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公侵犯肉体中文字幕无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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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公侵犯肉体中文字幕无码人有严重的智商和情商问题：短视、浑球、无知无畏。大本营显然也对这两个家伙有深刻的认识。他们明白，给这两个家伙讲信仰、讲国家、讲民族、讲和平是没有用的，因为对方只相信实力，只有当你的拳头比他更硬时，他才会听你的，因此大本营主张坚决平叛。但杨希闵、刘震寰这两个无知无畏的家伙，根本没把大本营放眼里，不耍阴招，一切造反行动都是公开进行。两人在派兵拿下广东最好的兵工厂——石井兵工厂之后，就把军队开进了广州，还放言挑衅：请代帅（胡汉民）先攻打我们三天，然后我们再回手！对于这两个脸上写满了“你们快来打我吧”字样的家伙，广东大本营自然不会客气。1925年6月7日，代理大元帅胡汉民通电宣布杨希闵、刘震寰罪状，正式派兵讨伐。战斗也在这一天打响。滇桂联军展现出来的战斗力远不如他们老板表现出来的狂妄自信心。五天后，四万滇桂联军被“平乱总指挥”蒋介石率领的以党军为主力的平乱军击败，或溃或降，杨希闵、刘震寰逃亡香港。广东的革命山河一片鲜红，拉开了建立国民政府的序幕。蒋记王朝第二章刺杀廖仲恺
汪精卫主席
1925年5月中旬，代理大元帅胡汉民见到了从北京善后归来的汪精卫，宣言誓守孙中山遗嘱，与恶势力斗争到底。6月底，由汪精卫主持召开了国民政治会议。会上确定了将“国民党总理”的称呼永远留给孙中山，国民党采用集体领导的委员会制，会议还决定原来的大本营改组为国民政府，设国民政府主席为最高领导人。7月初，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汪精卫以压倒优势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成为孙中山以后第一位国民党领导人。当然，这也是一个众望所归的结果。论资历，国民党内已无出其右者；论忠贞，几十年来孙中山身边的朋友战友走了一拨又一拨，又有几人能如汪精卫这样始终不离不弃；论献身精神，曾“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汪精卫也不缺乏。汪精卫上台后，没有弄什么新思想、新主义，还是高举孙中山的伟大旗帜，不走样地“按既定方针办”，坚持三大政策，坚持“挥师北伐、统一中国”。国民党的另外两名元老也是重任在肩。胡汉民兼中央执行委员会五名常委之一、中央军事委员会八名委员之一、外交部部长三职于一身。廖仲恺的重要性则只高不低，同样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同时身兼极其重要的财政部部长。表面上看起来，胡汉民、廖仲恺等人紧密团结在以汪精卫主席为核心的国民党中央周围，高举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旗帜继续走革命统一之路。其实，这只是一种假象。国民党内部远非铁板一块。在苏联顾问的支持下，共产党在帮助国民党改进组织、宣传等党务工作的同时，也看到了自己与国民党之间的根本分歧，从而坚定了争取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的决心。长而久之，围绕着苏联顾问、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影响力以及对革命的领导权，国民党内形成了以廖仲恺、邓演达为代表的赞成和积极推进“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左派，与以胡汉民、孙科为首的“不能容忍国民党内共产党力量的发展和苏联顾问影响的增强”的右派，两派斗争十分激烈。思路决定出路，眼界决定境界。两派人，两条路。路线冲突决定了左派和右派注定有一派要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而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中立派又没有孙中山的威望，表现得过于优柔寡断，无法制衡两派趋于白热化的斗争。无法制衡的权力斗争演变到后来，必然会异常残酷，也许唯有鲜血才能解脱这些沉溺于权力斗争中的人。廖仲恺被刺
1925年8月19日上午九点，国民党中央党部大楼前，子弹的火花迸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黄埔军校党代表、党军党代表、农民部部长、工人部部长廖仲恺遇刺，身中四弹，在送往医院的途中身亡。这绝对是一起严重的暗杀暴行。汪精卫大怒，遂与许崇智、蒋介石组成特别委员会，统归管理军政事务及警权，戒严广州，彻查此案。在党内级别不够、政治地位不高的蒋介石为何能加入特别委员会？答案很简单，因为蒋介石是当时最适合的侦破工作负责人人选。本来应该承担侦破重任的广州市市长孙科、公安局局长吴铁城都是右派，汪精卫和苏联顾问团不放心。而蒋介石当时属于中间偏左派，且手握最忠心于国民政府的党军，汪精卫和苏联顾问团比较放心。此外，蒋介石与廖仲恺的关系非同一般，这能保证他以顽强的斗志与饱满的热情投身侦破工作。过去一年多来，蒋介石与廖仲恺在黄埔合作建校建军，其中的艰难蒋介石心中非常清楚。当初建校之时，廖仲恺数次忍辱负重，从杨希闵、刘震寰手中讨得些许款项，甚至变卖家中财物，将一笔笔经费交到蒋介石手中。平定商团、建立校军、建立党军，表面上看是他蒋介石在领导，可廖仲恺为此付出了多少心血，在背后为他挡了多少明枪暗箭，又有谁能数得清。蒋介石能走到今天，每一步都是廖仲恺用肩膀扛起来的……应该说汪主席的用人水平不错，因为他选中的破案负责人蒋介石的工作效率很高，真相很快浮出了水面。这是一起仇杀案，种种证据都指向了两个国民党元老。背后主谋——以胡汉民弟弟胡毅生、邹鲁为首的国民党右派。以廖仲恺为首的国民党左派和以胡汉民为首的右派就是否坚持三大政策的争斗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而廖仲恺在汪精卫和共产党的支持下，处处都占了上风。由此，胡毅生因为觉得哥哥让人骑在头上欺负心生不爽而萌生了杀掉廖仲恺的念头，当然也可能是受到了胡汉民的暗示甚至是指示，总之，胡毅生找到了邹鲁等右派骨干，合伙密谋杀掉廖仲恺。凶手——粤军许崇智手下的旅长朱卓文等人收买的歹徒。如果说廖仲恺与胡汉民有思想路线之争的话，那朱卓文与廖仲恺就有利益之争。国民党改组之后，朱卓文混得一天不如一天。孙中山在世时还念着他往日的功劳，给他安排了一个县长做做。当孙中山去世后，廖仲恺发现这小子基本不做好事只干坏事——利用职务之便破坏经济秩序（贩卖烟土、逃税漏税），乱搞男女关系，窝藏不法分子保护黑恶势力，于是顶住朱卓文的老大许崇智的压力，硬是把朱卓文的县长职务给撤了，家产也给充了公。所以朱卓文是官也没了，钱也没了，女人也没了，生活档次大大降低。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朱卓文决定报复断他财路的廖仲恺。这就是他被胡毅生选为合作伙伴的真正原因。这一查，居然跟胡汉民、许崇智脱不了干系！胡汉民是国民党内唯一和汪精卫资历相当的人物，而许崇智虽说资历不及胡汉民，但也是地位显赫——同样是中央常委、军事委员会委员，还是广东省政府主席。虽然证明这二人直接与案的证据不足，但他们也难逃嫌疑。面对汹涌而来的质疑，胡汉民选择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卸去职务，去苏联考察。而许崇智选择了肤浅的自我批评——轻飘飘的一句“自己治军不严”，令党内党外人士都大为不满。更大的问题是，许崇智的私生活很是糜烂——吃喝嫖赌毒俱全，根本不配称为革命军人和党员干部。汪精卫趁机算总账，将他免职。许崇智从此离开广州闲居上海，远离军界……暗杀是阴谋者罪恶的嗜血，暗杀也是热血者狂热的献身。可无论是阴谋者还是热血者，最终都没有从暗杀中得到好处，这无疑是历史的讽刺。蒋介石上位
“刺廖案”所产生的后果，在当时看来是没法估量的，但通过之后的历史进程来看，我们勉强可以这样认为：这场阴谋至少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轨迹。这是因为，廖仲恺、胡汉民、许崇智相继离去，产生的权力空白必须由这两个人来填补。第一个人，自然就是大家熟悉的蒋介石。蒋介石虽然在“炮轰总统府”那会儿就已经深得孙中山信任，当前是军队的最高领导班子——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但自从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对军人掌权非常警惕，所以一直不让蒋介石插手党务和政务。除了黄埔军校党部外，蒋介石基本不能干预校外党务，其党内地位至多相当于一个候补委员，党内职务甚至低于同期的毛泽东，根本不能与上述党政要员相提并论。然而这一次，蒋介石水涨船高，先是成为广州卫戍司令，全盘接收与自己因为地盘和“钱途”而嫌隙渐生的大哥许崇智的军权，后又在国民党“二大”上被选为国民党权力中枢——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革命军总监，跻身国民党权力中心，成为国民党中仅次于汪精卫的二号人物。但蒋介石的上位也引发了新的问题。廖仲恺是广州政局中的关键人物，他在政治上保护了蒋介石也压制了蒋介石，如果廖仲恺还活着，蒋介石就不可能超越廖仲恺，担任政治军事的一把手。如此一来，蒋介石将来与汪精卫、与苏联顾问的冲突就不会那么激烈。廖仲恺是润滑剂，也是缓冲区，有他在的话，后来的中山舰、“整理党务案”等事件就很可能不会发生。当然了，在历史的词典中，假如、如果这些词汇是没有市场的。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第二个幸运上位的人——宋庆龄的弟弟、孙中山的小舅子宋子文。宋子文出任财政部部长，在国民党“二大”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算是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廖仲恺的地位。宋子文也算是个重要人物，这里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他。宋子文，19世纪的90后，时年29岁。他的教育背景非常出彩：他既是史称“东方哈佛”的美国教会学校——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学士，又是哈佛大学经济学专业的硕士，还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他的工作经历也很出彩：由于从本科开始就接受全英文教学，他的英语水平远超今天那些操着半吊子英语在外企职场磕巴的人，非常厉害，因此他从事的工作大都跟英语和大学专业有关。他在纽约花旗银行实习过，也在当时中国最重要也是最大的重工业公司——汉冶萍公司驻上海总办事处当过秘书，还当过姐夫孙中山的英文秘书，他当前的职务是广州国民政府中央银行董事兼行长。就其个人素质和能力而言，他肯定是那个年代最为出色的金融人才之一，但他有一些致命的臭毛病：傲慢，刚愎自用，没有耐心，在官场上人际关系恶劣，这些毛病令他在未来的国共内战中吃饱了亏。最为关键的是，他还有一个远大的理想：参照西方的经济理念，为中国打造一套统一的现代经济制度。但他没有意识到，他的这些来自西方先进国家的想法有些水土不服。因为当时的中国执政者们大都急功近利，他们需要的是那种有求必应而且不问用处的自动取款机式的理财好手，而不是宋子文这种或许眼光更远也更有能力但不听话的财政专家。就这一点而言，宋子文不如他一直看不上眼的同行——山西佬姐夫孔祥熙。尽管孔祥熙喜欢搞贪污，官品远低于宋子文，但他有一个宋子文没有的优点：听话。所以后来取得独裁地位的蒋介石欣赏孔祥熙的程度远胜于宋子文。宋子文不仅不受蒋介石待见，还常常因为太有主见、敢于反抗而挨对方的揍，主要表现为被打耳光，很是凄惨。当然了，这是未来的事，双方暂时还是可以合作的。两位后起之秀瞬间上位。只能令人感叹人生际遇变幻无常。处于政治旋涡之中的人，身份转换之迅速，往往令人难以置信。“刺廖案”发生之后，手握兵权的蒋介石坚定地站在了汪主席一边，汪蒋之间也因这次合作而进入了蜜月期。汪精卫上台后坚决执行孙中山的既定路线，俨然代替廖仲恺成为了左派领袖。蒋介石则成了新的中间势力。而失去胡汉民的右派们看广州已无法立足，竟然跑到北京西山孙中山灵前，开了个“西山会议”。会议决定：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之党籍；开除汪精卫党籍半年；停止广东国民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职权。在此事中负责挑头的林森、张继等人后来就被称为“西山会议派”。汪精卫和蒋介石自然不会理会“西山会议”的决定，但他们没有想到，右派并没有就此罢手，一场争对他们的阴谋即将展开。“西山会议”一事是国民党的第一次严重分裂，其影响极为恶劣，导致国民党内部矛盾公开化，并且愈演愈烈。就凭这些人的分裂行为——用郭德纲的话说——被拉出去枪毙半小时也不算过分。值得一提的是，廖仲恺遇刺这一血的教训，也从反面教育了当时年轻的共产党——凡事做好预防和提前得知重要情报是非常重要的。自此，共产党广东区委在党内开展了最早的情报保卫工作，为建立传奇的“中央特科”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国民革命军
就在廖仲恺被刺杀的前一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干了一件大事，将之前的“讨贼军”、“建国军”和“党军”名目取消，统一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简称“国军”。“国民革命军”的名字是蒋介石抓掉不少头发才想出来的。电视剧里面的“国军”就是这么来的，国军这个称呼也一直持续到国民党退出大陆。现在，国军即将接受第二次东征和北伐的考验，在铁与血中走出来的它还要在即将爆发的抗战中用血肉之躯铸就中华民族坚不可摧的万里长城，因此有必要在这里描述一下它的编制。初期的国军依照苏联体制，在军、师两级设党代表及政治部。第一军：主力仍然是黄埔军校师生。军长蒋介石（后为何应钦接替），党代表原是廖仲恺，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一期生“黄埔三杰”中的贺衷寒、蒋先云已做到了团级干部。第二军：由谭延闿麾下的湘军改编而成。军长谭延闿，党代表汪精卫。第三军：由朱培德麾下的滇军改编而成。军长朱培德，他在云南讲武堂读书时，与朱德并称“两朱”，其政治素养和军事能力都过得去。第四军：由原粤军第一师改编而成。军长李济深，副军长陈可钰，第十师师长陈铭枢，第十一师师长陈济棠，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第五军：由“福军”改编而来。军长李福林，本为悍匪，是澳门香港地区黑社会的元老级人物。此人文化水准很低，大家可以通过歇后语“李福林看报纸——倒转来”感受一下此人的人文风貌。他在逃亡南洋的过程中结识了孙中山，摇身一变成为孙中山早期的革命军事干部，此后他拉起了一支以江湖悍匪为核心的队伍——“福军”。第六军：由程潜麾下的湘军改编而成。军长程潜。第七军：主力就是新桂系的全部家底，此军从1925年10月开始分批入粤助战，次年3月正式被改编。军长李宗仁，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黄绍竑，参谋长白崇禧。七个军，共八万人左右。各军的军事素质相差很大，战斗力也参差不齐。虽然说不好哪个军战斗力最差，但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第一、四、七军战斗力最强。第一军的中基层骨干大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精英，他们是有理想有文化有纪律的革命青年，他们接受的是来自苏联的先进军事教育，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标签叫“黄埔系”。第一军的高层军官，则大都是保定军校毕业生。简单来说，第一军几乎所有的军官都来自两所中国当时最优秀的军校，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第一军的战斗力。第四军和第七军的情况也差不多，他们的军官差不多都是按照“四校”模式培养出来的。所谓“四校”，其实就是在袁世凯的建议下，慈禧模仿日本军事教育体系，弄出来的一个培养高级军官的固定套路：先上军事小学，再进军事中学，然后考入保定军官军校（相当于大学），最后去北京的陆军大学深造（相当于研究生）。能从四校毕业的学生不算多，所以这帮毕业生几乎不用为就业问题发愁。不过第四军和第七军的情况也稍有区别，首先是第四军军官中的保定军校优秀毕业生数量远超诸友军，睥睨全中国，然后是第四军军官的籍贯几乎都是广东，而第七军的军官大都是广西人。换句话说，除去指挥官的谋略天赋、练兵水准、领导艺术等因素，第四、七两军的战斗力主要是靠同学和乡土关系聚合出来的。由此可见，在咱们中国，跟同？才不是，这是多么感人，多么华丽耀眼的主仆情义啊！主人满足仆人的功名心理，让他一跃龙门成为天子门生；而仆人忠义，一日为仆终身是奴，永远为领导服务。上面只是特例，梁太监的覆盖面是全国性的，怎能只让自己家肥水反复回流呢，他要的是全天下的肥水都流向他。宣和末年，赵佶亲策进士八百人，其中有一百多人是特例的廷试。这些人以献颂上书为名，都是超级富商的子弟，特点是要才没有，要钱随便给。每人给梁师成差不多一万贯，就有机会在廷试上入选。这些人亲眼看到，梁大太监就站在皇帝的身旁，低声向皇帝说着什么，之后谁入取，谁黜落，都有了结果。梁师成不仅暗中操纵国家，还当着皇帝的面左右官场走势！这样的事几乎风传全国，宫里有个梁太监，他比宰执还好使。于是，梁师成有了个头衔——“隐相”。他终于成功了，大宋幕后的第一黑手，于无形中翻云覆雨，颠倒天地。做到了这一步，连蔡京这位正牌首相都低头了，带着长子主动拜访，拉近关系。在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左右，梁师成的隐相地位初成，他深知创业难守业更难的真理，并没有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他要不断提高自己的声望地位。于是，他加入了艮岳的修建工程里。艮岳，这座人工山绝不仅仅是皇帝的一座花园那么简单。在当时，是最大的政府工程，参与它是地位的象征，掌控它是皇帝宠眷的体现，是每一个朝中大佬打破头都要争一次的好东西。梁师成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伸手抓了过来，给自己在赵佶心里，在百官心里的地位加上了新的砝码。从此，他为艮岳呕心沥血，竭尽所能，营建出了一个人间所没有的，连世界公认的古代七大奇迹古巴比伦空中花园都比不了的梦幻仙境。他以及他的同伙们成功了，艮岳真的建成了……他不知道的是，艮岳是大宋朝的命运之山。它建立起来的过程，是宋朝崩溃的过程；它竣工之日，就是大宋的崩溃之时！在公元1117年左右，没人能想到这一点。梁师成全身心地扑到了建筑工地上，把艮岳的第二步骤完成。第二步骤，在原有山势走向上，把各处的景点盖好。查原始资料，名目如下：艮岳广袤十余里，峰高九十步。最高点建介亭。以此分山成两片，为东、西二岭。东岭有萼绿华堂、书馆、八仙馆、紫石岩、栖真磴、揽秀轩、龙吟堂；山南寿山嵯峨，双峰并峙，下有雁池、噰噰亭；西有药轩、西庄、巢云亭、白龙沜、濯龙峡、蟠秀、练光、跨云三亭、罗汉岩；再向西有万松岭，岭畔有倚翠楼。岭上岭下设有关联，关下有平地，凿为方沼，沼中有两块陆地，东边建芦渚、浮阳二亭；西边建梅渚、雪浪二亭。由此沿磴道复上最高峰介亭，亭左有极目、萧森二亭，亭右有麓云、半山二亭。介亭之北临景龙江，引江水流注山间，迸珠溅玉，蜿蜒玉带。从介亭西行不远有一小轩，名为漱玉。漱玉轩再西，道路皆用碎石铺砌，路旁有炼丹亭、凝真观、圌山亭。圌山亭俯视江际，可见高阳酒肆、清虚阁雕、雾阁云窗。景龙江北岸胜筠庵、蹑云台、萧闲馆、飞岑亭一字排开，其支流蜿蜒南去，另组成一座山庄，别有洞天。南山之外，又有小山，横亘二里，命名为芙蓉城。景龙江之外另建房舍，格局样式比芙蓉城更为精妙。以上就是艮岳的第二步工程，各处景地的原始状态。说它是原始状态，是因为它还有第三个步骤。这最后一步才是艮岳的精华所在，前面的东西好有一比，是买好的清水楼。第三步是给清水楼盘装修。说起装修，是我等凡人个个头疼的问题，前几天还有一个朋友对我哀叹，说装修猛于外遇啊，比什么都费钱。相信大家都有同感，说装修，那是无止无休，一百平方米的房子有价，最贵的也有个标签，装修就没谱了，只要你有钱，真来个白玉为堂金作马又如何？以赵佶的艺术品位，以宋朝的人文精华，以华夏大地的出产丰富，艮岳的装修能到什么程度，是能够想象的吗？至少蔡京、童贯、梁师成等人是想不到的，他们一来局促于京城，眼界不广；二来京城的权势瞬息万变，随时都可能有敌对党派兴起，以往的教训告诉他们，不仅要屠杀旧势力，更要严防新敌人。所以他们必须守在京城里，哪儿也不能去。赵佶也不行，他有的是品味，是鉴赏力，不是原创力。他没有行过万里路，没见过万样物，只能像个吃客一样坐在餐桌旁，等着大厨们把菜做好端上来，才能品得出好坏。这个任务在各位大佬的心目中盘旋，最后还是蔡京想出了主意。之所以是他，是因为这次装修的风格基调决定的。赵佶身为北方人，一直向往着美丽富饶的南方，碍于祖训，他没法像后来明、清两代的皇帝那样游江南，于是他要把艮岳装饰成他的梦里水乡。在京城三巨头中，只有蔡京被贬过长江，在杭州西湖之畔生活过。这一段贬谪岁月当时是多么难熬，但是在这时已经转化成了珍贵的财富。一路之上所见所闻，所接触的人，都成了他的资本。他对赵佶说，陛下，装修分两步，第一步是采买材料。您喜欢江南风物，正好，我在南方接触过一个能人。他姓朱。第七章疯狂的石头这是蔡京在杭州结交的一个朋友，说实话，当初他身为一个朝廷大员，还真就没把一个南方土著放在眼里。可是稍微接触之后，蔡京立即服了。当时他在杭州待得无聊，四处闲逛到了苏州。苏州多园林，让蔡京流连忘返，沉醉中他觉得应该留下点纪念。做什么呢？他认为盖点宗教性建筑最好。宗教场所人的流动性最大，口碑相传最远，尤其是能一直流传下去，不像某个菜市场一样，今天盖明天拆的。他选中了一座大寺庙，想在里边加盖一座精致的僧舍。欲望是好的，但是钱、物从哪儿来？他是个贬职的京官，自身难保的。寺里的和尚给他出主意。本地有位大能人，叫朱冲。他如果出面，这事一准能成。朱冲？在接见前，蔡京稍微了解了一下，知道他只是个富商，做药材生意。据说人品非常好，寒天舍衣、病人施饵，称得上为富很仁的慈善型有钱人。好，就见一下吧。见面后，他发现与朱冲真是投缘啊，朱某很有蔡京当年零拒绝服务的风采，对京城里的高官，哪怕是贬职的，也竭诚相待，百般奉承。对于盖僧舍一事，更是微微一笑，说不必再找别人了，请给个薄面，些许小事，他一个人足够搞定。蔡京将信将疑，他要盖的房子是相当大的，不止十几个和尚的宿舍而已。却不料才过去几天，朱冲就来请他到施工现场去，一到现场，蔡京被震撼了。他从京城来，是见过真正大世面的，可也很少见到这样的效率、这样的能力。几千方大木料整齐地摆放在现场，只等工人到齐，立即就能开工。这个朱冲……不简单，蔡京意识到这一点，决定把人才收在身边。所谓上商揽人，下商揽财。人才永远是最重要的财富。而朱财富再次让蔡京刮目相看，是在他回京前提出把朱冲带进京去时，朱冲一点都没迟疑，把偌大的家业迅速安顿好，跟着他就走了。进京后，蔡京把朱冲安放在童贯手下，成为武装太监军队里的在编人员。之后，朱冲的作用迅速体现。蔡京能用几株小黄杨木让童贯等五位盖起延福宫的大太监自愧不如，都是朱冲的功劳。这是非常难得的，在官场上、商场上一招鲜的确能吃遍天，可是有时效性。谁能用一种款式、一种招式长时间地让对手吃瘪呢？朱冲能！比如童贯能亲自下江南给赵佶搜罗艺术品，他接触到的南方玩家会少吗？有资料显示，当蔡京把南方的花木带进皇宫之后，很多势力都第一时间有样学样，派人到江南搜索新奇东西进贡给皇帝了，其中就有蔡京那位青出于蓝胜于蓝，对老爹像仇人一样凶残的大公子。蔡大公子的最大愿望就是颠覆老爹取而代之，邀功取宠的机会怎能让老爹专美，他的人带回来各式各样的江南物件，可惜没一样能入赵佶法眼。归根结底，他没有朱冲的采办能力。艮岳的第二步工程完成，相当于一场决定性的战役打响，谁能在新一轮的装修之战中胜出，才能真正确立宋朝第一采办的地位，更能通过这个，把赵佶的好感牢牢拴在身上。到这时，朱冲没什么好遮掩的了，最好的采办的底蕴是什么？花最少的钱买最好的东西吗？不，绝不是这样，只有深深了解朱冲底细的，才会知道朱冲到底想做什么。这是出身决定的。宋朝发展到一百五十年以后的这时，基本上各行各业都定型了，比如说最为人称道的商业。多少豪门富户与高官、贵族甚至后宫勾结，利益环环相扣，连王安石都拆解不开，形成了无比稳定的圈子。这种稳定让新人绝望，就像现在的中国年轻人，谈起改革开放初期，那批最先富起来的人，他们是多么幸运啊，随便买点股票，半个月不到一万就变十万了，这是多快的速度。三十年过去，什么位子都没了，什么空子都堵上了，让绝大多数想白手起家的人绝望。三十年就这样，一百五十年又如何？而朱冲，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下，最初的身份接近于赤贫，得靠给人做佣工，才能勉强活命。朱冲做苦力时非常失败，能力就不说了，据说在苏州人里也不算是身强力壮，偏偏性格还有问题。此人聪明、狡黠、倔犟、不安分。具体的表现就是不听话，简直到了桀骜不驯的地步。这就没搞头了，悲剧的降临只是时间问题，当那天出现时，朱冲不仅丢了工作，还被狠狠地抽了顿鞭子。看上去很凄惨，不过这才是他新生命的开始。不这样，他只会是一个优秀的苦力，那个时代里的路人甲，凭什么当上后来宋朝最大的官办采买人？凄惨的朱冲带着一身的鞭痕逃出了家乡，到邻近市县躲风头。天晓得为什么在芸芸众生中是他得到了好运，一次普通的躲风头，居然让他一步登天。他有奇遇了，一个奇怪的人给了他一些奇怪的药方。药，是这个世界上最神奇的东西，是为数不多的迅速让一个赤贫者变成富豪的东西。成功的可能性，有件事可以参考对比。犹太人做生意，一直恪守着珠宝、饭店这两项赚钱祖训，理由是只要男人有钱，就会被女人掏出来买珠宝；是人就得吃饭，哪怕在战争中，饭店都有生意。于是，生意长盛不衰。他们错了，医药才是最赚钱的，因为它最必需。相比之下，不买珠宝的女人很多，吃普通食品的人更多，可药品就不同了，永远少不了，并且铁价不二，一旦身份变为顾客，即便是上位者，也要随行就市。多牛啊，无论是宋朝还是现代，医药都能迅速制造出富豪来。朱冲有钱了，却变得更清醒，他记得富人安全守则里有这样一条，“有钱无权被人欺”。没有坚实的背景，钱只是招祸的东西，带不来半点幸福。那好吧，索性把游戏做大，他攀上了蔡京的肩膀，到艮岳接下装修任务时，终于可以直接为皇帝服务了。装修艮岳是宋朝最顶点的辉煌，是它走向深渊的最后一步，这样重大的任务，朱冲也觉得力不从心了，一位新人走上了舞台——朱冲的儿子。这人很传奇，身为一个小小的官方买办的儿子，居然混到了和蔡京、童贯、梁师成这三位巅峰级别大佬一样层次的帝国蛀虫。蔡蛀虫是帝国首相，拥有官方话语权；童蛀虫是武装太监，掌握着帝国最强兵力西北军；梁蛀虫身为帝国隐相，复制了皇帝过半的实力。这三个人几乎把帝国三分了，朱冲的儿子还能做什么呢，凭什么和人家分庭抗礼？很简单，上述三人分的是党、政、军，唯独没包括财。小朱同志填补了这块空白。这孩子叫朱勔，当他走到前台后，号称最有钱的宋朝人集体倒霉了，远不是多几种税、催得狠这么简单。采买，第一步是领钱。有道是阎王不使唤穷鬼，给皇帝办差更得拿工资，而且是先拿。朱勔先到国库里支银子，多少数额完全随心所欲，在艮岳工程的浩大影响下，哪个衙门敢查他的账？拿到钱后坐船过长江，两浙湖广，整个南方的花鸟鱼虫全在笼罩范围之内。比如太湖石，某块超级巨大，造型神奇，朱勔专门造了一艘巨舰运进了京城。赵佶一见大喜，赏给每一个装卸工一只金碗，并且封这块石头为“盘古侯”。有爵位的石头。某块灵壁石，高、阔均两丈有余，上千人抬不动，运进京城时得把城门拆了才成。赵佶认为这是神物，亲笔写了六个大字：“卿云万态奇峰”。以一条金带悬石挂上。成仙的石头。华亭（现上海市松江县）悟空禅师塔前一株唐朝桧树，枝叶纷披冠盖庞然，连华亭都没法运出。怎么办，拆华亭，造巨舰，从海上走。结果某天海上风浪大作，巨大的树冠和风帆缠在一起，树倒船翻，全船人淹死。以上只是某些知名的特例，采办的种类按特点可以规划到自然界出产范围。这个范围内的好东西搜得差不多了，朱勔把目光投向了另一处——人间。话说楚王爱细腰，宫中多饿死，可见皇帝的喜好是风向标，全民学习。这时赵佶爱装修园林，江南方面跟风的人风起云涌。比如浙江一个叫卫清叔的人，他的花园里有座假山。这座“假”山连绵二十余亩地，各处风景点盖了四十多座亭子。退休的侍郎俞子清更上层楼，他的“假”山起伏延展，上边有一百多个峰点，高的达到二三丈。都不过分修饰，保存原有山野风韵，其间犀株玉树，森列密布，“俨如群玉之圃，奇奇怪怪，不可名状。”其他中小户人家，积累一百五十余年平安富足之后，这类东西也不少。朱勔怎么会忘记、放过它们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都应该搜集起来，献给皇帝。这个过程显示出了朱勔的功夫，首先他能知道谁家有什么好东西，您家有，那么恭喜了，朱勔的手下们会不请自来破门而入，在该东西上盖一块黄帛。这就是御贡品了。谁也不准动，更不能有丝毫的损伤，至于损伤是否存在，伤到了什么程度，与该户主人对朱勔的勒索满意度的贡献直接挂钩。如果贡献值不足，那么说有伤就有伤。没伤，轻轻推倒摔碎了，这回有伤没？验过伤，该御品进入保护待运期。要一直由原主人保存，直到各种选定的御品达到一定数量，一起起运。起运时，是所有原主人的噩梦。不管该御品多大，搬运工从来不走门，都是把墙拆掉，进行立体搬迁。那一天全城轰动，无数的墙被推倒，无数的屋子倒塌，一片混乱之中几乎从无例外，该御品搬走了，屋子里其他值钱的东西也都不见了……这还只是噩梦的开头。装修还有第二关。从原产地把东西置办齐了，还得运到装修工地嘛。这个过程要怎么做？宋朝一百五十余年经营，帝国各地的水系都与京都开封相通，运粮的、运菜的、运各地特产的，早已形成了规律。朱勔作为装修特派员，本是有专用船只运工的，可是他搜集的东西太多，悄悄地说，远远不是专运给艮岳的，他家、蔡京家、童贯家、梁师成等京都大佬们都在中间插了一脚，各家都有大花园的，捎带一些不是很正常吗？于是，朱勔手里的运输工具不够了。不够？简单，放眼望去，河面上都是船，每一艘都是大宋子民的，那么每一艘都可以被征用。从这时起，华夏大地上最恐怖的一个词出现了，叫“花石纲”。纲，指政府指派奉皇帝命令的货运过程。花石，特指赵佶在这段时期在江南大地收集的自然艺术品，自从花石纲出现，全国的交通运输全部瘫痪。不管是水道上，还是陆地上，甚至是海运中，各类运输工具只要在朱勔搞运输时被看见了，立即就被抓到一块，原来的事都放下，统统装上花鸟鱼虫老树怪石，向京城进发。总结一下，上面的搜罗控制在自然界、人间社会两方面，综合来看可以归纳为地球表面之上的东西。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朱勔做到了这些还不满意，觉得仍然有对皇帝尽忠的地方。艺术是什么？范围太广了，但是可以归纳为现在进行时的和过去古董式的。朱勔的心思就动在后一种里，作为神州共主，难道只向活人收税吗？为什么死了的埋进坟里的就可以免交？不管你是先秦的还是五代的，只要还在汉族的地盘上，就别想幸免，这叫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于是，全国上演挖坟大比武，不管是谁的坟墓，只看谁能挖出来惊人的货色。货色都运进京城，搬到皇帝的多宝阁里，这才是气派，才是修养，才有品位！艮岳就在这三种举
》卷一说：“人见秦灭于二世子婴耳，岂知赢氏之秦已灭于吕政之继也哉。”明人梁潜《泊庵集》卷六说：“秦之亡以吕政。”这两条记载反映了六国亡秦的观点在后世也有相当的市场。嬴政的身世在当时或者后世已经成为一种政治斗争的工具。如果嬴政与吕不韦有血缘关系，首先，说明嬴政不是秦朝王室赢氏血统，他的政敌就找到了一个最好的造反理由。其次，吕不韦可以凭借和嬴政的亲情获得嬴政的支持，便于和长信侯嫪毐对抗。最后，此说颇够解六国人之恨。六国之人吕不韦让其子夺了秦国江山，证明秦先于六国而亡，这使被秦灭亡的六国人在心理上感到一种满足。由于秦始皇的身世扑朔迷离，难于释疑，所以，学术界出现了第三种声音：要么依赖将来的DNA检测，要么认为秦始皇的生父是谁无关紧要，因为无论秦始皇是谁之子，都不妨碍对秦始皇的评价。这只能是学界的一种无奈之举。秦始皇的生母赵姬也不是一个可等闲视之的人物，在秦国的历史上，她也留下了昭昭“事迹”。那么，历史上的赵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对秦国统一天下又有何影响？第11章赵姬之乱千百年来，对秦始皇的生父是谁争论不休的缘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秦始皇的母亲赵姬引发的。赵姬本是邯郸城内的一个倡女，原为富商吕不韦的爱妾，后被吕不韦作为礼品，拱手转送给秦国公子异人。这个看似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弱女子赵姬，也正是因为嫁给了异人，日后才成为秦国的王后，更因为生下赵政，从而成为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女人。然而，这个成为一国之后的女人，历史上对她的评价并不高，她给后世留下的是生性淫荡、纵容男宠专权、误国误民的坏女人形象。那么，历史上的赵姬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赵姬作为一个连接吕不韦、异人、秦始皇的关键人物，她对秦国统一六国又有着怎样的影响呢？子楚溘然离世赵姬再续前缘秦昭襄王五十年（前257），秦国大军猛攻赵国都城邯郸，企图一举攻下赵都，灭掉赵国，赵国军民展开了悲壮惨烈的都城保卫战。赵国最高当局面对秦军的亡赵之举，断然决定杀掉秦国质子异人。吕不韦得知这一消息后，用六百金的重金收买了赵国官员，带着异人逃出了秦军重重包围中的邯郸。但是，异人的夫人赵姬却没能带着儿子赵政随同丈夫异人、吕不韦一同逃走。因此，在异人逃离赵国之后，赵国当局全力抓捕赵姬、赵政；赵姬带着赵政东躲西藏，过着颠沛流离、心惊胆战的日子。公元前251年，秦国历史上在位五十六年的秦昭襄王终于谢世，太子安国君即位为秦王，他就是秦孝文王。安国君即位之后，立子楚（异人改名为子楚）为太子。子楚当太子的消息传到赵国后，赵国不敢再追杀赵姬、赵政，因为赵姬是子楚的夫人，将来极有可能是秦国的王后；赵政是子楚的嫡子，将来极有可能继承王位。于是，赵国主动找到赵姬和赵政，非常礼遇地将他们娘俩送回秦国（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国君立为王，华阳夫人为王后，子楚为太子，赵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归秦）。赵姬终于结束了在赵国噩梦般的生活，回到了丈夫子楚的身边，儿子嬴政也结束了在赵国九年的童年时代。但是，秦孝文王的健康状况太差，正式即位仅仅三天就去世了，子楚刚当上太子，还没等他尝尝当太子的滋味，父亲竟然就一病不起。他怎么都没想到自己能够如此迅速地由太子成为秦王（庄襄王），赵姬也一跃成为王后，儿子嬴政自然而然地被立为太子。赵姬色艺俱全，先嫁吕不韦，因为巧遇异人，被异人看中，被吕不韦当作礼品转送异人。作为秦国质子的夫人，她担惊受怕，东躲西藏，现在总算苦尽甘来，当上了秦国王后。但是，幸福总是那么短暂。公元前247年，在位刚刚三年的秦庄襄王，抛下如花似玉的夫人赵姬溘然离世，追随仅当了三天正式秦王的父亲去了。正当盛年的赵姬一下子变成了未亡人。虽然十三岁的儿子嬴政当上了秦王，自己成了主太后，但是，这位少妇、王太后的日常生活却失去了往日的活力，一下子变得冷冷清清、孤孤单单。(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恰在此时，一个男人的身影进入了赵姬的视野。他是谁呢？秦国丞相吕不韦。子楚靠着吕不韦的成功运作当上了秦国国君，即位的秦庄襄王也毫不迟疑地兑现了“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的诺言，任命吕不韦为丞相，封文信侯。吕不韦由商人成功地转型成为政治家。秦庄襄王下世之后，吕不韦又成就了第二位秦王嬴政。对于嬴政来说，尽管他的生命不是吕不韦所给，但是，吕不韦对他来说却是一盏高堂红烛，点亮了他的生命，照亮了他的前程，造就了他千古一帝的历史地位。没有吕不韦献赵姬予子楚，就没有嬴政的生命，也就没有嬴政的一切。因为，没有吕不韦的包装和运作，子楚就不可能登基为秦庄襄王；没有吕不韦的支持，也就没有嬴政的继位。所以，嬴政登基之后，尊吕不韦为相国，称“仲父”（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仲父即次于父亲的父辈。秦朝官制，丞相可设两人，但是，相国只能设一人。相国的地位明显高于丞相。嬴政之所以将吕不韦改丞相为相国，主要是因为他即位时刚刚十三岁，无法亲掌朝政，全面打理秦国内政外交全靠吕不韦。对于赵姬来说，吕不韦是一个可以满足她生理需求的男人。秦庄襄王去世之后，赵姬一人寡居；虽然她此时已经是秦国的王太后，但是，赵姬是一位不甘于寂寞的女人，王太后的身份并不能禁锢住她的心灵和肉体。吕不韦此时是相国，又是赵姬昔日的丈夫。因此，赵姬在秦庄襄王去世之后，开始与吕不韦频频约会、私通（秦王年少，太后时时窃私通吕不韦）。吕不韦此时身为相国，正值一生的权力巅峰；当年吕不韦仅仅有钱之时，即已有了像赵姬这样的年轻才艺美女，如今的吕不韦既有钱、又有权，身边自然不缺沉鱼落雁、环肥燕瘦的各式美女，为什么他还要冒险与王太后赵姬私通呢？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不愿得罪这位王太后。嬴政此时已是十三岁的孩子了，赵姬再年轻，恐怕也已经是三十多岁的女人了。吕不韦身边既然不乏比赵姬年轻十几岁的花季少女，还与赵姬私通，主要原因在于政治考虑。男人是所谓的“政治动物”，吕不韦弃商从政，官至相国，现在走任何一步棋都带有政治的战略眼光，已非昔日邯郸的简单商人了。与吕不韦身边的花季少女相比，赵姬虽然已经不再年轻，但她是王太后。吕不韦尽管是相国、仲父，总揽朝政，但终归是臣。君臣相比，孰重孰轻，毋庸多言。吕不韦有今天的地位来之不易，如果得罪了太后，后果如何，恐怕难以想象。赵姬是生理需求，吕不韦是政治需求，两种不同需求，将太后和丞相绑在了一起。不韦金蝉脱壳太后宠臣弄权吕不韦与赵姬的这种非正常关系，在嬴政小的时候还可以瞒过去，一旦嬴政长大成人，这种关系很难不被嬴政察觉。吕不韦当然担心这种不正常关系被日益长大成人的嬴政所知，因为无论如何，嬴政是没有办法接受仲父与母亲的苟且之事的，他们二人的奸情一旦暴露在嬴政面前，对吕不韦来说将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可是，赵姬还是一如既往，死死缠住吕不韦（始皇帝益壮，太后淫不止）。于是，吕不韦开始绞尽脑汁，寻找脱身之计。怎么才能既安全脱身而又不被王太后赵姬觉察呢？吕不韦思来想去，只有一种办法：找一位替身。如果有人能够代替自己满足赵姬的需要，自己就可以脱身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吕不韦和寡居的赵姬重温旧情，对吕不韦来说，并非出自感情需要，而是政抬策略。结果，吕不韦竟然找到了一位猛男嫪毐（làoǎi，烙矮），并将他收留为自己的门客（吕不韦恐觉，祸及己，乃私求大阴人谬每以为舍人）。但是，怎么能巧妙地将嫪毐推荐给赵姬呢？这真是一道难题！如果处置不当，被赵姬看出吕不韦是想金蝉脱壳，那么，不但脱不了壳，还可能招致问责，那对吕不韦可是一场灾难。方法总比问题多。吕不韦煞费苦心地思考多日，终于想到一个化解这一难题的办法：制造一条新闻，而且一定要让这条新闻具有足够的爆炸性，这样才能靠口耳相传，传到居于深宫中的王太后赵姬耳中。这又是一道难题！当时既没有广播，也没有电视、报刊，想要炒作什么事情或者捧红什么人，也不是件容易事儿。吕不韦最终让嫪毐举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性功能表演，有意让王太后赵姬知道这场表演的惊人之举，以引诱赵姬。赵姬听说嫪毐有如此超强的性功能，马上想得到嫪毐，吕不韦便趁机向赵姬献上嫪毐（时纵倡乐，使毐以其阴关桐轮而行，令太后闻之，以啖太后。太后闻，果欲私得之。吕不韦乃进嫪毐）。嫪毐是一个强壮的男人，要将他送入宫中侍奉太后，必须保证他正常的性能力，同时又要避免遭受众人的非议，怎么将嫪毐送进宫中呢？这还是一道难题！人生其实就是在破解一道道难题中度过的。吕不韦当然不会被新的难题难倒。他让嫪毐以“宦官”的身份入宫！这样既可以瞒天过海，又可以完整地将嫪毐送至太后身边，让他伺候太后。但是，这种事怎么操作呢？找太后。吕不韦和王太后赵姬商量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先让人告发嫪毐犯了宫刑罪，然后王太后事先私下里送给主管宫刑的官员一份重礼，这些官员收了重礼，又知道这是王太后交办的事，所以整个宫刑全是装装样子。最后，受过“宫刑”的嫪毐，以宦官的身份进宫服侍太后（诈令人以腐罪告之，不韦又阴谓太后曰：可事作腐，则得给事中）。不过，受过宫刑的宦官由于缺乏雄性激素，都没有胡须。因此，对嫪毐用宫刑尽管是装装样子，但是绝对不能让嫪毐有胡须，于是行刑官只好将嫪毐的胡须一根根全部拔掉。这样，嫪毐摇身一变，成了“宦官”，并立即被安排在太后的寝宫中，成为太后的男宠。太后对嫪毐非常满意，竟然还怀上了嫪毐的孩子（太后乃阴厚赐主腐者，吏作论之，拔其须眉，为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与通，绝爱之，有身）。一位寡居的王太后竟然怀了孕，这在秦宫中可成了特大新闻，不过，偷情怀孕的是王太后，谁敢声张？但是，王太后毕竟觉得这事不能让更多人知道，特别是不能让儿子嬴政知道；于是，王太后假称占卜不吉利，应当换一个环境居住，搬到秦国的故居雍地（今陕西凤翔）宫中去了。嫪毐仍然作为王太后最亲近的随从，寸步不离地跟着。秦王政八年（前239），嫪毐被封为长信侯，且得到一块封地——山阳地（封为长信侯，予之山阳地）。山阳地，即今河南省获嘉、沁阳一带。山阳是王太后赵姬赏给嫪毐的食邑，嫪毐本人仍然住在京城。史书上记载当时嫪毐的生活说：“宫室、车马、衣服、苑囿、驰猎，恣毐。”所有的享受都让嫪毐享尽，这就是“恣毐”。可以说嫪毐的生活奢华无比，享用的都是顶级待遇。嫪毐得到王太后的垂青，一夜暴富，家中奴仆数千。这些尚可理解，不可思议的是，想通过嫪毐当官而到嫪毐家中做门客的也有一千多人，嫪毐一下子成为当时秦国与吕不韦并驾齐驱的豪门。这是因为王太后赵姬在宠信嫪毐的同时，还让让嫪毐干预国家大事，又将太原郡作为嫪毐的封国。凭借在王太后面前炙手可热的地位，一时间大小政事都取决于嫪毐（事无大小一，皆决于每，又以河西大原郡更为每国）。嫪毐恣欲夷灭三族嬴政果决初显王风秦王政九年，有人上书告发嫪毐是个假宦官，常常和王太后私通，并且生了两个儿子，都藏在宫中。嫪毐还和王太后私下商议：假如秦王去世，就让他和太后生的儿子继承王位（与太后谋曰：王即亮，以子为后）。西汉刘向的《说苑·正谏》说得更详细：有一次，嫪毐和宫中的近臣游戏、喝酒，一群人喝得醉醺醺的。结果，嫪毐和别人争起来，俩人争得火了，嫪毐大怒，瞪着眼睛，大声呵斥对方：我是秦王的假父，谁敢和我对抗？结果，与嫪毐吵架的这位官员回去向嬴政报告。嬴政听说之后，雷霆大怒（毐专国事，浸益骄奢，与侍中左右贵臣俱博，饮酒，醉，争言而斗，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之假父也，窭人子何敢乃与我亢！所与斗者走，行白皇帝，皇帝大怒）。事后，嫪毐害怕秦王嬴政杀他，干脆抢先发动叛乱，双方在咸阳打起来。嫪毐战败，嬴政将嫪毐车裂，将嫪毐和主太后生的两个儿子全部杀死，并且把王太后迁到黄阳宫软禁起来（毒催诛，因作乱，战咸阳宫，每败。始皇乃取每四肢车裂之，取其两弟囊扑杀之，取皇太后迁之于萯阳宫）。不过，《说苑》是西汉所编订的书，它的记载只能够聊备一说。《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的是，秦王政九年，有人告发嫪毐与王太后长期私通之事，并有如嬴政去世即立嫪毐之子的约定。于是，嬴政下令立案调查嫪毐一案，并迅速查明了这件事的全部真相。九月，秦主嬴政夷嫪毐三族，杀了太后生的两个儿子，同时把太后迁到雍地监视居住。嫪毐的门客全部被抄没家产，迁往蜀地。《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的比《史记·吕不韦列传》更翔实可信：秦王政九年四月，二十二岁的秦王嬴政到达雍地，举行加冠礼，佩带了宝剑，正式宣布成人。按照秦法规定，秦王举行加冠礼之后，就可以收回王太后、相国手中的权力，全面行使王权。长信侯嫪毐假借秦王玉玺与王太后玉玺，调动军队，准备攻打住在薪年宫的秦王嬴政。嬴政得到情报，命令相国吕不韦等人调动军队进攻嫪毐。双方在咸阳城中大战一场，杀了数百叛兵。所有平叛的人都赏了爵位，甚至连参战的宦官也获得爵位。嫪毐战败逃走之后，秦王嬴政下令：谁活捉嫪毐，赏钱一百万；谁杀了嫪毐，赏钱五十万。重赏之下的秦国民众被迅速动员起来，嫪毐和他手下的骨干分子很快被抓捕。秦王嬴政对以嫪毐为首的二十多位为首的叛乱分子施以车裂、枭首、夷三族的重刑，镇压了嫪毐之乱；而且，将王太后赵姬和缪寡生的两个弟弟，全装在袋子里活活摔死（囊扑两弟），王太后迁到雍地软禁起来（九月，夷嫪毐三族，杀太后所生两子，而遂迁太后于雍）。嫪毐的门客也全部被抄了家产，迁往蜀地流放。缪寡叛乱集团中有卫尉、内史、佐弋、中大夫这样的高官。卫尉是宫廷警卫队长，内史是京城的最高行政主官。这说明嫪毐势力膨胀很快，已经能够吸引朝廷高官的“加盟”。嬴政亲政之后遇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嫪毐叛乱，从迅速调兵到处死嫪毐，仅用了数月时间，显示了二十二岁的嬴政刚毅果决的性格和铁腕治国的形象。嫪毐为什么会叛乱呢？第一，赵姬不懂政治。按照秦法，嬴政幼壮之年王太后代行王权，王太后是法定的最高统治者，是国家大政的最终决策人。但是，秦王年幼、王太后掌管朝政只是一种权宜之计。赵姬身为王太后，本应母仪天下，为天下做出表率；然而她却特别放纵自己的情欲，先找吕不韦，继而以嫪毐代替吕、不韦，私生活非常糜烂。不过，此类事也因人而异，秦昭襄王的母亲宣太后也曾经与义渠王长期私通，但秦昭主襄也不管。这说明嬴政对此类事特别较真，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嫪毐干预政治，对嬴政构成了威胁。退一步说，即使有男宠，如果王太后赵姬能够保持低调，只让嫪毐充当男宠，不让他染指政治，不给他权力，嫪毐就不可能组建一个政治集团。这样，嫪毐一事就不可能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嫪毐的政治野心也不会恶性膨胀，更不会发展到发动叛乱。但是，赵姬是一个不懂政治的女人，她自恃自己是王太后，为所欲为，不但让嫪毐富，而且让嫪毐贵。让嫪毐专擅朝政已经是一大败笔了，还想在嬴政百年之后让自己和嫪毐生的儿子当秦国国君。这就不仅是午预朝政，而且是干预了秦国国君的传承，让非赢氏血统的人当秦赢的国君，这是要断秦国王室的血脉。这一点是秦王嬴政绝对不能允许的。嬴
九月降封为辅国公。他死后，其嗣子鄂勒哲图承袭辅国公，后晋贝子爵。其后几代的爵位，都在贝子和辅国公之间变动，始终未得到王品级位。达赉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承袭辅国公。民国建元后，袁世凯为笼络蒙旗王公，在原有王公品级上各晋一级。因此，达赉晋为贝子，人们称之为“达贝子”。
(二)
贝子达赉的历代先祖，从毅亲王色布腾巴勒珠尔起直到他本人一直住在京师，因此与清廷往来频繁，关系密切。又有御赐“国恩家庆”之匾，慈禧太后的御书“福寿”之联，借以显赫炫耀门庭。贝子达赉的府第，在北京东城区铁狮子胡同。府内修有假山草地，水阁凉亭和戏台；正房设有大厅、客厅、书房和家堂；在花园里还有鸽子房。此外，有管事处、回事处、账房、护卫室、厨房、汽车库和警察房等设置，真是应有尽有。在达赉贝子府内的管事人多半是北京人和会讲汉话的蒙古族拔户人来充任工作。因为纯蒙古族人不会汉语，所以不用。民国初年达赉贝子府的管家有王二、晋三，他们都是北京人，可是蒙民都得称他们王二老爷和晋三老爷。从1919年到1925年之间，管事人换有京东汉人蔡珍和通辽县四家子村拔户人敖达和李景阳等，到了1931年又换了北京人张庆隆和骆俊。在达赉贝子府当差的管事人分为三个等级：一等护卫是三品顶戴，二等护卫是四品顶戴，三等护卫是五品顶戴。民国初年，清室虽然被推翻，但蒙古封建王公统治制度依然存在。王公们在本旗出入，仍然是身穿长袍马褂，头戴满清顶戴，穿马靴，挎腰刀，耀武扬威。王公有时乘马，有时乘坐小车子(轿型的马拉车)，所到之处，蒙民遇见时需立即双膝跪拜，口呼王爷恩典。达赉贝子久住京师，不仅以哲盟十旗王公驻京代表自居，而且被袁世凯聘为高等顾问。达赉贝子熟读汉文，畅晓蒙情，深为袁世凯所器重。达赉贝子所乘的汽车可以直达总统府。他是蒙藏院的议员，每年付给达赉贝子车马费千元。达赉贝子每天吸大烟时，是由北京人晋杰臣跪着给他烧烟泡，烧好后送到达赉贝子的嘴边。达赉贝子每天早点和晚点，除了奶茶、奶酪、奶皮子外，还有各种上好的糕点。而在早午晚三餐中摆不同的三种酒席。开饭时，达赉贝子和他老婆(人称福晋太太)两个人一桌，他的长子多尔吉(汉名多振甫，是北京汇文中学的毕业生，人称“多公爷”)和他的老婆马淑俊(奉天省马道台的女儿，人称“大奶奶”)另开一桌，多尔吉的姐姐(人称“大格格”)单独放一桌；多尔吉的儿子包儒、包义(人称“阿哥爷”)为一桌，全家人一次吃饭要分成四处。管事人王二、晋三和温玉堂专管达赉贝子夫妇用饭，骆俊、倭什浑、李明山管多公爷开饭。女仆多是北京人，有关妈、张姐和绿叶等专管达赉贝子的独生女儿大格格一人开饭。关信、李明福、丹森等专管阿哥爷开饭。开饭时，男女仆人、丫鬟站立在主人两旁，用双手往上端饭菜，主人有呼必应，有问必答，一直侍候主人吃完饭离开饭厅，奴仆们将所有的餐具撤去后，才能吃饭。奴仆们的处境，非常困苦。他们都是王公的奴隶，没有任何报酬。进入府内，一不准仰面向上看，二不准左顾右盼，违犯这些府规，就要受到鞭棍的抽打。每逢贝子和福晋的寿辰，或是小孩弥月(满月)，都要演戏。当时北京的四大名旦，都在召请之列。达赉贝子出府时，首先大开仪门，后开大门，仆役人等要规规矩矩地站立两旁侍候。达赉贝子除坐汽车外，凡是坐小车或是骑马，在上车下车或上马下马时，先命某个奴仆跪伏在地上，用脚踏着奴隶的膝盖、肩膀或脊背上上下下。达赉贝子在北京街上闲游，向来不与老百姓说话；到商号去买东西(要买他自己所喜欢的东西，其余都是管家去买)时，端然正坐，旁若无人，经过管家把东西拿给达赉贝子看，他中意了，再由管家说明价格。他一高兴不但不讲价还要多给，这样商号多卖了钱，当差的也从中大捞一把。(三)
达赉贝子虽然久住北京，但他的一切生活费用，都是由属下的管家，每年到科尔沁左翼中旗的北府(在达王府东北五里处)和从怀德县中公益地局注367收取租赋来供应。每逢遭到荒年时，在穷苦蒙民中流传着“达尔罕王大甸子，穷的穷死没人管，富的富死有人看，王爷无福民遭难，蒙古老爷是混蛋”的民谣。达赉贝子在科尔沁左翼中旗北府的财产，按1910年的统计，有牛1000多头，马3400匹，羊上千只，另外在怀德县公主岭有一处中公益地局，在榆树县有一个中成地局。这两个地局，每年所收的地税达20多万元。达赉贝子虽有这些财产和收入仍然是入不敷出。1913年(民国二年)4月24日，达赉贝子因久居京师，耗费过大，外债累累，无法偿还，因此，以自己所属之台吉、壮丁以及锡伯人等的人口日增，生计艰难为由，又经本旗扎萨克的允准，复经蒙藏事务局转呈袁世凯批准，将所领有的牧荒两段出放。该荒段坐落在通辽东面，第一段西从摄力吐、包力营子、孔家窝堡起，东至归力屯、达罕、小细河止，东西长约百里；南至沙坨，北至辽河，宽窄不一，约计为15里。第二段，西起乃木格勒、那拉噶庙、玛立营子，东至套勒干吐，胡力海庙止，东西长约50里，南至辽河、北至沙坨，宽为15里许，将此荒段按从来蒙地出放之章程，以供核实丈放。不论蒙汉旗民，照定章，备价承领，发给执照。地价为两等：上等地每垧价银六两，中等地每垧价银五两。首先将原有所属之台吉、壮丁4000余户以及锡伯人等，按数拨给牧荒，以资养赡，此外已开垦之熟地，仍由原垦户照章承领，并对熟地限当年进行清丈升科。未垦之生荒，限三年秋升科，将所得之荒价作为十成，以五成归国家，五成归自己收入开销。袁世凯批复时曾考虑该贝子达赉出放此荒，是为了偿还累债，因而按照卓哩克图亲王放荒还债之例，特予减免，以二成报效国家，八成归达赉开销，允许出放。可是达赉贝子所指出放的第一荒段，乃是本旗闲散多罗贝勒济克登诺尔布林沁扎木苏的领地，当该贝勒得知贝子达赉要把自己的领地予以出放时，就向奉天都督提起公诉。在诉讼中提到：“而今达赉贝子开始出放之两段荒之内，辽河南岸之西从摄力吐、包立营子屯、孔家窝堡起，东至归力屯，达罕、小细河、潘家店止，东西长约百里，南至沙坨、北至辽河宽窄不一，15里许地方，原为本贝勒之领地。此间既已村屯相连，居住此地从事农耕者，均为自己所属之台吉、壮丁以及随公主下嫁时前来之陵丁数千户，而与辽河北岸专以游牧为生者不同，相互之府第，河南河北亦各有处。卓哩克图亲王之蒙员曾频频侵入我之领地，极欲开发耕种之际，而达赉贝子亦猥称拟出放我之领地，言甚忤断，孰不可忍，请查实裁决”。奉天都督为此曾向科尔沁左翼中旗扎萨克咨行询问是否属实，而旗扎萨克达尔罕亲王那木济勒色楞在复文中提出：“不向本扎萨克说明，决不准任意垦放，若达赉贝子放荒之事属实，绝不允许。”于是，达赉贝子遂将辽河南之荒段搁置起来，只请示出放第二段荒地，而奉天都督认为，如对此决定允准出放，必然要引起是非，乃进一步向旗扎萨克进行咨询，因此拖延到1914年(民国三年)春，才得到该旗扎萨克的承诺。然而，达赉贝子对该荒地的出放，企图委托蒙古实业公司来开垦。这样，奉天都督在丈放中坐收渔利的如意打算则成为梦想，因而对达赉贝子起了反感，事情虽然由大总统袁世凯批复，但拖延不发，使丈放事务无期实现。不久，张作霖接任了奉天省督军之职。当时达赉贝子也与贝勒济克登诺尔布林沁扎木苏达成协议，既得到了该旗扎萨克的允许，又得到奉天督军的批准，于1916年(民国五年)将辽河南1400方，辽河北2000方两段荒地，合计约3400方地开始丈放。一等地每垧价银12两，二等地每垧价银9两，三等地每垧价银6两。同时征收一五经费。这次放荒，与以往两次放荒不同。过去放荒时，只设立“官荒局”，经办事务；这次放荒，是由哲里木盟副盟长科尔沁左翼中旗扎萨克和硕达尔罕亲王那木济勒色楞、和硕卓哩克图亲王、翊卫使色旺端鲁布、科尔沁郡王衔多罗贝勒杨桑巴拉、科尔沁多罗贝子正红旗蒙古副都统翊卫使达赉、科尔沁贝子衔辅国公镶白旗蒙古副都统翊卫副使阳仓扎布等，联衔向张作霖提出了咨呈，要求设立“蒙荒局”，并请求专为设“蒙荒局”刊发钤记。为的是遇有蒙汉纠纷的事情，就可以由官、蒙两局的总办，经过会商解决。后来得到批准，旗扎萨克遂派了镇国公色拉哈旺珠尔为“蒙荒局”的总办，协理呼尔齐默尔根、布胡鄂鲁什虎二人为帮办。又经各王公贝子等共同议定，由呈准出放的3400方地中，辽河南北各留700方，计1400方，以便分别拨给各个王公领内的台吉、壮丁、喇嘛、陵丁等作为留界产业，借以维持生计。其分配办法是：扎萨克达尔罕亲王、温都尔亲王、卓哩克图亲王、贝勒杨桑巴拉、贝勒济克登诺尔布林沁扎木苏、贝子达赉、镇国公色拉哈旺珠尔等9份，各份拨留150方，其余50方由扎萨克印务处的办事人员分劈，共合为1400方。所余下的辽河南北计2000方地，由“官荒局”和“蒙荒局”总办和帮办，妥为接洽，商酌办理，并令蒙汉人民准备地价各半分领。到了1916年(民国五年)10月18日，丈量辽河南地段共有1100多方，与原来呈报的1400方数字相差太大。到民国六年，经官、蒙两荒局已经丈明辽河南、北两荒地共有3100多方，地数不足于原定的数目，又因此界外没有荒地可以丈放。台吉户地，按所定章程台吉一户要拨给两方地，壮丁每户拨给一方地，全是在放荒段内指拨，留作蒙古人的生计。将已经丈过的3100方地中，以1100方，拨留作为户地(留界地)，其余2000方由蒙汉人民准备地价永领。向奉天省省长进行了呈请，可是在省长的批复中，指令要在新河另段来安排户地。接到这个批示后，达尔罕亲王认为事关全旗，没敢擅自决定，因此派人去北京，同该旗各家王公举行会议，同时令“蒙荒局”在户地没有得到解决以前，暂时不准拨放土地。到1918年(民国七年)2月21日，蒙荒局总办色拉哈旺珠尔，因为已到春耕季节，再不能拖延下去，必须求得早日解决，以免重蹈巴林爱里新荒的前辙。因此，以亲家的关系，特派他府里的巡边局局长于振藩致函给张作霖：“……历办蒙荒，向予台壮各户留界，此次拟于段外拨给，安土重迁，不无可悯！设或户地久不解决，一经拨放，必酿风潮，因商以和平之法，使台壮户地就段内安排，缩小拨给，以资生计。查河南直得者台吉271户，壮丁417户，不应得地者拔户人等1553户。试以河南而论，台吉两户拨一方，壮丁四户拨一方，占地无多，变通办理，不惟体恤民情，对荒务之进行，诸多裨益，致使荒务早日完成……”1919年(民国八年)又经北大荒界内22个村汉户、壮丁和陵丁的代表李俊、马永林等四名，前往奉天省达尔罕王府恳请拨给生计地，遂将分给台壮所剩下的地亩，酌情拨出60方，分给了这村2000多口拔户人，作为他们的生计地。一直到民国八年12月1日，经梅伦喇喜巴拉丹，会同了通辽县的明监督，商务会的李总办，同时旗扎萨克又派去印务扎兰乌勒吉，把应当得生计地的台吉、壮丁召集到通辽公合地局，将470多方地进行了抽签拨给，又把余下的50多方地分给了原在辽河北荒段里的500户台壮和拔户人，使他们也能各安生业，这才平息了事端。在荒价的分劈上，除搬效国家外，将余下的荒价作为十成，达赉贝子得四成，达尔罕亲王应得辽河南北荒价的六成，又从辽河北台壮应得的分内再提出三成，共九成，将此作为十成，分给帮办盟务亲王一成五、卓哩克图亲王一成五、公费三成。当差的台吉们二成五，已经故去贝子衔镇国公多尔济的过继子乌勒济毕里克图五分，旗内各寺庙一成。直到1920年(民国九年)，丈放辽河南北荒务工作才全部完毕。达赉贝子虽在出放辽河南北荒段中得到了荒价，但仍然感到经济拮据。1927年，达赉贝子在科尔沁左翼中旗内招汉人垦荒种地，约有30000亩。他是按犁杖收租，每副犁杖征收租十至十五石，这样每年可收粮上千石。达赉贝子除上述的财产收入外，还有属下的壮丁几百户为他服役。姓温的有百户，姓德的有五六十户，姓李的有七八十户，姓王的、姓刘的各几十户，还有席姓户，世代为厨役。在壮丁中的拔户人里的上层人物，如安垦局局长李景阳、中公益地局局长德本、地局帮办温玉堂等都因经理收租而大发横财。达赉贝子府的奴仆在北京的有60多人，在北府(科左中旗)的有50多人，各地局的职员有40多人。(四)
达赉贝子的儿子多尔吉，人称“阔大爷”。从这个绰号可知他是一个讲吃喝摆阔气的王公子弟，家务大权完全操持在其妻马淑俊的手中。马淑俊年轻时在北京读书，结识了多尔吉，因马淑俊生得貌美聪明，两人一见钟情，誓结终身佳偶。可是达赉贝子认为马淑俊虽是旧道台之女，家业却早已衰落，因而对多尔吉的婚事横加干涉。但多尔吉与马淑俊却陈仓暗度，木已成舟，终于使达赉贝子无可奈何地答应了他们的婚事。婚后，达赉贝子的门庭，每况愈下，收入减少，消耗过大，债台高筑，难以解决，无可奈何只得将祖遗府第，原北京铁狮子胡同的住宅，以15万现洋的房价，卖给了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1923年，多尔吉随达赉贝子从铁狮子胡同迁移到北京东四十条汪家胡同十一号一座宽大的宅院里，这是每月以1000元租金租的宅院。迁到新居以后；因多尔吉恼恨达赉贝子宠爱继母陈氏，钱财尽由陈氏掌管，于1926年，偕妻马淑俊和儿子包义，偕同亲信奴仆骆俊、李明山、老妈子关姐、丫鬟绿叶等十几人，冒着寒风大雪从北京坐火车跑到沈阳，与其父争夺经济来源(因为达赉贝子的经济来源主要靠怀德县中公益地局每年征收20多万元租金)。经多尔吉的岳母马老太太疏通张作霖的五姨太太的母亲王松岩(人称王老太太)，依仗张督军的权势，派他的义子邓子禛，用武力驱出原中公益地局局长蔡珍，令邓充任该地局的局长。王老太太为了拉拢多公爷(多尔吉为辅国公)，还把奉天南关德源酒店胡同的宅子，让给了多尔吉夫妇居住。随后多尔吉下手谕委派温廷为中公益地局副局长，借以监督邓子禛。但是，邓子禛凡事不让温廷插手，仅在两年之间，就成为暴发户。达赉贝子闻讯赶赴沈阳达王府。王老太太见事机不妙，同达王福晋朱博儒和达赉贝子一起去见少帅张学良。经过磋商，将怀德县中公益地局租赋仍然由达赉贝子委派局长收取，令多尔吉回北府居住。在父子争夺中公益地局和中成地局的主权时，父子齐下手谕，叫奴仆们为自己效力，使奴仆们进退维谷。当时中成局局长张德增，在给北京达赉贝子的辞呈上曾这样写道：“……抗违老爷为不忠，不尊少爷为不义，既不忠不义，奴才何所取为？！……”1928年，多尔吉与夫人马淑俊去科尔沁左翼中旗北府时，途经通辽车站，迎接他们的奴仆，见到火车开动，电灯明亮，便跪在地下叩头，齐声惊呼：“宝拉罕！”认为这是神力所为。多尔吉夫妇见状啼笑皆非。他看到蒙民如此愚昧，深为慨叹。因此，决心办学，以使蒙民子弟读书认字，增长知识。多尔吉夫妇回到北府后，对达赉贝子的来信谕文，多半积压，不予执行。多尔吉主张兴学，在温玉堂辅佐下，将北府外院改修，作为“固山贝子府蒙汉小学校”的校址，多尔吉任校长，并派温玉堂、杜喜二人为劝学员。温大明和另一名蒙古人为教有二十几个儿子，他又凭什么独独挑中了穷困潦倒的异人呢？异人是否就此改变人生走向，点石成金了呢？这与吕不韦的经商策略有关，他之所以发家，完全是依靠“贱买贵卖”，依靠囤积居奇，在吕不韦锐利的商人眼中，是人是一支具有巨大升值空间的潜力股。所以，他称异人是“奇货可居”。所谓：“奇货可居”，就是说异人是一种稀缺资源、应当预先收购，等待升值。那么，异人是否真如他的名字一样，有什么奇异之处吗？吕不韦打定了弃商从政的主意后，立刻去拜见异人。异人此时在赵国生括得正非常郁闷，连乘车都很困难，经济拮据（车乘进用不饶，居处困不得意），听说有一个大商人要来拜访自己，异人立刻接见了吕不韦。看来，异人虽潦倒但并不颓废，能在逆境中寻求突破。吕不韦见到异人之后，劈头第一句话就对异人说：我能够光大你的门庭（吾能大子之门）。异人听了吕不韦第一句话，淡淡地说：你还是先光大你自己的门庭吧，然后再光大我的门庭（且有大君之门，而乃大吾门）。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异人尽管潦倒，却不卑怯。在中国古代，商人的地位很低。你吕不韦不过有几个臭钱，怎么就敢吹破牛皮？本公子门庭再落魄也是王室子弟，是你能光大的吗？吕不韦听了异人的话，不急不恼、不紧不慢地说了第二句话：你不知道，我的门庭要等待你的门庭光大了才会光大（吾门待子门而大）。这个吕不韦也不得了，竟敢把自己的生死和王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一个是虽然落魄却并不颓废的公子，一个是雄心勃勃又非常现实的豪商。这样两个男人一相遇，怎么能不做出一些改天换地、气吞山河的大事业呢？异人闻此一言，立即发现吕不韦非同寻常。一句“您认为该怎么办呢”（为之奈何），放下架子，向智者问计。这公子果然虚怀若谷，有王者气派。于是，吕不韦向异人精辟地分析了秦国国君与王储的现状。一是安国君继位在即。秦昭襄王已经年迈了，安国君作为太子，很快就会即位。二是华阳夫人是个关键人物。安国君最宠爱华阳夫人，而华阳夫人无子。华阳夫人虽然无子，但是，她却拥有确立太子的能力！三是异人比不过自己的兄弟。异人有二十多个兄弟，他不是长子，又长期在外做质子，如果秦昭襄王仙逝，安国君继位为秦王，异人肯定比不过天天在安国君面前的那些兄弟。四是异人本人无经济实力包装自己。异人客游他乡，毫无经济能力，因此，异人无法结交达官贵人，更无从得到他们的信任和推崇。也就是说，在上流社会，没有经济实力进行自我包装，就拉不到足够的政治选票。吕不韦一席话；让异人彻底折服了。而当吕不韦分析完秦国国内的形势后，竟然声称；要包装他为嫡嗣（正妻之长子，此指当作正妻之养子）。这时，异人发现吕不韦是一个出色的营销策划人、一个优秀的职业经理人，于是他坚定地对吕不韦说：“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分秦国与君共之”就是“共享天卞”。能够说出“共享天下”这种话的人，在整个秦汉史中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异人，一个是后来的刘邦。刘邦在彭城之战大败于项羽之后，曾经问张良：我想把函谷关以东的土地捐出去给别人，以共同来对付项羽，你看看可以给谁？张良说：如果汉王能把函谷关以东的土地捐给韩信、彭越、黥布三人，一定能打败项羽（至彭城，汉败而还。至下邑，汉王下马踞鞍而问曰：吾欲捐关以东等弃之，谁可与共功者？良进曰：九江王黥布，楚枭将与项王有郄，彭越与齐王田荣反梁地，此两人可急使。而汉王之将独韩信可属大事，当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则楚可破也）。刘邦立即采纳了张良的意见，最终打败项羽，当了皇帝。可见，敢于说出这种话的人，本身就很了不得，他一定知道这句话对于普天之下的英雄才俊的杀伤力是致命的，世间敢为君王者，无外乎贵族、无产者。前者有本钱赔，后者无所谓输。恰恰是大多数的有产者，梦想只停止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共享天下”，多么动听的承诺啊！尽管只是一纸空头支票，依然引无数飞蛾竞扑火。析危机洞吓阳泉君保地位游说华阳姊异人情商极高，值得长线投资。不仅如此，他还善于举一反三，知道变通。异人是他的本名，但是，经过吕不韦的指导，异人明白了华阳夫人的重要性，立即改换楚地服装，因为华阳夫人是楚人，喜欢楚服。当华阳夫人看到异人穿着楚服拜见自己时，非常高兴，亲自为异人更名为子楚（异人楚服而见华阳夫人。夫人曰：吾楚人也，当自子之，因更其名曰楚）。异人楚服拜见华阳夫人一事，《史记》没有记载，仅载于《资治通鉴》。此事是吕不韦所教，还是异人自己所为？已经不可能知道了。但是，无论如何，异人第一次拜见华阳夫人之时，连这点细节都考虑到了，只能说明异人确属“可造之材”。华阳夫人尽管一介女流，也是经过宫廷角逐、百里挑一的宠妃啊！她能轻轻松松地就接受这个明显居心叵测的儿子吗？异人也不是没有自己的母亲，兴冲冲地认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后妈，那生母夏姬怎么办？所以，每个故事后面都有很多未知的情节，因大所有我们今天看到的历史记载都只是文明的碎片，文献没有记载的部分我们只能依靠猜测与推断了。但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异人真行！他能够结识吕不韦，是一种寄缘；能够重用吕不韦，还有能耐搞定两个老妈，是他的本领。第一个说异人“行”的是谁呢？是吕不韦。吕不韦说异人“行”，对异人来说非常关键，足以改变异人一生的命运。因为，吕不韦既有独到。的政治眼光，又有从政的经济实力。吕不韦拿出家产的一半——五百金供异人消费，进行自我包装，广交赵国政要及各国质子使节，形成了他在赵国及秦国都举足轻重的形象，又广纳门客，使自己的贤名传到秦国，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吕不韦又拿出五百金西行求见安国君和华阳夫人，一游说他俩，立异人为嫡嗣（请以千金为子西游，事安国君及华阳夫人，立子为嫡嗣），这是对异人进行的一次彻头彻尾的大包装。在异人能否被立为“嫡嗣”的问题上，谁起的作用最关键？是华阳夫人。因为她最得安国君的宠爱，她的话对安国君最有影响力，所以，吕不韦首先选中从此进行突破。华阳夫人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无子。吕不韦选择的突破点就在这里。吕不韦先送重礼给华阳夫人，并对华阳夫人说：异人非常有才，广交天下诸侯，而且，他把夫人看得像天一样重要，常常思念夫人和太子。华阳夫人听吕不韦这么一讲，非常高兴（以夫人为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然后，吕不韦找到华阳夫人的姐姐、弟弟，进行攻关。《战国策》记载了吕不韦对华阳夫人的弟弟阳泉君的攻关。吕不韦对阳泉君说：因为你姐姐华阳夫人，你现在是既富且贵，家中珠宝，厩中骏马，房中美女多得数不胜数（君之府藏珍珠宝玉，君之骏马盈外厩，美女充后庭），现在连太子的财富都不如你。但是，秦王年迈，一旦有不测，太子即位，你想想后果如何，可以说你现在的形势如同累卵，危机四伏。阳泉君一听，立即吓出一身冷汗，因为，吕不韦讲的恰恰点中了阳泉君的死穴。吕不韦点出阳泉君的死穴之后，又给阳泉君开了一剂良药：公子异人，是一贤才，被弃在赵国做人质。如果主后华阳夫人现在拉他一把，立他为嫡嗣，“异人无国而有国，王后无子而有子”，这岂不是双赢？阳泉君经吕不韦一番点拨，马上找到姐姐华阳夫人，华阳夫人对阳泉君的话立即照单全收。吕不韦在搞定了华阳夫人的弟弟之后，又开始摆平华阳夫人的姐姐。他对华阳夫人的姐姐说：“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如果现在不趁自己宠爱未消之时推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嫡嗣，等到色衰爱弛之时，想立一个忠于自己的嫡嗣还有可能吗？异人在兄弟中排行居中，没有可能立为嫡嗣，他的母亲又得不到安国君的宠爱；如果此时夫人能够拉他一把，立他为嫡嗣，他能不感激你吗？你岂不是也有了自己的嫡嗣？安国君百年之后，你有自己的养子为王，所以终生不会失势。这就是人们所谓的“说一句话而可得万世之利”啊（夫百岁之后，所子者为王，终不失势。此所谓一言而万世之利也）！吕不韦游说华阳夫人的弟弟阳泉君，说的是功名利禄、生存危机；游说华阳夫人的姐姐，说的是天长地久、稳定地位。同样是游说，对男人、对女人，吕不韦从不同角度去讲，直取要害，效果都极为明显！这说明什么？说明吕不韦“他人之心，余忖度之”，完全具备从政的能力！结果，华阳夫人的弟弟、姐姐都被吕不韦的精确分析所击倒，都认同了吕不韦的见解。吕不韦以动之温情、财货、恫吓等不同方式，一一拿下了华阳夫人、阳泉君、华阳夫人的姐姐，完成了第二步。华阳夫人权衡再三，确信吕不韦之言非常有道理。于是，她选准一个时机，趁太子空闲时，不慌不忙却又很郑重地对安国君说：“子楚在赵国，非常贤能，和他打过交道的人都交口称誉。”而且，华阳夫人还使出了杀手锏——“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哭泣，边哭边说：我非常荣幸地得到太子宠幸，但是，我也非常不幸地始终未能生育。我希望立子楚为嫡嗣，让我晚年有个依靠（华阳夫人以为然。承太子闲，从容言：子楚质于赵者，绝贤，来往者皆称誉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后官，不幸无子，愿得子楚立以为嫡嗣，以托妾身）。面对这般哭诉，安国君自然要想法设法满足“回眸一笑百媚生”的华阳夫人的要求。他不但答应了华阳夫人的请求，而且，“与夫人刻玉符，约以为嫡嗣”。华阳夫人与安国君立约为据，郑重确立了异人的嫡嗣地位！接着安国君与华阳夫人给异人送去了丰厚的财物，因为此时的华阳夫人已经把异人看做自己的一道护身符了。华阳夫人并始积极自救，想方设法在安国君面前力挺异人。吕不韦深深懂得，光：自己说异人“行”是不行的，必须说异人“行”的人说异人“行”才行！在安国君面说异人“行”的人只有华阳夫人。只要华阳夫人说异人“行”，异人就一定能：“行”！吕不韦和华阳夫人联手推出了异人，才使异人登上了历史舞台！同样，异人登上历史舞台之时，也是吕不韦登上了历史舞台之时！安国君与华阳夫人因为吕不韦举荐有功，不但重赏了异人，而且聘请吕不韦做异人的老师（厚馈遗子楚，而请吕不韦傅之）。吕不韦“吾门待子门而大”的预言得以实现。吕不韦的投资开始了良性循环。安国继主位子楚立太子秦昭襄王五十年（前257），秦军大举进攻赵国，赵国想杀子楚以报复秦国。子楚（异人）的人生面临严重危机。子楚与吕不韦商议，拿出金六百斤（这是极大的数字）送给守门的官吏，得以脱身，逃到秦军大营，顺利向国，来到安国君身旁。赵国又想杀异人的妻子儿女，其中就有嬴政，也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因为异人的妻子儿女躲了起来，才最终逃过了一劫。秦昭襄王五十六年（前251），秦昭襄主故去，太子安国君被立为秦国国君，他就是孝文王，华阳夫人被立为王后，子楚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太子。这个时候，赵国也将异人的夫人和儿子嬴政送回秦国。但是，安国君做太子的时间太长了，继位时年事已高，秦昭襄王一故去，他马上继位，此年仍然称为秦昭襄王五十六年，安国君在守丧。第二年（前250），孝文王（安国君）正式改年为孝文王元年，但是，仅仅过了三天，这位年事已高的老太子、新国君就一命呜呼！子楚终于继位为新国君，史称庄襄王。在异人的一生之中，父亲安国君意外地被立为太子，是第一次奇缘；结识吕不韦是第二次奇缘；结识并获得华阳夫人的支持，是第三次奇缘。这三次奇缘，把子楚推上了国君的宝座。继位之后，庄襄王子楚尊华阳后为华阳太后，华阳夫人当年的投资终于得到了回报！庄襄王子楚又尊自己的亲生母亲为夏太后。你看，无论他是公子异人，还是改名太子子楚，甚至继位的庄襄王，都能处理好两个老妈的问题，就证明了自己是“可居”的“奇货”，是吕不韦正确的一笔投资项目。庄襄王元年（前249），按照原先的约定，庄襄王任命吕不韦为丞相，封文信侯，食邑河南洛阳十万户。吕不韦终于从后台走上了前台，成为炙手可热的秦国丞相。但是，仅仅过了三年（前247），庄襄王竟然一病不起，撒手人寰。所以，一个人要想有所作为，要想让人生有些光彩，必须要具备四个“行”：第一，自己要“行”。异人身处逆境，寻求突破；慧眼识才，重用吕不韦；果断决定成功后与吕不韦共享天下，极大地调动了吕不韦的积极性。他还高度重视华阳夫人的重要性，积极配合吕不韦，取得了华阳夫人的喜爱，获得最重要的一票。这一切说明，异人自己真“行”。第二、要有人说你“行”。吕不韦第一个发现了异人，他认为异人具备当国君的基本条件。第一个说异人“行”的是吕不韦。吕不韦上岸经商，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为确立异人的嫡嗣地位付出了巨大努力，并大获成功。第三，说你“行”的人得“行”。在确立安国君嫡嗣的问题上，华阳夫人和异人的父亲安国君都认同了异人，而这两个人，一个是太子；一个是太子的宠妃，他们是确立太子嫡嗣最重要的两个决策人。这么关键的两个人都说异人“行”，异人当然就成了安国君的嫡嗣了。第四，你的身体得“行”。异人唯独没有取得这“人生四行”中的最后一“行”。即位仅三年，便撒手人寰。即使如此，异人占了“人生四行”中的三个“行”，终于当上了秦国国君，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发出了耀眼之光，只是这光芒太短暂了。即便这样，比起比他先立为太子的哥哥还要强些，因为他哥哥根本就没有等到那一天。可见，“人生四行”，缺一不可！尤其是最后一个“行”，更是“人生四行”中最为关键的一“行”！因为个体生命的存在是其他“三行”的载体，如果生命不存在了，其他“三行”岂不完全落空了吗？庄襄王子楚怀着满腹的遗憾走了，但是，他的“儿子”嬴政还在，成为新一代的秦国国君。然而，有关嬴政的身世争议极大，其中，最为关键的一个争议是：嬴政是子楚的儿子还是吕不韦的儿子？《史记·秦始皇本纪》没有记载秦始皇的父亲问题，但是，《史记·吕不韦列传》明确记载，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从汉到魏晋南北朝，再至隋唐宋元，史学家们都认可司马迁《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说法。但是，从明清开始，不断有学者怀疑这一问题，近现代更是争论不休，这是历史给我们留下的千古之谜。那么，秦始皇的生父到底是谁？第10章生父之谜公元前249年，在吕不韦和华阳夫人的合力运作下，异人终于登上了秦国国君的宝座，他就是秦庄。襄王。然而三年以后，这位庄襄王便撒手人寰，留下了一个如日中天的秦国和年仅十三岁的儿子嬴政。当少年嬴政登上秦国政治舞台时，关于他的质疑也接踵而至，这个异人在赵国邯郸做质子时出生的孩子，身世扑朔迷离。他究竟是异人的儿子，还是吕不韦的儿子？这不仅成为秦国史上的难解之谜，也成为史学界的一桩公案，更成为两千多年来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那么为什么秦始皇的身世会有这么大的争议？这个争议因何而来？如何破解这个谜团？在中国历史上，显贵者的身世大都记载得非常清晰，尤其是帝王的身世从来都是史家不曾忽略的重点，然而对于秦始皇，却是一个例外。《史记》对秦始皇的生父记载前后不一，颇有矛盾之处。由此，千古一帝秦始皇的生父到底是谁，成为聚讼不已的焦点。但是，总括起来，不外乎两种看法。不韦钓奇献爱妾赵姬有身嫁异人异人被立为安国君的嫡嗣之后，与身为师傅的吕不韦关系日渐密切。有一天，在吕不韦的家中举行一场盛大的家宴。虽然，这只是吕不韦与异人两个人的盛宴，但是，大富商的家宴仍然十分有排场。酒酣耳热之后，家宴中
以当时，全体村民就像战争时期的东京那样，练了一个礼拜的救火接力[4]。当时您好像也参加了救火接力，不过大部分村民都是心不甘情不愿参加的。而且，小学的大部分老师也成天见不着人影。按他们的话说，救火接力这东西只能用在空袭的时候，只能在大家都收拾妥当，等着起火的时候派上点用场，平时没有那么多人能排起大队接力救火。简而言之，就是如果小学深夜着了火，也没法组织接力，因为附近一户人家都没有。等到人数凑够了，消防队应该也到了。如果消防队没到，需要老师们自己接力救火的话，那消防队就应该重整旗鼓回去玩命训练了。小学有负责值班的人，时常注意着用火安全的问题，所以如今没必要参加什么救火接力。根作再怎么坚持他们都不给防火安全周帮忙。因为大部分村民也是不甘不愿被拉来参加救火接力的，他们就说学校老师说得在理，根作的风评也就不好了。根作从此就记仇了。他跟小学校长争论来着，说要是小学着火，值班的肯定会给扑灭吗？校长则说，值班的不是消防员，灭火是灭不了，不过为了防止火灾，他们加强了巡逻，不用担心学校着火。当时我也在旁边，根作听到校长这么说，没法反驳，一直咬着嘴，很不甘心。因为太不甘心了，他就放火烧了小学。”“就没人看见吗？”“没人看见，不过肯定是他放的火。那天晚上值班老师从值班室溜了出去，在妓院喝得烂醉如泥。那时候在他隔壁包间里喝酒的就是根作。根作知道值班老师喝得神志不清才回的学校，就从妓院出来了。值班老师忘了巡逻校园，倒在床上呼呼大睡，大约三个小时后忽然转醒，发现学校已经成了一片火海。虽说他疏于巡逻，但火明显是从校舍那边着起来的，那边不应该有火源。这场怪火的原因至今不明，但肯定是根作放的火，这是不争的事实。”“他是消防队队长，根本不可能放火，听说他当队长当得还特别用心呢。”“就是太用心了，背叛战争的都是军人呀。我多少也吃了些军粮，所以我深有体会，军人爱逞威风，妒忌心比普通人要强。他们最惦记的不是国家，而是自己的成功和别人的失败。而且，不光军人这样，所有行业里最大的叛徒就是走这条路的人。无论什么事，都是这样的。”我都快要以为他自己就是那个纵火犯了。然而他不管是言行还是举止都有条有理，也很冷静，看上去并不可疑。接下来的星期日又出事了。据说羽生独自闯入学校，正在掀教室的地板。我接到消息赶往学校，这次完全看不见类似戒严的情景了。孩子们在校园里玩耍，像是什么事都没发生似的。羽生独自在教室里埋头掀着地板。“您真拼命呀。”我笑着走到他身边。“是在修整学校吗？”“说啥呢。这是我的东西，我要趁没弄坏赶紧拿回来呀。”“你是干这种事的人吗？”“咦，我拿回自己的东西，有什么奇怪吗？”“你不是自掏腰包为村子献身的人吗？还为了重建学校，一直在默默无闻孤军奋斗。为了重建学校，你不是已经掏了不少钱吗？单独把这地板拿回去多说不过去呀！”“我是自己掏了腰包。不过，人不会一直走老路。您这哄孩子的口气也太没礼貌了！还是说，因为我之前自己掏了腰包，您就要让我把所有财产捐给学校？您这么厉害，那您来呗！我已经受够了。您站这儿碍我事，请您让开。”我没有办法，只好走开了。我无意中看了一眼值班室，真理子和她母亲好像出去了，不见人影。得了骨疽的病人还躺在粗制滥造的睡床上，正在被窝里睡觉。虽说是睡床，也就是在泥地上放了几根木棍，在上面铺了块板子而已，离泥地只有两三寸高。实在不能说是睡床，倒像把路旁死于非命的人安置在了附近的小屋里似的。若是想象一下他母亲和他姐姐铺着稻草睡在他身旁的样子，就会感觉到他们比难民还要悲惨。想到这些人就是大佐的遗属，我感觉胸口都要撕裂了。我回到羽生那里说道：“很抱歉打扰您，不过有件事想跟您商量一下。我想自己出钱给值班室铺上地板，能麻烦您开个合适的价钱把地板让给我吗？”“我本来就打算自己拿走，价钱是便宜不了多少，如果您想要这些地板，我就让给您。”虽然很贵，我还是拿到了足够铺在值班室的地板。羽生干完活，开始把地板往车上堆，我就跟他借了木工工具，开始给值班室铺地板。这时真理子回来了。真理子没跟我打招呼，一直盯着我干活儿，脸色渐渐青了。“别铺了。都没事先跟我说一声。”真理子冲到我面前，从我手里抢走了工具。我一直以为真理子会感谢我，所以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抱歉，我以为我们很熟就擅自动工了。我打算傍晚之前把地板铺上呢。”“谁委托您干的？”“没人委托我这么干，我以为你会跟接香烟一样高兴地领情呢。”“跟接香烟一样？接香烟怎么了？”真理子太过凶猛可怖，令我说不出话来。真理子在泥地上来回踱着步，说道：“我们已经把榻榻米什么的都扔了。我恨榻榻米。如果我依赖榻榻米，我就没法在耻辱中活下去。如果要把这病人放在榻榻米上，还不如干脆掐死他给他个痛快算了！我肚子里怀了个丢脸丢到家的种，原来我打过孩子，但这次我不会再打了。我要大摇大摆把这个没爸的孩子生下来，在泥土跟稻草里把它生下来！”真理子的脸一下子泄了气，眼睛也凹了下去，十分狰狞。我放轻脚步，悄悄走开了。羽生一直在校舍后面偷听我们的对话。他看到我离开，拉着车跟了上来。羽生冲我念叨道：“女人就是这么回事儿。剥了表面那层皮，什么女人都一样。”我忍不住火了，冲他嚷道：“闭嘴！你这似人非人的玩意儿！放火烧学校的就是你吧！你就是这村子里所有不幸的元凶！”“您说是我放的火？”“你不是为了拿别人的不幸取乐，才提出要掀地板的吗？！除了你，还有谁能放火烧村里的学校？！”“您这话真有意思。”他放开车，右手拎着铁锤向我走来。“我呀，是诚心诚意打算为村子奉献一切的。虚己而问焉[5]，为村里鞠躬尽瘁。我图的不是名声，甚至也没想过要当村长。我很自豪能一直当大家的垫脚石，默默为村里尽心尽力。我要的只有一点点的满足感，不为人知的满足感，而您却冤枉我是纵火犯！有意思！一直以来，我只对您还有几分信任，总之您这人真有意思呀，居然冤枉老子是纵火犯！”他突然扑上前来，在我全身上下一通乱打，最后给了我眉间一击，于是我倒在了地上。幸好我伤得很轻，然而世人对我的评价就不容乐观了。他们说我是个连给小学铺地板的才能都没有的无能村长，说我最后发了疯，拿助理当纵火犯，弄得自己头破血流。全村上下都拿我这事当笑柄取乐。我的无能，我的发疯，虽然两者皆有，不过多半这样才对吧。回望我这蹩脚的一生，也算有个善终了吧。我这样写下了我的墓志铭：“败于中庸。”[1]指妖魔聚集的地方，出自《水浒传》。——译者注[2]楠木正成，幼名多闻丸，明治时代起尊称大楠公，为镰仓幕府末期到南北朝时期著名武将。——译者注[3]日语中的汉字“马鹿”指笨蛋，白痴，蠢货。——译者注[4]人们排成一行拿着水桶传递水来灭火。——译者注[5]出自《汉书·五行志》。——译者注平常我们所看的历史总是我们熟悉，或者距离我们十分接近的年代，每当我们走进书店看书的时候，我们总发现重复的历史，一遍又一遍。面对如此，我们十分期待新的感觉，本套丛书将会给我们带来全新的感觉，在这里，我们会发现那些曾经以往遥远的人与事，其实与我们如此接近。当历史揭开神秘，当古人拂去尘烟，剩下的就是血肉与亲切。《不容青史尽成灰》系列图书将目光对准那些被常规历史图书所遗忘的，不为人知的，但又确实在历史进程中起到过关键作用的人和事。带领大家一起走进历史现场，亲近历史人物，寻找那些不为人知的人与事。《明朝那些事儿》一出，举国上下皆说明朝，而铺天盖地的清宫戏更是让我们对清朝麻木。然而多少过往，就淹埋在历史的长河和喧嚣的今天。《明清卷》为你展示了朱元璋取天下的另类奥秘，而骚扰整个明朝的倭寇是怎么形成的，是谁为明王朝开拓了西域，而明王朝的高考分区划线是怎么回事，明朝的越南战争源从何来，而谁改为土木堡惨案买单，十六世纪的中国海商如何经营天下，不败的戚家军是如何炼成的，谁毁灭了明王朝众说纷纭，郑成功治下的台湾实情如何，而与康熙过招的葛尔丹何许人也，中国火器第一人谁是实际名归，一切，都在你的掌中。第一章朱元璋成功的另类奥秘大明王朝近300年的沉浮沧桑，自然从开国皇帝朱元璋得天下开始。朱元璋得天下，在朝代更迭里，是一段草鱼化苍龙的传奇：放牛娃出身的苦孩子，削平群雄北逐暴元，开创享国近300年的大明王朝，赫然成为中华五千年出身最贫寒的开国皇帝。成功之神奇，为历代所称颂。而数个世纪以来，一个问题却始终争论不休：他是怎样做到的？历朝看法各不相同，主修《明太祖实录》的明初大儒董伦感叹：“盖因天命所属，时运眷顾也。”一句“天命”，颇有“君权神授”的味道。改革家张居正言：“太祖得天下，因不拘成法也。”说“不拘成法”，赞朱元璋，顺便也给自己的改革“贴金”。清朝史学家赵翼评：“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也。”草根出身的“淮右布衣”，成了清朝史家眼中的“复合型人才”。近现代台湾史学家李光涛则归结出了朱元璋成功的六字要诀：用贤，善学，敢战。时代更迭，后世旁观者清的见解，各有千秋。各有千秋的见解，串联起朱元璋的成功史。无数的历史画卷中，被遗忘的却是发生在大元朝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的一个“盲点”，恰是这个盲点，藏着朱元璋问鼎江山的答案。一这个盲点，是一次普通的问答，主人公是朱元璋与刘基。背景简单：一个是已占有南京，基业初立，却身处元朝廷、张士诚、陈友谅三强夹缝中，争天下局面正走到“十字路口”的“红巾义军将领”朱元璋，一个是声名在外的江东大儒，乱世中久历沉浮，经多次邀请方投奔而至，初来乍到的大谋士刘基。对话的内容很复杂，后世多注意了刘伯温进献的堪比“隆中对”的《时务十八策》，却忽略了其中朱元璋的一个问题以及刘基的回答——义军“九恶”论。朱元璋的问题是：天下“义军”（红巾军等反元农民军）之所以屡起屡灭，难以成事，其根由在何处？刘基答：所谓“义军”，虽一时兵势浩大，却多难长久，其原因正在于“九恶”。九恶者，一恶“不敬孔孟，亵渎圣人之道，败坏天理人伦”；二恶“攻伐无度，形同流寇”；三恶“时降时反，相互猜疑”；四恶“粮饷不能自足，临阵不知兵法”；五恶“掠人妻女财产，只知取之于民，而不知养于民”；六恶“为将者心胸狭隘”；七恶“为士者缺乏训练，作战形同群殴”；八恶“胜时聚集，败时作鸟兽散”；九恶“此义军与彼义军之间，相互猜疑，互相攻伐”。史载朱元璋边听边“闻之勃然色变”。而刘基却毫无惧色，继而总结发言：“九恶不除，虽称义军，实则草寇流贼。”这番宏论实在是大胆，彼时的朱元璋虽已是割据一方的吴王，却依然奉红巾军头领“小明王”为正主，所谓“九恶”论其实是当面骂了朱元璋。刘基话音刚落，朱元璋“愤然而起，掷杯怒目”，眼看着，刘基仿佛要人头不保了。然而片刻之间，朱元璋朗声大笑，满面怒气化作乌有，一句赞叹脱口而出：“千古名骂，万载相传！”刘基没有骂错，朱元璋更没笑错，所谓“九恶”论，虽条条如刀刺中朱元璋死穴，却是他从此打开帝王之门的钥匙。二“九恶”论如此重要，究原因：首先，“九恶”点出了朱元璋军队自身的弱点，可谓振聋发聩；二者，“九恶”点出了与朱元璋同时代的诸多“豪杰”不能成大事的根本原因，预言了他们最终失败的命运；最后，“九恶”点出了两千年历次农民起义虽轰轰烈烈，却大多只能走向灭亡，徒为他人做嫁衣裳的根由。甚至之后的明末农民起义，乃至清末太平天国运动，其结局也终不幸被“九恶”所言中。提出“九恶”的刘基，果不负他“渡江文士无双”的评语。刘基能够总结出“九恶”，实非偶然。面见朱元璋时的“九恶”论，其实早在4年前，就写在他致元顺帝的《平贼十策》中，那时他还是一个“深受国恩”的大元进士，并曾在浙东自募兵勇，尽心竭力围剿方国珍等“义军”，直到眼见元朝廷已腐败至不可救药，方才愤然离去。所谓“九恶”，是因他常年站在“农民起义”的对立面，耳濡目染才看得清楚。刻骨铭心的悟语，化作朱元璋逐鹿天下的利器。且让我们以“九恶”为线索，串一下元末农民大起义的风云景色。元顺帝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五月，内外交困的元王朝征15万民夫治黄河，因官吏暴虐导致民怨沸腾，终在“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感召下，由白莲教首领刘福通、韩山童率领，在河南黄陵岗起事，推倒了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多米诺骨牌。这以后就是群雄并起，风云际会。同年八月芝麻李等人在徐州起事，占领徐州。徐寿辉、邹普胜在湖北蕲州起事，十月称帝，国号“天完”。郭子兴、孙德崖等人在安徽凤阳起事，这些都属“红巾军”派系，作为“红巾军”核心的刘福通一部，更是在4年后建都亳州，立“小明王”韩林为帝，国号“大宋”，正式扯起了“反元复宋”的大旗。浙江的方国珍和江南张士诚，虽不是“红巾军”一脉，却也割据一方。大江南北，可谓沸反盈天。可“起”得快，“灭”得更快。身为“核心”的刘福通起势猛，一度攻克宋朝旧都汴梁，接着挥师三路北伐，气焰滔天，却犯了“九恶”中“攻伐无度，形同流寇”一条。三路北伐只知流窜攻城略地，毫无战略目的。接着又不幸“胜时聚集，败时作鸟兽散”。西路军攻陕西凤翔失利，一路溃散。东路军受挫后起内讧，两位主将赵均用和毛贵窝里斗，先是赵均用杀了毛贵，接着赵均用又被毛贵手下杀掉。赫赫大军，群龙无首，顿成流寇。虽一度攻克元上都甚至占领高丽，却终在元朝镇压下全军覆没。元气大伤的刘福通连连败阵，至正十九年（公元1359年）被元廷击破后，携“小明王”于滁州投奔朱元璋，“反元复宋”，昙花一现。其他诸路豪杰犯“九恶”更甚。郭子兴与孙德崖联合占领凤阳，接着“时降时反，相互猜疑”，几个主要领袖明争暗斗。郭子兴本人也“为将者心胸狭隘”，甚至几度听信谗言，欲治死彼时身为他部将的朱元璋。徐寿辉的“天完”政权更甚，建国后“攻伐无度”，很快因战线太长，遭元朝反扑。做“皇帝”的徐寿辉，被部将倪文俊篡权，倪文俊又被天完政权另一悍将陈友谅干掉，连国号也改成了“汉”，这何止是“相互猜疑”，简直是“窝里反”。南方的张士诚以及方国珍，则是“时降时反”，割据了一块土地就不思进取。所谓“各路豪杰”，终不是成大事之人。有几恶，各路豪杰很有“共同语言”。如“掠人妻女财产，只知取之于民，而不知养于民”，以刘福通的红巾军及方国珍为最。刘福通的红巾军三路北伐，导致主战场山东“赤地千里，乡民纷纷结团练以自保”。方国珍居浙东，常“大掠沿海，荼毒生民”。至于“不敬孔孟，亵渎圣人之道，败坏天理人伦”这条，更是通病。红巾军以“白莲教”为思想支柱，所过之处，甚至发生过焚烧学堂，拆毁宗庙等事。对所掠的读书人，也无不“极尽羞辱斯文之能事”。这里面例外的是张士诚，在占领苏州后“修儒尊孔，礼敬文士”不假，却很快沉溺于和文人们的饮宴诗文唱和，全然是宋徽宗做派。至于“为士者缺乏训练，作战形同群殴”，元末农民军，多未受过正规训练，起事时遇到腐败元军，尚能战而胜之，后来元廷启用察罕帖木儿、王保保等名将，整顿了“正规军”的战斗力，便使多路义军连连败绩。最要命的恰是
国大事，进行多种语言文字交流。和珅对乾隆来说，是一个没有人可以代替的陪伴和助手。四、贪得无厌，打击异己仗着乾隆的宠信，和珅用各种手段聚敛钱财，比如侵吞、纳贿、索要、放债、开店、收税、盘剥盐商等等。凡是外省进贡皇上的礼物，都要经过和珅这一关，他从中截取，以致他所藏的珍珠手串，比皇宫的还要大、还要多。据说，在和珅被查办的前一天，乾隆的七阿哥派人来求和珅想个办法救救他。原来，这个王子不慎打碎了皇宫中一个直径尺许的玲珑剔透、光彩夺目的碧玉盘。这是皇帝平素最心爱的珍宝器皿，七阿哥怕嘉庆龙颜大怒，怪罪下来，所以赶紧派人来求和珅，和珅随手取出一块精美玉盘，对来人笑笑说：“这有何难，看看这个玉盘可否代替？”来人一见，顿时就乐得两眼眯成一条线，手捧这块不知比皇宫那块强多少倍的玉盘，一路小跑带回去给了七阿哥。当时的官员们想得到一个肥缺，或想保住高官禄位，或想飞黄腾达，或欲免除牢狱之灾、杀身之祸，无不走和珅的门路，并付以重金行贿。另外，他还明里暗里敲诈勒索各地官员。有一次，闽总督伍拉纳等，为报效给和珅的财宝，竟然公开吊打州县官员，聚敛钱财。这样上行下效，各州县官员严刑拷打公差、衙役，公差、衙役又去加重对老百姓的盘剥和搜刮，这种一层压一层的腐败，最后引起了大规模的起义。他们以“官逼民反”为口号，把矛头直接指向和珅。和珅谙熟官场之道，但他的所作所为并不是始终不露痕迹，总有一些人来弹劾他，为此，和珅千方百计地堵塞或拦截通向皇帝的信息渠道，对异己力量打击报复，如御史曹锡宝想参劾和珅家人刘全，以打开缺口参劾和珅，但他不慎走漏了消息，被人连夜向和珅告密。和珅知道后，在乾隆跟前预先作了铺垫，曹锡宝因此反被革职留用。嘉庆帝对和珅专权贪污早有耳闻，心中极为不满，但碍于乾隆的情面，投鼠忌器，敢想而不敢言。乾隆去世后，嘉庆主持朝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迅速查办、处死了和珅，抄没了家产。有张流传的抄家清单这样记载着和珅的财产：田地八千顷，当铺七十五家，银号四十二家，古玩铺十三家，带花园的楼台一百零六座，还有大量金银、珠宝、器皿等；仅各种各样的衣服就有：貂皮的一千五百零二件，杂皮的一千二百四十三件，其他衣服五千三百一十六件。他的整个家产，折合白银竟然达九亿多两，这么大的数字远远超过了清廷十余年的总收入（每年七千万两），其贪污款项之多，数额之大，真是前所未有。自古以来，无论是王恺、石崇都不及和珅的十分之一，就是中外的皇帝，也没有这么大的家私。【点评】和珅依靠乾隆的宠信，贪得无厌，在他通向财富的巅峰时，也为自己掘好了坟墓。大贪官和珅的事情表明，乾隆盛世的外衣下，清廷内部已腐败到了何种地步！第十一章“浓墨宰相”刘墉宰相刘墉，民间广为流传，野史上记载颇多的是他与乾隆、和珅斗智斗勇的逸闻趣事，说来令人捧腹，几至绝倒。历史上也确有这个人。刘墉（1719—1804），字崇如，号石庵、青原、香岩、石砚峰道人等，山东诸城人，系乾隆进士，官至吏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其父刘统勋也是大学士，刘墉的仕途还算顺利，这里面多少有些他父亲的功劳。据说刘墉持躬清介、行为放诞、不修边幅，穿着破衣烂衫，虽然露肘踵也一点儿都不在乎。一天上殿，有个虱子沿着他的衣领而上，慢慢地将要爬到丫胡须，乾隆看见不禁偷偷地发笑。刘墉见了心里纳闷，不知道乾隆笑什么。回到家后，外人看见了提醒他，要给他捉虱子，刘墉才明白乾隆暗笑的原因，于是对外人说：“不要杀了这个虱子，此虱几次爬上胡须，曾经为皇上御览，福分大佳，你们也没有它那么好的福气！”其怪诞如此，刘墉居官数十年，家资清薄，门可罗雀；而与他同时的满相和珅却专权恣肆，富可敌国，就连他家的看门人，也有银子百多万两。刘墉常常悄悄地把自己的朝服拿到和珅开的当铺里去典当换钱，而和珅的门人一点儿也不知道。有一次正逢元旦朝贺，同僚皆狐裘貂套，只有刘墉穿着破衣服，状极瑟缩，乾隆见了很不高兴，认为刘墉是装的，便责问说：“刘墉你为什么有衣服不穿，装成这副穷样子？”刘墉叩头回答说：“我的全部衣服，都在和珅的当铺里。”乾隆把和珅召来问，和珅茫然不知，于是刘墉出示当票说：“我有票据在，怎么能说没有呢？”和珅大窘，哑口无言，乾隆于是说：“刘墉的衣服，你还了他吧，你看他冻得怪可怜的。”从朝堂出来后，和珅老大不高兴，刘墉掩嘴偷笑说：“皇上问得凶，我一时找不出话说，只好把老兄抬出来，莫怪莫怪。”和珅哭笑不得，对刘墉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刘墉就是这么幽默滑稽，谁的玩笑都敢开，谁却又奈何他不得，人们都称他为“小诸城”。刘墉不仅怪诞幽默，而且书法诗文很好，甚至超过了他的政绩，被称为“浓墨宰相”。尤其是他的书法，在乾隆、嘉庆年间，与翁文纲、梁同书、王文治并称“清四家”。据徐珂《清稗类钞》记载：诸城刘文清书法，论者譬之以黄钟大吕之音，清庙月堂之器，推为一代书家之冠，盖以其融会历代诸大家书法而自成一家。所谓金声玉振，集群圣之大成也。泗州扬文敬公士骧所藏文清真迹甚多，盖其自入词馆以迄登台阁，体格屡变，神妙莫测，其少年时为赵体，珠圆玉润，如美女簪花。中年以后笔力雄健，局势堂皇。迨入台阁，则绚烂归于平淡，而臻炉火纯青之境矣。世之谈书法者，辄谓其肉多骨少，不知其书之佳妙，正在精华蕴蓄，劲气内敛，殆如浑然太极，包罗万有，人莫测其高深耳。这段话，恰当地评价了刘墉的书法，正和他的为人一样，怪诞幽默，劲气内敛，殆如浑然太极。刘墉的字好，而且自成一家，别人极难模仿成功。他当尚书的时候，每写完判词，就画一个“十”字，有下属模仿，刘墉一眼便能认出，说：“我的字是不可模仿的。”然而刘墉对自己的评价却是：“吾平生有三艺：题跋为上，诗次之，字又次之。”那么，刘墉的诗如何呢？法式善《梧门诗话》中说：“刘石庵先生小诗最有远致。”阮亨《瀛舟笔谈》说：“石庵刘相国书法冠冕海内，而诗不多见，所传诵者大率从卷轴传抄而得，字字遒劲，非深于少陵者不能读也。”看了别人的评论，我们再来看其两首小诗，风味你自己去评说吧。康熙、乾隆曾数次派人去寻找黄河之源，终于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探定，探源者鄂弥达自绘寻源小像以志其事。对此，刘墉有一首应和之作，名为《题寻源小像》，其诗如下：三万与图驿使通，远探星宿被恩隆。一源迢递求天上，九曲分明到眼中。密勿陈情归圣鉴，飞腾绝域嗣家风。斯人宛在无今昔，鲸背游仙向海东。再看其一首《题寺门》的小诗：强将佛法困英雄，禅榻蒲团一扫空。今日清凉山下路，杏花深处酒旗风。书画如其人，诗亦如其人。中国文论有句名言：“文如其人。”凡是一个人的自成风格的作品，无不是其人格的反映。看来此言不虚。【点评】刘墉做官方正，为人圆通，锋芒藏于愚中，骨力隐于拙内，这与他的书法、诗文声气相通。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他都是一个很有趣的人物。但这种趣，似乎透出一种历史的悲凉，为盛世危机中一种无可奈何的昭示。第十二章白莲教和天理教起义和珅的腐败导致清王朝上下官员贪污成风，几个清廉的官吏都寄情于诗文书画，明哲保身，百姓怨声载道，一些反抗残酷剥削和压迫的社会组织在民间兴起。在湖北和河南一带，兴起了白莲教。最初是一个叫刘松的安徽人，到河南传教，利用给百姓治病的机会，劝人入教，后来被官府发现抓获并将他流放到了甘肃。刘松的徒弟刘之协和宋之清逃到湖北，继续传教。他们向人们宣传说：清朝快要灭亡了，将会出现新的世界，入教的人都可以分到属于自己的土地。贫苦的农民听了这个宣传，纷纷参加了白莲教。参加白莲的人越来越多，震惊了乾隆帝。乾隆帝命令官府捉拿教徒。一些官吏本来是敲诈勒索的老手，趁机派出差役，挨家挨户地查问，不管你是不是教徒，都得拿出一笔钱来“孝敬”他们，有钱的出钱买命，没钱的便被抓到监狱里严刑拷打，甚至送了命。武昌有个官员向百姓敲诈勒索不成，竟然罗织罪名，加害百姓几千人。为此，白莲教首领刘之协在襄阳召集教徒开会商量应对之策。大家纷纷说：“这个世道真是官逼民反了，我们不如索性起来造反吧。”经过一番商议，他们决定用“官逼民反”的口号，发动群众起义，并且派出教徒分头到各地去联络。1796年，也就是嘉庆帝继位那年，白莲教徒在湖北宜都、枝江等地举行起义。襄阳地方有个白莲教首领齐林，原定在元宵节起义，不料走漏了消息，遭到官府的袭击，齐林和一百多个同伴被杀害。齐林年轻的妻子王聪儿，是个江湖卖艺的女子，从小练得一身武艺，她十六岁与齐林成亲，丈夫死后，她决心给丈夫和起义的同伴们报仇，于是她和齐林的徒弟姚之富一起，重新整顿起义队伍，不到一个月，组织了一支四五万人的起义军，他们到处打击官府，惩办贪官污吏。当王聪儿在湖北起义的时候，四川、陕西的白莲教也起兵响应。起义的怒火在三省广大地区蔓延开来。嘉庆帝见此，连忙命令各地的总督、巡抚、将军、总兵等大小官员，派出大批人马镇压起义军。王聪儿的起义军在湖北、河南、陕西流动作战，打破了清军的围剿。1798年，起义队伍到了四川，与当地的起义军会师。清军有个将领明亮向嘉庆帝献了一条“坚壁清野”的计策，要各地组织武装民团，修筑碉堡，起义军一来就把百姓赶到碉堡里去，叫起义军得不到粮草供应与人员支持。嘉庆采纳了他的计策，下令各地全都采用这种计策，起义军的处境果然越来越困难。嘉庆三年（1798）初，清军在川北一带围攻王聪儿，王聪儿摆脱清军围攻，带领两万人攻打西安，不料在西安打了败仗，再打回湖北的时候，明亮率领官军紧紧追击。起义军后有官军，前有武装民团的拦截，在勋西（今湖北省内）的三岔河地方陷入敌人的包围圈，王聪儿指挥起义军退到茅山的森林里，准备组织突围，又被官军密密麻麻地围住山头，大举进攻。最后终因敌我力量相差悬殊而归于失败，王聪儿和姚之富等跳崖身亡。此后，各地起义军继续进行反抗官府的斗争。清王朝共花了九年工夫，才把白莲教起义镇压下去。白莲教起义虽然失败，却唤醒了更多的人起来反抗，仅十多年的时间，又爆发了李文成领导的天理教农民起义。李文成出生于河南滑县谢家庄一贫苦农民家里，早年他家就与官府结下了深仇大恨。其大哥李文山给官衙修建花园，完工后，衙役监工不但不给工钱，反而诬陷他偷东西，他大哥因此被捕入狱，受尽折磨，奄奄一息时被放出狱，不久后死去。二哥李文林，因带头拒缴官税，被活活打死于狱中。李文成十多岁时，曾念过几天私塾，因为反对宣传孔孟之道，以对孔孟不尊之罪名，被赶出了学校。为了谋生，他年纪轻轻便做起了木工、泥瓦匠。有一次，他被县署招去修建寺庙，工钱皆被衙役毛天庆私自侵吞，他站出来替几位穷苦工人说话，据理力争讨要工钱，毛天庆反诬他惑众闹事，煽动罢工，于是县官判了他企图谋反罪，关进了大牢，后为乡亲们多方营救而获释。后来河南、河北、山东各省连年灾荒，饿殍遍野，想造反的人很多。于是李文成抓住时机，串联组织了天理教。其教义是：平民百姓要想不受官府欺压，除非改朝换代。李文成以为人看病、算卦为掩护，在百姓中间传播天理教。他先与勇于造反的牛亮臣结为盟兄弟，接着又与天理教首领黄兴宰兄弟商议谋划如何发动民众起义。李文成、牛亮臣和直隶天理教首领林清、山东天理教首领冯克善商定，林清在河北、冯克善在山东、李文成在河南，三处在同一时间举行起义，起义成功后，并建立政权统归李文成领导。嘉庆十七年（1812）正月，李文成、林清在滑县道口镇召集众人召开天理教大会，制定起义军纲领和各项纪律。起义军的纲领是：“反清复明，替天行道，杀富济贫，平分土地。”纪律是：“违反纲领者杀，泄露机密者杀，打骂百姓者杀，调戏妇女者杀，掠夺民财者杀。”老百姓见此，说李文成是“李自成”转世，纷纷要求参加天理教。同年十月，各路起义军首领商定，在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十五，三省同时起义。不料，距起义还有一个月的时候，起义机密被泄，李文成、牛亮臣被捕。于是天理教首领召集紧急会议，决定在九月初七提前起义，到了这天，起义军大队人马攻破滑县县城，救出了李文成、牛亮臣等人，并杀死了县令强克捷和巡检刘斌。随后，李文成同众首领议定建立农民政权，任命牛亮臣为军师，宋元成为大元帅。义军严惩贪官污吏、恶霸地主，开仓济贫，受到民众的热烈拥护和响应，民众纷纷投奔起义军，队伍不断壮大。但林清领导的河北起义军，因不知山东、河南提前起义的消息，仍按原定时间起义攻打紫禁城，由于没有援军协助而失败。后来，李文成所率领的起义军又陷入清军和地主武装的重重包围之中，最后寡不敌众，也很快失败了。【点评】嘉庆帝在平定了白莲教和天理教起义后，虽然意识到了“玉杯饮尽千家血，银烛烧残百姓膏。天泪落时人泪落，歌声高处哭声高”，表现出了儒家仁君爱民的态度，并采取了一些措施缓和激烈的社会矛盾。但是，他把这一系列危机事件仅仅作为个案看待，认为天下的问题都是由于和珅不好、百官不好造成的，没有也不可能从制度上去寻找滋生百官腐败的根源，并加以解决。他胸中没有大格局，掌上没有大手笔，因此他虽然一件一件地解决了乾隆盛世留下的危机，却又一步一步地陷入更深的危机，到他的接班人道光皇帝时，清王朝已陷入内外交困、四面楚歌的境地。第十三章鸦片战争始末清朝后期，中国的专制皇权制度已经陷入没落时期，这种腐朽的社会制度严重地阻碍了历史前进的脚步。而这时西方世界由于出现了新的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制度，迅速地壮大了起来。经济的高速发展使他们开始寻求对外扩张，并很快地把目光投向了清朝统治下的中国。一、罪恶的鸦片贸易起初，由于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限制着中外贸易的发展，使英国的工业品在中国很难倾销，几乎没有什么市场。而中国的茶、丝等土特产在国外却备受青睐，出口量逐年递增。在中英贸易中，中国长期处于出口大于进口的有利地位，白银内流，这种发展趋势，使西方列强很恼火。当一般商品在中国打不开市场时，英商很快就又找到了新的商品，那就是鸦片。鸦片，俗称大麻，是用罂粟汁液熬制而成的一种麻醉剂，是吸食的毒品。鸦片不仅具有高出成本很多倍的高额利润，而且长期吸食，还有成瘾的后果，能够让人数众多的中国依赖鸦片，那无疑是为自己开拓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利润就会长期滚滚而来。于是英商就开始向中国大量走私鸦片。美、俄等西方列强见了，也纷纷加入到这种一本万利的“贸易”中。鸦片走私到中国，给中国社会、清政府和广大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祸患，中国人的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损害，社会生产力急剧下降。鸦片一到中国首先被很多清朝文武官员接受，由于吸食成瘾，这些官员再无心思处理政务、军务，结果使吏治更加黑暗腐朽，军队战斗力一度削弱。为了满足吸食鸦片的耗费，官员们又拼命在百姓中间索取钱财，百姓的生活更加贫困。同时，由于鸦片的大量输入，国内的白银开始大量外流。鸦片流入，由来已久，雍正时每年走私进口鸦片二百箱，乾隆时增至一千箱，嘉庆时增至四千箱，到道光时，鸦片走私更是嚣张得突破三万箱，流失白银三千万两，这使清政府本来就很紧张的财政更加拮据。罪恶的鸦片贸易给中国
均有史料可证。舒尔哈齐(1564—1611)，努尔哈赤同母弟，曾在明总兵李成梁手下当差，政治态度上一直倾向于明。1611年被囚禁死去。顺治十年(1653年)被追封为和硕庄亲王，已是他死后42年了。舒尔哈齐有子9人。注93关于巴赛、巴尔堪之事，可参见本文附录：毓旗之女淑绀所作《巴尔堪、巴赛二事小考》。注94巴尔堪和巴赛是父子，其中巴尔堪是济尔哈朗第四子，初授辅国将军，康熙十九年(1680年)征耿精忠军时因创发卒于军。其子巴赛袭父爵，曾署黑龙江将军、任宁古塔将军，征噶尔丹时阵亡，据载，噶尔丹策零的部众曾举着巴赛的黄带子(清宗室均佩带黄带以为标志)以示清军：“汝宗室为我所杀矣。”巴尔堪、巴赛的简亲王爵的确都是后来追封的，但清代官书从未提及这样两位卓有战功的宗室的王爵何以如此之低，毓旗的解释是家族传说，也是很有意思的。参见《清史稿》卷215，8954—8955页。注95朱舜水，名之瑜，字鲁屿，浙江余姚人。生于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早年绝意仕进，清顺治元年(1644年)，南明福王朱由崧两次诏征授职，亦不受。顺治四年至十五年(1647年—1658年)，4次东渡日本借兵，以图恢复明室，均未成。途中辗转安南、交趾(均今越南)等地，历尽艰险。其间，南明唐王朱聿键、鲁王朱以海多次诏征授职，俱力辞不受。顺治十六年(1659年)，受郑成功、张煌言邀，返国抗清，败后复流亡日本。常面向故乡泣血，背朝北方切齿。1665年，被日本水户藩主德川光国聘为宾师，迎至水户讲学。光国亲受业为其弟子。其余藩侯藩士，请业的很多。他为学重实际效用和事功，与黄宗羲、顾炎武相似。学术思想对当时日本和后来明治维新有很大影响。1682年卒于日本，享年83岁。注96云南省弥勒县志编纂委员会：《弥勒县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11页。注97穆彰阿等：《嘉庆大清一统志》，卷491，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续修四库全书》62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649页。注98赵尔巽：《清史稿》卷215列传二诸王一《巴尔堪》，中华书局1977年版，8954页。注99《喇布传》，《宗室王公功绩表传》，《文渊阁影印四库全书》第454册，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111页。注100《清史稿》卷215，《喇布传》，8951页。注101《巴尔堪传》，《宗室王公功绩表传》，203—204页。注102《横格宗谱》，《宗室王公功绩表传》，42页。注103《爱新觉罗宗谱》丁册，学苑出版社1998年版，8332—8333页。注104“十九年春，将军赵良栋自略阳破阳平关，克成都。王进宝自凤县破武关，取汉中。王屏籓走保宁，师从之，战于锦屏山，薄城，屏籓自杀。保宁下，进克顺庆。将军吴丹、提督徐治都自巫山克夔州、重庆，杨来嘉、谭弘先后降。察尼攻辰龙关，出间道袭破之，克辰州。杨宝廕、崔世禄皆降。彰泰师克沅州，吴应麒、胡国柱走贵阳。上召勒尔锦、察尼还京师，趣彰泰与穆占、蔡毓荣等自沅州，喇布自南宁，吴丹、赵良栋自遵义，三道并进。世璠令应麒与王会、高启隆、夏国相合兵入四川，掠泸州、叙州，进陷永宁。谭弘复叛，陷夔州。上复趣彰泰速下贵阳，命赉塔为平南大将军，尽护广西诸军。吴丹坐不援永宁，罢，命赵良栋尽护四川诸军，仍三道入云南。世璠召会、启隆、国相自四川还援贵阳，令马宝、胡国柱等掠四川……二十年，十月克昆明城。”见赵尔巽：《清史稿》列传261《吴三桂》，12849—12850页。注105“九年，偕傅尔丹驻科布多。六月，噶尔丹策零纠贼三万来犯，傅尔丹偕巴赛至扎克赛河，获贼二十余人，讯之言贼不满千，在察罕哈达游牧尚隔三日程，傅尔丹令移营和通呼尔哈诺尔。贼兵两万伏山谷，伺我军甫移突出，蒙古兵俱溃，收满洲兵四千作方营，护辎重，退渡哈尔哈纳河，登山列阵。贼复踵至，傅尔丹居右，仍回科布多。巴赛与副将军查弼纳居左，越岭至河滨力战，没于阵，年六十有九。”见《巴赛传》，《宗室王公功绩表传》，205页。注106赵尔巽：《清史稿》卷298，列传85《查弼纳传》，10412页。注107蒙古族通史编写组：《蒙古族通史》中卷，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311页。注108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7年版，55页。注109因为孙奇通阿于乾隆十七年(1752年)十月被封为和硕简亲王，巴尔堪于乾隆十七年八月追封和硕简亲王，巴赛于乾隆十七年十二月追封和硕简亲王。(《爱新觉罗宗谱·丁册》8333、8336页)注110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定：“闲散宗室均赐给四品顶戴，四品武职补服。”(《清高宗实录》卷1164，43—46页)他们虽有四品顶戴，但只是个空衔，并无四品官衔，也得不到四品官的俸饷。清代闲散宗室的待遇简略说就是，凡年满20岁，经报准后，每月给养赡银3两，每年给养赡米45斛。按清代京旗马甲的待遇是月银3两，岁米24斛，也就是说，一个四品宗室每年仅比一个马甲多21斛米。(乾隆朝《大清会典则例》卷1，33页)注111《爱新觉罗宗谱》甲册，250页。注112《爱新觉罗宗谱》甲册，324页。注113金女士是佟鸿举先生替我联系到的，我第一次为金女士做访谈时他也在场，特此致谢。注114《拆房拆出乾隆古碑》晨报讯记者薛冰。日前，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部学生樊煜给本报打来电话：校园里拆房拆出一座乾隆时期的石碑。她说：我以前是学考古的，这个石碑是文物。记者赶到政法大学，见到了碑身和驮碑的乌龟已经分离，横卧在废墟中。碑身四周雕刻的盘龙栩栩如生，碑中间是汉文和满文，上书“原任绥远城将军宗室弘晌碑文”，落款是“乾隆四十七年”，估算起来，已有200多年历史。住在附近的杨先生说：以前这里是平房，碑身埋在房子下，只有龟头露在外面，他小时候经常在这儿玩，却不知道还有个碑在里面。海淀区文物管理所的焦晋林说：这是清朝的圣旨碑，有一定的文物价值，应该保护起来，但目前只能请学校给予一定的保护。注115弘晌碑拓片可见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74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137页。注116穷西北套，参见附图。注117张秃子胡同现改名叫长图治胡同，位于西城区新街口大四条中街。注118载涛(1887—1970)，字叔源，号野云，光绪十三年(1887年)，生于北京。和硕醇贤亲王奕
被公侵犯肉体中文字幕无码就是浙东地区。大中十三年（859年）十二月，浙东地区爆发了由“起自田亩”的裘甫领导的农民起义。由裘甫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最初不过百余人，却很快攻下象山县（今浙江象山），并屡次打败官军进逼剡县（今浙江嵊县），使得明州（今浙江宁波）大白天也是城门紧闭。当时驻扎在越州（今浙江绍兴）的浙东观察使郑袛德立即派遣部将刘琼和范居直领兵三百，会同台州（今浙江临海）军共同镇压裘甫起义。咸通元年（860年）正月四日，农民军在唐兴县（今浙江天台）天台山的桐柏观前打败唐军，结果范居直战死，刘琼只身逃回。正月十四日，裘甫率领农民军攻占剡县，并招募将士，使得势力迅速扩大，部众达到数千人。郑袛德见首次镇压无果后，再次派出部将沈君纵、张公署、李圭率领新招募的五百名士兵进行镇压，企图夺回剡县。唐军于二月十日抵达剡县西南的三溪河畔，裘甫在河南岸设下埋伏，并派人堵塞上游河水，使得下游河水变浅可涉，然后在北岸布阵，迎接唐军的挑战。双方交战后不久，在裘甫的指挥下，农民军佯装败退，逐渐引诱唐军涉河追击。当唐军半渡时，裘甫下令释放上游河水，导致河水暴涨，唐军猝不及防，郑袛德的三员大将全部战死，五百名唐军士兵全军覆没。剡县大捷极大鼓舞了农民军的斗志，在裘甫的号召下，先前散布在浙东山中海上的小股农民军，以及其他地方的流亡农民四面云集在裘甫麾下，义军迅速扩展到三万人。裘甫自称天下都知兵马使，改元罗平，铸造“天平之印”，同时广聚钱粮，一时间声震中原。随后在裘甫的指挥下，义军兵分四路，先后进逼衢州（今浙江衢县）、婺州（今浙江金华）、明州、并攻破唐兴、上虞（今浙江上虞）、余姚（今浙江余姚）、慈溪（今浙江慈溪）、奉化（今浙江奉化）、宁海（今浙江宁海）等地，兵锋所到之处，官军全都望风而逃。对于朝廷而言，浙东地区军事力量历来薄弱，正所谓“人不习战，甲兵朽钝”，而一直龟缩在越州的郑袛德在接连吃到败仗后，一再上表朝廷告急，并向邻道求援。在郑袛德周边首先采取救援行动的是浙西观察使郑处诲，他派出一名牙将带领四百援兵援救郑袛德。不久后，宣歙观察使温璋也派兵进行援救，可是当时已经被农民军吓破胆的郑袛德在援军到来后，将援军统统调进越州城内以自卫。按照唐朝后期的财政管理规定，当藩镇兵被调出本镇跨辖界作战时，士兵的伙食要由作战辖区供应，称为“食出界粮”，这往往助长了桥兵悍将的贪欲。虽然当时郑袛德极力讨好援兵，伙食供给比朝廷规定的标准多出十几倍，耗费大量钱财，但援军仍不满意，不仅索取无度，而且都不愿意主动与农民军交战，并托词要求郑袛德派人充当向导，带路出征。而郑袛德的部将慑于农民军的威风，全都称病不愿意前往，郑袛德就是在这样一种杂乱不堪的局面下坚守城池，等待转机的到来。可以说，在农民军的强大压力下，浙东地区的唐军已经丧失了斗志，不少军将更是与农民军暗中互通声气为自己寻找后路。前边我们说过，浙东地区是唐朝兵力部署较为薄弱的地区，但这块地区却是唐朝后期中央财政收入的一块重要调取之地。《册府元龟》中《帝王部?纳贡献》中记载说：“天下贡赋既出江淮，时江淮人甚困二聚敛不息。”事实上，这也是导致裘甫起义的根本原因。而随着农民军实力逐渐增强，裘甫的起义军无疑成为刺入唐朝财政命脉的一把尖刀，进而危及大唐帝国对浙东地区的统治。浙东局势的不断恶化以及郑袛德平叛不力，使得朝廷不得不对浙东地区的形式进行重新估量。皇帝李漼让宰相们商议从朝廷挑选一名得力的武将取郑袛德而代之，宰相们建议起用曾经担任安南都护的王式。王式是历仕宪、穆、敬、文四朝元老大臣王播的侄子，虽然是一个长期依附宦官的官员，但却深谙兵法。咸通元年（860年）三月，李漼召见浙东观察使王式，询问平定浙东农民起义方略。王式认为，只要朝廷能够调集重兵，裘甫的农民军并不难剿灭。当时习惯干预朝政的宦官表示异议，认为调集重兵耗费资财太多，对此王氏提出不同意见。王式认为尽快剿灭农民军，朝廷才能做到真正节省资财，如果长时间拖延下去，朝廷迟早会被拖垮。李漼十分明白浙东地区对于朝廷的重要性，所以他同意按照王式的要求发兵，下诏调集忠武、义成、淮南三道方镇之兵归王式统一节制。当时获悉王式大军将至，裘甫军中最有谋略的副帅刘暀为裘甫提出了战略规划，他认为应该立即引兵攻占越州，依靠其城郭和府库财物为依托，然后派兵五千驻守西陵（今浙江萧山），沿着浙江修筑营垒，以阻止王式大军。同时铸造大批舟船，看准时机长驱直入浙西地区，以夺取当地财富，充实军队实力，然后回向加固石头城（今江苏南京）驻守。一旦成功后，宣歙、江西一带必然有响应者，然后派一员上将走海路直取福建，如此则朝廷财赋供给重地将全被农民军占有。当时裘甫义军处于流动作战状态，始终没有自己的根据地。而刘暀的战略规划应该说是切实可行的，如果成行的话，至少可以让农民军形成与朝廷分庭抗礼之势，算是比较有远见的战略规划。可是当时裘甫军中的另一名谋士王辂却认为刘暀的战略规划，只有三国时代的孙权才能做到。原因在于当时朝廷还可以维持大一统的局面，远远没到分崩离析的程度，他主张应该据险自守，并且陆耕海渔，一旦形势危急可以逃入海岛以自保。事实上，王辂对当时天下形势的估计完全错误，而且他的规划是一种消极防御战术。当时面对刘暀和王辂两种针锋相对的主张，裘甫始终犹豫不决，正是他的举棋不定，使得自己错过了与朝廷分庭抗礼的绝好机会。四月，王式率领大军进驻越州，开始着手布置围剿农民军，他严厉整顿当地军队纪律，使军将中那些临阵要钱要官的人全都缩手缄口，并严厉处置与农民军暗通声气的人，下令诸县开仓赈济百姓。王式的一系列做法可以说是对浙东农民起义采取釜底抽薪之法，缓和了当地的军民矛盾。对于如何剿灭裘甫义军的问题，王式依据当地形势，采取依据户籍从以往配居于江、淮的吐蕃人与回鹘人中选取三百名健壮者，配以骏马组建起一支机动灵活的骑兵，同时从当地军队挑选出四千人，让他们分路充当向导。随后王式开始调兵遣将，将浙东本军和北来援军进行混编，分成东、南两支，从越州出发两向夹击农民军。整个五月期间，农民军与王式率领的官军进行了大大小小十九次战斗，由于农民军缺少骑兵支援，进而连战连败，导致宁海失守，裘甫被困天台山一带的狭长地带，无回旋之地。刘暀愤怒之下将王辂处死，然后建议裘甫急速突围奔向宁海西南六十余里的南陈馆进行布防。裘甫当时采纳了刘暀的建议，但王式却提前判断出了裘甫义军的动向，他立即带领大军在南陈馆布下埋伏，专等裘甫的到来。五月二十九日，裘甫带领农民军来到南陈馆，结果在立足未稳之际，便遭到王式的迎头痛击，裘甫不得已突围至剡县，王式又急速追击，在剡县附近与裘甫展开多次激战。由于农民军缺少骑兵，而且装备十分落伍，因此抵抗官军时伤亡巨大。六月二十一日，在经过长时间的拼死抵抗后，裘甫和刘暀等人被层层包围的官军打垮，终于兵败被擒。八月六日，裘甫被押往长安斩首示众，浙东农民起义历时半年多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不过，此时以李漼为首的朝廷上下，一定不会想到裘甫起义仅仅是个开始，一波又一波的农民起义将会犹如风暴一般席卷整个帝国。李漼刚刚即位就遭到了浙东农民起义的严峻考验，幸好朝廷用人得当，很快剿灭了裘甫，使得李漼侥幸渡过了即位后出现的第一次政治危机。在裘甫被斩首后，李漼加封王式为检校右散骑常侍，以示对其恩宠有加。公元860年十一月，李漼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咸通”，据说这个年号是取自宣宗李忱写的《泰边陲乐曲词》中的诗句“海岳晏咸通”。但几乎就在裘甫起义的同时，大唐帝国的边境事实上也并不平静，西南地区遭到南诏的严重侵扰，出现了险象环生的局面。南诏反目李德裕当年在西南地区加强边防，使得南诏不敢进犯，但到了宣宗李忱在位时期，南诏与唐朝的关系又开始处于一种“入贡不时，颇扰边境”的状态。大中十三年（859年）八月，宣宗李忱去世后，唐朝派使者向南诏告哀。按照当时的臣属关系，南诏应该派人前往长安吊唁。当时刚好南诏王丰祐也去世，其子酋龙即位。酋龙高傲自大，既不对大唐使者加以礼遇，也不向唐廷表示哀悼。使者回到长安复命，陈说遇到的冷遇后，皇帝李漼大怒，于是拒绝对酋龙进行册封，实际上也就是不承认酋龙的地位。于是，酋龙自称皇帝，国号“大理”，并派兵攻陷了播州（今贵州遵义），唐朝与南诏由此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咸通元年（860年）十月，安南都护李雩出兵收复播州。虽然收复播州是件好事，但事实上播州并不归李雩的巡界，李雩收复播州属于越境行为，他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贪功求赏。但当时安南土著居民与唐朝边将的矛盾已经相当尖锐，例如大中年间安南经略使李琢私自下令以斗盐换取安南土著民的一头牛，使得土著民大为不满。李雩到了播州后，又擅杀当地土著首领杜守澄，进而进一步激化与土著民的矛盾，南诏人终于忍无可忍，于咸通元年（860年）十二月十三日，聚兵一万三千多人，突袭占领安南都护府所在地交趾（今越南河内）。李雩遭到重创后无所归依，只得被迫屯守武州（今中越边境）。南诏的侵扰十分出乎皇帝李漼的预料，在了解边关军情紧急之后，李漼在咸通二年（861年）正月，下诏征调邕州（今广西南宁）节度使之军援救安南。六月，李雩重新整编军队成功收复交趾，李漼为了安抚在安南势力庞大的杜守澄氏族，将李雩撤换，改任王宽为安南都护，并以失职之罪将李雩贬官为儋州（今广东儋县）司户。不过，李漼贬黜李雩的做法，并没有得到南诏的理解，此后南诏继续加大对唐朝边境的侵扰，并在七月攻陷邕州。对于唐廷而言，邕州失守是个巨大的打击，这等于是让南诏打通了北进的道路。事实上，邕州当时有重兵把守，本不应该如此轻易被攻破，之所以会被南诏轻而易举攻占，完全是因为唐朝边将腐败所致。本来朝廷从广州、桂州和容州三地共征发三千人马驻守邕州，规定每三年轮换一次。大中十年（856年），岭南经略使段文楚请准以供应这三千人的费用，在当地招募军队代替这些人驻守邕州，但实际上段文楚只招募到了五百人，所以还得借助三州兵力共同守卫邕州。大中十二年（858年）段文楚进京任职，李蒙接任岭南经略使职位。李蒙为了把空缺的戍兵名额粮饷归为己有，便找个理由将三州之兵全都退了回去，只以招募到的那五百多人驻守邕州，也就是说比先前的兵力减少了十之七八，因此这给了南诏乘虚而入的机会。南诏攻占邕州时，岭南经略使李蒙已经去世，新任经略使李弘源上任才十日。面对无兵可用的现状，李弘源被迫逃往峦州（今广西横县），南诏大军将邕州城洗劫一空后离去。皇帝李漼得知消息后，大怒之下将李弘源贬官，重新任命段文楚为岭南经略使去收拾邕州残局。南诏洗劫邕州后，又攻破巂州（今四川西昌）、进逼邛崃关（今四川荣经县），一时间大唐西南边境烽烟四起。咸通三年（862年）二月，南诏又大举进攻安南，经略使王宽频频向朝廷告急求援。皇帝李漼派遣湖南观察使蔡袭率领禁军三千赶赴救援，同时从许州、滑州、汴州、荆州、襄州、潭州、鄂州等地调集三万人马划归蔡袭指挥。南诏得知唐朝派出大批援军后，考虑到力量对比过于悬殊，于是暂时撤退以避唐军锋芒。五月十日，蔡袭率领大军到达安南，开始着手布防。事实上，如果蔡袭按部就班地布防，或许完全可以守住安南。但此时朝廷内对于经略安南产生了意见分歧，其根源来自于时任宰相杜悰的推荐。当时皇帝李漼听从杜悰的推荐，派左庶子蔡京节制岭南事宜。蔡京为人贪婪残暴，行事诡诈，可是杜悰却认为蔡京很有才干，所以委以要职。蔡京在当年三月进京，向皇帝李漼述职，也得到李漼的认可，于是被任命为荆襄以南宣慰安抚使。以往岭南分为广州、桂州、邕州、容州和安南五个辖区，全都隶属于岭南节度使管辖。蔡京奏请将岭南分割为东、西两道，李漼批准后加封蔡京为岭南西道节度使，并在授任的制文中称赞他是“识略甚远，智能超群”。此时蔡袭正在安南着手布防，以防止南诏卷土重来，但是蔡京唯恐蔡袭立功超越自己，便向皇帝李漼巫奏蔡袭是“武夫邀功，妄占戍兵，虚费馈远”，请求将戍兵各还本道。当时因为杜悰极力推荐蔡京，虽然朝廷很多大臣反对罢去戍兵，但皇帝李漼还是没有经过详细核实就采纳了蔡京罢兵的建议。蔡袭多次上奏认为，南诏虽然暂时撤退，但却始终伺机侵扰唐境，朝廷不可无不准备，应该至少留下五千戍兵驻守安南，可是奏疏递上去却犹如石沉大海。蔡京为政残暴，在辖区内设置炮烙之刑，因此引起邕州士兵极大的愤怒，结果被士兵们赶走逃入藤州（今广西藤县）。他为了掩饰自己的苛政，伪造敕书和“功打使”印，称奉诏招募乡兵攻打邕州，最终其乌合之众一触即溃，后来朝廷发现蔡京的劣迹，最终将他贬死在崖州。蔡京虽然得到了应有的报应，但他请罢安南戍兵之举却遗祸甚大。咸通三年（862年）十一月，南诏继续出动五万大军进攻安南，蔡袭向朝廷告急请求增援，皇帝李漼紧急征发荆南、湖南两道兵马两千人，桂管道三千人马援救邕州。十二月蔡袭在交趾再次请求增援，皇帝李漼又下诏让山南东道派遣一千名弓箭手增援，可是千里复原为时已晚，各路援军还在半路的时候，南诏已经将交趾城团团包围，蔡袭只得被迫据城坚守。咸通四年（863年）正月七日，皇帝李漼到城郊进行祭祀并大赦天下。可就在这一天，南诏大军最终攻陷了交趾城，蔡袭带领将士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身中十余支箭矢，突围到海边想乘坐监军的船撤离交趾，可是当时船已离岸，蔡袭最终淹死海中。李漼得到邕州陷落的消息后，只得下令诸道援军全都退守岭南西道，于是安南彻底被南诏占领。安南的陷落，不仅是唐朝国力衰弱，对臣属之地已经鞭长莫及的现实反映，更是朝廷任用边将混乱不堪的真实写照。最关键的是，大唐帝国的西南边境从此进入烽火连天的状态。此后的十几年时间里，唐廷不得不从内地调集大量兵力和物力来加以防御，加重了朝廷的财政困难，安南陷落于南诏，又引发了大唐帝国全局性的统治危机，后来的庞勋起义，就与唐朝西南边境严峻的形势有着直接联系。《新唐书》中《南蛮传中?南诏下》评论道：咸通以来，“蛮”始叛命……天下骚动，十有五年，赋输不内京师者过半，中藏空虚，士死瘴疠，燎骨传灰，人不念家，亡命为“盗”，可为痛心！可以说，南诏与唐朝反目成仇，兵连祸结，进而引起军民反抗，是导致唐朝衰亡的一个客观因素。不过，安南的陷落仅仅是个开始，咸通四年（863年）三月，在南诏成功占领安南后，继续挥军北上直逼邕州。高骈出征南诏并不仅仅满足于占领安南，在安南休整两个月后，继续挥动大军进攻左、右两江，直逼邕州城下。当时，岭南西道观察使郑愚见南诏军声势浩大，内心产生畏惧，上疏朝廷说自己是“儒臣无将略”，请求朝廷任用得力武将对抗南诏。于是，皇帝李漼决定以义武节度使（今河北定县）康承训代任，同时征调荆、襄、洪、鄂四镇兵马一万人，跟随康承训一同赴援邕州。康承训到了邕州后，由于南诏进攻更加频繁，皇帝李漼又继续征调许州、滑州、青州、汴州、兖州、郓州、宣州和润州八镇之兵共同增援邕州。咸通五年（864年）三月，南诏增兵至六
间是宋朝士兵们最虚弱的时候，只要领兵杀过来，肯定能赢。梁哆唛不信，说宋军没粮，西夏也没粮，就算杀过去，也真赢了，军队吃什么？难道要带往返粮票行军吗？李讹哆笑了，梁将军不必怀疑，党项人来了有粮食，俺已经给你们攒了二十年了，全藏在地窖里。于是大喜，西夏大兵们兴高采烈地跑了过来，简直是太幸福了，杀饿得发软的敌人，抢白花花的银子，还有人管食宿，当这种兵打这种仗，真是极品生活。可是跑到定边寨后，全体都晾在了刺骨的春风里。迎接他们的不是善良的李讹哆老爹和满地窖的粮食，而是一片白茫茫的大地，无论是地表上面，还是地窖里边，都啥也没有。当地的宋军早就盯着他们了，知道有什么勾当之后，没在大冷天里伏击他们，而是抢先一步把粮食都挖走……梁哆唛和他的大兵简直欲哭无泪，不带这么玩人的，为了跑快点根本没带返程的粮，现在要再回去，你们不饿啊！最后，他们回去了，连冻带饿，非战斗减员死了很多。回顾全过程，典型的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在西夏来说，已经很吃亏了，没想到宋朝大怒，赵佶亲自下令：西军全线出击，让党项人知道好歹！这次出兵的兵力总和达到了二十万。其中由熙河路经略使刘法率领熙河军团步骑十五万人出湟州，秦凤路经略使刘仲武率五万精兵出会州，从西、南两方面夹击西夏。童贯驻军兰州，两方策应。童贯梦寐以求的时刻到来了，在这次因为一点小摩擦引起的大战役中，他得到了最想要的东西。赵佶下令，以他总领永兴、鄜延、环庆、泾原、秦凤、熙河等西北诸路，节制所有经略安抚司。从这时起，西北军是童贯一个人的了。从当时来看，童贯志得意满，毫无疑问必将竭尽全力打赢这场仗，由此树立他大宋战神的光辉形象。但是在后面发生的事情里，结果却与之恰恰相反。坐拥二十万百战精兵，节制整个西北辖区，童贯却让战局打得如温吞水。这一仗打了两年，宋、夏双方各有胜负，纵观全局，没有纵深穿插，没有兵团决战，争斗点都只在一些边远的小城，如西夏的臧底河城、仁多泉城，宋朝的靖夏城，两方面都挺狠，把这三座城都屠了，满城鸡犬不留。但对宋、夏双方来说，几十万人打群架，就这么点代价吗？真要死磕的话，为什么不在天都山、横山、青白盐池这些紧要地段动手？保准立即水深火热，你死我活。这就是奥妙所在了，随便抓出一个西军大兵都知道的事，为什么最高当局不去做？童贯如果真的想建功立业，为什么雷声大雨点稀呢？很简单，看历史进程表。前面发生了什么，后面发生了什么，前后对照，一目了然。真正的原因是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十月的卢沟桥之夜，与公元1115年的三月东北边关收到的一封信。这封信是写给宋朝的皇帝赵佶的。写信人是一个叫马植的辽籍华人。马植出身于辽国燕云地区的名门大族，时任辽国的光禄卿，算是一个国家级的中上层干部。他在信里列举了一些刚刚发生在辽国东北部的事情。由于地理限制，那些地方是宋朝接触不到的，哪怕事情发生已经有六七年之久，宋朝人也两眼一抹黑。看到这封信后，赵佶迅速下令，边关要尽一切努力，悄悄地、快速地把马植召进开封，他要面对面地和这个人谈话。而童贯立即给出了马植，这人居然早就在开封城内了。有证据显示，从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的十月起，马植就一直隐藏在童贯的周围。卢沟桥之夜，那个与童贯秘密接触的人，就是他。第十一章完颜时隔四年，他当初说的事情已经被证实了。在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十月的卢沟桥之夜，他对童贯说辽国必亡，会非常快速地崩溃。当时童贯的第一反应是乐傻了，第二反应是气怔了。辽国，东亚第一强国，你说亡就亡了？看我是太监就好骗吧，这是不是辽国玩人的新把戏？！所以他快乐着，也隐约地期盼着，却同时把马植带回了宋朝。看着是马植表忠心跟着他走，其实是童贯软禁了他。这样重大的事，容不得半点的欺诈，连随口一说都不行，谁知道你有什么用心，必须随时带在身边，等待消息被证实，才能给这个人定性。四年的时间，让一些事情跨越大陆，从辽国的东北边传到西南边，被宋朝知道了。总体上来说，一切从辽国的皇帝耶律延禧的享乐生活开始。耶律延禧，也就是鼎鼎大名的天祚帝。这位老兄和赵佶的缘分很足，两人的人生轨迹几乎每时每刻都重叠在一起。从登基到高峰，从滑落到邻居。耶律延禧比赵佶早一年当上的皇帝，称帝之初光芒四射，比赵佶的勤政吓人得多，他在整个辽国上层来了个大清洗，凡是参与过、被怀疑参与过害死他父母的大臣们，活着的全家族杀掉，死了的全体挖坟。血腥过后，他开始了享乐。得承认，在这点上他远远不如赵佶了，限于北方物产、人文的条件，他只知道跑马打猎、拜佛建塔，貌似没有创意。但是，他有特色。北方物种是比南方少些，同一种物种的成熟期也比南方的慢，可是相应的，物种成熟之后的品质就非常高，非南方快速生长的动植物能比。辽国，纵横北疆两百余年的庞大帝国，穷尽北方奇珍，自然有一两样是南方锦绣河山所没有的。其中最著名的是北珠。珠，顾名思义是珍珠。说来惭愧，我国号称地大物博出产丰富，可是在珠宝品种方面太单一了，全境内没有红宝石、蓝宝石、猫眼石、钻石……啥也没有，只有南方海域出产珍珠，西北方面有和田玉。这两样也没法保证，因为更南的南方出产更好的珍珠，比如新加坡那边；和田……在古代一会儿是中国的，一会儿是独立的，出产量根本没法保证。北珠，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显得珍贵。多珍贵呢，到后来清朝官员的顶戴上要用北珠来装饰，犯人们采到北珠可以减刑。珍贵，一来是因为它的美；二来是因为采摘的困难。北珠只能在每年十月以后，冰冷刺骨的海水里成熟。这时，无论怎样精壮的男子，也没法潜入深水把它采摘上来。怎么办呢？利之所趋，不可抗拒。潜藏在冰海深底的北珠，处于封建时期的人类也有办法弄上来。经过仔细观察，海边的人发现每年这时都有一种天鹅出现，它们深深地潜进冰海里，以北珠的母蚌为食，吃不掉的北珠，就含在它们的嗉囊里。天鹅高高地在天上飞，最好的射手在强劲的海风环境里也别想射中。再怎么办呢？人们又发现，天鹅有一种天敌，是一种小而极其凶悍的猛禽，名叫“海东青”。海东青是传说中的鸟，在现代的飞禽百科里找不到千分之一百对应的种族，可是它在公元1113年之前是确切存在的，没有它，以后的事就都不存在了。海东青以天鹅为食，只要能得到海东青，那么就一定能捉到活天鹅，剖鹅取珠。于是，所有的焦点都集中在海东青的身上。怎样得到这种鸟？怎样驯化它？这时高贵强大的契丹人撇嘴了，这是有风险的、低劣的活儿，只配那些低劣的民族去做，他们只需要坐等北珠就好了。低劣的民族，比如女真。女真族的历史很悠久，能追溯到先秦时期，那时他们叫“肃慎”。女真或者女直，是后来的音译。虽然很悠久，但混得不咋地，直到辽国建立时，他们仍旧处于原始社会的末期，即将进入奴隶社会，绝大部分散布在黑龙江与松花江流域，靠打猎捕鱼生活。接近辽国疆域的，叫熟女真，已经是辽国的属民；居住在松花江之北、宁江州（今吉林扶余东南）以东的，叫生女真，处于自由状态。抓海东青的活儿就派给熟女真了，他们是辽国最北边的部属，他们不干谁干？可要命的是，海东青住得比他们还远，一直北到了生女真的地盘。大家可以想一下，哪怕是一个姓的同族兄弟，甲家大院里有种好东西，乙家说开门我来拿走，这可能吗？真想拿，只能是提着菜刀上门硬抢。每年接了任务的熟女真，就是这样提着刀枪去同族兄弟家里生抢海东青的。每年的冰天雪地里，年复一年，都要扔下大片的尸体，抢到些鹰雏鹰蛋，白白地送给辽国人。而辽国人来取鹰时，是让女真人更屈辱的事。每年辽国派出去的“银牌天使”，所过之处敲诈勒索，这也没什么，世界各地都通用的行政规矩，可是他们每晚都要年轻美貌的女真女孩儿“荐枕”。这就忍无可忍了吧，直娘贼，忒煞是欺负人！忍无可忍……但还是要忍，汉族人可以某天神圣感爆发，喊出天下“道理最大”这句口号，可是走出汉域，这四个字就是个超级好玩的笑话。契丹人、党项人、交趾人乃至于后来周边更多的异族人会笑嘻嘻地向这句口号招手，过来，哥让你知道什么最大。拳头大，才是最大！所以，女真人只有忍，不忍就等着亡国灭种吧。何况荐枕什么的只是屈辱之一，更屈辱的还有很多种，相比之下，鹰路上的各种欺侮还是好的，毕竟人家是跑了很远的路，主动到女真人家门口来欺负，更多的时候他们得主动去接近辽国皇帝，得唱着笑着跳着闹着，装狗熊装野鹿去逗辽国人高兴。真是送上门的屈辱啊。比如每年的“头鱼宴”。这是种很别致的宴会，在非常冷的寒冬里，大多是农历二月新年前后举行，地点通常都在混同江（今松花江）。那时大雪封江，玉带千里。在这种环境里扎下辽国皇帐，各部落首领来觐见。卫士们砸开冰层，捕到第一批鱼，用这批鱼向契丹皇帝致敬。这即为头鱼宴。听着很风雅，看上去挺有趣，可这实在是这些边远部落的首领们的一大难关，每到这时，他们都失去了自由和尊严，变成了辽国人的玩具。皇帝想打猎了，他们去呼鹿；想看远距离猎杀，他们得去射虎；想看真人版近距离搏斗了，他们得去搏熊……等皇帝渴了饿了想吃头鱼宴了，他们得跳舞唱歌助兴。每年如此，辽天庆二年时也一样，当时耶律延禧喝得很高兴，下令各酋长入场，给朕跳起来。下边问，是群舞还是独舞？挨个来。于是，各个民族各部落的酋长们酝酿情绪活动身体，依次下场开跳。一个接一个，快乐复快乐，耶律延禧的兴致达到了高潮，却突然被打断。舞台冷场了，前边跳完，后边该跳的却端坐不动。全场的目光看过去，发现那是个彪形大汉。这人身高体壮，相貌雄伟，冷冰冰地坐着，一动不动。旁边人喝问：“为什么不跳？”“我不会。”回答得硬朗不说，目光还直勾勾地盯着辽国皇帝。耶律延禧暴跳了起来，这是挑衅，是赤裸裸的、有史以来第一次的当面挑衅！绝对不能容忍，杀了他。这是一个历史时刻，他拔出刀来，要亲手砍了这个敢扫他兴的小跳蚤。这一刻就像宋哲宗躺在病床上，命运将主动权一次又一次地送到他手上，只要抓住一次，历史就会改写。耶律延禧也是这样，只要他砍下去，万事皆无，一了百了。可惜的是，他被人拦住了。他宠信的大臣萧嗣先笑着说，为了一个野蛮人生气实在不值得，何况您杀了他，会吓坏周围这些玩具的，以后谁来陪您玩呢？是……吗？耶律延禧慢慢地把刀放下了，他从小在仇恨里长大，尤其对耶律乙辛式的奸臣非常敏感，他审视的目光在萧嗣先、扫兴人之间游移，努力地想，也想不出辽国京城里的高官，和这个穷山恶水里的刁民能有什么瓜葛。无瓜葛，无阴谋，他慢慢地坐了下去，也是啊，为一个小跳蚤不值得扫兴……来，跳起来，接着乐。就这样，当天吃饱跳够，各方散场，没人死亡或者流血，也没有人再注意那个声称不会跳舞的愣头青是何方神圣。该愣头青名叫完颜阿骨打，是一个生女真。居住在安出虎水（今阿什河）附近。按说他没有所谓荐枕的屈辱，更不必受银牌天使的欺压，为啥对辽国皇帝这么敌视呢？鬼都知道，他肯定会跳舞，但就是不给你跳！这当然是有原因的，前面说了，熟女真是苦的，要每年砍人抢鹰，死伤一大片。可生女真呢？没招谁没惹谁，居然每年都被砍，究其原因，都是因为这个耶律延禧，因为大辽国。完颜阿骨打是自由生成的北方豪杰，他不像熟女真那样被豢养出了奴性，不爽就不配合，有火就要发出来。当然，像他刚才的行为，没死并且以后有了奇迹般的发展，人们可以歌颂他的傲骨；如果死了呢，小不忍则乱大谋，不过匹夫之勇……重要的是他没死，并且在风雪兼程赶回到老家后，又有一份奇遇在等着他。这一次，完颜阿骨打是代替他的哥哥乌束雅去参加头鱼宴的。乌束雅是这一代完颜部女真的族长，阿骨打是他二弟。几百年前的世界是一样的，无论东方西方，无论封建社会还是奴隶社会，一切都是长子优先。比如乌束雅和阿骨打。哪怕乌束雅敦厚软弱，阿骨打强悍精明，也没法改变他们的继承权顺序。阿骨打只能听命于大哥，哪怕要他去参加屈辱的头鱼宴，也只能听话。可是，等他窝了一肚子火回到老家后，突然发现他哥病死了，从他进门时开始，他已经是完颜部女真的最高首领。这是他做梦都想不到的事，因为在他的家族里，论资排辈轮到他当家，真是太不容易了。翻开完颜部女真的历史，一直处于浑浑噩噩得过且过的半原始半奴隶制时代，在汉民族进化几千年到达宋朝时，他们仍然没什么事迹值得记载下来。因此他们的史书一片空白，直到阿骨打的爷爷乌古乃。乌古乃当时是一大片散乱的女真部落中的一个，实力稍微强些，但没有优势。每天干的事，除了上山打猎，就是到别的部落里杀人抢东西。千篇一律，大家都一样。在这个过程里，他办了件不一样的事。完颜部旁边有一个部落叫五国蒲聂，它背叛了辽国。很自然的，辽国派重兵讨伐。这和乌古乃有什么关系吗？貌似有点，辽国人打仗是不发军饷的，士兵们边打边抢劫，往往造成起兵时灭一个部落的命令，收兵时灭了七八个。乌古乃为自身安全着想，得提防一下。通常的办法是全部落搬家，躲出去，等风头过了再回来，运气好的话，还能把五国蒲聂部的残余势力吞下去，发笔小财。这是惯例，是严寒地带部落生存千百年总结出来的经验，早就证明了是最正确的。可乌古乃没这么办，他派人去和辽军接触，说这里的地形太恶劣了，重兵没法展开，如果强攻，五国蒲聂部至少能挺一年，那样辽军损失会很大，将军们会没法交差。乌古乃提议，把这事儿交给他办吧。辽军同意之后，乌古乃出发了。他没带刀枪，而是带着老婆儿子，外加大批礼物去见五国蒲聂部的首领。对方一见，立即把他当兄弟了。带着礼物来，或许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可连老婆儿子都带来了，还用怀疑吗？何况乌古乃还玩了个绝招，他自己回家了，却把老婆儿子都留在对方地盘上。怎样，亲爱的兄弟，我是真心想和你交朋友的！五国蒲聂部被彻底感动了，接着就被乌古乃派兵偷袭，杀了个措手不及。事情发展到这步，一般来说是大功告成了。但乌古乃的举动更加让人看不懂。他把俘虏和战利品全送给了辽国人，自己一点儿没留。女真人气坏了，那是整整一个部落的好东西，自己流血去抢，却白白送给别人。也不想想，人家辽国人要的是罪犯，俺们要的是金钱，这么搞……世上还有比这更傻的事吗？答案是有，再过一百多年，有一个站在全人类军功之巅的人，也干过这种事。历史证明，做出这种事的人都有着巨大的图谋、深远的眼光，不是平常人能理解的。不久之后，辽国皇帝召见乌古乃，封他为生女真部节度使。从这时起，完颜部女真一步登天，成为生女真的官方领导。乌古乃四处砍人，每一刀下去，都带着辽国皇帝的许可证。这就是阿骨打家族的起源发家史。从这些可以看出，这个姓氏、这个种族的特点。勇猛善战不必说了，是他们生存的基础，在这之上，完颜氏聪明、狡诈、凶残、敢冒险，为了达到目的，什么手段都不在乎，哪怕是妻子儿女的生命都不在话下。我仔细计算过，历数东亚地区从古到今称霸过的少数民族，比他们成就高的有，比他们能打的也有，可比他们凶狠残忍的，却没有。注意，特指建立国家，至少占领一半中国领土的少数民族。乌古乃是完颜部女真的奠基人，他作出的贡献有三条。以重要性而论，得到了辽国的官职只能排到第二，另外两点才真正决定了完颜部的命运。第
侵扰河西、陇右等地，实乃帝国心腹大患，朝廷应该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尽快组织对吐蕃的反击。可惜的是，当时李豫忙于设立河朔三镇，使得他没有重视郭子仪的奏疏，他只派出御史大夫李芝芳出使吐蕃，结果却被吐蕃扣留，两年之后方才回归。吐蕃的这种做法，出乎了李豫的意料，但帝国当时已经满目疮痍，如果就此和吐蕃开打，实在勉为其难，所以李豫的想法是通过怀柔策略来稳住吐蕃。但正所谓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彪悍的吐蕃人根本不吃你这一套。仅仅三个月后，吐蕃便率领吐谷浑、党项、氐、羌共计二十万人马，攻入大震关（今甘肃清水县东陇山东坡），并接连攻陷兰、郭、河、鄯、秦、成、渭等州。吐蕃军队一路势如破竹，事实上在吐蕃人刚刚攻陷大震关时，大唐边将立即告急求援，不过宦官程元振隐瞒不报，致使唐朝在很短的时间内，接连失陷十多个州，此时唐廷上下无法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但到了十月，当吐蕃大军继续接连攻陷径州（今甘肃安定县）、邠州（今陕西彬县）、奉天（今陕西乾县）、武功（今陕西武功）时，京城长安方才大骇。吐蕃大军居然能够打到自家门口，这让李豫百思不得其解，但当时形势危急，李豫顾不上追究是谁的责任，便匆忙以其子雍王李适为关内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出兵咸阳进行抵御。郭子仪领命后不敢怠慢，带领大军立即赶至咸阳，但吐蕃二十万大军绵延数十里，已经从凤翔司竹园渡过渭水，继续向长安进兵，郭子仪见形势万分危急，便派时任中书舍人的王延昌火速回京入奏，请求增兵支援，但在宦官程元振的阻挠下，王延昌没见到李豫，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使得李豫错过了最后一个能够阻止吐蕃大军攻进长安的机会。当时王延昌进京后，很多人开始知道吐蕃大军即将打到长安的消息，例如渭北行营兵马使吕月将由于吐蕃大军已经进入自己的辖地，他没有等朝廷发兵的命令，便组织两千人马西进抵抗吐蕃大军，可惜由于兵力太少，最终兵败被擒。当李豫知道吐蕃大军即将袭来的时候，吐蕃人已经神速地过了便桥（今陕西咸阳西南西渭桥），这也意味着不出一天的时间，吐蕃大军就可以到达长安城之下。时间已经不允许李豫组织人马进行抵抗，慌乱之中他只能带领少数精兵仓皇撤出长安，东奔陕州（今河南三门峡），随着李豫的逃离，唐廷上下顿时犹如树倒猢狲散，百官纷纷逃亡，中央禁军也瞬间溃散。长安城陷入混乱的消息，很快传到了郭子仪那里，于是他又立即带领人马从咸阳返回长安，意图誓死守卫长安，但他还不知道李豫已经逃出长安，当他刚刚到达开远门（长安城西侧第一门）时，便看到已经反叛的射生将王献忠带领数百骑兵，簇拥着李隆基之子丰王李珙等人准备西迎吐蕃进入长安。面对这种情况，郭子仪果断阻止这些人继续前行，不过他也从王献忠的口中得知皇帝陛下已经离开长安到了陕州，于是他擒获王忠献，让人押解王忠献和李珙交给身在陕州的李豫。而郭子仪则带领兵马转道长安城南的万年县，在距离万年县二十五里处的御宿川循山而东，依次经过蓝田、武关（今陕西丹凤），前往商州（今陕西商县）收拢各路人马准备反攻长安。十月二十日，吐蕃大军进入长安，事实上当时长安城内反叛者并不止王献忠一个人，时任龙武卫大将军的高晖看到吐蕃人到来后，便和吐蕃大将马重英共立邠王李守礼之孙广武王李承宏为帝。当时吐蕃人在长安城内大肆抢劫府库钱财，焚毁百姓房屋，繁华的长安城顷刻间变得残破不堪，凄凉万分。不过吐蕃人并不想在长安城停留过久，事实上他们的目的并不是想占领长安城，而是大肆抢劫金银财宝，然后大摇大摆地回国享受。但是此刻身在陕州的李豫早已经万分惊恐，他生怕吐蕃人东出潼关继续向陕州进兵，所以他下诏让郭子仪率领军队来陕州保护自己，而郭子仪上表回复：自己出兵蓝田，西拒吐蕃。“臣不收复京城，无以见陛下，若出兵蓝田，吐蕃必不敢向东！”郭子仪的建议远比李豫的想法要周全得多，当然作为大唐帝国最具军事才能的人，此刻也表现出了过人的胆略和坚定的信心。李豫看到奏表后大喜过望，于是他同意了郭子仪的建议，并下诏让蒲、陕、商、华诸州人马共同在商州会合，统一接受郭子仪的调度，反攻长安进击吐蕃。十一月五日，郭子仪让左羽林大将军长孙全绪率领二百精骑作为先锋军，首先出蓝田观察吐蕃人的动向，然后又让宝应军使率领一万人马随后兵出潼关接应长孙全绪。长孙全绪到达蓝田东南的韩公堆后，便不再向前进兵，而是隐藏在山谷之中，白天击鼓、广张旌旗，夜间则大量燃烧火炬，以迷惑和恐吓吐蕃人。事实证明这种办法十分有效，负责守卫长安外城的吐蕃军队在得知消息后，以为唐军要进行大规模的反攻，于是将消息报告给了长安内城的吐蕃人。吐蕃人本来就不想长安城长时间停留，这次长安城一月游已经让他们取得了丰厚的回报，目的已经达到，如果和唐军拼个你死我活，也完全没有必要，所以十五天后，吐蕃大军撤离长安。叛将高晖看到大势已去，率领三百骑兵准备东出潼关，前往河北投奔李怀仙，没想到被唐将李日越在潼关擒杀。吐蕃人虽然撤离了长安城，但撤退之中依然没有忘记搂草打兔子，当他们走到凤翔时，意图进入凤翔城劫掠，但节度使孙志关闭城门据守，吐蕃大军围攻数日不克，恰好镇西节度使马璘领兵前来勤王，当他知道凤翔被围时，立即投入了解救凤翔的战斗。马璘在凤翔城外从吐蕃大军身后发动突然袭击，吐蕃人猝不及防，向城外两侧溃退，马璘自知兵力不多，没有穷追猛打，趁着吐蕃人溃退留下的空隙，引兵进入凤翔城。次日休整之后，马璘引兵背城出战，凭借着浑身是胆，他单骑奋勇向前砍杀敌人，左右随从千余人亦奋勇杀敌，吐蕃军队进攻凤翔本来就抱着有枣没枣打三竿子再说的心态，在看到马璘抄家伙动真格的时候，吐蕃人遂无心恋战，一股脑地向西撤退。不过这次成功洗劫长安，激发起了吐蕃人的贪欲，他们并没有立即撤回国内，而是驻扎在原（今宁夏固原）、会（今宁夏中卫）、甘（今甘肃成县）、渭（今甘肃陇西）诸州一带，窥测唐廷的动向，如果时机成熟，他们还想再搞一次长安城的观光游览活动。对于整个大唐帝国来讲，这次浩劫却是一个转折点，自此之后吐蕃经常侵扰帝国的西南边境，最关键的是，经历安史之乱的唐帝国已不再是先前那个盛世帝国，面对吐蕃人的侵扰，帝国已经没有贞观、开元盛世时期的强硬还手之力。广德元年（763年）十二月，在吐蕃人撤出长安城将近一个月后，李豫确信长安城回归安定后，便车驾还京。回到京城长安后，李豫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慰劳郭子仪，然后将吐蕃人先前立的那个傀儡皇帝李承宏流放华州，并下令在鄠县（今陕西户县）及中渭桥驻屯大量兵马，防备吐蕃人再次袭来。直到现在为止，李豫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虽然这次吐蕃人从长安城抢走了大量的金银财宝，但对于李豫而言，这些都不是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还能回到京城长安，还能坐在那个万人敬仰的宝座之上。可是就在李豫这口气还没有长舒痛快的时候，吐蕃人再次来袭，而这一次形成外患的原因居然是帝国内部出了家贼，当时谁也想不到，引来吐蕃外患的居然是在平定安史之乱中立下大功的仆固怀恩。怀恩叛唐在前边我们虽然介绍了一些仆固怀恩平定安史之乱时的所作所为，但由于篇幅所限一直没有对这个人进行详细介绍。仆固怀恩是铁勒人，安史之乱爆发后在跟随郭子仪作战中屡立战功，又与回纥关系良好，曾出使回纥借兵，并嫁二女与回纥和亲。安史之乱中，仆固怀恩家族中有四十六人为国殉难，可谓满门忠烈。虽然在平叛进入尾声时，仆固怀恩出于私心有意保留安史叛军的残余势力，但对于唐廷来讲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从客观结果来讲，仆固怀恩和朝廷还是找到了契合点。从仆固怀恩的经历来看，这样一个在平叛战争中立下大功、而且满门忠烈的人是不应该生出叛乱之心的。但最终导致仆固怀恩下定决心反叛大唐的，并不是因为仆固怀恩的野心所造成的，史书记载仆固怀恩反叛是因为得罪了当朝宦官。事实上仆固怀恩叛唐是一件迫不得已的事情，准确地说是为了自保。广德元年（763年），仆固怀恩奉命护送自己的女婿和女儿（回纥的登里可汗和光亲可敦）回漠北，每经过一地都会受到当地官员的礼遇。但在经过太原的时候，河东节度使辛云京因为回纥的可汗是仆固怀恩的女婿，担心仆固怀恩会发动叛乱，竟然关闭城门严加防备，这让仆固怀恩很是生气，他上表奏报朝廷辛云京无端猜忌自己，结果却是石沉大海。对于此事，朝廷方面没有表态，是仆固怀恩最终下定决心反叛的一个导火索。因为在这之后，仆固怀恩见朝廷没什么反应，便下令让自己的几万朔方军驻扎在汾州，然后让儿子仆固玚率领一万人马驻扎在榆次，副将李光逸、李怀光、张维岳等人各自率领人马分别驻扎在榆次、晋州、沁州等地，对太原形成合围之势。不过当时仆固怀恩还没有反叛之心，他这种做法只是想给身在太原的辛云京一种压迫感，他想用实际行动告诉辛云京：别看朝廷没反应，我手中的军队是可以有反应的。但在我看来，仆固怀恩虽然能征善战，但在政治上不是个高手，他或许没有想到，他的这种做法，反而让辛云京找到了借口。结果当宦官骆奉先来太原巡视时，辛云京在骆奉先面前诬告仆固怀恩意图谋反，很快就会攻打太原。而太原是大唐的北都，应该说辛云京的话很有煽动性。不过骆奉先还是个很有原则的人，他并没有偏听辛云京的一面之词，而是在回长安的路上顺道拜访了仆固怀恩，一方面是出于礼节，另一方面也是看看仆固怀恩的动向。对于仆固怀恩来讲，这本来是个很好的自辩机会，但很遗憾他没能抓住，错过了一个可以证明自己清白的机会。仆固怀恩接待骆奉先本来就没带着好气儿，他主观地认为骆奉先此番前来是受了辛云京的蛊惑，是来监视自己的，而且仆固怀恩的母亲在酒席上又责备骆奉先没在第一时间来拜访自己的儿子，而是先去了辛云京那里，这让骆奉先十分尴尬。最关键的是，当骆奉先准备告辞回京时，仆固怀恩居然把他的马藏了起来。骆奉先顿时怒不可遏，在他看来，自己虽然是皇帝身边的奴才，但还轮不到你仆固怀恩随便戏耍，于是骆奉先利用黑夜的掩护，翻墙出去逃回长安，向李豫报告仆固怀恩意图谋反。李豫得到消息后将信将疑，他的第一反应是不相信仆固怀恩这么个为大唐出生入死的人会谋反的，于是他派遣宰相裴遵庆前去慰问。仆固怀恩在发现骆奉先逃走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所以在见到裴遵庆之后，抱着他的脚大哭，说自己没有谋反之心，藏起骆奉先的马是想让他多留几日，并无他意。裴遵庆告诉他，如果想证明自己是清白的，那就和他一起回长安面见皇帝陛下，仆固怀恩丝毫没有犹豫地答应了。但就在仆固怀恩准备启程时，副将范志诚却拦住了他，范志诚认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皇帝陛下已经对仆固怀恩产生了怀疑，而且安史之乱平定后，朝廷那些功臣名将被削减兵权的不在少数，此番去见皇帝陛下恐怕是凶多吉少。可是仆固怀恩已经答应了裴遵庆，如果就此反悔，反倒是百口莫辩，于是他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想让自己其中的一个儿子跟随裴遵庆回长安，既表白了自己，同时也使自己不至于陷于绝境，但这个想法也被范志诚所否定。裴遵庆在无奈之中尴尬地离开了汾州，回京后向李豫详细汇报了汾州之行的来龙去脉。如果说先前骆奉先前来拜访，仆固怀恩错过了证明自己清白的第一次机会，那么这次裴遵庆前来，仆固怀恩又错过了第二次机会。问题的关键是，仆固怀恩一次次地错过机会，但朝廷方面却开始采取措施，虽然开始的时候其措施并不是那么强硬。李豫听到裴遵庆的汇报后，依然对仆固怀恩谋反的事情将信将疑，所以他准备最后再派人前去宣召仆固怀恩进京，如果仆固怀恩依然不来，那么就采取强硬措施。这次他选中的人是时任检校刑部尚书的颜真卿。李豫之所以选中颜真卿，是因为颜真卿的口碑很好，不仅能够不带任何偏见地秉公办事，而且仆固怀恩对其也没有偏见。但颜真卿却没有欣然接受这个任务，原因在于李豫还在陕州的时候，颜真卿曾经建议李豫召回仆固怀恩，但李豫没有采纳。为此他特意面见李豫，陈述自己的理由：“如果当初陛下避狄入陕的时候，我去找仆固怀恩晓以“春秋”大义，他肯定会来的。可现在，仆固怀恩进没有勤王之名不能来京，退又无法解除众人的猜疑，进退无据，怎么会来呢？现在声称仆固怀恩谋反的只有辛云京、骆奉先、李抱玉、鱼朝恩四个人罢了，其他人都认为他是被冤枉的。仆固怀恩所部朔方将士都是郭子仪的旧部，不如派郭子仪去收其部众，消弭兵乱。”颜真卿的建议不失为一着妙棋，不费一兵一卒就可以让仆固怀恩臣服，可惜他并不知道仆固怀恩以前做过什么，此一妙计却最终导致仆固怀恩走投无路而决意反叛。仆固怀恩之所以能够在朔方军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威信，除了他战功赫赫之外，还因为在平定安史之乱后，他对部将撒了一个弥天大谎，那就是郭子仪被鱼朝恩谗杀。要知道朔方军对于郭子仪的崇拜是无人能够代替的，现在郭元帅已死，那仆固怀恩就是他最好的继任者。而且当时汾州别驾李抱真在得知皇帝陛下正在忧虑仆固怀恩的事情，特意前往长安告诉了李豫这个惊天秘密，李豫听完后决定立即起用郭子仪主管朔方。李豫本以为他的决定会让仆固怀恩立即臣服，但让他意想不到的是，他的这个决定不仅没有使仆固怀恩臣服，反而引起了一场战乱，最终却再次让吐蕃人卷入其中。果然，郭子仪一去，众将纷纷来归，仆固怀恩顿时极度恐慌，因为害怕被杀，不敢上朝明志，于是下定决心反叛。仆固怀恩首先遂遣其子仆固玚去攻打辛云京，因为辛云京是第一个说他想要的谋反的人，但仆固玚很不争气，被辛云京打得大败，结果又攻榆次，再次失败。一连两次失败让仆固玚极为恼怒，最终因为暴打士卒被部下杀害。儿子的惨死让仆固怀恩十分震惊，加上部将纷纷转向投奔朝廷，仆固怀恩可以说是自反叛之日起就颇为不顺，不过他也十分明白既然走上了这条路就无法再回头，所以在人心涣散的情况下，仆固怀恩只得带领亲兵三百人从汾州撤退，准备逃回朔方本镇。仆固怀恩在逃回本镇的路上就向驻守灵州的部将浑释之送去檄文，希望他能够让自己进入灵州城，但精明的浑释之通过仆固怀恩的动向判断出他一定是遇到了麻烦才来灵州，所以浑释之不想让仆固怀恩进城，可是这个想法被其外甥张韶所否定，就在浑释之犹豫不决之时，仆固怀恩已经到了灵州城下，浑释之无奈之下只得开城门迎接仆固怀恩进城，可是浑释之没有想到，仆固怀恩刚一进城，张韶就出卖了他，结果仆固怀恩将浑释之杀死，接收了他的人马。接收了灵州城的人马虽然让仆固怀恩的实力得到了增强，但仆固怀恩清楚地知道他手下这点人马是无法和朝廷相抗衡的，他必须要聚集更多的力量来充实自己，现在放眼望去，在人心皆向朝廷的情况下，似乎只有灵武还可以聚拢一些人马，所以仆固怀恩在灵州只停留了三天，便赶往灵武。在仆固怀恩刚刚离开汾州的时候，郭子仪便到达了汾州，众人在得知消息后，纷纷重新投靠郭子仪，这样在不经意间仆固怀恩丢掉了汾州这块阵地，而仆固怀恩的母亲也因此被朝廷接到长安城。仆固怀恩到达灵武后，招集了不少人马，一时间使得他声势大振，但即使这样李豫也并没有一心将他往死路上推，而是优待其母和家眷，希望他能回心转意不要反叛，在李豫看来，无论怎样仆固怀恩毕竟是平叛的功臣。可惜李豫的仁义并没有换来仆固怀恩的回心转意，相
臣宋濂、刘伯温，皆为当时儒家理学名臣。刘伯温在向朱元璋论述“建国大业”时，提出了“以孔孟之书为经典，以程朱理学为注解”，程朱理学传人、元朝理学大师许衡被“陪祀孔庙”。明太祖朱元璋一度欲认程朱理学宗师朱熹为“先祖”，虽“攀亲戚”不成，但明王朝立国后，以“八股文”开科取士，考试内容“遵从圣人训导，以程朱之解为准”，从此“非朱氏之言不尊”，从考试体制到答题方式皆严格规定，全国各地县学、府学，乃至中央的国子监，更要“传授圣人之教，但有私自妄议评论者，一律重惩之”。甚至朝臣奏报，也需“依八股体例行文，引圣人之教立论”，但有“违制”者，轻则丢官下狱，重责斩首甚至抄斩。至永乐皇帝朱棣在位的明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文渊阁大学士解缙以程朱理学为标准，汇辑经传、集注，编为《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由朱棣“诏颁天下”，从此“合众途于一轨，会万理于一原”，正式奠定了朱明王朝建国的“主体思想”——程朱理学。为捍卫“主题思想”，明王朝在文化上厉行专制。明初文化专制，不但有严格“体例限制”，连咬文嚼字也到“鸡蛋挑骨头”的地步。朱元璋在位30年，大兴“文字狱”，北平赵伯宁有“垂子孙而作则”，朱元璋怀疑“则”通“贼”，杀！常州蒋镇有“睿性生知”，朱元璋怀疑“生”通“僧”，杀！怀庆李睿有“遥瞻帝扉”，朱元璋怀疑“扉”通“非”，杀！与之类似的“文化案件”，仅明史记录就有30余起，皆血雨腥风。朱元璋甚至连“邹国亚圣公孟子”也敢整肃。一日宋濂为朱元璋讲《孟子》，读到“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一段，朱元璋当场拍案大怒，喝斥道：“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乎？”随即颁旨，删去《孟子》一书中“违禁言论”共85处，剩余175节，编成《孟子节文》，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发行全国作为“钦定教材”。次年，朱元璋又下诏书，大骂孟子言论“非臣子所宜言”，宣布罢免孟子在孔庙中的“配享地位”，将孟子牌位逐出孔庙，又明告群臣，凡有劝阻者，一律以“大不敬”论罪处死。煞费苦心，终建成了明王朝的“高度文化专制”。这段“文化专制”，后世史家褒贬不一，比如明朝正德年间名臣杨廷和就曾赞叹道“倘太祖（朱元璋）在位，岂容时下妖言祸国”？万历时期工部尚书朱衡称赞朱元璋此举“正人心，明纲常，天下从此大安”。说“天下大安”的确不假，在明初内忧外患，“物质文明”极度落后的“烂摊子”下，朱元璋的“高度专制”，着实起到了“团结全国人民”的作用。洪武、永乐时代“府库充盈，官民皆富”的盛景，确与之大有关联，但“消极影响”同样流毒深远。明初思想家方孝孺就曾抨击道“因言论罪，人人自危，非盛世之相也”，明末思想家顾炎武更直言不讳，认为八股文“败坏人才”“禁锢思想”，近代学者康有为更是“一棍子打死”，痛斥“我中华之保守衰败，起于明初也”。而纵览历史，我们会发现，从朱元璋建立明朝至明宣德年间，半个多世纪里，明王朝虽有《永乐大典》《皇明祖训》等“文化建设成果”，却未有一位石破天惊的思想家，未有一部足可流芳百世的“文化作品”，引领诗词潮流的，竟然是教条死板的“阁体诗”，足见“文化禁锢”之深。这样的“死气沉沉”中，新思想也在“悄悄萌芽”。即使在“主体思想”全面确立的永乐时代，重臣夏元吉率先提出“不因文杀人”，为安抚“靖难之役”后举国知识分子的抵触情绪，永乐皇帝朱棣采纳其言，并补充入“祖训”。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全面复兴，至明朝中叶，秉承理学思想却带有独立观点的思想家陆续出现，代表人物为薛瑄的“河东学派”和吴与弼的“崇仁学派”。先说薛瑄，字德温，山西河津人，天顺朝时一度入阁为相。他曾在朱熹讲学的白鹿洞讲学，核心思想只在一句话：“实理，皆在万事万物，圣人之言不过摹写其理耳。”即中国儒家思想中有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在当时影响深远，被称为“北儒”。与之呼应的正是“南儒”吴与弼和他的“崇仁学派”。吴与弼，字子傅，江西临川人，核心思想为“静时涵养，动时省察”，虽承袭自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却否定掉了其中的“灭”字。明英宗天顺时代，这“南北两大儒”皆退职还乡，开坛授徒，成化至弘治朝诸多英杰都出自其门下，而吴与弼的门徒中，正有明王朝思想史的“旗帜”——陈献章。三明宣宗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陈献章出生于广东新会北都峰山下会村，相传其出生时“啼声嘹亮，日夜不绝，却闻诵读之声，即止啼静听，诸乡邻大奇之”。虽是传言，但陈献章少时就博闻强记，3岁即能识字，5岁便能熟背《论语》，可称是当地“神童”。7岁那年，陈献章随祖父举家迁往广东江门白沙乡，故后人尊他为“白沙先生”,他所创立的学派，被称为“江门学派”。身为“神童”，陈献章少年成名，史载他“年少敏警”，读书“一览成诵”。19岁那年，陈白沙参加广东乡试，一举考取第九名。21岁那年，陈献章赴京参加会试，却只考取了“副进士”，只得入国子监继续深造。比起命运相似的丘浚等人，陈献章的运气“背”得很，此后两次参加会试，皆名落孙山。“阅卷”之时，主考萧滋（即丘浚的恩公）认定陈献章行文“不遵圣人之教，虽才思敏捷，却必为离经叛道之徒”，大笔一挥将其“扫地出门”。3年后再考，副考陈循对陈献章赏识不已，“赞其才思缜密，欲显之”。但主考江渊恼陈献章“行文狂妄”，再次将其“淘汰”。两度受挫下，陈献章决定离开国子监，遍访天下名师，以“悟通圣人之道”。景泰七年（公元1456年），陈献章南下临川，被“南儒”吴与弼收入门下，成为“崇仁学派”的嫡传弟子。这吴与弼在当时可称“奇人”，少年时，他也是江西神童，6岁入学，7岁即“精于对句”，16岁“诗赋之名远传”，天生的“状元苗子”。19岁那年偶读到大儒朱熹所做的《河洛伊渊录》，大为神往，从此立志以研习传播理学思想为己任，竟“弃应试之学”，此后精心研读理学经典，整整两年足不出户。21岁后归乡办学，从此“四方来学者，诲教不断”，开创“崇仁学派”。虽然“名满天下”，但“教书匠”的日子确实清苦，中年以后，吴与弼家道中落，生活困顿，自述“贫病交攻”“旧债未去，新债又来”，穷日子里，吴与弼半耕半读，更常在农活时与诸学生研读学问，夜晚读书灯油用尽，竟“烧薪为充，诵读甚好”，如此“乐观主义精神”，自然感染了他的弟子，其学生胡九韶就曾感叹“唯先生遇患难仍能学习进益”。晚年的陈献章也回忆说：“每遇艰难困苦，遂忆先生之安贫乐道，弥足刻骨铭心。”对陈献章，吴与弼一开始就大为赏识，陈献章初入门下时，吴与弼即向众门徒赞道：“汝等皆他日光耀我学之栋梁，唯公甫（陈献章）必可自成一家。”虽如此，但陈献章的“学习成绩”却惨淡。吴与弼治学严苛，要求学生“必先从事小学，以立根基，然后进乎大学”，即学习讲究“循序渐进”。陈献章素来“行文狂妄”，时常因“妄论”而遭呵斥。不过吴与弼“贫而乐”的生活方式，以及“静心省察”的学习方法，皆让陈献章受益匪浅。吴与弼对陈献章最重要的影响，恰如陈献章后来写给同门师兄胡九韶的信中所说：“初从吾师，本欲寻求得功名之法，然日久熏陶，终以传道求解为己任。”此后的陈献章，“金榜题名”不再是人生目标，“做学问”成为终身追求。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名满天下的吴与弼经权臣石亨推荐，得明英宗朱祁镇征召，被任命为“左春坊左谕德”，无心仕途的吴与弼虽“应招”，此后却屡次上表“辞职”，终在几个月后“退休”回家。25年后，已是“大儒”的陈献章，也重复了恩师相同的人生选择。天顺元年，在入学“崇仁学派”仅1年后，陈献章即拜别恩师，回到家乡广东江门继续研读学问。关于这段短暂的学习生涯，吴与弼临道别时寄语道“汝好求甚解，然素独行，唯修身养性，方能成大业”。多年后的陈献章，在《答赵提学佥宪》一文中也承认，投身吴门的短短1年里，他“尚未得其旨，未能悟其师道”，直到归乡后“静坐久之，反复体味，方见此心之体”。当代海外学者黎东方更评价道：投身吴与弼门下的短短1年时光，却是陈献章一生治学之路的重要转折点。四天顺元年冬，陈献章回到了家乡——广东省江门市白沙村，在其家乡村庄的小庐山麓之南，修筑了一座茅舍，取名“春阳台”，从此闭门谢客，以吴与弼“静坐中养出端倪”的治学思路，和“一小学及大学，循序渐进”的学习方式，埋头钻研理学之“道”，这一“钻”就是8年。8年间，陈献章“谢绝交游”“不事耕作”，连一日三餐都由家人从墙洞里送入，此后不仅“悟其师道”，学问更是大进。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春，“闭关”多年的陈献章终“出关”，在春阳台开馆设学，消息一出，四邻州县纷至沓来，一时间“门庭若市，岭南才俊齐集求教”。之所以有这般“轰动效应”，一者陈献章早年为“岭南神童”，虽屡试不中，可在当时被认为是“蛮荒之地”的广东地区，享有盛名，二来陈献章师从吴与弼，乃南方儒家主流“崇仁学派”的嫡传弟子，在文化尚不发达的广东，自然具有“名人效应”。身为吴与弼“嫡传弟子”的陈献章，开馆讲学别具一格，教学方法分5个单元：一，先静坐，后读书；二，多自学，少灌输；三，勤思考，取精义；四，重疑问，求真知；五，诗引教，哲入诗。其治学思路，承袭了吴与弼“静坐养性”的精髓，但重点，却在“自学”“思考”“真知”3个环节。观其治学语录，“学贵知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一句，彻底打破了明朝立国以来对圣人的“迷信”。核心思想可概括为一句话：独立思考，以心求道，可称是明王朝特色的“素质教育”。在“素质教育”的方式上，陈献章也别出心裁。他一生著文甚少，不曾有一部专著，只有若干首诗和短文，被后人结集刊刻成《白沙子集》。尤其是诗文，陈献章主张“诗引教，哲入诗”，其诗作广采民歌俚语，行文通俗易懂，内在哲理含义却悠远无穷，先后做《戒色歌》《戒懒歌》《戒戏歌》，皆朗朗上口，不仅成为其学生的“座右铭”，在山野百姓中同样广为流传。“传道”的同时，陈献章如恩师吴与弼所预言，此时已“自成一家”，其核心思想正式确立——共分3个环节，一为“道”论，主张看待圣人之“道”时“贵有疑，疑则求知，求知则进”，即对前人文化思想要“批判的继承”；二为“涵养论”，主张学习过程中“静坐中反复体味”，在学习过程中求“静”，戒除功利浮躁，承袭自吴与弼“静坐中养出端倪”的治学思想；其三为“自得论”，对比吴与弼“求解圣人之心”的治学目的，陈献章主张“自得”，认为学习的目的是“受用”，且“一心有一得，万心各不同”，即我们今天所说的“独立思考精神”。恰是这条，颠覆了明王朝自立国以来“文化专制”的传统，即使是百年后清王朝编修《四库全书》时，对此同样是“毁誉参半”。近现代国学大师钱穆也说：“陈白沙的独立思考精神和怀疑精神，开创了明朝中后期思想解放的先河。”虽在后世“毁誉参半”，但在当时，陈献章却“贤明远播”，连远在京城的成化皇帝朱见深也闻其大名。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经翰林院庶吉士刑让推荐，38岁的陈献章再次入京，于朝堂上当廷考核，做《此日不再得》一诗，满座皆惊，朝中众文臣皆赞叹不已，争相传阅，刑让赞他为“真儒再生”。虽然“技惊四座”，但陈白沙性情耿直，更兼思想“叛逆”，触怒了以礼部侍郎尹昊为首的一批“旧儒”，仅在吏部授了个无品级的“秘书官”。4年后陈白沙再次参加会试，因主考是尹昊，再次名落孙山。对此，陈献章早已“淡定”，只是“朗声一笑”，此后再度归乡。之后几十年，专心以讲学传道为己任，史载“四方学者纷纷来求弟子礼”，门下英杰辈出，仅做到过明朝中央级高官的“弟子”先后就有50多人，这个群英荟萃的学堂，即明朝理学的重要流派之一——江门学派。对于其“学术贡献”，明末大儒黄宗羲曾赞叹说“我朝理学，至白沙而至精微”，南明大儒刘宗周评价陈白沙“独开门户，卓尔不凡”。至于在明朝中后期风靡一时的“阳明心学”，其实也与此渊源颇深。阳明心学高徒王鼎在论述两者关系时曾说“我朝理学，开端还是白沙（陈献章），至先师（王阳明）而成大明”。清朝历史学家赵翼虽对陈献章抨击颇多，却也承认：前朝（明朝）后期学派驳杂，实拜白沙先生（陈献章）自得之论所赐。明成化十九年（公元1483年），经两广总督朱英举荐，陈献章又被成化皇帝朱见深征召入京，朱见深命他去吏部“应试”，早已无心官场的陈献章“托病推诿”，软磨硬泡数日后，朱见深只得授他“翰林院检讨”的虚职，依旧归乡教书。明弘治十二年（公元1499年），72岁的陈献章在家乡溘然长逝，明孝宗朱祐樘尊其谥号为“文恭”。明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明王朝下诏在陈献章家乡江门建“白沙祠堂”，万历皇帝亲笔题写祠堂额联，名为“崇正堂”，为明朝270年里少有的官修祠堂。11年后，陈献章更被诏准“从祀孔庙”，这位一生精研理学，素被斥以“毁谤圣人，离经叛道”的岭南大儒，至此终成为“亚圣人”。第十三章忠良or奸党王越一俗话说：红脸的关公，白脸的曹操。这是戏台的规矩，明晃晃的油彩泾渭分明，忠良还是奸党，粉墨登场间看客们就瞧得清楚。但历史没这么简单，有一种人，在权力的最高峰纵横捭阖，大事件里呼风唤雨，可到盖棺定论时，后人却各执一词，红脸还是白脸，百年下来，依旧难辨。比如，明朝成化年间重臣，大明王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咸宁伯王越。他在今天的知名度不算高，当时却是“高光人物”，身兼“国防部长”和“司法部长”两职，位高权重。大明朝近300年，因战功而封爵的文臣仅3人，他是其中之一。“踏破贺兰山阕”——大英雄岳飞的梦想，他不动声色地做到了。凶横的蒙古骑兵，对他敬畏万分，尊称他“金牌王”，《宪宗实录》记载：以越上阵，（敌）不战而奔。一个“奔”字如刀，直杀出大明军威的万里豪气。文学成就也了得，一生诗词赋文数百篇共20万字，作品《王襄敏公集》是风行明朝百年的“畅销书”，明朝“后七子”领袖王世贞读罢大为拜服，连批3句“大奇”！戏曲名家李开先赞其“文思焕发，可追李杜诸人”。明末清初文坛魁首钱谦益编纂《列朝诗集》，对他的诗歌喜爱备至，一口气收录了15篇，在自序里深情写下读后感——“酒酣命笔，一扫千言，使人有横槊磨盾、悲歌出塞之思”——好一个文韬武略、血气方刚的英雄形象。功勋卓著，文武兼备，权倾朝野，这是“高光”里的王越，只是名声……生前身后的骂声都多，彼时清流领袖徐溥说他“德行有亏”，另一位名臣何乔新说他“谄媚权阉，祸乱朝纲，邀功贪战，虚耗民力”，几乎都是批奸臣的专用名词。在世的时候，言官弹劾他的奏折推成山，百年以后，明末文人张溥大笔一挥，把他列进了《逆阉录》……于是“高光”的他有多张不同的脸，史书里“以才自喜，不修小节，倨傲凌人”的是他；“爱抚士卒，优礼下属，体恤百姓”也是他；横刀立马沙场，屡建奇功的伟丈夫是他；摧眉折腰事权贵，谄媚权阉的也是他；红脸有他，白脸也有他，哪一个，才是真的他？要知道一个真实的王越，不妨看一看他从小人物的平台上，一步一个脚印，走到权力场高处的人生。二明朝笔记作家黄
灵前磕了几个响头，一字一句，说出了一个铮铮的誓言：“愿杀尽胡虏，雪吾兄之耻也。”这个孩子，就是年13岁的宋晟。此情此景，宋家上下，乃至朱元璋诸将，皆是“大异之”。朱元璋也大为感慨，对其父宋朝用道：“汝子少年大志，他日成就必在汝之上也。”不但称赞，朱元璋更随即下令，命宋晟承袭其兄“前锋将军”的职务，所部军队编入邓愈麾下。就这样，13岁的宋晟，从将门家中的小儿子，到大军里的“娃娃兵”，再到此时的将军，不过短短两年时间。说是少年将军，自然毫不为过。但在当时许多人看来，13岁的娃娃就去统兵打仗，荒唐么！宋晟此后的表现，证明这一点儿也不荒唐。宋国兴阵亡两个月后，少年宋晟就震撼了沙场。当年十一月，邓愈统兵攻打元廷重镇徽州。徽州连接长江南北，经济富庶，战略位置极其重要。是重镇就要拿下，邓愈四面包围，火炮弓弩全用上，硬是啃不下来。关键时刻，身为“前锋将军”的小宋晟，提出了一个古怪的建议：咱先撤？邓愈晕了，朱元璋的催促令一道接一道，打不下徽州，全军都要法办，你说撤就撤？宋晟接着的一句话，让邓愈不晕了。“今敌所以死战，在于我围城严密，故拼死而战也。不妨稍却，待敌松疲之时突袭，且只围三面，敌必溃也。”一番话，却是一个兵法上的重要道理：围三缺一。邓愈恍然大悟：听你的。接下来的事情，就完全进入了宋晟预想的轨道：元军果然懈怠，邓愈借机发起突袭，独独北门一面不攻，原本死战的元军一触即溃。之前血战一个月无法前进一步的徽州坚城，就此兵不血刃地拿下。也正是这一仗，让朱元璋麾下的许多人看到了宋晟的实力，就如邓愈在给朱元璋的奏报里夸赞的，宋晟“多奇谋，大将之才也”。从此以后，宋晟开始不断的“多奇谋”，先是跟着邓愈打了一堆胜仗，后来宋晟之父宋朝用因生病退休，朱元璋命宋晟接替其父“都督同知”的职务，20出头的年岁，成了“正军级”干部，开始独当一面。这时是朱元璋统一天下的关键时期，仗越打越大，宋晟先参加了平定张士诚夺取江南的战役，然后在朱元璋定都南京正式建国后，参加了徐达统兵北伐元王朝的统一北方大战。比起众将破阵杀敌，屡建战功，此时的宋晟，做得更多的是“善后”工作。明军攻克山东，他奉命留守山东，明军攻克河南，他再奉命留守河南，接着明军攻克陕西，他又奉命留守陕西。统一天下这一路，杀敌立功轮不上他，治理地方、清剿残余的“脏活”，多落在他身上。到了明王朝北逐元廷，统一天下后，宋晟又奉命相继镇守大同和陕西，担任当地的“都指挥使”，并督造山西、陕西的长城建造。比起明朝开国后诸多功臣“封侯拜将”的荣耀，彼时的宋晟虽也是开国功臣，却因年龄资历所限，并未得到太多封赏，在明朝军中，只是个“中层干部”。宋晟人生的第二次转折，发生在明朝洪武十二年（公元1379年），与上一次一样，这次转折的开始，依然是一次悲伤。这个事件是此年的“南京花船案”。事情说来很简单，就是元宵节时，一帮功臣子弟们凑钱造了一艘大船，在船上奢靡铺张，沿秦淮河一路吹吹打打好不风光。事情被朱元璋知晓后，龙颜大怒，当即下令严查，凡是上船的官员，皆要严惩。而此时调任南京的宋晟，恰恰也在这条船上，毫无例外的被一撸到底，降职到甘肃凉州任卫指挥使。或许朱元璋自己都没想到，这次严苛的处罚，不但没有打垮宋晟，相反，却为他的人生打开了一片新天地。宋晟后来建功沙场，封侯赐爵，名震天下，正是从此开始。二说对宋晟的处罚严苛，不仅仅是因为降职，还因为在当时凉州实在不是一个好地方。经济落后不说，当地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相互冲突不断。且凉州位于边境要冲，此时西北元朝残余势力仍在，不时入侵骚扰，常年战火不断。穷，远，战争多，这样的地方说是降职，其实就是发配流放。所以当处罚令下来的时候，宋晟身边大多数人就一个判断：这孩子这辈子算完了。宋晟却不这么想，反而乐呵呵地与家人告别，和朋友告别的时候，更是口出豪言：“此去西北，必立不世功业也。”到了凉州后，宋晟才知道豪言好说，事情却真是不好做。当时的凉州，情况糟得不能再糟。凉州的西北和北面，是北元王朝的地盘，时不时过来打你。凉州的南部是青藏地区的吐蕃部落，虽归附于明王朝，却是时叛时降，若逢灾年，更是成群结伙地进来。比如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凉州东南西北皆有敌人入寇，打不及，也跑不及，兵灾过后，只留下狼藉一片。外敌入侵足够让人头大，内部的事情也让人挠头。当年徐达从元王朝手里收复甘肃时，曾招降大量蒙古部落。后来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傅友德西征，又带回大批俘虏，其中相当多都被安置在凉州。这些部落依然保持着游牧习俗，与当地汉民冲突不断。其中有些部落，还和北元王朝勾搭，每次敌人入侵都充当先导。内忧外患摁下葫芦起来瓢，直让历任地方官头大。所以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明王朝设置凉州卫开始，至宋晟到任前，凉州卫指挥使这个职务，前前后后已经换了9个人，其中4个战死沙场，3个撤职查办，两个死于当地士兵哗变，都没有好下场。身兼重任的宋晟，从凉州卫的内忧外患之中，一下子找到了解决凉州问题的关键点：粮食。凉州乱，其实就乱在一个“吃”上。当地苦寒，游牧民族日子难过，没粮食就引起变乱。也因为没粮食，朝廷调来屯垦的士兵，逃亡甚多。老百姓没粮食吃就动乱，军队没粮食吃就打不了仗。问题好找，解决起来却难。凉州当地气候恶劣，干旱雪灾不断，派军队在当地屯垦戍边，辛苦撒下的种子，一场大灾就赔个精光，指望朝廷送救济粮。路远不说，年年吃救济，就像是个无底洞，怎么也填不满。宋晟开始行动了，他先是主动接触周边各少数民族部落，召各部酋长恳谈，同时公正处理历年累积下来的各种案件，化解各族边民之间的矛盾，仅用数月时间，就将当地积攒数年的案件处理完毕。他还从粮库中调拨大量粮食，用以帮助各部落度过荒年。一番奔忙之下，当地局面总算平息下来。但这平息是暂时的，不解决吃饭问题，该闹还要闹。此时宋晟已经有办法了，凉州多灾，其主要的灾害有两个：干旱、沙暴。凉州地区的张掖，自古号称“塞上江南”，当地水源丰富，宋晟动用军队，将水源引入干旱地区，化解旱情。凉州北面毗邻沙漠，宋晟命士兵们广种沙枣之类的抗沙林木，用以抵抗沙暴。诸上事情，他皆“亲身筹谋”，凡事亲力亲为，同时他还制定严格军法，从严治军，严惩将士中欺压百姓者。苦心之下，凉州果然渐趋安定。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冬开始，凉州卫连续多次击退周边敌人的进犯，而到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明朝监察御史蒋星巡视凉州时，他看到的，是阡陌纵横的良田，各族百姓和睦相处以及精锐的边关士兵。宋晟镇守西北后的战争考验，是从第二年五月开始。此时经过十数年休养生息后日渐富强的明王朝，终于下决心解决北方边患问题，而开刀的第一战，就是凉州北面的亦集乃路。亦集乃路这个名字，已经为现代人所陌生，但在明初时期，这却是令朱元璋寝食不安的一个心腹大患。亦集乃路，位于今天内蒙古额济纳旗达来呼布镇，从元初开始，这里就是元王朝的西北重镇。早年成吉思汗灭金时，它是蒙古大军的物资中转站，元王朝建立后，它是元王朝塞外屯兵的重地。在元王朝退出中原后，它又成为蒙古军南下骚扰的桥头堡。此地的镇守者是北元王朝“吴国公”把都刺赤，此人和元王朝是儿女亲家，更是北元能征善战的猛将，蒙古人称他为“黑将军”。多年以来，提起这位“黑将军”的名号，诸多明朝边将无不头大。是年五月，未等明军动手，把都刺赤自己找上门来了，蒙古军大股入寇，而且采用“叼一口就跑”的战术，这边骚扰一下，那边打个埋伏，明军出击，他退出塞外，明军回师，他复来骚扰，全仗着自己骑兵来去如飞，几番侵扰，直把明军折腾得气喘吁吁。气喘吁吁的宋晟，并未慌乱，面对蒙古军连续的进犯，宋晟只说了一句话：“今敌大出，其巢必空也。”一句话，点中了把都刺赤的死穴。宋晟派少量部队，牵制入寇的蒙古军，然后精选了3万精骑，从凉州出发一路北进，不理会沿途蒙古军的侵扰，经数日急行军，终于抵达了亦集乃路城，如宋晟所料，亦集乃路城果然“其巢必空”，明军迅速发起了攻击，猝不及防的把都刺赤登时大溃，经一日血战，明军俘虏“吴国公”把都刺赤，千户也先帖木儿，以及蒙古军18000多人。这个肆虐明朝北疆十数年的大患，一战而解。亦集乃路的夺取，对明王朝的西北边防，乃至北部边防，都有重大的意义。明朝洪武三年（公元1371年）徐达北伐时，北元王朝正是通过调度亦集乃路的兵马，从侧面夹击明军，导致明军功败垂成，被迫撤军，之后的十几年里，亦集乃路一直是北元军队侵扰明朝边陲的基地。所以捷报传来，明朝开国功臣郭英闻讯大赞道：“此乃断胡掳臂膀之功也。”宋晟的这一战功，也在明王朝引起了强烈反响。大喜的朱元璋立刻下旨，召宋晟进京，恢复了他的“都指挥司”一职，接着又升官为“右军都督”，以“封疆大吏”的身份重新镇守凉州，从此守护明王朝西北大门的责任，正式落在了宋晟肩上。值得一提的是，亦集乃路大捷后，对被俘的18000多名蒙古兵，宋晟采取了“优待俘虏”的政策，仅送其中千余人入南京治罪，其余的皆安置在凉州地区，与汉民相处杂居，其中精壮者更由宋晟挑选编入军中。这支他精心打造的军队，在后世有一个名字——甘凉精骑。后来明王朝平定安南、麓川，乃至土木堡之变后的北京保卫战，皆有这支军队的身影。肩起西北边防大任的宋晟没有让朱元璋失望。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宋晟再次出手，这次的目标，是明朝打通西域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哈梅里。哈梅里，即今日新疆哈密，当时是元朝藩王兀纳什里的封地。比起亦集乃路的那位“吴国公”，这位兀纳什里王爷起先很老实，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明王朝曾计划攻打哈梅里，哈梅里闻讯后请降，明王朝遂派使团经哈梅里，进入西域招抚各部，这也是明王朝建国后第一次进入西域。从此明王朝与西域各部往来不断，丝绸之路重开。但兀纳什里贪心不足，竟然数次打劫往来商队，到洪武二十三年，更是得寸进尺，扣押西域部落向明王朝朝贡的使团。朱元璋闻讯大怒，随即命令宋晟与陕甘都督刘真合兵，于是年四月攻打哈梅里。兀纳什里有恃无恐，也是有原因的。哈梅里地区地形险要，明军多为步兵，劳师袭远，粮草辎重很难接济上。等到了哈梅里，恐怕也是强弩之末，只要把地盘守好，拖个三五个月，明军必会不战自退。事情也确实如兀纳什里所料，明朝都督刘真的部队进军异常缓慢。但是他却漏算了一个人——宋晟。从兀纳什里严防死守开始，宋晟就知道他打的什么算盘，而宋晟的对策还是一样——直捣黄龙。当年蒙古军疯狂进攻的时候，就敢直捣亦集乃路，这次对手收缩防守了，照样要直捣哈梅里。这次难度却比上次大得多，路远，粮草供给都是问题，地形险要，兵力不易展开。宋晟缜密布置，先是详细考察地形，找到了一条进军的小路，然后颁下军令，每个士兵多带5日的干粮，连日急行军。这支奇袭部队出发了，从凉州到哈梅里，急行军上千里，从小路穿过蒙古军的防区，仅用两日就抵达了哈梅里城下。黎明时分，当哈梅里城头士兵向外眺望的时候，他们惊讶地看到了城外黑压压的，正摩拳擦掌的数万明军。此时的宋晟，也深知孤军深入，后援不济，如果不能尽快攻克坚城，等待这支奇袭部队的，也许就是全军覆没的灭顶之灾，所以抓紧时间拿下敌人，或许是最好的选择。然而宋晟的选择却是：不打！虽然不打，但样子还是要装的。明军列阵于城下，全军战鼓声，呐喊声震天，就是不发起进攻。喊了大约有半日，奇迹突然发生了，哈梅里城发生哗变，先前牛气哄哄的兀纳什里仓皇出逃，其子别尔且帖木儿以及官员数十人，被守城官兵绑了送到明军面前。铁壁坚城的哈梅里，不战自破。原来早在进军之前，宋晟就得到了一个重要的情报：兀纳什里的内部并不团结，当地许多百姓和军官都心向明朝，如果贸然发动进攻，对方肯定会上下一心守城，这仗就难打了，所以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最好的选择，他做到了。在攻克哈梅里后，宋晟采取了开明的民族政策，大军入城后秋毫无犯，参与反叛的敌人，只抓元凶宽大胁从。当地局势很快安定下来，随后赶来的都督刘真继续率军追击，兀纳什里的部下们纷纷投降，先后共有各级官员两千余人被俘。堵塞明王朝西进道路十余年的哈梅里，就这样兵不血刃地被平定。如果说之前的亦集乃路之战，是断掉了北元王朝的臂膀，那么这场兵不血刃的哈梅里之战，不但解除了甘肃地区西北方面的威胁，更打通了连接欧亚的丝绸之路。哈梅里之战后，西域各部真正见识到了明王朝的兵威，原先与北元王朝勾搭连络的部落，从此便死心塌地归附明王朝。史载明王朝从此“威行西域”，诚为实情。亦集乃路之战和哈梅里之战，是宋晟在洪武时期镇守西北参与的两场最重要的战争。这两场大战后的甘肃地区，从此兵灾大减，数十年再未发生大规模的战争。镇守西北有功的宋晟，不但打出了他在西北的名声，更因此屡获重任，5年后被朱元璋委以“征南副将军”，派往广西平定当地叛乱。得胜后又调任开平（原北元王朝上都），担任开平卫都督，这一次调令，再次改变了他的命运，让他得到了另一个人的赏识——朱元璋四子燕王朱棣。三开平卫，在明朝初年甚为重要，明朝开国第一武将徐达曾称开平卫为“塞外卫所之首”。这不仅仅是因为它曾是北元王朝的国都，更因为此地战略位置重要，占有开平，就可以俯瞰整个蒙古草原，遏制北元王朝的南下侵扰。选择宋晟镇守开平，证明了此时他在朱元璋心中的地位。对宋晟来说，镇守开平最重要的意义，是获得了与另一个人共事的机会：燕王朱棣。此时的朱棣，封地在北平，北平北面的开平，是朱棣的属地。这时是朱元璋的晚年，各皇子之间的“夺嫡之争”，已经到了白热化阶段，镇守北方的各路王爷，都在争相培植亲信，扩充自己的实力。战功卓著的宋晟，自然成了朱棣的拉拢对象。在与朱棣共事时，两人建立了亲密的关系。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宋晟随朱棣出击蒙古，进兵至内蒙古宁城地区，击败了当地的蒙古军，朱棣本想立刻班师，宋晟却判断说，宁城北面尚有蒙古军主力。在宋晟的力主下，明军再次北进，果然捕捉到蒙古军主力，再次大破之。战后宋晟建议，应当在右玉城设置卫所作为屏障。朱棣采纳了他的建议，在当地设定边卫，后改名为右玉城。这座卫所此后历经风雨，从明初至明末，始终是明王朝抵御北方游牧民族侵扰的屏障，明朝万历年间兵部尚书张学颜曾送该城一个绰号“铁壁卫”。此后朱棣对宋晟越发赏识，不久之后便与宋晟结成了儿女亲家——宋晟的儿子宋琥迎娶了朱棣的女儿安成公主。这桩婚姻，也注定了宋晟在接下来的“靖难之役”中的角色——朱棣的亲信。就在宋晟与朱棣结成亲家后不久，明太祖朱元璋病逝，皇太孙朱允炆即位，次年改年号为建文。这位从做“太孙”时期就心忧北方各路诸侯尾大不掉的年轻皇帝，登基后厉行削藩，削藩的主要对象，就是在北方对皇位虎视眈眈的朱棣。已是朱棣亲信的宋晟，则成了建文帝极为忌惮之人。建文帝近臣黄子澄建议“可令其远调，以削燕王羽翼，再徐图之”。于是当年七月，南征北战的宋晟再次接到调令，担任甘肃都督。次年八月，雄
就是这么回事了。普立安把矛头指向米斯纳。因为普立安肯定不会站在新娘和新郎面前——一名客席牧师应邀在婚礼前对几乎由鲁比所有人构成的教众讲几句（几句！）话，而其中只有三分之一属于普立安教派的成员——以死来恐吓他们。因为他肯定不会侮辱新娘的母亲和嫂子，她们像穿外衣似的披戴着照料虚弱婴儿的忧郁，不仅没有由于对她们一切梦想的那致命一击而责备上帝，而且似乎随着岁月的流逝而益发坚定意志。况且，虽然新郎的父母都已过世，普立安肯定不想让他的舅妈们受窘——向虔诚的妇女施压，以此关心（或许太过分了吧？）这个家族中唯一的子嗣。如今索恩的儿子们都死了，多薇又没有生育一男半女，并且她们不准自己为这些损失伤痛，以致过分伤心或封闭了心扉。肯定不会。何况，普立安肯定不想得罪新郎的舅舅迪肯和斯图亚特，那哥俩儿的行为举止，看上去就如同上帝是他们无言的生意合伙人。普立安似乎总是很尊崇他们，多次暗示他们俩属于锡安山而不属于卡尔瓦里山。在卡尔瓦里山，他们不得不听那些浮夸的布道，而那布道人认为，教育就是要教会孩子们说话，仿佛那些孩子有这个世界从未听过和处理过的重要事情要说。还有谁会感觉到“上帝对你没兴趣”带来的刺痛呢？或者，在听到“如果你认为爱是自然而然的，你就是瞎子”那句话时感到灼痛而退缩呢？除去理查德·米斯纳还有谁呢？他此刻就要站起身主持婚礼，像人们记忆所及的以往大多数婚礼那样，不过这一次要在“不带着任何俘虏”的普立安牧师汹涌的气势之下进行。当然，除非他是在对她讲：如果你愿意就去依恋另一个人，但如果你不依恋上帝（当然是普立安的上帝），你的婚姻就得不到那授予特权的证书。因为普立安知道她和理查德正在谈婚论嫁，而且也知道她帮他组织那些不听话的年轻人。“是他皱起的眉毛。”野薄荷的气味压倒了祭坛周围花草的味道。一丛丛的花草与福禄考长在教堂的窗下，窗户上午十一点时打开，迎接升起的太阳。四月的天空垂下的阳光是一份礼物。在教堂里面，枫木条椅擦得锃亮，辉煌如同军旅装备，衬托着素净的白墙、低调的布道坛、形似尖桩篱笆的舒适栏杆，使受圣餐的人能够跪在那里再一次迎接圣灵。在祭坛上方，高高的洁净而清新的空间里悬挂着一个三脚的橡木十字架。无声无息。没遮没拦。没有金饰与它的完美抗争，或干扰它的平静。基督的躯体既没有扭曲也没有昏厥，因此其表现出的雷霆之怒也并不夸张。鲁比的妇女不施脂粉，也不抹妓女用的香水。因此，薄荷和福禄考激人情欲的香气扰乱了教众的心，大家都期盼着在索恩·摩根家享受丰盛佳肴的美好时光。那里会有众人演奏的音乐：朱利弹钢琴；男声合唱；凯特·戈莱特利独唱；圣救世主教堂四重奏；一个叫布鲁德的睡眼惺忪的男孩在台阶上吹口琴。那里好衣服挨挨蹭蹭；那里有丝绸衣裙和浆过的衬衫，人们靠在树上、坐在草地上、盛第二次奶油豌豆汤弄洒了汤汁时就忘记了它们。那里会有喜欢吃糖的儿童的叫喊，还会有从地上捡起、折得整整齐齐，似乎比结婚礼物本身还贵重的包装纸闪着亮光。农场主、牧场主和种小麦的农妇们会让自己从椅子上被人猛地拽起来，鼓着掌反复踏起早年留传下来的舞步。十几岁的少年男女会边笑边挤眼睛，尽量隐藏自己的心意。但是比欢乐和儿童吃结婚蛋糕的兴致更重要的，是他们期盼两个家庭的结亲，以及四年来渗透那两个家庭亲友们的敌意的结束。那种集中在新娘尚未承认、宣布和生下的未来婴儿身上的敌意。此刻大家都和安娜·弗拉德一样就座了，都不清楚普立安到底觉得他自己在做什么。为什么现在要投下阴影？为什么要驱逐薄荷和福禄考的气味？为什么要减淡等着他们吃的烤羊羔和柠檬饼的味道？为什么要破坏这次婚礼带来的和谐气氛，让祥和出轨？理查德·米斯纳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很恼火，不，很气愤。气得没法看着他的教士同事，让他看看那刀口有多深。在普立安讲话的整个过程中，他都面无表情地瞅着坐在条椅上的妇女们的复活节帽子。那天一早，他就想好了五六句启动这次神圣婚姻典礼的开场白，围绕《启示录》第十九章第七、第九节精心组织语言，凸显“羔羊婚宴”的形象，以其为核心展示这次婚礼所允诺的和解。他要从《启示录》进而讲到《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六节，“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这不仅印证了夫妻二人对彼此的忠诚，而且续写了摩根和弗利特伍德两家所有人的职责。此时他看着耐心地站在祭坛前的这对新人，不知他们是否已经理解了甚至听到了加诸他们的那些话语。当然，他是理解的。他知道他选择的工作所秉持的伤害性极大的观点，对他信仰的一切都是一种审慎的攻击。刹那间，他理解并认可了奥古斯丁对那个“骄傲的教长”的愤懑了，他称其为魔鬼。奥古斯丁曾经进一步阐述说，上帝的谕旨是不会被他的信使亵渎的，“如果光明要穿透败坏的人，光明本身并不是败坏的。”尽管奥古斯丁没有见过普立安牧师，可总应该了解和他一样的教长。可惜他把他们逐到撒旦一伙，并没有认识到，从布道坛上发出的具有破坏性的言辞是能够产生恶果的。对于普立安对着一切喷洒的毒剂，奥古斯丁会说些什么当作止痛药呢？从这些男人头部上方看去，实在难以与他们的本能抗争：他们要控制能控制的，要碾碎不能控制的；妇女们在内心里不知疲倦地想驯服掠夺者；孩子们脸上是还没有从他们所受打击中恢复过来的表情，他们本来毕恭毕敬地学到，大人们在他们成人之前是不会把他们当人来对待的；僵在那里的新娘和新郎脸上，透出的是竭力想靠公开的结合来洗刷私下的羞耻的渴望。米斯纳知道，普立安的一番话是他对米斯纳的行动发起的宣战的扩大。米斯纳劝诱这些青年男女走出围墙，走到镇外，带领他们、强使他们违规，让他们把自己想成是文明的勇士。他也知道，关于一个从未出生的婴儿的公开秘密，犹如巨牙般伸入到争论的根基之中。米斯纳已经想好恰当的言辞，但他不相信自己能在表达时不流露出个人深深的伤痛，便从布道坛走开，来到教堂的后墙边。他在那儿伸直双手，直到能够把挂在那儿的十字架从钉子上摘下。随后他就拿着那十字架，经过空荡的唱诗席，经过凯特坐在那儿要弹奏的风琴和普立安的坐椅，一直来到圣坛上，在身前高擎着十字架让大家都看到—只要他们想看。让人们看着人类制作的第一个标志：竖着一根，横着一根。人们即使在孩提时期，也曾用指头在雪上、沙上或泥里画过十字；他们用棍棒在土里将它摆出；从冻土和热带草原的骨骸中竖起；在河岸边用卵石砌出；从阿拉斯加的诺姆到南非，在洞壁和岩层上画出。阿冈昆人（居住在加拿大渥太华地区的印第安人。）、拉普兰人（挪威、瑞典、芬兰及俄罗斯科拉半岛的居民。）、祖鲁人（南非纳塔尔一带的班图族人。）、德鲁伊特人（古代凯尔特人中的学者，常任祭司、巫师等职。）—都对这一最初的标志有着触摸性的记忆。最初的标志不是圆圈，也不是平行线或三角形。正是这个十字形，成为其他一切的基础。这一标志提供了面部五官的安排。这一标志是个直立的人形，沉静地准备拥抱。像普立安做的那样去掉它，基督教就会和世界上的一切宗教一样了：广大民众向吝啬的当权者苦苦哀求着苟延残喘；被蹂躏的信徒回避命运或者躲闪着日常的邪恶；弱者在蛮荒野地中艰难地跋涉；看得见光明的人都被投入无可选择的永恒黑暗之中。没有这个标志，信徒的生活仅限于赞美上帝和接受打击。赞美是债权，而打击则是永远不能偿还的债务利息。或者，如普立安所说，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毕业”。但是，有了这个标志，有了这个在教会中至高无上和最基本的标志，是啊，生活则完全是另一码事。看到了吗？这样一个孤独的黑人被处以死刑，他以拥抱他人的姿态被缚在这两条相交的直线上，紧紧地拴在两根大木棒上，这样的木棒太方便了，太好辨认，既普通又崇高，作为意识嵌入了知觉之中。看到了吗？他那毛茸茸的头在颈项上仰起又垂到胸前，他那夜色般的皮肤的光泽被尘土遮没，因外伤划出伤痕，被屎尿弄得脏臭，在干燥的热风中变成白镴色，最后，随着阳光羞愧地黯淡，随着他的皮肉在午后暗如黑夜的奇特光线中变得昏黑，无常的天气吞没了他和其他死刑重犯，这一最初标志融入虚假的夜空。看到了这桩百里挑一的公开的谋杀如何显示出差异，如何把上帝与人的关系从执行官和恳求者变成一对一？他举着的十字架是抽象的，而缺席的躯体却是真实的，二者相结合，就把人类从后台拉到了聚光灯下，使在舞台侧面嘀嘀咕咕的他们变成了他们生命故事的主角。这一方式使自我尊重和彼此尊重——自由地而不是心怀惧怵地——成为可能。这才是爱的真谛：毫无企图心的尊重。这一切不仅见证了一个乖戾的主，即他自己的爱，而且也见证了一个能使人类去爱的主。并非为他自身的荣耀——绝不。上帝爱人类彼此互爱的方式，爱人类爱自己的方式，爱十字架上的超凡人物，因为他两方面都做到了，而且在明了这一点中死去。但是理查德·米斯纳无法心平气和地说出这些话。因此他站在那里，手举橡木十字架，任凭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催促十字架说出他不能启齿的话：上帝不仅对你感兴趣，他就是你。他们会看到吗？他们会吗？对那些看得见的人来说，新郎的面孔就是个研究对象。他抬头看着米斯纳牧师举着、举着、举着的十字架。默不作声，只是站在那里，在锁定的时间里举着十字架。而在那难以忍受的静谧中不时爆出几声咳嗽和轻轻的带鼓励意味的咕哝声。人们已经对他的婚礼感到紧张了，因为他们看到兀鹰从镇子上空向北飞去。他们心存疑问，不知那征候是祸（它们在镇上兜圈）是福（没有一只落地）。他想，这些傻瓜。就算这个婚姻注定了遭厄运，也与那些鸟没关系。突然之间，敞开的窗户似乎不够了。身穿裁剪合身的黑色西装的新郎开始冒汗。他被怒火攫住，如同中了一颗点三二口径的子弹。大家为什么要利用他的婚礼，把仪式搅得一团乱，以此来扩展他并不在意的一场争吵呢？他想把这事办完，一了百了。这样他的舅舅们就会闭嘴，这样杰夫和弗利特也就不会散布关于他的谎言，这样他就能在鲁比已婚和有产业的男人中间占得一席之地，这样他就可以烧掉阿涅特写给他的全部信件。尤其是，这样他就能够把吉姬那小妖精从他的生活中彻底抹掉。如同糖会从令人极快乐的东西转变成身体的致命敌人似的，他对她的热望毒害了他，让他患上了“糖尿病”，愚蠢又无助。经过几个月冒险的甜蜜日子，她已经变得冷漠，惹人厌烦，甚至可恼可恨了。在高高的玉米地里，他曾等候过她；在月光下，他曾趴在鸡舍后和她约会；他曾花了不属于自己的钱来讨她欢心；他曾通过撒谎弄来一辆不是卡车的汽车带她兜风；他曾为她种过大麻；他曾在八月的酷热中拿着冰来为她的大腿内侧降温；他曾为她买下她喜欢的用电池供电的收音机和惹她嘲笑的绒线袍子。而最主要的，他曾爱过她好几年，那是一种从渴想转为秘密行动的爱，令人感到痛苦、羞辱、自我厌恶。他接到阿涅特的第一封信后读了，但把后来的信全放在他舅妈家顶楼上的一个鞋盒里了；在别人发现之前，他急匆匆地想毁掉（也许会读一下）那十一封寄自俄克拉荷马州朗斯顿的未开启的信。他猜测那些信全是关于爱和哀伤的，尽管哀伤还要爱。管他呢。可是阿涅特又怎么会知道他经受的这两种感觉呢？她这样做过吗，整夜坐在附近的矮橡树林里只为了偷窥一眼，跟踪一辆破旧的凯迪拉克一路到丹比只为了看上一眼，被女人们从一栋宅子里赶出来，被女人们咒骂，即便如此依旧、依旧不能躲开。那就是说，得等到他的舅舅们让他坐下，强行给他决定并让他接受相应的后果。于是他就来到了这里，站在圣坛跟前，臂肘撑着他新娘的细腕，衣袋里折放着她给他护身用的复活节棕榈叶。他觉察到在他右侧就要成为他内兄的人的沉重呼吸，以及比莉·狄利亚冲着他后脑勺发出的敌意。他深知这一被阻遏的愤懑会永远持续下去，因为米斯纳似乎被他手握的十字架压得呆傻无语了。新娘心怀恐惧盯视着的十字架。而她原本是多么幸福啊。终于如此幸福之极了。摆脱了她从学校一回到家就笼罩着她的那种凄凉阴郁：父母家中令人窒息的冷酷无情；照顾伤病侄儿、侄女新产生的厌恶；惊动了母亲、惹恼了嫂子并激怒了父兄的对睡眠的需要；只有对K.D.的牵挂和担心才能打断的完全无所事事的状态。尽管他从来没有回复她最初写的十二封信，但她还是继续写了四十封，只是没有寄出。在她离家的第一年每周都要写一封。她相信她全身心地爱着他，因为他是她对自己所知的一切——就是说，她对自己身体所知的一切都与他相关。除去比莉·狄利亚，再没有别人告诉她可以另有他途去想到她自己。她母亲没有，她嫂子没有。去年，她上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回家过复活节，他要求见她，两度来吃饭，带她到内森·杜波列斯的牧场上帮助组织儿童节野餐，随后提议他们结婚。一直到四月份这晴朗的一天，这可真是奇迹。一切都完美之极：她的经期刚刚到了又过去了；礼服全部用索恩·摩根的蕾丝制作，庄重而美好；扎在她哥哥背心下的金带上，嵌着他们俩缠绕在一起的姓名首字母。她心灵的伤口终于愈合了，可现在到了最后一刻，那教士的举动却震惊四座，试图阻止、歪曲甚或毁掉这段婚姻。他站在那里，面孔板得像花岗岩，还举着十字架，就像以前没人见过似的。她的手指紧按搀扶她的手臂，希望米斯纳继续主持下去。说呀，说呀！“挚爱的乡亲们，我们聚集在这里……我们聚集在这里。”突然之间，在米斯纳制造的令人透不过气来的沉寂中，一个小小的裂缝就在她心房原先的伤口处无声无息地打开了。她屏住呼吸，感到裂缝在扩大，就像长筒袜上的跳丝。很快那小缝就会裂成大口，越裂越宽，耗尽她的全部力气，直到它得到所需要的东西，才会自己封住，让那颗心继续跳动。她对此早已习以为常，原以为嫁给K.D.会使之永远愈合，可是现在，在等着听“我们聚集在这里……”，急切地等着那句“你愿意让这位……”的时候，她心里已经很清楚了。她清楚地知道什么东西失去了，而且总是会失去。说呀，请快点，她催促着。赶快。赶快呀。我还有事情要做呢。比莉·狄利亚把花束从左手换到右手。一道小刺扎透了她的棉布白手套，而小苍兰花不出她所料就要谢了。只有香水月季依然娇嫩，你可以指望它继续开下去。她本来觉得满天星可以配黄色的花蕾，但惊讶地发现，没有一家花园中有。哪儿都没有满天星。她说，那就用欧蓍草，可是新娘不肯把牛吃的这种野草带到她的婚礼上。于是她们两个只好握着嗜水的小苍兰花和胡乱除了刺的香水月季。不同于掌心被扎，米斯纳牧师迫使大家陷入的等待，倒没有让她心烦或吃惊。这不过是构成这愚蠢婚礼的又一件蠢事罢了，可众人还都以为婚礼是一次双方停火的机会呢。不过这场战争并非发生在摩根家、弗利特伍德家以及站在两方的人之间。确实，杰夫曾经采取了携枪的行动；斯图亚特·摩根和阿诺德·弗利特伍德也曾在街上互相叫嚷；人们踱进安娜·弗拉德商店的后室，在米努斯的理发店闲坐，不是为了理发，而是嘀嘀咕咕地议论着女修道院发生了一次暴行的谣传；基于这种流言蜚语，普立安牧师曾经在一次布道时引用了《旧约·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五节的内容：“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米斯纳牧师引用保罗的话与《哥林多书》针锋相对：“……其中最伟大的是爱。”但
派图赖率其令人胆寒的精锐骑兵沿黄河南岸横扫河南北部。这一地区是大小寨主及黄士欣、张有声等大顺军残余，浙江冒险家陈潜夫等南明将领竞相争夺之地。在迅速挺进的清军面前，大顺军和大量寨兵的阵地完全崩溃了。图赖的人马刚一出现，黄士欣和张有声便望风而逃。15个大寨及全部士卒百姓都向图赖投降了。黄河沿岸100公里内的地区全归了清朝。然而，到12月，将战线拉得过长的两路清军都遭到了阻挡。在西线，河南怀庆附近的大顺军残部发起了反击，打败了清将金玉和，并攻打了黄河北岸的许多地区。为防止大顺军突破清军防线，多尔衮及清朝不得不下令多铎主力撤回黄河一线。同时，向东挺进的图赖部也开始遭到南明军队的顽强抵抗。其中有刘洪起的寨兵；现由张缙彦率领的攻夺开封的陈潜夫部明军；在张缙彦军背后还有驻守睢州的许定国部四五千人马；以及由当地豪强李际遇率领的兵力与许定国相当的玉寨军。多铎主力部队只有1万人，无法与这些军队抗衡。只要南明军队守住睢阳，至关重要的两淮及长江下游防区就可保无虑。只有两种状况可能改变这一局势：一是大顺军被彻底赶出陕西，清军得以从西北调出增援；二是睢州一线守军反叛，使南明某个主要将领丧失信心和畏缩动摇。这两种情况终于在1645年初的几个月中出现了。其直接原因是：清政府与北直隶，及山东抗清势力极为成功地达成了和议，并出其不意地迅速占领了山西和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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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秉等史家特别重视这一点，见顾炎武：《圣安本纪》，第33页，引文秉：《甲乙事案》。斯特鲁弗（私人通信）认为，文秉的记叙十分精彩，但有武断之处，不完全可靠。?南京既是保卫江南地区的军事重镇，又是作为北方城市之粮食基地的南直隶的首府。南京虽设有与北京中央政府大致相同的官僚机构，但缺少像北京那样强有力的京城防御体系。南京政府最重要的官员是户部尚书、兵部尚书、南京守备及五军都督。斯特鲁弗：《南明》，第5页；默克：《祝允明和苏州的文化贡献》，第72页。?陈子龙上任后，欲重返浙江，继续组织修建防御工事和贮备弹药。但他尚未启程，北京与南京的联系便中断了。他不知道北京已于1644年4月25日落入李自成之手，故回到松江，看望生病的祖母，并与朋友商定保护太子顺利南下的方案。艾维四：《晚明士大夫陈子龙》，第112—114、125—127页。陈子龙提出组建一支万人水师，北上天津，迎接太子，然后护送太子由水路南下，以避免陆路旅行的艰难和危险。褚华：《沪城备考》第四卷，第11页；王云五等：《大清一统志》，第958页（第八十四卷，第11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37—240页，及其《嘉定忠臣》，第256—261页。斯特鲁弗（私人通信）认为，祁彪佳已得知这些计划，但他当时既无能力，也无权力将其付诸实施。甚至在出任苏州巡抚后，他也未能将志愿勤王部队与正规军结合起来。?斯特鲁弗：《南明》，第1—3页。消息继续南传，6月25日传到福州，“乡村老幼男女莫不流涕。”海外散人：《榕城纪闻》，第3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3页。?彭孙贻：《平寇志》第十卷，第8页。这些官员是：兵部尚书史可法、户部尚书高弘图、工部尚书程注、右都御史张慎言、兵部侍郎吕大器、翰林院学士姜曰广、太常卿何应端、应天府尹刘士祯、鸿胪卿朱之臣、太仆丞姚思孝、吏科给事中李沾、户科给事中罗万象、御史郭维经、御史陈良弼、米寿图、周元泰和明王室成员朱国昌。这一众所周知的名单是由几种资料汇集而成的，见于《平寇志》第十卷，第8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3页。?明朝末年，南京最重要的官员是兵部尚书、南京守备（大将军）、五军都督和户部尚书。斯特鲁弗：《南明》，第4页。?史可法的祖父史应元是举人，曾任地方官。父亲史从质是秀才。一位祖叔伯、一位叔伯及两位堂兄弟都在锦衣卫任职。朱文长：《史可法传》，第97—98页。史可法生于1601年（据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族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或1602年（此说较可信，见《史可法传》，第99—106页）。?朱文长《史可法传》第1—7页对此问题作了很好的研究，尽管有时过分强调史可法与左光斗的关系。据一些资料记载，史可法曾在左光斗殉难前秘密探望过这位著名的东林党人，并受到要继承东林党事业的教诲。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67—68页。?《明史》（国防研究院），第3076页。扬州史可法祠中的史可法塑像，其面孔颇似猿猴；大耳厚唇、面颊上有深深的皱纹。虽不英俊，却沉郁威严。朱文长《史可法传》卷首插图。?此处及后文有关史可法的资料主要引自《明史》（国防研究院），第3076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51—652页；朱文长：《史可法传》，第8—79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族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40页。?八_零_电_子_书_w_w_w_.t_x_t_8_0._c_o_m关于史可法的安庆防区，见邓尔麟：《嘉定忠臣》，第189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族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32页。?12月，史可法通过弹劾闲散官员和制定新的编制，对南京的军队进行了整顿。万言：《崇祯长编》，第23页。?同上书，第43页。?同上书，第56—57页。史可法出任南京兵部尚书后，还向朝廷推荐了几位官员任军队将领。其中著名的有吴甡和张浩然。他认为，除了已经战死的洪承畴，吴甡也是天下最优秀的将领之一。杨德恩：《史可法年谱》，第33页。?㈧_○_電_芓_書_Ｗ_w_ω_.Τ_Χ_t_捌_０.c_Ο_Μ杨德恩：《史可法年谱》，第34页；朱文长：《史可法传》，第28页。?引自谢国桢：《南明史略》，第48页。后来，地方义勇的首领被告知，非正规军不在动员之列（此项知识得自私人通信，见《明季南略》第四卷，第48页［“台湾文献丛考”本第一册，第115—118页］）。?“司马”一词出自《周礼·夏官》“大司马”条。司马掌兵事，并掌行事之禁。他们通晓九伐之法，尤其是九伐最后一条，“外内乱，鸟兽行，则灭之。”?“四方”一词在《诗经》中指“华夏之民”。?彭孙贻：《平寇志》第三册第十卷，第8页。?关于1643年明军在淮河地区明军劫掠之事，金声在书信中作了生动描述。见金声：《金忠节公文集》，第12—14页。?姚广孝等编：《明实录》第十七卷，第9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1页；《淮城纪事》，第133页；应廷吉：《青磷屑》，第3页；夏允彝：《续幸存录》，第68页。刘泽清为诸生参加乡试时，曾因口角将一名官府侍从殴毙。?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2391页（第二十一卷，第10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48页；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7—8页。黄得功大胆鲁莽，故有“黄闯”绰号。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13页。?《贰臣传》第七卷，第26—27页；《明史》，第3022、3066页。刘良佐被认为是很有能力的将领。因作战时常骑一匹花斑马，人称“花马刘”，其实是个无知而又贪婪的人。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13页。?《明实录·崇祯实录》第十七卷，第1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10—411页；《淮城纪事》，第133页。?应廷吉：《青磷屑》，第3页。当地居民也惧怕大顺官员，因为后者威胁他们说，若不服从其统治，便率闯王军队撤离（斯特鲁弗：私人通信）。?明朝末年，徐州多次受到农民军的攻击。1637年秋，一支来自苏州的10万人的农民军驻扎在徐州以南70公里处，曾袭击过此城。1640年，该城一度被占领，很多士绅被杀。罗振玉：《万年少先生年谱》“万谱”第6、7页，“万补”第2—3页。?阎尔梅：《白耷山人集》第十卷，第41页。徐州虽被黄希宪放弃，但淮河附近的房村驻军拒不投降。该军通判、著名作家和诗人凌濛初进行了英勇抵抗，后兵败被擒，不屈而死。傅路德和房兆楹编：《明代人名辞典》，第930—933页。?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五一卷，第25页。?阎尔梅：《白耷山人集》第十卷，第41—42页。?《明史》，第3103页。?彭孙贻：《平寇志》第十卷，第8页；《淮城纪事》，第133—135页。?八*零*电*子*书*w*w*w*.t*x*t*8*0.*c*o*m许兆椿编：《嘉庆海州直隶州志》，第44页。在此后的中国历史上，尤其在20世纪，整个江北地区到处都有地主的庄园堡垒和三五十人的私人武装。太平洋关系学院：《中国的土地所有制》，第11—14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4页。?计六奇：《明季北略》，第4、78—80页；文秉：《甲乙事案》，第53页。在坚决惩治大顺官员方面，能与路振飞相比的是淮安巡按王燮。5月6日，王燮毫不迟疑地处死了北京派来接管淮安的“伪官”。此后，“士民恃以屹然”，完全相信王燮和路振飞将会保护他们免遭农民军之扰。此后不久，一位更为重要的大顺官员前来接管淮安。此人就是在河南投奔李自成，并成为大顺政府中重要人物之一的吕弼周（1628年进士）。他带来一份布告，令当地官员承认他的权威。但王燮将其逮捕并加以审讯，将他斥为“乱臣贼子”。吕弼周拒绝回答王燮提出的有关李自成的问题，王燮——他曾是吕弼周的学生——便将他转交路振飞处置。5月20日，路振飞令一队弓箭手将吕弼周射死——射中一箭赏银一锭——而后又下令碎尸。这种公开执行死刑的作法在淮安十分常见，从而加强了路振飞对该城的控制。文秉：《甲乙事案》，第34—35页。?这里的人们也惧怕马士英部的逃兵（斯特鲁弗：私人通信）。?谈迁：《国榷》，第6088页；《明实录·崇祯》第十七卷，第1页。文秉的记载略有不同：金声桓所记相同，但周仕凤仅被称为士，仕尔敬则记为周原敬。文秉：《甲乙事案》，第34页；又见计六奇：《明季北略》，第66—71、79—81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1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47页；谈迁：《国榷》，第6074页。这场斗争被后代史学家们夸大了。当时支持潞王的官员比后来的评论者所说的要少得多（斯特鲁弗：私人通信）。?斯特鲁弗：《南明》，第2页。?对皇室贵族和勋贵应加以区别，前者是皇室男性成员，后者是勋臣和外戚。这些人只受虚封而无实土。王毓铨：《明代勋贵地主的佃户》，第91页；黄仁宇：《16世纪明朝的税收和政府财政》，第31页。?顾诚：《明代的宗室》，第5页。克劳福德统计的数字则更高，据说1594年皇室宗亲多达16万人。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和思想》，第35页。?罗文：《17世纪中国的大都市开封》，第27—28页。?1591年，山西临汾县全年税收的最大开支是支付亲王和皇室宗亲的俸禄（占田税谷物的48.5％和地税银的39.2％），其次是军饷（占税粮的37.1％和税银的36.2％）。黄仁宇：《16世纪明朝的税收和政府财政》，第178页。?罗文：《17世纪中国的大都市开封》，第26—27页。?阿尔伯特·詹：《明朝衰亡内在因素之研究》，第40—48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和思想》，第37页。到崇祯时，很多皇室宗亲甚至穷得无钱娶亲。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2049页（第一七九卷，第5页）。?利玛窦：《16世纪的中国》，第88页。?“按照规定，所有皇室的支系，包括皇帝的叔父、兄弟以至除太子以外的儿子，一到成年就应当离开京城到自己的封地，谓之‘之国’。之国也就是就藩。他们居于各省，有极为富丽宏大的王府和丰厚的赡养，但不得干预地方政事，而且非经皇帝同意，不得离开他的所在地。这种类似放逐和圈禁的制度，目的在于避免皇室受到支系的牵制和干涉”。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8页；又见于利玛窦：《16世纪的中国》，第59页；黄仁宇：《16世纪明朝的税收和政府财政》，第31页。?巴克士：《16世纪（1550—1575）的中国南方》，第108页。?巴克士：《16世纪（1550—1575）的中国南方》，第40—41页。?高腊福：《这就是中国：16世纪末耶稣会士发现的中国》，第146页。?根据一项研究，实际上只有两名皇室成员中举并出任文职。帕森斯：《明朝的官僚政治》，第397—398页。官僚们担心皇室成员会迅速垄断朝廷要职，因此，他们强烈反对允许皇室宗亲担任文职的政策。皇室宗亲虽获准参加科举，却未能成功，很可能是这些官僚对他们的恐惧意识造成的（斯特鲁弗：私人通信）。?明朝建立了50个王府，其中28个一直延续到明朝灭亡。李龙潜：《明代庄田的发展和特点》，第9页。?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77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和思想》，第15、37页；盖拉德：《南京今昔历史与地理之一瞥》，第204—205页；贺凯：《明朝的监察制度》，第37页。明朝初年，蒙古人被驱逐后，北京周围的土地或被授予已在从事耕作的农户，或被当作永不纳税的私田赐给农民。15世纪，这些土地被寺院、贵族和军队将领所侵占，而他们仍享有免税的特权。此外，15世纪40年代，宦官也开始接受赐田，北京西山一带也常重建享有免税特权的寺院。1489年，一位上疏者称，京畿周围的纳税土地已有1/6被划为庄田。皇庄之制亦建于明初，但其极度膨胀是在正德年间（1506—1521）。当时，为满足正德皇帝穷奢极欲的生活，仅在京畿之内，其皇庄就占地37595顷。嘉靖时，皇帝被说服将26693顷土地退还给私人或官府。但万历年间，兼并又重新开始。万历帝将土地大量赐给宠臣，而掌管税收和皇庄土地的太监又加倍扩大了皇庄的土地。艾维四：《明代文社的变化》，第6—7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53—54、94—96、101、195—197页。关于明代后期开封周王之府第的描述，见罗文：《17世纪中国的大都市开封》，第28—29页。?阿尔伯特·S·J·詹：《明朝衰亡内在因素之研究》，第150—154页；许大龄：《试论明后期的东林党人》，第3页；又见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236页。据万历时的资料记载，属于皇室诸王或贵族田庄的土地共7268691亩。李龙潜：《明代庄田的发展和特点》，第67页。耕种皇族和勋贵田庄的农民是：（1）皇上赏赐的佃户——即原来在赐给贵族或诸王的土地上耕作的农夫。（2）其耕地被侵夺，并且非正式地沦为新田主永久佃户的农夫。（3）投身贵族寻求保护的依附农民。（4）受雇为贵族耕作的佃户。（5）以契约形式依附于贵族并常充当武装部曲的农夫。王毓铨：《明代勋贵地主的佃户》，第91—96页。?为了防止外戚的发展，皇帝的后嗣皆从平民中选妃。但这样的外戚家族因缺乏“贵族行为理应高尚”的意识而尤易腐化。为国为民的思想，可以说完全被私欲所取代。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第238页。?⑧`○`電`耔`書ωωw.Τ``Ｘ``Τ`捌`零`.C`O`M吴乃荪：《董其昌：对仕途的淡漠，对艺术的追求》，第284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0页。?罗文：《
杞并不想错过这个继续报复杨炎的机会。想来想去他只有从杨炎修建家庙的地点上做文章。杨炎修建家庙的地点曲江，曾经是李隆基和杨玉环经常游玩的地方，当年宰相萧嵩的家庙就靠近曲江，结果李隆基说曲江那个地方有王气，勒令萧嵩迁移家庙，现在杨炎又想在那个地方修建家庙，这在卢杞看来是个很好的利用机会。在卢杞看来，决定杨炎命运的时刻或许就在此时，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杨炎将被扣上谋反的帽子。“陛下！杨炎在曲江准备修建家庙这件事，依臣看来是他是有意为之。当年玄宗皇帝说那个地方有王气，勒令宰相萧嵩迁移家庙，这件当年轰动整个朝廷的事情杨炎一定是知道的，可是现在他还要在曲江修建家庙，这说明杨炎怀有异志啊！希望陛下明鉴！”事实证明：卢杞深具演说天分绝非浪得虚名，他的这番言语让李适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很长时间以来，李适可以说都在对杨炎进行忍耐，这对于本就急躁的他来讲已经完全超出了限度。如果不是杨炎的两税法对国家经济恢复发展有重大的促进，说不定杨炎早已经成为李适的刀下之鬼。坦白地讲，杨炎谗杀刘晏后，迫于舆论的巨大压力，李适已经反思杀掉刘晏是个巨大的错误。虽然这是杨炎的主意，但最后杀死刘晏的命令是李适下达的，所以李适在巨大的压力下，依然没有去拨乱反正，这既是为了保护杨炎，也是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即使在巨大的压力面前，杨炎率先顶不住将李适一脚踹向前台，李适也仅仅是心里有了诛杀杨炎的想法，但并没有发作。后来杨炎谏阻任用李希烈，李适依旧继续忍耐，即使听从卢杞的建议罢去杨炎的宰相之位。虽然卢杞说的暂时罢免是假话，但李适的内心却真的是只想暂时罢免杨炎。可是现在杨炎在有王气的地方修建家庙，这的确是怀有异志，这个做法已经触碰了李适的底线，这是李适所不能容忍的，虽然杨炎具有大功，但任何触碰底线的事情，绝不能姑息。即使没有杨炎，两税法已经形成体系，依旧可以运转实行，而且目前国家的形势，已经沿着正轨迈进，这一切都让李适充满了自信。所以，杨炎不再是李适的必需品！在我看来，这或许是李适最终下定决心杀掉杨炎的内心最深处想法。事实上，当他这种想法深深扎根于心中时，李适至少已经犯了两个错误，一个是他对国家的现状过于乐观，二是他始终没给杨炎一个自我表白的机会。杨炎的悲剧结局就在卢杞那具有感染力的话语中被悄然决定！尾声建中二年（781年）十月十日，李适下诏罢免杨炎左仆射的职位，贬为崖州（今海南三亚崖城镇）司马。在那封长长的诏书中，李适对杨炎用尽了谩骂之词：不思竭诚，敢为奸蠹，进邪丑正，既伪且坚，党援因依，动涉情故。隳法败度，罔上行私，苟利其身，不顾于国……杨炎接到罢免诏书后，虽然字字犹如针扎穿心一般，但他并没有表现得过于激动。因为在此之前他通过皇帝陛下的很多举动，已经隐约感觉到自己不再是朝廷内不可或缺的人物。坦白地讲，杨炎当时的心态还是很平静的，当年因为元载的缘故，自己被排挤出朝廷，甚至差一点做了刀下之鬼。如果后来没有崔佑甫的举荐，自己很可能会终老于道州。重回朝廷后杨炎凭借自己的能力，在帝国之内实行两税法，打下了帝国中兴的基础，成为朝廷内炙手可热的第一红人。现在一切不过又重新回到起点，从道州到崖州，这中间犹如过山车般的历程，在杨炎看来恍如隔世，一切是那么虚幻，又是那么真实。听完传旨太监的宣读后，杨炎口头谢恩后起身站起，脸上依旧是一副淡定的表情。两天后，杨炎起身离开京城，在出长安城的一瞬间，他回望那高大城门，心中不禁感慨万千。那里曾经带给他无上荣耀，也带给他诋毁谩骂，更带给他心灰意冷，而今这一切在他看来已经全部结束，前方等待他的将是漫长的孤寂与清冷。他已经做好准备，即使在孤寂与清冷中终老于世，也不愿再回到这炎凉世态的官场中。想到这些杨炎显得更加释然，然后他转身向着崖州方向走去。然而此时的杨炎一定想不到，在孤寂与清冷中终老于世居然会成为他的一种奢望，即使他已经远离这个浑浊的官场，他的命运也早已经不在他自己的掌控之中，在他身后的高大城墙之内，一个致他于死地的计划已经形成，死神已经开始向杨炎渐渐逼近。此时浑然不觉的杨炎依旧向着他心中的桃花源崖州前进。但当他一个月后路经一个地方时，杨炎的心中忽然生出一股不祥的预感，因为他经过的这个地方名叫鬼门关。杨炎很清楚关于鬼门关的传说，那是阴阳相隔的地方，跨过这道鬼门关每个人就不可能再回到阳间。现在皇命不可违，杨炎必须要前行，难道眼前这道鬼门关对于杨炎而言会是一个命运的预兆吗？在鬼门关前，杨炎的心中犹如打翻了五味瓶一样，他刹那间想到了刘晏，他始终在问自己，在这道鬼门关的后边刘晏会不会在等着自己，为此他由衷发出了一声感叹，写下了在我看来是他后悔谗杀刘晏的诗句：一去一万里，千知千不还。崖州何处在，生度鬼门关。就这样带着对前途未卜的忐忑，杨炎硬着头皮越过了鬼门关，继续向崖州走去。事实证明，杨炎的预感最终成为了现实，崖州注定成为他永远到达不了的地方。就在他即将到达崖州还有一百多里时，李适派出的杀手已经追上了他，然后和先前杀死刘晏一样，杨炎最终也被缢杀。也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这个世界似乎总是有规律的。杨炎，一个才学俱佳的人，死于自己的偏执、皇帝的猜忌、小人的陷害，让世人为之叹息。……建中二年（781年）十一月，杨炎的首级被传回京城长安。李适看到杨炎的首级后，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在他看来这既是对杨炎的惩罚，同时也是自己立威的手段。但就在他觉得权威日盛的时候，这位年轻的皇帝也充分暴露了自己性格中容易被人左右和猜忌、冲动的缺点，只是他的这种缺点在当时正被朝廷内的一致赞颂声所掩盖。然而，李适的这个缺点对他在位时期的政局影响颇深，这既是他误杀刘晏、杨炎的根源，同时也使他在未来的道路上逐渐陷入灾难的深渊。第十一章走向灾难李适顺利扳倒了杨炎，这让他瞬间感受到了立威的快感。从即位那天起，李适的狂妄与自大就已经为他走向灾难埋下了伏笔。无论是刘晏还是杨炎，李适对付他们还是绰绰有余，毕竟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朝臣，他们的命运时刻掌握在李适的手中。但缺少历练的李适对于那些彪悍的割据藩镇，居然也采取了强硬的态度，这让刚刚恢复平稳的大唐帝国瞬间再次陷入动乱之中。建中二年（781年）正月，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去世，当时谁也没有想到，李宝臣的死，居然会成为李适一朝大灾难的前奏。一个职位引发的动乱李宝臣本名张忠志，是范阳城内的一个奚族人，自幼被范阳守将张锁高收养，长大后由于善于骑射，勇猛有力，所以被安禄山看中选为射生官。安史之乱爆发后，他带领八千骑兵攻打太原劫掠太原尹杨光刿，由于立有战功，被安庆绪任命为恒州刺史。安庆绪败亡后，张忠志一度降唐，但因为史思明迅速崛起，所以不久后他又重归史思明麾下，被授以恒州节度使的伪职。史思明死后，张忠志看到史朝义率领下的安史叛军已经是强弩之末，于是他再次降唐，被任命为检校礼部尚书、恒州刺史、成德节度使的职务，并被赐名李宝臣。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当时作为河朔三镇之一，是河北藩镇的强悍者。李宝臣不仅拥兵自重，而且辖地的财政状况丝毫不逊于朝廷，所以根本不拿唐廷当回事儿，其意图是将土地传于子孙，建立唐廷之外的独立王国。代宗李豫在位时，对藩镇割据采取了姑息策略，而且李宝臣活着时，也不涉及传位于子的问题，但是随着李宝臣的去世，成德节度使的继承人问题开始凸显出来。李宝臣刚刚去世，其子李惟岳就上书李适请求袭任成德节度使的职务。性格强势的李适当然不能接受，于是他在没有和朝臣商议的情况下，擅自拒绝了李惟岳的请求。李适的态度让李惟岳十分不满，当时身为河朔三镇之一的魏博节度使田悦因为其父亲去世时，李宝臣曾经极力劝说代宗李豫同意田悦承袭父位，并得到了李豫的同意。所以这一次轮到李惟岳面临这个问题时，田悦也是上奏李适极力劝说李适同意。但李适显然不如他父亲李豫那样具备宽阔的眼界，一味的自大使他认定必须要革除父皇在位时对藩镇一味姑息的前弊。即使有很多朝臣在得知李适的强硬态度后，纷纷建议李适要慎重考虑的情况下，李适全然不理。“以前对藩镇传子，都是按照他们的要求去任命，但叛乱却从未减少，可见对藩镇的姑息不足以平乱，反而会生出更大的祸乱，朕坚信如果这一次同意了李惟岳的请求，他早晚也会生出祸乱，任命与否其结果都是一样。”李适看似信心十足，但显然他过高估计了当下帝国的实力，最重要的是，缺少历练的他在即将到来的动乱面前缺少足够的智慧。李适坚持削平藩镇，让全国的藩镇大为震惊，尤其是河北、山东的藩镇尤为惊惧。因为他们知道在全国所有的藩镇中，自己实力最为强大，必定会成为李适首先下手的对象。为了保证藩镇的独立性以及传子制度，以李惟岳为首的成德镇联手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准备以武力对抗唐廷。汴州城因为城墙狭隘，正准备扩建，有许多人纷纷传言说皇帝李适准备东巡泰山。李惟岳、李正己、田悦三人得知消息后，为了防备朝廷军队入侵，纷纷调兵遣将充分做好防御准备，但他们的动作却让李适产生了误解。三个节度使大肆调动军队备战，让李适感到无比愤怒。事实上当时李适还没有对藩镇立刻宣战的决心，但三个节度使的行为让李适误以为他们要对朝廷宣战。为了及早做准备，李适在建中二年（781年）二月，下诏征召京西防秋兵一万两千人戍守关东地区，意图进讨关东地区的藩镇。所谓防秋兵是指安史之乱后大唐帝国为了防备吐蕃的入侵，于每年秋季抽调各道士兵组成的到关中西部驻守的军队。当时吐蕃刚刚与大唐和解，西线暂时没有战事，所以李适征调部分防秋兵对付藩镇，可以看出李适对这次进讨藩镇的重视。同时李适下诏在朝廷直接控制的河南地区设立永平军节度使、郑汝陕河阳三城节度使、宋亳颍三城节度使，全都以朝廷大臣担任，作为对付藩镇的战略基地。李适的一连串部署，让三镇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在看到此战不可避免后，三镇决定率先出手，进而掌握战略主动权。当时唐廷直接管辖的邢州（今河北邢台）和磁州（今河北磁县），由于地处太行山东端，直接楔入成德和魏博镇中间，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所以田悦决定首先攻打邢、磁二州，他派遣手下兵马使康愔带领八千人马围困邢州，又让别将杨朝光带领五千人马屯于邢州西北由河东通往河北的要道上，阻断唐廷昭义镇的援军，田悦自己则亲率数万人马全力围攻邢州首府临洺城，邢州刺史李共和及临洺守将张伾据城坚守。田悦刚刚围困住临洺的第三天，远在长安的李适就得到了消息。他知道邢州战略地位的重要性，虽然此前他有征讨藩镇的全盘计划，但现在随着田悦的率先出手，李适不得不打乱先前的计划，首先营救邢州。于是李适下令让距离邢州不远的昭义镇节度使李抱真与河东节度使马燧一起出兵援救邢州，为了以防不测，李适还加派神策军将领李晟带领两万禁军出潼关协助作战。由于杨朝光已经阻断了昭义镇援军的线路，而李晟从长安出发路途遥远，算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只有身在河东的马燧，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是最为有利的援军。马燧面临的问题是要东越太行山脉，只要越过了太行山，前方就是一马平川。为了争取援救邢州的时间，马燧并没有强势出兵，而是向田悦派出使者商议停战事宜，进而迷惑叛军。而田悦则误认为朝廷惧怕他，所以同意了马燧的议和，进而不再设防。利用这样的机会，七月三日，马燧联合李抱真的人马共计八万，成功翻越太行山与山东之间的险隘关口壶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现在邯郸城下，将在那里的杨朝光围了个水泄不通。田悦正在全力围攻临洺城，当听到马燧犹如从天而降时，顿时意识到自己被马燧忽悠，他立即通知距离邯郸不远的李惟岳全力援救杨朝光。马燧得到消息后，也派出心腹大将李自良半路阻击李惟岳。马燧明白这是安史之乱以后，大唐帝国第一次对藩镇用兵，而自己这一战又是首战中的首战，为了打好这第一战，他给李自良下了死命令：“如果阻挡不住李惟岳，你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战死阵前，二是让手下人提着你的人头来见我。”事实证明，有什么样的领导，就有什么样的手下。得到主帅的死命令后，李自良果然不负众望，成功阻击李惟岳的援军，使得其不能前进半步。马燧利用这个机会，全力进攻杨朝光，只用了三天时间，全歼杨朝光的五千人马，打通了昭义镇通往邢州的道路，同时也使自己在援救邢州的同时，避免了腹背受敌。五天后，马燧进至距离临洺城50里地方。田悦知道消息后，留下部分人马继续围攻临洺城，自己率精兵前来阻击马燧。可是田悦并没意识到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自己已经陷入马燧和临洺城守军的夹击之中。当田悦带领人马拉开阵势与马燧对峙时，他一定想不到留下继续围攻临洺城的那部分人马已经开始逐渐陷入被动。田悦走后，临洺城的守将张伾开始转被动防守为主动进攻，经过几次交战大败敌军，解了临洺城之围，并出兵尾随田悦大军，与马燧形成前后夹击之势。当田悦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时，战场的局势已经不允许他再做出任何补救措施。田悦只能在唐军的前后夹击中率兵力战，但终因寡不敌众，未能打破唐军的包围圈，最终全军溃败，只带领少数几十名亲兵突出重围，连夜撤回漳水以东驻守。马燧首战告捷，接下来他并没有给田悦任何喘息之机。虽然田悦退到漳水以东后，李正己之子李纳和李惟岳派兵一万急速增援，但马燧还是决定强渡漳水主动进攻。当时淄青军在左翼，成德军在右翼，共同对漳水河上的长桥形成合围之势。从表面形势看，马燧只要渡河就会遭到合围之势，但马燧却采用了避实就虚的策略，成功渡过漳水。马燧夜间让士兵用铁链将几百辆大车连接起来，车里塞满黄土，在长桥下阻止河水流过，趁着水流变浅的时候，马燧带领人马成功涉水过河。田悦、李惟岳等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马燧会用这样的方法渡过漳水，当他们反应过来时，马燧的人马已经迅速向他们发起冲击。在黎明的曙光中，漳水岸边杀声震天，唐军在马燧的率领下越战越勇，此役斩杀叛军两万余人，俘虏三千余人，叛军遗尸狼藉，前后绵延将近三十里，其中李纳率领的淄青人马几乎被全歼，而田悦和李惟岳带领残部各自逃回本镇。唐军出兵河北首战告捷！河北战场告捷的消息很快传到了皇帝李适那里，让李适很是兴奋。此时自大的毛病继续在这位年纪已经不再年轻的皇帝身上体现出来，极度自信的李适立即下诏征发各道军队讨伐三镇。当时西自关中，西南到蜀中，南到江、淮、闽、越，北至太原，都派出军队参战，在李适的号召下，可以说战争的规模开始扩大。事实上当时李适的做法极为不明智，因为刚刚止戈的大唐帝国犹如一个大病初愈的人，是无法再经受折腾的，他并不明白一旦战争发展到一定规模，无论是谁都无法再驾驭与控制。尤其当朔方军将领唐朝臣趁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去世，进而击败其子李纳，打通了徐州通往江淮的要道，保障了大唐帝国的物资供应线后，更加增添了皇帝李适削平藩镇的信心。于是他下令让河朔三镇之一的幽州平卢节度使朱滔从北方南下进攻成德镇。朱滔是个心机深沉的人，接到皇帝陛下的诏命后，从明面上他是不能拒绝的，但朱滔本能地想到了皇帝让自己出兵，有借着平叛的名义进而削弱自己的目的，所以朱滔并没有立即发兵，而是
往无前的豪情，激励了所有的将士，将他的英雄气概带到了每一个部属身上。他是一团熊熊烈火，把部属身上的血都烧热了，将一群萎靡不振的残兵败将，烧炼成了一支死战不屈的精锐之师。他的知己程本直称他是“痴心人”，是“泼胆汉”，全国惟一肯担当责任的好汉。袁崇焕却自称是大明国里的一个亡命徒。亡命徒是没有家庭幸福的，日日夜夜不得平安。官居一品，过的却是亡命徒生涯，只因这十年之中，他生命之火在不断地猛烈燃烧。司马迁在《留侯世家》中说，本来以为张良的相貌一定魁梧奇伟，但见到他的图形，容貌却如美女一般。我们看到袁崇焕的遗像时，恐怕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图像中的袁崇焕虽不怎样俊美，但洵洵儒雅，很难想象这样的一个人竟会如此刚强侠烈。金庸《袁崇焕评传》虽然大多用的是清朝篡改的历史资料，从而对袁崇焕过于溢美，写得不够客观，但他在该书的结尾对于袁崇焕的悲剧的最后总结却是发人深省的，金庸说：袁崇焕死后二百三十六年，那时清朝也已腐烂得不可收拾了，在离袁崇焕家乡不远的地方，诞生了孙中山先生。他向中国人指明：必须由见识高明、才能卓越、品格高尚的人来管理国家大事。一旦有才干的人因身居高位而受了权力的腐化，变成专横独断、欺压人民时，人民立刻就须撤换他。袁崇焕和崇祯的悲剧，明末中国亿万人民的悲剧，不会发生于一个具有真正民主制度的国家中。把决定千千万万人民生死祸福的大权交在一个人手里，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中一切灾难的基本根源。过去我们不知道如何避免这种灾难，只盼望上天生下一位圣主贤君，这愿望经常落空。那是历史条件的限制，是中国人的不幸。孙中山先生不但说明了这个道理，更毕生为了铲除这个灾祸根源而努力。民主，只有民主才能结束这种历朝历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怪圈。中国古代，天下是打出来的，权威是杀出来的，杀人如草不闻声，一将功成万骨枯！在中国古代从来没有和平的权力交接，有的只是不断变换的流氓打天下，唯一的硬通货就是人头和鲜血。几千年的中国历史逃不出《三国志演义》开篇的第一句话，“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仍然是《三国志演义》里的一句话：“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也。”只有把天下真正由天下人当家做主，而不是被人“为民做主”，只有实现了民本位，而不是专制帝国的“民为本”，这一切悲剧才能彻底不再重演！第十五章一个川妹子的传奇明朝辽东局势可以力挽狂澜者：熊廷弼，被魏忠贤陷害斩首后传首九边；毛文龙，被袁崇焕杀了；孙承宗，由于过于劳累，身体越来越差，经常便血，不能骑马，难以大用了。除此三人外，最可用的就是袁崇焕了，结果被崇祯一千五百刀剁了。辽东局势已经糜烂。就在己巳之变的前一年，陕西发生大饥荒，最终导致明王朝的终结者李自成、张献忠造反，如果说同时面对两线作战，本已虚弱的明王朝很捉襟见肘的话，那么贵州的奢安之乱更是让明朝三线作战了。还好，一位美女军事家横空出世，她在平定奢安之乱中立下大功，最终使得明朝由三线作战变为两线作战，她就是前面己巳之变中进京勤王的中国最美女军事家秦良玉。秦良玉，字贞素，1574年出生，四川忠州（今重庆忠县）人。她文武双全，善骑射，通诗文，且长得很漂亮（仪度娴雅）。根据重庆官方对秦良玉所遗留下来的蓝缎平金绣蟒袍测定，其身高186cm左右。秦良玉有两个哥哥、一个弟弟，她是家中唯一的女孩，父亲尤其爱她，认为虽是女孩子，也应学习武艺，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平蜀难平，四川一带经常战乱，如果不会武艺，就只能“徒为寇鱼肉”。1599年播州（贵州遵义）宣慰使杨应龙发动叛乱，史称播州之乱，这是秦良玉军事生涯的开始，在平叛战争中，秦良玉初露锋芒，“连破金筑七塞，取桑木关，为南川路战功第一”。1613年秦良玉的丈夫马千乘被太监邱乘云诬陷，冤死狱中，对于秦良玉这样的世袭土司，朝廷的规定是如果父亲死了，儿子继任，如果儿子年幼，就让妻子来继任。少数民族不像汉族那样只能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不能让女人担任政治职务。1621年沈辽之战，努尔哈赤攻陷沈阳、辽阳后，四川土司永宁（治所在今四川省叙永西南、辖境相当今叙永、筠连、古蔺等县地）宣抚使奢崇明和儿子奢寅上奏，自请调马步兵两万援辽，明熹宗一看，正愁东北没有精兵呢，少数民族骁勇善战，能为朕分忧再好不过。但明熹宗没想到的是，奢崇明的军队不是平乱的，而是造反的。奢崇明派遣部下樊龙、张彤在从自己的地盘出来后，并不是沿途跟当地交涉行军，而是直接走到哪杀到哪，九月十七日他派兵进攻重庆，很快占据重庆，攻合江，破泸州，陷遵义，建国号“大梁”。连战连胜后，奢崇明、奢寅父子率军数万分道向成都进发，先后攻陷富顺、内江、资阳、简州（四川简阳）、新都、龙泉（四川成都东南附近），十月十八日，包围成都。此时成都守军只有两千人，布政使朱燮元指挥成都保卫战。奢崇明父子的叛军用皮革作掩护蒙在战车上向前推进，朱燮元下令开炮，战车被明军火炮击毁。于是叛军手拿干柴填满护城河，建起土垒，形状类似竹屋，叛军躲在土垒下，一方面躲避城上的滚木礌石，一方面在此用弓弩向城上射箭。朱燮元在城上用竹子做成帘子的形状，以抵挡叛军箭镞，到了夜晚，朱燮元派勇士缒城而出，火烧用干柴做成的土垒，将土垒下的叛军全部烧死。第二天，叛军四面架起望楼，与城墙一边高，通过望楼攻城，朱燮元依然是火攻，派人出城放火，将望楼烧毁。就这样，叛军占不到丝毫便宜，相持数日后，又来了几千叛军援兵，他们推着一个状如大船的东西，高一丈多，长约五百尺，里面有好几层，最上面站着一个人，这个人披头散发，手拿宝剑。这种武器载数百人，士兵拿着弓弩和有毒的箭镞，前面用牛牵引，后面有人推着。城上守军见状，大为恐慌，朱燮元说：“大家别怕，这是吕公车，我有办法破它。”之所以这种武器叫吕公车，是因为其最早原型是由吕尚，也就是姜子牙所造。周文王讨伐商纣王死党崇侯虎的时候，周文王姬昌初战不利，大臣毕公高说：“我看这城外树木很多，不如砍下建造高车，把整根的粗大木头放在车上，等到半夜时候，悄悄地把车推到城边，每车用二十名壮士推动木头，去撞击城墙，不管它多么坚固，也一定会撞倒。”周公姬旦说：“如果敌军在城上把矢石抛下，我车上壮士不是要受伤么？我有一个办法，索性把车造得极高，高到超过他的城墙，可以临城俯视他们。车上壮士，各执戈矛弓箭，到了城边，并力和城上守军交战。他们保卫自己还来不及，怎么有工夫去抛矢石？”姜子牙说：“车上还可以再设两个搭钩，等到车到城边，便用搭钩钩住城堞，车上壮士就可以跳上城去。”于是周文王把这三个人的建议综合一下，建造了这种新式攻城武器，由于这三个人里姜子牙（吕尚）最有名，所以这类武器被后世称作吕公车。朱燮元一眼识破叛军这种武器属于吕公车的范畴，在战场上，对于一种大家没见过的新式武器，如果没有人能站出来貌似很懂地说出关于这种武器的情况，那么士兵很容易被吓得不知所措，而只要主帅一下子把这种大家没见过的武器讲出门道，顿时就会稳定军心。士兵们跟着朱燮元这样靠谱的统帅自然会备感踏实，有这样一种安全感，再大的敌人也能战胜。面对吕公车，朱燮元下令运来一批大木头，长木为杆，短木为轴，轴上套巨索，转索就能运动杆，通过这种类似抛石器的武器，发射千斤巨石，打出两个巨石后，吕公车就被砸坏了，而后朱燮元下令用巨石砸前面牵引吕公车的牛，牛被砸得疼痛不已，掉头就要跑。朱燮元一声令下，明军从城中杀出，最终大破城外叛军。可是，毕竟城内守军只有两千，越战越少，而城外叛军有两万，朱燮元派兵突围，请求美女军事家秦良玉和贵州巡抚发兵。此时奢崇明与朱燮元都在争取秦良玉，足见秦良玉的作用。秦良玉对奢崇明派来的人说：“你没听说过我们秦家世代忠良吗？我的哥哥秦邦屏、秦邦翰都在剿灭奴贼（努尔哈赤）的战斗中殉国了，只有我弟弟秦民屏从辽东归来，现在他的战创已经痊愈，我们姐弟当效死报国！”说罢拔剑砍死了奢崇明派来的人。秦良玉派兵四千进驻南坪关（今四川南川西南），扼重庆叛军归路，又分兵守忠州（今重庆忠县），秦良玉自统精兵六千自重庆沿江西上。贵州巡抚李标也派兵救援朱燮元。十月至十二月，秦良玉和李标共消灭叛军一万余，先后收复遵义等地。吴炽昌《客窗闲话》中记载了秦良玉与叛军作战的这样一个故事：一次敌人来了，秦良玉率军千人，每人拿一张可一发十矢的弩，她率这些弩兵射退了敌军，随后乘胜进军，接连收复三百里土地。她在此建立大寨居中，派亲兵在周围建立小寨，拱卫大寨。她将人民中强壮的挑出来进行军事训练，在达到人和后，她在地利上下功夫，在寨外挖掘壕沟，壕沟里放有毒的蒺藜，上面铺上不结实的板子来隐蔽。在壕沟周围设置机关，一旦敌人踩上，机关就发射有毒的箭镞。在寨边的屋子里，她把老花镜和近视镜摞在一起，装在筒中，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望远镜，本来寨就在高处，再如此设置，两眼5.2的能看清百里外的人马，这就是观察哨。然后为了让情报传递快，她用长绳把寨边的观察哨里悬挂的铃铛与寨内连接，在观察哨的士兵把观察到的情况写下来后，一摇铃就有人听见声音，从而过来取情报，这个观察哨被秦良玉称作“天观”。怎么样，这个女人不寻常吧？——更绝的还在后头！秦良玉懂物理，根据固体传声最快的原理，她在地上放陶器，让人用耳朵伏在上面听，这样的话几十里外的人喊马嘶都能听见。听见后报信的方法与观察哨一样，这个东西被秦良玉称作“地听”。除此之外她还派大量间谍打入奢崇明内部，以获取情报。防御做得差不多了，该准备进攻了，秦良玉苦练精兵，她发明了一种先进的阵法——连翔阵。这种阵法是每名士兵拿一个喷筒，把用毒药煮过的细沙晾干后放入筒中。每支拿喷筒的队伍都有弓弩手护卫。交战时先把喷筒中的有毒的沙子往敌人眼睛里洒，敌人眼睛疼得睁不开后弩兵用箭射死敌人。此外秦良玉还对营寨做了其他设计，做的什么设计呢？一会儿仗一打起来您就明白了。秦良玉在军队、地利、情报、阵法都准备得差不多了时，敌人才来进攻。不知奢崇明是怎么搞的，也许他是一直害怕秦良玉吧，居然在秦良玉万事俱备的情况下派兵发起进攻。奢崇明估计秦良玉在这一带设了机关，于是让叛军驱赶着牛羊驼马在前，土车在中，叛军在最后。走到壕沟时，动物们踩在板子上后掉进壕沟被蒺藜扎死，有的动物踩上了机关，于是中箭而死。叛军将动物的尸体和土车用来填平壕沟，随后踩着被填平的壕沟冲入寨内。此时秦良玉率军撤退，并留下大量粮食，叛军争抢粮食。不久营寨地震，顷刻间寨塌了，粮食中的火箭、火球射出来，叛军死了几千，争着往外冲，此时秦良玉在寨外的兵将叛军堵截后全歼。这是十月至十二月期间秦良玉最大的一场胜利。在中国古代，女人受着三从四德的约束，在外面独当一面的人很少，像秦良玉这样的传奇女军事家就唯此一人了。张怀渭《题秦太保良玉传》：红妆玉貌秦将军，团花袍蹙金麒麟；横戈革檄东南征，三十万众箭飞蚊。奢酋播州昆冈楚，白杆所到山岳分；燕山十月雪风颠，披裘徒念征夫寒。速寄冬衣千五百，天家不费司农钱；九重诗到字龙虎，平台拜赠天颜欢。归来万马求蚕丛，夺得汝才大纛舞；归巫之山贼所营，下瞰我军如建瓴。本兵不恤全蜀倾，巡抚巡按安足云；将军扫境怒目嗔，帐下女儿皆铁甲；纵横风雨矗三峡，扼十三隘谁力争；一腔血洒蚊龙匣，鼎湖弓剑散人间。回首恩波四十年，金瓯破碎石柱存；江天北望空涕涟，当时杖剑皆如此；那有幺麽不可止；呜呼，巾帼中有奇男子。秋瑾：其一：古今争传女状头，谁说红颜不封侯。马家妇共沈家女，曾有威名振九州。其二：执掌乾坤女土司，将军才调绝尘姿。花刀帕首桃花马，不愧名称娘子师。其三：莫重男儿薄女儿，平台诗句赐娥媚。吾骄得此添生色，始信英雄曾有此。用美国作家米勒的话来形容秦良玉的事迹再恰当不过，“女人看似柔弱、沉默，其实她们比男人更加坚韧，道德和良知更加坚定，能够面对人生巨大的变迁和伴侣的兴衰浮沉，并能在关键时刻比男人更果决、更富有远见。”秦良玉的事就说到这。另一边，朱燮元在秦良玉连战连胜之时，也继续着此前的胜利。他诱使包围成都的叛军头目罗干象反正，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二十九日，朱燮元以罗干象为内应，又遣部将设伏诈降，诱奢崇明至城下，再败其军，成都解围。历时将近四个月的成都保卫战胜利结束。朱燮元乘胜出城追击，先后收复资阳、内江、简州、泸州等四十余州县，明熹宗升朱燮元为四川巡抚。就在成都刚刚解围的时候，贵州水西（辖鸭池河以西地区）宣慰土同知安邦彦发动叛乱，自称罗甸大王，很快率军杀到贵阳城下，叛军包围贵阳，相持数日，贵阳城中粮绝，于是吃糠麸，糠麸吃完了，吃草，草吃完了，吃战死的将士的肉，死人吃完了，就杀活人，甚至吃亲生骨肉，连贵阳知县周思稷都自杀了，以自己的肉来作为军粮。贵阳总兵张彦芳公开组织杀人，人肉四斤值银一两。贵阳被围一年后，新任贵阳巡抚王三善才为贵阳城解围。一年下来，贵阳四十万百姓仅剩两万多人。之所以贵阳一直没有被解围，是因为秦良玉率军去收复重庆了，朱燮元率军去收复四川的失地了，自然没人管贵州了。天启二年五月二十八日，秦良玉所部收复重庆。至1623年叛乱被平定，奢崇明父子俱受伤而逃，投奔安邦彦。明熹宗令废奢崇明父子原先管辖的永宁宣抚司，设道府治理其地。在奢崇明父子被平定之后，还来不及对此二贼首斩草除根，朱燮元就要投入对安邦彦的围剿战争。由于战争涉及四川、贵州多支军队，指挥不灵，叛军屡战屡胜，解了贵阳之围的王三善被叛军斩杀，安邦彦所部发展到十万人。1628年新继位的崇祯任命在平叛中一直表现突出的朱燮元为兵部尚书，总督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军务，并任贵州巡抚，一切大权交给他。1629年朱燮元在永宁之战歼灭叛军主力，安邦彦、奢崇明被杀（此前1626年奢寅已经被部下杀死）。至此奢安之乱（奢崇明、安邦彦之乱）被彻底平定。奢安之乱叛军共被斩首两万八千人，被俘一万两千六百人，明军阵亡两千六百八十八人。奢安之乱是压垮明朝的第一根稻草，奢安之乱时的明朝还要与后金作战，两线作战力不从心，刚平定奢安之乱，就发生了全国性的饥荒，李自成、张献忠相继崛起，最终敲响了大明王朝的丧钟。第十六章蝴蝶效应：婚外情导致明朝灭亡？就在奢安之乱被彻底平定的前一年，崇祯元年（1628年），陕西、河南、山东、山西遭受了千年不遇的水灾、旱灾、蝗灾。天空中没有一丝云彩，赤毒的太阳更像个超级大火炉，烧烤着这早已经不起煎熬的大地，使得万物都要窒息。太阳把地上的每一滴水都毫不留情地吸干了，干涸无水的河床，令人窒息的空气，数以万计的难民，在烈日下忍受着煎熬。“水啊，水啊！”到处有人用舌头舔着干裂的嘴唇，一个个生命就这样离开了人世。大地上，布满瘦弱干瘪的尸体，他们或蜷缩，或俯卧，或仰躺，但脸上都是不甘心的神情。他们有的被晒死，有的被饿死，有的饿得不行直接自杀。死去的人什么都不知道了，活着的人眼睁睁看着亲人死去，苍蝇爬满腐烂的尸体，密密麻麻，叫人恶心。尸体发出恶臭，热气往上升
国历史上的大政治家这一类书，必可对此下国人发生大影响。这是我所要讲的如何研究中国政治史的大概。第三讲如何研究社会史一今天是讲“如何研究中国社会史”。大凡一个国家或民族，能维持一长时期的历史，到数百年或千年以上，并能有继续不断的发展与进步，即此可证此国家与民族，必有其一番潜在深厚的力量存在；必有其获得此项成绩之主要原因，为其历史发展与进步之所以然。我们最要者，当上察其政治，下究其社会，以寻求此潜力所在。关于政治方面，我已在上次讲过，此讲继论社会。中国社会坚韧性最大，持续力最强，故能延续迄今有四千年以上之悠久传统。而且又是推拓力最大、融化力最强。故即就目前世界论，中国社会依然最广大，能伸展到世界每一角落去。社会一词，亦是外来的新名词，中国古人称社会为“乡”。乡的观念，在中国一向极受重视。所谓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就十足透露中国古人对于社会重要性之认识。但西方人注意社会问题，则系近代的新观点。尤其是马克思，主张把社会形态来划分历史进程。他把西方社会分别为三形态：一曰奴隶社会，二曰封建社会，三曰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把此三种社会形态来配合于西方历史上古、中古、近代之三分期。他说，上古希腊、罗马时代是奴隶社会，中古时期是封建社会，近代则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他并推翻此后则必然为共产社会无疑。马氏的唯物史观及其共产主义之理论及预言，固为一般西方人所怀疑，且多持异议者。然西方史家终亦无法否认马氏所指出的社会三形态。因马氏所言之三形态，乃根据西方历史之已成事实归纳来说，并非向壁虚构。但就我们东方人看法，则马克思之历史知识实仅限在西方，彼所分别之社会三形态，是否可运用之于中国社会，则确系一大疑问。本人在首讲中，已指出任何一国与一民族之历史，必然会有其特殊性。我们决不认为世界人类历史，乃遵循同一轨道演进，而相互间可以更无异致者。不幸的是，我们现代的中国人，在辛亥革命前后，大家说中国自秦以下两千年只是一个专制政治。自五四运动前后，大家又说，中国自秦以下两千年只是一个封建社会。此种说法，只是把中国历史硬装进西方观念中，牵强附会，实际毫无历史根据可言。我在此讲中，拟扼要指出两点历史事实，来证明中国社会决不能和西方中古时期之封建社会相提并论，以摧破近代中国人此番无据之谰言。我在上次已说过，西方封建社会乃起于北方蛮族入侵，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此时不仅在上无一个统一政府，连地方政府亦无法存在。社会上各自投靠依附于较大势力者以求自保。如是自下而上，逐层筑起了一种封建的架构。我们通常说，西方封建社会中，有贵族与平民两阶级。自经济观点言，贵族即大地主，平民则是地主属下所统辖的农奴。但在中国历史上，自秦迄清，在上始终有一统一政府。统一政府之下，并有郡县地方政府。是否可说那时社会上的知识分子即等于西方封建社会中之那辈大地主？中国社会知识分子固亦有拥田产收田租者，可是在他们田产上从事耕种的民户，是否亦相等于西方封建社会下农奴的身份？首先中国社会知识分子，并非即是封建贵族。其次绝大多数农民，都系属于统一政府下之自由公民，则如何可说中国社会即相等于西方中古时期的封建社会呢？西方封建社会之地主阶级，是世袭的贵族。但中国历史上之土地兼并，则系民间一种自由买卖。一辈士人经选举或考试，获得政府职位，借其俸禄所入而购置些少田产，自属在所不免。但此等地产，并无明定世袭之权利。往往传经一两代之后，又转为他人所有。而且中国历史上之知识分子及士大夫阶层与其耕户，同样都受政府法令统制。在经济上，贫富自有差异。在法律上言，则无显著之身份分别。国家对于裁抑兼并及平均地权，屡有新法令之规定与措施。如何说中国秦代以下的社会，便与西方封建社会相同？再就另一点言，我们都知西方封建社会之崩溃，系由自由工商人即中产阶级在城市中兴起，因而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替代了封建社会而兴起。但中国历史上之城市，颇多绵延有二千五百年以上的长时期。即如广东省番禺一城，秦始皇设三十六郡时，番禺即为南海郡之首府，距今在两千年前。又如江苏省之苏州，即吴县，此城在春秋时为吴国首都，直传至今，已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历史。此外如春秋鲁国都城曲阜，至今殆已有三千年之历史存在。诸位读西洋史，当知城市不在封建社会系统之内。近代西方城市兴起，在西方史家有许多专书叙述。但中国历史上之城市，则同时为政治与工商业之中心。而在春秋时代，城市工商人已有其一份在政府法令保护下之自由。例如春秋鲁昭公十六年，晋卿韩宣子欲向郑国取回一对玉环之一，但郑子产告以此环乃在贾人之手，政府无权向之索取。韩宣子又欲直接买诸商人，子产又告以郑国政府无权过问而作罢。举此一例，自由工商业在春秋时已存在，战国以下更不论。上面有统一的政府，下面有自由工商业，试问在此情况之下，是否会有如西方中古时期封建社会产生之可能呢？惟其中国历史是一贯绵延从未中断的，因此中国城市能有二千年以上之历史绵延，为数甚多。远在春秋时，城邑可考者当达两百左右，其间则有迄今超越三千年以上之长时期存在者。自秦汉推行郡县制，每县必有一城为其治所。汉元帝时，县邑一千三百余，此一千三百余城邑，其沿革都可考，至今绝大多数依然在原地址存在，或略有迁移。其城郭建置，自已经过不少次之改修与新建。要之，这些城市，不仅作为一政治中心，同时亦是一工商业中心。环绕着它的四乡，即凭此作为一物资集散之枢纽。此和西方中古时期之城市，独立于当时封建系统以外者大不同。论到中国城市之商业情况，在战国时，齐国首都临淄，已有居民七万户。论其口数，应在三十万以上，或可达五十万。如唐末黄巢之乱，广州一城死于战乱之番胡，为数有十万之巨。又如宋代金乌珠（兀术——编者注）南侵，苏州一城死者达五十万。至如扬州城，自唐迄清，始终为一大商业中心，所谓“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可想像其市场繁荣之一斑。至如历代首都所在地，如西汉之长安、东汉之洛阳，南北朝时代南方之金陵、北方之洛阳。唐代之长安、洛阳。宋代之汴京、临安。辽、金、元、明、清历千年上下之燕京，其居民之繁多，商业之旺盛，皆有史册可稽。如谓此等城市，乃是散布在封建社会中，而能相互融为一体，试问可有此说法否？在中国历史上，中国社会和西方封建社会比较最多相似处，似当在蒙古统治下之元代。但我们若一读马可波罗之东方游记。便可感到即在元代，东西双方社会情形之仍不相似处。无怪西方人读马氏书，要认他为信口开河，像神话一样地不真实了。二上面只说了中国传统社会决不如西方中古时期之封建社会，来破近人之谰言。但中国社会究是何等样的社会呢？有人说，若非封建社会，则定是奴隶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了。我们当知中西历史并不定限在同一轨道上前进，中国历史有中国历史之特殊性，中国社会亦自有其特殊性所在。西方人做学问，喜创新名词，但西人所创名词，未必即适用于中国。我们若问中国社会究是何等的社会，我们只能自铸新词，再作解释。若一味抄袭，把中国社会说成为“亚细亚式的封建社会”，或“前期的资本主义社会”等等，如此牵强比附，终无是处。我认为中国社会之最特殊处，便是在中国社会中同时有士、农、工、商之四民。若我们必为中国社会定一名称，则不如称之曰“四民社会”，较为合宜。在此四民中，士之一民最为特色。其他社会中，很难找出和它同样的流品。春秋时，中国社会尚显分贵族平民两阶级，但在此时，士之一流品已渐兴起。士、农、工、商四字连用，始见于战国时代人书中。自秦以后，中国古代之封建贵族已全崩溃，于是四民社会遂正式成立。我认为直到今天，四民社会一名词还可适用。但历史常在变动中。秦以后两千年来，中国社会不能没有变。我试就此两千年来之中国社会再为划分，其最重要的划分标准，则乃侧重在社会中士的地位之变动上。就中国历史大传统言，政治与社会常是融合为一的。上下之间，并无大隔阂。其主要关联，则正在士之一流品。士是社会的主要中心，亦是政府之组成分子。中国向称耕读传家。农村子弟，勤习经书。再经选举或考试，便能踏进政府，参与国事。故士之一流品，乃是结合政治社会使之成为上下一体之核心。我将试照中国历史上关于此一方面之变动情况，来为中国社会再细加划分，约略可有下列之数时期：一、游士时期：此为春秋末贵族阶级崩溃，士人新兴之一转型期。先秦诸子百家，自孔子儒家始，此下像墨子、孟子、庄子、荀子、老子，乃至战国策士如乐毅、鲁仲连以及公孙衍、张仪等，他们各坏一套理想，或抱一片野心。有的凭其人格感召，有的鼓其如簧之舌，周游各国。朝秦暮楚，所谓“孔席不暇暖，墨突不得黔”。不遑宁处，以期行道得志于天下，因此而有百家之争鸣。上面结束了春秋时期的封建贵族社会，下面开起秦汉以下之士族新社会。我们可姑名此时期为“游士社会”。二、郎吏时期：此一段时期指两汉言。我初定此名，心甚不惬。因称郎吏社会，不易使普通人了解，此非稍熟汉代制度不可。因此又拟改称为“察举社会”。此一时期之士人，都须经过察举才得从政，亦或可称为“太学生社会”。因当时的察举，多须先经太学生阶段。总之，此一时期，上面的政府已变成士人政府，而士人参加政府之路径，首先是为郎为吏。士人得为郎吏之资格，则因经地方察举获入太学。故我拟为此一时期之社会定此名称。逮士人在政府方面正式奠定其仕途，于是其在社会上之地位与身份亦逐次提高增涨，于是在此时期之后半段，渐有士族兴起。我们亦可称之为“士族兴起的时期”，或径称“士族社会”。我们亦可说，封建贵族崩溃在春秋之末，而士族兴起则在东汉之处。而自战国至西汉，全为此两个社会之转型期。三、九品中正时期：此为魏晋南北朝时。此时期也可称为“门第社会”。乃承接两汉士族兴起，而达于士族全盛之时期，亦可称为“士族确立时期”。但我们不能即认士族或门第为封建，因当时仍有一个统一政府临制在上，而下面复有自由工商业资产阶级之存在。此项士族与门第，则因其为沟通政府与社会之一桥梁而特占地位，却与西方中古时期之封建贵族仍不相同。四、科举时期：唐代科举制度产生，而门第社会逐次崩溃，又为社会一转型期。下及宋代，魏晋以来相传大门第，几乎全部消失。此下便成为近代中国的社会，即“白衣举子”之社会。此种移转，本极重要，但因其只是渐变，非突变，故不易为人觉察。近人梁任公曾说：“中国历史没有革命，只有造反。”此语亦对。若要在中国历史上寻找像西洋史上的激烈革命，事殊不易。中国社会只在融洽的气氛下逐步向前推移，并不能在仓促间用暴力推翻这个，再在霎时间陡然来兴起那个。如先秦时期的封建贵族崩溃，唐代之士族门第崩溃，皆是社会内部之大变。但此等变化，皆在和平中展演，非关革命，故使人不觉。我们亦可称唐代科举为“门第过渡时期”。五、进士时期：科举进士，唐代已有。但绝大多数由白衣上进，则自宋代始。我们虽可一并称呼自唐以下之中国社会为“科举社会”，但划分宋以下特称之为“白衣举子之社会”，即“进士社会”，则更为贴切。我们亦可称唐代社会为“前期科举社会”，宋以后为“后期科举社会”。当然到了明、清时代，科举制度又已略有差别，略有变化，但我们却可不必再为细分了。我们亦可称西汉时代，为战国诸子百家中孔孟儒家独出得意的第一时代。此下东汉时期，印度佛教东来，中国道教继起，几乎由宗教势力来代替了传统的士势力。宋代则为孔孟儒家独出得意的第二时代，传统的士势力几乎又渐代替了宗教势力。所以中国秦以下之士传统，尤以汉宋两代为代表。清代之有汉学宋学之分者，其要由此。马克思对社会演进的看法，主要以生产工具影响经济发展之观点为出发，推论至极，遂成为一种唯物史观。我讲中国历史，则将社会中“士”的一阶层之地位变化，来指出中国社会演进之各形态。此乃就事论事，根据中国历史社会实况，而分别为以上各时期。却非先立下了一种哲学的历史观，来勉强作此支配。我之此说，亦仅在提供治史者作参考。如诸位能在此外有更好的分法，自可继续提出，再作研讨。总之，历史事实俱在，无论何种看法与想法，须求不背历史真实，则是一大原则。兹再据鄙意简括说之。士为中国四民社会中一领导阶层，农则为中国四民社会中之基本阶层。其他工商两业，留待下次细讲。要之，我们该根据历史实事求是，作客观之分析。西方人自据西方历史来作研究对象，其所得结论，未必可以全部搬到东方社会来应用。又且我们中国社会绵延四五千年，一贯禅递而来。故家遗泽，积厚流光。其所以能有如此之内蕴，必有值得我们作缜密精详推求之必要，则断无可疑。三现在再略述研究中国社会史之有关书籍材料的问题。普通意见，认为中国史籍一向只专重在上层政治史方面，关于下层社会史方面之资料甚感缺乏。实亦不然。从中国文化传统观点言，中国一向注重下层社会，更过于其注重上层政治，哪有对此方面之史料反付缺如之理。主要是中国史籍之记载方法，自有一套体例。若我们不先明白其体例，便不知何项材料应向何种书中或书中之哪一方面去找寻。即就正史论，其中所包有关社会史之材料已甚丰富，只我们未经细读，不知别择，遂误认为中国正史对社会下层史料不加注意。此事牵引太远，在此且不深论。此下当特别提出某集中特别材料，为研究中国社会所宜注意者。如我们有意研究唐以前的中国社会史，则有两种中国古学必须注意。一是氏姓之学，一是谱谍之学。此两种学问，其实仍是相通，可合作一种看。关于秦以前氏姓之学谱谍之学之有关中国史之研讨处，此亦略去不论。仅自汉代起，在当时社会，开始有士族兴起，又转成为大门第。整个社会便把氏姓谱谍来分别士庶，至今流传社会之百家姓一小书，则成于宋初。诸位莫谓百家姓只是一册通俗小书，在此通俗小书中，正可指示研究中国社会史一项特该注意的要目。古代有关氏姓谱谍各项材料，在百家姓此一小书之前的，现在都不完备存在，有待我们去稽钩考索。但在百家姓之后，中国社会家谱盛行，此项材料，到处可得。但从最近此一百年到五十年来，各姓家谱急速散失，只能在某些大图书馆中去查阅了。但真要了解中国社会之特殊性所在，此项材料，总是不得不注意。我们可以说，“家族”是中国社会组织中一最要的核心。但唐以前，族之重要性尤过于家。宋以下，则家之重要性转胜于族。而家与族之所由组成，以及其维持永远之重要机能，则在“礼”。要研究中国社会史，不得不了解在中国社会相传所重视之礼。礼之研究，有极专门的，但亦有极通俗的。如婚丧喜庆均有礼，而丧礼尤要，因丧礼与宗法相通。在唐代杜佑《通典》中，在此方面特所注意。自宋以下，中国社会已变，故马端临作《文献通考》，在此方面即忽略了。除宗族礼制外，中国一向有家训家教等一类书籍与散篇文章，流传保存下来的为数也不少，此等也该注意，可与上述材料共同研寻。除上举的一宗史料之外，研究中国社会史尚有另一种史料当注意，便是方志。中国地方志书，实是丰富美备。宋以下，省有省志，州有州志，府有府志，县有县志，甚至书院学校有志，寺观庙宇有志，乡里社团有志，山林古迹有志，分门别类，应有尽
腰痛精泄”，“陛下春秋鼎盛，精神强固，头晕眼黑等症，皆非今日所宜有”，“果如圣谕，则以目前衽席之娱，而忘保身之术，其为患也深”。卢洪春的意思是，万历皇帝因为胡搞女人太多，肾虚，“腰痛精泄”，才导致得病。由此说万历皇帝好色。但凡有点医学常识的人就知道他的话是否靠谱了，合着身体虚弱就是肾虚，肾虚是因为干女的，许多情况都会导致身体虚弱，比如劳累过度，比如身体其他疾病，卢洪春这种无端就把疾病同性欲联系起来的荒谬言论，在中国历史上是很普遍的现象，举个例子，鲁迅有一篇文章说：“我从小就是牙痛党之一……还记得有一天一个长辈斥责我，说，因为不自爱，所以会生这病的，医生能有什么法？我不解，但从此不再向人提起牙齿的事了，似乎这病是我的一件耻辱。……我后来也看看中国的医药书，忽而发见触目惊心的学说了。它说，齿是属于肾的，‘牙损’的原因是阴亏。我这才顿然悟出先前的所以得到申斥的原因来，原来是它们在这里这样诬陷我。”（《鲁迅全集》第一卷《从胡须说到牙齿》）牙痛居然跟阴亏联系到一起，最后定性为不自爱，胡搞女人。这就是中国古人的逻辑。你说，这种逻辑靠谱吗？关于正史记载万历好色的证据也就是《明神宗实录》卷一七九的这篇奏折的不靠谱的分析了。至于野史的记载嘛，据《万历野获编》记载，万历皇帝在夏天明月高悬时，便与宫女嬉戏，他让宫女四处捕捉萤火虫，装入袋子里，在和宫女嬉戏时将萤火虫放出来，萤火虫落到哪个宫女身上，他当晚就临幸哪个宫女。因此宫女为得到万历宠幸，纷纷把能吸引萤火虫的香水洒在身上。秋天，万历在红叶上写下唐朝王建的宫词前两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然后让宫女写宫词的后两句，“太平天子朝元日，五色云车驾六龙”，而后把红叶都抛到御沟中，如果万历写字的红叶和宫女的红叶能漂到一起，就令人取出红叶看，这张红叶是哪个宫女的，万历就临幸哪个宫女。到了冬天，万历会挑选美女和他一起在洛阳殿池子里玩鸳鸯戏水，沐浴后在锦榻上拥美女喝酒。这种野史的记载完全不靠谱，供人一笑尚可。万历好色说完了，再说万历贪财，为什么一个皇帝居然会被自己的大臣说成是贪财？日本明史专家田口宏二朗说：明代财政体系当中帝室也有某收入和经费，从内库的收入来讲，确有金花银（折粮银）和慈宁宫籽粒等重要的帝室经费来源。不过这些收入并不能算作帝室专用的项目。例如金花银原来是江南等地区的田赋，是属于户部管理的部分。嘉靖年间以后，这个项目虽然逐渐变成内库的收入来源，但到明末户部也一直干预金花银的收取和开销……可以说除了若干庄田收入等等以外，帝室原来没有专项财源。换句话说，万历皇帝之所以“贪财”，是因为皇室没有专项财源，于是不得不想方设法去获得一些私房收入，这才是所谓“万历贪财”的实质所在。最后说气，这指的是万历皇帝脾气大，那么万历皇帝脾气有多大呢？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张养蒙在奏折中给万历扣上了好逸、好疑、好胜、好货四大罪名，结果万历一笑了之，压根儿没理他。田大益在奏折里把万历同夏桀、商纣王、周幽王、周厉王、汉桓帝、汉灵帝、宋徽宗等昏君并列在一起，难道把日本打趴下，三百多年才缓过劲来的君主就成了这个样子？显然，田大益是血口喷人，万历皇帝依然没理他。吏部尚书赵焕指责万历不上朝，上奏说：“等到有一天蓟门遭到蹂躏，铁蹄兵临京郊，陛下您还能高坐在深宫中，以生病为理由推辞不上朝吗？”2蔡明伦在《论明万历中后期言官对神宗的批判》说：“这完全是毫无忌惮、汪洋恣肆，把神宗骂得体无完肤”，这是“士风日下，部分言官出于沽名钓誉的私心而故意耸人听闻”，“随着明朝中后期士风之日下，士大夫变得趋炎附势，追逐名利，好名之风颇盛”，“既然进言能带来这些好处，一旦冒险成功，升官会比正常情况快，所以一些言官在进言时惟恐不能激怒皇帝，甚至耸人听闻，故作激切，以遂其私”。面对这些言官的污蔑，万历皇帝在万历十八年说：汝等于常时每每归过于上，市恩取誉。辄屡借风闻之语，讪上要直，鬻货欺君，嗜利不轨，汝等何独无言，好生可恶，且汝等不闻“宫中府中事皆一体”之语乎？何每每搜扬君过，沽名速迁为？大臣也有许多同情万历皇帝的，比如于慎行就说：“当今圣上在位日久，熟知人情，每次看见言官骂自己的奏折，就说：‘这就是那老一套（此套子也）。’对于直言激切，直接骂得很厉害的，有时万历皇帝全不动怒，说：‘这不过是沽名钓誉，如果重重处罚他，反倒成就了他的名声。’”（《谷山笔尘》）雒于仁说万历皇帝酒色财气，酒没什么，色没有确凿证据，财有特殊原因，气根本就不对，于是万历皇帝这次真动气了，说要收拾雒于仁，首辅大学士申时行说陛下如果要处置雒于仁，无疑是承认雒于仁的批评是确有其事，外面的臣民会信以为真。最后，万历将雒于仁革职为民。在处理这件事的过程中，万历对申时行等人说：“他说朕好酒，谁人不饮酒？又说朕好色，偏宠贵妃郑氏。朕只因郑氏勤劳，朕每至一宫，她必相随。朝夕间她独小心侍奉，委的勤劳……朕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之财皆朕之财……人孰无气，且如先生每也有僮仆家人，难道更不责治？”说完了酒色财气，现在说万历皇帝二十年不上朝的问题，有清史大家说万历皇帝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所谓不郊就是不亲自祭祀天地，不庙就是不亲自祭祀宗庙，不朝就是不上朝，不见就是不接见大臣，不批就是不对大臣的上疏做批示，不讲就是不参加经筵讲席。这六项当中除了不朝、不见、不批以外，其他三项都只是形式礼仪上的套路，对处理国家政事而言，并没有实际意义，将之上纲上线，作为怠政的表现，是小题大做。万历之所以不做这三项，是因为他的身体很差，行动不便。杨仕和《南渡北归》的作者岳南在详细记载发掘万历陵墓过程的《风雪定陵》一书中说：万历一生多病，经常服药一事，文献都有记载。但随着国本之争愈演愈烈……臣僚们便把他的病源归罪于酒色过度……即使今天的明史研究者，尚有一些人与三百年前的臣僚持同一观点。其实，面对定陵出土的实证，应该打破这种近似偏见的结论。因为无论是棺内万历右腿蜷曲的痛苦形状，还是尸骨复原后，右腿明显地比左腿短的情形，都足以说明这位皇帝生前确实患有严重的足疾。有了这样的实物作证，而再以陈腐的观念，把万历的“足心疼痛、步履艰难”，一味地归结于贪恋酒色所致，这就难免有失历史公允了。（第十四章《打开皇帝棺椁》）(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至于不朝、不见嘛，的确如此，但不批则绝对不对，万历皇帝是二十年不上朝，但不代表二十年不办事儿，要不然脑袋早搬家了。黄仁宇说：“万历大部分情况下仅仅是对那些递补职位空缺，以及沽名买直，搬弄是非，动辄抗议漫骂的上疏不加批示，除了不理上述性质的文件以外，他照常批阅其他奏疏。”樊树志在《晚明史》中说：“神宗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处理朝政的主要方式是透过批阅奏疏，发布谕旨来进行。他始终牢牢地掌握着朝廷的大政方针，这从万历三大征的全过程可以看得很清楚。”综上，万历皇帝虽然二十年不上朝，但这二十年他一直在处理政务，也就是说，虽然万历皇帝二十年不上朝，也并没有对国家政治的运行造成什么实质意义的影响。万历皇帝是个追求真实的人，不喜欢祥瑞之类的造假，《明神宗实录》记载，有一天文华殿角门的石础，忽然显现“天下太平”的字样，大臣都以为是祥瑞，万历很不高兴地说：“这是造假！”皇宫中一旦有这一现象，素来都当作吉兆，然而万历却当场戳穿，可见他是个毫不虚伪的君主。这点比起后世称作一代英主的雍正皇帝强多了，雍正喜欢听人报告祥瑞，例如有人报告一颗玉米长四个穗子，稻田禾苗长数尺高，皇陵出现五色祥云，等等，雍正都对报告者加官晋爵。人无完人，万历的确有值得抨击之处，那就是万历后期对于太监的横行不管不问。万历刚即位时，他对于太监的不法也是想管的。一次万历跟大太监冯保去内市，发现宫里有什么，内市里就有什么，万历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冯保：“这些东西都是宫里出来的，先皇也知道这种情况，于是就用银子在这里买，赎回去。”万历：“朕不让这些东西流出不就行了？而且这些东西大到镜架，小到珠宝，是怎么从宫中出来的？每次宫里人出来，不是都有搜检（安检）吗？”冯保：“陛下，从宫里出来的，只有一样是不用搜检的，那就是粪车，这些从宫里偷东西的都是通过粪车运出来，总不至于粪车出宫的时候也检查吧？”万历一听，明白了，但他不甘心，他先后想了七个办法来治偷东西的，第一个办法是查宫中太监的祖宗三代，看是不是根正苗红，但这条没用，越是根正苗红的，家里越穷，越穷就越偷。于是万历想了第二个办法，清点宫中财物。他下令把宫中物品一样样登记造册，但也没用，宫里的东西，先用粪车从外运进来一个假的，放在那登记造册，然后再把真东西运走，结果导致宫里的东西假货越来越多。万历一看不行，就想了第三个办法，加税。万历下令在内市征收高额赋税，但是也没用，你加税，内市加价，嘉靖年间卖十两的珠宝，此时卖两百两，照样有人买。之后万历想了第四个办法，下令对从宫中偷东西的严加惩罚，可是也没用，太监的命根都剁没了，还怕死？死就死了，不死就赚了，接着干。之后万历想了第五个办法，对太监们进行教育，说这些宫里的财物都是大明朝的，要爱惜，但也没用，太监们觉悟没万历爷那么高。而后万历想了第六个办法，减少内市的开张时间，本来内市在每月二日、十二日、二十二日开张，万历下令改为每月只在十二日这一天开张。可还是没用，内市虽然只开一天，但变成了日市加夜市，一天一夜连轴转，照样不耽误。最后万历怒了，想取消内市，冯保说：“陛下取消了内市，东西就不通过内市往外卖了，今后宫里的东西被偷出去连回都回不来了。”万历一听，彻底无语，从此对内市不管了，对太监也不管了。这样就有了万历后期太监的胡作非为。万历时，太监高寀奉旨去福建征税，爪牙魏天爵、林宗文两人千方百计向他献媚，有一次提供一个秘方，说活取一千个小儿的脑髓作为药引子，可以使睪丸重新长出来，而且能御女生子。高寀非常高兴，就派亲信购买幼童，敲开头颅骨，取出脑浆。贫困的百姓不知高寀的“妙用”，有的就把亲生骨肉卖给他；市井无赖还用蒙汗药诱捕民间的儿童，献给高寀，换得重赏。高寀害死了许多人，以至于税监府院里的水池中，白骨累累。但是，他的性功能并没有半点儿的恢复。吴承恩得知此事后将其写进了《西游记》，详见比丘国那段。而在万历后期，有个小太监把假阳具插入宫女的下体，没想到拔不出来了，那女子竟活活胀死。（《万历野获编》卷六）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长期被病痛折磨的万历皇帝去世，年五十八岁，谥号“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史称明神宗。三百三十八年后，1958年9月19日，安葬万历的定陵在当时的北京政府主持被挖开，参加挖掘的考古工作队队长赵其昌在日记中十分详尽地这样描述了进入万历地宫的情景：我显然是置身于这阴间世界中了。仿佛觉得前方就有阴间的人影，他们的脚步在走动，他们的鼻息在轻轻地呼吸。他们静静地望着外边，望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此时，我感到这是一个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的夜晚，天空正飘落着毛毛细雨，我独自走到一块荒无人烟的墓地，野草丛生、碑石林立，猫头鹰依石而卧，黑暗里瞪着圆圆的、绿绿的眼睛冲我发着灿灿光芒，刺进我的心脏、我的肺管、我的血液，使我越发慌乱和沉闷，四顾茫然而不知所措。我想快速离开这阴森可怕的墓地，想尽量不发出一丝响动，免得引起死神的注意和追赶，但腿却在荒草泥泞中不能自拔，阴风凄凄、雾雨迷蒙，似有亡魂用手轻轻挡住我的眼睛，又好像死神在背后用力拽扯我破碎的裤管，我感到死尸的魂灵就在眼前，他那粗犷的鼻息热烘烘地在我脸上喷射，既像人，又像是浑身长毛的怪物，轻轻地、无声无息地引我前行。我知道这是幻觉，尽量保持头脑清醒。我在心中默念着，这虽是在幽黑的暗夜里穿行，但我仍置身于风尘飘摇的阴间世界。我是生活在阳间的人类来到阴间探索死神的秘密。但这种默念效果，似乎起不了多少作用。因为尘世间的烦恼忧愁、悲欢离合、恩恩怨怨、情情爱爱，统统都在心中消失。我记不起我来自哪里，要向哪里去。没有太阳也没有月亮，路也没有尽头，前方一片苍茫，似是秋后的茅草地，又似一片干裂的沙滩。我甚至都忘记了自己父母的容颜，并连自己的生存也不再记起，整个身心进入一个虚幻缥缈的世界。似入仙境，又似魔窟，天地一片混沌，阴阳融为一体，万事万物都成为似有似无，似明似暗神秘莫测、变幻无穷的东西。这种东西组成了一个诱人的世界，让人去寻觅，又让人望而却步……（《风雪定陵》）直接参与定陵发掘的人员，都未能善终：力主发掘的明史专家吴晗狱中自杀，死前头发被拔光；担负发掘指挥工作的郑振铎在出访阿富汗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途中，飞机失事遇难；开棺时的摄影师刘德安上吊了；考古专家白万玉神志不清，脑溢血去世……而关于万历皇帝的真相，酒色财气的指责大多靠不住，二十年不上朝对国家并没造成什么影响，一场抗倭援朝战争足以让他名垂青史。那万历皇帝执政的主要过失究竟是什么呢？我们该如何评价他呢？谈迁《国榷》中收录的民族英雄夏完淳的父亲夏允彝对万历皇帝的评价，是我觉得最客观的：“万历皇帝幼年继位，聪明睿智，一开始用张居正为内阁首辅，依法治国，朝令夕行，虽然有些过于苛察，但是人们守法严谨。万历注重边防，用大帅戚继光在蓟镇，以谭纶为督抚，一切唯戚继光之言是从。戚继光修建寨堡，又把自己在浙江练的昔日打倭寇的军队调到北方来与北边的军队一起训练，于是蒙古人二十年不敢犯边。万历皇帝用李成梁大帅在辽东，李成梁敢战深入，把东北各族杀得畏服。”“张居正骄悍，妄自尊大，最终他去世后全家倒霉了。接替张居正的人则远远没有张居正的才能，于是万历皇帝大权在握。万历为政宽大，人皆乐之，府库充实，士大夫都珍视气节，虽然没有姚崇宋璟那样的宰相，但与开元盛世不相上下。但自从郑贵妃得宠后，万历皇帝就逐渐怠政了，满朝文武纷纷上奏，万历皇帝更加厌恶，于是把这些大臣一个个罢免。但剩下的大臣一个个上奏劝皇帝勤政的呼声更高了。万历一看，干脆不如不理，从此不上朝。此后吏治废弛，风俗大坏。辽东一出事儿，将驽兵骄，练兵就要花钱，只能加税，赋税越来越高，老百姓越来越穷，于是流寇揭竿而起，朝廷土崩瓦解。胡虏和贼寇进攻越急，朝廷朋党内斗越甚，虽然持论者各有短长，但可以定论的是朝廷里的小人都是真正的小人，君子未必是真正的君子。老百姓越穷，当官的越贪污，风俗日坏，将士不知杀敌，只知害民，百官不知做事，只知聚敛，最终崇祯以一天上朝两次的勤政，也于事无补，只能任由明朝土崩瓦解。”第六章明宫三案万历皇帝去世后，其子朱常洛继位，年号泰昌，在此前后，发生了明宫三案，朝局大乱。明宫三案即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先说梃击案。“梃”是木棍，“梃击”就是以木棍打人，打的是新皇帝朱
被公侵犯肉体中文字幕无码眼，“你们也不瞅瞅这司南斗盘上的八卦排列。”我俩听得一阵迷糊，不约而同地向那司南斗盘望去，乾、兑、离、震、巽、坎、艮、坤？！这不是……“先天八卦，乾南坤北，乾为金，坤为土，针秉先天之金气，于乾为同体，于坤为金母，此针所以首南而尾北也。至汉张子房只用十二支，至唐一行除戊己二干居中只用八干……”耿婆的话戛然而止，冲着我俩摇头道，“这下面的我就不背了，人老了，这记忆力就差了啊。”这是清代孟浩所著《雪心赋正解》中的一段文字，是风水堪舆典籍中的一段经典诠释，说的就是先天八卦的地盘刻度。“汉张子房”便是张良，而当年他改进姜太公的奇门遁甲局七十二局为十八阴阳遁局时，用的也是后天八卦原理。如此看来，这个以先天八卦为基础的司南斗盘，年代确实是在三皇五帝时代。“说是这么说，不过老婆子也弄不懂这斗盘的奥妙。”耿婆叹道，“司南盘我见多了，可这个样子的却第一次看到，居然还会打上孔。”说到那个孔洞，按司南的构造原理来说更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从孔洞光滑的边缘可以看出，这是制造者刻意造成的，但司南上作为指针的磁石长勺需要底盘绝对光滑，如果出现这样的孔洞势必便会增加摩擦力，这样一来这个司南的精确度就会受到影响。三皇五帝、先天八卦、司南斗盘、圆孔……难道这块斗盘是另一件指南仪器的组成部分？！“也许我们都被惯性思维蒙蔽了。”沉默许久的晖儿突然道，“我想，这个司南指的应该是司南车，年代成于黄帝时代。”《晋书·舆服志》曾这样记载：“司南车，一名指南车，驾四马，其下制如楼，三级，四角金龙衔羽葆，刻木为仙人，衣羽衣，立车上，车虽回运而手常指南。”它是一种指示方向的机械装置，是在联合运用车轮、滑轮、各种齿轮和绳索的基础上的指南针的原始形式。晖儿的结论并非空穴来风，如果结合这块司南斗盘的以上特征，那么它很可能是指南车的方向标记部分，而那个圆孔便是导杆孔，用来穿出支撑木人的导杆。从三皇五帝的时代背景去追溯这块司南斗盘的确切时间，那么被锁定的目标就只会有一个，最早应用指南车的人——轩辕黄帝。“我参阅了姜老送我的笔记，上面的记载和这块司南斗盘几乎完全相符。”晖儿递过手中的笔记道，“只不过它的盘符设计似乎在凸显着奇数幻方阵列，我大约地列出了一系列算式，但却看不出结果。”那本泛黄的旧笔迹上清晰地画着与司南斗盘相似的图案，而从九宫八卦的标记上可以分明地看出，这块司南斗盘上刻意留下了清晰的数字。“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四八为足，五居其中。”我看着数字标记脱口而出，“这是洛书的幻方阵列，后天八卦是源自洛书，这个先天八卦怎么会遵循洛书原则？！”“我不是很熟悉河图洛书，但从幻方阵列来看，这个斗盘还有下一层含义。”晖儿迅速地在键盘上敲击了几下，S立即导入数据，屏幕上那个虚拟的司南斗盘立刻转动了起来，一阵变化交错间，新的数字阵列显现了出来。“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耿婆端详着屏幕上的图案缓缓道，“这先天八卦套上了后天九宫，才会把河图洛书给拧到了一块。晖丫头，你能不能把两个算式拼起来？”“已经拼起来了，这个算式的结果我看不出什么规律。”晖儿点点头，点出了一个综合的数字阵列，“不过，对亦凡来说应该很眼熟。”屏幕上由黑白圆点组成的数字阵列再次转动了起来，可就在停下的那一瞬间，我几乎惊叫了出来。二十九、残笑人间那正是一直出现在我家信箱中的神秘图形！世事往往总是如此，当你历经千辛万苦，辗转面对事态的发展，兜了一个大圈却发现又回到了起始点，通常这种情况会被称为“造化弄人”，但此时我的心情相对还算平静，至少现在的我已掌握了《闻风拾水录》的三大篇章，至少现在知道那图形是来自司南斗盘上的河图洛书组合，至少我有一群值得信赖的杰出伙伴。但即便有那么多“至少”，眼前这个谜题还是没能解开，作为被神秘势力看重的物件来说，司南斗盘的背后绝不仅仅是隐藏了一个算式图形而已。言大当初含糊其辞的交待误导了我的判断，言家五虎应该是在一年多以前把司南斗盘交给那些人的。事实上他们已在这块司南斗盘上得出了相同的算式图形，只是看不出其中的奥妙。如果那些神秘信件中的图形是用以试探我的话，那么听风能力的甦醒，《闻风拾水录》书稿的出现以及那块神秘的铜镜就完全不是巧合了。甚至可以断定，迄今为止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对方处心积虑布下的一个“大局”，我们这些涉及此事的人都是局中的一颗棋子。而我，则可能就是盘活这个局的“活子”。“说起这个，倒的确有些奇怪。四派人中，你们听风一派是最少和其他派别来往的。”耿婆在听完我的分析之后，若有所悟道，“早些年间听派里的长辈说起过，这一派在古时曾犯过大忌，被一个强大的势力惩治了一番，再后来就销声匿迹了。”“犯忌？强大的势力？”我不由得惊异道，“难道就是莫曹背后的那股神秘势力？”“这就不清楚了，关于你们这一派的消息本来就不多。”耿婆摇头道，“如果不是见到你，我还以为听风一派早已灭迹了。”“对了，老凡，你爸妈就从来没和你提起过啥？”林岳好奇道，“或者有啥和平常人不一样的地方？”“没有，他们所做的和其他正常的父母一样。”我叹道，“除了在我高中那年莫名其妙地移居海外，把我一个人丢下。”“咦？对啊，老凡，你爸妈走的那年好像就是我爸出事的时候。”林岳眼睛一亮，“难道说，他俩去国外是为了……”“也许是为了保护你。”晖儿柔声道，“所以他们二老才那么匆忙地移居海外。”说到父母亲，我心中隐隐泛起了一阵酸楚，自从那年移居海外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二老，除去常规节日会寄来祝福卡片之外，甚至连一个电话都没有打过。不对，按那股神秘势力的手段，如果我父母是想保护我才被迫移居海外的话，那他们和我保持联络就一定会暴露我的所在，如此低级的错误断不可能出现在他们的身上，除非……“傻小子，别多想了，眼下只要找出背后那人，一切自然会水落石出。”耿婆拍了拍我的肩膀，安慰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世间万物冥冥中自有定数，多想无益啊。”接下来的两天內，我们穷尽了所有的智慧和知识，却始终无法破解出司南斗盘中的奥秘，那些奥妙的图形和复杂的数列就像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丝毫不肯露出它埋藏在洞底的秘密。至于韩笑，则一直是微笑着保持沉默。不过，他倒是没有效法三国时的徐庶，进了“曹营”就一言不发，时常还会和林岳斗斗嘴解解闷，两人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倒也趣味纷陈。每每遇到这种场面，S便会一声不吭地避开，这个爽朗的姑娘似乎变得心事重重了起来。也许，在S的心目中，韩笑已悄然占据了一席之地，只不过连她自己都无法确定对这个敌人究竟是怎样一种感觉。男女之间的感觉往往就是那么奇妙，如果可以那么简单就窥出所以然来，世间又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痴男怨女呢？井字楼的改造工程终于完工了，避开了那些繁文缛节的俗套应酬之后，我们各自准备好丹砂器具，只等当晚子时给那十二个尖顶“定阳”。子时为一天中的阴盛之时，但自这个时间起，自然环境中的阴气便逐渐衰退，因此子时也是由阴转阳的一个关键时段。定阳的原理便是利用这个恰好的时机，以纯阳的丹砂配合奇门遁甲中的阳卦顺序，逐一布设在那代表十二地支的火形尖顶上。这种做法就像是中医药理中药引的作用，而它所引发的便是地支亢阳局这帖良药。为了便于行动，莫炎弄来了四部带有免提耳机的步话机，分发给耿婆、林岳和我各一部，他自己也留用一部。当晚将由耿婆通过这些步话机，一一指导定阳的步骤顺序。晖儿和S则留在了旅店的房间内，由狴犴陪同一起监视着韩笑。在失踪了近七十二小时后，莫曹一定会觉察到其中的异状，以他的能力断不会找不到韩笑的所在。不过，我们离开的时间只有两个小时左右，即便莫曹亲临营救，在狴犴的保护下，晖儿和S还是可以全身而退。“一旦有事就立即通知我们。”我让晖儿和S各设置了一个手机紧急呼叫，把我和林岳的号码存入快捷键中。“放心去吧，这里不会有事的。”晖儿柔声笑道，“数字阵列方面我已经设计了一个程序，回来时说不定会给你个惊喜。”“没必要这么严加防范的，如果我想跑，也不会等到现在。”韩笑懒懒地笑着道，“能给口水喝吗？我有些口渴。”S看了看韩笑，悄无声息地递过一杯水，后者接过水杯毫不客气地大口喝了起来，那样子看来的确很渴。在九炎灵锁的作用下，他的能力已完全被禁锢了起来，但手脚还能活动，只是有些无力而已，现在韩笑的力量程度等同于一个三岁的小孩。“你……喝慢点……”S有些不忍，出言提醒之下却又有些犹豫。晖儿正在电脑边编写着程序，瞥见他俩的样子便戴上一副耳塞，随手打开了音乐播放器。“谢谢，长这么大，除了师父，你是唯一一个会来关心我的人。”伸手抹去嘴角的水渍，韩笑直直地看着S，笑容中有着说不出的落寞。“你那个冷血的师父会关心人？”S脸色变了变，声音有些僵硬了起来，“他除了让你帮他到处害人之外，还会做什么。”“我是个孤儿，是师父把我从垃圾堆里捡回来养大的，如果没有他，就不会有今天的我。”韩笑幽然道，“师父教会了我很多东西，不管他让我做什么，我都会去做。”“荒谬，你就没有自己的是非观念吗？！”S不禁有些怒意，“就算他救了你，养大了你，教会了你，这些就可以成为你替他作恶的借口吗？！”“在你们看来，师父是个十恶不赦的人，但对我而言，他只是在做他要做的事情。”韩笑脸色凝重了起来，“我认为对的就是好，我认为错的就是坏，这就是我的是非观念。”S不禁语塞，对于韩笑的这种论调，她找不出什么反驳的理由。莫曹的是非功过韩笑有着自己的判断标准，所谓的好与坏又何尝不是世人依据自己的好恶而订立出来的标准呢？在这些标准之间，所存在的不同也只是拥护者的数量多少而已。“Bingo！”晖儿兴奋地拍了一下手掌，电脑屏幕上一个信息窗口显示：“程序调试成功。”“程序完成了？！”S闻声走了过去。就在她转身的瞬间，韩笑嘴角露出了调皮的笑容，一个折纸小人落在了地上。伏在一旁的狴犴立刻机警地站起了身子，但很快却像被电击一般缩了回去。让狴犴害怕的是一根乌黑短小的木杖，杖头上雕刻着一个诡异的狐狸头，那正是当初韩笑用来克制它的风狸杖。而此刻，这把风狸杖再次出现在了韩笑手中。“折纸化虚。”莫炎看着手中的纸人恨声道，“他是故意被我抓住的。”在井字楼完成定阳之后，我们很快便回到了旅馆，可一进门便发现了蜷缩在一边的狴犴，被禁锢的韩笑已不见踪影，而晖儿和S同样失了踪。从韩笑留下的折纸小人来看，他是用了替身术，莫炎的九炎锁灵根本没有对他起到作用。在这近三天的时间里他一直在演戏，为的就是等待今天这个时机。“靠！当时我就该灭了这小子！”林岳显得格外暴躁起来。井字楼的顺利改建，韩笑故意被擒，司南斗盘落入我们手中，晖儿和S被绑架，这一连串的事件在我脑中不断拼接成形。很显然，我们又再次落入了一个精心布设的局，可对方想要的究竟是什么呢？“呜……”桌上晖儿的手机震动了起来，来电显示为“无法识别的号码”。“喂？”迟疑片刻，我接通了电话。“是王亦凡先生吗？”电话的一端传来浑厚的男中音。“请问您哪位？”我沉声反问道。“风钺。”“品茗阁”是一家古朴典雅的茶楼，据说是市内最好的茶楼，一杯茶的价格可以抵上工薪阶层家庭一天的伙食费。好茶本就无价，但对于这里的收费我丝毫不感兴趣。因为我不是来喝茶的。下午一点三十分，我们如约来到这里，一进门，迎面见到的便是莫曹那张亲切的笑脸。“果然准时。”莫曹微微欠身，做了个“请”的手势，“风爷正在楼上恭候大驾。”众人面色各异地看着莫曹，但都没有答话，脚下不停地向楼梯走去。“很抱歉。”莫曹紧跟一步，伸出手臂拦在了楼梯口，“风爷只见王亦凡一人，其余各位由我代为招待。”“你到底想做什么？！”莫炎冷冷道，“要动手，我奉陪。”“为了两位女士的安全考虑，请各位还是配合为妙。”莫曹不以为忤，依旧微笑道。“既然风爷如此盛意拳拳，那我单刀赴会一回又何妨？！”我淡淡地笑道，悄悄在莫炎的衣袖上拉了一把。“好小子，有点关云长的风采，你放心上去，咱娘仨在楼下陪陪这位莫大爷。”耿婆爽朗地笑道，眼中带着赞许和关切。“老凡，有啥事儿就吆喝一声。”林岳怪声道，“今儿就是来玩儿命的，谁找不自在，咱管够！”看到我的背影消失在楼梯拐角处，莫曹礼貌地将三人让到一边的茶座上，亲自斟起茶来，偌大的一间茶楼竟似已被包了场。二楼是环境优雅的茶厅，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坐在正中的茶桌边，专注地泡制着功夫茶，身旁的凳子上蹲坐着一只金色皮毛的猴子。见我上楼，那猴子龇了龇牙，脸上竟似带着得意的微笑。“请坐。”一盏冒着热气的茶水放在了桌上，看来那个空位是专门预留给我的。“风爷这么大费周章地精心布局，应该不只是让我陪你喝茶吧？”入座、品茶，我淡淡地问道。“茶之道，淡泊、静心，戒骄戒躁。”风钺抬起头微笑道，“在这个世上，心急永远不是成事之道。”我这才看清眼前这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风爷”，从相貌上来说这是一张普通到了极点的脸庞，如果混入人群，只怕很难在其间将他一眼认出。他的身躯高大魁梧，显得十分的健硕，但整个人却透着亲切与谦和，完全看不出一丝的霸气和狠毒。在商战交锋中，我曾遇到过一些强劲的对手，虽然城府不及风钺如此之深，但却有不少类似之处。对于这类人而言，你的急躁往往就是他制胜的关键。想到这里心中的焦躁情绪渐渐平复了下来，淡然微笑，一口浓茶抿入口中。“品茶以味而知趣，茶香绵淡，却入口浓郁。”我缓缓道，“茶如其人，意如其心。”“好一个‘茶如其人，意如其心’！”风钺朗声笑道，“知我者，非君莫属。”“巧赠铜镜，让我得到异于常人的能力，奇局迭出，多少次生生死死，”我晃了晃茶盏，将剩余的茶水倒去，“纵观前后，林林总总，表面的布局便有如茶香绵淡，而其中的深意则好似茶味浓郁。”“果然妙人，依你看来，这绵淡和浓郁孰轻孰重呢？”风钺颔首道，身边的金毛猴子自他手中接过茶壶，摇摆着为我斟满茶水。“无轻无重，所有的一切都只是烟雾而已。”大脑飞速地整理着思绪，这些天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思考，“若真要说‘重’，那便是我。”此刻，城市某处的一间屋子內，韩笑正目不转睛地看着S和晖儿。“这就是你的是非观念？”S的声音淡得有些出奇，脸上隐隐透出一丝悲伤。“我说过，不管师父让我做什么，我都会去做。”韩笑依旧笑着，眼中却带着同样的悲伤。S冷冷地闭上了眼睛，仿佛再也不想看到眼前这个曾令她犹豫不已的男人。“既然这样，你又为什么要救我们？”晖儿盯着韩笑的眼睛，缓缓道，“陈子浩的引梦戮魂局在最后关头功亏一篑，耿婆从现场的痕迹看出是有人暗中破坏的缘故。”“那能说明什么？或者说你想证明什么？”韩笑嘴角微微一扬，脸上的调皮浓重了起来。“你喜欢S，所以不想她受到伤害。不过，你自己都无法判断这种感情是不是爱。”晖儿继续道，“这一点上你的确是依照自己的意愿在做，直到你师父让你来绑架我们。”“有时候真的很羡慕王亦凡。”韩笑微微叹了口气，“能有你这么一个妻子，是他的福分
，值班室和办公室就不用铺了。在直接铺上稻草的地面上值班，挺适合那帮家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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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野真理子除了羽生以外还有很多敌人。而且，除了羽生之外，其他人跟她结仇的缘由都很明确，基本上都是因为一些可笑的事。比方说，根作有一匹马。根作这男人不管什么事都喜欢逞威风，喜欢鄙视别人，尤其是他这匹马，好像有什么特别之处似的。他经常说：“老子这匹马是日本第一的马。”于是他家孩子就把根作这个骄傲劲儿完全套用到了作文里，说自己家马懂人话，会回应人，跟楠正成[2]一样尽忠职守。于是真理子就在文章末尾加了一句评语：“下次让你爸爸买只日本第一的鹿。”过了十来天，根作才来学校抗议，看来他之前都没有反应过来。他牵着马缰绳闯到学校里，站在马身边，从早到晚发了一整天的牢骚：“你说老子是日本第一的马鹿[3]呗？还是说，这匹马是日本第一的马鹿？！不管你是哪个意思……”因此学校一天没能上课。从那以后，根作就跟真理子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不管什么事都明摆着跟真理子唱反调。另外，茂七曾经因为赌博被抓过。赌博是这村子里的恶习，把赌博当成日常娱乐的人不在少数。虽然没有放贷的老大，也没有靠走赌徒这一歪门邪路维生的，但农民晚上这点乐趣就是赌博。每年都有数不清的人被抓，那年茂七就被抓了。于是那一年小学的才艺表演大会上，就表演了赌徒赌到一半，遭警察破门而入的戏。然而，演被抓之人的正是茂七家的小子，他边哭边三跪九叩还不够，手还被警察绑在身后，嗷嗷大哭着被带走。茂七自然怒了。多数村民也怒了，因为他们都是赌博的惯犯。然而班主任真理子却说，这部戏是孩子们自发创作表演的，角色也是孩子们自己决定的。人们质问茂七家小子，他不仅点头肯定，还自告奋勇要演自己爸爸——诸如此类的真相也渐渐浮出了水面。这帮跟茂七一路货色的人没想到最后会自取其辱，于是越发憎恨真理子了。以上不过是其中的几个例子而已，真理子的敌人就像这样多。有一次村里碰巧要设置消防用水，按理说应该设置在民居密集地带，由此村民们的决定出奇一致——把真理子家拆了，设置在真理子家那个位置。因为已故的小野大佐离开家里，另立了门户，所以在这村子里没有自己的房子，他的遗属在战争期间就租了一间小农房，安排逃难期间的生活。我就任村长后，拆迁的日子到了，小野的遗属不得不搬出家门。小野的遗属除了真理子，就只有她母亲和弟弟，一共只有三个人而已。她弟弟却因为患有骨疽，一直以来都卧病在床。在这山村里也不可能有多余的住处，因此真理子一家不知该搬到哪儿去。这时候她学校的同事看不过去了，就决定把一家人收留在值班室，也没有问村公所和村议会的意见就自作主张让他们搬了进来。于是村里的人们在村公所的楼上开了个紧急会议商量对策。按照村议会的意见，学校这边的做法是公然与整个村子为敌，因此我站出来说道：“学校这边虽然不应该擅自进行处理，但是眼看着自己同事一家人没地方住，只有提供学校的值班室给他们这一个办法，办法本身没什么错。他们的办法一眼看上去像是在故意跟我们作对，可话说回来，依我愚见，他们会对我们抱有敌意，也是因为我们为了设置消防用水而牺牲了小野遗属的房子，没有给他们安排住处。总之，我觉得咱村的做法也有需要反省的地方。”我话刚说完，就有人大吼道：“你说的什么话！”是马和鹿的根作，他是村议会的议员。他说道：“没有房子能怎么办，还是说村长你能用魔术变出个空屋子来？”山村里的人有种天分，在跟人争论时用的比喻都很巧妙。“再说了，学校的值班室本来就是公共房产。不忍心看着同事有难是没错，那他们怎么不敞开自家大门来收留人家？把村里的公共房产拿来自己用，这贪污可贪得真离奇。”根作一口咬定，虚张声势地说道。农民们出人意料地擅长辩论，我就任村长以来深刻体会到了这一点。我曾经再三讲述浅显的常识给他们听，却多次遭到深刻的回击。我的坏习惯是爱多嘴，论据又站不住脚。我挨了根作的回击，只好沉默。“村长没用！”“别插嘴村里的政事！”“你忘了我们怎么约定的吗？！”在众人的责骂中，我果断离席了。我自认是个无为无能的村长，所以吃了回击就该干净利落退场的这点觉悟还是有的。然而他们在我离席后，似乎达成了一个奇怪的决议。之后的那个星期日，木匠突然闯到小学里，把办公室和值班室的地板托梁给拆了，拿了一部分铺在教室当地板，而办公室和值班室就变成了泥地。接到消息，我也赶去了学校。连我这个村长都被村议会议员及其手下的村民拦着，不让进入施工现场。一部分村民身穿消防服，看样子是要毫不留情地歼灭闯入禁区的人。“下戒严令了是吧。”我嘟囔道。“放肆！说话小心点，亏你原来还是军人呢。”羽生骂我道，脸上的青筋都暴出来了。前阵子羽生不小心说漏的那些话跟今天发生的事情一模一样，因此我想，今天这事多半是他带头的。于是我对羽生说道：“你前几天把几年来的账簿给我看，硬说再怎么挤也挤不出一块地板了，那是缓兵之计对吧。今天你这行为也太不讲道理了吧！”“哈、哈、哈！今天这事我可没花村里一分经费。这还只是个开始。根作都说了，只要能把那个骚货和她的同类从村子里赶出去，把他那匹宝贝马卖了都行。”“那鹿不就没脑袋了？”“放肆！”羽生又气得青筋暴起，村民围在我们四周哈哈大笑。流言传得真是快，这事被围在学校旁边看热闹的人传来传去，就变成了根作为了垫今天这笔木匠钱，把自己那匹宝贝马都给卖了。根作一听脸色大变，跑了过来。“村长在不？！人呢？！”羽生迎了上去，说等他好久了。“村长说话太放肆了。他说你把马卖了，鹿不就没脑袋了吗？”“哟！老子正是为这事儿来的。村长到底是凭什么讲这种蠢话啊？！今天的费用是老子把马卖了筹到的？老子什么时候说过要把马卖了？村长就这么恨老子这匹马吗？！想让老子把这匹马给卖了吗？！”羽生扑了个空，很是狼狈。“不，今天这事儿跟马没关系，今天的费用我可以自己掏腰包。这是两码事，总之，你过来一下。”羽生拉着根作的手，赶紧把他拉到一个没人的角落去了。我则四下找寻真理子。已故大佐是陆军，而我是海军，所以我们只偶尔在老乡聚会上碰过几次面，并没有深交。然而，同样身为军人，我没法眼睁睁看着故人的遗属遭遇今天这样的困境而不管。我想，如果他们没有去处，我可以提供一间我家的屋子给他们住。真理子不喜欢成为众人好奇心关注的焦点，也不喜欢别人同情她，就从学校逃了出去。真理子一直在山边的禅寺避难。我刚到那边，就先碰上了前几天打过照面的男老师。他瞪着我，眼里弥漫着浓烈的憎恶，他是禅寺的房客。“小学的老师是狗吗？！要在泥地上办公，在泥地上铺上稻草值班了是吧。你见过监狱吗？哪怕是牢房，只要是人住的地方就会铺着地板的！你怎么这副表情呀？！我的话听起来很奇怪吗？！”他在示威说自己不是狗，这点我也有同感，不过他这气势汹汹的态度我就不能赞同了。这确实跟狗没什么两样。我觉得，他跟戒严令之下的消防队员和村议会的议员一样，都只是龇牙咧嘴的狗而已。我不想回答狗吠，就去找真理子了。据说真理子避开众人，爬上了后山。后山是一片墓地。真理子坐在一块墓碑上，瞪大双眼，抱着胳膊。她就这么一直盯着我走过来，于是我也露出了苦笑，道：“今天我到哪儿都被人瞪呀。”“我的烟抽完了。”真理子板着个脸，撇开眼睛念叨道。“您也知道，我是个无为无能的村长，靠村长的力量帮不了你什么忙。幸好我们夫妇二人房子非常够住，房间可以随您使用。”真理子吸了一口我递出的香烟。“我处境看起来有这么惨吗？”“看起来是挺惨的。”“看来我还是别打肿脸充胖子的好。不过，更惨的时候我也遇过，都不止十次二十次了。只要我像这样在这儿发呆，就会有人过来，大家就会给点东西，也会有人给我烟，这不算什么。”“你这还是在打肿脸充胖子吧。”“应该不算吧。我呀，还要感谢羽生助理呢。因为他教了我在泥地上铺稻草也能睡觉这一招。被褥跟榻榻米可以叠起来收到壁橱里，清扫起来也方便得多。我昨天晚上睡在榻榻米上的被窝里还是睡在泥地上的稻草里，又有谁知道呢？不光是我，就算换成皇帝也一样啊。皇帝要是拿被子蒙着脑袋睡觉，露着屁股在茅厕蹲坑，就太荒唐了。从泥土和稻草里醒过来，爬出来，这才更像皇帝嘛。”“我原来也自暴自弃过。到头来开水只能烫伤自己，不能拿来喝，也不能拿来洗澡，想活下去只能用温水。如果意识到自己无为无能，就能在榻榻米上平凡地做梦。”“大叔，您有孩子吗？”“嫁人了，还有个儿子死了。”“最近，我什么时候用过这词呢？大叔这个词，我可能是想依赖别人了。真想有骗人的本事啊。”“来我家休养吧。”“不行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得从泥土和稻草里醒过来。我会时不时找您去要烟的，聊聊我在稻草里做的梦。帮我跟阿姨问个好。”真理子伸了个懒腰，走掉了。我沿着山路从墓地回到了家里。路上我曾经后悔过没有强行把真理子和她家人领去我家。我家人听了这件事以后眼看着就要站起来去接，她说：“为什么不领他们过来呀？我去把他们带过来吧。”看见她这个样子，我心里又改了主意。“算了吧。多可悲呀，我们甚至没有资格强行拦着她。”“这种事还要什么资格吗？”“要的。我是农民之子，当了半辈子军人，却不知道可以像她那样勇敢，选择睡在稻草里。我不配给她什么忠告呀！”我竟不知不觉泪流满面。我这一生已经在愚蠢之中过去了。已经没办法挽回了。我是男人，是军人，然而我却完全没办法像真理子那样挺身而出面对事情。更可况如今我已经年老体衰，我以前哪怕要是有真理子一星半点的勇气，多半也就得救了。3
真理子和她家人又搬回了满是泥土的值班室去住。有人说只有她患病的弟弟睡在自制的床上，铺了被褥，而真理子和她母亲则睡在壁橱里。也有人说他们在泥地上铺了稻草，在稻草里睡觉，诸说纷纭。这出乎意料的结果让羽生和根作等人吓了一跳，他们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我特地说了这样一番话：“我自认是个把村中政事都甩给大家去做的无能无为的村长，所以我也不多要求什么。不过我再怎么说也还是村长，所以希望大家有事好歹也能跟我报告一下，比如说你们的决定之类的，也征求一下我这个村长的意见。好比这次的事情，说不定也就能防患于未然。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才能，但我觉得我起码有一个长处，就是在尊崇中庸这方面不会落于人后。政治这东西要技巧，要策略，要随机应变，从某种角度来看像是非常复杂困难的东西，而换个角度来看，只要坚持中庸，就不会有什么大的过失。就这层意思来说，我觉得我这个无为无能的村长是不是多少也能有点存在价值？再说了，不征求村长的意见就实施村议会的决定，对我个人而言，我没有办法发挥自己这一点点长处，对村民而言，我也没有脸面对各位村民。在这里我想给大家提个醒，希望以后不要再发生这种事。”于是根作站起身说道：“老子也想给村长提个醒，不要每次都拿老子是个无能的村长来解决问题。您也知道，咱村的财政预算很紧张，像是预算不够就卖了根作的马来补缺这种方案何止是无能，简直是独裁，是暴君！拿无能来说事儿，不去解决困难，简直就是卑鄙！怎么样，你也该有点想法，想着老子自己要做点什么了吧？你也该有点觉悟，狠下心自己掏腰包，想着不够的预算老子来填了吧！只要投身到工作里面，人自然就会有这种心思，还是说军人即便当了村长也舍不得自己掏腰包？”“没错！没错！自己掏腰包出钱！”众人一片骚乱。其中还有人喊：“赎你当兵时候的罪！”还有人喊：“你打算当主子不成？”每一句都有如万箭穿心。我又说了不过脑子的话，才招来了这般苛责。我家里并不富裕。父母把田地留给了我，但我这种外行也种不好。幸好我当兵的时候为老父老母新盖了这间房子，如今我住上了。除此之外我也没有什么积蓄。如此想来，战争结束以来，我还是靠当村长的工资才改善了伙食。我一动不动地茫然站着，等到众人安静下来以后又开口说：“各位的话，每一句都打到了我的心坎上。各位骂的确实没错，我在这里深表歉意。如果我自己有积蓄，我也会自己掏腰包；如果我有政治家的才能，我也会四处奔走筹钱。这两样我一样都没有，我还玷污了村长的位置，全都怪我做事不够慎重。我在这里对大家深表歉意，希望辞去村长一职！”这是我发自内心的声音，然而对众人来说，好像在他们的意料之外。周围忽然安静下来，也没有人说话了。这时候羽生助理站了出来，令人想不到的是，羽生竟瞪着眼睛向众人说道：“各位议员对村长言辞太过失礼了。说起来各位当初推荐佐田海军大佐当村长的时候，是跟大佐怎么约定的？咱不是约好了，资金跟其他杂物都不用麻烦大佐吗？再说了，大佐清正廉洁，为人严谨，在军人之中也是一位堪称楷模的无比严谨正直的将军。怎么能跟这村子里自私自利、利己主义堆成的人相提并论呢！要不是世道如此，你们这帮人连爬到他脚边的资格都没有！就算死了，你们也不配跟他同坐一席！你们这帮人是堕入了畜生道的玩意儿！地狱的恶鬼会来把你们接走的！”羽生咄咄逼人的气势太可怕了，连我都下意识觉得脖颈上被泼了一盆冷水。因为出了这种事，当天的紧急会议搞得一团糟，我辞去村长这件事也就搁置了。第二天，我正犹豫着是否要去上班，羽生却特意来接我了。他说我得去上班，在村长座位上摆出一副神气十足的样子，不然这事收不了场，一边说就一边拽着我的手把我拉走了。“对他们来说，没有比自己吃亏更大的事儿了。他们不舍得为世界为他人投一分钱。”羽生还没生完气。他心境会如此转变是有原因的。这次是他带头找的事，却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所以同伙的气都撒到他头上来了。尤其这次找事还花了不少钱。这是村里预算之外的花销，说好大家一起承担。然而因为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所以首先金钱之恨就跑到了第一位。他们这么猛烈地批判羽生，也是出于不想承担费用。村里有流言说，最后费用全由羽生自己掏了。这么想来，羽生也是个不可思议的人物，或者可以说是个悲剧性的人物。他为了村子自己掏腰包东奔西跑，却少有回报，也没有人尊重他的意见。偶尔他的意见得到尊重，多半也是狡猾的村民们想把负担加在他身上。他也不像什么有钱人，先不说平时自掏腰包，就说这次的花费他是如何付账的呢？为了别人的事搞得自己都快头痛不已，可他却对他自身的损失和心痛不提半句。他下定决心，要坚持自己的本愿——把发生在他身上的苦难藏起来，忍着不对任何人说。反过来，却把那些害他遭苦受难的人想得要多坏有多坏，说他们的坏话。“既然事已至此，我就告诉您吧。小学的怪火是有人刻意放的。”他领我到村公所的途中，突然说了这么一句话。“你看见有人在现场放火了？”“我虽然没看到，不过根据种种迹象来看，犯人就是他，是根作放的火。”肯定是恨过头了，又把人想得这么阴险。他看我漠不关心，脸上露出了几分怒色，开始跟我解释道：“去年，我记得在小学发生怪火之前就起过三次火，每次都是因为用火不慎起的火。可是这村里竟然连续起了三次火，这是未曾有过的异常现象。当时根作是村里的消防队队长，他带头办的防火宣传周。他说咱村子在战争期间都没有做过防空演习，如果不在这种时候动真格的，万一着了火就不顶事了。所的关系，这间水室也已涨起了不浅的积水，水下状况不明使得我俩不敢冒然游水进入对面的孔道，只得无助地栖身在金属爬架上。“靠，你不是说那大耗子能力一般吗？”林岳嘀咕道，“现在整的跟个水陆两栖坦克似的，还配备‘水箭炮’的。”“要抱怨等活着离开这里再说！”林岳的话也是我疑惑的地方，或许是由于周边环境太过适合的关系，也或许是我刚才的血激发了它的能力，不管如何，现在的奚鼠已经不是用几张印纸就能轻易对付的了。“格嘎”一声怪响引起了我的注意，石壁轻微地晃动了一下，身下的水中猛然浮出一个硕大的脑袋，奚鼠从孔道中游进了这个水室。我急忙掏出七张浩土印纸，迅速在墙面上贴出了一个天罡北斗印阵，如果让它把石壁挖倒的话，我俩就只能得膏鼠吻了。浩土印阵的作用使得奚鼠不再挖掘石壁，甚至不再用水箭攻击，总算暂时安全了起来，但环顾四周情况之后，我的心又一次凉了下来。这个水室只有对面一个孔道通往别处，如果要爬进那个孔道就必须游过奚鼠身边攀上对面的爬架。当然，也可以飞过去，前提是如果我俩有翅膀的话。“都说‘不撞南墙不回头’，现在我俩想撞南墙而且回不了头啊。”林岳望着对面的石壁无力地感叹着。“南墙？！”我低头看了下腕表上的指南针，难怪奚鼠不再攻击，原来我们栖身的石壁是靠北面的水位，而且恰好被我用浩土印纸布下了印阵，无形中竟封住了奚鼠的力量源泉。不及细想，在弩箭上逐个划破双手的中指，咬破舌尖，用鲜血启动了浩土印阵。稍顷，水室中的积水汩汩地退去，直至浅没奚鼠的身体方才停下。“射它！”我怒吼一声，手中的弩枪连发数下，林岳的火力立即交叉攻击了过去，奚鼠暴吼连声，在不大的水室间左冲右突，背腹早已连中数下。“咔”，手中的弩枪突然卡住，弩箭用完了！伸手一摸腰间，我方才发现，所带的弩箭已在刚才的激战中全部用完，那边林岳也向我摆了摆手中的弩枪，看来他也已经弹尽了。“吼～～”突然一声巨吼，满身伤痕的奚鼠身躯猛涨，身上的弩箭尽数被逼出了体外，叮当落了一地，它的腹部竟又膨胀了几分。该死！我猛然醒悟，刚才射出的弩箭上粘着手指的鲜血！奚鼠又被鲜血激发了！墙面上的浩土印阵在吼声中微震了一下，几张印纸已经开始无风自动了。来不及招呼林岳，我拔出腰间的十字镐，飞快地穿上三张浩土印纸，一纵身，自高而下直扑奚鼠！“噗……”手中的十字镐结结实实地扎进了奚鼠的肩背，疼痛使得它狂暴地摆动着身躯，口中狂吼连连。我死死抓住十字镐的木柄，不让自己被它甩下身去，左手摸索着拔出匕首叼在口中，自袋内拿出最后一张浩土印纸穿在了匕首上。在伤痛和巨涨的腹部影响下，奚鼠的动作开始迟缓了下来，不再四处冲撞，只是时不时地抖动下身体，意图将我摔下地面。我松开十字镐，伸手抓着粗硬的鬃毛，自肩背爬上了它的头部。奚鼠觉察到我的行动，猛地摆动了几下脑袋，我叼着匕首用双手紧紧抓住它的耳朵，双腿则死命地夹在了脖项之间。“砰”地一声，背部忽然被什么猛击了一下，头颅一阵眩晕，胸口闷痛间我哇地吐出了一口鲜血，身体一歪险些跌落了下来。“噗……噗……”一阵连续的闷响，奚鼠暴跳着扭动了数下身躯，转了一个方向竟停止不动了。“老凡，没死的话快动手！我他妈和它玩儿命呢！”林岳的嘶声高叫将我的精神从恍惚中拉回现实。那小子左手匕首右手十字镐地站在奚鼠正前方，脚下掉落着一段尾巴。估计他是看到了奚鼠用尾巴偷袭我，跃身下来砍掉了尾巴，他的匕首和十字镐上赫然也穿着几张浩土印纸！“咳……你小子……居然把……”看着渐渐涨起的水势，我苦笑着看着林岳，他居然把浩土印阵上的印纸拿来做武器了，失去印阵震慑的奚鼠会更加难以对付啊。“靠！你他妈少废话，快动手！”林岳被奚鼠逼进了死角，拼力抵抗着吼道。打起精神，腿部发力夹紧奚鼠的脖项，我双手举起匕首猛刺进它的天灵盖，一片粘稠的蓝色液体喷然四溅，奚鼠哀嚎一声疯狂地跳动起来。抓着匕首的双手在徒劳的努力后终于滑脱了，身体被奚鼠甩在了一边，再度的猛烈撞击几乎令我昏厥过去，直到林岳将冰冷的积水泼上我的头部才恢复了意识。奚鼠慢慢地倒在了一边，鼓胀的腹部不断地抽搐，仿佛无力地苟延残喘着。我撑起身子，借着林岳的搀扶站了起来。一切结束了，大力地喘息了几下，大脑终于恢复了清醒。我刚想对林岳说些什么，一阵古怪的感觉骤然袭来，那种凶狠恶毒的气势竟是超越了刚才数倍，眼前早已倒地奄奄一息的奚鼠竟翻身爬了起来，那碗大的双眼中满是血红的光芒！“看来你刚才吐出来的鲜血又给它吸收了。”林岳无奈地说道，话语间居然还是那样的促狭，“早知道我也尝尝你的血，说不定可以变个超人什么的。”我无力和林岳打趣，此刻已经一败涂地，我俩完全曝露在奚鼠面前，毫无屏障可以躲避。沮丧间，腕上的香囊突然颤动了一下，一股淡黄色的光影自香囊中飘出，见风疾涨，不一时面前便凭空多出了一道黄色的土墙，与墙角构成了一个封闭的空间，将奚鼠阻挡在了外面。“靠！你小子什么时候学的这招？！”林岳兴奋道，“早点使出来多好？！”“我……”我一时间也被眼前的景象所惊住了，口中支吾无语，浩土印的能力还不至于如此神妙，我腕上的香囊……是彭侯的礼物在帮我？即便如此，可墙外的奚鼠还在，这土墙虽然是很好的保护屏障，但也等于牢牢地围困住了我们。正思索间，墙外传来了奚鼠的嘶吼和冲撞声，发疯似的声音仿佛正在承受着极大的痛苦，接着是一片令人发怵的血肉撕裂声和粘稠的啪嗒声，莫非奚鼠正在和某个突然出现的虚灵全力血拼着？我集中精神获取墙外的状况，却因土墙的封闭过于严密而无法感知。在令人作呕的疯狂声响后，墙外慢慢恢复了平静，四周安静得只能听到滴水声和我俩的呼吸声。“好像起作用了。”林岳莫名其妙地嘀咕着，拉了我一下，“老凡，把这墙去了吧。”“也要它肯听话啊。”我无奈道，毕竟这只是无意间出现的东西，也许根本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的。但就在我心念一动的当口，那土墙却倏然不见了，眼前出现的是满地的肉块和奚鼠那残缺不全的尸身，在一堆粘稠的蓝色液体间蠕动着血红色的两个肉团，应该是被奚鼠的利齿咬断的什么动物。在确信毫无危险之后，我俩上前查看了一下，奚鼠早已断气，残缺的身体已经开始慢慢地虚化消失。那血红色的肉团还在微微颤动着，似乎并未完全死透。就在接近肉团的时候，我又感觉到了那种凶狠恶毒的气息，但此刻早已微弱得像游丝一般。林岳用十字镐翻动了一下肉团，忽地转身呕吐起来，我忍着恶臭细看了一下，那肉团竟是奚鼠的胎儿，满口已成形的利齿间紧紧地咬着一堆内脏，奚鼠居然是在与自己的胎儿自残中死去的！“你小子用了什么药物是不是？！”我猛然想起林岳出来前的自言自语，不禁发问道。“呃……”林岳犯着恶心，心有余悸地望着那肉团道：“上回你说那大耗子是孕妇，我就琢磨着有啥办法能给它找点麻烦。进来前……呃……”林岳又是一阵翻江倒海的呕吐，这家伙亏得还是医生，解剖死人的时候也不至于呕吐成这样吧。他一边呕吐，一边用手指了指一边墙角的两个可乐瓶，我拐着腿走过去拾起，里面还残留着一些液体，闻闻瓶口一股刺鼻的腥味直冲脑门。“我想着……呃……孕期的都怕这个……就倒在了水里……”林岳还是无法继续完成他的“排放作业”。我站在原地一时哭笑不得，那瓶内装着的竟然是高浓度的麝香，一种足以让孕妇流产N次的昂贵中药！十一、探寻“也只有你小子才想得出那么损的招！”我歪在车后座上摇头感叹道。“黑猫白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林岳转过头来一付大言不惭的样子，“甭管法子损不损，咱小平同志的话就是最好的解释。”“好招，好招，用麝香导致奚鼠的灵胎反噬，让它们骨肉相残。”S一边开车一边寒寒地说道，“你们这些医生够狠的，难怪我进了医院就骨头里发寒。”“哎，这怎么说话呢。”林岳委屈地申辩道，“早知道就不告诉你下面的事情了，搞得误会我是个RP有问题的人。”“切，省省吧，就你那人品还值得一提？”S一脸不屑地撇了撇嘴，忽地眼神飘向了后视镜，与此同时眼前路口上方闪起了一阵光芒。“啊，被拍照了！”我懊恼地叫道，“S大姐，今年我就没几分了，您高抬贵手别超速闯灯好不好？”S并没有答话，一脸怪异地不断探查着后视镜。激战过后麻木不堪的脑部神经此刻自觉地进入了运行状态，车身后则传来了某种不同寻常的感觉。“刚才有东西在后面跟着我们，闪光那会后视镜里有个速度超快的影子。”S略带紧张地说道，眼前闪过的图像证明她所说的东西与我感应到的是一样的。那东西的速度并不比全速飞驰的车子慢，而且现在就在车尾紧紧地跟随着我们。“嗖”地一下，双膝上闪出一个黄色的东西，下意识间双手已成格挡状，但定睛过后我却不禁笑了起来。那黄色的东西正是之前我所解救的彭侯。“喂，发什么神经呢？”林岳莫名道，“笑得跟个猫头鹰似的，滲人的慌。”“没什么，原来是那个土里的小朋友来找我了。”我摆手道，“这会在我膝盖上趴着呢。”“哦，那你们慢聊，反正我俩看不见。”林岳索性头也不回地打起呼来，S只是瞥了一眼后视镜，并没有好奇什么。膝上的小家伙似乎非常惊恐，急促地喘着气，灰色的双眼求助似的看着我。怎么了？一种恐惧不已的感觉自彭侯身上传来，是什么东西让它如此害怕？身后……已进入状态的意识提醒我车尾那个东西竟还在紧跟不舍。伸手抚了一下彭侯发抖的身体，我寻思着与它沟通的方式，小家伙却紧盯着手腕上的香囊显出一付若有所思的样子来。它是来拿回之前送我的东西的？解下香囊掏出那块东西，递到彭侯面前，小家伙用前爪捧起块状物，抬眼和我对视了一下，又决定了什么似的将东西放回面前的手掌。诧异间彭侯的身体飞快地旋转起来，渐渐地化作了一团黄色的影子飘然进入黄色块状物。“你和你的小朋友在闹什么呢？！”S突然叫道，车子有如脱缰的野马一般在公路上扭动着，引来一片不满的喇叭声，“所有装置失灵，车子失控了！”不及开声回答，手中的东西猛地浮起空中，一片黄光大盛，光影间暴涨了数倍，瞬间飘出无数黑色的小蛇直蹿面门！那……那是，医院里的怪象在脑海中映出，难道这也是一本书吗？！“车子怎么了？！”林岳惊醒，害怕地在座位上缩作一团大叫道，“小姐你会不会开车？！别误人性命啊！救命啊～～”“瞧你那德性！”S啐了一声，摇摆的车身恢复了常态，“误你性命的不是我，车子暂时失控罢了，不知道王亦凡和他的小朋友搞了什么鬼。”“老凡！！”林岳冲我大吼道，大脑的意识清晰无比，可却无法作出任何的反应和动作，上次的经验使得我平静地接受着发生的一切。也就在这个时候，车尾紧跟的东西消失的无影无踪了。“快开回我家，回头和你们解释。”在文字的冲击后终于挤出了一句话语，眼前的黑暗慢慢包围了我的意识。……身下的温软让人有些不忍起身，但大脑的意识却在一阵烦躁中苏醒，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不断迫使我翻身坐了起来。身上换着睡衣，晖儿和衣伏在身边，我忍着脚伤溜进了客厅。S和林岳正歪倒在客厅的两张沙发上各自熟睡，疲惫的样子再度勾起昨晚的回忆。在书房坐定，拿出一叠白纸，脑中闪动着的文字在笔下洋洋洒洒地飞速铺就开来。这些书稿都是附着在虚灵身上？那之前的青黄色书本也是某个虚灵？这书到底是传自何处而又为何偏偏找上了我？清醒的一半大脑不住思考着，一个又一个的问号接连浮现。完成书稿的那一刻我没有立即翻阅，沉思半晌中对那叠纸张产生了莫大的疑问，冥冥中似乎有人在操纵着事态的发展。摆动了一下昏胀的脑袋，在甩去不适的同时也丢开了那萦绕的担忧，事态已是如此，何必过于追究？翻动间书稿的内容并没有什么令我格外惊讶的地方，这是属于《闻风拾水录》山水格局的一番文字记载，尤其着重分析了虚灵存在环境和风水理论的关系，正如之前所经历的情况一样。“扑嗵”，客厅里传来一声很大的响动，起身探看却发现是林岳从沙发上摔了下来，而晖儿和S则睡眼惺忪地望着他那滑稽的造型，不知发生了何事。“本年度最佳睡相奖得主非你莫属。”我忍着笑想上前扶起林岳，却被脚上的疼痛阻住了步伐。“得，不劳驾您，我自己起来。”林岳大大咧咧地爬起身来，一屁股坐回沙发，“反正是你的衣服，弄脏了不用我洗。”“亦凡，你好些了？”晖儿走到身边扶住我，轻声地问道，想起之前在下水道狠心挂断通讯，一股愧疚的感觉油然而生。“喂，喂，昨晚你吊完胃口就不省人事了。”S眼尖地发现了我拿在手中的书稿，好奇道，“难道又有什么心得要研究了？”在晖儿的搀扶下坐进沙发，我向三人简要地说明了昨晚车里发生的事情以及新书稿的大致内容，也许是连日来经历了不少的怪异，大家并没有感到多大的惊奇，却是对书稿的内容产生了兴趣。“我总觉得这篇书稿似乎能有点什么大用处。”林岳挠着头道，“不过现在脑子有点混，想不明白用处在哪里。”“你小子也算与我心有戚戚焉。”我笑着扬了扬手中的书稿，“这些记载正好可以找出剩下被天罡七印封印的虚灵。”“王亦凡，你该不是想找它们麻烦吧？”S一脸的不理解道，“照你的说法，天罡七印被破坏后，接下来的虚灵一个比一个厉害，这不是找死嘛？”“老凡的意思是预防胜于治疗。”林岳懒懒地说道，“你不找它，迟早有一天它会找你。”“乌鸦嘴。”S恨恨地瞪了林岳一眼，却也默许了他的说法。早饭间，我向大家陈述了一下心中的计划，结合两部书稿中的记载，变被动为主动，找出剩余的天罡七印所在，并想法加固印阵或是除掉已解封的虚灵。之前虚灵出现的方位分别是城市的东、南、北三个方位，根据五行方位学说，城西和市中心两个方位便是剩下的天罡七印所在的位置。“西为金，中为土，那剩下的虚灵应该是金性和土性的咯？”晖儿的五行知识在经历中也不断地增长着，“但天罡七印还剩下火、木、风、雷四个，数目不对啊。”晖儿并没有说错，单从五行原理和印阵克制来看的确存在不符，剩下的虚灵究竟有多少现在还未尝可知，我突然对布阵者的真正用意产生了莫名的怀疑，事情似乎并没有表面上看来那样的简单。但不管怎样，眼前我们却只能循序渐进地去探查。……市美术馆座落在市中心的繁华路段，独立的五层建筑有着中西合璧的风格，两条宽敞的主干道自南向北地盘延而至，在经过美术馆的两侧时却突然变窄，交错着在美术馆的另一侧分道扬镳。也许是担心狭窄的路面容易造成拥堵，繁忙的车龙在到达这里之前便分别绕开，以至于在这闹市的中心形成了一处别具幽静的所在。美术馆的走廊里稀落的走动着几个人影，踢踏的脚步声在空旷的四壁间来回碰撞，扭曲的回响像一把恶魔的鼓槌敲击在心脏的跳动之间。一楼雕像区，两名衣着严肃的男子正悠闲地逐个品味着布满全室的雕像，不时地小声议论着什么，那低语声微弱到几乎无法辨识。身形较高的男子时不时地看着腕上的手表，那是一块卡西欧的户外登山用表，可以准确地显示湿度、气压、方位和海拔高度。身形消瘦的男子似乎腿脚不便，手中拄着一支碳素登山拐杖，气定神闲的观赏着每个雕像，但若是仔细观察，却能发现，在高个男子看表的同时，他的头部会微微偏侧，仿佛在用心聆听着什么。“放着偏僻的城西工业区你不检查，非要到市中心来，你不是存心找不自在吗？”高个男子低声道，“一堆泥巴造型，都看不出个所以然来。”“省点力气，
就是浙东地区。大中十三年（859年）十二月，浙东地区爆发了由“起自田亩”的裘甫领导的农民起义。由裘甫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最初不过百余人，却很快攻下象山县（今浙江象山），并屡次打败官军进逼剡县（今浙江嵊县），使得明州（今浙江宁波）大白天也是城门紧闭。当时驻扎在越州（今浙江绍兴）的浙东观察使郑袛德立即派遣部将刘琼和范居直领兵三百，会同台州（今浙江临海）军共同镇压裘甫起义。咸通元年（860年）正月四日，农民军在唐兴县（今浙江天台）天台山的桐柏观前打败唐军，结果范居直战死，刘琼只身逃回。正月十四日，裘甫率领农民军攻占剡县，并招募将士，使得势力迅速扩大，部众达到数千人。郑袛德见首次镇压无果后，再次派出部将沈君纵、张公署、李圭率领新招募的五百名士兵进行镇压，企图夺回剡县。唐军于二月十日抵达剡县西南的三溪河畔，裘甫在河南岸设下埋伏，并派人堵塞上游河水，使得下游河水变浅可涉，然后在北岸布阵，迎接唐军的挑战。双方交战后不久，在裘甫的指挥下，农民军佯装败退，逐渐引诱唐军涉河追击。当唐军半渡时，裘甫下令释放上游河水，导致河水暴涨，唐军猝不及防，郑袛德的三员大将全部战死，五百名唐军士兵全军覆没。剡县大捷极大鼓舞了农民军的斗志，在裘甫的号召下，先前散布在浙东山中海上的小股农民军，以及其他地方的流亡农民四面云集在裘甫麾下，义军迅速扩展到三万人。裘甫自称天下都知兵马使，改元罗平，铸造“天平之印”，同时广聚钱粮，一时间声震中原。随后在裘甫的指挥下，义军兵分四路，先后进逼衢州（今浙江衢县）、婺州（今浙江金华）、明州、并攻破唐兴、上虞（今浙江上虞）、余姚（今浙江余姚）、慈溪（今浙江慈溪）、奉化（今浙江奉化）、宁海（今浙江宁海）等地，兵锋所到之处，官军全都望风而逃。对于朝廷而言，浙东地区军事力量历来薄弱，正所谓“人不习战，甲兵朽钝”，而一直龟缩在越州的郑袛德在接连吃到败仗后，一再上表朝廷告急，并向邻道求援。在郑袛德周边首先采取救援行动的是浙西观察使郑处诲，他派出一名牙将带领四百援兵援救郑袛德。不久后，宣歙观察使温璋也派兵进行援救，可是当时已经被农民军吓破胆的郑袛德在援军到来后，将援军统统调进越州城内以自卫。按照唐朝后期的财政管理规定，当藩镇兵被调出本镇跨辖界作战时，士兵的伙食要由作战辖区供应，称为“食出界粮”，这往往助长了桥兵悍将的贪欲。虽然当时郑袛德极力讨好援兵，伙食供给比朝廷规定的标准多出十几倍，耗费大量钱财，但援军仍不满意，不仅索取无度，而且都不愿意主动与农民军交战，并托词要求郑袛德派人充当向导，带路出征。而郑袛德的部将慑于农民军的威风，全都称病不愿意前往，郑袛德就是在这样一种杂乱不堪的局面下坚守城池，等待转机的到来。可以说，在农民军的强大压力下，浙东地区的唐军已经丧失了斗志，不少军将更是与农民军暗中互通声气为自己寻找后路。前边我们说过，浙东地区是唐朝兵力部署较为薄弱的地区，但这块地区却是唐朝后期中央财政收入的一块重要调取之地。《册府元龟》中《帝王部?纳贡献》中记载说：“天下贡赋既出江淮，时江淮人甚困二聚敛不息。”事实上，这也是导致裘甫起义的根本原因。而随着农民军实力逐渐增强，裘甫的起义军无疑成为刺入唐朝财政命脉的一把尖刀，进而危及大唐帝国对浙东地区的统治。浙东局势的不断恶化以及郑袛德平叛不力，使得朝廷不得不对浙东地区的形式进行重新估量。皇帝李漼让宰相们商议从朝廷挑选一名得力的武将取郑袛德而代之，宰相们建议起用曾经担任安南都护的王式。王式是历仕宪、穆、敬、文四朝元老大臣王播的侄子，虽然是一个长期依附宦官的官员，但却深谙兵法。咸通元年（860年）三月，李漼召见浙东观察使王式，询问平定浙东农民起义方略。王式认为，只要朝廷能够调集重兵，裘甫的农民军并不难剿灭。当时习惯干预朝政的宦官表示异议，认为调集重兵耗费资财太多，对此王氏提出不同意见。王式认为尽快剿灭农民军，朝廷才能做到真正节省资财，如果长时间拖延下去，朝廷迟早会被拖垮。李漼十分明白浙东地区对于朝廷的重要性，所以他同意按照王式的要求发兵，下诏调集忠武、义成、淮南三道方镇之兵归王式统一节制。当时获悉王式大军将至，裘甫军中最有谋略的副帅刘暀为裘甫提出了战略规划，他认为应该立即引兵攻占越州，依靠其城郭和府库财物为依托，然后派兵五千驻守西陵（今浙江萧山），沿着浙江修筑营垒，以阻止王式大军。同时铸造大批舟船，看准时机长驱直入浙西地区，以夺取当地财富，充实军队实力，然后回向加固石头城（今江苏南京）驻守。一旦成功后，宣歙、江西一带必然有响应者，然后派一员上将走海路直取福建，如此则朝廷财赋供给重地将全被农民军占有。当时裘甫义军处于流动作战状态，始终没有自己的根据地。而刘暀的战略规划应该说是切实可行的，如果成行的话，至少可以让农民军形成与朝廷分庭抗礼之势，算是比较有远见的战略规划。可是当时裘甫军中的另一名谋士王辂却认为刘暀的战略规划，只有三国时代的孙权才能做到。原因在于当时朝廷还可以维持大一统的局面，远远没到分崩离析的程度，他主张应该据险自守，并且陆耕海渔，一旦形势危急可以逃入海岛以自保。事实上，王辂对当时天下形势的估计完全错误，而且他的规划是一种消极防御战术。当时面对刘暀和王辂两种针锋相对的主张，裘甫始终犹豫不决，正是他的举棋不定，使得自己错过了与朝廷分庭抗礼的绝好机会。四月，王式率领大军进驻越州，开始着手布置围剿农民军，他严厉整顿当地军队纪律，使军将中那些临阵要钱要官的人全都缩手缄口，并严厉处置与农民军暗通声气的人，下令诸县开仓赈济百姓。王式的一系列做法可以说是对浙东农民起义采取釜底抽薪之法，缓和了当地的军民矛盾。对于如何剿灭裘甫义军的问题，王式依据当地形势，采取依据户籍从以往配居于江、淮的吐蕃人与回鹘人中选取三百名健壮者，配以骏马组建起一支机动灵活的骑兵，同时从当地军队挑选出四千人，让他们分路充当向导。随后王式开始调兵遣将，将浙东本军和北来援军进行混编，分成东、南两支，从越州出发两向夹击农民军。整个五月期间，农民军与王式率领的官军进行了大大小小十九次战斗，由于农民军缺少骑兵支援，进而连战连败，导致宁海失守，裘甫被困天台山一带的狭长地带，无回旋之地。刘暀愤怒之下将王辂处死，然后建议裘甫急速突围奔向宁海西南六十余里的南陈馆进行布防。裘甫当时采纳了刘暀的建议，但王式却提前判断出了裘甫义军的动向，他立即带领大军在南陈馆布下埋伏，专等裘甫的到来。五月二十九日，裘甫带领农民军来到南陈馆，结果在立足未稳之际，便遭到王式的迎头痛击，裘甫不得已突围至剡县，王式又急速追击，在剡县附近与裘甫展开多次激战。由于农民军缺少骑兵，而且装备十分落伍，因此抵抗官军时伤亡巨大。六月二十一日，在经过长时间的拼死抵抗后，裘甫和刘暀等人被层层包围的官军打垮，终于兵败被擒。八月六日，裘甫被押往长安斩首示众，浙东农民起义历时半年多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不过，此时以李漼为首的朝廷上下，一定不会想到裘甫起义仅仅是个开始，一波又一波的农民起义将会犹如风暴一般席卷整个帝国。李漼刚刚即位就遭到了浙东农民起义的严峻考验，幸好朝廷用人得当，很快剿灭了裘甫，使得李漼侥幸渡过了即位后出现的第一次政治危机。在裘甫被斩首后，李漼加封王式为检校右散骑常侍，以示对其恩宠有加。公元860年十一月，李漼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咸通”，据说这个年号是取自宣宗李忱写的《泰边陲乐曲词》中的诗句“海岳晏咸通”。但几乎就在裘甫起义的同时，大唐帝国的边境事实上也并不平静，西南地区遭到南诏的严重侵扰，出现了险象环生的局面。南诏反目李德裕当年在西南地区加强边防，使得南诏不敢进犯，但到了宣宗李忱在位时期，南诏与唐朝的关系又开始处于一种“入贡不时，颇扰边境”的状态。大中十三年（859年）八月，宣宗李忱去世后，唐朝派使者向南诏告哀。按照当时的臣属关系，南诏应该派人前往长安吊唁。当时刚好南诏王丰祐也去世，其子酋龙即位。酋龙高傲自大，既不对大唐使者加以礼遇，也不向唐廷表示哀悼。使者回到长安复命，陈说遇到的冷遇后，皇帝李漼大怒，于是拒绝对酋龙进行册封，实际上也就是不承认酋龙的地位。于是，酋龙自称皇帝，国号“大理”，并派兵攻陷了播州（今贵州遵义），唐朝与南诏由此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咸通元年（860年）十月，安南都护李雩出兵收复播州。虽然收复播州是件好事，但事实上播州并不归李雩的巡界，李雩收复播州属于越境行为，他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贪功求赏。但当时安南土著居民与唐朝边将的矛盾已经相当尖锐，例如大中年间安南经略使李琢私自下令以斗盐换取安南土著民的一头牛，使得土著民大为不满。李雩到了播州后，又擅杀当地土著首领杜守澄，进而进一步激化与土著民的矛盾，南诏人终于忍无可忍，于咸通元年（860年）十二月十三日，聚兵一万三千多人，突袭占领安南都护府所在地交趾（今越南河内）。李雩遭到重创后无所归依，只得被迫屯守武州（今中越边境）。南诏的侵扰十分出乎皇帝李漼的预料，在了解边关军情紧急之后，李漼在咸通二年（861年）正月，下诏征调邕州（今广西南宁）节度使之军援救安南。六月，李雩重新整编军队成功收复交趾，李漼为了安抚在安南势力庞大的杜守澄氏族，将李雩撤换，改任王宽为安南都护，并以失职之罪将李雩贬官为儋州（今广东儋县）司户。不过，李漼贬黜李雩的做法，并没有得到南诏的理解，此后南诏继续加大对唐朝边境的侵扰，并在七月攻陷邕州。对于唐廷而言，邕州失守是个巨大的打击，这等于是让南诏打通了北进的道路。事实上，邕州当时有重兵把守，本不应该如此轻易被攻破，之所以会被南诏轻而易举攻占，完全是因为唐朝边将腐败所致。本来朝廷从广州、桂州和容州三地共征发三千人马驻守邕州，规定每三年轮换一次。大中十年（856年），岭南经略使段文楚请准以供应这三千人的费用，在当地招募军队代替这些人驻守邕州，但实际上段文楚只招募到了五百人，所以还得借助三州兵力共同守卫邕州。大中十二年（858年）段文楚进京任职，李蒙接任岭南经略使职位。李蒙为了把空缺的戍兵名额粮饷归为己有，便找个理由将三州之兵全都退了回去，只以招募到的那五百多人驻守邕州，也就是说比先前的兵力减少了十之七八，因此这给了南诏乘虚而入的机会。南诏攻占邕州时，岭南经略使李蒙已经去世，新任经略使李弘源上任才十日。面对无兵可用的现状，李弘源被迫逃往峦州（今广西横县），南诏大军将邕州城洗劫一空后离去。皇帝李漼得知消息后，大怒之下将李弘源贬官，重新任命段文楚为岭南经略使去收拾邕州残局。南诏洗劫邕州后，又攻破巂州（今四川西昌）、进逼邛崃关（今四川荣经县），一时间大唐西南边境烽烟四起。咸通三年（862年）二月，南诏又大举进攻安南，经略使王宽频频向朝廷告急求援。皇帝李漼派遣湖南观察使蔡袭率领禁军三千赶赴救援，同时从许州、滑州、汴州、荆州、襄州、潭州、鄂州等地调集三万人马划归蔡袭指挥。南诏得知唐朝派出大批援军后，考虑到力量对比过于悬殊，于是暂时撤退以避唐军锋芒。五月十日，蔡袭率领大军到达安南，开始着手布防。事实上，如果蔡袭按部就班地布防，或许完全可以守住安南。但此时朝廷内对于经略安南产生了意见分歧，其根源来自于时任宰相杜悰的推荐。当时皇帝李漼听从杜悰的推荐，派左庶子蔡京节制岭南事宜。蔡京为人贪婪残暴，行事诡诈，可是杜悰却认为蔡京很有才干，所以委以要职。蔡京在当年三月进京，向皇帝李漼述职，也得到李漼的认可，于是被任命为荆襄以南宣慰安抚使。以往岭南分为广州、桂州、邕州、容州和安南五个辖区，全都隶属于岭南节度使管辖。蔡京奏请将岭南分割为东、西两道，李漼批准后加封蔡京为岭南西道节度使，并在授任的制文中称赞他是“识略甚远，智能超群”。此时蔡袭正在安南着手布防，以防止南诏卷土重来，但是蔡京唯恐蔡袭立功超越自己，便向皇帝李漼巫奏蔡袭是“武夫邀功，妄占戍兵，虚费馈远”，请求将戍兵各还本道。当时因为杜悰极力推荐蔡京，虽然朝廷很多大臣反对罢去戍兵，但皇帝李漼还是没有经过详细核实就采纳了蔡京罢兵的建议。蔡袭多次上奏认为，南诏虽然暂时撤退，但却始终伺机侵扰唐境，朝廷不可无不准备，应该至少留下五千戍兵驻守安南，可是奏疏递上去却犹如石沉大海。蔡京为政残暴，在辖区内设置炮烙之刑，因此引起邕州士兵极大的愤怒，结果被士兵们赶走逃入藤州（今广西藤县）。他为了掩饰自己的苛政，伪造敕书和“功打使”印，称奉诏招募乡兵攻打邕州，最终其乌合之众一触即溃，后来朝廷发现蔡京的劣迹，最终将他贬死在崖州。蔡京虽然得到了应有的报应，但他请罢安南戍兵之举却遗祸甚大。咸通三年（862年）十一月，南诏继续出动五万大军进攻安南，蔡袭向朝廷告急请求增援，皇帝李漼紧急征发荆南、湖南两道兵马两千人，桂管道三千人马援救邕州。十二月蔡袭在交趾再次请求增援，皇帝李漼又下诏让山南东道派遣一千名弓箭手增援，可是千里复原为时已晚，各路援军还在半路的时候，南诏已经将交趾城团团包围，蔡袭只得被迫据城坚守。咸通四年（863年）正月七日，皇帝李漼到城郊进行祭祀并大赦天下。可就在这一天，南诏大军最终攻陷了交趾城，蔡袭带领将士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身中十余支箭矢，突围到海边想乘坐监军的船撤离交趾，可是当时船已离岸，蔡袭最终淹死海中。李漼得到邕州陷落的消息后，只得下令诸道援军全都退守岭南西道，于是安南彻底被南诏占领。安南的陷落，不仅是唐朝国力衰弱，对臣属之地已经鞭长莫及的现实反映，更是朝廷任用边将混乱不堪的真实写照。最关键的是，大唐帝国的西南边境从此进入烽火连天的状态。此后的十几年时间里，唐廷不得不从内地调集大量兵力和物力来加以防御，加重了朝廷的财政困难，安南陷落于南诏，又引发了大唐帝国全局性的统治危机，后来的庞勋起义，就与唐朝西南边境严峻的形势有着直接联系。《新唐书》中《南蛮传中?南诏下》评论道：咸通以来，“蛮”始叛命……天下骚动，十有五年，赋输不内京师者过半，中藏空虚，士死瘴疠，燎骨传灰，人不念家，亡命为“盗”，可为痛心！可以说，南诏与唐朝反目成仇，兵连祸结，进而引起军民反抗，是导致唐朝衰亡的一个客观因素。不过，安南的陷落仅仅是个开始，咸通四年（863年）三月，在南诏成功占领安南后，继续挥军北上直逼邕州。高骈出征南诏并不仅仅满足于占领安南，在安南休整两个月后，继续挥动大军进攻左、右两江，直逼邕州城下。当时，岭南西道观察使郑愚见南诏军声势浩大，内心产生畏惧，上疏朝廷说自己是“儒臣无将略”，请求朝廷任用得力武将对抗南诏。于是，皇帝李漼决定以义武节度使（今河北定县）康承训代任，同时征调荆、襄、洪、鄂四镇兵马一万人，跟随康承训一同赴援邕州。康承训到了邕州后，由于南诏进攻更加频繁，皇帝李漼又继续征调许州、滑州、青州、汴州、兖州、郓州、宣州和润州八镇之兵共同增援邕州。咸通五年（864年）三月，南诏增兵至六
就是浙东地区。大中十三年（859年）十二月，浙东地区爆发了由“起自田亩”的裘甫领导的农民起义。由裘甫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最初不过百余人，却很快攻下象山县（今浙江象山），并屡次打败官军进逼剡县（今浙江嵊县），使得明州（今浙江宁波）大白天也是城门紧闭。当时驻扎在越州（今浙江绍兴）的浙东观察使郑袛德立即派遣部将刘琼和范居直领兵三百，会同台州（今浙江临海）军共同镇压裘甫起义。咸通元年（860年）正月四日，农民军在唐兴县（今浙江天台）天台山的桐柏观前打败唐军，结果范居直战死，刘琼只身逃回。正月十四日，裘甫率领农民军攻占剡县，并招募将士，使得势力迅速扩大，部众达到数千人。郑袛德见首次镇压无果后，再次派出部将沈君纵、张公署、李圭率领新招募的五百名士兵进行镇压，企图夺回剡县。唐军于二月十日抵达剡县西南的三溪河畔，裘甫在河南岸设下埋伏，并派人堵塞上游河水，使得下游河水变浅可涉，然后在北岸布阵，迎接唐军的挑战。双方交战后不久，在裘甫的指挥下，农民军佯装败退，逐渐引诱唐军涉河追击。当唐军半渡时，裘甫下令释放上游河水，导致河水暴涨，唐军猝不及防，郑袛德的三员大将全部战死，五百名唐军士兵全军覆没。剡县大捷极大鼓舞了农民军的斗志，在裘甫的号召下，先前散布在浙东山中海上的小股农民军，以及其他地方的流亡农民四面云集在裘甫麾下，义军迅速扩展到三万人。裘甫自称天下都知兵马使，改元罗平，铸造“天平之印”，同时广聚钱粮，一时间声震中原。随后在裘甫的指挥下，义军兵分四路，先后进逼衢州（今浙江衢县）、婺州（今浙江金华）、明州、并攻破唐兴、上虞（今浙江上虞）、余姚（今浙江余姚）、慈溪（今浙江慈溪）、奉化（今浙江奉化）、宁海（今浙江宁海）等地，兵锋所到之处，官军全都望风而逃。对于朝廷而言，浙东地区军事力量历来薄弱，正所谓“人不习战，甲兵朽钝”，而一直龟缩在越州的郑袛德在接连吃到败仗后，一再上表朝廷告急，并向邻道求援。在郑袛德周边首先采取救援行动的是浙西观察使郑处诲，他派出一名牙将带领四百援兵援救郑袛德。不久后，宣歙观察使温璋也派兵进行援救，可是当时已经被农民军吓破胆的郑袛德在援军到来后，将援军统统调进越州城内以自卫。按照唐朝后期的财政管理规定，当藩镇兵被调出本镇跨辖界作战时，士兵的伙食要由作战辖区供应，称为“食出界粮”，这往往助长了桥兵悍将的贪欲。虽然当时郑袛德极力讨好援兵，伙食供给比朝廷规定的标准多出十几倍，耗费大量钱财，但援军仍不满意，不仅索取无度，而且都不愿意主动与农民军交战，并托词要求郑袛德派人充当向导，带路出征。而郑袛德的部将慑于农民军的威风，全都称病不愿意前往，郑袛德就是在这样一种杂乱不堪的局面下坚守城池，等待转机的到来。可以说，在农民军的强大压力下，浙东地区的唐军已经丧失了斗志，不少军将更是与农民军暗中互通声气为自己寻找后路。前边我们说过，浙东地区是唐朝兵力部署较为薄弱的地区，但这块地区却是唐朝后期中央财政收入的一块重要调取之地。《册府元龟》中《帝王部?纳贡献》中记载说：“天下贡赋既出江淮，时江淮人甚困二聚敛不息。”事实上，这也是导致裘甫起义的根本原因。而随着农民军实力逐渐增强，裘甫的起义军无疑成为刺入唐朝财政命脉的一把尖刀，进而危及大唐帝国对浙东地区的统治。浙东局势的不断恶化以及郑袛德平叛不力，使得朝廷不得不对浙东地区的形式进行重新估量。皇帝李漼让宰相们商议从朝廷挑选一名得力的武将取郑袛德而代之，宰相们建议起用曾经担任安南都护的王式。王式是历仕宪、穆、敬、文四朝元老大臣王播的侄子，虽然是一个长期依附宦官的官员，但却深谙兵法。咸通元年（860年）三月，李漼召见浙东观察使王式，询问平定浙东农民起义方略。王式认为，只要朝廷能够调集重兵，裘甫的农民军并不难剿灭。当时习惯干预朝政的宦官表示异议，认为调集重兵耗费资财太多，对此王氏提出不同意见。王式认为尽快剿灭农民军，朝廷才能做到真正节省资财，如果长时间拖延下去，朝廷迟早会被拖垮。李漼十分明白浙东地区对于朝廷的重要性，所以他同意按照王式的要求发兵，下诏调集忠武、义成、淮南三道方镇之兵归王式统一节制。当时获悉王式大军将至，裘甫军中最有谋略的副帅刘暀为裘甫提出了战略规划，他认为应该立即引兵攻占越州，依靠其城郭和府库财物为依托，然后派兵五千驻守西陵（今浙江萧山），沿着浙江修筑营垒，以阻止王式大军。同时铸造大批舟船，看准时机长驱直入浙西地区，以夺取当地财富，充实军队实力，然后回向加固石头城（今江苏南京）驻守。一旦成功后，宣歙、江西一带必然有响应者，然后派一员上将走海路直取福建，如此则朝廷财赋供给重地将全被农民军占有。当时裘甫义军处于流动作战状态，始终没有自己的根据地。而刘暀的战略规划应该说是切实可行的，如果成行的话，至少可以让农民军形成与朝廷分庭抗礼之势，算是比较有远见的战略规划。可是当时裘甫军中的另一名谋士王辂却认为刘暀的战略规划，只有三国时代的孙权才能做到。原因在于当时朝廷还可以维持大一统的局面，远远没到分崩离析的程度，他主张应该据险自守，并且陆耕海渔，一旦形势危急可以逃入海岛以自保。事实上，王辂对当时天下形势的估计完全错误，而且他的规划是一种消极防御战术。当时面对刘暀和王辂两种针锋相对的主张，裘甫始终犹豫不决，正是他的举棋不定，使得自己错过了与朝廷分庭抗礼的绝好机会。四月，王式率领大军进驻越州，开始着手布置围剿农民军，他严厉整顿当地军队纪律，使军将中那些临阵要钱要官的人全都缩手缄口，并严厉处置与农民军暗通声气的人，下令诸县开仓赈济百姓。王式的一系列做法可以说是对浙东农民起义采取釜底抽薪之法，缓和了当地的军民矛盾。对于如何剿灭裘甫义军的问题，王式依据当地形势，采取依据户籍从以往配居于江、淮的吐蕃人与回鹘人中选取三百名健壮者，配以骏马组建起一支机动灵活的骑兵，同时从当地军队挑选出四千人，让他们分路充当向导。随后王式开始调兵遣将，将浙东本军和北来援军进行混编，分成东、南两支，从越州出发两向夹击农民军。整个五月期间，农民军与王式率领的官军进行了大大小小十九次战斗，由于农民军缺少骑兵支援，进而连战连败，导致宁海失守，裘甫被困天台山一带的狭长地带，无回旋之地。刘暀愤怒之下将王辂处死，然后建议裘甫急速突围奔向宁海西南六十余里的南陈馆进行布防。裘甫当时采纳了刘暀的建议，但王式却提前判断出了裘甫义军的动向，他立即带领大军在南陈馆布下埋伏，专等裘甫的到来。五月二十九日，裘甫带领农民军来到南陈馆，结果在立足未稳之际，便遭到王式的迎头痛击，裘甫不得已突围至剡县，王式又急速追击，在剡县附近与裘甫展开多次激战。由于农民军缺少骑兵，而且装备十分落伍，因此抵抗官军时伤亡巨大。六月二十一日，在经过长时间的拼死抵抗后，裘甫和刘暀等人被层层包围的官军打垮，终于兵败被擒。八月六日，裘甫被押往长安斩首示众，浙东农民起义历时半年多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不过，此时以李漼为首的朝廷上下，一定不会想到裘甫起义仅仅是个开始，一波又一波的农民起义将会犹如风暴一般席卷整个帝国。李漼刚刚即位就遭到了浙东农民起义的严峻考验，幸好朝廷用人得当，很快剿灭了裘甫，使得李漼侥幸渡过了即位后出现的第一次政治危机。在裘甫被斩首后，李漼加封王式为检校右散骑常侍，以示对其恩宠有加。公元860年十一月，李漼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咸通”，据说这个年号是取自宣宗李忱写的《泰边陲乐曲词》中的诗句“海岳晏咸通”。但几乎就在裘甫起义的同时，大唐帝国的边境事实上也并不平静，西南地区遭到南诏的严重侵扰，出现了险象环生的局面。南诏反目李德裕当年在西南地区加强边防，使得南诏不敢进犯，但到了宣宗李忱在位时期，南诏与唐朝的关系又开始处于一种“入贡不时，颇扰边境”的状态。大中十三年（859年）八月，宣宗李忱去世后，唐朝派使者向南诏告哀。按照当时的臣属关系，南诏应该派人前往长安吊唁。当时刚好南诏王丰祐也去世，其子酋龙即位。酋龙高傲自大，既不对大唐使者加以礼遇，也不向唐廷表示哀悼。使者回到长安复命，陈说遇到的冷遇后，皇帝李漼大怒，于是拒绝对酋龙进行册封，实际上也就是不承认酋龙的地位。于是，酋龙自称皇帝，国号“大理”，并派兵攻陷了播州（今贵州遵义），唐朝与南诏由此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咸通元年（860年）十月，安南都护李雩出兵收复播州。虽然收复播州是件好事，但事实上播州并不归李雩的巡界，李雩收复播州属于越境行为，他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贪功求赏。但当时安南土著居民与唐朝边将的矛盾已经相当尖锐，例如大中年间安南经略使李琢私自下令以斗盐换取安南土著民的一头牛，使得土著民大为不满。李雩到了播州后，又擅杀当地土著首领杜守澄，进而进一步激化与土著民的矛盾，南诏人终于忍无可忍，于咸通元年（860年）十二月十三日，聚兵一万三千多人，突袭占领安南都护府所在地交趾（今越南河内）。李雩遭到重创后无所归依，只得被迫屯守武州（今中越边境）。南诏的侵扰十分出乎皇帝李漼的预料，在了解边关军情紧急之后，李漼在咸通二年（861年）正月，下诏征调邕州（今广西南宁）节度使之军援救安南。六月，李雩重新整编军队成功收复交趾，李漼为了安抚在安南势力庞大的杜守澄氏族，将李雩撤换，改任王宽为安南都护，并以失职之罪将李雩贬官为儋州（今广东儋县）司户。不过，李漼贬黜李雩的做法，并没有得到南诏的理解，此后南诏继续加大对唐朝边境的侵扰，并在七月攻陷邕州。对于唐廷而言，邕州失守是个巨大的打击，这等于是让南诏打通了北进的道路。事实上，邕州当时有重兵把守，本不应该如此轻易被攻破，之所以会被南诏轻而易举攻占，完全是因为唐朝边将腐败所致。本来朝廷从广州、桂州和容州三地共征发三千人马驻守邕州，规定每三年轮换一次。大中十年（856年），岭南经略使段文楚请准以供应这三千人的费用，在当地招募军队代替这些人驻守邕州，但实际上段文楚只招募到了五百人，所以还得借助三州兵力共同守卫邕州。大中十二年（858年）段文楚进京任职，李蒙接任岭南经略使职位。李蒙为了把空缺的戍兵名额粮饷归为己有，便找个理由将三州之兵全都退了回去，只以招募到的那五百多人驻守邕州，也就是说比先前的兵力减少了十之七八，因此这给了南诏乘虚而入的机会。南诏攻占邕州时，岭南经略使李蒙已经去世，新任经略使李弘源上任才十日。面对无兵可用的现状，李弘源被迫逃往峦州（今广西横县），南诏大军将邕州城洗劫一空后离去。皇帝李漼得知消息后，大怒之下将李弘源贬官，重新任命段文楚为岭南经略使去收拾邕州残局。南诏洗劫邕州后，又攻破巂州（今四川西昌）、进逼邛崃关（今四川荣经县），一时间大唐西南边境烽烟四起。咸通三年（862年）二月，南诏又大举进攻安南，经略使王宽频频向朝廷告急求援。皇帝李漼派遣湖南观察使蔡袭率领禁军三千赶赴救援，同时从许州、滑州、汴州、荆州、襄州、潭州、鄂州等地调集三万人马划归蔡袭指挥。南诏得知唐朝派出大批援军后，考虑到力量对比过于悬殊，于是暂时撤退以避唐军锋芒。五月十日，蔡袭率领大军到达安南，开始着手布防。事实上，如果蔡袭按部就班地布防，或许完全可以守住安南。但此时朝廷内对于经略安南产生了意见分歧，其根源来自于时任宰相杜悰的推荐。当时皇帝李漼听从杜悰的推荐，派左庶子蔡京节制岭南事宜。蔡京为人贪婪残暴，行事诡诈，可是杜悰却认为蔡京很有才干，所以委以要职。蔡京在当年三月进京，向皇帝李漼述职，也得到李漼的认可，于是被任命为荆襄以南宣慰安抚使。以往岭南分为广州、桂州、邕州、容州和安南五个辖区，全都隶属于岭南节度使管辖。蔡京奏请将岭南分割为东、西两道，李漼批准后加封蔡京为岭南西道节度使，并在授任的制文中称赞他是“识略甚远，智能超群”。此时蔡袭正在安南着手布防，以防止南诏卷土重来，但是蔡京唯恐蔡袭立功超越自己，便向皇帝李漼巫奏蔡袭是“武夫邀功，妄占戍兵，虚费馈远”，请求将戍兵各还本道。当时因为杜悰极力推荐蔡京，虽然朝廷很多大臣反对罢去戍兵，但皇帝李漼还是没有经过详细核实就采纳了蔡京罢兵的建议。蔡袭多次上奏认为，南诏虽然暂时撤退，但却始终伺机侵扰唐境，朝廷不可无不准备，应该至少留下五千戍兵驻守安南，可是奏疏递上去却犹如石沉大海。蔡京为政残暴，在辖区内设置炮烙之刑，因此引起邕州士兵极大的愤怒，结果被士兵们赶走逃入藤州（今广西藤县）。他为了掩饰自己的苛政，伪造敕书和“功打使”印，称奉诏招募乡兵攻打邕州，最终其乌合之众一触即溃，后来朝廷发现蔡京的劣迹，最终将他贬死在崖州。蔡京虽然得到了应有的报应，但他请罢安南戍兵之举却遗祸甚大。咸通三年（862年）十一月，南诏继续出动五万大军进攻安南，蔡袭向朝廷告急请求增援，皇帝李漼紧急征发荆南、湖南两道兵马两千人，桂管道三千人马援救邕州。十二月蔡袭在交趾再次请求增援，皇帝李漼又下诏让山南东道派遣一千名弓箭手增援，可是千里复原为时已晚，各路援军还在半路的时候，南诏已经将交趾城团团包围，蔡袭只得被迫据城坚守。咸通四年（863年）正月七日，皇帝李漼到城郊进行祭祀并大赦天下。可就在这一天，南诏大军最终攻陷了交趾城，蔡袭带领将士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身中十余支箭矢，突围到海边想乘坐监军的船撤离交趾，可是当时船已离岸，蔡袭最终淹死海中。李漼得到邕州陷落的消息后，只得下令诸道援军全都退守岭南西道，于是安南彻底被南诏占领。安南的陷落，不仅是唐朝国力衰弱，对臣属之地已经鞭长莫及的现实反映，更是朝廷任用边将混乱不堪的真实写照。最关键的是，大唐帝国的西南边境从此进入烽火连天的状态。此后的十几年时间里，唐廷不得不从内地调集大量兵力和物力来加以防御，加重了朝廷的财政困难，安南陷落于南诏，又引发了大唐帝国全局性的统治危机，后来的庞勋起义，就与唐朝西南边境严峻的形势有着直接联系。《新唐书》中《南蛮传中?南诏下》评论道：咸通以来，“蛮”始叛命……天下骚动，十有五年，赋输不内京师者过半，中藏空虚，士死瘴疠，燎骨传灰，人不念家，亡命为“盗”，可为痛心！可以说，南诏与唐朝反目成仇，兵连祸结，进而引起军民反抗，是导致唐朝衰亡的一个客观因素。不过，安南的陷落仅仅是个开始，咸通四年（863年）三月，在南诏成功占领安南后，继续挥军北上直逼邕州。高骈出征南诏并不仅仅满足于占领安南，在安南休整两个月后，继续挥动大军进攻左、右两江，直逼邕州城下。当时，岭南西道观察使郑愚见南诏军声势浩大，内心产生畏惧，上疏朝廷说自己是“儒臣无将略”，请求朝廷任用得力武将对抗南诏。于是，皇帝李漼决定以义武节度使（今河北定县）康承训代任，同时征调荆、襄、洪、鄂四镇兵马一万人，跟随康承训一同赴援邕州。康承训到了邕州后，由于南诏进攻更加频繁，皇帝李漼又继续征调许州、滑州、青州、汴州、兖州、郓州、宣州和润州八镇之兵共同增援邕州。咸通五年（864年）三月，南诏增兵至六
到的主要是那桐一支的婚姻关系，对于其他几支基本未谈。后来她曾专门与我详细讲述过那晋一支的婚姻关系，但因这部书稿已经完成，未及收录。注238豆腐池胡同位于东城区西北部，东起宝钞胡同，西至旧鼓楼大街。由于胡同中有杨昌济故居，所以一般提到这个胡同，都以为豆腐池杨家的杨，是指的杨昌济。而事实上这两个“杨”并非一回事。注239张寿椿这里说的“二姐夫”就是察奎垣，详见本卷的奎垣口述。注240这里说的没错，奕劻确是清高宗弘历第十七子永璘的嫡孙，光绪十年(1884年)命其管理总理衙门。封庆郡王。1894年封庆亲王。注241五姑，即那桐的孙女张寿蓉，详见上文张寿蓉口述。注242方家胡同西起安定门内大街，与分司厅胡同相邻，东至雍和宫大街，为东西向。公益巷南端接方家胡同，北端接国子监，中间有个90°拐弯，是一个较有特色的小胡同。大经厂位于鼓楼东大街，骑河楼位于北河沿大街，与方家胡同几处都相隔甚近。注243这里说的中堂，系指张寿椿之母蒋坤图的祖上蒋攸铦，蒋攸铦是清嘉道时期的名臣，历任两广、四川、两江与直隶总督及刑部尚书、军机大臣等职，故曰“中堂”。史称其“精敏强识，与人一面一言，阅数十年记忆不爽”。其子蒋霨远官至贵州巡抚(《清史稿》卷366“蒋攸铦传”)。关于蒋攸铦的籍贯和旗分，蒋家后人、北京社会科学院袁熹教授有所考证，认为《清史稿》记载有些舛误，详见拙著《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上册蒋亚男、蒋亚娴口述。注244关于阎家，详见拙作《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上册蒋亚男、蒋亚娴口述，尤见访谈者按中的注释。阎隆飞(1921—)，生物化学家。北京市人，满族。194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生物系；194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历任北京农业大学副教授、教授，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注245大头瘟即流行性腮腺炎，也称痄腮。注246西安战干团，全名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是抗战初期国共合作的产物，由蒋介石任团长，副团长为胡宗南，教育长为葛武柒。按团中规定，凡从沦陷区来团青年，大学毕业者经考试合格可编入学员队，中学毕业者编入学生队，年幼儿童编入儿童队。一说这是国民政府为阻截风起云涌奔向陕北的青年潮设立的收容机构，是国民党为与共产党争夺青年而办的，因此一度被定性为“反动组织”。注247分司厅小学位于东城区安定门内大街，始建于1914年，始称为“京兆模范小学”，1929年改为河北省立第三模范小学。1935年后因校址位于分司厅胡同，定名为分司厅小学。注248北洋大学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现代大学。北洋大学创建于1895年10月2日，曾用名包括北洋西学学堂，北洋大学堂，北洋大学，国立北洋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1951年北洋大学正式更名为天津大学。注249按：张寿椿女士的丈夫是汉族。注250此表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胡鸿保教授根据张寿蓉、张寿崇姐弟的叙述做成，特此致谢。注251参见王钟翰：《内务府世家考》：“明善，字元甫，本姓索氏。内府正黄旗满洲。监生。道光末，外任苏州织造、粤海关监督。咸丰间，内授内务府大臣、崇文门副监督。同治末卒。子文锡，字澍田。继为内务府大臣。孙增崇，字寿臣。亦继为内务府大臣。家住秦老胡同，屋宇多至数百间，世称‘明索’。三世为内务府大臣者，道咸以后只此一家。”(注：《清史列传》卷47，38—39页。按《清史稿》44册，13533页“忠义传”之明善，富察氏；《国朝耆献类征》卷355，13页又有一明善，爱新觉罗氏。是知三人同名，为罕见之事)载《王钟翰学术论著自选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500页。注252《满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第五辑“北京满族调查报告”(未刊稿)，79—82页。注253《那桐日记(1890年—1925年)》，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注254秦老胡同，东起交道口南大街，西至南锣鼓巷，与井儿胡同相接。增崇家位于该胡同西头。注255见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100页。注256按有关索家花园的描述在现今通行的讲述老北京往事的文章中经常可见，兹摘录部分如下：“秦老胡同35号四合院原为清晚期内务府总管大臣索家宅子的花园部分。索氏后代是曾崇，因曾崇的儿媳妇为清末代皇后郭布罗婉容之姨，故民间流传这所房子是‘皇后的姥姥家’。该院原本是索宅的花园，名曰‘绮园’，至今院内假山上仍有‘绮园’二字的刻石。原院内除假山、水池、桥、亭等建筑以外，还有一仿江南园林建筑——船形敞轩，这敞轩底部似一大船，造型独特，使花园不同流俗……现为北京市第七批文物保护单位”，确如察先生所说为以讹传讹，且增崇也不是“曾崇”。注257关于卖给包家一事，详见本书下面包义、包平的口述。注258奎垣先生的这位在华比银行做事的六叔，当年曾与华比银行总经理柯鸿年的两个少爷以及同仁堂乐家的乐元可等，并称为京城有名的“八大少”之一，经常在一起谈艺论画，说古道今。按，关于京城这“八大少”，在本书出版前夕，又得橘玄雅先生来信相告，可作补充：“八大少里两位是柯家的，四位是乐家的，另外两位是旗人。一位是索家的‘索六爷’，另一位网上资料上说是内务府出身的唐子炎，其实就是唐海炘。唐海炘是户部侍郎长叙独子都统志锜的二公子，也就是瑾妃和珍妃的本家侄子，所以并非是内务府出身。据说唐海炘这人极为‘会玩’，京戏等等也十分精通，与当时个别宗室王公的阿哥们、蒙古那王之子、王齐贤、王世襄、朱家溍等世家子弟皆为‘玩伴’。”在此谨向橘玄雅先生致谢。又按，华比银行(BelgianBank)成立于1902年，总行设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同年12月在上海设分行，后陆续在天津、北京、汉口、重庆等地设立分行。该行首重在中国投资铁路，专营承揽铁路借款。1956年申请停业清理，1976年正式停业。注259十一叔是奎垣的叔叔。注260这里说的喜塔腊氏，即上篇张寿蓉口述中提到的裕禄家，后姓奚。注261这句话出自当年老北京的一首童谣：“钟楼高，鼓楼矮，假充万岁袁世凯，铜子儿改老钱，铁棍打老袁。”铁棍即指铁良。铁良自1906年任陆军部尚书起，就与袁世凯争夺北洋新军的统帅权，后又与善耆等皇族成员一起组织宗社党，反对清帝退位。清朝亡后又进行过一系列复辟活动，故民间有这样的童谣。注262这里指的是清朝内务府大臣绍英家。绍英(1861—1925)字越千，满洲镶黄旗人，马佳氏。绍英于宣统间任度支部侍郎，辛亥革命后，为溥仪宫中的内务府大臣。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把绍英称为“恭顺”“出名的胆小怕事的人”，是伴随清廷走完最后一段路程的“遗老”之一。马佳氏枝繁叶茂，人口众多，祖上出过辅佐大清有功的大将军图海、礼部尚书升寅。绍英的爷爷升寅进京赶考后，一直定居在朝阳门内南小街新鲜胡同。绍英有两个儿子，长子世杰，次子世良，由于其兄绍彝没有孩子，所以世良被过继给绍彝。这里说的奎垣的十一叔所娶的，就是马世杰的女儿。注263蒋中堂系指清代光绪年间大学士崇礼。崇礼字受之，汉军正白旗人，姓姜氏，误传其姓蒋，而称蒋四爷。其住宅在东四六条西口内，门牌63号、65号。注264亮果厂位于东城区西部。东起美术馆后街，西至北河沿大街。注265见《那桐日记》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初二日：“大女许字内务府镶黄旗满洲完颜氏崇地山尚书之次孙、衡阶生观察之次子，名希贤，号少阶，行三，现年廿岁。家有母在，胞兄弟四人……下有一弟也……诚玉如内兄大媒也。”(256页)所说希贤之弟，即奎垣先生所说的立贤，也与增崇家结亲。注266乾隆帝长子永璜死后被追封为定亲王，由他的次子绵恩袭爵。绵恩之子奕绍、孙载铨均为亲王，曾孙溥煦降袭郡王，溥煦之子毓朗降袭贝勒，这就是奎垣的外祖父。毓朗曾任军机大臣，在清末是比较开明的人物。润麒即郭布罗·润麒(1912—2007)，既是溥仪皇后婉容的弟弟，其夫人又是溥仪的亲妹妹韫颖。注267关于刘家与刘贡南，详见本书附录《“当铺刘”今昔——刘汝舟口述》。注268这里奎垣先生引用的，是传奇小说《迷楼记》中所叙的一个故事。写隋炀帝晚年沉湎女色，修筑迷楼，选后宫和良家女数千，居住宫中，宫女无数，后宫不得进御者亦极众。后宫女侯夫人有美色，一日，自经于栋下。臂悬锦囊，中有文。左右取以进帝，乃诗也。其中《自伤》一首云：“初入承明殿，深深报未央。长门七八载，无复见君王。春寒入骨清，独卧愁空房，飒履步庭下，幽怀空感伤。平日新爱惜，自待聊非常。色美反成弃，命薄何可量？君恩实疏远，妾意徒彷徨。家岂无骨肉，偏亲老北堂。此身无羽翼，何计出高墙？性命诚所重，弃割良可伤。悬帛朱栋上，肝肠如沸汤。引颈又自惜，有若丝牵肠。毅然就死地，从此归冥乡！”帝见其诗，反复伤感，酷好其文，乃令乐府歌之。(《迷楼记》收入《说郛》《古今逸史》《古今说海》等。见《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史仲文编撰，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注269察家这套四合院“献”给石油部之后又一次变得十分有名，据称：“自余秋里搬到这儿后，这个胡同的名字在石油战线几乎无人不晓，因为他和战友们创造的‘秦老胡同’工作方式，影响了共和国整个石油工业的发展方向。不夸张地讲，石油部后来的所有重要决策都是在这‘秦老胡同’的‘侃大山’中形成和完善的。”注270继指继禄，奎指奎俊，均为清朝时的内务府总管。参见本文附录察存耆：《关于光绪之死》中的记载。注271刘槐庭和刘贡南不是父子，是爷孙。刘槐庭的儿子名刘禹臣，参见后面对刘汝舟的访谈。注272刘汝舟所说他的祖父、父亲的名、号都与奎垣这里所述不同，可能是奎垣这里的记忆有误。注273马大人胡同现名育群胡同，位于东城区东四北大街。注274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设伊犁将军，部署了一支以驻防满、蒙八旗为主体，辅之以绿营兵，以及厄鲁特、索伦、锡伯等兵丁组成的军队。其中锡伯、索伦兵均由东北移驻，但当时并未编入八旗。同治朝新疆爆发“回乱”，时间持续十六年之久(1862—1877)，伊犁两座满城相继失陷，伊犁亦被俄人侵占。光绪八年(1882年)左宗棠率兵征西，将伊犁收复。翌年恢复伊犁满营建制，将惠远、惠宁两城满营并为一营，称旧满营，后又从锡伯营中挑选千人，和部分索伦兵一起，组成新满营。奎垣先生这里虽然只有简短几句，但内容大致不差，说明他对新疆这段历史相当熟悉，估计是从婉容的弟弟润麒那里听说的。又按，清代索伦，包括今达斡尔族和部分鄂温克族人。注275这样的记录在《那桐日记》每年正月的最初几天都有，以光绪十七年(1891年)为例，新正月初一日，午刻饭毕出门拜客四十余家，酉刻归。初二日拜客二十余家归。初三日午刻出门拜客六十余家，酉刻归。初四日午刻出门拜客四十家，酉刻归。到初十日方止，等等。(43—44页)再如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正月初七日记：“午后拜西北城客五十八家。计八日之间，已拜过五百数十家矣。”(264页)注276《那桐日记》民国二年(1913年)十一月八日记：“晚吃张治菜两桌。”(759页)注277张治确有其人，见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从前宴会，皆由大饭庄承办。至光绪间，庖人之精烹调者，各立门户，自出应堂会，各种菜品多新颖出色，有黄厨、贾厨、谦益堂刘厨及张治四家最盛。张氏专应各伶人私寓酒席；刘氏专应京官公讌；黄、贾二氏内外城宅第多用之。后皆自开设饭庄，则生意反不振矣。”(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59页)注278如《那桐日记》光绪十九年(1893年)八月初五日记：“晚瑞裕如、成芝田送福全馆果席一桌。”(121页)注279我提这个问题，是因为据传光绪朝著名京剧老生、戏界均称“大老板”的程长庚，就是在秦老胡同文索宅(察家)演堂会时，因与孙菊仙争气，一昼夜连演四本《取南郡》，劳累得病，未数月遂卒的。另有民国初年潘镜芙、陈墨香撰《梨园外史》，记咸同以来数十年优伶故事，其中多有提到秦老胡同明善、文索之处，文中记“明善家一个月里头，至少要唱二十来天的戏”(第七回)，虽为小说，但也相当真实地反映出秦老胡同明善家在当时北京的知名程度和盛况。我问他家是否有戏台，原因也出自于此。又按，世怡先生也几次向我提到《梨园外史》一书和书中讲述的明索家故事，限于篇幅和本书主题，有关这本书的谈话此处不赘。注280这里说的十三个有名的唱戏的，当是指“同光十三绝”画中的十三位著名昆曲与京剧演员。按“同光十三绝”，据一般说法，是在清代光绪年间，由画师沈蓉圃以彩色绘制的这十三名演员的剧装画像。所绘十三位演员之面目毕肖，神情逼真，服装、化装写实传真，为研究京剧史的珍贵资料。画中从左至右分别为：郝兰田饰《行路训子》之康氏；张胜奎饰《一捧雪》之莫成；梅巧玲饰《雁门关》之萧太后；刘赶三饰《探亲家》之乡下妈妈；余紫云饰《彩楼配》之王宝钏；程长庚饰《群英会》之鲁肃；徐小香饰《群英会》之周瑜；时小福饰《桑园会》之罗敷；杨鸣玉饰《思志诚》之闵天亮；卢胜奎饰《战北原》之诸葛亮；朱莲芬饰《玉簪记》之陈妙常；谭鑫培饰《恶虎村》之黄天霸；杨月楼饰《四郎探母》之杨延辉。我为刘曾复先生所做访谈时，他说目前流传的许多说法并不准确，这并不是沈蓉圃的原图。我为刘先生所作口述详见《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下册)，但他对“同光十三绝”一画的意见并未收入该访谈中。注281贯大元(1897—1969)，著名京剧老生。注282八角鼓是八旗旗人的特色乐器，是北方曲艺音乐单弦牌子曲的主要伴奏乐器。注283按，我这里提的问题来自《道咸以来朝野杂记》，据该书记：“同光之际，广东商家采办翡翠来京者，有著名二石，一名三万三，盖以价格而言，一名一口锅，盖以形式而言，皆纯绿无瑕之品。凡宫内所需饰品，多出于三万三，故其名震于时。其实一口锅所出材料尤胜，如继二爷(祥)之扳指及文索(锡)家之第一品翠镯(秦老胡同增氏之上辈，其家有五对著名者)，皆一口锅中材料。”文索即奎垣先生的曾祖、增崇之父文锡。注284《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147—151页。注285“知会”：通知。注286“发抄”：正式抄录药方及脉案，通报各处。注287《关于脉案的书信说明》。原文均未注出处，下同。注288《关于脉案的书信说明》。注289《关于脉案的书信说明》。注290《关于脉案的书信说明》。注291《关于脉案的书信说明》。注292沙井胡同位于鼓楼东大街，南锣鼓巷西。注293马大人胡同位于东四北大街西侧，今为育群胡同。注294“锅子料”：初冬烤猪肉与大肉丸子，合装火锅食用，称为“锅子料”。注295“票了”：比喻无所得。注296此次访谈，得益于乐曙青先生及其夫人金玲女士的协助，他们为我介绍了刘汝舟先生并陪同我进行了这次访谈。乐曙青先生是同仁堂乐家大房乐益卿的儿子，对他的访谈详见拙著《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他也是此次刘汝
自己竟然遭到了苏联顾问团的集体反对。为首的反对者叫季山嘉。加伦因为有更重要的任务被调回国之后，斯大林派来接替他的钦差大臣季山嘉同志就来到了广州。季山嘉给出的反对理由是：广东国民政府的实力不行，再度北伐的时机不成熟，你们应该海运军队北上，与冯玉祥会合后从北边进攻北京政府。但这绝不是真正的理由，因为真正的理由隐藏在解密的历史资料和有效证据中。事情的真相是：斯大林认为蒋介石发动一统中国的北伐会强烈刺激到直系和奉系背后的英、日等国，会给被欧美孤立的苏联惹出麻烦，让苏联强敌环饲的外部环境更加糟糕（在中国北方要容忍日本，革命工作不能过左；在南方不能刺激英国……拟议中的北伐在目前时刻是不容许的——马连儒《北伐问题争论的演变与争夺领导权斗争的实质》）。因此，斯大林的妙策是在中国扶持一些力量牵制英、日等国，给对方使些绊子——如掀翻亲英、美、日的北洋政府，但不要把对方逼成狗急跳墙。受苏联和斯大林的影响，汪精卫的立场也出现了动摇，常常夹在季山嘉和蒋介石中间打酱油。此外，相对熟悉蒋介石性格和中国国情的另外一个苏联顾问鲍罗廷，因为倾向北伐的态度以及自身的背景不够硬，被季山嘉在上级面前打了小报告，被迫离开广州，回国述职去了。相对了解中国国情的加伦、鲍罗廷先后离开中国，这对广东国民政府来说绝对不是一件好事。更致命的是，季山嘉可不是光说不练的假把式，这位仁兄还采取了积极行动：在蒋介石的嫡系第一军之中挖墙脚，试图把王懋功第二师拉出去，以削弱蒋介石，但遭到了蒋介石的坚决反抗——扣押王懋功，任命刘峙为第二师师长。跟季山嘉撕破了脸，跟苏联顾问关系的不和谐，令蒋介石神经紧绷，寝食难安，坐卧不宁。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些事情，令蒋介石窥见了一个解脱困境的机会，并铤而走险，发动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此事便是“中山舰事件”，又称“三·二〇”事件。蒋记王朝第四章神秘的中山舰
“中山舰事件”
广州城里看上去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可底下暗流汹涌，危机四伏，稍不留意就会粉身碎骨。1926年的3月下旬，广州发生了一件足以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件。先一起来看一段公认的事实：3月19日凌晨，中山舰——当年“炮轰总统府”时孙中山避难的永丰舰，突然驶离军港，开入黄埔。当日下午，中山舰驶离黄埔，开回军港。第二天，也就是3月20日，蒋介石调动军队宣布戒严，断绝广州内外交通，逮捕共产党员李之龙，扣留中山舰及其他舰只；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械；包围广州东山的苏联顾问所；驱逐黄埔军校及国民革命军中以周恩来为首的共产党员。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先来听一听各方不同的声音。一、《中国共产党党史》是这么描述“中山舰事件”的：3月18日，黄埔军校驻省（广州）办事处主任欧阳钟称“奉蒋校长的命令”，通知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速派有战斗力的军舰到黄埔听候调遣。当李之龙派中山舰开到黄浦后，蒋介石否认有过调舰命令。这时谣言风起，说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员要劫持蒋介石，等等。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逮捕李之龙，监视和软禁大批共产党人……这就是“中山舰事件”。二、蒋介石的自辩。资料来自蒋介石日记。2月27日：“季之专横，矛盾如不免除，不惟党国有害，且必牵动中俄邦交。”3月10日：“近日反蒋传单不一，疑我、谤我、忌我、诬我、排我、害我者，渐次显明。遇此拂逆之来，精神虽受打击而心志益加坚强。”3月18日：“下午四时，在中央学校开会，力主北伐。共产党作乱。傍晚，海军代理局长李之龙，矫令中山舰驶泊黄埔。”3月19日：“上午，往晤汪兆铭，回寓会客，恨共产党陷害，决赴汕避祸。午后五时行之半途，猛思‘我何为示人以弱’？仍返东山，誓牺牲个人一切，以救党国。竟夕与各干部密议，至四时，诣经理处，下定变各令。”由日记得知，蒋介石为自己打造了一个“受共产党陷害，被迫还击”的形象，但上述日记值得信赖吗？根据大量当事人如章臣桐等的日记和回忆，目前解密的国、共、苏三方党史，以及众多学者对此事件的研究，可以大致还原“中山舰事件”发生的整个过程。下文所引史料来源太过庞杂，出处就不一一列出。铺垫
3月初，斯大林派出的高规格代表团在考察过冯玉祥之后，抵达此次中国之行的最后一站——广州，团长是苏联的实力派人物布勃诺夫。奇怪的是，在苏联考察团抵达广州后的这些日子里，广州的局势变得更加诡异。街头不时有人散发反蒋传单，流言四起。如“蒋介石与季山嘉翻脸，苏联判定蒋介石是反革命分子，共产党与苏俄顾问要挟持蒋介石往莫斯科受审”、“蒋介石要发动叛乱驱逐汪精卫和苏联顾问团”等流言不一而足。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3月10日，黄埔一期生、海军局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李之龙升任海军局代局长兼中山舰舰长，军衔也晋升为海军中将，28岁的他成为军衔最高的黄埔同学，也超越周恩来成为在国民革命军中军衔最高的共产党人。李之龙能爬上局长的位子，必须得感谢一个人。此人就是海军军官学校副校长欧阳格，他做了两件事来“帮助”李之龙。第一件：欧阳格向他堂兄、原海军局局长、中山舰舰长欧阳琳透露了一个“内部消息”：你的手下利用军舰勾结不法分子走私，从中收取保护费的事暴露了，上头要查你！随后，欧阳琳不辞而别，逃往香港。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此“内部消息”纯属子虚乌有，换句话说，欧阳格是在忽悠他堂兄。欧格阳的诡异行动并不止于此，他还制造了一起事件：挑拨中山舰上的士兵闹事。随后李之龙以海军局政治部主任的名义，率宪兵处理此事件。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任命李之龙暂代海军局局长兼中山舰舰长。按某些历史专家的说法，欧阳格是一个官迷，他搞这些事是为了赶走堂兄欧阳琳，由自己取而代之，没想到便宜了李之龙。但是如果把后面发生的事情联系起来仔细思考一下，这个理由似乎不够充分。辞职未遂
李之龙春风得意之际，蒋校长的神经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虽然到处都是关于他的流言，但他也拿不出什么好办法。无奈之下，只好使出老招数——辞职。于是，蒋介石找到汪精卫，请求辞去一切职务，赴苏联休养。这已不是蒋介石第一次要求辞职，他们每次见面，蒋介石都要打季山嘉的小报告，要求汪精卫把搞事的季山嘉弄回苏联，甚至屡次以辞职相要挟。但由于他这招玩得太过频繁，效果越来越差不说，还引起了汪精卫的逆反心理。于是，这一次汪精卫很有些生气，没给蒋介石留面子：目前北伐时机不到，苏联顾问和共产国际方面都不赞成，你不应该因此闹意气之争！在汪精卫看来，蒋介石撂挑子的行为，就是不顾中苏合作的大局，就是不把孙总理的三大政策放在眼中。看到汪精卫竟然旗帜鲜明地站到了季山嘉的一边，蒋介石顿觉汪精卫“受谗已深”，为自己在党内党外四面楚歌的境遇纠结郁闷不已（无法自解），于是任性的脾气发作，坚决要求赴苏联休养。汪精卫经过仔细考虑，觉得蒋介石的离开也许可以缓和蒋介石与季山嘉的矛盾，有益于革命局面的稳定，于是便同意了蒋介石的请求。蒋介石当然不想去苏联，但他想不到汪精卫不识相，居然没有继续挽留反而一口允诺，下不来台的他只能继续试探汪精卫：可否由汪夫人陈璧君和曾仲鸣（汪精卫的秘书）陪同出国。可是，结果令蒋介石再次失望。大概是陈璧君也乐得去苏联开开眼界，在夫君耳旁吹了枕边风，汪精卫再次答允了蒋介石的请求。最搞笑的是，按捺不住喜悦心情的陈璧君迅速做完了出境旅游的准备工作，还天天打电话询问蒋介石何时动身。说到这里，就得强调一下蒋介石身上的一个特质：多疑。稍遇复杂情况与变化，就会陷于极度疑惑乃至焦虑之中。因此，陈璧君催得越紧，蒋介石就愈发认为汪精卫已倒向季山嘉一边，是真的要拿下自己。蒋介石对汪精卫的猜疑，在两人之间埋下了一个大大的炸药包，而且拉好了引线，只等那个点火的人。很快，点火的人就到了。奇怪的调舰令
1926年3月18日下午，黄埔军校司令部值班室接到求援电话：一商船在黄埔江外海面遇劫，急需军事保护。但是，黄埔军校无舰可派，当前有能力派遣军舰的地方只有海军局。于是，黄埔军校必须向海军局求援，这个求援的任务交由业务对口的军校驻省（广州）办事处主任欧阳钟来完成。当时，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因公外出，海军局作战科科长邹毅接待了欧阳钟。欧阳钟告诉对方：刚才接到军校邓教育长的电话，奉蒋校长口谕，要贵局派得力军舰两艘，连夜开赴黄埔等候蒋校长调遣。请大家记住欧阳钟和他的这番说辞。邹毅是一个公事公办的人，既不打官腔推诿拖延，也不官官相护开后门，他按照规定干了两件事：第一件，让欧阳钟开一个调函，白纸黑字，免得将来对方不认账，欧阳钟照办。第二件，给欧阳钟开了一封介绍信，让他自己去找李之龙。于是，欧阳钟来到李之龙家，当时只有李之龙老婆在家，欧阳钟在留下邹毅的信函之后离去。18日夜，回家的李之龙看见了邹毅的信：李局长：军校办事处欧阳钟主任来局，谓奉黄埔邓教育长（邓演达）电话，转奉蒋校长面谕，饬海军局即将得力军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校长调遣。职已通知宝璧舰预备前往，其余一艘，只有中山、自由两舰可派，请在此两舰中决定一舰。因为自由舰正在维修，李之龙便命令自己的亲信——代理舰长章臣桐率中山舰即刻开往黄埔。19日早上6时许，江雾弥漫，章臣桐率中山舰抵达黄埔军校，随后上岸找军校教育长邓演达报到，请示任务。但奇怪的是，邓演达对此一头雾水，表示自己绝对没有请派军舰。有问题吧？欧阳钟白纸黑字，红口白牙，明确表示自己接到了邓演达的电话啊？可是作为亲苏亲共的国民党左派领袖之一，邓演达实无撒谎谋害李之龙的必要，难道这个欧阳钟有问题？要搞清楚欧阳钟有没有问题，还得关注事件的后续发展。高潮
19日上午，蒋介石接到了几个电话。没有人能想到，这几个电话居然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把稻草。头三根稻草来自汪精卫，他在电话里除了和蒋介石谈工作，还三次问及对方今日是否去黄埔，心情不佳的蒋介石给出的答复是不去。最后一根稻草来自李之龙，由于苏联考察团提出参观中山舰，于是李之龙打电话请示蒋介石，蒋介石这才知道中山舰去了黄埔（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谜》）。蒋介石一面同意调回中山舰，一面深为惊疑：中山舰去了黄埔？没有我的命令就去了黄埔，这是怎么回事？去不告诉我，回来却又要向我请示，这是为什么？他感到前些日子那种隐约的担忧在逐渐变成现实，再联想到他的赴俄护照刚好得到批准，蒋介石把这一段时间发生的所有事情连贯起来想了一遍，很快就有了日记上的结论——“欲摆布陷我也”。蒋介石想象的或者他所期待的事情的发展，应该如下——中山舰到黄埔，季山嘉在黄埔将他绑架上中山舰，然后送上去苏联的船；在他刚刚和汪精卫确定下来今天不去黄埔后，对方以为阴谋败露，共产党员李之龙便以苏联考察团参观军舰为借口，故意向他请示调回中山舰，消灭证据（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谜》）。按照蒋介石的日记，接下来的剧情应该是：他打算躲到自己的地盘汕头躲躲风头，不过就在逃往汕头的途中，他突然改变了主意，决心武力“平叛”。至于这一心理转变如何发生，他自己解释为“我何为示人以弱”。但不得不说，这个解释颇为牵强。这是因为，共产党一方都对当前形势有着比较清醒的判断，而实力更强的蒋介石不可能对当前波诡云谲的形势背后的阴谋没有起码的认识。3月19日，周恩来向布勃诺夫转告了他对当前形势的判断：“看来，右派现在准备采取行动了……现在的形势与谋杀廖仲恺前夕的形势相仿，到处是谣言和传单”（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可惜布勃诺夫没有采信。因此，根据之后发生的事实以及蒋介石对苏联、共产党一贯的不信任心态，更大的可能是蒋介石决定“顺水推舟”，借机动手，从而消除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影响力，分裂国共合作，夺取对党、政、军的领导权。蒋介石抱着浑水摸鱼的决心，拉开了“中山舰事件”的序幕。20日凌晨，蒋介石召来亲信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刘峙、陈立夫等人，商量好了行动计划。随后发生的事情就是前面提到的“公认的事实”。这大概就是比较完整的“中山舰事件”发生的全过程了吧。深入剖析
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确定四点：第一，中山舰驶往黄埔并非李之龙“矫令”，也与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苏联顾问季山嘉无关，更与共产党无关。第二，没有证据证明蒋介石直接给海军局或李之龙下达过调舰的命令。第三，事件爆发的根源，在于国民党右派和蒋介石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意图，以及蒋介石多疑、容易走极端的性格。第四，黄埔军校驻广州办事处主任欧阳钟是解开迷局的关键。由于那个年代通信手段不够发达，既没有手机也没有网络聊天工具，所以经过层层转达（大概5人），欧阳钟才接到向海军局求援的任务。因此不少学者都认为欧阳钟之所以说调舰的命令出自邓演达和蒋介石，是因为层层转达导致的信息失真，是误会，是巧合。但这一说法在一个又一个的“巧合”面前似乎站不住脚。首先，“中山舰事件”中的三个关键人物关系非常亲密，是一家子。欧阳琳和欧阳格是堂兄弟，欧阳钟是欧阳格的侄子。其次，3月18日上午，欧阳格给李之龙写了一封信，仔细询问了中山舰的情况：中山舰目下维护如何？可否具备立即执行任务之能力？李之龙出于礼貌，照实回复对方：目下中山舰业已修理完毕，状况良好。如此看来，李之龙的警惕性很有问题，不懂得“保持高度警惕是避免侵害的前提”的道理。欧阳格头一天知道了中山舰可以执行任务，第二天中山舰就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难道这也可以解释为巧合？打探中山舰的情况，绝不是因为欧阳格闲得没事干，关心国家资产的健康状况，而是因为这是一个阴谋。国民党右派搞了一个“西山会议”后，发现没有什么市场，无人响应，于是暗中杀回广州，把广州的水搅浑，便于浑水摸鱼，借机生事。实际上，广州的右派势力很强，这或许是“西山会议派”敢于杀回来的信心所在。当时的广州市市长孙科、广州市政府常委伍朝枢（老爹是孙中山的忠实战友兼外交专家伍廷芳）、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吴铁城都是右派，也都是“西山会议”的支持者。而且国民党右派狂热组织——“孙文主义学会”也在广州，欧阳格正是“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右派是积极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因此他们一直在处心积虑地让国共分裂。经过周密计划、仔细调研，他们决定拿蒋介石做文章，借刀杀人。因为蒋介石手握军权、政治地位高，且与苏联、共产党之间有分歧，有实力、有意愿对付汪精卫、苏联顾问团与共产党。于是右派开始步步为营，一步一步地将蒋介石引入彀中。第一步，发传单，造流言。散布汪精卫、共产党、苏联要对付蒋介石的谣言，扩大蒋介石与对方的嫌隙。第二步，借机设局。造成共产党、苏联顾问有联合汪精卫胁迫蒋介石出洋的假象，引诱蒋介石动武。为此，他们精心走了两步棋。先是把共产党人李之龙捧上海军局代局长的职位，让共产党人承担军舰出动的责任，后又安排了右派间谍欧阳钟故意混淆李之龙正常派遣军舰出援一事，造成共产党派出军舰到黄埔的“事实”。尾
，待戎军主力进入伏击圈便迎头痛击。戎军先行者遇伏，必将四处逃散，而后继者自身难保，更不会相救。如此，我军可获全胜！”兵法并不深奥，用孙子的话来说，就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寤生的担忧，正是基于对自身缺点和对敌人优势的认识；而公子突的回答，切中了戎军的弱点，并根据其弱点提出了应对之策。寤生采纳了公子突的意见。这一战打得干净利落，一如公子突所料，北戎军前锋遭到伏击之后即刻崩溃，郑军大将祝聃率军冲出，将北戎军截为三段，各个击破。北戎军全军溃败，只有少数人得以逃脱。这一战之后，北方少数民族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对郑国威胁。环顾四周，寤生的江山一片太平。就在寤生春风得意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公元前707年，周桓王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下令由右卿士虢公全权代理王室政事，从而将左卿士郑伯完全架空，实际上也就是将他驱逐出王室政局了。周桓王与寤生之间积怨已久，是众所周知的事，然而，周桓王选择在这个时候对寤生动手，让人难以理解。首先，郑国现在正处于全盛时期，国力强大，政治清明，军事过硬，外交如鱼得水，连齐国和鲁国这样的大国都争相讨好郑国，昔日的宿敌宋国也变成了朋友，陈国变成了姻亲，北戎被打得落花流水。毫不夸张地说，寤生虽然没有称霸，实际上已经领袖群伦，成为中原国际事务的主导者，比之后世的齐桓公、晋文公也毫不逊色。其次，自公元前715年周桓王任命虢公担任右卿士以来，寤生对王室的态度一直是礼让有加，甚至可以说是逆来顺受，有事例为证：公元前712年，周桓王向寤生提出，要以王室的温、原、絺（chī）、樊等十二座城邑交换郑国的邬、刘、蒍（wěi）、邗（hán）四邑，这是一笔看似有利于郑国、实际上带有欺诈性质的交易，因为周桓王开出来的这些土地，虽然都在王畿之内，实际上并不是王室的资产，而是畿内贵族苏氏的传统领地。苏氏占有这些领地，可以追溯到周朝刚刚建立的时候，周武王封苏忿生为司寇，同时将这些土地赐给了苏氏家族。现在周桓王要用苏氏的领地交换郑国的土地，开出的是一张空头支票，不但对苏氏不公平，也对郑国不公平。而事实上，王室将郑国的四邑划走之后，郑国也没能从苏氏手中得到天子许诺的十二邑。有人对此评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道德的准则，是礼义的常规。拿着并非自己拥有的东西去送给别人，难道还想得到别人的尊重吗？”虽然吃了一个哑巴亏，寤生对王室的态度仍然恭顺。这种恭顺，一方面是因为政治上的日趋成熟，虽然他至今没能如后世的管仲一般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实际上他已经明白，王室虽然衰微，却仍然是一张不可替代的王牌。在很多事情上，如果打着王室的旗号去做，就很顺利；如果得不到王室的支持，甚至被王室暗中拆台，就障碍重重，处处遇敌。因此，他很看重自己那个周王左卿士的身份，不希望因为些许土地就与王室闹翻。另一方面，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王室这门近亲的感情也越来越接近，同宗同种的归宿感越来越强烈，甚至有了一丝叶落归根的人间晚情——他毕竟老了，如果在黄泉路上遇到周朝的列祖列宗，他希望自己能够坦然面对。然而，周桓王似乎将寤生的逆来顺受视为人到晚年的软弱，偏偏在寤生笑得最和煦的时候，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全天下人都静静地等着看热闹。寤生的反应，却是再一次保持沉默，只是取消了当年朝觐天子的计划——这在当时只能算是很微弱的一种抗议，要知道，普天之下，偶尔来朝见一下天子的诸侯都已经很少了。有理不打笑面人，寤生做到这个份上，周桓王如果及时收手，事情还不至于不可收拾。但是，他紧接着发出另一道命令：整顿军备，讨伐郑国！自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以来，所谓王室的军备就是一只纸老虎，这是普天之下都知道的。否则的话，公元前720年郑国派人到王室的领地割禾夺麦，王室也不至于闭城自守，任其自由行动。现在，事隔十三年，郑国的军力比往日更胜一筹，而王室的势力一如继往地向下沉降，此消彼长，天子难道有把握打赢一场侵略战争吗？毫无疑问，他没有把握。既然没有把握，为什么还要主动出击？答案是：周桓王想赌一把。但是他要赌的不是战争的胜利，而是赌那个姬寤生究竟敢不敢放手与自己一搏。他毕竟是天子啊！寤生这些年来逆来顺受，连续吃亏都不吭气，不就因为他是天子吗？不就是想在天下人面前树立一个尊王的良好形象吗？现在天子带兵打过来了，他还能够怎么办？寤生如果奋起反抗，那就是对天子不忠，煞费心思树立起来的良好形象必定轰然倒塌；如果俯首听命，那就得听从天子的发落，承认自己的错误，乖乖跑到雒邑去朝觐天子，这在天下人面前也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周桓王将一个两难的题目交给了寤生。当然，周桓王之所以悍然动武，也许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周桓王本人其实也是一个将才，也有一定的指挥能力（这一点很快可以得到证明），但是长期以来，他都没有机会一显身手，因此从他内心深处讲，他是很愿意发动一场真正的战争，显示一下自己的军事才能的。讨伐郑国的部队匆匆组成。周桓王亲自率领中军，也就是王室的嫡系部队；虢公林父率领右军，主力是蔡国和卫国的军队；周公黑肩率领左军，主力是陈国军队。如果将王室视为联合国的话，这次参与河雒风暴行动的联合国军大概就是由赤道几内亚、津巴布韦和爪哇等几个国家派出部队组成的吧。卫国与郑国多年为敌。蔡国自当年参加东门之役，与郑国之间就存在不友好的回忆，一直未能消解。而陈国作为郑国的姻亲，之所以也派出军队参与讨伐，是因为不久前陈桓公去世，公子佗杀死了世子免而自立为君，陈国人心涣散，因此公子佗想通过效力王室而获得承认。面对来势汹汹的王军，寤生没有作太多的思想斗争，下令动员部队，起兵抵抗。两军在濡葛（今河南长葛）相遇并发生战斗，因此这一战又被称为濡葛之战。王军摆出的是传统的左中右阵型，以中军为主力，左右两翼为掩护，四平八稳，整齐有序。这也是中原各国当时普遍采用的阵型，比较适合以车战为主的战争环境。一般来说，战斗打响之后，双方的主力部队将以最快的速度冲向敌阵，利用战车的冲击力撕破敌人的防御，击垮敌人的斗志，而两翼的掩护部队进行左右包抄，乘虚而入，扩大战果，最终以三股合力将敌人击溃。但是，郑国军中有一位战争天才，那就是寤生的儿子公子突，他反对用传统的阵势迎击王军。公子突对寤生说：“从王军的阵型分析，其弱点是左翼的陈军，因为陈国刚刚发生内乱，民心涣散，军心自然不稳。我们如果先打击陈军，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其击溃。陈军崩溃后，天子的中军受到影响，必然慌乱，而且波及右翼的蔡军和卫军。蔡、卫两军屡次败于我军，斗志不强，见势不妙，也会跟着陈军逃跑。这样的话，我军就可以集中力量进攻天子的中军，三面夹击，一举击破。”公子突的建议，实质上是加强郑军左右两翼的力量，特别是加强左翼的力量，率先击破王军右翼，然后击破王军左翼，最后才围攻王军的中军。寤生听从了公子突的建议，派世子忽为右翼，祭仲为左翼，自己则在原繁、高渠弥的护卫之下，率领相对薄弱的中军，摆出了所谓的“鱼丽之阵”。关于鱼丽之阵是个什么玩意儿，史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说鱼丽就是鱼鳞，战车和步卒层层相附，互补缝隙，称之为鱼丽之阵；有的说鱼丽就是鱼网，鱼丽之阵的确切形态，是左右两翼向前张开，处于进攻态势，而中央部队相对靠后，处于防守态势。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后一解释似乎更为准确，因为战斗一开始，郑国的左右两翼就率先发动进攻，中军则坚守阵地，以待时机。果然如公子突所料，陈、蔡、卫三国军队一触即溃，周桓王的中军也随之混乱。乱军之中，郑国的猛将祝聃张弓搭箭，瞄准周桓王，一箭射中了他的肩膀！周桓王以他的个人英雄主义为这次失败的讨伐挽回了一点面子。虽然左右两翼都已经溃逃，他本人又身受重伤，但仍然咬紧牙关伫立在战车上，指挥部队坚守中军阵地。临危而不乱，可见天子并非无能之辈，确实是有一定的指挥能力的。战场上纷纷乱乱，血肉横飞，王军士兵在郑军的攻击下不断倒下。周桓王如同一尊石像，既不躲避飞来的冷箭，也不理会左右护卫的劝说。那一刻，他的脑子里出现的是祖辈们坚定的身影，大庙里那些写在一块块木牌上的显赫名字，仿佛都变成了活生生的人物，在他背后默默地注视着他。他终于觉得自己像一位天子，或者说有着天子般的尊严了。他不明白，接下来的年代已经不再是天子的年代，而是权术家、阴谋家、政客、外交家、军事家的年代。在不久的将来，还会出现一种叫做改革家的人物，他们几乎将这个世界变得面目全非……而这位受着传统的周礼教育长大的尊贵人物，势必在历史的大潮中被席卷而去。但至少在当时，他这种悲壮的姿态，即使在寤生看来也是值得尊重的。当祝聃前来促请发动全军进攻，一举消灭王军的时候，他不动声色地下令：“退军。”“退军？”祝聃几乎要从车上跳起来。“没错。”寤生说，“以多欺少不是君子所为，何况对手是天子！我们打这仗只是为了自卫，能保住祖先的江山社稷，就已经满足了。”他把祝聃的耳朵揪过来，低声骂道：“你这头蠢驴，刚刚那箭已经够悬了，你难道还真想置天子于死地，让我在天下人面前落得个大逆不道的骂名？”当天夜里，寤生派祭仲代表他到天子的军营中慰问天子和诸位王室大臣。打一巴掌，再给颗糖，是郑庄公用来对付天子的最有效策略。如果不给巴掌，光给颗糖，天子就不太受用，会主动找上门来讨要那巴掌，然后郑庄公再给颗糖，才能将此事了结。公元前707年发生濡葛之战，是春秋时期由王室主导的唯一一次军事行动。自此之后，王室偃旗息鼓，断绝了征伐的念头，即使是到了齐桓公、晋文公的年代，那些新兴的霸主们主动前来讨好王室，抬高王室的地位，请天子出面领导他们讨伐征战，王室也仅仅是象征性地派出小股部队，不再掺合诸侯们的战争游戏。寤生成为了这次战争的绝对赢家，不只是战场上的胜利，更是政治和外交上的胜利。毛泽东曾经说过：“郑庄公这个人很厉害，在国内斗争和国际斗争中都很懂得策略。”毛泽东本人在国际斗争中的策略，用六个字可以概括，那就是“有理、有利、有节”。而寤生在濡葛之战前后的表现，正是“有理、有利、有节”的典范。首先，濡葛之战不是他主动挑起的。虽然天子一而再、再而三地损害他的利益，他都保持了一颗平常心，处处忍让，仅仅采取了有限抗议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这是有理。其次，在濡葛之战中，他采用公子突的战术，大胆创新，推出鱼丽之阵，将王军打得大败而归，再一次打出了郑军的威风，这是有利。最后，在濡葛之战中，他没有乘胜追击王军，而是网开一面，放了天子一马，又在战后派祭仲前去安抚天子那颗受伤的心，进退有度，获得天下人的好感，这是有节。后世的专制统治者和御用文人出于维护统治的目的，往往将濡葛之战视为以下犯上、大逆不道的一场战例。然而，《史记》的记载很客观，明确指出，这场战争不过是“庄公与祭仲、高渠弥发兵自救。”既然是自救，而且也没有防卫过当，应该没有什么好批评的吧。【郑庄身后，一山不容二虎】公元前709年，鲁桓公即位的第三年，齐、鲁、郑三国同盟进一步得到加强。这一年秋天，鲁桓公迎娶了齐僖公的女儿文姜，成为了齐僖公的女婿。齐僖公显然对这桩婚事十分重视，亲自送女儿出嫁。但是这种高调的做法，在当时却是十分失礼的行为。《左传》对此作出了解释：第一，但凡诸侯国的公主出嫁到“敌国”（即地位相等的国家），都应该派大臣送亲。如果这位公主是现任国君的姐妹，则派上卿送婚，以表示对先君的尊重。第二，如果出嫁的是现任国君的女儿，则派下卿送婚。如果公主出嫁到大国，即使是现任国君的女儿，也要派上卿送婚。第三，如果是嫁到天子家里，则众卿全体出动送婚，国君本人不去。如果公主出嫁到小国，只派上大夫送就行了。一句话，公主无论嫁到哪里，国君都没有必要亲自送亲，否则就是失礼。说起这位文姜公主，乃是倾国倾城的美人，原本齐僖公是打算将她许配给郑国的世子忽的。当时，郑国的势力如日中天，在齐、鲁、郑三国同盟这个铁三角中，郑伯寤生也是一个最核心人物，齐僖公希望通过婚姻这种形式来进一步强化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也希望和郑国的下一代建立感情，将这种友谊持续下去。而站在郑国这个角度，如果能够通过婚姻加固与齐国的同盟，对于郑国在中原地区的发展，无疑也大有好处。世人看来非常一桩美满的婚姻，世子忽却婉言谢绝了。他的理解是：“结婚要门当户对。齐国是大国，郑国是小国，我如果娶了齐国的公主，人家会觉得我高攀了齐国。人要自求多福，凡事靠自己，靠岳父算什么本事？”用现在的观点来看，世子忽的想法无可挑剔，甚至很令人钦佩。但《左传》论及此事，评论是“善自为谋”。这不是一个很好的评价，意思是，世子忽只顾洁身自好，没有站在世子的立场上考虑国家的利益。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世子忽这个人的性格，多多少少有点孤高。这种孤高，在他父亲寤生的身上完全找不到任何影子——遗传这玩意儿，确实让人难以捉摸。公元前706年，北戎入侵齐国。因为郑国有打败北戎的经验，又是齐国的盟国，齐国派人向郑国求援。寤生派世子忽率领军队前往齐国救援，大败北戎军，杀敌三百余人，并虏获两名首领大良和少良。那个年代，郑国的军队真是内战内行，外战也内行，是当之无愧的威武之师、雄壮之师。郑国的强大令世人瞩目，世子忽的英武善战更令齐僖公青眼相加。齐僖公放下架子，再一次向世子忽提出，要把女儿嫁给他。此时距文姜嫁给鲁桓公已有四年，但是没关系，齐僖公有的是女儿，没嫁出去的更年轻更可爱，只要世子忽愿意，买一送一也不成问题。无奈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世子忽再一次拒绝了齐僖公的美意。如果说前一次拒婚还情有可原，这一次拒婚则未免太偏执了。祭仲私下批评世子忽说：“娶齐国的公主有什么不好呢？娶了齐国公主，您就是齐侯的女婿，如果有什么事，齐国就是您的后盾。上次您说门不当户不对，又怕大国公主不好应付，我们也就姑妄听之。这次您有恩于齐国，齐侯又那么殷勤地想把女儿嫁给您，谁还能对您说三道四呢？再说了，您要好好想想，主公并非只有您一个儿子，那几位公子也非泛泛之辈，您要想在他们当中脱颖而出，必须要有强大的外援，否则的话，主公百年之后，谁当郑国的国君，还很难说呢！”祭仲这番话说到了点子上，世子忽没办法反驳，搪塞道：“当年我没为齐侯做什么事，都不敢娶他女儿，现在我奉了主公之命前来救援齐国，如果带个老婆回去，老百姓见了，难道不会说我打仗是为了人家的女儿？你叫我把脸往哪搁？”世子忽死活不愿意娶齐僖公的女儿，其实另有隐情。公元前716年，世子忽已经娶了陈桓公的女儿妫氏为妻。虽然那也是一桩政治婚姻，世子忽对妫氏却十分喜爱，还没来得及举行结婚仪式，就和她圆房了，这在当时传为笑谈。从这个细节上可以看出，妫氏对于世子忽来说，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女人，否则的话，世子忽既然这么爱面子懂礼数，为何会猴急着与她上床呢？世子忽与妫氏做了十年夫妻，一直琴瑟合谐，感情相当不错。当然，他也不可能只有妫氏一个女人，肯定还有其他的侧室，但这些侧室都不能危及到妫氏的地位，因此相安
！”纯子表面像在夸赞村井麻子，但其话语中却似乎含有轻微的侮蔑之意。不过，伸夫对纯子如此了解村井麻子感到十分惊讶。即使说到此前与村井麻子约会，也只是在放学回家路上交谈过几次而已。虽然在圣诞节前给村井麻子送过礼物，但那也只是两人之间的秘密。可是，纯子怎么会知道村井麻子的情况呢？难道是在教室里从村井麻子偶尔说出三言两语的态度上推测出来的吗？天才少女的直觉果然比常人更敏锐吗？不过，无论直觉怎样敏锐，能够有这种感觉，或许就是因为她对他两人的关系很感兴趣。如此看来，纯子果然是真心关注自己吗？想到这里，伸夫浑身开始冒汗，这个以前从远处观望的女人突然有了几分亲近感。仅仅想到她在关注自己，伸夫就产生了腾云驾雾般魂不守舍的感觉。但是，不知纯子是否觉察到伸夫激荡的心情，她依然十分平淡地款款前行，不久便推开了米蕾特的厚玻璃门。在一瞬之间，眼前的雪景就变成了飘溢着温馨的咖啡味和香烟味的咖啡馆。从中间往里面还有空包座，在他们朝里走的过程中，几个男人向纯子举手或点头。而且，在纯子坐下之后，还有两个男人过来说“上次那个很好嘛”“下一幅插画要抓紧点儿哦”。看样子他们都在报社或出版社工作。伸夫看到纯子跟他们对等交谈，再次对她的交际之广感到惊讶。“咖啡要哪种啊？”“要哪种……”“有摩卡啦蓝山等各种品牌，普通的可以吗？”“好……”在纯子的面前，而且是在咖啡馆里，伸夫就像是个幼童。他只能随声附和，同时发现自己几乎完全是个不谙世事的高中生。“你常来这儿吗？”“是啊……每天至少来一次吧。”看样子，纯子所栖居的世界与伸夫他们截然不同。没过多久，咖啡端上来了，而伸夫却不知道该怎么喝。纯子先放入砂糖，再放入少量牛奶并搅拌几下。伸夫看过之后如法操作，然后喝了一口。咖啡竟是一种既甜又苦的奇妙味道。这种东西怎么会好喝呢？真不知道那些喝得有滋有味的人是怎么想的。“打扰一下，可以吗？”像是看准了时机，另一个男人走过来搭话，可能是要协商晚上聚会的事情。此番交谈结束之后，又有个梳着大背头貌似画家的男人过来，说了两三句话把纯子逗笑。然后，又有个貌似报社职员的男人过来。他们都只跟纯子交谈，完全无视伸夫的存在。看样子，纯子是在这里跟他们边聊天边谈工作，并收集各方信息。过了半个小时，伸夫喝完咖啡正百无聊赖，纯子开口发问。“回去吧？”“好……”伸夫还在琢磨收费的事情，而纯子已迅速拿起账单朝收款台走去。两人来到外边，只见雪下得更大了，人们都把脸颊埋在大衣领中。“谢谢你请我喝咖啡。”伸夫郑重其事地俯首致谢，纯子满面笑容地点了点头。“不必啦！我是大款嘛！”纯子的绘画作品好像已经相当畅销，并且在为报纸和杂志画插图。虽然难以想象她的画作价值几何，但伸夫他们肯定无法与之相比。“那就在这儿告辞吧？”两人从米蕾特向北走到一个路口，纯子就停下了脚步。“难得的星期六还把你拉着到处跑，请原谅！”“哪里……”虽说是拉着到处跑，但跟着引人注目的纯子倒是特别拉风，还第一次进咖啡馆喝了咖啡，伸夫已相当满足。“还想跟我见面吗？”“真的吗？”“这个，你过后看看吧！”纯子从大衣兜里掏出一个小信封，“我写了一首诗，是为你哦！”纯子递来信封，伸夫像接过炸弹般小心翼翼。“好啦，再见！”纯子只说了这些就翩然转身，朝两人刚才喝过咖啡的米蕾特原路返回。伸夫等红大衣消失在雪中人群之间后，向前走了五十多米，来到一小片空地拆开了信封。信封里装着与昨天同样的稿纸，打开后看到同样圆润的笔体写着如下内容：我知道你怨恨我我明白你厌恶我可是在怨恨中隐含着温存在厌恶中隐含着挚爱想必你已发现有怨恨有厌恶远远胜过无动于衷纯子大片雪花落在稿纸上，伸夫一边留意不让融雪弄湿稿纸一边重读纯子的诗。这是什么意思？难道纯子看透了自己的心思？可是，这并不像表示愤怒或憎恨的文字。虽然真意不明，但似乎多少隐含着某种好感。七在认识时任纯子之后，伸夫感到自己好像突然成了大人。虽说如此，这并非等于了解了纯子的一切，只不过是偶然应邀去咖啡馆里喝了咖啡、简短地谈论学校和家里的事情而已。两人本来就是同班同学，所以记住姓名和长相纯属理所当然。不过，这回却增加了单独会面的条件。以前同班同学中尚未有人与纯子单独约会。本来纯子比较早熟，感觉她好像在跟画家和记者之类的中年男子交往，却没有一个关系较近的高中生。男生们虽然都对纯子心怀好奇和景慕，也只不过是把她作为远离自己的存在隔空遥望而已。伸夫就是跟这样的女性一起走在大街上。而且，主动发出邀约的是纯子。伸夫自己并没有这种愿望，是对方主动向他搭话的。而且，两人一起去的是咖啡馆，伸夫在那里第一次喝了咖啡，并了解到那里是各种身份成年人聚集的场所。不仅如此，纯子还在分别时把自己写的诗交给了伸夫，虽然内容尚未完全搞清楚，但她对自己有好感这一点已确切无疑。对于伸夫来说，与纯子度过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整个过程的一切都是新鲜的体验。他似乎借此窥见了从未想象过的世界。若能做到，伸夫很想把此事告诉别人。如果告诉同学“我跟纯子一起去咖啡馆啦”，他们肯定会惊讶不已、羡慕不已。跟纯子约会之后，伸夫感兴趣的对象完全为之改变。这并非是指每天的生活为之改变，他每天早晨还是两点一线、上学回家，晚上有作业就做，没有作业就读书听广播。虽然在表面上生活节奏似乎一如既往，但大脑的某个角落里却总有纯子的身影。虽然在跟同学交谈和专注于体育活动时也会暂时忘记，但在其他时间里却总是挂念着纯子。她今天会不会来学校上课？如果来的话会不会认真听课？她那个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早退。她什么时候还会发出约会的邀请？她不再去旅行写生了吗？伸夫的想象一旦开始就没完没了。虽然只约会过一次，可自己却如此思绪万千——伸夫感到匪夷所思。以前总是轻蔑地想“时任纯子那种人……”，那或许都是自己徒然虚张声势而已。不过虽说如此，跟纯子约会确实充满了刺激。第一次约会就突然被带进咖啡馆令伸夫深感意外，但后来她也约他去了不曾预料到的地方。第二次约会先是在伸夫从未进过的商厦画廊里碰头，然后一起去了钟塔后面的荞面屋。对于以前在外面只吃过拉面的伸夫来说，纯子为他点的蘸汁凉荞面真是稀罕风味。伸夫等她先开始吃，然后才学着她的样子做，但纯子皱着眉头小声提示：“伸夫，别把太多面条放在蘸汁里呀！”从第二次约会开始，纯子就直呼其名了。同班女生直呼其名这是第一次。不过，因为是纯子，所以伸夫心里并未产生什么反感。非但如此，伸夫觉得这是双方关系亲密的证据，反倒因此而十分高兴。实际上，由于约会时总是以纯子为主导，所以被她直呼其名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NO、BU、O……”纯子在呼唤伸夫时，最后一个音节“O”总是向上挑起，比母亲的呼唤听着温馨，还有几分发嗲的感觉。伸夫按照纯子的提示，夹起一小撮面条放在蘸汁里。“阿姨，来碗面汤！”把面汤倒在剩下的蘸汁里喝掉，也是伸夫此时才听说的常识。当时还特别稀罕的巧克力和冰淇淋，也是在跟纯子一起去的咖啡馆里初次品尝到。不过，最具刺激性的还是跟纯子一起喝的酒和抽的烟。伸夫以前不曾知晓，据说纯子从高一时就开始抽烟了。伸夫初次看到她抽烟是在第三次约会的时候。依然是在那家画家们聚集的咖啡馆里，纯子在跟中年男友们交谈时，从大衣袋里掏出了香烟。红色包装盒正面印着“光”字，符合外表华贵的纯子的风格。纯子从盒里抽出一支香烟夹在指间，正在跟她交谈的男子十分自然地凑上打火机。从这个情景来看，周围的男性对还是高中生的她抽烟没有表示出任何的异样感。实际上她抽烟的架势已算得上登堂入室。那么浓烈的烟团，伸夫只是看看都感到会呛着，而她却能精彩地吞云吐雾。伸夫看得入迷，纯子就把香烟递了过来。“抽一支试试？”“不……”伸夫慌忙摇头，纯子莞尔一笑。“是啊！你是优秀生嘛！”“倒也不是……”如果被辅导委员老师看到自己在这种场所抽烟，真不知道会受到什么处分。“不会的啦！乌鸦哪能进这里来呀？”由于多数辅导委员老师都穿着暗色西装，而且会带来令人厌恶的消息，所以学生们称其为“乌鸦”。“这里的人都会保护我们哦！”确实如此，咖啡馆里聚集的顾客多数都戴着贝雷帽留着长发，颇具艺术家范儿，看样子会抵制乌鸦们的管制。而且，即使被乌鸦们发现了，但由于纯子是艺术家们的伙伴，或许会得到宽容。“你不抽吗？”纯子再次询问，伸夫就叼上了一支。可是，他刚抽了一口就呛得咳嗽起来。“很快就能习惯啦！”纯子看到伸夫呛得难受，反而露出开心的样子。与抽烟相同，初尝威士忌也是在跟纯子一起去的酒吧。那里也与咖啡馆相同，貌似与纯子熟悉的艺术家顾客很多。这家酒吧只有一张L形吧台，店主是个叫“阿泽”的中年男子。“你喝加冰威士忌吗？”听纯子这样问，伸夫虽然不知怎么回事也还是点了点头。以前只是在过年时跟父亲喝过屠苏酒，那也只是四五盅而已。父亲说声“差不多行了”，他就顺从地放下酒盅，而且他自己也没想多喝。端上来的威士忌酒加了碳酸感觉就像汽水，但喝下去却相当有劲。“我一般都是喝两杯，喜欢浑身稍稍发热的感觉。”纯子似乎已经完全习以为常，把玻璃杯中的冰块晃得叮当作响。“再来一杯怎么样？”伸夫就顺从地追加了一杯。因为连同龄女孩都满不在乎，所以伸夫羞于自甘落后，于是他振奋精神端起了酒杯。三杯威士忌酒下肚之后，伸夫去厕所时就感到腿脚有些发软。“你可要挺住哦！”伸夫一边鼓励自己一边对自己酒量太小感到气恼。平心而论，纯子在所有的方面都比较早熟。看样子，无论是去咖啡馆还是荞面屋乃至酒吧，对于纯子来说简直就是家常便饭。虽然班里也有不良少年和软派的团伙，可他们也未必能像纯子这样豪放，即使抽烟喝酒也是在厕所或公园的角落里，提心吊胆显得有些猥琐。与他们相比，纯子的姿态却落落大方毫不露怯，毫不忌避周围的目光，悠然自得地与周围气氛和谐相融。那或许是自诩艺术家的信念使然，但换个角度来看又像是破罐破摔的感觉。哪里还像个高中生——虽然招人颦蹙侧目，但纯子的态度就像是在享受作恶，像是在挑衅那些道貌岸然的成年人。然而奇妙的是，老师和周围的成年人都对纯子十分宽容，明明知道她每夜抽烟喝酒却无人指手画脚。那孩子特殊——纯子的身边已经营造出这种氛围，于是她就利用这种特殊的待遇乐在其中。虽说如此，纯子怎么会有那么多钱呢？伸夫感到不可思议。即便伸夫说“我来付钱”并想拿起账单，可纯子却微笑着说“不用啦，我是大款”。听纯子这样一说，伸夫就像着了魔似的哑然无语了。看样子，纯子确实靠自己的画作和插图获得了不少收入。“我在这里都是记账，你就别操心了。”在喝威士忌酒的酒吧里，听到此话的伸夫既惊讶又激动：上高中的女孩可以在酒吧里记账，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伸夫望着纯子的侧脸，再次惊叹于她的神通广大。总而言之，只要跟纯子在一起，完全没必要担心钱的问题。此事乍看似乎令人感激，但伸夫心里却不是个滋味。身为大男人却让女人付钱——伸夫无法从这种负疚感中解脱出来。在跟纯子接近一个月之后，伸夫决定就在学校的图书部活动室里跟她会面。所幸的是，图书室就在由连廊相接的副楼里，一层是阅览室，二层分为书库和课外活动室。从男女同校开始，伸夫就分属于图书部。但由于高年级前辈从寒假结束后开始专注于高考复习，所以伸夫实际上相当于图书部的负责人。虽然图书室里有位年轻的女馆员，但图书部成员都把称呼“阿姨”的“阿”字去掉直接叫“姨”。在午休和放学之后，成员们总是集中在活动室里，围着“姨”聊天说笑度过欢乐时光。他们就这样从五点一直待到将近六点，有时还会待到勤杂工进来把炉火清理掉。不管怎么说，二楼的图书部活动室里有种密室般的氛围，是成员们绝佳的聚集场所。伸夫知道，那个房间在勤杂工清理炉火之后就不会再有人去了。“我们六点钟去那儿见面吧！到了那个时间就没事儿啦！”因为伸夫保管着活动室的钥匙，所以两人进去后只需把门反锁就没问题了。“大家都回家后就不会有人去了。”虽然咖啡馆和酒吧倒也不错，但周围总有纯子的朋友。说起来是约会，但实际上那些男人常来打扰，伸夫实在难以平心静气。此外还得花不少钱，而且说不定哪天就会被辅导委员老师发现。当然，即使钻在图书部活动室里，也未必能够保证不被老师发现。虽说这里是副楼，但因为还是在校内，所以值班老师当然会来巡查。不过，他们都几乎只是巡查到楼门口，确认上锁之后就会离开。因为有楼门和活动室这双重门锁，所以只要待在室内不出声就不必担心被发现。而且，即使万一被发现就说是在整理图书，这个理由也完全可以成立。“这里离你家近，很快就能到吧？”所幸从纯子家到学校用不了两三分钟。因为距离很近，她在冬天有时不穿大衣就直接跑进学校里来。“虽然没有炉火有点儿冷，但多少还会有些余温。”可能是因为爱冒险的纯子觉得好玩，所以她立即点头同意了。约会那天，成员们照例在“姨”的下班时刻五点钟全都撤了。伸夫也暂时跟大家一起放学离校，但走到半路又原路返回，并在勤杂工室要了楼门钥匙前往活动室。一月的下午五点多天色已暗，炉火也已被清理，室内寂静无声。伸夫望着大雪已停的窗外等候，只听门声轻响，纯子出现了。“没事儿吧？”纯子点了点头，随即像猫一般溜进室内。伸夫见状把一层的楼门和活动室门都上了锁。“已经不会有人来啦！”“果然挺冷啊！”“那你穿上这个吧！”伸夫想把自己的大衣披在纯子身上，纯子摇了摇头从大衣兜里掏出一个小瓶子。“来喝这个吧！”那是小瓶装的威士忌酒。伸夫从格架上拿来玻璃杯，纯子就把威士忌倒上。“干杯！”两人对视一下喝了一口酒，伸夫立刻就被呛住了。“兑点儿水就好啦！”伸夫按照纯子说的给自己的酒杯里加了水，给纯子的酒杯里也加上水。“真安静啊！”“简直不像学校，是吧？”“我可以抽烟吗？”“当然，没问题呀！”纯子叼上一支“光”牌香烟并擦着了火柴，黑暗中瞬间浮现出她白色的脸庞旋即消失，只有香烟的火光在黑暗中微微颤动。“因为亮灯就会被发现里边有人哦！”“这样就挺好呀！”白雪反光和窗外附近的街灯微微映出纯子的脸庞。“以后就在这儿见面吧？”“是啊！”纯子点点头把酒杯放在桌子上，然后把面孔正对伸夫。“伸夫，吻我吧！”伸夫一时怀疑自己的耳朵，虽然就在眼前听到，却仿佛刮向远方的风声。“伸夫……”听到再次呼唤，伸夫坐正了姿态。“可以吗？”纯子没有答话，坐在原处不动。在已经适应了黑暗的视野中，可以看到纯子闭着眼睛微微翘起下巴。仿佛受到那片白色的吸引，伸夫来到纯子面前。简直难以想象，纯子的脸庞就在眼前。伸夫以前从未如此近距离地看过女人的面孔，尽管没有开灯，但轮廓姣美的鼻梁、柔润的嘴唇乃至脖颈下面都历历在目。可是，伸夫还在迟疑。真的可以就这样接吻吗？这会不会是纯子式的游戏呢？如果真的凑过去，她会不会立刻躲开呢？若是放过了眼前的机会，恐怕永远都不能接吻了。既然是男人就应该大胆向前——伸夫就像听到魔咒般闭住了眼睛。这样看不到纯子的脸庞，伸夫就稍稍放大了胆量，随即把嘴唇慢慢地凑近了纯子。不过，尽管对方没有抗拒，可接吻却意外困难。伸夫的嘴唇先碰了一下
已经不能胜任宰相之职，如果硬留其在位，是极度不负责任的表现。王谱的建议十分正确，但李漼不仅未被采纳，反而将王谱贬为偏远地区的县令。咸通四年（863年）八月，李漼下敕以宦官阁门使吴德应为馆驿使。馆驿使掌管传驿事务，历来由御史兼任，因此有谏官上疏认为李漼不应该破坏官员任免的规矩，不应由内臣出任馆驿使职务。但李漼却以敕令已经下达，不可随意更改为由，拒不采纳谏官们的建议，自此之后李漼拒谏滥罚的行为越来越严重。因此可以说，由同昌公主死亡事件引发的李漼大开杀戒、刘瞻无辜被贬、谏官上疏获罪等一系列事件并不是偶然发生的，它是李漼很长时间以来拒谏饰非、任性而为的必然结果。由于唐末史料的缺乏，对于李漼贬杀进谏者、株连无辜者的残暴行为，史料没有过多详载。但通过史料记载的个别案例，我们还是可以看出李漼在位时期，他残虐进谏者的恶习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本加厉。咸通十三年（872年）是李漼在位的倒数第二年，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以及身体状况的恶化，脾气秉性变得越发古怪和暴虐。这一年五月，国子司业韦殷裕到大明宫阁门告状，揭发同昌公主生母郭淑妃之弟郭敬述贪污腐化的不法行为。按说李漼可以将这起事件交由有司查明，谁是谁非自然大白于天下，但韦殷裕显然没有意识到，他状告的人是李漼最为宠幸的妃子。李漼看完奏状后勃然大怒，不仅杖杀韦殷裕，抄其全家，还将其岳父太府少卿崔元应、妻兄中书舍人崔邟、叔父韦君卿全部贬往岭南。给事中杜裔因与韦殷裕友善也被株连，被贬为端州（今广东肇庆）司户，而掌管阁门的阁门使也因接受韦殷裕的告状书而被免职。李漼残虐进谏者的行为，使很多谏官恐惧得不敢再进谏，这也使得他逐渐失去了修正自己行为的一面镜子。而在我看来，导致李漼一朝政局混乱的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是李漼对于宰相职位的随意任命。辅政无状李漼本人怠于政事，过着骄奢淫逸、游宴无度的生活，而他所任用的宰相，除了刘瞻兢兢业业之外，大多都是和李漼一样的昏庸残暴或碌碌无为之辈。李漼在位十四年的时间里，处于中枢地位掌管政务的宰相，先后有杜悰、毕诚、夏侯孜、杜审权、裴休、徐商、曹确、杨收、路岩、韦保衡等十几人，其中多半是昏官庸宦，《新唐书?路岩传》记载，李漼在位时期是“王政毗僻，宰相得用事”。也就是说由于李漼本人不关心政事，宰相就有了一定的决策权力，那么这些宰相如何辅政，也就成为影响时局的重要因素，纵观李漼在位时期的这些宰相，绝大多数可以用“辅政无状”形容。接下来我们列举几位宰相的“英雄事迹”，来看一看他们是如何将朝廷搞得乌烟瘴气。第一位：杜悰。杜悰是中唐名相杜佑之孙。当年宪宗李纯颇重文学之士，诏令宰相在公卿之家挑选文雅俊士做自己的驸马，可是由于公主大多骄横任性，很多文学后进托病不愿意应选，但杜悰却十分愿意，因此成为宪宗李纯的乘龙快婿。杜悰在宪、文、武、宣四朝出将入相官居显职，但主要原因并非因为他本人有什么真才实干，而只是因为他是皇亲国戚的缘故。会昌三年（843年）杜悰出任淮南节度使。当时正值大旱，道路上逃荒的饥民成群结队，只能从漕渠中捞取漕船散落的米充饥，可是面对饥民如此凄惨的生活景象，杜悰不仅没有着手开展赈灾，反而向朝廷献“祥瑞”。《新唐书?杜佑传附杜悰传》记载，当时淮南在杜悰的管辖下，已经到了“狱囚积数百千人，而荒湎宴适不能事”的局面，足见他是个不恤民生的昏庸之官。咸通二年（861年），李漼因杜悰是皇亲国戚的缘故任命其担任宰相。杜悰身在相位三年，于咸通四年（863年）被罢相，出任方镇节度使。总结他担任宰相的业绩，《新唐书?杜佑传附杜悰传》说“悰无他才，常延接寒素，甘食窃位而已”。从很多史料记载来看，杜悰担任宰相期间对于人才的选用和提拔，存在严重的失误和不足。他误用蔡京致使安南地区发生叛乱，所以《新唐书?杜佑传附杜悰传》又说他是“虽出将入相，而厚自奉养，未尝荐进幽隐，（杜）佑之素风衰焉”。杜悰因为萌荫关系而身居显职，却又无所作为，所以时人送称号为“秃角犀”。第二位：杨收。和杜悰不同的是，杨收曾经也是个励志青年，少年便有“神童”的美誉。其兄曾以“笔”为题让杨收作诗，他出口成章：虽非囊中物，何坚不可钻。一朝操政事，定使冠三端。从诗句的字里行间来看，杨收俨然很有政治抱负。可是从咸通四年（863年）五月起至咸通八年（867年）十月为止，杨收在担任宰相的四年半时间里，却是大肆纳赂受贿，因而富有家财，生活极端奢侈，连家中的婢女头上都戴着珍珠。当时杨收以同宗的名义结交神策军左军中尉宦官杨玄价，所以官阶累进直至宰相。因此，杨收平日不得不受杨玄价左右，但正所谓成也杨玄价，败也杨玄价，杨收最终也是栽在杨玄价的手中。杨玄价、杨玄翼兄弟一个掌管禁军、一个掌管枢密，可以说是权势冲天，兄弟二人暗中接受地方藩镇的贿赂和请托，然后让杨收按照其意图办事。在具体的办事过程中，由于其他宰相的牵制，杨收不能完全满足他们的要求。杨玄价就认为杨收存在异心，因此在咸通八年（867年）十月，鼓动皇帝李漼将杨收贬出了朝廷。转年，韦保衡又揭发杨收任用亲信严撰为江西节度使时，接受过百万钱财贿赂，以及其他相关纳贿之事，致使杨收被贬为端州司马。咸通十二年（871年）皇帝李漼又将杨收流放至州，没等他走到目的地，李漼便派宦官在半路上赐其自尽。值得一提的是，杨收在临死之前承认自己是“辅政无状，固直死”。这虽然有符合事实的一面，但如果不是李漼懈怠政事，杨收也不可能如此肆无忌惮地受贿，从这个角度来说，杨收充当了皇帝李漼的替罪羊。在杨收担任宰相期间，长安城中流传着一首民谣：“确确无论事，钱财总被收，商人都不管，货贿几时休。”这四句民谣是讥讽曹确、杨收、徐商和路岩四个宰相的，曹确和徐商当时是以不理政事，整天混日子，无所建树而受到讥讽，而杨收和路岩则是因为大肆受贿而被人们争相讥讽，其中杨收更是被人们冠以“钱财总被收”的封号。杜悰、杨收虽然都是昏庸之官，但各具特色，而人们送给他们的绰号，也颇能反映出他们在任时期的突出特征。而接下来的官员，人们送予的称号是“牛头阿旁”，不过这个绰号不是指一个人，而是指路岩与韦保衡这对儿官场上的双子星座。路岩和杨收一样，自幼也是“聪慧过人”，咸通五年（864年）十一月被任命为宰相，当时只有三十六岁，可谓是春风得意，正值有为之年。可是路岩却利用皇帝李漼懈怠政事之际把持朝政，大肆收受贿赂，大干不法勾当。不久，皇帝李漼又提拔韦保衡担任宰相，《新唐书?路岩传》记载：“二人势动天下，时目其党为‘牛头阿旁’，言如鬼阴可畏也。”路岩当上宰相的最初阶段，就将许多事务交由亲信边咸处理，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边咸效仿主子的行径，也是大肆受贿，中饱私囊。咸通十年（869年）十月，至德县（今安徽东至县）县令陈蟠叟上疏皇帝李漼，说要进京面见李漼，献上解决财政危机的办法。当时由于朝廷镇压庞勋起义耗费大量钱财，不免苦于财政拮据，李漼听说陈蟠叟可以献上妙计，所以一接到陈蟠叟的上疏，就诏令让他入京觐见。事实上，李漼对陈蟠叟是有印象的，陈蟠叟虽然其貌不扬，但颇有文采。咸通三年（862年）时，有一次李漼在宫廷内让佛、道二教代表展开辩论，几番唇枪剑战下来，道士们屡屡败下阵来，惹得李漼十分不高兴。虽然李漼崇信佛教，但唐朝毕竟是强调道教老子为其祖，所以看到道士们理屈词穷后，便传令让道教选派后辈新人进宫参加辩论，而且可以毛遂自荐。陈蟠叟就是因为这个机会得以进宫，他接连辩倒数位高僧，使得皇帝李漼圣颜大悦，被授予至德县令一职。所以这次陈蟠叟上疏请求觐见，李漼毫不犹豫地予以批准。不过，李漼对于陈蟠叟的期望值显然过高，陈蟠叟为李漼献上的计策是：抄收边咸一家，足以赡军两年。当时李漼不知道边咸乃何许人也，当他知道边咸是路岩的亲信时顿时大怒，自己抱着热火罐盼了这么长时间，陈蟠叟就用这句话将自己打发。当时李漼认为陈蟠叟不仅是在戏耍自己，而且有意诬陷宰相，于是将他削职为民，并流放到数千里外的爱州（今越南清化）。陈蟠叟的计策虽然有些无厘头，但从另一个侧面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路岩及其亲信贪污腐败现象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不过，路岩虽然与韦保衡并称李漼时代的双子星座，但路岩最终还是因为和韦保衡争权，于咸通十二年（871年）四月被韦保衡排挤出朝廷，出任西川节度使。据说路岩失势后，在前往西川的路上被愤怒的行人投掷瓦砾，其相狼狈不堪。到达西川后，路岩仍然器重边咸和一个叫郭筹的官吏，自己则整日游宴娱乐，同时对军士滥赏以收买人心。后来路岩、边咸、郭筹终因流言而被贬杀，实是咎由自取。说完路岩再说韦保衡。这个与同昌公主完婚才一年的驸马爷，于咸通十一年（870年）四月升任宰相。即使在同昌公主死后，皇帝李漼依旧对他是宠信不衰，所以从咸通十一年（870年）四月开始，到李漼去世为止的三四年时间里，韦保衡可以说是权势冲天。可是韦保衡为人十分肤浅，一旦恃恩掌权，便赏罚任其随心所欲，只要让他开心便立即提拔，稍有不从便立即排挤（“所悦即擢，不悦挤之”）。与杨收和路岩稍有区别的是，韦保衡权力欲更加强烈，在排斥打击异己方面丝毫不手软。例如，唐朝及第进士称主考官为座主，一般人对座主都是感恩戴德、毕恭毕敬的。韦保衡举进士时的座主是担任礼部尚书、同平章事的王铎，也是宰相班子成员之一。有时韦保衡在排斥异己的时候，碍于王铎在位不能尽情放肆，他知道王铎内心是瞧不起自己的，因此便暗中加以排挤，终于在咸通十四年（873年）六月将王铎排挤出朝廷。又如萧遘与韦保衡同年进士及第，彼此称为同年。但韦保衡是凭借驸马身份进士及第的，自身并无才华，因此“同年”们也都内心鄙视他。而萧遘“形神秀伟、志操不群，自比李德裕，同年皆戏呼‘太尉’，因此韦保衡对萧遘可谓羡慕嫉妒恨，找个机会上疏皇帝李漼，将他贬为播州（今贵州遵义）司马。咸通十年（869年）六月，韦保衡试图任用党羽裴条为尚书省的郎官。按照唐制，凡郎官任免不当，尚书左、右丞可以纠劾，不让其赴任就职。当时尚书李璋是个耿直之人，对郎官的任免核查得十分仔细，韦保衡担心李璋会有不同意见而阻止对裴条的任用，所以提前派人和李璋打了招呼。但李璋回馈给韦保衡的只有八个字：朝廷迁除，不应见问。韦保衡听出了李璋的潜台词：如果任用遵循制度、合乎程序，何必还要事先打招呼。韦保衡在李璋那里碰了个软钉子，但又不好发作，于是怀恨在心，一个月后就上疏皇帝李漼，将李璋外放去当观察使。韦保衡不遗余力打击异己，路岩懈怠政务，杨收大肆受贿，李漼一朝的宰相成员就是由这样一群昏官庸官吏组成。当年李林甫虽然也打击异己，但至少不敢懈怠政事，协助李隆基做了不少事情。但李漼一朝宰相已经不再精心处理政务，而是以满足私利为首要任务，所以上演了一幕幕丑剧，因此被人们授予各具特色的外号。皇帝懈怠政事，宰相不谋其政，当大唐的历史行进到李漼这里时，先前宣宗李忱勤政所稍稍恢复的政治清明局面，已经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末世之态。末世之态以皇帝李漼为首的朝廷统治者不仅荒淫腐朽，而且穷奢极欲，朝廷上下已经弥漫着一种竞相寻欢作乐的末世之风。当时身历其境的诗人韦庄在他的诗句中有着深刻的揭露，例如诗作《观猎》就是典型的代表作：苑墙东畔欲斜晖，傍苑穿花兔正肥。公子喜逢朝罢日，将军夸换战时衣。鹘翻锦翅云中落，犬带金铃草上飞。直待四郊高鸟尽，掉鞍齐向国门归。这首诗是韦庄在看到朝廷那些达官贵人，置内忧外患于不顾而肆意狩猎的场面后，颇感无奈而发出的慨叹。又如《贵公子》一诗写道：大道青楼御苑东，玉栏仙杏压枝红。金铃犬吠梧桐月，朱鬣马嘶杨柳风。流水带花穿巷陌，夕阳和树入帘栊。瑶池宴罢归来日，笑说君王在月宫。唐代进士及第是很受当时人看重的一条入仕途径，从进士及第后庆祝的活动场面来看，对当时的社会风俗造成不少影响。其中进士科放榜之后，及第进士都要到曲江之畔举行游宴活动，这项活动到了李漼在位的咸通年间，变得更加奢靡。生活在咸通年间的王定保在所撰的《唐樜言》第三卷中对此有着详细的记述。他说当时由于进士在曲江的游宴成为惯例而且场面越来越盛大，以致长安城中专门出现为举办这项游宴服务的一批人，称为“进士团”。而“进士团”自大中、咸通以来人数逐渐扩张，其中为首者有个叫何士参的人，尤其擅长筹办筵席。这个人善于未雨绸缪，例如今年宴会刚过，他就开始筹办来年的筵席物品，所以时人称之为“四海之内，水陆之珍，靡不毕备”，称为“长安三绝”之一，而何士参也因此成为进士及第庆祝活动的知名噱头。在进士们进行游宴庆祝活动中，都要准备一个大袋子，里边放着酒器、钱绢等，逢花即饮，所以诗人张籍有“无人不借花园宿，到处偕携酒器行”之句。为了方便观看游宴活动，公卿之家都想从中挑选东床佳婿，以致曲江池畔车马堵塞。王定保又记述说，新进士们尤其看重樱桃宴，这项筵席历来都是进士们共同出资筹办。例如乾符四年（877年），淮南节度使刘邺的次子刘覃进士及第，本来刘邺已经每天给予儿子一锭银子作为游宴的费用，但刘覃为了出资筹办樱桃宴，所耗费的钱财是其父给予的数倍银两。时值春天，长安樱桃初出，价格昂贵，许多富贵人家还未敢尝鲜，刘覃便暗中叫人大批预购，独自办了一场樱桃宴来招待公卿，以此大大出了一番风头。我们都知道，新进士及第是朝廷未来的骨干力量，历来有很多新进士后来成为知名大臣。但李漼在位时期的新进士，不以做个为民请命的好官为志向，反而大行奢靡之风，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李漼治下的大唐帝国已经呈现末世之态。不仅当时的新进官员呈现骄奢之态，皇亲国戚的奢靡之风更加严重，诗人韦庄在《咸通》一诗中就揭露得十分直接：咸通时代物情奢，欢杀金张许史家。破产竟留天上乐，铸山争买洞中花。诸郎宴罢银灯合，仙子游回壁月斜。人意似知今日事，急催管弦送年华。诗中的“金张许史”指的是汉代的外戚金日磾、张安世、许伯、史高，诗人韦庄引用这四个人，借以讽刺李漼一朝皇亲国戚的奢靡荒淫。皇亲醉生梦死，官员不务正业，皇帝李漼已经完全不是王宗实起草即位诏书的所说的“孝敬温文、弘博慎敏”。事实证明，无论多少溢美之词，终究掩盖不了李漼的昏庸顽劣。而史学家将他即位伊始就划归大唐帝国的衰亡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从他当上皇帝伊始，整个国家就陷入一片战乱之中，这其中既有内部的农民起义，也有边境的战火烽烟。第二章战乱迭起裘甫起义唐宣宗李忱颇有“小太宗”风范，不仅“明察沈断，用法无私”，而且“从谏如流，惠民爱物”。其中颇多溢美之词，我们不能否认宣宗李忱治下的大中之政，固然取得了不错的政绩，但在他的治下，帝国的农民生存状况依旧十分堪忧，各地农民起义如星星之火到处可见。很多史学家认为，唐末“诸盗（农民起义）”都生于大中年间，虽然这种定论有些武断，但是从中可以看出农民不堪忍受压迫而进行武装反抗由来已久。正因为如此，李漼即位之后仅仅四个月，长期以来积压的农民与官僚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终于大规模爆发，而首当其冲的
，但偶尔也会在性冲动的驱使下转向女孩的重要部位，于是惨遭大人责骂。不管怎么说，看到那个部位平展就想探摸是否有什么，看到孔洞状就想用手指探摸究竟，这应该说是自然的本能吧。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伸夫虽然没有玩过医生看病游戏，但因为急欲知晓那里有什么，所以只要有机会他也会做出同样的举动。但是，很多男孩并没有尝试的机会，只是日益确信前面非常重要。此时的着眼点已不在后面的臀部，问题是前面的裆部。那里对于男女来说都是最重要的部位，好像不能轻易让别人看见。上小学一年级时就会产生这种程度的认识。不过，遗憾的是那个部位的具体形态无从想象。有时小伙伴会用左手握成筒状，然后用右手食指做插入状，或以拇指从中指和无名指之间穿出，同时嘴里喊“色鬼”，由此便可想象到女孩那里有个深洞，前面突起一个小东西。然而，这也离具体的形态相差甚远。不过，其具体形态另当别论，女性的前面似乎散发着某种感官物质却是实实在在的现象。将其喻为电波未免夸张，而说成热波又过于具体，或许应该称之为包括这一切的性感气息。伸夫初次意识到那种气息是在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班主任黑沼老师白白的皮肤，黑黑大大的眼睛，在所有的女老师中最漂亮。伸夫还记得母亲曾经说过“因为你的老师很漂亮……”。伸夫最喜欢黑沼老师身穿白罩衫和藏蓝色大喇叭裙的姿态，此时老师显得最柔美清秀。有一次，好像是在做体操或是课间休息时，同学们以黑沼老师为中心围成一圈闭住眼睛玩捉迷藏之类的游戏。“预备——开始！”大家都开始跑动，可伸夫却不知何故起跑迟缓。就在他慌忙起身的瞬间，一片薄软翩然飘落头顶，将他严严实实地罩在黑暗之中。这是在黑沼老师的大喇叭裙里。过了片刻伸夫才明白过来——由于老师猛然站起转动上身使裙摆飘动，自己就被罩在里面了。当黑沼老师发现有个学生进了裙子里大吃一惊，慌忙拉起裙摆救出伸夫并嘟囔说“啊，吓我一跳”。周围孩子们一时被这瞬间的奇景惊呆，可当伸夫从黑沼老师裙摆里钻出时又哈哈大笑起来。伸夫低着脑袋不知如何是好，黑沼老师轻轻抚摸他的头顶。“对不起哦！”伸夫还是说不出话来，黑沼老师帮他整理一下衣领并转向同学们。“好啦！今天就到这儿吧！”伸夫跟着同学们走向教室，心里想都怪自己动作太慢，害得大家游戏中断，感觉做了一件很不好的事情。不过，自己进到老师裙子里，原以为会受到老师责骂，可老师的态度却意外温和。伸夫对此迷惑不解，旁边的同学突然发话。“色鬼！”伸夫瞪着那个同学反驳。“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可你不是进老师裙子里了吗？”伸夫确实进到老师裙子里了，但他并不愿意那样做。“不是的，不是啦……”伸夫拼命地辩解，不过他在那个瞬间确实嗅到某种气息。后来他也想不明白那是什么气息，反正是柔柔甜甜有点儿酸的感觉。“闭嘴……”不管那些家伙怎样说三道四，知道老师裙子里面味道的也只有自己。伸夫忽然有些得意起来，目送黑沼老师裙摆翩翩的背影在秋风中远去。三说到男孩性意识最为安定的时期，或许就是从幼年到小学毕业的十年之间。在这个时期，男孩既不会寻求性行为也没有性的烦恼，在性方面毫无欲望，属于性欲的空白期。当然，如果只从性行为来讲，老年期也大都与性无缘，因此未必不能看作性欲的空白期。但是，老年人在这个时期即使没有性行为，也不等于性心理已经消失。倒不如说精神与肉体相反，往往发生亢进现象。因此，这也可以看作异常复杂而烦恼多多的时期。但无论怎样看，都不同于小学时代的性无垢状态。即便以伸夫自身的体验来对照，他在小学时代从未被特殊的“性的感兴”所困扰。如果勉强举例的话，也就是前面所说进到女教师裙子里那件事。而且那也并非伸夫主动所为，纯属突然降临的灾难。总而言之，直到小学毕业之前伸夫尚未萌发性意识，因此不会被性烦恼所困扰，一贯保持纯真无邪的心态。当然，这并不等于他对自己的性器官毫不关心。当清晨憋尿醒来发现阴茎勃起胀大时，他就会惊慌失措。不过，他当时还没有进一步考虑“为什么”以及这种状态意味着什么，当然对这种现象本身也不会感到羞耻。从这个时期开始玩“看谁尿得高”，也与这种不知羞耻的心理有关。就是大家站成一排朝板墙上方撒尿，看谁尿得高。小伙伴们一齐使劲向高处滋尿，尿液划出抛物线朝上喷起。偶尔刮来一阵风，尿液就会被斜向吹散。“嘿呀！”滋得最高的小伙伴发出的不知是欢呼还是嘲笑，还挺起胸脯像在说“怎么样”。如果说这只是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玩乐倒也罢了，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认为，男性以阴茎粗大为傲的单纯心理此时已经萌生。伸夫在这种比赛中仅仅一度称王，不知为何，那次他非常强势，比小伙伴们滋得高很多。不过，那次胜利在接下来的瞬间就被大人的呵斥声抹掉了。这且不说，总之通过这种游戏，他进一步领会了将男性那个物件称为“阳物”的说法。确实如此，在太阳下威武雄起的那个就是“阳物”。而且，从来不玩这种游戏的女孩也会切实感到自己与男孩性别不同。在她们体内好像潜藏着某种与男孩不同的部分，由于不会轻易暴露而被称为“阴物”。这种比喻恰如其分。幼年期的阴茎确实堪称阳性，它有时像是得意洋洋，有时颇显滑稽。布鲁塞尔皇宫前有个“撒尿男孩”雕像，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这种形象。不过，男孩的阳物并非总是那么阳光、那么高傲。伸夫上小学二年级时曾在樱树下小便，正巧周围有很多毛毛虫，于是他用尿液惩罚了其中的一只。毛毛虫受到尿液突袭左右扭动挣扎，终于像是抵挡不住而蜷缩起来。伸夫获胜后洋洋得意地收回阳物，可后来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他第二天早起一看，阴茎头部红肿起来，摸上去还有些疼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伸夫有些害怕就想问问母亲，可又羞于启齿，只好自己思索。这会不会是对自己昨天尿撒毛毛虫的惩罚？以前曾听小伙伴说“把尿撒在毛毛虫身上小鸡鸡就会肿起来哦”，可伸夫认为那是胡说八道而嗤之以鼻，甚至心想不妨冒险一次，觉得如果真肿起来倒也挺有趣。然而，小伙伴的预言变成现实，小鸡鸡果然肿起来了。“哎，真的肿起来了，怎么办？”伸夫很担心，于是去找小伙伴询问。那个小伙伴露出“瞧，活该”的表情冷淡地说“就那么忍着吧”。“不用上药吗？”“我那次没上药自己就好了嘛！”伸夫听了便稍稍放心，既然他好了，那么自己过几天也会好。“不过，为什么向毛毛虫撒尿就会肿起来呢？”“毛毛虫会放出毒气来嘛！”伸夫对小伙伴的解释似懂非懂，却也感到在那华丽的毛斗篷下似乎藏有各种武器。总而言之，“尿撒毛毛虫鸡鸡就会肿”根本不是迷信，而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伸夫自己已经有所体验，小伙伴们也有几个中招，所以不会有错。而且，还有人尿撒蚯蚓阴茎红肿了呢。不管怎样，在地下蠢动的小动物似乎都具备了狙击阳物的秘密武器。伸夫后来向当了泌尿科医师的朋友井川君咨询。“真的肿了呀！”伸夫问得十分认真，可井川君却微微一笑不予应答。“泌尿科没有那样的小孩来看病吗？”“小孩即使有肿胀也是去小儿科看，可能是其他感染症吧。”“不对，因为就在第二天肿起来了，所以肯定是毛毛虫在作祟。”“那你就再试一次吧！”话虽这样说，可现如今一个大男人再去找毛毛虫撒尿实在太不像话。而且，自己现在已是成年人，也许尿了也不会肿。大概毛毛虫的毒气只对小孩有效。这个问题目前仍未得到解决，就连泌尿科的医师也没作出明确解答。然而，伸夫的阴茎确实是肿了。伸夫想起这件事时总感到不可思议，同时对自己遥远幼年期的阴茎惋惜不已。那时的阴茎既单纯又羸弱，甚至不堪毛毛虫一击。虽然只过两天就痊愈了，但此前肿胀的阴茎使伸夫深感毛毛虫可怕，同时在心里发誓再不搞那种恶作剧了。或许那次阴茎肿胀就是一个转折点，他从满不在乎地当众小便的幼年期转向知耻而避人眼目的少年期。而且，那条披着黑色毛斗篷的毛毛虫从地面向伸夫的阴茎发射毒素也许就是为了告诫他——你已经不是搞这种恶作剧的年龄啦！四小学时代没有性的困扰日夜安稳，但与此相比，初中时代或许堪称激烈动荡的年月。那种状态恰似渗入地下的雨水骤然被卷入峡谷激流。特别是伸夫，情窦初开的时期与日本战败突然自由开放的时期重合，与其他时期的少年相比，其冲击力之大可想而知。伸夫刚上初中的一九四六年，日本好不容易从废墟中爬起，食物当然不用说，就连衣服和住房都没有。街上到处是流浪汉，人们东奔西走寻找黑市商品，所有的人都为生存而拼尽全力，根本无暇考虑其他事情。不过，即使是在这种环境当中，对于性的关注仍以与对食物同样强烈的执着在少年之间萌生。某位生理学家将食欲和性欲列为人类的基本欲望，将这种最原初的本能欲望命名为“第一本能”。此外，对于女性则在食欲和性欲之上增加了“母爱”，达到了三种。确实如此，战后人们在水深火热中挣扎时切身体会到了强烈的第一本能。例如，为了得到食物，人们甚至舍弃尊严、礼节和信义，理智和教养在饥饿面前几乎毫无意义。而且就在那样的泥潭当中，人们仍然执着地追求淫猥的东西。由于饥饿会导致死亡，所以食欲当然是首要欲望。但只要稍稍加以满足，接着便会争先恐后地涌向性的快乐。而另一方面，母亲们为了让饥饿的孩子吃饱而背负长达身高的口袋外出采购，只要有一口剩饭都会不顾体面用纸包好带回家中。食欲、性欲和母爱正是人类的三大欲望。而在战后，也是满足这些欲望的生活方式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与这三大欲望相比，父爱和兄弟爱之类则要降低一级。而说到友情就更低了，就连名誉的欲望和统治的欲望在食欲面前都会变得模糊不清。在民间的所有生活当中，只有第一本能闪闪发光，像理性、友爱和信义等精神层面的生活尚被排斥在混沌的彼方。属于第一本能的肉体欲求不知羞耻地公然露面，人们的行为反而因此动力充沛活力四射，诸事明快浅显易懂。伸夫在一九四六年四月进入初中。这里是札幌最具传统的学校，当时只有男生。“质实刚健”的校训用粗壮遒劲的字体写在匾额上挂在运动场正面。当然不必特意强调，在当时物质匮乏的生活中人们不得不质朴坚忍。运动场和走廊等处裂缝的玻璃窗尚未来得及更换，一到冬天风雪乘隙而入，窗台上常有一两寸厚的积雪。门框也因变形而难以关严，地板多处朽烂成洞，旁边标有“危险，请勿通过”的警示。而且，由于走廊里的灯泡几乎全都灯丝烧断，到了傍晚连对面有同学走来都看不清楚。在这种状态下，不仅是校舍，连学生装都不问喜欢与否只能质朴坚忍了。日本刚刚战败，高年级中还有从陆军幼年学校和少年兵复学的学生。他们当然戴着战斗帽，穿着军靴，甚至有人穿着土黄色军服来上学。除此之外，还有人买到了占领军投放的军装，所以学校里呈现出日美两军混杂的景象。普通初中生就穿着上下两件的黑色学生装，但几乎都有破洞补丁。其中还有人穿着兄长替换下来的上衣，看上去就像穿着短大衣。夏季大家都光脚穿木屐，冬季则是斗篷加长筒胶鞋的装束。就连长筒胶鞋都属于配给物资，所以很难分摊到。当胶鞋有了破洞又碰上融雪季节时，袜子常常会湿得拧出水来。有人便会扔掉冰冷的胶鞋，在冬季也穿着高齿木屐。但走上几步木齿之间就会填满积雪，所以不得不频频停步磕掉雪块。当然，在冰天雪地中满不在乎地光脚穿木屐行走，站在路边咚咚作响地磕雪，这种硬汉做派也算是一种时髦，有人还会为此自鸣得意。从家到学校的距离有三公里多，由于规定超过四公里才能乘电车上学，因此伸夫无论炎夏还是寒冬都只能步行。于是他的脚就变成了扁平足，如今仍未见好转。或许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当时伸夫的心愿就是得到一双军靴。他在上初三时终于通过某个门路实现了心愿，高兴得用红色毛刷把皮靴擦得锃光瓦亮。身上穿的尚且如此，嘴里吃的就更没法说了。当时学校尚未实行供餐制，大家都带盒饭上学。其中有人带着褐色的麦饭，有人带的是红薯饭，还有人只带着四五个土豆充饥。偶尔有人带来白米盒饭，大家就会喊着“噢！‘银舍利’！”并围拢过来，反倒让盒饭的主人尴尬不已。副食也是五花八门，有的人盒饭里装着马哈鱼或腌鳕鱼子，而有的人只放了腌梅干或腌萝卜，还有人在米饭上放些纳豆带来。到了冬季盒饭就会很快冷透，于是放在教室暖炉的周围。有时随着温度升高，从铝制饭盒里跑出的异味在教室里弥漫开来，大家就捏着鼻子闹哄哄地查找问题盒饭。那时当然没有如今常吃的火腿和奶酪，就连肉类都很少见到，偶尔吃一回铁板烧也大都是马肉，由于太硬吃下去也很难消化。不过，马肉倒是挺耐饿，这是个意外的优点。最棒的美味还是煎蛋卷，要是一不留神带到学校，恐怕转眼之间就会被周围同学一扫而光。总而言之，初中时代大家总是处于饥饿感当中，只要有能吃的东西当场就会吃光，根本不会考虑保留。岂止如此，到了第三节课就已经有人把盒饭当“早饭”（提前的午饭）吃掉了。当时只要有能吃的东西就都往肚子里填，如今想起依然令人惊叹不已。像茵陈啦款冬等野菜自不必说，人们还会把海宝面[1]和麦麸与荞面搅拌起来做饭吃。麦麸就是把麦粒磨粉后剩下的表皮，所以营养价值为零，如今连老鼠都不吃，但当时只要能充饥就已足够。伸夫的母亲发挥第一本能，大病初愈就去农家帮工以求买些大米。有时清晨就要去车站排队买票，然后背着口袋下乡买粮。母亲正是用实际行动表现出了坚忍不拔的精神。但即便如此，每天的晚饭也都是面疙瘩汤菜粥。因此，每当母亲呼唤在外玩耍的伸夫“吃饭啦”的时候，伸夫就会反唇相讥说“就是菜粥呗”。近年有部日本优秀电影作品名叫《何日再相会》，因其中主演冈田英次与恋人久我美子隔着窗玻璃接吻的场面而名噪一时。在影片中，久我美子为至爱恋人从家里拿了个苹果跑出来，而如今的年轻人看了或许会疑惑不解——那种东西为什么如此重要？恐怕对女性的心态也难以准确把握。不管怎么说，那个时代的艰难困苦如今已无从想象，唯一的拯救或许就是由于大家都很贫穷所以对贫穷不太在意。而且，由于生存目的明确，都是为了吃饱穿暖，因此可以说活得更加单纯。即使生活在贫困当中，性的欲望依然实实在在地觉醒和膨胀。这正是第一本能。从小学进初中，伸夫切实感到自己的性意识世界在迅猛扩展。此前只是从个人的小窥孔朦胧地眺望云遮雾罩的远方，而现在前方视野豁然开朗，云雾也渐渐散去。其最初的机缘就是学校的厕所。由木板隔成的空间里罗列着煽情的词语，而且不像辞典那样假装正经，都是既猥亵又具体的记述。例如在蹲坑正面的立板上画着阴茎图形，前面还有覆盖着体毛的裂口，旁边用潦草字迹写着“想插入”。伸夫蹲在坑上独自琢磨。原来如此！女人那东西就是这个样子，要把男人的东西插进去。伸夫通过想象渐渐明白过来，突然感到自己加入了大人的世界。不过，虽说女人那东西就像板墙上画的轮廓，但还是没有更加具体的形象。看轮廓确实像个孔洞，但其本身是软还是硬？具体有多大？怎样才能插进去？像自己现在这样的够用吗？还是再大些才行？当自己想插时女人会允许吗？那时女人会是什么感觉？伸夫越琢磨问题越多。不管怎么说，大人们似乎拥有小孩们搞不懂的另一个世界。那个世界虽然看似遥不可及，可一旦产生了好奇心，立刻就像着火了似的难以遏止。伸夫虽然已经解手完毕，但为了进一步探寻知识，他又来到别的隔间。每个隔间里都画有男女图形，还写着“我想干”
，海碗般的花朵齐刷刷地转向韩笑。“嗖嗖”，无数长条形的尖锐花瓣像飞刀般射向韩笑周身，月光下可以清晰地看到，那花瓣的边缘遍布着锐利的尖齿。韩笑笑了，笑得很开心，他的右手正拿着一包不知何时掏出的香烟，左手挥动几下，一排烟卷自盒内飞出，那烟卷竟都已点着，整齐地在面前排成了一个圆圈，刚好隔在了花瓣飞射的路径上。花瓣飞过烟卷形成的圆圈时，那些烟卷扑地爆裂，无数火星疾射而出，花瓣一挨上火星立即像被枪弹集中一般断成两截。就在这飞舞的火星中，花瓣散碎地在楼道上洒落了一地，仿佛铺就了一条艳丽的地毯。“草木皆可为兵，这个花匠还真有趣。”韩笑重新点起一支烟，满意地看着地上的花瓣，对着空无一人的走廊，谢幕似的行了一圈鞠躬礼。他整了整警服领口和警帽，踏着满地的花瓣走近了那间亮着灯的房间。“警察抽检查房，请配合工作，打开房门。”他的声音并没有四散传开，而是径直透入屋内，严肃的口气中脸上带着恶作剧般的笑容。门角的暗处，一棵不起眼的蒲公英晃动了一下，悄然散开的飞种渐渐飘向夜空……二十三、风雨听命捷达轿车的避震不是很好，这点很多人都知道，我甚至不用看就能知道现在的路况，但这种颠簸感有一半来自林岳的驾驶。“你最后一次开车是什么时候？”莫炎闷声道，紧握门边扶把的手指关节已有些发白。“瞧这问题问的，不相信我的技术是不？”林岳头也不回地说道，“要不是我没空考驾照，驾龄都超过老凡了。”我苦笑摇头，这家伙的驾驶自信一贯高涨，但技术却不敢恭维，要不是惦记旅店发生状况，也不会让他有机会碰方向盘。莫炎不再出声，拉过一旁的安全带，仔细扣上，眼睛死死地盯住车前，神经仿佛已进入高度戒备状态。捷达车依旧在山路上颠簸着，逐渐稀疏的路灯令得车头灯的力量显得微不足道，四处黑暗的环境渐渐陌生起来。“靠，来的时候明明是这条路啊！”林岳拍着方向盘大叫道。……“怎么说我也是个警察啊，这还是第一次绑架，你们就不能配合一下工作吗？”韩笑看了看地上，摇头叹息道。那是晖儿和S一直防身的短柄猎枪，扭曲的枪管拗成了“O”字型。老田的铜炮子猎枪则像朵盛开的菊花，璨烂地开放在桌子下面。老田横在晖儿和S的身前，瘦小佝偻的身躯显得苍白无力，后面的两人正捧着烫伤的手掌，地上掉落的刀剑隐隐地冒着些许轻烟。“老头，麻烦你不要阻碍我执行公务。”韩笑的嘴角微微一扬，从兜里摸出一盒东西。还没看清他的动作，老田的身边突然出现了一圈熊熊的火焰，而这些火焰却是一圈漂浮的火柴棍发出的。老田被这突如其来的烈焰燎伤了须眉，脸上不由露出了一丝惧怕，脚下挪动了两步，但身子却依旧挡在那里，他只是不想让火焰伤及晖儿她们。韩笑划着一根火柴，点上一支烟，手中的火柴光芒一闪，老田身边的火焰高起数倍，一声不由自主的低呼顿时自火圈里传出。“我跟你走，别伤害老田。”晖儿平静地站了出来，“你们不是想抓人质吗？抓我好了。”“是王亦凡的夫人吧？”韩笑懒懒地敬了个礼，“身份正好合适，那就麻烦和我走一趟了。”说着从腰间拿出一副手铐，慢步走到晖儿面前，举手铐去。……“晚了晚了……”在走廊里看到满地的花瓣时林岳就已经面色不对了，一马当先地冲进屋里之后便是一阵跌足大叫。地上歪曲变形的武器，凌乱的桌椅，屋内还残留着夜间少有的热度，晖儿等三人早已不见踪迹。心脏一阵纠结，一路上我多少有些心存侥幸，毕竟林岳对着一个蒲公英飞种能知道多少情况？但眼前的情景已完全将我打入了谷底，无意识地搜寻着房间内的一切，期望能够找到一些足以证明晖儿无恙的痕迹，也就在这时，落在地上的唇膏映入了眼帘。那是晖儿最喜欢的唇膏，平时出门总是戴在身边，虽然她不怎么用，那是上次结婚周年时我送她的小礼物。唇膏的边上掉着半只吃剩下的梨子，混乱中被人踩了一脚，汁液溅得到处都是。这两样东西都落在墙边，我拾起唇膏，突然发现缩入的膏体上似乎有划痕，旋出一看，上面赫然用指甲点着长短不一的痕迹，顺着唇膏的斜面一直下去，共有九条。“三短三长三短。”莫炎敏锐地发现了唇膏上的痕迹，“这种SOS很久没人用了。”“晖儿以前学过些应急救生的小方法。”我迟疑地看着地上的梨子，“难道她在给我们留下什么线索吗？”唇膏、梨子、踩踏的力度不像是无意间的行为，溅出的汁液在一侧明显形成一条切线，似乎是被什么东西挡住了。我试着用手接触地上未干的汁液，大脑中隐现出残破的片断，晖儿的鞋子踩下，S挡在晖儿身前，对话声，“山”……“这附近什么山的名字里有梨的发音吗？”我问道。“有！”莫炎眼睛一亮，“高黎贡山。”“晖儿，你不可以有事……”我揣起唇膏，大步冲出房门，“我绝对不会让你有事！”……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一辆警车正停在半山腰的路道边，三个人影艰难地前行攀爬着，身后几步处，一个悠闲人影不紧不慢地迈步前进。“不爬了，累死了！”三个人影中突地坐下一个，大声叫道，“黑灯瞎火的爬高山，你杀了我好了。”“哦，可以，那我们就在这里休息到你爬得动为止。”悠闲的人影懒懒道，“这里是自然保护区，云豹、人熊什么的参观一下也不错啊。”说话间，他背在身后的手指飞速活动着，一张白纸迅速地被叠成了动物的模样，火光微微一闪，草丛中猛然立起一只高大的人熊，咆哮着向众人扑去。“啊～～”一声尖叫，地上的人影跳起身来撒腿就跑，另外两个人影也紧跟了上去。火光过处，人熊化作方才的折纸模样，掉落在了地上。那悠闲的人影笑了笑，依旧不紧不慢地跟了上去，他的步伐并不快，却始终保持与前面三人只几步的距离。即便前面的人已在快速奔跑中。……“高黎贡山有什么特别的吗？”我驾驶着捷达，以最高速度冲上山坡，“韩笑带他们去那里干什么？”“这里是腾冲的天然物种库。”莫炎眯起眼睛道，“那混蛋的师父估计在采物种。”莫炎口中所说的应该就是他的亲哥哥，饲虚一派常常需要捕猎新的虚灵物种，而这种人迹罕至的山林正是合适之处。我心中不由得一紧，一个连自己父母都能剖颅挖脑的冷血人物，晖儿他们的境遇……想到这里，脚下油门一踩到底，车轮原地空转两秒，笔直窜向蜿蜒的山路。“你应该有驾照吧？”莫炎的手再次拉过保险带。……“我只想带走一个，是你们硬要跟来的。”韩笑耸了耸肩，无辜地笑着，“现在要是走不动，那就留下，我带这位小姐上去。”“走就走，你别想对晖儿动什么脑筋！”S跳起身，挥动着手臂挡在晖儿面前。韩笑下意识地微微退让了一下，眼中闪过一丝紧张，但很快便恢复了常态，不置可否地笑了笑：“那就继续上山吧。”S恨恨地瞪了他一眼，和晖儿一起扶着老田继续前行。伸手摸了摸脸颊，韩笑那白皙的皮肤上隐隐有着一个粉色的掌印，这是S在屋内给韩笑留下的，那时他正想去铐晖儿。却没有想到，这个女孩在悬殊如此之大的情况下竟敢作出这样的举动，以至于他忘记了躲闪。“不知道用的是什么香水。”韩笑喃喃道，鼻间还残留着一缕特殊的香味，似乎是打他的那个女孩留下的，淡淡的味道令他心中悠然一颤。……“到了上面的湖，你们别说话哈。”老田装作体力不支，让晖儿和S紧紧扶住，趁机低声道，“见到起风咯，就跟着我跑。”……“这警车是韩笑留下的。”莫炎在车子附近嗅了嗅，“从这里步行上山。”“唉～～等等，我这儿还没完事呢。”林岳从警车里钻了出来，手脚并用地跟上我们。“再不快点，你和S之间恐怕就彻底完事了！”我头也不回地向山上小跑而去。……狂风骤起，瓢泼的大雨疯了似的不断扑打着韩笑的身躯，眼前一片飞沙走石，原本不远处的三个人已不知去向。韩笑不觉有些火大，自出师以来，他从未被人如此算计耍弄过，更不用说像现在这么狼狈，笔挺的制服被风雨弄得完全走形，头上的警帽也飞入了身边的湖中。奇怪的是，他并没有用灵火保护自己，事实上，这场风雨正是他的灵火引发的。但是他依旧没有弄明白，刚才走到山腰的这个湖边时，那个老头突然发狂似的冲他大声嘶吼，弄得他有些莫名其妙，接着便是奋力投掷来的石块。对韩笑而言，这实在是小儿科的东西，他甚至懒得抬手拨开石块，口中的烟卷猛地一亮，一片烈烈的火光笼罩了全身，那石块就像见到阳光的冰雪顿时消融殆尽了。然而，就在这时，湖面上诡异地滚过一片浓重的乌云，狂风随即迎面吹向韩笑，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那乌云有意识地停在了韩笑的头顶，伴随着迎面而来的狂风，泄洪般地倾下雨水，浇得韩笑抬不起头来。喀嚓，一道闪电袭来，韩笑就地一滚，险险躲过，原本站立的地方一片碎石，地面上隐隐出现一些闪亮的颗粒状物体。韩笑知道那是闪电击中砂石后形成的石英结晶体，这也就是说，那闪电的威力足以将他这个淋得透湿的有机生命体变成焦炭。“那老头居然会巫术。”韩笑暗想，手掌一翻，一张电光蜡纸落入手中。脚下不停移动，躲避着随时击下的闪电，双手飞快地折起纸来。火光一闪，一只黑色大龟凭空出现在湖边，高大的身躯像似一座小山，完全穿透了那层漂浮着的乌云，阻住了扑掠而来的狂风。大龟摆动着脖颈，不紧不慢大口小口地嚼食着空中的乌云，就像一个正在吃着棉花糖的孩子。云中那些没有成形的闪电，扭动着被大龟吞入了口中，远远看去像一群正在被吞噬的电蛇。韩笑不知从哪里找回了警帽，身上的警服也恢复了干爽笔挺，脸上露出了调皮的微笑，那是一种男孩见到有趣的昆虫时特有的调皮笑容。“现在……”韩笑抽动了两下鼻尖，“我该去找那种特殊的香味了。”……“玄龟？！”莫炎从地上拾起一只电光纸折的小龟来，“折纸化虚，韩笑长进得真快！”“折纸乌龟？！”林岳从树上倒吊着望向莫炎手中，“你那个混蛋师侄好像被甩掉了，附近刚下过雨，还有闪电，树上的含水量和酸碱度变化的厉害。”“嗯，韩笑离开了有十分钟。”我在湿漉漉的草丛中抹了一把，脑中的景象十分清晰，“晖儿他们是四十分钟前离开的，我们速度要快，韩笑的脚程至少在他们一倍以上。”莫炎嗅了嗅空气中的味道，眼睛望向一个方向。他蹲下身，双手腾然出现血红的火焰，猛地拉起，地下缓缓浮出一匹浑身闪动着火光的赤色骏马。“火驹赤兔只能带两人。”莫炎看了一眼林岳，纵身上马，那赤色骏马昂首长嘶间跃跃欲试。“切，瞧不起人，你俩上去好了。”林岳撇嘴道，脚下泥土一阵翻滚，粗大的藤蔓冒了出来，那上面附着一个像似捕蝇草的瓶状物，只见他的身子一闪，人已钻了进去。“植物根茎的平均生长速度是猎豹的两倍多……”林岳的话语随着藤蔓没入地下，地面瞬间恢复原状，隐约间我听到地下有东西正以惊人的速度向前推进。翻身上马，我还未坐稳，莫炎双腿一夹，火驹赤兔如箭射一般冲出，耳畔风响间，已掠出数百米。“早叫出这匹马就好了。”我不由嘀咕道，“晖儿他们不知道怎么样了。”“火驹赤兔太张扬了。”莫炎一直注意着空气中的味道，“那个混蛋在山顶就能闻到。”……“好冷～～”S不由得一阵哆嗦，身上满是腥臭的烂泥，一旁的晖儿和老田也是同样狼狈不堪。三人蜷缩在一株巨大的银杏树内，那是一株千年以上的古树，粗壮的树干上凹进了一个大洞，刚好容纳这三个体形不大的避难者。“王亦凡和莫炎会找到我们吗？”S的牙齿开始打架了，她的外套不知丢去了哪里，浑身湿漉漉的粘满烂泥。“会的，亦凡他们一定会找到我们的。”晖儿搂过S，身躯不禁也是一阵发抖。“吃两颗哈。”老田递过几颗豆大的药丸，两人接过丢入嘴中，一阵火辣辣的感觉顿时通彻心肺，浑身不觉血液加速，寒冷的感觉好了许多。“酒泡辣椒丸，这东西能抵件小棉袄咯。”老田憨厚地笑道，“山里人没钱穿冬衣哈，打猎露宿的时候吃两颗咯，很有用咧。”“老田，你真厉害，怎么以前不知道你会呼风唤雨啊？”晖儿感激地点点头，口中却不禁问道。“那个湖叫听命湖，到这里的人都不敢大声说话哈，只要说话或者生火，马上就会刮起狂风，下起暴雨咯。”老田咧嘴道，“老汉年轻的时候来这里帮过猎，打了两枪就被淋成了落汤鸡哈，差点都掉进湖里头去咯。”“听命湖……”晖儿喃喃道，“我们真的要在这里听天由命了吗？”……“为什么我对这香味总是念念不忘呢？”韩笑看着手里的外套，摇头笑道，笑容中一片无奈。那是S的外套，韩笑在路边的一个岔口捡到了这件散发着熟悉香味的外套。面前的路有两条，一条上山，一条下山，外套丢在了上山的岔道口上。“玩华容道我可是能手。”韩笑嘴角边的笑容更加调皮了。他拿起外套，沿着上山的路走去，脚下依旧不紧不慢，在他脚底抬起的瞬间，两只火色的小鬼正费力地顶着他的鞋底……突然，一只小鬼气喘吁吁地倒在了地上，火光一闪，不知从哪里又补上了一只小鬼…………“炎鬼追魂。”火驹赤兔掠过草丛，莫炎在马上一个蹬里藏身捞起了地上的物件，那是一只纸折的红色小鬼，已经有些破烂了。“照这个速度，我们很难赶在韩笑之前找到晖儿他们。”我担忧道。哗，巨大的藤蔓再次从地下冒上，林岳跳了出来，一脸焦急道：“坏事了，山上有个大个儿的家伙正从地下钻过来，速度比我还快，冲着前面那棵银杏古树过去了。”耳中仔细分辨着，远处有棵巨大的银杏古树，那树上似乎有个大洞，里面仿佛有人。是晖儿他们！他们躲在银杏古树的树洞里，我几乎就要失声大叫了。“快过去。”莫炎催马狂奔，“那个混蛋采到的东西难对付！”林岳干脆地跳下了藤蔓，双手摆弄了一下，藤蔓上出现一个巨大的豆荚。他身子一侧，灵巧地钻了进去。火驹赤兔飞奔之下将林岳抛在了后面，突然身后传来嘭地一声，回头望去，豆荚爆开，林岳有如弹丸一般射向远处的银杏古树。“我先过去，你们～～快点～～啊～～”喊声远去，莫炎冷哼声中，火驹赤兔脚下腾起火焰，飚地一个飞跃，竟跳出数十米，几个起落已追近了林岳。银杏古树已近在眼前，晖儿他们依旧躲在树洞中没有移动。“晖儿，忍耐一下，我马上就能到你身边了。”我一阵欣慰，心中不由暗念道。……银杏古树下，树洞中，一个奇怪的人影正挤在三人当中，那人影似乎很轻，像是一抹淡淡的火苗……二十四、狎兽毒凰距离，无论是物理解释还是语文解释我都已耳熟能详，不过实践却永远是阐述理解一切的最佳途径。其实有时候距离的关键并不在于它的长短，而是取决于环境条件的限制。银杏古树离我大约三十公分，林岳和莫炎并不比我更接近它。晖儿他们正躺在树洞里，鼻息安详，除去因寒冷而稍显发白的脸色外，似乎并没有什么大碍。“老凡，你比我精细，这活儿我不成。”林岳舔了舔发干的嘴唇道。“不行。”莫炎冷冷道，“他身上杀气比我还重。”我没有答话，大脑中充满了莫名的杀意和愤怒，尽管不住平定气息，却还是无法抑制心脏那亢奋的跳动。树洞对于晖儿他们来说显得有些宽裕，甚至可以再添入一个身材不胖的人，也就是这个多余的空隙间，正挂着一块肉色的东西。那东西并不大，铺展开来不过一米见方，乍一看去就像是家常挂出还未风干的肉皮，两条火色的细索将它悬挂在了树洞的中间。它的一面很光滑，很像炮制好了的猪皮，另一面却满是星点的凹坑，细细看去有如章鱼或海星的腕足吸盘。肉皮是没有生命的，但它却在蠕动，微微的蠕动。“席子。”莫炎见到这东西时脱口而出。再熟寻常不过的日常用品名称。但这东西并不寻常，林岳刚想接近树洞，莫炎就一把拉住了他，而且相当用力。那是一种罕见的生物，究竟是什么东西连莫炎也说不出来历
计划，主题就是集中兵力，彻底清除河套地区的蒙古势力，一劳永逸解决大明边防要害问题，其意义之远大，令年轻的成化皇帝听得热血澎湃。可真正负责国防谋划的兵部却坚决反对，以李贤为首的内阁阁臣，和以兵部尚书白圭为首的兵部大员，为此争得不可开交，成化皇帝被吵得头大，最终决定：筹划一次小规模战役，权当练兵。这才有了王越这一次出师，以参谋长的身份，迎接他沙场的第一战，然而他不知道，从这一刻起，他已经被卷入了另一场政治斗争的漩涡里——套寇之争。现在他上了战场，等待他的却是当头一棒。杀气腾腾的明军接连与蒙古的游牧骑兵小部队遭遇，然而让王越难以忍受的事情发生了，蒙古兵数次击败明军，甚至敢在劣势兵力的情况下发起反冲锋，而大明军队的无能、怯懦，一触即溃，以及他的长官总指挥朱永的无能指挥，一切都铭刻在王越心里。难以忍受也要忍受，这位搭档朱永是永乐朝名将朱能的后人，正宗的名门贵胄，世袭的爵禄，不好惹。出征的结果当然是劳而无功，报个不胜不败，先糊弄过去。可王越却深知，打仗，不能糊弄，面对蒙古这样的对手，打赢，不容易。这些，朝臣们看不见，却嚷得最凶。劳而无功的出师，然后是背后最大的靠山李贤去世。边关吃紧，正是朝廷用人之际，两年以后，他再次以参谋长的身份来到延绥，大战鞑靼头领阿罗出等人，先后在镇羌寨、崖窑川等地重创蒙古军，兵部的大员们突然觉得信心爆棚——这不是能打吗？那就彻底打一场大的吧，这次兵部不再反对了，苦口婆心地劝明宪宗，明宪宗终于动心了，打！这次几乎是抽调了“九边”的精兵，组成了一支8万人的庞大军队，统帅依旧是朱永，赞理军务的依然是王越。按照朝臣们的设想，蒙古各部落在河套地区的总人数不超过6万人，且力量分散，以8万对6万，胜利的把握是很大的。可是当王越检阅完所统帅的部队后，得出结论：胜利的把握，是很小的。因为他发现，这所谓的8万人，真正拥有作战能力的士兵只有1万人多一点，其他的，不过都是来凑数的，而河套地区的蒙古人，有6万人。主帅朱永不信这个邪，一心想要打胜仗光宗耀祖。王越苦劝不听。一次二人带兵出巡，路遇数百蒙古游骑，身边的几千士兵转眼就逃了大半，只剩得百余人在侧，眼看着就要被俘。危急时刻，王越命令所有人列阵，与蒙古骑兵对峙，及至黄昏，蒙古人怀疑有埋伏不敢上前，仓皇退去，这才保护着大家平安回到大营。经过这事，朱永彻底服了王越，横扫河套的海口，不敢再夸。面对敌强我弱的形势，王越只好有多大锅下多大米，8万军队步步为营，分头驻守，和蒙古军队交战多次，凭借着堡垒掩护，虽然没有完成“驱逐套寇”的任务，却也重创了敌人，消息传到京城，明宪宗龙颜大悦。兵部的官员更高兴，一心撺掇皇帝打更大规模的战役。战后朱永被调回京城，王越留守延绥地区，在兵部官员的撺掇下，明宪宗又一次动了打大仗的念头，决定再动用8万人，以武靖侯赵辅挂帅，王越为参赞军务，再战河套。这可就是不顾事实了，河套蒙古军的实力是有目共睹的，大明军备孱弱，不经过长时间整顿是没法打仗的，这样的仗，只能让士兵白白送死。兵部的官员们是不管这些的，最早他们反对动兵，因为动兵是李贤提出来的，他们和李贤不和，对头支持的我就反对，现在李贤过世了，内阁主张暂缓动兵，那我就要支持，赢了是我的功劳。民族利益，国家大义的后面，夹带的其实是个人算盘。但王越是懂兵的，他在前线的诗里就写得很明白：吁嗟我老不足怜，塞上征夫泪成血。可谁又在乎征夫泪呢。这次皇帝是下了决心的，不是前几次互有杀伤就能交差的。不打，是抗旨，会被主战派口诛笔伐，打，难赢，败将的结局，也是羞辱。历史就这样把王越推到一个尴尬的位置上，李贤去世了，内阁里无人支持，兵部也无人支持，内阁、兵部之间的权力斗争，却要他和前线数万将士来受这夹板气。怎么办？求助内阁吗？李贤去世了，现在这几个和自己不是一路人。上书皇帝直言吗？明宪宗是有名的不务正业的皇帝，看得懂看不懂你的奏折都是回事。和兵部理论？更没用。打赢了是他们的功，打败了王越背黑锅，就是这么回事。怎样才能不背这个黑锅？王越无奈，却不服，就像当年被风刮跑了试卷他不服一样，他相信，这次有办法。办法找到了，就在那个新帅赵辅身上。这是个比朱永还无能的人，带兵干的最多的事就是贪污腐败，捞了钱就贿赂宫里的太监。以下的情节，来自《明宪宗实录》里，赵辅被刑部审讯时的笔录。成化八年四月，得意洋洋的赵辅来到延绥与王越会合，王越热情招待，大献殷勤，吹捧得赵辅飘飘然，恰逢这时，边关来报，有蒙古军来骚扰。赵辅喝得醉醺醺的：去看看？看了就吃了一惊，延绥城外，蒙古骑兵来去如飞，出城迎击的明朝骑兵吃了大亏，城楼上的赵辅，吓出一身冷汗。接着赵辅就对王越换了一副笑脸，问王越此次出征胜算几何，王越做叹息状，说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我等食君之禄，理当为国尽忠。赵辅一听急了，连说先别急，可以从长计议。见赵辅上钩，王越叹道：办法倒是有，其实就在您身上。从一开始，王越就把赵辅摸透了，此人懒、馋、贪，自己没钱送礼，可是此人有钱，所以惜命，这就好办了。接着，赵辅回京禀报，带回的，是王越亲自撰写的一份清单：荡平河套，驱逐蒙古部落，至少需要15万大军，战后河套修筑各类工事，至少需要400万两白银……朝廷没这么多钱，何况明宪宗朱见深喜好修道炼丹，有钱也都做这个了。再加上朱见深身边的贴身太监，都是收过赵辅好处的同党，上下一鼓噪，明宪宗终于改变了主意——暂缓用兵。不送礼，不出头，一场必败的战祸，就此躲过。可王越躲过初一，没躲过十五。兵部的官员愤怒了，箭在弦上的战争，就这样轻易取消了，弹劾王越的奏章一道接着一道，不止兵部官员们的亲信言官上奏，连国子监的太学生，民间的举子秀才们，也跟着斥骂。这其中，就有当时的新科状元，明朝儒家宗师王阳明的父亲王华，一句“（王越）怯如娇妇，见虏如见主，百年后何颜朝列祖”，直把王越说成是胆怯女子不肖子孙，骂得狠。可言战者未必勇，言和者未必怯。无论如何，有赵辅出头，“抗旨”的罪过总算躲过去了，他可以继续统兵在边关，内地冲天的怒气，王越闻得到，却不争辩，争辩也无用，只有默默地等，等一个为自己正名的机会。他等到了。成化九年九月（公元1473年），王越收到线报，蒙古可汗满都鲁率各部全线出动，向甘肃天水、定西地区发动大规模抢掠，其在红盐池（今内蒙古鄂尔多斯旗王府西南）的营地兵力空虚。王越抓住战机，调集了5000精骑出击，这是他麾下仅有的可以抗衡蒙古骑兵的部队。大军从延绥出发，夜行800里，直插红盐池。路遇狂风大作，众军皆慌，一老兵坦然道：“此天助，乘风击之，必大捷。”王越连忙下马行礼，当场提升这位老兵为千户（团长），一时间全军士气大振，然后是总攻，血战，大获全胜。当饱掠的蒙古大军乐呵呵归来时，他们看到的，是红盐池满目的尸首，烈火焚烧过的痕迹。全军嚎啕，渡河撤出河套平原。这是自土木堡之变以来，明朝骑兵打出得最漂亮的奇袭，也是明军在土木堡之辱后，取得的第一次扬眉吐气的胜利。一切的导演者，是王越。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一场正确的战争。付出了无数次委曲求全，忍气吞声，夹板气，撺掇挑唆，王越，打赢了一场为北部边疆迎来和平的战争。可王越的麻烦也不断到来。首先是胜利打了兵部一记耳刮子，兵部的官员们当然不高兴，不高兴就继续弹劾。接着朝廷里也传谣，说王越这一仗抢了多少金银财宝，兵科给事中刘通上奏，说王越“杀良冒功，屠戮无辜，尸横千里，惨不忍视”。说得好像就和他在千里之外的北京亲眼目睹一样，兵部记名郎中张谨弹劾王越“杀人如草芥，用钱如泥沙，虚耗天下国力已成个人之功”。这个张谨，是兵部尚书白圭的亲信门生。一场大捷，四面树敌，为什么？一是因为他太优秀，兵部的书生才子们，辛苦筹划许久的作战计划，抵不上王越一招奇袭，实在是脸上无光。二是政见不和，王越反对大规模地对河套的战争，和兵部以白圭为首的主战派意见严重相左。三是没有后台，赵辅是被王越利用的，朱永只是工作关系，内阁没有王越的支持者。又有大功又少后台的人，当然好欺负。于是明宪宗的态度也很微妙，先是加太子少保，象征性地赏赐了一下，然后又封为三边总制，这是一个掌握延绥、甘肃、宁夏三地军政大权的实权职位，可不久以后又派威宁伯蒋婉接任，命王越“提督军务”，虽然兵权依然在手，可味道毕竟不对了。王越聪明，知道这是功高震主，连忙上书请求交出兵权，回都察院任职，果然明宪宗龙颜大悦，立刻允准并赏赐王越正一品禄。一场灾祸，总算躲过去了。可以后怎么办，树敌这么多，而今又没了兵权，回京的日子，怕是更不好过。现在最重要的，还是要在高层找到一个支持者。兵部，不可能，几个大员都和自己势不两立，内阁，也不可能，万安、刘吉这些人，比兵部的人更靠不住，内宫宦官，那些人都是贪财的，自己是个清官，全部家当，也不够送一次礼的……这时候，有个老部下给王越牵了条线，找他，一定行。这个老部下叫韦英，是从前王越军中的百户（连长），后来调任到御马监（宫廷卫队）任千户（团长），他给王越介绍的人，正是他的直系长官，大内宫廷御马监总管——太监汪直。这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后来做了西厂的总管，草菅人命，滥杀无辜，激起无数民愤，结党营私，把持朝政，是个臭名昭著的人，明末谈迁写《国摧》的时候，还把他列为与王振、魏忠贤、刘谨齐名的四大权阉之一。可是他确实有权，是当时明朝宦官中最受明宪宗恩宠的人，也是当时几位宦官里最有权势的人之一，攀附上他，就可以呼风唤雨。但是怎么攀附呢，王越穷，送礼，倾家荡产也送不起，让人家当你后台，凭什么？可攀附汪直，未必要用钱。王越很快找到了办法——尊重。汪直是战俘出身，多年来受尽了歧视，即使如今权倾朝野，不但许多文官瞧不起他，宫里的一些太监也瞧不起他。王越不然，见到汪直，每次都毕恭毕敬，极尽讨好赞美之词，满腹的经论，全用来唱赞歌，甚至在无人处遇到汪直，还会毫不犹豫地对其行跪拜礼，这礼貌，一来二去，把汪公公乐得脸上开花。只有尊重是不够的，要获得汪直的支持，还要真正给人家办事。汪直看上了王越，让他办一件事——陷害项忠。项忠是兵部的老臣，白圭去世后，他担任兵部尚书，常年以来，和白圭一起站在王越的对立面。但是他清正廉洁，刚正不阿，看不过汪直西厂的胡作非为，经常站出来怒斥，甚至向明宪宗揭发，虽没动摇汪直的权位，却令他怀恨在心。共同的敌人，让两人一拍即合。可是一直以来汪直都没搜集到项忠的罪证：说贪污，他为官清廉，说结党，也是子虚乌有，说拥兵叛乱，更是不可能。欲加其罪，很难。汪直终于找到一条罪——项忠曾经受太监黄赐所托，任命刘江为江西指挥使，请王越以都察院的身份加以旁证。贪污、结党，都不算什么，私自任命军事官职，可是犯了封建制国家的大忌。汪直还信誓旦旦地保证：项忠落马后，你就是新的兵部尚书。果然，经过汪直策划，其爪牙揭发，王越旁证，项忠被革职受训，不久后罢官回家。之后，成化十三年（公元1477年），王越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浴血奋战十年没能得到的职位，在一个太监的帮助下得到了。至此，王越的权位达到了官场生涯的最高点，不是靠政绩、战功、忍让，而是攀附太监，罗织罪名，打击陷害同僚。在当时，这很让人不齿，敢怒不敢言的不齿。可是王越是为了什么呢，仅仅是权位。他对汪直极其谄媚，每次见面都要行叩拜礼，每次叩拜，都是在无人看见的地方，某日被同僚刘吉瞧见，当面一阵嘲笑，登时羞惭得无地自容。可见，他是知羞的。攀附汪直后，除了项忠一事，他没有为权力再陷害过谁，经济上更是清白，家境清贫，不捞钱，不排斥异己。他少年气盛过，受打击，忍气吞声过，还是打击，最后的抉择——攀附权阉，最无耻却最有效的一个选择，生前的成功，后世的指摘。而在攀附汪直，成为兵部尚书后，到成化十八年（公元1482年）汪直失宠被贬，5年来，他只做一件事——打仗，或是在兵部筹划防务，或是在前线领兵作战。有汪直在，再无人敢弹劾，无人敢掣肘，无人敢说三道四。所以有了成化十六年的大捷，王越率兵，汪直监军，从大同出发，杀至兴宁海（内蒙古绥宁县），打破鞑靼军主力，鞑靼可汗只身远逃。北部边陲的蒙古游牧骑兵遭到致命打击，战后论功行赏，爵封咸宁伯，成为明朝仅有的3位因军功封爵的文臣之一。另一位边臣余子俊在王越打下的地盘上修筑起边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现存于内蒙古地区的，佑护了无数边关百姓的明长城。无论少年气盛，无论攀附权阉，无论陷害忠良，不变的，依旧是那一个金戈铁马的梦想，这，或许就是他所做的所有的一切的，唯一的答案。可因为这最后的抉择，为他迎来了生前身后的指摘。汪直权势滔天时，宫廷里的戏子阿丑，某日演戏，在明宪宗面前扮小丑，模仿汪直的打扮，手里提两把斧子出场，大叫道：汪太监手里两把钺，一把陈钺，一把王越。此话一出，宪宗大乐，王越，也就永远被钉在汪直走狗的定义上了。明成化十九年（公元1483年），汪直失宠被贬，王越受株连，贬官安陆，不停为自己上诉鸣冤。后来明宪宗的儿子孝宗即位，深知王越之才的当朝名臣马文升出面说情，方才解除流放，退职归养。7年后，再次上书鸣冤，明孝宗下诏，恢复其左都御史的职位。弘治十年（公元1497年），大明边陲再度吃紧，西北有吐鲁番侵扰哈密，北部鞑靼的达延可汗频繁扰边，明王朝先后选拔7人担任边关重任，全不合格，无奈之下，只好又想到这位毁誉参半的老人。72岁的王越临危受命，在贺兰山会战中再次大破鞑靼大本营，继而挥师西进，粉碎了吐鲁番对哈密卫的图谋。这时，打击还是来了，言官们不放过他，翻出他勾结汪直的老账，趁太监李广之死，将他歪曲成李广同党，忧愤之下，王越病逝军中。墓志铭上写得委婉“虑泄事机，焦劳过度，成疾而卒”，与《明史》的记录大为出入。不光彩的帽子，一旦戴上，生前身后都摘不掉，无法辩护，不能辩护。都说一失足成千古恨，可为一个理想，值还是不值？这是他的故事，读罢，是如王世贞一样拍案叫“大奇”，还是如徐溥一样感叹“德行有亏”。值，还是不值，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评判，这样的突击道路，选，还是不选，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抉择。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但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第十四章弘治帝怎样应对『极端天气』在明朝为什么会灭亡的问题上，现代历史学家曾提出一个新观点：明朝，灭亡于小冰河期。小冰河期，是自然科学上的一个名词，意思是指一段时间内，一个地区乃至全球频繁出现极端天气的现象。放在国家发展上，就是指一个国家数年里，水旱灾害持续发生，瘟疫不断，农业生产遭受巨大打击，人民因天灾死亡无数。对于靠天吃饭的封建王朝来说，这样的打击无疑是致命的。如果按照小冰河期的标准看，晚明崇祯末世，确是一个灾难频发的时期。崇祯登基后的17年里，几乎每年都有破坏力巨大的自然灾害发生，从陕西大旱，到河南大旱，再到山西大旱，外加河北瘟疫，山东蝗灾……持续不断的自然灾害激化了国内矛盾，导致暴乱四起，外加清朝不断入侵，内忧外患下，最终亡国。但如果说崇祯
杞并不想错过这个继续报复杨炎的机会。想来想去他只有从杨炎修建家庙的地点上做文章。杨炎修建家庙的地点曲江，曾经是李隆基和杨玉环经常游玩的地方，当年宰相萧嵩的家庙就靠近曲江，结果李隆基说曲江那个地方有王气，勒令萧嵩迁移家庙，现在杨炎又想在那个地方修建家庙，这在卢杞看来是个很好的利用机会。在卢杞看来，决定杨炎命运的时刻或许就在此时，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杨炎将被扣上谋反的帽子。“陛下！杨炎在曲江准备修建家庙这件事，依臣看来是他是有意为之。当年玄宗皇帝说那个地方有王气，勒令宰相萧嵩迁移家庙，这件当年轰动整个朝廷的事情杨炎一定是知道的，可是现在他还要在曲江修建家庙，这说明杨炎怀有异志啊！希望陛下明鉴！”事实证明：卢杞深具演说天分绝非浪得虚名，他的这番言语让李适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很长时间以来，李适可以说都在对杨炎进行忍耐，这对于本就急躁的他来讲已经完全超出了限度。如果不是杨炎的两税法对国家经济恢复发展有重大的促进，说不定杨炎早已经成为李适的刀下之鬼。坦白地讲，杨炎谗杀刘晏后，迫于舆论的巨大压力，李适已经反思杀掉刘晏是个巨大的错误。虽然这是杨炎的主意，但最后杀死刘晏的命令是李适下达的，所以李适在巨大的压力下，依然没有去拨乱反正，这既是为了保护杨炎，也是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即使在巨大的压力面前，杨炎率先顶不住将李适一脚踹向前台，李适也仅仅是心里有了诛杀杨炎的想法，但并没有发作。后来杨炎谏阻任用李希烈，李适依旧继续忍耐，即使听从卢杞的建议罢去杨炎的宰相之位。虽然卢杞说的暂时罢免是假话，但李适的内心却真的是只想暂时罢免杨炎。可是现在杨炎在有王气的地方修建家庙，这的确是怀有异志，这个做法已经触碰了李适的底线，这是李适所不能容忍的，虽然杨炎具有大功，但任何触碰底线的事情，绝不能姑息。即使没有杨炎，两税法已经形成体系，依旧可以运转实行，而且目前国家的形势，已经沿着正轨迈进，这一切都让李适充满了自信。所以，杨炎不再是李适的必需品！在我看来，这或许是李适最终下定决心杀掉杨炎的内心最深处想法。事实上，当他这种想法深深扎根于心中时，李适至少已经犯了两个错误，一个是他对国家的现状过于乐观，二是他始终没给杨炎一个自我表白的机会。杨炎的悲剧结局就在卢杞那具有感染力的话语中被悄然决定！尾声建中二年（781年）十月十日，李适下诏罢免杨炎左仆射的职位，贬为崖州（今海南三亚崖城镇）司马。在那封长长的诏书中，李适对杨炎用尽了谩骂之词：不思竭诚，敢为奸蠹，进邪丑正，既伪且坚，党援因依，动涉情故。隳法败度，罔上行私，苟利其身，不顾于国……杨炎接到罢免诏书后，虽然字字犹如针扎穿心一般，但他并没有表现得过于激动。因为在此之前他通过皇帝陛下的很多举动，已经隐约感觉到自己不再是朝廷内不可或缺的人物。坦白地讲，杨炎当时的心态还是很平静的，当年因为元载的缘故，自己被排挤出朝廷，甚至差一点做了刀下之鬼。如果后来没有崔佑甫的举荐，自己很可能会终老于道州。重回朝廷后杨炎凭借自己的能力，在帝国之内实行两税法，打下了帝国中兴的基础，成为朝廷内炙手可热的第一红人。现在一切不过又重新回到起点，从道州到崖州，这中间犹如过山车般的历程，在杨炎看来恍如隔世，一切是那么虚幻，又是那么真实。听完传旨太监的宣读后，杨炎口头谢恩后起身站起，脸上依旧是一副淡定的表情。两天后，杨炎起身离开京城，在出长安城的一瞬间，他回望那高大城门，心中不禁感慨万千。那里曾经带给他无上荣耀，也带给他诋毁谩骂，更带给他心灰意冷，而今这一切在他看来已经全部结束，前方等待他的将是漫长的孤寂与清冷。他已经做好准备，即使在孤寂与清冷中终老于世，也不愿再回到这炎凉世态的官场中。想到这些杨炎显得更加释然，然后他转身向着崖州方向走去。然而此时的杨炎一定想不到，在孤寂与清冷中终老于世居然会成为他的一种奢望，即使他已经远离这个浑浊的官场，他的命运也早已经不在他自己的掌控之中，在他身后的高大城墙之内，一个致他于死地的计划已经形成，死神已经开始向杨炎渐渐逼近。此时浑然不觉的杨炎依旧向着他心中的桃花源崖州前进。但当他一个月后路经一个地方时，杨炎的心中忽然生出一股不祥的预感，因为他经过的这个地方名叫鬼门关。杨炎很清楚关于鬼门关的传说，那是阴阳相隔的地方，跨过这道鬼门关每个人就不可能再回到阳间。现在皇命不可违，杨炎必须要前行，难道眼前这道鬼门关对于杨炎而言会是一个命运的预兆吗？在鬼门关前，杨炎的心中犹如打翻了五味瓶一样，他刹那间想到了刘晏，他始终在问自己，在这道鬼门关的后边刘晏会不会在等着自己，为此他由衷发出了一声感叹，写下了在我看来是他后悔谗杀刘晏的诗句：一去一万里，千知千不还。崖州何处在，生度鬼门关。就这样带着对前途未卜的忐忑，杨炎硬着头皮越过了鬼门关，继续向崖州走去。事实证明，杨炎的预感最终成为了现实，崖州注定成为他永远到达不了的地方。就在他即将到达崖州还有一百多里时，李适派出的杀手已经追上了他，然后和先前杀死刘晏一样，杨炎最终也被缢杀。也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这个世界似乎总是有规律的。杨炎，一个才学俱佳的人，死于自己的偏执、皇帝的猜忌、小人的陷害，让世人为之叹息。……建中二年（781年）十一月，杨炎的首级被传回京城长安。李适看到杨炎的首级后，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在他看来这既是对杨炎的惩罚，同时也是自己立威的手段。但就在他觉得权威日盛的时候，这位年轻的皇帝也充分暴露了自己性格中容易被人左右和猜忌、冲动的缺点，只是他的这种缺点在当时正被朝廷内的一致赞颂声所掩盖。然而，李适的这个缺点对他在位时期的政局影响颇深，这既是他误杀刘晏、杨炎的根源，同时也使他在未来的道路上逐渐陷入灾难的深渊。第十一章走向灾难李适顺利扳倒了杨炎，这让他瞬间感受到了立威的快感。从即位那天起，李适的狂妄与自大就已经为他走向灾难埋下了伏笔。无论是刘晏还是杨炎，李适对付他们还是绰绰有余，毕竟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朝臣，他们的命运时刻掌握在李适的手中。但缺少历练的李适对于那些彪悍的割据藩镇，居然也采取了强硬的态度，这让刚刚恢复平稳的大唐帝国瞬间再次陷入动乱之中。建中二年（781年）正月，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去世，当时谁也没有想到，李宝臣的死，居然会成为李适一朝大灾难的前奏。一个职位引发的动乱李宝臣本名张忠志，是范阳城内的一个奚族人，自幼被范阳守将张锁高收养，长大后由于善于骑射，勇猛有力，所以被安禄山看中选为射生官。安史之乱爆发后，他带领八千骑兵攻打太原劫掠太原尹杨光刿，由于立有战功，被安庆绪任命为恒州刺史。安庆绪败亡后，张忠志一度降唐，但因为史思明迅速崛起，所以不久后他又重归史思明麾下，被授以恒州节度使的伪职。史思明死后，张忠志看到史朝义率领下的安史叛军已经是强弩之末，于是他再次降唐，被任命为检校礼部尚书、恒州刺史、成德节度使的职务，并被赐名李宝臣。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当时作为河朔三镇之一，是河北藩镇的强悍者。李宝臣不仅拥兵自重，而且辖地的财政状况丝毫不逊于朝廷，所以根本不拿唐廷当回事儿，其意图是将土地传于子孙，建立唐廷之外的独立王国。代宗李豫在位时，对藩镇割据采取了姑息策略，而且李宝臣活着时，也不涉及传位于子的问题，但是随着李宝臣的去世，成德节度使的继承人问题开始凸显出来。李宝臣刚刚去世，其子李惟岳就上书李适请求袭任成德节度使的职务。性格强势的李适当然不能接受，于是他在没有和朝臣商议的情况下，擅自拒绝了李惟岳的请求。李适的态度让李惟岳十分不满，当时身为河朔三镇之一的魏博节度使田悦因为其父亲去世时，李宝臣曾经极力劝说代宗李豫同意田悦承袭父位，并得到了李豫的同意。所以这一次轮到李惟岳面临这个问题时，田悦也是上奏李适极力劝说李适同意。但李适显然不如他父亲李豫那样具备宽阔的眼界，一味的自大使他认定必须要革除父皇在位时对藩镇一味姑息的前弊。即使有很多朝臣在得知李适的强硬态度后，纷纷建议李适要慎重考虑的情况下，李适全然不理。“以前对藩镇传子，都是按照他们的要求去任命，但叛乱却从未减少，可见对藩镇的姑息不足以平乱，反而会生出更大的祸乱，朕坚信如果这一次同意了李惟岳的请求，他早晚也会生出祸乱，任命与否其结果都是一样。”李适看似信心十足，但显然他过高估计了当下帝国的实力，最重要的是，缺少历练的他在即将到来的动乱面前缺少足够的智慧。李适坚持削平藩镇，让全国的藩镇大为震惊，尤其是河北、山东的藩镇尤为惊惧。因为他们知道在全国所有的藩镇中，自己实力最为强大，必定会成为李适首先下手的对象。为了保证藩镇的独立性以及传子制度，以李惟岳为首的成德镇联手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准备以武力对抗唐廷。汴州城因为城墙狭隘，正准备扩建，有许多人纷纷传言说皇帝李适准备东巡泰山。李惟岳、李正己、田悦三人得知消息后，为了防备朝廷军队入侵，纷纷调兵遣将充分做好防御准备，但他们的动作却让李适产生了误解。三个节度使大肆调动军队备战，让李适感到无比愤怒。事实上当时李适还没有对藩镇立刻宣战的决心，但三个节度使的行为让李适误以为他们要对朝廷宣战。为了及早做准备，李适在建中二年（781年）二月，下诏征召京西防秋兵一万两千人戍守关东地区，意图进讨关东地区的藩镇。所谓防秋兵是指安史之乱后大唐帝国为了防备吐蕃的入侵，于每年秋季抽调各道士兵组成的到关中西部驻守的军队。当时吐蕃刚刚与大唐和解，西线暂时没有战事，所以李适征调部分防秋兵对付藩镇，可以看出李适对这次进讨藩镇的重视。同时李适下诏在朝廷直接控制的河南地区设立永平军节度使、郑汝陕河阳三城节度使、宋亳颍三城节度使，全都以朝廷大臣担任，作为对付藩镇的战略基地。李适的一连串部署，让三镇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在看到此战不可避免后，三镇决定率先出手，进而掌握战略主动权。当时唐廷直接管辖的邢州（今河北邢台）和磁州（今河北磁县），由于地处太行山东端，直接楔入成德和魏博镇中间，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所以田悦决定首先攻打邢、磁二州，他派遣手下兵马使康愔带领八千人马围困邢州，又让别将杨朝光带领五千人马屯于邢州西北由河东通往河北的要道上，阻断唐廷昭义镇的援军，田悦自己则亲率数万人马全力围攻邢州首府临洺城，邢州刺史李共和及临洺守将张伾据城坚守。田悦刚刚围困住临洺的第三天，远在长安的李适就得到了消息。他知道邢州战略地位的重要性，虽然此前他有征讨藩镇的全盘计划，但现在随着田悦的率先出手，李适不得不打乱先前的计划，首先营救邢州。于是李适下令让距离邢州不远的昭义镇节度使李抱真与河东节度使马燧一起出兵援救邢州，为了以防不测，李适还加派神策军将领李晟带领两万禁军出潼关协助作战。由于杨朝光已经阻断了昭义镇援军的线路，而李晟从长安出发路途遥远，算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只有身在河东的马燧，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是最为有利的援军。马燧面临的问题是要东越太行山脉，只要越过了太行山，前方就是一马平川。为了争取援救邢州的时间，马燧并没有强势出兵，而是向田悦派出使者商议停战事宜，进而迷惑叛军。而田悦则误认为朝廷惧怕他，所以同意了马燧的议和，进而不再设防。利用这样的机会，七月三日，马燧联合李抱真的人马共计八万，成功翻越太行山与山东之间的险隘关口壶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现在邯郸城下，将在那里的杨朝光围了个水泄不通。田悦正在全力围攻临洺城，当听到马燧犹如从天而降时，顿时意识到自己被马燧忽悠，他立即通知距离邯郸不远的李惟岳全力援救杨朝光。马燧得到消息后，也派出心腹大将李自良半路阻击李惟岳。马燧明白这是安史之乱以后，大唐帝国第一次对藩镇用兵，而自己这一战又是首战中的首战，为了打好这第一战，他给李自良下了死命令：“如果阻挡不住李惟岳，你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战死阵前，二是让手下人提着你的人头来见我。”事实证明，有什么样的领导，就有什么样的手下。得到主帅的死命令后，李自良果然不负众望，成功阻击李惟岳的援军，使得其不能前进半步。马燧利用这个机会，全力进攻杨朝光，只用了三天时间，全歼杨朝光的五千人马，打通了昭义镇通往邢州的道路，同时也使自己在援救邢州的同时，避免了腹背受敌。五天后，马燧进至距离临洺城50里地方。田悦知道消息后，留下部分人马继续围攻临洺城，自己率精兵前来阻击马燧。可是田悦并没意识到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自己已经陷入马燧和临洺城守军的夹击之中。当田悦带领人马拉开阵势与马燧对峙时，他一定想不到留下继续围攻临洺城的那部分人马已经开始逐渐陷入被动。田悦走后，临洺城的守将张伾开始转被动防守为主动进攻，经过几次交战大败敌军，解了临洺城之围，并出兵尾随田悦大军，与马燧形成前后夹击之势。当田悦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时，战场的局势已经不允许他再做出任何补救措施。田悦只能在唐军的前后夹击中率兵力战，但终因寡不敌众，未能打破唐军的包围圈，最终全军溃败，只带领少数几十名亲兵突出重围，连夜撤回漳水以东驻守。马燧首战告捷，接下来他并没有给田悦任何喘息之机。虽然田悦退到漳水以东后，李正己之子李纳和李惟岳派兵一万急速增援，但马燧还是决定强渡漳水主动进攻。当时淄青军在左翼，成德军在右翼，共同对漳水河上的长桥形成合围之势。从表面形势看，马燧只要渡河就会遭到合围之势，但马燧却采用了避实就虚的策略，成功渡过漳水。马燧夜间让士兵用铁链将几百辆大车连接起来，车里塞满黄土，在长桥下阻止河水流过，趁着水流变浅的时候，马燧带领人马成功涉水过河。田悦、李惟岳等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马燧会用这样的方法渡过漳水，当他们反应过来时，马燧的人马已经迅速向他们发起冲击。在黎明的曙光中，漳水岸边杀声震天，唐军在马燧的率领下越战越勇，此役斩杀叛军两万余人，俘虏三千余人，叛军遗尸狼藉，前后绵延将近三十里，其中李纳率领的淄青人马几乎被全歼，而田悦和李惟岳带领残部各自逃回本镇。唐军出兵河北首战告捷！河北战场告捷的消息很快传到了皇帝李适那里，让李适很是兴奋。此时自大的毛病继续在这位年纪已经不再年轻的皇帝身上体现出来，极度自信的李适立即下诏征发各道军队讨伐三镇。当时西自关中，西南到蜀中，南到江、淮、闽、越，北至太原，都派出军队参战，在李适的号召下，可以说战争的规模开始扩大。事实上当时李适的做法极为不明智，因为刚刚止戈的大唐帝国犹如一个大病初愈的人，是无法再经受折腾的，他并不明白一旦战争发展到一定规模，无论是谁都无法再驾驭与控制。尤其当朔方军将领唐朝臣趁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去世，进而击败其子李纳，打通了徐州通往江淮的要道，保障了大唐帝国的物资供应线后，更加增添了皇帝李适削平藩镇的信心。于是他下令让河朔三镇之一的幽州平卢节度使朱滔从北方南下进攻成德镇。朱滔是个心机深沉的人，接到皇帝陛下的诏命后，从明面上他是不能拒绝的，但朱滔本能地想到了皇帝让自己出兵，有借着平叛的名义进而削弱自己的目的，所以朱滔并没有立即发兵，而是被公侵犯肉体中文字幕无码
依赖于稻米的输入。如万历时期的一份地方志所言：县不产米，仰食四方，夏麦方熟，秋禾既登，商人载米而来者，舳舻相衔也。中人之家，朝炊夕爨，负米而入者，项背相望也。倘令金鼓一震，矢石交加，城门十日不启，饥人号呼，得不自乱乎？由于苏州陷入了当时的经济危机，许多私人房屋或是空了出来，或是被卖掉；上海地区——它常常被称为小苏州——也出现了可怕的饥荒景象。1641年一个上海的学者写道，这个地区的百姓易子而食，或是挖尸蒸吃。自从棉布商人绝迹以后，松江的百姓只能坐以待毙。
农奴暴动
在1643年到1644年之间的秋冬时分，由于在湖广和江西的张献忠部队切断了向长江下游的稻米航运，局势变得更为严重了。接踵而来的春季和夏季又遭到干旱的蹂躏，松江地区的所有水井都干涸了。当崇祯皇帝遇难和北京被李自成攻陷的消息传到长江下游地区时，米价几乎上涨了四倍。神父安东尼奥·古维（AntonioGouvea）在他给大主教的年信中讲述了随后在上海附近地区发生的事情：这个城市的农民全是或几乎全是那些致仕官僚和社会地位很高的文人们的农奴，他们耕种其土地以获得一份粮食。在城里和乡下有千万这样的人。现在他们知道，皇帝没有了。由于南京当时还没有人称帝，他们便组成一支几千人的队伍，向他们的主人索要自己的奴契。因为中央政府已经陷落，他们也解放了。在乡下，他们拿起兵器冲向地主，杀死主人，抢劫财产，肆意侮辱，无所不为。没有任何士兵来弹压他们，因为城市里的长官已经结束了他的使命，而新的官员还没有到来。在农村举行起义后，他们又派人对那些官吏和文人们说，他们应该立即给他们废奴为良的证明，否则，他们就会在7月18日那一天破城而入，毫不留情地杀尽一切。尽管在城里有几千人和最有权势的致仕官僚，但是没有人挺身出来进行防守，他们只是简单地等待进攻——这就是中国的政治。到了预定的那一天，起义者从敞开的城门进入城市，捣毁大户的房屋，砸烂大门，蜂涌而入，鞭打脚踢，拿走他们想要的东西。那些斥责或劝说他们的人也受到鞭打和侮辱，在他们中间有我们保罗·克劳（即徐光启）的记忆力非凡的二儿子。上海的农奴起义，是长江下游地区众多暴动中的一个典型事件。在长江下游，富户的家仆和佃农们联合起来，进攻他们主人的房院，要求归还他们的奴契佃约，并且抢夺粮食。明王朝的陷落，似乎预示着社会秩序的变动——或者至少是生活的暂时更新，一个新的开始，因而也是一个清扫社会的时机。就像1645年在黟县（安徽）的农奴起义中宋乞的追随者们说的那样：“君主已变，主人当变仆人；主仆当兄弟相称。”从进攻富人宅院索回“卖身文约”开始，农奴的起义联合了“佃兵”一道用暴力打击乡绅权贵。当乡绅逃进了城镇时，农村的贫苦百姓就去焚烧富人的园舍，打开了他们的仓库。在这个时期，许多佃农逃离了土地，加入了那些活跃在中国中部和南部的啸聚而成的军队。因为江南东部的起义从一个村庄蔓延到另一个村庄，当地的乡绅转向南明政权请求帮助，镇压暴动。因为新的政府很快在南京建立起来，因此那些忠君的官僚们眼下就可以把各种社会力量组织在一起。苏松地区的军事将领在一个叫做南翔的地方镇压了20股或者更多的起义军。兵备道祁彪佳要求村长们严格执行“保甲”制度，同时撤换了那些软弱无能的当地官员，加强当地的保卫措施，在1644年到1645年间的冬季，难得的安宁又降临到这个地区，佃农和农奴停止了骚动。但是就在上海北面的崇明岛上，麻子顾三领导的海盗人数增加了，当地的土匪变得更为猖獗，因而乡绅们加强了他们的卫兵。然而，乡绅们的“看门狗”又反过来咬他们的主人。太仓地区一个姓名不详的乡绅描述了沿海城镇沙溪流氓“乡兵”的情况：吾镇即有乡兵，即“无赖子”之“乌龙会”也，自崇祯帝晏驾北都信确，里有黠桀者数人，收集党羽，名“乌龙会”。虽市井卖菜佣人奴不肖，但有拳勇斗狠，即收名庑下，衣食之；遇孱弱，即啮之，必见骨。这些“乡兵”确实有点正规军的样子。但是大多数真正的士兵属于乡村劳动力中最贫穷的阶层，再加上城镇的茶叶店员们。乌龙会并没有广泛的社会联系，但这个无法无天的军事团伙的几个头目是乡绅最害怕的那种人。其头目之一俞伯祥，是一个世代依附于王氏家族的农奴。另一个首领陈孟调是徐氏家族的一个家仆，他与几个家人都加入了这个组织，起因则是与另一个家族的婚姻纠纷。对于江南安分守己的百姓来说，这是些很难令人放心的组织。当南明军队崩溃的消息传来时，太仓的农奴再次造反，乌龙会的领导人俞伯祥宣布说，他将要废除世袭为奴的制度，农奴应该只让自愿投靠的人去做。随着抢劫和暴力行为的蔓延，随着太仓东部乡民聚众千人掠杀主人，这种混乱甚至也波及到了一些城市。大兵渡江，锋焰遂起。五月十二日（6月7日）闻信，十四日即数百人执兵，其魁装束如天神，鸣锣呐喊，铳声四起，游行街中，民惶怖伏，竟夜不安枕。翌日，即要诸大姓金帛，诸大姓不即应，以危言相撼，声言某日劫某姓，先舣舟自匿其妻子，借此煽人。十七夜三鼓，民方寝息，忽号于市曰：“东有数百人至矣！各执兵，欲焚市矣！”于是人人各从梦中惊起，抱儿女，携囊袱，啼哭四奔。这次进攻原来是一场虚惊。但是两天以后，数百强徒真的进攻了沙溪，杀死不少富裕人家，这使此地乡绅和亚麻富商相信，任何秩序都要强于这种社会混乱。当清朝官员来到这里索取州县人口和赋税籍簿时，这些账簿便被交了出来，而且新的地方长官受到了欢迎。在由于与李自成合作而被南明政府定为逆罪的前都御史时敏的帮助下，沙溪的富户人家得以平定乌龙会，逮捕并绞死了它的几个领导人。合作恢复秩序
在无锡和苏州地区，“与人为善”的城市头面人物与清政府之间的类似合作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在无锡，东林党的一位创始人的侄子顾杲，曾因为阮大铖的命令而被逮捕，刚刚从南京监禁中跑了回来，尽管他想招募乡兵抵抗清人，但是城市的长老和乡绅们已经先走了一步，收集了所有的赋税和人口账簿，交给在常州新掌权的清朝当局。当顾杲沿途招募合作者时，他们告诉周围那些不知真情的乡军头目说，他是一个强盗。农民当即杀死了这位著名的文人。尽管他们很快就知道他们杀死的是怎样一个英烈之士，并为此而后悔，但是，这时这座城市已经处于清政府的严厉统治之下了。在苏州，一个叫做张悌的下层地主确实组织了一支复明的“叛党”，但是当有传闻说太湖的匪寇要攻城时，富有的城镇乡绅领袖和乡兵头目叶茂华便把这座城市交给了新王朝的代表，并且因为“倡言百姓归顺”而受到了官方的褒奖。受理叶茂华投降事务的清朝官吏是钱谦益的朋友黄家鼒，当他入城时，受到了所有“大姓”的烧香欢迎。就像清朝的其他招抚大员一样，黄家鼒的任务是解决当地乡绅投降问题，并且作为交换，允许他们对这个地区维持控制，并允诺对此地提供新朝满汉军队的保护而不是进攻。这是1645年7月2日在嘉兴以南的地区发生的事情。当时恰好是多铎的军队通过嘉兴直奔杭州之时。尽管军队将领自杀了，但是地方官却交出了他的账簿，城中长者们领着居民在城门和城墙上写上“顺民”两个巨大的汉字。在都会周围的大多数地区都效法了这一做法。尽管和平受降的政策是由多铎在南京批准的，但是在他被任命为“平南大将军”之后，这个政策就留给了他的侄子勒克德浑（1652年封为顺承王）来执行。努尔哈赤的曾孙勒克德浑在1645年的夏季受命去南京。他的主要幕僚不是别人，正是前明的“英雄”洪承畴——他拥有内院大学士、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等等荣衔。自从崇祯皇帝因为洪承畴对北京政权的贡献而为他举行葬礼以后，洪承畴就被认为已经光荣战死在北方前线了。他在南京的再次出现，引起了公众百姓的巨大震动。人们对洪承畴的态度，常常使洪承畴怀着最为羞愧耻辱的心情，回忆起他没有为他的君主殉节，一点也不配得到那些公开表示忠于明君的高尚文人们的尊敬。摆脱他的耻辱而又能够有效地用“招抚”手法完成他平定江南使命的一个办法，就是广泛吸收前明官吏加入清政府。洪承畴到南京以后，不断推荐那些前明官僚担任清政府的官员，并向朝廷解释说，没有他们的帮助，他就不能够平定这个地区。任使为惧，窃思各省事繁，职才短力弱，欲以一人之身，每日历办大小诸务，恐致迟缓错误。职受命之时，内院臣冯铨、刚林等常催职将中国军官旗鼓官堪随用者，俱题请备用……职即先行，沿途及南中有人，皆可举用。像钱谦益一样，洪承畴相信，由前明官僚担任中央和本地政府官员将有助于加强对这个地区的行政控制，防止军事事变的发生。不过，尽管洪承畴和钱谦益做了极大努力，士大夫们并没有全都响应这种呼吁。就像我们看到的一样，合作立场取决于士绅们的社会利益。可虽然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却并非所有的人都愿意响应这种对法律和秩序的冠冕堂皇的呼吁——即使是用钱谦益的话来说，投降新王朝并巩固它的统治，对平民百姓更有好处。在士大夫当中，有一些人感到对更高的道德要求负有义务，这些人常来自被视为最高层的绅士阶层——也就是那种造就了都市官僚的士绅家庭。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认为自己在士大夫阶层中属于精华部分，具有负责维护古代崇高道德与文化准则的贵族意识。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他们是国家的“领土”。他们的父亲和叔父们可能参加过早期东林党运动，而自己可能是某个与复社有联系的文人团体的成员。他们是国家的富有激情的理想主义者——甚至达到过威胁政治稳定的程度。当个人名节与政治妥协相矛盾时，他们中的大多数极端分子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随后，清政府以一种避免冲突的巧妙方式，向那些站在公共秩序和政府法纪一边的乡绅中的社会保守势力发出了呼吁。这些乡绅受到了逢迎，但也不是露骨的诱惑。如果这种逢迎过于粗俗的话，这些社会上层名流就会被迫拒绝合作，以避免公众的指责。逐渐地，江南的士绅家族找到了一些办法，既可以与清政府官员合作，以保护他们自己的社会利益，又可以满足清政府控制那个地区丰富的经济资源的要求。不过，在17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康熙皇帝在位而这种妥协已成为可能之前，双方还需要更多的了解。这个时候，也就是1645年，新的统治者是过于粗暴了。比如，在嘉定，清政府的地方官张维熙粗鲁地命令当地的乡绅来与之相商，他们就拒绝了。而在松江，那些已经同意合作的人被要求向新的地方长官推荐一些“人物”，但是这位地方长官生硬地命令被推荐的那些“领士”到当地衙门参拜，否则即被视为叛党。著名作家、松江的几社成员之一夏允彝在此后简短地写道：“譬有贞妇，或欲嫁之，妇不可，则语之曰：尔即勿从，姑出其面。妇将搴帷以出乎，抑以死自蔽乎？”就像我们即将看到的一样，夏允彝本人实际上选择了道德上的清白，而不是政治上的同流合污。因此，从清人占领江南的最初几天开始，就有一些优秀的年轻士大夫强烈地反对与清人合作。他们所以要挺身而出，部分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政治立场，这种立场时常可以上溯到为东林英雄进行的辩护。然而，就像我们在苏州和太仓看到的情况一样，当地的城市领袖们往往很快地同意归顺，把他们的赋税簿册交给了钱谦益的部下，或是投降了清朝的军队将领。而且一旦当地富有斗争激情的人想采取行动反对合作时，他们——像张岱——便受到了抵制，或是被他们的城市领袖杀死。然而，清廷政策的一个戏剧性变化，使情势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改变了。剃发令
最初，在占领南京时，清统治者采取了在北方已经确定了的政策，即命令只有军人才必须遵从满人的风俗，剃去他们的头发。这份在1645年6月19日豫王多铎发布的法令写道：剃头一事，本国相沿成俗。今大兵所到，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尔等毋得不遵法度，自行剃之。前有无耻官员先剃求见，本国已经唾骂。特示。但是，对于那些以主动剃发为耻的南方儒士来说，这个让步很快就取消了，因为就在这个时期，有两个“无耻”官僚建议清廷改变它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由于北京的那些想借满族排外主义扩大一己私利的汉人归顺者提出的这个诌媚的建议，多尔衮在1645年7月决定改变他停止剃发的命令。于是在清人统治之处，所有汉人都接到命令：士兵和市民们必须剃去他们前额的头发，把他们的头发按照满人的辫式编扎起来。根据满人的看法，“留发不留头”的命令不仅能使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外表相同，而且也提供给他们一个很好的忠诚考验。从此，就像我们在前线战斗中看到的一样，归顺者们的合作，就要用部落的辫子发式来做为标志了。“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这样，当清中央政府在1645年7月21日正式宣布普遍赦免江南前明军队的政策时，它所说的是，只要这些官兵悔过自新，并且用剃发来表明他们的归顺，才能够得到“宽恕”。亦差官赍诏招徕抚慰，若遵制剃发，幡然来归，许与新顺将帅一体优叙。不过，在汉人官员看来，这是一种奇耻大辱。明朝人让头发长得很长，精心梳理，并且戴冠帽。长发和对长发的小心保护成为文人官僚形象与风度的一部分。剃发确实被看成是一种野蛮的行为，一种对文明的亵渎。而且对一个文人来说，剃发是儒者尊严的堕落。这部分是因为它有悖于孟子关于受之父母的发肤不可毁伤的主张。剃发近乎于阉割——几乎是一个名节扫地的象征，在某种意义上远甚于身体的死亡。顾杲的朋友、著名儒师杨廷枢，在阮大铖清洗政府时，从南京逃到了洞庭，当他因为怀疑涉嫌1647年松江起义而遭逮捕时，审判官讲得很清楚，如果他剃发的话，他就可以不因政治罪行而受到指控，并且会享受到完全不同的待遇。杨廷枢断然拒绝了。他说：“杀头事小，剃发事大”。当然，杨廷枢因此就义了。剃发命令不仅冒犯了儒士——或者说是那些有历史意识的人，他们记得女真金朝也曾把同样的暴虐行为强加在汉人头上——而且也激怒了一般老百姓，他们视失去头发如同遭到阉割。当这个新的政策宣布时，一些煽动宣传告诉那些农民说，如果他们剃发的话，他们就会失去老婆，这样就激怒了那些农民百姓。几个世纪以后，农民已经将梳辫子和剪去额发看作是他们自己的装束。但是在1645年当这个政策推广到全中国时，它代表一种对汉族英雄气概的背叛，而且尤其是对长江下游的农民百姓的一种侮辱。就是说，剃发令对于“领士”之下的百姓，类似于以参拜地方长官衙门来公开表明归顺的要求对待文人。远离都市的农民容易接受新的统治者。但是，在这些“夷狄”命令之下改变汉人习俗，却是一种耻辱，因此他们许多人发誓拒绝接受。这样，统治者使满汉融为一体的努力，首先就使中国中部和南部的社会上下层阶级在反对外来者上融为一体。社会上下层之间的冲突被暂时放到了一边；这一次文化贵族和下层江南老百姓站到了一起反对清廷，甚至反对那些愿意接受清廷和平合作要求的耆老、商人和致仕官僚们。在几天或几星期前，一些乡村和城市本已顺从地投降了，然而现在它们的百姓再次起来反对新的政府。地方抵抗运动
在许多城市里，当地与清朝合作的人接管了政权，并且在清朝官员的帮助下进行着统治，但是这些城市的领导人发现，在他们服从一百亩田地，其中八十亩成为口分田，二十亩为永业田。六十岁以上的老年男子及残疾人，各授予口分田四十亩。贵族和九品以上的官员，可以按照品级申请授予永业田二百亩至一万亩不等，其中永业田可以传给子孙后代，国家不再回收，但口分田则在受田者死后，由国家收回重新分配。与均田制相互配合的租庸调制，规定每个成年男子每年向国家缴纳租粟二石，调绢二丈、丝棉三两，不产丝棉的地方，可以交纳布匹二丈五尺、麻三斤。此外，丁男每年还要为国家服徭役二十天，如果不服徭役，可以选择缴纳绢或者布代替，每天折合绢三尺或者布三尺七寸五分，这种做法叫“庸”。如果官府额外加役，加役十五天可以免除“调”，加役三十天“租调”全免。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成为唐代前期国家的主要土地制度与赋税制度。在这些制度的基础上，大唐帝国的财政收支预算才得以顺利进行，保证了庞大的国家机构的正常运转和皇室、官吏的开支消耗。但是，以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为基本经济结构的体制，在开元时期开始发生变化，最终在安史之乱以后逐步崩溃瓦解。开元中期以后，由于土地买卖的限制越来越松弛，不仅永业田，就连口分田在某种情况下，法律规定也可以买卖。同时，各级官吏占有大量的永业田，这就使得那些官吏成为了大大小小的地主，他们可以利用手中掌控的权力不断兼并农民的土地，使土地集中的程度日益增加，如《唐会要·逃户》就记载宝应元年（762年）肃宗李亨发布诏书说：“百姓田地，比者多被殷富之家、官吏吞没。”我们在前边分析安史之乱发生的客观原因时，曾经说过开元天宝时期，土地的兼并之势可以和汉朝的成、哀二帝时期相比，事实上当时由于官僚机构的不断膨胀，官吏按法律占有的公田也越来越多，贞观时期朝廷京官仅有六百四十二人，到了开元时期已经增长到三十六万八千六百六十八人。这样为数众多的官吏，要占有相当于普通百姓十倍至三百倍的永业田，其结果只能是国家手中可供分配的公田大量减少。由于上述原因，到天宝末年，唐朝初期建立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开始崩坏，农民既失去土地，又遭到沉重的赋役压力无以为生，结果只能是被迫逃亡他乡。早在武则天执政末期，宰相韦嗣立就上书言说当时天下户口逃亡过半，租税逐渐减耗，致使国家开支严重不足。这种情况到了安史之乱爆发后，农民又遭到战争的重创，逃亡更加惨烈，以至于达到“十不半存”的程度。安史之乱结束后，大唐帝国的户口从九百万骤减至一百九十余万户，虽然其中有相当人口是在战乱中死亡，但大部分是逃亡，形成了“丁口转死，田亩卖易，贫富升降不实”的局面，这样的情况下以人丁为本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已经不可能再实行下去，大唐帝国的财政收入大幅度减少，进而导致严重的财政危机出现。两税法就是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随着杨炎身登相位开始实行起来。《旧唐书?杨炎传》记载杨炎在当上宰相后，给李适上过一份奏疏。大体内容是指出目前国家财政窘困的状况，以及继续实行租庸调制的弊端和危害，应该说这篇奏疏引起了李适的极大关注，最终在李适的支持和杨炎的一系列具体操作下，两税法终于实行开来。建中元年（780年）正月五日，李适宣布大赦天下，并在赦文中宣布实行两税法。从这一刻起在中国历史上实行了四百多年的租庸调法即告废除，永远退出了历史舞台。在杨炎的主持和精心策划下，两税法分为六大部分：一、中央根据财政支出定出总税额，各地方政府依照中央分配的数目向当地人户征收。二、土著户和客居户都编入现居住地的户籍，依据丁壮和财产的多少定出户等。三、两税分为夏秋两次征收，夏税限每年六月缴纳完毕，秋税限十一月交纳完毕。四、租庸调和一切杂徭、杂税全部取消，但丁额不废除，依然有效。五、两税依据户等纳钱，依据田亩纳米粟。其中田亩税以大历十四年的垦田数为准,采取均平征收。六、没有固定住处的商人，所在的州县依据其收入征收三十分之一的税。从上述六大项的规定来看，两税法首先扩大了纳税范围，在唐朝前期的租庸调制下，贵族官僚和孝子、顺孙、义夫、节妇等人是不担负国家赋税的，这些人统称为“不课户”，如果仅按天宝十四年（755年）的记载来看，在全国的不课户为365万户，课户为535万户，不缴纳赋税的户口竟占全部户口约40%，可见不纳税户口的比重之大。其次是逃亡的课户不交纳赋税，在实行两税法时，李适曾经派遣使臣前往全国各地检查户口，结果检查出逃亡当地的客户总共达到一百三十多万户，约占总户数的五分之二，这一百三十多万逃亡的客户在实行两税法前，都被官吏、贵族所占有，国家并不能从他们那里取得赋税收入，而两税法规定原来不纳税的官吏和客户均得需按户等纳税，这就大大扩展了纳税面，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除了扩大纳税范围之外，两税法的纳税标准也改为按照财产的多少来收取。以前的租庸调制征收赋税的标准是以人丁为本，如天下成年男子每人都受田一百亩，在这个基础上规定每一个丁男每年缴纳的租庸调数量。而事实上均田制的实施程度在唐朝初年各地就有相当大的差异，其中关东地区最高，关中地区最低，长江流域居中，成年男子收受田的多少就很不一致，但却都要担负同样多的赋税。后来官吏、地主对土地的兼并越来越严重，农民失去土地越来越多，但依旧需要担负租庸调，等到了无法负担时就只能逃亡。可见，以人丁为基础的租庸调制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很大的缺陷，而两税法却弥补了这个缺陷。两税法按照资产田亩计税，将官吏、商人、地主、贵族、农民按照资产分为九等户籍分别纳税。形成两税法的“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的纳税原则，也就是将人丁税改为财产税，这样既增加了赋税的合理度，也减轻了那个时代土地对农民人身的束缚，从法律上确认了逃亡户和原来的实居户一样享有相同的法律地位。从某种角度而言，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进步。值得一提的是，两税法征税虽然以钱为计算单位，但当时在不可能完全以货币形式上交税款的情况下，多数是把钱折算成实物，正所谓“定税之数，皆计缗钱，纳税之时，多赔绫绢”。但是无论怎样，两税法终究是从实物税向货币税转变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中国赋税史上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两税法的实行，标志着从李适一朝开始一直到唐朝灭亡，国家财政预算新体制否认确立，也就是确定了中央、藩镇和各州三级构成的国家财政预算模式，“划分收支，定额收支”的财政管理方式，这种方式其实是安史之乱以后唐朝中央政府和藩镇地方割据势力矛盾斗争的产物。所谓划分收支，是指在财政收入方面，将国家规定征收的税种，划分成中央税（如青苗税、酒税、茶税等）和地方共享税两种类别，分别确定了中央和藩镇、各州两级地方预算的收入范围。在支出方面，引用元稹的话来讲叫作“量出以制入，定额以取资”。不仅确定了两税留州额和使用额，也限定了藩镇、各州两级地方预算应承担的支出范围，此外便是中央政府应承担的支出项目，形成了“两税三分制”。这样，自安史之乱以来中央政府财政收入下降的趋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变，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预算收支得到明确划分。如果单纯从经济领域来看，起到了巩固唐朝中央政府权威、削弱地方割据倾向的效果。两税法实行以后，从结果上来看，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旧唐书?杨炎传》中记载：人不土断而地著，赋不加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诫而奸无所取。自是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从这条记载来看，两税法的实行改变了先前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上不知下的局面，朝廷获得了更多的分配平衡权。《唐会要?盐铁总叙》记载，两税法实行的第一年，唐朝中央财政收入增加到一千三百零五万贯，加上盐税总收入可达到两千多万贯，比两税法实行前财政收入增加了一倍多。两税法的实行不仅解决了大唐帝国先前的财政问题，同时也让宰相杨炎在朝廷中大放异彩，杨炎的才能被上至皇帝下至百姓一致称颂，但很多人只看到了杨炎发挥才能的一个方面，而很少有人能够看清杨炎的内心世界，换句话说，两税法的实行掩盖了杨炎自身的很多缺点，这其中对杨炎最致命的就是：他虽然身居宰相之位，也具备宰相之才，但却无宰相的气度。谗杀刘晏杨炎，凤翔关中人，从外表来看须眉飘逸，颇有风度。父亲杨播曾经登进士第，但因为个性使然最终隐居不仕。杨炎年少时得其家学渊源，再加上自己才思敏捷、文采出众，所以在家乡一带小有名气，被誉为小杨山人。成年后被河西节度使吕崇贲聘为书记官，从此开始踏上仕途。后来天下兵马副元帅李光弼也想聘请他为判官，被杨炎谢绝。朝廷想拜他为起居舍人，也被他婉言拒绝。虽然错过了两次绝佳的晋升机会，但杨炎不为官位所动的气节反而使他获得了更好名声。代宗皇帝李豫强令征召他为司勋员外郎，杨炎不得不进入中枢机构任职。由于杨炎文采绝佳，不久后李豫任命他为知制诰、中书舍人的要职，负责为皇帝起草诏令。不过杨炎虽然进入了中央机构任职，但官职都没有什么实权，但他那出众的文采得到了时任宰相元载的赏识。前边我们虽然说了很多元载嚣张跋扈的事例，但元载的心中始终埋藏着一个愿望，那就是趁自己位居宰相之位的时候，找到一个才能出众、文采颇佳的人作为自己的接班人。通过很长时间的观察，元载发现杨炎是个很合适的人选。不久后，元载向李豫建议提拔杨炎为吏部侍郎，要知道吏部是掌管人事的部门，元载提拔杨炎做吏部的二把手，可见他对杨炎的器重程度。元载向李豫推荐杨炎的时候，正是他走红的时候，李豫对元载的话言听计从，所以杨炎顺利当上了吏部侍郎，而杨炎对元载也确实是投桃报李，成为他的一名心腹，唯元载马首是瞻。不过杨炎虽然是元载的心腹，但元载身为宰相，却不是杨炎的顶头上司，当时吏部的一把手吏部尚书是理财专家刘晏。刘晏作为理财专家，立志协助皇帝陛下精心治国，对元载嚣张跋扈及中饱私囊的做法很是看不惯，所以元载和刘晏矛盾颇深，这就使得身为元载一党的杨炎不可能和他的顶头上司刘晏和睦相处。据史料记载，李豫清除元载这件事，刘晏暗中为李豫出过不少主意，如果说元载的倒台有刘晏一份功劳也并不为过。但随着元载的倒台，杨炎等一批同党跟着一起倒霉，要不是当时皇舅吴凑上疏谏阻，杨炎说不定早已经身首异处。据此看来，杨炎被贬为道州司马的时候，一定是带着对刘晏的怨恨启程前往道州的，只是他不会想到，有生之年他还能回到朝廷之内，并一跃成为刘晏的领导对其展开报复行为。之前我们说杨炎缺乏宰相的气度，事实上通过他当上宰相后的很多事例，可以看出杨炎的性格中有一种唯我独尊的霸气，而且骨子里不能容人。例如，元载当政时曾经请求修复原州城，直至元载倒台后这件事情便不了了之。杨炎上台后上疏奏请李适采用元载先前的策划，重拾修建原州城的计划，而且他还计划同时发派两京、关内的壮丁疏通丰州的陵阳渠，以便兴办屯田事务。李适接到奏疏后，左思右想拿不定主意，最终他决定派个心腹宦官，前往丰州征求泾原节度使段秀实的意见。段秀实认为目前边防比较空虚，不宜兴办屯田，如果大规模调集士兵去开垦耕作，容易招致敌人入侵。段秀实作为当地的军政长官，应该说最了解当地的情况，所以李适最终没有同意杨炎的请求。当杨炎知道是段秀实坏了自己的好事时，不禁勃然大怒。愤怒之下杨炎动用宰相的权力，将段秀实由泾原节度使调任为司农卿，虽然品级没变，但泾原节度使是地方实权官职，显然段秀实是明升暗降。而他的泾原节度使职位则由邠宁节度使李怀光兼任。按说这件事情身为宰相的杨炎应该从国家利益出发，认真思考段秀实的话是不是有利于国家利益再行处理，但缺乏气度的他完全无法冷静客观地看待事物，段秀实最终成为他的牺牲品。段秀实和杨炎在此之前并无过节，杨炎尚且如此，可想而知杨炎对待刘晏会是什么态度。从才能角度来看，杨炎和刘晏有其共通之处，在经济领域各有所长。俗话说得好：同行是冤家，相信两个人在内心深处彼此也是相互敬佩并嫉妒着，尤其是杨炎和刘晏分属不同的阵营，所以从根本上来看，两个人是不能共容的。但不能共容并不意味着就必须致对方于死地，通过史料我们没有看到刘晏对杨炎有什么实质性的伤害。但杨炎从当上宰相后，却对刘晏展开了不将对方置于死地绝不罢休的报复行动。在杨炎看来，这既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死去的元载。事实上刘晏这个人十分勤勉努力，凡事不论缓急必定当天解决，绝不会搁置到第二天去解决，算是雷厉风行一派。很多混日子的朝臣对刘晏的这种工作作风颇有微词，皇帝越是对刘晏褒奖有加，很多人就越是嫉妒他。在皇帝面前打刘晏小报告的人不在少数，只是这些人说的都是无关痛痒的事情，如撤销转运使的编制，造谣说刘晏曾经暗中上疏李豫册立独孤氏为皇后等。这些事情根本打动不了皇帝，更何况刘晏对帝国的财政改革有着莫大的功劳，皇帝是不可能轻易动刘晏的。但到了杨炎当上宰相后，这种局面终于被打破。杨炎刚刚进入宰相班子没多久，便展开了对刘晏的报复，和先前诋毁刘晏的那些人相比，杨炎的策略明显技高一筹。杨炎明白仅仅依靠上疏弹劾这种伎俩，皇帝陛下早已经视觉疲劳，想打动皇帝，必须要让皇帝感觉到自己的情真意切。于是，杨炎利用李适召见宰相班子议事的机会，开始了自己的计划。“陛下恐怕还不知道吧！刘晏与大臣黎干、刘忠冀共谋反叛，臣身为宰相而不能讨伐他们，真是罪该万死。”杨炎在议事即将结束时，忽然流着泪对李适说道。杨炎的话让李适颇感意外，他并没有立刻接着杨炎的话往下说，而是仔细思考杨炎所说话中的含义。那个时候另一位宰相成员崔佑还没有去世，在听到杨炎的话后，他立即站出来打圆场：“陛下！这件事情究竟真相如何，谁也没法拿出确切的证据，何况先前陛下已经大赦天下，不能因为流言蜚语而妄加追究啊！”杨炎因为是自己推荐进入宰相班子的，所以崔佑甫在杨炎面前丝毫不避讳。但不论李适还是崔佑甫事实上都不会想到杨炎状告刘晏谋反，并不是他的真实目的，隐藏在杨炎心中的其实另有所想。“崔相说得也很有道理，这件事情臣也反复思考过，的确没有真凭实据。不过尚书省是推行政令的最高机构，最近设置诸使，很大程度上分夺了尚书省的权力，依臣看来一切大权应该复归于尚书省才是，最近很多大臣也对这件事颇有微词。”杨炎的语调和刚才状告刘晏谋反时的痛哭流涕相比，显得平静了很多，最后他将问题抛给了崔佑甫：“不知道崔相对这件事情怎么看？”杨炎这次对刘晏的报复，使用的是以退为进的策略，状告刘晏谋反虽然是主动进攻，但这其实是佯攻，杨炎十分明白以皇帝李适的智商绝对不会相信刘晏会谋反的，而为人耿直的崔佑甫必定会站出来为刘晏开脱，只要形成这种局面，杨炎接下来可以实施以退为进的策略。所以在崔佑甫说完后，他立即主动选择退而求其次，向皇帝陛下陈述尚书省权力分散的问题，而且他最终将问题抛给崔佑甫，也是早已经算计好这位亲手提拔自己的宰相，是不可能在否定自己一次之后，再一次否定自己。除了面子原因之外，当时崔佑辅是首席宰相，尚书省权力分散这是事实，崔佑甫比杨炎更希望权力集中一些。“这一点杨炎说得没错！”崔佑甫沉吟了片刻之后，终于说出了自己看法。直到这一刻，杨炎的嘴角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他明白自己这次报复刘晏的行动宣告成功。建中元年（780年）正月三
成几截落在了地上，那三只螳螂则展翅飞入了莫炎的手中倏然不见了。这一切只不过是一分多钟的事情，但带来的震撼实在是太大了。晖儿和S看着那恶心的蛊虫忍不住大呕起来，而我的脸色也不由得一阵青白。莫炎的牙齿似乎发出了几声响动，抚了下砖壁转而望着我道：“这块石壁你没问题吧？”我缓了缓神，冲他点头示意，一边用黄土加固两边和顶部的石壁，一边聚起四个足球大小的金属球。那金属球对着碎石壁来回高速振荡了数十下，猛地飞射上前，轰隆一声在石壁上撞出一个半人多高的大洞来。灰土弥散开去，莫炎一马当先地冲了出去，我拉过晖儿和S逐一送出洞外，最后一个垫底也钻出了通道。另一通道的不远处，老庚头正冲着我们趴在地上痛苦地挣扎，莫炎已经蹲伏在身旁，手中聚起的灵火球不断怒涨，猛抬手狠狠地击在他背上，哇地一声惨呼，一股血箭自老庚头口中喷出，溅落了一地。二、灵骨之匙眼看老庚头口吐鲜血死了过去，我已来不及制止莫炎，暗自埋怨这家伙的脾气也太过急躁了，这老头既然出手害人，肯定是土司龙脉守秘的一份子，如果留下活口或许还可以套出一些重要消息来，可现在却等于是掐断了线索。正准备上前搭话，莫炎却挥手制止我前行，手中三只碧色螳螂再度出现，猛扑地上的血迹，原来在血迹中正翻滚着一条比刚才粗大数倍的蛊虫，只见碧色螳螂交错飞舞了几次，那蛊虫便在螳臂下碎开了。“刚才杀了子蛊，老庚头体内的主蛊反噬了。”莫炎起身召回碧色螳螂道。原来他是用灵火球逼出老庚头体内的主蛊，而不是击杀他。莫炎踢了踢地上的老庚头，那老头低声哼哼了几下，颤抖着爬起身，跪坐在地上一个劲地冲着我们叩头作揖，口中已不知道在说些什么了。“磕完没有？”莫炎一脸死气地对老庚头说道。“老汉被乌云遮哈了眼咯，让癞蛤蟆舔过了心，不该对客人们下蛊虫子哟～～”老庚头继续磕头如捣蒜，满脸老泪纵横，那样子倒令人有些于心不忍了。莫炎弯下腰，瞪着老庚头的眼，一字一句地说道：“说出钥匙在哪，或者死在这里，自己选一个。”老庚头似乎没有听到莫炎的话，自顾坐起身子靠在石壁上嚎啕大哭，口中支吾的言语根本听不清楚，晖儿有些不忍地抱住了我的手臂，对那老头似乎有些同情。“小心他的手！！”S忽地在一旁喊了起来。喊声未落，莫炎已飞起一脚将老庚头踢飞到一边，紧跟而上抓住衣领生生地将他提离地面，左手自腰间掏出一根银色的绳索快速地在老庚头身上捆了一个结，一甩手叮地一声将绳索另一端钉入了通道顶部。也不知这绳索是什么材质，更不晓得莫炎用了什么样的手法，老庚头就这么张手张脚地被悬挂在了半空，挣扎地晃动着。莫炎退后数步，双手张合数次，面前凝聚的火光中跳出一只活泼的小猪，跑动间却又有些像羊，随着他一声呼哨，那小东西竟欢快地腾起身来一口咬住了老庚头的耳朵，嘴巴猛地拉长，好像已经钻入了耳孔，啧啧有声地在吸食着什么。“莫要用蛊虫子钻老汉的耳朵哈……”老庚头一声凄厉的惨叫响起，他根本看不到被放出的这只虚兽。也许是为了照顾身边的两位女士，莫炎没有让这只虚兽现形。“这也未必太狠了吧。”望着老庚头痛苦的样子，我有些不忍。“老汉哈……愿意……带……”老庚头残断的语句已经没法继续下去了，只有一阵扭曲的喉音在那里格格作响。莫炎上前自老庚头的怀中拿出一个信封，我记得那是他进屋前交给老庚头的，瞥视间依稀是一叠纸钞。S在老庚头坐过的石壁边观察了一会，回头说道：“这里有块石砖凸起了一点，估计是什么机关，刚才那老头就是想搬动这里。”“土媪会告诉你老庚头所知道的一切，所以你大可不必让他继续带路。”我叹了口气，刚才那只虚兽便是土媪，是一种生活在地下专门吸食人脑夺取记忆的虚兽。莫炎奇怪的望了我一眼，冷冷道：“再让他带路，我宁可撞死。”一句话弄得我有些难堪，相较之下我确实显得有些妇人之仁了。晖儿颤声道：“莫炎是用虚兽杀了老庚头？不过这样也太狠了啊。”“没办法，他死好过我们死。”S的话有些满不在乎，可在绕过老庚头的尸体时却又有几分害怕的样子。此刻莫炎已让土媪现了形，那小东西欢快地在队伍前面跳动着，S和晖儿有趣地看着土媪，但在知道是它杀了老庚头之后便立刻敬而远之了。莫炎不时地在口中发出支吾声，土媪则报以相同的声响，变换的声调应该是在互相交谈。老庚头对通道十分熟悉，土媪按照他的记忆很快找到了地图上标记的下层入口。入口处的地上盖着一块青石板，上面遍布着粗大的金属尖刺，一具骸骨扭曲着伏在石板上，几排尖刺穿胸而过将它牢牢钉住。这应该是以前潜入的寻宝者，在不知情状况下触发了机关。莫炎听土媪支吾了几声，绕过青石板，在通道尽头的石壁上摸索了一下。石壁上刻着一对张翅互搏的雄鹰，莫炎在左边鹰咀上拧动了几下，又将右边的鹰眼按了下去，一阵轧轧声响起，那石壁向着左右徐徐裂开现出了一个黑漆漆的门来。莫炎向内踏入一步，我们正想跟上，却被他抬手制止。当他走出第三步时，地上的青石板发出了格地一声脆响，支立的金属尖刺全部缩了回去，整块青石隆隆升起，我们这才发现这青石板根本就是一块两人多高的巨石。闪身退出石门，莫炎绕回了巨石前面，那巨石上竟与先前的地砖一样雕刻着花腰十二神的图案。按照土媪的提示，将十二神的砖块扣出，重新排列了位置，巨石后的石门轰然关闭。一阵缓慢的震动过后，整块巨石平移成了一段阶梯。“跟我上去。”莫炎稳稳地踏上了阶梯，我们紧跟在他身后，那只土媪则早已迫不及待地三蹿两蹦到了顶端。脚刚踏入阶梯顶部，头顶的石壁嘎然移动，阶梯徐徐上升中众人已置身于一个溶洞。借着火光，我回头张望了一下，背后是一处山壁，我们正是从溶洞的一处地下升了上来。溶洞中遍布着奇异的苔藓类植物，不住地散放着磷磷的蓝光，洞顶垂下的钟乳石参差错落，最长的竟有十来米。“按钟乳石的长度来看，这里应该有上万年的历史了。”我感叹道。“确切来说是十多万年，钟乳石的生长速度是十年一毫米，这里最长的有十多米，那就需要近十多万年。”晖儿估算了一下道。“我对石头没兴趣。”莫炎满不在乎地丢了一句，跟着土媪走向溶洞正中。晖儿冲我吐吐舌头，拉着我跟了上去，S则不停地打量着四周的环境，走动中弯腰拣起了一块石头。莫炎在前面突然停下了脚步，似乎看到了什么，紧走上前从他身后望去，平整的石地上竟有几个半人深浅的石穴，每个石穴中都端坐着一具骸骨。转身走到一边地势较高处，举起火把，眼前的景象直直地将我惊呆了——整个溶洞的地面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这样的石穴，而每个石穴中都有一具端坐的骸骨。“这会不会是历代安平土司的坟墓？”晖儿问道。“应该是。”莫炎指了指边上的一个石穴，“那具骷髅穿的就是土司服饰。”如此庞大的葬坑生平还是第一次见到，阴冷潮湿的溶洞中遍布着这些骸骨石穴，那情景实在是令人不寒而慄。“老庚头的记忆里没有这里。”莫炎没头没脑的一句话把我们吓了一跳。“怎么会？！他知道怎么来这里，却又没进来过这里？”晖儿难以置信道。“土媪是这么告诉我的。”莫炎摇了摇头，“因为他怕这里。”“这里有古怪。”S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身边，手中拿着一块灰白色的钟乳石，“这些石头不是一般的碳酸钙成分，倒像是骨质的。”还没有看清S手中的钟乳石，莫炎便一把拿了过去，只看了一下眼睛便眯缝了起来，手上青筋一暴，那石块竟被粉粉捏碎！“公孙和晖儿站到我俩中间来！”莫炎低声说道，手中甩去残留的粉末，两团灵火已熊熊燃起。晖儿拉着S，顺从地站到了我和莫炎的中间。看着莫炎如临大敌般的表情，我环视了一下周围，耳部极力听取起溶洞内的动静。“这个溶洞的石壁和钟乳石都是骨粉凝成的。”S低声向晖儿说道。“怎么可能？！”晖儿被S吓了一跳，“这……这需要多少人的尸骨啊！”“这些骷髅身上有东西在蠕动，四周的苔藓里也有东西。”耳中传来的感觉在眼前形成了一些模糊的影像，微弱的空气流动却令我无法探求究竟。“真的是僳僳族的骷髅蛊。”莫炎的声音一凛。“骷髅蛊？什么东西？”即便是废话我也必须问，现在的情形下只有莫炎一人知情是无法掌控局面的。“僳僳族最古老狠毒的蛊术。”莫炎一改常态地急速说道，“附在骷髅身上可以行动杀人，我只听说过，今天是第一次见识。”咯咯的一片怪响，莫炎的语声未落，石穴里的骸骨都活动了起来，一时间无数的白骨爬出石穴，在苔藓磷磷的蓝光下显得惨白异常。莫炎抬手抛出数个灵火团，击中了几具骸骨，白骨飞散中几条蛇一样的白色东西落在了地上，怪异地扭动着渗出一滩鲜红的液体。这应该是骷髅蛊虫，刚才我觉察到的蠕动物体就是它们。意识转动中，我迅速搜索周围的金属，想要化出武器来攻击。但金属并未如想像的那样聚集，我突然醒悟，这周围尽是凝聚的骨粉，加上厚实的岩壁，哪里有金属能聚集？！情急之下滚滚黄土聚起面前，固实成砖块大小砸向骸骨，配合着莫炎的灵火，蜂拥而来的骷髅蛊不断化作纷飞的碎骨。不知过了多久，两人奋战下终于将涌上的骷髅蛊全部打散，面对满地白骨两人不禁筋疲力尽地瘫坐下来。“这他妈的叫什么事儿？！”我满是疲倦地骂道，“一堆死人骨头守护的东西都没见到，还差点让它们给分尸了！”晖儿拍了拍我，无声地指了指溶洞顶上最大的一根钟乳石，那石头几乎已垂到了地面。在那周围散布的白骨是数量最多的，看来骷髅蛊是在保护那里的什么东西。正想起身过去查看，忽然“啪”地一声，一条肥大的骷髅蛊虫掉在了身边，我条件反射地一脚踩了上去，这恶心的怪虫只扭动了几下便瘫软在了那里。“苔藓里还有一批蛊虫！”S在一旁叫道，只见洞顶洞壁间不断地有白色蛊虫掉落下来，蠕动中不少散落的骸骨竟又聚合成形，缓缓站立了起来。我一阵发寒，立刻用黄土在众人周围造起了一个坚实的土室。隔着土壁，不断地可以听到啪嗒声，如果不是黄土的保护，恐怕我们现在早已被掉落的蛊虫包围侵蚀了。突地一下，土壁上被打开了一个破洞，那些成形的骷髅蛊已经聚集在了土室外，不断地挖掘攻击着土壁。莫炎深吸一口气，双手开合了数下，火光在眼前不断闪动起来，看来他是要放出攻击型的虚兽了。但在接连挥动下，眼前却没有出现任何的虚兽，土室外的攻击也并没有减弱，我突地想起，自发现石坑之后，就再也没有见到那只土媪，难道……“这里也布了蚀灵蛊。”一向没脾气的莫炎居然跺了跺脚，转而对我道，“你为什么不用驭金？”“这里全是骨粉和石壁，没有土壤提炼金属！”我一边狂堵着被拱开的土壁，一边无奈道。“亦凡，你现在用的不是土吗？！”晖儿在一边提醒道。土生金，我脑中一亮。当初少昊之子之所以能用柳枝对付我的土质壁垒，正是用水性生出的木性。心下意念一动，土壁中蓬然聚出无数金属弹丸，我猛一挥手，那弹丸砰地向外飞射，土壁四处迸裂，围攻的骷髅蛊和蛊虫在弹丸土块的飞击下被全部震开。金属弹丸在空中倏然聚成上百把半月弯刀，旋动着在那些骷髅蛊之间飞舞起来，一时间碎骨、断虫、红色液体冲天而起。莫炎在一旁聚起了一个庞大的灵火球，飞动着将碎断的虫尸烧了个干净。晖儿和S则拿着我丢过的战刀，砍刺着紧贴地面攻击而来的蛊虫，在头顶飞速旋转的巨大螺旋刀则将那些不断掉落的蛊虫切得粉碎。“那些苔藓好像是蛊虫的巢穴！”激战中，莫炎向我叫道。眼看面前的骷髅蛊与蛊虫消灭殆尽，我聚出数十个狼牙刀盾，旋转着在遍布苔藓的洞壁上碾压起来。尖刺、刀刃在转动中仿佛一只巨大的饿狼，用利齿和脚爪将洞壁周围的苔藓尽数卷起绞碎。无数大大小小的白色蛊虫在石壁上四处逃散，却还是被绞动着的狼牙刀盾切碎碾烂。灵火球不失时机地在洞壁间滚动，清理着残留的蛊虫和虫尸。在整个洞壁被狼牙刀盾彻底碾压了一遍后，莫炎双手猛然拍合，那巨大的火球轰地炸向四壁，一片飞灼的火焰将整个洞壁舔舐了个干净。托着疲惫的身体，来到巨大的钟乳石前，我仔细地打量了一下，在接近地面的一处，有个圆盘形的标记，上面圈形地写着一排文字。莫炎似乎懂得这些文字，一边观看，一边喃喃地自语着什么。沉默了片刻，我问道：“这些文字是不是在指示龙脉之地？”莫炎细想了片刻，再次看了看文字：“这上面写的是：‘盘古足下，灵骨之匙。’”“盘古足下，灵骨之匙。”我重复着这句话语，又仔细地看了看这根钟乳石，忽然发现那钟乳石像似一根巨大的胫骨，这根胫骨是盘古的遗骨吗？莫炎顺着我的目光好像也发现了什么，弯腰在钟乳石的正下方用战刀挖掘来，那下面的石地并不很坚硬，在战刀的挖掘下石粉四处飞溅。没几下便听咯地一声，刀尖碰到了什么。丢开战刀，莫炎用双手拨开石粉，从地下捧出一个笆斗般的超大头骨来。那头骨的天灵盖上赫然有着与巨骨上一样的标记，莫炎用灵火在头骨上轻灼了一下，确定没有任何危险后，慢慢地将头骨的顶盖掀开，里面竟放着个白色匣子。取出匣子细看，匣体入手沉重，四面光滑，坚实无比，不知什么材质做成的，一条细缝在匣体的顶部形成了一个圆型。莫炎与我对视了一下，彼此的眼光中都充满了疑问，这匣子怎么才能打开？晖儿在一旁看了片刻，开口道：“这好像是古代的智力匣，可以让我试试吗？”莫炎看了看她，递过匣子，晖儿小心地把匣子放在了地上。我在一旁小心地观察着，意念下意识地紧绷，只要一出现异常，便准备用金属将匣子包住，避免晖儿受到伤害。只见晖儿左手扶着匣体，右手按住圆型的内部，左右转动试了试，继而用力向顺时针方向转了一下，那圆型竟应声而动了。等转到无法再动时，晖儿双手捧住匣体，垂直拎起，一个圆柱体的部件从匣体上脱离了开来，四边赫然有着几道齿扣，原来这个匣子是用绞合齿扣拧合的。晖儿将圆柱体拿了起来，双手左右用力拧动，只旋转了几下，便分作了两截，中空的柱体内露出一卷布帛。随着布帛的展开，众人的呼吸几乎在那一刻停止了下来：那是一张古朴的山水绢画，而绢画中包裹着的竟是一段白骨。三、山鬼引路无论怎么变换角度或是折叠拼图，眼前始终还是一副淡雅的落日山水图。如果不是晖儿一再提醒，那幅绢画恐怕已经被我和莫炎拆成碎片了。“也许只是拿来包裹白骨的。”莫炎有些泄气地放下绢画。S翻看着那段白骨，一边在电脑上操作，不时地与晖儿在那里低声议论着，饶有兴致的样子应该是发现了什么。我收起绢画，拍了下莫炎：“真要是什么秘密地图的话，一时半会也看不出来的。现在找个出口先离开这里，出去再想办法也不迟。”莫炎点了点头，起身环看四周，鼻子抽动了两下，在石坑间几个起落跳到了溶洞的一处。一团灵火从他手中射出，撞在洞壁上直直没入。一阵微微的震动，悉索的剥落声中，地上落下了一堆白色的粉屑。“最薄的石壁也有五十米以上的厚度。”莫炎摇了摇头。我有些莫名道：“你不从进来的地方找机关，打探石壁厚度干嘛？”莫炎翻了个白眼：“打斗的时候那里早塌了。”将信将疑下，我来到入口，伏地仔细探听了一下，下层通道中果然没有空气流动的迹象。刚才的打斗虽然激烈，但也不至于引起地下通道的坍塌。“这里的布局很奇特，完全是上升式的设计。”S合上笔记本电脑道。晖儿手上拿着一张白纸正画着什么，听到S的语声抬起头冲我招了招手，莫炎见状也跟了过来。“刚才我们是从哀牢山的山腰进入通道的，根据先前通道地图的走势我和S估算了下，现在的位置应该是在一侧的某个山顶部位。如
一，军籍。在他得到节度使的头衔之后，辽国人为他刻了官印，修了官署，制定了各种规章制度。一句话，这个官是相当正规的，辽国没有半点歧视的意思。可是乌古乃拒绝，他是个聪明人，立即意识到问题的核心在哪儿。如果他接受了，请问他是“生”的，还是“熟”的？他本是生女真，得到辽国的官职后，可以狐假虎威，趁机扩大自己的势力。但如果加入辽国军籍，再把行政程度规章化，那么他还有多少自主的权力？所以，这一点一定得拒绝。他成功了，不知道他用了什么办法，说了些怎样的话，他既拒绝了官印，又保住了头衔，还没惹辽国人发火。这一点真让人神往，他得到了所有想要的，却把附带的代价统统推掉。留给子孙后代的，是一条自由发展的光明大道。第二，铁器。当时的生女真部落过的是渔猎生活，我们知道，处在这种层面的人类有个重要的标志，就是武器的品质。他们只能用自然界里天然生成的东西，比如石头、木棒，弓箭也会有的，只是使用的组件都是绿色成分，像兽筋做弦，木板弯胎，箭头是削尖的骨头。如果想用上铁器的话，很抱歉，那需要采矿、架炉、冶炼、锤锻等一系列复杂工种的配合，有多难请参考新中国成立后的电影《五朵金花》，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在深山里找铁矿石都是件撞大运的事，何况是十一世纪时连文字都没形成的女真人！于是，他们想用铁器只剩下了一条路——买。这就让女真人欲哭无泪了，让渔猎部落向封建国家买垄断品，简直是让海城市电表厂小区无业游民雕弓天狼去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阿依土拉公主嘛，可能性有，操作性太难啊。乌古乃解决了这个问题，用的办法既勤劳又诚信。他每天骑着马带着人冲向一个又一个的部落，和人打生打死，抢来数不清的好东西。这是勤劳。拿着这些东西去找商人，无论多高的价都不含糊，长期大量地买铁，建立起了牢固的合作关系。这是诚信。之后他死了，他的儿子们悲伤地埋了他，坚定地沿着他走过的路继续向前走，即继续抢，大面积地抢，让节度使的威名越来越强。买铁，不间断地买，充实部队，加强战斗力，投入到抢劫的新一轮浪潮里。如此循环，生生不息，在这个过程里，乌古乃的儿子们留下了各自的抢劫特色。一，劾里钵。这是个猛人，堪称抢劫工作做得最粗暴、最激情的一位。他上阵时从来不穿盔甲，夏天赤膊冬天单衫，打仗就跟到别人家里串门散步一样。被他访问的桓赧、散达、乌春、窝谋罕等部落都不存在了，被他吞进了完颜部。等部落壮大到一定程度之后，他给自己新加了个头衔，叫“都勃极烈”。从这时起，女真部落有了自己的阶层划分，一个雏形出现了，在当时谁也不知道它能变成什么，但是与周围相比，它独树一帜。劾里钵是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乌古乃让完颜部女真有了发展的苗头，劾里钵让这个苗头转化成了实际。二，颇剌淑。他是劾里钵的二弟，哥哥死了他当家，哪怕劾里钵有十一个儿子也没办法。因为这是半原始半奴隶制部落，父死子继，把权力当遗产继承，那是到了封建社会时才有的好事。颇剌淑当了四年的首领后病死了，时间决定了他只是个过渡性人物。三，盈哥。盈哥也是个过渡性人物，但他因为另一个名字而长存，那人叫“阿疏”。阿疏是纥石烈部的首领，因为住得离完颜部很近，所以他的命运毫无例外地悲剧了。唯一有点特殊的是，阿疏很机灵，发现不好，单独逃了出去，躲进了辽国境内。阿疏的故事很长，长得跟辽国的年轮一样。四，乌束雅。又一个过渡性人物，劾里钵的长子，他终于熬死了所有的叔叔，让首领位置回到了劾里钵一系。刚刚有点根基的完颜部一连串出现三个过渡型人才，感觉上是昙花一现，好景不在了。但奇妙的是，这三个人都有一个特点——死得快。在他们一个接一个的快速死亡里，新兴的完颜部没有被烙上谁的坚实印记，让后来者难以驾驭；也没有谁能作威作福，把刚刚攒起来的家业败光。最关键的是，他们都死了，死在完颜阿骨打长到壮年，意气风发的时候。第十二章流散的镔铁在公元1113年的冬季，有一个巨大的猜想一直折磨着历史学者，一千多年以来，始终没有得出一个让人信服的结论。它来自于一份力量调查表。让数字说话吧，辽国——疆域东北至今黑龙江入海口，北至蒙古国中部楞格河、石勒喀河，西至阿尔泰山，南至今天津市海河、河北省霸县、山西雁门关一线。全国共五京，六府，一百五十六州、军、城，三百零九县。人口繁盛，战骑百万，两百余年间执东亚牛耳，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它是真正意义上做到东亚第一强国的非汉姓种族。这是多么巨大的荣誉和威压。现在看第二份数字，完颜氏女真部落——在乌古乃出现以前，它在生女真聚集地的几十个部落里稍有头脸，仅此而已。乌古乃拼尽一生努力，攒到的家底是吞并了十多个部落。貌似很肥了，到劾里钵、盈哥时期，三兄弟传承，战胜纥石烈部，发展到三十个部落联盟。生女真大半个族群落入手中了，看着真是很强大，可实际上呢？生女真的世袭繁衍地是东沫江以北，宁江以南，地方千余里……也就是说，满打满算，只有方圆五百公里。说财富，只有土特产，比如貂皮、人参、蜜蜡、麻布等，都是要经过贸易之后才能转化成财富的东西。从这一点上，就注定了女真人没财富，辽国若说不买了，他们啥也卖不出去。说心气，自从有了女真人，他们一直是附庸，周边谁强大了，他们服从谁，从来没有挺直腰杆当家做主的时候。以上这些条条对比，哪一点能证明女真人，具体到完颜阿骨打在面对耶律延禧时，心灵能从仇恨转化出愤怒，而不是一以贯之的胆怯服从呢？他凭什么愤怒，他凭什么敢于想到反抗了呢？这是没法解释的问题，就像一百多年前的北美洲，有一个白人小男孩儿，他站在家乡的一条大河岸边，发誓将拥有十万美元。这在当时是个震死人的天文数字，可这个孩子和他的家，却只挣扎在温饱线上下。他父亲几次破产，每次破产后就会赶着一辆大马车，里边装满了各种自制的药水，比如墨汁兑白开水，之后赶到印第安人的部落里装哑巴，把这些水以超高价卖出去，功能据说是能治霍乱。就是这样的家世，本人还只有技工学校的文凭，这个小男孩儿在十几年之后赚到了十万美元，在几十年之后赚到了一个石油帝国。他的名字叫约翰·D·洛克菲勒，美孚石油创办人。洛克菲勒在只是小男孩儿的时候，是凭什么发誓自己一定会拥有十万美元的呢？这种自信，这种无论生在什么时代什么地点，拥有怎样的身份，都一定要成功，相信自己绝对会成功的信念，我们只能归结于命运。有些人是不可思议的，比如说约翰·D·洛克菲勒，或者完颜阿骨打。阿骨打当上首领之后，几乎是第一时间正规通报辽国人，俺要造反了。当时他哥乌束雅死了，他接任，一天天忙里忙外，搞东搞西，偏偏忘了最重要的一件事。辽国北疆少数民族负责部门等了好多天，没见他来递移交手续，终于愤怒了。辽国人派专人来问：“你们首领死了，为什么不来报丧？”言外之意很明显，你们整个部落都是我们辽国的产业，产权的转移需要我们的批准。你现在私自继承了，不知道是违法了吗？却不料阿骨打冷冷一笑，“你们也知道我这儿有丧事吗？知道为什么不来吊唁，反而怪我们有罪？”辽国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辽国和女真的关系是什么，两者的对比是怎样，这个阿骨打居然怪辽国没来吊唁，他居然把女真人和辽国的地位等同了起来！还有什么好说的吗，马上回去报告皇帝，北边又有人造反了，派兵来洗地。事情就是这样的，很简单很正常很频发，辽国的北部边疆常年叛乱，以前萧燕燕她大姐，名将耶律斜轸都是常驻北方，随时平叛。这时，完颜部女真造反的消息传了上去，很快到了辽国皇帝耶律延禧的面前。按说没有任何考虑的必要，直接发兵就是了。可是耶律延禧是个与众不同的人，他的一生在一个个的关键时刻总会突然间暂停一下，仿佛他是个机器人，遇事儿得关机重启。他很慎重地问：“真的造反了吗？不见得吧，你们派人再去观察一下，别没事找事……”这命令让全体辽军郁闷。什么叫没事找事儿，反叛有时是事实问题，有时更是态度问题。多少年平叛的经验说明，不管对方有没有造反，只要有那个态度、那个苗头，就要狠狠地教训一顿。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反叛的隐患。不久，消息传了回来，说完颜部女真在修城堡造兵器，这是再明显不过的造反前奏，百分之一百的准确。可是耶律延禧仍然在犹豫，他想了想，居然派了个人去问问。“完颜阿骨打，你修城练兵想干啥？”阿骨打很认真地回答他，“我们是小国，侍奉大国不敢缺礼。可大国不仅不施恩泽于我们，还包庇我们逃亡的犯人。这是什么道理？”逃亡的犯人，指的是盈哥时期的阿疏。还记得他吗，纥石烈部原来的酋长，被盈哥打败后逃到辽国寻求避难。盈哥、乌束雅、阿骨打都曾要这个人，可辽国无动于衷。辽国不可能还给他们，那样会失去两百多年以来的绝对话语权。什么是皇权，是颠倒黑白，指鹿为马，说什么就是什么。所以不还给你。甚至要养着他，让阿疏成为女真部落里一颗定时炸弹，如果有必要的话，辽国派重兵护送阿疏回去，重新掌握纥石烈部，会从根本上瓦解完颜部四五代人建立起来的基业。这一次，阿骨打旧事重提。他说，如果归还阿疏，那么一切照旧，我们臣服；否则继续修城堡。事情终于没得可谈，耶律延禧在百忙中下令，征发浑河以北各军，由东北路统军司统领，去生女真部平叛党。终于发兵了，很不容易！这里要悄悄提一句，耶律延禧是非常忙碌的，他每天的日程排得满满的，今天要在帝国的东边打猎，明天要去帝国的西边打猎，后天要去南边……总之幅员辽阔的契丹帝国里每一块森林，每一片湖泊都留下了他矫健的身影，他到哪里都引起一片野生动物的鬼哭狼嚎。他爱打猎，就像赵佶喜欢金石花鸟翎毛丹青一样，都是先天带来的，谁也没法改变，什么局势面前也没法动摇。辽军在集结，女真人已经出兵。阿骨打东拼西凑，把儿子、侄子、外甥等亲戚全都发动起来，动员从他爷爷乌古乃开始积攒下来的全部家底，终于搞到了二千五百人。就这么多人，他踏上了征服辽帝国的路程。面对这二千五百人，八百多年前的完颜阿骨打会是怎样的心情呢？他会豪情万丈吗？他会，他在头鱼宴上近距离地观察过对手是什么人，这让他信心百倍，之后发生的每一件事都证明了这一点，在两军交锋之前，他的每一个举动，都是主动的。被动的，居然是手握雄兵百万的耶律延禧。所以，他在誓师大会上以光辉的形象历数辽国对女真人的欺压，女真人对辽国的服务，当然，他又提到了阿疏，这是所有女真人不能容忍的恶行，辽国一定要付出代价！这之后，台下应该会欢呼一会儿，可他的心会变得稍微的虚脱。不为别的，只要向台下看一眼，立即就会傻了。二千五百人，这点人连给辽国皇帝御营牵马都不够份。何况这些人个个衣衫不整，刀枪粗陋，甚至骑的马都没有鞍子。更要命的是，这些人的态度不那么积极。想想也是的，这些人来自不同的部落，都是由完颜家的长辈们持刀打劫吞并的，本来就有怨气，现在凭什么给你出力？更何况那是面对大辽国，这时候哪怕高天流云穿越过去，拿出全套《金史》，告诉他们未来有多光明，都没人相信。所以，阿骨打很快又说了另一番话：“你们同心戮力，有功者，奴隶部曲为平民，平民为官，原先为官的按功劳大小晋升。倘若违背誓言，身死梃下，家属无赦！”梃，大棒子，专指刑具。身死梃下这句不是威胁，阿骨打真的把一根大棒子带到了现场，给台下的人看。如此恩威并施，女真族终于跟着他走上了前线。想象那一刻，完颜阿骨打是激越的，他势必鼓起了全身的锐气，去鼓舞去带动这个原本充满了怨气，却不想反抗的民族，去主动挑战存在了两百多年的无敌怪物。那像什么呢，像传说中的驯象。人类把一头小象拴在一根铁柱子上，它会挣扎会摇撼，可是它太小了，根本挣脱不开。于是长久养成习惯，到它长大了，有足够的力气时，也认为铁柱子牢不可破，所以从心底里顺从了。女真人就是这样，长期的欺压是那根铁柱子，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力量有多大，哪怕有人告诉他们那根铁柱子已经是牙签了，也不敢去尝试。阿骨打要做的就是带着他们，甚至是驱赶着他们，去摇撼铁柱，把女真人心灵深处的那道枷锁砸碎。所以，第一战必胜，必须全胜！他进军的方向是南方，宁江州一带。宁江是辽、女真的交界地，女真人到达时，辽军的第一批军队也抵达了，是契丹、渤海人两族共计八百名骑兵。对，没看错，只是八百骑。其中的渤海人是被辽国的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灭掉的渤海国遗族，这就是辽国人对这场战争的预计。所谓的生女真人是什么呢，不过是些穿着兽皮，骑着无鞍马，拿的战斧都是不开刃的野人。就算他们每个人的战斗力都比狮子老虎强，当面对正规军时，也不过就是一场狩猎。事实也真是这样进行的，二千五百个女真人，对八百个契丹、渤海混成骑兵，战争记录居然全是完颜阿骨打的个人表现。完颜阿骨打一箭射死对方主将耶律谢十，率先冲入敌阵；他的儿子完颜斡本被敌骑包围，他冲过去解救；有人偷放冷箭，被他躲过，反射一箭，射死敌人……一系列表现之后，阿骨打在严寒中脱去了甲胄，近乎赤膊一样冲入了敌群。这是胆略，是英勇的象征，是勇士为了挑起士气做的举动。人们可以惊叹阿骨打的神勇，可是从另外一个方面去想呢，他要打先锋，他去救儿子，他要自己躲冷箭，亲自回击。他一个人上的战场？！最后还要赤膊上阵……这是他的命运，洪水临堤，他得一个人去刺破决堤的那一点。这才是当年的真相，二千五百个女真人就是这样打败了八百个混合杂牌军。战胜之后，阿骨打发现自己的目的达到了。女真人果然心气大涨，他们直扑宁江州，抄家伙先把壕沟平了，紧接着攻打城墙，城里的辽国人见势不好，有些人趁乱从东门往外跑。女真人追上去，全都砍倒，之后回来继续攻城。这再明显不过了，他们不想放过宁江州里的任何一个辽国人。另一方面，大后方来人了。他的弟弟撒改派自己的儿子来向阿骨打祝贺，贺词是这样说的：“哥，你赢了，真牛，弟弟我为你骄傲！这样吧，我看辽国是活不长了，你现在就当皇帝吧。”……这就是阿骨打的弟弟，他手下的高级助手，杀八百个敌人围攻一座边境州城就可以称帝了！可怜的女真人，他们有头脑吗？要特别提示的一点是，这个来祝贺的儿子是个大人物，他的名字叫完颜粘没喝，在以后，汉人俗称他为“粘罕”。阿骨打回答他们说：“一战而胜，便称帝号，示人何等浅薄！”打发侄儿回去后，他下令全力攻城，在辽国的援军到达之前，一定要攻下宁江州。从上面的事可以看出，这时的完颜部女真是一片可笑的愚昧，上面的人胡说八道，下边的人束手束脚，唯一清醒理智的只有完颜阿骨打。他要带着这样一群在深山老林里长大，啥也不懂什么也没见过的族人走向外面的世界，去征服世界，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当然，他也不必怕。他有个坚定不移永远可靠的好帮手，有这个人在，一切都好说。这人的名字叫——耶律延禧。耶律延禧对女真人的贡献一点不比完颜阿骨打小，历史作证，在每一个危险时刻，他都会及时地伸出温暖的大手，送来最无私的帮助。注意，是每一个危险时刻。比如这时，第一次走出深山的完颜部女真围住宁江州城聚众砸墙，这是自辽国建立以来极其少见的恶劣事件，边境以最快的速度上报给了耶律延禧。如果他认识充分，以皇帝的身份下令集结大军迅速出征的话，那么以宁江州边防重镇的防御，女真人刚刚打过
自愿承担了这一重任。这也是本书所采纳的观点。谈迁：《国榷》，第6100页；又见文秉：《甲乙事案》，第45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74页。史可法也许还考虑到应当离开刚刚度过皇位继承危机的朝廷，因为他担心自己与马士英的矛盾会引起党争。当他动身去扬州时，曾上疏弘光帝，疏中赞扬了马士英，并特别提到在弘光帝登基的过程中，马士英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67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7页；《明史》，第3058页；文秉：《甲乙事案》，第53页。据一条史料记载，史可法为摆脱高杰的软禁，不得不扮成一名道士。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63页。?黄得功还打算护送其族人黄蜚，此人已从淮安抵达江边，担心高杰会在途中打劫其船队。顾苓：《金陵野钞》，第7页；斯特鲁弗：私人通信。?文秉：《甲乙事案》，第4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48页。史可法在竭力恢复扬州地区的秩序时，得到祁彪佳（1602—1646）的大力帮助。祁彪佳是绍兴著名藏书家的后代，曾任苏州和淞江巡抚。南京失陷后，他投河自尽。1776年被追赠官爵谥号。他的儿子也有两人是南明忠臣。?用文秉的话说：“刘孔昭无所畏。”文秉：《甲乙事案》，第45页。?南京是明朝的陪都。见盖拉德：《南京今昔》，第206页。?为取得云集南京士大夫的支持，弘光帝下令，凡被放逐或被迫致仕的官员皆恢复其原来的品秩，其中三品以下者可酌情授官。顾炎武：《圣安本纪》，第4页。?张慎言最初曾举荐赵南星为官并弹劾冯铨，1625年，张慎言又遭到冯铨的弹劾，并一度被放逐。1628年崇祯帝即位时，他官复原职，又先后出任工部侍郎、南京户部尚书和吏部尚书。《明史》，第3089—3090页。高弘图也曾因攻击魏忠贤而被迫辞官，并和张慎言一样，在崇祯时得以官复原职。高弘图不是真正的东林党人——过去有人这样攻击他——但仍被视为对东林党抱有同情的人。同上书，第3080页。姜曰广也曾因交结东林党人被魏忠贤革职。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43页。?《明史》，第3090页。刘宗周颇具盛名的原因之一在于他是著名的思想家。1621年，这位浙江绍兴人刚刚就任礼部仪制主事时，就上疏弹劾魏忠贤和臭名昭著的客氏。这又使他在东林党人中赢得了极大的声誉。他的声望极高，所以尽管他是宦官势力的劲敌，却未遭到诋毁惩罚，1623年仍被拜为太仆少卿。此后不久，他因病致仕，回到绍兴附近的蕺山讲学。他的学生中有许多后来成为名人，其中最著名的是黄宗羲。1629年，刘宗周重返仕途，被任命为顺天府尹。不久，又回到绍兴，在山阴县的石匮书院讲学。1636年出任崇祯朝的工部左侍郎。1642年，正是复社鼎盛之时，刘宗周升任左都御史。同年，因反对任命传教士汤若望为官而被革职。1644年，李自成攻打北京时，他回到浙江。杭州巡抚对其“兴兵勤王”的强烈要求置之不理，所以，年已67岁高龄的刘宗周便召集杭州士绅领袖，相约自募义兵。此后不久，崇祯殉国的消息传到南方。救援北京虽为时已晚，组建义兵以保卫南方仍是必要的。于是，刘宗周返回杭州，继续致力于战备之事。姚名达：《刘宗周年谱》，第318—319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155—158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32—533页。?6月14日，福王作为监国，起用刘宗周，官复原职。刘宗周在杭州接到任命的时间大概是6月22日。刘宗周拒绝了任命并于6月24日返回绍兴。姚名达：《刘宗周年谱》，第319页；斯特鲁弗：私人通信。?姚名达：《刘宗周年谱》，第319—320页。?此疏在他的朋友中传看，疏中指出导致明王朝衰亡的四条弊政：专任刑罚，破坏了统治艺术；朋党相争，使人才流散，得不到重用；过分奢侈，挫伤了将士之心；官员腐败，毁了百姓的希望。?姚名达：《刘宗周年谱》，第320—321页。?侯方域在北京时被誉为少年名士。1633年其父任户部尚书时，侯方域已被视为文章高手，常有人赞扬他重振韩愈文风。侯方域是倪元璐的门生，因在试卷中用字犯讳，没有步入常规仕途。但他结识了许多青年士子，1640年在其家乡商邱创建了“雪苑社”，被认为是复社的分社。侯方域：《壮悔堂集·壮悔堂文集》第二卷，第6页。该社又称“雪园社”。?侯恂曾是东林党成员。魏忠贤专权期间辞官还乡。侯方域：《壮悔堂集·壮悔堂文集》第二卷，第1页；刘得昌等：《商邱县志》第八卷，第30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4—65页。?侯恂战败后，先率众向南撤至河南南部，后又北上，进入山东曹州，寻求刘泽清的保护。但其部下与惨遭战乱之害的当地百姓发生冲突，侯恂遂于1643年被劾入狱。李自成进京后，将其释放，并以刑罚相逼，迫其同意出任大顺政府尚书之职。谈迁：《国榷》，第6060页；德·弗格斯：《中原的起义：明清之际的河南》，第22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91—292页。?侯方域：《壮悔堂集·壮悔堂文集·序》，第2页。?“方明季启、祯之间，逆阉魏忠贤徒党与正人君子各立门户，而一时才俊雄杰之士身不在位。奋然为天下持大义者，有四公于。”侯方域：《壮悔堂集·壮悔堂文集》第二章，第1页（此段引文出自《壮悔堂文集·侯朝宗公子传》中，胡介祉撰文——译者）。侯方城于1639年乡试中举后，又前往北京参加1640年的会试，当时其父侯恂国任湖广总督作战失利而被劾入狱。方以智则通过了这次会试，进士及第（他表面上说无心功名，却暗中应试），随后，他回到南方。南明政权建立后，方以智也想参加，但发现自己因与复社有染而颇受猜忌。事实证明，阮大铖一旦复出，对复社成员将十分不利。彼得森：《苦果：方以智与思想变迁的动力》，第61—62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23页。陈贞慧也试图加入南京政权，由于他与周镳过往甚密，又曾参预起草反对阮大铖的“南都防乱公揭”，所以于1644年10月14日被投入监狱。后被释放。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3页。冒襄于1644年5月下旬在家乡如皋得知北京陷落，虽然当地士绅纷纷离开了如皋（位于长江北岸，离江岸约35公里处，与江阴相对），但冒襄及其家属，包括他的爱妾董小宛却留下未走，直到听说当地驻军即将哗变时他们才离开。在南下长江的旅途中，他们几乎落入当地土匪手中，后来在一位朋友家中避难又险遭袭击。他们丢失或花费了大部分家资，好歹还是活着返回了如皋。冒辟疆：《董小宛回忆录》，第66—74页。?孔尚任：《桃花扇》，第51页。《桃花扇》之所以能抓住南明倾覆悲剧中的浪漫（“销魂”）的题材，是因为孔尚任在17世纪80年代后期曾奉命前往淮扬一带治水，其间他得以同与侯方域同时代的人冒襄、龚贤、费密以及其他人交谈。《桃花扇》完成于1699年，张春树、骆雪伦：《孔尚任与〈桃花扇〉》，第309页。?侯恂曾为左良王被劾贪污军饷一事辩护，于是被视为能驾驭这位粗鲁将领的为数不多的文官之一。刘得昌等：《商邱县志》第八卷，第30—31页。?左良玉是山东人，行武出身，没受过任何正规教育。初于辽东从军，17世纪30年代，率军镇压河南、安徽农民军主力时，声名大振。1644年，他与张献忠多次交锋，并屡屡获胜。这位明将后被封为“宁南伯”。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61页。?谢国桢指出左良玉手下有80万大军，但这一数字很难令人相信。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5页。比较可靠的估计见斯特鲁弗：《南明》，第8页。左良玉手下最著名的农民军降将是马进忠，有关他的最早记载是1637年他在河南中部之南阳的活动。他曾一度与张献忠联合，攻打中原北部，1639年降明，1643年归左良玉部。《明史》，第2950、2955、2957、3064—3065、3145页。?弘光帝确曾指派官员去攻打四川境内的张献忠。张献忠入川时，一直闲居于四川老家的原礼部右侍郎王应熊被任命为督师。王应熊又将被劾之后也一直家居的原宁夏榆林右参政樊一蘅召来相助。但实际上他们两人对保卫四川都没有起到什么作用。相反，一位名叫马乾的知州召集起乡绅，自称摄巡抚。王应熊和樊一蘅一面指责马乾，一面却被迫逃到遵义，继而又躲进深山，最后败死其间。南京政府便承认了马乾的巡抚身份。清军杀死张献忠后不久，马乾收复了成都和重庆。他自己后来也为抗击清军而战死在重庆。《明史》，第2865、3132—3133、3319页。?袁继咸，江西人，是一位出色的文官。1636年，因魏忠贤同党诬其受贿而下狱。后经太学生群起请愿而获释。1640年任湖广参议时，因未能阻挡张献忠对襄阳的进攻而被流放。其后经吴甡推荐，朝廷又将他召回，授江西、湖北、应天、安庆右佥都御史，驻九江。就在那时，他与左良玉结下了友情。袁继咸：《浔阳记事》，第1—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48—949页。?尽管皇上亲自相请，左良玉仍拒绝加入弘光政权。所以袁继咸致书左良玉，提出了上述要求。李清：《三垣笔记》下，第2页。?解学龙，扬州人。1625年作为东林党人被弹劾。崇祯即位后将他召回，但不久，又因他支持黄道周而将其投入监狱。弘光帝登基后，他同许多政治犯一道应邀参政。后来，他被马士英革职除名，回乡后，死于扬州大屠杀。《明史》，第3090—3092页。?叶廷秀（1625年进士）在北京时官至户部主事，曾经上疏，为卷入早期党争的黄道周鸣冤，并因此被贬放福建，直到北京陷落前夕才被重新召回。后来，任唐王政府中的兵部左佥都御史。南明政权灭亡后，他出家为僧。《明史》，第2892—2893页（《明史》中记其在弘光政权中任佥都御史——译者）。?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0页；刘约瑟：《史可法》，第62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0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0页。皇上及在场的大臣都大为震惊，遂取消了当日的其他议程。文秉：《甲乙事案》，第46页；顾苓；《金陵野钞》，第8页。?张慎言的辞呈于7月13日获准。由于家乡山西已被农民军占领，他无法返回，只能客居安徽，后来病死在那里。谈迁：《国榷》，第6113—6114页；《明史》，第3090页；文秉：《甲乙事案》，第53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85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7页。张慎言曾反对马士英竟召阮大铖身着官服入朝。?斯特鲁弗：《南明》，第13页；贺凯：《明朝的监察制度》，第209—210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0页。?文秉：《甲乙事案》，第50、54页。斯特鲁弗指出“正人君子”集团出于党争的目的，利用选官制度中的缺陷，排挤政敌（斯特鲁弗：私人通信）。?黎杰：《明史》，第199页；顾苓：《金陵野钞》，第10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2页。马士英因阮大铖曾向周延儒说情，让自己出任凤阳总督，故极力荐举阮大铖入朝。?温睿临：《南疆绎史》，第711—712页。?李清：《三垣笔记》下，第2页。?文秉：《甲乙事案》，第51—52页。马士英也持同样观点。7月12日他上疏称：“魏忠贤之道非闯贼可比。”计六奇：《明季南略》，第86页。?《南明野史》，引自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65页。马士英举荐阮大铖的日期有几种不同的说法：7月9日、10日、12日、13日等等。姚家积：《明季遗闻考补》，第93页。阮大铖实际上于7月11日入朝。谈迁：《国榷》，第6113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86—88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6页；谈迁：《国榷》，第6116—6117页。其中，最为直言不讳的是罗万象、尹民兴和左光先。左光先是东林党殉难者左光斗之弟，后来被阮大铖逮捕并短期监禁。《明史》，第2777页。当时一份较典型的奏章评论说（御史詹兆恒语）：“忽召见大铖，还以冠带，岂不上伤在天之灵，下短忠义之气。”引自黎杰：《明史》，第200页。类似例子见《明史》，第960、3087、3318—3319页。?艾维四：《晚明士大夫陈子龙》，第131—132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6—17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7页。吕大器（此时被公开指责为不赞成拥立福王的人）于7月30日辞职。后被唐王请出，任兵部尚书和大学士。但他尚未到任，唐王政权就垮台了。于是，吕大器又前往广东，拥立永历为监国。后来病死于广东。《明史》，第3132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4页。?姜曰广于10月9日辞职。谈迁：《国榷》，第6146页；又见文秉：《甲乙事案》，第48页。姜曰广后在金声桓手下任职，1649年因抗清失败而自杀。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44页。高弘图要求去监管漕运，但却命他回内阁供职。1644年11月4日他终于辞职，由于无法返回山东老家，只好留居南京一带。南京降清后，他在一座破庙中悬梁自尽。谈迁：《国榷》，第6110—6111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44页，《明史》，第3081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2页；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41—42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3页。人们指责钱谦益，为了换取马士英让其继续任礼部尚书而支持对阮大铖的任命。邓尔麟：《嘉定忠臣》，第251页。?刘宗周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见《明史》，第2882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50页。主张收复失地的人们常将自己比作南宋的爱国之士。他们把史可法比作李纲，把马士英比作完全自愿地放弃北方失地的卖国贼秦桧。因此，他们反对“两立”之说。所谓“两立”，即指两个军事实力和政治声望大体相当，又都声称有权统治全国，因而产生的二者并存的局面。正人君子们拒绝考虑北方的清朝与南明像从前的金朝与南宋那样共存的可能性，关于“两立”，见罗伯特·克莱默：《周密和修端》，第17页。?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二卷，第1页。?赵光远于1635年被洪承畴调到汉中。他在阳平一带抵御张献忠，被南明政权任命为川陕总督。《明史》第2724、2981、3511、3513页。其他各城守将也都被赐予封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3页。张缙彦曾参预迎接李自成入京，并为大顺政权效过力。大顺政权垮台后，他逃回河南。尽管张缙彦有此污点，弘光帝还是任命他为河北、山东、河南总督，承认了他在惨遭战火蹂躏的河南的权力。这一任命曾引起争议。后来，张缙彦被列入北都从贼诸臣的名单。但马士英（他可能接受了贿赂）拒绝正式弹劾他。于是，这位总督得以逍遥法外，后经洪承畴举荐归降清朝。张缙彦为一己私利而降，1660年因在浙江任职时被指控写了一首自吹为英雄的词而被流放。后死于流放地宁古塔。顾苓：《金陵野钞》，第31页；孙甄陶：《清史述论》，第34—35页；《明史》，第3494页；德·弗格斯：《中原的起义》，第31页。?关于19世纪豫北“寨”的情况，文献中有一些精彩的描述。这些寨的墙皆用土筑成。方圆3～5里。寨内通常有一座高大的瓦房，和一座石砌的用来扼
声“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蒋介石为了挽回形象，自导自演了一场表演秀——自请处分，甚至一度退居虎门，表示坚决离开广东，可惜被各方“深切同情、坚决挽留”，于是在4月初“艰难”地回到了广州。整套表演情节合理、动作自然、感情到位，看来蒋校长也是有实力走红地毯的人。看完蒋校长的表演，一起来分析一下“中山舰事件”的输家。输家有很多，首先来看汪精卫。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中下手是极其迅速的，根本没有通知国民政府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汪精卫。虽然汪精卫对蒋介石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极为愤慨，但是事件已经造成了国共矛盾、中苏矛盾，木已成舟，于是汪精卫以此次事件自己负有领导责任为由辞职，又跑到法国去了。汪精卫这权交得也太快了点吧？是啊，所有人都觉得太快了，不知道汪精卫当时是怎么想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汪精卫并非一个恋权的人，他辞职是为了避免党内争斗，保证国民党的团结。一号人物汪精卫走了，二号人物蒋介石得以继承党政军实权，但他没能坐上国民政府主席的椅子。因为汪精卫对蒋介石很有意见，所以他把谭延闿扶上了代理国民政府主席的位子。老谭虽然干过很长时间的军阀事业，打仗的能力也一般，但他在跟小弟赵恒锡的残酷斗争中老打败仗，受到了严酷的实事教育，并因此下定决心加入革命队伍，在讨伐陈炯明、平定商团叛乱及北伐战争等大是大非问题上与孙中山保持了高度一致，算是一个久经考验的“老革命”，由他接任主席也算合理。最大的输家则非共产党莫属。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表面上认了错，后来也逐步把共产党员给请了回来。这一切表明他似乎仍在高举“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伟大旗帜前进。但事实并非如此，这只是“形象工程”而已，因为蒋介石目前并没有足够的实力与共产党分裂，只得虚与委蛇。蒋介石的第一军目前只有第二师刘峙在广州，剩下的主力都远在潮汕。而李济深、谭延闿、朱培德的部队都近在咫尺，真要打起来不一定能赢。更重要的是，第一军上下深受革命思想影响，而蒋介石自己也一直宣扬革命，如果他不能占住法理，部队思想必定陷入混乱。此外，前文分析过，蒋介石的苏联之行后，他就从没有真正信任过苏联和共产党，他和亲苏联、亲共产党的国民党左派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是必然的，即使没有中山舰事件，蒋介石早晚也会制造出另一个事件来。这不是瞎猜，取得党政军实权的蒋介石，迅速借助“中山舰事件”制造了一个“整理党务案”，以继续削弱共产党的实力。在1926年5月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通过了一系列不利于共产党的政策，比如，规定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国民党员不得加入共产党，共产党须将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交国民党中央主席保存……这就是“整理党务案”。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从此便低人一等。“中山舰事件”的背后主谋国民党右派，也没有落着好。在这次风波中，汪精卫、共产党、苏联顾问、国民党左派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甚至连蒋介石都弄臭了个人形象，唯独右派安然无事。看到了这一点，离“中山舰事件”的真相也就不远了。躲在幕后的右派被揪了出来。蒋介石迅速处分了欧阳格、欧阳钟等人，免去广州右派分子的头面人物伍朝枢、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吴铁城一切职务，解散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西山会议派”也被他冠以非法组织之名，开除其成员党籍。至于右派的另一个巨头——孙科，蒋介石还不能动他，因为他必须卖孙中山的面子。不得不说，此案的关键人物李之龙的下场极其悲惨。李之龙确实有他的问题。在既无蒋介石的手令也无正式公文的情况下，这位仁兄轻率地将军舰调往黄埔。他事前完全应该也必须向蒋介石核对，如果他这样做了，一切的误会也就灰飞烟灭，但他没有这么做。所以，陈独秀、张国焘认为李之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怀疑他有叛党嫌疑，遂将其开除党籍。就在李之龙为被开除党籍一事苦恼万分的时候，蒋介石却没有忘记他，派了几个黄埔同学去找这位黄埔英杰，希望他能迷途知返，归顺自己。“四·一二政变”前，蒋介石还发了一封电报给李之龙，叫他立即去南京。不过李之龙身处被同志们怀疑的风口浪尖，又岂敢做出如此见风使舵的事？他不仅拒绝了蒋介石的拉拢，还写了一篇叫《三·二〇反革命政变真相》的文章，彻底加入了讨蒋队伍。两年后，李之龙回到广州策划“中山”等舰起义，失败被捕。不过，蒋校长对李之龙还算不错，他电令相关人员将李之龙押往南京，他要亲自做李之龙的思想工作。可是一切都太晚了，李之龙在被捕后的第二天即被欧阳格的狐朋陈策执行枪决。一颗本有前途的将星就此陨落，他的死亡就像一滴水消失在河流中，像雪花融入到冰凌中，一切都那么的悄无声息。基于当时没有比蒋介石实力更强的力量可以扶持的现实（冯玉祥此时已经完蛋，后面细说），在布勃诺夫考察团的建议下，苏联政府本着实用主义和利益至上的原则，转变了态度，向性格强硬的国民党一把手蒋介石做出妥协——季山嘉被调回苏联，未来的苏联元帅加伦和鲍罗廷重新回到中国，再度北伐开始提上日程。陈独秀在代表共产党做了申辩后并未深究此事，随后蒋介石宣称此事和共产党无关，国、共、苏继续合作，一场风波以蒋介石的胜利落下帷幕。在这个过程中，蒋介石取得了独裁地位，汪精卫从此再也斗争不过蒋介石。蒋记王朝第五章北伐定中原
誓师北伐
应该说，蒋介石的运气不错，就在他“摆平”广州风波的时候，北方风云再起，乱作一团。虽然冯玉祥以辞职下野释放了屈服的信号，但吴佩孚和张作霖不打算放过他。吴佩孚要报冯玉祥背后捅刀子的仇，张作霖也要报冯玉祥趁火打劫的仇，所以这哥儿俩组成“讨赤联军”，拉上对“落井下石”牌情有独钟的阎锡山，组团围攻暂时看起来最强大的冯玉祥，吹响了北洋几大军阀之间最后一场大战的号角。随着群架规模的扩大，战火烧到了《辛丑条约》里的敏感地带天津大沽口，《辛丑条约》的既得利益国日、英、美等八国随即向段祺瑞发出“八国通谍”。1926年3月18日，李大钊和国民党左派徐谦在北京发动民众与学生游行，抗议“八国通谍”，要求段祺瑞废除《辛丑条约》。段祺瑞昏了头，居然以武力镇压游行队伍，造成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为代表的四十七人死亡，史称“三·一八惨案”。游行队伍中的鲁迅后来写下《纪念刘和珍君》一文，将段祺瑞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事件发生后，群架也到了尾声。在联军的进攻下，冯玉祥被打回原形，以前吃进肚子的全都吐了出来。心情黯然甚至开始怀疑人生的冯玉祥接受了苏联的邀请，走出国门，去看一看外面世界的精彩。在苏联那里，他见识了“红色浪潮”的魔力，这将改变他的一生。吴佩孚恢复了实力，势力遍及两湖与河南。张作霖则拿下了华北，再度占领北京。这一次，张大帅没有再装好人。这些年的失败告诉他一个道理：人在弱势的时候奉行实用主义比较合算。因此一统中国的理想在梦里想想就好，还是趁年轻多做几天中央领导过过瘾比较实在。于是他也就撕破了脸，赶走段祺瑞，独霸北京政府……被革命的对象——北洋军阀正在玩窝里斗，时机如此有利，怎能不北伐！国民党中央迅速通过了北伐决议，代理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全权授命蒋介石，命其出任北伐军总司令，负责组建总司令部，负责组织北伐一切事宜。一句话，凡是涉及北伐的事情，全部由蒋介石一人彻底包干。谭延闿很会做人，很够意思。所以蒋介石也投桃报李，让谭延闿一路官运亨通至进棺材为止。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虽说苏联愿意提供一部分军费和武器，但北伐资金还有很大的缺口，毕竟一旦打起仗来，物资的消耗可是源源不断的，每打一天仗，就得多花一天的巨额军费，所以蒋总司令对财政部部长宋子文提出了筹措军费的命令。宋子文的确是一个搞经济的优秀人才。他上任一年多以来，通过向外商借资，规范制度——如确立预算、财政公开，整顿税务，发行公债等手段，不仅保证了广东国民政府的正常运转，而且他麾下的广州中央银行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月流水近亿元。相比辛亥初年南京政府的窘迫财政，真不啻霄壤之别也。接到蒋总司令的命令后，宋子文努力工作，协调各方开支，优先满足北伐的军费需求，保证了北伐顺利进行。经济挂帅，全面布局。在和首席军事顾问加伦讨论过后，蒋介石拍板决定了他此生最为优秀的三大军事战略方案之二：北伐三步走。所谓“三步走”，即第一步打倒吴佩孚，稳住孙传芳，不理张作霖。如果第一步顺利吃掉两湖的吴佩孚，那么立即执行第二步，进入江西、浙江干掉孙传芳。完成第二步之后，第三步自然就是北上消灭张作霖，彻底打倒北洋军阀。简单说来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避免三线同时开战。即将被北伐的那三位仁兄的兵力分布是这样的：吴佩孚约二十万，孙传芳约二十万，张作霖三十余万。三人的军队数量看起来极为吓人，其实没那么可怕。一来这几位兄台要分兵驻守好不容易抢到手的地盘，二来精锐并不多。直系的精锐部队也就占其总兵力的三到四成罢了，至于张大帅，也就两成而已。尽管北伐军只有十万左右人马，但其精锐部队的比例要高于上述三位，打胜仗的希望还是很大的。因此，为了形成局部优势兵力，除李济深率领一部分国军留守广东，其余国军全部参加北伐。这里需要稍作解释，国军第一军主要分成两部，一部随大军出征，一部由何应钦率领，盯防福建、江西的孙传芳。此外，为了跟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搞好关系，蒋介石还把部分左派人士和共产党员请回了北伐的领导班子，譬如任命邓演达和周恩来为总政治部正、副主任，蒋先云为机要参谋。7月9日，广州万人空巷，北伐誓师！广州各界群众三十多万与会，点将台上庄严肃穆。孙中山大幅遗像悬挂正中，左右两侧分别悬挂“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与会群众在国民政府领袖谭延闿、蒋介石、宋子文、孙科、宋庆龄、张静江等人的带领下向孙中山遗像三鞠躬。蒋介石戎装整齐，从主席谭延闿手中接过总司令大印，从张静江手中接过总司令旗，正式就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霎时，鼓乐喧天，彩旗飘扬，“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胜利，一定胜利！”的呼声响彻云霄！接下来是部队受阅。蒋介石看着台下以黄埔学生军为骨干的受阅部队，眼睛略有些湿润。从1924年到今天，两年过去了，黄埔一期的几百个学子，现在只剩下一半不到，绝大部分在东征平叛中阵亡。幸好，第四期即将毕业，第五期即将入学……唐生智
国民革命军是继袁世凯新军之后，中国军队又一次质的飞跃。在充足的军费保证下，在优良的武器武装下，在“党指挥枪”、“党国”、“党军”的精神鼓舞下，北伐军势如破竹！两湖首先传来好消息：北伐军在7月11日进入直系的据点湖南长沙。进展怎能如此之快？9日誓师，两天就进占长沙，这速度也太离谱了吧？能完成如此高难度的任务，自然是有秘诀的。秘诀就是，北伐军在湖南有一个叫做唐生智的内应。此人时年37岁，毕业于保定军校，与程潜、赵恒锡都算是出自湖南新军的杰出军阀代表，原老板为赵恒锡。唐生智虽然信佛，可他不仅做不到无欲无求，还很有野心。他不甘于一直做小弟当跟班，于是找了一个不错的机会造了老大赵恒锡的反。结果赵恒锡搬来老大吴佩孚，吴老大替赵小弟把反骨仔唐生智揍得满地找牙。没办法之下，逃到湖南南部边境的唐生智向广州国民政府求援，算是重新找了一个老大。唐生智于1926年5月加入革命队伍，其军队成为国军第八军，他自己则成了北伐前敌总指挥。唐生智的部下里有两个大家很熟悉的人：一个叫何键的师长，一个叫彭德怀的营长。有理由相信，唐生智参加革命的动机严重不纯，既因为他有借力报仇的嫌疑，也因为他有投机的嫌疑——若不加入国军，势必成为被北伐的对象，而且从后来的历史进程看，他在诸多重大关头的表现都只能用不靠谱来形容。尽管唐生智不甚靠谱，但好在他目前对北伐还有些用处。在唐生智的接应下，国军第四、七两个军于5月底顺利抵达湖南北伐前线。以第四、七两军的战斗力，面对赵恒锡的湘军和吴佩孚的非嫡系部队，一个多月攻入长沙也在情理之中。长沙战役获胜，蒋总司令亲临长沙指导工作，犒赏三军自是必不可少的程序。不过蒋介石首长在长沙校场检阅英雄部队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蒋介石骑马缓缓走过其他方阵，安然无事，可是当蒋介石走到第八军队列前时，军乐队鼓乐齐鸣，蒋介石骑的马大概没听过这种声音，长嘶一声，撒蹄狂奔。蒋介石猝不及防，摔下马来，一只脚挂在马镫上，整个人被惊马拖了十余丈，最后马靴脱落，才幸免于难。蒋总司令忍痛、忍怒坚持完成检阅的事咱们就不说了，一起来看看第八军的军长唐生智干了什么。检阅结束之后，唐生智没有回家，而是去了“二学园”。二学园是顾和尚（本名顾净缘，乃顾炎武之后）讲经论道的场所。这个顾和尚有点特别，在很多人看来，这家伙就是个不折不扣的骗子，连佛语都不会说几句，相当于学英语只会“点头YES摇头NO来是COME去是GO”的半吊子。其实，顾和尚有点水平。只是他崇信的是密宗，很难被普通人理解，而且他性情恬淡，是个隐士，每当遇见有人怀疑他时，他也懒得去辩解。很酷！所以使得大家都当他是个死骗子。当然，也有不少人相当欣赏顾和尚。唐生智就是顾和尚的粉丝之一。唐生智自己信佛不说，还在部队中宣扬佛教，想当他的兵就得接受摩顶受戒，因此他的军队又被称为“佛军”。见到顾和尚后，唐生智把今天的事向他详细说了一遍。顾和尚闻言捏指算过之后才轻声说：看来蒋介石过不了第八军这一关。唐生智顿时心花怒放，自此有了取蒋介石而代之的野心。看来顾和尚是个有真才实学的，并非忽悠混饭吃之人，后来的红军不就改编为国军第八路军了吗？决胜汀泗桥、贺胜桥
除开北伐军实力强悍的缘故，丢掉长沙还有吴佩孚自己的原因——轻敌，他小看了北伐军。原本吴佩孚把主力大都放在北方，用于进攻冯玉祥和防备张作霖。直到丢掉长沙之后，他才意识到自己犯了大错。鉴于冯玉祥已经被他和张作霖揍得只剩下一口气，于是吴佩孚大胆调集主力南下，打算在湖南湖北交界处与北伐军展开生死决战。就在他调兵遣将之际，北伐军已经突破湖南北线，进入湖北。吴佩孚知道这是生死攸关之战，于是亲自组织兵力反扑，在湖北咸宁境内的两处险关汀泗桥、贺胜桥一线布满了自己的嫡系部队，他要拒敌于武汉大门之外！蒋总司令自然不是吃干饭的，早在吴佩孚做出调整之前，他就已经下令北伐各军务必抓住吴佩孚兵力分散、精锐未至的有利时机，迅速打开通往武汉的大门！北伐前敌总指挥唐生智迅速响应了蒋总司令的号召，他本着“把困难留给别人，把便宜留给自己”的军阀精神，把吴佩孚的精兵和前进道路上的险关重城——汀泗桥、贺胜桥以及武昌城都留给了第四、七两军，自己则率第八军直奔滔滔汉水和长江而去，因为长江对面是敌军防守薄弱的汉口和汉阳。因此，吴佩孚的主要对手是第四军和第七军。由于军长李济深留守广东，副军长陈可钰得以成为第四军的最高指挥官。陈可钰是一名优秀的将领，他带领的第四军一直冲在北伐的最前沿，无畏的勇气和敏锐的军事嗅觉就是他的特质。现在，作为最早抵达汀泗桥的将领，陈可钰决定趁吴佩孚主力未至汀泗桥这个稍纵即逝的机会，。第三，提军巡队。实在无语，到这步想必是劝降被拒绝，打仗没效果，成了一个相持不下的局面，再提军巡队有意义吗？这四个字是耀武扬威，是王厚拿下熙河路之后，在西夏边境上玩的手段，跟这时根本不贴边。可这是皇帝的命令，童贯必须遵守。当然，他可以再一次君命有所不受，但小心已经有过前科，再不听话，哪怕打了胜仗也没好结果。纠结啊纠结，到底是听皇上的呢，还是听局势的呢？童贯在苦恼中催动大军，奔赴燕云。在前方，还有一连串的纠结在等着他。先是战备。到了宋帝国东北边境上，童贯开始视察战略人员物资。不看不知道，看了真心跳。只见号称自古武风强盛的河朔地区，居然是一片军备真空状态。河朔军备从澶渊大战之后，一百多年以来什么都没做。城破了不修，怕辽国人疑心；河塘涸了不引水，怕辽国骑兵不爽；士兵老了不换新兵，怕辽国人紧张……现在的东北防线上，军人没素质，比民兵强不了多少。军粮很充足，但是打开仓一看，都是陈的。去掉皮壳，连一半都剩不下来；军械从太原、大名、开德等地紧急调运了些过来，数量先不说，看质量都是些废品。这样还打什么仗？童贯坐在高阳关前线上头疼得想撞墙。啥也没有，难道要再从西线上调吗？西军的精锐部队调来，西军的战备物资也调来……党项人突然打过来怎么办？更纠结的是人员。这一次西军出征，童贯带来的都是声名显赫的名将。童贯之下是刘延庆，这位党项族大将久经考验，有勇有谋（嗯，主要是“谋”），是领导手里的亲信人，用着就是放心。下边的主战力量分成两支。一支是西军中的传奇人物种师道；另一支是“活捉”方腊的辛兴宗。这两个人是整个西军中的风云人物，尤其是种师道，他的锋芒已经盖过了收复河湟的王厚，成为西军旗帜。他的威名是在七年之前的臧底河之战打出来的。臧底河是座军城，是西夏人筑在宋朝西北保安军北边的一座堡垒。多年以来，宋朝一直用筑砦战术蚕食西夏，西夏人被逼急了，也在宋朝的边境玩了同一手。宋朝立即火了，派出了两大王牌王厚、刘仲武（名将刘锜的父亲）集结陕西泾原、鄜延、环庆、秦凤四路大军围攻。按说这是全部的底牌了，拿下一个刚刚建起来的小军城有何难处？可事实让人震惊，以王厚横扫吐蕃，破城无数之威，以西军除熙河军之外全部精锐之力，居然打不下这个小小的臧底河城。而且，折军近一半！空前的损失，让开封城都震动了，这回宋朝人也尝到了西夏人的痛苦，攻城实在是太难了，而且代价太大。但打不下来的话，西夏人会步步紧逼，把堡垒也修到宋朝的腹地来。宋朝第二次的攻击由童贯亲自率领，种师道、姚古为主战力量，集结西军十万人马，再攻臧底河城。开封方面下了死命令，以十日为限，必须拿下它。臧底河城，成了一台搅肉机，注定要埋藏几十万人的尸骨。就是在这场战争中，种家军的威名达到了顶峰，种师道的强硬凶狠让敌我双方都心惊胆战。敌方，西夏人被连攻了八天，不分昼夜轮番强攻，简直是用尸体往城头上堆。己方，在强攻八天之后，战场上一个将军实在是累坏了，找了把胡床坐着休息一会儿，被种师道看见了。种师道大怒，当场把这人斩首，尸体挂在辕门前，号令全军，限时一天，如果还拿不下臧底河城，都像这人一样处斩！臧底河城当天陷落。一将成名万骨枯，种师道威名远扬震慑西北。多好多强的将军，用来打破落户辽国多合适，可惜的是种师道不配合。他公开说，邻居家里遭了贼，我们不去帮助，反而趁火打劫，这实在说不过去。我不想干。军心如此，纠结不？困难太多了，几乎是全方位的，这让童贯的心里很没底儿。但是转念一想，他这点小问题和幽州城里的耶律淳相比算什么呢？他顶多是不充分，耶律淳是很绝望。那就成了，进兵！但是又一次刹车，他想起来了，皇上说过，第一要争取民众，来个和平解放。于是他派出了很多的使者，向燕云地区的各州各县展开劝说攻势。历史证明，这事儿做得很失败。从汉人丢了燕云十六州到现在，过去一百八十多年了，再浓的血也被稀释，生于斯长于斯，契丹人给了汉人平等权，一直活得很好，凭什么你们突然出现，说声老乡们好，就跟着你们造反？对燕云地区的汉人来说，童贯不是来解放的，他们是迟到了一百八十多年的还乡团。除了极少数的人表示欢迎外，根本没人理会，相反有很多人向幽州报告，有敌特！于是，赵佶发起的亲情攻势起到的作用是提前警告了耶律淳，并且把契丹人集体惹火。做到这步之后，童贯发起了第二波攻击，他派出正式使者去幽州，劝降耶律淳。在这种情况下劝降，效果只有一个，耶律淳大怒。宋朝一共派去了两拨使者，被耶律淳杀了一对。到这时，童贯才算执行完了赵佶的前两项政策，带着超过十五万人的大军杀了过去。全军分成东西两路，东路军由种师道率领，从白沟发起攻势，西路军由辛兴宗率领，目标是范村。两军相比，东路军无论是兵力还是攻势方向，都是主力军。战争的最初焦点，集中在白沟。白沟，即今河北新城东自北而南的白沟河。它地处京、津、保三角腹地，北距北京一百零二公里，东至天津一百零八公里，南到保定六十二公里，是这片土地的天然中心，自古以来都是兵家的必争之地。追溯源头，战国时燕太子丹派荆轲献图刺杀秦皇，那张图里所绘的地方，就是白沟区域。宋朝当年连番血战，动辄近百万人生死，赵光义耗尽一生心血，也没能抢回来它。这回童贯出征，本应该突然袭击，瞬间越过国境线，却搞来搞去，仍然还是在白沟这里和辽军相遇。尽管闹情绪，但真正开战了，种师道还是非常认真的。他派出了手里的王牌战将，号称“万人敌”的前军统制杨可世去抢占阵地。白沟界河的桥。这是重中之重，现在宋、辽两军隔着河都能看着了，作为攻击一方，这座桥至关重要，如果被辽军抢先毁了，现搭起来一座能承载近十万大军的桥简直是开玩笑。杨可世行动神速，他带着几千轻骑兵冲了出去，尽管是客场作战，但他一路狂飙，居然直接冲到了桥北岸。这等于是把白沟河抛在了身后，进入到辽国国境。天险变通途，这时他心情大好，从怀里拿出了童贯交代下来的特殊武器——劝降榜。上面封官许愿，只要辽国的军队肯投降，官位待遇好商量。到了这一刻，宋朝的顶级官场仍然在做美梦。这也难怪他们，他们怎么知道这时杨可世面对的人是谁呢？对面的辽国将军叫耶律大石！这位辽国的末代状元文武双全，就像命中注定一样，没在耶律延禧的身边当官，而是分配到了燕云十六州。从这时起，他走上了历史的舞台。杨可世送来的劝降榜被他撕得粉碎扔到地上，他接下来的动作让杨可世大吃一惊，他没有命令辽军冲击，而是派出大股骑兵冲向了白沟河的下游。这意味着什么？杨可世瞬间明白，他之所以能一路冲过白沟桥，不是因为他的速度快，而是耶律大石根本就不跟他抢。下游一定有浅滩，辽国的骑兵能涉水过河，抄宋军的后路！意识到这一点，杨可世马上分兵尾随辽军，隔着河盯住，辽军在哪里过河，就在哪里设防。正巧这时种师道派来了后援部队，领军的是老将赵德，杨可世让他向河下游增援，他本人仍旧占据白河界桥。无论怎样分析，这都是当时的最佳方案，既守住了既得利益，还防住了辽军的暗算，剩下的就是用实力说话。两军对撼强者胜，他非常渴望。他是万人敌，这不是空话，是他在西北战场上一刀一枪杀出来的！杨可世算到了开头，没算到结尾，他算对了自己，却没计算清楚赵德。赵德是个老西军了，按理说混到这位置，哪个西军将领都是尸山血海里滚出来的，哪怕不能常胜，至少不是个胆小鬼。但万事都有意外。只有极少数的勇士是从不胆怯决不妥协的人，更多的是一会儿勇敢一会儿怯懦，状态跟着局势走，得看当天遇上了什么敌人。赵德就是这样，他沿河岸追向下游，速度很快了，可惜他是增援来的，启动比耶律大石慢了些，他赶到时，辽军先锋已经从浅滩头渡过了河。他凭经验立即断定，这些辽国骑兵的凶狠度超过了他的勇敢值。这些辽人是来拼命的，他们建国两百多年了，从没有像现在这样狼狈，五京已经丢了四个，偌大帝国只剩下了燕云十六州这一块，还被宋朝逼上了门。这时他们的心态，可以用刚才耶律大石撕碎劝降榜时的话来形容——“无多言，有死而已！”未来的西辽开国皇帝都拼命了，手下的大兵们还怕什么，他们只想和这伙趁火打劫捡现成便宜的宋朝人同归于尽。赵德转身就跑了，把杨可世、白沟桥北的几千宋军轻骑都扔在界河对岸，这等于是人为地把之前火速突进的杨可世部变成了孤军。只要让从浅滩处渡河的辽军再兜回来，就全落进包围圈里。危急中杨可世大怒，他大骂赵德道：“老匹夫，奈何一战就跑，拿什么报效国恩？”骂归骂，赵匹夫跑得跟兔子似的，根本不可能因为脸红回来帮他。耶律大石指挥军队合拢包围圈，要吃掉宋军的先锋。这是他的军事生涯第一战，说实话真是很不错的开端，从理论上讲，他必将大获全胜。可惜的是，他遇到的是不讲理的杨可世。这世上有种人是没法靠人多就压死的，多少人都不行，在契丹战史上就有过先例。五代时，以辽国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的战力，率领三十万铁骑包围了后唐庄宗李存勖在内的一千余名骑兵，结果居然是李存勖突出重围，汇合十万步卒追杀耶律阿保机一百余里。杨可世当然没有逆天到李存勖的程度，后唐庄宗是公认的五代第一强人，单以武功值计算，他的排名还要高于后周世宗柴荣。但他仍然不是末代辽军所能包围得住的。杨可世率军突围，刚刚起步，就遇到了最大的凶险。耶律大石是状元，他太聪明了，根本就不给宋军机会，他集结了军队里的弓箭手，守住南端，向宋军密集攒射。非常准确，命中杨可世。杨可世的血瞬间就流了下来，流量之大，很快就灌满了他的战靴。他中的不是普通的箭，是辽国特制的铁蒺藜箭。这样的创伤，足以让人失去战力。但杨可世却越伤越勇，他让辽人知道了什么叫做万人之敌。他“怒发裂眦”，突入敌阵，连杀百余名敌骑，率领人马冲出了重围，回到营寨。真是神勇，足以让辽国人目瞪口呆，可是回顾战况，无论如何都是宋军败了。哪怕没有损失多少士卒，没丢掉阵地，仍然输掉了第一回合。并且，杨可世重伤，宋军的前军统制就此远离战阵。出师不利，种师道意兴阑珊，这仗他本来就不愿意打，出了这事，更是懒懒散散。当天夜里，耶律大石率领辽军来夜袭，他坐拥优势兵力没出击，只是命令全军各营金鼓齐鸣，辽人不知虚实，只好退走；第二天耶律大石又来挑战，这回光线良好，他居然想冲进来踹营。这胃口大得让种师道恼火，只是个前军小接触占点优势嘛，居然猖狂到这地步了。他下令全军准备大木棒子，把营门口打开，放辽国人进来。结果辽国人满头大包往回跑，限于史料的精确性差点，没法证明耶律大石的状元脑袋上是不是也红肿一片。有了这种教训之后，东线战场上短暂地清静了一小会儿。无论是种师道还是耶律大石，都把目光投向了西方。西方范村，在今天河北涿县的西南方，宋军西路军主将辛兴宗在这里遇到了一大堆国际联军。他左看右看，凭着多年的外战经验，认出了对面的敌人居然一共有四个种族，分别是契丹、汉、渤海、奚。这让他的心情大好，辽国已经没落到这步田地了，全国精锐丧失殆尽，守卫燕云十六州这样重要的地段，居然拿不出本族的军队。辛兴宗抱着这样的看法走上战场，注定了要被撞得头破血流。范村等待他的辽军的确是一支杂牌军，但要看掌握在谁的手里。领军的叫萧干，他家祖传的杂牌手艺，可以说是辽国世袭的杂牌军领导。萧，是辽国后族的姓氏，萧干这一支世袭奚王，专门做少数民族的工作，到他这辈都是第六代了。关于怎样整合不同民族，捏合成集中的战斗力，他是燕云地区的不二人选。战斗开始，宋军的纪律性得到了完美体现。从赵光义开始，直到赵佶共有七位皇帝，每一代都要求宋朝的将军们听指挥守纪律，按照事先布置好的阵图打仗。于是乎，每一场战斗都是样板戏，从头到尾，都像流水线一样规范划一。和东线一样，西路军也先是派出了前军去挑战。这多经典，多理智，举国决战嘛，怎么也得试探一下，知道对方的虚实不是？结果和东路军一样，他们也落进了重重包围。原因很简单，他们是仗着人多势众来占便宜，心里很轻松，辽军却是在拼命，尤其是人少。那么除了一拥而上之外，还有别的办法吗？于是，时光倒流，又到了宋将表现英勇的时刻，落进重围，杀出重围，真是可歌可泣的壮举！只不过万人敌实在太少，西路军里暂时缺货，他们一路被萧干纠缠着败向大营，眼看着要把西路军的营寨冲开。关键时刻辛兴宗站了出来，他下令全军接应，甚至自己亲自上阵，以上将节钺督战，才把萧干挡了回去。战后盘点，他的大营没丢，还能挺在前线。但是前军统制王渊也歇菜了，这人全身浴血，几乎是被人扶着回到营地。最重要的是士气一落千丈。宋军集体傻了，不是说辽国马上就灭亡了吗？军队都死光了吗？个个吓得要死饿得要死，分别只是死在宋朝人手里还是金国人手里吗？怎么会还这么野蛮？一连串的问题都搞不清楚，光是调整心态就够他们忙的了。总之一句话，西路军很惨很忧伤，但和童贯比起来，他们还算是轻松快乐的。真正闹心的是童贯。他坐镇后方，等来的是一个接一个的伤亡报告，这和他的预料相差太远了，他比谁都想跳脚骂人，他很想对苍天怒吼一声。——这还是我的西军吗？还是战无不胜，破过城灭过国的西军吗？要知道宋、辽百年无战事，两国在边境上的力量基本持平，那么，宋朝的河朔地区已经是军事真空地带，为什么辽国的燕云地区还有这样的军队？当时的童贯是想不清这些问题的，只有全盘掌握了宋、辽、金三国同时期的历史进程资料，才能分析清楚，给出这些答案。第一，为什么辽军变强？这是因为金国的刺激。百年安宁，养得契丹人和宋人一样肥胖白嫩不知所谓，但几年之间濒临亡国灭种，这是什么压力，哪怕是被动应战，几年之间也会让战力升级，更不用说会形成举国反抗的狂热情绪。第二，为什么西军变弱？老天在上，查一下西军近十九年以来的战史，答案会自己出来。不算哲宗时代对吐蕃、西夏的战争，从赵佶即位开始，西军先是收复河湟，再和西夏开战，连续不断地打了八年，期间还抽调主力两次南下，一次扫平卜漏，一次平定方腊，接着马不停蹄进军燕云，这样密集的作战任务，就算二十世纪的全机械化部队也吃不消吧，何况是以步兵为主的十一世纪冷兵器军队。更何况在这十九年间，除了和西夏的战争互有胜负之外，宋朝的西军保持着百分之百的胜率，并且从来都是在规定时间里干脆利落地打出来的。所以，现在童贯不必无语问苍天，他应该扪心自问，为什么他要对西军这样的苛刻，就算宋朝当局总是给西军派任务，就算西军的确是宋朝唯一的一支决胜部队，哪里出事都得派它去，童贯作为直系领导，是不是得为属下争点喘息的时间？现在，终于把西军挤干榨尽了，恶果从上至下，没谁能例外，都得咽下去。这一刻来得非常快，计算时间，当年五月二十六日，杨可世在白沟被击败；三十日，辛兴宗部在范村失利，之后才过一天，童贯突然接到了一个让他心惊肉跳的情报。幽州方向有数万辽军快速向边境运动，辽国增兵了！当童贯害怕时，这个世界变样了。他害怕之后，他的人生、西军的声誉、北伐的成败，甚至宋朝的国运，都突然拐弯，扭向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方向。说童贯，他是太监里的将军，六贼里的好人，给人的一贯印象是硬朗的、英伟的、正面的，哪怕有些地方很招人恨，但把军队交给他，让人放心。此前
得魏忠贤是无限感慨，万念俱灰。于是魏忠贤说道：“似这般荒凉也，真个不如死！”魏忠贤选择了死！天启七年十一月四日（1627年12月11日）凌晨，魏忠贤在寓所上吊自杀，他的死党李朝钦也在一旁上吊。一代巨阉结束了一生。在此前几天，魏忠贤死党崔呈秀也上吊自杀。魏忠贤死后，崇祯为被魏忠贤迫害致死的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史可法的老师）等人平反，将客氏斩首，将魏忠贤的尸体刨出来凌迟。而后崇祯重新整理了一下最近一段时间所有与魏忠贤划清界限的奏折，本来崇祯不知道谁是阉党，这下可好，按名单抓人即可，魏忠贤手下五虎除崔呈秀已死外，其余四人斩杀，崔呈秀被从棺材里刨出来戮尸，五彪全杀，十狗、十孩儿、四十孙分别处以斩首、流放、充军、罢官的处罚，此外还有除此之外的那些上奏跟魏忠贤划清界限的，一律罢官，阉党总共有二百六十一人受到死刑到罢官不等的处罚，朝堂之上，重新见了尧天舜日。关于魏忠贤的记载众多，本文主要参考资料为刘若愚《酌中志》和朱长祚《玉镜新谭》。从继位到除掉魏忠贤，三个月都不到，崇祯显示出了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的本色，此时，内部肃清，崇祯把目光投向了辽东。皇太极成了他的头号敌人，但如果与皇太极相比，崇祯就逊色多了。崇祯不如皇太极的有三点：一，崇祯即位时才十七岁，皇太极即位时三十五岁，崇祯当权时还是个孩子，而皇太极已经是成熟的中年人了，虽然崇祯在除掉魏忠贤的表现上堪称天才，但如果与久经沙场的皇太极相比，他还是有太多该学习的地方。二，崇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而皇太极长在马背上，沙场拼杀多年，崇祯在阅历、军事上远差于皇太极。三，崇祯是在没有任何竞争者的情况下，喜从天降，得了皇位，而皇太极是在努尔哈赤的十六个儿子中经过激烈角逐脱颖而出的。换句话说，皇太极的皇位是竞争出来的，而崇祯的皇位是天上掉下来的，由此崇祯又输了一回。此时大明王朝传到崇祯手里，就像一座曾经豪华美不胜收的庄园，几经风吹雨打，渐渐走向衰败腐朽，雕栏玉砌犹在，只是已经斑斑驳驳，曾经遮风避雨的房顶已经是外边小雨屋里中雨，外边中雨屋里大雨，外边大雨屋里暴雨了。但实际上暴雨只来自东北一个方向，内部祸患魏忠贤刚刚平定，东北只是辽东被后金占据，整个中国几乎都还在大明控制范围内，此时只要有一个成熟稳重、精通战略、手腕非凡的领袖来驾驭的话，加之东北有毛文龙在，那么一定能攻灭后金，实现大明中兴。然而十七岁就显出政治天才的崇祯却最终使得那些虽然腐朽，但还能维持若干时间的梁柱加速坍塌，明朝在崇祯领导下一天不如一天，一会儿不如一会儿，一阵不如一阵，那么究竟为什么会这样？这一切都要从袁崇焕杀毛文龙说起。第十三章悲情英雄毛文龙1627年，崇祯皇帝在罢黜全部阉党后，开始组阁。《崇祯长编》记载：十二月二十三日，崇祯帝要朝廷大臣推举内阁大臣，大家共推举出十位候选人，然后从中确定七位。由于旧的大臣大多因为是阉党而被罢黜，新的朝臣都是东林党人，这些人崇祯都不了解，他就采纳了《尚书》记载的“枚卜功臣”的办法，即通过占卜来最终确定人选。具体做法是，崇祯在小桌上摆设笔砚和十张红纸，将十位候选人的名字分别写在红纸上，每张纸写一人姓名做阄，团成一个小纸团，然后把十个纸团装进小金瓶里。崇祯亲自用筷子从里面夹取七个纸团，每夹出来一个，就展开遍示众臣，就这样选出了六个大臣。不是说需要选七个吗？那一个纸团崇祯刚夹出来，就被风吹走找不到了。当然，后来这个纸团又找到了，就这样崇祯的内阁大臣就齐装满员了。此时内阁大臣是清一色的东林党人，然而这些人并没能使大明中兴。在此说一下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东林党人，一方面东林党领袖品德高尚，但另一方面中下层东林党人败类很多；一方面东林党主张广开言路，减轻赋税，发展经济，但另一方面对明朝复兴大业，他们并没真正做出任何大的功绩。夏允彝的评论最为公允，他说：“平心而论，东林党人中也有很多败类，攻击东林党人的人当中也有很多节操清高独立的人，只是反东林党的人的领袖比起东林党的领袖的道德操守差若天渊而已。东林党人很在行清议，在筹谋杀敌制约胡虏上却完全没有实际行动；攻击东林党人的人说自己被孤立被怨怼，但是他们也没有为朝廷振兴哪怕一条法规或朝纲，只是以刻薄的攻击技巧取胜罢了。这些人都有什么好埋怨的呢？都是对国家大事于事无补的人啊！”6内阁大臣搞定，崇祯开始任命六部大臣，别不多说，咱们只讲跟辽东战局有关的兵部。崇祯在罢免阉党出身的兵部尚书崔呈秀后，因两次宁远大捷的功劳而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在接见袁崇焕时，崇祯问袁崇焕有何恢复辽东的良策。袁崇焕说：“臣关于收复辽东的思路有三点：一，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当前守辽部队来自四面八方，尤其南方士兵，既不适应北方天气，又不愿在边关久留，因为辽东和自己利益毫不相关，因此作战贪生怕死。而如果用辽东本地士兵，则他们为保护妻儿，退无可退，必然死战。圣上如果要和女真决战，就必须训练一支精兵，这非一朝一夕之功，因此守辽土用辽人是最佳选择，这样既省粮饷，又可克敌。”崇祯：“好一个以辽人守辽土，朕准奏。爱卿接着说。”袁崇焕：“第二点，守为正着，战为奇着，和为旁着。我军和女真贼寇作战，此前所以屡败就因为我军短于野战，女真铁骑天下无敌，我军强项是红夷大炮，但这只能用来守城，臣所以两次大败后金，全凭以己之长攻敌之短，在需要时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偶尔也可与女真野战，然而必需速战速决，不能拖延。另外所谓和为旁着就是要争取时间加固城防时甚至不得不主动与敌人议和，这是辅动性战略，一切都为以后彻底消灭敌人做准备，圣上以为如何？”崇祯听到“议和”后稍稍迟疑了一下，但还是说：“或守或战，全凭爱卿。”袁崇焕继续说，“三，法在渐不在急，在实不在虚，必须稳扎稳打，不能给敌人任何可乘之机。”崇祯：“朕既然封爱卿为督师，节制天下兵马，自然相信爱卿，这些具体战术不必细陈，朕只关心一点，多长时间能收复辽东？”袁崇焕：“只要圣上始终如一相信臣，五年复辽。”崇祯：“好，请爱卿以国家天下为重，早日凯旋。”袁崇焕：“可是臣还有事放心不下。”崇祯：“什么事？爱卿只管奏来。”袁崇焕：“臣在外带兵，必会遭小人妒忌和敌人的反间计，圣上在朝中，臣在关外，还请圣上与臣同心，臣不顾自己性命，一定要兑现承诺，请圣上在未来五年内不要听信他人挑唆，只等成败来对待臣。”崇祯：“朕既然用爱卿，自然信任有加，至于说中敌人反间计，朕自信还是有明辨是非的能力，爱卿尽管放心。”袁崇焕：“五年复辽是各方面都达到最佳时方能做到，这需要户部转运军饷，工部供应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调兵选将，必须朝廷内外事事配合，才能有所成功。”崇祯：“爱卿放心，朕会下旨让各部配合你的。”袁崇焕：“既然圣上答应臣的一切要求，臣再没什么可说的，唯有以死报答圣上知遇之恩！”袁崇焕所说的五年复辽如同儿戏，强大的后金岂是五年就能打败的？事实上，五年平辽梦未醒，后金铁骑已破关。当时在场的许誉卿就问袁崇焕，对于五年复辽有多大把握，袁崇焕说：“聊慰上意。”——只不过是想让皇上高兴一下而已。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更何况君前更无戏言。袁崇焕把自己在皇帝面前做的承诺都当儿戏，试问这种人有什么可能去在明末力挽狂澜？这次谈话结束后崇祯赐给袁崇焕尚方宝剑，袁崇焕带着尚方宝剑到达辽东，途中刚出山海关后他作《再出关》诗云：“重整旧戎衣，行途赋采薇。山河今尚是，城郭已全非。马自趋风去，戈应指日挥。臣心期报国，誓唱凯歌归。”字里行间透露着自信，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袁崇焕其实并无可以自信的资本。到辽东后袁崇焕让祖大寿镇守锦州，何可刚驻宁远，赵率教守山海关，袁崇焕自己也驻宁远，同时上书给崇祯极力称赞祖大寿等三人的才能，并说自己五年复辽的计划全靠这三人来实现，如果五年后没有实现，他亲手将这三人斩杀，自己则到刑部领罪服死。崇祯得到袁崇焕的保证后，非常满意，加封袁崇焕为太子太保。袁崇焕说要五年复辽的第一年，他就先斩杀了毛文龙，关于袁崇焕与毛文龙的这段恩怨，袁崇焕为何杀毛文龙众说纷纭。第一种说法：袁崇焕夸下五年复辽的海口后，自知没有能力达到，于是为了跟后金议和而杀毛文龙。由于毛文龙极力反对议和，上奏说：“从古有款虏之事，独此奴决不可款！”袁崇焕遂决心除之，他说：“关东款议，庙堂主张已有其人。文龙能协心一意，自当无嫌无猜；否则，斩其首，崇焕当效提刀之力。”此说记载在汪辑《崇祯长编》。袁崇焕已经明确跟崇祯保证五年复辽，如果他要跟后金议和的话，也必然会偷偷摸摸的，就袁崇焕杀毛文龙后崇祯对袁崇焕的批示看，崇祯压根儿不知道袁崇焕在跟后金议和。而通过毛文龙写给崇祯的这封奏折，可以判明两点：一，崇祯因此奏折而知道袁崇焕在跟后金议和。二，毛文龙知道袁崇焕在跟后金议和。这显然跟前面崇祯不知道袁崇焕在跟后金议和的推论矛盾。由此，《崇祯长编》的说法不合逻辑。除《崇祯长编》外，当时在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在《鞑靼战纪》中也持此说。他说：“袁崇焕是个机智、善于耍手腕的人，长于谈吐和文笔；他以自己的军事经验，用巧妙的言辞打动了皇帝和所有的阁臣，他们对他深信不疑。这个狡猾的人自私、爱财，不顾公务，不忠于君王，如果不是他，他们的希望还不致破灭。他接受了鞑靼人大量的金钱，并邀请鞑靼人最畏惧、勇敢忠贞的将官毛文龙赴宴，在席上把这位大将毒死了。接着他与鞑靼人缔结城下之盟，献出了一切。当皇帝审视盟约时，很快发现握有全权的统帅出卖了他，因而拒绝批准或承认这些和约。在这个紧急关头，袁应该怎样做呢？他为了逼使皇帝接受条款，于1630年劝导鞑靼人从不在他辖区内的另一个地方侵入中国，并同意不用他的军队阻止他们进军。”关于《鞑靼战纪》的说法，后面我们在写到1630年时会详述此种说法为何不靠谱，在此按下不表。第二种说法，袁崇焕秘密勾结后金，要跟后金议和，皇太极说议和没问题，我们的心腹之患是毛文龙，只要你杀了毛文龙，我们就可以讲和。这种说法见于下列记载：先是降将李永芳，献策于大清主曰：兵入中国，恐文龙截后，须通书崇焕，使杀文龙，佯许还辽。大清主从之。崇焕答书密允，复以告病回籍，乃寝。至是，再任，思杀文龙，则辽可得。（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四》）初，天启间，崇焕抚辽东，遣喇嘛僧馏南木座往建州主款，会罢归，未就。至是再出，无以塞五年平辽之命，乃复为讲款计。建州曰：“果尔，其以文龙头来。”崇焕信之，且恐文龙泄其款计，遂身入岛诱文龙至……以尚方剑斩之。（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毛帅东江》）督师袁崇焕事，适当女真主（努尔哈赤）病死，崇焕差番僧喇嘛镏南木座往吊，谋以岁币议和。女直许之，乃曰：“无以为信，其函毛文龙首来。”（张岱《石匮书后集·毛文龙列传》）一至宁远，遂为讲款计。盖自崇焕自宁远奏捷之后，即令番僧往吊东夷以讲和，以罢归未就。再出无以塞平东夷之命，遂以平东夷自诡。虑岛帅毛文龙泄其计，遂身入岛，诱文龙斩之。（夏允彝《幸存录》）这种说法是网上反袁派认可的说法，之所以这种说法出处众多，在于袁崇焕刚杀了毛文龙后，从来都是沿着辽西走廊进攻的后金绕开辽西走廊，从河北省西北部绕道千里远征，袁崇焕总共三次阻截后金军，只有去遵化阻截那次碰上了后金军，可是实行阻截的却不是袁崇焕的主力，只是赵率教的那部人马，赵率教还全军覆没了。袁崇焕去蓟州阻截，可是后金军没从蓟州过，袁崇焕去通州阻截，可后金军也没从通州过，就这样后金军来到了北京城下。此事史称“己巳之变”，后面我们会详细说。总之这一系列事情让人不得不怀疑袁崇焕与后金因为杀毛文龙之事有密约，所以袁崇焕故意多次绕开后金军，只是在北京城下做象征性抵抗。事实上无论是后金方面还是明朝这边，都没有袁崇焕议和密信的可靠记载，这是一种根据结果来倒推过程的说法，根据毛文龙死后后金的动向来推断袁崇焕与后金在杀毛文龙上的密约。这其实是一种诛心之论，袁崇焕虽然谈不上多么卓越的军事家，但是他两次宁远大捷的确战果是货真价实的，他虽然有种种缺点，也曾随大流而拍过魏忠贤的马屁，但是起码他是爱国的，绝非为议和而杀毛文龙，如果袁崇焕真的暗中勾结后金，皇太极为何还要用反间计来除掉他呢？留着这个内应岂不更好？所以第二种说法不能成立。第三种说法：袁崇焕觉得东江毛文龙虽然能牵制清军，但毛文龙本人没有大略，经常吃败仗，而且耗费的钱粮实在太大，此外毛文龙还在东江走私货物来挣大钱，不打仗的时候就用布匹向女真买人参，打仗的时候毛文龙也不怎么靠谱。于是就有文臣上奏主张撤销毛文龙东江镇的建制，袁崇焕则主张朝廷派人去管管毛文龙的经济问题。毛文龙不喜欢有文官监制着自己，于是上书争辩。而后毛文龙前来拜谒袁崇焕，袁崇焕以上宾之礼接待毛文龙，毛文龙也不谦让，袁崇焕于是决定杀掉毛文龙。这种说法记载在《明史·袁崇焕传》里：顾文龙所居东江，形势虽足牵制，其人本无大略，往辄败衄，而岁糜饷无算；且惟务广招商贾，贩易禁物，名济朝鲜，实阑出塞，无事则鬻参贩布为业，有事亦罕得其用。工科给事中潘士闻劾文龙糜饷杀降，尚宝卿董茂忠请撤文龙，治兵关、宁。兵部议不可，而崇焕心弗善也，尝疏请遣部臣理饷。文龙恶文臣监制，抗疏驳之，崇焕不悦。及文龙来谒，接以宾礼，文龙又不让，崇焕谋益决。《明史》是清朝人编的，许多内容很不靠谱，比如说东江镇耗费钱粮大，纯属胡说八道，毛文龙在东江的七年里朝廷没有拨给他一分钱，他全都是自筹粮饷，如果不靠走私，东江的百万辽东人民怕是只能去跳海了。关于东江镇的情况，毛文龙在《东江疏揭塘报节抄》中有上奏：山坳僻处之间，尽是白骨成堆，肝肠余汁。惨莫惨于此，痛莫痛于此。内地尚作观望，恬不忧愁。臣实为受国厚恩，不忍卸担，自矢戮力，以完辽事。观今三月将尽，粮未来一粒，饷未到一分，啼号疾病，白骨满沟，而犹中哓哓污臣者不只。朝廷不给钱却被《明史》说成“岁糜饷无算”，不走私的话根本活不下去却被《明史》说成“名济朝鲜，实阑出塞，无事则鬻参贩布为业，有事亦罕得其用”，故而本书中笔者一般不以《明史》的记载作为给人定性的资料。那么袁崇焕究竟为何杀毛文龙呢？岳飞曾说：“文臣不爱财，武将不惜死，则天下太平！”毛文龙与岳飞有着同样的想法。崇祯元年（1628年）五月，登莱总兵杨国栋问毛文龙：“辽东能够平定吗？”毛文龙说：“将领说谎的就斩杀，不办实事的就斩杀，贪财的就斩杀，这样辽东自然就平定了。”毛文龙治军严明，赏罚必信，与兵士同甘苦，有古名将风。他为人正直，对于权贵从来不肯贿赂，又疾恶如仇，只要看见那些阿谀谄媚之徒，就破口大骂，因此引起当权者不满，朝廷许多人在背后说他坏话。（毛承斗《东江疏揭塘报节抄》）于是，崇祯元年七月初十，毛文龙上书剖明自己的心迹，他说：“臣幸而得到圣上的信任，希望有朝一日马革裹尸，乃有不平之鸣，心中很郁闷，不得不直喷心血，向陛下诉说。当臣克复镇江的时候，义旗一树，豪杰影从，招抚辽民，日以万计，精壮的辽
—155页。?傅吾康：《于谦》，第121页。他们将熊廷弼的让步斥为叛逆之行，见《乾坤正气集》，第二六一卷，第31—32页，及第二六二卷第28页，高攀龙条；同上书第二九九卷，第10页，1620年杨涟条。我说他们对边防情况一无所知，是根据刘献廷对方以智《全边略记》的评论。他说，该书写于崇祯初年，方以智当时正在兵部任职。然而此书材料来源皆非实录，而多取自传闻。刘献廷断言，多数官员正是依靠这类作品了解边防情况的。刘献廷：《广阳杂记》，第139—140页。不过，应当注意的是有些已经散失的作品对前线生活有相当详细的描述。温体仁的老师颜季亨当时曾著《九十九策》，但在乾隆大兴文字狱时被销毁了，也无抄本流传下来。见傅路德：《平夷九十九策》。?《乾坤正气集》第二九○卷，第9页，徐如珂条。徐如珂（1562—1626），苏州人，因在四川平定奢崇明起义而闻名。张其昀：《清史》，第249页。在写给同年温湛持的两封信中，徐如珂提出，应首先平定四川和贵州的叛乱，然后再将主要注意力转向辽东。见《乾坤正气集》第二九四卷，第36—37页。?《明史》第四卷，第2846—2847页。?徐大化的事迹见姚广孝：《明实录》天启朝第五十一卷，第5—9页。1644年夏，杨涟弹劾魏忠贤犯有24大罪。马米兹：《魏忠贤》，第167页；贺凯：《明代的监察制度》，第203—204页。?《明实录》天启朝第五十二卷，第9—10页。?《明亡述略》，第278页；《明史》，第3049页。?1625年魏忠贤发动的大清洗，就是从告发东北军队胡作非为和阴谋叛逆开始的。根据严刑逼出的供词（魏忠贤已于两年前控制了东厂），东林党领袖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顾大章和周朝瑞，都卷入了在东北边地建立割据政权的阴谋。这项阴谋，据说是威胁了朝廷的安全。至1625年8月，所有人犯都死于酷刑之下。马米兹：《魏忠贤》，第161、233—234、238页。?《明实录》天启朝第五十五卷，第42页。?《明实录》天启朝第五十八卷，第57页；第五十九卷，第4页。?《皇清开国方略》，第133—134、140页。?辽东大屠杀使明军将士作战时比以往更加顽强。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6页。?《清太宗实录》第一卷，第4页。?后金境内的大量人民受着饥荒的折磨。1627年阴历二月，有2万余人越过鸭绿江入朝鲜觅食。皇太极还威胁朝鲜国说，若不提供粮草帮助后金渡过难关，后金便要出兵朝鲜，自己来抢。《旧满洲档译注·清太宗朝》，第178页。?明朝给后金的修好之礼为金10万两、银100万两、缎100万匹、布1000万匹。此后，明朝须每年输纳金10万两（应为1万两——译者）、银10万两、缎10万匹、布30万匹。后金则回赠东珠10颗、貂皮1000张、人参1000斤。《旧满洲档译注·清太宗朝》，第164页。?《旧满洲档译注·清太宗朝》，第165—166页。?同上书，第169页。?钱龙锡是编撰“逆案”的倡议者之一。逆案就是开列魏忠贤罪状的官方文件。而更重要的是，其中列举了魏忠贤在朝廷中的同党。《明史》，第2845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77—78页。?《旧满洲档译注·清太宗朝》，第182—183页。?亮父：《岭南历史人物丛谈》，第92页。?
士大夫的社团
明朝晚期士大夫社团的出现，和17世纪20、30年代的朝廷党争，反映出这一时期上层社会的膨胀，及随之而来的将官场角逐同社会运动联系起来的一种新政治格局的发展。上层社会的膨胀，在中国最富庶的江南地区，即后来的安徽和江苏两省，表现得最为明显。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那里不仅涌现出许多富商大贾，中产家庭也明显增加了。与此同时，生员和秀才的数量上升了15倍，他们也前所未有地拼命要挤入大都市上层社会的行列。这些常常落榜的生员或秀才，在长江三角洲各城镇形成了新兴的引人注目的阶层。他们艳丽浮夸的衣着举止，被当时人们视为性异常或社会异常现象。对此深为反感的李东写到：“熟闻二十年来，东南郡邑，凡生员读书人家有力者，尽为妇人红紫之服，外披内衣，姑不论也……”又作诗曰：昨日到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身女衣者，尽是读书人。用来购买华服与戏票，或在苏州茶馆中赌光输尽的大量钱财，不仅助长了都市中的奢侈之风，也耗尽了这些纨袴子弟之家族的财富，从而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变动。所谓“温饱之家，则挜债而盘折其田房；膏粱之子，则纠赌而席其囊橐”。异常发达的家族——世代显赫的大户或望族——必须找到防止衰败破产的对策。其中有许多做到了这一点。例如，嘉兴有90多个大户，被时人视为望族。它们都能长盛不衰，有些甚至能使其财富和声望延续八代以上。嘉兴位于江南和浙江交界处，确有某些经济上的有利条件，使当地士绅家族比较容易维持下来。15世纪中叶，嘉兴府增置属县，因而很容易通过在一县占田而在另一县落籍的办法来偷漏田税。然而，嘉兴望族的财富和权势得以数百年不衰的真正原因，是他们采取了这样一种成功的手段，即为了使自己的家族获得新的人才与财源，精心筹划同那些正在上升的暴发户通婚。例如，以明末出过几个知名官员而著称的嘉兴沈氏，便常与当地那些有财力使自己的子弟接受教育的暴发户通婚。石窗公（沈琮）择婿，鲜当意者；一日，抵郡，偶于竹马戏得包池州（包鼎），欲以女妻之；询其师，邀为媒妁。时池州父，布贾也，自以齐大非偶，逊谢不敢。公曰：“毋固辞，吾意已决，异日昌尔门者，必此子也。”归语盛安人曰：“吾在郡中得一佳婿，包姓，鼎其名；他时名位爵禄，悉与吾似。”遂字焉。已而公仕至广州府，包仕至池州府，前言若符券然。嘉兴的望族也常相互联姻——在91家望族中，相互通婚的至少有280例，但其长久不衰的真正秘诀，是他们成功地将贵族文化对下层社会的排斥同他们对新近上升为中产阶级的暴发户的接纳结合了起来。由于明朝末年江南地区科举名士的大量涌现，这种结合成了望族为维持生存所必备的特征。和其他盛产举人进士的地区（也许江西除外）不同，江南不像浙江之有余姚和鄞县，或福建之有莆田和晋江那样只有少数几个人才之乡。江南所属10个府，在有明一代各自都造就了一两百名官员。而且，江南有许多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地区，其士人流动率比其他重要省份要高得多。因此，江南的官僚名士，不受少数重要城市中个别大族的控制。个别城市也不能支配整个江南。相反，整个长江流域这一中国最富庶的地区，到处都有政治名士。他们具有自我认同的强烈意识，又与大众文化有横向的联结。由于他们散布各处，便需要超越家族界线和地域隔阂而走到一起。因此，士人交往聚会的传统形式——诗社、学社、书院——在这一地区便异常发达。这些士大夫的社团，不仅体现出上层社会的凝聚力，也反映出16和17世纪大众文化素养的普遍提高。数百万人跻身科举，为迅速繁荣的出版业造就了庞大的读者队伍。书商们不惜重金，聘请已考取功名的知名才子，选编八股文集，介绍这种专门用于科举考试的文体的写作技巧。正如孔尚任的《桃花扇》中南京三山街书商蔡益所的一段道白所言：俺蔡益所既射了贸易书籍之利，又收了流传文字之功。凭他举人进士，见俺作揖拱手，好不体面。今乃乙酉乡试之年，大布恩纶，开科取士。准了礼部尚书钱谦益的条陈，要亟正文体，以光新治。俺小店乃坊间首领，只得聘请几家名手，另选新篇。今日正在里边删改批评，待俺早些贴起封面来：“风气随名手，文章中试官”。这些书店除了出售八股文集外，还推销社稿，即文学会社成员撰写的文稿。出版这种社稿的目的，主要是想让日后的考官对后进才子的姓名有些印象。通过刊布登科社员之名单，社稿也吸引了不少渴望提高文章技巧的读者。当时的出版界并不仅仅如黄宗羲所说——是“时文批尾之世界”。除八股文外，也有冯梦龙之类的出版家所印行的小说，比如他自己的集子——《三言》，艾南英（1583—1646）等编撰的时人传记、丛书、诗集等等。当然，诗也是科举考试的文体之一；但私人或文学社团之所以编辑出版诗集，主要是为了适应当时社会审美趣味日益提高、诗歌创作日趋繁荣的形势，创建新的文学批评标准。明末的诗歌和散文，受拟古派诗人王世贞（1526—1590）等前后“七子”的影响极深。王世贞、李攀龙（1514—1570）及其他倡导“古文辞运动”的文人，背弃了宋代散文的形式主义和15世纪流行的平庸呆板的“台阁体”，转而极力推崇秦汉散文和晚唐乐府诗。16世纪晚期的一些诗人，像1584年创建拂水山庄社的常熟学者瞿纯仁，继续发展了这种拟古的唯美主义原则。瞿纯仁的书斋中——后来成了17世纪的文学大师钱谦益的书斋——聚集着一群诗文鉴赏家，他们有志于振兴古诗，因而常作乐府诗。但一种反对拟古派矫揉造作的势力，也在渐渐形成。艾南英等人对文风做作的诗人提出了尖刻批评，甚至指斥王世贞的诗作缺乏自然气息和自发情感。在给诗人陈子龙的一封信中，艾南英写道：“后生小子，不必读书，不必作文，但架上有前后四部稿（王世贞文集），每遇应酬，顷刻裁割，便可成篇。”当时，并非人人都同意艾南英对王世贞的指责。但到17世纪20年代末，多数文社都赞成恢复刘基、欧阳修等古文家所提倡的古文。因此，这一时期出现的诗社，大多不是高雅鉴赏家的而是文学盟友的群体，以便共同致力于重现诗歌的魅力，并挽救文学和哲学的衰颓。大约1620年，才华横溢的金坛诗人周钟创立了匡社，这一名称本身就表达了上述目标。同样建于1620年的南社，也抱有类似的目的。用南社成员沈寿民的话说：“吾同术者，卧起相闻，晦明相厉，贬誉相共。”相互品评诗的风格，只是20年代出现的文学和哲学社团的活动之一。在开展文学批评和砥砺品德修养的同时，他们还共同致力于发掘儒学经典中的微言大义，以帮助似乎丧失了道德准则的社会恢复秩序。促成这种合作的是这样一种观点，即任何人都不可能独立完成这项重大使命。因为对经典的含义，每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甚至偏执的理解。而在学社和书院中，通过讨论和讲学得到共同的批判性的发现，则会使社会秩序的恢复成为可能。在1624年这思想日益活跃的一年中，几个江南的社团合并成为应社，它以南京所在的应天府而得名。这一事件标志着长江上、下游各文人群体的联合。该社实际由两部分组成：一为南应社，由拂水山社发展而来，以常熟富人杨彝（字子常）为首；一为北应社，以匡社创始人周钟为首。联合的倡议显然是杨彝发出的，所需盘缠及出版费用也是他提供的。他之所以如此，似乎是出于虚荣心。据查慎行：《人海记》载：常熟杨子常，家富于财，初无文采，而好交结文士，与太仓顾麟士（即顾梦麟）、娄东二张友善是因为李亨感觉当时诸镇的节度使难以驾驭，兵部必须要由自己信得过的人去掌控，选来选去这个人选非有拥立之功的李辅国而不能胜任。李亨的任命顿时重新点燃了李辅国内心深处的权力欲火，在看到皇帝陛下重新信任自己后，他感觉这是个难得的好机会，先前自己栽在了相权上面，只要自己拥有宰相的权力，那一切都不在话下。所以，他丝毫没有犹豫地向李亨提出了进入宰相班子的请求。然而李亨拒绝了！李亨拒绝得很直接，但并不生硬，他笑着对李辅国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凭借卿的功劳，什么官不可以做？但是爱卿在朝廷的威望还不够啊！”李辅国听后默然不语。皇帝的话很明显是在告诉李辅国，当宰相是需要驾驭群臣的，李辅国作为一个内侍奴才，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但李辅国并没有因为皇帝的一句话而放弃努力，他找到时任左仆射的裴冕，希望他能带头主动推荐自己。没想到李亨得到了消息，他担心一旦大臣们联名推荐李辅国，自己再想回绝恐怕就没那么容易了，所以他秘密告诉时任首席宰相的萧华，让他阻止群臣上表。得到皇帝陛下的密令，萧华立即找到裴冕，问他是不是准备推荐李辅国进入宰相班子，没想到裴冕表现出了一副莫名其妙的表情，宣称没有这回事儿，而且他告诉萧华，就算自己的手臂折断了，也不会推荐一个宦官进入宰相班子。至此，李辅国的努力付诸东流，当他知道这一切都是李亨背后操纵的结果后，他彻底愤怒了。“奴家在危急之时，果断拥立他，难道现在就只能这样吗？”李辅国的心中愤愤不平。终于，他开始升腾起一种复仇的愿望，从寻找自身原因到认为相权在掣肘自己，再到最终看清事实是皇帝在限制自己时，李辅国终于下定决心，在不远的将来的他一定会用自己特有的手段，摧毁阻碍在自己面前的一切阻碍。冷落李辅国在看清不利于自己的真实情况后，内心开始渐渐失衡，皇帝、宰相班子成员和诸多大臣似乎都成为他的眼中钉。在他专权的那段日子里，他并没有在乎过谁，就连已经是垂垂老者的太上皇李隆基他也不放在眼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因为李辅国清楚地知道，虽然李亨主动迎回了太上皇李隆基，但内心深处对这个父皇依然深有顾虑。从成为李亨的内侍直到今天为止，李辅国历经了李亨最痛苦的那段日子以及后来成为帝王的全部过程，而李亨和李隆基那始终隐藏的矛盾，李辅国更是深刻地洞悉。李隆基从蜀中返回长安的最初两年半时间里，李亨对其照顾得还算是比较细致周到，不仅让先前服侍李隆基的一切人员照旧服侍，而且召回了李隆基颇为喜欢的诸多乐舞歌伎，让这些人继续待奉李隆基，好让他安度晚年。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李亨对李隆基那种无微不至的关心渐渐冷淡起来。史书记载是因为李隆基重返长安后，并没有深刻反思自己先前造成国家动荡的过失，反而在自己的居住的宫殿内行为有些不检点。此时叛乱并未平定，李隆基不仅不反思自己的过失，反而行为不端，这让日夜忧虑平叛之事的李亨实在有些不爽。在我看来，史料上所说的这个原因，只是其中一个可以摆上桌面的原因，而事实上埋藏在李亨心中的，却是另外的一种想法。那就是他没有想到李隆基居然还可以这么生龙活虎，而李隆基这种精神抖擞的状态，不经意间让李亨产生了一丝担心李隆基会于己不利的忧虑，他唯恐李隆基重新利用其威望，在朝内架空自己。可是李亨的这种担心只能埋藏在心中，他不能对外人讲自己的忧虑，时间一长李亨的脸上逐渐浮现一丝阴云，而他的这种变化恰恰被善于揣测人心的李辅国看在眼里。李隆基及其身边人对李辅国没有什么好感，不仅因为他出卑贱，更因为马嵬驿兵变后，李辅国力劝李亨北上灵武以及劝李亨称帝，从而让李隆基被迫退位，可在那个特殊时期，李隆基是没有办法的，只能屈从李亨的意志。李亨担心李隆基于己不利，同样也是李辅国的担心，在这个问题上，他和李亨是拴在一条绳上的蚂蚱。李亨的闷闷不乐让李辅国似乎猜到了什么，于是他针对李隆基日渐活跃的实际情况，向李亨很严肃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太上皇住在宫内，每天和外人交往，陈玄礼、高力士可能想图谋不轨。现在三军的将士都是拥护陛下灵武称帝的功臣，他们很多人全都因为太上皇日趋活跃而惶恐不安，臣再三向他们解释，他们也理解不了，所以臣必须要向陛下如实禀报。”李辅国并没有刻意掩饰什么，他知道自己的话肯定会说到李亨的心坎里，说完后皇帝陛下是不会怪罪自己的。不出李辅国所料，在他说完，李亨迟疑了一会，然后缓缓开口说道：“父皇仁慈，怎么可能做那些事儿呢？”“太上皇或许不会有那种想法，可是又怎么禁止得了手下的那帮小人呢？陛下是天下的君主，应当为国家筹划，应该把一切隐患提前消除，怎么能行匹夫的孝道呢？”李辅国见李亨并没有表现出反感，进一步把自己的意思表示透彻。而李亨始终低着头，李辅国说的话他句句记在心里，并且在短暂的时间内，他在思考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陛下想一想，太上皇居住的兴庆宫靠近闾巷，院墙不高，行事极为方便，在老奴看来不是适宜太上皇居住的地方，陛下所住的宫殿极为严密，将太上皇请过来住又有何不可？这样还可以断绝那些小人的蛊惑，陛下每天还可以有三次朝见太上皇的乐趣，陛下又有什么犹豫不决的呢？”李辅国见李亨依然没有反应，索性和盘托出了自己的想法，但他的建议却遭到了李亨的拒绝。“这样不可以，这不是住的远近的问题，如果让太上皇搬过来住，那会让太上皇感觉我在监视他。”“陛下……”“好了，这件事不用再商量了，也难得你一片忠心，但此事绝不可为，下去吧！”在李辅国依然不死心想继续劝说的时候，李亨果断地回绝了他。李辅国只好闷闷不乐地退了出来，他没想到皇帝陛下的态度竟然如此坚决，此刻他才意识到什么叫“疏不间亲”。不过李辅国并没有丧失信心，他坚信只要自己不放弃，就绝对会有机会。上元元年（760年）七月，李亨忽然病情加重。对于李辅国来讲，排斥太上皇的机会算是到来了，他首先凭借自己可以传达皇帝口谕的便利条件，假传皇帝口谕迎接太上皇到西苑游览。当李隆基和一行人走到睿武门时，李辅国带领五百名禁军士兵拦住李隆基的去路，然后气势汹汹地说道：“皇帝陛下因为兴庆宫潮湿狭窄，现在迎接太上皇迁居陛下所在的殿内。”已经是垂垂老者的李隆基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如此阵势了，所以在看到那些杀气腾腾的士兵后，差点从马上栽下来，幸好高力士一把抱住他。“李辅国！你怎么如此无理？”关键时刻还是高力士挺身而出，利用自己的威信，镇住当时的场面。历经诸多大场面的他，此刻十分明白，必须及时分化李辅国和这些士兵。“希望将士们都各自安生点！别忘了没有太上皇怎么会有当今陛下！”高力士的话语掷地有声，让在场的人全都为之一震，刹那间所有士兵全都跪倒在地口中高呼“万岁！”李辅国实在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的场景，他本以为在自己的指挥下，李隆基及随从人员一定会惊慌失措，但高力士的挺身而出，彻底打乱了李辅国事先的计划，所以一时间他在马上环顾左右似乎有些不知所措。“李辅国！将士们都已经跪下，你为什么还在马上不下来啊？”高力士的一声高喊，让李辅国打了一个激灵，随后他居然不自主地从马上下来，站在那里用一种胆怯的眼神看着高力士。“还不赶快过来，跟我一起牵着太上皇的马去西苑？”高力士并没有给李辅国思考的时间，就对他接着训斥。李辅国无奈之下，极不情愿地走到李隆基的马前，然后牵起绳子，和众人一同往西苑而去。高力士虽然在关键时刻稳定了剑拔弩张的局面，但那只是一种突袭手段，瞬间搞乱了李辅国的思绪。正所谓忽悠一时，忽悠不了一世，在前往西苑的路上，李辅国逐渐回过神来，他感觉刚才面对高力士咄咄逼人的气势，自己的反应实在有些白痴，现在自己居然还牵着李隆基的马，实在有些被人家卖了，还帮人家数钱的感觉。所以，一路之上他仔细盘算对策，现在看起来再想重新营造威逼的局面已经不可能，因为那些士兵已经俯首称臣，如果自己蛮干，恐怕还会有生命危险，所以想来想去他决定发挥自己的优势。“太上皇，西苑是皇家禁地，这里是不能留有太多佩带刀剑的士兵的。”刚刚到达西苑的门外时，李辅国停步转身对李隆基说道。“什么意思？”没等李隆基说话，高力士率先问道。“哎呀公公难道不知道此地吗？公公应该比我更熟悉这里啊？自我大唐开国以来，西苑重地除了你我这样的奴才和皇帝陛下指派的禁军士兵可以进入之外，任何人不得在此逗留！”李辅国的话明显带有挑衅的味道，这让高力士等众人听起来十分刺耳。然而李辅国并没放在眼里，继续说道：“所以我带来的这些士兵和保护太上皇前来的这些士兵都必须离开这里！不可坏了祖制！”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李辅国明显提高了声音，在他看来，只要使出这一招，所有人全都不能有任何异议。“好！太上皇绝不会背弃祖制，你把这些人都带走吧！”高力士满不在乎地说道。“嘿！这个是自然，不过依老奴看来，陈玄礼这么功勋卓著的将军，留在这里似乎会受到非议，就连公公你留在这里恐怕也有不妥吧！”李辅国明白，李隆基这些人都是曾经并肩战斗的功臣，他们和禁军有着非比寻常的关系，如果他们执意留在这里，那就是意欲图谋不轨。最关键的是，李辅国更加知道高力士和陈玄礼等人也是明白这一点的，所以他十分清楚只要自己这些话一出口，高力士等人一定会离开的。事实果然不出李辅国所料，在他说完后，高力士和陈玄礼等人全都默不作声，片刻之后还是高力士开口说道：“那就遵从祖制吧！”……高力士和陈玄礼以及众多李隆基的护卫亲兵就这样不得已地离开了西苑，在李辅国的安排下，李隆基住进了甘露殿，这座宫殿自从安史叛乱爆发以来久已无人居住，殿中萧瑟荒凉，不但所用器物不甚完备，而且灰尘遍地，四周长满杂草。李隆基当天进住后，直到傍晚才有几个老奴仆将他的随身衣物带来，他们见昔日威风八面的太上皇李隆基如今落到如此凄凉惨景，不禁潸然泪下。不过李隆基倒是比较乐观，他劝慰众人说道：“曾经住过的兴庆宫是我成就帝业的地方，我曾屡次让给皇帝，皇帝都不接受，今天搬到这里来，也是我希望的。”说完这句话后，李隆基低下头不再看众人，其实所有人全都明白，没有人比这个垂垂老者更能体会被冷落是什么滋味。上元二年（761年）四月五日，在度过了两年的凄凉生活后，李隆基在西苑的神龙殿走完了他七十八年的人生岁月，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对于这个拥有出色的前半生和糟糕后半生的皇帝而言，想要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似乎很困难，大唐帝国在他的手中达到辉煌的顶点，但他又亲手毁掉了自己创造的一切，最关键的是自此之后大唐帝国再也没能恢复元气，国运从此一落千丈。纵观李隆基的一生，是奋进与懈怠、自私与公正、好色与真爱、温情与冷酷的混合交织，而造成他这种特殊人生的原因，一方面是他的性格，另一方面是他的经历。在这里我不想过多地评价李隆基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因为这些东西早已经被人说烂了，我只想对他这个人，这个经历过普通人爱恨情仇的一代帝王进行分析。有人称颂他，有人诋毁他，但我要说，无论是称颂还是诋毁，事实上他一生的经历，都将“人”这种复杂动物身上的正义与邪恶、热情与冷漠、宽仁与残暴、坚持与妥协、刚强与软弱、愤怒与喜悦等种种二元矛盾的东西无限扩大化，让今天的人们透过他的一生，看到人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以及学会如何去重新认知自己。不可否认，李隆基是中国古代帝王中的佼佼者，但他同样具有普通人身上致命的弱点，所以他和千千万万的人一样，逃脱不了自己的宿命，那就是欲望无止境！普通人的欲壑难填，其所造成的危害只能是个人或者与之关联的少数人来为他埋单。但作为整个国家的掌舵者如果因扩张欲望而带来的危害，则会是整个国家来埋单，所以安史之乱的爆发就是李隆基所要面对的必然结果，而当这一刻来临之际，也宣告了李隆基一生苦心经营的一切瞬间被击碎，取而代之的是一片腥风血雨和王朝的崩溃。无论如何，大唐帝国在李隆基这里出现了拐点，而他自己也经历着常人无法理解的煎熬与难耐，这一切都是他在顺境中不可能也不愿意想到的。好了，关于李隆基，我们已经说了很多，最后我想用自己的方式来回顾和总结他的一生：皇权旁落，力挽狂澜。政敌频现，重拳掀翻。励精图治，再造辉煌。巅峰王朝，今忆波澜。多情才子，佳人相伴。温柔梦乡，悱恻缠绵。渔阳鼙鼓，天下惊变。马嵬坡下，肝肠寸断。凄凉晚景，无力回天。纵有壮志，情何以堪。雄风不再，图有伤悲。世事如梦，换了人间。联手李辅国运用其特有的手段，在不惊动李亨的情况下，成功地将太上皇李隆基移居到了西苑，如果站在李亨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这等于解除了自己的权力威胁。但正所谓作贼心虚，李辅国带兵离开西苑后，他自己回想今天所发生的一切，忽然感觉自己所做的一切可能有些过分。最关键的是，如果皇帝陛下知道这件事，会是个什么反应？越想越后怕的李辅国决定亲自面见皇帝，来个负荆请罪，但他同时也决定拉上自己掌控的禁军，一起去面见皇帝，这既是营造一种迫不得已的声势，也是一次示威之举。当李辅国率领众多禁军士兵身穿素服跪在李亨的面前时，李亨有些不知所措，他听完李辅国的汇报后并没有斥责他，相反却安慰他道：“南宫和西苑并没有什么不同，爱卿怕太上皇受小人的蛊惑，属于防微杜渐，是为江山社稷着想，不必担心朕会治罪。”话虽如此，李亨此时的心情其实极为矛盾，一方面他对李辅国在不惊动自己的情况下，成功变相“软禁”太上皇十分满意；但另一方面他似乎从这件事中看出了李辅国的专权，尤其是此刻他和禁军士兵跪在自己面前，表面看起来似乎是请罪，但李亨的不知所措恰恰证明了李辅国营造的这种气势让他内心很是不爽。但毕竟李辅国所做的达到了李亨的目的，这才是现在李亨最在意的，所以他并没有斥责李辅国，但并不等于李亨对李辅国没有忌惮之心，从后来宰相班子成员一再上疏请求限制李辅国，李亨也随即出手制约来看，李亨内心深处对这个奴才并不放心。从上元元年（760年）八月李亨突然病重起，李辅国便开始兴风作浪，冷落太上皇李隆基、打击宰相班子成员、并时不时地向李亨变相示威，这些事情做得不亦乐乎。不过李辅国并不是那种猛冲猛打的二杆子，在专权的那段日子里，他清楚地知道“权力”这个东西看似乎很诱人，但如果操纵不好会使自己陷入万丈深渊，最关键的是没有人能够永久地把握住权力。现在，李辅国决心要打破这个宿命，所以在李亨病重之际，他将目光瞄向了下一任皇帝——太子李豫。乾元元年（758年）十月，李俶被立为太子后，便改名为李豫。这些年来李豫忙着平叛，自建宁王李倓被杀后，他也极少参与宫内的事务。最初李豫是受李辅国排挤的，这是因为张良娣自己的儿子没有被立为太子，所以在李倓被杀后，她始终排挤李豫，而李辅国作为张皇后的盟友，始终支持这个有野心但没有手段的女人。直到李辅国成为兵部尚书，执掌禁军拥有兵权后，这种局面方才改变。当李辅国在朝中吆五喝六的时候，他始终密切注视着李亨的身体状况，以及未来接班人的走向。当看到李豫的太子地位很是稳固，未来很可能顺利接班的情况后，他瞬间改变了方向标，开始向李豫方面倾斜。而那个只可作为援手的张皇后，在渐渐失去利用价值后，即被李辅国无情地“抛弃”了。张皇后虽然没有什么手段，但
领导的革命党在黄花岗孤注一掷，革命基本上到了尾声，清廷主导的政治改革已经可以远远看到胜利的曙光，一个古老的中国即将实现华丽转身，在那个时代似乎已经没有人怀疑。难点：怎样剥离既得利益者在过去几年，近代史学界谈论最多的是改良最终没有跑赢革命，清廷主导的政治改革到了最关键时候，还是不期然验证了孙中山、革命党的预言：清廷主导的改革缺乏真诚，改革只是在糊弄人民。改革只是推迟了革命的爆发，但最终还是被革命超越。改革成了历史，革命则在等待中迎来了机会。研究者对于清末宪政改革的失败不无惋惜，但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场充满希望的改革归于失败？几乎所有研究者都注意到了宪政进入落实阶段的第一个举措，清廷发布的第一届责任内阁名单让社会各界，特别是让立宪党人跌破了眼镜，失去了信心。宪政本来就是在宪法框架下的权力分享，皇族、贵族在这个体制下如果还有功能的话，其实就是做一个模范的国民、合格的守法者、道德的示范者，此外，还可以是时尚引领者，唯独不能做的，就是从事政治的优先权、违法的豁免权。这是宪政国家皇族、贵族必须遵守的规则。然而，或许是因为中国立宪的步子走得太快了，或许因为新政治家的养成还有一段时间。总而言之，一个充满希望的1911年春天，竟然因皇族内阁名单弄得灰蒙蒙。十三个内阁成员竟有九个来自皇族或贵族，这是无论如何无法解释的失误。知错改错善莫大焉，假如朝廷在各地意见纷呈之际大胆纠正，像严复后来所说的那样，将袁世凯的责任内阁提前几个月，那么，皇族内阁引发的政治风波不过就是一段故事。然而，遗憾的是，自5月至10月，即便到了湖北新军，连同六个省的新军揭竿而起进行抗议，清廷主政者依然不为所动，不愿废黜皇族内阁，改建真正意义上的责任内阁。直到中央军——北洋六镇——滦州发难，清廷方然醒悟，下诏罪己，宣布罢黜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筹组新内阁。迟来的机会还是机会，这一个回合虽说让朝廷在信誉上损失巨大，但总算在关键时刻侥幸过关。研究者普遍注意到，袁世凯内阁建立，中国的宪政改革起死回生，机会重现。宪政剩下的唯一问题就是怎样将不完全选举的资政院改造成真正意义上的国会。按照预备立宪规划，资政院两百名议员有一半来自各省咨议局，他们是经过严格选举进入的。另有一半为钦定议员，他们由朝廷指定，分别来自实业、学界、皇族、贵族，以及中央各部院行政长官。实业、学界及各部院行政长官共五十二名交给各地重新选举问题不大，出问题的还是宗室王公世爵、满汉世爵、外藩王公世爵、宗室觉罗四十多人。这些人当然都属于大清江山的所有者，他们的祖上追随爱新觉罗家族打天下，在过去两百多年属于真正的既得利益者。打天下坐天下，在家天下时代天经地义无可怀疑，但到了宪政时代，哪怕这个宪政是君主立宪，皇族和贵族都不便继续享有家天下时代的老办法。南北议和从10月到12月，所争问题很多，但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皇族、贵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何以自处，他们究竟应该对政治承担怎样的角色？在立宪党人看来，所谓立宪政治，就是将包括皇帝在内的权力放到笼子里。在立宪框架里，根本就不再有皇权之外的特权。然而在皇族、贵族看来，他们之所以斤斤于权力，并不在于权力，他们是要通过对权力的垄断保证大清王朝不变色。我们无法断定皇族、贵族的真诚或虚伪，但我们知道，皇族、贵族的坚持，终于使君主立宪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不得已，立宪党人、革命党人、新军将领达成妥协，终结帝制，转向共和，以国体的变更消解君宪的压力，既得利益者最终还是向隅而泣，成为历史的陈迹，中国却由此前进了一大步。近代中国走过的路，为未来中国留下丰厚的思想遗产，随着实践演变，我们对近代中国的解读一定越来越接近真相，一定越来越精彩。大变革时代——缘起、动力及方向1860年，中国在经历了两百年闭目塞听、二十年两次鸦片战争打击后，痛定思痛，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历程。仅仅用了三十年时间，中国就大致重建辉煌，恢复了中华帝国惯有威风。所谓“同光中兴”，绝不是浪得虚名，而有实实在在业绩作支撑：经济总量世界第二，亚洲第一；军事力量世界第六，亚洲第一。这都不是中国人自己瞎吹，而是外国人实实在在的研究。然而，让中国人无论如何没有预料到的是，一个偶然的局部冲突，竟然将三十年增长真相大起底，中国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政治周期，进入一个“大变革时代”。本末与体用中国三十年增长不敌同时期的东邻小国日本，这让长时期以老大自居的中国很没有面子。中国人在此之前最为自信的是道路选择，“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被奉为那个时代不可更易的圭臬。现在，日本人用事实证明“中体西用”可爱不可用，于是绝大多数中国人不加分析将甲午战败责任归结为只变其末不变其本的“中体西用”。于是乎，中国在1895年不期然改变先前几十年发展方略，转身向东，追随日本，维新、新政、君宪、宪政，再君宪，不一而足。至1915年短短二十年，中国走完日本半个多世纪走过的路。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说清中国1895年转身向东是好还是坏。假如我们不是采纳“线性进化论”去看待历史发展，我们应该承认中国在1895年放弃“中体西用”发展路径非常可惜，因为回望过去三十年，中国并不是真的只变其末不变其本，并没有完全拒绝外来好东西，更没有坚守传统坏东西，中国在政治架构、思想文化等方面学习西方不少，短短三十年，中国在吃穿住行生老病死等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假如中国不因甲午战争中断发展路径，中国沿着“中体西用”既定方针继续往前走，再过二十年，到1915年，中国也应该能够一步一个台阶走上类似日本的路，在政治上有改进有所进步，而且可以减少甲午、戊戌、庚子那样的大动荡。然而，为什么经过一场并非毁灭性的局部战争，中国人就集体无意识转向，不再认同三十年举国共识了呢？这里面的原因肯定不止一端，但大致上说，不外乎先前没有从理论上说明洋务新政“中体西用”道路选择的历史依据和所要达成的目标。三十年洋务新政确实是闷头发财“追求富强”，就是要缩短中国与西方的差距。这是对的。近代中国全部问题，其实就是农业文明的中国怎样添加一个工业文明。这是传统中国不曾有的，无论怎样快速增长都不过分。问题在于，就像严复后来所意识到的那样，不论是西方文明，还是中国文明，都有本有末，有体有用，不存在只要其末其用，而不要其体其本的情形。中国在末与用增长的同时应该清楚，本与体是中国不可回避的问题，中国在获得经济快速增长后，一定能够发生全方位的渐变，一定能够建设一个与世界一致而又别致的新国家。假如中国在1895年前弄清这些道理，中国理所当然可以自信已有的道路选择。维新与变法中国是一个知耻而后勇的民族。甲午战败让中国人迅速觉醒，先前争论十多年的问题因战败而不再争论，清政府迅即释放社会，新式报刊杂志、社会组织仿佛在一夜之间如雨后春笋遍及全国；各地官绅主导的地方自治试验，也在1895年之后迅速展开，做得比较好的如湖南，短短几年时间就取得了相当成绩。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根据《马关条约》约束，“日本臣民”有权到中国自由办厂，享有进出口优惠。根据列强与中国政府多年前达成的条约体制，中日之间双边约定转化为多边受益，各国资本参照日本臣民的例子，大规模投资中国。中国真正向外国资本打开了大门，迎来了经济建设一轮新高潮。外国资本自由进入中国，当然有利润考量，这就是列宁所说的资本输出。不过对于当时中国而言，积极意义不应低估，先前无法修建的铁路，无法开采的矿产资源，都在1895年后很短时间内启动，这里面主要的就是外国资本的驱动。对于外国资本，中国政府在那个时候持积极欢迎的态度，对于外国资本在中国所遇到的困难，中国政府也积极给予解决。但是，由于旧的行政体制、观念约束，中国政府在很多问题上也有难处。比如，各国对华投资贸易急剧扩大，他们急需在中国沿海建立自己的基地。但是，中国碍于各方面原因，有心无力，理性觉得可以接受这样的要求，但实际上又不敢将土地以租借方式划给外国资本使用。正像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具有疯狂的本能，只要有值得它疯狂的冲动。马克思的母国德国政府自恃在“三国干涉还辽”中有恩于中国，因而希望中国政府为德国资本找到一个“煤栈”，以方便德国远洋货轮。但是，德国人性子太急了，无法容忍中国的行政官僚主义。1897年底，德国人借着巨野教案一举武力占领胶州湾，引爆了中国社会内部深厚的民族主义情绪。胶州湾外交危机阻断了中国正在进行的渐进维新，使中国人觉得中国如果不变法，不进行系统的政治体制变革，中国就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上立足，就不可能获得尊严。于是转过年，尤其是稳健政治家恭亲王奕不幸去世，中国的政治变革迅即展开。这就是1898年“百日维新”。过去很长时间，我们一直以为百日维新太激进了，是失败的根源。其实，按照现在的研究，百日维新与稍后相比一点都不激进，百日维新失败另有原因在，那就是康有为等人凭借超人想象以为朝廷中有个冥顽不化的守旧派。为了改革，他们不惜以暴力去化解非暴力政治的变革阻力。不幸，消息走漏，出师未捷身先死，六君子被杀，康有为、梁启超等仓皇出逃。以后来的观点回望1898年政治变革，我们相信那时各派都期望中国更好，而不是更坏。康有为怀疑朝廷有个守旧派，其实，在很多时候，适度守旧并非一件坏事。新政、宪政与君宪从维新到变法，改革的动力就是为了中国更好，只是机缘巧合，中国不是做得更好，而是更糟。1898年秋天政治逆转改变了中国发展方向，先前几年对外部世界的坦然被种种忧虑所替代。而且，1895年之后外国资本大规模、无限度进入也确实衍生许多问题，大开发，大开挖，确实让相当一部分农民流离失所。战争在未来可预见的时间不会发生了，政府也就大胆遣散了军队。这些离开土地的军人虽说本质上就是农民，但他们已经没有办法重新回到土地，他们在城乡之间流浪、游走。到了1900年春天，终于在华北爆发了大规模冲突，导致八国联军进中国。义和团战争、八国联军进中国，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中国政府在列强要求下必须进行政治改革，必须在观念上与世界一致，所以《辛丑条约》签订前后，中国开始了新一轮政治变革，以地方自治、司法独立、新教育发展为主要内容。应该说，1901年开始的新政尽管存在许多问题，但其在中国政治上的积极意义不应低估。1901年新政触及到了政治改革，但是这场改革依然局限于政治的末节，并非制度根本，因此等到1904年日俄战争，中国官绅眼见着日本在不到十年时间相继打败欧亚大陆两个庞大帝国，真的是不寒而栗，惊慌失措。中国究竟应该向何处去？又一次摆在了中国人面前。1905年，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关键。在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看来，清政府已毫无希望，中国人应该像俄国人那样觉醒，那样革命，推翻清廷，重建中国。日本在日俄战争的胜利，俄国紧接着发生的变革，深深影响了革命党人。流亡在全世界的中国革命党人在那一年汇聚东京，朝圣般地学习日本，发誓改变中国，不惜代价。革命高潮，日本的胜利，俄国的变革，也在影响清政府。在家天下体制下，也不能说清廷统治者对未来前途不考虑。形势比人强。清廷派出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翌年秋，以宪政为主导的政治变革迅速推进。应该承认，中国人自从甲午战后开始探索，直至终于承认君主立宪是适合中国的政治选择。君主立宪就是宪政，就是将君主的权力用宪法去约束。1908年，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明确了这些原则，按照规划，经过九年时间逐年筹备，一个与东西洋各立宪国大致一致的政治架构就会从蓝图变成现实。遗憾的是，《钦定宪法大纲》颁布当年，强势领导人光绪帝、慈禧太后在一天之中相继去世，接替他们的是摄政王和隆裕太后。如果仅从年龄上说，摄政王、隆裕太后组合比慈禧太后当年与恭亲王搭档的叔嫂组合还年长，但在任何人看来，摄政王、隆裕太后这个组合都是一个弱势班底。弱势班底没有办法掌控政治变革的大局，很快摄政王被迫同意立宪党人缩短立宪年限的要求。这不仅破坏了“计划政治”的约定与规则，为后来的变数开了一个先例，而且使复杂的政治变革变成了儿戏，既然九年立宪的约定可以缩短，那么为什么不能立即立宪呢？弱势的摄政王叔嫂组合没有办法回应立宪党人的要求，也没有办法掌控皇族和满洲贵族。1911年，当政治改革如火如荼进行之际，原本值得庆贺的第一届责任内阁，竟然被弄成了皇族内阁、亲贵内阁。知错就改善莫大焉。问题在于，摄政王并不认为皇族内阁以及稍后的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错了，所以全国混乱僵持了大半年，直至四川总督府门前流血，直至湖北新军发难，方才有机会打破僵持。按理说，南北和谈仍给清廷留有机会，但是僵持到最后，满洲贵族依然在权力分享上不愿继续妥协。国体变更，走向共和，成为1911年底中国唯一的政治选择，清帝退位，创建民国，两千年的帝制竟然如此轻松成为过去。然而，两千年的帝制确实不是那么容易结束，一个全新的共和制度也不是那样容易确立。但在经历了共和之后重回帝制，更是死路一条。所以等到袁世凯复辟帝制，短短一百天，就将自己送上了绝路。袁世凯帝制复辟引起了中国知识人沉痛反省。1915年，陈独秀等人发现，如果不能建构一个新的思想文化基础，中国就不可能真正走向现代。于是，陈独秀等人创办《新青年》，一个全新时代就此开始。1895—1915年这二十年，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历史三峡”的一段。二十年大变革浓缩了中国历史几千年，其中的经验、教训，至今仍值得细细思索，认真总结。章太炎与新史学中国士大夫向来有立言传世的传统，但千百年来却没有几部精心建构体系的精致之作，更没有制造思想体系学术范式的野心和尝试，即便学术成就如郑玄，如韩愈，如二程，如朱熹，他们留给后世的大都是感想是随笔，稍有建构体系野心的如刘勰、如刘知几、如章学诚，也不过比郑玄、韩愈等略强些，留有《文心雕龙》、《史通》和《文史通义》等。直到近代，到章炳麟出，方才出现构建体系营造范式的野心，其代表作就是那部影响深远的《訄书》。章炳麟生于1869年，卒于1936年，浙江余杭人，初名学乘，字枚叔，后因仰慕明末清初大学者顾炎武为人，改名绛，号太炎。章氏家族有着几百年的发展，积累了一定的家业，所以章炳麟的童年过着比较优越的生活，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初有他的外祖父引领他阅读传统典籍，后因其患有癫痫而与科举考试绝缘，得以自由阅读，较之同时代同龄人整天忙于科举考试无疑学到了许多不一样的东西，这对他后来的学术发展意义巨大。稍后，学有所成的章炳麟遵从乃父遗命拜大学问家俞樾为师，入诂经精舍，在那里他又潜心攻读了七八年之久，等到1897年离开诂经精舍步入社会，章炳麟28岁，已经实打实地下过二十多年苦功夫，而且不带任何功利目的，这是同时代甚至易代学者都很难具备的条件和机遇。由于在诂经精舍的日子里就与东南半壁学术界多有交往，结识一批学术界大佬或新秀，章炳麟的学问和识见也在业内早有传闻，所以他步入江湖的第一站就是到梁启超主持的《时务报》做
“仙人引路”。晋宏逵：太和殿一共八条戗脊76，上面有八组脊兽。每组里面的前几个脊兽没有什么奇怪的，但由于它是全国等级最高的建筑，所以它上面的脊兽用到了十个。全国其他任何一个地方的最高建筑，脊兽只有九个。每组中的第十个脊兽，在全国只有故宫才有。王鲁湘：在全世界也只有这八组。所以你别看它是一个普通的琉璃件，从唯一性来说也是价值连城的。晋宏逵：而且它的形象很奇怪：形似猴，却背生双翼，手持金刚宝杵。王鲁湘：它应该叫什么名字？晋宏逵：文献上也没有确切的记载，在文字上是写成“行什”，似乎就是个排行，也有人说是雷公。王鲁湘：应该是雷公。古艺犹存从明永乐到清乾隆，紫禁城历经三百多年的修建与修缮，终于成就了今天展现在世人眼前的模样。百年大修，从古建筑本身的修护，到附着其上的古老技艺的传承，不仅是对物质文化遗产的修缮和保护，更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和抢救。只有把这些都做好，这份遗产才称得上完整、真实。千百年来，中国古典建筑的古老技艺和工程方法一直沿用至今。我们今天在大修中运用的工艺和600年前明朝工匠的手法并无二致。李永革77：故宫在古建传统工艺技术的传承方面做得还是比较好的，这套班底是从五十年代初建立的。我们以前有一个副院长，叫单士元，老先生对这方面非常重视，五十年代初就把这些行业中身怀绝技的十位著名老匠人请到故宫，号称“十老”。现在故宫里四五十岁的这些匠人，基本上属于“十老”的第三代了，但这些人都是受过真传的。现在我们这还有祖孙三代都在故宫工作的人。故宫传统工艺中最奇妙的就是彩画。故宫里的彩画应该说是全国等级最高的彩画。画彩画在过去有个行话，叫“高彩匠”，这个画法和在纸上画是不一样的。比如在建筑上画一个人物，和在纸上画比例就不一样。一般画一个人物，头部的比例大约占人体的七分之一，但在高处画一个人物的话，他的头部就占六分之一，因为人是仰视。倦勤斋屋顶通景画局部倦勤斋屋顶通景画细部位于宁寿宫最北端的倦勤斋室内装饰修复，是此次大修工程的一个重点、难点。倦勤斋修建于乾隆年间，为了让自己归政后有个娱乐休闲的好去处，乾隆帝对倦勤斋的内饰设计可谓煞费苦心。其中最令人叫绝的是屋顶上的一幅通景画，它融西洋透视技法和中国绘画装潢技术于一身，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宝。王鲁湘：让我感到特别惊讶的是，这个内饰设计走近的时候看，画的全是一朵一朵的紫藤花。一开始看是平面的，没怎么在意，然后我往乾隆看戏的宝座上一坐，再仰头一看，当时就腾地一下站起来了。天顶上那些紫藤好像全垂下来了，它给人一种非常强烈的视觉上的幻觉。晋宏逵：它那藤萝花不是圆的，不是一团一团的，而是有透视的。它的各个方向都和人的视觉相适应，朝着不同的方向展开。王鲁湘：但是我一坐下，就全都变成垂直的了。晋宏逵：这因为这个画就是为这个位置设计的，所以在这个位置上看就是垂直的。通景画的修复工作完全按照传统工艺流程进行，整个过程共花费了近百道工序。如此大面积的画面修缮对于故宫的专家们来说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为此，美国世界文物保护基金会特意选派专家进行技术支援。历时一年多的努力之后，通景画的修复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故宫此次大修与以往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采用了国际上最先进、最成熟的古建及文物修复技术，并且通过多次试验，大胆地采用了一些以前从未使用的新材料、新技术和新工艺，以确保修缮过的建筑得以长久地保存。李永革：以前的传统工艺缺乏一些数据方面的规定，完全是凭经验，像油的熬制、灰的配比、油漆的颜色，以前全是凭经验搭配和运用。这次我们通过现代的一些检测手段进行检测，然后科学地进行修复。另外，这次我们和外边的一些科研部门也进行了大量的合作。像屋面、苫背，以前的修复就是凭经验一遍一遍地往上上灰背，这次我们通过和科研部门合作，对灰背的抗滑移也做了检测工作，保证修出来后万无一失。曾经的故宫，庞大而神秘，甚至还有点儿老朽。几十年过去，这个古老的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然而，这些对故宫实在算不上什么。她依然安详地端坐在北京城的正中，沿着那条中轴线一路向南，黄河、淮河、长江、珠江，一眼望穿，笑看风云。如今的故宫，正在技师和工匠们的手中，正酝酿着新一轮的胎动……试看天下英雄，谁主神州沉浮！在被征服者是先进民族，而征服者却处于半开化状态的情形下，就像北方民族侵入罗马帝国，或蒙古族入主中华帝国时那样，野蛮人通过军事征服所赢得的权力，能使之与被征服的文明民族达到同等水平，并共同向前发展，直到被对方同化为止。一方拥有实力，另一方拥有智力；前者需要被征服者的知识和技艺，后者则羡慕征服者的权力。于是，野蛮人将文明人请入他们的宫廷，文明人则向野蛮人开放了自己的学校。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第330页1644年明朝的灭亡和清朝的勃兴，是中国历史上所有改朝换代事件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幕。虽然明朝皇帝于北京皇宫后的煤山自杀仅六星期后，清军便占领了紫禁城，但明清两朝的嬗替，决非一次突如其来的事变。无论是我们现在所持的公正观点，还是当时在明朝臣民和清朝征服者中流行的观点，都承认1644年的事变，肯定是17世纪明朝商业经济萎缩、社会秩序崩溃、清朝政权日益强大这一漫长进程的组成部分。对当今的历史学家们来说，明朝末叶中国与世界货币体系的关系是相当清晰的。由于国际收支经常出现有利于中国工商业的赤字，白银从全世界源源流入中国。中国，自罗马时代以来便是欧洲货币的归宿，17世纪通过与西属菲律宾的贸易，又成了美洲白银的主要吸收者。西属美洲所产白银，有20％被西班牙大帆船直接运过太平洋到达马尼拉，然后运往中国购买丝绸和瓷器。还有一部分美洲白银，通过中亚贸易到达俄国的布哈拉，然后间接转入中国。美洲新大陆出产的贵金属，有一半之多经上述渠道流入中国。加上每年来自日本的15万到18.7万公斤白银，在17世纪的前30多年中，每年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约达25万至26.5万公斤。1620年至1660年间，欧洲市场爆发了贸易危机，以西班牙的塞维利亚为中心的世界贸易体系遭到沉重打击。中国尽管与欧洲相距遥远，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严重影响。在17世纪20年代欧洲贸易衰退之前，停泊于马尼拉的中国商船每年多达41艘，到1629年便降为6艘，加之当时与中亚贸易的萎缩，新大陆输入中国的白银便大大减少了。17世纪30年代，白银又开始大量流入中国。西属新大陆的白银又从海上源源运至马尼拉，大量日本白银被澳门人带到了广州，而更多的白银则从印度的果阿经马六甲海峡流入澳门。但不久，即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白银流通再次被严重阻断，而此刻正值长江下游地区高度商品化的经济急需更多白银以对付通货膨胀之时。1634年后，菲力浦四世采取措施限制船只从阿卡普尔科出口；1639年冬，许多中国商人在马尼拉遭到西班牙人和土著人的屠杀；1640年，日本断绝了与澳门的所有贸易往来；1641年，马六甲落入荷兰人手中，果阿与澳门的联系也被切断。中国的白银进口量骤然跌落。明朝末年日益恶化的通货膨胀，可能正是白银进口长期不足的严重后果之一——在长江三角洲等人口稠密地区，通货膨胀导致谷价暴涨，给当地城镇居民带来了极大灾难。在1635年至1640年白银进口量骤减期间，那些主要以养蚕为生的人们处境更艰难了。由于国际丝绸贸易萎缩，浙江北部的湖州等丝绸产地迅速衰落。与此同时，天灾和疾疫又一起袭来。从1626年到1640年，罕见的自然灾害席卷中国大地，严重的干旱和洪涝接踵而至。接连不断的饥荒，伴随着蝗灾和天花，导致人口大量死亡。经过这场浩劫，晚明的人口总数大幅度下降。有的学者甚至提出，从1585年到1645年，中国人口可能减少了40％。不管怎样，中国人口的严重下降，恰恰与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同时发生。仅这一点便足以使历史学家们相信，中国也被卷入了17世纪那场困扰着地中海世界的普遍危机。明朝后期，许多亲身经历了那次通货膨胀的人们认为，当时的经济困难主要是由经济的货币化引起的。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人们普遍对社会经济的商业化感到不满，而对一二百年前尚未如此多地卷入商品市场时的那种更具自给自足性质的简朴生活倍加推崇。一部修于17世纪初的地方志，曾将弘治朝（1488—1505）宁静的道德与经济生活，同嘉靖朝（1522—1566）社会的混乱与瓦解进行了对比：前者田宅丰裕，林木遍野，村舍安宁，盗贼匿迹；后者则财产频繁易主，物价不稳，贫富分化，市场繁杂混乱。进入17世纪后，情况更加恶化。人民大量破产，十室九贫；少数豪富，依财仗势，奴役穷人；天地之间，金钱似乎支配着一切。也有人认为明末的经济衰退，是由于制度的破坏导致了整个社会秩序的崩溃。按明朝旧制，田赋由里甲乡官征收，军饷由自给自足的世袭军户承担，丁役则通过征发徭役或由列名匠籍的世袭匠户提供。这种制度的运转，依赖于中央政府维持有效的户口登记和赋役分派程序的能力。然而，经济的货币化，都城迁至远离长江三角洲主要产粮区的北京，以及中央官僚机构缺乏合理程序以维持理想的、自治的社会组织单位，全都促使这一制度日趋瓦解。例如，官僚和贵族靠朝廷俸禄为生。明初建都南京时，俸禄按稻米若干斗计算；都城北迁后，原来的实物俸禄改以货币支付。起初是纸币，后来是布帛，最后是白银。兑换比率以当时谷价为准。此后两个世纪，谷价不断上涨，而以银两计算的俸禄则保持着相对的稳定。到1629年，朝廷每年向在朝的官僚、贵族（仅在京城的就多达4万人左右）发放的俸禄，只有15万两，不到国家财政预算的1％。这点儿俸禄当然少得可怜，所以，各级官吏不得不通过贪污受贿等非法途径获取额外收入，以维持生活。1643年，崇祯帝决定检查一下军队供给系统的可靠性，遂遣人暗中查核拨给兵部的4万两军饷究竟有多少发到了驻守辽东的士兵手中。结果他得到的报告是：全部军饷均未到达目的地，都在下发过程中无影无踪了。许多大臣认为，正是明朝皇帝，而不是别人，应该对此负责。尤其是万历皇帝（1573—1619年在位），屡次公私不分，挪用政府开支修建宫室，并允许主管其膳食的官吏从所有花费中照例扣除20％作为酬金，而不问他们在其他方面榨取了多少油水。尽管万历皇帝特别昏庸和不负责任，但他也不过是在紫禁城内豢养着一大群奴仆的明朝诸位皇帝中的一个而已。17世纪初，北京皇宫中有3000名宫女和近两万名宦官。这些宦官要照料后妃的生活，但这只是其全部职责中的一小部分。作为皇上的私人奴仆，他们支配着由12监组成的庞大机构，控制朝廷的税收与国库，管理由国家垄断经营的盐业和铜业，征收皇庄土地的田租（有一个时期，皇庄田土占全国私人田产总数的1/7，京畿8个州、府的大部分土地，都归皇庄所有），统辖护卫京师的禁军，并组成一个完全脱离正常司法系统，拥有逮捕、审讯乃至处决之全权的秘密警察机构（即令人闻风丧胆的东厂）。明朝皇帝以宦官为左膀右臂，致使宦官数量遽增，逐渐超出了朝廷的供养能力。他们在宫内贪污受贿的机会无穷无尽；及至明末，一些宦官机构终因朝廷无法承受这一巨大财政负担而被撤销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明末的宦官经常以钦派税监之身份，在商税、关税等固定税收之外，进行额外搜刮，但他们仍不能养活自己。1618年，尽管为应边关紧急而加天下田赋，户部仍然只侥幸收到210万两应收税银的70％。部分地靠国库帑银填充的皇帝私囊，情形也不佳。有一段可能发生在1643年的宫内轶事，虽有点儿滑稽，却恰当地反映了当时内廷府库虚竭的情况。这年秋季，崇祯帝打算清点其宝库。守门人被传唤后，却一再推脱说找不到启门的钥匙。最后，巨大的宝库还是打开了，只见室内空空如也，唯有一只小红箱，盛着几张早已褪色的收条。宦官不仅是个明显的财政负担，对大众来说，他们还是晚明许多皇帝与外朝大臣隔绝的象征。作为内廷与外部世界的媒介，掌印太监们不久便承担了向皇上传递外朝大臣的奏章的责任，并为皇上起草诏书和敕令。于是，皇上便无须亲自处理日常事务了。由于在明初，太祖（洪武皇帝）、成祖（永乐皇帝）等都利用私人特务来强化对朝廷的控制，宦官的势力遂不断增长，致使明朝后期的皇帝反而失去了控制大臣的能力与权威，有时甚至沦为专权宦官的傀儡，而几乎完全见不到其他大臣。从1469年到1497年，没有举行过一次朝会。进入16世纪后，世宗（嘉靖皇帝）和神宗（万历皇帝）都仅仅主持过一次各部大臣参加的朝会。于是，那些从未见过皇上——那个深居宫中的幽灵——的大臣们必然会失去对他的信赖。为了实现自己的意志，他们便与某个掌印太监结成联盟，或组成他们自己的非正式的（和非法的）政治集团，以推行自己的主张。由科举制派生而来的政治庇护的惯例，进一步加深了这种派系活动。至17世纪20年代，朝廷终于出现了深刻裂痕，爆发了一场政治清洗，以及东林党等文人士大夫集团同专权宦官魏忠贤之阉党间的残酷党争。由于派系活动的影响，甚至细小的分歧也会激起轩然大波，而结果常常是双方僵持不决。在这种经济和政治形势下，明王朝的社会结构开始瓦解。到崇祯年间（1628—1644），大量饥民涌进城市，以乞讨或偷盗为生；中原农村一片荒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在这些年中，穷苦人民的不满日益增长，士大夫们也因贫富之间不断增强的敌意而大为震惊。当时流传的一首民谣生动地唱道：老天爷，你年纪大，耳又聋来眼又花。你看不见人，也听不见话。吃斋念佛的活活饿死，杀人放火的享受荣华。老天爷，你不会做天，你塌了吧！。此外，公用事业也崩溃了。1629年，朝廷为缩减开支，将驿递系统砍去了30％，结果导致了通信的中断，各官府不得不自己出钱雇人传递文书。由于驿站大量空缺，王朝的“血脉”严重阻塞，1630年以后，地方官府甚至不能肯定他们的奏章最后能否送达京师。整个30年代，全国各地由私人经营的公用事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其中包括消防、公共工程、水利、慈善、赈济等，甚至还包括公共法律与社会秩序的维护。一些谨慎的地方官出钱雇人组建私人武装，许多乡绅也纷纷训练他们自己的“乡兵”，用以自保。因为门外的敌人可能是造反的农民，也可能是朝廷的兵将。1636年，明将左良玉率三万军队入湖北追剿张献忠，当地居民为保护妻女的贞操和自己的性命，纷纷逃入山寨。至1642和1643年间左良玉倒戈反明时，江南人民感到他的军队比起义军更为可怕。无论是为皇帝而战，还是和农民军一起致力于推翻明朝的统治，像左良玉部这样的军队始终代表着明朝最后几十年间那些不受约束的军阀势力的一般活动方式。于是，稳定的社会组织逐渐让位于游动的军事政权。最后，一个早已被它无法控制的社会力量所击溃的王朝，便被推翻了。1645年，即清军占领北京的第二年，摄政王多尔衮对明朝的灭亡作了中肯的评述：崇祯皇帝也是好的，只是武官虚功冒赏，文官贪赃坏法，所以把天下失了。清朝统治者最终夺取了崇祯帝及其祖先的天
居民-社区-遗产”间身份认同感，使文化遗产进一步融入居民生活，成为提升生活质量的重要推动力。北京建筑大学建筑遗产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北京长城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汤羽扬发表题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之‘北京经验’”的主旨演讲。她对近五年来北京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方法、路径作了介绍，通过数据呈现的方式对北京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良好发展态势进行了论证。“北京已形成了具有‘多元主体、多元价值、多元资金’的特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她提出了对遗产价值阐释、区域自然与文化生态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进行持续研究的建议，指出应以此为基础，在遗产制度和保护机制角度，针对“可信性”“有效性”“能力建设”“交流”和“社区”进行综合提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曼谷办事处项目干事JuliaKim-Davies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遗产保护奖中国获奖项目进行了回顾。她指出，伴随着世界遗产保护理念的发展和方法的更新，中国遗产保护项目呈现多样化和综合化的趋势，尤其是在遗产地背景下的创新设计，其既论证了基础设施保护对于遗产本体可持续性的重要作用，也展现了传统智慧在应对环境可持续性方面挑战的特定价值。近人治学，都知注重材料与方法。但做学问，当知先应有一番意义。意义不同，则所采用之材料与其运用材料之方法，亦将随而不同。即如历史，材料无穷，若使治史者没有先决定一番意义，专一注重在方法上，专用一套方法来驾驭此无穷之材料，将使历史研究漫无止境，而亦更无意义可言。黄茅白苇，一望皆是，虽是材料不同，而实使人不免有陈陈相因之感。此书乃汇集八次讲演而成。在一九六一年，香港某一学术机构，邀我去作讲演。历史研究法之大总题，乃由此机构所决定。我则在此讲题下，先决定一研究历史之意义，然后再从此一意义来讲研究方法。故我此书，实可另赋一名曰中国历史文化大义。研究历史，所最应注意者，乃为在此历史背后所蕴藏而完成之文化。历史乃其外表，文化则是其内容。本此主要意义而分本讲演为八题。最先是讲如何研究通史，最后是讲如何研究文化史。其实文化史必然是一部通史，而一部通史，则最好应以文化为其主要内容。其间更分政治、社会、经济、学术、人物与地理之六分题，每一分题，各有其主要内容，而以文化为其共通对象与共通骨干。每一分题，在其共通对象文化大体系之下，各自地位不同，分量不同，其所应着重之材料与其研究方法亦随而不同。读者勿忘我此八番讲演之主要意义所在，自将可见我此所讲，语语有本源来处，亦语语有归宿去处。此一讲演集，先由我一学生叶龙君记录讲辞，再由我整理润饰。一九六一年底，曾在香港出版。惟初版后未再付印。此版乃是在台之第一版，内容一如初版，只在不关紧要之文字上稍有些少之改动。因初版并未有序，此版特为增入，以稔读者。一九六九年四月钱穆自识于台北外双溪之素书楼附识：此书多年绝版，今整理重印，略有增润。并附录早年两文：《略论治史方法》、《历史教育几点流行的误解》于后。一九八七年双十节钱穆自识于台北士林外双溪之素书楼时年九十有三第一讲如何研究通史一本书总讲题是如何研究中国史。这是第一讲，讲题《如何研究中国通史》。但讲这一题目，容易流于空泛肤浅。请诸位原谅。让我首先问为何要研究中国史？简单回答：“中国人当知道些中国史”。这是一项极普通极基本的道理，我们应当承认。昨天报载美国前总统杜鲁门发表谈话，主张美国青年应多知道些美国史。同样，每一个国家的公民都应该知道些关于他们自己本国的历史，中国人应该知道些中国史。中国史讲的中国人之本原和来历，我们知道了中国史，才算知道了中国人，知道了中国人之真实性与可能性，特异性与优良性。我们也可说，知道了中国史才算知道了我们各自的自己。譬如我们认识一位朋友，总不能单在他的高矮肥瘦上去认识，当然该知道一些他以往的历史，如他的姓名、籍贯、学历、性情、才干等，我们才算是知道认识了此朋友。我们是中国人，只有在中国史里来认识我们自己。不仅要认识我们的以往，并要认识我们的将来。若非研究历史，即无从得此认识。二历史有其特殊性、变异性与传统性。研究历史首先要注意的便是其特殊性。我们以往的传统，与其他民族有变有异，有自己的特殊性。没有特殊性，就不成为历史。如果世界上一切国家民族，都没有其相互间的个别特殊性，只是混同一色，那就只需要，亦只可能，有一部人类史或世界史便概括尽了。更不须，也不能，再有各国国别史之分。其次，历史必然有其变异性。历史常在变动中进展。没有变，不成为历史。我们读小说，常见说：“有事话长，无事话短。”所谓有事即是有变。无变就不见有事。年年月月，大家都是千篇一律过日子，没有什么变动，此等日常人生便写不进历史。历史之必具变异性，正与其必具特殊性。我们再把此二者，即特殊性和变异性加在一起，就成为历史之传统性。我们研究历史，首先就当知道历史的三种特性。现在再讲中国史和西洋史有何不同。据我个人意见，至少西洋史是可分割的，可以把历史上每一个时期划断。如希腊史和罗马史，两者间就显可划分。以下是他们的中古时期，这又是一个全新的时期，与以前不同。此下则是他们的近代史，现代国家兴起，又是另一段落了。如此划分开来，各有起讫。而中国史则是先后相承不可分割的，五千年一贯下来，永远是一部中国史，通体是一部中国史。战国以后有秦汉，决不能和西方之希腊以后有罗马相比。这显然见得双方历史互有不同，此即是我上面所指述的历史之特殊性。但此处当注意者，我们只可说，西洋史可分割，中国史不可分割，却不能说中国历史没有变动性。我们只能说，西方历史的变动比较显而在外，使人易见。中国历史的变动，却隐而在内，使人不易觉察。我常说，西洋历史如一本剧，中国历史像一首诗。诗之衔接，一句句地连续下去，中间并非没有变，但一首诗总是浑涵一气，和戏剧有不同。三诸位研究历史，首当注意变。其实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变，治史所以明变。简言之，这一时期的历史和前一时期不同，其前后之相异处即是变。因此乃有所谓历史时代。历史时代之划分，即划分在其变上。如果没有变，便无时代可分。我们当知，并非先有了各个时代，才有这各个时代的历史。乃是先有了这一段历史，才照此历史来划分为各时代。时代只是历史的影子，乃由历史中照映出时代。无时代之变，便无历史可写。如在先史以前，人类存在，已不知其经过了几十万年。但其间变动少，便亦无许多时代可分，亦无详细历史可写。于是便成为我们对这一时段历史之所知少。实因这一段历史自身之变动少，人类进步迟缓，故无事变可言时代可分。浅言作譬，如一人，只是生老病死，只是温饱度日。在其人生过程中，无特殊性，无变异性，其人之一生，便亦无历史可言。西洋史总分上古、中古和近代三时期。上古史指的是希腊和罗马时期，中古史指的是封建时期，近代史指的是现代国家兴起以后。但中国人讲历史常据朝代分，称之为断代史。如先秦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宋辽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等。因此有人说中国史只是一部帝王家谱，乃把王朝兴亡来划分时代。李家做了皇帝就名唐史，朱家做了皇帝就称明史，此说实甚不然。一个统一王朝之兴起，其政府规模可以维持数百年之久，在这一时期中变动比较少。突然这一王朝崩溃了，另一新王朝起而代之，当然在这两朝代之间历史会起大变动，所以把断代史来划分时期，就中国历史言，可以说是一种自然划分，并无很大不妥当处。若我们必要比照西洋史分法，则中国的上古史当断在战国末年。秦以下，郡县政治大一统局面开始，便该是中国的中古史了。但这与西方的中古时期不同。大体说来，西方中古时期是一段黑暗时期，而中国汉唐时代，政治社会各方面甚多进步。不仅不比我们的上古史逊色，又且有许多处驾而上之。我们也可将秦代起至清末止，两千年来一气相承，称之为中国历史之中古期，不当在中间再加划分。若定要划分，亦可分做两期。五代以前为一期，我们不妨称五代以前为中国的中古史，这一段历史，因离我们比较远，由我们现代人读来，有许多事情也比较地难了解难明白。宋以下的历史，和我们时代相接近，读来较易了解易明白。我们也可说，中国的近代史，自宋代即开始了。如此说来，可以说中国史常比西方史走先了一步。秦代已是中国的中古时期，宋代已是中国的近代时期了。如此便发生了一问题，即中国史为何似比西方历史先进，这是否可称为中国历史之早熟？但现代史上的中国，却比西方落后，其原因又何在呢？历史本不是齐轨并进的，把一部中国史比起西方史来，何以忽然在前，又忽焉在后？近代西方何以如此突飞猛进，近代中国何以如此滞迟不前？这里面便见出有问题，值得我们去研究与解答。四其次，我们研究历史之变，亦宜分辨其所变之大与小。例如从春秋到战国是一变，但这尚是小变。从战国到秦却是一大变。自东汉到三国魏晋时代却又为一大变。历史进程，一步步地不断在变。从此不断之变中，我们又该默察其究竟变向哪里去。正如一个人走路，我们可以察看他的行踪和路线，来推测他想走向哪里去。同样情形，治史者亦可从历史进程各时期之变动中，来寻求历史之大趋势和大动向。固然在历史进程中，也不断有顿挫与曲折，甚至于逆转与倒退。但此等大多由外部原因迫成。在此种顿挫曲折逆转与倒退之中，依然仍有其大趋势与大动向可见。此等长期历史之大趋势与大动向，却正表现出每一民族之历史个性有不同。我们学历史，正要根据历史来找出其动向，看它在何处变，变向何处去。要寻出历史趋势中之内在向往，内在要求。我们要能把握到此历史个性，才算知道了历史，才能来指导历史，使其更前进。使其前进到更合理想的道路上，向更合理想的境界去。今试粗略言之。中国史的趋势，似乎总向团结融和的方向走。虽然其间也有如战国、魏晋、南北朝、五代。以及如今天般的分裂时代。但中国历史的大趋向，则总是向往于团结与融和。西方史则总像易趋于分裂与斗争。中国史上有造反与作乱，但和西洋史上所谓革命不同。中国史上也有向外扩展，但与西洋史上之帝国征服又不同。此项所谓历史的大趋势大动向，我们无法在短时期中看清楚。但经历了历史上的长时期演变，自能见出所谓各自的历史个性，亦可说即是在历史背后之国民性或民族性之表现。刚才已说过，中国史即是中国人之来历与其真实性之表现。西洋史亦即是西洋人之来历与其真实性之表现。因此，历史个性不同，亦即是其民族精神之不同，也可说是文化传统的不同。一个民族及其文化之有无前途，其前途何在，都可从此处即历史往迹去看。这是研究历史之大意义大价值所在。我们该自历史演变中，寻出其动向与趋势，就可看出历史传统。我此所谓历史传统，乃指其在历史演进中有其内在的一番精神，一股力量。亦可说是各自历史之生命，或说是各自历史的个性。这一股力量与个性，亦可谓是他们的历史精神。能使历史在无形中，在不知不觉中，各循其自己的路线而前进。若那些在历史进程中沉淀下来的，或僵化而变成的一些渣滓，此乃依随着历史生命而俱来的一种历史病，却不当误看为历史传统。五现在我们再重述前面所讲的意义。如何研究历史，贵能从异求变，从变见性。从外到内，期有深入的了解。我们研究历史，其入手处也可有三种途径：第一种是由上而下，自古到今，循着时代先后来作通体的研究。治史必有一起点，然后由此以达彼。此起点，即是从入之途。我们研究历史要先有一知识据点，然后再由此据点推寻到其他另一点。例如这讲台上有茶杯，我知道它是茶杯，同时即知道旁的东西非茶杯。我虽未知此许多东西是何物，但起码已知道了它决不是一茶杯。如我们读《左传》，先明白了春秋时代是怎么一回事，待我们读到战国史时，便见战国与春秋有不同。此即所谓从异明变。普通自该从古到今，从先而后地顺次读下。但现代人似乎觉得这样学历史太麻烦了，真有“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之感。也有人以为古代史已是年代湮远，和我们现时代太隔别了，似乎不太相干。再来研究它，未免太不切实际。此说若或有理。让我试讲第二种研究历史的途径。第二种研究历史的途径，就是自下溯上，自今到古，由现代逆追到古代去。只把握住现代史上任何一点一方面，无论是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学术思想的等等，任何一事实一问题，都可据我们眼前的实际问题循序上推，寻根究底地研究，也可明白出这一事变之所以然来。另外又有一种研究途径，便是纯看自己的兴趣，或是依随于各自之便利，即以作为研究历史的肇端。例如听人谈到宋史，说起王荆公新法如何，司马温公反对新法又如何，忽然引起兴趣，便不妨从此一处起，来作宋史之钻研。只求在一处能深入有体悟，自然会欲罢不能，便推及到其他处去。为要知道此一事的前因后果，而很自然地上溯下寻，愈推愈远，这就是一种历史研究了。又如或是受了某一师友的影响，或偶然读得一本新书，而得了某一项启示，因而引起了研究历史的兴趣和动机，也尽从此入手。总之，要学历史，只要能知道了某一代，某一地，某一事，或某一人物，都可即此为据点，来开始前进作研究。例如汉武帝、曹操等人物，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但我们不仅在外表上只知道一个是红面，一个是黑面就算。要能从容不迫，沉潜深入，自然渐渐能穷源竟委，作出一番明透的鞭辟入里的研究来。但如上述第三种，根据某一问题来研究历史，实不是最理想的。例如有人提出一问题：“中国何以会有共产党？”若循此作研究，经过一番推溯，在中华民国政府成立以前，中国并无共产党，而且在百多年前，此世界亦尚无马克思其人。那么此一问题似乎推究到此即完了，中断了。你将认为上面历史和此无关，如是的心习，会使你走上许多狭窄肤浅短视的路上去。因此即使我们要根据当前问题来推究，也得首先将此问题暂放一边，平心静气，仍从历史本身的通体来作研究，如此才能对你原有问题得出一正当的结论。我们当知，从研究历史用心，可以解决问题。若仅从解决某些问题上用心，却不一定能了解历史。这等于说，明体可以达用，而求用心切，却不一定能明体。故此，我们若真要研究历史，仍不如从头到尾作通体的研究。首先便是通史，略知通史大体，再深入分着时期去研究一部断代史。对一部断代史有研究，再回头来接着重治通史，又继而再另研究一断代。如此循环不息地研究下去，才是可远可大，才能真明白历史上的时代之变，才能贯通上下古今，而获得历史之大全。我们更当明白，在同一时代中，此一事件与彼一事件之彼此相通处，及其互相影响处。但此也不宜刻意深求。我们若能熟悉于某一时代之横剖面，自见在此时代中一切政治制度、社会形态、经济情状、学术大端、人物风尚性格等等，一一可以综合起来互相会通，如此才能真明白了此时代。切莫一一各自分开，只作为是一些孤立和偶起的事项来看。我们又当知各事项之相互影响，又有主从之别。如三国时代，政治变了，社会变了，学术也变了。我们当研究此种种变，主要究自何处发动开始，究竟是由何一项来影响了其他别一项。又如自清代咸同中兴以迄今天，一部中国现代史上，也曾有不少次的变动，每一变动也多曾引起人鼓舞想望，以为中国有希
钦选议员，严复忧心忡忡，但对中国由此变为共和政体，则无论如何不愿认同。严复的担心只有两点，一是中国国民程度不具备，中国要想走上共和道路，至少需要三十年的积累和训练；二是中国如果由此强行进入共和，必将引发新一轮边疆危机，且种族之恨相为报复，必将贻害全体中国人。基于这样的认识，严复在袁世凯出山之后竭诚帮助清廷化解危机，以随团代表身份前往武昌、上海参加南北议和，劝说黎元洪和南方革命党人重回君主立宪道路，反复解释只有君宪主义才能从根本上为中国开辟一个新时代。严复的劝说在一定时间段起到了相当作用，黎元洪和武昌革命党人确实在会晤时表示可以考虑重回君宪体制，只是要求清廷必须彻底改革，不能再耍什么新花样假招子。对于这一点，严复也感同身受，以为重回君宪主义的前提当然是清廷彻底改革悔过自新。他对清廷的建议是，根据文明进化论规律，最好的情况是建立一个比目前高一等的政府，即保留帝制，但受适当的宪法约束，应尽量使这种结构比过去更灵活，使之能适应环境，发展进步。可以废黜摄政王；如果有利的话，可以迫使幼帝逊位，而遴选一个成年的皇室成员接替他的位置。形势比人强。当严复提出这些建议不久，南北各方达成和解协议，清帝退位，优待皇室，五族共和，由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这一切虽然不是严复的理想，不是他的君宪原则。但事已至此，这些妥协似乎也是一个可以接受的选项，因而没过多久，严复欣然接受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的任命，接管京师大学堂，毫无眷恋地抛弃君宪主义，坦然进入一个全新时代。康有为统筹全局顶层设计常言道，太阳底下没有多少新鲜事。假如我们暂时放开“线性进化论”的影响，暂时回避一下革命、改良、人民、共和国、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等时尚话语，我们就很容易发现，所谓历史，并不是今人一定比古人聪明、幸福。很可能的情形是，大家每天都在重复着过去的故事。1898年1月29日为旧历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八，总理衙门及各部恢复了正常的工作秩序。这一天，康有为将利用春节长假写出来的《请大誓臣工开制度局革旧图新以存国祚折》，通过总理衙门报送给朝廷。这份文件，后来又定名为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或《应诏统筹全局折》。《应诏统筹全局折》是康有为戊戌年间留下的重要文件，是康有为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顶层设计。在这份文件中，康有为从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引证波兰、埃及、土耳其、缅甸等国墨守成规，不思变革，最终导致亡国或被瓜分的惨痛教训，以为国际社会正处在一个新的组合分化过程中，中国应该把握这一机遇，尽快将中国改造成一个近代国家，成为国际主流社会中的一员。康有为强调，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中国只有彻底弃旧图新，才能摆脱被动的外交局面；中国只有从内部发生真正的变化，才能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与平等。总之，中国只要在国内政治上有办法，外交上就有办法；而国内政治的唯一办法，就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仿行西方近代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造中国自古以来几百年乃至数千年不变的政治体制，使中国转变成与现代西方国家比较一致的正常国家，这样在国际社会就可享有平等的待遇。康有为在这份奏折中没有过多地论述中国应该进行变法改革的理由，因为中国不变则亡的道理在当时似乎已是朝野各界共识。所以康有为在这份奏折中的思考重点是中国应该怎样去变，即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究竟应该怎样开始和进行。根据康有为的看法，中国的政治改革只能仿行日本与俄国，因为中国国情与日本、俄国进行改革前的情况比较相似，日俄两国通过政治改革极大地动员了国内各方面力量，从而促使两国经济、社会乃至军事力量等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他们的成功为中国树立了很好的典范，中国应该仿照日俄两国的政治改革，尤其是日本的明治维新所走过的道路、所采取的措施。而日本明治维新中最重要的举措实际上只有三点：一是大誓群臣以定国是，在政府高层内部形成必须进行政治改革的基本共识；二是广开言路和征求人才的通道，愿天下所有英才为我所用；三是开制度局而定宪法，以宪法去约束人的活动，从而使日本一跃成为近代民族国家。基于日本的经验，康有为向清政府最高决策层郑重建议做好三件事，便可保证变法维新的政治改革获得成功：第一，建议皇上在天坛或太庙或乾清门举行一次郑重其事的干部大会，大誓群臣，诏定国是，宣布变法维新正式开始，坚定群臣革旧维新的信心与信念，宣布广采天下舆论，广取万国良法，重建中国全新的政治体制。第二，建议朝廷在午门设立待诏所，委派两名御史专司此事，允许上下臣工、草民百姓尽自己所知上书言事，对国家的政治发展、经济建设及所有方面提出建议。所有上书不得如旧体制由堂官代递，以免阻挠。换用今天的话说，不得截访，不得扣押人民来信，要容忍最严厉最尖锐的批评。凡上书中有可取之处者，可由皇帝或其他相关部门的主管予以召见，量才录用，人尽其能。第三，康有为建议朝廷开制度局于宫中，归皇上直接领导，不从属于任何既有权力部门，征天下通才二十人参与其事，统筹全局，下设法律、税计、学校、农商、工务、矿政、铁路、邮政、造币、游历、社会以及武备等十二个分支机构，将一切政事制度从新商定，改革乃至重建中央行政体制，重建新的政治体制及与之相适应的各项制度章程。至于中央以下各级行政机构的改革及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动，康有为也在这份奏折中提出一些设想，大致不外乎本着政情上通下达、弃旧图新的原则。统观康有为《统筹全局折》，其核心是设立专责制度建设的制度局，换算成今天的语言，大约可定名为“国家改革设计委员会”。康有为或许是因为当时对政治变革反对的势力太大，或许是接受了某些人的善意忠告，康有为在这份《上清帝第六书》中暂时放弃了先前《上清帝第五书》中提出的开国会、定宪法等比较激进的政治主张，不让反对者觉得有颠覆既成体制的嫌疑，改为设立制度局这一具有明显渐进色彩的主张，而且在权力归属上，康有为刻意强调皇上的绝对领导，这样或许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争执，便于新政推行。设立统筹全局的制度局是康有为1898年维新变法思想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也是康有为政治思想最积极的遗产。康有为认为制度局是变法维新能否成功的关键之所在，没有统筹全局的规划机构，继续让权力部门自己改革自己，缩小权力，无疑是与虎谋皮。康有为暂时放弃开国会、定宪法等貌似极端的政治主张，但依然倾向于建立独立的改革设计、规划的专责机构。这是康有为1898年政治活动的轴心，也是他后来失败的一个关键点，因为他的政治反对者依然从这些建议中读出了康有为的用心。康有为提出统筹全局建议后一个月，又于2月28日代宋伯鲁御史拟定《请设议政处折》中，再次强调设立专门议政机构的重要性，为制度局的创立提供舆论支持。此后，康有为还多次上书催促清廷尽快开设制度局，特别强调皇上不欲变法自强则已，若欲变法，而下手之端，非开制度局不可。在康有为看来，制度局犹如航行在茫茫大海中的轮船导航仪，有了它可以克服惊涛骇浪、千难万险，顺利地抵达目的地；反之，则结果可知。民国四公子我们现在许多人对官二代颇有怨言，以为这些人沦为纨绔子弟，不仅危害社会，而且殃及江山社稷。只是从历史上看，并不是所有的官二代都没有出息，都是纨绔子弟，更多的达官贵人非常注意家庭教育，这方面的成功例子很多，仅近代以来的成功范例就举不胜举，像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他们的后代成才者多，败家者少。即便是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虽以名士风流的形象相传至今，有“民国四公子”之一的称谓，好像也是一个纨绔子弟。其实，这个判断是不对的，不仅袁克文不是，四公子中的其他几位也不是，因为我们始终没有理解此公子非彼公子。所谓“四公子”的说法，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战国四公子”的说法已隐约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到了东汉，随着清议逐渐成为读书人的一种时尚；特别是到了魏晋，随着门阀士族的出现，随着九品中正的运用，人物品鉴在政治生活中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类似于“四公子”这样的人物归类已越来越普遍，构成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道奇观，以致后世中国还有什么明末四公子、清初四公子、民国四公子等说法。公子或其他撮堆比较的说法显然隐含着一种褒贬，更多的时候似乎是褒奖多于贬低，是一种赞美。只是后人不察，特别是1949年之后旧的世家大族被消失殆尽，新的世家大族又无法诞生，类似于四公子这样风流倜傥的人物再也见不到了，触目所及，不外乎“京城四少”这样的轻浮之徒或纨绔子弟，拿他们与四公子的风流韵事进行比较，真的是玷污了历代四公子的美名。历代四公子的事迹我们不在这儿多说了，这里专说民国四公子。民国四公子的说法分歧很大，根据一些朋友的归纳至少有四种不同说法：一指陈锦堂、袁克让、张伯钧、宋传兴组合；二指袁克文、溥侗、张伯驹、张学良组合；三指袁克文、卢小嘉、张伯驹、张学良组合；四指孙科、张学良、段宏业、卢小嘉组合。至于“后民国时代”的台湾，还有蒋孝武、陈履安、周一熹、连战组合；或钱复、陈履安、宋楚瑜、连战组合；或沈君山、钱复、陈履安、连战组合。由此我们很容易感觉到，民国四公子的说法众说纷纭相当正常，因为各人立场不同、视野不同，必然会在各人眼里有不同的选择与不同评判。不过要说民国时代，或民国初年的四公子，恐怕还是应该以张伯驹在《续洪宪纪事诗补注》中的归纳更接近事实，大致有袁克文、张伯驹、张学良、卢小嘉、张孝若、溥侗等六人备选。如果继续筛选，比较公认的民国四公子可能就是袁克文、张伯驹、张学良和溥侗四个人了，因为只有他们四人具有司马迁对战国四公子志向行事大节的点评：能以富贵下贫贱，贤能诎于不肖，有担当有肩膀，有艺术文学创造力或鉴赏力，风流倜傥，雅而不俗，敢作敢为，敢爱敢恨，乐善好施，风流而不下流，对民族对国家有贡献有热诚。既然是公子，当然都必须出身于豪门士族，袁克文的老爸袁世凯、张学良的老爸张作霖不必说了，他们都是清末民初的政治强人或军事强人。至于张伯驹的老爸张镇芳，溥侗的老爸爱新觉罗?载治，也都是清末民初政界不可或缺的大人物。只是随着历史尘埃烟消云散，我们今天的读者不太清楚这些而已。张镇芳是袁世凯的表兄弟，光绪三十年进士，官至河南都督，为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重要帮办。爱新觉罗?载治为乾隆帝第十一子成亲王永瑆的曾孙，过继给道光帝的长子隐志郡王为嗣，世袭镇国将军、辅国公，兼理民政部尚书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四公子的家庭背景不管是来自皇室还是军事政治强人，也不管他们的祖上识字多少文化几何，但他们四人在少年时代都受到了良好教育，如溥侗自幼在上书房陪小皇帝读书，经史子集、琴棋书画、金石碑刻，乃至京昆艺术，文物鉴赏等，都是别人无法企及的。至于张伯驹，其艺术成就是当代文化高原上一座无法企及的高峰，在书画鉴定收藏、诗词、戏剧和书法这四个领域，张伯驹堪称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是不世出的人物。腹有诗书人自华。拥有如此的文化品位的公子哥，无论如何都不会是下三滥，举手投足都给人一种自然舒适的超尘脱俗的感觉，是真贵族。与“红豆馆主”“侗五爷”大致相近的还有“袁二爷”袁克文，江湖上尊称袁寒云或寒云先生。袁二爷的老爸袁世凯算不上文化名人，但其优越的政治位置使袁二爷自幼熟读四书五经，精通书法绘事，喜好诗词歌赋，收藏古玩字画，雅人雅事使袁二爷真的是风流倜傥不落俗套，其文其字其画其艺，都是一时之选，无出其右。才艺比拼当然不是四公子成名的必要条件，四公子之所以受人恭维，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国家对民族有肩膀有担当，或多或少利用自己的优越条件做过对国家对民族有益的事情。袁二爷一句“绝岭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高层”，他没有从家族利益去支持老爸袁世凯称帝，反而从民族大义立场上给老爸提出忠告提出劝阻。至于最具公子哥形象的张学良，在涉及民族大义国家前途问题上或许也有糊涂的时候，比如抵抗或不抵抗，但在他那有效而短暂的政治生命中，东北易帜、西安兵谏，其功过是非或还可以再讨论再批评，但这种事情对国家政治发展无疑极端重要，其中任何一个都具有历史转折意义。在重大问题上有肩膀是四公子的特征，急公好义乐善好施更是他们的本分，张学良办大学兴文化富地方的事情不必细说了；张伯驹将毕生收藏义无反顾陆续捐献给国家，也不必说了。即便是袁二爷到了后来穷困潦倒，闻知各地灾情，总是将自己珍藏的字画碑帖拍卖赈灾。至于袁克文加入青帮当老大，小小年龄被尊为“老头子”，俗人不解，这其实就是对袁克文急公好义乐善好施的表彰，否则袁二爷英年早逝，也不会有那么多三教九流，乃至和尚、道士、尼姑、喇嘛，甚至还有妓女都赶来送葬痛哭。至于四公子的风流韵事，当然传闻更多更广。但我们应该注意，四公子博爱众生，爱美女，随处播散爱的种子，但他们又确实属于有情有义的人，并不是那些只愿苟且而不愿负责的轻浮之徒。张学良长命百岁，阅女无数，但从其爱情生活看，不论对原配，还是赵四小姐，还是那些春风一度的偶然艳遇，张学良大约都敢负责愿负责，敢爱会爱，因而我们能听到张公子的风流故事，却听不到被爱女子的哀怨、愤怒，向隅而泣。还有袁二爷，除了原配外，还有五房姨太太，这仍然无法阻止他在外面播散爱的种子，博爱天下美女，知情人说袁二爷毕生爱过的美女不下七八十，至于一夜春风的艳遇，更是不计其数，只是后来从没有哪个女子要死要活控诉袁二爷无情无义或负心。这是那时大户人家的生活常态，不似今天官二代、富二代敢爱而不负责任，宁愿我负天下人，不愿天下人负我。四公子的名士风流对于中国人来说已是明日黄花，现在的中国恐怕再也难以重现这种令人想望的雅人雅事了。我们已经彻底俗化，我们只能在物欲中挣扎。第三章一个王朝的隐退乾隆大帝的“上国心态”乾隆晚年，中国经济不仅是历史上的巅峰状态，而且在世界经济构成中至关重要，举足轻重。但是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还是农业经济，能够将全世界白银引入中国，一个是中国传统“老三样”：茶叶、丝绸和瓷器；二是中国人简朴的生活方式，大部分人没有温饱之外的消费。换言之，康乾盛世在某种程度上说是老百姓省吃俭用积累起来的。传统的中国农业经济没有办法接纳西方更多的工业品，中英贸易在中国市场无法扩大的情况下问题越来越大，开放市场，自由通商，成为英国商人的普遍要求，这就是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直接原因。其实，从后世立场看，中国如果在那个时候顺势接受英国人的建议开放市场，自由通商，凭借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应该会比较轻松地完成产业升级，消费转型，比较容易地与西方新发生的经济形态同步。然而，这种期待都被当年的经济繁荣蒙蔽了，经济繁荣没有成为社会转型的助力，反而衍生了、强化了乾隆皇帝的“上国心态”。中国由此错过了千载难逢的转型良机。根据英国政府指示，马戛尔尼此行肩负着如下使命：第一，向中国政府表达贸易关切，要求中国进一步提供贸易方便，扩大英国工业品市场份额。第二，为中英贸易稳步推进，请求中国政府在靠近优质茶叶产区提供一个或两个“居留地”，由英国负责建立警察、
被公侵犯肉体中文字幕无码一番吧。二台湾郑氏家族的建立，当然要追溯到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十二月十三日，福建抗清领袖、大明“国姓爷”郑成功率2万水师渡海远征，历经8个月苦战，击败盘踞台湾的荷兰殖民者，令沦陷38年的台湾岛重归中华怀抱。其后建“大明台湾承天府”，建都台南，继续高举“反清复明”旗帜，接明朝宗室入住台湾，沿用永历皇帝年号，与清朝统治者周旋22年。这段不世之功，至今令国人耳熟能详。耳熟能详的史实，却深藏着今天的我们或许已不熟悉的细节。一个细节就是郑氏家族的“名分问题”。早在清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故主南明隆武皇帝殉难后，誓师起兵的郑成功接受了南明另一个皇帝永历皇帝赐的“威远侯”封号，以“永历”为年号，奉南明永历政权为正朔，成为郑氏家族恪守到底的选择。建制台湾后，即使永历皇帝业已殉难于云南，郑氏家族始终奉永历帝为正朔不变，清政府最终平定台湾的“清康熙二十一年”，也实为台湾郑氏政权的“大明永历三十七年”。所以，金庸小说《鹿鼎记》里所谓郑氏家族为是否尊奉永历帝而与沐王府斗得你死我活的情节，纯属子虚乌有。所谓“台湾郑氏政权”，实为南明政权治下的“大明台湾省”，虽未再立明氏宗室为尊，却依然是大明王朝留在中华大地的最后一条血脉。其性质，实与南宋灭亡时期，残留在福建、广东一带的南宋小朝廷无二。世人总把南宋王朝崖山兵败，陆秀夫携南宋末帝跳海殉难的公元1279年，看做宋朝灭亡的句号。而论及明朝，却把公元1644年崇祯殉难煤山作为终结点，至于南明小朝廷，乃至台湾郑氏政权，皆划于明朝历史之外，时至今日，这般的“双重标准”，是否也该公正客观？抛却“双重标准”，正视“名分”，所谓郑成功驱荷复台，既非抗击外来侵略这般简单，更非“割据自立”乃至“分裂祖国”。这是大明王朝大厦将倾之际，最后的一块“复国根据地”，更是心怀故国的万千明室遗民，最后的精神家园。与名分相关的，是收复台湾的过程。其中的一些艰苦，是读正史的人所熟悉的，比如荷兰人防御严密，军力强大，赤嵌、台湾府两战，攻击异常惨烈。久攻不下之际，郑氏大军出现断粮危险，在漫长的包围之后，方逼得荷兰军整军降服。克坚城，复故土，软硬相济迫服纵横全球的“海上马车夫”，不易。更“不易”的还有一些令清朝人尴尬不已甚至回避不提的历史：就在郑成功倾精锐东征台湾之际，意在统一全国的清王朝也频频动作，多次派兵清剿郑成功的属地金门、厦门，叛逃清室的施琅、黄梧等人，更是甘为前驱，率水师屡屡打劫郑军开往台湾的运输船，企图断绝郑军攻台的运输线。如此“趁火打劫”，实是让郑成功的攻台大军腹背受敌，在围攻台湾城的最关键战役里，郑军的运粮船遭清军袭扰，部队一度面临断粮局面。郑成功以身作则，减少三餐粮食用度，也不肯向台湾百姓加派征用。“郑氏逆贼”的所为，真让正统的“我大清”汗颜。根据揆一的《被贻误的台湾》，以及诸多荷兰当时驻东南亚官员的记录笔记，在郑成功收复台湾甚至占领台湾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荷兰侵略者和南下清军频频勾结，联手打击。荷兰殖民者甚至通过清廷宠信的汤若望等西方传教士的帮助，在清廷高层活动，不仅向清军出售武器、战船，更派水师连续骚扰，配合清军作战。荷兰东印度公司当时的高官菲克尔的记录写得十分明确：鞑靼人（清廷）对台湾属于谁的兴趣，远少于对国姓爷是否还存在的兴趣。号称“正统”的大清王朝，在这场“反侵略”里的表现，实在是让人不敢恭维。当时许多明朝忠臣对郑成功的选择颇多指摘，比如抗清名将张煌言指责郑成功“舍大就小，得不偿失”，顾炎武等“明朝遗老”也指责说这是“以忠义为名，弃君臣大义，行自立乾坤之实”。但如果我们把眼光再放远一些，西班牙王室重臣菲利普亲王早在公元1622年就向王室建言：台湾是“远东海洋的灯塔”。荷兰国会则在公元1651年、1655年、1658年3次追加建造台湾防卫的预算，长期担任荷兰国驻台湾总督的揆一更是坚称台湾是“东亚海洋不沉的桥头堡”。在大航海时代的世界，台湾因其特殊的位置，在东西方贸易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所谓“宝岛”，实至名归。我们不妨可以做这样一个假设，如果没有公元1661年的那次渡海东征，郑成功的抗清力量在清王朝的绞杀下迅速覆灭，而闭关锁国的清王朝，对开拓万里海疆从未有过兴趣。盘踞台湾的荷兰人，也势必稳固他们的统治，台湾，将从此真正成为荷兰海洋帝国治下的一块“领土”，几个世纪以后，或许会继续留在荷兰版图里，也或许会如今日菲律宾、印尼一样，成为与中国隔海相望的“邻邦”，却必不再为华夏所有，若那样，才是万千炎黄子孙真正的恨事。如果我们以此来看待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功业，就可以很容易的得出评语：艰苦卓越，功业千秋。三说功业，自然要说说郑氏台湾政权的军事力量。一支能够驱逐“海上马车夫”荷兰人，并与“满万不可战”的清八旗周旋数十年的军事集团，自然很强大，但其强大程度，相信会出乎今天很多人的意料。清朝康熙时代常年主持平台大业的福建总督姚启圣就在奏章里写得明白：郑氏集团“火器之利，兵舰之强，不亚于荷夷，更非我之所能及。”这位大清“朝廷命官”说的是实话，论“火器之利”，早在清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郑成功誓师福建，起兵反清时，便在厦门建立了完备的军火工业生产线，重金聘请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等西方国家技师督造生产，并“择沿海良家子弟，礼聘红夷为师，习火器制造之法”。明末清初购买西洋火器壮大自己，但多是简单购买洋枪洋炮，而系统学习制作工艺，甚至独立研发，郑成功可谓第一人，比起首倡“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林则徐，他没有说，却早了近两个世纪。苦心当然没白费，在台湾出土的郑氏集团的各类武器装备里，火枪已出现了“火轮枪”，不仅远胜于同时代清军以及南明各路军队的装备，更不亚于西方同时代的水准。火炮已有了爆破弹，即时人所谓的“开花炮弹”，其性能和作战效用，远胜于200年后参加鸦片战争的清军。“兵舰之强”更是事实，荷兰人称郑氏集团的战船为“戎克船”，又称“台湾船”，全长30公尺，载炮30门，是郑氏水师的主力战舰，不仅其性能远胜于明朝正规水师的“大福船”，更多次在海上击败荷兰船队。另有郑氏舰队的王牌战舰“三桅炮船”，船长80米，桅杆高4丈，船舱有5层，配轻重火炮50门，可容各类作战人员400人，堪称是当时全球海洋上的“巨无霸”战舰。因为有了这样一支强大的舰队，在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时代，郑氏集团纵横东亚海疆，历经数战，主要的对手，当然是荷兰人。在公元1661年收复台湾后，经营台湾38年的荷兰人并未死心，屡屡寻找机会，企图重新占有台湾。在撤出台湾的第二年，荷兰舰队就兵临福建。清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三月，荷兰殖民者与清廷达成协议，趁郑成功病逝，台湾内乱之机联合攻打郑成功的大陆属地厦门、金门，夹击之下留守郑军不支，败退撤往台湾。荷兰人则获得了清康熙帝的褒奖，并获得了贸易特权。纵览此战，军事上无太多意义，趁火打劫而已。清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趁三藩之乱的机会，接任“延平郡王”的郑经再次出师福建，连克金门、厦门、南澳数地，清廷再次勾结荷兰人联合进攻，两面夹击下，1680年，“兵败七府”的郑军再次退往台湾。公元1664年八月，得清政府允准并给予商业利益，荷兰发动了意在“收复”台湾的战争，发动20艘精锐炮船，悍然向台湾基隆等地发动进攻，史载“红夷大掠沿海，乡民死伤无数”。强攻之下，基隆一度沦陷，郑氏集团果断出手还击，以刘国轩统水师，从海上向荷军发动进攻，另派重兵从陆上攻基隆，双方在基隆周围展开了漫长的拉锯战，终在1668年成功收复基隆。彻底毁掉荷兰人重霸台湾野心的基隆会战，曾广泛记录于清初的各类笔记中，后大多在清乾隆帝编纂《四库全书》时销毁。仅有的史料隐约现于台湾当地的地方志中，具体作战细节已不可考。而除了军事攻击，郑氏的经济手段也给了荷兰人打击，遍布东亚乃至东南亚的航线上。但凡华商，只要拥有郑氏集团发布的“令旗”，便可得到郑氏水师的安全保护，不但草寇海盗不敢骚扰，即使荷兰西班牙殖民者也敬而远之。派使节出使东南亚各地，严令禁绝与荷兰人的贸易，其强硬手腕，令以商业立国的荷兰人损失惨重。为打压荷兰势力，更为开拓商路，郑氏集团更与英国人成为了长期贸易伙伴，获利甚丰。此举令荷兰人叫苦连天，揆一在其著作里愤怒地批评道：“荷兰东印度公司面对国姓爷家族所表现出的不合时宜的举动，招来了他们强硬的报复，更导致荷兰在东南亚的贸易垄断地位从此一天天丧失。”值得一提的还有菲律宾的西班牙人，郑成功在公元1661年占领台湾后不久，菲律宾即发生了大规模残杀华人的事件，郑成功为此警告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者，一度想出兵惩罚。郑成功过世后，其子郑经曾于公元1670年和公元1671年两次筹谋征讨菲律宾，终因清朝军事压迫，以及西班牙遣使通好，并在当地转变政策，优礼尊重华商而告结束。虽未发生大规模战事，但郑氏集团一直向菲律宾地区的华人海商提供援助，并多次在小规模海战里教训西班牙殖民者，最终，在西班牙的历史文献里，留下了欧洲人对郑氏集团的称谓：东方海洋上的上帝之鞭。在17世纪地理大发现，西方殖民者掀起瓜分世界高潮的大航海时代里。郑氏集团，不仅仅是“孤悬海外”的割据势力，还是亚洲海洋上可以对抗西方殖民船队的唯一力量，更是飘零海外的万千华人的守护神。四如果以今天的眼光看待300多年前的那段历史，郑氏集团与大清王朝隔海对峙的20年，不仅是新旧两个王朝的对垒，更是新旧两种国家发展模式的“竞赛”。论王朝，清朝“新”，郑氏“旧”，可论国家发展模式，郑氏集团，堪称是“领风气之先”。早在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郑成功复台之战的最艰苦阶段时，颇有眼光的郑成功就在台湾各地大行屯田，更在福建地区广泛招募流民来台定居。建制台湾后，“屯田制”作为一项基本政策推行下来，表面看似与明朝建国初期朱元璋的“军屯”无二，实际内容却大相径庭——朱元璋的“军屯”，土地是国有的，郑成功的“军屯”，土地是私有的。这一条郑成功在其1662年五月的告示中说得明白：“各镇及大小官兵，开辟田地，尽其力量，永为世业，以佃以渔及京（经）商。”军屯的方式，则是“开屯招佃”，即招募大陆流民来台耕种。民屯的发展更迅速，“随人多少圈地，永为世业”，仅福建漳州一地，在郑成功收复台湾的第一年，来台垦田的民众就多达4000人，今天台湾“本土人”中80%为闽南人，大多是这一时期迁居台湾。对荷兰占领时期当地农民业已开垦的民田，郑成功也着力保护，三令五申区分“屯田”和“民田”，对滥占地行为一律重惩，无论屯田还是民田，皆轻徭薄赋，且允许“自由经营”，比起明太祖连农民家里种几亩棉花都要立法规定的做法，进步无比。后来许多东南沿海的商人，也将资产转移至台湾，在台湾投资土地产业。毫无疑问，“屯田”之策，是17世纪台湾经济起飞的“强心针”。而在隔海相望的“我大清”，八旗的权贵们正忙着“跑马占地”，旗下农户形同农奴，相比之下，真不知“落后”多少……私有屯田制是台湾经济起飞的根本，而为台湾经济插上腾飞翅膀的，是郑成功颠覆了中国五千年“农本商末”观念的新举措——以商养战。郑家是海商出身，经济理念自然不同于传统士大夫，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在归顺清王朝后，即为清王朝上了《东南兴商疏》，勾画了一幅大力发展海外贸易，振兴东南大地的宏伟蓝图，结果反被清政府认定此为“野心之举”，招来了杀身之祸。而为人子的郑成功，在台湾真正实现了父亲的梦想。早在收复台湾之前，郑氏家族就拥有了一条遍布欧亚的贸易网络。收复台湾后，郑成功以此为线索，打造属于“大明台湾”的贸易帝国。收复台湾前的抗清战斗中，郑成功的大本营厦门，就被其由一小小渔村，变成中国东南最大的贸易港口。建制台湾后，郑氏家族谴使四方通好，一面对荷兰人实行经济封锁，一面与台湾周边各政权建立良好贸易关系。台湾北边厉行“闭关锁国”的日本，在郑氏集团的压力下不得不网开一面，任由郑氏家族取代荷兰成为唯一的“贸易伙伴”，南部的菲律宾、马来西亚、柬埔寨、印尼，乃至印度地区，都与郑氏家族有贸易往来。英国东印度公司也是郑氏家族的重要“合伙人”，在英国人的周转下，台湾的物产远销欧洲。台湾自铸的仿西洋货币“六符币”，是东南亚地区的通用货币……商业发达，司法建设也不差。收复台湾后，即颁布“垦田”、“建军”、“建政”三大法，不仅承袭了《大明律》的有关内容，还增加了保护商业利益，贸易纠纷仲裁，尊重私有财产，税制清查等各项“进步内容”，即使与资本主义初期西方世界的商业法规相比，也毫不逊色。执法同样严格，强调“法贵于严”，“法在必究”，郑氏家族的重要人物，如宣毅后镇吴豪，承天府尹杨朝栋等人，都因违反相关法令，被处极刑。根据有关的史料记载，郑氏集团时期，对日本的平均贸易税收，每年约141万两，对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税收，每年约80万两，对东南亚诸国的贸易税收，每年约128万两。而明朝末期崇祯年间国家每年全部财政收入，平均不过400万两。史载彼时台湾“田畴日盛，官民皆富”，诚非虚言。而隔海相望的中国大陆，是东南五省迁界禁海，赤地千里，百姓哭号遍野，十室九空，是大江南北重农抑商，严厉打击工商业……保守与进步，在台湾海峡之间，隔海相望。五说台湾的繁荣，奠基者是郑成功，真正的实施者，是一个素来被史家漠视的人——郑成功之子郑经。被漠视是因为其“劣迹”，公元1661年，郑成功东征台湾，激战正酣时，留守在厦门的他却与其弟弟的乳母私通，且生下一子，激得郑成功大怒，一度要杀其泄愤。次年五月初一，气病在床的郑成功英年早逝，时年39岁。“气死父亲”，外加“乱伦”，这等人物，在“封建道德”的眼里，自然属“不忠不孝之徒”。但这个“不忠不孝之徒”，却实为17世纪台湾经济起飞的缔造者，万千东南亚华侨的守护人。公元1662年郑成功病逝后，留守厦门的郑经以长子身份继业。但台湾本土郑成功部将黄昭、萧拱宸等人拥立其弟郑袭为主，发动叛乱。屋漏偏逢连夜雨，清廷大军逼近，两面重压下，郑经拒绝了清廷要其归顺的要求，但留了谈判底线：仿朝鲜例，不削发。稳住清廷后，郑经率部火速东进台湾，打败了黄昭的叛乱军队，杀拥立弟弟的伯父郑泰，导致郑泰部署归附清廷，而后郑经复归福建。公元1663年清军攻金门、厦门，在荷兰舰队的配合下连克数镇，无奈之下郑经东渡归台，开始了他在台湾长达18年的统治。乱伦，内斗，元气大伤，“子承父业”前的履历，的确不怎么光彩，但之后的18年却足够光彩——他缔造了一个富庶的台湾。先是子承父志，继承了郑成功的各类政策，休养生息发展经济。金、厦之败，让郑氏家族失去了在中国大陆仅有的落脚点，却给台湾带来了发展经济的生力军——5000福建难民。郑经继续屯田之策，削减赋税，另迁宗室广播台湾，开庄屯田，鼓励工商业发展，且政府提供“启动资金”，并有各类免税优惠，史载从此后台湾“广事兴贩
趋繁荣的中国东南海外贸易，几乎禁绝30年。“海禁”口子的松动，是在明朝“靖难之役”结束，永乐皇帝朱棣登基后第二年开始的。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永乐皇帝朱棣在明州、泉州、广州三地重开市舶司，尤其是广州市舶司，不久之后由宦官监管。朱棣有此举，一面是为即将开始的“郑和下西洋”做准备，另一面也是为加强对官方“朝贡贸易”的管理。明朝海禁与清朝最大的不同，就是明朝并非“闭关锁国”，而是将海外贸易权牢牢抓在政府手中，由政府进行官方贸易。但这种官方贸易基本是“花钱买面子”，往往都是花买人参的钱换外国人的萝卜，以体现大明朝的“富庶”。海禁的两个缝隙，也在此时产生——私货与互市。所谓“私货”，就是外国来朝贡的使团，除了携带进行朝贡贸易的货物外，往往还夹带许多私人货物，用以进行私下贸易。而贸易的方式，就是在市舶司的监管下，与当地商人进行“互市”。这种情况在永乐元年就曾发生，渤泥国使者在南京与当地商民“互市”，市舶司请示朱棣是否征税，朱棣大方地表示免税。这以后很长时间，对“互市”少征税甚至不征税，就成了惯例。如此一来，大批外国使团“朝贡”时，都争相夹带私货，私下的“互市”比官方的朝贡贸易还要热闹。历经朱元璋时代打压的中国海商，就这样缓慢地复苏起来。到了明朝中期的宣德、正统年间，情况继续起变化，彼时明王朝承平日久，东南沿海经济发展迅速，打破明王朝官方垄断的商业走私活动日益猖獗。明王朝曾多番打击走私，比如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八月就曾严令各省查禁走私。景泰三年（公元1452年）又在福建搞整顿，严禁沿海边民私下与海外商人贸易。但新海商势力还是发展起来，比如在福建，就出现了专门交易走私货物的“乡集”，形成了一套地下网络，并在正统年间演变成轰轰烈烈的邓茂七大起义。起义虽然被明王朝镇压，但彼时明王朝刚刚经受“土木堡之变”，国家元气大伤，因而对参与叛乱的众多走私势力“胁从不问”。顾炎武的《日知录》上说此后“私通番者益多也”。明王朝不知道的是，朱棣重开市舶司后至15世纪末的这近一百年，中亚国家战乱，陆上丝绸之路今不如昔，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在欧洲国家价格暴涨，而转运东方货物的“马六甲航线”，这一时期正控制在西亚和东南亚国家手中，他们通过“朝贡贸易”得到的中国货物，向西方国家高价售出牟取暴利。“仁宣之治”后的明王朝，已不堪“朝贡贸易”的负担。一面是市舶司管理松弛，外国朝贡使团往往违反规定，带来超过限额的货物进行交易，为了“面子”，明王朝基本都是照单全收。“朝贡”的越多，明王朝赔本也就越多。同时明王朝土地兼并严重，自明英宗朱祁镇在位开始，国家田赋收入连年锐减，朝贡贸易也就越发力不从心。到了明朝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明王朝不得不再次做出调整，规定凡外国来华贸易的货物，但凡“私货“，皆按照百分之二十的比例抽税。从此开始，原本负责监管私货贸易的市舶司，职责更多转向了税收。原本由市舶司监管的“私货互市”，改由市舶司在当地组织“牙行”来完成。所谓“牙行”，就是市舶司出面，委派当地人组织市场，管理“私货互市”，受委派的人要求是当地“有抵业人户”，其实就是与市舶司关系密切的当地商人。此时是明武宗朱厚照在位的时期，先是刘瑾乱政，继而刘六刘七起义，随后明武宗又北伐蒙古，游猎四方，上上下下花钱的地方很多。经此改革，市舶司果然收入大增，仅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广东市舶司送交中央的白银就达30万两，给明王朝解了燃眉之急。可从此时起，市舶司的职权一步步下降，沿海的海商势力借助“牙行”掩护，走私活动日益猖獗。观明朝立国之后的海禁政策，至16世纪初叶，可谓演变甚多，海禁的严厉程度，可以说是时紧时松，但总的趋势，却是越来越松。此时明朝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初兴，东南沿海海商势力日益增多，且借“牙行”等改革，许多交易日益合法化，市舶司的权限，也在一步步缩小，原先的包办一切，变成越来越多的放权。但与此同时，从永乐至正德年间，明朝市舶司的关税收入却在直线上升，早年的“花钱买面子”，变成此时税额日益增加。海商权限的扩大，海禁政策的名存实亡，已是大势所趋。此时，一个外来因素的加入，给这个大趋势加了催化剂——葡萄牙人。这时正是16世纪初叶，西方“新航路开辟时期”，葡萄牙船队一路拓展，先击败垄断印度洋贸易的印度舰队，又占据马六甲，下一个目标就到了中国。葡萄牙人第一次造访中国，是明朝正德九年（公元1514年），葡萄牙船队抵达珠江口，他们要求与明朝政府贸易，因为拿不出明朝朝贡贸易的“勘合”（贸易许可证），遭到明朝政府拒绝。不过，葡萄牙人发现了另一群人——广东当地的走私商人们，他们主动与葡萄牙进行交易，且给葡萄牙人做向导。通过在广东“牙行”供职的商人牵线，葡萄牙成功向广东镇守太监行贿，获得了入京觐见朱厚照的机会。孰料好景不长，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朱厚照病逝，嘉靖皇帝即位，对葡萄牙采取了强硬态度，不但驱逐了广东沿海的葡萄牙商船，更调动水师，在广东屯门、西草湾两次痛击葡萄牙舰队。眼见得和明朝政府通商没戏，葡萄牙开始和沿海的海商们勾搭连环。这些常年在东南沿海搞走私贸易的海商，在当地熟门熟路，且饱受明朝政府打压，自然乐意与葡萄牙合作发横财。从此，葡萄牙人、倭寇、东南海商联合作乱，反复骚扰东南沿海，这就是嘉靖皇帝在位时期开始的“倭患”。今人说到抗倭，波澜壮阔的战斗说了很多，不过一些提及很少的事情，却会让后人惊讶：与葡萄牙人以及倭寇勾结的沿海海商，固然都是当地臭名昭著的“走私犯”，但沿海的百姓也纷纷参与其中。比如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著名的“横屿岛之战”，是葡萄牙人、倭寇，以及海商李光头等人联合占据浙江横屿岛，将当地建成了一个“国际贸易港口”。日本历史学家藤田丰八曾赞此地为“十六世纪的上海”。岛上贸易繁荣，商旅云集，不但各国商人纷至沓来，就连当地周边的商户也纷纷参与。岛上不但有集市，更有李光头的“衙门”，葡萄牙人的教堂和医院，俨然一个国中之国。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明朝闽浙总督朱纨调集大军，发动强攻，一举攻破双屿岛。上岛后他惊奇地发现，岛上40里长的主干道竟然寸草不生。朱纨不禁感叹道：“商旅往来之多，由此可见。”双屿岛之战后，大批的“海贼”们逃至福建地带。朱纨趁热打铁，火速追击，相继在福建吴语和走马溪重创“海贼”，且严厉打击走私，将有“通番”行为的90多名罪犯当众正法，重手打击下，福建“倭患”稍息。但让人扼腕的事情发生了，立下战功的朱纨，旋即遭到弹劾，众多御史纷纷指责朱纨“滥杀无辜，草菅人命”。众议汹汹下，嘉靖帝也不得不罢掉朱纨官职。朱纨受不了这个气，愤然感叹说“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慨然服毒自尽。朱纨之冤，后人大多归结为“奸臣陷害”，“奸商诬陷”，但一个实际情况是，不止福建当地与“海贼”有勾结的势豪大户们，就连普通的小民百姓，也有人状告朱纨。当地沿海百姓，多年以来都参与走私贸易，许多人以此为生。朱纨秉承嘉靖帝圣旨，到任后厉行海禁，打击走私，自认为“为民做主”，却无意断了大多数人的活路。彼时福建，走私猖獗已经多年，当地士绅权贵乃至普通百姓皆有参与其中，就连京城的福建籍官员，也多有人从中渔利。海商猖獗，作乱沿海，其实是明王朝一百多年来海禁自酿的苦果。在明朝海禁开放前，称雄东南沿海的海商们，耳熟能详的是三个人：王直、徐海、吴平。二许多历史书里，这三位“海贼”，毫无例外地都被称为“汉奸”，因为他们与此时肆虐中国沿海的倭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三个人在海商中身份不同，人生目标不同，下场却殊途同归——被明王朝镇压。说三个海商有什么区别，或许可以这么说：一个很有理想的，一个有点理想的，一个根本没理想混吃等死的。很有理想的，是王直。他是徽州结林县人，本就是商人家庭出身，成年后先是在老家搞走私，遭明王朝连番打击损失惨重，几次被追得走投无路，最后决定赌一把，伙同徐唯学、叶宗满等同伙于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流窜到广东，倾囊所有打造了一艘大船后偷偷下海，躲过了明朝战舰的巡逻，此后就“放开金锁走蛟龙”。他们先加入了海商许栋的走私团伙，许栋被明军在双屿岛击毙后，部下差点鸟兽散，关键时刻王直挺身而出，率领残部冲出明军重围。此后几年，王直盘踞于东南沿海的海岛上，和明王朝打起了游击战，对外贸易也做得有声有色，凭着海上打劫以及往日本走私，迅速聚敛了巨额财富，原先大大小小的海商势力，也被他一一平灭。不但能打，王直还很能送，明朝沿海的官军头目，有多人曾收过他的好处，与他相互勾结。经数年苦心经营，王直成了东南沿海中国海商的“魁首”，沿海的海商船只，必须要挂王直的“五峰”令旗，才能在海上安全通行。当了老大的王直，也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号：老船主。今人说起王直的发迹史，无不说他勾结倭寇，作乱东南。事实上，王直虽然一直往来于中日之间，但一直到他当海盗的第五年（公元1544年），才真正带了3个倭寇一起打劫，之前的“买卖”，基本都是他的团队单干。当了“老大”后，王直不再打游击，反而大大方方地在日本长崎建立了自己的地盘，起名号叫“宋国”，在当地自立为王，招兵买马，成为各路“海贼”中实力最强的一支。今人多以王直麾下有诸多日本倭寇为由，称其为“汉奸”，其实所谓倭寇，都是“王老船主”打仗的炮灰。顺便说一句，盘踞长崎的王直，将与自己一直有贸易往来的葡萄牙人介绍给长崎当地诸侯源义长，葡萄牙人从此获得了在日本通商以及传教的权力，西方的科技尤其是军事科技开始大量传入日本。后来的织田信长，正是积极向葡萄牙学习火枪技术，最终统一日本。说此举改变了日本历史，毫不过分。但王直的理想不是改变日本历史，而是改变中国历史。在安徽搞走私的时候，他的理想是出海；出了海后，他的理想是当老大；当了老大后，他的理想是做“老船主”。一步一步，靠他敢赌的性格，他都实现了，而在他心里，却还有一个终极的理想：废除海禁，让海外贸易合法化。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胡宗宪就任浙直总督，让王直看到了赌一把的曙光。胡宗宪到任不久，王直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他从四月起，先打下太仓，又打下苏州，接着攻克青浦、嘉定、闸北，在明王朝最富庶的江南地区，轻轻松松来了场自驾游，所过之处杀戮无数，财物洗劫一空，明王朝的军队根本无法抵挡。兵威之下，胡宗宪很识趣，开始谋求“和平解决”，他先派使者蒋州出使日本，与长崎诸侯源义朝达成协议，以给予朝贡贸易特权为条件，令这路日本诸侯放弃侵扰，这等于给了王直一个和平信号。王直随即向胡宗宪表示，希望双方进行和谈。双方往来使者数次以后，王直提出了解除海禁，开放互市等要求，表示若如此，他不但会停止侵扰，更会帮助明朝剿灭其他肇事的海盗势力。解除海禁的事情，非胡宗宪能做主，但开放互市却可以商量。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王直率大队人马开至浙江，在得到胡宗宪有关人身安全的保证后，王直放心上岸，至杭州与胡宗宪面谈，并再次托胡宗宪转奏明王朝，请求开放互市。然而事情在这时候起了变化，开放互市的事，嘉靖帝朱厚熜的起先态度暧昧，但闻听王直已经登岸至胡宗宪营中，朝中的“反对派”们登时底气足了。先是明朝兵部明确拒绝了“互市”的要求，接着御史王本固竟在杭州设计诱捕了王直。胡宗宪原本想招安王直，用以对付倭寇，没想到事与愿违，可还没等他发火，王本固理直气壮的弹劾就来了，言之凿凿地怀疑胡宗宪“通倭”。朝廷里的“愤青”们也口诛笔伐，连番斥责，重压之下，为保全自己，胡宗宪只能缄口，不再为王直辩白。即使是在狱中，王直依然不放弃自己的初衷，连番向朝廷上奏折，先是保证自己一定可以戴罪立功，抵御倭寇，更坦言如果开放互市，明王朝可以通过外贸获得重利。奈何痴心一片，明王朝始终充耳不闻。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8年）十二月十五日，王直在杭州被处斩，临终有遗言：“死我一人，恐苦两浙百姓。”此话不幸被他言中，王直遭诛后，其部下在养子毛海峰的带领下盘踞浙江岑港，与明军对抗，明王朝调集了戚继光、俞大猷两位抗倭名将，苦战8个月方攻克。更让明王朝意想不到的是，沿海的“倭患”因王直之死而加剧，群龙无首的海盗们，对明朝东南沿海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犯。王直在世时，海盗入寇，不过几千人，王直死后，几乎每次入寇，都是上万人的大规模入侵，惨烈程度，远超先前。比起有理想的王直来，同样被看做“汉奸”的徐海，是一个有点理想的人。比起王直主动赌一把，倾家荡产做海盗。同是枭雄的徐海干这行，完全是被他叔叔拉上贼船的。他本是杭州寺庙的一个和尚，法号叫普静，每日吃斋念佛，日子也算无忧无虑。有一天，他的叔叔找上门来，哄骗他一起出海做生意发财，徐海上了船才明白，原来是做海盗。巧合的是，徐海的叔叔正是当年一起随王直跑船的老弟兄徐乾学，徐海就这样，成了王直手下的一个马仔。徐乾学想摆脱王直自立，踢开王直单独和日本倭寇合作，在一次战斗中意外被打死了。痛失亲人的徐海，就这样加入到了倭寇的队伍里。上了船的徐海，经过无数次战斗才发现，吃斋念佛半辈子的他，最大的本事竟然是打海战。徐海擅长打海战，几乎是无师自通，不但独创了海战阵法，还精指挥。彼时明朝水师的主力战舰是“大福船”，吨位和火炮都优于倭寇海盗船，所以一旦在海上遇到明朝舰队，倭寇大多都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开几炮立刻开溜。徐海却不溜，他独创了“近战法”，利用倭船速度快灵活的优点，发挥铁炮小炮的优势轰击明军，多次成功“以小搏大”，凭节节胜利，徐海在倭寇中地位攀升，很快有了一支自己的武装。他的角色类似于抗战电影里那些领着鬼子扫荡的汉奸们，即给日本海盗做向导，在中国沿海侵扰，事后坐地分账。因他的部队战斗力强悍，明军多不敢战，许多没种的明朝水师见了“徐”字战旗竟然立刻逃命。彼时明朝水师中，能与徐海对战的水军将领，仅俞大猷一人。如果说对王直，胡宗宪尚存招安之心的话，那么对徐海，胡宗宪从一开始就下定了决心：除恶务尽。可徐海太恶，明军的实力根本“除”不了他。所以就在与王直接洽的同时，胡宗宪假意拉拢徐海，连番派使者接洽，并向徐海出示王直与胡宗宪往来的书信。得悉王直也欲归降后，徐海降心大起，他本身就是“被倭寇”，外带他十分宠爱的美妾王翠巧早不愿过这种颠沛流离的日子，天天给徐海吹枕边风。徐海也深知，窜犯海上，并非是长久之计，总要给以后谋个出路，因此也与胡宗宪频繁使者来往。但徐海不知道，自己的亲信王傲在几次出使后，被胡宗宪策反，成了明朝的内应。灭顶之灾，逐渐降临。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正月，动心的徐海为试探明朝态度，发动了对浙江沿海的试探性进攻，徐海军连掠瓜州、慈溪，明朝溃不成军。胡宗宪果断判断出徐海的意图，一面调集重兵与徐海对峙，一面派使者夏正斥责徐海。徐海试探着提出，要胡宗宪给他的部下“犒赏”，胡宗宪大手一挥送来5万两白银，外带好酒好肉。徐海又一次试探性进攻，在
们扶着绳子前行永远也进不完。注意，中士继续告诫他们，现在他已经放下心来，因为盲人们全都到了大门里边，右边有三个宿舍，左边有三个宿舍，每个宿舍有四十张床，一家人不要走散，防止跌倒，上台阶要数清，请已经上去的人帮帮忙，一切都会顺利，请你们安顿好，放心，放心，食物随后就到。不顺利的事可以想象，这么多盲人往那边走，像一群羊走进了屠宰场，照常咩咩地叫，当然，还要相互推挤，这是它们一成不变的生活方式，皮毛蹭着皮毛，呵气连着呵气，气味混合着气味。一些人在啼哭，另一些因为害怕或恼怒而喊叫着，还有一些则高声咒骂起来，有个人发出一声骇人而无用的威胁，要是有一天我抓住你们，可想而知，他指的是那些士兵，非把你们的眼睛挖出来不可。先到台阶下的人不可避免地要停下来，用脚探一探台阶的高度和宽度，后边来的人往前涌，前边的两三个人向前倒下去，幸好仅止于此，只是胫部擦破了皮，中士的劝告无异于祝福。他们当中一部分人已经走进天井，但是，二百号人要安排好谈何容易，前前后后都是盲人，又没有向导，状况已经相当艰难，再加上这是座古老建筑，布局不太实用，仅靠只懂得他本人职业的中士说几句话无济于事，每边三个宿舍，还得知道里面是什么样子，一些门的过道很窄，像个瓶颈，一些走廊像住在这里的人一样怪异，人们不知道它们从何开始，又到哪里结束，甚至不知道它们有什么用处。盲人队伍的先锋部队下意识地分成两路，分别沿两侧的墙壁挪动，寻找进屋的门，假设路上没有家具阻挡，这无疑是个安全的方法。只要手脚麻利，不急不躁，新客人们迟早会安顿下来，但要等左边的先锋部队与住在这边的受传染者之间那场意料之中的战斗分出胜负之后。根据事先约定，还有卫生部的规定，这一侧归受传染者们使用，确实，可以预料，也非常可能，他们所有人最后都要失明，同样确定的是，按照纯粹的逻辑推理，在他们尚未失明时人们就不能肯定地说他们注定要失明。这好像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坐在家里，尽管有一个个相反的先例，但他至少相信自己的病总会好，不料突然却看见一群他最害怕的人正号叫着朝他走来。一开始，受传染者们以为是一伙和他们一样的人，只不过人数更多，但这种错觉没有持续多久，来的那些是真的盲人。你们不能进来，这一边是我们的，不是让盲人住，你们属于那边，守卫在宿舍门口的人喊起来。几个盲人试图向后转身找别的门，对他们来说左边和右边都一样，但人群继续涌来，无情地推着他们往前挤。受传染者们对盲人拳打脚踢，守卫着宿舍的门，盲人们也尽其所能还击，他们看不到对手，但知道遭到的打击来自哪里。天井里容不下二百人，他们都无路可走，所以没过多久就把通往围栅的那扇相当宽的门完全堵死了，像是堵上了瓶塞，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里边的人你挤我，我挤你，用脚踢着保护自己，用胳膊肘捅着身边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的人，有人大声喊叫，盲童们大哭，失明的女人们晕了过去，而更多的人还没有进来，他们被士兵们的吼声吓得魂飞魄散，更加用力往前推，而士兵们又不明白那些白痴为什么还停在那里。就在人们因竭力挣扎着脱离混乱的人群，脱离马上被压扁的危险而造成突然倒流的时刻，最可怕的情况出现了，让我们站在士兵们的位置上来看一看，猛然间发现已经进去的人群一齐往外涌，于是立即想到最坏的可能，盲人们要回来，我们还记得以前的事件，可能会发生大屠杀。幸好中士再次表现出驾驭危机的能力，亲自用手枪向空中开了一枪，只是为了引起人们注意，接着他通过扩音器喊道，镇静，台阶上的人向后退一退，散开，不要推，要互相帮助。这一要求已属多余，里边的争斗还在继续，但天井里的人渐渐少了，许多盲人转到右侧门口，右侧的盲人们把他们领到现在还空着的第三个宿舍或者第二个宿舍空着的床上。此时似乎战斗将以受传染者们获胜而结束，这倒不是因为他们身体更强壮或者眼睛能看见，而是由于盲人们发现另一侧的入口通行无阻，按中士在军营讲授基本战略战术时的说法，就是脱离接触。然而，受传染者们的胜利没有维持太久，右侧门口有人开始喊叫，说那里没有空余地方了，所有宿舍都已经占满，有些盲人就连推带搡地重新来到天井，正在这时像瓶塞一样塞住主入口的人群散开了，还在外边的许多人涌进里面，这里有屋顶遮挡，保护他们不受士兵们威胁，于是他们想干脆在这里住下来。一拥而入的人流重新燃起左侧门口盲人们的斗志，于是又开始动手，又开始喊叫，仿佛这还不够，几个发狂的盲人摸到并强行推开了天井直接通往内院的门，有人立刻喊起来，这里有死人。可想而知，引起一片惊慌。他们尽量往后退，那里有死人，那里有死人，好像接着轮到他们去死，在一秒钟的时间里，天井又成了愤怒的旋涡，随后人群又突然转变方向，绝望地朝左侧冲去，以摧枯拉朽之势粉碎了受传染者们的防线，他们当中有的已经不再仅仅是受传染者，其余视力还好的人则像疯子似的奔跑，试图逃避最悲惨的命运。白跑一通。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失明了，眼睛突然淹没在可怕的白色潮水之中，这潮水在一道道走廊，在各个宿舍，在整个空间到处泛滥。外边，天井里，围栅旁，无依无靠的盲人们拖着沉重的脚步缓缓地走着，一些人被打，一些人被踩，个个痛苦不堪，他们大多是老人女人和儿童，即使有点防卫能力也微乎其微，这次没有出现更多的死者要掩埋，确实是个奇迹。地上，除了丢了的鞋子，到处都是旅行袋，箱子，篮子，这是每个人最后的财富，现在也永远地失去了，回来拣丢失物品的人会说，谁拿走就归谁吧。一位一只眼戴着黑眼罩的老人从围栅那边走来。他两手空空，不是丢失了行李就是根本没有带。他是头一个绊在死者身上的，但没有喊叫，而是停在死者们旁边，等着恢复平静和安宁。等了一个小时。现在轮到他找住处了。他伸出双臂探路，慢慢地走着，到了右侧第一个宿舍的门口，听见里边有人说话，就问了一声，这里有张床让我住吗。8这么多盲人来到这里似乎至少带来了一个好处。仔细想想，是两个，第一个可以说是心理方面的，确实，随时等待新的房客来做自我介绍和整座房子全都住满，两者之间大不相同，住满之后就能建立和保持稳定持久的邻里关系，不必像以前那样屡屡被新来的人打乱，也不必被迫重新建立沟通渠道。第二个好处则是实际的直接的根本的，即外面的当局，无论是民事当局还是军事当局，他们都会懂得，向两三打人提供食物是一回事，而担负起供养突然增至二百四十人的巨大责任则是另一回事，以前那些人大都能够忍耐，容易对付，并且因为人数不多，偶尔食物没有送到或者送晚了他们也会忍气吞声，但现在这二百多人习惯不同，来历各异，脾气秉性也千差万别。请注意，二百四十人只是一种说法，因为至少有二十个盲人未能找到床位，只得睡在地上。无论如何应当承认，三十个人吃十个人应得的食物和二百六十人分二百四十人的食物不是一回事。这一差别不易察觉。正是由于意识到责任大大加重，也许害怕发生新的暴乱，这种可能性绝不可忽视，所以当局改变了做法，现在食物按时送到，并且数量准确。显然，自我们不得不目睹的那场从各个角度来看都令人痛心的殴斗之后，安顿如此众多的盲人实属不易，难免引起小规模的冲突，只要想一想以下情况就会明白，不幸的受传染者们原来看得见现在看不见了，夫妇二人各在一处，并且孩子不见了，被撞倒和踩伤的人不断呻吟，他们当中有的被撞或被踩了两三次，有些人一直找不到失去的心爱之物，只有铁石心肠的人才对这些可怜人的不幸置若罔闻。不能否认，宣布送来午饭对所有人来说都是让人舒心的喜讯。虽然不可否认，由于缺乏适当的组织和权威来让人们遵守必要的纪律，在这么多张嘴当中分配如此大量的食物曾导致某些不和，但我们也应当承认，气氛发生了巨大变化，变好了，现在，在整座旧精神病院里只能听到二百六十张嘴咀嚼食物的声音。饭后谁去把这一切清理干净呢，这个问题暂时还无法回答，只能等到傍晚扩音器再次广播为了所有人的利益大家必须遵守的行为守则之后，人们才能知道，新来的人在多大程度上接受这些条款。右侧第二个宿舍的人终于决定掩埋他们的死者，这已是个不小的成就，至少人们能免受死人气味之苦，至于活人的气味，即使是臭味，倒比较容易习惯。至于第一个宿舍，也许由于这里的人来得最早，适应失明状态的过程也最长，因此在他们吃完饭一刻钟后地上已经不见一片废纸，一个忘记收拾的盘子，一个淌着液汁的容器。一切都收起来了，小东西套进大东西中，最脏的放进不太脏的里面，好像这一切都是按照合理的卫生规定做的，在收集废物时非常重视效率，非常重视节约进行这项工作所需的劳力。决定这种社会行为方式的思想不是临时形成的，也不是与生俱来的。我们正在研究，在这一情况中，似乎睡在宿舍最里边那张床上的瞎眼女人做的教育工作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就是眼科医生的妻子，她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能完全像正常人一样生活，那么至少应当尽一切努力不要像动物一样生活，她说了一次又一次，宿舍里的其他人甚至把这些既简单又普通的话当成了座右铭，当成了警句，当成了学说，当成了生活规则。很可能正是这种易于谅解所处环境和各种需要的精神状态，使得戴黑眼罩的老人在门口出现时，问了声这里是不是有张床让他住，就受到了友善的欢迎。由于幸运的偶然性，这偶然性显然预示着未来的结果，宿舍里还有一张床，唯一的一张空床，谁知道经过那次所谓入侵之后怎么还空了下来，这张床原来属于曾遭受难以言状的痛苦煎熬的偷车贼，或许正因为如此，上面有一个受苦受难的光晕，人们都不愿意靠近。这是命运的安排，奥秘中的奥秘，不为人知，而这不是头一桩偶然事件，远非头一桩，只要注意到当时在诊所看眼睛的患者都来到了第一个宿舍就能明白，而第一个失明的人来到的时候人们还以为灾祸到此为止了呢。像往常一样，为了不泄露她没有失明的秘密，医生的妻子凑到丈夫耳边小声说，或许也是你的病人，上了年岁，谢顶，白头发，一只眼睛戴黑眼罩，我记得你说起过他；哪只眼睛；左眼；大概是他。医生走到两排床中间的夹道，稍稍提高声音说，我想摸摸刚刚来到我们当中的人，请您朝这个方向走，我去迎接您。两个人在半路相遇，他们本应晃动手指，就像两只蚂蚁用触须相互辨认一样，但这次医生请求摸摸老人的脸，很快摸到了眼罩，不再有疑问，他是最后一个来的，我们在这里凑齐了，戴黑眼罩的患者，医生叫起来；这话什么意思，先生您是谁呢，老人问；我是，我曾是您的眼科医生，记得吗，我们约好了为您摘除白内障的手术日期；您怎么认出我的呢；主要是从声音认出来的，声音是看不见的人的眼睛；对，我也听出是您的声音来了，医生先生，谁想得到呢，现在不用给我做手术了；如果有治这种病的药，我们两人都需要；记得医生先生曾对我说过，手术以后我要重新认识所生活的世界，现在我们才知道这话说得多么在理；您什么时候失明的；昨天晚上；他们这么快就把您送来了；外面一片惊慌，用不了多久人们就会开始杀掉那些已发现的失明者；这里他们已经消灭了十个，一个男人的声音说；我碰到他们了，戴黑眼罩的老人平平淡淡地说；都是另一个宿舍的，我们马上就把我们宿舍的死人掩埋了，还是那个男人的声音，仿佛他到此报告完毕。戴墨镜的姑娘走过来，您还记得我吗，戴着一副墨镜；记得，记得清清楚楚，我虽然有白内障，但还记得你长得挺漂亮；姑娘笑了，说，谢谢您，转身回到自己的地方，到了那边又说了一声，那个小男孩也在这里；我想找妈妈，这是小男孩的声音，好像遥远的徒劳无益的哭声，显得有气无力。我是最先失明的那个人，第一个失明者说，我和我妻子都在这里；我是诊所的员工，诊所的女接待员说。医生的妻子说，只差我自我介绍了，然后说了她是谁。这时候，老人像要报答所受的欢迎一样宣布，我有个收音机；收音机，戴墨镜的姑娘拍着手高兴地叫起来，听音乐，太好了；是啊，不过是个小收音机，用电池的，电池总有用完的时候，老人提醒说；不要以为我们会永远留在这里，第一个失明者说；永远，不会的，永远这个时间太长了；能听到新闻了，医生说；也听一点儿音乐，戴墨镜的姑娘还在坚持自己的意见；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同样的乐曲，但大家肯定都想知道外边怎么样了，最好还是节省着用；我也这样想，戴黑眼罩的老人说。他从外衣口袋里拿出收音机，扭开旋钮，开始寻找电台，但手还不够稳，刚刚调到一个台又很快错过去了，最初只能听到断断续续的音乐和讲话声，后来手终于听使唤了，能听出是什么乐曲了；听一会儿吧，戴墨镜的姑娘请求说；讲话声渐渐清晰；播的不是新闻，医生的妻子说，后来，仿佛她突然产生一个念头，现在几点钟，她问，但她知道谁也不能回答。指针仍然在动，从小匣子里调出的仍然是杂音，最后终于固定下来，正在播送一首歌曲，一首普普通通的歌曲，但盲人们慢慢聚拢过来，没有人互相推搡，只要感到前边有人就立刻停下来，他们眼睛睁得大大的，朝着歌声传来的方向，有几个人哭了，也许只有盲人才这样哭，眼泪像泉水般流出来。歌曲唱完了，播音员说，请注意，第三响是四点整。一个瞎眼女笑着问，是下午还是凌晨呢。好像那笑容刺痛了她的心，医生的妻子偷偷把手表校准，上好弦。是下午四点，当然对手表来说这并没有什么区别，从一点钟走到十二点钟，其余都是人们规定的。这是什么声音，轻轻的，戴墨镜的姑娘问，听起来像；是我，听见收音机里说四点整，就给手表上了弦，过去总是这样，成了习惯，医生的妻子赶紧说。她后来才想起来，无须这样冒险，只要看看今天进来的盲人们的手腕就行，他们当中肯定有某个人的手表还在走。戴黑眼罩的老人就戴着手表，这时她看了看，时间完全准确。医生此时开口要求道，给我们谈谈外边的情况吧。戴黑眼罩的老人说，好吧，不过最好让我坐下，我不能站太长时间。这一次每张床三四个人，相互做伴，盲人们都尽量坐得舒服一些。安静下来以后老人讲了他知道的一切，讲了有眼睛时看到的事情，也讲了从这场时疫开始到他自己失明短短几天里听说的事情。如果流传的消息可信的话，他说，在最初二十四小时里出现的病人有几百例，同样的病症，表现也完全相同，瞬间发病，没有任何可见损伤，视野内一片闪亮的白色，得病前没有任何疼痛感，发病后也没有。第二天，据说新发病者人数有所减少，从几百人降到几十人，因此政府马上宣布，根据最合理的预见，很快就能控制局势。从这里开始，除一些不可避免的零散评论，戴黑眼罩的老人讲的原话将不再被逐字照录，他的口头叙述将被重组改良，以期通过正确和适当的词语使他提供的消息更有价值。出现这一不曾预料到的变化，是由于讲述者使用了控制局势这个绝对不地道的术语，用词不当几乎让他降为陪衬讲述者的角色，毫无疑问，这个角色也是重要的，因为没有他作为陪衬，我们就无从知道外部世界发生的事情，例如这些不同寻常的事件，而不论描述什么事实，只有用词恰当严谨才显得有声有色。现在言归正传，所以，政府排除了先前广为流传的假设，即史无前例的时疫在全国蔓延，它由一种尚未确定的病毒引发，即时发病，病前没有任何潜伏期的症状。按照科学界最新的看法和行政当局据此做出的最新解释，这是各种情况临时组合共生出的不幸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