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 id='bgyWvjrfR'><legend id='bgyWvjrfR'></legend></em><th id='bgyWvjrfR'></th> <font id='bgyWvjrfR'></font>

				

			

    • 
      			
      			
      
      				
        
        						
          <optgroup id='bgyWvjrfR'><blockquote id='bgyWvjrfR'><code id='bgyWvjrfR'></code></blockquote></optgroup>

          <span id='bgyWvjrfR'></span><span id='bgyWvjrfR'></span> <code id='bgyWvjrfR'></code>
            
            					
                
                  • 
                    					
                    • <kbd id='bgyWvjrfR'><ol id='bgyWvjrfR'></ol><button id='bgyWvjrfR'></button><legend id='bgyWvjrfR'></legend></kbd>
                      
                      			
                      			
                    • <sub id='bgyWvjrfR'><dl id='bgyWvjrfR'><u id='bgyWvjrfR'></u></dl><strong id='bgyWvjrfR'></strong></sub>

                      亚洲中文无码手机在线电影

                      来源:无码人妻精品一区二区三区Av 发布时间:2023-12-12 14:07:14

                      字号

                      亚洲中文无码手机在线电影守寨门的塔楼或碉堡。寨内约有30户左右的居民,他们通常是寨主的佃户。有时,同姓人家聚居在一寨之内,后来,这样的寨常被称作“某家庄”。寨主还训练自己的乡兵。傅衣凌:《关于捻变的新解释》,第33页。1640年,河南知府报告,有些豪绅(以占地多达一千顷为标准)建立私人武装,残杀百姓,奸淫妇女,强占土地,有时甚至袭击当地官府。德·弗格斯:《中原的起义》,第6—7页。这些豪绅不都是大地主,有的是盐商或落第举子,其追随者则是小商贩、城市游民和破产农民。同上书,第24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104页。?《明史》,第3066、3116页(此段引文自《明史》数处摘集——译者);德·弗格斯:《中原起义》,第24页。?《明史》,第3069、3116页。?同上。刘洪起于1645年被清军杀害,德·弗格斯:《中原的起义》,第24页。?引自谢国桢:《南明史略》,第50页。?同上书,第51页;又见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00页。?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二卷,第6页。小威尔斯认为,“正人君子”反对“偏安”,并相信明军的反攻会激励失地百姓奋起反抗,正是“过渡时期的明朝政治文化最引人注目之处。这一过渡就是在代表东林党的正人君子所采取的不协调行动的作用下,转入具有强烈道义和信念色彩的残酷战争。”小威尔斯:《17世纪中国多元政治的夭折》,第3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22页。刘宗周还要求马士英像史可法去扬州一样,返回凤阳。姚名达:《刘宗周年谱》,第31—32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奏稿》,第26—27、46—47页及《年谱》中,第18—21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18—21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85—186页。?陈子龙几年来一直在推动全国性的组建乡兵运动。在任绍兴推官及后来在浙北代理知县期间,他与几社其他成员一起,力劝崇祯帝批准在全国范围内组建由乡绅领导的地方武装。浙江地区的许都率乡兵发动叛乱、攻打当地官府一事,险些破坏了这一计划。在明朝崩溃前夕,这一计划终于获准,但已无济于事。魏斐德:《清朝征服江南时期的地方主义和忠君思想:《江阴的悲剧》,第52—53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第二十二卷,第17、18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164—167页;邓尔麟:《嘉定忠臣》,第225、254—255页;艾维四:《晚明士大夫陈子龙》,第108—110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44—248页。后来,陈子龙同意在弘光政府兵部中继续任职之后,首先要求允许他召募水勇,以便取道天津夺回京师。他声称已买下33条沙船,并有千余名勇猛熟练的水手正严阵以待。尚缺少的武器可望在一个月内造好,江南百姓(其中许多人惯于航海)也可迅速组织起来抵御敌军。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奏稿》,第1—2页(然而陈子龙本人并没有指挥水师的经验,见小威尔斯:《从王直到施琅的中国沿海:边地史研究》,第220页)。人们记忆犹新的是,在16世纪50和60年代,这一地区的缙绅曾联合抗击倭寇。当时,东南地区的缙绅依靠浙江和江南的财富,在胡宗宪领导下,动员乡兵,招募水师,组建了抗击海上入侵者的有效防线。梅里尔恩·菲茨帕特里克:《中国东南地区的地方利益与反海盗管理》,第14—15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奏稿》,第54—58页。据陈子龙1644年9月11日的上疏,当时南京驻军有2万人。他建议从中精选1万人,组成3支各3000人的标兵和1000人的侦察队。他还提出通过建立军屯和户籍制度,另外征募4万人(共计6万人)。这些新兵可从江南的仆役或小商贩中召集,还可从浙东农村召集一部分(尽管许都在浙东叛乱曾给陈子龙带来过麻烦,但他对这一地区仍很感兴趣)。招募来的新兵,可分为2支大军,每100人为一队,组成宝塔式编制,由1名大将统一指挥。这个计划与19世纪组建湘军的计划至少在形式上十分相似,当然后者也受到诸葛亮和戚继光的启发?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20—21页。?见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二卷第53—55页中的陈子龙上弘光帝疏。斯特鲁弗认为,许多人将陈子龙及其一伙视为有潜在危险的激进派。他们可凭口才将百姓煽动起来,但根本不知道如何将志愿兵与正规军结为一体,也根本不了解如何与职业军人打交道(斯特鲁弗:私人通信)。?这段话引自《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21页的注,实际上可能未曾作为奏疏上呈。“神州”一词的使用,可追溯到战国时期,一般指中国当时管辖的区域。例如,诗人曹唐的一首词中有这样的句子:“远冈连圣祚,平地载神州。”所以,“州”是指与神圣的祖先联系在一起的领土。这一形象的描述将大地与统治者、领土与神灵结合为一体。正如曹唐词中“平地载神州”的比喻所暗示的那样,皇位的合法性不仅仅取决于上面的“天”和“命”,也取决于下面的实实在在的大地。这一皇位合法性的解释是深刻而通俗的。满人不厌其烦地讲“天”、“上天”和“上帝”,南明的臣民则更关心具有象征意义的“地坛”和地下皇陵。陈子龙的话中当然也提到了皇陵。“十二陵”即指位于北京北郊的十二座明朝皇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21页。?同上书第二十二卷,第17—18页。?同上书,奏稿,第51—53页;又见第26—27、46—47、54—58页。?《明史》,第2917页。章正宸后来在鲁王手下任职,失败后削发为僧。?魏斐德:《江阴的悲剧》,第52—53页。?应宝时编《上海县志》(同治朝编)第十九卷,第39页。?何刚的建议遭到拒绝。部分原因是他与史可法交往过密。“士英恶可法并恶刚,出知遵义府”。何刚未去赴任,却在得知扬州被围后,立即前去帮助史可法,扬州陷落后自杀身亡。?谢国桢:《南明史略》,第50页。?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二卷,第5页。刘宗周还暗示,派史可法去淮安意味着把北伐战略的最佳实施人物从朝中撵走:“无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毅然决策亲征,亦无以作天下忠臣义士之气。”同上书第二卷,第5页。关于刘宗周当时对马士英和阮大铖的抨击,又见袁继咸:《浔阳记事》,第7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52页。?刘宗周视刘泽清的参劾为“朋党之论”而不予理会。他认为,在明朝的历史上从未有武官参劾文官的先例,当然也未有武官无理威胁要杀害文官的先例。李清:《三垣笔记》下,“补遗”,第2页。?《明史》,第3070页。1644年9月11日,长安街上出现了一份诽谤吴甡和刘宗周的匿名揭帖。六天之后,高杰、刘泽清和刘良佐分别参劾刘宗周,说他已使诸镇将怒火满腔。?顾炎武:《圣安本纪》,第11页;又见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1页。和某些勋臣一样,黄得功也参加了对刘宗周的攻击,斯特鲁弗:《南明》,第14页。?刘宗周辞职获准,被护送回乡。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4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12页;斯特鲁弗:私人通信。据《明史》载,高杰和刘泽清曾派刺客去暗杀刘宗周,但据说当刺客面对这位年高德劭的哲学家时,竟慌得不知所措。《明史》,第2882页。?艾维四:《晚明士大夫陈子龙》,第133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1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88—389页;查继佐:《国寿录》,第70页。顾杲也曾在攻击阮大铖的“南都防乱公揭”上署名。他之所以幸免于难,是因为副都御史与他有姻亲关系,因而设法推迟了对他的审讯。?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1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5—16页。?李清:《三垣笔记》下,第2页;徐鼒:《小腆纪传》,第208页。“逆案”是依附魏忠贤的官吏的名单。公元8世纪,唐朝曾编过依附叛将安禄山的唐朝官员的名单。编制曾与大顺合作过的明朝官员的名单即援引此例,亦称顺案。“顺案”中的“顺”字,亦有“投降”、“归顺”之意。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2页。?早在南明政权建立之初,马士英就向弘光帝表达了他对北京死难忠臣的关切。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二卷,第2—3页。1644年10月3日,弘光帝为范景文、倪元璐及其他19名忠烈追授了谥号。姚家积:《明季遗闻考补》,第96页;顾苓:《金陵野钞》,第31—32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4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6—47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8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109页。史可法认为,南明政府要聚集足够的人才,方能收复北土,而唯一的办法就是招纳落难的士大夫。可先由地方官举荐,待其任官履历查清后再邀请他们参加南京政府。杨德恩:《史可法年谱》,第52—53页。?史可法曾上疏主张,必须处决大顺“伪官”,销毁他们的印绶,以明“泾渭”。对那些渡河进入其辖区的原大顺官员,他皆照例将他们斩首。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三卷,第3页。?史可程在1643年与陈名夏同科考取进士。一般都认为他是史可法的胞弟。但有人仔细研究了其家谱,证明他是史可法的二堂弟。史可程的兄弟史可鉴是锦衣卫军官。朱文长:《史可法传》,第97—98页。史可程曾在大顺政府任职,后逃到南方。虽然史可法要求惩处他,但弘光帝大发慈悲,命他回乡照料其母。南京陷落后,他在宜兴住了多年,成了顾炎武的朋友,后得以善终。《明史》,第3079页;朱文长:《史可法夫人姓氏考》,第88页。史可程与顾炎武常互通书信并题赠著作。见顾炎武:《亭林先生遗书汇辑》,1888年版;《同志赠言》第四十卷,第21—22页。程一凡先生向我提供了史可程与顾炎武两人通信赠书的史料,在此表示感谢。又见谢国桢:《顾宁人学谱》,第176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109页。?文秉:《甲乙事案》,第54页。?朱文长:《史可法传》,第34页。江南缙绅谴责“从贼官”的典型例子,见郑振铎《玄览堂丛书》第一一三册:《嵩江府阖郡士民讨逆贼杨汝成檄》。?在一次祭奠崇祯帝的仪式上,阮大铖说:“致先帝殉社稷者,东林也,不尽杀东林,无以对先帝于地下。”温睿临:《南疆绎史》,第715页。?《明史》,第1546、3091、3095页;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第二卷,第10—11页;钱第六章清朝统治的建立明季骄淫坏法,人心瓦解,以致流寇乘机肆虐。我朝深用悯恻,爰兴仁义之师,灭尔仇仇,出尔水火,绥安都城,兆姓归心。近闻士寇蜂起,乌合倡乱。念尔等俱吾赤子,不忍即加兵革。已往者姑从宽宥。谕到,俱即剃发,改行安业,毋怙前非,倘有故违,即行诛剿。《世祖实录》,1644年6月15日,第五卷,第53页北京新政府面临着三个十分紧迫的任务:恢复京城的治安并使行政机器重新运转起来;平定北直隶和邻省山东的动荡不安的农村,以及追击并消灭现已逃到太行山西部的大顺军队。其较为长远的重要的任务,则是官僚机器的改革,与平民困苦生活的改善。

                      地方合作者

                      如果没有汉人的军事合作的帮助,满族人是不可能征服中原的。而这种征服,随即又恢复了汉人降官的权力。明末兴起的一批军事力量,特别是左良玉、刘泽清这样的军阀,都使得回天无术的文官们更加虚弱无力了。无论是大顺军对北京的占领,还是勤王将领们在南京政权中的专横,都使这个帝国中的军人们越来越显要了。清人在华北与中原的胜利,既没有终止对这类军人的需要,也没有剥夺他们的权力。中央政府与地方军人的这种对立,直到70年代“三藩”叛乱时才得到最终的解决;但在攻占北京以后,新的满族军事领袖们,随即就开始让昔日文职官僚们重新发挥作用——这种作用由于明末社会军事活动的频繁,曾经大为下降了。在清王朝的统治奠基过程中,有一个看来似乎自相矛盾的现象,这就是来自东北的满、蒙、汉军的旗人将领帮助在中国重建文官的权力。由于从多尔衮进入北京那时起,他就公开申明他欢迎明朝官僚加入新的政权,所以,北京及其周围城镇的占领,在开始就非常顺利。1644年6月7日,多尔衮谕示兵部,对于迎降之处实行赦免,因为帝国的百姓“皆属吾民”。同时,还特别向地主官员做出保证,如果他们剃发归降,那么他们不仅可以恢复原职,甚至还将官升一级。三天以后,多尔衮正式表示,如果明朝的城市官僚剃发并纳名投诚,则将官复旧职。多尔衮许诺:“各衙门官员,俱照旧录用”。由于那么多的官员因为投顺李自成而已经名节扫地,所以他们大部分立刻就接受了这一招降要求。这样,整个政府都投降了,并且没有一个人因为忠于明朝而自杀殉节。除了原有其职的官员,另一些文士名流也被推荐到政府中做了官。在这方面,有些关键人物向政府推荐了一批可能合作的名流。1619年进士、江苏人金之俊(崇祯皇帝的最后一位兵部侍郎),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曾遭李自成部下的严刑拷打,并在后来很快就投降了多尔衮。他迅速地官复原职后,就参与了贯彻大赦政策,登录了所有的前明军官,其中许多人被金之俊推荐到新政权中去任职了。其他为清廷频频推荐地方官和前明官僚的重要人物有:卫周允,1634年进士,山西人,崇祯朝的御史;沈惟炳,吏部侍郎;王鳌永,山东人,以前负责过河南与山东的防务。另一个决意归顺的人是奉天地区最后一任明朝巡抚、著名的河南官员、1625年进士宋权。像侯方域之父侯恂一样,宋权是商丘地区乡绅中的名流。商丘士绅的社会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他们敢于公开与地方当局分庭抗礼。在1644年春,他受任顺天巡抚,驻距北京65公里的密云县受事。当李自成攻陷北京时,宋权刚刚就任三天,这样他只好暂时归顺,等待时机了。在闯王被赶出北京之后,宋权便动手攻击地方义军将领并将之处死。6月6日,他宣布降清,并代表许多明朝地方驻军将领的立场声称:“吾明臣,明亡无所属,有能为明报仇杀贼者,即吾主也。”对于这些前明官僚来说,使孔教所要求的忠节与在清廷中就职这二者协调起来,多少有些困难;但至少在清人降低了对汉人剃发改从满俗的要求时,这就容易一些了。多尔衮开始不愿改变初衷,宁愿强行贯彻他在进京次日颁布的剃发命。当刑部侍郎告诫他,令汉人强行剃发将失去民心时,多尔衮怒喝道:吾乃汝民之首,你且先顾自己的头发吧!但在三河与保定爆发了反剃发令的农民起义之后,多尔衮变得温和些了。6月25日,这位摄政王发布公告说:予前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今闻甚拂民愿,反非予以文教定民之本心矣。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甚便。予之不欲以兵甲相加者,恐加兵之处,民必不堪,或死或逃,失其生理故耳。今特遣官传谕,凡各府州县军卫衙门,来归顺者,其牧民之长,统军之帅,汇造户口、兵丁、钱粮数目,亲来朝见;若逆命不至,当兴师问罪而诛之。这是一个勉强的让步,并且显然曾使多尔衮为之不快。但满族家长制的传统精神是强调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约”,这一决定的制定也体现了这一精神。新的政策颁布之后,汉人的归顺就变得容易得多了。在这一新的情况下接受清廷官位的最著名的文人之一,是著名的上海诗人李雯。其父李逢甲,死于大顺军占据北京之时。这位诗人因为丧父的巨大悲痛,许

                      守寨门的塔楼或碉堡。寨内约有30户左右的居民,他们通常是寨主的佃户。有时,同姓人家聚居在一寨之内,后来,这样的寨常被称作“某家庄”。寨主还训练自己的乡兵。傅衣凌:《关于捻变的新解释》,第33页。1640年,河南知府报告,有些豪绅(以占地多达一千顷为标准)建立私人武装,残杀百姓,奸淫妇女,强占土地,有时甚至袭击当地官府。德·弗格斯:《中原的起义》,第6—7页。这些豪绅不都是大地主,有的是盐商或落第举子,其追随者则是小商贩、城市游民和破产农民。同上书,第24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104页。?《明史》,第3066、3116页(此段引文自《明史》数处摘集——译者);德·弗格斯:《中原起义》,第24页。?《明史》,第3069、3116页。?同上。刘洪起于1645年被清军杀害,德·弗格斯:《中原的起义》,第24页。?引自谢国桢:《南明史略》,第50页。?同上书,第51页;又见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00页。?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二卷,第6页。小威尔斯认为,“正人君子”反对“偏安”,并相信明军的反攻会激励失地百姓奋起反抗,正是“过渡时期的明朝政治文化最引人注目之处。这一过渡就是在代表东林党的正人君子所采取的不协调行动的作用下,转入具有强烈道义和信念色彩的残酷战争。”小威尔斯:《17世纪中国多元政治的夭折》,第3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22页。刘宗周还要求马士英像史可法去扬州一样,返回凤阳。姚名达:《刘宗周年谱》,第31—32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奏稿》,第26—27、46—47页及《年谱》中,第18—21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18—21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85—186页。?陈子龙几年来一直在推动全国性的组建乡兵运动。在任绍兴推官及后来在浙北代理知县期间,他与几社其他成员一起,力劝崇祯帝批准在全国范围内组建由乡绅领导的地方武装。浙江地区的许都率乡兵发动叛乱、攻打当地官府一事,险些破坏了这一计划。在明朝崩溃前夕,这一计划终于获准,但已无济于事。魏斐德:《清朝征服江南时期的地方主义和忠君思想:《江阴的悲剧》,第52—53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第二十二卷,第17、18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164—167页;邓尔麟:《嘉定忠臣》,第225、254—255页;艾维四:《晚明士大夫陈子龙》,第108—110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44—248页。后来,陈子龙同意在弘光政府兵部中继续任职之后,首先要求允许他召募水勇,以便取道天津夺回京师。他声称已买下33条沙船,并有千余名勇猛熟练的水手正严阵以待。尚缺少的武器可望在一个月内造好,江南百姓(其中许多人惯于航海)也可迅速组织起来抵御敌军。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奏稿》,第1—2页(然而陈子龙本人并没有指挥水师的经验,见小威尔斯:《从王直到施琅的中国沿海:边地史研究》,第220页)。人们记忆犹新的是,在16世纪50和60年代,这一地区的缙绅曾联合抗击倭寇。当时,东南地区的缙绅依靠浙江和江南的财富,在胡宗宪领导下,动员乡兵,招募水师,组建了抗击海上入侵者的有效防线。梅里尔恩·菲茨帕特里克:《中国东南地区的地方利益与反海盗管理》,第14—15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奏稿》,第54—58页。据陈子龙1644年9月11日的上疏,当时南京驻军有2万人。他建议从中精选1万人,组成3支各3000人的标兵和1000人的侦察队。他还提出通过建立军屯和户籍制度,另外征募4万人(共计6万人)。这些新兵可从江南的仆役或小商贩中召集,还可从浙东农村召集一部分(尽管许都在浙东叛乱曾给陈子龙带来过麻烦,但他对这一地区仍很感兴趣)。招募来的新兵,可分为2支大军,每100人为一队,组成宝塔式编制,由1名大将统一指挥。这个计划与19世纪组建湘军的计划至少在形式上十分相似,当然后者也受到诸葛亮和戚继光的启发?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20—21页。?见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二卷第53—55页中的陈子龙上弘光帝疏。斯特鲁弗认为,许多人将陈子龙及其一伙视为有潜在危险的激进派。他们可凭口才将百姓煽动起来,但根本不知道如何将志愿兵与正规军结为一体,也根本不了解如何与职业军人打交道(斯特鲁弗:私人通信)。?这段话引自《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21页的注,实际上可能未曾作为奏疏上呈。“神州”一词的使用,可追溯到战国时期,一般指中国当时管辖的区域。例如,诗人曹唐的一首词中有这样的句子:“远冈连圣祚,平地载神州。”所以,“州”是指与神圣的祖先联系在一起的领土。这一形象的描述将大地与统治者、领土与神灵结合为一体。正如曹唐词中“平地载神州”的比喻所暗示的那样,皇位的合法性不仅仅取决于上面的“天”和“命”,也取决于下面的实实在在的大地。这一皇位合法性的解释是深刻而通俗的。满人不厌其烦地讲“天”、“上天”和“上帝”,南明的臣民则更关心具有象征意义的“地坛”和地下皇陵。陈子龙的话中当然也提到了皇陵。“十二陵”即指位于北京北郊的十二座明朝皇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21页。?同上书第二十二卷,第17—18页。?同上书,奏稿,第51—53页;又见第26—27、46—47、54—58页。?《明史》,第2917页。章正宸后来在鲁王手下任职,失败后削发为僧。?魏斐德:《江阴的悲剧》,第52—53页。?应宝时编《上海县志》(同治朝编)第十九卷,第39页。?何刚的建议遭到拒绝。部分原因是他与史可法交往过密。“士英恶可法并恶刚,出知遵义府”。何刚未去赴任,却在得知扬州被围后,立即前去帮助史可法,扬州陷落后自杀身亡。?谢国桢:《南明史略》,第50页。?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二卷,第5页。刘宗周还暗示,派史可法去淮安意味着把北伐战略的最佳实施人物从朝中撵走:“无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毅然决策亲征,亦无以作天下忠臣义士之气。”同上书第二卷,第5页。关于刘宗周当时对马士英和阮大铖的抨击,又见袁继咸:《浔阳记事》,第7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52页。?刘宗周视刘泽清的参劾为“朋党之论”而不予理会。他认为,在明朝的历史上从未有武官参劾文官的先例,当然也未有武官无理威胁要杀害文官的先例。李清:《三垣笔记》下,“补遗”,第2页。?《明史》,第3070页。1644年9月11日,长安街上出现了一份诽谤吴甡和刘宗周的匿名揭帖。六天之后,高杰、刘泽清和刘良佐分别参劾刘宗周,说他已使诸镇将怒火满腔。?顾炎武:《圣安本纪》,第11页;又见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1页。和某些勋臣一样,黄得功也参加了对刘宗周的攻击,斯特鲁弗:《南明》,第14页。?刘宗周辞职获准,被护送回乡。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4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12页;斯特鲁弗:私人通信。据《明史》载,高杰和刘泽清曾派刺客去暗杀刘宗周,但据说当刺客面对这位年高德劭的哲学家时,竟慌得不知所措。《明史》,第2882页。?艾维四:《晚明士大夫陈子龙》,第133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1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88—389页;查继佐:《国寿录》,第70页。顾杲也曾在攻击阮大铖的“南都防乱公揭”上署名。他之所以幸免于难,是因为副都御史与他有姻亲关系,因而设法推迟了对他的审讯。?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1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5—16页。?李清:《三垣笔记》下,第2页;徐鼒:《小腆纪传》,第208页。“逆案”是依附魏忠贤的官吏的名单。公元8世纪,唐朝曾编过依附叛将安禄山的唐朝官员的名单。编制曾与大顺合作过的明朝官员的名单即援引此例,亦称顺案。“顺案”中的“顺”字,亦有“投降”、“归顺”之意。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2页。?早在南明政权建立之初,马士英就向弘光帝表达了他对北京死难忠臣的关切。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二卷,第2—3页。1644年10月3日,弘光帝为范景文、倪元璐及其他19名忠烈追授了谥号。姚家积:《明季遗闻考补》,第96页;顾苓:《金陵野钞》,第31—32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4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6—47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8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109页。史可法认为,南明政府要聚集足够的人才,方能收复北土,而唯一的办法就是招纳落难的士大夫。可先由地方官举荐,待其任官履历查清后再邀请他们参加南京政府。杨德恩:《史可法年谱》,第52—53页。?史可法曾上疏主张,必须处决大顺“伪官”,销毁他们的印绶,以明“泾渭”。对那些渡河进入其辖区的原大顺官员,他皆照例将他们斩首。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三卷,第3页。?史可程在1643年与陈名夏同科考取进士。一般都认为他是史可法的胞弟。但有人仔细研究了其家谱,证明他是史可法的二堂弟。史可程的兄弟史可鉴是锦衣卫军官。朱文长:《史可法传》,第97—98页。史可程曾在大顺政府任职,后逃到南方。虽然史可法要求惩处他,但弘光帝大发慈悲,命他回乡照料其母。南京陷落后,他在宜兴住了多年,成了顾炎武的朋友,后得以善终。《明史》,第3079页;朱文长:《史可法夫人姓氏考》,第88页。史可程与顾炎武常互通书信并题赠著作。见顾炎武:《亭林先生遗书汇辑》,1888年版;《同志赠言》第四十卷,第21—22页。程一凡先生向我提供了史可程与顾炎武两人通信赠书的史料,在此表示感谢。又见谢国桢:《顾宁人学谱》,第176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109页。?文秉:《甲乙事案》,第54页。?朱文长:《史可法传》,第34页。江南缙绅谴责“从贼官”的典型例子,见郑振铎《玄览堂丛书》第一一三册:《嵩江府阖郡士民讨逆贼杨汝成檄》。?在一次祭奠崇祯帝的仪式上,阮大铖说:“致先帝殉社稷者,东林也,不尽杀东林,无以对先帝于地下。”温睿临:《南疆绎史》,第715页。?《明史》,第1546、3091、3095页;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第二卷,第10—11页;钱第六章清朝统治的建立明季骄淫坏法,人心瓦解,以致流寇乘机肆虐。我朝深用悯恻,爰兴仁义之师,灭尔仇仇,出尔水火,绥安都城,兆姓归心。近闻士寇蜂起,乌合倡乱。念尔等俱吾赤子,不忍即加兵革。已往者姑从宽宥。谕到,俱即剃发,改行安业,毋怙前非,倘有故违,即行诛剿。《世祖实录》,1644年6月15日,第五卷,第53页北京新政府面临着三个十分紧迫的任务:恢复京城的治安并使行政机器重新运转起来;平定北直隶和邻省山东的动荡不安的农村,以及追击并消灭现已逃到太行山西部的大顺军队。其较为长远的重要的任务,则是官僚机器的改革,与平民困苦生活的改善。

                      地方合作者

                      如果没有汉人的军事合作的帮助,满族人是不可能征服中原的。而这种征服,随即又恢复了汉人降官的权力。明末兴起的一批军事力量,特别是左良玉、刘泽清这样的军阀,都使得回天无术的文官们更加虚弱无力了。无论是大顺军对北京的占领,还是勤王将领们在南京政权中的专横,都使这个帝国中的军人们越来越显要了。清人在华北与中原的胜利,既没有终止对这类军人的需要,也没有剥夺他们的权力。中央政府与地方军人的这种对立,直到70年代“三藩”叛乱时才得到最终的解决;但在攻占北京以后,新的满族军事领袖们,随即就开始让昔日文职官僚们重新发挥作用——这种作用由于明末社会军事活动的频繁,曾经大为下降了。在清王朝的统治奠基过程中,有一个看来似乎自相矛盾的现象,这就是来自东北的满、蒙、汉军的旗人将领帮助在中国重建文官的权力。由于从多尔衮进入北京那时起,他就公开申明他欢迎明朝官僚加入新的政权,所以,北京及其周围城镇的占领,在开始就非常顺利。1644年6月7日,多尔衮谕示兵部,对于迎降之处实行赦免,因为帝国的百姓“皆属吾民”。同时,还特别向地主官员做出保证,如果他们剃发归降,那么他们不仅可以恢复原职,甚至还将官升一级。三天以后,多尔衮正式表示,如果明朝的城市官僚剃发并纳名投诚,则将官复旧职。多尔衮许诺:“各衙门官员,俱照旧录用”。由于那么多的官员因为投顺李自成而已经名节扫地,所以他们大部分立刻就接受了这一招降要求。这样,整个政府都投降了,并且没有一个人因为忠于明朝而自杀殉节。除了原有其职的官员,另一些文士名流也被推荐到政府中做了官。在这方面,有些关键人物向政府推荐了一批可能合作的名流。1619年进士、江苏人金之俊(崇祯皇帝的最后一位兵部侍郎),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曾遭李自成部下的严刑拷打,并在后来很快就投降了多尔衮。他迅速地官复原职后,就参与了贯彻大赦政策,登录了所有的前明军官,其中许多人被金之俊推荐到新政权中去任职了。其他为清廷频频推荐地方官和前明官僚的重要人物有:卫周允,1634年进士,山西人,崇祯朝的御史;沈惟炳,吏部侍郎;王鳌永,山东人,以前负责过河南与山东的防务。另一个决意归顺的人是奉天地区最后一任明朝巡抚、著名的河南官员、1625年进士宋权。像侯方域之父侯恂一样,宋权是商丘地区乡绅中的名流。商丘士绅的社会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他们敢于公开与地方当局分庭抗礼。在1644年春,他受任顺天巡抚,驻距北京65公里的密云县受事。当李自成攻陷北京时,宋权刚刚就任三天,这样他只好暂时归顺,等待时机了。在闯王被赶出北京之后,宋权便动手攻击地方义军将领并将之处死。6月6日,他宣布降清,并代表许多明朝地方驻军将领的立场声称:“吾明臣,明亡无所属,有能为明报仇杀贼者,即吾主也。”对于这些前明官僚来说,使孔教所要求的忠节与在清廷中就职这二者协调起来,多少有些困难;但至少在清人降低了对汉人剃发改从满俗的要求时,这就容易一些了。多尔衮开始不愿改变初衷,宁愿强行贯彻他在进京次日颁布的剃发命。当刑部侍郎告诫他,令汉人强行剃发将失去民心时,多尔衮怒喝道:吾乃汝民之首,你且先顾自己的头发吧!但在三河与保定爆发了反剃发令的农民起义之后,多尔衮变得温和些了。6月25日,这位摄政王发布公告说:予前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今闻甚拂民愿,反非予以文教定民之本心矣。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甚便。予之不欲以兵甲相加者,恐加兵之处,民必不堪,或死或逃,失其生理故耳。今特遣官传谕,凡各府州县军卫衙门,来归顺者,其牧民之长,统军之帅,汇造户口、兵丁、钱粮数目,亲来朝见;若逆命不至,当兴师问罪而诛之。这是一个勉强的让步,并且显然曾使多尔衮为之不快。但满族家长制的传统精神是强调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约”,这一决定的制定也体现了这一精神。新的政策颁布之后,汉人的归顺就变得容易得多了。在这一新的情况下接受清廷官位的最著名的文人之一,是著名的上海诗人李雯。其父李逢甲,死于大顺军占据北京之时。这位诗人因为丧父的巨大悲痛,许

                      乐设施一应俱全。到了天宝年间,这个地方已经是中国政治中心的所在地了,很多大事就发生在这里。关于如何应对安史之乱的第一次军事会议也是在华清宫举行的……天宝十四年,长达七年的安史之乱爆发,华清宫的幸福和欢愉,伴随着杨玉环生命的结束戛然而止。繁盛的大唐虽未在玄宗手下丢弃,却也从此一蹶不振,没了生气。在此后的数百年里,华清宫的一切被蒙上了黯淡污秽的颜色,成了不祥之地,再没有帝王在那里修建离宫别苑。清末的老佛爷慈禧就连路过那里也要绕道而行,以免沾染颓败之气。然而,即便如此,华清宫造就的传奇,经历的兴衰,仍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文人墨客咀嚼玩味的蓝本。而那首让人肝肠寸断的《长恨歌》,也一直缭绕在无数痴情人的心中。千年学府岳麓书院这是一座雄视天下的古老学府。一座座石碑、一块块匾额、一幅幅对联,历经千年风雨洗礼而不灭,见证了“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的旷代奇观:从朱熹到王夫之,从魏源到曾国藩,从梁启超到毛泽东。任你“风云变幻”,我自“弦歌不绝”。这里就是千年学府——岳麓书院。一、惟楚有才,于斯为盛古代中国之所以被誉为“礼仪之邦”,教育受到极高尊崇是主要原因之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虽称千古帝王,大教育家孔老夫子却是“万世师表”。在社会上,知识阶层的地位也远非后来可比,排序位于士农工商之首。至于教育机构,战国时候就有了专管教育的学官,称为“祭酒”,是位列公卿的人物;汉朝出现了正式的中央官学;地方官学也于西汉普及,私塾的创办就更早了。官学、私学交织发展,一派“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的盛况。中国古代,文化道德主流能够千年一同,文官制度得以领先世界,可以说完全依赖于高水准的教育。而位于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就是其不朽杰作。朱汉民56:中国一直是以教育立国,在历史上一直非常重视教育。特别是政府把儒家定为意识形态之后,就把教育抬到“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地位。从夏商周,就是中国文明起源开始,我们国家的机构中就有学校。孔子像王鲁湘:这就是过去所说的“学在官府”。朱汉民:对,除了“学在官府”之外,其实还有一套民间教育的学校。如果追溯源头的话,民间学校,也就是私学,应该开始于春秋。在当时,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还有道家,墨家,都是私学。官学和私学,它们在中国文化史上或者中国教育史上,都起到了很大的人才培养、文化传递的作用。有人比较全世界这几大文明圈,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等这些宗教基本上都是由一个创教人创造的,像穆罕默德、耶稣、释迦牟尼等,他们都是教主。而孔子的身份则很特殊,他就是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读书人、教书人,作为一个教育家,作为一个万世师表,被供奉在文庙里面。王鲁湘: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我们所谓的“私学”中间出现了高级形态的“书院”呢?朱汉民:如果追溯的话,应该是从唐代中后期开始,当时在民间有一些比较小的书院。当然,那些书院可能只是秀才们自己读书的地方,最多只能说是书院的雏形,所以并不具备一套完备的管理制度和专门的教职,还算不上比较完备的书院。王鲁湘:那正式的书院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朱汉民:我认为应该是在宋初。经过唐末五代的战乱,北宋在建国之初便比较重视科举考试,它拼命发展科举,像宋真宗就常鼓励读书人好好读书。王鲁湘:他还写了一首在民间流传甚远的《劝学》诗,“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是吧?朱汉民:对,他就是用这个办法来鼓励读书人读书。但有一个问题:官学要国家拿财政支持,要花很多钱来办。王鲁湘:所以财政不够用。朱汉民:不够怎么办呢?只好依靠民间。民间读书人很想读书,那么各个地方就用书院这个名称,办起了一种学校。所以最早的书院都是一些民间的私学,像我们所说的宋初几大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应天府书院,包括岳麓书院。这些书院在当时都是由一些读书人或者地方士绅来支持。岳麓书院大门王鲁湘:朱院长,书院的中轴线好像不是很正。大门前面的轴线应该是朝正东的,是吧。可是现在好像往北偏了一点点,这是怎么回事?朱汉民:这是明代人在修书院的时候,出于风水上的考虑所做的变动。当时修书院的看了这里的地势,觉得风水不是很理想,他就有意根据风水的走向稍微偏了一个角度。王鲁湘:偏了一点点,不敏感的话还察觉不出来。我一看就觉得有点偏。朱汉民:对,它实际上是把整个大门的朝向从整体上扭了一点点。王鲁湘:往北扭了一点点,这样风水就好了?朱汉民:对,后来听说整个书院很顺。王鲁湘:如果不是扭这么一点点,那么这幅“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对联可能就在这里挂不住了,就不会出这么多人才了吧。这幅岳麓书院的对联,可以说是天下闻名,好像很自信,甚至很自负的样子。朱汉民:岳麓书院这幅对联是在清代挂上的。当时有一个山长57叫袁名曜,他在考虑为岳麓书院写个什么对联的时候,想到了春秋《左传》里面那句话“虽楚有材,晋实用之”,他就把那个“虽”去掉,改成“惟”楚有材。王鲁湘:气魄大多了。朱汉民:他有个学生叫张中阶,想到《论语》里面有句话,叫“唐虞之际,于斯为盛”。孔子的意思是说现在人才很难得,但是在尧舜时代人才则很旺盛。张中阶就把那个“于斯为盛”作为下联,用到这里。“斯”在《论语》文本中本来是指代尧舜那个时代。王鲁湘:结果在这对联中就用来指代楚这个地方了。朱汉民:对,变成了一个空间概念。明清以后,湖南确实出了大量的人才,为全国所震惊。而且这批人才多数在岳麓书院学习过,都是岳麓书院的学生。二、三教融合岳麓书院在北宋初年兴办书院的热潮中正式创建,根据书院的史志记载,书院的第一位山长是著名的教育家周式,他办学成绩卓著,风闻天下,以至于当朝皇帝宋真宗,都破例召见了他,并且御赐了至今依然高悬的“岳麓书院”匾额。然而,书院正式创立之前,这里已经有了一个萌芽形态的学校,这个学校的创办者,却是两位佛教僧人。(图3,岳麓书院全景)朱汉民: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像岳麓书院这样一个以儒家文化为宗旨、为核心的书院,它真正的创始人竟不是儒生,而是两个佛教徒——唐末五代的和尚智璿等人。为什么呢?因为岳麓山过去佛教和道教盛行。王鲁湘:对,是道教圣地。朱汉民:大概在东汉末年,这里就有一些道士,现在山上还有个“抱黄洞”。当时有个叫张抱黄的道士就曾在山上炼丹,《岳麓书院志》上记载他在那修炼之后,飞升而去,就是变成仙人了。除此之外还有佛教。麓山寺是湖南最早的寺庙,建于西晋。也就是说,在岳麓书院创办之前,这里已经有儒、佛、道在这里活动,做文化交流。王鲁湘:已经是一座文化名山了。朱汉民:在唐末五代战乱的时候,文化遭到极大破坏。智璿和尚考虑到有很多儒生想读书,他居然真去买了很多儒家的经典拿到这里,又约请了很多的儒家读书人、士大夫们到这里来读书。这个时候这里就构成了一个最早的书院,虽然当时还不叫书院。到了北宋开宝九年(976年),潭州太守朱洞,就在这个基础上建造了岳麓书院。王鲁湘:这正好表明,岳麓书院的形成本身也是三教合一的产物。岳麓书院是岳麓山儒、佛、道文化融合的产物,而后来使它名扬天下的,也正是一种以儒家正统为主体、综合佛道思想的理学思潮。被后人称作朱子的朱熹继承了周敦颐、程颢、程颐开创的理学,综合儒佛道三教的思想精髓,完成了儒学的哲学化转型,为君主专制、封建伦理和等级秩序作了精巧的论证。朝廷大为赞赏朱熹的学说,其《四书集注》对孔孟学说所做的阐释,从此成为了科考的规范,儒学由此得以中兴。而朱子曾经讲学的岳麓书院,也因为皇帝的褒奖再次出现了办学的热潮。三、朱张会讲从夏商周三代到汉唐,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中心一直在北方,湖南地处“南蛮之地”。直到两宋时期,中国文化中心南移,湖南才出现了以“湖湘”为名的理学学派,岳麓书院自然成为了湖湘学派的中心。《岳麓书院图志》上手绘的“朱张会讲”图当然,岳麓书院的功成名就,还在于它自成一格的教学方式:自学为主,老师数日开讲一次,提纲挈领只讲重点。上课的时候,学生从少年到花甲济济一堂,自带蒲团,席地而坐,凝神听讲,主动答问。岳麓书院更有一种独特的学术活动叫“会讲”,即请不同学术观点的人面对面探讨和辩论,学生在场旁听,有时论争至三天三夜。虽然不一定能取得一致的意见,但已推动了学术和教学工作。其中最著名的一场会讲,就发生在朱熹和另一位理学大家张栻之间。王鲁湘:“忠孝廉节”堂里,正面的讲台就是当年朱熹和张栻会讲的讲台吧。他们两个人坐到椅子上,周围的学生来听他们两个人辩论。朱汉民:是的。当时他们讨论《中庸》的“已发”和“未发”问题58。史书上记载,他们在这里争论了三天三夜,意见不太一致。因为两个学派的学术宗旨不一样,一个是“闽学”,一个是“湖湘学”59。他们学术的师承也不一样,对《中庸》“心”和“性”的理解也不一样。然后他们就讨论,进行激烈的争辩,学生在下面听。王鲁湘:听课的也听了三天三夜?朱汉民:对。岳麓书院“道南正脉”匾额王鲁湘:这应该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大盛况啊。朱汉民:确实是一个非常盛大的学术事件,而且他们最终也取得了学术成果。两个人经过讨论之后,在很多大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的意见。所以后来张栻的“湖湘学”和朱熹的“闽学”比较接近,都被列入《宋史·道学传》,这也是堂上“道南正脉”匾额的由来。王鲁湘:这是乾隆皇帝写的。朱汉民:对。匾额的意思就是,朱熹、张栻在这里讲学,他们传播的孔孟之道是正统的,所以是“道南正脉”60。王鲁湘:岳麓书院千年以来“弦歌不绝”,可以说是中国最有名的弘道圣殿。说到弘道,岳麓书院在中国学术史上一直引以为自豪的,就是八百多年以前的这次“朱张会讲”。那么,朱熹当时是因为什么原因来到潭州这个地方的?朱汉民:过去的读书人真是很不容易。他们在读书过程中如果发现有不懂的地方,产生了疑惑,就要和当时的师友相互讨论。如果两人相距很远,讨论的方式主要是通过书信进行。当时岳麓书院的主持人是张栻,他是二程的世传弟子,而朱熹也是二程的世传弟子。王鲁湘:朱熹是李侗的弟子吧,而李侗是二程的三传弟子,所以这两个人往上走,都走到二程那里去了。朱汉民:对,都是二程的四传弟子。朱熹在读《中庸》的时候,对里面心和性的问题总是不得其解。在这时,他就跟张栻通书信来讨论这个问题。他们的书信来往非常多。张栻是胡宏的学生,他们对心、性有一套看法,认为“未发是性,已发是心”;至于心性如何修炼才能成圣贤,他们的主张是“先察识,再涵养”。而朱熹是李侗的弟子,李侗是主张静坐功夫的。王鲁湘:对,闽学是主张半日读书,半日静坐的,更类似于禅宗。朱汉民:首先要静坐,体认大本。朱熹感到,通过书信与张栻交流还是不行,必须要见面讨论,所以他就从福建走了两千多里到湖南。古代交通不像我们今天坐飞机坐火车那么便利,一下就到了,可见他走了很久。王鲁湘:非常难,走走路、坐坐船、再骑骑毛驴。朱汉民:对,要花很长时间。当时他的很多弟子都反对他这么远跑过去,但是朱熹很坚决,于是就来到了长沙。他和张栻两个人一起在讲堂“会讲”。所谓会讲,是书院一种独特的讲学方式,即“会友讲学”——就是两个学友一起讨论,学生坐在边上听。它有点像我们现在的学术讨论会,但又和讲学联合在一起。书院史上最早的有记载的会讲,应该就是岳麓书院这次。王鲁湘:就是朱熹和张栻的会讲。四、经世学风张栻、朱熹、陆九渊和吕祖谦是南宋著名的四位理学家,他们主持的岳麓、白鹿洞、象山、丽泽四所书院,是当时闻名全国的学术基地,因此被称为“南宋四大书院”。张栻主持岳麓书院教事期间,对书院的教学进行了一系列的重要变革。在著名的《岳麓书院记》中,张栻提出了“成就人才,传道以济斯民”的办学方针,否定了那种仅能应付科举考试,只有言语文辞之工的无用之才,明确了书院的目标就是培养能够“传道济民”的人才。此外,在教学方法和学术研究上,岳麓书院也更加灵活多样。于是乎,湖湘士子纷纷来此研习,名士大儒更是往来频繁。岳麓书院从此成为湖湘学派的主要基地,步入了其发展的全盛时期。朱汉民:我认为湖湘学派最大的特色,就是把心性的修炼和经世致用结合起来,所以湖湘学派的成员不是那种纯粹搞心性修炼的儒者。纯粹搞心性,走到极端的话,就有点像佛教、道教,远离政治,远离社会。王鲁湘:跟“逃禅”是一回事了。王夫之像朱汉民:对,天天坐到那儿修炼,不关心社会、政治,要他去治国平天下,什么也不懂。这样的话,实际上违背了儒学经世致用的精神。王鲁湘:所以才有老百姓经常说的那句话,叫做“百无一用是书生”对吧?朱汉民:对。湖湘学派这批人,除了心性修炼之外,也很注重研究各种经世致用的学问。张栻还研究《孙子兵法》,而且他认为《孙子兵法》是每个儒生必须要研究的,所以湖湘学派有些人后来去打仗,到战场上去指挥军队,去抗金啊等等。湖湘学派所奠定的这种思想、学术传统,影响到了后代。明清之际,湖南出了许许多多的学人,从学术传统上来说,都可以和湖湘学派扯上关系。王鲁湘:在这方面,岳麓书院最杰出的一个学生,应该就是王船山61先生了。朱汉民:对。王鲁湘:所以咱们岳麓书院专门为他建了一个祠——船山祠。王船山是湖湘学派的集大成者。他本为明末举人,清兵南下,他以一介书生之躯举兵抗清。兵败还乡,闭门著述,潜心研究学术,成为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对后世影响极大。岳麓书院船山祠王鲁湘:王船山先生可以说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大概是什么时候在岳麓书院读书的呢?朱汉民:明末的时候,他正好在岳麓书院求学。当时他还在这里办了一个社团叫“行社”,“行”就是行动的行,因为他比较注重实践。当时,他的老师也叫吴道行,所以这个社团的名称,说不定还和他的老师有关系。王鲁湘:据说吴道行在清兵打来的时候自杀了,对吧?这个事情好像对王船山的刺激非常大,他把老师的尸体掩埋了以后,就到南明62那边直接参加了抗清运动。朱汉民:对,他后来把抗清作为毕生奋斗的事业。王鲁湘:王船山的学说,在他生前和死后相当长的时期里不为人知。大概是什么时候

                      纳躺在枕头上思考了片刻,他自信那结果是令人满意的。脾气收敛了,决议达成了,和平也宣告了。至少他希望如此。摩根家的人像是总想再谈一次——他们说出来的话都有言外之意。他们采取了一致的态度,但迪克的表现使米斯纳怀疑他是否代表了他兄弟——把他当作脑筋慢的孩子来看待。阿诺德那种当众挑衅的神气并不理直气壮:那种姿态是人人都料得到的,但大家也都清楚毫无分量可言。杰弗逊的皮肤像纱一样薄。最让米斯纳不痛快的是K.D.。高兴得太快了,道歉又那么油腔滑调,还那样狡猾地笑。米斯纳看不起欺负女人的男人——何况是个十五岁的女孩呢。K.D.以为自己在做什么?当然,他同迪克和斯图亚特的甥舅关系保护了他,但依靠家里人撑腰的男人是难以讨人喜欢的。对舅舅百依百顺,对女人却蛮横无礼。后来到了晚上,米斯纳在热安娜·弗拉德给他送来的煎牛排和土豆时,往窗外一看,刚好瞅见K.D.开着斯图亚特的英帕拉车子向中央大街驶去,还笑着——他敢为此打赌——是那种狡猾的微笑。他相信,这些烦人的念头会让他彻夜难眠,可是早晨醒来时,倒像是睡了最美的一觉。他想,是安娜的饭菜的缘故。不过,他依然不解,K.D.开车驶上出镇的路是忙些什么?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一直在做爱。当光线每四小时变化一次时,他们就翻新花样。在沙漠的边缘,他们对着亚利桑那的天潮做爱。什么也阻止不了他们,也没什么想阻止他们。月光照着他拱起的背,阳光温暖着他的舌头。若是你知道他们在哪里,你是不会找不到或认错的:就在图森郊外I-3公路上一座叫“祝愿”的镇子里。经过那里,在第一个岔口向左转,在路尽头、沙漠开始之处,继续走。那些蜘蛛有毒,可你必须步行,因为在那种地形上轮胎是没法前进的。一小时就足够了,你会看见什么是爱到天翻地覆。有时候柔情似水,其余时候则粗暴异常,但他们绝不停止,即使遇到沙尘暴或是气温超过摄氏四十二度。如果你有足够的耐心,并且赶上他们处于沙漠偶有一次的降雨中,就会看见他们身体的颜色变深了。但他们在罕见的真正的雨水中仍继续做着——亚利桑那州“祝愿”镇的那对黑人。米基一次次地告诉吉姬他们的模样,以及在他家乡的城外怎样找到他们。他说,他们应该也能够吸引游客的目光,除去会使当地人发窘之外。一个与卫理公会有关联的委员会组成了,为的就是要把他们炸掉或者用水泥遮掩起来。可是事情刚刚着手,便在几次初步调查之后流产了。委员会的人说,他们完全不是反对性,而是反对堕落,因为一些曾经仔细观察过的人相信,地里做爱的那一对其实是两个女人。另一些人经过同样仔细的察看(靠近或用望远镜观察),则表示了否定,说他们是两个男性——像蛾摩拉(《旧约·创世记》中一座因居民罪孽深重而遭神毁灭的古城,后引用为“罪恶之城”。)一样大胆。然而,米基曾经亲手摸过那身体的部分,知道事实上是一男一女。“那又怎么样?”他说,“他们毕竟没在公路上干。你得从公路上下去走一段路才能发现他们。”米基说,卫理公会想除掉他们,可也还想让他们待在那儿。他说,甚至一伙受压制的红脖颈的南方乡巴佬,尽管对梦中遗精吓得要命,也懂得他们需要那一对男女。他说,哪怕他们从来没有走近过他们,也仍需要知道他们待在那野地方。他说,太阳升起的时候,他们就变成了古铜色,反正你知道他们一夜都在干。中午时分,他们变成了银灰色。下午就成了蓝色,到晚上就是黑色的了。动啊,动啊,一刻不停地动。吉姬最爱听他讲述这一部分:“动啊,动啊,一刻不停地动。”他们分手的时候,米基还得蹲九十天。吉姬从急诊室出来时,手腕上缠着Ace牌绷带。事情发生得太过突然,他们没来得及商妥在哪儿见面。法庭指定的律师出来说,不准保释,没有缓刑,他的当事人必须服刑整整三个月。经过对判决的计算,减掉在狱中已经关的三个星期,吉姬通过加利福尼亚的律师捎给米基一个口信。那句话是:“祝愿四月十五日。”“什么?”那律师问道。“照说就是了。‘祝愿四月十五日。’”米基对她的口信是怎么说的呢?“对啊,”他说,“对啊。”没有米基,没有“祝愿”,没有I-3号路,沙漠中也没人在做爱。她在图森搭过话的人都觉得她发了疯。“也许我要找的镇子太小了,地图上没有。”她主动提出来。“那就问问州警吧。镇子再小,也没有他们不知道的。”“那个石头造型不在公路上,样子就像是在做爱。”“噢,我看过蜥蜴在沙漠里干那事,小姐。”“也许是仙人球吧?”“有可能。”他们笑得腿都软了。吉姬在电话簿上用手指沿着一栏姓名向下查,这一带就没有米基家的姓“鲁德”,她只好作罢。心里其实不情愿。不过,永恒的沙漠情侣,她仍认定是亲切而珍贵的生活。在吸引人的有关社会公正和正直人的保护的梦想之下——比她记忆中向自己手上吐血的男孩还要有力量——这沙漠情侣令她心碎。米基没有捏造。他可能说错了地方,但他仅仅把她知道的生活中所有存在的东西召唤了出来……在什么地方。或许在墨西哥,那是她正要去的地方。药性很强,男人们总是准备好了的,但十天之后她哭着醒来了。她用对方付费的方式给密西西比州的阿尔肯挂了电话。“颠着你的屁股回家吧,丫头。这世界变化得足以适应你了吗?人人反正都是要死的。金(指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遭暗杀而死。),肯尼迪家族的另一个人,麦德加·艾弗斯,一个叫X的黑人,天啊,我想不出他们都是谁了,这都是你走后的事,更甭提眼下了。还记得L.J.吧,他在二号路下去的仓储市场干过活,有人在光天化日之下闯了进去,手里的枪是谁也没见过的……”吉姬把头向后仰靠在电话机旁的灰泥墙上。小店外面,一个店员冲着一些孩子挥扫帚。姑娘们。不穿内衣。“我回来了,外公。我现在正在回家的路上呢。”大部分时间她都可以占着两个座位。有了伸展的空间,还可以睡觉。可以读卷在她背包里的几份过期的《壁垒》杂志。她乘上开往圣非的火车,火车载满穿蓝色军装的空军士兵开动了。不久,车厢里又被四健会(美国农业部在农村青少年中建立的组织,目的在于促进头脑、心灵、双手和体魄四方面的健康。)的人拥塞着。但她换乘密苏里-堪萨斯线的火车后,车厢里从没满员过。戴着耳环的男人并没有来找她。可她把他找到了。他正在和一个穿的不是人造纤维衣服的人说话,那人看起来不像是会抽切斯特菲尔德牌香烟的。他个子不高,几乎是个矮子,衣服却是东海岸的时新样式。他的非洲式发型干净利落,毫不邋遢,脖子上戴着金项链,一只耳朵上戴着相配的金耳环。他们在快餐台前并肩站着,列车员坚持把那里叫作餐车。她要了一杯不加冰的可乐和一份核桃巧克力饼,他则只买了一大杯冰水。“这应该是白给的,”吉姬对柜台后边的男人说,“他不用为杯子付钱。”“请原谅,女士。我只是照章办事。”“我没要冰,你扣掉钱了吗?”“当然没扣。”“别给自己找麻烦了。”矮个子男人说。“我没找麻烦,”吉姬告诉他,随后对售货员说,“听着,你。你不该收我冰块的钱,把冰块给他,好吗?”“小姐,我要不要叫列车员来?”“你要是不叫,我就叫。这是列车抢劫,好啊——列车抢劫乘客。”“算了吧,”那人说,“不过是五美分嘛。”“这是原则问题。”吉姬说。“五美分的原则根本不是原则。这个人需要一枚五美分硬币,当真迫切地需要。”矮个子笑着说。“我不需要什么,”售货员说,“这是规矩。”“来两份。”那人说,又把一枚五美分硬币扔进茶盘里。吉姬瞪着眼,戴耳环的男人微笑着,两人一起离开了快餐台。她和他隔着走道各坐一边,她谈论着这件事,那人则嘎吱嘎吱地嚼着冰块。“我叫吉姬,”她伸出一只手,“你呢?”“戴斯(原文为Dice,意为“骰子”或“将……切成小方块”,故有后文在含义上的猜测。)。”他说。“像是切成小块?”“像一对骰子。”他用一只冰凉的手碰了碰她。他们彼此编着故事,不觉之中火车已走了许多英里。吉姬甚至舒服到开口问他见过或听说过那个看着像一男一女挨在一起的石头造型没有。他笑着说没有,不过他有一次听说过一处地方,那儿的一块麦田中间有一个湖,湖边不远处有两棵树相拥着长在一块儿。如果你找准了地方挤进两棵树的间隙中,嘿,你就会感到一种没人编得出或仿得来的着迷的狂喜。“人们说,有了这个经历之后,就没人能够拒绝你了。”“现在就没人能够拒绝我。”“没人吗?我指的是真的一个人都没有?”“这地方是哪里?”“鲁比。俄克拉荷马的鲁比。在遥远的无名之地。”“你到过那儿吗?”“还没有。不过我打算去看看。人们都说他们那儿有全国最好的大黄馅饼。”“我不喜欢大黄。”“不喜欢?丫头,你没经历过。你根本就没经历过。”“我在回家的路上。看我的家人。”“哪里是你的家?”“旧金山。我的家人都住在旧金山。我刚在电话上和我外公通过话。他们都在等着我。”戴斯点点头,但什么也没说。吉姬把巧克力饼的包装纸塞进她的空纸杯里。她想,我没有迷失。一点都没有。我能去看外公或者回到湾区,或者……火车慢了下来。戴斯起身,从头顶的行李架上取箱子。他个子太矮,不得不踮起脚尖。吉姬伸手帮他,可他似乎不在意。“好啦,我在这儿下车了。跟你谈话很开心。”“我也一样。”“祝你好运。小心啊。别喝酒。”如果站在烤炉之类东西前边的小伙子们说,不,这是密西西比的阿尔肯,她很可能就相信了他们。同样的发式,同样的目光,同样的乡下人稀松的笑容。这就是她外公所说的“国中国”。那儿也有些女孩,像是在和其中的一个人唧唧喳喳地争论着。无论是怎么回事,他们不会有太大帮助,但她欣赏自己走过街道时背后袭来的那股生涩的好色劲头儿。最先是像面粉那么细的尘土,筛进她的眼睛和嘴里。后来又是风弄乱了她的头发。突然之间,她已经在镇外了。当地人叫作中央大街的那条路刚好到了头,而吉姬在到达鲁比边缘的同时也就来到了其中心。无声的风与其说来自天上,还不如说起自地面。她的脚跟刚刚还踏地有声,随后便在卷起的尘土中沉默了。在她的两侧,高高的草滚动着,如同水浪。五分钟之前她停在了一家所谓的药房前,买了些香烟,得知烤炉那儿的小伙子说的是实情:这里没有汽车旅馆。如果有馅饼,也不是在餐馆里卖的,因为这里也没有餐馆。除去烤炉那东西跟前的野餐板凳,没什么公共场合可以坐下来的椅子。她的周围全是关着的门和紧闭的窗,只有窗帘分开来又迅速地拉严了。她想,这就是鲁比了。米基准是把她打发给火车上那个说谎的畸形人了。她只是想看看。不仅看看麦地中的东西,还要看看这个世界到底有没有什么不得不为自己辩解(在石头、树或水里)的东西——不是运尸袋或者把血吐到手里以免毁了他们的鞋的小男孩。就是嘛。阿尔肯。她完全可以从密西西比州的阿尔肯重新出发的。迟早会有那些卡车停在种子和食品店跟前,等开走时她就可以好歹搭上一辆离开那里了。吉姬手按着头发,在风中眯起眼睛,思量着朝食品店走回去。她穿着高跟鞋,感到背包很沉;要是不走动,大风没准会把她吹倒呢。风说停就停了,像起来时那样突然;在没风的当口,她听到引擎声向自己这个方向传来。“你要去女修道院吗?”一个戴着宽檐帽的男人打开他的客货两用车的门,问道。吉姬把背包扔到座位上,就爬进了车。“女修道院?你不是在开玩笑吧?有什么也不会有女修道院啊。你能不能把我放到一个真正的汽车站或火车站之类的地方?”“你真有运气。可以一直把你带到铁路上。”“太棒了!”吉姬在她两膝间的背包中掏着,“这车的气味很新。”“是崭新的呢。你们都是我的第一批乘客。”“你们都?”“还得停一次。另一位乘客也要我送到火车上。”他笑了笑,“我叫罗杰。罗杰·贝斯特。”“我是吉姬。”“我不跟你要钱。那个人我是要收费的。”他说着,眼睛转到路旁,假装从右侧车窗观察外面的景致。他先看看她的肚脐,再往下看,然后又看上去。吉姬掏出一面小镜子,尽可能地把被风吹乱的头发整理好,心想,咳,我不付钱,好啊。她确实免费乘了车。正如罗杰·贝斯特所说,对活人不收费,但对死者要收二十五美元。那个坐在前廊台阶上的女人不时抬起她那副飞行员式墨镜,揉揉眼睛。一条辫子从她的草帽下垂到背后。罗杰一手撑在膝头,前倾着身子和她说话,在吉姬的感觉中像是说了好长时间,后来他们俩都走进了屋子。罗杰出来时,皱着眉合上了他的钱夹。“在这外边待着没用。你完全可以到里边去等。把尸体抬下来还要费一段时间呢。”吉姬回头去看,但隔板挡着,看不见里边。“天啊!真倒霉!这居然是灵柩车?”“有时候。有时候做急救车。今天是当灵柩车。”他现在满口的生意经,再也不瞥她的胸部了。“得赶下午八点二十密苏里-堪萨斯的火车。而我得准时而不是正点赶到车站。”吉姬迅速而笨拙地爬下现在充当灵柩车的客货两用车。她绕过宅子,踏上宽大的木台阶,穿过前门,这一切都是转眼之间完成的。他说过“女修道院”,因此她设想着有一些温柔又刻板的女人,她们头戴帆船帽,身穿长袖黑袍,飘然走过。可是这里没人,连那个戴草帽的女人都不见了。吉姬走过一间大理石门厅进入另一个房间,那里的面积要大上一倍。在昏暗的光线中,她看到了一个向左右伸展的通道,面前则是更宽的台阶。她还没想好朝哪边走,罗杰已经到了她身后,带着一个带轱辘的金属做的东西。他边向台阶走边咕哝着:“不帮一点忙,一点不帮。”吉姬向右转,跑向从两扇弹簧门下面透出的光线。里边是一个特大的厨房,餐桌之长是她从未见过的。她坐下来,咬着大拇指指甲,心想着不知和一个死人一起乘车要倒霉到什么程度。她的背包中有香草。她想,尽管不多,但足够让她不致发疯。她伸手从眼前摆着的一个馅饼上掐起一小块,这才注意到这地方竟然放着食物,而且大多没人动过。有好几块蛋糕,很多馅饼,土豆色拉,一只火腿,一大盘烤豆。她想,这里应该有修女。或许这一切都是从葬礼上拿回来的。猛然间,她像个死者遗属似的,觉得饿极了。吉姬正在狼吞虎咽,把更多的东西堆到自己的盘子里,一勺勺塞进嘴里,这时那女人走了进来,没戴墨镜和草帽,躺到了冰冷的石板地面上。吉姬的嘴里塞满了烤豆和巧克力蛋糕,没法说话。屋外,罗杰按响了汽车喇叭。吉姬放下勺子,抓起了巧克力蛋糕,走过那女人躺着的地方。她蹲下去,边抹嘴边说:“我能帮你一把吗?”那女人闭着眼,但摇着头表示不用。“这里还有别人我可以叫来吗?”这时那女人睁开了眼,可是吉姬什么也没看见——虹膜边缘的地方只有模模糊糊的一个圆圈。“嗨,丫头。你出来了吗?”罗杰的话音在引擎的轰鸣中显得又低又远,“我得赶火车。得准时!我得准时到车站!”吉姬俯身下去,更近地看着那双什么都表达不了的眼睛。“我说这儿还有人吗?”“你,”那女人嗫嚅着,“你在这儿。”每个字音都是乘着一股酒气飘到吉姬耳朵里的。“你听见我的话了吗?我不能等一整天!”罗杰警告说。吉姬把她空着的手在那女人面前晃了晃,想确定一下她是否是瞎子,而且喝醉了。“别晃了。”那女人说,声音虽低却很不耐烦。“噢,”吉姬说,“我原以为……你为什么不让我给你搬把椅子来呢?”“我要走了,听见了吗?走了!”吉姬听到引擎一阵轰响,灵柩车从空挡换成了倒挡。“我要误车了。你想要我干吗?”那女人转身侧卧着,把双手叠在脸颊下。

                      订类似条约。由于此时朝廷并不认为“关税协定”、“治外法权”有损于中国主权和商业利益,反而认为是“天朝上国”不战而屈人之兵“羁縻政策”的胜利,因而尽管也有人反对这样不战就将优惠的商业利益转让给美法,但清政府主流派依然我行我素,自鸣得意。他们的理由非常简单,中英订约通商了,战争远去了,“值百抽五”的税率让中国不费劲坐地收获,中国有什么理由拒绝美、法呢,为什么一定要诉诸战争然后才同意议和呢?更何况,我们不将给英国人的贸易优惠让渡给美国人和法国人,我们有什么把握防止美国人、法国人冒充英国人来与中国人做生意呢?假如美国人、法国人都靠着英国人做生意,他们势必团结一致对付中国,那样的话,中国必将面对一个整齐划一的对手,没有办法像过去那样分而治之,以夷制夷。中国将贸易好处分赏给各国,各国必将感激中国。中国就有机会利用各国之间的矛盾维护自己的利益。处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期,又因为中国那时对国际公法、国际贸易体制、规则并不理解,穆彰阿、伊里布、耆英、黄恩彤等人的建议与决策确实问题多多,中国也确实因他们先后签订的那些协议丧失了不少经济利益,丧失了一些主权甚至尊严。但是,应该肯定的是,作为近代中国最早一批与西洋人直接打交道的政治家、外交家,他们的贡献和失误,其实都是那个大变动时代的一笔精神财富,值得珍视,不必总是以后见之明去指责他们媚外、卖国,更不能简单将那些早期条约一律视为不平等。假如真有不平等的话,那也是因为时代,因为无知,因为我们中国那时还远远没有现代意识,远远不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原载于《法治周末》2012年8月30日,作家文摘2012年9月11日转载,改题为《鸦片战争后的中外合约》。)大清终结的朝鲜因素2013年初,朝鲜不顾中国政府强烈反对,悍然进行第三次核试验,激起中国朝野近乎一致的反对,六十多年来由中国领导人小心翼翼维护的中朝友谊至此大揭底,朝野反朝声音获得释放,甚至有放弃朝鲜,任其自生自灭的呼声出现。作为中国近邻,和意识形态、政治体制大致相似的国家,假如朝鲜有一天结束了,比如被韩国统一了,或者被美国,被日本,甚至最有可能再一次被“联合国军”侵入了,终结了,究竟会对中国发生怎样的影响?我们当然无法完全准确预测未来,但我们知道在历史上,正是因为朝鲜被吞并,方才引发中国政治的多米诺骨牌。大清王朝的终结,即便不能说是朝鲜亡国的直接刺激,但朝鲜亡国和大清终结之间所蕴含的因果关联,还是清晰可见。在慈禧太后晚年,中国终于在经历了甲午战争、义和团战争、日俄战争十年风风雨雨之后,踏上政治变革不归路。日俄战争还没有结束,清政府就追随俄国开放政治,实行变革,改良开始与革命赛跑。1905年,流亡世界各地的革命者面对世界大变局也开始新的觉醒,放弃山头,放弃门户,汇集在日俄战争战胜国日本,朝圣般那样虔诚向日本取经,集思广益,团结一致,共举孙中山为总理,共创中国同盟会,加快了中国革命进程。也是在这一年,清廷决心加大改革步伐,比较欣然接受宪政改革的建议,选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第二年,慈禧太后、光绪帝主导的宪政运动如火如荼在中华大地全面铺开。积贫积弱的中国终于找到了政治上的办法,也终于迎来了新的机会与希望,中国民众自发庆祝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新事物,据记载,在预备立宪之前还不曾有过。短短两年,中国的政治改革进展迅猛,九年立宪清单不仅发布,而且逐年落实,逐年检查,如果不发生意外,中国再有几年时间,最多也就是后来民国五年前后,一个类似于日本、英国的君主立宪体制必将诞生,古老的中国必将迈出重要一步。然而就在这个时候,1908年,当《钦定宪法大纲》发布不久,光绪帝、慈禧太后两位当家人在不到一天时间里相继死亡,一个强势的领导班底让位于一个比较弱势的组合——年轻的摄政王与光绪帝的遗孀隆裕太后。弱势的新班底缺少的是魄力、魅力、决断和执行力,在随后两年间,中国的政治改革表面上还在进行,其实已经渐渐脱离了既定轨道,摄政王—隆裕太后的“新政”只是徒有其表,政治改革渐渐陷入困境,改革已死,改革未生,渐渐成为热心中国政治变革那些人的共同认识。僵硬的体制很难从内部打破,日子还在一天一天的流逝。统治者渴望明天的太阳照常升起,和今天一样灿烂;被统治者,尤其是那些忧心忧国的知识人则热切渴望不论内外都应该或者说为什么不闹出点大事?他们坚信,不论内外,只要有事,就有打破僵局的机会,有机会就会有变革。只是谁也想不到的是,机会来自东邻朝鲜。1910年8月22日,韩国总理李完用与日本代表寺内正毅签订《日韩合并条约》,规定大韩帝国将朝鲜半岛的主权永久让渡给了日本,朝鲜半岛遂成为日本的殖民地。8月29日,条约生效。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朝鲜不复存在。朝鲜曾经是中国番邦,而且时间可以追溯很远。只是到了近代,由于中国没有适时调整好与西方的关系,没有弄明白西方势力东来的真实意义。因而中国也就没有及时主动转变,不存在引领各番邦共同进步共同发展的可能,也不存在团结各番邦一起抵抗西方势力。中国在浑浑噩噩中度过了将近两百年,直至1840年的鸦片战争,直至两年后被打败,中国被迫开放了五个通商口岸,但依然没有弄明白西方东来的意义,也就不知道怎样指导这些属国面对西方。又过了二十年,直至1860年中国被再次打败,痛定思痛,睁眼看世界,突然发现中国与世界的差距不是几十年,而是几百年。中国从此有了焦灼感、紧迫感,在对周边各番邦的关系上也就渐渐转变,由先前的王道主义、天下主义演变成孤立主义,对于各番邦的事务也就不再热心,任其在西方势力面前自生自灭。到了19世纪80年代,中国南部边陲各个番邦渐渐成为英国、法国的殖民地,中国尽管在1884年为越南前途不惜与法国一战,但不论是越南,还是法国,都清楚中国战争的目的不在越南怎样适应西方,而是中国的宗主权。中国这种心态当然深刻影响了朝鲜,朝鲜在随后几十年与中国的关系时好时坏,尤其是袁世凯常驻朝鲜强势管理,既没有收抚人心,也没有真正引领朝鲜走向世界,建设一个与东西方一致的现代国家。当然,中国自身此时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意识,而是陶醉在“中体西用”的成功中。所以,等到甲午战争爆发,中国不仅在战场上一败涂地,而且在外交上也无可称说,中日宣战,朝鲜政府率先发布公告,请求日本政府出兵驱逐清军,中国在道义上彻底被动。等到《马关条约》成立,朝鲜脱离中国而独立,对于中国来说,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了。甲午战争,原本是为了朝鲜的前途而战,结果却让中国鸡飞蛋打,赔了夫人又折兵,三十年发展与骄傲一夜之间化为一股青烟,中国由此进入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场战争虽说还不是大清王朝历史的终结点,但十几年后的历史节点在这里不难找到某些因果关联。朝鲜在战后名义上走向独立,其实只是与日本更亲近,这也是后来日韩合邦的原因。而中国在经过甲午战争的打击后并没有一蹶不振,知耻而后勇,中国很快丢掉洋务的包袱,轻装上阵,开始维新,再经义和团战争、辛丑条约、日俄战争,中国在变革道路上虽说波折不断,但大方向似乎并不太错。只是到了两宫大行,朝廷弱势,中国的政治改革再度陷入停滞状态,而恰当此时,日韩合邦剧烈刺激,让相当一部分中国人随时受不了,以为亡国灭种,于是引发巨大的政治冲击。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将日韩合邦理解为朝鲜亡国,这部分中国人借着这个由头大力推动停滞已久的改革。一个月后(9月22日),吉林巡抚陈昭常迅即奏请朝廷将东三省向列强开放,强调除日俄两国外,大力引进欧美列强向东三省投资办厂,以此抵制日本。与此同时,各省督抚相继建议朝廷重启政治改革,加大变革力度。9月30日,广西巡抚张鸣岐向朝廷上了一个奏折,以为筹备宪政,一定要从本源入手,加快落实责任内阁,加快筹备和召集国会,加快司法改革,尽快让司法独立。建议修改九年筹备立宪清单,加快教育、警察、地方自治等方面改革,以改革重建一个新国家,防止朝鲜教训在中国重演。10月20日,东三省总督锡良向清廷报告了日俄两国对东三省的威逼,建议清政府倾全国之力以谋东三省。五天后(10月25日),锡良又与湖广总督瑞澂、两广总督袁树勋、云贵总督李经羲、伊犁将军广福、江苏巡抚程德全、安徽巡抚朱家宝、山东巡抚孙宝琦、山西巡抚丁宝铨、河南巡抚宝棻、新疆巡抚联魁、江西巡抚冯汝骙、湖南巡抚杨文鼎、广西巡抚张鸣岐、贵州巡抚庞鸿书等联名致电朝廷,要求立即组织内阁,定明年开设国会。理由就是“日俄协约成后,一举亡韩。列强均势政策,将皆一变方针。时局危险,已远过于德宗在位之日。缓无可缓,待无可待。此即阁会克期成立,上下合力,犹恐后时,奈何以区区数年期限争持不决乎?”(《东方杂志》宣统二年第十一期《中国大事记》)各位重臣请求朝廷圣明独断,亲简大臣,立即组织内阁,特颁明诏,定于明年开设国会。朝鲜亡国直接刺激清廷重启政治改革。利用朝鲜亡国机会推动朝廷重启政治改革的,不仅有朝廷内外重臣,而且有在野各种势力。原本鉴于东北亚政治危机而发动的国会请愿运动,也在这个时候大张旗鼓加紧进行。10月9日,国会请愿代表孙洪伊等至资政院递交速开国会请愿书,理由也是“日本遂吞并朝鲜,扼我吭而拊我背”(《东方杂志》宣统二年第十一期《中国大事记》),今中国不迅速实行宪政,决不足以拯救危亡。朝野各界呼声日高,在这种情形下,朝廷广纳善言,于1910年11月4日宣布将九年预备立宪缩短为五年,并先组织责任内阁。谁能想到,朝廷的善意实际上启动了大清王朝终结的多米诺骨牌。半年后,责任内阁出台,引发政治动荡;再半年,湖北新军发难;再过几个月,延续两百多年的大清王朝不得不进入历史。追根溯源,大清王朝终结,原因固然不止一端,但自甲午至朝鲜亡国,再到大清终结,总觉得其间有一条剪不断理还乱的线。回望甲午:经验与教训甲午战争的失败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后世中国在检讨这一事件时总是归因于日本人在东学党起义爆发后对中国的诱导,以为中国政府没有看清日本人的阴谋,轻易接受日本政府的建议向朝鲜派兵。这个检讨其实还有很大的再检讨空间,因为中日双方的政策走向并不因对方的一个建议而发生根本逆转。1894年6月6日,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两千淮军精锐登陆朝鲜,准备参与镇压东学党。中国军队的动向引起了日本政府的兴趣,或许这就是日本政府所期待的结果。日本政府获知这一消息后立即进行战争动员,成立战时大本营,日皇睦仁亲任统帅,日军参谋总长有栖川炽仁亲王为幕僚长,陆军中将川上操六为陆军参谋,海军中将中牟田仓之助为海军参谋。日本立即进入战争状态。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宗光训令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视情况许可施行“适当的临机处分”,显然是让大鸟圭介寻衅闹事,寻找战争的理由。日本的动向立即引起了中国方面高度关切。6月7日,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行文照知日本外务省,表示中国政府依据朝鲜政府书面请求出兵,依据十年前天津专条约定,派兵应先行文照知。汪凤藻在照会中表示,派兵援助乃我朝保护属邦旧例,一俟事竣,仍即撤回,不再留防。日本外相陆奥宗光接受了这份照会,但对照会中“属邦”之说很不以为然。汪凤藻与陆奥“大费辩论”。稍后收到李鸿章的电报指示,以为“我朝保护属邦旧例,前事历历可证,天下各国皆知。日本即不认朝鲜为中属,而我行我法,未便自乱其例,固不问日人之认否”。凭着自己的良心做事而已。由于日本是执意要利用此次事件一决雌雄,因而对中国方面的任何解释都不愿意接受。6月8日,日本政府向朝鲜派遣七百名军事人员。中国驻朝鲜最高负责人袁世凯即设法查询,日本方面解释说此举只是为了保护日本使馆和侨民。中国政府对此答复日本政府说,日本此举只为保护公使馆、领事馆和商民,暂且可以理解,但希望日本政府适可而止,不要多派,更不宜派兵深入内地。日本政府已有足够准备,当然不会听从中国政府的劝告。6月10日,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统兵抵达仁川,不顾朝鲜方面反对,强行进入首都汉城。针对日本人的挑衅,袁世凯强硬以对。立即请求驻扎在仁川海面的济远舰管带方伯谦率部进入汉城与日本人对抗。对于袁世凯的决定,李鸿章似乎并不太满意,他在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指示袁世凯:汉城平安无事而日本人不听劝阻执意妄为,各国公使当有公论,我宜处以镇静,若各调兵作声势,徒自扰也。李鸿章不希望因朝鲜问题与日本发生冲突,但日本人并没有善意理解中国的立场。日本在随后不断向朝鲜调兵遣将,各国使节似乎也对日本的做法略有怨言。6月12日,大鸟圭介找袁世凯面商撤兵事宜,表示自己已经年过六旬,岂有惹是生非的动机?他表示将阻止日本政府继续向朝鲜派兵,同时希望袁世凯也能阻止中国继续用兵。大鸟的态度影响了袁世凯和李鸿章,李鸿章指示袁世凯,既然大鸟愿意将已到汉城的日军暂驻即撤,那么我们也就不必加派军队,叶志超、聂士成部,亦不要添兵,更不要在朝鲜节外生枝,假如东学党人已经被驱散,我军当陆续回撤,以免朝鲜疑怨,日本借口,继续向朝鲜用兵。李鸿章的主张并没有得到朝廷的同意。6月14日,李鸿章电告总理衙门已命叶志超部缓进暂扎,整理归装;并命袁世凯与大鸟协商,中日两国同时撤兵。总理衙门不这样认为。总理衙门在复电中指出,如果日本不肯与我同时撤兵,那么我兵宜仍前常驻,叶志超、聂士成部仍以进剿东学党为是。日本政府当然不会轻易撤兵,当东学党起义平息之后,日本政府仍在寻找继续用兵的理由。日本政府决定向中国政府提议两国携手,共同改革朝鲜内政,且共同平定朝鲜内乱。很显然,日本的理由就是为了不撤兵,他们也很清楚中国政府不会答应这样的请求。但日本政府由此可以摆脱在国际上的困境,以“改革朝鲜内政”获取国际社会的认同。6月16日,日本外相陆奥宗光约见中国公使汪凤藻,表达了“中日共改朝政”的意思,第二天又以外交公文正式表达。对于日本政府的建议,李鸿章非常敏感,他当即指示汪凤藻对日本人“共改韩政”的建议给予严厉驳斥,不要留有丝毫实施希望。李鸿章说,朝鲜内乱大致平定了,我军不必进剿,日军更无会剿之理。十年前伊藤与我订约,明确规定“事定撤回”。且日韩《江华条约》也规定朝鲜内政自主,外部势力不应该利用朝鲜的内乱危机过多干预。所以中日之间并不存在“共改韩政”的任何可能性。对于日本来说,“共改韩政”的动议或许是一张好牌,中日交涉确实由此进入一个复杂阶段。日本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必须加大在朝鲜的军事存在,他们期望以军事上的优势和先发制人,掌握朝鲜事务的主导权。日本军队并没有像大鸟告诉袁世凯的那样逐步回撤,相反在随后的日子里不断加大派兵力度,且刻意刺激中国官员的神经。袁世凯、汪凤藻等将这些情形随时报告朝廷和李鸿章,但李鸿章依然不为所动,劝告朝廷日本人生性浮动,若我再添兵厚集,可能正中日本人的圈套,适启其狡逞之谋,殊非伐谋上计。在发给袁世凯的电报中,李鸿章以为日本政府的用意现在还很难准确预测,我方只能冷静观察,谨慎出手,如果

                      臣衙门,没有得到令他满意的答复,丰大业于是返回教堂,但是在途中遇见了天津知县刘杰。于是丰大业和刘杰论理,一来二往,性格骄横而且鲁莽的丰大业,在这个时候突然失去耐心,热血冲上脑盖,他拔出手枪,朝着刘杰“砰、砰、砰”大放一通,刘杰躲得快,但是刘杰的一个幕僚被当场打伤。丰大业开枪伤人了。这下不得了,此时,部分围观的人一哄而上,将丰大业以及他的秘书二人,当场活活打死。丰大业开枪逞强,导致他和他的秘书被打死之后,这个事件就失控了,聚集的民众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将法国教堂“望海楼”一把火烧了,并且对天津的洋人,开展了无差别的杀害。一共杀了多少呢?一共杀了20名外国人,其中含法国人13名、俄国人3名、比利时人2名、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各1名。这些人当中,有传教士、修女、商人、领事官员等。不但如此,愤怒的群众在当天还杀死了30多名中国籍天主教徒。民众杀红了眼之后,将方圆附近的外国教堂,不分法国、英国、美国,也放火焚烧,造成各处教堂都有不同程度的焚毁。事发后不久,法国军舰立即开足马力驶到天津,进行示威,英、美、德、意等六个国家的军舰也结集在天津,声援法国——你大清国必须快速处理本案,否则我们就打你。清政府刚刚在十年前被英法联军杀入北京,火烧了圆明园,伤痕犹在,不敢怠慢,于是派了曾国藩到天津调查处理本案。曾国藩在天津经过仔细调查之后,终于将本案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查清楚了,最终的解决方案是:1.大清国认定:本案责任在于大清国一方;2.大清国派出大臣崇厚赴法国谢罪;3.大清国逮捕并处死16名中国籍的主要凶手;4.大清国向法国及受害人支付赔偿金及抚恤金约合50万两白银。曾国藩对本案的处理,在朝野上下遭到了巨大的非议,人们都指责他“软骨头”、“吃里爬外”,其中北京的湖南同乡会宣布开除曾国藩的湖南省籍。那么,这起“天津教案”,留给我们后世人什么样的经验教训以及启示呢?魔鬼在于细节当中,我们不妨从本案涉案人员的各种作为来分析,总结一下,这些人都犯了哪些错误:1.教堂开办育婴堂,收养弃婴,本身并无不妥,但是对送来弃婴的好心人给予钱财奖励,这个缺乏深思熟虑的行为,却在客观上引诱了坏人去拐卖孩子,这个出人意料的魔鬼细节提醒了我们: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在事前多想一想:我们做这件事,会向社会传达一个什么样的信号?这个信号会不会是一个错误的信号?有时候我们出于好心做的一件事,会不会因为手段不恰当而使它最终成为一件坏事?2.部分群众看到修女付钱收小孩,看到小孩的残骸出现在郊野、看到教堂里有一罐腌洋葱,将上述三个现象十分不严谨地总结为“洋鬼子杀中国小孩制药”,这是不是造谣?我们在观察一个现象的时候,在做出任何结论之前,是不是要收集尽可能多的证据材料?我们是不是尤其在涉及公共事务的时候,发言应该更为严谨,以免不慎陷入造谣、传谣的陷阱之中?3.法国领事丰大业这个人,在和天津知县论理的过程中,情绪失去自控,竟然拔枪行凶,因而导致自己被活活打死,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任何问题,在“和平救济手段”尚未穷尽的时候,千万不要轻言动武——冲动是魔鬼。其实如果单单从本案而言,丰大业也许并非是一个心肠恶毒的人,但是他的死并不太值得同情——他并不是死于心肠恶毒,而是死于脾气暴躁。4.法国领事丰大业拔枪伤人的这个情节,使部分天津民众的情绪滑向了失控,人们对白色人种开展了无差别的杀害,只要你是洋鬼子,无论你与本案有关无关,无论你是法国人还是俄国人,无论你是传教士还是商人,总之只要你是洋鬼子,我们就打死你——愤怒的民众将这件事升级到了这个地步,有没有必要?是不是所有的白人都该死?“天津教案”留给后人太多的启示。我想,其中造谣、传谣,是一种严重的恶行,我认为这个教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总结。中国至今似乎仍然是一片造谣、传谣的乐土,谣言在这里很有市场,人们要么信口雌黄,要么偏听偏信,你要冷静,他说你冷血;你要证据,他说你书呆——有时人们往往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而不是相信证据确凿的东西——感情往往胜于理智。当然,我在这里,也只是抛个砖,引个玉。我相信明眼的读者,能从这里吸取更多的营养,悟到更多的东西。

                      鉴湖女侠秋瑾

                      史书上说:当年,清兵赶到革命党人秋瑾所在的“大通学堂”门前的时候,秋瑾从容就捕,而且拒写供词,只挥毫写下了以下七个冷艳的大字——“秋风秋雨愁煞人”……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1907年7月14日,革命组织“光复会”成员秋瑾,在浙江绍兴被捕,次日,秋瑾在绍兴的闹市区——“古轩亭口”被清政府杀害。秋瑾当然是一个女英雄。可是,英雄是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的,不是建立在传闻的基础上的。秋瑾为革命而死,仅仅算这个事情本身,秋瑾就已经堪称英雄,而如果再杜撰一些英雄的情节,刻意为她“锦上添花”,在我看来,却等同于画蛇添足,不但没有必要,而且反而适得其反。这不,秋瑾死后,中国社会上,就流传开了关于秋瑾的以下三则传说:传说一,秋瑾被捕时,英勇抵抗。传说二,秋瑾受审时,视死如归。传说三,秋瑾的口供只有七个字:“秋风秋雨愁煞人”。坦白说,我很愿意相信这些传说。可是很遗憾,事实上,以上这些,全部都不准确。我首先谈秋瑾被捕的过程。依据秋瑾的亲生弟弟秋宗章的回忆文章《大通学堂党案》,当天清兵到“大通学堂”里来逮捕秋瑾的时候,秋瑾并没有像影视作品里面那样英勇抵抗或者从容不迫地指挥学生抵抗。恰恰相反,秋瑾当时的第一反应是:逃跑。这不是刻意要丑化女英雄。事实上,革命人物在遭到官府逮捕的时候,逃跑不单是十分正常的表现,而且还是最为明智的选择。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试问:如果人人都见死不逃,恐怕革命人物都死光了,那么,谁来干革命事业呢?所以被捕的时候,尽量逃跑,保留自己的力量,这是十分符合逻辑的。“大通学堂”是秋瑾参与经营管理的一所学堂。《大通学堂党案》这篇回忆文章,收录了秋瑾在狱中给清政府的一份《供词》。我们不妨来看一看,当年秋瑾给清政府的这篇供词,都说了些什么:“秋瑾即王秋氏供:山阴县人,年二十九岁。父母都故。丈夫王廷钧。我于光绪二十九年与丈夫离别出洋,往日本游历,与徐锡麟、赵洪富会遇熟识。后我回国,在上海开设女报馆。上年十二月间,始回绍兴。由蔡姓邀我入大通学堂,充当大通附设体育会教员。与竺绍康、王金发均属要好,时常到堂,已有月余,也系熟识。今日闻有营兵前来拿捕,当即携取手枪、皮包,就想逃走。不料堂内开枪,兵勇等亦开枪,并将我连枪拿获。又论说稿数纸、日记手摺一个。此稿是我所做,手枪亦是我物。我已认了稿底。革命党的事,不必多问了。皮包是临拿时丢弃在堂。至赵洪富、竺绍康、王金发现逃何处,不知道是实。(下有指模,注明:‘右手二指’。)”秋瑾的这篇文言文供词,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这个意思:“我叫秋瑾,我的丈夫姓王,我是山阴县(浙江绍兴)人,今年29岁,我的父母都已经去世了,我丈夫的全名叫王廷钧,我于光绪二十九年告别了我的丈夫去日本游学,并与徐锡麟、赵洪富结识和交往,我回国之后,在上海开办了一份女性报纸,直到去年12月,我才回的绍兴,一个姓蔡的人邀请我加盟‘大通学堂’,并充当‘大通学堂’附设的‘体育协会’的教师。我和竺绍康、王金发关系都不错,他们已经有一个多月经常来‘大通学堂’了,彼此很熟,今天我听说政府派兵来抓我,我当时就拿了手枪和皮包,准备逃跑,不料‘大通学堂’里面的学生开枪了,于是清兵也开枪了,然后呢,清兵将我连人带枪给抓了,还搜走了我的一些文稿、日记等文件,这些稿子是我写的,手枪也是我自己的,稿子我都看过了,革命党的事情,你们就不要再问了,我的皮包是在拿的时候丢掉在学堂里面了,而至于赵洪富、竺绍康、王金发他们逃到哪里去了,我不知道。”于是,我们从秋瑾的这份供词里面,读出来以下几点重要的事实:1.当天,清兵来抓秋瑾时,秋瑾的第一反应,既不是奋勇抵抗,也不是从容就擒,而是逃跑。2.秋瑾并非如民间传闻中所说只写了“秋风秋雨愁煞人”七个字供词,而是写下了以上这份长达二百六十三个字的文言文供词。那么,秋瑾在受审的时候,又有没有“视死如归”的情形呢?史料告诉我们:恰恰相反,秋瑾在受审时,一开始坚决不承认自己“造反”的事实,而且想方设法为自己辩护,想方设法地去求生。依据是1907年7月21日版的《时报》,报道了秋瑾受审的细节。在庭审的时候,清政府官员贵福和秋瑾有如下的对话:贵福:“你一个女孩子,为何要造反?”秋瑾说:“你误会了,我是造男权的反,没有要造大清的反。”可见,秋瑾出于求生本能,为自己辩解,根本不愿意承认自己“造大清的反”的事实,因此,我们大家说她“视死如归”,似乎的确是言过其实了。可是,这也并非是故意丑化秋瑾。事实上,作为一个弱女子,在明晃晃的大刀跟前,不喊“大老爷”,不喊“饶命”,不喊“我错了”,不喊“冤枉”,就已经是难能可贵了——毕竟,秋瑾只是一个女子。读到这里,我们回到分析本文三个传闻的事情上来,我们不妨一一纠正如下,以正视听:传说一,秋瑾被捕时,英勇抵抗——不真实。秋瑾在被捕的时候,既没有英勇抵抗,也没有从容就擒,而是带上枪支、皮包,准备逃跑。传说二,秋瑾受审时,视死如归——不真实。秋瑾在受审的时候,虽然没有低声下气地求饶,但是,秋瑾一开始并不承认自己反清,也就是说,秋瑾仍然想侥幸求生。传说三,秋瑾的口供只有七个字:“秋风秋雨愁煞人”——不真实。秋瑾在狱中,为清政府写下了长达二百六十三个字的文言文供词。读到这里,请问诸位:您觉得,秋瑾的英雄形象,有没有被抹黑呢?有没有被丑化呢?我的答案是——没有。相反,秋瑾显得更真实了。事实上,作为革命党人,在面临被捕的时候,逃跑是正确的,在近代史上,在面临被捕危险的时候,撒腿就跑的英雄人物,不知有多少。此外,人在身陷囹圄的时候,不承认自己的“罪行”,幻想通过“证据不足”来使自己脱身,以求“留得青山在”,出狱之后继续革命,这种事情,也是相当的普遍,不要说一个小女子秋瑾,就算是我们历史上先后登场的众多英雄好汉,做过这种事情的,简直是数不胜数。再者,是写了七个字的供词也好,是写了二百六十三个字的供词也好,字数并不重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秋瑾在她的供词里面,没有出卖同志,没有屈膝求饶,没有背叛革命理想……仅仅这些就已经足够了。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掩盖这份二百六十三个字的供词,来为秋瑾“锦上添花”,否则一不小心,搞成画蛇添足,完全不必。这就是我的看法。

                      吉鸿昌之死

                      我们有不少的历史读物,突出地讲述吉鸿昌在胸前挂一个“我是中国人”的胸章访美的故事,努力将他塑造成一个强硬的民族英雄……久而久之,在不少人的心里,落下了“吉鸿昌死于抗日”的一种模糊印象,可是,事实真是这样的吗……提起“吉鸿昌”这个人,相信许多的读者心里都会蹦出一个词儿“英雄”。实事求是地讲,吉鸿昌的确是一个英雄人物。我先给大家讲一讲吉鸿昌大义灭亲的一起往事。《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五辑,记录了吉鸿昌一件鲜为人知的往事:“有一回,吉鸿昌的侄子吉星南,依仗自己叔叔吉鸿昌的权势,和有夫之妇通奸,并和奸妇合伙下毒,将女方一家的婆婆、丈夫、孩子老幼六口人,全部毒死。案发当地的县政府,知道凶手吉星南是大将军吉鸿昌的侄子,不敢严办本案。可是,有人报告给了吉鸿昌。吉鸿昌闻讯,大怒,命人将侄子吉星南和奸妇就地枪毙。”这件事,也许就能说明吉鸿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是等闲之辈。再讲一个故事。“20世纪30年代初,吉鸿昌访美。在美国期间,有一回,吉鸿昌到一个小邮局,去寄一个包裹回国内。当他用不标准的英文,对美国邮局女服务员说出‘中国’这个国家名字时,邮局服务员竟然抛出来这么一句:‘中国是哪里?我没有听说过。’吉鸿昌义愤填膺,当即叫人定做了一块写着‘我是中国人’的方形胸章,挂在自己的胸前。”这个故事,有些读者从小就读过,不再多费笔墨。出于对吉鸿昌的敬仰之情,长期以来,我们有很多的民间通俗历史读物,想方设法地突出吉鸿昌“我是中国人”的访美故事,刻意将他塑造成一个强硬的民族主义者,甚至是一个为了抗日而死的民族英雄。但是,事实上,吉鸿昌当年被国民政府枪毙,并不是因为他的抗日事迹,而是因为吉鸿昌发动了反蒋武装暴动。当然,反蒋对不对,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不是本书所要探讨的话题,在此不多说。本文所要澄清的是——吉鸿昌并非死于抗日,而是死于反蒋。其实,此事的端倪,并不陌生。吉鸿昌在死前,曾经写下这样一首绝命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吉鸿昌这首诗里有“恨不抗日死”五个字。很显然,吉鸿昌已经用他自己的话,亲笔告诉各位:他被捕乃至被杀,并不是因为他抗日,而是另有原因,所以才有他笔下“恨不抗日死”的遗恨自白。那么,吉鸿昌到底是为了什么而丢掉性命的呢?依据国民党军统特务人员陈恭澍在其回忆录《英雄无名》里的回忆,当年国民党特工潜入天津租界,刺伤并抓捕了吉鸿昌,理由是吉鸿昌组织反对国民政府的军事暴动。部分读者也许会质疑,国民党军统特务人员陈恭澍的回忆,有什么可信度?这其实也是一种偏见,难道军统特务的证言,就一定是谎言吗?其实,关于吉鸿昌被捕、被杀的真实原因,传世的第一手史料,多如牛毛。例如,吉鸿昌生前的战友傅二虞,在其回忆文章《吉鸿昌所走过的曲折道路》里面,透露了以下的惊人事实——吉鸿昌曾经派代表远赴广东参加汪精卫的反蒋会议,并被蒋介石的人查获。蒋介石对此,怀恨在心。出于防范,蒋介石于是命令吉鸿昌去“剿共”,可是,吉鸿昌不但不听指挥,而且冒充红军,倒戈攻击国民党军队。我们来读一读,傅二虞这篇证言的原文:“……第二十二路军驻防潢川一带,蒋介石给该路任务,是对豫鄂皖边区‘剿共’。在1931年4月间,吉鸿昌奉令到汉口参加军事会议,他回到潢川时精神沮丧,很气愤地说:‘蒋介石手下这班人,忒骄傲猖狂,就没拿我们当回事,尤其是陈诚,更是气焰逼人,我怎能吃他们这一套!’他还分别给杂牌军队中豫籍将领写信,说刘峙在河南,贪污腐化,贿赂公行,横征暴敛,民不堪命,反对刘峙主豫。并给刘镇华写信,推他为首领,作倒刘峙运动。据说,刘镇华接到吉鸿昌的信后,就把原信送呈蒋介石了。此时,有人介绍一位姓帅名公字新吾的,来到总部,帅又介绍他一位朋友刘某,代表吉鸿昌赴广东,参加汪精卫的反蒋会议。会毕,刘某将会议记录及汪给吉鸿昌的任命状等,装在暖水壶内,由广东北返送吉。刘途经汉口。下火车时,被蒋介石的侦探查觉,人证俱获,解到汉口行营。蒋介石得到这一情况,遂派参议冷欣,携带电台,来到潢川,住在二十二路军总部旁院,名为联络,实系监军,并时常找师长张印湘谈话,企图分化部队。约在5月间,蒋介石电令吉鸿昌率队向安徽金家寨‘剿共’。吉鸿昌接到命令后说:‘我决不牺牲部队,替蒋卖命。’乃伪造共军大部已出动到潢川西北寨河、竹竿铺附近的假情

                      均有史料可证。舒尔哈齐(1564—1611),努尔哈赤同母弟,曾在明总兵李成梁手下当差,政治态度上一直倾向于明。1611年被囚禁死去。顺治十年(1653年)被追封为和硕庄亲王,已是他死后42年了。舒尔哈齐有子9人。注93关于巴赛、巴尔堪之事,可参见本文附录:毓旗之女淑绀所作《巴尔堪、巴赛二事小考》。注94巴尔堪和巴赛是父子,其中巴尔堪是济尔哈朗第四子,初授辅国将军,康熙十九年(1680年)征耿精忠军时因创发卒于军。其子巴赛袭父爵,曾署黑龙江将军、任宁古塔将军,征噶尔丹时阵亡,据载,噶尔丹策零的部众曾举着巴赛的黄带子(清宗室均佩带黄带以为标志)以示清军:“汝宗室为我所杀矣。”巴尔堪、巴赛的简亲王爵的确都是后来追封的,但清代官书从未提及这样两位卓有战功的宗室的王爵何以如此之低,毓旗的解释是家族传说,也是很有意思的。参见《清史稿》卷215,8954—8955页。注95朱舜水,名之瑜,字鲁屿,浙江余姚人。生于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早年绝意仕进,清顺治元年(1644年),南明福王朱由崧两次诏征授职,亦不受。顺治四年至十五年(1647年—1658年),4次东渡日本借兵,以图恢复明室,均未成。途中辗转安南、交趾(均今越南)等地,历尽艰险。其间,南明唐王朱聿键、鲁王朱以海多次诏征授职,俱力辞不受。顺治十六年(1659年),受郑成功、张煌言邀,返国抗清,败后复流亡日本。常面向故乡泣血,背朝北方切齿。1665年,被日本水户藩主德川光国聘为宾师,迎至水户讲学。光国亲受业为其弟子。其余藩侯藩士,请业的很多。他为学重实际效用和事功,与黄宗羲、顾炎武相似。学术思想对当时日本和后来明治维新有很大影响。1682年卒于日本,享年83岁。注96云南省弥勒县志编纂委员会:《弥勒县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11页。注97穆彰阿等:《嘉庆大清一统志》,卷491,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续修四库全书》62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649页。注98赵尔巽:《清史稿》卷215列传二诸王一《巴尔堪》,中华书局1977年版,8954页。注99《喇布传》,《宗室王公功绩表传》,《文渊阁影印四库全书》第454册,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111页。注100《清史稿》卷215,《喇布传》,8951页。注101《巴尔堪传》,《宗室王公功绩表传》,203—204页。注102《横格宗谱》,《宗室王公功绩表传》,42页。注103《爱新觉罗宗谱》丁册,学苑出版社1998年版,8332—8333页。注104“十九年春,将军赵良栋自略阳破阳平关,克成都。王进宝自凤县破武关,取汉中。王屏籓走保宁,师从之,战于锦屏山,薄城,屏籓自杀。保宁下,进克顺庆。将军吴丹、提督徐治都自巫山克夔州、重庆,杨来嘉、谭弘先后降。察尼攻辰龙关,出间道袭破之,克辰州。杨宝廕、崔世禄皆降。彰泰师克沅州,吴应麒、胡国柱走贵阳。上召勒尔锦、察尼还京师,趣彰泰与穆占、蔡毓荣等自沅州,喇布自南宁,吴丹、赵良栋自遵义,三道并进。世璠令应麒与王会、高启隆、夏国相合兵入四川,掠泸州、叙州,进陷永宁。谭弘复叛,陷夔州。上复趣彰泰速下贵阳,命赉塔为平南大将军,尽护广西诸军。吴丹坐不援永宁,罢,命赵良栋尽护四川诸军,仍三道入云南。世璠召会、启隆、国相自四川还援贵阳,令马宝、胡国柱等掠四川……二十年,十月克昆明城。”见赵尔巽:《清史稿》列传261《吴三桂》,12849—12850页。注105“九年,偕傅尔丹驻科布多。六月,噶尔丹策零纠贼三万来犯,傅尔丹偕巴赛至扎克赛河,获贼二十余人,讯之言贼不满千,在察罕哈达游牧尚隔三日程,傅尔丹令移营和通呼尔哈诺尔。贼兵两万伏山谷,伺我军甫移突出,蒙古兵俱溃,收满洲兵四千作方营,护辎重,退渡哈尔哈纳河,登山列阵。贼复踵至,傅尔丹居右,仍回科布多。巴赛与副将军查弼纳居左,越岭至河滨力战,没于阵,年六十有九。”见《巴赛传》,《宗室王公功绩表传》,205页。注106赵尔巽:《清史稿》卷298,列传85《查弼纳传》,10412页。注107蒙古族通史编写组:《蒙古族通史》中卷,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311页。注108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7年版,55页。注109因为孙奇通阿于乾隆十七年(1752年)十月被封为和硕简亲王,巴尔堪于乾隆十七年八月追封和硕简亲王,巴赛于乾隆十七年十二月追封和硕简亲王。(《爱新觉罗宗谱·丁册》8333、8336页)注110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定:“闲散宗室均赐给四品顶戴,四品武职补服。”(《清高宗实录》卷1164,43—46页)他们虽有四品顶戴,但只是个空衔,并无四品官衔,也得不到四品官的俸饷。清代闲散宗室的待遇简略说就是,凡年满20岁,经报准后,每月给养赡银3两,每年给养赡米45斛。按清代京旗马甲的待遇是月银3两,岁米24斛,也就是说,一个四品宗室每年仅比一个马甲多21斛米。(乾隆朝《大清会典则例》卷1,33页)注111《爱新觉罗宗谱》甲册,250页。注112《爱新觉罗宗谱》甲册,324页。注113金女士是佟鸿举先生替我联系到的,我第一次为金女士做访谈时他也在场,特此致谢。注114《拆房拆出乾隆古碑》晨报讯记者薛冰。日前,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部学生樊煜给本报打来电话:校园里拆房拆出一座乾隆时期的石碑。她说:我以前是学考古的,这个石碑是文物。记者赶到政法大学,见到了碑身和驮碑的乌龟已经分离,横卧在废墟中。碑身四周雕刻的盘龙栩栩如生,碑中间是汉文和满文,上书“原任绥远城将军宗室弘晌碑文”,落款是“乾隆四十七年”,估算起来,已有200多年历史。住在附近的杨先生说:以前这里是平房,碑身埋在房子下,只有龟头露在外面,他小时候经常在这儿玩,却不知道还有个碑在里面。海淀区文物管理所的焦晋林说:这是清朝的圣旨碑,有一定的文物价值,应该保护起来,但目前只能请学校给予一定的保护。注115弘晌碑拓片可见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74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137页。注116穷西北套,参见附图。注117张秃子胡同现改名叫长图治胡同,位于西城区新街口大四条中街。注118载涛(1887—1970),字叔源,号野云,光绪十三年(1887年),生于北京。和硕醇贤亲王奕第7子,过继为钟郡王奕詥嗣子,光绪帝同父异母弟,宣统帝溥仪之七叔。人称涛七爷。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袭贝勒。三十四年(1908年)12月加郡王衔。清廷新设禁卫军后,任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曾任军咨大臣并掌管禁卫军,后任蒙古镶黄旗都统。1912年1月,与载洵等组织宗社党;3月,宗社党解散。1917年7月,张勋复辟,任为禁卫军司令。1918年,徐世昌任为将军。1927年6月,任翊卫使。1929年,迫于生计将贝勒府卖给当时的辅仁大学。1931年1月,被国民政府聘为国难会议会员。日军侵华期间,拒绝到伪满洲国任职。1949年后历任国家民委委员、北京市民委副主任、民革中央委员。是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1970年9月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3岁。本书中有多人多次提到这位涛七爷。注119当家子:指本家,同宗族的人。注120永泰寺为胡同,因胡同内原有永泰寺得名,位于西城区北部,东起西章胡同,西到前牛角胡同,原称永泰寺,1965年改名为永泰胡同。永泰寺始建年代不清楚,新中国成立后为一工厂所占。注121蓝靛厂位于北京西直门外长河西岸。从清朝迄至民国,一直是京西的著名市镇。清朝时曾屯聚八旗重兵,是京师八旗“外三营”之一即外火器营营房的所在地。注122陈宗蕃《燕都丛考》:“禄米仓大街以禄米仓得名,清时为仓储之所,民国以来改为陆军被服厂。”(223页)注123这里所说的修谱,即1935年由溥仪颁旨所修的《爱新觉罗家族宗谱》。注124这里说的松树胡同,应为东松树胡同,东西向,位于和平门十字路口东北角。注125住对月:旧俗,结婚满一个月后,新媳妇要回娘家住一个月。此俗流行于满族和很多汉族地区。注126制作办丧事用的纸活,称为“糊烧活”,承接这样活计的店铺称冥衣铺。老北京人办丧事,需要大量的纸活冥器,包括“接三”用的车马、箱子,“送库”用的“一楼二库四杠箱”,“五七”用的纸伞,六十天用的纸船,纸糊的死者生前喜好的古玩玉器,等等。这里提到的有关丧礼习俗可详见常人春:《红白喜事:旧京婚丧礼俗》(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版)。注127“烧伞”:老北京传说亡人到“五七”(即第35天)时,在阴曹地府要过五殿阎君一关。五殿阎君是包公转来的,他一生无女,很喜爱女儿和花朵,因此如果亡人能用插上花朵的伞盖遮住身子,让包公误以为是少女,不加盘查就可以顺利过关,所以丧家照例由姑奶奶(已出嫁的女儿)出钱糊一把伞,并插上5朵石榴花送到坟地焚化,叫烧伞。注128摄政王府指的是第二代醇亲王载沣的府邸,亦称醇亲王北府,位于西城区后海北沿44号。因载沣在清末担任过监国摄政王,又称摄政王府。现正院为卫生部使用,西花园为宋庆龄故居。注129在有关老北京旧日市井生活的各种书籍文章中,对晓市多有提及,但叙述全面者不多,唯北平市社会局印行的《北平市工商业概况》(民国廿一年,1932年)一书的说明比较完整,兹引录如下:“晓市概皆寅集辰散,各行商贩,均按时集合,作数小时之交易,即行散去。一曰零物市,有两处:一在德胜门内、一在崇外唐洗伯街,行话呼为北市南市。大而木器布匹,小而洋钉报纸,贵而金珠玉器,贱而烂铁残铜,凡属食用之品,几无一不备。中以打鼓者向各处所收零星旧物为多。每日清晨,城中商伙及摊贩,前往觅购,如蚁赴膻。以售者皆欲低价脱手,购者即各抱其目的以求博得余利也。二曰果子市,有三处:一在德胜门内,一在崇外药王庙,一在前门外。外来之干果鲜果,皆先集其中,凡大小干鲜果业,胥于天将明时,携筐负袋,孳孳往购,不厌辛劳。三曰糖市,有两处:一在德胜门、一在朝阳门,多系本市糖房出品。惟螺丝糖棍糖、论斤发卖、余则以块计。外有糕点饼干,或论块,或论包。一经贩卖,约可得十分三之利。本小利大,小贩多趋之。四曰耍货市,即附在前外果子市及两糖市。系采用竹木铅铁或玻璃纸张,制成小孩玩耍之物,多出于贫家妇女之手,售价极贱,小贩日往贩卖,借度生活。五曰粮市,有三处:一在西珠市口,一在广安门大街,一在西直门外。为粮栈与粮店交易之所。六曰菜市,有三处:一在广安门,一在天桥,一在阜成门,为菜户与菜贩常年交易之地。凡兹所列皆以商贩交易为限,其他类似者从略。”(682页)这里提到的,便是位于德胜门内的北市。注130四清运动,指1963年—1966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该运动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对农村乃至全国形势作了“左”的估计。四清内容,在农村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后期在城乡是“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该项运动使不少基层干部遭受错误打击和处理,为“文革”的发动做了准备。注131溥四爷即溥任(1918—2014),载沣第四子,末代皇帝溥仪的四弟。又名金友之,1918年9月生于北京什刹海北岸摄政王府。1947年他创办北京竞业小学,至1968年退休。曾任北京市第七、八、九届政协委员。退休后致力清史研究,发表了《晚清皇子生活与读书习武》《纳兰性德与〈通志堂集〉》《清季王府于饮食医疗偏见》《醇亲王府回忆》等文,还整理了其父载沣的《使德日记》等。注132太舟坞位于今海淀区温泉镇。注133沈万三是元末明初人,号称江南第一豪富,《元史演义》中称为“财神爷”。据说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南京都城的三分之一都是他捐资修筑的,但不久后即惹怒了朱元璋,被发配到云南充军,死于云南。有关他的传说虽然很多,但大多数都不足凭信,何况他既不是清朝人,也从未到过北京。注134圣济堂位于西直门内大街,也是京城著名的老字号药店之一,据说创立于1860年。注135《六言》,即《六言杂字》,是中国古代专为学童编写的用于启蒙教育的课本之一。内容包括农耕、器具、服饰、读书、为人、饮食、手工及商贾等。与“三本小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同为应用最广的读本。注136本篇的金励衡先生是中央党校岑大利教授为我联系的。她不辞辛苦陪我一同到城南,为金先生做了此次访谈。特此致谢。注137郭招金著《末代王朝的子孙》一书中收入了作者对金励衡先生的专访:《曹雪芹好友敦敏是英王之后——访英王阿济格后裔金励衡》(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217—223页),但重点在叙述自英王到敦敏一系在清朝时的历史,与本书各有侧重。注138阿巴亥是女真乌喇部首领满泰的女儿,布占泰的侄女,生于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11月努尔哈赤灭海西女真的哈达部,唇亡齿寒,为保住乌喇,布占泰将兄长满泰(此时已死)刚12岁的女儿阿巴亥嫁给努尔哈赤为妻。阿巴亥与努尔哈赤成婚后,很快就获得了努尔哈赤的宠爱。两年后,大妃孟古叶赫那拉氏(皇太极之母,后来被追谥为孝慈高皇后)病逝,努尔哈赤立刻立阿巴亥为大妃。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7月15日,阿巴亥为努尔哈赤生下了第12子阿济格,万历四十年(1612年)10月25日,阿巴亥生下了第14子多尔衮,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2月24日,阿巴亥又生下了第15子多铎。这3个儿子都被努尔哈赤爱如珍宝,将作为后金根本的八旗军队中的三旗交给他们分别掌管。天命十一年(1626年)8月11日努尔哈赤病逝于距沈阳40里的叆鸡堡,死后第2天即8月12日早晨,以皇太极为首的诸王即传努尔哈赤遗诏,要大妃阿巴亥殉死。《太祖武皇帝实录》记:“后饶丰姿,然心怀嫉妒,每致帝不悦,虽有机变,终为帝之明所制。留之恐后为国乱,预遗言于诸王曰:‘俟吾终,必令之殉。’诸王以帝遗言告后,后支吾不从。诸王曰:‘先帝有命,虽欲不从,不可得也。’后遂服礼衣,尽以珠宝饰之,哀谓诸王曰:‘吾自十二岁事先帝,丰衣美食,已二十六年,吾不忍离,故相从于地下。吾二子多尔衮、多铎,当恩养之。’诸王泣而对曰:‘二幼弟,吾等若无恩养,是忘父也。岂有不恩养之理!’于是,后于十二日辛亥辰时自尽,寿三十七,乃与帝同柩。”死时37岁。天聪三年(1629年)2月13日,努尔哈赤入葬刚刚建成的沈阳福陵,阿巴亥和努尔哈赤同柩安葬。注139《爱新觉罗宗谱》丙册,5562页。注140《爱新觉罗宗谱》丙册,5563页。注141《爱新觉罗宗谱》丙册,5564页。注142《爱新觉罗宗谱》丙册,5568页。注143《爱新觉罗宗谱

                      的事。好了,先这样了?给我打电话。我们得谈谈。爱你,宝贝。谈话。当然要谈。帕拉斯没给任何人打电话——警察,迪·迪,或者他——直到八月份。他气坏了,不过还是照样把她的路费电汇给她了。要是他们当着卡洛斯的面背后笑话她,要是他们拿她开玩笑,她听到之后也无动于衷:无非是在她进入学校大厅时中断的手势;在她从存物箱前走开时滑动的眼波;在她坐到人群中吃午饭时不自然的微笑。她从来没有真正引人注目过,但她的谈吐和她父亲的金钱隐藏了这一事实。如今她成了公开的笑柄(帕拉斯和一个看——门——的跑了,你难道不爱听这条新闻吗),谁都不遮遮掩掩的了。她回到了最后的战事发起的地方,高中安排有序的战壕,在这里,羞耻不过是走到大厅换盘子所需的时间,失败不过是开启暗码锁的摸索,而厌恶不过是阻滞射精的薄薄的避孕套。在这里,除去交换衣服和玩具,没有什么好意可言。在这里,孤芳自赏居统治地位,判决是暂时的,开除才是永久的。而成年人对此一无所知。只有监狱才可能是惹眼和可怕的,因为在戒律和仪式之下蛰伏着折磨人的暴力。来自井然有序的宁静家庭的那些人,在关进大门后,当即就被降临到他们头上的残酷压倒了。那种残酷是以年轻人欢欣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帕拉斯试过了。但那种羞辱让她抬不起头来。弥尔顿曾向她打探她母亲的情况。曾经有人警告他要当心与他圈子之外的人结婚的后果,而且每次警告都不幸成为现实:迪·迪是不负责、不道德的;如果情况属实,她还是个荡妇。帕拉斯的回答含糊其辞,模棱两可。他还在谋求起诉学校,理由是它的松懈和造成危险的环境,更不消说有犯罪倾向的职员了。可是受“诱拐”的“牺牲品”却是心甘情愿走的,而那次“跨州”行程的终点恰恰是“牺牲品”的母亲。这怎么能称得上是犯罪呢?她父亲家是不是有什么事情他们得了解一下?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使女儿想要、急着要逃到她母亲那儿去呢?进一步说,校园内并没有发生什么讨厌的事——除了“牺牲品”的汽车被修理了一下,并且她被平安护送到家。何况,“诱拐”发生在学校停课的假期。尤其是,“牺牲品”不仅心甘情愿地去了,还连欺带哄地自愿陪伴一个男人(甚至可以称作是艺术家),他并没有前科,而且在高中的表现和工作都堪称楷模。她被他性侵犯了吗?“牺牲品”说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他是不是让她吸毒,给了她非法的东西吸呢?帕拉斯摇着头否认,只记得她母亲那样做过。撞她车的人是谁呢?我不知道。我根本没看到他们的脸。我离开了那地方。到哪里去呢?我挥手拦车,有人让我上了车。谁?一些人。在一个教堂似的地方。在明尼苏达?不,在俄克拉荷马。地址是什么,电话多少?爸爸,算了吧。我现在不是到家了吗?是啊,我可不想让你操心了。不用了。不用了。帕拉斯觉得不舒服。她无论吃什么东西,哪怕吐掉大半,体重还是会增加一磅。感恩节那天她独自一人过的,吃的都是普罗维登斯准备好的。圣诞节那天她请求放她出去。弥尔顿说不行。你就待在这儿。就去芝加哥,她说,去看望他的姐妹。他最终同意了,并由他的行政秘书做了安排。帕拉斯在她姑妈那儿待到十二月三十日才离开(留下了一张无疑有误导之嫌的字条)。在塔尔萨机场,她花了两个半小时租了一辆小汽车,司机把她一路送到了女修道院。她说,只是拜访一下。只想看看大家都怎么样了,她说。除去她自己,她还能骗谁呢?显然谁都骗不了。康妮当即瞥了一眼。现在又能怎样?康瑟蕾塔把小母鸡歪过来,看着银白色中带玫色的腹腔。她用盐把鸡涂满,并把它的表面用肉桂和黄油揉搓了一遍,再把洋葱加在用鸡脖子、鸡心和鸡胗煮的汤里。母鸡一烤到外焦里嫩,就被她放到一边,去吸足汤汁。浴缸里的水微温,浅得仅及吉姬的腰际。她喜欢又多又热、满是泡沫的水。大宅里的管道破裂了:流出的水带着颜色,一股股地向外冒,有时还输送不到二楼。井水流过一个烧柴的锅炉,那是除去她谁都没兴趣保留的。她是个习惯于惹麻烦的人,总想在冬天比往常更糟的老旧的管道系统中积存好几加仑热水。西尼卡当然帮了不少忙,把一桶桶冒着气的热水从厨房的炉子边提到浴室。为了弄出肥皂泡,她倒进不少象牙雪牌洗浴剂,尽其所能把水搅拌起来,可惜只得到了令人失望的软泥般的东西。她曾经邀请西尼卡到浴缸里和她共浴,但又像以往一样遭到了拒绝。虽然吉姬清楚为什么她的朋友不愿意让人看到赤身裸体,但偶尔仍禁不住要逗她洗浴。她曾经看到过血迹斑斑的卫生纸,但西尼卡皮肤的隆起部分只是在衣服下才能摸到。尽管吉姬莽撞得不怕讨人厌,她仍然没能向她问及那些隆起。答案可能会太接近那个黑人男孩流血的场面了。她伸展开双腿,露出水面,抬起脚来欣赏。以前在K.D.光着膀子背对着她坐着的时候,她常常躺在那儿用双脚蹭着他的脊梁。他糊里糊涂奉献,充满了激情、伤害和向往,以及许多许多的屈服。是啊,她曾经纠缠过他一阵。她欣赏他对她的崇拜和追随,因为她自己没有崇拜和追随别人的经历。米基。没有谁能管那叫爱。可是K.D.的方式没有让她长时间感到开心。她后来就时常欺骗他、侮辱他、拒绝他,而他在宅子周围追逐她、抓住她、拍打她。玛维斯和西尼卡曾经把他拉开,用厨房里的炊具揍他,把他赶走——对他的咒骂她们三个用更难听的骂声作答。啊,好吧。这是新的一年,她想。一九七五年。既然旧的计划全都成了垃圾,就该制订新的。她最终从浴室瓷砖中拿出那个盒子时,看到里面满是证件,不由得欢呼起来。银行官员也喜得手痒难耐,给了她二十五美元,因为他很高兴把它们镶在镜框里或者放进展柜,让他的顾客们开心。这种西部最大骗局之一的文件汇集,你可不是每天都能看得到。她坚持要五十美元,踩着爵士舞步走出银行,吩咐玛维斯干脆开车就走,请吧。她本想要西尼卡与她一起走的。这次是一去不复返了。回来会关系紧张的。在某种程度上,在某些方面。她母亲不知在哪里,她父亲是死囚。只有一个外祖父,住在密西西比州阿尔肯的一辆漂亮拖车里。她先前没把这事想周全,可现在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离开了。就是因为这种紧张关系。倒不是那个流血的男孩或是米基关于沙漠上那对情侣的戏言或是小个子男人有关清水和扭结的双树的忠告。在米基之前,一切全都消失在消遣和冒险之中了。激愤的游行、传单、争吵、警察、静坐者、领导人和谈话、谈话、无休止的谈话。没有一个是认真的。吉姬抬起满是皂液的手,把头上的发箍重新扣紧。没有一个高中生或大学生,没有一个,哪怕是别的姑娘,认真对待她的认真态度。要不是她会印东西,谁都会当作没有看见她。除去米基。“坏蛋。”她说出了声。随后,由于说不准究竟是哪个坏蛋最惹她动怒,她用力拍打着那缸令人不快的浴水,每拍一下就从齿缝里挤出一声“狗屎”。这样发泄了一会儿后,她平静了,便向后靠到浴缸上,用滴水的湿手掌遮着脸,悄声自语:“不,你这蠢而又蠢的坏女人。因为你不够刚强。不够机灵。就像跟所有别的该死的东西在一起一样,你没本事坚持下去。你以为那会很好玩,而且能有点用。也就是在一两个季节之内。你以为我们是熔岩,可是当他们把我们砸成沙粒的时候,你却跑了。”吉姬不是爱哭的女孩;即使现在,当她意识到她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无法对自己满意,她的眼窝里仍像沙漠一样干燥。康瑟蕾塔给褐色的小土豆削皮、切块。她在水里加了熬好的调料汁、月桂叶和鼠尾草,炖上土豆,然后再倒进长柄平底锅焯汤,直到土豆变成暗金色。她把红胡椒粉和黑胡椒籽撒到上面。“噢,对了,”她说着,“噢,对了。”最他妈好的进展就看怎么计价了,玛维斯希望技师对这辆十岁的凯迪拉克的钟爱能让他在收费时给她打个折扣。她始终不会知道他到底打没打折,但在修车铺下班之前,他把活儿干完了,收费是工钱五十、零件三十二、润滑油和汽油十三,差不多把玉米地的租金花光了。要等波森先生下次交租金还得三个月。不过,余下的钱还足够日常购物,加上康妮想涂的漆(她猜是给那把红椅子涂;但还有白漆呢,大概也要涂鸡舍),以及雪糕。那对双胞胎喜欢雪糕,见到就吃。可是圣诞节玩具却没人动,所以玛维斯花了五小时等待翻新和修理,用一辆玩具卡车换了一辆玩具汽车,用一个玩具娃娃换了一个会说话的娃娃。珀尔很快就会长大到可以玩芭比娃娃了。他们的成长和变化令人吃惊。他们夭折时,头还抬不直,但一次在大宅里头听到他们时,已经是蹒跚学步的两岁婴儿了。根据他们的笑声,她能够一丝不差地分辨出来。而根据他们和别的那些在各个房间里跑来跑去的孩子的融洽相处,她知道他们成长得怎么样。现在他们都到了上学的年龄:六岁半,玛维斯该考虑适合他们年龄的生日礼物和圣诞礼物了。她因为思念孩子而备觉孤苦,便在一九七○年回过一次马里兰州。她在萨尔、弗兰基和比利·詹姆斯注册的学校看着课间休息的学生,心中一惊,突然意识到萨尔现在该上初中了,比利·詹姆斯在三年级,而弗兰基在五年级。不过,她觉得不成问题,一定会认出他们,尽管她没把握他们能辨认出自己。可能是由于她的手指抠进了操场的围栏或是脸上扭曲的样子,不管是什么原因吧,反正学生们吓坏了,一个男人过来盘问起她—没有一个问题她答得出。她连忙跑开,想躲起来偷着看。她想藏到佩格的房子那儿,但不能让弗兰克或隔壁的邻居看见。她找到那里时——戴帽子的女孩还在赶鸭子——却流下了泪。原先长得茁壮、繁茂又漂亮的莎伦玫瑰,如今全被砍光了。要不是担心被人认出,她就要沿街跑掉了。她当即清醒地意识到,无论在这儿还是别的地方,只要没有莫尔和珀尔,她就不安全。这都发生在她和勃迪通电话并获悉她被通缉之前。她把头发束进一个墨绿色的发箍,买了一副廉价的墨镜,乘上长途车先到华盛顿,再前往芝加哥。她在那儿替康妮买了给母亲的东西,换了一辆又一辆长途车,到达了米德尔顿的长途汽车站,她的凯迪拉克就存在那儿的停车场。她急急忙忙地买好给康妮的用品,在她的双胞胎孩子的陪伴下一路加速行驶。玛维斯紧张得透不过气来,在车道上踩下刹车,把车停在已经在这里住了下来的赤身裸体的吉姬旁边。三年来,她们吵嘴,动手,勉强相处,只是由于康妮的缘故才不致互相谋杀。玛维斯相信,是因为吉姬被那个从鲁比来的男人搅得心神烦乱,她们才没拔刀相向。玛维斯是宁可这么做的,和任何人拼打到底,当然也包括那个在街上混出来的浑女人,因为那女人曾经威胁说要用刀结果她,让她的孩子们没人保护。因此她在可爱的西尼卡到来时,由衷地甚至过分地欢迎她。吉姬也全心全意地欢迎西尼卡的到来,把那个叫K.D.的人像葡萄籽一样吐掉了。在这一新的组合中,玛维斯的崇高地位稳固了。连那个长着漂亮脸蛋却有着受伤害表情的哀凄的富家小姑娘,也没有动摇她的地位。双胞胎很高兴,玛维斯依旧比别人更亲近康妮。正因为她们如此接近,如此相互理解,玛维斯才开始担忧。倒不是因为康妮的夜间习惯,或是她喝不喝酒,而是这种亲密的情感近来实际上已经消失了。还有别的。康妮点头的样子像是在听旁边的什么人讲话;她总是嗯啊的,而如果你说什么,她就答非所问。还有,她不仅不再戴墨镜,而且每天要打扮那么一下,穿上一件索恩·摩根在这儿时给她的衣裙。她脚上穿的则是原先放在她梳妆台上的那双闪亮的修女鞋。随着她自己耳朵中响着的开心笑声,以及雪糕在严冬中融化,她无法判断这类事情。康妮从来没诘问过双胞胎的真实情况,而玛维斯本不打算解释或辩护她知道的是真的,对她而言接受才是主要的。夜间的来访者越来越少露面了,她除去操心这个,便全神贯注于莫尔和珀尔长得有多快,以及她能不能坚持下去。六个黄苹果存了一冬都干瘪了,掏过核之后漂在了水上。葡萄干在一口深平底锅中的酒里加热。康瑟蕾塔在每个掏空的苹果里填上由蛋黄、蜂蜜、山核桃和黄油混合而成的浓汁,再一个个地加进被酒泡胀的葡萄干。她把香醇的葡萄酒倒进一口平底锅,再把填好馅的苹果放进去。温甜的液体流动着。小街都又窄又直,可她一划出这些小街,就都流血了。有时候她拿着卫生纸来接血,但她也情愿让血就这么流。诀窍是切开的深度恰到好处。不能太浅,否则切口只是一道很淡的红线。也不能太深,否则血会升起来并迅速冲涌而出,就看不见街道了。虽然她已经把地图从胳膊挪到大腿,她还是能高兴地认出旧街故道,连诺曼的痕迹都被排除了。有时候几个月划一次就够了。后来有时候她一天划两次,经常是一条街还来不及封口,她又划开了另一条。但她并不草率。她的工具是干净的,她的碘化物(强于红药水)很充足。何况她还向她的工具袋里加了芦荟滋润霜呢。那个习惯,始于待在一个养育孤儿的家庭里时,开头是偶然的。在她一个收养的哥哥—格里亚妈妈家收养的另一个孩子——第一次把她的内裤扒下来之前,有一根别针系住她牛仔裤的裤腰,原先那里是一个金属扣。在哈里猛拉她的裤子时裤扣处裂开了,别针刮破了她的肚皮。牛仔裤一被脱掉,他就去拽她的内裤,那一道鲜血反倒更刺激了他。她没有哭。那样并不痛。格里亚妈妈给她洗澡时惊叫道:“可怜的宝贝,你干吗不告诉我?”说着她把红药水涂到那V形的伤口上。她想不好该说什么:别针的刮擦还是哈里的行为。于是她故意用别针刮自己,指给格里亚妈妈看。因为她得到的同情太少,她就告诉了她哈里的事。“别再说了,听见没有?你听见了吗?这里不能发生这样的事。”她吃了一顿最爱吃的东西之后,就被安置到另一个家庭。几年之间没有出过什么事。直到上初中,随后是十一年级。那时候她已经懂了,在她身体里有某种东西使男孩们想得到她,使男人们想盯着她。如果她和五个女孩一起在廉价店铺的柜台旁喝可乐,一定是她的乳头被一个受到朋友窃笑的男孩大胆地捏上一下。四个或者一个女孩在街上走过那个抱着女婴坐在公园长椅上的男人身边时,只有当她也走过,他才会把他竖起的阴茎掏出来,嘴里做出咂咂的亲嘴声。找男朋友来庇护也没什么用。他们把她的献身视作当然,但如果她向他们抱怨她曾被朋友或陌生人爱抚过,他们就会冲她大发脾气。于是她明白了,问题就在于内在的某些东西。她像一个其可疑的诗句过于灵活、过于惊人而难以发表的诗人似的堕落了。这让她激动。也让她安定了。深入到衣服下面的内在生命,这使得她的眼睛干涸了,催生了一种只有哭泣的女人才能动摇的安宁。那种哭泣会触发一种痛楚,力道之劲,她宁肯做一切事来消除它。在她十岁那年,还没有划人行便道的时候,肯尼迪遇刺了,全世界都公开哭泣。在她十五岁那年,春天里马丁·路德·金被谋杀,夏季时另一个肯尼迪也死了。她每次都打电话请病假不去做照看小孩的工作,待在屋里,把大街小巷划在胳膊上。她这件流血的工作很容易遮掩。就像艾迪·特托尔,她的大部分男朋友都在夜里干那件事。对那些坚持要问个究竟的人,她就想出一种病来。立刻会引来同情,因为那些疤痕看着真像是外科手术留下的。在康妮的宅子里得到的安全感,在帕拉斯到来之后,不如先前那样完整无缺了。她花费了很多时间哄她高兴、喂她吃饭,因为帕拉斯不吃的时候就哭或者忍着不哭。那姑娘八月份走后降临的轻松感,在她十月份返回时——更漂亮,更丰腴,还装作只是路过这儿看一看——消失了。在一辆豪华轿车里,差不多吧。带着三个箱子。现在是一月份了,她在夜间

                      亚洲中文无码手机在线电影件事上,她只会让他高兴。在我们考虑所有的事情时,我们都要想到最终的目标。而在这里,最终的目标是在天堂中再加上一个座位,让一个做丈夫的人能够满足自己的心愿。”提莫提欧神甫看着马基雅维里,没有做出回答。在马基雅维里看来,神甫是用了很大的努力才没有让自己笑出声来。神甫将视线移开,眼光落在了桌上的那包金币上。“我现在确信,执政团派你出使晋见公爵,真是没有选错人。大人。”他最后回答道。“我也许要谴责你的意图,但却不能不佩服你的老练。”“你过奖了。”马基雅维里回答说。“你应该给我一些时间,让我能够考虑一下这件事。”“神甫大人,相信第一感觉是对的。不过我要失陪一下,我要去院子里方便一下。你们这里的葡萄酒看来有些利尿的功效,我琢磨着。”当马基雅维里回来后,神甫还是端坐在他原来的地方,但是桌上的那袋金币已经不见了。“卡特琳娜女士星期五会带她的女儿来做忏悔。”神甫说道,一边看着他自己那双保养得很好的手。“当奥莱莉娅女士在忏悔室里时,你会有机会向卡特琳娜女士说话。”[1]Vitale一词含有活力,生命力的意思。第十九章不久一个令人高兴的机会出现,让马基雅维里能够实施他的计划。他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个机会。一般说来,除非有必要,他并不早起。和提莫提欧神甫谈过话的第二天早晨,他翻身下床然后开始穿衣服时,已经是日上三竿了。他走进厨房,用了塞拉菲娜给他预备的简单的早餐,然后就走进了院子,从井里打了一些水上来。哆嗦着把手和脸洗了一下。然后他上楼去取一些他所需要的文件。他打开窗户,准备看一下天气,忽然看到尼娜,那个女仆,带了一张椅子和一只搁脚板凳上了巴托罗缪家的屋顶。这些天以来天气一直是阴沉沉的,间歇还会有阵雨。但是这天早晨万里无云,阳光灿烂。他猜想尼娜这些举动意味着什么。不一会儿奥莱莉娅也上了屋顶,身上裹了一件绗缝被,手里拿着一顶硕大的草帽。马基雅维里猜对了,奥莱莉娅是要趁着天好,晒干她刚刚洗好的头发。她坐在椅子上,女仆将她的长发穿过这顶只有硕大边檐,但是没有顶的帽子,将草帽安放在奥莱莉娅的头上,然后将头发散在草帽的边檐上,这样阳光就可以晒到这些头发上面了,而刚刚染上的金色也就更加明艳。马基雅维里改变了计划。他决定将文件的阅读推迟到一个更好的时候。他取了自己的鲁特琴,上楼走进了塞拉菲娜房子二层楼俯临庭院的走廊。当他走上去的时候,女仆已经忙活自己的事去了,奥莱莉娅一个人在屋顶上。草帽巨大的边檐挡住了她的视线,以至于她完全没有看到马基雅维里。另一方面,奥莱莉娅也确实专注于让自己的头发能够好好地晾晒一下,也没顾得上想其他的事。但是当她听到他开始歌唱的时候,吃惊之下,她抬起帽檐,视线穿过两座紧挨着的房子之间那十分有限的空间,向马基雅维里这里望来。还没等马基雅维里和她目光对接,她立刻就低下了头。马基雅维里好像是在自娱自乐一样地唱着一首爱情歌曲。按照当时的风尚,歌曲的主题是丘比特和他的爱情之箭,他那些被所爱的女郎的眼神所带来的残酷的伤口;以及那些他如果可以不去想念心上人时他内心的快乐。马基雅维里把奥莱莉娅搞得进退两难。因为害羞她也许希望能够赶快离开,但是她又确实需要太阳光把她头发新染的色染牢固。马基雅维里觉得,一个女人是不会为了美德而牺牲自己的容貌的,如果在这之前奥莱莉娅还不敢太肯定马基雅维里对她的感觉的话,现在应该是毫无疑问了,但是马基雅维里觉得这种机会也许不会再次出现,所以他想再努把力,使奥莱莉娅能够明确无误地感受到。他曾经谱写过一首献给一位叫费尼切的女人的小夜曲,开头是这样的:“你好,姑娘,你超凡脱俗。”然后歌词开始叙述她是一个如何如何罕见的美人,有着万般可爱的美丽灵魂,在这里,把歌词中的“哦,只有费尼切”改成“哦,只有奥莱莉娅”非常容易,而且一点也不破坏韵律。拨弄着鲁特琴的琴弦,他用一种叙唱调的方式念出这些词句,调子里不乏某种柔美的意味。奥莱莉娅静静地坐着,她的脸隐藏在草帽底下,但是马基雅维里有一种感觉,觉得她正在专心致志地听。这正是他所要的。不过他刚刚唱完两段,奥莱莉娅摇了一下她随身带来的小铃铛,叫来了她的女仆。尼娜上来后,奥莱莉娅和她说了几句话,然后站起身来。尼娜随后搬起奥莱莉娅坐过的椅子,挪到了屋顶的另外一个地方。奥莱莉娅走了过去,坐了下来。两女人开始说起话来。马基雅维里猜想奥莱莉娅是想把尼娜留在身边,直到走开为止。他也没有什么不满意的。他下了楼,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从他那锁着文件的箱子中取出文件,不一会他就全神贯注地撰写起给执政团的报告了。到目前为止结果还不错。第二十章马基雅维里并没有上教堂做礼拜的习惯。星期五那天,他一直等到晚祷结束,会众走出教堂的时候,他才进入那座神圣的殿堂。他走进去的时候刚好看到提莫提欧神甫正进入忏悔间。不一会儿,奥莱莉娅也随着神甫走了进去。卡特琳娜女士一个人独自坐在一个小礼拜堂中间。马基雅维里走过去挨着她坐下。她看到他时并没有显出惊讶的神色,马基雅维里心想,估计神甫已经向她打过招呼,她早就在等着他了。然而马基雅维里觉得没有兜圈子的必要——于是他开门见山地告诉她,他不可救药地爱上了她的女儿,请她在她女儿面前为他转达爱意,为他穿针引线。卡特琳娜对马基雅维里的这番表白不仅没有恼怒,而且有些被逗乐的感觉。她告诉他,他并不是第一个打她女儿主意的人,但是先前的那些人都没能成功。“我一直非常严格地把她带大,尼科洛大人。从我把她以处子之身送到巴托罗缪大人的婚床上的那个晚上开始,她就一直是一个忠实和尽责的妻子。”“如果我的消息准确的话,她之所以如此,也仅仅是因为没有其他的机会。”卡特琳娜发出了一声低低的,带有些淫荡意味的笑声。“尼科洛大人,你阅历丰富,应该明白一个妻子如果想欺骗她的丈夫的话,他是没办法采取任何预防性措施的。”“所有的历史都证明你是对的,卡特琳娜女士。而且,听你的口气,我觉得你是一个可以开诚布公地讨论问题的人。”她将她的头侧了过来,认真地看着马基雅维里。“尼科洛大人,我这辈子经受了太多的不幸。我历尽惊涛骇浪,现在我终于有了一个平静的港湾可以休息,我不想冒不必要的风险了。”“我很能理解这些。但是你有把握说你的锚很稳固,系船的桩子足够结实吗?”卡特琳娜没有回答。马基雅维里从她的沉默中感到,她对于这个问题感觉有些不自在。他继续说了下去。“我认为,如果奥莱莉娅女士不能很快地为巴托罗缪生一个他日思夜想的继承人的话,他会考虑收养康司坦扎女士的两个儿子。你认为我的想法正确吗?”卡特琳娜又一次沉默着没有回答。“你久经世故,太太,不需要我来告诉你,一旦出现那种情况,你和你女儿的处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两行眼泪从卡特琳娜的脸上流下。马基雅维里亲切地拍了拍她的手背。“绝望的处境需要绝望的解决办法。”她意气消沉地耸了一下肩膀。“虽说我能够帮助奥莱莉娅克服恐惧,但是这种机会并不会有。”“你的女儿讨厌我吗?”“你能引她发笑,”卡特琳娜笑着说,“一句玩笑话也能获取女人的欢心,其效果不亚于一副英俊的面孔。”“太太,你我真是想到一块儿去了。一旦有这么一个机会,能够让我们毫无危险地实施我们的愿望,我能够指望你的帮助吗?”“不光是要克服我女儿的恐惧,而且还要帮助她克服她的顾忌。”“这些靠你的常识所不能够驱散的顾忌,让我们留给我们杰出的提莫提欧神甫去处理好了。他可不喜欢多明我会的修士。”卡特琳娜又发出一声低沉的笑声。“你是一个吸引人的男人,尼科洛大人。如果我还有那么一点姿色,而你也看得上的话,我不会拒绝你的。”“老母牛。”马基雅维里心里嘀咕着。但是他还是按住了她的手,响亮地回答道,“如果我不是如此热烈地爱着你的女儿,我一定恭敬不如从命。”“奥莱莉娅来了。”“我要告辞了。”溜出了教堂之后,马基雅维里进了一间银匠铺子。在那里他买了一条银项链,因为他也没有买金项链的钱,但是这条银项链做工很精美。第二天早晨他让皮埃罗去买了一篮子饱满的无花果。卡特琳娜曾经告诉过他,说她是如何地喜欢无花果。马基雅维里将银项链放在篮子的底部,告诉皮埃罗将篮子给卡特琳娜送去。马基雅维里让皮埃罗对卡特琳娜说,这些无花果是他送给她的礼物,并且要补充说明,在无花果下面是一件马基雅维里要恳请卡特琳娜收下的东西,这件物品代表着他对她的敬意。他觉得他和卡特琳娜之间有着充分的相互理解,但是一件小小的礼物会比任何其他东西更能够确认这种相互理解。第二十一章几天以后巴托罗缪提议他们再举行一次宴会,因为上一次的夜宴既有歌唱,又有欢笑,大伙都挺尽兴,巴托罗缪觉得应该再来一次。于是他们就开了第二次宴会。宴会的展开一如上一次,有着愉快的交谈和优美的音乐。奥莱莉娅本来就不是喜欢多说话的人,这次更是沉默。但是马基雅维里注意到,当他与其他人轻快地交谈时,奥莱莉娅带着一种鉴定般的目光看着他。他很肯定她和她的母亲已经就他本人和他所表达的欲望做过讨论,这些探询的目光表明她正在琢磨马基雅维里作为一个情人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人。马基雅维里心里明白他之所以吸引女人,不是因为他的出众的外表,而是因为他令人愉快的谈吐,他的机智和他平易近人的风度。他正尽着自己最大的努力。他知道,女人们并不欣赏讽刺和挖苦,他们欣赏的是一些小小的玩笑和有趣的故事。在这两个方面他哪个都不缺。他的俏皮话所惹来的笑声使他倍感兴奋,他不禁得意地想,他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逗人开心。不过他还是很小心地显示出,他不仅是个爱开玩笑的人,而且还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一个平易近人,人们容易信任和喜爱的人。时不时地,他在奥莱莉娅的眼睛里看到一种笑盈盈的温柔的意思,他觉得那似乎在暗示说,她对他也有些意思。不过,这是不是他一个人一厢情愿的想像呢?对于这种目光的意思,曾几何时也在其他女人那里见过。女人们是一种奇怪的动物,她们一定要以情感为先导,不知疲倦地将仁慈的上帝为了补偿驱逐亚当和夏娃出伊甸园而赐予人类的快乐搞得十分复杂。不过有的时候这种缺点也会带来些好处。他脑海里闪过了玛丽埃塔。她奉父母之命和他结了婚,现在她是如此地溺爱他,以至于她都舍不得让他离开。她是一个贤惠的女人,他对她也有着真正的感情,但是她也无法指望她能够将他拴在她的围裙的带子上。马基雅维里的外交事务一度变得十分繁忙,以至于有好几天时间他不得不将他的全部时间用来处理这些事务。但是通过皮埃罗,他向奥莱莉娅送了一长颈瓶的玫瑰油,这是他从一位刚从中东回到本地的商人那里买来的,价格之高,他简直有些吃不消。奥莱莉娅没有拒绝,他觉得是个好兆头。他称赞了皮埃罗,夸奖他有谋略,有技巧,将礼物送了过去,但是没有招惹到任何人的注意。他给了皮埃罗一块银币,以便他可以去追求尼娜。“你和她处得怎么样了,我的孩子?”他问道。“我不认为她讨厌我,”皮埃罗说道。“她一直很恐惧他们家的一个仆人。他是她的情人。”“我很怀疑这一点:但是不要泄气。如果她还是要你的话,她还是能找到办法来安排事情的。”接下来是一个下雨的下午。巴托罗缪派人来找马基雅维里,请他去巴托罗缪家里下棋。马基雅维里觉得手头上的事可以暂时放一下,就过去了。巴托罗缪在自己的书房里见了他。房间里虽说没有壁炉,但是有着一盆火,房间里也不冷。“我们在这里下棋,比旁边有几个说话的女人更方便一些。”巴托罗缪说道。马基雅维里抱着能够见到奥莱莉娅的想法去了巴托罗缪的家,听了这话不免有些扫兴,但是还是十分礼貌地回答说:“女人总是要说话的,而象棋是一种需要全神贯注的活动。”他们开始下棋。也许是因为马基雅维里的注意力分散了,巴托罗缪欣喜地发现,他轻而易举地击败了马基雅维里。他叫仆人拿酒来。当酒端上来以后,马基雅维里已经将棋盘重新摆好,准备开始新的一局了。他向后靠在椅子上,开口说:“亲爱的尼科洛,我叫你来不光是为了和你下棋消遣。我想问一下你的意见。”“我愿意效劳。”“你听说过圣·维塔里这个人吗?”一丝轻微的满意之色滑过马基雅维里的嘴边。提莫提欧神甫没有辜负他的委托。“非常奇怪你竟然会问起这个,你是在说拉维纳的那座教堂吗?这位圣徒的遗骨埋在那里。佛罗伦萨的每一个人不久以前都在谈论着他。”“关于哪个方面?”“人类的愚蠢有时简直没个尽头。就拿我们佛罗伦萨人来说吧,他们一向以自己活跃的才智而自豪,但有时也是让人难以置信。”他看到巴托罗缪的脸上露出一副急不可耐的神情,于是他心想,我要好好地吊一吊他的胃口。“你指的是什么?”“这个故事是如此荒谬,我都不好意思讲。在我们神圣的教会确定的范围内,我的那些共和国的公民伙伴们,有着一种健康的怀疑态度。对于那些他们看不到,闻不着,摸不到的事物一般不会相信。”“这也就是他们之所以成为好的生意人的原因。”“也许是这样。但是时不时他们会受到那些最疯狂的迷信的蛊惑,实在是令人惊讶!实话告诉你,我实在不能告诉你这个将那些佛罗伦萨人置于可笑境地的故事。”“我自己差不多也就是一个佛罗伦萨人了,如果我听不到这个故事,我会坐立不安。听你讲故事总是一件愉快的事,另外,在这样一个毫无意趣的日子,开怀大笑一下也是好的。”“好吧,事情是这样的:朱利亚诺·岱里·阿尔伯泰里是一个有钱的佛罗伦萨的公民。他春秋正盛,在市里有一处不错的房产,另外他也有一位他非常喜欢的漂亮的太太。他本来应该是个快乐的人,但是他没有子嗣,这对他来说是件令人遗憾的事情。因为他和他的兄弟不和,所以他一想到这个人和他那一窝嚎哭着的小家伙将来有一天会继承他的遗产,他就是不能忍受这一点。他带他的妻子去洗温泉浴,去许多神圣的地方朝圣,他咨询过许多医生,还走访了一些号称拥有使妇女怀孕的秘方的老妇人,结果没有一件事有效果。”巴托罗缪喘着粗气,注意地听着,心急火燎般地,好像他的性命全在这上面。“后来他碰到一个曾经去耶路撒冷朝圣回来的僧侣,那个人告诉他,在他回来的路上,在拉维纳做了停留,那里有座叫圣·维塔里的教堂,这个教堂供奉的圣徒有着让不育男人重新获得生育能力的神奇功力。朱利亚诺听说此事后心动了,虽然有不少朋友劝他不要相信,他还是坚持要去拜访一下这个圣地。你可以想像一下,当他终于出发时,周围的人是怎么笑话他的。讽刺他的小文章被人写了出来,传来传去。当他回来的时候,人们必须避开他,以免当着他的面大笑出来。然而,当他回来九个月零一天之后,他的太太生了一个九磅重的儿子。结果是朱利亚诺笑到了最后。佛罗伦萨的人都大惑不解,而那些虔诚的人则大声疾呼,这是个神迹。”巴托罗缪额头上渗出了晶莹的汗水。“这如果不是奇迹那又能是什么呢?”“我的朋友,让我们关起门来说句老实话,我认为奇迹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了。因为我们身上的罪孽,我们已经配不上神迹了。但是我必须承认,这件事还是对我震动挺大。我想我只能重复一下你的评论,如果这不是神迹,又能是什么呢?我已经给你讲述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现在该由你来提出你的看法了。”巴托罗缪举起酒杯,一口气喝

                      布于1645年10月11日。此前不久,多尔衮也宣布在山西没收贩卖的私茶。此令颁布于1645年9月12日。同上书第十九卷,第232—233页;又见《皇朝文献通考》第三十二卷,第3页。?《世祖实录》第二十一卷,第250页。此令颁布于1645年11月27日。?同上书第三十二卷,第384页。此令颁布于1647年7月18日。?同上书第四十二卷,第491页。此令颁布于1649年2月19日。?《世祖实录》第三十八卷,第448页;又见吴卫平:《八旗制度的兴衰》,第103页。?米切尔:《满族统治的起源》,第94页。?关于此令的撤销,见马:《清初满族与汉族的社会和经济冲突》,第342页。?同上书,第349页。?从辽东向北京的移民浪潮接连不断。根据朝鲜的目击者记载:“沈阳农民,皆令移居北京,自关内至广宁十余日程,男女扶携,车毂相击。”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56页;又见郑克晟:《多尔衮在满族封建化中的贡献》,第11页。?《世祖实录》第四十二卷,第493页。此令颁布于1649年3月2日。?那些在旗下服役的汉人同样将他们的土地献给满族主人,以逃避赋税。1644年政府令地方官制止这种事情。?京城周围八府的大多数土地都属于明朝皇帝或皇亲。1502年,帝国全部私有土地的1/7都落入了皇帝之手。皇庄由宦官头目管理。克劳福德:《明代的宦官权力》,第141—142页。在山西,也有许多明王庄和官庄。仅大同周围即有皇戚4000人之多,然而,当大顺军经过此境时被驱走或杀死不少。参见1644年9月6日姜璜的奏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第141—150页。多尔衮在北京取得政权之后,他命令,属于明朝勋贵的田地,不能让新朝的权贵或官员占用。给户部的这一命令引起震动;而明贵族却因此一度对满人表示了很大的支持。这些明朝贵族开始申报自己在京城周围的田产。一年或更多的时间以后,大量的这种庄田被没收为旗地了;至1649年,像湖广这种地区的明朝国戚也被当作平民一样对待,甚至被迫服劳役。巴哈那于1649年7月9日奏书,《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三辑,第100页;另见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8页。?这些土地不具有“封建”的性质,也就是说,旗人不是通过提供兵役而换取土地所有权的。田主死后,田地并不转授他人,参见阿萨尔·阿里:《奥兰赞布统治下的莫卧儿贵族》,第64—67页,莫卧儿的授田制度可以作为比较。?1638年,满族旗人除了壮丁大约还有56825人,1735年有89735人。至18世纪晚期,满八旗有约6万名士兵,蒙古八旗兵1.7万人,汉八旗兵2.4万人。八旗士兵及其家属总共约10万人。吴卫平:《八旗制度的兴衰》,第61页。?1645年6月8日,多尔衮接到了大量“土寇”的奏报。他让其大臣解释,为什么如此众多的农民变成了不法之徒。10天后,他收到了给事中李士焜的奏书。李在其中谈到:都城周围300里内,大多数土地已为旗人所占夺,而旧日居民被迫为盗。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第48—49页。关于政府的救济措施也见同上书,第54—55页。有些被夺去产业的人最后落居于辽东。1653年的安置流民法规定:凡有能力招徕一定数量流民,在盛京安居乐业者,习文者授县丞、主簿,习武者授把总。刘献廷:《广阳杂记》,第123—124页。?这里关于圈地的叙述,根据的是马奉琛:《清初满族与汉族的社会和经济冲突》,第335—340页;黄汉良:《中国的地税》,第65—71页;马伯乐:《明朝的灭亡》,第189—191页;曹凯夫:《三藩反对满族统治的叛乱:背景和意义》,第46页;黄宗羲:《南雷文定》“后集”第四卷,第10页。大面积受此影响的府有:顺天、天津、保定、河间、仓州、永平、宣化、真定和德州。此后几年中,这些地区都成了盗贼活动的主要地区。从理论上说,土地或是皇族或旗人的庄田,或是以六垧为额授给旗人以代替原来每月的钱粮供应。1647年,这种授田数量在法律上永久化了。但军官可以另外得到60垧。1649年,从辽东新迁至的民人法定每人授田五垧。而在1650年,这种五垧的授田扩大到了原来的旗人。实际上,直到1669年夏,当康熙皇帝亲令停止圈占和授田时,圈地活动才告结束。顾诚:《论清初社会矛盾》,第148、157页。?最初,土地被满人圈占的汉民或许可以得到其他地方的土地作为补偿,并免税一至两年。他们也可以在清明与重阳两个节日里回到被圈田地上扫墓。吕元驄:《1640—1660年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46页。?满族进京几年以后,老百姓的牲畜十分缺乏。一头水牛值银20两;一头大水牛值银可达30两。因此,湖南便以人代牛,六或七名男人牵犁耕田,每日可犁三至四亩。劳动强度很大,田却犁得很浅。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5页。?1647年5月2日,多尔衮听从户部建议,禁止“带地投充”,同时也不许畜奴。《世祖实录》第三十一卷,第367—368页;又见《皇朝文献通考》第二十卷,第1页。然后,这种现象仍在继续,直至顺治帝亲掌政权时才被最后制止。周藤吉之:《清初的投充及其起源》,第32—33页;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8、84—89页;曹凯夫:《三藩反对满洲统治的叛乱》,第46页。?多尔衮把直隶最东北部的最好田地给了他自己所在的正白旗,虽然这些田地原来应留给镶黄旗与正黄旗。多尔衮将永平府作为他嫡系的居住区,其目的在于借此控制经山海关进出东北的要道。两个黄旗分别居住在北京的北部;西部为两个红旗;南部为两个蓝旗。在鳌拜的怂恿下,在1666年正白旗与镶黄旗交换了土地。他是想把东北较好的土地给他自己所在的镶黄旗。吴卫平:《八旗制度的兴衰》,第55—56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170—175页;凯斯勒:《康熙》,第46—48页;米勒:《派系斗争和清朝的政治整合》,第31页。?彭鹏:《中藏集》。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0页。?例如,1653年永平和保定遭受洪水袭击时,许多满人轻易地抛弃了田地,宁愿靠政府赈济的米谷过活,也不愿亲自耕种。查慎行:《人海集》第一卷,第2页;也见吴卫平:《八旗制度的兴衰》,第97页。?村松祐次的《中国北方的满族旗地》中有详述。西人甚至贷款给旗人,要他们以旗地为抵押。1751年1月7日,户部奏报,有些西人暗中成了旗地的受押人。傅乐淑:《1644—1820年中西关系文献编年》,第188—189页。?直到20世纪初,清政府始终对那些逼人为奴者及窝主处以放逐、充边的惩罚。美杰尔:《清末的奴隶制》,第328—329页。?甚至在满人离开辽东以前,他们就与旗内的“包衣”发生了冲突。这些汉人秘密地结成帮伙。1642年,有这样一群人逃离了清朝控制地区,随后转至山西。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页。据报在1644年,出现了成千上万的逃亡包衣。逃民如此之多,以致政府不得不在兵部特设一个机构负责追捕之事。吴卫平:《八旗制度的兴衰》,第193页。?例如,1649年5月6日的诏令,见《世祖实录》第四十三卷,第505页。?马奉琛:《清初满族与汉族的社会和经济冲突》,第343—347页;《世祖实录》第二十八卷,第336页。勒索的机会是相当多的。吕元驄:《1640—1660年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20页。?孙襄的生平见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2169页(第一九○卷,第1页)。?《世祖实录》第四十卷,第465页。此令颁布于1648年10月5日。尽管这激起了一时的怨恨,但清朝的这种种族分隔,制度在较长时间看也许减少了种族间的冲突。“内城”中的原有财产被没收或出卖了;尽管这些被征用的人户享有免税三年的特权,但仍会造成很大的生活困难。然而,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太监们(他们控制着租给商人的官建的商业街道)和锦衣卫的权贵(据16世纪初的调查,他们拥有京城大多数货栈店铺)。他们从皇城中搬迁一空,可能倒为汉人提供了一些新的投资机会——过去在宦官权贵的权势下,他们被剥夺了这种机会。关于晚明的北京,威克兰《万历朝的北京》一文随处可见。至于内城旗营的居住区,见《世祖实录》第四十一卷,第483页;第四十六卷,第535页。汉旗仍留在内城,每旗负责看守一门(如,正黄旗守正阳门,镶黄旗守东直门与西直门,等等)。谈迁:《北游录》,第347页;查慎行:《人海集》第一卷,第1页;又见林语堂:《京华烟云》,第29页。?《世祖实录》第四十卷,第465页。京都那些负责守卫库房、巡护官衙的胥吏和随从,被允许住在官署之中。准许汉民白天来访此区,但不准过夜。后来,由于需要有人提供副食日用品,商人与店主便被允许在“鞑子城”居住了。又见史景迁:《曹寅和康熙皇帝》,第47页。?这里主要是对事实上的联姻的承认。1648年10月6日,多尔衮告谕礼部:“方今天下一家,满汉官民皆朕臣子,欲其各相亲睦,莫若使之缔结婚姻,自后满汉官民有欲联姻好者,听之”。《世祖实录》第四十卷,第466页。八天后,摄政王对于种族通婚作了规定:凡希望嫁给汉人的满族官员之女需呈明户部,登记户口;希望嫁给满人的汉族官员之女也需报部登记;非官员家妇女许配满人听其自便,无须报部。并告诫满人务必合法结婚,除了正式的妻子,不许另占汉族妇女。同上书第四十卷,第467页。?《世祖实录》第四十卷,第466页。?《世祖实录》第二十卷,第21页,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7页。最初建立驻防旗兵的有:北直隶的顺德,山东的济南、德州、临清,江北地区的徐州,山西地区的路安、平阳和蒲州。?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2124页(第一八六卷,第4—5页)。?张申道:《有城墙的都市的形态》,第92页。?郑天挺:《探集》,第175—176页;韩素瑞:《1774年的山东王伦起义》,第22、149页。?鲁很快升为总兵,在帮助收复陕西延安后,在家乡负责清军北直隶真定的防务《贰臣传》第十卷,第7—8页。山西、江南、陕西、甘肃的绿营兵组建于1645年;福建、两广、贵州与云南的绿营兵也分别在1650、1651、1658、1659年组建。曹凯夫:《三藩反对满洲统治的叛乱》,第36—42页;吴卫平:《八旗制度的兴衰》,第182页。?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212页。?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210页。?贺凯:《明朝的监察制度》,第38—39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2页。清朝在北京统治的第一年里,任命的巡抚中满人稍多于汉人;但是,在1645年与1651年之间平均63%的巡抚是汉人。1652年后,满人巡抚的比例又有上升,至1658年升至70%。至1669年,80%的巡抚是满人;1674年,90%的巡抚是满人。1690年,满人巡抚的比例又逐渐下降;至18世纪后期,达到了满汉各半。参见楢木野宣:《清代督抚满汉比率的变化》。?然而,在征服中国南部的过程中,这种控制招抚官员的方式被迫放弃。需要把他们派到离都城更远的地方去,给他们更大的机动性,所以,控制也因之松弛了。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又为“三藩”埋下了祸根。曹凯夫:《三藩反对满族统治的叛乱》,第39—40页。?当大顺军队过固关,向北京进发时,曾有意或无意地堵塞了居民水井。所以,在他们向西撤退时,落入农民手中的散兵游勇便被砍断了左手,作为报复。边大绥:《虎口余生记》。?陈永福即是常被认为是射瞎李自成一只眼睛的人,尽管实际上这是他的儿子陈德在1641年3月21日李自成围攻开封时射中的。当1642年10月开封府被洪水淹没时,陈设法乘船逃脱了;尔后,当1643年明朝官军与李自成农民军进行争夺潼关最后大决战时,他继续在孙传庭麾下指挥一翼。而在李自成击败孙、进入陕西后,陈率领几千最亲信的部队逃往山中。由于白广恩的苦劝,陈最后还是投降了起义军,尽管他认为他伤了李自成一目,会被其杀死。在他首次拜见李自成时,李宽恕了他,因为那天的战斗双方都在拼死相斗。陈的这一行动对许多同时降于李自成的明朝官员震动很大。张守常:《陈永福》,第64—69页。?曾国荃:《山西通志》第一○四卷,第27页;谢国祯:《南明史略》,第40—41页;帕森斯:《明末农民起义》,第161—163页。?仅在大同就有918个这种“堡”和约100关卡。那里的守卫仔细检查行人的口音,以确保危险人物处于控制之中。作为1449年土木之变的后果之一,为了防御蒙古再次南下劫掠,明廷做了极大的努力去加强宣府与大同的军事堡垒。“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该省北部紧倚长城的地区形成了一个军事社会;大量的力量用于防御,并生活在一种紧张的氛围之中”。莫特:《1449年的土木之变》,第270—271页。这些城堡与烽火台一直存留至今,或依倚山岭,或俯瞰平川。?《世祖实录》第五卷,第5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38页。?傅宗懋:《清代督抚制度》,第9—10页。?吴惟华是原朱元璋麾下的一位著名的、后来封为伯爵的蒙古将领的后裔,在北京投降了多尔衮,并在进攻山西时被任为汉军首领。最后,吴升为一名总兵,并被封为侯爵,加太子太保。《贰臣传》第九卷,第7—9页。至于给叶臣和巴哈那的命令,参见《世祖实录》,1644年7月17日和8月4日,第五卷第58页和第六卷第65页。?《世祖实录》第六卷,第72页。?同上书第七卷,第81、83页。?同上书第七卷,第79、82页。然而,尽管几乎所有重要的明朝军队都承认了清政权,但是,吴惟华仍没有足够的兵力(他自己只有1200名骑兵,加上200名官员和扈从),使他敢于进攻守卫在太原城的陈永福和大顺军。《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47页。?《世祖实录》第七卷,第2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48页。马国柱是较早的降臣之一。1632年,他就向皇太极提出了征服中国的计划。《清史稿·马国柱传》;又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49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92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49页;曾国荃:《山西通志》,第27页。?他建议,为了表示对学问应有的尊崇,政府应在已经平定的地区举行科举。同时,应该接纳更多的贡生以扩大考试名额,对于擅长地方军政事务的官员的推荐应有明文规定。这样,吏才与学问就会被人们看成是立国之本了。过去教师通常是生活中失意的老者才去作的,而今天,应该从年富力强的人当中选拔,当给予官禄。忠孝清白、德行卓异者应受到褒扬,清寒之士应该给予俸禄,应试者应发给盘缠并在京城提供专门的旅舍。琴川居士:《皇清名臣奏议》第一卷,第5—8页。这份奏书只注有顺治元年,没有月、日。1644年9月2日,曹还奏请在辽东

                      又离王室最近,好歹按时到雒邑来点个卯,在表面上维护一下王室的尊严。当然,在维护尊严的同时,他还有另外一个很现实的考虑,那就是希望郑国做个表率,履行向王室进贡的义务。按照周朝初年定下的规矩,王畿之外千里的地区称为甸服,甸服地区要供给天子每天的祭祀所需物品;甸服之外五百里的地区称为侯服,侯服地区要供给天子每月的祭祀所需物品;更远的宾服、要服地区则应该分别按季、按年向天子进贡;诸侯不分远近,一生之中,至少要亲自前往雒邑朝觐天子一次。在周朝强盛的年代,各诸侯国基本能够按照规定朝觐与进贡;但在周平王东迁之后,王室衰微,王畿面积大大缩水,王室的经济越来越拮据、越来越依赖于诸侯的进贡,诸侯们反而将自己的义务抛到了爪哇国,进贡的周期越来越长,进贡的物品越来越少,有的甚至根本不来进贡。周平王并非昏庸的天子。如果与他的父亲周幽王相比,他甚至可以说是相当敬业的一位统治者。只不过他生不逢时,从登上王位的第一天,便要直面这个封建王朝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内忧外患。处于这种情况之下,即便是周武王再世,恐怕也难以有所作为吧。每逢祭祀远祖的大祭,他总是出神地看着大庙中供奉的列祖列宗的牌位,心里遥想着两百年前周穆王以没有按时进贡为由远征犬戎的故事,难免又想到近在咫尺的郑国居然已经大半年没有进贡任何物品,而那个叫寤生的家伙竟然还堂而皇之地担任着王室的卿士……“一定要撤掉他在王室的职务。”周平王对亲近的朝臣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朝臣们面面相觑。半晌,有人小声地说了一句:“那个人可是对自己的亲弟弟都下得了手啊!”又有人接着说:“差点连自己的母亲都不放过!”“那就更该将他撤掉,另找有德之人担任这一要职。”周平王说。其实,在他心里,已经有一个人选,那就是虢公忌父。在周朝的历史上,曾经有东、西两个虢国。其中东虢国已经被郑武公吞并,其领地成为郑国的一部分;而西虢国在春秋初年仍然存在,虢公忌父就是西虢国君,当时也在周王室担任了某一公职,因此常在朝廷行走。值得一提的是,忌父的父亲名叫石父,在周幽王年代担任了王室的要职,位列三公,与寤生的爷爷姬友同朝为官。然而,这位虢公石父的历史名声并不好,属于戏台上的白脸奸臣。人们通常认为,周幽王千金买一笑和烽火戏诸侯这两件荒唐事,实际上均由石父一手策划。因此,西周的灭亡,石父是负有直接重大责任的。和石父不同,忌父是一位知书达理、谨言慎行的诸侯,加上他对王室的态度依然保持了十分的恭敬,使得周平王对他另眼相看,产生了倚重之意。再说,既然石父曾经位列三公,现在由忌父担任卿士的话,也算是子承父业了,在众人面前容易通得过。周平王把忌父找来说:“我关注你很久了。你这个人平时为人低调,办事也勤勤恳恳,能力又强,而且最重要的,你对王室忠心耿耿,这是众人都看在眼里的。”忌父谦虚地说:“这是为臣应该做的。”“郑伯一家在朝庭担任卿士已经有三代了,当然啦,他们家也确实曾经为王室作出过一些贡献,但成绩都是过去的。最近几年,那个寤生基本上都不理朝政,总是猫在自己的家里处理家务事,这样下去恐怕不是办法。”这里要说明一下,姬友在王室担任司徒,这个官职实际上也可以算作是卿士之一。忌父说:“也许他家里的事多,您就体谅一下吧。”周平王说:“你就别替他说好话了,我了解他,他根本就是目无组织无纪律,自由涣散,不把王室放在眼里。这样吧,我决定对你委以重任,由你来代理国政,你可千万别推辞。”说完他微笑着满怀期望地看着忌父。按理说,忌父这时候应该扑通一下伏在天子脚跟前,热泪盈眶,带着哭腔断断续续说:“臣定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是周平王笑得脸部肌肉都僵硬了,也没等到这一幕出现。忌父先是惊愕,继而脸上出现惊恐的神色,他眼睛瞪得老大,连连摇头说:“不好,不好,郑伯不来朝庭,必定有他不来的理由,您最好亲自批评教育他,如果要臣取而代之,他还不恨死臣?”当天晚上,忌父就不辞而别,回到虢国去了,跑得比兔子还快。周平王气得一口气摔了十八只陶罐。气归气,更可气的事还在后头。不知道怎么搞的,寤生竟然知道了这事。一直不理朝政的他突然赶到了雒邑,出现在周平王面前。“我们家三代蒙受圣恩,在朝中担任要职已经有很多年了。现在听说您想将朝政委以虢公,所以赶来交还卿士的职位,以满足您的愿望。”寤生客客气气地说。“没有的事。”周平王干笑了两声。面对这个传说中杀弟逐母的冷血动物,他竟然突然失去了撤销其职务的勇气,也忘记了自己贵为天子的身份,极力否认曾经发生过的事实。“说来也是我寤生命苦,家里有个不听话的弟弟,一直跟我作对,所以这几年我处理家务事,忙得不可开交,抽不出时间来打理朝政。现在家里的事基本摆平了,我想这下可以好好尽忠王事,替您分忧了,没想到,唉……”寤生一脸惋惜。“寤生你误会啦。我也是考虑你家里事多,不忍心让你两头跑,所以要忌父权且帮你把工作做一做,让你好安心处理家里的事,没有说要撤你的职啊。你说说,这工作你要是不干,谁还敢干呢?”周平王连忙解释。“虢公有才啊,我哪比得上?不如就按您的意思,我把卿士一职让给虢公得了。否则的话,人家还会说我贪恋虚名,素餐尸位,不体谅天子的苦衷。您说,我这又是何苦来呢?”“我真没那意思,你就别怀疑了。”天子着急了。“寤生不敢怀疑,只求辞职。”“不许。”“一定要辞。”“仍然不许。”“坚持要辞。”两个人就这么杠上了。一个是底气不足,急于表白;一个是老谋深算,就等着对方犯错误。那光景,有如赵本山和范伟在互相忽悠。果然,忽悠来忽悠去,周平王说了一句胡话:“寤生你要实在信不过我,我就只好派狐到郑国作为人质,如何?”寤生倒是一下子愣住了,想说“成交”却又张不开嘴。狐是何许人?狐就是王子狐,周平王的世子,下一任周天子的法定人选。自古以来,诸侯之间为了取得信任或结成同盟,互相遣子入质,是很正常的外交行为。但是,天子遣子入质诸侯,却是闻所未闻的事。寤生瞪着天子看了老半天。事情显然超出了想象范围。他弄不明白,眼前这位天子究竟是大智若愚、深不可测,还是仅仅因为昏了头。“您……该不是开玩笑吧?”“君无戏言。”寤生深呼吸了一口空气,快速计算着这事带来的好处与风险。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周平王也太不按常理出牌了,即便是寤生,也难免踯躅不前。“这样做还不能消除你的疑虑吗?”周平王有点受不了了,鼻尖上开始冒汗。“好吧,圣命难违,做臣子的也只能照办。为表示寤生的忠心,消除您的担忧,我自愿派世子忽作为人质到雒邑来居住。”寤生终于一本正经地说。这就是史上有名的周郑交质。周郑交质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王室威信扫地,沦落到与诸侯等量齐观的地位。《左传》对此有一段评论:“信不由中,质无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礼,虽无有质,谁能间之?”大概意思是说,各自心怀鬼胎,交换人质也没多大意义;双方互相诚信,不违礼制,即使不交换人质,又有谁能够从中挑拨离间?话说得很好,只是在那个尔虞我诈、云谲波诡的年代,诚信究竟能值几个钱?命运坎坷的周平王在位五十一年,于公元前720年驾崩。这个时候,王室的法定继承人王子狐还在郑国的首都新郑当人质,父子俩连最后一面都没有见上。不久之后,王室将世子忽送回了新郑,而寤生也安排人将王子狐护送回雒邑,准备继承王位。不料王子狐尚未来得及登基,突然又一命呜呼,追随他父亲而去了。关于王子狐突然死亡的原因,史书上没有过多记载。后人只能推测,这位尊贵的人质在郑国生活的日子过得一点也不快乐(快乐才怪),加上父亲过世的时候还不能尽孝送终,所以悲伤过度,没来得及过把当天子的瘾就“薨”了(天子之死称崩,诸侯之死称为薨,王子狐未即位为王,所以只能称薨)。国不可一日无主,周王室的诸位大臣转而奉王子狐的儿子林为君。林就是历史上的周桓王。说起来也是令人心酸,周平王死的时候,王室的财政拮据到了无钱举行一次像样的葬礼的地步,只好派人到鲁国,低三下四地请求鲁国赞助一点丧葬费。周平王和王子狐的先后去世,引发了王室对寤生的强烈不满。年少气盛的周桓王决心继承爷爷的遗志,任命虢公忌父为卿士。不知道被两代天子一致看好的虢公这次有没有勇气挑起大梁,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消息传到新郑后,寤生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生气就要发泄,否则会内分泌失调,影响身体健康。当然,寤生不会躲在家里摔东西,不会像祥林嫂那样到处去诉苦,也不会冲冠一怒就起兵和王室对着干起来,更不可能跑到雒邑去和天子据理力争。即使是在最恼怒的情况下,他都不会做出不理性的事情,这是寤生真正可怕之处。他派大夫祭仲带领一支军马,优哉游哉地开到周王室的边境一个叫做温的地方,对当地的官员说:“不好意思,今年鄙国收成不好,所以把部队开到贵地来开饭,请领导支援麦子一千钟,我们吃得差不多了就会回去,不会给贵地添太多麻烦……什么,不给?没关系,不劳您亲自动手,我们自己来。”这是公元前720年四月发生的事,周平王父子尸骨未寒。祭仲的人马在温吃喝拉撒,呆了三个多月,又移师到成周地方,正好这里的禾熟了,继续吃。面对这群武装蝗虫,当地官员紧闭城门,也不敢出来管事,只好派人向王室报告。王室的反应出人意料的冷静。据说年少气盛的周桓王很想放手与寤生一搏,被辅政大臣周公黑肩给劝阻了。黑肩也没有给天子讲多少大道理,一来实力差距摆在那里了,二来考虑到寤生好歹也是周王室的后代,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些许小事,忍忍就算啦。这件事在历史上叫做“周郑交恶”。【州吁的“妙计”:越是家丑越要外扬】接下来要说的几件事可能有点复杂,不但互相牵连,而且要翻历史的老账。第一件事仍与“郑伯克段于鄢”有关。公元前722年,京城大叔起兵反叛寤生,派自己儿子公孙滑到卫国求援,鼓动卫国出兵占领了郑国的廪延。后来段兵败,公孙滑则以流亡者的身份留在了卫国。为了报这一箭之仇,同时也可能是为了斩草除根,公元前721年,寤生利用王室卿士的地位,动用王师(王室的军队)和虢、邾等国的军队联合讨伐卫国,夺回了廪延。这一段历史,成为郑、卫两国之间不愉快的记忆。第二件事,公元前720年,宋国的君主宋穆公去世。宋国的前一任君主宋宣公是宋穆公的哥哥。当年,宋宣公临死的时候,本来应该将君位传给自己的儿子与夷的,但那时候与夷还很小,没有执政的能力,为了政权的稳定,宋宣公干脆将君位传给了自己的弟弟公子和,也就是宋穆公。宋穆公是个厚道人,对于兄长的恩情念念不忘,临死的时候,他对大司马孔父嘉说:“先君以国事为重,不立与夷而立寡人,寡人一直不敢忘怀。如果托您的福,寡人得以善终,在黄泉路上遇到先君,先君要是问起与夷的情况,寡人将如何回答呢?寡人死后,请您务必辅佐与夷即位,主持社稷。那样的话,寡人就算死也瞑目了。”“可是,”孔父嘉低下头回答,“群臣们都愿意奉公子冯为君啊。”公子冯是宋穆公的儿子,和与夷的关系是堂兄弟。宋穆公对孔父嘉说:“你们万万不可违背寡人的意愿。先君之所以将社稷交给寡人,是觉得寡人品德良好。如果现在寡人不让与夷当上国君,那就太对不起先君了!”话说到这个份上,孔父嘉也就不好反对了。但是宋穆公仍然不放心,以他对与夷和公子冯的了解,他知道无论是谁上台,对另外一个人都将极为不利。为了避免出现堂兄弟相争的悲剧,同时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儿子,他派人将公子冯送到郑国,交给寤生照顾。在这种安排下,与夷顺利继承了君位,成为了历史上的宋殇公。应该说,宋穆公人很好,后事也考虑得很周全,但是他对人性的阴暗严重估计不足——与夷虽然当上了国君,仍然对远在郑国的公子冯很不放心,必欲除之而后快;而公子冯对于本来属于自己的君位也念念不忘,总想着借助郑国的力量将它抢回来。与夷和公子冯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也导致了宋国与郑国之间的矛盾。第三件事,卫庄公娶了个齐国老婆,在历史上被称为庄姜,虽然一直没有生育,却是一位绝世美女。卫国人很八卦,写了一首《硕以示对她容貌的赞美:〖硕人其颀,衣锦褧(jiǒng)衣。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邢侯之姨,谭公维私。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硕人敖敖,说于农郊。四牡有骄,朱幩(fén)镳镳。翟茀以朝。大夫夙退,无使君劳。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gǔ)濊濊,鳣鲔发发。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qiè)。〗这首诗被收录于《诗经·卫风》之中,鲜活地描述了这位皮肤白皙,身材高挑,凹凸有致的庄姜夫人。“手如柔荑,肤如凝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是中国古代美女最传神的写真。然而,这位绝世美女竟然不能生育,真是让爱管闲事的卫国人扼腕叹息。除了大老婆庄姜,卫庄公还娶了个陈国老婆,史书上称为厉妫。当时流行买一送一,所以厉妫的妹妹也跟着姐姐嫁到了卫国,史书上称为戴妫。厉妫给卫庄公生了个儿子,但不幸夭折。戴妫给卫庄公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做公子完,一个叫做公子晋。此外,卫庄公还和一个侍女生了一个小孩,叫做公子州吁。庄姜不能生育,就把公子完、公子晋当做自己的亲生儿子对待。但是对于公子州吁,她没有任何好感,甚至感到相当厌恶。这三件事之所以放到一起讲,正是和这位公子州吁有关。史料记载,公子州吁虽然不受庄姜待见,却深受卫庄公溺爱,从小喜欢舞刀弄枪,想要当一名军事家。大夫石碏(què)对此很有看法,他当面劝谏卫庄公说:“我听说父亲爱儿子,就应该教他怎么遵守礼法,而不养成坏习惯。小孩子养成骄、奢、淫、逸的坏习惯,主要原因就是太溺爱了。您是不是打算立州吁为世子,以继承大业呢?如果是这样考虑,那就宜早不宜迟,快点定下来;如果没有这想法,您又那么溺爱他,其实是害了他。”卫庄公转过头,“哦”了一声,不置可否,走到一旁去。石碏追在庄公屁股后头说:“自古以来,被宠惯了的孩子没有不心高气傲的,心高气傲就必定不能忍受地位的下降,一旦地位下降心里就会懊恼,心里懊恼则难免有出轨的举动。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是所谓的‘六逆’;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是所谓的‘六顺’。您现在这样宠爱州吁,是去顺效逆的行为,祸患无穷。”这番话大道理讲了不少,归结到一点,与州吁的出身有关。我们来看看卫庄公的几个女人(请注意,这只是有记载的几个女人,并不代表他全部的女:大老婆庄姜,“齐东宫得臣之妹”,东宫就是太子,太子的妹妹,自然也就是齐国的公主;二老婆厉妫,陈国公主;三老婆戴妫,厉妫的妹妹,也是陈国公主;州吁的妈妈,没有名字,身份是“嬖(bì)人”。什么叫做嬖?身份低贱但是得到宠幸就叫做嬖。身份低贱到什么程度?活着的时候也许有个玉儿、兰儿的小名,但历史书就根本不屑于记载其名字。由此可见,完、晋、州吁同为公子(诸侯统称为“公”,诸侯之子均称为“公子”,并非姓氏),不只有长幼之别,更有贵贱之分。春秋时期子以母贵,母亲的地位决定儿子在一大群同父异母的兄弟之间的地位。在石碏看来,州吁这种人,说得好听是公子,

                      级水利专家的工作同样至关重要,甚至可以说,没有他的劳动,白昂与刘大夏在黄河边做的贡献,相当多的都是无用功。第三个人:徐贯。开工地点:江南。斗争对象:苏松河。三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朱祐樘又惊闻晴天霹雳:江南苏松河河道淤塞,洪水泛滥,灾情波及松江、常州、苏州、镇江等重镇,这都是中国当时最重要的产粮区!这可是后院起火。明朝北方的粮食主要靠南方供应,南方的粮食和赋税主要靠江南,所以民间有谚语说“苏湖熟,天下足”。如果苏湖不熟呢……解决办法只能是治水了。白昂最合适,可朱祐樘选择了另一个人:工部侍郎徐贯。白昂是户部侍郎,刘大夏是地方领导,只有徐贯是建设部副部长(工部侍郎),正经八百的搞工程出身,貌似专业最对口,但事实上,他和水利工作是最八竿子打不着的。徐贯,字原一,浙江淳安人,天顺元年进士,历任兵部主事,福建右参议,辽东巡抚,主要工作成绩只有一个——打仗,至于治水么,可以说是既没吃过猪肉,也没见过猪跑。但这不是乱点鸳鸯谱。首先,徐贯只做狠事,在福建的时候不经领导批准把官仓的粮食分给灾民,还差点宰了管仓库的军官。后来到辽东做巡抚,严办不法军官,将罪大恶极者脱衣游街,给予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摧残。辽东地方志记载,一提这位大爷的名号,许多老兵油子竟吓得哆嗦。狠人徐贯还有一个特点:谨慎。他不打无把握之仗,还亲笔题写了一款墨宝“百闻不如一见”以自省。治水这种高技术含量工作,没有这种调查研究的精神是万万不能的。而最重要的一条是,朱祐樘深知:南方的水患和北方的水患不一样。徐贯风尘仆仆地来到了江南,在考察灾情后他明白:不一样,确实不一样。徐贯的任务只有一个——清理淤泥。工作看似简单,实则专业技能要求更高,难度更大。苏松河,就是今天的苏州河,是太湖流域的一条支流,它的沿岸,是由苏州至松江(上海)的中国当时最富庶的经济带。直到今天,太湖流域的清淤问题,依然是当地政府头疼的大事。为啥难,这是个科学问题。上游水流带来的淤泥,到了水势平缓的地方就会沉积,形成淤积,从而引发水灾。所以,清理淤泥就像在家清理鱼缸一样,是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做的必要工作。但为什么苏松河最严重?原因在于:苏松河淤积不止天灾,还有人祸。人祸,就是苏松河沿岸甚至河道上的庄田。淤泥土质肥沃,自然被很多人盯上,在河道上修坝建圩,开垦良田。这样一来,水道的行洪泄洪能力大大下降,造成严重的洪涝灾害。这些庄田因为建在坝上所以平安无事,总之,横竖全便宜这群混球了。于是,波涛汹涌的苏松河,上游被人占坝建地,下游也被人占坝建地,用赵本山的话说,“终于从一根筋变成两头堵”。长此以往,任你怎么累死累活地挖淤清淤,也解决不了问题。但这群混球都是当地豪门,地方官知道此举的危害,可谁也管不了。别人管不了,徐贯管。到达灾区后经过考察,徐贯下令:凡是建在河道上的违章建筑,限期内必须全部拆除。消息传来,中小地主们人心惶惶,豪强大族们只是冷笑:你算什么东西,管到我们头上来了。很快他们不笑了,徐贯不仅管到他们头上,还要骑在他们头上。眼见命令石沉大海,徐贯调动兵马,对各类违章建筑进行强拆,先拿苏州的几家皇亲国戚开刀。这可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有拦的,有骂的,京城这边也不消停,官员天天上书骂徐贯,连后宫皇亲们也轮番喊冤。一开始朱祐樘只装听不见,实在受不了了,干脆下了一道诏书:谁敢再妄议徐贯,一律法办。领导撑腰,徐贯干得更欢了。所谓地主恶霸还是软骨头多,立刻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家家争着拆违章建筑。徐贯再接再厉,他选拔了一批具有专业技能的中层干部,开始了大规模的苏松河清淤工程。不到一年的时间,苏松河流域的清淤工作全面完成,生产全线恢复。事办完了,可徐贯不走,他接连给朱祐樘上书,力主对苏松河流域进行进一步整治。因为徐贯知道,清淤是一个长期工作,今天挖完了用不了多久又会堵,折腾下来又耗时又耗力,想长期解决问题,还得依照科学办事。单纯的挖掘淤泥只是笨办法。淤泥是水流冲击形成的,如果水道流量加大,流速加快,那么淤泥沉积的数量就会少很多,日常的清理维护也会省事。为了彻底解决问题,徐贯奏请朱祐樘批准,做了另一个件事:挖河。这是江南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河道整治工作,徐贯开挖了数条运河,将苏松江与附近的几条水域连接起来。为了控制水的流速和流量,他特意设计了拦水闸与蓄洪水库。如此,苏松河不仅水患解除,更为太湖几条河流的分流泄洪起到作用。今天我们去江南,依然可以找到当年建设的水利工程遗址,看到这些的时候,你一定会由衷地感叹:中国人的智慧是无穷的。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徐贯主持的江南地区水利整治工程全线完工。这是一项对大明王朝有着生命线意义的工程。占明朝财政收入大半的江南地区重现繁荣,水灾肆虐的太湖流域重如鱼米之乡的盛景。若无此举,弘治朝的盛世大局,只能是镜花水月一般的泡影。功成归京的徐贯升为工部尚书,不久退休,去世后赐谥号为康懿。这位奠定江南百年繁华的人,竟然同样在清朝人官修的《明史》中无传。关于他的记录,都是从福建、江苏、辽宁等零碎的地方志中整理得来。但我相信,他不会因为史官的偏见而被岁月遗忘,因为他倾注了无数心血的苏松河依旧奔腾不息,欣欣向荣的江南,是那段燃烧着热血的岁月的见证。徐贯是一个心系百姓的人,一个勇敢无畏的人,与弘治盛世的许多名人比,也许他从来不是一颗明星,却是一块厚重的基石,沉默地托起无数幸福的诞生。3个重灾区的改造完成,标志着弘治朝抗灾工作的全面胜利。以后的数十年,自然灾害依然时有发生,但大规模自然灾害基本绝迹了,重新爬坡的大明王朝,可以全面开始生产建设了。朱祐樘在位的时期,之所以被称为“中兴”,不仅仅因为抗灾救灾的胜利,更因为他进行的一系列大刀阔斧,几乎改变明王朝命运的经济改革。这些改革,离不开一个人——邱浚。第十五章明朝最牛经济学家邱浚一公元1487年至1505年的18年,是明孝宗朱祐樘在位的“弘治朝”,也是明王朝近3个世纪历史上又一段“黄金时代”,对内罢黜奸佞小人,整理内政,修治黄河,改革税制盐政,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修正司法条例,废除苛刑严政,整理天下典籍,减轻百姓负担,清丈土地,遏制兼并;对外整顿防线,收复哈密,阻遏鞑靼进攻。18年间文治武功良可称道,史称“弘治中兴”。这段“中兴”岁月,同样是杰出人物风云际会的时代,文臣有“两京十二部,唯有一王恕”的吏部尚书王恕,两任同样拥有卓越眼光的兵部尚书马文升、刘大夏;号称“大明最强内阁”的刘健、谢迁、李东阳三位阁老,史称“大明理财能臣”的李敏、叶淇两位户部尚书;中国杰出水利专家白昂、徐贯;边将里也有镇守边关,数次击败蒙古人入侵的王越、秦紘、陈寿、王轼等能将。文化人物同样英杰荟萃,开明王朝“前七子”诗文先河的李梦阳,中国美术史不世出的天才画家唐伯虎,王恕为代表的儒家理学“三原学派”,中国儒家杰出思想家陈白沙,均在这一时期大放异彩。诸多英杰里,后来苏联革命导师列宁只给予一个人最崇高评价——“中国十五世纪最杰出人物”及“人类中世纪最伟大经济思想家”。近现代国学大师钱穆也赞叹他“乃中国第一流人物”。这个人,就是在弘治朝早期以礼部尚书身份入阁的内阁大学士——邱浚。丘浚,字仲深,号玉峰,琼山,别号海山先生,今海南省琼山县下田村人,明朝中期著名经济思想家。在今天的海南省,他被尊称为“海南双壁”。与他并称为“双壁”的,是后来世人皆知的明朝第一清官海瑞。在朱祐樘即位的弘治朝早期,面对国库储备空虚殆尽,财政收入锐减,大江南北自然灾害四起,北部边关战火连连,大明王朝内外交困举步维艰的局面,身为重臣的丘浚以卓越的眼光,把握住治世的两个关键点——效率、税收。经呕心沥血苦心谋划,终帮助明王朝摆脱困境,重新迎来复兴的局面。其卓越贡献,不但匹配得“双壁”的名号,更堪称弘治中兴的“总设计师”。为何有此评价,还是让我们从丘浚的人生谈起。二丘浚出生于明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其命运非常坎坷,生下没多久父亲即病死,与母亲相依为命。虽家境贫寒,但丘母粗通文墨,很早便督导丘浚学业,丘浚也从小就体现出无与伦比的天赋,3岁即能识千字,更“过目成诵,出口成章”。不仅天赋惊人,治学也同样刻苦,自小就酷爱读书,家里没钱,就想尽办法借别人家书读,史载“家贫无书,尝走数百里借书,必得乃已”。有次丘浚向县里一家老学究借书,老学究不借,丘浚在老学究家“软磨硬破”半个月,吓得老学究竟然跑到县衙报官,当地县令知道后劝解道:“既有好学之心,何不成其大志?”允许丘浚借住在老学究家中翻阅。少年丘浚博览群书,不仅经史子集烂熟于心,天文地理,释道农桑,算学医学,皆有所涉猎,明史上说他“以博综闻”,恰是这段时间打的底子。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带着“以济天下”的梦想,丘浚参加广东乡试,一举拔得头筹。3年后丘浚拜别母亲,赴北京参加会试,这次却“摔了跟斗”,不但没考中,甚至连归家的路费都没有。幸好国子监祭酒萧滋赏识丘浚才华,举荐他入国子监继续学习,之后不但悉心辅导丘浚学业,更在生活上时常接济。7年之后,丘浚终于金榜题名,以一甲身份被选为“庶吉士”,入翰林院做侍讲。翰林院被后世戏称为“宰相培训班”,可谓前途大好。3年之后,丘浚的“恩人”萧兹横遭劫难,此时朱祁镇发动“夺门之变”,复辟后,本属景泰帝一派的萧兹被清算,免去内阁大学士之职,罢官回乡“永不叙用”。众人唯恐避之不及,唯独丘浚“仗义”,竟亲自在郊外相送。接着有人给朱祁镇打了“小报告”,朱祁镇闻听后却赞叹说“于己有恩尚不忘,此乃忠臣也”。非但没有难为丘浚,反而将丘浚提拔为“翰林院侍读”。天顺朝的八年间,丘浚的主要工作是为朱祁镇讲学,每次“侍讲”时,丘浚“洪亮流利,旁征博引,滔滔不绝,切中要务”,朱祁镇“大喜之”。天顺七年(公元1463年)冬天开始,朱祁镇身体每况愈下,诸多政务皆交给时任太子的朱见深处理,朱祁镇对朱见深谈起丘浚时说,丘浚“博通古今典章,虽善雄辩然治世之才稍逊,却可多听之”。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的大藤峡之乱,在震撼了明王朝的同时,也让丘浚的“治世之才”崭露头角。叛乱伊始,诸内阁大臣皆反对朝廷派兵,建议由两广地方政府“自行征剿”,唯独丘浚上书反对,言侯大苟不可轻视。之后叛乱果然越演越烈,明王朝不得已委派韩雍为将,调重兵镇压。此时的兵部尚书王复定下了“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丘浚上书反对,提出“直捣大藤峡”的建议,并详细分述步骤,第一步先占领广西荔浦,切断叛军退路,继而16万大军分三路,一路主攻,两路佯动牵制叛军,最终三路会攻大藤峡,彻底剿灭叛军。奏报送上后,兵部官员皆以为荒唐,兵部侍郎王紘(即土木之变后带头殴死马顺的那位)嘲笑说“竖子不知兵,实乃胡言”。但内阁首辅李贤和前线“总指挥”韩雍却大为赞赏,最终依计行事,一举剿灭大藤峡叛军。韩雍“直捣黄龙”的妙手,实为丘浚“运筹帷幄”。此次大捷也令丘浚声名鹊起,原本以为丘浚“治世之才稍逊”的朱见深也对他刮目相看,之后节节高升,先提升为“翰林院侍讲学士”,又以礼部侍郎身份兼任“国子监祭酒”,坐上了当年“恩人”萧滋的职务。其间丘浚还受命编纂《英宗实录》,为掩盖明英宗朱祁镇的过失,曾有同僚欲在编纂实录时给于谦妄加罪名,丘浚却坚决反对,坚持秉笔直书。因他的刚直,我们今日才看到“夺门之变”的真相。虽声名鹊起,但在明英宗、明宪宗两朝的30多年里,颇具“治世之才”的丘浚,做的多是“文化工作”。他也曾多次上奏纵论时事,比如朱见深发动的数次“搜套”战争,丘浚与兵部官员看法一样,反对草率动兵,他一句“难事不在战与否,却在战而胜之”,可谓切中要害。在用兵河套的问题上,丘浚修正了兵部尚书白昂的“赔钱论”,认为开发河套固然费钱,但“河套农桑之利,足输九边之用”,必能“解朝廷兵费之忧,熄中原流民之患”。王越在成化八年,十六年两次大破蒙古可汗,迫使鞑靼部退出河套草原,丘浚皆在“第一时间”上书,建议朝廷“速屯边兵,迁移流民,充实河套边防”。对于众多朝臣一筹莫展的“经费问题”,丘浚创造性建议出台“优惠政策”,鼓励北方商人特别是山西盐商在河套兴置产业,开垦农田。此项奏议引起骂声一片,户部尚书殷谦指责丘浚“身担礼部要职,不思本务,却妄议户部事,此渎职之行也”。刑科给事中毛弘更给丘浚扣了个“擅变成法,妄论祖制”的帽子,户科给事中丘弘更过分,甚至怀疑丘浚“私通商贾,暗收贿赂,不可不查也”。对这一切,朱见深倒是“不查”,却也“不纳”,反多次劝丘浚“汝忧心国事虽可嘉,然理财用兵皆非汝之责,朕用汝,乃用汝之长野”,还是希望丘浚做好“文化工作”。当然这期间丘浚的“文化工作”也不差,一是颁布了“擢拔之制”,即全国各县县令,每年需选拔3名本地家境困难却好学上进的14岁以下少年才俊,上报中央由国家资助完成学业。这可称是世界上最早的“义务教育法”。此外他身兼国子监祭酒(中央大学校长),多年来悉心教育,为国家培养诸多人才,弘治、正德两朝诸多英杰皆出自他门下。在编修《英宗实录》的同时,他也编写了另一部史料经典——《宋元纲目》,这部详细记录宋元时代蒙古人历史的著作,不但成为之后明王朝制定对蒙古政策的重要参考,直到今天依然是世界各国蒙古史学者的重点研究对象。虽在朱见深时代被认定“治世之才稍逊”,丘浚礼部侍郎的位置却稳如泰山,在错综复杂的官场争斗里“置身事外”,算是因祸得福。但“坐山观虎斗”的丘浚也不闲着,兵部尚书项忠骂过丘浚“纸上谈兵,神似赵括”。后来汪直陷害项忠,丘浚也让自己的门生御史杨礼“跟风”弹劾,落井下石一把。户部尚书杨鼎因河套一事同丘浚结下梁子,后也被丘浚整出了“擅用公费”的黑材料,黯然罢官回乡,至于两位曾给丘浚“扣帽子”的言官毛弘、邱弘,丘浚也一直“惦念着”,时常趁给朱见深讲课的机会“说坏话”,终令二人先后被撤职丢官。其睚眦必报的行为,也为他最后的悲剧埋下伏笔。除此以外,丘浚在成化朝的23年中,忙里偷闲,默默地做着一件事,正是这件事,不但造就了他在弘治朝初期的一鸣惊人,更奠定了他在中国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崇高地位。三明成化二十三年(公元1487年)十二月,即位仅数月的明孝宗朱祐樘,收到了丘浚送来的一份石破天惊的礼物——丘浚呕心沥血20年完成的皇皇巨著《大学衍义补》。《大学衍义》是南宋理学名家真德秀的名作,是全面继承发展朱熹理学思想的儒家经典,其内容包括儒家理学“修身”“齐家”两大内容,被此后历代学者奉为经典。身为后人的丘浚,仿照此书的体式,完成了独创性的著作——《大学衍义补》,中心思想只有一个:治天下。这部30万字的著作,全面论述了此时明王朝面临的种种问题——官风糜烂,财用枯竭,垦田锐减,天灾横行,并一针见血指出了解决问题的两大关键——效率、税制。而其中具有颠覆性思想的是一句话:食货者,生民之根本也。在重农抑商政策实行上千年的中国,第一次鲜明提出了商品经济是

                      怨恨和思念便变成了恶魔。公元前583年夏天,庄姬向晋景公告状说,赵同和赵括兄弟阴谋叛乱。晋景公就这件事询问栾书和郤锜(郤克的儿子)。也许是出于对赵氏家族的厌恶,栾书和郤锜都点头说,赵同和赵括对国君的不满由来已久,恐怕确实有反叛的可能性。晋景公早就对赵氏兄弟不满,现在既有庄姬作苦主,又有栾、郤两大家族认可,他就放心大胆地向赵氏家族宣战了。同年六月,晋国宣布赵同、赵括阴谋叛乱,证据确凿,株连九族,将赵家老小满门抄斩。唯有赵武随着庄姬在宫中居住,没有受到牵连。这就是所谓赵氏孤儿的原始素材。司马迁写到这段历史的时候,自然也看过《左传》的记载,但是很显然,他认为民间传说比《左传》的记载更精彩,更能吸引读者,因此毫不犹豫地采用了民间传说的内容,从而给中国人留下了一个关于忠诚、仁义与复仇的凄美故事。真正对赵氏家庭保持了忠诚的不是虚构的程婴和公孙杵臼,而是那位由赵盾一手提拔起来的好干部韩厥。据《左传》记载,赵氏家族被剿灭后,晋景公打算将他们的田产全部赏赐给大夫祁奚。韩厥劝谏道:“以赵衰的功勋和赵盾的忠诚,如果无后于晋国,会让那些一心向善的人感到恐惧。”而且用《周上“不敢欺侮鳏夫寡妇”这样的话来提醒晋景公不要把事情做得太绝。韩厥这番话,应该分为两面来看:赵衰确实有大功于晋国,赵盾的忠诚则让人难以苟同。但是,考虑到如果不是赵盾唆使赵穿杀死晋灵公,也轮不到晋成公即位为君,晋景公就更不可能坐上这宝座了——赵盾对于晋成公、晋景公父子的忠诚,倒也不是空穴来风。想到这一层关系,晋景公也就心软了。他收回成命,命令赵武继承了赵朔的家业。那个时候,赵武还只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也许是家族的变故使得这位少年成熟得特别早。几年之后,他按当时的风俗举行了成人礼,便戴着代表成人的帽子去拜访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听取他们的教诲,包括曾经对赵氏家族落井下石的中军元帅栾书。栾书说话很客气,“你真英俊啊!以前我有幸在你父亲手下工作的时候,你就已经很俊美了,就是不知道才干如何,努力加强修养吧,年轻人。”他去拜见士燮,士燮教育他:“从今之后,你要时时警告自己啊。自古以来,贤者受到宠幸会更加小心谨慎,不明白事理的人受到宠幸则会更加骄傲。”他又去拜见韩厥,韩厥感到很欣慰,但是又很严肃地告诫他:“戴上这顶帽子,代表你已经成人了。成年人要与善人多交往,那样的话,坏人就没有办法影响你了。一个人戴上帽子,好比房屋有墙壁和屋顶一样,是为了经常打扫去除污物罢了,不然戴它有什么用呢?”赵氏家族的孤儿,便是在这样的教诲之下成长起来了。一百多年后,赵氏家族的后人参与了三家分晋,建立了战国七雄中的赵国。当然,这是后话。【昙花一现的霸业】公元前585年春天,郑悼公为答谢去年的虫牢之盟,在公子偃的陪同下来到晋国朝觐晋景公。晋景公很高兴,依照给齐顷公的待遇,为郑悼公举行了“授玉”仪式。春秋时期,各国的朝堂均立有东西两根大柱,分别叫做东楹和西楹,两楹之间的空地叫做“中堂”。举行授玉仪式的时候,主人从东厢进入朝堂,客人从西厢进入朝堂。这里有个讲究:其一,如果宾主身份相当,则双方都走到两楹正中,客人接受主人赠送的玉圭;其二,如果客人的身份低于主人,则客人稍走快点,多走两步,在中堂与东楹之间授玉,以示对主人的恭敬。晋景公和郑悼公都是一国之君,地位相当,属于第一种情况,应该在两楹正中授玉。但是那天,郑悼公走得实在太快了,以至于晋景公刚走两步,还没走过东楹,郑悼公已经走到了他面前,于是出现了第三种情况——“授玉于东楹之东”。士贞伯看到这一幕,暗自摇头。在他看来,郑悼公纵使认为晋景公是霸主,不敢和他平起平坐,多走两步也就行了。但是此人目光畏缩,行动过于迅速,竟然小跑着越过东楹来与主人相见,这还真是罕见。“身为一国之君,却不安其位,怕是要不久于人世了!”士贞伯暗地里对人说。果然,几个月之后,在位才两年的郑悼公就无疾而终了。郑悼公死后,他的儿子郑成公即位。同年秋天,楚共王派公子婴齐带兵入侵郑国。晋景公派栾书带兵救援郑国,两军相遇于蔡国的绕角(地名)。楚军初战失利,连夜逃遁。晋军趁势入侵楚国的盟国蔡国,与楚将公子申、公子成率领的申、息两县地方部队在桑隧(蔡国地名)对峙。从当时的战局来看,形势对晋军有利。栾书想主动出击,遭到了荀首、士燮、韩厥的共同反对。荀首说:“国君命我们救援郑国,楚军连夜逃遁,我们的使命已经完成了。趁势进攻蔡国,是擅自将战争的范围扩大,所以引起了楚国人的愤怒,再打下去,势必对我军不利。退一万步说,就算我们打赢了这一仗,也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我们以全军出战,打败楚国两县地方部队,有什么荣耀可言?如果打不赢,耻辱就翻倍了,不如回去吧。”但是,当时晋国六军的正副统帅中,想打这一仗的人占了大多数。还有人对栾书说:“圣人总是与众人站在同一立场,所以能够成就大事。您现在是晋国的首席执政官,有权斟酌众人的意见办事,何不听从大家的意见?再说,您手下的统帅有十一人,当中不想打仗的,仅三人而已。”栾书沉吟了一阵,答复说:“确实,对待有争议的问题,一般会采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但所谓三人为众,现在有三位统帅认为不能打这个仗,已经不算少数派了,我决定听从他们的意见。”于是将军队撤回国内。公元前584年秋天,不甘心失败的楚共王派公子婴齐再度讨伐郑国。晋景公则发动齐、鲁、宋、卫、曹、邾、莒、杞等国诸侯救援郑国。郑国人底气一足,迸发出来的能量往往令人侧目。郑成公派大夫共仲、侯羽主动出击,俘虏了楚国的郧县县公钟仪,并将钟仪献给晋军带回晋国,囚禁在军府(军用品仓库,也用作囚禁战俘)之中。同年八月,各路诸侯在马陵举行会盟,重温虫牢之盟的誓言。马陵之盟是晋景公霸业成熟的标志,也是由盛而衰的转折点。马陵之盟后,晋景公作出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重大决定,他派新上任的上军副帅韩穿出使鲁国,要求鲁国将汶阳(地名)归还给齐国。汶阳自古就是鲁国的领土。七年之前,也就是公元前589年,齐顷公带兵入侵鲁国,占领了汶阳。后来发生了鞍之战,齐军大败,齐顷公被迫臣服于晋国。在郤克的主持下,齐国将汶阳交还给了鲁国。为了这件事,鲁国上下对晋景公感恩戴德。鲁成公先是跑到晋国军中表示感谢,而且还为郤克等人举行了“赐命”仪式,后来又专程跑到晋国拜谢晋景公。没想到,时隔七年,在没有任何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晋景公突然提出要鲁国将汶阳“归还”给齐国,鲁国人无论从感情上还是从利益上,都十分难以接受——汶阳本来就是鲁国的土地,谈何“归还”呢?晋景公这样做,当然也有他的考虑。据《公羊传》记载,鞍之战中,齐军大败,齐顷公回国之后,吊唁死者,慰问生者,七年不饮酒、不吃肉。晋景公听了,感叹说:“怎么能够让堂堂的一国之君不饮酒、不吃肉长达七年之久呢?还是把他所侵占过的地方都还给他吧!”《公羊传》的记载让人难以信服。让我们大胆假设一下,真实的情况也许是这样——齐顷公在鞍之战后,有了脱胎换骨的改变,踏踏实实做人,兢兢业业工作,服从晋国的领导,唯晋景公的马首是瞻,在晋国主导的多次国际行动中都坚持了正确的立场,因而受到晋景公的信任。为了鼓励齐顷公更好地为晋国服务,晋景公感到有必要给他一点甜头尝尝,适当地给予物质奖励,又不想付出代价,所以慷他人之慨,要求鲁国把汶阳“归还”给齐国。鲁成公当然不乐意,但也没办法,只能答应晋国的要求。鲁国朝野上下都对这件事感到悲哀。韩穿完成使命,即将回国的时候,鲁国权臣季孙行父设宴为其饯行,私下对他说:“大国主持公道,因此而成为盟主;诸侯感念其恩德,又畏惧其武力,所以没有二心。汶阳本来就是鲁国的领土。七年之前,贵国打败齐国,将汶阳归还给鲁国;七年之后,又命令我们将它交出来,献给齐国。做事情哪有这样反复无常的?晋国这样下去,很快就会失去诸侯的拥护了。”韩穿苦笑,对季孙行父摆摆手,意思是别说了,我也知道这事不靠谱,可那又有什么办法呢?这件事情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在晋国的同盟国之中,一种不安的情绪迅速扩散开来。晋景公很快也意识到自己做了一件荒唐事,为了挽回影响,他于公元前582年春天在蒲地召集诸侯会盟,主题是:重温马陵之盟的誓词,共同构建和谐友好的国际关系。参加蒲地之盟的诸侯,仍有齐、鲁、宋、卫、郑、曹、莒、杞八国之多,但是气氛已经大不如马陵之盟热烈了。季孙行父陪同鲁成公参加会议,遇到了晋国的上军副帅士燮,季孙行父对士燮直言不讳:“贵国不修仁德,就算会盟又有什么意义?”士燮回答:“霸主如果不能用仁德来团结盟国,那么用殷勤的接待来安抚他们,用宽厚的态度来对待他们,用强权和武力来驾御他们,用神圣的誓言来约束他们,讨伐三心二意的国家,笼络坚决服从的国家,这也算是次一等的德行了。”士燮的反应很快,然而终归底气不足,算是勉强为晋景公辩护了一下。季孙行父听了,也只能苦笑一声,表示理解士燮的立场。蒲地之盟没有达到晋景公预期的效果,甚至适得其反。郑成公从蒲地回到新郑,立即接见了一位不速之客——楚共王派来的代表公子成。双方并没有达成什么实质性的协议。对于楚共王来说,能够与晋国的盟国(尤其是郑国这样一个举足轻重的盟国)进行正常的外交接触,他的目的就已经达到。接下来,他只要静静地坐在一边,摇着扇子看热闹就行了。晋景公得知郑国与楚国私下接触,果然勃然大怒。同年秋天,郑成公怀着两面讨好的心理,前往新田朝觐晋景公,结果连晋景公的面都没见上,就被抓起来,囚禁在铜提(晋国地名)的别宫之中。与此同时,晋景公还趁着郑国群龙无首,派栾书为将,带兵讨伐郑国。这种做法自然不厚道。更不厚道的是,当郑国人派大夫伯蠲(juān)来到晋国请罪求和,晋景公竟然又下令将伯蠲杀死。《左传》对此照例批评说,这样做是非礼的,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主要是体现以和为贵、不擅开战端的思想。晋景公囚禁郑成公,本来就是一个错误;派兵讨伐郑国,是将这个错误进一步扩大;杀死伯蠲,则彻底将郑国推向了楚国的怀抱。在这种情况下,楚共王顺理成章地出手了。他派公子婴齐领兵出征,将部队驻扎在陈国,对郑国形成救援之势。同年十一月,公子婴齐出人意料地打了一个弧线球——从陈国出发东进,突然袭击与晋国同盟的莒国,并将莒国彻底击溃,占领了莒城、渠丘、郓城。回想起来,一年前的秋天,晋景公派巫臣第二次出使吴国,途经莒国的时候,巫臣与莒国的国君渠丘公会晤。巫臣提醒渠丘公:“莒城的城墙也未免太薄弱了,该修修啦!”渠丘公不以为然地回答:“莒国地处东夷之地,国家弱小,产出不丰,有谁会看得上这块土地呢?”言下之意,荒山野岭中的一所破房子,又是家徒四壁,担心什么盗贼呢?孔夫子对莒国的败亡深有感触,说:“因为穷困而毫无戒备,实在是一大错误;只有时时提高警惕,防备外敌入侵,才正确啊。莒国倚恃其简陋,懒得去修城墙,十二日之内,楚国就占领了它的三座城池,这不就是不加防备的后果吗?古人说,即便有丝麻这些上好材料,也不要抛弃菅蒯这样的下等材料;虽然有姬姓和姜姓的绝色美女,也不能抛弃那些面色憔悴的平庸妇人。但凡君子,总是有备而无患啊!”孔夫子这话说得有趣,仔细推敲起来,应该算是“外面彩旗飘飘,家中红旗不倒”的古代版了。公子婴齐的这一记弧线球打得相当漂亮,虽然没有直接打击晋国,却击中了晋国建立的国际同盟的软肋,让远在新田的晋景公着实难受了一把。紧接着,另一个让他不安的消息传来,西方的秦国联合白狄部落入侵了晋国西部边境,造成重大损失。更让他不安的是,得到楚国的间接支援之后,郑国人的腰杆子也明显硬了。大夫公孙申建议:“我们出兵包围许国,而且装作要另立新君,晋国自然会归还我们的国君。”装作要另立新君,就是要断绝晋国人挟持郑成公威胁郑国的念头。而出兵包围许国,则是向晋国人示威——就算晋国大军压境,郑国仍有余力,能够空出手来对付许国。在这种形势下,晋景公不得不反思自己的政策了。他想起两年前,郑国俘虏的楚国将领钟仪还一直囚禁在军府之中,于是亲自跑到军府去看望钟仪。虽然被囚禁了两年,钟仪仍然戴着楚国的帽子,保持了南方贵族特有的气质。晋景公见了,故意大声问道:“那位带着南方的帽子而被囚禁的人,是谁啊?”狱卒回答说:“那正是郑国人所献的楚国俘虏啊。”晋景公命人打开枷锁,让钟仪坐到自己面前,询问了他几句在狱中的生活状况,算是表示慰问。钟仪向晋景公稽首拜谢。晋景公接着又问到:“大夫的家族,在楚国担任什么世袭的职务?”前面说过,钟仪是郧县的县公。但郧县县公只是钟仪个人的职务,而且随时可能变动,并非世袭之职。钟仪如实相告:“我们自古担任楚国的乐官。”晋景公很感兴趣,追问:“那您会弹奏乐器吗?”钟仪老老实实地回答:“这是祖上的职守所在,我岂敢抛弃?”于是晋景公叫人取来一张琴,钟仪随即演奏了一曲楚地的音乐。奏罢,晋景公故意问钟仪:“贵国国君是个什么样的人?”钟仪为难地说:“这个……非我等小人所能够评判。”晋景公执意要钟仪说。钟仪被逼不过,只得回答:“当年他还是大子的时候,先王为其选择师傅,考虑教学内容,都是下过功夫的,命他早晨向令尹公子婴齐请教,晚上又访问司马公子侧,聆听教诲。其他的事情,我实在是不知道了。”晋景公听后沉默不语,回来讲给士燮听。士燮说:“楚国的俘虏,是一位君子啊!言必称先人的职守,是不肯忘本;弹奏本土的音乐,是不肯忘旧;说到他的国君,只谈其当大子时候的事,是为了避嫌,怕人家说他阿谀奉承当朝国君;说到楚国的两位重臣,他又直呼其名,是尊重您的身份地位。不忘本,是仁的表现;不忘旧,是信的表现;避嫌,是忠诚的表现;尊重您,是聪明的表现。这样的人,派他办什么事,没什么办不成的。您何不放他回去,要他促成晋、楚两国的和平。”士燮的话,给了晋景公很大的启发:是啊,为什么要一味和楚国争夺对抗,为什么不能实现两大强国的和平共处呢?公元前582年冬天,钟仪被释放回国。不久之后,楚共王派公子辰出使晋国,表示愿意与晋国修好。自公元前632年城濮之战后整整半个世纪,晋楚两国第一次坐到了谈判桌前。公元前581年春天,晋景公派大夫籴(dí)伐出使楚国,作为对公子辰出访晋国的回访。晋楚两国的紧张关系虽然得到缓解,晋国对郑国的敌意却没有消失。同年二月,晋国命令卫国派兵讨伐郑国。同时,郑成公仍然被囚禁在晋国,作为威胁郑国就范的筹码。国不可一日无君。郑成公被囚禁的日子一长,郑国内部也出现了问题。同年三月,大夫公子班没与众人商量,擅自做主,立郑成公的同父异母哥哥公子繻为君。仅仅过了一个月,公子繻便被郑国人赶下台,公子班只身逃往许国,郑国人转而立郑成公的大子髡顽为君。栾书对晋景公说:“郑国人都拥立新君了,我们再抓住那个人不放,又有什么用处?不如将他放回去,促成两国之间的和解。”这一年,已经是晋景公在位的第十九个年头了。早在两年前,他就感到身体不适,现在病情明显加剧,自己都能感觉到大限将至了。大概是

                      ”按照赵穿的意见,A如果想讨好B,最好先去欺负B的儿子,然后以不再欺负B的儿子为条件,与A进行谈判。这与当年郑庄公对周天子的“打一巴掌,再给颗糖”的政策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他没搞清楚,郑庄公之所以可以采取这样的政策,是因为周王室的实力远远不如郑国。而秦国与周天子不可相提并论,秦国的实力足以与晋国抗衡,而且秦国人屡败屡战、百折不挠的精神,是晋国人老早就领教过的,怎么能够指望秦国人挨个巴掌再来吃你那颗可怜的糖果呢?可笑的是赵盾居然听了赵穿的意见,于同年冬天派赵穿带兵入侵崇国,然后再派使者到秦国要求和谈。可想而知,秦国人给了赵盾的使者一张冷板凳,让晋国人先冷冷屁股再思考问题。《左传》写到这段历史评论说,晋灵公昏庸无道,赵盾主持国政,数次强谏晋灵公而不成,所以晋国势弱,在国际竞争中输给了楚国。从那些年发生的事情来看,我倒是觉得,责任不在少不经事的晋灵公,喜欢瞎折腾的赵盾才是晋国衰落的真正原因。【权臣和昏君的博弈】公元前608年冬天,赵盾派赵穿率领大军讨伐崇国,使得秦晋之间本来就很恶劣的关系雪上加霜。西边的威胁尚未解除,晋国又联合宋国,再一次发兵讨伐郑国,以雪北林之战的耻辱。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郑国现在是楚国的铁杆盟友,讨伐郑国就是和楚国过不去,楚国必定会派兵干涉。而楚国人一旦出兵,就算是晋国与宋国的联军也未必是楚军的对手。对此,赵盾是有清醒的认识的。但是,还是要讨伐郑国。其一,郑国是中原的心脏,是兵家必争之地。如果不能通过外交手段拉拢,就必须通过武力来迫使其转变态度,或是彻底将其征服。其二,晋国和宋国进攻郑国,近在咫尺,来去自由。而楚国要救援郑国,则不免要跋山涉水,千里迢迢。等到楚军赶到,晋军大可以主动后撤,避其锋芒,待楚军撤走再实施反攻,如此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楚军疲于奔命,而晋军以逸待劳,则战略优势始终保持在晋国一方。应该说,赵盾的判断是准确的。楚国如果派兵援郑,则不免陷入战略被动;如果不派兵援郑,则很有可能失去郑国的信赖,使得郑国倒向晋国的怀抱。楚庄王接到这个烫手的热山芋,倒是一点也不紧张,他派人给郑穆公送去一道指令,命令他以攻为守,立刻派公子归生带兵讨伐宋国。说来也怪,一向只随东风舞秋叶的郑国人接到楚庄王的这道指令,仿佛喝了一剂强力春药,腰杆子立刻就硬起来了。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07年春天,公子归生率领大军从新郑出发,直扑宋国。宋国人惊讶之余,派右师华元和新任司寇乐吕带兵进行防御。两国军队在宋国的大棘(地名)相遇,郑国人气势如虹,将宋国打得大败而归。战斗中,华元被俘、乐吕战死,郑军还缴获了宋军兵车四百六十乘、俘虏士兵二百五十人,而且割下一百颗首级以炫耀战功。战果之辉煌,恐怕连郑国人自己都感觉不可思议,就算当年先君郑庄公纵横河洛,郑厉公用兵如神,也不曾一次战斗就缴获兵车四百六十乘啊!郑国的胜利来得莫明其妙,宋国的惨败却可以找到原因:第一,自宋昭公上台以来,宋国的政局就严重不稳定。而宋文公靠弑君登上君位,并未能扭转局势,使这种状况好转。大棘之战的前两年,也就是公元前609年冬天,宋国又发生了新的内乱,宋文公的亲弟弟公子须联合贵族武氏,阴谋发动政变,准备拥立宋昭公的儿子。宋文公及时觉察,杀子公子须和宋昭公的儿子,并且发动华、乐、向、鱼、荡等贵族讨伐武氏,将武氏族人统统驱逐出境。乐吕就是在这次事件之后当上宋国的司寇的。第二,宋军的统帅华元在战前杀羊犒劳将士,担任其战车驾驶员的羊斟却没有分到一杯羹,心理极度不平衡。战斗打响之后,羊斟说:“前日分羊是你说了算,今天的事是我说了算。”于是不听指挥,驾着战车直奔郑军,使得华元成为了郑军的俘虏。第三,宋国大夫狂校奉命迎战郑军,郑军将领的战车不慎陷入一块洼地。本来这是一个杀敌立功的大好机会,狂校却颇有先君宋襄公的遗风,不但不落井下石,反而倒持长戟,将郑国人拉了上来。结果可想而知,郑国人一上来就拔刀杀了狂校,狂校的部属也一哄而散。《左传》评价狂校的行为:“狂校犯了失礼、违命的双重错误,死不足惜。战斗之中,果敢坚毅存于耳,而记于心,且表现于外,就叫做礼。杀敌就是果敢,就是坚毅。狂校却反其道而行之,被杀也就不足为奇了。”部队崩溃,主帅被俘,宋国人在大棘可谓丢尽了脸。战后,宋文公马上派了一个使者去见公子归生,要求将华元赎回。公子归生随口说了一个数:兵车百乘,良马四百匹!不许讨价还价,还一次价就翻一番,嫌贵别赎,咱们可以将贵国右师装在铁笼子里,带回新郑去展览一个月,然后再送到郢都动物园去长期饲养。公子归生开出的这个价,在当时差不多可以装备半个三流国家的军队,显然有敲诈之嫌。但宋文公收到账单,二话没说,就照单发货——如果堂堂宋国右师被送到楚国去展览,他这个国君就真的无脸见列祖列宗于地下了。华元本人为宋文公节省了一部分开支。宋国人刚给郑国人送去兵车五十乘和良马二百匹,华元就瞅着个机会,从郑军大营中逃了出来,一路狂奔回到了宋国。宋文公带着各位大夫到城门口去迎接华元,羊斟也在其中。华元见到羊斟,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了一句让大伙都感到很吃惊的话:“如果不是你的马不听使唤,我又怎么会沦为郑人的俘虏?”华元给了羊斟一个台阶,羊斟却不敢顺势而下。他战战兢兢,老半天才鼓起勇气说了一句老实话:“不是马的原因,是人的原因。”当天夜里,羊斟就收拾行李,连夜逃往鲁国。当然,相同的故事有不同的解读。后世有人认为,华元对羊斟说这句话,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在分羊这件事情上确实有过失,所以主动宽慰羊斟;而羊斟对分羊的事仍然耿耿于怀,所以明确地告诉华元:事情就是我做的,而我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报复你!华元纵使在分羊的事情上有失误,羊斟的报复却显然大大超过了他所受到的感情伤害,而且也超出了私人恩怨的范围。《左传》评价羊斟说:“不是人!因私废公,祸国殃民,没有比这更大的罪过了。”并且以《诗经》中“人之无良”的诗句拿来比喻羊斟,说他害民以逞匹夫之志。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华元逃归之后,不但没有追究羊斟的责任,反而用言语来安慰他,也是难得的大度。大棘之战后,宋国加强了战备,重新加固首都商丘的城墙。华元身为司马,每天都亲自巡视筑城的工地。筑城的民工编了首歌来挖苦他:“大眼儿突突,大肚皮挺挺,丢盔卸甲逃回家,好在漂亮的胡须还在脸上,呼儿嘿哟,丢盔卸甲又来做监工。”华元又羞又恼,叫自己的随从回唱道:“有牛就有皮,仓库里多得是,丢盗弃甲又有什么了不起!”古代制造盔甲盾牌,均需要用到牛皮。华元的意思是,盔甲丢了还可以重置,原料很充足。没想到民工的脑子转得很快,又挖苦地唱道:“就算有牛皮,上哪去弄那么多漆材?”华元一听,连忙对随从说:“快,快离开这里,他们人多势众,咱们不是对手。”从这件小事上可以看出,华元这个人的心胸确实宽阔,单凭这一点,历史舞台上还有他的一席之地。后人将讲大话说成“吹牛皮”,是否出自华元这一典故?也许是。大棘之战给宋国带来巨大损失,也敲了晋国一闷棍。秦国不失时机,出兵讨伐晋国,扬言要为崇国主持公道。秦兵包围了晋国的焦城。赵盾尽起晋国三军援救焦城,想与秦军的主力决战,一劳永逸地解决西方威胁。但是他扑了个空,秦军已经将焦城劫掠一空,退回国内了。赵盾不愿意空手而归,于是动员宋、卫、陈三国共同讨伐郑国,号称要替宋国雪大棘战败之耻。这一次,楚庄王再也不能袖手旁观了,也站出来说:“既然要号令诸侯,又怎能不救其难?”于是派令尹斗椒出兵救援郑国。斗椒,又名斗越椒。斗是楚国的显姓,其先祖为春秋初期楚国的国君熊仪,熊仪之子伯比获封斗邑,所以以斗为氏。又因熊仪号称“若敖”,所以斗氏一族又被称为若敖之族。自斗谷於菟(子担任楚国的令尹以来,令尹之职基本由若敖一族担任。斗氏在楚国可以说是贵族中的贵族。斗越椒第一次在国际上露面,是公元前618年奉楚穆王之命出访鲁国,但一露面就给人留下一个傲慢的印象,鲁国大夫惠伯私下对人说:“这家伙恐怕会给若敖之族带来毁灭性的灾难,态度如此傲慢,上天不会赐福于他!”斗越椒率领的楚国大军抵达郑国,就等着晋军前来决战。赵盾却又突然退缩了,对别人说:“若敖之族在楚国太强势了,盛极必衰,咱们姑且避其锋芒,让他们更加得意,可以加速其灭亡。”于是又引兵退回晋国。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赵盾看问题倒也很准。但是他之所以撤兵回国,根本原因当然不是为了加速斗越椒的灭亡,而是不敢与楚军正面交锋。毕竟,这个时候的晋国与楚国之间的力量相较,可以用“今非昔比”来形容。赵盾急于回国,很可能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晋国国内局势不稳定。而这种不稳定对于赵盾来说,是致命的。问题出在晋灵公身上。晋灵公上台的时候,尚在母亲的怀抱之中,十多年过去,他已经成长为一个少年——当然,按当时的标准,他完全是一个成年人了。人虽成年,但这十多年间,晋国的大局一直由赵盾主持,晋灵公作为名义上的主人,最风光的场面,也就是在赵盾纠合诸侯炫耀武力的时候被搬出来,像木偶一样接受诸侯的朝拜。晋国从晋襄公年代的天下霸主退化成为晋灵公年代四面受敌的二流强国,主要责任当然不在晋灵公身上,而在当时的执政者赵盾身上。但在中国的历史上,晋灵公是一个大大的暴君、昏君加庸君。晋国之所以沦落为二流强国,主要责任不在于赵盾,而在于晋灵公。即使在《左传》的记载中,也是指责晋灵公昏庸无道,赵盾多次劝谏无效,所以晋国在国际竞争中输于楚国。而事实是,那些年间,晋国的政治全出于赵氏一门,所有的外交和军事失败,基本上与姓赵的有关,晋灵公只是一个傀儡,一颗操纵在赵盾手上的棋子,为什么要担负国家衰落的责任呢?诚然,从个人生活的角度而言,晋灵公确实是个纨绔子弟,甚至可以说是个品行恶劣的纨绔子弟。据记载,他的个人爱好之一,是坐在公宫的城墙上,用弹弓打墙外来来往往的人。看着那些人惊恐地四散逃去,他就觉得很开心。他的弹弓是绛都的名匠所制,弹丸则是黄豆大小的铜丸子,如果打在人头上,很快会隆起一个巨大的血包。如果正好打中眼睛,那个人就可以宣告变成独眼龙了,而且没有人给赔偿,医药费自负,因此而找不到老婆也就是活该倒霉——幸好晋灵公的弹法一直不怎么准,偶尔打中一次人眼,也是碰运气。久而久之,就没人敢从宫墙外经过了;非要从那里经过的,也会事先准备好一只铁锅顶在头上,弯着身子,碎步疾进,直到离宫墙很远才敢摘掉铁锅,挺直了身子像正常人一样走路。那段时间卖锅的生意特别好,他们的梦想就是晋灵公不要老呆在宫里,而是跑出宫来弹人,好让绛都城里每个市民都顶上一只铁锅才敢出门。如果说爱打弹弓还只是顽劣的话,晋灵公的另一桩恶行就相当残暴了。据《左传》记载,晋灵公的厨子给他做熊掌,端上来之后才发现没有炖熟。晋灵公勃然大怒,不但当场将厨子杀了,还将他的尸首装在草筐里,命宫女抬着,公然经过朝堂。朝堂是什么地方?是国君与大臣们商量国家大事的地方。晋灵公这样做,一方面是暴戾的性格使然,另一方面,恐怕也是因为赵盾独掌大权,将他排除在国事之外,他希望用这种血淋淋的手段来引起列位大臣的注意——只有他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主人。这和小孩想要通过哭闹等手段来引起大人的注意,具有相似的心理机制。可“巧”,当时赵盾正好在朝堂之上主持政务会议。见到厨子的手垂在草筐之外,一路滴着鲜血,赵盾便派人拦住几位宫女询问情况。宫女们哭哭啼啼把情况一说,赵盾便坐不住了,说:“这小兔崽子也太过分了,我要去教训教训他!”士会连忙拦住他说:“如果主公听不进您的进谏,就没有人会接着去进谏了。请让我先去劝劝他,他不听的话,您再出马不迟。”士会去见晋灵公,先是远远地立于门阶之外,以示恭敬。晋灵公装作没看见。士会于是又躬着身子往前走,来到内庭,晋灵公仍然视而不见。士会不得已,只好一直走到檐下滴水的地方,这下晋灵公也没办法装了,大声说:“我知道您想说什么,我也知道错了,以后改正。”士会恭恭敬敬地稽首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则善莫大焉。《诗经》上说,‘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意思是人们常常有好的开始,却很少有好的结果。照此看来,能够补救自己的过错的人是很少的。君主如果有好的结果,不只是群臣有了依靠,社稷也会因此而稳固。《诗经》上又说,‘衮职有阙,惟中山甫补之。’君主如果能够补救自己的过失,则可以保住自己的位置,安享太平。”士会这番话,其实是在提醒晋灵公,如果再不纠正自己的错误,恐怕君位不保。然而,晋灵公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根本没有把它当回事。后来赵盾又劝谏了几次,搞得晋灵公很烦,越看越觉得赵盾不顺眼,表面上服服帖帖,心里面却恨得直咬牙。终于有一天,晋灵公派了一个叫鉏(chú)麑(nī)的人去刺杀赵盾。鉏麑是晋国有名的刀手,但显然不是一名合格的刺客。他选择了初秋的一个黎明前去赵盾府上。天还没亮,鉏麑施展轻功,轻而易举地翻过赵家的院墙,避过巡逻的家丁,来到赵盾的卧室前——接下来,他应当用小刀拨开赵盾的房门,认准赵盾的卧床,用一个地滚式的标准动作,悄无声息地滚到床前,然后,手起刀落……很久之后,赵盾府上才突然传出一声女人的尖叫:“啊——老爷被杀了!”然而,当时的情况并不是这样,所以让咱们将镜头闪回——鉏麑来到赵盾的卧室前,发现卧室的门已经开了。鉏麑的心往下一沉,因为这就意味着赵盾已经醒了。当他再走近一点看的时候,发现赵盾确实是醒着的,而且整整齐齐地穿好了上朝的衣服,由于时间尚早,他就坐在床上,半闭着眼睛,正在静神养气。这时候,鉏麑如果溜进卧室,仍然能够得手。但是,当他看到赵盾那副气定神闲的样子,突然产生了一种钦佩之情,暗自喃喃自语道:“这人神态恭敬,是人民之主。杀人民之主,是为不忠;不杀他吧,又失信于君主,是为不信。”杀他,还是不杀?鉏麑左想右想,想不出到底应不应该杀赵盾,一时间觉得自己的人生很纠结很灰色,正好看见赵府院中有一棵大槐树,于是一头撞过去,把自己给结束了。对于这个故事,《左传》上记载得言之凿凿,我却表示怀疑:鉏麑既然撞死,临死前那一段独白,又是如何为人所知?当然,如果这样怀疑下去,历史上很多精彩的对白都值得怀疑,很多语言和思想的记录都难以置信,所以就让我们放下疑心,姑妄听之吧。鉏麑之死并没有让晋灵公打消除掉赵盾的念头。这一年九月,晋灵公主动邀请赵盾到宫里来饮酒,埋伏下一批甲士准备袭击赵盾。既有鉏麑之死在前,赵盾就算用屁股想问题,也应该知道这场宴会危机重重。但是,赵盾生来有一种无所畏惧的冒险精神,这种精神使得他在政坛上敢作敢为(虽然常常做错),也使得他敢于接受晋灵公这个毛头小伙的挑战,只带了自己的护卫提弥明参加宴会。到了公宫,提弥明被宫中护卫挡在宴会之外。这也很正常,主人与会,仆人当然只能在门外候着。然而,提弥明是个很精明的卫士,他在门外东张西望了一会儿,很快觉察到不对劲,于是往门内走去。宫中护卫想拦他,被他用肩膀一撞,如多米诺骨牌一般倒了七八个。提弥明径

                      “此义军与彼义军之间,相互猜疑,互相攻伐”。诸路“反元豪杰”,几年征战下来,相互之间的征伐次数,远甚于和元政府军的作战次数。如此“九恶”泛滥,又何谈“一统天下”。所幸彼时元朝气数已尽,虽有王保保等名臣辅佐,但朝政腐败,皇帝昏庸,宗室王公之间相互倾轧,内战不休,比南方的“义军”好不到哪里去。于是有了朱元璋逐鹿天下时的情形,元朝灭不得南方诸“豪杰”,可诸“豪杰”也成不了大事。长江为界,南北分裂割据,互相对峙,最终问鼎天下的会是谁?在这场天下纷争中,最终的胜利者,必然是一个“九恶”中“犯”得最少的人,若能把“九恶”变成“九不恶”,这个人,终将成为这个时代的王者。于是,朱元璋脱颖而出了。三朱元璋怎样开始做“九不恶”?他又怎样做到?朗声一笑容易,条条付诸实施可就难了。在这之前,他本是草头百姓,家中闹饥荒,父兄横死,无奈之下出来闯世界。先做僧人,后来僧人做不下去,投奔了郭子兴的红巾军,得到赏识成为爱将,却屡次卷入当地红巾军的权力斗争中,终于下定决心提兵另闯天地。之后步步为营建立“根据地”,及至打下南京,有了自己的地盘,等来了元末第一谋士刘基。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虽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可历代争天下,最终得势的多是世家豪族,所谓农民起义,虽喧嚣一时,却免不了给别人做嫁衣裳,逃不了覆灭的厄运。从大泽乡起义至元末,一代代有人揭竿而起,一代代重复相同的失败,根由恰是“九恶”难改。之所以难改,应了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一句话:“农民起义之所以重复相同的失败,只因为他们是农民起义。”既是“农民起义”,招兵买马,自然脱不了古代各类怪力乱神,所谓“明教”“白莲教”甚嚣尘上,自然为“读书人”所不齿,也自然多瞧不起“读书人”,于是“亵渎圣人之道”也就正常。起义者多是官逼民反的贫民,既敢起义,心中自然有恨,有恨则仇富,仇富则免不了滥杀滥抢。起义领导者也多为“草寇”,有长远眼光的不多,于是更“杀伐无度”。庄稼汉出身的农民,从将领到士兵,皆没受过正规军事训练,除却少数无师自通的军事天才,大多数是乌合之众。起义多是自发,没有明确的纲领与目标,一旦遇挫,自然内部涣散,分崩离析,各支起义队伍所属不同,既无眼光,自然计较眼前利益,自相残杀也就不奇怪……所谓“九恶”,换位思考,发生在农民起义身上,却是正常。但“正常”的后果很严重,滥杀的结果是民心丧失,失民心,如何得天下,“亵渎圣人之道”看似快意,但封建社会,朝廷是上层建筑,“读书人”和“中小地主”是基石,基石坍塌,又怎能成大业?所以封建社会历代“反封建”的农民起义领袖,面前只有两个选择:一,覆灭;二,决裂“反封建”的身份,成为“封建主”。两个选择间命运拐点的信号灯,就是这来自农民起义自身的弱点,无法避免的“九恶”。刘基之所以选择了朱元璋,就是因为“九恶”,朱元璋之前已经避免了一些。比如“不敬孔孟,亵渎圣人之道,败坏天理人伦”这条,起初的朱元璋也曾轻视文人,但是自招纳了李善长后,开始着力笼络知识分子。其军队每攻下一城,必设“礼贤馆”,用以招纳知识分子。对当地的名士才俊,更是软硬兼施,试图收为己用,刘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朱元璋身边的。“攻伐无度,形同流寇”这条也极力避免,从白手起家至占据南京,可谓步步为营,层层推进,且采用朱升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之策,耐心壮大自己的实力。“粮饷不能自足,临阵不知兵法”这条,朱元璋也是另类,从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晋升为吴国公开始,他就在所辖的淮西地区推行屯田之策,占领南京后,又将此政策推广至南京地区。其部将徐达、常遇春、李文忠等人,更为不世出的名将,所谓“为士者缺乏训练,作战形同群殴”,虽有存在,却不严重。在当时的“众豪杰”里,论“九不恶”,朱元璋无疑是做得最好的。但是,要得天下,这些还远远不够。作为一个“农民起义领袖”,战胜“九恶”,化“九恶”为“九不恶”,是需要有与其出身,乃至劣行,勇敢决裂的勇气,战胜自己的勇气。四“九恶”中有几条是朱元璋注定无法避免的!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此义军与彼义军之间,相互猜疑,互相攻伐”。摆在朱元璋面前的事实是:一统天下的最大障碍,并非苟延残喘的北方元王朝,而是身边同为“义军”的陈友谅、张士诚两大强敌,两强中陈友谅兵最强,张士诚财最富,“互相攻伐”,是免不了的。不可避免,就要继续讲策略,绝不可“攻伐无度”,先打陈友谅,这之间拼命结好张士诚以及北方元王朝。即使张士诚在陈朱交兵时,屡屡发动侵扰,也极力隐忍,按兵不动。直到鄱阳湖一战歼灭陈友谅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张士诚下手,却不急于一口吃个胖子,先夺张士诚江北领土,继而迂回湖州、杭州,吞并张士诚南方领土,对坐镇苏州的张士诚形成包围之势,最终发起总攻。从公元1365年十月举兵,至公元1366年十二月平灭张士诚,拿下北伐中原一统天下的最大本钱,可谓步步为营。之后的北伐灭元之战,方略更是稳妥。先取山东河南,最后汇攻元大都,水陆并进稳打稳扎,兵不血刃收复中原,再集中力量,彻底摧毁西北王保保的有生力量,终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大明王朝在战火中屹立而起。在这之间,朱元璋除了做到的事关争天下的“九不恶”,还做了另外几件看似微不足道的事。还是回到“不敬孔孟,亵渎圣人之道,败坏天理人伦”这条,设礼贤馆,招纳贤才,远远不够。他还要在辖区内遍开学馆,修缮宗庙,尊孔敬儒。所谓“贤才”,不是“招”出来的,而是养出来的。元至正二十一年(公元1361年),其于南京设“国学馆”,以大文士宋濂为“经师”,这就是大明开国后“国子监”的前身。各州府亦遍设学馆,此为明建国后地方“府学”“县学”的前身。当然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自开馆以来,连下严令,敢有骚扰学馆者,无论何人,严惩不贷。次年,发生了傅友德部乱兵勒索亳州学馆,殴打教习的事,朱元璋惩一儆百,参与滋扰的乱兵各领军棍五十,主将傅友德扣俸半年,重典频施,才算让众将领教了“圣人之道”的分量。对“攻伐无度,形同流寇”“胜时聚集,败时作鸟兽散”“掠人妻女财产,只知取之于民,而不知养于民”这几条则是从根子上根治。还是至正二十一年,设大都督府,统辖各兵将,设军政奖惩制度,定各级军官俸禄,立军规83条,严肃军纪。恰如海外学者黄仁宇所指出:“朱元璋之胜利,在于其军队相比于诸路‘义军’,最具国家军队的形态。”可这更难办,严令初下时,不少军将置若罔闻,至正二十三年,朱元璋于南京玄武湖畔设刑台,公斩32名违纪军将,其中大部是跟随他从凤阳出来打天下的“老班底”。事后,朱元璋着孝服,亲往吊祭,声泪俱下一番,恩威并施煞费苦心,从此“纲纪一新”。有了军队,当然要有国家政府。文官的建制也与大都督府同时建起,邀各地士绅出仕为官,安抚地方。李善长为“大都事”,也就是未来的大明帝国“宰相”。“粮饷自足”“养于民”两条,有了“政府”自然做得好,自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起,凡军队征战过处,即在当地计丁给田,招募流民垦荒,进而编订户籍,保甲连环。赋税方面则轻徭薄赋,在至正二十四年决战陈友谅,至正二十五年平灭张士诚的两次关键时刻,连续两次下令减免税赋,招募垦荒,元朝派往朱元璋处的使节杨思义,是当时出名的“农业专家”,朱元璋闻知后将其硬留下来,成为后来大明王朝的第一任户部尚书。建“政府”,定“兵制”,肃“军纪”,兴“儒学”,敬“大户”,点点滴滴微不足道的事,让一个脱胎于农民起义的朱元璋的“吴”政权,破茧化蝶,渐具“封建国家”雏形。刘伯温的断言,实则该补充一句:九恶者,若尽数做成“九不恶”,所谓义军,实则“封建国家”。恰如海外明史学家黎东方先生所说:“元末各类割据政权,多徒有‘国家’之表,却无‘国家’之实,唯朱元璋,先立其形,再行其实,逐鹿天下之根基,由此而定。”既是“国家”当然就要与“红巾军”决裂了。元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364年)十二月十二日,平灭陈友谅的朱元璋命部将廖永忠将依附于他的红巾军“名义领袖”小明王从滁州接至南京,途经江苏六合时,凿船将其溺死。这场谋杀不仅意味着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彻底终结,更意味着,一个叫朱元璋的“农民起义领袖”,从今天起成功“洗底”。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正月初四,平灭南方群雄的朱元璋在百官拥戴下称帝,建国号为大明,年号洪武。同年八月,明北伐大军兵不血刃攻入元大都,元朝末代皇帝元顺帝北逃大漠,元朝灭亡。做到“九不恶”的朱元璋,至此将这个草根英雄得天下的神话,演绎完成。从农民起义领袖到封建国家的开国帝王,评价他的成功,或许《亚洲史》主编、美国学者罗兹墨菲的话最为客观恰当:“一个平民出身的起义者,用战胜自己的方式,战胜天下,开创了足可比肩成吉思汗的奇迹。成吉思汗的奇迹,是一个关于勇敢者探险的奇迹,朱元璋的奇迹,却是一个更接近于普通人奋斗脉络的奇迹。”第二章谁缔造了『洪武盛世』一说起明太祖朱元璋在位的洪武朝时期(公元1368年—1399年),今人的印象多是屠戮功臣,北征蒙古,金戈铁马,权谋厚黑。但有一件不容回避的史实,却在历史长河里被忽略了。这个史实,是一组数字——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天下田8577623顷,户10652804家,人口60545812人。国家岁入米麦合计32789800石,官仓储粮71800000石,不计民间百姓储量,亦可供全国官民支用3年。全国棉花总产量11803000余斤,果木种植总量10亿株。全国各府县共开塘堰4000987处,疏通河道4162处,修筑堤岸5048处。《明史?食货志》如此评价这一时期:宇内富庶,赋入盈羡,府县仓储甚丰,至红腐不可食……把眼光转向中国封建社会前朝后世,纵向对比:300年后的清朝“康雍乾盛世”,耕地总数最高未超过600万顷。前代被称为“富宋”的北宋王朝,最高人口数字不过4500万。大诗人杜甫无比追忆的“稻米流脂粟米白”的盛唐时代,国家粮税总收入不过此时的三分之一……再横向对比同时代的世界:根据英国学者李约瑟的记录,14世纪欧洲人口的最高水平,仅为此时中国的四分之一,西欧列国的政府农业税总和,为此时中国的三十二分之一……这样的数字,只能用一个词形容——国富民强。可以用这个词形容的时代,是盛世——洪武盛世。说洪武盛世,论权谋,解厚黑,总不计国计民生来得近,不妨细解下,如此骄人的“GDP”成就,究竟是如何缔造。二英国戏剧家莎士比亚曾在一部剧作中如此形容盛世:“盛世是一座瑰丽的宫殿,伟大的君王在顶端指引我们,沉默的柱石,托起他的高高在上。”说起洪武盛世这座“瑰丽的宫殿”,自然首推朱元璋。众所周知的是他开国后推行的“休养生息”政策:轻徭薄赋,官田税五升三合,民田税三升三合,为中国历代田赋之最低;(江南地区除外)奖励垦荒,无主荒地一经耕种即为田主所有,新垦田地免徭役3年;厉行节俭,禁铺张奢华……还有今天已鲜为人知的“宏观调控”:一是大规模移民屯垦,数次迁移南方无地农民及世家豪门往山东、山西、辽东等省垦荒定居,既解决北方劳动力不足问题,又打击“江南豪强”。出台政策鼓励“多种经营”,规定有地5亩至10亩的农民,必须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否则增收税赋。10亩以上加倍,每百户农户必须种枣树200株,违者充军,政府选派大量“技术员”下乡,推广先进农业生产技术,花大力兴修水利工程。商业方面也不放松,全国厉行海禁,“片板不得入海”,禁止私贩盐,食盐、外贸等高收入行业一律“国营”。当然也没忘了适当照顾,工商业减免税收,仅为三十税一,不到元朝的一半,全国官民登记入籍,分民户、军户、匠户三类,严禁人口随意流动,制《黄册》《鱼鳞图册》,登记全国土地户口……廉政工作也不放松,以“农绩”为考核官员的第一标准,严查贪官污吏,甚至屡次以“惩贪”为名兴起大狱,地方官要带头种田,名为“责任田”……处心积虑,费尽心机,一个延续整个大明王朝的经济体系建立起来,这是一个高度集中,权责分明,律令严苛,法网严密,层次分明,壁垒森严的封建农业国经济体系。以后世的眼光看,或许死板僵化,却在当时元末明初百业凋敝的大背景下,迸发出无比的生命力。骄人的经济成就,便是结晶。在这骄人的成就下,功勋卓著的人物——洪武时代的能臣们,他们以默默无闻的行动,缜密无漏的心思,呕心沥血的劳苦,似沉默的柱石,托起“洪武盛世”的金碧辉煌。其中最重要的,是3个人。说这3个人是“无名英雄”,是因为在群英荟萃的洪武朝,他们的身份、职业、受关注程度,较之诸多功臣名宿,实在只能算是籍籍无名的“小角色”,他们担负起治理天下的大责任,不够“高光”,却足够“举足轻重”。三第一个人,便是我们上一章中曾略带提及的,大明朝首任户部尚书——杨思义。在二十四史中堪称编修最为完整齐全的《明史》中,对杨思义的介绍只有数百字的简短几笔,且就在这寥寥几笔中,生卒年不祥,籍贯不详,字号不详,实在是惜墨如金,但惜墨如金的背后,是他金子一般的贡献。如果说洪武朝时代大明王朝建立的经济体系,来自朱元璋的铁腕手段,那么身为大明朝开国首任户部尚书的杨思义,就是这个经济体系的设计者。杨思义是个“贰臣”,原为元朝中书省平章行走,虽“贤名”在外,在元朝廷却常年得不到重用。直到元至正二十一年(公元1351年),奉命出使朱元璋处,急需人才的朱元璋从刘基口中得知杨思义乃“元廷大贤”,欣喜非常,杨思义一到即热情招待,继而“策反”成功。从此,行将覆灭的元王朝少了一个跑腿的“小秘书”,孕育而生的大明朝,多了一个14世纪中国最杰出的经济学家。刘基的眼光没有错,归附朱元璋的杨思义果然“大贤”。身为儒生,却博学多才,天文地理无所不精,先是辅助徐达常遇春等人革新装备,改良“火龙枪”,使之成为明军初期骑兵的主战火器,后协助刘伯温修订《大统历》,使之成为大明开国后的通用历法,闲暇之余顺便研究数学问题,改良朱元璋军中计算账目用的算盘,更创“珠算新决”,很快推广使用,计算效率加倍。在朱元璋草创时代的各位栋梁里,这位身负“大贤”之名的“贰臣”,是块放到哪都闪光的“好钢”。“好钢”自然要用在刀刃上,不久杨思义被任命为司农卿,主管明军征战天下的后勤工作。屯田、生产、税收、收支计算和分配,样样做得有条不紊,大明开国后,更摇身一变,成为“户部尚书”。这一任户部尚书,堪称历任大明尚书里,最“难做”的一位。难做,是因为从洪武元年至洪武五年,明军正南北出击,向北攻克元大都,进而乘胜追击,追剿漠南以及大西北的元朝残余势力,向南则南进湖南、广东、四川、广西一带,扫荡南方割据势力,力图南北一统,这都是必须打的仗。可但凡战争都免不了开支巨大,彼时的明王朝,国家百废待兴,百姓疲敝,正是休养生息,人心思治之时,绝不能摊派加税,用来满足前线的钱粮用度,身为户部尚书,实在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杨思义有办法:不加税,就推广屯田,与民休息,大力鼓励垦荒,尽量在不增加赋税的情

                      无事。现在,他如果将齐国的公主娶回去,情况就大不相同了。齐国是大国,又是郑国的盟国,齐国公主不可能屈居妫氏之下,势必被立为嫡妻,这是妫氏难以接受的,也是世子忽不忍心看到的。实事上,郑国的老百姓对于这桩婚姻倒是蛮期盼的,有诗为证:〖有女同车,颜如舜华。将翱将翔,佩玉琼踞。彼美孟姜,洵美且都。有女同行,颜如舜英。将翱将翔,佩玉将将。彼美孟姜,德音不忘。〗这是收录于《诗经·郑风》中的一首名为“有女同车”的爱情诗,写得唯美而浪漫。《毛诗序》说,这首诗其实是郑国人因世子忽不娶齐国的公主,替世子忽感到惋惜而作。北戎军被打败后,齐僖公慰劳前来救援的各国大夫,给大家发放牛、羊、猪、黍、梁、稷等牲畜和粮食,并且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在宴会上,齐僖公请鲁国的大夫为大家排座次。这件事情本来就有点存心不良:按爵位,郑是伯爵,其他诸侯一般是侯爵,郑只能排在其他诸侯之后;但按功劳,郑军是这次打败北戎的主力,理应排在其他诸侯之前。到底是序功还是序爵?齐僖公耍了个滑头,把这个烫手的山芋交给了鲁国人。在当时,鲁国被认为是保存了最正统周礼的国家,所谓“周礼尽在鲁矣”,鲁国人也引以为荣。鲁国的前任国君鲁隐公便是排座次的高手。有《左传》的记载为证:公元前712年,山东的两个小诸侯——滕侯和薛侯同时来到曲阜朝觐鲁隐公,因为排座次的问题而发生争执。薛侯认为,薛国在周朝先受封,理应排在前面。滕侯认为,滕国世代为周朝的卜官之长,而薛国是异姓诸侯,滕国应当排在前面。薛侯姓任,相传是黄帝的后裔。夏朝的时候,有一位叫做奚仲的人担任了夏朝的车正(交通部车马司司长),建立了薛国。滕侯姓姬,周朝初年由周文王的儿子错叔绣建立。在这场争执中,薛侯强调他源远流长,滕侯则强调他根正苗红,两个人闹得不可开交。这个在别人看来很难解决的问题,鲁隐公却轻而易举地化解了。他派人对薛侯说:“承蒙您和滕侯屈尊来看望寡人。周朝有句谚语说,山上的木头交给工匠丈量,宾客的礼节由主人加以抉择。按照周礼的规定,诸侯相会,同姓在前,异姓在后。寡人如果到薛国拜访您,也不敢与任姓诸国的国君争夺位置。您要是给寡人一个面子,就请您让一让滕侯,让他排在前面吧!”一番话说得薛侯心悦诚服,于是让位于滕侯。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鲁隐公的政治智慧。但并不是每一个鲁国人都有这种智慧。公元前706年,当那位不知名的鲁国大夫欣然接受齐僖公的任务给大伙排座次的时候,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将给鲁国带来巨大的麻烦。他不作任何解释,没有事前沟通,就按照周礼的规定,将郑国的世子忽排到了最后。公元前702年,中原大地再起战端。挑起战事的是郑伯寤生,战争的对象是多年来情同兄弟的鲁国,开战的理由是四年前鲁国大夫排座次不公,侮辱了郑国。有意思的是,寤生这次攻打鲁国,事先还派人到齐国请求支援。要知道,齐僖公正是这件事的肇事者啊!如果不是他耍了个心眼,将排座次的事交给鲁国人去办,鲁国人又怎么会得罪郑国人呢?按理说,齐僖公这时候应该出面当个和事佬,摆平郑鲁两国之间的矛盾。毕竟,一方面事因齐国而起,另一方面鲁桓公是他的女婿,不看僧面看佛面,好歹斡旋一下嘛。可是,齐僖公见到郑国的使者,二话不说,就答应派兵支援,并且还主动提出,可以叫卫国一道参与此事,共同讨伐鲁国。卫国与郑国为敌多年,公元前707年的濡葛之战中,又参加讨伐郑国的王军。齐僖公在这个时候要卫国人参与郑国的战事,实际上很有可能是卫宣公主动提出来的。濡葛之战后,寤生的事业达到了顶峰,中原诸国“莫非郑党”,连齐国都唯其马首是瞻,卫宣公又怎么会不识相?逮着这个机会,他也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希望能够给郑伯擦上一次鞋。齐、卫、郑三国联军包围了鲁国的郎城。《春秋》写到这事,是这样表述的:“齐侯、卫侯、郑伯来战于郎。”为什么要用“来战于郎”这样古怪的表述呢?《左传》解释说:“我(即鲁国)有辞也。”也就是说,鲁国实际上无罪,而且三国联军未奉王命,师出无名,所以不能用“讨伐”或“征伐”这样的字眼,而只能书“来战”。还有一个问题,按照《春秋》的习惯,战争的发起国应该记载于仆从国之前,但这一次是郑国发起的战争,为什么要把齐侯、卫侯列在前面呢?对此,《左传》又解释:“先书齐、卫,王爵也。”这就是文人的嘴毒:寤生不是说排座次有问题吗,我还是要这么排,就算是以你为主发动的战争,我也要严格按照周礼,把爵位高的人排到前面,怎么着?鲁国人采取了避而不战的战略。三国联军在郎地耀武扬威了几天,自觉无趣,草草收兵回国了。这也是寤生最后一次领兵出征。公元前701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阴谋家、修辞学家、周王室原左卿士、郑伯姬寤生在新郑与世长辞,享年五十一岁。郑庄公是他死后的谥号,“庄”的意思是克敌制胜、平定乱世。寤生生于新郑的首席权贵之家,是父亲郑武公的嫡长子、社稷的法定继承人。然而,他的童年并不幸福,没有得到母亲武姜应有的爱护,反而数次被建议废为庶子。不公平的待遇养成了其喜怒不形于色的性格,也使得他精于计算且深藏不露。当上国君之后,他的亲弟弟京城大叔段在母亲武姜的支持下密谋反叛,群臣都对此表示担忧,而他总是安之若素,放长线钓大鱼,直到段做出实质性的反叛行为,才轻而易举地将其击破,由此树立了自己的威信,巩固了政权,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的团结。寤生所处的年代,正是春秋乱世的前期,王室势力衰微,诸侯你征我伐,中原战乱频仍。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他始终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不惹事,不怕事,不怕碰硬,但也不硬碰,静若处子,动若脱兔。四国联军围攻东门、五国联军割禾夺麦的时候,他安安静静地呆在城堡之中,甘当缩头乌龟,以不变应万变,适时抛出一点小诱饵,转瞬间将敌人的攻势化为乌有。轮到他反击的时候,战争与外交手段并用,威逼与利诱共举,时而把酒言欢,时而刀兵相向,紧紧抓住矛盾的关键,狠狠地打击最凶恶的敌人,同时转化次要矛盾,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建立广泛的国际同盟,有效地维护了郑国的利益,增强了国际间的合作,为中原地区的社会政治稳定作出了杰出贡献。寤生从来不打没把握的仗,不出兵则已,出兵则必胜。他内战内行,外战也内行,无论是打宋国、打卫国、打王军、还是打北戎,他都稳操胜券,牢牢控制了战争的主动权。在他的领导之下,郑国军中人才济济,既有世子忽、公子突这样的帅才,也有颖考叔、原繁、高渠弥、祝聃这样的猛将,还有祭仲这样的综合性人才,这些人有的为他出谋划策,有的为他冲锋陷阵,将郑军打造成为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常胜之师,这支军队的战斗力在当时中原各国中首屈一指。寤生行事果敢,收放自如,在重大问题上能把握一个“度”字,做到了有理、有利、有节。濡葛之战中,他果断迎击王军,将天子的部队打得落花流水;战后又及时派人向天子致以慰问之情,安抚天子那颗多次受伤的心。虽然两代天子都对他怀有成见,他却成功地应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战术,把王室玩弄于股掌之上,将王室当做自己党同伐异的金字招牌,在外交与战争中灵活运用,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寤生还是一位高明的修辞学家。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他都注重遣词造句,文采斐然,非常人所能及。他能够用最平和的语气说出最狠毒的话,一句“多行不义必自毙”,包含了多少狡诈与智慧,被人沿用至今;而他对许叔和百里的那番演讲,措辞之谦卑,实质之倨傲,更是堪称古今一绝。寤生在世的时候,郑国政治稳定,军力强大,国际地位崇高,虽然没有称霸,却已经具有霸主的实质。而这一切,是建立在一个只有几十年历史的新兴国家的基础之上,郑桓公和郑武公泉下有知,当为这位恶梦中出生的后人感到骄傲与自豪。寤生死后,世子忽顺理成章继承了君位,成为郑国的主人,也就是历史上的郑昭公。郑庄公留给郑昭公的是一个强大而稳定的国家和一批精明能干的朝臣。这些朝臣当中,最受郑昭公信任且最有权势的是祭仲。据《左传》记载,祭仲同样深得郑庄公宠信,曾经作为郑国的迎亲大使,前往邓国为庄公迎娶公主邓曼为夫人。邓曼就是郑昭公的母亲。因为有这段渊源,祭仲与郑昭公的关系十分密切,可以说一直以来就是郑昭公的老师和智囊。而郑昭公的即位,按《左传》的说法,也是“祭仲立之”,是靠了祭仲才上台。这样说似乎夸大了祭仲的作用,因为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郑昭公作为世子的身份是早已经明确的,无须通过祭仲来确立。祭仲最多作为辅政大臣,在政权交替的过程中帮助郑昭公接管各项国家事务,确保其顺利上位。在郑庄公的诸多儿子当中,郑昭公和公子突最为能干。公子突的母亲名叫雍姞(jí),是宋国权臣雍氏的女儿。郑庄公生前十分宠爱雍姞,爱屋及乌,本来就对公子突特别喜爱,再加上公子突长于军事,在几次重大战役中都提出了正确的意见,为郑军克敌制胜立下奇功,更加令郑庄公刮目相看,同时也令他感到担心。他知道,一山不容二虎,为了避免郑国再次出现兄弟相残的悲剧,在他临死的时候,安排公子突移居到宋国的外公家,交给宋庄公照顾。回想起来,当年宋穆公临死时,同样是为了避免兄弟相残,曾将公子冯交给郑庄公照顾,结果与夷上台之后,为了杀死公子冯,“十年十一战”,不但没有避免兄弟相残的悲剧,反而造成郑、宋两国之间长期的矛盾,可谓事与愿违,得不偿失。现在郑庄公又走了宋穆公的老路,他的儿子们又会重蹈与夷与公子冯的覆辙吗?答案是肯定的。郑庄公七月下葬。按照规矩,郑昭公虽然已经执政,却要等到第二年的正月才能正式即位。就在这一年的九月,隐居宋国的公子突忽然潜回新郑,发动了政变。郑昭公仓皇出逃到卫国。十二天之后,公子突即位为君,成为了历史上的郑厉公。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场风云突变的现场导演,竟然是深受郑昭公信任的祭仲;而它的幕后总策划,就是曾经在郑国客居住过十年的宋庄公——这两个人,一个是郑庄公的老臣,一个曾受郑庄公多年恩惠,现在联合起来颠覆了郑昭公的政权,开启了郑国的动荡年代。历史,仿佛给郑庄公开了一个巨大而残酷的玩笑。祭仲为什么会背叛郑昭公,转而扶持郑厉公呢?《左传》解释说,郑厉公的外公雍氏家族在宋国很有权势,他们对宋庄公施加影响,派人将祭仲引诱到宋国,绑架起来,说:“如果不立公子突为君,就杀死你!”祭仲为了保命,只好答应了宋国人的要求。同时,宋庄公又派人将公子突也抓了起来,逼他立下字据,答应事成之后送给宋国一大笔贿赂。结果祭仲就暗中将公子突带回了郑国,发动了政变。这种说法存在诸多疑点。第一,祭仲作为郑国的权臣,何以在新君刚上台的时候就被宋国人绑架?要知道,在任何年代,绑架一位宰相级的人物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左传》所言,祭仲是被人引诱到宋国才被绑架,那么在当时那种情况下,究竟要采取什么办法才能将一位宰相级的人物引诱到数百里之外的国境,而不被人察觉呢?第二,就算是祭仲在宋国受到威胁,不得已答应了宋国人的要求,当他回到郑国,还有必要履行自己的诺言,帮助公子突发动政变吗?第三,最令人疑惑的是,公子突本人似乎对这场政变并不积极,也是被人拿着刀子威逼才参与其中。这样一场你不情我不愿的政变,何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取得了成功,改换了新郑的主人呢?我上小学的时候看小人书《东周列国志》,看到祭仲这一段故事就表示过怀疑,一直到上高中的时候才算把这事想明白,这要归功于一本叫做《鹿鼎记》的煌煌巨著。第一,雍氏实际上也是某一江湖团体的龙头大哥,手下不乏武林高手,要绑架祭仲轻而易举。第二,祭仲必定是被雍氏强迫着喝下去某种定时发作的毒药,必须按时吃独门解药才能保住性命。第三,以此推论,公子突也很有可能喝了这种毒药。本来这个问题到此就算结束了。但是没想到,上过大学之后,我不小心又看到了一本解释《春秋》的《公羊传》。这本书对祭仲其人其事都持褒扬的观点,甚至将他上升到“贤相”的高度,认为他是“知权”的典型。所谓“权”,并不是指权力,而指为了达到某种善良的目的,在必要的时候不惜离经叛道,换句话说,就是为了正确的目的可能使用了不正确的手段。为此,《公羊传》也对祭仲为何被宋国人绑架作了一番推演,说祭仲是外出办事,途经宋国而被绑架。宋国人拿刀架在祭仲脖子上的一刹那,祭仲明白,他现在面临选择:如果他不听宋国人的话,则郑国必然灭亡,郑昭公也不得好死;反之,如果他听宋国人的话,则郑国不至于灭亡,郑昭公也不用死,再过一些日子,他还可以想办法让郑昭公回来,将公子突赶走。经过这番思想斗争,祭仲决定不顾自己的名声,忍辱负重,与宋国人合作。这话听上去很有道理,但我不是很明白,如果祭仲不和宋国人合作,郑国为什么就会灭亡?郑昭公就不得好死?前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一篇关于汪精卫的文章,将汪精卫投靠日本人也视为不顾名声而保全中国之举。我也没搞明白,为什么汪精卫这么聪明的人会认为,只有与日本人合作才能保全中国?扯远了,就此打住,让我们带着各种疑问,继续关注这些人物的命运罢。公子突——现在应该叫做郑厉公,是一个面色冷峻的年轻人,喜欢皱着眉头,寡言少语,不说话则已,一说话必定挟持风雷,掷地有声。他和父亲郑庄公是两种性格。他不像当时大多数诸侯子弟那样,喜欢捧着竹简研读诗书礼乐。在他看来,那些看似高深的文字无非是些过时的文物,与时代的精神格格不入。他喜欢打仗,并非有嗜血的偏好,而是享受运筹帷幄的乐趣,喜欢看到敌人在自己的摆布之下兵败如山倒。战斗进行的时候,他甚至独自驾车跑到战场的最高点,以一种置身事外的冷漠眼神观察着战场上的动静,把敌我双方的弱点都看得很清楚。就这样,每次他都能给父亲提出独到的建议,而郑庄公每次也都采纳了他的建议,结果总是大获全胜。他那高人一筹的战术其实很简单:第一,了解敌人的弱点;第二,避实击虚,各个击破。除此之外,他并不喜欢政治,或者说不喜欢玩弄权术。否则以他的智商,又有郑庄公这样的好老师,他完全有可能在权谋领域青出于蓝。但他的兴趣爱好限制了他在这一领域的发展,而且他认为自己不过是次子,没有权力继承君位,也就没有必要去考虑那些折腾人的尔虞我诈,转而将全部精力放在对战争的研究上。他甚至想过,如果哥哥世子忽即位,他仍然会像对待父亲一样对待哥哥,替他领兵打仗,克敌制胜。然而,这种想法随着父亲的死,竟然变成了一种奢望。参加完父亲的葬礼,他就被送到宋国,过起了隐居的生活。他对于背井离乡倒也没什么太多怨言,宋国的饭菜与郑国的饭菜一样香,外公家里的人也似乎没把他当个外人看待。他难以接受的是:从今往后,他就只能老老实实寓居宋国,不能再指挥郑国的虎狼之师活跃在中原大地上了。他开始读诗书礼乐,开始种花养草,准备颐养天年。但是,这种平静的生活持续了不到三个月,那场突如其来的阴谋就将他卷回到故国,一直将他送上郑国国君的宝座。登上君位没多久,宋国的使臣就到了,一方面是祝贺新君即位,另一方面则是要求兑现贿赂。郑厉公想不通:宋庄公还是公子冯的时候,受郑国庇护多年,吃喝拉撒都由郑国供给,父亲郑庄公为了保护他,曾以一国之力与五国联军对抗,

                      而亲率铁骑冲击,瓦剌三部兵马尽数冲杀,双方陷入混战,一时僵持不下。明军都督朱崇以火器轰击瓦剌军右翼太平部(即“土尔扈特”军),打开缺口,丰城侯林彬(即后来客死越南的明“安南都指挥使”)从左翼包抄,在付出惨重伤亡后冲垮孛罗部,朱棣趁机率亲兵冲击马哈木中军,更命火器齐射,殊死冲击加“高科技”,瓦剌终于全线崩溃,明军乘胜追击,在土刺河再破瓦剌军,马哈木、太平、孛罗3人趁天色已黑分头逃窜。朱棣本想继续北进,但随行的皇长孙朱瞻基劝他“不须穷追”,随即撤兵。此役令瓦剌伤亡惨重,实力大损。蒙古高原局势,再次回到“相互牵制”中。瓦剌“顺宁王”马哈木屋漏偏逢连夜雨。永乐十三年,阿鲁台发动奇袭,杀掉马哈木拥立的傀儡可汗答里巴,马哈木转立成吉思汗弟弟的后裔额森虎为可汗,次年进兵斡难河,又被阿鲁台击败,其本人被杀。朱棣闻讯后遣使吊祭,并命其子脱欢继承“顺宁王”爵位。永乐十七年,十九年,阿鲁台两攻瓦剌,大获全胜,春风得意下,他再次拒绝向明朝朝贡,并拉拢兀良哈三卫共同反明。眼看漠北的“平衡”将再次被打破,朱棣于永乐二十年(公元1422年)发动第三次亲征,大军于三月三十日出师,在漠北扫荡数月,最远抵达今蒙古乌兰巴托附近,此时阿鲁台早已远逃。七月,朱棣在回师路上下令对勾结阿鲁台的兀良哈三卫进行攻击,在内蒙古屈裂河大破兀良哈,兀良哈遣使谢罪,朱棣遂班师回朝。阿鲁台虽逃脱,但实力大损,于同年接连被脱欢击败。耿耿于怀的朱棣于第二年七月借口阿鲁台图谋犯边,发动了第四次北征。大军七月出发,在蒙古高原扫荡3个月,终未找到阿鲁台,虽如此,大批鞑靼部落却纷纷归附,尤其是本雅失里之子也先土干来投,令朱棣高兴异常,赐名为“金忠”,随即于十月回师。金忠将阿鲁台的“军事机密”尽数相告,并一再怂恿朱棣继续北征,永乐二十二年三月一日,以金忠为向导,朱棣发动了第五次北征。大军在蒙古高原进行“地毯式搜索”,至六月已行至今俄罗斯境内,却终不见阿鲁台踪影。六月十五日,明军得到情报,阿鲁台就在向西不足百里,名将张辅“自请一月粮,率精骑深入”。朱棣却已厌倦,下令班师。七月十七日,朱棣在回师路上病逝于榆木川,享年65岁。而根据蒙古国史料记录,张辅自告奋勇要求追击的那一天,阿鲁台就躲在距离西边明军主力仅两日行程的哈喇山中,灭顶之灾,就在朱棣的一念间改变。但阿鲁台“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虽未与明军接战,但疲于奔命也导致其实力大损,再加上明朝与瓦剌的两面夹击,阿鲁台日暮途穷。而朱棣至死没想到的是,这个他亲手构筑的蒙古高原“战略平衡”,因他晚年两次草率的北征被彻底打破。继任“顺宁王”的脱欢,虽表面上终其一生对明朝采取友好态度,频繁遣使入贡,但实际上既不“忠顺”更不“安宁”。他一面于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立本雅失里的侄孙脱脱不花为可汗,自称“太师”,另一面疯狂向阿鲁台发动进攻,趁朱棣晚年频繁打击阿鲁台的机会,迅速东进占据了鞑靼的属地,并于宣德九年(公元1434年)在蒙古巴丹吉林沙漠击毙阿鲁台,从而控制了鞑靼。对明朝“屏障”兀良哈三卫,他也极力拉拢,多次派使者前往招募,两家逐渐勾连。与此同时,他在内部大肆清除异己,就在朱棣去世后3天,“贤义王”太平遭脱欢杀害,一年后,“太平王”孛罗被脱欢击败后自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将太平的“客列亦锡部”改名为土尔扈特部,即蒙古语中“护卫亲军”的意思,后来缔造“东归奇迹”的部落由此而来。明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脱欢过世,其子也先承袭“顺宁王”爵位,此人因为在后来的“土木堡之变”里创下活捉明朝皇帝的神话,被明廷上下所熟知,但在此之前,他已经在蒙古高原乃至中亚地区战无不胜。对内他仿照元朝,设“中书省”和“六部”,巩固统治。对明朝他很有“经济头脑”和“政治头脑”,一面频繁通好令明朝君臣放松警惕;一面利用与明朝的“互市贸易”大发横财,更借机勾结明朝官民走私火器,招募明朝边境因军屯兼并而逃亡的士兵工匠“教习火器操练之法”,很快拥有了一支冠绝蒙古高原的火器部队。对兀良哈,他采取联姻、贿赂等手段,将之拉拢到自己一边。向西,他不但于正统六年攻陷了朱棣苦心经营的新疆哈密、赤斤等卫所,且顺势进兵中亚,于正统七年大掠帖木儿帝国等中亚国家,“以战养战”掠夺财宝无数,甚至在正统九年击败彼时正如日中天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东线军队(即明史和蒙古史料都提到的“吐鲁密国”)。“土木堡之变”前,瓦剌经过两代领袖开疆拓土,已然建立起一个表面忠实于明朝,真正实力强大的蒙古部落联盟,朱棣终生苦心维持的“战略平衡”,不到20年就被轻易打破。说到这个“战略平衡”的被打破,也少不了兀良哈三卫。“靖难之役”后,朱棣将原宁王属地赐给兀良哈,使其实力膨胀。永乐年间,兀良哈虽曾在朱棣第三次北征时遭到痛打,但朱棣去世后,又很快和鞑靼勾连,同明朝摩擦不断。明宣宗朱瞻基登基后,曾于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亲征,于十月出喜峰口,在宽河战役里大破兀良哈三卫联军,慌得兀良哈首领完者帖木儿等人连忙入京谢罪。但两年后,明朝却放弃了九边重镇开平卫(今内蒙古多伦)。开平卫是前元朝的“上都”,明朝自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李文忠攻克后,数十年苦心经营,朱棣将其看做战略要地,声言“开平稳固,则辽东、甘肃、宁夏无忧”。朱棣赐宁王故地给兀良哈后,开平卫更成为钳制兀良哈的关键棋子。但明宣宗无远略,于宣德五年将其迁至独石堡(今河北省石堡县),弃地300余里,失去钳制的兀良哈从此有恃无恐,在瓦剌的支持下大肆扩充,并时常攻掠明朝边关,昔日“屏障”,今却成“边患”。明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意识到问题严重的明朝派朱勇、徐亨、马亮、陈怀兵分四路出击兀良哈,明正统皇帝朱祁镇严令“搜捕剿杀”,但朱勇走到河北平泉县就不敢行进,徐亨一路怯懦不敢战,仅在老哈河流域屠戮一番平民即回来冒功。陈怀和马亮则搜捕一番,根本没有找到敌人。只有宣府总兵杨洪趁机奇袭,攻克“三卫”中的福余卫,活捉首领马里奇。但此战并未真正打击兀良哈三卫的实力,心怀怨恨的兀良哈三卫从此更铁了心投靠瓦剌。而明朝与“蒙古部落联盟”一场注定的大战,从此一触即发。第十一章谁为『土木堡惨案』负责一在明英宗统治的正统朝,“土木堡之变”堪称是今人最耳熟能详的大事件。明英宗正统十四年七月,瓦剌首领也先兵分三路,悍然发动了对明王朝的全面进攻。明英宗朱祁镇仅经过3天准备,就率领号称50万的大军北征,遭瓦剌军合围,被围困在土木堡。八月十五日,瓦剌发动总攻,一举击破明朝大军,俘虏明英宗朱祁镇,成为明王朝立国以来的奇耻大辱。历代以来,也多为后人所感慨哀叹。论及罪责,也时常归责为“王振擅权”“草率出征”,但如果细细审视从明朝宣德时代到正统时代20多年的政局变迁,便可见真相并非如此简单。先看“大背景”:第一个要为土木堡之变“买单”的人,就是永乐皇帝朱棣。朱棣在位时,5次北征蒙古,沉重打击鞑靼、瓦剌诸部势力,可谓武功赫赫。但在他最早起兵的“靖难之役”后,为酬谢兀良哈三卫的出兵相助,将原属宁王的内蒙古兴宁地区尽数划拨给了兀良哈,不但使兀良哈三卫实力大增,渐成明朝边患,更使明朝北部“九边”顿失屏障。朱棣晚年的三次北征,虽沉重打击了蒙古鞑靼部,却使一直与鞑靼争锋的瓦剌部坐大,被明朝在蒙古草原上穷追了一辈子的鞑靼“兴宁王”阿鲁台,没死在明军手中,最终被瓦剌击毙,瓦剌也借此成为蒙古高原实力最强的一支,其“发家”历史,实拜朱棣所赐。此外,朱棣将辽东的谷王、韩王、辽王尽数内迁,留当地女真在辽东地区“自治”,结果至明英宗正统初年,辽东女真各部皆被瓦剌收复,成为其南下侵略的辅助力量。而得到兴宁重地的兀良哈三卫,也不甘再听命于明朝,反与瓦剌相互勾连。时人常以宦官王振为土木堡之败的“祸首”,但宦官参政,也是从朱棣时代开始。朱祁镇的父亲朱瞻基,同样对土木堡之败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内方面,朱瞻基施行“仁政”,对诸多亲贵的违法行为特别是土地兼并行为颇多姑息,不但造成后来牵制明王朝精力的流民起义,更令朱元璋时代确立的“军屯”制大受破坏。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监察御史陈祚就曾奏报说:“辽东边地,军田被侵已达三成。”宣德六年,兵科给事中杨亮又揭发诸多亲贵“擅调边军为奴”的行为。宣德七年,河南巡抚李昌淇也上奏当地军屯土地“多被势家大户侵占,士兵无地却苦于赋役”的惨状。宣德八年,刑部右侍郎魏源揭发“宣府大同诸边地,将官侵占军屯日甚,以至兵户四散逃亡”。如此种种,明宣宗皆不了了之。“军屯”没有保证,军队战斗力当然被削弱。明宣宗的国防政策也非常保守,撤掉开平卫不说,还对众边将赋诗说“慎守只需师李牧,贪功何用学陈汤”。结果“李牧”没学来,防线却内缩严重。瓦剌也先杀太平、孛罗二首领,其族人多怨愤,数次到明廷哭诉,请求明王朝做主,杨士奇却说“夷狄相攻,乃中国之利”。明王朝最终袖手旁观,坐看了瓦剌的崛起。瓦剌正统十四年的南侵之祸,从此时就已注定。至于再说到土木堡之败的“祸首”王振,明朝宦官掌握批阅奏折大权的“司礼监”,恰是明宣宗在位时所设。“历史遗留问题”讲完了,那么做为“当事人”的明英宗,以及被看做“罪魁祸首”的大公公王振,又该负多大的责任?且让我们从正统朝的朝局开始。二明英宗9岁登基后在位的正统朝,历来评价不高,个别历史学家还把它看做“明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而因后人对王振的种种抨击,这14年更被许多人看作王振一手遮天,残害忠良,朝政糜烂的“黑暗时代”。要了解真相,还需看王振本人:王振,河北蔚县人,原是个不得志的教书先生,宣德年间主动报名入宫,进入“内书堂”,侍奉太子朱祁镇读书,凭“矬子拔将军”(宫里太监多不识字)的一身才学,很快被明宣宗任命为“东宫侍读”,深得尚是孩童的朱祁镇的敬重,平日对他的称呼都是“王先生”。朱祁镇即位后,王振被任命为“司礼监掌印太监”,正式成为宦官之首。但是在正统朝初期,他离“一手遮天”差很远。朱祁镇即位时年仅9岁,朱瞻基临终前为他留下了5位大臣,分别是英国公张辅,礼部尚书胡滢,大学士杨荣、杨浦、杨士奇。而真正执掌“决定权”的,是明英宗的祖母张太皇太后。张太皇太后素称“贤德”,国家大事信赖“三杨”等文臣,且为朱祁镇每日安排“经宴”,即安排文臣每天给朱祁镇讲学,朱祁镇年幼贪玩,自然受不了。此时,王振一面时常组织内宫卫队操练检阅,各种军事表演让朱祁镇大饱眼福;一面又时常当着“三杨”的面劝解朱祁镇不要“玩物丧志”,令久历宦海的老臣杨士奇也感叹道“宦官中有此贤良,真乃幸事。”但“贤良”的王振却暗中排斥异己,任命自己的亲信纪广为禁军都督,掌握了禁军军权。张太皇太后闻讯,深感王振包藏祸心,杀心顿起。正统元年二月,张太皇太后当着朱祁镇以及5位“辅政大臣”的面,宣召王振觐见,当场历数王振诱引朱祁镇“不学好”的种种罪过,要“赐死”王振,吓得王振立刻瘫痪。生死时刻,曾称王振“贤良”的杨士奇带头求情,朱祁镇也下跪向祖母哭求,反复哀求下张太皇太后心软了,饶了王振的性命,但警告众大臣“以后不可令他干扰国政”。经此一吓,此后几年,王振分外收敛。在这几年里,明王朝也进行了种种“善举”。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开始清查北方九边将士的“缺额”,增加宁夏地区的军力守备,次年又派刑部尚书魏源持“尚方宝剑”,清查宣府、大同两大军镇的军饷拖欠以及军屯侵占案件,斩杀十数名违纪军官,还委任名将杨洪镇守宣府,在通州等地设十三粮仓,储备军粮,停开湖广、河南等地的“银厂”,减轻当地百姓负担,调3万禁军在京城周边屯田。如此种种,皆是对永乐、宣德两代诸多失误的补救,对英宗被俘后的北京保卫战也起到重要作用。此外,正统三年,五年,六年,明王朝还因灾荒减免了山东、浙江、江西的赋税,正统七年更建立了由户部直接掌握的“太仓银库”,专门用以储备国家行政运作的“专款”,“皇室开支”与“政府开支”就此分开。此举被美国亚洲史专家罗斯墨菲赞叹为“皇室政治改革的创举”。同时还修订了朱元璋时期立下的“栓选法”,规定京城三品以上官员推举言官,四品以及侍从言官推举知县,一时间“正人汇进”。明王朝的国势,这段时期尚在蒸蒸日上时。王振的势力也在这段时间“蒸蒸日上”,从张太皇太后面前捡了条命后,王振大为收敛,一度小心做人,张太皇太后对他仍旧颇为警惕,时常派人暗中监视他的不法行为,但得到的信息都是王振很“奉公守法”,从此也渐有好感。真正使张太皇太后转变对王振的印象,是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的“殴死驿丞案”。福建按察使廖谟因小事打死驿丞,死者是阁臣杨浦的乡里,廖谟是另一阁臣杨士奇的乡里,杨浦坚持“杀人偿命”,杨士奇却坚持死者“罪有应得”。两位辅政大臣在内阁当场反目,吵闹到张太皇太后处,都是股肱大臣,张太皇太后也颇感为难。王振借机建议说:偿命太重,不处理也不行,不如把廖谟降职。此言正中太皇太后下怀,深感王振办事“秉公无私”的张太皇太后从此对王振信任有加。此后,王振开始培养党羽,把马顺、郭敬、陈官、唐童相继安插在东厂、御马监等要害部门,其侄儿王山、王林则成为锦衣卫指挥使,大明两大“特务”组织皆在他掌握中。王振的专权也引起了“三杨”中最富智谋的杨荣的注意,他与杨士奇合议,相继将曹鼎、马愉等“门生”引入内阁,用以对抗王振势力。对待文臣集团,王振也是软硬兼施。对“三杨”,王振起初礼敬有加,遇事皆恭敬不已,“三杨”渐渐对他放松警惕。趁此机会,王振广泛结交文臣里的“中层干部”,如左都御史王文、兵部侍郎徐希等人,对有“纠劾”大权的言官们更是百般拉拢,利用其搜罗朝廷重臣们的“不法证据”。他还利用文臣内部自身的斗争,在朝中御史以及六部侍郎、郎中里结交亲信,最终从文臣集团中“釜底抽薪”,结成一个自己的关系网。这以后杨荣病逝,杨士奇因儿子的不法事遭到王振亲信言官的弹劾,不得不“引咎辞职”,胡滢也因“贪污”被下狱,剩下的张辅和杨浦年事已高,孤掌难鸣。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华盖、谨身、奉天三大殿建成,朱祁镇设宴庆贺,按规矩王振不得出席,私下里发牢骚,朱祁镇闻知后,连忙命人打开东华门大门,命王振入宫赴宴,王振到时,百官“罗拜朝贺”,至此大权初揽。次年张太皇太后病逝,王振命人私毁朱元璋立下的“不许宦官干政”的铁牌,从此一手遮天。这以后,王振权势滔天,曾指斥他专权的大臣于谦、邝焚等人一度被下狱,侍讲刘球被害死,曾弹劾过朱高炽的国子监祭酒李时逸,被王振用“荷校”(一种重百斤的大枷锁)夹住当街示众,险些横死。此外他卖官鬻爵,在六部里安插亲信,在“朝贡贸易”中收受瓦剌贿赂,并向外国使臣索贿,可谓作恶多端。说了诸多坏事,也要说说王振做过的一些“好事”。首先,他劝朱祁镇禁止内宫宦官出外采办,即到地方上征用物品,减免广西、广东、江西等地的“贡品”,这确实“减轻了人民负担”。其次,在排除异己的同时,王振也大搞“反

                      ,值班室和办公室就不用铺了。在直接铺上稻草的地面上值班,挺适合那帮家伙的。”

                      2

                      小野真理子除了羽生以外还有很多敌人。而且,除了羽生之外,其他人跟她结仇的缘由都很明确,基本上都是因为一些可笑的事。比方说,根作有一匹马。根作这男人不管什么事都喜欢逞威风,喜欢鄙视别人,尤其是他这匹马,好像有什么特别之处似的。他经常说:“老子这匹马是日本第一的马。”于是他家孩子就把根作这个骄傲劲儿完全套用到了作文里,说自己家马懂人话,会回应人,跟楠正成[2]一样尽忠职守。于是真理子就在文章末尾加了一句评语:“下次让你爸爸买只日本第一的鹿。”过了十来天,根作才来学校抗议,看来他之前都没有反应过来。他牵着马缰绳闯到学校里,站在马身边,从早到晚发了一整天的牢骚:“你说老子是日本第一的马鹿[3]呗?还是说,这匹马是日本第一的马鹿?!不管你是哪个意思……”因此学校一天没能上课。从那以后,根作就跟真理子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不管什么事都明摆着跟真理子唱反调。另外,茂七曾经因为赌博被抓过。赌博是这村子里的恶习,把赌博当成日常娱乐的人不在少数。虽然没有放贷的老大,也没有靠走赌徒这一歪门邪路维生的,但农民晚上这点乐趣就是赌博。每年都有数不清的人被抓,那年茂七就被抓了。于是那一年小学的才艺表演大会上,就表演了赌徒赌到一半,遭警察破门而入的戏。然而,演被抓之人的正是茂七家的小子,他边哭边三跪九叩还不够,手还被警察绑在身后,嗷嗷大哭着被带走。茂七自然怒了。多数村民也怒了,因为他们都是赌博的惯犯。然而班主任真理子却说,这部戏是孩子们自发创作表演的,角色也是孩子们自己决定的。人们质问茂七家小子,他不仅点头肯定,还自告奋勇要演自己爸爸——诸如此类的真相也渐渐浮出了水面。这帮跟茂七一路货色的人没想到最后会自取其辱,于是越发憎恨真理子了。以上不过是其中的几个例子而已,真理子的敌人就像这样多。有一次村里碰巧要设置消防用水,按理说应该设置在民居密集地带,由此村民们的决定出奇一致——把真理子家拆了,设置在真理子家那个位置。因为已故的小野大佐离开家里,另立了门户,所以在这村子里没有自己的房子,他的遗属在战争期间就租了一间小农房,安排逃难期间的生活。我就任村长后,拆迁的日子到了,小野的遗属不得不搬出家门。小野的遗属除了真理子,就只有她母亲和弟弟,一共只有三个人而已。她弟弟却因为患有骨疽,一直以来都卧病在床。在这山村里也不可能有多余的住处,因此真理子一家不知该搬到哪儿去。这时候她学校的同事看不过去了,就决定把一家人收留在值班室,也没有问村公所和村议会的意见就自作主张让他们搬了进来。于是村里的人们在村公所的楼上开了个紧急会议商量对策。按照村议会的意见,学校这边的做法是公然与整个村子为敌,因此我站出来说道:“学校这边虽然不应该擅自进行处理,但是眼看着自己同事一家人没地方住,只有提供学校的值班室给他们这一个办法,办法本身没什么错。他们的办法一眼看上去像是在故意跟我们作对,可话说回来,依我愚见,他们会对我们抱有敌意,也是因为我们为了设置消防用水而牺牲了小野遗属的房子,没有给他们安排住处。总之,我觉得咱村的做法也有需要反省的地方。”我话刚说完,就有人大吼道:“你说的什么话!”是马和鹿的根作,他是村议会的议员。他说道:“没有房子能怎么办,还是说村长你能用魔术变出个空屋子来?”山村里的人有种天分,在跟人争论时用的比喻都很巧妙。“再说了,学校的值班室本来就是公共房产。不忍心看着同事有难是没错,那他们怎么不敞开自家大门来收留人家?把村里的公共房产拿来自己用,这贪污可贪得真离奇。”根作一口咬定,虚张声势地说道。农民们出人意料地擅长辩论,我就任村长以来深刻体会到了这一点。我曾经再三讲述浅显的常识给他们听,却多次遭到深刻的回击。我的坏习惯是爱多嘴,论据又站不住脚。我挨了根作的回击,只好沉默。“村长没用!”“别插嘴村里的政事!”“你忘了我们怎么约定的吗?!”在众人的责骂中,我果断离席了。我自认是个无为无能的村长,所以吃了回击就该干净利落退场的这点觉悟还是有的。然而他们在我离席后,似乎达成了一个奇怪的决议。之后的那个星期日,木匠突然闯到小学里,把办公室和值班室的地板托梁给拆了,拿了一部分铺在教室当地板,而办公室和值班室就变成了泥地。接到消息,我也赶去了学校。连我这个村长都被村议会议员及其手下的村民拦着,不让进入施工现场。一部分村民身穿消防服,看样子是要毫不留情地歼灭闯入禁区的人。“下戒严令了是吧。”我嘟囔道。“放肆!说话小心点,亏你原来还是军人呢。”羽生骂我道,脸上的青筋都暴出来了。前阵子羽生不小心说漏的那些话跟今天发生的事情一模一样,因此我想,今天这事多半是他带头的。于是我对羽生说道:“你前几天把几年来的账簿给我看,硬说再怎么挤也挤不出一块地板了,那是缓兵之计对吧。今天你这行为也太不讲道理了吧!”“哈、哈、哈!今天这事我可没花村里一分经费。这还只是个开始。根作都说了,只要能把那个骚货和她的同类从村子里赶出去,把他那匹宝贝马卖了都行。”“那鹿不就没脑袋了?”“放肆!”羽生又气得青筋暴起,村民围在我们四周哈哈大笑。流言传得真是快,这事被围在学校旁边看热闹的人传来传去,就变成了根作为了垫今天这笔木匠钱,把自己那匹宝贝马都给卖了。根作一听脸色大变,跑了过来。“村长在不?!人呢?!”羽生迎了上去,说等他好久了。“村长说话太放肆了。他说你把马卖了,鹿不就没脑袋了吗?”“哟!老子正是为这事儿来的。村长到底是凭什么讲这种蠢话啊?!今天的费用是老子把马卖了筹到的?老子什么时候说过要把马卖了?村长就这么恨老子这匹马吗?!想让老子把这匹马给卖了吗?!”羽生扑了个空,很是狼狈。“不,今天这事儿跟马没关系,今天的费用我可以自己掏腰包。这是两码事,总之,你过来一下。”羽生拉着根作的手,赶紧把他拉到一个没人的角落去了。我则四下找寻真理子。已故大佐是陆军,而我是海军,所以我们只偶尔在老乡聚会上碰过几次面,并没有深交。然而,同样身为军人,我没法眼睁睁看着故人的遗属遭遇今天这样的困境而不管。我想,如果他们没有去处,我可以提供一间我家的屋子给他们住。真理子不喜欢成为众人好奇心关注的焦点,也不喜欢别人同情她,就从学校逃了出去。真理子一直在山边的禅寺避难。我刚到那边,就先碰上了前几天打过照面的男老师。他瞪着我,眼里弥漫着浓烈的憎恶,他是禅寺的房客。“小学的老师是狗吗?!要在泥地上办公,在泥地上铺上稻草值班了是吧。你见过监狱吗?哪怕是牢房,只要是人住的地方就会铺着地板的!你怎么这副表情呀?!我的话听起来很奇怪吗?!”他在示威说自己不是狗,这点我也有同感,不过他这气势汹汹的态度我就不能赞同了。这确实跟狗没什么两样。我觉得,他跟戒严令之下的消防队员和村议会的议员一样,都只是龇牙咧嘴的狗而已。我不想回答狗吠,就去找真理子了。据说真理子避开众人,爬上了后山。后山是一片墓地。真理子坐在一块墓碑上,瞪大双眼,抱着胳膊。她就这么一直盯着我走过来,于是我也露出了苦笑,道:“今天我到哪儿都被人瞪呀。”“我的烟抽完了。”真理子板着个脸,撇开眼睛念叨道。“您也知道,我是个无为无能的村长,靠村长的力量帮不了你什么忙。幸好我们夫妇二人房子非常够住,房间可以随您使用。”真理子吸了一口我递出的香烟。“我处境看起来有这么惨吗?”“看起来是挺惨的。”“看来我还是别打肿脸充胖子的好。不过,更惨的时候我也遇过,都不止十次二十次了。只要我像这样在这儿发呆,就会有人过来,大家就会给点东西,也会有人给我烟,这不算什么。”“你这还是在打肿脸充胖子吧。”“应该不算吧。我呀,还要感谢羽生助理呢。因为他教了我在泥地上铺稻草也能睡觉这一招。被褥跟榻榻米可以叠起来收到壁橱里,清扫起来也方便得多。我昨天晚上睡在榻榻米上的被窝里还是睡在泥地上的稻草里,又有谁知道呢?不光是我,就算换成皇帝也一样啊。皇帝要是拿被子蒙着脑袋睡觉,露着屁股在茅厕蹲坑,就太荒唐了。从泥土和稻草里醒过来,爬出来,这才更像皇帝嘛。”“我原来也自暴自弃过。到头来开水只能烫伤自己,不能拿来喝,也不能拿来洗澡,想活下去只能用温水。如果意识到自己无为无能,就能在榻榻米上平凡地做梦。”“大叔,您有孩子吗?”“嫁人了,还有个儿子死了。”“最近,我什么时候用过这词呢?大叔这个词,我可能是想依赖别人了。真想有骗人的本事啊。”“来我家休养吧。”“不行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得从泥土和稻草里醒过来。我会时不时找您去要烟的,聊聊我在稻草里做的梦。帮我跟阿姨问个好。”真理子伸了个懒腰,走掉了。我沿着山路从墓地回到了家里。路上我曾经后悔过没有强行把真理子和她家人领去我家。我家人听了这件事以后眼看着就要站起来去接,她说:“为什么不领他们过来呀?我去把他们带过来吧。”看见她这个样子,我心里又改了主意。“算了吧。多可悲呀,我们甚至没有资格强行拦着她。”“这种事还要什么资格吗?”“要的。我是农民之子,当了半辈子军人,却不知道可以像她那样勇敢,选择睡在稻草里。我不配给她什么忠告呀!”我竟不知不觉泪流满面。我这一生已经在愚蠢之中过去了。已经没办法挽回了。我是男人,是军人,然而我却完全没办法像真理子那样挺身而出面对事情。更可况如今我已经年老体衰,我以前哪怕要是有真理子一星半点的勇气,多半也就得救了。

                      3

                      真理子和她家人又搬回了满是泥土的值班室去住。有人说只有她患病的弟弟睡在自制的床上,铺了被褥,而真理子和她母亲则睡在壁橱里。也有人说他们在泥地上铺了稻草,在稻草里睡觉,诸说纷纭。这出乎意料的结果让羽生和根作等人吓了一跳,他们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我特地说了这样一番话:“我自认是个把村中政事都甩给大家去做的无能无为的村长,所以我也不多要求什么。不过我再怎么说也还是村长,所以希望大家有事好歹也能跟我报告一下,比如说你们的决定之类的,也征求一下我这个村长的意见。好比这次的事情,说不定也就能防患于未然。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才能,但我觉得我起码有一个长处,就是在尊崇中庸这方面不会落于人后。政治这东西要技巧,要策略,要随机应变,从某种角度来看像是非常复杂困难的东西,而换个角度来看,只要坚持中庸,就不会有什么大的过失。就这层意思来说,我觉得我这个无为无能的村长是不是多少也能有点存在价值?再说了,不征求村长的意见就实施村议会的决定,对我个人而言,我没有办法发挥自己这一点点长处,对村民而言,我也没有脸面对各位村民。在这里我想给大家提个醒,希望以后不要再发生这种事。”于是根作站起身说道:“老子也想给村长提个醒,不要每次都拿老子是个无能的村长来解决问题。您也知道,咱村的财政预算很紧张,像是预算不够就卖了根作的马来补缺这种方案何止是无能,简直是独裁,是暴君!拿无能来说事儿,不去解决困难,简直就是卑鄙!怎么样,你也该有点想法,想着老子自己要做点什么了吧?你也该有点觉悟,狠下心自己掏腰包,想着不够的预算老子来填了吧!只要投身到工作里面,人自然就会有这种心思,还是说军人即便当了村长也舍不得自己掏腰包?”“没错!没错!自己掏腰包出钱!”众人一片骚乱。其中还有人喊:“赎你当兵时候的罪!”还有人喊:“你打算当主子不成?”每一句都有如万箭穿心。我又说了不过脑子的话,才招来了这般苛责。我家里并不富裕。父母把田地留给了我,但我这种外行也种不好。幸好我当兵的时候为老父老母新盖了这间房子,如今我住上了。除此之外我也没有什么积蓄。如此想来,战争结束以来,我还是靠当村长的工资才改善了伙食。我一动不动地茫然站着,等到众人安静下来以后又开口说:“各位的话,每一句都打到了我的心坎上。各位骂的确实没错,我在这里深表歉意。如果我自己有积蓄,我也会自己掏腰包;如果我有政治家的才能,我也会四处奔走筹钱。这两样我一样都没有,我还玷污了村长的位置,全都怪我做事不够慎重。我在这里对大家深表歉意,希望辞去村长一职!”这是我发自内心的声音,然而对众人来说,好像在他们的意料之外。周围忽然安静下来,也没有人说话了。这时候羽生助理站了出来,令人想不到的是,羽生竟瞪着眼睛向众人说道:“各位议员对村长言辞太过失礼了。说起来各位当初推荐佐田海军大佐当村长的时候,是跟大佐怎么约定的?咱不是约好了,资金跟其他杂物都不用麻烦大佐吗?再说了,大佐清正廉洁,为人严谨,在军人之中也是一位堪称楷模的无比严谨正直的将军。怎么能跟这村子里自私自利、利己主义堆成的人相提并论呢!要不是世道如此,你们这帮人连爬到他脚边的资格都没有!就算死了,你们也不配跟他同坐一席!你们这帮人是堕入了畜生道的玩意儿!地狱的恶鬼会来把你们接走的!”羽生咄咄逼人的气势太可怕了,连我都下意识觉得脖颈上被泼了一盆冷水。因为出了这种事,当天的紧急会议搞得一团糟,我辞去村长这件事也就搁置了。第二天,我正犹豫着是否要去上班,羽生却特意来接我了。他说我得去上班,在村长座位上摆出一副神气十足的样子,不然这事收不了场,一边说就一边拽着我的手把我拉走了。“对他们来说,没有比自己吃亏更大的事儿了。他们不舍得为世界为他人投一分钱。”羽生还没生完气。他心境会如此转变是有原因的。这次是他带头找的事,却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所以同伙的气都撒到他头上来了。尤其这次找事还花了不少钱。这是村里预算之外的花销,说好大家一起承担。然而因为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所以首先金钱之恨就跑到了第一位。他们这么猛烈地批判羽生,也是出于不想承担费用。村里有流言说,最后费用全由羽生自己掏了。这么想来,羽生也是个不可思议的人物,或者可以说是个悲剧性的人物。他为了村子自己掏腰包东奔西跑,却少有回报,也没有人尊重他的意见。偶尔他的意见得到尊重,多半也是狡猾的村民们想把负担加在他身上。他也不像什么有钱人,先不说平时自掏腰包,就说这次的花费他是如何付账的呢?为了别人的事搞得自己都快头痛不已,可他却对他自身的损失和心痛不提半句。他下定决心,要坚持自己的本愿——把发生在他身上的苦难藏起来,忍着不对任何人说。反过来,却把那些害他遭苦受难的人想得要多坏有多坏,说他们的坏话。“既然事已至此,我就告诉您吧。小学的怪火是有人刻意放的。”他领我到村公所的途中,突然说了这么一句话。“你看见有人在现场放火了?”“我虽然没看到,不过根据种种迹象来看,犯人就是他,是根作放的火。”肯定是恨过头了,又把人想得这么阴险。他看我漠不关心,脸上露出了几分怒色,开始跟我解释道:“去年,我记得在小学发生怪火之前就起过三次火,每次都是因为用火不慎起的火。可是这村里竟然连续起了三次火,这是未曾有过的异常现象。当时根作是村里的消防队队长,他带头办的防火宣传周。他说咱村子在战争期间都没有做过防空演习,如果不在这种时候动真格的,万一着了火就不顶事了。所

                      圆明园”的滑稽笔误。所幸我国毕竟是有历史学者,力挽狂澜,以正视听,捍卫了“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历史事实。可是,在笔者看来,即便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这种说法,仍然是有欠精准的……是谁放火烧毁了圆明园?一百多年以来,稍有近代史常识的中国人,都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这个说法,在原则上,似乎没有什么大错。只是,如果深入到史料当中并从细节入手,则会发现,这种说法,其实仍然有过于笼统的嫌疑。我从各方史料里面读出来的事实却是——不是“英法联军”,而是“侵华英军”放火烧毁了圆明园,在那把持续了两天的熊熊烈火当中,侵华法军,似乎只是一个旁观者,而并未扮演什么实质性的角色。首先,我要交代这个故事的背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杀入北京的时候,联军误以为咸丰皇帝住在圆明园(事实上咸丰皇帝那时正在热河承德避难)。这是英法联军杀向圆明园的最初动机——想活捉大清国的皇帝。在向圆明园进军的过程中,侵华法军率先抵达了圆明园并开始抢劫园内的财物,而侵华英军的部队则在此期间迷了路并因而晚到了一天。在晚清长期当官的美国人马士认为,是侵华法军带头劫掠了圆明园,而此后,是侵华英军放火烧毁了圆明园,而侵华法军实际上并未参与放火。马士在其所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的说法,是这样的:“……最后,(英国全权公使)额尔金伯爵希望破坏圆明园宫殿的建筑,把它视为有些俘虏曾被虐待的地方,并作为计划损伤(大清国)皇帝个人尊严的一种办法……而(法军方面的)葛历劳士男爵则以为:这不过是对没有抵抗的乡村地点和别墅的一种破坏而已,他宁愿破坏北京城内的皇宫,因为那是最高权威的所在……(法军)孟德邦将军亲眼看到圆明园被他自己的军队所劫掠过,认为破坏圆明园是一种破坏文化的暴行,并不能产生所期望的结果,他拒绝协同去执行这种破坏,(英军)格兰特将军则反对去破坏皇宫,认为那是一种背信行为……因而,他(格兰特)着手去执行(英国全权公使)额尔金伯爵的命令来破坏这个避暑行宫(指圆明园)。这个命令发布了,在10月18日……二百多所建筑物,被(英军)格兰特将军指挥的军队,付之一炬……法国人劫掠了这个宫殿,而英国人又毁坏了它……”马士的说法,总结起来,是以下的几点意思:1.法军洗劫了圆明园的财物,而英军则提议烧毁圆明园。2.法军不同意烧圆明园,法军说:要烧就烧紫禁城。3.英军坚持要烧毁圆明园,法军反对,并拒绝参与。4.英军一意孤行,下令自己的部队,独自烧毁了圆明园。我们再来听听瑞士学者林瑞谷(ErikRingmar)的说法:“……Finally,on18thOctober,theBritishcommander,JamesBruce,theeighthearlofElgin–thesonoftheseventhearl,thenotoriouscollectorofGreekmarbles–orderedtheYuanmingyuantobeburnttotheground.Duringthesubsequenttwodays,groupsofsoldiersweredispatchedaroundthegroundstosetfiretothevariouspalacesandtheotherbuildings……”林瑞谷(ErikRingmar)的这段叙述,翻译成中文,是以下的意思:“……终于,在(1860年)10月18日,英军统帅额尔金(勋号略去)下令烧毁圆明园,在接下来的两天之内,成群结队的士兵们,被分派到园中的各处,放火烧毁了各种各样的宫殿、塔、亭以及其他的建筑物……”这位瑞士学者ErikRingmar的说法,出自他所著《LiberalBarbarismandtheOrientalSublime:TheEuropeanDestructionoftheEmperor'sSummerPalace》,可译作《自由派的野蛮和东方人的庄重:欧洲人捣毁圆明园始末》。可见,瑞士学者林瑞谷(ErikRingmar)的说法,也是很清楚的:是英军放火烧毁了圆明园,法军并没有参与其中。此外,我们民国时期的著名历史学家蒋廷黻也认为是侵华英军烧毁了圆明园。蒋廷黻在其所著《中国近代史》附录里面,有一篇名叫《评清史稿:邦交志》的章节,该章节当中,有如下的文字:“……《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两广总督叶名琛之被捕、文宗之退避热河、英人之焚圆明园诸事,共占篇幅仅西藏交涉之四分之一……后巴夏礼又力助法翻译官与载垣辩论,且措词失礼。载垣于是阳许之,而阴谋害之。次日晨,英、法译者归营报告,途遇僧格林沁之马队,英人被捕者二十六,法人十三,经二十日之监禁虐待,英人得生归者半,法人仅五名,后英人之焚圆明园者,即以报复也。撰《邦交志》者,何必隐讳其词若此……”蒋廷黻这段文言文,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意思:“……《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两广总督叶名琛被捕、咸丰皇帝暂避热河承德、英国人火烧圆明园,这些事情在《清史稿》里面,竟然只占西藏交涉案的四分之一篇幅……英国谈判代表巴夏礼奋力协助法国翻译官和(怡亲王)载垣辩论的时候,出言不逊。载垣于是表面上答应巴夏礼,暗地里却盘算谋害他们。第二天早晨,英、法两国翻译在归营报告的途中,被(清军)僧格林沁的马队抓走,英国谈判代表被抓了二十六人,法国谈判代表则被抓了十三人。这些人被僧格林沁拘禁了二十天,并遭到了虐待。其中,英国谈判代表只有一半的人生还,而法国谈判代表则只有五人生还。后来,英国人放火烧毁圆明园,就是对这件事的报复。写《清史稿?邦交志》的人,你为什么要隐瞒这一段呢?……”可见,民国时期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蒋廷黻的说法,也是一样的:是英国人(或说英军)烧毁了圆明园,根本没有法国人(或说法军)的事。我们再来看看法国大诗人雨果(Victor-MarieHugo)在他《给巴特勒上尉的复信》中的说法:“……有一天,两个来自欧洲的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强盗洗劫财物,另一个强盗放火……将受到历史制裁的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另一个叫英吉利……”(雨果的这封信,转引自贝尔纳·布里泽《1860:圆明园大劫难》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第383页。)显然雨果的说法,也是这样的:法军洗劫、英军放火。分得很清楚,毫不含糊。是英军烧毁了圆明园,而法军只是洗劫财物,并没有参与放火。无独有偶,“火烧圆明园”事件的亲历者——法军方面的人员阿尔芒·吕西也认为是侵华英军放火烧的圆明园,法军并没有参与放火。我们来读一读阿尔芒?吕西证言:“……世界第八奇迹(指圆明园),我们(指法军)刚刚将其洗劫一空,英国人又刚刚将其付之一炬,圆明园,这历经了数朝数代的杰作,是我平生所见最漂亮的东西,今生今世,再也无缘一见了……”(法军方面这个人员“阿尔芒·吕西”的证言,转引自BernardBrizay《1860:圆明园大劫难》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第285~286页。)我们再来看看当时法军的随军翻译埃利松在《翻译官手记》中的说法——埃利松也认为是侵华英军不顾法军的反对,独自放火烧毁了圆明园的。“……(英、法两军)各派出三个人组成一个六人委员会,委员会负责根据物品(赃物)本身的价值或艺术价值……以便可以平均分配……海淀的中国(大清国)百姓已经越过围墙进入公园(圆明园)……贪婪突然萌发了他们(海淀村民)身上那颗爱国主义(指怀念明朝)的种子,他们奔走相告说报仇的时刻已经来临,说这是老天爷要让清朝灭亡……周边的农民、海淀的无产者们,偷偷和帮助侵略军的中国(大清国)苦力勾结,进入园林中的宫殿……时不时有人高喊‘救火啊’。他们慌张赶过去,任凭东西散落一地,他们用丝绸……床单……来扑灭已经烧到珍木壁板的火焰……英国人不顾他们盟军(指法军)的克制行为,独自派出了一支纵队,有条不紊地烧毁了圆明园里剩下的一切……宫殿被烧了,寺庙、珍宝馆、藏书阁被烧了……都化为了黑色的灰烬……(法军蒙托邦司令)说:‘这些人(指英军)简直是太狂妄了,简直是虚伪透顶……’”法国学者贝尔纳·布里泽(BernardBrizay)在其所著《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里,也查阅并引用了法军随军翻译埃利松的证言如下:“……附近海淀村的(大清国)村民,和法军招募的一些(大清国)苦力,已经架上了云梯,攀上墙头进去了,开始自顾自地抢了起来,他们在好几个殿堂放了火,因此开始引起恐慌……就这样,英国人、法国人……大批地冲进了圆明园,不仅仅是他们,那些中国(大清国)苦力,还有中国(大清国)的盗贼,都鼓足劲儿大捞意外之财……”可见,侵华法军随军翻译埃利松的说法,要点如下:1.海淀村的大清国居民和法军一起对圆明园开展了洗劫。2.海淀村的大清国居民在圆明园内放火,法军则开展救火。3.法军反对放火烧毁圆明园,英军一意孤行独自放了火。4.法军司令蒙托邦对英军放火烧毁圆明园一事,十分不满。我们再来看看当时的侵华法军士兵德凯鲁勒的说法:“……(英军)此次抢劫延续了整整一天……在撤走以前,英国人把他们到过的宫殿和他们四周的花园都放把大火烧了,他们还说,今天傍晚的夜景,一定是非常漂亮的……一到傍晚,果真就像英国人事先讲的那样……一片红光就照亮了鞑靼山的支脉……一片火光不时腾空而起,火花四溅,在空中飞舞,然后又很快消失,在万籁俱寂的深夜,建筑物倒塌的轰隆声清晰传来,直刺我们的耳鼓……”(侵华法军士兵德凯鲁勒的此处证言,请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六)》第367~368页,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6月第1版。)这个侵华法军士兵德凯鲁勒的说法是:真正大规模的火烧圆明园行动,是英军干的,而法军只是一个旁观者的角色。法国学者贝尔纳·布里泽(BernardBrizay)对放火烧园的英军主要部队,作了非常仔细的考证,也收录在《1860:圆明园大劫难》这册资料中。他是这样说的:“……10月18日……英军到处张贴布告,宣布:(英军)格兰特将军下令捣毁圆明园,以报复英国俘虏所受的虐待。这一天,秋高气爽,万里无云,约翰·米契尔将军率领英军第一师的第六十来复枪团和第十五旁遮普团,连同骑兵旅共约三千五百人,向圆明园进发……成群结队的士兵们,分成小组,手持火把,向圆明园各处放火,圆明园内的建筑大多以雪松建成,极易点燃……工兵上尉查尔斯?戈登几天前参与了对圆明园的洗劫,现在又回来纵火……连续两个整天,浓烟形成的黑云,一直漂浮在昔日繁华富丽之乡的上空……法国人拒绝和他们(英国人)一道焚烧圆明园……”可见,放火烧毁圆明园的洋兵,其番号、人数、将帅名字……是十分清晰的——都是侵华英军的人。那么,法军到底是不是一丁点儿火也没放过呢?恐怕也不是。我们来听听英军方面的人员、亲历者斯温霍的证言:“……当法国人对圆明园内部毁坏工作完成后,他们焚烧了皇帝的寝宫,退出庭院,搬到安定门外的一个村子驻扎……”(斯温霍的此处证言,请参考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六)》第351页,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6月第1版。)斯温霍的证言指证了法军在此前的劫掠当中,放火烧毁了咸丰皇帝的寝宫,但是,这只是一起小规模的放火行为。法军在几天之前小规模的放火行为,在英军方面,还有一个证人,他是英军的吴士礼中校。吴士礼中校在同一册资料中,是这样说的:“……我们的盟军(指法军)抢完了,也烧了多处宫殿,却反过来抗议我们……他们认为将圆明园完全捣毁,简直是哥特人的野蛮行径,令人诧异的是,当我们的高卢盟友(指法军)将那里的奇珍异宝洗劫一空时……这种评价居然没有闪现在他们向来堪称敏锐的头脑中……”今天的资料,就列举至此,事实上,相关资料还有很多。综合上述的各种史料以及各家的说法,请容我将事件的来龙去脉,作一个以下的总结:1.1860年10月5日,英法联军进攻北京,误以为咸丰皇帝住在圆明园,遂向圆明园进军。2.1860年10月6日,法军率先抵达并占领了位于北京郊外的圆明园。3.此时,海淀村的大清国居民翻墙进入圆明园开始抢劫,法军几乎同时也发起了抢劫。期间,海淀村的大清国居民和法国人,都对圆明园实施了小规模的放火行为。但是,这些小规模的放火得到了控制,对圆明园全园并未造成实质性的大毁坏。4.1860年10月7日,英军抵达圆明园,加入了抢劫财物的行列。5.1860年10月8日,英军和谈代表巴夏礼等人获释。英军随后获悉,有部分英国谈判代表于此前被清军杀死。6.英军遂决定报复,提议烧毁圆明园全园。法军反对并拒绝参与放火。7.1860年10月18日,英军一意孤行,私自决定烧毁圆明园全园,并开始了大规模的放火行动。8.1860年10月19日,圆明园全园被侵华英军烧毁。也就是说不是“英法联军”,而是“侵华英军”最终放火烧毁了圆明园。我认为这样的说法,更能接近当时的历史事实。

                      袁世凯与“二十一条”

                      人们常说:卖国贼袁世凯,为了取得日本人对其称帝的支持,与日本人签署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可是,这种说法,似乎并不十分符合历史的事实……在大家的印象当中,一直以来流行一种这样的说法:卖国贼袁世凯与日本签署了二十一条。这个说法,其实也是不属实的。而说袁世凯这样做是为了争取日本对其称帝的支持,那就更是对历史的扭曲。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兵中国山东青岛,打跑了青岛德国租界的德军。之后,日本向袁世凯开出了撤兵的条件,一共有二十一个条件,史称“二十一条”。(这个“二十一条”的全文,见文后附录。)袁世凯接到了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之后,派了北洋政府的日籍法律顾问有贺长雄回国游说山县有朋等日本政坛元老。在有贺长雄的游说之下,部分政坛元老,例如松方正义,向日本政府提出了质问并施加了压力。与此同时,袁世凯还密令北洋政府外交人员顾维钧,秘密地将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政治要求的事情告知了英、美等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以英、美为代表的部分帝国主义国家对日本进行了刁难。在内外政治压力之下,日本自行删除了其中的七款要求,余下的要求,只有十四条。读到这里要注意了:上述这些事情,仅仅发生在洽谈期间,袁世凯至此,仍然尚未签约。后来在实际签约的时候,是分拆开两个条约来签的,它们分别叫作《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和《关于山东之条约》,由于是在中华民国四年(1915年)签署的,取年号为名,把两个条约统称为《民四条约》。由上述两个条约合并统称的《民四条约》,全文合计实际签署的,只有十三条,而且刨去诸如“本条约由盖印之日起即生效”的两条格式条款以及“现行条约一概照旧实行”这条可签可不签的条款之外,实际上只有十条。总而言之,

                      亚洲中文无码手机在线电影身子,两指在地上画了一个阴阳鱼的图案,口中发出一种来自地下般的声音:“灵火引魂诀。”地上的阴阳鱼图案飞速转动起来,环状火焰呼地飙升,三股暗色气流缓缓自被困的搬头尸脚下冒出,快速涌入图案中。搬头尸的抖动一波高过一波,靠近莫炎的那两个肌肉已经开始剥落,项上的头颅更是摇摇欲坠。瘦小男子的情况比他俩稍好些,但脸上的青筋也已发紫暴起。难怪方才莫炎一直不动,原来早已布下了引魂的灵火诀,但发动需要时间,因此才一再拖延。可明明知道引魂诀需要时间,却为何不早些发动呢?一声嘶叫,瘦小男子哇地呕出一滩淡金色的液体,那液体落地后竟似有生命般地直冲火环,所到之处紫色火焰立即熄灭,愈发之势下,阴阳鱼图案也被这淡金色液体吞噬而尽。莫炎身子猛震,嘴里喷出一口鲜血,几个倒翻向后闪去。噗地闷响,眼前顿时腾起一片淡金色的雾气,围炉堆砌的石块在雾气中如冰块般融化。“想不到世上还有比我阴狠的角色。”瘦小男子抹了抹嘴,两具体无完肤的搬头尸已闪在了他的身旁。“承蒙夸奖。”莫炎冷冷地回道,手下一放一招,数道黑色火焰飙射过去。瘦小男子喷出一口涎沫,堪堪抵住火焰的攻势,掌中一翻飞出几支黑色竹签,直射莫炎周身。手上的牛筋绳已被晖儿解开,我正要上前帮忙,两具搬头尸却鬼魅般地闪到面前,张开大口,喷出一片红丝。看来它们要拼命玩真格的了,脚下一块金属圆盘托起了身形,我避开面部腾身迎去,鬼丝全数打在了苦聪蛛衣上。说也奇怪,这鬼丝竟是牢牢地粘在苦聪蛛衣上,心下一喜,催动圆盘飞速转动,那些鬼丝便团团缠绕起来,只一会我的身子就成了一个偌大的红丝线轴。啪啪,红丝似乎已被绞尽,两具搬头尸摇晃着站立不稳。蛛衣里衬起了一层金属薄片,猛撑之下我自蛛衣丝团中脱身而出。挥手间数道钩链飞卷着将两具搬头尸绞碎,尸块中两条黑色蚕虫扭动着身体渐渐僵直。莫炎那边的战局似乎有些不利,瘦小男子口中的淡金涎液与灵火势均力敌,但他双手间不住放出竹签、短箭和暗镖,而且每件器物上都是沾染着灰暗的黑色,显然是沾有剧毒的。一块金属板立在莫炎面前,飞射的暗器撞落了一地,那淡金涎液不断喷在上面像是具有腐蚀性,很快就溶出了一个大洞,我忙不迭地补上一层黄土方才稳固了战局。一旁喘息的莫炎似乎有些体力透支,看来引魂诀被破令他大伤元气。瘦小男子发现同伴已被我分尸,攻势随即停了下来,双臂一振掷出两个火药球将横在面前的屏障轰倒。“两位果然高人。”瘦小男子笑得有些暧昧,“能这么快放倒我那些不成器的手下。”“现在说这些基本就是废话。”我冷然答道,暗中向晖儿和S示意架着老田躲开。“嘿嘿,说的也是。”瘦小男子的脸色突然冷了下来,“龙脉不是你们能碰的,识趣的话立刻回去,今天的事我可以不追究。”“哈哈……”我一阵狂笑,心下却对龙脉的事情产生了怀疑,“你家主子没告诉你我们的厉害吧?”原本是我随口一诈,那瘦小男子却愣了一下,满面狐疑地对我们打量了起来。“一将功成万骨枯,像你这种炮灰根本不会知道这其中的道理。”我继续套词道,“让你们这群不人不鬼的家伙在这里拖延时间,你家主子早就溜之大吉了。”瘦小男子脸上一展,满面奸笑地冲我咧了咧嘴:“风头里说话也有闪到舌头的时候。”这下轮到我愣神了,难道刚才的话语中露出了破绽?莫炎暗暗碰了我一下,口中低声道:“你攻它头部。”话语未落,数道条形火焰灵蛇般窜向瘦小男子,火焰的颜色竟是混杂了绿、紫、黑、红四色。莫炎这次的攻击似乎提升了不止一个量级,眼前的这个瘦小男子需要如此严阵以待吗?心下虽有疑问,手中却是不停,几层金属细网空降到了瘦小男子的头上,锯齿钩链也蛇般盘向他的头颅。瘦小男子不躲不闪,张口又是一口淡金涎液喷出,这次喷出的涎液却不似之前那样集中,而是散射成了雾状,金属细网在雾状涎液中瞬间溶解,就连加粗的锯齿钩链也被烧灼出了无数凹痕。四色火焰在雾状涎液前忽地闪让开来,自两侧绕向瘦小男子的背部。一阵烟火似地闪动,眼前猛地炸开大片火光,瘦小男子的身躯在火焰中突然爆开!心中本是一松,但很快又迅速收紧,遍地焦黑的碎片中,那瘦小男子的头颅正完好无损地冲着我们咧嘴大笑。更为骇人的是,头颅下部竟伸出了六只粗大的节肢长足!节肢交错移动,尖锐的足趾摩擦在竹条铺就的地板上,响起一阵令人发怵的悉窣声,整个头颅就像是一只超大型的蜘蛛快速地向我们扑来。此行一路而来,虽然经历的诡异恐怖已令我们的神经几乎免疫,但眼前这只东西实在是叫人消受不起。我下意识地牵动锯齿钩链,脚下却不由得一阵酸软,小腿微微颤抖了起来。锯齿钩链迅速交叉,上下错动地企图将那头颅切碎。但长了六条节肢的头颅灵敏地超出了想象,以各种不可思议的角度频频躲过攻击。跑动中,一支利剑般的尖刺自头颅后部笔直竖起,慢慢弯向正前方。莫炎见状一把将我推开,张口喷出一股血箭,双手一合,突地一招“灵火灭神诀”,只是这次他却无法喝出口诀来了。鲜红的火焰骤然烧向头颅,那东西躲闪不及被火舌燎了个正着,一股难以名状的焦臭迅速弥漫在空气中,头颅立刻发出一阵嘶嘶的怪叫。刺鼻呛人的烟雾散去,那头颅在火舌的袭击下无法保持原有的灵敏,正撞上锯齿钩链的封锁,喀喇几声便碎裂开来。胜利在望的高峰我已不敢再攀爬,可即便有了心理准备,面对的事实还是将我重重地打击了一回。碎开的头颅中,一只从未见过的怪虫不断嘶叫着继续冲来。如果说之前的事件将我的知识领域完全拓展了,那现在的事件便是将所有的知识彻底扭曲了。那只巴掌大小的怪虫有着一个乌龟般的外壳,六只节肢长足锐利如刺,尖锐分节的长尾弯曲向前,那样子让我想起了中国的活化石生物——鲎,但与之不同的是,它的节尾却像蝎子。“饬金人面蝎!”莫炎的声音竟然颤抖了起来,语声中充满了恐惧和不信。这只饬金人面蝎已完全超出了我的知识范围,但有一点却十分清楚,如果不尽快解决它,我们所有人都无法幸免。锯齿钩链在饬金人面蝎的勾尾袭击下早已断成了残条,接着飞去的半月弯刀也迅速溶解在它喷出的淡金涎液中。黄土包裹、铁板围剿,我几乎用尽了一切能够想到的招数却被饬金人面蝎一一化解。慌乱间,我瞥了一眼莫炎,他竟呆滞地站在那里,仿佛被面前的饬金人面蝎吓傻了似的。晖儿和S大声呼喊间,饬金人面蝎已迫近面前,背壳上赫然是一张扭曲的鬼脸,脸部那黑洞似的嘴中不断涌动着淡金色的涎液。反正也是一死,我横下心来,抛出七张落雷印纸,心中默念落雷诀,数道金属细柱将我和饬金人面蝎围了起来。这是天罡七印中最狠绝也是最无奈的一招,施术者以落雷印法将雷电引入金属器物布局的阵中,以狂雷锐金之势把阵内的一切销毁干净,自然作为施术者的我也是在劫难逃。雷声隐隐正待发动,全神贯注在阵法上的我却完全没有注意到,身后一双满是鲜血的手正抓向我的腰际……十二、疑云魅影腰下一紧,一双血手自身后箍了上来,急急回首却发现是莫炎!尚不及反应便被他拦腰抱起,一个仰腰后甩,生生将我抛出了阵外。落地生痛,我顾不得身上的摔伤,爬起身来想继续冲进阵内,却看见屋角的蜘蛛已悄然将饬金人面蝎围在了当中,屋顶上垂下十多道蛛丝,硕大的狼蛛在空中纠缠着迅速织起了一张大网。“王亦凡果然猜错了。”莫炎此刻又恢复了以往的冷漠,“肯在你身上下这么大功夫,这样的主子是不会丢下你不管的。”饬金人面蝎嘶嘶作声,口中一阵翻涌,淡金涎液立刻喷出。空中狼蛛立刻抛下数层厚的蛛网,迎头遮住了它的大口,将淡金涎液一并盖了下去。莫炎口中嘘声急促,地下的狼蛛纷纷涌上,无数的蛛丝将饬金人面蝎裹了个密不透风。屋顶的狼蛛也逐个落下,蹲伏在丝团上张开口器,往里不住地吐注着什么。丝团急剧抖动,饬金人面蝎的节尾突然穿出,几只狼蛛猝不及防,被节尾蜇中,当场翻落毙命。莫炎的嘘声已尖锐到了让人无法忍受的地步,剩余的狼蛛继续裹起饬金人面蝎,蜂拥着上前吐注着。我这才看清,这些狼蛛所吐的是一种黄色的粘液,依稀记得那应该是狼蛛特有的消化液,其腐蚀程度堪比鲨鱼的胃液。噗地一声,丝团完全爆开,大量的淡金涎液四散开来,满地的狼蛛顷刻被烧得肢残体破。若不是急忙用黄土包裹保护,只怕我和莫炎也难逃此下场。饬金人面蝎气势汹汹伏在那里,身上的硬壳已残碎了多处,六条节肢也断去两条,那蝎子般倒竖的节尾早是摇摇欲坠。莫炎一阵猛咳,嘴里喷出大口的鲜血,但这次他已不是在施放什么灵火诀,而是内伤吐血了。我一手扶着莫炎,眼睛紧张地盯着饬金人面蝎,那家伙一付豁出去的样子,不紧不慢地向我们走来,身上的裂口不住往外流淌着淡金涎液,喀喇声中坚硬的外壳开始逐渐贲裂。“它想爆体……”莫炎的声音已经微弱了下来,这只只能以怪物来称呼的饬金人面蝎竟然是想要同归于尽,但面对着它我却已是黔驴技穷了。“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耳畔突然传来一阵凄柔的歌声,饬金人面蝎在歌声中行进突地一滞,竟向着歌声的来处转了过去。此刻唱歌的不是别人,而是正扶着老田的晖儿,这柔和却凄凉的音律似乎曾在哪里听过,却不复记忆。嗯?晖儿身边的S去那里了?!砰砰枪声响起,饬金人面蝎身中两枪,整个身体顿时裂出一道大缝,S躲在不远处的屋角,正端起第二把猎枪。饬金人面蝎中枪恼怒,身下动作反而快了许多,但毕竟身体残破,还未爬行几步便又中了两枪,这下它的身体完全断了开来,无力的足尾不停颤动着,身上的淡金涎液也开始渐渐褪色。S并未作罢,又端起了老田的铜炮子猎枪,轰地一片火光,那只令我和莫炎头痛不已的饬金人面蝎在这原始的火药武器下化作了一堆烂酱。小心地确定并无危险后,我将莫炎扶到竹床边靠好。晖儿和S也扶过刚刚苏醒的老田,两人的脸上早已是满头大汗,S的头发更是像水中漂过一般。莫炎挣扎着望了一眼地上的烂酱,又难以置信地看了看晖儿,口中微弱地问道:“刚才是什么歌?”晖儿拂了下额头的湿发,轻声说道:“越人歌。”莫炎低叹一声,对我说道:“你我拼尽全力,却比不上晖儿和公孙急中生智……”语声渐弱,脑袋歪斜地垂在了我的臂上。心中一惊,伸手摸了下他的颈部动脉,好在还有脉搏,看来只是受伤虚脱。虽是如此,却也不敢掉以轻心,我取出一块老参片,塞进了他的口中,临出发前林岳死活要我带着的东西,这会倒是真的派上了用场。一会功夫,莫炎便又恢复了意识,但已虚弱得无法开口。为防再有意外来袭,休整片刻后众人便收拾好东西,连夜离开了竹楼。离开时,老田放了一把火,说是要烧尽那些东西的残渣以防日后生变。心下赞同中我在竹楼周围筑起了一道防火土墙,一则阻挡火势不至被人查觉,二则防止引发山林大火。夜路难行,莫炎基本是靠着四人的轮流架扶才勉强得以行进,疲惫不堪的一行人翻过山坡后便已瘫软在地了。“王……王亦凡……”S喘的几乎断气,“你……能不能……变个车子什么的……”我一脸苦笑,要知道驭金操土虽然用的是精神力量,但对体力的要求也十分苛刻,这在很早以前我就知道了。就现在的体力而言,别说聚出成形的东西,就是放上一堆金属弹子和泥球我也无法让它们滚动起来。老田却是五人中显得最轻松的一个,虽然他看上去已年过花甲,但行动间的硬朗迅速却丝毫不逊于年轻人。看了看疲惫的我们,他转身钻入茂密的灌木丛中,不多会便捧回了一堆藤蔓,撸去杂叶熟练地编织起来。虽然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但看样子似乎有了办法,晖儿和S凑近帮忙打起了下手。“女伢子,刚才你唱的是越人歌哈?”老田向晖儿问道,手下不停地交织着,“那时候你咋想起来唱这个咯,有啥道道不?”“我只是想到了‘四面楚歌’的典故。”晖儿有些不好意思地答道,“亦凡拾水的时候,我和S讨论到一个疑点……”原来那时晖儿和S对刑天猎首剑产生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在对付少昊之子时,我曾用到“遁神聚魂局”,其中对“三长两短”的解释让S产生了莫名的兴趣,于是她便翻查了欧冶子的一些资料,并搜集了欧冶子所铸宝剑的图片。刑天猎首剑的发现让S有些似曾相识,和晖儿商议的时候她从电脑中找出鱼肠、胜邪的图片,两人惊讶的发现刑天猎首剑的造型竟与这两把越国传世名剑十分的相似。加上之前出现的越人鬼丝和我曾提及的庄蹻王滇,她们更是怀疑刑天营实质上是越人的精英部队。但这样的猜想毕竟太过突兀,单凭外形相似就加以断定未必有些武断,两人只是互相讨论了一下便内部消化了。激战时,两人一边照顾昏迷的老田,一边暗自着急,眼前的形势令她俩完全插不上手。就在我们僵持不下的时候,晖儿冒出一个冒险的念头,如果之前的设想成立,饬金人面蝎的意识中必定残留着越人的思维。效法当年张良的“四面楚歌”,用“越人歌”这首古朴的歌曲吸引饬金人面蝎的注意,再由S三枪轮换攻击,即便不能杀死饬金人面蝎,至少也能为我们争取一些机会。没想到这大胆一试倒成了救命的良药,她俩发难之时正碰上我和莫炎落败,一举成功灭除了饬金人面蝎。“我就有一点不明白。”S脑袋上冒着问号道,“你怎么会唱‘越人歌’的呢?”“呵呵,这应该感谢冯导的那部电影。”晖儿冲我眨了眨眼,“喜剧导演难得拍场严肃戏,却教会了我这首救命歌。”闻言我不由一阵哂然,那部片子叫好叫骂的都有,但现在看来却是要感激一下了。“好聪明的女伢子哈。”老田手中一拉,一张宽大柔韧的藤架就此完工了,“不过那只鬼蝎子不怕两位兄弟的法术,却倒在咯你们枪下,这倒是奇怪的事情哈。”老田和我扶起地上的莫炎,小心地让他躺在了藤架上面,一人背起一角的藤条,莫炎便呈四十五度地斜靠在了藤架上。走动几步,拖动藤架,行动间竟是省力了许多,只要注意避开突起的山石,躺在上面的莫炎是不会有太大的颠簸的。“枪弹为金,弹药为火。”莫炎躺在藤架上幽幽道,“金、火相克却逆生。”“那只饬金人面蝎是土金混合的怪物?!”我闻言就是一惊。“鬼丝蚕为火、盾鞭蝎为土、金蚕蛊为金。”莫炎咳嗽了两下,“咳咳,火炼金入土……”“少阳冲金,中阴调停,是故水火不得侵,刀兵不能伤,聚散金汁液,摧坚于无形。”我接上话头。这饬金人面蝎居然是依照逆五行中的少阳中阴法培养成的怪物,不但继承了鬼丝蚕的柔韧、盾鞭蝎的阴毒、金蚕蛊的霸道,还能依靠三行的相冲相克自行制造无坚不摧的淡金涎液,那帮搬头尸身后的主子究竟是何方高人?“莫炎,有句话我一直想问你。”说话间已接近山下村落,我和老田放下藤架稍事休息。“云南之行有蹊跷……”从受伤起莫炎就一直在叹气。“找你拔龙角找茔地的富商是什么人?”我满腹的疑问一股脑地倒了出来,“你怎么又偏偏选上了这么个龙脉?”“咳咳,那人用电子邮件联系我,资金直接打到我账上。”莫炎咳嗽着掏出一部手机。接过手机,我差点栽个跟斗,这么个出土文物似的莫炎居然用的是NokiaN93?!“你认识了然?!”在他指点下翻看邮件时,一个熟悉的名字跃入眼帘。“这老狐狸是筑壤一派的高手。”莫炎的话令我更为吃惊,“这条龙脉就是他给我的资料。”“难道了然是在给你下套?!”我狐疑道。“不可能,他虽然是老狐狸,咳……”莫炎又是一阵猛咳,“但绝不会害我。”这下我彻底晕了,饲虚的莫炎,筑壤的了然,一团迷雾的龙脉,眼前的事情越来越复杂了。可不管怎样,现在却必须走下去,一来S身上的山鬼巫时间有限,二来如

                      寒冬。吴起正在惊奇,只见公主昂首挺胸,面若冰霜地走了进来,身后跟着七八名同样面无表情的侍女。公叔痤连忙迎上去,将公主迎到主座旁边坐下。公主根本没有正眼看公叔痤,倒是朝着吴起行了个礼,说:“贱妾听说相国宴请贵客,便忍不住想来看看,原来请的是河西太守,失敬了!”吴起连忙答礼。公主与吴起寒暄了几句,话锋一转,对公叔痤说:“相国宴客,怎么不将那姐妹俩也叫来弹唱一曲?贱妾听说,吴太守在河西,食则与将士同灶,住则与将士同席,恐怕没见过那么精致的女人。相国居然藏着掖着,未免太不厚道。”公叔痤脸色大变,道:“什么姐妹俩?我没听明白。”公主嫣然一笑,说:“真是丢人呐!堂堂相国,居然在内人面前装疯卖傻。”公叔痤头上的汗都出来了,兀自嘴硬道:“我哪里装了?”公主“哼”了一声,道:“是,你没装,想装也装不了,因为贱妾已经叫人将她们卖出去了,而且是卖给代地的狄人,相国想再见到她们,估计是不太可能的了。”言毕一阵大笑。公叔痤听了,面如死灰,眼睛怔怔地看着公主,不知道说什么好。公主却若无其事,又跟吴起说了几句话,才起身告辞。公叔痤看着公主的背影离去,老半天才回过神来,连声对吴起说:“惭愧惭愧,见笑见笑!”吴起也擦了一把汗,说:“吴起从军以来,大小数十战,所见敌将无数,尚无一人比得上相国夫人的威严啊!”两个人又喝了一阵,方才散去。第二天一早,吴起进宫觐见魏武侯。魏武侯问了一些河西的情况,便道:“寡人听说太守自夫人去世,一直忙于军务,不曾续娶,可有此事?”吴起说:“是。”魏武侯说:“既然如此,寡人想将一女嫁与太守为妻,不知太守意下如何?”吴起一听,昨夜在公叔痤家见到的场景立刻浮现眼前,不禁吓得魂飞魄散,赶紧道:“下臣岂敢!”魏武侯说:“您是河西太守、魏国的有功之臣,有什么不敢?”吴起只是摇头,不肯接受。魏武侯见他拒绝得干脆,心下已经有七八分怀疑:看来吴起果然有异心,这等送上门的好事都不要。作为历史的旁观者,我想说,魏武侯这个人的智商委实不怎么高。想想看,即便吴起有异心,就不能娶公主了吗?一个女人能对他有多大约束力?休老婆、杀老婆的事他都干过,甩老婆还不是小菜一碟?从另一个方面讲,吴起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自古以来,夫妻间吵架的事,真真假假,分分合合,戏台上跨马插旗刀兵相见,卸了妆就卿卿我我恩恩爱爱,能当真吗?情商,情商太低了!公叔痤第一步见效,第二步立刻跟上。他指使王错等人在朝中不时散布一些吴起的小道消息,污蔑吴起里通秦国,图谋不轨。信任这玩意儿,有如堤坝,只要出现一个细小的漏洞,便会逐渐扩大,直至整座堤坝崩溃。魏武侯对吴起有怀疑在先,又听了这些人的谗言,基本上相信吴起是要造反了。吴起那方面,当然也感受到了朝廷的不信任。公元前387年冬天,魏武侯又派人前往河西,宣召吴起进宫。吴起知道此去意味着什么,他简单地收拾了一下行装,命车夫驾着车,朝着楚国奔去。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车到岸门(今山西省河津),吴起突然命令停车,回首河西,潸然泪下。车夫安慰他:“以您的本事,舍弃天下,就像扔掉一双破鞋那么简单,为什么会对这个地方如此留恋呢?”吴起说:“我自从投奔先主以来,大小七十六战,大胜六十四次,未曾输过一阵,为魏国辟地千里。如果主上信任我,让我尽自己的才能,我就能帮他成就霸业。如今他却听信小人的谗言,逼我离开。这河西的大好江山,很快就会落入秦人之手,魏国也要衰落了,我怎么会不难过?”说完这些,吴起拍了拍车夫的肩膀,说了声:“走罢!”再也没有回头。大雪纷飞,很快将那两行浅浅的车轮印掩埋。三晋同盟出现裂痕对于吴起的离去,魏武侯虽然多少感到意外,却没有认为这是一件多严重的事。他很快将这件事抛诸脑后,跑到浊泽(今河南省禹州)会见了来访的齐国权臣田和。田和此次来访的目的很简单,当年他同意齐康公陪同三晋觐见天子,成就了魏文侯当诸侯的梦想,现在该轮到魏国帮他实现梦想了。魏武侯同意了田和的请求,派出使者前往雒邑,请当时的天子周安王封田和为诸侯;又派人到各国游说,争取其他的诸侯的支持。既然有三晋的先例,又有魏武侯说项,王室在这件事上也没有感到太为难,于公元前386年爽快地册封田和为诸侯(即齐太公)。田氏取代姜氏,正式成为齐国的统治者,完成了“田氏代齐”的大业。田氏代齐,对于赵国来说,是不乐意看到的。三晋列为诸侯那年,赵国在相国公仲连的主持下,也进行了改革。公仲连向赵烈侯(赵籍)推荐了三个人——第一个是牛畜,他主张以仁义治国,大谈王道,被赵烈侯任命为“师”,负责礼乐教化。第二个是荀欣,他的特长是发掘人才,知人善用,被任命为“中尉”,负责指挥作战和选拔官吏。第三个是徐越,他善于理财和考核,被任命为“内史”,负责征收田租和考评官员成绩。不难看出,赵国的改革和魏国的改革一样,一方面通过儒家的“仁义”和“王道”拢聚人心,一方面推行法家的治国理念,走的是儒法结合的路子。通过改革,赵国也逐渐富强起来。在三晋屡次对楚作战中,魏、韩两国都获得了郑、宋等国不少土地,唯独赵国由于地处北方,没有捞到任何好处。久而久之,赵国对三晋同盟便产生了不满。公元前387年,赵烈侯去世,其子赵敬侯(赵章)即位;韩文侯去世,其子韩哀侯即位。赵敬侯一上台,便将首都从河南的中牟迁到河北的邯郸。迁都的目的,自然是要加强东扩的战略,以齐、卫两国为目标,获得更多土地。这个时候,魏武侯和田和打得火热,还支持他当诸侯,赵敬侯能高兴吗?同盟之间的裂痕在悄悄地产生。不久之后,魏武侯又亲手将这个裂痕拉得更大。公元前386年,赵敬侯的弟弟赵朝作乱,企图推翻赵敬侯,自立为君。赵敬侯虽然“好纵欲”,但是“明于所以任臣”,在几位重臣的协助下,迅速扑灭了叛乱,赵朝被迫逃亡魏国。如果魏文侯在世,必定会以三晋同盟的大局为重,拒不收留赵朝。但是魏武侯显然不这样想,他将赵朝事件当作干涉赵国内政的大好题材,不但收留了赵朝,还派兵协助赵朝围攻赵国新都邯郸。结果,魏军在邯郸城下被赵军击溃。不消说,这一战彻底打掉了赵、魏两国的交情。公元前383年,按捺不住对领土的向往,赵敬侯大举入侵卫国,采取“蚁附”战术围攻卫国首都帝丘(今河南省濮阳)。所谓蚁附,顾名思义,就是如同蚂蚁一样密集攀附城墙。《孙子兵法》第三篇第二条记载:“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修橹轒辒(fénwēn,用于攻城的战车),具器械,三月而后成;距堙(yīn,堆成的土山),又三月而后已。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攻城已经是下策,不顾己方伤亡的蚁附战术则是下策中的下策。为了表明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赵军还在帝丘北面修筑了刚平城,作为部队修整和储粮的基地。情急之下,卫国派人向魏国和齐国求援。魏武侯真不愧对谥号中这个“武”字,亲率大军前往解救,大败赵军于兔台。第二年,卫军在齐军和魏军的帮助下,攻破刚平城,并顺势攻入赵境,又攻破赵国旧都中牟的外城。赵敬侯顶不住了,派人向楚国求援。此时距魏武侯率领三晋联军在大梁、榆关再度大败楚军正好十年。改革的代价很惨重让时间回到公元前387年,吴起踏上楚国领土的那个寒冷的冬天。楚悼王听说吴起来到楚国,感觉就像天上掉下个宝贝来,亲自跑到边境去迎接,并任命他为宛城(今河南省南阳)守。一年之后,又升任其为令尹,主持楚国军政大局。进入战国后,中原各国均对官僚体系进行改革,三晋和齐国都设立了相国,执掌国家政务。秦国稍晚一点,但也于公元前309年设立了丞相。唯独楚国一直沿用旧制,始终没有设立相国,而是以令尹为最高军政长官。若从权力上讲,令尹比相国更大。吴起在魏国求之不得的东西,楚悼王很爽快便给了他,同时交给他的是一项谁都意料得到的任务——变法吧,把楚国变强大!这个春秋时期老牌的霸主之国,在对三晋的战争中,屡战屡败,已经尝尽了耻辱。即便你的祖上曾经富过,即便你地大物博,即便你挥汗成雨,投鞭断流,如果总是因循守旧,故步自封,你很快会领教什么叫“落后就要挨打”。解除这一魔咒的唯一办法是改革。吴起接受了这项任务。但是他知道,他在楚国进行变法,比当年他的师兄李悝在魏国进行变法,要艰难十倍。因为魏国是一个新兴国家,白纸上画图,尽可挥洒自如。而楚国,这个老牌的霸主,就像一辆已经不合时宜的重型战车,即便是让它稍微改变一下方向,都必须大费气力,何况是要拉着它走一条从未走过的上坡路。吴起发现,楚国最大的问题,在于“大臣太重,封君太众”,也就是大臣势力太大,享有特权的贵族太多,他们“上逼主而下虐民”,严重削弱了国君的权力,也加重了民间的负担,导致楚国“贫国弱兵”,成为一个虚胖的巨人。楚国要强大,必须先向特权阶级开刀!但是,在任何年代,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利益,都会遭到强烈的反对,甚至是反击。据《说苑》记载,吴起变法前,曾经到息县(今河南省息县)拜访当地的名宿屈宜臼。屈宜臼问吴起将如何治理楚国,吴起向他说了三条方略。第一,“均楚国之爵而平其禄”,精简政府机构和官员,削减贵族的俸禄,而且改变贵族的世袭制,一般情况下只许传爵三世,三世之后,即为平民。第二,“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楚国地广人稀,把旧贵族和他们的随从、奴隶迁往荒凉之地,要他们开荒种田,发展经济。第三,“厉甲兵以时争于天下”,训练士卒,扩充军备,一待时机成熟就争夺天下的霸权。屈宜臼听了,毫不客气地说:“我听说善于治国的人,不改变旧法,不改动常规。您现在这样大动干戈,要平均楚国的爵位和俸禄,减损富人的财物,有没有想过要得罪多少人?我还听说,武力是凶器,争斗违反道德,您却要用武力来争夺天下,无节制地放纵自己的欲望,只怕自身难保!”屈宜臼是当时楚国较为流行的道家学说的代表。众所周知,道家讲究无为而治,反对用任何积极的政策来改变现状,唯愿天下回到小国寡民的状态,以此消除战争和不幸。所以,也不要简单地认为屈宜臼是在替既得利益者说话,他之所以反对吴起变法,主要是因为世界观根本不同。真正对吴起变法有切肤之痛的,是广大的楚国贵族。吴起变法就像一股强烈的风暴掀开了他们的屋顶,将祖祖辈辈遗传下来的特权与财宝席卷而去。他们的眼睛里充满了愤怒,却敢怒而不敢言。因为楚悼王坚定地站在吴起的身后,楚国的百姓似乎也不太反感这位来自魏国的变革家。而吴起那种说一不二的作风,以及关于他如何残忍的种种传说,也使得大家不敢触其锋芒,以身试法。“绝不能因为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家族的私利而损害国家的利益,不能让谗言掩盖忠心,一言一行都必须符合规范,公而忘私,为了国家的富强,可以不计毁誉,一心一意为君王服务。”“要杜绝一切私下交易,禁止任何裙带关系,扎扎实实改变楚国的风气。”“不许游说之士进入楚国,不许任何人妖言惑众。”随着一系列严厉的法令被颁布推行,楚国的风气为之一新。官场上那种私下请托的现象不见了。原来贵族子弟凭借着门第关系就能进入官场,现在则必须凭借真才实学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抱负。吴起上台不过两年,楚国政府收入激增,军队的战斗力也得到大大提升。公元前384年前后,吴起亲率楚军“南收杨越”,将楚国的统治范围扩大到今天的江西省南部、湖南省西部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境内。古老的楚国,再一次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公元前382年,当赵国使者将赵敬侯的求救信送到楚悼王面前的时候,楚悼王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嘲弄的笑容。十年前三晋在大梁、榆关大败楚国,十年后赵国为了对付魏国而向楚国求援,这个世界上真是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啊!他正想检验一下吴起改革之后楚军的战斗力,洗刷多次被三晋打败的耻辱。公元前381年春天,吴起率领楚国大军北上救赵伐魏。楚军先头部队深入魏国腹地,渡过黄河,直逼河东重镇州城(今河南省温县)。魏武侯连忙调兵遣将,在州城以西布下防线,防止楚军长驱直入,威胁首都安邑。就在这时,尚未渡河的楚军主力突然转向东面,出其不意地攻破大梁西北重镇梁门,屯兵林中(梁门之北),饮马黄河,拦腰切断了河内与河东的联系。赵国抓住这个机会,猛攻魏国的河北地区,火攻棘蒲(今河北省魏县),取得大胜,接着南下河南,攻克黄城(今河南省内黄)。一时之间,河内危急,河东危急,河南危急,魏国陷入支离破碎的境地。如果秦国再趁火打劫,出兵进攻河西的话,魏国几乎没有任何生存的希望。然而秦国没有进攻。这倒不是因为秦国人厚道,而是因为河西被吴起治理多年,固若磐石,秦国人不敢轻易进攻。不知道魏武侯此时有没有对当年逼走吴起感到一丝悔意。可以肯定的是,有一个人十分后悔,这个人就是公叔痤。此后二十年,这种悔意将一直伴随着他,直到他去世的那天。正当吴起踌躇满志,准备攻克大梁,攻取安邑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这一年夏天,楚悼王突然去世。吴起不得不放弃进攻,撤军回国。魏国获得了一次苟延残喘的机会。不久之后,楚国的没落贵族又给魏武侯吃了一颗定心丸,保证吴起再也不会成为他的噩梦。所谓没落贵族,就是那些因为吴起变法被剥夺了财产、限制继承权,甚至被发配到不毛之地开荒种田的人。他们趁着吴起参加楚悼王葬礼的机会突然发难,用弓箭射死了吴起。据《史记》记载,吴起为了躲避箭矢,跑到楚悼王的灵堂,伏在楚悼王的尸体上。但那些人全无顾忌,照射不误,将吴起和楚悼王都射成了刺猬。据《吕氏春秋》记载,吴起被射中之后,强忍伤痛朝楚悼王的灵堂跑去,说:“让你们看看我的用兵之道!”没等那些人反应过来,他已经拔出箭矢,插在楚悼王身上,叫道,“有人用箭射大王的尸体!”大笑三声,气绝身亡。吴起以这种方式报复了谋害他的人。依照楚国法律,“丽兵于王尸者,尽加重罪,逮三族”。楚肃王(熊臧)即位后,追究射尸责任,诛杀贵族七十余家。至于吴起,虽然他为楚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楚肃王却对其不甚感冒,反而认为他扰乱了朝纲,导致了国内的乱局。为了安抚广大贵族,吴起的尸体被拉出来施以车裂之刑。关于吴起这个人,历史上褒贬不一。褒者,一是称赞其用兵如神,如尉缭子说:“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吴起也!”曹操也曾说:“(吴起)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二是肯定他作为改革家的功绩,蔡泽这样记述:“吴起为楚悼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塞私门之请,壹楚国之俗,南攻杨越,北并陈、蔡,破横散从,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韩非子也说:“楚不用吴起而削乱。”言下之意,自从吴起死后,楚国便一蹶不振,再也没有雄起过。批评吴起的,多是对其为人不屑。唐代诗人白居易曾这样写道:“昔有吴起者,母殁丧不临。嗟哉斯徒辈,其心不如禽。”宋人徐钧也嗟叹:“兵书司马足齐名,盟母戕妻亦骇闻。”总体来说,后人的评价还是中肯的。吴起留给魏国的遗产魏、卫和赵、楚之间的这场混战,从公元前383年到公元前379年,持续了整整四年,给魏国和赵国带来严重的创伤。数十年后,苏秦谈起这场战争,不无感慨地说:“刚平被破,中牟被毁,黄城被克,棘蒲被烧

                      在著名的“二十一条”历史事件当中,袁世凯与日本签署的实质性条约,只有十条。不但如此,到了1922年,北洋政府又和日本签约,废止了《关于山东之条约》,只剩下《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共九条,其中无实际意义条款有两条,实质性的条款,仅有七条。换言之,近代史上著名的这个“二十一条”事件,事实及其发展逻辑如下:1.1915年,日本向北洋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政治要求,作为日军从青岛撤兵的条件。2.在洽谈过程中,北洋政府利用外部政治力量对日本施压,日本自行删除了七条。实际签署时,名义条款合计,一共仅有十三条(实质条款只有十条)。1922年,日本和中国废除了四条,只剩九条。剩下的九条当中,无实际意义条款占了两条,实质性条款仅有七条。这才是所谓“二十一条”事件的历史事实。附:《二十一条》全文第一号日本国政府及中国政府,互愿维持东亚全局之和平,并期将现存两国友好善邻之关系益加巩固,兹以定条款如下:第一款中国政府允诺,今后日本国政府拟向德国政府协定之所有德国关于山东省依据条约,或其他关系,对中国政府享有一切权利、利益让与等项处分,概行承认。第二款中国政府允诺,凡山东省内并其沿海一带土地及各岛屿,无论何项名目,概不让与或租与别国。第三款中国政府允准,日本国建造由烟台或龙口接连胶济路线之铁路。第四款中国政府允诺,为外国人居住、贸易起见,从速自开山东省内各主要城市作为商埠;其应开地方另行协定。第二号日本国政府及中国政府,因中国承认日本国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享有优越地位,兹议定条款如下:第一款两订约国互相约定,将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并南满洲及安奉两铁路期限,均展至九十九年为期。第二款日本国臣民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为盖造商、工业应用之房厂,或为耕作,可得其需要土地之租借权或所有权。第三款日本国臣民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任便居住、往来,并经营商、工业等各项生意。第四款中国政府允将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各矿开采权,许与日本国臣民。至于拟开各矿,另行商订。第五款中国政府应允,关于下列两项,先经日本国政府同意而后办理:一、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允准他国人建造铁路,或为建造铁路向他国借用款项之时。二、将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各项税课作抵,由他国借款之时。第六款中国政府允诺,如中国政府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聘用政治、财政、军事各顾问教习,必须先向日本国政府商议。第七款中国政府允准将吉长铁路管理经营事宜,委任日本国政府,其年限自本约画押之日起,以九十九年为期。第三号日本国政府及中国政府,顾于日本国资本家与汉冶萍公司现有密切关系,且愿增进两国共通利益,兹议定条款如下:第一款两缔约国互相约定,俟将来相当机会,将汉冶萍公司作为两国合办事业;并允如未经日本国政府之同意,所有属于该公司一切权利产业,中国政府不得自行处分,亦不得使该公司任意处分。第二款中国政府允准,所有属于汉冶萍公司各矿之附近矿山,如未经该公司同意,一概不准该公司以外之人开采;并允此外凡欲措办无论直接间接对该公司恐有影响之举,必须先经该公司同意。第四号日本政府及中国政府为切实保全中国领土之目的,兹订立专条如下:中国政府允准所有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第五号第一款在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为政治、财政、军事等各顾问。第二款所有中国内地所设日本病院、寺院、学校等,概允其土地所有权。第三款向来日中两国,屡起警察案件,以致酿成之事不少,因此须将必要地方之警察,作为日中合办,或在此等地方之警察署,须聘用多数日本人,以资一面筹划改良中国警察机关。第四款中国向日本采购一定数量之军械(譬如在中国政府所需军械之半数以上),或在中国设立中日合办之军械厂聘用日本技师,并采购日本材料。第五款中国允准将接连武昌与九江、南昌路线之铁路,及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各路线铁路之建造权许与日本国。第六款在福建省内筹办铁路、矿山及整顿海口,(船厂在内)如需外国资本之时,先向日本国协定。第七款中国允准日本国人在中国有布教之权。附:《民四条约》全文《民四条约》之一:《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第一条.两缔约国约定,将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并南满洲及安奉两铁路之期限均展至九十九年为期。第二条.日本国臣民在南满洲为盖造商、工业应用之房厂或为经营农业,得商租其需用地亩。第三条.日本国臣民得在南满洲任便居住、往来,并经营商、工业等一切生意。第四条.如有日本国臣民及中国人民愿在东部内蒙古合办农业及附随工业时,中国政府可允准之。第五条.前三条所载之日本国臣民,除须将照例所领之护照向地方官注册外,应服从中国警察法令及课税。民、刑诉讼,日本国臣民为被告时,归日本国领事馆,又中国人民为被告时,归中国官吏审判;彼此均得派员到堂旁听。但关于土地之日本国臣民与中国人民之民事诉讼,按照中国法律及地方习惯,由两国派员共同审判。将来该地方之司法制度完全改良时,所有关于日本国臣民之民、刑一切诉讼即完全由中国法庭审判。第六条.中国政府允诺,为外国人居住、贸易起见,从速自开东部内蒙古合宜地方为商埠。第七条.中国政府允诺,以向来中国与各外国资本家所订之铁路借款合同规定事项为标准,速行从根本上改订吉长铁路借款合同。将来中国政府关于铁路借款事项,将较现在各铁路借款合同为有利之条件给予外国资本家时,依日本国之希望再行改订前项合同。第八条.关于东三省中、日现行各条约,除本条约另有规定外,一概仍照旧实行。第九条.本条约由盖印之日起即生效力。《民四条约》之二:《关于山东之条约》第一条.中国政府允诺,今后日本国政府向德国政府协定之所有德国关于山东省依据条约或其他关系对于中国享有一切权利、利益让与等项处分,概行承认。第二条.中国政府允诺,自行建造由烟台或龙口接连于胶济路线之铁路。如德国抛弃烟潍铁路借款权之时,可向日本国资本家商议借款。第三条.中国政府允诺,为外国人居住、贸易起见,从速自开山东省内合宜地方为商埠。第四条.本条约由盖印之日起即生效力。

                      段祺瑞吃素为哪般

                      “三一八惨案”发生在段祺瑞吃素整整6年后,他吃素是为自己在以往的军旅生涯中杀人的罪孽而赎罪,并非为了“三一八惨案”……“‘三一八惨案’屠杀刘和珍之后,段祺瑞开始终生吃素,为学生赎罪”——这是中国互联网流行最广的近代史谣言之一。段祺瑞吃素,到底是不是为“三一八惨案”而忏悔?我认为不是。我手上的证人证言很多。请听我一一道来。首先,段祺瑞的毕生老友曹汝霖,在他的《一生之回忆》里面说:段祺瑞信佛吃素。曹汝霖并没有提到段祺瑞吃素是为“三一八惨案”赎罪,而只是说段祺瑞吃素是因为信佛。或许读者觉得曹汝霖的证言很单薄。没错,但是别急,再往下看。曾经在段祺瑞公馆长期当仆人的王楚卿,写下了如下的回忆:“……1920年,终于发生了直皖战争,战争失败……老段在北京是待不下去了,于是全家第二次搬到天津……自从来到天津之后,老段开始吃斋念佛起来……现在他开始吃素,家里面仍旧吃荤,请客时也用荤席,他自己专备两三样素菜……他吃素,可是吃鸡蛋,他专养了几只母鸡,没有公鸡,这样下的蛋,据说是素的,可以吃,他在家里辟了一间佛堂,清晨起来,焚香诵经,成为他照例的功课……”王楚卿作为段祺瑞的身边人,这段证言表明了早在1920年直皖战争结束,段祺瑞移居天津之时,段祺瑞就已经开始吃素,而“三一八惨案”则发生在1926年。换言之,段祺瑞在开始吃素整整6年时间之后,才发生的“三一八惨案”。也就是说,段祺瑞吃素,与“三一八惨案”,并没有因果关系。王楚卿的这段证言,收录在以下两本史料里面:1.中国文史出版社《我所知道的北洋三杰》第75页。2.《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段祺瑞公馆见闻》。也许,挑剔的读者还会说——王楚卿说了算吗?不用着急,再往下看。我再搬出来一个证人:段祺瑞的三女儿段式巽。段祺瑞的三女儿段式巽写下了如下的回忆:“……我父亲信佛吃素,平时一口长斋,早饭常备一碟咸雪……但并不要求全家都吃素,只是在全家一起吃饭的时候,饭桌上才全是素菜……”段式巽的这段话,也证明了这个事实:段祺瑞吃素,是因为信佛。段式巽在回忆中,也没有提到过什么“三一八惨案”。段式巽的这段证言,收录在中国文史出版社《我所知道的北洋三杰》第21页。段式巽的证言,也旁证了上述王楚卿证言的可信度,因为有几个细节是可以相互印证的,例如,段祺瑞吃饭备小菜,段祺瑞家人吃荤等。我们再看一个证言。此人是临时执政府卫队旅参谋长,名叫楚溪春,他是“三一八惨案”的亲历者。楚溪春写下了以下的回忆:“(三一八惨案)事件发生之后,我赶往吉兆胡同段祺瑞的住宅去报告,段祺瑞说:‘楚参谋长,你去告诉卫队旅官兵,我不但不惩罚他们,我还要赏他们呢,这一群土匪学生!’”可见,依照楚溪春的证言,段祺瑞别说为“三一八惨案”忏悔,段祺瑞简直就是觉得卫队开枪杀学生是对的,段祺瑞根本毫无忏悔之意,更别说为死难学生而吃素赎罪了。楚溪春的这篇证言,名叫《三一八惨案亲历记》,收录在《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段祺瑞在“三一八惨案”发生之后,不但没有忏悔,而且还发布《临时执政令》,通缉闹事的学生,这件事在鲁迅、李葆华、曹汝霖等人的多种著述里面,都有明确的记载。在此不再赘述。我们再看一篇文献,这篇文献名叫《三造共和、六番执政》,是合肥文史工作者戴健于1990年采访段祺瑞的三女儿段式巽之后,所整理的文字,在本文当中,戴健记录下了段祺瑞生前说过这样的话:“作为武人,难免打仗死人,应该忏悔罪过。”换言之,段祺瑞吃素,是为自己在以往的军旅生涯中杀人的罪孽而赎罪,并非为了“三一八惨案”。“三一八惨案”并不属于“打仗”,再说,该惨案也不是段祺瑞下令开的枪,根本就轮不到他忏悔。这篇文献,收录在中国文史出版社《我所知道的北洋三杰》第109页。曹汝霖、段式巽、王楚卿、楚溪春四个人,分别是段祺瑞的下属、女儿、仆人、卫兵,都和段祺瑞有密切的交往。戴健虽然和段祺瑞没有交往,但是他采访过段祺瑞的女儿。整理他们五个人的文字,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的基本事实:1.段祺瑞认为军人杀业太重,并于1920年开始信佛、吃素。2.3月18日,“三一八惨案”爆发,执政府卫队枪杀学生。3.事后,段祺瑞认为:学生是暴徒,被枪杀是活该。4.段祺瑞对于被杀的学生,根本就没有忏悔之意。5.所谓“段祺瑞吃素为学生赎罪”,与史料相悖,不能成立。我认为分析到这里,事实已经很清楚了:段祺瑞吃素和“三一八惨案”根本无关。大家可以停止传谣了。

                      孙中山是不是美国人

                      这几年,中国的网络上,兴起了一股“孙中山是不是美国人”的大讨论,并且笑谈“中华民国是由一位美国友人缔造的”。孙中山的确曾经“订做”了一份夏威夷出生地证明,并且取得了美国的居留权,但是,如果说中华民国是由一个美国人缔造的,恐怕也未必十分符合事实……“孙中山是美国人”?别的先不说,单是这七个大字,就足够吓死一头牛。如果它属实,那么意味着:“中华民国”是由一个“美国友人”缔造的,这显然将令我们中国人啼笑皆非。“孙中山是美国人”这个论点,是近年来中国互联网历史论坛上堪称“重磅炸弹”的轰动性信息。在前一段时间里,网上冒出来不少哭笑不得的评论,说“中华民国是由一个美国人建立的”、“国际友好人士帮助中国人民推翻清朝”等,凡此种种,确实吸足了眼球,大大地哗众了一把。那么,我们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到底是不是美国人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弄清楚以下三个分支问题:1.孙中山在革命低潮流亡美国时期,有没有加入美国国籍?2.孙中山如果有美国国籍,那么这个国籍有没有被吊销?3.孙中山本身的大清国国籍,又有没有曾经被注销过?这三件事,还得仔细研究研究,而且要有根有据,方能使人心悦诚服。所幸,美国移民管理部门,早就将孙中山在美国居留时期的相关文件解密并且公之于世了。一整套的文书,包含孙中山的“夏威夷出生证明”、“孙中山上诉状”、“美国政府裁定书”等一系列的文件,早就公之于众了。我研读过这一套文件,全英文的泛黄的老文书,所以,我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的经过,原来是这样的:1866年11月12日,孙中山出生在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属广东省香山县户籍。当然,当时的清政府,是没有户口簿管理制度的。但是,事实也是相当清楚的,孙中山生在中国,他的父母是中国人。总之,孙中山是中国人。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关键在于后来,事情是怎样演变的。1878年5月,十三岁的孙中山赴夏威夷,投靠自己的亲哥哥孙眉,当时,孙眉在夏威夷经商。抵达夏威夷之后,孙中山在夏威夷上学念书。1883年,孙中山回到中国。1895年,孙中山发动第一次广州起义,起义失败,逃亡日本。1896年6月,孙中山首次踏进旧金山——美国本土。说到这里,有必要交代一条信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有相当多的中国人伪造“夏威夷出生证明”,以骗取美国居留权。在1904年3月14日,孙中山也托人“办理”了一张这样的“夏威夷出生证明”。1904年4月6日,孙中山手持这份“订做”的“夏威夷出生证明”,再次从美国旧金山登陆,并向旧金山移民局提交了这份“夏威夷出生证明”,以证明自己有资格取得美国的入境权和居留权。旧金山移民局在审查了孙中山的文件之后,对孙中山产生了怀疑,于是,移民局将孙中山拘留到了木屋子里面候审。1904年4月16日,旧金山移民局做出了“拒绝孙中山入境”的决定。移民局做出这个决定的理由是,孙中山曾经在1896年,以中国公民的身份入境美国旧金山,这个举动,视为孙中山放弃了原本可以成为美国公民的资格。在孙中山被关在旧金山移民局的木屋期间,孙中山收买了一个报童,报童帮他送信出去,向美国的华人社团求救。接到孙中山的求救信件之后,美国华裔报人伍盘照和华人社团“致公堂”,对孙中山组织了营救。当然,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这里所说的“营救”,当时不是指“劫狱”的意思,而是请律师,请大律师帮助孙中山。1904年4月26日,华盛顿的一家律师事务所(Ralston&Siddons)代表孙中山,向美国移民管理部门提起了上诉。1904年4月28日,令人十分意外的是,美国“商务及劳工部”作出了这样的一个复议决定:准许孙中山入境美国。美国“商务及劳工部”做出这个复议决定的理由是:因为早在1896年的时候,旧金山当局没有对孙中山“我出生在夏威夷”的声明提出过异议,所以,1900年4月30日生效的《美国移民新法案》,自动赋予了孙中山“美国公民”的入境权。就这样,孙中山打赢了这场移民官司,并取得了美国的居留权,并从木屋子里被释放了出来,顺利入境美国。从此,孙中山取得了一份美国护照。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此时所取得的美国护照,是一份“美国夏威夷护照”,或者说——“美国殖民地护照”,又称“疆省护照”,它和美国

                      停顿之状态。中国新史学之成立,端在以中国人的眼光,了发现中国史自身内在之精神,而认识其以往之进程与动向。中国民族与中国文化最近将来应有之努力与其前途,庶几可有几分窥测。否则舍己之田,而芸人之田,究亦何当于中国之史学。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四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此尽人知之。论其特点,一、绵历悠久,继承因袭永无间断。二、史体详备,各种史料均得收容。包括地区之广,与其活动民族分量之多,而益形成中国史之繁富,并世各民族,莫能与比。我民族文化之惟一足以自骄者,正在其历史。足以证明吾民族文化之深厚与伟大,而可以推想吾民族前途之无限。然而一往不变者,乃历史之事实。与时俱新者,则历史之知识。中国历古相传之史籍,亦仅为一种积存的历史材料,并非即我侪今日所需要之历史知识。所谓历史知识,贵能鉴古知今,使其与现代种种问题有其亲切相联之关系,从而指导吾人向前,以一种较明白之步骤。此等历史知识,随时代之变迁而与化俱新,固不能脱离以往之史料,惟当在旧存之史料中耐心检觅。今日中国处极大之变动时代,需要新的历史知识为尤亟。凡昔人所宝贵获得之知识,吾人或嫌不切当前需要,而我人之所欲探索寻求者,昔人或未必注意及之。故中国虽为历史最完备之国家,而今日之中国,却为最缺乏历史知识,同时最需要整理以往历史之时期。时时从旧史里创写新史,以供给新时代之需要,此不仅今日为然。即在以往,其历史虽一成不变,而无害新史之不断创写。举其最著者,《尚书》为吾国最初之史书,而书缺有间,盖中国文化尚未到达需要编年史之程度。及《春秋》,为中国最初之编年史,《左传》尤为编年史之进步,然而犹未达以人物为历史中心之阶段。司马迁《史记》出,始以人物为中心。其时人物个性之活动,已渐渐摆脱封建时代宗法社会团体性之束缚而见其重要,故写史者乃不得不创造新体以为适应。班氏《汉书》,则为断代史之开始。乃中央统一政府渐臻稳固后,一种新要求。自此遂形成中国列代之所谓正史。而创写新史之要求,则继续无辍。又著者,如唐代杜氏《通典》,此为政书之创作,乃一种以制度为中心之新历史。继此如宋代司马光之《通鉴》为编年的新通史。又有各史纪事本末,为事件中心的新史之再兴。郑樵《通志》,尤为体大思精,求有以通天人之际,藏往开来,而非前史体例之所能限。然则中国以往旧史,亦不断在改写中。而今日则为中国有史以来所未有之遽变时代,其需要新史之创写则尤亟。窃谓今日当有一部理想之中国通史,供给一般治中国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问题者一种共同必要的知识。不宁惟是,实为中国国民其知识地位比较在水平线上,与社会各界比较处于上层地位者,一种必要之知识。人类必由认识而后了解,亦必由了解而后发生深厚之感情。今使全国各知识界,乃至各界领袖分子,于其本国以往之文化与历史,全不认识,试问何从而生了解?既不了解,更何从而有感情?然则其对于本国民族与文化传统之爱护,何能望其深切而真挚?今使全国各界之领袖人物,对其本国民族与文化,俱无深切真挚之爱情,试问其可有之危险为何如?然而此非欲锢蔽全国人之心思气力以埋头于二十四史九通,为旧史料之记诵。亦只谓其本国历史的知识,为其国领导分子知识分子所应有的知识而已。至于此种知识之提供,则尚有待于今日本国史学界之努力,此则需有新史学之创建。所谓新史学之创建,此亦殊难一辞而尽。要言之,此当为一种极艰巨的工作,应扼要而简单,应有一贯的系统,而自能照映我们家现代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尤要者,应自有其客观的独立性,而勿徒为政客名流一种随宜宣传或辩护之工具。要能发挥中国民族文化以往之真面目与真精神,阐明其文化经历之真过程,以期解释现在,指示将来。有志为此种探讨,其中心注意点,如历代之政治制度,人物思想,社会经济,将以何者为研寻国史新知识之基本要点?此亦难言。中国新史学家之责任,首在能指出中国历史以往之动态,即其民族文化精神之表现。此在能从连续不断的历史状态中划分时代,从而指出其各时代之特征,即此一时代与前一时代及后一时代不同之所在,亦即各时代相互之异同。从此乃见其整个的动态。如某一时代特异之状态在经济,则此项经济状态即为该一时代之特征。或在政治制度,或在学术、思想、宗教、风俗,诸端皆然。经济情形未尝非历史事项中极重要之一端,然若某一民族之历史,其各时代之变动不在经济而别有所在,则治此民族之历史者,自不得专据经济一项为惟一之着眼点,此理甚显。中国自秦以来,直迄最近,苟自社会经济一端言,要之在农业经济之状况下。若遂据此而轻率断定中国文化自秦以来即少进步,自属偏见。治国史者,苟专在农业经济方面从事探讨,无怪其谓中国民族绝少进步。因各时代状况略相同,无从寻得其进步之所在。然若真能为客观合科学的新史家,必从识得中国史之变动何在始。中国史之变动,即中国史之精神所在。近人误认为中国史自秦以下即绝少变动,其实皆由未尝深究国史之内容,而轻率立言之故。变动何在,当详他篇。此不具论。一九三七年一月附录历史教育几点流行的误解近读《史地教育委员会二次会议参考材料第一号》,一九三八年八月总裁训词革命的教育,深受感动。我们只须真实认识,真实推动,更不必再多说话。总裁训词里说:“我们今后教育目的,要造就实实在在能承担建设国家复兴民族责任的人才。而此项人才,简单说一句,先要造就他们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这是一个万分痛切的教训。要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我想惟一的起码条件,他应该诚心爱护中国。这不是空空洞洞的爱,他应该对中国国家民族传统精神传统文化有所认识了解。譬如儿子爱父母,必先对其父母认识了解。这便是史地教育最大的任务。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说起。国史浩繁,从前人早已深感其苦。何况身当我们革命的大时代,在一切从新估价的呼声之下,更觉国史传统之不易把捉。但是愈是新的改进,却愈需要旧的认识。过去和现在,绝不能判然划分。因此在我们愈觉得国史难理的时候,却愈感得国史待理之必要。我常细听和细读近人的言论和文字,凡是主张有关改革现实的,几乎无一不牵涉到历史问题上去。这已充分证明了新的改进不能不有旧的认识。只可惜他们所牵涉到的历史问题,又几乎无一不陷于空洞浅薄乃至于见解荒谬。这是事实。我们这一时代,是极需要历史知识的时代,而又不幸是极缺乏历史知识的时代。让我略举数例以资说明。我常听人说,中国自秦以来两千年的政体是一个君主专制黑暗的政体。这明明是一句历史的叙述,但却绝不是历史的真相。中国自秦以下两千年,只可说是一个君主一统的政府,却绝不能说是君主专制。就政府组织政权分配的大体上说,只有明太祖废止宰相以下最近明、清两代六百年,似乎迹近君主专制,但尚绝对说不上黑暗。人才的选拔,官吏的升降,刑罚的判决,赋税的征收,依然都有传统客观的规定,绝非帝王私意所能轻易摇动。如此般的政体,岂可断言其是君主专制?只缘清末人,熟于西洋18世纪时代如法人孟德斯鸠辈的政论,他们以为国体有君主、民主之分,政体有专制、立宪之别。中国有君主而无国会无宪法,便认是君主专制。不知中国政体,如尚书礼部之科举与吏部之诠选,已奠定了政府组织的基础,不必有国会而政权自有寄托。如有名的唐六典,大体为宋代以来所依照,极精密极完整的政权分配,使全个政府的行政机关各有依循,便不必有宪法而政权自有限节。而况明代以前,宰相为行政领袖,与王室俨成敌体。王帝诏命,非经宰相副署,即不生效。君权相权有时互为轩昂,正如法国、美国总统制与内阁之互为异同。现在我们一口咬定,说两千年来中国只是一个专制黑暗的政体,我们非得彻底推翻,加以纠正。政治只是社会各项事业中较重要的一项。政治理论全部变了,则牵连而及于社会其他各项事业之理论,亦必随而变。牵一发动全局,因而摇动及于全部人生理论精神教育以至整个文化传统。试问中国传统政治及其背后的理论,若要全部推翻,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一刀两截,非不痛快,然而以后种种却从何产生?于是在革命初期,便已有英国制和美国制的争论。而随着上次欧洲大战后的新变动,国内又产生苏维埃共产政治与德、意独裁政治的鼓吹与活动。试问一个国家的政治理论及其趋向,是何等有关于全民族的,而把他的重心全部安放在异邦外国人的身旁,这是如何一件可诧异而可惊骇的事。只有孙总理的三民主义,努力要把中国将来的新政治和以往历史的旧传统,连根接脉,视成一体。可惜他的见解,尚不为一般国人所了解。一般国人只还是说,中国自秦以下两千年政治,只是专制黑暗。他们像是根据历史,但他们并不真知历史。不知乃不爱,但求一变以为快。再举一例。我又常听人说,中国两千年来闭关自守,不与外来民族相接触,因而养成其文化上自傲自大,深闭固拒的态度。这又是一句历史的叙述,只可惜仍不是历史的真相。秦以前暂不论,我们再就秦以下言之,自东汉初叶,中经魏、晋、南北朝,下迄隋、唐,大体上超过六百年时期,可说是中国接触吸收印度佛教文化的时期。印度可说是中国的近西。自隋、唐以下迄于宋、元,大体上又有六百年的时期,可说是中国接触吸收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时期。阿拉伯。波斯可说是中国的远西。中国自秦、汉以下的一千三四百年间,西北陆路,西南海路的向西交通从未断绝。中国人何尝闭关自守?今佛教已为中华民族所信仰,而伊斯兰教之在中国,亦得自由传布。汉、满、蒙、回、藏,民国以来合称五族。中华文化吸收印度佛教之影响,人尽皆知。而自唐以下,中华文明所受阿拉伯伊斯兰教东来之波动,现在尚需学者详细阐发,中国人何尝自傲自大?六朝、隋、唐中国高僧西行求法的热忱,以及唐以下中国对波斯、大食商人的坦白宽大的态度,只广州一埠,在唐末便有大食、波斯商人二十万之谱,而其时大食、波斯商人之足迹,已遍布中国。从此便够证明上述中国人文化自傲对外深闭固拒的评状,全无根据。此等话,只是近代西洋教士与商人的谰言,并非历史真相。西洋中古时期的耶稣教,本已包揽着许多政治社会上的尘世俗务。海通以还的耶教士,更形变质,几乎成为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之前呼后拥。他们把在南非与北美的经验与态度带到中国。不仅来中国宣传教理,还往往干涉中国之内政,激起中国之民变。与往古印度高僧纯以宗教真理相感召之精神,显有差别。而西洋商人之牟利政策,如鸦片强卖等,更招中国人之恶感。近世中西交通史上,鸦片战争前后,不断的教案以及连续的强占土地强索赔款等事项,其是非曲直,大可待有志研究全世界人类文化史而抱有明通观点者之公平判断。中国史上之东西交接,至少已经三期,第一期是近西的中印接触,第二期是远西的中回接触,第三期才是更远西的中欧接触。前两期各自经历六七百年的长期间,已见中华民族对外来异文化之一般态度及其成效。现在的中欧接触,自明末以来,为期只三百年,虽则西洋以其过强之势力压迫于我,但我们诚心接纳吸收异文化之热度,仍是与前一般。若以前两期的成绩来推论,再历三百年,中华民族一定能完成吸收融和更远西的欧洲文化。但是要吸收外面的养料,却不该先破坏自己的胃口。近代的中国人,也有笑林文忠为顽固糊涂,捧耆善、伊里布等为漂亮识大体的。这无异于站在外国人的立场,代外国人说话。中国人自己不知道中国事,便不爱中国。不知道中国不爱中国的人,如何算得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事实上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而理论上却又绝不能算他是一个中国人,如此般的人,到处皆是,岂不可痛,岂不可惊。上述的两例,一个使中国人感觉中国以往一切要不得,一个使中国人不敢批评外国人一句,不是的只在自己这一边。这种错误观念,关系何等重大。他们都像是一种历史叙述,但是绝不是历史的真相。无意中已把中国人立足所在的重心,迁移依靠在非中国人的脚边。这样将使中国人永远不能自立。现在请再举一个更明显的例子,而又是有关于地理问题的。辽河流域在中国史上深远的关系,早已发生在秦汉之前。直到明代,建州卫特起,只是吉林长白山外一小部落。辽河两岸,全属明代疆土。满清入关,定鼎以后,不许汉人出山海关,要把关外作他的退步。但是那时只称辽、吉、黑作关东三省,绝不叫他是满洲。日本人又进一步,把清代所称关东三省径呼满洲,又常以满鲜、满蒙并称。中国人不知其用意,自己亦称关东三省作满洲。直到伪“满洲国”成立,世界上不了解真相的人,还以为满洲人在其本土满洲自立一国。这是外国人冤枉中国歪曲中国历史来欺侮中国人之一例。我们并不想歪曲自己的历史,来利用作一时的宣传。但是我们应该澄清当前流行的一套空洞浅薄乃至于荒谬的一切历史叙述。我们应该设法叫我们中国人知道真正的中国史,好让他们由真正的知道,而发生真正的情感。这样才配算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这一个责任,自然要落在史地教育者的身上。现在再说到中国传统文化之价值问题,这本可不证自明的。中国文化是世界上绵延最久展扩最大的文化,只以五千年来不断绵延不断展扩之历史事实,便足证明中国文化优异之价值。近百年来的中国,不幸而走上一段病态的阶段。这本是任何民族文化展演中所难免的一种顿挫。又不幸而中国史上之一段顿挫时期,却正与欧美人的一段极盛时期遭逢而平行。国内一般知识分子,激起爱国忧国的热忱,震惊于西洋势力之咄咄可畏,不免而对其本国传统文化发生怀疑,乃至于轻蔑,而渐及于诅骂。因此而种种空洞浅薄乃至于荒谬的国史观念,不胫而走,深入人心。然而此种现象,亦依然还是一时的病态,并没有摇动到中国传统文化之根底。只看此次全国抗战精神之所表现,便是其明证。试问若非我民族传统文化蕴蓄深厚,我们更用何种力量团结此四万万五千万民众,对此强寇作殊死的抵抗?当知无文化便无历史,无历史便无民族,无民族便无力量,无力量便无存在。所谓民族争存,底里便是一种文化争存。所谓民族力量,底里便是一种文化力量。若使我们空喊一个民族,而不知道做民族生命渊源根柢的文化,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目前的抗战,便是我民族文化的潜力依然旺盛的表现。此在一辈知识分子,虽有菲薄民族文化乃至于加以唾弃的,而在全国广大民众,则依然沉浸在传统文化的大洪流里,所以宁出于九死一生之途以为保护。由此言之,今日史地教育更重要的责任,却不尽在于国史知识之推广与普及,而尤要的则更在与国史知识之提高与加深。易辞言之,不在于对依然知道爱好国家民族的民众作宣传,而在与对近百年来知识界一般空洞浅薄乃至于荒谬的国史观念作纠偏。更要的,尤在于对全国民众依然寝馈于斯的传统文化,能重新加以一番新认识与新发挥。在此革命建国时代,又值全世界大动摇之际,若非将我民族传统文化作个深的研寻与更高的提倡,而仍是空洞浅薄或仍不免于荒谬地只求利用历史来对民众暂时作一种爱国的宣传,依然一样的无济于事。说到这里,史地教育界责任之艰巨,更可想见。此在全国史地教育界同仁,固当益自奋励,肩此重担。而在提倡史地教育的行政长官,以及关心此问题的爱国学人,则希望不断地给与我们以鼓励与助力,乃至于给与我们以宽容与期待,莫要把此事业看轻易了。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昏黄的夕

                      污,连续的奋战已经使他精疲力尽。但他依然尽力地砍杀冲过来的叛军,他并不甘心就此低头认输,此前不久在皇帝面前说的话,他依然记忆犹新。叛军越聚越多,封常清且战且退,不知不觉中已经撤到了洛阳城宫苑的西墙之下。“将军!再不走就来不及了,您应该明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道理。”部将继续劝说。最终,封常清在几个部将的保护之下,从宫苑西墙的残破之处突围出来,一路向西直奔陕郡而去。洛阳至此沦陷于安禄山叛军之手!封常清一路之上,回想着身在洛阳激战的场景,他实在没有想到安禄山的叛军兵锋如此之盛,不由得为自己先前在皇帝面前夸下海口而自责,现在他能做的就是将先前的战况报告给驻守陕郡的东征副统帅高仙芝。此时的高仙芝已经知道洛阳失陷,他将手中的兵马绝大部分集结在陕郡,准备坚守在这里,打一场持久战。错杀十二月十五日,封常清率领残部进入陕郡,太守窦廷芝闻听洛阳失陷,吓得连夜逃到河东去避难,封常清马不停蹄地去面见高仙芝。见到高仙芝后,封常清详细汇报了先前洛阳的战况,以及他对未来战局的看法。“属下连日血战,叛军势头很盛,现在元帅将人马聚集在陕郡。但潼关却防守薄弱,属下建议将军暂时放弃陕郡,退到潼关据守,这样长安才可以安全。”封常清不愧是名将,虽然在洛阳遭遇惨败,但到底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此刻思维丝毫不混乱,并且敏锐地点出了存在的问题。封常清的建议,高仙芝采纳了。在经过怛罗斯之战的惨败后,很长时间以来高仙芝心里一直郁闷着,先前的自负似乎收敛了很多。怛罗斯之战的惨败对他影响至深,成了的心中挥之不去阴影,以至于有些畏首畏尾。在高仙芝看来,封常清作为久经沙场的战将,是有资格对战局提出自己的看法的,而且先前和叛军的较量中,唐军将领中只有封常清的腕儿最大,连封常清都惨败而退,那目前的形势的确是万分危急。应该说封常清的建议没有错,高仙芝采纳他的建议也没有错。但两个人在决定退守潼关的方针后,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没有进行周密的安排和部署,甚至连为什么退守潼关也没有和士兵讲清楚,就匆忙命令军队急速向潼关撤退。事实证明:由后队变前队容易,但必须要让后队明白,前队并不是战败溃逃。由于高仙芝和封常清的疏忽,唐军在撤退的时候,居然出现了混乱的情况,说是急速溃退一点也不为过,士兵丢盔卸甲,狼狈逃窜,互相踩踏,甚至出现了踩踏致伤致亡的情况。就是在这样一种混乱的局面下,高仙芝和封常清急急如丧家之犬般的终于将部队带到了潼关。在他们进城的第二天,安禄山的叛军便尾随而至,随后叛军展开攻城战,由于潼关城墙高大,加上高仙芝和封常清带领部队拼死抵抗,所以叛军一时没能攻下潼关。或许是因为先前的连续作战也让安禄山感到疲劳,或许是因为攻下东都洛阳,让安禄山迫不及待地做起了皇帝美梦,总之在进攻潼关未果之后,安禄山命令叛军暂时停止一切战事,而他自己在洛阳开始计划称帝事宜。面对渐渐撤去的叛军,高仙芝和封常清不禁长抒一口气,现在他们终于有时间可以重新整顿兵马,认真筹划一下接下来的战事了。但就在他们认真准备的时候,让他们想不到的是,潼关将是他们两个人生命的最后一站。导致他们最终悲剧结局的,其导火索恰恰是这次混乱不堪的撤退。自古以来将帅在外掌握重兵,都会为皇帝所忌惮,因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可以说这是个敏感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皇帝们所采用的方法是,除了让将军们掌握重兵出征之外,还经常派宦官监军,其实所谓的监军,不过就是监视那些带兵的将军们。这次高仙芝挂帅东征,李隆基就派了宦官边令诚前去监军。而边令诚恰恰是一个多事的人,在军中随便发号施令,将高仙芝冷落在了一旁。他的这种举动让高仙芝十分不满,加上高仙芝骨子里本身就很自负,所以两个人经常当着众人的面,吵得面红耳赤。高仙芝采纳封常清的建议退守潼关,边令诚本身是不同意的,当然他的这种想法谈不上有什么深谋远虑,完全是一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态度。在高仙芝带着人马撤退的时候,边令诚借机离开了高仙芝,但在临走之前,他看到了撤退时混乱的那一幕。于是,一个恶毒的计划在边宦官的头脑中瞬间形成了。回到长安后,边令诚立即向李隆基汇报自己先前在潼关看到的溃退场景,并添油加醋地谗说高仙芝自作主张放弃陕郡,私自贪污军饷;封常清故意在洛阳战败,有意纵容扩大叛军的声势,希望皇帝陛下能够警觉。在经历了家奴顶撞、宰相混战后,李隆基更加对宦官信任有加,居于深宫之中的他,本身就对封常清的战败和高仙芝的退守有所怀疑,而且李隆基又想起了高仙芝在怛罗斯之战中的惨败,让大唐在西域威信扫地。尤其是封常清先前的大话此刻依然在他的耳畔回响,但实际战况却是封常清如此不禁打,现在边令诚点出了全部奥秘所在,这让李隆基很是恼怒。事实上,一个已经很久不问国事的皇帝,是不可能在面对一团糟的局势时,依然保持清醒的头脑的,所以高仙芝和封常清的结局已经注定。“你带着我的诏书,立即回到潼关,将高仙芝和封常清斩首,以防有变。”“老奴遵旨!”随着李隆基下达的一纸诏书,边令诚终于体会到了复仇的快感,不过李隆基一定想不到,他这次的一时冲动,会是致命的错误。事实上,就在边令诚再一次从长安启程,还没有到达潼关的时候,高仙芝和封常清已经得到了边令诚又回来的消息,对此高仙芝倒是没什么过多的想法,但封常清则不同。自从洛阳战败后,封常清内心始终再自责,他曾经派人到长安汇报洛阳的战况,但却被李隆基拒绝。他隐隐觉得边令诚二次来到潼关,很可能是带着某项任务而来,甚至他觉得自己可能性命难保。终于,对自己前途的绝望以及对大唐未来命运的担忧,促使封常清满腔衷情地给李隆基写了一封奏表。令他没想到的是,这居然成了自己的遗表。在这封奏表中,封常清详细陈述了安禄山叛军的情况,以及洛阳之所以这么快失陷的根本原因。针对当时朝廷上下普遍轻敌的情绪,封常清情真意切地提醒李隆基切不可轻视安禄山,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仰天饮鸩,向日封章,即为尸谏之臣,死做圣朝之鬼,若使没而有知,必结草军前,回风阵上,引王师之旗鼓,平贼寇之戈铤,生死酬恩,不任感激,臣常清无任永辞圣代悲恋之至。封常清在奏表的最后,仍然没有忘记表达自己的忠心,可谓是字字带血,催人泪下。十二月十八日,于潼关驿南西街之上,边令诚首先召见了封常清,当封常清迈着沉重的步伐缓缓走到他的面前时,边令诚的脸上浮现出了一丝诡异的微笑。而与之相对应的却是封常清那无助的眼神流露出的一丝迷茫。“封常清守卫洛阳不利,致使大军惨败,贼兵势盛,更有在皇上面前口出狂言,扰乱圣心,其罪难免,皇上有旨将其处斩以正军法。”边令诚说完后,在场的所有人全都大吃一惊。在他们看来,封常清领着临时拼凑起来的乌合之众,在很多人望风而逃的情况下,不畏强敌拼死守卫东都,而且在叛军攻入洛阳后,依然能够身先士卒和叛军展开巷战,实属难能可贵,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洛阳失陷责任不在封常清。但现在边令诚已经宣读了圣旨,即使众人心中不服,也无法为封常清开脱,所以全都低着头沉默不语。“讨逆无果,死乃甘心!”封常清跪在地上仰天长叹,他的声音已经沙哑,虽然他早已预料到这一天会到来,但当边令诚宣读完圣旨后,他依然流露出了悲愤不甘之情。作为多年从在战场上摸爬滚打的名将,坦白地讲,封常清并不怕死,然而他并不甘心就这样死在自己人的手里。“臣常清虽死无憾,请边公公将这封奏表带给皇上,以表臣之忠心!”言罢,封常清拿出了先前写好的奏表,转交给了边令诚。很多人亲眼目睹了封常清被斩的全过程,他们的心在滴血,他们希望今天这一刻早些过去,但让他们想不到的是,接下来的一幕更加出乎他们的意料。就在封常清刚刚被斩之时,高仙芝带着人马匆匆赶来。在此之前,他得到了封常清即将被斩的消息,所以他快马加鞭地赶了过来。但没等他高喊“刀下留人”四个字,他便看到了封常清的尸体。高仙芝此刻浑身犹如电击一样,僵在了原地!然而在边令诚看来,高仙芝此时来得正好,因为皇帝陛下圣旨上写得明白,封常清之后就是高仙芝。“元帅来得正好,皇上让老奴为元帅带来了恩命。”边令诚阴阳怪气地说道。高仙芝恍惚之中回过神来,他立即走向边令诚,然后跪倒在地。“高仙芝擅自放弃陕郡,致使大军溃退,死伤无数。又私自贪污军饷,其罪当诛!”边令诚在宣读这封圣旨的时候,语气明显加重,很长时间以来,高仙芝对他的蔑视,让他在众人面前颜面扫地,今天他终于体会到了复仇的快感。如果说先前见到封常清的尸体让高仙芝犹如电击一般,那此刻在听到圣旨的内容后,高仙芝几乎要昏厥过去,还好旁边的几个兵士急忙将他扶住,才没让他倒在地上。半晌过后,高仙芝终于缓过神来,他咬紧牙关用力地说道:“如果说因为放弃陕郡致使大军溃退死伤无数,仙芝死不足惜。但是上有苍天,下有黄土,说仙芝贪污军饷,实乃诬陷之词,仙芝死不瞑目!”此刻,高仙芝的眼睛死死地盯住边令诚,这不仅让边令诚有些毛骨悚然。“不要辩解了,来人!行刑!”边令诚连忙催促。“哈哈哈!”刹那间高仙芝发出了凄厉的惨笑,然后他环顾众人拱手抱拳,高声说道:“仙芝如果真的贪污了军饷,你们就说个‘有’字,如果没有的话,仙芝恳请众将士还仙芝一个清白,说个‘冤’字!仙芝并不怕死,但大丈夫光明磊落,仙芝并不想走得如此冤枉!”在场的所有人全都被此情此景所感动,终于在刽子手的刀头即将落在高仙芝的脖子上时,所有人共同喊出了那个字。“冤!冤!冤!”那一刻,声震天地,苍茫之间久久回响。高仙芝可以瞑目了!……边令诚终于完成了他的复仇计划,带着心满意足回去向他的皇帝陛下复命。但对于李隆基来讲,将高仙芝和封常清斩首,完全是自毁长城的表现。因为在他们之后,防守潼关的重任落在了另一个将领哥舒翰的肩上,和高仙芝、封常清比起来,哥舒翰虽然也算是名将,但终不如高、封二人强强联合有利。此时安禄山的叛军在第一次进攻潼关未果后,他们并没有立即发动第二波进攻,安禄山的兵锋之盛似乎有所减弱。不过这也可以理解,因为此时腰肥肚大的安禄山正在洛阳做着他的皇帝美梦。当然这也给了唐军极为有利的喘息之机。事实上,就在唐军和安禄山的叛军在中原腹地陷入胶着状态时,已经沦陷于叛军之手的河北、河南地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抗运动。反抗的义士们用热血之躯和赤胆忠诚谱写下了名垂青史的“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诗篇。扯旗举兵安禄山在范阳公然发动叛乱之后,一路势如破竹,所向披靡,仅一个多月便连下河北、河南诸多州县,一直到攻陷洛阳后,才稍稍停止前进的脚步。不可否认叛军南下的速度极为惊人,但安禄山或许过多地考虑战场因素,而对自己所攻占州县的治理工作做得一塌糊涂。叛军每占领一个地方,并不是进行有效的治理,而是采取“三光”政策,导致很多老百姓家破人亡,从整个战略来看,安禄山叛军可谓是“狗熊掰棒子”——掰一个丢一个。叛军这种倒行逆施的做法,很快激起了河北、河南很多州县的反抗,在山河破碎的危急之秋,很多人自发组织起来,勇敢地肩负起了救亡图存的重任。其中声势最大的、最有成效的当属河北常山颜杲卿、颜真卿兄弟组织的反抗斗争。颜氏兄弟出身名门望族,是北齐年间儒家学者、经学家颜之推和唐朝初年儒学大家颜师古的后人,兄弟二人品行出众,居官政绩突出,多获赞誉。当时颜杲卿担任常山(今河北正定)太守,颜真卿担任平原郡(今山东陵县)太守。安禄山举兵叛乱后,很快进至槁城(今河北槁城)。当时颜杲卿深感以常山的守备力量,是无法对抗安禄山叛军的,但常山地处要冲,非但是安禄山叛军进退的咽喉之地,其西南又有土门之险,实为河东通往河北的重要门户。在颜杲卿看来,以安禄山的兵锋之盛拿下常山易如反掌,与其以卵击石做无谓的牺牲,不如忍辱负重从长计议。于是,颜杲卿便同长史袁履谦商议决定为了保存有生力量,暂时放弃对叛军的抵抗,并一同前往槁城面见安禄山。安禄山早已久闻颜杲卿的大名,在得知他献出城池后,不禁喜出望外,遂任命颜杲卿仍为常山太守,并赐其金紫鱼袋。值得一提的是,在安禄山叛军铁蹄的践踏下,当时河北地区只有常山一地因为颜杲卿忍辱负重的计策,而暂时免遭战火,自此颜杲卿和长史袁履谦私下不断密谋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伺机举事。就在颜杲卿在常山紧锣密鼓地筹划反戈一击的时候,他的从父弟颜真卿率先在平原郡举起抗击安禄山叛军的义旗。对比颜杲卿,颜真卿更加刚烈和果敢。颜真卿,字清臣,汉族,唐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祖籍琅琊(今山东临沂)。唐代杰出书法家。他创立了“颜体”楷书与后世的赵孟頫、柳公权、欧阳询并称“楷书四大家”。和柳公权并称“颜筋柳骨”。颜真卿的书法堪称一绝,但在我看来他这一生能够真正实现其不朽价值的,却是在河北聚兵二十万与安禄山的叛军做殊死搏斗的壮举。颜真卿原本身在长安担任侍御史、武部(兵部)员外郎,因为看不惯杨国忠的所作所为,被杨国忠排挤出长安出任平原郡太守。到达平原郡没多久,他就发现安禄山谋反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于是他暗中加紧了防备。由于平原郡处于安禄山老巢范阳的眼皮底下,为了减少安禄山的怀疑,他以防止降雨水灾为理由积极修筑城防工事、储备粮草。同时颜真卿也明白安禄山是个多疑的人,自己的举动未必能够瞒住他,为此他故意和诸多当地的文人天天泛舟于湖上,充分营造出一种不理政务的假象来麻痹安禄山。就在颜真卿暗中准备一切时,安禄山在范阳举兵大举南下,河北诸多州县纷纷陷落,而平原郡由于不处在战略要冲,所以叛军没有经过这里。但安禄山本着不放过任何一个地方的原则,虽然没有攻占平原郡,却让颜真卿以平原、博平两郡共计七千人人马防守河津。颜真卿明白,这既是安禄山的战略,也是对自己的一种试探和考验。颜真卿毫不犹豫地立即执行,不过这也为他带来了极大的益处,那就是打着防守河津的旗号,公开招募兵士。据史料记载,颜真卿招兵的文书一经散发到各地,河北沦陷的州县多有响应,短短十天之内,就招募了将近五万人。很多地方官带领人马前来投奔,这其中包括济南太守李随、清河长史王怀忠、景城司马李炜、邺郡太守王焘等人。这些人虽然在各自的属地没能抵抗住叛军的进攻,但此时各自手下依然有五千至一万人不等的军队,在听到颜真卿招兵买马的消息后,这些人杀掉安禄山委任的官员,义无反顾地去投奔颜真卿。因为在这些人看来,以颜真卿的性格和对大唐的忠心来看,他是不可能就此甘心投降安禄山的。随着颜真卿兵力的不断增长,以及各地伪官接连被杀的消息传到叛军那里后,此时身在洛阳的安禄山终于意识到自己原来正被颜真卿玩弄于股掌之间。愤怒的安禄山想让部将李庭望率军东征颜真卿,无奈从起兵以来由于战线拉得过长,兵力分散,已经不能再抽调更多的人马出来,不得不放弃东征的想法。此时饶阳太守卢全诚忽然反戈一击,杀掉饶阳的伪官据城反抗。在兵力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安禄山只好派部将张献诚在上谷、文安临时招募了几千人前去围攻饶阳,同时意图切断颜真卿西进的道路,以缓解自己紧张的局势。安禄山无暇顾及颜真卿,给了颜真卿极大的发挥空间,在很多州县官员到来后,颜真卿的兵力急速增长,应该

                      刘斌:没有。当时全世界范围内的城址还都没有这么大范围。如果说,长达5公里的塘山是良渚古国的一面城墙,那么,如此巨大的防护设施所保护的,会是怎样一座城池呢?就在塘山土垣的正南方向,一座长方形的巨型土台揭示了它的中心。经过考古鉴定,这座东西长670米,南北宽450米,高10米的土台,竟然也完全是由人工堆筑而成的。在它的周边,则是包括了反山墓葬在内的良渚遗址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种种迹象都表明,这里就是当年良渚古国的中心。王鲁湘:这个莫角山就是目前在良渚文化中心区里发现的最大的一个高台吧?牟永抗:我们把它表述为超大型的人类营建工程。它的平面呈长方形,而且是正方向。在这个长方形的平台上,又有三个小高台,分别叫大莫角山、叫小莫角山、乌龟山。这三个也是在大高台的基础上再营建的一个工程。我们在60年代晚期曾发现当地人就在乌龟山底下挖沙。山的下面是苕溪,在苕溪里边挖沙是可以的,但是沙怎么跑到山上来?我到那里看了几次,沙里边没有出什么东西,就是一直不清楚沙是怎么来的。到了1987年的12月5号,104国道修建要经过这个地方,我们在高台的角上,发现了一个大灰坑,灰坑里面堆的全部是形状规整、像砖坯一样的红烧土。灰坑有10米见方,中间1.1米高,在红烧土上面还有一个良渚小墓,这说明红烧土和这个坑,都是良渚时期的东西,所以我们马上把这个发现报告了国家文物局。王鲁湘:你们开始把莫角山这个高土台和良渚文化联系起来了。牟永抗:联系起来了。当时北京历史博物馆的馆长俞伟超先生讲,这个是当时整个地球上营建规模最大的一个工程,无论如何要保护好。王鲁湘:当时大家就已经意识到这个遗址的重要性了。1987年的初步发掘,让莫角山成为了考古人员密切关注的重点。1992年,原本位于莫角山上的一个印刷厂要求扩建厂房。这个在常人看来普普通通的消息,却让考古队员们兴奋异常,因为进一步的发掘工作又能开始进行了。牟永抗:1992年上半年,当地的一个印刷厂要扩建,于是要在这里挖一条沟,结果这个沟里边也发现了沙,而且是上面一层沙,下面一层土,土下面再一层沙,一层一层这么摞上去的。第二年、第三年,我们把整个台面揭开,发现整个范围都是这样。在揭开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沙上面有很多小坑,这是夯的。王鲁湘:是小夯窝。牟永抗:这些密集的小沙坑就是人工营造的痕迹,我们于是把它和原来看到的挖沙的情况联系起来了,后来我们又在这块角上的沙里边发现了柱洞。王鲁湘:这就说明上面有建筑。牟永抗:可是这一块,2000平方米的地区,没有柱洞。王鲁湘:那就是一个广场。牟永抗:我们又联系到1987年12月份发现的红烧土堆积,那么至少在这广场的南边,当年还曾经生过10米以上的大火堆。王鲁湘:这里发生过大型的祭祀活动。牟永抗:这里就是祭祀礼仪的中心,因而也成为良渚文化中心址的中心。保留在莫角山的这些地下遗迹,已经成为良渚文化发展高峰的最为重要的证据。考古学家们推测,这里曾经是良渚先民心目中最为神圣的地方。当年的地面上,一定矗立着恢宏的建筑,很有可能就是中国最早的宫殿。因此也有人说,这里是“5000年前的紫禁城”。刘斌:这是莫角山的东北角。王鲁湘:从这个地方看莫角山的大土堆,这么绵延过去还是比较壮观的,四千多年以前由人工堆筑成这样一个东西,它的工程量还是蛮大的。这个大土堆当时应当是这个庞大社会共同体的核心地区,它的周围应该散落着很多贵族的住宅、平民的住宅,当然也应该有一些奴隶。这应该是一个稻作文明的地区,周边应该还是以大片的水稻田、沼泽地为主吧。牟永抗:在当时,社会分化是不是这么极端,还不敢讲。不过村民在建房子挖水井的时候,在水井的7米深处,还发现了稻谷的堆积层。稻作文明正是建立这些大型建筑的经济基础。这些谷粒可以储存,又是财富的象征,因此人们能够进行财富的积累。在财富积累的基础上,才可能出现这么一个超大型的营建工程。所以这小小的稻谷,对整个人类文明在那个时期产生质的飞跃,起了关键的作用。王鲁湘:所以这是真正的神物,所谓“嘉禾”啊。古蜀金沙20世纪80年代,有一个举世闻名的考古发现——成都平原的三星堆遗址,人们由此知道了,曾有一支神秘的部族在古蜀土地上创造了高度的文明。可是,考古证据显示,三星堆文明突然之间就消失了,它似乎没有来源也没有去向,神秘得不可思议。直到20年后,金沙遗址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专家们才意识到,它和三星堆可能有着密切的关系。金沙遗址的出现是否能揭开三星堆之谜?而这个21世纪以来中国最大的考古发现,又给我们带来多少新的疑问呢?一、金沙的发掘金沙村是位于成都市西郊的平凡小村,唯一有些稀奇的,就是在此世代居住的农民,不时能够在河滩边、在耕种时捡到大小不一的金箔片,而这一传统,连他们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翻开文献,早在五代时这里就一直被称作“金沙”,至今没有改变。然而,2001年2月9日,一个房地产公司准备在这里修建开发项目,就在挖土机开挖下水沟铺设水管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朱章义20:当年他们搞基建的时候埋水管,挖土的时候发现大量的象牙,有人报警后,消息便转到了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当时的队长是王毅,他马上带人到了现场。王鲁湘:出土的东西主要是什么?朱章义:当时的挖掘作业对出土的东西和遗址有破坏,我们从断面看的话,有八层堆起来的象牙,最下面还有大量的玉器和铜器。金沙遗址博物馆除了最初发现象牙和玉器的金沙村,考古部门在它周边又有了发现。最终探明,整个金沙遗址的总面积有5平方公里,被一条叫做磨底河的小河分成南北两个部分。金沙村是它的祭祀区,在它的西北部,发现了一些房屋、陶窑和墓葬遗址,被判定是生活区和小型墓葬区。位于磨底河北岸的黄忠村遗址,则属于宫殿区。现在,在出土文物最为丰富的祭祀区,建成了遗址保护博物馆,游客可以穿行其中,体会当年考古现场的气氛。王鲁湘:这个像体育馆一样的建筑,就是现在遗址保护的一个建筑吧,大概有多少亩地?朱章义:这个博物馆的占地面积有30万平方米,大约456亩。实际上,金沙遗址的面积比这要大得多,差不多在五平方公里左右。王鲁湘:金沙这个名字肯定是有来历的吧。朱章义:可能因为当初金沙村是祭祀区嘛,河流在不断地改道过程中,把祭祀区里边的小金片给冲出来了,这地方便以此命名。但是现在还没有确切的证据,因为唐到五代时期的墓葬当中便记载了当时叫做金沙乡,金沙是古名了。王鲁湘:博物馆的磨底河是从金沙村和黄忠村的中间穿过来的,这在中国的博物馆还是很少见的。朱章义:如果站在高的地方看,这条河还有点像条龙,风景非常好。数量众多的象牙考古人员在现场首先看到的便是成堆的象牙,他们立刻联想到:1986年,在距离成都仅38公里的三星堆遗址,也出土过80根象牙。于是,两处遗址从此刻开始,便产生了联系。然而,考古人员很快又发现了两者的不同:金沙遗址中,象牙的大小和质量虽然整体不及三星堆,但在数量上,则远远超过了它的近邻。据估算,整个金沙遗址中出土的象牙有1000余根。这样奢侈地使用象牙,在中国古代是绝无仅有的。(图2,)金沙遗址象牙王鲁湘:遗址出了那么多象牙,这对于金沙人有怎样的意义呢?朱章义:我们在遗址发现的玉璋上有这样的图案:一个人跪在地上,肩上扛一根象牙,象牙尖朝前。这件文物最重要的地方就在于,它告诉了我们金沙、三星堆出土那么多的象牙是做什么用的。象牙在金沙和三星堆古蜀文化当中,主要还是用作祭祀品。具体地讲,它是怎么使用的呢?其中之一就是人把象牙扛在肩上。王鲁湘:尖朝下,跪在地上。朱章义:这可能是当时祭祀的一种姿势吧,肯定还有其他的一些姿势。如果我们还能不断地发现其他图案,就能够把当时祭祀的姿势搞得比较清楚,并加以复原。王鲁湘:那么这个古文明就复活了。奇特的乌木同时,根据地层出土的器物,考古学家们判定,金沙遗址属于商代晚期到春秋时期,距今大约有3000多年。那么,3000年以前的金沙是什么样子呢?随着考古工作的进行,金沙遗址中还出土了很多乌木。它的一面是条形树皮纹理、而另一面却像珊瑚一样坑坑洼洼,这又是怎样造成的呢?金沙遗址乌木王鲁湘:乌木的造型很奇特,像礁石一样,上面有一个一个的洞,很有质感。它是怎么形成的呢?朱章义:这个实际上是乌木的一个特点。发洪水的时候,树从上游冲下来,埋在河床里边。因为成都平原有大量的卵石,树木向下的那一面便受到了一些挤压,所以就形成了像礁石一样的一个个孔,而另一面保存的较好。王鲁湘:连树皮都还有呢。朱章义:因为没有卵石对它进行挤压,可能是沙子一类的东西把它盖在上面了。王鲁湘: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个树的话都是两面,一面带有很多很多的圆坑,像月亮的表面一样,一面比较平,造型很好。朱章义:绝大部分是这种情况。这是大自然的一种杰作,自然而然地成为一种艺术作品了。长久以来,考古界有这样一个观点,认为正当中原人过着富足和文明生活的时候,成都平原上还是一片蛮荒之地。但是象牙、乌木的出土,让我们能够更准确地描述3000年前古蜀人的生活状况。当时这里的自然环境应该是这样一番景象:气候温热、丛林茂密、大象成群。随着挖掘工作的深入,大量的玉器、石器和金器也伴随象牙一起出现了,考古工作者们吃惊地发现,整个遗址区里竟没有一件生活用具。更令人不解的是:所有这些东西还不是同时掩埋的,而是分层分批,精心摆放在这里的。经过分析,考古工作者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里是一个大型的祭祀场所。朱章义:它实际上是专用的一个祭祀场所,它的旁边是一个河滩地,里边还有大量的乌木。当时可能是在河岸上进行祭祀,祭完之后就把祭品埋在河滩地里。它的祭品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最下层属于比较早的时期,这个时期的祭祀品以象牙、石器为主,金器、玉器比较少见。到了中间层,祭品就比较丰富了,金器、玉器、铜器、石器、象牙都有。到了上层,大约相当于西周末、春秋初的时候,祭品又发生变化了,象牙、玉器、金器虽然还在用,但是非常少了,而主要以野猪的牙和鹿角为主。王鲁湘:生态环境越来越不好了。朱章义:这当然是一种可能性,但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国力逐渐衰落了,想用象牙没有了,想用的玉器没那么多了。最后人们就用在河滩边上捡到的漂亮卵石代替玉器,来祭祀祖先、神灵。王鲁湘:国力越来越衰落,对周边地区的控制力也越来越弱了,周边地区的贡品自然越来越少了。朱章义:但是祭祀活动还是必须做下去,因为只有这样,祖先才会保佑后代平安。所以他们只能用野猪牙、美石来代替了,不过,他们对祖先、神灵的崇拜还是一样的。王鲁湘:这个分析很有道理。从这样一层一层各不相同的祭祀品,可以看出当时整个古金沙蜀国在500年中的国力变化,甚至间接地反映了整个周边生态环境的变化。朱章义:如果我们做得更仔细的话,那么古代蜀国都城的变化、政治集权的变化,都有可能被发现。比如通过对出土象牙的研究,可以发现这里出土的二十多根象牙中最长的一根有1.85米,是亚洲象。王鲁湘:现在亚洲象不可能有这么长的牙齿了。朱章义:你不要说1.85米,就1.6米的象牙也很少见了。但金沙出土的象牙长度一般都在1.6米左右。我们由此可以想象,当时的生态环境是多么良好:四周都是树木,鱼在游,鸟在飞,河床边上的那些大树后来就成了乌木。王鲁湘: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在三千年以前是一片原始森林。朱章义:我觉得倒不一定是原始森林,因为这个地方已经作为人类居住的一个都城。应该说,这个地方的人类聚落四周是大片的森林,当然,在聚落内的话,肯定也有大量的树木,而不是像我们现在的城市这样,全都是房子。黄金面具根据考古发现得出的相关细节,我们可以想象一下3000年前这里人们的生活状态:在茂密的原始森林中野象成群,河水常常泛滥淹没农田和家园。人们白天务农耕种,制作陶器,用多余的粮食酿制美酒。每逢重大事件,统治者要举行大规模的祭祀活动。那时候,人们肩扛象牙跪立在祭坛前,祈求风调雨顺,人民康乐。而后把精心准备的祭品摆放在河滩里,用泥土掩埋。然而,这还仅仅是我们看到的表面现象。随着对更多出土文物的研究,考古人员又有了新的发现。金沙遗址黄金面具王毅21:非常荣幸,我是那个金面具出土的见证者之一。王鲁湘:当时好像几个主要负责的人都在现场。王毅:是,我们当时猜到最多会有一些金器、玉器出土,但没想到还是大吃一惊:这居然是东亚地区那个时期保存最完整的一件金器。出土的时候,我感觉就是一块小金箔嘛,而且沾满泥土,这在金沙遗址出土过很多。但随着它不断地展开,我们看到有一个地方好像有两个小孔,在两个小孔之上有一个隆起的东西。最后展开一看,果然是好大的一个金面具,这可真是重大发现。王鲁湘:当时应该非常兴奋吧。王毅:当时确实是激动不已,但是还要表现出一种镇定自如的感觉,因为考古学家不可以有一种挖宝的心理。这个金面具不是一般的普通人可以使用的,只有最高统治者、最大的巫师才能够使用。它是最高级别的,这样一来,金沙又发现了一件跟蜀王的祭祀活动有关的东西。经过专家修复,变了型的金面具恢复了它本来的面目。庄严神圣的表情让人们不禁联想到遥远的西方,古埃及文明那著名的图坦卡蒙金面具。是什么人,在3000年前的金沙使用了它呢?神奇的金面是不是蜀王本身的“画像”呢?王鲁湘:这个金面具的形象与三星堆的青铜面具很相似,除了嘴稍微短一点。朱章义:没三星堆的那么夸张。它大约有四十多克重,厚度则从0.02厘米到0.04厘米不等。王鲁湘:这个大小好像正好能扣到一个真人的脸上。说不定当时它就是被扣在一个祭师或者首领的脸上,用在某种特殊的场合。朱章义: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它罩在其他上面的可能性还是更大一些。因为它背面有很多卷过来的痕迹,如果戴在人脸上的话,就会把脸刮破了。也许它就扣在一个圆雕的东西上,有凹槽把它嵌在里头,三星堆有些金箔就是直接嵌在青铜面具上。黄金冠带金沙遗址黄金冠带这是金沙出土的一条金冠带。在它表面刻有四组相同的图案,每组图案由一个人头像、一只箭、一只鸟和一条鱼组成。整个图案表现的是人用箭射鱼,箭经过鸟的侧面,射中鱼头的场景。这个图案对有考古经验的人而言意义重大,因为类似的金器在三星堆也有出土。它同三星堆一个金杖上的纹饰竟

                      间是宋朝士兵们最虚弱的时候,只要领兵杀过来,肯定能赢。梁哆唛不信,说宋军没粮,西夏也没粮,就算杀过去,也真赢了,军队吃什么?难道要带往返粮票行军吗?李讹哆笑了,梁将军不必怀疑,党项人来了有粮食,俺已经给你们攒了二十年了,全藏在地窖里。于是大喜,西夏大兵们兴高采烈地跑了过来,简直是太幸福了,杀饿得发软的敌人,抢白花花的银子,还有人管食宿,当这种兵打这种仗,真是极品生活。可是跑到定边寨后,全体都晾在了刺骨的春风里。迎接他们的不是善良的李讹哆老爹和满地窖的粮食,而是一片白茫茫的大地,无论是地表上面,还是地窖里边,都啥也没有。当地的宋军早就盯着他们了,知道有什么勾当之后,没在大冷天里伏击他们,而是抢先一步把粮食都挖走……梁哆唛和他的大兵简直欲哭无泪,不带这么玩人的,为了跑快点根本没带返程的粮,现在要再回去,你们不饿啊!最后,他们回去了,连冻带饿,非战斗减员死了很多。回顾全过程,典型的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在西夏来说,已经很吃亏了,没想到宋朝大怒,赵佶亲自下令:西军全线出击,让党项人知道好歹!这次出兵的兵力总和达到了二十万。其中由熙河路经略使刘法率领熙河军团步骑十五万人出湟州,秦凤路经略使刘仲武率五万精兵出会州,从西、南两方面夹击西夏。童贯驻军兰州,两方策应。童贯梦寐以求的时刻到来了,在这次因为一点小摩擦引起的大战役中,他得到了最想要的东西。赵佶下令,以他总领永兴、鄜延、环庆、泾原、秦凤、熙河等西北诸路,节制所有经略安抚司。从这时起,西北军是童贯一个人的了。从当时来看,童贯志得意满,毫无疑问必将竭尽全力打赢这场仗,由此树立他大宋战神的光辉形象。但是在后面发生的事情里,结果却与之恰恰相反。坐拥二十万百战精兵,节制整个西北辖区,童贯却让战局打得如温吞水。这一仗打了两年,宋、夏双方各有胜负,纵观全局,没有纵深穿插,没有兵团决战,争斗点都只在一些边远的小城,如西夏的臧底河城、仁多泉城,宋朝的靖夏城,两方面都挺狠,把这三座城都屠了,满城鸡犬不留。但对宋、夏双方来说,几十万人打群架,就这么点代价吗?真要死磕的话,为什么不在天都山、横山、青白盐池这些紧要地段动手?保准立即水深火热,你死我活。这就是奥妙所在了,随便抓出一个西军大兵都知道的事,为什么最高当局不去做?童贯如果真的想建功立业,为什么雷声大雨点稀呢?很简单,看历史进程表。前面发生了什么,后面发生了什么,前后对照,一目了然。真正的原因是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十月的卢沟桥之夜,与公元1115年的三月东北边关收到的一封信。这封信是写给宋朝的皇帝赵佶的。写信人是一个叫马植的辽籍华人。马植出身于辽国燕云地区的名门大族,时任辽国的光禄卿,算是一个国家级的中上层干部。他在信里列举了一些刚刚发生在辽国东北部的事情。由于地理限制,那些地方是宋朝接触不到的,哪怕事情发生已经有六七年之久,宋朝人也两眼一抹黑。看到这封信后,赵佶迅速下令,边关要尽一切努力,悄悄地、快速地把马植召进开封,他要面对面地和这个人谈话。而童贯立即给出了马植,这人居然早就在开封城内了。有证据显示,从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的十月起,马植就一直隐藏在童贯的周围。卢沟桥之夜,那个与童贯秘密接触的人,就是他。第十一章完颜时隔四年,他当初说的事情已经被证实了。在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十月的卢沟桥之夜,他对童贯说辽国必亡,会非常快速地崩溃。当时童贯的第一反应是乐傻了,第二反应是气怔了。辽国,东亚第一强国,你说亡就亡了?看我是太监就好骗吧,这是不是辽国玩人的新把戏?!所以他快乐着,也隐约地期盼着,却同时把马植带回了宋朝。看着是马植表忠心跟着他走,其实是童贯软禁了他。这样重大的事,容不得半点的欺诈,连随口一说都不行,谁知道你有什么用心,必须随时带在身边,等待消息被证实,才能给这个人定性。四年的时间,让一些事情跨越大陆,从辽国的东北边传到西南边,被宋朝知道了。总体上来说,一切从辽国的皇帝耶律延禧的享乐生活开始。耶律延禧,也就是鼎鼎大名的天祚帝。这位老兄和赵佶的缘分很足,两人的人生轨迹几乎每时每刻都重叠在一起。从登基到高峰,从滑落到邻居。耶律延禧比赵佶早一年当上的皇帝,称帝之初光芒四射,比赵佶的勤政吓人得多,他在整个辽国上层来了个大清洗,凡是参与过、被怀疑参与过害死他父母的大臣们,活着的全家族杀掉,死了的全体挖坟。血腥过后,他开始了享乐。得承认,在这点上他远远不如赵佶了,限于北方物产、人文的条件,他只知道跑马打猎、拜佛建塔,貌似没有创意。但是,他有特色。北方物种是比南方少些,同一种物种的成熟期也比南方的慢,可是相应的,物种成熟之后的品质就非常高,非南方快速生长的动植物能比。辽国,纵横北疆两百余年的庞大帝国,穷尽北方奇珍,自然有一两样是南方锦绣河山所没有的。其中最著名的是北珠。珠,顾名思义是珍珠。说来惭愧,我国号称地大物博出产丰富,可是在珠宝品种方面太单一了,全境内没有红宝石、蓝宝石、猫眼石、钻石……啥也没有,只有南方海域出产珍珠,西北方面有和田玉。这两样也没法保证,因为更南的南方出产更好的珍珠,比如新加坡那边;和田……在古代一会儿是中国的,一会儿是独立的,出产量根本没法保证。北珠,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显得珍贵。多珍贵呢,到后来清朝官员的顶戴上要用北珠来装饰,犯人们采到北珠可以减刑。珍贵,一来是因为它的美;二来是因为采摘的困难。北珠只能在每年十月以后,冰冷刺骨的海水里成熟。这时,无论怎样精壮的男子,也没法潜入深水把它采摘上来。怎么办呢?利之所趋,不可抗拒。潜藏在冰海深底的北珠,处于封建时期的人类也有办法弄上来。经过仔细观察,海边的人发现每年这时都有一种天鹅出现,它们深深地潜进冰海里,以北珠的母蚌为食,吃不掉的北珠,就含在它们的嗉囊里。天鹅高高地在天上飞,最好的射手在强劲的海风环境里也别想射中。再怎么办呢?人们又发现,天鹅有一种天敌,是一种小而极其凶悍的猛禽,名叫“海东青”。海东青是传说中的鸟,在现代的飞禽百科里找不到千分之一百对应的种族,可是它在公元1113年之前是确切存在的,没有它,以后的事就都不存在了。海东青以天鹅为食,只要能得到海东青,那么就一定能捉到活天鹅,剖鹅取珠。于是,所有的焦点都集中在海东青的身上。怎样得到这种鸟?怎样驯化它?这时高贵强大的契丹人撇嘴了,这是有风险的、低劣的活儿,只配那些低劣的民族去做,他们只需要坐等北珠就好了。低劣的民族,比如女真。女真族的历史很悠久,能追溯到先秦时期,那时他们叫“肃慎”。女真或者女直,是后来的音译。虽然很悠久,但混得不咋地,直到辽国建立时,他们仍旧处于原始社会的末期,即将进入奴隶社会,绝大部分散布在黑龙江与松花江流域,靠打猎捕鱼生活。接近辽国疆域的,叫熟女真,已经是辽国的属民;居住在松花江之北、宁江州(今吉林扶余东南)以东的,叫生女真,处于自由状态。抓海东青的活儿就派给熟女真了,他们是辽国最北边的部属,他们不干谁干?可要命的是,海东青住得比他们还远,一直北到了生女真的地盘。大家可以想一下,哪怕是一个姓的同族兄弟,甲家大院里有种好东西,乙家说开门我来拿走,这可能吗?真想拿,只能是提着菜刀上门硬抢。每年接了任务的熟女真,就是这样提着刀枪去同族兄弟家里生抢海东青的。每年的冰天雪地里,年复一年,都要扔下大片的尸体,抢到些鹰雏鹰蛋,白白地送给辽国人。而辽国人来取鹰时,是让女真人更屈辱的事。每年辽国派出去的“银牌天使”,所过之处敲诈勒索,这也没什么,世界各地都通用的行政规矩,可是他们每晚都要年轻美貌的女真女孩儿“荐枕”。这就忍无可忍了吧,直娘贼,忒煞是欺负人!忍无可忍……但还是要忍,汉族人可以某天神圣感爆发,喊出天下“道理最大”这句口号,可是走出汉域,这四个字就是个超级好玩的笑话。契丹人、党项人、交趾人乃至于后来周边更多的异族人会笑嘻嘻地向这句口号招手,过来,哥让你知道什么最大。拳头大,才是最大!所以,女真人只有忍,不忍就等着亡国灭种吧。何况荐枕什么的只是屈辱之一,更屈辱的还有很多种,相比之下,鹰路上的各种欺侮还是好的,毕竟人家是跑了很远的路,主动到女真人家门口来欺负,更多的时候他们得主动去接近辽国皇帝,得唱着笑着跳着闹着,装狗熊装野鹿去逗辽国人高兴。真是送上门的屈辱啊。比如每年的“头鱼宴”。这是种很别致的宴会,在非常冷的寒冬里,大多是农历二月新年前后举行,地点通常都在混同江(今松花江)。那时大雪封江,玉带千里。在这种环境里扎下辽国皇帐,各部落首领来觐见。卫士们砸开冰层,捕到第一批鱼,用这批鱼向契丹皇帝致敬。这即为头鱼宴。听着很风雅,看上去挺有趣,可这实在是这些边远部落的首领们的一大难关,每到这时,他们都失去了自由和尊严,变成了辽国人的玩具。皇帝想打猎了,他们去呼鹿;想看远距离猎杀,他们得去射虎;想看真人版近距离搏斗了,他们得去搏熊……等皇帝渴了饿了想吃头鱼宴了,他们得跳舞唱歌助兴。每年如此,辽天庆二年时也一样,当时耶律延禧喝得很高兴,下令各酋长入场,给朕跳起来。下边问,是群舞还是独舞?挨个来。于是,各个民族各部落的酋长们酝酿情绪活动身体,依次下场开跳。一个接一个,快乐复快乐,耶律延禧的兴致达到了高潮,却突然被打断。舞台冷场了,前边跳完,后边该跳的却端坐不动。全场的目光看过去,发现那是个彪形大汉。这人身高体壮,相貌雄伟,冷冰冰地坐着,一动不动。旁边人喝问:“为什么不跳?”“我不会。”回答得硬朗不说,目光还直勾勾地盯着辽国皇帝。耶律延禧暴跳了起来,这是挑衅,是赤裸裸的、有史以来第一次的当面挑衅!绝对不能容忍,杀了他。这是一个历史时刻,他拔出刀来,要亲手砍了这个敢扫他兴的小跳蚤。这一刻就像宋哲宗躺在病床上,命运将主动权一次又一次地送到他手上,只要抓住一次,历史就会改写。耶律延禧也是这样,只要他砍下去,万事皆无,一了百了。可惜的是,他被人拦住了。他宠信的大臣萧嗣先笑着说,为了一个野蛮人生气实在不值得,何况您杀了他,会吓坏周围这些玩具的,以后谁来陪您玩呢?是……吗?耶律延禧慢慢地把刀放下了,他从小在仇恨里长大,尤其对耶律乙辛式的奸臣非常敏感,他审视的目光在萧嗣先、扫兴人之间游移,努力地想,也想不出辽国京城里的高官,和这个穷山恶水里的刁民能有什么瓜葛。无瓜葛,无阴谋,他慢慢地坐了下去,也是啊,为一个小跳蚤不值得扫兴……来,跳起来,接着乐。就这样,当天吃饱跳够,各方散场,没人死亡或者流血,也没有人再注意那个声称不会跳舞的愣头青是何方神圣。该愣头青名叫完颜阿骨打,是一个生女真。居住在安出虎水(今阿什河)附近。按说他没有所谓荐枕的屈辱,更不必受银牌天使的欺压,为啥对辽国皇帝这么敌视呢?鬼都知道,他肯定会跳舞,但就是不给你跳!这当然是有原因的,前面说了,熟女真是苦的,要每年砍人抢鹰,死伤一大片。可生女真呢?没招谁没惹谁,居然每年都被砍,究其原因,都是因为这个耶律延禧,因为大辽国。完颜阿骨打是自由生成的北方豪杰,他不像熟女真那样被豢养出了奴性,不爽就不配合,有火就要发出来。当然,像他刚才的行为,没死并且以后有了奇迹般的发展,人们可以歌颂他的傲骨;如果死了呢,小不忍则乱大谋,不过匹夫之勇……重要的是他没死,并且在风雪兼程赶回到老家后,又有一份奇遇在等着他。这一次,完颜阿骨打是代替他的哥哥乌束雅去参加头鱼宴的。乌束雅是这一代完颜部女真的族长,阿骨打是他二弟。几百年前的世界是一样的,无论东方西方,无论封建社会还是奴隶社会,一切都是长子优先。比如乌束雅和阿骨打。哪怕乌束雅敦厚软弱,阿骨打强悍精明,也没法改变他们的继承权顺序。阿骨打只能听命于大哥,哪怕要他去参加屈辱的头鱼宴,也只能听话。可是,等他窝了一肚子火回到老家后,突然发现他哥病死了,从他进门时开始,他已经是完颜部女真的最高首领。这是他做梦都想不到的事,因为在他的家族里,论资排辈轮到他当家,真是太不容易了。翻开完颜部女真的历史,一直处于浑浑噩噩得过且过的半原始半奴隶制时代,在汉民族进化几千年到达宋朝时,他们仍然没什么事迹值得记载下来。因此他们的史书一片空白,直到阿骨打的爷爷乌古乃。乌古乃当时是一大片散乱的女真部落中的一个,实力稍微强些,但没有优势。每天干的事,除了上山打猎,就是到别的部落里杀人抢东西。千篇一律,大家都一样。在这个过程里,他办了件不一样的事。完颜部旁边有一个部落叫五国蒲聂,它背叛了辽国。很自然的,辽国派重兵讨伐。这和乌古乃有什么关系吗?貌似有点,辽国人打仗是不发军饷的,士兵们边打边抢劫,往往造成起兵时灭一个部落的命令,收兵时灭了七八个。乌古乃为自身安全着想,得提防一下。通常的办法是全部落搬家,躲出去,等风头过了再回来,运气好的话,还能把五国蒲聂部的残余势力吞下去,发笔小财。这是惯例,是严寒地带部落生存千百年总结出来的经验,早就证明了是最正确的。可乌古乃没这么办,他派人去和辽军接触,说这里的地形太恶劣了,重兵没法展开,如果强攻,五国蒲聂部至少能挺一年,那样辽军损失会很大,将军们会没法交差。乌古乃提议,把这事儿交给他办吧。辽军同意之后,乌古乃出发了。他没带刀枪,而是带着老婆儿子,外加大批礼物去见五国蒲聂部的首领。对方一见,立即把他当兄弟了。带着礼物来,或许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可连老婆儿子都带来了,还用怀疑吗?何况乌古乃还玩了个绝招,他自己回家了,却把老婆儿子都留在对方地盘上。怎样,亲爱的兄弟,我是真心想和你交朋友的!五国蒲聂部被彻底感动了,接着就被乌古乃派兵偷袭,杀了个措手不及。事情发展到这步,一般来说是大功告成了。但乌古乃的举动更加让人看不懂。他把俘虏和战利品全送给了辽国人,自己一点儿没留。女真人气坏了,那是整整一个部落的好东西,自己流血去抢,却白白送给别人。也不想想,人家辽国人要的是罪犯,俺们要的是金钱,这么搞……世上还有比这更傻的事吗?答案是有,再过一百多年,有一个站在全人类军功之巅的人,也干过这种事。历史证明,做出这种事的人都有着巨大的图谋、深远的眼光,不是平常人能理解的。不久之后,辽国皇帝召见乌古乃,封他为生女真部节度使。从这时起,完颜部女真一步登天,成为生女真的官方领导。乌古乃四处砍人,每一刀下去,都带着辽国皇帝的许可证。这就是阿骨打家族的起源发家史。从这些可以看出,这个姓氏、这个种族的特点。勇猛善战不必说了,是他们生存的基础,在这之上,完颜氏聪明、狡诈、凶残、敢冒险,为了达到目的,什么手段都不在乎,哪怕是妻子儿女的生命都不在话下。我仔细计算过,历数东亚地区从古到今称霸过的少数民族,比他们成就高的有,比他们能打的也有,可比他们凶狠残忍的,却没有。注意,特指建立国家,至少占领一半中国领土的少数民族。乌古乃是完颜部女真的奠基人,他作出的贡献有三条。以重要性而论,得到了辽国的官职只能排到第二,另外两点才真正决定了完颜部的命运。第

                      的祖母,当然,只是名份上的,并非亲祖母。事实上,宋昭公在位的时候,宋襄公夫人是不是一位老太太,还值得商榷。因为据《礼记》记载,“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瓮。”说他给夫人办葬礼,用了一百缸醋。由此可见,宋襄公的原配夫人早已经先宋襄公而去,宋昭公得罪的这位奶奶,应该是宋襄公的继室。宋襄公夫人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当朝天子周襄王的亲姐姐。众所周知,这个身份在春秋时期虽然显赫,但并不代表任何实际的权力。然而,如果有人要利用这个身份来达成某种目的的时候,它又变得很有价值了。“六卿和公室”一年之后,也就是公元前619年冬天,华氏、乐氏、皇氏等“戴之族”(宋戴公的子孙)打着宋襄公夫人的旗号发动叛乱,杀死了宋昭公的拥护者孔叔、公孙钟离和去年才上任的大司马公子卬。作为宋国最高军事长官的公子卬死于内乱,显然死得不是地方,然而死得很壮烈,至死都紧紧握住象征大司马权力的符节,表示不敢放弃使命。而新任司城荡意诸(前任司城公子荡之孙)逃亡到鲁国。连年动荡的宋国,在楚国强大的军事压力下丧失了抵抗的意志。当然,如果晋国有所作为,形势或许会有所改观,但是晋国人选择了保持沉默。司寇华御事向宋昭公提议说:“楚国大军压境,目的是要我国屈服。那我们主动屈服就是了,他们又何必动刀动枪呢?”宋昭公还在犹豫,华御事又自我检讨说,“宋国羸弱,受到楚国的欺负,是因为我们这些人领导无方,为什么连累人民跟着受罪呢?”宋昭公掰着指头一算计,晋国显然是靠不住的了,单凭宋国之力与楚国抗衡,实在是太勉强。于是听从华御事的建议,亲自跑到厥貉去觐见楚穆王,毕恭毕敬地听命于帐下。为了把郑穆公、陈共公、蔡庄公都比下去,宋昭公还殷勤地邀请楚穆王到宋国的孟诸湖举行狩猎活动。孟诸湖是宋国的大湖,水草丰美,湖畔山林茂盛,是春秋时期有名的猎场。前面讲过,城濮之战的前夜,楚军统帅成得臣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河神对他说:“把你的马冠马缨都给我,我将赐给你孟诸之麋。”麋是湖边水草丰美之地,黄河之神要用孟诸之麋换成得臣的马饰,意思很明白:你给我马饰,我就让楚国人得到宋国。可惜成得臣舍不得自己的马饰,在城濮被晋军打得大败,孟诸湖也就成为楚国人心里头永远的痛了。事隔十五年,楚穆王不折一兵一卒,反而以宗主国元首的身份来到孟诸湖,难免让人感慨,真是风水轮流转啊。根据自古以来的传统,君主举行狩猎,既是娱乐,又是军事演习。楚穆王自然担任了中军主帅,宋昭公以东道主的身份担任左翼指挥,郑穆公担任右翼指挥,楚国期思县(地名)的县公复遂担任右司马,息县的县公公子朱和申县的县公文之无畏担任左司马。狩猎要用到烟熏之术,中军主帅楚穆王命令,各车都要带上取火之物,以备使用。狩猎之中,楚穆王自中军追逐一群狐狸驰入右阵,狐狸逃入洞穴,于是命紧随其后的宋昭公点火烧熏。没想到,宋昭公耸耸肩,意思是没带引火之物。楚穆王的脸当场就黑了。他还没发话,左司马文之无畏已经命令手下将宋昭公的驾驶员给揪下车来。“宋公违令不从,应以军法处罚。然而国君不可以受刑,请您下令惩罚其仆从。”文之无畏向楚穆王请示。楚穆王瞄了宋昭公一眼。这家伙大概没想到事情会闹得这么大,老老实实立在车上,浑身发抖,直冒冷汗。楚穆王不禁莞尔一笑,对文之无畏说:“你是左司马,此事听由你处置。”说罢扬长而去,将皮球踢给了文之无畏。行军打仗,司马就是司法官,对于违反军令的行为,自然有权处置。当时陈、蔡两国国君在场,想做个和事佬,劝文之无畏说:“一国之君不可辱,请您务必手下留情。”楚穆王如果只是想吓吓宋昭公,目的已经达到了。再加上有陈、蔡两国诸侯求情,按理说,文之无畏完全可以顺水推舟,放宋昭公一马。毕竟宋昭公是一国之君,文之无畏以楚国一县之长的身份,没有必要在宋昭公面前太过强硬。但是文之无畏显然是个认理不认礼的人。他瞪着眼睛,板着脸,毫不客气地说:“楚王既然命我为司马,我就要忠于职守,行使职权,并非我强硬。古人有诗云,‘硬的不吐出来,软的不吞进去’,又说,‘不要放纵狡诈之人,以检点放荡的行为’,都是教育人们不要怕认真啊。我就算是死,也不敢放弃职守。”于是下令对宋昭公的戎车驾驶员执行鞭笞之刑。文之无畏是楚文王的后裔,因此以“文”为氏,无畏则是他的名字。他在孟诸狩猎中的行为,倒是解释了他为什么叫做无畏——无知者无畏。当然,文之无畏也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不过那是二十多年之后的事了,在此不提。孟诸狩猎的鼓噪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晋国的不安。自公元前618年楚国人重入中原,短短两年之间,已经有郑、陈、蔡、宋等国先后弃晋入楚,南风猎猎,势不可挡,有甚于城濮大战之前。公元前616年夏天,晋国郤缺和鲁国大夫叔仲惠伯在承筐会晤,就当前的国际形势交换意见,并就如何分化争取宋、郑、陈、蔡等国达成一致意见。两年前的夏天,楚穆王派斗越椒访问鲁国,鲁国给予了斗越椒合乎外交礼仪的接待。作为晋国的盟国,鲁国与楚国的这种非亲密接触体现了鲁国人相对独立的国际关系准则,同时也是对晋国不尊重同盟国家的态度的一种心理反弹。然而,当楚国的动作越来越大,并且将宋国纳入势力范围的时候,鲁国立刻与晋国亲密起来。可以这样说,在西方的晋国与南方的楚国之间,鲁国不是摇摆不定,而是理性地保持了一种势力均衡的政策。这一年秋天,鲁国大夫公子遂受命访问宋国,向宋昭公提出建议,让三年前因内乱而流亡鲁国的司城荡意诸回国,同时别有用心地向宋国表示祝贺:“去年楚国大军压境,没有给贵国造成任何伤害,实在可喜可贺。”宋昭公听了,脸上红白交错,又不好生气,只能顾左右而言他。有些伤害是表面的,有些伤害深深地藏在心里。对于宋昭公而言,孟诸狩猎中所受的侮辱,已经成为他心底永远的痛。还好,这种痛并没有延续太长的时间,仅仅是五年之后,他再一次来到孟诸湖边,结束了动荡不安的一生。当然这也是后话。鲁文公派公子遂访问宋国,自然是郤缺与叔仲惠伯承筐之会的直接后果。从地理位置上看,如果鲁国将楚国当做潜在的威胁,则宋国是鲁国的屏障。一旦宋国完全沦为楚国的附庸,鲁国也就暴露在楚国的刀剑之下了。所以说,晋国想拉拢宋国,是出于其霸业考虑;而鲁国拉拢宋国,则更多是为了自身的安全着想。就在公子遂访问宋国期间,鲁国北部边疆也受到了威胁。鄋(sōu)瞒部落(狄人的一支,别称长狄)在其首领侨如的带领下,入侵齐国,顺势袭扰鲁国。鲁文公命叔孙得臣为大将,率军追击鄋瞒人。叔孙得臣以侯叔夏为战车驾驶员,绵房甥为护卫,富父终甥为别乘后卫(一车四人,有别于当时一车三人的战车编制),在咸地大败鄋瞒军,俘虏并杀死了侨如。为了纪念这场胜利,鲁国人将侨如的首级埋于首都的子驹之门(城门名),叔孙得臣更是得意洋洋地给自己的儿子命名为“侨如”,以表彰自己的功绩。关于鄋瞒部落和侨如这个人,还有些类似于神话的传说。据《国语》记载,很多年后吴国讨伐越国,在会稽得到一根异常巨大的骨头,仅骨节就载满一车,无人能识,于是派人把骨头带到鲁国,向孔子请教。孔子博古通今,立刻认出这是防风氏的骨头。防风氏何许人也?大禹治水的时候,命群神齐聚会稽山,防风氏迟到,被大禹处死,骨头被埋在会稽。而防风氏的后人,就是商朝的汪芒氏,到了周朝则被称为长狄,也就是说,鄋瞒部落其实就是上古神话中巨人防风氏的后裔。《国语》的记载已经怪诞不可信,《谷梁传》则进一步发挥想象说,侨如兄弟三人为害中国,毛深皮厚,刀枪不入。神箭手叔孙得臣射中了侨如的眼睛,才将他打倒,身体横躺在地上,占地九亩,头颅装在车上,高过了车轼——这哪里是写春秋,分明是《荷马史诗》嘛!从《左传》的记载来看,鄋瞒侵犯中原诸国,前后有很多年的历史。早在春秋早期,就有鄋瞒侵略宋国的记录。当时宋武公派司徒皇父带兵迎击,在长丘打败鄋瞒人,杀死了其首领缘斯,而皇父的两个儿子也战死沙场。侨如死后数年,鄋瞒侵略齐国,被齐国人打败,侨如的弟弟荣如被杀,齐国人将他的头颅埋在周首(齐国地名)的北门之下。侨如的另一个弟弟简如则被卫国人杀死,鄋瞒部落宣告灭亡。鲁国人打败侨如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15年秋天,秦康公派西乞术出访鲁国。如果说公元前618年秦国人的来访是投石问路的话,这次西乞术来访的目的就明确了,他向鲁文公通报了秦国即将展开的军事行动——讨伐晋国。晋国在山西,鲁国在山东,两国相距甚远。秦国人当然没指望说服鲁国人东西合围,夹攻晋国。秦国人的目的是,鲁国作为晋国的主要盟国,在秦晋之争中至少保持中立的态度,不要帮助晋国来对付秦国。不难看出,晋国的两大强敌——秦国和楚国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远交近攻的战略,而且“远交”的目标一致锁定鲁国。鲁文公对秦国人此来既喜又忧。喜的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忧的是,朋友来得不是时候。对于鲁国来说,现在首要的方略不是联合秦国来制约晋国,而是联合晋国来应对楚国的蚕食。秦国在这个时候出兵攻打晋国,等于在晋国背后插一刀,无疑将大大削弱晋国对抗楚国的力量,这是鲁文公不愿看到的。《左传》记录了当时西乞术访问鲁国时的情景:西乞术身穿朝服,手捧秦康公送给鲁文公的礼物——圭玉,来到鲁国朝堂的中庭,向鲁文公奉上礼物和国书。公子遂入内庭报告鲁文公后,再走出中庭,代表鲁文公答谢秦国的好意,并推辞不接受圭玉,说:“贵国国君没有忘记两国的传统友谊,派您光临鲁国,安抚鲁国的土地和人民,又赠送如此厚礼。敝国愧不敢当,情谊心领了,圭玉不敢接受。”西乞术对答道:“小小礼物,不成敬意,不值得贵国辞谢。”公子遂辞谢三次,西乞术说:“敝国国君仰慕上国已久,想与贵国分享先祖周公、鲁公的鸿福,所以准备了这些微薄的礼物,交由下臣带来,作为吉祥的象征和两国交好的信物。这些礼物承载了国君的使命,期望能够加深两国之间的友好往来,故此才敢致送。”按照当时的外交礼仪,使者奉玉,是代表尊重;主人辞玉,是表示重情轻财。但是,西乞术此来不是单纯的礼节性访问,而是希望鲁国成为秦国在东方的盟友;而鲁国对于秦国的拉拢,保持了理性的态度,既不想得罪秦国,又不想得罪晋国,所以双方拉拉扯扯,纠缠再三。最后公子遂给秦国人戴了一顶高帽子,说:“如果没有仁君贤臣,难道能够治理国家?贵国之礼,一点也不微薄。”并以厚礼还赠西乞术。同族相争造成宋国的动荡不安。实际上,鲁国也因公族内部事务差一点发生内乱。事情与一个叫做莒(jǔ)己的女人有关。大夫公孙敖从莒国娶了一个老婆,历史上称为戴己。戴己为公孙敖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谷,字文伯。戴己的妹妹声己陪嫁到鲁国,也为公孙敖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难,字惠叔。公元前620年,戴己不幸早逝,公孙敖又向莒国提出求婚,要求莒国再嫁一位公主给他做正室夫人。莒国人不同意,认为戴己虽然死了,按照传统习俗,她的妹妹声己应当继承姐姐的地位,成为公孙敖家的女主人。莒国人说得在理,公孙敖不便强求,但又觉得白跑一趟很没面子,转而要求将公主嫁给公子遂。前面说过,公子遂就是东门襄仲,是鲁庄公的儿子。而公孙敖是庆父的儿子。庆父是鲁庄公的异母弟弟。因此,公孙敖与公子遂是堂兄弟关系。同年冬天,莒国遭到徐国入侵,派人到鲁国请求救援。鲁文公派公孙敖到莒国会盟,顺便替公子遂迎娶莒国公主回国。在这种情况下,莒国对于鲁国的要求当然不能拒绝,于是安排公孙敖在鄢陵(莒国地名)迎接公主莒己。没想到,莒己是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公孙敖一见之下,犯了一个男人很容易犯的错误——将莒己据为己有。在这场政治婚姻交易中,公孙敖好比一个不讲信用的代理商,翻云覆雨,视诚信如无物。莒国人急于与鲁国结盟,对公孙敖的荒唐行为也感到无可奈何,只好让他把莒己娶了回去。可想而知,当等着当新郎官的公子遂知道自己的老婆被公孙敖夺走,心情是何等郁闷。所谓“杀父仇,夺妻恨,不共戴天”,公子遂立刻向鲁文公提出,要动用自己的私人武装攻打公孙敖。我们在生活中也许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两个人在街上吵架,一直吵到脸红脖子粗,仿佛要大打一场。有经验的看官都知道,这种情况一般打不起来,要打早打了,何必浪费那么多口水?公元前620年冬天,当公子遂提出要攻打公孙敖的时候,实际上并不是真的想发动内战,而是希望借此引起鲁文公的注意,出来主持公道,替他出一口恶气。没想到,鲁文公想都没想就答应了。政治是什么?政治在很多时候就是踢皮球。公子遂提出要攻打公孙敖,就是向鲁文公踢出了一个皮球。而鲁文公不愧为资深政客,轻描淡抹地一脚,又将皮球踢回给了公子遂:你不是要攻打庆父吗?那就打吧,我不干涉。鲁文公真的那么潇洒吗?非也。有识之士都知道,这时候必须要有一位和事佬登台,否则事情将变得无法收拾。这位和事佬就是大夫叔仲惠伯,当时正在公堂之上。据《左传》记载,叔仲惠伯对鲁文公说了如下一番话:“臣听闻,动刀兵于国内叫做‘乱’,于国外叫做‘寇’。寇祸及他人,乱则只能殃及自身,死伤都是自己人。现在臣子要作乱,您身为国君不但不制止,反而推波助澜,结果必将是亲痛仇快,外敌也会趁乱而入,到时该怎么收拾呢?”鲁文公听了这番话,又看看公子遂,意思是:怎么样,你还想攻打公孙敖吗?公子遂沉默了。叔仲惠伯好事做到底,在公子遂和公孙敖之间奔走调解,要求两兄弟消除怨恨,握手言和。在他的安排下,事情以一种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方式得到解决:将莒己遣返回国,大家都不要。然而,莒己虽然遣返,公孙敖对她的爱慕却没有结束。第二年秋天,在位三十四年之久的周襄王去世,鲁文公派公孙敖前往雒邑吊丧。年近六旬的公孙敖再一次老夫聊发少年狂,居然带着吊丧的财物中途逃到莒国,放弃名誉与地位,投奔心爱的莒己去了。公孙敖叛逃后,鲁文公让他的大儿子文伯继承了家业。公孙敖在莒国过了几年神仙日子,又与莒己生了两个儿子,估计是因为家庭支出日益增加,而贪污的公款也用得差不多了,于是厚着脸皮给鲁文公写信,提出回国的请求。文伯也替父亲求情。鲁文公听从公子遂的意见,折中处理这件事:准许公孙敖回国居住,但是剥夺了他的政治权利,不让他到朝中参与政事。但是,公孙敖在鲁国深居简出过了三年,忍不住对莒己的思念,又席卷了家中的金银财物,再次出逃到莒国去了。文伯历来体弱多病,而父亲公孙敖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又使得他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来,终于于公元前613年去世了。临死前,他向鲁文公请求由弟弟惠叔来继承家业,获得批准。公孙敖在莒国得到消息,又写信给惠叔,要求惠叔以重金贿赂朝中大臣,好让他再次回鲁国。惠叔照做了,鲁文公也同意了。但是这一次,一代情圣公孙敖没有踏上鲁国的土地,途经齐国的时候,死在了路上。他的家人赴鲁国告丧,请求以卿的礼节回鲁国安葬,被鲁文公断然拒绝。公孙敖的灵柩在齐国一停就是数月。第二年夏天,齐国有人给他家里人出主意,将灵柩抬到齐鲁交界的堂阜(齐国地名)停放。鲁国边境的军政长官将这事报告给了鲁文公。惠叔则仍然穿着孝服,带着悲伤的神情,向鲁文公请求取回公孙敖灵柩,回国安葬。鲁文公开始不答应,惠叔就立在朝堂上守候,直

                      哩。来,来,来,来,让我搀着你。事情已经干了就算了。睡去,睡去,睡去。(下。)医生她现在要上床去吗?侍女就要上床去了。医生外边很多骇人听闻的流言。反常的行为引起了反常的纷扰;良心负疚的人往往会向无言的衾枕泄漏他们的秘密;她需要教士的训诲甚于医生的诊视。上帝,上帝饶恕我们一切世人!留心照料她;凡是可以伤害她自己的东西全都要从她手边拿开;随时看顾着她。好,晚安!她扰乱了我的心,迷惑了我的眼睛。我心里所想到的,却不敢把它吐出嘴唇。侍女晚安,好大夫。(各下。)第二场邓西嫩附近乡野旗鼓前导,孟提斯、凯士纳斯、安格斯、列诺克斯及兵士等上。孟提斯英格兰军队已经迫近,领军的是马尔康、他的叔父西华德和麦克德夫三人,他们的胸头燃起复仇的怒火;即使心如死灰的人,为了这种痛入骨髓的仇恨也会激起流血的决心。安格斯在勃南森林附近,我们将要碰上他们;他们正在从那条路上过来。凯士纳斯谁知道道纳本是不是跟他的哥哥在一起?列诺克斯我可以确实告诉你,将军,他们不在一起。我有一张他们军队里高级将领的名单,里面有西华德的儿子,还有许多初上战场、乳臭未干的少年。孟提斯那暴君有什么举动?凯士纳斯他把邓西嫩防御得非常坚固。有人说他疯了;对他比较没有什么恶感的人,却说那是一个猛士的愤怒;可是他不能自己约束住他的惶乱的心情,却是一件无疑的事实。安格斯现在他已经感觉到他的暗杀的罪恶紧粘在他的手上;每分钟都有一次叛变,谴责他的不忠不义;受他命令的人,都不过奉命行事,并不是出于对他的忠诚;现在他已经感觉到他的尊号罩在他的身上,就像一个矮小的偷儿穿了一件巨人的衣服一样束手绊脚。孟提斯他自己的灵魂都在谴责它本身的存在,谁还能怪他的昏乱的知觉怔忡不安呢。凯士纳斯好,我们整队前进吧;我们必须认清谁是我们应该服从的人。为了拔除祖国的沉痼,让我们准备和他共同流尽我们的最后一滴血。列诺克斯否则我们也愿意喷洒我们的热血,灌溉这一朵国家主权的娇花,淹没那凭陵它的野草。向勃南进军!(众列队行进下。)第三场邓西嫩。城堡中一室麦克白、医生及侍从等上。麦克白不要再告诉我什么消息;让他们一个个逃走吧;除非勃南的森林会向邓西嫩移动,我是不知道有什么事情值得害怕的。马尔康那小子算得什么?他不是妇人所生的吗?预知人类死生的精灵曾经这样向我宣告:“不要害怕,麦克白,没有一个妇人所生下的人可以加害于你。”那么逃走吧,不忠的爵士们,去跟那些饕餮的英国人在一起吧。我的头脑,永远不会被疑虑所困扰,我的心灵永远不会被恐惧所震荡。一仆人上。麦克白魔鬼罚你变成炭团一样黑,你这脸色惨白的狗头!你从哪儿得来这么一副呆鹅的蠢相?仆人有一万——麦克白一万只鹅吗,狗才?仆人一万个兵,陛下。麦克白去刺破你自己的脸,把你那吓得毫无血色的两颊染一染红吧,你这鼠胆的小子。什么兵,蠢才?该死的东西!瞧你吓得脸像白布一般。什么兵,不中用的奴才?仆人启禀陛下,是英格兰兵。麦克白不要让我看见你的脸。(仆人下)西登!——我心里很不舒服,当我看见——喂,西登!——这一次的战争也许可以使我从此高枕无忧,也许可以立刻把我倾覆。我已经活得够长久了;我的生命已经日就枯萎,像一片雕谢的黄叶;凡是老年人所应该享有的尊荣、敬爱、服从和一大群的朋友,我是没有希望再得到的了;代替这一切的,只有低声而深刻的咒诅,口头上的恭维和一些违心的假话。西登!西登上。西登陛下有什么吩咐?麦克白还有什么消息没有?西登陛下,刚才所报告的消息,全都证实了。麦克白我要战到我的全身不剩一块好肉。给我拿战铠来。西登现在还用不着哩。麦克白我要把它穿起来。加派骑兵,到全国各处巡回视察,要是有谁嘴里提起了一句害怕的话,就把他吊死。给我拿战铠来。大夫,你的病人今天怎样?医生回陛下,她并没有什么病,只是因为思虑太过,继续不断的幻想扰乱了她的神经,使她不得安息。麦克白替她医好这一种病。你难道不能诊治那种病态的心理,从记忆中拔去一桩根深蒂固的忧郁,拭掉那写在脑筋上的烦恼,用一种使人忘却一切的甘美的药剂,把那堆满在胸间、重压在心头的积毒扫除干净吗?医生那还是要仗病人自己设法的。麦克白那么把医药丢给狗子吧;我不要仰仗它。来,替我穿上战铠;给我拿指挥杖来。西登,把骑兵派出去——大夫,那些爵士们都背了我逃走了——来,快——大夫,要是你能够替我的国家验一验小便,查明它的病根,使它回复原来的健康,我一定要使太空之中充满着我对你的赞美的回声——喂,把它脱下了——什么大黄肉桂,什么清泻的药剂,可以把这些英格兰人排泄掉?你听见过这类药草吗?医生是的,陛下;我听说陛下准备亲自带兵迎战呢。麦克白给我把铠甲带着。除非勃南森林会向邓西嫩移动,我对死亡和毒害都没有半分惊恐。医生(旁白)要是我能够远远离开邓西嫩,高官厚禄再也诱不动我回来。(同下。)第四场勃南森林附近的乡野旗鼓前导,马尔康、西华德父子、麦克德夫、孟提斯、凯士纳斯、安格斯、列诺克斯、洛斯及兵士等列队行进上。马尔康诸位贤卿,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安枕而寝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孟提斯那是我们一点也不疑惑的。西华德前面这一座是什么树林?孟提斯勃南森林。马尔康每一个兵士都砍下一根树枝来,把它举起在各人的面前;这样我们可以隐匿我们全军的人数,让敌人无从知道我们的实力。众兵士得令。西华德我们所得到的情报,都说那自信的暴君仍旧在邓西嫩深居不出,等候我们兵临城下。马尔康这是他的唯一的希望;因为在他手下的人,不论地位高低,一找到机会都要叛弃他,他们接受他的号令,都只是出于被迫,并不是自己心愿。麦克德夫等我们看清了真情实况再下准确的判断吧,眼前让我们发扬战士的坚毅的精神。西华德我们这一次的胜败得失,不久就可以分晓。口头的推测不过是一些悬空的希望,实际的行动才能够产生决定的结果,大家奋勇前进吧!(众列队行进下。)第五场邓西嫩。城堡内旗鼓前导,麦克白、西登及兵士等上。麦克白把我们的旗帜挂在城墙外面;到处仍旧是一片“他们来了”的呼声;我们这座城堡防御得这样坚强,还怕他们围攻吗?让他们到这儿来,等饥饿和瘟疫来把他们收拾去吧。倘不是我们自己的军队也倒了戈跟他们联合在一起,我们尽可以挺身出战,把他们赶回老家去。(内妇女哭声)那是什么声音?西登是妇女们的哭声,陛下。(下。)麦克白我简直已经忘记了恐惧的滋味。从前一声晚间的哀叫,可以把我吓出一身冷汗,听着一段可怕的故事,我的头发会像有了生命似的竖起来。现在我已经饱尝无数的恐怖;我的习惯于杀戮的思想,再也没有什么悲惨的事情可以使它惊悚了。西登重上。麦克白那哭声是为了什么事?西登陛下,王后死了。麦克白她反正要死的,迟早总会有听到这个消息的一天。明天,明天,再一个明天,一天接着一天地蹑步前进,直到最后一秒钟的时间;我们所有的昨天,不过替傻子们照亮了到死亡的土壤中去的路。熄灭了吧,熄灭了吧,短促的烛光!人生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一个在舞台上指手划脚的拙劣的伶人,登场片刻,就在无声无臭中悄然退下;它是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充满着喧哗和骚动,却找不到一点意义。一使者上。麦克白你要来播弄你的唇舌;有什么话快说。使者陛下,我应该向您报告我以为我所看见的事,可是我不知道应该怎样说起。麦克白好,你说吧。使者当我站在山头守望的时候,我向勃南一眼望去,好像那边的树木都在开始行动了。麦克白说谎的奴才!使者要是没有那么一回事,我愿意悉听陛下的惩处;在这三哩路以内,您可以看见它向这边过来;一座活动的树林。麦克白要是你说了谎话,我要把你活活吊在最近的一株树上,让你饿死;要是你的话是真的,我也希望你把我吊死了吧。我的决心已经有些动摇,我开始怀疑起那魔鬼所说的似是而非的暧昧的谎话了;“不要害怕,除非勃南森林会到邓西嫩来;”现在一座树林真的到邓西嫩来了。披上武装,出去!他所说的这种事情要是果然出现,那么逃走固然逃走不了,留在这儿也不过坐以待毙。我现在开始厌倦白昼的阳光,但愿这世界早一点崩溃。敲起警钟来!吹吧,狂风!来吧,灭亡!就是死我们也要捐躯沙场。(同下。)第六场同前。城堡前平原旗鼓前导,马尔康、老西华德、麦克德夫等率军队各持树枝上。马尔康现在已经相去不远;把你们树叶的幕障抛下,现出你们威武的军容来。尊贵的叔父,请您带领我的兄弟——您的英勇的儿子,先去和敌人交战;其余的一切统归尊贵的麦克德夫跟我两人负责部署。西华德再会。今天晚上我们只要找得到那暴君的军队,一定要跟他们拚个你死我活。麦克德夫把我们所有的喇叭一齐吹起来;鼓足了你们的衷气,把流血和死亡的消息吹进敌人的耳里。(同下。)第七场同前。平原上的另一部分号角声。麦克白上。麦克白他们已经缚住我的手脚;我不能逃走,可是我必须像熊一样挣扎到底。哪一个人不是妇人生下的?除了这样一个人以外,我还怕什么人。小西华德上。小西华德你叫什么名字?麦克白我的名字说出来会吓坏你。小西华德即使你给自己取了一个比地狱里的魔鬼更炽热的名字,也吓不倒我。麦克白我就叫麦克白。小西华德魔鬼自己也不能向我的耳中说出一个更可憎恨的名字。麦克白他也不能说出一个更可怕的名字。小西华德胡说,你这可恶的暴君;我要用我的剑证明你是说谎。(二人交战,小西华德被杀。)麦克白你是妇人所生的;我瞧不起一切妇人之子手里的刀剑。(下。)号角声。麦克德夫上。麦克德夫那喧声是在那边。暴君,露出你的脸来;要是你已经被人杀死,等不及我来取你的性命,那么我的妻子儿女的阴魂一定不会放过我。我不能杀害那些被你雇佣的倒霉的士卒;我的剑倘不能刺中你,麦克白,我宁愿让它闲置不用,保全它的锋刃,把它重新插回鞘里。你应该在那边;这一阵高声的呐喊,好像是宣布什么重要的人物上阵似的。命运,让我找到他吧!我没有此外的奢求了。(下。号角声。)马尔康及老西华德上。西华德这儿来,殿下;那城堡已经拱手纳降。暴君的人民有的帮这一面,有的帮那一面;英勇的爵士们一个个出力奋战;您已经胜算在握,大势就可以决定了。马尔康我们也碰见了敌人,他们只是虚晃几枪罢了。西华德殿下,请进堡里去吧。(同下。号角声。)麦克白重上。麦克白我为什么要学那些罗马人的傻样子,死在我自己的剑上呢?我的剑是应该为杀敌而用的。麦克德夫重上。麦克德夫转过来,地狱里的恶狗,转过来!麦克白我在一切人中间,最不愿意看见你。可是你回去吧,我的灵魂里沾着你一家人的血,已经太多了。麦克德夫我没有话说;我的话都在我的剑上,你这没有一个名字可以形容你的狠毒的恶贼!(二人交战。)麦克白你不过白费了气力;你要使我流血,正像用你锐利的剑锋在空气上划一道痕迹一样困难。让你的刀刃降落在别人的头上吧;我的生命是有魔法保护的,没有一个妇人所生的人可以把它伤害。麦克德夫不要再信任你的魔法了吧;让你所信奉的神告诉你,麦克德夫是没有足月就从他母亲的腹中剖出来的。麦克白愿那告诉我这样的话的舌头永受咒诅,因为它使我失去了男子汉的勇气!愿这些欺人的魔鬼再也不要被人相信,他们用模棱两可的话愚弄我们,听来好像大有希望,结果却完全和我们原来的期望相反。我不愿跟你交战。麦克德夫那么投降吧,懦夫,我们可以饶你活命,可是要叫你在众人的面前出丑:我们要把你的像画在篷帐外面,底下写着,“请来看暴君的原形。”麦克白我不愿投降,我不愿低头吻那马尔康小子足下的泥土,被那些下贱的民众任意唾骂。虽然勃南森林已经到了邓西嫩,虽然今天和你狭路相逢,你偏偏不是妇人所生下的,可是我还要擎起我的雄壮的盾牌,尽我最后的力量。来,麦克德夫,谁先喊“住手,够了”的,让他永远在地狱里沉沦。(二人且战且下。)吹退军号。喇叭奏花腔。旗鼓前导,马尔康、老西华德、洛斯、众爵士及兵士等重上。马尔康我希望我们不见的朋友都能够安然到来。西华德总有人免不了牺牲;可是照我看见的眼前这些人说起来,我们这次重大的胜利所付的代价是很小的。马尔康麦克德夫跟您的英勇的儿子都失踪了。洛斯老将军,令郎已经尽了一个军人的责任;他刚刚活到成人的年龄,就用他的勇往直前的战斗精神证明了他的勇力,像一个男子汉似的死了。西华德那么他已经死了吗?洛斯是的,他的尸体已经从战场上搬走。他的死是一桩无价的损失,您必须勉抑哀思才好。西华德他的伤口是在前面吗?洛斯是的,在他的额部。西华德那么愿他成为上帝的兵士!要是我有像头发一样多的儿子,我也不希望他们得到一个更光荣的结局;这就作为他的丧钟吧。马尔康他是值得我们更深的悲悼的,我将向他致献我的哀思。西华德他已经得到他最大的酬报;他们说,他死得很英勇,他的责任已尽;愿上帝与他同在!又有好消息来了。麦克德夫携麦克白首级重上。麦克德夫祝福,吾王陛下!你就是国王了。瞧,篡贼的万恶的头颅已经取来;无道的虐政从此推翻了。我看见全国的英俊拥绕在你的周围,他们心里都在发出跟我同样的敬礼;现在我要请他们陪着我高呼:祝福,苏格兰的国王!众人祝福,苏格兰的国王!(喇叭奏花腔。)马尔康多承各位拥戴,论功行赏,在此一朝。各位爵士国戚,从现在起,你们都得到了伯爵的封号,在苏格兰你们是最初享有这样封号的人。在这去旧布新的时候,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那些因为逃避暴君的罗网而出亡国外的朋友们,我们必须召唤他们回来;这个屠夫虽然已经死了,他的魔鬼一样的王后,据说也已经亲手杀害了自己的生命,可是帮助他们杀人行凶的党羽,我们必须一一搜捕,处以极刑;此外一切必要的工作,我们都要按照上帝的旨意,分别先后,逐步处理。现在我要感谢各位的相助,还要请你们陪我到斯贡去,参与加冕大典。(喇叭奏花腔。众下。)注释三女巫各有一精怪听其驱使;侍候女巫甲的是狸猫精,侍候女巫乙的是癞蛤蟆,侍候女巫丙的当是怪鸟。西纳尔是麦克白的父亲。指睡前所喝的牛乳酒。当时法国裤很紧窄,在这种裤子上偷材料的裁缝,必是老手。阿契隆(Acheron),本为希腊神话中的一条冥河,这里借指地狱第三部《重生》以国共合作北伐为开端,描述了近代中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由统一再度分裂,最终走向统一的错综复杂的历史。重点突出了1931到1945年十四年间英勇抗战、抵御外辱的历史风云人物,以激越悲壮的语调讲述了以黄埔军人、地方热血军阀为主体的铁血军人们的英雄豪情,以幽默深沉的笔法还原了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吴佩孚、张作霖、冯玉祥、张学良等人之间的恩怨情仇。犹如一部恢宏的画卷,再现了中华民族儿女在民族危急存亡关头奋起自救的精彩往事。蒋记王朝第一章风起两广

                      挑衅,迎战!

                      孙中山北上之后,谭延闿和樊钟秀继续率军北伐。这两人交出的成绩单大不相同。谭延闿亲率的湘军在北伐战场屡战屡败,被迫退回广东。而稍早出发的河南籍武林高手樊钟秀,则创造了奇迹。他率领麾下的数千河南子弟兵横行五省,转战数千里,于千军万马之中杀出一条血路,打到了河南南部,也算是回家了。孙中山北上未归,樊钟秀回不来,谭延闿新败,广东大本营内部有军阀搞武装割据,对于永不安分的陈炯

                      ,待戎军主力进入伏击圈便迎头痛击。戎军先行者遇伏,必将四处逃散,而后继者自身难保,更不会相救。如此,我军可获全胜!”兵法并不深奥,用孙子的话来说,就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寤生的担忧,正是基于对自身缺点和对敌人优势的认识;而公子突的回答,切中了戎军的弱点,并根据其弱点提出了应对之策。寤生采纳了公子突的意见。这一战打得干净利落,一如公子突所料,北戎军前锋遭到伏击之后即刻崩溃,郑军大将祝聃率军冲出,将北戎军截为三段,各个击破。北戎军全军溃败,只有少数人得以逃脱。这一战之后,北方少数民族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对郑国威胁。环顾四周,寤生的江山一片太平。就在寤生春风得意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公元前707年,周桓王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下令由右卿士虢公全权代理王室政事,从而将左卿士郑伯完全架空,实际上也就是将他驱逐出王室政局了。周桓王与寤生之间积怨已久,是众所周知的事,然而,周桓王选择在这个时候对寤生动手,让人难以理解。首先,郑国现在正处于全盛时期,国力强大,政治清明,军事过硬,外交如鱼得水,连齐国和鲁国这样的大国都争相讨好郑国,昔日的宿敌宋国也变成了朋友,陈国变成了姻亲,北戎被打得落花流水。毫不夸张地说,寤生虽然没有称霸,实际上已经领袖群伦,成为中原国际事务的主导者,比之后世的齐桓公、晋文公也毫不逊色。其次,自公元前715年周桓王任命虢公担任右卿士以来,寤生对王室的态度一直是礼让有加,甚至可以说是逆来顺受,有事例为证:公元前712年,周桓王向寤生提出,要以王室的温、原、絺(chī)、樊等十二座城邑交换郑国的邬、刘、蒍(wěi)、邗(hán)四邑,这是一笔看似有利于郑国、实际上带有欺诈性质的交易,因为周桓王开出来的这些土地,虽然都在王畿之内,实际上并不是王室的资产,而是畿内贵族苏氏的传统领地。苏氏占有这些领地,可以追溯到周朝刚刚建立的时候,周武王封苏忿生为司寇,同时将这些土地赐给了苏氏家族。现在周桓王要用苏氏的领地交换郑国的土地,开出的是一张空头支票,不但对苏氏不公平,也对郑国不公平。而事实上,王室将郑国的四邑划走之后,郑国也没能从苏氏手中得到天子许诺的十二邑。有人对此评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道德的准则,是礼义的常规。拿着并非自己拥有的东西去送给别人,难道还想得到别人的尊重吗?”虽然吃了一个哑巴亏,寤生对王室的态度仍然恭顺。这种恭顺,一方面是因为政治上的日趋成熟,虽然他至今没能如后世的管仲一般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实际上他已经明白,王室虽然衰微,却仍然是一张不可替代的王牌。在很多事情上,如果打着王室的旗号去做,就很顺利;如果得不到王室的支持,甚至被王室暗中拆台,就障碍重重,处处遇敌。因此,他很看重自己那个周王左卿士的身份,不希望因为些许土地就与王室闹翻。另一方面,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王室这门近亲的感情也越来越接近,同宗同种的归宿感越来越强烈,甚至有了一丝叶落归根的人间晚情——他毕竟老了,如果在黄泉路上遇到周朝的列祖列宗,他希望自己能够坦然面对。然而,周桓王似乎将寤生的逆来顺受视为人到晚年的软弱,偏偏在寤生笑得最和煦的时候,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全天下人都静静地等着看热闹。寤生的反应,却是再一次保持沉默,只是取消了当年朝觐天子的计划——这在当时只能算是很微弱的一种抗议,要知道,普天之下,偶尔来朝见一下天子的诸侯都已经很少了。有理不打笑面人,寤生做到这个份上,周桓王如果及时收手,事情还不至于不可收拾。但是,他紧接着发出另一道命令:整顿军备,讨伐郑国!自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以来,所谓王室的军备就是一只纸老虎,这是普天之下都知道的。否则的话,公元前720年郑国派人到王室的领地割禾夺麦,王室也不至于闭城自守,任其自由行动。现在,事隔十三年,郑国的军力比往日更胜一筹,而王室的势力一如继往地向下沉降,此消彼长,天子难道有把握打赢一场侵略战争吗?毫无疑问,他没有把握。既然没有把握,为什么还要主动出击?答案是:周桓王想赌一把。但是他要赌的不是战争的胜利,而是赌那个姬寤生究竟敢不敢放手与自己一搏。他毕竟是天子啊!寤生这些年来逆来顺受,连续吃亏都不吭气,不就因为他是天子吗?不就是想在天下人面前树立一个尊王的良好形象吗?现在天子带兵打过来了,他还能够怎么办?寤生如果奋起反抗,那就是对天子不忠,煞费心思树立起来的良好形象必定轰然倒塌;如果俯首听命,那就得听从天子的发落,承认自己的错误,乖乖跑到雒邑去朝觐天子,这在天下人面前也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周桓王将一个两难的题目交给了寤生。当然,周桓王之所以悍然动武,也许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周桓王本人其实也是一个将才,也有一定的指挥能力(这一点很快可以得到证明),但是长期以来,他都没有机会一显身手,因此从他内心深处讲,他是很愿意发动一场真正的战争,显示一下自己的军事才能的。讨伐郑国的部队匆匆组成。周桓王亲自率领中军,也就是王室的嫡系部队;虢公林父率领右军,主力是蔡国和卫国的军队;周公黑肩率领左军,主力是陈国军队。如果将王室视为联合国的话,这次参与河雒风暴行动的联合国军大概就是由赤道几内亚、津巴布韦和爪哇等几个国家派出部队组成的吧。卫国与郑国多年为敌。蔡国自当年参加东门之役,与郑国之间就存在不友好的回忆,一直未能消解。而陈国作为郑国的姻亲,之所以也派出军队参与讨伐,是因为不久前陈桓公去世,公子佗杀死了世子免而自立为君,陈国人心涣散,因此公子佗想通过效力王室而获得承认。面对来势汹汹的王军,寤生没有作太多的思想斗争,下令动员部队,起兵抵抗。两军在濡葛(今河南长葛)相遇并发生战斗,因此这一战又被称为濡葛之战。王军摆出的是传统的左中右阵型,以中军为主力,左右两翼为掩护,四平八稳,整齐有序。这也是中原各国当时普遍采用的阵型,比较适合以车战为主的战争环境。一般来说,战斗打响之后,双方的主力部队将以最快的速度冲向敌阵,利用战车的冲击力撕破敌人的防御,击垮敌人的斗志,而两翼的掩护部队进行左右包抄,乘虚而入,扩大战果,最终以三股合力将敌人击溃。但是,郑国军中有一位战争天才,那就是寤生的儿子公子突,他反对用传统的阵势迎击王军。公子突对寤生说:“从王军的阵型分析,其弱点是左翼的陈军,因为陈国刚刚发生内乱,民心涣散,军心自然不稳。我们如果先打击陈军,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其击溃。陈军崩溃后,天子的中军受到影响,必然慌乱,而且波及右翼的蔡军和卫军。蔡、卫两军屡次败于我军,斗志不强,见势不妙,也会跟着陈军逃跑。这样的话,我军就可以集中力量进攻天子的中军,三面夹击,一举击破。”公子突的建议,实质上是加强郑军左右两翼的力量,特别是加强左翼的力量,率先击破王军右翼,然后击破王军左翼,最后才围攻王军的中军。寤生听从了公子突的建议,派世子忽为右翼,祭仲为左翼,自己则在原繁、高渠弥的护卫之下,率领相对薄弱的中军,摆出了所谓的“鱼丽之阵”。关于鱼丽之阵是个什么玩意儿,史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说鱼丽就是鱼鳞,战车和步卒层层相附,互补缝隙,称之为鱼丽之阵;有的说鱼丽就是鱼网,鱼丽之阵的确切形态,是左右两翼向前张开,处于进攻态势,而中央部队相对靠后,处于防守态势。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后一解释似乎更为准确,因为战斗一开始,郑国的左右两翼就率先发动进攻,中军则坚守阵地,以待时机。果然如公子突所料,陈、蔡、卫三国军队一触即溃,周桓王的中军也随之混乱。乱军之中,郑国的猛将祝聃张弓搭箭,瞄准周桓王,一箭射中了他的肩膀!周桓王以他的个人英雄主义为这次失败的讨伐挽回了一点面子。虽然左右两翼都已经溃逃,他本人又身受重伤,但仍然咬紧牙关伫立在战车上,指挥部队坚守中军阵地。临危而不乱,可见天子并非无能之辈,确实是有一定的指挥能力的。战场上纷纷乱乱,血肉横飞,王军士兵在郑军的攻击下不断倒下。周桓王如同一尊石像,既不躲避飞来的冷箭,也不理会左右护卫的劝说。那一刻,他的脑子里出现的是祖辈们坚定的身影,大庙里那些写在一块块木牌上的显赫名字,仿佛都变成了活生生的人物,在他背后默默地注视着他。他终于觉得自己像一位天子,或者说有着天子般的尊严了。他不明白,接下来的年代已经不再是天子的年代,而是权术家、阴谋家、政客、外交家、军事家的年代。在不久的将来,还会出现一种叫做改革家的人物,他们几乎将这个世界变得面目全非……而这位受着传统的周礼教育长大的尊贵人物,势必在历史的大潮中被席卷而去。但至少在当时,他这种悲壮的姿态,即使在寤生看来也是值得尊重的。当祝聃前来促请发动全军进攻,一举消灭王军的时候,他不动声色地下令:“退军。”“退军?”祝聃几乎要从车上跳起来。“没错。”寤生说,“以多欺少不是君子所为,何况对手是天子!我们打这仗只是为了自卫,能保住祖先的江山社稷,就已经满足了。”他把祝聃的耳朵揪过来,低声骂道:“你这头蠢驴,刚刚那箭已经够悬了,你难道还真想置天子于死地,让我在天下人面前落得个大逆不道的骂名?”当天夜里,寤生派祭仲代表他到天子的军营中慰问天子和诸位王室大臣。打一巴掌,再给颗糖,是郑庄公用来对付天子的最有效策略。如果不给巴掌,光给颗糖,天子就不太受用,会主动找上门来讨要那巴掌,然后郑庄公再给颗糖,才能将此事了结。公元前707年发生濡葛之战,是春秋时期由王室主导的唯一一次军事行动。自此之后,王室偃旗息鼓,断绝了征伐的念头,即使是到了齐桓公、晋文公的年代,那些新兴的霸主们主动前来讨好王室,抬高王室的地位,请天子出面领导他们讨伐征战,王室也仅仅是象征性地派出小股部队,不再掺合诸侯们的战争游戏。寤生成为了这次战争的绝对赢家,不只是战场上的胜利,更是政治和外交上的胜利。毛泽东曾经说过:“郑庄公这个人很厉害,在国内斗争和国际斗争中都很懂得策略。”毛泽东本人在国际斗争中的策略,用六个字可以概括,那就是“有理、有利、有节”。而寤生在濡葛之战前后的表现,正是“有理、有利、有节”的典范。首先,濡葛之战不是他主动挑起的。虽然天子一而再、再而三地损害他的利益,他都保持了一颗平常心,处处忍让,仅仅采取了有限抗议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这是有理。其次,在濡葛之战中,他采用公子突的战术,大胆创新,推出鱼丽之阵,将王军打得大败而归,再一次打出了郑军的威风,这是有利。最后,在濡葛之战中,他没有乘胜追击王军,而是网开一面,放了天子一马,又在战后派祭仲前去安抚天子那颗受伤的心,进退有度,获得天下人的好感,这是有节。后世的专制统治者和御用文人出于维护统治的目的,往往将濡葛之战视为以下犯上、大逆不道的一场战例。然而,《史记》的记载很客观,明确指出,这场战争不过是“庄公与祭仲、高渠弥发兵自救。”既然是自救,而且也没有防卫过当,应该没有什么好批评的吧。【郑庄身后,一山不容二虎】公元前709年,鲁桓公即位的第三年,齐、鲁、郑三国同盟进一步得到加强。这一年秋天,鲁桓公迎娶了齐僖公的女儿文姜,成为了齐僖公的女婿。齐僖公显然对这桩婚事十分重视,亲自送女儿出嫁。但是这种高调的做法,在当时却是十分失礼的行为。《左传》对此作出了解释:第一,但凡诸侯国的公主出嫁到“敌国”(即地位相等的国家),都应该派大臣送亲。如果这位公主是现任国君的姐妹,则派上卿送婚,以表示对先君的尊重。第二,如果出嫁的是现任国君的女儿,则派下卿送婚。如果公主出嫁到大国,即使是现任国君的女儿,也要派上卿送婚。第三,如果是嫁到天子家里,则众卿全体出动送婚,国君本人不去。如果公主出嫁到小国,只派上大夫送就行了。一句话,公主无论嫁到哪里,国君都没有必要亲自送亲,否则就是失礼。说起这位文姜公主,乃是倾国倾城的美人,原本齐僖公是打算将她许配给郑国的世子忽的。当时,郑国的势力如日中天,在齐、鲁、郑三国同盟这个铁三角中,郑伯寤生也是一个最核心人物,齐僖公希望通过婚姻这种形式来进一步强化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也希望和郑国的下一代建立感情,将这种友谊持续下去。而站在郑国这个角度,如果能够通过婚姻加固与齐国的同盟,对于郑国在中原地区的发展,无疑也大有好处。世人看来非常一桩美满的婚姻,世子忽却婉言谢绝了。他的理解是:“结婚要门当户对。齐国是大国,郑国是小国,我如果娶了齐国的公主,人家会觉得我高攀了齐国。人要自求多福,凡事靠自己,靠岳父算什么本事?”用现在的观点来看,世子忽的想法无可挑剔,甚至很令人钦佩。但《左传》论及此事,评论是“善自为谋”。这不是一个很好的评价,意思是,世子忽只顾洁身自好,没有站在世子的立场上考虑国家的利益。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世子忽这个人的性格,多多少少有点孤高。这种孤高,在他父亲寤生的身上完全找不到任何影子——遗传这玩意儿,确实让人难以捉摸。公元前706年,北戎入侵齐国。因为郑国有打败北戎的经验,又是齐国的盟国,齐国派人向郑国求援。寤生派世子忽率领军队前往齐国救援,大败北戎军,杀敌三百余人,并虏获两名首领大良和少良。那个年代,郑国的军队真是内战内行,外战也内行,是当之无愧的威武之师、雄壮之师。郑国的强大令世人瞩目,世子忽的英武善战更令齐僖公青眼相加。齐僖公放下架子,再一次向世子忽提出,要把女儿嫁给他。此时距文姜嫁给鲁桓公已有四年,但是没关系,齐僖公有的是女儿,没嫁出去的更年轻更可爱,只要世子忽愿意,买一送一也不成问题。无奈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世子忽再一次拒绝了齐僖公的美意。如果说前一次拒婚还情有可原,这一次拒婚则未免太偏执了。祭仲私下批评世子忽说:“娶齐国的公主有什么不好呢?娶了齐国公主,您就是齐侯的女婿,如果有什么事,齐国就是您的后盾。上次您说门不当户不对,又怕大国公主不好应付,我们也就姑妄听之。这次您有恩于齐国,齐侯又那么殷勤地想把女儿嫁给您,谁还能对您说三道四呢?再说了,您要好好想想,主公并非只有您一个儿子,那几位公子也非泛泛之辈,您要想在他们当中脱颖而出,必须要有强大的外援,否则的话,主公百年之后,谁当郑国的国君,还很难说呢!”祭仲这番话说到了点子上,世子忽没办法反驳,搪塞道:“当年我没为齐侯做什么事,都不敢娶他女儿,现在我奉了主公之命前来救援齐国,如果带个老婆回去,老百姓见了,难道不会说我打仗是为了人家的女儿?你叫我把脸往哪搁?”世子忽死活不愿意娶齐僖公的女儿,其实另有隐情。公元前716年,世子忽已经娶了陈桓公的女儿妫氏为妻。虽然那也是一桩政治婚姻,世子忽对妫氏却十分喜爱,还没来得及举行结婚仪式,就和她圆房了,这在当时传为笑谈。从这个细节上可以看出,妫氏对于世子忽来说,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女人,否则的话,世子忽既然这么爱面子懂礼数,为何会猴急着与她上床呢?世子忽与妫氏做了十年夫妻,一直琴瑟合谐,感情相当不错。当然,他也不可能只有妫氏一个女人,肯定还有其他的侧室,但这些侧室都不能危及到妫氏的地位,因此相安

                      存的艰难是难以想象的,单是一场秋雨之后,他居然在床帐里发现了足有一升的白蚁!平时的生活更不用说,日常的米、面、酒、糖等都要从海上运来。这样一来价格昂贵,苏轼买不起;二来供应量太小,一旦海上起风下雨,就只能挨饿。这时苏轼年过花甲了,严重的水土不服营养不良毁了他的健康,他和小儿子苏过都形销骨立瘦得脱相。挨饿中,无可奈何,苏轼苦中作乐,想起了一个传说,不禁哈哈大笑。那是晋武帝时期,全中国的人都在挨饿,某人头晕眼花摔进了一个大地洞里,更没饭了。可是他看到洞里有乌龟和蛇,每当阳光灿烂时就伸头到洞外,像是吞咽阳光。这人有样学样,居然身体强健,比吃了米面还要好。想到这儿,苏轼向小儿子一笑,过儿,我们也这样吃点阳光吧!这就是坡仙的精神内核,面对困境,甚至是必死困境,不咒骂、不消沉、不悔恨,就像一个英雄曾经说过的——“死亡向所有人微笑,人所能做的就是向死亡还以微笑。”在酷吏面前低头的是懦夫,回报以怒吼的是战士,但仍然是落了下乘,因为受到了对方的影响。像苏轼这样,仍然保持微笑,保持住心灵深处活泼灵动的光芒,不让它灰暗,不让它暴戾,这是种别样的骄傲——让美丽的永远美丽,天上的雨水绝不会因为落到地上的泥潭里,就失去它本来的洁净!不断的折磨,让苏轼的光芒更加明亮,他被贬得越远,离民众的心就越近。在他南迁的路上,有一道独一无二的风景线,是历朝历代从未见过的高情传说。他被贬到广东惠州时,苏州定慧寺的长老守钦派弟子卓契顺步行数千里来探望他;多年的老友,隐士吴子野不顾年老,舟车劳顿,赶来陪他住了几个月;贬过海南到儋州之后,吴子野、七十三岁高龄的眉山老乡巢谷、杨济甫又渡海来访,陪他度过最初几个月的艰难时光。潮州人王介石,一路追随,像仆人一样帮助苏家生活,连盖房子这样的事都亲力亲为。更有很多各地的学子,向他请教学问,其中以海南人姜公弼的事最著名。海南岛太偏了,识字的人都少,怎么能论到文章呢,直到宋朝立国近一百四十年,仍然没出过一个进士。这实在是没办法,学问是讲究传承的,就算是大天才苏轼,也得有出色的先生给他启蒙。姜公弼自学成才,等到需要拔高时,上天赐福,把苏轼贬到了他的家乡。苏轼耐心地指点他,临别时在他的扇子上题诗——“沧海何尝断地脉,朱崖端合破天荒。”写完这两句之后,苏轼突然收笔不写。姜公弼不解,苏轼说:“候汝登科,当为汝足。”多年之后,姜公弼终于金榜题名,可惜那时东坡已经离世了。他不远千里,到许州找到衰老的苏辙,苏辙在扇子上为兄长补足全诗。——生长芸间已异方,风流稷下古诸姜。适从琼管鱼龙窟,秀出羊坡翰墨场。沧海何尝断地脉,朱崖端合破天荒。锦衣他日千人看,使信东坡眼目长。这首诗见证了海南岛第一位进士的成功之路,由唐宋八大家之中的苏氏兄弟合力完成,如果能在浩繁的卷册中找到此诗的真迹,那将是中国文献界里不可多得的珍宝。以上的事很阳光,让人很佩服很激昂,似乎这就是苏轼的精神内核了。真的吗?如果只是这样,那么苏轼就只是个精神胜利法的大师,在逆来顺受里让自己不哭出来罢了。何来伟大呢?苏轼从来没有放弃希望,他一直怀念着北方,坚信着自己一定会回去。在昌化三年之后,某一天,苏轼若有所感,对苏过说:“吾誓不做海外人,近日颇觉有还中原气象。”为此,他洗砚焚香,向天祷告,书写自己平生最得意的八篇赋,如果一字不错,即有北还之望。那一天,六十四岁的苏轼凝神专注,挥毫泼墨,八篇名赋一一写就,居然一字不错。苏轼大喜,吾归无疑矣!归去来兮,哪怕再晚,也要等到那一天。顺便说一句,这件事是真的。这八篇赋后来被一个妙人收藏了,这人是宋朝有史以来把太监这个特殊职业做得最成功的人,这样一个人,竟然对外宣称自己是苏轼的私生子,而且是遗腹类的……苏轼在宋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六月二十日渡海北归,结束了长达七年的文化苦旅,前方等着他的,终于是一片坦途,一片久违的阳光了。可惜,上天只留给了他短短一个月的时光来回味这一切。苏轼一路向北,沿途游故地会旧友,把一生中所有的恩怨因缘都一一了断,甚至和章惇都通过信,表示并不太介意和子厚一生的交集。他死在七月十八日的夜晚。对于苏轼,我们忘了他的官场经历吧,要留意的是他的诗词歌赋,他是中国自残唐五代以来的第一大天才。北宋之后,中华文人如恒河沙数,不可胜计,可再没有任何一个是可以超越他的。一生的磨难,仿佛是上苍赐予他的灵感。没有那些感触,怎能转化成那些文章佳句?他的每一点心灵波动,都是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精神瑰宝。苏轼之才,竟然跨越了苦难,身在苦难痛楚中,居然越发明艳雍容。这一点,在中华文明史上是从所未见的,哪怕是一直以来,人们认为天分、成就高于苏轼的李白、杜甫也相形见绌。李白飘逸雄浑,神化难明,天赋绝顶,可是山野气太浓,高兴时放浪形骸,失意时长歌当哭,情绪波动太大,完全被外界影响;杜甫虽然忧国忧民,一片赤诚之心,可惜忧过了头,文章里难免沾上了潦倒灰暗气。只有苏轼,不管际遇怎样,心里都有一棵盛开的兰花。心有茂兰一棵,不为世事羁磨。这种从容的美丽,哪怕有再多的折磨,仍然能宁静地绽放。从某种角度来说,正是宋朝命运、宋朝文化的缩影。第三章北宋终结者善待范纯仁、苏轼之后,赵佶的举动更加圣明,令散布天下的旧党党徒们山呼万岁,真是宋朝自仁宗以来仅见的明君啊。他为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梁焘等被钉上耻辱桩的旧党元首们恢复名誉,赏还恩荫,把之前哲宗、章惇做出的决定都否了,让他们重新变成圣人。之后,赵佶颁布诏书,阐述了自己的执政精神。他说,自今以后,国家对军国大政、用人标准,没有元丰、元祐的区别,更无所谓新旧两党。做事时,只看是否可行,是否妥善;辨别忠奸,用舍进退,只看是否合乎情理。一句话,同志们,我们要团结,要安静,要努力地工作,把国家建设起来。为此,改新年号,为“建中靖国”。多么好的口号,很多人激动得浑身发抖,终于不搞政治运动了!看到了这些,向太后心满意足地闭上了眼睛,终于死了。截止到这里,这段历史被历代史书高调传唱,尤其是南宋阶段,为了突出这时的成绩,给它起了个外号,叫“小元祐”。真是非常贴切,无论在哪一点上都像极了。比如说形象工程极其完美,成功地塑造了赵佶的光辉形象,更连带着把范纯仁、苏轼等名人的声望也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可是在另一方面,这些事和高滔滔执政时期更是一模一样。只有名声,对国计民生半点好处都没有。这就是“小元祐”了吗?熟知历史的朋友会觉得少了点什么,对,非常正确,旧党执政怎么会少得了丑闻呢?怎么能不做几件亲者痛仇者快的猪头事件呢?在这短短的多半年时间里,赵佶像高滔滔领导下的旧党人毁掉宋神宗的政绩一样,把本是哲宗的荣誉给抹杀了。在宋朝的国都内再一次上演了一出丑陋的闹剧。为国杀敌,立威异域的英雄成了罪犯,抓回来的敌人居然高官厚禄耀武扬威地供着!事情发生在宋朝的熙河路,也就是从前吐蕃的河湟部。那片广阔的大地最初由神宗年间的名将王韶率军收复,本来已经打得吐蕃人服服帖帖了,可是在哲宗朝的初期,宋朝人自己偏要多事。高滔滔、司马光、文彦博等人崽卖爷田不心疼,把西边四寨无条件还给了西夏人,对更远的熙河路更是不屑一顾。一片看都看不到的蛮荒之地有什么大不了的?为了友邦的笑脸,也还回去。尽管司马光被明白人吼过后,不敢再零价钱卖国,可是对熙河路的支援一天不如一天,急需的兵力、给养、军饷等必要物资一直短缺,能不给就不给。熙河军的实力严重下降了,元祐时期只能在异域自保。到了哲宗亲政,宋朝的军事重心移到了西北,要和西夏掐个明白,一系列战争中,尤其是章楶领导的平夏城等战役,熙河军一直是主力。回国作战了,熙河路的状况可想而知,唃厮罗的子孙们死灰复燃,以新任吐蕃王溪巴温为首,重占青唐城,局势一发不可收拾,熙河路短时间内几乎全境沦陷。哲宗大怒,刚好当时平夏城之战大胜,宋军腾出了手,那还等什么,在他重病卧床不起的时候下令,由王韶之子王厚、西军大将王瞻率领,西军出境作战,再平河湟吐蕃。至于理由,哲宗还是很有幽默感的。他说:“出于我对吐蕃人的爱护,他们的新任首领溪巴温太嫩了,我派人去安抚他一下。”安抚得很成功,一个多月之后,西军攻进青唐城,河湟吐蕃部的所有大小首领除了溪巴温本人跑了之外,溪巴温的儿子陇拶、瞎征,嫁到吐蕃的契丹公主、夏国公主、回鹘公主等都被生擒,由西军押解横越千里戈壁,进入开封城。空前大捷,这是继平夏城、天都山大胜之后的又一次辉煌胜利。如果神宗活着,如果哲宗没病,不知下一步宋朝还会达到怎样的高度。可惜的是,这班俘虏到达京城时,哲宗已经病入膏肓,彻底不能执政了。他们被关押着,直到赵佶登基。吐蕃人自己都没法相信,命运居然可以这样改变。赵佶给他们集体封官,允许他们自由回国。并且许诺不用再担心了,攻打你们的王厚、王瞻等人已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尤其是凶残成性的王瞻,被贬为右千牛将军,回国内反省了。就这样,宋朝获得了河湟吐蕃部的“友谊”。骗鬼去吧,从前王韶把他们打得更狠,哲宗时他们仍然反叛,现在只是一些小恩惠,居然觉得一劳永逸了?更何况,这种“友谊”是挥刀自残,废了自己的功臣,像谄媚一样讨好对方得到的!答对了,在旧党人的心里,在向太后的心里,这些就是很正常的,都是沿着司马相公走过的光明大路一脉相承的。谁敢说什么大逆不道的话吗?小心奸邪的帽子立即扣下来压死你。当然,本着树立英武模糊污点的一贯方针,河湟事件、王厚王瞻的处理决定,都被选择性地隐藏了,一切以和平稳定为主。在大力宣传中只有大汉天子的恢弘之气、吐蕃人民的友好之情,至于二王怎样,熙河路怎样,都被彻底忽略,一般史书里根本见不着。这种好日子很短,旧党的命太苦了,好不容易盼到了一位崭新的强力太后出现,却没能像高滔滔那样坚挺,不过半年多之后,向太后居然病死了。她死了,政治风标立即飘摇不定。十几年了,宋朝的政局一直在变。神宗死了,变一次;高滔滔死了,变一次;哲宗上台,变一次;哲宗死了,变一次。前后四次了,顶级官场里还剩下的这些人,早就成了变形金刚。根据形势需要,谁都有N多种形态任意转换。这一次想变的人是曾布。他的一生很异样,按属性,他是新党,可做起事来,总会让旧党们打心眼里喜欢。王安石当政时,他第一个拆台,从内部瓦解新党;章惇当政时,他简直是旧党利益的代言人,明里反对,暗地里下绊子,各种招数用出来,让扒皮章相当郁闷。这时轮到他郁闷了,国家的首相是名臣韩琦的二公子韩忠彦,他只是几位次相中的一个,没有任何特权,甚至还得加倍小心谨慎,时刻老实,才能保住职位。其实就连这个职位,也是他在哲宗死时倒向旧党,帮着向太后压制章惇,拥立赵佶才得来的。现在向太后死了,他没必要再装孙子,首先第一步,就是搞倒韩忠彦,抢到首相位置。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就得留神大宋官场的一条铁律——扳倒首相的人永远别想当上首相,哪怕多年以后当上了,也是因为别的事情。曾布很老了,他等不起。于是他想到了一个绝妙的点子——借刀杀人。他要扶植起一个人,用这个人去搞倒韩忠彦。那么这个人就要具备以下几个特点:一,必须有一定的身份,不然进不了顶级官场,没法对抗首相;二,这个人必须是新党,旧党人他指挥不了;三,这个人的根基要比他差,哪怕知道自己被当枪使了,也没法拒绝,更没法报复;四,这个人此时此刻必须处于官场低潮,这样他给这个人机会时,这人才能不得不抓;五,这人的性情要好,要能挑起事来,制造争端。可在关键时刻,还能听话,不让矛盾扩大,影响他本人的闪亮登场。纵观宋朝官场,符合以上五点的人真的不太多,可以说是太少了。他想了又想,终于惊喜,上苍还是爱他的,千挑万选,居然还真的给他留了一个这样的人。这人听话,曾经对所有上级都零拒绝服务;这人能斗,亲手炮制过同文馆冤案,把旧党人连同高滔滔都抛上风口浪尖;这人有节制,以才情论,是宋朝官场里第一流的风雅人士,某些方面与首席文豪苏轼都不相伯仲;这人也很倒霉,努力工作几十年,这时被章惇连累,被贬到了南方,在杭州城里当闲散官。就是他了,种种条件都符合,可谓天作之合。说干就干,他悄悄地派人去联络,给这个人先通通气,一方面在开封城里给他做铺垫,官场上、新皇帝,各方各面都要打点到。帮他就是帮自己,曾布做得很来劲。他不知道的是,他根本就没看清楚这个人的本质。他失算了,事实上在这个阶段,世上没人能看清这个人真正的底蕴。这是个妖孽,是近二十年以来宋朝政局不断反复,从最初为信念、荣耀而战,到后来为党派、为恩怨而斗,一系列的血腥龌龊中孕育出来的集大成者。在这个人的身上,再没有原则,曾经的荣耀、追求、信念,都被一次次的政治风暴吹走了,他目睹了良臣如王安石被罢免;圣贤如司马光身败名裂,险些连坟墓都保不住;文豪如苏轼颠沛终生;长者如范纯仁衰败老盲;党魁如刘挚、梁焘、刘安世流放至死;强臣如章子厚也翻身落马。等等,这个世界还有平安吗?连安全都谈不上,还说什么荣华富贵?!这些例子把他刺激到了,阳光的人在逆境中变得耀眼,阴沉的人在逆境里皈依了黑暗。这个人渐渐变得加倍的小心、谨慎、精致、风雅、和畅。他像一条五彩斑斓的毒蛇,花纹美得让人陶醉,让人不由自主地喜欢上他……什么,他是毒蛇人们还喜欢?呵呵,试问谁第一次见到这个物种时就提防呢,夏娃也是在吃亏后才知道的真相!这个人,叫蔡京。蔡京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是这个时代一定会产生的动物。他是北宋连续二十年不断升级的党争的终极产物。可以说,没有蔡京,也会有樊京。他的心灵和做事方式要由后面发生的事来一一剖析,在那之前,只有就事论事才能逐渐看清楚他,而不是上来就下结论,武断是研究历史时最讨厌的事情。人需自救天才救之,在曾布想着提拔蔡京之前,蔡京早就展开了自救行动。说实话,他怕。他被贬到杭州了,这地方是美,在宋朝已经公论为天下第一风景区了,公职旅游休闲有什么不好的?好……好在哪儿啊,元祐之前这里是贬职的终点站,苏轼不止一次地到这儿了。可是元祐以后,这里只是块踏脚板,贬到这儿的仁兄贤弟们,十有八九都会迅速上路,被贬到更远的天涯海角去。谁敢说他蔡京与众不同,能在杭州城里静等官复原职呢?所以要自救,天遂人愿,他贬下来不到半年,机会就来了,只要抓住,不仅回京有望,甚至加官晋爵也在把握之中。但是,这机会不好抓啊。真要和这个沾了边儿,以后就算飞黄腾达到了首相的位置,也有人指着脊梁骨骂,一骂就是几十年,哪怕是子孙后代都抬不起头来。到底是什么事呢,说来很风雅,宫里的大太监来杭州城,给新皇帝挑名人字画了。说到翎毛丹青,举当时宋朝全国,连苏轼在内,蔡元长也足以排进三甲之内,以蔡元长之能,无论是亲自操刀,还是帮着搜寻挑选,该太监都会搞到精品中的精品,满载而归。如此一来,蔡京让该太监满意,该太监让皇帝满意,利益链条转动,蔡京的前途一片光明!可是后患也真不小,前面提到了,这会有骂名的,前名臣宰执文彦博就是例子,当年他只是送了一件蜀锦袄给仁宗的爱妃张美人,就被一直念叨

                      文,通过“日化”重建了日本的法律制度。中国此时通过日本这个媒介,自然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日本法律专家帮助下,沈家本等参照东西各国法律体系,大刀阔斧地删减、重建中国的法律体制,经过几年时间的努力奋斗,大致建立起来了一个现代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一些重要的、必备的法律、法规也都在那几年匆匆完成。这些新制定的法律法规为新政时期和此后的市场经济、自由经济和现代社会的运转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制度支援,比如《奖励公司章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商人通例》《公司法》《破产律》《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法官考试细则》《集会结社律》等,都是当时迫切需要的法律法规,也在后来的政治实践和现代社会运作中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不过,对晚清十年乃至后来数十年中国政治法律制度发生重大影响和启示的,可能还是沈家本等人参照东西各国现行法律制定的几部根本大法,比如《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大清新刑律》《民律草案》等,这几部根本大法分别在程序法和实体法领域为后来的法律现代化奠定了良好基础,开了一个很好的先例。《大清新刑律》抛弃传统诸法合体的旧制,规范为一部单纯的刑法典,废除中国传统法律中的旧名词旧概念,诸如“笞、杖、徒、流、死”等五刑终于被规范为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留和罚金,附加刑有剥夺公权和没收;确定了死刑的唯一原则,彻底废除了旧律中繁杂的死罪名目。此外,还有在西方各国习以为常的禁止刑讯、实行陪审和律师制度、改良监狱等,也都在那个时候逐步进入中国的法律体系。凡此,均使大清国的法律制度大踏步前进,大致能够满足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需求,像清廷最初所要求的那样,与东西各国正常交流而无滞碍。清末新政法律体制改革,虽然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虽然许多新法典并没有得到完善,且大部分没有得到执行,但这场改革本身确实是中国法制史上前所未有的革命,是趾高气扬的中华法系第一次低下头来吸收东西各国法律优长,重造中华法系,为此后中国法律的走向规定了大致不变的路线图。即便大清国后来成为历史陈迹,大清王朝新政时期制定的法律制度也依然被标榜为“民主共和”的中华民国所继承。这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同时也表明新政时期制定的法律法规实际上已不再反映传统中国的社会状态,实际上葬送了自秦汉以来传承了两千年之久的中国固有法律体系,参照近代中国社会的实际变动和发展,全面引进了西方法律的大框架大格局,因而这样的法律体系不再反映中国的过去,而是对未来新社会新制度有很高很殷切的期待,为新社会制度的发生准备了种子。袁世凯“有密未告”按照过去流行的看法,1898年“戊戌变法”之所以演变成“戊戌政变”,光绪帝之所以泣血瀛台、幽禁十年;康有为、梁启超等之所以流亡海外十几年;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锐、刘光第和杨深秀六君子之所以壮志未酬,血洒菜市口,皆源于袁世凯叛变。在指控者看来,他们的计划只有袁世凯知道。袁世凯是维新罪人,是光绪帝的仇敌,所以过了十年有摄政王载沣替乃兄报仇,将袁世凯开缺。这一系列因果报应环环相扣,不由得不信。只是遗憾的是,这些只是传言,不是历史。不速之客1898年9月18日,夜幕沉沉,新任军机章京谭嗣同独身一人步履匆匆,前往位于王府井大街北头报房胡同的法华寺,拜访投宿在那里的袁世凯。袁世凯是甲午战后体制内炙手可热的维新人物,三年天津小站练兵成效显著功名显赫,刚刚被朝廷任命为兵部侍郎,相当于后来的国防部副部长。袁世凯此次北京之行就是为了这件事,是朝廷循任职惯例安排谈话。昨天(9月17日)上午,袁世凯已经在颐和园觐见了皇上,皇上夸他兵练得好,军事学堂办得也好,叮嘱袁世凯继续努力,甚至还说可以与顶头上司、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荣禄各办各事。皇上的格外关照让袁世凯很亢奋。18日,依然留在北京等待更具体安排的袁世凯见缝插针相继拜访了李鸿章和庆亲王。李鸿章是袁世凯的老上司,有伯乐之恩,如果没有李鸿章早年欣赏、提携,不可能有袁世凯的今天;庆亲王是恭亲王之后满洲贵族领袖,是朝廷此时大小事务的总管家。袁世凯与李鸿章就当时日趋紧张的军事形势交换看法,分析英国多艘军舰在大沽口外游弋究竟出于什么目的。至于庆亲王,袁世凯在庆王府等到傍晚也没有见到,据说庆亲王留在颐和园参与军机,大约也是与英国军舰动向有关。疲惫的袁世凯刚回到这个临时寓所,就收到荣禄派人送来的急件,叮嘱袁世凯留心英国军舰异动,让袁世凯尽快归队。由于袁世凯已经奉旨定于20日请训,不便立即离开北京回天津。袁世凯请幕僚起草了一个奏折说明缘由,请军机处变通安排在明天(19日)请训。当袁世凯与幕僚正在秉烛起草奏折时,忽闻门外有人声。很快有人持名片来报,说是新任军机章京谭嗣同大人有公来见,不候传请,谭嗣同已至会客室。对于谭嗣同,袁世凯当然相当了解。知道谭大人既是康有为的密友,也为今上近臣,而且,谭嗣同在维新阵营中是有思想有见解有担当的,坐而言,起而行,黑白通吃。袁世凯凭经验估计,谭嗣同不请自来,行色匆匆,绝对不是简单道贺,不是一般性寒暄,必有要事相商,于是停笔出迎。围园劫后见面之后当然少不了一番寒暄,谭嗣同对袁世凯荣升兵部侍郎表示祝贺,但不容袁世凯回话,谭嗣同立即表示有密语相告。袁世凯稍感诧异,即请入内室,屏退仆役,各自略表久仰及相见恨晚等意。谭嗣同以面相之法恭维袁世凯有大将格局,又不容袁世凯客套,转而忽问袁公的请训时间是不是后天。袁世凯告诉谭嗣同,原本安排请训谢恩的时间是后天,只是现在突然接到天津方面的电报,知英国兵舰数艘在大沽口海面游弋,正在准备具折明日请训,请训后即回天津。听了袁世凯的说明,谭嗣同迅即引入正题,正色道:“外侮不足忧,大可忧者,内患耳。”谭嗣同的说法激起了袁世凯的注意,急询其故,谭嗣同说:“袁公此次受到破格提拔,必将有以图报。皇上现在面临大难,非公莫能救。”袁世凯闻言失色,急忙辩白:“袁某世受国恩,本应力图报称,况己身又受不次之赏,敢不肝脑涂地,图报天恩?但不知皇上难在何处?”听了袁世凯的表态,谭嗣同还算满意,于是直截了当告诉袁世凯,根据他们所掌握的情况,袁公的顶头上司、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最近向皇太后献策,将行废立之谋,皇上面临巨大危险。袁公作为荣禄亲信,难道毫无觉察?袁世凯说,在军营的时候,袁某也常与荣大人晤谈。察其词意,忠君爱国,从来没有操纵废立之类的阴谋。谭大人所说闻所未闻,恐怕道听途说,不足为训。对于袁世凯的解释,谭嗣同将信将疑。但是为了说服袁世凯,谭嗣同还是按照先前与康有为等人商定的思路,挑拨袁世凯与荣禄的关系,让袁世凯与荣禄决裂,为我所用。谭嗣同说:袁公固然是光明磊落的人物,但荣禄此人极其狡诈,他表面上对袁公信任有加,甚至让别人都觉得对你不错。其实,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荣禄在内心深处对袁公猜疑、防范甚多。一个最简单的例证,袁公辛苦这么多年,劳苦功高,成就显著,中外钦佩,但去年袁公仅仅晋升了一级,这是什么原因?说白了,就是荣禄故意抑制你。在接下来的谈话中,谭嗣同告诉袁世凯,南海康有为先生对你一直不错,曾在皇上面前保荐过你,但皇上表示曾听皇太后提及你,只是荣禄常常说袁世凯飞扬跋扈,不可重用。皇上对此也很纳闷,以为袁世凯办事甚为明白,但为什么总有人说他不可重用呢。谭嗣同以天子近臣的身份告诉袁世凯,你袁世凯这一次被破格提升,不知皇上为你费了多大劲。谭嗣同当然不是要和袁世凯侃大山,他的目的就是要袁世凯设法救皇上。问题在于,袁世凯根本不相信荣禄谋反弑君,不相信政治高层会发生这样的非常政变。袁世凯的犹疑不决逼着谭嗣同拿出真凭实据,好像谭嗣同也早已想到了这一点。谭嗣同遂从衣兜拿出一张纸片,但见上面写着:荣禄谋废立弑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即性命亦不能保。袁世凯初五请训,请面付硃谕一道,令其带本部兵赴津,见荣某,出硃谕宣读,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为直督,传谕僚属,张挂告示,布告荣某大逆罪状,即封禁电报局、铁路,迅速载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宫,大事可定。如不听臣策,即死在上前。很显然,这张纸片是谭嗣同写给皇上的报告,至于是否送上去,皇上是否有批复,谭嗣同并没有说。久经沙场的袁世凯应该说见过世面,但这张小纸条看得他大汗淋漓心惊肉跳。袁世凯心中暗想,此类据兵谋反的主意,才是真正的大逆不道,罪大恶极。他不禁反问谭嗣同:谭大人建议派兵包围颐和园,意欲何为?谭嗣同说,慈禧太后是最大的祸首与罪魁,不除此老朽,国不能保,政不能改,皇上无权,一切都无从进行。不过,这件事不需劳袁公大驾,自有谭某另外安排,袁公不必过问。剑拔弩张慈禧太后是当时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者,谭嗣同等人竟然准备对慈禧太后动手,这件事实在是非同小可。袁世凯深知,多年训练与影响,慈禧太后的地位不仅在内外大臣心目中至高无上,即便是一般士兵,也对皇太后怀有无限崇拜与景仰,以这种军队去捕杀皇太后,根本就不能成功。袁世凯坦率告诉谭嗣同:皇太后听政三十余年,迭平大难,深得人心。袁某带兵,常以忠义为训诫,如令以作乱,不必可行。谭嗣同对袁世凯的担忧不以为然,他自信地告诉袁世凯:“我雇有好汉数十人,并电湖南召集好将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无须用公。但要公以二事:诛荣某、围颐和园耳。如不许我,即死在公前。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亦在公手。今晚必须定议,我即诣宫请旨办理。”既然谭嗣同把话说到这个份上,袁世凯已无退路可言。但毕竟此事太过于重大,除了恐惧之外,也必须冷静面对。久经沙场、见过世面的袁世凯并没有被谭嗣同逼到死角,他从容告诉谭嗣同:“此事关系太重,断非草率所能定。今晚即杀我,亦决不能定。且谭大人今晚请旨,上亦未必允准。”谭嗣同告诉袁世凯:“袁公不必担心,谭某自有挟制之法,必不能不准。后天早上袁公请训谢恩时定有硃谕一道面交袁公。”据袁世凯事后描述,由于当时他看到谭嗣同气焰凶狠,类似疯狂,然谭嗣同毕竟是天子近臣,又不知有何来历,如此时明白拒绝,肯定翻脸,谭嗣同或许真敢“即死在”这儿,至于还会发生什么事情,袁世凯想都不敢想。他此时唯一能做的,就是设法推宕,不节外生枝,不过度激怒谭嗣同。袁世凯的推宕理由是:天津为各国聚处之地,若忽杀直隶总督,中外官民必大讧,国势即瓜分。且北洋有宋庆、董福祥、聂士成各军四五万人,淮练各军又有七十多营,京内旗兵亦不下数万,袁某统领的新军不过七千人,出兵至多六千,如何能办此事?恐在外一动兵,而京内必即设防,还没有等到袁某领兵开拔,皇上可能就将陷入危险境地。谭嗣同似乎意识到袁世凯的推宕之意,他直截了当告诉袁世凯,这些理由都不成立,前提是袁公必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给对方措手不及。待袁公动手,即将硃谕分发诸军,布告天下,照会各国,看谁还敢乱动?确实,如果真照谭嗣同设想这样做,谁敢反对?这又将袁世凯将到死角。袁世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说:“本军粮械子弹均在天津营内,小站存者极少,必须先将粮弹领运足用,方可用兵。”对于袁世凯的实际困难,谭嗣同也略表同情。他说:“可请皇上先将硃谕交给存收,俟布置妥当,一面密告我日期,一面动手。”从这段话分析,谭嗣同等人虽然在预案中意识到政局可能会发生转变,但似乎并没有恶化到必须立即发动,似乎还有从容准备的时间。谭嗣同的建议又引起袁世凯新的疑虑,他说:“我袁某万不敢惜死,恐或泄露,必将累及皇上,臣子死有余辜,一经纸笔,便不慎密,切不可先交硃谕。谭大人先回,容袁某熟思,布置半月、二十日方可复告谭大人如何办法。”对于袁世凯有意拖延,谭嗣同当然不会同意,他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先前似乎考虑到这一点而有所准备,他一面告诉袁世凯:“皇上意甚急,谭某有硃谕在手,必须即刻定准一个办法,方可复命。”一面从容拿出一份所谓硃谕。此份硃谕为墨笔所书,字甚工,亦很像今上口气,大意谓:朕锐意变法,诸老臣均不顺手,如操之太急,又恐慈圣不悦,饬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另议良法。显然,这份硃谕只是一个抄件,不是皇上手迹、亲笔。这可疑的硃谕引起了袁世凯的联想,他以为即便这份硃谕为真,其大概语意一若新任四军机章京请求皇上急变法,而皇帝设婉辞以却之者而已。于是袁世凯就此向谭嗣同提出疑问:“此非硃谕,且无诛荣禄、围颐和园之说。”谭嗣同答:“硃谕在林旭手,此为杨锐抄给我看的,确有此硃谕,在三日前所发交者。林旭等极可恶,不立即交我,几误大事。谕内另议良法者,即有二事在其内。”缓兵之计谭嗣同的解释是真诚的,但由此可知第一,他并没有亲眼看过皇帝御旨原件;第二,由于他的真诚,也使极富政治经验的袁世凯看到了谭嗣同及其背后那些人作伪的痕迹,从而使袁世凯可以更加从容应对此事发展,他已经没有谭嗣同刚到时的恐惧了。他告诉谭嗣同:“青天在上,我袁某断不敢辜负天恩。但恐累及皇上,必须妥筹详商,以期万全,袁某无此胆量,绝不敢造次为天下罪人。”实际上,袁世凯拒绝与谭嗣同等人合谋。对于袁世凯的态度,谭嗣同心知肚明,但既然已将所有计划向袁世凯和盘托出,谭嗣同只好继续使用挟制办法对付,他再三催促袁世凯立即召开会议,拟订详细计划,以待谭某向皇帝汇报。谭嗣同越说越愤怒,几至声色俱厉,情绪异常。袁世凯看到谭嗣同腰间衣襟高起,似有凶器,于是知谭嗣同不从他这里得到准确回答绝不会轻易离开。稍加考虑,袁世凯告诉谭嗣同:按照计划,皇上、皇太后很快将巡幸天津,等到那时,军队咸集,皇上下一寸纸条,谁敢不遵,又何事不成?袁世凯的这个说法当然有理,不过谭嗣同说,现在形势危急,恐怕等不到皇上巡幸天津,就会被废黜。对此,袁世凯宽慰道:不会的。既然朝廷宣布让皇上巡幸天津,必不致出尔反尔,发生意外。他劝谭嗣同不要胡思乱想操之过急。谭嗣同再问:假如朝廷届时取消了这次巡幸,那么有什么办法补救吗?袁世凯说:巡幸天津,已经筹划很久了,花费也不少了。假如一定发生这样的事,袁某一定请荣禄出面力请皇太后和皇上,可以保证巡幸天津不会中止。此事在我,谭君尽可放心。谭嗣同说:“报君恩,救君难,立奇功,建大业,天下事入公掌握,在于公;如贪图富贵,告变封侯,害及天子,亦在公;惟公自裁。”袁世凯闻言而怒,信誓旦旦指天发誓:谭大人以为我袁某何人?我袁氏三世受国恩深,断不致丧心病狂,贻误大局,但能有益于君国,必当死生以之。听了袁世凯这番话,谭嗣同方才释然,以为袁世凯是奇男子、大丈夫,作揖致敬,赞叹不已。有了谭嗣同初步信任,袁世凯说:谭君与袁某素不相识,夤夜突来,袁某随身员弁必生疑心,设或漏泄于外人,将谓我们有密谋。因谭君为近臣,袁某有兵权,最易招疑,谭君可从此称病多日,不可入内,亦不可再来。对于袁世凯的这些交代,谭嗣同甚以为然,谈话气氛开始转变。接下来,袁世凯问两宫不和,其因何在?谭嗣同对:“因变法罢去礼部六卿,诸内臣环泣于皇太后之前,纷进谗言危词,怀塔布、立山、杨崇伊等曾潜往天津,与荣禄密谈,故意见更深。”对于谭嗣同的说法,袁世

                      我想,吃药能帮助你,”我说,“我建议继续服药。”“好吧,”她轻声回答。“这几天觉得怎么样?”“我还是会痛。从脖子开始,沿着背绕过胸部底下,这里,”她指指自己的胸部。卡伦再次提起上回见面时的怨言:我无法拒绝别人。我觉得很愧疚,因为我妈在我生病的时候帮我,现在我欠她人情。我尽力让大家满意。生病之后,我的婚姻一直没有起色……从她描述的内容来判断,我认为我能提供的帮助非常有限。她不曾暗示自己去做任何努力,去解决问题——她只是一再受苦。我一边听她说,内心再度涌上恼怒的念头。身为心理咨询师,察觉自己对病患的反应并从中学习是相当重要的。在卡伦的生活中,也有其他人感受到相同的恼怒吗?我纳闷。我建议卡伦,如果她想改变自己的人生,她一定办得到,而她也不需要像现在这样感觉如此无助。我用她提过的几个情境,举例给她听,建议她怎么做才能更果断决定,改变长期以来总是唯唯诺诺、自怜自艾的模式。但她提出不少借口,告诉我她为何不能这么做,于是我明白我在对牛弹琴。我开给她双份剂量,嘱她两周后再来复诊。※※※※卡伦再次就诊时,双手不停颤抖。她的穿着一如往常;尽管换了衣服,但整洁、单调的印象依旧。她的前额多了几道深纹,直下眉心。她看着我,别扭地变换坐姿,眼神哀伤。“我……我晚上睡不着,”她先是试探性地轻声说话,旋即展开一连串耳熟能详的冗长抱怨。“你有过伤害自己的念头吗?”我问道。任何一个如此沮丧、无助的人几乎都有过这种想法。卡伦开始轻声啜泣。“我想过自杀,”她说,但旋即补上一句,“但我想我应该办不到。”听她絮絮叨叨诉说压在肩上的、却不曾试图摆脱的重担,我感觉我对她的不满又增多了些。她说话时语气勉强、单调,却不容我打断;我提出建议,她义务性地点点头,却自顾自往下说,完全不把我的话当一回事。我感觉她似乎以被动的方式忽略我的存在,仿佛她已下定决心在自怜的情绪中来回打滚。我在心里尝试将她沮丧的症状和被动、自怜的倾向分开。我想把目标放在治疗沮丧,这应该是短期可完成的目标。我不想涉及人格分析的部分,因为那得花上好长一段时间。我觉得吃药改善了她的症状,但她态度保留。我把她的药量提高至原来的3倍,请她一个月之后再来就诊。那天,卡伦是我的最后一名病人。我迫不及待想回家。家里有妻子、4岁大的儿子和8个月大的小女娃儿在等着我。听了一整天别人的问题,我知道,家人绝对能重振我的精神。※※※※4星期后,我走进候诊室找卡伦,但她不在那里,于是我回到办公室翻阅前几次的病程记录。这是我的习惯。病人复诊前,我都会看看之前的笔记,提醒自己回忆病人的思绪状态与情绪轨迹。他们通常会从上次结束的地方继续往下说;也许陈述的内容并非问题症结所在,但概念大多一脉相承。当然,病人也可能改变话题,不过情绪几乎是连贯的,说不定(老天保佑)还有些进展。起初,我坐在办公室等待卡伦赴约。我开始思索她迟到的可能原因:难不成是我触及某个敏感话题,或是她不愿表露的人格特质?莫非她害怕亲近我,以致宁可晚来,减少相处时间,好削弱会面治疗的效果?10分钟后,我再次走出去找她,她还是没来。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我顿时理解她并非迟到——她根本不打算来了。卡伦一直是个很难帮助的对象,因此我再次翻阅笔记,试图找出她不复诊的任何可能线索。看完她曾告诉我的一切,再回想我对她的印象,我一下子就看穿自己根本不曾了解她,也从未站在她立场上思考。有时,我会迷失在病人的生活细节与自己对他们的感觉之中,以致无法综观全局。现在我看出来了:她服药是为了讨好我,但她并不认为吃药有效。我气她“没有变好”,也气她认为自己一无是处。显然,气恼导致我不曾好好听她说话,也因为如此,她认定我终究还是帮不了她。想到我犯的错误,我也开始思考“抑郁症患者常令精神科医生焦虑”这个问题。每一位精神科医生恼怒的原因都是焦虑。但焦虑什么呢?焦虑“沮丧会传染”,确实如此。跟沮丧的人相处时,你会觉得自己是某种食物,而他们正一点一滴地吸出你的生命;这种状况同样会令人意志消沉。这正是我和卡伦的问题,也是我难以接纳卡伦的原因。多年来,我治疗过许许多多抑郁症患者,但他们没有一个像卡伦这般深深影响我。※※※※约莫一个月后,秘书告诉我她收到卡伦寄来的3张支票,一张支付一次治疗费用,但每一张都无法兑现。她联络卡伦,请她付款;拖了好久,她终于付了。如果她想故意惹毛她的精神科医生,她倒是很清楚该怎么做。又过了3个月。某个风和日丽的五月天,我在下午约诊名单上看见卡伦的名字。她还是老样子。深色宽松长裤,褪色短袖绿上衣;有点颤抖,神情一如往常郁郁寡欢。我问她为何好一阵子没来,她说,支票被退回了,她不敢来找我。她不敢把账单拿给先生的保险业务员,因为她怕他的同事会知道她来看心理医生。我认为,这番解释只是为了合理化她下意识对我的不确定感——所以她回来给我第二次机会。我希望我能明智地利用这次机会。我向她保证并且告诉她保险公司必须遵守保密规定,因此她丈夫的同事绝对不会知道她来找我。由于她不愿以保险费支付,又担心无法准时付款,因此我建议先从一个月就诊一次开始。她感到宽慰,点头同意了。问题是,我们一个月只谈半小时,我担心自己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找出并治疗困扰她的问题。※※※※卡伦于6月19日复诊,我提醒自己必须专注并设法理解她的绝望与无助;无论她有多么拒人于千里之外,我都要好好了解她。我决心做得更好。“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贝尔医生。我好不安,心情很差,”她噘着嘴,下唇微微颤抖,“我甚至不想活了。”我拋出几个能诱她具体回答的关键性问题。唱了几分钟独角戏之后,她似乎稍微振作了些。“我跟我丈夫的问题比我告诉你的还多。”“嗯哼,”我等着。“他让我好难过。如果不顺着他的意,做他叫我做的事,他会说他讨厌我。”她停下来,等我说点什么,但我只是继续等。“他会在半夜捶醒我,叫我去买麦当劳……看球赛转播的时候,如果他支持的棒球队输了,他会打我、怪我——而且他是认真的!”她抬头望着我,想知道我是否了解。“因此你害球队输球?”我说。她点点头。“这种情况有多久了?”“我猜大概是从我女儿莎拉出生以后吧。他爱喝啤酒。喝完头几罐,心情还不错,再多喝一点就不说话,然后变得很暴躁。”她猜的?难道她不知道吗?我感到纳闷。※※※※就在下一次诊疗前,她打电话来取消约诊。两周后,我收到这封来信:1989年11月12日亲爱的贝尔医生:现在是凌晨1:30,我睡不着。我不知道这样下去我还能撑多久。我真的好想死。我讨厌我自己,讨厌我的人生。我一直哭,停不下来。我只是在等待时机,等着去死。我不知道会是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但我想应该就快了。我麻木,没有感觉,我想就这么睡下去,永远不再醒来。拜托你趁一切还来得及之前,求求你,帮助我。你的病人卡伦·奥弗希尔又及:你真的在乎我会出事吗?我就不在乎。读完信,我担心卡伦已濒临自杀边缘。我很在意她目前的危险处境,她似乎更绝望了,而且她从来没有令我如此地相信她是决意赴死的。我立刻打电话给她。“卡伦?”“我是。”声音很小,电话上的她听起来很遥远。“我是贝尔医生。我收到你的信了。”“哦。”我们聊了几分钟。言谈之间,我发现卡伦当真有寻死的念头,而方法很可能是吃我开给她的药——服药过量。在那一刻,我明白可行的办法只有一个。“目前最重要的是确保你的安全,”我坚定地说,“最好的地方就是医院。”我试着说服她住院。让人同意住进精神病院并不容易,有时甚至非常困难。卡伦沉默了片刻。“如果你觉得这样最好,就这么办吧。”第一部苟且偷生第2章云霄飞车卡伦于11月19日住院,待了一个月。我去看她,她交给我一叠她以前写的记忆中的事。给我这些似乎令她颇为尴尬。当我一开始读它,我立刻被一段残酷、恐惧、充满毁坏终而幸存的人生所吸引。从笔迹、错字、随意使用标点符号的状况来判断,她写得又快又急,仿佛受到某种压力。关于我爸我爸,他恶心,令人讨厌,不成熟,懒惰,散漫,有毒瘾,爱偷东西,喜欢敲诈,没品位,不可靠,性变态。他满脑子都是性。他老是喜欢挑逗我的女性朋友。他曾给我朋友一角钱,要她们10年后打电话给他,学几堂爱情课。我讨厌他。他经常虐待我,无论生理或心理。他让我觉得很不安,觉得自己很丑,没人要,一无是处。他总是叫我娼妓、婊子、淫妇、贱货等等的。他不曾说他爱我,也从不拥抱我,但我也不想让他抱。不管什么事他都爱发牢骚,没有一件事不靠我祖父母帮忙。他还把没钱怪到我头上。这人有病。他没救了。他老对我说“我欠他这条命”。除了自己,他不关心任何人,甚至还把我妈当女佣和性机器对待。直到现在,他还要我妈每天早上帮他穿袜子。我爸曾叫我们脱掉衣服,躺在床上;把我们的手绑在床头板上,然后用皮带——有金属头那一边——抽我们。我们哭喊得越凶,他抽得越起劲。所以我必须学会控制情绪,不让自己哭出来。我得活下去。然后他会去起居室开投影机,看色情电影。我爸和我妈经常为这些电影吵架。我爸跟我妈说,他要教她正确的做爱方法。他们两个都让我觉得好恶心。我们明明就在隔壁,也听得到,他们怎么就这样讨论起来了?在我5岁到16岁这几年间,每个礼拜平均被打3到5次。我总觉得感情受创,希望爸妈死掉。我向天主祈祷,求他帮忙,但啥也没用。我没办法信任别人。我希望我可以死。我想逃走,但我怕万一被他们找到,他们会杀了我。除了这几页,她还给我另一张纸,但字迹截然不同(相较于前几张的潦草字体,这张是用印刷体写的)。这是写给我的,她问道:我可以信任他吗?我该告诉他什么?他会放弃我吗?他会背叛我吗?我有可能好起来吗?痛苦真的会消失吗?万一我失控崩溃了怎么办?他要怎么帮我扛过这一切?我怕贝尔医生。※※※※某个阴沉的傍晚,卡伦还在住院,我在郊区的与人合办的办公室。结束当天最后一名病人,我没来由地感到一阵惊慌。和过去7年一样,我望向窗外,看着第95街缓缓移动的车流,心想自己再不离开这里,往后20年都将看着同一幅景象。我当下决定将事业重心完全移到芝加哥闹市区。我和城里的心理学家相处起来比较自在,但若以创业的角度来看,从郊区开始似乎是比较实际的做法。城里的精神科医生、心理学家、临床社工多如过江之鲫,尽管我受过良好训练,但缺乏实际经验令我很难受病人青睐。而在郊区(特别是南边这一带)少有训练水准与我相当的精神科医生,因此比较容易有病人上门。还有就是,郊区的病患几乎都有不错的医疗保险,至少比保健组织(HMO)为城里白领阶层规划的好得多了。既然我感觉自己已准备好进军大城市,于是便拜访几位在城里大学教学医院任教的同行,看看有什么兼职机会。我得到了一个跟住院服务部头头一起工作的机会(我曾在此经历了高级专科住院实习期[1]),希望能借这个职务转介病人到我的私人诊所,好弥补我不在冈萨雷斯那里工作后流失的客源。我在城里的诊所跟南郊区那边很不一样。绿色天鹅绒长沙发占了一整面墙,沙发一端是我的专属埃姆斯[2]椅(病人在沙发区讨论问题时,他们刚好看不见我),沙发上面挂着四幅鸟与蝴蝶的中国国画。我的埃姆斯椅对面摆着一张白绿花纹折叠椅,折叠椅后方有张安妮女王朝代的桌子,桌旁是矮橱;越过矮橱(高度约莫在病人的头顶上方),正好可以看见我的杰斐逊电子钟,这座钟的时针分针看起来仿佛飘浮在空中。我的精神分析师也有一座,我去过的精神分析师办公室大多都有这么一座钟。我不知道这个小传统从何而来,但我觉得我有义务遵守。地上的东方地毯也呼应房里的色调。有着刻花玻璃门的书柜占去沙发旁的那堵墙,而对面那片墙(紧邻我的椅子)则嵌了一扇可从40楼凭栏俯瞰湖滨公园的大型落地窗。几位从南郊区转来的病人认为这里的环境令他们有压迫感,但我却觉得舒服自在。若无意外,卡伦应该会同意随我转到这处新地点。※※※※时间是1989年圣诞节后,卡伦和我认识已将近一年了。她说,自从我们开始讨论她的过去,有些记忆频频跳出来,令她颇为困扰。“有一次,”她略带歉意说,“我爸对我发脾气,然后拿肉叉扔向我——结果插进我的大腿。我竟站在那儿,眼睁睁看肉叉刺中我的腿。后来的事我不记得了,我甚至不记得叉子是怎么拔出来的。”“嗯哼。”我等她说下去。“我从小就一直有自杀的念头,”她继续说,“但我从没试过,只是一直在计划这件事。”“你曾经用自杀以外的方式伤害过自己吗?单纯只是想伤害自己?”卡伦扭过头,红晕瞬间爬上脖子。她沉默不语。哦,我刺探过头了。我不该用这个问题打断她原本想说的话。我改变话题,尝试弥补。“现在的药有用吗?”我问。她耸耸肩,但她的眼神告诉我,“没用。”我换另一种抗忧郁症的药给她,然后讨论用药的目的。我提议,等我度假回来后,改成每周见面一次,这样也许能给她更多帮助。她微笑,告诉我她会把账单交给先生的保险业务员,好支付额外的疗程费用。离开时,她在门口停下来,转身对我说:“我不确定这件事重不重要。不过,结婚当天,我在祭坛前昏倒了3次。”※※※※时值1990年1月。圣诞假期后,我首次与卡伦见面。这是我们合作的第二年,我发现我很担心她;度假时尤其如此。“这几个礼拜我过得很糟,”卡伦说。她环顾这间新办公室,然后像个奋战十回合、精疲力竭的职业拳击手,颓然跌坐在椅子上。“说给我听。”“我觉得我快撑不下去了,”她说,哭丧着一张脸。“我什么事都做不成。我一直想着自我了断。”她的表情似乎还想多说什么,但她只是缩得更远,向后躲进椅子里。“你想过自己可能会用什么方法自我了断吗?”现在,我和卡伦的例行治疗程序已不是问她“是否”想自杀,而是评估她有多接近自杀边缘。“我家里有药——大概足够达到我的目的——但我并不觉得我想吃,”她说。若病人吃你开的药吃到过量,对医生来说可真是格外讽刺,感觉就像是你拿子弹纵容她开枪的。这是针对性很强的一种背叛。病人背叛医生。因此,我对卡伦的反应是开另一种全新的抗抑郁药(百忧解)给她,同时再给她一些提升睡眠质量的药物。假使她过量服用百忧解,这种药也不致害她丧命。“为了自杀,你还做过什么其他准备吗?”我问。“嗯。我远远避开我的家人,反正他们不再真正需要我了。”她蜷进椅子里。“我该怎么让你安安全全活着?”我问。“我不想回医院,”她迅速说道,然后看着我,把下巴一沉。我非常担心她可能计划自杀,但也不想逼她回医院。说真的,除了暂时保障她的安全,我不相信短期的住院治疗能对她起多大帮助,即使出院,大概也还是维持原样吧。也许情况还没糟到这一步,但我想我有办法维护她出院后的安全。“今天是星期三,”我说,“我们星期五再碰面,还有,你得把原来的抗抑郁药扔掉。假如你的感觉还是很糟,觉得你可能做出伤害自己的事,请你马上打电话给我。”我直视她双眼,搜寻背后隐藏的情绪。“你同意吗?”“好。”她静静地说,扭过头去。“你保证?”我刺激她。她再次望着我,然后低头看看自己的手。“我保证。”每天晚上,我通常都在意识到当天有两三名病人的状况与卡伦相当

                      结婚。那简直人就一天比一天瘦,就是心病。尤其是我五姐嫁给金王家,她有时回娘家,再到人家家一看,完全符合她的心理,本来应该是她的家,是她的事儿,所以她就郁闷。走的时候就已经有病了,结婚三天回门摔一跟头,由门槛外头摔到门槛里头,这就不吉利,结果一百天,死了。正好他(指乐)五大爷采药去了,他跟我四姐感情非常好。回来哭得要自杀呀,哭得要当和尚,(对乐)你五大爷还要当和尚呢,要上五台山。乐曙青之妻金玲:我也听说这五大妈,说就是看不惯这洋派儿。净亲嘴什么的,看不惯。这是那个一百岁的老保姆跟我说的。刘:外边有言论,说根本我这四姐是吞金死的,自杀死的,白天还挺好,就一夜的工夫。她就不喜欢那环境和家庭,所谓洋派,晚上开舞会,她也不会跳舞。她喜欢坐轿,梳两把头,他们乐家那儿做不到。估计确实是服毒自杀,所以他五大爷受刺激呢。我写回忆录写的是服毒。因为什么证实的呢,是从乐家他们姑奶奶证实的。郭松义:郭沫若故居原来好像是乐家的?刘:乐家的房子挺多的。咱们现在正是吃桃子的时候,前两天还有人送我桃,我说这乐家花园那桃啊,可以说是北京第一。每一个够一斤,海淀乐家花园。那当初是西太后吃的。我们是沾亲戚的光。我们这些亲戚家是吃尽三绝。凡是北京的好东西,就说水果吧,最出名的是乐家花园的桃,每年我们都吃桃。最讲究的梨,梨按说不是什么特别好的东西,但这个梨,只有袁家,北池子袁家,那跟我的关系也非常密切。我们跟乐松生一门没有关系,松生是服毒自杀的。松生这人也是属于积极,拥护共产党。要不他也当不了副市长。同仁堂是轮流执政,正好赶上乐松生他们这房当经理。把同仁堂都卖了嘛,一个鹿场一百多头活鹿,取鹿茸用的,才给一百块钱,一百块人民币。乐松生就签字了么。定(问乐):你们刚才说的那个百岁的老保姆是你的奶妈?乐:我弟弟的看妈,九几年才没的,活到103岁,100岁时候街道还去给她做整生日。她在庆王府看过孩子,在金王家也做过。是由金王家出来的,1945年过来的。那时候就五十多了,到我们家就快六十了。刘:那个保姆的话,百岁老人,跟我亲着呢。她先在我五姐那儿,由我五姐那儿才上你们乐家去的。她年轻的时候在那家待过,在金王家也待过。后来金王家那老三姨太的厨子也跑我们家当厨子去了,我们管他叫二厨头,你说连他们下人,带厨子,都在我们这圈儿里转来转去,就别说这联亲了。所以你要了解老北京过去旧家庭的关系,就是这么个关系,盘根错节。

                      5.戏楼与京戏

                      定:现在动不动就讲大宅门,我想问问在您那个年龄,大宅门的概念到底是什么?刘:大宅门有几个概念,第一你在北京得有名得有钱。第二你得有够大宅门那房子。起码你得四合带后罩,三进四进,像我们家是四进,由大门起得五个院子,并且还得有回廊走廊,下雨淋不着,你到哪个院儿全通着,这叫大宅门。有的不够走廊的都不叫大宅门,这是说房子。并且按现在大宅门的概念来说,要不是做官的,也得是做商的,必须是有名的,名人。像我们家能够上大宅门,第一我们这房子出名,而且房子都特别好,哎,特别讲究,一提马大人胡同刘家谁都知道,这叫大宅门。我们家里头有戏楼,是我父亲过生日,办喜事,为了摆阔,花了五万现大洋,特地把那一个院改成一个戏楼,就为唱戏。用了没有几次。那个时候做买卖的,他为的是拉关系,你家里有戏楼,身份就不一样了,用现在新名词儿呀,就是提高知名度,为能够有那个投资。这个我原来不理解,这不是花冤枉钱么,你平常又不能住,一年你不就办一回生日么是不是呀。现在理解了。可也别说,我们这戏楼还真出了名了,比那家的戏楼讲究啊,一品大员可以用排山脊,但是只能两卷,那家戏楼就是两卷,可是我们三卷。为什么呢,就是有品级的,你要是盖三卷,御史马上就参你,你得拆了。因为我们家不是做官的,没人参。我们那房子是五卷的,前边是两卷,后边是三卷。所谓两卷就是前后都一边儿大,中间没有截断。一进垂花门,第一厅叫西厅,这西厅是外客厅,一般不太熟的客人,来了在西客厅接待。还有办生日唱戏的时候摆座儿用,男宾都在西厅。这两卷能摆十桌,前边五桌后边五桌。后边的三卷是花厅,铃铛排山三卷哪,叫排山脊,跟一块砖抠的似的,只有宫里头有。我们管它叫大厅,唱戏的院儿,这单是一个门牌,可以坐300多个座位,那家的戏楼有多少根柱子,我们那个,我父亲专门不要柱子,洋式的,五五二十五间的大戏楼。增崇到这儿一说:“哎,你这谁给你盖的,这么好啊。”我父亲办生日那次是500多人。我出生是在后罩房,我们那大院的第四进,第四通院子,那是最后院,没有厢房,那时候也是洋灰地吧,也不知怎么墁的,当间儿还有万寿字儿,为办生日么,连地都是万寿字儿。定:现在没了吧?刘:有。现在全归中央军委了,是个俱乐部。你未必能进得去啊,都是了不起的,都是国防部长,大将级呀,住在那儿,牡丹池还在,地方换了。我家里有戏台嘛,梅兰芳、马连良都在那儿演过。您知道梅兰芳那出《凤还巢》,外面没公演,先是在我父亲生日演的,刚排得了,到我们那儿问去,说干脆咱们老头生日吧,这边说好,给现洋四百大头,这我都知道,《凤还巢》。马连良的《苏武牧羊》也是第一次在我们那儿演的。所以京剧界的人我没有一个不熟的。梅先生这人是最大的好人,戏曲界里没有骂他的。他不单是善良,而且特别照顾同业。梅先生的艺德是最好的。他不用真正有名的给他当配角儿,尤其他成名以后,专门拉那些个也行,但没有名气,起不来的,他带。挎刀是内行话了,给他傍角儿的,陪着他唱的,叫挎刀。所有给他挎刀的,他绝不用那已经成名的。所有他的配角都是他自己带起来的。你看×××就不一样,他是谁有名我就要你陪着我唱,这样才能把我捧起来。可惜你是不知道戏曲界的事,这戏曲界的事啊,我知道的不比清朝的事少。要没梅兰芳,奚啸伯也不会弄成四大须生。奚啸伯说起来我们好几层关系,小时候是发小儿,他比我大7岁。他祖上也是红顶大员呢,家里头败了,家败了没辙,怎么办呢,自己不就跟戏曲有缘么,玩票玩的,真正指点过他的人是韩慎先,那是很有名的,一直在天津,夏山楼主,一提夏山楼主没有人不知道的。注315奚啸伯最后下海,一直跟着梅先生,梅先生给他带出到美国,得,这一下子就起来了。人有死后走运的,啸伯就是死以后走运,由他故去以后这慢慢儿地四大须生的名字起来了。我们很多跟奚啸伯熟的,都给他下定论了,他苦相,他那扮相啊一看就绝对没有什么后福。定:您那时候也听八角鼓吗?刘:我会弹单弦儿。唱八角鼓也有一个了不起的旗人,荣剑尘,注316那是唱得最好的。旗人就是衰败了,家破了,没辙呀,就会这个,就以这个为生了。哎,他成名了。可以这么说啊,我是相信人呢,一个是机遇,你有多大本事,你没有机遇,这不成,所有的名人,出名的,干出点事来的,完全凭能力是不行的,能耐是得有,您一点能耐没有不行。但没有机遇也不行。奚啸伯赠刘汝舟的照片(刘汝舟提供)

                      6.命运有时候跟你开玩笑

                      定:说说您的简历。刘:我是辅仁大学毕业的。日本投降以前。定:哪个系?刘:我原来去的是西语系,那时候不叫西语系,外国语啊。我大哥那时候让我学外语的原因是能跟外国人联系,现在不是外国人吃香吗,非得让我选这个。后来又转到社会经济系,那神父告诉我说,你就应该转到社经系,因为你家里是做买卖的,你干吗学外语啊?我现在学也白学了,那时候我外语最好,哪一次考试都超过90分。定:您毕业以后到解放这段时间做什么工作?刘:我也没正式工作,完全是替我大哥跑应酬啊。头顶四大恒,脚踩十三家,这说的就是我大哥。我大哥在家里头又是姨太太又是大烟枪,他忙不过来,他一天有三四个应酬,不要紧的地方,我就得替他。那时候我不到二十岁,我就帮着他出去应酬。那时候大宅门有名的人都老见。你问我解放后是怎么参加工作的。我跟奚啸伯不是有这层儿女亲家的关系么,我们同时也是一块儿玩儿,我也会拉,我会拉会唱,我到他家里去,拉一段唱一段,可是没上台正式给他拉过,都是在家里,或是我家里,或者朋友家里头。我这胡琴别瞧拉得不好,但是所有的名角儿我都给伴奏过。现在早就不行了,嗓子也不行了,唱不了了,胡琴因为我做过手术也拉不了了。奚啸伯五几年的时候成立了一个私人京剧团,叫啸声京剧团。刚一解放的时候私人剧团叫私营公助,就是国家不投资,但是由文化局领导。我就是因为奚啸伯的关系到他那儿,我又不能唱戏去,我又不能给他当拉胡琴的,就只能给我个顾问名儿,有这么个名,给他改改词儿什么。后来改成北京市京剧团,改公私合营了,我这名呢随着也就进入文化局了。正好文化局成立编导委员会,曾白融是我们的主任,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员会主任,我担任一个组长,我那会儿才多大啊,我才三十多岁,那会儿就不得了了。因为就是我作品多,我在那儿8年,写了16个剧本,奚啸伯私人剧团的时候我给他编的是《屈原》,他演了。还有北京京剧团演的《升官图》那是我的创作,是1957年上演的。我在北京市文联编导委员会的时候编的最有名的剧本,也就是最倒霉的,京剧《关汉卿》,北京市京剧四团排的,吴素秋演的。我是根据田汉的话剧改编成京剧,结果我算是沾了田汉的光了,到“文革”的时候扣我一个田汉的死党。这还都是“文革”前呢。文联有三个组,一个是美术组,一个是戏曲组,一个是文学组,我三个组都到了。乍一参加的时候是戏曲组,干了6年,又转到文学组,就是写点什么散文哪,那时候我们搞什么北京文艺,不是现在卖的那种北京文艺,是内部参考的,单篇,一个星期出一个周刊。文艺界内部散发的,我在那儿当过编辑,一个短时期的。我们1963年就完了。1963年毛主席指示,说文化部成了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了,注317由这儿周总理批下批文,说文联及下属各协会解散,把我们就轰了,摘牌了。我们这些人都得下放改造,下放到哪儿呢,让我们印票子去,就是白纸坊,新华印刷厂,印刷四厂。我们过去都拿稿费,拿上演税呀,我稿费一千字是11块钱,那时候不能拿这个啦,你们“走资本主义道路”这还行啊,不许当干部,只能当工人,给每人定工资,固定工资每人70元。乐:够多的了。科长级了。刘:给我们开会,大部分人都不干。那时候我得养活四五口人,家里头还有两个孩子没参加工作,加上给我做饭的保姆。我拿稿费,拿上演税的时候每月平均能拿200多块钱、300块钱。70块钱工资怎么养得活。所以我就不去,不去你就自谋生路,档案转给你的住家所在地,你自己爱怎么解决怎么解决。那时候我怎么想的,就是艺高人胆大,我想我又是大学毕业,我有学历,我又会画,我又会写,我还有成绩,我哪儿弄不了一百二百的,我还能挣不了这70块钱去?街道也不是不负责任,还真负责任,让我到十三中教课去,我说我不当孩子王……人要早有自知之明的话,那时候那傲啊,所以说人千万别有傲气,你有多大本事啊?现在我是特别地服共产党,他要能说到啊,就真能够做到什么,这确实是我服了,确实服了,没想到连摆个花生摊都不让你摆了(众笑)。那时候不知道下面还有“文化大革命”啊(众又笑)。到“文化大革命”的话我挣50块钱生活费呀。这还算照顾我了。因为家里人口多,我爱人又没工作。给我50块钱的时候不是也活过来了吗。咱现在不说旗人,咱说名人,我们这一阶层的人哪,来往的一般都是商界的名人,文人很少。反正你提起来,南方不敢说,说北京、天津的名人,我们都有来往,只是有的关系密切一些,有的一般。像天津的八大家,我没有没去过的,虽然我那时年岁比较小,但是我们都有来往,都认识,都知道。像资耀华,资家,就是耀华玻璃公司,现在有股票了都,资家的后人都在国外。李善仁家,盐业的,贩私盐赚钱哪,是我们邻居,在天津是最有名的。还有卞家也是大户,可是他们家人太多了,全认识不可能。还有关系就是袁家的关系。崇文门外五老胡同查家,也是过去的盐商,注318北京提起查家没有不知道的。那时候北京最有名的是查良庆。他们家里头我认识查弼臣,老大,我们这一代的,我们经常也是在一起。注319北京的名人,哪家你需要采访,我都可以给你联系,后代也都和我来往,还都拿我当个老长辈儿,所以我确实是老古董了。我这一生,有的时候也是带有传奇性,我现在明白了,一个人哪,绝对不是你自己能够想象怎么样的,自己想不到,命运有时候跟你开玩笑,但是你还得承认,你必须走这条道。而且我特相信有因果报应。我退休写完回忆录以后写了个循环因果论,写的就是我本身接触的大宅门也好名人也好,这因果,噢,太明显了。
                      附录三刘氏家族兴衰史:刘汝舟回忆录(节选)1991年1月24日整理(二稿)目录:序关于藜照堂刘的传说第一章我的家庭1.我的曾祖父刘文祥2.我的祖父刘槐庭3.我的父亲刘禹臣4.我的母亲梁夫人5.我的生母郭夫人6.我的长兄刘贡南7.我的二姐刘俊卿8.我的三姐刘淑卿9.我的四姐刘敏卿10.我的五姐刘毓卿第二章鲜为人知的内幕1.中和当失火的真正原因2.无辜的使女冤沉海底3.大宝金店丢失珠宝案的牺牲者篇后语
                      序关于藜照堂刘的传说我们刘氏家族的堂号是藜照堂,由哪一代开始使用则无从查考了,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藜照堂这个堂号,刘氏家族已经沿用了不知有多少代了。在过去的年代里,老北京的许多住宅大门口左上方都挂着一个长约尺余的小木牌,上写某某堂某,那就代表着他家的堂号,并且把这个堂号写在家谱上显要的位置。所谓家谱,就是把这个家族的人口的名字(家谱上的人口只计男不计女)一代一代地记录下来,堂号自然也就一代一代地沿用下去,因此不管传了多少代以后,只要你仍然保留着家谱,不管走到哪里看见人家大门口的堂号牌子,就能知道与自己家是否同姓或同宗。如果同姓并且堂号也相同,就肯定是同宗了。因为堂号的沿用非常严格,各家族用的堂号极少有相同的。几十年前的老北京经常有凭着家谱和堂号认本来素不相识的本家的。当然,这必须是两厢情愿,当时也有虽系同姓同宗同一堂号,因隔代较远贫富相差悬殊而不愿认本家的。总之,堂号已成历史的名词,它是由封建的宗族社会沿袭下来的。它对保全和延续宗族的整体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关于我们刘氏家族用的藜照堂,还有一个传说。据说当年刘氏远祖为了教子成名苦读诗书,因家贫买不起夜间点灯的油,老人只能用自己用久了的藜木做成的手杖被明月照射的反射光来帮助儿子夜读。后来儿子果然一举成名做了高官,老人为了叫后辈子孙永远记住改换门庭得来不易,所以把自己的堂号叫作藜照堂。

                      第一章(2)我的祖父刘槐庭

                      我的祖父刘槐庭(名侃)。上面说过刘文祥接家属到北京定居时有四个儿子,我祖父刘侃行六,看来是子女中的大排行,字槐庭。是刘文祥所有子女中最聪明能干和有创业能力的人。他当年随父兄进京落户定居时,年仅二十余岁,正是宏图大展之亚洲中文无码手机在线电影

                      业政客一直到民国时代,民国时代的民主思潮,都和这些人有关。南都:所以当时的民主试验其实是有一定效果的了?马勇:孙中山多次讲到,要提高人民的素质,要教人民怎么开会,怎么投票,怎么选举。这是因为孙中山1894年跑出去之后,清廷不让他回国,所以他根本不知道晚清十几年的发展。1894年的时候,中国人确实不知道怎么开会,但是到了1912年的时候,中国人太知道怎么开会了,因为有了十几年的民主宪政的训练。但是这个孙中山都不知道,一是他在国外没有回来,另外他戴了一个有色眼镜,清政府的任何改革,他都认为是假的、骗人的。南都:但立宪派也是少数人?马勇:晚清十几年的立宪运动发展走的是精英政治路线,只是给人民一张选票,给这些政治精英合法的权力,并不是让人民都介入政治。而孙中山和后来的革命者都是动员人民。政治不能这么玩,政治永远都应该是职业政治家手里面的东西,但是职业政治家的合法性来源于人民投票。晚清走的是一种很合乎中国国情的一个立宪道路,后来孙中山走的另外一条路,怎么训政,怎么民主。南都:就是说要相信民众的判断力。马勇:应该相信人民的判断。就是选上了一个坏人,人民仍然有办法把他选下来。而且中国当时走的精英政治路线,人民选的就是咨议局议员,并不需要人民去一人一票选大总统。我们当时走的代议制,和美国的制度有很多的相似性。只要是真诚的代议制,真正的代议制,在基层放开权力就行了。南都:所以你说,辛亥革命是对法国大革命的超越。马勇:因为这场革命不仅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而且避免了内战和血腥。我认为这是中国智慧的最高体现,合乎人民的根本利益。(原载于《南方都市报》2011年6月2日)第五章再给历史把个脉中国仍在突围中:回望百年在过去一百年,最大的事件莫过于大清帝国轰然坍塌。一个具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庞大帝国,且正在进行全方位改革的帝国,为什么在一场军事哗变之后竟然如此脆弱,不堪一击,走进历史?或以为清亡的教训在于其改革,以为清廷假如不改革,或者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加强管制,清廷或许还能硬撑若干年。然而历史无法假设,清廷在1895年之后走上政治变革道路,从家天下的立场说,一点儿都没有错。没有哪一个家长不希望自己的家族人丁兴旺繁荣昌盛,大清国的主政者不论是慈禧太后,还是光绪帝,他们比任何人都更加爱惜大清国的未来,更期待大清皇位永固。政治改革对于清廷来说,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改革的目的如果套用今天的政治术语说,也就是“坚持和完善满洲贵族统治集团对大清国的领导”。这一点是没有什么疑问的。问题在于,清廷的改革或许真的像革命党人当时批评的那样,缺乏诚意,到了关键时刻掉链子,不明白所谓改革就是一场凤凰涅槃,就是浴火重生,就是权力的重新分享,就是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社会体制。因此,清廷统治者尽管在晚清最后十年做了大量工作,改官制、改法制、改教育制、构建近代社会管理体制等等,然而到了最后关键时刻,即将进入君主立宪的时候,一个皇族内阁将先前十几年的改革成果全部吞噬,一个王朝就这样结束了。如果正面总结清廷失败的教训,绝对不是改革太多太激进,而是改革不到位,不彻底。由此引发另外一个疑惑,为什么清廷改革不彻底、不到位,清廷既成体制是否像一些研究者所说,根本就不存在改革的可能性?“满洲党”对权力的垄断和贪婪,使这个特殊的利益集团不可能在关键点上有丝毫实质性的让步。二十年前的所谓“告别革命”说,不管出于怎样的善良目的,其实都像孙中山当年所说是一个善良的农夫期待猪能够变得更温顺更善良,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大清国是通过暴力构建的帝国,这样的帝国无论怎样改革,都无法变成一个良性的体制。一个特殊利益集团垄断权力和一切资源的帝国,其最理想出路就是和平退出,让人民拥有权利,重新建构属于人民的现代民族国家。这或许就是清之所以亡而不得不亡的根本原因。革命无法告别,革命与改良在历史上大约永远都是交替使用。大清国当然不是革命党人之手推翻的,而是满洲贵族用自己的手将这个王朝掀翻的。终结帝制是中国历史的大进步,这既是对一百多年前法国大革命的回应,也是对几个世纪之前英国工业革命的回应,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个重要节点。一百年过去了,我们有资格有机会回溯这一百年的进与退了。实事求是地说,不论清帝退位后的中国怎样一度混乱,也不论在民主共和的道路上出现过多少次反复,多少次复辟。中国往前走的决心不变,方向不变,尽管有曲折有反复。我们在过去的一百年,已经大致构建了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框架,帝制时代已经永远离我们而去,中国在未来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与问题,绝对不可能有任何人想到帝制复辟,想到用皇帝的威权与神圣的光环去重建中国社会。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这就是中国社会的进步。然而,这种进步也不能太夸大。中国毕竟是一个具有两千年帝制传统的国家,从帝制到共和,也绝对不是选举共和国总统那么简单,更不是口头上说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就真的是国家的主人。中国的民主化需要一个漫长的转型期,中国真正走出帝制时代,或许需要两三百年的时间。这不是危言耸听故作高深。在一个具有悠久帝制传统的国度里实现社会转型,即便有形的皇帝不存在了,谁能保证我们每一个人心里不再期待一个无形的皇帝,谁能保证那些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心中没有想过当皇帝,即便不能名正言顺当有形的皇帝,为什么不能享皇帝之实而去皇帝之名呢?事实上,在我们今天无处不在的官僚体制中,那些大大小小的头目,哪一个不把自己视为主宰单位的小皇帝呢?我们要想完全走出帝制时代,可能还有一段漫长的路。在过去一百年,中国的进步是显然的。中国确实已经摆脱先前家天下的束缚,人民确实逐步成为社会的主人。只是从全世界横向进行比较,中国的进步远远不够,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在摆脱了帝制束缚,也失去皇恩庇护的同时,其实并没有真正获得民主的权利。皇恩不再浩荡,民主又没有实现,这就有点不进则退了。中国只有彻底落实人民的权利,只有让人民自己当家做主,拥有选择公仆和罢免公仆的权力,就像马克思对巴黎公社所期待的那样,中国才能坦率地说真正走出了帝制时代,真正走向了现代社会。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中国决不会以特色向世人炫耀,而是实现晚清以来几代中国人的信念,与世界同步,愿世界上各民族以平等身份待我。专制君主已经远离我们而去,一个现代国家正在构建中,一百年的时间在人类历史上说非常短暂,但这一百年的变化绝对超出了中国历史上过去的两千年。在这一百年,我们经历过清朝的最后统治,经历过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经历过袁世凯和北洋系的十几年政治统治,也经历过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党国体制”,直至1949年,中国的面貌发生根本转变,几十年的混乱、分裂予以终结。此后六十年,台湾在继续发展,延续了孙中山当年所规划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至20世纪80年代开放党禁,实现宪政,为中国政治发展走出一条很不一样的新路。台湾的成就和经验对近代中国许多既成观念都是根本性颠覆,自康有为、孙中山以来的所谓特殊国情论在台湾政治实践中逐步被证明有误。这是亚洲的骄傲,也是全体中国人值得自豪的成就。在大陆,过去六十多年也是几经反复一路坎坷,最初的十七年,尽管犯有人民公社、大跃进等一系列头脑发热式的激进错误,确实给新建的共和国以沉重打击。这是中国历史的惨剧,但是人们并没有因此丧失对执政者的信赖。然而,可悲的是,随后便人为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不仅使中国的文化遭到毁灭性打击,而且使中国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文革的中止,一系列错误的纠正,伴随着改革开放,逐步将中国带到一个常态国家,经济发展繁荣,民生改善提升。也就短短三十年时间,中国已经从先前贫困状态步入比较富强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这都是过去一百年不得了的成就,中国的面貌由此发生根本改观,一百年前的东亚病夫成为亚洲也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发动机。一百年的变化是巨大的。一百年的成就,理所当然也有这些领导阶级和领导者的贡献。一百年后理性回溯中华民族走过的路,成就是主要的,问题其实也不少。变化固然天翻地覆日新月异,不变甚至某些方面的倒退也是事实。早在一百多年前,清廷就曾郑重承诺要进行君主立宪政治体制改革,然而到了最后清廷无法兑现立宪承诺,只好逊位,只好交出政权。一百年前,孙中山也曾郑重承诺在经过军政、训政两个阶段后还权于民,实现宪政。只是孙中山在其一生并没有真正获得政权,没有机会实现自己的诺言。也是一百年前,袁世凯在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时庄严承诺遵守共和,然而为时不久,帝制自为,一生名誉毁于一旦。接替袁世凯的北洋系军人一次又一次地维护共和,挫败帝制阴谋,但是军人政治也使民国蒙受了巨大羞辱。直至1927年,蒋介石北伐成功,重建统一,也曾承诺还政于民,实现宪政,但是直至国民党兵败大陆,蒋介石的承诺都没有变成现实。一百年前的问题好像至今没有变。未来中国不变革则已,一旦走上变革之路,政治民主化,还政于民,依然是必须跨越的一道坎。中国只有政治有办法,其他方面才会有办法。而政治上的办法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让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拥有选择执政党和执政者的权利。中国近代史的热点、焦点和难点2012年就要结束了,《深圳特区报》理论版主编周国和先生约我对过去一年中国近代史研究作一简略回顾。这是一个好主意,就像任何一家公司一样,总要在一个财政年度结束后做个盘点,弄清盈利还是亏损。当然,我并不是这个题目最合适作者,因为现在一年近代史专业知识产量汗牛充栋,断非浅学如我者所能把握。我只能像国和兄所说,就自己感兴趣的学术热点问题谈点看法,更细致的综述,还应求助于那些专门者。好在我们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有几十人常年关注学术进展,每年都分门别类撰写“学术前沿报告”。读者如对相关话题有兴趣,不妨翻看每年《近代史研究》第五期,那里有上一年度学术分析,全面涵盖上一年度近代史学界有关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文化、学术、思想等诸多门类研究新进展。热点:历史相似性历史哲学早就注意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重大历史情形在历史上都不会出现一次就结束,历史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尽管每一次重复并不那样全然相同。近代中国的主题就是中国走上世界,世界进入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其实就是近两百年中国历史的缩写,就是世界重新进入中国,中国走上世界的过程。类似的历史主题,总会衍生类似的历史问题,因而近代史在过去若干年活跃,如果一定要寻找其动力,毫无疑问是时代对理论的需求,是人们期待从既往历史经验中寻找智慧。近代中国走向世界,是从坚船利炮开始,是从物质建设开始,中国人在最初几十年埋头发展,确实取得了巨大成就,如果剔除意识形态因素,我们必须承认,1860—1894年这三十四年,使中国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一个传统的农业文明正在裂变,一个全新的现代工业基础正在形成,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思维方式都在变化。三十年,原本只是人类历史的瞬间,但洋务运动带给中国巨大变化,确是几百年、几千年所罕见。洋务三十年高增长主要是因为国家资本主义,是中央政府合法利用资源、市场、价格等诸多方面垄断,实现了超常规跨越。这是中国历史的奇迹,也是中国人的创造,值得总结,值得珍惜。跨越式发展,超常规增长,给中国带来了巨大成功,也遗留无穷问题。如果我们不抱成见观察19世纪70年代之后中国思想界关于发展,关于中体西用等问题的一系列讨论,尤其是郑观应等一批来自实业界思想家的“盛世危言”,我们就应该相信那时的中国人并没有躺在三十年跨越发展成就上不思进取,而是谋划着一个可持续的发展方向、发展轨道。可惜,历史没有给那代人留下足够时间,1894年一场局部的中日冲突,将先前三十年成就近乎一扫而光。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进入维新时代,过去三十年管控过于严厉的社会得以释放,新的社会阶层得以发生,社会空间得以打开,维新、变法,成为中国人最乐于谈论的问题。短短几年,中国社会在变化,即便仅仅从经济增长方面说,1895年之后的速度、质量,远远超过先前,过去几十年无法建设的铁路,无法开采的矿山,都因中国有了新思路而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再往后,经过1900年的义和团、1901年《辛丑条约》的强烈刺激,中国开始在政治改革上迈出重要一步。至1906年,中国终于步趋东西洋各国,走上立宪道路,试图以君主立宪重构中国社会。应该说,这是中国自1840年不得不踏上现代化道路之后最重要的觉醒。焦点:革命与改良历史学界对近代史的重新表达,是生活的恩赐,是时代的必然。西方历史学者在谈到历史学的性质时有一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曾经引起巨大争议,以为历史学不是科学,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其实,这句话的真实意思是,历史学家之所以对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历史问题感兴趣,进行研究,是因为在他的生活中,在生命意识中意识到这个问题远比那个问题更重要。这就是近代史学界2012年重述近代史,寻找近代中国发展主线的深层思想根源。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三十年道路如果放在大历史视角进行观察,虽然与洋务三十年有根本性质不同,但凭借国家主义优势,学习西方,埋头发展等,还是有很多相似或相同处。这不是说改革开放刻意模仿了洋务新政,而是说这两个历史阶段具有高度相似性。相似的道路总在提醒人们注意历史教训,避免历史悲剧重演,这是人类与其他生灵最不相同的本事。三十年洋务不仅没有让清朝顺畅发展下去,恰恰就在洋务终结时,萌发了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革命思潮、运动,这就是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孙中山的中国革命无疑具有正当性;但对于清朝来说,孙中山的中国革命毕竟是一种不该发生的悲剧。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2012年是清帝退位一百周年纪念。这两个重要日子引起了知识界的关注,近代史学界也在过去几年投入相当精力,组织一批很有意义的活动。人们在讨论清亡教训时都注意到了革命与改良赛跑,都知道大清王朝之所以亡,主要就是因为其改革慢了一步或半步。甲午战后,中国并没有在改革上犹豫、蹉跎,中国几乎在没有经过任何争论的情形下轻松转轨,放弃了先前畸形发展方略,以社会改革、政治改革、文化改革为主轴,引领中国步入一个全新的维新时代。从1895年起,短短三年时间,中国面貌大变,如果仔细考究湖南那三年的情形,就很容易同意这个判断。从1898年开始,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动荡期,政治上是焦虑迫使领导层走上了激进主义轨道。欲速则不达。中国经过几年蹉跎,直至1906年方才找到正确方向,以仿照日本君主立宪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出路。实事求是说,清廷的方案、道路,都是对的,所以当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经过一个短暂高潮,立马陷入困境。此后几年,革命的机会越来越少,改革成功的几率越来越大。到了1911年春,孙中山

                      我没有向汉城、仁川派遣一兵一卒,日本人怎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夺踞汉城?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然是最好的结果。中国在此后一段时间,一方面竭力驳斥日本政府“共改韩政”说,指责日本无权干涉朝鲜内政,要求日本与中国同时撤回在朝鲜的军队,尊重朝鲜主权。另一方面,李鸿章利用国际关系,请求利害攸关的俄国等友邦出面协调,劝说日本。不过,日本“共改韩政”的动议毕竟是在道义上略高一筹。因此,日本政府根本不担心国际社会压力,更不担心中国政府。6月22日,陆奥宗光总汪凤藻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对中国政府拒绝“共改韩政”深表遗憾,表示日本断不会撤退驻扎在朝鲜的军队。这份外交照会后来被称为“第一次对华绝交书”。中日两国在朝鲜问题上各行其是,冲突的几率越来越高。既然对华绝交了,日本政府当然不再顾及中国的态度,日本开始向朝鲜大规模用兵,并着手单方面制定“朝鲜内政改革方案”。朝鲜事务的主导权似乎逐步到了日本方面。日本的挑衅激起中国内部相当不满。一些力主向日本强硬的人不断向朝廷施加压力,请求强硬以对。6月25日,朝廷告诉李鸿章,根据现在的情形,口舌之争已无济于事。日本政府大规模向朝鲜用兵,使半岛形势日趋危机。究竟应该如何处置,还望尽早拿出办法。根据朝廷指示,李鸿章有一详细禀报,他仔细分析中日军事实力,以为海上交锋恐非胜算,陆上亦非大举不办。即便大举用兵可以扭转局面,但李鸿章依然认为不应轻启衅端。李鸿章详细列举了北洋海军装备,强调堪备海战的战舰只有八艘,其余的船舰只能供运输、练习而已。最近数年,部议停购船械,未能续添,而日本每年必添铁快新船一二艘,海上交锋北洋绝对处于劣势,很难胜算。至于陆路,李鸿章说,沿海各军将领久经战阵,器械精利,操演纯熟。然合计不过两万人,分布直隶、山东、奉天三省海口扼守炮台,兵力本不为厚。如果让他们出境援韩抗倭,事非大举不办。一经抽调,则处处空虚,转虑为敌所乘,有妨大局。李鸿章建议从两个方面准备,一是如果一定要在朝鲜问题上惩处日本,那么就应该认真准备,假以时日,筹集足够的经费,添置必备的装备,大规模扩充军力,战则必胜,不打无把握之仗。二是建议朝廷还是谨慎考虑,不要轻启边衅,否则后患无穷。李鸿章避免冲突的想法应该说是理性的,只是不管是朝廷内部,还是前线的军人,似乎都还死守传统宗藩理论,依然将朝鲜想象为中国的藩邦,以为日本对朝鲜的干预就是对大清的蔑视,他们不知道时移势易,大清不再是过去的大清,日本不再是过去的倭寇,朝鲜也不再是过去的藩国。然而他们保护藩国的呼吁非常诱人。7月12日,御史张仲炘等联名上疏,从检讨中法战争失误开始,归结为必须与日本在朝鲜一决胜负,因为朝鲜与东三省壤地相接,为我国家必争之地,日本窥伺,俄国垂涎,英国虎视。今日我大清不粉碎日本野心,东北亚乱局势必给我大清带来无穷后患。爱国主义、国家利益是最好的说辞,日本大规模用兵也给中国留下了这样的机会,其实日本本来就期待中国同样向朝鲜用兵,只有这样才能为日本找到军事行动的正当理由。日本大规模军事行动严重刺激了中国,7月14日,朝廷指示李鸿章改变原来的思路,积极筹备,向朝鲜发兵。李鸿章根据这些指示,调整布局,开始抽调精兵开赴朝鲜。7月21日下午,满载清军和武器弹药的“爱仁”号从天津大沽开行。第二天傍晚,“飞琼”号离港。第三天,也就是7月23日晚,“高升”号从大沽起程。北洋海军副将方伯谦率“济远”、“广乙”、“威远”三舰护航。25日,日本不宣而战,袭击济远、广乙,悍然击沉高升号运兵船,一千多名清军官兵命丧大海。8月1日(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中日两国同时发布宣战诏书,相互指责,影响远东格局特别是近代中国历史走势的甲午战争就这样爆发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缺陷对于近代中国来说,林则徐、魏源,还有徐继畬,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们通过与西方人直接交往,认识了西方,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这是中国对西方认识的根本转折。在他们之前,中国人面对周边族群始终有一种文明上的自大,所谓华夷之辨、夷夏之防等,其实都是中原文明优越感不自觉的外露。面对西方,中国文明在明末徐光启时代有过一个短暂的理性平和时期。那时的明朝尽管面临天崩地裂的政治危机,但文明的自信在徐光启那一代中国人那里没有多大问题。中国文明原本就是从黄河中下游一隅不断吸收周边族群文明而不断重构和发育而成的,所以徐光启那代中国人面对全然不同的西洋文明,面对满腹经纶的利玛窦等“西儒”,既不感到自卑,更不会狂妄自大。那一代中国知识人遵照圣人“一事不知以为耻”的教诲,面对不知道的西方知识,采取“拿来主义”立场,如饥似渴地吸收。按照徐光启、李之藻等人规划,他们准备用20年时间将传教士带来的几千部西方典籍全部译成中文。假如这个计划得以实现,中国在那个时代实际上就会与世界处于一种同步状态,中国文明也一定会像过去几千年一样,不断吸纳外来文明重构自己的文明体制。然而,徐光启那代人的理想因为中国内部政治变化没有持续下去,满洲人定鼎中原之后面临最大的问题不是西方化,而是汉化。所以尽管在清朝早期很长时间并没有禁止传教士在中国活动,但中国主流文化实际上已不把西方化当回事,不再像徐光启时代那样如饥似渴地吸收西洋文明。乾嘉汉学畸形繁荣,其实就是一个最好例证。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国门,对于统治者来说确实是一种耻辱,但对整个中国社会而言,这场战争让中国国门再度打开,睁眼看世界,看出了中国与世界的真实差距。看到了差距,就要弥补这个差距。这个逻辑一点儿都不意外。魏源在鸦片战争后明确提出中国要想避免这样的战争结局重演,第一必须放下老大的架子,必须重新审视自己和他人;第二,必须确立向西方学习的大原则,不能因为“非我族类”而拒绝人家好的东西;第三,退一万步说,假如中国还准备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话,那么也必须卧薪尝胆十年生聚。用魏源的历史名句表述,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只有“师夷长技”,方能“制夷”。换言之,要想“制夷”,必须“师夷长技”。魏源那个时代,中国刚刚从自以为辉煌的盛世中惊醒,由于信息不对称,由于先前文化自大理念深入士大夫骨髓,士大夫阶层用自己的双手蒙住了自己的双眼,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像我们今天这样体会向西方学习的道理。为了说服这些士大夫,魏源和那时许多聪明人一方面用“西学中源说”自我安慰,强调西方那点家底虽说比中国要富有些,但追根溯源,西方这些东西都能从古典中国找到依据。直截了当地说,这些西学都是对古典中国智慧的再发明再创造。另一方面,魏源等人借用孔子“礼失求诸野”原理,倡导“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以为中国学习西方,就像古典中国向周边族群学习某些东西一样很正常,并不值得大惊小怪。那些“胡化”的东西,不是慢慢都成为中国文明的一个当然组成部分了吗?根据这样的认识,魏源建议在虎门创设造船厂、火器局;建议像晚明那样邀请外国技师来华主持新式工厂的创设、新式机器的建造;建议聘请外国人培训中国人,进而慢慢发展中国自己的基础工业。应该说,魏源的这些规划是很有意义的,也是可行的。魏源那代人意识到了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只有学习西方,才能改变自己,才能让中国在与西方的交往中不至于再犯鸦片战争这样的错误。这些认识是正确的。但问题在于中国此时不是在一种常态情形下学习西方,而是鸦片战争失败后的不得已。因而这次向西方学习,不仅始终笼罩在失败后的阴影中,有一种报仇雪耻的急切冲动,而且呈现出中国文明很少有的实用主义、工具主义特征。那时中国人不愿从基础科学开始全面接受西方科学技术体系,而是急功近利从最实用最易见效的领域开始。中国学西方的目的越说越直白,就是为了“制夷”,就是为了雪耻。反过来说,如果不是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中国还将像过去一样沉睡、昏睡,根本不会去学什么西方。极端功利主义立场不仅使魏源和那一代中国人无法从容地学西方,而且使那代中国人始终无法忘怀中国中心主义,始终认为中国落后和鸦片战争失败都是一个偶然事件,根本没有从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这种层面去思考。由于中国失败只是偶然,所以不存在整体落后;由于不清楚时代差异,所以中国古典文明成就依然被士大夫阶层津津乐道。“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将正常的文明交流弄扭曲了,目的变成了手段,手段弄成了目的。功利主义使中国在此后数十年无视最基础功夫,忽视从文明最细小的因子上嫁接中西文明。近代中国在向西方学习时始终带有一种莫名的情绪,不是心悦诚服,不是发自内在需要,所以在经历上百年所谓向西方学习历程后,中国依然无法弄清西方何以富、何以强,中国何以不能像西方一样跻身于“列强”,何以总在“世界之外”徘徊。重新认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过往几十年,我们已经习惯于蔑视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因为历史书和领袖们一再告诉我们,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即革命性和妥协性。在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所谓封建统治者的双重压迫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性。但在发展生产赚取利润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又具有明显的妥协性,就是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的所谓封建统治阶级进行妥协。这是我们过去几十年所接受的一般教育,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历史话语。其实,如果重新理解晚清以来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或者说近代中国所走过的全部道路,我们应该承认,正是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每每引领中国社会往上走,正是中国资产阶级逐步从社会的边缘阶级逐渐成为社会重心,引领社会、稳定社会,并为社会指明发展方向,方才使中国社会在过去两百年的转型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波折,减少了震动。所谓资产阶级,其前身就是传统中国的商人。在传统中国“四民社会”构成中,“士农工商”,商人成为社会四大阶级中的最后一个阶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中国的商人传统太强大了,中国商人的能力太无敌了。如果我们熟悉中国的商业史,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商人自古以来就具有非凡的本领,是给点阳光就灿烂,给点机会就发财,读《史记》的《货殖列传》,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代拥有许多重要的商业中心,商人成为那时社会的中心,引领时尚。更重要的是,中国商人似乎自古以来就有“大商人”的气质,并不斤斤于小生意,不斤斤于蝇头小利,他们所要做的是大生意,最大的生意就是类似于吕不韦那样的政治投资,投资一个国家,投资一个国家的未来。或许正是因为中国商人对政治的干预太强大了,所以当秦始皇构建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之后,真正威胁中国集权体制的并不是那些文弱儒生,而是纵横捭阖合纵连横的商人们,如果放任商人自己经商,中央集权必将瓦解,中国社会必将解体,这对于以农业立国的传统中国来说,当然是一件比较可怕的事情,因此我们看到秦亡之后,看到西汉王朝重建大一统政治体制之后,在经济体制上有一个重要举措,就是盐铁专营,将涉及国家基本经济,或者能够影响国家政治安全的最基础产业交给“国有企业”,垄断经营,禁止商人插手,由此遏制商业资本的增长,遏制商人势力。这一点是中国传统社会两千年“超稳定”的前提,值得注意。当英国工业革命发生后,西方产能高度过剩,需要外部市场,“发现东方”,其实就是要进入东方,开辟这个巨大的市场。近代中国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所以当中国不得不与西方接头,不得不开放市场的时候,中国的商人终于从“士农工商”传统社会构成中脱颖而出,并渐渐地从纯粹的商人演化成一个新的阶级,即“绅商”。所谓“绅商”,其实就是除了拥有商业资本外,还拥有智慧,拥有对未来对政治的判断力,拥有知识。自然,绅商在近代中国渐渐成为社会的中坚阶级,中坚力量。许多研究者后来以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即商人形成于甲午战争之后,其实这个认识可能并不准确。所谓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就是中国的商人,近代中国商人就是从传统中国商人转化而来的,如果一定要说还有什么新因素的话,就是近代中国商人有一大部分来自买办,或者与外国商业资本有生意往来,或受外国商人重大影响,逐步与国际商业资本接轨或相关联。与国际商业资本密切接触,导致近代中国商人具有很不一般的国际视野和世界意识,所以中国尽管在政治上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洋务新政之后一再强调中体西用,强调中国只是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并不意味着中国像日本那样转身向西,脱亚入欧,全盘西化,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却在那样艰难的政治氛围中依然顽强地表达自己的立场,依然劝说政治上的统治者不要这样,要看到西方富强之本并不是单纯的科学技术,而是有一套完整的体制、文化作为依托。在这批我们过去称之为“洋务思想家”中,王韬、冯桂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陈炽、何启、胡礼垣、邵作舟等,都或多或少具有商人的经历,或与商人有着密切关联,或本人就是大商人,如郑观应就是红顶商人,就是招商局的“高管”。他们在全社会近乎一致拥护“中体西用”、中国特色的时候,大胆向社会传递正确的声音,指引中国社会朝着正确方向发展,这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最值得夸耀的东西,也是我们今天最值得重新认识的东西。郑观应的名著是《盛世危言》,这部书的最初构成就是郑观应在工作之余写作的一篇一篇小论文,谈教育,谈学校,谈商务,谈商战,谈海防,都是一个一个具体的问题,但都具有西方知识背景,都是中国传统知识所没有的。这些东西最初在19世纪80年代就发表了,在知识界和官场中的开明者那里获得了回应,但并没有引起中国社会特别是政治高层的重视,所以等到甲午战败,当人们重新阅读这部著作时,真是极端后悔,人们都在想,假如当年注意到这些问题,注意按照郑观应的这些建议去做,还会有甲午之战吗?如果有,中国还会战败吗?这就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思想方面的引领作用。至于说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引领,我们还可以举出张謇的例子。张謇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杰出代表,他是坚守改革不到绝望时候绝不轻言放弃改革,但当革命呼之欲出势如破竹无法阻挡时,也绝不螳臂当车为旧制度殉葬。张謇是晚清君主立宪运动的先驱,早在甲午战争结束不久,张謇就注意到日本的君宪体制,就期待将这个体制引进中国。当日俄战争开打之后,张謇更意识到中国的唯一出路就在君主立宪,重构中国政治架构。为此,张謇付出巨大努力,策动晚清的政治变动,促使清廷从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转变。直至武昌起义,张謇依然相信君主立宪是中国的正确道路,依然运动各方尽量达成君主立宪的政治架构。只是到了后来,满洲贵族不愿放弃既得利益不愿妥协,共和不得不成为未来中国政治架构时,张謇毅然放弃先前的理想,毅然劝说清廷接受妥协,放弃权力,达成共和。从张謇身上,我们看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性和妥协性最完美的结合,正是这样的结合促使近代中国不断向上,逐步拉近与世界的差距,逐步重回世界主流,在自觉不自觉的过程中,中国终于在二战结束后重回世界中心,成为世界主流社会的重要力量。重新认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就是重新认识近代中国,就是要为未来中国提供一个正当的历史

                      刻还悬在书本的内容上。“年月日时每个单体都以天干配地支的方式来代表,四合二数,共计为八,故称之为‘八字’。”我冲着后视镜接口道,“古人将排位奇数的天干地支定为属阳,排位偶数者定为属阴。天干中甲、丙、戊、庚、壬为阳干,乙、丁、己、辛、癸为阴干。地支中子、寅、辰、午、申、戌为阳支,丑、卯、巳、未、酉、亥为阴支。”“嗯,这个我大概明白了,不过你怎么能很快选定阴月阴日阴时的呢?”S追问着。“呵呵,很简单,用晖儿做的万年历排出月日时,然后筛选出阴干阴支,最后汇总就得到了阴月阴日阴时的数据了啊。”笑声中我道出了其中的玄机。“哦,搞了半天是这样?!”S如梦初醒,脸上一付上当受骗的表情,“我还以为你多神呢,原来是投机取巧。”“非也,非也,这叫古今结合,科学风水法。”林岳在一旁摇头作夫子状。一路笑声中,车子到达了目的地——城南晖儿的办公室。之前的彼岸血莲事件后,晖儿的老板一直心有余悸,在安排员工SOHO式工作后,却意外的发现这样的办公方式带来了高于以往的效果,于是索性延用了下去。原本的那座别墅用作定期集中会议和临时歇脚办公的场所,晖儿则负责监管着别墅的使用和安排。进入别墅,三人分头按计划忙碌起来。S在别墅内部墙体地板上取样建筑材料,不时地在计算机上测算着数据。我和林岳则钻进了地下室,用驭金提炼的金属封闭加固了所有的缝隙和孔道,只留下了一个通风口,最后将地下室的出口也完全封死。在意念催动下,地下室内浮现出一个喇叭状的金属管道与通风口密合,管道中三个立轮螺旋桨飞速地转动着将空气自唯一的通风口处排出。随着气流的不断变化,我用听风能力探查着室内的情况,在确定达到效果后,随着一阵轻响通风口被金属完全地封闭了起来,此刻的地下室已是处于一片真空状态。“亦凡,根据S的材料分析报告和林岳检测到的分贝数值,程序已经算出了最精确的数据。”回到家中,晖儿递过一份数据报告,“我在供电局的计算机网络已经获得了控制权限,根据数据参数,已经设置好了需要的供电电流和电压。”“晖儿,辛苦你了。”看完数据报告,我望着晖儿略显憔悴的脸忍不住的心疼。“没事,只是少睡一会罢了。”晖儿疲倦地笑了笑,有些担忧地说道,“今晚你真的打算一个人去吗?”“是的,今晚的事情只能由我一个人来完成。”我将晖儿揽入怀中,抚着她的头发轻声道,“多一个人只会多一份风险,再说剩下的事情我一人也能够应付的了。”晖儿没有再说什么,只是紧紧地抱住我,在唇上印下了一个深深的吻。……遁神聚魂的风水格局并不是招惹所有的虚灵,与之呼应的只有异类怪品的虚灵,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鬼”、“异灵”,人形穷奇则正属于这个范畴之中。生活中常听说的鬼楼、鬼屋之类的地方便是应了这个风水格局,因为它们都犯了“水土无阳,两短三长。”的讲究。所谓水土无阳,是指所处地域的水流和泥土纯属阴性,丝毫没有半点阳气。地下常年不见阳光,阴气浓重阳气全无,南北方对于水而言是南阴北阳,自南流向北的水便是源自阴处,因此地下水脉且水势为自南向北的流向的称之为无阳阴水。河流泥沙,沉积在河床底部深处的泥沙也属于不见天日的一种,其间集聚了大量鳞甲贝壳动物的骨骼尸体,而此类动物又属阴性,所以此类泥土被称之为无阳阴土。而两短三长则是指建筑体的高低数目或附近山峰态势。越国铸剑大师欧冶子曾铸短剑两把——鱼肠、胜邪,长剑三把——湛卢、纯钧、巨阙。两短三长五剑均为锐利杀气之物,且曾为史上著名刺客所用,因此形似此五剑的态势便附作阴魂凶险之相。踏着夜风,再度进入别墅。放下手中沉重的纸箱,我深吸一口气,取出箱中的物件,迅速地在预选的位置排布起来。根据遁神聚魂局的态势,事先作出了一个符合格局的模型,下为阴水,以弱水印纸辅助;中为阴土,以浩土印纸辅助;上为五剑,以锐金印纸辅助。排定格局之后,我捻起一张长风印纸贴在了局外的阴位,望着房内的挂钟等待阴时的到来。“嗒”,分针跳动到了指定的时间,伴着我口中的低吟,一股阴绵的旋风自格局间幽然拂过,屋内忽地映出一片淡淡的青蓝色光芒。但面前并未如我所料般地出现什么异常波动,甚至在阴风拂过之后空气的流动都静止了。怎么会?!难道是这个格局的效力不够?正想上前查看时,一种熟悉的阴寒感突然想脑部袭来,我下意识地退后。不对,这安静的气氛有些诡异,连时钟的嘀嗒声和屋外的些许响动都已停止。“少昊之子,既然来了又何必藏头露尾呢?”我站直身形朗声道。“哈哈……”一阵狂笑自局内响起,之前梦中见到的青年人顿时出现在面前,“有趣,真有趣!当日我就觉得你不是一般的有趣,却没想到你能给我这么大的‘惊喜’。”“你也很是有趣。”我微笑着对少昊之子说道,“以至于那天我没料到你就是穷奇的精魂,但今天我们要做的事情也许就不那么有趣了。”“哦?好狂妄的口气!”少昊之子饶有兴致地望着我道,“不过,我喜欢!狂妄也是需要实力的,你敢如此大言就证明有一定的实力。”“我想请你让兽形穷奇永远安睡,以免为祸人间。”我一字一顿地说道。“迂腐,迂腐~~”少昊之子摇头不屑道,“怎么叫为祸人间?废话免谈,来来来,让我见识一下不那么有趣的事情。”面色一沉,我不再多言,喳喳一阵声响中,少昊之子身下的地板内飞出数十块半米直径的金属圆盘,整个布局突地下沉了一寸。圆盘在空中倏然变形,化作十二支尖利的飞锥,笃笃几声尽数在布局周围钉成了一圈。“长风绵绵,云动九天。”低吟声中,飞锥猛地没入地下,原本真空的地下室与外部气压产生的压力使得地面咔嚓作响,一旦开裂,产生的气流就会形成高速的风,配合我预先布在地下的长风印阵便产生足以灭其魂魄的疾风。扑扑两声,天花板上垂下两支粗大的铜棒,恰好将少昊之子的身形夹在中间。铜棒的周身布满了落雷印纹,在末尾缠绕着粗大电缆。手上早已拨通了晖儿的手机,但我并没有说话,心中高喝“惊天雷动,迎神驱邪。”这是我与晖儿约定的信号,只要接到手机呼叫便立即将足以启动落雷阵的电流全数转向别墅。四周一片寂静,事情并没有如预想般进行下去。没有破壁而出的疾风,更没有呼啸而至的巨雷,一切都凝固在可怕的无声之中。少昊之子欠身环视了一下周围,摊开双手扬了扬眉,继而盘膝坐下,伴着铜锥的敲击低声唱道:“谁的江山马蹄声狂乱,我一身的戎装呼啸沧桑,天微微亮你轻声的叹,一夜惆怅如此委婉……”那忧郁歌声竟是充满了现代曲风的韵味。此刻根本没有心情去细听歌曲,一切阵法全部失效这必然是少昊之子私下动的手脚,难道晖儿已经遭遇不测了?!十八、少昊“‘凭君莫问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一曲哀歌尽诉王权沧桑,这周姓小子却也是性情中人。”歌罢,少昊之子抚锥叹道,“不必为你的妻子担忧,我只是将此地十里之内的时间停止凝结罢了。”“成者王侯败者寇,我败了。”少昊之子的话虽然让我安心不少,但面前的落败却是已成定局,“随便你怎么处置我,只是请你放过我的妻子和朋友。”“好一句成者王侯败者寇!”少昊之子长身而起,双眼闪着逼人的光芒,“为什么要认命?!失败算什么?!王侯又都是成功者吗?!”少昊之子身周邪气大盛,冰冷且窒息的阴寒气流迅速地包围了全身,迫得我几乎昏死过去。一句话语竟激得他如此的疯狂,盛怒之下只怕我是要命丧当场了。不,为什么要就此坐以待毙?!脑中一个强烈的意识猛地冲击起来,少昊之子的话的确有理,败了就一定要认命吗?!既然他会愤怒,那这便是他的弱点!“即便再怎么不满,你也无法改变少昊一族被驱逐,你被舜帝杀死的事实。”强打精神下,我艰难地说道。这话似乎正中少昊之子的痛处,他的脸色顿时暗淡了下来,忧伤的表情溢于言表:“前世之事只手遮天,后世之人以讹传讹,你们又怎会知道真正发生的一切?不过你说的也对,不管怎样,都改变不了已经发生了的事情。”“难道史书记载上所说的都是子虚乌有?”少昊之子的话语似乎有些隐意包含其中,也令我听得一头雾水,“那时候究竟发生了什么?”“果然是个有趣之人,死到临头却来询问我的身世。”发问间,少昊之子忽地笑了,“也罢,世上令我看得顺眼的人不多,勉强也算你一个,既然如此我就原原本本地将这一切告诉你。”一人一魂面对面地盘膝坐在了地上,在少昊之子那浑厚的嗓音下,一段上古传说的谜团渐渐揭示了开来:“这一切都要从穷奇的来历说起,那穷奇原本就是共工……”共工,实为共工氏的首领,本姓姜。上古司职的水神,人首蛇身,长着满头的赤发,出行总是骑着两条水龙。共工为炎帝神农氏的后人,自然对农耕很重视,依靠司职水神的能力发展着当时的农耕水利,发明并教会了人们筑堤蓄水的办法。在巡视了中华大地情况之后,共工发现有的地方地势太高,田地汲水灌溉很是费力;有的地方地势则太低,一旦江河水涨便容易被淹。于是共工产生了一个想法,打算把土地进行一番改造,把高地削平,利用高地多余的土壤将低地填高,以此扩大耕种面积,同时也可有利于水利和灌溉。然而这个造福民众的建议却被当时统治人类的天神颛顼所否定了。理由很简单,统治大地的王权是属于颛顼的,所有的土地应当只听从他的分派和调遣。而共工的建议显然是自作主张,等同于公然向他的权威挑战。不过,这种私欲当然不能作为公开的反对依据,于是颛顼便以“天地玄黄,动一则乱”为理由,驳斥了共工的建议。共工心下不服,几番争辩不合后终于率众与颛顼抗争,之后这场原本是治理农业的争论竟发展成了大地王权的争夺战。由于当时的人们在颛顼的愚民统治下,很难理解共工的做法是为民谋福,绝大多数人都相信了引经据典慷慨激昂的颛顼。他们认为共工平整土地,便会引来灾难,于是纷纷支持颛顼讨伐共工。共工为民请命,造福苍生的做法非但没有得到人们的支持,反而被认为是一派邪神企图危害天下。可他却一再坚持不肯妥协,终于在不周山被颛顼逼得撞山自尽。共工死后,怨气始终不散,于是便化作了穷奇。那时的穷奇还不能听懂人们说话,当看到争吵的人慷慨激扬滔滔不绝的引经据典,便会引发它的怨气,将那人认作是颛顼而上去吞噬。吞到一半时,它忽然醒悟过来,这不过是普通人而已,于是便留下半截尸体郁郁离去。如此怪僻的行为,周而复始便被人作为了“虎头蛇尾”的典故,而穷奇也因此被定性为凶恶的怪物。少昊氏是黄帝的一脉传人,上古五帝中的第一位便是出自这一族。少昊原叫金天,一直潜心研究太昊伏羲的八卦理论,以此推算历法气象等以为民造福,因此被人们称作“少昊”。而正是因为族人将大量的精力用在了研究上,所以统治权早早地便让给了其他的氏族。少昊之子出生在舜帝时代,自小便精通阴阳五行,对八卦理论更是了如指掌。年少的他难免有些恃才傲物,而且也十分厌恶当时所谓的君子之行,认为将自身私欲隐藏而戴上一付假道学的面具是十分可耻的。出于逆反心理,他结交了一大批被当时人所唾弃的“小人”,并与之为伍,为此也受到族长不少的责罚。为了逃避,少昊之子选择了外出游历,在路上却恰恰遇上了一只受伤的怪兽。他一眼便认出那是传说中的穷奇,虽然心下有些害怕,但出于莫名的好奇与同情还是救治了它。穷奇似乎与这位不遵君子之道的青年特别投机,竟于他形影不离。在相处间,他发现穷奇的身上满是怨气,于是便设法化解,却在无意中窥觑到了那段上古冤案。激愤之下,少昊之子带着穷奇返回了氏族,将此事告知族长并扬言要将真相公诸天下。可族长却认为颛顼与少昊氏同为黄帝一脉子孙,公布真相一定会有损先祖的声誉,劝解不成下便暗地通知了舜帝。舜帝闻讯大怒,列出少昊之子五大罪状:诋毁先祖、亲信小人、豢养穷奇、藐视王权、煽动祸乱,当即下令全族围剿追杀。少昊之子寡不敌众,骑着穷奇逃离氏族,但在逃至西北区域时,被预先设好的土坑困住了。舜帝率队赶到,施法把一人一兽禁锢坑底,用特制的铜锥将少昊之子与穷奇串胸刺杀。事后,为了严守秘密,舜帝便将整个少昊氏族放逐西部。虽受重创,可神魔之身的穷奇并没有死去,只是元气大伤。在它的帮助下,少昊之子的精魂便与之合二为一,同为一体了。……“亲小人,恶君子,可笑可叹,哈哈……”少昊之子发出一阵凄厉的狂笑,“世人只知表象却不明就里,穷奇吃的只是那些巧言诡辩人面兽心的伪君子罢了。”悲戚惨烈的故事在少昊之子淡然的语声中显得格外的震撼,那并不是一段传说故事,而是确确实实发生过的历史,这与我以往所知的真理般的知识完全背道而驰。沉默良久,我不禁自问难道之前所做的一切都是错的吗?这世间的是非标准难道如此不堪一击?“世事沧桑,五千多年了,你却是第一个听我讲述这些的人。”少昊之子扶着手中的铜锥道。“穷奇受禁锢太久,元气大伤,可你作为穷奇的精魂又怎么能来去自如呢?”我连忙问道,在直觉中感到了一丝杀气,难道他要动手了?“很简单,托那些贪婪伪善的世人们的福,我借助了一些人的力量动了点小手脚。”狡猾的笑容在他脸上浮现了出来,“只因贪财好物而又自命不凡,于是乎天下庸人之精气则尽为我用也。”听着不由得一愣,难道少昊之子已在人们的不知不觉中布下了什么局?这个局会影响到……思索间身边忽地一寒,少昊之子的身影竟已迫在一旁,身周一片光怪陆离的碎片闪过,我竟似进入了一个奇异的空间。“不必苦思冥想了,既然你是第一个听我说那故事的人,今天索性就让你全数明白。”少昊之子的声音在耳畔响起。眼前一亮,周围现出一片商业繁忙的景象,他似乎用自己的能力将我带到了某个商业区的场景之中。拥挤繁华的道路两旁满是店铺和商场,一些珠宝首饰广告夸张地悬挂在大楼前。大街与小路的交错处,一些推车和地摊生意也是门庭若市。我发现在商场店铺甚至那些地摊上都有着一些诡异的光点闪动着,放眼望去,道路行人身上、汽车前窗上竟也星星点点地闪动着这种光点。那是什么东西?光点中似乎都包含着某个相似的形状,但却无法探视究竟。“你的目光倒也敏锐,现在可能看仔细些了?”随着少昊之子的话语,商场、店铺、地摊、行人、车辆上的光点被局部放大,整齐地排列在我的面前,那感觉倒像是保安监视系统的屏幕。“貔貅?!”那些光点竟然是金、玉、水晶、木等不同材质的貔貅佩饰!近些年的确很流行佩戴貔貅饰品,因为貔貅是辟邪聚财的神兽,可即便如此大规模的流行却也实属罕见,这就是少昊之子布下的局吗?“切勿因熟知而短视,你仔细来看!”一声轻喝,眼前的貔貅饰品又大了数倍,这是……穷奇?!眼前的饰品与貔貅十分相似,但仔细观察会发现,虽然它与貔貅一样有着肉翅,血口大张,但身上却没有貔貅所特有的吉祥纹理;头上是一对延展至顶的尖耳,而不是貔貅所特有的鹿角;至于尾部则是盘缠在后腿之间的一条蛇尾,因有说法貔貅为龙子,所以也就误以为是龙尾。原本见过同事买来的貔貅饰品,我还曾批评说那貔貅吉祥纹理不清,且不分单角天禄双角辟邪,明显是工艺商降低手工成本,不成想这根本不是貔貅,而是穷奇!!“世人独好貔貅,只因它以钱财为食,只进不出,而且凶猛忠心可以护主。”少昊之子阴声笑道,“我只消在几个不良奸商身上做下手脚,其余的便假于他人之手了。”“引彼行而抗之,化阴阳则不息”竟然是上古最为诡异的格局!书稿记载中特别提到过的上

                      ,乔伊丝正等着我,好换班回家:虽然没有正式这么安排,但是我们总保证其中有一个人在办公室。她看上去很疲惫。她说我不在的这些日子里,她过得糟透了,是丈夫的缘故,她改日再和我细谈,今天就不了,然后她就走了。有一条来自赫米奥娜·惠特菲尔德的留言,说是她周一才看到我关于护理员的留言,还有福勒太太拒绝让护理员进门。这砰地一下让我跌回到伦敦时的我。我一下午都在工作,大部分时间在打电话,还和摄影师讨论了明天的工作。但与此同时我又在想乔伊丝的事。我明白,她丈夫那档子事意味着我们合作的日子到头了,或者至少意味着以后会不一样了。对此我十分确定。这让我在离开办公室前就又沮丧又焦虑。我还明白了另外一件事,以前我从没这样想过:乔伊丝是我唯一真正的朋友。我的意思是,朋友。我和她的关系同谁都没有过,从来没有。和弗雷迪的绝对不同。我疲惫不堪,本来是准备直接回家的。但还是让出租车停在了莫迪·福勒家门口。我站在那儿,在门上又是敲又是砸。快冻僵了。什么声音都没有。我惊慌失措——她是不是死了?——我也注意到,而且是颇感兴趣地注意到,我的反应之一竟是松了一口气。终于,她从来不用的“前厅”那窗户上,窗帘动了一下。我等着。什么都没发生。我狠狠地捶门,捶了又捶,那时我已是怒不可遏。我恨不得掐死她。然后门向里被拉开,磕磕巴巴,吱吱呀呀,她站在那里,小小的黑黑的一团,露出一张惨白的脸。哎呀那气味。我告诉自己不要在乎这些细枝末节,但是没用。我在乎得很。那气味……难闻,那种泛着酸带点甜腥的浓烈臭味。但是我看得出来,她是勉强站在那儿的。我一点都不“讨喜可爱”,我实在太生气了。“你干吗把我关在外面受冻?”我问道,走进门,从她身边挤过,逼她让道。然后她在我前面,顺着走道往前走,一只手扶着墙,防止跌倒。里屋,火炉上一堆熄灭了的煤渣。不过屋里有一个电暖炉,单炉条,正发出刺啦刺啦的噪音,说明它不安全。房里冰冷、肮脏、臭哄哄的。那只猫走进来,在我的腿上蹭着,直打转,喵喵地叫着。莫迪瘫坐在椅子里,瞪着火炉。“那么,你为什么不让护理员进门?”我朝她吼。“护理员,”她尖酸刻薄,“哪门子护理员?”“我知道她来过。”“到周一才来。整个周末我都一个人,谁都没有。”我差点对她尖叫:“她周一来了你为什么不让她进来?”但是我知道说了也白说。我浑身又充满了力量——愤怒。“莫迪,”我说,“你真绝了,不可救药,自己让自己不安生。哎,我去烧水。”我烧了水。我拎了煤上来。我发现便桶里满是尿,不过没有更糟的,谢天谢地。那会儿我想的是谢天谢地,但是我意识到人啊真是什么都能习惯。然后我提了购物袋上街去。阴沉沉的雨夹雪。看我,刚从慕尼黑回来,一身光鲜,在卸料车里刨木板木条。又一次,窗后的一张张脸,注视着我。回了房以后,我把炉里的灰扒了出来,一团团灰尘乱飞,然后生了火。用了一个引火物。木柴和煤。很快就火焰熊熊了。我把污秽的杯子用沸水烫了,给我们两人泡了茶。我必须把什么礼貌礼节都扔掉。脏杯子有什么关系?有关系!有关系,有,有,就有。她一动不动,坐在那儿看火苗。“猫。”她说。“我给她喂过吃的了。”“那就放她出去玩。”“外面是雨夹雪呢。”“她不在乎。”我把后门打开。一阵冷雨直朝我袭来,而那只胖黄猫,原本一直闹着要出门,现在喵的一声转身冲进房里,钻到贮煤室里去了。“她去贮煤室了。”我说。“那看来我得自己动手去料理了。”这话气得我七窍生烟,胸中好似炸开了锅!同以往一样,我想揍她或者拼命摇她,还有,同以往一样,想展臂抱住她。不过幸运的是,我的理智还在,于是我做了一切我该做的,谢天谢地,既不“风趣”,又不讨喜,也不和善。“你这些天吃没吃饭?”没回答。我又出门去采购。街角小商店里空无一人。那印度人坐在收银台后,看起来面色苍白,浑身发冷,也难怪他这样,可怜的家伙!我想知道她来没来过这儿,于是说我是来给福勒太太买吃的。他说:“哦,那个老太太,她身体可好?没生病吧?”“生病了。”我说。“她怎么不去养老院?”“她不想去。”“她没有孩子吗?”“大概有,但是他们不在乎。”“这真糟糕。”他对我说,这话是希望我能知道,他们这个民族是不会就这样丢开这么一个老太太不管的。“是的,这真糟糕,你说得对。”我回答。我回到屋里,再次想到了死亡。她坐在那里,闭着眼睛,纹丝不动,我觉得也没在呼吸。过了一会儿,她睁开了她的蓝眼睛,望着炉火。“把你的茶喝了。”我说,“我去给你烤点鱼。鱼你能吃吧?”“嗯,我要吃的。”在厨房里我想找一个不油腻的容器,但是最后放弃了。我把鱼放在烤架上,然后开了一会儿门,放点新鲜空气进来。顾不上雨雪了。我把鱼端给她,她坐起来,把它全吃了,慢吞吞的,手颤抖着,但是她还是吃完了,我知道她饿肚子了。我说:“我前些日子在慕尼黑。去看秋季新装了。各种新款式都看了一遍。”“我从来没离开过英国。”“喏,等你好一点了,我全都说给你听。”她对这话没做回应。但是终于,当我想着该走了的时候,她开口说:“我需要些干净衣服。”我不知道该如何解读这话。不过我能看出来这至少不是一个简单的请求——如今这点敏感我还是有的。她想要我给她买衣服?我看着她。她不情愿地看着我,然后说:“隔壁房间,你能找到些什么的。”“什么呢?”她颤颤巍巍地、泄了气似的耸了耸肩膀。“背心。短衬裤。衬裙。你为什么要问,你不穿内衣吗?”再一次,就好像有个按钮给按了下去,怒火油然而生。我进了隔壁那个房间,我知道她本不想让我进去。铺着上好羽绒被的床,衣橱,放着瓷器摆设的梳妆台,质量很好的书架。但到处一堆堆一叠叠的——都是垃圾。难以置信。五十年前的报纸,一碰就碎;破破烂烂的小片布料,泛黄,污渍斑斑,小段的蕾丝,脏兮兮的手帕,小条的缎带——这样的景象我还从来没看过。我想,她从来没扔过东西吧。抽屉里,一片狼藉,塞满了——要描述一下,几页纸都不够。要是我把摄影师带来就好了!习惯性思维。衬裙、背心式胸衣、短衬裤、背心、旧连衣裙或者是连衣裙残片、衬衫……所有这些东西起码都有二十年历史,有些能追溯到一战时期吧。现在和过去衣服的不同在于:这些料子都是“货真价实”的,棉布、丝绸、毛料。没有人造纤维。但是所有的衣物都有破损,或者有一两块污渍,或者整件都脏兮兮的。我拽出成捆的衣物,一样一样细细地看过来,一开始是出于好奇,后来就是想找有没有能穿或是干净的。最终,我找到一件羊毛背心,一条羊毛保暖裤,还有一条不错的粉红衬裙,然后一条羊毛裙,蓝色的,以及一件羊毛开衫。这些是干净的,还算干净。我在房里忙活着,冷得直哆嗦,心里想着过去的日子里我多么喜欢自己,我有多喜欢自己,就因为我能掌控局面,身处高位;我还想到,想要体会莫迪的无助,我只能回想小时候的感觉,那会儿心急火燎地去厕所,心里祈祷着千万不要憋不住尿在裤子上,这是我的经历里和无助最接近的感觉了。我把衣服拿到隔壁房间,房里现在很暖和了,炉火熊熊。我问她,“你要我帮你换衣服吗?”她脑袋一偏,不耐烦地晃着,我现在知道这是在说我又犯傻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于是我在她对面坐下,说:“趁着茶没结上冰我得把它喝了。”我发现我喝茶的时候没觉得反胃。我颇感兴趣地意识到,我现在已经对拿脏杯子喝水习以为常了。曾几何时莫迪也像我一样,时时刻刻都在洗澡,洗杯子、盘子,打扫卫生,洗头发。她在说她以前住院的事,我觉得她就是随便找点话说说。我心不在焉地听着,心里想着那些医生护士真该听听莫迪这样的人是怎么看他们的医院的。监狱。管教所。但是突然我意识到她在说当时她身体太差,没法坐进浴盆洗澡,两个护士就在床上给她擦了澡,然后我懂了。“我去烧水,”我说,“然后你得告诉我该怎么做。”我烧上两壶水,找到一个搪瓷盆,我饶有兴趣地打量着它,我好久没见过这种盆子了,平时见到的都是塑料的。然后我去找肥皂和擦澡布。它们放在水池上方的一个墙洞里:墙上抽掉一块砖,凹槽里刷了漆。我把盆子、水壶、擦澡布、一大罐冷水端进隔壁房间。莫迪正在脱最外层的衣服,颇艰难。我帮了她一把,然后意识到根本没配合好。我赶紧四处乱翻,找来报纸,收拾开桌子,拿厚纸把它整个铺上,安置好水盆、水壶、水罐、沐浴用具。没有毛巾。我冲进厨房,只找到一条又潮又脏的毛巾,又冲去前厅乱翻乱找,心里觉着像是花了一整天似的。其实不过才几分钟的事。我很担心站在那儿的莫迪,半裸着,生着病,还咳嗽。终于,我找到一块还算干净的毛巾。她站在水盆边,上半身光着。她身上根本没肉。满是褶子的蜡黄皮肤,裹着脆弱的胸腔,她的肩胛骨像是骷髅,瘦骨嶙峋的胳膊顶端是一双强壮的劳动者的手。瘦长的乳房垂着。她笨手笨脚地往擦澡布上打肥皂,那擦澡巾,不用说,脏得很。我应该先把它洗一遍的。我又冲进隔壁房间,从一块干净的旧毛巾上撕下一小块来,拿回房。我知道我撕了毛巾,她很想骂我,如果不是想着省点力气,她早骂开了。我慢慢地擦洗她的上身,用足肥皂和热水,但是她脖子上的积垢实在是太厚了,想洗清爽就得狠狠地搓,她又受不住。她虚弱不堪,浑身发抖。我比较着这个羸弱苍老的躯体和我妈妈的身体:我只偶尔瞥过几眼她的病体。在住进医院之前她一直是自己洗澡——现在我才想到那有多艰难。而乔姬来的日子,她给妈妈洗澡。但是她长不大的女儿没给她洗过,我没给她洗过。我这会儿一边给莫迪·福勒擦身,一边想着弗雷迪,他骨头看上去扁平,好像也在日益消瘦,肉紧紧地贴在上面。莫迪虽然瘦得一把骨头,但她不是身上的肉深陷骨头之中,给摧垮了的样子。她浑身发冷,疾病缠身,虚弱无力——但是我能感到她身体内勃勃的生机:生命力。它是如此之强大,生命。我从来没这样想过,从没像我给莫迪·福勒擦澡时这样地感悟过生命,这凶猛愤怒的小老太。啊,有多愤怒:我意识到,她所有的生机都源于她的愤怒,我万不能,万万不能恼恨它,或是试图反击。接下来就是擦下身的问题了,我等着她给指导。我给她套上“干净”背心,裹上“干净”羊毛开衫,看见她正脱下层层叠叠的厚裙子。然后,恶臭,扑鼻而来。唉,没用的,我做不到不在乎。因为她太虚弱,也许太疲惫,走不动,她屎尿都在裤子上,在身上,到处都是。短衬裤,肮脏不堪……啊,我不说了,就算是纯粹发泄也罢,实在恶心。我当时看着她脱下来的背心和衬裙,上面是黄一块棕一块的屎。罢罢罢。她站在那里,光着屁股。我朝她脚底塞了报纸,于是她站在厚厚的几摞报纸上。我给她擦了又擦,擦遍下身。她的大手撑在桌上,支住身子。擦到屁股的时候,她把它一撅,和小孩子的行为一样,我认真清洗,连皱褶里也擦了。我倒掉脏水,水盆里换了水,然后飞快地把水壶放上炉子。我给她洗私处,第一次琢磨起这个词来:因为她正经受折磨,这个陌生人正侵犯着她的隐私。然后我擦洗她的腿,擦了一遍又一遍,因为脏东西流到了她腿上。我让她站到水盆里,给她洗了脚,蜡黄衰老、皮粗筋绽的双脚。熊熊炉火上的水又烧滚了,我帮她换上“干净”的灯笼裤。这会儿,看过了肮脏到底能到什么程度,这条裤子对于我来说已经够干净的,不就是多沾了点灰嘛。然后给她套上那条不错的粉红衬裙。“你的脸。”我说,我们还没洗那里,“还有你的头发呢?”脏兮兮的蜡黄头皮上一束束、一绺绺的白发。“以后再说吧。”她说。于是我给她洗了脸,小心翼翼的,用的是旧毛巾上撕下来的干净的一角。然后我让她坐下来,找来剪刀,给她剪脚指甲,简直和锯牛角一样,然后换上干净长袜,她的连衣长裙,她的紧身套衫。她正准备再穿上外头那层黑衣服,我不由自主地说了一句:“哦,别——”随即十分内疚,因为她很受伤,抖得更厉害了,闷声不吭地坐在那里,像个坏孩子。她已筋疲力竭。我倒掉脏水,拿滚水烫了水盆,又烧了一壶水好重新泡茶。我到后门那儿朝外头望了一眼:雨连绵不断,夹杂着片片浅灰的雪花,风正紧——水从厨房门下渗进来;至于想到她得出门,顶着冷风冷雨,去上厕所,那个冰冷的小房子——但是她以前也出去过,想来以后也能。我不断对自己说,她九十多了,多年来一直就是这样过的:她挺过来了!我给她又端了茶,还拿了些饼干,让她坐在烧得正旺的炉子前喝茶。我把她脱下来的外衣全都放在报纸里,叠起来,扔进垃圾桶里,没请示她。然后我对抽屉里的衣物一番挑拣,选出一批来,接着扯掉她床上的脏被单、枕头套,抱着这些东西冒雨去了趟洗衣店,留给那里的姑娘处理干净。我把房里收拾成我能收拾出的最整洁的模样,给猫食盆里添了吃的,那猫靠着莫迪的腿,任她抚摸。我把所有东西都收拾了一遍。我做这些事的时候,莫迪就坐在那儿望着炉火,我看她的时候她不看我,但我四处忙碌时她的眼睛就盯着我,还有她认为我不知道的时候。“不要以为我不懂好歹。”我正忙着,她说道。那时我已经开始扫地板了,用手持短刷和小簸箕。我找不到别的工具。她说这话的口气,我没法解读。没精打采的。我想,甚至是绝望的:就像我刚才瞥到一眼的那种表情,那会儿我在回想自己的孩提时代。她大概感到另一种形式的无助。很明显,以前从来没有人为她做过这种事。我又去了洗衣店。店里的那个能干的大个子爱尔兰姑娘,刚才我把东西交给她的时候,我们匆匆建立了平等的同志情谊。现在她把一大包干净床单被套递给我,盯着我的脸,说:“腌臜。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腌臜。”她恨死我了。我说:“谢了。”我懒得解释,转身离开。但是我——羞得脸发烧!唉,我多么在乎别人对我的钦佩、喜爱、赏识啊。我冒着雨雪,把东西送了回去。那时候我已是又冷又累。我想回家……但是我还是开始收拾某个大柜子的一个抽屉,把干净的衣物放了进去,告诉了莫迪我把它们放哪儿了。然后我说:“明天晚上我再来。”我很好奇她会怎么回答。“到时见。”这是她的回答。现在我一个人待着,洗过了澡,不过那个澡我洗得简单利落,没有泡上好几个小时。我应该收拾房间的,但是我没收拾。我纯粹是累坏了。我没法相信,昨天的这个时候我住在一家酒店里,是受宠受纵的贵客,和我所欣赏重视的同行卡尔一起用晚餐。鲜花、牛肉、美酒、奶油——全套的。我觉得这简直不可思议,世上有那些东西——在那里,然后又有莫迪·福勒,在这里。也许不可思议的是我?我的确是晕头转向了。我得好好把这些事想明白。我要怎么办?我可以和谁讨论这个?乔伊丝是我的朋友,她是我的朋友。她是我的朋友?周四乔伊丝来办公室拿要带回家做的工作。她看起来糟透了。我对她说:“怎么样了?”她说:“他要我和他一起去美国。”我问:“不回来了?”她说:“不回来了。”她看着我,我看着她。我们就是这样交流的:缩略表达法。她说:“我得赶紧走了。告诉约翰封面我弄好了。注释我也做好了。简娜,我明天再来。”然后她就走了。这就是说:有某个学校想聘她的丈夫为教授,他打算接受,他希望她放弃这里的工作和他走,她不想去,他们闹到了要离婚的地步,孩子们不想去美国——而这个下午我感觉乔伊丝很可能会去美国。这就算是结束了。回家时我顺道去看莫迪。门闩着但是没上锁。炉火很旺。猫在床上睡大觉。莫迪也在睡,椅子把手上放着只空茶杯

                      表示大公,粤军将领,一致赞同,诸色人等,安业勿恐。”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简单地讲,就是这样。梳理了这个事件的前前后后,我们理清了这件事发展的基本逻辑如下:1.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正当理由闹革命,并放出承诺——只要独裁者下台,他就不再革命。2.不料独裁者果真下台,不但如此,孙中山一直宣言维护的《临时约法》,竟然被曹锟恢复,换言之,国家似乎有恢复宪政的迹象。3.孙中山不理会一些社会人士的呼吁,拒绝辞职,并主张坚持武力颠覆北洋政府以建立革命执政。4.孙中山出人意料的行为,令他的部下陈炯明大为不满,陈炯明开始公开反对自己昔日的领袖——孙中山。5.孙中山对背叛自己的部下陈炯明发出武力威胁。陈炯明决定先发制人,用武力将孙中山驱逐出广州。这才是“陈炯明炮击孙中山”事件比较接近事实的版本。那么,讲到这里,又一个问题来了:当时的广州,在粤军的控制之中,如果粤军真的有心杀死孙中山,能那么容易就让他给跑了?粤军部署这次行动的机密军事会议,有谁会知道?又是谁,会将这个军事机密泄露出去的呢?于是,我们就有了合理的怀疑,在这次的“六一六事变”当中,陈炯明真的要杀死孙中山吗?对于这一点,恐怕不少的朋友会被一些历史读物误导,认为“是”。我却认为陈炯明的粤军在1922年6月16日发动兵变,志在“逮捕”或者“驱逐”孙中山,而并没有要杀死孙中山的意思。那么,我这样说,有什么依据呢?下面,请您跟从我,去听听这个事件亲历者的一些证人证言,事情自然就有分晓。大家先跟我来看看林廷华的证言。林廷华的证言,收录在《孙中山三次在广东建立政权》这册史料当中。林廷华是谁?林廷华是粤军总部参谋处的一员参谋,是陈炯明的心腹之一,他参与了此次(“六一六”)军事行动的决策会议。林廷华的证言表明:粤军仅仅是想要“活捉”或者“赶跑”孙中山,而并不是要杀死他。林廷华的证言,原文是这样的:“……陈炯明当时人在惠州百花洲……我于1922年6月15日晚上七点钟,参加了在广州(粤军)叶举总指挥部旅长以上的军事会议,到会人员有翁式亮、军长熊略、师长陈炯光(陈炯明的弟弟)等一系列粤军要人,我和其他从惠州百花洲赶来的陈炯明的参谋也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是由叶举主持的,叶举说:‘必须除掉孙中山这个民贼,否则国无宁日。’在会上,主张炮击孙中山总统府声音最大的,是洪兆麟、钟秀南、陈炯光三位。而军长熊略的意见则是:‘不一定要杀死孙中山,只要把孙中山赶跑,让他去北伐,对我们粤军也有好处。经过讨论,后来作出了决议如下:推举熊略为此次军事行动的总指挥,炮击孙中山总统府,活捉孙中山……但是,熊略被推举为总指挥之后,他一面作军事部署,一面却派他的亲信连长去通知孙中山的侍卫长陆志云:请立即转报总统(孙中山),6月16日凌晨三点钟,我们粤军即将炮击总统府,请孙总统迅速出走……”此外,林廷华还回忆说:“……事后,(孙中山的亲信)陈策告诉我:熊略6月15日晚上给孙中山的密报,孙中山的确收到了,但是孙中山当时不相信,他以为仅仅是陈炯明的恐吓手段而已……”我们梳理林廷华的这份证言,可以得知,这次军事行动的内幕,其实是这样的:1.陈炯明当时人不在广州,因而,陈炯明并没有参加广州这次“倒孙”军事行动的现场实际指挥工作。2.是陈炯明的部下叶举开会具体策划指挥的“倒孙”军事行动。其中,陈炯明的弟弟陈炯光以及陈炯明的一批亲信参谋等人参加了会议。3.这次会议的决议,并不是要杀死孙中山,而是要活捉孙中山,或者驱逐他也行。4.会后,这次行动的具体执行指挥官熊略,故意将这个情报通报了孙中山,并故意放孙中山一马。总之是一句话:作为事件亲历者和参与人的林廷华认为,陈炯明的粤军,并不想杀死孙中山。当然,我们探讨历史,不能仅仅听林廷华的一面之词。好,让我们来看看孙中山这边人员的证言。首先,我们来看看马湘的证词。马湘是谁?马湘是跟随了孙中山十几年的一名贴身卫士。马湘在其所著《跟随孙中山先生十余年的回忆》一文中,对这件事,给出了与敌方的资料相互吻合的证言:粤军的确有不少的人,将这个机密提前通报了孙中山,故意放孙中山一条生路。马湘的证词,原文是这样的:“……(6月14日下午)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来报告孙中山先生:陈炯明的确要叛乱了,请先生好好准备对付……(6月15日)陈策又向孙先生报告陈炯明谋反的事情……接着,海军陆战队司令孙祥夫、总统府秘书长谢持先后到来,报告陈炯明准备叛变的事情……夜里十一点,陈策、魏邦平再次连续用电话报告:陈炯明谋叛,情况十分危急……这时又有各方面的电话来,告知了同一情报,这些电话都是我亲自接听并转告给孙先生的……到了夜里十二点,林直勉、林树巍和陆志云三人,十万火急地赶来向孙先生报告,陆志云说:他有个在(粤军)熊略部下当连长的同乡,告知了陈炯明军队即将在凌晨一点钟开始攻击总统府的消息……”以上可见,马湘的证言和林廷华的证言,恰好是十分吻合的:正是粤军高级将领熊略,派他的亲信连长,把即将攻击总统府的消息,提前告知了孙中山的侍卫长陆志云。在孙中山的阵营中,除了马湘之外,蒋介石也有相关的证词。我们也来看看孙中山的心腹蒋介石,对于此事,又是怎么说的。蒋介石在他所写的《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一文中,也有相同的说法:粤军有人提前通报了孙中山,故意放孙中山走的。蒋介石的证词,关键文字摘录如下:“……(6月15日)是夜十时,有某军官以电话报告总统,言今晚粤军恐有不轨行动,务请总统离府。总统以为谣传,不信之……少顷,各处连来电话报告,皆言今夜粤军必乱,务请总统远离,总统不信,迨至二时许,有某军官,自粤军营中潜出,特来报告,言各军各营,炊事已毕,约定二时出发……”蒋介石的证言,白纸黑字,也很清楚地记载了粤军有人向孙中山提前通报炮击行动计划。蒋介石的这个证言,和林廷华、马湘上述的证言,也是能够互相吻合的。而且,马湘、蒋介石的证言还显示:粤军内部其实并不止一派人通知了孙中山,而是有好几派人先后各自通过各种渠道,通知了孙中山同一个情报,其目的只有一个:放孙中山一马,请他出走。我们再来看看陈定炎是怎么说的。陈定炎是谁?陈定炎是陈炯明的儿子。陈定炎对于此事的说法,与前述几个证人的说法,也是一致的:是粤军的高层,提前将情报通知了孙中山,故意放孙中山一马,不想杀他的。陈定炎在他的著作《陈炯明研究》里,有这样的记录:“……《华字日报》1922年6月29日版,9月20日版均披露,报道了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受叶举秘密指使,提前把粤军即将捉拿孙中山的消息泄漏给了孙中山……”这个在陈定炎的笔下出现的告密者“魏邦平”,在当时是一个立场较为中立的人员。那么,陈定炎所说的“叶举”又是谁?前文已经交代过了:叶举是陈炯明的核心心腹人员之一,是部署这次“倒孙”军事行动的重要指挥人员。还有一个证人,名叫李洁之,他是(孙中山)大本营警卫团第二营的一个连长。这个李洁之,在《广东文史资料》第二十五辑里,写下了名为《陈炯明叛变炮击总统府的经过》的一篇证词。在这篇证词里,李洁之写下了同一件事:粤军有人提前通报了孙中山,叫他出走,不想杀他。李洁之的这篇回忆,摘录如下:“我回到总统府第五连不久,大约是傍晚七时左右,有一个驻在后楼坊陈家军罗献祥统领部的士兵——我的朋友叫作何云生的,急急忙忙地来找我说:‘排长,你们警卫团第二营是不是明天早上开往西村,乘粤汉铁路火车出发韶关?’我说:‘是的,一切都已准备好了。’他说:‘事情不好了!听说我们统领部已经接到粤军总指挥叶举的命令,明早要派部队往西村去围缴你们的军械,请你好好注意!’”史料的举证,暂且就举到这里吧,其实已经够了。我们大家一起梳理以上林廷华、马湘、蒋介石、陈定炎、李洁之等人互相基本吻合的证言,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基本的事实:1.“六一六”炮击观音山(越秀山)总统府一案前后,陈炯明人不在广州,他没有参与这次军事行动的实际指挥和策划。2.这次军事行动的目标,是要“活捉”或者“驱逐”孙中山,并非是要杀死孙中山。3.事前,粤军高层人员已通过多种渠道,通知孙中山,故意放孙中山一马,使孙中山及时得以脱身。读到这里,也许有的读者会纳闷了:粤军一边下令部下进攻孙中山总统府,一边却暗中派人通知孙中山逃走,然后又真枪实弹地攻击总统府,这一连串自我矛盾的行为,难道不会觉得怪诞吗?其实,一点也不怪诞。请看我的分析如下:1.粤军必须下达正式的作战令,演一场戏,而且必须要演得真,否则,无法对孙中山形成心理上的压力。2.在形成军事压力的同时,以假装泄密的方式通知孙中山,不杀他,不把事情做绝,放他一马,为今后留有余地。3.无论孙中山有没有跑,炮击总统府的实际战斗都必须要进行,如果孙中山跑了,可以清除他的余部;而如果孙中山没跑,则可以活捉他。所以,粤军在这一事件前前后后的一连串怪诞行为,从逻辑上来讲,其实是前后相通的,也是成立的。综合以上所有的证人证言和梳理分析,我认为“陈炯明粤军集团图谋杀死孙中山”一说,恐怕是很难成立的。关于陈炯明和孙中山的恩恩怨怨,暂时就谈到这里吧,有机会再谈。

                      “九一八事变”,是谁下令不抵抗

                      关于“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期的“不抵抗政策”,长期以来,在学界,曾经普遍认为:“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对日本关东军的进攻未予抵抗,是蒋介石向东北军发出了“不抵抗”的命令,张学良只是“忍痛”执行命令,而当了“替罪羔羊”……可是,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1931年9月18日晚22点30分左右,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道”在沈阳柳条湖的一小段铁轨,嫁祸中国人并突然攻击中国东北军的军营——“北大营”。当时在北平(1928年之后,“北京”改称“北平”)养病的东北军将领张学良,通过电话得知这个突发事件之后,命令部下不准抵抗。于是,日本关东军火速占领了东北三省的广阔大地。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一直都说:是蒋介石下令张学良不准抵抗。可是,近些年,开始有不少人在互联网上为蒋介石喊冤,说“不抵抗”的命令,是张学良下的,与蒋介石无关。到底哪一种说法正确呢?蒋介石和张学良,到底是谁下令不抵抗的呢?事实上,我认为将上述两种说法糅合到一起,事实的真相,也就差不多了。请大家跟我来,通过第一手史料来看看在“九一八事变”的前夕,到底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依据郭廷以所著《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这册史料,原来,早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前的一两个月内,中日关系已经非常紧张。《中华民国史事日志》中记载:1931年7月12日当天,蒋介石拍发了这样的一份电报给当时统治东北的张学良:“……现非对日作战之时……”请大家注意时间:这份电报发出来的时间,是1931年7月12日,也就是“九一八事变”爆发的两个多月之前。蒋介石给张学良发的这个电报,用现代中文来说,是这个意思:“现在还不是和日本打仗的时候”。可见,关于对日本“打不打”的问题,蒋介石老早就给张学良定过调子了,那就是,不打,至少现在不能打。接到“最高领袖”的指示,张学良经过考虑之后,开始着手在东北基层,统一布置思想——上情下达。依据史料《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的记载,1931年9月6日,张学良从北平拍发了一份电报回东北,给部下臧式毅和荣臻。张学良在这份电报里面,是这样指示他们的:“……查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分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妥……”张学良的这份电报说明:张学良在假设日本挑事的时候,我们“抵抗不抵抗”这个问题,也老早就想好了,那就是和蒋介石的意见是一致的——不打,至少现在不能打。在那段时间里,东北发生了诸如“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等外交纠纷,日本军队摩拳擦掌,当时的中日关系以及东北的局势,是一天比一天紧张。《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一辑,有这样的记录:“受张作相(此人系张学良的部下)的指派,东北军将领李济川于1931年9月15日,来到北平协和医院当面请示正在住院养病的张学良。李济川问:‘……日本人也许要动手了,怎么办?抵抗?还是?’张学良当时是这样指示他的:‘蒋委员长告诉过我,东北外交,总的方针是和平解决,不能酿成军事行动。你叫张作相见机行事,灵活处理吧!’”而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前的几天,全东北的军警机关,曾经群发过多份电报到东北大地的各个分局和派出机构,电文的内容是这样说的:“……日人一旦挑衅,应尽量忍让……”关于这个对设想中的日本军人可能的挑衅行为进行忍让的电报,还有许多的旁证。例如,依据1949年9月23日和29日伪满洲国战犯于芷山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里面的口供,在“九一八事变”前后的那段时间里,他作为东北军的将领之一,曾经先后一共收到过八封至九封的电报,都是东北军副司令发过来的,内容都是一样的:“对于日军的挑衅,不许抵抗。”果然,1931年9月18日晚上,日本关东军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东北军遵命未予抵抗,全线退让。东北大地,迅速沦陷。9月23日,蒋介石对中国国民,发表了这样的演说,被收录在了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八卷这册资料里:蒋介石说:“……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暂时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以等待国联公理之判决……”蒋介石于“九一八事变”爆发五天之后所发表的这个演说表明:蒋介石无论在事前、事后,对日本的态度始终未变——暂时不抵抗。史料列举了这么多,想必读者至此应该很明白了“九一八事变”到底是谁下令不抵抗?对于这个问题,比较客观的看法,应该是这样的:1.蒋介石不想和日本打仗,“九一八事变”事前是如此,事后也是如此,并且,蒋介石给张学良发过“妥协忍让”的总指导方针。2.张学良依据蒋介石的“指导方针”以及自己个人的利害判断,事前、事后的态度也都是明确一致的:不抵抗,至少暂时不能抵抗。总而言之,“不抵抗”,是当时蒋介石和张学良两个人共同的看法、共同的方针、共同的做法。也就是说:即便是换了蒋介石坐镇东北,遇到“九一八事变”这种发生在家门口的事情,蒋介石采取暂时忍让的政策,应该也是大概率事件。事实上,早在三年前(1928年)的“济南惨案”当中,蒋介石的表现,就已经证明了在没有做好充分的军事准备之前,蒋介石暂时是不会对日本进行抵抗的。所以说,我们争论在“九一八事变”当中“到底是蒋介石还是张学良下令不抵抗”这个问题,其意义其实是不大的。第四章识破讹传谣言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信息的不公开和不对称;而讹传才是让谣言四起的最大助力。我们只有带着钻研史料的态度和刨根问底的耐性,让历史亲历者站出来说话,用他们的日记、信件、电报、自传等史料去多方印证,还原历史,才能戳穿一直误导我们的讹传。

                      是谁烧毁了圆明园

                      在中国,曾经有不少的作家、编剧,犯过“八国联军火烧

                      腾,让闻到的人想吐。因为空腹的关系,吐出来的都是绿色的胆汁。旱易生风,风则带来蝗虫。中原大地,一群群蝗虫黑压压地遮蔽了天空,像阴霾密布的乌云,一团团、一块块卷过大地上的庄稼,蝗虫所过之处遮天蔽日、天日无光。四处传来啃食稻谷的声音。当蝗虫飞起时,成片的谷子霎时被吃得一点不剩。在这种情况下,明朝的税收仍居高不下。农民为了活命只能铤而走险。中国四千年历史始终围绕治乱打转,主要原因之一是官逼民反。官逼民反,民为什么不反?当法律不但不能保护人民,反而陷害人民时,人民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死亡,一是反抗。此时中国已成什么样子了呢?山东《诸城县志》记载:“古代灾年有易子而食,把人骨头烧火做饭的,而今却杀活人来吃,父子兄弟之间剖腹剜心,肢解做成饭。人们认为人心好吃,小孩的心更好吃,甚至有当街卖人肉的,一斤六文钱。有的人在家腌制人肉,以备不时之需,有砍下人头,用火烧焦,喝脑浆子的。有人饿死后立刻被人把肉割尽,也有人还没饿死就被割肉,一边被割肉一边用眼珠子瞪人的。当问这些割肉的人为何这样做时,他们说我不吃人,人就吃我。”张明弼《人吃人歌》写道:饥儿语父,饥媳语姑,我死他人定我刳(从身上剜肉),余骨乌鸦相欢噱。他人何亲,父姑何疏,愿以吾肉存尔躯,姑若思我,愿得残骨在沟渠,勿令人磨碎供勺糊。前日流贼杀人三千,一熏一霍忽而尽焉。昨来土寇人作粮,朝炊肋胁,暮脍膀胱,桁间悬头发到地,碟底断指如葱长。弱人怯食如针枪,凶人惯食如牛羊。天下太平有异味,烹男炮女请君尝。人食万物还食人,相生相啖谁能躲?但想寂寞天地悲,高山大泽盈狐狸。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在《中原生灵疏》说:崇祯三四五六年连年大旱,稻既无收,麦又难种,野无青草,十室九空,于是有斗米值银五钱者,有工作一日不得升米者,有采草根树叶充饥者,有夫弃其妻、母弃其子者,有卖一子女不足数餐者,有自缢空林、甘填沟壑者,有饿死路侧者,有枕比而毙者,有骨肉相残食者……村无犬吠,尚敲催呼之门,树有啼鹃,尽洒鞭扑之血。黄叶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磷,夜夜常闻鬼哭。触耳有风鹤之声,满目皆荒惨之色。李岩《劝赈歌》曰:年来蝗旱苦频仍,嚼啮禾苗岁不登。米价升腾增数倍,黎民处处不聊生。草根木叶权充腹,儿女呱呱相向哭。釜甑尘飞炊烟绝,数日难求一餐粥。官府征粮纵虎差,豪家索债如狼豺。可怜残喘存呼吸,魂魄先归泉壤埋。骷髅遍地积如山,业重难过饥饿关。能不教人数行泪,泪洒还成点血斑?大臣陈其猷给皇帝的奏折中说:“臣见一个老妇把一个死去的小孩扔进锅里,一边烹炸一边哭,臣问:‘既然要吃他何必哭呢?’老妇说:‘这是我儿子,抛弃他的话恐怕会被别人吃了,还不如我自己吃。’”马懋才《备陈大饥疏》中说:“陕西安塞城外有一个粪场,每天早晨都有婴儿被抛弃在粪场,他们有哭泣的、有哀号的、有呼叫父母的、有吃粪的,但到第二天早晨被抛弃的婴儿已无一生还。而且孩子和单独出行的成人,只要一出城便失踪了,直到看见城外有人拿人骨头当柴烧,煮人肉来吃,才知道那些孩子和独行者都被吃了。而那些每天吃人肉的人在吃了数日后也不免两眼红肿,身体燥热而死,然后他们再被别人吃掉,于是死者枕藉。城外挖了几十个大坑,每个坑可容纳几百人,用来掩埋吃剩的尸体。”民谣曰:“老天爷,你年纪大,耳又聋来眼又花。为非作歹的享尽荣华,持斋行善的活活饿煞。老天爷,你年纪大,你不会作天,你塌了罢!”人民已经到了愿与天一起毁灭的境地。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造反,朝廷既要拨款赈灾,也要拨军费镇压起义,财政赤字极为严重,而此时一个官员因为搞小三的缘故最终导致了明朝的灭亡。这个官员叫毛羽健,毛羽健在京城当御史,他这人怕老婆,1628年的一天,毛羽健好不容易把老婆哄回老家去探亲,老婆前脚刚走,毛羽健马上就偷偷纳了一房小妾。可这事还是被远在千里之外的老婆知道了。老婆大怒,当即星夜赶往北京。正当毛羽健和小老婆在床上颠鸾倒凤之时,老婆从天而降。毛羽健的老婆之所以这么快就从家乡赶到北京,是因为她乘坐驿站的车马,享受驿站提供的便利服务。在古代,驿站兼有政府招待所、国家邮局和信息传递中心的职能。正是通过众多驿站,帝国中枢和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联系才能畅通无阻。毛羽健因此痛恨驿站制度,为此,他向崇祯上了一道奏章,说现在朝廷财政赤字如此严重,应该开源节流,而驿站正可以裁撤来省一笔开销。崇祯听了怦然心动,于是下令,干脆全国的驿站统统停办,所有驿站工作人员一律不再聘用。也就是说,由于毛羽健纳妾,全国数以万计的驿站工作人员一夜之间全部失业。受裁撤驿站影响最大的,要数陕西。《明季北略》说:秦晋土瘠,无田可耕,又其民饶臂力,贫无赖者,藉水陆舟车奔走自给,至是,无所得食。未几,秦中迭饥,斗米千钱,民不聊生,草根树皮剥削殆尽……又失驿站生计,所在溃兵煽之,遂相聚为盗,而全陕无宁土矣。无以谋生的下岗驿站人员中,有一位叫李自成,正因李自成下岗,导致他去给地主当差,从此每天住在地主家,每天不在家,他老婆就红杏出墙,他得知奸情后杀了老婆,去投军,在军队混不下去,最终,李自成造反,明朝灭亡。如果毛羽健不讨小老婆的话,那么李自成就依然会每天在驿站过着足可以温饱的生活,那么他根本不会造反,明朝就不会灭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很著名的一个蝴蝶效应。与此类似的还有东汉谋杀案导致罗马帝国灭亡。东汉和帝时大将军窦宪杀了窦太后宠信的刘畅,窦太后大怒,窦宪自请出击北匈奴以赎罪,结果窦宪出塞五千里,将北匈奴彻底打残。北匈奴西迁,原北匈奴之地空了,于是鲜卑乘虚而入,占据这一带。在鲜卑的压力下,原来在外蒙一带的羯族、氐族、乌桓族纷纷内迁,成为日后五胡之乱的源头。而北匈奴的西迁更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北匈奴打到欧洲,把日耳曼人杀得大败,日耳曼人进入西罗马帝国境内,最终逐渐掌握西罗马帝国政权,476年废掉最后一任西罗马帝国皇帝,西罗马帝国灭亡。不过,这种蝴蝶效应其实是一种很浅层的看法,是小历史的因果观,以真正的大历史观来衡量,绝非如此简单。历史不是一个个事件通过因果关系而单纯叠加推理而能演进的,赵焰在《晚清有个李鸿章》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历史是有宿命意味的,宿命意味是指历史从来无法复制,也无法克隆,它永远只有一个结果,也只有一种可能性。就历史本身来说它掌控不了自己,与历史依附在一起的人物也是如此,从绝对意义上说历史与人类是没有关系的。历史本身的进退维谷,千变万化与所携带的人类几乎无关。历史与人类的关系更像是滔滔河水所携带的沙子,那些细微渺小的沙子与河水是无法融为一体的。人类无法改变历史的进程,甚至无法左右历史的细节。所谓历史的细节稍有转轨而人类历史进程就会改变,其实是很唯心的说法。历史是按照社会进程惯性的总趋势来发展的,一个逆天而行的大人物如果成功,也只能说他在社会的转型阶段利用了大多数人的心理状态,从而把社会转型到貌似看起来对多数人有利的状态。当精英阶层发现受骗而广大蒙昧者尚未觉醒之时,精英阶层则会推动社会向着与这个逆天而行的独裁者相反的轨迹运行,最后运行到起码比先前要好的社会类型。表面看起来,因为独裁者的逆天而行社会进程发生了曲折,而实际上这个曲折阶段也正是人们在选择道路中所必经的阶段。社会进程的发展也与人生的发展异曲同工,人生是吃过亏,挨过虐,享过福,受过罪,碰过壁,折腾一通,发现自己又回到了起点。其实这很正常,因为你不转这一圈,就不可能知道路该怎么走,只有转过这一圈,你才知道圈外的人生。历史与人生同理:我们都不能由发展过程中的曲折而断定这种曲折就改变了本来的轨迹与进程。因为我们任何人都压根儿不知道历史或人生怎么发展。人与其他动物的最大不同,就是人类能够记录自己的历史,后人可以凭借历史来找到自己的归属,我们短暂的人生也因此不成为一幕滑稽剧。如果我们预先就知道了历史的发展,而自己的人生只是按照既定轨道去演习,那么这一切就真的成了滑稽剧。就拿毛羽健讨小老婆而言,如果没有此事,李自成兴许不会造反,但最终北京依旧会被攻破,只是铁蹄踏入北京城的是皇太极或张献忠而已,因为以明朝的税收体制、崇祯的个人性格、三线作战的重压等等因素的综合,明朝的灭亡只是时间问题,随着行文的演进,我将为您揭开明朝灭亡之谜。当然这一切,依然要从李自成说起。李自成,1606年出生,陕西米脂人。李自成出生时他爸梦见一个壮士骑马闯进他家,长啸数声,醒来后李自成降生,他的母亲也梦见一个骑马人闯入他家,于是给他起名“闯儿”,大名李鸿基。李鸿基小时候跟其他农家子弟一样,过着耕读生活,然而在念私塾时他却说:“我要学习武艺,成大事,读书何用?”经常旷课的他总喜欢舞枪弄棒,然而有着小聪明的他也的确对于学习有一定天赋,十六岁时的一次课上,李自成写过一首咏螃蟹的诗:“一身甲胄肆横行,满脸元黄未易评。惯向秋畦私窃谷,偏向夜簖暗偷营。双螯恰似钢叉举,八股浑如宝剑擎。忍怕钓蟹人设饵,捉将沸釜送残生。”老师看完此诗后:“你将来必成大器,但始终是乱臣贼子,不得善终!”(计六奇《明季北略》)李鸿基渐渐长大了,他身材高大,小鼻子,高颧骨,深深的眼眶,说话微带鼻音,身体健壮,臂力过人,跑步非常快,有时甚至能追上马。一天李鸿基与刘国龙、李过在关帝庙结拜,准备一起闯天下。李鸿基提议三人比力气,他们在神庙前放了一个铁炉子,重七十三斤,李鸿基上前抓住,一手举起,绕关帝庙一周,遂放回原处。刘国龙也用一只手来举,铁炉子原封不动,用两手才勉强举起,只走了五步就把铁炉子放下了。轮到李过,他用一只手用力一举,也没举起来,两手举起,走了十几步也放下了,此时李鸿基又一次上前,一手举起铁炉,绕关帝庙一周后放回原处。一个路过的道士对李鸿基说:“你父亲一生做善事,所以才有了你,你要继承父业。”李鸿基:“大丈夫要闯天下,自成自立,若守着父业,难道还是男子汉吗?从今起我就叫李自成了!”(《小腆纪年附考》)李自成从此不再啃老,而是去找工作,他在驿站找到了一份工作,1628年就发生了前文写的事情,崇祯撤销驿站,李自成失业。失业后李自成投奔一个姓艾的地主,给他打零工,一天上午干了半天活,中午他在艾家门口睡午觉,袒胸露乳,很不雅,老艾发现后把李自成臭骂了一顿,李自成很生气,故意在老艾家门口撒尿,结果被人看见,几个家丁把李自成一顿毒打,打得皮开肉绽,后来又把他拴在柱子上大半天,李自成饥渴难熬,这时老艾家的小儿子出来,手拿馅饼,李自成低声下气地找他要,老艾家的小儿子说:“我宁可喂狗,也绝不给你吃!”然后把馅饼扔地上,接着用脚踩了几下,扬长而去。李自成受此羞辱,恨得咬牙切齿。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李自成离开老艾家,来到一个姬姓人家放羊,放羊是在野外,这样中午找棵树就能在底下乘凉睡觉,不用担心再挨打了。李自成放羊是能随便休息了,但是工资要比之前给地主打工挣得少,每天都吃不饱的李自成因饥饿难耐,杀了主人的一只羊,与自己在关帝庙的结拜兄弟刘国龙、李过分了吃。同样的事也发生在大明开国之君朱元璋身上,只不过吃的是牛。朱元璋少年当放牛娃时经常让小伙伴们捡起一块块破木板,装成皇帝与大臣,一次朱元璋与徐达、汤和一块玩,在山上玩饿了,找不到吃的,朱元璋便装起了皇帝,说:“有本早奏,无事退朝。”徐达说:“皇上万岁万万岁,臣以为皇上登基,天下太平,应杀一头牛庆贺。”朱元璋说:“准奏。”于是朱元璋把自己替人家放的一头牛宰了给弟兄们吃。大家吃得心满意足,随后当一群小坏蛋意识到无法向主人交代时,朱元璋一拍胸脯,自己承担了全部后果,他把仅剩的牛尾巴塞进石缝里。见到主人后朱元璋谎称牛钻进石缝中出不来了,最后朱元璋以挨了一顿打和丢掉放牛的差事而结束。李自成和小伙伴们吃完羊后的结果和朱元璋完全一样,挨了顿打,丢了差事。大概李自成明白自己做错了事,后来他称王后路过此地,并没有惩罚这家人。此后李自成又找了新的差事接着干。李自成的老婆韩金儿是妓女出身,劣性难改,由于李自成平时住在地主家,她趁李自成不在时就和盖虎搞破鞋,李自成得知后去捉奸,见韩金儿与盖虎饮酒偷欢,李自成破门而入,拔出腰刀杀盖虎,盖虎抡起椅子抵挡,李自成用力过猛,一刀把椅子劈成两半,刀砍到盖虎左臂上,随后他一刀砍死了盖虎。韩金儿吓得跪地求饶,李自成说:“盖虎已经死了,你起来给俺斟酒。”韩金儿见李自成不杀她,于是装出一副媚态,百般奉承李自成,李自成把韩金儿的裤子脱下,一边饮酒,一边那啥,突然李自成拔出腰刀,说:“你喜欢盖虎,你就随他去吧!”一刀捅入韩金儿阴道,向上一挑,把韩金儿劈成两半。两条人命在手,李自成知道自己闯下大祸,于是逃之夭夭,来到了甘肃甘州(今甘肃张掖甘州区),投奔了王国参将。(此事据《小腆纪年附考》)在王参将手下干了几个月,李自成觉得王参将是庸才,在与兄弟刘良佳喝酒时他说:“宁为鸡口,毋为牛后。在王参将手下我们当的就是牛屁股!”刘良佳:“郭子仪本行伍中人,后为天下大元帅,你我如此有才,何愁不能富贵?”李自成:“大元帅何足道哉!汉高祖和我朝太祖岂是祖宗传下的天子?还不都是白手起家。”此时李自成的反意已经露出,不久李自成因为欠饷问题而杀了王参将,杀了朝廷在册的将领,他彻底混不下去了,准备走上造反道路。要造反的李自成对自己没底,哥们说:“或许你当皇上都未可知。”李自成:“问天。”他取出一支箭插在雪里,说:“如果雪能没过箭镞,可做皇帝,不然则死。”结果这天雪下得出奇大,没过了箭镞,李自成大喜,信心倍增,此时由于本文篇头的大饥荒,陕北民变蜂起,到处都有造反者,他投奔了王左挂的农民军。(《甲申传信录》)人生最大的赌注就是自己。一天有人来告诉在军队当兵每天混吃等死的李自成,说跟我来,反了他娘的,你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就能大口喝酒,大口吃肉,大秤分金银。当像狗一样活着成为一种奢望时,反抗就是唯一的出路。尽管那个年代普通人大多都是像狗一样的活着,或者说命连狗都不如,但毕竟狗还能叫两声,而人呢?大多在沉默中灭亡了。既然造反就能改变命运,我为何不造反?李自成一定是这么想的,由军人变为反贼,李自成做了一个无比正确的转变,在官军里虽然也有前途,但毕竟有森严的等级秩序,要么靠军功打拼,不过这很渺茫,在这打拼的过程中,要么你早已战死,要么你的上级把你的功劳独吞。而在农民军中机会均等,没有等级制度,只要你有本事,就能打拼出自己的一片天。上马杀人,下马饮酒,天下动荡中,谁知道自己明天还能不能活着,为什么不趁心雄气壮时痛痛快快做一个乱世枭雄,也不枉为人世走一遭了!此时李自成在王左挂手下。王左挂手下共有八支部队:一队眼钱儿、二队点灯子、三队李晋王、四队蝎子块、五队老张飞、六队乱世王、七队夜不收、八队李自成。相比之下,看名字的话只有李晋王和李自成像是好人。崇祯三年(1630年)王左挂在与官军交战中战死,李自成投奔了不沾泥(张存孟)的农民起义军。各路起义军大多以绰

                      的意思并不是她不懂他说的那番话,她是想说她不明白他为什么不为朋友的经济窘况着急,不帮他们解决难题。比如说,米努斯为什么不能保住他买下的房子呢?但索恩并不想把问题解释清楚,她只是紧盯着他的脸。那张面孔光溜溜的,时隔二十六年依旧很英俊,眼下更因为心满意足而容光焕发。当天早晨射猎成功让他心平气和,事情恢复了常态。咖啡颜色正,不冷不热恰到好处。这天吃饭的时候,除去脑袋的鹌鹑肉将消失在他嘴里。只要天气允许,迪肯·摩根每天都要开着他那锃亮的黑色轿车跑上四分之三英里的路程。他从位于圣约翰街的住宅出发,向右转上中央大街,经过圣路加、圣马可和圣马太几条街,然后利落地停在银行门前。这段路程不等吸完一支烟就可步行走完,他却偏要驾车,看起来是犯傻,但对他来说,这种姿态的分量足以抵消傻气。他的车很大,他在车里无论做什么都是重要而值得评论的:他是如何亲自洗车和上蜡的——从来不让K.D.和公司里的年轻人碰一下;他是如何在车里嚼烟而不吸烟的;他如何从不靠在车上,而如果你和他谈话,站得离车很近,他就用手指甲摩挲着引擎盖,刮掉只有他才看得见的污渍,并用手帕掸掉看不见的脏点。他和朋友们嘲笑着自己的虚荣,因为他深知他们为他的弱点开心同时也对他心怀敬畏:他(和他的双胞胎兄弟)积聚财富的神奇手段,他的远见卓识,他毫无遗漏的记忆力。而其中最有力的例子就是早期他办的一件事。四十二年前,他曾在老爹摩根的福特T型汽车靠近后窗处争得巴掌大的一块地方,在那儿向他母亲和小妹鲁比挥手告别。家里其余的人——老爹,波莱亚叔叔,他大哥埃尔德和双胞胎兄弟斯图亚特——靠着两大筐食物紧紧挤坐在车里。那段路程他们得走好几天,也许两个星期。老爹说这是第二次长途旅行。波莱亚叔叔笑着说是最后一次长途旅行。第一次是在一九一○年,双胞胎还没有出生,当时黑文还在挣扎着复苏。老爹开车带着他兄弟波莱亚和长子埃尔德,跑遍全州甚至越出州界,去考察、评判和鉴定别的黑人城镇。他们计划到俄克拉荷马州外去两处,州内去五处:波雷、朗斯顿城、兰蒂斯维尔、塔夫特、克利尔乌尤、蒙德·贝龙、尼克狄马斯。后来他们只去了四处。老爹、波莱亚叔叔和埃尔德大哥没完没了地说起那次出行,讲他们怎样和教士、药店主、干货店主、医生、报纸出版人、教师、银行家斗智和争论。他们讨论着疟疾,酒宴账单,白人移民的威胁,与克里克自由民相关的问题,增强免疫力的辅助药剂的可信度,高中教育的可行性,技术培训的必要,建州的后果,住房和白人暴力,散漫性和组织性,以及与此相关的种种问题。他们站在玉米地头,走在棉垄之间。他们参观印刷店、演讲班、宗教仪式、锯木场;他们观察灌溉方法和贮藏系统。他们主要看的是土地、住宅、道路。十一年以后,塔尔萨被炸毁,老爹、波莱亚和埃尔德参观过的好几座镇子都完蛋了。但最奇怪的是,一九三二年黑文居然繁荣起来了。衰败之势没有触及它:个人存款数额巨大,老爹摩根的银行没有风险(一来因为白人银行家将他拒之门外,二来因为股份认购得到了极好的保护),而且各家族共渡难关,确保没有谁缺钱。棉花歉收了吗?种高粱的便将其收益与种棉花的分享。粮仓烧了吗?伐木工就肯定会趁天黑让木材在某一特定地点“偶然”滚下车,让他们搬走。猪拱了邻家的庄稼地吗?邻家就会得到大家的资助且一定能拿到猪肉火腿。一个人在劈木柴时不小心伤了手,马上就会有新棉绳包扎伤口,然后才去作第二次洁净的包扎。一八九○年他们走向俄克拉荷马的途中是遭世人冷拒的,但黑文的居民彼此间总是有求必应;只要有需要或短缺,一定随叫随到。摩根家的人不容许有谁对别的黑人城镇的失败兴灾乐祸——一八九○年的四处碰壁如同子弹嵌在他们的头脑中。他们只是议论议论上帝审判的奇迹,并决定带上年轻的双胞胎作第二次巡游,让他们亲眼看一看。他们沿途所见有时是一无所有,有时是满目哀伤,而迪克对一切都牢记在心。一些城镇像是奴隶居住区,振兴过又迁徙了。一些城镇陶醉于财富之中。另一些城镇如同在冬眠——把金钱、证件、契约全都藏在没铺过的道路边没漆过的房子里。在其中一座繁华的镇子里,他和斯图亚特看到十九位黑人女士排列在镇政厅的台阶上。她们穿的夏季衣裙的质料,其轻飘和精致是他们哥俩从未见过的。大多数衣裙都是白色的,但有两件是柠檬黄,一件是橙红。她们都戴着浅色的斜纹呢小帽,粉红和灰蓝的:那样的帽子把人的目光吸引到戴帽人明亮的大眼睛上。她们的腰身比她们的颈项粗不了多少。她们笑啊逗啊,俏皮地引着一个摄影师从一块黑布下探出头来又钻回去。在成功地摆好姿势拍照之后,众女士分散成几小伙,伴随着轻柔的笑声弯下了她们的蜂腰,彼此挽着胳膊走着。一个给另一个调整着胸针,一个和另一个交换着手袋。穿着瘦小皮鞋的娇巧的脚转动着,踮扭着。她们如凝脂般的皮肤在午后的阳光中闪亮,让迪克透不过气来。有几个岁数小的横穿街道,走过栏杆,离他和斯图亚特坐的地方这么近,近极了。她们正在去不远的一家餐馆的路上。迪克听到了低沉的歌声,声音中充满了愉悦和神秘的信息,同时一阵马鞭草气味飘来。兄弟俩甚至没有交换眼色,一言未发便一致跳下了栏杆。当他们在地上扭斗,撕坏裤子和衬衫时,那些黑人女士转过身来看。迪克和斯图亚特得到了他们想要的笑容,随后老爹中断了谈话,走下门廊,揪住两个儿子的裤腰拽起他们,拖到门廊上用手杖打了他们的屁股。即使此刻,马鞭草的清香依然绕鼻可闻;即使此刻,那夏天的衣裙、阳光下闪亮的凝脂似的皮肤仍使他激动。当年他和斯图亚特若是不从栏杆上跳下来,就会失声痛哭。因此,在那次出行的种种生动细节——悲哀、固执、狡猾、财富——之中,迪克记忆里那十九位夏季女士的形象和摄影师镜头中的是不同的。他的记忆是柔和的,永恒的。在卡尔瓦里山开会之后的那个上午,迪克对他打鸟的数量和成绩非常满意,高兴得没有睡觉也不感到疲乏,便决定先去检查大炉灶,然后再去银行开门。因此他在中央大街上没有向右转而是向左转,驱车驶过西侧的学校、爱斯杂货店、弗利特家具及器械店,以及东侧的几栋住宅。到了之后,他转了一圈。除去几个没扔进垃圾桶的苏打水罐子和一些纸,那地方再没别的东西。没有拳头。没有闲散的人。他应该和现在爱斯杂货店的老板安娜·弗拉德说一下——让她清理人们在她那里购物后乱丢的罐子和废物。这是她父亲爱斯过去常做的。他就像在自家厨房似的清理店铺的里里外外,要是你听凭他去干,他会一直扫净整条马路,直到对面。迪克驶回中央大街,注意到米斯纳停在安娜店前的那辆破旧福特车。他能听到左边的远处学生们在集体朗诵一首诗,他也曾死记硬背过那首诗,只不过他只听一次邓巴(指保尔·邓巴(PaulDunbar,1872-1906),美国黑人小说家,诗人。)的诗就得完全和永远记住。他和斯图亚特入伍时,有许多东西要学——从如何系军队领带到如何打背包。正和他们在黑文的学校上学时一样,他们一直是理解力和记忆力最好的。但在军队里学的事情没有一件比得上在家时学到的。家里,他们坐在火光照亮的地板上,听战争故事,听伟大的移民故事——那些达成目标和没达成目标的人的故事,听智者成功和失败的故事——他们的恐惧,他们的勇敢,他们的迷惑,听深沉和永恒的爱的故事。这一切都在他们所拥有的一本书(指《圣经》。)里。那本书是黑皮封面,上面有烫金字母,纸页比新树叶、比花瓣都薄。书脊顶部磨成了一条条的网纹,页角被手指摸得直破到封皮。那些有力的词句起初令人费解,继而变得亲切,他们越听就越觉得有分量、有宁静之美,最后终于成了他们自己的词句。迪克沿中央大街继续向北行驶,这条大街及各条侧街在他看来一如过去那样令人满意。静谧的白色和黄色住房里充满了勤快劳作的气息,里面是干着有意义活计的出色黑人妇女,不多不少整齐排列的橱柜,洗净熨平得尽美尽善的亚麻布衣物,调好味道随时可以烧烤的肉食。这样的情景如果遭到K.D.或懒散的年轻人干扰,他就要骂他们了。离黑文初创的日子已经很遥远了,他祖父会嘲笑现在这种安逸——用手头的现金购置产业,而不是靠多年劳作来换取。他会为他的孙子们感到难堪:他们一周只工作五天十二小时,而不像当初黑文人只是为了求生存就得一天干上十八到二十小时;他们为了欢愉而打鹌鹑,而不是为了在餐桌上毫无愧色地面对妻子和八个孩子。他那双冷漠浑浊的眼睛会面对大炉灶而眯起。那处会议地点再不会用来报告已做过或需要做的事情,报告疾病、生死,以及周遭所有的情况。曾经目睹受洗者步入神圣生活的大炉灶,如今只观望着懒惰的青年。萨金特家的两个男孩,普尔家的三个,西赖特家的两个,比彻姆家的两个,杜波列斯家的孩子——萨特和派阿斯的一对女孩。甚至阿涅特和帕特·贝斯特的独生女也都在那儿闲混。所有这些人本该在什么地方劈剁呀、装罐呀、修补呀、打杂呀。大炉灶的每一块砖都曾听过现场人们共同赞美他的名字时和声一般的美妙声音,如今却只能忍受电台音乐、录音音乐——从安娜的店铺通过蛇一样的黑色电线传到大炉灶的已经死去的音乐。不过,他的祖父也会高兴的。早年间大人孩子晚上聚集起来用石子在石板上划着字母和数字,向识字的人学读书的惯例,如今已被一座学校取代。虽然不如他们在黑文建的那所学校大,但一年中有八个月的上学时间,而且不向州政府要管理费。一分钱都不要。正像老爷爷预言的,如果大家聚在一起,一起工作、祈祷和守卫,就绝不会像道恩斯、列克星敦、萨帕尔帕、甘兹的黑人一样,在一夜之间被赶出城。他们也不会像塔尔萨、诺曼、俄克拉荷马城的死伤者那样,更不消说成为鞭笞、谋杀和纵火大屠杀的牺牲品了。除去这里一条口子那里一道裂缝,鲁比的一切都未受损伤。没必要去思考迁移大炉灶是否是个错误,或它是否需要原来的土壤作为基础,以得到尊重和应有的有益利用。不,不,老爷爷。不,老爹。我们做得对。迪克安下心来,更多的是在力量方面而非信心方面,因为他对索恩越来越担心了。没有他可以插手抓牢的东西,只有一种动摇不了的挫败感。他分担了她的伤心,相信他感到的失子之痛和她一样真切和彻骨,只不过他比她对此更了解。他像摩根家大多数人一样,是见过阵势的,那可以说是活生生的死亡。眼睁睁地看着死亡降临到别人头上,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促使死亡降临到别人头上。他知道尸体并没有倒下,更经常的是飞成一块块的。在那些盒子里运给他们的,在米德尔顿拉下车站月台的,只不过是些拼凑起来的尸块,重量仅及一个十九岁小伙子体重的一半。伊斯塔和斯考特还算是全尸,如果索恩想到了这一点,完全应该庆幸,因为不管尸体缺了什么,终归全都是黑人身体的各部分——那是医务人员的好意和必须竭力遵守的规矩,他们生怕把白人的大腿及脚和黑人的头拼到一起。如果索恩有这类猜疑——噢,天啊。他悔不该在喝咖啡时说漏了嘴,提到罗杰的失败。他根本不想让她对他向罗杰提出的那个问题有丝毫念头——先是与斯考特有关,后来与伊斯塔有关:尸体所有的部分都是黑人的吗?意思是,若不是,赶快丢掉那些白皮肤的尸块。罗杰保证说尸体的种族特征是一致的,而那两副讲究的棺木是摩根感激之情的表征和索恩感到安慰的来源。不过,丧子的影响似乎在以一种他无法控制的方式积淀。他不相信她吃的药,当然也不相信药的来路。然而,她的举止无可挑剔。她像一个好女人那样尽善尽美;她把家收拾得干净利落,处处都做得很出色。事实上,她的宽容超过他素日喜爱的标准,但这很难说是一种抱怨。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索恩承受着失去两个儿子的打击,而他则承受着失去所有儿子的打击。由于他的双胞胎兄弟没有孩子,摩根家已经到达绝嗣的边缘。是啊,还有埃尔德的孩子——那一大群散布在各地,就是不在家,其中一些孩子来鲁比探望一周,还要缩短停留时间,他们迫不及待地要离开,这里的宁静他们觉得枯燥,这里的勤劳他们觉得乏味,这里的热情他们觉得无礼。因此,即使把他们想成摩根家族血脉的一支也毫无意义。他和斯图亚特才是真正的继承人,其证据就是鲁比本身。除去合法的继承人之外,谁还能分毫不差地重复撒迦利亚和列克特做过的事呢?但由于责任加重了,弄明白K.D.是他们所能指望的唯一后继者是个沉重的打击。K.D.是妹妹的儿子,而且是和他们的一个战友生的,那时他们把她托付给他。迪克一想到她,胸中就会紧抽,这是一种亲切的感情。鲁比。那个可爱、守规矩又爱笑的女孩是他和斯图亚特终生加以保护的人。在那次行程中,她害了病,眼看要好了,可很快又犯了。当病情严重到非认真求医不可的地步时,真是走投无路了。他们带她去丹比,再赶到米德尔顿。没有病房肯接受有色人种。没有正规医生肯接待他们。她的病情失去了控制,待到他们到达第二家医院时她已经毫无知觉。当护士忙着找医生来给她做检查的时候,她在候诊室的板凳上躺着死去了。兄弟俩听说那护士在设法联系一名兽医,便抱起死去的妹妹,晃着膀子一路回家了。鲁比被埋葬了,没使用过太平间,直接埋进了斯图亚特牧场一块风景秀美的地方,也就是在当时,那笔生意成交了。一篇以交易为形式的祈祷,不亚于对上帝的祷告,他似乎施予了尊荣,直到一九六九年伊斯塔和斯考特的遗骸被运回来。在那之后,他们才醒悟,鲁比死后享受的待遇和条件要好得多。他们或许在一九七○年犯了个错误,阻拦了K.D.和弗利特家的女儿。她当时怀了孕,后来便在女修道院待了一段时间,就算她生下了孩子,也没有要。做舅舅的担心弗利特伍德的后代会长成什么样,何况周围还有别的候选姑娘。可是K.D.仍然与一个住在那儿的流浪女厮混,而在女修道院里,通往地狱的门是大开着的。是该告诉他了:妓院的窗上是没有红灯的,那里畅通无阻。迪克在银行门前刹住车,注意到前面有一个坚定的身影。他一下子就认出了她,不过只是仔细地盯着,首先因为她没穿外衣,其次因为他在六年中没见过她迈出家门一步。中央大街是条宽宽的沥青碎石路,从大炉灶起,止于萨金特食品和种子店,足有三英里长。其东侧的四条侧街是以四部福音书的作者名命名的。当扩建了第五条街时,就称此街为圣彼得街。后来,随着鲁比的拓展,中央大街的西侧也修了马路,尽管这些新辟的马路是东侧各街的延长——位置正好与之相对——毕竟还需要另外的名称。于是东侧的圣约翰街延伸到西侧就成了约翰路口街。圣路加街延长成了路加路口街。这一明智之举得到了多数人的欢心,尤其是迪克,而且始终都有加盖住房的余地(如果需要资金,便由摩根兄弟银行筹措),因为在原有住房的背后和外围总有一些地段可用。迪克盯着看的那女人似乎正走出彼得路口街,朝萨金特食品和种子店而去。但她并没有在那里止步,而是坚定地朝北走,迪克清楚在那个方向的十七英里内什么都没有。这个根据她本性命名的最可爱的姑娘(此处出现的姑娘名叫斯维蒂,原文为Sweetie,由sweet(甜美,可爱)一词转化而来。),自从一九六七年以来就足不出户,现在在这冷飕飕的十月早晨不穿外衣走出这么远,要做什么呢?汽车后视镜中的动静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认出了那辆正从南边乡间驶来的红色小卡车。驾车的司机大概是阿伦·普

                      在著名的“二十一条”历史事件当中,袁世凯与日本签署的实质性条约,只有十条。不但如此,到了1922年,北洋政府又和日本签约,废止了《关于山东之条约》,只剩下《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共九条,其中无实际意义条款有两条,实质性的条款,仅有七条。换言之,近代史上著名的这个“二十一条”事件,事实及其发展逻辑如下:1.1915年,日本向北洋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政治要求,作为日军从青岛撤兵的条件。2.在洽谈过程中,北洋政府利用外部政治力量对日本施压,日本自行删除了七条。实际签署时,名义条款合计,一共仅有十三条(实质条款只有十条)。1922年,日本和中国废除了四条,只剩九条。剩下的九条当中,无实际意义条款占了两条,实质性条款仅有七条。这才是所谓“二十一条”事件的历史事实。附:《二十一条》全文第一号日本国政府及中国政府,互愿维持东亚全局之和平,并期将现存两国友好善邻之关系益加巩固,兹以定条款如下:第一款中国政府允诺,今后日本国政府拟向德国政府协定之所有德国关于山东省依据条约,或其他关系,对中国政府享有一切权利、利益让与等项处分,概行承认。第二款中国政府允诺,凡山东省内并其沿海一带土地及各岛屿,无论何项名目,概不让与或租与别国。第三款中国政府允准,日本国建造由烟台或龙口接连胶济路线之铁路。第四款中国政府允诺,为外国人居住、贸易起见,从速自开山东省内各主要城市作为商埠;其应开地方另行协定。第二号日本国政府及中国政府,因中国承认日本国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享有优越地位,兹议定条款如下:第一款两订约国互相约定,将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并南满洲及安奉两铁路期限,均展至九十九年为期。第二款日本国臣民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为盖造商、工业应用之房厂,或为耕作,可得其需要土地之租借权或所有权。第三款日本国臣民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任便居住、往来,并经营商、工业等各项生意。第四款中国政府允将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各矿开采权,许与日本国臣民。至于拟开各矿,另行商订。第五款中国政府应允,关于下列两项,先经日本国政府同意而后办理:一、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允准他国人建造铁路,或为建造铁路向他国借用款项之时。二、将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各项税课作抵,由他国借款之时。第六款中国政府允诺,如中国政府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聘用政治、财政、军事各顾问教习,必须先向日本国政府商议。第七款中国政府允准将吉长铁路管理经营事宜,委任日本国政府,其年限自本约画押之日起,以九十九年为期。第三号日本国政府及中国政府,顾于日本国资本家与汉冶萍公司现有密切关系,且愿增进两国共通利益,兹议定条款如下:第一款两缔约国互相约定,俟将来相当机会,将汉冶萍公司作为两国合办事业;并允如未经日本国政府之同意,所有属于该公司一切权利产业,中国政府不得自行处分,亦不得使该公司任意处分。第二款中国政府允准,所有属于汉冶萍公司各矿之附近矿山,如未经该公司同意,一概不准该公司以外之人开采;并允此外凡欲措办无论直接间接对该公司恐有影响之举,必须先经该公司同意。第四号日本政府及中国政府为切实保全中国领土之目的,兹订立专条如下:中国政府允准所有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第五号第一款在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为政治、财政、军事等各顾问。第二款所有中国内地所设日本病院、寺院、学校等,概允其土地所有权。第三款向来日中两国,屡起警察案件,以致酿成之事不少,因此须将必要地方之警察,作为日中合办,或在此等地方之警察署,须聘用多数日本人,以资一面筹划改良中国警察机关。第四款中国向日本采购一定数量之军械(譬如在中国政府所需军械之半数以上),或在中国设立中日合办之军械厂聘用日本技师,并采购日本材料。第五款中国允准将接连武昌与九江、南昌路线之铁路,及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各路线铁路之建造权许与日本国。第六款在福建省内筹办铁路、矿山及整顿海口,(船厂在内)如需外国资本之时,先向日本国协定。第七款中国允准日本国人在中国有布教之权。附:《民四条约》全文《民四条约》之一:《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第一条.两缔约国约定,将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并南满洲及安奉两铁路之期限均展至九十九年为期。第二条.日本国臣民在南满洲为盖造商、工业应用之房厂或为经营农业,得商租其需用地亩。第三条.日本国臣民得在南满洲任便居住、往来,并经营商、工业等一切生意。第四条.如有日本国臣民及中国人民愿在东部内蒙古合办农业及附随工业时,中国政府可允准之。第五条.前三条所载之日本国臣民,除须将照例所领之护照向地方官注册外,应服从中国警察法令及课税。民、刑诉讼,日本国臣民为被告时,归日本国领事馆,又中国人民为被告时,归中国官吏审判;彼此均得派员到堂旁听。但关于土地之日本国臣民与中国人民之民事诉讼,按照中国法律及地方习惯,由两国派员共同审判。将来该地方之司法制度完全改良时,所有关于日本国臣民之民、刑一切诉讼即完全由中国法庭审判。第六条.中国政府允诺,为外国人居住、贸易起见,从速自开东部内蒙古合宜地方为商埠。第七条.中国政府允诺,以向来中国与各外国资本家所订之铁路借款合同规定事项为标准,速行从根本上改订吉长铁路借款合同。将来中国政府关于铁路借款事项,将较现在各铁路借款合同为有利之条件给予外国资本家时,依日本国之希望再行改订前项合同。第八条.关于东三省中、日现行各条约,除本条约另有规定外,一概仍照旧实行。第九条.本条约由盖印之日起即生效力。《民四条约》之二:《关于山东之条约》第一条.中国政府允诺,今后日本国政府向德国政府协定之所有德国关于山东省依据条约或其他关系对于中国享有一切权利、利益让与等项处分,概行承认。第二条.中国政府允诺,自行建造由烟台或龙口接连于胶济路线之铁路。如德国抛弃烟潍铁路借款权之时,可向日本国资本家商议借款。第三条.中国政府允诺,为外国人居住、贸易起见,从速自开山东省内合宜地方为商埠。第四条.本条约由盖印之日起即生效力。

                      段祺瑞吃素为哪般

                      “三一八惨案”发生在段祺瑞吃素整整6年后,他吃素是为自己在以往的军旅生涯中杀人的罪孽而赎罪,并非为了“三一八惨案”……“‘三一八惨案’屠杀刘和珍之后,段祺瑞开始终生吃素,为学生赎罪”——这是中国互联网流行最广的近代史谣言之一。段祺瑞吃素,到底是不是为“三一八惨案”而忏悔?我认为不是。我手上的证人证言很多。请听我一一道来。首先,段祺瑞的毕生老友曹汝霖,在他的《一生之回忆》里面说:段祺瑞信佛吃素。曹汝霖并没有提到段祺瑞吃素是为“三一八惨案”赎罪,而只是说段祺瑞吃素是因为信佛。或许读者觉得曹汝霖的证言很单薄。没错,但是别急,再往下看。曾经在段祺瑞公馆长期当仆人的王楚卿,写下了如下的回忆:“……1920年,终于发生了直皖战争,战争失败……老段在北京是待不下去了,于是全家第二次搬到天津……自从来到天津之后,老段开始吃斋念佛起来……现在他开始吃素,家里面仍旧吃荤,请客时也用荤席,他自己专备两三样素菜……他吃素,可是吃鸡蛋,他专养了几只母鸡,没有公鸡,这样下的蛋,据说是素的,可以吃,他在家里辟了一间佛堂,清晨起来,焚香诵经,成为他照例的功课……”王楚卿作为段祺瑞的身边人,这段证言表明了早在1920年直皖战争结束,段祺瑞移居天津之时,段祺瑞就已经开始吃素,而“三一八惨案”则发生在1926年。换言之,段祺瑞在开始吃素整整6年时间之后,才发生的“三一八惨案”。也就是说,段祺瑞吃素,与“三一八惨案”,并没有因果关系。王楚卿的这段证言,收录在以下两本史料里面:1.中国文史出版社《我所知道的北洋三杰》第75页。2.《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段祺瑞公馆见闻》。也许,挑剔的读者还会说——王楚卿说了算吗?不用着急,再往下看。我再搬出来一个证人:段祺瑞的三女儿段式巽。段祺瑞的三女儿段式巽写下了如下的回忆:“……我父亲信佛吃素,平时一口长斋,早饭常备一碟咸雪……但并不要求全家都吃素,只是在全家一起吃饭的时候,饭桌上才全是素菜……”段式巽的这段话,也证明了这个事实:段祺瑞吃素,是因为信佛。段式巽在回忆中,也没有提到过什么“三一八惨案”。段式巽的这段证言,收录在中国文史出版社《我所知道的北洋三杰》第21页。段式巽的证言,也旁证了上述王楚卿证言的可信度,因为有几个细节是可以相互印证的,例如,段祺瑞吃饭备小菜,段祺瑞家人吃荤等。我们再看一个证言。此人是临时执政府卫队旅参谋长,名叫楚溪春,他是“三一八惨案”的亲历者。楚溪春写下了以下的回忆:“(三一八惨案)事件发生之后,我赶往吉兆胡同段祺瑞的住宅去报告,段祺瑞说:‘楚参谋长,你去告诉卫队旅官兵,我不但不惩罚他们,我还要赏他们呢,这一群土匪学生!’”可见,依照楚溪春的证言,段祺瑞别说为“三一八惨案”忏悔,段祺瑞简直就是觉得卫队开枪杀学生是对的,段祺瑞根本毫无忏悔之意,更别说为死难学生而吃素赎罪了。楚溪春的这篇证言,名叫《三一八惨案亲历记》,收录在《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段祺瑞在“三一八惨案”发生之后,不但没有忏悔,而且还发布《临时执政令》,通缉闹事的学生,这件事在鲁迅、李葆华、曹汝霖等人的多种著述里面,都有明确的记载。在此不再赘述。我们再看一篇文献,这篇文献名叫《三造共和、六番执政》,是合肥文史工作者戴健于1990年采访段祺瑞的三女儿段式巽之后,所整理的文字,在本文当中,戴健记录下了段祺瑞生前说过这样的话:“作为武人,难免打仗死人,应该忏悔罪过。”换言之,段祺瑞吃素,是为自己在以往的军旅生涯中杀人的罪孽而赎罪,并非为了“三一八惨案”。“三一八惨案”并不属于“打仗”,再说,该惨案也不是段祺瑞下令开的枪,根本就轮不到他忏悔。这篇文献,收录在中国文史出版社《我所知道的北洋三杰》第109页。曹汝霖、段式巽、王楚卿、楚溪春四个人,分别是段祺瑞的下属、女儿、仆人、卫兵,都和段祺瑞有密切的交往。戴健虽然和段祺瑞没有交往,但是他采访过段祺瑞的女儿。整理他们五个人的文字,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的基本事实:1.段祺瑞认为军人杀业太重,并于1920年开始信佛、吃素。2.3月18日,“三一八惨案”爆发,执政府卫队枪杀学生。3.事后,段祺瑞认为:学生是暴徒,被枪杀是活该。4.段祺瑞对于被杀的学生,根本就没有忏悔之意。5.所谓“段祺瑞吃素为学生赎罪”,与史料相悖,不能成立。我认为分析到这里,事实已经很清楚了:段祺瑞吃素和“三一八惨案”根本无关。大家可以停止传谣了。

                      孙中山是不是美国人

                      这几年,中国的网络上,兴起了一股“孙中山是不是美国人”的大讨论,并且笑谈“中华民国是由一位美国友人缔造的”。孙中山的确曾经“订做”了一份夏威夷出生地证明,并且取得了美国的居留权,但是,如果说中华民国是由一个美国人缔造的,恐怕也未必十分符合事实……“孙中山是美国人”?别的先不说,单是这七个大字,就足够吓死一头牛。如果它属实,那么意味着:“中华民国”是由一个“美国友人”缔造的,这显然将令我们中国人啼笑皆非。“孙中山是美国人”这个论点,是近年来中国互联网历史论坛上堪称“重磅炸弹”的轰动性信息。在前一段时间里,网上冒出来不少哭笑不得的评论,说“中华民国是由一个美国人建立的”、“国际友好人士帮助中国人民推翻清朝”等,凡此种种,确实吸足了眼球,大大地哗众了一把。那么,我们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到底是不是美国人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弄清楚以下三个分支问题:1.孙中山在革命低潮流亡美国时期,有没有加入美国国籍?2.孙中山如果有美国国籍,那么这个国籍有没有被吊销?3.孙中山本身的大清国国籍,又有没有曾经被注销过?这三件事,还得仔细研究研究,而且要有根有据,方能使人心悦诚服。所幸,美国移民管理部门,早就将孙中山在美国居留时期的相关文件解密并且公之于世了。一整套的文书,包含孙中山的“夏威夷出生证明”、“孙中山上诉状”、“美国政府裁定书”等一系列的文件,早就公之于众了。我研读过这一套文件,全英文的泛黄的老文书,所以,我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的经过,原来是这样的:1866年11月12日,孙中山出生在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属广东省香山县户籍。当然,当时的清政府,是没有户口簿管理制度的。但是,事实也是相当清楚的,孙中山生在中国,他的父母是中国人。总之,孙中山是中国人。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关键在于后来,事情是怎样演变的。1878年5月,十三岁的孙中山赴夏威夷,投靠自己的亲哥哥孙眉,当时,孙眉在夏威夷经商。抵达夏威夷之后,孙中山在夏威夷上学念书。1883年,孙中山回到中国。1895年,孙中山发动第一次广州起义,起义失败,逃亡日本。1896年6月,孙中山首次踏进旧金山——美国本土。说到这里,有必要交代一条信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有相当多的中国人伪造“夏威夷出生证明”,以骗取美国居留权。在1904年3月14日,孙中山也托人“办理”了一张这样的“夏威夷出生证明”。1904年4月6日,孙中山手持这份“订做”的“夏威夷出生证明”,再次从美国旧金山登陆,并向旧金山移民局提交了这份“夏威夷出生证明”,以证明自己有资格取得美国的入境权和居留权。旧金山移民局在审查了孙中山的文件之后,对孙中山产生了怀疑,于是,移民局将孙中山拘留到了木屋子里面候审。1904年4月16日,旧金山移民局做出了“拒绝孙中山入境”的决定。移民局做出这个决定的理由是,孙中山曾经在1896年,以中国公民的身份入境美国旧金山,这个举动,视为孙中山放弃了原本可以成为美国公民的资格。在孙中山被关在旧金山移民局的木屋期间,孙中山收买了一个报童,报童帮他送信出去,向美国的华人社团求救。接到孙中山的求救信件之后,美国华裔报人伍盘照和华人社团“致公堂”,对孙中山组织了营救。当然,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这里所说的“营救”,当时不是指“劫狱”的意思,而是请律师,请大律师帮助孙中山。1904年4月26日,华盛顿的一家律师事务所(Ralston&Siddons)代表孙中山,向美国移民管理部门提起了上诉。1904年4月28日,令人十分意外的是,美国“商务及劳工部”作出了这样的一个复议决定:准许孙中山入境美国。美国“商务及劳工部”做出这个复议决定的理由是:因为早在1896年的时候,旧金山当局没有对孙中山“我出生在夏威夷”的声明提出过异议,所以,1900年4月30日生效的《美国移民新法案》,自动赋予了孙中山“美国公民”的入境权。就这样,孙中山打赢了这场移民官司,并取得了美国的居留权,并从木屋子里被释放了出来,顺利入境美国。从此,孙中山取得了一份美国护照。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此时所取得的美国护照,是一份“美国夏威夷护照”,或者说——“美国殖民地护照”,又称“疆省护照”,它和美国

                      时由17世纪60年代中叶严重的人口衰减所引起的劳动力短缺,这两者相结合,终于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削弱了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因为当人口减少时,对劳动力的需求必然增长。佃农的境况立即得到了改善,永佃权有所发展,地主们也必然较以前更愿意订立有利于佃农的契约。在中国的某些地区,尤其在东南地区,人们发明了一种多重所有权制,土地原主拥有“田底”权,而另一方拥有“田面”权,称为“一田二主”。同时,既是为了招徕佃客,也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地主缙绅们提出了改善佃仆处境及业主与佃客之间关系的措施。在17世纪40年代佃仆、佃客暴动期间,阶级矛盾曾发展到了对抗的顶点。1658至1661年间,有人建议分田给佃仆,使之成为佃客,实际是以交纳谷租的形式来完成他们的劳役。又有人建议,佃仆至60岁可免奴为民,其后代可以按一般佃农对待。1661年,浙江的一些由地主们所赞同的措施,也改善了佃客的处境。官府颁布条令,在水旱灾年,以及对寡妇、或遭受天灾人祸的佃客,应按规定减轻租率。这些以及其他一系列措施,包括在收租时提供酒食,及向没有家畜的佃客馈赠小猪等,都旨在使农村恢复16世纪旧的世袭关系。实际上,人们甚至力劝地主在佃客无依无靠而又需人供赡时收养他们。在另一方面,政府继续禁止那种人身隶属关系。1681年,安徽一位巡抚徐国相上奏康熙,请求下诏禁止地主迫使佃客从事力役,或将他们随田出卖,并得到了康熙的同意。康熙还通过户部下令:“今缙衿大户,如有将佃户穷民贫民欺压为奴等情,各省该督抚即行参劾。”因此,到了17世纪末叶,中国多数地区的富人不再使用佃仆了;只是在零散的一些地区例如徽州宁国,直至雍正年间,“世仆”、“细民”还依然存在,但在1727年和1728年,这也被严令禁止了。于是,当时的社会承受了经济与政治压力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了一种社会阶层的均平化。士绅与平民之间的距离事实上是缩小了。例如在服色上,崇祯年间,有较高功名的人,他们的衣领、冠帽与其他人的衣着明显不同,但在清初的这些年里,光凭衣着就越来越难以看出一个人是否为士绅了。甚至作为高级士绅——士大夫的衣着,也变得不那么奢华了,身份界限开始模糊起来。与此同时,大地主人数的比例有所下降,自耕农开始作为新的社会阶层出现,他们受到国家的保护,通过在自己所拥有的小块土地上的劳动,对农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作出贡献。随着这一社会阶层均平化的发生,上下阶层之间的距离的缩小,人身的“投靠”日益减少。而这一现象甚至在没有中央政府对奴仆化现象的约束下,也可能产生,因为“投靠”首先是在政府无力有效而公正地征收赋税的地区出现的。也就是说,一旦政府改革了赋税征收制度,使士绅们无法为投靠者提供逃避赋税的保证,投靠现象自然就会消失了。

                      赋税制度改革

                      清廷在多尔衮时期以及顺治亲政之初,就已致力于改革赋税征收制度了。如上所述,这些早期改革的最大成就,就是部分地废除了明朝加派的军饷。另一主要成就,则是丁口数与登录在赋税册上的土地数的增长。例如在1645至1661年间,丁口数从1000万增至1900万,约增加了90%。同时,从1651到1661年,登录在册的土地面积几乎翻了一番,从29亿亩增至约52.6亿亩。这些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财政专家王宏祚对赋税管理制度的改革。王宏祚是这样一些官员的典型人物:他们与清人合作,是因为新朝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推行改革的机会,而在明朝,这些改革总会受到拒绝。在清朝,王宏祚受命担任编定新赋税定额这一关键性任务,并因编集有功,被授官尚书。据《贰臣传》载:本朝顺治元年投诚,受官苛岚兵备道……复授户部郎中。时中原甫定,图籍散佚,部臣以宏祚谙习掌故,奏令编订《赋役全书》……(后被劾)降三级,留任。十五年,《赋役全书》成,录宏祚编辑劳,还所降级。是岁考满,加一级……擢户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命同大学士巴哈纳等核订律例。由于行政上缺乏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土地丈量的财力,王宏祚正确地决定,在中央对赋税制度进行改革的最好办法,就是重新估价所有的定额,然后利用明朝的土地测量簿,来登录现在的土地占有情况。同时,他还合并了一些地方杂税,并将几项利入收归户部。王宏祚的改革虽然首次编成了一部全国统一的赋税册,但它也像17世纪50年代其他一些改革一样,仅仅是对赋税征调的行政程序进行调整,而不是直接打击逃税现象与缙绅特权。然而逃税现象,确实一直是清政府自从夺取明朝京城北京以来财政上持续地出现积欠与赤字的主要原因。这并非因为地主们似乎缴不起赋税。顺治年间,尤其在江南地区,不动产业十分繁荣,稻米价格的上涨,鼓励着土地所有者将尽可能多的钱投资到田地中去。叶梦珠描述江南东部的这种现象说:顺治初,米价腾涌,人争置产。已卖之业加赎争讼,连界之田挽谋构隙,因而破家者有之,因而起家者亦有之。华青石五六斗田,每亩价值十五六两;上海六七斗田,每亩价值三四两不等,田价之贵至此极矣。康熙十九年庚申春,因米价腾贵,田价骤长,如吾邑七斗起租之田,价至二两一亩;甚至有田地方各就近争买者,价至二两五钱以及三两。华娄石四五斗起租之田,价至七八两一亩,昔年贱价之田加价回赎者蜂起。后来,当17世纪80年代稻米价格下跌时,有许多投资者破了产,但在此之前,许多江南地主,尤其是那些享有免税特权的地主,在清初的经济繁荣中获利甚巨。起初,为赢得缙绅阶级的支持,清政府蠲免了所有生员及功名更高者的力役。这一政策是满人于1635年制订的,但此后它的具体实施未受限制,而且发展成了缙绅阶级的赋税蠲免权了。现在,自1657年起,顺治开始扭转这一政策。顺治在考察了赋役蠲免制度后,下诏规定凡有功名者,不拘等级,均可蠲免一丁的徭役,而且此项蠲免权仅由有功名的士绅本人享受,不得旁及家人,但只字未提蠲免赋税等事。接着,皇帝着手解决滥用这一类有限制的特权的问题。次年,皇帝颁下敕书,十分明确地将长期来赋税征调不足归咎于逃税现象:“豪强”占隐,“上下推诿,不肯清出实数”。王宏祚《赋役全书》于1659年颁布后,知县官须依令编排一县之奏销册,列出当地拖欠赋税的缙绅衙役的名单。正如杨雍建所指出的那样,朝廷中的政治朋党是地方文人社会组织的一种表现形式;而朝廷中的朋党又反过来维护地方缙绅的经济利益。因此对缙绅党社的打击,与对缙绅经济特权的打击是一致的。清廷同时还敕令县官申报拖欠赋税的缙绅名单,并实施1652年禁止组织盟社的条令。1660年4月23日,顺治批准了杨雍建奏章,重申此令,严禁以标语、揭贴指斥政府的行为。从此以后,直至20世纪之际清朝统治的最后几年,官府都有力地制止了中国文人参与自发的政治运动。清廷以行政需要与务实管理的名义——实际上,是以明初严厉的君主专制主义的名义,否定了明朝后期政治运动中的个人英雄主义与集体理想主义,宣布它们违背国朝的法规。法律与秩序将得到恢复,但需要以正义的奉献与自主的社会批评为代价。说江南党社的消失完全是官府镇压的结果,也不免失于夸张。如前所述,至17世纪50年代中期,文学或学术性的结社,就早已因争执不和而大为削弱了。早在60年代官府实施镇压之前的1653年,吴伟业将江南所有盟社联合成“十郡大社”的企图,就已经失败了。但事实依然是:在顺治皇帝的新禁令之下,当生员被发现为某一盟社的成员时,就将不再予以豁免,而由县府当局加以逮捕。皇帝的赞同使早先的禁令更为强硬有力了,文学结社虽然并未完全消失,但他们已不再是普遍存在的缙绅社会组织的体现了。以往社会名流互相结交时须明确某人隶属于某一盟社,而从此以后,他们实际上就都只以同窗相处了。“同学”一词就是从那时开始广泛流行的,并被沿用至今。

                      朝廷对缙绅特权的打击

                      在此后的鳌拜摄政时期(1661—1669),顺治被弄得似乎是成了汉族缙绅尤其是南方缙绅的热情保护人。事实上,通过深入研究顺治的政策,可以表明正是由他发起并展开了对缙绅特权的打击。这种打击,在顺治过早去世后,由鳌拜手下的满洲排他主义分子推行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顺治并非不愿意与地方名流的利益之间寻求一种妥协,在1661年可能因患肺结核而卧病不起之前,他已注意到王宏祚及吏部尚书孙廷铨的建议:对欠赋甚巨的江南地主表示宽大。如果皇帝多活几年的话,满人对缙绅特权的打击甚至可能缓和。但在1661年2月5日,在染上天花三天之后,顺治皇帝驾崩了,年仅24岁出头。他在病床前立其七岁的儿子玄烨为太子,是为康熙皇帝。由于康熙过于年幼,无法亲政,顺治还任命了以鳌拜为首的四位辅臣。正是这些满洲贵族,决意不再容忍江南士人的任何反抗,将打击缙绅特权的运动推向极点。1661年4月,苏州的一群缙绅借在孔庙祭祀已去世的皇帝之机,向知府朱国治提呈了一个请求,请他免去一位特别残酷的知县的职务,这个汉军旗人就将上请者投入了监狱。在牢房中等待着他们狱友的是几个早些时候作为郑成功的接头人而被捕者,这些人合起来总共有18位,都被斩首示众了。这一事件被称作“哭庙案”。在做出这一严厉的反应之后不久,新政府又给了缙绅们一次沉重打击。江浙3000名缙绅地主被宣布逃避赋税,锒铛入狱,受到士卒狱吏的凌辱拷打。另有1万名缙绅受到“奏销案”的牵连,因拖欠赋税,被革去功名。长江下游的缙绅们吓得魂飞魄散,认识到他们不得不与清廷通力合作,揭发逃避赋税的行为,以保全自己有限的免税特权。一旦奏销案得到彻底查办,缙绅阶级已经就范,中央政府就多少做了点让步。通过称为“均田均役”的新赋税登录制,一种妥协开始露出苗头。江南地方官为依据土地占有状况,重新组织里甲制,以使赋役额与土地占有额相对称,就按标准单位来划分土地,以便籍记,并严格限制没有缙绅特权的地主的负担。新制推行缓慢,最初始于松江府,直至1674年平定三藩之乱后,才在全省展开。但渐渐地,一种新的土地籍记册制建立了起来,土地登录严格,其可靠性直达于各家各户,而不是依靠税头。税头制是清朝承明朝旧制而来的。由于在江南这个对帝国财政收入举足轻重的省份中彻底重建了赋税征调制,也由于在北方重新改定了赋税份额,就在国朝军费增长的同时,它的财政收入也有了显著增长。1651年,清政府的岁入为粮570万石、银2110万两。到了17世纪80年代,清政府的岁入为粮700万石、银2700万两,增长率达23%。当外国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之时,清政府赋税收入要达到万历年间的水平,还需要3/4世纪的时间,但后来康熙、雍正年间国家的财政盈余,已经就此打下了基础。初期的满清国家现在在财政上已颇为宽裕,并创造了一种制度的力量,以此去向中央政府控制的地区相当公平有效地征调财力物力。在专制制度的历史中,专制君主常常通过组建一套官僚机构,摧毁贵族的封建特权,来建立自己的权力。但中国自10至11世纪起,官僚作为占支配地位的阶层,取代了六朝及唐朝以来的大贵族家族,君主的最主要权力的竞争者,就已是科举出身的缙绅阶级本身了。虽然缙绅们的身份品位总是由皇帝授予的,但他们经常试图使自己临时性的特权成为永久性的东西。然而,由于这最终得依靠军事力量、政治上的正统地位以及皇帝所授予的合法权力,所以官僚缙绅阶级从未发展到使自己封建化的程度。但甚至在14世纪强大的独裁君主明太祖创立了一个军事贵族阶层,以科举选拔来取代官僚世袭的荐举权,从而打破了长江下游地区大地主的经济控制之后,缙绅阶级仍然扩展着其非正式的地方权力。他们不是违法乱纪,就是曲解法律原则,以便获得佃仆及半奴仆化的佃农。明朝在灭亡前,已被缙绅们对其征赋募兵之全权的分夺所削弱,某些有治理能力的士大夫甚至要求正式承认地方缙绅的统治权。同时,他们还试图将文化上的正统教育机构,转变成非法的朋党政治权力的基础。这一向着缙绅阶级家族统治发展的倾向被满洲政府所制止,这部分地是由于帝国的文人们亟需满洲军队的帮助来对付反叛与军阀,部分也是由于新满—汉国家可求助于两组同盟者,以取代其自身的氏族贵族,限制官僚阶级的经济特权与政治权利。第一组同盟者是一群混血儿:即非纯粹的贵族,又非纯粹的官僚,他们是汉军旗人,组成一个新的特等阶层,通常都尽忠于皇帝。他们介于满洲贵族与汉族士人之间。第二组同盟者的界限就没有那么明确,这些人之所以凑在一起,全靠多尔衮摄政时期的政治阵线,当时区域利益使得南北方的文官们分道扬镳。明朝灭亡时,北方官员的地位在短期内有所提高,由于他们对再次迅速兴起的南方士人的敌意,使得当时主要的大臣们暂时地从在总体上维护官僚阶层的一般利益,转向了在个体上打击南方缙绅的特殊利益。这样,1660—1661年间对江南缙绅的影响深远的打击,就同时是满族本土主义与汉族地域主义的产物。它所引起的经济变革,既是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本身的必然性的产物,同样也是清朝统治的政治偶然性的产物。就其本身的意义而言,夷狄之人毕竟是对中国晚期君主专制制度危机的一种解决形式。
                        孙承泽接着撰写了一本关于北京建筑的部帙巨大的学术著作,以及另外一些著名的艺术作品。《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4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69—670页。当时,曾重建了水利管理制度的兵部尚书王永吉也被免职,罢大学士。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与陈名夏有什么来往,而是因在兵部一桩被认定的受贿事件被皇帝谴责而愤愤不平,故降品五级,补总督仓场。他以自己特殊的才力,又重新建立了粮仓制度,命令全国各省巡抚将其辖区内所有粮仓储量编集成册。此后,每年修订两次,上报户部。这样,王永吉就为康熙年间出色的赈济制度奠定了基础。1679年,诏令官吏庶民捐献粮食,仓库储粮大增。1655年,王永吉复加大学士,除吏部尚书。1659年卒。《贰臣传》第五卷;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3—46页。关于仓场制度,见陆廉敬:《清代的社仓》,第43—46页;薛应旗:《浙江通志》第七十七卷,第8—9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9页。顺治皇帝认为,朝廷御史对陈名夏的罪行是知道的,或是应该知道,因此他们有负皇恩。次年,他对各省按察使也失去了信任。有位吏员上书控告按察使顾仁受贿,控告书是在这位吏员自杀身死后才收到的。吕元驄:《清初(1644—1660)的御史、摄政王与皇帝》,第93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13页。?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2页。?1651年吴三桂进兵四川时,张献忠的三个义子李定国、刘文秀、孙可望率残部到了云贵。起初,孙可望遣使永历朝廷,求封亲王,永历君臣以其非明宗室,未予同意。然而到了1651年,南明皇帝受到进攻南宁清军的巨大压力,不得不到贵阳寻求孙可望的庇护。这位以前的反贼于是尽杀永历朝中反对自己的大臣,自封为王。1652—1656年间,永历皇帝在孙可望的控制下,在贵州西南的安隆建立了朝廷,而实际上是个阶下囚。亮父:《岭南历

                        可是作为一名少年,他阅读描写少年心理的书籍确实有些难为情。他感觉不太舒服,就像从内心受到了挑弄。读过之后,他觉得书中既有说对的地方也有说错的地方。最重要的是,少年的心理既不像书中写的那么理论性强,也没有那么深刻,而是更加单纯且现实,却又相当复杂。总而言之,由于混沌无头绪而难以把握要领。仅有一点十分明确,就是在那毛毛躁躁的不安情绪当中,少年们全都怀揣着已经白热化的炸弹。可能由于是异性,所以母亲看少年的眼光过于温和而美丽,深信少年既纯真又无邪。然而,其实少年并非那样纯真。他们表面看似无邪实为无知,只要稍长个心眼就随时都会干坏事。如果确实纯真无邪的话,这孩子要么就是个缺心眼,要么就是个满脑子坏主意的伪善者。至少从学会自慰时起,少年就不再可能纯真无邪了。他会天天沉湎于腥臊味之中,还会在体内涌现的冲动和懊悔之间来回摇摆。而且,为了遮掩这种冲动,少年天天都得撒谎。但是,如果站在少年的立场上来看,他们却并非自甘堕落而是百般无奈。如果换一种看法,或许可以说是肉体在强迫他们撒谎。不过,正因为撒谎是以肉体为基础,那么所有的少年就都无法躲避,甚至可以说它是一种必要的罪恶。而且正因如此,尽管也会产生不痛不痒的懊悔或听到他人的忠告,却都不可能轻易戒掉。为遮掩自慰的撒谎日渐膨胀而深刻,并且隐藏在心底。少年最害怕这个秘密被母亲知道。这个秘密他绝对不想让母亲知道,于是为了遮掩而绞尽了脑汁费尽了心思。如果不去探究这个最大的秘密,那么即便描述了少年期的烦恼,最终恐怕也只能是说些表面的漂亮话而已。在学会自慰之后,伸夫撒起谎来也越来越丰富多彩了。以前即使撒谎也都很幼稚,例如偷偷去临院采樱桃了,去禁止游泳的水域游泳了等等。这类谎言即使万一被戳穿,只需道歉说声“对不起”或辩解说“是某君来叫我去的”就能蒙混过关。但是,对于自慰行为撒谎就不那么简单了。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这类谎言从未被戳穿过。而即便被戳穿了,母亲也会像往常那样只是稍微教训一下吗?母亲大概会惊慌失措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吧?母亲即使要教训也不会直接触及那件事情吧?这种相互难以启齿、暗藏于心的状态正是性秘密的特征。正因为具有这种特征,才可以说撒谎是必要的罪恶。在自慰已经常态化的同时,伸夫开始购买有关性行为的书和杂志了。当时日本刚刚战败,以前被限制的书刊被一举解放出来,街巷中到处可见登载色情荒诞花边新闻的杂志和报纸。其中既有较为正统的如《夫妻生活》《恋爱》等书籍,也有小题大做捏造渲染男女事件的猎奇报道。市中心的大型书店过于显眼,于是伸夫就去市区边缘的书店或屋檐已开始倾斜的旧书店,在那里可以放心地买书。由于都是小型书店,所以看店的往往只有一个人。不过,如果是男店主的话,恐怕就会被看透来店企图,所以还是不好意思出手。但如果是女店主,最好是老阿婆,这样的书店就能无所顾忌地买书了。从伸夫家经过南六条朝东有家电影院叫“美登纪”,旁边小巷里有家不到四平方米的“一杯饮”小酒馆,斜对面就有家旧书店,由早已年过六十的阿婆和她三十岁左右的女儿轮换看店。书店面积三十多平方米,左侧书架上堆着一块钱一本的旧书。伸夫在晚上穿着夹克衫骑自行车去那家书店。快到书店时,伸夫把自行车放在离书店二三十米远的位置,然后装出路过这里顺便看看的样子若无其事地进了店门。阿婆一般都会坐在像澡堂收款台那样高出一截的位置,戴着老花镜或者看书或者听收音机。如果是她女儿,就要么在织毛线活儿,要么在跟貌似男友的三十多岁男子大声谈笑。伸夫一边留意她们的侧脸一边站在了书架前。伸夫知道,那些载有女性裸体插图和色情报道的杂志就摆在前边右下方,但他进店后并不急于直奔主题。他先是站在摆着日本文学全集、世界历史和植物图谱之类的书架前看看,然后视线转向普通小说的书架,取下一两本来装出阅读的样子,然后慢慢向色情杂志那边靠近。不过,如果那里已有其他顾客就不太容易靠近了。这时他先观察一下顾客的相貌和装束,若是陌生人便可放心。可他还是没有勇气跟别人站在一起浏览杂志。他很希望那个男顾客走开,或者要买就赶快买,不买就出去。他等得急不可耐,而那个男顾客却根本没有要离开的意思。好不容易等到那个男顾客走了,伸夫心想时机已到,可又有别的顾客进来并大模大样地占据了那个位置。最恬不知耻的就是喝过几杯酒之后进来的泥瓦匠小哥,他边打酒嗝边悠然自得地浏览裸体插图。不过,由于当时裸照尚未解禁,所以并未暴露某些局部。而且,当时照片的印刷技术尚不成熟,纸张质量也差,女人的身体也较为瘦弱。但是不知何故,那个时期的插图和报道似乎特别生动而富于震撼力。当然,伸夫已到十五岁,只要是色情方面的图文都会引起性兴奋。因此,那种所谓“酒糟杂志”的整个页面都充斥着从长期战争压抑下解放出来的喜悦和热浪。虽说如此,由于那类杂志尚属未获公民权的非公开渺小存在,所以也可以说更为这类杂志营造出备受压抑的淫靡氛围。泥瓦匠小哥大模大样地浏览过那类报道之后,大声说句“哎,我要这本和这本”就满不在乎地买走了杂志。由于顾客过于大模大样,所以店家似乎也受到感染一本正经地回应“多谢惠顾”,丝毫看不到“这男人是个色鬼”之类的厌恶神色。伸夫虽然也想如法行动,可到了跟前却还是不敢大声讲话。不管怎么说,由于一看便知自己是未成年人,所以他总是底气不足。泥瓦匠小哥离去,这回只剩自己了,伸夫就慢慢地向色情杂志那边靠近,并装出不经意偶然看到的样子停下脚步。他再次确认周围没人,随即像馋猫偷鱼般迅速拿起色情杂志。说实在话,当时只要是色情杂志就什么都行。哪怕照片不清晰、报道荒诞无稽,只要属于那种内容即可充分满足需求。实际上,伸夫只是把杂志拿在手中就开始呼吸急促,翻页的手也在微微颤抖。虽说如此,他却故意慢条斯理,那样子像是在说“这有什么稀奇的呀”。不过,尽管伸夫做出这种姿态,店家却似乎早已看透他的心思,并对他的故作姿态毫无兴趣。他们肯定想说“你想看色情杂志就赶快买了走吧”。阿婆依然坐在最里边的中央位置,用毛毯裹住腰以下的部位,插着耳机在听广播。伸夫不失时机地确认了杂志的价格。杂志虽因过期稍稍便宜,但这类杂志绝不会轻易跌价,用零花钱倒也够买上一本。伸夫犹豫片刻,选中了载有女人挺起裆胯照片的那本。他本来可以直接拿到柜台去,可因为刚进店时先在文学全集前转悠了一阵,所以如果现在只买一本色情杂志的话,实在有些难为情。伸夫百般无奈,就又找了一本封皮磨破、后面盖着“宫田藏书”印章的文库本,摞在色情杂志上一起拿了过去。阿婆像是刚刚发觉般抬起头来,随即依次确认封底价格并用粗纸包起书来。阿婆手上的动作慢吞吞,简直太啰唆了,赶快把书递过来嘛!要是再有顾客进来怎么办?伸夫焦急不安,可对方还是那样不慌不忙。书终于包好了,阿婆说“一块五”,伸夫赶快从衣兜里掏出两张皱巴巴的一块钱纸币。伸夫接过找零,随即一溜烟窜出店门跨上了自行车。他蹬车驶过夜幕下的街道,心中兴奋地喊“买到啦、买到啦”。又买到黄书啦!这回要看着它尽情享受一番。虽然家就在眼前,可是来到亮着路灯的地方他就想停下来看看。他抵抗着诱惑拼命向家疾驰,也不在乎润滑不好的旧自行车越蹬越重。伸夫的脑袋里因为今晚的好事已经变成了蔷薇色。买书已相当辛苦,而买书之后辛苦依然持续。眼下黄书是最重要的宝贝。以前那些珍藏在抽斗里的昆虫标本、玻璃球和纪念章之类与黄书相比,简直太小儿科、太缺乏色彩了。但是,这回的宝贝绝对不能让母亲看到,如果看书时不留神,母亲也许会惊讶得当场昏倒。伸夫慎重地考虑藏匿黄书的地方。自己去学校后母亲肯定要进房间清扫,因为她爱管事,所以可能会翻遍所有的角落。一个月前,母亲找出伸夫自慰后藏在壁柜角落里的脏内裤洗了。本来伸夫不自己洗衣服,所以当然要由母亲来洗。可是,母亲把藏起来的内裤都洗了,这令伸夫十分生气。自己就是因为害臊才把内裤藏起来,所以母亲即使发现也应该佯作不知。可母亲却满不在乎地翻出来洗了,实在讨厌。伸夫现在最想要的就是带锁的抽斗,有了它就能藏匿黄书。但是,如果换个思路来看,抽斗上锁就等于自动显示里面藏着重要物品,反倒容易引起怀疑。要不干脆就放在稀松平常的位置倒不显眼,或许不会引起注意。考虑到最后,伸夫决定就放在右边的抽斗里,夹在笔记本和记录纸下面的文件夹里。因为色情杂志几乎都是十六开,所以夹在稍大的文件夹里就不会被看见。而且前后都有几张洋纸夹着,这就是双重防护了。再加上文件夹与摞在上面的笔记本等位置相对固定,所以母亲应该看不出什么变化来。这样就不必担心被发现,伸夫终于放心地去上学了。可他放学后一回到家就径直去拉开抽斗,看到文件夹封皮原样未动就放了心,像是占了多大的便宜。正因为买书藏书如此辛苦,所以感觉黄书更加魅力无穷,其猥亵性和刺激性是以前的辞典和描写女性的小说所无法比拟的。只看一眼,不,只是想起那本书,伸夫的下体就开始发热发胀。同一本书看过多次之后,他就能把哪页写着什么以及哪页有什么照片插图都记住,报道的内容也几乎都能记下来,但即便如此他也从不会感到餍足。说句不好听的话,有一本黄书就足够快活一个月了。但虽说如此,伸夫仍未了解真正的男女性事。他只知道那就是成年男女裸体相抱,男人把阴茎插入女人的下体。但那对于毫无经验的伸夫来说,简直就是可耻至极的行为,只有那些远在天边与己无关的人们才能做得出来。父母是夫妻当然会有性关系,但实在难以想象他们搂抱在一起的情景。而且,虽然男女搂抱在一起时似乎感觉很爽,但也毕竟只是男方,而女方却总像是在抗拒。因为根据书上所看到的描述,男方毫无例外都是“侵犯”“占有”和“撕破内裤”等行为,而女方则是“惨叫”“遭袭”“哭泣”“被杀”等内容占了绝大多数。偶尔有“夫妻和合”“女人的愉悦”等词语,伸夫也搞不清是什么感觉。在性事当中,男方绝大多数都是暴力性的,而女方却只让人感到像是被迫顺从的可怜角色。伸夫对于实际的性也毫无认识。书中偶尔会出现关于男女生殖器的图解,但对于女性生殖器图解却感到像是某种复杂器材的分解图。尽管书中写着“大阴唇”“小阴唇”“阴蒂”等等,但那些器官具有什么实际意义、在男人插入时产生什么作用却无从得知。将书中看到的男性器官与自己的作比较倒也能知道个大概,可对于眼前挺起的阴茎中有海绵体、阴囊中包着睾丸这种事却难以立即相信。更别说在女性生殖器深处有子宫、向左右伸出输卵管、先端还有卵巢这些描述,它们与现实距离更远,就像在阅读与性无关的科技知识。伸夫这种程度的认识既不过早也不过迟,作为初二的学生极为普遍。不过,其中也会出现稀有的、出类拔萃的博学者。坐在伸夫斜前方座位上的男生姓安井,或许由于他住在札幌最繁华的狸小路,家里又是开杂货店的,虽然貌似良家公子却意外早熟。还有流言说他有个刚从女校毕业的美女姐姐,占领军的军官正在向她求婚。有一天,那位安井君突然问伸夫“你家弟兄几个”。“三个呀!”听到伸夫回答,安井君满脸得意地点了点头。“那最少干了三回啊!”伸夫一时不知所云,但因为安井君冷笑了一声,伸夫便觉察到他是在说男女之事。“那种事情……”伸夫含糊其词。确实像安井君所说,因为自己是姐弟三人,所以自己的父母不干三回便不合情理了。不过,伸夫却由此感到自己的父母受到了极大侮辱,他不愿想象父母是做了黄书上写的那种事情生下了姐弟三人。说实在话,伸夫甚至连生孩子都搞不清是怎么回事。孩子是从哪里生出来的?假如有人提出这种问题的话,他还不至于幼稚到老实回答“从肚子里”。虽然他能够想象到可能不会那么简单,却还是难以确切回答。“你知道吧?”安井君的娃娃脸上又浮起自鸣得意的笑容。伸夫觉得如果自己说“不知道”就太没面子了,于是含糊地点头回答“啊……”。“真想不到,居然是从那种地方出来的。”伸夫一瞬间感到自己做了什么坏事,便赶紧低下头来。果然如此啊!虽然原想大概如此,可真不敢相信孩子能从那种地方生出来。“女人真够厉害呀!”伸夫微微点头,但还是反感安井君那种说法。如果真是从下边生出来的话,女人确实堪称怪物。可是,他实在不愿把母亲也想象成那样。如果真像安井君说的那样,就等于母亲做过三回怪物般的事情。但是,不管伸夫喜欢与否,性知识都在确确实实地输入大脑。即使在同学当中,稍有性知识的人也在不觉之中为此自鸣得意,感觉高人一等。而其他伙伴则会仰视那个男生。这与学习成绩好、受到大家敬重的伙伴稍有不同,感觉像是更加了解男人的世界,令人脊背发冷。岛野君就是透着这种感觉的男生之一。他身材矮小、脖子短,稍稍驼背,其貌不扬。再加上他留着寸头,乍一看像是个游手好闲的木匠。不过,在他那种从低伏角度仰视的目光中,含有猛兽般的精悍。虽然岛野君自己从未提过,但听说他父亲在帮派争斗中丧生,自己现在寄居在叔叔家中。而且听说他叔叔也与帮派有关联,岛野君为了免遭暗算,总是厚厚地裹着腹带。伸夫几乎从未跟岛野君说过话。本来岛野君就跟混混内山和村崎等人较为亲密,而很少跟伸夫这种普通同学交谈。只有一次,在选修课地学考试时,伸夫偶然与岛野君并排而坐。当时岛野君也只是轻轻地说了声“你早”,考试就开始了。地学是伸夫较为擅长的科目,所以他立即动笔答题。后来他偶尔向旁边瞟了一眼,只见岛野君依然交抱臂肘,试卷几乎还是白纸一张。岛野君本来脑筋并不愚笨,但可能是由于家庭环境影响了学习,成绩总不是很好。他常常因迟到而被罚站在教室角落,但他也总是遵命老老实实地站着纹丝不动,在没能完成家庭作业时也总是坦白地说“没做完”。伸夫深受岛野君少言寡语、从不辩解的态度吸引,而且现在他也泰然自若,丝毫没有流露出希望伸夫让他看答案的神色。伸夫心生同情,便把答卷露出来让他看。最初岛野君并未注意到,过了片刻他干咳一声就拿起铅笔开始写了。伸夫知道岛野君在抄他的答案突然担心起来,害怕过后有可能因为合伙作弊遭到训斥。但是,让岛野君看答案的是自己,所以现在又不能制止。而且,伸夫的内心还在为能帮助岛野君感到骄傲。于是,他怀着同甘共苦的心情让岛野君全部看完。考试结束时间到了,交卷之后岛野君对伸夫只说了一句“谢谢”。岛野君向伸夫亲切搭话仅此一次,但从那以后,他望着伸夫的目光似乎温和起来。不过,从那以后两人并未单独交谈过。在暑假结束时,岛野君忽然在运动场上递给伸夫一个白纸包。“愿意就看看吧!”伸夫不知里面是什么东西,一脸茫然地接过了纸包。岛野君照旧驼着背快步离去。只剩自己一人时伸夫打开白纸包,里面出现了一本誊印版的粗纸小册子。封面上写着《源平男女盛衰记》[2]的书名。伸夫感到不可思议,翻开封皮就大吃一惊。书中刚开始就是男女搂抱在一起的插图,虽然女子好像身穿十二单衣,而前面却敞胸露怀,那个部位还插着像用粗绳拧成样的男根。而且,书中从开始就密密匝匝地写着淫猥的对话,其间还夹杂着淫声浪气类的描写。伸夫慌忙合上书,目光朝走向棒球场的岛野君的驼背追去。这是上次考试让他看答案的谢礼吗?这种东西可不能随便在众人面前显摆,万一被人

                        朝奇迹般地展现在世人眼前。王巍:殷墟发掘表明,司马迁《史记·殷本纪》所载商王朝的世系与出土甲骨的记载基本上吻合,因此,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是可信的。以此类推,既然《史记·夏本纪》同样详尽地记载了比殷商更早的夏王朝,大多数中国学者认为《史记·夏本纪》也是有相当的可信性的。但是夏代毕竟没有像商代那样发现文字,因而持怀疑态度的也大有人在。尤其是在国外,由于受到当年疑古派2的影响,许多汉学家在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古代文时仍然不相信夏的存在,而认为夏只不过是个传说。所以建国以后,中国考古学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探索夏这样一个王朝到底是否存在。二、二里头遗址20世纪中叶,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根据《竹书纪年》中的传说和《史记》的记载,将夏代列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然而,由于没有历史的考据,夏王朝究竟是否存在,学术界仍存有诸多质疑的声音。1959年,中国考古研究所徐旭生先生在河南偃师境内洛水南岸的二里头村南,发现了一座大型的古代遗迹,并将其定名为二里头遗址。二里头遗址的发现,似乎能为夏王朝的存在提供让人信服的考古学证据呢?二里头遗址青铜爵二里头遗址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王巍:二里头遗址有以下一些特点:第一,规模巨大,大概不少于400万平方米;第二,发现多座宫殿、高等级墓葬、青铜爵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等最早的青铜容器,甚至是最早的道路车辙,从而用车的痕迹证明了这个遗址不是一般的等级。王鲁湘:不是一般聚落。王巍:对,因为它规模大,人口多,而且它有一些高等级遗迹,比如建筑、精美的手工业制品等,由此我们认为它很可能是一个都城。在二里头遗址,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个专门的手工业作坊区,根据考证,这些精美的青铜器以及装饰品正是在这里制作完成的。从这些只有高级权贵阶层才可以使用的器物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分化非常明显。经分析,史学家们认为这座城池存在年代应该是在公元前2100年到公元前1500年,那么,它会是夏朝的一个都城吗?王巍:考古学界原来认为二里头遗址就是夏代的都城,因为它比商代最早的都城要早,但这次探源工程的年代学研究使这个认识受到了动摇。我们原来认为二里头遗址应该在公元前2000年到前1500年或1600年,但由我们这次的年代测定看,二里头遗址的年代应该在公元前1750年到公元前1500年,而公元前1750年无论如何也到不了夏朝的初年,所以它仅仅相当于夏代后半期的一个都城。王鲁湘:跨夏到早商。王巍:就是这样一个都城。现在二里头遗址因为缺乏文字资料,所以还不好确定,但是越来越多的遗迹证明,它有可能是中国最早的都城。探源工程目前在二里头发现遗迹170多处,这一数量已是早年探测结果的三倍。更加令人激动的是,考古队员在这里确定了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宫城。宫城总面积达十万平方米,周围有宽10米到20米的道路环绕着,城门处修有门楼,内部修建了众多四合院结构的宫殿建筑,东西厢房对称设计,院落前后相连,逐层递进。王巍:二里头的这些发现让我很吃惊。我在1996年到1998年带队在二里头附近的偃师商城进行挖掘时,已经可以将宫城上溯到商代前期,但是没想到在夏王朝时期已经有了这样的宫城。这些中轴线的理念,包括左右对称、前前后后的递进院落,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代宫殿制度的典型。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紫禁城,那就是一个有中轴线左右对称的宫殿。王鲁湘:多进院落,然后是宫城、都城、皇城,多层围合。王巍:对。夏代的后期已经有这种理念了。王鲁湘:也就是说,这种关于都城的建筑理念和制度形式在夏王朝的后期已经确定下来了,而且一直为以后历代王朝所沿用。二里头遗址绿松石龙王巍: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也可以反映出夏王朝,至少是二里头遗址所代表的形态应该是一个国家的形态。而这个国家又位于传说或文献记载中夏的中心区域,其年代又紧接着商之前,所以这个国家除了是夏朝还能是哪个别的国家或朝代呢?我们当时还发现了数座贵族墓葬,其中的一座墓葬出土了一件珍贵的绿松石龙。它的长度有64公分,大概由2000多片绿松石片镶嵌。制作这个龙,先要用大大小小的绿松石块磨成小薄片,再进行镶嵌,这个工艺是很复杂的,我们估计它是在宫城南边的绿松石作坊里做的。王鲁湘:绿松石的颜色很漂亮,所以在当时它比玉器还受人欢迎。王巍:它的档次很高,起码在二里头这个时期,绿松石是最好的东西了。龙的出现,再度证明了二里头的特殊地位,但是,能否将二里头遗址确定为夏王朝的所在地,到目前为止依旧是个难题。王巍:考古学最重实证,只要没有出现关于夏的实证材料,比如说文字资料,就不能说二里头是夏王朝的所在地。所以,我们很希望什么时候能在某一个宫殿里面发现一些确证性的东西。像在陕西的周原,就是周人的老家,发现了甲骨文,因为有甲骨确定那是周,所以我们相信。王鲁湘:夏朝的可能是没挖到。王巍:我们相信夏这个时期肯定有文字。为什么呢?因为在河南舞阳有一个贾湖遗址3,它是一个距今八千年的史前村落。我们在这个村落的墓葬里面发现了很特别的龟壳——乌龟的腹甲上所刻划的符号非常令人吃惊,比如有“曰”字、有“目”字。这跟商代的甲骨文造型特别像,如果不告诉大家这是哪个遗址出土的,很多人可能一看就认为是殷墟的,实际上这些是八千年前的。贾湖遗址墓葬龟壳王鲁湘:这比殷墟的甲骨文字早了五千年。王巍:所以我们现在隐隐感觉,殷墟的甲骨文一定有一个很漫长的发展过程,它到商代晚期已经相当发达了。现在不仅仅是夏有没有文字的问题,而是说文字的起源可能会更早,只不过,我们现在还没有发现记载更早文字的线索。应该说贾湖遗址给了我们一个提示:要到更早时期的遗存中去寻找。浩浩荡荡的寻夏之旅在二里头遗址的逐步发掘中显露出来,夏王朝的存在已是毋庸置疑。司马迁的记录,再次与现实奇迹般地吻合在一起。于是,当历史无法回避地继续向前推进时,人们开始盯着《史记》里的上古传说,期盼着有一天尧舜禹时代也被认定是曾经的真实存在,禅让、治水的传说可以如夏商一样在考古研究的领域里找到有力的佐证。王巍:文献记载尧、舜、禹时期洪水滔天,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等等。我们确实发现,尧、舜、禹这个时期,即距今4300年到4000年,黄河流域确实有这种气候异常的现象。举一个例子,河南新密有一个新砦遗址4,它的年代是在公元前1800年左右,也是夏代的中期,比二里头早一点。现在该遗址附近有一条河叫双洎河,其河床高度距离遗址约25米。但是我们发现,在遗址的这个高度上曾经有洪水泛滥的迹象,这就说明洪水曾高达25米,把当时的遗址都淹没了。王鲁湘:古书记载洪水到来的时候“怀山襄陵”5,刚才说的二十多米高的洪水差不多就是“怀山襄陵”了。王巍:是的,这是考古学上的一个证据。三、王城岗遗址为进一步证实尧舜禹时期的真实性,考古人员对比新砦遗址时间更为久远的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进行了进一步的测量,并在遗址一带发现了战国时期的砖瓦,上面刻有“阳城”的铭文。种种迹象表明,这座遗址所在地区与传说中记载的“禹都阳城”极为相似。王巍:王城岗遗址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发现的,当时大家都很兴奋,但是城的面积才一万平方米(100×100),跟二里头遗址的一个宫殿差不多大,如果这是禹都阳城的话,那么禹的势力也太小了。王鲁湘:在这么小的一个地方号令天下好像不太可能。王巍:不可能。不过我们的探源工程进一步考察这个遗址时,有了重要的发现:原来这个一万米的小城只是城的一部分,这个遗址是一个有三十万平方米的大城,这在中原地区就很大了。因为我们现在只是初步的工作,没有来得及深入发掘。不过从年代上来说,这个遗址起码比新砦遗址要早,我们称这个时段为河南文化晚期,即距今4000年前左右。这个遗址规模很大,位置又在阳城,因而有可能就是禹的都城——阳城。王鲁湘:我们可以将它与古史传说中的禹都阳城做一些印证。王巍:对,做一个比对吧。四、陶寺发掘考古证明,尧舜禹时期不是传说,那么哪里才是中华文明的源头呢?考古人员选择了距今4300年前的山西陶寺遗址进行重点发掘。王巍:我们在陶寺遗址发现了两个城,一大一小,这个遗址的小城大约在公元前2300年,即距今4300多年前。它有58万(1000*580)平方米,高等级的人住在城的东南角,周围是一般的贵族,其他的地方是一般的居民,墓地在城外。此后这里又建起一个大城,有280万平方米(1800*1500),高等级的人仍然在原区居住,但是因扩建而变成了城中。在它的右边是仓储区,也就是大型窖穴集中的区域。王鲁湘:小城的早期墓地现在是不是变成生活区了。王巍:没有,一般的人是在城的西南居住。可以看出,这个遗址的中期,城市已经严格划分成高级贵族居住区、一般贵族居住区、普通居民区、仓储区、墓地和祭祀区域,还有作坊。而且,这么一座280万平方米的大城确实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修建这样一个大规模的城需要动员相当多的人力,耗费相当长的时间。王鲁湘:就是说社会组织必须达到一定的水平,才可能搞这么大的工程。王巍:是的,这恰恰是它权力强化的一个标志。在深入挖掘中,考古人员对城墙的夯土层进行了分析和检测,很快,他们便得出了一个一致性的结论,这里应该是宫殿式建筑。王巍:这座宫殿是很精美的。遗址中发现的墙都是用泥抹的,泥的表面专门做出各种纹饰,然后再抹上白墙皮,把纹饰变成白颜色。令我们吃惊的是,与刻花墙皮一起出土了一种陶做的建筑材料,一面很粗糙,一面很光滑而且有纹饰,这种东西跟战国秦汉之后一些宫殿上常用的瓦是相似的。王鲁湘:我们常说“秦砖汉瓦”,现在看来“秦砖汉瓦”要往前提很多年了。王巍:以前我们所谓的“秦砖汉瓦”,砖是从秦代开始的,瓦是从汉代开始的。后来考古发现证明,西周时期已有比较多的瓦,但也只是高规格的建筑才能使用。商代所发现的瓦极少。但是没想到在4100年前瓦就出现了,而且数量、种类都很多,这表明这个高等级建筑的上面是有瓦作为装饰的,所以这座建筑的主人应该就是当时的最高统治者。陶寺遗址陶器碎片这样的结果带给考古人员的兴奋不言而喻。对如此大型的宫殿和精美的瓦片,他们有了更高的期待。那么,在显然早于二里头的情况下,这里会不会就是尧舜的都城呢?于是,他们马上与之前发现的陶文联系了起来。王巍:陶寺遗址出土的有些陶器上有陶文,而且是用类似毛笔的书写工具书写上去的,不是刻划的符号。王鲁湘:其中一个陶片上有个“文”字,是用红色的颜料写的。王巍:对,而且还有另外两个字。其中一个字上面一圈,中间一横,下面的有些残缺。有些学者认为可能是“尧”字,有的学者还有不同意见,但是陶片上的“文”字跟甲骨文的“文”字很显然是一脉相承的。王鲁湘:在各种器皿中发现图案的会多一点,发现文字或者符号的要少。王巍:少得多。因为这些是在墓里随葬的,出土时一般比较破碎。我们从上百片上千片中挑选出来进行复原,这个工作实际上是非常艰苦的。将陶寺与二里头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很多变化。比如陶寺有大的都城了,但是还没有发现宫城,宫殿虽然有一些,但是没有发现很成格局的、又有围城围绕的区域;二里头则出现了宫城,出现了中轴线对称的理念。我们在陶寺还没有发现官营的、为王服务的手工业作坊区,但是二里头宫城的旁边就有个区域专门做青铜器和绿松石制品。二者应该代表了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陶寺中期大城代表了最早的、有点国家意思的时期,或者称为古国、邦国的阶段;二里头遗址时期则进入到一个新的王国阶段。王鲁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陶寺中期大城的这个时代,我们的文明起源已经跨入了国家的门槛;到了二里头的时候,王国已经存在了。那么,王国是在什么时间存在的?王巍:应该是在公元前1700年左右。对墓葬的挖掘,一向是考古工作的重中之重。一旦墓主的身份被确定,一切的问题便都迎刃而解。2001年,为了揭开陶寺的谜团,还原尧舜禹时代的真相,考古队对富人区最大的墓葬进行了深入挖掘。不久后,一个巨大的扰坑6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之震惊,队长何驽的心一下子凉到了谷底。何努7:这个墓基本上被一直从上挖到底,将墓室的90%都挖掉了,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墓已经空了。但是既然已经挖下去将近五六米深了,快到棺了,我们想看看究竟还能剩下什么。愈向下挖,情况就愈加不妙——被拖上来的棺板、被拉上来的用比较细腻的红色纺织品做的棺罩,还有许多绿松石片,都在盗洞的底部发现了。这种绿松石片应该是原来墓主人身上戴着的某种饰品,或者是棺内所放的某种饰品,而现在居然出现在盗洞底部,墓穴破坏的严重程度可想而知了。王鲁湘:当时你们应该很失望吧?何努:不过这时候忽然峰回路转——我们在清理墓壁的时候,突然发现在它的头端出现了玉器,而且不止一件,竟然有六把玉钺8。当然这些不都是玉的,有些是美玉即大理岩的,也很精美。它以猪的下颌骨为对称轴,一边摆三把,倒立着靠在头端的东侧墓壁上,每一把玉钺都有很精美的漆木棒,木胎,彩漆绘,非常漂亮。从这个发现,我们得到启示:这个大墓的重要随葬品,可能都在四壁上。随后,在大墓的四壁,考古人员发现了重要的随葬品:8件彩绘陶器,18件套的玉器和漆器,以及一对罕见的玉兽面。最令人兴奋的是,整个大墓挖出来,长1.7米,宽1.2米,墓棺本身已具有小墓的规模。整个墓棺好似一艘弧形的船,四壁嵌有随葬品。这些发现给考古人员的鼓励是不言而喻的,根据多年的经验,队员们最终将目标锁定在最有可能标注和反映墓主身份的六把玉钺身上。陶寺遗址玉钺王巍:实际上这个“王”字,根据学者的研究,就是由“钺”的象形字演变而来的。在甲骨文和金文当中,“王”字就是一个“钺”的形象。王鲁湘:下面的一横是钺的刃部。王巍:上面是顶部,两边是风字形。为什么是这样呢?我们认为,起码是在陶寺这个时期,钺恐怕已经从实用的武器变为军事权力的象征了。王鲁湘:就是一种军队指挥权。

                        也做得好,每个营的战旗都绘有不同的图腾,以示忠君报国思想,思想动员灌输到每个士兵。戚继光的理想,就是要用严格的制度,树立一个军队的荣辱、尊严、士气、信仰,打造一支战无不胜的雄师,他做到了。其实制度建军,是戚继光很早开始就有的构想,他是明朝开国侯爵戚升的后代,虽世袭爵位,且17岁就承袭了父亲的官职,但从小刻苦,全无纨绔子弟的骄纵。23岁那年去北京参加武进士考试,碰上了阿勒坦发动的“庚戌之变”,战后兵部要求考生们每人写一篇如何防备蒙古入侵的策论,戚继光的策论叫《备俺答(阿勒坦)策》,很快在京城广为流传。就是在这篇策论里,他提出了一个颠覆明朝军事理念的观点:一个强大的军队,不能靠带兵者个人的能力维持,需要完善的制度和正确的执行,方能长盛不衰。所谓“兵制完备,令行禁止,定标准,重四艺,严军纪,重赏罚,可长保虎狼之师也”,实是戚继光的真知灼见。彼时的代理兵部尚书王尚学阅后大赞,夸耀道:“此子他日必成名将也。”少年成名后,戚继光先调防山东登州,升任登州指挥,在当地裁汰冗兵,整顿纪律,加强战备。此时倭寇的侵扰重点是江南地带,远在山东的戚继光自然没有用武之地。兢兢业业干到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戚继光终于接到调令,升任浙江都司,专门负责军队屯垦,管后勤的活,自然也不是他所愿。所幸没干多久,浙江参将战死沙场,戚继光火线替补,升任参将,镇守宁波、台州、绍兴三府。到任没一个月,就有大批倭寇进犯,壮志满怀的戚继光立刻率军出击,欲打好出道后的第一战,没想到却是当头一闷棍:明军士兵见到倭寇,立刻撒丫子逃命,晒他一个光杆司令,幸亏戚继光眼疾手快,弯弓搭箭射杀倭寇头目,方稳定了战局。倭寇溃逃后,明军象征性地追了几步,接着就不追了,任戚继光如何严令,都无济于事。一个月后又有倭寇来犯,戚继光率军迎战,明军又是一触即溃,幸亏戚继光处乱不惊,死战不退,才杀退敌人。但明朝士兵的怯懦无能,令他刻骨铭心。战斗结束后没多久,戚继光立刻打报告,给浙直总督胡宗宪上《任临观请创立兵营公移》,要求练兵。事情似乎很顺利,戚继光慷慨陈词,胡宗宪虽对练兵成败心存怀疑,但还是支持了他,将其心腹曹天佑麾下的3000新兵交给戚继光训练。然后,戚继光就开始实施他“制度建军”的设想。戚家军最初的管理条令,训练科目,军事纪律,都是在这时期成雏形。经两个月整训,3000新兵战斗力大进,很快在几次小规模战斗里重创倭寇,部队凶猛地冲杀,摧枯拉朽地进攻,让年轻的戚继光满意不已。真正的考验马上来了: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因王直伏诛,其余部盘踞岑港,大肆烧杀,明军调动上万军队围剿,戚继光的部队也在其中。当倭寇们决死一战的时候,戚继光再次看到了那不堪回首的一幕:他用完备的制度苦心数月训练处的士兵们,再一次在日本人的倭刀下崩溃,逃命,任人宰割,最后历经八个月苦战,明军终攻克了岑港,但付出了数倍于敌人的代价。戚继光因此看到了他构想里最致命的一环:制度看似完美,却还远远不够,还需要对制度坚决的执行,执行的人,是士兵。入浙以来的三场闷棍,终于把31岁的戚继光彻底打醒了,如果说心目中的军队是一把锋利的宝剑,那么此时,冶炼这把宝剑的好钢都找不到。一年后的八月,经过苦苦的思索,连番的寻找后,戚继光终于找到了自己所需要的士兵——浙江义乌青壮。民风淳朴悍勇的义乌人,是戚继光几经查访比较,确信的最佳人选,是足够铸造一把锋利宝剑的好钢。八月,戚继光至义乌募兵,经严格挑选,选定了4000人。然后是训练,将之前练兵的种种制度创建正式确立,严苛的训练,严明的赏罚,坚决的纪律,只为这一把披荆斩棘的利剑——戚家军。戚家军很快训练成型了,从是年十月起,戚家军开始参加战斗,多次在小规模战役里击败倭寇。因这些胜仗,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三月,戚继光改任台州、金华、严州参将,这支成军不到半年的新军,从现在起顶在了抗倭的第一线。真正的战斗,也从此时开始。青锋出鞘,戚家军,来了。三戚家军的这场“大考”,发生在明朝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中国军事史上的命名叫:台州九战。这场战斗,不能不说是明王朝自找的,侵扰台州的倭寇,大部分都是当年王直的旧部。王直死后,倭寇一度群龙无首,随后经重新整合,又对浙江发起侵扰,比起以往千人规模的小侵扰,这次的动静非常大。参战倭寇总数不下两万人,这是明朝浙江省自建省之后,遭遇的最大一场兵灾。而顶在第一线的,就是成军仅一年之久的戚家军。这时候的戚家军,仗打了不少,但多是百人规模的小战斗,真正千人以上规模的战斗,这是第一次。比起对面打了一辈子仗的倭寇来说,戚家军,还是一只初上战场的菜鸟。四月,“菜鸟”们的战斗开始了。倭寇兵分多路,声东击西,先是2000倭寇故意乘船在绍兴海面招摇,接着又分路骚扰沿海州县。随后倭寇兵分两路,一路500人进犯新河县,主力部队2000人则盘踞宁海外围,伺机而动。新河县,是戚家军的后方大本营,里面住着戚家军的亲属家眷,包括戚继光自己的妻儿。先攻此地戚家军必救,调走戚家军主力后再发动进攻,倭寇的算盘打得精。但戚继光不惧,你打算盘我打人,他先派戚家军主力火速回援,在新河外围聚歼了500倭寇。见戚家军大出,倭寇自以为得逞,2000主力倾巢而出攻打台州,当他们抵达台州外围的花街时,却惊讶地发现,眼前是2000严阵以待的戚家军。原来驰援新河后,戚家军马不停蹄,深夜急行军70里回援台州,终于在花街堵住了倭寇。然后进攻,追杀,倭寇着实抗打,先被打垮,接着又整军反扑,再打垮,再反扑,接连被戚家军追杀了40里,最后不追了——倭寇败退至台州白水洋,统统被赶下江喂了王八,2000倭寇几无遗。值得一提的是,前后七战,戚家军仅阵亡3人,这支戚家军苦心铸造的军队,今日终显现出其坚韧的品格和强大的战斗力。3∶2000的伤亡率,在整个中国军事史上,也可谓空前绝后。此战过后,“遇戚不得活”的说法不胫而走。可还有不怕死的,仅过一个月,又有2000倭寇进犯浙江丽水,戚继光在丽水外上方岭设伏,再次重创倭寇。十几天后,此战残存的倭寇与另一股倭寇合兵,纠合3000人窜犯温岭,戚继光火速进兵,在倭寇行军路上将其拦截,一场遭遇战再次痛歼倭寇。得胜后的戚继光马不停蹄,他对胡宗宪奏报说:“昔倭寇来我迎击,今宜是主动出击也。”带着这支已历遭苦战的部队,戚继光主动进兵,直接攻打倭寇盘踞在宁波外围的老巢,经过两场大战,将浙江沿海的倭寇据点尽数捣毁。至此,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台州九战落下帷幕,戚家军共计斩首倭寇首级1478个,另倭寇有数万人溺死。浙江倭寇遭到了毁灭性打击,肆虐浙江沿海十数年的倭寇,经此一战全军覆没。从此之后,浙江再无大规模倭寇骚扰。台州九战,是戚家军自建军后经历的第一场大战,观整个过程,昔日横扫东南沿海的倭寇,在戚家军面前败得体无完肤。打打不过,跑跑不过,斗脑筋更斗不过,比起伤亡率,最后更达到了10000比69(戚家军总共阵亡69人)。如此结果,自然有戚家军战斗力强悍,戚继光善于用兵等原因,但有一个原因也不容忽视,戚家军的军阵——鸳鸯阵。所谓鸳鸯阵,是戚家军一种独特的军阵方式,以12人为一小队,12名士兵2人持短刀,4人持长枪,2人持狼铳(一种竹制武器),2人持盾牌,还有一人为火兵,一人为队长。进攻的时候队长指挥,盾牌掩护,长短兵器配合攻击,进可攻退可守。现代军事学家普遍认为,在冷兵器时代,鸳鸯阵是一种几乎无懈可击的军阵,该军阵的核心优势就是“协作”,将士兵之间的团队作战能量与协作能力发挥到极致。日本二战时期名将板垣征四郎曾这样形容鸳鸯阵:“一个日本武士对付一个戚继光的士兵,可以轻松地获胜,但是12个日本武士对付一个鸳鸯阵,却会被轻松地击败。”被很多次“轻松地击败”后,倭寇彻底视浙江为死地了,浙江太平了,可福建却大乱。大批倭寇随即窜犯福建,因台州九战得胜,戚继光官升都指挥使,又在义乌征兵3000人,戚家军此时,已有了7000人规模。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九月,戚继光带着这支新老结合的戚家军远征江西,平定江西黎天明农民起义。与倭寇打游击不同,黎天明将部队屯扎在马鞍山,在山上铸造工事,负隅顽抗。这是戚家军自建军以来,面临的第一场攻坚战。面对敌人的严防死守,戚继光独辟蹊径,率部从山后爬山奇袭,一举捣毁农民军大营。经两个月奋战,江西全境即告平定。这场抗倭战争期间的插曲,为戚家军之后即将面临的一场大战——福建抗倭,无意中练了兵。就在戚家军与农民军苦战时,福建沿海已然弭乱。数万倭寇持续窜犯福建,与浙江倭寇不同的是,福建倭寇更加嚣张,不但在沿海岛屿上有据点,还在内陆打下诸多根据地。而且福建当地的倭寇,原本沿海的各路海匪勾结甚深。浙江的倭寇基本是抢完了就跑,福建的倭寇是抢完了占地盘,嘉靖四十年十月,大批倭寇进犯福建,连续打下走马溪、兴化、牛田等地。次年七月,明王朝命戚继光率部驰援福建。戚继光率6000戚家军从温州出发,沿海路抵达平阳,再从平阳取陆路入福建。此时正是东南雨季,连日暴雨如注,戚家军连日急行军,沿途路过村庄,只在村民屋檐下避雨,对沿路百姓秋毫无犯,戚家军纪律之严明,可见一斑。面对福建沿海倭寇四起,州县告急的危局,戚继光几经分析,决定打蛇打七寸,先消灭盘踞横屿岛的倭寇势力。横屿岛,是今天福建宁德县外围的一个小岛,与大陆之间,是一片相隔十里的浅滩,这段距离,乘船容易搁浅,退潮了全是泥潭,素来是易守难攻之地。这里盘踞的2000倭寇,是诸路倭寇中实力凶悍的一伙,多是来自日本九州地区的“真倭”。戚家军迎难而上,面对牛田外围的泥潭,戚继光命令士兵们趁退潮时负草填补,踩着草堆前进,在黎明时分胜利上岛,然后摆阵,决战,仅用一上午时间,就全歼2000倭寇。继而戚家军迅速南下,向与牛田相邻的福清倭寇发起攻击。戚家军赶到福清时,当地倭寇已经严阵以待,上万倭寇扎营30里排出长蛇阵,意图死守。戚继光假意放话,说要先休整一下,倭寇闻讯后随即松懈,不料戚继光立刻下令,全线进攻。九月一日总攻开始,戚家军兵分四路,一路攻仓下,一路攻锦屏,将30里大营倭寇切成四段,继而分割围歼。另两路军队在上原岭、林木岭设伏,围剿残敌。九月一日深夜,戚家军奇袭击破倭寇大营,随即四下放火,上万倭寇陷入了一片火海,随后戚家军奋勇追杀,一鼓作气连平牛田、上都等地,将这股倭寇彻底剿灭。捷报传来,福建百姓奔走相告,福建巡抚戴游震带领民众,在福清城为戚家军举行盛大庆功。但戚继光却顾不上喝庆功酒,福清战役刚结束,戚家军就接到线报,另一股倭寇正集结在莆田。戚继光随即假装开庆功会麻痹敌人,继而又率2000精锐秘密行军前至莆田,孰料这次却出师不利,戚家军找来的领路向导是个汉奸,戚家军被他带进了死路,到天亮时戚继光才发现,他们处于莆田山谷之中,四面被倭寇包围。绝路之下,戚家军反戈一击,不但要突围,还要反吃这伙倭寇。几次反扑,都被倭寇利用地形优势打退,危急之下,戚家军士兵周能组成敢死队,强行夺取了倭寇死守的吊桥,戚家军终于冲了过去,莆田倭寇崩溃了。此战戚家军付出了他们参加抗倭战争以来的最大伤亡79人。在危急关头担任敢死队的周能等37名戚家军士兵,几乎全部牺牲。自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入福建后,戚家军历经数战,消灭倭寇5000多人。但因疾病等非战斗减员,到十一月,戚家军士兵能战者只剩3000人,戚继光只好率军回浙休整。这次大捷,也让他升任至副总兵,回浙后他再去义乌征兵,将戚家军的规模扩充到了万人。然而戚继光前脚刚走,倭寇又卷土重来,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二月,倭寇发动进攻,拿下福建兴化。明王朝再调戚继光入福建进剿,四月戚家军再抵福建,四月二十一日,戚继光与另两位名将刘显、俞大猷合兵,参加了平海卫之战,一举剿灭盘踞平海卫的2000多倭寇。十一月,戚继光被提升为总兵官,并受命镇守福建。之前戚家军经历的数次苦战,虽有挫折,但总的说来,是以寡击众,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晋升总兵后的戚继光,很快就迎来一场敌众我寡的考验——仙游之战。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十二月,倭寇集中两万兵马,围攻福建仙游县,仙游县在县令陈大有的带领下全城抵抗,渐渐力不能支。戚继光火速驰援,这时驻福建的戚家军正值换防,只有6400多人。戚继光先派两百亲兵入城协防,接着使用疑兵之计,不断在倭寇包围圈外围调动兵马。这些方式果然奏效,倭寇摸不清戚继光的用意,暂缓了对仙游县的进攻。十二月二十六日,戚继光苦苦等待的战机终于到来,是日大雾弥漫,戚家军借大雾发动奇袭,一举端了仙游外围的倭寇营地,随后戚家军各个击破,将两万倭寇逐个歼灭,至十二月二十八日,仙游之战胜利结束,共计斩首倭寇6000多人,溺死烧死者上万。明史说“盖东南用兵以来,军威无如此之盛者”。次年二月、三月,戚继光乘胜追击,将仙游之战中逃脱的倭寇残部尽数歼灭,随后又与俞大猷合兵,参加了南澳之战,剿灭盘踞当地的“海匪”吴平,并一路紧追至越南,在越南万桥山将吴平彻底歼灭。至此骚扰东南沿海数十年的倭寇全部消灭,在万桥山之战结束一个月后,嘉靖皇帝朱厚熜在登州为戚继光修筑“父子总督”,“母子节孝”两个牌坊,以表彰他的赫赫战功。四在整个平倭战争中,戚继光和他的戚家军大出风头,素来强悍的日本倭寇遇见戚家军几乎是一触即溃,很少能硬碰硬打两把。平定倭寇后,戚继光一度奉命监管潮州、惠州防务,戚家军的驻守范围,覆盖了浙江、江西、广东、福建四省,整个南中国,几乎都在戚家军的佑护之下。此时,他人生里的又一次转折到来: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十月,奉命入京。此时嘉靖皇帝朱厚熜已去世,隆庆皇帝朱载垕即位,嘉靖时期困扰明王朝的“南倭北掳”之患,到此时已大为改善,南方倭寇尽灭,北方持续骚扰边境的蒙古鞑靼阿勒坦可汗,也屡遭宣大总兵马芳的打击,气焰大减。但东北方面边患仍在,蓟州北面的朵颜部落以及代表蒙古“黄金家族”的土蛮依然持续骚扰。尤以蓟州受侵扰最甚,戚继光北调之前,蓟州总兵10年里换了7个人,不是战败论罪,就是毙命沙场。蓟州是北京的门户,门户不宁怎么得了。于是在大学士张居正的推荐下,战功赫赫的戚继光奉命入京。戚继光这次北调,主要是张居正举荐,在戚家军壮大的历史里,张居正是一个起重要作用的人物。戚家军早年的成军,是浙直总督胡宗宪的扶持,在军饷、物资供应等方面都给了特殊照顾。后来内阁首辅严嵩倒台,胡宗宪被株连,一直被看做胡宗宪亲信的戚继光也没幸免,在严嵩倒台初期,就有言官弹劾戚继光是“严党”。胡宗宪论罪下狱后,兵科给事中韩庆再度弹劾戚继光。事实上,和戚继光一样战功卓著的俞大猷,就在这场风波里被罢官论罪,另一位名将刘显也被“戴罪立功”,唯独戚继光幸免。这一切,自然来自张居正的庇护。和同时代许多名将相比,戚继光的另一大特点就是“会做人”,无论是严嵩当权时,还

                        ,王船山的学说被人所发现,然后被重视的呢?朱汉民:这当然和曾国藩有关系。他一直印行王船山的书,然后又到处宣扬王船山的学说。整个湘军的儒将都读王船山的书。曾国藩能够很巧妙地把理学和经世致用结合起来,而这个传统,应该也是从湖湘学术传统一脉传承下来的。朱汉民:湘军这些头目有个突出的特点:他们不是靠军功当上军队的指挥者,只是一些普通的儒生。而且,这批儒生中的大多数正好又是岳麓书院的学生。当时恰好是欧阳厚均这样一批儒生主持岳麓书院,他们在学院强调“有体有用”:一方面要有体,就是要明白儒家的道德、义理,对儒家价值观念要有一种信仰;另一方面又讲用,就是要治国平天下、经世致用。王鲁湘:岳麓书院的学风和湖湘学派关于儒家的理念,变成了湘军的军魂,因此,湘军其实是一支儒军。在湖湘文化中,爱国主义情操非常突出,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屈原和贾谊。以岳麓书院为大本营的湖湘学派人士直接继承了这一传统,并且在西方列强入侵中国伊始便开始发扬光大。在此期间,岳麓山下更是人才辈出,如理财大师陶澍、启蒙思想家魏源、军事家左宗棠、学者兼政治家曾国藩、外交家郭嵩焘、反袁护国运动领袖蔡锷、维新运动领袖唐才常、沈荩,教育家杨昌济等等。随着向现代化转型的湖南新政的实施,这个为国家培养和输送先进人才的古老学府开始改制,1903年先改为湖南高等学堂,尔后相继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工业专门学校,1926年则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一直沿用至今。书院改为学堂以后,更有大批爱国志士,如唐才常、黄兴、陈天华以及邓中夏、蔡和森等来此求学。王鲁湘:这些人物都和岳麓书院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么?朱汉民:他们都是在岳麓书院改制成湖南大学期间涌现出来的,而他们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批重要历史人物,像梁启超、谭嗣同、唐才长,他们是戊戌维新的领袖,像熊希龄、蔡鄂、陈天华,他们是辛亥革命前后的一批革命志士。再往下,就是一些早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像何叔衡、蔡和森、邓中夏、李达等。王鲁湘:李达和何叔衡都是中共一大的代表,蔡和森是最早提出要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人。朱汉民:对。此外,油画里还有一些现代教育家、科学家,像胡庶华、周小舟,他们是湖南大学的老师和学生。五、毛泽东与岳麓书院从岳麓书院走出的这一大批有识之士,无可非议地推动了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不仅如此,千年学府还深深地影响了另一位对中国命运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就是毛泽东。1916年暑假期间,毛泽东也曾来岳麓山游学,以后又数次在此寓居。王鲁湘:马继高先生撰过一幅对联,上联是“治无古今,育才是急,莫漫观四海潮流、千秋讲院”,下联是“学有因革,通变为雄,试忖度朱张意气、毛蔡风神”,所谓“毛蔡风神”,毛显然是毛泽东,蔡就是蔡和森,对不对?朱汉民:对。王鲁湘:那么毛、蔡这两个人和岳麓书院有什么关系呢?朱汉民:毛泽东年轻的时候,他的老师杨昌济是湖南高等师范的教授,青年毛泽东就到岳麓书院来住了三次,在这里读书、学习,和蔡和森交往,一起讨论学问等。王鲁湘:毛泽东当时肯定在这里留住过。当时到蔡和森家的时候,肯定是经常找蔡和森在这里游玩或者共同讨论一些问题。他词里所写的“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回忆的大概就是这段生活。朱汉民:对,“看万山红遍”,说的就是岳麓山。王鲁湘:秋天的岳麓山。朱汉民:他们住在爱晚亭,在那露宿,还在这里搞了个农村调查。王鲁湘:可以说,毛泽东对岳麓书院的印象非常深。朱汉民:对。王鲁湘:他后来办抗日军政大学,办中共党校的时候,脑子里浮现的那个蓝本,其实都是岳麓书院吧。比如在延安的时候,中共的一个思想灵魂,就是“实事求是”这四个字。而这四个字,就是当年他和蔡和森讨论各种问题的时候,在岳麓书院里看到的。岳麓书院这块“实事求是”的匾是什么时候挂上去的呢?实事求是匾朱汉民:是1917年,这里改成湖南工业专门学校的时候。当时的校长叫宾步程,他就把“实事求是”作为当时的校训。“实事求是”本来是中国古代的治学格言,东汉的时候就有了。在清代的时候,讲究“实事求是之学”、“实学”是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岳麓书院本身就有“实学”的这种传统,源远流长,而且曾国藩还专门解释过“实事求是”,说“实事求是”就是“格物致知”——就是要研究实事,从实事中间来求得天理。王鲁湘:后面那个“是”就是天理。后来毛泽东又把这作了新的解释,把“实事求是”的第一个“事”看成是我们中国革命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把后面的这个“是”解释成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以后得到的那个真理。朱汉民:对。王鲁湘:他用这四个字,在延安开展了一场反对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思想运动。朱汉民:所以,岳麓书院的办学传统和思想,确实对他的思想影响很深。王鲁湘:后来他又把它变成了中共中央党校的校训,现在去任何一个党校,进门的时候,一定能看到“实事求是”四个字。朱汉民:对。王鲁湘:“实事求是”两边的对联好像是“工善其事必利其器”、“业精于勤而荒于嬉”,两个嵌头正好是“工业”二字。朱汉民:对,这是当时湖南工业专门学校的校名。六、千年书院,薪火不绝教育为立国之本的认识,现在终于古今一同了,但在当初,对传统文化究竟如何取舍,人们是经过了一些摇摆和犹豫的。虽然,把“全盘西化”和“打倒孔家店”等做法放在历史的进程中看,有其时代的需要、局限和无奈,但是因分寸无法恰当把握,确曾伤及了我们民族文化的精髓。例如,中国古代教育制度典范岳麓书院所代表的爱国主义教育精神,经世致用的教育目的,不拘一格的教学方式等等,就在相当的程度上被社会和教育界所忽视了。学校办得像学店,知识待价而沽,学生疲于为做官、发财、谋生而读书,以至于忘记了教育的根本目的是育人。朱汉民:光绪28年、29年,整个书院都变成了学堂。大概才过了20多年,就有人开始批评这个现象,批评者包括胡适、青年毛泽东,当然也包括那些新儒学的大师熊十力、梁漱溟、钱穆等。他们都指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新式学校有它的弊端:只管教书,不管育人,把学校变成一个贩卖知识的场所。学生到学校来是买知识,老师在学校是卖知识,师生关系变成了买卖关系。这个时候他们开始怀念古代的书院。古代的书院有一个根本性的精神,就是它很注重品德培育。书院不仅是传递知识的场所,更是冶炼人格、培养人格的地方。这是符合儒家的传统理念的。儒家认为,培养人是最根本的教育目的,而不是传递知识。岳麓书院作为历史遗产,其有形的遗产如房屋、建筑、碑刻、匾额等文物系统,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完全恢复了。但它更重要的内在文化遗产,如办学宗旨、人文精神、学术传统等,我们要怎样来继承、弘扬呢?如何把岳麓书院在历史上所形成的这样一套教育理念、教育模式纳入到现代大学的体制里,使之继续发挥作用,这是我们当前和以后要认真思考的一个重大课题。钓鱼城传奇公元1279年,在厓山海战中,南宋丞相陆秀夫背着八岁的小皇帝投海自尽,南宋亡,忽必烈正式君临天下。此时,在中国西南边陲重庆山区里还有一个不过1.9平方公里的小城,城里的宋朝子民竟然还在坚持守抗蒙军的进攻。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弹丸小城抗击蒙军已有三十多年之久!姑且不说这场在世界军事史中最长的拉锯战是何等艰苦卓绝,只说当得知南宋大势已去后,守城的南宋军民的心情该是何等的纠结?是继续誓死守城,还是弃城投降?如果投降,这三十多年的防守岂不是成了一场徒劳?如果誓死不屈,那么整个山城中的十几万百姓势必将成为山城的陪葬品!没错,这个纠结在历史拐点的小城就是——重庆合川钓鱼古城!而这里所发生的抗蒙战事,也是一场改变世界历史格局的不朽传奇!一、铁城肇建13世纪初,强大而充满野心的草原民族蒙古族迅速崛起,他们打败金国,成为南宋王朝的头号劲敌。1236年,宋蒙战争全面爆发,四川地区成为双方角逐的一个主战场。在这样的背景下,位于重庆山城北边的合川钓鱼城,因所处的独特地理位置,被赋予了抗击蒙军的重要使命。合川钓鱼城位于嘉陵江、涪江、渠江三江的汇合口,整个山城就屹立在离江面300米高的悬崖峭壁之上。人们推测,钓鱼城分内城、外城,外城筑在悬崖峭壁之上,城墙由石条垒成,一看便是依恃天险、易守难攻的堡垒。依据文献记载,钓鱼城建成之后,当时合川地区的五个县城全部搬到山上躲避蒙军的侵袭。钓鱼城石刻城名王鲁湘:有没有文献详细记载当年建钓鱼城的时候有多少居民?刘智63:17万。王鲁湘:真正的军人有多少呢?刘智:军人大概就4000多,整个四川四路战区的军队加起来还不足五万。王鲁湘:这么多的人住在山上,这个天池的水完全靠天降雨吧,它不是泉水吧?刘智:不是泉水,是天降水,但它有好几十口自然的水井。王鲁湘:水井里的水是泉水?刘智:这几十口井都是宋井,用的是地下泉水。整个城的水源来自三个渠道,一个是天降水,就是天池;还有一个是掘出的水井;另外,它还控制了很大一段江面,所以可以在江边取水。护国寺里面有好多宋代的井,传说在井里放一只鸭子,可以到嘉陵江去捞,因为它们是通着的,井水一年四季都不干枯。王鲁湘:这个山上到处都有井,井水很清澈啊!袁东山64:水可以用于运输,还可以饮用,对人类太重要了。这个城的优势就是不缺水,而当山洪暴发或江水泛滥的时候,它又不怕水,因为它在山上。守城的这批人全部是南宋当地的居民,对环境有很好的适应性,所以在战争过程中蒙古人很吃亏。他们虽然有很强的骑兵和进攻力,但是没法用。钓鱼城之所以能够有效地抗击蒙古军队,其实绝不是简单地凭借自身的地理优势。事实上,钓鱼城只是重庆地区军事防御体系中的一个分支,它所依托的是四川地区的“网状军防体系”。钓鱼城战图1236年,阳平关之战全面爆发,四川地区几近沦陷。1242年,四川安抚制置史兼重庆知府余玠受到朝廷重用,他试图力挽狂澜,此时,一个大胆而充满谋略的设想应运而生。他谋划要依托四川、重庆地区有利的山势、江河条件,建立一套山城防御体系,让蒙古军队的铁骑在此顿足!袁东山:当时,四川实际上是依托6条江,就是曲江、嘉陵江、涪江、沱江、绵江和长江,以及几十个小方山,把整个川陕战区的政府、军队全部集中到这些山上,以方山为点,以江为线,连点成线、连线成面,形成了一个整体联动的巨大战区,这个战区的核心或指挥中心就是重庆。帅府遗址2010年,重庆市进行旧城改造,偶然地在市中心解放碑附近发现了一处古建筑遗址,它保留在地表上的部分还有10多米高,这个高台建筑就像天安门城楼的楼基一样,是夯土包砖。这上万块的包砖上都刻有“淳佑乙巳东窑城砖”、“西窑城砖”等字样。淳佑乙巳就是1245年,正是余玠指挥抗元战争最关键的时期。通过考古发掘和研究发现,这儿就是余玠的帅府遗址。王鲁湘:整个山城防御体系的指挥中心就在这个地方?袁东山:对,就在渝中区濒临解放碑的旁边。王鲁湘:解放碑附近就是重庆市的一个原点或历史建筑起点,它被你们在无意中找到了。袁东山:这是老天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馈赠。当年余玠从毫无屏障的成都迁到了有江山之险的重庆,并将这里作为军事机要中心。在紧要关头,他招贤纳才,迅速摸清了当地的地理情况,创建了合理的山城防御体系。孙华65:这个防御体系的建立,第一步是定重庆为中心。定了重庆以后,余玠采纳了当时播州土司66的两个谋士冉璞、冉琎的意见。这两个谋士长期在四川活动。王鲁湘:对四川的情况很清楚。孙华:钓鱼城上面有庙,这个庙唐代就有了,在宋代的时候,贵州的田氏土司修过,所以,作为播州土司的谋士,冉璞、冉琎他们对这个庙的情况很熟悉,对钓鱼城所具有的战略地位也非常了解。余玠上任以后,他要找人拿出光复四川四路的策略,于是筑了招贤馆,让有本事的人自动来报名,拿出他们的办法。这个时候,冉璞、冉琎去见余玠,在地上画了整个四川的地形图,然后提出了建立山城防御体系的策略,而这个策略的核心就在钓鱼城,所以要把钓鱼城建设成一个不可攻克的堡垒。这个以重庆为中心的山城防御体系,包括云顶平、白帝城等二十多个山城,其中钓鱼城是这个体系中最重要的一个,它在未来的抗蒙战争中发挥了不可限量的作用。二、固若金汤钓鱼城磨盘遗址余玠所建的山城防御体系曾一度挫败蒙军,局部扭转了南宋军队节节退败的战局。但是,蒙古人统一世界的野心和训练有素的军事实力,令宋军只有一时的招架之力。很快,蒙军铁骑逾越四川凭借天险而建的军事防御系统!二十多个山城几乎全部弃城,只有钓鱼城的城门紧紧关闭,让骁勇善战的蒙军难以接近!王鲁湘:远远地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磨盘,这应该是个磨盘吧?上头应该还有一个大碾?袁东山:对。有一个大的石滚作为碾,它是用牲口拉着来碾粮食的。王鲁湘:用驴子?袁东山:应该是牛,一种黄牛,那里没有驴子。王鲁湘:这里无论作为衙署所在地,还是兵营所在地、老百姓所在地,总要吃粮食。所以从磨盘的规模来看,这里应该是个作坊,可能直接隶属于军营的后勤系统。袁东山:这不会是老百姓自己家里的,家里的不会有这么大。钓鱼城城楼遗址事实上,建造钓鱼城时,余玠不光只是考虑到了山城的军事功能,他还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坚不可摧的城墙围合成一个安全的军事、生活空间。城内设施齐全:有县衙门、兵工作坊、经济贸易中心,甚至还有佛教寺庙等建筑。王鲁湘:我这次在钓鱼城参观以后,改变了一个观念。我原以为这种山城防御体系只是一个一个的堡垒,顶多也就是个山寨,像土匪或土司的堡垒一样。结果到钓鱼城一看,它真是个城,上头什么都是全的。孙华:两宋之际的军事家陈规说过这样一句话:有的将领在总结北宋和金朝的寿阳之战时说“城小而易守”,这个话是错的。城一小,尽管用比较少的军队就能进行防守,但城小了以后,调动军队也相对受到了束缚。另外,城小了以后,敌人更容易多面夹攻。王鲁湘:围成一个铁桶一样。孙华:对,很容易失去做机动反应的空间。所以综合看来,钓鱼城这个小城能抗击元军那么久,是非常不容易的。汩汩嘉陵江环绕钓鱼城,为这个小小的山城平添了无尽的秀美。如今走在城中,似乎很难想象这里曾经经历了最惨烈的战争。但是,来此凭吊的游客,可在城内看到一些冷兵器时代的抛石机——这是宋兵抵抗蒙军的重要武器。

                        未来,至少她和她丈夫的关系多少能改善一点吧。不过我可不想融入她的身体。讨厌!”“或许你能让她变得更积极,好好对待自己的身体。”“希望如此啰!”“那么就决定下星期了。”“好。”※※※※预定的时间到了,卡伦依约现身。她从皮包里拿出一只注明“给贝尔医生”的信封。卡伦2列出赞成与反对融合的理由,以下是这张单子的上半部:门儿都没有!我应该/不应该融合?应该不应该一半一半?赞成反对她需要我,让她变得更完整再也无法跟我的朋友理智让她更有幽默感对谈、交换想法她会学着找乐子、让自己开心失去尊严她能得到重要记忆我会变得很无趣卡伦2写了满满一整页,最后赞成的理由有20项,反对有14项。有趣的是,所有赞成的理由皆围绕着“卡伦将从她身上获得什么”打转——也就是卡伦2能对全体人格有何贡献;而反对的理由则完全集中于她的个人损失。这张便笺最后还有签名:独特的女人,卡伦2。“最近这几天,卡伦2一出来便到处跑来跑去,什么事都做,”霍尔顿说,“大多是参加社交聚会,安排接下来的学校活动。她已经开始传送感觉和看法给卡伦了。昨天,卡伦去参加高中家长会;跟老师说话时,她感觉到一种新的自信。”“昨天她确实更能体会我的看法和感觉了,”卡伦2有些沾沾自喜。“有我加入她,对她来说应该是件好事吧。”“你希望我怎么介绍你?”我问。我仍担心那些“反对理由”会重新占上风,改变她的决定。我不想逼她,但我也不要她犹疑不定。我希望她只会感觉到自己被这套机制轻轻带走,如此而已。“我生来就是要当个正常人,坏事永远不会发生在我身上。说实话,我也不懂什么是坏事。大多数时候,我处于静止的沉睡状态,唯有在遇到某个重要人物,我们必须表现得像个健康的正常小孩时,我才会出来。上了高中,我想拥有自己的个性,做我喜欢做的事,所以我参加社团——辩论社、话剧社、乐队;毕业那年,我该修的学分都修完了,于是我把时间全花在艺术和戏剧上。”“总之呢,我从那时候开始就经常出来,跟其他人出去玩;我看比赛,参加学校活动、社交活动。”卡伦2骤然陷入沉默。我想她已经说完了。“请你在卡伦的小房间外稍候片刻,我先跟她聊聊,然后再请你进来。”卡伦的表情放松,眼神也黯淡了下来。我把卡伦召回来,请她让我进入小房间;然后她打开门,邀请卡伦2进来。“我好紧张,”卡伦说,“她让我觉得很有威胁感。她跟别人不太一样。瘦瘦的,金色短发,很有精神,感觉很有劲儿。”我简短重述卡伦2的来历与存在目的,请卡伦描述过程给我听。“她坐在我旁边,面带微笑、拍拍我的手。她说:‘你为我准备好了吗?’她对这个遍体鳞伤的我们会有什么反应?”“也许这就是本次融合的课题,”我说。“她轻抚我的头发,告诉我不会有问题的。她说我这次不会有受伤或尴尬的记忆。现在她想知道我们该怎么做。”“互相靠近、看着对方,然后拥抱,”我说,好像我真的知道该怎么做似的。“感觉好怪,”她说,身体微微扭动,“我从来不曾意识到她的存在。她要我转告你:‘多谢你做的一切,到时候再见了。’她问我准备好了没,待会儿她会拥抱我,直接与我融合。她说‘再见’。她拥住我,她的头慢慢靠过来……我已经感觉到了。我听见体内所有的声音,我的心跳、我的呼吸。我不舒服。”“做几次深呼吸,让她进入你的内心,”我催促着。卡伦痛苦扭动,表情狰狞;卡伦2抗拒的程度似乎比卡伦还严重。“她完全融入了。我看不见她了。”“你做得很好。”我带她离开催眠状态,回到我的办公室。“我抖得好厉害。光线好刺眼,声音……”卡伦微微缩起身体。我立刻关掉椅子旁边的台灯,让她整理一下情绪,重新振作起来。几分钟后,她坐正,挺直背脊。“我的头不痛了,”听她的语气,好像头痛前1秒才消失。“感觉好多了。”她瞪视前方某一点,专注于内心的活动。“怎么了?”我问。她摇摇头,回避我的问题。我又问了一次。“没事,真的,”她说,“我只是想起某天中午去多米尼克超市用餐区,拿餐盘取餐的情景。”“我非常好奇卡伦2会带给你什么样的改变。这次融合应该与过去截然不同。”卡伦对我虚弱微笑,但她从座椅起身的动作却颇为利落,脚步也有些轻快地离开了我的办公室。与卡伦2融合1997年9月17日,礼拜三,卡伦2与我融合了。我能感觉到这次融合的日子越来越接近,因为我似乎经常受到这个人格的威胁。我对她所知有限,但她却是我生命中颇为重要的一部分。开始融合时,我记得她拥抱着我,然后我仿佛进入隧道,我的耳朵有一阵阵胀痛;我再次对光线、对声音十分敏感。回到你的办公室以后,我想起的第一段记忆是在多米尼克超市拿开胃菜。多奇怪啊!这样的初次回忆。以下是我得到的部分记忆:●我想起高中生活,所有参加过的活动。我还看见一张张朋友的脸。●我想起我在婚前跟不同男人约会的经历。●我想起爱上我丈夫的过程。●我想起结婚的事。●我想起担任秘书,并且在莎拉出生前获得升迁的回忆。我工作表现良好,大家都喜欢我。●我想起怀孕、分娩的过程。我爱我的孩子,也想起买婴儿用品、装饰婴儿房的事。●我真的很喜欢与人相处。日子一天天继续,我慢慢想起我不喜欢卡伦2的地方。举例来说,我发现她把我的财务状况弄得一团糟:她把钱都花在自己身上,而不拿来做对全家有益的事。她花30美金去看电影,却不缴电费。她很聪明,很懂得文过饰非。现在我得去申请每一项账单的复印件,看看她到底捅了多大娄子。我以为所有会乱花钱的人都已经融合了,接着又想到凯瑟琳帮大家收拾了多少烂摊子,我突然觉得好沮丧,自觉是个大笨蛋。我想,也许卡伦2并没有那么完美。今天我做了一件出乎我自己意料的事:我打电话到女儿的学校,表示我待会儿要去接她赴约。我到学校去,她完全被我搞糊涂了,频频问我问题;出了学校,我告诉她我们要去看电影《老爸!我被绑架了!》,她高兴得跳起来,说她好爱我。莎拉不敢相信我真的提早接她下课,带她去看电影。可是我们真的很开心!后来我再想起这件事,心里五味杂陈。我明白我终于有了女儿——一个我从来不觉得她属于我的女儿——还有她爱我,我可以感觉到她的爱。※※※※自1997年仲夏至初秋——我们融合卡伦2之前的数星期间,先前融入的人格逐渐趋于稳固。原本分属于不同人格的记忆和感觉,似乎也渐渐成为卡伦无意识的习惯。现在当她出门购物,她会一路上都很清醒,自己决定买什么,她不会遗失时间,购物袋里也不会突然蹦出一堆没买过的东西。她开始自己排定约会,自己决定穿什么衣服、跟哪些朋友见面。起初她认为这是一种全新且陌生的能力;她认为自己应该“不会这样做”,并且觉得自己在骗人。然而,这些“别人的”习惯逐渐变成“她的”,不知不觉中,她成为分裂人格的混合体,真正地融合了。对我来说,她已不再是一个沮丧的空壳,她越来越像个完整的人——有深度、有厚度,复杂而有趣。我期盼她的自我融合能成为一种持续进行的过程,并且在未来数个月——甚至数年——不断继续下去。詹森仍找借口推延,不愿让我欣赏他的画作。他不但想延迟自己的融合,霍尔顿说他可能也不想让别人知道他通过作品表达的情绪。卡尔曾对詹森说,他们的思想和感觉都很邪恶,也许这正是詹森内心的恐惧。我向詹森提起这件事,他证实了我的猜测。他说他知道我上过学,我能看见事物隐藏的意义。他说他的画“不正常”,他会因此被“审判”,而且他们统统会被“关起来”。很久以前,他们住在精神病房的时候,他也画画,但他只画草地,画树木,不让他们看见他的内心。“还有其他原因吗?”我问他。“什么意思?”詹森问我。“你觉得,因为你画邪恶的东西……邪恶使你变坏?你觉得你像被关在卡伦身体里的罪犯?”詹森垂下视线,点点头,哭了起来。我鼓励詹森也画些好的事物。我说,他跟其他人一样,都有好的部分和坏的部分。他似乎感觉舒坦了些。我请他再多告诉我一些自己的事。“我11岁,我是黑人,我喜欢画画,”他说。詹森像个青涩少年;他有孩子般的天真,但举止却很利落能干。“我生于肯尼迪总统遇刺那时候,”他继续说,“卡伦一直很想画画。她会临摹、速写,但卡伦并非真的在做这些事。她只是空壳子,都是其他人在帮她做事。”我点点头,鼓励詹森继续说下去。“我生来就有画画的天赋。在学校,我有时候会乱画一些怪东西——有天使翅膀的恶魔、血做的蜡烛,大概像这一类的。但是,这在天主教学校可不是好事。如果神父觉得我画的东西不正常,他们会把它烧掉。我很怕火。有一天,我在学校画了一幅耶稣流泪的画:耶稣怀里抱着死掉的婴儿,并为他哭泣。”“如果你能找到一个懂得这些作品的人,或许你就能获得帮助。”“你觉得这幅画代表什么意义?”詹森问我。“那孩子是卡伦的分身,耶稣正在为受伤的孩子哭泣。”“我就是想画这个!”詹森眼眶微湿,眼神左右来回移动,用力绞拧双手。“修女在那幅画上面洒圣水,然后用藤条打我的手。我的手痛了整整一个礼拜。他们为什么要伤害我!”“如果我严厉批判你的作品,你会担心我可能伤害你吗?”我必须找出隐藏在他心中、阻止他把作品带来的恐惧。“我不知道,”他说,“我会觉得有压力。我怕我会做出不该做的事。父亲烧掉我的画时,我觉得我自己好像也正受烈火焚烧。”“听起来,这些画就像你的一部分,”我说,尝试理解他的感觉。詹森再次点头,更放松了些。“你常常出来吗?”“不,不常出来。今年,自从卡伦开始融合后,我就很少出来了。我上一次出来是我们去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时候。超酷的!那天不只我出来。看见恐怖动物的时候是迈尔斯出来,之后换西德尼看恐龙,不过,我看了全部的绘画、木乃伊、工艺品和动物骨骸。我是唯一会注意细节的人,比方说桌子的雕刻、花瓶的形状等等。卡伦也出现过几小时,但她只记得一点点,所以她觉得很沮丧。假如你跟我们一起生活24小时,你一定会累到说不出话来。我们整天都在转换,一个身份一个身份轮流出来。可是我一直很少有机会出来。我常常希望我是迈尔斯或西德尼,他们就很常出来。我常常坐在没有窗户的房间里,只有一张书桌、一盏灯,让我可以画画。”詹森研究我的办公室。我注意到他有种古怪且持续存在的躁动。他没办法完全放松。跟我说话可能是极不寻常、不熟悉的经历;又或许,对他来说,走出卡伦的内心世界本身就很不寻常。“无论你带什么画来给我看,我都很期待,”我说。“上次你帮大家画的肖像就很棒呀!你可能是最能用画笔传达其他人情绪的人。现在卡伦2已经融合,你应该更有时间画画了吧!”我试着提升詹森的自信心,好降低他害怕别人严厉批评的恐惧,把作品带来给我看。“我好想画一大幅画,把我所有的记忆都画在上面,然后拿来给你。可是我做不到。”“没关系,我们可以想别的办法,”我说,“也许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好的!”我对詹森点点头,然后请他先回去。“现在我和詹森一起住在客厅里,拥有各自的角落,”霍尔顿说,“屋里的其他房间都关闭了。现在我们可以更常看见彼此了。詹森以前的房间没有窗子,现在他常常把窗子打开,看见人生更多的面貌。我想,也许这是他不愿融合的部分原因。这间心灵之屋的改变真的很有趣。每完成一次融合,就有一个房间被关闭。他们先向大家告别,然后封闭自己的房间。”※※※※“我怕你会不喜欢,”詹森说。“这跟我脑子里的影像不太一样。”我翻看詹森带来的黄色画夹。“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没办法画得跟以前一样好。如果我独自待在房间里,我应该可以画得更好。现在我正在适应待在外面的感觉。”“也许你已经有点融入大家了。”“也许吧——但感觉不太对。”我拿起一张画着蓝色砖头圈圈的画。“这是我的房间,”他解释,“没有窗户。其他人会把手伸进来,引起我的注意,但我很少出去。房间里有几块石头,还有一张小书桌;我就坐在这里画画。房里没什么光线。我睡在泥地上。我好像住在井底:光线只能照到比较上面的部分,而我所在的井底却又黑又湿又冷。我有蜡烛。只是你看不见。天使帮我拿着它。”我拿起另一张画:眼睛前方有四个人影。“别人出来时,感觉就像这样。我们好像通过一只眼睛看着外面的世界。”“这些人看起来好像很没精神,一蹶不振,”我说。“因为我生气了,”詹森沉下脸来。我示意他,请他解释。“你在电话上说我想拖延融合。可是我真的想融合,我好孤单;一直到我开始跟你说话,我才知道我有多孤单。我以为你不会喜欢这些画,因为我画得不够好。”“对不起,我误会了。”我和詹森的交情十分脆弱,而且我误解了他不愿把作品带来的原因,直到这一刻。现在我必须更小心才行。“我很高兴你终于决定带来给我看,”我用画夹掩饰我的不安,“融合之后,你再也不会孤单了。你能解释这张画给我听吗?”詹森稍稍振作起精神。讨论他的作品似乎令他颇感自豪,而我对画作的兴趣也相当程度安抚了他。“头上的头。我想表达拥有内在人格的感觉。”这些全是用炭笔画的。詹森说,在他把颜色带进来之前,卡伦的内在世界是灰色的。我拿起下一张。“这是殡仪馆的灰色房间。卡伦被绑起来。小桌子上摆着用来伤害她的东西:蜡烛,小刀,钉子和榔头。”“这张是迈尔斯,”詹森说,手指着旁边那张画。“他受伤的时候,我用‘邦迪’或化妆品遮盖他的伤。他很不快乐。”“这张好特别,很引人注目。”我拿起某人在大叫的那张。“那是卡尔。他在想办法阻挡魔鬼,不让他进来,但他挡不住。”“这一张似乎有好多故事在里面。”画中的耶稣呈坐像,伸出一只手;天使四周降下许多星星。詹森微笑,连忙说道:“耶稣将手伸向天堂,召唤天使。十七个天使飘下来,进入卡伦体内。我们是来保护卡伦的。每颗星星代表一个人格。”这是詹森版的创世论。毫无疑问,这张画充满了希望。耶稣召唤天使充满卡伦的心灵,照顾她,直到她再次完整。每颗星代表一个人。每个人给卡伦一份礼物,或替她承受一份痛苦。霍尔顿:常识凯瑟琳:组织条理桑迪:不正常家庭的完美女儿迈尔斯:力量与愤怒卡尔:承受痛苦克莱尔:温柔西娅:医学知识西德尼:幽默感爱丽丝:迅速掩护卡伦1:正常小孩卡伦2:正常成人,享受乐趣卡伦3:承受沮丧詹森:艺术鉴赏力安:宗教信仰朱莉安:写作能力卡伦博:婴儿朱莉:承受病痛下一张画,我仔细端详了好一会儿才拿给詹森看。这张画的细节处理和技巧明显更上一层楼;魔鬼占据极大的篇幅,卡伦被放在背景,她举手伸向光明,却被拴在地狱。“我想把魔鬼放在一艘写着‘地狱烈火’[1]的火箭上,送他回他的地方去。我们并不邪恶,我再也不怕魔鬼了。以前迈尔斯和卡尔曾说他们自己是魔鬼。”“那是别人告诉他们的。他们一再听别人那样说,”我告诉詹森,“应付施虐者的唯一办法就是接受他们赋予的角色。但那些全是谎言。”“对……坏透了。”接连好几个礼拜,我常常跟詹森聊天,鼓励他继续画画,协助他做好融合的准备。另一方面,卡伦仍努力适应卡伦2及其他人格带来的影响。她描述自己各式各样的小变化:以前,她要同时打开电视和收音机才能专心阅读;如果太安静,她会听见其他人的声音。现在她很容易分心,但她却头一次能感受到真正的寂静。她说,以前她每晚顶多睡2到4个小时,现在是至少4小时,但她晚上还是会遗失时间。

                        亚洲中文无码手机在线电影腐”,杨荣、杨士奇的诸多亲信因为贪污,多被查办。再者,他还曾于正统十年、十二年两次在山东、河南清查土地,既增加了国家税收,也让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重新安居乐业。在边防问题上,王振曾主持“大赦”,赦免了许多因土地兼并而逃亡的官兵的罪过,允许他们回“老部队”戴罪立功,使边关重新召回了数万老兵。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王振还命户部拨出专款,帮助陕西、山西两省因受灾而卖儿女的百姓,赎回被卖子女。至于被王振陷害的“忠良”,虽有于谦、陈敬德、李时逸等忠直能臣,但也不乏王骥这样的贪暴之徒。他所安插的“亲信”,尽管有徐佑这样不学无术的昏官,却也有王文这样善于整治贪污的能臣。而从人品上说,王振虽然狭隘,常因对方对自己“态度不好”就大肆报复,但有时候也“知羞”。国子监祭酒李时逸被王振戴重枷“罚站”,其学生石大用知道后上书王振,表示愿替老师受罚,王振阅后自嘲“我还不如一娃娃”,随即释放李时逸。三明英宗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七月一日,蒙古瓦剌部首领,执掌蒙古三部大权的“太师”也先,率三路大军悍然发动了对明王朝的战争,这场战场与其说是“明朝与瓦剌的战争”,不如说是明王朝与“蒙古部落联盟”的战争。瓦剌的南侵大军共分三部,一部是由蒙古“傀儡可汗”脱脱不花率领,主要是被瓦剌征服的鞑靼兵马,东攻明朝辽东地区;一部由瓦剌“知院”阿刺率领,主要包括瓦剌军一部以及兀良哈军,南攻明朝军事重镇宣府;最精锐的一路是也先亲自统领的中路军,是集中了瓦剌部精锐的王牌,攻击明朝的军事重镇大同。战端一开,九边重镇自朱棣去世后20多年的“和平”被彻底打破,长城沿线烽火绵延,炮声连天。说到这场战争的原因,许多史料都说是由于“明朝削减蒙古马价,拒绝蒙古和亲”,至于失败的原因,也往往归结到王振撺掇朱祁镇擅自出兵上。其实,问题不是这么简单的。先说原因,瓦剌首领也先并非蒙古“黄金家族”出身,能够征服鞑靼并掌控蒙古三部,“反明复元”一直是其拉拢蒙古各部的招牌,之前对明王朝的“恭顺”,以及络绎不绝的“朝贡贸易”“马市”,皆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在也先征服了鞑靼部且常年出兵中亚地区“练兵”后,对明朝的战争,早已是箭在弦上,所谓“削减马价”“不嫁公主”,只是为开战找的借口而已。之所以会选在正统十四年动手,根据蒙古国有关史料记载,长年以来也先重金贿赂明朝在朝贡贸易中负责接待的“通事”,探听明王朝的虚实,在得知明王朝主力精锐多南调福建和云南后,终下了动兵的决心。至于失败的原因,一个让后来文臣们回避不提的事情是:战争爆发以后,明王朝边关重臣,诸如镇守宣府的总兵杨洪,大同总督军务宋英,西宁侯朱英,皆在奏章上建议明军应以“防守反击”为主,如杨洪在奏报上所说,明军应“依坚城凭硬弩火器,避敌锋芒,以收挫敌之效”。但朝中文臣的看法截然相反,不只是和王振勾连一气的“奸臣们”,就是内阁里曹鼎、张继,吏部尚书王直,兵部尚书邝焚、于谦,皆建议主动出击,比如邝焚的奏折里建议朝廷“速派大军征剿”。之后明廷也依其所议,先期派遣驸马井源率领4万明军增援大同。文臣们和王振唯一的区别是:王振主张御驾亲征,文臣们主张派能将进剿。“主动出击”的战术思路,大家并无分歧。但事与愿违,蒙古三路大军,阿刺知院连克马营堡和延庆,逼近宣府,宣府总兵杨洪兵力不足,只能凭城坚守。大同更惨,先派军在猫儿庄(内蒙古察哈尔旗)阻击瓦剌,几乎全军覆没,明将吴浩战死,接着大同总督军务宋英率大军与瓦剌战于山西阳高,再次被击败,宋英战死。大同军之所以主动出击,一是朝廷连发严旨,二是监军太监郭敬的催促。唯独辽东明军争气,明将赵忠率军在黑山设伏,大破“可汗”脱脱不花的鞑靼军,为明军稳住了防线。前线败报频传,不但震撼了明廷,也牵出了一个在土木堡事变前,明王朝君臣们都未意识到的问题:以明王朝当时的军事力量,是很难战胜瓦剌的。瓦剌首领也先之前骄人的战史,前文已经说过,可称是打遍蒙古高原以及中亚无敌手。另外一个被人忽略的事情是:明朝北部面对的对手,不仅仅是瓦剌一部,而是瓦剌、鞑靼、兀良哈三部联合的“蒙古部落联盟”,即使是在朱棣横扫天下的时代,对蒙古部落也只是拉一支打一支,五次北征或打鞑靼或打瓦剌,从未与整个蒙古部落作战。此时明英宗君臣面对的也先,是明王朝自北元灭亡后最强大对手。从明朝方面来说,几十年“天下承平”,军队战斗力退化不可避免,而且明王朝正进行着南平邓茂七以及扫荡麓川残余叛乱势力的战斗,北方精锐大多被抽调,依托长城稳守才是最明智的选择。但七月十四日,明英宗突然宣布“亲征”,仅经3天时间,七月十七日即率领号称50万的大军向大同进发。消息传来举朝皆惊,吏部尚书王直率百官阻拦,遭明英宗呵斥,最终,这支带着几十万大军,和明王朝整个内阁以及六部大多数官员的“北伐军”,走上了北征的不归路。王振撺掇明英宗亲征的原因,当然如史料普遍所说,是想“立功”,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此时王振虽然已经“专权”,但是朝中依然有很多“反对派”,比如兵部尚书邝焚,侍郎于谦,吏部尚书王直,这些六部里的重要部门,都不是王振的“自己人”,借一场北征的胜利巩固自己的权势才是主要目的。明英宗朱祁镇之所以同意北征,一面是他年仅23岁,年少气盛且从小王振就带他看“禁军操练”,早就是一个军事爱好者。此外作为一个刚过弱冠之年的皇帝,要压服朝中老臣,也自然需要一场对外战争的胜利,于是和王振“不谋而合”。至于百官的态度,虽然极力反对,但当朱祁镇下令“反对出征者论罪后”,除了铁骨铮铮的于谦外,也大都缄默不语了。之后仅准备3天就出征,如此“犯军事大忌”的行为,竟无人阻止,除了明哲保身外,也有轻视瓦剌的意思。比如徐有贞在“观天象”后曾言“北征必败”,遭到诸多大臣的嘲笑,御史王立右就曾笑他“危言耸听”,可见在诸大臣心里,虽反对北征,但对于胜利,大多数人是不怀疑的。四七月十七日,明英宗朱祁镇亲自统帅的“北征军”出发了,因行前准备仓促,大军出发仅5天就断了粮,又逢下雨,从北京到宣府,再从宣府到大同,一路上饥寒交迫,不少明军士兵冻饿而死,史载“僵尸满路”。惨状之下,随行大臣不断要求班师,皆遭王振重罚,大军行至宣府时,已经是“人情汹汹,声息愈急”。士气低落下,随军文臣纷纷上表,请求大军回师,王振一怒之下,命兵部尚书邝焚等人在草中罚跪。阁臣曹鼎率众臣再劝,王振怒火更大,竟将众臣编入“前锋营”,意图打仗的时候让文臣当炮灰。这是行军前期史料的记录,大体都是说王振淫威,可有几个疑点却素来被人忽略:大军仅准备3天就出发,所需粮草和后勤全无准备,王振不知兵,但曾四征安南的重臣英国公张辅为何始终未见谏言。根据有关史料记载,在朱祁镇登位后,张辅就被解除了权力,原本在朱瞻基时代挂职的“大都督”一职也被解除,只是在国家有战事时招来商议。此时这位年近古稀的老将,早已是“遇事仅唯唯矣”。临行之前,他托子女安排了后事,甚至摆好了灵堂,可见早有预料。另一位大臣,兵部尚书邝焚的表现也并非全是“刚直”。明朝从北京到宣府一路,有7个大型粮仓,储备着明朝的“作战军粮”,这7个大型粮仓皆是由兵部直接调度,但是在北伐期间,7个粮仓居然没有一颗粮食增援“缺粮”的北征军,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土木堡惨案后,代理兵部尚书于谦仅用6天时间,便将7个粮仓里所有粮食尽数运至京城,效率之反差耐人寻味。而且,随军出征的文武官员,可谓精英荟萃,但一路上,除了屡屡劝谏“回师”外,于作战本身却没有提过任何“合理化建议”,王振之恼怒,一来是群臣的抗争,二来,也是怒群臣的这种“非暴力不合作”。至八月一日,明军终于抵达前线大同,此时先期派出的驸马井源的部队,已经被瓦剌消灭,瓦剌闻明军大军已到,已然后撤20里,企图诱使明军出塞追击以全歼。根据蒙古国有关史料记载,此时是战是撤,瓦剌内部意见也不统一,一来是此前瓦剌虽节节胜利,但全是野战,于攻坚战却屡屡受挫。二来瓦剌三军上下斩获颇丰,士兵都有了归乡之心。何况自古游牧民族骚扰边境,执行的都是“叼一口就跑”的战略。此时不只瓦剌部将,就连也先的两个弟弟孛罗帖木儿和伯颜帖木儿也主张尽快撤兵。也先最后的决定是,如果明朝大军到达大同后并未出塞,而是原地布防,瓦剌大军即北撤班师。偏偏明军出乎瓦剌的意料,既未追击更未固防,而是在到达后的第二天,八月二日即原路返回。原来王振到大同后,亲眼看见大同外战场上的尸骨,可谓惨不忍睹。接着又从大同镇守太监郭敬处得知战斗过程,这位之前从未经历战阵的教书先生被彻底吓破了胆。随即劝说朱祁镇班师,早就苦不堪言的群臣当然一呼百应。瓦剌得知后,起先怀疑明军有意诱惑瓦剌深入围歼,也先力排众议,决定试探性尾随追击。从大同至宣府,再从宣府至北京,原本有明朝从朱元璋时代开始修筑的上百个卫所,但是从朱瞻基开始,这些“缓冲地带”早就被尽数裁撤,以至瓦剌可以“来去自由”。镇守大同的郭登有眼光,先建议明军从居庸关北返,又派骑兵骚扰瓦剌,起牵制作用,但终是杯水车薪,瓦剌大军还是跟在了明军后面。而除了大同之外,其他明朝边镇皆紧守城门,没有人想到派兵出击,牵制瓦剌追兵,以掩护明军撤退。8天后明军抵达宣府,瓦剌大军也随即追到,宣府总兵杨洪“持重”,并未派人阻击瓦剌军。成国公朱勇率部在兔毛岭阻击,虽全军覆没,但终为明军赢得了3天宝贵的撤退时间,可王振却想回老家蔚州摆摆威风,坚持让明军绕远路去蔚州,走到半路又担心明军到蔚州会踩坏老家的庄稼,连忙又让部队“折返跑”回居庸关。就这样一路“绕圈子”,明军还是星夜兼程,于八月十四日中午抵达了怀来北面的土木堡,只要再坚持走一个时辰(两个小时),明军就可安然进入怀来城,这次来去匆匆的北征,也就可全身而退了。但意外又发生了,王振因为运载自己家产的十几辆车子没有到,坚持让部队停下来等,一等就是整整一下午。而瓦剌方面,伯颜帖木儿再次劝说也先停止追击,因为明军一旦撤入怀来,瓦剌不但毫无收获,更有可能被明军围歼。也先起初也有撤退的念头,可侦查骑兵报告,明军在土木堡扎营了。也先狂喜之下,命令部队火速前进,终于在八月十四日晚抵达土木堡,先占领西边河流切断水源,把正在等候王公公家产的明军彻底包围。这过程里,兵部尚书邝焚曾建议明军火速前行,但内阁大学士曹鼎认为瓦剌军还远,不妨卖个人情给王公公,终陷入了瓦剌的包围。八月十五日白天,瓦剌大军集结重兵,向断水缺粮的明军发动了总攻,出乎瓦剌意料的是,多日以来疲于奔命的明军竟然爆发出了强大的战斗力,明军结成军阵,数次打退瓦剌的进攻。这时张辅终于说话了,他和邝焚联合建议,让明军集中主力冲出去。朱祁镇和王振也被说动,正让张辅拟定作战计划,瓦剌突然派使者来“议和”了,大学士曹鼎等人力主谈判,经商定,瓦剌撤去对水源的包围,允许明军前去取水。饥渴难耐的明军士兵纷纷离开阵地取水,这时候瓦剌大军忽至,发动了突袭,一场猝不及防的攻击后,几十万明军彻底崩溃,大公公王振在乱军中被踩死,随军文武大臣在踩踏中死伤殆尽,弹尽粮绝的朱祁镇被瓦剌俘虏,这就是千古奇辱的“土木堡惨案”。值得一提的是,在明军覆灭后,八月十六日,此前一直“持重”的宣府守将杨洪和居庸关守将罗通终于出兵,趁瓦剌撤退后“打扫战场”,把战场上遗弃的明军武器尽数收进了自己的腰包。败报传来,京城上下一片慌乱,文武大臣痛心疾首。先是“战”“和”之争吵做一团,终在兵部代理尚书于谦的主持下,做出了整军备战的决定。八月十八日,监国的成王朱祁钰召开“御前会议”。会议上众大臣怒斥宦官乱政,当着朱祁钰的面吵做一团,并在争吵中爆发了群殴,当场殴死了王振的亲信太监马顺。因众怒难犯,朱祁钰当场宣布王振罪状,并将王振满门抄斩。而之前因为“持重”导致朱祁镇被俘的宣府总兵杨洪、居庸关总兵罗通、大同参将石亨,统统被赦免。九月,朱祁钰正式登基,次年改年号为“景泰”,正在蒙古当囚徒的朱祁镇被尊为太上皇。同时大规模的清算行动展开,诸多王振的亲信宦官及党羽纷纷落马,全权负责北京防务的于谦整肃内部,调集重兵,安定人心,最终于十一月在北京保卫战中击退瓦剌。从此为“土木堡惨案”买单的罪过,也仅由王振及其党羽们承担了。(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第十二章陈白沙与明朝『思想解放』一讲过了明朝中叶错综复杂的官场权谋,刀光血影的金戈铁马,内外交困的步履维艰,除旧布新的呕心沥血,终于要讲到一个既熟悉却又陌生的环节——繁荣的文化。说熟悉,是因为这是一个“八卦”比较多的时代,单是一部“唐伯虎点秋香”的闹剧,几百年来“三笑”到今天,依旧令世人意犹未尽。虽是子虚乌有,却也见证了这个时代文化人物的群英荟萃:书画有墨香悠远的吴中四才子,散文有“文必秦汉”的李梦阳领衔的“前七子”,诗文有李东阳执牛耳的“茶陵诗派”,学术有王恕持鞭的“三原理学学派”,观诸英杰万象,可谓“群星灿烂”。但20世纪初叶,在半封建社会里苦苦思索救国道路的中国早期资产阶级仁人志士们,纵然政见不同,却不约而同地给予这时代一个人以至高的推崇,维新派旗手梁启超赞他“发扬志气,与自然契合”。革命派领袖孙中山愿“自诩为其五百年后私淑子弟”。大时代下,他是大家心有灵犀的旗帜。这个人,便是明朝中叶最伟大的思想家,中国儒家思想承前启后的杰出人物——“白沙先生”陈献章。说起明朝的“思想”,这是明朝文化中令后人感到分外陌生的事物,传统史学观念里,明王朝尊崇程朱理学,开八股取士,严格划定“考试范围”和“答题思路”,字字句句都要从程朱理学中“引经据典”,甚至立国之初大兴文字狱,实行高度恐怖的文化专制政策。然而“恐怖”“专制”之后,却是明朝中后期新思潮的勃兴,阳明心学欣欣向荣,晚明“三先生”振聋发聩,“西学东渐”红红火火,恰如台湾历史学家萧一山所说“专制的明王朝,缔造了属于中华民族自己的文艺复兴时代”。而这“文艺复兴”的先驱者,便是白沙先生陈献章。陈献章,字公甫,号石斋,又号碧玉老人,南海樵人,玉台居士等,因少年时随祖父迁居广东江门白沙乡,因此别号“白沙先生”。对比同时代的“文化英杰”,“三原学派”掌门人王恕的进士出身,沉浮宦海30年;“茶陵诗派”的开创者李东阳,自小即是“神童”,后又科场高中,一度入主内阁,皆是当时天下的“风云人物”;唯独“白沙先生”陈献章,虽也少年成名,身负奇才,21岁即考入国子监,但此后科场屡遭失败,仕途无门,终其一生,也不过是个“白丁”。然而历经岁月大浪淘沙,当同时代的“英杰”们纷纷隐没入历史的尘烟,“白沙先生”却屹立不倒,在风云变幻里终成“旗帜”。了解他的功业,还要从明王朝建国后的“精神文明建设”说起。二同中国自汉以后的历代封建王朝一样,明王朝同样把儒家思想作为“精神旗帜”,早在“争天下”时期,朱元璋即广纳各方儒士,设“礼贤馆”招揽文化英杰。明初著名文

                        ,就说老府里的人,就是绵英的将军府,说对你们家人都挺不错。张奶奶对我们家还特别忠心,忠心到什么程度呢,每星期到我们家送菜,冬天送雪里蕻,夏天送豆瓣酱。那时候也没有太多好吃的。我就记得她一见到我就叫小少爷,从小就管我叫小少爷。我到14岁的时候她还活着呢。定:到了60年代还管你叫小少爷?旗:小少爷。在街道上还经常劳动,挖防空洞、打扫卫生、执勤,一见我面儿那简直亲的哟,就跟我讲“男长女相必有贵样”,她说我小时候长得像女孩,见了我面就说,瞅瞅,长得多体面呀,就这种话:“小少爷过来,让奶奶瞅瞅,多体面,多利落!”说话就这个调儿,哎,你老祖宗可怎么样怎么样,就这种话,将来得娶个好媳妇。都是“文化大革命”当中了,就在我爷爷来照顾我之前,她还把我带到评剧团的房子里住过一段儿,她说你父亲当时就在这儿住的。拿出我父亲当时住在那儿的照片,在树荫下,坐着小板凳儿,在院里边,穿着汗衫戴着眼镜,那时很年轻,她就等于一直照顾我们。那个老太太,京剧也唱得好。我就记得有一次五七艺校,1970年我曾经考过五七艺校,经小学推荐,因为我京剧那时候唱得特好,那时候八个样板戏么,我是学校宣传队的,也算是家庭熏陶吧,但是我的嗓子是唱小生的,考官我忘了是谁了,反正也是特有名的人,京剧名角儿,一看说你这个嗓子是唱小生的,小生是资产阶级嗓子,现在不行了,你录取不了,我就出来了。当时的考场在丰盛小学,出来以后外边在丰盛胡同,往这边一走,正好看到挖防空洞,我就见到这个张奶奶了,这个老太太正好他们工余时间休息,唱京剧呢,小老太太唱京剧,我印象特别特别深。这个张奶奶的丈夫跑到台湾去了,给她留了一个儿子,她儿子是个非常有名的京剧名角儿,在上海青年京剧院,曾经演过武松,盖叫天以后演过武松,小生也都可以,“文革”中在《龙江颂》中演过角色。张奶奶死了以后我们两家再没来往,因为她儿子在上海,后来她儿子的太太,也是京剧很有名的演员,在上海演过《穆桂英挂帅》。后来他们全家都移到香港,就跟我们没关系了。我爷爷跟这个老仆人一家一直有联系。然后我父亲进北京,在白塔寺这边还住过。我们这一支走了(到保定)之后在北京还有房产,就是原来郑王府的房产,那个房子是我们的老宅,在西四羊肉胡同,羊肉胡同在砖塔胡同隔壁,地质部的对面,那院里的人实际也是郑王府里的人,后来就都姓郑了,我们南屋的人姓郑,爹也是跑台湾了。留下一个寡妇,相当于寡妇,实际上不是寡妇,带着个儿子,是个中学自然课的老师。西屋也姓郑,整个那个屋里全姓郑,他们那边开煤厂,但他们知道房产是我们的老根。我们后来就从评剧团那边的房子搬到羊肉胡同这个院里,住三间北房,直到“文革”当中我们父母受冲击呀,我们才搬走,以后住进了单位分的楼房。端华就埋在五路居这地方。郑王的老坟就在这儿,八里庄这儿。注90端华埋在这儿以后,后来封郑亲王的那支,他们也埋在那儿。我们家人就认为他们那支人跟爱新觉罗直系走得太近,爷爷不太跟他们来往,每年向西北方烧香,磕头就完了。后来我父亲1949年到北京,我爷爷也托他到那儿去过,到五路居看看去。我小时候爷爷跟我讲,大概50年代左右那坟就平了,然后把骨殖就放罐里,叫移厝。我都不知道那个字,记得特清楚那个厝。以后我才明白,我到台湾讲学访问的时候,台湾好多村儿都叫厝,张厝、何厝、李厝,厝就是人死了以后,尸体不入土,暂时停放叫“厝”,台湾历朝历代大陆不都是移民么,所以他不愿意葬在那儿,他总有一天要回大陆。后来我就问他们,我也做了一些访谈,你们怎么“厝”的?他们说叫“移骨”,拿个大罐子,人先埋一年、两年,再挖出来,然后捡骨,捡完放罐子里,然后放在专门一个堂屋里,一个祖屋,就准备将来移到大陆去。我爷爷老说“厝”,捡骨移厝。我小时候怎么也不明白。我现在才明白,实际上50年代的时候是把骨头都挖出来了,装罐里烧成灰。您知道吗,还有一事特有意思。我上小学时候的一个老师,就是郑王府坟户家的女儿,姓安,名字叫安旗,跟我这“旗”一模一样,我印象特深。我上学报到那天安老师就觉得我这个名字特怪,她说你看咱俩的名字一样,老师叫安旗,你叫毓旗。开家长会的时候,她跟我父亲聊天,我父亲听她是老北京口音,就问她说你住哪儿,她说住西八里庄。我爸说,郑王的老坟就在那儿,那时候谁都不知道那里是郑王坟,1953年、1954年就平了,在那边儿组建煤炭公司,开煤厂,建他们的家属区,就把那块儿地彻底平了。然后我父亲就提,说你住的那儿可是老郑王坟的。她说我们就是郑王坟的坟户。特别巧。这个老师呀,我们一直很投缘,她很喜欢我,只是我小学时因搬家转了3次学,后来联系不上了,我参加工作以后就再也没有联系。当时我上的那个学校,南线阁小学,后来“文革”那时候改名叫井冈山小学。这就是我一年级的老师,安旗。定:你知不知道你们家的坟户有多少支?旗:就知道有姓安的,有姓马的,有姓刘的,都是在这儿的坟户。爷爷跟我说嘛,在五路居这儿有坟户,前年我还到这边去看过。定:能找着吗?旗:有几棵松树、柏树,大概地方都找不到了。我没敢去找(坟户),我能到那儿去找这个?这不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嘛。您也可以去那边看看,五路居那儿,可以打听一下,那儿不是有个十字路口吗,再往前一个十字路口这边儿。所以我父亲后来分房,人说在西八里庄,他老人家倒吸一口凉气,说怎么越来越靠近祖坟了。父亲后来搬家分房子到了离五路居很近的地方。定:是不是现在要挖的话,地下还有什么。旗:我看是挖不出什么了,移走了。我爷爷说50年代移坟的时候,家里人还请他去呢。我爷爷说不去。

                        5.和爱新觉罗家族的关系

                        定:我为什么对你们这个家族特别感兴趣,因为端华这件事出来以后这个家族的兴衰呀,就永远不可能再在正史里见到了,这样的情况应该有很多,因为清代上层的政治斗争那么残酷。旗:残酷是很残酷,但其他各王基本上是削爵以后没有杀掉,就是怡亲王和郑亲王这两支被杀了。一杀,这个家族在正史就彻底不会再有了。宗人府、内务府那帮人就不会再管你了。我就觉得从历史上冥冥注定来讲,为什么非要置铁帽子王郑亲王于死地呀,因为当时我爷爷跟我讲,世袭罔替的8个铁帽子王,注91都有免死牌的,传子传孙还有一条,免死,没有死罪。当时就是端华,我的祖上,我的五世祖,他还做过宗人府的头儿呢,他知道没有死罪。但是等到杀他的时候就谁都说没有这个东西(指免死牌)了。后来我看了一些史料,实际上肃顺和端华在咸丰底下的时候,他们搞了一些改革,免除了一些满人大臣的权力,并将这些权力给了汉人。因为觉得这朝廷再往下就不行了。然后用的谁呀,包括曾国藩他们,曾国藩实际上属于肃顺、端华的人,但是他后来明哲保身,他在宫廷政变当中保持中立,他等待尘埃落定。定:这也是这个家族的一件永久的伤痕是不是?旗:肯定是。肯定是这样……我爷爷1976年就去世了,那时候我才15岁,对于家族历史上出现的种种变故,因为我小,我很难去理解,现在我只能回过头来,想当时他老人家跟我谈话时的表情,一些语气呀,我能够感觉到他对爱新觉罗是非常恨的。我爷爷过去跟我们讲过,我们本来就不是想入关的,他说我们这一支那时一直就忠于皇上。我以为是指清朝的皇上,他说不是,是大明的皇帝。我原来一直就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因为那时候小。到了我上初二、初三的时候,到1975年、1976年,我那时候酷爱中国历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我看了好几遍。我就看到里边有些注释,包括史料,我就去查过,因为我爷爷跟我说过,舒尔哈齐是被他哥哥杀掉,被努尔哈赤杀掉,我一看,杀掉是因为什么原因?重要的原因是当时他是建州左卫,努尔哈赤是建州右卫,确实他跟明朝关系不一般。而且他利用明朝的势力,等于兄弟之间争权,争夺当时在东北亚的那块地盘。确实有这个原因。后来的济尔哈朗,就是第一代的郑亲王,是舒尔哈齐的第六个儿子。舒尔哈齐被杀了以后,他等于过继给努尔哈赤了。因为他父亲被杀了,他只有死心塌地跟着大伯才行,但内心也是有……辽阳东京陵的济尔哈朗陵的宝顶,按该陵寝前的说明:“(济尔哈朗)明万历三十九年被囚杀,年四十八岁。初葬赫图阿拉,天命九年(1624年)随祖茔迁葬辽阳东京陵。顺治十年(1653年)追封亲王爵。”(定宜庄摄于2008年)定:那就是说你们家对努尔哈赤的仇恨一代一代地传了好几百年。旗:实际上一直有。后来肃顺和端华跟他们的矛盾这么厉害。奕訢,就是鬼子六这帮人应该非常清楚,他肯定知道家族事。他就认为肃顺他们这些人要是成功了,很有可能就……当时已经恢复了舒尔哈齐的称号,追封为庄亲王。注92他就怕你这支翻过来以后把老仇拿出来,我觉得还应该有这个原因。起码我爷爷过去跟我说过。定:你爷爷还跟你提到?旗:他当然提到了。我爷爷过去跟我说过,说你们到北京,你们长大之后,崇祯皇帝的陵你们是得去的。清明节的时候你们只要有时间你们就得去看看,我还真的按我爷爷的说法,每年清明节左右我到崇祯坟去一趟。就因为我爷爷过去说过这话。今年我们还去烧纸了。这几年刚修好,现在不开放了。残破的时候我都去,我经常去,而且我知道在日本有崇祯的一支,老在那儿给看坟的人留钱,让他们每年到那时候烧香。您知道我们家有个特点,就是喜欢去故宫,包括我女儿几乎我们一个月带她去一次,特别愿意去那儿。定:为什么喜欢看那些东西?旗:不知道,从小就特别喜欢,特别愿意去那儿。我爷爷给我从小灌输的就是“富不过三代,君子之泽五世而斩”,长大以后我才知道这些话,全是《国语》《春秋》里的东西。比如这架屏风,我爷爷都给我讲过。他讲这个屏风呢,就是乾隆年代郑亲王复号时,原来是简亲王嘛,复号时庆祝,宫里边送给他的,他讲为什么复号,说我们郑亲王哪,给的号是济尔哈朗战功卓著给的号,济尔哈朗死后袭爵时没袭这个号,改成简亲王了。为什么改?因为郑这个号很硬气,你的子孙没那么大功,你顶不住这号,所以就没给这个号。济尔哈朗下边这支,也就是我们这支没有得到袭王爵的机会,就依惯例降爵,先给了一个镇国将军,一个辅国公。我爷爷讲济尔哈朗的这两个儿子非常能打仗,一个是死在广东了。济尔哈朗这个儿子的儿子,好像是巴赛,或是巴尔堪,注93是雍正年死在新疆了。就是所谓准噶尔叛乱的时候,他跟着平叛去的,死在那儿。我们两代都死外边了,全都死在军中了。这两人虽然战功卓著,可是一直没有大的封号。以后呢,到了他孙子这辈,后来一直袭简亲王的一支,我爷爷说是喝酒误事。我们家族都很能喝酒,都能喝,血统里就能容酒。我爷爷就说我们老祖宗有一支喝酒把王都丢了。最后是因为袭王爵的那一支犯了错误了,就把简亲王这号又给我们这支了。到了乾隆年复号,恢复郑亲王王号。巴赛和巴尔堪实际上都没有封过王,都是追封。封王以后把他们祖上又追封。注94定:为什么又恢复了?旗:我爷爷没说,大概跟乾隆关系特好。他们私交特别好。家里传下来的东西中许多是乾隆的,上面刻着他的诗和“御制”一类的字、款,还有嘉庆皇帝的象牙“盎杯”和题诗盒。定:那时候没有仇恨了?旗:他有仇恨但一直为朝廷做事哪。那时我们是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一直对朝廷很尽力的。我感觉我爷爷说的尽力不是给他一个家族尽力,那是整个满人的天下,那种感觉,我是给公家干。Elliott:你祖父有没有提到过溥仪的事?旗:从来不提,他讲的就是跟他们家没有关系,我们两清,他老说两清。他说辛酉之后,就是1861年“辛酉政变”以后,我们两家就两清了,没有任何关系。Elliott:连他的坏话都不说?旗:从来不提他。包括我们进北京我父亲从来不提他。定:我觉得特奇怪,有些仇恨能延续那么多年。旗:我为什么跟他们家族人也没什么来往。我爷爷一直从来不提他。定:也不觉得跟他们是亲戚?旗:从来没有。……定:我到你这儿来觉得特别有意思,你家很多王府的东西在别处是很难看到的。旗:对。这都是王府的,它跟皇家不同,区别就是带有皇家气息又不敢僭越,一旦规格、形制、花纹和图样超越了,就是僭越,杀头之罪。我爷爷就给我讲过,包括我父亲小时候就给我讲过,凡事讲个“理”儿,凡物讲个“意”儿。喜欢一件物件重在玩“意”儿。比如这个屏风,是“百宝嵌”做工,加个大漆描金绘画,上边都有讲究的,这上边86块玉。所有的玉都是乾隆时期的,代表中国玉器制造的最高工艺,而且上面包括中国能使用的玉石,各个品种这上面都有,如和田玉、南阳玉、岫岩玉、翡翠、砗磲、象牙、玛瑙、红宝石、碧玺、松耳石等等,而且图案多是宋代徽宗《宣和博古图》上的器皿,都有讲究,都能说出名堂来,比如说中间这个叫富贵花开,这个叫吉祥平安,一只鸡拖着一个瓶子,都是谐音。这边有两只羊,这叫吉祥平安。这底下还有一个,这叫福禄平安,中间有一个蝙蝠,这是福,这边有一只小鹿,是禄,这边有一个瓶,是平,底下是一个案,是安,这是福禄平安。还有这个叫一甲登科,然后上面是辈辈封侯,诗书传家。这不是有书么,这个叫麒麟送子,上面的叫福在眼前,也叫福庆有余。这都是我爷爷教给我的,我都记得。还有上边的叫连生贵子,这叫马到成功。您再看那两个柿子,事事如意。聚宝盆。全是吉祥的东西,底下的是萝卜。他有的没给我讲。后边全都是用金粉画的画,山水画。这就是郑亲王复号的时候乾隆送给他做吉庆礼品的,非常好。

                        6.我们满族不是突然出现的

                        旗:我在河北也待过,我总觉得河北这地方的民风和满族有天然的联系,而且我读过春秋战国一些书,包括研究白狄(古称为鲜虞人、猃狁人)的一些著作,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我们是白狄,这白狄在什么地方,在中山国,当时就在保定这一带(都城是中山,现在的定州)。中山国的文化非常发达,这几年出土挖掘的一些文物证明它的文化在某些方面甚至高于中原,齐桓公成就霸业,曾打着中原“内华夏外夷狄”的旗号么,把咱们看得跟兽类差不多,文化不发达,实际上它文化非常发达。我祖上曾收藏了一柄春秋青铜剑,剑琫、剑格、剑首上都用了错金工艺,花纹与风格同古中山国文物属同类型,剑身近格处有五字错金铭文,与70年代出土的中山靖王鼎、壶上的文字相同,我译读为“方原百厝剑”。古中山国灭国的时候,被赵国灭掉的,可我总觉得这个民族被灭掉以后,它的贵族不可能一夜之间全死掉,但是我找不到这种资料,再也找不到。到底白狄到哪儿去了?它哪儿去了?它的贵族肯定是跑了,这些贵族往哪儿跑呢?他不会往南跑,只能是往北跑,往北跑跑哪儿了?辽宁,肯定是往辽宁,河北的北部,越过燕国的属地,跑到辽宁以后就跟当地的人混血了,他们有很高的文化,但是从血缘上来讲又被视为夷狄,所以后来才突然有女真族的金,在金的时候爆发出来,而他们那时候全汉化了。他们虽然有自己的文化,女真文字,但是他们普遍是双语言,汉族的科举、汉族的典籍很快在他们那儿普及开来

                        要在五年之后才会积蓄到足够的力量找金国算账,在这之前,他退出了辽、宋、金之间的大舞台,主角继续由耶律延禧担任。耶律延禧的复国之梦熊熊燃烧,不可遏制,哪怕众叛亲离,手里的军队都不是本族人了,也不后退。这人带着五万室韦兵,加上全体后妃、儿子、宗室人员一起出征,杀向了南方。决心很大,可惜命运糟糕,他就是这个时代的衰神,总是在错误的时间发动战争,遇上错误的敌人,没有一次例外。他刚刚翻越渔阳岭(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西北,大青山的南支),就迎头遇上了完颜宗翰。他面子真大,哪怕落魄到这地步,金国都超级重视他,把金国的二号首长火速派来了。没有悬念,耶律延禧输掉了最后的希望,他靠着五万人的肉盾,再一次成功逃跑,跑回了夹山老巢。他的故事还没有完,两个邀请函跨越千山万水送到了他的手里。一个是宋朝的。由一个和尚秘密送到,赵佶向他许诺,只要他到达宋朝边境,一切就安全了。他会得到宋朝皇兄的称号,一千间大屋的住宅,以及三百个女乐的享受。一千间大屋!知道北京的故宫有多少间屋子吗?九百九十九间半。另一个是西夏的。夏崇宗觉得自己是耶律延禧的女婿,更因为几乎每一个西夏皇帝都是辽国的女婿,这时老丈人出事了,不能不有个态度,于是派人送信,请耶律延禧过黄河。耶律延禧真的去了,屁股还没坐稳,金国的使者也到了。一句话,请众多的党项大脑冷静思考之,是不是想跟辽国一个下场?夏崇宗不想,但又不情愿,就小试探了一下,结果派出去的兵被金军打得一败涂地。这下,他终于清醒了,转身请老丈人哪儿来的哪儿去。耶律延禧又逃回了夹山深处,他的逃亡生活还会再继续近两年的时光。这时顺便说一下西夏,自从送走耶律延禧之后,它变得非常安宁,几乎游离在时代的大变革之外。辽、宋、金之间的大博弈对它来说几乎没意义,直到蒙古人崛起之后,才动摇了它的生存根基,主要的原因还是它自己找死。为什么呢?因为它穷。西夏这块不毛之地,说实话,除了宋朝因为太多的历史原因,非要跟它打个清楚明白之外,几乎没人答理它。又穷又硬,还不讲理没信义,跟它往来有什么好?比如金国,眼放着肥到人类之巅的宋朝不抢,难道去和这群党项人死磕?简直莫名其妙嘛。这就是从此以后近百年的西夏国运的基调。它很平静地生存了下去,在以后天翻地覆的格局下,我会很少提及它,在此算是有个交代吧。回到中原,这时历史的焦点在平州。对金国来说,平州的张觉已经是个刺头,不是切不切的问题,而是稍微切晚一点,就会带着整个燕云十六州一起滑向宋朝,把金国的桥头堡给毁掉。燕云十六州,永远是东亚大地上的异域。谁得到它,都会得到财富与机遇,而失掉它,会失去未来的安宁和话语权。在完颜吴乞买招回各占地首领,商量继位大事的阶段,张觉有了新动作,除了自己的平州外,他带着营州、滦州一起归降了宋朝。前面提过,平、营、滦三州在辽国统称为“平州路”,而平州之东是榆关。榆关,就是后来的山海关!历来兵家入关,必经山海关。这是燕云区域防务的重中之重,谁得到它,就等于得到进出中原的大门。这时,张觉带着这三州一起倒向了宋朝,军事意义无比重大。金国人立即就急了,没等调集重兵,就地派了三千人攻向了平州。三千人,这点兵力就算是在完颜阿骨打的率领下,也只够和辽军在野地里打架,想攻下燕云区域的重镇,简直是做梦。张觉只是关上城门,这三千人自己就走了。张平很兴奋,派他的弟弟到开封城报功。赵佶很兴奋,派专人带着敕书、诰命去平州发奖。当天的发奖仪式很盛大,张平带着平州的头头脑脑们出城迎接,就在这时,危险已经到了他的身边。金军突然杀到。统帅是完颜宗望,军力是十万人!完颜宗望是阿骨打的二儿子,本名斡离不,俗称“二太子”,和后来那位家喻户晓的“四太子”齐名。查一下这人的生平,这时是他一生中最郁闷最窝火最想杀人的时候。阿骨打起兵反辽,他的军功只在宗瀚之下,以他的资历、血统,金国皇位只能是他的。可是事到临头,居然便宜了他的叔叔。完颜吴乞买,他有什么功劳,何德何能,居然当上了皇帝?!尽管不服,也仍然得服。吴乞买的政治手腕是非常高的,有他在,金国超强的军力不仅用来开疆扩土,更是他操纵政局达到平衡的砝码。在完颜吴乞买的统治期间,宋、辽两国的君主大臣们遭遇很惨,金国本身的上层建筑也一批批地倒下,悄悄地说,他是一个成功版的赵光义。回到平州城外,这种级别的敌将,这样庞大的军力,已经运动到了身边还毫不知情,那么死得再难看也不冤了吧。张觉反应非常快,他推开奖金证书一跃而起,上马就跑。这人真的被吓着了,哪怕平时喊过一万遍金军不可怕,平州守得住的口号,这时也全都忘了。平州城就在他的身后,有五万以上的军力、超级坚固的城墙作后盾,他都没敢回头。此人一路狂奔,跑向了幽州城,投靠前“怨军”,现在叫“常胜军”的郭药师部了。在他身后,十万金军冲向了平州城。无论是当时,还是后世,都认为平州城没救了,之前金军所向披靡,辽国五京都被一一攻破,平州城再强,难道比辽国的都城还结实?在这种对比下,张觉逃跑似乎也情有可原。但是这些都错了。完颜宗望以十万兵力围困平州城达半年之久,仍然无法攻破。半年之后,城里的兵打光了,只剩下几千人。城里的粮吃光了,连耗子都找不着,到这种地步,平州人也没投降,他们冲了出去,突围南逃。金国人得到的,只是一座空荡荡的死城。平州人用活生生的例子告诉了世界,金军没什么可怕的,哪怕是第一代的金军,也不是吃人的妖怪,只要敢于反抗,不仅能守得住,更能冲出去自由骄傲地活着。形象地描述,平州城就是一支火炬,它熊熊燃烧在无边的黑暗里,显得璀璨壮丽;准确地描述,平州城像一支火炬,壮丽璀璨地燃烧着,而它的周围,是一片无边无际的黑暗……真的太黑了,所有人都眼睁睁地看着它陷落,不仅不救,还彻底无视。该怯懦的仍然怯懦,该昏庸的继续昏庸。先是它旁边的营州没顶住,被金军迅速占领,满城的居民都成了奴隶,里面就有张觉的母亲、妻子。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张觉还能挺住,他弟弟崩溃了,为了救他妈妈,他选择了投降。他不仅把张觉的去向泄露了,还交给了金军几页纸。那是宋徽宗赵佶亲笔写给张觉的御笔金花笺,封官许愿的话都写在上面。这东西到了完颜宗望的手里,就不只是张觉的事了,是宋朝私下里搞小动作的铁证。怎样才能编织出一根小绳子,一步步地绕到一个超级大国的脖子上,一点点地收紧,直到勒死?这个过程,金国人已经很熟悉了,完颜宗望迅速制定出了一二三的步骤。第一步,向宋朝要张觉。金国派使者先去了开封,告诉赵佶老实承认伤害盟友感情的错误,把张觉交出来。别想打马虎眼,张觉就在幽州城里,现在改了个名字,叫什么赵秀才。金国不要活人,你们杀好了送脑袋。人证物证俱全,赵佶无话可说,他派人带着金国使者去幽州取人头,暗地里吩咐幽州安抚使王安中把张觉藏起来,杀个长得像的人送去了事。王安中照办了,可不知道怎么搞的被金人识破了,人头有假,再杀真的送来。宋朝无可奈何,只能秘密地杀了张觉,用注满水银的匣子装好,送给金军,同行的还有张觉的两个儿子。金国的第一个要求满足了,宋朝觉得又一次过了关,却不知道当时有个人默默地注视着这一切。当张觉的人头被送出城之后,他悲愤地小声说了一句话:“若金国索要我郭药师,难道也要交出去吗?”这时的郭药师非同凡响了,他是赵佶钦定的幽州城防司令,手下除了近万人的常胜军之外,还有临时招募的三十多万民兵。毫不夸张地说,他的心理动态,就是燕云区域稳定系数的晴雨表。第二招是找后账。张觉事件过后,完颜宗望派人到燕云地区来,说某年某月宋朝的某位使者曾经许诺了多少钱粮,一直没兑现,现在该给了。这实在是太闹心了,在这几年的宋、金交易之中,到底金国提过多少条件,宋朝给了多少好处,老实说在事情过后几百年,全盘掌握过程的情况下,统计起来都很费劲。在信息不发达的当时,要前线指挥官的手里有一本明账,根本是不近人情。双方吵了起来,吵得不尽兴,完颜宗望使出了第三招。他悄悄地给西夏人带了个话,要他们出兵攻打武、朔两州。宋朝在燕云地区的最高长官是谭稹,这人还真不含糊,金国要后账他敢赖,西夏人趁火打劫他敢反击,在这块人生地不熟刚刚收复的土地上,他把西夏人赶了回去。三招过后,完颜宗望有点郁闷,这人软硬不吃得怎么办?想了想,他决定把情况反映给赵佶,让宋朝的皇帝收拾宋朝的官。谭稹下台了,他被调回国内,停职反省,好好去想到底欠没欠金国人东西。接替他的是金国的老熟人,武装太监、广阳郡王童贯。童贯在这段时间里坐了一次过山车。收复燕云之后,他的地位上升到了无与伦比的高度,之后突然摔了下去,被勒令停了前线的一切公职。理由是花钱太多了,燕云的价儿实在太高,根本没提前后两次大败的事。其实,真正的理由是赵佶的政治手段。在中国的官场,一直有个很好玩的现象,不管是哪个朝代,如果某位大将出兵立下不世战功之后,回国时耀武扬威万人空巷,那么基本上可以为他默哀了。这人的政治生涯、军事生涯、人类生涯都已经结束。相反,如果皇帝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一顿臭骂,战绩了、功劳了什么也不提,相反全是错误,之后全体朝臣一拥而上,发挥集体力量骂他个半死,那么此人可以放心了。这是组织上对他严加要求,希望并培养他向更高的台阶迈进。童贯就是这样。所以这时前线一旦有事,还是第一时间把他派了出来。童贯来了,金国方面突然变得安静。什么幺蛾子都没了,世界很和谐。这让童贯还有宋朝的上层都很满意,在他们的心里,天朝上国的尊严、荣耀都在迅速回归。在这种情绪里,童贯做了一个决定。他决定派人去向金国大太子完颜宗翰索要山后九州。赵良嗣、谭稹要不回来的,不等于他童贯也要不回来,广阳郡王的封号是与燕云十六州紧密结合的,这块土地注定了要在他的手里彻底回归!这时是公元1125年(宋宣和七年)的十月份,远方的风雷动荡,在极远的西方,辽国的末代皇帝耶律延禧终于在余睹谷被金将完颜娄室活捉,押往金朝上京(今黑龙江阿城)。至此,辽国彻底灭亡,它对金国威胁全部解除。金国纵目四望,世界广阔,它已没有敌人。但是完颜吴乞买却急需一个死敌。他的皇位非常不稳定,翻开资料,这人在女真人的建国历史上几乎没有战功,一直隐身在后方,给哥哥阿骨打看家。这样的“业绩”,放在汉民族的价值观上都不让人信服,比如宋太宗赵光义。赵光义登基一直存在争议,那么在极其重视战绩的女真族开国第一代人物面前,吴乞买有多大的分量呢?答案是太轻。他的一生,注定了要在本国战将派系之间走钢丝,既要联合他们,更要分化他们,实在不行就要派事给他们做,指定好东西让他们去抢,绝对不能让他们闲着。在这种指导思想之下,他敏锐地捕捉到了一股暗地里涌动的反宋情绪,之后用行政手段把它完美地融进了国策里去。这股反宋情绪来自于金国顶级战将的家属团里,比如完颜宗翰的妻子萧氏,她是辽国皇帝耶律延禧的前妻;完颜宗望的妻子金辇公主,是耶律延禧的女儿。再比如辽国降将耶律余覩、刘彦宗、时立爱,这些人都在金国成了新贵。他们牢牢地记着宋朝乘人之危攻打燕云十六州的仇恨。辽国是没力量报仇了,可金国可以利用,比如两位完颜太太,就一直在吹各自丈夫的枕头风。善解人意的成熟的政治家完颜吴乞买先生怎么会错过这样的好机会呢?反正是慷他人之慨,抢宋朝之财,同时转移国内军事大佬们的视线,何乐而不为?公元1125年(宋宣和七年)的十月份,童贯派人去向完颜宗翰讨还山后九州的时候,正是吴乞买下令正式伐宋之时。屠刀已经临头,可叹宋朝上层仍在做梦。金军在十一月初时南下,兵分两路。东路军由完颜宗望率领,出平州,攻幽州;西路军的主帅是完颜宗翰,他由云中(今山西大同)出发,进攻太原。各自攻克目标后,渡黄河会师开封,进攻宋朝的都城。童贯当时在太原,面临的是金国军事排名第一的完颜宗翰。这很相衬,由宋朝兵马大元帅,对敌金国军事领袖,双方当量对等。可结果居然是空白。童贯先是愕然,惊叫出了一句名言,堪称是宋朝官场的共同心声:“金国刚刚在边外远处立国,怎么敢做这样的事?!”连东亚最大的辽国都灭掉了,来打你宋朝很奇怪吗?童贯的脑子还真就转不过来。他稍微等了几天,当确定了消息的真假之后,瞬间变得灵动无比。逃跑!童贯第一时间上马南逃,速度之快,让太原知府张孝纯猝不及防。他跟着快跑,才拦住了广阳郡王,换来的却是一声怒吼。“俺是宣抚,不是守土。留下我打仗,那么多的将军都是干什么吃的?”之后,童贯纵马狂奔,消失在民众的视线里。从这一刻起,他数十年建立起来的赫赫威名彻底坍塌了,岁月再一次证明,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坚韧到底,更多数的,都是童贯这样曾经勇敢的心。其实,他本不必这样紧张的,他面对的是完颜宗翰,这个敌人的锐气已经在灭辽的过程中消耗得差不多了,尽管掌有重兵,但征伐之心不再炽烈,更何况他背靠的是太原城。太原千年古都,要说文明什么的倒也说不上太多,它最著名的一点是“硬”!超乎寻常,不可思议的硬度。历朝历代打到这儿的战争都会卡壳,远的不说,五代时以柴荣之强拿不下它;宋初时赵匡胤终生常胜,也拿它没办法;赵光义举倾国之兵把它攻克了,可是却耗时半年,累得全军半死不活,最后在远征燕云时掉了链子,埋下了宋朝不能统一中土的祸根。这时,金军来了也是一样,完颜宗翰连取朔、代两州,到了太原时突然被顶住了。不管他们怎么进攻,太原城就挺在那里岿然不动。时间一长,完颜宗翰放弃了,不能为了一个太原耽误整个战役计划,他留下了一部分兵力继续围攻,带着大部队向宋朝内境穿插。完颜宗翰的脚步至此被绊住,太原城让他腹背受敌,首鼠两端,他的西路军一直在黄河周边转圈,想攻心里没底,想回去心有不甘。时间一天天地过去,直到历史书翻过了这一页,他都没想好要怎么办。而直到那时,太原城仍然是宋朝的。回到东路的完颜宗望,这个人才是宋朝的灾星。完颜宗望在金国内部憋了一肚子的气,他的心情恶劣到了不杀人就会杀自己的程度。这是真实的,不久之后,他的生命就会走到终点。当然,更多的人在他到站之前早已提前下车。东路的金军先是在两天之内迅速攻破了檀、蓟两州,接着就杀向了燕云的首府幽州。在进攻的路上,完颜宗望终于遇到了挑战。宋朝的军队走出城墙,到野外与他交战了。来的人是张令徽、刘舜仁,以及幽州城防司令郭药师。这三位都是渤海人,带来了四万五千军队,可以说,幽州方面能拉出来野战的全部家底都在这里了。宋朝把燕云的命运交给了渤海人,在张觉事件发生之后!当天的战斗是个笑话,两军对垒,张令徽、刘舜仁转身就跑,搞得像阵前哗变一样,郭药师稍微抵抗了一阵,带着人以更快的速度撤退。他精确地计算着与金军的距离,抢在完颜宗望到达之前回到了幽州城。之后,他把全幽州的宋朝干部从上到下抓了个遍,送给完颜宗望当礼物。郭药师终于“叛变”了……叛变两字是官方史书里给郭药师定的性,说这人在短短的七八年里接连叛变了两个东家,宋、辽两国前后都被他出卖了,这人的品质真是恶劣!这样说的根据不知是什么,于辽国,渤海国是它亲手毁灭的,渤海人一直是二等公民;于宋朝,自己做过什么应

                      关键词 >> 亚洲中文无码手机在线电影

                      评论(320)

                      相关推荐

                      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