一些。因为韩非更爱韩国,他出使秦国表现出了对故国的忠诚。韩非之死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非正常死亡,而是关系到秦国的一个通天大计。那么,这个通天大计是什么?韩非之死和这个通天大计有什么关系?第14章通天大计秦国立国后,经过三十多代国君的努力,逐渐崛起一;到秦昭襄王时期,秦国对六国的优势已经非常明显;又经过秦惠文王、秦庄襄王的经营,秦国的实力越来越强大;秦王嬴政正式掌握权力以后,秦国的势力已如日中天。这时候,秦国该如何开始统一六国?先攻打哪个国家?战争何时发动?这些问题涉及秦国统一六国的通天大计,而这个通天大计,和韩国公子韩非之死,密切联系在一起。那么,这个通天大计是什么?韩非之死和这个通天大计又有什么关系?李斯说王速攻韩韩非使秦欲存国正式继位、正式掌权的秦王嬴政,面临着一个重大问题:统一六国的战争什么时候开打,怎么来打,战争全局要如何部署。这一通天大计,实际上是在韩非和嬴政、李斯、姚贾四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形成的,换句话说,是在韩非和嬴政、李斯、姚贾的斗争中逐步成型的。首先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是李斯。李斯此时已经脱离吕不韦,步入秦国的中央政府,正处于由郎到长史再到客。卿的腾达上升时期。可以说是踌躇满志胸怀抱负,一心想为秦国统一天下献计献策。这个时候的李斯向秦王嬴政提出了统一天下,的时间问题,他认为应该立即发动统一战争。因为李斯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当年他在追随荀子学成“帝王之术”后,曾对自己的老师荀子说过一句名言:“得时无怠。”“得时”就是得到机会,“无怠”就是不要怠慢这个机会。也就是说,一个人的一生中,机遇是非常少的,当机遇来临之时,千万不要放过。这对一个人来讲,非常关键;对一个国家而言,也是如此。所以李斯认为,秦国统一天下的大业,现在就必须立即启动,因为已经到了合适的时机。“现在”是个什么时代呢?对于秦国这个经营了几百年的国家来说,“此万世之一时也”。这个“万世”不是指万代,是笼统之言,讲秦代三十多位国君,六百多年的经营,已经到了需要收官的时候。如果错过这个黄金档期,让六国缓过气来,重新组织起来合纵抗秦,虽有“黄帝之贤,不能并也”。李斯这个意见一提出,嬴政立马采纳。秦王嬴政在这一点上和李斯完全户致,嬴政也因此提拔具有战略眼光的李斯做了秦国中央政府的长史。秦国中央政府的长史好几个部门都有,依据现有文献,不知道李斯担任的是哪个部门的长史,不过嬴政是在听了李斯的意见之后提拔他的,说明嬴政很欣赏李斯。嬴政的决策使他卷入了这场关于通天大计的战争。秦王嬴政采纳了李斯的建议,决定立即发动对六国的统一战争,这样,秦国发动统一战争的时间就确定了。但秦国不能一下子把六国全部灭掉,需要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来,这就涉及先攻打哪个国家的问题。那么,具有战略眼光的李斯,他的建议是什么呢?韩国公子韩非,又是怎样卷入了这个通天大计之中的呢?李斯首先提出来,先灭韩。李斯认为,把韩国灭掉了,就可以恫吓东方其他诸国,更有利于秦国吞灭其他五国。秦王批准了李斯灭韩的计划。然而、这个计划却遭到了一个人的强烈反对,他是谁呢?他是韩国的公子韩非。李斯主张灭韩首先触及的就是韩非所在的韩国的根本利益,所以这个时候韩王安就和韩非商议,要怎样削弱秦国,阻挡秦国灭韩。这样,韩非就介入了这一场通天大计的制定。韩非和李斯不同,李斯是楚国上蔡人,他学成以后却跑到秦国发展自己的事业,也就是说李斯对自己的楚国没有太多的感情,他觉得哪个地方适合自己,他就跑到哪儿去发展。但是韩非不一样,韩非是韩国的公子,是韩国国君的儿子,只是因为他不是长子,不太可能继承王位。所以韩非对故国的感情非常深厚,对秦国要灭自己的国家是坚决反对的。怎么办呢?韩非就作为韩国的使者到秦国,给秦王嬴政上了一封奏疏,这个奏疏的基本主张是灭赵存韩。把赵给灭了,把韩给留下来。为什么要灭赵存韩呢?韩非提了三点理由:第一,韩国现在已经相当于秦国的一个郡县;第二,赵国是一直准备跟秦国对抗的国家;第三,韩国并不像你们所想象的那么容易灭掉。先说第一点。韩非说,韩国既弱又小,靠近秦国,它的实力远远不及秦国,所以韩国三十多年以来一直奉行的是侍奉秦国的政策。韩非打了个比方一,他说韩国对秦国来说就像进屋坐的席子和垫子。秦国要去打哪个国家,韩国都出兵跟随、最后是利归于秦,怨归于韩,韩国把天下诸侯都得罪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韩国是秦国的内臣,跟秦国自己的郡县差不多。第二点,韩、赵、魏三国之中,赵国最强。赵国一直在扩充自己的军队,吸引了大批合纵之士,而且一再向天下诸侯声明,说秦国如果不被削弱的话,其他诸侯没有一国能够活下来,所以赵

                      指秦国的军队。死人不会说话,卜偃说这句话,背后必定有人指使。这个人有可能是狐偃,也有可能是先轸,总之是晋国的鹰派。这句话也不是凭空猜测,而是有准确的情报作为依据。两年前,秦国与郑国签订秘密盟约后,秦将杞子等人就一直留守在郑国,成为了秦国的驻外部队。听到晋文公去世的消息,他给秦穆公写了一封密信,信上说:“郑国人对我们很信任,要我们担任新郑北门的守卫任务。如果派大军潜行而来,里应外合,消灭郑国易于反掌。”这无疑是个馊点子。当年烛之武游说秦穆公不要打郑国的主意,最重要的理由就是秦国离郑国太远,中间还隔着晋国,就算消灭了郑国,好处也只能让晋国得到,对秦国没有任何意义。秦国的大夫蹇叔则进一步指出:“劳师袭远,是兵家大忌。部队从秦国出发到郑国,有千里之遥,怎么可能‘潜行’?不但郑国人会知道这个计划,晋国人也会知道。”坚决反对杞子的提议。用现代管理的语言来说,杞子的计划,不但目标的设定有问题,操作起来也不具备现实性。但秦穆公显然将晋文公的去世当做秦国称霸的一个契机,听不进蹇叔的劝阻,决定派百里孟明视、西乞术和白乙丙三人带部队前往郑国。孟明视是大夫百里奚的儿子,西乞术和白乙丙则是蹇叔的儿子。关于百里奚这个人物,《左传》与《史记》的记载有较大的出入:第一,公元前655年,晋献公灭虞国,俘虏了虞公和他的大夫井伯。后来晋献公将女儿嫁给秦穆公,将这两个人作为陪嫁的奴仆,一并送到了秦国。在《左传》的记载中,这两个人自此没有下文。而根据《史记》的记载,晋献公俘虏了“虞君及其大夫井伯百里奚”,则井伯即为百里奚无疑。《史记》又记载,百里奚在前往秦国途中,趁人不注意,偷偷地跑出了送亲队伍,而且流亡到楚国,被楚国人当做三无人员给抓了起来。秦穆公听公孙枝说百里奚有德有能,想花重金从楚国人手里将他赎回,但又怕动作太大,引起楚国人的警觉,于是派下人出面到楚国交涉,说:“我国有一个逃亡的奴仆百里奚现在贵国,请允许我们用五张羊皮将他赎回,以惩戒逃亡之人。”五张羊皮,在当时应该就是一个奴仆的价格。楚国人听了,也没怀疑什么,就把百里奚交给了秦国人。到了秦国,秦穆公亲自来迎接百里奚,一问年龄,已经七十了,老是老了点,然而满腹经纶,秦穆公和他谈了三天,如同当年周文王得到姜太公一般高兴,拜为大夫,令他主持国政。当时国人都戏称他为“五羊皮大夫”。百里奚又向秦穆公推荐了自己的朋友蹇叔,秦穆公于是将蹇叔也找来,拜为上大夫。虽然《史记》言之凿凿,但百里奚与井伯究竟是不是同一个人,在《左传》中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第二,公元前628年,秦国打算派兵袭击郑国。根据《左传》的记载,当时只有蹇叔站出来表示反对,则百里奚无疑已不在人世。秦穆公坚持要派兵,蹇叔牵着孟明视的手,说:“大侄子,我恐怕只能看见你出师,不能看见你回来了哟。”秦穆公知道了,派人警告蹇叔说:“你这老头子胡说八道个啥,如果不是活得长,你坟墓上的树都可以双手合抱了!”言下之意,我听你歪歪叽叽几十年,早听厌了。秦国大军从东门出发,蹇叔前往送行,看到自己的两个儿子雄纠纠、气昂昂地站在战车上,忍不住哭泣,嘱咐他们说:“此去郑国,一定要小心晋国人在殽(xiáo)地偷袭我军。殽地有一处山谷,地势险要,南边山麓是夏朝后皋的陵墓,北边山麓是周文王当年躲避风雨的地方。你们倘若死在那里,就由我这个老头子来替你们收拾尸骨吧。”但是根据《史记》的记载,当时反对出兵的不止蹇叔,还有百里奚。而且在秦军出发的时候,两个人都参与了“哭师”。仔细推敲起来,《史记》的记载有点不靠谱:公元前655年,百里奚已经七十岁,到公元前628年,百里奚如果还活着,则已有九十七岁。在那个年代,一个人活到九十七岁恐怕不太容易。因此,我们还是采用《左传》的观点,即:百里奚与井伯是两个人,孟明视出征的时候,百里奚已经去世。言归正传。公元前627年春天,偷袭郑国的秦军部队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了离郑国很近的王城雒邑。经过雒邑北门的时候,为了表示对天子的尊重,孟明视令战车上的弓手和持戟之士脱掉甲胄,下车步行。然而刚一过城门,秦军将士就纷纷跳上战车,动作十分彪悍。当时王孙满尚幼,站在城楼上看到这一幕,说:“秦军轻佻无礼,必定失败。轻佻则少谋,无礼则防备不周。身处险境又没有防备,且无谋略,哪能不败?”秦军公然经过雒邑,其用心已经昭然若揭。郑国如果有常驻雒邑的间谍或是外交人员,只要轻车快马走小路给新郑送去一封密报,秦军偷袭新郑的计划就得泡汤。然而,直到这个时候,郑国官方似乎仍然对近在眼前的危险毫不知情。新郑城内,一切有如往日般平静,秦将杞子等人带领的小支秦军部队仍然负责北门的警备,一丝不苟地检查着可疑人员的行李和证件。如果不是那个名叫弦高的郑国商人的出现,秦军这次千里奔袭郑国至少在战术上是成功的。弦高是来往于新郑与雒邑之间的商人。他的生意很简单,在郑国收购牛,贩到雒邑去卖,从中赚取差价。春秋时期,商人的政治地位相当低下,在“士、农、工、商”四大职业中属于垫底。但是,郑国的商人地位特殊,某些商人自郑桓公年代就与公室保持了良好的关系,甚至“世有盟誓”,休戚与共。据《国语》记载,郑桓公在王室担任司徒,听了史伯的建议,向东经营自己的势力,用大量的金钱贿赂雒东诸国,收买人心,背后想必就有商贾巨富为其撑腰。再加上郑国地处中原心脏,是南来北往的交道要冲,商业远比其他诸侯国发达,郑国商人地位因此比别国商人高也不足为奇。弦高是否与郑国公室有交往,《左传》没有明说。但是当他途经滑国,听到秦军入侵的消息之后,第一反应就是派人赶回新郑去,向郑穆公报告敌情。弦高自己则装作郑国的使者,带了四张牛皮和十二头肥牛前往秦军大营。见到秦军主将孟明视,他神态自若地说:“寡君听说您将带兵经过蔽国,特命在下来犒劳大军。”古人献礼,讲究先轻后重,弦高先以四张牛皮献给孟明视等人,然后再以十二头肥牛犒劳秦军将士,搞得像模像样。秦国人对他的身份没有产生任何怀疑。既然派使者前来劳军,说明郑国已经有准备,偷袭显然是不可能了。孟明视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他考虑再三,对西乞术和白乙丙说:“郑国有了防备,我们如果硬攻,很难攻克;如果围城,又没有后援,只能回去。”孟明视不想白跑一趟,顺手将滑国灭了,掳获大批财物,一路迤逦西行。而在新郑,郑穆公收到弦高的情报之后,派人到杞子等人居住的宾馆打探,发现秦军正在厉兵秣马,作战斗准备。他派人前去拜访杞子,说:“各位在敝国久居,将敝国存粮吃得也所剩无几了。现在听说你们将要远行,也没什么相送,郑国有块原圃,和秦国的具圃一样,是打猎的胜地,各位可以到那里自行方便,打几头麋鹿作为粮食,也好让敝国轻闲一下,如何?”话说得很客气,杞子等人听了却是满头大汗。没过多久,密探又送来孟明视大军撤离的消息。杞子知道机密泄露,大势已去,逃亡去了齐国,逢孙和杨孙则逃往宋国,驻守新郑北门的秦军部队也一哄而散。秦军劳师袭远,已经是一错;袭远不成,顺手灭掉滑国,又是一错。这两错的理由相同:郑国和滑国离秦国千里,就算灭了这两个国家,也无法管理,只能让他国得利。至于获得些许战利品,更不似大国所为,反倒像鸡鸣狗盗之徒。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孟明视自滑国起程的时候,晋国也正在酝酿袭击秦军的计划。刚刚继承君位的晋襄公主持了军事会议。先轸非常兴奋,说:“秦伯不听蹇叔的劝告,因一己之贪而劳累全国,是上天给我们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咱们必须讨伐秦军。”“我们尚未报答秦国人的恩惠,反而攻击秦国的部队,难道先君才死,你们就忘了他的立场了吗?”栾枝反驳道。“秦国不对我国先君的去世表示哀悼,还讨伐我同姓诸侯,是秦国人无礼,还谈什么报答?我听说一日放纵敌人,后患将波及几代人。祸及子孙,难道是先君的立场吗?”辩论的结果,先轸占了上风。晋襄公身穿黑色孝服发兵,并且策动姜戎部落派兵相助,前往殽山拦截秦军。秦军从雍城出发的时候,蹇叔一再叮嘱他的两个儿子要提防晋军在殽山打埋伏。但西乞术和白乙丙都没有将他的话放在心上,孟明视也放松了警惕,加上秦军在滑国掠夺了不少辎重,经过殽山山谷的时候,部队拖拖沓沓地,竟然拉了近十里长。从殽山的地形来看,恐怕只能说,秦国人完全是为了让敌人伏击才摆出这种长蛇般的行军队列。晋国人等秦军完全进入山谷后发动进攻,将秦军截成几段,分割包围。这一仗,秦军几乎全军覆没,孟明视、西乞术和白乙丙也成为了晋军的俘虏,从滑国抢回来的战利品,不消说,也成为了晋国人的战利品。获得“殽之战”的胜利后,晋国上下才为晋文公披麻戴孝。自晋献公年代,秦国与晋国就互相通婚,不是晋国将女儿嫁到秦国去,就是秦国将公主嫁到晋国来,双方借此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友好关系。后人将婚姻称为“秦晋之好”,就是出自这一段典故。然而,再好的婚姻也不过是政治的附属物,一旦政治利益发生冲突,两国就不免拔刀相向,将几十年的交情全部抛到了爪哇国。在这些错综复杂的政治与婚姻关系之中,女人虽然是弱者,却时常以其柔弱的力量影响着历史。公元前645年的韩原之战,晋惠公成为秦国的俘虏,正是因为他姐姐在秦穆公面前以死相挟,他才得以免受耻辱,并最终被释放回国。十八年之后的殽之战,秦军三帅成为晋国的俘虏,晋文公的遗孀文嬴希望能为秦国做一点事,便向儿子晋襄公请求释放这三个人,她说:“就是这三个人离间秦、晋两国君主,导致两国交兵。秦君如果得到这三个人,恨不得扒他们的皮,吃他们的肉,哪里用得着你动手?不如让他们回秦国去受死,以满足秦君的愿望。”文嬴是秦穆公的女儿,按照《左传》的记载,应当就是当年被立为夫人的怀嬴。晋文公死后方获得“文”的谥号,因此现在将怀嬴改称为文嬴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晋襄公听了文嬴的话,就把孟明视等人释放了。第二天上朝,先轸问起秦国战俘的事,晋襄公如实回答说:“母后为他们求情,我已经放他们走了。”先轸一听,暴跳如雷:“战士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战场上捉到他们,妇人用一两句话就将他们放跑了,这是损己利人的事,晋国离灭亡不远啦!”说完竟然不顾礼节,在晋襄公面前就吐了一口痰。晋襄公也醒悟过来了,命大夫阳处父去追孟明视。阳处父一直追到黄河边上,孟明视等人已经在秦国派来接应的船中。阳处父急中生智,解开战车左边的马,对孟明视说:“主公派我来送您一匹好马,请回来将马载走。”傻瓜才会回来。孟明视站在船头作了一个长辑,说:“感谢贵国国君的恩惠,没有将我们杀掉祭战鼓,使我们得以回秦国去接受惩罚。如果我回国被处以死刑,那是死而不朽;如果万幸得不死,三年之后必定回来拜谢(三年将拜君赐)!”秦穆公得到孟明视等人回国的消息,穿着白色的衣服亲自到雍城郊外迎接,见到他们就大哭说:“都怪我没听蹇叔的话,使得你们遭受耻辱,罪责全在我一人。”当场宣布孟明视仍然官复原职,并且说:“是我的过错,大夫何罪之有?我不会因为一次失败就埋没一个人的优点和能力。”【父子相残的人伦悲剧】春秋时期,王室衰微,各诸侯国你攻我伐,争夺“天下”这个有限的市场。周平王东迁到齐桓公兴起的近百年间,中原诸国虽有大小,然而实力相差并不十分悬殊,用现代市场理论来说,是完全竞争时期。待到齐桓公兴起,凭借雄厚的国力,通过军事与外交手段,以“尊王攘夷”为口号,胁迫或诱使其他国家听命于他的领导,霸主政治也随之产生,春秋的历史进入垄断竞争时期,少数几个寡头先后崛起,各领风骚数十年,产生了所谓的“春秋五霸”,即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当然,后人对“春秋五霸”这一说法,历来有很多不同意见。比如说,齐桓公被称为霸主,自然当之无愧。可是,与齐桓公同时崛起的楚成王,无论在实力上还是成就上,都不输于齐桓公,在某些方面似乎还略胜一筹。若论春秋之霸,楚成王不应被排在门外。比如说,宋襄公志大才疏,失仁失义,丧师辱国。若论斤两,充其量是一个鼻子上贴白药膏的丑角,可是仅仅因为曾经召集过一两次并不成功的会盟,便也将他列入五霸,有滥竽充数之嫌。又比如说,郑庄公挟天子以令诸侯,联合齐、鲁二国,纵横河雒之间,所向披靡,虽无会盟诸侯之举,已有号令诸侯之实,是否应该考虑将其也算作春秋一霸,而且是首霸?就算是齐桓公、晋文公两位最不受争议的入选者,后人也还是有诸多争议,焦点是:谁更胜一筹?站在不同的角度看,焦点问题也有诸多解读。比如说,在应对楚国的扩张这一问题上,齐桓公始终没有勇气与楚国放手一搏,在战略上处于守势;晋文公主动求战,而且大获全胜,有效地遏制了南风北渐。以此观之,晋文公胜。然而,齐桓公之所以不与楚国正面交锋,自有其不得已的原因。召陵之盟貌似不如城濮之战辉煌,但在其有限的条件下,也许是可能获得的最好成果,单以战争的成败论英雄,不能令人信服。若论及扶危救难,发扬国际人道主义精神,齐桓公似乎又胜晋文公一筹。如是争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恐永无定论。(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我的意见是:齐桓晋文,俱为豪杰,单以个人成就论,难以区分伯仲。但齐桓之霸,仅为个人之霸,由于不注重接班人的培养,在他死后,齐国陷入混乱的局面,国势每况愈下,齐国的霸业也被雨打风吹去,成为明日黄花。而晋文之霸,乃是晋国之霸,虽然其霸业甫成即撒手西去,晋国的霸业在一大批能人志士的共同努力之下,不但没有衰落,反而日益强盛。殽之战是在晋文公的葬礼尚未举行的情况下进行的。殽之战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晋国霸业方兴未艾的标志性事件。站在全面的、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晋文公完胜齐桓公。完胜的主要原因在于他坚持了以人为本,注重人才的使用和国民素质的培养。晋文公的人力资源战略其实很简单:大胆起用非公族的士大夫,让他们掌握实权。晋文公死后,正是狐偃、赵衰、先轸等非公族贵族作为晋国的主要支柱,继续辅佐晋襄公,维护了晋国的稳定和发展。晋文公用人唯贤,到了不拘一格的地步。《左传》记载,某年晋国的大臣胥臣臼季奉命出使他国,在冀(晋地名)的郊外住了一宿,看见一个叫郤缺的农夫在田里劳动,其妻为其送饭,态度十分恭敬,夫妻相敬如宾。臼季觉得很奇怪,于是向人打听,才知道这位郤缺原来是罪臣郤芮的儿子。(公元前636年,吕甥、郤芮密谋放火焚烧公宫而谋害晋文公,事败被杀。)臼季将郤缺带回绛都,向晋文公汇报了出使的情况之后,介绍郤缺说:“我找到一个有德之人,特此向你推荐。”晋文公一挑眉问:“你怎么知道他是有德之人?”臼季描述了一番他在冀郊田野里看到的现象,说:“敬重,是有德行的表现;夫妻相敬如宾,其人必有大德,可以帮您治理民众,恳请您一试!”见晋文公仍在犹豫,又说:“出门如见大宾,办事如同祭祀一般慎重,这样的人心地仁厚,可用!”晋文公沉吟了半晌,不无疑虑地问道:“他父亲犯有重罪,这样的人也可以用吗?”“此人是国之栋梁,不应该计较其先人的罪恶。当年鲧治水不力,

                      年我的导师王钟翰教授带领我们几个研究生到沈阳实习,曾特地带我们去拜见金先生,那是我第一次与金先生见面,那时候金先生似乎被聘请到刚刚创立的辽宁民族所就任不久,由于居所尚未安排停当,全家还住在宾馆的一间套房里。我是后来才知道,早在1957年,王钟翰先生就曾介绍金先生赴中央民族学院讲授辽金史,却因“反右”风波遽起,此事遂寝,注6可知二老当时已是故交了。金先生退休回到北京之后,我曾几次到他在梅园的家中拜望,却从未与他提起那本《三家子屯调查》给予我的影响。而与他真正深入的交谈,则是从这个口述才开始的。我和与我同往的乌兰教授夫妇,曾有过一个很长的访谈计划,打算每周到金先生家里去谈一次,金先生也同意了,还不仅仅是同意,据他的女儿金适说,他还为我的访谈准备了提纲——可是,这一切刚刚开始,也就是说,刚刚只做了第一次,一切竟然就结束了。那次访谈之后,我去日本大阪大学访学仅短短半月,回京后正打算与他预约下次访谈的时间,却听到他去世的消息。而算起来,从我为他做这个口述的3月10日开始,到他逝世的4月10日,其间相隔仅仅一个月,我想,这应该是他一生中接受的最后一次访谈了。这当然不是一篇完整的访谈,我也从未想过要将它发表,但11年倏忽而过,老一辈学人的身影渐行渐远,甚至已经开始模糊。将这篇口述记录拿出来重新检阅,发现它虽然简短,却不仅提到一些其他著作包括金家三代学者自己的著作中迄今未公开提到的往事,而且一读此文,金先生的音容笑貌便宛然重现,我决定还是将它发表出来。至于金先生家从荣亲王世代相传的文献史料和记载,以及金先生父子父女三代学者的学术成就,乃至金先生的三世祖奕绘和夫人、女词人西林太清诸事,由于都有专书介绍,这里就不复赘言了。在这篇口述中,金先生谆谆嘱咐我:“都是研究清史,王钟翰先生的清史跟别人的就不一样。是不是?您继承他这个,收获就会很大。”我钦佩金先生的眼光,感激他的指点。府门儿这卷,本是以爱新觉罗家族的行辈字即“溥毓恒启”排序注7的,金先生在辈分上并不靠前,但我仍将他的口述作为本卷开篇,以示对他的纪念。又及,金先生的女儿金适教授认真审阅了这篇整理稿并做了仔细的订正,在这里,我对她给予的支持,表示由衷的谢意。金启孮简历:启孮,字菉曾,一字麓漴。1918年6月生于北京,出生时清帝业已逊位,故以金为氏。曾就读于国立北京大学国文系。1940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从和田清、山本达郎、三上次男、榎一雄诸师研习金代女真史和清代满族史。1944年回国,在北京育英、贝满等中学执教。1949年1月北京解放后,辍教入华北大学史二班学习。1949年10月华大毕业后,重返育英中学任教,兼北京市教育局教师进修学院讲师。1958年调入刚建校的内蒙古大学,任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副主任、副教授、教授,研究蒙古史的同时,继续研究女真学、满学,历时25年之久。1982年赴沈阳,主持筹建以满学研究为中心的辽宁省民族研究所,任所长;创办《满族研究》及《满族研究参考资料》两种刊物,并任主编,以研究满学为中心任务。八十岁时的金启孮先生注81989年离休,定居于北京市。2004年4月10日卒于北京。金家自述的荣亲王府世系:荣纯亲王永琪:字筠亭,号藤琴居士。清高宗弘历第五子,封荣亲王。生于乾隆六年(1741年),卒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享年25岁,谥曰纯。精通满、蒙、汉三种语言,对天文算法亦有深入研究,所著《八线法》手卷,至为精密。又擅长书法,与成亲王永瑆齐名于世,并长于绘画、琴艺。著有诗文集《蕉桐賸稿》。荣恪郡王绵亿:字镜轩,号南韵斋,荣纯亲王第五子,封荣郡王。生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卒于嘉庆二十年(1815年),享年52岁,谥曰恪。精于画仙佛,尤擅书法。著有《恪王诗稿》一卷。多罗贝勒奕绘:字子章,号太素道人,荣恪郡王世子,封贝勒;生于嘉庆四年(1799年),卒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享年40岁。绘贝勒著述极丰,从诗人创作到学术考证,包罗甚广。传世作品有《南韵斋宝翰录》(三卷,内载恪王书画题跋写真)、《读易心解》,等等。绘贝勒福晋西林觉罗·太清:讳春,字梅仙,号太清,镶蓝旗满洲人。生于嘉庆四年(1799年),卒于光绪三年(1877年),享年79岁。当代中国文学界一般认为,西林太清不仅是满洲第一女词人,而且是清代第一女词人。代表作为《东海渔歌》。晚年著有章回体小说《红楼梦影》(24回),笔名云槎外史。固山贝子载钧:奕绘第一子。道光十八年(1838年)袭贝子。咸丰七年(1857年)卒。奉恩镇国公溥芸:载钊第三子。同治五年(1866年)袭镇国公。光绪二十八年(1903年)卒。奉恩镇国公毓敏:溥芸第二子。光绪二十八年(1903年)袭镇国公。宣统三年(1911年)卒。奉恩镇国公恒煦:字纪鹏,晚年始字光平。1912年袭镇国公。毕业于朝阳大学法律系。早年受满文于舅氏松贤(即满文辞典《祖国渊源录》作者)。中年以后又攻语言学,喜以语言证史,颇多创见。除治清史、满族史外,专攻金史,并治女真文。成书于上世纪40年代的《女真语言文字研究》荟萃了煦公一生对学术界的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所二所工作,1960年退休。煦公曾任中华民国第一届国大代表,这也成为他不幸于“文革”殒命的主要原因。注9乌兰:风太大了,沙尘暴又起来了。金启孮(以下简称金):见到您几位我还是很高兴的,现在老没有这么常说话了。定宜庄(以下简称定):我们想听您讲讲这样几个方面,不知道您愿不愿意跟我们聊,就是您这一生做满族史,还有女真语、满语,您在这些方面的主要成就,您都是怎么走过来的,给我们讲讲这些经历,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如果您愿意讲……金:我得记上啊。定:没关系。一会儿我给您写。我想听听您小的时候北京的故事。第三方面呢,我想听听您自己家庭的情况,您个人生活的一些情况,包括您父亲的家庭,还有您母亲啊,祖母啊,外祖母啊,婚姻的情况啊什么的。咱们满族特有的风俗啊,规矩啊。金:我的外祖母家不是满族。……可以是可以,但是第一方面呢,我谈不到什么成就,我有什么成就?定:任何一个好的学者都会说:我没有什么成就!金:(笑)……定:可是至少您有好多体会。咱们慢慢聊,反正也不着急。

                      1.从始祖荣亲王到祖父毓敏

                      金:我始祖永琪,清朝时候的荣亲王永琪,主要是在学问上用的功夫比较多,没怎么参与过政治,他25岁就死了,没有出宫,病逝在宫里了。定:没分封注10是吧?金:他住在圆明园的兆祥所注11。他死的头一年乾隆看他去了,看他去了之后,在病中封他一个荣亲王,没出来。他擅长书法,他很喜欢弹琴,他的文集叫《蕉桐賸稿》。他很喜欢音乐、文学,同时他最擅长算法,西洋算法,这些东西,算法的东西家都没有了,在溥心畬注12手里呢,溥心畬拿了让我瞧过,是长条的一个手卷,三角那时叫八线法么,三角学,除了ABCD用甲乙丙丁表现之外,图的精细呀,我感觉非常惊讶,他就预备把这给我,他一定要在(手卷)题字,我说您不要题字,他非要题字,结果呢,后来他不是上南方开那个伪国大去了么注13,很匆忙就走了,结果这个(手卷)没到我手里边,这个事我非常地遗憾,经过“文化革命”就不好说了。注14定:他是不是给带到台湾去了?金:没有没有!全没带走,他们东西全没拿走,他没打算在那儿,他要回来的,哎……这第二代就是绵亿。定:这是道光那辈的?金:他父亲死时他还很小,后来分府才出来,就住在太平湖么,由他那时候分府才分到太平湖。注15他也是继承了父亲这几样,几乎全继承了。第三代就是绘贝勒,他两位夫人,正夫人叫妙华。定:是奕绘的夫人?金:哎。他们二位合着做了一本诗集呀,是俩人合体的,《妙莲集》。定:《妙莲集》是不是就是您点校的那个?金:《妙华集》到现在还没下落呢。《妙莲集》是我在沈阳时在辽宁省图书馆发现的,我就跟他们说这个事,赶紧把它搁到善本里头。让古籍办复印了一点,复印得也不多,那时候也没有一个单位联合起来说把它多印一点。奕绘的侧夫人是顾太清,就是西林太清,这个您都知道,我就不详细说了。到第三辈时还是,这几样都行。到了第四代,固山贝子叫载钧。这时候书法呀,文学呀就都没有什么突出的了,就只听说是非常擅长语言学跟掌故。语言学是什么呢?上边几代也是,这个满、蒙文哪,都精通。到了载钧这一辈,不但满、蒙文精通,而且还精通藏文,三种文字,基础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基础。从前三代留下的这个语言学跟文学、历史学,因为载钧他非常熟悉清代的掌故,所以语言学、文学跟历史学基本上是这么样从上头传下来的。定:金先生我问您一个问题,您说他还非常懂得音乐、乐器是吧?金:乐器是除了自己会弹琴之外,我这二世祖,就是荣恪郡王绵亿的时候,他号叫南韵斋。因为他很喜欢南方的十三乐。他制的墨,据说在古董界很有名,这个我没有(笑)……他的墨,跟古董商提南韵斋的墨都知道。大体上这样。距离我父亲只差两代了是不是?我父亲的祖父溥字辈,到我的祖父毓字辈,这两代呢,主要就是一般地继承前边的了。那时候毓敏,就是我祖父,正赶上洋务运动的时候,所以通英文,而且擅长医学。定:中医还是西医?金:西医。定:西医?他是留洋的么?金:他的外国朋友非常多,许多外国朋友啊,甚至有史学家,有一个叫柯凡氏的,据说德文叫awaci,是德国的一个史学家。我们家这个二十四史还是柯凡氏送的呢,(是他用来)研究的(笑),版本不好。定:您们家那时候还住在太平湖吗?金:不不不,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就搬到大佛寺北岔儿一个小府去了。大佛寺在宽街那儿。大佛寺那儿房子才一百多间,太平湖那个房子呀,就给了醇亲王了。定:就是后来的醇亲王府吧?金:醇亲王府又不是,光绪那儿生的,所以就由那儿又搬到北府去了。那不是一生皇帝那儿就不能住人了么,就成了醇亲王的祠堂,注16大体上是这么样一个情况。定:您们家后来一直就在大佛寺那个小府住?金:(笑),住到民国七年(1918年)。因为清代的规矩,府跟旗地是国家的,跟明朝不一样,不是说就可以算你的了。到辛亥革命清朝不是让了位么,因为现在历史一般不谈这个,推翻了就。让位的时候定的优待条件哪,是隆裕太后就把府跟旗都赏归私有,就是谁住哪儿就归谁了。旗地是原来哪个府的就给谁了。所以那个府是民国七年卖的。民国七年以后就不在那里头了。定:给卖啦?金:卖啦。因为这些人家一般来说民国以后经济状况就不如从前了。

                      2.父亲与父亲的家学

                      金:我祖父培养我父亲,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希望他学法律,因为那时候是法律最时髦,法律是什么呢,最时髦的,朝阳大学注17的法律系。所以我父亲是朝阳大学法律系毕业的。乌兰:朝阳大学在什么地方?金:朝阳门么。乌兰:什么人办的?金:好像是民国成立之后办的,当时是很有名的,因为我父亲小时候正是民国初年的时候。爱新觉罗·恒煦(金光平)先生遗像注18但是我父亲对法律是非常地讨厌,因为他是一个很喜欢研究、念书的人……他是一个性情很和平,愿意与人为善的人,他不愿意捣乱。这法律老打官司老吵架,跟他性情非常不相合,所以他主要是继承了家里这个史学、文学、语言学,所以他就把家里这三样继承下来了。他尤其好搞语言学,因为我祖父不是会音韵么,家里原来又有满、蒙文的底子,还有藏文。但我祖父他藏文底子不行,主要是满、蒙文的底子。我父亲的蒙文也不是太好,反正就能大体知道,主要是满文,他看用英文解释满文的书,比中国讲满文的书要清楚,这是语言学。历史学是他平生的一个爱好。他特别想研究本民族,想研究研究自己这个民族的历史,从肃慎起,一直下来,一直下来之后想一直到满洲,这您都知道,我就不细说了。他对这个非常感兴趣。他甚至把二十四史这些个传,都标点了。《金史·本纪》他都标点了,那时候请那么些个专家标点二十四史,我也没言语,其实他都标点过了(笑)。注19他下过功夫标点,下的功夫很大,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对于过去(从事)研究的一些专家呀,他总是非常的尊敬,总是肯定这些个人,这些先生的研究成果。所以他就教导我们说,不要自己还没学会呢就先批判,那时候还不叫批判呢,就说不要先评人家,没有学好的时候你没有资格评人家,所以最好是看人家怎么学的先跟着人家学。他长期是这样一个指导思想。对于我们的培养,他主要是采取这种办法,除去我上学让我把功课学好了以外,在晚饭后闲聊天的时候不谈别的,就谈这个。晚上不是得用功,白天不是得有事情吗,在晚饭后闲聊天主要聊什么呢?就聊这个语言文学跟历史,把我们作为谈话对象,跟我们谈这个。问我们的志愿将来干什么,所以我自己觉得我的成长啊,实际上是我父亲这么培养起来的。我父亲那个成长呢,主要是上辈积累的这些东西。同时在语言学这方面,根本的,满文他有,蒙古文他有一半,藏文他只能瞧着那经啊他能认识,同时他英文能成,日文凑合,主要是我祖父鼓励他用新的方法来考虑这些问题。他受的这些影响,但他考虑的不是法律,他考虑的是这些东西。定:旧学,但是用新的方法。金:他考虑的是旧学,就这点哪,他和我祖父的指示不太一样。定:那他的女真文是自学的还是家传的?金:(笑)我父亲呢,我这是跟你们三位说,他为人很好,处事也很好,但是他背着一个什么锅呢,他背着镇国公的一个锅,清朝的镇国公。注20那时候,特别是民国十七年注21以后,做事就很困难了。民国十七年以前他在蒙藏院工作,民国十七年以后也可以说在解放以前,他始终没有一个正式的工作。但是他也没闲着,他的消遣是什么呢?他的消遣就是治学(笑)。因为家里那时候书还有,除了家里有书之外,天天上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的前身在方家胡同,京师图书馆注22么,几乎没事的时候就在图书馆里边,他把从明代的《女真译语》,不管是柏林本的,东洋文库本的,他几乎全都抄录下来了,还有罗福成、罗福颐他们整理过的汇编,所以他整个把时间全搁到那儿了。注23上午在那儿,回家吃完午饭之后他还上那儿去。在那儿,那时候北京图书馆善本部,孙贻弓先生是他一个老朋友,所以去善本部也还方便,他整个

                      清史》,第3786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49页。满达海、博洛和尼堪都在同一年死去了。尼堪恐怕是战死的,另两人死因不明。?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18页;史景迁:《曹寅和康熙皇帝》,第10页。1651年以后只有一旗(除直属皇帝的各旗外)在某一家族的单独控制下,这就是由当时已故的代善的家族统帅的正红旗。凯斯勒:《康熙和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4页。?萧一山认为,因为当时与复明分子斗争已不是紧迫的大事了,所以清廷才有可能着手整肃行政法规。浙江和福建已经平定,郑成功部队和永历拥立者手下的兵卒是剩下仅有的主要反清武装。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61页。顺便一提,1651年4月9日,孔有德克梧州,这标志着对广东永历武装的一次重大胜利。张其昀编:《清史》,第48页。?官吏靠常俸无法度日。一个一品官年俸白银180两,外加禄米,而一个七品县官年俸则只有白银45两。但平均起来,每位品官光雇佣书手佣人,每年就得花上好几百两银子。京城官吏不像各地行省官,有机会从下属攫取“暮夜之金”,就只有要么依靠不时由各省送来的“常礼”,要么依靠受贿。因为常礼主要是送给大臣们的,所以最会贪污的常常是那些低级官员。吏部(它用抽签来注授官职的制度是可由人随意操纵的)、户部(它可以在量衡器具上弄虚作伪,更改税入的计量)、刑部(它可以改变司法程序,以使有利于某一方,而不利于另一方)和兵部(它可以提前给将领们晋级),受贿的机会最多。吕元驄:《1644—1660年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3—5、27—28、33、38—39页。在雍正皇帝下诏给官吏养廉金之后,18世纪县官平均的年俸达白银1000两左右。侯继明和李国祁:《清末地方政府的财政》,第573页。?《世祖实录》第五十四卷,第3—4页。因为起初清政府对贪官污吏的惩罚是有区别的(品官犯贪污罪通常会被放逐或处死,而胥吏则仅监禁数月),所以当一起贪污案子东窗事发后,常由属吏承揽罪责,被监禁一段时间,出狱后再化名重新跟随旧主为吏。顺治了解到这种情况后,在1655年下诏规定,对贪污罪的惩罚须依罪行的轻重而定,而不应依罪犯身份量刑。吕元驄:《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25页。?同上书,第4页。党崇雅则反过来从刑部调到户部,另外还有几个部曹的尚书互相对调,包括金之俊从工部调至兵部,刘余祐从兵部调至刑部。最初,顺治皇帝对于贪官污吏特别严厉,1651年,规定贪污为不赦之罪。顺治在位时间很短,但他处理的贪污案比康熙时期还要多。康熙在位的时间比顺治长五倍。吕元驄:《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53、65页。?张其昀编:《清史》,第48页。?同上书,第3786页。?造成这些财政亏空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江南地区长年拖欠赋税。1648年,巡抚土国宝上奏说,没有足够的经费来运输苏州、松江和常熟的税粮;1649年他又奏请增加江南田赋。这两道奏章,多尔衮均未同意。这样,想要按既定税额征集钱粮或增加税额的地方官员,得不到朝廷的任何支持。多尔衮显然不愿意与江南缙绅阶级在这个问题上交锋。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9页;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2页。?《世祖实录》第五十四卷,第13页。关于清初私派的例子,见李华:《清代前期赋役制度的改革》,第100—101页。?《世祖实录》第五十四卷,第632—633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6页。?谈迁:《北游录》,第389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8页。?同上书,第48页。吴伟业的女婿陈之遴,是著名的海宁陈氏的子孙。海宁位于杭州与江浙边境的中间。从1500至1900年,陈氏家族出进士31人,举人103人,贡生74人以及秀才千人。陈氏子孙在科场出人头地,是以其雄富的家产为基础的。在16世纪,陈氏靠榷盐制度积攒了大量财产。当时这个家族最著名的成员是陈与郊,他仕途亨通,官至提督四夷馆,但接着在1605年,就因他的儿子参与私盐贩子与巡搏斗哄事件而入狱并被罢黜,以致陈氏财运中衰。不过,陈与郊的兄弟陈与相又努力重建了家业。然而,真正使陈氏子孙屡屡出任清廷要员的,则是陈与相的孙子陈之遴。陈之遴投降满洲时年仅40,他可以盼望自己有个光明的未来,与新朝共享好运。他的家族中有13人官至三品以上,而大学士就有三人,包括他自己在内。到18世纪末叶,民间普遍传说乾隆皇帝本人实际上就是陈氏子孙,这部分原因在于乾隆特别喜爱陈宅著名的花园一隅园。陈之遴本人在清廷官运亨通,1645年降清后,即授秘书院侍读学士。1648年,除礼部侍郎。次年,加右都御史。他的夫人徐灿是著名的女诗人。《贰臣传》第九卷,第10—13页;高阳:《明末四公子》,第5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6—97页;傅路德和房兆楹合编:《明代人名辞典》,第180—190页;《多尔衮摄政日记》,第59页。?谈迁:《北游录》,第362页。?有些改革虽然在经济上产生过极重要的影响,但其建议者则不易考详。譬如,清代中前期手工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由于匠役制度的改革所促成的。另一方面,北方手纺织业的发展,则是既受到清初河北与山东棉花种植业扩展的刺激,同时又受到关外纺织品市场开放刺激的缘故。片冈芝子:《明末清初华北地区的农业经营》;顾琳和周锡瑞:《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第409—410页。明朝后期,政府设置有19个官营机坊,雇用世袭匠人织造,或由匠人出银招人代役。清廷削减了官营机坊数额,在南京、苏州和杭州(1645到1651年间,杭州织造处的布机进行了整修)设立了三个织造中心,改用“买丝招匠”之制,即按市价购买生丝,以计件制支付匠人佣金。关于对江南纺织业的合理化改革,见彭泽益:《清代前期江南织缫的研究》,第91—96页。虽然在1697年之前,清廷仍在向手工匠人征敛特殊的赋税班匠银,到了1726年,赋税中这一特殊项目则已摊入地亩,世袭人户的劳役制已经废除。见侯继明和李国祁:《清末地方政府的财政》,第566页。景德镇官窑的经营大致也发生了相同的演变。明朝官窑主要由宦官监管,在清朝,世袭工匠制被逐渐废除,匠人按工种付酬。据认为,由于匠役的废除进一步刺激了工匠的生产积极性,由于保证了匠人几乎所有剩余的纺织品及瓷器等投入市场,清政府促进了社会生产。尤其到了18世纪,经济得到发展。彭泽益:《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第1—6、11页。?17世纪水利系统所遭受的破坏面远不如元明时期那样大。在元末明初,河流的外堤和主要的堤坝都毁坏了。而且,在14世纪,受破坏最严重的地区简直杳无人烟。而在17世纪40—50年代,水利系统的总体结构完整无损,动乱时期的幸存者得以从早先较为安全的避难地返回原居。斐宜理:《起义者和革命者》,第13页。?黄仁宇:《明代大运河》,第44—51页。?顺治年间,工部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部门。汉人尚书是张凤翔(山东人氏),他仕途多舛。天启年间,曾任兵部侍郎、保定巡抚。魏忠贤专权期间,他因与东林党有牵连而被夺职。接着,在崇祯年间官复原职以后不久,又因由他监制的一些兵器质量极差而被捕入狱,后复任兵部侍郎。李自成攻陷北京时他在城内,遭到拷掠追赃。后回老家堂邑,接着又南下参加了福建的南明唐王政权。唐王任命他为浙江及南直隶总督。当清军攻陷福建时,他就投降了满人,任户部侍郎,后迁工部尚书。这主要是一个荣誉性职位。《贰臣传》第九卷,第1—2页。工部实际由侍郎叶初春(1628年江南进士)掌管,他是由州府衙吏出身,而后应荐入流的那种极少数官员之一。在北京陷落时,叶初春为工部侍郎,他的命运与陈名夏相同,被南京的南明政权入从贼案,不得不到北方逃命。但他很快复任工部原职,颇著政绩,直到1652年调任兵部侍郎。《贰臣传》第十二卷,第37—38页。关于17世纪40—50年代清朝水利系统的重建,参见裴宜理:《起义者和革命者》,第276页。?这一时期任户部左侍郎的是范文程的长子范达礼。谈迁:《北游录》,第376页。?河道总督衙门系储才之地,它能够将原先作为通才培养的文人学士训练成理财专家。例如,陈名夏中进士时的同年,也是江南同乡吴国龙曾为总督蔡士英属官,后来在鳌拜摄政期间,吴国龙在精简工部管理程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五○卷,第22页。参见《贰臣传》第八卷,第2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45—846页;胡昌度:《清代的黄河治理》,第505—507页。王永吉的儿子王明德还是一名法律专家,在1674年他印行了一部讨论刑法的名著《读律佩觿》。?米勒:《派系斗争》,第142—143页。17世纪50年代初以及1670年中国北方两次出现洪水泛滥,灾情严重。韩素瑞:《起义背后的联系》,第444页。?清初主持水利工程最得力的人员之一是朱之锡(1646年浙江进士),他最初是应大学士刚林和范文程之荐出仕的,初授弘文院学士,1657年,除河道总督。在这第二年就发生一场灾难,黄河在山阳(江苏)决口,洪水从开封向南泛滥,经徐州,至宿迁与大运河合流,顺流至清江浦,再度决堤泛滥,直至朝东北方向入海。这是中国历史上黄河的第五次改道,在1855年前黄河河道一直维持这个状态,于是修整新河床就成为朱之锡的职责。他不仅致力于扫除弊政,以保证对建筑新河堤的人丁物资供应,而且还认识到淮河淤泥对洪泽湖东堤造成的威胁,因而建议修造了两条渠道,将多余的湖水向东南排到其他湖里,由此,减轻了运河本身的压力。朱之锡一直担任河道总督之职,1666年,卒于官任。沿何州郡均立祠祀之。运河流域的百姓称他为“朱大王”。清廷后来封赠给他一个谥号。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78—179页;吕元驄:《翰林院》,第100页。?这些庞大的建设工程,绝大多数是由一个关键性的人物勒辅主持的,靳辅系奉天人氏、隶汉军镶黄旗。他在出任河道总督以前,曾供职于翰林院,当过安徽巡抚、兵部尚书。靳辅招徕了一批出色的幕僚,其中包括著名的治水专家陈潢。靳辅任河道总督的时间为1677年到1692年。《江南通志》第一一二卷,第38页。参见米勒:《派系斗争》,第144—145页。黄、淮流域水情的演变,最终落入了与明朝相同的循环模式:初期是重建河堤水坝,继而向这一地区移民,各种水利事业得到了发展。但对易受水灾地区的控制不够,私坝日多,以致人口与水利之间出现了不平衡,到18世纪末,水情的危机达到顶峰。接着是在半个世纪以后,由于太平军入侵对地方造成的破坏,促发了近乎于全面的崩溃。不过,清朝的这个循环也有不同之处,那就是它的人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以及在我们所讨论的这个阶段的大部分时间里,有一套运转得特别有效的行政管理体系。威尔:《中国水利》,第278页。?胡昌度:《清朝的黄河治理》,第508页。不过到了19世纪,将黄河与大运河交由同一个官衙负责的体制,可能已经妨碍了清政府取得最佳效益。到了那时候,黄河水利已从属于保持大运河畅通的工作。这样,清廷就尽全力治理黄河淤塞,防止河水泛滥,生怕那条被视为帝国命脉的大运河因此不能保持贡粮运输的畅通。所以,黄河沿岸的灌溉工程便遭到了轻视,结果损害了农业生产。而且,清初河道总督的强有力的管理制度渐渐松驰起来,地方政府对漕运的财政负担加重了。士兵漕卒船工人数激增,漕粮的散失和被窃日益严重。到19世纪中叶,对大运河的管理几乎如同对盐课的管理一样不可收拾,漕粮的浪费严重到每一石实际运到京城的大米的成本四五倍于市价。然而,清廷既然在建立黄河与大运河的联合管理上投入了如此巨大的努力,以致干脆就不接受改用海运的意见。顺治、康熙年间最初的那些成就的重大影响,加之他们不愿更改“祖宗家法”,都使得嘉庆和道光等皇帝对放弃已经变得代价极高的内河航道犹豫不决。这条航道已耗尽了江南的财源。詹姆斯·蒙特尔·波拉切克:《19世纪初中国文人政治中的文人团体》。?1578年,中国在册人口16692856口,耕地总数7130976顷。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垦荒政策分析》,第115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218页。1647年,山西巡抚上奏说有荒地75525顷。同年,湖南巡抚报告说当地田宅荒废,城镇空寂;在四川,野兽漫游街市,夜入村落。1647年一年,某县有42人丧生虎口。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垦荒政策分析》,第112页。?米勒:《派系斗争》,第72页。里甲制十户为一甲,十甲为一里。里长每年应由不同的户主担任。里长职在“敦促”其他户主由里长经手向政府交纳赋税,不过里长常常成为政府向这一组人户征取赋税的人质。到明朝末年,里甲制度逐渐被地丁合一的赋税所取代,后者直接分摊于地亩,而不是向介于个体纳税家庭与国家之间的“里”这类中介体征收。沃特:《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衙门》,第51—53页。关于1644年重编赋役簿的最早建议,见李华:《清代前期赋役制度的改革》,第102页。?《赋役全书》估计是1646年汇编成书的。它包括各省田赋役钱额、耕地总数、服役丁数,以及上供钱物数。它的副本依令发往各州县供地方官参考,同时还在各地的孔庙存放一本,以便儒生查阅。所有这一切事实都意味着除加派外,各地仍应用万历旧额征敛赋税。实际上,有时户部命行省按万历旧额征敛赋税外,仍加派“辽饷”。这就是说,天启、崇祯年间的加派虽未开征,而万历年间的加派却已开征了。根据1649年江西巡抚王志佐的一份奏章说,江西民户因赋敛过重,遗弃田地。他声称江西省的荒废土地已达半数以上。多尔衮因此下令罢辽饷之征,其时在1649年8月22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一辑,第152—153页。参见萧公权:《农村的中国》,第84—85页。?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201—208页;唐棣:《略论清代的地丁制度》,第47页。由于中国乡村地方结构极为复杂,可以预见,这两种理想的制度到1670年已互相融合,成为一种统一的却又互相区别的地方组织:北方的“里社”及旗地的“庄”,南方的“图长”或“牌头”。到18世纪初叶,至迟在1709年,这种新的统一的制度干脆就被称为保甲制。它同时兼有治安和财政两种职能,将控制地方(每户公开悬挂印牌)与征敛赋税结合在一起。咸丰以后,保甲制越来越表现为一种财政组织而不是治安组织,地方警察机构地保局则在替政府维护法制、维护地方秩序方面取代了保甲,地位日重。沃特:《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衙门》,第58页;《中国地方行政的理论与实践》,第356—365页;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262页;唐棣:《略论清代的地丁制度》,第46—50页。?《世祖实录》第四十三卷,第509页,1649年6月3日诏。根据以前的法令,无主荒地应免费分给农民垦种(山东、湖南除外,那儿名义上仍收地价银)。例如四川

                      》丙册,5613页。注144《爱新觉罗宗谱》丙册,5579页。注145《爱新觉罗宗谱》丙册,5615页。注146阿济格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12子。多尔衮之胞兄,母为大妃阿巴亥。生于明万历三十九年(1605年),顺治元年(1644年)从摄政王多尔衮在山海关之战中大败李自成大顺军,封和硕英亲王《清史稿》卷217“列传四”。注147大同是伪满洲国年号,大同元年为公元1932年。注148爱新觉罗近支宗室的行辈字,先有“弘永绵奕载”,后有“溥毓恒启”。注149清廷规定,只有近支宗室才能按照乾隆等诸帝所定行辈字命名,“其支派稍远者,命名好难不得依此行辈”。所以,有资格按皇帝钦定行字辈命名的,不仅表示他属于天潢贵胄,而且标志他是宗室的亲支近派。而阿济格的后人显然不在此列。参见刘小萌《爱新觉罗家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173页。注150马熙运先生(已故),是满族书法家,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委员。注151摄政王多尔衮病重时,阿济格因参与密谋欲承袭摄政王位之事泄露而遭到了幽禁。阿济格的家人和手下都受牵连获罪,不少人被处死、抄家或是鞭责、革职,并由此兴起一场大狱之灾。顺治八年(1651年)10月16日,诸王以阿济格悖乱已极,留之恐贻后患,应立即处死。奏入,顺治帝令其自尽。阿济格杀敌英勇、战绩显赫,为大清朝初期平定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最后被顺治皇帝赐死。是他头脑简单,性格暴虐,待人狂妄所致,故后人评价英亲王阿济格“剽悍少谋”。《清史稿》卷217“列传四”。注152多尔衮,清太祖努尔哈赤第14子,阿巴亥第2子。天命十一年(1626年)封贝勒;天聪二年(1628年),17岁的多尔衮随皇太极出征,征讨蒙古察哈尔部。因为军功被赐号“墨尔根戴青”,成为正白旗旗主。在崇德六年(1641年)至七年(1642年)的松锦之战中立下卓越战功。皇太极死后,多尔衮和济尔哈朗以辅政王身份辅佐皇太极第9子福临即帝位,称摄政王;顺治元年(1644年)指挥清军入关,清朝入主中原,先后封叔父摄政王、皇叔父摄政王、皇父摄政王。顺治七年(1650年)冬死于塞北狩猎途中,年39岁。多尔衮死后不久,其政敌便纷纷出来翻案,揭发他的大逆之罪,首先议了阿济格的罪,然后正式宣布多尔衮罪状,追夺一切封典,毁墓掘尸。多尔衮多年培植的势力顷刻瓦解。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帝为其平反,下令为他修复坟茔,恢复睿亲王封号,评价其“定国开基,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追谥曰忠,补入玉牒”。如此铁案又再度被翻了过来。注153民国与抗战时期北京的干鲜果业分零售、批发两种。批发商主要为德胜门及大蒋家胡同南两处果市。前者范围小。后者比较繁盛,北平干鲜果十之六七集中于此。各行皆为货栈性质,主要为代客买卖,也有自办自销者。参见《北平工商业概况》,载《北京档案史料》1987年第2期,31页。注154檀营地处北京市密云县城东,距县城中心5华里。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清廷在此处建立八旗驻防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建成,为清代畿辅诸驻防点中级别最高(副都统)的单位,额兵最高时,满洲蒙古旗兵连同家口达9000人。1987年撤乡建镇后从穆家峪乡分离出来,设立檀营满族蒙古族乡。是北京市5个少数民族乡之一,也是北京市唯一的一个满族蒙古族少数民族乡。2001年我去檀营乡时,村里的旧营遗迹虽已荡然无存,但驻防营格局仍存。2008年再度去时,却拆毁得只剩下几尺长的一段北墙。营房拆光了,在后面的北山上修一个假的满族风情园。注155喇叭沟门乡是北京市最北的一个乡,位于怀柔区北90公里,距北京市区150公里。出怀柔区向北到青龙峡就是长城,长城在这里有一个关口,叫河防口,这一带人们所说的“口”就是指此。出“口”有一条河名汤河,沿汤河往北,在称为汤河川的一百多华里的土地上,依次分布着汤河口镇、长哨营满族乡、七道河满族乡(现已与长哨营合并为长哨营满族乡)、喇叭沟门满族乡等3乡一镇。据1990年全国第4次人口普查统计,3乡一镇共有满族人口8276人,其中以喇叭沟门为最多。汤河川这3乡满族中的彭氏,原是跟随清军入关并被编入内务府镶黄旗的汉人,入关之后,他们被安置在密云、怀柔的深山中,平时承担缴纳野鸡的贡赋,皇帝到热河出巡时也承担沿途扈从的任务。千总与鹰手享受八旗正式甲兵的饷银与岁米,同时也靠耕地为生。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要远低于密云檀营的八旗驻防甲兵,更与如今宣传中提到的何和礼、董鄂妃以及朋春等人全然无关,而且即使在清朝,他们也没有正身旗人的身份,而且不讲满语。详见定宜庄、胡鸿保:《鹰手三旗的后裔:对汤河川彭姓满族的调查与思考》,载《民族研究》2005年第4期。事实上,除了密云檀营的八旗驻防营之外,今天北京北部山区并无八旗兵丁驻扎,更多的都是如汤河川的彭姓一样,是属于内务府的汉姓人。注156引自《北京旧影》,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142张。注157绦儿胡同,旧称西绦儿胡同(北城根、北药王胡同并入),东直门内与鼓楼大街西以北处于城根之下,多城市贫民,其西部还流传有“穷果子市,烂绦儿巷”之说。注158该谱原文是:“存海,光绪四年(1878年)戊寅八月十七日寅时生。嫡母希密勒氏,珠尔松额之女。嫡妻白佳氏,文林之女。”又“铁光,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十二月十六日未时生,嫡母白佳氏,文林之女。嫡妻张佳氏,张全之女。”注159敦敏(雍正七年1729年生,卒年不详)、敦诚(雍正十二年1734年生,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卒)是兄弟俩,均为阿济格的5世孙,即金励衡的先祖。二人生前为《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好友,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因从敦敏的《懋斋诗钞》中找到与曹雪芹相关的重要史料,从此研究《红楼梦》并一发而不可收。注160即辅仁大学附中。位于西城区什刹海畔柳荫街。该处原为清朝康熙帝第15子愉郡王府邸,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醇贤亲王奕第7子载涛过继给钟郡王奕詥为嗣,承袭贝勒爵,迁居愉王府,从此称涛贝勒府。1929年辅仁大学附中即设于此府,校长由陈垣兼任。该校1952年改为北京第13中学。注161阿济格本是努尔哈赤第12子,但却通称为八王,按大多数人的说法,这指的是他在清初开国诸王排序中列为第8位。阿济格被赐死后,其骨灰埋葬于通惠河畔一处荒凉之地,即今日北京东四环四惠桥西南侧的通惠河北岸,后世称此地为“八王坟”。乾隆十一年(1746年)重修,占地一顷数十亩,规模宏大。辛亥革命后受到严重破坏,多次被盗,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已经破败不堪。而今的八王坟,位于长安街东延长线上,以大望桥(立交桥)为核心,西接建国路,东启京通快速路,南北纵贯西大望路;地铁1号线横穿于此,几十条公交线路在此设站,八王坟长途汽车站也是赫赫有名,使八王坟成为京东近郊地区极其重要的交通枢纽。注162胡图礼即敦诚、敦敏的祖父,阿济格的重孙。注163百子湾村南是百子湾路,原为土路,多曲折。村亦随之为称。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北平市图已有其称。百子湾西部的深沟村,原有一条自西向东的深沟。百子湾东部的水南庄,原有黄带子坟,是敦敏家的坟地。注164张寿崇是清末军机大臣那桐之后,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市民委副主任等职。关于张寿崇,详见本书下文张寿蓉、张寿崇口述。注165敦诚15岁时过继给九叔祖经照为嗣孙。关于绰克都及其孙存耀,可参照冯其利在《寻访京城清王府》中所述:“清末民初,盛京将军绰克都第7子追封辅国公兴绶、后裔奉恩将军存耀(字震亭)住在西铁匠胡同”(75—76页),金励衡先生对于敦敏、敦诚之事的了解,很可能有些就源于冯先生。但金先生这里所述存耀后来的情况,在冯著中则未见涉及。注166据《当代北京大事记》:1950年5月,北京市7500多人赴绥远、察哈尔等省参加农业生产。(30页)注167为慈禧代笔的画家叫缪素筠(1841—1918),名嘉蕙,云南昆明人,是慈禧款绘画的最重要的代笔者。缪素筠入宫后,因惯于官场世故,又加之她唯诺承上,和气对下,故博得上至后妃、下至宫监的一致赞赏,尊称她为“女画师”“缪先生”。而清末宫廷画家屈兆麟则为慈禧代笔画松、鹤、灵芝等。注168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以整版的篇幅,原文刊登了由新华社转发的12月8日《甘肃日报》的消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并加了编者按。据说“城”字后面那个“市”字,是毛泽东亲自修改时加上去的。与此同时,《人民日报》还在与报头平行的右上角《毛主席语录》一栏里,发表了毛泽东为推动上山下乡运动所做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这场本来是动员城市居民到农村去的宣传,转化成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当然在知青上山下乡的同时,城市居民也未能幸免。注169这里说的是正觉寺旧址,位于西城区新街口正觉胡同甲4号。注170虎列拉,即霍乱,为英文Cholera的日文音译。霍乱与鼠疫一起被列为甲种传染病,曾在中国多次流行,1932年的这次流行是迄今为止最后也是最严重的一次。本书很多被访者对此都有提到。注171《爱新觉罗宗谱》乙册,3153页。注172《爱新觉罗宗谱》乙册,3673页。注173《爱新觉罗宗谱》乙册,3683页。注174杰二爷,即末代皇帝溥仪的二弟溥杰,生于1907年4月16日,故于1994年2月28日。注175何先生这里所说的摄政王府,指的就是醇亲王府。该府位于后海北沿。前身是清初大学士明珠的宅第。乾隆五十四年封其11子永瑆为成亲王,并将明珠府赐永瑆。随即按王府规制改建。此府传至毓橚时,被赐予醇亲王奕。奕的原王府在西城区太平湖东里。因光绪帝生于此府,成为潜邸,故光绪继位后醇王必须迁出。为区别,醇王原在太平湖的王府称南府,后海北沿的新王府称北府。醇亲王府一共有两代醇亲王。第一代醇亲王奕,是清朝道光皇帝的第七子,于咸丰十一年9月被封为醇亲王。第二代醇亲王载沣,是第一代醇亲王的儿子,光绪皇帝的弟弟,末代皇帝溥仪的父亲,宣统朝任摄政王,便是何先生将其称为摄政王府的由来。注176代善(1583—1648),清太祖努尔哈赤次子。曾因作战英勇赐号古英巴图鲁,天命元年(1616年)被封为和硕贝勒,参与国政,为四大贝勒之首,以序称大贝勒。代善领两红旗,即正红旗、镶红旗。崇德元年(1636年),代善受封“和硕礼亲王”,世袭罔替。代善薨,康熙十年(1671年),追谥烈。乾隆四十三年(1704年),配飨太庙。是为“礼烈亲王”。爵位世袭共传10世,有15人袭爵,3人被夺爵。位居12位铁帽子王之首。代善子8,有爵者7:岳讬、硕讬、萨哈璘、瓦克达、玛占、满达海、祜塞。祜塞,初封镇国公,追封惠顺亲王,而满达海袭爵。注177瓦克达是代善的第4子,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生,顺治九年(1652年)薨,年47岁。母继福晋叶赫那拉氏,布齐贝勒之女。顺治元年(1644年),瓦克达随清军入关,顺治三年(1646年)封三等镇国将军。顺治四年(1647年)晋封镇国公。顺治五年(1648年)晋封郡王,加号曰谦,即多罗谦襄郡王。旋代满达海为征西大将军,平定山西反清势力。师还掌工部,预议政。顺治九年(1652年)薨,谥曰襄。瓦克达后人到清末共传袭10代,第十代恩厚袭镇国将军,弟恩荣袭奉恩将军。注178Kūwaran,满语,原义为围的围子,后引申为营地、坟地。Kūwaranida,为营地的首领之义,可译为营长。注179清代满洲旧俗,包衣(满语,booi,即家的)人的子女,如未得主人准许开户,即不得离开主家,只能仍为包衣,往往世代相袭,称为家生子。《红楼梦》与《儿女英雄传》对此都有描写。注180南苑是元、明、清3代的皇家苑囿,因苑内有永定河故道穿过,地势低洼,泉源密布,形成大片湖泊沼泽,草木繁茂,禽兽、麋鹿聚集,又称“南海子”。清朝入关后,将南海子称为南苑,修建4处行宫、若干庙宇。南苑为禁苑,苑内几乎不住人,不耕种,只有一些维护的人称为海户。南苑一部分作为操兵练武之所,筑晾鹰台,作为检阅台,清帝多次在此校阅八旗军队。平时严禁平民进入,同治年间又于此设神机营。注181乐部:清朝雍正、乾隆时期,对宫廷典乐机构进行了大幅度调整。乾隆七年(1742年)将神乐署、和声署、掌仪司、銮仪卫析出,组建了乐部。其中和声署:雍正元年(1723年)4月废除乐户贱籍,豁贱为良,此后又采用民间精通音乐之人充当宫廷教坊乐工。雍正七年(1729年)改教坊司为和声署。乾隆七年设置乐部,和声署归之,司殿廷朝会燕飨之乐,归内务府及礼部管辖。太常寺:掌典守坛壝庙社祭祀,其中郊庙祠祭大乐部分,协助神乐署管理,主要分管礼典赞礼、读祝等事宜。乾隆十四年(1749年)定礼部满洲尚书兼管太常寺入衔。至于清雍正、乾隆年间何以要改教坊司之名而创建乐部,有学者认为,建立乐部,不仅打破了入关初期延续明制的做法,对前朝各代逐步形成的宫廷典乐制度也做了诸多改变,是清代礼乐复古性改制中的重要环节,形成了成熟、完备的皇家礼乐体系。参见邱源媛:《清前期宫廷礼乐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96—146页。注182惇亲王,即奕誴(1831—1889),是道光帝第五子,过继给惇恪亲王绵恺,为惇勤亲王,母祥妃,钮祜禄氏。生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辛卯6月15日辰时,仅比咸丰帝奕(道光十一年六月初九日生)晚出生6天。京城民间称为小五爷。同治四年任宗人府宗令。光绪十五年正月十九卒,谥勤。清华大学驻地原是奕誴王府,民间称小五爷府。据说五爷赋性粗犷,不中绳墨,对外不摆王爷的架子,故民间有很多关于他的传说。注183鬼子六即道光帝第六子、恭亲王奕訢(1833—1898),咸丰年间任领班军机大臣。辛酉政变后被授予议政王之衔。始终身处权力中心。道光帝第七子、醇贤亲王奕(1840—1

                      石卖他一个面子,对阵亡军士进行抚恤、补助,可蒋介石对东北军的业绩失望至极,岂会如数拨给?可是,东北军此时已经背井离乡近五年,想起自己的家乡就心痛。有家不能回,有日本人不能打,却跑到这处穷乡僻壤“免费”打共产党。东北军长期积累下来的对张学良的不满终于爆发了:你张学良当的什么破老大,我们命都要搭进去了,钱却没挣着,还回不了家,大爷我不干了!在东北军中下层官兵消极避战的时候,高福源同志带着使命回来了。一番活动之后,高福源见到了曾经的领导张学良,一个心力交瘁的中年男人,并向他转达了共产党的善意。渐失的军心,良心的压力,卖国的骂名,生命的尊严,自我救赎的理想,复杂现实的无情,林林总总,交织缠扰。经过痛苦的思考,张学良决定放弃自己曾经坚信的“攘外必须安内”,联共停战。1936年4月,在没有知会蒋大哥的情况下,张学良极富诚意地私自来到延安与周恩来、李克农见面,相聊甚欢的双方初步确认了合作方式——“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双方还约定设立专用电台,有事电报沟通,张学良的电报代号叫李毅。此后,张学良省吃俭用,在自己也没有“余粮”的困境下,赠送了红军大量急缺物资如棉衣、药品及银元,解决了红军的燃眉之急。尤其是当时邓小平病重,生命垂危却无药可医,幸好张学良的医药援助救了邓小平的性命。一步之差,历史就要改写!不仅张学良和红军停战,杨虎城也不愿意跟红军交火。前面讲过,杨虎城并非蒋介石的嫡系,而是从冯玉祥手下跳槽过来的,他在中原大战中抢到了西安这块地盘,于是在此驻扎下来。和张学良相比,杨虎城的实力要弱得多,其处境也差得多——老被红军痛揍,蒋介石想借红军之手消灭他,一旁的张学良也跟他不是一条心。为了保住自己的地盘和军队,杨虎城主要依靠磨洋工的手段,在蒋介石、张学良和红军三方势力的夹缝之中自保求存。鉴于杨虎城的这种心态,中共在他身边安插了很多人,试图把他争取过来。如杨虎城的喉舌——《西北文化日报》的总编和兼职秘书宋绮云(黄埔六期,小萝卜头儿宋振中他爸)、第三任老婆谢葆真都是共产党员。应该说,共产党在西北的情报工作做得十分出色,不仅在杨虎城的身边安排了人,甚至还把共产党员熊向晖输送到了胡宗南身边做机要秘书。在共产党的联合下,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和红军结成了统一战线,史称“三位一体”。讲到这里,肯定有人奇怪,难道蒋介石的特务机构对此毫无察觉吗?当然不是,早在中央红军抵达陕北之际,戴笠就着手成立了军统西北区,专门对付共产党、监控西北军和东北军。但问题是,搞情报工作是个慢功夫,环境的熟悉、人员的安排、渠道的疏通,这都需要时间。而西北区是一个新建单位,无任何基础可言,所以军统在西北的工作出现了纰漏。像军统陕西站的站长马志超和他手下的侦缉队长许忠五,就出现了严重失误。他们明知道杨虎城身边的宋绮云是共产党,但派去监视宋绮云以图放长线钓大鱼的军统特务白冠五,其真实身份却是共产党。派一个共产党去监视另一个共产党,钓鱼不成反被“钓”,岂能不误事?!失之桑榆,收之东隅。军统在西北战场的表现不佳,却在广东战场表现上佳。

                      “两广事变”

                      广东这块地方,很有些意思。想当年,国共两党携手从这里走出了打倒军阀、打倒列强的步伐。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作为革命策源地的广东,却一直控制在军阀手中。但现在,蒋介石的机会来了。1936年夏天,“九·一八事变”后南下广东的胡汉民,因下棋时用脑过度,在广州患脑出血去世。胡汉民的死,令国民党失去了一个元老,让蒋委员长少了一个敌人,也使陈济棠顿失凭依。在政治上足以抗衡蒋介石的胡汉民一死,陈济棠的广东独立王国就失去了对抗蒋介石的政治资本,就没了继续搞割据的理由。为此烦心的陈济棠,变得有些多愁善感。一个月黑风高、睡不着觉的夜晚,他突然想起了蒋介石于1935年年末对他提过的一个要求:配合中央解决新桂系,顿时彻夜难眠,翻来覆去地体会唇亡齿寒的深刻含义。几天后,压力很大的陈济棠试探来广州吊唁胡汉民的白崇禧:我应该怎么办?白崇禧给他出了一个主意,一个和李宗仁合伙拖陈济棠下水的点子:高举抗日大旗,发兵讨伐蒋介石,先发制人,问鼎中原!对啊,自己现在兵强马壮,连新桂系都俯首称臣,为何不能干掉蒋介石?要说陈济棠有信心也算正常,毕竟他搞经济确实是一把好手,属于有钱人,是军阀中的大土豪。让人叫绝的是,陈济棠居然懂得向苏联取经,搞计划经济,像《广东省三年施政计划》就是他的得意之作。在区区八年(1929—1936)间,他大力发展经济、工业和教育,竟然将广东打造成了中国南部的“首善之地”。以一省之力养活近二十万军队不说,还让老百姓的生活有了一定的改善,无怪乎这八年被称为老广州的“黄金时代”。1936年6月1日,自信心爆棚的陈济棠为主,新桂系为辅,双方合兵三十万造反。“两广事变”爆发。令人奇怪的是,陈济棠如此庞大的造反行动,居然连个浪花都没翻起来。这是因为,陈济棠败得太快了。他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败给了戴笠的军统。由于陈济棠实力强大,且在宁粤分裂时就暴露了反意,所以早在他造反之前,戴笠就已对陈济棠的部下们展开了大规模的策反工作。具体负责此事的人,是军统的二把手郑介民,由此可见戴笠对陈济棠的重视程度。从结果来看,军统此次策反的效果,好得惊人,令人击节。包括广东二号实力人物余汉谋在内的海空陆三军将领,或在未开打,或在刚刚热身之际,纷纷投靠南京政府。当然了,如此大规模的跳槽,应该和陈济棠并非真心抗日有一定的关系,毕竟为一己私利而打内战,手下人不买他的账也算正常。陈济棠众叛亲离,逃亡香港。至此,几乎不费一枪一弹,“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对全民族来说,这实在是一个再好不过的结果。毕竟此时已是1936年,如果把有限的国力全部用于内战,正在华北摩拳擦掌的日军乘虚而入,其后果可想而知。陈济棠跑了,两广联盟垮了,李宗仁和白崇禧也只好扭扭捏捏地服软认输。而蒋介石正打算集中资源“剿共”,也不想浪费精力和财力在新桂系身上,于是便放了李宗仁和白崇禧一条生路。收拾完两广,时间来到了1936年10月。年近半百的蒋介石,终于到达了其个人政治生涯的新高峰。回望走过的路,他一时间百感交集:在列强环伺、内乱不止的大环境下,一统广东,北伐北洋,大战中原,逼走红军,压服闽变(福建事变),经略西南,搞定两广(两广事变),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平定了南方和中原,自己这一路走来,是多么不易!好在努力没有白费,如今可以专心地搞定北方了。危机感很重的蒋介石,决定抓住当前的好势头做一件事:将已成“星星之火”的共产党武装彻底扑灭。除了“攘外必须安内”的考虑,他还想趁“剿共”之机拿下西北作为“御侮复兴之根据地”。蒋纬国在《蒋纬国口述自传》中说,他父亲对未来的中日之战曾有过通盘考虑,即一旦全面开战,东南沿海难以守住,只能迁往内地,而这个内地,必须把南北都包括进去。具体来说,在南方,川、贵为核心,云南为后方。在北方,陕西为核心,甘肃为后方。于是,蒋介石屡次前往洛阳和西安,和“剿匪”态度不积极的阎锡山、张学良和杨虎城开座谈会,共进自助餐,催逼他们向红军发起攻击。可这三位老兄的态度出奇一致:拒绝跟红军作战。其实他们的这种心态也能理解,毕竟红军着实是一个异常强劲的对手,跟红军交手得远小于失。长征后抵达陕北的这些红军官兵,是大浪淘沙过后的精华,经受住了心理、生理的严酷考验,拥有顽强的意志、忠诚的信仰和过硬的军事技术,确实不好相与。所以他们如此答复蒋介石:希望“委座”能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蒋介石仔细思考过后,给出了回应:好吧,阎锡山,我答应你。于是,在蒋介石的逼迫下,阎锡山手下的头号大将傅作义率部与日军大力扶持的内蒙古分裂分子——溥仪的好哥们儿德王(蒙古亲王)麾下的伪军打了一仗,大败对方,史称“绥远抗战”或“百灵庙大捷”。绥远勉强算是阎锡山的地盘,所以阎锡山有机会抗日,但张学良和杨虎城就不行了,因为在他们的地盘上活动的是红军。没有日本人可打的张学良,只能屡次犯颜直谏:希望国共和解,共赴国难。蒋介石无法接受张学良的说辞,他反驳张学良:攘外必先安内!现在好不容易把红军困于陕北,咱们只需再加把劲,就可以彻底解决红军问题,那时再集中资源与日本抗衡,岂非胜算更大?在张学良拒绝配合“剿匪”的同时,蒋介石收到了一个令他如坠冰窟的特大号坏消息:1936年10月底,杨永泰被刺杀于武汉。“哈雷彗星”式的杨永泰坠落了,当他出现的时候,亮得耀眼,却转瞬即逝,还拖了一个长长的尾巴,直拖到几十年后的今天,还无人知道刺杀他的背后主谋。主流看法认为,和杨永泰的政学系为争权夺利斗得死去活来的CC系嫌疑最大。杨永泰的死,令蒋介石永远地失去了一个可以在关键时刻改变局势的超一流谋士。失去杨永泰这个“攘外必须安内”的最得力助手后,蒋介石只能孤身上路了。杀出个黎明第二章“张无忌”与“杨不悔”

                      “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只带少量随员再度来到西安,亲自督战。“行营”设于西安以东三十公里的临潼华清池。西安城内以杨虎城的驻军为主,西安附近地带主要是东北军在负责,都不在蒋介石的控制范围之内,而且杨虎城和张学良还有严重的“通共”嫌疑,但他为何还是敢来呢?一方面,蒋介石本就是一个敢于冒险的人,一生屡履险地。另一方面,在当时,出于“合纵”制衡蒋介石的目的,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甚至包括二十九军的宋哲元在内的地方军阀,都曾抢着派代表到陕甘宁苏区,要与红军订立“不打内战,一致对外”的协定。所以地方军阀想与红军合作差不多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蒋介石也见怪不怪了。再一方面,蒋介石对把弟张学良有信心,他认为对方性格虽冲动但也直爽,讲义气,容易把握。至于杨虎城忠不忠于他,蒋介石并不看重。不仅因为杨虎城没有张学良的地位、实力和影响力,也因为他从来就没有信任过杨虎城,像他选择入驻西安城外的华清池而不是西安城内,就有不相信杨虎城的因素在内。总之,蒋介石认为只要张学良不出问题,自己的安全就不会出问题。然而,恰恰是张学良出了问题。实际上,蒋介石对张学良的性格还是有所顾忌的,他在日记中告诫自己:对汉卿(张学良字)谈话不可太重。但蒋介石就是个暴脾气,暴烈性格岂是控制得了的?蒋介石到达华清池后,随即向张学良和杨虎城下了“最后通牒”,提出两个方案让对方选择。第一个方案,两军服从“剿共”命令,重新开到陕甘前线去,对红军发动真枪实弹的全面进攻。第二个方案,如不愿“剿共”,那对不起,请让开道,东北军到福建,第十七路军至安徽,让出陕甘,由中央军来“剿”。两个方案,张学良、杨虎城都不能接受。尤其是第二个方案,东北军想要的是打回老家东北,而不是去南方,杨虎城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根基所在。为此,12月7日晚,张学良赶赴临潼,再次向蒋介石直言进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蒋介石表示自己不是不抗日,而是要等“剿灭”红军后再抗日。蒋介石倒也不是忽悠对方,他的确有所动作——不仅确定了西南地区作为抗日大后方的地位,还同希特勒展开了合作,向对方借款采购装备,引进德国顾问,整训军队,以之作为抗日的基本力量。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当前完成整训的军队只有四个师左右。但着急的张学良根本接受不了蒋介石缓慢的动作,他强调说,全体东北军特别是中、下级军官和士兵的抗日情绪激昂,前线各部队准备自动组织支援傅作义抗日……说到激动处,张学良声泪俱下,并说如果怎么怎么样,你蒋介石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千古罪人”,等等。蒋介石听了暴怒不已,顿时把大哥的架子端足了,痛斥张学良年幼无知,“上了共产党的当”,劈头盖脸地骂了张学良一通。张学良此时不到36岁,整天被人骂成“不抵抗将军”,本就憋着一肚子火,所以这次张学良和蒋介石吵开了。最后蒋介石爆发了:张学良你不要再说了,你就是把我毙了,我的“剿共计划”也不会改变!12月9日,是“一二·九”学生运动一周年,学生们又上街游行了。对于如何处理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游行学生,张学良选择来软的——暂时答应对方请求稳住学生再说,蒋介石却选择来硬的——命令张学良必要时可以开枪,两人为此吵了一架,蒋介石又把张学良骂了一通。蒋介石不知道,张学良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张大少可不是一个可以随便骂的人,其性格极易冲动,面对蒋介石,他已经拿出了百倍的耐心,之所以隐忍至今,不过因为对方是蒋介石而已,并非因为他没有脾气。至此,双方已走到了决裂的边缘。时间来到了11日晚,蒋介石单方面宣布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要知道,蒋鼎文的职务以前可是属于张学良的。蒋介石的意思已经很明白:我不信任你张学良,我要剥夺你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剿共”兵权!到了这一步,双方已经彻底决裂。当晚,张、杨二人回去就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兵谏蒋介石”。12日凌晨,陕西省西安城内、华清池附近和邻省甘肃兰州城中枪声四起。国民党元老邵元冲、蒋介石的族侄孙副侍卫长蒋孝先及近七十名警卫被杀。陈诚、蒋鼎文、卫立煌等要员被生擒活捉。蒋委员长也未能逃脱,抓他的人是张学良的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被抓时,他躲在骊山一块大石后,赤脚光头,仅穿睡衣睡裤,冻得瑟瑟发抖,全然不是平日酷酷的样子。酷不起来也情有可原,他以50高龄越墙攀岩,仓皇逃难,身体多处受伤,尤以牙齿和腰椎之伤为重,其中,腰椎之伤终身未愈,导致其后半生再也离不开拐杖。兰州的中央系武装力量遭到东北军于学忠部的进攻,死伤近百,被俘虏一千二百余。这就是“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一件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至于整个过程以及方式方法,当事者的回忆以及后人种种靠谱、不靠谱的分析,几十年来已如汗牛充栋,这里实无重复的必要。但是,有一点要强调。史料表明,这个事件不是经过缜密计划的,而是蒋介石和张学良的数次口角冲突以及蒋介石削其兵权的不信任,激发了年轻气盛的张学良的一时冲动,为风起云涌的近代史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张学良后来对唐德刚解释,自己之所以性格上有弱点,主要是因为自己一辈子未尝有过“上司”。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要知道,张作霖是他的上司,可那是父亲,蒋介石也是他的上司,可那是盟友。所以他可以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有时甚至完全不顾及后果。他朝蒋介石进谏,后者对他发了脾气,然后他就把蒋介石给抓了起来(你这个老头子,脾气这么大,又不给我面子,我要教训教训你),这就是张学良晚年在口述历史中对他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因的解释,尽管深层次的原因远非如此简单。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结合体,虽说“西安事变”爆发的直接条件在当时的聚合是偶然的,但中日两国之间的民族矛盾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团结抗日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西安事变”是这种必然性的偶然表现。

                      三个“反骨仔”

                      事变发生后,张、杨二人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公开通电,说自己把领袖给抓了,还提出了三级片男男gv在线

                      做主编,但是这不是问题的关键。我穿过秘书室的时候,菲丽丝直盯着我看,然后跟了过来,问道,你没事吧?这种观察力,满分。我当然明白,她知道我在为乔伊丝要离开而心焦。但是当我一屁股在办公桌边坐下,菲丽丝给我端来黑咖啡,说如果我愿意的话,她可以负责召集摄影师的会议时,此刻我看出她已经都盘算好了。她从我的桌上抱走一沓文件,我看到她看了一眼乔伊丝的办公桌,乔伊丝的位子,长而冷静的一瞥,她心里在想,那将是我的了。为什么不呢?因为她不是乔伊丝。我的意思是,具体地说,她三十岁,强势、聪明、敏锐,但是她并不——成熟。我很清楚,我不喜欢她是因为她让我想起我以前的样子。但原因不止这个。我试图公平公正,问自己,不要管你需要什么,《莉莉丝》需要的,她有吗?我坐在我们的办公室里,乔伊丝和我的办公室,决定不去想菲丽丝,我现在还没心思烦这个。我在想乔伊丝:我到底忽略了她身上的哪一点,弄得仅仅一个月前我还认定她不会去美国!不过我是以我的婚姻来猜度她的。当然了,她有孩子;但不,这个不是原因。他是个还不错的男人。我不了解他。从来没和他好好聊过:我们也就只是能开开玩笑的关系。我希望乔伊丝能早点来,但是她进来的时候已经快到午餐时间了。她看起来真糟糕,一脸病色,仪容不整。她坐下来,又站起来去端她的咖啡,拿着杯子回来,伸开四肢瘫在椅子上,点了烟又放着不抽,胡乱做点事,给窗台上的植物浇点水,什么都做了,就是不抬头看我。然后她按了铃,菲丽丝走进来,乔伊丝说:“我对酒那部分不满意。问题我写下来了,请去找我们的品酒专家,那个叫什么的。他到底叫什么名字来着的——还有他的地址,在哪里?”“别担心,”菲丽丝说,“我知道在哪里。”她接过乔伊丝写的问题,摆了一个恰到好处的笑脸,然后出去了。现在,乔伊丝终于朝我飞快地笑了一下,其实是做了个鬼脸,终于正眼看我了。我们都笑出声来。我们一起透过门,打量档案室里的菲丽丝。我们在审视她的衣着,她的发型,她的妆容,她的鞋子。这是习惯。然后乔伊丝对她没了兴趣,又出神想自己的事去了。菲丽丝现在还没有自己的风格。不像乔伊丝和我,我们有。我坐在那儿,想我是不是可以帮菲丽丝建立起个人风格,就像当初乔伊丝帮我那样。现在坐在这儿写这个,我才想到,我当时因为乔伊丝满心忧苦,难过得要发狂,非常想说,天哪,说话啊,就那个时候我居然还有心思分析菲丽丝,考虑她可以有什么样的形象,这真是奇怪。我知道乔伊丝下定决心要离开了,而她因为我而心里难过:我需要两人好好谈一谈。乔伊丝是我这辈子唯一与之交心的人。但大部分时候,我们是通过微笑、沉默、示意来交谈,无言的音乐,不用多说。终于,我实在受不了了,开口说:“乔伊丝,我想知道为什么,这你肯定也清楚。”她侧着身子对着我,手托着腮。她不耐烦地做了一个“别烦我”的手势。我坐在这儿,凌晨一点,把这些事都写下来。我的大脑清晰敏锐,思绪纷纷。我刚想到一件事,是这样的:写作就是我的职业,我时时刻刻都在写,给自己写的随笔记录,备忘录,文章,一切用来展示想法的诸如此类的文字,不是写给自己看,就是给别人看。我抓住每一个想法,不让它们飞了,我把它们记下来,我展示它们,我假定有外人在看它们。而我现在正在做的就是这个。我意识到我写这些日记的时候,心里是想着有人在审视。这是不是意味着我想要出版这个?我刚开始写的时候绝对没有这个想法。这很滑稽,我这个需要把东西写下来的习惯,好像如果我不把它们记录下来,它们就会不存在。展示出来。我听莫迪说话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感觉,赶紧,抓住它,不要让它消失了,记下来。就好像不白纸黑字写下来,它就不成立。哦,我的想法在脑中打转,抓住它们……我和乔伊丝坐在那里,两人都又冷又难受,凄惨悲苦,而我在打量我们,出于习惯,就像我打量菲丽丝一样。两个女编辑,一流的女性杂志(不少男性也读),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即将走进八十年代。当我读过去人们的日记的时候,让我着迷的是他们穿什么,吃什么,所有那些细节。要推断出那些人大概在想什么不难——我相信,和我们现在没太大不同——但是十八世纪八十年代,中产阶级家庭,英国乡村小镇上,那时的妇女是怎么铺床叠被,怎么摆放餐具,或者怎么浆洗内衣,早饭吃什么,滑铁卢大战那天,在英格兰北部,某个农夫的妻子,她的这一天又是怎样的?当初乔伊丝来这儿工作的时候,她让我们都意识到自己是多么寒酸、庸俗!六十年代中期——庸俗!但她的风格,按她所说,是上流吉卜赛,乍看上去显得凌乱随意。她个儿高,苗条,一头厚厚的黑卷发,刻意的凌乱感,一张瘦削苍白的脸。或者说,她的脸看起来瘦削苍白,是那一头头发的映衬。她的黑眼睛很小,但是上了妆,就变得大而有神。她的衣服价格不菲。今天她穿的是黑色和铁锈红条纹的裙子,同色的马甲,一件黑色的真丝针织衫,戴着又粗又重的银链,上面缀有琥珀块。她的珠宝总是上乘的,从来不戴那种花哨的准垃圾品,而我只戴得起这种,因为我的风格。她很美:但那是年轻女子的风格。她一直让头发保持乌黑。很快她就得改换她的风格,以适应渐长的年龄。乔伊丝接手我的时候,我还穿着迷你裙,挂着珠链和俗艳的廉价饰品。自那以后,我就一直走经典而昂贵的风格。我穿丝绸裙,丝袜,不是尼龙袜,穿的衣服粗看上去似乎没有经过刻意选择。我找到一个真正的裁缝,此人对每个针脚都十分讲究。我还上市场找特别的纽扣,手工的蕾丝,定制针织套衫和外套。我的风格是这样的:人们第一眼不会注意,然后他们会转过头来再看,细细打量每个细节,领子上的绣工,一排珍珠纽扣。我不瘦,而是结实。我是直发,发型总是完美,泛银光的金色。灰色的眼睛,天生就大,化了妆更大。乔伊丝和我,我们要多不同有多不同,只有在衣着打扮上下了大功夫这一点上是一样的。不过乔伊丝,因为有家庭的缘故,费的功夫没我多。菲丽丝纤小,强壮,有魅力。浅色头发,白皙皮肤。她总是追逐最新时尚,因此没什么引人注目的。我见过她仔细观察乔伊丝,然后并没有照抄她那种风格,做得对。我也见过她仔细观察我:她怎么做到的?如果她问我的话,我会向她展示的,带她去见裁缝和针织女工,给她挑发型师……我和乔伊丝两人坐在那儿,坐在那儿痛苦悲伤,而我脑子里就想这些:我在精神上已经放弃了,通过衣服啦、风格啦表现出来!但在我可没有明确放弃的打算。午饭的时候我们喝了咖啡,抽烟。然后她说:“我得回家了。”我叫道:“乔伊丝!”她说:“你看不出来吗?我做不到,做不到!”我则说:“乔伊丝,你不能就这样回家去,我得有个答案。”她叹了口气,坐下来,振作起精神,居然肯正面看着我了。“答案?”“理解。我不理解你怎么能把这一切都放弃……为了什么?”她说:“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突然发现你以前根本就没弄懂自己?”“我还真有!”“我原以为自己会很爽快地答应离婚呢。”“他外头有了人吗?”“嗯,还是原来那个,这你知道。他预备带她而不带我走。”“那么,这一直以来,他实际上娶了你们两个人?”“可以算是吧。有一阵子,他总对我说,你有你的工作,我只好去找我的费莉西蒂。”我坐在那儿,小心翼翼地,因为我不想让她逃回家去,而我知道一不小心她就会那样。我在想我称之为女性解放的那些想法。他是有工作的,这理所当然,但当她也有工作时,他就要再找一个姑娘来支撑自己。不过这些想法我已经厌烦了,它们不是问题的关键,它们从来都不是问题的关键,对于我不是,对于乔伊丝也不是。菲丽丝才真是参透了女性解放、女权意识提升,而她很明白地告诉我和乔伊丝,我俩没有解放。乔伊丝和我讨论过这个,不过不常讨论——因为它不是问题之所在!有一次乔伊丝,出于好奇而非挑衅,对菲丽丝说,我有一份报酬丰厚的好工作。我有丈夫和两个孩子,家归我管,家人也归我管。这样,你还会说我不是一个解放了的女性?这还不够吗?菲丽丝没有反驳,一脸“我就是懂得多一点”的笑容:这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之后我和乔伊丝大笑了一通。就是那种突然爆发,止也止不住的大笑,无言的音乐,这是我们的友谊中最好的东西之一。“你不去美国的话,他就带费莉西蒂去?”“他会娶她。”“你介意的是这个?”她摇头。她又不看着我了。我困惑不已,不知她为什么害怕直视我。终于,她开口说:“你是那么的自信自立。”我再也不会想到我会有这么个评价——我这长不大的妻子,长不大的女儿——我说:“我,自信自立?”她只是摇头。哦,这一切实在让我受不了。她弯着腰,双手撑着桌子,眼睛望着前方,嘴边叨着根香烟。在我看来她就是一个干瘪的丑老太婆,福勒太太:小脸轮廓分明,鼻子几乎碰到下巴。她看上去苍老不堪。她又叹了口气,回过神,转身面向我。“我无法面对独自一人的生活,”她直截了当地说,“说到底就是这么回事。”如果现在我说我当时心乱如麻,当时我的确就是心乱如麻。我想说,但是,乔伊丝——我丈夫死了,现在觉得似乎是一夜之间就没了的——你在指望的到底是什么?我可以对乔伊丝说,如果你抛弃这份工作和他走,你可能最后发现自己是竹篮打水。我可以说……但是我什么都没说,因为我在哭,又惊又气,这一切实在难以置信。不,比这还糟,因为我在想我原来根本就一点都不了解乔伊丝!在这以前我不可能认为她会说那样的话,有那样的想法。不仅如此:我还知道我没法对乔伊丝说,你对死亡的态度实在蠢,是错误的,你简直就像个小孩!根本不是这样的,你怕什么?独自一人——那算什么!因为我发现,就短短的一会儿,我已经和乔伊丝相距很远。我的丈夫死了,我的母亲死了:我以为这些变故对我没有影响,以为我披了盔甲,刀枪不入。但其实我内心中某样东西发生了变化,相当深刻的变化。再说还有莫迪·福勒的事情。我坐在那儿,一边哭一边努力想止住眼泪,咬着我的(绣了姓名首字母的上品亚麻)手绢,心里觉得乔伊丝是个孩子。是的,说到底她还是个孩子,我不能和她说我学到了什么,也不能说我现在是什么样的人。我哭是因为这个。“别,”乔伊丝说,“我不是故意——揭开旧伤疤的。”“你没揭开旧伤疤。不是这个。”但是我也只说得出这么多了。“说”是指说出心中所想。因为后来我们的确是说话了,理智地,干巴巴地,谈了这也谈了那,我也不是不珍惜这样的谈话。我们好久没有这样聊过了。女性之间的交流——招手、点头、暗示、微笑——这很好,令人愉快,是一种享受,是我拥有过的最好的东西之一。但是到了关键时刻,我还是没法告诉乔伊丝我为什么要哭起来。她说:“你和我不一样。我一直在看着你,你看得出来。但是如果他去美国的话,我就孤身一人了。我知道我不会再结婚了。不管怎么说,如果你嫁了一个男人,你就没法把他扔一边再另找一个——他们做得到……”“或者说他们以为做得到。”“是的,或者说他们以为做得到,我的意思是,可以做了而不受惩罚。所以我没法想象我另找一个人结婚。孩子们,他们不想去美国,但是如果他去了,而我留在这儿,他们就得两边跑。而我知道,很快他们就会更乐意待在那里,而不是这里,那里有更多机会,或许更适合年轻人。我就会孤身一人了。我不知道如何独自一人过,简。”而我没法对她说,乔伊丝,你的丈夫已经五十五了,还是个工作狂……“你准备好要当师母了?”她听了后愁眉苦脸。“像现在这样的工作我是不可能找到的,当然找不到了。但是我想总能找到个活儿吧。”她离开的时候,说:“不,我没有做好准备。我知道我会多怀念这一切——还有你,简。但是我别无选择。”说着她就走了,不看我。到头来我就得到这么一句话,我别无选择。我不知道她那婚姻里都有什么,有什么——我从没想过会有什么——让她不得不说我别无选择。乔伊丝是这本杂志有过的最好的编辑。她从来都不把家和家人放在第一位……但是……我想起来,是她来了以后才开始实行大家都欢迎的弹性工作制的,如有需要,工作可以在家做,通过电话做,留下加班,提前下班,都可以。我们那时都说,不理会办公时间,按需工作,这是女人做事的方式。而现在我在想,那个“需”其实是乔伊丝的婚姻需要她在家。她会很爽快地下班后和我一起吃晚餐,在办公室里吃,在餐馆吃,都是工作餐。但也有的时候她必须回家。实际上我们能这样全因为我,我从来没说过,不行,我不能像平常那样在办公室久留,我得回家。要有也仅仅只是我和弗雷迪要开晚餐派对。我从来、从来没有说过,今天弗雷迪下班早,下午我得早点儿走。但在我看来,乔伊丝一直是这样的:她的婚姻,她的孩子,她的工作。她用一种非凡的灵活方式,把这一切整合到一起。“简,今天下午你坐镇办公室行不行?”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也是她婚姻的一部分,就像那个叫费莉西蒂的姑娘一样!实际发生了什么,事情实际上如何运转,这些都是整体,而我们都是这整体的一个部分……这一直对我特别有吸引力,我对它特别感兴趣。可是这个想法,就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是乔伊丝婚姻的一部分,这想法是刚冒出来的。乔伊丝的确要去美国了。她将放弃一份很好的工作。能有这样一份工作的女性可没有几个。她将放弃子女,朋友,家。她的孩子差不多都已成人。她将住在一个她必须学着去喜欢的国家,独自陪着一个男人,一个原本乐意带上另外一个年轻一点姑娘的男人。她别无选择。唉,女性解放,唉,菲丽丝,对此你有什么话可说?你那些小宣言里,那些毫不客气地把男人拒之门外的举动里,你的雄辩言辞里,可有一丁点触及这种状况的说法?据我所知,压根儿没有。这大家大可相信我,因为菲丽丝总是确保让我拿到所有的宣传,把它们摊在我桌上。现在的姑娘三人扎堆、四人抱团、成群结队,完全排斥男人,或者最大限度地排斥男人,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她们害怕——男人的威力,不论那是一种什么威力,它就可以让乔伊丝说,我别无选择。我可以独自一人生活,喜欢这样的生活。但是话说回来,我很难算结过婚。我回到家以后,电话铃响了:乔伊丝,喘息着,小声地。我知道这是因为她哭哑了嗓子。她说:“简,人的决定总是在自己明白之前,好久之前,就做出了的!老天,这太可怕了!你懂我的意思吧?”“嗯,”我说,“我懂你的意思。”我的确懂。它的确可怕。我已经做了些什么我还没意识到的决定呢?自从周五晚起,我就没去过莫迪·福勒家了。周二乔伊丝没来上班。我和菲丽丝坐镇。下班后我去看莫迪。她半天不来开门,开门以后又花好长时间站在那儿瞪着我,没有笑容,不开心;最后才往边上挪了一步,让我进去,在走道里走在我前面,一言不发。她在火炉边她那一头坐下来,火炉里火烧得正旺,她等着我开口。我已经生气了,心里在想,好嘛,她没有电话,这是我的错吗?我说:“周日晚上我很迟才回来,昨天晚上我很累。”“很累,是吧?”然后,“星期天晚上我等你的。我给我们准备了一点晚饭。”我注意到自己心中涌过一连串的情绪,和往常的顺序一样:一种被困住了的感觉,然后是逃跑的欲望,再然后——当然了——愧疚的心情。“对不起,莫迪。”我说。她转过脑袋,盯着火,嘴唇微微张开,喘着粗气。“你这两天身体还好吗?”“不坏。”我在想,喂,我从头到脚地给你擦洗,把你臭气哄哄

                      ,这个25岁的小伙子在之后的数十日水上逃难中成为了孙中山的贴身侍卫,他叫做叶剑英。叶剑英,广东人,朱德在云南讲武堂的师弟。他出身武术世家,父亲是武秀才。受家庭的影响,叶剑英从小就好武,在云南讲武堂读书时,曾与日本教官比拼剑道。别看他此刻还不为人知,之后大家便会发现,在中国近代百年历史几乎每一次重大的转折点上都有此公的身影。还好孙中山逃得快,没过多久,总统府就挨了三炮,这就是“炮轰总统府事件”,也称“六·一六事变”。粤军就此一分为二。许崇智第二军的大部、第一军第一师的大部支持孙中山,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第一师,它就是三年后的那支战斗力超强、建功最大的北伐“铁军”——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班底。至于粤军余下的大部分人马,大多跟着陈炯明一路黑到底。孙先生运气真是不错,若是晚走半小时,后果不堪设想。再联想到孙中山先生革命几十年,每到关键时刻总有人出手相助,不得不感叹一声:每一个成功人士的背后,总是需要一点点好运气的,这似乎是天命。17日,孙中山在“永丰”舰上发出了第一封电报,命令李烈钧和许崇智率北伐军回师讨贼。18日,又发了一封电报:事紧急,盼速来。这是发给蒋介石的。蒋介石是讲义气的人,接到孙中山的电报后,没多感叹陈炯明这厮果然反了,也不守孝了,只是把两个儿子蒋经国和蒋纬国安排给了兄弟张静江,自己独自南下,义无反顾地回到了风暴的中心。蒋介石一登上“永丰”舰,就被委以全权,指挥海军对战陈炯明,表现十分出色。在孙中山落难之际,蒋介石捐弃前嫌前来“救驾”,尽心竭力地随侍左右,怎能不让孙中山感动?孙中山遂将蒋介石引为心腹。经此一役,蒋介石昂首进入国民党军界的最高领导层。后来蒋介石把这段经历写成了一本书,叫做《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把自己如何得到孙中山信任,如何与孙中山患难与共的故事,用夹叙夹议的写作技巧描写了一番。虽然书中重点突出了蒋介石本人忠诚英勇的表现和革命叛徒们阴险无耻的嘴脸,略显主观,但也不失为一部精彩的叙事性史料。蒋介石火线“救驾”之际,李烈钧和许崇智的营救行动也开始了。北伐军奉命回师攻粤,但一入广东,就有相当多的广东籍军官倒在了陈炯明的糖衣炮弹攻击之下,纷纷倒戈。加上广西桂系的沈鸿英在吴佩孚的利诱下,也带着军队落井下石。北伐军腹背受敌,只好分两部撤退,李烈钧一部退向广西,许崇智一部退到福建。在“永丰”舰上熬了五十多天后,孙中山连续收到坏消息:海军中的不少将领没能经受住大浪淘沙的风雨磨砺,晚节不保,英雄变狗熊,倒在了陈炯明的金钱攻势下。孙中山眼见无法扳倒陈炯明,只得率蒋介石等人借道香港,于8月初回到了皖系卢永祥势力范围内的上海。又失败了。孙中山已经算不清自己是第几次失败了。第九章孙文寻枪,国民党起

                      苏俄送枪

                      孙中山,近代史上最著名的革命领袖,革命三十余年,屡败屡战。基本就是从一个失败走向另一个失败,但是,这并不妨碍他的伟大。一个人可以被击倒一千次,但只要他有勇气第一千零一次站在敌人面前,他就不算失败。很显然,孙中山就是这个敢于再次站在敌人面前的勇士,而且他越败越勇,每当再次站起时,都会变得更加强大,让他的敌人更加敬畏。陈炯明的叛变对孙中山的打击很大。在他看来,利用军阀打军阀的道路已经走不通了。回到上海后,尽管孙中山很疲惫,但他还是开始了新一轮的思考。革命的出路究竟在何方?其实他心里早有答案:找一个可靠的、强有力的外国援助。所以他现在所思考的问题是:哪一个国家能给予可靠、强有力的帮助,且能切实做到?他认为是苏俄。在革命生涯的不同时期,孙中山曾向不同的大国求助。其实早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他就派出几个探路者,希望能与苏俄进行合作,希望这个新型的革命国家能在军事上帮助他、引导他,可苏俄没有答允孙中山。这很正常,毕竟双方实力差距太大,而合作往往是在双方地位或实力相近的条件下进行。就好比现在你给李嘉诚写一封信,说你要与他进行商业合作,请他先赞助你一些钱,他不告你讹诈就不错了。直至1921年12月,刚参加完中共“一大”的马林受共产国际委托,才与正在筹备北伐的孙中山见了一面,做了一些正式交流。马林向孙中山介绍了苏俄革命的情况。从马林口中,孙中山才对共产主义有了初步的感性认识,才知道中国有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孙中山也向马林谈到了自己的阶级成分问题,他说我生在贫农家庭,完全是无产阶级的人,能理解共产主义。马林很满意这个答案,当然,孙中山的热诚款待与谦和也给马林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马林回去后,在递交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国民党的头头们大都是同情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而且总是站在工人一边,一点也没有表现出为资产阶级吆喝的意思。在报告结尾,他下了如此的结论:我们应该力挺国民党,至于目前力量弱小的中国共产党,最好的出路也许就是加入国民党。尽管马林通过共产国际做了很多努力,但孙中山已经等不及马林的回音,他关心的是如何快速搭上苏俄这条线,如果能争取到苏俄的援助,应该是一条不错的出路。这时候,有人建议孙中山可以主动联系一个人,此人叫越飞,苏俄驻华全权代表。越飞是1922年8月12日抵达北京的,他来中国的目的是与中国建交。苏俄这种新生国家的首要任务就是打破被世界孤立的状态。而莫斯科的解决办法就是“送大礼”外交,说白了就是到处寻找同情苏俄的大力人士,找到后即以好处为诱饵,劝他们成为苏俄之友。越飞也给中华民国带来了好处——承诺放弃俄国在华特权、租界和剩下的“庚子赔款”(《辛丑条约》赔款),但这点好处相对于中苏两国在外蒙古的领土之争完全不够看。北洋政府认为外蒙古是中国的领土,前后数次破坏俄国分裂外蒙古的图谋。但可惜的是,俄国、苏俄以及后来的苏联分裂外蒙古之心不死,发誓要把阴招进行到底。于是,苏俄红军于1921年7月在外蒙古扶植起了一个傀儡政权。尽管如此,越飞在北京还是先后联系了两个人,毕竟人都来中国了,差旅费也花掉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且把死马当活马医吧。越飞先是联系上了中华民国外交总长顾维钧。顾维钧和唐绍仪脾性相投,翁婿二人脾气都很强硬。顾维钧对越飞说:你们先从外蒙古撤退红军,咱们再谈建交的事情。越飞当然不会答应顾维钧,于是他转而联系吴佩孚,吴佩孚直接拒绝了越飞的提议。毕竟苏俄与西方为敌,而直系已经有了英、美两大赞助商,为了一张看不见的饼失去已有的支票可不值得。就在越飞失望的时候,孙中山的使者上门来了。使者肩负的任务并非说服越飞同意双方建立正式合作关系,毕竟国民党现在连块根据地都没有,拿什么去跟苏俄合作?使者最现实的任务是邀请越飞派遣代表去上海与孙中山接洽交流。这个要求当然没有问题,苏俄使者在8月25日抵达上海。没想到苏俄使者到达后不久,老熟人马林也来了。孙中山视之如甘霖,亲命蒋介石招待,并很快会晤苏俄使者及马林等人。双方进行了深入交流,谈到了若干重要细节。苏俄一方传授说,他们之所以能够夺取政权,是因为拥有两大法宝。第一大法宝是坚定的群众支持。他们用广大劳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讲对方乐于接受的道理,发动了最广大的底层群众。第二大法宝是忠实的军队支撑。只有用“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军队,才知道自己为什么打仗、为谁打仗,这样的军队才会是战无不胜的军队。革命其实就是建立属于党的武装,就是发动群众,就是暴力夺取政权,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他们用血的代价换来的经验。这番话就如一道撕裂黝黑苍穹的闪电,既让孙中山为之目眩神迷,也彻底惊醒了他!孙中山顿悟了。国民党走的是精英路线,很少去接触普通民众,普通民众的心声自然很难反映到自己这里来,那自己怎么去赢得百姓的支持呢?反袁的“二次革命”不就被老百姓误以为是武装叛乱吗?而且自己一直都没有重视对军队进行革命主义教育和爱党思想改造,以致自己没有一支忠诚的革命军队,被迫利用一个军阀打另外一个军阀,彼此间是纯粹的利益驱动,哪里谈得上半分忠诚,焉能不败!孙中山意识到,自己现在必须以苏俄为师,建立属于党的武装,暴力夺取政权,这才是可行之路。可他也知道,这是一个大工程,没有外力的援助是很难完成的。可他更明白,尽管他很需要苏俄的帮助,但是若没有拿得出手的成绩说明国民党的价值,苏俄是不会跟没有利用价值的势力合作的,即便是能合作,对方也会提出十分苛刻的合作条件。因此,孙中山在跟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张静江等人商量过后,决定走一步险棋——赶走陈炯明,拿下广东,然后邀请越飞南下洽谈正式合作。击败陈炯明孙中山没有必胜的把握,不过要想在不损害自己的合理利益的前提下拿到苏俄援助,就必须这样做,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冒险!冒险并不是孙中山的喜好,而是他的天性,就好像他血管里流着的血一样。但孙中山手中可用的队伍就只有那两支被陈炯明打残后正在广西、福建休整的北伐军,这如何能够打败陈炯明?孙中山想了想,还是只能走老路子,收买军阀做雇佣军,合纵连横,借力打力。孙中山调查后发现,从广西、云南一带收买军队比较现实,一是其地理位置离广东比较近,二是这两个地方有一些小军阀已经快混不下去了,收买的代价比较小。于是孙中山派出使者去联络这些潜在的客户,幸运的是,很快就传回了好消息。以刘震寰、杨希闵为代表的不少桂系军阀、滇系军阀愿意接受收买,他们愿意组成滇桂联军讨伐陈炯明。这支联军大约三万五千人,装备甚差,训练也很差,好在陈炯明麾下那支流失了太多英才的粤军也称不上精锐,再加上在广西、福建休整的北伐军,对付陈炯明应该差不多了。万事俱备。1922年10月中旬,孙中山将北伐军改名为“讨贼军”,任命许崇智为东路讨贼军司令,蒋中正为总参谋长,刘震寰为西路讨贼军司令,两路夹击陈炯明。讨伐革命的叛徒陈炯明!出发!东路讨贼军是背水一战,只许胜不许败,而西路讨贼军也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因此战斗意志非常旺盛。而陈炯明先生就不一样了,他完全没有心理准备,怎么也没有想到孙中山居然敢打回来:就那么一堆残兵败将,居然敢冒犯自己的虎威?孙中山有心算无心,打了陈炯明一个措手不及,东、西两路讨贼军顺利挺进粤境。三个月后,历经苦战的讨贼军终于打开了通向胜利的大门。粤军中的一些墙头草见势不妙,迅速将枪口对准了曾经的战友,陈炯明众叛亲离,一败涂地。1923年1月15日,陈炯明宣布认输,辞掉所有的职位,带领残兵败将退守老家惠州一带。躲到一边休养生息的陈炯明先生显然并未输得心服口服,但孙中山也没有不依不饶痛杀落水狗的打算,因为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孙中山拜师在把陈炯明赶回老家做宅男之后,广东在名义上回到了孙中山手中。为什么说是名义上呢?因为孙中山真正能掌握的广东只有广州周边地区,大概占广东全省面积的三分之一。出现这种情况有两个原因:一是除贼未尽,陈炯明还在喘气;二是雇佣军——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各有私心,在广东割地为王,孙中山根本指挥不动。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可喜的进步,因为孙中山总算拥有了一块真正属于自己的革命根据地。更可喜的是,虽然越飞同志工作态度十分端正,也很努力,但是未能与当时的北洋政府谈成建交条约,于是失望的越飞来到上海,与孙中山有了接洽。双方就合作一事进行了热烈深入的讨论,在明确大方向的同时,也十分关注小细节。总而言之,孙中山表示愿意以苏俄为师,苏俄也觉得孙中山条件还行,可以接受,值得投资。这样的话,双方便可以合作了。1922年12月30日,以苏俄为主体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简称苏联。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与苏联一方的全权代表越飞在上海签订了《孙文越飞宣言》。宣言里承诺:苏联不将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制度引用于中国,苏联准备并愿意放弃沙俄时代对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苏联无意令外蒙古独立于中国之外,苏联会与国民党共同努力促进中国统一……还有,苏联的援助是很靠谱的。虽然话说得很漂亮,但几乎没有一个承诺得到兑现,除了一件事情——苏联在宣言中承诺的人、财、枪三大援助后来确实基本到位。其中,1923年至1926年北伐战争前后的具体物质援助大概如下:军火支持:步枪约五万支,子弹约五千万发,机枪约一千挺,还有少量重炮、飞机和坦克。财政支持:约一千万卢布。可惜的是,作为中苏合作牵线人的越飞同志在四年之后,也就是1927年年底,受党内斗争的牵连自杀,放弃了生命。不过,中苏合作的历史上始终会留下他重重的一笔。“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宣言签订完毕后,孙中山长出一口气:以后自己再也不是孤家寡人,终于有了一个强有力的靠山。一个月后,孙中山第三次回到广州主政。局面依然很困难。孙中山对广东根据地的控制并不牢靠,不仅因为杨希闵、刘震寰和陈炯明等军阀四处搞武装割据,也因为他手中没有钱,更因为这时他已56岁,疾病缠身,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两年后他就将死于癌症。不过孙中山还是在广东组织了一个政府,名字变了,从“中华民国政府”变成了“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他也没有再任大总统,而是任陆海军大元帅。值得一提的是,蒋介石被任命为大本营参谋长,看来孙中山是真心地栽培蒋介石。此外,孙中山放弃了“护法”口号。简单说来就是,孙中山摆出了一副在短时间内不会与北京政府为敌的姿态。从他的这些举动我们可以看出,孙中山已经明白了这个道理:创造条件先练好内功才是硬道理,只有包含政治、经济和军事在内的综合实力上来了,北伐才有取胜机会。不过他也仅仅是从名义上放弃对抗,实际上广东政府还是一个割据一方的政权。孙中山的办公所在地自然是在广州。广州是一座富饶的城市,市长正是孙中山31岁的儿子孙科。广州市还有一支质量过得去的警察队伍,其头头(广州市公安局长)是孙中山的老乡兼老部下吴铁城。市政府财政是军费的主要来源。因为孙中山只能向省内的部分地区征税。只能向部分地区收税的原因前面说过:孙中山真正掌握的只有广州周边地区。但是,要养活广东政府和军队,光靠这些钱远远不够!于是,孙中山从列强手里把广东盐税给“挪”了过来。虽然这种外国人管理的盐税应由北京政府征收,以偿还列强赔款,但孙中山管不了那么多。他是一名医生,知道自己所剩时日不多,他必须利用好每一分每一秒,趁着苏联撑腰的大好局势,巩固胜利的果实。当然,有利害关系的英、法诸列强提出了抗议,不过也没能阻止这种“挪用行为”。“精虫总统”南边的局势渐渐明朗,但北边风云又起。“过渡总统”黎元洪干不下去了。再次出山的黎总统只干了不到一年,就已跟曹锟、吴佩孚冲突无数,处处被直系牵着鼻子走,毫无主导能力,出尽了洋相。山穷水尽的黎元洪终于心灰意冷,在留下一封“宣告自动辞职”的电报后隐居天津,绝口不谈国事,静度晚年。黎元洪辞职,最高兴的人肯定是曹锟曹三爷,因为他可以放心地实施攀登总统宝座计划了。这位仁兄相信只要舍得付出就会有收获,付出越多收获越大。于是他不惜血本,不顾心痛,明码标价收买选票——五千大洋一张选票,终以近千万的投资砸出了第三任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虽说曹三爷靠明刮暗贪,积攒了不

                      就是这么回事了。普立安把矛头指向米斯纳。因为普立安肯定不会站在新娘和新郎面前——一名客席牧师应邀在婚礼前对几乎由鲁比所有人构成的教众讲几句(几句!)话,而其中只有三分之一属于普立安教派的成员——以死来恐吓他们。因为他肯定不会侮辱新娘的母亲和嫂子,她们像穿外衣似的披戴着照料虚弱婴儿的忧郁,不仅没有由于对她们一切梦想的那致命一击而责备上帝,而且似乎随着岁月的流逝而益发坚定意志。况且,虽然新郎的父母都已过世,普立安肯定不想让他的舅妈们受窘——向虔诚的妇女施压,以此关心(或许太过分了吧?)这个家族中唯一的子嗣。如今索恩的儿子们都死了,多薇又没有生育一男半女,并且她们不准自己为这些损失伤痛,以致过分伤心或封闭了心扉。肯定不会。何况,普立安肯定不想得罪新郎的舅舅迪肯和斯图亚特,那哥俩儿的行为举止,看上去就如同上帝是他们无言的生意合伙人。普立安似乎总是很尊崇他们,多次暗示他们俩属于锡安山而不属于卡尔瓦里山。在卡尔瓦里山,他们不得不听那些浮夸的布道,而那布道人认为,教育就是要教会孩子们说话,仿佛那些孩子有这个世界从未听过和处理过的重要事情要说。还有谁会感觉到“上帝对你没兴趣”带来的刺痛呢?或者,在听到“如果你认为爱是自然而然的,你就是瞎子”那句话时感到灼痛而退缩呢?除去理查德·米斯纳还有谁呢?他此刻就要站起身主持婚礼,像人们记忆所及的以往大多数婚礼那样,不过这一次要在“不带着任何俘虏”的普立安牧师汹涌的气势之下进行。当然,除非他是在对她讲:如果你愿意就去依恋另一个人,但如果你不依恋上帝(当然是普立安的上帝),你的婚姻就得不到那授予特权的证书。因为普立安知道她和理查德正在谈婚论嫁,而且也知道她帮他组织那些不听话的年轻人。“是他皱起的眉毛。”野薄荷的气味压倒了祭坛周围花草的味道。一丛丛的花草与福禄考长在教堂的窗下,窗户上午十一点时打开,迎接升起的太阳。四月的天空垂下的阳光是一份礼物。在教堂里面,枫木条椅擦得锃亮,辉煌如同军旅装备,衬托着素净的白墙、低调的布道坛、形似尖桩篱笆的舒适栏杆,使受圣餐的人能够跪在那里再一次迎接圣灵。在祭坛上方,高高的洁净而清新的空间里悬挂着一个三脚的橡木十字架。无声无息。没遮没拦。没有金饰与它的完美抗争,或干扰它的平静。基督的躯体既没有扭曲也没有昏厥,因此其表现出的雷霆之怒也并不夸张。鲁比的妇女不施脂粉,也不抹妓女用的香水。因此,薄荷和福禄考激人情欲的香气扰乱了教众的心,大家都期盼着在索恩·摩根家享受丰盛佳肴的美好时光。那里会有众人演奏的音乐:朱利弹钢琴;男声合唱;凯特·戈莱特利独唱;圣救世主教堂四重奏;一个叫布鲁德的睡眼惺忪的男孩在台阶上吹口琴。那里好衣服挨挨蹭蹭;那里有丝绸衣裙和浆过的衬衫,人们靠在树上、坐在草地上、盛第二次奶油豌豆汤弄洒了汤汁时就忘记了它们。那里会有喜欢吃糖的儿童的叫喊,还会有从地上捡起、折得整整齐齐,似乎比结婚礼物本身还贵重的包装纸闪着亮光。农场主、牧场主和种小麦的农妇们会让自己从椅子上被人猛地拽起来,鼓着掌反复踏起早年留传下来的舞步。十几岁的少年男女会边笑边挤眼睛,尽量隐藏自己的心意。但是比欢乐和儿童吃结婚蛋糕的兴致更重要的,是他们期盼两个家庭的结亲,以及四年来渗透那两个家庭亲友们的敌意的结束。那种集中在新娘尚未承认、宣布和生下的未来婴儿身上的敌意。此刻大家都和安娜·弗拉德一样就座了,都不清楚普立安到底觉得他自己在做什么。为什么现在要投下阴影?为什么要驱逐薄荷和福禄考的气味?为什么要减淡等着他们吃的烤羊羔和柠檬饼的味道?为什么要破坏这次婚礼带来的和谐气氛,让祥和出轨?理查德·米斯纳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很恼火,不,很气愤。气得没法看着他的教士同事,让他看看那刀口有多深。在普立安讲话的整个过程中,他都面无表情地瞅着坐在条椅上的妇女们的复活节帽子。那天一早,他就想好了五六句启动这次神圣婚姻典礼的开场白,围绕《启示录》第十九章第七、第九节精心组织语言,凸显“羔羊婚宴”的形象,以其为核心展示这次婚礼所允诺的和解。他要从《启示录》进而讲到《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六节,“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这不仅印证了夫妻二人对彼此的忠诚,而且续写了摩根和弗利特伍德两家所有人的职责。此时他看着耐心地站在祭坛前的这对新人,不知他们是否已经理解了甚至听到了加诸他们的那些话语。当然,他是理解的。他知道他选择的工作所秉持的伤害性极大的观点,对他信仰的一切都是一种审慎的攻击。刹那间,他理解并认可了奥古斯丁对那个“骄傲的教长”的愤懑了,他称其为魔鬼。奥古斯丁曾经进一步阐述说,上帝的谕旨是不会被他的信使亵渎的,“如果光明要穿透败坏的人,光明本身并不是败坏的。”尽管奥古斯丁没有见过普立安牧师,可总应该了解和他一样的教长。可惜他把他们逐到撒旦一伙,并没有认识到,从布道坛上发出的具有破坏性的言辞是能够产生恶果的。对于普立安对着一切喷洒的毒剂,奥古斯丁会说些什么当作止痛药呢?从这些男人头部上方看去,实在难以与他们的本能抗争:他们要控制能控制的,要碾碎不能控制的;妇女们在内心里不知疲倦地想驯服掠夺者;孩子们脸上是还没有从他们所受打击中恢复过来的表情,他们本来毕恭毕敬地学到,大人们在他们成人之前是不会把他们当人来对待的;僵在那里的新娘和新郎脸上,透出的是竭力想靠公开的结合来洗刷私下的羞耻的渴望。米斯纳知道,普立安的一番话是他对米斯纳的行动发起的宣战的扩大。米斯纳劝诱这些青年男女走出围墙,走到镇外,带领他们、强使他们违规,让他们把自己想成是文明的勇士。他也知道,关于一个从未出生的婴儿的公开秘密,犹如巨牙般伸入到争论的根基之中。米斯纳已经想好恰当的言辞,但他不相信自己能在表达时不流露出个人深深的伤痛,便从布道坛走开,来到教堂的后墙边。他在那儿伸直双手,直到能够把挂在那儿的十字架从钉子上摘下。随后他就拿着那十字架,经过空荡的唱诗席,经过凯特坐在那儿要弹奏的风琴和普立安的坐椅,一直来到圣坛上,在身前高擎着十字架让大家都看到—只要他们想看。让人们看着人类制作的第一个标志:竖着一根,横着一根。人们即使在孩提时期,也曾用指头在雪上、沙上或泥里画过十字;他们用棍棒在土里将它摆出;从冻土和热带草原的骨骸中竖起;在河岸边用卵石砌出;从阿拉斯加的诺姆到南非,在洞壁和岩层上画出。阿冈昆人(居住在加拿大渥太华地区的印第安人。)、拉普兰人(挪威、瑞典、芬兰及俄罗斯科拉半岛的居民。)、祖鲁人(南非纳塔尔一带的班图族人。)、德鲁伊特人(古代凯尔特人中的学者,常任祭司、巫师等职。)—都对这一最初的标志有着触摸性的记忆。最初的标志不是圆圈,也不是平行线或三角形。正是这个十字形,成为其他一切的基础。这一标志提供了面部五官的安排。这一标志是个直立的人形,沉静地准备拥抱。像普立安做的那样去掉它,基督教就会和世界上的一切宗教一样了:广大民众向吝啬的当权者苦苦哀求着苟延残喘;被蹂躏的信徒回避命运或者躲闪着日常的邪恶;弱者在蛮荒野地中艰难地跋涉;看得见光明的人都被投入无可选择的永恒黑暗之中。没有这个标志,信徒的生活仅限于赞美上帝和接受打击。赞美是债权,而打击则是永远不能偿还的债务利息。或者,如普立安所说,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毕业”。但是,有了这个标志,有了这个在教会中至高无上和最基本的标志,是啊,生活则完全是另一码事。看到了吗?这样一个孤独的黑人被处以死刑,他以拥抱他人的姿态被缚在这两条相交的直线上,紧紧地拴在两根大木棒上,这样的木棒太方便了,太好辨认,既普通又崇高,作为意识嵌入了知觉之中。看到了吗?他那毛茸茸的头在颈项上仰起又垂到胸前,他那夜色般的皮肤的光泽被尘土遮没,因外伤划出伤痕,被屎尿弄得脏臭,在干燥的热风中变成白镴色,最后,随着阳光羞愧地黯淡,随着他的皮肉在午后暗如黑夜的奇特光线中变得昏黑,无常的天气吞没了他和其他死刑重犯,这一最初标志融入虚假的夜空。看到了这桩百里挑一的公开的谋杀如何显示出差异,如何把上帝与人的关系从执行官和恳求者变成一对一?他举着的十字架是抽象的,而缺席的躯体却是真实的,二者相结合,就把人类从后台拉到了聚光灯下,使在舞台侧面嘀嘀咕咕的他们变成了他们生命故事的主角。这一方式使自我尊重和彼此尊重——自由地而不是心怀惧怵地——成为可能。这才是爱的真谛:毫无企图心的尊重。这一切不仅见证了一个乖戾的主,即他自己的爱,而且也见证了一个能使人类去爱的主。并非为他自身的荣耀——绝不。上帝爱人类彼此互爱的方式,爱人类爱自己的方式,爱十字架上的超凡人物,因为他两方面都做到了,而且在明了这一点中死去。但是理查德·米斯纳无法心平气和地说出这些话。因此他站在那里,手举橡木十字架,任凭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催促十字架说出他不能启齿的话:上帝不仅对你感兴趣,他就是你。他们会看到吗?他们会吗?对那些看得见的人来说,新郎的面孔就是个研究对象。他抬头看着米斯纳牧师举着、举着、举着的十字架。默不作声,只是站在那里,在锁定的时间里举着十字架。而在那难以忍受的静谧中不时爆出几声咳嗽和轻轻的带鼓励意味的咕哝声。人们已经对他的婚礼感到紧张了,因为他们看到兀鹰从镇子上空向北飞去。他们心存疑问,不知那征候是祸(它们在镇上兜圈)是福(没有一只落地)。他想,这些傻瓜。就算这个婚姻注定了遭厄运,也与那些鸟没关系。突然之间,敞开的窗户似乎不够了。身穿裁剪合身的黑色西装的新郎开始冒汗。他被怒火攫住,如同中了一颗点三二口径的子弹。大家为什么要利用他的婚礼,把仪式搅得一团乱,以此来扩展他并不在意的一场争吵呢?他想把这事办完,一了百了。这样他的舅舅们就会闭嘴,这样杰夫和弗利特也就不会散布关于他的谎言,这样他就能在鲁比已婚和有产业的男人中间占得一席之地,这样他就可以烧掉阿涅特写给他的全部信件。尤其是,这样他就能够把吉姬那小妖精从他的生活中彻底抹掉。如同糖会从令人极快乐的东西转变成身体的致命敌人似的,他对她的热望毒害了他,让他患上了“糖尿病”,愚蠢又无助。经过几个月冒险的甜蜜日子,她已经变得冷漠,惹人厌烦,甚至可恼可恨了。在高高的玉米地里,他曾等候过她;在月光下,他曾趴在鸡舍后和她约会;他曾花了不属于自己的钱来讨她欢心;他曾通过撒谎弄来一辆不是卡车的汽车带她兜风;他曾为她种过大麻;他曾在八月的酷热中拿着冰来为她的大腿内侧降温;他曾为她买下她喜欢的用电池供电的收音机和惹她嘲笑的绒线袍子。而最主要的,他曾爱过她好几年,那是一种从渴想转为秘密行动的爱,令人感到痛苦、羞辱、自我厌恶。他接到阿涅特的第一封信后读了,但把后来的信全放在他舅妈家顶楼上的一个鞋盒里了;在别人发现之前,他急匆匆地想毁掉(也许会读一下)那十一封寄自俄克拉荷马州朗斯顿的未开启的信。他猜测那些信全是关于爱和哀伤的,尽管哀伤还要爱。管他呢。可是阿涅特又怎么会知道他经受的这两种感觉呢?她这样做过吗,整夜坐在附近的矮橡树林里只为了偷窥一眼,跟踪一辆破旧的凯迪拉克一路到丹比只为了看上一眼,被女人们从一栋宅子里赶出来,被女人们咒骂,即便如此依旧、依旧不能躲开。那就是说,得等到他的舅舅们让他坐下,强行给他决定并让他接受相应的后果。于是他就来到了这里,站在圣坛跟前,臂肘撑着他新娘的细腕,衣袋里折放着她给他护身用的复活节棕榈叶。他觉察到在他右侧就要成为他内兄的人的沉重呼吸,以及比莉·狄利亚冲着他后脑勺发出的敌意。他深知这一被阻遏的愤懑会永远持续下去,因为米斯纳似乎被他手握的十字架压得呆傻无语了。新娘心怀恐惧盯视着的十字架。而她原本是多么幸福啊。终于如此幸福之极了。摆脱了她从学校一回到家就笼罩着她的那种凄凉阴郁:父母家中令人窒息的冷酷无情;照顾伤病侄儿、侄女新产生的厌恶;惊动了母亲、惹恼了嫂子并激怒了父兄的对睡眠的需要;只有对K.D.的牵挂和担心才能打断的完全无所事事的状态。尽管他从来没有回复她最初写的十二封信,但她还是继续写了四十封,只是没有寄出。在她离家的第一年每周都要写一封。她相信她全身心地爱着他,因为他是她对自己所知的一切——就是说,她对自己身体所知的一切都与他相关。除去比莉·狄利亚,再没有别人告诉她可以另有他途去想到她自己。她母亲没有,她嫂子没有。去年,她上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回家过复活节,他要求见她,两度来吃饭,带她到内森·杜波列斯的牧场上帮助组织儿童节野餐,随后提议他们结婚。一直到四月份这晴朗的一天,这可真是奇迹。一切都完美之极:她的经期刚刚到了又过去了;礼服全部用索恩·摩根的蕾丝制作,庄重而美好;扎在她哥哥背心下的金带上,嵌着他们俩缠绕在一起的姓名首字母。她心灵的伤口终于愈合了,可现在到了最后一刻,那教士的举动却震惊四座,试图阻止、歪曲甚或毁掉这段婚姻。他站在那里,面孔板得像花岗岩,还举着十字架,就像以前没人见过似的。她的手指紧按搀扶她的手臂,希望米斯纳继续主持下去。说呀,说呀!“挚爱的乡亲们,我们聚集在这里……我们聚集在这里。”突然之间,在米斯纳制造的令人透不过气来的沉寂中,一个小小的裂缝就在她心房原先的伤口处无声无息地打开了。她屏住呼吸,感到裂缝在扩大,就像长筒袜上的跳丝。很快那小缝就会裂成大口,越裂越宽,耗尽她的全部力气,直到它得到所需要的东西,才会自己封住,让那颗心继续跳动。她对此早已习以为常,原以为嫁给K.D.会使之永远愈合,可是现在,在等着听“我们聚集在这里……”,急切地等着那句“你愿意让这位……”的时候,她心里已经很清楚了。她清楚地知道什么东西失去了,而且总是会失去。说呀,请快点,她催促着。赶快。赶快呀。我还有事情要做呢。比莉·狄利亚把花束从左手换到右手。一道小刺扎透了她的棉布白手套,而小苍兰花不出她所料就要谢了。只有香水月季依然娇嫩,你可以指望它继续开下去。她本来觉得满天星可以配黄色的花蕾,但惊讶地发现,没有一家花园中有。哪儿都没有满天星。她说,那就用欧蓍草,可是新娘不肯把牛吃的这种野草带到她的婚礼上。于是她们两个只好握着嗜水的小苍兰花和胡乱除了刺的香水月季。不同于掌心被扎,米斯纳牧师迫使大家陷入的等待,倒没有让她心烦或吃惊。这不过是构成这愚蠢婚礼的又一件蠢事罢了,可众人还都以为婚礼是一次双方停火的机会呢。不过这场战争并非发生在摩根家、弗利特伍德家以及站在两方的人之间。确实,杰夫曾经采取了携枪的行动;斯图亚特·摩根和阿诺德·弗利特伍德也曾在街上互相叫嚷;人们踱进安娜·弗拉德商店的后室,在米努斯的理发店闲坐,不是为了理发,而是嘀嘀咕咕地议论着女修道院发生了一次暴行的谣传;基于这种流言蜚语,普立安牧师曾经在一次布道时引用了《旧约·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五节的内容:“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米斯纳牧师引用保罗的话与《哥林多书》针锋相对:“……其中最伟大的是爱。”但

                      呕。莫炎丝毫没有理会她们的不妥,涂抹完毕后喉间继续发出低吼,遁鬣的动作猛地快了起来,面前一阵土块纷飞下现出了一段筑实了的土墙。“呼呼”,我第一次听到莫炎手中的虚火发出燃烧声,平日淡色的火焰此刻却已变成了深邃的绿色,那诡异的色泽将满身浴血的他映得有如地狱恶鬼一般狰狞恐怖。双手盘动间,两团深绿色的火球在遁鬣的体内循环飞舞了起来,脚下一片震动,四周的空间仿佛又增大了许多。十指相扣握在胸口,大拇指并排平指向前,莫炎双手猛一拉开:“灵火破阴诀!”飞舞的火球怦然相撞在一起,大蓬火焰暴涨开来,眼前笼罩起一片深绿色的光芒,奇妙的是周围的景物竟比刚才更为清晰了。遁鬣的身躯往前突了突,一双半透明的前爪叩在了土墙上,土块渐渐剥落,现出一种奇怪的乌色。忽然,遁鬣的双爪收了回来,身躯不断抖动,震动之下我们几乎跌倒。“莫炎,让遁鬣后退,这层墓墙是尸水浇筑的。”我想起阴墓的构造原理立即说道。阳穴阴墓的封口上都会用尸水浇筑一道七尺厚的墓墙,但彼此的作用各不相同。阳穴所在的位置比较接近地面,受阳气的影响较重,在它封口处的尸水墓墙是用以增加阴气引导生气进入阴墓的。但阴墓的尸水墓墙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在它封口处的尸水与阳穴不同。用来制造尸水的墓工并不是被墓土直接闷死的,而是强行塞住七窍,在尚未断气前用化尸药物活活将其融解成尸水。因此,这些尸水中完全吸收了墓工自身的生气以为阴墓所用,同时也吸收了他们死亡时的怨恨意识。这些凝聚在一起构成了一种怨毒的墓葬防护,以至于人或动物触及封口便会立即中毒,皮肤溃烂,就连虚灵遇到也一样会被伤及。遁鬣就是被这个伤了前爪,莫炎的灵火破阴诀应该是可以克制阴毒物质,但却也无法完全保证它的安全,要想继续挖开墓墙看来是不可能了。眼前的景物稍许远离了些,遁鬣那双半透明的前爪隐隐布上了一层黑色。莫炎猛地顿足,双手不断搓动,深绿光芒大闪了数次,那黑色终于渐渐消褪而去。“尸水怨毒太重。”莫炎低喘一下,“用驭金试试。”我点点头,意念一阵涌动,墓墙左右的土壤迅速向外翻滚,不多时通道两旁便空出了两个土穴。紧跟着凭空凝起了数根粗大的金属尖锥,锥体上布满了错落的绞齿,旋转中轰然钻进墓墙。乌色的泥土不断飞溅,立刻被边上涌出的黄土迅速包裹起来,层层填入两边的土穴之中。“轰……哗啦……”在尖锥和黄土的钻裂吞噬下,七尺厚的墓墙倒塌了下来。我不敢怠慢,转瞬将尖锥化作斗锹,飞舞着把乌色的墓墙残块清理到两边,用黄土完全封埋了起来。莫炎并没有在意我一气呵成的举动,只是用双眼不断注视着周围,手中凝起的灵火忽涨忽落。突地,他口中发出一声低吼,手中灵火飞散挥出,身周的空间感随即消失,几片淡色的物质扑面而来,直直映入了众人的身体。“遁鬣不能再走了。”莫炎望了下黝黑深邃的前方,“附上它的精气,我们步行。”双脚踏在了泥土上,那些淡色物质便是遁鬣的精气,仔细观察可以看到每个人都被一层像肥皂泡一般的透明物质包围着。我试着吸一口气,呼吸间没有什么障碍,似乎这个保护层可以提供氧气,和刚才在遁鬣体内的感觉并没有什么不同。打开射光手电,莫炎大步在前面引路,晖儿与S紧随其后,我则一路小心地在队尾断后。墓墙后面是一段砖砌的墓道,大概一百米左右的样子,四壁的砌砖是云南砖木建筑中常用的那种。墓道铺设得很简朴,除了拼接部分十分整齐之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墓道的尽头端坐着一只两人多高石兽,精湛的雕刻与这简朴的墓道形成了极大的反差。我一眼就认出了这只石兽——凶兽穷奇!“这里怎么会有穷奇的石像?”晖儿一脸匪夷所思地问道。“大傩十二神兽驱邪,穷奇在其中是专门对付蛊的神兽。”莫炎小心地在石像周围探视着说道。“这是大傩穷奇?”我记得这是历史记载中穷奇唯一的正面形象,“后汉时期的东西怎么跑古滇阴墓来了?”莫炎用手在穷奇的嘴里拨弄了一下,一阵轧轧声响中石像向两旁裂开,地上出现一个方形的入口。“这并不奇怪。”莫炎探了下入口,回头道,“滇王金印也是汉王御赐的。”他说的倒也都是事实,但不知为什么,隐约间我总觉得有些莫名的不祥,可一时间又无从想起。脚下跟着队伍进入口,大脑中下意识地警惕了起来。入口往下是一段不太长的阶梯,不消几步便跨到了下层地面。这层的空间并不大,正对入口有两扇高大的暗红色石门,地面铺设着宽大的长条青石,两侧的墙上也完全被青石板所覆盖。和先前墓道所不同的是,墙面和地上遍刻着内容丰富的阳文凸雕。雕刻内容并不难懂,基本是对滇王生平功绩的描述,也有不少征战和降妖伏魔的场面。但雕刻延续到石门的时候就完全消失了,石门前大约半米的范围是完全的一片空白。走到石门前的空白处,莫炎抬手示意大家停下。“这里的味道很奇怪。”他小心地摸了摸地上的一块石板道,“王亦凡,你能听到什么?”“一种奇怪的流动声,但不是水,似乎是很重的什么液体。”在石板上走动时我便发现了这种异常的声响,但却很难辨别出是什么,直到接近石门的时候那声音才清晰可辨。“应该就是了。”莫炎点点头,“一会就看你的了。”话刚说完,他抬脚在空白石板处用力一踩,咕噜声频频响起,那些石板挨个翻了过来,另一面居然是一片与先前风格相同的雕刻。汩汩声四起,脚下的地面开始有规律地震动了起来,面前的石门徐徐下沉,大片银灰色的液体缓重地从石门后流淌出来。是水银!原来莫炎早就闻出味道了,难怪先前会那么说。我心中抱怨了一下,却不敢怠慢,立刻控制起水银的流动来。涌出的水银在控制下渐渐聚起,形成了一个大大的立方体。在石门完全沉下后,立方体已大约占据了石室的三分之一,地下的青石开始迸出轻碎的喀喇声。我硬生生将聚合的水银立方体分开,示意莫炎他们迅速通过,自己则慢慢地尾随其后走进石门。莫炎左右找了一下,拉动内侧的一个石环,石门再度升起,轰然合上。我不由一泻劲,门外汹涌的水银流撞在门壁上发出一阵大响。“石门里那么多的水银。”晖儿呼了一口气道,“这东西是拿来防盗墓贼的吧。”“水银是有毒金属,又是液态,既可以杀人又可以启动机关。”我疲倦地靠在墙上道,“我们的祖先真有智慧,会那么青睐这种变态金属。”石门里的空间十分狭窄,一堵奇怪的石墙正对门口。墙面上错落有致地排列着六个石刻的兽头,张开的大口上还残留着些许的银灰色,看来刚才的水银便是这些兽头中流出的。墙体和石门内壁上遍布着一些石刻文字。“哈尼族象形巫文。”莫炎四周看了看道,“阴墓里不该有这东西。”“这巫文是不是用来聚阴的?”念头一闪,我心里不由一阵发怵。莫炎沉重地点了下头,自顾对着石墙思考起来,眼中透出一丝凝重。大量水银配合聚阴的符咒,这种罕见的搭配方法只在先秦时期有过记载。水银古代被称为“流银”,在墓穴风水布局的应用上属于至阴至寒局相。单从表面上看,是用来阻隔阳气冲撞,保证墓内阴气纯正,并固实地下生气。但水下的泥土为阴土,聚魂巫文聚集的是阴魂。水银在阴土阴魂的滋生下蕴含了极重的阴气,再加上阴墓的格局本就属于至阴,这恰恰形成了一个诡异的墓葬格局——三阴墓局。“公孙和晖儿怕不怕死尸?”莫炎问了一句。“进来前就有心理准备。”晖儿靠近我身边道。“怕,当然怕。”S坦白地说道,“不过我更怕自己变成死尸。”“不怕死尸就好。”莫炎卖关子的习惯实在是讨厌,我有些不耐烦了,刚想说些什么,却发现他脚边不知什么时候已趴着四只猫一般大小的动物。“尸獾?”这种背部有着四条交叉黑纹的尸獾是隐藏在墓穴里以死尸为食的虚灵,很多新埋尸体无端变成白骨便是它们的杰作。莫炎没有答话,轻挥了一下手,三只尸獾灵巧地蹿到我们身边,绕着脚下跑动了几圈,一股阴寒的感觉顿时包围了全身。“尸獾的尸气可以彻底掩盖生气。”莫炎看了看我,“我们低估了这个阴墓。”我立刻明白了莫炎的用意,但按他的说话习惯,晖儿和S这时估计已经一头雾水了,于是我便大致解释了一下其中的缘由。阳穴阴墓的格局可以令阴墓葬者得到充足的地下生气,并以阴气养护,因此阴墓中所葬一切死者的魂魄都会在此间游弋,换句话说阴墓里全是意识极强的鬼魂。正如之前我对晖儿所说的,这里是真正传统意义上的阴间。但三阴墓局的出现却自内部完全改变了原有的墓葬结构,吸收了大量地下生气的葬者在阴气和聚魂的作用下会产生一种恐怖的活尸形态,就像已经干死的细胞在营养液中复苏一般。“不管这里埋的是谁,他已经在滇池下面做了两千年的古滇王了。”五、古滇尸王也许我可以将言语间的骇人收拾得更少些,可这样对晖儿和S而言并不一定是件好事,毫无准备的面对那些将要发生的事情只会横生枝节。两人的脸色现在都已经有些青白了,但却没有丝毫退缩的意思。“六为阴数……”莫炎对着石墙似乎看出了一些什么,那兽头的雕工大开大合,除了可以分辨出不是人头之外,其余的却看不出什么究竟来。“会不会是大傩十二神兽?”我想起先前墓道口的那只大傩穷奇来,大傩十二神兽的记载甚少,《闻风拾水录》的虚灵篇里也只提到过穷奇而已。“甲作、胇胃、雄伯、腾简、揽诸、伯奇。”莫炎听了又仔细分辨了一下,“大傩十二神兽里的六阴兽。”“阴数、阴兽,原来这石墙是护墓的阴兽影墙。”我开始后悔刚才贸然闯进这里了,“阴兽影墙都是用来误导盗墓贼和藏放机关的,有它的地方就没有墓室。”“那是汉族的习惯。”莫炎指着一侧道,“这些兽头有古怪。”从他指的方向望去,顶部石壁正对兽头的地方有六个两指粗细的圆形痕迹,似乎是什么机关设置。“应该是机关。”莫炎手上闪出的灵火飘动着没入了四壁和脚下,“附近没有危险。”平息了一下心情,我闭目仔细聆听,四周的环境渐渐清晰起来,兽头的上部各自有个凹洞,而石墙的一角似乎有什么空隙。走过一看,那里的一块石砖上隐约刻着个太阳的标记。我轻轻地触动了一下,石砖应手凹陷了进去。石屑微微掉落,顶部缓缓伸出六根石柱,咯咯几声,准确地卡进了兽头的凹洞处。左侧的石壁轰然向内退进数尺,石墙上现出了入口。进了入口,眼前是一段仅容一人通过的甬道,如果这里设置了什么机关的话,连躲避的空间都没有。为了确保安全,我和莫炎依旧保持着一头一尾的位置,一边探查着周围的环境,一边小心地前行着,直到大家走出这段九曲十八弯的甬道。踏出甬道,奇异的景象立刻呈现在面前:空旷的长方形墓室里,整齐地队列着上百具身着怪异甲胄的干尸,胯下骑乘干瘪走形的战马,手上长矛不断挥舞,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嗬~~咕~~”队首的一具高大的干尸古怪地呼号了几声,手中长矛直指向我们,它甲胄上的花纹显然与其他干尸不同,似乎是个领队的骑兵长。虽有充足的心理准备,但不免还是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慑,至少我们三人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阵仗。“在它们眼里我们也是干尸。”莫炎低声道,大场面估计他见多了,言语间还是那样波澜不惊。我会意地点了下头,与莫炎一起伸开双手,示意手中并无武器,晖儿与S也战战兢兢地照做着。那骑兵长又是一声呼喝,队伍中两个骑兵驱马跃出,环绕我们跑动了几圈,口中回应了两声呼喝。骑兵长举起长矛,干尸骑兵的队伍闪开一条通道,在它们身后现出一道高大的门墙。莫炎泰然自若地迈入队伍中,目不斜视地向门墙走去,我们三人紧随其后,丝毫不敢左右观望。走入门墙,我暗舒一口气,身边的晖儿和S已是满头冷汗,冲着我苦笑连连。隔着遁鬣的精气层本来是闻不到任何味道的,但我相信在走过干尸队伍的时候,她俩一定和我一样,满鼻都是腐臭气味。脚下紧跟莫炎,我们刚刚舒缓的那口气,在门墙另一边又生生地吸回了喉咙里。这间墓室比之前大了数倍,上百具干尸分作三个方阵排列在面前,同样身着那种怪异甲胄,但没有骑马,手中尽是剑盾长矛和弓弩。如法炮制,我像先前那样伸开双手,缓缓向前走去,可还没迈上两步,几支弩箭便钉在了面前。干尸方阵分开两翼,将领模样的干尸呼喝了几声,我们一并摆手示好,却见它似乎在打量什么。一会,它挥动手中铁剑,示意我和莫炎过去,又指了指晖儿和S,口中呼喝声拉长了许多。莫炎看了下晖儿她们,转又望了下我,脸上闪过一丝复杂的表情,似乎在忍耐着什么。“古滇步兵是强盗,这传说没错。”他的眼中似乎有些笑意,“这家伙看中公孙和你老婆了。”方阵中走出几个干尸兵卒,其中两个挥舞着手中的长矛驱赶我和莫炎离开,其余的则走向晖儿和S,那扭曲怪异的身形在我眼中显得有些猥琐。“它们找死!”我切齿低吼,怒气直冲上脑,那几具干尸兵卒手中的铁剑呼地脱手飞起,旋转间几颗干枯的头颅纷纷落地。莫炎一声低叹,手头两团灵火悄无声息地没入了身边干尸兵卒的体内,噗波几声轻爆,两具干尸碎裂在了地上。干尸将领见状发出连连呼喝,中间方阵的干尸兵卒直直冲袭而来,左右两翼方阵则快速分开,自两侧迅速包抄夹击。“小心它们的阵形配合。”莫炎双臂交叉凝出数团灵火,“快速夹击可是它们看家本事。”“速度越快,死的就越快!”先前一击得手,我信心大增,一班干尸不过如此,先前的畏惧早已抛在了九霄云外。四人背靠背地站立,我和莫炎尽量将晖儿、S夹在中间。一片弩箭密集射来,莫炎双手猛挥,灵火在空中相碰爆裂,飞涨的火焰顿时吞噬了那些箭镞。砰砰地几声枪响,晖儿和S端起斜挎的短柄猎枪,轰向逼近的干尸兵卒,正如莫炎所说的,近距离根本不需要瞄准,几具干尸在枪弹的轰击下头碎身裂。铁剑、长矛不断自干尸兵卒手里脱出,飞旋窜动中头颅、肢体满天散落,就连弓弩上的箭镞也被我激起,频频射入干尸的头部。“嘎~~嗬~~”门墙外传来一阵呼喝,先前的干尸骑兵跃马冲进了墓室,四周的干尸步兵如退潮般涌回,在骑兵整齐的列阵后重新排整了起来。马蹄声顿起,干尸骑兵全队列阵扑来。莫炎双臂大力开阖几下,一片灵火利刃般掠地横扫队中,大量马匹腿脚齐齐折断,成批干尸骑兵被抛向了空中。我急急挥手,地上散落的兵器全数飞起,那些干尸骑兵尚未落地便被铁剑切去了头颅,一部分则被长矛贯穿钉在墓室顶部。挡开一批投掷而来的长矛,莫炎招呼晖儿和S向干尸步兵频频射击,我堪堪对付住飞蝗般射来的弩箭,剩余的干尸阵形前聚起了一层手持大盾的兵卒,后排紧跟的一层兵卒以小盾护头,全阵开始快速推进。我正杀得兴起,看到干尸成队冲来,立刻聚起长矛、铁剑,大片向阵内横扫砍切而去。“当心它们……”莫炎见状向我大喊,声音未完,就见那些兵器像碰上了什么弹性十足的东西,全部弹落开去,几把飞散的铁剑险些砍到了我的身上。晖儿和S举枪一阵连射,几个干尸兵卒应声倒地。她俩的动作已比先前稳健了许多,凝重的表情似乎已习惯了现在的场面。“那是古滇象皮盾和象皮甲。”莫炎挥出几团灵火,落入阵中,“金属兵器会被弹开的。”“哦,还好它们没有象皮头盔。”我牙根发痒似地说道,转手招起一蓬弩箭直射过去。干尸兵卒举盾防护,弩箭却半途分转开来,划着弧线自两侧和后方射向它们的头部。干尸阵形即刻混乱了起来,大批干尸兵卒中箭倒地,失去防护的长矛、弓弩兵卒在莫炎和我的夹击之下不久便化作了满地碎块。四周陷入一片死寂,整座墓室里堆满了干尸、残块。众人对视间一阵无言,这场古今大战谈不上惨烈,却也已是激战连连。我扶着有点身软的晖儿,

                      原判,认为应处死任珍。不过,他们赞成死刑的理由却是不心相同的。满洲臣僚以及几乎所有汉军旗人要处死任珍,是由于他后来的叛逆行为,而不是因为他杀死了几个家仆。其他汉人臣僚则被他的残杀行径以及这个旗人所得到的特殊对待所震惊,想要以杀人罪判他死刑。于是,以陈名夏、陈之遴和金之俊为首的28名汉官坚决与其他廷臣持异议,认为他们判处任珍死刑仅仅针对他最初的杀人罪。这28位大臣注意到任珍从未认识到自己第一项罪行的严重性,他们提出,“若以此定案,反开展辩之端,不若坐以应得之罪。”顺治皇帝被这种烦琐的司法推理搞糊涂了。他干脆下旨道:“是谁展辩,应得何罪,著明白具奏!”陈名夏作为这批汉官的代表回奏说:任珍并未承认杀人大罪,如果只是根据他人的告词定罪,恐怕无以服其心。同时,陈名夏也承认,以第一条罪行判任珍死刑,是律无正条的,所以他打算建议皇帝赐任珍自尽,而不是公开处决他。最后这句话把顺治激怒了。如果律无正条,那他们怎么能够合法地提议赐其自尽呢?这“是何盛世典例”?想让人主致尧舜之治者,岂有进此言之理?如果想以“巧”止事,那不就是设法诡避起初的过失吗?尔群臣当副朕期望至意,洗涤更新,奈何溺党类而踵敝习”!皇帝再一次,而且是更加气愤地命令陈名夏解释28名大臣提出不同判决的理由,特别是建议赐命任珍自尽的理由。这一次陈名夏的回奏很卑怯,事实上也很恭顺,他并不想解释最初提议赐任珍自尽的理由。他正式地、恭顺地回奏道:皇上圣明,赐任珍自尽律无正条,故臣作此提议实为不当,现谨束身待罪。不管顺治是否感到了被人嘲弄的羞辱,反正他被陈名夏的含糊其词激怒了。他怒斥道:这些全是蒙混支吾之辞。陈名夏和陈之遴曾获大罪,但朕每从宽宥,给了他们一个自新的机会。但他们并没洗面革心,旧习不改。所以顺治谕令无论如何不得有任何拖延,让内三院、九卿满汉官员、六科、十四道、翰林七品以上,以及六部郎中等官在午门外集合,对那28人严行议罪。清廷立即召开了这一特别会议,它实际上包括了中央政府中整整1/3的高级官员。与会官员克尽其职,要求陈名夏和陈之遴认罪,并接受了他们的供认,即他们为了保住官位而试图欺蒙皇上,并一直掩饰自己的渎职罪。他们也指责金之俊及其同伙私下纠合朋党,确信他犯了罪。审讯结果的推论是,由于上述罪行,这三名最高级大臣应被判处死刑。此外,包括魏象枢和王永吉在内的13名官员,因结党以及试图以术欺君,有负君恩,应被流徙边疆。还有八名官员,包括张端在内,被指控同属党人,建议革职,永不叙用。最后,包括孙承泽在内的另外三名官员也应被免职,还有一人则当降级调外用。众臣的判决很严厉,这正是顺治所希望的;这使得他很满意。现在,他可以来施舍他的仁慈了。既然已经维护了自己的权威,并显示了自己作为专制君主的权力,顺治就不打算处死陈名夏、陈之遴和金之俊了,只是削去官衔二级,罚俸一年。除陈名夏外,都保留现职,陈名夏则被革去吏部尚书一职,任大学士如故。其他课刑也酌减如下:被流徙的官员改为降秩一级,罚俸一年,仍供原职;八名朋党分子罚俸九个月;三名革职官员勒令付出六个月薪俸;外转官员的处罚则暂停。纵观顺治与陈名夏争论的全过程,有迹象暗示陈名夏及其同僚欲将任珍置于死地是别有隐蔽原因的。若确系如此,还没有证实它的资料,但串通之说总是在顺治言谈中出现。换言之,在打击朋党活动中,顺治不仅仅为打击朋党而谴责朋党,而且认为这28名官员勾结在一起,有其秘而未宣的动机。从任珍一案的表面看,很难说这种猜疑有什么理由。那些受到威胁要被流放或革职的人,看来并不具有任何共同的派系特征。在这些受指控的人中,南方人与北方人几乎各占一半,来自各个部曹,外加都察院、内三院。他们既包括有汉军旗人,又有像魏象枢这样的在清朝由科举入仕而非明朝遗臣者。他们唯一共同的特性在于他们是汉人。所以,在判决的第二天,皇帝就抓住这一共同特征来解释自己为什么愤怒与苦恼。5月6日,顺治命大学士范文程、洪承畴和额思黑将那28名官员再度集合在午门下听他发话。这些罪臣一到齐,皇帝就告诉说,他们的第一个罪状就是拒不承认自己议论有失。他再三申饬,而他们却仍旧混议。他们的第二个罪状是形成了一个汉官的团体,自持己见,与满官异议。虽事亦或有当异议者,何以满洲官议内无一汉官,汉官议内无一满洲官?此皆尔等心志未协之故也。皇帝继续谈到,这种按种族纠合朋党的活动无论出现在汉官或满官一边,都必定会招致清朝的毁灭。所以,顺治命令他的御史如再发觉有这类“乖戾”者,当即行纠弹,同时,要特别注意28名官员中的三个主要大臣——陈名夏、陈之遴和金之俊,以避免日后发生这类行为。虽然顺治也许可以因为已对这类种族性的朋党活动采取了防患未然之法而感到庆幸,但是任珍事件显然继续烦扰着他。譬如说,他可能已经认识到,朝廷完全按种族关系而分化,造成不和,会损害自己君临天下的地位,因为他总得赞同这一派或那一派,这便会失去另一派的支持,无论他们全部是汉人还是满人。想要使他自己加强皇权的政策取得成功,保持中立,同时使每一臣僚形成独立个体的意识,作为由各个体组成的整体官僚队伍,在君臣之间形成完美的——相对的关系,是最为基本的。然而,他选来帮助自己实现这种关系的人,例如陈名夏、陈之遴这样的臣僚,却因任珍案而大受连累。他们显得极易与满洲臣僚发生异议,纵然他们别出异议的表面理由是为了遵循正规的司法程序,可结果是造成了满汉根本分裂。而且,这样的分裂很有可能是另有起因的:私相交通,非法勾结。李三一案已经证明了这类阴谋集团和非法势力是怎样地存在于各部的。现在,任珍一案刚刚结束,皇帝似乎就已开始对臣僚们洁身自好的能力丧失信心了。正如皇帝在对“言官”的一系列敕令中所表示的,以及他后来在这一年秋天公开承认的那样,他对于言官是否尽到了绳愆纠缪的职责,不敢委以信任,因为他们也可能自匿己非。

                      仿效明初之制

                      总之,任珍一案看来进一步证实了顺治的忧虑,清朝正日益陷入曾导致明朝覆亡的那种腐败与党争。1653年2月11日,皇帝认为“士气隳靡已久”,诏令臣僚对此奏呈作答。又是魏裔介应诏条奏,十分详尽。他首先热情地肯定了皇帝的观察力,然后警告说,由于忽略了基本道德原则对于治世的关键意义,新政权正掉以轻心地让晚明的陋习继续存在。明初君主政体成功地缔建了一个强大帝国,是因为基本的道德感,它的基础是一切文人学士共同遵奉的孝敬之德。有才能的人不是一心于科举,或者研读后人对经籍的注疏,而是靠经籍的本文进行自我修养,研究孔夫子手定之书,在明初,每个省的训导都特别承担起培养文人学士效忠竭力的使命精神,同时还指引学生务于实学。这就是为什么明初涌现了许许多多才华横溢的学者,而他们同时也是正直的臣子的缘故。魏裔介重六经原义轻理学新解,重基本道德准则轻玄学,重实学轻纯文学,这对有待于解决的许多社会、经济问题也许是一帖过分简单化的处方,但它肯定反映了时代的倾向。他的道德热情也是出自一种道德正直观念,这是一些年轻的汉人臣僚的特征,他们是在清朝科举及第的,因而尚未沾染明朝官场的陋习。当魏裔介这样的御史在抨击晚明弊政、力主皇帝仿效明初之制的时候,他们就自以为是地将自己同那帮明朝遗臣区分开了,而后者虽然仅仅比他们年长几岁,却显然是老一辈降臣。陈名夏之流总是动辄被指责为政治投机分子,而这类指责既不会针对宁完我或范文程这样的在满人征服天下的过程中归降、并与他们并肩战斗的“旧臣”,也不针对17世纪40、50年代的全新臣僚。早在谭泰事件后,顺治皇帝就已经在称颂忠臣而怀疑陈名夏的品质了。他对这位大学士的品性有一种非常矛盾的心理,既怀疑他不光明正大,又欣赏他异常的博学。陈名夏对下官、甚至同僚焦躁易怒,性锐虑疏,经常咄咄逼人。但是对于顺治来说,他又是知识的缩影,活万宝全书。皇帝有一次对冯铨谈起:“陈名夏多读书,问古今事了了,即所未见书能举其名。”所以,陈名夏作为一名使人敬畏的硕学鸿儒,与年轻的皇帝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皇帝当时正力图学习汉文经籍。在这方面,顺治对他的大学士们是既支配,又依靠。与他未来的儿子康熙皇帝不同,顺治不会独自起草制敕。事实上,当他最初亲政时,他甚至并不亲自批注奏章,而是向某一大学士口叙上谕,然后由大学士令内三院臣僚书红成文。这就给了大学士们相当大的斟酌处理的权力。据说陈名夏就有好几次改动了重要文件中的措词,或者干脆在最后书红时删掉某些他不同意的辞句。为避免这类有意无意的差错,1653年,皇帝坚持票拟谕旨须经回奏,这就需要增置几名大学士。1653年7月21日,令内三院各增汉大学士两员。五天之后就任命了三名新大学士:成克巩授内秘书院大学士,张瑞授内国史院大学士,刘正宗授内弘文院大学士。同时,诏令将原属翰林院的一些有关教育事务划归内三院,命内三院掌直隶、江南和江北学政。由于内院的地位越来越接近于明朝的内阁,顺治也就要花越来越多的时间与大学士们一起讨论制定行政命令。这在满洲臣僚中引起了忧虑,担心再次出现内、外廷互相阻隔的情况。有些担心在1653年12月15日成为事实,那天顺治决定在紫禁城里拨出一个专门的房间,供大学士、学士内直草诏之用。此后不久皇帝又命汉大学士们移家皇城东华门内,各赐宅一区,其奴婢俱于兵部注籍,发给符牌,供出入检验。从皇帝的观点看来,这些变化绝大部分是为了使人主于行政上效率更高,作用更大。顺治很快就抓住了专制统治的关键,所以,他在1653年至1654年间对于保证从“耳目”处得到大量可靠的情报这一点兴趣日增。1653年,为了鼓励更多的人来检举揭发,他废止了被论劾的官员按常例可反诘上奏者的旧制。上奏程序也被简化了,御史们某些冗长、费时的汇报各部政务的职责也被免除。不过皇帝对于他的御史们是否愿意直言无隐仍然抱有怀疑。1654年3月23日,顺治告诉“言官”们说,他是多么地关心御史们能遵照他的三令五申,直言上书。如果皇帝真要建立一个“太平”之世,那么言官们就必须要让他与闻天下之邪正贪廉。但他担心言官们的纳交结党,会妨碍他们真心直言。事实上,顺治此刻似乎已经认识到理想的官僚行为(公正和非人格化的)与理想的文人行为(克己复礼)之间的内在矛盾。他因此警告言官,说他们正在“重违朕心,纳交结党”。顺治一方面命令监察官们分别上奏,从而得到许多来自不同渠道的情报;另一方面,他还试图使他的行政官们在制订政策时更多地采用集议的形式。一得到奏报,皇帝就希望召众官集议,得出一致意见,从而避免个人偏见,以使政策得到有效的执行。1654年3月28日,就在他谕诫御史们毋纳交结党,以免妨碍以公论劾的五天后,顺治召集内院诸臣,向他们表示对目前廷议形式的不满,它们常常陷于不得要领的争吵。相反,顺治坚决主张一旦多数人认为某事是正确的,那么它就应当得到一致贯彻。今后如果有“一人坚执己意”,从而有妨政事,那就要被看作故意妨碍议案通过,就要受到相应的处罚。皇帝坚持一旦达成明确的合议,大学士和学士们就要互相配合,然而这一要求受到两种情况的阻挠。首先是宗派关系网的迅速扩大,它们看来就是围绕满汉意见分歧的争端而形成的。皇帝已经开始采取措施反对公开的政治联盟,告诫臣僚不要造成满汉间的分歧。现在他将不得不着力解决个人小集团的问题,这对皇帝来说特别棘手,因为这些小集团牵连到内三院中他的宠臣,如他的侍读大臣陈名夏。第二种妨碍臣僚们齐心同议的情况与第一种密切相关。这就是,在诸大学士内部,尤其是陈名夏与内院其他一些人之间,仍然存在着敌意和怨恨。例如,宁完我就忘不了1651年指控他庇护大学士刚林篡改《实录》的谕旨,就是由陈名夏起草的。虽然济尔哈朗已经替宁完我澄清了事实,但宁完我却一直对陈名夏耿耿于怀。其他臣僚如冯铨、范文程等也知道自己被贬的类似的朱批上谕出自陈名夏之手。也许陈名夏正是感觉到自己为众人所忌,遂于1653年要求外任。当时正是李定国和孙可望在广西、湖南和四川节节获胜,清廷举朝震惊之时。李定国、孙可望从前是张献忠的部将,此刻正在替南明永历政权作战。1649年,清廷曾经遣孔有德率兵2万征广西,但去年夏天他在桂林作战时,被李定国切断了回湖南的退路,遂于8月7日自杀,所以现在需要有个文武大臣总督湖广、广东、广西、云南和贵州,协调对李定国、孙可望的讨伐。陈名夏所求正是此职,但皇帝却求助于远比陈名夏更为老练的洪承畴。1653年遣洪承畴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处地方,总督军务。陈名夏所请未获批准。1654年2月,时值陕西总督一职缺人,他又请求出镇行省。据当时消息灵通人士的看法,陈名夏想要离开京城,“盖避众忌,而上待之殊厚。”但是顺治拒不让他这位大臣离京。陈名夏依旧留在内三院,掌选翰林院词臣等事。选拔翰林院见习人员,是替皇帝最上层的内廷——内三院甄选臣僚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由于皇帝是依靠大学士、学士诸臣替他起草谕旨的,所以无论谁若是控制了对词臣的选拔,他就近乎可以控制朝廷的政策了。所以,当试卷在文华殿供大学士们讨论评定时,每位廷僚都有机会提出文才可取的候选人,但他们也许就是那个提名的大学士的私党。因而,甄选词臣对于监管考试的大学士来说是一个紧张而重要的时刻。1654年春,大学士集议选用词臣,由陈名夏主持,总共提出了18名候选人。虽然范文程和冯铨也非常积极地参与了推荐,他们的候选人还是被排在了陈名夏所荐候选人的后面。至于宁完我,他提名的三个人被从名单上一笔抹掉了。宁完我提出质问,陈名夏勃然作色说:“文字我岂不识也。”宁完我文名虽不及陈名夏,但他却因再次受辱于陈名夏,忌恨愈深,伺机报复。1654年3月28日,宁完我受皇帝殊恩,列名于参加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满洲臣僚之中。这对一个汉人来说是一种殊荣,即便是像宁完我这样一个汉军旗人也是如此。这便对陈名夏造成了极大威胁。宁完我现在可以作为正式成员参与由满洲亲王们控制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了,而那批满洲亲王并不信任像陈名夏这样的南人,他们把他与持异议的复明分子和无能的文人联系在一起。这些文人正在怂恿顺治皇帝越来越多地采用汉族习俗,甚至包括服饰。

                      矫枉过正:朝服事件

                      当顺治在多尔衮死后最初亲政时,他仍在一定程度上为济尔哈朗和其他一些满洲亲王所左右。也许因为这个缘故,1651年,他起初驳回了御史匡兰兆关于朝祭宜复用“衮冕”的疏请:一代自有制度,朝廷惟在敬天爱民,治安天下,何必在用衮冕?不过后来皇帝还是采用了汉族式样的衮冕。他本人还曾亲自向内院出示明朝冠服,诸臣对此称善不绝。也许正是由于皇帝在那些场合对明代肥大的饰有滚边的朝服的默认,陈名夏才做出了下面这种举动。这甚至还可能有更深刻的赎罪的心理动机,即对于自已折节归降,背明事清的负疚感。不管他有什么理由,回想起来,陈名夏的如下举动显得极为冒失。1654年4月17日的前几天,陈名夏与自己的对手宁完我打

                      每晚上床睡觉前,她会检查车子的里程表,作记录,隔天早上再去检查;有时里程表的数字会多出好几百英里。霍尔顿喜欢晚上开车出去兜风。霍尔顿担心,将来卡伦再也无法自我分离时,她会变成什么样子?万一她再度遭受巨大压力,她会创造新的人格吗?或者她会“重新复制”这些旧人格,回复以往的操作模式?“我们会重生吗?”他问道。对于这些问题,我没有答案。我也担心她会再次分裂,但我告诉霍尔顿,我对目前的成果很有信心,所以我也对卡伦有信心,我相信她能痊愈并好好活下去。卡伦2也为卡伦带来不同的挑战。卡伦说,卡伦2的记忆令她焦虑,她不喜欢她发现的事实。她曾有过约会,谈过恋爱,跟别人发生关系——但这些她完全不记得。我问她,这些经历让她感觉愉快还是不愉快?愉快,她说,但她不觉得是“她的”经历。她不喜欢她做的事情。卡伦2的朋友也令她沮丧。她常接到不认识的人打来的电话,不得不闲聊,最后才终于想起对方是谁,她们又是如何认识的。我安慰她,她会慢慢想起过去,所以也一定会记起这些人。她说,当她遇见某几个人,她会反射性地与对方拥抱问候,但她得停下来,想一想这样做好还是不好。她不知道自己经常拥抱孩子们。每到睡觉时间,卡伦2会出来送孩子们上床睡觉。我记得,她曾说过她不敢碰她的孩子,因为最后她可能会虐待他们;但结果恰恰相反,原来她始终恰如其分地展现对孩子们的钟爱。这次融合耗去她大半的精力,她几乎没力气做其他事了。她说她有好多东西想写,无奈时间根本不够用。她交给我第二部分的卡伦2融合记录。1997年10月与卡伦2融合(续)卡伦2与我的融合仍持续进行,她的作为着实令我惊讶。我的生活很复杂,却也丰富多彩。最近我深受过去的“我”与其他男人交往的记忆困扰。尽管都是正常、健康的记忆,但我仍觉得不安。我无法想象我的身体能感受任何正常的性快感,这些原本不属于我的想法令我感到丢脸,有罪恶感。虽然多年来我一直渴望能拥有这种感觉,但我仍挣扎了好一段时间才终于接受这是“我的”记忆。我想起过去每一次性经历的细节,好像它们昨天才刚发生;我不曾想象我能拥有这种感觉。我觉得我的身体再次获得尊重。我强烈而急切地想了解自己的身体,但这些念头却令我尴尬,尴尬到我没办法写下来。我想这整个过程应该会耗上好一段时间。不知道我还能不能找回女人的自觉。这次融合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还要困难,因为我无法接受这么多美好经历而没有一丝罪恶感,我常发现自己莫名其妙流下泪来。即便如此,我仍继续将各种正面、积极的感受填入我的人生,这种感觉很刺激、很兴奋。在面对过去数不尽的伤痛之后,我要开始往前看,朝未来迈进。我还不知道怎么踏出第一步,但我必须放下过去,好好享受。卡伦2习惯让人以为她拥有幸福美好的生活。她轻松待人,但态度坚定;她决不允许别人亏待她或孩子们。她总是开开心心,处处展现幽默,我常怀疑我有没有办法活得像她一样,不辜负她的人生。现在她已和我合为一体,这我明白,但我总是无法克制自己不去想——比起她,我实在太令人失望了。“以前,我常常为了遗失时间而沮丧,”卡伦给我一个扭曲的微笑,“但现在我很生气,因为我再也无法遗失时间了。”我看着卡伦,为她难过。这种感觉肯定很恐怖。“还有,我有很强烈的冲动想做很多事,我想不顾一切往前冲,但我把这种感觉压抑下来。”“卡伦2不曾受过伤,”我评断道,“但也不曾受到适当的处罚。她并未养成‘自律’的观念。”“嗯,我想也是,”卡伦说,但她似乎颇为困扰。“我还是不知道该怎么跟卡伦2的朋友相处。有时我觉得自己喜欢交际,态度得体,有时候却不这么认为。这礼拜,我又得到一些卡伦2的记忆,但这些记忆却让我觉得卡伦2无时无刻都戴着面具。”她继续,“大家都喜欢她。她拥有幸福童年——她的经历确实如此——但我没办法跟这些女人闲聊,聊些指甲美容什么的,我觉得自己格格不入。我能感觉到卡伦2想穿哪件衣服,但是当我穿上它,我却觉得我不是我自己。”“听你这么说,卡伦2就是那层面具,”我说。“对,我也这么想。只是现在大家都在问我哪里不对劲?”“这个问题真难解,”我说。“你觉得卡伦2很完美,但我却在她身上看见许多不成熟和自私的倾向。我想,她在这方面跟你的双亲很像,冲动,不计后果,却又喜欢维持万事太平的假象。我想,你不要认为自己比不上她。你必须汲取她好的部分,然后用你更成熟的内在——也许来自其他人格——驾驭她冲动的那一面。”我这番话似乎令卡伦颇感惊讶,但她决定好好想一想。※※※※接下来几个星期,融合的脚步慢了下来,卡伦继续注意自己的变化。现在她已能不受强烈冲动驱使,轻松选择自己想做的事。她首次跨进教堂,听她女儿唱歌。卡伦2一直都这么做。卡伦听神父讲道,头一次把他当普通人看待。她甚至决定重新安排定期的妇科检查,心中没有丝毫畏惧。她已有14年未做子宫检查;因为过去只要一想到骨盆腔检查,她就没来由地感到惊慌。※※※※从卡伦开始人格融合到现在,一年过去了。她的改变虽然微妙、不易察觉,但意义非凡。与卡伦谈话时,我仿佛能瞬间见着克莱尔的柔媚、朱莉的绝望、卡伦2的爽朗或安的体贴。另外,卡伦也描述一些居家琐事给我听,包括她如何像迈尔斯一样顶撞她丈夫,或者像桑迪那样屈从于母亲的意志。只是现在的主角全都是“她”了。1997年11月12日是预定融合詹森的日子。詹森把他最重要的宝物带来给我:3枚假金币,一枚内战[2]时期的一分钱硬币,一块大理石,一张边缘呈锯齿状、贴有骷髅头贴纸的唱片,两只动物黑色石雕(大象和熊),一块刻了黑色蜘蛛的象牙白色石头,6英寸高的“飞人乔丹”塑料胸像——他说:“因为他是黑人,跟我一样。”卡伦的高中毕业纪念册,显示她曾加入计算机社、话剧社、德语研究社、学生议会、管乐团、剧团、几个我不认得英文缩写的社团组织。另外还有卡伦领受圣餐的照片,几段针织花边,一本剪贴簿(里头是她丈夫写给她的情书)。我仔细阅读这些书信,发现他俩当时竟意外地热情与真诚:他毫不掩饰他的感激,感谢天主让他拥有卡伦的爱;若两人发生争执,他也会写信向卡伦道歉。詹森说,他把几星期前答应要给我的画放在家里的衣橱里,并请我转告卡伦,让她把画带过来。詹森太害羞,不好意思亲自交给我。“我准备好了,”詹森说,“可是我感觉不太好。”他在发抖,咬嘴唇,双手无意识地动来动去。看得出来,他正试着勇敢以对。“别担心,詹森,不会有事的。卡伦和我已经合作过好几次了。”我不确定他是否放心了些,也许我该想办法转移他的注意力。“再告诉我一次,你如何诞生?你希望我怎么向卡伦介绍你?”詹森想了想,然后条理分明地回答我的问题。“卡伦喜欢‘看’,却无法‘欣赏’。我们在殡仪馆受虐的房间是灰色的,啤酒窖也是灰色的,所以我诞生的目的是为了将颜色带进我们的生活,教卡伦欣赏美丽的事物。我帮她做美术作业,参赛,然后在青少年夏令营教小孩子画画。高中时,社团表演的剧本是我写的、舞台布景也是我画的。”詹森停下来,欲言又止。“怎么了?”我问,“还有别的话想说吗?”“嗯……”詹森犹豫着。“没关系的。”“嗯,这事是从卡伦母亲拿烫发夹烫她开始的。烫伤在卡伦的脖子上留下伤疤,结果她父亲认为那是吻痕。我不知道吻痕是什么,但父亲因此狠狠揍了她一顿。从那时候起,只要卡伦身上有淤青,我就会用衣服或化妆品帮她掩盖。我以为我是在保护她……”詹森频频颤抖。显然他隐约觉得这么做是不对的。“你掩盖她身上的伤,不让人看见,反倒让能够帮忙的人也看不见她受虐的伤痕,”我打开天窗说亮话。“现在我知道了,”詹森的泪水即将溃堤,“我只是想帮她!”“你确实是想帮她啊,詹森。不过,我打心底认为结果不会有任何不同。不管你怎么帮她,她父亲都会找方法伤害她。他随便找个理由就能伤害她。”“你真的这么想?”我毫不迟疑地立刻点头,詹森叹口气,放松下来。“我好担心是我害她受伤的。”“融合后,你的体贴和美术天分一定能为卡伦带来很大的帮助。”詹森想了一会儿,问我:“卡伦会介意我是黑人吗?”我很惊讶他会这么问,但我立刻回答:“不会。我确信她不会介意的。”这时我突然很想知道:“你为什么是黑人?”“她父亲对深色人种有偏见。不过就像我说的,我是为了教她色彩才诞生的。”是啊,那还用说。有时候我真是个猪脑袋。我们开始融合的例行程序。当詹森进入卡伦的小房间,为了缓和气氛,他朝卡伦吐舌头、咧嘴微笑着。卡伦描述詹森的模样:黑人,一头卷而纠结的黑发,约4.5英尺高;她以为他的个头会再高一点。他主动跟卡伦说话,为遮盖伤疤的事向她道歉,并请她转告“他会想念我”,但我知道他永远都在。此外,詹森要我记得告诉卡伦藏画的地方。他在发抖,她说,两只手紧紧攀住她的双臂。他问她是否准备好了?他爬上她的膝盖,准备融入。卡伦停顿了几秒钟,之后意外地说整个过程比她原本预期的快多了。他已经融入,她可以感觉到他。她脸庞涨红,转为深红色;她感觉到他的焦虑,抱怨光线和噪音。她说她感觉有些悲凉。“因为他经常是孤孤单单一个人。”一旦卡伦离开催眠状态,我便这样告诉她。之后我说,詹森把画摆在她的衣橱里。1997年11月16日与詹森融合1997年11月12日,礼拜三,我和詹森融合。这次融合跟以前不太一样,我甚至怀疑他是否真的融入我了。融合后,我并未立刻感受到异状;然而到了晚上,我突然被大量的记忆与感觉淹没。我在那些灰色房间受罚或受虐时,他会出来,将灰色变成彩虹般的缤纷色彩,让我无心顾及肉体的伤害。现在,詹森融入我两天之后,那些最黯淡无光的日子霎时有了颜色。过去我完全不曾意识到詹森的力量。除了画画以及将艺术带进我的生活,我不知道他究竟为何存在。现在我终于了解,詹森之于我的意义远远超乎我的想象。詹森是我身上唯一的黑人人格。他之所以生为黑人,乃是因为我父亲对黑人有很深的偏见。他的出现使我慢慢懂得欣赏各个民族、人种,他给我正确的观点,让我不至于跟父亲一样偏颇。詹森熟读他的种族的历史,并且选了18世纪某奴隶的名字为自己命名。因为詹森给我的知识,我对各种族的历史与冲突有了初步的了解。我尤其对埃及人,还有他们创造文化的方式特别感兴趣。詹森能使左手,右手也很灵活。他可以同时用两只手写字。詹森也让我的孩子接触艺术,他陪他们剪剪贴贴、涂涂抹抹,一待就是好几个钟头。他会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安排艺术培养计划;我儿子还不满一岁时,他把巧克力布丁倒在手工纸上,开启詹姆斯的创作生涯。詹森喜欢乱涂乱画,我们经常因此惹上麻烦。他在某次宗教课的涂鸦把我吓坏了,多年后仍余悸犹存。现在我发现他为你再画了一次,令我相当困扰。我不明白。难不成这幅画是在预告未来?它究竟有什么含义?我不懂他为何重绘这幅场景。这幅画潜藏的邪恶令我害怕。我想撕了它扔掉,但某件事阻止了我的行动。我想起他第一次画这幅画的场景,当时的一切历历在目;我读6年级,坐在第2排。修女对我们讲道,说我们全是罪人;由于我不懂自己何以是罪人,因此詹森替我出来画了这幅耶稣受难图:画中的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钉子刺穿掌心;有个女孩(我猜那是我)正在喝滴落的血,魔鬼的阴影潜伏在女孩身后,伺机夺取她的灵魂。我想詹森肯定是太着迷于他的作品了,他没看见修女正朝他走来。她抽走他的画一看,吓坏了。詹森不明白自己哪里做错,他十分害怕,于是迈尔斯出来帮忙。修女拿圣水往我们头上浇,拼命摇我们的身体,摇到我们快要昏过去变成植物人。当时,我们仍握着画画的铅笔,后面的男生为了引起我们的注意,用力踹我们的手,但他不知道铅笔的笔尖正对我们的手掌心;于是笔尖刺进掌心,流出的血凝聚在掌中央,形成小小血洼。我请求修女让我去洗手间。结果她一看见我的手就开始尖叫,说我是恶魔撒旦之子。之后我爸妈被叫到学校来,当晚我也受到比以往更严厉的处罚,理由是“我让家人彻底蒙羞”。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看见越来越多不曾知其存在的美丽事物。与詹森融合后,我会注意每样东西的每个细节。然而,此次融合最糟糕的部分是“孤独”。我好怀念大家一起参与的内在会议。虽然我从未真正听见他们的讨论内容,但是,知道他们就在那里仍令我感到安慰。我很难过自己不再自我分离了。不再遗失时间的感觉好怪,尤其当我非常需要帮助的时候,这种感觉更为强烈。一个人要处理这么多事,对我来说真的好难。其他人究竟如何只靠一个人格生活?我不知道霍尔顿怎么了,可是我真的不太了解他。我不懂,假如他还在,我为何不能把时间给他?难道他拒绝再帮助我了吗?※※※※“你准备好完成最后融合了吗?”我问卡伦。詹森已逐渐融入,卡伦正在吸收他的记忆与感觉。“我很害怕,”卡伦说。她望着我,希望我能拉她一把。“现在我还有一个可以托付时间的对象,他是我的安全网。我觉得遗失时间好像也不是什么太奇怪的事。”我继续保持沉默,让她与自我挣扎。“我完全不记得最初几个融合人格的事了,但家里仍不时出现一些我知道不是我造成的改变。”“虽然你的人格融合已趋近完成,”我说,“但有待整理的记忆和感觉还是很多,我想至少得再花好几个月才能完成整个合并过程。”“可是,万一真的发生很糟的事,我该怎么办?”她问道,微微提高音量。她终于得完全靠自己生活了。看得出来,这个即将成真的事实令她开始惊慌。“就算大部分的我都融合了,”她继续,“我还是有很多细节想不起来呀。以前我是秘书,我会打字,会速记——但我现在什么都不记得了。以前我有一整个内在家庭,我不需要别人。”她交叉双臂,抱在胸前,表情严肃。“霍尔顿已经好一阵子不出来活动了。他让我一个人应付所有的事!”她板起脸,不高兴了好一阵子,“我一直到昨天才猛然惊觉,我的内在只剩下他一个人了。”“我可以跟他聊一聊吗?”她看着我,表情有些厌恶,但仍闭上眼睛接受例行的催眠程序。“以前的她不必承担任何后果,”霍尔顿说,“我已支撑这一大家子好多年了。”我总不免想到,他取名“霍尔顿”[3]不是没有原因的。“你对自己的融合有何看法?”我问。“我必须融合,我知道,但我认为我有责任继续照顾她一阵子。我已经关闭她的心灵之屋了。”“你的意思是?”“所有房间都被封住,他们再也没有可以回去的地方了。而我呢,我从来都不是真正属于他们的一分子。我一直都住在心灵之屋外头,负责保护他们。不过,我还没关闭卡伦的安全小窝。”“你需要她的小房间来完成融合吗?”“倒也不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在屋外进行。但是,最后我也必须关闭她的小窝。”“为什么?”“我怕卡伦会利用这里发展更多内在人格。”※※※※圣诞节假期的难关结束后(这回卡伦应付得比过去几年好多了),她终于把詹森的最后一幅画带来给我。她之所以迟迟不肯带来,我想应该是“詹森”害怕因此受罚所致。这是一幅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图画。多年前,詹森曾因相同主题遭修女惩罚;然而,詹森没有时间感,未曾察觉时空环境早已不同;因此对他而言,当时的处罚就像才刚发生一样,深刻且鲜明。在卡伦的印象中,多年前的那幅画比这一幅更怵目惊心。旧作中,她身后的黑影面积更大,而且

                      石当年是否对他有所承诺,更是闭口不谈。但张学良承认自己被软禁的时候,宋美龄一直对他照顾有加。因此有聪敏的记者试探着问他:是不是因为蒋夫人还在,你不愿意提到一些敏感问题惹她不快?张学良没有说话,只是笑着拍了拍记者的大腿。于是,大家只能耐心等待,等待张学良有机会亲口说出“西安事变”中大家渴望知道却又无法知道的若干重要细节。张学良非常长寿,2001年,已届百岁高龄的他方才撒手西去。蒋夫人则更能活,在2003年的一个秋夜,106岁的宋美龄随着曼哈顿大道上的淡黄色落叶一起溘然远去。当年的谜团就此无解。张学良被软禁后,东北军内部就爆发了一场内讧,自相残杀,四分五裂,东北军作为一个军事集团存在的历史就此终结,史称“二·二事变”。根据曾任张学良秘书、亲历“西安事变”、后任中国民主同盟(民盟)中央副主席的高崇民在其著作《西安事变杂谈》中所言,粗略介绍一下“二·二事变”。张学良被软禁后,东北军中主战的少壮派孙铭九等人,利用杨虎城的主战倾向,联合十七路军的宋文梅、王劲哉等人,下手杀死了东北军主和的元老派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等人,要求立即和中央军决战。此举导致东北军的其他几个军长义愤填膺,误认为杨虎城纵容少壮派使用杀人的手段威逼东北军打仗。由此,东北军的几个军一部分投靠中央军,一部分率兵向西安进攻,替王以哲等人报仇。因为杨虎城第十七路军的约莫两万人马已经在“西安事变”中投靠了中央军,剩下的约四万人马,面对东北军的进攻和中央军的趁火打劫,独木难支,只得投降。杨虎城本人被迫出国考察,离开军队。由此,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彻底瓦解。简单分析一下“二·二事变”背后的博弈。对于张学良被禁一事,东北军的基本态度是以孙铭九为首的少壮派要打——武力营救张学良,以王以哲为首的元老派不打——谈判营救张学良,杨虎城则倾向于打。每一派的主张背后,都隐藏着各自的利益。先看少壮派。少壮派是张学良有感于东北军高级军官(即元老派)的不听使唤和逐渐腐化而扶持起来的一些中下级军官所组成的小团体。“西安事变”发生之前,少壮派和元老派为争夺军权斗得异常激烈,矛盾很深。当时,元老派有手下的军队支持,少壮派虽然军事实力不强,但有背后的张学良撑腰,双方也能斗得旗鼓相当。可问题是,现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回不来,少壮派在西安能直接调动的军队也就是孙铭九的一个卫队营,拿什么跟元老派斗?难不成做砧板上的肉,让元老派想怎么剁就怎么剁吗?而且,“西安事变”主要是由少壮派发动的,难道就在西安坐等蒋介石秋后算账吗?对于以孙铭九为首的少壮派来说,若想扭转局面,就不能束手待毙,就不能让“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摆在他们面前的,貌似就剩下一条路——打仗,即所谓的武力营救张学良。所以少壮派要杀掉主和的元老派,拉上在“西安事变”中一起向中央动过手的十七路军将领宋文梅、王劲哉等,裹胁整个东北军、西北军甚至共产党和中央军开战(高崇民《西安事变杂谈》),以此争夺对东北军的领导权,拯救自己的命运。对于元老派来说,如果张学良回来的话,他们早晚都会被张学良清除掉。而现在因为事变和平解决,只用换一个新老板(蒋介石)、换一个新地方(离开陕西,离开红军,换一个地方驻防)工作,就能依旧统帅自己的部队,依旧做原来的官,甚至还有中央拨给军费,总体待遇更佳,为什么要放弃既得利益去打仗?至于杨虎城,作为抓蒋介石的主角之一,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等待他的命运大概也就是被蒋介石完全架空,失去自己的军队,若是打一仗还有可能弄些本钱和蒋介石谈判。死马当活马医,有何不可?所以,武力与和平的观点斗争未必是真的,救张学良未必是真的,甚至连嘴上喊的抗日也未必是真的。这可不是毫无根据的推论。“二·二事变”的主角,华清池捉蒋的“英雄”孙铭九,后来就投靠日本人做了大汉奸。放纵“二·二事变”发生的西北军头头杨虎城,回国后即被软禁。国民党即将败走台湾之际,杨虎城及其夫人谢葆真还有一对儿女被杀,同时遇害的还有宋绮云夫妇及其儿子宋振中,即小萝卜头。蒋介石为何留张学良而杀杨虎城?据学者唐德刚解释,一来杨虎城与蒋介石的关系远不如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关系亲密。二来杨虎城在事变中本有杀害蒋介石之意,谈判中又主张不要轻易放蒋介石回南京,甚至在未被软禁之前,还谋划从苏联取得军火重拾旧部,故引发蒋介石的杀意。事变和平解决,何应钦、贺衷寒、邓文仪三个内贼倒了大霉。何应钦作为黄埔系的元老,在国军嫡系部队中拥有较高的人望。因此,蒋介石只能架空他,不能像对付杨虎城那样简单地解决他,要不然会引起嫡系军队分裂。所以之后何应钦当了十五年的军政部部长,间或还能捞个司令或者参谋长之类的职务,但再也没有机会带兵杀伐,就此成为幸福的、啥事都不用自己操心的光杆司令。蒋介石对待贺衷寒、邓文仪两人的办法,与何应钦有所不同。蒋介石对待黄埔军校学生的态度,可以说是史上难见的大度——即便犯了包括造反在内的严重错误,只要肯认错,都会获得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以贺衷寒和邓文仪的机灵劲,认错态度自然是很好很诚恳,很深刻很沉痛。后来,贺衷寒继续搞政工工作,甚至在退到台湾之后再次显现出非凡的才干,作为交通部部长为台湾的经济腾飞立下了汗马功劳。邓文仪也活得挺滋润,同样一直在他擅长的政治领域发光发热。而且这位兄台比贺衷寒长寿,居然能在20世纪90年代回到大陆看看,跟当年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邓小平、黄埔同学徐向前追忆往昔,笑看风云,真乃人生莫大的乐趣!贺衷寒、邓文仪此次造反的工具和心血之作——蓝衣社的命运,则走到了尽头。没有任何一个独裁团体能长久地廉洁、激情,这是由权力的本质决定的。一个党派、一个团体垄断了权力,那么它的内部也必然会出现个人垄断权力的冲动,这就必然会引发权力斗争和权力腐败,所以蓝衣社的堕落实属正常。蓝衣社在接下来的两年内被彻底解散,部分成员加入了一个新的党团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即“三青团”),领导全国的青年力量,服务抗战。杀出个黎明第三章决死战,日军利用一泡屎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

                      二十九军

                      回到民国摇晃的政坛。前面说过,何应钦在1935年跟日本人签订了一份遭人唾骂的《何梅协定》。协定商讨之时,日本人希望中国军队从北京和天津全部撤出,以便他们能随时进占这两座城市。何应钦虽然软弱,但也不至于如此不济。把北京、天津拱手送给日本人的事,何应钦不愿意做也不敢做。双方最后商定:中国的中央军不能驻守北京、天津,但可以留下别的部队驻扎,比如说二十九军。二十九军就是之前在长城抗战中抡着大刀砍日本人的那支西北军,可为什么单单选中二十九军?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对日本人来说,这支部队装备简陋好对付,都火器时代了还靠抡大刀砍人。对国民政府来说,毕竟喜峰口之战二十九军拿下了日军,留下一支英雄部队防备日军,能给普通民众以信心。而且在国民政府的默许下,二十九军悄然扩军至十万之众,武器装备也有了比较低调的改善,对日军有一定的威慑作用。另一方面,这支部队无依无靠。它本是正统的冯玉祥西北军,可中原大战后西北军散伙了。之后蒋介石将其划归张学良管,但张学良因为“九·一八事变”成了过江的泥菩萨,哪还顾得上二十九军。让这样一支爷爷不亲、奶奶不爱的部队来守护北京,国民政府便于安排,日本人也觉得心里比较有底。《何梅协定》签订后,二十九军立马开进了北京城,并派重兵驻扎于北京的几个门户,尤其是最重要的宛平城。宛平城位于如今北京的丰台区,城外是一条南北向的河流,叫永定河,河上有一座桥,就是卢沟桥。卢沟桥是由南方进入北京的门户,桥东头立有一碑,上书乾隆御题“卢沟晓月”。二十九军进驻北京时,以土肥原贤二为首的几个倭寇正在不遗余力地推行所谓的“华北自治”。受日本内阁的牵制,以石原莞尔等人为代表的日本军部势力那时还算“理智”,懂得对中国实行“不扩大”方针——在做好全面侵华的准备之前,应该专心致志地完成“满洲”建设和对苏联备战以巩固国防,尽量利用外交手段扩大日本在华利益。因此,土肥原贤二这小子在扶持溥仪实现“满洲独立”后,妄图进一步利用外交手段分裂中国。二十九军的老大宋哲元自然是土肥原的重点公关对象,土肥原告诉宋哲元:只要你肯跟着大日本帝国干,我们就支持你把华北打下来,实现“华北自治”。那时候,你就是华北之王……在土肥原软硬兼施、威逼利诱之下,宋哲元也曾有过犹豫和彷徨,但最终他还是守住了那条关键的底线。因为宋哲元想明白了,有些事情可以做,但有些事情绝对不可以做!宋哲元的表现,令日本人感到非常愤怒,同时也让日本人意识到:宋哲元没法争取,非动武不可!就在日本人小动作不断的时候,1936年2月26日,日本国内爆发了一场极其重要的政变。这是一场争夺国家控制权的杀戮,一场军人与政客之间的最终决战。继几年前的“五·一五事件”(几个智力水平等于二百五的海军军官杀死了内阁首相犬养毅)后,一个比“统制派”更加激进的法西斯主义军官组织——“皇道派”,再次向政党内阁发起了血腥的攻击——官员专挑大的杀,连内阁首相级别的要员都被他们干掉了两位,史称“二·二六军人政变”。“二·二六军人政变”,与其说是政变,不如说是一个充满了黑色幽默的大笑话。那些发起政变的军官,打出来的口号——改善民生、惩治腐败等,都是遮羞布,其实就是为了抢班夺权。讽刺的是,“皇道派”的造反行动被裕仁带着“统制派”镇压了。“皇道派”的一番辛苦,为“统制派”做了嫁衣裳。“统制派”趁机接管被“皇道派”整瘫痪了的行政机关,掌握了政府的行政权。吃到嘴里的肥肉还能吐出来?日本的政党内阁时代就此结束,从此进入军部独裁时代,撒开腿奔向侵略战争的泥沼。失去了制衡力量的牵制,面对中国政府、中国军队的一味退让,日本狂热的“二百五”军人们,已经按捺不住心中的冲动和杀机,他们要动手了。

                      卢沟晓月硝烟起

                      1937年7月7日晚七点,日军在二十九军驻守的卢沟桥一带进行军事演习。在折腾了三四小时之后,日军演习地点传来了枪声。紧接着,日军一个叫清水节郎的中队长率队来到中国军队驻守的宛平城下,清水节郎的对手是立于宛平城头的二十九军二一九团团长、吉鸿昌的堂侄——吉星文,时年29岁。清水节郎说:刚才我们听到枪声,赶紧收拢队伍清点人数,发现一个叫志村菊次郎的士兵失踪了,我们怀疑枪是你们放的,人也被你们抓走了,我们必须进城搜查!吉星文当即拒绝了清水节郎这无耻的挑衅。有这么欺负人的吗?清水节郎你一个小小的连长,带着这么点人,无凭无据,就荷枪实弹地要求进入我方防区,是可忍孰不可忍!本就打算借机生事的清水节郎眼见吉星文态度强硬,也就干脆撕破了脸面——包围城门,展开战斗队形,随时准备发起攻击。吉星文见状不敢大意,紧急布防以对。就在中日双方军队进入对峙的同时,冀察当局(冀察政务委员会代称)收到了日本驻北京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骄横的通牒:我们有一名士兵失踪了,我们必须进入宛平城内搜查!经过商议,冀察当局找了一个“深夜入城不便”的理由婉拒了松井太久郎的无理要求。但松井太久郎继续要求,意思也很明白:我就是要进城搜查,你让我进城我进,你不让我进城我也得进,你们自己看着办!交涉的过程中,冀察当局收到了二十九军的报告,说日军增兵了,已经包围了宛平城,随时可发起攻击。于是,为了防止事态扩大,冀察当局表示愿意派出官员前去事发地点配合日军调查。就在中日双方打嘴仗的过程中,失踪的志村菊次郎归队了。这家伙是个新兵,路不熟,演习的时候肚子不舒服,躲到一边拉了泡屎,结果回来就找不着部队了。但是,此时日本人已经骑虎难下:衅已经挑了,战斗队形也展开了。如果撤兵,大日本皇军的面子往哪儿放?更重要的是,日军本就一直在寻觅开战的机会。既然如此,择日不如撞日,士兵失踪的借口也很不错,那就开战吧!于是,在上官的命令下,一个叫一木清直的大队长(大概相当于营长)命令麾下的日军向宛平城开炮!吉星文在得到上级首长(师长)冯治安“寸土不让”的命令后,当即予以还击。打响抗日第一枪的吉星文永载史册。夜色中的卢沟桥月影阑珊,微风轻拂送来了流水潺潺。但急促的枪炮声,霎时就撕碎了这夏夜的宁静平和。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冲突,而是最后的摊牌!近代中国史上最为悲壮激烈、最为可歌可泣的全面抗战由此拉开了序幕。因为事发时间是7月7日,所以这次事件被称为“七七事变”。又因为事发地点在卢沟桥附近,因此又称“卢沟桥事变”。中日必有一战之前已是中日双方的共识,可谁也想不到,战争爆发的导火索竟然是志村菊次郎这个小人物的一泡屎。当然,就是没有这一泡屎的机会,日本人也会故技重演,找一个其他的借口。这个引发中日之战的志村菊次郎,下场不是很好,没混几年,就在缅甸战场被中国远征军孙立人的部下给毙了。

                      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

                      1937年7月的这一天来得太快了。从风雨飘摇、腐败落后的满清王朝走过来的中华民国,与强大的敌人日本相比,过于落后。既落后在了世界工业革命的起跑线上,也落后在了体制改革的时间上。军阀混战过后的中华民国,百废待兴,根本没有做好全面战争的力量准备。尤其是此时中国的经济和工业正处于欣欣向荣的上升时期,如果能再晚几年开战,那么中国的战争实力会增强不少,中日间的差距也会缩小一些。现在开战,中日差距到底有多大呢?缺乏数据的比较太空泛,只有数据的比较太乏味,所以这里不提技术,不提日本处于世界顶级水准的航母舰队和零式战斗机,不提日军数量众多、质量上乘的坦克和大炮,只看最基础的军需物资——钢的产量。1937年,国民政府掌握的钢产量不到十万吨,日本超过二百万吨,德国和苏联约一千万吨,美国则超过了两千万吨。这就是差距。话又说回来,由于事起突然,日本也没有完全做好大举入侵的准备。既然双方都没有做好全面开战的准备,所以事发第二天,双方便停火了。有了停火的缓冲时间,中国官方才来得及正式做出反应。“七七事变”时,蒋介石身在庐山,估计是为了休养“西安事变”后疲惫的心和受伤的身。在得知“七七事变”的第一时间,蒋介石电令宋哲元积极准备战斗,如果谈判的话,须不丧失丝毫主权。蒋介石跟宋哲元通完气之后,又安排了两个任务:一是命令外交部部长王宠惠与苏联大使开始商谈互不侵犯协定;二是让财政部部长孔祥熙(1933年,因为军费支出过大的问题,宋子文和蒋介石拍了桌子,被蒋介石打了一记耳光,一怒之下,辞职走人了)找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财政部部长摩根索谈一谈,找美国拉些赞助,借些款。苏联看见中国跟他们的竞争对手日本干仗,哪能不乐意,很干脆地就把互不侵犯协定给签了,还答应给予中国适当的援助。美国人的赞助可不好要。美国算是个法治国家,做什么都要按照法律程序走。“一战”后的美国,为了更好地玩中立,特地制定了《中立法》,所以美国政府不能“违法”——直接借钱给中国。孔祥熙想破了脑袋,最后决定通过卖白银给美国,以钱换钱,用换到的美元找美国人买军需

                      洪签名呢?因为依照《临时约法》第三十一条:“临时大总统为执行法律或基于法律之委任,得发布命令并得使发布之。”也就是说依照《临时约法》,政府的决议、规章、法令,尽管并不需要黎元洪事前参与讨论,但是需要黎元洪签名发布。日子长了,徐树铮就瞧不起这个大总统黎元洪,徐树铮认为:所谓“大总统”,其实不过是一个橡皮图章,国务院里的一班国务员讨论出台的政策,总统不过问,只负责签名,所以徐树铮瞧不起黎元洪。徐树铮瞧不起大总统黎元洪的一个典型表现是,有时候黎元洪在签名之前问他:“这个政府决议是怎么回事?”徐树铮往往是这样回答的:“不知道。你只管签名就行,别管太多。”这样一来二往,黎元洪就对这个徐树铮产生了强烈的反感。终于有一天,失去耐心的黎元洪向国务总理段祺瑞摊牌了:徐树铮这人太傲慢了,我受不了,请你给换一个,否则我就不给你签名。黎元洪提出撤换徐树铮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呢?他的依据是《临时约法》第三十四条:“临时大总统任免文武职员,但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大使公使须得参议院之同意。”重点是前面一句“临时大总统任免文武职员”。依据这一条,黎元洪认为:自己有权撤掉徐树铮。徐树铮不是“国务员”,而只是一个普通的“文武职员”,依照约法,总统是有权撤换他的。可是,国务总理段祺瑞不同意。段祺瑞为什么不同意呢?首先这个徐树铮啊,他是段祺瑞的铁杆军师、心腹幕僚、得力干将。段祺瑞实在是不愿意换掉他。其次呢,段祺瑞认为大总统不应该插手国务院的人事任命,否则一旦开了这个先河,自己身为国务总理,日后就丧失了人事权,自己喜欢的人不能用,而只能用总统指定的人,这成什么体统呢?大总统黎元洪坚持要撤掉国务秘书长徐树铮,而总理段祺瑞则不同意,总统和总理两人就闹出了不愉快。这下怎么办呢?后来,元老徐世昌出面来调解了。徐世昌劝段祺瑞:何必因为一个小小的秘书长而破坏了和大总统的关系呢?换一个吧,不是个事儿。在徐世昌的劝说下,段祺瑞妥协了,他撤掉了徐树铮,换上了张国淦,但是与此同时,段祺瑞通过徐世昌对黎元洪作出了这样的声明:“这次我是迁就大总统,下不为例,日后不能再干涉我用人。”黎元洪要换人是换成了,谁会甘心在自己的堂堂总统府内受一个小小国务秘书的“欺负”?这下总算出了一口恶气。可是,段祺瑞与黎元洪的关系,也开始破裂了。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件事,在这件事上,黎元洪和段祺瑞两人都拒绝妥协、因而最终走到了撕破脸皮的地步。这件事就是:中华民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当时,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打了三年了,段祺瑞这个人有眼光,他这时看了出来:德国终将战败,协约国终将打赢。因此,中华民国应当抓住这个时机、不再隔岸观火,而应当果断参战,站到协约国一边。为什么要中国参战呢?段祺瑞认为:中国是个弱国,背负着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诸多“不平等条约”,例如割给德国的“胶州湾租借地”,就有待收复。而中国一旦参加协约国阵营、为一战做出贡献,不但胶州湾能立马收回,而且在战后议和的过程中,中国也能赢得各国的尊重,因而有望“乌鸡变凤凰”,在世界秩序的重新洗牌中,中国可以获得崭新的筹码,甚至有可能从此“由弱转强”。所以,总理段祺瑞他主张参战。不得不承认,段祺瑞有他主张参战的道理。但是,大总统黎元洪反对参战。黎元洪反对参战的道理也是响当当的:“所谓第一次世界大战,只是一场欧洲人狗咬狗的战争,与我们中国人无关,我们为什么要参战?为什么要莫名其妙地陷中国人民于战火之中?万一德国战胜了呢?到时会怎样?到时候德国就会对中国展开疯狂的报复,连灭了咱中国都有可能!”所以,黎元洪他坚决反对参战。不得不说,黎元洪的道理,大体上也是能够成立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总理主张参战,总统反对参战。问题来了:谁说了算?大总统黎元洪认为:是他姓黎的说了算。他的理由是什么呢?黎元洪的理由是《临时约法》的两条相关规定:理由一,《临时约法》第三十五条:“临时大总统经参议院之同意,得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依据这一条,黎元洪认为:你段祺瑞要我宣布参战,可以,但是你必须要先经过参议院开会讨论通过。理由二,《临时约法》第四十四条:“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依据这一条,黎元洪认为:我是堂堂大总统,你段祺瑞不过是个国务员,国务员是辅助大总统的。我才是主人翁。所以,黎元洪认为:我自己才是中国的主人,你段祺瑞不过是我的助手,参战不参战,不能由你姓段的说了算,而是由我说了算,至少也要经过参议院的同意。那么段祺瑞呢?段祺瑞对《临时约法》又是怎么理解的呢?其实段祺瑞也知道:对一个外国宣战,是一个国家的大事,依照《临时约法》,无论是总统还是总理,都没有权单独决定,谁有权决定呢?参议院有权决定。可这段祺瑞毕竟是武夫出身,他顽固地认为,参加一战是救国的头等大事,哪怕不择手段,我也要将它办成。于是,段祺瑞将一大帮跟自己关系不错的军阀喊到北京来,组成“督军团”,对国会施加压力。与此同时,段祺瑞还让手下组织一些乞丐、无业游民,在国会周围聚集、转悠转悠,高喊口号,要求参战,这批人美其名曰:“公民团”。大总统黎元洪见段祺瑞如此“胡闹”,忍无可忍之下,遂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免掉段祺瑞国务总理的职位。这个决定不得了。段祺瑞不服。为什么不服呢?段祺瑞不服,有他不服的理由。首先,《临时约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临时大总统任免文武职员,但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大使公使须得参议院之同意。”实话实说,这条规定是有争议的。它仅仅规定“任命国务员需要参议院同意”,但是“撤免国务员”呢?需不需要参议院同意?没有明确规定。段祺瑞完全可以据此认为:依照立法的本意和理所当然的逻辑,你总统要撤我,也需要经过参议院的同意。其次,《临时约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国务员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须副署之。”这条规定的本意是说:总统每发布一个命令,都需要国务员副署才能生效,那么问题来了:总统撤免总理,这个是不是“命令”?如果是,那么这个“命令”,需不需要总理(国务员)副署?——说得更明白一点,段祺瑞的看法是:依照《临时约法》,你大总统可以开除我,但是你需要经过我的同意——细细想之,有些荒唐。这还不算。对段祺瑞有利的还有一条。《临时约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国务员受参议院弹劾后,临时大总统应免其职。但得交参议院覆议一次。”依据这一条,段祺瑞也完全可以理解为:你大总统要开除我?可以,但是须经过参议院对我进行弹劾,而且还必须允许我申请复议一次。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实是一部有歧义、不完善、不严谨的约法。这样的约法,恐怕无论是换了谁上台当家,总统和总理都难免要闹出矛盾,因为这里的问题十分明显:总统和总理的职权划分模糊不清。我们俗话说:一个乌龟不能有两个脑袋。一般的政治决策机构,委员为单数,例如七人、九人、十一人,投票解决问题,总有多数胜出,但是如果一个乌龟有两个脑袋,一个脑袋说向东,另一个脑袋要向西,那就只能掐架了。所谓“府院之争”,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当然,有的读者也许会说:《临时约法》的咬文嚼字之争,不过是表面现象,当时的武夫争权夺利,才是问题的本质。这样说也许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历史上还有第二次“府院之争”——黎元洪下台之后,新总统冯国璋和段祺瑞还是闹得不愉快,症结还是在于这一点:总统和总理的权力划分存在争议——这是后话。那么为什么在《临时约法》里,总统和总理的职权没有界定清楚呢?其实是因为这部约法是由革命党人制订的,它最初设计的主旨是在于钳制袁世凯,防备其独裁,因此,革命党人在一开始就故意给袁世凯(临时大总统)设定了诸多的限制。可是人们万万没有料想到的是,袁世凯死后,这部既不严谨、不完善的《临时约法》,成了中国内乱的一个原因。黎元洪开除段祺瑞的总理职务之后,接下来的事情,大家就很熟悉了:段祺瑞怂恿军阀张勋出兵北京、武力推翻了黎元洪。事后,段祺瑞复职总理。段祺瑞复职之后,深感《临时约法》之害的他,果断宣布废除这部《临时约法》,但是,广州的孙中山不服,他要“保护约法”,并以此为旗号,举兵讨伐,这就是后来大家都知道的——“护法运动”。历史就是这样,一环扣一环,凡事皆有原因,凡事也都有其结果,历史上每一个小小的事件,假以其他的因素,都有可能会引发另一件历史大事,这就是我们大家平时所说的——“蝴蝶效应”。

                      沙俄贿赂李鸿章始末

                      近年来,中国的网络、影视界、出版界都有不少赞美李鸿章的作品出现。李鸿章这个曾经被钉在“卖国贼”耻辱柱上的人物,最近似乎有了“平反”的迹象——据说他是一个勤勤恳恳“裱糊匠”的新形象。人们对李鸿章的新评价,似乎跑到了另外一个极端——例如传闻李鸿章“在病床上为爱国吐血身亡”之类的赞美文章,屡见不鲜。今天,笔者忍不住来泼一盆冷水了——请不要矫枉过正——真实的李鸿章,其实既不如传统评价的那么“妖魔化”,也不如最近一些“平反”文字所描绘的这么“伟大”和“正确”。我所认为的事实真相是,李鸿章在表面上,似乎是一个清朝的忠臣,但是在更真实的层面,李鸿章可能是一个贪官。李鸿章具有两面性。在处理国政的时候,李鸿章往往在“忠臣”和“贪官”之间摇摆不定,有时候更是难免挣扎一番。要人们理解一个“忠臣”和“贪官”的混合体,也许确实有点困难。但是,人性往往是复杂的。李鸿章也不能例外。毋庸讳言,李鸿章的确在马关谈判、庚子谈判等诸多国家大事当中,呕心沥血,兢兢业业,力挽狂澜。因此,对于大家所耳熟能详的“忠臣”李鸿章,我就不再赘述了。在本文,我给大家讲讲李鸿章收受俄国人重金贿赂的一个真实故事。时间要回到1897年底。那段时间,沙皇俄国急需在远东寻找一个“不冻军港”,作为俄罗斯帝国舰队在冬天的停泊地点——他们瞅上了旅顺和大连这两个地方。1898年初,沙俄政府派出璞科第等办事人员,找到大清重臣李鸿章,开展关于此事的谈判。在谈判的过程中,沙俄办事人员璞科第对李鸿章说:“只要你说服你们的朝廷和我们签约,将大连、旅顺租借给我们俄国,我们会给你50万两银子的报酬。”李鸿章得到这一笔“业务”,很高兴,立马上奏折,四处奔走,并说服了朝廷同意将旅顺、大连租借给俄国。事成之后,沙俄办事人员璞科第,给李鸿章送去了50万两银子的重金贿赂——李鸿章笑纳了这笔巨款。50万两银子,等于现在的多少钱?如果以一两银子约等于今天人民币200元的购买力推算,50万两银子,则约等于今天人民币一亿元的购买力。一个亿。李鸿章办一件外交事务,可以收一个亿!?这件事,在中方的史料里面,当然找不到记录——李鸿章打死也不会在任何文字里留下自己收受黑钱的记录。所以,有关这件事的史料,只能到外方的文字记录里面去找。天网恢恢,沙俄当年的财政大臣维特伯爵在他所著的《维特伯爵回忆录》中,记录了这件事:李鸿章收受了沙俄政府50万两银子的贿赂。维特伯爵是当时沙俄政府的财政部长,这笔钱是经过他批准的,所以,他很清楚这件事。再者,假设这件事不存在,维特伯爵完全没有必要在自己的回忆录里面捏造这样的一个谎言——因为捏造这样的谎言,对他没有任何的好处,也没有任何的意义。当然,从做学问的角度来看,《维特伯爵回忆录》的记录尽管合情合理,但毕竟是一份孤证,恐怕还不能作为结论的依据。于是,我们需要别的史料来进行佐证。所幸近代史史料浩如烟海,只要耐心找,还是能找到的。让我们来读一读另一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77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卷第二分册。在这册史料的第103~104页,我们可以找到更多确凿的证据。这册史料收录了俄国当年驻北京外交人员的一系列电报,其中包含了亲手交钱给李鸿章的沙俄办事人员璞科第拍回莫斯科的一份关键电报,在他的这份关键电报里,璞科第清清楚楚地写明了:李鸿章收受了自己50万两白银。这一系列电报有四份,我们先来看第一份:(一)1898年3月(俄历)9日(公历21日),七等文官璞科第由北京致财政大臣密码急件。今天我得到代办的同意,和李鸿章及张荫桓作机密谈话,允许他们,假如旅顺口及大连湾问题在我们指定期间办妥,并不需要我方的非常措施时,当各酬他们银五十万两。两位大臣均申诉自己的地位非常艰难并述及官吏阶级激愤心情。向皇帝上了无数申请书,勿对我国要求让步。明天两位大臣都将向皇帝做报告。中国驻伦敦公使电总理衙门称,英国外交部对其声明,英国对我国的要求甚不表同情。璞科第无误文书巴兹特涅耶夫这份电报写得很明白:俄方允诺给李鸿章贿赂并要求租借旅顺和大连,李鸿章答应向光绪皇帝疏通一下。我们再来看第二、第三份电报:(二)内廷郎巴夫洛夫密电1898年3月(俄历)9日(公历21日)与璞科第一起非常秘密地允许李鸿章及张荫桓,如协议不迟于3月15日(公历27日)签字,而我方也不必采取紧急措施时,则各酬银五十万两。(三)内廷郎巴夫洛夫密电1898年3月(俄历)12日(公历24日)允许的报酬起了应有的作用。李鸿章与张荫桓显然已使其他大臣及亲王等对此发生兴趣。希望在3月15日签订条约以后即迅速支付所允款项,请将此事命令璞科第。这两份电报表明:李鸿章在得到俄方送钱的允诺之后,办事很积极,开始着手说服清廷的中央大臣以及一些亲王,同意将旅顺、大连租借给俄国。我们来读最后一份电报:(四)1898年3月(俄历)16日(公历28日)七等文官璞科第由北京致财政大臣密电今天我付给李鸿章五十万两(按北京习惯所用市平银重量),计值四十八万六千两(按银行所用公砝两重量折算);李鸿章甚为满意,嘱我对您深致谢意。同时我当电告罗启泰。我没有机会将款交给张荫桓,因为他非常小心。璞科第无误文书巴兹特涅耶夫这份电报最为关键。在这份关键电报里面,沙俄办事人员璞科第,亲手交给了李鸿章50万两的白银。李鸿章收钱之后,十分高兴,当场向俄方表示感谢。请大家注意璞科第给李鸿章送钱的时间:1898年3月28日。我们后世人知道,中俄《旅大租地条约》签订于1898年3月27日。也就是说在签约的第二天,俄国人就给钱了——十分“守信用”。说到这里,请允许笔者对此事的过程,来一个梳理,如下:1.1897年底,俄国瞅上了旅顺和大连。2.1898年3月21日,俄国人璞科第要求李鸿章说服清廷将旅顺、大连租借给俄国,事成之后,俄国允诺向李鸿章支付50万两白银作为报酬。3.1898年3月24日,李鸿章说服朝廷,将旅顺、大连租借给俄国。4.1898年3月27日,李鸿章代表大清国,和俄国签署《旅大租地条约》,将旅顺、大连租借给俄国,租期为25年。5.3月28日,俄国办事人员璞科第,如约支付给李鸿章50万两白银的报酬,李鸿章十分高兴,连连道谢。这就是李鸿章在办理外交事务的过程中,利用职权,收受俄国人巨额钱财的历史事实——当然了,是否存在这种可能:璞科第在电报中撒谎了,他自己私吞了50万两白银,而没

                      总督的职位,并召其至京,授以大学士之位,时为1660年。次年,许其致仕,此时,洪承畴为满洲效劳已近20年了。洪承畴无疑是满族人最可贵的合作者之一,当四年之后(1665年)他去世时,被正式赐予谥号。同时,清廷接受了他关于抚靖云南的建议,命吴三桂继续进军,穷追亡命的僭越名号的明朝余部。大将军吴三桂与满洲内大臣爱星阿奉命征缅,终于在阿瓦附近捕获了永历皇帝,将之带回云南府,并在1662年6月11日用丝帛将他绞死。明朝最后的这位皇帝时年40。吴三桂以杀君之举,受封亲王,实际总督云、贵两省。

                      清廷信用汉人的后果

                      当时,满人单凭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征服南部中国的,他们不得不依赖归附的汉人来完成这一任务。然而,他们显然并未预见到这一军事方针的危险后果。首先,最为显而易见的是,清廷实际上是授予了吴三桂及另外两位协助征服中国南部的藩王耿精忠、尚可喜无法抑制的权力。事实上,清朝已经出现一种贵族势力的威胁,本来它担心这种威胁会来自满洲内部,但现在它却从汉人军事贵族身上体现出来了。吴三桂的亲王地位,以及作为其仆从的私人军队,正是多尔衮及顺治一直避免使他们自己的满洲贝勒得到的那种割据力量。为了维护皇权,清廷迟早得回击这个威胁。当这个时机来到时,内战注定会爆发。其次,也是更为根本性的后果,是满人对军权的垄断地位的丧失。这一点在1660年陆光旭事件中就能清楚地看到。陆光旭1651年进士及第,他在任陕西按察使时,于1660年9月上章抨击满人的腐化现象。他列举了满洲贵族处处阻格按察使的批评之事,还指责他们在各省的军事行动,尤其是他们对民众竭泽而渔、僭权妄为的行为,等等。清廷召集议政王大臣会议来详细讨论陆光旭的奏章。在会上,大学士、礼部侍郎兼吏部侍郎梁清标为汉族官员的意见做了辩护。梁清标也是在明朝科举及第的。在会议的讨论之中,陆光旭提出的意见变成了一个程序性的问题。对在军事上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像陆光旭这样的按察官是否有权议论?这类敏感的问题是否仅仅是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限?满官对此的意见是:汉官不应涉足军务。凡议军情,汉官从未与议。果汉官与议,而置其言于不论,辄自擅专,臣等自应甘罪。在另一方面,梁清标则认为,满汉官员对这类事务都应不受限制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双方可以事先草拟出建议,这样就可以找出双方意见的相异之处。虽然顺治皇帝并未特别表示赞同这一方法,但当时他确实肯定了陆光旭上章论奏军务的权利,这就等于允许高级汉官参与对军事战略问题的讨论了。满洲贵族关于唯独他们才有这一权利的意见被否决。皇帝决定让汉人参与制订军事政策,反映了汉人在战场上的实际领导地位。它还进一步坚定了皇室早已形成的一个决心:不把满洲贵族和旗人作为一个完全独立的特等阶层,实行分封。当多尔衮一旦在汉族士大夫身上发现了他自己统治这一国度的关键线索,他就决心不要在中国内部形成一个凌驾于这些皇位拱卫者之上的食封阶层。这并不是因为封建军事精英的政府与那种儒家官僚体制两不相容。如果多尔衮当时访问过日本的话,他就可以发现确实有可能建立一个食封——官僚体制,在这一体制内,军事贵族服从于一个藩国的封建律令,同时又作为其国君的官员,领受特定的俸禄与官品。有着明确的结果与酬劳的封建义务,就这样维持了那种显然应被视作一种封建军事阶层的伦理责任。但是满、蒙及汉军旗人不可能在儒家的文官体系内长期担任这样一种官僚角色,而不放弃其军人身份。正因为皇室需要将满洲贵族、汉人藩王及新的汉军旗人的最高阶层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所以就需要使一个完全的文职官僚体制永久存在。如果清朝的八旗贵族不想完全成为能够拥立皇帝的权臣,像当时在欧亚大陆另一端的奥斯曼帝国的近卫军人一样,那么,他们就必须与另一种文职政府的代表分享中央与地方的军权,同时,不得不在同那些与自己有区别的官僚竞争时,接受其价值观念。由于文职官僚体制深深地扎根于儒家的政治价值观之中,而且在根本上由它所维系,这就转过来无情地嘲弄了武夫们永久保持权势的理想。只要学而优则仕的科举制度依然存在,士大夫的美德就会占据优势:学识渊博,谙熟伦理道德,精通书画,兼文人和官僚于一身。因而,从长远的观点看来,清廷十分成功地支持了自己在旧归附者及新承皇恩者中的儒学盟友,结果使得军人去竭力效仿文臣。有抱负的武将凭其举重、舞戟、开弓的本领来划定等级,这是在体力上对八股文东施效颦式的模仿;而满洲旗人,则力图成为经学家和诗人(虽不一定高明),以跻身正式的文臣队伍,赢得自己的一席之地。到了18世纪中叶,绝大部分旗人已经既不会骑马,也不会狩猎了。其中居住在北京的大多数人,成天以饮酒、赌博、看戏、斗鸡度日。到了20世纪20年代,清朝早已灭亡,占城市人口不小比例的北京旗人,不是当了黄包车夫,就是做了警察,职业五花八门,但已无权无势了。这就是约3个世纪以前曾在中国大地上纵横驰骋的武士的后裔。

                      郑成功的进袭

                      在遥远的南方最终击败了永历帝复明军,这不仅伴随着军权向汉人手中的转移,而且标志着在长江三角洲大规模反清斗争的结束。长江三角洲仍是帝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因为摧毁了最后一个复明政权,洪承畴与吴三桂也就割断了国内怀有贰心者与皇统的联系。在沿海,还有郑成功及其海军,但当他们真正对长江地区造成威胁之时,各省的官员已使他们在江南的同伙们无所作为了。自从吴圣兆失败后,苏州南部水草丛生的太湖沿岸地区,及松江西面的泖湖,便成了小股穷苦渔民及非法居住者的领地,他们相机出动“打饷劫掠”。1654年初,这些贼徒有了一个新的首领:钱应。他参加过早年的复明起义,后来在老家潜居数年,接着又复出冒险拉起队伍。他大约召集了30人,有小船10余只,与另一个贼党陆二合伙。但这一群人总的说来还是势单力薄,不过搞些零散的劫掠而已。1656年,这伙人时来运转了。该年年初,永历政权的两个信使来到泖湖地区,一为扬州人李之椿,一为僧人丘戒。他们带来了盖有明朝玺印的空名告札十道,并一下子把钱应从本伙的首领及另一伙人的搭档,提升为明朝总兵。一夜之间,钱应及其同伙不再仅为糊口过日子,而是开始招兵买马,征集钱粮(其中有些可能是乡绅中的支持者捐赠的),准备起义了。“身一得了札付”,钱应后来回忆道,“招的人越发多了,船就有了二三百号”。钱应用捐赠之财置买兵器,以永历政府的告札指派拥有人和船的入伙者为“头目”。4月份,密使王秀甫又给钱应送来了更多的告札。关于钱应活动的消息甚至传到了南方郑成功的总部,于是这位海军将领就派王秀甫带着盖有永历玺印的黄绢告札前来,任命钱应为明朝地方官、平南将军。又许以成功之日,任命钱应为江南挂印总兵,陆二为横跨浙江边境的嘉兴总兵。钱应反应积极,王秀甫成了泖湖复明军营地与福建郑成功海军之间的信使。他从南方又带来书信,让钱应多招兵众,预备船只器械,以接应海上的进攻。王秀甫还告诉他,一旦得知吃水很深的海船已离岸出发,他就应在苏松举起反清大旗。但这预计的进攻还没来得及开始,钱应就因为在江、浙间来回袭击,此剿彼遁,而引起了官府的注意。汉军旗人、两江总督郎廷佐虽然不知道预谋的起义,甚至不了解钱应人马的目的及其规模,但仍然认定这类盗贼应该立即剿灭,便在两省同时对他们展开了攻势。第一次战役失败了,郎廷佐的军队仅将钱应水军赶出了泖湖,驱至海上。钱应的船队在海上曾经远至浙江的台州,然后又折回江南沿岸,并于途中击败一支清朝水军。郎廷佐意识到,钱应人马的规模比他预想的要大得多,遂提醒浙江巡抚封锁其南逸之路,接着动员属下的各营人马,进剿泖湖。但钱应听到了风声,及时地逃走了。郎廷佐又组织了第三次进剿。这次,他严格封锁消息,兵分九路,在泖湖外围的不同地点分别屯驻,以避人耳目,又请毗邻的两省派遣兵将这一地区团团围住。1658年2月4日,他的努力收到了效果。松江有人来报告,说看见钱应人船在松江东北部的黄浦江边几个小村之中,郎廷佐立即整军进发,决定亲自指挥这一战役。当郎廷佐率部与钱应人马交手开战时,这位总督一开始十分惊异。这是一支比他原来想象的规模要大得多、装备要好得多的舰队。但钱应及其部属同样大吃一惊,他们被包围在驻地之内了,自清军开始进攻,他们就完全处于守势。在混战中,钱应至少有10条战船起火,许多贼徒跳河淹死。陆二及其他几位头目被捕,包括钱应的母亲。此时夜幕降临,钱应得以率数船沿黄浦江遁去,但郎廷佐紧追不舍。而且这位清朝的总督为这次战役曾广做动员,以使钱应发现无论走到哪里,都几乎不可能逃脱追捕。3月17日,钱应及其余下的头目中了清军埋伏,他的部下被杀,许多人淹死了,妻子毛氏被捕。钱氏想乔装逃走而未成,被捕入狱。这样,当郑成功于1659年最终决定冒险向江南大举进攻时,在江南已经不存在有组织的起义来接应他了。有少数人的确曾经起兵响应,但他们的作用微不足道。被捕入狱的约有100人。郑成功不得不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不过,他的兵力是颇为可观的,有船400只、兵25万,装备精良,多数持盾牌短剑,有些则双手操长柄大刀;上身披有铁片层叠的甲衣,以防御枪弹。郑成功也有自己的枪炮弹药,及两队黑人士兵,他们以前是荷兰人的奴隶,学过使用枪炮的技术。此外,还有一大队精良的弓手,善于远射,甚至比枪手还厉害。他的盾牌手在整个东亚是最精锐的军队。守卫南京的清军主要是汉军旗兵,有500满洲兵协助他们。如果遭到突然袭击,他们也许根本不是郑成功水陆大军的对手。但是1659年8月4日夺取广州,并在六天后又占领了浙江以后,郑成功未能听取副将甘辉一举猛攻夺取南京的建议,而是决定以小心推进来围困这个明朝的陪都。对南京的围攻自8月24日开始,持续了20天。起初,南京城里的人处境异常艰难,许多人饿死了,还有一些人自杀了。在城中甚至发现了数百名支持郑成功的人,称为“羊尾党”。满洲将领轻率地决定要大搜捕,处死所有可能的复明分子,但被其他官员所劝阻,他们担心这将引起恐慌。尽管如此,民众一直士气颇盛。而且更重要的是,郑成功的包围并不严密。有三个城门仍然可以出入,总督郎廷佐得以从周围的农村搞到一些大米,并派人向北方的满洲骑兵求援。考虑到他的士卒刚从西南远征回来,个个英勇善战,郎廷佐决定不再等待增援部队的到来。9月8日,正当郑成功的士兵出来打柴之时,满洲轻骑兵发起了进攻,占领了郑成功的前沿阵地,迫使郑成功将自己的大帐迁离南京。次夜,就在黎明之前,清兵马步军从南京西北面的两个城门出发,发起总攻,冲散了郑成功盾牌手组成的方阵和长刀队。失败变成了溃逃,郑成功部队退回船上,扯起风帆逃出海去。复明分子在江南对清朝政府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就这样被挡住了。

                      社会与政治的均平

                      尽管响应郑成功的北伐而密谋复明的江南人士只有少数人,长江三角洲的士绅阶级还是遭到了北京清廷的敌视。就如在1645到1646年间,清廷官员将江南的复明分子与他们的文学党社完全等同起来一样,在1659年,他们仍然持有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等量齐观式的态度。而且,文学党社的活动好像总归是体现了江南地区本身的社会复杂性。这个人口密集的地区看来到处都是难以管束的文人、腐败的士绅以及危险的盗匪。江南社会错综复杂的状况似乎使得顺治皇帝实现理性统治与专制统一的意图落了空。江南、浙江、福建一直是帝国中最难统治的地区之一,相比于这一像百纳布一样拼凑起来的社会,北方的大平原和单纯的社会结构是多么的顺从而易于统治。朝廷对江南社会复杂情态的不耐烦,必定已被称为清初最杰出的谏官杨雍建感觉到了。杨雍建本身也是南京人,系海宁(浙江)人氏,但又是一位“新人”,1655年进士及第,他发誓要清查腐化违法行为,不管违法者是谁。1660年,杨雍建任礼科右给事中。主持教育与科举工作的当然正是礼部,因此,由杨雍建来处理八年前就已被禁止的士大夫党社问题,正是再恰当不过了。1660年4月,他向顺治的上奏,这一奏章,无疑是一件令江南文人党社骤然晕头转向的起诉书,它第一次就朋党问题为顺治皇帝提出了一个涉及社会根源的解释。顺治皇帝长期以来一直想同朝廷中的朋党现象作斗争。杨雍建声称,宗派、朋党并非是在政府内部生成的,而是由在官僚体制之外形成的社会组织派生而来的。他说:“臣闻朋党之害,每始于草野,而渐中于朝宁。”最典型的旧例就是复社,它在江南有众多的成员。杨雍建坦率地承认,这些活动有其一定的合法性,其初大约是出于好名,刻印诗集,或从事其他文学活动。而且,党社本身是在同学或师生间最密切的友好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就是党社何以如此地难以清除,以及何以直至现在,它们仍在江南的苏、松及浙江的湖、杭等地兴盛不衰的原因。然而众所周知,这些党社不仅与朝廷大臣结成了政治联盟,而且也为缙绅阶级在人民中赢得盟友提供了机会,阻碍着君主与其臣民之间的直接联系。“而缙绅大夫各欲下交多人,广树声援,朝野之间,人皆自为。”党社成员还干扰地方行政,“结交有司,把持衙门,关说公事。”在福建,党社甚至控制地方市场,结众敛财。所有这些均属“恶习”。“皆始于儒生,而流及于市井小人”。杨雍建含蓄地警告说,此类行径,曾经导致了明朝的覆亡。即便在本朝,南方士子的党社也严重地威胁着政治稳定,将同样的扰乱政治的朋党纷争带入了清廷的朝议。处于社会最高政治中心的顺治皇帝一向在努力抑制上层中朋党的蔓延,防止它的萌生。而杨雍建认为,皇帝还应从产生朋党的更低的社会层次中,去除掉其更为基本的原因。“拔本塞源之道,在于严禁社盟”。杨雍建奏章意义深远。在他看来,朝廷中政治性朋党实质上是缙绅家族统治的一种体现,它与势力遍于一地的非正式组织相关,这类组织由地方名流把持,危险地阻碍着皇帝与其臣民的直接联系。不仅如此,朋党还显示了一种同样的自卫能力,在明代,这种能力在损害中央政府利益的情况下,维护缙绅阶级自己的经济利益。1636年,李进抨击了明末豪富士绅的免税特权,而杨雍建又重复了李进的观点,事实上他认为,乡居地主、城市食利者及为官居职的士大夫,一同在南方的党社之中找到了他们私人利益的表达方式。如果允许这些组织像天启、崇祯时期的缙绅组织一样活跃起来,清朝国家控制这一富庶地区经济资源的能力就会受到削弱。如果失去了与国内最富生产能力的农业人口的畅通无阻的联系,无法在这些地区行使意志征收赋税,清朝政府就会发现自己像晚明朝廷一样软弱无力。杨雍建关于对缙绅特权阶级的政治活动实行制约的呼吁,一方面正好与中央政府限制地方贵族对其依附民的控制的努力相一致,另一方面,又与中央政府克服缙绅阶级对赋税征集的抵制的努力相合拍。因为既然天下业已太平,缙绅们就试图再次构筑起保护自己利益的沟堑。政府制约缙绅阶级奴役佃农权力的努力,真正开始于1660年,当时,江宁巡抚魏祯远请顺治皇帝下令禁止许多“大家”将其佃农变为“庄奴”,顺治下令完全依请照办。官方的禁令,及当

                      说的内容和方式感到不安。随后,仿佛向那个小姑娘道歉,他轻声地直接对她讲话。“噢,萨维-玛丽,你的名字听起来永远都像‘救救我’。‘救救我’。在你的名字里还隐藏着别的信息吗?我知道一个闪亮得人人都可看见的信息:你绝不会得不到拯救,玛丽。阿门。”他的这番话使他有些尴尬,但是在那一天,没有比这更清晰的了。比莉·狄利亚缓缓地从别的送葬人身边走开。她刚才和她母亲及外祖父站在一起,而且对阿涅特鼓励地微笑着,但现在她想单独待一会儿。这是她第一次参加葬礼,由此联想到这种仪式有多么盛大,使她外祖父有了用武之地。她想得更多的是她喜欢的那些并不在场的妇女。她们待她那么好,没表示同情使她难堪,只是给予她阳光般的好心善意。看着她淤青的面孔和肿胀的眼睛,她们让她先喝上一杯葡萄酒,再切了黄瓜片贴到她的眼皮上。没有人坚持要听她讲怎么会被逼到那里的,但她看得出,如果她想说,她们会听的。叫作玛维斯的那个人是最好心的,而最有趣的则是吉姬。比莉·狄利亚大概是镇上唯一不困惑于那些妇女在哪里,或者关心她们是怎么消失的人。她想的是另一个问题:她们什么时候会回来?她们什么时候会再出现,依旧眼睛闪亮、浓妆艳抹、挥着大手,摧毁和踩倒这座自称为镇子的监狱呢?这座镇子曾想毁掉她的外祖父,又成功地吞噬了她母亲,并几乎把她本人打倒。这个无比落后的地方由一伙男人统治着,他们控制的权力已经失控,而且竟厚颜无耻地说谁能住、谁不能住和到哪儿去住;他们在自由活泼、手无寸铁的女性中看出了反叛,便就此解决了她们。她真心实意地希望那些女人还在那里:养精蓄锐,等待时机,武装指甲,锉尖门牙——还在那里。就是说,她巴望着一个奇迹。这并非不理智的期望,既然小小的奇迹已然出现:布鲁德和阿波罗已经和解,同意等候她打定主意。她和他们一样清楚,这是她绝不可能做到的,而这种三人关系只有在他们能够做到时才会结束。女修道院的女人会对此怒吼的。她能够看到她们的尖利牙齿。等了几年,缓刑令还是下来了。曼雷·吉布森会和一些同他一样的人一起死在牢房里,而不是用皮带捆到一把椅子上,现场连个亲人也没有。这是件好事。一件大事。他可以到外面去了,如今他成了湖滨路上参加劳役的服刑者中的一员。湖水湛蓝。肯德基的午饭十分可口。说不定他还能逃跑呢。一句笑话。一个活了五十二岁的人逃跑。往哪儿跑?投奔谁?自从一九六一年以来他就进了监牢,留下了一个不再写信的十一岁的孩子,而他仅有的一张照片还是她十三岁那年照的。午饭时间很特别。他们坐在湖边,满眼都是警卫,不过总算是靠近水了。曼雷用小小的餐巾纸擦着手。在他的左边,两棵树近旁,一个年轻女子在草地上摊开两张毯子,中间放上一台收音机。曼雷回头去看那伙人怎么看待这件事:一个平民(而且还是个女的)就在他们中间。持枪的警卫在他们前方的道路上巡逻。但他们好像都没看到她。她打开收音机,站起身来,露出一张他走到哪里都认得出的面孔。他这一辈子都无法不想她这张脸。“吉姬!”他悄声说。那姑娘向他这里看过来。曼雷控制着情绪,悄悄溜到树边,希望警卫以为他是要小便。“我没弄错吧?是你吗?”“曼爸吗?”至少她见到他还高兴。“果然是你!老天,我知道的。你在这儿干吗?你知道我被判缓刑了吗?”“不,我一点都不知情。”“唉,听我说,我没法出去,可我也不会服刑太久的。”曼雷转脸去看别人是不是注意到了他们。“你把声音放低点,”他悄声说,“你在这儿干吗呢?”他这才第一次注意到她的衣服,“你在军队里?”吉姬笑了:“就算是吧。”“就算是?你是说你真的在军队里?”“噢,曼爸,谁都能买这些东西。”吉姬笑出了声。“把你的住址给我,乖孩子。我要写信告诉你一切。有你妈的消息吗?她老爸还活着吗?”他说得仓促,午饭的哨音随时都会响起。“我还没有住址呢。”吉姬摘下帽子又戴上。“没有?唉,嗯,你给我写信,好吗?探监。我明天把你填在名单上。我一个月可以有两次——”哨音响起。“两次,”曼雷重复了一遍,随后又说,“我说,我给你的那个项链小盒还在吧?”“还在。”“哦,乖宝贝,噢,乖宝贝,我的小丫头。”他伸手想摸她,但中途停住了,说,“我得走了。他们要找我的碴儿了。来探监,听见了吗?一月两次。”他退步走去,依旧看着她,“我会收到你的信吗?”吉姬把帽子戴正。“你会的,曼爸。你会的。”后来,曼雷坐上大汽车,一路回想着见到女儿的每个细节。她的军帽和劳动裤——迷彩色。沉重的军靴,黑色的汗衫。此时他想起这一切,便敢说她一定打点起了行装。他向湖面看去,那里正在更美丽的落日下变暗。吉姬脱下了她的衣服。夜间的阴冷降低了湖水的温度,这样太阳就难于在次日白天使它暖和起来了。在湖的这一带,裸泳是没问题的。这是个湖泊地带:翠绿的水,挺拔的树,以及—在没有船只或渔人来的地方——连王公贵族都会羡慕的隐匿之处。她拿起一条毛巾,擦干了头发。长出的头发还不及一英寸,但她喜欢风、水、指、趾穿过头发的那种感觉。她打开一瓶芦荟霜,涂到皮肤上。随后,她把毛巾拽直放在身边,便看着湖面,她的同伴正在上岸。第十五幅画和第一幅一样,还需要补充更多东西。迪·迪在第一次尽力回忆那个下巴时感到很灰心,但当她决定先不勾下巴的轮廓线而只是把她女儿面部下面的阴影画出时,却发现眼睛全画错了。第十五号油画把握得较好,但仍有些东西没表现出来。头部很好,但刻板而无趣的躯体,似乎需要换成另一种姿态——在臀部和肘部。她从来没有经历过非感官的冲动,便不知该如何运用随时应召而至的精力去更新或重画那个躯体。那双眼睛时时送来责难,皮肤的色调则逃避着她,而头发上总是雷打不动地有一顶帽子。迪·迪坐到地板上,一边在指间转动着画笔,一边审视着她完成的作品。她喘了一口长气,站起身,走进了客厅。就在她刚喝下第一口玛格丽塔酒的时候,看到她穿过院子走来,胸口上还系着一个背包似的东西。可是她没有头发。一点头发都没有,而且一个婴儿的头颅就在她的下巴下。随着她越走越近,迪·迪看到了两条胖腿,圆滚滚的像是炸面圈,从那个背包似的东西里伸出来抵着他母亲的胸口。她放下葡萄酒,把脸贴到彩绘的窗户上。没错。就是帕拉斯。一只手放在背包的底部,另一只手拿着一柄剑。一柄剑?帕拉斯脸上的笑容是天使般的。她的衣裙——上面有红色和赭色的玫瑰花——随着脚步在她的踝部旋抖。迪·迪挥手叫着她的名字,或者说想叫来着。她在脑子里想着拼出“帕拉斯”的音的时候,嘴里发出的却是不同的声音,像是“呃格”,然后是“哪哪”。她的舌头出毛病了。帕拉斯走得很快,却没有朝前门过来。她从一旁走过了房子。迪·迪惊慌失措,跑进画室,抓起第十五幅画,冲向院子,高举着画喊着“呃格,呃格,呐”。帕拉斯转过身来,眯起眼睛站在那里,像是要确定喊声来自何方,然后,由于没有判断出来,就又继续走她的路了。迪·迪站住脚,心想也许是别人。但不管有没有头发,那张面孔就是她的,对吧?在所有人当中她总认得出她女儿的面孔,不是吗?就像她熟悉自己的长相一样。迪·迪又一次看见了帕拉斯。在客人卧室里(卡洛斯——那个该死的——曾经睡过的),帕拉斯在找着床下的什么东西。迪·迪盯着看,但不敢说话,生怕从嘴里发出那汩汩的声音。帕拉斯站了起来。她满意地哼了一声,高高举起她上一次也是第一次来时落下的一双鞋。那是一双平底凉鞋,却是昂贵的皮制品,不是那种塑料或草编的东西。帕拉斯没有转身,从玻璃推门走了出去。迪·迪跟了出去,看到她进了路上的一辆旧车。车里还有别人,但太阳在下落,因此迪·迪说不准是男的还是女的。他们的车驶进一株紫罗兰,速度之快让她心碎。萨莉·阿尔布赖特向北走在卡路美特路上,突然站在了詹妮乡村旅店的厚玻璃窗前。她可以肯定,几乎可以肯定,在一张四人桌旁独自坐着的那妇女是她母亲。萨莉向前凑了凑,从那女人草帽的下面窥视。她看不到她的整张脸,但那指甲,那双拿着菜单的手是确定无疑的。她走进了餐厅。收款台旁的一位女士说:“需要帮忙吗?”现在萨莉所到之处,人们都会停住。全都因为她头发的颜色。“不用啦,”她对那女士说,“我在找一位——噢,她就在那儿。”同时,她装出一副把握十足的样子,踱到那张四人桌跟前。如果她认错了人,就会说声“抱歉,我还以为是另一个人呢”。她溜进一把椅子,紧盯着那女人的脸。“妈?”玛维斯抬起头来。“噢,天哪,”她笑容可掬地说,“瞧你。”“我没把握,帽子什么的挡着呢,可是老天,瞧,就是你。”玛维斯笑出了声。“噢,天哪。我就知道。上帝,妈,可有……年头了!”“我知道。你吃过了吗?”“是的。刚吃的。现在是午餐休息时间。我上班——”女服务员举起了她的点菜单。“你们都点好了吗?”“好了,”玛维斯说,“橘子汁,双份粗燕麦粉和两个别太嫩的鸡蛋。”“培根呢?”女服务员问。“不要啦,谢谢。”“我们有挺好的香肠——小段和小片的。”“不用啦,谢谢。你们有肉汁软饼吗?”“当然有。浇在上面,还是放在一旁?”“请放在一旁吧。”“没问题。你呢?”她转过脸对着萨莉。“只要咖啡。”“噢,别这样,”玛维斯说,“吃点什么吧。我请客。”“我什么都不想吃。”“你肯定?”“是的,我肯定。”女服务员走开了。玛维斯摆好桌垫和餐具。“我就喜欢这地方的这一点。他们让你挑。浇在上面还是放在一旁,是吧?”“妈!我不想谈吃的。”萨莉觉得她母亲在回避问题,似乎她们母女相会并不重要。“唉,你从来就没有好胃口。”“你都到哪儿去了?”“唉,我不能回来,对吗?”“你指的是通缉令那玩意儿?”“我指的是一切。你怎么样?一向可好?”“总的说还行。弗兰基挺棒的。分数全是A。可比利·詹姆斯就不那么好了。”“噢。为什么?”“跟一些地道的小流氓瞎混。”“噢,可别。”“你该去看看他,妈。和他谈谈。”“我会的。”“你会的?”“我先吃完午饭好吗?”玛维斯放声笑着,摘下了帽子。“妈。你把头发剪掉了。”那种抓不住的感觉又来了,“不过看着还挺好。你觉得我的发式怎么样?”“挺讨人喜欢的。”“不,不是这么回事。原以为我喜欢金黄色的发尖,可我现在已经厌烦这种式样了。也许我也该把头发剪了。”女服务员来了,利落地摆好了盘子。玛维斯向粗燕麦粉上撒了盐,又把小块黄油转着涂到上面。她啜饮着橘子汁,说:“唔。挺爽口。”话说得很快,因为她觉得她得抓紧。要是她打算说什么,就得赶快。“我始终都挺害怕,妈。始终。甚至在那对双胞胎出事之前。在你走后,情况就更糟了。你不知道。我指的是我害怕睡着。”“尝尝这个,宝贝。”玛维斯给了她那杯橘子汁。萨莉很快地喝了一大口。“爸爸——该死,我不知道你当初怎么容忍的。他常喝醉酒,还想招惹我,妈。”“噢,宝贝。”“不过,我跟他打。告诉他下次再醉倒,我就切开他的喉咙。也是不得已。”“我很难过,”玛维斯说,“我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你一向比我坚强。”“你从来不想我们吗?”“整天都想。我溜回去偷着看过你们。”“不是瞎说吧?”萨莉笑了笑,“在哪儿?”“多数是在学校。我太害怕了,不敢走过家门。”“现在让你知道不合适。爸娶了个女人,要是他做得不合适,没把院子收拾干净,她就踹他屁股。她还有一把枪呢。”玛维斯哈哈大笑。“她干得好。”“可我搬出来了。我和查尔曼一起在奥布那边找了个地方。她是个——”“你确定不需要什么吗?真的挺好吃的,萨尔。”萨莉拿起一把叉子,叉进她母亲的盘子里,舀起一些带黄油的燕麦粉。叉子进她嘴的时候,母女俩的视线相遇了。萨莉一时觉得这是最美好的事情了。一种又长又深、又慢又亮的事情。“你打算还走吗,妈?”“我得走啊,萨尔。”“你还回来吗?”“当然。”“不过你要设法和比利·詹姆斯谈一谈,行吗?而弗兰基也会高兴的。你想要我的住址吗?”“我要和比利谈谈,还要告诉弗兰基我爱他。”“我对一切都厌恶了,妈。我整天都提心吊胆的。”“我也是。”她们站在门外了。就餐的人群加上购物的人和他们的孩子,让里边更挤了。“跟我拥抱一下吧,宝贝。”萨莉用双手搂住她母亲的腰,哭了起来。“唔,唔,”玛维斯说,“现在一切都过去了。”萨莉用力抱着母亲。“哎哟。”玛维斯笑着说。“怎么?”“没什么。侧胁有点疼,就是这么回事。”“你没事吧?”“我挺好的,萨尔。”“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我的,可我始终爱你,始终,甚至在那时候。”“我知道,萨尔。无论如何现在也知道了。”玛维斯把一绺黑黄相间的头发掠到女儿的耳后,亲了她的面颊,“想着我,萨尔。”“等着再见你,我还有机会吗?”“再见,萨尔。再见。”萨莉看着她母亲消失在人群中。她用手指揉着鼻子下边,然后又捧着被亲过的面颊。她给她住址了吗?她到哪里去?她们付款了吗?她们什么时候付的款?萨莉摸了下眼皮。刚才她们还在一起喝肉汁,随后便在街上亲吻了。几年前,她曾经考察过养育院,看到了那位母亲——一个孩子们都喜欢的快快活活的严肃女人。所以嘛,还不错。就是这样。挺好的。她可以就这样过下去。也确实这样活着了。直到一九六六年,她的目光被吸引到那些长着巧克力色大眼睛的姑娘们身上。西尼卡现在大了,十三岁了,但她向格利阿太太打听,看看是不是和她保持着联系。“请再说一遍,你是谁?”“她的表姐,吉恩。”“呃,她在这儿才待了很短一段时间——当真只有几个月。”“你知道在哪里……”“不,亲爱的。我一点都不知道。”之后,她在商场里,在排队买戏票时,在公共汽车里,都感到意外的心慌意乱。一九六八年,她认定在小理查德的音乐会上看到了她,但拥挤的人群让她没法靠近去看。吉恩对这种颠覆性的搜寻是谨慎的。杰克不知道她原先有个孩子(在十四岁的时候)。是在结婚以后她有了他的孩子的时候,她开始搜寻那双眼睛的。那景象在那些古怪的时刻,在那些陌生的地方出现——有一次她相信从一辆敞篷小货车后面爬出来的姑娘就是她的女儿——当她在一九七六年终于撞见她时,她真想叫一辆救护车。当时吉恩和杰克在晃眼的弧光灯下穿过体育场的停车场。一个姑娘正站在一辆车的前面,血从手上向下淌着。吉恩先看到了血,随后才看到那双巧克力色的大眼睛。“西尼卡!”她高叫着,向她跑去。在她跑近时,却被另一个女孩抢先了,那女孩拿着一个啤酒瓶和一块布,动手擦掉血迹。“西尼卡?”吉恩越过第二个女孩的头顶喊道。“谁啊?”“出什么事了?是我!”“一些玻璃,”第二个女孩说,“她摔倒在玻璃上了。我在照料她。”“吉恩!快来!”杰克隔着几辆汽车喊道,“你到底跑哪儿去了?”“就来了。只要一分钟,好吗?”那女孩擦着西尼卡的双手,不时抬起头来向吉恩皱眉。“有什么玻璃碴扎进去了吗?”她问西尼卡。西尼卡抚摸着手掌,先是一只,又是一只。“不。我觉得没有。”“吉恩!就要堵车了,宝贝。”“你还记得我吗?”西尼卡抬起头,明晃晃的灯光让她看不清。“记得你?你从哪儿来?”“在伍德劳恩。我们曾经住在那里的那些公寓中。”西尼卡摇了摇头。“我住在毕肯。紧挨着游戏场。”“可你的名字叫西尼卡,对吧?”“是啊。”“噢,我是吉恩。”“女士,你老公在叫你。”那个女朋友拧干那块布,把

                      进西苑后,李隆基因为内心十分抑郁而身染重病,皇帝李亨也因为怏怏不乐而卧病在床时,当时身为太子的李豫的地位正面临着严重的威胁,但李豫并没有顾忌很多,在自己前途未卜的情况下,李豫不顾李辅国的嚣张跋扈,不分白天黑夜地往来于两宫之内,悉心侍奉太上皇和父皇。对于李隆基而言,李豫算是尽了孝道,平稳将太上皇送到了人生终点,这个李隆基最为宠爱的嫡皇孙终于没有辜负于他。但对于父皇李亨来讲,李豫直到他临去世的那天,内心依然充满无限的遗憾,只因为自己的父皇在李辅国发动的兵变中惊恐过世,而自己却因为李辅国的强行软禁,不能在父皇身边陪他最后一程。值得一提的是,在李豫派杀手除掉李辅国后,他将杀手带回来的李辅国的一只手臂送至埋葬父皇李亨的泰陵进行祭奠,这既是一种发泄,也是一种告慰。坦白地讲,李豫的一生有诸多遗憾,他贵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却没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让父皇李亨看到安史叛乱的彻底平定。生母吴太后英年早逝,让李豫过早失去了母爱,虽然他一直生活在李隆基设置的百孙院中,生活似乎并不孤单,但谁都明白无论是谁也代替不了母亲。所以成年之后的李豫在很多事情上表现出了超越常人的仁慈,如极度忍受三大宦官和权臣元载的嚣张跋扈,以及姑息河朔三镇的做法,表面看起来实在与他拥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颇为不符,但在我看来除了某些客观因素之外,不能不与他过早失去母爱,进而形成了一种柔弱的性格有关。从这一点来看,李豫很像他的先祖唐高宗李治。除了对待父母留有诸多遗憾之外,事实上李豫的情感之路走得也是颇为不顺。对情感道路上的遗憾,李豫除了埋藏在内心之外,他还付诸实际行动想要去弥补,他的做法和李唐诸多先帝相比,颇有些感性色彩,甚至可以说不能用理智去控制。在唐朝所有的皇帝中,没有哪个会把自己的皇后遗失,李豫是唯一的一个,当然这不能怪他。皇后沈氏出身江南太湖流域名门,祖辈世代为官,父亲沈易直曾官至秘书监。沈氏温婉贤良,在开元二十二年被选入东宫,被当时还是太子的李亨赐给了广平王府,就这样沈氏来到了李豫身边,不久后成为了广平王妃。李豫和沈氏十分恩爱,一起走过了十六年的岁月,这十六年里两个人相濡以沫,在人生道路上互相搀扶、互相支持,两个人本以为他们的生活就这样平静地过下去,但安史之乱的爆发打破了这种平静。李隆基带领众人仓皇逃离长安时,除自己的嫔妃、皇子、皇孙及公主之外,其余人全都因来不及召集而丢弃在长安,这其中也包括沈氏。安史叛军占领长安后,沈氏被迫做了俘虏,送进东都洛阳掖庭宫为奴,后来李豫担任天下兵马大元帅后收复洛阳后,重新找到沈氏,当再见面时想起沈氏经历的种种苦难,李豫不禁伤感万分,从那一刻起他发誓这辈子再也不会让沈氏受委屈。李豫将沈氏安置在洛阳宫中,身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的他此刻还不能和沈氏尽叙相思之情,他必须要时刻以平叛为己任,完成李唐皇族交给他的使命,只是让他想不到的是,在他奋力拼杀疆场之际,史思明再次攻陷洛阳,虽然李豫很快重新收复洛阳,但沈氏却不知去向。当时李豫派人四处寻找,但每次传回来的消息都是没有结果。随着一批批人的空手而还,李豫开始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虽然他努力地不想让脑海中涌现出那股不祥的想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还是不得不承认沈氏可能已经死于乱军之中。每当想起沈氏在乱军之中,渴求回到自己丈夫身边的场景时,李豫总会伤心绝望地大哭起来,对于大唐帝国而言,李豫尽到了责任,但对于妻子而言,李豫显然觉得有愧于她。只是,这种愧疚是一辈子再也无法弥补的!虽然遍寻沈氏无着,但既然没有找到尸体,李豫的心中总还抱有一线希望,当了皇帝后李豫派人继续到全国各地寻找沈氏,即使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李豫也从没放弃努力,只希望上天能够给他带来奇迹,让沈氏重新回到他的身边。永泰元年(765年)七月,外出寻找沈氏的特使为李豫带回一个消息,说寿州崇善寺有一个尼姑叫广澄,自己登门前来说是太子李适的生母沈氏,李豫听到消息后大喜过望,立即让人将这个自称沈氏的尼姑广澄召进宫来。李豫本以为自己的努力真的换来上天的回报,而且当他见到“沈氏”后,也确实发现这个尼姑广澄和沈氏容貌相似,只是因为很多年过去了,显得过于苍老。兴奋之下的李豫本以为真的找到了沈氏,就在他准备迎回“沈氏”时,这个尼姑广澄终于露馅,在面对太子李适时,她居然不认识。经过审查核实,这个自称为沈氏的尼姑广澄原来是太子李适年幼时住在大明宫少阳院中的一个乳母,这么多年太子早已经长大成人,她是不可能认出李适的。气急败坏的李豫一怒之下,下令将这个冒牌货鞭杀于午门之外。直到唐德宗李适即位后,他依然对生母沈氏存活在世上抱有一线希望,他执意派人继续在全国范围寻找,等来的却是和当年父皇李豫一样的结果——冒牌货不断。最逼真的一次,李适居然已经完成了认母仪式,结果高力士的养子高承悦从外地赶到京城上奏说这个“沈太后”的真实身份是高力士的养女。李适得到消息后,派高力士的养孙樊景超前去查验,结果证实确实“沈太后”的真实身份确实是高力士的养女,只是年龄相仿,相貌十分相似,而且手指和沈氏一样都有刀伤。不过李适的处理方法和李豫不同,他下令免罪放还这个冒牌货,并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朕宁受百欺,欲以后求得一真!”自此之后,世上再无关于沈氏的消息,李适只好追谥沈氏为睿真皇太后,奉祭服葬于埋葬李豫的元陵。……久寻沈氏未果,李豫最终被迫接受了现实,大历三年(768年)二月册封后宫的独孤氏为贵妃。值得一提的是,后宫之中贵妃的地位仅次于皇后,这说明李豫虽然钟爱独孤氏,但在内心深处谁也不能取代沈氏的位置,甚至一直到他去世为止,也没有册立皇后。或许是因为他恪守太子之母应为皇后的惯例,从而想把皇后的位子留给沈氏。但在我看来,一个男人只有对深深扎根于自己加心中的女人,他才会做出如此举动,何况李豫是高高在上的皇帝,他可以有诸多选择,但最终没能迈出那一步,这足以说明沈氏已经深深烙印在李豫的灵魂深处,即使是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也会自难忘。独孤氏的出现让李豫的生活逐渐恢复了生机,而且独孤氏和沈氏一样,都是温婉贤良的女子,其家族为三朝外戚,独孤氏以姿色绝美而被选入宫中,受到李豫的宠爱。独孤氏为李豫生下了韩王李洄和华阳公主,尤其是华阳公主因为聪明过人,善于随着李豫的喜憎而应对,受到李豫的特别钟爱,但大历九年(775年)十月,华阳公主因病夭亡,李豫陷入了极度的悲痛之中。但李豫怎么也不会想到,华阳公主的病逝为独孤氏带来的是致命的打击。独孤氏仅仅在为李豫带来七年的美好时光后既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大历十年(775年)十月,独孤氏因为思念华阳公主过度而身染重病,在一个漆黑的夜里,来不及和她的夫君说上一句话便撒手西去。刚刚走出沈氏阴影没几年光景的李豫,几乎承受不了这连续发生的不幸而遭到沉重的打击,在一阵近乎撕心裂肺的痛哭声中,李豫下令将独孤氏的遗体安放在内殿,以便天天探视。自此之后,李豫几乎每天都到内殿看望独孤氏,每次当他看到自己心爱的女人静静地躺在那里,犹如熟睡一般,李豫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要唤醒她,但很快现实告诉他,这个自己心爱的女人早已经和他人鬼殊途。李豫将独孤氏的遗体安放在内殿中长达三年的时间,一直不忍下葬,直到大历十三年(778年)十月,才在朝臣的一致请求下,安葬独孤氏于庄陵(今陕西三原县东北)。下葬的那天空中飘起了小雨,似乎是被李豫的痴情而感动得落泪,在一片哀怨的氛围中,李豫目送爱妻的棺椁逐渐埋入黄土之中,虽已经过去三年的时间,但那一刻李豫还是犹如被撕裂了心肺一样而失声痛哭。此恨何时已。滴空阶、寒更雨歇,葬花天气。三载悠悠魂梦杳,是梦久应醒矣。料也觉人间无味。不及夜台尘土隔,冷清清、一片埋愁地。钗钿约,竟抛弃。——纳兰性德《金缕曲?亡妇忌日有感》在我看来,李豫虽然不知道千百年后纳兰性德会写出如此凄美的爱情挽词,但这首词确实最能反映李豫当时那种肝肠寸断的感觉。李豫一生情路波折,沈氏的不知所终,独孤氏的突然离世和华阳公主的夭亡,都让他悲痛至极,甚至完全超出了他精神所能承受的极限。在安葬独孤氏的一年后,李豫陷入了漫长的忧郁之中而一病不起。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李豫在精神极度虚弱之中病逝于紫宸殿,走完了他五十四年的人生之路。因为情路波折,李豫始终在精神重压之下生活,同时也形成了他复杂的心态。千百年来很多人诟病他的政治策略,但是当你明白他的政治策略是反复平衡他那复杂心态后而作出的决定时,你就会理解这个仁慈的皇帝原来有许多不被人理解的苦衷。复杂的心态李豫所处的时代是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转折时期,无论从经济还是政治角度而言,都是剧烈动荡变化的时代。安史之乱爆发以前,李豫是帝国百孙院中的佼佼者,接受了优越良好的文化教养,是唐玄宗李隆基最钟爱的嫡皇孙。安史之乱爆发后,他担任天下兵马大元帅统筹部署安排平叛工作,完成李唐皇族交给他的使命,进而在李辅国发动的政变中被拥戴为帝。当上皇帝后他在动乱之后努力寻求大治,改革漕运和税制是他治国中的亮点,而再造李唐一统河山、稳坐皇位是他不懈的追求。前边我们详细介绍了李豫的作为,很长时间以来他都给人一种性格谦和、心胸开阔、宽而善断、喜怒不形于色的感觉。但李豫一生中让人诟病最多的,却是他对河朔三镇的姑息,因为从整个唐朝的宏观历史来看,大唐帝国的逐渐衰落和分崩离析,河朔三镇的危害是源头之一。尽管李豫姑息河朔三镇有其各种复杂的原因,但李豫作为一国之主,他本心是不可能更不愿意对危害李唐皇权的个人或势力进行姑息的。李豫当时作出这个决定本身源于一种复杂的局势,当然还有他那复杂的心态。可以说,对河朔三镇的纵容中既有形势所迫,也有其性格使然。从形势上来看,历经八年安史之乱,大唐帝国已经元气大伤,失去内重外轻的军事态势,兵力布局被打乱,西北边防空虚,如需要彻底根治安史旧部的残余势力,仅仅依靠帝国自身是远远不够的,这就需要借助回纥等西北胡族的兵力,但在平叛的过程中,回纥部族虽然作战勇猛,但他们同样表现出了野蛮的习性,不仅在长安大肆烧杀抢掠,而且损毁宫殿,胡作非为,已经严重损害了帝国的利益,这一点李豫深有感触,所以从李豫内心来讲,随着叛乱的渐趋平定,是不想再继续引狼入室的。不借助回纥等部族的兵力,就无法采用武力手段彻底剿灭安史叛军的残余势力。但要知道人家虽然名曰残余势力,但手中的兵马和武器并不残缺,所以摆在李豫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招降收编。但李豫清楚地知道,他准备招降收编的这些人可不是那些市井无赖,随便发个告示,把对方哄进京城,然后给个官做就万事大吉的。招降这些人的前提首先必须是不能损害对方原有的利益,在那些安史旧部看来,他们最担心被损害的利益,就是失去已经占领的地盘和军队,如果李豫处理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会再起战乱,所以李豫只能原封不动地保持已经形成的格局不变。而且当时摆在李豫面前的还有吐蕃这只老虎,在安史叛乱刚刚平定时,吐蕃人便挥师前来,最终迫使李豫放弃长安逃往陕郡。当时连战略眼光独到的郭子仪也上疏李豫,认为吐蕃、党项部落虽然属于蛮夷,但因为地理位置特殊,且民风彪悍拥兵甚重,对于他们的入寇,绝不能掉以轻心,应该做好长期防御的准备。而要想长期做好防御准备,首先内部必须要安定,正所谓攘外必先安内。可以说李豫之所以姑息安史叛军,顾忌吐蕃这个外敌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针对上述这些现实处境,李豫为当时深处动荡的大唐帝国制订了一个战略计划,那就是在根除安史叛军残余势力尚感力量不足之时,暂时姑息安史旧部,并对仆固怀恩和河朔的骄兵强将暂时实行两个方面的妥协以求平稳。在李豫看来,只要保持住这种相对稳定的局面,对外专心防御吐蕃、回纥、党项等部族,进而稳住帝国的整个局面,然后再励精图治,待到帝国恢复元气后,再一点点地根除安史旧部的隐患。其实,当时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可供李豫选择,一边是一触即发的战乱,一边是使用隐忍换取暂时的和平,但未来却有更大的空间去清除隐患,我想无论是谁都会选择第二条路径。所以我们也就明白了为什么河朔三镇会形成,为什么仆固怀恩会叛乱那么久而不倒,为什么吐蕃人在撤出长安后,李豫没有继续组织反击,其实这一切都是不得已而为之。我相信在面对这种局面时,李豫的内心一定是苦闷的,因为这与他内心的期望实在相去甚远,但面对依然深陷困境的国家,李豫又能怎样呢?你可以认为这是一种隐忍,也可以认为这是一种妥协,但李豫始终没有丢掉恢复太平盛世的理想,只是历史在他完成使命后,并没有给他施展抱负的机会,河朔三镇居然成为了大唐帝国后期祸患的一个源头,我想李豫如果在天有灵,定不会瞑目。或许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历史局限性!从性格角度而言,李豫虽然具备仁慈之心,但很多时候也表现出左右摇摆的态度,如从重儒遵道到独崇佛教,最后又重新归于儒家实行仁政,就可以看出李豫在某些时候对自己所走的道路并不是那么坚定。在李豫之前,李唐皇族崇信道教,这是由来已久的传统,虽然也有少数人(如武则天)信仰佛教,但基本上都是佛道二教并重,并没有偏向哪一方面。但到了李豫这里,情况出现了另一种变化。在大历二年(767年)之前,李豫和他的先辈们一样,特别喜好儒道,专习《礼》《易》,崇尚仁孝。可是从大历二年开始,随着元载、王缙等人逐渐被重用,李豫的行为方式开始发生变化,尤其是元载进入宰相班子后,李豫忽然间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元载和王缙都是佛教的狂热信奉者,在鱼朝恩被清除之前,元载一直都是李豫的宠臣,所以李豫对佛教产生兴趣不能不说与元载的影响力有很大的关系。但由于性格偏软的原因,从元载被重用的那一天起,李豫就对佛教陷入了一种非正常对待的状态,甚至达到了痴迷的程度,进而在随后的几年中出现由于佞佛过度,朝臣争相效仿,以至于政事懈怠,朝纲开始出现些许紊乱。然而事实上,元载的影响力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关键还是出现在李豫本人这里。那么我们不禁要问,除了元载的影响之外,还有哪些原因会让李豫的宗教信仰产生如此重大的转变呢?纵观李豫先前的经历以及当时的形势,可以说李豫的转变有其必然性。安史之乱平定后,李豫长时间紧绷的神经逐渐松弛下来,随即对有功者加官进爵,归降者姑息宽容,入援平叛的少数民族部族进行赏赐,李豫本以为可以就此尽享太平盛世。但朝廷内部却出现了问题,三大宦官相继为祸,仆固怀恩那样的强将武夫又割据犯上,边疆强敌吐蕃又不断进犯,甚至连京城长安也差点送给人家,这一切都让刚刚放松神经的李豫瞬间又紧张起来。这种巨大的形势反差,让李豫产生了极度困惑,他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战乱刚刚平息,转瞬之间又刀兵四起。当时恰好元载、王缙逐渐得宠,而他们皆信奉佛教,所言因果报应之说和敬佛消灾,让当时焦头烂额的李豫似乎找到了一种精神寄托,久而久之元载和王缙在李豫的面前的言行对他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李豫看来信奉佛教可以作为一种精神上的安慰,并且可以弥补儒、道二家的不足,所以他在几次诏令一再

                      情绪,比他们虐杀了几百几千的贪官还管用。花石纲没了、朱家人倒了、皇帝道歉了、杀人放火无罪了……等于好日子终于出现了吧!那还造反干什么。于是,根深蒂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理念复苏,大家都各回各家,该干吗干吗去了。可怜的方腊,被绝大多数阶级弟兄抛弃了。这种局面形成之后,童贯的十五万军队才展开进攻。关于进攻,实在没什么好说,因为战况是一面倒的,没有相持,没有决战,方腊的人不断溃散、败退,直到他回到了老家青溪。宋军包围了整个青溪。过程很单调很枯燥吗,也许,如果看正常的史书就是这些。而我不会那么写,因为在这些单调里一直隐藏着无数的激流。在不久之后,名扬天下纵横无敌的国之将帅们都在这时崭露头角。南征方腊,是张俊、刘光世、吴氏兄弟、韩世忠等人崛起的时候,他们都参加了,可以说,这是他们成名的跳板。距离公元1103年介绍他们时,已经过去了十八年,当年的少年们都长大了。这些年里,他们每个人或辛辛苦苦打生打死,或优哉游哉地混日子,都有了各自的一点点成绩。先说刘光世,这位将门之子过得很顺。他不必从基层做起,他老爹刘延庆早把路铺好了,起点就是三班奉职,随着一年年长大,他的官衔升到防御使、鄜延路兵马都监。至于打仗嘛,他也实习了几次,毕竟刘延庆是西北军里的主将之一,这些年宋朝和西夏没完没了地打仗,上战场实在是很平常。但,硬是没有刘光世的战绩记载。这就是刘光世一生的写照,他是宋朝有名的将军,按名位顺序,他能排进前三,可就是找不出他有什么光辉的或是惨烈的战绩。人家就是能顺利无比快速无比地往上爬,名利双收地往上爬,哪怕老爹不在了,没人关照仍然不耽误往上爬。所以,后来有人很疑惑,他到底叫刘爬爬呢,还是叫刘跑跑?根据他的爬爬理论,在这次集体行动里,仍然会指日高升,所以还是不打扰他了,让他在父亲的羽翼下继续悠闲一年。一年之后天地动荡,他的衙内生活也要开始改变了。接下来是张俊。十八年前默默走进西北军营的少年现在有官衔了,是承信郎。这个衔不大常见,翻一下宋朝官衔系统表,悄悄地说,这可真是个重活儿啊,第一阶级太多;第二变化太大,往往几年之间就变好几次。好在我还是查到了,它在公元1112年最后一次定职称,相当于三班借职。参照上面的刘光世,刘衙内起步就是三班奉职。人和人真是没法比,同一个官衔,张俊是走遍宋朝江山,从大西北打到大西南,血战近十年才勉强得到的。他十六岁进入西北军当上三阳弓箭手,一直混在底层,默默无闻。到政和年间时,宋朝的南方发生卜漏之战,宋廷调西北军精锐参战,张俊很幸运在参战部队里,这个据传说在很小时,也就是在十六岁之前就当过强盗的小子杀得满身血腥,终于脱离了大兵的身份。回到西北时,他当上了都指挥使。两年后与西夏开战,张俊没挤进主攻队伍里,让富贵从手指缝里溜走了,他是从攻者,军功见者有份,分了他个小小的“承信郎”。这就是张俊的命运,他有力、有才、有心智,可惜的是没根基、没运气,这两个极端让他的心灵强烈地扭曲着,他要富贵!要富贵!要富贵!这种心灵的呐喊一直伴随着他从少年走向青年,从青年逐渐走向中年。岁月蹉跎,时日无多,留给他的机会更少了,于是,当机会终于来临时,他会加倍凶狠无所顾忌地扑过去,拦在前面的不管是什么,哪怕是天地难容背信弃义,也别想挡住他。我要富贵!吴氏兄弟过得更加平淡,比张俊还要平淡。哥哥吴玠生性沉默寡言,每天除了练习弓马,就是静静地读书。久而久之,连军营里都会忘记他。他属于有任务就派人去叫,没事儿连影儿也找不着的人。在这十八年里,他隶属于西北泾原军,托武装太监总是和西夏人掐架的福,他一点一点地升了点官。这时他二十八岁,是义副尉、队将。简单地说,是个小队长,或者大队长……他的弟弟吴璘更加安静,自始至终是哥哥的影子。哥哥是大队长,他是小队长,哥哥是小队长,他是副班长。这对兄弟相扶相助,一起走过了人生的各个纪念日。韩世忠是国之少年中的异类,在十八岁那年他突然感触,对当职业混混的日子厌烦了,那么做什么呢,他看了看自身条件,不当混混当山贼,不当山贼去当兵。他走进了军营。这十八年走来,他的生活像是一只突出深山的猛虎。俗话说“狗行千里吃屎,狼行千里吃肉”,韩猛虎走到哪里都吃肉,是大块大块地吃,痛快淋漓地吃!进军营先测试,韩世忠挽强弓骑劣马,史书记载“勇冠三军”。入伍没几年,宋夏战争爆发,韩世忠随军出塞,第一战在银州境内。那是一个小城,西夏人躲在城里固守,拒绝出战。韩世忠一个人冲上城去,斩关杀将,把敌将的人头扔出城外。宋军士气大振,一拥而进。第二战在蒿平岭,那里被西夏人包围了,韩世忠率领精锐骑兵去解围,他顺利完成了任务,可是觉得不过瘾。他从小路又回去了,这时敌军云集,众寡悬殊,韩世忠不仅没跑,反而率领人马杀了过去。西夏人每隔十几年就会遇上宋朝的个别超级猛人,比如当年的王珪、任福、刘昌祚等,但在几十万人厮杀的战阵中,个人再猛也没啥效果。可韩世忠不同,他一生的战役里玩的就是个人英雄主义,他总能用极少数的兵力扭转战局,干出不可思议的事来。比如这时,他居然把敌人给打退了。退了之后他还是不过瘾,他问抓过来的俘虏,那个骑兵很厉害嘛,他是谁。中奖了,那是西夏当时的驸马,叫兀移。韩世忠跃马过去,一刀砍倒。接着继续砍下去,直到西夏人全军崩溃。这一战之后,西北军里全都知道有一个空前的猛人诞生了。他猛,他真猛,他太猛了!可是事情干过了头总会有点副作用。等论功行赏的时候,这种履历报上去,连西北主帅童贯都不信了。骗人是吧……武装太监觉得郁闷,骗人居然骗到了俺的头上。哼,这么多功劳,有一个是真的就不错了。对,只给他记一次功。消息传来,整个西北军都为他鸣不平,凭什么啊,这世道连英雄都没法当!反观韩世忠本人倒是没什么,在他的心里,这不过多砍了几个人,少拿点工钱而已,难道以后再砍不着了吗?切,急什么!于是,他骂声鸟,转身蹿进军营深处,去喝酒打架找乐子去了。机会很快就来了,他很幸运,被调上了最前线,去当工程兵。前面说过,从范仲淹开始,宋朝不断地在西北方面修堡垒,步步蚕食,把西夏人的生存空间挤掉。这一条是行之有效的,每一代西北大兵都在做,现在轮到了韩世忠。巧合的是,他所在的工程队,隶属于刘光世他爹刘延庆。记住这条,事情只要和姓刘的沾边儿,就没个好。韩世忠他们刚盖起来个堡垒,起名叫天降山砦,就被西夏人占领了。这很窝火,但也平常,这种事常有,连城都被占来占去的,一个小兵寨子算什么?可韩世忠受不了,这是他盖起来的。这人半夜起来独自一个人摸上了寨墙,手起刀落砍了两个西夏人,想了想,这年头杀人讲证据的,不然太监不认账。他回身把两个人头切了下来,之后又想了想,杀人也要看时间、地点、人物的。散步时杀的,和半夜爬墙杀,难度不一样的。于是他顺手把天降山砦的护墙毡子割下来两块,带回了营里。之后这样的事他又做过两次,在十八年过去之后,他做到“勇副尉”。比兵蛋子大一点的兵蛋子。这简直是欺负人,最后连西北军的高层们自己都看不过去了,在韩世忠跟着童贯过长江打方腊时,补偿性地给了他个偏将的头衔。韩偏将高兴了些,这直接导致了他对战场的渴望。历史将证明,这次的南征几乎所有的风头都被他占尽了,至于最后的结果嘛……参照之前打西夏的时候。公元1121年,国之少年中最小的那个人仍然远远地游离在主流之外。岳飞,这一年他十八岁了,还是一个农民,在别的少年们走遍了山河大地,血染了征衣,心灵里浸渍了名利、愤郁时,他始终生活在农田里,为每年每季多打些粮食费尽了心机。岳飞的成长是困苦的,《宋史·岳飞列传》中记载,他刚出生还没满月时,黄河在内黄地段决堤了,滔天的洪水里,他的妈妈姚氏夫人抱着他坐进一个大缸里,顺水漂流,才得了救。生于忧患,奈何忧患到这地步,未满月连自己的家园都没有了。当然,也有不同的说法,现代研究宋史的大师们引经据典,说这事儿是没有的。原因有三:一,北宋末年时,黄河并不流经内黄县境内;二,岳飞的生日是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三月二十四日,黄河这时不决口;三,在北宋史书中,没有记载黄河在这一年曾在河北境内决口。可是,这能证明什么呢?证明岳飞从小生活优越衣食无缺,吃的是转基因食品,灵魂是穿越过去的,所以一生所作所为都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实是,哪怕没有这场大水,岳飞的生活仍然困苦,他出生在贫瘠的土地上,长在贫困的农民家里,这决定了他的童年、少年只能过着勉强温饱的日子。在这种生活里,他没法接受最起码的私塾教育,认字看书都由父母教导,也没法吃到好东西,正常来说,他的身体素质会非常一般。但岳飞是天才。他的一生都在做着别人不敢做、不能做、不肯做、不会做甚至不敢去想的事,人生的每一步都让人瞠目结舌。比如他的成长,到十八岁时,他的心灵成熟到了什么程度不好揣度,他的身体强壮度达到了一个超级惊人的程度。岳飞生有神力,挽弓达三百斤,开腰弩八石。宋时的八石,接近现在的一千斤,这种力量是当时的巅峰,时值当世,只有韩世忠能与之匹敌。洒脱的韩世忠,凭着这种勇力无论是当混混还是当大兵,都逍遥快活。而岳飞生性沉厚忠义,他的心里有一道道的门槛,时刻制约着自己,永远不要行差踏错。这让他在做农民时越活越累,最后连温饱都维持不了,得出去给别人种田打工了。岳飞的老家是相州汤阴县,他打工的地方是相州最著名的一户人家,安阳县韩氏的“昼锦堂”。这个名字很嚣张,典故出自项羽的那句败家名言——“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项羽就死在了这句话上。为了显摆,他白白地放弃了占尽了天下地利的秦国国都咸阳,把自己的国都定在了老家彭城。结果四面不靠,哪里出事都得亲自去救,搞得八方起火,直到刘邦、韩信会师,把他挤到乌江江边全军覆没。典故这样差,为什么还有人用呢,因为用的人百无禁忌。他就是北宋史上的异类,文臣里最神勇,武将里最有学问,文臣武将一起算,他永远和皇上靠得最近的那个人——韩琦。韩琦当官,堪称两袖金风,给家族留下了丰厚的遗产。昼锦堂是集庄园别墅于一体的超大建筑群,光是面积就不下数千亩,这在那个到处刮地皮,全民族集体破产的时代里,是非常抢眼的。可是像李彦、杨戬这些人却从来没把目光瞄向这块地。韩氏一门权贵,在赵佶初年还有韩忠彦当过相,到韩琦的孙子这辈还能出使辽国,是地道的特权阶级,向来免税免役免欺压。这实在是个理想的打工地点,岳飞就投奔了这里。在昼锦堂里,岳飞做着两份工,一个是农活,另一个是保安。据说有一次韩家被一百多个强盗围攻,岳飞登上围墙,一箭射死叫张超的匪首。这是岳飞在历史里射杀的第一个人,同时解救了韩氏的危难,却对自身的命运没什么改善。改善什么,韩氏门下有多少将官折腰,连鼎鼎大名的狄青也得躬身站在韩琦的阶下,小小的一个农民,会射箭又怎样,还不是个人下之人。这样的生活,岳飞还要再过两年才结束,那时他会走出这片小天地,到外面的广阔世界里闯荡。是的,他起步太晚了,晚得错过了好多精彩的时段。但是冥冥中自有天意,两年后他出现在世人面前时,正是中原天翻地覆的关键时刻。公元1121年,岳飞还在忍耐中。没办法,他家里有老有小,都等着吃饭。忘了说,岳飞在十五岁结婚,妻子是比他大些的刘氏夫人,在他外出打工之前,第一个儿子岳云已经降生了。有人说岳云不是他亲生的,是义子。这其实和前面的那次决堤一样,是或不是,有什么不同吗?重要的是岳云是岳飞的好儿子,他的一生都追随在父亲身旁。于公,他是父亲最得力的部下;于私,他生死都和父亲在一起。这样,就足够了!回到江南睦州青溪县,这片青山溪谷战云密布,结成了一个死结。这道难题是宋朝开国一百六十一年以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哪怕仁宗朝时狄青远征岭南,都没这么难。山里边有二十万起义军负隅顽抗,这是跟着方腊走到底,连宋朝皇帝的罪己诏都不信的受苦人。山外面紧紧包围着十五万宋军,这是宋朝当时的全部家底,按实力计算,这是比狄青南征时都庞大的军力,无论如何战斗力要远远超出种田耕地的农夫。可是童贯却不敢强攻,第一是地理不熟,青溪县的山很大,洞口很多,搞得像蜀川里的南蛮族人似的,钻进去就找不着北;第二,方腊是敢拼命的人,他童贯敢吗?不用说拼光,只要折扣度过三分之一,就是不敢想象的灾难,之后拿什么去抵挡西夏,拿什么去联金灭辽,都得指望手边的这些兵,这是绝对不能有损耗的。但是,不打进去,方腊能灭掉吗?这道难题困住了宋军方面的所有人,多少身经百战的将军谋士都想不出办法来。死结拧得越来越紧,这时没人注意到,有一个大兵的身影悄悄溜出了军营,摸进了青溪山里。这个人避开了山路,潜入了幽暗的深谷,他不知道方向,只是想当然地往更深更暗的地方走。他想得很简单,无论谁想藏在深山里,都是越深越险越难走的地方才行,方腊,就应该在那种地方躲着。但是理论和实际真的有差距啊,山好大,要找到什么时候才能把方腊摸出来?有困难,可难不住这个人。这人在山里转来转去,据说是突然间遇到了一个深山里生活的女人。这是多好的运气啊,不仅遇到了原住民,而且该原住民还告诉了他方腊藏身的具体位置。呸!每当看到这里,我都忍不住要向记录这段历史的宋朝史官吐唾沫。想在深山老林里挖出游击队是那么容易的吗?日本人在东北抓抗联战士时累得半死不活的,才有点效果;美国人抓拉登,赏银开到几千万,搜遍全阿拉伯也没摸着人影。这位神奇的宋朝大兵居然进山没多久就偶遇了一个,并且对方很配合地指出了方腊的藏身地点。这可信吗?考虑到这位大兵的身份特殊,后来变成了全民族的偶像,偶像是需要膜拜的、美化的,这都好理解,但总得靠点谱吧!你直接说他像条狼一样在深谷里潜行觅迹,遇到了,或者抓到了一个当地妇女,他恐吓她或者买通她,搞到了方腊的藏身地点,也没什么丢人的。毕竟,这是战争。说起来我感觉还是恐吓的成分大些,该女士是知道方腊藏身地点的,一般的山区原住民能知道这个吗?知道的,用几个小钱就能买通吗?肯定是小钱,因为该大兵穷得要命。这人的胆子也大得要命,知道地点之后,他一个人就摸了进去,根本没想着回去找援兵。在他的心里,这是钱!这是官职!这是英雄扬名天下的机会!皇上说了,谁能抓到方腊,得“两镇节钺”,相当于军区司令员了。这是和平年代里,没有根基的普通大兵做梦都不敢想的位置,现在只要杀进去,凭自己本身搞定就行,这是一件多么爽利的事。该大兵继续在深谷之间穿行,一路上他应该要穿越很多的明哨暗卡,这都难不倒他,溜进去好几里山路之后,他终于来到了方腊藏身的洞穴前。他冲了进去!一个人挺着一杆长枪,冲进不知深浅虚实的强盗窝里,他居然反客为主,一连杀了好几十个人,把方腊活生生地掏了出来。这是他有生以来做过的最炫目的事,足以让他名扬全国富贵终身,想想看,他已经摇身一变,脱离大兵的身份,是国家的军方高官了。但紧跟着最郁闷最倒霉的事就来了,他把方腊抓了出去,没走多远就遇到了顶头上司辛兴宗,辛兴宗二话没说,指挥手下的兵一拥而上,抢了方腊就走。官方认定,抓获方腊的人是辛兴宗。那位神勇的

                      从,风风光光地离开新郑,前往京城去了,从此他被郑国人叫做“京城大叔”。这种叫法多少有些戏谑的成分。据传,段在离开新郑的时候,武姜还私下找段谈了一次心,大致是说,你哥哥寤生为人刻薄,完全不顾同胞之情,这次给你封京城,是我再三恳求,他才不得不从,心里肯定不舒服。你到了京城之后别闲着,要习武备战,一旦有机会就派兵袭击新郑,我来给你做内应,打他个措手不及。武姜还说,如果段取代寤生做了郑国的国君,她就死而无憾了。按照武姜的意思,段大张旗鼓地干起来了。他到京城之后第一件事,是命令京城附近两座边城的地方长官听命于他,又以狩猎为名举行军事演习,将两座边城的士兵编入自己的部众。有位叫公子吕的大夫,对这种情况深感不安,他对寤生说:“天无二日,国无二主,我不知道您葫芦里面卖的是什么药。如果想把国家拱手让人,那我不如直接投奔大叔好了;如果没那个想法,就赶快制止他,别让百姓三心二意,不知道谁是郑国的主人。”公子吕的担心并非多余,京城大叔的所作所为,不只是在军事上威胁中央政权,更在政治上造成了另立中央的事实,势必导致国内民心不稳定。但是寤生只是抬了抬眉毛说:“不着急,还不到时候。”没多久,段干脆将两座边城收作自己的领地,还派兵占领了鄢(yān)和廪(lǐn)延两座城池。这回动静有点大,公子吕又坐不住,跑去对寤生说:“是时候啦,再拖下去,大叔的实力越来越强大,依附他的人也会越来越多。”寤生仍然是不动声色,说起话来就像一个迂腐的老学究:“不亲不义之人,依附他的人越多,灭亡得越快。”就这样,在寤生的纵容之下,新郑和京城两个政权虽然互相戒备,竟然相安无事地并存了二十二年。郑国的百姓谈起自己的国君和京城大叔,已经习惯于用“宫中这位”和“京城那位”来代称,就连宫中最重要的几位大臣聚在一起喝酒聊天,也会不小心说漏了嘴:“京城那位前几天又举行了大规模的狩猎,宫中这位还是不当回事呢!”“宫中这位还真是沉得住气啊!”只有祭仲捏着为数不多的几根山羊胡子,半眯着眼睛说:“请不要低估宫中这位的智慧。”这一年的冬天,众臣的担心终于变成了现实。蛰伏京城二十二年之久的段终于作好充分的战争准备,发动了叛乱。他写了一封密信给武姜,要武姜作为内应,在指定的时间打开新郑城门,同时又派自己的儿子公孙滑前往邻近的卫国请求援军,许诺事成之后给予厚报。这之后,段便带着部队从京城出发,朝着新郑进军了。和当年离开新郑一样,他的心情既轻松又愉快。这位从小受到母亲溺爱的人物并非泛泛之辈,更非只知道追逐声色犬马的公子哥儿,他有思想,有口才,有组织能力,更兼武勇过人,而且还有英俊潇洒的相貌和肌肉匀称的身段,深得京城妇女界的青睐——如此之多的美德集于一身,不用来造反真是太浪费了。如果要问他有什么缺点,那就是缺乏对传统秩序的尊重与敬畏,也缺乏对他那位外表懦弱、看似无所作为的哥哥的正确认识。他没有想到,自己的那封密信在送到武姜手上之前,先被送到了寤生那里——信使既是段的亲信,也是寤生的间谍。自打段搬到京城去居住,他的一举一动,就从来没有逃脱过寤生的眼睛。寤生不止提前知道了他要起兵的消息,甚至连他抵达新郑的时间都摸得一清二楚。寤生在看到那封信之后,闭上眼睛,做了一个深呼吸,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是时候了!他把大夫们召集起来开了个简短的军事会议。令公子吕们感到惊奇的是,面对突如其来的重大事件,寤生的表现依然是不慌不忙,他井井有条地将任务分配给列位重臣,三言两语交代好必须关注的细节。寤生的态度之从容,计划之周密,只能说,对于京城大叔的反叛,他是早有准备,而且早就作好了应急预案的。按照寤生的安排,公子吕带兵车两百乘前往京城附近埋伏。等段的大部队走远了,公子吕突然杀出来,兵不血刃地占领了京城。京城被攻破的消息很快传到段的队伍里,段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继续前进,新郑已经有准备,偷袭肯定是不成的了,强攻则毫无胜算;如果打道回府,后路被抄,京城已经易手,公子吕防备周密,再夺回来几乎没有可能。就在段傻了眼的那一阵功夫,他手下的士兵发生动摇,呼呼啦啦跑了一大半。仓皇之中,段带着几名亲信逃往鄢城,又辗转逃回旧封地共城。共城只是区区小城,抵挡不了寤生的大军。眼看城门将破,段哀叹一声“老姜害我”,弃城投降。一场蓄谋已久的造反阴谋,转瞬间宣告失败。段逃到共之后,寤生有没有乘胜追击且致其于死地?这个问题在历史上有较大的分歧。在阐释《春秋》的三本传记中,《左传》只记载段逃到共城的事,没有明确的下文,但是从寤生后来的一些言行分析,段似乎没有死,而是逃到别的国家,过起了流亡的日子;而《谷梁传》和《公羊传》则都认为寤生杀死了段;《史记》对此的记载也语焉不详,只写到段逃到共城就草草收笔,没有后文。不管是何种结果,这位一心想取代自己哥哥的漂亮人物,在历史上扑腾了没几下,就灰飞烟灭了。回想起来,他的命运好像一直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推动,这只手似乎是母亲武姜的,又似乎是哥哥寤生的……寤生如愿以偿地杀死了自己的弟弟。多少年来,他一直忍耐着,等待着,就是期待这一天的到来。我们不难理解他为什么对段有这么深的仇恨。这种仇恨植根于他多年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中,植根于得不到应有母爱的失落感中。童年的阴影影响了他人格的形成。在段一步一步走向谋反的路上,他有很多机会对段进行规劝。如果段不听规劝,他还可以用强硬的手段进行制裁。然而,如果那个时候就动手,他不可能将段置于死地,社会舆论对他不利。他不怕段谋反,就怕段不谋反。他像蜘蛛一样,一动不动地趴着,看着自己猎物一步一步走进自己布下的大网。只在最后一刻,他才骤然出击,而且一招致命。段举起反旗的那一天,他在道义上获得了置段于死地的权力。没有人能指责他什么,包括武姜都无话可说。他已经一让再让,仁至义尽,无可挑剔。然而,记载历史的史官却洞若观火地看穿了他的心思。《春秋》记载这件事,只有六个字:“郑伯克段于鄢。”别以为这是平铺直述的记录,我们来听听《左传》里对这六个字的分析:第一,段以下犯上,违反了孝悌之道、君臣之义,所以直呼其名,以示警诫;第二,寤生和段两兄弟相争,如同一国二君,分庭抗礼,所以用了“克”这个字;第三,称寤生为郑伯,而不按惯例称为郑庄公(寤生死后被谥为庄公),是讽刺他没有尽到兄长的责任,不但不教育弟弟,反而养成其恶,这也说明他本来的动机就是想杀死弟弟;第四,不写段“出奔共”这部分史实,是因为如果写了,好像罪责全在段身上了,其实寤生同样有责任,只是不好下笔罢了。这就是所谓的春秋笔法,微言大义,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都有其特定的含义与价值判断;该写什么,不写什么,都有其深思熟虑。读史至此,喟然长叹,寤生固然歹毒,史官的笔触更毒!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还有一段花边。段失败后,寤生多年来积聚的对母亲的怨恨来了一次总爆发,他命武姜从新郑搬到城颖去居住,临行还叫人给武姜托了一句话:“不及黄泉,无相见也。”黄泉,就是地中之泉。他这句话的意思很明显,不到死了埋葬到地下那天,他是不愿再见到武姜了。武姜无话可说。这一切,毕竟是她亲手种下的苦果。然而没过几天,寤生就开始后悔了。这种后悔,不能排除寤生打心里边对自己的母亲仍有深厚的感情,但更多是政治上的考虑。民意调查显示,全国上下对于国君流放母亲的做法一边倒地表示反对,寤生的支持率急剧下降至历史新低。而且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其他国家也知道了这事,对此纷纷发表意见,谴责寤生的行为,友邦人士,莫名惊诧!如果不及时作出补救措施,势必动摇政权的统治基础。问题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何况是堂堂的国君?狠话既然说出去,想要收回就没那么容易了。寤生很伤脑筋。颖谷地方的小领主颖考叔前来朝觐国君。按照礼节,寤生请他吃了顿饭。每上一道菜,颖考叔先用荷叶将菜包起来,放在怀里。寤生白了他一眼:“还没开吃呢,就打包了?”颖考叔诚惶诚恐地说:“您有所不知,小人的老母亲年纪大了,这辈子只吃过小人领地的食物,还没尝过国君赏赐的食物,我想带回去给她尝尝,让她也享受享受您的恩泽。”寤生听了,长叹一声:“你还有老母亲可以服侍,我如今却没那个福气。”颖考叔故作惊讶道:“怎么可能呢?”寤生把自己的烦恼向颖考叔倾诉了一番,忍不住掉了几颗眼泪。颖考叔听了,安慰道:“这事其实好解决。”颖考叔的意见是,不妨派人挖个隧道,一直挖到有泉水的地方,把武姜接到隧道中,再由寤生亲自驾车将她接回来,这样也就算是黄泉相见了。这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掘地见母”的故事。寤生派颖考叔带了壮士五百名,跑到一个叫做牛脾山的地方,掘地数十米,直到有泉水涌出,又在泉边支起木头架子,营造了一座洞室。颖考叔将武姜接到洞室之中。寤生则在一群朝臣和外国使节的簇拥之下前往洞室迎接武姜。母子俩举行了简短的相见仪式,抱头痛哭。寤生亲自驾着马车,将武姜接回宫去。这场政治走秀获得圆满成功,一夜之间,寤生的支持率又恢复到百分之百的水平。颖考叔因此受到了寤生的重视。《左传》评价颖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说他对母亲的爱泽及君主,是大大的孝子。还用“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这样的诗句来赞扬颖考叔。据说寤生在洞室之中做了首诗:“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武姜和了一首:“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算是当时母子相见的心情写照。后人把其乐融融当做一句成语来用,最初大概就出于此。【第一个吃螃蟹的郑庄公】周朝的政治体制是分封建国的封建制。周天子是天下的共主,同时直接领有王室的土地(王畿),诸侯则受封于周王室,在各自的领地上建立国家。这种封建结构,好比一家总公司在各地开设了数十家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分公司。各诸侯国在内政方面有很强的独立性,在正常情况下,周天子基本上不予以干涉。但是,在军事和外交方面,各诸侯国均要听命于周天子,即所谓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除此之外,诸侯国还对天子负有进贡和朝觐的义务,如果不按时进贡或朝觐,天子可以“削藩”。对于不服从领导的诸侯国,周天子还可以派兵攻打,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号召其他诸侯出兵协助进攻。周朝的统治者深谙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为了确保对大大小小同姓、异姓诸侯国的统治,建立了严格的军制。按照周朝的军制,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周天子有六军,大的诸侯国有三军,中等诸侯国有二军,小诸侯国则只有一军。对于各诸侯国武装力量的规模,在制度上有明确的规定,以此保证王室相对于诸侯的军事优势。这一切的前提是周王室本身强大,具备雄厚的政治和经济实力。如果说犬戎之乱之前,周王室至少看起来仍有那么强大的话,犬戎之乱之后,周平王依靠了秦、郑、晋等诸侯之力才将都城从镐京迁到雒邑,实力就明显下降了。王室丧失了旧关中平原地区广阔而富饶的土地不说,东迁之初拥有的方圆约六百里的王畿,也随着赏赐、分封和被外敌侵夺,逐渐缩减至方圆约两百里左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这样狭窄的土地上的产出,要维持满员的六军,显然是不现实的。在这种情况下,周王室很可能还是维持了六军的编制,但形式重于实质,无论人数还是战斗力,都大打折扣。号称六军,实际上可能只有二军甚至一军的战斗力。而一些逐渐强大起来的诸侯国,即使只维持三军以下的部队编制,实际上人数和战斗力都远远超过了表面的规模。此消彼长,王室实力的下降既是经济和军事上的,同时也是政治上和心理上的。发生在公元前771年的犬戎之乱和公元前770年的周平王东迁,使得周王室在诸侯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凭什么还要咱们顶礼膜拜啊?这样的疑问开始在诸侯的心中悄悄产生。当然,传统的力量还是很强大的。这样的疑问,一开始大伙只是悄悄地埋藏在心里,带着一丝兴奋、一丝好奇、一丝不安,同时还有一丝蠢蠢欲动,脸上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不动声色地观察着王室的变化。这头自远古走来、浑身披着绿锈的青铜巨兽,难道真的不再具有那种慑人心魂的统治力量?谁,又将成为第一个手持长矛冲向巨兽的堂吉诃德?前面说过,寤生的祖父姬友在周幽王年代担任了王室司徒一职,寤生的父亲掘突则在周平王年代担任了王室卿士。所谓卿士,是王室的首席执政官,用现在的说法,叫做内阁总理大臣或是首相也未尝不可。掘突死后,寤生继承了郑国的君位,同时也继承了他在周王室的职务,成为了周天子的卿士。这里必须先了解两个信息:第一、周朝的官基本上是世袭的,子承父业,代代相传,一家子都当同一个官或同一类官,可以传几代甚至十几代。在春秋时期,如果有人说“我们家三代为官”,那不是吹牛,而是谦虚。第二、卿士是王室政治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自古以来,担任王室卿士的人,多半是周王室的同姓贵族,也就是周王室的近亲,他们作为周朝宗室的组成部分,与周天子共掌朝政,有效地扩大了周朝的统治基础。在周朝的历史上,有很多代天子的政权都由执政的卿士把持,以至于这些卿士的权势和名望甚至超过天子本人,比如:周成王时代的周公旦、召公奭(shì)。周康王时代的召公奭。周穆王时代的祭公谋父、吕侯、毛公。周厉王时代的召公、周公(他们创立了著名的“共和执政”)。周平王时代的郑武公、郑庄公。……郑庄公自然就是那位在梦中出生的寤生啦。寤生虽然也姓姬,但是作为周平王东迁后出生的一代,他对于周天子基本上没有什么畏惧之心,对王室也谈不上什么感情。所以,首席执政官的位子他占了,人却总是呆在新郑治理他的郑国,很少去打理王室的事务。他这样做,和周朝卿士的代表人物周公旦比起来,实在是差得太远了。周公旦是周朝的实际创建者周武王的弟弟,周武王去世之后,继承王位的周成王年龄很小,不能当朝执政,所以根据周武王的遗愿,王室的大权由周公旦和召公奭代为执掌,这也是周朝卿士执政的历史起源。周公旦也是双重身份的人物,一方面是王室的执政卿士,另一方面则是鲁国的第一任君主。但是,为了不辜负周武王的重托,终其一生,他都没有去鲁国享过清福,一心一意扑在王室的工作上,公务繁忙的时候,吃饭洗澡都顾不上(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说的就是他),成为勤政爱民的楷模。东汉末年著名的诗人、军事家、阴谋家曹操曾经写过一首名为《短歌行》的诗:〖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在这首诗中,曹操通过“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诗句,一方面矜夸自己不辞辛苦、平定天下的功绩,另一方面也表白了自己不想取天子而代之,只是想像周公旦一样辅佐天子罢了。毫无疑问,周公旦是周朝卿士政治的一座丰碑,周平王不能强求寤生也像周公旦那样勤于王事,也不能要求寤生像他的祖父姬友那样以死报国。他的要求很简单,寤生身为王室的卿士,郑国

                      是中国自甲午战争以来第一次主动出境作战。

                      国境之南,有士死战

                      在沿途民众的热烈欢呼声中,第五军二〇〇师的将士们,身穿单衣,脚踏草鞋,登上战车,向西进发,烟尘相接,浩浩荡荡地踏上了缅甸的土地。蒋介石不是准备了三个军吗,为什么只有一个二〇〇师?那是因为蒋介石先走了一步棋。之前,虽然英国人不让中国军队进入缅甸,但蒋介石还是有所准备,他让战斗力强悍的二〇〇师提前屯兵云南边境,以备随时入缅。其余的部队在二〇〇师进入缅甸后,也陆续上路。情况大概如此——国军第五军余部为前锋,新六军居中,六十六军殿后。如果早些入缅,远征军是可以从容布设防守阵地的。但因为英国人的狂妄自大,远征军已经失去了最好的时机,所以现在只能在哪儿碰到在哪儿打了。更要命的是,第五军的三个师也是挺进速度不一,根本无法配合作战。戴安澜的二〇〇师已经开到仰光附近的同古,廖耀湘(接替调职升官的邱清泉)的新二十二师还远在腊戌,九十六师竟然还在云南保山。这么说可能有人不太明白,用中国的地名替代一下就清楚了:二〇〇师已经到了广州附近,新二十二师还远在长沙,九十六师则被甩在武汉。说到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几个即将反复出现的地名的相对位置,从北向南,从东向西,大致如此:东边:中缅边境,如云南的福贡、腾冲,以及缅甸的景栋。中间(北边):缅甸国土,野人山—密支那—腊戌—曼德勒—仁安羌—同古(又称东吁或冬瓜)—仰光。西边:印缅边境,如印度的英帕尔。二〇〇师是奔着保卫仰光去的,因此日夜兼程,千里急行军。当部队终于赶到了同古时,映入远征军眼帘的那片属于仰光上方的天空,已映成了令人恐惧的红色!仰光已在熊熊大火中陷落。火是英国人自己放的。一是为了不给日本人留下物资,二是利用大火阻敌便于自己逃命。英国人全部撤离仰光,一路向西北逃窜,目的地是印度。英军屁股后面,是陆空一体、四面开花的日军追兵——甩开两条腿一路狂追的、开着战车狂飙的、借助战机天上飞着扔炸弹的。总之,除了水里游的,能想到的追击方式统统都有。也就是说,英国人正和日本人比赛马拉松。英国人是属兔子的,除了跑什么都不会,但日本人可不是乌龟,是鬣狗。戴安澜的二〇〇师刚好在同古碰到鬣狗追兔子,兔子向国军求救。蒋介石看在英国人是友军的份上,尤其是看在英国人承诺援助国军物资的份上,下令戴安澜向英军伸出援助之手。追击的鬣狗是日军五十五师团,人数两倍于中国最精锐的部队二〇〇师,重武器也全面领先。好在二〇〇师的战斗力和意志力极其强悍,依托自己抢修的防御工事,顽强地挡住了日军头几天的反复进攻。但孤军作战,后援困难,补给跟不上,戴安澜也没有绝对的把握守住同古。他问手下一个叫黄景升的团长:你有战胜日寇的把握吗?黄景升答曰:成功虽无把握,成仁确有决心!戴安澜深受感触。深夜,在检查完阵地之后,戴安澜在孤灯之下挥笔给夫人写下遗嘱,他要交代一下身后事。亲爱的荷馨:余此次奉命固守东瓜,因上面大计未定,其后方联络过远,敌人行动又快,现在孤军奋斗,决以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战死,事极光荣,所念者,老母外出,未能侍奉。端公(戴安澜叔祖父)仙逝,未及送葬。你们母子今后生活,当更痛苦。但东、靖、篱、澄四儿,俱极聪俊,将来必有大成。你只苦得几年,即可有福,自有出头之日矣。望勿以我为念,我要部署杀敌,时间太忙,望你自重,并爱护诸儿,侍奉老母!老父在皖,可不必呈闻。战况在之后的几天里变得越来越坏。二〇〇师陷入了三面被围的危险处境。孤城落日,孤军奋战的二〇〇师已经到了最危险的关头。戴安澜决定收缩兵力,依托工事和有利的地势,全力固守同古城。在调整兵力部署的时候,戴安澜环顾四周,用沉重沙哑的声音大声对着到场的指战员宣布:只要还有一兵一卒,亦须坚守到底。如本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以参谋长代之。参谋长战死,以某团长代之!孤军,也要奋战到底!战场之上,求生者死,求死者生。将为兵之胆。将士们从戴安澜的声音中感觉到了战死沙场的决心和力量。主将拼命,三军用命。日军非但不能突破中国军队的阵地,还死伤惨重。日军无可奈何之下,又抽调五十六师团一部前来夹击。五十六师团(由日军第一师团主力扩充而来)与日军十八师团都极其擅长丛林作战,号称“山地之王”。日方有生力军加入,人数数倍于己,重武器的火力远超己方,还有空中支援。但那又如何!戴安澜的字典里只有六个字——誓死抵御到底!他亲自执轻机枪与日军对战,决心以死报国,全师各级指战员也誓与同古共存亡。工事不断被日军的炮弹摧毁,将士们则利用残垣断壁、炸弹深坑与敌周旋。那个“成功虽无把握,成仁确有决心”的黄景升,用生命实践了誓言,他以集束手榴弹攻击日军战车时自爆,与敌同归于尽。在人员、装备、后勤全面落后的困境下,将士们在死亡面前毫不畏惧,死守阵地,半步不退!这是黄埔精神与日本武士道精神的正面对抗!中国军人把自己的信念坚持到了最后一刻,黄埔精神笑到了最后。戴安澜率部苦战十二天,面对人马超过己方两倍的强敌,以劣势的武器装备,以约两千人的牺牲,歼敌五千余人,完美完成掩护英军撤退的任务,这就是著名的“同古阻击战”。在如此逆境下,以一比二点五的战损比战胜强敌,这绝对是近代中国军队在对日作战史上空前的好成绩!戴安澜不负绝代悍将之名!不愧近代立功异域,扬大汉之声威者第一人之名!

                      矛盾

                      仰光失守后,摆在中国军队面前的,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烂摊子。中国出兵缅甸的目的,本是要保住滇缅公路,尤其是滇缅公路的源头——仰光的出海口。现在仰光失守,这一目标已难以实现。最严重的问题在于,深入缅甸的中国远征军,成了一支孤军。英军拍屁股走人不说,其许诺援助国军的物资——车辆和补给,也没有兑现。因此,在缺乏足够的交通工具的情况下,远征军的第六军和第六十六军大部人马只能依靠步行,一路开辟羊肠小道,翻山越岭。这倒也罢了,关键是缅甸人居然还在后方捣乱!日军入侵后,缅甸人民非但没有愁容满面,老老少少都高兴得不行,跟过节似的。千言万语化成一句话:热烈欢迎日本“解放军”,痛击殖民统治者英国和以中国远征军为代表的一切“帮凶”!虽说缅甸人民的思维方式比较奇怪,但他们的破坏力却不可小视——破坏远征军必经的公路和铁道,主动充当日军的探子,争先恐后地把远征军的动向报告日军,甚至有胆大的人袭击远征军……交通工具本就不够,再加上运输线路遭到缅甸人破坏,远征军的运输能力根本就上不来,因此各部之间拉开了很大的距离,兵力极为分散。对于深入缅甸的远征军来说,四周都是敌视的眼光,找不到粮食,也没有向导,自然环境恶劣,还有日军压过来的重兵(四个师团)。远征军逐渐陷入了绝境。就在此时,盟军的内部矛盾也同时爆发。二〇〇师在同古血战十二天之后,鉴于援军新二十二师和九十六师,要么不是被日军阻击,要么就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杜聿明遂下令让孤军奋战的二〇〇师突围后撤,避免全军覆没。杜聿明的突围命令,事先是征得蒋介石同意了的,而且蒋介石想得更多。鉴于远征军形势不妙,蒋介石左思右想,终于在同古之战结束前,想到了一个既安全又照顾英国人面子的好点子——二〇〇师以及第五军其余各部,且战且退,在曼德勒附近集结,与其他远征军在此会合,伺机而动。蒋介石为什么看中了曼德勒?简单介绍一下曼德勒的地理特点。特点一,曼德勒扼缅北之咽喉,为缅北之屏障。也就是说,守住曼德勒,就保住了缅甸北部的安全,给中国大西南地区留下了缓冲,免遭日军直接威胁。万一作战失利,曼德勒后面还有腊戌、密支那等据点可以退守,撤兵回国不难。特点二,经缅北西向印度交通之枢纽。意思是说,保住曼德勒,即可保住中国经缅甸至印度的对外通道,维持获得外援的间接途径。同时,这也照顾到了亚历山大心中那不可与外人道的无耻想法——放弃缅甸,保全印度,拿中国军人的性命去给退到印度的英国人看门。特点三,从缅甸地形看,以曼德勒为界,以南多平原地区,以北则为山地,依托山地打防御战,对武器配备比较落后的远征军显然更为有利。这个对中国和远征军十分有利的主意,遭到了Mr.史迪威的反对。史先生万分坚定地认为,蒋介石的这个立足于防守反击的方案太过保守,中国军队主力应该南下,齐聚同古,反攻仰光。这倒也正常,不是同一国家的人,利益出发点就不同。史先生的这个想法背后,隐藏了两个目的。目的一,落实罗斯福总统的最高指示。罗斯福的指示是先欧后亚。也就是说,美英两国的工作重心在欧洲和北非,即优先解决盟国最大的敌人——德军。要想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中国军队在缅甸战场消耗日本陆军主力,牵制日军,避免日军主力进入印度分散英国人的力量,避免日军占领印度后与隔印度洋相望的北非德军合流。怎么消耗呢?罗斯福希望远征军用尸山血海般的牺牲同日军战斗下去,希望中国用人口的优势拖住甚至战胜日本。美国人的援助可不是能够免费领取的。目的二,史迪威想在缅甸战场实现建功立业、升官发财的人生梦想。很明显,不管史迪威想实现哪一个目的,发动中国军队进攻显然是更好的选择。所以光杆司令史迪威拿美国援助要挟蒋介石调兵进攻。蒋介石本来是要第五军坚决后撤的,可看在美国是盟国老大以及钱的份上,只好万分不情愿地让步。蒋介石不知道,他这一次的退让,居然把远征军推向了一段无比艰难的旅程。史迪威根本就不是做统帅的料,完全听不进去杜聿明等前线将领的正确意见。兵力本就分散的远征军,居然被史迪威再度拆分开来使用。第五军的三个师顶在前面四处救火,第六军则在缅甸东线辽阔的地带上各自为战,第六十六军这支本来负责后方警备和预备队的部队,也散布在从曼德勒到腊戌再到云南边境一带数百公里的土地上。而且,史迪威所有的计划都基于同一个模式——中国远征军从正面发动进攻,英军负责保护中国远征军侧翼。若英国人能保得住侧翼,那就见鬼了!

                      “仁安羌大捷”

                      中国军队血战同古十二天,总算是替英国人挡住了追兵。至于中国人为了阻挡日军追兵要付出多少伤亡,即使阻击成功又如何摆脱强敌,那就不是英国人关心的事情了,英国人只要自己逃到安全的地方就万事大吉。逃,加速逃,逃到印度去!北逃的英军可不都是杂牌部队——殖民军。殖民军一般只有军官是英国人,士兵多来自英联邦(如印度和澳大利亚)。逃军里面也有英国的正牌部队,而且是王牌部队——第七装甲旅,号称“沙漠之鼠”,之前与德国号称“沙漠之狐”的隆美尔麾下精锐较量多次,互有胜负。但是在缅甸战场,第七装甲旅一个照面就被突袭而来的日军五十五师团打得丢盔弃甲。好在第七装甲旅知道见机行事,一帮残兵败将依靠打剩下的少数机械化装备,脚底抹油,逃出了日军的包围圈。但他的兄弟部队——英缅军第一师,是打也打不赢,跑还跑不过,七千余人让日军三千人给追上并包围在了仁安羌。英缅军第一师向亚历山大求援:司令阁下,赶紧给我们派些援军过来,来晚了我们就只能投降了!亚历山大此刻真的“压力山大”,虽然英军投降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但发生在别人身上是笑话,发生在自己身上可就是悲剧了。第一师一定不能投降!于是,亚历山大只得再度向中国军队求援。就这样,六十六军新三十八师(前身是税警总团)孙立人麾下一一三团被派往仁安羌。这个孙立人就是“八·一三”淞沪抗战时税警总团的副团长,现在已经积功至师长。在一一三团团长刘放吾的指挥下,一千余中国军人将七千英军(里面有少量西方媒体工作者和传教士)给救了出来。这就是所谓的“仁安羌大捷”,其实也没歼敌多少,只是英国人被中日两国军人当成道具,向西方世界那些一向瞧不起中日两国军队战斗力的人,秀了一下自己的英勇和血性而已。在中国军队的掩护下,大部分英军逃到了印度,所谓的中英协防,变成了中国独立防守。英军总司令亚历山大,在继“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后,再一次创造了率军撤退的奇迹——英国历史上最长距离的大撤退,距离长达一千七百公里。如此看来,丘吉尔不愧是能爬上总统宝座的人,眼光确有独到之处。他知道亚历山大擅长跑路,因此两次把亚历山大派到主要军事任务只是逃跑的战场,成功保存了英军有生力量。

                      撤退

                      虽然仁安羌获胜,但也改变不了中国远征军兵力分散,疲于奔命的现实。远征军处处为英军擦屁股,加上不明敌情,终于被日军的大规模穿插和长途奔袭各个击破。腊戌失守。曼德勒失守。一个又一个的坏消息接连传来!中国远征军后路被日军截断!战局已完全糜烂,无法挽回!既然已无力夺回被日军切断的生命线,达不到战略目标,那么保存实力、以利再战就成为唯一的选择。1942年5月初,肠子都悔青了的蒋介石,再也顾不上看史迪威的脸色,直接绕过史迪威,下令杜聿明将远征军带回国内。但是,缅甸前线最高指挥官史迪威认为,中国军队应该撤往印度。从战术上讲,撤往印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毕竟有英国人的成功经验在前,只要向西跨一步,就可以脱险。但英国人勇敢地站出来搞破坏了,他们说:撤到我们这里(印度)也行,但中国军队得放下武器,以难民身份进入印度,由我军收容,然后再行安排。从英国人目前的表现看来,他们在亚洲战场的作用也就是一颗老鼠屎而已,而且专恶心盟军。从道义上来讲,解除中国军队武装等于内讧;但从国际规则来讲,不让别国军队全副武装地走进他们的“国土”也算是英国人的权力。杜聿明则认为,让堂堂国军放下武器,以难民身份进入他国国境避难,是对中国军人的莫大侮辱!尤其对方还是屡次欺负过中国的英国!于是杜聿明断然拒绝了英国人的提议:我的部队不能接受你们的好意。既然我们从中国来,就该回中国去。我有自己的国家,不必上印度去做难民。我相信日本人挡不住我的道路,这就是我今天要说的话!杜聿明的嫡系戴安澜等人坚定地站在了自己长官一边,开始向北撤退。杜聿明安排第九十六师为前锋,孙立人的新三十八师殿后。新三十八师属于六十六军建制,不属于杜聿明的嫡系第五军,因此孙立人觉得杜聿明的这种安排明显亲疏有别。孙立人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预科,打得一手好篮球——国手级别。后留美四年,分别拿到了美国名牌大学普度大学和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的学士学位。思想比较西化,奉行实用主义,不喜欢搞政治。孙立人既是为了赌一口气,也是为了给自己的弟兄们找一条更容易的生路,他审时度势,极为冷静地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违抗杜聿明的军令,率众改道向印度撤去。孙立人的新三十八师一路被日军尾随追击,牺牲近半人马,好不容易到了印缅边境。英国人还是要缴枪。孙立人狂傲之气迸发,直接下令准备战斗:你让我进我就走进去,你不让我进我就打进去!想缴我的枪,做你们的春秋大梦!孙将军在美国的几年没有白混,深得美国思维方式之妙——你蛮横我更蛮横,你霸道我更霸道,就看谁更横!英国人一是见这个姓孙的不好惹,二是还有几分不好意思——毕竟刚被孙立人救了命,只好收回成命,让新三十八师武装进入印度。

                      殉国

                      之前说过,远征军各部之间距离极远,基本就是各自为战,因此大家都是撤退,但是具体路线并不一样。情况大概如下:第六

                      三级片男男gv在线界上,还发生了一些令人瞩目的事件:乾隆二十年(1755),俄国建立莫斯科大学;乾隆四十五年(1780),美国科学院在波士顿成立;乾隆四十九年(1784),哥伦比亚大学成立;同年,德国出现第一位女医学博士。这些,都使人类新文明的曙光在天空亮了起来。而这时的乾隆正陶醉在中华古老文明的夕阳辉煌之中。乾隆六十年(1795)会试,各省上报八十岁以上参加会试者一百一十六人,实际参加会试并三场完竣者九十二人,乾隆听了这件事非常高兴,对参加会试的这些老人大加赏赐,乾隆借兴教尊老之名,正在粉饰他的太平盛世。乾隆这种对西方工业科技的巨大进步和世界发展潮流的浑然不觉,更突出地表现在接见英国使臣马戛尔尼的访华中。2.英使马戛尔尼访华18世纪中叶,英国进人产业革命时期,随着蒸汽机被普遍应用于生产领域,逐渐取代了传统的手工劳动,使社会生产力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为了在海外寻求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英国政府积极推行对外侵略和扩张政策。由此,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成了英国注意的目标。但此时的中国,对海外贸易有很多限制,外贸港口只有广州一处,远远不能满足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贸易的需求。为改变这一状况,扩大对华贸易,英国政府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曾派使节喀塞卡特前来中国,但未到达即病死途中。乾隆五十七年(1792),英国政府又派出更高级别的使团来中国,全权特使为富有外交经验的英国驻孟加拉国总督马戛尔尼勋爵。使团以向中国皇帝祝寿为名,于这年八月初十从英国朴次茅斯起程,经大西洋、印度洋,至中国南海,然后由浙江、山东沿海北上,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六月抵达天津大沽口。随行人员包括副使司当东及军事、技术人员等七百余人,并带有英王致乾隆帝的信件和各种礼品,包括天文望远镜、地理测绘仪、乐器、钟表、图册、车辆、武器、船只模型及各种丝织品,价值总共一万三千多英镑。清廷对马戛尔尼使团来华开始十分重视,乾隆帝多次为此颁布谕旨,命令沿海各省,如英国使船过境、泊岸,应派官员迎送犒劳。马戛尔尼一行到达天津时,直隶总督梁肯堂专程从保定来到天津负责接待。英国使团在天津稍事休息后即前往北京。到北京后,留下部分技术人员在圆明园和大内安装所带仪器外,其余人员随马戛尔尼赴热河(今河北承德)避暑山庄谒见乾隆帝。此时,双方在使团谒见乾隆帝时的礼节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执。以往,西方国家派使团到北京,也常就谒见皇帝的礼节与中国政府发生争执,甚至因此而陷人僵局,使访问失败。此次英国使团来访,清廷仍然妄自尊大,将其视为文明低下的“蛮夷之邦”,理应匍匐在自己脚下,坚持要求使团成员见乾隆时要行磕头礼。而当时已成为西方“海上霸主”的英国也目空一切,骄横傲慢。同时,皇权专制已经在西方没落,自由平等的人权观已经在西方流行,再向专制帝王行三跪九叩的礼仪已经被认为是愚昧的象征,因此,英国使节拒绝了清政府的这一要求。使团到达热河,争论仍未解决,乾隆帝对此很不满意,甚至以“全减其供给”相威胁。最后,双方总算达成妥协,马戛尔尼等以见英王之礼谒见乾隆帝,以单膝下跪,但免去吻手动作。乾隆终于在避暑山庄万树园接见了使团,随后,马戛尔尼向清政府提出了英国方面的要求,希望乾隆同意他们使臣常驻北京,在北京设立洋行,希望中国开放天津、宁波、舟山等为贸易口岸,在广州附近拨一些地方让英商居住,又希望英国货物在广州至澳门的内河流通时能获免税和减税的优惠。本来,这是可以谈判的事,但对乾隆来说却不存在任何谈判的可能。他在给英国国王写的标题为《赐英吉利国王敕书》的信中说:“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域森然,即使岛屿与沙州,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从无外人等在北京城开设贷行之事。”“此与天朝法制不合,断不可行。”这几句话,至今还有人认为充满了爱国主义的大义凛然,与以后清廷签订的卖国条约不可同日而语,但事实上它们之间存在着必然的逻辑联系。本来,康熙早在1684年就已经开放了海禁,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分设四个海关欢迎外商来贸易。过了七十多年,乾隆反而关闭其他海关只许外商在广州贸易,外商在广州也有许多可笑的限制,例如不准学说中国话、买中国书,不许坐轿,更不许把妇女带来等等。康熙向传教士学习西方自然科学,关系不错,而乾隆却把天主教给禁了。自高自大,无视外部世界,满脑子天朝意识。当初雍正、乾隆是如此反感孔子儒家的“华夷有别”、“尊王攘夷”等民族偏见意识,现在这些观念都化为了乾隆的骨髓,乾隆王朝表面繁荣的外衣下,内部已经开始腐烂了。马戛尔尼使团走了,他们要求与清政府建立外交和商业联系,扩大对华贸易的目的未能实现。但是,他却看穿了乾隆盛世虚华的外衣下,已经腐败衰弱的肌体,它就像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虽然在体积和外表上强于邻船,可一旦由“没有才干的人在甲板上指挥,那就不会再有纪律和安全了”。对一种落后文明的崇拜,使清王朝的大厦出现了凶兆。【点评】乾隆承接祖、父们的基业,终于迎来了满清王朝的最大繁荣;而他的灵魂也完全被华夏古老的君主专制文明所同化、所陶醉,看不到外面新世界的滚滚潮流。乾隆盛世的外衣下潜伏着巨大的危机。第九章曹雪芹与《红楼梦》乾隆时期,清朝迎来了它繁荣的顶峰,然而社会的各种矛盾也在不断积聚,盛世的外衣下面潜伏着危机。就在这个时候,北京城里开始流传着一本小说,揭露了官僚、贵族们的奢侈糜烂生活,它就叫《红楼梦》。开始,人们还弄不清作者是谁,后来经过研究,才知道写书的作者叫曹雪芹。曹雪芹,原名曹沾,生于何年何月何日,没有确切的资料,有一种说法:《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去世的那年(1715,康熙五十四年)正是曹雪芹出生之年。一般认为,不会太早于此,也不会太晚于此。曹雪芹的祖上为汉人,远祖曹锡远曾任明代沈阳中卫的地方官,后成为努尔哈赤的俘虏、奴隶。其子曹振彦被编入旗籍,崇祯七年(1634)转入多尔衮统率的满洲正白旗,任军中“佐邻”,后随清军入关,护驾有功,成为直接为皇帝服务的内务府正白旗包衣,这在当时是只有经过长期考验的最忠实的奴才享有的殊荣,对一个汉族出身的人来说,尤其如此。也正因为这样,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的夫人才有可能被选入宫中,当幼年康熙的保姆,曹玺的儿子曹寅又给幼年康熙当伴读。康熙登基后,立即委曹玺以重任,派他到江宁当织造,而且此职从此后不再三年一换,成了曹家世袭的官位。江宁(即现在南京)是南方富裕的地方,织造是专替皇族办服装的官,是个赚钱的差使,官阶虽然不高,地位却十分重要。整个康熙时期,曹家三代都受着优厚的待遇和特殊的信任,康熙五次“南巡”,有四次以织造府为行宫。曹家于是成为江宁的“百年望族”。曹玺死后,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父亲曹颙接替了这个官职。雍正帝继位后,因为皇室内部的纠纷,牵连到曹家,雍正帝认为曹家反对过他,不但革了曹的职,还下令抄了他们的家。那时候,曹雪芹是个十岁的孩子,已经懂事,看到家庭遭到这样大的灾难,幼小的心灵受到了很大打击。曹雪芹的父亲丢了官,在江宁待不下去了,只好回到北京老家,生活越来越穷,家庭的灾难也接二连三发生,到后来,父亲曹颙也死了。曹雪芹的生活也更加困难,他只好搬到北京西部,盖了几间简陋的茅屋,饥馑度日。当初,曹颙是个殷勤好客之人,且与英国商人有直接往来。有一英商菲立普就应曹颙之请为他的工厂传授纺织工艺,并在曹家宣教《圣经》,纵谈莎剧,虽然不敢说曹雪芹接受了什么影响,但这种家庭气氛对开阔他的视野当不无作用。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曾经收藏书十余万卷,曾主持编刊过《全唐诗》、《佩文韵府》等,是颇具江南风雅的人。这个家庭背景对聪慧异常的曹雪芹来说,无异于“天助”。家道衰败以后,曹雪芹二十岁左右,开始为生计奔波,他当过小吏、教师,以至舍夫,他对曾经的荣华生活已不抱幻想。即使挣得祖上般的富贵,也会在一夜之间沦为赤贫。他对仕途的蔑视程度,是没有经历幻灭的其他文人无法望其项背的。他唯一不改的是吟诗作画、饮酒听曲的嗜好,甚至“杂优伶中,以串戏为乐”。曹雪芹的物质生活虽然凄楚悲凉,但气质上兀傲的豪气却是各类人中均少见的,他既没有那些当鸟吏鳖官的奴气,也没有粗鄙无文者的野气和贱气。他倜傥不群,感情舒展,人格的光彩反而因这种特殊的经历而愈发自由闪烁,他不想再得到什么,他也不怕再失去什么,他疏朗诙谐,雄辩健谈,傲骨嶙峋。他最亲近的朋友是皇室贵胄的飘零子弟敦敏、敦诚兄弟和私塾先生张宜泉。敦敏、敦诚兄弟本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二子英亲王阿济格的五世孙,阿济格在顺治初年被抄家,赐死。他们是比曹雪芹更位高跌重的人,对人间世态的体会当是心心相印的。他们三人都很欣赏魏晋名士的风骨,尤其推崇阮籍,曹雪芹曾字“梦阮”,敦诚亦有诗“懒过稽中散,归于阮步兵”。曹雪芹能诗善画。他的诗充满“新奇”,敦诚曾称赞曹雪芹的诗“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破篱樊”。唐代诗人李贺是有名的“鬼才”,与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并列,人称诗鬼,其诗意奇拔诡异。曹雪芹的画和他的人一样,也充满奇气,敦敏有首《题芹圃画石》诗说:“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见此支篱。醉余奋扫如篆笔,写出胸中块垒时。”曹雪芹一生的生活境遇从荣华的贵族生活到赤贫文化人,胸怀旷世之奇情奇才,万千抑塞愤懑从胸中呼出,历时十年,化作了惊世灿烂的文学巨著《红楼梦》。一块通灵的玉石来到人间豪门贾府,体会人世的荣辱兴衰、爱恨恩怨、黑暗腐朽,最后由色悟空,仿佛红楼一梦。这部对人世绝望的不朽巨著,似乎正是对危机四伏的乾隆盛世的一个文学预言,也是对中国几千年专制王朝的一个文学性总结。《红楼梦》问世以后,不仅受到国内人民的欢迎,而且影响到了全世界。在1842年就有一部分被译成英文,此后,英文、俄文、德文、法文、意文、日文、越南文、荷兰文等译本陆续出现,不下几十种,并且渐渐形成了一个研究《红楼梦》的学科,被称为“红学”。【点评】似乎是曹雪芹特殊的生活经历产生了《红楼梦》,然而这种特殊的经历正是专制王朝吃人本质的逻辑必然,专制伦理体系使每个人都生活在异化的社会关系之中,失去了每个人的自由和幸福,弥漫世间的只有伪善、世故、野蛮与丑恶。第十章大贪官和珅嘉庆从乾隆手中接过了权力,同时也接过了盛世外衣下的一连串危机,其中最紧迫的是和珅问题。历史上的和珅官到侍卫大臣、议政大臣、文华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人们印象中的和珅,是一个油头滑脑、阿谀逢迎、机关算尽、不学无术的奸臣形象,在人们的眼里,他没有什么才能,只会阿谀逢迎,因而不断遭到像刘墉、纪晓岚这样正直大臣的捉弄。其实并非如此。一、出身满洲,聪明机敏和珅生于乾隆十五年(1750),比乾隆小三十九岁,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他的父亲任福建副都统。和珅十岁左右,有幸进入皇宫里的咸安宫官学,学习儒家经典和满、蒙文字,受到良好的教育。乾隆三十五年(1770),他二十一岁参加顺天府乡试,没考中举人。但由于其出身满洲正红旗,做了宫廷三等侍卫,开始出入宫廷。这给他提供了接近乾隆的机会。但乾隆的侍卫很多,为什么会欣赏一个低等侍卫呢?据野史笔记记载:有一次,乾隆要出巡,突然找不到仪仗用的黄伞盖,就问这是谁的责任,很多侍卫吓得不敢吭声,和珅却在一旁说:“管此事者,当负此责。”这句话给乾隆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又有一次,乾隆在轿子中边行进边背诵《论语》,突然忘了下文,在轿旁跟班的和珅脱口而出接上,乾隆由此很喜欢他。乾隆四十年(1775),乾隆到山东巡视,和珅随从。乾隆喜欢乘一种骡驾驭的小车,每行十里,更换一次,其快如飞。有一天,和珅碰巧跟这种小骡车随侍。在路上,乾隆看见和珅,问:“你是什么出身?”和珅回答说:“文员。”乾隆又问:“你下过场赶考吗?”和珅说:“庚寅年曾参加过科举考试。”乾隆又问:“什么考题?”和珅说:“孟公绰一节。”乾隆又问:“现在能背你做的文章吗?”和珅于是一边行进一边背诵,流畅异常。乾隆于是说:“你的文章也中得。”乾隆同和珅的这次谈话,成了和珅政治生涯的转折点,从此,和珅得到乾隆的赏识,官运亨通,青云直上。二、精明干练,拉帮结派和珅是一个既有学问又善权术的人。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多才多艺,通晓满、汉、蒙、藏四种语言文字,又亲善热情,广结善缘,办事干练,成绩突出。乾隆用兵西藏和喀尔喀时,所有的谕旨都是用满、汉文下达;颁给达赖和喀尔喀的敕书,则兼用藏文和蒙古文。大臣中能懂藏文的非常少,只有和珅能把这些谕旨,用满文、蒙古文和汉文等各种文字撰写出来,加以翻译,并把事情办理得很好。乾隆四十五年(1780),三十一岁的和珅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远赴云南査办云贵总督李侍尧贪污案。和珅一到云南,首先拘审了李侍尧的管家,取得实据后,迫使精明强干的李侍尧不得不认罪。和珅从接受这个任务,到乾隆下御旨处治李侍尧,前后只用了两个多月。和珅由于在这次办案中表现出了出众的才华和干练的能力,在回京途中,就被乾隆提升为户部尚书。和珅依靠乾隆掌握了朝中大权,又利用手中的大权拉帮结派,扩大自己的势力。他把弟弟和琳几年之内就从一个内阁小官升为四川总督,他又拉拢军机大臣福长安。福长安是乾隆孝贤皇后的亲侄子,他的父亲傅恒和哥哥福康安都曾经任军机大臣等高官,但福长安本人没有什么本事,对和珅言听计从,和珅门下的吴省钦和吴省兰,以及只会溜须拍马的山东巡抚伊江阿等都成了和珅的亲信。三、联姻皇亲,投上所好乾隆喜欢和珅,给和珅六岁的儿子赐名丰绅殷德,不久,又将自己最宠爱、年方五岁的小女儿皇十女和孝公主指配与和珅之子丰绅殷德。十公主被乾隆视为掌上明珠,并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下嫁完婚。下嫁时,乾隆赐给大量财物,十倍于前驸马福隆安。从此,和珅与乾隆的关系,不仅是主仆君臣关系,而且是姻亲关系。和珅在朝二十多年,重要的升官和封爵达五十次之多。其原因之一,就是和珅善于揣摩乾隆心思,投其所好,博得其欢心。乾隆一生喜爱做诗,和珅为了迎合乾隆皇帝,下工夫学诗、写诗,并造诣很深,他经常与乾隆和诗,历史档案中至今保存着当年和珅与乾隆和诗的文档。乾隆爱书法,和珅就刻意摹仿乾隆的书法,他写的字酷似乾隆的御笔,乾隆后期有些诗匾题字,干脆交由和珅代笔。乾隆崇奉喇嘛教,对佛教经典颇有研究。和珅也学佛经,有的书说和珅同乾隆一起“修持密宗”。乾隆是老人,喜欢别人奉承照顾,和珅就陪伴在乾隆左右,对皇上服侍照顾,体贴周到。比如朝鲜《李朝实录》载:和珅虽贵为大学士、军机大臣,但每当乾隆咳嗽吐痰的时候,他就马上端个痰盂去接。乾隆晚年生活奢华,大兴土木,为自己建造宁寿宫及花园,以作退闲颐养天年之所。他六次南巡,沿途建了三十座行宫,花费巨大,乾隆大寿,举万寿大典和千叟宴等事,都是和珅总管的。和珅能想方设法满足乾隆的奢欲。总之,和珅同乾隆有着一种极为特殊的、难以言明的密切关系。乾隆的宫女、嫔妃、太监都没有文化,不能同他交谈诗文、书画、佛经,也不能帮他处理军

                      的意思并不是她不懂他说的那番话,她是想说她不明白他为什么不为朋友的经济窘况着急,不帮他们解决难题。比如说,米努斯为什么不能保住他买下的房子呢?但索恩并不想把问题解释清楚,她只是紧盯着他的脸。那张面孔光溜溜的,时隔二十六年依旧很英俊,眼下更因为心满意足而容光焕发。当天早晨射猎成功让他心平气和,事情恢复了常态。咖啡颜色正,不冷不热恰到好处。这天吃饭的时候,除去脑袋的鹌鹑肉将消失在他嘴里。只要天气允许,迪肯·摩根每天都要开着他那锃亮的黑色轿车跑上四分之三英里的路程。他从位于圣约翰街的住宅出发,向右转上中央大街,经过圣路加、圣马可和圣马太几条街,然后利落地停在银行门前。这段路程不等吸完一支烟就可步行走完,他却偏要驾车,看起来是犯傻,但对他来说,这种姿态的分量足以抵消傻气。他的车很大,他在车里无论做什么都是重要而值得评论的:他是如何亲自洗车和上蜡的——从来不让K.D.和公司里的年轻人碰一下;他是如何在车里嚼烟而不吸烟的;他如何从不靠在车上,而如果你和他谈话,站得离车很近,他就用手指甲摩挲着引擎盖,刮掉只有他才看得见的污渍,并用手帕掸掉看不见的脏点。他和朋友们嘲笑着自己的虚荣,因为他深知他们为他的弱点开心同时也对他心怀敬畏:他(和他的双胞胎兄弟)积聚财富的神奇手段,他的远见卓识,他毫无遗漏的记忆力。而其中最有力的例子就是早期他办的一件事。四十二年前,他曾在老爹摩根的福特T型汽车靠近后窗处争得巴掌大的一块地方,在那儿向他母亲和小妹鲁比挥手告别。家里其余的人——老爹,波莱亚叔叔,他大哥埃尔德和双胞胎兄弟斯图亚特——靠着两大筐食物紧紧挤坐在车里。那段路程他们得走好几天,也许两个星期。老爹说这是第二次长途旅行。波莱亚叔叔笑着说是最后一次长途旅行。第一次是在一九一○年,双胞胎还没有出生,当时黑文还在挣扎着复苏。老爹开车带着他兄弟波莱亚和长子埃尔德,跑遍全州甚至越出州界,去考察、评判和鉴定别的黑人城镇。他们计划到俄克拉荷马州外去两处,州内去五处:波雷、朗斯顿城、兰蒂斯维尔、塔夫特、克利尔乌尤、蒙德·贝龙、尼克狄马斯。后来他们只去了四处。老爹、波莱亚叔叔和埃尔德大哥没完没了地说起那次出行,讲他们怎样和教士、药店主、干货店主、医生、报纸出版人、教师、银行家斗智和争论。他们讨论着疟疾,酒宴账单,白人移民的威胁,与克里克自由民相关的问题,增强免疫力的辅助药剂的可信度,高中教育的可行性,技术培训的必要,建州的后果,住房和白人暴力,散漫性和组织性,以及与此相关的种种问题。他们站在玉米地头,走在棉垄之间。他们参观印刷店、演讲班、宗教仪式、锯木场;他们观察灌溉方法和贮藏系统。他们主要看的是土地、住宅、道路。十一年以后,塔尔萨被炸毁,老爹、波莱亚和埃尔德参观过的好几座镇子都完蛋了。但最奇怪的是,一九三二年黑文居然繁荣起来了。衰败之势没有触及它:个人存款数额巨大,老爹摩根的银行没有风险(一来因为白人银行家将他拒之门外,二来因为股份认购得到了极好的保护),而且各家族共渡难关,确保没有谁缺钱。棉花歉收了吗?种高粱的便将其收益与种棉花的分享。粮仓烧了吗?伐木工就肯定会趁天黑让木材在某一特定地点“偶然”滚下车,让他们搬走。猪拱了邻家的庄稼地吗?邻家就会得到大家的资助且一定能拿到猪肉火腿。一个人在劈木柴时不小心伤了手,马上就会有新棉绳包扎伤口,然后才去作第二次洁净的包扎。一八九○年他们走向俄克拉荷马的途中是遭世人冷拒的,但黑文的居民彼此间总是有求必应;只要有需要或短缺,一定随叫随到。摩根家的人不容许有谁对别的黑人城镇的失败兴灾乐祸——一八九○年的四处碰壁如同子弹嵌在他们的头脑中。他们只是议论议论上帝审判的奇迹,并决定带上年轻的双胞胎作第二次巡游,让他们亲眼看一看。他们沿途所见有时是一无所有,有时是满目哀伤,而迪克对一切都牢记在心。一些城镇像是奴隶居住区,振兴过又迁徙了。一些城镇陶醉于财富之中。另一些城镇如同在冬眠——把金钱、证件、契约全都藏在没铺过的道路边没漆过的房子里。在其中一座繁华的镇子里,他和斯图亚特看到十九位黑人女士排列在镇政厅的台阶上。她们穿的夏季衣裙的质料,其轻飘和精致是他们哥俩从未见过的。大多数衣裙都是白色的,但有两件是柠檬黄,一件是橙红。她们都戴着浅色的斜纹呢小帽,粉红和灰蓝的:那样的帽子把人的目光吸引到戴帽人明亮的大眼睛上。她们的腰身比她们的颈项粗不了多少。她们笑啊逗啊,俏皮地引着一个摄影师从一块黑布下探出头来又钻回去。在成功地摆好姿势拍照之后,众女士分散成几小伙,伴随着轻柔的笑声弯下了她们的蜂腰,彼此挽着胳膊走着。一个给另一个调整着胸针,一个和另一个交换着手袋。穿着瘦小皮鞋的娇巧的脚转动着,踮扭着。她们如凝脂般的皮肤在午后的阳光中闪亮,让迪克透不过气来。有几个岁数小的横穿街道,走过栏杆,离他和斯图亚特坐的地方这么近,近极了。她们正在去不远的一家餐馆的路上。迪克听到了低沉的歌声,声音中充满了愉悦和神秘的信息,同时一阵马鞭草气味飘来。兄弟俩甚至没有交换眼色,一言未发便一致跳下了栏杆。当他们在地上扭斗,撕坏裤子和衬衫时,那些黑人女士转过身来看。迪克和斯图亚特得到了他们想要的笑容,随后老爹中断了谈话,走下门廊,揪住两个儿子的裤腰拽起他们,拖到门廊上用手杖打了他们的屁股。即使此刻,马鞭草的清香依然绕鼻可闻;即使此刻,那夏天的衣裙、阳光下闪亮的凝脂似的皮肤仍使他激动。当年他和斯图亚特若是不从栏杆上跳下来,就会失声痛哭。因此,在那次出行的种种生动细节——悲哀、固执、狡猾、财富——之中,迪克记忆里那十九位夏季女士的形象和摄影师镜头中的是不同的。他的记忆是柔和的,永恒的。在卡尔瓦里山开会之后的那个上午,迪克对他打鸟的数量和成绩非常满意,高兴得没有睡觉也不感到疲乏,便决定先去检查大炉灶,然后再去银行开门。因此他在中央大街上没有向右转而是向左转,驱车驶过西侧的学校、爱斯杂货店、弗利特家具及器械店,以及东侧的几栋住宅。到了之后,他转了一圈。除去几个没扔进垃圾桶的苏打水罐子和一些纸,那地方再没别的东西。没有拳头。没有闲散的人。他应该和现在爱斯杂货店的老板安娜·弗拉德说一下——让她清理人们在她那里购物后乱丢的罐子和废物。这是她父亲爱斯过去常做的。他就像在自家厨房似的清理店铺的里里外外,要是你听凭他去干,他会一直扫净整条马路,直到对面。迪克驶回中央大街,注意到米斯纳停在安娜店前的那辆破旧福特车。他能听到左边的远处学生们在集体朗诵一首诗,他也曾死记硬背过那首诗,只不过他只听一次邓巴(指保尔·邓巴(PaulDunbar,1872-1906),美国黑人小说家,诗人。)的诗就得完全和永远记住。他和斯图亚特入伍时,有许多东西要学——从如何系军队领带到如何打背包。正和他们在黑文的学校上学时一样,他们一直是理解力和记忆力最好的。但在军队里学的事情没有一件比得上在家时学到的。家里,他们坐在火光照亮的地板上,听战争故事,听伟大的移民故事——那些达成目标和没达成目标的人的故事,听智者成功和失败的故事——他们的恐惧,他们的勇敢,他们的迷惑,听深沉和永恒的爱的故事。这一切都在他们所拥有的一本书(指《圣经》。)里。那本书是黑皮封面,上面有烫金字母,纸页比新树叶、比花瓣都薄。书脊顶部磨成了一条条的网纹,页角被手指摸得直破到封皮。那些有力的词句起初令人费解,继而变得亲切,他们越听就越觉得有分量、有宁静之美,最后终于成了他们自己的词句。迪克沿中央大街继续向北行驶,这条大街及各条侧街在他看来一如过去那样令人满意。静谧的白色和黄色住房里充满了勤快劳作的气息,里面是干着有意义活计的出色黑人妇女,不多不少整齐排列的橱柜,洗净熨平得尽美尽善的亚麻布衣物,调好味道随时可以烧烤的肉食。这样的情景如果遭到K.D.或懒散的年轻人干扰,他就要骂他们了。离黑文初创的日子已经很遥远了,他祖父会嘲笑现在这种安逸——用手头的现金购置产业,而不是靠多年劳作来换取。他会为他的孙子们感到难堪:他们一周只工作五天十二小时,而不像当初黑文人只是为了求生存就得一天干上十八到二十小时;他们为了欢愉而打鹌鹑,而不是为了在餐桌上毫无愧色地面对妻子和八个孩子。他那双冷漠浑浊的眼睛会面对大炉灶而眯起。那处会议地点再不会用来报告已做过或需要做的事情,报告疾病、生死,以及周遭所有的情况。曾经目睹受洗者步入神圣生活的大炉灶,如今只观望着懒惰的青年。萨金特家的两个男孩,普尔家的三个,西赖特家的两个,比彻姆家的两个,杜波列斯家的孩子——萨特和派阿斯的一对女孩。甚至阿涅特和帕特·贝斯特的独生女也都在那儿闲混。所有这些人本该在什么地方劈剁呀、装罐呀、修补呀、打杂呀。大炉灶的每一块砖都曾听过现场人们共同赞美他的名字时和声一般的美妙声音,如今却只能忍受电台音乐、录音音乐——从安娜的店铺通过蛇一样的黑色电线传到大炉灶的已经死去的音乐。不过,他的祖父也会高兴的。早年间大人孩子晚上聚集起来用石子在石板上划着字母和数字,向识字的人学读书的惯例,如今已被一座学校取代。虽然不如他们在黑文建的那所学校大,但一年中有八个月的上学时间,而且不向州政府要管理费。一分钱都不要。正像老爷爷预言的,如果大家聚在一起,一起工作、祈祷和守卫,就绝不会像道恩斯、列克星敦、萨帕尔帕、甘兹的黑人一样,在一夜之间被赶出城。他们也不会像塔尔萨、诺曼、俄克拉荷马城的死伤者那样,更不消说成为鞭笞、谋杀和纵火大屠杀的牺牲品了。除去这里一条口子那里一道裂缝,鲁比的一切都未受损伤。没必要去思考迁移大炉灶是否是个错误,或它是否需要原来的土壤作为基础,以得到尊重和应有的有益利用。不,不,老爷爷。不,老爹。我们做得对。迪克安下心来,更多的是在力量方面而非信心方面,因为他对索恩越来越担心了。没有他可以插手抓牢的东西,只有一种动摇不了的挫败感。他分担了她的伤心,相信他感到的失子之痛和她一样真切和彻骨,只不过他比她对此更了解。他像摩根家大多数人一样,是见过阵势的,那可以说是活生生的死亡。眼睁睁地看着死亡降临到别人头上,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促使死亡降临到别人头上。他知道尸体并没有倒下,更经常的是飞成一块块的。在那些盒子里运给他们的,在米德尔顿拉下车站月台的,只不过是些拼凑起来的尸块,重量仅及一个十九岁小伙子体重的一半。伊斯塔和斯考特还算是全尸,如果索恩想到了这一点,完全应该庆幸,因为不管尸体缺了什么,终归全都是黑人身体的各部分——那是医务人员的好意和必须竭力遵守的规矩,他们生怕把白人的大腿及脚和黑人的头拼到一起。如果索恩有这类猜疑——噢,天啊。他悔不该在喝咖啡时说漏了嘴,提到罗杰的失败。他根本不想让她对他向罗杰提出的那个问题有丝毫念头——先是与斯考特有关,后来与伊斯塔有关:尸体所有的部分都是黑人的吗?意思是,若不是,赶快丢掉那些白皮肤的尸块。罗杰保证说尸体的种族特征是一致的,而那两副讲究的棺木是摩根感激之情的表征和索恩感到安慰的来源。不过,丧子的影响似乎在以一种他无法控制的方式积淀。他不相信她吃的药,当然也不相信药的来路。然而,她的举止无可挑剔。她像一个好女人那样尽善尽美;她把家收拾得干净利落,处处都做得很出色。事实上,她的宽容超过他素日喜爱的标准,但这很难说是一种抱怨。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索恩承受着失去两个儿子的打击,而他则承受着失去所有儿子的打击。由于他的双胞胎兄弟没有孩子,摩根家已经到达绝嗣的边缘。是啊,还有埃尔德的孩子——那一大群散布在各地,就是不在家,其中一些孩子来鲁比探望一周,还要缩短停留时间,他们迫不及待地要离开,这里的宁静他们觉得枯燥,这里的勤劳他们觉得乏味,这里的热情他们觉得无礼。因此,即使把他们想成摩根家族血脉的一支也毫无意义。他和斯图亚特才是真正的继承人,其证据就是鲁比本身。除去合法的继承人之外,谁还能分毫不差地重复撒迦利亚和列克特做过的事呢?但由于责任加重了,弄明白K.D.是他们所能指望的唯一后继者是个沉重的打击。K.D.是妹妹的儿子,而且是和他们的一个战友生的,那时他们把她托付给他。迪克一想到她,胸中就会紧抽,这是一种亲切的感情。鲁比。那个可爱、守规矩又爱笑的女孩是他和斯图亚特终生加以保护的人。在那次行程中,她害了病,眼看要好了,可很快又犯了。当病情严重到非认真求医不可的地步时,真是走投无路了。他们带她去丹比,再赶到米德尔顿。没有病房肯接受有色人种。没有正规医生肯接待他们。她的病情失去了控制,待到他们到达第二家医院时她已经毫无知觉。当护士忙着找医生来给她做检查的时候,她在候诊室的板凳上躺着死去了。兄弟俩听说那护士在设法联系一名兽医,便抱起死去的妹妹,晃着膀子一路回家了。鲁比被埋葬了,没使用过太平间,直接埋进了斯图亚特牧场一块风景秀美的地方,也就是在当时,那笔生意成交了。一篇以交易为形式的祈祷,不亚于对上帝的祷告,他似乎施予了尊荣,直到一九六九年伊斯塔和斯考特的遗骸被运回来。在那之后,他们才醒悟,鲁比死后享受的待遇和条件要好得多。他们或许在一九七○年犯了个错误,阻拦了K.D.和弗利特家的女儿。她当时怀了孕,后来便在女修道院待了一段时间,就算她生下了孩子,也没有要。做舅舅的担心弗利特伍德的后代会长成什么样,何况周围还有别的候选姑娘。可是K.D.仍然与一个住在那儿的流浪女厮混,而在女修道院里,通往地狱的门是大开着的。是该告诉他了:妓院的窗上是没有红灯的,那里畅通无阻。迪克在银行门前刹住车,注意到前面有一个坚定的身影。他一下子就认出了她,不过只是仔细地盯着,首先因为她没穿外衣,其次因为他在六年中没见过她迈出家门一步。中央大街是条宽宽的沥青碎石路,从大炉灶起,止于萨金特食品和种子店,足有三英里长。其东侧的四条侧街是以四部福音书的作者名命名的。当扩建了第五条街时,就称此街为圣彼得街。后来,随着鲁比的拓展,中央大街的西侧也修了马路,尽管这些新辟的马路是东侧各街的延长——位置正好与之相对——毕竟还需要另外的名称。于是东侧的圣约翰街延伸到西侧就成了约翰路口街。圣路加街延长成了路加路口街。这一明智之举得到了多数人的欢心,尤其是迪克,而且始终都有加盖住房的余地(如果需要资金,便由摩根兄弟银行筹措),因为在原有住房的背后和外围总有一些地段可用。迪克盯着看的那女人似乎正走出彼得路口街,朝萨金特食品和种子店而去。但她并没有在那里止步,而是坚定地朝北走,迪克清楚在那个方向的十七英里内什么都没有。这个根据她本性命名的最可爱的姑娘(此处出现的姑娘名叫斯维蒂,原文为Sweetie,由sweet(甜美,可爱)一词转化而来。),自从一九六七年以来就足不出户,现在在这冷飕飕的十月早晨不穿外衣走出这么远,要做什么呢?汽车后视镜中的动静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认出了那辆正从南边乡间驶来的红色小卡车。驾车的司机大概是阿伦·普

                      接着讲下去,我都能看到那场景,小小的、蜡黄的莫迪靠着雪白的枕头,一大群年轻的男生女生,还有——不是站在他们中间,而是站在他们对面——那个大牌医生……“他宣讲完了以后,对我说,你今天感觉怎么样,福勒太太?然后他就又开始对那些孩子宣讲了,讲我的事。他觉得我是白痴吗?”(这句话是喘着气叫出来的,她太愤怒、太难过了。)“他对我说,福勒太太,请把你的衣服撩起来。我才不呢,我干什么要照办?于是护士上前一步,殷勤地帮忙,我的睡衣就这么给掀了起来,当着那一帮人的面,无遮无掩。然后他就这儿戳戳那儿捅捅,我就像是案板上的一团面,而他对他们说,看到那里那个肿块吧?摸摸看,感觉一下。好家伙,一句话都不对我说。他们挨个摸我的肚子。谢谢你,福勒太太,他说,但是他之前根本没有征得我的许可,不是吗?看那肿块,摸摸看,感觉一下——好像我看不见,感觉不到一样!我不是傻瓜,我不蠢,我不是白痴——”莫迪气得不能自已,无助到情绪失控。“他看都不看我一眼,一次都没看。我根本就是根棍子,是块石头。他看他们,对他来说他们更重要。我在这儿就是为了方便他们的。”他们准备告诉莫迪要把她转到另外那家医院去了。而她的确不蠢,所以——我十分忐忑。他们告诉她了。我今晚去病房的时候,她转过身来,不搭理我,不搭理一切。半个小时里,一句话都没说,然后她开始叨叨念念:“我不去,我不去济贫院。”“什么济贫院?你在说什么啊,莫迪?”她继续:“我不要到头来落到得进济贫院!”我打听到了,她要去的那家医院,以前,很久很久以前,曾是一家济贫院。我给薇拉·罗杰斯打电话。她的声音听上去疲惫、恍惚。“你打电话来有什么事?”“我想知道,莫迪一直没完没了地说他们要把她扔到济贫院去了,这是什么意思?”一声叹息。“唉,老天啊,”薇拉说,“又来了。这些亲爱的老家伙们都这么说,我们不要去济贫院,他们说。济贫院这东西早废除了——唉,我也不知道废除了多少年了。但是是这样的,他们小的时候,最怕的就是济贫院。那会儿是这么个观念,不管你年龄多大,如果进了济贫院,就得干活。他们擦地板,洗被单,烧饭。让我告诉你,别说这是我说的哦,我可看不出这有什么糟糕的——要是现在会怎么样呢?我们把他们打发去哪家敬老院,在那里他们什么事都不许做,最后只好无聊至死,或者无聊到发疯。要让我说,就该让他们从早到晚地干活,他们就顾不上自怨自艾了。哦,简娜,不要理我,我这是在发泄呢。”我应该偶尔去看看安妮·里夫斯和伊莉莎·贝茨,但是看望莫迪已经耗尽了我全部的精力。今天我陪莫迪去“济贫院”。一个叫罗斯玛丽的姑娘和我们一起,她挺和气,不过对莫迪不甚上心。她说她起到的作用是保证莫迪能看到一张熟悉的脸,不觉得自己被抛弃了。可莫迪问她:“你是谁?”罗斯玛丽回答:“啊,福勒太太,你认识我的。我去看过你的。”“我不认得你。”莫迪说。“可我几乎天天都去你病房的啊,福勒太太。”“简娜?”莫迪问,声音小小的,带着哭腔,“简娜,你在吗?”“在的,我在。”我们三个人坐在救护车里,罗斯玛丽拿着莫迪的东西,一个购物袋,里面是梳子、浴巾、肥皂,还有她的手袋。她的手袋里是她的结婚证,还有两张照片,一张是她“男人”,照片里的男主人公四十岁左右,挺帅,沉着脸,穿着时髦;另外一张照片上是一个小男孩,衣着整齐,对着摄影师摆出笑脸,并不开心。在医院门口,态度友善、让人安心的救护员们把轮椅抬上台阶,莫迪死死地握住椅子把手,直到进入楼内,才意识到这就到了,那可怕的济贫院。“就是这儿吗?就是这儿吗?”她悄悄问我。我们沿着走廊向前,两边是被收容的人、医护人员,还有患者们的艺术展览。然后,楼梯平台上,一张比尔兹利的《莎乐美举着施洗者约翰的头颅》的大幅招贴画,是哪个爱开玩笑的人贴的(我猜)。但莫迪看到这一切震惊不已,上到二楼以后也没平静下来。“就是这儿吗?”她一直在问,紧紧地握住轮椅,虽然护理员们很小心,她还是坐不稳,七倒八歪的,她太轻了,一阵风就能把她吹走。“这就是老医院。”罗斯玛丽兴高采烈。“那么,他们把它改造过了。”莫迪说。“是吗?”罗斯玛丽说,“我知道最近重新粉刷过。”莫迪是一战前后来这里的,来看望某个小姨,而现在她的记忆和她眼前所见的对不上号。我们走过时看到病房是传统的医院病房,里面有二十来张床,一排大窗户。但是当我们到了莫迪的房间,发现她住的是一个单人间。莫迪坐在那里,直挺挺地坐在床上,完全沐浴在透过窗户照进来的明亮光线中,蜡黄的人和背后垫着的一大堆雪白枕头适成鲜明的对比。窗外是教堂的尖顶,灰色的天空,几棵树的树冠。莫迪沉默着,恨恨地环视房间四周——对我而言,这不过是间医院病房,仅此而已——然后目光投向窗外。“那么这就是老医院了。”她确认了,瞪着我,瞪着照顾她住下的那位护士,瞪着罗斯玛丽。罗斯玛丽正要离开,抱着一大摞文件。“是的,亲爱的,这是老医院。”莫迪朝我们龇牙,嘶嘶地喘着气,说:“那就这样了,是吧?我到这儿了,是吧?这就结局了,是吧?”“哦,福勒太太,”罗斯玛丽和善地说,“别这样。哎,我得走了,下次来看你时再见。”于是罗斯玛丽走了,回新医院去了。整个下午我都陪着莫迪。我想找出工作人员里,该和哪个说话,和哪个建立关系。这家医院和那一家气氛不大一样,让人感觉轻松,友好,还有些松懈散漫。当然了,那家医院是世界知名的大医院,那里的护士都是顶级的,医生也是。这里的老先生、老太太们多半不会离开了,一直要待到死。它说不上是一家医院,也不是敬老院——介于其间。另外那家医院的那个大牌医生率领随从们来教老年药学课。那家医院有些有抱负的护士也来这里待几周,好学到只能在这样的地方才能学到的知识,这里都是老先生、老太太,再也出不去了,各人情况不同,有各种长期不愈的慢性病。我觉得,莫迪能自己有一个房间,真是太幸运了;但是我知道(而且我现在知道我猜得没错),莫迪认为这意味着给她判了死刑。而且这个地方实在是该死的喧闹。我和大多数人一样,早被身边各种大小噪音整得没了感觉,直到看见莫迪饱受噪音的折磨,我才张开了以前闭塞的耳朵,听到了门吱吱地摇晃,嘭地被关上,还有莫迪房间正对面小厨房里餐盘乒乒乓乓,餐车小轮吱吱呀呀。噪音!我对莫迪说:“我们关上门吧。”但是她说:“别,别,别,”上气不接下气,猛摇着脑袋。她害怕被关在里面。她来的时候,他们没有给她药,现在她疼得厉害。我去找护士长,问能不能给莫迪点什么。她是个上了年纪的女人,看上去就像是个老住户,这个地方大概也是她的家,就和她自己家一样。她犀利、专业地打量我,他们都这样对人进行评估:通情达理的,傻里傻气的,可以依赖的,可以说真话的,得瞒着的……她说:“你知道的吧,我们尽量少给药,这样到非得下猛药的时候,才好歹能起点作用?”“是的,我知道,”我说,“但是她颠簸了这一路,而且她很害怕,因为她现在在老医院里了——再说她痛得厉害。”“唉,”护士长叹了口气,“你知道,她也许能再活好几周,甚至好几个月。而问题在于最后会有多疼,你可明白?”“嗯,我明白。”不过他们给了莫迪一点能让她“挺过去”的东西,不足以完全麻痹她,但是可以减轻痛感。我离开的时候她清醒,警觉,竖着耳朵捕捉各种声音,冷冰冰的,一言不发。那么,这是不是就是“接受现实”阶段了?哦,老天,但愿它就是。不要恭顺地步入那一良宵[16]!确实。真是多愁善感,真是感情充沛,真是自怨自艾,真是放屁!太自我放纵了!果然是像我们,被宠坏了的混账东西,要这要那,嚷嚷着“这不公平”,满脑子都是我得到的还不够。吉尔和我今天回家都早。我从医院回来,累得要死,都不知道把自己摆哪里好。吉尔看出我的状况,就给我泡了茶,做了一个三明治。她在我对面坐下来,等着我恢复。她好脾气,希望讨好我,有新的自信——就像我以前一样,她每天都在发现自己多能干,发现自己聪明灵活——但那表象之下隐藏着愠怒和批评。我知道她要说什么。“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简娜?”这句话背后,满是年轻人暴躁的抗议:不,不,我不要,我不能,让这一切离我远点儿。最重要的是:你,和我这么亲近的人,如果你准备接纳这种骇人的丑恶,让它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那又有什么可以不让它也进入我的生活?“我猜同事们讨论这事了吧,谈论它的是是非非。”我说。她看上去很尴尬,因为简娜的外甥女,住在简娜家里,也忍不住不参与讨论:简娜这么说,简娜这么做,简娜是这样的——诸如此类。“呃,大概是吧。”“典型的上层社会行为,”我说,“探望穷人的传统,毫无用处的善行,而革命会把这种胡闹革掉的。”她满脸通红,十分生气。吉尔也成了拥护革新派。我拿这个打趣她的时候,她生气地说:“那么,你以为会怎么样?你从来不请人来做客,根本没有社交生活,你以为会怎么样?”“我以为,”我说,“就和其他革新派一样,你给自己创造社交生活——然后另外给它一个名字。”她以前像这样谈一会儿,的确会哈哈大笑起来。但是今天她的危机感太强烈,笑不出来。“不要紧,”我说,“她活不久了。很快就都结束了。”“我觉得这太荒唐了,荒唐。”她说,火冒三丈,咄咄逼人,“一天不落,动辄几个小时。她是什么人,莫迪是什么人?——我的意思是,当然了,她不过是外婆的替代,你以前对外婆不好,所以就在莫迪·福勒身上弥补。”“真是犀利,真是真知灼见,真是一语中的!”“哎,简娜,这很明显,不是吗?”“就算是,那又怎么样?”“呃,你这样很古怪,你得知道。”“听着,我亲爱的,你来我这儿住的时候,我可没答应要按着别人的药方调整我的生活——不管这药方是我姐姐的,你的,还是谁的。”沉默。不打折扣地赌气,噘着嘴——青少年才这样,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垂着头不看人。不过这是她头一次这样,我还是要给她打满分,因为这事在她妈妈家里简直是礼仪所需。而且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吵架。“如果你真要,”我说,“等莫迪去世以后,我们可以弄些不错的小型晚餐聚会。这个我可拿手了。你可以请你的同志们来,我们来讨论阶级斗争。”她差点就笑了。莫迪在老医院住了一个星期了。她和以前一样愤怒,不过她现在更加沉默。不屈。她还挺着。她现在疼得比以前厉害,因此没什么力气。护士长给我看昨晚给她的药,一言不发,做了个手势,意思是,看到了吧?我看到了。那是疼痛特别剧烈的时候他们才用的药剂,那药简直能要人命,吗啡混合着酒精。莫迪直挺挺地坐着,瞪着眼,下唇垂着,唾液在那里聚集起来,再滴下来,聚起,滴下。她满眼阴郁。我一来,她就开始了:“把我扶起来,把我扶起来。”我站在她边上,把她抱起来,让她坐起来一些。但是我刚弄好,才坐下,她就又低声说:“把我扶起来,扶我。”我扶起她,坐下。扶起她,坐下。后来我站在她身旁,把她托起,让她身子前倾,这也无法让她不再提那个要求。“莫迪,你已经坐得笔直了!”我抗议。但是,“扶我起来,扶我起来!”我照办,因为至少这样,她可以觉得自己能够对自己现在的这个世界施加一点影响,这个把一切强加于她,她却没法反抗的世界。这么做还因为我可以抱住她,触碰她。虽然她从来不说抱抱我,我想要有人抱抱,她会说,扶我起来,扶我起来。过去两天我站在她身边,扶她起来,让她坐好;扶她起来,抱住她,一次一个小时。我说了:“莫迪,我累了,我得歇一下。”她脑袋微微一转,表示听到我的话了,但是没过一会儿又开始了:“扶我起来,扶我起来。”我想,也许这是一种使自己保持清醒的方法,因为现在她吃的药作用实在太强。大部分时间,她都昏昏欲睡。他们说晚上她几乎也都是睡着的。但她其实有意识,知道周围的动静,忍受着、十分痛苦地忍受着噪音的折磨:乒乒乓乓,哐哐当当,没有铺地毯的走道里橐橐作响的脚步声,餐车轮子吱吱呀呀的响声。每过几分钟,嘭地传来摔门声。我发现自己坐在那儿,神经高度紧张,等着那嘭的一声。但是尽管这样,病房门还是得敞开着,因为莫迪害怕沉默和冷漠,像是她将被囚入其中的坟墓里一样。莫迪还没准备好去死。我现在在她身边没有大段的时间坐着思考,因为我忙着扶她起来,给她放枕头,安抚她,疼爱她。但是此刻在家里,躺在浴缸里,我思考。那些支持安乐死的协会怎么了?我不认为妈妈,或者弗雷迪,会没到最后就想走;他们认命,他们是成年人,但如果他们真希望我们谁能塞给他们一剂致命药剂的话,我确定我能知道。(话说回来,我真能知道吗?我下次见到乔姬姐姐的时候一定要问问。如果我还见她的话。)死亡为什么就这么难?而对此不解,思考这个,这正当合理吗?有用吗?哦,死亡实在是太难太难太难了,身体不想放弃。那儿进行着一场搏斗,那是战场。但假设莫迪的意志和思想希望她走,这是不是意味着她的身体就不会如此激烈地反抗?如果在反抗的的确是她的身体。莫迪坐在那里,不愿意死去。我实在是没法理解,就这么回事!在将自己和莫迪相比较时我知道换位思考有时候根本不可能。尽管我知道我这是在拿自己,一个从健康角度说离死亡还远的五十岁女人目前的心态,与一个行将就木、年逾九旬的老妇的心态作比较。随着死亡逼近,一个人的心态也会变?我目前的想法,与“我会死”这个认知之间,自然是横着一道绝对的屏障,或者说是墙。我的意思是,我知道我将死去,但那个认识不是一个清晰强烈的现实。也许这是预先设计好的,让我们像动物一样不知有死,因为若是知道了,我们就无法活下去。不管大自然还关心什么别的,她最在乎的是要我们活下去,繁衍,遍布整个地球,生生不息——任何与此无关的,大自然不可能在乎。因此我,简娜,或者说简·萨默斯,坐在一个垂死的女人身边,努力转换我的思想,剥去一层外膜或者说变得自然开放,好真正地明白我是要死的,但是大自然不让。我刻意想象各种惊惧,各种恐慌:我让自己假设我,简娜,背后垫着高枕头,非常老迈,正被从内里摧毁。我一点一点剥掉自己的外层,先是剥掉了我的服饰外壳,我用以展现自己的那些东西;然后再暴露我健康的身体,它不会——暂时不会——突然就大小便失禁,仍然标致鲜活;接着再往里,直到自我,即我对自己的认知,然后想象自我其实是存于一个躯壳之中,乱糟糟的一堆肉和骨,仅此而已。但是这没用。我不怕死亡。我不怕。而且,看着莫迪死去,我更不怕它了,这真是矛盾。那些专业人士,与死亡有关的,对死亡睿智以待,那正是我希望自己能有的态度。他们甚至很诚实,因为我知道,就算他们还没有告知莫迪“事实”——好像她不是已经知道了似的——若是她问,护士也会告诉她的。哪怕他们不直接说,莫迪·福勒,你要死了,他们也会允许她知道事实。但因为她目前这个态度,他们还没这样做:不,他们明白她“还没做好知道的准备”——护士长是这么对我说的。所以她的病房里依旧保持着友好、随意,甚至是不冷不热的气氛,好像她只不过是着了凉或者摔断了条腿。至于死后永生:实际上,我根本没法让自己相信这股狂暴的名为“莫迪”的能量会完全消失。这一点我实在没法让自己相信。老天啊,不管是健康还是生病,莫迪都对别人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关于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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