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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同肉黄片在线免费观看学和老乡把关系搞和谐是很重要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对方就能拉你一把。在接下来的广东统一战争和北伐中，主要靠最能打的第一、四、七军作战，另外四个军只能锦上添花。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那四个军是综合素质——军官的文化水平和思想意识、士兵的训练和装备都不到位的军阀部队。按照正常情况，蒋介石应该给这些军阀部队开展为革命建功立业的思想道德建设和忠于党忠于民族的忠诚教育，想办法清除他们脑袋中的封建糟粕。但问题是，蒋介石当前的实力不够，对第一军之外的部队缺乏掌控力，没几个人听他的，像革命资历比他老的程潜就不怎么给他面子。无奈之下，蒋介石只能把最重要的道德操守和思想政治问题留到以后再头痛。但他绝对料不到，日后他会为此吃尽苦头。

一统广东

1925年5月30日，上海。英国巡捕枪杀、逮捕游行示威的普通民众，致死致伤数十人，这就是“五卅惨案”。惨案引发了为期十六个月的“省港大罢工”。就在反帝爱国的工人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上次没被打死的陈炯明又回来了，蠢蠢欲动，计划东山再起。1925年9月，陈炯明从上海回到广东，再次反叛。陈炯明上次不是被打残了吗，怎么死灰复燃了？有两个原因。一来直系军阀扶持和控制的福建、江西与广东国民政府控制的两广相距太近，他们必须扶持一个人来给国民政府找些麻烦，让国民政府忙于处理内乱而无暇进攻他们，而“残仔明”无疑是一个很完美的人选。于是，直系门下的福建省军区司令周荫人、江西省军区司令方本仁不断给予陈炯明特殊关照，出钱出人，甚至还划了专门的地盘给陈炯明养军。二来省港大罢工触犯了列强尤其是英国人的利益，于是英国人想了一招“以华制华”——收买军阀去破坏省港大罢工和农会组织。这样的机会，陈炯明自然不会放过。于是，陈炯明跑去香港争取到了英国人的“赞助”。但广东国民政府现在兵强马壮，岂容陈炯明再次生乱。汪精卫主席随即任命国民政府的二号人物蒋介石为东征军总指挥，主动出击，与陈炯明决战。1925年10月，蒋介石自广州出发，再度东征。第二次东征与第一次东征有些不同，里面多了一支特殊的队伍——二百三十七人的政治宣传队。这是周恩来的创造性发明。政治宣传队的队员是从农民运动讲习所、政治训练班、黄埔军校等处挑选的。他们负责激励士气，宣传政策，发动群众运动，密切军民关系，算是共和国现在规模庞大的军政文工团的前身。二次东征是蒋介石第一次独立指挥战役规模的军事行动，事关个人威信和革命前途，不容有失，因此他亲临前线指挥。蒋介石的策略是“中央突破”，即先突破陈炯明最坚固的堡垒，然后再向两翼进攻，把陈炯明的地盘分割成一块一块，各个击破。所以东征军的第一个目标是惠州，因为惠州是陈炯明的老家，也是他最重要的据点。惠州，“任凭天下乱，此地永无忧”，地势极其险要，历来被视为金城汤池。第一次东征时，因守将杨坤如投降，东征军才轻易拿下惠州，可惜许崇智为了显示政府对失足军阀的宽大为怀，在得到杨坤如不再与革命为敌、愿意接受改编的保证后，又将惠州交与对方防守。但事实证明，这是一个不守承诺的顽固分子，因为杨坤如在陈炯明打回来后，果断地投向了老领导的怀抱，惠州被陈炯明重新占领。看来对待顽固分子，还是采取强制措施为好。惠州之战打响之初，面对攻城的主力——战斗力极为强劲的国军第一军，拥有地利和兵力优势的守军并没有败象。战况十分激烈，在第一次东征中表现得十分骁勇的教官刘尧宸英勇阵亡，国军伤亡很重。蒋介石被迫调整策略，不再平均用力，而是集中所有的重武器以优势火力猛烈轰击杨坤如重点防守的北门，实施重点突破。关键时刻，重武器部队——炮兵营的一把手、技术标兵——“炮神”陈诚再立新功，他一炮将敌人的机枪打哑，敢死队趁势登城。登城十分不易，蒋先云中弹，陈赓伤了左腿，好在黄埔同学中有名的“拼命三郎”陈明仁表现得够生猛，举着校旗第一个登上惠州城头，并把守住了国军占领惠州的胜利之门。拿下惠州打开了胜利的通途，接下来的重点工作就是荡平盘踞东江上游的陈炯明残部。此次行动中，蒋介石遭逢一生中最危险的局面：在向东江上的重镇——华阳进军途中，他率领的部队遇到优势敌军的猛烈抵抗，久战不克，反被敌人的钳形攻势所困。蒋介石亲临前线督战，希图激励士气，扭转战局。但蒋介石督战的这支部队，是最近由军阀部队改编而来的，思想道德水平不够，战斗力不强。虽奋力苦战，仍毫无建树。部队在敌军冲击下全线崩溃。打到最后，总指挥蒋介石也受了伤。伤不致命，致命的是，总指挥部的其他成员已各自逃命去也，此时蒋介石的身边只有侍卫长陈赓寸步不离。一个光杆司令，一个光杆侍卫长，这仗还怎么打？打不了，只能逃跑。此时的蒋介石因为受伤不能走动，面对越来越近的敌军，蒋介石万念俱灰，竟欲杀身成仁，但被陈赓劝止。陈侍卫长背起蒋介石就跑。蒋介石比陈赓高且重，背起来相当吃力，可陈赓始终不肯放下蒋介石自己逃命。就这么跑了几里地，才逃出了包围圈。之后，陈赓不眠不休，跋山涉水，疾行百里，找到何应钦和周恩来，搬来援兵，蒋介石才得以脱险。陈赓的腿功和体力真是了得！“黄埔三杰”的综合素质果然不是盖的。蒋介石对陈赓的“护驾”深为感激，遂将其留在身边做侍从参谋。因为这次救命之恩，国共分家后的陈赓在上海被捕后，蒋介石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任凭共产党将陈赓营救了去，表现得很是仗义。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大难不死的蒋介石，还真有后福——刘峙出奇制胜，率军攻克华阳，扭转了战局。这次立功，为刘峙后来竞争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加上了一枚重重的砝码。这个刘峙平时一副“大智若愚”的老实人模样，待人接物几乎都是打哈哈，不过大家千万不要被他人畜无害的外表欺骗了，这位兄台打仗有两把刷子，尤其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他少有败绩，屡创新功，是当时军中炙手可热的实权人物。拿下华阳之后，东征军长驱直入，彻底击溃陈炯明，于1925年11月底取得二次东征的彻底胜利。随后，广东国民政府又发起南征战役，在李宗仁哥仨的协助下，彻底消灭了广东南部甚至包括海南等地的小军阀。至此，广东一统！输得精光的陈炯明逃到了香港。在军阀的舞台上出局的陈炯明并没有从此一蹶不振，因为他手中还有一张牌，可以让他光明正大地改走社会名流路线，继续参政议政，在政治的舞台上发光发热。这张牌是个政党组织——在陈炯明的大力协助下，由会党“洪门”改造而来的致公党。致公党的一把手——总理自然是由陈炯明来干，副总理则是咱们的老熟人唐继尧。致公党到现在仍然是共和国“参政议政”的八大民主党派之一，陈炯明也算是因此流芳后世了。1933年9月22日，57岁的陈炯明在香港病故，临终前连呼：“共和！共和！”此临终遗言，成为陈炯明至死仍坚持民主联邦制的最后表示。一代枭雄就此结束了复杂的一生。他是前清秀才、广东谘议局议员，也是帝制的掘坟者。他是辛亥元勋，也是革命的叛徒。他是孙中山的战友与追随者，最后又跟孙中山兵戎相见。他毕生追求“联省自治”，为建设地方自治不遗余力，缔造了闽南、广东的新政，却也将战火烧向了闽粤大地。他是粤军的奠基者，成于粤军，却也被粤军所败。他改变了历史，最后也被历史埋葬。蒋记王朝第三章大势

欧洲巨变

鉴于广东国民政府即将走出广东争雄天下的大势，我们有必要仔细研究一下列强的近况，因为它们有实力直接或者间接影响中国的局势。“一战”结束后，“二战”开始前，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一战”的主战场欧洲。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欧洲局势，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欧洲的政治地理概况。尽管欧洲人有相似的文化背景——所有的文化都根源于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也有相近的宗教信仰——基督教，但是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战争就是欧洲永不褪色的主题，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地区像欧洲那样战乱迭起。此话并不夸张，在“二战”结束之前的欧洲大地上，若能出现短短几十年的和平时光，欧洲人民就要欢天喜地地感谢上帝保佑。欧洲人民如此爱好打架，自然是有特殊原因的。欧洲与中国不同。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中国自秦朝一统天下后，就一直采用君主制，搞中央集权，皇帝自从爬上宝座之日起，就喊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口号，采用以武力为核心的各种手段，全力以赴地消灭对自己存在威胁甚至只是潜在威胁的势力，大大降低了造反事件出现的概率，从而保证了中国的和平时期远长于战乱时期。而欧洲走的路子却有所不同，他们一直是分封领主制，大大小小的领主（贵族）割据一方，各自为政，只有个人主义，没有集体主义，乱打一气实属必然。除了上述政治体制的原因，欧洲的地缘环境也是导致其战乱频发的关键原因。欧洲虽有一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减去横跨欧亚两洲的“怪胎”俄罗斯所占的四百万平方公里之后，也就剩下了六百万平方公里。在这六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在这片远称不上广阔的土地上，却聚集了约五十个国家，一百多个民族。绝大多数国家和民族的面积和人口还没有中国一个省的面积和人口多。换句话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占据欧洲绝大多数的面积和人口，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在这块土地上拥有绝对的统治力。这种复杂的力量格局所造成的后果就是谁也不服谁，战争不断，群雄并起。有意思的是，欧洲的这些国家不仅喜欢打架，还喜欢通过联姻拉帮结派。他们的这种搞法造就了一种独特的现象：欧洲各国的皇（王）室基本上都是亲戚。但是在冰冷的利益关系面前，往往亲戚比陌生人表现得更加现实。甚至因为相对了解的缘故，动起手来也格外的精准狠。像外甥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为了和舅舅法国国王腓力六世争夺地盘和霸权，就掀起了一场为时116年的战争——英法百年战争。这种时间跨度，这等斗志和决心，着实令其他钟爱战争的专业人士汗颜。当然了，这种钟爱打架且擅长打架的习惯跟欧洲当时太穷的现实也有一定的关系，越穷越折腾。可问题是大家都是穷光蛋，打一架根本就捞不着几个钱。后来有聪明人想出了解决办法：走出欧洲，去外面的世界打劫，快速致富，争当光荣的暴发户。将这一思路转变为现实的是西班牙和葡萄牙。15世纪，在这两个国家的支持下，以迪亚士、哥伦布、麦哲伦为代表的冒险人士，靠着相对先进的航海技术，逐步发现了通往非、亚、美三大洲的航路，即所谓“新航路”运动。由此，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等国得以走出欧洲，并通过“海盗、殖民、掠夺、贸易、贩毒、贩奴”的超级流氓行径，积累了足够的物资原料和原始资本，掀开了以蒸汽为动力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序幕。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科技变成了第一生产力。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源头的英国，其实力自然是一骑绝尘。至于法国，虽然其工业革命起步较晚，但仗着底子厚，还是勉强维持住了和英国一起制霸欧洲的局面。但后来一个人的出现，改变了这一格局。此人就是普鲁士王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他于1870年发动“普法战争”，一举击败法国，统一德意志民族，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喜欢搞极端民族主义的国家——德国。德国虽然起步晚了些，但晚有晚的好处，至少能踩在英、法等国的肩膀上取长补短，少走弯路，再加上德国人创新能力强——德国不仅是“二战”前诺贝尔奖获得者最多的国家，也是当时全世界化工产业、电子工业（如西门子）和汽车工业（如奔驰）的领头羊，所以尽管德国是后来者，但是德国只花了短短的四十年，就不仅做到了在高端技术领域和美国两分天下——以电力为动力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两只领头羊之一，还可以在综合国力上与英、法一争高低，实在是厉害！德国自然也需要通过向外扩张取得原料供应地和市场以满足其工业发展的需要，可问题是，当时全球能瓜分的地盘几乎都被英、法两国拿下了，所以得另想办法。德国人冥思苦想出来的解决办法就是抢，从法国和英国手中抢。于是，德国拉上跟俄国在巴尔干半岛有利益冲突的奥匈帝国，组团打劫英、法，正好法国也想找德国报“普法战争”的仇，而英国也需要保证巴尔干半岛附近的几大贸易航道的顺畅。由此，一场超级群架——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了。这是一场规模巨大的战争，六千余万士兵参战，消耗十分巨大，连英、法这种强国都不得不从美国手中购买大量的军火和食物以维持战争。德国对美国拉偏架的行为自是十分不满，所以一拍脑袋想出来一个昏招：诱使美国人的宿敌墨西哥人进攻军火贩子美国。于是，德国人自掘坟墓，使得美国在双方两败俱伤的时候加入战争，成为压垮德国这头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1918年11月，这场费时近5年的大战终于结束了。战争的主力俄、德、英、法四国基本都没有落着好。俄国爆发“十月革命”的事前面已经说过了，这里不再重复。英法这两个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国家，虽然赢得了战争，但失去了曾经领先于世界的优势，所以也算输家。英法混成这般模样的关键原因，就在于“一战”的主战场在英、法两国本土。在自己家里和别人打架，怎么着都讨不了好。毕竟破坏的都是自己家的东西，死伤的也大都是自己的家人。英法两国不但工业设施被严重破坏，人口也大幅减少，两国经济因此大幅衰退。元气大伤的英法两国，由此变得无力进取，对其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的控制力逐渐减弱，对远东包括中国的影响力也日趋变小。雪上加霜的是，在其经济实力还未恢复之际，即1929年至1933年，世界又一次爆发了经济危机，导致这对难兄难弟的经济滑入了深渊。严格来说，法国要比英国惨得多。因为法国不仅应对经济危机的措施不给力，导致其经济衰退程度远比英国严重，而且它还面临严重的内斗，从“一战”结束到“二战”开始的短短20年间，法国更换了近四十届政府，平均下来一年换两届，实在是奇葩。至于战败国德国，则身背两百六十亿美元左右的战争赔款，“一夜回到解放前”。要知道，那时的美元是很值钱的，中国近代史上所有的赔款加一块也就相当于德国赔款的十分之一，由此可见德国面临的压力之大。但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世人皆知德国只花了短短20年就再次发动了世界大战，德国人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而与其说是德国人厉害，还不如说是愚蠢的政治家们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当初商议德国赔款金额的时候，英、法各有打算。法国抱着利用赔款把德国整垮了报仇的心态，一个劲地提高赔款金额。而英国却担心一直与其不和的法国趁机利用赔款坐大，以后不好收拾，所以一门心思地玩平衡、造均势——扶持德国，抑制法国，顺便利用德国距离苏联很近的优势，遏制苏联这个搞共产主义的“异类”。可英、法两国费尽心机，也没分出个高下。在拼心机不管用的时候，还得靠实力说话。论实力，法国自是不如英国。因此，在英国人的坚持下，德国的赔款金额一降再降，最终降至两百多亿美元。而且，由于英国担心巨额赔款会把德国压垮，导致对方没法还债，所以没好好学过“农夫与蛇”的英国人，决定把好人做到底。英国联合想往欧洲伸手的美国，向德国提供巨额贷款。英国人泥菩萨过江，自然掏不出几个钱来，贷款的主力只能是有钱的美国人。当然了，英国人和美国人也有各自的小算盘。“一战”时，英法向美国申请了近百亿美元的贷款以向其购买军火和食物，而战

尔丹的后路。前后夹击下，葛尔丹不支，到黄昏时分，葛尔丹被迫放弃驼城，率领残部撤入背后山中。至此，横扫草原的葛尔丹，已然陷入清军全线包围中。此时的葛尔丹，部队伤亡已经过半，一旦清军继续进攻，很可能会全军覆没。危急之下，葛尔丹再次耍诈，当天夜里，他主动派使者找到清军抚远大将军（前敌总指挥）福全，要求议和，且言辞极为恭顺。福全顺水推舟，答应了葛尔丹的请求，命令部队停止追击。趁此良机，葛尔丹发动突围，深夜突破清军包围圈，向西北方向逃去，沿途还焚烧草原，阻止清军追击。一度面临灭顶之灾的葛尔丹，就这样成功逃出升天。后人皆说福全被忽悠了，但事实是，清军此时伤亡同样惨重，科尔沁方面的援军正在火速赶来，福全本意，是想等科尔沁援兵到后，集中力量围歼葛尔丹，但聪明反被聪明误。战后，福全遭康熙罚俸惩罚，而葛尔丹也祸不单行，逃亡路上，军中瘟疫四起，部队损失大半。败回准噶尔后，所部只剩下千余人。乌兰布通之战后，葛尔丹很是老实了一段时间，他一面以科莫多为基地，发展生产恢复实力，一面向康熙遣使谢罪。此时清朝上下，也有声音要求乘胜追击，彻底剿灭葛尔丹，由于清朝此时财用匮乏，康熙并未采纳，只是命蒙古各部对葛尔丹严加监视。同时，清朝在蒙古地区修缮驿道，设立军队，以防葛尔丹入侵。在经过数年休养生息后，葛尔丹气焰再起，开始四处劫掠周边蒙古部落。公元1695年，葛尔丹再起3万大军，从科莫多东下，康熙决定再次御驾亲征。次年二月，清朝9万大军分三路齐出，包括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的东路军，抚远大将军费扬古的西路军，以及康熙亲自率领的中路军，三路大军夹击，意图彻底围歼葛尔丹。此次战役的关键在于，西路费扬古部进展神速，火速过土拉河，从后面截杀住了葛尔丹，后路被断下，葛尔丹仓皇后撤。三路清军在大草原上与葛尔丹“捉迷藏”，经一番围追堵截，终将葛尔丹围困在昭莫多。五月十三日，清西路军费扬古部在昭莫多与葛尔丹决战，面对葛尔丹密集的火器防御，清军并未像乌兰布通之战那样死打硬冲，相反只派小股骑兵诱敌，急于突围的葛尔丹果然上当，立刻率精兵冲锋，双方激战一天，就在相持不下时，清军另派骑兵，一举端了葛尔丹的大营，将葛尔丹军中家属尽数俘虏。葛尔丹军登时大乱，清军奋力冲杀，葛尔丹的妻子阿奴也在此战中阵亡，最后，葛尔丹仅率数十人狼狈北逃。就在葛尔丹与清军激战时，准噶尔部后院起火，葛尔丹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发动政变，占领了葛尔丹的老家伊犁地区，自立为准噶尔可汗。众叛亲离的葛尔丹走投无路，率千余残部流落宁夏河套草原。次年四月，在清军的打击下，葛尔丹服毒自杀，结束了他征战的一生。闻听葛尔丹死讯后，一生历经数度考验的康熙皇帝欣喜若狂，竟在黄河岸边（当时康熙正在视察黄河大堤）当场跪倒，敬谢苍天。葛尔丹死了，但是准噶尔与清朝的对抗并没有结束，策妄阿拉布坦起初对清朝采取归顺政策，全力在中亚地区进行扩展，甚至两次击败俄罗斯东征大军。随着实力的增强，他终于在康熙帝在位的最后时期发动叛乱。从此之后，雍正皇帝在位13年，以及乾隆皇帝在位前半段，准噶尔与清王朝之间战火不断，相持不下。直到乾隆时期兆惠大将军西征准噶尔，这支古代史上最后的蒙古政权，才完全被平灭。第二十六章清初『贰臣』的不同结局清朝官修史书中，有一本极具特色的史书——《贰臣传》，这是乾隆皇帝弘历在位时，由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开始编纂的。书中的人物，都是在明清交际之际，曾先为明朝效力，后投降清朝的“贰臣”，编这样的一本书，自然是为了弘扬封建社会的“忠君思想”，书中的人物，也就毫无例外地被列为了“叛徒”，毕竟投降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清朝能够以落后的文化、劣势的人口，最终成功取明朝而代之，建立一个延续300多年的大帝国，所倚重的不仅仅是八旗军的骁勇善战，更因诸多明朝降臣鞍前马后的出力。从皇太极盘踞辽东开始，清朝就一直重视对明朝人才的吸纳，通过战争、收买等手段，不断笼络明朝的人才，尤其是知识分子。然而这些人怎么也未想到，在清王朝根基已稳，国家强盛的“康乾盛世”时代，他们当年的行为，会用这样一种方式，被牢牢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不过即使是编《贰臣传》，乾隆皇帝也格外重视“甄别”，《贰臣传》共收录“叛徒”传记120多人。这120人，又被划分成了两类，其中的甲类，是归顺之后为大清建国建立过功勋的人物，乙类，是归顺后毫无建树，为统治者所不齿的人物。在成为叛徒之前，他们大多名声在外，是受人敬仰的君子能臣，一念之间，生前身后之名就格外不同。且挑出几个典型的“贰臣”，看看他们成为叛徒的过程，究竟有哪些可怜、可悲、可恨、可叹之处。一“贰臣”中的甲类人物里，最戏剧性的，当属洪承畴。在成为清朝开国功臣之前，很长时间以来，洪承畴都被看做挽救明朝危局，匡扶大明社稷的希望。洪承畴，字彦演，号亨九，福建泉州人。出身当地一贫寒家庭，自小刻苦耐劳，勤学苦读。万历年间高中进士，先任浙江提学，因他极善选人，一时名动官场，到崇祯年间，洪承畴已官升陕西参政。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陕西民乱四起，洪承畴自募兵马，在陕西韩城击退农民军，因此一战成名，从此后官运亨通，仅用两年时间就官至三边总督，此后他一直战斗在镇压明末农民起义的第一线。他曾与孙传庭合兵，在陕西潼关将李自成打得全军覆没。崇祯曾评价说：“卢象升督东南，洪承畴督西北，天下必平。”可谓是明末政局中举足轻重的力量。洪承畴从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开始剿杀农民军，历经近十年，被他先后平定的农民军势力有20多股，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军领袖皆曾遭他重创，可谓对明朝尽心竭力。洪承畴从“忠臣”到“贰臣”的人生转折，发生在明朝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是年皇太极集中大军攻打辽东重镇锦州，洪承畴以督师身份率军救援，双方相持在锦州外围的塔山、杏山一带。面对清军的强大攻势，洪承畴主张步步为营，以守为攻，双方相持近一年，清军进军不得。关键时刻，兵部尚书陈新甲向崇祯进言，怀疑洪承畴有“拥兵自重”嫌疑，崇祯多疑，数次发诏书催促洪承畴与清军决战。无奈之下，洪承畴只得主动出击，却被清军断绝粮道，以至13万大军全军覆没，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松锦之战”。松锦之战后，坊间传言洪承畴已战死，向来对功臣刻薄的崇祯帝也悲叹不已，曾辍朝3日以示悼念，却不料洪承畴竟然在兵败后降清。明朝因边关大帅之死而辍朝的事，之前只发生过一次，是明孝宗时为击破蒙古的大英雄王越之死而辍朝，当时只是一日，这次更加隆重，却未料“被烈士”之人却成了“叛徒”。有关洪承畴的叛变，历史上流传的说法是，本来洪承畴意图绝食，但皇太极亲自接见，嘘寒问暖，终感动了原本打算杀身成仁的洪承畴。另有比较“悬乎”的说法是，皇太极派自己的宠妃庄妃勾引洪承畴，终把洪承畴拉下了水。两种说法，皆未得到确切证实。而另一个事实是：洪承畴镇压农民军时，就常遭崇祯宠臣杨嗣昌刁难，后来的松锦大战，与其说败北于清军，不如说是被崇祯皇帝的瞎指挥坑死。明朝遗民王邦稷对此评价说：“（洪承畴）非不忠，乃心死也。”招降“心死”的洪承畴，不但明朝方面一片哗然，连清朝内部也反对声连连。皇太极却说：“洪承畴乃我进中原之向导也。”虽如此，皇太极在世时，洪承畴只得到一闲职，并未被重用。他真正大展拳脚，是在皇太极病逝，多尔衮成摄政王后。多尔衮对洪承畴分外倚重，“引以为师”。明朝灭亡后，正是洪承畴向多尔衮建议，将境内15岁以上男丁尽皆编入部队，集中20万大军入京。清军赶走李自成，夺取北京后，也是洪承畴提出出榜安民，严肃军纪，同时主动出面，大力招降前明汉族官员，使清王朝很快在北方站稳脚跟。同时，“替崇祯复仇”的口号也是洪承畴提出，此举甚至将南明诸臣也骗了过去，一心以为清朝是来助南明剿灭流贼的。洪承畴对清朝的大功，主要是在平定南明政权上。公元1646年，清王朝发布剃发令，江南反抗四起，洪承畴临危受命，就任两江总督。他一改先前清王朝残暴的镇压政策，提出以抚为主，在江南减免赋税，赦免罪臣，稳定当地局势，使江南的反清烈火很快被扑灭。与此同时，黄道周、金声、夏完淳等抗清义士也惨死在洪承畴手中。因此污点，洪承畴的母亲与弟弟皆以洪承畴为耻，其母几十年来拒绝与洪承畴相认。这以后，洪承畴受命总督南方五省粮饷，他多次减免赋税，减轻百姓负担，用抄没前明官吏家产的方法解决军饷问题。清朝最终平定诸路南明政权，离不开这位“后勤部长”的功劳。因如此，在清朝建国的早期，洪承畴官运亨通，在顺治年间，他是“太子太师兼东阁大学士”，是清朝历史上第一位汉人宰相，其60大寿时，顺治皇帝甚至亲自到洪府祝寿，可谓荣宠之极。但清王朝统一全国后，洪承畴渐被冷遇。永历政权灭亡的同年，就被解除兵部尚书职务，只保留大学士的虚衔，识趣的洪承畴急流勇退，以“目疾”为由辞官，从此淡出政坛，于公元1665年病逝。他死得极为幸运，因为正是他举荐吴三桂镇守云南，最终造成了三藩之乱。如果不是死得早，吴三桂叛乱时，他也免不了株连。二《贰臣传》里的人物，不管是“甲类”还是“乙类”，无论生前身后，都是被世人唾弃的“叛徒”。唯独有一个人例外，他虽然也历仕两朝，但大部分人却对他极为谅解，甚至还有人把他看做耿耿忠臣——祖大寿。祖大寿，辽东宁远人，明末名将，他的亲外甥，正是放清军入关的吴三桂。比起这位汉奸外甥，祖大寿从军甚早，在投降清朝以前，他是横扫辽东的八旗军最难对付的对手之一。祖大寿在天启年间时，就在王化贞手下做过游击，真正得到赏识，是在孙承宗督师辽东时。击毙努尔哈赤的宁远之战，他是袁崇焕的亲信参将，对袁崇焕死心塌地，是关宁铁骑的骨干力量。袁崇焕督师蓟辽后，祖大寿被任命为前锋将军。后来袁崇焕“被汉奸”，祖大寿起先一气之下率军回到辽东，在孙承宗的劝解下才重新回师救援，于解围京城的战斗中身先士卒。在当时明朝军中，他是出了名的作战勇敢，且极重义气的角色。对这样的角色，皇太极也极为欣赏。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的大凌河之战，祖大寿受命在大凌河铸城，皇太极亲率大军进攻，战前就曾下令，务必活捉祖大寿。清军在击退明朝援军后，将大凌河团团包围，祖大寿在外援断绝的情况下顽强抵抗，苦苦坚守数月，弹尽粮绝之际，祖大寿使用“诈降”之策，率数千残部假装投降，又“忽悠”皇太极说可以帮他劝降锦州守将，皇太极果然中计。祖大寿到锦州后，反而留守锦州，继续和清军作战。直到十年后的松锦战役，洪承畴全军覆没后，祖大寿坚守锦州，最终兵败被俘。对这个“忽悠”过自己的人，皇太极格外宽容，再次极力招降。这次走投无路的祖大寿选择了归顺，被委任为总兵，但他很快就以生病为由请求辞官。此后十多年，他一直以“总兵”官衔在家闲住，直到公元1659年病逝，终其一生，未给清王朝打一仗。三在《贰臣传》里，有今人评价尚不错的祖大寿，有褒贬不一的洪承畴，还有一个人，降清之前的名声，远大于洪承畴，堪称是明朝“楷模”一类的人物，降清后的故事，却被后人演绎成一场笑话——钱谦益。钱谦益，字受之，江苏常熟人，在明亡之前，他是晚明文坛领袖，号称“当代文章伯”。15岁时他就写出了《留侯论》，气势纵横，令人惊叹。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钱谦益科举考试一甲三名探花，开始崭露头角。他既是明代文学魁首，又是东林党领袖，被阉党列入“黑名单”——《东林点将录》：“天巧星浪子左春坊左谕德钱谦益，”因此免职回乡。可谓是“国学大师”兼“政治精英”。八卦事也不少，他的妻子就是秦淮名妓柳如是，两人之间的爱情故事至今流传后世，为人津津乐道。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在清朝占领江南后，曾慷慨激昂，宣称要举家殉节。就在殉节当日，眼看着他就要投身湖中自尽，却借口说“水太凉”，怎么都不肯殉难了。不几日，他主动响应剃发令，彻底投降了清朝。如此行为，在当时自然被唾弃，连他的妻子柳如是也离他而去。偏偏清王朝也看不起他，只给了他一个“秘书院学士”的虚衔，连俸禄都没有。公元1646年五月他借故辞官，但随后两次遭清王朝下狱，家产被充公。晚年穷困潦倒，靠给人写墓志铭为生。临终之前，明朝遗民黄宗羲登门探望，钱谦益如遇知音，痛诉艰辛，声泪俱下半天，只换来黄宗羲嘲笑的一句：当初不死，现在不是晚了吗？到了乾隆编《贰臣传》的时候，还是没有放过他，把他列为“贰臣”中的“乙类”之首，销毁他的《初学集》等一百多部著作，还亲自写诗嘲笑他，五律诗写得尤其刻薄。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进退都无据，文章那有光。真堪覆酒瓮，屡见咏香囊，末路逃禅去，原是孟八郎。第二十七章一个真实的鳌拜在清朝的开国元勋之中，鳌拜是个知名度甚高的人物。拜“康熙计除鳌拜”的故事所赐，这位清初权倾朝野的名臣，在文学作品和历史资料中，多是作为反面角色出现。比如今人津津乐道的武侠小说《鹿鼎记》里，“大奸臣鳌拜”这个词汇出现率甚高，仿佛在当时，这是一个闹得民怨沸腾，人人恨不得除之而后快的角色。说起他来，世人普遍把他与恶魔、禽兽、恶棍之类的形象连接在一起。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一鳌拜，满洲镶黄旗人。论出身，鳌拜可谓根正苗红，当年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铠甲起兵时，鳌拜的伯父费英东，就是其中穿铠甲的“十二壮士”之一，可谓是努尔哈赤创业阶段最早的伙伴。鳌拜的出生年份，历史上没有确切的记载，《清史稿》说他从努尔哈赤起就“从征，屡立功”，可谓是清朝开国诸将里的老资格。鳌拜的兵种比较特殊，在努尔哈赤时期，他的兵种叫“死兵”，也就是敢死队。努尔哈赤早期与明朝作战时，明军多用火器对付女真骑兵，努尔哈赤则常用“死兵”冲锋，消耗完明军弹药后即发起攻击。萨尔浒之战就是凭此战术打赢的。鳌拜属于天生勇猛的人物，每次做死兵都冲锋在前，率先攻破明军阵营，因此立功颇多。这时候的鳌拜，还是努尔哈赤身边的一个小人物。皇太极即位后，鳌拜成为皇太极身边的甲喇额真，他真正崭露头角，是因为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一场至关重要的战役：皮岛之战。皮岛位于鸭绿江口，与朝鲜只有一水之隔。天启年间明将毛文龙占领此岛后，将它变成了明朝牵制清军的根据地。清军多次向明朝发动进攻，皆因为皮岛明军从后方袭扰，不得不临阵退兵，可谓是明朝插在清军后方的一根钉子。为了拔掉这根钉子，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用尽了办法，强攻不行，因为清军当时没有水师，招降也被毛文龙拒绝。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复任蓟辽督师的袁崇焕杀掉了驻守皮岛的毛文龙，本意是统一事权，却使皮岛的局势陷入混乱。毛文龙麾下的三员悍将耿精忠、孔有德、尚可喜集体降清，给清朝带去了精锐的水师和火器，清军攻取皮岛的把握大大增加。此后清军曾多次发动攻击，皆被这时的皮岛总兵黄龙击退。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皇太极决心彻底拔掉这根钉子，以阿济格为帅，再次大举发动进攻。这次清军采取了声东击西的战术，先以战舰从正面列阵，再派精兵绕道背面奇袭，担任奇袭任务的正是鳌拜。鳌拜战前立军令状“若不得此岛，必不来见王”。战

位一体、相辅相成的。这种世袭的次数从理论上讲是无限的，除非改朝换代或者拥有这个爵位、官职的家族在政治斗争中失败。但是，世卿世禄制度存在着很大的弊端。世卿世禄制度严重阻碍了优秀人才进入高官阶层。在世卿世禄的制度之下，贵族享有世代任职高官的特权，不少优秀人才无法脱颖而出，一直沉沦下僚。一个没有社会精英不断补充进来的政权，一个没有新鲜血液的政权，必然不可能是高效的政权。数代世袭的领导者遂大多泯为平庸无能之辈，而一旦精明强干的卿士出现，则国君的权威有可能被消解。世卿世禄的结果是，产生了一批尾大不掉的卿士，他们把持朝政，瓜分国君的权力，成为不少诸侯国分裂的根源，比如晋国的六卿，相互吞并为韩、赵、魏三卿，最终韩、赵、魏三家瓜分了晋国。一个强大统一的晋国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三个小国。强大而统一的晋国挡住了秦国的东扩之路，而代之而起的三晋，由于相互之间的争夺，相互之间的消耗，谁都没有能力阻挡秦国的东扩之路。如果秦国不施行商鞅变法，也可能出现尾大不掉的世袭卿士，最终将秦国瓜分为若干个小国，那么，秦国的东扩只能是一种梦想。幸运的是，商鞅变法催生了中央集权制，从中央大员一直到各级地方官员，都不可能成为拥有权力瓜分秦国的卿士。3.军功爵制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建立官僚制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它有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利益受到直接损失的世袭贵族会竭力反抗，二是究竟是否有一套合理的可以代替世卿世禄的配套制度，这也正是商鞅改革的关键所在。商鞅采用了当时最能调动全国人才积极性的军功爵制代替世卿世禄制。商鞅制定的军功爵共十八级（也有学者称二十级），从最低的功士到第十八级的大庶长（第十九级是关内侯、第二十级为彻侯）。“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这个“率”怎么计算呢？就是以敌人的首级为标准，获取了敌人的首级就可以得到上一级的爵位。军功爵制具有双重效力。一方面，“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所谓“论不得为属籍”，就是贵族若没有军功就不能成为宗室成员；另一方面，平民有了功劳，也可以获得相应的爵位。这样，既限制了宗室贵戚的势力，又为社会下层的人打开了一条通往上层社会的可行通道。由于军功爵制向所有的人敞开了一条晋升大道，人人都可以通过获得军功爵而进入官僚阶层，所以，它得到了大多数非贵族阶层人群的坚决拥护。由于有了军功爵制，在政治上，按照爵位的高低分别贵贱（明尊卑爵秩等级）；在经济上，按照爵位的高低分配财富（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即使是贵族，也只能是“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这种制度的建立使得社会财富的分配有了一个崭新的标准。对于出身下层社会的人来说，军功。爵制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通向权力与富贵的道路；但对于旧贵族来说，军功爵制限制了他们仅凭血统就可以享受特权的待遇。因此，商鞅施行的军功爵制受到秦国旧贵族激烈的、不遗余力的反抗。但是，从总体上说，军功爵制激发了整个秦国社会潜在的巨大活力。4.连坐制商鞅变法是一场波及面相当广泛的社会变革，它不仅削弱了贵族的世卿世禄制度，同时也大大强化了对全国百姓的监管。具体措施是连坐法，即全体居民每五家编为一伍，十家为一什，一家犯法，十家连坐（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各家之间要相互监督，告发奸人，告奸者和杀敌者赏爵相等。如果不告奸人，则以腰斩处死（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反之，掩护奸人的人和战场上投敌的人受到一样的处罚（匿奸者与降敌同罚）。这种连坐制是以什伍株连的恐怖手段恫吓全国百姓，将全国百姓都编织在同一个政治密网之中，便于施行中央集权。商鞍变法十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乡邑大治”。这是在强大的政治高压下出现的整个社会井然有序的面貌。第二，经济制度。商鞅变法首先是从富国开始的，也就是从经济制度的变革切入的。商较怎么样让秦国富起来呢？封建社会的经济在于农业，所以商鞅首先从土地改革入手。唐人杜佑《通典》（卷一）对商鞅变法的土地制度有一段经典的评述：鞅以三晋地狭人贫，秦地广人寡，故草不尽垦，地利不尽出。于是诱三晋之人，利其田宅，复三代无知兵事，而务本于内；而使秦人应敌于外。故废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数年之间，国富兵强，天下无敌。商鞅认为，韩、赵、魏三国（三晋）人多地少；秦国和他们相反，是人少地多，所以，秦国的土地没有最大限度地发挥“地利”。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以利诱之。商鞅认为，用利益引导韩、赵、魏三国的人到秦国来，给他们土地、住宅，而且免去他们三代人服兵役的劳役，使他们专心务农。原来秦国的农民，让他们当兵。当兵可以杀敌获得军功，比起种田来说利益大得多。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首先，打破井田制，使国家富强起来。井田制是商周时代的土地制度。这种土地制度一是土地为国家公有，二是把方圆九百亩的土地按“井”字形划分为九区，中间一区（百亩）为公田，其余八区（八百亩）为私田，分授给八家农户。公田首先由八家农户集体种植收获全归国家，每家农户再种植自己的百亩土地。西周时期实行这种制度，是因为生产力低，生产工具不发达，农户也没有更多的力量来耕种更多的土地。到了战国时期，铁制农具大大提高了生产力水平，而井田制限制了每户农民的土地数量，他们不能多种地多打粮食，因此，也就抑制了农民的积极性。这种土地制度是和领主制度相配合的。商鞅变法，首先是改一百步一亩为二百四十步为一亩，大大扩大了每户农民的受田面积。秦国“为田开鞅陌封疆，而赋税平”。“阡陌”是井田的界线，“开阡陌封疆”，就是彻底改变原来的井田制；“赋税平”，就是减税，农民的负担大大减轻。这样做的结果是大大调动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地种得好，帛产得多，还可以受奖赏（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努力务农、精耕勤织而获得粮食、布帛丰产的，可免除本人的徭役或赋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同时，为了增加国家的收入，强制分家。商鞅规定，凡是一家有两个男子的必须分家，如果不分家，强行增加一倍的赋税（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这样，父子、兄弟就必须分家。同时，国家按户征收军赋。分了家，必然增加纳税的户数；纳税的户数增加了，国家的税收必然大量增加。这样一来，国家有了更多的土地，农民减少了赋税，耕种成绩斐然者还可以得到奖赏，同时，纳税的户数大大增加。所以，秦国“数年之间国富”。其次，商鞅规定，主民、客民分业，重奖杀敌，用以强兵。国家富了，怎么强兵呢？一是主民、客民分业，走军队专业化道路。秦国的农民是主民，韩、赵、魏三国来的农民是客民。客民种地，反正秦国地广人稀；主民从军，从军杀敌，只要带回来一颗首级，就可以得到更高一级的爵位。有了爵位，就可以享受各种特权。这比起客民种地，显然更容易获得更多的利益。而且，让主民当兵为秦国作战，也比客民当兵更为可靠。二是重奖杀敌。据唐人《史记集解》引《汉书》日：“商君为法于秦，战，斩一首，赐爵一级。”这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军功爵制。这种制度非常有刺激性，对作战的士兵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激励。走专业化道路，又有配套激励机制的秦国军队，很快便被六国之人视为“虎狼之师”。通过商鞅变法，秦国军人在战场上看见敌人如同饿虎捕食，务求杀敌斩首，晋升爵位。人性的另一面被商鞅变法的政策充分调动起来了，一秦军的战斗力空前高涨。这样的军队打起仗来怎么能不和虎狼一样凶狠？所以，秦军迅速成为当时最具战斗力的军队。徙木树信严惩贵戚国富兵强路不拾遗商鞅变法的内容，既涉及政治制度，又涉及经济制度，还包括军事制度。人类历史上任何一项变革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其间总会触犯一部分人的利益，这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反对派不遗余力的攻击与力所能及的阻挠。事实上，商鞅变法策略在具体实施之前就引发了激烈的辩论。立志图强的秦孝公也有些犹豫，按照秦国的惯例，国君一时决断不了的事情，允许在朝廷上争论。商鞅与坚决反对变法的两个代表甘龙、杜挚进行了激烈辩论，这也是商鞍为变法扫清障碍的一次理论斗争。商鞍高举两面大旗，一是“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二是“治世不一道，变法不法古”。商鞍的意见得到了急切希望变法图强的秦孝公的大力支持，他被任命为左庶长（第十级军功爵）；开始推行变法。在变法推行和实施过程中，商鞍紧紧把握了四条原则，从而使变法得以顺利进行。一是徙木树信。商鞅变法是要以法治国。虽然从本质上讲，商鞅所处的战国后期不可能出现现代意义上的“以法治国”，但是，商鞅要变法就必须令行禁止，否则，“令而无信”比“言而无信”更为可怕。为了树立新法的威信，商鞅创造了一个“立木为信”的神话。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在变法令拟定之后，特意在都城市场的南门立了一个三丈高的大木头，下令说：谁要是能把它搬到北门，赏十金。赏金这么重，做起来又易如反掌，因此，谁都不信，所以没有一个人去搬。商鞅一看，立即加码：谁能将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五十金。这下子，整个市场沸腾了，谁信啊？最后，有一个人，愣是把这根木头从南门搬到北门。商鞅立即兑现诺言，赏了此人五十金。商鞅“立木为信”的故事立即传遍全国。通过这件事，商鞅为新法的执行树立了最基层的广泛的信誉，这一点非常重要。二是惩贵戚。下层百姓不敢轻犯王法，只有贵戚敢于冒犯王法。商鞅变法的第二年，就碰到了这样的大难题：太子犯法了。这位太子就是秦孝公死后即位的秦惠文君。太子犯了法，应该怎么办？商鞅着实犯了难。但是，商鞅要变法，就不能不管太子犯法这档事儿。太子是“嗣君”，“不可施刑”，商鞅用变通的方法处理了这一大难题：“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商鞅把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公孙贾两个人处罚了一通。受到处罚的公子虔四年以后，“复犯约，劓（yì，义，是一种割掉鼻子的刑法）之”。公子虔第二次犯法，连鼻子都没有保住。身为太子之傅，连鼻子都被切了，公子虔能不恨商鞅吗？更难堪的是太子。自己犯法也得受罚，虽然处罚没有落在自己身上，但是，别人代为受过，太子的难受甭提了。那叫罚在公子虔的身上，疼在太子的心上，最终导致“公子虔杜门不出已八年矣”，“公室贵戚多怨望者”。商较的强硬态度遭到以太子为首的一大批贵族的强烈反对。秦孝公一死，多年杜门不出的太子傅公子虔立即诬告商较谋反，秦惠文君下令抓捕商鞅，这才有了我们开头讲的商鞅得知这一消息后匆匆逃离秦国的一幕。但是，商鞅逃离秦国后，奔往魏国，因为商鞅曾经打败过魏国名将公子卬，魏国记恨商鞅，不准他入境，还将商鞅武装押解回秦。所以，无处可逃的商鞅最后惨遭了车裂的酷刑。商鞅变法的第三条是先经济后政治。从经济变革入手，然后再进行政治变革。经济是基础，经济变革成功了，就为牵涉众多人事的政治改革准备了基础、树立了典范。第四是法典化。商鞅变法之所以成功，很重要的一条是变革措施法典化，商鞅变法的措施大多制度化、法制化，或者成为政令。这样做最重要的结果是商鞅变法的内容不大可能因秦孝公、商鞅的去世而被废止，出现“人存政存，人亡政亡”的局面。事实也正是如此，秦孝公去世以后，原先坚决抵制变法的太子继位，并没有废除商鞅变法的措施。商鞅变法抓住了以上四个重要方面，取得了让人惊讶的效果。变法使秦国的综合国力迅速增强，秦国很快就称霸诸侯。商鞅率领秦军，夺取了魏国的重镇安邑；周天子承认秦国的霸主地位（天子致伯），天下“诸侯毕贺”。秦孝公二十二年（前340），商鞅率秦军大败魏国军队，俘虏魏国主将公子印，因此，“封之于商十五邑，号商君”。所以，自此之后，当时人们都习惯称商鞅为商君。魏国安邑被攻占之后，被迫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魏国国君从此与大梁结缘，魏惠王懊悔地说：“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商鞅确实是此期最卓越的政治家，他的变法适应了战国后期的现实诉求，使秦国迅速摆脱困境，走上了崛起的大道。但是，重用商鞅的是秦孝公，支持商鞅的也是秦孝公，没有秦孝公何来商鞅变法，真正使秦国迅速走上崛起之路的是秦孝公。秦孝公是继秦襄公、秦穆公之后，在秦国崛起的历史上又一位有重大贡献的国君。可惜的是秦孝公生命不永，四十四岁英年早逝。他的儿子秦惠文君继位之后，立即车裂了商鞅。商鞅虽死，但他在秦孝公鼎力支持下创立的富国强兵的制度并没有被废除。因为，商鞅变法使秦国迅速富强起来，这个现实是有目共睹的；商鞅的改革制度化程度很高，也不容易改变。所以，秦惠文君从秦孝公手中接过来的是一个富强的秦国，但是，秦国的富强已经引起了其他六国的高度警惕，秦惠文君能在秦国崛起的大道上继续作出贡献吗？第7章合纵连横秦惠文君从秦孝公手中接过来的是一个迅速崛起的秦国，同时也是一个已经成为众矢之的的秦国。此时天下形势出现了战国以来的一个重大变化：秦国一国独大的局面已经初步形成，六国之中任何一国都没有能力一再与秦国单独抗衡。面对这种新的局面，六国只有采取能够适应新形势的生存策略才能继续存在下去，秦国面对六国的生存策略也只有调整应对策略才能持续保持崛起的优势。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人的一生都与六国的生存策略、秦国的应对策略息息相关，正是这两个人，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左右着当时的天下大局。那么，这两个人是谁呢？锥刺股苏秦发愤说六国合纵抗秦这两个人中，第一个叫苏秦，东周洛阳人。据《史记·苏秦列传》记载，苏秦曾经外出游历多年，却一事无成，狼狈不堪的他回到家中时，家人都嘲笑他：人家都知道干活挣钱，你把挣钱的技艺全都抛弃了，到处游荡，还学什么演讲（事口舌），靠舌头能挣钱吗？落到今天这个下场，真是活该！苏秦听了之后，非常惭愧。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拿出自己的藏书，自言自语地说：我读了这么多年书，却不能用所学谋取荣华富贵，读了还有什么用？但他并未气馁，挑选了一本名为《阴符》的书，认真研读了一年。一年后，悟出了许多揣摩人心理的诀窍。他兴奋地想，现在终于大功告成了，我可以用这一套去说服当今的那些国君了！《战国策·秦策》的记载比《史记·苏秦列传》的记载更具传奇色彩：苏秦当年游说秦惠文王失败后，钱也花完了，人也憔悴了，“形容枯稿，面目犁黑，状有归色。归至家，妻不下纤，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此时的苏秦回家，妻子不下织布机，嫂子不做饭，父母不搭理他，狼狈不堪。整个家庭成员对苏秦的集体无语与一致的冷落和漠视，强烈地刺激了苏秦。苏秦决心发愤读书，“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中国古代“头悬梁，锥刺股”的故事中“锥刺股”的典故就是从苏秦这儿流传下来的。这段记载与《史记·苏秦列传》的记载略有不同，描述也更生动形象，但两种文献都记载了苏秦在不得志的时候，连至亲都看不起他，这些磨难与刺激对他有很大的影响，促使他更加执著地为仕途而奋斗。《战国策·秦策》记载，苏秦成功游说了燕王、赵王，带着高车驷马和众多随从前往楚国去的时候，途经自己的家乡，父母听说苏秦回来了，马上清理房子，打扫道路（清宫除道），而且出城三十里迎接（郊迎三十里）。苏秦的妻子不敢正眼看今日成功的丈夫，认真倾听，生

一阳，这是平衡，打破平衡就会一边倒。”“怎么不行？换格阻阴，以格控阳，人为平衡嘛。”林岳摆了一桌子的植物样本，不住地挑拣着。从地下通道出来，我们便全力寻找破解井字楼的方法，耿婆算出了整个格局体系中各盘的关键所在，但似乎又卡在了地面上这个“棺井葬屋”的格局起源上。其实，如果从整体的宏观角度来看，整个格局是由“棺井葬屋”引起的阴阳气息互流而开始的。先是有了三股阴气，而后逼迫居民体内的阳气外泄，结合阴气自棺井引入地下，以地下通道的特殊设计将其转化为病症之气，最后由八只虚灵作为神盘八神接气，将整个格局形成的气息带给那个布局者。虽然目前还并不知道，那个布局者是如何从这八只虚灵身上获取格局气息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使自身肌体新陈代谢停滞，目的便是达到延缓衰老，寻求一种另类的“长生”。眼前整个格局的布设及原理似乎很明了，但在破解方面众人却产生了争议。林岳和莫炎认为，破局的关键在于阴阳之气，他们的设想是以莫炎的纯阳灵火将三股阴气阻断，同时由林岳布设纯阴植物对局内残留的阴阳气息进行平衡，我和耿婆封堵格局局眼，并设法去除地下通道的格局效应。而我却不这么想，事实上这三座井字楼内的居民已经产生了特殊体质。他们长年累月地生活在阴气鼎盛的环境中，体内的阳气一直因阴气逼迫的原因而外泄，久而久之人体便形成了特殊的“阳猛”反应。所谓“阳猛”是指人体为了适应阴性环境而产生强烈的阳气抵御能力，如果现在将阴气阻住，即便林岳的纯阴植物能够平衡整个格局的阴阳之气，但却无法控制住那些居民体内反生出的阳气。如此一来只怕格局尚未破解，三座井字楼的居民已个个血脉尽爆而亡了。这就像深海中作业的潜水员，一旦因某些原因上浮速度过快，人们在水面上看到的便只是一具胀坏了的尸体。“格局中的阴气虽然浓重，但却不凶险，绵绵不断有如长流。”耿婆缓缓道，“正是因为这样，楼里的人才会逐渐适应，并产生‘阳猛’体质，在格局里存活下来。”“这布局的人很聪明，也很残忍。”S心寒道，“这些人不死，就能长期保证格局内阳气的供应，但如果他们企图离开或有人贸然插手，便会必死无疑。”晖儿一直在电脑前忙碌着，以她的习惯，此刻应该正在排列着逻辑线索和分析公式，幸好这个习惯只是出现在处理类似事件上，如果连平时的感情和生活都是如此，只怕要轮到我郁闷了。“为什么那些人会生病？”敲下最后一个按键后，晖儿向我问道，脸上透出隐隐的笑意。“人体自身的阳气与自然界的阴气毕竟还是无法抗衡的，阴入阳虚，从中医角度上说就是风寒入体，所以才会生病。”林岳俨然一副医师会诊的口气。“亢阳……”莫炎冰冷的表情中闪现出惊异，条件反射似的望向我和耿婆。大多难题的症结所在往往是简单至极的，可往往会在人类的惯性思维中成为盲点，如果有人点出了这个盲点，那么整个难题便可迎刃而解。此刻我和耿婆脑中亦是通明一片，莫炎所说的“亢阳”正是解决井字楼格局的方法，而指出众人思维盲点的却是晖儿。亢阳只是一种局势气脉的称呼，产生这个气脉的是“地支亢阳局”，这格局一般是用以治理阴气过盛的地域气脉，最大限度地将地域内的阳气引出，导入所处的地域内，以此来达到周围环境的阴阳平衡。既然那些人会病，就是阳虚的体现，如果说去除阴气后他们会因阳猛而死，那么留下阴气他们则会因阳虚而病。症结的原因便是那些被格局逼出的阳气，人们缺少了这部分阳气，自然就失去了平衡。现在要做的便是将人们失去的阳气引出导回。“非常感谢你们对家乡人民的帮助啊。”一个中年干部热情道，“这里一直没有条件进行修缮整治，这次可是帮了我们大忙了。”“人老了，叶落要归根，做点小事不算啥。”耿婆满脸感叹道，原本挺直的腰板此刻正佝偻着，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我母亲专程请来了建筑施工方面的设计师，为这里的楼宇改建设计方案。”我转身介绍道。“整片建筑的结构和承重我们已经过严密的测量。”S递过一份图纸，十分专业地解释道，“根据建筑本身的损旧和不足，我们的改造设计思路是……”在找出了解决办法后，我们连夜勘察了井字楼周围的地域情况，按照地支亢阳局所需的布设条件制定了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对于像井字楼这样的陈年建筑，这片区域的负责单位早就有修缮整治的想法，只是苦于难以筹措资金和居民无法安置，对于这点只需查询一下与此相关的资料网站和单位服务器便可完全知晓。S充分发挥了她在建筑设计上的特长，并根据自己常年积累的经验，在两天内便做出了一整套符合地支亢阳局的改建方案。当然，方案背后的总设计师还是耿婆。拿着从陈子浩那里得来的一千万，我们找到了这个区域的负责单位，以为家乡人民做些好事的名义提出了对井字楼的改建要求。负责此事的那位中年干部在耿婆满口乡音的诉说下不禁动容，立即与相关单位进行联络，一切的一切都显得那么的顺畅。“他们开始改造井字楼了？”高大男子微笑道，“很好，很好，你去安排一下，动用一切关系，务必保证他们行事顺畅。”莫曹恭敬地点头应承，脸上的笑容有如春风般温暖……二十八、司南图记改造工程的进行十分顺利，相关单位的行文批复手续上完全没有任何的阻挠和卡要，甚至还专门为此指派了相应的市政工程队。出于对耿婆捐资改造的尊重，整个工程的施工设计使用了我们的计划方案，而指导方面由S来负责，当地有关部门也指派了专人进行配合。S和晖儿变得异常忙碌起来，一方面S必须根据我们事先商议好的方案，将地支亢阳局的要点部分自然地结合到改建工程设计中，并监督整个工程的实施；另一方面，晖儿根据实际的工程数据进行测算，对隐含在工程设计中的地支亢阳局的效果进行实时监测。虽然地支亢阳局足以破解井字楼原本的诡异布置，但如果在改建实施时出现某些偏差，那么不单井字楼里的居民，连施工队伍甚至周围的人们也会受到牵连。如果事态变成这样，那还不如不进行改造。相对之下，我们三个大男人就悠闲多了。林岳颠颠地往返于井字楼工地和旅店之间，三天两头弄些补充体力的药膳给S和晖儿；我和耿婆隔天便去工地查看局势的变化，以防意外事件的发生；至于莫炎，自改造工程一开始，便隐身了似的消失在了井字楼附近，当然，他并不是真的消失了，而是暗中监视着整个施工进程，防止布设井字楼的人阻扰破坏。当然，我们还是进行了必要的化妆，既然要在公开场合出现，那就必须注意我这个被通缉者的安全，其他人也是一样。结合到改造工程的地支亢阳局布设得并不复杂，我们将其分作了引阳、破井、护阴和回气四部分。所谓引阳，便是将原本的向阴聚气的六格钢窗替换为宽大的塑钢移窗，增大的移窗不但有效地导入了阳光，改变了屋内的光照条件，同时也替换了六格钢窗的阴数窗形，每面墙体上均出现了阳数九窗。并且，在改造中整个楼体的外墙色彩被粉刷为红色基调，以色彩在五行中对应的属性而言，红为火，为盛阳，充分聚集了四处的阳气，以抵御朝向上的阴煞冲射。所谓破井，便是要对付井字楼中的三口“冥井”，这三口“冥井”分别是底楼储物室的窨井、楼宇厨房内连通的烟道和井字楼本身形成的“棺井”。在提交设计方案时，S以空间布置和承重不足为由，底楼的储物室作为承重结构全数封死，抵消了窨井的效用；楼宇厨房内连通的烟道，因设计不合理和占用有效空间的原因被全部拆除；而井字楼的楼台上则竖起了四个颇具哥特风格的尖顶，其作用当然是以尖角火形布成的阳局来压制“棺井”。至于护阴和回气，则是考虑整体格局阴阳平衡的布设。从前两个部分的设置来看，井字楼的阴霾之气已得到有效的控制，但考虑到其间居民的特殊体质，所以不能完全消除。为了有效地利用好它们，以适当的数量来平衡整个格局的阴阳气息，方案中在三座井字楼的会集点设计了一个美化小区的喷水池。这个设计的灵感来自耿婆的建议，阴水为柔意，为护阴，可通天、润人、入地，并且定时的开启也能在阴阳不济的时辰对整个区域的气息进行平衡调节。而区域周围的绿化也做足了功夫，几排按规律种植的杉槐将这里点缀得生机盎然。其实，杉树为阳木，槐树为阴木，我和林岳正是利用这两种树木的特性，设下了这个回气布局。即便各方面的条件和效率都很理想，但作为这样的改造工程，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实施的。在近一个月的时间内，我们六人各司其职，几乎没有离开过井字楼区域半步。在井字楼改造工程完毕之时，还有一个关键的步序，那就是必须用丹砂在三座井字楼的十二个尖顶上“定阳”，这也是整个地支亢阳局的最后点睛之笔。距工程结束还有三天，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可就在这时，一个人的出现令局势又变得复杂了起来。“韩笑？！”在旅店房间內见到这人时，大家都是一惊，这个有着孩子般天真笑容的家伙带来的却未必是好事。不过，此刻的韩笑应该弄不出什么花样，在他的颈部、肩窝、手腕、膝盖和脚踝处各有一个闪亮的灵火光团，满脸冷漠的莫炎正坐在他的身边，慢慢地喝着杯中的白水。“呀？韩警官大驾光临，不知所为何事啊？”林岳吊着脸，口里阴阳怪气地损道。“你小子省省吧。”我用肘部拐了他一下，低声道，“别让S觉得你在打落水狗。”“切，落水狗人人可打，咱不玩那个假斯文。”林岳哼哼着凑近韩笑，不放心地看着他身上的灵火光团。“那是九炎灵锁。”莫炎喝着白水，头也不抬地道，“专锁恶类虚灵的。”“哈哈，那就是说，这小子现在是废物一个咯？”林岳幸灾乐祸地笑道。“很抱歉，废物这个称号你还是自己留用吧。”韩笑调皮地笑道，“我只是暂时失去了自己的能力而已。”林岳脸上一沉，右手悄悄摆动着，看样子韩笑是要吃苦头了。“你先少安勿躁。”我上前轻轻搭住林岳的肩头，手下微微一紧，“莫炎，你怎么抓到他的？”“我找到了那八只虚灵的追踪信息。”莫炎放下手里的杯子，冷冷地盯着韩笑道，“而他正准备从那里离开。”那八只被莫炎做了记号的虚灵承载着井字楼格局的病症之气，它们可能出现的地方除了井字楼下的通道外，便是布局者的巢穴。韩笑既然出现在那里，恰好印证了我们之前的怀疑，这三座井字楼就是他们布设的。S表情复杂地看了韩笑一眼，却正好迎上韩笑那看似无意的一瞥，两人脸上都出现了微妙的表情变化，但很快便若无其事地各自避开了视线。“他说自己是在执行公务。”莫炎拿出一个精致的锦囊，“身上却带着这个。”锦囊中装着一块黄铜制成的方形物件，光滑可鉴的一面上用阴纹刻制着许多线条和字迹，正中微微凹下一个圆形，圆形的正中则是一个不大的孔洞。另一面只是略做了打磨，以同样的阴纹手法刻制了北斗七星的图案，而那个孔洞正透过北斗的第四星——天权。从式样和成色来看，这东西的年代必定十分久远，应该是个古物。“韩警官，你应该不是来破获什么文物走私案件吧？”我看着手中的物件，沉声道，“这城市里井字楼的受益者是谁？”“我不得不惊讶于你的敏锐。”韩笑懒散地笑了笑，“这么快就看出我破获了重大文物走私案。”韩笑越是如此镇定，我们心中的怀疑就越大，显然他没有说真话。井字楼事件眼看就要被解决，他却偏偏“碰巧”来此办案，而且还带着一块所谓的“重要文物”，如果一切真是那么巧合的话，我们生存的世界似乎显得太小了点。而且，这块东西的特征实在是太明显了……“文物走私？呵呵，窥觑司南斗盘的不正是你们吗？”将物件交给耿婆，我冲着韩笑冷道，“肯支付一千万的报酬给言家五虎，这东西对你们的价值远远不止这点。”“我不太爱看武侠小说，所以没有你这样的想象力。”韩笑依旧嘴硬道，“不过，你要说杨家七将的话，我还是知道点的。”九个灵火光团猛然一亮，韩笑的身体突地绷紧，脸上顿时闪过一片痛苦的表情，但那只是一瞬间的事情，懒散的笑容很快便又布满了他的脸庞。如果不是他额角那隐隐渗出的汗珠，我可能会怀疑莫炎是不是手下留情了。“师叔，我说过，你和师父的恩怨别算在我身上。”韩笑的声音微微有些颤抖，“我只管做事，没有知情权，就算你毁了我，也还是一无所获。”莫炎冷冷地看了他一眼，原本握紧的双手随即松开，韩笑面部一松，喉头耸动了几下，绷紧的身体渐渐舒缓了下来。在云南时，莫炎为拷问活玉水翠的由来，生生折断了张禾的手臂，而对于韩笑他却并没有下狠手，或许应该说从面上看，并没有下狠手。其实我们心里都很清楚，就算是把韩笑的四肢全部折断，不会说的他依旧不会说。“呵呵，不说不要紧，这东西应该能告诉我们。”耿婆咧嘴一笑，掂了掂手中的司南斗盘，“暂时先在这里看着他，你们和我去另外的房间。”莫炎点了点头，起身将韩笑推入里间，其余众人随着耿婆走出了房门。战国时期的《韩非子·有度篇》中曾有这样的记载：“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即渐以往，使人主失端，东西易面而不自知，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这段文字是当下考古界公认最早对司南的文献记录。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我国科技考古学前辈根据王充《论衡·是应篇》的这十二个字，考证认为我国古代有过名为“司南”的勺形磁性指向器，并据此设计了司南复原模型，为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长期以来，司南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科技史上的一大重要发现。在我国古代，人们发现山上的一种石头具有吸铁的神奇特性，如果将它制成长条形则能指南北，于是便称这种石头作“磁石”。于是便有能工巧匠把磁石打磨凿雕成一个勺形，磁石的南极磨成长柄，放在青铜制成的光滑如镜的底盘上，再铸上方向性的刻纹，这块底盘被称作“地盘”。当磁勺在地盘上停止转动时，勺柄指的方向就是正南，勺口指的方向就是正北，这就是大多数人所熟知的“司南”，同时也被认为是我国祖先发明的世界上最早的指示方向的仪器。依据这些记载和理论，眼前这块古朴的黄铜“司南斗盘”显然便是司南的组成部分，所缺的只不过是一支由磁石精心打磨而成的长勺而已。但我和耿婆却并不这么认为。无论从黄铜的质地还是从制作的工艺上来看，这块司南斗盘都不会是仿冒的赝品，但如果说它是从张良墓中发掘的，却又有些疑点。“我记得汉代是地盘发展演变的一个转折点，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地盘刻度变成了十二个方向。”我思索道，“这块司南斗盘的刻度却是八个方向，照此看来，它的制成年代应该早于张良所处的汉代。”“未必，司南的最早记录出现在战国时期的《韩非子·有度篇》，秦朝当政本就不长。”林岳摇头道，“从时代上来看，张良会持有改良前的司南也不为过。”“自战国到秦汉，金属制品原材料采用的是青铜，兵器和日常用品都是如此，只是配比不同，坚硬度不同。”我反驳道，“难道张良会舍本求末地去专门铸造一个黄铜的司南斗盘？是为了标新立异，还是别有天机？”“照你那意思……得，别和我说你是参照那根锥子得出的结论。”林岳眉毛一扬，“少昊之子那可是三皇五帝时代的人物，这年月也忒早了点吧。”就在我和林岳争辩不休的时候，S已经将司南斗盘的图形导入到了笔记本电脑中，通过3D立体建模的方式同比制作了一个虚拟司南斗盘。晖儿则在一旁盯着上面的各个刻度，若有所思地翻动着一本笔记，继而双手飞快地在电脑上操作着，屏幕的一侧不住地闪过一排排惊人的运算数字，正中渐渐形成了一个复杂的数学模型。“这俩小子跟乌眼鸡似的，年代啥的还要争吗？”耿婆瞥了我俩一

未来，至少她和她丈夫的关系多少能改善一点吧。不过我可不想融入她的身体。讨厌！”“或许你能让她变得更积极，好好对待自己的身体。”“希望如此啰！”“那么就决定下星期了。”“好。”※※※※预定的时间到了，卡伦依约现身。她从皮包里拿出一只注明“给贝尔医生”的信封。卡伦2列出赞成与反对融合的理由，以下是这张单子的上半部：门儿都没有！我应该/不应该融合？应该不应该一半一半？赞成反对她需要我，让她变得更完整再也无法跟我的朋友理智让她更有幽默感对谈、交换想法她会学着找乐子、让自己开心失去尊严她能得到重要记忆我会变得很无趣卡伦2写了满满一整页，最后赞成的理由有20项，反对有14项。有趣的是，所有赞成的理由皆围绕着“卡伦将从她身上获得什么”打转——也就是卡伦2能对全体人格有何贡献；而反对的理由则完全集中于她的个人损失。这张便笺最后还有签名：独特的女人，卡伦2。“最近这几天，卡伦2一出来便到处跑来跑去，什么事都做，”霍尔顿说，“大多是参加社交聚会，安排接下来的学校活动。她已经开始传送感觉和看法给卡伦了。昨天，卡伦去参加高中家长会；跟老师说话时，她感觉到一种新的自信。”“昨天她确实更能体会我的看法和感觉了，”卡伦2有些沾沾自喜。“有我加入她，对她来说应该是件好事吧。”“你希望我怎么介绍你？”我问。我仍担心那些“反对理由”会重新占上风，改变她的决定。我不想逼她，但我也不要她犹疑不定。我希望她只会感觉到自己被这套机制轻轻带走，如此而已。“我生来就是要当个正常人，坏事永远不会发生在我身上。说实话，我也不懂什么是坏事。大多数时候，我处于静止的沉睡状态，唯有在遇到某个重要人物，我们必须表现得像个健康的正常小孩时，我才会出来。上了高中，我想拥有自己的个性，做我喜欢做的事，所以我参加社团——辩论社、话剧社、乐队；毕业那年，我该修的学分都修完了，于是我把时间全花在艺术和戏剧上。”“总之呢，我从那时候开始就经常出来，跟其他人出去玩；我看比赛，参加学校活动、社交活动。”卡伦2骤然陷入沉默。我想她已经说完了。“请你在卡伦的小房间外稍候片刻，我先跟她聊聊，然后再请你进来。”卡伦的表情放松，眼神也黯淡了下来。我把卡伦召回来，请她让我进入小房间；然后她打开门，邀请卡伦2进来。“我好紧张，”卡伦说，“她让我觉得很有威胁感。她跟别人不太一样。瘦瘦的，金色短发，很有精神，感觉很有劲儿。”我简短重述卡伦2的来历与存在目的，请卡伦描述过程给我听。“她坐在我旁边，面带微笑、拍拍我的手。她说：‘你为我准备好了吗？’她对这个遍体鳞伤的我们会有什么反应？”“也许这就是本次融合的课题，”我说。“她轻抚我的头发，告诉我不会有问题的。她说我这次不会有受伤或尴尬的记忆。现在她想知道我们该怎么做。”“互相靠近、看着对方，然后拥抱，”我说，好像我真的知道该怎么做似的。“感觉好怪，”她说，身体微微扭动，“我从来不曾意识到她的存在。她要我转告你：‘多谢你做的一切，到时候再见了。’她问我准备好了没，待会儿她会拥抱我，直接与我融合。她说‘再见’。她拥住我，她的头慢慢靠过来……我已经感觉到了。我听见体内所有的声音，我的心跳、我的呼吸。我不舒服。”“做几次深呼吸，让她进入你的内心，”我催促着。卡伦痛苦扭动，表情狰狞；卡伦2抗拒的程度似乎比卡伦还严重。“她完全融入了。我看不见她了。”“你做得很好。”我带她离开催眠状态，回到我的办公室。“我抖得好厉害。光线好刺眼，声音……”卡伦微微缩起身体。我立刻关掉椅子旁边的台灯，让她整理一下情绪，重新振作起来。几分钟后，她坐正，挺直背脊。“我的头不痛了，”听她的语气，好像头痛前1秒才消失。“感觉好多了。”她瞪视前方某一点，专注于内心的活动。“怎么了？”我问。她摇摇头，回避我的问题。我又问了一次。“没事，真的，”她说，“我只是想起某天中午去多米尼克超市用餐区，拿餐盘取餐的情景。”“我非常好奇卡伦2会带给你什么样的改变。这次融合应该与过去截然不同。”卡伦对我虚弱微笑，但她从座椅起身的动作却颇为利落，脚步也有些轻快地离开了我的办公室。与卡伦2融合1997年9月17日，礼拜三，卡伦2与我融合了。我能感觉到这次融合的日子越来越接近，因为我似乎经常受到这个人格的威胁。我对她所知有限，但她却是我生命中颇为重要的一部分。开始融合时，我记得她拥抱着我，然后我仿佛进入隧道，我的耳朵有一阵阵胀痛；我再次对光线、对声音十分敏感。回到你的办公室以后，我想起的第一段记忆是在多米尼克超市拿开胃菜。多奇怪啊！这样的初次回忆。以下是我得到的部分记忆：●我想起高中生活，所有参加过的活动。我还看见一张张朋友的脸。●我想起我在婚前跟不同男人约会的经历。●我想起爱上我丈夫的过程。●我想起结婚的事。●我想起担任秘书，并且在莎拉出生前获得升迁的回忆。我工作表现良好，大家都喜欢我。●我想起怀孕、分娩的过程。我爱我的孩子，也想起买婴儿用品、装饰婴儿房的事。●我真的很喜欢与人相处。日子一天天继续，我慢慢想起我不喜欢卡伦2的地方。举例来说，我发现她把我的财务状况弄得一团糟：她把钱都花在自己身上，而不拿来做对全家有益的事。她花30美金去看电影，却不缴电费。她很聪明，很懂得文过饰非。现在我得去申请每一项账单的复印件，看看她到底捅了多大娄子。我以为所有会乱花钱的人都已经融合了，接着又想到凯瑟琳帮大家收拾了多少烂摊子，我突然觉得好沮丧，自觉是个大笨蛋。我想，也许卡伦2并没有那么完美。今天我做了一件出乎我自己意料的事：我打电话到女儿的学校，表示我待会儿要去接她赴约。我到学校去，她完全被我搞糊涂了，频频问我问题；出了学校，我告诉她我们要去看电影《老爸！我被绑架了！》，她高兴得跳起来，说她好爱我。莎拉不敢相信我真的提早接她下课，带她去看电影。可是我们真的很开心！后来我再想起这件事，心里五味杂陈。我明白我终于有了女儿——一个我从来不觉得她属于我的女儿——还有她爱我，我可以感觉到她的爱。※※※※自1997年仲夏至初秋——我们融合卡伦2之前的数星期间，先前融入的人格逐渐趋于稳固。原本分属于不同人格的记忆和感觉，似乎也渐渐成为卡伦无意识的习惯。现在当她出门购物，她会一路上都很清醒，自己决定买什么，她不会遗失时间，购物袋里也不会突然蹦出一堆没买过的东西。她开始自己排定约会，自己决定穿什么衣服、跟哪些朋友见面。起初她认为这是一种全新且陌生的能力；她认为自己应该“不会这样做”，并且觉得自己在骗人。然而，这些“别人的”习惯逐渐变成“她的”，不知不觉中，她成为分裂人格的混合体，真正地融合了。对我来说，她已不再是一个沮丧的空壳，她越来越像个完整的人——有深度、有厚度，复杂而有趣。我期盼她的自我融合能成为一种持续进行的过程，并且在未来数个月——甚至数年——不断继续下去。詹森仍找借口推延，不愿让我欣赏他的画作。他不但想延迟自己的融合，霍尔顿说他可能也不想让别人知道他通过作品表达的情绪。卡尔曾对詹森说，他们的思想和感觉都很邪恶，也许这正是詹森内心的恐惧。我向詹森提起这件事，他证实了我的猜测。他说他知道我上过学，我能看见事物隐藏的意义。他说他的画“不正常”，他会因此被“审判”，而且他们统统会被“关起来”。很久以前，他们住在精神病房的时候，他也画画，但他只画草地，画树木，不让他们看见他的内心。“还有其他原因吗？”我问他。“什么意思？”詹森问我。“你觉得，因为你画邪恶的东西……邪恶使你变坏？你觉得你像被关在卡伦身体里的罪犯？”詹森垂下视线，点点头，哭了起来。我鼓励詹森也画些好的事物。我说，他跟其他人一样，都有好的部分和坏的部分。他似乎感觉舒坦了些。我请他再多告诉我一些自己的事。“我11岁，我是黑人，我喜欢画画，”他说。詹森像个青涩少年；他有孩子般的天真，但举止却很利落能干。“我生于肯尼迪总统遇刺那时候，”他继续说，“卡伦一直很想画画。她会临摹、速写，但卡伦并非真的在做这些事。她只是空壳子，都是其他人在帮她做事。”我点点头，鼓励詹森继续说下去。“我生来就有画画的天赋。在学校，我有时候会乱画一些怪东西——有天使翅膀的恶魔、血做的蜡烛，大概像这一类的。但是，这在天主教学校可不是好事。如果神父觉得我画的东西不正常，他们会把它烧掉。我很怕火。有一天，我在学校画了一幅耶稣流泪的画：耶稣怀里抱着死掉的婴儿，并为他哭泣。”“如果你能找到一个懂得这些作品的人，或许你就能获得帮助。”“你觉得这幅画代表什么意义？”詹森问我。“那孩子是卡伦的分身，耶稣正在为受伤的孩子哭泣。”“我就是想画这个！”詹森眼眶微湿，眼神左右来回移动，用力绞拧双手。“修女在那幅画上面洒圣水，然后用藤条打我的手。我的手痛了整整一个礼拜。他们为什么要伤害我！”“如果我严厉批判你的作品，你会担心我可能伤害你吗？”我必须找出隐藏在他心中、阻止他把作品带来的恐惧。“我不知道，”他说，“我会觉得有压力。我怕我会做出不该做的事。父亲烧掉我的画时，我觉得我自己好像也正受烈火焚烧。”“听起来，这些画就像你的一部分，”我说，尝试理解他的感觉。詹森再次点头，更放松了些。“你常常出来吗？”“不，不常出来。今年，自从卡伦开始融合后，我就很少出来了。我上一次出来是我们去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时候。超酷的！那天不只我出来。看见恐怖动物的时候是迈尔斯出来，之后换西德尼看恐龙，不过，我看了全部的绘画、木乃伊、工艺品和动物骨骸。我是唯一会注意细节的人，比方说桌子的雕刻、花瓶的形状等等。卡伦也出现过几小时，但她只记得一点点，所以她觉得很沮丧。假如你跟我们一起生活24小时，你一定会累到说不出话来。我们整天都在转换，一个身份一个身份轮流出来。可是我一直很少有机会出来。我常常希望我是迈尔斯或西德尼，他们就很常出来。我常常坐在没有窗户的房间里，只有一张书桌、一盏灯，让我可以画画。”詹森研究我的办公室。我注意到他有种古怪且持续存在的躁动。他没办法完全放松。跟我说话可能是极不寻常、不熟悉的经历；又或许，对他来说，走出卡伦的内心世界本身就很不寻常。“无论你带什么画来给我看，我都很期待，”我说。“上次你帮大家画的肖像就很棒呀！你可能是最能用画笔传达其他人情绪的人。现在卡伦2已经融合，你应该更有时间画画了吧！”我试着提升詹森的自信心，好降低他害怕别人严厉批评的恐惧，把作品带来给我看。“我好想画一大幅画，把我所有的记忆都画在上面，然后拿来给你。可是我做不到。”“没关系，我们可以想别的办法，”我说，“也许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好的！”我对詹森点点头，然后请他先回去。“现在我和詹森一起住在客厅里，拥有各自的角落，”霍尔顿说，“屋里的其他房间都关闭了。现在我们可以更常看见彼此了。詹森以前的房间没有窗子，现在他常常把窗子打开，看见人生更多的面貌。我想，也许这是他不愿融合的部分原因。这间心灵之屋的改变真的很有趣。每完成一次融合，就有一个房间被关闭。他们先向大家告别，然后封闭自己的房间。”※※※※“我怕你会不喜欢，”詹森说。“这跟我脑子里的影像不太一样。”我翻看詹森带来的黄色画夹。“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没办法画得跟以前一样好。如果我独自待在房间里，我应该可以画得更好。现在我正在适应待在外面的感觉。”“也许你已经有点融入大家了。”“也许吧——但感觉不太对。”我拿起一张画着蓝色砖头圈圈的画。“这是我的房间，”他解释，“没有窗户。其他人会把手伸进来，引起我的注意，但我很少出去。房间里有几块石头，还有一张小书桌；我就坐在这里画画。房里没什么光线。我睡在泥地上。我好像住在井底：光线只能照到比较上面的部分，而我所在的井底却又黑又湿又冷。我有蜡烛。只是你看不见。天使帮我拿着它。”我拿起另一张画：眼睛前方有四个人影。“别人出来时，感觉就像这样。我们好像通过一只眼睛看着外面的世界。”“这些人看起来好像很没精神，一蹶不振，”我说。“因为我生气了，”詹森沉下脸来。我示意他，请他解释。“你在电话上说我想拖延融合。可是我真的想融合，我好孤单；一直到我开始跟你说话，我才知道我有多孤单。我以为你不会喜欢这些画，因为我画得不够好。”“对不起，我误会了。”我和詹森的交情十分脆弱，而且我误解了他不愿把作品带来的原因，直到这一刻。现在我必须更小心才行。“我很高兴你终于决定带来给我看，”我用画夹掩饰我的不安，“融合之后，你再也不会孤单了。你能解释这张画给我听吗？”詹森稍稍振作起精神。讨论他的作品似乎令他颇感自豪，而我对画作的兴趣也相当程度安抚了他。“头上的头。我想表达拥有内在人格的感觉。”这些全是用炭笔画的。詹森说，在他把颜色带进来之前，卡伦的内在世界是灰色的。我拿起下一张。“这是殡仪馆的灰色房间。卡伦被绑起来。小桌子上摆着用来伤害她的东西：蜡烛，小刀，钉子和榔头。”“这张是迈尔斯，”詹森说，手指着旁边那张画。“他受伤的时候，我用‘邦迪’或化妆品遮盖他的伤。他很不快乐。”“这张好特别，很引人注目。”我拿起某人在大叫的那张。“那是卡尔。他在想办法阻挡魔鬼，不让他进来，但他挡不住。”“这一张似乎有好多故事在里面。”画中的耶稣呈坐像，伸出一只手；天使四周降下许多星星。詹森微笑，连忙说道：“耶稣将手伸向天堂，召唤天使。十七个天使飘下来，进入卡伦体内。我们是来保护卡伦的。每颗星星代表一个人格。”这是詹森版的创世论。毫无疑问，这张画充满了希望。耶稣召唤天使充满卡伦的心灵，照顾她，直到她再次完整。每颗星代表一个人。每个人给卡伦一份礼物，或替她承受一份痛苦。霍尔顿：常识凯瑟琳：组织条理桑迪：不正常家庭的完美女儿迈尔斯：力量与愤怒卡尔：承受痛苦克莱尔：温柔西娅：医学知识西德尼：幽默感爱丽丝：迅速掩护卡伦1：正常小孩卡伦2：正常成人，享受乐趣卡伦3：承受沮丧詹森：艺术鉴赏力安：宗教信仰朱莉安：写作能力卡伦博：婴儿朱莉：承受病痛下一张画，我仔细端详了好一会儿才拿给詹森看。这张画的细节处理和技巧明显更上一层楼；魔鬼占据极大的篇幅，卡伦被放在背景，她举手伸向光明，却被拴在地狱。“我想把魔鬼放在一艘写着‘地狱烈火’[1]的火箭上，送他回他的地方去。我们并不邪恶，我再也不怕魔鬼了。以前迈尔斯和卡尔曾说他们自己是魔鬼。”“那是别人告诉他们的。他们一再听别人那样说，”我告诉詹森，“应付施虐者的唯一办法就是接受他们赋予的角色。但那些全是谎言。”“对……坏透了。”接连好几个礼拜，我常常跟詹森聊天，鼓励他继续画画，协助他做好融合的准备。另一方面，卡伦仍努力适应卡伦2及其他人格带来的影响。她描述自己各式各样的小变化：以前，她要同时打开电视和收音机才能专心阅读；如果太安静，她会听见其他人的声音。现在她很容易分心，但她却头一次能感受到真正的寂静。她说，以前她每晚顶多睡2到4个小时，现在是至少4小时，但她晚上还是会遗失时间。

人一点也不为过，不仅衣衫褴褛，而且已经是三天三夜没有吃过饭，就连杜甫后来都自嘲是“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好在当时李亨还依稀记得曾经“落笔中书堂”的杜甫，所以看在他不畏艰险忠心耿耿投奔自己的分上，给了他一个左拾遗的官职。左拾遗虽然只是八品官，但因为是朝廷监察部门的官员，可以向皇帝上疏直言其过失，虽然品阶不高，却因为常在皇帝左右而受到朝廷官员的尊重。应该说李亨对杜甫还是很不错的，总算让他进入了仕途，如果杜甫好好干，相信未来还会得到升迁。但就在一切都向好的方向转变时，仅仅一个月后，杜甫的一封谏疏，让李亨勃然大怒，他也因此而受到皇帝的冷落，被打入冷宫。当时宰相房琯兵败陈陶斜，李亨因为房琯坏了平叛的大好形势而要将其治罪，而杜甫偏偏不合时宜地上疏营救房琯，事实上杜甫和房琯并没有什么交情，营救房琯纯粹是杜甫出于一时的同情之心，但问题的关键是，陈陶斜兵败房琯确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我看来，当时不只是杜甫有同情心，难道皇帝就没有同情心吗？如果一味地选择同情而不问责，那未来谁出了问题都可以免责。而且房琯犯的错误事关平叛的形势，甚至是大唐帝国的国运，杜甫作为一介文人，当然不可能看出皇帝深刻的想法，他实在太拿自己的“左拾遗”官职当回事，从这一点更加可以看出，杜甫不懂政治。也就是从此时开始，李亨和杜甫君臣二人开始逐渐疏远，好在李亨是个比较温和的人，他并没有将杜甫治罪，而是不久后找个借口，让杜甫回鄜州探亲，实际上就是有意疏远杜甫。终于，乾元元年（758年）六月，杜甫探亲回来后，李亨以精简朝廷官员为借口，将他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官场的失意让杜甫的心灵再次蒙染尘埃，这一次他对政治算是彻底绝望。正像他在诗作《送樊侍御》中所写的“恨无匡复姿，聊欲从此逝”，于是担任华州司功参军不到一年，杜甫便弃官携带妻小由华州前往秦州。值得一提的是，华州是杜甫仕途之旅的最后一站，自此之后，一直到他去世为止，杜甫再也没能进入朝廷任命的官员序列之中。离开华州后，杜甫历经秦州、同谷，最终来到四川。乾元二年（759年）末到达成都，在友人的帮助下，杜甫在成都西郊盖了一所草堂，后世称为“杜甫草堂”，一路辗转颠簸，现在总算有了安身之地。杜甫在四川一共待了将近五年的时间，相对于先前的经历，算是比较安稳，尤其是严武担任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的那段时间，对杜甫颇为照顾。严武是杜甫儿时的伙伴，当他到达成都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前去资助杜甫，将草堂进行了大面积的扩充，杜甫和家人的生活也因严武的资助的得到了很大改善。宝应元年（762年）七月，严武曾经短暂离开四川，前往京城长安任职。失去了严武这个镇守西南的大将，剑南兵马使徐知道随即在成都发动叛乱，而杜甫为了躲避战乱，被迫离开成都，由绵州辗转至梓州。而上边提到的那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就是杜甫在梓州时闻听安史之乱被平定时所作的。从诗的最后一句我们可以看出，杜甫是计划回到洛阳的，但当他走到阆州时，又得知严武重新回到了成都，所以杜甫也迅速返回成都，准备继续他的安逸生活。但不幸的是，在杜甫回到成都没多久后，严武突然病故，彻底失去严武这个保护神后，心灰意冷的杜甫决定离开成都，离开这个伤心地。而在前方，洛阳依然是他终极的目标！离开成都后，杜甫经嘉州、戎州、渝州、忠州、云安等地，于大历元年（766年）到达夔州，在那里他得到了夔州都督柏茂琳的优待。于是，杜甫便在夔州暂时住下。纵观杜甫一生的经历，身在夔州这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是他一生最为舒心和安定的，可以说是生活安定、吃喝不愁。有了良好的物质基础作保证，杜甫也可以解除后顾之忧，可以倾尽全力写他的诗作。这一时期也是杜甫诗歌的高产时期，据统计，他在夔州这段时间所写的诗，总计达到四百五十首，几乎占了杜诗总数的三分之一，其内容包括风土人情、山川景物、名胜古迹以及诗人的经历和内心感受。在夔州的日子杜甫过得很舒心，但再温暖再安逸也就终究是客居在这里，而洛阳始终是他魂萦梦绕的地方，大历三年（768年）正月，杜甫因为思念家乡，向柏茂琳告别，离开夔州，乘舟出三峡继续向洛阳而去。出了三峡距离洛阳已是不远，杜甫终于可以很快就回到自己的家乡，这不禁让杜甫很是兴奋，从天宝四年（745年）他结束第三次漫游生活前往长安应举，一直到现在为止，屈指算来他已经离开家乡二十多年的时间，此刻最能形容杜甫心情的或许只有贺知章的那句“乡音无改鬓毛衰”，望着烟波浩渺的长江之水，联想起二十多年来的漂泊生活，诗人的眼睛湿润了。然而事实证明，上天最终没有再次为这个命运多艰的诗人来带好运，就在诗人乘坐的舟船即将驶出三峡时，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由于商州（今陕西商州）发生叛乱，前方水路被封锁，任何船只禁止通过。无奈之下杜甫只得回到夔州，但是先前执意要离开夔州，使得都督柏茂琳很是不悦，等到杜甫再回来的时候，先前的礼遇已变成冷落，就这样杜甫在夔州勉强待了半年，大历三年（768年）十月，在得知战乱被平定后，杜甫携带妻小再次离开夔州。这次他途经江陵、公安、岳阳，在到达潭州时，方才停下那疲惫的脚步。杜甫本来打算在潭州好好休养一段时间，但不幸的是大历五年（770年）四月，臧介在潭州发动叛乱，杜甫不得不再一次拖着他那疲惫的身躯继续躲避战乱，乘坐舟船准备前往郴州（今湖南郴州）暂时投奔舅父崔伟。但行至耒阳（今湖南衡阳东南部）时，突遇江水暴涨，舟船只好停在方田驿，这个地方距离耒阳县城还有四十里的路程，换句话说，杜甫此时所在的地方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一连五天杜甫和妻小忍饥挨饿，在船上艰难度日，幸好耒阳县令曾经和杜甫有过一面之缘，在得知消息后立即派人送去牛肉、白酒，才让杜甫和妻小不至于饿死在船上。但正所谓成也耒阳县令，败也耒阳县令，让所有人全都想不到的是，在这个县令挽救杜甫生命的同时也为促发杜甫身亡埋下了伏笔，虽然他并不是故意为之，但杜甫确实在吃了他送的食物后，开始一病不起。原因在于，这个县令送的牛肉并不新鲜。杜甫吃完两天后，开始浑身发热，进而上吐下泻，当时如果从耒阳去郴州，需要逆流而上二百多里，但是江水暴涨使得船只无法通行，所以杜甫只得顺流而下，重新折回潭州。在这来去之间，加上船上没有医疗设备，杜甫的病情开始加重，以至于抵至潭州时杜甫已经不能起身。但已经病入膏肓的杜甫，时刻没有忘记返回自己的家乡，大历五年（770年）十一月，杜甫强撑病体，在家人的陪同下，由潭州出发计划从水路经行岳阳回到家乡。然而，这是杜甫最后的一段生命旅程，故乡的热土他已经无法踏上，还没到岳阳的时候，杜甫已经全身青肿、口不能言，自感大限将至的他，临终之际依然没有停止他那颗忧国忧民的心，尤其当他回想起国家历经开元盛世和安史之乱后，这个满目疮痍的国家流民失所、生灵涂炭，他不禁为此深深地痛心。于是他有感而发，强撑病体，用笔颤巍巍地写下了字字带血的诗句：轩辕休制律，虞舜罢弹琴。尚错雄鸣管，犹伤半死心。圣贤名古邈，羁旅病年侵。舟泊常依霞，湖平早见参。如闻马融笛，若倚仲宣襟。故国悲寒望，群云惨岁阴。……这是诗人字字泣血的诗句，同时也是他的绝笔，名为《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这是一首很长的诗篇，暂把经典的句子罗列出来，但我知道这首诗中千百年来最能打动人心的当属那句“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是的，这是最让杜甫始终无法释怀的遗憾，一直到他去世为止，整个国家依然饱受战火的摧残。写完这首诗后，杜甫缓缓地躺下身子，始终眼含热泪，他知道这一生他最大的遗憾不是仕途受挫，不是默默无闻，而是不能亲眼看到他所深爱的百姓享受太平盛世。前方那个始终没有回得去的故乡，在杜甫的脑海中早已经是魂萦梦牵和挥之不去的记忆。大历五年（770年）十一月，千古诗圣杜甫病逝于由潭州前往岳阳的小舟上，终年五十八岁。对于这样一个被誉为“诗圣”的伟大诗人，千百年来很多人已经对他给予了很多评价。而我要说，杜甫虽然有致命的弱点，但那悲天悯人的情怀和对国家人民的挚爱，是永远受世人尊重和敬仰的，他的经典诗句都是在为底层百姓呐喊，他的诗句也最能代表最底层百姓的心声。他不但是一千三百年来威望最高的诗人，而且还是全世界最受尊重的诗人之一。前段时间，网上关于杜甫的涂鸦图片忽然疯传。在这些对语文课本图片的“再创作”里，杜甫时而手扛机枪，时而挥刀切瓜，时而身骑白马，时而脚踏摩托……被网友戏称为“杜甫很忙”。但当我看到这些图片时，我却始终笑不出来，因为我知道如果杜甫生在今天，也依然会用他那颗忧国忧民的心灵，去忧虑官员腐败、房价过高、食品安全和医患矛盾，并发挥他那聪慧的诗才，写出百姓的心声。事实上，杜甫和他的诗句早已经形成了一种精神，一种凝聚民族之魂的精神。这种精神之光将带领我们穿越任何艰难险阻，到达理想的彼岸！姑息之政随着史朝义传首京城和安史部将的相继降唐，历经八年的安史之乱终于被平定，这让李豫激动不已，他终于可以告慰列祖列宗的在天之灵，大唐帝国在他的手中终于迎来了新生。安史旧部虽然名义上已经降唐，但依然保持独立的军事实力，而大唐经过八年的平叛战争，已经元气大伤，无力再讨伐这些残余势力，所以安史旧部依然盘踞在全国各个地方，成为独立于帝国之外的藩镇。事实上，早在平叛战争继续时，叛军的邺郡节度使薛嵩以相、卫、洛、邢四州向泽璐节度使李抱玉投降。李抱玉准备收编薛嵩的军队，但遭到了仆固怀恩的反对，仆固怀恩要求将这些人全部官复原职。当时李抱玉认为仆固怀恩可能有反叛之心，秘密上奏李豫，希望朝廷多加提防。仆固怀恩得到消息后，立即上疏申辩，结果李豫支持仆固怀恩的做法，下诏说东京及河南、河北受叛军所封官者，一律赦免其罪。这应该是后来姑息安史旧部残余势力的开端，其实站在执政者角度去看，当时无论是李豫还是仆固怀恩将打击范围尽可能地缩小化。虽然仆固怀恩有自己的私心，他担心一旦将这些叛将打得一个不剩，那自己在皇帝陛下那里也会很快失宠，所以他不能赶尽杀绝。站在当时的宏观角度去看，这个策略不能说是错误的，这表现了执政者历经八年战乱后，急于平定叛乱，使国家迅速实现安定的一种迫切想法，这种变相的分化，不仅会将打击范围缩小，更会让帝国免除继续用兵的麻烦。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广德元年（763年）正月，史朝义的首级被送到长安，李豫立即下诏大赦天下，对安史旧将、亲族一律不加追究，并且以降将薛嵩为相、卫、邢、铭、贝、磁六州节度使，以田承嗣为魏、博、德、沧、瀛五州都防御使，李怀仙仍居故地为幽州卢龙节度使，对于李豫而言，既然史思明已经授首，下属叛将能够归降，就算是大功告成。四月，李豫把安史叛乱的根据地河北地区正式划分为三个镇，分别是：成德镇：置成德节度使李宝臣，统领恒、定、易、赵、深五州。幽州卢龙镇：置节度使李怀仙，统领幽、莫、妫、檀、平、蓟六州。魏博镇：置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统领魏、博、德、沧、瀛五州。历史上将这三个镇称为“河朔三镇”，显然这是由当年安禄山的辖地范阳衍生出来的三个重镇，除了河朔三镇，李豫另设昭义镇，其辖地就是降将薛嵩掌管的相、卫、铭、邢四州，以薛嵩为昭义节度使。唐高宗李治在位时，始有节度使名号，但那个时候并未形成官名。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河西节度使，才开始以节度使封官。李隆基即位后一直到安史之乱爆发前，节度使这个官职本来置于边境的军事重镇，如朔方、陇右、河东、河西等地区，安史之乱爆发后，因为平叛的需要，中原各州刺史凡是领受平叛任务的，皆加封节度使官职，如江淮、江汉、岭南、蜀中等地全都设置了节度使。一直到李豫划分河朔三镇和设置昭义镇后，藩镇的割据局面完全形成。上述四大藩镇，发展到永泰元年（765年）的时候，各收安史余党，分别拥兵数万，他们自署文武官吏，不向朝廷进贡，并且和其他各地藩镇相互联姻，互为表里，而朝廷对这四大藩镇专事姑息，甚至不能抑制，只能靠羁縻政策去周旋。可以说全国各地的藩镇，以河朔三镇和昭义镇的实力最为强大，而随着藩镇实力的增长，随之而来的就是日甚一日的嚣张跋扈，其他地方藩镇不甘落后，全都效仿四大藩镇的做法，他们只顾扩充自己的实力，全然不把朝廷放在眼里。《新唐书?兵志》记载说，自从藩镇割据形势形成以来，他们不仅不把朝廷放在眼里，嚣张跋扈，甚至自身不得安定，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藩镇的节度使不是由儿子代替，就是由部将犯上作乱取得，而且藩镇之间互相也是打得不亦乐乎，而身处其中的朝廷，因为自身的实力有限，不仅无法插手，反而十分尴尬地从中进行调解，即使这样各个藩镇也是根本不买朝廷的账，甚至发展到公开和朝廷叫板的地步。藩镇是大唐帝国后期的祸害之一，事实上从李豫开始到他的儿子唐德宗李适在位时，由于国家实力有限，对藩镇的姑息之政最为严重，这段时期藩镇最为嚣张跋扈。唐宪宗李纯在位时，屡次下定决心对藩镇用兵，使得藩镇之祸一度好转，那个时候皇权稍微振作一些。武宗、宣宗时期，除了河朔三镇、昭义、淄青之外，其他藩镇全都听命于朝廷，可是随着黄巢大起义席卷全国，藩镇势力再度强大起来，整个国家全都分裂于藩镇，而那个时候也标志着大唐帝国走向了终点。上述这些事情我们在后边会详细说到，可以说大唐帝国最终亡国和藩镇割据有着直接的关系，可是在李豫决定设置河朔三镇的时候，这个决定并不是他拍脑门的决定，准确地说是国家实力有限以及当时人心向往安定两方面原因促成的，李豫只是顺势而为。设想一下，如果当初唐肃宗李亨听从了宰相李泌的建议，从朔方出兵直捣叛军的老巢范阳，或许就不会有今天河朔三镇的出现。但历史无法假设，我们只能说任何事情都有它的局限性，站在李亨的角度去看，临危受命的他，本能的想法一定是要急于收复两京的，正像大唐帝国的发展历程中发生安史之乱属于帝国的劫数一样，河朔三镇的出现看似是李豫促成的，但究其根本也是大唐帝国行进中的必然产物。这里既有个人的主观原因，但更多的则是历史行进的某种规律牵引的结果。不过，当时虽然藩镇割据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形式，但也仅仅是割据局面刚刚形成，大唐帝国中央政府还保持着权威，每个藩镇不敢明目张胆地和朝廷作对，从某种角度而言，平定安史之乱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统一的大局得以继续维系下来。在李豫的心中，忧虑最多的还不是藩镇的事情，而是外患。我们不能否认李豫对安史旧部的姑息，这里边有对外患的顾忌，在李豫看来，能减少一个敌人就尽量减少一个敌人，这或许是当时已为代宗的他内心最迫切的想法。纵观当时所有的外患，让李豫最为头疼的当属吐蕃。抵御吐蕃李豫继位以来，虽然平定了安史之乱，但紧接着形成了藩镇割据，与此同时和大唐打打谈谈将近百年的吐蕃，趁着大唐内部忙于平叛无暇四顾，而且河西、陇右地区防御空虚之机，挥师东进不断侵扰两地。继位时间不久的李豫只能在安定国内刚刚有些成果时，就必须要琢磨着如何攘外。广德元年（763年）四月，几乎在李豫设立河朔三镇的同一时间，郭子仪上疏李豫，认为吐蕃长时间

守寨门的塔楼或碉堡。寨内约有30户左右的居民，他们通常是寨主的佃户。有时，同姓人家聚居在一寨之内，后来，这样的寨常被称作“某家庄”。寨主还训练自己的乡兵。傅衣凌：《关于捻变的新解释》，第33页。1640年，河南知府报告，有些豪绅（以占地多达一千顷为标准）建立私人武装，残杀百姓，奸淫妇女，强占土地，有时甚至袭击当地官府。德·弗格斯：《中原的起义》，第6—7页。这些豪绅不都是大地主，有的是盐商或落第举子，其追随者则是小商贩、城市游民和破产农民。同上书，第24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104页。?《明史》，第3066、3116页（此段引文自《明史》数处摘集——译者）；德·弗格斯：《中原起义》，第24页。?《明史》，第3069、3116页。?同上。刘洪起于1645年被清军杀害，德·弗格斯：《中原的起义》，第24页。?引自谢国桢：《南明史略》，第50页。?同上书，第51页；又见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00页。?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二卷，第6页。小威尔斯认为，“正人君子”反对“偏安”，并相信明军的反攻会激励失地百姓奋起反抗，正是“过渡时期的明朝政治文化最引人注目之处。这一过渡就是在代表东林党的正人君子所采取的不协调行动的作用下，转入具有强烈道义和信念色彩的残酷战争。”小威尔斯：《17世纪中国多元政治的夭折》，第3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22页。刘宗周还要求马士英像史可法去扬州一样，返回凤阳。姚名达：《刘宗周年谱》，第31—32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奏稿》，第26—27、46—47页及《年谱》中，第18—21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18—21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85—186页。?陈子龙几年来一直在推动全国性的组建乡兵运动。在任绍兴推官及后来在浙北代理知县期间，他与几社其他成员一起，力劝崇祯帝批准在全国范围内组建由乡绅领导的地方武装。浙江地区的许都率乡兵发动叛乱、攻打当地官府一事，险些破坏了这一计划。在明朝崩溃前夕，这一计划终于获准，但已无济于事。魏斐德：《清朝征服江南时期的地方主义和忠君思想：《江阴的悲剧》，第52—53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第二十二卷，第17、18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164—167页；邓尔麟：《嘉定忠臣》，第225、254—255页；艾维四：《晚明士大夫陈子龙》，第108—110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44—248页。后来，陈子龙同意在弘光政府兵部中继续任职之后，首先要求允许他召募水勇，以便取道天津夺回京师。他声称已买下33条沙船，并有千余名勇猛熟练的水手正严阵以待。尚缺少的武器可望在一个月内造好，江南百姓（其中许多人惯于航海）也可迅速组织起来抵御敌军。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奏稿》，第1—2页（然而陈子龙本人并没有指挥水师的经验，见小威尔斯：《从王直到施琅的中国沿海：边地史研究》，第220页）。人们记忆犹新的是，在16世纪50和60年代，这一地区的缙绅曾联合抗击倭寇。当时，东南地区的缙绅依靠浙江和江南的财富，在胡宗宪领导下，动员乡兵，招募水师，组建了抗击海上入侵者的有效防线。梅里尔恩·菲茨帕特里克：《中国东南地区的地方利益与反海盗管理》，第14—15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奏稿》，第54—58页。据陈子龙1644年9月11日的上疏，当时南京驻军有2万人。他建议从中精选1万人，组成3支各3000人的标兵和1000人的侦察队。他还提出通过建立军屯和户籍制度，另外征募4万人（共计6万人）。这些新兵可从江南的仆役或小商贩中召集，还可从浙东农村召集一部分（尽管许都在浙东叛乱曾给陈子龙带来过麻烦，但他对这一地区仍很感兴趣）。招募来的新兵，可分为2支大军，每100人为一队，组成宝塔式编制，由1名大将统一指挥。这个计划与19世纪组建湘军的计划至少在形式上十分相似，当然后者也受到诸葛亮和戚继光的启发?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20—21页。?见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二卷第53—55页中的陈子龙上弘光帝疏。斯特鲁弗认为，许多人将陈子龙及其一伙视为有潜在危险的激进派。他们可凭口才将百姓煽动起来，但根本不知道如何将志愿兵与正规军结为一体，也根本不了解如何与职业军人打交道（斯特鲁弗：私人通信）。?这段话引自《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21页的注，实际上可能未曾作为奏疏上呈。“神州”一词的使用，可追溯到战国时期，一般指中国当时管辖的区域。例如，诗人曹唐的一首词中有这样的句子：“远冈连圣祚，平地载神州。”所以，“州”是指与神圣的祖先联系在一起的领土。这一形象的描述将大地与统治者、领土与神灵结合为一体。正如曹唐词中“平地载神州”的比喻所暗示的那样，皇位的合法性不仅仅取决于上面的“天”和“命”，也取决于下面的实实在在的大地。这一皇位合法性的解释是深刻而通俗的。满人不厌其烦地讲“天”、“上天”和“上帝”，南明的臣民则更关心具有象征意义的“地坛”和地下皇陵。陈子龙的话中当然也提到了皇陵。“十二陵”即指位于北京北郊的十二座明朝皇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21页。?同上书第二十二卷，第17—18页。?同上书，奏稿，第51—53页；又见第26—27、46—47、54—58页。?《明史》，第2917页。章正宸后来在鲁王手下任职，失败后削发为僧。?魏斐德：《江阴的悲剧》，第52—53页。?应宝时编《上海县志》（同治朝编）第十九卷，第39页。?何刚的建议遭到拒绝。部分原因是他与史可法交往过密。“士英恶可法并恶刚，出知遵义府”。何刚未去赴任，却在得知扬州被围后，立即前去帮助史可法，扬州陷落后自杀身亡。?谢国桢：《南明史略》，第50页。?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二卷，第5页。刘宗周还暗示，派史可法去淮安意味着把北伐战略的最佳实施人物从朝中撵走：“无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毅然决策亲征，亦无以作天下忠臣义士之气。”同上书第二卷，第5页。关于刘宗周当时对马士英和阮大铖的抨击，又见袁继咸：《浔阳记事》，第7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52页。?刘宗周视刘泽清的参劾为“朋党之论”而不予理会。他认为，在明朝的历史上从未有武官参劾文官的先例，当然也未有武官无理威胁要杀害文官的先例。李清：《三垣笔记》下，“补遗”，第2页。?《明史》，第3070页。1644年9月11日，长安街上出现了一份诽谤吴甡和刘宗周的匿名揭帖。六天之后，高杰、刘泽清和刘良佐分别参劾刘宗周，说他已使诸镇将怒火满腔。?顾炎武：《圣安本纪》，第11页；又见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1页。和某些勋臣一样，黄得功也参加了对刘宗周的攻击，斯特鲁弗：《南明》，第14页。?刘宗周辞职获准，被护送回乡。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4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12页；斯特鲁弗：私人通信。据《明史》载，高杰和刘泽清曾派刺客去暗杀刘宗周，但据说当刺客面对这位年高德劭的哲学家时，竟慌得不知所措。《明史》，第2882页。?艾维四：《晚明士大夫陈子龙》，第133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1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88—389页；查继佐：《国寿录》，第70页。顾杲也曾在攻击阮大铖的“南都防乱公揭”上署名。他之所以幸免于难，是因为副都御史与他有姻亲关系，因而设法推迟了对他的审讯。?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1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5—16页。?李清：《三垣笔记》下，第2页；徐鼒：《小腆纪传》，第208页。“逆案”是依附魏忠贤的官吏的名单。公元8世纪，唐朝曾编过依附叛将安禄山的唐朝官员的名单。编制曾与大顺合作过的明朝官员的名单即援引此例，亦称顺案。“顺案”中的“顺”字，亦有“投降”、“归顺”之意。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2页。?早在南明政权建立之初，马士英就向弘光帝表达了他对北京死难忠臣的关切。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二卷，第2—3页。1644年10月3日，弘光帝为范景文、倪元璐及其他19名忠烈追授了谥号。姚家积：《明季遗闻考补》，第96页；顾苓：《金陵野钞》，第31—32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4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6—47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8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109页。史可法认为，南明政府要聚集足够的人才，方能收复北土，而唯一的办法就是招纳落难的士大夫。可先由地方官举荐，待其任官履历查清后再邀请他们参加南京政府。杨德恩：《史可法年谱》，第52—53页。?史可法曾上疏主张，必须处决大顺“伪官”，销毁他们的印绶，以明“泾渭”。对那些渡河进入其辖区的原大顺官员，他皆照例将他们斩首。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三卷，第3页。?史可程在1643年与陈名夏同科考取进士。一般都认为他是史可法的胞弟。但有人仔细研究了其家谱，证明他是史可法的二堂弟。史可程的兄弟史可鉴是锦衣卫军官。朱文长：《史可法传》，第97—98页。史可程曾在大顺政府任职，后逃到南方。虽然史可法要求惩处他，但弘光帝大发慈悲，命他回乡照料其母。南京陷落后，他在宜兴住了多年，成了顾炎武的朋友，后得以善终。《明史》，第3079页；朱文长：《史可法夫人姓氏考》，第88页。史可程与顾炎武常互通书信并题赠著作。见顾炎武：《亭林先生遗书汇辑》，1888年版；《同志赠言》第四十卷，第21—22页。程一凡先生向我提供了史可程与顾炎武两人通信赠书的史料，在此表示感谢。又见谢国桢：《顾宁人学谱》，第176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109页。?文秉：《甲乙事案》，第54页。?朱文长：《史可法传》，第34页。江南缙绅谴责“从贼官”的典型例子，见郑振铎《玄览堂丛书》第一一三册：《嵩江府阖郡士民讨逆贼杨汝成檄》。?在一次祭奠崇祯帝的仪式上，阮大铖说：“致先帝殉社稷者，东林也，不尽杀东林，无以对先帝于地下。”温睿临：《南疆绎史》，第715页。?《明史》，第1546、3091、3095页；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第二卷，第10—11页；钱第六章清朝统治的建立明季骄淫坏法，人心瓦解，以致流寇乘机肆虐。我朝深用悯恻，爰兴仁义之师，灭尔仇仇，出尔水火，绥安都城，兆姓归心。近闻士寇蜂起，乌合倡乱。念尔等俱吾赤子，不忍即加兵革。已往者姑从宽宥。谕到，俱即剃发，改行安业，毋怙前非，倘有故违，即行诛剿。《世祖实录》，1644年6月15日，第五卷，第53页北京新政府面临着三个十分紧迫的任务：恢复京城的治安并使行政机器重新运转起来；平定北直隶和邻省山东的动荡不安的农村，以及追击并消灭现已逃到太行山西部的大顺军队。其较为长远的重要的任务，则是官僚机器的改革，与平民困苦生活的改善。

地方合作者

如果没有汉人的军事合作的帮助，满族人是不可能征服中原的。而这种征服，随即又恢复了汉人降官的权力。明末兴起的一批军事力量，特别是左良玉、刘泽清这样的军阀，都使得回天无术的文官们更加虚弱无力了。无论是大顺军对北京的占领，还是勤王将领们在南京政权中的专横，都使这个帝国中的军人们越来越显要了。清人在华北与中原的胜利，既没有终止对这类军人的需要，也没有剥夺他们的权力。中央政府与地方军人的这种对立，直到70年代“三藩”叛乱时才得到最终的解决；但在攻占北京以后，新的满族军事领袖们，随即就开始让昔日文职官僚们重新发挥作用——这种作用由于明末社会军事活动的频繁，曾经大为下降了。在清王朝的统治奠基过程中，有一个看来似乎自相矛盾的现象，这就是来自东北的满、蒙、汉军的旗人将领帮助在中国重建文官的权力。由于从多尔衮进入北京那时起，他就公开申明他欢迎明朝官僚加入新的政权，所以，北京及其周围城镇的占领，在开始就非常顺利。1644年6月7日，多尔衮谕示兵部，对于迎降之处实行赦免，因为帝国的百姓“皆属吾民”。同时，还特别向地主官员做出保证，如果他们剃发归降，那么他们不仅可以恢复原职，甚至还将官升一级。三天以后，多尔衮正式表示，如果明朝的城市官僚剃发并纳名投诚，则将官复旧职。多尔衮许诺：“各衙门官员，俱照旧录用”。由于那么多的官员因为投顺李自成而已经名节扫地，所以他们大部分立刻就接受了这一招降要求。这样，整个政府都投降了，并且没有一个人因为忠于明朝而自杀殉节。除了原有其职的官员，另一些文士名流也被推荐到政府中做了官。在这方面，有些关键人物向政府推荐了一批可能合作的名流。1619年进士、江苏人金之俊（崇祯皇帝的最后一位兵部侍郎），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曾遭李自成部下的严刑拷打，并在后来很快就投降了多尔衮。他迅速地官复原职后，就参与了贯彻大赦政策，登录了所有的前明军官，其中许多人被金之俊推荐到新政权中去任职了。其他为清廷频频推荐地方官和前明官僚的重要人物有：卫周允，1634年进士，山西人，崇祯朝的御史；沈惟炳，吏部侍郎；王鳌永，山东人，以前负责过河南与山东的防务。另一个决意归顺的人是奉天地区最后一任明朝巡抚、著名的河南官员、1625年进士宋权。像侯方域之父侯恂一样，宋权是商丘地区乡绅中的名流。商丘士绅的社会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他们敢于公开与地方当局分庭抗礼。在1644年春，他受任顺天巡抚，驻距北京65公里的密云县受事。当李自成攻陷北京时，宋权刚刚就任三天，这样他只好暂时归顺，等待时机了。在闯王被赶出北京之后，宋权便动手攻击地方义军将领并将之处死。6月6日，他宣布降清，并代表许多明朝地方驻军将领的立场声称：“吾明臣，明亡无所属，有能为明报仇杀贼者，即吾主也。”对于这些前明官僚来说，使孔教所要求的忠节与在清廷中就职这二者协调起来，多少有些困难；但至少在清人降低了对汉人剃发改从满俗的要求时，这就容易一些了。多尔衮开始不愿改变初衷，宁愿强行贯彻他在进京次日颁布的剃发命。当刑部侍郎告诫他，令汉人强行剃发将失去民心时，多尔衮怒喝道：吾乃汝民之首，你且先顾自己的头发吧！但在三河与保定爆发了反剃发令的农民起义之后，多尔衮变得温和些了。6月25日，这位摄政王发布公告说：予前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今闻甚拂民愿，反非予以文教定民之本心矣。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甚便。予之不欲以兵甲相加者，恐加兵之处，民必不堪，或死或逃，失其生理故耳。今特遣官传谕，凡各府州县军卫衙门，来归顺者，其牧民之长，统军之帅，汇造户口、兵丁、钱粮数目，亲来朝见；若逆命不至，当兴师问罪而诛之。这是一个勉强的让步，并且显然曾使多尔衮为之不快。但满族家长制的传统精神是强调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约”，这一决定的制定也体现了这一精神。新的政策颁布之后，汉人的归顺就变得容易得多了。在这一新的情况下接受清廷官位的最著名的文人之一，是著名的上海诗人李雯。其父李逢甲，死于大顺军占据北京之时。这位诗人因为丧父的巨大悲痛，许

洋军两路分进，一路以湖北为基地，进攻江西和湖南；另一路以徐州为前沿，向安徽和江苏进军。汤芗铭率海军沿长江策应。战事的进展，完全符合之前的判断，胜利的天平往一边倾斜。李烈钧的讨袁军最先溃败。起事一个月后，南昌失陷，江西战场没国民党什么事了。黄兴的第八师在北洋军的左右夹击之下，十分狼狈，只比李烈钧多撑了几天。黄兴见事无可为，便在某个夜间乘船离开南京，一走了之。黄兴一走，其他的高级将领也纷纷出逃。南京局势陷入混乱。南京再无可战之将领，似乎局势再也不可挽回。但是，就像某运动品牌的广告语说的那样，一切皆有可能。像武昌起义一样，在高级将领缺位的情况下，又是革命士兵主动站了出来。在临时领袖何海鸣的带领下，南京守军与北洋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攻城的主力是张勋的辫子军。辛亥革命中守南京的张勋输给了攻城的革命军，他这一次是拼了老命也要把场子给找回来。开始的几天，南京革命军并未明显落于下风。但由于双方实力相差太大，革命军在坚持了二十多天后终于撑不住了，南京陷落。南京城破后，张勋迅速变身为前辈曾国荃，将杀人放火屠城进行到底。辫子兵在南京洗城三天，大肆奸淫抢掠。人在做，天在看。做多了缺德事，总是要遭报应的。辫子兵在肆虐的过程中，不小心做掉了几个日本人，一不小心引发了一起国际外交事件。就因为这事，以攻陷南京之功换来江苏都督一职的张勋，在江苏都督的位置上屁股都没有坐热，就被迫将都督拱手让给了冯国璋。这下可是把张勋气得半死。接下来，安徽、上海各地的讨袁军纷纷溃败，“二次革命”彻底失败。从举事到失败，两个月而已。严格说来，两个月不够精确，因为有一支队伍坚持了一年。这支队伍是一群来自河南的土匪，头头外号“白狼”。孙中山、黄兴从来就不是泥古不化的革命家，任何时候都是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革命。因此二次革命伊始，他们也给白狼打了一个招呼：大家一起来杀大独裁者袁世凯。白狼还真不客气，自封“中华民国扶汉讨袁司令大都督”，并根据敌众我寡的特点，避实击虚、声东击西，用游击战、运动战对付政府军，袁世凯的表弟河南都督张镇芳根本招架不住。一时间，白狼的土匪军无人可挡，转战于河南、陕西、安徽、甘肃四省间，攻城杀官，声势很大。袁世凯眼看河南老乡白狼把造反项目越做越出色，于是紧急命令北洋王牌段祺瑞、警卫军统领陆建章：“你们立即出发，去把张镇芳换下来。我不管你们谁前堵谁后追，总之尽快剿灭白狼。”打擂的双方，力量不在一个层次上。半年后，也就是1914年8月，疲惫的白狼土匪军返回河南老巢时，中埋伏全军覆没。此仗打完，收获最大的当属陆建章，他一跃而为陕西省军区司令——陕西督军。提一句，陆建章的麾下有一员猛将，曾在“滦州兵谏”中作为龙套出场，此人是个大块头，也是他的内侄女婿，名叫冯玉祥。意外的结局“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黄兴、陈其美、李烈钧、柏文蔚等人只好重新开始他们的流亡生涯。流亡并不痛苦，但失去人心很痛苦。他们的革命行动竟然得不到国人的理解和支持，有人甚至骂他们是以反袁为借口争夺权力，骂他们用革命的名义绑架全国人民，所谓的“二次革命”根本不配叫革命。失去人心固然痛苦，但也没有为袁世凯做嫁衣裳痛苦。这场战争，不仅严重削弱了国民党在广东、江西、安徽、江苏等省的势力，而且给了北洋军源源不断地进入南方各省的宝贵机会。战争结束后，除广西、贵州、四川、云南四省外，其他各省均已纳入北洋军及其附属军的控制范围。更严重的是，这场战争把中华民国刚具雏形的政党政治冲击得七零八落，中国的宪政之路从此一去不返，这个结论的论据如下：论据一，军人势力趁机坐大，军人政治开始形成。北洋的师长到了地方就当都督，掌控一省军政，成为半割据势力，更何况还有阎锡山、张作霖这种死抱着地盘和军队不放的土皇帝。枪杆子里出政权，接下来的三十年中，政党和士绅开始依附于入驻各地的军人，军人干政成为政治生活的常态。论据二，《临时约法》成了空架子。《临时约法》这个套在袁世凯头上的紧箍咒，在“二次革命”之前，袁世凯始终不敢公然违背，但“二次革命”却大大削弱了制约袁世凯的力量——国民党，使得袁世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轻而易举地将《临时约法》中所有针对他的制约体系一一拆除。如此看来，貌似袁世凯赢得了最终的胜利。但他真的赢了吗？答案将在不久后揭晓。好不容易赶跑了与自己政见不合的国民党，袁世凯开始头疼另外一个问题——地方各省与中央的矛盾。清朝解体后，地方各省自立山头。他们从自己的利益立场出发，希望地方分权，特别是地方财政（财权）独立和地方行政（人事权）独立。而袁世凯所代表的中央政府则希望中央集权，贯彻落实“孙、黄、袁、黎协定之八大政策”，以解决地方拥兵自重的问题和中央政府的财政困难。只有裁军杜绝乱源，只有将地方税收收归中央财政，袁世凯才有足够的能力去收拾乱摊子，进而富国强兵。这个矛盾不太好调和。袁世凯同志与他的团队冥思苦想了很久，才想出来一个副作用很大的解决办法：一步一步地集权于中央政府。确切地说，是集权于大总统之手。好了，下面就来看一看袁世凯同志如何具体操作此事。第十二章将独裁进行到底

袁世凯转正

稳定压倒一切。虽然袁世凯几乎打败了所有的敌人，举目四望，天下再无对手，但国民党尚控制国会，南方也未完全平定，所以袁世凯为了稳定政局，费尽心思搞了一个各方势力都能接受也很听他话的内阁。内阁成员主要出自进步党，如内阁总理熊希龄、司法总长梁启超、农商总长张謇、交通总长周自齐（清华学堂第一任校长）……他们都是影响力巨大的社会名流，因此这届内阁也被称为“名流内阁”。随着名流内阁开始运转，北洋势力逐渐稳固，国内也相对太平下来，袁大总统终于可以高枕无忧了。不过袁世凯也有烦心事：都折腾了一年多，还没有取得正式合法的身份，他仍是一个临时工——临时大总统。事实上，袁世凯当选为第一任正式大总统本是毫无悬念的。国民党的头头们都被他以层出不穷的罪名满世界通缉，黎元洪也算听话，他基本上没有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但就是这样，他还是不放心。于是，为了防备国民党籍议员占多数的议会阻止他当选总统，袁世凯又动起了歪脑筋。1913年10月6日，国会议员们来到选举会场，准备推选民国首任正式大总统。就在议员们选得不亦乐乎的时候，选举会场外突然来了数千名貌似军警的凶恶人士，他们打着“公民团”的旗号前来观看选举。在“公民团”的助威声中，袁世凯终于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黎元洪当选为副总统。“公民团”在听到袁世凯当选后，异常兴奋，在高呼了数声“大总统万岁”后，便一溜烟地呼啸而去，想必是去指定地点领赏了。1913年10月10日——双十国庆节（民国将武昌起义当日设为国庆节），如愿以偿的袁大总统在清宫太和殿举行了就职典礼。软禁黎元洪这时的民国政府就像爬满猴子的大树，位置在高处的猴子往下看见的都是笑脸，位置在低处的猴子往上看见的全是屁股。爬在最高处的自然是袁世凯，其次就是副总统黎元洪。所以黎元洪这只猴子只需要看袁世凯的屁股。黎元洪手握三万精兵（武昌起义后由新军扩编而来），连续两次当选副总统，是袁世凯之下的第一人。虽然黎副总统在选择站队时大都选择袁大总统，但袁大总统仍然对其不甚放心。不受自己控制的力量，是不可能让人放心的。因此，袁大总统在转正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征服一个男人——黎副总统。但这事不好办，圈子里的人都知道“有兵才有权，有地盘才有势力”，只有控制得了地盘才能巩固权势。因此普通的调虎离山之计是不可行的。果然，袁总统前后数次邀请把办公地点设在武汉的黎副总统前来北京办公，黎元洪就一个字“拖”，拖到不了了之。袁大总统十分生气，遂下定决心给黎元洪来一招最狠的：霸王硬上弓。袁世凯正式下令，请黎副总统来京就职，湖北都督一职由段祺瑞担任。不过这道命令暂时没有公开，打黎元洪一个措手不及才能收到奇效。段祺瑞带着袁大总统签发的密令，领着头号心腹徐树铮和强悍的军队，坐着专列来到了武汉。北洋系统里仅有的两对金牌搭档之一：段祺瑞和徐树铮，就此进入大家的视野。至于另一对搭档，不久之后也会登场。简单介绍一下徐树铮其人。徐树铮，时任段祺瑞的总参谋长，安徽人，19世纪的80后。此人7岁能诗，13岁中秀才，30岁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是中西合璧的优秀人才。他精于算计，业务能力很强，五个月之后，34岁的他就将成为中华民国最年轻的副部级高官（陆军部次长）。此外，他还有一个十分显著的性格特点：嚣张。大家很快就有机会从他身上领会嚣张的真正含义。话说段祺瑞到达武汉后，黎元洪给了段祺瑞很高的接待礼遇，但段祺瑞并没有因此而感动，他直接拿出袁大总统的命令给黎元洪过目，并强调说：“大总统在很多时候都需要和副总统磋商要政，副总统应在首都办公，请立即北上。”黎元洪不傻，他知道这次恐怕是躲不过去了，但还是开动脑筋，急中生智，想到了一个主意奋力一搏：“大总统多次邀我入京，实在是盛情难却，不过湖北革命党十分猖獗，我也是一时半会儿走不开。既然段总长（陆军总长）来接任，不如等我留在武昌协助你完成工作之后，我再行赴京如何？”黎元洪想争取时间另想办法，可段祺瑞也不是傻子，岂能让他如意，当即断了黎元洪的希望：“黎副总统不用担心，大总统催得急，今晚你就成行吧，专车已给你备好。”黎元洪当然不想北上，可稍一犹豫，徐树铮先生的枪已经指在了他的头上。论年龄、论资历、论职位、论军衔，黎元洪都要甩徐树铮几条街，因此，除了一个人之外，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徐树铮这个末学后进没有在黎元洪面前嚣张的资格。但不幸的是，徐树铮同志就是那唯一的例外，因为他的血液里流淌的就是嚣张，任何一个人想要得到徐树铮同志的承认和尊重，只能够靠实力。这是徐树铮第一次欺负黎元洪。此后的数年之中，他还将多次欺负黎元洪。但问题是，黎元洪也不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软蛋，因此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就像一座活火山，不知何时就会突然喷发。可怜的黎元洪同志还没来得及与家人道别，便被段祺瑞半推半送地弄上火车，即刻赴京去也。黎元洪到达北京时，袁大总统已给他安排好了住处——中南海瀛台，当年慈禧太后软禁光绪皇帝的地方。此住处寓意生动，寄寓了袁大总统对黎副总统的殷切期望。好在黎副总统的理解能力也很出众，他没让袁大总统失望，自此在瀛台过起了吃干饭混日子的幸福生活。黎元洪自保都够呛，他在武汉的嫡系军队哪里还保得住，很快就被热心的段祺瑞先生打散整编完毕。解散国民党，废除《临时约法》要按照一般人的想法，袁世凯当上了正式大总统，软禁了拥兵自重的黎副总统，心愿已偿，该消停了吧。但袁世凯不这么想，他做了这么久的实习大总统，算是看明白了：孙中山给他定制的大总统基本是个空架子——立法权力掌握在国会手里，行政权力由内阁掌握。这让向来喜欢强权的袁世凯十分难受，他要改造宪法，干掉这些权力掣肘。袁世凯初期的出手还算温柔。袁大总统写了一份冠冕堂皇的咨文（建议），让手下把这份咨文带给宪法起草委员会的议员们。此时议员们正在热情洋溢地工作，加班加点，力争尽快把《临时约法》修订为正式宪法。解释一句，袁世凯提建议的行为是合法程序，法律规定总统有义务向国会提出报告和建议。程序是完全合法的，只是内容有些不大合适，只见报告上写着四条建议：一、由大总统制定官制官规——行政制度和法规跟国会没关系了。二、大总统任免文武职员——人事权和内阁没关系了。三、大总统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对外战争和外交这样的国家大事，也全归袁世凯管了。四、在“公安、防御、灾患”的非常时期，大总统应有特别处分权和制定法律权，只需国会开会时再加承认即可。这份咨文的核心内容就一点：袁大总统要发挥超级劳模精神，把所有的职责一肩挑。议员们大吃一惊，袁大总统岂不是要搞总统专制？这与《临时约法》的精神完全背道而驰，万万不能答应！敢于反抗袁大总统，还是需要些骨气的。在一旁虎视眈眈、时刻盼望着好消息的袁大总统，见等来的不是同意而是反对，顿时大为光火：“既然你们不吃软的，那就来硬的！”数天后，各省都督、北洋将领的电报雪花般飘来，内容都是支持袁世凯的“合理要求”，指责“国会专制”，甚至还有人在电报中建议撤销宪法起草委员会，宪法不要搞了，把老坏事的国民党和国会也解散了吧。这些电报的内容自然都是袁大总统的心声。袁大总统以为一旦军人出马干政，国会一定就此屈服。但信仰武力至上的袁大总统没想到，世上还存在另外一种道理：越压迫，越反抗。国会议员中有一些硬骨头——大部分都是国民党的人，他们不畏袁世凯的压力，硬是通过了宪法草案，并准备提交国会公布。这下袁世凯再也坐不住了，他使出了最后的狠招——釜底抽薪，解散国民党。按照袁世凯一贯的处事方式，他出面的都要名正言顺，无法名正言顺的他概不出面。这一次也不例外。袁世凯和他的团队找到了一个好理由：警备司令部查获乱党李烈钧与国民党议员徐秀均等人来往密电，试图分裂国家，国民党绝对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然，此事的确存在。但很明显，这是袁世凯早就拿到手的情报，为何到现在才使用？原因就两个字：时机。在策略实施的过程中，只有一个时机是最适合的。袁世凯在动手之前，还需要办好一道手续——内阁同意取缔国民党的命令。内阁诸人，包括总理熊希龄在内，大都出自进步党，对老唱反调的政敌国民党自然没有好感，于是袁总统顺利地拿到取缔国民党的命令。给我拿下这帮乱党！袁大总统一声令下，早就等着立功的军警们，直奔国民党议员们的住处呼啸而去。这时，国民党掌握的军队已被打残，道义上也吃亏，活活就是砧板上待宰的肉。四百多名国民党籍议员被一网打尽，国会就此瘫痪。国会瘫痪，那附属的一切委员会，尤其是宪法起草委员会，当即自行停顿，还未公布的宪法草案就此胎死腹中。取消国会1914年1月10日，袁大总统给议员们送去了一通令人心惊肉跳的新春祝词：国民党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害得国会瘫痪。各位也知道国家财政十分困难，既然国会开不下去了，国家自然不能白养你们这些不干活的，所以请大家暂且回家。工资虽然没有了，但路费还是有的。当然，大家也不用担心，国会在不久的将来还是要开的，请各位回家耐心地等待好消息。归纳起来就一句话，我要解散国会，你们这些议员通通回家去吧。议员们当然不肯答应，但限于实力，只能穿街过巷，游行示威。舆论反击，杀伤力有限。闹了一阵之后，只得放弃年薪数千元的饭碗，领取几十块大洋的路费打道回府。至此，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在干完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这一件“正事”后，就此寿终正寝。看到这里，可能大多数人都以为，袁世凯同志这一系列提高行政效率，借势将权力集中于一人搞独裁的做法，目的就是搞赤裸裸的专制。如果你也这么想，那你就错了。袁大总统可没有你想的那么肤浅和简单。这位兄台也知道独裁不是什么好词，他也欣赏民主，他原本也不想遗臭万年，所以面子上必须过得去，该走的形式还得走。他解散国民党和国会，并不是不要国会和宪法，而

男同肉黄片在线免费观看重用，纷纷来到安邑寻找自己的前途。一时之间，魏斯门下人才济济，形成了战国时期第一个人才集聚中心。有一次魏斯请卜商的学生田子方宴饮，席间有人奏乐。魏斯精通音律，难免要卖弄一二，说道：“钟声有些不协调，左边的高了一点。”田子方笑而不语。魏斯问：“先生为什么笑呢？”田子方说：“为人君者，不应该把心思放在娱乐上面。音乐嘛，听得明白就行了，像您这样善于鉴赏音乐，我担心会疏于管理朝政。”魏斯点头称善，虚心接受了意见。一日魏斯的世子魏击出行，遇到田子方。魏击下车行礼，田子方却大大咧咧，一笑而过。魏击很恼怒，拦住田子方说：“究竟是富贵者盛气凌人，还是贫贱者盛气凌人？”田子方说：“当然是贫贱的人啦，富贵者哪里敢对人无礼！国君盛气凌人就会亡国，大夫盛气凌人就会失去封邑。像我这样贫贱的游士，话不投机，行为不爽，拍拍屁股就告辞了，有什么好操心的呢！”魏击马上向田子方赔礼道歉。魏斯听说这件事后，感慨地说：“如果不是在贤人身边，怎么会听到这样的真知灼见呢！”段干木也是卜商的学生，一心治学，不想出来做官。魏斯亲自登门拜访，他竟然翻墙而走。魏斯没有因此生气，反而更加尊重段干木，每次经过段宅时，总要在车上起身以示敬意。有人问道：“段干木不过一介草民，您何必如此行大礼呢？”魏斯回答：“段干木在权势面前不改变自己的节操，有君子之道。他虽然住在茅草房子里，贤名却远扬千里，我怎敢不对他表示敬意？”后来段干木终于答应与魏斯见面，魏斯听他谈治国的大道理，一直站着，几个时辰不敢坐下休息。这件事传出后，魏斯礼贤下士的名声就更响了。连魏氏的宿敌秦国都感受到了安邑的变化。据说有一次秦厉共公想讨伐魏氏，有人劝道：“魏氏现在人才济济，连田子方、段干木这样的名士都在为其服务，恐怕不是用武力能够征服的。”秦厉共公便打消了出兵的念头。当然，这样说有点夸大其词，从此后的历史记载来看，秦国并没有放弃对魏国的进攻。真正让秦国人有所忌惮的，是一个名叫李悝的人。李悝变法公元前425年的一天，一支秦国军队逼近魏氏领地上郡——“郡”是春秋末年的新兴事物，当时三晋都在各自的战略要地设置了郡，主要目的是巩固边防。郡的军政长官称为守，也尊称太守。上郡地处西河，与秦国交界，不消说，就是为了对付秦国而设的。这支秦军遭到了上郡军民的阻击，两军还未接触，魏军便箭如蝗飞，秦军将领一开始并未在意，但是很快就发现情况不对——魏军射过来的箭又狠又准，而且似乎射程更长，瞬间倒了一大片秦军。他犹豫了片刻，刚想下令撤退，猛地一阵疾风迎面扑来，还没来得及惊呼，脑门上已经中了一箭。当他从战车上栽倒的时候，眼睛的余光正好扫到了远处那面迎风招展的“李”字大旗。这支魏军的统帅，就是上郡守李悝。现存史料的记载中，找不到关于李悝身世的记载，只知道他曾受业于卜商的弟子曾申，算是卜商的徒孙，来到安邑后，受到魏氏家相翟璜的赏识，被推荐担任上郡守。李悝到上郡不过数年，上郡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粮食产量提高了，社会治安变好了，更重要的是军事力量变强了。原来，李悝为了提高上郡军民的射箭技术，下令用射箭比赛的方式来判决官司，“中之者胜，不中者负”。在这种激励下，上郡军民个个苦练射箭，培养了一大批神箭手，每次与秦国发生军事冲突，魏军都因射术高超而大占便宜。因为李悝在上郡干得成绩斐然，翟璜卸任后，魏斯将他召到安邑，继任了家相。魏斯的初衷，是要李悝将上郡经验推广至整个魏氏领地。他没有想到，这一人事变动悄然拉开了战国时期第一场变法运动的序幕，魏氏政权从此被拉上了富国强兵的快车道，其速度之快，不只是秦国望尘莫及，其余各国也莫不瞠目结舌，望洋兴叹。李悝是那种给他一个小舞台，他能演好《图兰朵》；给他一个大舞台，他就能整出一场奥运会开幕式的人。早在上郡工作期间，李悝就通过观察和研究发现，方圆百里的土地，除去山川、村落，约有六百万亩耕地（相当于今天的一百八十万亩）。如果农民精耕细作，每亩可增产粮食三斗，反之则减产三斗，总计差额有一百八十万石。这个数字在当时意味着什么呢？一个成人一年的口粮约十八石，一百八十万石可以供应十万人一年的口粮。寻常年景，一石粮食可以卖三十钱（铜币），一百八十万石就是五千四百万钱。当时一头猪的价格约二百五十钱，五千四百万钱可以买二十一万六千头猪。一个农民一年衣着费用约三百钱，五千四百万钱可以解决十八万农民一年的衣着费。要想民富国强，不用偷也不用抢，把自己脚下的地种好就行了。在李悝的领导下，魏氏政权颁布了“尽地力之教”的三条政策：第一，指导农民同时播种多种粮食作物，以避免单一的品种遇到灾害难以弥补；第二，命各级官吏督促农民抓紧耕种，及时收割，以免灾害天气影响收成，也不让周围的强盗有可乘之机；第三，要求农民利用住宅周围的土地栽种桑、果、蔬菜等，扩大副业生产。在现代人看来，这些措施也许不足为奇，但是在当时却意义重大。前面说过，春秋时期的国家大事有两件，即“祀与戎”，战国时期竞争残酷，求老天告祖宗也不管用，国家大事便只剩下“戎”。李悝“尽地力之教”，却是以农为本，将农业生产当作国家的头等大事来抓，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对魏氏的影响不亚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对现代中国的影响。发展农业的同时，李悝强力推行法治，编撰并颁布了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法典——《法经》。李悝认为，法律最根本的作用是维护社会秩序，让人民安居乐业，不受盗贼的侵犯（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因此《法经》六部，以《盗法》和《贼法》为首，强调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同时也强调专制政权下的尊卑等级制度，对各等级划分及其占有的田宅、奴隶等权力都进行了严格规定，超出规定叫作“逾制”，将受到严厉的惩罚。可惜的是，这部法典的原文早已失传，后人只能通过《汉书》《晋书》的记载窥知一二，因此本书也只好一笔带过。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部《法经》奠定了李悝的学术地位，使他被后人视为战国时期法家的先驱。数十年后，商鞅由魏入秦，在秦国推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商鞅变法，就是带着这部《法经》去的。后来秦国的《秦律》，甚至汉朝的《汉律》，都是在这部《法经》的基础上扩充而成。李悝还从市场的角度思考粮价问题。他认识到，粮价如果太贱，农民将入不敷出，生活困难；粮价如果太贵，则城市居民负担加重，政府的财政也难以保障。因此粮价无论太贵还是太贱，都不利于维护统治。另外商人为了追逐利润，囤积居奇，丰年低价购入大量粮食，灾年高价卖出，也导致社会不稳定。有的人一听到囤积居奇便自然想到——奸商，法办他！但是且慢，商人不偷不抢，买进卖出，违反了哪条法律呢？所谓法办，其实往往是违法办，是对契约精神的践踏，为着看似正义的目的而采用了不正义的手段。作为法家的先驱，李悝没有使用这种粗暴的方式，他决心在法治的框架下解决粮价问题，为此又提出了平衡物价的“平籴（dí）法”。粮食丰收的时候，政府出钱从农民手里收购余粮；粮食歉收的时候，政府平价卖出余粮，以免出现粮价因收成问题而大起大落，同时使得想投机倒把的商人无利可图。政府在这里完全是通过市场手段来调节市场，对于巩固小农经济、保持社会稳定和维护法律的权威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此后两千多年，历朝历代都广泛延用这种平籴法，只不过名字有所区别。魏斯通过卜商吸引人才，通过李悝发展经济，但是从军事上讲，魏氏还不够强大。秦国仍然在威胁魏氏的安全，双方摩擦不断，时有大规模战事发生。齐、楚两国也趁火打劫，一有机会便派兵侵略魏氏。公元前419年，魏氏开始修建少梁城（今陕西省韩城），用以防御秦国进攻。城未建好，秦军就攻了过来，工程被迫停工。战争持续了近两年，直到公元前417年，魏氏才将少梁城建好。秦国针锋相对，在少梁城南修建了繁城，北面修建了籍姑城。为了一劳永逸地解除秦国的威胁，公元前413年，魏斯主动出击秦国，在郑地（今陕西省华县）大败秦军。齐国马上派兵乘虚而入，毁黄城（今河南省内黄），围阳狐（今山东省阳谷）。楚国则北伐至上洛（今陕西省洛南）。魏斯不得不回师相救，对秦作战取得的胜利被齐、楚两国的入侵抵消，魏氏反而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魏斯深深地感到，富国强兵，光富国不行，要在这个弱肉强食的年代生存下去，还得强兵啊！战神吴起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名叫吴起的人出现在他面前。吴起是卫国人。据《史记》记载，吴起年少的时候，家境还不错。他如果安于现状，也许可以在乡下当一辈子养尊处优的土财主，过着简单而快乐的生活。但是战国乱世给了他一颗不安分的心，他开始负剑走天涯，游历各国，企图混个一官半职，出人头地。现实是残酷的，数年之后，千金散尽的吴起拖着疲惫的身躯又回到了卫国。同村的人对这位好高骛远的青年充满了幸灾乐祸和不屑，在他们看来，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跑到国外去乱闯，无疑是一种自不量力的行为——这下好了，把祖上积累的一点家业全挥霍掉，连吃饭都有难了吧！某一天，有人故意逗吴起：“哎，吴起，把你的剑卖给我吧，你都快饿死了，还要那破玩意儿干啥？”吴起勃然变色：“你再说一次！”“哟，叫花子还挺神气嘛！”话音刚落，血光飞溅，那人的人头滚落地面，眼睛还瞪得大大的。他至死都不明白，开一句小小的玩笑，值得吴起大动杀机么？周围的人吓坏了，因为他们平时都嘲笑过吴起。等他们意识到情况不妙的时候，杀戮已经开始。只见吴起挥舞着带血的宝剑，像一头豹子般冲到人群中，所到之处，惨叫连连，不大一会儿工夫，地上已经躺了三十多具尸体。士可杀，不可辱，尤其是当他腰里别着一把宝剑的时候。当天夜里，吴起收拾了几件衣服，将家里仅剩的一点钱装在包袱里，悄然离开。吴起的老母亲已经七十多岁，拄着拐杖到村口送他。他在母亲面前捋起袖子，在自己手臂上狠狠咬了一口，发誓说：“如果不能当上卿相，我就不回卫国了！”然后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他也不想想，就算他运气再好，当上卿相也至少要个十几二十年，那时候再回卫国，老母亲还在世吗？何况他的运气一直不怎么好。此去不是生离，而是死别！但是吴起已经顾不上这些了，多年来的挫败以及由此带来的耻辱，在他心里燃起了一通熊熊的烈火。他要成功，他要成名，他要让这个世界在他面前颤抖！带着这样的目的，吴起来到了鲁国，投奔到了曾申门下。前面说过，曾申是卜商的弟子，李悝的老师。曾申的父亲则是卜商的同门师兄，大名鼎鼎的曾参，被后人尊称为曾子。冥冥之中，吴起已经和魏斯发生某种联系。但此时的他，并没有想到顺着曾申这条线去投奔魏斯，而是希望在鲁国找到自己的市场。不久之后，卫国传来了消息，吴起的母亲去世了。曾申闻知，马上给吴起放假，还给了一笔盘缠，让他回去奔丧。吴起却拒绝了曾申的好意——臂上的齿印还在呢，他怎么能够忘记自己的誓言？曾申发火了，要知道儒家极其讲究孝道，他的父亲曾参还写过一本《孝经》，是天下闻名的大孝子，对于吴起这种不孝的行为，曾申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就算是有一千种理由，你也必须回去为你母亲送葬！”曾申对吴起说。“不行。我发过誓，不功成名就，决不回卫国。我不能违背自己的誓言。”这段短暂的师徒之谊就此结束。吴起说一不二，绝非托辞，而应该是偏执的性格使然。据《韩非子》记载：吴起还在卫国的时候，有天拿回来一条腰带，要他老婆照着织一条。腰带织成后，吴起问老婆：“我要你织一条一模一样的，为什么你织得这么漂亮？”他老婆说：“我用的原料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因为是你要用的，所以特别花了心思才织成这个样子。你系起来给我看看，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我再改。”满以为吴起会感动，没想到吴起冷冷地说了一句：“谁叫你自作主张，不按我的要求做？”接着就命她收拾衣服回娘家去——这都什么人啊？他岳父前来求情，吴起说：“我从来都是说一不二，不开玩笑的。”硬是将那女人给休了。如果那女人知道她的继任者的命运，绝对不会因为被休而哭泣，反而应该感到庆幸。吴起在鲁国又娶了一个齐国女人为妻。公元前412年，齐国进攻鲁国，连拔两城。有人向鲁元公推荐吴起，说他善于用兵，可为大将。鲁元公听说吴起的老婆是齐国人，不免犹豫，害怕吴起胳膊向外拐。吴起听说之后，回家就将老婆杀了，提着头去见鲁元公，以表忠心。这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杀妻求将”。吴起为所有急功近利而不择手段的人树立了一个典范。吴起确实无耻，但备不住吴起用兵如神。鲁元公拜吴起为将，命他带兵进攻齐军，结果吴起“大破之”，很快收复了失地，打得齐国人讨饶，主动要求谈判。鲁元公十分高兴，想重用吴起。有人对鲁元公说：“吴起这个人，多疑而残忍，为了博取功名，连自己的老婆都能杀，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一句话断绝了吴起在鲁国的仕途。正在吴起心灰意懒的时候，李悝变法的消息传到了鲁国。鲁国的遗老遗少们对此嗤之以鼻，多以为魏氏这是离经叛道，必致大乱。吴起却在黑暗中看到了一片光明。走吧，反正鲁国也没什么值得留恋的了。吴起终于离开鲁国，来到了热火朝天的安邑，通过翟璜的引见，见到了魏斯。魏斯对吴起没有太多了解，但他知道吴起曾经是曾申的学生，和李悝算是同门。于是问李悝：“你对吴起这个人有没有了解？”李悝说：“我对他早有耳闻，是个贪财好色之徒。但是如果让他带兵打仗，只怕连司马穰苴也比不上他。”司马穰苴就是田穰苴，是春秋末年齐国著名的兵法家。拿司马穰苴作对比，等于告诉魏斯，吴起是当世第一兵法家。魏斯听了大喜：“那我就用他为将。”这位勇于变革的英主，深受卜商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决不拘泥于以德取才的旧观念。这倒不是说他不爱德，安邑城中的有德之士已经够多了，卜商、田子方、段干木都是德才兼备的博学鸿儒。现在他需要的是能征善战的将军，是能够将秦国人赶回西方、让齐国和楚国不敢轻举妄动的军事家，至于这个人的品行如何，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换而言之，当他需要一条狗的时候，他只管这条狗会不会看家防贼，才不理会它是白狗还是黑狗，是黑背还是哈士奇。如果说，李悝是让秦国有所忌惮的人，那么现在，让秦国颤抖的人粉墨登场了。吴起的军事主张，集中体现在《吴子兵法》里。简明扼要地说——第一，吴起主张把政治和军事结合起来，对内修明文德，对外积极备战，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废。换而言之，他认为军事强大的基础是政通人和。第二，在治军方面，他也强调政治优先，用道、义、礼、仁等儒家思想教育将士为统治者卖命。第三，他主张兵不在多而在于精，要建立一支“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挡，退不可追”的精锐部队。为此，必须要选募良材，加强训练，重用勇士，赏罚分明。根据上述指导思想，吴起上任后，立马对魏军进行改革，建立了所谓的“武卒”制度。武卒即职业军人。春秋时期，职业军人基本由士以上的贵族阶层充任；平民和奴隶则充当义务兵，平时从事生产，打仗的时候则自备武器跟在贵族的战车后面作战。到了战国时期，随着土地制度改革，各国纷纷由封建社会向专制社会进化，原来的贵族特权被打破，平民通往权贵的道路被打开。吴起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变化，他的武卒制度实际上就是

国一直在准备着和秦国较量，赵国才是秦国主要的敌人。如果现在秦国把韩国给灭了，那会让天下人看到一个什么结果呢？秦国灭了自己的内臣，而放过了自己的外贼，侍奉秦国最后的结果是被秦国灭掉，那么谁将来还会跟秦国交好呢？天下的人都会选择和赵国结盟。第三点，韩国不容易灭。韩国虽然小，处“四战之地”，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都需要应付外敌，但是这么一个小国，处在这么一个不利的地理位置上，一百多年以来，它就是在和邻国的斗争中间发展壮大起来的，所以这个国家你不能轻易地灭掉它，你也不可能轻易地灭掉它。假如说你要去灭韩的话，那么韩国就会和魏国结为联盟，魏国肯定会帮助韩国。韩魏结盟，有助于赵国，赵国本来和齐国就是联盟，再加上韩魏的联合，那么你攻打赵国就更困难了。所以，韩非主张，不能够先灭韩，应当首先灭赵。那怎么灭赵呢？韩非提出来一个分四步走的具体计划。第一步，派出使者出使楚国，用重金贿赂楚国的重臣（重币用事之臣），宣扬赵国的劣迹；第二步，给魏国送去人质稳住魏国；第三步，率领韩国攻打赵国，即使赵国和齐国结为同盟，也不足虑；第四步，灭了赵国、齐国之后，发一封文书给韩国就可以摆平韩国（二国事毕，则韩可以移书而定也）。这样，秦国的一次军事行动就可以造成赵、齐两国灭亡的态势，楚国、魏国也一定会自动屈从。韩非提出首先消灭赵国的主张，是为了保存韩国。但韩非提出的主张，每一条具体的理由，都是站在秦国的立场上来说的，也就是说，他是站在秦国的角度来阐发他的主张。所以，韩非的上书有很大的诱惑力。那么，秦王嬴政面对这样的主张，他的做法是什么呢？秦王嬴政的做法，为什么使韩非更进一步地卷进了秦国的通天大计之中呢？我们前面讲过，韩非这个人口吃，不大会讲话，但是笔头功夫非常好，他的文章特别善于剖析利害，这是韩非的文章最有特色的地方。所以嬴政看了韩非的上书以后，他没有做判断，而是把韩非的上书发给朝中的大臣朝议。在朝议的时候，第一个出来反对韩非的就是李斯，李斯反对的理由有两点：第一，心病必除。他说，韩国对于秦国来说，就像是人心里边隐藏的疾病，这个病虽然现在没有发作，但它一定会发作的。假如，秦国有了突发事件，韩国一定靠不住。所以，韩国对秦国来说是个必须要除掉的心病（秦之有韩，若人之有心，腹之病也）。第二点，这个心病是一定会发作的。现在这个病隐藏在你的身体里面，也许一年两年不发作，但是如果我们去对付齐国和赵国的话，需要举秦国之力。当我们举全国之力对付赵、齐的时候，韩国这个心病就会发作，当年秦穆公兵败崤山的惨剧就会再现，所以必须消灭韩国（夫韩虽臣于秦，未尝不为秦病。今若有卒报之事，韩不可眩也）。这样，李斯跟韩非的意见就针锋相对了。李斯主张灭韩，韩非主张灭赵，这两种观点，实际上就是秦王嬴政在制定通天大计时的路线之争，它的本质是秦国和韩国两国利益的冲突。门监子摆平四国韩公子痛斥姚贾在当时，秦国是七国中的老大，军事力量最强，是唯一的超级大国，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跟秦国相匹敌。所以秦国很自然要用军事力量来消灭六国，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在军事力量以外，还要不要用其他的手段呢？李斯认为，还要用外交手段。李斯讲了一个办法，他说我们应当多派一些人，带着很多钱，到六国去，收买那些可以收买的重臣，收买掌握国家权力的人。如果他很廉洁，不收贿赂，怎么办呢？那就把他暗杀了。能买的买下来，买不下来的就杀，然后再派大兵随其后（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秦王乃使其良将随其后）。这样，李斯就提出两种手段，一种手段是军事力量，另一种手段也是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叫金钱，李斯主张两种手段并用。秦王嬴政曾经遭遇过一次四国联合抗秦的军事行动，当时秦主嬴政召集了六十多位大臣来商议这个事情，大臣们都束手无策。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叫姚贾的人站出来，他说，大王给我钱，我去把这四国摆平（贾愿出使四国），必须其谋而案其兵）。嬴政听了很高兴，给了他一大笔活动经费，给了他很多车辆，还给了他黄金千斤，姚贾用了几年的时间，把联合进攻秦国的这四国，全部用钱给摆平了（绝其谋，止其兵，与之为交）。姚贾回来以后，秦王嬴政很高兴，赐封午户，并且提拔他做了上卿。韩非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立即给秦王嬴政上书，痛斥姚贾。韩非指责姚贾什么呢？他指出姚贾犯了三条大罪：第一，贪污公款；第二，假公济私；第三，出身卑微。先说第一条，韩非说姚贾拿了秦王赏的这么多钱，活动了三年，四国的外交也没见多大成效（四国之交未必合），而大部分钱进到他自家的腰包里去了，这叫贪污公款。第二，姚贾利用秦王的权力为自己建立关系网，私交诸侯（以王之权，外自交于诸侯），这叫假公济私。第三，姚贾这个人人品不行。他本是魏国人，父亲是个把守城门的（守门监者），他出身卑微，而且在魏国曾经犯过盗窃罪，魏国公安局里面有他犯罪的案底，他是有前科的人。后来到了赵国，又被赵国驱逐。你看这个人，出身这么差，还犯过罪，被列国驱逐，你和这种人商讨国家大事，那不是让我们这些人太掉价了吗？嬴政看到韩非的上书，就把姚贾叫来质问：你是不是拿着公款去私交诸侯了？姚贾不卑不亢地说确有此事。嬴政一听大发雷霆，你既然这样做，怎么还有脸面来见我呢？姚贾说，你一定是听信了别人的谗言。在历史上，听信谗言，杀害忠良的事情太多了，你要听信谗言，你手下就不会有忠臣。嬴政说，这条我们且不说。有人举报你，说你是个监门人的儿子；有过盗窃的前科，在赵国被驱逐过，有这件事吗？姚贾说不错，确有其事。但是反过来讲，历史上建功立业的，像我这样的人不是很多吗？帮助周文王的姜太公，他当年在齐国不是被驱逐出去的吗？帮助齐桓公称霸的管仲是个商人，但是齐桓公重用他，不是最终称霸天下了吗？还有，秦穆公时期的百里奚，是用五张羊皮换回来的，但他不是帮助秦穆公使秦国崛起了吗？这些人哪一个是出身高门贵族家庭的？但这些人不都帮助他们自己的国君成就了一番霸业吗？如果你用人要讲出身，要用高士，我也可以给你举几个例子。有一个高士，商朝人卞随，当商汤讨伐夏桀的时候找他商量，卞随觉得找他商量灭掉一个君主是一种耻辱，然后就投水而死，这是个高士，这种人你能用吗？你跟他一商量，他就投水自杀了。还有一个高士，夏朝人务光，商汤灭了夏桀以后，据说商汤想把君位让给务光，务光不干，然后就自沉于蓼水之中。这两个高士，一个找他商量事他就跳河自杀了，另一个让他当国君他就自沉了。这些高士都出身高贵，德行、操守很高尚，但他们愿意为你服务吗（人主岂得用哉）？你现在是用人的时候，用人就是用一个人的才能，而不是衡量他的道德水准和家庭出身。家庭出身再高贵的人，如果他没有功劳，你也不能赏他（虽有高世之名，无咫尺之功者不赏）。秦王嬴政一听，有道理，便不再追究，把姚贾给放了。李姚联手诛韩非秦王黙然成大计姚贾下来一打听，谁告了他呢？韩非。如此一来，姚贾和韩非就成仇家了，姚贾也被卷进关于通天大计的争论当中。李斯跟韩非过去有过存韩与亡韩的斗争，现在又卷进来一个姚贾，姚贾为秦国立了功，却受到韩非的指责，加上秦王嬴政的问责，姚贾被韩非定了三条罪，其中任何一条罪状成立，都是死罪，所以姚贾能不恨韩非吗？韩非在很短的时间，给自己找了这么两个难对付的敌手。在劲敌的谮毁下，韩非不久之后被迫自杀。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从上述记载来看，进言杀死韩非的是李斯和姚贾，送毒药让韩非自杀的是李斯。他们说韩非这个人是韩国的公子，他一定不会帮助秦国，这是天性所决定的。现在大王如果不用这个人的话，一定不要久留他，更不要放了他，一定要把他除掉，否则将会是秦国的祸害。嬴政听了这话，就把韩非投到监狱里。李斯这个时候是廷尉，就让人给韩非送了毒药，韩非想申诉而不得，就在狱中自杀了。韩非之死，实际上是因为他想在强秦的铁蹄之下，保存实力弱小的韩国，从而卷入了秦国统一天下这个通天大计的制定之中。他的死，具体牵涉三个人：嬴政、李斯、姚贾。那么，韩非的死，该由谁负责呢？是秦王嬴政，还是联手告状的李斯和姚贾呢？或者是韩非自不量力，卷入了一个他根本无法阻止的计划之中，导致自己死于非命？其实，韩非之死牵涉的这四个人都有责任。李斯的责任前面我们讲过了，在这里只提一句，李斯坚决主张杀韩非，主要的原因是李斯认为韩非在阻挡秦国统一六国的通天大计的制定，他是灭六国的障碍，必须要除掉。这是李斯的看法。姚贾呢？姚贾也主张杀韩非，原因有两点。第一，私恨。姚贾痛恨韩非，他为秦国立功回来，却被韩非举报三大罪状，私恨当然是有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另一点，姚贾主张用金钱作为统一六国的武器，而且他做得很漂亮，用金钱也确实摆平了四个国家。因此，姚贾主张杀韩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拥有不同于韩非的统一六国策略，将韩非视为统一六国过程中的障碍。嬴政对韩非之死有没有责任呢？有！而且责任很大。我们可以想一想，最早欣赏韩非的是谁呢？是嬴政。韩非上书，把韩非的上书发给朝臣的人是谁呢？是嬴政。批准李斯和姚贾的建议，将韩非逮捕投入狱中的是谁呢？是嬴政。虽然韩非之死并不是嬴政直接下手，是李斯送的毒药，韩非没有办法告状，只好自杀了。但是，不要忘了一点，那就是韩非死了以后，嬴政并没有追究韩非之死的责任。嬴政如果要去查，谁把韩非给杀了？我还没下令杀呢。那一追就追到李斯的头上来了。嬴政作为最高统治者，他不追究责任本身就等于默许，虽然最后他想赦免韩非。照我们讲的这几点来看，嬴政是同意杀韩非的。那么为什么后来他又要赦免韩非呢？这是不是有一些矛盾呢？其实很好解释。嬴政欣赏韩非的法家思想，欣赏韩非的文笔犀利，欣赏韩非的才华，但是又不同意韩非的政治主张。在灭韩和存韩的问题上，嬴政是站在李斯一边的。在用军事手段和金钱两种手段的时候，嬴政是赞成姚贾的意见的。也就是说，嬴政在通天大计的制定上，是和李斯、姚贾站到一边的。作为个人来说，他欣赏韩非的思想和才华，作为国家利益的代表者来说，他是主张杀韩非的。韩非对自己的死有没有责任呢？有，而且有很大的责任。我们可以想一想，韩非提出来存韩亡赵，那是为了给韩国争取时间，反对李斯灭韩是为了韩国的安危。他不顾个人的安危，给秦王嬴政上书，这些都是为了韩国着想。他反对姚贾用金钱做武器击败六国，是因为他看出金钱在消灭六国的统一之战中威力巨大。我们以后会讲到，秦王嬴政用很多钱收买了六国的一些重臣，像楚国、齐国、赵国，都出现了奸臣受贿然后陷害忠良的事情，最终导致这些国家的亡国。嬴政用金钱作为灭亡六国的第二手，韩非深深知道这一点的严重危害，因此他不顾个人生死反对姚贾的做法。韩非作为韩国的使者来到秦国，为了保存韩国，深深地卷入秦国一个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之中，显得有点自不量力。但是韩非的自不量力让我们看到了韩非的一种内在精神：为了韩国的存亡，不惜牺牲个人的生命。他明知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和对故国的深情，让后人非常感动。他明明知道不可能阻挡秦国灭韩，但他还要竭尽全力保护自己的故国，韩非的作为，跟我们非常熟悉的屈原，为了楚国的存亡不惜自己沉江是一样的。所以，韩非之死，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精神的存在，一种人格力量的存在。作为个人来说，韩非是失败了，但是韩非用自己的死为故国的存在做了最后的努力。秦王嬴政统一天下的大计就在嬴政、李斯、姚贾和韩非的斗争中逐步形成了。最终，达成了三点共识：第一，立即发动对六国的统一战争；第二，第一个目标锁定韩国；第三，军事力量和金钱手段双管齐下。第二篇横扫六合第15章韩氏初兴秦始皇一统天下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件，吞并六国是秦国崛起和强大的最终结果，而与秦国的崛起相伴的是其他诸候国的衰落，两者之间是此长彼消的关系。在秦国崛起的进程中，其中一个诸侯国的衰落，对秦国确立优势地位、最终统一天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就是晋国。晋国曾经十分强大，但却因内乱被韩、赵、魏三家瓜分。晋国和秦国山水相连，是阻档秦国进入中原的天然防线。秦穆公一代英主，东扩中原，抱恨而终，就是因为秦国之东有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晋国。秦国如果不能冲破晋国这一道大坝，就永远也走不出函谷关。那么，秦国是怎么冲开晋国这道坚固的大坝的呢？在这个过程中，晋国的韩氏卿族又是如何壮大的呢？秦国冲破晋国这道大坝，缘于两大原因，一是晋国一分为三，二是秦国迅速崛起。晋国和秦国不同，晋国的开国之君是周武王之子、周成王之弟，是根正苗红的周王室正宗，而秦国是因为救援周幽王有功才被封为诸侯的暴发户。韩、赵、魏三家分晋之时，秦国国君是秦简公，此时离秦孝公继位只有四十二年。所以，晋国一分为三和秦孝公登上历史舞台是一前一后紧挨着的。强大统一的晋国轰然崩塌，一国分三国，变成了韩、赵、魏三个领土与实力都相对较小的诸侯国。秦孝公实施变法是秦国迅速强大的开始，当秦国突然提速、加快崛起的步伐之时，强大的晋国却突然消失了。对于晋国来说，这是一个历史的玩笑；对于秦国来说，这是一个历史的机遇。秦国正是在韩、赵、魏三国的衰败中一步步挺进中原，最终统一中国。晋国为什么会分裂为韩、赵、魏三个小国？秦国为什么没有分裂成几个小国呢？如果晋国没有分裂为韩、赵、魏三国，秦国能统一天下吗？秦国收拾韩、赵、魏三国用了二百多年的时间，如果晋国不分裂，秦国能够灭掉晋国吗？所以，剖析秦始皇统一中国，永远避不开一个重要的话题：阻挡秦国进入中原的强大晋国为什么会分裂？曲沃窥伺晋王室献公诛杀诸公子晋国分裂最主要的原因是晋国公族（国君的宗族）的势力在晋献公时大大削弱了。为什么晋献公时晋国公族势力会急遽衰减呢？这是因为晋献公大规模地屠杀了晋国公族。那晋献公为什么要大规模地屠杀晋国公族呢？原来，晋献公的曾祖父曲沃桓叔是晋穆侯的幼子，晋穆侯的长子是法定的晋国国君继承人。按照周代宗法制的规定，太子是国君的嫡长子一支，称为大宗，国君的其他儿子称为小宗。大宗是家族的当家人。晋穆侯死后，太子继位，史称晋文侯。晋穆侯的小儿子被封到曲沃（今山西曲沃），称为曲沃桓叔。曲沃土地肥沃，非常有利于农业的发展，曲沃桓叔又特别注意收买民心（桓叔是时年五十八矣，好德，晋国之众皆附焉），因此，曲沃桓叔的力量迅速发展壮大，当时就有人说：“末大于本，而得民心，不乱何待？”整体实力的迅速提升让曲沃桓叔开始窥伺晋国国君的位置。经过曲沃桓叔、曲沃庄伯、曲沃武公祖孙三代的夺权，曲沃武公最终杀死了大宗的晋侯缗，夺得了晋国国君的位置。曲沃桓叔这支小宗的夺权之路并不顺利，前后经历了三代近七十年的努力才得以成功。此间，周天子两次插手，派兵干预，不许曲沃桓叔一支篡权。晋国国内的宗法势力也不允许曲沃桓叔一支进入

叶挺、张治中、傅作义、蒋光鼐、陈诚、白崇禧、刘文辉、陈铭枢、邓演达……全部毕业于此。而且第二任校长蒋百里也很有本事。这个来自浙江海宁的金庸老乡有两项伟大的成就：一是后来想出了一个打击日本的好创意——持久战；二是挑了一个好女婿，把三女儿蒋英嫁给了一个叫做钱学森的年轻人。至于钱学森的厉害，现在的中国人大都知晓，就不赘言。两年后，六镇大体编练完成。因为袁世凯此时身兼北洋大臣一职，所以他练出来的六镇精兵世称“北洋六镇”。北洋六镇，除第一镇因是旗兵袁世凯不能完全控制外，其余五镇都是他一手带出的嫡系部队，中下层军官全是他的人，各镇的主要将领也几乎都是由袁世凯一手选定，比如段祺瑞、王士珍、冯国璋都是一镇统制，总之，个个都是天津小站出身。由于袁世凯高超的练兵水准，也由于直隶位置的特殊性，北洋六镇一直被朝廷当成拱卫首都的中央军，因此在待遇和装备上都要优于其他地方的新军，这就是为什么袁世凯能靠北洋六镇新军纵横天下的原因。除了袁世凯，湖北张之洞的新军也练得不错，他练成了一镇（师）和一协（加强旅），共一万六千人左右。至于全国其他地方号称已练成新军十六镇和十六个混成协（一说为十四个镇、十八个混成协），真假后面再说。稍稍透个底：结果比较讽刺，当得中国近代史上第一讽刺。第十二章东方慢车谋杀案

清国要立宪

眼看清朝国力渐长，俄国和日本人渐渐紧张起来，入侵清国的动作得再快些才行！于是，1904年，黑熊与鬣狗打了起来。《辛丑条约》签订后，俄国人和日本人并没有遵守承诺，仍然在中国东北和朝鲜驻扎了大量军队。目的不言自明，都想把这一大块土地扒拉到自己怀里。但这两个国家怎么突然撕破了脸？有三个理由：理由之一，也是最最根本的原因，为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尽快蚕食中国。一山不容二虎，两国势不两立！理由之二，日本受不了俄国的压迫。甲午战争后，俄国先是逼着日本把辽东半岛还给中国，后来又强迫日本承认俄国在朝鲜与它享有同等地位，把日本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朝鲜分走了一半。理由之三，沙皇要报仇。十四年前，那会儿还是皇太子的沙皇在访问日本时被日本刺客打了一枪，此仇一定要报！俄国陆军总司令库罗帕特金首先发起挑衅：不堪一击的日本猴子，你们的陆军太幼稚，甚至追上我们欧洲最差的陆军也还要一百年！没等库罗帕特金飙完大话，日本人率先动手了。于是，君主立宪的日本与君主专制的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打了一个大仗，史称“日俄战争”。这一次，慈禧宣布中立。也就是说中国只提供比赛场地、提供土人谍探。中国终于当了一回东道主，终于过了一把中立国的瘾。只是苦了东北人民！一年多后，仗打完了。简单汇报一下战况。兵力对比：日军三十万人，俄军五十万。伤亡：日军伤亡约十一万人。俄军伤亡约二十万人，被俘约八万人。结果：俄国战败，日本由此在中国东北和朝鲜一带获得统治地位。俄国不但被逼承诺以后在这两个地方见着日本老大就绕道走，还被迫把打劫清朝得来的库叶岛南部割让给日本。这个结果对于一向看不起黄种人的俄国人来说，实乃奇耻大辱！从此，俄国人下定决心，终有一天要找日本人报仇雪恨找回场子。没想到四十年后，俄国人还真在日本人身上成功复仇。此事后文会讲。战斗的结果让朝野上下都感到很惊奇。平均身高一米八的俄军打不过一米六的日军！日本一个蕞尔小岛国居然击败了庞然大物般的沙俄帝国！再联想到十年前的中日甲午之战，朝野上下这次倒是难得意见一致，都认为致使这一切发生的原因只有一个：日本的君主立宪优于俄国的君主专制，是宪政改革令日本一跃成为一流强国！君主立宪这个词有点太抽象了，打个粗浅的比方帮助理解吧。如果把国家看成一家公司，那么公司的所有权属于皇帝或国王，也就是说皇帝是董事长，而且是世袭罔替的董事长。但是公司的经营权属于一个叫内阁的机构，内阁的头头也就是内阁总理（内阁首相）堪称执行总裁。但董事长和执行总裁总有发生矛盾的时候，这时候怎么办？他们到一个地方吵架协商，这个地方就叫国会或议会。大家各自代表一方利益，争吵得很激烈，甚至有时候到了不顾公司大局的程度，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还好，可以制定一个公司章程来规范各种角色的行为，这个玩意儿就叫宪法，不过为了公平起见，董事长和执行总裁不能参与立法过程，因此要把立法权交给国会。虽然有了法律，但还是难保有人不按规矩办事，这时候出什么招？照样没有问题，有那么一个独立的机构来专门惩办不按规矩出牌的人，这个机构叫法院。内阁、国会、法院分别负责企业的经营权、立法权、司法权，还算互相有个牵制，不至于一家独大。不过最高领袖董事长的权力还是蛮大的，他可以发出很多命令，比如批准法律、与其他的公司宣战之类的。若是董事长太昏聩，岂非公司容易倒闭？这时候还有一个规则——“内阁责任制”可以用，董事长的命令必须执行总裁签字才能生效，不签字就无效，当然这个规则并不是所有的公司都在用。搞了半天，原来执行总裁才是最大的老板！没错，不过执行总裁不是那么好当的，是要通过国会竞选上台的，不像董事长那样可以继承，所以执行总裁总是隔一段时间就换人。大家算是看出来了，处处都是制衡。没错，这正是历史血的教训。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导致绝对的欲望，所以权力还是控制一下的好。既然君主立宪这么好，那大清帝国有识之士的呼声也就可以理解了。立宪！立宪！立宪派高呼“立宪”的众人之中，嗓门最大的那一个是袁世凯的老熟人——张謇同志，两人在吴长庆麾下共事过好几年。前文说过，中法大战前，张謇跟随领导吴长庆回国工作。回国后不久，吴长庆病故。送完老领导最后一程，31岁的张謇就退伍了，离开军队，回到江苏海门老家，去找寻当年的科举梦，闭门读书，准备应试。一年后张謇中举人第二名，取得开门红。但接下来的九年间，好运不再，屡试不中。不过张謇屡败屡战，以过人的毅力和天赋，以及拥护光绪的鲜明政治态度，最终征服了考官翁同龢，于1894年以41岁高龄考中状元。厉害，实在是厉害！但是，擅长考试并不是张謇最厉害的地方！敢于取舍才是张謇的难以超越之处！张謇并没有因为高中状元就从此走向仕途。甲午之战结束后，在“如何救国”的思路上，张謇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是一致的：改革变法，君主立宪可以强国。但他们也有区别，康、梁是理想家，他们把变法成功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光绪身上；张謇是实干派，他信奉的是“与其相信政府还不如相信自己”，因为他很是不能理解慈禧在国逢大难之时仍有好心情大办生日Party的行为。于是张謇勉励自己：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我要走属于自己的救国之路！走自上而下救国路的人已经够多了，至于自下而上的路，就由我来吧！张謇为自己选中的路是弃官经商、实业救国。这意味着他必须放弃之前为科举所付出的所有努力、时间和金钱！但张謇并不后悔，因为他明白：简单的占有是小聪明，暂时的放弃才是大智慧。三十年科举之幻梦，于此了结，上路吧！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拥有大智慧的张謇展现出了惊人的商业天赋，他只用了短短几年就一统纺织工业市场。不过赚了大钱的张謇并没有买房囤地转行炒房地产，他用赚来的钱做了两件实事。一、继续发展实业，他陆续创办了二十多家企业，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也养活了更多的人。二、发展教育事业。虽然贵为状元，但他没有学王文韶那样死抱着八股科举不放，而是向袁世凯等人学习，办新式教育，教化国人。二十年间，他倾尽所能创建了包括今复旦大学、今南京大学在内的三百七十多所高校，直到破产为止！救国救到破产，千古又有几人！这个不顾一切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平凡男人，这个堪称伟大的普通男人，为救国放弃了太多，也牺牲了太多。但这个懂得放弃和牺牲的男人，也收获了一样东西——极高的威望。东南共仰，国士无双！张謇在忙于实业和教育事业的时候，并没有忘记初衷：救国。在认真分析了甲午之战、庚子事变、日俄之战的胜负因果关系后，张謇痛定思痛，越发坚定了当初的政治理想：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向打败我们的敌人学习！学习日本、学习英国、学习德国，学他们的君主立宪，只有政治改革才能强国！持这种看法的人不止张謇一人，在东南一呼百应的他有很多志向相同的朋友，譬如大实业家汤寿潜，他们聚集了一个人数众多的大圈子。这个圈子里的人都认为，用君主立宪制度取代过去的封建帝王制度，有利于国家的繁荣与富强、有利于应对外敌环伺的险恶环境。他们与孙中山等人的看法不一样，他们觉得不需要推翻清朝统治，而是希望清朝统治者能够看清国际国内形势，从善如流，穷则思变，学习先进国家的治国经验，将中国引向一条民主治国的康庄大道。他们这个圈子里的人，都拥有一个相同的身份，我们称之为士绅。由于士绅这个特殊群体对接下来几十年的历史发展有着无与伦比的影响，所以得花些笔墨深入分析一下这个枯燥名词背后的成分问题。一说到“绅”，可能有人就联想到了无恶不作的土豪劣绅，其实土豪劣绅是几十年后土地革命时期“打土豪分田地”时出现的产品。客观地说，士绅很难精确定义，好在这群人有三个比较明显的标志：一、有功名在身但没有做官。譬如拥有科举秀才以上学历，像中举的范进同志；或是受过新式教育，像留洋的海归。二、他们曾经当过官，虽然现在退居二线，但仍有相当的影响力。三、他们没有高学历、没有当过官，但他们上面有人。他们没有政权，但是有势力。这些人大都是有产阶级：地主或者商人。当然了，想要成为一地士绅，不大可能异军突起。想要在当地建立势力人脉，拥有庞大的财富和影响力，自然是需要数代人的累积。能够成为一地士绅者，几乎都在当地居住极久。总而言之，士绅们要知识有知识、要技术有技术、要人有人、要地有地、要钱有钱，活动能量极大，非常有实力，拥有相当高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如果说帝国的根基是百姓，那士绅就是联系朝廷与百姓之间的枢纽，他们可以决定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按照其实力，士绅大致可以归为两类——上层士绅，中下层士绅。实力更强、影响力更大的上层士绅的关注点在朝堂，他们希望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改变国家政策走向，如张謇、汤寿潜、郑观应，以及“保皇二人组”——康有为、梁启超。中下层士绅的关注点在乡间，他们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充作官民上下沟通的纽带。他们一边将官府的命令传达给老百姓，配合官府向老百姓征税，维持地方治安；一边又作为基层民众的代言人乃至于地方利益的代表，与官府讨价还价。所以，历朝历代最基本的行政级别就是县，皇帝的任命到县官为止，没办法把手伸到县级以下的基层。当然，士绅这个能够决定国家命运前途的群体也不是铁板一块，他们有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利益，也有矛盾。虽说一个大胡子伟人讲过：矛盾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变化发展的。但就现阶段而言，士绅的思想状态还是比较有规律的：有些人求稳，要求君主立宪，如以张謇为带头大哥的那个圈子，这类人我们称之为立宪派。有些人激进，虽然他们所追求的也是民主宪政，但他们的目标不是君主立宪的英国和日本，而是民主立宪的美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以民主选举出来的总统取代君主做国家元首，即总统取代皇帝做董事长，又称民主共和。这类人赞同孙中山他们的主张，我们可以称之为同情革命派，甚至有些人就是革命派。当然，还有一部分人小富即安，只要没人来破坏现有规则、只要没人来损害他们的利益，那就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安稳就好。好了，关于“士绅”的枯燥话题到此为止，话题回到张謇身上。话说张謇在日俄战争开打后不久，忍不住写了一封信鼓动老同事：你老人家要兵有兵、要将有将、要地位有地位，应该抓住这个机会为国家的政治改革做些事情（公今揽天下重兵，肩天下重任矣，宜与国家有死生休戚之谊……不及此日俄全局未定之先求变政体，而为揖让救焚之迂，图无及也——沈祖宪《容庵弟子记》）！其实不用张謇鼓动，袁世凯并没有忘记“实现民主宪政”这个光辉的政治理想，他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只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变革时机和尚可的外部环境而已。现在日俄之战大局已定，举国要求立宪，袁世凯等的机会终于来了！不过，在继续讲张謇和袁世凯再次并肩战斗的故事之前，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士绅中的革命派对立宪的态度。吴樾暗杀案1905年上半年的一天，两个初涉江湖的年轻人就“应该如何正确对待大清目前火热的立宪风潮”为题展开了一场对话。一个叫陈独秀，26岁，安徽人，秀才，上过新式学堂，江湖组织“岳王会”帮主，是根正苗红的士绅。另一个叫吴樾，27岁，安徽人，无学历，自学成才，江湖组织“北方暗杀团”分舵主（支部长）。吴樾问：拼命一死和成功造反，谁更容易？陈独秀答：自然是前者易后者难。吴樾说：聪明！那就把容易的给我，难的留给你。接下来，吴樾与陈独秀做易水之别，吴樾孤身北上拼命，而陈独秀则决心用一辈子的精力去造反。……话说袁世凯在收到立宪派的带头大哥张謇发出的友好信号后，就加快了推动立宪的步伐。趁老太太还清醒，袁世凯赶紧上书，先是客观地指出差距：刚打败仗的俄国已经着手君主立宪，而大清帝国都输给日本十年了还在磨磨蹭蹭，接着恐吓了慈禧一把，咱们要是还不改革就要亡国！之后话锋一转，描绘了一幅以君主立宪制强大大清帝国赶英超日的宏伟蓝图，然后表达了期待老佛爷成为世界上最强大领袖的祝愿，最后提出请太后派遣官员出国考察，学习先进，为改造大清做准备。先前几年，慈禧政府的改革范围也就局限在教育、练兵和工商业。除了决心稍大以外，本质跟李鸿章的洋务运动没什么区别！而现在，袁世凯的要求可是涉及了改革的根本：政治改革！顽固派和慈禧能同意吗？庚子年与八国联军的那一战，清朝损失惨重。不幸中的万幸，顽固保守派也在那一场战役中几乎完全溃散了。徐桐自杀，刚毅病死，山西巡抚毓贤、礼部尚书启秀等人被杀，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被发配新疆……总之，有的被联军杀了、有的自杀或病死、有的改弦更张，成为改革派。清国的政治舞台上很难再见到顽固保守派。顽固保守派消失了，皇亲国戚中却出了一个说得过去的人才——端方。端方，正白旗人，时任湖南巡抚。他是维新派，是满人之中少有坚决支持“戊戌变法”的人，而且很有能力，他在地方上做官时，把改革搞得像模像样。记住，中国第一所幼儿园就是他办的！“戊戌政变”后，慈禧本想杀掉端方，还好端方跟天字第一号大太监李莲英关系好，小李子为他说了几句好话，端方才保住了小命。本该吃一堑长一智，这位仁兄却迷恋上了君主立宪，疯狂上书慈禧，简直跟袁世凯有得一比。端方干吗如此急吼吼地上书立宪呢？原因很简单，他也怀有极其强烈的强国之梦！举国上下，上至朝廷大臣袁世凯、张之洞、周馥，下至以立宪派张謇、汤寿潜为代表的在野士绅，但凡正常人，都有强国之梦，都支持立宪！“立宪”这个词就像今天的“改革”一样，既流行又神圣，是不容违逆的时代精神和集体意志，是思想上的尚方宝剑，无人敢挡。这些年，慈禧太后虽然雄心壮志大大减弱，但也还有那么丝毫残存。最关键的是，立宪还能让“大清皇帝世袭罔替”，在这么强烈的诱惑面前，慈禧也就从了大家的

于挑起战事的齐燮元先生，却只捞到了淞沪护军使（大概可以理解为上海市城防司令）的职位。虽然没能同时拿下浙江和上海实现双丰收，但也还算过得去。吴佩孚点兵广东方面食言，但东北的张作霖还是说话算话的，谁叫他报仇心切？9月15日，张作霖只留下少量部队看守老巢，带着参谋长杨宇霆、儿子张学良以及“五虎将”——郭松龄、姜登选、韩麟春、李景林、张宗昌，率近二十万人马向关内进发，几乎倾巢而出！“精虫总统”曹三爷和吴佩孚大惊，虽说他们料到迟早要和张作霖再打一仗，但没有想到这关外的“老胡子”来得如此之快。没有办法，迎战吧！18日，曹锟发出讨伐令。同一天，吴佩孚在中南海四照堂召开第二次直奉大战动员会议。领导吴佩孚首先发言，阐述打倒张作霖的伟大意义，接着一帮手下向吴佩孚表忠心——抒发对张作霖的唾弃之情，发誓坚决地忠实执行领导决定什么的。有史料记载，轮到冯玉祥同志对着吴佩孚表决心的时候，突然停电了。虽然老吴同志心里直嘀咕：妈的！这小子会不会成二五仔？但他不是普通人，心里虽有想法，却绝对不会表现出来，他反而好言好语地让冯玉祥回到座位。之后，吴佩孚对属下们的忠心和热情表示了高度肯定，并总结陈词，认为此次动员会议是伟大的会议，是胜利的会议！最后，吴佩孚宣布了军事安排。吴佩孚自任讨逆军总司令，以近二十万大军分三路北上阻击张作霖。彭寿莘为第一军总司令，沿京奉铁路线出发。王怀庆为第二军总司令，出喜峰口。冯玉祥为第三军总司令，出古北口。三路大军以钳形包围之势夹击山海关，钳死张作霖！看来，老吴果然不大放心冯玉祥，别看冯玉祥的第三军也是三路主力之一，实际上在老吴的计划里冯玉祥只是后备军而已。直奉世纪大决战从双方的出击路线来看，这一仗的主战场必定是在山海关。山海关北依燕山，南临渤海，山海之间仅宽十五里，既是关东通往中原的必经之路，也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不出所料，双方都集中了各自最精锐的部队在此决战。奉军主攻，直军主防。没有前奏，也没有试探，战斗从开始的第一分钟便激烈异常。张学良、郭松龄、姜登选等奉军主将先后带着精锐部队轮番冲阵，不计成本地投入敢死队、骑兵队、重炮团和空军，交叉使用人肉沙包、轻武器、重炮和飞机轰炸……总之，奉军豁出去了，不拿下山海关就不罢休。直军士兵久经战阵，在悍将彭寿莘的指挥下，他们依托有利地形防守，筑碉堡，打黑炮，埋地雷，甚至还抓住机会打反击，忙了个半死。打到后来，直军实在忙不过来了，吴佩孚只好亲临前线指挥，带着直军的王牌第三师，充分发扬搏命精神，哪里的奉军最显眼，最突出，就往哪里打。炮声，弹雨，爆炸，火光，烟雾，奉军的尸体不断增加，但冲击的浪潮持续不断，前面的士兵只要没咽下最后一口气便继续射击，掩护后面的部队冲锋。直军也不好过，子弹嗖嗖地飞过，战壕里不断有士兵倒下，身边的士兵却根本来不及回头看一眼。天空中还不时地传来飞机的轰鸣，然后是成串的炸弹落下和飞机的低飞扫射，直军被压得抬不起头来。奉军的空军占据了绝对优势，好在直军拥有进口的重型武器——高射炮可以还击，不至于让对方太过放肆。眼见空中不占优势，吴佩孚便在海军上开动脑筋，打算让渤海舰队载陆军前往奉军后方，断掉奉军后路。想法很不错，但是实现起来有难度。因为奉军飞机不断前来轰炸，使得直军军舰无法起锚。至此，第二次直奉大战已经打了一个多月，双方在山海关主战场拼尽全力，死伤惨重，但仍旧是势均力敌，形成对峙局面。……这场正在进行的山海关大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型的多兵种立体作战，陆军、空军、海军三军协同，相互攻伐。算是彻底告别了之前军阀内战的“过家家”模式。唯一可惜的是，先进武器都是进口来的，用坏就没了。釜底抽薪就在直奉两家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一封电报要了吴佩孚的命。留在北京总司令部给吴佩孚看守老巢的直军参谋长张方严突然接到前线来电告急，要求速调援军。张方严想起了驻扎在古北口隔岸观火、按兵不动的冯玉祥，于是给冯玉祥发去一封电报说：我方形势不妙，如果没有意外发生的话，恐怕就要完蛋（此间形势危急，不有意外胜利，恐难挽回颓势），希望你赶紧出兵，力挽狂澜！冯玉祥本就一直关注着山海关大战的局势发展，正当他举棋不定之际，张方严的电报来了，冯玉祥根据电报里的语气，判定吴佩孚一定不行了。于是，冯玉祥班师回京发动政变，囚禁大总统曹锟，给吴佩孚来了个釜底抽薪。这一天是10月23日，此事件史称“北京政变”。北京政变的消息传到山海关后，吴佩孚的部队军心动摇，张作霖趁机指挥奉军精锐突破直军防线，一举击溃吴佩孚的主力，光投降的士兵就超过了三万人。经此大败，吴佩孚倒也没有惊慌失措，他不慌不忙地率领残部边战边退，逃跑的效率很不错。只可惜冯玉祥紧追不舍，一直跟在他屁股后面追杀，甚至连一向胆小怕事的阎锡山都开始落井下石，派兵阻击吴佩孚的援军。绵延不绝的群殴，逼得吴佩孚带着数千残兵败将，退往天津，逃到海上，才保住了老命。就此，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张作霖成功复仇告终。张方严先生的愚蠢，就像北美洲的那只蝴蝶，只扇动了一下翅膀，就断送了吴佩孚的大业。事后，那些残兵败将痛恨张方严擅发电报导致功败垂成，一个个都要求将张先生扔到海里去喂王八。吴佩孚虽然觉得张方严的情商很有问题，但还是拿出了领导干部的担当把责任扛在了自己肩上，摆摆手说道：这也不能怪他，全怪我运气不好，还是算了吧！吴佩孚在水上漂了半年多，在他最孤独、最落魄、最需要得到支持的时候，三个老关系户——浙江、江苏、湖南三省督军孙传芳、齐燮元、赵恒惕，或许是有感于老上级的人品和过去的恩情，或许是希望吴佩孚这张抵挡奉军的优良挡箭牌能多撑两年，于是齐齐变身暖男，联名发了一封温情脉脉的电报给吴佩孚：大帅，到我们这里来吧，我们一如既往地跟随你身后……这封暖心的电报让本就自信的吴佩孚对未来又多出了几分信心：我虽已不再英姿勃发，但我拥有不曾老去的雄心壮志和天才的军事才能，一次失利有何足惧，一切就从这里重新开始吧！在三个老部下的支持下，劫后余生的吴佩孚来到湖北武汉，稳住颓势，开始了东山再起之路。北京政变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说说北京政变。面对一直在战场上不倒的吴佩孚，硬碰硬可能很难获胜，但他的对手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取得胜利，例如迂回战术。这一次，执行此战术的关键人物毫无疑问是冯玉祥同志。作为直系后备军的冯玉祥为什么会临阵倒戈？史料提供了如下四种主流说法。其一，冯玉祥同志爱国之心切切，早就看直系的腐败统治不顺眼，于是出面力挽狂澜。其二，孙中山派遣人士游说冯玉祥，请他为国为民，顾全大局。于是冯玉祥反戈一击。其三，冯玉祥被张作霖收买了，为利出卖故主。其四，一切都是段祺瑞为报当年直皖之战的一箭之仇在背后搞鬼。仔细推敲史料后发现，这四种说法都不全对，但若是把它们合起来，那就贴近事情的真相了！冯玉祥临阵倒戈的经过大概是这样的。冯玉祥当年在直皖之战后实力突飞猛涨，引起了吴佩孚的警惕，自此，吴佩孚在军队编制和军费诸多方面全力打压冯玉祥，给冯玉祥穿起了各种款式的小鞋，让冯玉祥的日子比较难过。冯玉祥因此对吴佩孚非常不满，这是两个人产生矛盾的根源。因此等到直奉之战打响后，冯玉祥身为第三军总司令，工作态度却十分消极，完全没有跟张作霖交火的意思。他在一旁静观直奉大战，看谁能取得决定性优势，然后他再赶上去踩一脚。就在他观望之际，一些有想法的势力纷纷打起了他的主意。第一个找上门来的是一个叫黄郛的人。黄郛的身份比较复杂，他既是同盟会会员，也是蒋介石的把兄弟，又是现任的教育总长，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跟冯玉祥关系比较熟。黄郛开门见山地说：我是段祺瑞派来的，代表他邀请你反直，你也不必有后顾之忧，担心阎锡山、张作霖等人抄你后路什么的。段祺瑞已经做通了他们的思想工作，大家一致同意反直。冯玉祥动心了。就在此刻，张作霖的代表也来了。奉军作为进攻的一方，部队伤亡肯定大于防守的直军，张作霖焉能不急？当他发现冯玉祥的部队迟迟不动后，就知道这是个机会，于是派出代表过来讲和，同时带来的还有一百万银元（张学良回忆说是五十万）的好处费。与奉系的此番接触更是坚定了冯玉祥“倒直”的决心，既能赚取人情，也有钱拿，还可以报直系欺负自己的仇，那就干吧。在动手之前，他需要想办法降低进军北京的风险。于是，冯玉祥找来了两个帮手合伙经营这个“背后捅刀子”项目。一个人叫胡景翼，另一个人叫孙岳。胡景翼是同盟会会员，同时也是冯玉祥的老战友，兼冯玉祥的副司令，率部驻扎在北京附近。孙岳也是同盟会会员，同样是冯玉祥的老战友。遥想当年“滦州兵谏”时，两个人还是下级军官。岁月如歌，时光似箭，冯玉祥发了不说，孙岳也坐上了北京警备副司令的位置，负责北京的城防，是冯玉祥能否顺利攻破北京的关键人物。胡景翼、孙岳二人在得知冯玉祥的具体想法后，没有踟蹰犹豫，很是豪爽地拍板决定：好哥们儿必须讲义气，坚决力挺！接下来，三个人确定了如何拿下北京的计划和关键细节。23日，北京政变发生。回过头来看，这次政变有些扑朔迷离。段祺瑞、张作霖在此事中都有所参与，至于孙中山是否参与实在难说。虽然黄郛、胡景翼、孙岳都是曾经的同盟会会员，但当时都不是国民党员，很难说孙中山能号令他们，然而也不能完全否认这种可能性。当然，冯玉祥此人确实跟一般的军阀大老粗不太一样，他生活作风正派、简朴，思想相对进步，有着稍显粗糙的革命理想——他不仅是“滦州兵谏”的积极分子，还欣赏孙中山的国民革命主张，从他在“北京政变”之后给自己的部队取的新名字“中华民国国民军”就可见一斑。不管怎样，“北京政变”能够成功，冯玉祥功不可没。成功把直系推向悬崖的冯玉祥并不满足，他决定做一件前人不敢做甚至不敢想的事情，做一件从“滦州兵谏”那会儿就想做却一直到今天还未做的事情，那就是将溥仪赶出紫禁城！想干就干，待北京局势渐稳，冯玉祥便指示手下鹿钟麟带着全副武装的卫队杀气腾腾地来到紫禁城，要求溥仪必须在两小时内从紫禁城消失！就历史经验来看，武力威逼的效果大都不错，可以免去很多口舌之争。溥仪先生果然被吓得魂不附体，慌忙从紫禁城中搬出，在鹿钟麟的“热情帮助”下，很快就迁入了生父载沣居住的醇王府，过起了“平民”生活。冯玉祥是解气了，可他将溥仪驱逐出紫禁城却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九·一八事变”后，高度“同情”和异常关注溥仪的日本军部把溥仪请到了东北，让他做了伪满洲国的执政，成为日本人分裂中国的工具，当然这是后话。段祺瑞再度出山等冯玉祥忙完这些事的时候，完成战场清扫工作的张作霖先生也来到了北京。现在该如何收拾残局？尤其是对于由谁来执政的问题，张作霖和冯玉祥都很伤脑筋。这就是合伙做生意的烦恼，远没有单干来得痛快。无论是冯玉祥还是张作霖，论资望都不够格做国家元首。好在这两人都是明白人，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也就没好意思毛遂自荐。经过激烈的讨论，最终两人决定请一个人出来稳定局势。此人就是北洋大佬段祺瑞。毕竟段祺瑞在打败吴佩孚的过程中出了不少力，而且全国各省的军区司令大都属于北洋系统，选一个北洋的老大哥出来可以服众。在天津老家吃斋念佛的段祺瑞，收到请他出山的消息后，一贯冷若冰霜的脸上居然露出了欣慰的笑容。看来老段同志的心境并没有修炼到位，远没有看破红尘，四大皆空。老段人老心不老，想着要继续发挥余热，也就没有来虚的，很愉快地接受了邀约。但老段在出山前，还是提了两个要求。一是停战。段祺瑞不能让奉系消灭掉直系，因为这样不利于他搞平衡。出现太过强大的势力对于执政者来说从来都不是一件好事。二是重新建设共和国。这一点有些不太好理解，这里稍作解释。段祺瑞说这些年军阀混战、天下大乱，说明从西方照搬过来的“总统、内阁、国会”的架构根本就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因此他觉得应该舍弃内阁和国会。这两个要求对张作霖、冯玉祥没有什么实质的伤害，于是二人也就答应了他。1924年11月，已经两鬓斑白的段祺瑞正式就任“临时执政”。临时执政就是“重新建设共和国”方案下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算是总统和总理合二为一，这个名词是张作霖、冯玉祥、段祺瑞三方讨论出来的结果，也算是对过去十三年的总统制与内阁制的一个终结。段祺瑞在上任之后，经过几个昼夜的艰苦思考，决心烧两把猛火给众人瞧瞧，以此证明他段祺瑞是能干实事的人。第一把火，废督裁兵。这一次，纸面上实力最强大的张作霖首先站出来表示支持，他自请撤销“镇威将军”的名号并解除“东北巡阅使”的名义，算是给了段祺瑞一个好大的面子。既然张作霖表了态，其他各省军区司令也就依葫芦画瓢，纷纷将自己的“督军”名义拿掉，而改称“军务善后督办”。但这个督办和督军到底有何区别？其实也没什么区别，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一个门面功夫。第二把火，“善后会议”。段执政广邀各界名流、军政要人来北京开会，规划未来中国的发展蓝图，最好能把宪法搞出来。那会儿不像现在，异地开会大都变成了旅游购物。当时与会的很多人还是诚心为解决问题而来的，就像孙中山先生。第十二章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广州商团

话说“三公子会议”后，孙中山并没有按照约定去支援卢永祥，有失信于人的嫌疑。事实上，孙中山是有苦衷的，就在江浙战争打起来之前，广州出事了。自从孙中山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之后，广州的工人精英纷纷登上反帝的大舞台，采取非暴力不合作的态度不上班，而“农民讲习所”的骨干则被放送到广阔的农村天地，组织农民进行反对剥削和地主的运动……一切的样板都是苏联。在这种情况下，矛盾产生了。首先不满的是有英国背景的大商人陈廉伯（此人是汇丰银行的广州分行行长），革命运动给他的生意造成了损失，影响了他的事业发展，他要制止这种情况的继续发生。你可能会说，一个商人能有什么能量？你太小看商人了。自立宪派上台之后，商人的地位得到了大幅提升，不少大商人甚至以商会的名义成立了类似军队的私人武装，这就是“商团”。这个陈廉伯就是广州商团的团长。他不但跟陈炯明眉来眼去四处搞破坏，甚至还找英国人买来了一批军火搞军备竞赛。这一批军火数目不详，有资料说是一万条步枪，三百万发子弹。反正他要招兵买马，壮大商团，灭了孙中山的广东政府，灭了那些造反的工人和农民，让商团独霸广州城。然而陈廉伯的计划走漏了风声，运送军火的轮船被孙中山手下的海军舰队发现了。孙中山的广东大本营是不允许私自贩卖军火的，于是孙元帅在8月9日下令蒋介石全权处置商团私运军械事件。蒋介石想都没想，就选择将军械扣下。其实孙中山让蒋介石处置此事的意思很明白：苏联的军火援助还没有到，现在的黄埔学生大都是拿着木棍在训练，这批武器完全可以用来武装黄埔军校的学生。陈廉伯被“雪中送炭”。白白掏钱救济敌人的自杀行为，他当然不肯干。于是陈廉伯气势汹汹地找到孙中山算账：被扣军械已领取进口许可证，政府扣押枪械纯属违法，你们若不还给我，我就不客气了！孙中山说：那你别客气。陈廉伯气急败坏，先是组织商人罢市，后又

发向上的好君主，但他没有祖宗康熙那样的好运，身边有一个像孝庄太后那样的女人支持提点自己。如果慈禧愿意充当孝庄的角色，一切当会不同。可是历史无法假设，一切都结束了。再见了，老佛爷光绪带着遗憾离开。同一天，慈禧这个掌控中国半个世纪的强悍女人，终究无法抗拒岁月的摧残，也走到了她人生的尽头。快咽气前，慈禧为了这个国家的未来，也为了自己死后的哀荣，做了最后一次安排，发布了三项最高指示：第一项，册立3岁的娃娃溥仪为皇帝。算上同治，这是慈禧拥立的第三个娃娃皇帝。第二项，命溥仪的父亲载沣为摄政王监国。第三项，国家遇重大事件须请示光绪皇帝的媳妇儿隆裕太后懿旨。光绪死后不到二十四小时，也就是15日，74岁的慈禧病重去世。在长达四十八年的执政岁月里，与她共事的众大臣中很少有人能够瞥见她的内心深处，但毫无疑问，常驻她内心深处的一定不是快乐。好了，用一句话总结她的一生吧。专权之野心永垂不朽，彪悍的人生无须解释。……1908年12月2日，中国历史上的窝囊废代言人——爱新觉罗·溥仪继位，号宣统。他在不恰当的时候，被搁在了一个不恰当的位子上，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无奈的、不由自主的人生旅程。溥仪不到3岁第一次登基，三年后就将第一次退位，之后的几十年，他东跑西颠地瞎折腾，基本就干了三件事：登基、做傀儡、退位。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个溥仪心理问题很大，属于不良少年。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这样回忆他的少年生活：我除了玩骆驼、喂蚂蚁、养蚯蚓、看狗打架之外，更大的乐趣是恶作剧。譬如我把藏有铁砂的油糕给太监吃，用铅弹向太监窗户打，后来直接用铅弹打太监。再来看看溥仪的爸爸载沣。22岁时，载沣作为龙套在官制改革中出过场。但24岁时，载沣就以主角的身份进入了国家最高领导层，任军机大臣。种种迹象表明，已经风烛残年的慈禧老佛爷意欲将未来的江山托付给这个年轻人。但是，从现有的资料来看，24岁之前载沣没有什么过人之处，26岁成为摄政王后更是一塌糊涂，那么他何以得到慈禧如此的看重？想来想去，关键原因还是血统和背景。前面说过，他老爸奕譞在“辛酉政变”中出了大力，亲自带兵捉拿顾命八大臣之首肃顺，他老妈又是慈禧的亲妹妹。这样的血统和背景，可以给一生树敌无数的慈禧太后以安全感。这至少可以保证她之后的执政者不会为她的敌人翻案。无论如何，1908年11月，载沣成为监国摄政王，从此成为这个末代王朝最后的、真正的领导人。心急确实吃不了热豆腐载沣成为监国摄政王，对袁世凯而言是个不幸的消息。袁世凯的内心十分忐忑不安，他很明白，在载沣心中，自己早就已经背上了背叛光绪的罪名，以后自己恐怕没有什么好果子吃。我该怎么办，何去何从？袁世凯熬了数个不眠之夜，终于想出来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1908年11月22日的《大公报》刊登了袁世凯奏请“速开国会、实行宪政以安人心”的新闻，日本报纸《东京朝日新闻》也在显著位置登载了这一消息。也就是说，袁世凯在慈禧辞世刚刚一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推进他的政治主张，很给人以迫不及待的感觉。朝野上下顿时舆论哗然：这还是为臣之道吗？袁世凯一向不是这么没有理智的人，为何要在光绪和慈禧丧期就急吼吼地上书要求速开国会、实行宪政？第一，为自己的人身安全考虑。慈禧新丧，载沣尚未建立起绝对权威，中央最高决策层空虚。以他的威望，此时进言是天赐良机。如果能速开国会，成功建立责任内阁，就能大大降低载沣借机报复他的风险！第二，为朝廷考虑。革命党四处点火，立宪派呼唤立宪的声音犹在耳旁。如果朝廷还不赶紧立宪，就可能使立宪派转投革命派，于朝廷不利。第三，袁世凯等不起了。慈禧说“九年后开始立宪”，可是再等九年袁世凯就58岁了，要知道老袁家的牛人还没有人活过58岁呢！因此袁世凯必须抓住有限的时间做出点成绩。当然，作为一个有理想抱负的政治人物，心急了点完全可以理解。尽管袁世凯有诸多理由，但最终的结果却远远偏离了他的设想。因为他的这番言论掀起了轩然大波。皇亲贵戚们纷纷找到刚上台的载沣，总而言之就一个意思：要教训袁世凯，让他知道天下还是爱新觉罗说了算。在清朝权贵们看来，如果让袁世凯成功立宪，按照袁世凯之前在官制改革中的表现，那么袁世凯绝不会只满足于攫取一部分皇权就收手，还会进一步去剥夺他们这些贵族的利益，这是他们最害怕的。肃亲王善耆就是他们的代表。他在载沣面前打小报告说：现在内外军政到处都是袁世凯的党羽，以前他还畏惧老太后，现在太后已亡，这老小子认为朝中已经没人能够压制他了，是以如此的骄狂。如果您现在不下杀手，到时就会养虎为患，您自己都恐遭不测啊。这个善耆大家都不熟悉，但他家丫头却是尽人皆知，叫金璧辉，可能说金璧辉大家也不明白，换个说法吧，就是著名的“川岛芳子”。还有个叫溥伟的家伙，这位仁兄就是恭亲王奕訢的亲孙子，是皇室的极度左倾分子，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有我溥伟在，大清帝国就不会灭亡！”此时也跑过来，拿着爷爷的白虹宝刀，高喊道：我要手刃了袁世凯这王八蛋！载沣本就厌弃袁世凯，从未放弃替哥哥光绪报仇的想法。况且载沣也是人，他和大多数人一样，在自己没权的时候总希望有权的人多多民主，但一朝大权在手就想搞独裁，万万不想交出权力。载沣屁股还没坐热，刚刚享受到权力的快感，袁世凯就想立宪夺他的权。就冲这一点，载沣就得给袁世凯小鞋穿。于公于私，载沣都怒了：老佛爷在的时候不都说清楚了吗？君主立宪咱们分三步走，慢慢来。袁世凯你这么迫不及待地想要削弱皇权，到底是何居心！载沣虽然对袁世凯动了杀机，但杀一个国家重臣毕竟还是需要安个罪名的。可问题是，袁世凯奏请立宪是尽一个国家干部的本分，是启奏、是上书，完全合情合法。你可以不同意人家的意见，但总不能直接把人家杀了吧。于是，载沣思忖再三，先找来了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商议。载沣问奕劻：我要杀袁世凯，你看如何？奕劻也就当年签《辛丑条约》时还比较硬气，正常情况下都是懦弱无能的。所以当他听说一把手要杀自己的大财神兼好盟友袁世凯时，只是跪伏在地，瑟瑟发抖，却不表态。后来载沣催急了，奕劻才吭吭哧哧地说：杀袁世凯不难，不过北洋军造反怎么办？载沣听了此言，心里咯噔一声沉了下来。得不到奕劻的支持，他只好求助另一名军机大臣张之洞，希望这个老家伙能帮自己。张之洞老爷子当然明白这是满汉权力之争，于情于理、于公于私，他都不能看着袁世凯被杀头。一是唇亡齿寒，自己作为汉人大员，以后的日子也不会好过；二是国有法度，岂能滥杀功臣；三是国家处于乱世，庸才治国，国将不国。因此，九个月之后就将病逝的张之洞，还是站在国家的利益上说：国家正是大丧期间，皇上岁数又小，国家本来就不稳定，这时候杀大臣恐怕有损国家稳定，后患无穷啊，还是不要杀了吧（主少国疑，不可轻于诛戮大臣，吾非为袁也，为朝局计也——冯天瑜《张之洞评传》）。载沣得不到支持，借机杀掉袁世凯是不敢了，但他也不会轻易放过袁世凯。要说这载沣的政治智商也实在是不高，这么件杀人的大事，闹得满城风雨，人家袁世凯能不知道吗？袁世凯被有病1909年1月2日，寒风刺骨。袁世凯心事重重，但还是按时到军机处来上班，刚走到门口，就被当值太监拦住去路，此人正是袁世凯的人，可见袁世凯平时结下的“善缘”是很广的。这个当值太监偷偷告诉他：摄政王今天怒形于色，听说严惩的谕旨马上就要下了，具体是什么内容我还不清楚，但恐怕对您不利，还是不要进去了，快想办法。生存还是毁灭，这是莎士比亚思考的问题；逃跑还是留下，这是袁世凯应该考虑的问题。留下，可能直接被抓起来杀头。逃跑，则会风餐露宿，前途茫茫。袁世凯权衡利弊，还是决定做一把好汉，好汉就应该不吃眼前亏。所以，跑吧！袁世凯二话没说就跑回家来，收拾行装前往火车站，投奔身在天津的亲信——直隶总督杨士骧（从山东巡抚升上来的）。为防不测，袁世凯不敢到天津站下车，而是提前一站下车，让手下给杨士骧打电话，让他派人来接。杨士骧倒还镇定，他接到电话后让袁世凯万万不可来他的办公室，也不能让人发现行踪。杨士骧这小子真是个忘恩负义的东西，浑蛋加三级！袁世凯急火攻心，以为杨士骧要在危急关头弃他而去。正在袁世凯郁闷得骂人的时候，杨士骧的亲信到了，给他带来了北京的最新消息，说袁世凯也就是被免职了，不杀头。袁世凯才知道错怪了杨士骧。袁世凯长舒了一口气，立刻回京。第二天，袁世凯终于见到了那道有名的上谕：内阁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夙承先朝，屡加擢用，朕御极复予懋赏，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驰驱。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至意。意思是说：你资历很高、功劳很大，对朝廷忠心耿耿，朝廷对你也不错，关系非常和谐。我们正想重用你呢，没想到你现在足疾严重到路都走不了了，你还是回家养病去吧。三天之后，袁世凯收拾好了行囊，带着一大家子在凄风之中黯然地、慢慢地走出了北京，袁世凯回望北京，两行热泪流了下来。别了，北京！别了，这个曾经寄托了我无数憧憬和理想的繁华都市！我袁世凯一定会回来的。……奇怪吗？袁世凯居然什么也没做，乖乖地，没做任何反抗，就交出了所有的权力。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到目前为止，袁世凯绝对还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忠臣。所以他错过了一个选择，一个有机会成为伟人的选择。具体操作方法是：他跑路后，迅速召集心腹，调集兵马，围攻紫禁城，迫使载沣交权，挟天子令诸侯，从而实行他所倡导的君主立宪。到那时袁世凯何愁不能成为一代伟人！又何愁不能实现抱负！可惜啊，英雄和狗熊有时就是一念之差。话又说回来，作为一个正常人，在做出一个可能会让自己掉脑袋的抉择时，是绝对不会不慎重的！被有病的袁世凯恓恓惶惶地带着一家老小离开了北京城，隐居在了河南彰德洹上（今安阳）。为了让暗中偷窥监视他的载沣更加放心，袁世凯还聘请高手为自己拍了一组休闲写真集：头顶斗笠，身披蓑衣，登船做渔夫状。照片后被送往报纸上发表。他还为此照吟了一首水平不错的诗：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思量天下无磐石，叹息神州变缺瓯。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袁世凯做出这种看似闲云野鹤的姿态，只有一个目的：向载沣表明他袁大官人已经无意政治，安心做一老翁矣。落水狗如果不打就会变成恶狼。对玩政治的人来说，隐忍和沉寂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它终将爆发在最后那一刻。载沣政治智商比较低，他明白不了这个道理。他把袁世凯赶走了，却没有做绝，军机处还留着关系户奕劻，徐世昌也仍在朝内，北洋六镇也没有大清洗……载沣的愚蠢让大清帝国的命运充满了极大的变数，这对有志于天下的英雄们来说，是个好消息。可是，目前看起来最有希望取得天下的两个人，日子都很难过，而且一个比一个难过。第十六章民国神雕侠侣传说

四分五裂的同盟会

从同盟会正式成立起，到1907年为止，其间先后发动了萍浏醴起义、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镇南关起义等多次起义，过程虽然不尽相同，但结果是一样的：全都失败。这时，朝廷终于意识到了孙中山这个小个子书生的能量和危险性。于是发出全球通缉令，强烈要求日本政府驱逐把日本当反清根据地的孙中山。因此，日本不得不把孙中山“驱逐出境”。表面上说驱逐，实则是礼送。不仅日本政府秘密赠款七千元，大股票商人铃木九五郎也大手笔送给孙中山一万元……最后，孙中山一下子收到了两万多日元的巨款，要知道当时普通日本工薪阶层的月薪不过二三十日元。因为同盟会的收入都是靠从各界募捐，所以孙中山得到的这些钱理所当然应该属于同盟会的收入。但是，孙中山只留给了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两千元经费，其余自己全部带走。这一下，时任《民报》主编的章太炎急疯了。“章疯子”劈头盖脸地把孙中山一顿臭骂：孙中山你小子居然敢贪污！那就别怪我不客气！骂着骂着，就把孙中山的画像砸掉了，还带着自己的浙江派（光复会）愤然退出同盟会。之后，尽管孙中山写了详细的收支明细，以证明自己这些钱都用于革命，没有乱花一分钱。但孙中山作为同盟会的一把手，在财务制度不明晰的时候不拘小节，此时再出来辟谣，无论如何都已为时太晚，同盟会竟然就此四分五裂。关键时刻有人提议：让黄兴做同盟会的一把手。还好黄兴识大体、有气度，拒绝了赵匡胤的那件黄袍，坚决不坐同盟会的第一把交椅，他还苦口婆心地劝说大家：我们要团结，我们大家应该紧密团结在孙中山的周围继续革命！可惜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加上内讧，再加上国人对朝廷立宪抱有希望，不仅使革命党人士气低落，也使梁启超找到了打击革命党人的借口。梁启超1908年在《新民丛报》上说：你们革命党领导人煽动人家子弟去送死，自己却住着高楼华屋，安然自在，不过是“远距离革命家”而已。虽然说梁启超在“戊戌政变”中的表现也不怎么样，与己大有关系的自立军起义也失败了，但他的这个说法确实太有杀伤力了。确确实实，这些革命家一旦事败就转身亡命海外，竟然连类似“戊戌六君子”的人物都没有出现过。就在革命党的声誉每况愈下的时候，一个27岁的年轻人勇敢地站了出来。他说：我要去北京，刺杀清朝高官，让世人看看，我们革命领袖不是贪生怕死之辈，不是什么“远距离革命家”！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同盟会创始人之一、评议部的部长汪精卫。暗杀时代在章太炎等人四下反对孙中山的时候，汪精卫、胡汉民这两个个体户不像那些小团体有那么多的心思，而是一直对孙中山忠心追随，逃到了越南、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南洋各地鞍前马后，竭尽赤诚，成为孙中山最为信赖的亲信。因此，孙中山一听这个自己最为信赖的手下要去搞刺杀，就急了：你是革命领导人，怎么能去做刺客？汪精卫的好朋友胡汉民也是坚决反对。对此，汪精卫回应道：革命如同烧饭，需要釜和薪。釜者，不惧水火忍受长期磨炼；薪者却一时轰烈、瞬间辉煌，汪某愿意为薪。大家见汪精卫死意已决，同时也觉得这确实是挽回革命党声誉的不是办法的办法，只好同意。抟沙有愿兴亡楚，搏浪无椎击暴秦！自吴樾刺杀出洋五大臣开始，就不断有人上演一出出英雄悲歌，如徐锡麟刺杀恩铭、鉴湖女侠秋瑾英勇就义。他们以为这样个人英雄式的单打独斗可以唤醒民众，可以夺取天下。为此，当时革命党人中的精英分子，皆醉心于暗杀。就拿北大校长蔡元培来做例子吧。1904年，蔡元培叫人弄来一只猫，让它服用自己配的氰酸，猫中毒而死。后来蔡元培觉得氰酸这种液体毒药使用不方便，打算将其改造成固体，研究半天之后又感觉炸药更好，威力也大，于是他开始做炸药。蔡元培还认为女人搞暗杀比男人隐蔽，因此他在女校特别注重化学课的讲授，以便培养暗杀种子（《蔡元培自写年谱》、伍立杨《鬼神泣壮烈：清末民初暗杀论》）。所以，你也不用为汪精卫这么坚决地求死感到惋惜，毕竟那个年代是一个牺牲的年代、是一个暗杀的年代。纯情陈璧君言归正传，汪精卫开始为自己的暗杀行动找寻合作伙伴。他先是找到了四川人黄复生，还没等汪精卫吞吞吐吐地说完，黄复生就大笑起来：你怎不直说？我和你一起去北京

部尚书鲁思俊的个人笔记。具体情节是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90年）明军北征蒙古，朱棣率燕军深入不毛之地，大破蒙古军，迫降北元大将乃尔不花，招降5万人。捷报传到京城，朱元璋喜不自胜，对兵部尚书鲁思俊赞道：“棣儿类我。”靖难之役时，鲁思俊已然作古，联想到其曾身为太子朱标以及皇太孙朱允炆讲师的身份，可见这段记录的可信性是极高的。而朱棣也再接再厉，两年后的三月，朱棣再次受命出师北征，先破元将索林帖木儿的大军，再乘胜追击，打败当时北元“柱石”哈刺兀。在彼时明朝功勋宿将纷纷遭到屠戮的情形下，横空出世的朱棣，实为大明九边最卓越的“将星”。时人“燕王善战”的评语，诚为实情。战功冠绝诸兄弟之上的朱棣，在当时的诸藩王里，是个口碑甚好的人，既无秦王的骄横，更无晋王的奢靡腐化。在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随朱元璋巡视老家凤阳时，他就留心民间疾苦，史载“民间细事，无不究知”。自就藩以来，在其属地爱惜民力，巩固军屯，协助地方官员发展生产，在洪武十八年，二十年两次调拨军队，协助地方府衙兴修白沟河、滦河水利，多次亲临工地“带头示范”，终使当地“灌溉千里”，营建北平城时，动民夫数万，“补恤甚厚”。边境操练演军时，但凡有践踏民田，毁坏百姓财物的行为，一律重金补偿。划定军队屯田范围时，强调“不与民争利”，曾将怀来附近千亩良田让与附近农户，“另择低洼贫瘠之地屯耕”。对待麾下兵将以及地方官员的贪污行为，也毫不手软，多次接受乡民诉状，上书朱元璋揭发当地府衙的不法行为，惩治多名贪官污吏。对其军中兵将的扰民行为也毫不姑息，先后重办数名曾追随其出生入死的亲兵。特别是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掌管北平军械钱粮的司谷（相当于后勤部长）刘通贪墨事发，朱棣令刘通持刀，与麾下遭克扣的30名士兵相搏，顷刻间刘通就被剁成肉酱。甚至在多年后朱棣起兵造反，建文帝派大军征缴前，国公徐辉祖就建言：燕王“深得民望，军纪严明，冠于九边，不可轻视也”。在洪武朝时代，不仅朱棣属地的官民对朱棣称誉有加，就连当时朝中以“忠直敢言”著称的几位“直臣”，对他也赞不绝口。敢于纠劾权贵的监察御史韩宜可，一生揭发权贵重臣无数，却唯独对朱棣推崇不已，其弹劾晋王的奏章里写道：“若诸王以燕王（朱棣）为楷模，凡事以安民俭省为首任，实为大明之福。”太子朱标巡视北方，归来后在为晋王、秦王开脱的同时，也称赞朱棣“四弟安民营边，仁勇兼有，为边陲柱石也”。对素来痛恨贪官污吏，崇尚简朴，重农爱民的朱元璋来说，这一切自然为朱棣增加了不少“印象分”。朱棣的目标显然不是做“柱石”，心怀大志的他，能让朱元璋彻底放心，是因为他的“不争”。洪武二十一年，二十三年，朱棣两次北征得胜，卓越战功，只得到朱元璋“宝钞十万贯”的封赏，与他的那位临阵脱逃的三哥晋王无二，晋王得赏后尤嫌不足，时常牢骚满腹，朱棣反而毫无怨言，相反屡屡上书，坦言自己“功不及赏”。如此“谦虚谨慎”，自然让朱元璋心中的天平倾斜。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太子朱标病逝，朱标之子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朱棣侦得朱元璋对蓝玉日生不满，遂向朱元璋进言：蓝玉是“跋扈将军，日久将尾大不掉，恐祸及太孙（朱允炆）”。令朱元璋杀心顿起，次年大兴“蓝玉案”，株连数万人。凭此举，朱棣既向朱元璋表明了“立场”，彻底打消了朱元璋对他的怀疑，又除掉了日后自己起兵夺权的最主要对手（蓝玉是太子朱标的舅舅，也就是未来建文帝朱允炆的舅爷），可谓一举多得。纵使朱棣巧妙“表现”，朱元璋也对他器重有加，但在朱元璋眼里，朱棣只是个“柱石”，做不得“天子”，原因正在“棣儿类我”的一句话上。朱元璋对接班人的要求，是一个宽容的“仁君”，而不是自己“刚猛治天下”的翻版。“类我”的朱棣自然是不符合要求的。而就实力而言，朱棣尽管权镇一方，在当地“深得民望”，其军队也“骁勇冠九边”，但若对照一下孟森在前文关于朱元璋中央与藩王关系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到，朱棣的边上，是两个已被“治服帖”的哥哥秦王和晋王。且不说中央以全国治一隅的优势，单是这两个已对朝廷忠心耿耿的藩镇对他的牵制，就令他难有动作。这个“权力的平衡”，若无意外，朱棣是无法打破的。但意外偏偏发生了，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秦王朱樉病逝，洪武三十一年晋王朱纲病逝，在朱棣这个中央的“最大威胁”浮出水面的同时，也扫清了朱棣起兵的障碍。秦、晋两王的继任者朱尚炳和朱延喜年纪尚轻，防卫蒙古勉强可以胜任，出兵与朱棣争锋却不是对手。两大藩镇对朱棣的牵制不复存在，最终有了“靖难之役”3年的战火连天。清赵翼就曾为此感慨：天佑燕王，祸及苍生。对苍生来说，这样的“天意”究竟是“福”还是“祸”，清大儒谷应泰对此的看法是：“靖难三载，虽杀戮甚重，藩镇之患却终消解，倘无此役，任诸侯尾大不掉，唐末割据恐重演也。”此言确有道理，因洪武末年的夺嫡之争而造成的“靖难之役”，其结局虽令建文帝丢失宝座，但篡逆成功的朱棣此后厉行“削藩”，不断解除藩镇的权力，终建成了大明朝的“中央集权”，保持了国家的稳定。否则，若干年之后，明朝很可能演变出唐末五代十国的乱象。靖难之祸的结局，确实是“福所依”。这场变乱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靖难之役后，登上龙位的朱棣为防诸藩王“有样学样”，下诏将九边“藩王”逐一内迁，导致北方防务松懈，长城以南明朝防卫蒙古的各类“缓冲地带”逐渐沦陷，蒙古部落日益南下，肆虐大明边关。“土木堡之败”的伏笔即由此而种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朱棣将驻扎在开原的韩王朱松及其属下“三万精兵护卫”，尽数南迁至福建，在当地任命部落首领猛哥帖木儿为大明“建州卫指挥使”，世袭镇守。200多年后，这个世袭镇守的家族，崛起了一个大明王朝的掘墓人——清太祖努尔哈赤。福兮，实为祸所伏。第七章明朝版的『张骞』陈诚一说起纵贯欧亚大陆上千年的“丝绸之路”，言及“通西域”的伟业，今人最先想到的是西汉博望侯张骞和东汉定远侯班超两位先驱。在中华民族的“地理大发现时期”，二人前后相继，远行数万里，历尽雨雪风霜，任千难万险，刀兵相向，却不屈不挠，不辱使命，终通好西方列国，宣中华国威于域外，开绵延千年的丝绸之路，其英雄功业，历经千载，至今令人心向往之。而永乐皇帝朱棣在位的22年，也堪称中华民族又一次“地理大发现”时期，这一时期与大明通好甚至纳贡称臣的国家多达80余个，远达中非地区。彼时七下西洋，开拓万里海疆的三宝太监郑和早已名垂千古，而另一个与之有关的杰出外交家——五使西域，重开万里丝绸之路的陈诚，相形之下，历代史家着墨并不多。事实上，这位被“三宝太监”的光辉所埋没的大明使节，以其坚韧的决心，无畏的斗志，先后五次西出阳关，远赴西域，与郑和一海一陆，共开“万国来朝”的盛景。陈诚，字子鲁，号竹山，江西吉水人，元至正二十五年生人，吉水当地人物志记载他自小“博文强志，悉通藏回蒙等诸番语”。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陈家礼聘闲居在家的明初大儒梁寅为其老师，朝夕相处后，梁寅对陈诚之父赞叹道：“汝子性机敏犀利，虽难有将相之才，却可建定远、博望之功也。”虽有此赞叹，也悉心好学，但四书五经于陈诚终非强项，数年之下虽经苦学，却终差强人意。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中进士，次年中贡士，殿试中三甲，终于“金榜题名”，但成绩比起诸多位列“一甲”“二甲”的才子们，可谓是相形见绌。陈诚先在翰林院任“检讨”一职，是个“从七品”的小官，比同榜的“一甲”“二甲”同年们都要低。虽如此，陈诚却不因官职低微而废言，朝廷的内外政策但有错处，皆大胆上书建言，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秦王朱樉镇压甘肃临洮叛乱，“破吐蕃部落万人”，捷报传来，群臣皆称贺，唯独陈诚认定此举“草率举兵，恐遗怨怒”，上表建议朝廷速派使者招抚，引得朱元璋大怒，一度欲将陈诚下狱，幸好兵部侍郎齐泰劝解，力言陈诚“通晓边事，干才难得”，才让朱元璋肝火平息。一年后，陈诚人生的转折点终于到来，朱元璋升陈诚为兵部“驾部员外郎”，出使西域“撒里畏兀儿”（今新疆柴达木盆地），从此，他开始了跋涉万里的一生。这次出使的起因是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建国于今天新疆的“东察合台汗国”的入贡。“东察合台汗国”，是从昔日蒙古帝国的“察合台汗国”分裂出来，其疆域包括今天新疆伊犁以及中亚部分地区。公元1391年，东察合台汗国可汗黑的儿火者遣使入南京朝见朱元璋，从此正式确立了对明朝的藩属关系。然而东察合台汗国在奏章里对其西部邻国“帖木儿帝国”的描述，却引起了朱元璋的重视。说到当时活跃在中亚的“帖木儿帝国”，中国史籍记录不多，但这个起于“西察合台汗国”，在中亚南征北战，被西方史学界赞为“成吉思汗后蒙古又一伟大征服者”的帝国，此时也渐成明朝在西部的又一威胁。早在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朱元璋派傅友德西征，连破甘肃、青海、新疆东部元军的时候，帖木儿也推翻了原西察合台汗国的统治者，此后南征北战，向西击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向南屡次攻掠印度，拓地无数，连远在欧洲的西班牙国王也尊其为“义父”。对于东边的大明王朝，帖木儿态度素来恭顺，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7年）明朝获得捕鱼儿海大捷后，帖木儿即遣使至南京，尊奉大明王朝为“上国”，但是，根据法国历史学家布里哇的《帖木儿帝国》一书中的记录——“他的终身梦想就是解除对中国的臣服”。在东察合台汗国入贡时，帖木儿正屡屡兴兵，侵扰东察合台汗国边境，双方互有胜负。东察合台汗国的奏报，加上朱元璋先后派往帖木儿帝国的两批使臣遭到扣押，令朱元璋意识到帖木儿帝国的野心，因此明朝先调开国功臣西宁侯宋晟镇守凉州，再派使节出镇西域，意图加强西北防务，初出茅庐的陈诚，承担了这个任务。陈诚果然不辱使命，洪武二十九年（公元1396年）冬，陈诚抵达柴达木盆地，招抚当地部落。曾有人建议明朝“尽逐番人，移民实边”，陈诚坚决拒绝，力陈此举“有伤天和”，此后陈诚委当地部落首领为官，在柴达木盆地建立“安定卫”“曲先卫”“阿端卫”3个军事要地，并请朝廷派遣“户部熟农务官吏”，在当地推广中原先进农业生产技术，发展生产。此举令当地游牧部落从此转为定居生活，令各部落“归附如流”。1年后，安南侵扰大明边陲，陈诚又被委派出使安南，越南史料称他“不卑不亢，言辞稳中带利，尽展明朝天威”，终让安南君臣恐惧，遣使至南京谢罪。建文四年（公元1403年），陈诚又调任广州府“管事”，在当地调解“色目户”（即元灭亡后滞留在内地的“色目人”，主要是阿拉伯国家移民）与当地乡民的纠纷矛盾，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主持修缮当地清真寺，当地各民族从此和平相处。几件大功，也令“善抚夷事”的陈诚，从此在大明政坛崭露头角。二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疆土已达极盛的帖木儿在其首都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召开中亚“蒙古人大会”，宣称要“反明复元”。随后起倾国兵力20万，悍然发动了对明王朝的“东征”，消息传来后，朱棣命凉州左都督宋晟整军备战，而陈诚在柴达木盆地设立的“三卫”，也“整军经武”“日夜备战”，但是年冬天，帖木儿在行军途中染病过世，声势浩大的“远征”最终无疾而终。帖木儿过世后，其国家陷入内乱，他生前钦定的继承人孙子哈里，与四子沙哈鲁为争皇位相互激战，“反明复元”大业算是搁浅了。此时，明朝也在西北频频动作，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朱棣在新疆哈密设哈密卫等军事要地，派驻重兵，正式行使对今天新疆地区各“藩属国”的主权。内外交困下，帖木儿帝国开始着力修复与明朝的关系，1年后，首先继承帖木儿帝国王位的哈里释放早年遭帖木儿扣押的明朝使臣傅安、杨德文等人，并托其带去帖木儿帝国意在与大明修好的愿望。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六月二十二日，这支“失踪”数十年的使团终于重归京城，一时“举朝皆感其忠义”，而此时已调入文渊阁的陈诚，在得知帖木儿帝国正陷入夺位内战时，立刻向朱棣建言“速派使节，熄其兵火，宣示天朝威德”。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朱棣派曾出使帖木儿帝国的郭骥为使节率团出使，带去朱棣的亲笔书信。在帖木儿帝国当地调解内战两派——哈里和沙哈鲁的纠纷，夺位成功的沙哈鲁最终将被囚禁的哈里释放，封伊刺黑为其封地，持续帖木儿帝国3年的内战终于“和解”。次年，正式成为帖木儿国王的沙哈鲁派使团至南京朝见朱棣，送上豹子、狮子等礼品。双方重新恢复了朱元璋时代的“宗主国”关系，从此友好往来。首先建言“速派使节”的陈诚，之所以没有得到这一委派，是因为此时的他已成为“文渊阁参议”，正协助解缙编纂中华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皇皇巨著——《永乐大典》。其间他广泛搜集史料，将历代中国王朝出使外邦的详情，以及中国周边列国的风貌资料尽数整理编纂，我们今天能够了解诸多中国古代“外交家”的英姿，以及古代中国与列国友好往来的历史，陈诚功不可没。三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九月，已是吏部封验司员外郎的陈诚，终于迎来了自己的二赴西域之旅——以大明使团“典书记”身份率8名使节出使帖木儿帝国。对于这次出使，陈诚计划周详，行前就请朱棣精选“故元遗臣后人”随行。使团从北京出发，经玉门关进入西域，历经1年多长途跋涉，终于在次年十月抵达帖木儿帝国首都赫拉特（今阿富汗赫拉特城）。陈诚走访帖木儿周边中亚诸国，以大明国使的身份先后册封“达什干”“迭失迷”“赛兰”“沙鲁海牙”等国国王。公元1414年十月，帖木儿国王沙哈鲁在其都城赫拉特设盛大仪式欢迎陈诚一行。会见期间，陈诚以其优雅的大国使节风范，得到了沙哈鲁的敬重，当然也有“不和谐”的插曲，沙哈鲁麾下大将，祖上曾是元朝重臣的“仇华派”阿哈黑当场发难，指责明朝是驱元而起，素来是蒙古人仇敌，此来不可不防。陈诚则针锋相对，坦言“国之运祚，在德不在威”。接着一一列举前元朝的各族旧臣在明朝受到优待的事实，并令使团里的回族官员萨都木当场“现身说法”。正告帖木儿国君臣：明朝与帖木儿国的通好，是“行德安民之举”，若其再争执，只会“祸连贵国苍生”。有礼有节的应对令帖木儿国君臣上下叹服，阿哈黑当场被沙哈鲁下狱。曾在帖木儿帝国占有重要地位，历来主张对明朝开战的“仇华派”从此彻底失势。其后沙哈鲁多次在其内宫设家宴款待陈诚一行人，并令其“继承人”乌格拜见陈诚，表达世代愿与大明友好的愿望。在帖木儿国留居期间，陈诚还走访当地知名宗族、商会，结好驻帖木儿国的各国使臣，逐一驳斥逃到当地的故元遗臣对明朝的歪曲描述，“驳荒悖之论，尽言大明仁德”，而中国使团带来的瓷器、丝绸等精美礼品，更在当地产生了轰动效应。苏联蒙古史学家弗拉基米尔?佐夫对此有高度的评价：“这是一次对帖木儿帝国对外国有着深远影响的外交盛事，这位睿智的中国使节（陈诚），不但用他善辩的口才和高贵风度得到沙哈鲁的敬重，更向帖木儿国民展现了中国博大的文化和强盛的国力，以及睦邻友好的真挚诚意。从此之后，无论时局怎样变动，对东方（明朝）的友好政策

剑推到背后去。这样、剑柄向下，剑锋向上，秦王就可以从下部朝上向前抽剑，便会有足够的空间让秦王顺利地拔出长剑。一旦秦王拔出长剑，手持短小匕首的荆轲就完全处于劣势了一。因此，荆轲尚未接近秦王，秦王的长剑就砍伤了荆轲的左腿，荆轲一下子瘫倒在地。受伤的荆轲孤注一掷，奋力将匕首投向秦王，结果没有击中，只击中了他旁边的柱子。又怒又惊的秦王上前连刺荆轲八剑。荆轲此时知道大势已去，倚着柱子，放声大笑；用最能侮辱人的方式，叉开双腿（由于古代中国衣服的形制，又开双腿，即意味着“走光”，对对方是最大的侮辱），大骂秦王（柯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骂）：“今天之所以让你小子保全小命，完全是因为我想劫持个活人，逼你立个契约，以回报太子。”（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秦王左右的人此时也一拥而上，杀死了已经身受重伤的荆轲。第2章有心为报怀权略可在於期与地图每读至此，我都不禁在想：如果秦舞阳能够上来帮助荆轲会怎么样呢？如果陪同荆轲前来的不是秦舞阳而是荆轲最知己的那位朋友又会怎么样呢？如果荆轲的剑术再精到一些呢？如果荆轲投掷匕首的技艺像小李飞刀一样呢？如果秦王的动作再慢零点几秒呢？如果荆轲的动作再快零点几秒呢？如果秦王的衣袖扯不掉呢？如果御医夏无且想不起来用药囊砸荆轲呢？如果我猜想中的任何一个“如果”出现了，历史将会怎样呢？按照《史记》的这段记载，荆轲与秦舞阳应该是同时上殿，既然捧着督亢地图的是秦舞阳，因此，负责展开地图的也应当是秦舞阳，而且秦舞阳有十三岁就杀人的英勇历史，照此推断，担当刺杀任务的应当是秦舞阳。但是，秦舞阳一进秦廷就在关键时刻突然掉链子，让秦王嬴政多了个心眼，只准荆轲奉图上殿，秦舞阳不能上殿。虽然荆轲替秦舞阳作了解释，但是，秦舞阳在关键时刻的意外表现还是让整个计划大打折扣，功亏一篑。为什么呢？第一，秦舞阳因为形迹可疑不能上殿，这使得千斤重担只能由荆轲一人承担了。如果两人能一块行动，成功的几率肯定远远高于一人行动的几率。第二，从整个行动来看，秦舞阳负责持凶劫持秦王，荆轲的任务只是忽悠秦王。现在秦舞阳根本上不了殿，忽悠秦王与劫持秦王的双重任务必须由荆轲一人来完成，这就叫“双肩挑”，二人分工协作，尚无把握一定能成功，何况现在是由荆轲一人来完成呢？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荆轲表面上非常豪放不羁，曾在集市上与人一会儿高歌，一会儿大哭，好像很粗枝大叶，其实他做事十分精细。在刺杀秦王一事上，他重点考虑了两个问题：一是如何才能靠近秦王，二是助手。所以，他向太子丹索要樊於期的人头与督亢地图，因为樊於期的人头是一张进入秦宫的通行证，督亢地图则是燕国投降的标志。荆轲还考虑了助手。他在太子丹为他准备好匕首和助手秦舞阳之后，还迟迟不出发。那么他在等什么？等朋友！这位朋友史书无载，但是；这位朋友一定是荆轲非常信任的，一定是比秦舞阳更为可靠的杀手！荆轲对自己的剑术当然非常清楚，他知道自己尚未达到化境的剑术可能会在关键时刻出向题，所以，他坚持要等自己亲自挑选的朋友；但是，他的这位朋友因为路远失期。太子丹又一再催逼，甚至于怀疑荆轲不敢去了，这才激怒了荆轲。在“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慷慨悲歌之中，在素衣白马的目送卞，他匆匆带着秦舞阳头也不回地上路了。荆轲什么都考虑到了，唯独没有考虑到太子丹为自己装配的帮手秦舞阳外强中干，会在关键时刻掉链子，真是百密一疏啊。荆轲被当场杀死了，但是，秦王嬴政看着殿上荆轲的横尸，呆坐了很久很久没有出声，心中的惊吓伴随着他，后怕缠绕着他（秦王不怡者良久）。这场虚惊可能使秦王嬴政第一次领教了什么是死亡，第一次懂得了什么叫做一只脚踏进鬼门关。事后，秦主论功行赏，御医夏无且理所当然地被赏了黄金二百镒。秦王当着所有朝臣的面说：“无且爱我，才会想起来用药囊砸荆轲。”（无且爱我，乃以药囊提荆轲也）后来，夏无且把这事告诉了他的好友公孙季公与董生，他俩又详细地给司马谈讲述，这件事就被写进峪史记·刺客列传》（根据刺秦时间和司马迁存世时间推测，《史记·刺客列传》应为其父司马谈所写）。于是、“荆轲刺秦王”成了中国历史上万人注目、千年流传的历史故事。直至今日，各种影视、文学作品还在不断演绎着这段历史。荆卿成尘渐离死异日还逢博浪沙我们究竟应该怎么看待荆轲刺秦王这件事呢？秦始皇统一中国是千古伟业。嬴政灭六国统一中国，遭遇到六国反秦势力的顽强抵抗、原因非常简单，嬴政灭六国虽然客观上符合历史前进的潮流，主观上却是他想当天下的霸主。因此，他成为六国的公敌。既成天下的公敌，想杀他的岂止是一个荆轲、荆轲只是当时众多想行刺秦王嬴政且最终几乎得逞的一人，荆轲不自觉地代表了六国的反秦力量。秦始皇一生遇刺多次，荆轲刺秦只是其中最著名的一次。就在荆轲刺杀秦王后不到十年，嬴政又经历了至少两次暗杀。一次可以视为荆轲刺秦王的后续。荆轲死后，秦王嬴政追杀荆轲余党时，荆轲密友高渐离逃亡。一后来，高渐离在为人打工时，对其所服务的这家主人的一位客人的击筑水平多次进行点评，点评之事传到了主人那里，于是主人让高渐离击筑。高渐离高超绝伦的击筑技艺让倾听的受众无一不刮目相看。于是，高渐离重新击筑，再次走人公众的视野，声名大噪。此时的秦国已经统一了中国，秦始皇嬴政也非常喜欢流行音乐，听说了此人的高超技艺，便下诏召见高渐离。嬴政不但喜欢击瓮叩缶、弹筝搏髀等本土音乐，更喜欢郑、卫之地的异国之音。一个人的偏执与爱好有时是要付出高昂的代价的，有时甚至是生命的代价。高渐离入宫后不久就被秦始皇身边的人认出。秦始皇酷爱高渐离的技艺，舍不得杀他（可见掌握一门技术对一个人是多么：重要），便熏瞎了他的双眼，让他为自己继续演奏。日子慢慢过去，高渐离逐渐取得了秦始皇的信任，一日，他用藏铅的筑掷向秦始皇，企图砸死他。高渐离是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行刺的，自然命中率很低，没有成功（乃以铅置筑中……举筑扑秦皇帝，不中）。这一次秦始皇杀了高渐离，从此不敢再接近六国之人。但是，即使秦始皇不接近六国之人，仍然免不了被刺。后来成为刘邦手下重要谋士的张良在韩国被灭、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变卖家产，收买刺客，在博浪沙行刺秦始皇，也未能成功。由此可知，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中国曾经遭遇不止一次的行刺。因为，灭掉六国、统一中国是秦始皇一生最大的贡献，是一项千秋伟业，故其遭到六国的顽强抵抗也是必然的。其中，荆轲刺秦王是第一次，也是最著名的一次刺杀秦王行动。如果秦始皇不统一六国，让战国纷争的局面继续下去，对中华民族来说，无疑失去了一次历史发展机遇。第3章易水年年流不尽荆卿代代名不消从古至今，对荆轲的解读有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侠义英雄。从战国末年直至司马迁写作《史记二刺客列传》，荆轲始终被视为一位侠义英雄、千古义士。看看历代咏叹荆轲的诗篇就可明白。“其人虽已殁，千载有余情”（陶渊明），“易水悲歌歇，秦庭侠骨香”（白云上人英），这些诗句都高度赞颂了荆轲的侠义精神。荆轲曾经漫游邯郸，与一个叫鲁句践的游戏，发生争执。鲁句践发怒，大声呵斥他，荆轲默无声息地逃走了（嘿而逃去），之后不再见面。荆轲刺杀秦王的消息后来传至鲁句践那里，鲁句践深感后悔。这件小事，说明荆轲不好冲动，而是一个办事沉着冷静的人。荆轲不是一个愤青，也不是殉国志士，是一位侠义英雄，所以，他刺秦王绝非一时冲动。因此，中国历史上对荆轲的评价较多地是从道德角度肯定了荆轲的侠义精神。第二种观点：愚蠢之人，匹夫一个。这一观点最先提出者是汉人扬雄，发挥其观点者是司马光：“荆轲怀其豢养之私，不顾七族，欲以尺八匕首强燕而弱秦，不亦愚乎！”扬雄认为荆坷不能算是一个义士，以君子的眼光来看，不过是个强盗罢了（荆轲，君子盗诸）。司马光进一步认为，荆轲就为了报答太子丹一个人的豢养之恩（“豢养”二字让人黯然神伤），不顾家族无数条性命，企图用一把小刀就能使秦国衰落、燕国强盛起来，明摆着就是一个傻瓜。朱熹也认为荆轲只不过是一介匹夫，其勇、其事何足挂齿，不值一谈（柯匹夫之勇，其事不足道）。所以，荆轲之举绝不是“义”士，而是一位愚蠢之辈。第三种观点：雇佣者。这是今人提出的。荆轲刺秦王并不是为了天下苍生，他只是受雇佣者，因为他欠太子丹太多，太子丹通过各种手段拉拢、收买荆轲，最后荆轲以命相还，充当了职业雇佣杀手。第四种观点：反动派。中国的统一是历史的必然，秦始皇是第一位统一中国的皇帝，因此，秦始皇的作为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是名副其实的时势英雄。因此荆轲刺秦王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所以，荆轲刺秦王是自不量力的蛙臂当车。他之所以享有盛名是因为他刺杀的是秦始皇，是秦始皇成就了荆轲的盛名，这是荆轲的幸运。荆轲是最幸运的刺客，但并不是最伟大的刺客。因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荆轲是反动派。刺客以为杀掉某个人就可以改变历史走向或改变两个集团军力量的对比，这是不可能的。刺杀最多能做到的是延缓六国的覆灭，但绝不可能改变历史走向。元人郝经《咏荆轲》诗说：“纵使杀一秦，宁无一秦生。”讲得非常有道理。因为，即使荆轲刺杀了秦王嬴政，秦国还会推举出一位新的继位者，新国君凭借秦国的优势照样可以横扫六合，一统天下。这一派认为，“士为知己者死”的信条不可取。这个信条的唯一标准就是有恩于己或信任自己，但是，这种牺牲是否值得，是否是正义之举，刺客们对此都缺乏理性分析。所以，荆轲代表了一股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死硬派的垂死挣扎。一个荆轲，各自表述。在解读荆轲这位历史人物时，我们不能不提当代两部电影：张艺谋的《英雄》与陈凯歌的《荆轲刺秦王》。两位著名导演各自按照自己的理解，演绎了两千多年前荆轲刺秦王的事件。张艺谋的《英雄》套用了荆轲刺秦王的历史框架，但是，其中的刺客连名字都不叫荆轲。残剑、飞雪、如月三人曾联合起来刺杀秦王，但以失败身亡而告终。最后只有无名获得了秦王的信任，得以打入秦宫内部。无名怎样获得秦王的信任呢？无名练就了“十步一杀”的独门武功，这种武功可以在十步之内迅速置对方于死地。无名杀死了著名刺客长空、残剑、飞雪，获得了接近嬴政十步的机会。但就在无名接近秦王决定下手时，却改变了主意。因为他发现，自己试图刺杀的秦王嬴政其实也是一位“英雄”；因为，嬴政要统一天下，给百姓带来和平。在《英雄》中，张艺谋借残剑之口说，我们不能再刺秦王了，因为刺了秦王，天下会更乱，受苦的还是百姓。不如让秦王顺利地灭了六国，天下从此就太平了，人民也就安居乐业了。所以，在《英雄》这部电影中，英雄必须是和平的代言人。只有追求和平的人，只有为和平而战而死的人，才能算得上英雄。无名为赵人安宁想刺杀秦王，是英雄；残剑为“天下”太平不杀秦王，也是英雄。他们的行为取向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和平。长空舍身保无名，是英雄，残剑不杀秦王，使其取“天下”之大义，是英雄；秦王临危不惧、“刺客”当前识英雄，是英雄；无名不计个人恩怨、不计赵国一国的得失，着眼整个天下的太平，留得英雄秦王，性命，成就天下大同伟业，自己却背负“刺客”骂名，走完万箭穿心的生命旅途，是天大的无名英雄。这种解读是当代艺术家对“英雄”的一种诠释。陈凯歌的《荆轲刺秦王》较之张艺谋的《英雄》更贴近《史记》中的荆轲。陈凯歌认为，荆轲在那样一个历史潮流中去刺秦王，不是出于一个概念、一种简单的民族大义，或者只是为燕国、只为太子丹本人，他是自发、自觉地去刺秦王的民族英雄。陈凯歌给荆轲的定位是：他是一个普通的平民。荆轲以杀人为职业，他经历了职业杀人者良知觉醒的过程。荆轲用自己的死证明自己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而不是用寻求生路的方式去证明。那么，我们今天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荆轲与秦王嬴政呢？首先，我们应当承认，中国历史上对荆轲的赞扬是出于对一种对抗暴力的侠义精神的赞扬。侠为名节，为尊严，为知己者死。“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侠客一诺千金，不负知己。自古艰难唯一死，而荆轲却从容赴死，悲壮苍凉，感动千载。在传统中国人的道德观中，荆轲是一位侠义英雄。其次，我们不能因为承认秦王统一中国顺应了历史潮流就简单地否定荆轲的行为。如果这样简单化地看问题，屈原为了楚国不被秦国吞并，多次抗争，直至沉江殉国，不也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吗？如果这样看，屈原岂不也成了反动派？秦国要统一天下，楚国也要统一天下，齐国也可以统一天下，主观上要统一天下的并非只有一个秦国，我们不能因为最终是秦国统一了天下，就把所有曾经想统一天下的各国反秦志士都说成是反动派。所以，我们应当有一个“大英雄”的观念：秦王嬴政统一夭下，是时势英雄；荆轲刺秦王，是侠义英雄；屈原为自己的国家奋斗终生，自沉泪罗，是悲情英雄；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荆轲因刺秦王而死，是侠义英雄，被荆轲在大殿上追杀得绕柱而逃的嬴政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就是中国历史上开创统一帝国的鼎鼎大名的秦始皇。秦始皇在中国历代皇帝中留下的谜团最多：第一，秦始皇的生父是吕不韦还是子楚？第二，秦始皇到底长得什么样？第三，秦始皇为什么不立皇后？第四，秦始皇为什么不立太子？第五，秦始皇陵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真如司马迁《史记》所写的那样吗？所以，这位千古一帝是一位让人说不尽的皇帝，他既是西周王制的终结者，又是皇帝制度的开创者。因此，要说清楚这位皇帝，必须先说清楚这个时代，说清楚秦国的崛起之路。因为，秦王嬴政毕竟是站在秦国先君的肩膀上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的。那么，秦国究竟是怎样一步步崛起的呢？第4章襄公立国秦朝作为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肇始，在史册上留下了彪炳千秋的厚重笔墨。秦始皇正是这个统一帝国的缔造者，从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他先后用了整整十年的时间灭掉了韩、赵、魏、楚、燕、齐东方六国。然而，在秦始皇之前，他的家族为这个目标奋斗了将近六百年。秦始皇的丰功伟’业自然要浓笔重抹，他的先辈们的不懈奋斗亦不能小觑。秦始皇的祖上并非显赫家世，但因一技之长得到了周孝王的任用，业务精湛，深得周王赏识，被封为卿大夫，遂有食邑，从此踏出了从政的第一步。但是，多年以后，秦始皇的祖上并没有继续实现太大的作为。随着周室的衰微，尤其是到了爱美人不爱江山的周幽王时代，秦始皇家族抓住了历史机遇逐渐兴起，被封为诸侯，在形式上获得了与东方诸国平起平坐的地位。虽然当时秦始皇家族并没有太多的土地，但是却获碍了周王“尊王攘夷”、攻伐西戎大片土地的正义号令。面对强天、善战的西戎，到秦穆公时，秦始皇家族才最终称霸西戎，益国十二，开地千里，而这完全得力于一个人的援助。那么，一秦始皇的祖上是干什么的呢？他们抓住了怎样的历史机遇？是谁有这么大的能耐，帮助秦穆公称霸西戎？复续赢氏祀非子获食邑据历史记载，在秦始皇继位之前，秦国的先君有三十五位，秦始皇是第三十六位。从有确切时间记载的秦庄公开始到秦始皇嬴政继位的时间将近六百年，而这六百年恰恰是中国的西周、东周时期。在中国历史上，从公元前11世纪的

舰队一路东进，先是占领基隆，后又封锁台湾。好在李鸿章麾下的淮军猛将刘铭传很坚强，能打仗，带领台湾军民在沪尾（今台北淡水）小挫法军，之后便困守待援。此后，慈禧把左宗棠和成军不久、实战经验不足的南洋水师派过来救援，可惜法国舰队横亘台湾海峡，实力更高一筹，战斗伊始，南洋水师舰队便被击沉两艘，自毁一艘，南洋水师士气大丧，从此一蹶不振。左宗棠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堪堪守住沿海防线，无力支援台湾。所以，法国人又攻占了要塞澎湖，台湾即将陷落！而陆路战场上，原本法军从越南北部一路打进广西，势如破竹。可就在法国人攻占澎湖的同时，张之洞同志立了一个大功——用人有方。张之洞起用的前线总指挥冯子材头脑灵活、指挥得当，而且先锋大将——李鸿章麾下的淮军悍将王孝祺正确领会、贯彻、执行了领导冯子材的战略意图，再加上以此二位为首的三万余清军将士群策群力，将约两千孤军深入的法军先锋在广西镇南关（今友谊关）一带包了饺子，经过数天激战，以约五倍伤亡的代价毙伤法军约三百人。有史料认为法军只有一千人左右，其伤亡人数更是不到一百，但伤亡无论是三百人还是一百人，这都是法军在跟清军的对阵中遭受过的前所未有的巨大伤亡。法军遭此严重伤亡，士气大跌，冯子材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收复广西。消息传到法国本土后，法国总理被迫辞职。法军无心恋战，退回越南。冯子材此役为政府雪中送炭，史称“镇南关大捷”。(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虽然清军在陆路的胜利给了法国人巨大的压力，但并没有给台湾解围。在选择要台湾还是要越南的问题上，朝廷当然是选择台湾。就在这种我们没有胜但也没有败的情况下，一向奉行“内需变法、外需和戎”、“求和忍辱只是手段，报仇雪耻才是目标”的李鸿章先生受慈禧所命，于1885年6月9日和法国人签订了《中法新约》，条约内容大概如下：一、清政府承认法国与越南订立的条约。法国早已在事实上占领了越南，越南也承认了法国的宗主国地位，而且失去越南这一有名无实的属国，没有什么坏处，毕竟清朝“赏”给越南的东西要比越南贡给清朝的东西价值大得多，羊毛出在羊身上，因此这条减轻了清朝老百姓的包袱。二、中越边界开放通商，减少中越边界关税。这是贸易方面的条约，似乎对双方都有利。三、日后中国西南地区修铁路的活，优先承包给法国人。当时詹天佑还在福建水师当水兵，还没开始修铁路，因而清朝自己还没有能挑大梁的铁路工程师。四、法军撤出台湾、澎湖。看不出这条对中国有何损害。总体看来，《中法新约》应该不算什么丧权辱国的条约。条约签订两天后，6月11日，老天还给清政府颁发了一个安慰奖——法军舰队司令孤拔死了。死因一说是得了瘟疫，一说是战斗中受伤伤口感染。然而，负责与法国人签约的李二就惨了，尽管他一转身就去忙建设北洋水师的事以便将来反攻倒算列强，但他还是挨骂了。爱国的官员四处串联，义愤填膺：我们好不容易获得“镇南关大捷”，本应该趁这个好势头打进越南与法国人决一死战，可你李鸿章倒好，居然跟法国人求和，放弃此等收复越南的良机！你小子吃里扒外，里通外国！……总之，恨不能用卖国贼这顶大帽子把李二这小子给压死。很多人以为，对外妥协一定是投降卖国，有汉奸嫌疑。像李鸿章，就背了这么多年的骂名。只要主张强硬抵抗的，那一定是热血爱国，即使失败了，也是悲情英雄，值得称颂。但事实上，世上很多事就坏在那些唱高调的人手里，因为这些人是靠不住的。他们的脾气远胜知识，浮躁远胜经验。他们只会空读兵书，缺乏实践经验，更谈不上严谨的思维和准确的判断。他们的思想依然在天朝中国的朝贡体系和西方列强的世界体系之间挣扎，当清国仍是世界老大，依然沉浸在天朝中国的迷梦里不能自拔。下面有请张佩纶先生为我们现身说法。当时的主战派张佩纶是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他平日里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最爱国。慈禧被他特别能吹的一张嘴忽悠住了（或许慈禧是故意的），于是派他做中法之战的钦差大臣。马江海战前，张佩纶来到了福建前线，可这位清军总指挥没干什么正经事，光顾着把他在书上读过的兵法拿到战场上演练：比如让十艘主力舰密集扎在一堆，说这样可以壮大声势；用没有安装火炮的民用商船载水兵向前冲，与敌船靠近时，让水兵冲到敌船上与敌人近身肉搏……这种战法要是能战胜法国人，就见鬼了。战争一结束，“名为爱国，实为误国”的张佩纶就被革职充军东北，劳改去也。张佩纶在劳改农场里反省自己的时候，另一名主战派左宗棠却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真正的名将不是在一个地方打一辈子胜仗，而是一辈子到哪儿都能打胜仗。左宗棠就是真正的名将——在江淮打太平军，在陕甘打回民军，在新疆打俄国人。虽然在生命的最后旅程中，他并没有打赢法国人，可他也没有败。但左宗棠不这么想，对他来说，不赢就是输。1885年7月27日清晨，74岁的湖南人左宗棠郁郁而终，这个狂傲的书生竟然以这样一种不甘的方式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瞧不起李鸿章的左宗棠永远地走了，那个曾经同样瞧不起李鸿章的张佩纶在几年之后却活着回来了。这位仁兄在劳改期间，经过短暂而激烈的思想斗争，下定决心重新规划人生。因此一回来就做了李鸿章的幕僚，还娶了李鸿章的大龄剩女李菊耦，从此过上了不同的生活。“爱国英雄”就这样做了“大卖国贼”的女婿。张佩纶永远不会想到，他的孙女——“女文青鼻祖”张爱玲，竟也跟卖国贼大汉奸扯不清理还乱——这姑娘跟汪精卫政府的宣传部副部长大汉奸胡兰成恋爱了。……人性的善恶，远比你我的想象来得复杂。究竟谁才是无私的爱国者，嘴巴说了不算，唯有时间可以证明！唐绍仪未虑胜，先虑败。中法之战还未结束的时候，慈禧就做好了应变准备，她要把能够作战的军队以及能够带兵的老将都抓到手中。驻朝统帅吴长庆因此被召回国另委重任。吴长庆在离职前，将自己分内的工作做了具体分配。第一项是军务，他将军队交给三个人负责——袁世凯、自己的老部下吴兆有和张光前。当然，吴长庆不能一个人回去，他带走了近一半的兵马，以及很好用的秘书长张謇。第二项是税务，暂交袁世凯管理。第三项是对外事务，也由袁世凯负责。袁世凯在军力、税务、外交上独占鳌头，自然在朝鲜事务上的话语权也最强。虽然吴长庆的离去对袁世凯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可袁世凯初领如此重任，难免心中发憷。就在这个时候，主管朝鲜事务的北洋大臣李鸿章给他派来一位助手，此人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唐绍仪。唐绍仪，字少川，广东人。他是容闳挑选的赴美留学幼童之一，在美七年，19岁归国，哥伦比亚大学肄业生（由于顽固派的阻挠和破坏，大部分留美学生未等毕业便被强行召回国）。唐绍仪回国后，先是被李鸿章送到天津的洋务学堂回炉再造，之后进入天津税务衙门就职，熟悉业务。后来，英语好又懂得税务的唐绍仪便被李鸿章派往朝鲜协办税务。唐绍仪确实是一名很理想的助手，能力强，学历高，也很有职业道德，袁世凯很欣赏他。正是在朝鲜上班期间的共事，袁世凯与唐绍仪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通过跟唐绍仪的交往，袁世凯也学到了很多知识。如唐绍仪在美国的实地见闻、唐绍仪推荐给他的一些政经读物——《孟德斯鸠法意》、《欧洲新政史》、《万国国力比较》等。正是从这里开始，袁世凯推开了一扇属于自己的窗，一扇开阔视野的窗。透过这扇窗，他看到了西方民主宪政的魅力，并深深为之折服。袁世凯在心中默默地发誓：终有一天，我一定要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这一天不会太远！一人敌一国朝鲜虽然表面上平静，实际上暗流汹涌。日本这些年来一直没有放弃独吞朝鲜的努力，可是鉴于自身实力不够，也不敢公然地出兵占领朝鲜，所以剩下的办法就只有扶植傀儡。日本忽悠了一些朝鲜富二代、官二代组成“绅士游览团”前往日本考察。在日本，他们见到了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崭新景象，叹为观止，但同时也为朝鲜国内贫穷落后、死气沉沉的景象而深深自卑。日本人当然不会好心到请这些人免费出国观光旅游，他们是为了做一笔大大的“风险投资”。这些人回国后，由日本人出钱出枪、帮助培养军官掌控朝鲜军队，逐渐结成“开化党”。1884年年底，“开化党”在日本的支持下发动政变，一夜之间，亲日派大权在握，意图脱离清朝自立。而且，俄、英、美这三个国家的驻朝使节态度也对清朝不利：他们都巴不得朝鲜脱离清朝独立，独立之后才方便他们捞好处。因此，他们先后公开表示：支持政变，支持朝鲜人民追求自由和文明。驻朝清军大营里，因为政变一事吵得热火朝天。袁世凯拍案而起，强硬地告诉与会众人：现在情势已经恶化至此，我们应该趁日本没有增军朝鲜，果断出兵镇压，要不然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但是有两个人提出了反对意见，一个是吴兆有，一个是张光前。他们的意见是一样的：轻率出兵容易落人口实，被列强误会是在挑起外交争端，应该先请示北洋大臣李鸿章之后再做打算！而且兵力也不够，咱们就一千来人，对方也有一千多人。袁世凯不同意：远水哪里解得了近渴，等请得朝廷的意见，大势去矣！你们不用担心因此获罪，到时候领导怪罪下来，我会一力承担，不会牵连你们！袁世凯做出这样的决定，不是因为他是个二愣子，而是因为他有足够的把握，他手里有三个好条件：一是手中的军队素质较高；二是由他训练的那部分朝鲜新军跟他比较熟，可以争取过来；三是他跟朝鲜高层的关系比较好。统一了内部意见的袁世凯，带着清军，带着拉拢过来的朝鲜新军，向“开化党”掌控的朝鲜军队和“开化党”背后的数百日本鬼子发起了猛烈进攻！两个小时后，袁世凯摆平了一切。袁世凯是赢了，但事情还没有结束。由于袁世凯的果断出兵镇压，日本这些年的风险投资打了水漂，日本人岂能放过袁世凯。于是，日本恶人先告状，对慈禧说：袁世凯这小子不恪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挑起国际争端，粗暴干涉朝鲜内政，违背了包括朝鲜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我们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以免给中日关系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你们得赔偿一切损失。还有，赶紧把袁世凯给撤了！袁世凯这么一个小人物，事先不给领导打报告就把事情给办了，日本人当然是一告一个准。清朝不少大员都要办他：这小子害得日本人找上门来，惹一堆麻烦，必须撤职查办，以儆效尤！还好有李鸿章给他擦屁股，顶住压力保住了他，只让他养了一段时间病假就官复原职。袁世凯的个人问题解决了，但此事引起的争端还没有解决。国际问题既要讲力量，也要讲态度。但这时的大清帝国因中法争端尚未解决，也不打算和日本再生纠葛，免得多线开战。而日本这边虽然对朝鲜是处心积虑已久，且在这次事件中死了几百日本军人，但其实也不想打仗，毕竟他们这时候正集中所有的精力和资源搞改革开放——尤其是政治改革（后面细讲），并未做好全面战争的准备。于是，都不想打仗的双方决定用谈判解决问题，谈来谈去，最后签订了一个对清朝来说有点失败的条约，主要内容是“以后出兵朝鲜须互相通知”。朝廷的不给力，丝毫不能掩盖袁世凯的英明。袁世凯可不只是会练兵打仗，搞外交也是有一套的。袁世凯为了加强对朝鲜的控制，与朝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获得了领事裁判权和海关监管权，还建了不少租界，保护中国商人在朝鲜的利益。除了驾驭朝鲜、对付日本，袁世凯还得提防俄、美、英三国。尤其是俄国，不停地怂恿朝鲜向他们借款开矿修路什么的。什么意思呢？他们缺钱花。朝鲜要借款就需要抵押，朝鲜拿什么做抵押？唯有关税，而这个时候朝鲜的关税是由清朝管理的，实际上就是列强想从清朝手中分钱。袁世凯态度很强硬。对付流氓，就要用流氓的方法。首先他用“朝鲜外交无自主权”的合法理由，将朝鲜国内支持借款的官员全部逮捕，并送往中国监狱羁押。然后按照外交惯例照会列强使馆，声明大清帝国是朝鲜的宗主国，你不得干涉。袁世凯的表现彪悍而潇洒！当然，袁世凯同志也不是只知道蛮干，他也知道攻城为下攻心为上，懂得做好宣传工作的重要性。袁世凯挑灯夜战，四处查阅资料，咬文嚼字，经过数夜的艰苦创作，名作《朝鲜大局论》横空出世。他在此文中向朝鲜王宫内的一切重要人士详细地阐述了朝鲜“依中国”的六大好处和“背中国”的四大害处。不管此文效果如何，在清朝国力日薄西山的时候，袁世凯靠着自己的强势和外交手腕竭力维护着清国在朝鲜的“上国”地位。李鸿章将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因此每次列强向清朝政府打袁世凯的小报告时，李鸿章都站出来力保袁世凯。而且，在对手下的干部们进行考核时，李鸿章几乎次次都给袁世凯优等，还写下过“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的十六字考核评语。这样优秀的工作成绩，不可能不升官！1885年，朝廷正式任命袁世凯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大概就是军政经济一把抓，实打实的一把手。仅仅用了四年，袁世凯便从芝麻小官一跃成为26岁的三品大员、副部级高官，就升官速度而言，相当于坐火箭。此时，他未来的对手康有为还在为考举人、获得做官的资格而苦苦挣扎。但无上荣光的背后，是袁世凯费尽心机、耗尽脑筋，周旋于诸列强之间的身影。不过，也正是由于在朝鲜的这一段经历，令袁世凯熟练掌握了两样强大的武器：东方深奥的权谋手段和西方先进的民主宪政思想。袁世凯因此获得了宝贵的成长，成长为一个中西合璧的袁世凯。这对他的对手而言，是一个不幸的消息。第七章为了超级生日Party而输掉的“甲午之战”

慈禧的超级生日Party

袁世凯身材短小，体态臃肿，还是个粗脖子，“高富帅”的三个指标一下子就不及格了两个。可是作为天朝上国的使臣，又是朝鲜说一不二的人物，还是有人对他攀权附贵的。对于别人的好意，袁世凯一般都来者不拒，所以他在朝鲜前后纳了三房美妾。虽有鲜花、香车、美人，但清朝国力衰弱，以袁世凯的本事，周旋于列强之间也是非常痛苦的。春去秋来，岁月如流，袁世凯就这样一路痛并快乐着地走到了1894年。1894年，朝鲜又出大事了，东学党起义了！东学党是一个激进的民间组织，它的立意是对抗西方，所以自号“东学”，其情形极似后来在中国发生的义和团运动。这一时期的朝鲜，国王昏聩，闵妃弄权，官吏贪污，盗匪猖獗，民穷财尽，路无行人。一片亡国之象！在这种情形下，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应属正常。要说东学党起义也算是个大事，但如果和由此事引发的后续事件比起来，那就是小巫见大巫。根据两国与朝鲜之间的协议，中日同时出兵平乱。清军这边是李鸿章的部下叶志超和聂士成率领的两支陆军，清军开到朝鲜牙山后，便按照上次的协议“以后出兵朝鲜须互相通知”通知日本：大清帝国出兵也。还没等到日本的回复，清军就听到了一个难以置信的消息：东学党那群手无寸铁的乌合之众，在得知中日两国出兵的消息后，自己主动散伙了！白来了，既然没事了，那就准备回家吧。清军是打算撤了，但日本人不这么想，日本军队开到朝鲜后，一点要走的意思都没有。于是，袁世凯找到日本人：既然叛乱已平，按照协议，两国应该马上撤兵！日本人回复袁世凯：现在局势还不明朗，为了保护我国国民的利益，暂时不能

政治家，失后投身截然对立的正治派别，在袁世凯称帝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底气何来杨度是洪宪帝制的策划师，更是筹安会的组织者和灵魂人物，然而当洪宪帝制遭到国内外反对，袁世凯宣布废止帝制、重回民国时，杨度于1916年5月1日向《京津泰晤士报》记者发表了一个“词意坚决”的谈话。大意如下：政治上的帝制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我杨某的政治主张绝无变更。兄弟我仍是彻头彻尾主张“君宪救国”的一个人，一个字不能增，一个字不能减。大约十年前在日本，孙中山、黄兴主张共和，兄弟就发表文章表示反对，以为共和系病象，君主乃药石，人民讳疾忌医，实为国家之大不幸。中国的未来，除了君主立宪外，别无解纷医乱之方。说到这次洪宪帝制，杨度并不推卸自己的责任。他表示：国体问题这两年闹得纷纷攘攘，我杨某确实应该负有主要的责任，既不诿过于人，亦不逃罪于远方。有报纸说我杨某已经畏罪逃亡，你们亲眼看到我跑了吗？兄弟等新政府正式成立后，必将前往法庭躬受审判。当然，退一步说，政见不同，亦是共和国民应有的基本权利。根据记者的观察，杨度在接受访谈时，态度安闲，并没有当时报界纷传畏罪出逃的迹象。侃侃而谈中，杨度并不对引起巨大政治动荡的帝制复辟事件有丝毫悔意，并不认为由此引发的战争，他应该负有多大责任。又过了一个月，袁世凯病逝，杨度在挽联中对洪宪帝制及其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说得更明白：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之后，再平是狱；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如果仔细体会这幅挽联，我们很容易感觉到，杨度一点不认为自己有错，他甚至在强硬回应各界指责——他杨度的君宪救国主张没有错，如果一定要说有错的话，就是这个主张没有得到完整准确地贯彻执行。那么，杨度的底气是从哪儿来的呢？君宪救国的理由从历史上说，杨度在武昌起义之前很长时间就是一个坚定的君宪主义者，在晚清预备立宪的整个过程中，杨度始终站在君宪主义立场上呼吁、推动并身体力行，有传言说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报告有几份便是出自杨度的手笔。这件事的真实性虽说有待考究，但杨度是君宪主义者这个事实没有一点问题。杨度那一代中国人中的绝大多数确实相信君宪主义是解救中国的最佳方案，革命只有在朝廷不愿改革的时候方才有倒逼的功能，只要朝廷愿意改革，就应该支持其重构君主立宪的政治架构，阻止革命发生。我们没有办法评估革命与改良谁对谁错，但事实确实如此——当清廷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后，革命立即陷入低谷，大批革命党人在朝廷感召下纷纷放弃革命，回归主流，参与君宪主义的政治变革。武昌起义、滦州兵谏迫使清廷改“皇族内阁”为真正意义上的内阁，但在怎样重构国会问题上，清廷中的强硬派和南方独立各省争论不休。就在这个非常微妙的时刻，杨度与汪精卫共组“国事共济会”，以第三者立场调停南北，力主将君宪还是共和的问题提交给“临时国民会议”去讨论。杨度此时似乎并不排斥共和作为一个政治选项，只是这个选项因为南北僵持，正式国会无法成立，一直没找到出路。国事共济会很快结束了，中华民国很快建立起来。在中华民国的政治架构下，杨度最初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合适，然而到了1915年，一战爆发，日本宣布参战且出兵中国山东，攫取了德国人在山东的全部权益，并以此逼着中国政府签字画押给予认可。更令中国人吃惊的是，日本人的要求远远超出德国人在山东的权益，其范围扩大到了满洲和蒙古。这就是被称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二十一条》确实是中华民国遇到的最大外交困境。面对这样的外交困境，正确的解决办法应该是就事论事，不存在“由外交而内政”，也不可期待通过改变内部政治架构去应对外交危局。然而，杨度就在这个微妙的历史时刻这样想了，且这样做了。1915年5月25日，中日“二十一条”及换文，由外交总长陆徵祥与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在北京签字并交换。就在这个历史节点上，杨度发表了著名的长篇政论文章《君宪救国论》，上篇详述君宪救国的理由，中篇分析中华民国总统制的缺点，下篇批评清末的假立宪和民国成立后的民主立宪。经过一番复杂逻辑论证和事实陈述，杨度的结论是，中国如果不能就此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中国终归于亡国而后已。在杨度看来，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方才是中国未来的唯一出路。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杨度在这里呼唤重立君主，重建君主立宪体制，大约与后来的新权威主义相仿佛，就是要以一种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推动政治进步。学理离事实有多远如果仅从学理层面言，杨度的这些分析并不令人吃惊，因为民主共和毕竟在中国只有三四年时间，而且这三四年里确实因为民主共和无法真正落实而带来很多困扰——二次革命、外交危机、周边分离主义危机，都在威胁着这个年轻的共和国。这个时候，不仅杨度有这种想法，其实按照许多人的分析，即便后来反对袁世凯帝制复辟最有力量的梁启超，也并不认为中国的出路就在共和，只是他认为杨度和袁世凯选择的时机不对。甚至在先前极端激进的革命阵营中，比如章太炎，也不认为袁世凯不可以称帝，也不认为共和就是中国的唯一选项。章太炎在1913年面见袁世凯时就说过这样的意思：袁公称帝不是不可以，假如袁公能够振作精神发奋为雄，出兵踏平蒙古，让蒙古回归，那么不是袁公愿意还是不愿意当皇帝，是人民期待袁公当皇帝。很显然，民主共和即便在法国那样的国家都经过无数次反复，那么对于中国这样具有悠久帝制传统的国家，出现一次或者几次反复应该是一种很正常的情形。所以当时不仅中国人有这样浓厚的帝制情结，即便来自民主共和国家的美国宪法专家古德诺也在他的一篇研究报告中认为最适宜中国目前情形的政治架构，还是君主立宪体制。古德诺认为，民国建立以来之所以始终无法恢复秩序重建和平，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宪法对总统权力约束太大，使大总统徒有虚名，不能有所作为，因而导致政局不稳。而政局稳定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几乎成了唯一诉求，中国必须建立一个强固的中央政府，然后才有可能去实施各项政策。古德诺在1915年接受中国政府委托，就中国未来政治架构进行宪法学的研究，他的结论是，现在正在实行的共和体制并不合乎中国国情，立宪体制下的君主制其实比共和制更为优良。古德诺的这个结论为杨度的“君宪救国论”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力的旁证。此外，日本宪法学者有贺长雄也有类似论文，都在证明君主制优于共和制。民国建立之后遇到了一次真正的体制威胁。如果仅从学理层面而言，杨度以及古德诺、有贺长雄的研究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所以在最初阶段袁世凯也不愿冒妨碍学术自由的风险加以干涉。然而，杨度等人不知适可而止，他很快将这种尚在讨论中的不成熟方案转化为政治实践。1915年8月14日，杨度串联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及严复联名发起“筹安会”，向全国各省军民长官发出通电，呼吁就君主还是民主问题进行讨论。实际上，此时的杨度和筹安会已不再只是研究学理了，而是深度介入了现实政治，并对袁世凯产生了严重误导。袁世凯看了杨度的《君宪救国论》，以为很有深度，说到了点子上。及至古德诺、有贺长雄两文出，袁世凯更觉得共和病弊的根本解决只能是废除共和，重建一个君主立宪体制，让国家政治重回正轨。袁世凯的理解或许有其合理的一面，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他的这个理解被利用了。他的大儿子袁克定可能太想当皇太子了，他的那些贴身幕僚、随从们太怀念几年前大清帝国的威风了。于是，紧接着的帝制活动演变成了一场闹剧，梁士诒组织了各省国民请愿团，参政院也在这场逆流中随风而动，擅自决定以“国民代表大会”去决定国体，结果全国一窝蜂进行国体投票，全国“完全一致”同意改共和，立君宪，全体一致“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无比庄重的国体构建，就这样儿戏一样的完成了，而一辈子沉稳内敛的袁世凯竟然鬼迷心窍般地相信了这样的拥戴。闹剧即将结束时，梁启超登高一呼，震惊了全国志士仁人；蔡锷云南首举义旗，宣布了洪宪王朝的死亡。袁世凯急火攻心，一命呜呼。杨度逍遥复逍遥，以为自己的理论探讨没有错，错就错在袁世凯的实践方案不对路。杨度的坚持遭到各方面的抨击，以为无耻。只是一百年后重新检讨这个事情，又不能不承认杨度的方案与袁世凯后来的方案之间确实存在着巨大差异。杨度自信他的学理研究没有错，这不是因为有美国宪法学专家古德诺和日本有贺长雄等人背书，也不是因为举国狂欢认同了这个方案，而是他的方案是晚清以来中国人的艰难探索，是一项共识，所以杨度并不认为他的这个学理研讨有什么错。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错误的话，那也是袁公和他身边的那些幕僚们太没有用，将一件好事给做砸了。从历史层面看，杨度的辩解不能说毫无道理。只是杨度忘记了，尽管袁世凯后来的方案与你杨度的最初方案有差异，但如果没有你的最初方案，没有你那如簧之舌肆意鼓吹，中国政治会向这个方向转轨吗？一个学者的力量当然不会扭转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方向，但是一个学者的思考如果从“私”的层面激活了领导人内心的焦虑，那么这种思考就有可能转化为政治实践。在这种转化过程中，政治家总是选择有利于自己的一面，放弃或者无视那些必要的、充分的条件。所以，杨度后来不忏悔，古德诺也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只有袁世凯还算诚实，表示责任终归在自己，毕竟自己拥有最终选择权。洪宪帝制和筹安会已成往事，但杨度和筹安会给中国知识人的教训是深刻的，知识人的学理探讨即便与现实政治有关联，然而毕竟不是一回事，两者有着非常遥远的距离。知识人适度矜持永远都是必要的。张謇：别了，皇上1898年的政治变革揭开了中国走上君主立宪的序幕，光绪帝虽然没有明确作出这样的政治宣示，但其行动已经表明中国要向日本学习，走明治维新的道路，以构建一个君主立宪国家。只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这个计划被耽搁，直至20世纪初新政再启，君主立宪重回中国人的视野，也由此涌现出一批职业政治家。他们在后来的政治变动尤其是从立宪向共和的转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南通张謇就是影响最大者。体制内抗争张謇曾经对日本的君主立宪长期保持关注。日俄战争开打后，他敏锐意识到日本将战胜俄国，胜败的关键不在国土、人口、兵力，而在体制。日本的立宪体制使其致力于实业教育30年，因此有足够的力量与中国、俄国抗衡。不久之后，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取胜，的确证实了张謇的预见。与此同时，体制内的驻外使节如孙宝琦、胡惟德、张德彝及一些督抚朝臣纷纷转变立场，认为只有立宪可以防止中国重蹈俄国覆辙。有以他们为代表的立宪派与朝野上下寻求变革的力量推动，更因为在家天下时代，对于朝廷有利的事情，朝廷都会欣然接受，经过一番讨论和考察后，清廷于1906年秋天郑重宣布预备立宪，争取用九年时间将中国带上日本那样的立宪国家道路。所谓九年准备其实正表明了一种郑重其事的态度。清廷希望在确定方向之后脚踏实地、稳步进行，推行“有计划政治”：先推动官制改革，再参照东西洋各国重定法律，接着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顿武备。按照当时清政府的规划，经过这些稳扎稳打的筹备后，立宪大业自然会水到渠成。对于清廷的稳重方案，焦急的立宪党人当然有点不太愿意接受，他们急切期待用立宪摆脱危机，富国强兵。在清廷预备立宪御旨颁布不久，张謇与汤寿潜、郑孝胥等立宪党人积极活动起来，力促清廷加快立宪步伐。经过反复计议，他们联络江浙闽粤等地近300名立宪党人在上海创办“预备立宪公会”，出版报刊，宣传宪政；编纂商法和公司法，以保护商人利益，促进工商业健康发展；开办法政讲习所，培养立宪人才。经过这些筹备，预备立宪公会又联络其他政治团体，尝试举行请愿运动，以早日将中国带上立宪轨道。张謇和预备立宪公会的领导人确实具有相当能量，他们很快联络全国各地十多个相关团体一起向朝廷施压。面对如此压力，清廷也做出一些善意回应，一再重申立宪方向不变，并同意在中央创设资政院，在各省创设咨议局。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各省咨议局和中央资政院为立宪党人的活动提供了合法平台，张謇等人利用这个平台做了大量工作，短短几年，立宪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各省督抚在咨议局的咨询、问责下，渐渐觉得不太舒服，甚至有点“官不聊生”的感觉。从立宪党人的立场说，咨议局并不是一个完全议会，只是一个议政机构，并不具有立法资格。各省议员在经过一段时间实践后，也感到这种准议会性质不利于宪政推行，因此他们格外期待朝廷能够速开国会，组织责任政府。这就是国会请愿运动的来历。张謇等人发动的国会请愿运动是一种体制内抗争，在认同体制的前提下建议加速改革。这些建议虽有违于朝廷“有计划政治”，但其心可嘉，经过几番争取奋争后，朝廷还是在第三次请愿发生时作出提前召集国会组织责任内阁的承诺，决定在1913年召集正式国会，在此之前先将官制厘定，并预行组织内阁。最后的善意忠告此次清廷对九年预备立宪的调整是真诚的，只是在人们接受了这一调整方案，静候按部就班厘定官制，特别是预行组织内阁时，却出了大问题。1911年5月8日，清廷宣布第一届责任内阁名单，13位阁员中竟有9人为皇室或皇族，这无异于军机处的亲贵内阁。皇族内阁一出台，立刻引起立宪党人普遍反对，张謇也在第一时间敏感意识到清廷的这一举措不仅违反祖制，而且处理得不好，势必导致人心皆失，一场巨大的政治动荡将不可避免。君主立宪是张謇那一代中国人苦苦探究十多年的结果，也是那一代中国人认为最合乎中国的道路，君主专制既然已成历史，民主立宪又不想要，只有君主立宪这条路。现在君主立宪弄成这个样子，满洲贵族对权力的垄断已经变得疯狂而肆无忌惮，这不能不使以张謇为代表的老立宪党人异常愤怒。愤怒归愤怒，出于大局考虑，张謇并未就此与清廷翻脸。而且，传统的君臣观念也影响着他，他只能忍气吞声，有话悄悄向皇上说。张謇为此联系汤寿潜、沈曾植、赵凤昌等人联名致信摄政王，旁征博引耐心劝告摄政王仿照“咸同年间”成例，重用汉大臣中有学问有阅历者，无论如何不能以国家为赌注，放任皇族和“高干子弟”胡作非为，因为如此垄断权力，必将丧失人心。危急时刻，张謇还协同友人前往武汉拜访湖广总督。再至彰德，拜访20多年未见面的袁世凯，详细交换对时局的看法。紧接着，张謇一行入京，与载泽、载洵、载涛、徐世昌、唐绍仪等政要频繁接触，并获摄政王接见。也就是在这次接见中，张謇向摄政王提出了“最后的忠告”，以为当时的外交有三大危险，内政有三大要事。外交上的三大危险一是中俄伊犁条约；二是宣统五年英日同盟条约期满；三是美巴拿马运河告成，必有变故。至于内政三事，一是外省灾患叠见，民生困苦，朝廷须知民隐及咨议局事；二是商业困难，朝廷须设法振作；三是中美人民联合。张謇面见摄政王时，出于稳妥，虽然对其有所忠告，但回避了最敏感的体制改革，尤其是皇族内阁、铁路国有等问题，选择了在随后与王室成员的交谈中再明白阐释自己的看法。对四川风起云涌的保路运动，张謇表示同情，建议载泽尽快与盛宣怀商量，调整方略，无论如何也要将那些集资修路的川民从这个政策

，临了还得从头到脚给你扎针活络筋脉，那叫一个累啊！”身上不知何时已被扎满了银针，林岳这小子随身带针的习惯倒也挺好，不然这荒山野岭哪里去找这些专用器械。此刻我才感到浑身酸麻胀痛，勉强撑起一看，体表竟壮观地插满了银针，林岳已将我变成人形仙人掌了。“亦凡，别乱动，小心点，你现在身体虚。”晖儿柔声道，她的眼睛隐隐有些红肿，明显有哭过的痕迹。我横躺在越野车的车厢后部，大家撤去了座椅，空出一个不小的空间，从车窗望出去，依旧是山谷附近。“刚才到底是怎么了？”我颤声问道，却发现自己的声音响亮的不像一个虚弱的人。“就是这东西折腾的。”耿婆伸手拿起一块木制的东西，“墨家的木甲术。”这东西我曾在黑魆兵的身后见过，但形状似乎小了一圈，而且已是残破不堪。随着耿婆的话语，情景一转，之前的情景一幕幕回放了起来，所不同的是，我的视角转作了旁观。林岳弄出汽油树之后，我微微一笑，金属刺球出现在空中，只要它们在汽油树造成的可燃性气雾中相碰造出火花，那些黑魆兵就会立刻被火焰吞噬，这就是耿婆之前和我们交待的战术。但是我们都没有注意到，一个毫无声息的黑影自地下接近了我，所有人的注意力集中在面前的战局上，根本没有发现我身后的地面上悄悄钻出的东西。那东西微微一弹，准确地附在了我的背后，八根锐利坚韧的竹条八爪鱼似地扣入背部肌肉，猛然收紧。这一刻正是我挥出金属刺球的时候，也就是这个改变使得我将攻击目标转向了林岳。那木制的东西里似乎包含着什么机括，随着我能力和动作的变化，它有规律地发出咯咯的响声，每次响声后竹条便扣紧拉动，我的攻击也增强数倍。晖儿看到这个东西便高声提醒，却被我的攻击阻住，耿婆瞥见后眉头微微一皱，闪身在狴犴耳旁低语几声，而那时林岳则正在和我周旋。狴犴点点头，身子一抖恢复作家猫大小，一跃潜入黄土之中消失不见。驭金力量越来越狂暴，就在我和耿婆对决的那个时候，背后那东西突地出一些细缝。紧接着，我疯狂地爆发力量，地面的金属全部碎裂，隐隐的力量震得背后那东西顿时裂开了，但却没有脱离。狴犴悄悄从地下冒了出来，灵巧地掩到我背后，团身下蹲，猛地一扑，前爪狠狠地扑打在我背后的东西上，咯啦数声下那东西碎裂成了几块，八根竹条无力地挂在了我的背上。失去那东西的控制，我的身形变得有些脱力，开始晃动起来，也正是那一刻，我绝望地闭上了眼睛，完全没有看到空中动起来的金属碎片。它们的确是动起来了，但却不是攻击，只是纷纷落在了地上，发出叮当的响声。在这片响声中，我仰面倒在了地上…………“墨者非攻，怎么弄出这么阴狠的东西来？”拔去银针后全身无比舒畅，我恨恨地问道，“木甲术又是什么？”“木甲术是源自远古的一种精妙技术，远比墨家和鲁班的机关术更为古老。”晖儿低声道，“控制你的东西叫‘傀人甲’，原本是用来控制战俘为自己效命的机关，因为太过阴狠后来被木甲大师偃师先生废除了。”晖儿手中正拿着姜老所赠的笔记，看来她一定是查阅了那上面的记录资料。但墨家的后人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东西来对付我呢？照理我们从未谋面，更谈不上什么深仇大恨，唯一的解释也许就是利益驱动了。“剩下那些半条命的东西都让我给灭了，这些个家伙的确是大食国来的，估计是战死的，托了这里的沙土和气候的福，保存较好。”林岳继续道，“也是靠那种‘傀人甲’刺激神经系统才那么牛轰轰的，不过……”林岳伸出手掌，手心里放着一把草叶，隐隐有些黑黄。“灵火的痕迹，这上面还有人油。”林岳拨着草叶道，“这是在附近发现的，死的那个应该是墨家的人，动手的应该是莫曹。”利益是人们的共同驱动，如果说是莫曹他们找来的杀手却也在意料之中，但他大可不必将这个墨者杀了，即便是灭口，也显得有些过头了。只是不管如何，好在大家都平安，最重要的是没有酿成我亲手杀死妻子好友的惨剧。“调查这些只会浪费时间。”我恨道，“继续按原计划查探，要想太平，就必须先把这些潜在后面的混蛋挖出来！”……(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湖南湘西张家界，青岩山地域。西汉初年的张良，字子房，与萧何、韩信同被称为汉初三杰，被封留侯，谥文成侯。张良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传奇式的人物，据《史记》、《汉书》等史志典籍记载，他的先人曾五世相韩，自秦灭韩后，张良结交刺客，曾与樊哙在博浪沙狙击秦始皇。陈胜、吴广起兵后，张良聚集百余名少年投奔沛公刘邦。精通兵法的他善于出谋划策，深得刘邦信赖，曾称赞他能“运筹策帷幄中，决胜千里外”。然而，这位功名卓著的开国元勋在功成名就之后，却急流勇退，称病不朝，过起闭门谢客的隐居生活，直至汉高后三年去世。因此，张良的晚年活动鲜为人知，以至被人蒙上一层神秘色彩，而张良死后究竟葬于何处，也成为千古之谜。而我们的下一个目的地却正是这位兵法、数术名家的墓地。关于张良的墓地，人们曾有多种猜测。有人认为，张良墓地在今河南省兰考县，县城西南六公里的曹辛庄车站南侧，确有一座张良墓，高达十米，周围古柏环绕，郁郁葱葱，似有一定来历。据传说，刘邦死后，吕氏专权，张良便托病隐居于东昏县（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兰考）西南的白云山，死后就葬于该地。后世的戏曲、小说也有相似描写，说张良纳还冠盖，辞朝学道，刘邦追至白云山，张良幻化而去，从此不知下落。也有人认为，张良墓地在今山东沛县东六十五里的微山湖微山岛上，据唐代《括地志》记载：“汉张良墓在徐州沛县东六十五里，与留城相近也。”又载：“故留城在徐州沛县东南五十五里，今城内有张良庙也。”当初刘邦封侯的时候，曾许诺让张良“自择齐三万户”。但张良以在留城与刘邦首次相见为理由，要求封给他留。既然封地在留，死后葬于留城附近，应属合情合理的事情。这一看法以唐代文献为依据，且与史实较接近，也有一定说服力。还有人认为，张良墓地在今湖南张家界的青岩山。当地山水奇丽、林木清幽，是著名的风景区。据《仙释志》记载：“张良，相传从赤松子游。有墓在青岩山，时隐时现。”《陵墓志》也记载：“汉留侯张良墓，在青岩山。良得黄石公书后，从赤松子游。”邑中天门、青岩各山，多存遗迹。核以史实，张良确实曾在封侯之初，向刘邦说过：“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综合上述记载，张良晚年前往景色秀美的青岩山隐居学道，死后即葬于该地，应该是最为合乎逻辑的推断。何况，陈子浩他们留下的地图上也鲜明的标记了青岩山的所在。陈子浩等人对张良墓的图谋十分显而易见，由于之前他们一直是遵循着奇门遁甲这条脉络，那这位在奇门遁甲钻研史上最著名的子房先生就更不会被放过了。相传当年黄帝得到的奇门遁甲为一千零八十局，到了周朝为太公姜子牙改作七十二局，而这个张良张子房则将其简化为了十八局，即阴遁九局和阳遁九局。何况民间一直有传说，张良将一生的奇门遁甲精要研究都藏入了自己的墓穴，之所以布下三处墓穴葬地，正是效法“狡兔三窟”，以迷惑那时虎视眈眈的吕后。明白目的是一回事，可要想抢占先机则是另一回事，对于毫无头绪的我们来说，且不谈传说的真实性，单单这些精要书籍的线索，就已是扑朔迷离了。……“嗬，这菜辣的，我那喉咙都赶上大兴安岭火灾了。”林岳满头大汗地吃着，口中不住叫唤，“不过还真好吃，辣死也值得了，唔……”“慢点吃，就这吃法，迟早把你的胃弄坏了。”S倒没有嘲笑林岳的穷形尽相，反而递去一杯白水，细心地提醒着。从山谷回来林岳便一直嚷嚷着叫饿，一路海吃过来。他之前一直到现在的表现始终让我觉得有点奇怪，但又说不出为什么，终于在某次饭桌上我想到了症结所在。“哎，林岳，我记得你小子在学校里没这么大胃口啊。”我回忆着问道，“那时候你还不太爱吃水果，怎么，现在秋后算账一起吃个够本了？”“得……得了吧，我……我这叫体质特殊……”林岳嘴里塞满了食物，翻着白眼道。“体质特殊？你不属猪吧？”S白了他一眼，讥讽道。“体质的确特殊，是他的缘木能力害的。”耿婆微微笑着替他解释道。“缘木是一种借助自然变化来创造和控制植物的能力，对施术者来说体力消耗很大。”“就是，你们看我这么吃也没见长肉啊。”林岳捏了捏自己坚实的胳膊道，“唉，整一小细胳膊小细腿的，都给消耗了。”我们这才惶然大悟，难怪林岳在每次战斗后都会大吃大喝，一路食物不断，而且还特别注意随身携带的干粮补给。原来他是为了应付沿途的状况，注意给自己的能力补充动力。自那以后，S便不再嘲笑林岳，相反的，还时常会准备一些食物带在身边，以备林岳的不时之需。在古战场上，林岳在地下造成的那阵波动隐含了极其巨大的潜能，我很好奇，当时如果不是耿婆喝止了他，情形又会是怎么样呢？从知道林岳的能力开始，似乎没人知道这小子到底有多大能耐，但那千奇百怪的植物却又被他运用的巧妙自如。他的个性有些搞怪，每每采用的攻击方式都是刁钻阴损的，可真要细论起来，缘木能力的威力却是让我隐隐有些发寒的。虽然我并不知道自己究竟害怕哪一点。在这片风景如画的地域里，晚饭后最好的活动莫过于慢行散步，虽然我们落脚处附近并没有什么市集和景点，但对人来说亲近自然远胜于市井喧嚣。或许在自然的环境中，思维会变得更加敏锐，至少我是非常需要这样的环境来思考。黄昏的天色总是给人带来许多的遐想和感叹，也许是夕阳晚霞的色彩最容易触动人类大脑中的某根神经，世间多少骚人墨客为此留下了千古佳句。当然，这种雅兴和情调并不是人人都有的，最多也只会安然享受晚景而已。但眼前那些喜欢煞风景的除外。拐过一片幽静的树林，石板铺就的道路出现在面前，沿路观赏着周围的景色，林岳和S在一边低声谈论什么话题，不时地偷笑着。晖儿拉了拉我的衣角，似乎在提醒我什么，猛一抬头，不远处有几个路人迎面走来。不过是几个路人，晖儿未免也太过小心了，我正想笑着调侃她两句，视线却被那些人的行动所吸引，身边的耿婆也低低地“咦”了一声。那是八个身材高大的人，为首的一个穿着一身灰色的布衣，款式很像当地的农家服饰，脚下行走起来大有龙行虎步的感觉。在他身后的那七个人却穿着宽大的长袍，头上戴着个大大的斗笠，行动间有些僵硬，暮色中看着十分的诡异。更不可思议的是，我看不清那斗笠下的面孔，这并不是因为天晚的关系，而是他们的脸部都让一张画着朱砂印记的黄纸所挡住了。“湘西赶尸匠。”耿婆低声提醒道，“湘西赶尸，生人回避。大家都靠边，给他们让条道。”大家都是一愣，在现代社会这个名头有些生僻，但我们几个多少都有所了解，当下闪在一边给对方让出了道路。那些人很快便走过了我们的面前，为首的那名汉子大约三十多岁，身形魁梧，蓄着短髭，板寸头上刺毛林立，看着彪悍异常。我悄悄地打量了一下他身后的七个人，都是垂手而立，行动间似乎双膝并不弯曲，脚下向前直直挪动，看着像是在跳动一般，只是动作幅度并不大。“啊～～”S突然发出一声惊叫，满面怒色地盯着为首的男子，一只手探向身后。灰衣汉子嘿嘿地笑着，身后那七人全部停了下来……十八、辰州尸俑装潢古朴的包间内摆着一张矮小的木桌，上面满是精巧的茶具，两名男子隔桌相对跪坐。正在摆弄茶具的男子似乎十分熟知茶道，手法轻巧优雅，面上那亲切的笑容更是让人油然生出倾慕的感觉。在他对面的男子身形较为高大，即便是跪坐下来也比常人高出不少。这人看来十分普通，但却普通得让人有些害怕，因为你根本无法在这张谦和平常的面孔上窥出任何的情绪。摆弄茶具的男子提起水壶，用滚烫的热水在小巧的紫砂茶壶外均匀地浇了一圈，取过茶杯，以清茶洗涮。单掌托壶，缓缓倾出，一杯幽香四溢的茶水敬至高大男子的面前。“茶之道，深蕴而内敛也，嗅则其香淡雅，品则入口浓郁。”高大男子轻晃着茶杯道，“你浸淫茶道多年，怎么今天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茶道乃静心专一之道，心中愧意难当有如茶香外溢，故不能控也。”沏茶男子恭谨道，“莫曹欺瞒风爷，一直揣揣不安，自知难逃您的法眼。”“行事大气，有心胸，这是我欣赏你的原因之一。”高大男子品了一口茶水，“哦？这茶的功夫……”“雕虫小技，风爷见笑。”沏茶男子坐直了微一欠身，“莫曹只是以茶明志。”“鼻间茶香浓郁，茶水淡而无味，细品之下却是浑然一体。”高大男子点头道，“好个以茶明志！用嗅觉引导味觉，果然寓意深刻。”见杯中茶水已干，沏茶男子恭谨地又沏上一杯，那高大男子接过茶杯在鼻间细细嗅了一阵，一口呡下。“陈子浩的事我自会处理，你不必担心。”高大男子放下茶杯，身边突然蹿出一只金毛猴子，攀到桌上摇摆着走向茶具。沏茶男子微微一笑，又沏了一杯，递了过去，那金毛猴子大大咧咧地接过茶杯，竟也细细嗅了一阵，两爪托住茶杯呡了一口，即刻点着头冲高大男子唧喳地叫了起来。“能让我欣赏的人不多，能让它欣赏的人就更少了。”高大男子的脸上露出一丝笑意，“你，很好。”……S的惊叫声并不是无端而发的，当那汉子经过她身旁时，宽大的手掌在她臀部重重地摸了一把，那动作猥琐之极，但又快的惊人，以至于S完全没有避让的余地。“朋友，这是什么意思？”边上的林岳没有破口大骂，却一反常态地严肃道，似乎也看出那人的来路有些不凡。“么子意思？赶尸的道道忌讳女的，这妹子翘起屁股拦路，我只不过是教训两下。”灰衣汉子操着地道的湘音满脸生横道，“高声大气地炒哒我的客，这笔账倒要算下看看。”对方的态度霸道强硬，强词夺理的架势似乎在故意找碴，我隐隐觉得事有蹊跷，当下掩在了晖儿的身前。S早已按捺不住，听到那汉子口里不干不净的，更是恼火，刚想放出怀里的狴犴上前对付，却被林岳暗暗拉住。“算账？好啊，不过她是个女的，怎么也不能让朋友你坏了名声吧？”林岳微微一笑，“要不我陪你玩玩？朋友尽管划出道来。”“城里人细皮嫩肉的，就莫学哒讲么子江湖切口，倒你爷的胃。”灰衣汉子不屑道。哐铛几声，那汉子话音刚落，身后的七个怪人突然倒地，个个摔得四仰八叉，手脚挣扎摆动却站不起身来。也就是这么一摔，宽大的袍子耷拉在了身上，这七个怪人居然都是大腹便便，可让我惊异的是，他们隆起的腹部竟然是一般大小。地上不知何时长出了一片苔藓，闻声灰衣汉子转头间险些也是一跤，当即脚下一扎稳住身子。那汉子哼了一声，双脚交替探出，脚步诡异地游动了一圈，满地的苔藓尽数被他翻起，双手一抓一提，拎住地上怪人的衣领，几下将他们拽了起来。“急哒找死！”那汉子恶声喝了一句，身子晃动中，手掌翻飞地在七个怪人背后击打了几下，一阵梆梆作响后，那些怪人动作诡异地向我们直冲过来。“老婆子有些累了，你们陪他玩玩吧。”耿婆打了个哈欠，坐在了路边的石头上，翘起二郎腿悠哉地观起斗来。临近身边，那些怪人的手臂突地举起，平伸向前，宽大的袍袖中露出一双双惨白枯槁的手掌，十指上长着乌黑的长甲，像是猛禽的利爪一般。手臂抬起的位置恰到好处，在他们的逼近下，寸许长的黑甲全然是冲着我们的咽喉部位而来。“就知道是这一招。”林岳乐了，双手抖动了两下，几根粗大的树枝横劈了下来，狠狠地敲在了那些怪人横伸的手臂上。“梆梆梆……喀嚓……”一片响声后，那些怪人的行动被阻了阻，手臂却并未折断，

后，我去上班：乔伊丝不在，又没有留言。菲丽丝和我对付着。大家都对付着。一种哀伤的气氛，悼念逝去的美好时光。她一手打造了《莉莉丝》，但如果她不来上班，连续几天不来，大水便会淹没她。大家几乎不提她。但肯定会想她，至少我想她。我想，我想！我伤心得发狂。我不安，羞愧，心想弗雷迪死了，我妈妈死了，我几乎一滴泪都没流，只有一种冷漠的空虚感，但是乔伊丝溜出了我的生活，我却这样伤心欲绝。一开始我想，看看我，一个多么缺德的女人，但后来我知道，既然我允许自己为乔伊丝痛心，就是接纳——接纳了哀痛，接纳了悲伤。这几天早上，我都是泪流满面地醒来。为弗雷迪流泪，为我母亲流泪，为天晓得其他什么人流泪。但是我没有那个时间。我玩命地工作。与此同时我伤心得发狂。我觉得这不见得是朝成熟又迈进了一步。有一颗冰冷的心还是有许多好处的。再去看莫迪时，她在生气，冷冰冰的。因为我？不是，原来是楼上的“爱尔兰女人”又开冰箱、关冰箱地“侮辱”她了。因为我刚从一个有事情就处理、不作兴嘟嘟哝哝地吹毛求疵的环境中来，就说：“我上楼去和她谈。”然后我上了楼，莫迪在我背后大吼：“你来插一脚干什么？”我敲了楼上的门，一楼。一个满脸雀斑的瘦长男孩子开了门让我进去，房里那个高大漂亮、长着疲倦的蓝眼睛的爱尔兰女子，以及另外三个满脸雀斑、一头金发的瘦小孩正在看电视。他们的冰箱硕大，兴许是街那头的二手店里买的，我在那儿的时候它正好响起来，发出一阵隆隆又吱吱的噪音，震得整间屋都在抖。我没法说，拜托把这冰箱卖了吧。你看得出来这就是贫穷。我是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这种贫穷。现在我认识了莫迪，还有一套新的标准呢。什么都用廉价货，但是孩子们喂得饱饱的，有干净衣服穿。我说，福勒太太好像病了，他们看到她了吗？在那姑娘的脸上，我看到了一种我现在似乎到处都能见到的表情，一种坚决的无动于衷、一种逃避：“怎么说呢，她不是那种可以求助或是施助的人，于是我放弃了。”她一直在侧耳听什么——实际上，那家的丈夫回来了，一个黝黑、瘦削、暴躁的爱尔兰男人，醉得厉害。孩子们瞪大了眼睛互相望着，然后闪进了内屋。他们很害怕，她也是。我看到她的小臂上有瘀伤。我谢了他们，离开了，没来得及关上门就听到了里面怒气冲冲的声音。下了楼以后，我坐在那愤怒的小老太太对面，她一张苍白的瘦脸板着，我说：“我看到那冰箱了。你从来没有过冰箱吗？那个冰箱太旧，噪音太大。”“但是她为什么要早上一点钟来接通它，甚至三四点，偏挑我要休息的时候？”好吧，我坐在那儿解释。通情达理。我一直在想莫迪的事。我喜欢她。我尊重她。所以我不准备把她当婴儿般对待，那是辱没了她……我是这么决定的。但是那晚面对着她，看着她坐在那儿，一脸惨白，不住地哆嗦着，我发现自己最终还是把事情往简单里讲，想哄她开心。“那好，如果是像你讲的那样，她为什么非把那东西放在我睡觉的地方上头？”“也许它受电源插座的限制呢。”“那我的睡眠就该见鬼去了，是吧？”我们坐在那儿的时候，那东西又响起来了，就在我们头顶。墙壁在颤，天花板在颤，但那真不是什么让人难以忍受的噪音。至少吵不醒我。她坐在那儿，看着我，一半是得意，你看，你现在也听到了吧，我可没夸张！一半是好奇——她对我好奇，看不透我。我本来下定决心要告诉她杂志社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这很难。“你在那里肯定是个女大王啊什么的吧。”她说。我回答：“我是副主编。”她倒不是没有听懂我的话，但是她非要批驳一下——批驳我——批驳一下当下的情况。她脸侧向一边坐在那儿，然后抬起手来，挡住脸不让我看。“啊，那么，你以后是不会愿意再来我这儿了，是吧？”她终于说道。我回答：“就是这周特别困难一点。不过明天下午我来，如果你欢迎的话。”她有点倔强、有点忧伤地耸了一下肩膀。我走之前，看了一眼厨房，吃的不多了。我说：“明天我带东西来，带你要的那些。”久久的沉默，我以为她不会开口了呢，但是她终于说：“天气不好，不然我就自己去了。还是和平常一样——给猫吃的东西，我还想要一点鱼……”她没有把单子报完，这意味着她的确接受了我，的确信任我，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但是我离开的时候，我看到她瞪大了眼睛盯着我，眼神中透着惊恐和焦虑，好像我背叛了她。第二天，办公室里还是没乔伊丝的影儿，于是我给她家打电话。她儿子接的电话。字斟句酌。小心谨慎。不行，她在厨房，我想她在忙。乔伊丝以前从来没“忙”过。我很生气。我坐在那儿想，我可以走进莫迪·福勒的家，去帮助她，却不能去帮乔伊丝，我的朋友。与此同时，菲丽丝正在回复信件。没有用乔伊丝的桌子，而是坐在秘书用桌边的一把椅子上。乖觉圆滑这一项，满分。“这实在荒唐。我这就去找乔伊丝。你管好这儿。”然后我拔腿走人。我去过乔伊丝家上百次，不过总是在得到邀请、受人期待的情况下去的。开门的是她儿子菲利普。他一看到我，就结巴起来：“她在——她在——她在……”“厨房里。”我替他回答。他似乎是躲到自个儿眼睛里头去了：人不在焉。又是这种眼神！但是不是我以前没注意到？表面上准备妥当，做了这样那样的预备工作；防御工事守护得很好。我去了厨房。她儿子跟在我后面，像个狱卒，或者说我觉得是（这感觉没错）。这个厨房作为家庭用恰到好处，家具都是松木的，到处摆的是瓷器。她女儿坐在桌旁，正边喝咖啡边做作业。乔伊丝站在水池边。她那样子不再像是贵气的吉卜赛，倒像个穷困潦倒的。她的头发没梳，邋邋遢遢地纠结在一起，马马虎虎地化了下妆，指甲开裂。她转过脸看着我，眼神空洞，表情呆滞，我说：“乔伊丝，这可不行。”她一个激灵回过神来。她的眼中涌出泪水，喘着粗气，迅速转过身去，背对着我，浑身发抖，就像莫迪。我坐在桌边，对两个孩子说：“拜托，我想和乔伊丝谈谈。”他们交换了个眼神。那眼神你可以说是粗鲁无礼的，也可以说是惊慌恐惧的。我知道，其实我很容易就可以同情他们：起码，他们得离开现在的学校，去美国，一切都得从头开始。但是我很生气，生气。“给我杯咖啡。”我说。她端了一杯过来，在我对面坐下。我们看着彼此，直愣愣地、长时间地、严肃认真地。“我受不了你这做法，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说。”“就在这里也什么都不说。”“他们在门外偷听吗？”“你看不出来吗，妈妈被抓回来了。从办公室抓回来的。”“你的意思是，对你的成功啦什么的，他们心怀怨恨？”“不是，他们为我骄傲。”“但是。”“他们周围的一切都乱了套，几个月来他们不知道将来给他们当妈的会是费莉西蒂还是我。现在他们知道是我，放心了，但他们吓坏了。你一定看出来了吧？”她的口气听上去就和我亲爱的姐姐乔姬一模一样，是在和一个行为不良的人——我——说话，我不打算吃这一套。“是的，没错。”我说，“但是我们谈的是一个年轻男子和一个年轻女子，他们不是小孩了。”“多萝西十七岁，菲利普十五岁。”她恶狠狠地瞪着我，我愤怒地瞪着她。我说：“我们怎么变成这样了，如此之心软，如此之傻，如此之孩子气？怎么搞的？”“哦，天哪，”她说，“哦，天哪，天哪！天哪——简娜！”(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哦，天哪，乔伊丝，”我对她说，“我可没开玩笑。你不要摆出这副你比我高明的样子来。难道我对谁说的话里都没有一句有用的吗？”“你究竟在说些什么啊？”此刻我们都怒火熊熊，也因此而互相多了点好感。我们都提高了声音，我们都想象着“孩子们”在听。“我讲的是我们生出来的这些见了鬼的、没骨气的、被宠坏了的混账东西。”“你根本没生过。”“啊，谢谢啦——好，这事就这么算完，我就这么算完！我没生过，还真是谢天谢地了。我一看到——”“听着，简娜……”她慢慢地讲清楚，好像在对一个白痴说话，“难道他们就没有什么该得到的，没有被亏欠什么吗？他们的父亲，这些年来算是有第二个家庭，他们有的就是这样一个父亲。前些日子他们不得不接受父母要离婚这件事。如今一家人能在一起……”“那我们，你的工作，还有我该得到的呢？”她坐在那儿，随着她的颤抖，勺子在咖啡杯里，叮叮地撞在杯壁上。“家里出现危机，要做出一个选择，你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什么时候真得独自生活，和其他几百万妇女一样——你在工作中做出了什么，全没了意义，被打得粉碎。”此时我们都在颤抖，非常羞愧。我们能看见自己的模样，在一栋安静的房子里，两个女人对着彼此大喊大叫。“等等，简娜，”她说，“等等。”然后她无事找事地站起来，在炉子上放上一壶水，又磨磨蹭蹭地坐下来。然后，她说：“你以为，想到你，想到我们的友谊，我心里就不难过吗？我痛苦极了。”她又吼上了，“你懂吗？我痛苦。我这辈子也没有过这种感觉。我被劈成了两半，撕扯开来。我想要号啕想要尖叫想要满地打滚……于是我就给全家人做饭，辅导孩子做家庭作业。够奇怪的。”“而我，够奇怪的，也痛苦极了。”于是突然地，我们大笑起来，以前的那种大笑；我们弯下腰，趴在厨房桌上，放声大笑。“孩子们”听到动静，走进厨房来：脸上挂着惊恐的微笑。我，简娜·萨默斯，“杂志社来的人”，的确是像他们所想，是个不折不扣的威胁。看着这两张惊恐的脸，我知道要是自己不小心的话，就要缴枪投降了：但是我的心灵在说，我是对的，我是对的，我是对的……也许说到底，我是不对的……我说：“我得回去上班了。”她说：“我知道没有我，你和菲丽丝也干得很好。”“是很好。”“那好啊。”我以最快速度冲回办公室。冲回我真正的家。把乔伊丝留在她真正的家里。后来我把东西送去莫迪那儿，和她坐了一会儿。我很疲惫，她也看出来了。她怯怯地说，声音苍老：“如果你累的话，不要觉得自己非来这里不可。”“为什么不呢？”我说，“你需要帮助，你知道的。”然后我加上，“我喜欢你。我喜欢认识你，莫迪。”她拘谨、克制地点点头，脸上有一丝满足的笑。“我不会说我不是占便宜的那一个，我的确是占了便宜的。”我又出门到对面的店里去了一趟，我忘了买茶。外面雨夹雪。我从废料车里弄了一点木柴。在这几条街道，上上下下的房子都在“装修”。莫迪家门前那条短短的小街上就有四栋。四辆废料车里装满了“垃圾”。包括毫无破损的椅子、床垫、桌子，还有大量完好无损的木料。人们偷偷溜出来拿木头。这些房子里大概还有不少壁炉。但很快就会被淘汰了，等这些房子“装修”完毕以后就没有壁炉了。我从店里出来，人行道上站着两个老太太，裹得严严实实的，像包裹似的。我认出一张脸来：对面窗户里出现过。我冻僵了。想回家。但是我已经明白，当前状况是要耗上一阵子了。对话：“不好意思打扰一下，请问莫迪·福勒可好？”“她看上去挺好。”“你是她女儿吗，亲爱的？你把她照顾得真好。”“不是。我不是她女儿。”“你是个‘好邻居’？”“不，也不是。”我笑道，老太太们礼貌地朝我微微笑了笑。我说“老太太们”，其实该受批评呢，我没管她们的个性，只说了“老太太们”。但她们样子很相像，都是胖乎乎的小老太太，裹着厚围巾、厚大衣，戴着厚帽子，勉强露出一张脸来。“莫迪·福勒一向深入简出，所以我们有些好奇。”“哦，”我说，“她都九十多岁了，不是吗？”一阵沉默，透着不悦。“我九十二岁了，亲爱的，这位贝茨太太九十一岁。”“啊，我该说莫迪觉得自己上了年纪。”这太直截了当了，我也知道，但是既然这么开始了，就没法转弯了。哦，是的，我很清楚，事到如今，这样的对话得继续下去。“你认识罗杰斯太太，对吧，亲爱的？”“罗杰斯太太？”“她是社会福利局的。”“我不认识她。”说话这会儿，雨夹雪迎面扑来，我们的脸都发青了。“她想见见你，她是这么说的。”“见我干什么？”“她觉得既然你是‘好邻居’，她想告诉你另外还有一个人需要照顾。”“哦，我不是。”我说。“那就再见啦，亲爱的。天这么冷，我们可不能耽搁你。”于是她们一起蹒跚地沿着人行道往前走，臂挽着臂，慢吞吞地走。第二天乔伊丝回来了，在她的桌前坐下，做了许多开始工作的动作，也的确工作了，但她根本就不在那儿。如今她根本就不和我们在一起了。她的样子糟透了，衣着难看，甚至有些灰尘，头发根部花白，黑色的毛衣边缘也有些发灰。看着她这样儿，我立即预约了美发师。决定花一个晚上来自我保养。就是那个晚上。我真正地泡了一个澡，好几个小时。我剪了手指甲、脚指甲，纹了眉毛，保养了耳朵、肚脐，处理了脚上的硬皮。这么多年来，让我能够仪表整洁完美，大家看到就会想“她是怎么做到的？”，全靠我每周日的晚间时光。我从不让任何事情干扰这个安排。弗雷迪以前会拿这事开玩笑，但是我说，随便你开玩笑，我不在乎，我一定得这么做。多年以来，每周日晚上，晚饭过后，我都挑好下一周每一天要穿的衣服，确保这些衣服上没有一点皱痕、折痕，弄好扣子和褶边，擦干净鞋子，倒空、擦亮手袋，给帽子掸灰，任何有一点点脏的东西都挑出来以便送去干洗店和洗衣房。每周日晚，数小时。上班时，在那一双双专业、有见识的眼睛打量下，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一根头发没修饰到位。修整仪容。是啊，如果我不坚持的话，我的风格就该进字纸篓，就像乔伊丝现在一样。原本的上流吉卜赛，变得衣冠不整，还算得上不落俗套；若是我的风格疏于打理，那剩下的就只是一个邋遢婆娘了。所以现在我要敦促自己做好这件事：扣子、鞋子、领子，熨烫，熨烫，再熨烫，哪怕是衬裙上也不能有一段松散的蕾丝边。三个多月后是好好泡澡还是记日记，一向需要做出选择。我需要一样东西能让自己紧抓不放。乔伊丝回来工作了，不过她是一个游魂，行尸走肉。费莉西蒂宣布自己怀孕了。丈夫杰克要求乔伊丝“大方”些，乔伊丝说她希望他能做个决断。他说，你报复心太重，她说，我要是想要你那真是疯了。两个可怜的孩子都发了疯，在惩罚乔伊丝——她说。倒不是她不像以往那样完成工作，只是她的心不在工作中。至于我过去那么依赖的良好融洽的气氛，默契合作就像一个人——没了，一去不复返了。我们——菲丽丝和我——支持她，时时刻刻，小心，谨慎，策略。哦，我们编辑室上下，全该得满分，我看着这一切，很着迷，想知道这怎么做到的。这个女人，一手打造了这本杂志，的确是她一手打造的，是她给的推动力，如今她却在逐渐淡出。我在电视上看到一部片子，一群大象用鼻子支撑着濒死的伙伴。它给了我联想。因为乔伊丝是在淡出。事情不能一直这样下去，这一点大家心照不宣。同样“不宣”的，是我将是新的主编。与此同时，乔伊丝说她会带孩子们留在伦敦，她会离婚。前所未有地，那两个孩子开始打电话来办公室，问东问西。荒唐，比方说，果酱在哪里，你把我的毛衣放哪儿了？乔伊丝耐心，苦恼。为他们。很好，但是一个人能同情多少人是有限额的。我正在弄明白自己的限额：很小。我就只能应付莫迪·福勒。天气一直潮湿、寒冷、阴沉。几乎每晚下班后我都去莫迪那儿。让她“迁居”我已经连想都不再想了。我只提了一次，她一连三天把我当敌人看，当“他们”的一员看。我有房子住，她说，咳，咳，咳，因为顶风冒雨去屋后上冰冷的厕所，因为站在没有暖气的

男同肉黄片在线免费观看家死鬼再怎么喊“老婆”她也不回应。他当然把这种悲痛都看在眼里。他甚至要比自家老婆还更在意贫穷的难受、欠债的悲哀，以及孩子的学费。然而就像他的小说从根本上成功地与现实绝缘一样，在他的现实生活中，他要是不能成功地跟这些事情绝缘，就无处容身了。他把追债的看成拉曼确绅士[6]的风车怪与其战斗，向小姨子求爱也是将她比作托博索的杜尔西内亚公主[7]。他明明从未相信过自己小说宣传用的那些固定说法——什么孤高的文学，吟游诗人的异类文学，却成功地做到了扬扬得意，成功地认定了“老子就是这种类型的作家”。他虽然在小说根基与现实根基完全脱节的小说世界里玩耍，却没有注意到这种自我欺骗的存在。不仅如此，他还成功地做到了只从现实世界的表面去贴近小说世界，于是他越来越热爱自己的作品，成了自己的忠实读者，沉醉在自己的作品里，成功地蔑视并无视了自我现世之身的卑微恶俗。他就算不愿意，也必须沉醉在自己的作品之中，不然就无法在这现世之身的苦闷中咬牙活下去。同行和批评家如今偶尔还会在《文艺时评》的角落随便写上五六行孤高的文学、异类文学等固定评价——这也是为了赚钱，所以大家就不辞辛苦地凑合凑合随便写那么几句。然而他能欺骗所有人，却再也无法骗过他老婆了。因为他老婆不仅用头脑读懂了，还切身体会到了，她凭借亲身经验确定了其作品和现实在根基上相分离的事实。这时发生了一件事，让他老婆终于忍无可忍。☆☆☆他们在一栋整洁干净的公寓住下了，公寓名叫疑雨庄。这公寓的老板娘是别人家的小妾，想挣点零花钱，就缠着自己老公弄了套公寓，背地里则是为了出轨。她老公非常能喝酒，每天晚上都要喝上一升酒，那方面又不行，老板娘从小是当艺伎的，不满足于狭小的环境，又是个贪淫好色的女子，所以一直很有技巧地和公寓的某些客人玩乐。每次她老公过来开始喝晚上这顿酒的时候，就会说：“咱们今天把那位客人也喊过来吧。”于是庄吉也被邀请一起喝酒。老板娘是个二十七八岁的美人，因为以前一直是做艺伎的，所以没有黄脸婆的味道，散发出浓厚的情色气息，丰艳而性感。她一声声喊着三枝老师，又是热情招待又是献媚讨好，把庄吉得意得都快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自那以后，他醉酒后梦游的香闺就变成了公寓老板娘的房间。喝醉了就开始大闹特闹，明明平常声音细得跟蚊子叫似的，这时候却用洪钟般的声音，像啦啦队一样狂热乱舞。真不知道这么瘦小羸弱的身子是如何发出这种声音的，脸上像镀了一层电镀般闪着光泽，一面拿手打着拍子，一面粗着嗓子又是礼赞这位妇人，又是向这位夫人求爱。因为声音在小公寓里听得一清二楚，所以老板娘一边说“哎呀老师，您夫人会听到的”，一边又故意大声说话，明送秋波。庄吉也就越来越得意忘形，说道：“我实在讨厌我老婆，一年到头就知道剥剥笋，切切洋葱碎，哭个没完，从早到晚都是这样，每天也吃不了几百根笋，所以她就用了妖术，一根笋能剥上五个小时。因为除了这妖术，她这辈子也没有其他本事了。”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他老婆可忍不下去了。日本主妇大多兼职做女佣，精力主要放在兼职上，然而本人又不是自愿辛辛苦苦做兼职的，老公没用，老婆跟老公又不能当朋友，就只好忍着眼泪剥笋皮。可这又算怎么一回事？半句不提自己的无能无用，却说自家老婆是黄脸婆，是剥笋的女妖婆。不管哪家死鬼都会因为自身的无用无能把自家老婆说成维持家计的女妖婆，偷偷憧憬那些不能维持家计的风尘女子，这些男人全都是不走正道的阴险鼠辈，正因如此，老婆们才会把所有的娼妓艺伎小妾统统当成敌对国家，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要是看不见、听不着也就忍了，一旦眼睛看到了，耳朵听着了，心里这把怒火收不住了也很正常。即便如此她都忍了下来，结果自己的老公却跟人家去看戏，喝得酩酊大醉，一起热热闹闹地回来，也不去自家老婆屋里打个招呼，就一直在人家老板娘的屋里大声狂笑，让人家给他喂酒。截稿日就快到了，自家老婆已经把空锅弄得叮咣乱响了，他却双眼发光横眉怒目瞪着老婆看。只要老板娘过来说句“老师来一下”，就连忙又没辙又高兴地出门，到了半夜还不回家，等到家已经喝得东倒西歪，小说已赶不及交稿。贫穷排山倒海般压过来。死鬼的心理很复杂奇怪，他并不招女人喜欢。老板娘能如此轻易把他玩弄于股掌之中，正是因为他在这方面幼稚笨拙，不过是个耍脾气的孩子而已，所以才博得了老板的信任。于是老板娘带他出门，再顺便带上别的男人，让他舒舒服服地喝醉，说句老师我想起来有点事要办、我去买点东西、我去见个人、我去叫个人之类的话脱身，随便找家关东煮店，给他弄点便宜酒喝，玩两个多小时再回来接他。她带出去的男人经常在变，但只有庄吉的情况完全没有变化。最近还越来越低三下四，只要这对男女一站起来说句对了老师，我们忘了件事……庄吉就嘿嘿傻笑着说不用什么事都打招呼，你们走好之类的，真可悲。他明白这种可悲已经渗透到了他的骨子里，然而他就这么点本事——被花心女人的丰艳魔力压得死死的，人家说两句好听的他就乐得绷不住了，回想起来每次都是如此，也真是可悲至极了。又因为这种事也没法跟自家老婆说，所以他表面上威风八面，搞得他好像很受女人喜欢，是老板娘的意中人似的，什么“老婆啊原谅我”，莫名悲伤，感叹这就是艺术的可贵，疯狂迷恋那些完全不基于他本性编造的梦幻故事，把自己完全化身为小说中的人物，流着泪大声朗诵那些作品，到头来却只感动了自己。在他老婆眼里，他傻得不能再傻了。对她而言，自家老公的小说已经一文不值，她骂了句没出息的玩意，你给我等着，然后就失踪了。其实，他会如此反常地迷恋老板娘，并不是因为爱情或是花心，而是因为在文学方面遇到了瓶颈。女人们对他完全没兴趣，而是利用他来出轨，小看他，践踏他。自己有多可悲，他心里一清二楚。他为那些轻易就能看穿的甜言蜜语而心满意足、喜形于色，像个白痴似的。这并不有趣，也不好笑，只有悲哀。虽然如此，如果一个艺术家在艺术上失去了自信，他的人生就没有半点光明了。下意识地热衷于那些不有趣、不好笑，自己也不想干的事情，这就是所谓的颓废，是丧失自信注定会导致的结果。他老婆失踪了好几天都没回来。他痛苦不已，感觉整个世界都快颠覆了。老板娘却冷冷地问他：“咦？您夫人出轨了？真是看不出来呀，老师您也太没出息了吧，难不成对她还有留恋？”一句句，话里像是藏了毒针，老板娘的本意他也很明白，就是极尽所能侮辱他俩，眼神中还透着半分嘲笑之意。可只要老板娘调戏他一句“老师您不如也出轨吧”，他就一切都不管不顾了，说道：“夫人，咱们去开房吧。来，走吧！”老板娘则苦笑道：“老师，您有开房的钱吗？”干净利落的一刀。庄吉宁愿脖子就这么一刀两断，脑袋干脆爽快掉到地上，钻进地里。可这脑袋却非常恶劣地在空中飘来飘去，又是撞到墙壁，又是被推拉门弹回来，还在柱子的棱角上蹭了一下鼻子，苦着脸转了五六个圈。自己明明想闭上眼，塞紧耳朵，一溜烟似的逃走，却有一个像是妖怪的不明生物在耳边不断低语，让自己翻脸反驳老板娘。“我很穷，我三枝贫穷是人尽皆知的。我是艺术家，我很伟大。我就是穷，我没辙呀。”自己在说什么呀，乱七八糟的。可是腰使不上力气，感觉身体僵住了似的，想逃都逃不掉，于是自暴自弃，吼出一些自己都始料不及的话。“是呀，不到死都明白不了呀。”老板娘靠在入口的门上说。正好有一个男人拿着毛巾和肥皂来到走廊里，这个男人也是那些男人的其中之一。“哎？什么死不死的？”“我说不到死都治不好呀。”“哦，你说那个‘白’开头的词呀[8]。”“对。”老板娘点头，“不到死都明白不了吗……梶先生，今晚能带我去喝点小酒吗？”老板娘和男人并肩走掉了。过了几天，庄吉的老婆回来了。没办法工作比什么都难受。正因如此，自己才会陷入这种窘境。还是工作最重要。可是，为什么没法工作呢？女人、酒，都是梦中梦，幻中幻，什么都不是。因此他给一个叫栗栖按吉的后辈写了封信，信上说目前自己想跟老婆孩子分居，一心投身于创作活动，不知道你那边有没有合适的屋子，尽快给我回信。而按吉回信说不巧没有空房。一接到回信，庄吉就松了口气——他本来就是一时意气用事而已，是那种离了自家老婆一刻也活不了的男人。“喂，他说没有空房，那就没有办法了。总之我不想待在这里，咱们去小田原吧，我们在那边重新开始。”“我不想去小田原，去了就没法跟我妈在一起了。”“那也没办法呀。稿子写不出来，又没别的办法，总之先去小田原专心投入创作，写本杰作！”“行李怎么搬啊？”“咱们可以拜托人家，先寄存在这儿嘛。”“你付房租了吗？”“稿子还没写出来，之前还预支了薪水，那边估计不会再借钱给我了，我得去小田原，总之，只要不在这个房间我就能写出来，要是能写出来，房租根本就不算事。”“所以说，现在要是不付算什么事？连夜逃跑？我们还有行李呢！”“我都说了，你去老板娘那求个情，跟她说说，她会理解的。”“你去吧。”“我不能去。”“你们不是好朋友吗？”庄吉双手抱臂，神色黯然，不吭声了。他老婆自己毕竟也刚失踪回来，也想平复一下自家死鬼的旧伤，就说道：“那我去吧。就算她叨念房租的事儿我也不会在意的，咱们堂堂正正地离开。”“嗯。行李的事儿也拜托你了。”老板娘听说了这事儿，突然一反常态，心情大好，马上就答应了，紧接着跑到庄吉这儿寒暄道：“听说您要回老家是吧。真舍不得您。您要是来东京，别忘了顺道来看看我。您在银座附近给我打电话也不要紧，我会马上赶过去的。哪怕大半夜叫醒我也没事。今天我给您开个送别会吧。”“可是，我们得赶火车，所以……”“哎呀，小田原这么近，坐几点的火车不都能去嘛。那老师，我们没有佳肴只有美酒，您就赏脸喝几杯吧。”“我们得趁在天黑前赶到车站……”“哎呀，这还是您自己家呢。我说夫人，您这么无情，就有点过分啦。夫人，就一个来小时，行吧，借用一下您家老师。夫人您还要整理行李吧。老师您真是的，太见外了。”庄吉被拉到老板娘屋里，接受了老板娘的一番招待。由于行李已经整理好了，于是庄吉度过了万分懊恼的一小时。“已经到时间了，我们走吧。”“哎呀，菜才刚上齐呢，我们正要开始吃呢，老师，您说是吧？”庄吉老婆理都没理老板娘这番话，抓着醉眼蒙眬、满脸通红的自家死鬼的胳膊。“来，我们走吧。”“你也喝一杯！”“您看吧，您这么干会被讨厌的。您夫人太不识趣了，是吧老师。”“我识不识趣不用你操心！你算什么呀！不就是个从艺伎堆爬上来的小妾吗！我是他原配夫人！”庄吉老婆这会儿莫名其妙地嚣张起来了。庄吉还没有醉到不知分寸，回老家的悲惨还堵在心头没有消去，这会儿他竟老老实实站起来了。老板娘一下子站起来，走到庄吉身后，想给他披上呢绒大衣，庄吉老婆一声不吭，强行夺过自家老公，像是把小个子庄吉抬出去似的，用力把他推到了走廊上。“老师，我等您来东京哟！来了就给我打电话呀！”庄吉想回头寒暄一番，却被自家老婆捏着脖子往大门口推，庄吉晃晃悠悠踉踉跄跄冲到了大路上，毫不掩饰地回了个头，已经看不见老板娘的身影了。“嘁，活该！真痛快！”自家老婆怒气冲冲，老板娘多半已在屋里捧腹大笑吧。庄吉比自家老婆受到的调戏、侮辱、玩弄、嘲笑要多得多，这点庄吉心知肚明。然而，这只能怪自己，怨不得别人。工作，工作，还是工作最要紧。于是庄吉回老家了。☆☆☆他母亲一直在小田原的老家过着孤独的守寡生活。她的生活真是既坚强又孤独。她常年担任小学教师，过着男人婆的生活，而且从她跟丈夫结婚的时候，她就习惯了孤独。因为她丈夫是外国航线的船长，大部分时间住在海上，偶尔回家也经常待在青楼深酌高唱，偶尔还把当时还是学生的庄吉带出来，让自家小子在青楼留宿。跟老公每次见个面，就像剑客跟其他流派的人士比武一样漫长，她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亡夫的遗产很快就被年幼的庄吉用完了，房子和土地被债主强行征收。执达吏[9]来了，庄吉逃了出去，过着文学少女和过家家一样的日子。稿子卖不出去，酒店、米店、房租追得他四处逃窜，在别人家蹭饭吃，在各地辗转奔波。庄吉猜想她当了这么多年老师，肯定攒下了不少私房钱，就骗她说孩子病了，向她伸手要钱。但她已经想好了——一个子儿都不给庄吉。庄吉每次被房东赶出来，无处蹭饭的时候，就远远逃到小田原，勉强糊个口，等写出了稿子，定好租处就赶紧走人。两人完全没有什么母子之情，他母亲只觉得庄吉是个超级大麻烦。不过当时对庄吉而言，有一个极大的希望能够慰藉他回老家的痛苦——东都[10]头号大型报纸委托他在上面连载小说。虽然庄吉最近在报纸连载上赚的那点钱连劣酒都喝不痛快，但这会儿要是抓住了报纸连载机会，尤其是委托他写连载的这家一流报纸的连载机会，他的生活就会轻松许多。大家都说庄吉的文学是孤高的文学，是斯多葛学派[11]人士，说得他本人也动了心，但实际他心里想法并非如此，他最想要的是钱。因为穷太难受了，所以他心里一直有种带有妄想色彩的看法：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钱算什么，只要写稿就好。如果有间安静的房间供自己闲居，能不受老婆孩子烦扰的话，说不定就能忽然写出一部杰作来。然而他其实有着一双最为冷酷的“鬼眼”，他知道世人把文学看作艺术，是一种妖魔化的、纯粹又神秘的神作而其实没什么大不了。歌德也是因为偶然读了莎士比亚的作品而感动，想着也来模仿一下，就匆匆忙忙写出了一部小说，而这部小说却成了他具有代表性的杰作。自古以来，许多杰作都是作者想要钱，为了钱而胡乱写出来的东西。巴尔扎克为了赚到享乐的钱而写作；契诃夫为了赶在剧场主规定的苛刻交稿期限前交稿，才苦着脸动笔；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按照读者的喜好改变了人物的性格。他们只不过是答应了所有的恶俗交易，同时具备了一种才能而已——能够把这些恶俗交易化为天赐的灵感，化为写作活动的源泉运用自如。他们就算答应通俗杂志的最为恶俗的约稿，也能写出杰作。这些道理其实他都明白。事实上文学就是这么回事。自由是一种重担，很多时候，别人让他自由发挥尽情书写力作的时候，他却不知如何是好。因为他没有多少真正想写而不写不行的东西。因此，每当通俗杂志来约稿，告诉他“就给我写这种东西”的时候，他反而会更容易借机创作出一些独特的作品。因为作家自己一个人想东想西的时候，往往容易困在圈子里，很难走得出去。如果给他一个未曾想到过的线索，他就能轻易跳出自己现有的圈子，开展一些无法预测的活动，同时发现新的自我。因此，什么再也没人吵自己，跟家族脱离关系，尽情书写杰作的念头都只不过是嘴上念念阿弥陀佛。杰作这东西，就算哼着歌，在吵闹的小巷子里也能写得出来。那种在宁静的房间里安稳地坐着就能写出来杰作的想法简直就是一种悲惨的迷信。同样，不图名利，只尽情本着良心干活儿的这种精神主义也是对文学最大的误解。要想把作家拥有的才能全部发挥出来，就需要精神上的激励。谋求名利就是精神上的激励。如果没有精神上的激励，不管天生有多大的才华，也不可能全都发挥出来。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大天才，一旦作品遭到世人的无视，也会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不断写一些愚作，一个劲儿地

停顿之状态。中国新史学之成立，端在以中国人的眼光，了发现中国史自身内在之精神，而认识其以往之进程与动向。中国民族与中国文化最近将来应有之努力与其前途，庶几可有几分窥测。否则舍己之田，而芸人之田，究亦何当于中国之史学。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四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此尽人知之。论其特点，一、绵历悠久，继承因袭永无间断。二、史体详备，各种史料均得收容。包括地区之广，与其活动民族分量之多，而益形成中国史之繁富，并世各民族，莫能与比。我民族文化之惟一足以自骄者，正在其历史。足以证明吾民族文化之深厚与伟大，而可以推想吾民族前途之无限。然而一往不变者，乃历史之事实。与时俱新者，则历史之知识。中国历古相传之史籍，亦仅为一种积存的历史材料，并非即我侪今日所需要之历史知识。所谓历史知识，贵能鉴古知今，使其与现代种种问题有其亲切相联之关系，从而指导吾人向前，以一种较明白之步骤。此等历史知识，随时代之变迁而与化俱新，固不能脱离以往之史料，惟当在旧存之史料中耐心检觅。今日中国处极大之变动时代，需要新的历史知识为尤亟。凡昔人所宝贵获得之知识，吾人或嫌不切当前需要，而我人之所欲探索寻求者，昔人或未必注意及之。故中国虽为历史最完备之国家，而今日之中国，却为最缺乏历史知识，同时最需要整理以往历史之时期。时时从旧史里创写新史，以供给新时代之需要，此不仅今日为然。即在以往，其历史虽一成不变，而无害新史之不断创写。举其最著者，《尚书》为吾国最初之史书，而书缺有间，盖中国文化尚未到达需要编年史之程度。及《春秋》，为中国最初之编年史，《左传》尤为编年史之进步，然而犹未达以人物为历史中心之阶段。司马迁《史记》出，始以人物为中心。其时人物个性之活动，已渐渐摆脱封建时代宗法社会团体性之束缚而见其重要，故写史者乃不得不创造新体以为适应。班氏《汉书》，则为断代史之开始。乃中央统一政府渐臻稳固后，一种新要求。自此遂形成中国列代之所谓正史。而创写新史之要求，则继续无辍。又著者，如唐代杜氏《通典》，此为政书之创作，乃一种以制度为中心之新历史。继此如宋代司马光之《通鉴》为编年的新通史。又有各史纪事本末，为事件中心的新史之再兴。郑樵《通志》，尤为体大思精，求有以通天人之际，藏往开来，而非前史体例之所能限。然则中国以往旧史，亦不断在改写中。而今日则为中国有史以来所未有之遽变时代，其需要新史之创写则尤亟。窃谓今日当有一部理想之中国通史，供给一般治中国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问题者一种共同必要的知识。不宁惟是，实为中国国民其知识地位比较在水平线上，与社会各界比较处于上层地位者，一种必要之知识。人类必由认识而后了解，亦必由了解而后发生深厚之感情。今使全国各知识界，乃至各界领袖分子，于其本国以往之文化与历史，全不认识，试问何从而生了解？既不了解，更何从而有感情？然则其对于本国民族与文化传统之爱护，何能望其深切而真挚？今使全国各界之领袖人物，对其本国民族与文化，俱无深切真挚之爱情，试问其可有之危险为何如？然而此非欲锢蔽全国人之心思气力以埋头于二十四史九通，为旧史料之记诵。亦只谓其本国历史的知识，为其国领导分子知识分子所应有的知识而已。至于此种知识之提供，则尚有待于今日本国史学界之努力，此则需有新史学之创建。所谓新史学之创建，此亦殊难一辞而尽。要言之，此当为一种极艰巨的工作，应扼要而简单，应有一贯的系统，而自能照映我们家现代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尤要者，应自有其客观的独立性，而勿徒为政客名流一种随宜宣传或辩护之工具。要能发挥中国民族文化以往之真面目与真精神，阐明其文化经历之真过程，以期解释现在，指示将来。有志为此种探讨，其中心注意点，如历代之政治制度，人物思想，社会经济，将以何者为研寻国史新知识之基本要点？此亦难言。中国新史学家之责任，首在能指出中国历史以往之动态，即其民族文化精神之表现。此在能从连续不断的历史状态中划分时代，从而指出其各时代之特征，即此一时代与前一时代及后一时代不同之所在，亦即各时代相互之异同。从此乃见其整个的动态。如某一时代特异之状态在经济，则此项经济状态即为该一时代之特征。或在政治制度，或在学术、思想、宗教、风俗，诸端皆然。经济情形未尝非历史事项中极重要之一端，然若某一民族之历史，其各时代之变动不在经济而别有所在，则治此民族之历史者，自不得专据经济一项为惟一之着眼点，此理甚显。中国自秦以来，直迄最近，苟自社会经济一端言，要之在农业经济之状况下。若遂据此而轻率断定中国文化自秦以来即少进步，自属偏见。治国史者，苟专在农业经济方面从事探讨，无怪其谓中国民族绝少进步。因各时代状况略相同，无从寻得其进步之所在。然若真能为客观合科学的新史家，必从识得中国史之变动何在始。中国史之变动，即中国史之精神所在。近人误认为中国史自秦以下即绝少变动，其实皆由未尝深究国史之内容，而轻率立言之故。变动何在，当详他篇。此不具论。一九三七年一月附录历史教育几点流行的误解近读《史地教育委员会二次会议参考材料第一号》，一九三八年八月总裁训词革命的教育，深受感动。我们只须真实认识，真实推动，更不必再多说话。总裁训词里说：“我们今后教育目的，要造就实实在在能承担建设国家复兴民族责任的人才。而此项人才，简单说一句，先要造就他们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这是一个万分痛切的教训。要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我想惟一的起码条件，他应该诚心爱护中国。这不是空空洞洞的爱，他应该对中国国家民族传统精神传统文化有所认识了解。譬如儿子爱父母，必先对其父母认识了解。这便是史地教育最大的任务。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说起。国史浩繁，从前人早已深感其苦。何况身当我们革命的大时代，在一切从新估价的呼声之下，更觉国史传统之不易把捉。但是愈是新的改进，却愈需要旧的认识。过去和现在，绝不能判然划分。因此在我们愈觉得国史难理的时候，却愈感得国史待理之必要。我常细听和细读近人的言论和文字，凡是主张有关改革现实的，几乎无一不牵涉到历史问题上去。这已充分证明了新的改进不能不有旧的认识。只可惜他们所牵涉到的历史问题，又几乎无一不陷于空洞浅薄乃至于见解荒谬。这是事实。我们这一时代，是极需要历史知识的时代，而又不幸是极缺乏历史知识的时代。让我略举数例以资说明。我常听人说，中国自秦以来两千年的政体是一个君主专制黑暗的政体。这明明是一句历史的叙述，但却绝不是历史的真相。中国自秦以下两千年，只可说是一个君主一统的政府，却绝不能说是君主专制。就政府组织政权分配的大体上说，只有明太祖废止宰相以下最近明、清两代六百年，似乎迹近君主专制，但尚绝对说不上黑暗。人才的选拔，官吏的升降，刑罚的判决，赋税的征收，依然都有传统客观的规定，绝非帝王私意所能轻易摇动。如此般的政体，岂可断言其是君主专制？只缘清末人，熟于西洋18世纪时代如法人孟德斯鸠辈的政论，他们以为国体有君主、民主之分，政体有专制、立宪之别。中国有君主而无国会无宪法，便认是君主专制。不知中国政体，如尚书礼部之科举与吏部之诠选，已奠定了政府组织的基础，不必有国会而政权自有寄托。如有名的唐六典，大体为宋代以来所依照，极精密极完整的政权分配，使全个政府的行政机关各有依循，便不必有宪法而政权自有限节。而况明代以前，宰相为行政领袖，与王室俨成敌体。王帝诏命，非经宰相副署，即不生效。君权相权有时互为轩昂，正如法国、美国总统制与内阁之互为异同。现在我们一口咬定，说两千年来中国只是一个专制黑暗的政体，我们非得彻底推翻，加以纠正。政治只是社会各项事业中较重要的一项。政治理论全部变了，则牵连而及于社会其他各项事业之理论，亦必随而变。牵一发动全局，因而摇动及于全部人生理论精神教育以至整个文化传统。试问中国传统政治及其背后的理论，若要全部推翻，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一刀两截，非不痛快，然而以后种种却从何产生？于是在革命初期，便已有英国制和美国制的争论。而随着上次欧洲大战后的新变动，国内又产生苏维埃共产政治与德、意独裁政治的鼓吹与活动。试问一个国家的政治理论及其趋向，是何等有关于全民族的，而把他的重心全部安放在异邦外国人的身旁，这是如何一件可诧异而可惊骇的事。只有孙总理的三民主义，努力要把中国将来的新政治和以往历史的旧传统，连根接脉，视成一体。可惜他的见解，尚不为一般国人所了解。一般国人只还是说，中国自秦以下两千年政治，只是专制黑暗。他们像是根据历史，但他们并不真知历史。不知乃不爱，但求一变以为快。再举一例。我又常听人说，中国两千年来闭关自守，不与外来民族相接触，因而养成其文化上自傲自大，深闭固拒的态度。这又是一句历史的叙述，只可惜仍不是历史的真相。秦以前暂不论，我们再就秦以下言之，自东汉初叶，中经魏、晋、南北朝，下迄隋、唐，大体上超过六百年时期，可说是中国接触吸收印度佛教文化的时期。印度可说是中国的近西。自隋、唐以下迄于宋、元，大体上又有六百年的时期，可说是中国接触吸收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时期。阿拉伯。波斯可说是中国的远西。中国自秦、汉以下的一千三四百年间，西北陆路，西南海路的向西交通从未断绝。中国人何尝闭关自守？今佛教已为中华民族所信仰，而伊斯兰教之在中国，亦得自由传布。汉、满、蒙、回、藏，民国以来合称五族。中华文化吸收印度佛教之影响，人尽皆知。而自唐以下，中华文明所受阿拉伯伊斯兰教东来之波动，现在尚需学者详细阐发，中国人何尝自傲自大？六朝、隋、唐中国高僧西行求法的热忱，以及唐以下中国对波斯、大食商人的坦白宽大的态度，只广州一埠，在唐末便有大食、波斯商人二十万之谱，而其时大食、波斯商人之足迹，已遍布中国。从此便够证明上述中国人文化自傲对外深闭固拒的评状，全无根据。此等话，只是近代西洋教士与商人的谰言，并非历史真相。西洋中古时期的耶稣教，本已包揽着许多政治社会上的尘世俗务。海通以还的耶教士，更形变质，几乎成为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之前呼后拥。他们把在南非与北美的经验与态度带到中国。不仅来中国宣传教理，还往往干涉中国之内政，激起中国之民变。与往古印度高僧纯以宗教真理相感召之精神，显有差别。而西洋商人之牟利政策，如鸦片强卖等，更招中国人之恶感。近世中西交通史上，鸦片战争前后，不断的教案以及连续的强占土地强索赔款等事项，其是非曲直，大可待有志研究全世界人类文化史而抱有明通观点者之公平判断。中国史上之东西交接，至少已经三期，第一期是近西的中印接触，第二期是远西的中回接触，第三期才是更远西的中欧接触。前两期各自经历六七百年的长期间，已见中华民族对外来异文化之一般态度及其成效。现在的中欧接触，自明末以来，为期只三百年，虽则西洋以其过强之势力压迫于我，但我们诚心接纳吸收异文化之热度，仍是与前一般。若以前两期的成绩来推论，再历三百年，中华民族一定能完成吸收融和更远西的欧洲文化。但是要吸收外面的养料，却不该先破坏自己的胃口。近代的中国人，也有笑林文忠为顽固糊涂，捧耆善、伊里布等为漂亮识大体的。这无异于站在外国人的立场，代外国人说话。中国人自己不知道中国事，便不爱中国。不知道中国不爱中国的人，如何算得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事实上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而理论上却又绝不能算他是一个中国人，如此般的人，到处皆是，岂不可痛，岂不可惊。上述的两例，一个使中国人感觉中国以往一切要不得，一个使中国人不敢批评外国人一句，不是的只在自己这一边。这种错误观念，关系何等重大。他们都像是一种历史叙述，但是绝不是历史的真相。无意中已把中国人立足所在的重心，迁移依靠在非中国人的脚边。这样将使中国人永远不能自立。现在请再举一个更明显的例子，而又是有关于地理问题的。辽河流域在中国史上深远的关系，早已发生在秦汉之前。直到明代，建州卫特起，只是吉林长白山外一小部落。辽河两岸，全属明代疆土。满清入关，定鼎以后，不许汉人出山海关，要把关外作他的退步。但是那时只称辽、吉、黑作关东三省，绝不叫他是满洲。日本人又进一步，把清代所称关东三省径呼满洲，又常以满鲜、满蒙并称。中国人不知其用意，自己亦称关东三省作满洲。直到伪“满洲国”成立，世界上不了解真相的人，还以为满洲人在其本土满洲自立一国。这是外国人冤枉中国歪曲中国历史来欺侮中国人之一例。我们并不想歪曲自己的历史，来利用作一时的宣传。但是我们应该澄清当前流行的一套空洞浅薄乃至于荒谬的一切历史叙述。我们应该设法叫我们中国人知道真正的中国史，好让他们由真正的知道，而发生真正的情感。这样才配算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这一个责任，自然要落在史地教育者的身上。现在再说到中国传统文化之价值问题，这本可不证自明的。中国文化是世界上绵延最久展扩最大的文化，只以五千年来不断绵延不断展扩之历史事实，便足证明中国文化优异之价值。近百年来的中国，不幸而走上一段病态的阶段。这本是任何民族文化展演中所难免的一种顿挫。又不幸而中国史上之一段顿挫时期，却正与欧美人的一段极盛时期遭逢而平行。国内一般知识分子，激起爱国忧国的热忱，震惊于西洋势力之咄咄可畏，不免而对其本国传统文化发生怀疑，乃至于轻蔑，而渐及于诅骂。因此而种种空洞浅薄乃至于荒谬的国史观念，不胫而走，深入人心。然而此种现象，亦依然还是一时的病态，并没有摇动到中国传统文化之根底。只看此次全国抗战精神之所表现，便是其明证。试问若非我民族传统文化蕴蓄深厚，我们更用何种力量团结此四万万五千万民众，对此强寇作殊死的抵抗？当知无文化便无历史，无历史便无民族，无民族便无力量，无力量便无存在。所谓民族争存，底里便是一种文化争存。所谓民族力量，底里便是一种文化力量。若使我们空喊一个民族，而不知道做民族生命渊源根柢的文化，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目前的抗战，便是我民族文化的潜力依然旺盛的表现。此在一辈知识分子，虽有菲薄民族文化乃至于加以唾弃的，而在全国广大民众，则依然沉浸在传统文化的大洪流里，所以宁出于九死一生之途以为保护。由此言之，今日史地教育更重要的责任，却不尽在于国史知识之推广与普及，而尤要的则更在与国史知识之提高与加深。易辞言之，不在于对依然知道爱好国家民族的民众作宣传，而在与对近百年来知识界一般空洞浅薄乃至于荒谬的国史观念作纠偏。更要的，尤在于对全国民众依然寝馈于斯的传统文化，能重新加以一番新认识与新发挥。在此革命建国时代，又值全世界大动摇之际，若非将我民族传统文化作个深的研寻与更高的提倡，而仍是空洞浅薄或仍不免于荒谬地只求利用历史来对民众暂时作一种爱国的宣传，依然一样的无济于事。说到这里，史地教育界责任之艰巨，更可想见。此在全国史地教育界同仁，固当益自奋励，肩此重担。而在提倡史地教育的行政长官，以及关心此问题的爱国学人，则希望不断地给与我们以鼓励与助力，乃至于给与我们以宽容与期待，莫要把此事业看轻易了。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昏黄的夕

八旗军的头颅在关宁铁骑脚下被踢得滚来滚去，血污和沙砾凝固在一起，糊得死人的五官难辨。八旗军惨败。只见明军骑兵在城下发威，炮兵在城上发威，袁崇焕令士兵红夷大炮、木龙虎炮、灭虏炮一块上。激战中两军尸横遍野，从早晨到中午，明军死战不退，后金伤亡很大，死几千人。满桂也身中数箭，坐骑受伤。后金军无法靠近城池，甚至无法打到城下，死伤惨重。袁崇焕率军杀出，其部下一箭射中阿济格右肩，阿济格险些落马。皇太极说：“这个袁蛮子是厉害，怪不得我爸败在他手里。”随后他下令停止进攻。当后金军在宁远城下激战时，锦州守军趁后金主力不在。势单力薄之际突然大开城门，蜂拥冲杀出来，大破后金，获胜后迅速退回城内。皇太极感到宁锦前后腹背受敌，于是他率军从宁远撤退，全力围攻锦州。六月初四，皇太极一声令下，数万后金军发起冲锋，明军用红夷大炮和滚木礌石来对付后金军，后金军经历惨痛的伤亡后才打到城下壕沟边，壕沟很深，必须将云梯架在壕沟上，晃晃悠悠踩着云梯才能过去。后金军密集地拥挤在壕沟边反倒成了城上明军的活靶子，在火炮轰击下纷纷倒毙，尸积如山。农历六月相当于公历七月，此时东北的天气虽不像现在这样炎热，但身穿铠甲的情况下冒着炮火发起进攻，也是常人难以忍受的。最终皇太极只得下令撤军，此战结束，史称“宁锦大捷”。战后袁崇焕欣喜地奏道：十年来，尽天下之兵，未尝敢与奴战，合马交锋。今始一刀一枪拼命，不知有夷之凶狠剽悍。职复凭堞大呼，分路进追，诸军忿恨此贼，一战挫之，满镇之力居多。《辽海丹忠录》有诗写此战：分崩虏骑如潮泻，鼓声雷动宁远下。长围虹亘百余里，靴尖踢处无宗罅。将军神武世莫伦，怒须张戟双目眦。剑锋扫虏秋箨卷，纷纷聚蚁无坚屯。尸沉马革亦何畏，流矢薄身惊集猬。大呼直欲尽敌止，风雷疑是军声沸。胡奴走尽壁垒开，一城士女欢如雷。十年积馁一时破，虏马应自忘南来。捷书飞入明光里，天子披之当色喜。安得将士皆如此，恢复两河须臾尔。宁锦大捷，袁崇焕在战前手忙脚乱，想搬救兵，等到敌人真的大军压境时，他却能坚决抵抗，并用正确的战术将敌人击退，可见有时候，人是需要压力的，只有把他的所有指望都堵死，才能激发出他的潜能，让他去拼。总之，此战袁崇焕不救锦州，有过，守住宁远，有大功。但是战后，魏忠贤将袁崇焕在宁锦大捷中的功劳排在第八十六位，且朝中东林党人都被魏忠贤诛杀殆尽，袁崇焕愤然辞职。说到这，我们该好好讲讲魏忠贤了，明宫三案中的移宫案跟魏忠贤有关，熊廷弼先是在魏忠贤的支持下得到启用，后因为得罪了魏忠贤而被杀，孙承宗也因为得罪了魏忠贤而被免去兵部尚书的职务。前文丁卯之役的时候，全国都在为魏忠贤建生祠，人死后才建祠庙，除非大家对于特别爱戴的人才在生前修建祠庙，像对一个人进行全国性建生祠的情况，中国历史上只有魏忠贤这一个例子，那么魏忠贤究竟是何方神圣，能有如此神通广大呢？第十二章“爱国贼”魏忠贤的兴衰1625年冬日某一天，北京城内的一个小客栈，五个来京城做小买卖的商客聚在一起饮酒。其中一人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胆气壮了不少，高声说：“魏忠贤作恶多端，用不了多久就会倒霉！”其余四人一听这话，谁也没敢多说话，胆小的一位还劝他谨慎，没想到这个人却说：“魏忠贤虽然横，难道还能把我的皮剥了吗？我怕什么？”其他几个人没说话。夜半时分，客栈门突然被踹开，数十名锦衣卫士兵，以手中火把照诸位旅客的脸，然后把在一起喝酒的那五个人都捉走了。其中四个人被摁着跪在地上，只见说魏忠贤作恶多端的那个客商手足四肢都被钉在一块门板上。魏忠贤对这四个人说：“这小子说我不能剥他的皮，现在姑且一试。”魏忠贤让手下的小太监用沥青把那个人的全身浇了一遍，连每个指尖都不放过。一时间，焦煳味、肉香味飘散于空气之中。待受刑人身上沥青干透，魏忠贤让人用锥子把人皮剥下来，整个人皮被完整地剥下来，由于有沥青绷着，人皮立在地上，几乎就是个完整的中空的人站在那里。被剥皮的人还没有咽气，他的双眼还看见自己的皮立在面前，惊恐惶骇的神情还能从没有面皮只有肌肉的脸上看得出。此刻，另外四个人被吓得都快死了，他们觉得自己的下场也会如此。这时，魏忠贤并没杀他们，而是给他们每人五两银子压惊，然后把他们放了。此事出自明末夏允彝（夏完淳之父）《幸存录》的下卷，由一徐姓算卦者讲给他听。当时，这个算卦的正住在那个客栈，事情经过为其耳闻目睹。魏忠贤，1568年出生，河北肃宁人，农民出身，但精通射箭，能左右开弓，喜欢骑马。十七岁那年娶了媳妇，生了女儿。按理说男人自从当了爸爸，应该有责任感了吧，可是魏忠贤却从此开始天天赌博，几年下来就把家中财产输光了，一次债主逼上门来要债，魏忠贤环顾四周，发现家徒四壁的家中并非一无所有，因为还有两个女人，自己的女儿和妻子，被自己玩剩下的女人自然没人要，于是魏忠贤把女儿卖了，还清赌债。如果说到此为止，魏忠贤从此金盆洗手，老老实实种地，那么就不会有以后的事了。赌博这种事让人上瘾，只要有一次尝到甜头，就会赌下去，多次失败后，就会想着只要再赢一次就不干了，可是等到真赢了之后，就又欲罢不能了。历朝历代明智的统治者都对赌博严厉打击，李斯制定的秦律规定，赌博的人轻者脸上刺字，重者“挞其股”，把你屁股打得皮开肉绽，让你这辈子都不能坐着赌博了。宋朝赵光义则规定只要赌博，一律处斩（《宋史·太宗纪》载：“淳化二年闰二月己丑，诏京城蒲博者，开封府捕之，犯者斩。”）。忽必烈规定赌博者轻者杖刑，重者流放，他对赌博的人说：“朕已用我的兵力征服你们，你们的一切都是我们的，如果你赌博，你就是拿朕的财产来做孤注一掷的输赢了。”《金陵锁志》记载朱元璋为了治赌博，把南京城所有赌徒聚在一起，让他们在秦淮河畔赌博，赌徒们都很高兴，有人赌赢了一大笔钱，要出去买吃的，此时却被朱元璋的士兵挡住，士兵说：“皇上有令，只许赌，不许吃饭。”最后所有赌徒都被饿死，从此南京城没赌博的了。明朝前期一直禁赌，到了魏忠贤所处的明末，辽东烽烟四起，中原流民遍地，压根儿不会有人禁赌了。赌博成了所有想不劳而获的人发家致富的捷径。继续赌博的魏忠贤终于有一次输光了所有，连裤子都卖了，他躲进街上的酒馆，被人揪出来当街痛打一顿，差点丢了性命，魏忠贤情急之下说：“我他妈进宫当太监还你还不行吗？”作为一个不甘心在土地上苦熬挣扎一辈子的年轻人，他的前途是那样黯淡，参加科举吧，自己不识字，靠辛勤劳动致富吧，自己吃不了苦，靠其他方式往上爬吧，自己在上面又没人。此时，也许，“我他妈进宫当太监还你还不行吗？”这句话倒是唯一的出路，是呀，与其饿一辈子肚子，还不如进宫当太监，把这也当成一回赌博吧，本钱不过是胯下的二两肉。但决心不是说下就能下的，阉了下边，第一，你不是爷们了，这辈子再也无法享受女人了，也不可能再有后代了，如此失去了一个男人最起码的尊严。第二，据说当太监的人，死后阎王爷不收，因此不能进祖坟，只能找地方随便埋了，做永远的孤魂野鬼。但是，假如入宫当太监，魏忠贤有希望逐渐接近皇上，从而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如果依旧这样下去，则不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在命运与命根二者中，魏忠贤选择了命运。魏忠贤最后决定阉割当太监。许多人对这方面感兴趣，但又无法亲身经历，下面让我们根据清代笔记《宸垣杂识》来介绍一下当太监的过程。关于太监阉割过程，历朝历代都差不多，无论如何都是割去关键部位，所以清代记载的明朝太监阉割法照样靠谱。愿意当太监的要有地位的太监引荐，然后立下婚书，把自己当女人嫁到皇宫，交十两银子。在春末夏初做阉割手术，因为手术后一个月下身不能穿衣服，还不能感染，所以选这个不冷不热的时候。净身前要斋戒三天，做手术前操刀者问：“你是自愿净身吗？”“是。”“假如你后悔，现在还来得及。”“绝不后悔。”“那么你断子绝孙可和我毫无关系吧？”“毫无关系。”随后被阉割人把《自愿阉割书》念一遍，然后被蒙上眼睛，手脚像“大”字一样被捆得结结实实，于是手术开始了。先给被阉割人喝臭大麻汤麻醉，之后用胡椒汤将被阉割部位清洗消毒，然后就把该割下的地方砍下来，再用麦秆插入尿道，手术就结束了。被阉割人醒来后一开始感觉自己全身跟没了一样，等麻醉劲逐渐下去后就发现自己其他地方都还在，只有下边跟没了一样，其实也的确没了，当麻醉劲完全消失后会感到剧烈疼痛，操刀者用猪苦胆敷在伤口上缓解疼痛，之后让被阉割人再喝臭大麻汤，让他泻肚，减轻小便排泄量，保证手术成功，手术后三天内不许喝水，再往后被阉割人胡须脱落，声音变尖，就成了太监了。这是变成太监的急性方法，还有慢性方法，那就是在男孩还是婴儿时，揉搓男孩的睾丸，每天三次，每次用力到男孩痛哭为止，这样做就破坏了男孩的生殖机能，时间一长生殖器就萎缩了，也成了太监。太监的玩意儿被割下后用油炸透，包好，再放进器皿里，太监死后跟身体一起埋了。中国古代讲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有这个东西跟自己一起下葬，也勉强算完整的人。做手术共需要五两银子，合人民币大约四千块钱，魏忠贤连裤子都输光了，还能做得起手术？所以他只能挥刀自宫。通过我的介绍，您会感到阉割手术是很复杂的事，然而魏忠贤却做成了，可见此人如生在现在，有进医科大学学外科的潜质。挥刀自宫后的魏忠贤入宫当了宦官，注意，不是太监，因为要想当太监可没那么容易，太监是宦官的最高级别，明朝宦官级别分为：太监、中监、少监、监丞、长随、当差、火者。宫内历来按资排辈，初来乍到的魏忠贤自然是当火者了，火者的工作当然不是救火也不是放火，火者的工作是扫地、打水、刷马桶、开大门等等。魏忠贤“不识文字，人多以傻子称之，亦担当能断，顾猜很自用，喜事尚谀”（《酌中志》）。这正是魏忠贤的优点，在宫中傻吃傻喝，看起来还傻实在，长相忠厚老实，比自己级别高的太监让他干吗他干吗，别人欺负他，占他便宜，他都毫不在乎。他的做法看起来傻，其实这是最精明的表现，宫中关系错综复杂，即便你反抗又能如何？只有看起来厚道，能被人信任，别人才有可能把机会给你，你才可能借机改变命运。果然宫中负责伙食的太监魏朝看中了魏忠贤，把魏忠贤拉到自己门下。魏朝负责伙食的人是王氏，也就是王才人，王才人后来生了个孩子，叫朱常洛。朱常洛二十三岁时有了儿子——朱由校，此后魏忠贤就天天陪着朱由校，和朱由校在一起玩耍。假如历史就这样平静地发展下去，那么估计现在就没有人听说过魏忠贤这个名字了，1620年，万历皇帝去世，朱常洛继位，年号泰昌，立朱由校为太子。魏忠贤一下子成了太子身边的太监，顿由熊市变为牛市。二十九天后，朱常洛吃红药丸吃死了。他儿子朱由校继位，年号天启，史称明熹宗。三十天内换了三个皇帝，魏忠贤由皇孙身边的太监升级为皇帝身边的太监，三代人的辈分升迁只用了三十天，这其实并非中国历史上最快的皇位更迭。战国时秦昭襄王死后其子继位，三天后秦昭襄王之子暴卒，秦始皇他爸异人就继位了，三天内换三个皇帝。对于这种速度的皇位更迭，想事先投机者压根儿不可能，受益者往往只能靠运气，魏忠贤就是如此。其实如果单单是陪明熹宗一起玩大，魏忠贤不可能日后代替皇帝批奏折，因为陪明熹宗长起来的太监多了，魏忠贤绝非跟自己关系最好的。关键时刻魏忠贤跟一个女人拉上了关系，这个女人叫客印月，史称客氏。客氏是明熹宗的奶妈，从小明熹宗就吃着她的奶长大，自然奶妈说什么就是什么。明朝宫中有一种叫“对食”的传统，就是太监和宫女结为夫妇，您没看错，我也没写错，就是这样。深宫寂寞难耐，宫女又不能出去，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所以就跟太监做个伴。毕竟，身边没有男人的话女人一般是会寂寞的，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嘛，既然皇帝离自己太远，找个太监在一起生活也不错。当然，“对食”一段时间后就出事儿了，永乐十八年（1420年），朱棣准备立为皇后的宠妃王氏暴死，而恰于此时，皇宫内又有人告发贾氏、吕氏与太监“对食”，朱棣勃然大怒。贾氏、吕氏惧祸，上吊自杀。朱棣并不罢休，拘捕与贾氏、吕氏亲近的宫婢，亲自审讯，看是否还有其他阴谋。宫婢受了酷刑，竟诬称后宫有人要谋害皇帝。于是，接连有更多的人被抓，最终竟然达近三千人之多。朱棣下令将这三千宫女凌迟处死，一个又一个二十岁左右的花样年华的妙龄宫女被剥下衣服，露出雪白的肌肤，随后被刽子手用无情的钢刀细割慢切。雪白的皮肤上鲜红的血格外刺目，鲜血无声地流淌在土地上，直到被砍得露出白骨和内脏朱棣才罢手。朝鲜《李朝实录》记载，有宫女临死前当着朱棣的面说：“你年老体衰，不能照顾我们（他照顾得过来吗？），宫女与宦官相好有什么罪过？”朱棣大怒，此时雷电打到宫殿檐角，宫女以为苍天有眼要阻止朱棣暴行。然而朱棣不为所动，继续屠杀。此后明仁宗、明宣宗时期对食现象已基本不存在，再往后，明朝皇帝一个比一个懒，管好自己床上能睡的女人就完了，剩下的宫女与太监“对食”的事就都充耳不闻了，到了魏忠贤时代更是如此。一开始与客氏对食的太监正是魏忠贤的老上级魏朝，魏忠贤把这些年在宫中挣的全部家当拿出来去搞定客氏，隔三岔五请她吃饭，“六十肴一席，费至五百金”，每顿饭六十个菜，酒足饭饱之后，魏忠贤便与客氏翻云覆雨了。有人会问，魏忠贤一个太监，有何本事颠鸾倒凤，其实这就涉及另一个问题了，魏忠贤同时代的人宋起凤在《稗说》一书中记载，“魏虽腐余，势未尽，又挟房中术以媚，得客欢”。换句话说，魏忠贤没有割干净，有时还是能干一票的，毕竟是他自己阉割的，不像宫中其他太监那样经过了严格手术，就靠这一点，魏忠贤就比魏朝有竞争力。很快魏忠贤拿下了客氏，与客氏一起将魏朝充军，并派人在半路干掉了魏朝。客氏是明熹宗的奶妈，搞定了客氏就彻底搞定明熹宗，自然，贪玩的明熹宗就让从小陪自己长大的魏忠贤代替自己处理朝政。这个不识字的太监被任命为司礼监秉笔，职责是代替皇帝批答奏折。身为司礼监秉笔的魏忠贤虽然一字不识，但他有他的办法：他让别人替他讲解奏折，把艰深的古文翻译成浅显的白话，然后，他发号施令，再让人把他的命令翻成文言文，用朱笔书写在奏折上。明熹宗朱由校跟元顺帝一样，都喜欢干木匠活，他手造的漆器、床、梳匣等，都精巧绝伦。明末太监刘若愚《酌中志》记载：宫里工匠所造的床极其笨重，十几个人才能移动，样式也极普通。明熹宗便自己琢磨，设计图样，亲自锯木钉板，一年多工夫造出一张床来，床板可以折叠，携带移动都很方便，一个人就能搬动，床架上还雕镂有各种花纹，为当时的工匠所叹服。明熹宗还善用木材做小玩具，他做的小木人，男女老少，表情各异，五官四肢，无不备具，动作亦很惟妙惟肖。明熹宗做完后还派太监拿到市面上去出售，市人都以重价购买，明熹宗更加有成就感，此后往往干到半夜也不休息，为了干木匠活而废寝忘食。明熹宗喜欢看傀儡戏，于是自己就亲自动手做傀儡戏的道具。他做的傀儡戏木像有男有女，约高二尺，均涂上五色油漆，每个小木人下面的平底处用长三尺多的竹板支撑着。另外还有一个用大木头钉成的长宽各一丈的方木池，

李鸿章也理解这帮死脑筋：毕竟闭关锁国几百年，改革开放没几天，思想意识哪能一下子跟上改革开放的脚步。但是，理解归理解，思想工作还得做。李鸿章下了很大的功夫、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说服这些愚昧的同事，保证他们不瞎捣乱，只有在解决这些在你我看来不可想象的荒唐问题之后，才能开展工作。李鸿章的成绩来得太不容易了！李二先生由于主张改革而捅了无数马蜂窝，也招来无数无端攻击，他遭到破纪录的八百多次弹劾就是证据。就在这种困境下，李鸿章还坚持搞洋务运动。当然，也正是这种坚持成就了他，成就了他在晚清无敌于天下的政治资本和威名。与此同时，也成就了他的徒儿盛宣怀——盛宣怀成了“中国商父”。后来，有一个姓胡的优秀企业家不服气盛宣怀，因为他同样有过硬的本事，也同样有强硬的官方背景——胡总是左宗棠的跟班，于是他决定挑战盛宣怀。但是，胡总的智力和靠山稍逊一筹，挑战失败：企业倒闭，负债累累，家破人亡，在落魄中结束了一生。这个胡总的大名叫做胡雪岩。从本质上看，盛宣怀更像一个彻底逐利的商人，而不是一个政客，他通过官商的身份牟利，挖了不少清王朝封建主义的墙脚。譬如，盛宣怀修了两千一百公里铁路，总共借了一千零六十五万英镑的贷款，吃回扣百分之五，折合白银四百四十万两。不过在贪污已成常态的晚清，盛宣怀捞钱之余还能为国为民做点实事，勉强可以算作一位好公仆。他的助手郑观应把他们一起办洋务的艰辛与心得写成了一本书，里面也提到了一些关于君主立宪、开议会、办报纸、言论自由和新式学校的内容，叫《盛世危言》。后来，孙中山、毛泽东都很认真地看完了这本书。甚至可以说，正是这本书催生出了这两名逆天级别的革命人物。孙中山读了这本书之后，写了一份叫《上李傅相书》的“改革论文”给李鸿章，没想到石沉大海。孙中山显然将这看作了李中堂的傲慢，心想我本来是想报效朝廷的，结果你不给我机会，那我就推翻你！因此孙中山来到美国檀香山（夏威夷），创建了“兴中会”。第五章世纪口水仗

救火队员左宗棠

就在李二先生忙着搞洋务的时候，他的老战友左宗棠其实也很忙。左宗棠都忙了一些什么呢？做救火队员。大清哪里又着火了？1862年，陕西、甘肃的回民造反了。造反的理由就不说了，历史上每一次农民造反的理由都差不多——朝廷腐朽，官员残暴，人民活得水深火热，不得不反。但这一次与以往的造反行动有所区别，最后竟演变成了回族对汉族的报复仇杀。到了1866年时，虽然回民造反大军还是采用老套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但基本上已经能和清军有攻有守了。就在此时，一支从清军包围圈中浴血突围的捻军余部也逃到了陕西。两支同是“天涯沦落人”的部队搞起了统一战线，弄得清军顾此失彼，手忙脚乱。就在这种情况下，1867年，剿灭太平天国之后刚刚停下来歇口气的闽浙总督左宗棠，抛下手头在建的福州船政局（一家新式造船厂），受命进入甘陕灭火，围剿这两支在陕西、甘肃把事业越做越鲜活的造反部队。左宗棠在1867年到1873年的岁月里，主要的任务就是搞定这两支造反部队。好在左宗棠也不负厚望，经过他六年的努力，陕甘一带又恢复了以往的“平静”。虽然正史很少描述老左这六年之中的工作经历，但不难猜测，场面应该很血腥，属于少儿不宜。除捻军基本上被杀光之外，还有史料说，左宗棠把陕西的回民由一百七十五万人变成了十五万人（路伟东《清代陕西回族的人口变动》）。所以，现在还有不少人认为左宗棠是回族的大仇人。但不管怎么样，对慈禧母子来说，左宗棠那绝对是大大的忠臣。这不，左宗棠又多了一个头衔——协办大学士，享受副宰相的待遇。1873年，左宗棠被调回朝廷。老左虽然拥有出色的本领，是个业务上的常胜将军，但他为人处世的本事就不敢恭维了。他桀骜狂放，目空一切，他喜欢不分场合也不顾别人感受地胡乱说话，很能得罪人。经他这么折腾下来，他的身边只剩下了两种人——怕他的、恨他的。1872年，对左宗棠有大恩的曾国藩去世，谥号“文正”。左宗棠说：他曾国藩都能谥号“文正”，那我将来莫非谥号是“武邪”吗（《南亭笔记》）？这番话传出后，很多人都认为左宗棠表现得很没素质。这么看来，左宗棠在官场上就是一个马大哈。像左宗棠这么一个不甘于平淡的人，必然是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发生点什么事。果然，就在他的救火工作进入尾声时，他就成了晚清史上最大的一场口水仗的主角。至于这场口水仗是因什么而起，那就不得不引出一个关键人物，下面有请关键配角阿古柏出场。“可怜的人渣”阿古柏的发迹史阿古柏，浩罕汗国人氏，属于血统纯正的“蛮夷”，其故乡应该就在如今的乌兹别克斯坦附近。这小子算是一个可怜人。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他跟着母亲艰难度日，后来母亲改嫁给一个屠夫。不承想这个屠夫继父是一个家庭暴力狂，母子二人常常被殴打得半死不活，后来他母亲被打死了，他也被继父赶出家门。只有七八岁的阿古柏成了孤儿，流落街头。幸好死去的父母对他不薄，把阿古柏生得比女人还漂亮，他被街头卖艺的草台班子收留了，草台班子把他量身打造成为一名男扮女装的舞林高手。人怕出名猪怕壮。大约在阿古柏10岁的时候，在一次公益性质的汇报演出中，他被一名大官看中了，大官把他收作了娈童（专门用来亵玩的美貌男子），这名大官后来又把他当做礼物送给了另外一名高官。从此，阿古柏成了一名悲惨的性奴隶。阿古柏的幼年经历，完全可以拍成一部《悲惨世界》。要是一般人可能也就臣服于命运的残忍安排了。但阿古柏偏不，他从来不相信有什么“命运的安排”，他不认命，他要活下去。他也一直等待着逃跑的时机。在他22岁那年，浩罕汗国陷入内乱，战火烧遍全国。阿古柏趁机逃出囚笼，回到了家乡。人自由了，可是怎么生活下去呢？乱世之中，他那一身舞技基本上无用武之地。阿古柏是一个不走寻常路的人，他已经有想法了。他的母亲曾经给屠夫生了一个女儿，也就是说阿古柏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妹妹。现在屠夫已死，妹妹只能投奔回到家乡的哥哥阿古柏。阿古柏看妹妹长得不错，所以决定用妹妹的终身幸福换一口饭吃。阿古柏把妹妹献给了家乡最大的武装首领库什做女奴。不久之后，阿古柏终于做上了库什的副官。阿古柏虽然是个人渣，但确实有本事，他骁勇善战，手段残暴凶狠，在战争中屡立战功。到他40岁时，即1860年，阿古柏凭借一颗颗人头终于成了一方诸侯。之所以在这里说了这么多阿古柏的经历，其实是想告诉大家：虽然无法想象当年的阿古柏被践踏过多少次尊严，但必须知道的是，悲惨的遭遇并没有磨灭阿古柏心中的生存信念，他顽强地活了下来，并成就了一番事业。无论这个世界多么混乱、无论现实多么的残酷，请你一定要坚持自己的信念！在阿古柏45岁的时候，他认识了一个人——布素鲁克。此人很有来头，其家族是新疆土著，当地的伊斯兰教领袖，相当于达赖喇嘛在西藏的地位。布素鲁克的曾祖父大和卓是一个名人，曾经和弟弟小和卓两人搞了一次武装叛乱，叫“大小和卓叛乱”，可惜造反不成，反倒成就了乾隆的政绩。这么看来，大和卓算是一个衰仔。现在，布素鲁克找到了阿古柏，希望阿古柏能帮助自己完成曾祖父大和卓的“未竟大业”——分裂新疆。阿古柏感受到了一种难以抑制的兴奋，有布素鲁克这位伊斯兰教领袖做幌子，他武力占领新疆就算是师出有名，甚至还可以宣扬自己的行为属于维护世界和平。残酷的事实教育我们：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1865年，阿古柏出兵新疆，到1875年的时候，他成了新疆大部的主人。为什么说是新疆大部呢？因为沙俄又干了一件不要脸的事。1871年，俄国人说：你们清国没有精力讨伐阿古柏这种狼心狗肺的侵略者，找我们俄国帮你嘛，大家都是兄弟，何必这么客气。当然，我们俄国知道你们清国脸皮薄，不好意思开口，所以我们只好主动一些了！于是，俄国人打着替清国讨伐阿古柏的旗号，夺取了伊犁。收复新疆阿古柏在新疆捣乱，朝廷不是不知道、不是不愤怒，只是实在腾不出手去收拾这个外国流氓。到了1874年的时候，太平天国、捻军、回民造反已经全部都是过眼云烟，朝廷终于有空想一想新疆的事情了。不过，在如何处理阿古柏的侵略行为上，大臣之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是以左宗棠为代表的少数派，二是以李二为代表的多数派。两派之间大打口水仗。左宗棠的少数派说：新疆是西北防务的第一线，它守卫着屏障北京的陕甘和山西。我国的主要敌人之一沙俄一直对新疆不安好心，所以我们主张现在就用武力驱逐阿古柏这个侵略者，收复新疆，将新疆打造成防守沙俄进攻的前线。根据他们的主张，这一派被称作塞防派。李二的多数派说：收复新疆不是那么的重要和紧迫，我们应该暂时把新疆放一放，集中精力搞海军建设。因为北京距海岸近，而新疆离北京远。而且列强屡次侵略清国，哪次不是靠水路运兵前来？同理，这一派也有一个称号，叫海防派。这里再啰唆两句。李二之所以主张缓期收复新疆，不是因为他看左宗棠不顺眼，而是另有原因。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而朝廷居然没有舰船可以对其进行驱逐，最后只能以白银五十万两换取日军撤离台湾了事，清国“海防空虚”情状暴露无遗。这让李二既觉得屈辱又很着急，所以他才主张优先建设海防。左宗棠不同意李二的看法。他说：走水路前来的列强大多只是跟咱们有贸易纷争，不像俄国觊觎咱们的领土那样危险。有俄国这样一个虎视眈眈的强邻，如果不保新疆的话，那么青海就危险、陕甘就危险，陕甘危险山西就危险，山西危险直隶就危险，直隶危险，天津就危险，天津危险，这北京不就危险了吗？李二也接着扯：不保海岸，山东就危险，山东危险直隶就危险，直隶危险京城就危险。左宗棠见李二也挺能绕，于是又说：我其实是说海防和塞防一样重要，咱们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李二说：你还两手抓，小心到时候一个都抓不到。你算过收复新疆需要多少钱吗？至少数千万两白银，这么多银子现在去哪里搞。再说了，新疆土地贫瘠，不值得花这样高的代价去收复它。而且新疆的周围都是强邻，不能长期固守，长期固守又是一大笔开销。我主张缓期收复新疆并不是要放弃这片列祖列宗经过百战所得的土地，只不过是暂时保存实力，以待他日我们强大了一举收复。李二的意思很清楚，就是收复新疆对当时的清政府没什么现实的帮助，没什么实际的意义，反而要花更多的钱。李二还有一个建议，说咱们可以扶持新疆当地的少数民族部落首领，让他们和阿古柏在新疆各搞各的小王国，而咱们则把他们都整成附属国，让他们给朝廷进贡，替朝廷压制俄国人。左宗棠对李二的说法嗤之以鼻，反驳道：新疆物产丰富，矿产甚多。他还搬出了孔孟大义，说祖宗的土地不可丢什么的。这两个人说的话都是大义凛然，要让现在不少年轻人听见，恐怕都热血沸腾不已。随着左宗棠和李二两个大牛人吵来吵去，两个人的拥护者也逐渐加入这场大嘴仗，国骂与拳头齐飞，唾沫共口水一色。其实，这两派的主张都有道理，但问题是朝廷没有足够的钱。朝廷若是支持塞防派那海防派就没钱了，反之亦然。钱的问题从来就不是小问题，所以这一大仗一直闹到了1875年5月。慈禧看见官员们纷纷放下手头的工作出来吵架，不务正业，只好站出来代表中央表态，杀一杀这股歪风。慈禧下旨：左宗棠所见甚是，着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也就是说，慈禧同意了左宗棠的意见，中央同意武力收复新疆！慈禧的表态是否意味着李鸿章的海防派输了呢？待会儿分解。1876年4月，65岁的左宗棠带着自己的棺材出兵新疆。手下说：大人，你这么做不吉利吧？左宗棠回答：大丈夫身临战阵，有进无退，死在沙场才是正道，况且我的棺材已准备好，不是比草草地用马皮裹尸（马革裹尸）强吗？一年后，左宗棠从阿古柏手里收复新疆除伊犁以外的领土，阿古柏自杀。五年后，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与俄国谈判收回伊犁。当然，曾纪泽谈判成功的背后，是左宗棠坚决的军事斗争，抗议是不能也不会解决任何问题的，外交谈判要以斗争为后盾，没有斗争的谈判终究不会有胜利。收复新疆，让晚清狠狠地扬眉吐气了一把！收复新疆，是晚清夕照图中最光彩的一笔！收复新疆，是左宗棠这个热血男人对国家领土完整做出的巨大贡献！一般来说，用“巨大”这个有水分的量词来形容贡献的大小多少有些拍马屁的嫌疑，但收复新疆可以除外，因为左宗棠的贡献大小可以用新疆版图的大小来衡量，新疆一百七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相当于河北、河南、山东、山西、湖北、湖南、江苏、浙江、福建、安徽和辽宁的总和。你说他的贡献有多大？贡献大不大的，估计左宗棠这个马大哈也不会太在乎，但历史会永远铭记左宗棠的绝代功勋！当然，收复新疆的背后，是左宗棠坚定的意志和卓绝的努力，是无数无名小卒的牺牲，也是白花花的银子。这一仗打下来，有说花了八千万两白银，也有说花了四千万两。不管怎么样，这一仗打完，朝廷又借了不少外债，财政也捉襟见肘了。北洋水师慈禧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之后没几天，又下达了一个重要的指示：两次鸦片战争列强都由海路入侵，他们没事的时候随便开着军舰进入大清免费旅游观光。是可忍孰不可忍，中央决定成立北洋水师、南洋水师，捍卫大清的海防。1875年5月30日，慈禧颁布了新的人事任命，令李鸿章、沈葆桢以北、南洋大臣的身份，从速建设北、南洋水师。北洋水师地位要比南洋水师重要得多，毕竟离京师和朝廷中枢更近。所以接下来重点说北洋水师的事情。慈禧还下了一份红头文件：中央每年会拨款四百万两白银作为北、南洋水师的建设经费，中央没钱，你们就省着点用吧！可惜，那时的中国官场历来都有一个潜规则——层层盘剥，拨款从中央一层一层下来，每一层官员都会趁机拿一点，最终到承办人手里时还能剩下一半，就要烧高香了。因此，李鸿章和沈葆桢实际拿到手的钱远远达不到四百万两，所以李鸿章后来到处搞钱。也正是因为如此，北洋水师才打下了深深的李鸿章烙印。如此看来，慈禧对塞防派与海防派都是支持的。这估计是因为慈禧自己也拿不定主意，姑且就让这两派各办各事，试试看吧。没想到慈禧这番和稀泥的行为，居然造就了新疆的收复和北洋水师的建立。这一年，李鸿章通过总税务司赫德在英国定造四艘军舰，开创了清朝海军向国外购买军舰的历史。四年后，李鸿章向英国定造巡洋舰“扬威”、“超勇”。同年，慈禧下令成立福建水师，大清帝国从此拥有了三大海军舰队。五年后，即1880年，李鸿章向德国船厂定造铁甲舰“定远”、“镇远”。仍是这一年，李鸿章设立北洋水师学堂，为北洋水师输送军官。总教习（相当于教导主任）是一个大家熟悉的人，他叫严复，是一名留学英国格林尼茨皇家海军学院的海归。他提出的“信达雅”三字，至今都是翻译学的圣经。六年后，修建旅顺海军基地，现场总指挥是袁小四的堂叔袁保龄。李鸿章先后八次视察旅顺军事基地，并陆续在大沽、烟台、大连湾（今大连）、威海卫、胶州湾（今青岛）驻军，他要在这里打造一个世界一流的海军基地，进可攻，退可守！旅顺是他的心血和希望！十年后，海军衙门成立。十三年后，即1888年12月17日，北洋水师正式成立。从此，中国正式拥有了第一支近代化的海军

以在国内赢得最高的荣誉，但是如果他是一个可笑的家伙，那他可就彻底完了。诬蔑他可以反击，辱骂他可以横眉冷对，但是对于嘲笑他就毫无抵御的办法了。奇怪的是，上帝没有任何幽默感，但是魔鬼却经常使用嘲讽来阻碍一个有着雄心的人去奋力追求完美。马基雅维里很看重和他一样的其他佛罗伦萨公民们对他表示出的敬意，以及共和国首脑们对他发表的意见所赋予的关注。他对自己的判断颇有信心，他也很有野心去谋求更重要的职位。他头脑很明白，看出在追求奥莱莉娅但却没有成功这件事上，他扮演了一个滑稽的角色。这件事要是在佛罗伦萨被传出去，那他就会成为一个大大的笑柄，听任野蛮的取笑和残酷的含沙射影摧残而无能为力。当他想到他的不成功的历险会刺激某些佛罗伦萨人恶毒的智慧，进而创作出一些讽刺性的短诗来嘲弄他时，他打了个让他冷彻脊梁骨的寒战。就是那位经常被他作为嘲笑对象的朋友比亚乔，也会乐意看到有这么一个机会将往年被嘲笑的旧账清算一下。他必须堵住皮埃罗的嘴，否则他就完了。于是他以一种亲热友好的态度将手放在了小伙子的肩上，脸上带着愉悦的笑容。但是他的那副紧紧地盯着对方的眼睛的，明亮犀利的小眼睛，却是冷峻和坚硬的。“我还有最后一句话要告诉你，亲爱的孩子，命运无常多变。她会赐予你权力，荣誉和财富，也可以置你于被奴役，声名狼藉和贫穷的境地。公爵也是命运手中的一个玩物而已。命运之轮稍稍转动个方向，就会将他抛进毁灭的深渊。到了那个时候，你就会需要你在佛罗伦萨的朋友们的帮助。所以，得罪于那些在你危难之际可以对你施以援手的人，是不明智的。共和国对于那些脱离自己队伍而投弃不为共和国所信任的人的旧部属，向来是保持着警惕的。如果流言蜚语正好进了哪个当权者的耳朵，将会轻易地导致你的财产被充公，而你的母亲则会被扫地出门，在亲戚那里寄人篱下。共和国的手臂可以伸得很长，如果她认为有必要，她可以轻易地找到一个为了几个杜卡特金币而愿意杀人的加斯孔亡命之徒，将匕首插进你的后背。他们也可以让一封信送到公爵的手上，揭发你是佛罗伦萨的一名间谍，通过刑讯你会承认这一揭发确实是事实，然后你会像一名普通罪犯那些被处以绞刑。这会让你的母亲心碎的。所以为了你自身的缘故，况且你也是爱惜自己身家性命的人，我建议你谨言慎行。说出你所知道的每一件事是不明智的。”马基雅维里的目光盯在皮埃罗褐色，水汪汪的大眼睛上，看得出小伙子听明白了。“不用担心，大人。我会守口如瓶的。”马基雅维里轻轻地笑了。“我就知道你不傻。”马基雅维里觉得他当下要慷慨地赠送一件分手礼物给皮埃罗，而且宁可慷慨得过头也不要被看成还不够慷慨。尽管这样做会让他余下的盘缠仅仅够维持到他抵达佛罗伦萨。他掏出了五枚杜卡特金币，交给皮埃罗，作为他的分手赠物。“你这段时间为我服务得周到又忠实。”他说道。“我回去之后，将会十分高兴向比亚乔汇报你是如何充满热忱地为我和为共和国的事业效力的。”他充满感情地亲吻了小伙子的脸颊，手拉手下了楼。皮埃罗牵住了马头，让马基雅维里上了马。他在马基雅维里的坐骑一侧跟着走，直到到了城门。他们才彼此道别。第三十五章马基雅维里用马刺轻轻地碰了一下胯下的坐骑，马儿于是开始慢跑。两个仆人在后面紧紧地跟着。他今天的脾气很糟糕。不可否认，他们彻底地愚弄了他，提莫提欧神甫，奥莱莉娅，她的母亲，还有皮埃罗。他不知道他究竟应该对谁感到最为恼火。更糟糕的是，他不知道他今后怎样才能和这些人扯平，他们把他当作笑料大大地开心了一番，但是他却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们为此付出什么代价。当然奥莱莉娅是个傻瓜，像所有的女人那样狡猾，但终归还是个傻瓜，否则她不可能会舍弃一个正当年，有阅历，又受到他自己的政府重托进行重大谈判的人，去低就一个有着漂亮脸蛋的男孩子。没有一个聪明的人会否认世人的同情是站在他这一边的。没有人会认为他是令人反感的。玛丽埃塔就一直告诉他说，她喜欢他的头发长在他脑袋上的样子，她说那就像一层黑色的天鹅绒。真的要感谢上帝赐予了他玛丽埃塔，总算有个女人你可以信任，你可以离开她半年之久却又能放心她绝对不会左顾和右盼。确实玛丽埃塔近来让他有些烦心，时不时通过比亚乔向他抱怨为什么他还不回来，为什么不写信回家，为什么走的时候什么钱都没有留下。不过，在她那种处境中，女人们变得暴躁易怒是可以理解的。他离开家有三个半月了，她的肚子应该变得很大了，他在想她什么时候会生孩子，他们已经打定主意以他那已经去世的父亲伯纳多的名字来命名这个孩子，如果是个男孩子的话。而且，如果她抱怨他长时间不在家，也是因为她爱他，这个可怜的娘儿们。能回家和她团聚也不错，这就是娶个老婆的好处，当你要她的时候她总是会在那儿等你。当然她不是那种像奥莱莉娅一般的美人，但是她有品德，这点比卡特琳娜的女儿强多了。他后悔没能早点想到给她带上一件礼物，因为当他想到这一点时，他身上已经没有钱了。他希望自己没有在奥莱莉娅身上花费了那么多钱。有围巾，手套，有玫瑰油，还有那条给卡特琳娜的金项链，哎，不是，不是金的，是纯银镀金的项链。如果她有那么一丁点的体面的话，她至少可以把这条项链还给他。如果是那样的话，他就正好可以拿来送给玛丽埃塔，这会让她很高兴的。但是女人什么时候会还给你从你那里收到的礼物呢？她就是一个老鸨，而且还不诚实。她很清楚那条项链是马基雅维里付给她的货款，目的是让她为他安排与奥莱莉娅幽会的事。当她无法兑现答应好的物品时，她至少可以退还用来购买这件物品的货款。她是个被人抛弃了的老淫妇，他第一眼看到她时就想到了这一点，而且乐于为别人牵线搭桥，行那些她自己已经无法再做的苟且之事。他敢用一个杜卡特金币打赌，是这个老女人把皮埃罗和奥莱莉娅带到了床上。当他们吃着他让皮埃罗送去的阉鸡和糕点，喝着马基雅维里的葡萄酒，却让葡萄酒的主人在凄冷的夜雨中在门前干等时，他们一定笑得很开心。如果巴托罗缪不是那么蠢的话，他绝对不会将自己老婆的贞操托付给这么一个女人。有那么一会儿时间马基雅维里的思想转到了那个肥胖和愚蠢的人身上。这些事之所以发生，都是他的过错。“如果他对她进行了妥善的看管。”马基雅维里对自己说道，“我就会明白没有什么值得去做的事，而且我也不会去尝试了。”巴托罗缪是造成那样一个结局的罪魁祸首。但是当马基雅维里为了表示不能准时赴约的歉意，而向奥莱莉娅送去那条昂贵的围巾时，他真是太傻了。而且他还一大清早就派人送去，明明可以派其他人去，却又偏偏派了皮埃罗去，当时他虚弱无力，嗓音嘶哑，却又急着将围巾送去，为着是赶在巴托罗缪回来之前将礼物送到。这些人肯定在背后偷偷地笑死了！并且，皮埃罗会不会又趁着这个机会去……他们在一起倒也般配，但是马基雅维里还是对这两个人耿耿于怀，过不去心里那道坎。而且，最让人气愤的是，他不仅在她身上挥霍了那么多费钱的礼物，他还讲了他最好听的故事来逗她开心，唱了他最拿手的美妙歌曲来施展魅力吸引她，他还奉承她，总而言之，他做了一个男人为了讨好一个女人所能够做的一切事情。但是，到头来，一个穷小子，就因为他只有十八岁，长得好看，就不费吹灰之力把马基雅维里花了一个多月，耗费了超出其财力范围的金钱去追求的东西拿到了手。他想知道皮埃罗是怎么将这件事办成的。也许是卡特琳娜，出于对巴托罗缪收养他外甥的恐惧，出了这么一个主意。他想像着卡特琳娜可能会讲出的话语。“我说，我们该怎么办才好？我们不能整个夜晚就这样等他。看上去要浪费这次机会了，真有点可惜。如果我在你的位置上，奥莱莉娅，我不会犹豫。看那小伙子的红扑扑的脸蛋和漂亮的鬈发，他就像市政厅里挂着的那幅画像中的阿多尼斯。在我看来，如果要我在他和那个长着一幅灰黄色皮肤，长鼻子和小眼睛的尼科洛大人中间挑一个的话，我说，这简直没法比，我亲爱的。我敢说，你想要做的事，这个小伙子会比那个瘦骨嶙峋的书记官大人做得更好。”一个坏女人。一个邪恶的女人。为什么她会愿意让一个男孩，而不是一个见过世面的有智慧的人来做她外孙的父亲，这一点他怎么也想不明白。但是也许根本就不需要卡特琳娜发表她的意见。确实，那个男孩看上去很纯朴，看上去有一点害羞，但是人的外表是有欺骗性的。他很有一些伪装的能力，因为他从来没有流露出他和奥莱莉娅有暗通款曲的迹象；而且他是一个冷静的，厚颜无耻的说谎的家伙。唯一一次他有些尴尬是当马基雅维里注意到了他的那件衬衣，然而他又是多么迅速地恢复了镇定，又是用怎样的一种厚颜去迎接主人无言的指责！他是一个厚颜无耻的人，可以很坦然地亲吻奥莱莉娅的嘴，当他发现她没有不愿意的意思时，就将手从她的背心两个乳房之间的开口处伸了进去，接下去谁都可以想象发生了什么事。马基雅维里的想像力从巴托罗缪的卧室延伸到了巴托罗缪的床上。“真是个忘恩负义的小子。”马基雅维里恨恨地低声嘟哝着。他纯粹是出于善良的性情让皮埃罗这次和他一起旅行的。他为这孩子做了所有能够做的事。他介绍他认识了那些值得认识的人，他尽力去塑造他，告诉他应该如何待人接物，简单地说就是让他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他不遗余力，毫无保留地教会他在这个世界上与人打交道的方法和门道，如何交友，又如何去影响别人。然而这就是他得到的回报，让他心目中中意的女人在他的鼻子底下被人抢走。“不过我至少让他明白了要畏惧上帝。”马基雅维里明白，当你对你的恩人施展了一个肮脏的把戏，坑了你的恩人，这种事是不能向朋友们去炫耀的，因为这个原因，这事带来的乐趣也就减少了一大半。想到这里他觉得一丝安慰。但是他对于奥莱莉娅，皮埃罗，卡特琳娜和巴托罗缪所有人的恼怒，与他对于提莫提欧神甫的痛恨相比较，就算不了什么了。就是那个两面三刀的恶棍破坏了他精心布置的计划。“现在他去佛罗伦萨为四旬斋的布道会做证道的机会可是大大地增加了。”他恨恨地切齿低语。他从来就没有打算推荐这个僧侣去担当那项任务。但是想到，假设他曾经有过这样的打算，现如今他也会毫不犹豫地抛弃这个打算，他又不禁觉得一阵满足。这个人是个流氓。怪不得基督教正在渐渐失去人心，当宗教界的人士再也没有诚实，再也没有是非观念的时候，芸芸众生就变得邪恶，放荡和腐败了。被愚弄了，被愚弄了，他被所有的人愚弄了，但是最恶毒的愚弄还是来自于这个流氓恶棍一样的僧侣。他们在路边的一家客栈停下来吃饭。食物很糟糕，但是酒还不算太坏，马基雅维里于是喝了个够。在酒精的作用下，当他再次跨上马鞍继续他的旅程时，他眼中的世界变得稍微明亮了些，不再是漆黑一团了。他们沿途路过了牵着牛的农民和骑着满载负荷的毛驴的农夫。他们也遇到了不少旅行中的人，有些徒步前进，有些则是骑着马匹。有那么一会儿时间马基雅维里的思绪又回到了公爵身上，他心里琢磨着在他追求奥莱莉娅不果的这件令人失望的事情中，公爵所扮演的角色。如果这是公爵对他开的一个玩笑，公爵就像隐藏他的所有的计划那样对所有其他人隐瞒了这个玩笑；如果这是一个拉他入伙的阴谋，公爵到现在这个时候也明白这个计划是失败了。接着他的思绪又转到奥莱莉娅身上。为打翻的牛奶哭泣是没有用的。四个月前他还没有见过这个人呢。为了一个只见过五六次，交谈也不过只有五六句话的女人如此耿耿于怀，实在是有些荒唐。被一个女人引上了钩，到最后的关键时刻却又让这个女人耍了，这样的男人多了去了，他绝不是第一个。对于这种事情，一个有智慧的人会辩证地去看待。幸运的是，知道整个事件真相的有限的几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对此事守口如瓶。受到如此的愚弄自然是一件令人丢脸的事，但是如果这是一件只有当事人本身知道丢了脸的事，那么任何人都可以忍下这口气。关键是将这件事从一个局外人的视角来看待，于是马基雅维里就刻意去这么做了。突然之间，他发出一声惊呼，手中的缰绳也一下子勒紧了，他胯下的马匹，觉得主人好像是要停下来，一下子停了下来，结果马基雅维里由于惯性身子朝前冲了一下。他的仆人们追了上来。“有什么事情吗，大人？”“没有，没有什么事。”他继续骑马向前。马基雅维里的惊呼和本能的身体动作是由于他脑海中刚刚闪过了一个念头。一开始他以为自己要呕吐，接着他意识到他获得了一个灵感：他突然之间意识到，在这个故事中，有着一出戏。通过用写剧本的方式他可以向那些嘲弄和掠夺他的人们实施一下报复。他可以狠狠地置他们于被嘲笑和被唾弃的境地。他胸中的不快消失了，当他再次踏上归途的时候，他的想像力活跃起来，他的面孔由于恶毒的快乐而发出光来。他要把剧本的背景放在佛罗伦萨，他觉得以故乡那些的熟悉的街道作为背景，他会在创作上更加自在一些。人物都是现成的，他只要将他们的某些性格特征强调一下就可以满足舞台的需要了。譬如说，巴托罗缪应该比真人要更加愚笨和轻信一些，奥莱莉娅则需要更加天真和驯良一些。他已经决定将皮埃罗塑造成一个拉皮条的人，会负责设计出一套男主人公将要使用的欺骗手法，而且他会是一个相貌不坏的小混混。剧本大体的轮廓已经在他心中成形。他自己将是剧本中的主人公，他要给自己取的名字也迅速地想好了——卡利马科。在剧本中，他是一个佛罗伦萨人，英俊，年轻和富有，在巴黎待过好些个年头，这样马基雅维里就可以对那些他既不喜欢也不尊敬的法国人发表一些尖刻的评论，另外，这个主人公从巴黎回到佛罗伦萨之后见到并强烈地爱上了奥莱莉娅。应该给她取个什么名字呢？卢克莱齐娅。他决定用一个以贤德而著名的罗马的贵妇来命名女主人公，这个历史上的卢克莱齐娅在被泰昆尼亚斯强奸后用短剑自杀了，想到这里马基雅维里不禁窃笑了。当然，剧本将以一个皆大欢喜的方式结局，卡利马科将会与他心爱的女人最后欢度了一个春宵。阳光从蔚蓝的天空照耀下来，田野上还有一些残雪，马蹄之下的道路却冻得颇为坚实。马基雅维里穿得很厚实，正为自己脑海中的构思和创作愉快地兴奋不已。他感觉到一种奇怪的意气风发的感觉。眼下他脑海中只有一个主题而已，现有的材料要达到戏剧的效果也还太过平淡了些，他也清楚，他必须要想出一个喜剧化的策略来设计一个连贯一气的情节，将他心目中的那些场景串起来。他想寻找的是一个精彩的主意。让观众们能够大笑，并且，一方面自然而然地导向他最终将心上人勾引到手的大结局，另一方面又让他能够显示出奥莱莉娅的单纯，巴托罗缪的愚蠢，皮埃罗的恶棍性格，卡特琳娜的放荡和提莫提欧神甫的流氓行径。在剧中这个神甫将是一个重点人物。当想到他将最终可以揭露这个神甫的本来面目，他的贪婪，他的厚颜无耻，他的狡诈和虚伪时，沉浸在想象中的马基雅维里激动地搓起了手掌。他会给所有的人起个假名字，但对提莫提欧神甫他会用真名，这样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人是一个多么伪善和狡诈的人。但是他还是想不出用一个什么样的主意来构造整个剧本，使戏中的人物动起来。这个主意必须是出人意料甚至是令人目瞪口呆的，因为他打算写的是一部喜剧，情节必须是如此逗乐，以至于人们要惊讶地倒抽一口凉气，然后又开怀大笑。他很熟悉古罗马的剧作家普劳图斯和泰伦提乌斯的作品，于是他

子锦上添花，给秦穆公送去一只金鼓以表庆贺。金鼓是礼乐之器。身为诸侯而获得天子赠予的金鼓，在当时是非常让人眼热的荣誉。以称霸西戎、获赠金鼓为标志，秦穆公到达了他个人事业的顶点。两年之后，秦穆公去世了。在那个年代，秦穆公以其仁德而非文治武功获得天下的尊重。在秦国与晋国的关系史上，秦穆公曾经扶持过晋惠公和晋文公两任君主，没有秦穆公的帮助就不会有晋文公的上台，也不会有晋国的霸业。考虑到秦国还曾多次解救晋国的饥荒，我们可以这样说，秦穆公之于晋君、晋民、晋国均有莫大恩惠。然而，从历史的记录来看，秦穆公对于自己的这些功劳似乎没有要求更多的回报，即使在打败晋惠公之后得到的河外五城，也因公子圉的入质而及时归还了晋国，除此之外，秦国没有得到任何直接的好处。晋国反倒是有多次恩将仇报的举动，一再伤害秦国人的感情。但这些伤害没有影响秦穆公的理性判断，也没有影响他的仁人之心，“泛舟之役”中，他那句“其君是恶，其民何罪”，可以说是数千年后我们将“日本帝国主义”与“日本人民”区分对待的最初蓝本。在秦穆公的领导下，秦国的国力有较大幅度增长，这与他的用人不疑、敢于担当领导责任的人力资源政策有关。然而，令人不解的是，秦穆公如此博爱和重视人才，在其死后，秦国人却按照传统的陋习，以大夫子车氏三兄弟等一百七十多人殉葬。子车氏三兄弟在秦国被称为良臣，也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材，他们的殉死令秦国人深感悲伤，因此作《黄鸟》之诗以示哀悼。诗是这么写的：〖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交交黄鸟，止于桑。谁从穆公？子车仲行。维此仲行，百夫之防。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交交黄鸟，止于楚。谁从穆公？子车鍼虎。维此鍼虎，百夫之御。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黄鸟跃于枝头，来往自如，栖得其所，而子车氏三兄弟却无辜地躺在冰冷的墓穴里，确实让人倍感唏嘘。【异姓势力的威胁】王官之役以晋国的失败而告终，损失虽然不算惨重，却给了晋国人一个教训。因此，王官之役之后，晋国再一次调整对外政策，加强了与中原诸国的对话与沟通，以较为平等的姿态对待弱小国家。这也是晋国人的秉性：顺利的时候得意忘形，目空一切，可以随便派个大夫去接见人家的国君；不顺利的时候谨小慎微，彬彬有礼，开始谋求对话与合作。不要笑晋国人朝三暮四，其实从古到今，强权国家的外交都差不多是这副德性，不到四处碰壁这境况，是断不会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听听别人有什么意见的。公元前621年，晋国在夷地（晋国地名）举行“春蒐（sōu）”，改革部队编制，将现有的上、中、下、新上、新下五军再度缩减为上、中、下三军。部队缩编，并不意味着裁军，而是将原来五军的人员集中到三军来管理。这种做法有点类似于现代的大部制改革，而且，它和大部制改革都同样面临一个重大问题——人事问题，也就是机构精简之后，富余的干部该如何安排的问题。相对而言，这个问题在现代比较好解决，一个正职配十几个副职就行了，如果仍然解决不了，那就再配十几个享受副职待遇的正职助理，或者享受副职待遇的巡视员。但是在春秋时期，各国公务员的编制都非常紧张，也没有所谓享受某一级待遇的说法，这就意味着，在晋国的这次“春蒐”中，将有四位军一级长官（两位主帅和两位副帅）受到调整，转任较低的职务。毫无疑问，这是一件得罪人的事。但是，公元前621年春天，晋襄公提出要缩编部队的时候，却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原因很简单，公元前622年的冬天，堪称晋国栋梁的赵衰、栾枝、先且居、胥臣臼季四人先后去世了。当时这四个人在晋国军中担任的职务如下：赵衰，新上军主帅兼中军副帅；栾枝，下军主帅；先且居，中军主帅；胥臣臼季，下军副帅。这四个人的死，替晋襄公解决了最难处理的人事问题。晋襄公缩编部队，也许有经济上的考虑，更多却是政治上的考虑。自晋文公以来，晋国的军政大权一直把持在非公族的异姓贵族手中。以公元前629年的“清原之蒐”为例，当时担任晋国五军正副统帅的分别是先轸、郤溱、先且居、狐偃、栾枝、胥臣臼季、赵衰、箕郑、胥婴、先都。这十个人在晋国被称为“十卿”，相当于现在的政治局，但是其中没有一位“公子”，也没有一位“公孙”。这就说明，晋国的公族完全被排除在国家政治权力的核心之外了。造成这种情况，自有其历史原因。自晋献公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采用士蒍的计策将盘距在曲沃的“桓庄之族”消灭以来，晋国的公族势力就被大大地削弱。后来骊姬为了扶持自己的儿子上台，除了陷害大子申生，更唆使晋献公将其他几个儿子都赶到边境去居住，导致公族势力被进一步削弱。晋惠公、晋怀公父子在位的时候，只顾保自己的位置，更不会亲近公族势力。至于晋文公，他之所以能够上台，倚仗的也不是公族，而是狐偃、赵衰等异姓贵族。因此，在晋文公年代，公族势力继续衰退，新兴的异姓贵族因为功勋卓著，地位不断上升，成为了晋国的实权阶层和既得利益者。稍微有点中国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狡兔死、良狗烹”的道理。但凡开国君主，上台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对自己昔日同甘共苦的战友下手，免得他们功高盖主，尾大不掉，给自己的统治造成威胁。但是，开此风气之先的人是汉高祖刘邦，在春秋年间，人们还没有具备这种“高级”的政治智慧，至少晋文公不具备。因此，公元前628年，当晋文公撒手而去的时候，他留给晋襄公一批能臣，同时也是一批很难缠的主儿。如何驾御这些有功之臣，是晋襄公这位守业之主面临的难题。很明显，他希望通过这次大动作的“春蒐”来调整既得利益集团的结构，对晋国的军政大权进行重新洗牌，达到制约群臣的目的。因为晋国的这次“春蒐”是在夷地举行，所以历史上又称为“夷之蒐”，它在实质上已经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有触动就会有反弹，在讨论三军的人事任命的时候，这种反弹就表现出来了。三军之中，地位最高的是中军。在军政合一的体制下，中军元帅既是最高军事长官，又是最高行政长官，乃是参谋总长与国务院总理兼于一身的要职。晋襄公最初的想法，是让士谷担任中军元帅，梁益耳担任中军副帅，同时照顾一下原“十卿”之中硕果仅存的两位老臣箕郑（原新上军副帅）和先都（原新下军副帅），让他们担任上军的正副统帅。士谷是晋献公年代的老臣士蒍的儿子，子承父业，原本担任大司空；而梁益耳则名不见经传。这两个人在人才济济的晋国，只能算是中等人物，由他们来担任中军主要领导，未必不能胜任，但显然不是最理想的。那么，晋襄公为什么会提出“士梁配”这样一个设想呢？史料上没有记载。我们只能推测，既然“夷之蒐”的本意是要削弱异姓贵族的势力，在晋襄公的计划中，新的中军领导人最好不要太有能力，也不要有太强的后台，选择平庸之辈更易于控制。这一计划遭到了先克的强烈反对。“狐、赵两家于我晋国功不可没，必须优先考虑！”先克理直气壮地说。狐，是指狐偃；赵，是指赵衰。当年晋文公流亡列国，狐偃和赵衰一直是他最坚定的追随者，也是他的智囊团的主要成员。据《国语》记载，晋文公“父事狐偃，师事赵衰”，足见这两人的重要。狐、赵两大家族，其实也就是异姓贵族集团的主要代表。如果由“狐赵配”来担任中军主要领导，异姓贵族的势力就不可能有所削弱，“夷之蒐”的目的就要落空，这是晋襄公非常不愿意看到的。因此，先克的意见一提出来，晋襄公的脸就黑了。先克为什么要捋晋襄公的虎须？因为“士梁配”搞得他很不爽。先克的父亲先且居、爷爷先轸都是晋国历史上的名将，为晋国的霸业立下过汗马功劳，而且又都曾长期担任中军元帅。若论子承父业，他先克第一个应该担任中军元帅，连狐、赵两家也得靠边站。现在既然晋襄公将他摆到了一边，他也不好为自己鸣不平，所以干脆替狐、赵两家出头，伸张起正义来了。你不让我好，我也不让你好！这就是先克搅局的心理机制。晋襄公的计划被先克这么一搅，果然就推行不下去了。他权衡再三，虽然极不情愿，但还是听从先克的建议，放弃了“士梁配”，转而任命狐偃的儿子狐射姑为中军元帅，赵衰的儿子赵盾为中军副帅。闹闹腾腾的“夷之蒐”，以异姓贵族的胜利而告终。然而，对于晋襄公来说，这件事还没有完，更可气的事还在后头。据《左传》记载，公元前622年，也就是“夷之蒐”的前一年冬天，晋国大傅阳处父奉命出访卫国，回国途中经过宁城（晋国地名），受到当地贵族宁嬴的盛情款待。春秋时期，各国官制不一，难以一概而论。据后人考证，大傅在晋国是个很重要的官职，主管礼与刑，也就是外交与司法。因此，阳处父访问卫国，相当于是以外交部长的身份前往的。这次访问的具体情况如何，史书没有记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因为这次出访，阳处父正好错过了第二年春天的“夷之蒐”，没有看到晋襄公与先克斗法的热闹场景。这本来是件好事，生逢乱世，还有比悠然自得地置身于政治斗争之外更惬意的事吗？但阳处父显然不这么认为。阳处父在宁城住了一晚，与宁嬴相谈甚欢。宁嬴也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早就厌倦了街道居委会主任兼政府招待所所长这样的基层工作，他对自己的老婆说：“我寻求有才有德的君子已经很久了，今天才算是遇到这么一个合适的人。”第二天阳处父启程，宁嬴跟随着他。在路上，两个人继续聊天，走到阳处父的封邑温山，宁嬴就找了个借口告别阳处父，返回宁城了。宁嬴的妻子觉得很奇怪，问道：“您不是终于寻找到心目中的君子了吗，为何不追随他到底，反而思念起家乡来了呢？”宁嬴抖落着身上的尘土，正了正头冠，说：“你有所不知。我刚见到这个人的时候，为其外表的风度翩翩所折服，等到思想交流深入，才发现他并不是我想象中那样。《商上说，‘深沉低调的人，应以刚强来克服；爽朗外向的人，应以柔弱来克服。’而这位老先生，生性外向且又刚强，恐怕难有善终。上天虽然刚强，尚且不干扰四季运行的次序，何况人呢？况且听他说话，大而无当，言过其实，容易惹恼别人，积聚怨恨，是自身难保的迹象。我担心，如果追随着他，不会得到任何好处，反而受其牵连啊！”阳处父在温山度过了春节，等到他回绛都复命，“夷之蒐”已经结束，“狐赵配”都走马上任了。阳处父跑到宫中去找晋襄公，对晋襄公提了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建议：“请您变更中军的任命，由赵盾担任元帅，狐射姑担任副帅。”“这……”晋襄公为难地说，“任命早已经下达，朝令夕改，恐怕不妥。”“非也！狐射姑不得民心，不能担任主帅；而赵盾德才兼备，重用他，那是国家的福分。”阳处父态度非常强硬。这里说明一下，赵盾是赵衰跟随晋文公流亡翟国的时候和叔隗生下的长子。晋文公回国之后，将女儿赵姬赐给赵衰做老婆，给他生了赵同、赵括、赵婴三个儿子。按道理，赵姬应该是赵衰的正室夫人，赵同则是赵家的嫡长子。但是赵姬高风亮节，主动将第一夫人的位置让给叔隗，又坚持让赵盾当了赵家的嫡长子，而让自己的三个儿子居于赵盾之下。阳处父力主赵盾当中军元帅，理由是赵盾德才兼备。但是这个理由很难服众。且不说赵盾是不是真的德才兼备，单以阳处父的身份，说这话就很让人怀疑他的用心——阳处父曾经在赵衰的手下工作多年，深受赵衰赏识，是赵衰一手提拔起来的干部。朝野之间有传闻说，当年阳处父想当官，投靠于狐偃门下，三年没有结果；转而投向赵衰，三天就成了。可以这样说，没有赵衰，就没有阳处父的今天。因此，阳处父力主赵盾当中军元帅，有报恩于赵衰、报怨于狐偃之嫌。对于阳处父的建议，晋襄公表面上不动声色，心里面却是万分恼火。堂堂一国之君，想任命个中军元帅都一波三折，自己想的是张三，却被迫任命了李四，现在又有人要求让王五上，这国君的工作真是没法干了！恼归恼，没过多久，晋襄公再一次召集军队，在董地（晋国地名）宣布了新的人事任命。赵盾如愿以偿地当上了中军元帅，而狐射姑被降级任命为中军副帅。很多年后，赵、魏、韩三家权臣瓜分了晋国，演绎了“三家分晋”的故事。但是，赵家干预晋国国政，是从赵盾年代就已经开始了的。赵盾死后的谥号是“宣”，所以在历史上，他又被称为赵宣子。当上中军元帅后，赵盾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国政改革，推出了九条施政措施，分别是：制定章程、修订法令、清理诉讼、督察逃亡、使用契约、革除弊病、恢复等级秩序、重建官僚机构、提拔有贤能的平民。大傅阳处父和大师贾佗负责监督，在晋国全境予以实施。晋襄公之所以接受阳处父的建议，重新任命中军人事，有三种可能的原因：第一，以阳处父为中坚力量的“赵党”实力强横，树大根深，足以左右晋国的政局；第二，晋襄公此时已经病入膏肓，没有精力应付权臣们的无理要求，干脆听之任之；第三，无论狐射姑还是赵盾担任中军元帅，对于晋襄公来说都一样，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以，他干脆顺水推舟，变更成命，使得狐、赵两家产生矛盾，互相削弱力量。事实上，中军元帅几易其主，确实已经导致既得利益集团内部产生了难以弥合的矛盾。首先是先克与箕郑父、先都、士谷、梁益耳之间产生怨恨，其次是阳处父得罪了狐射姑；往深处剖析，则是以赵盾为首的“赵党”和以狐射姑为首“狐党”之间的斗争进入了白热化。随着晋襄公的健康状况持续恶化，一场内乱正在逼近晋国。关于晋襄公的病，据《史记》记载，是因为“纵淫”，也就是纵欲过度。公元前621年秋天，鲁国大夫季孙行父（季友之孙）受命出使晋国。出发之前，他向鲁文公请示，如果在晋国正好遇到晋侯去世，他将代表鲁国前往吊唁，因此，在路费之外，另请额外准备一笔丧仪。他的随从觉得很新鲜，哪有备着丧礼去进行国事访问的啊？但是季孙行父很认真地说：“有备无患，是古人的谆谆教导。与其到时措手不及，不如提前作好准备！”由此可见，晋襄公身体多病，在当时已经不是秘密。同年八月，晋襄公去世了。晋襄公在历史上远远不如晋文公出名，因为人们都认为，是晋文公在城濮之战中打败了楚国人，成就晋国的霸业。但是，如果将晋国的霸业视为一篇文章，晋文公仅仅写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开场白，接下来的工作却是由晋襄公来完成的。所以说，晋国的霸业始于晋文公，继于晋襄公，晋襄公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个不应被忽视的人物。晋襄公去世的时候，大子夷皋尚在襁褓之中。根据他临终前的遗嘱，夷皋将在诸位大臣的辅佐之下继位为君。但是，等到他眼睛一闭，大臣们便一致认为，晋国连年来遭到秦国和狄人的进攻，南方的楚国又蠢蠢欲动，霸主地位受到严重挑战，国家安全受到威胁，从国家的利益考虑，必须要有一位强有力的统治者，至少是成年的统治者，而不能由一个三岁的小孩来担任领导。其实，不管国家是否太平，由一个三岁小孩来领袖群伦，都是一件可笑的事，结果必然是既害了国家，也害了小孩。晋国历史上的奚奇和卓子就是前车之鉴。群臣们在舍弃夷皋的事情上取得了惊人的一致，但是在新的领导人的人选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中军元帅赵盾主张拥立公子雍，并为此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公子雍是一个宅心仁厚的人，是诸位公子中年龄最长和最成熟的一位，深受先君的宠爱，又与秦国有着密切的关系。秦晋自

兵卫的关系户（萨摩派），也就是说，军官的升迁几乎都靠拼爹、拼关系，十分不利于他们这些背景不足的草根。其次，这几个日本鬼子还有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在国外（主要是德国）受过教育或工作过，深知日德、日美之间的差距，所以他们要推翻代表腐旧的山县有朋，推进军队现代化，以实现其强盗逻辑蓝图——在外吞并满蒙，控制中国，在内建立军人独裁统治，遏制国内经济衰退，迅速强大日本。要命的是，他们的这个理想在日本陆军的下级军官中很有市场。裕仁要赶走山县有朋，“统治派”也要推翻山县有朋。裕仁有地位，也有权力，“统制派”有能力，也有实力，彼此有利用价值。双方一拍即合，于1925年向长州派发动了进攻。之所以选择在1925年发动，一是因为最大的阻力——山县有朋被病魔战胜了，已经挂了；二是因为日本此时不景气的经济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动手借口——裁军以减轻国家财政负担；三是因为裕仁的老师、“统治派”的学长宇垣一成终于熬成了陆军大臣。天时、人和俱在，有什么理由不动手？于是，日本近代史上极其重要的“宇垣裁军”开始了。近两千名来自长州的军官被清洗出日本陆军，“统治派”的那些军官则被裕仁安排进了军部，担任课长一级（属于中级职位）的职务。裕仁终于踏出了掌握军权的重要一步。大和民族是一个很奇怪的民族，明明因为先天不足的原因极度缺乏安全感，极度喜欢对外扩张，却又极度内敛自律，极度喜欢按部就班，以至于干什么都要论资排辈。譬如当时的日本军部，其高层领导几乎都是依靠资历熬上来的平庸之辈。其实，能力差些也不打紧，毕竟权力、地位摆在那，想来话语权应该把持得住。但奇怪的是，军部的这些高级军官说起话来竟然远不如那些少壮派军官管用。细细一想，倒也能想通。这些少壮派军官有能力有实力，裕仁要通过他们来干活，难免对他们放纵一些。再者，这些军官资历不够，地位不高，也需要借裕仁的领导名义实现自身的利益。在这种裕仁默许的情形下，这些东瀛岛国的“桑”为了方便干活，给自己打上了神圣的标签——为天皇服务，为“爱国主义”奋斗。所以一旦惹毛了他们，轻者把对方归为“非国民”（相当于中国的汉奸），重者就要让对方“死啦死啦地”，即便是他们的头头也惹不起他们。因此，在“二战”结束前的日本，决策往往出于军部的中级军官，其上层领导反倒被架空，形成了“下克上”的奇特权力结构。有样学样，那些非军部的中下级军官敢造上级军官的反也就不足为奇了。相信大家也曾在影视剧中见过这样的镜头：下级军官动辄我行我素，杀气腾腾，白刃见血，而上级军官还不敢招惹这帮刺头，不得不做出让步……无论如何，裕仁和“统治派”成功把持日本的军事决策权，对于希望和平的亚洲人民来说，这绝对是一个极度危险的信号。好了，对欧、美、苏、日的介绍到此为止，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国内。

张学良和宋美龄的暧昧往事

这时的中国，南方的国民政府厉兵秣马，大革命如火如荼，而北方却在上演“城头变幻大王旗”。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赶走直系，才有之后的孙中山北上，可在孙中山到达北京前，冯玉祥已经离开了北京。为什么这位仁兄屁股都没坐热就离开了中国的政治中心？理由无他。无论是冯玉祥的资历与能力，还是他临阵卖主的倒戈经历，都让他难以服众、难以得到尊重。手握重兵的各地军阀都不认可他，尤其是直系孙传芳，还有喘过气来的吴佩孚，都反对他留在北京。所以，冯玉祥被迫去了张家口，黯然出任西北边防督办，其军队也由此被称作西北军。此事让老冯有些郁闷，他郁闷的时候就爱植树。后来老冯在西北植了很多树，成了保护环境的先进工作者。当然了，冯玉祥愿意离开北京，也是因为捞到了足够多的好处。西北边防督办可不是白当的，察哈尔、绥远、西北一带都成了他的新地盘。而且，在段祺瑞的平衡手段运作之下，他在“直奉战争”中的搭档张作霖捞到的好处并不比他多，这让他心态比较平衡。冯玉祥做西北边防督办，张作霖干东北边防督办，继冯玉祥开往西北之后，张作霖也离开了北京。张作霖乖乖地离开北京，自然也是有理由的。在段祺瑞和冯玉祥的默许下，张作霖的手下李景林、张宗昌、杨宇霆、姜登选先后出任直隶、山东、江苏、安徽督办，也就是说他拿到了四块地盘，只不过江苏和安徽还得从直系手中抢才行。此外，他还有一个以退为进的想法。他不想花太多的心思在北京跟段祺瑞钩心斗角搞政治斗争，他要集中所有的精力和资源统一全中国。一旦中国在手，到时候北京还不是他想来就来想走就走？1925年1月底，也就是广东大本营筹划第一次东征的时候，奉军先锋张宗昌进入上海，至盛夏的6月，奉军已大举南下，直逼长江流域，奉军势力达到顶峰，奉系和直系的又一场战争一触即发！也就是在这期间，张作霖的大公子、24岁的英俊少年张学良也来到了上海，他在这里结识了一个清新脱俗的知性女子，一位20世纪最有传奇色彩的女性，她就是宋家三小姐——宋美龄。宋美龄从小在美国接受现代教育，知书达理。不过在她温柔娴静的外表下，却有一颗刚毅的心。大姐二姐都嫁了当世豪杰，她这个小妹也不甘落于姐后，可当世能媲美大姐夫二姐夫的金龟婿实在太难钓了，连二姐夫孙中山引荐的优质“高富帅”谭延闿都不合心意，最终以结拜兄妹的方式降温处理，那些寻常男子又岂能入宋小姐法眼。所以28岁的宋三小姐仍然云英未嫁，待价而沽。1925年6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在美国驻上海领事馆举行的party上，张学良和宋美龄相识了。张学良是典型的“官二代”加“富二代”，有权、有钱、有自信，何况还有一个“民国美男”的名号。自信的男人总是分外胆大，于是张学良开始约会宋美龄。张学良晚年回忆说，他们私下约会过好几次。至于他们的约会内容是去看电影，还是喝咖啡，又或是更旖旎的活动……张学良就不说了。故事最后的结局大家都知道了。宋美龄成了第一夫人，张学良成了阶下囚。不过，这样一个操东北腔的高富帅与一个说吴侬软语的白富美之间的一段暧昧，倒是给大家留足了想象的空间。

混战

拿下上海后，张学良的老子张作霖仍不满足，一来直奉大战的奖品——江苏和安徽还未拿到手，二来张作霖也有武力统一全中国的野心，所以他是一门心思地积极策划摆平直系势力盘踞的长江流域。这一次，轮到直系面对生存危机。危急关头，孙传芳和吴佩孚站了出来，担负起了保全自己、挽救直系的重任。是不是很奇怪，之前输得精光的吴佩孚居然敢站出来与张作霖唱反调？不用奇怪，因为吴佩孚已恢复元气。别看其麾下第一悍将彭寿莘在第二次直奉大战后厌倦红尘隐居了，跟随他来到武汉的都是残兵败将，其实这些人都是身经百战的精锐，吴佩孚就以这些人为班底，又打造出了一支精锐之师。在孙传芳和吴佩孚的串联下，直系成立了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结成了强大的反奉联盟。1925年10月，反奉联盟组成“讨贼联军”起兵反击。北洋几大军阀之间的倒数第二场大战——“浙奉战争”（“反奉战争”）拉开了序幕。直系不仅占据本土作战的优势，而且战斗力也比奉军强。孙传芳手下的头号大将——其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卢香亭，带着孙传芳的起家本钱——北洋第二师，秒杀了奉系所谓的精锐：姜登选、张宗昌和杨雨霆，特别是张宗昌的王牌部队——凶残的白俄士兵雇佣军，也在卢香亭手中覆灭。奉军的境况怎一个惨字形容！仅用了六天，联军便击退奉军，占领上海。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中，讨贼联军节节胜利，奉军被逐出长江流域。后院起火！就在奉军节节败退的时候，张作霖迎来了有生以来最严峻的一次考验。张作霖麾下的悍将、张学良的结拜兄弟、奉军第三军团副军团长郭松龄在滦州造反！郭松龄反戈一击的理由很有说服力，受了欺负岂能不反抗？！之前说过张作霖对东北军的领导班子进行调整的事（整军经武），这里不再重复。当时众人都只看到了人事变动带来的好处：在毕业于正规军校的军事干部的带领下，东北军战斗力大幅提升。没有人意识到，这次人事变动居然会引发新的问题。问题出在被张作霖提拔起来的两大核心将领杨宇霆和郭松龄身上。这两人权欲都极强，在军中拉帮结派，以各自学校为名组成士官派（杨宇霆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大派（郭松龄在北京陆军大学进修过）争权夺利。虽然郭松龄和张学良的关系很铁，但也架不住杨宇霆的靠山是张作霖。因此，杨宇霆逐渐在与郭松龄的斗争中占据了上风。尤其是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划分好处时，杨宇霆和其盟友姜登选拿到了江苏、安徽督办，而郭松龄什么都没捞到。有功而不得赏，令郭松龄对从中作梗的杨宇霆极其愤怒，也对杨宇霆的后台张作霖极为失望！更何况郭松龄早年出自同盟会，跟着孙中山战斗过，受到了三民主义的洗礼，本就不大看得上跟日本人勾勾搭搭、思想作风过于军阀的张作霖。于是郭松龄决定造反。他在反戈之前，拖了两个人下水。一个是欠他人情、老受东北籍军官歧视的河北籍好兄弟李景林——“五虎将”之一的奉军第一军团军团长，另一个是张作霖潜在的强大竞争对手——别有居心的冯玉祥。三人约好了：郭松龄起兵后，李景林和冯玉祥予以配合，共同反奉。11月23日，郭松龄率麾下七万精锐在滦州举旗造反，起兵口号极有煽动性：反对内战！惩办罪魁杨宇霆！张作霖下野！张学良上台！近代东北在清朝灭亡后最大的一次战乱正式爆发！郭松龄造反的决心十分坚定。张学良本想亲自出马劝说曾经的好兄弟放下屠刀，可郭松龄拒绝见面，只是通过报纸告诉张学良：你对我的好我都记着，但这个反我造定了，谁劝都没用！话音刚落就把因为出差路过他地盘的姜登选给杀了。张学良一看就明白了：郭松龄已经不想回头，也回不了头。算了，放弃吧，就让曾经的一切在这场战争中随风逝去！郭松龄自己是一员猛将，手下又是奉系精锐，再加上事起突然，顿时打了张作霖一个措手不及。起兵五天后，郭松龄拿下山海关，随后一路高歌猛进，进逼张作霖的大本营——沈阳城！就在张作霖打算弃城而逃的关键时刻，有人出手救他！

“大恩人”冯玉祥

第一个给张作霖递救生圈的人居然是冯玉祥！冯玉祥又食言了，其实也不算什么，这是他人生的常态。不过要说清楚冯玉祥食言这事，还得从他先前答应郭松龄反奉的内幕讲起。这事跟苏联有很大的关系。话说中国北方局势的发展让苏联和共产国际大受鼓舞，于是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设计了一个投入不大但可能回报惊人的革命计划——“首都革命”：收买冯玉祥，让其率军进攻北京政府，同时由国共两党发动北京的工人群众予以配合，三家联手推翻段祺瑞、张作霖二人把持的北京政权，给日本帝国主义下些绊子。可加拉罕为什么会选中冯玉祥当这个计划的主角？这是因为在苏联人的眼中，冯玉祥是一个有利用价值的进步军阀。其实力看起来很强大不说，他还发动过“北京政变”，而且从1925年开始学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让苏联觉得他思想进步，与其他军阀相比，更容易被招为己用。苏联与冯玉祥的联络人是咱们熟悉的李大钊。李大钊找到冯玉祥：如果你同意进行首都革命，苏联会在军事和经济上援助你。冯玉祥很高兴地答应了。他没有理由不答应，这可是壮大实力的难得机会。李大钊没给冯玉祥开空头支票，苏联人拿出了近千万卢布的好处：步枪，机枪，大炮，防毒面具，飞机，电话……应有尽有。冯玉祥刚应付完李大钊和苏联人，郭松龄也找上门来了，郭松龄想和他谈谈反张作霖的生意。冯玉祥认真思考了做这笔生意的好处：反张作霖也算是满足与苏联的合作条件，拿了苏联的好处不能不干活。再说了，你们窝里斗正好方便我坐收渔利。一箭双雕。因此，冯玉祥也就卖了郭松龄一个顺水人情。接下来，郭松龄、冯玉祥、李景林三人将合作意向以条约的形式——《郭冯密约》固定下来。该条约的核心内容是打败张作霖之后地盘如何分配，当然也顺便提了提造反的目的：革命，消灭军阀。但是当郭松龄和张作霖打起来之后，三个盟友之中纸面实力看起来最为强大的冯玉祥便决定违约了。因为局势的发展完全出乎冯玉祥的意料，张作霖太弱了，败得太干脆了，完全没有三家合伙的必要，单干就行，我冯玉祥一人把你们全灭掉，地盘都是我的。在利益面前，要保持忠诚和信义是一件很难的事情。11月28日，冯玉祥起兵断了郭松龄的后路，让没有退路的郭松龄专心地跟张作霖死磕去吧！同日，冯玉祥部进逼李景林的地盘——天津。同日，李大钊在北京发动数万民众示威游行，包围北京政府，尝试运动夺权，失败。史称“首都革命”。12月4日，李景林宣布：支持张作霖，讨伐冯玉祥。李景林是武当派的传人，真正的武林高手，江湖外号“武当剑仙”。但此人的人品远逊武功，是棵标准的墙头草。冯玉祥一反，李景林便根据当前局势和自己多年的江湖经验，做出一个合理的判断：好兄弟郭松龄完蛋的概率远比老板张作霖高。死道友不死贫道，为了自己活命，李景林遂举兵反抗冯玉祥，顺便支持张作霖，跟兄弟郭松龄挥手说再见。虽然李景林在二十天后输掉了与冯玉祥的战争，但他破灭了冯玉祥想把大家一窝端的计划，为张作霖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正所谓雪中送炭。北方一片乱战。就在此时，张作霖的第二个救星到了。张作霖的老关系户——日本人出兵沈阳。日本人救张作霖可不是为了发扬国际主义精神，而是因为拿到了张作霖给出的好处——《日奉密约》，以及对郭松龄的三民主义背景和冯玉祥背后的苏联人不放心。在日本人和张作霖的两面夹击下，本就进退维谷的郭松龄在起兵一个月之后被俘，旋即被张作霖处决。如果人可以死而复生，想必郭松龄很难放过冯玉祥。在经历了直系、郭松龄的连环打击之后，张作霖再也没有武力一统中国的雄心和实力。更重要的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日本人此次出兵隐藏着更阴暗的目的：趁机入驻沈阳。两年后，张作霖就将为自己的引狼入室付出惨痛的代价。打完“反奉战争”，获利最丰的是孙传芳和冯玉祥。孙传芳在击败奉军之后，自任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兵力高达二十万人，成为后直系时代能跟吴佩孚平起平坐的带头大哥。孙传芳还请来自己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师兄冈村宁次做军事顾问，可这名日后的侵华日军总司令哪能给他出什么好主意，小鬼子来中国的主要目的是为五年后开始的战争踩点。至于冯玉祥，虽说为人有点反复无常，但这一次捞取的好处非常大。他不仅趁机扩编队伍，还占据了直隶、天津、河南、察哈尔、甘肃、绥远等地，超越“东北王”张作霖，成为占地最广的军阀。

难产的北伐

缓过气来的张作霖稍做休整之后，就立即出兵华北。难得的是，张作霖、吴佩孚这二位仇家居然选择联手，宣布彼此停战，共同对付目前看起来最为强大的冯玉祥。世上果真是唯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敌人。面对张作霖与吴佩孚的南北夹击，冯玉祥顿感信心不足，他决定暂时从名义上屈服，缓解一下恶劣的形势。于是，冯玉祥在1926年元旦当天宣布下野，命手下张之江代理总司令。对于服软的冯玉祥，张作霖和吴佩孚是否会放过他，下文再说。冯玉祥成为苏联人的“香饽饽”之际，蒋介石却受到了截然不同的待遇。既为了实现孙中山的主张和遗愿，更为了实现个人抱负，蒋介石从1926年1月开始，便全力推动各方支持他率军北伐。但他没想到，

里，其实即便是在八路军的阵营中，也有剃光头的习惯，我在此，也简单开列一个名单：彭德怀、许世友、朱德、林彪……这些共产党的军人，在战争的年代，也都剃过光头。这个名单，恐怕同样也是列举不完的。即便是今天中国内地的解放军，战士也是剃光头的，或者是只留一公分短发的，这也是基于同一个道理——便利军事活动所需。综上所述，本文所厘清的几点重要事实，总结如下：1.蒋介石的确得过淋病。但是，没有确凿证据表明蒋介石曾经患过梅毒。2.“梅毒性脱发”随着梅毒的治愈而治愈，因此，从逻辑上而言，蒋介石光头与梅毒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3.蒋介石晚年的诸多照片明白无误地证明：蒋介石确实有头发，并非秃头，谣言的基础根本就站不住脚。4.关于蒋介石“梅毒导致脱发”的传说与《金陵春梦》一类畅销小说的传讹布谣，不无关系。5.蒋介石并非在民国年代唯一留光头的军事人物，事实上，剃光头在近现代军人当中，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蒋介石光头和梅毒的传说，说到这里，我想，大家已经相当明白了。

“太原五百完人”的神话

在第二次国共内战当中，据说有五百名国民党将士在山西太原宁死不降、集体自杀。他们就是著名的“太原五百完人”。可是很遗憾，史料告诉我们：这个故事，只是国民党溃逃台湾以后，为了稳定军心，激励困兽犹斗的斗志，而刻意臆造的一个谣言，这个造神故事，其实不过只是美化历史的一场误会罢了……曾几何时，在台湾《国语》课本第八册中，有一篇叫作《太原五百完人》的课文，行文如下：“……民国三十八年四月二十四日，是我们中国人难忘的一个日子，因为在这一天，山西省的太原市，发生了一件壮烈的大事。那时候，×匪背叛国家，到处攻击政府的军队。山西省的省会太原市，受到×匪六十万人的围攻。省政府代理主席梁敦厚先生，亲自率领官兵守城。×匪知道城里军队很少，仗着自己人多，对守军发动猛攻。炮声隆隆，喊声震天。守城的士兵，在枪林弹雨中奋勇作战，虽然伤亡很多，还是不肯退出太原市。后来，子弹没有了，粮食吃完了，再也没有力量守下去了。梁代主席早已决心为国牺牲。他不怕死，但是更希望以他的死来唤醒全国同胞，使大家能够坚定意志，永远不向邪恶的×匪屈服。他和几百名忠贞的同志，齐集省府大楼，全体自尽。部下遵照他留下的命令，放火烧楼，不让×匪侮辱他们的遗体。还有警察局局长师则程，率领部下和×匪进行巷战，直到最后一刻。他的全家以及七八十名部下，也都同时自尽。这件事情，立刻震惊全国。人人都为他们忠贞完美的人格所感动，同时也认识了×匪的邪恶。当日为国牺牲的壮士一共有五百人，所以大家尊称他们为‘太原五百完人’。现在位于台北市圆山的‘五百完人冢’，就是为了纪念他们而建立的……”这篇课文所歌颂的是在第二次国共内战当中，山西太原的国民党军队有五百名壮士，宁死不屈，集体壮烈自杀。这篇课文读起来，显然是荡气回肠。只是可惜了——这只是一个传说，并非是真实的历史。更接近事实真相的是其实只有四十六人参与了这场“集体自杀”，而远远没有台湾官方所宣传的“五百完人”。请读者们跟随我，来听听本案的当事人和见证人，他们都是怎么说的。首先，我们听听这场国民党将领集体自杀殉国事件的现场目击者——（阎锡山的亲信）梁敦厚的秘书——柏光元的证言。柏光元事后写了一篇《梁化之死的经过》，其证言摘录如下：“……梁化之（敦厚）的办公室在省府三楼上……自（1949年）4月19日起，解放军开始向城内发炮，均在鼓楼一带，至20日清早五六点钟，又开始向省府内发炮弹。这时梁化之尚未起床，省府落了第三个炮弹，电灯被炸息了。梁化之急忙起床，身上衣服尚未穿整齐，就拿着手电灯，下楼向阎锡山的公馆东花园跑，跑进钟楼下的房子。这房子是窑洞式的，里面并不大，房顶上又用洋灰盖了一层，所以能避炮弹。这里住的是五姑娘阎慧卿（阎锡山的堂妹）……这时我知道他是要自杀，我就很怕。梁化之第一句话对我说：‘光元，孙副主任、赵世铃他们决定投降，我是不投降，希望你听我的话。’我就说是。梁化之又说：‘你可得好好听我的话，绝对听我的话。你要不听我的话，我可有手枪，到必要时我的手枪可……’梁化之开始和我说话，态度和平时一样，说话很坚强。我听到梁化之说必要时手枪半句话，我随梁化之说：‘主任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绝对听主任的话。’梁化之说好，随之说他自杀，五姑娘也自杀。并且左手斜身指了一下阎慧卿，跟着说：‘你可得听我的话。’我说是。梁化之又说：‘我死了以后，你去告孙副主任，就说我喝药死了。’并且回身向里面桌上拿了个暖水壶给我。口里说：‘你拿上这暖壶到东面汽车房内给我灌一暖壶汽油……’梁化之手指被子对我说：‘我死后，你把汽油倒在被子上，你掷在被子上一个烟头，你就走你的，可是你得看着我死好以后。’他在说话的同时，给我取了一圆筒纸烟和一盒洋火。这时，阎慧卿在床上坐着说：‘还有些钱，叫他们拿去。’梁化之问在哪里，阎慧卿右手向南墙台内一指。当时梁化之就拿出些白银洋用白包皮包好，给了我。当时，我因在惊慌中顾不得想一切，只得听从他，他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当即接过放在暖壶一旁的地上。梁化之又对我说，他死了以后，我要能见上二先生，就说他死了(二先生是梁化之的二弟)。我说是。梁化之又说：‘好吧，你站在门边。’当时我就站在门子里面，这时梁化之也上了床，阎慧卿在床里墙边，梁化之在床外面，二人面向南，一同拿茶杯在手中。这时我又走到床边问梁化之：‘主任，家里还有什么事？’当时梁化之对我说：‘没有什么，就是我母亲，我女人，我的小孩，也没有什么，能见上就说我死了，见上二先生就说我死了。’说完二人一同喝药。床边有一个小桌，小桌上放着一支才点着的洋蜡，一支快照完的蜡头。两个蜡灯照着梁化之、阎慧卿二人同时喝下药。梁化之用左手连把两个茶杯放在小桌上，二人一同拉被同睡。梁化之左手拉被斜身面向阎慧卿，睡下后脸稍向底面，连咳嗽几声，最后一大声，有2分钟气断，死了。阎慧卿右手拉被，面向梁化之睡，口里还说了个难受得不行，睡倒面急转朝天，两手乱舞过头长停，口里鬼叫很长一声，2分钟以后气断，死了……这时解放军已经包围了三楼的北面……洞外又传进话来说，先叫战士出去，第二叫办公人员出。我三人就和办公人员一同出洞，到了洞口，经解放军一个个检查了，我们就被解放了……”可见，柏光元所目击的自杀“殉国”人员只有两名：阎锡山的堂妹阎慧卿以及阎锡山的亲信梁敦厚。当然，事实上也不只两名。我们再来听听阎锡山的部下缪玉青（行政督察专员）、张克寒（县长）、李干之（行政督察专员）、薛国俊（省府视察员）等人事后所写的《太原突围干部报告函》一文，他们都是怎样说的：“……主任阎钧鉴：我等未能遵照钧座指示杀身成仁，以全我们的历史，实深惭愧。截至十五日止，突围干部抵西安者共职等四人，均系五月一日离开者，谨将太原作战惨烈情形，与服毒自杀之成仁干部，就所知者综合报告于下：敌人对太原第七次攻势，系于四月九日开始，至二十五日巷战终结。计敌兵力，集东北、华北、西北野战军各一部，合徐向前原所部者，在四十万人以上，其炮火之多，出人意料……廿四日城中心区巷战激烈时，梁委员化之见大势已去，难以挽回，乃实践钧座‘不作俘虏，尸体不见共党’之昭示，从容自杀，并事先嘱人于其死后纵火焚化尸体。警宪指挥处由徐端、嵐风等领导集体自杀，钧座家属，由阎慧卿领导自杀于钧座公馆凉亭之下，亦使人举火将全院焚毁……此外文武机关服务干部参加巷战后，除伤亡被俘者外，尚有省会警察局长师则程等十余人，自杀于柳巷派出所；吴队长春臺自杀于歌剧第三院；尹专员兼县长遵党及县府干队若干人自杀于八旗会馆，至其他参加巷战之干部自杀，而姓名一时尚无法查明者，更不计其数……”可见，这份战场报告显示：梁敦厚、阎慧卿自杀之后，在太原城里的别处，也开始陆陆续续发生了“集体自杀”事件，但是，“殉国”人数不详。那么，“太原五百完人”中的“五百”这个数字，究竟是怎么得来的呢？我们来读读阎慧卿在自杀之前，发给其堂兄阎锡山的一份《阎慧卿至阎锡山绝命电》。在这份电报里面，阎慧卿是这样说的：“……连日炮声如雷，震耳欲聋。弹飞似雨，骇魄惊心。屋外烟焰弥漫，一片火海；室内昏黑死寂，万念俱灰。大势已去，巷战不支。徐端赴难，敦厚殉城。军民千万，浴血街头，同仁五百，成仁火中。妹虽女流，死志已决。目睹玉碎，岂敢瓦全？生既未能挽国家狂澜于万一，死后当遵命尸首不与匪共见。临电依依，不尽所言！今生已矣，一别永诀。来生再见，愿非虚幻。妹今发电之刻尚在人间，大哥至阅电之时，已成隔世！前楼火起，后山崩颓。死在眉睫，心转平安。嗟乎，果上苍之有召耶？痛哉！抑列祖之矜悯耶……”可见，“五百”这个数字，似乎最初出自于阎慧卿这份电报中的“同仁五百，成仁火中”的诗句。可是，这里有一个很明显的陷阱，阎慧卿电报中的这个“五百”数字，显然只是抒情押韵的文字，而不是一个准确的数据。这是中国人写文章的通病——宁要押韵，不求精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阎慧卿自杀在前，部下们自杀在后。阎慧卿断气在先，她根本不可能知道在她死后会有多少人跟随她自杀。于是，我们再来听听阎锡山本人在《阎锡山早年回忆录》里面，对于此事，又是怎样说的：“……其最足动天地而泣鬼神者，厥为山西省政府梁代主席敦厚等文武人员之集体自杀，纵火焚尸，实践公‘不做俘虏、尸体不与匪相见’之昭示，为国家存正气，为民族争光荣，世人莫不感动敬仰，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1次会议决议褒扬。监察院6月25日代电致公唁慰，立法院10月30日第四会期第二次会议临时动议，以太原沦陷时，梁敦厚等集体自杀慷慨成仁，其壮烈实有过田横五百人，议决：择地建立‘太原五百完人成仁招魂冢’，以发扬民族精神……”于是，我们可以从阎锡山的自述里，可以读得出来：太原自杀“殉国”的国民党将士的人数，不是经过严密调查而敲定的，而是靠拍脑袋决定的，受谁的启发呢？受的是秦朝末年“田横五百士”历史典故的启发，阎锡山临时拍了拍脑袋，敲定“五百”这个数字。这是不是很儿戏呢？有的时候，历史真的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贵在有心人。国民党溃逃台湾之后，有一个名叫“刘存善”的人，对这一起太原国民党将士集体自杀“殉国”事件，作了一个专门的调查，并于周密调查之后，写下了一份《太原五百完人调查报告》，收录在《山西文史资料》第六十辑。这份《太原五百完人调查报告》，披露了以下惊人的调查结果：1有名可查的自杀“殉国”国民党将领，只有46名，而不是500名。2500名“完人”名单里面，有着以下大量的造假情节。（1）任丽君、王子高、张生兰、孙宽荣、程敬棠、李武、任永昌等人，至1987年，仍然健在。（2）赵恭、陈子文、赵翰珍、范融、冯效义、卢晏儒、郭长兴、关其华、何昆、孙子麒、杨向三、韩玉成、杨振旅、刘云程、贾召棠、武鸿英、白文耀、杨毅克、尚日超等人，是在太原失守之前战死的，并非自杀。（3）王存旺、游大成、游九贵、张国桢、杨明经、张宝寅、陈凤歧、解正旺等人，是事后被解放军逮捕处决的，并非自杀。（4）孟华、唐守亭、刘永旺等人，是被阎锡山处死的“间谍”。（5）张文玉、王敬中、魏日公、任永庆、宋子征、陈子华、强林瑞等人，是事后老死或者病死的。（6）许子久（许有恒）、张凤鸣（张剑）等，其实是同一个人的不同名字，被重复使用。（7）宋移凤、宋子珍、袁楹、王嘉深、盖海、李玉书、张善斋、赵振亚、何成家、张子骞、夏九成、李思远、刘怀德、葛吉寿、张永年、姜传忠等人，下落不明。（8）以下则“查无此人”：永和县（4人）、吉县（10人）、乡宁县（5人）、大宁县（5人）、石楼县（2人）。……可见，国民党在内战中，为了塑造战斗英雄，为了鼓舞部队士气，选择性地收集材料，并且捏造了事实，刻意夸大了自杀的人数——从46人，夸大到了500人。其实，太原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将士，并非人人勇敢，实际情况是投降者大有人在。我们来读一读阎锡山的另一员部下——娄福生在史料《我所知道的阎锡山》中的相关证言：“……1949年4月23日半夜，解放军东北路指挥部最后给予反动派的和平机会被拒绝后，解放军的攻城战斗于拂晓即行开始，枪炮声响成一片，缴枪不杀的喊话声时起时伏，炮弹飞来，到处火起，据说护城碉中大都竖起白旗，缴械投降，24日黎明，小北门即被突破，未几东城失陷，南城电话不通，由西城及北城进来的解放军，已在绥署之煤山附近与阎军的伺卫队发生战斗，这时王靖国、孙楚两个顽固头子，在地下室缩成一团，深怕解放军攻破绥署，人梦俱焚，混乱之下性命难保，大家看到这种情况，即向他们二人说，城防已破，绥署被围，光棍不吃眼前亏，应速命伺卫队停止抵抗，在绥署门外插起白旗，表示投降，除此再无办法，否则子弹头上没眼睛，你不表明态度，人家当然要防你当场反抗，这时他们二人均已认可，在绥署二楼插起了白旗，解放军战士已经到地下室门口，命室内之人一一出来，有武器者，丢在门口，所有高级阎均将领全数在绥署二楼被俘，我看到解放军的态度既严肃又和平，并且认真执行了宽大政策，大家非常感激，而且信服了共产党的伟大主张，治病救人，改造世界，所说优待俘虏的政策当场兑现，太原即日获得解放……”娄福生的证言写得很清楚：在阎锡山的军中，投降者大有人在。我们再来读一读解放军一方的人员——乔希章的证言。《太原文史资料》第十二辑，收录了乔希章所写的一份战斗总结，名叫《解放太原综述》。其相关文字摘录如下：“……太原战役，自1948年10月5日发起……其中俘敌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兼十五兵团司令官孙楚，第十兵团司令官兼太原守备司令王靖国，太原绥署参谋长赵世钤，兵团副司令官孙福磷、温怀光，兵团参谋长侯远村，山西保安司令许鸿林，十九军军长曹国忠，政治主任彭登旺，副军长兼四十师师长许森，三十三军军长韩洲，三十四军军长高倬之，四十三军军长刘效曾，副军长兼炮兵师师长贾毓芝，六十一军副军长姜福生，四十六师师长阎俊贤，四十九师师长王永寿，副师长李荣富，六十九师师长郭弘仁，副师长韩佑虞，七十一师师长张忠，七十三师师长祁国朝，副师长王振纲，新闻室主任景春利，八十三师副师长马海龙，铁血师师长赵显珠，副师长张汉兴，工兵司令程继忠，副司令王同海，机枪总队队长宫子清，宪兵司令樊明渊，机械化兵团司令韩文彬，炮兵顾问岗田（日人）、黄家坟（卧虎山）要塞司令程景堂，以下官兵七万七千三百九十四名；击毙六十一军军长赵恭，三十九师师长刘鹏翔等以下官兵七千余人……”依照乔希章的这份总结，在太原战役当中，阎锡山的将士，一共有77394人投降，而战死的，仅有7000多人，也就是说，粗略统计，阎锡山部队的投降率高达92%！写到这里，我的心中有一股滑稽的感觉油然而生，这就是所谓“国军”的“太原五百完人”。第五章再探谜案伴随着时间的流逝，对于很多历史事件，我们已经从最初的义愤填

时代里也有，他是舒州（安徽潜山）人张怀素。张神仙自号落魄道人，早年形象非常洒脱，在陈留时他身穿破衲衣，不戴冠不簪发，头上插满了野花，在闹市里随意高歌游戏，简直是宋朝的“犀利哥”。那时他叫戴花和尚。戴花和尚被基层干部选送进了京城，迅速红遍了上层。蔡京、蔡卞兄弟以及暮年的吕惠卿等人都与他亲切交往，交流生活经历。这个过程让帝国的顶级大佬们都震惊了，他们的一生虽然波澜很壮，但不过几十年的浮沉而已。戴花和尚却是悠游岁月，不知始终。他在孔夫子杀少正卯时曾经劝过圣人，说杀人太草率了；在刘邦、项羽为争天下掐得最狠的成皋之战前后爬过山头，看两边怎么打的。听着很童话，可是蔡京等人居然信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无论如何我不会怀疑蔡京的智商，那么难道说这都是真的？！之后，他所向无墙了，宋朝京都之内，不管是大宅深院，还是高门大阀，他都随意进出，连后院女眷住的地方都无所顾忌。为什么呢？呵呵，自古以来，妇女都是宗教的中坚力量啊，什么也挡不住她们追求真理清洁灵魂的向往！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她们的名誉也都需要清洁了……张怀素在公元1107年左右修而优则反，同年在真州（今江苏仪征）被捕，随行的信徒以及十多个美女弟子一同被杀。蔡京等人紧急疏通关系，工作做到了御史中丞余深、知开封府林摅的办公室里，才算把自己撇清。最后一个出场的人叫林灵素。他是这个时代里最灵异的存在，他本身就是个怪物，是集大成者、灵异终结者，自从他出现以后，其他所有的灵异类人士都没法工作了。因为再没有其他花样可以玩。如果非要说有人超过了他的话，只有北宋最关键时刻出现的那位“神仙”了。是那位“神仙”，而不是传说中野蛮强悍无法抵挡的异国人打开的汉人的都城。林灵素，初名灵噩，字通叟。江南温州人。出身很平民，是贫困的生活迫使他走上了修行的道路，只是未来最牛的道士，最起步时居然是一个和尚。他拜了一位和尚为师，学佛法。佛家也是正规的修行科目，本来有搞头，可是他运气太坏了，遇上了一位暴力师父。师父成天连打带骂，一气之下，他决定转学。青年时期的林灵素离开家乡，远赴蜀川，跟一位有名的道人赵升学习。之后神通广大，但仍然为生存发愁。有次喝酒之后没钱付账，尴尬难堪中他实在是鄙视自己，于是举起手来狠抽自己的耳光。耳光抽过，围观的人全傻了。只见他一直挨耳光的左脸血肉皮肤全都不见了，成了一副骷髅，而右边脸和正常人一样！如此灵异，他很快被保送进了京城，面见皇帝。见面时赵佶神情恍惚，不知为什么，他脱口而出，“爱卿你当过官吗，曾经见过朕吗？”皇帝主动拉关系，傻子也会接住吧。林灵素一笑，“是的，陛下。臣当年侍奉玉帝，曾经见过陛下。”他接住了，不过一下子拉到了天上。两人是在天上认识的！赵佶更加恍惚，真的进入了状态，接着又问：“我记得当年你骑一头青牛，现在牛呢？”林灵素毫不迟疑，“牛寄养在外国，过两天就会送过来。”一问一答，和谐顺畅，让人想起不久前赵佶和蔡攸在南薰门外见到的仙人楼台。可那是赵佶、蔡攸两人十多年交往才攒下来的默契，林灵素是才入朝，两人刚见面好吧。哪儿来的这么合拍？！更邪门的是，没过几天，高丽国真的进贡了一头青牛……还有什么好说的，青牛赐给了林灵素，从这时起，他每天可以堂而皇之地骑着青牛上朝入宫。只此一幕，看到的人心里都发了抖。青牛，道教里骑青牛的人是谁？众所周知，乃是道教的无上祖师李耳、老聃，也就是太上老君！接着他做到的，全是前面各个灵异人做过但他能做得更好、前面灵异人想做却临阵缩头的事。第一，降雨。前面王仔昔的降雨说到底是个脑筋急转弯，他耍了招天外飞仙让赵佶切身受益。政治觉悟是很高，但雨一点都没降下来。严格地说，王仔昔失败了。但林灵素货真价实地降了雨。还是那场干旱，赵佶继续求雨，求到了天上的旧相识林灵素的身上。困难面前，林灵素也摇了头，他说：“这是上天，也就是您爸爸的意思，就是不让九州有雨。为了这个目的，连天下所有的江河都施法禁锢了。”赵佶大惊。林灵素却话锋一转，“目前还有一条大河没禁，可是没用。那是黄河，水里的泥沙太多了，就算下了，对庄稼也没好处。”赵佶长出口气，“渴急了的人还挑水喝吗？有水就成，管它浑不浑。”于是，林灵素登台作法，果然大雨倾盆而下，只是雨过后天上地下一片黄泥，别说庄稼没法喝，就连街道都得清扫……第二，斗法。也许大家不知道吧，宋朝赵氏王朝是道教的天堂，可赵佶的长子，后来的钦宗陛下居然是位佛教信徒。未来的陛下信得虔诚，见神州大地上的和尚日渐稀少，假发卖得越来越多，不禁心里有气。道士们不就是神通广大吗？难道他们能大得过诸天菩萨、罗汉金刚？事实胜于雄辩，斗法。一声令下，儿子派出了一位大和尚，老子派出了林灵素。限于资料，具体过程无法考证了，不过结果很确切。和尚输得一败涂地，儿子不仅信仰受伤脸上无光，连最起码的一点请求都被驳回。未来陛下说，斗法是神仙界的，惩罚是凡人界的，尽管和尚输了，也不必惩罚嘛。可是林灵素不干，要的就是输赢，要的就是高低上下，必须得惩罚。于是，和尚被关进了大牢……这下子他算是把当时的皇太子，未来的陛下得罪透了。可是他不怕，他做的第三件事就与政治有关，别说是皇太子，就连皇帝的面子、帝国的政事，他都敢干涉。每天，林灵素骑着青牛进宫，一路上王孙贵族、大臣元老统统都是浮云，都得给他让路。当然，某些时刻他也会遇到重量级的路障，比如皇太子。看见未来的皇帝，青牛立即兴奋了，它不仅没让路，反而加速冲了过去。很明显，这个动作的潜台词再清楚不过。要么让俺先走，要么撞俺。可它是牛哎，让堂堂的皇太子去撞牛？别开玩笑了，宋朝的宗室连同皇帝一起算，从赵光义之后就没亲手杀过人，更没传出让牛撞驴踢之类的事。当此时，未来的钦宗陛下脑海里浮现出了伟大的曾祖父仁宗陛下的圣德事迹。当年仁宗晚上在宫里散步，忽然发现前边躺着一个人，此人鼾声大作，离着好远都闻得着一身的酒气。这还了得！内侍报告，这是学士石曼青（前面提过的酒圣，大家还记得吗）。仁宗点了点头，小心地绕过了他，告诫内侍不要惊扰。这是何等的雅量，何等的仁爱。于是乎，每一代宋朝皇帝都以此为楷模。于是乎，在赵佶的时代里，皇太子被迫给一头青牛让道……在国民注视下，一个道士大摇大摆地从他面前晃了过去！荒唐怪诞，纲常大乱，这还只是开始。林灵素进宫，万众瞩目，连皇帝赵佶的目光都随着他转动，于是他看到了惊人的一幕。林灵素突然翻身下牛，向路边转身，跪倒磕头。赵佶大惊，满宫大惊，林神仙怎么了？然后，众人才注意到林灵素磕头的目标。那是一块名满天下的石碑，上面刻满了人名，每个人都曾经名震天下，可现在汇聚在这块石碑上，成为宋朝官方钦定的耻辱柱。元祐党人碑。这上面都是奸邪，林灵素身为国家级正品神仙，怎么能和政府唱反调呢？难道不知道反政府的就是恶吗？赵佶很罕见地拉下了脸，问林爱卿：“你发什么疯？”林灵素认真地磕了好多的头，之后才转回身站起来，“陛下，这上面的人名大多数都是天上的星宿，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从前都在天上见过。现在他们聚在一起，我怎能不表示敬意？”赵佶惊呆了，他瞬间想起了两件事。第一，前些天，天上划过流星了，他被迫检讨工作；第二，因为他更改职称，叫道君皇帝，所以全国道士扎堆给他来了次祝福。这次设醮祈福超级正规，可是赵佶莅临时猛然发现有人在偷着睡觉。他大怒，用力摇，却发现该道士就是不醒。好不容易醒了之后，这个道士说：“之所以睡着了，是因为灵魂上了天，正给玉帝站岗值班。”“值班……就值了这么久？！”“呃，那是因为正赶上星宿中的大啰唆奎宿向玉帝汇报工作，他说起来没完没了，于是，俺只好站得没完没了。”“奎宿……”赵佶眼睛发亮，“爱卿，你看见奎宿了？他长啥样？”道士古怪地一笑，“奎宿嘛，您见过的，他是本朝端明殿大学士苏东坡。”赵佶大惊，“奎宿，奎木狼……黄袍怪！”苏东坡居然有这样大的来头，联想到这些，再有这时林灵素的证明，赵佶简直欲哭无泪。他是要当神仙的，居然没升到天上，先结下仇人。这还搞什么，他立即下令砸碎元祐党人碑，不仅宫前这块要砸，普天下州郡县衙门前的党人碑都砸碎。从这时起，被迫害到祖孙三代的元祐党人终于缓过了一口气。历代的史学家们谈到这一块，总是会说，这是人心的向背。就连出家人都知道谁好谁坏，在替苏轼们鸣不平，进而更加谴责新党，谴责蔡京、赵佶。这没有错，但是他们忽略了更大的问题。赵佶时代，道士们的权势、能量大到了无法估计的地步，他们敢于和皇太子争道，敢于干涉国家大政，连政府的意识形态都能够硬生生地扭转过来！到了这地步，试问当时之宇中，是谁家之天下？可是赵佶仍然没有愤怒，没有感到危险，他对道士们的好感，对林灵素的认可再次升级。不久之后，通过自己，他让林灵素走到了民众面前，让他有可能成为宋朝的精神导师。自古以来，每一个教派的最大愿望，都是宣传。越过时光长河到达二十一世纪的每一个宗教都是这样来的，无宣传，即无教徒，无生存。于是，每一个修道者最大的愿望，都是走到民众面前。这一点，不仅是善于讲经说法的和尚、道士，连在雪域高原上苦修的密宗大师们都一样。翻开藏族信仰史，不时会有某位喇嘛大师突然出现在民众面前，讲经传教之余，要筹集资金，盖一座庙宇，或者一座高塔。回到宋朝，不管前面有多少灵异人士，赵佶不管怎样信仰他们，善待他们，都没有给他们一个面对公众的机会。只有林灵素，徽宗以皇帝之尊，为他开了一次讲经大会。那一次是真正的万人大会，甚至是十万人大会。据统计，光是林灵素自己在京的弟子，就有两万余人。他们平日里锦衣玉食，位高凡尘，这时全体出动，为师父造声势。但最大的声势来自于赵佶。皇帝下令，有职位的道士要去，他们都有巨额的俸禄，每一座道观的观田都是百顷、千顷，请想象他们的富有。这些人负责为大会提供纪念品、斋饭。至于数量，是无限制。全开封城的民众，只要带来一块青布幅巾做听经标记，无论是什么人，哪怕是乞丐游民，都可以进去。进去，可以得到一顿丰盛的斋饭和三百文铜钱。除此之外，还可以破天荒与皇帝、宗室、大臣等高高在上的显贵们近距离接触。赵佶在会场搭起了御帐，一起听林神仙讲课。如此隆重，与会的人大都充满了渴望，都在想，林神仙会讲些什么呢？会不会像千年之后的清朝皇帝雍正那样，组织个佛会，讲几天经，就有七八个人宣称开悟，超脱凡尘了呢？答案是没有。宋朝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度，每个人，包括妇女都有表达自己主观意见的权利，等而论之，在这样神圣高档的法会上，怎么会有政治行为出现呢？出现的，是一阵阵快乐的笑声。据记载，当时林灵素在台上开讲，讲一段释一段，下面有谁听不懂，或者有不同的见解，可以随时和林大师互动。林灵素即时回答。场面怎样？看原文记录——“……灵素据高座，使人于下再拜请问，然所言无殊绝者，时时杂以滑稽蝶语，上下为大哄笑，莫有君臣之礼。”这是作为批判灵异事件，批判林灵素而存在的文字，如果以北宋的命运为基准，这是有道理的。毕竟道教这次的兴盛，没有带给汉民族好运。但是从说法本身来说，林灵素没错。先说君臣之礼，这似乎是最大的底线，不可突破，不容触摸。但是，这是为了修仙成道好吧，皇帝只是凡人做，为修神仙扔一边，想摆皇帝的谱你进法会干什么？何况还自称道君皇帝。再说笑声。在人们的意识中，似乎修道者都是老古董，生来只会默然打坐，笑或者哭，都是心灵层次不高的表现。何况是故意说笑话，把堂堂的法会现场搞成大杂院戏台？这是误解，是没有参与过法会的人，凭空想象，想当然地认为。远的太远，没有实际考证，举一个近代的例子。已故的佛学大宗师、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名誉怎样，算得上万众之上，德操无双了吧？某次，他面向民众推广佛法，有一位年轻的女士站了起来，当众向他提问。女士说：“佛教劝人六根清净，出家为僧，这样下去，人类都不结婚了，无法繁衍，不是会灭种了吗？”要承认，这是很严肃的问题。可是赵朴初的回答是，他反问：“这位女士，你会出家吗？”“不，当然不。”女士拒绝。“呵呵，那就好了嘛，还有人不出家，人类不是会继续繁衍，没有危机了吗？”赵朴初如是说。堂下一片哄笑，女士不知是尴尬还是理解，也笑了，于是她坐下。问题揭过去，大会继续进行。请问，问题真的解决了吗？赵朴初回答什么了吗？都没有，这位女士如果镇静，如果缜密，如果真的要知道答案，她应该继续问下去。比如，佛家讲的是普度众生，最终的追求是大众同赴西方极乐世界。比如地藏所说，地狱不空，他不成佛，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如此追求下去，此生不够，还有来生。来生仍然修行不足，仍然结婚生子，那么还有来来生。如此类推，如释迦本人那样，终有一生会圆满。那么，推广到极致，每个人都会成佛。那时何来民众，谁会结婚，人类不灭绝还有第二条路吗？多么严峻的结果，可是笑声终止了这一切。这样的事太多了，根本不能独责林灵素。法会的本来面目就是如此，谁听说过在凡俗之间聚众讲课能学成神仙的，以为是沈阳市铁西区下岗就业证啊。人，首先是一种实体存在，每一分的进步都必须脚踏实地。原则是，你做了什么事，才是什么人。过着怎样的生活，才能活出怎样的风采。林灵素之流，或者其他时代的各种大师之流，也迈不出这个范围。认准这个宏观理念后，相信没人会再对聚众讲法有什么期望。而林灵素们，也用自己的实际结局，印证了这一点。说说上面这些神仙们的结局吧。从高到低，依次排列，结局最好的是茅山第二十五代宗师刘混康。这位宗师很显然是道士中的贵族，吃过见过，明白怎样在红尘中潇洒一游，知道最大的重点是适时地离去。他对赵佶若即若离，得到了巨大的封田、赏赐、头衔之后，很快就淡出了赵佶的皇家灵异班底，他走了，让茅山的道统得以继续流传。接着是张虚白。严格地说，张虚白到皇宫里只是做了点小买卖，他用自己的预言天赋，和赵佶换了些御酒饭菜。除此之外，他什么都不要。赵佶想过多给他，先是大笔金银，他不要；有人劝他利用机会帮人说话，撞赵佶的木钟。张虚白摇头，说朝廷做事有宰相在，与他没有关系。他离去时很飘然，没用皇帝发路费，没用大臣们送行，自己静悄悄地走了。多年之后，他曾经再一次露面，那时赵佶已经走进了命运的另一个时段里，无尽的黑夜笼罩了北宋，也压垮了他。赵佶哭着对张虚白说：“你以往说的话都应验了，真是后悔当初没听你的。”当是时，虚白叹息一声，说：“事已至此，无可奈何。愿陛下爱护身体，以往之事已无法挽回了……”王老志相对凄苦些，他写出已故刘贵妃生前与好友一起服侍赵佶时的私语后名声大振，京城里达官显贵、大款老板都来找他问前程。方法是测字，一字定终身，一字定富贵。真是灵啊，每天门庭若市，时间长了，惹得蔡京大怒。蔡京是有理由发火的，有个好玩的现象，当官的人都迷信。他们要前程，要富贵，可这些东西，都不是水平、努力等后天因素到位了就能搞定的。更多的是运气，是上级的不可预知、极难捉摸的好感，这些非常缥缈的东西，才是决定性的。甚至明明在好运里，一个突发事件就毁了一切。具体到北宋，就是全体官场对

们开了一个碰头会，会议速战速决，定下来三件事。第一件，决定起义时间为1911年10月6日，即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那天。为何选在八月十五？从元末以来，中国一直有句传言“农历八月十五杀鞑子”，他们选中这一天就是为了利用传言的威力，讨一个彩头。第二件，主要领导分工。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任务很重，压力很大。孙武担任副手，主抓装备和后勤业务，副手也不好当，劳心劳力还不一定讨好。第三件，安排好了作战计划。比如，战斗目标、行军路线、如何协同配合等。开完会以后，大家各归其位，联络相关人等，静待10月6日的到来。时机选得很好，责任也明确到人，对地形又再熟悉不过，看起来一切都很顺利，似乎一切都向着完美的方向前进。第一个意外1911年9月24日夜，武昌新军驻扎在南湖的炮队发生了一宗意外，首次打破了起义前表面上的平静。几名士兵和自己的长官因为个人矛盾打了一架，史称“南湖炮队事件”。当兵的人打架，自然是抄着吃饭的家伙上。但这里说的可不是锅碗瓢盆，而是能要人命的枪械。这几名士兵本想灭了长官泄愤，可惜长官溜得太快，很快就喊来了数目可观的帮手，寡不敌众之下，只能逃命去也。“南湖炮队事件”惊动了瑞澄和张彪。虽说二人对此事的处理很简单，只是将那几个闹事的士兵开除军籍，并没有问责闹事士兵的相关领导，但事件的后遗症很明显——打草惊蛇，湖北新军的领导班子成员瑞澄和张彪决定为自己疏于监督管理新军的行为亡羊补牢。瑞澄和张彪先是对南湖炮队实行戒严，加强出入管理，严禁士兵以会餐、开生日party等名义搞团队建设。之后瑞澄和张彪又搜缴了除值勤士兵之外的所有新军的武器弹药，并统一锁放到楚望台军火库集中保管。这两位仁兄的本意是给新军来个抽薪止沸，但他们万万不会想到，这个看似英明的决定即将把他们送上穷途末路，帮了革命党的大忙。最最要命的是，在中秋节前一天，或许是为了防止有人闹事，或许是某些嘴巴不严的革命士兵不经意间泄露了“八月十五杀鞑子”的计划，瑞澄和张彪突然下令新军换防，打了革命党一个措手不及。换防，即军队换一个地方驻防。很多起义军官正好赶上换防，连总指挥蒋翊武也在换防名单中，这一下子完全打乱了起义军的部署。湖北这边进展不顺，共进会的湖南领导人焦达峰也在此时函告武昌起义指挥部：“原本计划配合武昌发动起义，但湖南准备未足，请延期十天。”还能有别的办法吗？没办法，总指挥蒋翊武只好宣布将起义日期推迟十天，也就是在10月16日发动起义。又一个意外本来以为无事了，结果又生意外。1911年10月9日下午，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的秘密据点，懂点化学的孙武自告奋勇，打算制造几颗超级炸弹给瑞澄尝尝。就在孙武专心致志干活的时候，发生了一起后果严重的爆炸事件。关于爆炸的原因，史学界一直有两种主流观点。其一，肇事者是共进会核心领导人刘公的弟弟刘同。这小子是一个比较“二”的革命青年，事发当日，这位仁兄一边欣赏孙武制造炸弹的过程，一边漫不经心地在一旁抽烟，结果不小心将纸烟火屑弹入火药中，引发爆炸。其二，肇事者是孙武自己。这位兄台高估了自己的实力，以为自己是“炸弹大王”喻培伦，结果因为自己的水平不够格导致操作不当引发爆炸。不管是哪种可能，结果是肯定的，确实发生了爆炸。不得不说那时的革命者确实有些无组织无纪律，既不懂得保密，也不懂安全生产。乌龙事件就这么发生了。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孙武还未参加起义，就把自己炸成了重伤。之后，军警闻声而至，好在孙武被同志们迅速转移逃过一劫。但并非所有的人都那么幸运，在这个据点碰头的不少革命党包括肇事嫌疑人刘同都落网下狱。对革命党来说，同志们的被捕所造成的损失显然十分巨大。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后果，最严重的后果是军警从该据点查获了革命党名单！接下来，瑞澄拿着查获的名单，充分发挥了草包的本色。这位仁兄一边严禁不同营队的士兵之间互相串门、同营队士兵聚在一起说悄悄话等有造反嫌疑的行为，一边放出狠话：要按照缴获的名单大肆搜捕革命党人！逮捕所有的革命党人，真是大手笔！事实证明，瑞澄同志只是在演戏，他抓捕完几个革命党头头之后就收手了，毕竟法不责众，抓光了革命党，他手下的新军也得散架。但令瑞澄没有想到的是，他导演的这场戏又帮了革命党一个大忙。众所周知，任何一种造反或者起义，都需要做动员。动员的力度越大，成功的把握才越大。比如，一般都要搞一个声势浩大的誓师大会，领导先发言，揭露敌人的罪恶，概述造反的伟大意义，并介绍抚恤金安家费之类的问题解除士兵的后顾之忧。然后由士兵、群众代表补充发言，大家鼓掌表示理解。再然后宣誓出征，开打。但这还不是最好的动员，最好的动员莫过于形成一种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有了这样的气氛，士兵们就会因为性命受到威胁而勇于在战场上玩命。士气起来了，成事的概率自然就高。这就是历史上的造反起事发动者往往需要搞些封建迷信、散布点谣言的原因所在。瑞澄放出围剿的狠话，的确造成了人人自危的气氛。只可惜这种自危没能让新军士气高涨，反而使众人开始考虑是否要彻底地投入革命党的怀抱。而此时，拥有了人心优势的革命党，只差一根导火索即可起义。还是意外在这关键时刻，被换防至岳州（今湖南岳阳）的蒋翊武及时赶回武昌，并立刻找来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等骨干商量对策。会议上，蒋翊武镇定地告诉众人：“大家不要慌，时间还来得及！今晚十二点就以南湖炮队鸣炮为号，城内外各军同志同时起义。还有，那个谁？邓玉麟同志，就是你，麻烦你跑一趟，给南湖炮队送起义命令吧。”等蒋翊武安排好一切，众人终于踏实下来，养精蓄锐，只等造反。可是，到了午夜十二点，大家期待的起义炮并未响起，这是怎么回事？原来南湖炮队戒严，出入管制很严，等邓玉麟想尽一切办法将命令送到革命党同志手中时，时间已过十二点，最后只好决定放弃起义。起义计划居然流产！革命党人正在郁闷的时候，前面因爆炸案被逮捕的刘同已经叛变，毕竟打死也不说的革命同志还是少数。这小子熬不住酷刑，把他所知道的几处共进会、文学社的机关和活动地点和盘供出。就此，蒋翊武他们所在的据点暴露了！于是，起义的炮声没等来，倒等来了搜捕的军警。身手矫健的蒋翊武侥幸逃脱，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等人被抓，凌晨便被枪决。1911年10月10日上午，湖广总督瑞澄自以为大案告破，局势已定，遂得意地电告朝廷请功，说自己危机管理能力出色，智勇双全，指挥若定，成功将革命党的叛乱扑灭于萌芽状态。不过瑞澄高兴得太早了。一切都是意外1911年10月10日晚上七点多，突然一声枪响，顿时划破原本宁静的夜晚。枪声来自武昌城内紫阳桥南的工程第八营。原来，第八营的起义召集人熊秉坤在得知领导人遇害、革命党人相继被抓后，心急如焚，决定不再等待那该死的起义命令，而是以枪声为号，带领同营的革命士兵当晚立即起义，不再拖延。就这样，在革命党领导人缺位、指挥系统完全被破坏的情况下，那些基层的革命士兵勇敢地站了出来，主动承担起发动起义的责任。这就是人心和信念的魔力。在绝境之中，面对着强大的敌人，他们始终坚定着信念：宁可战斗至最后一息，也绝不言放弃。10月10日当晚七点，轮到工程营一名叫陶启胜的排长查寝。陶排长向来责任心很强，做事一贯秉承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当他发现一个叫金兆龙的班长手持步枪而卧时，立刻怀疑金兆龙图有造反的罪恶企图，于是要缴金兆龙的枪，两人当即动起手来。就在陶排长企图扑灭革命之时，跟金兆龙住在一个寝室的同班革命士兵程正瀛上前帮忙，开枪结果了陶排长。陶排长挂了，估计他死也不能瞑目，两百六十多年的大清王朝，居然即将葬送于他这个小小排长的认真工作态度。士兵程正瀛的这一枪便是武昌起义的第一枪，也是辛亥革命的第一枪。至于教科书上把第一枪的功劳归于熊秉坤，是因为孙中山先生后来写国庆社论的时候，把“第一枪”之功给了熊秉坤。国父这么说，大家自然跟风。不过话又说回来，从组织士兵发动起义的角度看，熊秉坤荣膺“第一枪”当之无愧。程正瀛的这一枪，正式宣告大清王朝即将落幕！清脆的枪声打破了宁静，子弹的火花灿烂了夜空，如流星般划过沉沉长夜，照亮所有仰望的明眸！其他等待起义枪声的革命士兵们，一听到枪声响起，就纷纷抄起家伙冲出营房，有弹药的开枪，没弹药的放火，凡敢于阻挡的人一律往死里整。前面说过，因为瑞澄扬言要大肆搜捕革命党，结果是闹得新军人人自危，现在有人带头造反，那就跟着反吧，这叫置之死地而后生。不知不觉间，革命者的队伍之中又增加了不少人。除了人心可用，起义军还应该感谢一下楚望台。之前讲过楚望台是武器弹药库所在地，因为害怕新军起义，瑞澄和张彪将搜缴到的武器弹药存放在这里。起义军极其缺乏弹药，因此起义的第一步就是拿下楚望台以补充武器弹药。正是楚望台的存在，使得来自城内城外、四面八方，且群龙无首的起义军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从而避免了起义军各自为战以致被分别击破的危险。从这个角度看，瑞澄同志在一定程度上也算是革命党的好朋友。新军士兵的起义不同于孙中山和黄兴组织的会党及学生起事，他们都是久经军事训练的专业人士，一旦行动起来，威力非同小可。果然，革命士兵很快便拿下了楚望台。拿下楚望台之后，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不仅人手齐整——汇集了三千多人，还选出了临时总指挥吴兆麟，而且弹药充足。如此一来，事情就简单了，直接攻打总督府！攻占总督府，这是一场血战，因为有张彪率兵作困兽之斗。好在关键时刻，清政府湖北省最高长官瑞澄再立殊功，这位仁兄眼见形势不妙，立刻脚底抹油率先跑路。在瑞澄的模范带头作用下，随后张彪也躲了起来改搞地下工作。第二天上午十一点，雄踞武昌城的蛇山之巅飘起了一面铁血十八星大旗。武昌落到革命军手中，武昌官府灭亡。“带头大哥”没想到一场组织如此混乱的起义，居然成功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整个进程几乎没有一件事情在预定轨道上进行，一次次足够灭顶的偶然，竟然都没有影响到起义误打误撞地走到胜利终点。这只能用“偶然的背后也有其必然——清朝已经无药可救”来作解释。战斗终于结束，但新麻烦来了，谁来领导大家走接下来的路？共进会、文学社的所有重要领导人，几乎没一个在起义现场，蒋翊武在逃，孙武伤，刘复基死……至于另一名领导刘公，若是用之搞点革命经费还说得过去，若用之领导群雄，他的号召力太不够分量。驾驶“革命”这条船乘风破浪，如果没有一个镇得住场面的“带头大哥”，船随时可能倾覆，那样的话，大家一块儿玩完。因此，找个“带头大哥”出面组织新政府便成了最紧迫的问题。就在众人愁眉不展的时候，一个叫做蔡济民的下级军官站了出来，他在简单分析完当前形势之后说：“现在起义初步告捷，我们的当务之急是马上通告全国，希望各地响应武昌起义。所以，现在推出一个带头人是极其关键的事情。如果不能找到令人信服的人来挑头做领导，号召天下，任凭我们这些无名之辈折腾，其他省份可能就会把我们的起义想象成普通士兵的‘兵变’，那样的话，我们在道义上就站不住脚，群龙无首的革命军可能很快就陷入内乱。”这么一个小人物，居然有如此的政治远见，实在是一个人才！这下简单了，能符合“名气可号召天下”这个条件的人并不多。无论是名气还是立场，孙中山和黄兴都是很合适的人选，但问题是，他们有两个致命的短板：第一，缓不济急。孙中山远在国外逃亡，黄兴因为黄花岗起义伤了指头在香港疗伤。距离太远，时间上赶不回来。第二，受地域主义限制。有不少湖北革命党人认为，我们湖北人打下来的江山，为何要让没有参与起义的外地人当头？既然如此，从湖北本地的实力派中选拔“带头大哥”，便成了当前唯一的选择。湖北省数得上号的实力派人物，首推立宪派的领袖汤化龙。那就让士兵去请汤化龙过来吧。武昌起义发生之前，汤化龙进京在盛宣怀面前力争路权，但是没有结果。起义爆发时他正在家里生闷气——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士兵很快就找到了汤化龙。汤化龙的态度很明确：“瑞澄逃走后肯定会电告朝廷，派大军来攻打我们。兄弟一介书生，不晓军事，都督一职，万万不可受。行政事务，兄弟一定尽力帮忙。”汤化龙的表态自然是考虑到了都督这个岗位风险太高的缘故。但他说得也有道理，秀才领兵确实不行。好在革命党还有一个备胎——黎元洪。这个黎元洪到底是何方神圣，居然入得了革命党的法眼？第二章水陆两栖的“带头大哥”黎元洪

苦命孩子黎元洪

关于黎元洪这个人，从我们的中学教科书上所能获得的信息大概是这样的：他是一个小丑，是个扶不起的阿斗，不过运气好得不得了。可真相是这样的吗？黎元洪，字宋卿，出生于湖北黄陂一个淮军下级军官家庭。别看他是军官家属，却没有大多数人活得幸福。20岁之前的他已然经历了许多人穷其一生都无法体验的苦难生活：自小勉强温饱，曾经沿街乞讨；少年丧母，青年丧父；双亲无钱厚葬，还要靠自己稚嫩的肩膀扛起姐弟们的生活希望。幸好，苦难的经历教会了他生活，亲人的离去教给了他坚强。这是他日后能两任中华民国总统、三任副总统的关键原因。生活的压力和苦难的煎熬使得黎元洪人虽穷志却不短。日子过得是苦了些，但他凭借坚强的性格，通过勤工俭学，在25岁那年拿到了很不错的文凭——顺利毕业于李鸿章创办的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在学校里，黎元洪学习成绩不错，尤其在高精尖技术课程——引擎构造学上成绩斐然，这使他得到了老师严复，以及当时也在该校任教的、北洋水师未来的头头萨镇冰的赏识。由于严复和萨镇冰在水师之中人脉很广，所以黎元洪一毕业就进入了水师，担任管轮，属于技术型的基层军官，起步不错。后来，黎元洪作为北洋水师“广甲号”战舰的一名军官，参加了甲午海战。之后发生的事情以前提过，管带（舰长）吴敬荣的战斗意志很成问题，居然临阵脱逃。结果“广甲号”虽没有毁于日军的炮弹，却触礁自沉。黎元洪侥幸生还。作为能从黄海沉船逃得性命的人物，黎元洪的竞技天赋一定不错，若生在今天，说不定能去全运会拿个游泳奖牌。甲午战败，大部分海军军官都被革职，黎元洪也没能幸免。或许是因为他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命运终于眷顾了他一次。在事业最低谷的时候，他碰到了自己的贵人张之洞。张之洞当时正在编练新军“自强军”，急缺人手，于是黎元洪跟着张之洞来到了湖北。这一来，他永远告别了海军生涯。黎元洪本人科班出身，学习能力强，因此迅速得到了张之洞的欣赏，被保送去日本深造。黎元洪由此成为精通海战、陆战的水陆两栖型将领。回国后，黎元洪成为“自强军”混成协的统领，大致相当于如今的上校旅长，是湖北新军中张彪之下的第二号人物。由于过去的不幸遭遇，黎元洪特别能够体谅底层百姓的疾苦。他在工作和生活中待人宽厚，十分俭朴。别的军官贪公家便宜，胡乱报销，克扣军饷，中饱私囊，黎元洪从来不干这种缺德事儿，所以他在军中的人缘不错。黎元洪不仅爱护士兵，对下属够意思，也能带兵、会打仗，是从战场上走出来的战将，在军中的地位十分重要。从1905年开始，大清帝国一共举行了三次军事演习，参加演习的清军分为南、北两军展开对抗。在规模最大的第二次

际上凌辱的方式也不会有什么新鲜花样，可以肯定，世界就是这样开始的。她们最惧怕的倒不是遭受强暴，而是整整一个恐怖的夜晚那些人恬不知耻地狂欢作乐，十五个女人胡乱躺在床上或者地上，男人们从这个身上趴到那个身上，像猪一样喘气。最糟糕的是我会有快感，其中一个女人这样想。她们走进通向指定的宿舍那个走廊时，充当哨兵的盲人发出警报，我听见了，她们来了。用作栅门的床很快挪开，女人们一个一个地走进去。女人不少啊，盲人会计大声喊道，接着开始兴致勃勃地数起来，十一个，十二个，十三个，十四个，十五个，一共十五个。他跟在最后一个后面，两只手贪婪地伸到她的裙子下面，这个不错，这个归我，他说。盲人歹徒们不再检查，不再事先评估女人们的身材好坏。确实，既然她们所有人在这里都同样轮一遍，就不必在挑选身高胸脯和臀部上浪费时间，以免欲火凉下来。她们已经被拉到床上，已经被猛地扯下衣服，很快就听到了每次必有的哭泣声，祈祷声，哀求声，但对方并不回答，即使回答也一成不变，要想吃饭就把腿叉开。她们把腿叉开了，有几个女人得到命令，用嘴，比如那个蹲在歹徒首领膝盖间的女人，她一句话也不说。医生的妻子走进宿舍，蹑手蹑脚地在床间穿过，但她无须如此小心，即使穿着木屐任何人也听不见，就是某个盲人碰到她，发现她是个女人，最坏的情况也不过混入其他女人当中，而在如此混乱的场合里，察觉出是十五个女人还是十六个女人并非易事。歹徒首领的床还是宿舍最里边那一张，墙脚下堆放着饭盒。旁边的几张床撤走了，他觉得它们碍手碍脚，想动作更方便一些。看来杀死他是举手之劳。医生的妻子一面沿两排床之间窄窄的夹道往前走，一面观察着即将被她结果的那个人的动作，看着他快活得仰起头，似乎正在把脖子交给她处置。医生的妻子慢慢走近他，绕到床的另一边，站在他身后。瞎眼的女人还在继续服她的淫役。医生的妻子慢慢举起剪刀，两个刀刃稍稍分开一些，以便像两把匕首似的扎进去。就在这一刻，这最后一刻，盲人似乎发觉有人在身边，但极度兴奋使他脱离了正常感知的世界，失去了思考能力。我让你快活不成，医生的妻子想，胳膊随后猛地落下去。剪刀全力扎进盲人的咽喉，接着以自己为轴一转，割破了软骨和膜状组织，然后疯狂地扎得更深，直到碰到颈椎骨才不得不停下来。几乎没有听到他的喊声，可能是某个射精的人正在像野兽似的号叫，这样的人确有几个，也许就是他，因为血注喷在那个女人脸上的同时，精液也灌进她的嘴里。正是这个女人的一声呼喊惊动了那些盲人，呼喊声他们听得太多了，但这一次和以往不同。那女人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还在喊叫，这血是哪儿来的呀，大概不知道自己如何做到了脑袋里想过的事，以为咬断了歹徒首领的阴茎。盲人们放开女人们，摸索着走过来。怎么回事，你为什么这样喊，他们问道，但这个女人的嘴被一只手捂住了，有人在她耳边小声说，住嘴。随后她又感到有人轻轻往后拉她，你什么也不要说，是个女人的声音，这使她安静下来，如果在这样紧迫的情况下还可能安静的话。盲人会计走在前边，他头一个摸到了横躺在床上的尸体，用双手从头到脚摸了一遍，他死了，盲人会计喊起来。死者的脑袋耷拉到床的另一边，血还在汩汩地流，她们把他杀死了，他说。盲人们顿时停下来，一动不动，不肯相信耳朵听到的话，把他杀死了，怎么回事，谁杀的；在他咽喉上开了个大口子，大概是和他在一起的那个婊子，我们一定要捉住她。盲人们又开始挪动，不过现在要慢得多，仿佛怕遇上杀死首领的刀子。他们不可能看到，盲人会计正慌忙把手伸进死者的口袋里，里面装着手枪和有十来发子弹的塑料弹夹。女人们的喊叫声突然响起来，分散了盲人们的注意力，她们已经站起身，一个个吓得魂不附体，想离开这里，但有几个忘记了宿舍的门在哪边，走错了方向，撞上了那些盲人，这些人以为女人们要发动攻击，于是男男女女扭作一团，一个个神志不清，混乱到了极点。医生的妻子站在宿舍最里边，一动不动，伺机逃走。她紧紧抓住那个女盲人，另一只手举着剪刀，随时准备刺向某个走过来的男人。她站的地方有些空，暂时对她有利，但她知道不能在这里久留。几个女人终于找到了宿舍的门，另一些还在搏斗，试图从盲人的手中挣脱出来，其中一个女人还掐着对手的脖子，想再增加一个死者。盲人会计威严地向同伙喊道，镇静，给我镇静，我们马上解决这个问题。为了更快地恢复秩序，他朝空中开了一枪。这一枪的效果正好与他的意愿相反。盲人们发现手枪到了别人手里，大吃一惊，知道就要有个新首领，于是不再与女人们搏斗，不再试图制伏她们，可以看到，其中一个甚至放弃了一切，因为已经被掐死了。就在这个时候，医生的妻子决定往前走。她挥动剪刀，左刺右刺，冲出一条道路。现在倒是盲人们大声喊叫了，他们相互践踏，一些人扑到另一些人身上，如果有人长着一双好眼睛就会发现，与这一次相比，第一场混乱只不过是个小小的玩笑。医生的妻子不想杀人，只想尽快离开这里，尤其是不想把任何一个女人留在身后。也许这个家伙活不成了，在把剪刀扎进一个人的胸膛时她想。又听到一声枪响。我们快走，走呀，医生的妻子一边推着路上的女人们一边说。她一个个地帮助她们站起来，嘴里不停地说着，快，快。现在，盲人会计到了宿舍最里边，他大声喊道，抓住她们，不要让她们跑掉，但为时已晚，所有女盲人都到了走廊里，半光着身子，正尽量抓着身上的破烂衣裳跌跌撞撞地往外逃。医生的妻子在宿舍门口停下来，怒气冲冲地喊道，你们想想我那天说的话吧，我忘不了他那张脸，从今以后你们也要想想我现在对你们说的话，我也不会忘记你们的脸；这笔血债你必须偿还，盲人会计威胁说，你和你的女友们，还有你们那些狗男人；你不知道我是谁，也不知道我是从哪里来的；你是另一侧第一个宿舍的，一个曾去传达命令的盲人说，盲人会计又补充一句，你的声音瞒不过我，只要你在我跟前说一个字就必死无疑；那个人也这样说过，现在他躺在你身边；可我和他不一样，也和你们不一样，你们失明的时候我已经熟悉这个世界的一切了；你也不知道我是什么样的盲人；你不是盲人，这骗不了我；也许我是所有这些人当中最瞎的，现在已经杀了人，如果需要的话我还会杀；在这以前你就饿死了，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没有饭吃，即使所有女人都恭恭敬敬地把你们生来就有的三个窟窿都奉献给我们，我们也不会再给你们饭吃；只要因为你们的过错我们一天吃不上饭，你们当中一个人就要死去，除非你们不迈出这扇门一步；你做不到；我们做得到，做得到，从现在开始由我们去取食物，你们吃这里剩下的吧；你这个婊子养的娘儿们；婊子养的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再说了，是婊子养的又怎么样，现在你已经知道婊子养的娘儿们能干出什么事了吧。盲人会计怒气冲冲地朝门口方向开了一枪。子弹在盲人们头上飞过，没有击中任何人，打进走廊的墙里。你没有抓住我，医生的妻子说，你要小心，子弹会用完的，还有别人想当首领呢。她离开这里，沿着走廊前行，前几步还算稳当，后来几乎昏厥过去，两个膝盖忽然一软，人躺倒在地上，眼前一片漆黑。我要失明了，她想，但又马上明白过来，这次还不会失明，是眼泪模糊了视线，她一生还从来不曾这样哭过，我杀了人，她低声说，想杀人，就真的杀了。她转过头朝那个宿舍门口望望，如果盲人们追来，她就没有力气自卫了。走廊里空空荡荡。女人们都走了，盲人们还被枪声和同伙的尸体吓得战战兢兢，不敢出门。她渐渐恢复了体力。眼泪还在流，但像面对着一个不可挽回的事实一样，流得很慢，很平静。她吃力地站起来。手上和衣服上沾满鲜血，突然，感到筋疲力尽的身体告诉她，她已经老了。我老了，还杀了人，她想，但她知道，如果有必要她还会杀，什么时候是有必要的呢，她一边朝天井方向走去一边问自己，然后自言自语地回答说，当还活着的人死了以后。她摇摇头，心里想，这是什么意思，说说而已，随便说说，没有别的意思。她仍然独自一人，走到了朝围栅开的那扇门旁边。透过大门的铁栅，她模模糊糊看见了站岗的士兵的身影，外边还有人，还有能看见的人。身后传来脚步声，她打了个冷战，是他们追来了，她想，立即握着剪刀转过身去。原来是她的丈夫。第二个宿舍的女人们在回去的路上大声说另一侧出了事，一个女人砍死了歹徒首领，开了好几枪，医生没有问那个女人是谁，只能是他的妻子，她临走时对斜眼小男孩说过，回来以后接着把冒险故事讲完，现在她怎么样了，也许已经死了。我在这里，她一边说着一边朝丈夫走过去，把他搂住，没有顾得上这样也会弄得丈夫一身血迹，即使弄上了也没有关系，直到今天，一切事都是两个人共同分担的。到底出了什么事，医生问，他们说死了一个人；对，是我杀的；为什么；总得有人做这件事，而又没有别人能做；现在怎么办；现在我们自由了，他们已经知道，如果想再次作践我们，等待他们的是什么；会发生争斗，战争；盲人们一直处在战争之中，过去和现在都处于战争之中；你还会杀人吗；如果非杀不可的话，我将无法从这种盲目状态中解脱出来；食物呢；我们去取，我怀疑他们没有胆量到这里来，至少最近几天，他们会害怕同样的下场落到他们头上，害怕剪刀刺进他们的喉咙；当初他们第一次来强行提出要求的时候，我们不懂得进行理应的抵抗；是啊，当时我们害怕，而害怕并非总是很好的谋士，现在，为了更加安全起见，我们最好像他们一样，把几张床摞起来堵住宿舍的门，如果为此我们当中一些人不得不在地上睡觉，那就忍耐忍耐吧，总比饿死好。在以后的几天里，人们曾问自己，是不是真的会饿死。最初人们还没有感到奇怪，因为一开始就习惯了，送食物出错是常有的事，盲人歹徒们说军人们总是耽搁，他们说得没错，只是后来歹徒们扭曲了这个理论，以戏谑的口气说别无他法，只能强行实施配给制，不论谁负责管理都要担负起这项沉重的义务。第三天，各个宿舍已经没有一块面包皮，没有一点面包渣，医生的妻子带着几个伙伴走到围栅旁边大声问，喂，这是怎么回事呀，食物迟迟不来，我们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了。中士走到铁栅门前，现在是另一个中士，不是原先那个，他说，责任不在军队，军队不会从任何人嘴里扣下一块面包，军人的荣誉不允许那样做，如果没有食物，那是因为真的没有，你们不要往前迈一步，第一个往前走的应当知道有什么命运在等待他，命令没有改变。听到这几句话，他们害怕了，返回宿舍，七嘴八舌地说起来，现在我们怎么办呢，如果他们不给我们送吃的；吃的可能明天送来；或者后天；或者到我们不能动弹的时候；我们本应该走出去；连大门那里也到不了；要是我们能看见就好了，要是我们能看见就不会被关进这地狱里来了；外面的生活现在怎么样；就是我们去向那帮混账东西要他们也不会理我们，现在我们没有吃的，他们总有一天也会没有吃的；所以他们才不肯把吃的给我们；他们吃完现有的食物之前我们早就饿死了；那么，我们能怎么办呢。在天井唯一一盏灯昏黄的光线下，他们坐在地上，大致围成一个圈，医生和医生的妻子，戴黑眼罩的老人，左侧和右侧各宿舍都来了两三个男人或女人，既然这是个盲人的世界，该发生的就必然要发生，一个男人说，我觉得，要是不杀死他们的头目，我们不至于落到这般地步，如果像过去一样，女人们每月到那里去两次，满足一下他们本能的要求，我倒要问一声，这有什么了不起呢。有人觉得重提这件旧事很有趣，有人勉强笑一笑，有人想说话又饿得说不出来，那个人又接着说，我想知道那个英雄业绩是谁干的；当时在那里的女人们都发誓说不是她们当中任何人；我们应当自己动手，把她送去接受惩罚；先要知道是谁才行；我们告诉他们，你们要找的是这个家伙，我们送来了，现在给我们食物吧；先要知道是谁才行。医生的妻子低下头，心里想，他们说得对，如果这里有谁饿死，那就是我的罪过了，但是，一股怒火涌上心头，她断然反对承认罪责，但愿这些人先死，以我的罪过抵偿他们的罪过。后来，她抬起头，又想，如果我现在告诉他们，是我杀了人，即便知道把我交出去我必死无疑，他们还是会这么做。要么是饥饿所致，要么是这种思绪突然把她引向深渊，她头脑一阵发昏，失去理智，身体向前挪动一下，张嘴刚要说话，有人紧紧抓住了她的胳膊，她一看，原来是戴黑眼罩的老人，他说，要是谁敢去自首，我就用这双手掐死他；为什么，一圈人异口同声地问；在我们被迫生活的这个地狱里，在我们自己打造的这个地狱中的地狱里，如果说廉耻二字还有一点意义的话，应当感谢那个有胆量进入鬣狗的巢穴杀死鬣狗的人；是这样，但廉耻不能当饭吃；不论你是何人，你说得对，总有人用恬不知耻填饱肚子，但我们呢，我们已经一无所有，只剩下这最后一点当之有愧的尊严，至少我们还能为享有本属于我们的权利而斗争；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既然开始的时候我们像市井的下流坯一样打发女人们去那里，靠女人们吃饭，那么现在该打发男子汉们去了，如果这里还有男子汉的话；你把话说清楚，不过要先告诉我们你是哪里的；右侧第一个宿舍；说吧；非常简单，我们用自己的手去拿食物，他们有武器；据我所知他们只有一把手枪，子弹不会永远用不完，那些子弹就能让我们当中一些人丧命；另一些人已经死了，而他们为之而死的目标不如现在重要；我不愿意为了让留下的人享受而丢掉自己的性命；如果有人为了让你吃上饭而丧命，你也不吃吗，戴黑眼罩的老人讥讽地问道；那人没有回答。一个女人躲在通向右侧宿舍的那扇门后面偷听，现在走出来了。她就是被喷了一脸血的那个女人，就是死者在其嘴里射精的女人，就是医生的妻子在其耳边说住口的那个女人；现在，医生的妻子想，我在这里，坐在这些人中间，不能对你说住口，你不要告发我，但是，你无疑能听出我的声音，不可能忘记，我的手曾捂住你的嘴，我的身体曾紧紧挨着你的身体，对你说住口，现在到了真正知道我救的是谁的时候了，到了知道你是什么人的时候了，因此我要说话，因此我要大声说，说得清楚明白，让你能检举我，如果你命该如此我也命该如此的话，我现在就说，不仅男人们去，女人们也去，我们要回到遭受凌辱的地方，把凌辱洗个一干二净，以便彻底从凌辱中解脱出来，把他们灌到我们嘴里的东西吐到他们脸上。说完以后，她静静地等着，那女人终于开口了，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她就是这样说的。戴黑眼罩的老人微微一笑，似乎是心满意足的微笑，也许是这样，现在不是问他的时机，更有趣的是其他盲人那奇特的表情，仿佛有件什么东西在他们头上掠过，一只鸟，一片云，或者一缕微弱的光亮。医生紧紧攥住妻子的手，随后问道，我们是想继续揭发杀死那个歹徒的人呢，还是我们都同意杀死那个人的手是我们大家的，更明确地说，是我们每个人的手呢。没有人回答。医生的妻子说，我们给他们定下一个期限，等到明天，如果士兵们还不送食物来，我们就动手。人们站起来，分成两组，一组朝右侧走去，一组朝左侧走去，他们都粗心大意，不曾想过歹徒宿舍里的某个盲人可能在偷听，幸好门后并不总是有魔鬼，这个成语用在这里非常合适。可就在这时，扩音器却突然不适时地响起来。最近一段时间，扩音器有些天响，有些天不响，只要响就如当初许诺的那样准时，肯定是播放

也就是大清王朝首席军机兼总理衙门领班大臣恭亲王奕终于久病不治，撒手人寰，终年六十六岁。人们普遍相信，依照中国王朝政治政随人亡的千年规律，随着恭亲王的逝世，中国政治必将发生某些变化。恭亲王奕为宣宗道光皇帝第六子，1850年受封为亲王。三年后，年仅二十岁的奕充任军机大臣，开始了他在清廷最高决策层的政治生涯。当1860年英法联军向北京进犯的时候，体弱多病的咸丰帝带着妻妾亲随一溜烟地逃亡热河，恭亲王奕担当起留守北京的重任，负责与联军议和。奕先前与外国人接触时，总是抱有蔑视态度，并掺和着仇恨与恐惧。当他与西方人的接触越来越多时，他的态度发生重大改变，开始赞赏西方人的工作精神和敬业态度。他同意由英国人李泰国整顿重建中国海关，充分信任英国人赫德担任海关总税务司，足以证明他对西方、对世界的看法已发生根本性转变，所以有人送给他一个“鬼子六”的绰号。英法联军导致的外交危机化解后，中外交涉事务日渐增多，清政府原有的“六部”架构已无法满足这种需要。1861年初，清廷批准恭亲王等人的建议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接管以往由礼部和理藩院分别执掌的对外事务。中国终于打开通往世界的大门。在此后总理衙门存在的四十年中，奕担任领班大臣达二十八年之久。在恭亲王主持朝政的那些年，他与汉族出身的大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等人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修补内部政治秩序，调整对外战略方针，基本放弃沿袭已久的宗藩朝贡体制，向西方学习，以屈辱的姿态韬光养晦，接受条约体制，致力于和平外交，为大清王朝的恢复与发展赢得了一个难得的外部环境。和平的外部环境、稳定的国内秩序、相对开放的对外政策，当然有助于中国的发展，经过大约三十年的努力，中国在经济上修复因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所遭到的破坏，综合国力与军事力量虽不能与老牌资本主义强国相比，但在亚洲的中心地位与大国气势毕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恢复，即便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至少在亚洲尚无其他国家可以取代大清国的地位，中国终于迈出步入“近代”的脚步。恭亲王奕由此被誉为“中国第一次近代化运动”的倡导者和践行者。在中国走向近代的征途中，恭亲王奕确实起到过重要作用，然而他在提倡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始终不认为中国在整体上落后于西方，始终相信中国自古相传的政治体制在经过两千年的不断更新后，大有“历史终结”的意味。在他的政治理念中，中国不如西方只是暂时的和局部的，一旦中国人学习、掌握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中国必将重新崛起，依然是世界政治格局中重要的一极。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奕的期待并没有变成现实。1894年黄海一战，举全国三十年积累创建的北洋海军顷刻瓦解。紧接着，马关议和，割地赔款，大清王朝陷入空前的政治危机。人们将矛头对准恭亲王领导的清政府，以为三十年洋务新政不过是一场“跛足”的近代化运动，中国并没有利用财富增长的机会适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旧有的政治体制束缚了中国的发展，这也是甲午战败的根本原因。洋务新政只变其末不变其本的反思很快被朝野各界所认同，恭亲王奕也期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改革，重建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无奈清政府积弊太重，而且奕也真的老了，不论是体力上，还是精神意志上，他都没有过去十几年前的状态，他在勉为其难地维持着残局，只是希望大清王朝在他真正退出历史舞台之前不要再出什么乱子。他甚至考虑过退休，但每当提起这件事情时，总是被各种各样的原因所羁绊。奕期待大清王朝不出乱子的愿望仅仅维持了不到三年时间。1897年底，原本与中国关系还算友好的德国突然不宣而战出兵强占胶州湾，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因此再度高涨，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年轻一代提出政治改革的目标，要求清政府取法俄日，以定国是，从根本上铲除旧制度的根基，建立君主立宪体制。康有为的呼吁逐步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喝彩，光绪帝令奕认真研究这些建议。作为稳健的政治家，奕当然无法认同康有为的政治理念，更不主张采纳改变大清王朝固有政治体制的激进变革。1898年1月11日，奕主持总理衙门例会讨论光绪帝的指示。当朝帝师翁同龢竭力赞成光绪帝的看法，以为康有为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康的那些建议尽管有某些不切实际的理想成分，但总的来说还是很有价值的，值得予以重视。至于派遣康有为出洋考察各国政治，既是皇上的主张，当然应该实行。而与康有为有过直接接触的工部尚书许应骙则认为康有为人品低下，是不逞之徒，更是中国文化的叛徒，因此他坚决反对派遣康有为出洋考察。双方争论不下，无法达成共识，于是奕建议由总理衙门大臣对康有为进行一次面试，然后再做决定。根据恭亲王的建议，总理衙门大臣于1月24日下午在西花厅召康有为问话，双方就中国是否应该进行改革，以及怎样改革等问题交换看法。所谈情况于第二天由翁同龢向光绪帝作了报告，翁同龢继续建议皇上尽快召见康有为，就中国改革与发展等问题直接征求康的看法。光绪帝有意接受翁同龢的建议，但奕以皇上召见康有为这个级别的小臣不合祖制为由，建议先请康有为将改革方案书面报告，然后视情况发展而定。奕的建议合乎体制要求，故而这一建议很难说是反对康有为的变法主张。不过，当变法运动在后来被镇压下去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分析失败原因时总是将奕的反对视为一个重要因素。事实上，在甲午战后三年时间里，奕领导的政府虽然没有在行政体制改革方面做出多少工作，但实事求是地说，奕和他的政府对于那些必须进行改革的许多新举措还是持积极态度的，比如同意贵州学政严修的建议创设特科以广收人才，同意荣禄的建议增练新军以固国本，开设武科以培养新式军官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即便对康有为等人创办的强学会，虽然朝野上下要求严厉查封，但奕的处理则比较低调，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青年一代的爱国热情。青年一代应该说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奕的理想和追求，如果奕再年轻些，按照他过去的思想倾向，他一定会全力支持这些年轻志士。不过，奕的生命毕竟已进入最后岁月，他的老成持重使他不可能对康有为的激进主义改革方案完全赞同。他似乎已意识到，清政府如果依照康有为的方案进行改革，那么很可能意味着清朝历史的终结。阻止了光绪帝召见康有为，并不能从根本上阻断皇上与新思潮的接触，而且更为严重的事实是，恭亲王奕的病情越来越严重，进入5月就基本卧床不起。他似乎也知道自己的生命可能很快就要走到终点，所以他深为忧虑的还是大清帝国的未来，他期待中国能够在近代化的道路上继续前行，依然不希望清政府在他身后进行太大的动作，更不要听信那些极端激进主义的建议。5月26日、27日，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多次前往探视恭亲王，恭亲王也利用这个机会向两宫表达了自己的忧虑。恭亲王希望年轻的皇帝能够很好地尊重慈禧太后，在用人行政上要格外小心，恪守成宪，维系人心，与那些忠诚的大臣们共同商量，治理国家，经武整军，富国强兵。恭亲王还告诉光绪帝，大清王朝确实应该进行某些方面的改革，但这种改革只能是清朝旧有体制的完善，而不能另起炉灶从头开始。翁同龢、康有为等人的所谓“从内政根本”进行改革的构想，以及在内廷设立制度局的想法，实际上都是要脱离原有国家权力机关另起炉灶，意在“废我军机”。果如此，以皇上的政治智慧和经验阅历，势必沦为翁同龢、康有为手中的傀儡，那样不仅对满洲皇族不利，对大清王朝也极端危险。所以恭亲王奕用生命的最后一点力气阻止光绪帝启用康有为，称“闻有广东举人主张变法，当慎重，不可轻任小人”。对于翁同龢，奕根据自己多年共事与了解，以为翁同龢不仅一味夸张，力主开战，一错再错，以致十数年之教育，数千万之海军，覆于一旦，不得已割地求和，将国家从甲午战前的发展坦途引领到现在如此危险境地，德据胶澳，俄租旅大，英索威海、九龙，法贳广州湾，此后相互效尤，不知何所底止？所有这些，实际上都是翁同龢误导之过。至于翁同龢的个人人品，恭亲王奕从根本上瞧不起，他告诉光绪帝和慈禧太后，此人“居心叵测，并及怙权”，如果不对他进行防制，将来一旦他与康有为等人联手，必将祸及大清王朝。恭亲王的临终交代引起太后与皇上高度重视，尤其是年轻的光绪帝感到格外恼火，因为被恭亲王所不齿的翁同龢毕竟是自己敬重多年的师傅。因此光绪帝决定直接试探翁同龢的忠诚度。对于恭亲王的临终交代，翁同龢在那几天也有耳闻，他知道要保住自己的地位与权势，就必须与康有为等新维人物一刀两断，至少要暂时割断关系。5月26日，光绪帝向翁同龢索要康有为的著作，已有心理准备的翁同龢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矢口否认与康有为有来往，更没有他的著作。翁同龢的反常回答使光绪帝不快，因为皇上清楚地记得正是这位师傅向他不止一次地推荐过康有为，甚至不止一次地希望皇上能够破格召见康有为，听听这位年轻的政治改革家关于中国未来的设计。在翁的反复宣扬下，光绪帝对康有为留有很深印象，由此开始格外留意康有为这班维新志士的一举一动，而这位翁师傅也开始“议论专主变法，比前判若两人”，不再向皇上唠叨那些儒家伦理，而是“日讲西法之良”。可是刚刚三四个月过去，这位翁师傅怎能说他不与康有为往来呢？于是皇上反问道：是什么原因使你不与康有为往来？翁答道：康有为此人居心叵测。这个回答更使皇上反感：你翁师傅先前竭力推荐的所谓年轻有为的政治改革家竟然变成了“居心叵测”的政治小人，那么你先前是怎样考察的？你先前为什么不详说？翁同龢的回答：先前没有看到过康有为的全部著作，最近得读他的《孔子改制考》方才得到这样的认识。这样的解释虽然可以自圆其说，但皇上肯定在认为，这位师傅要么是在骗他，要么这位六十九岁的翁师傅确实老了。于是光绪帝决定今天不再与师傅理论，待明日师傅调整好情绪再说。第二天，光绪帝重演昨日故事，翁同龢并没有忘记昨日的回答，依然如昨日一样回答了皇帝的提问：一是康有为居心叵测，可能是政治小人；二是他自己与康有为也没有什么往来。翁同龢的回答使光绪帝非常愤怒，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恭亲王的判断是正确的，翁同龢确实居心不良。这个故事的细节都清楚地记载在翁同龢的日记里。过去的研究者差不多都注意到了这个故事，但在解读上认定这表明翁同龢与康有为在学术上确实存在着差别，或者说，翁同龢与光绪帝在用人、治国理念上存在差别，但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忽略了这个故事的背景，更忽略了翁同龢为什么要把这个故事记录到自己的日记里，因为遭到皇上的训斥毕竟不是一件多么光彩的事，更何况这只是他们师徒二人之间才知道的事情呢？其实，这个故事的真实原因就是恭亲王的临终交代，翁同龢自以为聪明矢口否认与康有为往来，殊不知弄巧成拙，反而暴露出自己政治上不诚实的一面，验证了恭亲王的评判。翁同龢已不可信，于是光绪帝在慈禧太后支持下，在恭亲王奕去世之后半个月断然罢黜翁同龢一切职务，对清政府进行大幅度改组，然而却接受了康有为的建议，明定国是，开启一个新时代。可惜的是，仅仅一百天，这个新时代就宣告结束。其原因，又可从恭亲王的政治遗言中找到答案。穿越时空求教袁世凯项城袁公世凯先生：自你大行前后，中国思想界中的一些人为了反对你的帝制自为，创办了《新青年》，几年时间由此衍生为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文化面貌由此发生极大改观，我们现在应该怎样称呼你，是袁大总统，洪宪大帝；是称你，还是称您；是称袁项城，还是直呼其名称袁世凯，这都成了问题。我们现在已经将原来的许多称谓放弃了，不用了，所以在很多时候，只有很不敬地直接称呼你袁世凯，否则我们的读者看不懂，也不知说的是谁。这一点还请你宽宏大量想开点。这几天，我就在你的安息地安阳参加“辛亥革命与袁世凯”学术研讨会，这个会既是为了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当然主题也是研讨你在这场巨变中究竟具有怎样的作用。在这个群贤毕至的会议上，大家提出许多有意思的疑问，有的从研究者来说，好像能够定论；有的则觉得很难说清，或者很难揣摩出你的真实用意。这些事情对你来说，或许是当局者迷，也不一定清楚；或许你一语就能道破事情的真相、问题的本质。值此困惑之际，《文史参考》主编有一个令人神往的天才创意，希望穿越时空和你进行一次对话，就一些问题交换看法，所以我就将这次会议上的一些问题稍作梳理，希望能够用这种特殊形式获得一些心灵上的启示。现在的研究者已经不像过去几十年那样不太讲道理地将你定性为“窃国大盗”，不再恶意猜测你在辛亥年的想法和作为，比较接近一致的看法认为你在武昌事变后的言论与行动是大致可取的，至少体现了一种君子风度，大难当头勇于担当，不计前嫌出山拯救即将崩溃的大清王朝。当然，现在还有很多研究者不能理解的是，你在这次出山之后，究竟是否利用南方革命党的力量去压朝廷，攫取更大权力；是否用朝廷的力量打压南方，并用逼退清帝作为与南方交往的筹码，直至将大清王朝变成自己的天下，由自己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我们当然知道，你平生最强调对朝廷的忠诚，强调世代报恩的观念，你在出山之初也确实说过只知君宪不知有他，只有重回君主立宪道路才是中国的正确选项。在你的指示和指挥下，湖北军政府和那个黎元洪、黄兴，也确实被你的诚意所折服，一度承认重回君宪，重建秩序，恢复和平。这确实为和平解决政治危机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大约正如你当年就指出的那样，武昌危机以及此后的六省独立，直至十四省独立，表面上都是给朝廷为难，是向朝廷独立，但仔细分析其本质，他们这些行动都是因为那年5月出现的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干线两个重大政策引发的不满和抗争。当然，事情的真相现在已经很难复原了，你和你的同僚或许真的认为铁路干线国有是一项基本正确的政策选择，对于中国铁路健康发展非常重要，因此在出山前，你也曾对这项政策给予认同和支持，出山后也没有在这件事情上大动干戈，只是从组织上处置了办事不力不懂政治的盛宣怀，并没有触及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的核心。你的政策重心在皇族内阁，你好像也不太认同由这批皇族成员组成一个清一色的亲贵内阁、权贵内阁，因为从你后来授命筹组的新内阁名单看，你还是比较倾向于责任政治、有限授权，倾向于专业的、精英的政治组合。只是现在大家比较困惑的是，为什么在真正意义的责任内阁出台后，在南方比如黎元洪、黄兴等造反者大致能够接受重回君宪之后，大清王朝还是没有起死回生，还是走上终结走进历史了呢？现在有一种解释是这样的，不知对否：责任内阁宣布后，政治转机确实出现，不过，责任内阁只是实行君宪的第一步，君宪的第二步或者说关键其实是由责任内阁组织全国大选，筹组正式国会，直至正式国会召集，由正式国会选举新的责任内阁，方才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君宪。因此现在相当一批研究者认为，原本有希望和平解决的政治危机，最后走向失败，可能就是因为皇族、满洲贵族在正式国会选举问题上不愿再让步。按照预备立宪规划，正式国会召集前的过渡形态是资政院，资政院的两百个议员有一百个是各省咨议局民选，这一部分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另外一百个“钦定议员

是因为李亨感觉当时诸镇的节度使难以驾驭，兵部必须要由自己信得过的人去掌控，选来选去这个人选非有拥立之功的李辅国而不能胜任。李亨的任命顿时重新点燃了李辅国内心深处的权力欲火，在看到皇帝陛下重新信任自己后，他感觉这是个难得的好机会，先前自己栽在了相权上面，只要自己拥有宰相的权力，那一切都不在话下。所以，他丝毫没有犹豫地向李亨提出了进入宰相班子的请求。然而李亨拒绝了！李亨拒绝得很直接，但并不生硬，他笑着对李辅国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凭借卿的功劳，什么官不可以做？但是爱卿在朝廷的威望还不够啊！”李辅国听后默然不语。皇帝的话很明显是在告诉李辅国，当宰相是需要驾驭群臣的，李辅国作为一个内侍奴才，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但李辅国并没有因为皇帝的一句话而放弃努力，他找到时任左仆射的裴冕，希望他能带头主动推荐自己。没想到李亨得到了消息，他担心一旦大臣们联名推荐李辅国，自己再想回绝恐怕就没那么容易了，所以他秘密告诉时任首席宰相的萧华，让他阻止群臣上表。得到皇帝陛下的密令，萧华立即找到裴冕，问他是不是准备推荐李辅国进入宰相班子，没想到裴冕表现出了一副莫名其妙的表情，宣称没有这回事儿，而且他告诉萧华，就算自己的手臂折断了，也不会推荐一个宦官进入宰相班子。至此，李辅国的努力付诸东流，当他知道这一切都是李亨背后操纵的结果后，他彻底愤怒了。“奴家在危急之时，果断拥立他，难道现在就只能这样吗？”李辅国的心中愤愤不平。终于，他开始升腾起一种复仇的愿望，从寻找自身原因到认为相权在掣肘自己，再到最终看清事实是皇帝在限制自己时，李辅国终于下定决心，在不远的将来的他一定会用自己特有的手段，摧毁阻碍在自己面前的一切阻碍。冷落李辅国在看清不利于自己的真实情况后，内心开始渐渐失衡，皇帝、宰相班子成员和诸多大臣似乎都成为他的眼中钉。在他专权的那段日子里，他并没有在乎过谁，就连已经是垂垂老者的太上皇李隆基他也不放在眼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因为李辅国清楚地知道，虽然李亨主动迎回了太上皇李隆基，但内心深处对这个父皇依然深有顾虑。从成为李亨的内侍直到今天为止，李辅国历经了李亨最痛苦的那段日子以及后来成为帝王的全部过程，而李亨和李隆基那始终隐藏的矛盾，李辅国更是深刻地洞悉。李隆基从蜀中返回长安的最初两年半时间里，李亨对其照顾得还算是比较细致周到，不仅让先前服侍李隆基的一切人员照旧服侍，而且召回了李隆基颇为喜欢的诸多乐舞歌伎，让这些人继续待奉李隆基，好让他安度晚年。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李亨对李隆基那种无微不至的关心渐渐冷淡起来。史书记载是因为李隆基重返长安后，并没有深刻反思自己先前造成国家动荡的过失，反而在自己的居住的宫殿内行为有些不检点。此时叛乱并未平定，李隆基不仅不反思自己的过失，反而行为不端，这让日夜忧虑平叛之事的李亨实在有些不爽。在我看来，史料上所说的这个原因，只是其中一个可以摆上桌面的原因，而事实上埋藏在李亨心中的，却是另外的一种想法。那就是他没有想到李隆基居然还可以这么生龙活虎，而李隆基这种精神抖擞的状态，不经意间让李亨产生了一丝担心李隆基会于己不利的忧虑，他唯恐李隆基重新利用其威望，在朝内架空自己。可是李亨的这种担心只能埋藏在心中，他不能对外人讲自己的忧虑，时间一长李亨的脸上逐渐浮现一丝阴云，而他的这种变化恰恰被善于揣测人心的李辅国看在眼里。李隆基及其身边人对李辅国没有什么好感，不仅因为他出卑贱，更因为马嵬驿兵变后，李辅国力劝李亨北上灵武以及劝李亨称帝，从而让李隆基被迫退位，可在那个特殊时期，李隆基是没有办法的，只能屈从李亨的意志。李亨担心李隆基于己不利，同样也是李辅国的担心，在这个问题上，他和李亨是拴在一条绳上的蚂蚱。李亨的闷闷不乐让李辅国似乎猜到了什么，于是他针对李隆基日渐活跃的实际情况，向李亨很严肃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太上皇住在宫内，每天和外人交往，陈玄礼、高力士可能想图谋不轨。现在三军的将士都是拥护陛下灵武称帝的功臣，他们很多人全都因为太上皇日趋活跃而惶恐不安，臣再三向他们解释，他们也理解不了，所以臣必须要向陛下如实禀报。”李辅国并没有刻意掩饰什么，他知道自己的话肯定会说到李亨的心坎里，说完后皇帝陛下是不会怪罪自己的。不出李辅国所料，在他说完，李亨迟疑了一会，然后缓缓开口说道：“父皇仁慈，怎么可能做那些事儿呢？”“太上皇或许不会有那种想法，可是又怎么禁止得了手下的那帮小人呢？陛下是天下的君主，应当为国家筹划，应该把一切隐患提前消除，怎么能行匹夫的孝道呢？”李辅国见李亨并没有表现出反感，进一步把自己的意思表示透彻。而李亨始终低着头，李辅国说的话他句句记在心里，并且在短暂的时间内，他在思考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陛下想一想，太上皇居住的兴庆宫靠近闾巷，院墙不高，行事极为方便，在老奴看来不是适宜太上皇居住的地方，陛下所住的宫殿极为严密，将太上皇请过来住又有何不可？这样还可以断绝那些小人的蛊惑，陛下每天还可以有三次朝见太上皇的乐趣，陛下又有什么犹豫不决的呢？”李辅国见李亨依然没有反应，索性和盘托出了自己的想法，但他的建议却遭到了李亨的拒绝。“这样不可以，这不是住的远近的问题，如果让太上皇搬过来住，那会让太上皇感觉我在监视他。”“陛下……”“好了，这件事不用再商量了，也难得你一片忠心，但此事绝不可为，下去吧！”在李辅国依然不死心想继续劝说的时候，李亨果断地回绝了他。李辅国只好闷闷不乐地退了出来，他没想到皇帝陛下的态度竟然如此坚决，此刻他才意识到什么叫“疏不间亲”。不过李辅国并没有丧失信心，他坚信只要自己不放弃，就绝对会有机会。上元元年（760年）七月，李亨忽然病情加重。对于李辅国来讲，排斥太上皇的机会算是到来了，他首先凭借自己可以传达皇帝口谕的便利条件，假传皇帝口谕迎接太上皇到西苑游览。当李隆基和一行人走到睿武门时，李辅国带领五百名禁军士兵拦住李隆基的去路，然后气势汹汹地说道：“皇帝陛下因为兴庆宫潮湿狭窄，现在迎接太上皇迁居陛下所在的殿内。”已经是垂垂老者的李隆基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如此阵势了，所以在看到那些杀气腾腾的士兵后，差点从马上栽下来，幸好高力士一把抱住他。“李辅国！你怎么如此无理？”关键时刻还是高力士挺身而出，利用自己的威信，镇住当时的场面。历经诸多大场面的他，此刻十分明白，必须及时分化李辅国和这些士兵。“希望将士们都各自安生点！别忘了没有太上皇怎么会有当今陛下！”高力士的话语掷地有声，让在场的人全都为之一震，刹那间所有士兵全都跪倒在地口中高呼“万岁！”李辅国实在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的场景，他本以为在自己的指挥下，李隆基及随从人员一定会惊慌失措，但高力士的挺身而出，彻底打乱了李辅国事先的计划，所以一时间他在马上环顾左右似乎有些不知所措。“李辅国！将士们都已经跪下，你为什么还在马上不下来啊？”高力士的一声高喊，让李辅国打了一个激灵，随后他居然不自主地从马上下来，站在那里用一种胆怯的眼神看着高力士。“还不赶快过来，跟我一起牵着太上皇的马去西苑？”高力士并没有给李辅国思考的时间，就对他接着训斥。李辅国无奈之下，极不情愿地走到李隆基的马前，然后牵起绳子，和众人一同往西苑而去。高力士虽然在关键时刻稳定了剑拔弩张的局面，但那只是一种突袭手段，瞬间搞乱了李辅国的思绪。正所谓忽悠一时，忽悠不了一世，在前往西苑的路上，李辅国逐渐回过神来，他感觉刚才面对高力士咄咄逼人的气势，自己的反应实在有些白痴，现在自己居然还牵着李隆基的马，实在有些被人家卖了，还帮人家数钱的感觉。所以，一路之上他仔细盘算对策，现在看起来再想重新营造威逼的局面已经不可能，因为那些士兵已经俯首称臣，如果自己蛮干，恐怕还会有生命危险，所以想来想去他决定发挥自己的优势。“太上皇，西苑是皇家禁地，这里是不能留有太多佩带刀剑的士兵的。”刚刚到达西苑的门外时，李辅国停步转身对李隆基说道。“什么意思？”没等李隆基说话，高力士率先问道。“哎呀公公难道不知道此地吗？公公应该比我更熟悉这里啊？自我大唐开国以来，西苑重地除了你我这样的奴才和皇帝陛下指派的禁军士兵可以进入之外，任何人不得在此逗留！”李辅国的话明显带有挑衅的味道，这让高力士等众人听起来十分刺耳。然而李辅国并没放在眼里，继续说道：“所以我带来的这些士兵和保护太上皇前来的这些士兵都必须离开这里！不可坏了祖制！”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李辅国明显提高了声音，在他看来，只要使出这一招，所有人全都不能有任何异议。“好！太上皇绝不会背弃祖制，你把这些人都带走吧！”高力士满不在乎地说道。“嘿！这个是自然，不过依老奴看来，陈玄礼这么功勋卓著的将军，留在这里似乎会受到非议，就连公公你留在这里恐怕也有不妥吧！”李辅国明白，李隆基这些人都是曾经并肩战斗的功臣，他们和禁军有着非比寻常的关系，如果他们执意留在这里，那就是意欲图谋不轨。最关键的是，李辅国更加知道高力士和陈玄礼等人也是明白这一点的，所以他十分清楚只要自己这些话一出口，高力士等人一定会离开的。事实果然不出李辅国所料，在他说完后，高力士和陈玄礼等人全都默不作声，片刻之后还是高力士开口说道：“那就遵从祖制吧！”……高力士和陈玄礼以及众多李隆基的护卫亲兵就这样不得已地离开了西苑，在李辅国的安排下，李隆基住进了甘露殿，这座宫殿自从安史叛乱爆发以来久已无人居住，殿中萧瑟荒凉，不但所用器物不甚完备，而且灰尘遍地，四周长满杂草。李隆基当天进住后，直到傍晚才有几个老奴仆将他的随身衣物带来，他们见昔日威风八面的太上皇李隆基如今落到如此凄凉惨景，不禁潸然泪下。不过李隆基倒是比较乐观，他劝慰众人说道：“曾经住过的兴庆宫是我成就帝业的地方，我曾屡次让给皇帝，皇帝都不接受，今天搬到这里来，也是我希望的。”说完这句话后，李隆基低下头不再看众人，其实所有人全都明白，没有人比这个垂垂老者更能体会被冷落是什么滋味。上元二年（761年）四月五日，在度过了两年的凄凉生活后，李隆基在西苑的神龙殿走完了他七十八年的人生岁月，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对于这个拥有出色的前半生和糟糕后半生的皇帝而言，想要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似乎很困难，大唐帝国在他的手中达到辉煌的顶点，但他又亲手毁掉了自己创造的一切，最关键的是自此之后大唐帝国再也没能恢复元气，国运从此一落千丈。纵观李隆基的一生，是奋进与懈怠、自私与公正、好色与真爱、温情与冷酷的混合交织，而造成他这种特殊人生的原因，一方面是他的性格，另一方面是他的经历。在这里我不想过多地评价李隆基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因为这些东西早已经被人说烂了，我只想对他这个人，这个经历过普通人爱恨情仇的一代帝王进行分析。有人称颂他，有人诋毁他，但我要说，无论是称颂还是诋毁，事实上他一生的经历，都将“人”这种复杂动物身上的正义与邪恶、热情与冷漠、宽仁与残暴、坚持与妥协、刚强与软弱、愤怒与喜悦等种种二元矛盾的东西无限扩大化，让今天的人们透过他的一生，看到人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以及学会如何去重新认知自己。不可否认，李隆基是中国古代帝王中的佼佼者，但他同样具有普通人身上致命的弱点，所以他和千千万万的人一样，逃脱不了自己的宿命，那就是欲望无止境！普通人的欲壑难填，其所造成的危害只能是个人或者与之关联的少数人来为他埋单。但作为整个国家的掌舵者如果因扩张欲望而带来的危害，则会是整个国家来埋单，所以安史之乱的爆发就是李隆基所要面对的必然结果，而当这一刻来临之际，也宣告了李隆基一生苦心经营的一切瞬间被击碎，取而代之的是一片腥风血雨和王朝的崩溃。无论如何，大唐帝国在李隆基这里出现了拐点，而他自己也经历着常人无法理解的煎熬与难耐，这一切都是他在顺境中不可能也不愿意想到的。好了，关于李隆基，我们已经说了很多，最后我想用自己的方式来回顾和总结他的一生：皇权旁落，力挽狂澜。政敌频现，重拳掀翻。励精图治，再造辉煌。巅峰王朝，今忆波澜。多情才子，佳人相伴。温柔梦乡，悱恻缠绵。渔阳鼙鼓，天下惊变。马嵬坡下，肝肠寸断。凄凉晚景，无力回天。纵有壮志，情何以堪。雄风不再，图有伤悲。世事如梦，换了人间。联手李辅国运用其特有的手段，在不惊动李亨的情况下，成功地将太上皇李隆基移居到了西苑，如果站在李亨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这等于解除了自己的权力威胁。但正所谓作贼心虚，李辅国带兵离开西苑后，他自己回想今天所发生的一切，忽然感觉自己所做的一切可能有些过分。最关键的是，如果皇帝陛下知道这件事，会是个什么反应？越想越后怕的李辅国决定亲自面见皇帝，来个负荆请罪，但他同时也决定拉上自己掌控的禁军，一起去面见皇帝，这既是营造一种迫不得已的声势，也是一次示威之举。当李辅国率领众多禁军士兵身穿素服跪在李亨的面前时，李亨有些不知所措，他听完李辅国的汇报后并没有斥责他，相反却安慰他道：“南宫和西苑并没有什么不同，爱卿怕太上皇受小人的蛊惑，属于防微杜渐，是为江山社稷着想，不必担心朕会治罪。”话虽如此，李亨此时的心情其实极为矛盾，一方面他对李辅国在不惊动自己的情况下，成功变相“软禁”太上皇十分满意；但另一方面他似乎从这件事中看出了李辅国的专权，尤其是此刻他和禁军士兵跪在自己面前，表面看起来似乎是请罪，但李亨的不知所措恰恰证明了李辅国营造的这种气势让他内心很是不爽。但毕竟李辅国所做的达到了李亨的目的，这才是现在李亨最在意的，所以他并没有斥责李辅国，但并不等于李亨对李辅国没有忌惮之心，从后来宰相班子成员一再上疏请求限制李辅国，李亨也随即出手制约来看，李亨内心深处对这个奴才并不放心。从上元元年（760年）八月李亨突然病重起，李辅国便开始兴风作浪，冷落太上皇李隆基、打击宰相班子成员、并时不时地向李亨变相示威，这些事情做得不亦乐乎。不过李辅国并不是那种猛冲猛打的二杆子，在专权的那段日子里，他清楚地知道“权力”这个东西看似乎很诱人，但如果操纵不好会使自己陷入万丈深渊，最关键的是没有人能够永久地把握住权力。现在，李辅国决心要打破这个宿命，所以在李亨病重之际，他将目光瞄向了下一任皇帝——太子李豫。乾元元年（758年）十月，李俶被立为太子后，便改名为李豫。这些年来李豫忙着平叛，自建宁王李倓被杀后，他也极少参与宫内的事务。最初李豫是受李辅国排挤的，这是因为张良娣自己的儿子没有被立为太子，所以在李倓被杀后，她始终排挤李豫，而李辅国作为张皇后的盟友，始终支持这个有野心但没有手段的女人。直到李辅国成为兵部尚书，执掌禁军拥有兵权后，这种局面方才改变。当李辅国在朝中吆五喝六的时候，他始终密切注视着李亨的身体状况，以及未来接班人的走向。当看到李豫的太子地位很是稳固，未来很可能顺利接班的情况后，他瞬间改变了方向标，开始向李豫方面倾斜。而那个只可作为援手的张皇后，在渐渐失去利用价值后，即被李辅国无情地“抛弃”了。张皇后虽然没有什么手段，但

从，风风光光地离开新郑，前往京城去了，从此他被郑国人叫做“京城大叔”。这种叫法多少有些戏谑的成分。据传，段在离开新郑的时候，武姜还私下找段谈了一次心，大致是说，你哥哥寤生为人刻薄，完全不顾同胞之情，这次给你封京城，是我再三恳求，他才不得不从，心里肯定不舒服。你到了京城之后别闲着，要习武备战，一旦有机会就派兵袭击新郑，我来给你做内应，打他个措手不及。武姜还说，如果段取代寤生做了郑国的国君，她就死而无憾了。按照武姜的意思，段大张旗鼓地干起来了。他到京城之后第一件事，是命令京城附近两座边城的地方长官听命于他，又以狩猎为名举行军事演习，将两座边城的士兵编入自己的部众。有位叫公子吕的大夫，对这种情况深感不安，他对寤生说：“天无二日，国无二主，我不知道您葫芦里面卖的是什么药。如果想把国家拱手让人，那我不如直接投奔大叔好了；如果没那个想法，就赶快制止他，别让百姓三心二意，不知道谁是郑国的主人。”公子吕的担心并非多余，京城大叔的所作所为，不只是在军事上威胁中央政权，更在政治上造成了另立中央的事实，势必导致国内民心不稳定。但是寤生只是抬了抬眉毛说：“不着急，还不到时候。”没多久，段干脆将两座边城收作自己的领地，还派兵占领了鄢（yān）和廪（lǐn）延两座城池。这回动静有点大，公子吕又坐不住，跑去对寤生说：“是时候啦，再拖下去，大叔的实力越来越强大，依附他的人也会越来越多。”寤生仍然是不动声色，说起话来就像一个迂腐的老学究：“不亲不义之人，依附他的人越多，灭亡得越快。”就这样，在寤生的纵容之下，新郑和京城两个政权虽然互相戒备，竟然相安无事地并存了二十二年。郑国的百姓谈起自己的国君和京城大叔，已经习惯于用“宫中这位”和“京城那位”来代称，就连宫中最重要的几位大臣聚在一起喝酒聊天，也会不小心说漏了嘴：“京城那位前几天又举行了大规模的狩猎，宫中这位还是不当回事呢！”“宫中这位还真是沉得住气啊！”只有祭仲捏着为数不多的几根山羊胡子，半眯着眼睛说：“请不要低估宫中这位的智慧。”这一年的冬天，众臣的担心终于变成了现实。蛰伏京城二十二年之久的段终于作好充分的战争准备，发动了叛乱。他写了一封密信给武姜，要武姜作为内应，在指定的时间打开新郑城门，同时又派自己的儿子公孙滑前往邻近的卫国请求援军，许诺事成之后给予厚报。这之后，段便带着部队从京城出发，朝着新郑进军了。和当年离开新郑一样，他的心情既轻松又愉快。这位从小受到母亲溺爱的人物并非泛泛之辈，更非只知道追逐声色犬马的公子哥儿，他有思想，有口才，有组织能力，更兼武勇过人，而且还有英俊潇洒的相貌和肌肉匀称的身段，深得京城妇女界的青睐——如此之多的美德集于一身，不用来造反真是太浪费了。如果要问他有什么缺点，那就是缺乏对传统秩序的尊重与敬畏，也缺乏对他那位外表懦弱、看似无所作为的哥哥的正确认识。他没有想到，自己的那封密信在送到武姜手上之前，先被送到了寤生那里——信使既是段的亲信，也是寤生的间谍。自打段搬到京城去居住，他的一举一动，就从来没有逃脱过寤生的眼睛。寤生不止提前知道了他要起兵的消息，甚至连他抵达新郑的时间都摸得一清二楚。寤生在看到那封信之后，闭上眼睛，做了一个深呼吸，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是时候了！他把大夫们召集起来开了个简短的军事会议。令公子吕们感到惊奇的是，面对突如其来的重大事件，寤生的表现依然是不慌不忙，他井井有条地将任务分配给列位重臣，三言两语交代好必须关注的细节。寤生的态度之从容，计划之周密，只能说，对于京城大叔的反叛，他是早有准备，而且早就作好了应急预案的。按照寤生的安排，公子吕带兵车两百乘前往京城附近埋伏。等段的大部队走远了，公子吕突然杀出来，兵不血刃地占领了京城。京城被攻破的消息很快传到段的队伍里，段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继续前进，新郑已经有准备，偷袭肯定是不成的了，强攻则毫无胜算；如果打道回府，后路被抄，京城已经易手，公子吕防备周密，再夺回来几乎没有可能。就在段傻了眼的那一阵功夫，他手下的士兵发生动摇，呼呼啦啦跑了一大半。仓皇之中，段带着几名亲信逃往鄢城，又辗转逃回旧封地共城。共城只是区区小城，抵挡不了寤生的大军。眼看城门将破，段哀叹一声“老姜害我”，弃城投降。一场蓄谋已久的造反阴谋，转瞬间宣告失败。段逃到共之后，寤生有没有乘胜追击且致其于死地？这个问题在历史上有较大的分歧。在阐释《春秋》的三本传记中，《左传》只记载段逃到共城的事，没有明确的下文，但是从寤生后来的一些言行分析，段似乎没有死，而是逃到别的国家，过起了流亡的日子；而《谷梁传》和《公羊传》则都认为寤生杀死了段；《史记》对此的记载也语焉不详，只写到段逃到共城就草草收笔，没有后文。不管是何种结果，这位一心想取代自己哥哥的漂亮人物，在历史上扑腾了没几下，就灰飞烟灭了。回想起来，他的命运好像一直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推动，这只手似乎是母亲武姜的，又似乎是哥哥寤生的……寤生如愿以偿地杀死了自己的弟弟。多少年来，他一直忍耐着，等待着，就是期待这一天的到来。我们不难理解他为什么对段有这么深的仇恨。这种仇恨植根于他多年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中，植根于得不到应有母爱的失落感中。童年的阴影影响了他人格的形成。在段一步一步走向谋反的路上，他有很多机会对段进行规劝。如果段不听规劝，他还可以用强硬的手段进行制裁。然而，如果那个时候就动手，他不可能将段置于死地，社会舆论对他不利。他不怕段谋反，就怕段不谋反。他像蜘蛛一样，一动不动地趴着，看着自己猎物一步一步走进自己布下的大网。只在最后一刻，他才骤然出击，而且一招致命。段举起反旗的那一天，他在道义上获得了置段于死地的权力。没有人能指责他什么，包括武姜都无话可说。他已经一让再让，仁至义尽，无可挑剔。然而，记载历史的史官却洞若观火地看穿了他的心思。《春秋》记载这件事，只有六个字：“郑伯克段于鄢。”别以为这是平铺直述的记录，我们来听听《左传》里对这六个字的分析：第一，段以下犯上，违反了孝悌之道、君臣之义，所以直呼其名，以示警诫；第二，寤生和段两兄弟相争，如同一国二君，分庭抗礼，所以用了“克”这个字；第三，称寤生为郑伯，而不按惯例称为郑庄公（寤生死后被谥为庄公），是讽刺他没有尽到兄长的责任，不但不教育弟弟，反而养成其恶，这也说明他本来的动机就是想杀死弟弟；第四，不写段“出奔共”这部分史实，是因为如果写了，好像罪责全在段身上了，其实寤生同样有责任，只是不好下笔罢了。这就是所谓的春秋笔法，微言大义，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都有其特定的含义与价值判断；该写什么，不写什么，都有其深思熟虑。读史至此，喟然长叹，寤生固然歹毒，史官的笔触更毒！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还有一段花边。段失败后，寤生多年来积聚的对母亲的怨恨来了一次总爆发，他命武姜从新郑搬到城颖去居住，临行还叫人给武姜托了一句话：“不及黄泉，无相见也。”黄泉，就是地中之泉。他这句话的意思很明显，不到死了埋葬到地下那天，他是不愿再见到武姜了。武姜无话可说。这一切，毕竟是她亲手种下的苦果。然而没过几天，寤生就开始后悔了。这种后悔，不能排除寤生打心里边对自己的母亲仍有深厚的感情，但更多是政治上的考虑。民意调查显示，全国上下对于国君流放母亲的做法一边倒地表示反对，寤生的支持率急剧下降至历史新低。而且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其他国家也知道了这事，对此纷纷发表意见，谴责寤生的行为，友邦人士，莫名惊诧！如果不及时作出补救措施，势必动摇政权的统治基础。问题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何况是堂堂的国君？狠话既然说出去，想要收回就没那么容易了。寤生很伤脑筋。颖谷地方的小领主颖考叔前来朝觐国君。按照礼节，寤生请他吃了顿饭。每上一道菜，颖考叔先用荷叶将菜包起来，放在怀里。寤生白了他一眼：“还没开吃呢，就打包了？”颖考叔诚惶诚恐地说：“您有所不知，小人的老母亲年纪大了，这辈子只吃过小人领地的食物，还没尝过国君赏赐的食物，我想带回去给她尝尝，让她也享受享受您的恩泽。”寤生听了，长叹一声：“你还有老母亲可以服侍，我如今却没那个福气。”颖考叔故作惊讶道：“怎么可能呢？”寤生把自己的烦恼向颖考叔倾诉了一番，忍不住掉了几颗眼泪。颖考叔听了，安慰道：“这事其实好解决。”颖考叔的意见是，不妨派人挖个隧道，一直挖到有泉水的地方，把武姜接到隧道中，再由寤生亲自驾车将她接回来，这样也就算是黄泉相见了。这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掘地见母”的故事。寤生派颖考叔带了壮士五百名，跑到一个叫做牛脾山的地方，掘地数十米，直到有泉水涌出，又在泉边支起木头架子，营造了一座洞室。颖考叔将武姜接到洞室之中。寤生则在一群朝臣和外国使节的簇拥之下前往洞室迎接武姜。母子俩举行了简短的相见仪式，抱头痛哭。寤生亲自驾着马车，将武姜接回宫去。这场政治走秀获得圆满成功，一夜之间，寤生的支持率又恢复到百分之百的水平。颖考叔因此受到了寤生的重视。《左传》评价颖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说他对母亲的爱泽及君主，是大大的孝子。还用“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这样的诗句来赞扬颖考叔。据说寤生在洞室之中做了首诗：“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武姜和了一首：“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算是当时母子相见的心情写照。后人把其乐融融当做一句成语来用，最初大概就出于此。【第一个吃螃蟹的郑庄公】周朝的政治体制是分封建国的封建制。周天子是天下的共主，同时直接领有王室的土地（王畿），诸侯则受封于周王室，在各自的领地上建立国家。这种封建结构，好比一家总公司在各地开设了数十家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分公司。各诸侯国在内政方面有很强的独立性，在正常情况下，周天子基本上不予以干涉。但是，在军事和外交方面，各诸侯国均要听命于周天子，即所谓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除此之外，诸侯国还对天子负有进贡和朝觐的义务，如果不按时进贡或朝觐，天子可以“削藩”。对于不服从领导的诸侯国，周天子还可以派兵攻打，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号召其他诸侯出兵协助进攻。周朝的统治者深谙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为了确保对大大小小同姓、异姓诸侯国的统治，建立了严格的军制。按照周朝的军制，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周天子有六军，大的诸侯国有三军，中等诸侯国有二军，小诸侯国则只有一军。对于各诸侯国武装力量的规模，在制度上有明确的规定，以此保证王室相对于诸侯的军事优势。这一切的前提是周王室本身强大，具备雄厚的政治和经济实力。如果说犬戎之乱之前，周王室至少看起来仍有那么强大的话，犬戎之乱之后，周平王依靠了秦、郑、晋等诸侯之力才将都城从镐京迁到雒邑，实力就明显下降了。王室丧失了旧关中平原地区广阔而富饶的土地不说，东迁之初拥有的方圆约六百里的王畿，也随着赏赐、分封和被外敌侵夺，逐渐缩减至方圆约两百里左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这样狭窄的土地上的产出，要维持满员的六军，显然是不现实的。在这种情况下，周王室很可能还是维持了六军的编制，但形式重于实质，无论人数还是战斗力，都大打折扣。号称六军，实际上可能只有二军甚至一军的战斗力。而一些逐渐强大起来的诸侯国，即使只维持三军以下的部队编制，实际上人数和战斗力都远远超过了表面的规模。此消彼长，王室实力的下降既是经济和军事上的，同时也是政治上和心理上的。发生在公元前771年的犬戎之乱和公元前770年的周平王东迁，使得周王室在诸侯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凭什么还要咱们顶礼膜拜啊？这样的疑问开始在诸侯的心中悄悄产生。当然，传统的力量还是很强大的。这样的疑问，一开始大伙只是悄悄地埋藏在心里，带着一丝兴奋、一丝好奇、一丝不安，同时还有一丝蠢蠢欲动，脸上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不动声色地观察着王室的变化。这头自远古走来、浑身披着绿锈的青铜巨兽，难道真的不再具有那种慑人心魂的统治力量？谁，又将成为第一个手持长矛冲向巨兽的堂吉诃德？前面说过，寤生的祖父姬友在周幽王年代担任了王室司徒一职，寤生的父亲掘突则在周平王年代担任了王室卿士。所谓卿士，是王室的首席执政官，用现在的说法，叫做内阁总理大臣或是首相也未尝不可。掘突死后，寤生继承了郑国的君位，同时也继承了他在周王室的职务，成为了周天子的卿士。这里必须先了解两个信息：第一、周朝的官基本上是世袭的，子承父业，代代相传，一家子都当同一个官或同一类官，可以传几代甚至十几代。在春秋时期，如果有人说“我们家三代为官”，那不是吹牛，而是谦虚。第二、卿士是王室政治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自古以来，担任王室卿士的人，多半是周王室的同姓贵族，也就是周王室的近亲，他们作为周朝宗室的组成部分，与周天子共掌朝政，有效地扩大了周朝的统治基础。在周朝的历史上，有很多代天子的政权都由执政的卿士把持，以至于这些卿士的权势和名望甚至超过天子本人，比如：周成王时代的周公旦、召公奭（shì）。周康王时代的召公奭。周穆王时代的祭公谋父、吕侯、毛公。周厉王时代的召公、周公（他们创立了著名的“共和执政”）。周平王时代的郑武公、郑庄公。……郑庄公自然就是那位在梦中出生的寤生啦。寤生虽然也姓姬，但是作为周平王东迁后出生的一代，他对于周天子基本上没有什么畏惧之心，对王室也谈不上什么感情。所以，首席执政官的位子他占了，人却总是呆在新郑治理他的郑国，很少去打理王室的事务。他这样做，和周朝卿士的代表人物周公旦比起来，实在是差得太远了。周公旦是周朝的实际创建者周武王的弟弟，周武王去世之后，继承王位的周成王年龄很小，不能当朝执政，所以根据周武王的遗愿，王室的大权由周公旦和召公奭代为执掌，这也是周朝卿士执政的历史起源。周公旦也是双重身份的人物，一方面是王室的执政卿士，另一方面则是鲁国的第一任君主。但是，为了不辜负周武王的重托，终其一生，他都没有去鲁国享过清福，一心一意扑在王室的工作上，公务繁忙的时候，吃饭洗澡都顾不上（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说的就是他），成为勤政爱民的楷模。东汉末年著名的诗人、军事家、阴谋家曹操曾经写过一首名为《短歌行》的诗：〖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在这首诗中，曹操通过“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诗句，一方面矜夸自己不辞辛苦、平定天下的功绩，另一方面也表白了自己不想取天子而代之，只是想像周公旦一样辅佐天子罢了。毫无疑问，周公旦是周朝卿士政治的一座丰碑，周平王不能强求寤生也像周公旦那样勤于王事，也不能要求寤生像他的祖父姬友那样以死报国。他的要求很简单，寤生身为王室的卿士，郑国男同肉黄片在线免费观看

魏忠贤当权时，孙传庭干脆辞官回家，此后十多年一直在家闲住。崇祯年间农民军大起，清军入寇不断，与孙传庭交好的京中陕西、山西籍官员不断有人举荐孙传庭出山，而真正让崇祯动心的，是彼时内阁大学士温体仁（此人后来被编入《明史?奸臣传》）的评价。曾与孙传庭在吏部共事过的温体仁说孙传庭“可比唐之郭子仪也”。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孙传庭得到启用，先调为顺天知府，次年又擢升为陕西巡抚，此时陕西农民起义四起，孙传庭临危受命，仅用一年的时间，就将当地马金忠、刘国能等17路农民军尽数剿灭。与卢象升一样，他的方法也是练兵，不同的是，卢象升的“天雄军”，是集中训练数年后拉出来作战，孙传庭却是“在实战中锻炼”，他的兵源主要来自陕西北部，多是“兵户”家庭的子弟，号称“秦兵”。不容易的是，明末用兵军饷多依靠上级调度，孙传庭到任后整顿当地军屯，发展生产，特别是清理被势豪大户侵占的土地，保障士兵利益，真正让麾下将士感激不尽，殊死为他效命。仅是西安一地的“秦兵”，每年靠“自力更生”就能收税银10多万，行军打仗，基本不花朝廷的钱。也正因如此，孙传庭曾遭人弹劾，说他“拥兵自专，置国家法度不顾”。用人之际，崇祯并未追究。这以后的孙传庭大展拳脚，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七月，孙传庭经过数战，多次击败农民军高迎祥部，终在子午谷设伏，将高迎祥部全歼。高迎祥，这个一度是明末农民起义最强领袖的“闯王”束手就擒。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一月，孙传庭率部在陕西宝鸡击败农民军，并以“围点打援”的战术，在陕西潼关重创李自成，打得李自成只带8人仓皇逃窜。孙传庭乘胜追击，又南进河南，在河南灵宝大败农民军“十三家联军”。眼见就要取得全胜，又是那个坑死卢象升的杨嗣昌，向崇祯提出“招安”，结果张献忠等农民军残部被招安，彻底全歼农民军的机会，就这样功亏一篑。杨嗣昌之所以和孙传庭过不去，也是因为“路线问题”。作为兵部尚书，杨嗣昌提出了“四正六隅十面网”的剿灭农民军计划，孙传庭同意这一方略，却坚决反对借此方略增兵加饷，认为这样是“以火浇油”。对“招安”的农民军，孙传庭更不放心，建议留部队在当地监视，以防他们造反。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的清军入寇事件里，孙传庭也奉命入京救援，但杨嗣昌怕他立功，竟严令不许孙传庭部出战，战后又主张将孙传庭本人调离，留孙传庭的部队拱卫京城。如此“下山摘桃子”，把孙传庭气得急火攻心，竟致耳聋，但灾祸还没完，得病的孙传庭请求告假，崇祯竟认为孙传庭在推卸责任，一纸诏书把孙传庭下狱。就在孙传庭下牢狱期间，诚如孙传庭所预料的，农民起义叛而复起，当年因杨嗣昌阻挠而逃生的张献忠部再次扯旗造反，而“四正六隅十面网”的恶果也凸显，被租税逼得活不下去的农民纷纷响应，李自成也再次出山，声势浩大。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五月，李自成横扫河南，二围开封，明王朝岌岌可危，无奈之下，崇祯只得再次启用孙传庭。但此时，孙传庭苦心打造的精锐秦兵，已多被裁撤解散，重回陕西的他，手中只有1万多新招募士兵，毫无作战经验。面对如此烂摊子，孙传庭尽心竭力，死守潼关，他认为，只要潼关不丢，保住陕西，明王朝就能保住平定农民起义的机会。但崇祯却瞎指挥，是年五月，崇祯连发诏书，催促孙传庭进兵。带着这支毫无作战经验的军队，孙传庭在河南遭到败仗，不得不退回陕西。他深知李自成下一步的目标必定是入陕，因此在潼关整顿城防，制造火器，意图坚守。然而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五月，明王朝再次严令孙传庭主动出击，和李自成决战，孙传庭接诏后痛哭道：“吾固知去而不返也。”明知必死的孙传庭，开始了他人生最后一战，八月十二日，在襄城之战中，面对李自成的50万大军，孙传庭再度战败，全军覆没下，孙传庭单骑冲入敌阵，壮烈殉国。孙传庭的战死，让明朝失去了最后一支可以挽救危局的军队，和最后一个可以挽救危局的人，与卢象升一样，孙传庭不但是被瞎指挥坑死，更在死后遭到冷遇，一直到明朝灭亡，他都没有得到崇祯的追谥。孙传庭战败后，李自成轻易占领了陕西，继而东进夺取北京，灭亡了明王朝。第二十二章明末为什么这么穷要说有一个字可以概括明末最主要的特点，那恐怕就是一个“穷”字。明末最大的特点就是穷，尤其是末代皇帝崇祯在位的时候格外穷。先是政府穷，北方九边的军饷，除了辽东部队可以保证足额发放（也经常晚发），其他的地区大都欠着。不管是打仗还是赈灾，统统没钱。当兵的也穷，拿不到军饷就要闹事，闹事了就造反，造反了就要镇压，但连镇压造反的钱也没有。没有钱只能加税，可老百姓也穷，交不上税，就官逼民反，激起民变，民变了还是没钱镇压。如此下来，内忧外患十几年，拆了东墙补西墙，最后亡国，有说亡于李自成，有说亡于清朝，但观整个过程，更像是经济破产。可就是这个穷得叮当响的明末，是现代中国经济学家们津津乐道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勃兴”的时期，中国的南方，特别是东南沿海，那真是富得流油。苏杭自然是天堂，吟诗弄月，小资情调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福建、广东的海商们，也多富可敌国。后来清军南下的时候，劫掠当地明朝退职官员的家产，好多都装了几艘船。像东林党的那些骨干们，比如“及时雨宋江”李三才，家中存银就有470万两，折合人民币上亿。如此富庶的一个王朝，怎么会穷死？明朝灭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搞清一个问题：为什么会穷？一说明朝的穷，第一个致命问题就是税收。明王朝的税收体系，是朱元璋建国后建立的，主要是以收农业税为主。世人都说明朝“重农抑商”，但明朝建国后，首先减免的就是商业税，废除了元王朝时期许多苛刻的税务条令。明朝商税主要分两种，分别是“过税”和“住税”。过税即货物过境要缴纳的税赋，住税即货物储藏、交易、买卖所要缴纳的税赋。明朝的农业税，却从一开始就不合理，虽然明朝的田税总体很低，但是江南地区却要征收重税。农业税的收入，在朱元璋时期占到国家税收的九成，此时可以收取农业税的土地总数，是中国历史最高，有850多万顷，比康乾盛世的最高水平640万顷要高得多。所以从明朝建立后开始，明朝的政府收入一度很高。永乐皇帝在位的时候，可以五征蒙古，大修运河，威服四夷，做成生前身后的帝王们都做不成的事，经济基础即来自于此。事情到后来就起了变化，明王朝税收里有一个重要漏洞，就是士绅以及公爵王室可以免税。也就是说，整个国家的税收，都是由中下层来完成。这个政策后来越发被人钻空子，比如土地税，许多地主乃至小民，都把田地寄放在有免税特权的地主家中，美其名曰为“寄主”，以用来逃避赋税。而后来明朝土地兼并严重，大量地主阶层兼并土地，他们拥有广袤的土地却不用交税，无地的农民，反而要承担苛刻的税赋，因此民变也就不断。到了明朝“弘治中兴”的时候，明王朝可以用来收取农业税的土地，已经由朱元璋时期的800多万顷下降到此时的400多万，足足缩小了一半。为了应对税收危机，从明孝宗朱祐樘开始，明朝主要是通过扩大税源，即向人少地多的湖广地区移民的方法来增加税收，对于要承担重税的江南地区，明王朝也一直在进行改革，通过减免税收流程，增加税收效率的办法，来尽可能地解决税收矛盾。特别是到了正德皇帝朱厚照在位的时候，第一次开始大规模的征收海关税，对外国贡使来华贸易，也开始征收百分之二十的关税，但这些措施治标不治本。到了明朝嘉靖皇帝在位的时候，明王朝税收几乎到了“匮乏”的程度，北方蒙古部落不断侵扰，军费激增，南方倭寇不断进犯，东南的税赋大半泡汤，在这样的情况下，明朝只能不断在中路地区，尤其是江西、湖广地区增税，以及在西南地区把持贸易特权，通过与西南民族的“茶马贸易”来扩大财源，这样的方式只是拆东墙补西墙。明朝虽然平定了倭寇，抚和了蒙古，但到公元1566年嘉靖皇帝去世时，明王朝的政府存粮，竟然只能支持一个月。经济问题，已经到了不得不解决的时候了。这时候，解决问题的办法出现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张居正改革。二今天说起从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至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的张居正改革，总把其中的“一条鞭法”作为张居正的独创成就。其实早在此之前，一条鞭法就已经产生。最早出现在宣德年间的江南，只是当时叫“征一法”。明朝经济的重新整合，开始于张居正之前的隆庆皇帝朱载垕在位时期，当时主政的大学士高拱，已经开始在全国进行一条鞭法的试点，河南、江苏、安徽，实行一条鞭法，几年之后张居正推广全国，已经是水到渠成。一条鞭法的着眼点，是明朝此时可以用来缴纳田赋的土地减少，且税收的名目多，给了地方官员贪污截留的机会。一条鞭法把所有的农业税，都统一成一样，化繁为简，折合成白银一次性征收，这样既能使小民百姓少受盘剥，也能将国家的税收效率发挥到最大。在一条鞭法之前，中国老百姓缴纳的主要是实物税，一条鞭法实行后，就变成了货币税，从经济方面来说，这不仅发展了国家的商品经济，也提高了货币流通效率。在一条鞭法实行的同时，张居正大刀阔斧，开始了全国的清丈土地，主要是清查那些用各种名义寄存，偷税漏税的土地。清丈的结果，就是明王朝可用来征收赋税的土地，由过去的400多万倾，变成了此时的700多万顷。虽然不及朱元璋时期，但是税收效率却远高于那时，因此这也是明王朝税收效率和税收总数最高的一段时期。张居正改革的最高峰时代，明王朝的年税收是800万两，如果结合当时白银的购买力，不但远高于明王朝建国时，也远高于后期清王朝康乾盛世时，这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税收最高的时候。明朝末年的崇祯，通过各种方式增加田赋，但最后的结果，每年的赋税也不过400万两，而军费开支却增加到了600万两，年年财政赤字，以至于最后破产。农业税的整顿并不是张居正改革的全部，张居正改革的另一个着眼点，是商税改革。张居正主张“农商并举”，他的方式，是减少税收环节，减免商税，增加税收的效率。一方面，他将海外贸易机构市舶司的权力下放，将贸易的权力完全下放给沿海商人，并且根据每次贸易的数额和利润征税，而不是像过去根据出海时间的长短来征税，这样就保证了大部分商人的利益。另外张居正减免走税的关卡，减少走税，增加贸易税，也就是根据商业贸易的利润征税，并且严禁商人与当地势豪大户勾结。到了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的时候，明王朝的商业税收益，占到了明王朝国家年收入的四成，这是明王朝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情。但是张居正的改革，在1582年他去世后遭到了废止，他的“考成法”被废除，一条鞭法成为仅有的保留项目，清丈土地也因此停止。万历在位的后期由于大批东南商人背景的官员当职，开始了对商税的调整，将主要的商税，分摊到了中小商人身上，大商人们通过与势豪大户的合股经营，获得了免税的特权。万历后期工商业勃兴，万历也希望增加商业税，但他采取的是简单粗暴的办法，即派太监做“税使”收税。这样的做法自然收上了钱，却让大批中小商人破产，更开罪于商人，因此举国反对，除了太监以及万历本人捞了钱外，几乎是得罪一大片，对商品经济的打击也是惨重的。三到了明朝末年，特别是崇祯时期财政之所以困难，主要是因为两个原因。第一是土地兼并以及连续的天灾，导致国家无法收上农业税。明末极端天气四起，陕西、山西、河南、河北，瘟疫灾害不断，百姓流离失所，他们的税收，也被转嫁到了其他无灾的地区。到了崇祯当政时，国家可以用来收取税赋的土地，已经下降到了300多万顷，内忧外患下要增加赋税，自然激得民乱四起，恶性循环。天灾，收税范围少；税重，王朝的根基，自然就摇摇欲坠了。和土地兼并同样重要的问题是明王朝失去了对国家最富庶的东南地区的经济控制。明末东南，是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也是偷税漏税最严重的地区。东南海商云集，但此时的海商们，大多选择了与当地有免税特权的家族合伙，以达到免税的目的，这样的结果就是民富国穷，农民和中小商人成为了税收的承担者。百姓无力缴纳税务破产后，土地被大地主兼并，国家收不上税；中小商人破产后，产业被大商人兼并，国家的税，是越收税源越少，竭泽了却连鱼都打不到。比如福建郑芝龙，就通过结好当地官员，获得免税特权，最后迅速壮大，甚至操控了南明的政权。其实往根上说，明朝的问题，根本上在于国家政治体系和经济方向的脱节。在国民经济向近代化转变的时候，国家的税收体系，却依然保持在农业社会。明朝张居正改革，其主要目的就是让国家跟上这个转型，但可惜张居正改革只维持了10年，整个转型因此戛然而止，裹足不前，最后造成了亡国的恶果。世间已无张居正，诚非虚言。第二十三章细解台湾郑氏小朝廷一明末清初，以“大明台湾府延平郡王”的身份割据台湾自立，高举“反清”大旗，与占有中国大陆的大清王朝隔海对立整整22年的台湾郑氏王朝，对于今人来说，可谓是既熟悉又陌生。说熟悉，全是因《鹿鼎记》等武侠小说的流传，这个王朝在各类“戏说”电视剧以及武侠小说中出镜甚高，诸如明王朝的末代郡王郑克爽，股肱重臣冯锡范，老太妃董氏，是许多观众耳熟能详的“奸角”。而有关这个王朝的印象，也因之打上了许多不光彩的符号：荒淫、无道、贪婪、奸诈，狼子野心却保守怯懦不思进取……然而“戏说”终究是“戏说”，郑氏王朝的真实风貌，在明末清初的各类国内史料中，从来都仿佛一团模糊的迷影。一则是20多年隔海相望，中国大陆本土文人，对这个有些神秘的政权知之甚少。平定台湾后，郑氏家族全体归降，出于天下一统的需要，大清王朝当然要对这个曾经的割据政权“选择性失明”。有关这个家族过往的各类记录，也当然因此而被埋没。后来乾隆皇帝编纂《四库全书》时，许多珍贵的资料更被销毁。鄙薄，于是有了今人的“陌生”。与中国大陆对此的“陌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海外甚至西方持续数百年的“台湾郑氏热”。日本方面尤其积极，现存最完整记录台湾郑氏政权的著作，是日本人川口长孺的《台湾郑氏记事》。日本近代历史学家内藤湖南也对其评价颇高，称赞郑氏政权为“亚洲走向世界的先驱人物”。明治维新时代的著名政治家伊藤博文曾4次在日本长崎、广岛等地举行大型的纪念郑成功的活动，并赞扬说“其奋斗之足迹，为今日日本崛起之精神”。甲午战争后日本盘踞中国台湾半个世纪，其间大行“去中国化”运动，拆毁岛内汉人宗庙无数，唯独对台湾郑氏宗庙礼敬有加，至今保存完好。即使在今天的日本，郑氏家族宗庙神社多达240处，远多于上杉谦信、织田信长、丰臣秀吉等日本“杰出人物”。西方也不甘落后，与郑氏政权打了一辈子仗的原荷兰台湾总督揆一（FrederickCoyett）在其著作《被贻误的台湾》里称赞郑成功为“东方最杰出海战英雄”。荷兰历史学家菲克梅杰评价郑氏家族为“航海时代第一批走向世界的中国人”。西方启蒙运动的泰斗人物伏尔泰给予郑氏家族至高无上的评语——“中国文化精髓的最后守护者”……歪曲、戏说、失明、陌生、赞叹、崇仰……海内外评价泾渭分明的台湾郑氏朝廷，真实的容貌究竟是怎样？还是让我们抽丝剥茧，细细地梳理

政举行加冠礼之后，就可以亲政了，王太后必须还政嬴政，王太后赵姬和男宠嫪毐应该低调做人了。但是，恰在此时，嫪毐铤而走险，发动叛乱，这完全是毫无胜算的行动，王太后赵姬还支持嫪毐。这真是愚蠢到顶、糊涂到底，说明赵姬跟嫪毐对政治局势没有清晰的认识。第二，嫪毐害怕被杀。嫪毐私通王太后并与王太后私生二子，是死罪；企图在嬴政去世之后立自己和王太后的儿子继承王位，也是死罪；多年来，嫪毐为非作歹，横行不法，组建了一个庞大的政治集团，专擅朝政，更是死罪。所以，嫪毐非常明白：嬴政一旦正式接管权力，第一个要处置的肯定是他！嬴政的继位让嫪毐感到了恐惧。嫪毐不想坐以待毙，发动叛乱是他的逻辑归宿。嫪毐咎由自取，自取灭亡，不足为惜。赵姬宠幸嫪毐不但招致缪寡被杀，她自己也受到重大牵连。王太后赵姬被刚刚举行了加冠礼的儿子嬴政流放，她和嫪毐生的两个儿子也被嬴政所杀。赵姬以王太后之尊沦落到被儿子软禁，实在令人惋惜。从这件谋反案的处理来看，秦王嬴政处事果断，手腕强硬。嫪毐阴谋篡权，实属必杀之列；但是，扑杀母后所生的两个幼弟有些过分，毕竟这是两条生命；囚禁母后，则虑事不周。嬴政对其母的作为非常恼怒，所以才有此举。茅焦冒死说嬴政秦王悔悟迎生母秦始皇在政治舞台上的第一次亮相，就显示出了日后他统一六国的那种威严与果断。可是不久之后，在一个神秘人物的劝说下，赵姬又被放了出来，那么这个神秘人物是谁呢？他究竟是如何打动秦王嬴政的呢？凡事皆由人为。赵姬返宫和一个人有关。这个人叫茅焦，齐国人。秦王嬴政处理嫪毐之案时，非常愤怒，曾经下令：谁敢为王太后之事提意见，就杀了谁，还要砍断四肢。因此事被杀死的说情人达到二十七人（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谏者，戮而杀之，从蒺藜其脊肉，干四肢而积之阙下谏而死者二十七人）。茅焦得知秦王嬴政将王太后赵姬软禁在雍地之后，要求面见嬴政。嬴政说：你没有看见门口摆着的二十七具尸体吗？茅焦说：我听说天上有二十八宿，现在只死了二十七位，我来凑够二十八个吧。嬴政一听，非常恼火，说：这家伙有意来冒犯我，准备大锅烹他。嬴政手握利剑端坐，召见茅焦。茅焦缓缓走进来，看见嬴政，拜了两拜，面对着满脸敌意的嬴政说：我听说，活着的人不忌讳谈论死亡，国君不忌讳研究国家灭亡。忌讳议论死亡的人不可能长寿，忌讳谈国家危亡的人不可能使国家免遭灭亡。一个人的生死，一个国家的存亡，都是圣君最希望听的，不知道大王是否愿意听。嬴政听后，说：你的话怎么讲呢？茅焦说：陛下有极其荒唐的作为，你不知道吗？车裂你的假父，是不仁；扑杀你的两个弟弟，是不慈；将母亲软禁在外，是不孝；杀害进献忠言的大臣，是夏桀、商纣的作为。天下人听说之后，都不会再到秦国来。我实在为秦国担忧。说完之后，茅焦解开衣服，走下大殿，伏在殿下等待受刑。秦王嬴政听了茅焦这番话之后，深为震动，他亲自走下大殿，拉着茅焦的手说：先生请起，穿上衣服。其后，嬴政拜茅焦为上卿，并亲自驾着车，前往雍地把王太后接回咸阳，母子关系恢复。西汉刘向的《说苑》里说，王太后赵姬也十分感谢茅焦，曾说过这么一句话：安定秦国政坛，使我们母子团聚，都是茅先生的功劳啊！那么，嬴政为什么杀了二十七位进谏者，独独不杀茅焦？这是因为茅焦点到了要害，即流放王太后影响统一大业！流放的决定是一怒之下作出的，没有经过周密的考虑，显示了嬴政的感情用事；但是，听了茅焦一番开导之后立即改正，则显示了嬴政的知错必改。赵姬虽然回到了咸阳，但是，她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男宠嫪毐被杀，两个儿子也不在了，自己虽然去而复返，往日的威风已荡然无存，往日的欢乐也一去不再。秦王政十九年，也就是嫪毐事件十年之后，近五十岁的王太后赵姬郁郁寡欢地病死在秦宫中。之后，嬴政将王太后赵姬和秦庄襄王子楚合葬在一起。在中国古代的后宫中，嫔妃们对政治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主动选择政治舞台，努力使自己成为权力中心人物，比如汉代的吕后、唐代的武则天，她们的心中都燃烧着熊熊的权力欲火。一种是并不想成为政治中心人物，但是，却被动地陷入政治风暴之中，比如秦王嬴政的母亲赵姬。对吕不韦来说，赵姬只是一个政治投资的筹码；对子楚而言，赵姬是发泄私欲的工具；对于嬴政而言，赵姬是显示他孝心的一个道具；对于嫪毐来说，赵姬又成了他争权夺势的阶梯。赵姬，终其一生，都不过是秦国政治棋盘上的一颗棋子，被不同的人用来用去。所以，赵姬虽然放荡不羁，但是，作为一个女人来说，她仍然是一个不幸的女人。赵姬之乱，还牵连到另外一个朝中大臣，而且这位大臣功勋卓著。那么，这个人是谁？他为什么会被牵连到赵姬之乱中呢？第12章吕不韦之死秦王嬴政以果决的军事行动夷灭了嫪毐集团的叛乱，嫪毐事件第一次真正展示了秦王嬴政这位年轻君王处理突发事件的魄力与能力。然而，嫪毐事件也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他就是吕不韦，位高权重的秦国相国，他曾经帮助异人登上太子之位，并辅佐了秦庄襄王、秦王嬴政两代秦主。秦王政十二年（前235年），已被免除相国之职、赋闲在食邑洛阳的吕不韦饮鸩（zhèn，振）自杀。这位以经商起家，执掌秦国国政十二年之久、叱咤风云权倾朝野的国相，名满天下，最终却落得一个服毒身亡的下场。那么，他为什玄要自杀？吕不韦一之死的真实原因到底是什么？吕不韦之死对秦国的政治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文信侯就国河南秦始皇迫其饮鸩这件事得从秦王嬴政的加冠礼讲起。秦王政九年四月，二十二岁的嬴政举行了加冠礼，正式宣告从王太后赵姬手里接管了政权。嬴政正式接管政权之时，王太后赵姬的男宠嫪毐感到末日的来临，立即发动叛乱，企图杀死秦王嬴政。刚刚举行过加冠礼的嬴政果断调动军队，迅速平定了嫪毐的叛乱。嫪毐叛乱不可避免地牵连出相国吕不韦。因为嫪毐原是吕不韦的门客，后来吕不韦为了摆脱王太后赵姬的纠缠，设计将嫪毐献给了赵姬。若没有吕不韦的一系列运作，嫪毐既不可能被王太后赵姬所知，更不可能以假宦官的身份进入王太后寝宫。凡此种种，都有案可查，吕不韦又怎么能够脱得了干系呢？但是，吕不韦和嫪毐不同。嫪毐罪大恶极，身份只是个王太后的男宠，杀之即可。吕不韦却是两朝老臣，怎么处置吕不韦呢？嬴政车裂嫪毐在秦王政九年九月（秋九月，夷毐三族），但是，嬴政处理吕不韦却拖到了第二年的十月，两案的处理相距有十三个月。嬴政对吕不韦的处理也远不像对待嫪毐那样，仅仅是免去了吕不韦的相国之职，让他回到食邑洛阳赋闲。连母后都敢软禁的嬴政为什么对吕不韦如此仁慈呢？《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的原因很简单：一是吕不韦“奉先王功大”，二是“宾客辩士为游说者众”。前者讲吕不韦成就了庄襄王，后者讲为吕不韦说情的人太多。所以，“王不忍致法”。秦王嬴政念吕不韦功大，不愿惩罚。一直拖到第二年十月，在接回王太后赵姬的同时，才免去了吕不韦相国的职务，让他回到自己的封地。当然，为吕不韦说情者人数之多，也说明吕不韦的势力庞大，一下子除掉吕不韦恐会生出变乱。秦庄襄王子楚即位之后，兑现诺言，任命吕不韦当了丞相，而且封给他河南洛阳食邑十万户。洛阳是吕不韦的食邑，秦王嬴政免去吕不韦的相国之后，吕不韦自然回到了洛阳。从表面上看，吕不韦因嫪毐案受到的牵连已经结案，但是，事情似乎并没有完。吕不韦回到洛阳之后，六国的使者络绎不绝地前往洛阳探视吕不韦，争相请吕不韦到他国任职（岁余，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请文信侯）。本来，秦国大巨卸任之后到六国任职者不乏其人，何况吕不韦是强秦卸任的相国，所以，六国邀请吕不韦的使者不绝如缕是一个正常现象。但是，此事却引起了一个人的担心。他是谁呢？秦王嬴政。嬴政担心什么呢？担心吕不韦叛乱。吕不韦的才能，吕不韦的声望，嬴政不仅从父亲的即位中看得清清楚楚，而且，从他十三岁即位以来九年执政的政绩中也看得清清楚楚。所以，嬴政的担心并非多余。于是，秦王嬴政写给吕不韦一封极为绝情的信：你有什么功劳？秦国封你河南食邑十万户；你和秦国有何亲缘？我都叫你仲父。请你和你的家属全部迁往蜀地（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徒处蜀）。看到这封信，吕不韦立即服毒自杀。秦王嬴政的一封流放信为什么会引得吕不韦自杀呢？我觉得可能有两点原因。一是吕不韦担心秦王嬴政一步步地将他逼进绝路，最终将他处死；所以，吕不韦看到这封信后非常惊恐，最终喝了毒酒自杀（吕不韦自度稍侵，恐诛，乃饮鸩而死）。二是吕不韦是一位非常有尊严的人，他不愿等到秦王嬴政明令杀他时他再赴死。秦王嬴政的这封信并不是明令吕不韦自杀，而是剥夺他为人的尊严，这让吕不韦顿生生不如死之感。但是、吕不韦的死因真的像《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的如此简单吗？吕不韦养士三千秦始皇下诏流放《史记》本传记载吕不韦被罢相之后，洛阳家中确实宾客盈门。这里有两个方面的重要原因：一是吕不韦本来就盛养宾客，二是各国竞相延揽人才。战国时期，有著名的四公子：齐国孟尝君、楚国春申君、赵国平原君、魏国信陵君。他们争相养士，互相竞争（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自认为秦国如此强大，自己手下的门客竟然没有四公子多，于是他自觉地加入到招引门客的竞争行列之中，据说他手下有三千门客（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吕不韦的养士，不仅是为了和“战国四公子”一争高下，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为秦国网罗人才。在吕不韦的门客之中确有堪称国家栋梁的人才，比如我们后面即将讲到的李斯。吕不韦手下的宾客究竟为吕不韦千了些什么呢。第一，著书立说。吕不韦召集他的门客编著了一《吕’氏春秋》一书，这部书历来被称为是“杂家犷”之作。它实际上吸收了先秦诸子各家的精华，成为先秦诸子的集大成之作。《吕氏秦秋》编成之时，昌不书曾在秦都咸阳城门土悬挂全书，并重金悬赏：如果夭下有人能够修改此书一字，赏午金（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此时，正是秦王政八年。嬴政尚未正式举行加冠礼，也没有接管政权。吕不韦的势力则已经达到他人生的巅峰。实际上，世界上哪有不能改一个字的书？吕不韦敢于在秦都咸阳的城门如此张扬地为自己的新作做这种广告，说明这纯粹是一种自我炒作：透过这种过于张扬的炒作我们看到的是吕不韦的权势巨大，自信十足。第二，储备人才。吕不韦丰下门客三午，其中就有许多王佐之才。衡以，吕不韦的门客是秦国一个巨大的人才库。秦主嬴政如何看待昌不韦的自我炒作和户招门客呢？吕不韦对《吕氏春秋》如此张扬地炒作，对秦主嬴政来说，很难不产生反感。因为吕不韦对自己作品的大肆炒作，让嬴政感受到了一种政治威胁。在吕不韦手下门客中虽然浦现了被嬴政重用的李斯，但是，其他未被重用的门客对嬴政来说也是一种潜在的威胁。我们通过一个例子可以看出秦王嬴政对吕不韦手下众多门客的真实态度。吕不韦自杀于秦王政十二年。由于吕不韦是非正常死亡，秦国没有为吕不韦举行国葬；吕不韦的门客用民间的丧仪安葬了他（窃葬）。但是，吕不韦门客私葬吕不韦一事还是被秦主嬴政知道了。嬴政下诏，重罚吕不韦的门客。第一，凡是吕不韦的门客不论参加吊丧与否一律流放。参加吊丧的门客，如果是韩、赵、魏主国的人，一律驱逐出境；如果是秦国人，傣禄在六百石以上的削去爵位，流放到房陵（今湖北房县）；傣禄在五百石以下，没有参加吊丧的，也流放到房陵，但不剥夺爵位（其舍人临者，晋人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夺爵，迁，五百石以下不临，迁，勿夺爵）。第二，从今以后，凡是像嫪毐、吕不韦这样操纵国家权力的人，罚他们的家人一律为犯人（自今以来，操国事不道如嫪毐、不韦者，籍其门视此）。这个处罚相当严厉，针对的全是吕不韦的门客，可见秦王嬴政对吕不韦大养门客非常不满，一有机会就要进行严厉惩罚。更有意思的是，秦王嬴政在流放吕不韦的门客时，却将谋反的嫪毐迁到蜀地的门客家臣的赋税摇役免去（秋，复嫪毐舍人迁蜀者）。所以，《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的六国延请吕不韦，只是嬴政逼杀吕不韦的表面原因。那么，秦王嬴政逼杀吕不韦的背后原因又是什么呢？文信侯权重震主秦始皇刚毅残酷吕不韦从秦王嬴政十三岁即位之时开始，就一直担任秦国丞相，到嫪毐叛乱受牵连而罢相，吕不韦担任了十二年的秦国丞相，权力之大，是非常罕见的。吕不韦的权力，不仅仅来自丞相本身，还来自他和王太后赵姬的特殊关系。这就使得吕不韦的权力和秦国一般的丞相不大一样，远比秦国一般丞相的权力大得多。而且，吕不韦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他不但是一位成功的商界精英，而且是一位出色的政治精英。吕不韦的才能肯定给秦王嬴政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否则，以秦王地位之尊，以秦国实力之强，嬴政何必“恐其为变”？那么，吕不韦在位期间的哪些作为让嬴政产生了疑虑呢？第一，军功。吕不韦在位期间。继续对韩，赵、魏三国进行集中打击，并于秦王政五年在靠近齐国的魏地成立了东郡，使秦国和齐国接壤。这一年蒙骜率军大举攻魏，攻占酸枣（今河南延津）、桃人（今河南长垣）、雍丘（令河南祀县）等二十城，初建东郡，对魏都大梁形成扇形包围之势，而且，秦壤已与齐境相接，直接威逼关东诸国。第二年，秦继续攻魏，占领了魏地朝歌（今河南淇县）及卫濮阳（今河南濮阳），并把濮阳作为东郡的治所。东郡建立后，断绝了“山东从（纵）亲之腰”（《战国策·秦策四》），各国震恐。东郡的建立意义非凡，不仅使一向远离秦国的齐国逍遥自在的局面被彻底打破，而且，使六国被南北切分为二，六国合纵抗秦受到了致命的一击。吕不韦还经常巧妙利用六国的矛盾，施展纵横捭阖的外交手腕，兵不血刃地迫使六国割让上地，如派他的门客甘罗说赵王，得赵五城等。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一直非常重视军功，军功是获得爵位的重要途径，也是获取威望、扩张权力的基础。吕不韦的军功对秦王嬴政来说，既是业绩，又正是他所担心的。第二，势力。吕不韦在辅佐秦庄襄王、秦王嬴政的同时、也给自己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政治势力集团。吕不韦辅佐两代秦王，当了十二年秦国丞相，自然而然地成为秦国政坛的一派政治势力。但是，吕不韦在有意无意地培植自己势力的同时。也犯了一生中的两大错误。一是促成了另一个集团——嫪毐集团。吕不韦原来只是想利用嫪毐满足王太后的生理要求、让自己安全撤退；但是，他万万没有料到两件事：一是嫪毐会得到王太后的高度信任，二是王太后竟然让嫪毐既富且贵，参与朝政。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王太后赵姬对嫪毐宠爱有加，赏赐无数，封为长信侯，甚至把整个太原郡赏给嫪毐。这已经非常出格了，王太后还让嫪毐染指权力。“事无大小皆决于毐”，这简直就是把整个国家交给嫪毐了。事情发展到这种程度绝对不是吕不韦的初衷！吕不韦万万没有想到王太后赵姬在政治上会如此糊涂！据《战国策·魏策四》记载，秦国攻打魏国，魏国有人劝魏王，打了败仗再割地，不如打仗之前先送地给秦国容易做到、战败而死，不如割地求生存容易做到。打了败仗再割地而不熊在战前割地，可以

石盘，一个长长的身躯，嗯？两个身躯，一细一粗，怎么还毛茸茸的？一时间我被脑中的景象弄得不知所以，莫炎见我楞在那里不由也嗅了嗅，眼中的愕然竟似比我更吃惊。“里面是什么东西？”我晃了晃脑袋，“难不成是个巨型毛毛虫？”莫炎没有答话，脚下一个箭步冲进洞去，平时冷静的他怎么一下变得如此冲动？心下疑惑我紧跟了进去。洞里的空间非常之大，应该是整个桫椤根系中最大的部分。洞中有个数十米的凹坑，但却并不很深，坑底正中放着一个石磨台子似的东西，在它边上正盘着一条浑身短毛的蛇形生物。那东西忽地摆动了下头部，发出一阵低沉的喘息，这声音正是我之前听到的。两人手中的矿灯齐齐照去，一条手臂粗细的暗红色蜈蚣正趴在那只蛇形生物的身上，数百只短脚牢牢地攀附着，钳子似的口器似乎在啃咬着那东西的头部。我惊讶的发现那东西头部上竟长着一对枝杈的长角，扭动的身躯下面隐隐是两对酷似鸟类的爪子，这东西是……龙？！“咝～～”莫炎的口中发出了一声高频的鸣叫，蜈蚣听到鸣叫立刻停了下来，抬起上半身向我们这里晃动了两下，恐怖的口器猛地大张开来。“分头散开，小心它的毒液。”莫炎低声说着身子闪向一边。蜈蚣查觉莫炎的行动，身体一扭爬了过来，我立刻向另一侧闪去，蜈蚣的注意力马上被吸引转又爬向我这边。莫炎那里又是一声鸣叫，蜈蚣半途停下开始左右顾盼了。就在它迟疑的时候，我和莫炎已站在了凹坑的两侧遥遥相对。正想聚出利刃之类的东西将蜈蚣碎尸，却惊觉自己是身处根系洞穴之中，这里不但无法提炼金属，就连聚集黄土也成了问题，木克土的特性生生将黄土隔阻在了外围。莫炎手中没有像平时那样闪现出火光，看来他也已无法使用灵火，阴阳无界局的五行限制已将我们置于一个十分不利的境地。蜈蚣左右摆动了下头部，伏下身躯在地上转起了圈，数百条腿一起爬动间速度越来越快。莫炎在对面做着什么手势，落下的矿灯歪斜地照射着有些看不清楚。转动中，蜈蚣的头部猛然抬起，口中喷射出一蓬乌色的汁液，在身体飞转的带动下，那汁液横扫一圈袭向坑外。这才明白莫炎的手势是让我趴下，反应中急速卧倒，一片散发着腥臭气味的液体从头顶掠过，喷洒在身后的洞壁上发出一阵滋滋声。抬头观望中，那只大蜈蚣正昂着脑袋得意地嘶叫着，似乎以为我俩已经被毒液击中。莫炎悄然爬起身来，双手急速挥动，一道银色长索直射而出，经过大蜈蚣直立的身躯时却画出了一条弧线盘卷地射向洞壁。笃地一声，长索一端牢牢地钉在了洞壁上。“抓住，绞断它！”莫炎大吼着向一侧跑去，我脚下狂奔着跑向洞壁上钉着的那根长索。大蜈蚣似乎明白了我们的用意，脑袋一摆，整个身躯用力甩动。飞身扑上，堪堪抓住莫炎钉在洞壁上的长索，一股大力自长索上传来，我双手死死拉住脚下已被拖动数尺。莫炎见状大喝一声，手抓长索，身形奋力向后仰去。两相用力之下，噗地一声，数米长的大蜈蚣竟被长索生生绞作了两段。那断裂的身躯并没有立即死去，而是不住地四处爬动。急急爬动中两截身躯撞在了一起，头部那半截竟狠狠地咬住了另外半截，一阵猛烈地抓挠撕咬下两截身体顿时支离破碎。拭了下额头的冷汗，我慢慢站起身形，身后忽然碰到了什么东西，愕然转身间，一张满是诡笑的面孔出现在眼前——老田？！十四、初窥奇局如果说老田的突然出现只是吓了我一跳的话，那么他脸上那诡异的笑容却是让我不寒而栗了。条件反射地后退了一步，手下不由自主地摸向腰间的户撒刀。老田并没有理会我的行为，干瘦的身躯靠在洞壁上，脸上的笑容仿佛凝固了似的，直直的双目间似乎已没有了视线。我小心地碰了一下老田的身体，触手间还有些许体温，但却有些僵硬的感觉。此刻莫炎早已来到了身边，他用矿灯照了下老田的脸部，又凑近嗅了嗅。“他吃了毒参茄。”莫炎伸手在老田腰畔的布袋里摸索了起来，“可以令人假死的中药。”随着一片豆角般的植物塞入嘴中，老田的鼻间渐渐有了呼吸，诡异僵直的笑容也慢慢消失了，几分钟后他的喉头发出了一阵剧烈的咳嗽。“下次少吃点。”莫炎拍着老田的背脊道，“小心弄假成真了。”老田咳嗽着向我们摆手，脸上一付一言难尽的表情，大口喘息着说明了情况。掉入子坑时他被树枝挂住昏了过去，醒来后便用蝎虎绳下到坑底，无意间进入了这里。一眼看见巨大的蜈蚣，老田顿时吓了个半死，转身正想逃走，却被那两只巨型蛞蝓挡住了洞口，情急之中他服下了身上带着的毒参茄假死，以逃过大蜈蚣的注意。我有些偷笑，这种做法等于是对着死亡把自己打晕，他就不怕永远没人下来？“那只蜈蚣死咯？”老田后怕地问道。“自己把自己咬死了。”莫炎走到坑边，“这条龙不知还能不能活。”“这就是传说中的龙？”我忍不住问道，那浑身短毛的蛇形生物果然是龙。“是龙有什么奇怪的？”莫炎像看外星生物似的看着我，“难道你不是中国人？”我被他问得哭笑不得，这和国籍扯不上关系，任何人看到这条龙都会和我产生一样的疑问，何况边上还有个下巴快掉到地上老田做参照呢。爬下凹坑，我们慢慢接近石盘，那龙安静地躺在地上，喘息声依旧沉重，但却比之前少去了痛苦的感觉。细细打量下，它的身长在十米左右，浓密的短毛替代了传说中那金光闪闪的鳞片，身体下的脚爪长得有些像鸟类，头部一对长角如鹿角般枝丫。它的头转动了一下，整个脸部呈现在面前，阔长的样子比传统造型短了一些，但完全就是画卷中那副模样。灯光下我忽然发现它的双眼竟是两个黑洞，凝结在眼眶周围的黑色痕迹似乎是干涸的血液，附近有几处明显的灼伤，应该是被什么东西烧瞎了眼睛。“南浔之国，有洞穴阴源，其下通地脉。中有毛龙，时蜕骨于旷泽之中。”我想起了《拾遗记》中的记载，“这条应该就是记载上的毛龙吧。”毛龙似乎听到了我的语声，粗大的鼻孔急促抽动了几下，忽然张开大口发出一声悠长的吟叫，那声音高亢浑厚在洞中不住回响，这就是龙吟吗？正在惊叹龙吟的韵律时，莫炎却一把将我和老田拉退了数尺。蓬地一声，毛龙甩动的尾部狠狠地砸在了方才我们站立的位置，地上顿时出现了一道凹沟。一击不中，毛龙并没有继续攻击，而是喘息着扭动了下身体，缓缓地盘在了石盘的周围。“恢复的倒是很快。”莫炎咦了一声，“可惜被废了。”“被废了？”我听着有些迷糊，刚恢复过来就具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可在莫炎嘴里却成了废掉的龙。“眼睛是龙的死穴。”莫炎微微地叹了一声，“瞎眼的龙等于被废了一半。”说话间毛龙抬起头又是一声长吟，尾部卷住石盘盘基，上半身盘起扭曲地盖住了石盘，两只前爪牢牢扣在石盘上，头冲着我们张开了大口，爪下的石盘发出一阵咯咯裂响。毛龙要毁石盘！大脑反应出一个念头，我一拍莫炎，手中拔出户撒刀绕着石盘快跑起来，跑动中不时地挥舞手中的砍刀发出阵阵风声。毛龙的眼睛已经瞎了，只能凭嗅觉和听觉判断敌人方位，再加上身中蜈蚣毒，我如此吸引它的注意便可以给莫炎争取机会。银色长索在掌上一勒，殷红的血水立刻溢了出来，莫炎将血水迅速涂抹在长索上。他在一端绞了个活套，看准时机挥手套住了毛龙的颈部，双脚拉开马步，手下用力一收，将长索在自己的腰间绕了几圈。说也奇怪，毛龙被银色长索套中之后并没有大力挣扎，而是顺着莫炎的拉动爬下了石盘，似乎十分在意那套在颈中的长索。本以为会有一场恶斗，不曾想却如此简单便制服了毛龙。莫炎牵拉着长索慢慢靠近，一只手伸进了毛龙颈上的绳圈，稍稍用力拉动，毛龙轻摆了一下头颅，驯服地趴在了地上，硕长的身躯盘成一圈，口中发出低低的声响。“驯养的毛龙。”莫炎抚看了一下毛龙的颈部，那里套着一道巴掌宽金色脖圈，上面依稀有些图案，不知是哪个时代的产物，斑驳得已是无法辨认。毛龙的头顶上被大蜈蚣咬出了一个不小的伤口，虽然没有大量出血，但创口的颜色黑红相间，显然是中了蜈蚣的剧毒。“老汉年轻时听村里的长辈说起过毛龙，不过传说这龙是百毒不侵的哦。”老田这会才缓过神来，“那条大蜈蚣咋就能降住毛龙哈？”“那不是一般的蜈蚣。”莫炎指着地上的蜈蚣碎片道，“是被人用毒药养大的。”我和老田面面相觑，巨大的毒蜈蚣，从未见过的毛龙，这两种传说中才会出现的生物并存在洞穴里，而且都是经人驯养的，这个存放龙脉石盘的地方到底还有什么秘密。莫炎拿出一把银色的小刀，轻轻地在毛龙的伤处挑了几下，毛龙大声低喘起来，浓浓的腥气顿时散开，伤口溢出一股乌色的气雾。莫炎手下不敢怠慢，自背包中掏出一个罐头瓶，打开瓶盖将一瓶的液体全部倒进了伤口。毛龙身体颤动了几下，仿佛在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四只脚爪深深地抓入地面，却没有挣扎或疯狂的举动。约摸十分钟后，莫炎松开手，在毛龙的背脊上轻拍了几下，那毛龙身体一扭绕着四周缓慢地爬行了几圈，突地昂首长吟，尾部一摆速度加快了起来。我难以想象它竟能如此迅速的行进，如果换作是进攻的话，只怕我们早就横尸当场了。“它应该没事了。”莫炎走到石盘边上，“现在该处理一下这里了。”取出灵骨之匙，我快步向他走去，在接近石盘的时候却瞥见地上遍布着两指粗细的空洞，那些空洞穿透地面直通深邃的下层，隐隐间能感觉到一丝水流声。石盘看上去平平无奇，青石雕就的巨大盘面覆在一块圆柱形的石墩上，盘的侧边有两两对称的四个石环，上面被磨的十分光滑，整个石盘上没有任何的文字或图案雕刻。“连孔都没有，怎么用灵骨之匙打开石盘？”我端详了半天始终找不出其中的诀窍。“亦凡兄弟，莫急哈，会不会在钥匙上有什么讲究咯。”老田见状安慰我道。“钥匙的秘密早已经出来了，不是这钥匙作怪，我们也不必那么辛苦。”我挥动着手中的灵骨之匙激动道，老田的话让我再次联想到S身上的山鬼巫，艰辛到此总不能前功尽弃啊。“钥匙给我。”莫炎盯着我手中的灵骨之匙，眼睛一亮，伸手拿了过去，在矿灯下翻看着。忽地眉毛微微一挑，转手用小刀刀尖在灵骨之匙的一侧轻旋了几下，反手在掌上倒出一截白色的东西。仔细看去，那白色东西是一根比灵骨之匙略短的筒状物，一头封死，一头开孔，里面粘着些灰色的粉末，想来S身上的山鬼巫就是蛰伏在这里的。莫炎并没有在意这个东西，而是拿起了灵骨之匙。我这才发现，取出筒状物后，灵骨之匙上面的凹槽有四处是镂空的，莫炎正用手指按住这些镂空处，将它凑近唇边。嘬唇鼓腮，抬起一只手指，悠长的声响从灵骨之匙中传出，这东西居然是个骨笛？！笛声响起，正在一旁舒展筋骨的毛龙猛地停了下来，循着笛声缓步来到石盘边上，昂起脑袋静静听着。莫炎按住镂空处的手指逐个抬起，笛声的音阶也逐节上升。就在第三个音阶响起时，毛龙一摆身躯爬上了石盘，四只脚爪牢牢扣住了侧边的石环。莫炎手下不停，第四个音阶立刻响起，悠长尖锐的笛声中，毛龙长吟连连，硕长的身躯前后向着两个方向大力扭动起来。隆隆声响不断，那石盘在毛龙身体的带动下缓慢而沉重地转动着，一片震动中巨大凹坑的一侧缓缓塌陷了下去，露出一个十米见方的大洞。洞中漂浮着一条奇怪的船，外形像是那种可以容纳下三四人的小船，但船舱却被完全封闭，仅有一个圆形翻盖敞在那里，看来是用以出入的。船头系着一根粗大的金属链条，一头垂在水中，不知长短。毛龙爬下石盘进入洞中，入水间摇头摆尾一付悠然自得的样子。盘游片刻之后，它抬头向我们长吟了一声，尾部轻轻拍打着船体，似乎在催促我们上船。“跟它走。”莫炎小心地踏上船体，钻入舱内。我和老田迟疑了一下，相继跟上，踏上船体，才发现这船竟是金属铸就的，外面蒙了一层像是皮革一类的材质。毛龙衔起船头的链条，拉动了两下，链条另一端露出一个硕大的金属环。将金属环咬在嘴中，毛龙再次用尾部拍打了一下船体，我们将圆形翻盖拉下盖好，莫炎仔细看了看盖内的一个把手，用力拧动了一下。噗地舱盖一紧，整个小船立刻被密封了起来。我不觉有些惊讶，这完全就是一艘以毛龙作为动力的古代潜水艇啊！船身一抖，猛地向下沉去，船舱内温度骤然下降，似乎已进入了水中。舱内空气储存并不多，我心中下意识地有些紧张，希望毛龙带我们去的地方不要太远，也别是没有空气的地方才好。船身下沉一阵后便改作直行，前进的速度十分之快。莫炎一言不发地端坐在那里，思考着什么。老田则是有些不安地四处张望，虽然在密闭的船舱内根本看不到外界的任何东西。一阵上浮的感觉传来，重力提升的作用令大脑充血，我不禁有些晕眩。这时，船体突然转了一个向，毛龙的拉力使得上升的速度渐缓了许多，舱内众人的不适也逐渐减轻。随着颠簸渐渐平静，莫炎打开了头顶的翻盖。钻出船舱，眼前的景象让我不由惊叹。船身浮动在一片水域中，头顶是半球形的高拱岩石洞顶，石壁上线状地长着一些发光的灌木类植物。“洞冥草？！”我不禁失声叫道，发着幽幽蓝光的植物正是传说中的洞冥草，据说它的光芒可以照见鬼物，但这并不是让我吃惊的原因。“的确是洞冥草。”莫炎用长索取回一枝看了看。“难怪天坑会有阴阳无界局。”我恍然道，“原来是引龙局的开局部。”从周边寒冷的温度可以发现，洞内的水流是来自阴阳无界局的寒水，而照当时在水中上升时间估算的话，这个洞应该是在某个山的山腹内。寒水至阴，加上可通幽冥的洞冥草，在这个山腹石洞中便形成了一个地上冥河局，这是一种人为模仿地下深层环境的局势，主要用来安置聚合一些较为特殊的地气。“在天坑脉眼布下阴阳无界局，使龙脉地气在不受五行干扰损害的情况下进入地脉。之后再转入地上冥河局，令龙脉地气在此聚集蓄势。”我由衷感叹道，“引龙局中最难开头的遁龙部，居然被这位高人如此巧妙运用。”引龙局是上古风水局中最为庞大的一个，大局共分遁龙、盘龙、卧龙、潜龙和升龙五个部分，除去最后的升龙部是单局外，其余四个部分都是由两个相邻的局组成，引龙五部内含九局，恰恰符合了九五之数。被引龙局引导到指定方位的龙脉地气，不但能保持原本的良好气脉更是凭添了一份王者命数。无意间我们竟进入了这神秘的引龙局，虽说现在发现的只是开局的遁龙部，但却也找到了龙脉去向的重要线索。“不过这里只是遁龙部。”莫炎向洞穴的深处望去，“盘龙部的出口你能找到吗？”“如果让毛龙继续拉船的话，我想是可以找到的。”我看了一眼在水中不再行进的毛龙，“不过，看样子它最远也只来过这里，除非你会驱龙，否则我们还是得另想办法。”“刚才的骨笛叫驯龙笛。”莫炎冒了一句，“是我们饲虚一派失传的东西……”他的话让我明白了刚才的缘由，他的银色长索叫作伏龙索，和那驯龙笛并列为饲虚一派的绝技。可不知何时驯龙笛却从饲虚一派销声匿迹了，只留下伏龙索流传到了莫炎手里。虽然莫炎知道这两样东西的用法，但却从未有机会使用，只是在继承衣钵的时候听到过而已。“难怪你那么注意毛龙。”我脑中突然闪过一个疑问，“它一般能活多久？”“初生三尺，千年一丈。”莫炎打量着水中的毛龙，“至少有千岁了。”看来其中的渊源不是一时半会能弄清的了，这个引龙局布下也有千年之久了，世间万物本就神秘莫测，千岁毛龙虽然惊人却也不是难以接受的事实。莫炎拿起驯龙笛吹出一段音律，水中的毛龙摆尾游来，一口衔住铁环，转向来路，身子轻轻拍打着船体示意我们进去。操弄着笛子，莫炎反复试了几次，毛龙的反应依旧如前。看来它的确只能游到这里，估计将它留在石盘洞穴的人只是将它作为守卫和摆

是我的仇人。”寺人披冲到重耳的宅子里去抓他，重耳翻墙而逃，寺人披追到墙边，一伸手只抓着了他的衣袖，情急之下挥剑就砍，正好将衣袖斩断，重耳因此挣脱，逃到翟国去避难。第二年春天，晋献公又派贾华讨伐夷吾所在的屈城，夷吾本来想动员部队抵抗，然而由于屈城修得不牢固，无险可守，只好作罢（可见士蒍预见之准）。他也想逃到翟国，亲随郤（xì）芮说：“您和重耳公子一前一后出逃，如果去同一个地方，人家会说你们早有预谋。不如去梁国，梁国和秦国的关系很好，而且申生的姐姐穆姬在秦国，好歹对您有个照应。”夷吾便逃到梁国去了。这些事情，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反映了重耳心地仁厚，知礼守法，而夷吾为人刻薄，目无君父。所以，当晋国出现权力真空时，朝野之间对重耳回国的呼声之高，远远超过了夷吾。里克等人杀死卓子后，第一个想到的也是重耳。他们派人去翟国找他，希望他回国为君。没想到，重耳却推辞说：“当年我逃避父亲的责备而逃亡，已经是有罪之人；父亲死后又不能亲自为他送葬，更是罪上加罪。我哪里还敢指望回到晋国去，请各位考虑其他人选！”坚决拒绝了邀请。重耳的这番话使得人们越发敬重他。仔细分析起来，重耳这样说，确实也体现了他为人仁厚的一面，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如果他贸然回到晋国去争夺君位，很容易被人怀疑他与里克等人是同党。那么，里克杀奚奇、卓子二君的事情，他也有参与的嫌疑。这个黑锅重耳是不愿意背的。更何况，当时晋国的政局并不稳定，形势不明朗，匆匆卷入的话，很难说会有什么变数，重耳留在国外静观其变，也不失为稳妥之策。相对于重耳的持重，夷吾则显得急不可耐。他听到晋国国内生变的消息，立刻打点行装，准备结束流亡生涯，回到晋国去争夺君位。追随着他一起跑到梁国的吕省和郤芮一把拉住了急匆匆想要孤身直入的夷吾，说：“国内政局不稳，咱们不如借助于齐国、秦国的力量，恃强而入，方可万无一失。”夷吾想了想，觉得很有道理，于是派郤芮前往秦国，请秦穆公派兵相助。前面说过，晋献公和齐姜生了一儿一女，儿子就是申生，女儿则嫁到秦国，成为秦穆公夫人。按照这个关系，秦穆公是夷吾的姐夫。姐夫帮助小舅子，本来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秦穆公的小舅子很多，为什么要特别帮助夷吾呢？他顿了顿，抛出一个问题：“晋国群臣中，夷吾公子可以依赖谁？”这句话说白了，是想了解夷吾在晋国国内的支持度有多高。郤芮的回答很巧妙：“我听说，在外流亡的人，最好不要拉帮结派，暗中勾结国内的大臣。不拉帮结派，自然也不会得罪什么人，易出易入。夷吾公子这个人，自小不喜欢搬弄是非，不惹事，但也不怕事，做事有礼有节，长大之后也是这样。所以您若是问我，有谁在晋国暗中支持夷吾公子，我只能回答您，一个也没有。”事实是不是如此呢？是，也不是。前面说过，夷吾为人刻薄，喜欢抓着人家一点毛病就大做文章，因而在晋国国内没有几个人真正喜欢他，说他不拉帮结派，是因为没人跟他拉帮结派。但是，当他得知里克等人杀死奚奇和卓子的消息后，立刻派人回到国内，和里克接上了头，并且许诺：如果里克帮助他登上君位，他就将汾邑封给里克——这样的事都做了，怎么能说他没有拉帮结派呢？郤芮回去后，秦穆公若有所思一边敲着指头一边跟大夫公孙枝商量：“你觉得夷吾有希望吗？”公孙枝说：“郤芮这番话说得冠冕堂皇，但是透露了夷吾这个人嫉妒心强，又争强好胜，即使回到晋国，恐怕也稳定不了局势。与其扶持夷吾，不如扶持重耳。”秦穆公继续敲着指头，说：“这点我明白。夷吾为人气量狭小，如果当上国君，晋国群臣必然不服，就算他争强好胜，又如何胜？”他手上动作停顿了一下，“但是对于我秦国来说，这是一件好事。”秦穆公的意图很明确，晋国和秦国毕竟是两个国家，相互之间存在竞争关系，晋的君主如果不得人心，对秦国肯定是有利的。所以，站在秦国的立场上，与其立重耳，不如立夷吾。于是秦穆公把郤芮又叫过来，直接问他：“如果我帮助夷吾回国即位，如何？”这就是在谈条件了。亲兄弟尚且要明算账，郎舅之间自然要先把事情说清楚。没想到，郤芮很大方，一开口就是：“夷吾公子说了，如果您帮助他当上晋国的国君，则晋国在河外的土地全部归贵国所有。”晋国在河外的土地共有城池五座，东至虢国的边界，南至华山，西至解梁城，总之是一片大大的疆土。夷吾这家伙，完全是拿地皮砸人嘛！郤芮这么一说，秦穆公高兴得合不拢嘴，也不讨价还价了，立刻答应派兵护送夷吾回国。其实，夷吾在和郤芮商量的时候，对于郤芮开出的这个价码也是很吃惊，觉得将国家的地皮这样拱手让人，未免也太对不起列祖列宗了。但是郤芮用一句话说服了他：“假如您得不到晋国，这土地都不是您的，有什么好爱惜的？假如您得到晋国，则全晋国的人民都听命于您，还怕没有土地吗？”郤芮这话，后半句说得很对，前半句说得很混账。公元前651年，在秦穆公的大力撮合下，齐桓公派大夫隰（xí）朋率领部队与秦军会合，护送夷吾回国。第二年四月，周天子派宰孔和王子党前往晋国，与齐、秦两国一道，正式确立夷吾为晋国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晋惠公。内有里克支持，外有齐、秦相助，还有周天子的首肯，夷吾这次回国即位，可以说是稳稳当当，万无一失了。事实上，晋惠公这个人除了为人刻薄、善于嫉妒、争强好胜，还有两个大大的毛病，就是言而无信，过河拆桥。这些毛病，在他当上国君之后统统暴露出来了。晋惠公回国的前夕，他的姐姐秦穆公夫人交给他两个任务：一是好好照顾小妈贾君（晋献公的小妾），二是将流落到各国的曲沃“桓、庄之族”召回晋国来，消除恩怨，好好过日子。这两个要求合情合理，而且也不难办到，第二个要求更是有利于晋国团结的好事。当时晋惠公答应得好好的，一回到晋国便将姐姐的任务执行得走了样：“桓、庄之族”仍然在国外过着朝不保夕的流亡生活，他不闻不问，根本没有想过召他们回国来过日子；贾君他倒是照顾得很好，只是好得过了头——照顾到床上去了。当然，这两件事怎么说也是晋惠公家里的私事，他爱咋整就咋整。秦穆公夫人虽然有意见，也只能在嘴上骂两句。但是，她老公秦穆公也对晋惠公很有意见，性质就变了。秦穆公对晋惠公的意见很简单：晋惠公回国之后，没有兑现河外土地的诺言。晋惠公派大夫丕郑为使者，前往秦国赖账。丕郑向秦穆公转述了晋惠公的原话：“原来我夷吾确实许诺要给贵国河外土地。现在托贵国的福，我已经被立为晋国国君了，本来应该立刻兑现这一诺言，但是诸位大臣表示反对，说土地都是国家的，君主逃亡在外，怎么能够擅自许给秦国呢？我据理力争，但就是通不过，众怒难犯呐，所以只能请求贵国先将这事缓一缓，过些日子再说。”凭心而论，晋惠公这番话说得也有一些道理。如果将国家比作公司的话，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其任职之前是不能代表公司对外作任何承诺的。但是，既然没有权力承诺，又要对人家承诺，那就是很恶劣地开空头支票的行为了。可以想象，当秦穆公发现自己收到的是一张巨额空头支票时，表情有多么愤怒。丕郑一看势头不对，连忙说：“这可不关我的事！”“不关你的事，那关谁的事？”“咳，那都是因为吕甥、郤称、冀芮三位大夫极力反对，敝国才不能将河外土地划给贵国。”丕郑瞄了秦穆公一眼，低头接着说了一句很让秦国人吃惊的话：“如果您派人持厚礼回访晋国，请这三个人到秦国来做客，而我趁机将夷吾赶出去，您则扶立公子重耳回晋国为君，岂不快哉？”秦穆公看看丕郑，又看了看自己左右的大臣，突然一阵大笑：“夷吾这小子，回国才几天，就有人想拱他下台了，公孙枝所言不差啊！”于是和丕郑达成秘密协议，商定于冬天对晋惠公动手。丕郑还没回国，就听到国内传来一个震惊的消息：晋惠公把迎驾有功之臣里克给杀了。据说晋惠公在杀里克之前，曾派人给里克传话说：“如果没有你，我也不会坐在这君位之上，我本来应该感谢你。但是，你杀了两位国君（奚奇和卓子）和一位大夫（荀息），天下人都视你为弑君之贼，作为你的主公，你不觉得我很难做吗？”言下之意，如果我还保护你，天下人岂不视我为你的同党，说我与你合谋篡位？里克的回答也是毫不客气：“没有我杀掉奚奇、卓子，您又怎么能当上晋国国君？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里克很识相，当场拔剑自刎。里克心里很明白，晋惠公要杀他的真正原因，不在于怕天下人怀疑，而在于他曾经派人跑到翟国去迎接公子重耳。晋惠公担心里克等人（当然也包括丕郑）仍然和重耳有勾结，怕自己有朝一日会被他们赶下台去，由重耳取而代之。从丕郑在秦国的表现来看，晋惠公的这种担心并非完全多余。当然，晋惠公杀里克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他曾经答应给里克的汾邑封地，这么一来又可以不用兑现了。对于他来说，赖账简直就是一种乐趣。同年秋天，晋惠公为了笼络民心，改葬已故的大子申生。曾经担任申生的戎车驾驶员的狐突被派到申生曾经居住的曲沃去主持祭祀活动。在曲沃，狐突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再一次为申生驾车，申生站在他身后，对他说：“夷吾这家伙好无礼，我已经请求天帝，要把晋国交给秦国统治，秦国人将祭祀我。”孤突吓了一跳，连忙说：“我听说，神明不会接受异族人的祭祀，而人民也不会祭祀异族的祖先，您这样做，不是自绝香火吗？况且，就算夷吾有罪，晋国的百姓也不应该受牵连，请您三思而后行！”梦里的申生还算通情达理，说：“唔，那好，我再向天帝请示一次，七日之后到曲沃城西找我，我将在一个巫师身上显灵。”狐突一觉醒来，吓出了一身大汗。晋惠公改葬申生，本来应该是一件讨好申生的事，这马屁怎么会拍到马蹄子上了呢？《左传》没有解释，但是《国语·晋语》里有一段记载，说晋国改葬申生，申生的尸体早已经腐烂，臭不可闻，晋国的百姓不由得感叹：真是好人没好报啊，要不然的话，他的尸体怎么会那么臭呢？两件事联系起来看，申生大概是因为被别人看到了自己腐烂的尸体而非常恼火吧。过了七天，狐突如约而往，果然在曲沃城西见到了申生附身的巫师。申生告诉他：“天帝已经改变主意，允许我只惩罚夷吾一个人了，将在韩地打败他。”晋惠公因为改葬申生而得罪其鬼魂，也真够倒霉的。同年冬天，秦国的使者果然带着丰厚的礼物来到晋国回访了，并且指名邀请吕甥、郤称、冀芮三位大夫到秦国去访问，以促进两国之间的合作与交流。郤芮老谋深算，一眼就看出了秦国人此来的目的。他对晋惠公说：“秦国人此来，不但不提土地的事，而且带着重礼，尽说些好话，肯定有阴谋。”俗话也说了，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嘛。他派人跟踪秦国使者在晋国的行踪，顺藤摸瓜，很快发现丕郑等人与秦国使者来往甚密。于是禀报晋惠公，将丕郑、祁举以及与他们有牵连的晋国下军的七位将领贾华、叔坚、骓颛（zhuīzhuān）、累虎、特宫、山祁全部抓起来杀掉。丕郑的儿子丕豹逃亡到秦国，恨恨地对秦穆公说：“晋侯对外背叛秦国这样的大国，对内忌恨对他有意见的人，百姓们都不拥护他。如果现在讨伐他，他一定会被赶出去。”秦穆公倒是很理智，他对丕豹说：“小伙子，你就别忽悠我这个大叔了，晋侯如果不受拥护，怎么可能一下子杀那么多大臣；如果大臣都趋利避害，逃到国外，又有谁能够将他赶下台呢？”站在晋国人的立场上，晋惠公纵有千般不是，但是不将河外土地划给秦国，惩罚吃里扒外的丕郑之党，无论如何不算是错事。晋惠公可能在其他事情上得不到拥护，但在关系到晋国的切身利益的事情上，他只要站对了边，群众自能作出正确判断。晋惠公杀了里克和丕郑等人，还特意派使者到周王室通报这一事件。这样做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就是想告诉全天下人，里克杀奚奇和卓子，与他夷吾没有一点关系。公元前649年春天，周天子派召武公、内史过两位大臣来到绛都，为晋惠公举行了隆重的策命仪式。按照周礼，诸侯即位，必须得到天子的首肯，举行策命仪式之后，方可正式使用诸侯的服装仪仗。但是，周平王东迁以来，天子策命诸侯的记录可谓凤毛麟角，那是因为“礼崩乐坏”，诸侯们都没有把天子放在眼里，谁也不会跑去雒邑向天子汇报即位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天子也不会自讨没趣，主动要求策命诸侯。所以，这次在晋国举行策命仪式，可以肯定是晋惠公主动请求天子举办的，目的只有一个：进一步强化政权的合法性。晋惠公上台以来，杀里克、诛丕郑、改葬申生、受天子策命，隐隐约约都暴露了其心里最大的担忧：晋国朝野之间对公子重耳的期盼，并没有随着他的上台而改变，反而似乎越来越强烈了。值得一提的是，晋惠公主动要求举办策命仪式，再一次把马屁拍到了马蹄子上。史内过回到雒邑之后，气呼呼地对周天子说：“晋侯这家伙大概会断子绝孙吧。他在接受策命的时候，神态慵懒，没有一点诚敬之意，自己先自暴自弃了，怎么还能指望千秋万代，长期统治晋国？”【秦晋交恶，老好人也有底线】也许是晋惠公的行为真的得罪了神明，在他上台的第四年，也就是公元前647年的冬天，晋国发生了饥荒。国无粮则不稳。民间的不满情绪如同水中的波纹，朝着四面八方荡漾开去。不久，晋惠公在自己的宫中也感受到了这次饥荒带来的威胁。他召集群臣开会，讨论救灾的事情。会议研究的结果，是决定向秦国购买粮食，以度过难关。当然，大伙儿对秦国会不会同意将粮食卖给晋国，都心存疑虑。理由很简单：河外土地的许诺至今没有兑现，秦国完全可能以此为由，对晋国的要求置之不理，甚至奚落晋国使者一番。但不管怎么样，面子事小，饿死事大，晋国的使者还是厚着脸皮来到了秦国的首都雍城。秦穆公也召集群臣开了一个会，讨论到底要不要向晋国输出粮食。出人意料的是，秦国的几位主要大臣都赞成向晋国输出粮食。大夫公孙枝说：“我们帮助晋侯回国当上国君，已经是有恩于晋国；这次如果答应把粮食卖给他们，就又一次救了晋国。晋国想必会知恩图报，对于我们秦国来说，也没有什么损失。”秦穆公苦笑：“晋侯如果知恩图报，河外五城也不会至今还在晋国手上。”公孙枝还是很乐观，“晋侯如果再一次知恩不报，晋国的老百姓也会背弃他，到时再去讨伐他，他必败无疑。”秦穆公又问大夫百里奚的意见。百里奚说：“天灾流行，哪个国家都不免会遇上。救济灾民，安抚邻国，是有道的行为。行有道之事，将给国家带来福气。”公孙枝和百里奚的意见虽然殊途同归，但很显然，百里奚的境界要高那么一点。秦穆公听了两位大夫的话，下定决心要将粮食卖给晋国。这时流亡在秦国的丕豹找到秦穆公说：“这可是讨伐晋国、驱逐夷吾的大好机会啊，您可千万不能错过！”老实说，丕豹的这个建议虽然有趁火打劫之嫌，但是考虑到晋惠公的所作所为，秦穆公即使要这么做，也不会有谁指责他。秦穆公没有采纳丕豹的建议，而是说了一句让丕豹感到很惭愧的话：“其君是恶，其民何罪？”这句话的意思是：就算晋侯确实是个坏人，可晋国人民没有什么过错吧？丕豹满脸通红，唯唯而退。秦穆公和他手下管理团队的思想境界，委实不是晋惠公之流能够企及的。秦国组织大批人力物力，将粮食运到晋国。自雍城至绛都，从黄河至汾河，运输粮食的队伍络绎不绝，史称“泛舟之役”。秦穆公以其非凡的气度，为秦国赢得了晋国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尊重。他那一

武器的更新，更是作战理论、训练方法、军队组织形式的全面进步。能练出这么一支军队，不能不归功于熟谙军事的将才袁世凯所付出的艰苦努力！不过成功人物的背后，总有那么一个默默奉献的人。站在袁世凯背后的人，就是默默奉献的徐世昌。徐世昌当年放弃帝都高级干部的身份，来到天津小站这么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纯粹是为了帮兄弟袁世凯一把，真是讲义气！在天津小站，徐世昌起草了大量关于军队的章程，各种制度，包括汇报给朝廷的奏折，上传下达，搞人际关系，一言难尽！总之，天津小站练兵的一切成绩都离不开徐世昌的出谋划策、呕心沥血，袁世凯应该为自己十八年前的慧眼识人感到骄傲！当然了，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这三位先生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更重要的是，他们作为一线技术人员也从德国人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以后中国人练兵就不用再如此依赖德国人了。这段宝贵的经历将他们锻造成了能练兵、能打仗的将才。此时，相信没有一个人能意识到天津小站军事集团的能量。接下来的岁月里，这些跟随袁世凯小站练兵起家的军官，爬到省军区司令位置以上的就有三十四人，其中还出了四个民国总统、九位民国总理。“天津小站团队”的这些成就是不可思议的，历史会永远记住他们的名字！第九章晚清冤案之戊戌政变

老跟李鸿章唱反调的人

就在袁世凯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光绪皇帝也没有闲着。1875年，4岁的光绪继位。十四年后，即1889年，18岁的光绪终于结婚了，这年纪在当年那是绝对的晚婚，要知道清朝皇帝多在14岁就成婚了。光绪晚婚的原因很简单。清朝有规矩：皇帝结婚后，训政（譬如垂帘听政）之人必须将政权归还于皇帝。而慈禧不愿意那么早就退居二线，所以就拖到了光绪18岁。直到大婚的这一年，拖无可拖的慈禧终于答应把政权还给光绪（归政）。可实际上，慈禧在归政后，并没有完全交出权力。按照规矩，慈禧不能像以往那样随时随地地接见大臣、接受大臣的直接上奏，但她给自己开了两个后门。一是她一手提拔的军机处首领礼亲王世铎、总理衙门总理庆亲王奕劻可以随时觐见，这两个人还可以带领普通大臣觐见，也可以转呈普通大臣的奏折。二是光绪在处理军国大事时必须向她请示，她同意之后才能施行。总之，慈禧依然没有远离帝国的最高权力。光绪与同治不一样，他不喜欢锦衣玉食、无所事事地终老一生，他是一位有血性、有理想、有抱负的上进青年，他渴望自己有所作为，他渴望摆脱操纵。于是，他向慈禧示好、向慈禧称臣，为的就是终有一天可以摆脱“亲爸爸”（慈禧）的控制，成为一个说话算数的皇帝。当然，光绪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有一个人一直在他身边为他出谋划策，教他示好、忍让，是他绝对的主心骨。他叫翁同龢。翁同龢，江苏常熟人，此人乃是珠穆朗玛峰级的考试专家！搁在今天就是一名“学霸”，不信请瞧：15岁中秀才，21岁被保送（拔贡）到国子监上学，23岁中举人，27岁考中状元，入翰林院。翁同龢35岁做同治的老师，45岁教光绪读书。两朝帝师，清朝第一人，实在是了不起！当然，翁同龢除了做老师，还有正经的官位。他曾任刑部侍郎（司法部副部长）、户部尚书（财政部部长）、军机大臣。在他的政途中，有两件事情很有名，一是参与平反“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冤假错案；二是与李鸿章的恩恩怨怨。这里重点说一说第二件事情。翁同龢有一个叫翁同书的哥哥，这位兄台在跟太平天国打仗时不仅弃城逃跑，还包庇立场向来不坚定的苗沛霖，结果被李鸿章一状告到了皇帝那儿（李鸿章《参翁同书片》）。结果自己被流放新疆不说，还连累老爹翁心存被气死。翁同龢与李鸿章两人因此结下了梁子。从此以后，李鸿章支持的，他就反对；李鸿章反对的，他就支持。在他跟李鸿章唱反调的岁月里，有两件事情最有名。其一，在他做户部尚书的岁月里，克扣北洋水师经费。他曾经说：这十几年来，买的枪炮、军舰已经足够多了，因此我们应该暂时停止拨款，把钱用来疏通河道。原话如下：十余年来，各省购买军械存积甚多，铁甲快船，新式炮台，业经次第兴办……所有购买外洋枪炮船只……均请暂行停止，俟河工事竣，再行办理（翁同龢《筹备河工赈需用款办法六条》）。其二，甲午之战前，李鸿章说：咱们搞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把俄国扯进来做外援。翁同龢则以军机大臣的名义回复：俄国人靠不住，也不用他们帮忙，大清单挑没问题！一句话把李鸿章顶了回去。后来打了败仗，翁同龢又说了：这李鸿章，打仗老是搞被动防御，贻误战机，典型的右倾，应当批判！于是，李鸿章丢官去职，暂时当了平头老百姓。后来，翁同龢也为自己在民族大义面前因私废公感到羞愧，他在日记里写道：“覆水难收，聚铁铸错，穷天地不塞此恨也。”只不过这后悔来得太晚了。光绪其实是一位好皇帝话说回来，翁同龢、光绪师徒二人采取了示弱路线之后，慈禧开始放手让光绪处理一些事情。史实上，能体现光绪拥有一定自主地位的第一件大事，当属在甲午战争中主战。只可惜，光绪本来想证明自己能力的一场演出，最后却让全国臣民见识了他的“无能”，本来要让国家自强雪耻，没想到却带来这么大的灾难。不过年轻人活跃的思维容易跳出陈旧的枷锁，这场战争在带给光绪教训的同时也打开了他的眼界。他不仅认识到了日本人明治维新的成功之处，而且在《马关条约》签订后，光绪还认真读了都察院整理出来的官员奏折和公车上书，这让他内心有了一些想法，他要向日本学习，变法图强，实施君主立宪制度。刚好翁同龢因为甲午之战失败而翻然醒悟，明白中国确实不是日本的对手，西人治国有法度，西法不能不用。由于师徒两人都意识到了变法的迫切性，于是立刻行动起来：招纳人才，听取建议。翁同龢很快就为光绪招纳了四个维新人才：陈炽、文廷式﹑沈曾植﹑沈曾桐。陈炽，《盛世危言》序的作者，对经济学理论有很深的研究，当前职务是军机章京，是很有前途的国家高级公务员。文廷式，翁同龢的六大得意门生之一，光绪爱人珍妃的老师。至于沈曾植﹑沈曾桐兄弟，哥哥沈曾植是当时的大儒，是极具社会地位的学者，翁同龢很欣赏他的书法和文章；弟弟沈曾桐虽然没有哥哥出色，但也是个学历非常可观的庶吉士。虽然这四个人的资历很不错，对维新变法的理论研究很有见地，但力量还是有些单薄。刚好康有为、梁启超二人科举结束之后也没有回老家，此时正在公卿大臣之间宣传维新变法，翁同龢听说他们有创立“强学会”的意愿后，也表示了笼络之意，双方一拍即合。1895年11月，大名鼎鼎的维新派大本营强学会成立。说起强学会，可能在大家的印象中康有为、梁启超师徒就是领袖。其实这是误解。学历不出色且没有一官半职在身的康有为、梁启超资历太浅，影响力不够，不具备做领袖的条件。强学会真正的领袖是光绪和翁同龢，辅以陈炽等人做中层管理，至于康有为和梁启超，则是具体办事跑腿的，不过两人的工作态度倒是十分积极。强学会的成立确实拨动了众多热血知识分子那颗力图强国富民的心，众人自发自觉地支持强学会，出谋划策，捐钱出力。顺应时代潮流的强学会影响越来越大，可惜这帮人太急于求成，恨不能几天就叫日月换新颜，其激烈的变法思想触动了顽固保守派的雷区。顽固先锋三人组——吏部尚书（人事部部长）徐桐、礼部侍郎（教育部副部长）刚毅、御史杨崇伊轮番上阵，向慈禧告状，说强学会“行事背经叛道，议论时政，诽谤大臣”。估计慈禧也觉得这帮书生太狂、太能搞事了，于是指示光绪关闭了仅两个月大的强学会。顽固的保守派一出手便搞定了光绪的强学会，这都是一些什么人，如此厉害？顽固派有两种——一种是出于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从而对抗会损害其利益的新政，这一类人大部分都是既得利益的满洲权贵。另一种则是妄自尊大，盲目排斥一切西方的新生事物，故步自封，拒绝进行任何改革，大部分都是守旧的汉臣，而且他们大都身居高位。刚好上面的三人组里面有两个典型案例，可以分析一下。刚毅，镶黄旗人。最有名的话是“汉人强，满人亡；汉人肥，满人瘦”。这位“顽固哥”是当仁不让的第一种老顽固。徐桐，汉族。他认为学习外国长处，就要亡国灭种，是一个盲目排外的家伙。这位老朽就是典型的第二种老顽固。不过顽固派的这次攻击并没有浇灭光绪的变法决心，他的决心反而更加坚定。大学士孙家鼐问光绪：若开议院，民有权而君无权，您怎么办？光绪回答：我只为拯救中国，只要能成功，我个人没了权力又算得了什么呢（吾欲救中国耳，若能救国，则朕虽无权何碍——康有为《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折》）？！境界啊！要知道，两千年来，皇权是专制统治者的命根子。凭上面的这一句话，就足以说明光绪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是一位具有“民贵君轻”思想的开明统治者，虽然即将到来的变法只历百日即告失败，而光绪也不得不以囚徒的身份走完生命中的最后十年，但就冲这句话，就值得后人为之掬上一捧热泪。接下来的三年中，以光绪、翁同龢为首的维新派积蓄力量，磨刀霍霍，准备改革。事实上，无论改革成功与否，光绪的行动已经证明：在民族危急和国家危亡的关头他是一名有担当的君主，所作所为无愧于心！仅有一百零三天的“戊戌变法”时间的脚步终于来到了1898年。6月9日，光绪借去颐和园向慈禧“请安”的机会，正式向慈禧提出自己的变法计划，慈禧表示同意。在慈禧看来，这样的变法和维新，是大清帝国不多的机会了，能改变一下，总比坐在这儿等死好。挨了这么多次揍，慈禧总算是清醒了一些。一天后，光绪命令翁同龢起草《明定国是诏》，送给慈禧审查，慈禧批准。两天后，光绪宣布开始变法。六天后，发生了两个重要的人事变动——翁同龢下岗，荣禄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巧合的是，前几天“顽固哥”刚毅升任国防部部长（兵部尚书）。也就是说，荣禄和刚毅几乎控制了北京周边全部的要害军事部门。如果再联想到这两个人是慈禧太后的死党，那就很好理解这次人事变动了。慈禧同意变法，但她信不过这帮维新派，她要掌控变法全局的步调，以备不测。既然如此，那提拔亲信掌控要害部门，将激进的维新派旗帜人物翁同龢踢出局自然是一个很不错的办法。但对于光绪来讲，翁同龢的出局，毫无疑问是一件不幸的事情。慈禧让两朝帝师翁同龢老先生下岗的理由是其“结党私政”、“揽权误国”。当然，翁同龢的屁股确实不干净。当时官场中有一句流行语“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意思是说来自合肥的李鸿章和来自常熟的翁同龢这二位实在是太有钱了。虽然此话有些夸张，但也反映出这二位搞灰色收入的能力很牛。七天后，光绪皇帝召见了康有为，这是康有为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皇帝。光绪接见康有为长达两个小时，除了说明君臣二人谈了很多话题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康有为的广东口音让光绪听不太懂，两人交流起来比较困难，因此浪费了不少时间。两人交流的结果是：光绪将康有为从中央建设部的一名普通干部（工部主事）位置上平调至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也就是在总理衙门当个临时的秘书，是一名六品官员，大概相当于处级干部。这让康有为很失望，毕竟三年前他已经是工部主事，也是六品官。不过这还不是最失望的，他最期望的“专折奏事”权（康有为因为官太小，没有权利上奏）皇帝也没有给，以后上奏折还要靠杨深秀那种有资格的朋友帮忙转交。不过皇帝的召见还是给了康有为极大的鼓舞，瘦书生变成了拥有无穷无尽精力的精壮男。他疯狂地写折子。据统计，康有为以各种名义、各种渠道向光绪递交的奏折，加起来足有一人之高。可惜激进策略太多、太急，把年轻没有经验的光绪推进了深水区。……9月21日，变法突然终止。这是迷雾笼罩的一百零三天。在这一百零三天里，大清集团公司法人代表光绪发布了二百四十多道最高指示，范围涉及经济、文化、军事的方方面面，变法的决心之强、规模之大，震惊了整个世界。可是一百零三天后，变法突然终止，光绪皇帝被终身软禁，“戊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除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被保留，其余新政均被废止。康有为一手造成的戊戌冤案“戊戌政变”长久以来给后人的印象是这样的一种定式——康有为等人是改革的英雄。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满洲旧势力集团是大坏蛋。光绪皇帝是受难者。袁世凯是个贪生怕死的反复小人，背叛光绪，出卖维新变法人士。历史本来就是个任人涂抹的小姑娘。在很多带有政治目的、别有用心的笔杆子的宣传下，“戊戌政变”也被涂抹过很多次，留给后人无数疑问。好在近年来许多新的证据相继出现，让我们有了了解历史真相的可能。在这里我们要关注的就是“戊戌变法”疑云最浓烈的最后几天——从袁世凯进京到“戊戌变法”失败的七天时间。这七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下面让我们一起来还原一下事件的发生过程。变法第九十六天：1898年9月14日。这一天，家住南海会馆的康有为特别焦虑，因为变法的进度实在是不能让他满意，光绪皇帝的几百道旨意下去之后，不仅没有起到作用，反而招致保守派更强烈的反对。康有为心里开始酝酿一个惊世骇俗的计划：他要兵围颐和园，软禁慈禧太后，用武力杀掉一切阻碍变法的人。看见这个杀气腾腾的计划，是不是仿佛不认识康有为了？那是你不了解康有为这个人，他是有前科的。康有为曾说：只要有皇帝的支持，再有一位握有重兵之人的支持，杀掉几个一二品的红顶子大员，我们的改革就成功了！这番话一传出，满朝一二品大臣几乎人人自危，原本支持变法的也变得犹豫起来，毕竟谁也不想做那个被杀鸡儆猴的倒霉鬼。太书生，太天真，太幼稚！政治敏感度太低！康有为这厮不但这么说了，他还真就这么做了。在他心里，这位关键的、手握重兵的理想人选就是袁世凯。袁世凯思想开明，手握七千新建陆军，战斗力了得，而且近在天津，赶到北京只需一到两天。更重要的是，康有为和袁世凯二人在三年前即1895年，就有了一段短暂而美好的交情。那是袁世凯离开朝鲜回北京后暂时还没有分配工作的那几天，也正好是康有为筹备强学会的那一段时间。强学会初建，处处都需要用钱。就在强学会募捐的时候，袁世凯不仅自己捐了五百两银子，还主动加入强学会，发动其他朋友捐款，尽心尽力地为强学会跑前跑后，送了康有为一个大大的人情。不过，李鸿章也要主动捐钱给强学会，却被康有为拒绝了，因为他觉得“卖国贼”的钱不可收。所以说，康有为对袁世凯的印象是很不错的。1898年9月11日，康有为上奏光绪皇帝说：应该召袁世凯进京，把袁世凯招为己用。光绪同意，并立刻召袁世凯进京。这两人很积极也很理想主义，但他们有一个问题没有考虑到：袁世凯确实是维新派，但和康有为这种急于求成的书生相比，袁世凯则是温和的缓进实干派。这种理念上的差别，注定了变法的结果！变法第九十七天：1898年9月15日。袁世凯到达北京，下榻法华寺，等待觐见光绪皇帝。这时的北京城中已经谣言四起。有传慈禧和荣禄要在天津阅兵时发动政变的，也有传康有为、梁启超在搞小动作的。袁世凯对形势自然有他的判断，不过他现在还是相对轻松的，因为他不知道光绪召他来京的目的。但是另一个主角光绪就坐立不安了。因为他这一段时间改革动作太大了，先是几天前一下子任命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四位为军机章京（军机大臣的助

子已经熄了灯。他猛然想到，也许应该看一下房子的背面是否还亮着灯。在毫无结果地再敲了一遍门之后，他回到了自己的房子，上楼进了自己的房间。从那里他可以观察到巴托罗缪房子的院子和对着他这一边的窗户。什么也没有。他看到夜色深沉。也许皮埃罗是进去休息一下，喝一杯酒暖暖身子了，如果是这样，他这会儿也应该已经回来了。马基雅维里再一次走入那残酷的黑夜。他敲了门，等待着，不应之下又敲门，又等待，然后又敲门，又等待。他的手脚冰凉，牙齿在打着寒战。“我这下该染上那该死的风寒了。”他嘟囔着。猛然间一阵怒火涌上他的心头，他几乎都要用双拳猛砸那扇门了。然后理智占了上风。他明白，如果惊动了邻居，他也不能够拿到更多的斩获。最后，他得出结论，她们一定是等得不耐烦，最终放弃了他，上床睡觉了。他掉头回家，十分沮丧地进了自己的房子。他又冷，又饿，又极度失望。“如果明天我染不上风寒，也肯定会患上肠绞痛。”他进了厨房，企图找些吃的。但是塞拉菲娜一般是早上去买食物，如果食物有剩余下来，她会将之锁起来，所以他一无所获。火盆已经从起居室里拿了出去，起居室里冷得要命。但是马基雅维里连上床休息的慰藉都还不能够立刻拥有，他必须坐下来，将他与公爵的对话写成一篇报告。报告的撰写花了他不少时间，因为他要用密码来写最重要的部分。然后他还得用工整的字体将条约抄一份像样的抄本，以便可以随信寄出。他一直干到凌晨。这件公函实在是太重要了。他不能等一个用一两个金弗罗林就可以雇用的普通信使来递送这件公函。于是他爬上阁楼，叫醒了在那里睡觉的两个仆人，让其中一个较为可靠的，给马上了鞍，做好准备一旦城门打开，就出城送信去。他一直等到那个仆人穿戴完毕，让他出了大门，然后才回去上床睡觉。“但是今晚本来应该是一个属于爱情的夜晚。”他一边将他的睡帽拽下来盖住耳朵，一边恶狠狠地低声咕哝道。[1]即达·芬奇。第二十三章他睡得很不安稳。他在早晨很晚的时候才醒过来，然后发现他最恐惧的事情发生了。他患上了感冒，当他走到门口去叫皮埃罗进来的时候，他的声音听上去像一只乌鸦，皮埃罗出现了。“我病了，”他呻吟道。“我发烧了。我想我快死了。给我拿一些热的酒和吃的东西来。如果我不死于发烧，我肯定会死于饥饿。给我拿个火盆来。我冷的要命，昨晚你他妈的死到哪里去了？”皮埃罗正要回答，但是马基雅维里制止了他。“先不要解释了。回头再说。回头再说。给我拿些酒来。”吃过喝过之后他觉得好了一些。当皮埃罗向他解释昨晚发生的事情时，他阴沉着脸听着。皮埃罗说他按照马基雅维里的指示在院子里等了一个多小时，尽管他被雨水淋成了个落汤鸡，他还是在那里坚持着。他一直等到卡特琳娜女士央求他进屋。“你告诉她们发生了什么事吗？”“我说了你想让我告诉她们的话，先生。”“她们怎么说？”“她们说这真是令人遗憾。”“她们说这令人遗憾？”马基雅维里用嘶哑的声音愤怒地低声说道。“我的上帝！想一想，上帝创造了女人，是为了让她们成为男人的帮手，她们竟然说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对于像赫克托的死和特洛伊的沦陷，她们又将用什么语言来形容？”“最后她们逼着我进去躲雨。我的牙齿在打着寒战。她们说我们可以从厨房听到你的敲门声。她们脱下了我的湿外衣，让我围着火炉把自己烤干。”“那么鱼和阉鸡后来怎么样？”“我们把它们热在炉子好长一段时间，最后卡特琳娜女士说如果我们再不吃就坏了。我们当时也确实饿了。”“我当时饿得要命。”“我们为你留了一些。一部分鱼和半只鸡。”“你们还算体贴周到。”“我们听到钟敲了一下，然后又敲了一下，然后奥莱莉娅女士就去休息了。”“她去做了什么？”马基雅维里气急败坏地问道。“我们当时想让她再等上一些时间。我们说你再过一会儿就会来了。她说为一个男人等上两个小时已经够多了。她说如果对于你来说，你的事业比男女情爱更为重要，那么就算与你有了关系，从这种关系中也指望不了多少男欢女爱。”“这说不通。”马基雅维里用拉丁文说了一句。“她说你如果确实像你所显示地那样爱她的话，你完全可以找个理由，中止你和公爵的谈话。我们为此和她辩论了一番。”“好像和女人还能说得清道理似的！”“但是她不肯听，于是卡特琳娜女士告诉我说不要再等了。她又给了我一杯酒，然后把我打发走了。”马基雅维里突然想起皮埃罗并没有钥匙可以进门。“你在哪里过的夜？”小伙子给了他一个狡黠的，满意的笑容。“和尼娜在一起。”“这一晚你过得比我强太多了。”马基雅维里阴沉着脸说道。“可是据我所知，她回了她父母的家。”“这是她告诉卡特琳娜的话。我们一早就安排好了。她从巴伯里娜太太那里租了一个房间，我一旦有空，就可以和她会合。”巴伯里娜太太是个老鸨。她在伊莫拉有着一份收入不错，又受尊敬的生意。有几分钟马基雅维里默不作声。他不是那种接受失败的人。“听着，皮埃罗。”当他想好了之后，就开口对皮埃罗说道。“那个老蠢货巴托罗缪晚上就会回来。我们必须迅速行动，让我们不要忘记，天神宙斯为了追求美丽的达娜厄，他化为金雨水钻进了她的房间，赶快去那个叫卢卡·卡佩利的商人的铺子，就是那个我为奥莱莉娅买手套的那间铺子，向他买一条镶银边的蓝色丝围巾，就是前些天他给我看过的那条。就告诉他我一旦收到从佛罗伦萨寄来的钱就会把钱还上。然后拿上围巾，去见卡特琳娜女士。让卡特琳娜女士把围巾转交给奥莱莉娅，告诉他我被爱情之火烧得死去活来，昨晚为了等她还染上了风寒。但是等我好了以后，我们应该找个机会再商量一下，重新订个计划，以满足我和奥莱莉娅的愿望。”皮埃罗走了之后，马基雅维里焦急不安地等待着他回来向他汇报他执行任务及受到接待的情况。“她很喜欢围巾。”皮埃罗说道。“她说那条围巾很漂亮，并且问这围巾花了多少钱。当我告诉她价钱的时候她就更喜欢了。”“很好，很自然，还有什么？”“我告诉她你当时无法从宫里脱身。她说这没有关系，且告诉我说不用再想这件事了。”“什么！”马基雅维里愤怒地吼道。“看来女人是世界上最没有责任感的动物，难道她没有看见，她的所有的前程均在此一举吗？你有没有告诉她我在雨中站了整整一个小时？”“我说了，她说这样做非常不够谨慎。”“谁会指望一个恋爱中的人会谨慎？你可以专门问大海，当天上刮狂风的时候，海面上会不会不起浪？”“卡特琳娜女士希望你多保重身体。”第二十四章马基雅维里卧床休息了几天。通过灌肠和放血他恢复了健康。身体复元以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提莫提欧神甫找了过来。他告诉后者那个不幸的故事。神甫十分同情。“现在要做的是，”马基雅维里说道，“让我们一起动动脑筋，想出个办法来让我们亲爱的巴托罗缪朋友再走开一次。”“我已经尽力了，大人。我实在是无能为力了。”“神甫大人，当英明神武的公爵进攻福力城的时候，他被挡了回来。但是他并没有因为这个原因而选择围城，他而是开动脑筋，想出了每一个办法，最后让城里的人乖乖投降。”“我已经见过了巴托罗缪大人，他不折不扣地照我告诉他的话去做了，他现在确信，圣·维塔里的介入是灵验的。他确信无疑，奥莱莉娅女士在他从拉维纳出发返回的那个晚上就怀上了孕。”“这哥们是个蠢货。”“虽然我是个信教的人，但是我还不至于愚昧到不了解这么一个道理，也就是只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他究竟是对还是错的。”马基雅维里感到有些恼火。这个神甫不如他所期待的那么有帮助。“别这样，别这样。神甫大人。别把我也当个傻瓜来对待。不管圣人的骸骨具备多么大的魔力，使一个无法生育的男人具备生育能力肯定不会是这些魔力中的一种。那个故事是我编出来的，你我都知道这里面没有一句话是真的。”提莫提欧神甫微笑着，声音中带着一种虚情假意回答说：“上帝的作为是莫测高深的。谁又能说他了解上帝会如何行事？你难道没有听说过匈牙利的圣伊丽莎白的故事吗？她那残酷的丈夫禁止她救济那些有需要的人，有一天她在大街上被自己的丈夫撞见，当时她正挎着一个装满面包的篮子，正要去救济穷人。她丈夫怀疑她没有遵守他的命令，他于是问她菜篮子里面装的是什么，惊恐之下她回答说是玫瑰花，他从她手里一把夺过篮子，然后当他揭开罩布时猛然发现她说的是真话，一篮子面包突然间神奇地变成了一篮子芬芳的玫瑰花。”“这个故事是开启人们心智的好故事，”马基雅维里冷冷地回答道，“但是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是什么。”“难道说，圣·维塔里在天堂听到了虔诚的巴托罗缪为了求子而发出的祈祷，受到了感动，就高抬贵手使一件奇迹出现，正如你许诺巴托罗缪的那样，这就完全没有可能？《圣经》不是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有信念的话，大山都可以被移开？”如果马基雅维里没有过人的自制力的话，他已经要大发雷霆了。他很清楚这个僧侣为什么会拒绝提供进一步的帮助。为了二十五个金杜卡特，他已经做了他应该要做的事，如果计划流产，那也不是他的过错。他想要更多的钱，但是马基雅维里没有更多的钱可以给他了。前些时间他送给卡特琳娜的项链，他送给奥莱莉娅的手套和玫瑰油已经把他的零钱全花光了。他当下欠了巴托罗缪的钱，他也欠了几个商贩的钱。他从执政团那里收到的钱只够维持他的日常开支。他现在除了许诺之外，别无其他可以给这个僧侣的了。他有预感，空头许诺对提莫提欧神甫来说意义不大。“你的雄辩和你的虔诚，证实了我听到的有关于你的好评。如果我写给执政团的推荐信起到了我们双方均希望起到的作用，我相信那一定会大大增加佛罗伦萨民众的精神福祉。”那个僧侣神态庄重地鞠了一躬，但是马基雅维里看出，他并没有动心，于是他继续说了下去。“一个明智的人不会把他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如果一个计划流产了，他会再尝试另外一个计划。请不要忘记，如果巴托罗缪不能遂其所愿的话，他会收养他的外甥，这将伤害到他的太太和岳母，并使你失去这所教堂。”“那将是一个不幸的结局。当它来临的时候，我作为基督教的神职人员，会让受到影响的各方顺应变局。”“我们被告知，上帝帮助那些会帮助自身的人们。你了解我在过去并不悭吝，在今后的日子里，你也会看到我不会出手不大方。让巴托罗缪如愿以偿，有个继承人，对你，对另外两位女士来说，都有现实的利益。”一丝浅浅的笑意在一瞬间照亮了提莫提欧神甫那张罗马人的脸孔。“你知道对于像你这样杰出的人物我会尽力效劳的，但是一旦巴托罗缪不能如愿以偿的话，你认为我们又该如何通过帮助自己来获得上帝的帮助呢？”马基雅维里忽然有了一个主意。这个主意使他十分高兴。以至于他几乎要放声大笑了。“神甫大人，和其他人一样，你肯定也时不时需要洗一下肠。假如说你晚上服用一剂芦荟，第二天一早，你肯定会发现，如果你在当天早上又服用一剂盐的话，洗肠的效果会更加令人满意。难道你就没有想过，巴托罗缪对圣·维塔里的朝拜的功效会大大增加，譬如说如果他再去一趟里米尼？这样的话他又可以离开这个城市二十四小时了。”“你真是一位多情多欲的人，大人，你真是让我钦佩不已，但这一招有些太迟了。巴托罗缪大人也许是个笨蛋，但是如果我要指望他比一般的笨蛋还要笨一些，而事实他却又不是的话，我自己就是一个愚不可及的笨蛋了。”“你对他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不能失去这种影响力。”“这是不是说我没法指望你的帮助了？”“我没这么说。先等上一个月，然后我们再谈论这件事。”“对于一个热恋中的人来说，一个月就像一百年那样长。”“让我们不要忘记，当年雅各为了娶到拉结，还为拉班服事了七年呢。”马基雅维里清楚地看到，这个僧侣是在刁难他。他决心不见兔子不撒鹰。马基雅维里心里气得要命，但是他很清楚如果他大发脾气的话，事情就不可收拾了。他控制住了自己，告别了僧侣。临走前他幽了僧侣一默，他掏出一个弗罗林，恳求僧侣收下。他要求教堂用这个弗罗林买支蜡烛，在奇妙的圣母像前点着供上，并祈祷巴托罗缪的愿望得以实现。如果心甘情愿地承认失败，就不会有什么怨气了。第二十五章在目前的情形下，要搭上奥莱莉娅，他仅存的希望就是得到卡特琳娜的帮助了。很明显，对于他们精心策划的方案遭受挫折一事，她的关切程度要远远超过马基雅维里。这是因为，对马基雅维里来说，这只不过是追求一个漂亮的女人来满足一下自己的欲望而已。而对于她来说，则是涉及她个人地位的安危。他现在已经指望不上那个僧侣了。但是卡特琳娜则不一样，她在这件事上有着她自身的利益，所以是一个靠得住的同盟军，他对于她作为一个女人的足智多谋有着坚定的信心。伪装和欺骗对于女人来说就如同吃喝一样重要，让他们的计划成功对于她来说有着显而易见的巨大利益，马基雅维里决定和她再见上一面。要会见两个离群索居的女人中的其中一个有些困难，但是好在他有皮埃罗从中穿针引线。想到自己一早就让皮埃罗去追求尼娜，马基雅维里不禁为自己的先见之明而自鸣得意。第二天他在市场上买了一条肥美的鱼，然后选了一个他确信那个胖子正好在城里办事的时间，让皮埃罗将鱼给卡特琳娜送去。如果皮埃罗不能单独见到卡特琳娜，为马基雅维里安排一个与后者会面的机会，那就太遗憾了。如往常一样，皮埃罗很称职地完成了任务，回来告诉马基雅维里说，经过一番犹豫之后，卡特琳娜同意在三天之后的某个时间，在圣·多米尼克教堂见面，她选择的见面地点显示出她是足够机警的。很明显，凭着她女性的直觉，她意识到提莫提欧神甫不再值得信任了，所以他就不应该看到他们在一起。马基雅维里来到圣·多米尼克教堂的时候脑子里并没有什么概念要怎么做。但是他也不是太担心，因为他确信卡特琳娜一定会提出一些有用的建议。他只是担心下面这个计划会花上太多的钱。不过，好就好在，即使情况再坏，他可以向巴托罗缪再借上一笔钱，归根结底，巴托罗缪也不过是向马基雅维里付上一笔酬劳而已，为了这笔酬劳马基雅维里已经准备好提供相应的服务。教堂里一个人也没有。马基雅维里告诉卡特琳娜那天晚上他是为什么没有能够准时赴约，他又是如何站在雨中敲门，并且又是如何受了风寒。“我知道，我知道，”卡特琳娜说道。“皮埃罗将事情的经过告诉了我们，我们听了都非常沮丧。奥莱莉娅都不停在说，可怜的人，如果他因此病故，我会良心上十分不安的。”“我没有意愿要死。”马基雅维里说道，“即使我已经到了天堂的门口，只要一想到奥莱莉娅，这个念头就会把我拉回来。”“这一切都十分令人遗憾。”“让我们不要再想过去了。我已经恢复了健康。我现在浑身都是劲。让我们考虑一下未来。我们的计划流产了，所以我们必须重新制订一个计划。你是一个聪明的女人，我很难相信，你竟然不能想出合适的办法满足你所有的愿望。”“尼科洛大人，我今天并不想来，我只是因为皮埃罗的恳求才来见你。”“他确实提到你很犹豫。我对此十分不解。”“没有人愿意成为带来坏消息的人。”“你这是什么意思？”马基雅维里失声喊道，“巴托罗缪是不可能产生任何怀疑的。”“不是，不是，我说的不是这个。我说的是奥莱莉娅。我同她争论了许久，我甚至都跪下来求她了。我还是说服不了她。唉，我可怜的朋友，现在的女孩和我们从前那会儿不一样了，我们那会儿要让我

行惩处的例子。另外，满洲人在围攻大凌河时将自己的都城交由蒙古军留守一事，对祖大寿等人也是一种明确提示。这一引人注目的迹象表明，满洲人愿意信任那些归顺金汗以求恩养之人。而一旦双方誓诸天地，他们也会得到同等的信任。今大凌河孤城被困。我非不能攻取，不能久驻，而出此言。但思山海关以东，智勇之士，尽在此城。或者，荷天眷佑，俾众将军助我乎？若杀尔等，于我何益？何如与众将军共图大业？故以肝隔之言，屡屡相劝。意者尔等不愿与我共事，故出此文饰之言耶？最后，书中建议，祖大寿遣使至后金营中莅盟，同时后金也遣使进城与祖大寿莅盟。皇太极的宽宏或许是真诚的，而尽快促成大凌河守将的归降也是目的之一。金军虽大败张春，但其粮草也已渐渐不支。当地全无可以抢掠的村镇，因而无法就地筹饷。相反，所有汉族居民都集中在自己修筑的台堡之中，连牲畜也带入其中，以防盗窃和抢劫。皇太极不见祖大寿回音，便决定全力争取最大的一座台堡——明参将王景驻守的鱼子嶂台——归降。佟养性率领全部旧汉兵，携“红夷”大炮6门、“将军”炮54门，配合500名满洲士兵攻打鱼子嶂台。该台依山而立，垣墙坚固。佟养性用大炮连轰三日，炸死台中守军57人，幸存者皆慌恐不安。11月5日，王景见部下力已不支，遂弃台出降。攻克鱼子嶂台，是个决定性的胜利。其余各台皆闻风惴恐，近者归降，远者弃走。金军从中缴获了大批粮草，足供其人马一月之用。很明显，金军得以继续围困大凌河，主要是由于取得了这次胜利；而这次胜利则显然是皇太极事先组建了汉军炮兵的结果。后金军获得了充足的给养，从而能继续围攻一月之久，而城内明军此时却陷入了骇人听闻的艰难境地。11月3日，一个名叫王世龙的人越城来降，说城内的夫役商贾全已饿死，战马多被杀而食之，只剩了30匹，士兵则开始以人肉充饥。几天后，金军又获悉，城内明军走投无路，正在有计划地杀人为食。11月7日，皇太极令一名和张春同时归降的明朝官员，至城下与祖大寿对话。皇太极要祖大寿派一名官员到金军大营中来看一看。不久，游击韩栋出城，到金营中进行了短暂的拜访。当晚返城后，他告诉祖大寿，金军确实从张春手中及周围陷落的台堡中缴获了大批火器和粮草。自被围以来，祖大寿终于第一次开始认真考虑投降问题了。这时，皇太极决定改变劝降对象。11月16日，他派人将一封写给守城士兵的信射入城中。信中指责明军将领仅仅为了保全名节而拒绝归降，致使部下遭受如此困苦；并提到城内攫人而食的现象，指出守城将领将来到了阴间也要为吃人肉而受到惩罚；然后宣布，凡杀其长官归顺后金者，皆赦免其罪，并量功授职。“尔等小人，死亦何名。”次日，城内一人设法逃了出来，被金兵抓获讯问。此人透露了两条重要情报。一条是城中将领正在杀食士卒为生，这意味着城中守军正在自己消灭自己。另一条是祖大寿计划于11月18日或19日全力突围。皇太极对突围的可能性并不在意。自开始围城以来，他的部下一直在大凌河城四周加修壕沟和栅栏，饥饿无力的明军根本不可能逃出。祖大寿肯定也做出了同样判断，因为就在计划突围的11月18日，一支箭从城上射入了金军的阵地。箭上有祖大寿和其长子祖泽润的两封信，分别要求皇太极派手下的一名汉官、副将石廷柱进城面谈。这两封信有力地说明，大凌河守将正在考虑归降之事。第二天，后金使者来到南城门外，其中包括副将石廷柱、参将宁完我、达海及其他几位官员。达海代表众人向韩栋喊道，城中必须交出一名人质，石副将方可进城。一会儿，城上缒下一人，自称是祖大寿的义子祖可法。后金使者将其带回金营，去见济尔哈朗与岳讬，后者时为管兵部事，是“恩养”汉族降人政策的有力支持者。祖可法上前欲向两位满洲贵族叩拜，岳讬阻拦道：“前此对垒，则为我仇敌。今已讲和，犹兄弟也。何以拜为？”于是，祖可法——其身份已被证实——被让至两位贵族右边的客座。石廷柱等后金使者这才返回大凌河城，去见祖大寿。石副将走后，岳讬与祖可法做了长时间的重要交谈，从而使满洲人认识到了永平大屠杀在东北武人中造成了多么大的影响。岳讬开口便问，祖可法和他的父亲为何如此不愿归顺，为何宁守空城而死。祖可法的回答也直截了当。他说，因为所有明军将领都记得永平发生的事情。当时，后金答应优待永平全体官民，但结果却将他们全部屠杀了。岳讬极力解释，此事乃一贝勒所为，并非皇太极之意。他说，自皇太极即位以后，后金便敦行礼义，抚养黎民。当被问及是否听说过皇太极倡导“仁心仁政”、爱惜士卒之时，祖可法小心翼翼地答道，确曾听说皇太极向贫民发放衣食，并善待富人，这都体现了他的人君之德。然而，永平之事毕竟难以忘却。一年前曾有许多人目睹了那场大屠杀。现在他的许多同胞对后金恩养和奖励降人的许诺根本不愿相信。当晚，石廷柱返回金营后，祖可法被带至城南放回，此后他可能向祖大寿等人转达了岳讬重申的诺言。石副将则向皇太极报告说，他与祖总兵的会见未能如愿。明军将他吊入城中后，没像事先约定的那样带他去见祖大寿，但向他转达了祖大寿对皇太极欲征服天下“成大事”之志向的关切。祖大寿及其部将不愿归顺将和占领永平之后一样很快撤回沈阳的金汗。因为他们来大凌河巡察时都把妻子留在了锦州，归顺金汗并随之去沈阳，便意味着永远抛弃了他们的家人。不过，金汗若确实有“成大事”之志，下一步便应筹划攻取锦州。“倘得锦州”，祖大寿最后说，“则吾妻子亦得相见。”第二天，即11月19日的清晨，又有两封书信射入后金营中。两书都是祖总兵之子祖泽润写的，一封致石副将，一封致皇太极。致石副将之书中对皇太极“成大事”之志表示了和祖大寿一样的关切，同时也对阻碍祖总兵与后金使者面晤的城内混乱局势做了解释。他说原因是在石副将到来之前，许多将领对会见后金使臣一事表示反对。这说明城中将领仍普遍担心永平事件重演，因而宁可光荣地战死城中，也不愿在出降后束手被杀。祖泽润本人赞成归顺，但“我独力不能胜众口”。因此，他向石副将建议，后金大汗可亲自率众前来招降。这将有助于使城中疑虑重重的人们相信，金汗确实欲图“大事”，从而使那些和他一样将亲属留在锦州或燕京（北京）的人们为之动摇。如汗果欲成大事，我等甘心相助。若能设策，将燕京舍弟救出，足见吾兄全我祖氏之大恩。和其父一样，祖泽润也很愿意帮助满族去征服天下，如果这能使他同实际已被明朝扣在北京作人质的亲属团聚的话。由于信中明确指出的原因，祖泽润在写给皇太极的书信中，表现出比对石副将更多的信任感。他写道：前遣人来招降，时难以一言立决。盖众官不从者甚多。或云：“汗非成大事之人，诱降我等，必仍回军。”或又云：“此特诱降而杀之耳。”是以宁死不肯归顺。我对众言，前日汗所遗书，明言向曾有所杀戮，今则概与安全，此人所共知者。今不信此言，摇惑众心者，惟何可刚、刘天禄、祖泽洪三人。何可刚云：“汗非成大事之人，得永平先回，又屠永平人民。我等若降，纵不杀，亦必回军，我等安归？”平彝营祖泽洪，诱诳众蒙古，使不降汗。又有逃来人，言汗于敌国之人，不论贫富，均皆诛戮，即顺之，不免一死。以此众议纷纭。虽有归顺之意，一时难决。且祖总兵又以其次子在燕京为念。汗可令石副将来，祖总兵将以心腹事告之。前石副将来时，祖总兵即欲相见，众官不从。今泽润在内调停，大事似有五六分可成。是以系书于矢，射出。汗可遣能言者来。此乃机密事，城中人疑我者多。我书到时，望汗密藏，毋令阵获官员，及往来传语之汉官见之。与我同心者，副将四人，不便举名，故不书。看来，促成大凌河归降的关键，是让城中动摇不定的人们相信，皇太极定能成其“大事”；而这便意味着要做出攻打锦州的具体部署。因此，皇太极再遣石廷柱至大凌河对祖大寿说：“尔等欲定计取锦州，可遣大员来议。”当晚，祖可法再次出城送来简短的回音：后金若认真做出立即攻打锦州的计划，祖大寿便率部归顺；否则，劝降无益。皇太极深知自己的军队，尤其是眼下可能要增加数千饥饿疲惫之降人的时候，无足够给养继续去攻打锦州。后金的满、蒙、汉大军经此苦战之后，需要休整一段时间才能去攻打另一座重镇。但若不向祖大寿明确表示锦州将很快被攻克，他又无法促成大凌河的归降。皇太极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是将攻取锦州的任务推给祖大寿自己。石廷柱和达海奉命向祖大寿传递了如下信息：我既招降尔等，复攻锦州，恐我兵过劳，难图前进。尔等降后，锦州或以力攻，或以计取，任尔等为之。11月20日，祖大寿复书皇太极。书中提出的攻取锦州的计划，被有意弄得模棱两可。他说，他可派一人潜入锦州，与其弟锦州守将祖大乐联系，但潜入之人有被抓获受审的危险；或者，他可亲自率军诈作逃走之状，进入锦州并夺取之。究竟采取哪种方案，“惟汗睿裁”。无论皇太极做何选择，范围已经确定了。最后，祖大寿写道：“我降志已决。至汗之待我，或杀或留，我降后，或逃或叛，俱当誓诸天地”。1631年11月21日清晨，大凌河城门大开，祖大寿令二人押副将何可刚出城，于后金营前示众。二人声称，这是唯一拒绝归顺的明将，奉命斩于大汗之前。何副将神色不变，不出一言，含笑而死。但其尸首被拖入城门后，城中饥民竟一拥而上，争割其肉。不久，4名副将、2名游击出城，代表祖大寿及其他37位官员，与皇太极和众贝勒对天地盟誓。誓词曰：“凡此归降将士，如诳诱诛戮，及得其户口之后，复离析其妻子，分散其财物牲畜天地降谴，夺吾纪算。若归降将士，怀欺挟诈，或逃或叛，有异心者，天地亦降之谴，夺其纪算。”双方盟誓完毕，祖大寿遂正式献城投降。城中原有3万人，被围82天后，只剩下11682人了。当天，皇太极又遣使入城至祖大寿营，要他定计取锦州。祖大寿不想同来使谈此事，坚持要面见皇太极。皇太极起初不愿接待祖大寿，谨慎地推托说，盟誓虽申，然民心未定。但最后他还是同意祖大寿于当天一鼓时分（下午七点）前来拜见。接到这种犹犹豫豫的邀请后，祖大寿以为将受到冷淡、傲慢的接待。因此，当他看到诸贝勒出营一里隆重迎接他时，不禁喜出望外。他来到御营，皇太极又亲自出幄相迎，并免其跪见，行抱见礼，像接待贵宾那样与他并入幄中。入幄之后，皇太极像对待孟乔芳那样，令祖大寿坐在自己身旁，亲自以金杯盛酒赐之，又赐以御服黑狐帽、貂裘、白马等物。到了开宴入席时，祖大寿又被待以最高礼节，只有汗兄代善坐于其上。在此前的通信中，祖大寿曾经提出过攻取锦州的两种方案。这时他又对皇太极说，后一方案——即祖大寿率军佯装逃走——似乎更为稳妥。皇太极表示同意，第二天（11月22日）即命多尔衮等贝勒准备配合祖大寿袭取锦州。为了能和祖大寿所率350名亲随士兵一起混入城中，参加此次行动的金军（官48员，兵4000人）都奉命改穿了汉装。然而当天夜里，大凌河城内发生了严重骚乱。约二鼓时分，城内枪炮声不绝。祖大寿和皇太极都派人前去调查，但适逢大雾，放枪炮者逃之夭夭。此事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但似乎使皇太极感到不安，因为他毕竟煽动过祖大寿的士兵反抗其将领。第二天，皇太极召集众贝勒议事，说他担心祖大寿可能复叛，特别是当其率亲随士兵进入锦州城后。既而，他又说，此事一本万利，因而不妨冒此风险。如果祖大寿信守诺言，令锦州归降，那么，明朝就再也不能以锦州或宁远威胁后金了。何况祖大寿的子侄实际已被后金留为人质；这也将使他不敢轻易地背叛后金。当天晚些时候，祖大寿又向皇太极献计。他计划当晚赶赴锦州，徒步入城，然后对城中人说，昨夜他是突围逃出来的。他不打算将扮成明军的满洲士兵带入城中，而准备说服锦州军民——他们本来归祖大寿统辖——同他一道归顺后金。邱巡抚若赞同此事，则他的性命可以保全，否则只好将他除掉。如次日皇太极听到炮声，便说明祖大寿已经顺利入城；如果第三或第四天又听到炮声，便说明祖大寿已大功告成，那时皇太极便可率军前往，与祖大寿会合了。皇太极同意了这一计划。当晚，皇太极赐宴后，祖大寿便率领26名士卒，由副将石廷柱等陪送，乘马出发了。到了小凌河，祖大寿一行下了马。他们徒步过河，趁着夜色，奔向锦州城。此处一别，石廷柱和祖大寿到10年后才得以重见。11月24日，皇太极及其将士听到了锦州传来的第一次炮声，但其后再也没听到第二次炮声。1631年11月26日，祖大寿派人到后金营中传话说，他前日带人太少是个错误，锦州新兵甚多，所以原计划眼下难以实现，只能慢慢想办法了。五天后，即12月1日，祖大寿又派人送信到金营，说相约之事，难以骤举，并重申了所带心腹之人太少、新近调集锦州由邱巡抚统领之兵太多、以及邱巡抚对他颇有疑心等理由。此外，大凌河陷落前，有三人越城逃到了锦州，邱巡抚从他们口中得知了大凌河之事，对祖大寿就更加怀疑了。所以祖大寿目前必须潜伏下来。因信使有被捕的危险，他建议停止联系一年，待邱巡抚的疑心消除后，再恢复联系，共图约定之事。皇太极小心翼翼地答复道：我欲驻此，专候好音。奈刍糗匮竭，难以久留。且携大凌河各官，暂归沈阳，牧养马匹，整饬器械，以候将军信息。至于将军计之成否，又何必言？惟速与回音，以副予望。将军子弟，我自爱养，不必忧虑。此书未得回音，双方遂不再互通书信；直到1635年，皇太极才明确意识到，祖大寿虽已完全控制了锦州，却仍旧忠于明朝。皇太极的冒险失败了：锦州仍然在明朝手中。

边民与海盗

虽然祖大寿背叛了誓约，但其他大凌河降将——包括祖大寿的子侄——仍然忠于后金，并将为最后征服天下做出巨大贡献。只此一役，皇太极便赢得了明朝军队中一批最有经验和能力的将领的支持。其中许多人得以继续统领旧属，为皇太极及其继承者效力，并立下了赫赫军功。例如：祖泽润，祖大寿长子，后隶正黄旗，1644—1645年，曾参与招抚山西军旅，后又随洪承畴招抚湖南，驻守长沙。祖可法，祖大寿义子，曾参与制定征服天下的策略，及招降吴三桂和镇压李自成，官至湖广总兵，驻守武昌。祖泽溥，祖泽润之弟，授山西总督。祖泽洪，祖大寿之侄，亦隶正黄旗，对明作战，屡立军功。刘良臣，北直隶人，隶镶黄旗，曾参与征讨山西，擢为甘肃总兵，1648年镇压当地回民叛乱时被杀。刘武，归降时为明朝游击，后任南赣巡抚，1646—1647年出兵平定当地叛乱。及李成栋起兵广东，附明桂王，刘武讨平之，以功擢升兵部侍郎。此后他一直忠于清朝，并曾剿灭流贼罗荣。孙定辽，辽阳人，大凌河明军副将。降后赐银币、鞍马等物，后隶汉军镶红旗。随军征山西，又随多铎攻取扬州，平定江南，官至湖广提督。后于镇压原张献忠部将李兴泰时，溺水而死。张存仁，辽阳人，降后授一等副将世职。1636年授都察院参政，仍兼军职。1640年和1641年，提出诱降城内蒙古兵以取锦州之策，又力主劝服洪承畴归顺。1644年，作为济尔哈朗手下的主要炮兵将领，随叶臣招抚山西（其炮兵在攻打太原时起了关键作用），又作为攻坚战专家随多铎征河南、江南。浙江及福建部分地区平定后，授直隶、山东、河南总督。1652年以子爵卒。其实，自1631年大凌河城陷落后，就再未发

—202页。这种《满洲实录》是1780—1782年间，据《太祖实录图》和《太祖武皇帝实录》两书抄写而成的。《太祖实录图》撰于1635年，《太祖武皇帝实录》撰于1644年。《满洲实录》和《太祖武皇帝实录》的内容基本一致，只有少数文字上的出入。虽然满文本《太祖实录》已经散失，但台湾仍保留着三卷满文《太祖武皇帝实录》的旧本。将这三卷的内容与汉文《太祖武皇帝实录》中相应的部分进行比较之后，便可清楚地看出，后者是对满文《实录》的忠实翻译，而满文《实录》则是在《满文老档》的基础上写成的。因此，这里及后文引用的汉文《满洲实录》，是极为接近已经散失的满文原始资料的文献。关于这部分满文资料的问题，见陈捷先：《满文清实录研究》，第77、91—92、96—97、104页。关于对抚顺的进攻，又见弗朗兹·米切尔：《中国满族统治的起源》，第120—124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5页；李鸿彬：《论满族英雄努尔哈赤》，第237页。?城内有大约60名商人，都是从山西来此采购人参、貂皮和珍珠的。佐伯富：《清代的山西商人》，第282页。?《大清满洲实录》，第202—203页。努尔哈赤已经保证不再杀戮归顺的平民，并禁止部下强占其妻女。郑天挺：《探微集》，第12页；史景迁：《曹寅和康熙皇帝》，第6页。?同上书，第203—204页；周远廉：《简评努尔哈赤》，第9—10页。这是一个重大让步，因为剃发至少从拓跋魏以来就是北方部落的标志。其后，随着后金对辽阳其他地区的征服，这一政策又发生了变化。开原陷落后，努尔哈赤下令，所有归顺后金者，不管是朝鲜人还是汉族人，都必须剃发。1621年，努尔哈赤又向朝鲜国王重申了这道命令。郑天挺：《清史探微》，第51—52页，及其《探微集》，第81—82页。关于剃发同征服的关系，见罗伯特·克里默：《周密与修端》，第86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42页。满语doro，意为“正确的政府”及其“统治方式”，或“正确道路”。汉语称为“道”，也称“礼”，指“礼仪”或“仪式”。法夸尔：《满洲之蒙古政策的起源》，第202页。?《皇清开国方略》，第62—67页；曹凯夫：《三藩反对满族统治的叛乱》，第4—6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79—380页；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一卷，第1页。?郑天挺：《探微集》，第56页；史景迁：《曹寅与康熙》，第9页。?《贰臣传》第二卷，第1—5页。李永芳并非始终为努尔哈赤所信任。1622年，努尔哈赤打算屠杀一批企图逃回明朝的汉人，李永芳表示反对。努尔哈赤大怒，斥责李永芳“谓朕为不能久”。李永芳遂遭到贬黜。后来他虽然得以官复原职，却永远失去了努尔哈赤的信任。不过，明朝多次派人送来密信，劝他重返明朝，并答应让他官复原职，他也没有接受。周远廉：《简评努尔哈赤》，第27—28页。?广宁总兵张承荫和辽阳副总兵皮相廷，遣军1万支援抚顺，亦被金军击溃。彭孙贻：《山中闻见录》第二卷，第2—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85—886页。孙文良对1618—1622年间明朝与后金的战争做了精彩的概述，见孙文良：《论明与后金间的辽沈之战》，第2—3页。?《皇清开国方略》，第74—77页。?同上书，第77—82页。?《乾坤正气集》第二六一卷，第31—32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5—16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86页。?《乾坤正气集》第二八四卷，第5页，1619年8月14日条；第18页，1619年9月30日条。?《乾坤正气集》第二八四卷，第42—43页，1619年12月15日条；又见康世爵：《朝鲜族“通州康氏世谱”中的明满关系史料》，第183页。?沈阳有一套精心构筑的、由护城壕沟和重兵把守的台堡组成的防御工事。然而，明军守将派300名骑兵出城交战，金军将其击溃后，随之追入大开的东城门，这些工事顷刻间便瓦解了。城内军民纷纷向西城逃窜。据一位目击者说：“城中男女老弱自靡于西城，尽坠于城底，或死或伤，委积没城之半。”康世爵：《明满关系史料》，第183页。又见孙文良：《明与后金》，第5页。曹寅（康熙帝的侍从）的祖父，就是在这次战役中投降后金的。史景迁：《曹寅与康熙》，第1页。?辽阳城内一些暗通后金的人，悄悄从西城墙上放下绳索。辽阳城延袤15里，金军乘夜爬上城墙，城内军民全然不知。直到次日午后，人们才突然发现金兵已经占领了城墙。全城百姓惊慌万状。经略薛国用自焚而死。康世爵：《明满关系史料》，第183页。?《皇清开国方略》，第103—109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35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6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57页。?《马氏家谱·行述》。?邵长蘅：《邵子湘全集》第五卷，第21—22页。?蒋士铨：《忠雅堂集》第三卷，第8页；《马氏家谱·神道碑》；蒋士铨：《蒋士铨九种曲·马文毅公传》，第1页。?《马氏家谱·纂修》。?孙文良：《明与后金》，第3—6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45页。又见第112页。?《皇清开国方略》，第110、116—117页；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第85—86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46页。当时议政大臣受到处罚，可能也和反对迁都有关。五大臣有三人在进入辽东后不久便死了。1621年，阿敦入狱，随即被杀。几个月后，扈尔汉也被打入监牢。额尔德尼亦于1623年以参与贝勒谋反的罪名被处死。同上书，第47页。?《乾坤正气集》，第二八六卷，第1—10页，1621年10—11月条；第12—14页，1621年11—12月条；第二八八卷，第13—14页（日期不详）。?邓尔麟：《达官贵人》，第118页，及其《嘉定忠臣》，第191页。?《乾坤正气集》第二八八卷，第2—3、8—9页；《明代人名辞典》，第1068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40—241、308、823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39页。?同上。?同上书，第40—41页。?《贰臣传》，第四卷第13—17页，第七卷第28—29页；《皇清开国方略》，第113—115页。?东林党运动以1604年高攀龙和顾宪成建于无锡的东林书院为中心，号召重振君子之气”，恢复明朝的稳定与和平。魏斐德：《自主的代价》，第51页。?张其昀编：《清史》，第259页；《贰臣传》第九卷，第28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40—241页。冯铨，北直隶涿州人，1613年中进士，授翰林院检讨。其父冯盛明官至河南左布政使。抚顺陷落后，其父被劾归乡，冯铨也退居原籍。后冯铨极力与魏忠贤交往，1624年在魏忠贤帮助下，得以官复原职，1625年又升任大学士。?费维恺：《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大陆近期史学论文》，第358页；罗伯特·B·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24页。?1621年，努尔哈赤令八旗贵族清点各自田庄中的汉人数目，目的是要将其中一部分庄丁占为己有。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52—55页；郑天挺：《探微集》，第19—20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55—58页。后来被满族人所役使的奴仆，大多是在抚顺和沈阳被俘的汉族民户。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6—17页。?该词的使用至少可追溯到1613年。当时努尔哈赤征讨叶赫，围兀苏城劝降。城中人曰：“若养之则降”，努尔哈赤答应了。此处所谓：“养”，满文称“乌吉黑”（ujihe，或作ujifi、ujimbi），意为抚聚恩养。1619年，驻开原的明将来降，努尔哈赤说：“彼闻吾养人，故来投耳”，也用了“养”字，意思是说他们不会沦为奴隶。郑天挺：《清入关前》，第92页，及其《探微集》，第8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42页。?在征服辽东后所任命的汉族官吏中，有4人原是商人，1人是被免职的参将，2人是游击，4人是守备，1人是备官，11人是卫所军官，3人是亲兵，4人是军士，3人是秀才（包括范文程），2人是掌印官，4人是文吏，1人是翻译，还有11人是无官平民。其中多数被拜为努尔哈赤军中的游击或备官。同上书，第60页。一般说来，1631年以前的战俘多半沦为奴隶，受其主人役使。犯罪者的家属也没为奴隶，奴隶的身份世代相袭，奴隶可以自由买卖。有人对汉族奴隶进行过统计，在813人中，有532个沈阳人，83个辽阳人，66个抚顺人。这些城市都是1618—1621年间陷落的，这些汉族奴隶的大多数可能就是在此期间被抓获的。史景迁：《曹寅和康熙皇帝》，第7—9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64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76—177页。?同上书，第67—76页。?格鲁特·罗思：《1618—1636年的满汉关系》。逃人法自1587年开始实施，此时更为严厉。孟昭信：《清初“逃人法”试探》，第1—2页；杨学琛：《关于清初的“逃人法”》，第47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82—83页。?同上书，第84页。1625年建都沈阳时，众贝勒以努尔哈赤已在今东陵一带兴建宫室为由，再次反对迁都。但努尔哈赤指出，迁都是战略上的需要。从沈阳可以轻而易举地渡过辽河，南下进攻明朝，又可挟制东南的朝鲜，向北至蒙古也只有二三天路程。铁玉钦：《城郭与宫殿》，第6—9页；又见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6页。?同上书，第85—86页。?同上书，第89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43页。?驻边明军配有一种称为佛郎机的铜制或铁制前装炮（佛郎机指葡萄牙），可能是从欧洲传来的。这些16世纪的火炮，口径约40毫米，最大射程2000英尺，装在特制的战车上，用骡马牵引。此外还有一种鸟枪，长约4米，它用来发射的导火线，是模仿16世纪初经葡萄牙人传入东亚的导火索制造的。哈罗德·L·卡恩：《皇帝心目中的君主制度》，第139—140页；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79页；又见弗南德·布罗代尔：《资本主义与物质生活》，第294页。?最大的火炮长7米，重1800公斤。但不是所有洋炮都这么大。除了后面将提到的“将军炮”外，还有南明军队抗击尚可喜时使用过的小“红夷炮”（1494年9月，欧洲人在意大利被查理八世击败后，不得不承认这种火炮在攻坚战中的威力。）布罗代尔：《资本主义与物质生活》，第287页。1956年，香港出土了一门这种火炮，明永历四年造，长1.7米，口径8公分，重250公斤。罗香林：《香港新发现南明永历四年所造大炮考》，第1页。?早在1596年，陈演就向明朝介绍了鸟铳的优越性。其射程是中国鸟枪的两倍。赵士祯：《神器谱》，第7—8页。1616年，即传教士在炤青修建了第一座教堂后的第33年，已有13位欧洲天主教牧师在明朝传教，并吸收了约5000名中国教徒。其中许多优秀分子卷入了东林党运动，特别是参加了反对佛教和宗教调合（三教）的运动。道格拉斯·兰卡什尔：《明末中国佛教徒对基督教的反应》，第101页；埃里奇·泽克：《中国第一次反基督教运动》，第189页。?C.R.巴克士：《明朝反抗满族入侵时期葡萄牙军队的远征》，第5—10页；乔治·H·邓恩：《一代伟人》，第157—158页。?在1640年编撰的题为《圣朝破邪集》的文集中，反基督教者声称，洋炮将在炮手眼前而不是在敌军中爆炸。他们这样说，是因为1642年已有两门炮发生了炸膛事故，炸死了一些旁观的人。史景迁：《改变中国》，第9页；兰卡什尔：《中国人对利玛窦传教的反应》，第110页，及其《中国17世纪反基督教辩论》，第221、224页。?关于1616—1622年间沈?发动的对基督教徒的迫害，见兰卡什尔：《明末中国佛教徒对基督教的反应》，第98—100页；泽克：《反基督教运动》，第188—192页。关于中国人普遍存在的排外心理，见利玛窦：《16世纪的中国》，第88—89页。?泽克：《反基督教运动》，第189页。天主教在福建获得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大学士叶向高（1559—1627）对天主教徒的保护。他本人虽不是教徒，却是天主教神甫艾儒略（1582—1649）的友人。叶向高是传教士的保护者，而其继任者张赓则是真正的教徒。他写了大量关于传教士的著作，并撰文阐说与其入仕臣于君、不如在天主之下同为友之理。李天佑：《明末江阴、嘉定人民的抗清斗争》，第15—28、38页；《明代人名辞典》，第1569页；邓恩：《一代伟人》，第188—190页。?稻叶君山：《清朝全史》第一卷，第259—260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86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124页，及其《嘉定忠臣》，第190—191页；贺凯：《明代的监察制度》，第229页；邓恩：《一代伟人》，第184页。?巴克士：《葡萄牙军队的远征》，第15页以下；邓恩：《一代伟人》，第216页。?稻叶君山：《清朝全史》第一卷，第298—299页；乔奥·罗德里戈斯：《岛国日本》，第15—16页。炮队返回澳门的原因之一，是某些希望维护其外贸垄断地位的广州商人，担心葡萄牙人会以提供军事援助的方式换取自由贸易权。他们贿赂朝中反基督教的大臣们，设法说服了皇上，将特谢拉的炮队遣回了广州。邓恩：《一代伟人》，第215—216页。?陈受颐：《早期耶稣会士对明朝崇祯皇帝的宗教影响》，第399页以下。?C.W.阿伦：《北京宫廷中的耶稣会士》，第135—136页；邓恩：《一代伟人》，第317—318页。他还铸造了“将军炮”（一种用骆驼驮载或两人扛行的轻型长简炮）。有文献记载说，这种炮被用作“大将军炮”的辅助火力。见《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27页。“大将军炮”重500多公斤，用马车运载，用炸药、卵石、铁丸混合制成的炮弹作近距离射击，以对付骑兵的进攻。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80页。?1635年，曼纽尔·塔瓦雷斯·勃卡热声称，中国人不会使用大炮，“因此他们在这方面依赖于葡萄牙人”。巴克士：《三百年前的澳门》，第305页，及其《葡萄牙军队的远征》，第20—23页。到1626年明朝已将大炮技术变为自己的特长，尽管他们还在继续利用葡萄牙雇佣军（1647年永历皇帝抵抗清军时，尼科劳·费雷拉率领的一支雇佣军参加了围攻桂林的战役）。历史学家们评论说，这项新的军事技术，使草原骑兵的弓箭在训练有素的步兵面前失去了威力，正是这一变化，在17世纪末使得两个相邻的农业帝国——俄国和中国——对欧亚草原的分割成为可能。威廉姆·H·麦克尼尔：《人类与瘟疫》，第196页。?袁崇焕（1584—1630），东莞人，1619年中进士。下文所用其传记材料，多引自亮父：《岭南历史人物丛谈》，第85—95页；及《明史》（国防研究院），第2936页以下。?《明史》，第2836页以下；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70—671及839页。?马米兹：《魏忠贤》，第153

些，就会发现姑娘的脸虽然肮脏，但泛起了红晕，尽量理解女人们吧，其中一个与不大相识的男人们睡过不知多少次之后突然产生了羞耻之心，而另一个，我们已经知道，她非常可能凑到前者耳边以世界上最平静不过的口气说，你用不着害臊，他看不见你，显然，她指的是她本人的丈夫，我们不会忘记，那个不知羞耻的姑娘怎样把他勾引到床上，确实如此，女人们，只有不了解女人的男人才去花钱购买。但是，她脸红也许出于别的原因，这里还有另外两个赤身裸体的男人，其中一个曾在床上接待过她。医生的妻子把丢在地上的衣服拢到一起，裤子，衬衣，一件西服外套，背心，女衬衫，一件内衣脏得发黏，即使用洗涤剂泡上一个月也难以洗净，她把这些衣服通通卷成一团，抱起来，你们留在这里，她说，我马上回来。像刚才收拾鞋子一样，她把衣服也送到阳台上，在那里她脱下自己的衣服，望着阴沉的天空下漆黑一片的城市。一扇扇窗户没有一丝微弱的灯光，房屋正面不见半点反射出的光亮，眼前不是一座城市，更像沥青熔化了，冷却之后在硕大无比的模子里铸成了楼房屋顶和烟囱的形状，一切都死气沉沉，寂无声息。舔泪水的狗来到阳台，显得心神不安，但现在没有人哭泣，没有泪水可舔，眼睛已经哭干，一切绝望和疯狂都埋在心里。医生的妻子感到有些寒冷，想到伙伴们，想到他们赤条条地站在客厅中央，不知道在等待什么。她走进屋里。他们都成了没有性别的轮廓，成了边缘模糊的污渍，成了隐没在黑暗中的阴影。但是，对他们来说并不这样，她想，他们溶解在自己周围的光亮里，正因为这光亮他们才失明。我来点上灯吧，她说，现在我几乎和你们一样瞎；已经有电了吗，斜眼小男孩问；没有，我要点上一盏油灯；什么是油灯，小男孩又问；过一会儿我告诉你。她从一个塑料袋里掏出一盒火柴，走到厨房里，她知道橄榄油放在什么地方，找出来不用费事，把一块洗餐具的抹布撕成条作灯芯，然后她返回客厅，油灯就放在那里，自从人们造出这盏油灯以来它将头一次派上用场，一开始这似乎不该是它的宿命，不过，我们当中任何一个，包括油灯，狗和人在内，一开始谁也不知道为了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油灯的喷嘴一个个点着了，摇摇曳曳，像三个发光的杏仁，有时伸得长长的，仿佛尖尖的火苗要消失在空气中，随后又蜷缩回来，仿佛变得浓密结实，成了光亮的小石块。医生的妻子说，现在我看得见了，我去给你们找干净衣服；可是，我们都很脏，戴墨镜的姑娘提醒说，她和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都用手捂着乳房和阴部。这不是因为我在这里，医生的妻子想，是由于油灯的光亮在看着她们。随后，她说，脏身体穿上干净衣服总比干净身体穿上脏衣服好。她端起油灯，到里边的衣柜抽屉和衣架上翻了一通，几分钟以后拿来了睡衣，白大褂，裙子，女衬衫，连衣裙，裤子，背心，足够七个人穿戴整齐，当然，他们高矮不同，但瘦弱方面却像孪生兄弟姐妹。医生的妻子帮助他们穿上衣服，斜眼小男孩穿的是医生的短裤，就是去海滨或者乡间时穿的那种，任何人穿上它都会变成孩子。现在我们可以坐下了，医生的妻子叹了口气说；请扶我们一下，我们不知道坐在哪里。客厅和所有客厅一样，中间放张小桌子，周围有几个沙发，足够全体都坐下，医生和他的妻子以及戴黑眼罩的老人坐在这个沙发上，戴墨镜的姑娘和斜眼小男孩坐那一个，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和第一个失明者坐另一个。人人都筋疲力尽了。小男孩把头偎在戴墨镜的姑娘怀里，很快便睡着了，再也没有想起油灯的事。就这样，一个小时过去了，这也是一种幸福，在极为柔和的灯光下，一张张肮脏的脸也仿佛已经洗过，没有睡着的人眼睛闪闪发光，第一个失明者摸到妻子的手，紧紧攥住，从这个动作上可以看出，消除肉体疲劳对精神的和谐起着多么大的作用。这时候，医生的妻子说，过一会儿我们就吃点东西，但吃饭之前我们最好就如何在这里生活下去达成一致意见，请放心，我不会重复扩音器里那个通告，睡觉的地方够用，我们有两间卧室，两对夫妇各住一间，其他人在这个客厅的沙发上睡觉，每人一个，明天我必须去寻找食物，现有的东西快吃完了，你们当中要有一个人跟我一起去，帮助我拿食物，不过也是为了让你们学会辨认道路和拐角，知道怎样回到家里来，说不定哪一天我会生病，或者失明，我一直等待着出现这种情况，那时我必须向你们学习，还有一件事，谁需要方便的话就到阳台上去，那里有一只桶，我知道，外边一直在下雨，很冷，到阳台上去方便不是件惬意的事，不过总比把屋里弄得臭气熏天要好，我们不该忘记，在精神病院的时候我们过的是什么生活，我们，所有的人，各种凌辱都忍受过，甚至干了那么下贱的事，同样的事也可能在这里发生，当然形式不同，在那里，我们还能以其他人的下贱行为为自己开脱，而现在则不然，现在我们在恶与善面前人人平等，请你们不要问我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在失明症还是例外的时代我们从每个行为中都认识到了这一点，所谓正确与错误，只不过是对我们与他人关系的着眼点不同而已，这里不是指我们之间的关系，这一点不容置疑，请你们原谅我这番伦理道德方面的说教，你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在盲人世界里有眼睛是什么滋味，我不是女王，绝对不是，只是个生来注定目睹这悲惨场面的人，你们能感受，而我既能感受又能看到，好了，我的高谈阔论到此结束，吃饭吧。谁也没有提出什么问题，只有医生说，如果我恢复了视力，我就要真正地看看别人的眼睛，就像看他们的灵魂一样；灵魂，戴黑眼罩的老人问；或者说精神，名称无关紧要；奇怪的是，戴墨镜的姑娘开口了，此人从来不曾研究过高深的学问，她说，我们当中有件没有名称的东西，这东西就是我们。医生的妻子把所剩无几的食物拿出一些放在桌子上，然后帮助他们坐下，她说，你们都细嚼慢咽，这样能欺骗肠胃。舔泪水的狗没有来乞求施舍，它已经对挨饿习以为常，再说，大概它以为自己吃了那顿丰盛的早餐之后，没有权利再从先前那个流泪的女人嘴里抢一丁点儿东西，对其他人它倒似乎不大在意。桌子中间有三个喷嘴的油灯正等着医生的妻子讲一讲它是个什么样子，这是她许下的诺言，但直到吃完饭她才开口。把你的两只手伸过来，医生的妻子对斜眼小男孩说，然后她拉着小男孩的手慢慢摸油灯，一边摸一边说，这是灯座，圆圆的，感觉到了吧，这是灯柱，支撑着上面的贮油碗，这里，小心，不要烧着你，这里是喷嘴，一个，两个，三个，灯芯从喷嘴里伸出来，这些缠在一起的细布条把油从里边吸上来，划根火柴就点着了，只要还有油它们就一直亮着，灯光很弱，但有它我们就能看得见；我看不见；总有一天你会看得见，那时候我把这盏油灯送给你；油灯是什么颜色的呀；你从来没有见过洋铁皮做的物件吗；不知道，记不得了，什么是洋铁皮呢；洋铁皮是黄色的；啊，斜眼小男孩考虑了一会儿，叹了一声；现在该打听他妈妈了，医生的妻子想，但他想错了，小男孩只说他非常渴，要喝水；只能等到明天了，我们家里没有水，就在此刻，她想起来了，有水，对，有水，水箱里的水还没有动呢，大概有五升，也许更多，这宝贵的水不会比检疫期内喝的水差。屋里漆黑一片，她走进洗手间，摸索着掀起水箱盖，看不清里边是否真的有水，但手指告诉她，有，她找来一个杯子，按进水里，小心翼翼地灌满，文明回到了原始洪荒时代。她走进客厅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还坐在各自原来的地方。油灯照着一张张脸，仿佛在对他们说，我在这里，看着我吧，不要错过机会，我不会永远亮着。医生的妻子把水杯送到斜眼小男孩唇边说，喝水吧，慢慢喝，慢慢喝，仔细品尝品尝，一杯水就是珍宝，她不是在对小男孩说，不是在对任何人说，仅仅在告诉整个世界，区区一杯水成了珍宝。你在哪里找到的，是雨水吗，她丈夫问；不是，从水箱里舀来的；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不是还有一大瓶水吗，丈夫又问；妻子喊道，对呀，我怎么没有想起来呢，一个瓶里还有半瓶，另外一瓶还没有开封，啊，真让人高兴，你不要喝了，不要再喝了，这话是对小男孩说的，我们大家都喝纯净水吧，我把家里最好的杯子拿出来，要喝纯净水，这一回她端起油灯，走进厨房，提着大水瓶回来了，灯光照进大瓶里，里面的珍宝闪闪烁烁。她把大水瓶放在桌子上，转身去取杯子，家里最好的杯子，精致的水晶杯，然后一杯杯斟满，动作缓慢，仿佛在进行某种宗教仪式。最后她说，干杯。一只只盲手摸索着找到了各自的杯子，颤抖着举起手。干杯，医生的妻子又说了一遍。桌子中间的油灯如同被群星围绕着的太阳一样。众人放下杯子，戴墨镜的姑娘和戴黑眼罩的老人哭了。这是个不平静的夜晚。一个个起初空泛模糊的梦在客厅里游荡，带着从这里那里搜罗来的新回忆新秘密和新愿望从这个沉睡的人心里走到那个沉睡的人心里，所以他们不时叹息一声，嘟嘟嚷嚷地说，这个梦不是我的；但梦回答说，那是因为你还不认识你自己的梦，这样，戴墨镜的姑娘知道了在离她只有两步远的地方睡觉的戴黑眼罩的老人是什么人，同样，老人猜想他也知道了姑娘是什么人，当然，这仅仅是猜想，因为那些梦还没有达到相互交融完全一致的地步。天刚刚亮，开始下起雨来。狂风卷着倾盆大雨敲打窗户，像甩起了一千条鞭子，发出呼呼的声响。医生的妻子醒来了，睁开眼睛，低声说，好大的雨呀，接着又把眼睛闭上了，卧室里还是深夜呢，可以接着睡。没有过一分钟，她又猛地醒来，想到该做什么事情，但一时弄不明白究竟要做什么，雨对她说，起床吧。这雨想干什么呢。为了不吵醒丈夫，她慢慢走出卧室，穿过客厅的时候停下脚步，看了看睡在沙发上的人们，然后沿走廊走进厨房，建筑的这一部分迎着风头，雨势也最猛。她用身上穿的白大褂的袖子擦擦门上灰暗的玻璃，朝外边望望。天空乌云密布，大雨如注。阳台的地上堆着他们脱下的脏衣服，塑料袋里装着应该洗的鞋子。洗。梦境的最后一层面纱突然揭开，该做的就是这件事。她打开门，朝前迈了一步，就像到了瀑布下边一样，马上被雨水从头到脚淋成了落汤鸡。必须利用这雨水，她想。她返回厨房，尽量不发出响动，把盆锅等一切能盛点水的器皿都找到一起，如注的大雨形成的水帘在风中晃动，风像一把巨大的发出嘈杂声的扫帚，把雨水从城市的一个个屋顶上扫下来。接着她把器皿搬到外面，沿阳台的栏杆排好，现在该用雨水洗肮脏的衣服和令人作呕的鞋子了。但愿不要停，这雨不要停，到厨房去拿肥皂洗涤剂和抹布的时候她嘟囔道，把一切能用来擦洗的东西都拿去，洗一洗灵魂中难以忍受的污垢，哪怕洗去一点点。洗去身上的污垢，她说，仿佛在纠正刚才抽象的想法，又说，其实两者是一样的。于是，好像这是最自然不过的结论，即所想和所说和谐统一，她猛地扯下湿漉漉的白大褂，把衣服脱光，任凭身体让雨水时而轻轻抚摸，时而像鞭子似的抽打，她一边洗衣服，一边洗自己。周围尽是雨声和水声，她没有发现这里早已不只她一个人。戴墨镜的姑娘和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站在门口，至于是什么样的预感直觉或内心的声音将她们唤醒的，人们不得而知，更不知道她们如何找到了来这里的道路，不过现在无须对此探究，人们不妨随意推测。你们帮着我做吧，医生的妻子看到她们说；我们看不见，怎样帮呢，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问；先把身上穿的衣服脱下来，需要晾干的衣服越少越好；可是，我们看不见呀，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重复了一句；没关系，戴墨镜的姑娘说，我们尽量做嘛；我马上洗完，医生的妻子说，然后继续洗还脏着的东西，好，干活吧，我们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有两只眼睛六只手的女人。也许，在对面楼房紧紧关闭着的窗户后面，几个被不休的暴雨惊醒的盲人男女正把额头贴在冰凉的玻璃上，口中哈出的气使夜晚更加模糊不清，他们正回忆着往日这种天气，那时节也像现在这样，但能看到天上哗哗落下的雨水。他们不会想到，那里有三个赤身裸体的女人，像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那样一丝不挂，像是疯子，大概真的疯了，精神正常的人不会这样在阳台上洗衣服，任凭邻居们窥视，即使所有人都已失明她们也不会这样做，不应当这样做，我的上帝呀，雨水从她们身上往下流，在两个乳房中间往下流，在黑乎乎的阴部停留一下，消失了，后来又沿大腿倾泻下来，也许我们这样想象她们有失体统，行为不端，也许我们看不见本市有史以来这最美好最壮观的景象，从阳台地板上落下一帘白毛巾似的泡沫，但愿我和泡沫一起落下去，无尽地下落，干净，纯洁，一丝不挂。只有上帝看得见我们，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尽管历经了一次次绝望和不快，她依然坚信上帝没有失明；医生的妻子反驳说，不仅上帝失明了，天空也被乌云遮住了，只有我能看见你们；我长得丑吗，戴墨镜的姑娘问；你瘦，你脏，但你绝对不丑；我呢，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问；你和她一样瘦，一样脏，不如她漂亮，但比我好看；你很漂亮，戴墨镜的姑娘说；你从来没有看见过我，怎么知道呢；我梦见过你两次；什么时候；第二次在昨天夜里；你梦见的是这所房子，因为，我们经历了那一切之后，你感到了安全安宁，当然是这样，你梦中的我是这个家，要是看见了我，你总得让我有个长相，臆造出我的长相；我看你也长得很漂亮，可我从来没有梦见过你，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这只能表明失明症是丑陋的人的幸事，可你并不丑；不丑，我长得确实不算丑，就我的年纪来说；你多大岁数了，戴墨镜的姑娘问；快五十岁了；像我母亲一样；她呢；她，她什么；还漂亮吗；原来更漂亮；我们所有人都一样，总不如当年漂亮；你不是这样，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就这样，话语中有许多言不由衷的成分，你一句，我一句，信马由缰，不知道到哪里为止，突然，因为两个三个或者四个词同时涌现，它们本身意义简单，一个代词，一个副词，一个动词，一个形容词，会使我们难以抗拒的激情涌上皮肤，涌出眼睛，抑制不住的情感突然爆发，有时是神经像身着甲胄一样，一再经受打击，一切都承受住了，但现在再也无法承受，都说医生的妻子有钢铁般的神经，但医生的妻子现在也在一个代词，一个副词，一个动词，一个形容词的作用下泣涕涟涟，尽管它们只是区区的语法现象，只是符号，同样，那两个女人，另外两个女人，两个不定代词，也哭哭啼啼地和她拥抱在一起，三个赤身裸体的淑女立在瓢泼大雨中。她们在阳台上站了一个多小时，这种时刻不能永远持续下去，该感到寒冷了。我觉得有些冷，戴墨镜的姑娘说。衣服，只能洗到这种程度了，鞋子上的大部分脏东西已经洗去了，现在该这些女人们洗澡了，在头发上打肥皂，互相搓背，像没有失明的时候，女孩子们在花园里玩捉迷藏那样咯咯地笑。天完全亮了，第一缕阳光从世界的肩膀上朝这里窥视，一会儿又被乌云遮住。雨还在下，但比原来小多了。三个洗衣妇走进厨房，用医生的妻子从浴室取来的毛巾擦干身子，皮肤散发出洗涤剂的气味，不过，这就是生活，没有狗的人就带猫去打猎，香皂转眼之间就用完了，尽管如此，这家里好像还是一应俱全，也许是因为她们善于利用一切现有的东西，最后，她们穿上衣服，要说天堂，还是在外面，在阳台上，医生的妻子的白大褂早已湿透，现在她穿上了一件有树枝和花朵图案的连衣裙，这件衣服已弃置多年，但这时却使她显得比另外两个女人更美。她们走进客厅，医生的妻子看见戴黑眼罩的老人坐在他睡觉的沙发上，双手抱着头，

自己，随他去，总之就把眼前的现状看作一次考验，这次考验对我的人生观来说是必要的，除了眼前的义务——保护白痴女人一夜——以外，没必要去想也没必要去害怕任何事情。他告诉自己，就算自己因为这突如其来的事情而有些莫名的感动，也没什么好羞愧的。伊泽铺了两套被褥，让女人睡下，随后关了灯。才过了一两分钟，女人就突然坐起身，掀开被子，跑到房间的角落里缩着。要不是天寒地冻，伊泽或许就强迫自己别去管她而直接睡觉了。然而在这尤为寒冷的深夜，光是两个人分一人份的被褥，外面的寒气都会直逼肌肤，冻得身子颤抖不已。伊泽坐起身，打开电灯，发现女人在门边拢着衣领，缩成一团，眼神简直就像被逼到了绝境。“怎么啦，快睡吧。”伊泽刚说完，没想到女人会如此听话，只见她立刻点了点头，又钻进被褥，然而伊泽关了灯，才过了一两分钟，女人又像刚才那样爬起来了。伊泽把女人安置回被窝里，告诉她别担心。“我不会乱碰你的身子的。”女人眼里却满是胆怯，嘴里嘟囔着一些听上去像是在给自己找借口的话。就这样，伊泽第三次关上电灯，这次女人马上就爬了起来，打开壁橱门，进到里面，从内侧把门关上了。这执拗的做法惹得伊泽气不打一处来。他粗暴地扯开壁橱：“你是不是哪儿搞错了啊？！我都解释那么久了，你还跑到壁橱里拉上门，你侮辱人也侮辱得太过分了吧！你这么不信任我，还跑我家来干什么？！你这是在愚弄人，平白无故羞辱我的人格，搞得我好像对你做了什么坏事似的，胡闹也要有个度吧！”不过伊泽一想到这女人甚至没办法理解这番话的意思，就觉得与其干这种有来无往的蠢事，还不如给女人侧脸来上一拳，自己赶紧去睡觉，想必这才是最精明的做法。这时女人却一脸迟疑地看着伊泽，嘴里嘟囔着什么，大意似乎是“我想回去，我不应该来的”。然而女人说的一句话却使得伊泽心口一紧，无法坐视不管了。“——可是我已经没有可以回去的地方了。”“那你就放心在这里睡一夜吧。我没有恶意，只是看你刚才的表现，就好像在说自己是个受害者似的，我才会发火。别待在壁橱里，来被窝里睡觉吧。”于是女人又盯着伊泽，嘴里快速地嘟囔着什么。“哎？你说什么？！”伊泽吓得差点蹦了起来。不知为何，女人叨念的话里清清楚楚有一句“你讨厌我了”。“哎？你说什么？”伊泽不由得瞪大眼睛问道。女人露出忧伤的神色，只是来来回回嘀咕着一些话，话中之意大概是：“我不应该来的”“我被讨厌了”“我没想到会这样”，然后盯着一个方向愣愣地出神。伊泽这才明白了。女人并不是害怕他。事情全搞反了。女人并不是因为挨了骂无处可逃这点小事才来的。女人一直以为伊泽爱她。然而到底发生过什么事能让女人深信伊泽爱她呢？伊泽不过是在猪圈附近、小巷，还有街上跟她打过四五次招呼，这会儿想起来，一切都来得太突然，这根本就是场闹剧。伊泽目前不得不去理解白痴的意愿和体会，总之要理解的都是一些人类范畴之外的东西。关了电灯过了一两分钟，男人的手没有碰女人的身子，就是被讨厌了，因为羞耻就逃出了被窝。这件事对白痴来说真的很悲痛吗？伊泽能相信这一事实吗？白痴也搞不明白这些，就缩进了壁橱里。可以把这一行为理解成白痴的耻辱和自卑的体现吗？因为甚至没有一句话能让伊泽拿来判断这一推测，基于现状，他只能把自己和白痴降到同等地位。为什么非要以人类的标准来思考判断呢？自己也有白痴心中那份坦率，这难道是作为人类的耻辱吗？我曾经也认为，有一颗白痴这样的心，有这颗稚嫩、坦率的心比什么都重要。而我却不知把它忘在了哪里，只顾在龌龊的人类思维中追寻污秽肮脏的虚妄之影，搞得自己疲惫不堪。他让女人睡下，自己坐在她枕边，就像在哄三四岁大的小闺女睡觉似的，抚着她的刘海儿。女人恍惚地睁开眼，天真的样子简直就像个小孩子。伊泽起初也莫名其妙地跟女人讲了一些一本正经的话：“我没有讨厌你，人类表达爱的方式不是只有肉体，人类最后的归宿是故乡，你就好比是一直住在那里的居民。”当然，女人不可能理解得了这些话，况且语言究竟又是什么呢？有多大价值呢？甚至没有任何证据能说明只有人类的爱是真实的，那足以让人把生命的热情都托付给它的真实之物到底又在何方？一切都只是虚妄之影。伊泽抚着女人的头发，就忍不住想要放声大哭，心中满是伤感，仿佛这漂浮不定，难以握紧的小小爱情就是自己一生的宿命，而自己正出神地抚摩着这宿命的发丝。这场战争到头来究竟会如何呢？或许日本会输，美军会登陆本土，一大半日本人将迎来灭亡。这也只能说是另一种超自然的命运，也就是所谓的天命。然而他却有一个更卑微的问题。这问题卑微到令人吃惊，然而问题就在眼前，总是在那里忽隐忽现，挥之不去。这问题就是他心中的那份不安，也就是他从公司拿到的那两百多日元的工资，这份工资能拿到什么时候？明天会不会就惨遭辞退，在街头游荡？他拿工资的时候，就会战战兢兢，害怕公司宣布要辞退他。拿到了工资袋，就延了一个月的命，随之也就体会到了一种近乎惘然的幸福感。然而每当他回望这份卑微，总会想哭。他做着艺术的梦。在艺术面前，两百日元的工资只不过是一粒尘埃，然而不知为何，这份工资却成了一种巨大的苦闷，这份苦闷像是融入了他的骨肉，撼动着他生存的根基。不光是生活的外形，就连生活的精神和灵魂都被束缚在这两百日元里，更可悲的是，他凝视着这份卑微，精神还能保持正常，还能若无其事地活着。“喂！在这个动乱的时代还要什么美！艺术是无力的！”部长滑稽的吼声包裹着真相，以雷霆万钧之力扎进了伊泽心里。唉！日本是要战败的。同胞们将会像崩坏的泥人一样，一个接一个重重倒下。无数的腿脚、脖颈、手臂将会随风跟残砖烂瓦的碎屑一起被吹上天空，日本将会变成一座没有树木、没有建筑，什么都没有的光秃墓地。比起上述结果，伊泽的好奇心倒是在阵阵作痛——不管逃到哪里，躲到哪个洞穴里，在哪里连带洞穴被一起炸飞，若是万一能活下来的话——虽说活下来简直就像做梦……为了这鲜活的重生，还有那完全无法预测的新世界，为了在布满碎石的荒野上生活而阵阵作痛。再过个半年或是一年，这注定的命运就将到来。虽然它注定会到来，但伊泽只觉得它仿佛如同梦中的世界一般，遥远而又离奇。这两百日元那决定性的力量遮住了他眼前的一切，将他活下去的希望连根拔起带走，在梦里他都被这两百日元勒着脖子，呻吟着，他二十七岁青春年华中的全部热情仍在不断被漂白。事实上，他已经茫然走在黑暗的旷野之上了。伊泽想要女人。想要女人的这一呼声甚至是伊泽最大的愿望。然而他跟女人的生活也会遭到这两百日元的束缚，锅碗瓢盆柴米油盐都要背上这两百日元的魔咒，他们将会生下一个被两百日元魔咒附身的孩子，女人会像奴仆一样化身成被魔咒附身的恶鬼，每天叨念个没完。心中的灯火、艺术、希望之光都消失了。生活本身会像路边的马粪一样被踩个稀烂，干透后就会被风吹散，连半点痕迹都不剩。就连抓痕，都会消失无踪。女人的背上缠绕着这种魔咒。无法承受的卑微生活。他自身甚至没有能力去操纵现实中的这份卑微。啊！战争。它用这伟大的破坏力，用这离奇古怪的公平性来裁决众人，全日本将变成满是碎石的荒野，泥人们会一个接一个重重倒下，这份巨大的爱是如此虚无，又如此揪心！他想沉睡在破坏之神的怀抱中，而只要警报一响，他就生龙活虎地缠起绑腿来。每天生活的价值只在于对生命的担惊受怕和玩乐。警报一停，他就垂头丧气，又开始陷入绝望的感情麻木状态了。这个白痴女人不会做饭，也不会做味噌汤。站在配给队伍里就已经拼尽全力了，连表达都有问题，简直就像一片极薄的玻璃似的。哪怕是一缕喜怒哀乐的微风，她都会有所反应，夹在放心和恐惧的褶皱间接受他人的意愿，并让其经过。就连两百日元的恶灵都不能寄宿在这个灵魂里。这个女人简直就像是为我定制的可悲人偶呀。伊泽眼中仿佛看到了跟这个女人搂在一起，在风的吹拂下走在黑暗的旷野中，步上无尽的旅途。然而，他却感到这一念头有些荒唐，傻得离谱。自己会这么想，多半是因为这卑微透顶的人类躯壳蚕食了心中的意志吧。虽知如此，自己又为何从涌现的这一念头和坦率的情感中感觉不到半点虚假？又没有什么本质性的规定来断定那些公寓里的妓女和某些地方的贵妇就比白痴女人更有人味儿。然而世道就是这么滑稽，仿佛真有这种不可动摇的规定一样。我有什么好怕的，简直就像那两百日元的恶灵……我现在正想靠这个女人跟那个恶灵断绝关系呢，这到头来，不还是被恶灵的魔咒绑住了吗？我只是害怕世人的眼光而已。这世界就是公寓的妓女、小妾、怀了孕的挺身队、发出跟家鸭一样的鼻音大吵大闹的太太们的排队会议而已，除此之外不存在什么世界，因此我才不相信这明摆着的事实。我害怕的是这不可思议的规定。那是短暂到惊人同时也是无限漫长的一夜。伊泽原本觉得这长夜仿佛会永远持续下去，然而不知何时天亮了，黎明的寒气把他整个身子冻得跟没有感觉的石头一样。他仍在女人的枕边，轻抚着女人的头发。☆☆☆从那天起，另一种生活就开始了。然而除了一间屋子里多了一具女人的肉体以外，一切并没有什么变化。简直虚假得令人难以置信。他的周围，他的精神上甚至都没有一棵新芽探头。伊泽干脆理性地接受了这异常的事态，至于生活本身，就连改变桌子位置这种微小的变化都没有发生。他每天早上上班，白痴则一人留在壁橱里看家等着他回来。而且他只要一迈出门口，就把白痴女人忘个干净，只感觉一切都很遥远，就像发生在十年二十年以前似的，脑海中只有模糊的印象。战争这玩意，忘性强健得不可思议。战争惊人的破坏力和空间的转变力只用一天就能引发数百年的变化，让人觉得一周前发生的事已经过去好几年了，至于一年前发生的事，则被隔绝到了记忆最深处的箱底。好比伊泽家附近的道路，工厂四周的建筑物惨遭摧毁，整个小镇掀起一阵尘头大起的逃难骚动也不过是才有的事，这烂摊子还没收拾好呢，这场骚动就遥远得仿佛发生在一年前似的，那些令街道面目全非的巨大变化在第二眼看上去时，已经是理所当然的景象了。白痴女人终究也就模糊在这强健忘性的混杂碎片中的一枚碎片里了。车站前的居酒屋（直到昨天还大排长龙）逃难留下的破木棍，遭炸弹毁坏的大楼上的窟窿，小城的火后废墟，白痴的面容充其量只是夹在这些混杂的碎片中滚动着而已。然而每天都会响起预警警报。有时候还会响起空袭警报。因此他就形成了一种非常不高兴的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源自他的担忧——若是他家附近有空袭，就会发生未知的变化。担忧的唯一原因就是怕女人乱了阵脚，从家里跑出来，闹得街坊四邻人尽皆知。因为忧心这种未知的变化，他每天白天都不能回家。有好几次，他想索性把一切都跟裁缝店家坦白了——这也许是对无法克服这种低俗的忧虑的惨状做出的微弱反抗吧，又对这种卑微感到绝望，因为这至多算是一种通过最小伤害的坦白来转移忧虑的悲惨手段，他自身的本质并没有凌驾于低俗的大众之上，对此他只能诅咒和愤慨。对他而言，有两张白痴的脸他是忘不掉的。在拐过街角时，在爬公司楼梯时，在挤出电车人群时，在许多想不到的地方他都会忽然想起这两张脸，每逢这时，他所有的思考都会结冰，瞬间涌上的气血也绝望地冻结了。其中一张脸是他第一次碰白痴肉体时，白痴的那张脸。到了第二天，这件事本身就遥远得好像一年前发生的事了。然而只有这张脸被单独分割出来，一遍遍地浮现在他的脑海。从那天起，白痴女人就只是一具始终在等候的肉体，丝毫不再去想外面的任何生活。女人只管等候着。光是伊泽的手碰到女人的部分肉体，女人就将所有的意识放在肉体行为上了，于是身体、表情都只处于等候状态了。令人吃惊的是，深夜里，光是伊泽的手碰到女人，女人酣睡如泥的肉体都会做出相同的反应，只有肉体始终活着，始终在等候，就算在睡觉时也如此！可是，要说女人醒来后脑子里在想些什么，本来也就是空无一物，有的只是昏睡的灵魂以及活着的肉体而已吧。醒着的时候灵魂在沉睡，睡着的时候肉体在苏醒。有的只是下意识的肉欲。那只不过是一具肉体，一具始终清醒，像虫豸一样不知餍足地蠕动着的肉体。另一张脸则在伊泽碰巧休假的那天。即将破晓的地区遭受了长达两小时的轰炸，伊泽没有防空壕就跟女人一起钻到壁橱里，用被褥当掩护藏着。轰炸集中在离伊泽家四五百米远的地区，房子跟地轴一起摇晃，呼吸和思考也随着轰炸声断绝了。同样都是落下来的炸弹，燃烧弹和轰炸弹在威力上的差距就好比日本锦蛇[7]和蝮蛇[8]。燃烧弹尽管会带着一阵咔嚓咔嚓的非常诡异的声响，但落到地上不会有爆炸声，因此在头上咻地就消失了，就是所谓的虎头蛇尾，蛇尾都算不上，因为完全没有尾巴，所以欠缺决定性的恐怖感。然而轰炸弹这玩意，下落声音虽然微弱低沉，却会哗地发出像下雨一样的声音，拉出一条直线，因为这玩意最后会发出宛如连地轴一起撕裂的爆炸声，所以一条直线里就已经包含着极为惊人的十足威力了，说到轰炸弹的脚步噼啪噼啪靠近时，那绝望的恐怖感，就如字面意思一样，让人没有活着的真实感。再加上飞机飞得很高，美军飞机轰隆隆从头上飞过的声响也就极为隐约，若无其事地在风中响起，简直就像一个没在正眼瞧你的怪物挥着大斧子要砍过来似的。因为不清楚攻击对象的情况，所以遥远到诡异的低沉轰炸声令人甚是不安。这时又持续传来像下雨般一条直线的下落声。在等待轰炸期间的恐怖，这家伙连语言、呼吸、思考都完全停止了。这次终于要一命呜呼了——只剩下这种绝望凭借着濒临发疯前的寒冷存活着，发着光。万幸的是，伊泽的小屋被公寓、疯子家以及裁缝店这些二层小房包围，附近的房子有窗玻璃碎了的，也有屋顶受损的，然而只有他的小屋连玻璃都没有裂缝。有的只是染满血迹，刚刚飘落在猪圈前田地里的防空头巾而已。壁橱中，只有伊泽的眼睛在发光。他看见了，白痴的脸，那伸手去抓紧虚空的绝望和苦闷。原来如此啊，人类是有理智的。无论何时，都会留下几分克制和抵抗的影子。如果连这几分理智、克制、抵抗的影子都没有了，那该是多么可悲啊！女人的脸和全身都因为向死亡之窗敞开的恐怖和苦闷僵硬了。苦闷在动弹，苦闷在挣扎，然后苦闷流下了一滴眼泪。如果狗的眼睛也会流泪，那么狗笑起来应该同样丑怪至极吧。连理智的影子都没有的眼泪，还有比这更丑恶的东西吗？轰炸期间，四五岁乃至六七岁的孩童们居然不会哭。他们的心脏掀起如海浪般的悸动，他们失去了语言，只会瞪大异样的眼睛。他们全身上下只有眼睛还活着，然而一眼看去，才发现他们只是把眼睛瞪得大大的，眼中并没有刻着不安和恐怖这种直接而剧烈的表情。倒不如说，这些孩子比普通的孩子更能理智地悄悄扼杀掉自己的感情。在这一瞬间，所有的大人也不过如此，或者说还不如他们，因为他们表现出那种露骨的不安，以及对死亡的苦闷要远超于孩童，也就是说，孩子看起来甚至要比大人冷静得多。白痴的苦闷，跟孩童们的大眼睛是截然不同的。那只是一种单纯出于本能的对死亡的恐惧和苦闷，而并非人类的产物，也不是虫豸的产物，只是一种丑恶的行为。如果有那么点相像之处的话，也就是大约一寸五分[9]的青虫膨胀到了五尺[10]长，在挣扎，在动吧。还有一滴眼泪从眼里滑落。不说

过的、或因清军进军而农田遭到破坏的乡村，该年的赋税减轻一半。而且，北直隶的各府、州、县，皆减税1/3。尽管如此，在北京仍然有人散布谣言蛊惑民众，说是满族人有返回东北的计划。减税之后不久，北京市民开始风传征服者们将在阴历七八月份返回辽东。当他们看到一些士兵离开北京、返回盛京时，他们便认定这种推测已被证实了。对于那些满族人对中原的统治不会长久的说法，多尔衮甚为恼怒。他在7月21日发布了一个告示：我朝剿寇定乱，建都燕京，深念民为邦本，凡可以计安民生者，无不与大小诸臣，实心举行……我国家不恃兵力，惟务德化，统驭万方。自今伊始，燕京乃定鼎之地，何故不建都于此，而又欲东移。他又解释说，那些东去的士兵只是接家眷去了，他们还要回到中原来。那些与事实相违的谣言传播者，显然是企图捣乱的歹徒奸人，如果他们不思改悔则必将遭到严惩。然而，多尔衮对自身是否能长保天命护佑，也没有十分的信心。在上朝时，大学士刚林进言说，由于减免赋税与整肃弊政，新政权远比明朝好；但多尔衮则谨慎地回答说：“善与不善，惟天可表。”这时，六岁的顺治帝正准备从盛京迁都燕京。根据多尔衮的建议，皇上在8月9日把这个新都城改称为“北京”。9月2日，皇上任命了负责盛京事务的官员；9月20日，他便移驾入京了。然而，北京的大街小巷中依然流言不断，或说满人准备弃城而去，或说他们还在密谋尽屠汉人。1644年10月1日，多尔衮不得不再次发表了一项公告：予至此四月以来，无日不与诸臣竭尽心力，以图国治民安。但寇贼倡乱之后，众心警惧。六月间流言蜂起，随经颁示晓谕，民心乃宁。向传有八月屠民之语，今八月已终，毫未惊扰，则流言之不足信明矣。今闻讹传“九月内，圣驾至京，车兵俱来，放抢三日，尽杀老壮，止存孩赤”等语。民乃国之本，尔等兵民老幼，既已诚心归服，复以何罪而戮之。尔等试思，今皇上携带将士家口不下亿万，与之俱来者何故？为安燕京军民也。昨将东来各官内命十余员为督抚司道正印等官者何故？为统一天下也。已将盛京帑银取至百余万，后又挽运者不绝者何故？为供尔京城内外兵民之用也。且予不忍山陕百姓受贼残害，既已发兵进剿，犹恨不能速行平定，救民水火之中，岂有不爱京城军民而反行杀戮之理耶？此皆众人所目击之事，余复何言？其无故妄布流言者，非近京土寇，故意摇动民情，令其逃遁，以便乘机抢掠；则必有流贼奸细潜相煽惑，贻祸地方，应颁示通行晓谕，以安众心。仍谕各部严缉奸细，及煽惑百姓者，倘有散布流言之人，知即出首，以便从重治罪。若见闻不首者，与散布流言之人一体治罪。仅仅靠这样一个公告，或许还不足以安定北京居民。然而10月19日以后，当顺治皇帝终于驾临北京、举行庆典登上龙位时，关于弃京而去与屠杀汉人的谣言才销声匿迹了，然而，多尔衮仍然担心着这个根基未深的新生政权的命运，所以也意识到了对清朝所承袭的前朝旧制迅速改弦更张的重要性。多尔衮对有负天命的担忧，以及明朝覆灭的前车之鉴，使他尽其努力避免重蹈万历、天启、崇祯诸帝的覆辙。明廷的腐朽无能的最显而易见的教训，是内廷的擅权。一大批宦官事事染指，从皇族的饮食起居直到秘密警察的鹰犬之责。当多尔衮进入武英殿时，内廷的太监头目毕恭毕敬地迎候他，宦官们也摇身一变地对紫禁城的新主子谄媚效忠。然而，由于汉人合作者的提醒，他早已清楚，在大多数官僚眼中——更不用说广大民众了——这些刑余之人是多么罪恶昭彰。他的这种警觉，再加上他住在紫禁城外的南池子官邸之中——在此宦官头目没办法影响他——都意味着他当政期宦官权力已大大削弱了。交泰殿的墙上的一个金属牌告诫内廷官员，如果他们干预朝政，则将严惩不贷。宦官也已不许再管理皇庄收入。一些可供营私舞弊的职务以及宫室营造被停止了。1646年有令，凡自阉以充太监者，斩立决。

部分的改良

除了抑制宦官权力外，对于曾在崇祯朝力图变法图治而遭失败的汉人降官的建议，多尔衮也非常乐于接受。浙江人曹溶，是1637年进士、《学海类编》的编纂者、崇祯时的都御史。降清后，他官复都察院旧职，巡视北京的西城。他为恢复北京城郊的秩序提出了一些重要建议，其中包括：一、重振吏治，据贤授任，而不是仅仅依靠个人援引；二、整顿盐法、钱法和改革军需，以确保军队供给；三、禁止军官出卖军马、粮草与土地；四、命有司多方严缉盗匪，为首者诛，胁从者许以不杀，劝其向善；五、发帑金于北直隶麦熟处平籴，以备赈恤；六、派军打通京西山区的交通线，以解都城煤炭供应问题。宋权呼吁废除明末为筹集军需征派的“三饷”，许多官员加以响应。1644年8月18日，清廷明令废除“三饷”，禁止官员私收讼费，命令对府县财政进行审计，并号召检举惩治“衙蠹”。这些法令中反复提及明朝官吏的“弊习”，主要是针对吏员的种种劣迹的。它并没有抓住制度上的缺陷，而这正是明代政治的主要遗留问题。繁冗的法律条文，庞杂的水利管理机构，无底洞似的赈济项目，特别是巨大笨重的财政机关，都必须恢复工作秩序。在三个世纪以前，明朝以元朝组织制度为蓝本，建立了它的地方行政体制。在这一体制中，帝国的政治目标与行政手段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脱节。这一致命的裂痕，可以说正是法家控制、支配社会的意图与儒家不去破坏社会自然运行的愿望之间的矛盾。那么，就只能诉诸一种大规模的、甚至是激烈的解决方式。然而那种一揽子的解决并未实行。作为另一种选择，清朝的官员对帝国的实际事务采取了一种谨慎保守的态度，主要致力于对政府行政的某些方面进行修补。事实上，最令人吃惊的是，为了达到把官僚制行政机器的效率提高到可能的水平这一目的，实际上并不需要做多少事情。需要调整，但用不着取代；要做些修补，但并不是另起炉灶、推倒重来。进一步说，这些法律、水利与财政的改良，主要是这样一批人的任务：他们亲身经历过明朝的行政，如今又得到了一个旧日未曾得到的机会，来对他们早已熟悉的那种体制进行某种调整，以使之处于最佳工作状态（参见下表）。总之，这种修补和调整是那些“局内人”的工作，他们如今正在与入侵者合作；这或许部分地又因为，他们也认识到新政府将为他们提供一个在明朝所没有的革故鼎新的机会。从另一面说，新政权也很乐于鼓励与促成这些改良。因为它的领袖、摄政王多尔衮完全相信，天命的维系在于通过一个有效率的、能带来公益的政府，来赢得帝国臣民的忠诚。满族的早期改良的推行，体现了一种循序渐进以臻完美的精神，这与南宋的谨小慎微的保守态度有更多的相似之处，却大不同于北宋那种富于进取的，然而又有教条色彩的理想主义精神。例如，安徽人、1634年进士、1644年和1645年的刑部给事中孙襄，此刻正关注着法制的改良。那时，部分地由于战争状态，地方官员在司法上颇少约束。孙襄发现，许多年来在量刑上有很大的随意性，在明律之下，不同的判决并无合理的依据。所以，他请求要统一司法体制，使之具有一致性，制定量刑标准，并下发给官员。他的请求得到了批准。后来，在1647年担任了刑部尚书的李化熙的支持下，这种范围有限的改良仍在继续进行。新的刑典被颁布了，各种条格的制定也被提到了日程上来。李化熙的继任者、1631年进士、安徽人张秉贞，清理了刑部一些多年的积案，平反了一批错案，并释放了一批冤囚。这些改良措施的累积效果，是使整个司法体制恢复了一个世纪以前的那种正常秩序，并为18世纪的严密的治安和司法体制奠定了基础。前明官员在多尔衮摄政初期（1644—1646年）的改革建议表注：1．赵尔巽纂：《清史稿》第二四四卷，第6—7页；《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4—6页。2．《清史稿》第二四四卷，第8—9页；《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40—41页。3．《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8—9页。4．《清史稿》第二五六卷，第2—4页。5．《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47—48页。6．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48—49页。7．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49—50页。8．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25—26页。9．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24—25页。10．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7—8页。11．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23—24页。12．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43页。13．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49页。14．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53—54页。另一些改革在户部进行。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多尔衮进京后的最早的措施之一，就是宣布废除额外的赋税，特别是明朝最后50年中加派的“三饷”。1644年11月8日，即顺治皇帝登基后不久，这又被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在随后颁布的一些法令中，降低了商品税与贸易税，颁行了新盐法，放松了关卡控制，并减少了税收过程中的非法现象。如同一再申明的那样，其目的，是把税额严格限制在明朝万历时期额外加征以前所确定的那个额度之内。根据1645年7月21日清政府颁布的诏书：河南、江北、江南等处人丁地亩钱粮及关津税银、各运司盐课，自顺治二年六月初一日起，俱照前朝会计录原额征解。官吏加耗重收，或分外科敛者治以重罪。凡各派辽饷、剿饷、练饷、召买等项永行蠲免；即正项钱粮以前拖欠在民者亦尽行蠲免。大军经过地方免征粮一半，归顺地方不系大军经过者免三分之一。贯彻这一政策的困难，在于明廷财政账簿的令人惊讶的状态。当满族人接管了明廷户部账簿后，他们发现税收账目一片混乱。最后两个朝代没有任何税收登记，所以清廷只好以万历年间的赋额为基础来确定税收标准。1646年6月9日，多尔衮下令纠矫财政的混乱状态。这一天颁布了一项诏令，命令大学士冯铨对京城各衙门的钱粮进行一次彻底的清查，并且弄清帝国现在的耕地有多少，解赴京师的税收有多少，存留地方的有多少，以及诸衙门的经费各是多少，而行政长官手中又有多少。在内责成各该管衙门，在外责成抚按严核详稽，拟定赋役全书，进朕亲览，颁行天下。这是自从16世纪80年代大学士张居正的税收改革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性的土地大清查。尽管这些措施的贯彻情况并不总能让最高统治者完全满意，但这毕竟使政府开始把财政机器上紧了发条。如同我们所能够看到的那样，政府的财政管理经数十年之久才再次稳定下来；但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毕竟已经迈出了最初的一步。在此，如同其他方面的行政改良一样，清政府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了明朝原来的制度。但由于这一官僚机器的“祖宗成法”并不是清人自己所有的，因此，他们能够自由地对之做些改动。新政权能够利用一些不大的变动使这一体制重新获得活力与效率。最终，这些行政改良促进了社会繁荣，并逐渐复兴了中国的经济。但在短期内，那还没有带来直接的社会效益，来减小在中国许多地方激烈的阶级冲突所引起的普遍不满。确实，清政府实行的另一些政策，甚至还加剧了社会动乱，并导致了一系列的反清起义。

满人的弊政

尽管北京的占领军纪律严明，但是，在1644年6月14日建立了一个特别的满军驻防区之后，由于这影响城中61％的居民，一场社会混乱仍然发生了。汉人居民被从这一区域赶了出去，被迫到城南寻找居所。由于1644年天花的传染率特别高，由于满人相信只要与汉人接触就会染上这种疾病，许多汉人被赶到农村去了，过上了长期的隔离生活。尽管京师的一些富裕粮商捐谷接济难民，但这种大规模的种族迁居，仍然引起了极大的困难与怨恨。当满族进入中国北部时，在京师及其周围地区也出现了贸易的萧条。这部分地是战乱的结果，但也是因为主顾关系改变了，以及满人利用特权地位大占其便宜。早在1644年9月18日，多尔衮就指出“东来之人”向汉人兜售人参是“扰害地方”、强买强卖、漫天要价。确实，满人一进入中原就开始压榨商业。他们的汉人追随者被命令接管了商务机构，或结伙去敲诈行商。在统治上层里，贵族控制了木材贸易，并为汉人私盐贩子提供保护。与此同时，一些汉族不法商人加入了汉军八旗，甚至身着满服，口操满语。因为最初几年中，几乎没有汉人敢于冒犯旗人。在1645年秋，多尔衮因而再次重申了对人参贩子的警告，并且宣称，如果他们在贸易中为非作歹，那么，无论他是汉是满，地方官有权将之逮捕，解送京城严惩。尽管多尔衮有令在先，诸多弊端却依然故我。穷困潦倒的汉人继续卖身投靠于旗人，并利用抬高了的身价在市场上胡作非为，和进行盐、茶、人参的走私贩运。1647年夏，户部得到命令加强措施制止非法的私盐贩运，当时这种走私活动在一些官员支持下已经公开化了。这些法令看起来毫无效果。在1649年2月19日，户部再次接到谕旨：人参商人“扰乱地方”，其措辞与1644年的那次指责一模一样。在起初，在临清、济南及扬州等几个城市中，允许合法的人参买卖。而现在则命令，这些规定要加以变动，人参贸易将完全由京师的官方机构专营，对违法的私商将处以最严厉的惩罚。最后，还采取了一些措施以防止上层满人经商，并消除汉族降人在满人庇护下经商的诸多弊端。在1648年6月3日，所有属于皇室的商人和所有旗人家族成员，都不准从事对外贸易。三年后，多尔衮告诫汉人官僚，不要因为皇族的生活方式而使自己也变得腐化了。在1651年，朝廷命令地方官员，对犯有上述罪过的旗下奴仆与依附人加以严惩。然而很清楚，只要旗人在中国社会中占有如此显赫的地位，这类弊端就将继续存在下去。果然，1651年的诏令在权贵的力请下很快就被取消了。“皇商”在外贸中的这种优越地位，一直到18世纪对中国的零售商人们还有重大影响。在1679年，汉人依附者如果违反了专营法而经营参盐，仍然要立刻受到惩治。当成千上万的人在征服后拖家带口进入中国北部地区时，满族人及其依附者的经济特权加剧了两个民族之间的紧张，政府鼓励这些背井离乡的移民到旗下登记，或是返回辽东。但这种迁徙仍在持续。那些登记于旗下的人得到了政府分配的土地，但这又导致了另一种紧张与社会混乱，因为这些土地原来是由汉族农民在耕种着。

旗地与奴隶

当满人刚刚进入北京时，他们就没收了明朝皇室及北直隶达官显贵们的土地。那些其田主死于战事的无主土地或忠明抗清分子的土地，也被充公了。这种征服前曾是田庄的充公土地，被再分配给满族的王公或皇室成员。早在1645年就已决定取消口粮配给，自诸王以下，每名满族成丁分给土地6垧（约42亩）。1月20日，户部受命清查北京周围的土地，包括有主之田。在此地的一些地方，旗人已经圈占了一些无主耕地。那些荒地，再加上重新分配的土地，在4万多旗人中被分配下去了。已经占有土地者，在这种圈占的土地中也得到了一份，其多少则依家庭人口而定。而且，满人被要求与生活在这一地区的汉人分隔开来，“满汉分居，各理疆界”。这意味着要实行迁移政策

人仅向北征蒙古的“出发地”集中输送粮食换盐引，这小小的调整，虽减少了九边其他边镇的收入，却保证国家可以短时间集中大量钱粮，打好北征之战。后来迁都北京时，他故伎重演，解决了大明迁都的经济难题，虽说是“权宜之计”，可毕竟解决了问题。“钱钞之禁”是朱元璋时代的“历史遗留问题”。洪武时代，朱元璋发行纸币，即“洪武宝钞”，但当时明朝发行纸币并无“准备金”，导致纸币贬值，物价飞涨。到永乐时期，虽出台禁令，严禁民间金银交易，但老百姓依然对宝钞采取抵制态度，具体方法是，每到用宝钞交易时，就故意哄抬物价，每到用铜钱交易时，便恢复常价，虽时常重惩，却屡禁不止，以至一度“纸不如铜”。夏元吉反对用强，对症下药，一方面紧缩银根，保障宝钞信誉，另一面让宝钞价格同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食盐挂钩，以维持宝钞经济价值。“经济手段”确实管用，不久后物价渐趋稳定，国家财政日益平稳。身为“大账房”，又面临国家每年“花费如流水”的情景，自然养成了夏元吉“用度谨慎”的特点。每年他“谏阻奢靡事百件”，甚至包括宫廷开支和藩王用度等行为。永乐时代的各式“大活动”，如接待外国使节，修筑河道，乃至练兵设防，样样用款，但凡是由他负责，皆小心百倍，认真核算，能省则省，为此也时常与兵部、户部等部门的官员发生争执，由此得了一个绰号：夏刺头。所谓“刺头”，在当时民间方言里，是“小气鬼”的意思。这“刺头”也终于刺得朱棣龙颜大怒。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朱棣欲发动第三次北征，一举平灭鞑靼太师阿鲁台。深感国家财政日益吃紧的夏元吉竭力阻止，触怒了朱棣，加上一直深恨夏元吉的国公张辅以及汉王朱高煦的争相挑拨，夏元吉被解除职务，送“内宫监”长期关押。幸好深知其才的太子朱高炽从中调解，方才保住了他的性命。在抄其家的时候家中仅布衣和瓦器，朱棣闻之感叹：“果然刺头也。”而北征的结果也不幸被夏元吉所言中：朱棣连续发动远征，“严盐法”渐被滥用破坏，国家财税捉襟见肘，国库空虚，从夏元吉下狱的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至朱棣病逝于第五次北征归途的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仅大米的价格，就从1石1贯宝钞，上升到50贯宝钞。朱棣病逝后仁宗朱高炽登基，赦夏元吉出狱官复原职，首任要务还是解决这“通货膨胀”问题。夏元吉殚精竭虑，再改“严盐法”，允许商人用宝钞直接换盐引，规定以300贯换1引，另外继续对皇帝“刺头”，禁绝宫廷奢靡消费。明宣宗朱瞻基登基后，夏元吉主持改革商税，减少国内关卡，鼓励商品流通，削减收税比例，做到“税少而财增”，经永乐时代日益空隙的国库，终于重新充裕起来。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夏元吉退休，数月后病逝于家，赠太师。这位历事洪武、永乐、洪熙、宣德四朝的“大账房”，堪称“永乐盛世”“仁宣之治”两大黄金时代的关键人物。补充一点，素来被认为“刺头”的夏元吉，也有大方的时候，比如每年划拨给各地收养孤寡老人的养济院的经费，从来都是逐年增加。但凡有各地闹灾，划拨救济粮米均大大超过预算。私生活方面，其亲弟弟从老家来看他，他仅赠米两石，但对京城周边乃至老家的孤苦学子，却时常得其无私资助。在这位“大账房”眼里，钱用在老百姓身上，也就用在了“刀刃”上。第九章明朝的『越南战争』一明成祖永乐皇帝朱棣在位22年，一生对外征战无数，5次北征蒙古，最远直杀到今天俄罗斯境内，连败鞑靼，瓦剌两大部落，放眼当时寰宇，可谓所向披靡。但另一场几乎与之同时进行的战争，长久以来史家却着墨不多——明平安南之战。安南，即越南古称，明代时期，越南北部称安南，南部称占城，自唐末建国以来，一直是中国西南的友好藩属，从宋至元，始终向中国称臣纳贡。明洪武元年，朱元璋登基不久，安南即遣使来朝，是当时中国周边藩属中最早承认大明王朝为“宗主国”的国家，从此两国通好。洪武中后期，趁明朝接连发生“胡蓝”大案，且忙于和北元残余势力相互攻杀时，安南也趁势北进，屡屡侵扰广西宁明等地区。朱元璋一度想南征安南，但终不愿劳师远征，最终只是遣使申斥。到永乐年间，种种矛盾累积，演变成一场一度把大明拖入“越战”泥潭，也给越南当地人民带来无尽灾难的战争——明平安南之战。二明朝与安南战争的导火索，是安南国内的一场政变，在今天越南的史料里，被称为“陈黎之变”。朱棣登基以前，安南的国王，一直由当地陈氏家族世袭，世代受中国册封，史称“陈氏安南”，到洪武末期，其国家大权渐由宰相黎氏家族操控，国王仅保持虚名。公元1400年，朱棣发动篡夺皇位的“靖难之役”时，安南黎氏家族也发动政变，杀死国王自立，黎氏宰相改名胡一元，自封“太上皇”，掌控大权，由其子任国王。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他遣使臣到南京，谎称安南国王陈氏病逝无后，自己以外孙身份即位称王，现请求大明以宗主国名义册封。朱棣疑惑之下，派大臣杨勃赴安南查问，结果杨勃被胡一元重金买通，归国后竭力做旁证。疑虑渐消的朱棣遂顺水推舟，于是年八月命礼部侍郎夏止善赴安南，册封胡氏为安南国王。可“纸是包不住火”的，不几日，原安南旧臣吕伯奢逃到南京，面见朱棣揭发真相，并与安南国使臣当面对质，终于真相大白。上当的朱棣恼怒万分，但当吕伯奢苦求朱棣兴“吊伐之师”，即用武力帮助陈氏复国时，朱棣却犹豫了。在老挝宣威司送来了外逃的陈氏王族宗亲陈天平后，朱棣决定采取相对稳妥的办法，先派御史李琦去安南，表示“最强烈抗议”，申斥胡氏的篡逆之罪，重压之下胡氏家族果然服软，胡一元父子向朱棣上表请罪，并表示愿迎回陈氏家族后人为王，朱棣遂册封陈天平为安南王，命广西左、右副将军黄中、吕毅护送陈天平归国，此举除了“伸张正义”外，当然也有借机索还安南侵占大明领土的目的，一场“篡逆闹剧”，似乎在朱棣的软硬兼施下，已然“和平解决”。永乐四年三月，黄中等人护送陈天平进入安南境内，到达鸡岭关（今越南老街）时，安南派人前来犒劳，趁明军松懈，突然出动10万大军发动突袭，先劫走了陈天平，接着毁掉了老街通往河内的道路，当着明军的面公开处决了陈天平，而先前明朝派往安南的使臣吕松，也被胡一元杀掉。4000明军进攻受挫，只得仓皇归国。这是“公然践踏大明尊严”，消息传到京城，朱棣火冒三丈，当廷大骂胡氏父子“蕞尔小丑，罪恶滔天，此贼不诛，兵则何用”？终下定决心——南征安南。永乐四年七月一日，朱棣发布《讨安南檄文》，声称“命将士出，吊民伐罪”，做好“宣传工作”，接着命镇守云南的西平侯沐晟任“征夷左副将军”，从云南进兵，成国公朱能任征夷将军，会同任“征夷右将军”的新城侯张辅，统“十八路将军”，从广西进兵，两路齐下，务求一举扫平安南。这次动兵，对外号称兵马80万，而实际兵力也不下30万，除了调动擅长湿热气候作战的四川、云南、广西各地精兵外，更从各地藩王处调集“护卫”数万人，借征安南而收“削藩”之效。对此次出兵，精于兵事的朱棣谋划周详，为了防止将帅不和，对朱能和沐晟反复告诫，让他们“不可故违以伤和气”。纪律也格外森严，规定“妄戮之人，虽建功不得赎罪”。写给众位将领的谕告里，更点出了诸如防止敌人埋伏，提防炎热天气和当地瘟疫，以及安抚当地百姓等“注意事项”。此外朱棣还出奇制胜，派太监马彬调集广东、福建两省水师，沿海路至占城（越南南部），堵截安南逃兵。太监统军，由此而始。孰料出师不利，“征夷将军”朱能行至广西龙州时病逝，年仅31岁的张辅临危受命，代理征夷将军一职。张辅勉励众将“昔开平王（常遇春）远征途中去世，歧阳王代之大破元军，我虽不才，愿效前辈”。是年十月，张辅部进入安南境内，稳打稳扎，连克隘留、鸡鸣两关（今越南甘塘、老街），与另一路大军沐晟部会师，合力进攻安南北部重镇多邦。多邦，即今日越南的谅山，自古有“下谅山而越王降”之说，原因在于谅山险要，而其南面却一马平川，大军可长驱直入。胡氏父子也知此战重要，在多邦（谅山）以宣江、桃江、富良江、陀江四处天险为依托，在当地广挖战壕，修筑防御要塞，密置弓弩火器，其弩箭与火器弹丸皆用毒药浸泡，沾之即死，各式城栅相连900里，更“全民皆兵”，尽发举国近百万兵民参战，可谓是15世纪越南版的“马其诺防线”。张辅深知“此城一破，便如破竹”，于是精心策划，先稳住营盘，继而派小股部队陆续发动佯攻，牵制敌注意力，直到十二月五日夜，决战打响，明军发动突袭。之前在护送陈天平时遭安南算计的都督黄中主动请缨，率敢死队（即当初护送陈天平的4000士兵）突围，强攻多邦东门，士兵各个争先赴死，在付出了伤亡过半的代价后，终登上城头。打开了缺口，30万明军顺势强攻，胡家父子苦心经营的“多邦防线”，一夜间土崩瓦解。城破之时，安南军杀出“回马枪”，派战象反攻明军，意图力挽狂澜。张辅早有准备，以火枪硬弩瞄准齐射，数千大象尽成“活靶子”，踩踏安南官民无数，明军乘胜追击，终攻克多邦城，多邦主帅，安南“国防部长”阮飞明被杀，史载“斩俘无算”。今天不少越南史料考证，越军在这场战斗里的死亡人数不下10万人，南征大局一战而定，此后明军长驱直入，至永乐五年五月，明军在富良江会战中彻底歼灭胡氏父子的水师，斩首3万7千人，“溺死无算”。胡氏父子败逃后被捕获，押送京城斩首。至此，历时1年的平安南之战，彻底结束。平安南之战，张辅仅用1年时间，即攻克安南全境，“得府州四十八，户三百三十万”，可称是不世之功。与今人想象不同的是，此时安南并非是普通的“蕞尔小邦”，多年以来其四处征伐老挝、暹罗（泰国）、占城（南越）等国，甚至年年骚扰中国广西、云南边境。其部分火器装备，比明军还要先进，之后明朝神机营的部分火器，就是从安南之战缴获越军的火器里改良而来。可见，朱棣平安南之役，实为保障边境平安的自卫反击战争，胜利也颇为不易。明军之速胜，一者是张辅统筹有方，上下三军用命，二者也是策略正确——攻心。自进入安南境内开始，明军便向当地官民广发檄文，声称此来是助陈氏复国，告诫安南百姓不要“助逆”。此外，明军大军过处，皆纪律严明，与民秋毫无犯，更没收胡家父子的“逆产”分发当地贫民，越南士民无不“纳款以降”。鼎定战争大局的多邦之战，即是明军以当地乡民为向导奇袭成功，最终平灭胡家父子的富良江之战，更是明军以反抗胡家父子统治的当地“义军”陈封为先驱，一举大破之。逃窜的胡家父子也被当地百姓捕获了捆送给明军。安南之胜，人心向背是为关键。永乐五年五月，张辅将捕获的胡家父子捆送南京，并上报说陈氏宗族已被胡家父子屠尽，至今难觅宗族，当地“儒生”也上“万民表”，请求允准安南归附大明。朱棣下诏斩首胡家父子，大学士湖广等人建议借机在安南设郡，将之并入中华版图。朱棣的“燕王府旧臣”纷纷响应，尽管文臣解缙、杨士奇以及“第一谋士”姚广孝等人竭力反对，但志得意满的朱棣还是欣然采纳，永乐五年六月一日，朱棣降《平安南诏》，晋升张辅为“英国公”，改安南为“交趾”，设交趾郡，以工部尚书黄福为交趾布政使兼按察使。正是这个看似“威服四夷”的决定，令本已南征成功的大明，从此陷入了长达十数年的“越战”泥潭。三永乐六年六月（公元1408年），为筹谋北征蒙古事宜，朱棣招驻兵安南的张辅归京，仅留沐晟镇守当地。然而仅过了半年，是年八月，安南战事风云再起，原安南陈氏王朝旧臣简定聚众造反，安南上洪、大塘、同登等地乡民纷纷响应，大举叛乱。此后，简定自称日南王，立其侄儿陈季扩为帝。朱棣闻讯大怒，先怒杀叛军派到南京的使臣，继而大举增兵，调云南、贵州、四川三省精兵4万人，由西平侯沐晟率领征剿，另派兵部尚书刘俊赴安南持诏书招抚，企图“剿抚并用”。是年十二月，沐晟率军与陈简定在安南生厥江（今越南丰盈县）决战，因轻敌冒进，被简定率重兵合围，激战之下全军覆没，明朝的“交趾指挥使”吕毅，派往安南招募的兵部尚书刘俊，皆在此战中阵亡。安南“建省”仅一年有余，局面却迅速糜烂。究原因，祸根其实早在朱棣决定设“交趾郡”的时候就种下了，恰如杨士奇当时谏阻时所说：“陈氏虽无能，却颇得民望，其民多怀之，其骤行废立，恐至安南士兵皆怨，钻营之徒势起，后患无穷也。”此言不虚，陈氏王朝虽然暗弱无能，但越南百姓对其感情深厚，明军平胡家父子的时候，正是打着助陈氏复国的旗号，方得到越南百姓的群起响应。结果却是改安南为交趾，强行建省，可谓自食其言，兵连祸结也就不奇怪。而叛乱的简定，是原安南陈氏国王的宗亲，跟三国里的“刘皇叔”差不多，打着陈氏的旗号，自然引得安南诸多百姓纷纷归附。大乱之下，朱棣再次启用张辅，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二月，朱棣令张辅督师，发20万大军南下，时朱棣意在北伐蒙古，因此命张辅此战必须“速胜”。张辅却不急于进兵，到安南后先是安抚当地因战乱逃亡的流民，严惩当地贪暴害民的明朝官吏，继续“攻心”，直到局面稍稍稳定，才于三月南下慈廉州，直捣叛军老巢咸子关，用火攻之计焚烧叛军战船600艘。至十一月，已平定大部叛乱地区，十一月中，张辅与叛军发动了神投海之战。他令部将朱荣、蔡福率骑兵从陆地包抄，自率水师强攻，水陆并进，斩杀叛军4万多人，并成功俘虏叛军头领简定。至次年一月，张辅已尽数削平各路叛军，唯独简定所立的“侄皇帝”陈季扩，带兵退守安南义安苟延残喘，眼看朝不保夕。就在这时“转机”出现了，北方朱棣派邱福北征蒙古，全军覆没，盛怒之下的朱棣调50万大军北伐，并命令张辅火速北上，安南平叛的任务只得重新留给之前兵败的沐晟等人。果然张辅前脚刚走，陈季扩后脚就发动反攻，大败沐晟，安南叛乱平而复反，再成乱局。永乐八年二月，朱棣北伐蒙古大胜，在成吉思汗的家乡斡难河大破蒙古鞑靼可汗本雅失里，得胜还朝时，趁朱棣“心情好”，陈季扩再派使者请求册封。这次的使者极尽拍马能事，引得朱棣“龙颜大悦”，封陈季扩为“交趾布政使”，一心想求封王的陈季扩大为不满，变本加厉，扩大叛乱，镇守安南的沐晟无能，无力与之交锋，只能收缩防线，勉强自保。盛怒之下，朱棣于三月再派张辅下安南。张辅到任后即出重手，先斩了此前作战不力的都督黄中（多邦之战率先冲锋的“敢死队”队长），激得军心大振，继而于八月再战神投海，在没有大型战舰的情况下，组成小船突击队，大破安南叛军水师，缴获敌船400艘，攻克陈季扩老巢义安。永乐十一年十二月，张辅与沐晟合军，同陈季扩在今天越南老挝交界的爱子江决战。陈季扩动用战象8000头冲击明军。张辅多谋，命令明军神箭手瞄准，“一矢射象奴，二矢射象鼻”，结果群象大乱，反而仓皇回逃，冲垮安南军阵，陈季扩全军覆没。经撒网搜捕，终于永乐十二年一月在老挝蒙册将其全家活捉，至此持续数年的安南简定之乱彻底平定。成功平乱后，张辅押解陈季扩全家归京。朱棣命原交趾副指挥使李彬接替张辅，督师安南。张辅之所以屡次平乱后即被调回，在于此时朱棣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北征蒙古上，安南之事，他只想尽快解决，莫要给北征“拖后腿”。永乐十四年（公元1416年）后，明朝廷把迁都北京提到了日程上，

：我也没有说就依这个报纸的说法为依据，我只是希望贵大臣再减去若干。伊藤博文说：我日本此次用兵费用远多于八千万这个数字。李鸿章说：究竟是多少数字我不管，我只希望你能够再让少许，即可定议。现在只等你一句话。李鸿章甚至以古稀之人向伊藤哀求，以此少许让步，作赠他回国的旅费。此种举动，如果从李鸿章的地位来说，不无失态，但可能是出于“挣得一分有一分之益”的意思，也算是他尽心尽责的表示。他们二人你一句我一句，唇枪舌战，毫不相让，说了用兵费用，又说割让的土地将给日本增加多少财政收入，又说台湾矿产资源，但说来说去，李鸿章就是要让伊藤再让步，而伊藤则坚守不让。眼见赔款数额不让，李鸿章又说到利息，希望伊藤能够免除利息。他们在这方面也有很多讨论。此外，他们还讨论了辽东割让的边界、割让境内居民的安排、换约手续、日本继续驻军的费用等非常琐碎的细节。此次会谈时间最长，结束时已到上灯时分，而其后果并无任何改变，李鸿章完全接受了日本方面的要求。双方定于后天（4月17日）上午十点钟签字。这个条约因在日本马关签署，史称《马关条约》，或称《中日讲和条约》。这个条约承认朝鲜脱离与中国的宗藩关系，承认朝鲜成为日本的附庸；日本获得中国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中国赔偿日本库平银二万万两；两国间此前所定所有约章均自作废，俟《马关条约》批准互换后，重新谈判新的通商行船条约及陆路通商章程；日本臣民可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可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需交纳所定进口税；中国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本可派领事官于各口。澳门，现代中国的原点澳门现在的地位是远不如昔了，不过澳门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扮演过重要角色，中国与西方现代文明的最初接触主要是通过澳门完成的；远东第一个民主共和政体也是在澳门建立的；中国开始走出中世纪，迈向近代的门槛，也是从澳门这块土地开始的。从中国现代化历程的视角进行观察，澳门实在是现代中国的原点，是西方现代文明在中国最早的示范地。发现东方大约在15世纪下半期，欧洲的生产方式发生重大改变，迅速提升的生产能力迫使西方寻求更为庞大的海外市场以扩大财源和势力范围。1497年，也就是大明王朝孝宗弘治十年，葡萄牙人达?迦马发现非洲东南海岸那塔尔。第二年，达?迦马绕过好望角，开辟了由欧洲直航远东的通道，真正实现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既定目标：这里才是真正的印度，而不是被哥伦布误会的印第安。1511年，葡萄牙航海家沿着达?迦马开辟的新航线继续前行，顺利进占马六甲。又经过三年也就是1514年，大明王朝正德九年，葡萄牙商船终于第一次抵达广东海岸。中国人借用阿拉伯商人对葡萄牙的称谓，称这些葡萄牙人为“佛朗机”，并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误以为他们就是位于马来半岛上的一个部族。[1]而这些东来的葡萄牙商人将错就错，于1518年冒充大明王朝在马来半岛上的属国满剌加朝贡使节，企图获得明朝官方颁发的贸易凭证。此后半个世纪里，这些葡萄牙商人不断扩大对华贸易，只是这些贸易从总体上说在中国并不合法，所以葡萄牙商人与中国地方官府不仅矛盾重重、冲突不断，甚至时常发生武装冲突暴力事件，中国地方当局不胜其烦，葡萄牙商人也深受其苦，大家都在寻找根本解决的方案。经过差不多半个世纪的磨合，中国地方政府和葡萄牙商人逐渐从陌生人变成老相识，他们终于通过各种合法乃至不合法的理由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1554年，葡萄牙商船抵达广东沿海，他们向中国地方当局谎称船上装载有送往北京的贡品，只是这些贡品在航行途中触礁下沉，不幸潮湿，他们请求广东地方当局能够破例让他们登岸晾晒。葡萄牙商人的理由光明正大，最主要的还在于这些商人已经非常了解中国的风土人情，知道怎样与中国官员打交道，他们投其所好为广东海道副使汪柏准备了丰盛的礼品，这些礼品或许不过是中国人尚不知道究竟的新奇小玩意而已。可是这些小玩意打动了汪柏，汪柏还真的破例让这些葡萄牙商人登上浪白澳晾晒物品，并允许他们在那里搭建房屋短暂居住。浪白澳位于澳门西南数十里，孤岛悬海，水土恶劣，很不适宜人类居住和生存，那里几乎没有什么中国居民，所以葡萄牙商船虽然在浪白澳登陆，但他们实在很难使用这个港口。得寸进尺，葡萄牙商人觉得中国地方当局既然已经准许他们在浪白澳登陆居住，为什么不可以将条件稍好的澳门划拨给他们使用呢？费尽周章几经波折，他们终于获得在澳门建筑房屋居住的许诺，同意他们在那里从事和平贸易，但条件是必须向中国地方政府课以百分之二十的贸易税。这个临时性的制度安排不仅开启了中国与葡萄牙之间关系的新时代，两国之间从此大致结束了连年不断的沿海武装冲突，而且开启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新纪元，葡萄牙人和后来源源不断东来的西方人不断蚕食、扩大居住范围，澳门从此成为西方世界进入远东抵达中国的桥头堡和一个重要基地。葡萄牙人东来，并不是中国人第一次与西方接触。中国与西方国家曾经有过很久远的交往史。早在宋元、汉唐，甚至更早的时候，中国人已和西方世界有过直接往来和交流。物质的贸易、文化的互换，乃至宗教的传播都曾在东西方留下不少印痕。然而由于文化屏障，中西双方在此之前虽有交往，但实际上相互敌视相互猜疑，并没有多少心灵上的交流和文化上的认同。中国人恪守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祖训，严夷夏之大防；西人则以猎奇的心态看待这个东方古老大国和不一样的文明。自从葡萄牙人获得在澳门的居住权之后，一切都发生了改变。来到澳门的西方人开始用力经营澳门，建立进入中国的前沿基地，竭尽全力向中国内地渗透。1562年，新即位的葡萄牙国王指令印度总督派员出使中国，加强联系。明朝政府实在不太明白葡萄牙的用意，这个联系并没有真正建立。然而在这一年，也正因为葡萄牙国王的这个指令，耶稣会传教士培莱思（Francoisperez）抵达澳门，开始筹划向中国内地传教。不久，澳门已有分属耶稣会、奥斯定会、多明我会、方济各会等修会的传教士。在此后多年里服务于明清两代宫廷中的传教士，差不多都是由澳门登陆然后长途跋涉进入北京，像供职内廷，专事绘画的西洋“画工”郎世宁等，都是沿着这条路线进入中国内地。[2]甚至到了大清王朝宣布禁教，宣布将那些传教士驱逐出境时，也是要求这些传教士必须经澳门而返国。[3]澳门成为西方来华人士的必经之地，也是西方人进入中国之前接受中国语言文化、风俗习惯方面训练的重要基地。澳门能够成为西方人士进入中国的重要基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早在培莱思踏上澳门土地后，他就梦想着早些进入中国本土传教。1565年，培莱思通过各种办法终于到了广州，他在那里用葡萄牙语和中文上书广东布政司，请求中国政府允许他上岸居住传教。上书大意谓：“本人自幼年读书，深知各种科学。职在周游世界，宣传上主教律。闻知中国地大国强，又系圣贤之邦，敢请允许与彼等相处，借以沟通本人所携来之教义。此外并请求赐予一安身之所，俾能常常为朝廷效力。年老体衰，实已不堪海上风浪之苦，并特借此地举行在海上所不能举行之祭祀典礼，祈全能上主加佑朝廷及其国家与官吏。”[4]负责接待的明朝官员态度友善，接过上书，并询问培莱思所读何书，所奉何教，如何教人得救等道理。对于中国官员的询问，培莱思以《圣经》“十诫”作答，中国官员甚感满意，遂嘱随从将一块粉红丝巾系在培莱思的脖子上，表示培莱思是一位信奉上帝的读书人。紧接着，布政司官员又问道：“你会说中国话吗？”培莱思答称不会。于是中国官员说：“那么最好你先去做学生，学习我们的中国话，以后再做我们的老师，给我们讲解你们的教义。”明朝政府用最简单的理由否决了培莱思的请求。这个并非重要的理由给传教士特别是后来的范礼安一个重要启迪，使他们很快意识到要想进入中国，除了等待中国政府政策变化外，他们主观上能够做的事情无疑是要尽快学习且学好汉语。所以，在拒绝入境后，培莱思并没有灰心丧气，而是返回澳门，修建长久性寓所。这所寓所很快又被改建为学校，在那里创建了澳门第一所耶稣会会院，开始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和中国人中间进行传教活动，培训人才，等待适当的机会进入中国内地。这所学校就是后来在澳门非常有名的圣保禄学院，这个学院先后培养出一大批知晓中国文化的传教士，成为明清两代来华传教士的一个重要摇篮。为了开辟、拓展远东新教区，罗马教廷于1567年任命葡萄牙人加奈罗（MgrMelchiorCarneiro）为中国、日本教区第一任主教，并从印度移驻澳门，直接管理中国、日本教区。加奈罗就任后，在澳门创建医院和收容所，不断扩大耶稣会的影响力，并将进入中国本土创建教区作为奋斗目标，注意健全和发展组织机构，注意汉语人才的培养，寻找进入中国内地的机会。当时，明王朝并不是绝对不允许外国人进入广州，规定外国人在每年春秋两季可以两次进入广州，但不允许他们在广州过夜，更不能在那里长期定居。这个政策直到范礼安出任掌管远东传教事务视察员时才逐步改变。范礼安初到澳门在1578年。在澳门，范礼安开始从文化层面深入了解中国、理解中国，感到中国是一个秩序井然、高贵而伟大的帝国。面对一个具有如此深厚文化、学术修养的民族，唯有那些在学识上和品德上同样具有较高素养的外国人，才能赢得中国人的信任，获取在中国居留并传播西方文明的机会。同样，范礼安也相信像中国这样一个聪慧勤劳的民族绝不会将懂得其语言和文化的有教养的耶稣会士拒之于门外。于是他牢记耶稣会总会长临行前的嘱托，设法“再度点燃沉睡之中的远征中国的热情”，“希望开始皈依庞大中国的计划”[5]，决定指派若干神父潜心学习中文，希望能尽快打开迄今为止还对传教士关闭着的中国大门，让一些神父不仅能够进去，而且能够居住下来，生存下去，进而能够向中国人传布基督福音。以范礼安为代表的传教士通过在澳门与中国人实际接触，逐步建立了对中国文明和中国人的新看法，重新发现一个和他们前辈认识并不一样的新东方。[6]西方经验展示与此同时，中国官方与民间也通过澳门这个地方，在与西人的直接交往中逐步体会西人的善意与执意东来的宗教情怀，逐步改变对西方的看法。东西方在实实在在的交往中不经意地发现对方的优长之处，所以在晚明很长一个时间段里，尽管中国政治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中西之间的交流却在一种坦然的正常气氛中进行。如果不是发生后来明清易代的政治变动，中国与西方的交往一直维持着晚明时代的气氛，相信不仅中国文化能够启蒙西方，影响西方后来的历史进程，而且已经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也必将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中国文化的形态，影响着中国文化乃至政治的进程。而在这个“东西方相互发现”的过程中，澳门始终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自西人入住澳门后的四百年间，至少在英国人占领香港之前，澳门不仅是东西方贸易交往的枢纽、东西方社会与文化交流的平台，而且西人与中国人在澳门杂处，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型社会形态。澳门在西人的直接管理下，一直充当着西方经验在东方的试验基地和示范场所的功能，这对中国后来接受西方文化很有用处。中国后来之所以愿意踏上近代化或现代化的道路，之所以在西人的政治军事压力下走上变革道路，在很大程度上因为在自家土地上久已看到西方化并非想象中那样恐怖与可怕，在适度压力下，中国人完全能够走上与西方人同样的道路。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在香港沦为英国殖民地之前，在各大中心城市出现大批租界之前，澳门就是中国了解西方的一个重要窗口，对于促动中国后来的变化起到非常重要的功能。西方的政治体制、法律体制、教育体制等在澳门的试验与示范，深刻影响了中国人，启发了中国人的觉悟。在葡萄牙人踏上澳门土地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澳门的主权仍在中国政府手里。只是由于定居在澳门的葡萄牙人越来越多，华人也在逐步增加，社会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其他问题总会出现。于是，在澳门的葡萄牙人根据自己的西方经验，于1560年自行选举产生一个自治组织，由一名驻地首领（CapitllodeTerra）、法官和四位较具威望的商人构成，行使社区内部事务的管理权力。这个自治组织其理论根据或原初模型似乎是地中海的城市共和国组织形态，由这些葡萄牙商人将之移植到远东，所以很像是一个“商人共和国”，也是后来澳门议事会的雏形。澳门早期的这个自治组织在西方的历史上或许意义不大，但从东方、从中国的历史上说则意味无穷。不管怎么说，这是在远东、在中国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形态，不管这个民主共和国中是西方人居多还是中国人居多，但毕竟是诞生在中国的土地上。这个示范意义不应该低估，它毕竟告诉了中国人，尽管那时中国的政治体制很优良，成为西方来华传教士争相赞美的对象，但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之外，还是有很不一样的政治体制。这对于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政治变革，起到过积极的正面的示范，一大批近代读书人从澳门的发展、政治、市政中获取过重要启示。从历史的角度看，澳门在过去几百年的发展中确实是个不可思议的异数。在葡萄牙人占领澳门之后很长时间，葡萄牙并没有将澳门视为自己的领地，甚至没有将之纳入葡萄牙在海外在远东的殖民体系中，而完全是因为在澳门毕竟有许多葡萄牙人生活在那里，完全是出于对这些葡萄牙人的关心，由一年一度赴日本的舰队司令或曰巡航首领于途中巡视澳门，就便处理相关事务，比如防务，以及与战争、防务有关的司法管辖权。而对明清两代中国政府而言，澳门或许是太小了，对中央帝国来说似乎从来不值得投入很大的精力进行管理，所以葡萄牙人占领澳门，居住澳门，中国政府始终比较大度，并没有觉得是对自己主权的侵犯。中国政府的放任和葡萄牙政府的不管，为澳门的自由发展提供了相当大的空间，创造出一种非西方非东方的文明形态。西方的政治、法律、文化教育制度移植到了澳门，移植到了东方，但这个制度与葡萄牙在海外的殖民地制度显然还是那么的不一样，而具有自己的特色，是一种非完全意义上的文明杂交，在中国人的大门里头或者说院子里提供一个与中国传统文明很不一样的示范。1568年，罗马教廷任命卡内罗(D.BelchiorCarneiro）出任澳门第一任主教。1575年，澳门教区作为远东第一个主教区开始运转，澳门逐步成为罗马教廷在东方的指挥中心，西方文化通过澳门这个中介开始向内地源源不断地输送。至于澳门自身，则不断接受西方人的改造，具有越来越多的西方色彩。鉴于此，中国政府于1574年开始在澳门与内地连接的地方设立关闸，管理澳门与内地的往来。然而到了1580年，情况开始发生变化。那一年（1580年，明万历八年），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自主选举首席法官，建立自己的市政管理系统，而不是先前简单的自治组织，并决定在澳门实行葡萄牙的法律，第一次将西方的法律体系延伸到澳门。葡萄牙人的做法从行政管理的角度说或许情有可原，但显然超出了中国政府当时所能接受的底线。1581年，年过七旬的福建长乐人陈瑞（字文峰）以兵部尚书兼右都御使衔总督两广事务，受命

山东毗邻，北至津唐交界处，地跨津、冀、鲁3省市的25个区、市、县。勘探开发建设始于1964年1月，勘探开发总面积18716平方千米。注57华北油田是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华北油田分公司的简称，1975年投入勘探开发，1976年华北油田会战指挥部成立，后更名为华北石油管理局。注58灵光寺，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翠微山东部西山八大处，是八大处的第二处寺院，始建于唐代大历年间(公元766至779年)，因供奉释迦牟尼佛牙舍利而闻名于世，成为中外佛教徒朝拜的中心之一。1983年被国务院确定为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现由中国佛教协会派僧人管理。注59奕(1833—1898)是道光帝旻宁第六子、咸丰帝奕的异母弟。咸丰元年(1851年)奕訢即位，封奕訢为恭亲王。是晚清诸王中见识才干都首屈一指的人物。同治年间曾总揽军、政、外交大权于一身，赏食亲王双俸，其亲王爵“世袭罔替”，也因权势过大，终遭慈禧疑忌而被罢黜，在家赋闲十年之久，光绪二十年(1884)被重新起用，14年后病殁，享年67岁。注60于岱岩、路地主编：《现代满族书画家传略》，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注61这次访谈，是由王楚云先生替我联系的，特此致谢。注62启骧是雍正帝九世孙，原在建筑部门和基建工程兵工作，为高级工程师。1985年50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名人传记》(2004年3月版)曾以《“皇室”入党第一人》为题对他进行了报道：“回想起自己入党的曲折经历，启骧动情地说：‘中国共产党能够把末代皇帝溥仪改造成为新中国的公民，我一辈子投身在解放军这个革命的大熔炉里，也百炼成钢了！’”启骧如今以“当代著名书法艺术家”著称于世。所谓“皇室入党第一人”，显然有误。事实上，早于启骧入党的爱新觉罗皇室远远不止毓蕴兄妹两人。个别媒体宣传时的夸大其词和不负责任由此可见一斑。又按，毓蕴本人口述所谓解放初期加入共产党的只有她与其兄两人的说法也不准确，本书中另一被访人毓旗的祖父，系端华后人，不仅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已入党，还是共产党在河北的早期领导人之一(参见下面第四篇毓旗的口述：《没写入书中的历史》)。而笔者在《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中采访的毓臻，也是40年代就去了延安，她的哥哥比她去得更早并早已入党。但毓蕴此说还是可以理解的，爱新觉罗宗室到清末时已经是一个为数庞大的人群，近代以来停修《玉牒》，人数就更难统计，除了来往比较密切的皇族小圈子之外，对于其他人的情况确实很难尽知。注63这里说的“服中生子”一事，指的是溥佑之母即载滢的侧福晋生子时，正赶上载滢之父亦即恭亲王的丧事。所以不得不将溥佑过继出去。因此皇族《玉牒》中只记载滢三子而未载溥佑。单士元作《恭王府沿革考略》时所附的恭亲王世系表即无溥佑的名字(见1938年《辅仁学志》)。有关溥佑的这一段经历，郭招金《末代皇帝的子孙》一书中收有他对溥佑之子毓君彦(君彦是字，名毓崟，即毓蕴之兄)的专访《恭王府中曾有一个“黑户口”——访恭亲王曾孙毓君彦》(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据该文后面的记载，说此文作于1987年春，距今已经20年。此后到2002年再有采访毓崟的文章，虽也提到毓崟是溥佑的儿子，却只说他“从小在恭王府长大”，其余经历则只字不提了。参见杨葆山：《末代皇族中的共产党员——访退休干部爱新觉罗·毓崟》(《南方周末》2002年12月13日)。又按，毓崟是1960年入党的，晚于其妹毓蕴。注64溥心畬(1896—1963)，名儒，字心畬。恭亲王奕訢之孙，载滢之子，溥伟之弟。诗书画三绝的文人画家。早年毕业于北平政法大学，继于青岛威廉帝国研究院专攻西洋文学史。后隐居北京西山戒台寺，自号西山逸士、旧王孙。潜心钻研文艺，尤其是中国画的学习。复迁西山颐和园，专攻经史小学。抗日战争期间，靠卖画度日，曾任中国画评议。1949年迁台湾，以书画自给。注65恭忠亲王奕病逝于1898年，溥佑出生于1899年。按照清代制度，在守孝三年内出生者，无法呈报宗人府备案。溥佑于10岁时过继清太祖哲嗣饶余敏郡王阿巴泰的后人。注66这里指的就是郭招金文《恭王府中曾有一个“黑户口”——访恭亲王曾孙毓君彦》，参见上文注释。注67《恭王府中曾有一个“黑户口”》文中称，溥佑出生后在恭王府养了10年才被过继出去，过继的那家是饶余敏郡王阿巴泰(努尔哈赤第七子)一支的后人，但是第多少代后裔已经搞不清楚了。当时这家确实只有一个老祖母，家在城北鼓楼附近。冯其利先生也给我讲述过这段故事，他说人称溥佑为“黑三爷”，并说此事现在饶余敏郡王的后人已经几乎无人知道了。注68对于毓蕴老所述溥佑这段经历，其兄毓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过继以后很自由，没有恭王府内那么多规矩，念书也没那么严格”而已。见《恭王府中曾有一个“黑户口”》，182页。但毓崟也承认，溥佑在学问上很一般，远远比不上他的哥哥溥儒和弟弟溥僡。注69毓蕴的哥哥毓崟对于在恭王府的那段生活有着与毓蕴颇为不同的感受，《恭王府中曾有一个“黑户口”》中记：“虽说是过继出去的人，但恭王府上下对他一家仍很热情。他在府内可以和小孩到处玩，留下许多美好的童年回忆。”(183页)注70溥伟将恭王府卖给辅仁大学是在1926年，溥心畬31岁，毓蕴应该是8岁。据《恭王府中曾有一个“黑户口”》记毓崟的说法，其母逝世于1937年，毓崟和毓蕴兄妹便是在此年重新回到恭王府的。(183—184页)但毓蕴说她母亲在她16岁时去世，如果以虚岁计，应该是死于1933年，为何会出现这样的误差，不详。注71五爷指道光的第五子奕誴，封为惇(dūn)恪(kè)亲王，他是咸丰的弟弟，恭亲王的哥哥。关于他的故事传说，可参见本书后文何秉钧的口述。注72启骧，字腾伯，生于1935年。清雍正帝第九代孙。毕业于北京市土木建筑工程学校，后在北京城市建设学院学习。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师职高级工程师，1997年被聘为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兼职教授。是当代中国传统书法传承人。其作品已被中国历史博物馆、国际奥委会博物馆、天安门城楼、钓鱼台国宾馆、毛主席纪念堂等单位及国内外广为珍藏。注73引自冯其利：《寻访京城清王府》，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3页。注74MarkElliott现为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研究领域也是清史与满族史,与我相同。我为毓旗先生做访谈时，他恰好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档案，听说后便兴冲冲地跟随前往。注75《清史稿·肃顺传》：“肃顺方护文宗梓宫在途，命睿亲王仁寿、醇郡王奕枻往逮，遇诸密云，夜就行馆捕之，咆哮不服，械系。下宗人府狱。谳上，罪皆凌迟。赐载垣、端华自尽，斩肃顺于市。”按载垣为第一代怡亲王胤祥四世孙，康熙帝之裔，属近支宗室，排在载字辈。端华属远房宗室，故不排字，但郑亲王爵为“世袭罔替”八大铁帽之一。注76《清史稿》对肃顺的评价：“肃顺以宗潢疏属，特见倚用，治事严刻。其尤负谤者，杀耆英、柏葰及户部诸狱，以执法论，诸人罪固应得，第持之者不免有私嫌于其间耳。其赞画军事，所见实出在廷诸臣上，削平寇乱，于此肇基，功不可没也。自庚申议和后，恭亲王为中外所系望，肃顺等不图和衷共济，而数阻返跸。文宗既崩，冀怙权位于一时，以此罹罪。赫赫爰书，其能逭乎？”注77事实上，按照清人习惯，对于宗室，本来也并不在前面冠以“爱新觉罗”，清代皇族也并不自称为“爱新觉罗·某某”。清代旗人有“称名不举姓”之说，姓，满语称哈拉(hala)，可作“氏族”解，人们互相打招呼时会问“您什么哈拉”，即属于哪个氏族之义，但如果竟直将氏族道出来，却不符合习惯。对此，启功先生在《启功口述历史》中曾称：“我既然叫启功，当然就是姓启名功。有的人说您不是姓爱新觉罗名启功吗？现在很多爱新氏非常夸耀自己的姓，也希望别人称他姓爱新觉罗；别人也愿意这样称他，觉得这是对他的一种恭维。这实际很无聊。事实证明，爱新觉罗如果真的能作为一个姓，它的辱也罢，荣也罢，完全要听政治的摆布，这还有什么好夸耀的呢？何必还抱着它津津乐道呢？这是我从感情上不愿以爱新觉罗为姓的原因。”(赵仁珪、章景怀整理，北京师范大学2004年版)这又是从另一个角度而言的了。注78清宗室爵位，在清入关前的崇德元年(1635年)确定为九等，入关后于顺治六年(1649年)又厘定为十二等，依次为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奉恩镇国公、奉恩辅国公、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亲王、郡王嫡福晋(即嫡妻)所生子，年满20岁，由宗人府请旨考试，亲王子可封世子，郡王子可封长子，以待袭爵。注79宗人府，清代管理皇室宗族事务的机构。注80诰命：指清代皇帝对五品以上官员及世爵承袭罔替者封赠的文书。注81端华死后，爵降为不入八分辅国公。同治三年(1864年)七月，奉旨赏还郑亲王世爵，由承志承袭。注82庚子年，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拳乱”系指义和团运动，为扑灭这场运动，英、法等八国联军攻破北京城，慈禧太后与光绪帝仓皇西逃，北京城经历了一场大劫难。注83辛亥革命后，清帝同意退位，并与南京临时政府商定优待条件，内容有三，一款为《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二款为《关于清皇族待遇之条件》；三款为《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这里提到的，当系第二款中的第三条，即皇族私产一体保护。所谓皇族私产，应该亦包括皇室在京畿以及关外的旗地庄园。但这些条款最终未能落实。参见本书首篇对金启孮的访谈录。注84毓旗在这里有口误，实际上讲的是《红楼梦》第13回——《秦可卿死封龙禁尉王熙凤协理宁国府》中，秦可卿托梦王熙凤一事。原文如下：“趁今日富贵，将祖茔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亩，以备祭祀供给之费皆出自此处，将家塾亦设于此。合同族中长幼，大家定了则例，日后按房掌管这一年的地亩、钱粮、祭祀、供给之事。如此周流，又无争竞，亦不有典卖诸弊。便是有了罪，凡物可入官，这祭祀产业，连官也不入的。便败落下来，子孙回家读书务农，也有个退步，祭祀又可永继。若目今以为荣华不绝，不思后日，终非长策。”注85晏阳初(1890—1990)，四川巴中人。中国著名教育家、社会学家。曾在美国耶鲁大学等处留学，回国后即致力于平民教育和社会改造工作。提倡“识字、生计、文艺、卫生”公民四大教育以治旧中国的“贫、愚、弱、私”四大痼疾，首创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湖南长沙、河北定县、重庆北碚以及菲律宾、泰国、危地马拉等国推进平民教育。其中的定县试验十年(1926—1936)，是晏氏“平民教育”理论和方法的全方位系统实践。到1935年，“平教会”工作人员已达500余人，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与此同时并进行了大量的社会学调查与统计工作，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以县为单位的实地社会调查，内容务实且较为完备，在学术界产生很大影响。“平教运动”因抗日战争爆发而不得不中止，此后晏阳初南下，在重庆等地仍继续推行他的实验。直至1950年移居美国。参见张高：《著名平民教育家——晏阳初》，载《人民日报》(海外版)1985年10月14日。按，当时从事这样的平民教育运动和实地调查的代表人物及组织除晏阳初之外，还有梁漱溟(实验区在山东省邹平)、陶行知(南京晓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江苏省昆山徐公桥)，以及燕京大学(北平清河)等。注86高蠡暴动：1932年8月由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的高阳、蠡县地区策划的一场农民暴动。暴动在蠡县宋家庄发起，收缴反动武装枪支，张贴保属革命委员会布告和游击队十大纲领，斗地主，砸盐店，并在高阳县北辛庄成立了高蠡地方苏维埃政府和河北省红军游击队第一支队，拥有300余人，120多支枪。后被安国驻军白凤翔部包围，队伍被打散，17人牺牲，9人被捕。坚持5天的高蠡暴动失败。注87这里提到的是1959年的“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冤案。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黄指黄克诚，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张指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周指周小舟，当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1958年的“大跃进”引发了一连串的灾难，也引起党内外人士的怀疑与忧虑。1959年7—8月，中共在庐山召开会议，当时的国防部长彭德怀经过实地考察后，向毛泽东呈递“意见书”，批评1958年以来的“左”倾冒进错误，毛却认为他是向党进攻，对他展开批判，由于黄、张、周等人在会上发言表示了对彭德怀信中内容的赞同，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并作出《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并随即在全国开展反右倾斗争，不但党外不同政见者被打击，党内的不同政见者也迭遭清洗，全国经济冒进错误日益严重。毓旗的姥爷应当就是在此次反右倾运动中被牵连的。注88清风店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发生于河北省保定以北清风店地区的一场战役。1947年秋，中共晋察冀野战军在平汉铁路(今北京—汉口)保定以北地区向当地国民党军发起攻势，坐镇北平的蒋介石急令驻石家庄的第3军军长罗历戎率所部第7师及第16军第22师1个团北上保定，被包围在清风店，经过激战，国民党第3军军部、第7师主力及第22师1个团被全歼，罗历戎被俘。毓旗此处对国民党军队的记忆恐怕有误，应为第3军而非第6军。注89头发胡同，位于西城宣武门内，东口直达宣内大街，西口是南沟沿(今佟麟阁路)。注90冯其利先生在《清代王爷坟》中对郑王坟所做的实地考察，与毓旗这里所叙大致不差，但更详细些。据冯先生说，郑王坟的范围是东到五路居，南至两家店，西为高庄，北边营会寺，占地2顷24亩3分。坟地以郑献亲王济尔哈朗第四子巴尔堪立祖。在虎皮大墙之内，由一座大山子隔开，分成东西“衙门”，葬有9位王爷。郑亲王端华之墓位于西衙门。又，冯先生还谈到，郑王坟的坟户有24家，护卫章京原由马家、安家担任，还有高、孟、宫等姓，亦与毓旗的叙述基本相符。详见《清代王爷坟》，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版，26—29页。注91世袭罔替，清代爵位世袭多有代数限制，大多每过一代便降一等。但有八家可以不限代永准承袭，称为“世袭罔替”的“八家铁帽子王”，分别是：礼亲王代善、睿亲王多尔衮、郑亲王济尔哈朗、豫亲王多铎、肃亲王豪格、庄亲王硕塞、克勤郡王岳托、顺承郡王勒克德浑。到清中后期，乾隆帝将康熙十三子怡贤亲王允祥，同治帝将恭亲王奕訢，光绪帝将醇亲王奕和庆亲王奕劻，也封为“世袭罔替”。所以清朝便有了十二家铁帽子王。注92毓旗这里所述，

男同肉黄片在线免费观看军主力遂退回到庙湾。几天之后赶来的援军因此感到形势远不像他们所担心的那样险恶。清军在杨声远统帅下开向庙湾，接着去摧毁复明军，夺回了该城，杀死了许多落到他们手中的抵抗者。虽然张华山成了他们的刀下鬼，义王却削发扮成和尚，设法逃出了庙湾城。杨声远于是下令大规模搜捕下落不明的义王，悬赏招贴布满整个苏北地区。在衙吏俘获并审讯了一个认识义王的和尚后，官府搞清楚了义王的长相，画图招贴四方。经过逮捕审讯其他几名和尚，盯住了一个名叫孙胜宇的匪首，此人是道士，所谓义王可能就躲在他的家里。孙胜宇住在淮安以南如皋城附近一个叫“双店”的村子里。从扬州派出的捕快和一队士卒在1月18日深夜，包围了双店，突然搜查孙胜宇宅邸。孙胜宇被捕，在他的家当中搜出南明小帖一个。次日捕快彻底搜查村庄，逮捕了另外三名也藏有明朝公文的当地复明分子。这三人中有一人在审讯中招架不住，供认说那个他们称作义王的人早先是躲在村里，但就在捕快到来之前逃到附近的村庄去了。捕快迫使犯人供出了义王逃去藏匿的那家住户的姓名，然后包围那个小村子，袭击了这位反叛者最后的避难所。与义王一起被捕的还有他儿子。杨声远在如皋建立了一个临时督府监督审讯，俘虏押到后，经审讯发现，他们是前明低级贵族，原属河南周王世系。杨声远认定他们无足轻重，遂下令处死，义王父子于是立即被处决了。这一地区的其他复明分子也在对义王的追捕中被发现了。其中某些人完全是单枪匹马、毫无危害的。但是，此刻清廷神经过敏，认为在漕粮船只聚集地这样敏感的地区，任何复明分子活动的迹象都需要加以最为审慎的对待。清朝当局这时对关于单枪匹马者——尤其是文人——情况的报告，特别感到烦扰不堪。这些人本来已经剃发，归顺新朝，后来却又恢复明朝发式，或主张复明。例如，当奉命前去逮捕义王的清兵返回双店村时，一个军官注意到当地关帝庙墙上写着几个字，向一名“可疑的客人”发出警告。此人是在一个名叫吴心田的人家中被发现的。这些字引起了这位军官的好奇心，他便来到吴宅。吴宅的塾师十分无礼，使他颇感意外，就将这位塾师拘留起来。此人名叫许元博。经再三审问，原来他的父亲许之卿在明朝曾出仕为官。不过，1645年8月第一支清军进入双店地区时，他父亲告诉儿子必须剃发服从清人统治。许元博顺从地照做了。此后不久，这个年轻的士子应聘为吴家塾师，得以读到吴家的藏书，了解到中国战乱时期一些英雄的事迹。许元博为这些英雄的气概和儒家的忠义气节所激励，悄悄地在自己身上刺了三条复明口号：胸前是“无愧我朝”，右臂上有“生为明人”，左臂上为“死为明鬼”。为了向雇主隐瞒对复明事业的赞许态度，他身上的纹字，从来都秘不示人。可是，就在淮安被攻之前，他在脱衣洗澡时，被吴家几个在暗地窥探的孩子看见了。塾师身上刺有复明口号的消息在这个家院中从孩子传到大人耳中。于是就有人——也许是一个妒忌的仆人——在关帝庙写了那些引起清朝军官警觉的短语。负责办理此案的清朝按察使特别关心许元博与其他复明分子的联系。他是否暗中与这一地区的其他复明分子有过接触？许元博坚持说没有，于是审讯人员向扬州做了报告。但按察使十分关心，便赶到如皋来亲自审问这个嫌疑犯。他有一肚子疑惑，比如他身上刺的这些文字，许元博怎么能自己纹身呢？难道他确实没请别人帮助吗？只是在看到纹字刺得极其笨拙之后，按察使才相信许元博确实是独自干的。不过担忧一消除，按察使仍然感到许元博的罪行必须予以严惩。他这样上奏北京：自本朝立国，尽除暴虐，万民感德归心。逆贼许元博妄为，自绝于治世，背弃皇恩。初剃发以匿其心，后复以此等文字纹身，尽露叛逆之意。欲赦其罪，得否？其妻朱氏当赐功臣之家为婢，没入家产。其父虽居别所，不谙此事，然逆谋不当以地异赦之，国法无贷。所以，由于许元博的罪行实属十恶不赦，就是他那与此毫无牵连的父亲，也应受到惩罚。

清廷的猜疑

于是，在1647—1648年间的冬季，清朝的一些大臣疑心越来越重。他们怀疑原来的一些归附者也暗中怀有叛逆之心。这种猜疑甚至扩及到负责镇压复明活动的高级官员身上，例如杨声远（他不久就因“疏于防务”而被撤职）和洪承畴（他已经由于那封截取的黄斌卿的信件而引起嫌疑）。不久，洪承畴受到的连累就更为严重了。1647年10月，大约就在叛军进攻淮安的同时，南京城门卫兵拦住了一个想离城的和尚，要看他的文牌。这和尚出示了一份由洪承畴签印的文牌，其条文约束甚严。也许是由于文牌有许多约束性条文，卫兵命令和尚打开行李。行李打开后，卫兵发现几份看上去十分可疑的文件。经检查，原来是弘光皇帝给阮大铖的一封信，以及表明远在南方的复明分子与南京洪承畴总督接触的通信。这和尚法名函可。第一个“函”字表明他是由南康（江西）归宗寺著名的住持道独剃度的。道独也是广州和尚函是的老师。函是的许多弟子都是广东复明分子。函是与函可在小时候是密友。函可俗名韩宗騋，他一家为反清事业牺牲了许多人，函可的一个叔叔和三个兄弟为反清复明而死。将洪承畴与南方复明分子联系起来的信件本身，并不说明总督是南明事业的秘密代理人。然而，南京首要的降清大员与广东复明分子之间有来往，是十分可能的。这一点，尤其在这一时刻，不禁使清廷不寒而栗。1647年8月初，广东两个重要的复明军领袖陈自壮和陈邦彦，合谋在珠江三角洲同时发动了几起暴动，旨在把清军主帅李成栋引出广州。李成栋果然离开广州去守卫新安，陈自壮随后就向防卫虚弱的广州发动了进攻。这时，陈邦彦将自己的部队和战船精心布置在新安与广州之间一个叫鱼珠州的地方，李成栋的兵船一到，战斗就打响了。遭遇战的第一阶段是复明军占上风，陈邦彦的火船开入李成栋舰队，使许多战船燃烧起来，李军伤亡惨重。接着，一阵暴风雨袭击了双方的船队。尽管陈邦彦自称船术高明，但是李成栋的水手们却扭转了战局，他们将战船重新编队，顺风扑向已在他们面前转身逃跑的明军。这是一场决定性的战斗。尽管陈邦彦一直逃到清远（广州西北大约60公里处），李成栋却穷追不舍，一路消灭小股部队，攻城夺寨。1647年11月25日，陈自壮在高明被俘，押回广州，于12月1日被处决。此时，李成栋已包围清远，用火药炸开城墙，率2万兵马攻入城中。陈邦彦到死都是一个英雄，他三次负伤，在一个朋友的幽静的花园里写下了他的墓志铭：无拳无勇，何饷何兵。联络山海，喋血会城。天命不祐，祸患是撄。千秋而下，鉴此孤贞。然后他试图在一个池塘里投水自尽，但是水太浅了。他昏倒在那儿，被清军抓到，五天之后被凌迟处死。1647年起义就此终结了。然而，当函可两个多月之前在南京城门被俘之时，上述这些事件尚全无预兆。函可携带的文件又向巴山和多尔衮暗示：洪承畴一直与广州复明分子有联系，也许江南文人与南方抵抗分子之间正在形成一个新的联盟。当然，这种信件也极有可能是为引起猜疑而伪造的。尽管如此，函可的父亲为前明礼部尚书韩日缵，这一点很快就真相大白了。而韩日缵，众所周知，曾是洪承畴的主考官。所以，在审问了函可的四个弟子后（结果他们都是相当清白的），总督洪承畴上奏皇帝，承认了他与这个和尚之间的私人关系，供认为他签发过文牌：犯僧函可，系故明礼部尚书韩日缵之子。日缵乃臣会试房师。函可出家多年，于顺治二年正月内，函可自广东来江宁，刷印藏经，值大兵平定江南，粤路阻，未回，久住省城。臣在江南，从不一见。今以广东路通四里，向臣请牌。臣给印牌，约束甚严。因出城门盘验，经笥中有福王答阮大铖书稿，字失避忌。又有《变纪》一书，干预时事，函可不行焚毁，自取愆尤。臣与函可有世谊，理应避嫌，情罪轻重，不敢拟议。洪承畴最后说，他将把发给函可的文牌送到北京内院，并将函可案件移交有关部门。北京有司毫不怀疑问题的严重性。函可在巴山人马护送下一到北京，他的案件就受到仔细复查。虽然没有证据表明函可是密谋分子，但他的日记里有好些反清文字，为此他被判处终身流放，发配辽东。同时，皇帝下诏：“洪承畴偏袒其师，擅用职权，授予文牌。极为失当，有司皆应记取。”于是各部讨论此案，一致认为洪承畴应受严惩，提议褫夺其一切功名爵位，削职为民。任何其他官员都会为此立刻受到惩罚，但洪承畴却不同于其他人，他象征着南方归附者对现政权始终不渝的效忠。这样明显地罢免他，就意味着公开怀疑朝廷最高级汉族大臣中有人怀有贰心。所以多尔衮决定暂时不理睬吏部的提议，饶恕洪承畴。几乎同时，洪承畴母亲患病，他马上申请休假去照顾母亲，得到恩准后，勒克德浑接任了他的南京总督职位，洪承畴暂时退出了清朝政府。

复明党希望的复萌与破灭

1647年秋季和初冬，清政府继续平定江南。像中国北方一样，长江下游地区也暂时安定了一段时间。1648年初，当清政府所依仗统治南方的两个前明官员先后于2月和5月举兵造反时，形势急转直下了。首先起义的是替清朝征服了江西的前明将领金声桓。金声桓希望能封官晋爵，总揽一省权柄，所以当他只被授予江西提督一职，并被置于一个满人总督的监管之下时，就心猿意马起来。在一名道士以及一个原是李自成部下、绰号叫“王杂毛”（实际就是王得仁）的怂恿下，金声桓于1648年2月22日反叛，杀死清朝大臣，宣布自己效忠永历皇帝。他很快就得到了几个最主要的南明人士的支持，例如姜曰广、邱祖德，控制了江西北部，同时围攻该省南部的赣州。广东征服者李成栋被任命为提督，处于两广总督佟养甲的监视之下，他也被惹恼了。与金声桓一样，李成栋不满于清廷将满人或汉军旗人安置在可以控制这些新依附者的职位上这种方法。佟养甲也未采取任何措施，以稍稍缓和清廷的这种人事安排。因为作为一个“旧臣”，以及作为像博洛这样的满族主要亲王的知己，佟养甲认为自己有资格轻慢李成栋。李成栋则因暗中受到他的一个宠妾的煽动，傲慢的自尊心更加强烈。这个女人原是陈自壮之妾，为李成栋所获，强迫与之成亲，但她对明朝的忠心却始终不渝。所以，1648年5月，当佟养甲命李成栋率军北进为赣州解围时，李成栋遂举兵造反。佟养甲开始被强迫穿上明装，接着，五个月之后，他企图暗中与清政府联系，就被处死了。在南宁避难的永历皇帝应邀回到肇庆，1648年9月20日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朝廷，封李成栋为国公。这时，湖广南部的其他永历将领受到鼓舞，在何腾蛟率领下，夺回了许多重要城镇。到1648年10月，南明政权控制了南方的绝大部分地区，清政府仅在广东和赣南，主要是赣州，还占有几块土地。然而，南明的复兴只是昙花一现。赣州并没有落到复明军手中。清廷却在中原迅速聚集了兵力，遣大军分两路南下。一支由蒙、满、汉人组成，共3万人，在孔有德、济尔哈朗和勒克德浑的率领下，逼向湖广。另一支由谭泰、何洛会、尚可喜和耿仲明率领，从江西扑向南昌的金声桓和广东南部的李成栋。1649年3月1日，南昌陷落。金声桓身负重伤，自溺而死。次日，不断损兵折将的李成栋在徒步涉过新丰附近的一条河时意外淹死。同时，在湖广，孔有德率部逼近何腾蛟，俘获了他，并将其处死在湘潭。到1649年11月，湖广再度牢牢地处于清朝控制之下。在1650年的头几个月里，广东南部大部分地区都被占领了，永历皇帝和他的小朝廷向西逃到梧州，最终经由南宁到了贵州。最后，1650年11月24日，经过10个月残酷的围攻，包括筑垒相逼，以楼车攻城，及动用荷兰炮手，尚可喜占领了广州。此后10天里，广州城惨遭洗劫，7万多人被杀。尸体在东门外焚烧了好几天。直至19世纪，仍可看见一堆积结成块的骨灰。这个焚尸的火堆，在许多复明分子的心目中，标志着明朝复辟希望的真正破灭。然而，东南沿海鲁王的军事支持者，继续努力与参加过悲惨的1647年起义的江南复明党残部建立联系。这一活动主要是由海上豪强张名振领导的。1647年北伐失败后，张名振重建了他的海军，在闽浙边境的沙城建立基地。它成了监国鲁王政权的总部，从此出发袭击沿海一带，远至江南。1649年7月，张名振决定从他的活动中心进一步向北发展。到8月，他和鲁王已安坐在浙江海门与宁波之间的健跳所了。在那里，张名振又开始计划与岸上的起义相配合，从海路进攻江南。在1647年，许多缙绅复明分子曾期望发动一场与之类似的联合进攻，现在他们不是死了，就是被流放了。所以，鲁王政权人士不得不求助于那些下层社会中的人物：低级士绅、冒险家、僧人，甚至盗匪。鲁王政权把印信官告授予江南复明分子。将这些使者作为秘密代理人遣回清人占领区，联络其他同情者，准备起义。如果被联络的人证明是经得起检验的，就由使者本人颁给官告，授予军衔。对复明分子来说，不幸的是，这并非一种可靠的组织武装起义的方法。当一个名叫罗光耀的人在苏北海州联络到许多地方权贵和匪首，准备在1649年夏天联合发起对天津的海陆进攻时，阴谋被发现了，罗光耀被捕。他的被捕以及此后兵部官员对他的审讯，暴露了长江南北地区其他阴谋分子。关于这个阴谋的消息一定使北京的清廷感到惊恐，但它也大大延迟了鲁王政权从海上北伐的计划。南明从海上进攻的希望还因张名振和黄斌卿这两个对手之间的内讧而暂时受挫。黄斌卿控制着舟山岛，1649年10月，最终被一个将领出卖给张名振，因而自杀了。不过这一斗争刚结束，张名振就再度计划在北方煽动起义。11月23日，张名振把他的帅府以及鲁王都迁到舟山岛，再次怂恿江南的反清分子计划起义。这次的联系主要是由嘉兴一个名叫毛远斋的和尚负责的。1650年3月13日，在一个名叫韩功树的明朝遗臣的庄园空楼里，毛远斋和其他六名复明分子聚会。会上他们举行宗教仪式，然后一起宣誓造反。10天以后，其中两人，毛远斋和吴庸之，动身到舟山，受到鲁王的召见，被任命为南明官员。吴庸之留了下来，毛远斋则携带特别官告文书返回大陆，进一步与他最初的那伙复明分子联系，并与其他人讨论起义计划。与此同时，张名振向苏南发动了一场海上远征，并携鲁王同往。十分凑巧，陈锦这时正率领一支清军扫荡四明山，清除浙东的复明武装。1651年10月15日，有几个黄斌卿旧部叛变，陈锦兵马遂占领了舟山岛的主要防御工事。张名振家人大多遇害。丢失了据点的张名振不得不与鲁王到了厦门，去寻求郑成功的保护。同时在北面的江南，一个曾被毛远斋授予鲁王政权文书的人叛变，并向苏州官府出卖了所有密谋者名单。此人交给清朝官员的那封文书包括有进攻南京并发动一场对北京的北伐的计划，上面盖有张名振的官印。到1652年4月，所有密谋分子都遭围捕，复明分子被彻底挫败了。

万寿祺和顾炎武

随着江南江北恢复了和平，当地居民慢慢开始重建他们的生活。1648年，画家万寿祺决定迁出他的“陋巷”，把家搬到距洪泽湖附近的淮安大约35里的浦西。在那里他为自己盖了一个画室，称“隰西草堂”，四周环水。迁到浦西后不到一年，万寿祺暂返江南，谒拜明太祖的陵墓。他还访问了密友、归附清朝的黄家瑞的后嗣。黄家瑞是在1645年松江起义期间被杀的。万寿祺乘船从徐州返

声“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蒋介石为了挽回形象，自导自演了一场表演秀——自请处分，甚至一度退居虎门，表示坚决离开广东，可惜被各方“深切同情、坚决挽留”，于是在4月初“艰难”地回到了广州。整套表演情节合理、动作自然、感情到位，看来蒋校长也是有实力走红地毯的人。看完蒋校长的表演，一起来分析一下“中山舰事件”的输家。输家有很多，首先来看汪精卫。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中下手是极其迅速的，根本没有通知国民政府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汪精卫。虽然汪精卫对蒋介石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极为愤慨，但是事件已经造成了国共矛盾、中苏矛盾，木已成舟，于是汪精卫以此次事件自己负有领导责任为由辞职，又跑到法国去了。汪精卫这权交得也太快了点吧？是啊，所有人都觉得太快了，不知道汪精卫当时是怎么想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汪精卫并非一个恋权的人，他辞职是为了避免党内争斗，保证国民党的团结。一号人物汪精卫走了，二号人物蒋介石得以继承党政军实权，但他没能坐上国民政府主席的椅子。因为汪精卫对蒋介石很有意见，所以他把谭延闿扶上了代理国民政府主席的位子。老谭虽然干过很长时间的军阀事业，打仗的能力也一般，但他在跟小弟赵恒锡的残酷斗争中老打败仗，受到了严酷的实事教育，并因此下定决心加入革命队伍，在讨伐陈炯明、平定商团叛乱及北伐战争等大是大非问题上与孙中山保持了高度一致，算是一个久经考验的“老革命”，由他接任主席也算合理。最大的输家则非共产党莫属。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表面上认了错，后来也逐步把共产党员给请了回来。这一切表明他似乎仍在高举“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伟大旗帜前进。但事实并非如此，这只是“形象工程”而已，因为蒋介石目前并没有足够的实力与共产党分裂，只得虚与委蛇。蒋介石的第一军目前只有第二师刘峙在广州，剩下的主力都远在潮汕。而李济深、谭延闿、朱培德的部队都近在咫尺，真要打起来不一定能赢。更重要的是，第一军上下深受革命思想影响，而蒋介石自己也一直宣扬革命，如果他不能占住法理，部队思想必定陷入混乱。此外，前文分析过，蒋介石的苏联之行后，他就从没有真正信任过苏联和共产党，他和亲苏联、亲共产党的国民党左派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是必然的，即使没有中山舰事件，蒋介石早晚也会制造出另一个事件来。这不是瞎猜，取得党政军实权的蒋介石，迅速借助“中山舰事件”制造了一个“整理党务案”，以继续削弱共产党的实力。在1926年5月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通过了一系列不利于共产党的政策，比如，规定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国民党员不得加入共产党，共产党须将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交国民党中央主席保存……这就是“整理党务案”。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从此便低人一等。“中山舰事件”的背后主谋国民党右派，也没有落着好。在这次风波中，汪精卫、共产党、苏联顾问、国民党左派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甚至连蒋介石都弄臭了个人形象，唯独右派安然无事。看到了这一点，离“中山舰事件”的真相也就不远了。躲在幕后的右派被揪了出来。蒋介石迅速处分了欧阳格、欧阳钟等人，免去广州右派分子的头面人物伍朝枢、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吴铁城一切职务，解散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西山会议派”也被他冠以非法组织之名，开除其成员党籍。至于右派的另一个巨头——孙科，蒋介石还不能动他，因为他必须卖孙中山的面子。不得不说，此案的关键人物李之龙的下场极其悲惨。李之龙确实有他的问题。在既无蒋介石的手令也无正式公文的情况下，这位仁兄轻率地将军舰调往黄埔。他事前完全应该也必须向蒋介石核对，如果他这样做了，一切的误会也就灰飞烟灭，但他没有这么做。所以，陈独秀、张国焘认为李之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怀疑他有叛党嫌疑，遂将其开除党籍。就在李之龙为被开除党籍一事苦恼万分的时候，蒋介石却没有忘记他，派了几个黄埔同学去找这位黄埔英杰，希望他能迷途知返，归顺自己。“四·一二政变”前，蒋介石还发了一封电报给李之龙，叫他立即去南京。不过李之龙身处被同志们怀疑的风口浪尖，又岂敢做出如此见风使舵的事？他不仅拒绝了蒋介石的拉拢，还写了一篇叫《三·二〇反革命政变真相》的文章，彻底加入了讨蒋队伍。两年后，李之龙回到广州策划“中山”等舰起义，失败被捕。不过，蒋校长对李之龙还算不错，他电令相关人员将李之龙押往南京，他要亲自做李之龙的思想工作。可是一切都太晚了，李之龙在被捕后的第二天即被欧阳格的狐朋陈策执行枪决。一颗本有前途的将星就此陨落，他的死亡就像一滴水消失在河流中，像雪花融入到冰凌中，一切都那么的悄无声息。基于当时没有比蒋介石实力更强的力量可以扶持的现实（冯玉祥此时已经完蛋，后面细说），在布勃诺夫考察团的建议下，苏联政府本着实用主义和利益至上的原则，转变了态度，向性格强硬的国民党一把手蒋介石做出妥协——季山嘉被调回苏联，未来的苏联元帅加伦和鲍罗廷重新回到中国，再度北伐开始提上日程。陈独秀在代表共产党做了申辩后并未深究此事，随后蒋介石宣称此事和共产党无关，国、共、苏继续合作，一场风波以蒋介石的胜利落下帷幕。在这个过程中，蒋介石取得了独裁地位，汪精卫从此再也斗争不过蒋介石。蒋记王朝第五章北伐定中原

誓师北伐

应该说，蒋介石的运气不错，就在他“摆平”广州风波的时候，北方风云再起，乱作一团。虽然冯玉祥以辞职下野释放了屈服的信号，但吴佩孚和张作霖不打算放过他。吴佩孚要报冯玉祥背后捅刀子的仇，张作霖也要报冯玉祥趁火打劫的仇，所以这哥儿俩组成“讨赤联军”，拉上对“落井下石”牌情有独钟的阎锡山，组团围攻暂时看起来最强大的冯玉祥，吹响了北洋几大军阀之间最后一场大战的号角。随着群架规模的扩大，战火烧到了《辛丑条约》里的敏感地带天津大沽口，《辛丑条约》的既得利益国日、英、美等八国随即向段祺瑞发出“八国通谍”。1926年3月18日，李大钊和国民党左派徐谦在北京发动民众与学生游行，抗议“八国通谍”，要求段祺瑞废除《辛丑条约》。段祺瑞昏了头，居然以武力镇压游行队伍，造成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为代表的四十七人死亡，史称“三·一八惨案”。游行队伍中的鲁迅后来写下《纪念刘和珍君》一文，将段祺瑞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事件发生后，群架也到了尾声。在联军的进攻下，冯玉祥被打回原形，以前吃进肚子的全都吐了出来。心情黯然甚至开始怀疑人生的冯玉祥接受了苏联的邀请，走出国门，去看一看外面世界的精彩。在苏联那里，他见识了“红色浪潮”的魔力，这将改变他的一生。吴佩孚恢复了实力，势力遍及两湖与河南。张作霖则拿下了华北，再度占领北京。这一次，张大帅没有再装好人。这些年的失败告诉他一个道理：人在弱势的时候奉行实用主义比较合算。因此一统中国的理想在梦里想想就好，还是趁年轻多做几天中央领导过过瘾比较实在。于是他也就撕破了脸，赶走段祺瑞，独霸北京政府……被革命的对象——北洋军阀正在玩窝里斗，时机如此有利，怎能不北伐！国民党中央迅速通过了北伐决议，代理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全权授命蒋介石，命其出任北伐军总司令，负责组建总司令部，负责组织北伐一切事宜。一句话，凡是涉及北伐的事情，全部由蒋介石一人彻底包干。谭延闿很会做人，很够意思。所以蒋介石也投桃报李，让谭延闿一路官运亨通至进棺材为止。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虽说苏联愿意提供一部分军费和武器，但北伐资金还有很大的缺口，毕竟一旦打起仗来，物资的消耗可是源源不断的，每打一天仗，就得多花一天的巨额军费，所以蒋总司令对财政部部长宋子文提出了筹措军费的命令。宋子文的确是一个搞经济的优秀人才。他上任一年多以来，通过向外商借资，规范制度——如确立预算、财政公开，整顿税务，发行公债等手段，不仅保证了广东国民政府的正常运转，而且他麾下的广州中央银行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月流水近亿元。相比辛亥初年南京政府的窘迫财政，真不啻霄壤之别也。接到蒋总司令的命令后，宋子文努力工作，协调各方开支，优先满足北伐的军费需求，保证了北伐顺利进行。经济挂帅，全面布局。在和首席军事顾问加伦讨论过后，蒋介石拍板决定了他此生最为优秀的三大军事战略方案之二：北伐三步走。所谓“三步走”，即第一步打倒吴佩孚，稳住孙传芳，不理张作霖。如果第一步顺利吃掉两湖的吴佩孚，那么立即执行第二步，进入江西、浙江干掉孙传芳。完成第二步之后，第三步自然就是北上消灭张作霖，彻底打倒北洋军阀。简单说来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避免三线同时开战。即将被北伐的那三位仁兄的兵力分布是这样的：吴佩孚约二十万，孙传芳约二十万，张作霖三十余万。三人的军队数量看起来极为吓人，其实没那么可怕。一来这几位兄台要分兵驻守好不容易抢到手的地盘，二来精锐并不多。直系的精锐部队也就占其总兵力的三到四成罢了，至于张大帅，也就两成而已。尽管北伐军只有十万左右人马，但其精锐部队的比例要高于上述三位，打胜仗的希望还是很大的。因此，为了形成局部优势兵力，除李济深率领一部分国军留守广东，其余国军全部参加北伐。这里需要稍作解释，国军第一军主要分成两部，一部随大军出征，一部由何应钦率领，盯防福建、江西的孙传芳。此外，为了跟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搞好关系，蒋介石还把部分左派人士和共产党员请回了北伐的领导班子，譬如任命邓演达和周恩来为总政治部正、副主任，蒋先云为机要参谋。7月9日，广州万人空巷，北伐誓师！广州各界群众三十多万与会，点将台上庄严肃穆。孙中山大幅遗像悬挂正中，左右两侧分别悬挂“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与会群众在国民政府领袖谭延闿、蒋介石、宋子文、孙科、宋庆龄、张静江等人的带领下向孙中山遗像三鞠躬。蒋介石戎装整齐，从主席谭延闿手中接过总司令大印，从张静江手中接过总司令旗，正式就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霎时，鼓乐喧天，彩旗飘扬，“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胜利，一定胜利！”的呼声响彻云霄！接下来是部队受阅。蒋介石看着台下以黄埔学生军为骨干的受阅部队，眼睛略有些湿润。从1924年到今天，两年过去了，黄埔一期的几百个学子，现在只剩下一半不到，绝大部分在东征平叛中阵亡。幸好，第四期即将毕业，第五期即将入学……

唐生智

国民革命军是继袁世凯新军之后，中国军队又一次质的飞跃。在充足的军费保证下，在优良的武器武装下，在“党指挥枪”、“党国”、“党军”的精神鼓舞下，北伐军势如破竹！两湖首先传来好消息：北伐军在7月11日进入直系的据点湖南长沙。进展怎能如此之快？9日誓师，两天就进占长沙，这速度也太离谱了吧？能完成如此高难度的任务，自然是有秘诀的。秘诀就是，北伐军在湖南有一个叫做唐生智的内应。此人时年37岁，毕业于保定军校，与程潜、赵恒锡都算是出自湖南新军的杰出军阀代表，原老板为赵恒锡。唐生智虽然信佛，可他不仅做不到无欲无求，还很有野心。他不甘于一直做小弟当跟班，于是找了一个不错的机会造了老大赵恒锡的反。结果赵恒锡搬来老大吴佩孚，吴老大替赵小弟把反骨仔唐生智揍得满地找牙。没办法之下，逃到湖南南部边境的唐生智向广州国民政府求援，算是重新找了一个老大。唐生智于1926年5月加入革命队伍，其军队成为国军第八军，他自己则成了北伐前敌总指挥。唐生智的部下里有两个大家很熟悉的人：一个叫何键的师长，一个叫彭德怀的营长。有理由相信，唐生智参加革命的动机严重不纯，既因为他有借力报仇的嫌疑，也因为他有投机的嫌疑——若不加入国军，势必成为被北伐的对象，而且从后来的历史进程看，他在诸多重大关头的表现都只能用不靠谱来形容。尽管唐生智不甚靠谱，但好在他目前对北伐还有些用处。在唐生智的接应下，国军第四、七两个军于5月底顺利抵达湖南北伐前线。以第四、七两军的战斗力，面对赵恒锡的湘军和吴佩孚的非嫡系部队，一个多月攻入长沙也在情理之中。长沙战役获胜，蒋总司令亲临长沙指导工作，犒赏三军自是必不可少的程序。不过蒋介石首长在长沙校场检阅英雄部队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蒋介石骑马缓缓走过其他方阵，安然无事，可是当蒋介石走到第八军队列前时，军乐队鼓乐齐鸣，蒋介石骑的马大概没听过这种声音，长嘶一声，撒蹄狂奔。蒋介石猝不及防，摔下马来，一只脚挂在马镫上，整个人被惊马拖了十余丈，最后马靴脱落，才幸免于难。蒋总司令忍痛、忍怒坚持完成检阅的事咱们就不说了，一起来看看第八军的军长唐生智干了什么。检阅结束之后，唐生智没有回家，而是去了“二学园”。二学园是顾和尚（本名顾净缘，乃顾炎武之后）讲经论道的场所。这个顾和尚有点特别，在很多人看来，这家伙就是个不折不扣的骗子，连佛语都不会说几句，相当于学英语只会“点头YES摇头NO来是COME去是GO”的半吊子。其实，顾和尚有点水平。只是他崇信的是密宗，很难被普通人理解，而且他性情恬淡，是个隐士，每当遇见有人怀疑他时，他也懒得去辩解。很酷！所以使得大家都当他是个死骗子。当然，也有不少人相当欣赏顾和尚。唐生智就是顾和尚的粉丝之一。唐生智自己信佛不说，还在部队中宣扬佛教，想当他的兵就得接受摩顶受戒，因此他的军队又被称为“佛军”。见到顾和尚后，唐生智把今天的事向他详细说了一遍。顾和尚闻言捏指算过之后才轻声说：看来蒋介石过不了第八军这一关。唐生智顿时心花怒放，自此有了取蒋介石而代之的野心。看来顾和尚是个有真才实学的，并非忽悠混饭吃之人，后来的红军不就改编为国军第八路军了吗？

决胜汀泗桥、贺胜桥

除开北伐军实力强悍的缘故，丢掉长沙还有吴佩孚自己的原因——轻敌，他小看了北伐军。原本吴佩孚把主力大都放在北方，用于进攻冯玉祥和防备张作霖。直到丢掉长沙之后，他才意识到自己犯了大错。鉴于冯玉祥已经被他和张作霖揍得只剩下一口气，于是吴佩孚大胆调集主力南下，打算在湖南湖北交界处与北伐军展开生死决战。就在他调兵遣将之际，北伐军已经突破湖南北线，进入湖北。吴佩孚知道这是生死攸关之战，于是亲自组织兵力反扑，在湖北咸宁境内的两处险关汀泗桥、贺胜桥一线布满了自己的嫡系部队，他要拒敌于武汉大门之外！蒋总司令自然不是吃干饭的，早在吴佩孚做出调整之前，他就已经下令北伐各军务必抓住吴佩孚兵力分散、精锐未至的有利时机，迅速打开通往武汉的大门！北伐前敌总指挥唐生智迅速响应了蒋总司令的号召，他本着“把困难留给别人，把便宜留给自己”的军阀精神，把吴佩孚的精兵和前进道路上的险关重城——汀泗桥、贺胜桥以及武昌城都留给了第四、七两军，自己则率第八军直奔滔滔汉水和长江而去，因为长江对面是敌军防守薄弱的汉口和汉阳。因此，吴佩孚的主要对手是第四军和第七军。由于军长李济深留守广东，副军长陈可钰得以成为第四军的最高指挥官。陈可钰是一名优秀的将领，他带领的第四军一直冲在北伐的最前沿，无畏的勇气和敏锐的军事嗅觉就是他的特质。现在，作为最早抵达汀泗桥的将领，陈可钰决定趁吴佩孚主力未至汀泗桥这个稍纵即逝的机会，

们肯定会改种稻子，那时候您再以断掉水源相威胁，他们就只好乖乖地听命于您了。”在苏秦的劝说下，这件事很快得到解决。苏秦因此在周显王那里得到一笔赏赐。但是，当他企图以此为契机跻身于王室小朝廷的时候，却被周显王警惕地拒绝了。原来几位王室重臣都对周显王说，苏秦不过是有点小聪明，如果让他担当大任，只怕要闹出笑话。周显王本来也没什么抱负，只想过几天太平日子，对苏秦的纵横捭阖之道一点也不感兴趣，于是顺水推舟，听从了重臣们的建议。然而，经历这件事之后，苏秦对自己的能力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所谓人君，只要你揣摩透了他的心思，就能够像指挥木偶一样指挥他，没什么了不起的嘛！”揣着周显王给他的那笔赏赐，苏秦收拾行装，来到秦国游说，想向秦惠王介绍连横的策略。“秦国沃野千里，人民富庶，战车万辆，勇士百万，存粮丰富，地势险要，乃天下之强国。再加上有您的英明领导，完全可以兼并诸侯，统一天下。”苏秦先给秦惠王送上一顶高帽子。但是秦惠王似乎根本不吃那一套，只是厌烦地说了一句：“秦国羽翼未丰，还没有想过要兼并别国。”苏秦还想再说点什么，秦惠王打了个哈欠，摆摆手，做了个“送客”的手势，结束了这次会见。苏秦虽然失望，然而并不死心。他知道，即便是商鞅见秦孝公，也是第三次才擦出火花，说不定秦国君主都是慢热型的呢！数天之后，苏秦再一次请求朝觐秦惠王，没想到这一次，秦惠王连见面的机会都没给他。苏秦只好留下一篇早就写好的时政论文，垂头丧气地回到了旅店。过了几天，苏秦再去宫中求见，结果又吃了闭门羹。如此求见了十次，论文上交了十篇，秦惠王依然对他不理不睬。一个比怀才不遇更恼人的问题困扰着他——为了面见秦惠王而置买的貂皮大衣穿破了，盘缠也用完了，旅店老板天天催着他交房租，吃了上顿没下顿，这日子，没法过了！苏秦穿着草鞋，打着绑腿，背着书袋，挑着行李，神色憔悴，垂头丧气地回到了雒邑。他不知道，他之所以不受秦惠王待见，不是他的论文写得不好，也不是他的口才不足以打动人，只是秦惠王刚刚车裂了商鞅，对一切游说之士都怀有恶感罢了。苏秦回到家中，发现一切安好——他的妻子正在织布，听到他进屋，连头都没抬一下；嫂子视若不见，也不去准备饭菜；连父母见到他，也是若无其事。总之，他存在或不存在，对于家人来说已经没有任何区别。换作别人，或许早就摔门而出。然而苏秦最大的优点，就在于心态好。他只是长叹了一声，自言自语道：“妻子不把我当丈夫，嫂嫂不把我当小叔，父母不把我当儿子，这都是我的罪过！”继续一头扎进书堆，刻苦攻读。据说夜里读书困倦，苏秦就拿起铁椎猛刺自己的大腿，鲜血一直流到脚跟，于是睡意全无。成语“悬梁刺股”中的“刺股”，说的就是这段故事。如此苦读一年之后，苏秦再度出山，来到了赵国。赵肃侯对他的学说倒是颇有兴趣，然而幸运之神仍然没有向他招手——当时赵国的相国奉阳君对他十分防范，处处掣肘。苏秦施展不开，只好离开赵国来到燕国。燕国地处北方，长期以来偏安一隅。春秋时期的历史记载中，燕国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进入战国之后，齐、楚、秦、魏、赵、韩等国战乱纷纷，来往频密，燕国人仍然不问世事，过着与世无争的日子。苏秦带着他那套纵横捭阖的理论去燕国游说，显然有点不合时宜。他在燕国待了一年才见到燕文公。“燕国东有朝鲜和辽东，北有林胡和楼兰，西有云中和九原，南有滹沱和易水。国土两千多里，战士数十万，战车六百乘，战马六千匹，存粮足够数年之用，资源丰富，衣食无忧，乃是所谓的天府之国啊！”苏秦照例先把燕国夸奖了一番。接着问道：“燕国多年无战事，百姓安居乐业，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燕文公一脸茫然：“为什么？”苏秦说：“天下最强的国家就是秦国，燕国之所以没有遭受秦国的进攻，是因为赵国做了它的南方的屏障。秦国如果要攻打燕国，必须穿过云中、九原，经过代郡、上谷，路程数千里。即便能够攻克城池，也无法固守。秦国不能对燕国构成威胁，这是明摆的事。但是，如果赵国想进攻燕国，只要赵君一声令下，不出十日，便可以在东垣附近集结数十万大军，接着渡过易水，四五天便可直抵蓟城（燕国首都）。所以说，真正让燕国担心的，不是秦国而是赵国。而赵国又不时受到秦国的威胁，如果燕国能够利用秦、赵之间的矛盾，主动与赵国联合，与天下诸侯联合，共同抗击强秦。这样的话，燕国方可确保平安。”如前所述，苏秦当初去到秦国，是想将连横的策略贩卖给秦惠王。现在他见到燕文公，推销的却是合纵的计划。对于鬼谷子的门人来说，所谓立场，不过是棋局中执黑还是执白的区别，不成其为问题。如果秦国用他，他就主张连横；如果其他国家用他，他就主张合纵，仅此而已。苏秦向燕文公推销合纵计划，用的是江湖术士忽悠老太太的手段——“老人家，你印堂发黑，七天之内必有血光之灾，但是如果你能把所有的钱都交给我，我可以替你消灾解难。”燕文公却完全被苏秦那套把戏搞蒙了，把苏秦看成了上天派来解救燕国于危亡的使者，马上将他奉为上宾，而且提供车马财礼，让他到赵国游说。也该轮到苏秦时来运转。这个时候，奉阳君已死，苏秦得以顺利地见到了赵肃侯。一见面照样是送高帽子：“当今天下贤士，无论是布衣还是卿相，都仰慕您的高尚品德，想到邯郸来聆听您的教导。只是由于奉阳君妒忌贤能，故意从中作梗，所以他们都得不到机会在您面前畅所欲言。如今奉阳君已经去世，言路又畅通了，我这才敢来对您说说我的愚见。”苏秦现在的样子，跟一年前那位失魂落魄的寒士大不相同了。他穿着崭新的礼服，佩戴着名贵的玉器，在赵国朝堂上用流利的京城方言侃侃而谈，时而慷慨激昂，时而低首蹙眉，很快将赵肃侯吸引住了。“对于君主来说，人民安居，国无战事，就是最大的好事。安民的根本在于邦交，以谁为友，以谁为敌，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以赵国的形势，如果把齐国、秦国当作敌人，则民无宁日。如果联齐抗秦，同样不得安宁。算计别国的君主，讨伐别人的国家，这样的话是很难说出口的，希望您也不要轻易去说。“赵国与秦国结盟，秦国一定会削弱韩国和魏国；赵国与齐国结盟，齐国一定会削弱魏国和楚国。魏国被削弱就只好割让河外，韩国被削弱就会献出宜阳，这样一来，上郡就危险了。而楚国如果被削弱，赵国就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外援。这三个国家的安危，其实也关系到赵国的安危，您不可以不认真考虑。“当今天下诸侯，莫强于秦。秦国如果得志于韩、魏，连齐国都必须向它俯首称臣，那时候秦军就会渡过黄河，直指邯郸，这是我替您担心的啊！“赵国地方二千余里，军队数十万，战车千乘，战马万匹，乃山东（指崤山以东）强国。秦国最忌惮的就是赵国，但又不敢轻易发兵进犯，为什么？就是怕韩、魏两国在背后打它的主意。从这种意义上讲，韩、魏就是赵国的南方屏障。韩、魏若亡，则赵国也不能独存，这是非常浅显的道理。“山东（太行山以东）诸国的疆土，合起来比秦国大五倍，兵力则是秦国的十倍。如果大家联合起来向秦国进攻，秦国是抵挡不住的。依我之见，赵国应该与韩、魏、齐、楚、燕等各国合纵友好，一同对付秦国。只要秦国敢于攻击其中任何一国，则其余五国共同发兵相救，拒秦军于函谷关外。就算秦国再强大，也不敢与六国为敌。这样的话，您的霸业就有希望了。”赵肃侯连连点头道：“您说得有道理。可是，合纵是件大事，有谁能够为寡人去说服各路诸侯呢？”“我。”苏秦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如果您能够采用我的建议，我可以向您保证，燕国会献上北方的毛皮狗马，齐国会献上海边的鱼盐，楚国会献上南方的橘柚，韩、魏、中山等国会献上土地作为您的汤沐之邑。您只要坐在邯郸，便可坐享其成。”赵肃侯大喜，赏给苏秦车百辆，黄金千镒，白璧百双，绸缎千匹，让他游走列国，建立抗秦统一战线。就在这时，秦惠王派公孙衍进攻魏国，斩首八万，生擒龙贾，占领雕阴，天下震动。而楚国趁火打劫，魏国一下子陷入两面受敌的困境，形势极其危险。对于即将出发游说列国的苏秦来说，这无疑是一个不利的消息。如果秦国顺势消灭了魏国，只怕无人敢响应他的号召与秦国为敌，合纵抗秦就成为了一句空话。苏秦看似触底反弹的行情，现在又面临着被做空的危险。怎么办？苏秦想到了他的同门师兄，现在依然穷困潦倒的张仪。苏秦与张仪的对弈：以天下为棋局据《史记》记载，张仪、苏秦同在鬼谷子门下学艺。对于张仪的学问，苏秦是自愧不如的。然而成绩好并不代表工作好。当苏秦经历了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上升的拐点的时候，张仪还是一介寒士。据说他曾在楚国令尹昭阳门下担任门客。有一次，昭阳大摆筵席，宴请群臣，事后发生身上佩戴的一块名玉不见了。府上的人都怀疑是张仪偷的，理由是“仪贫无行”——张仪又穷又贱，除了他谁还能做出如此下作的事情？昭阳还没发话，这些人已经把张仪捉住，私刑逼供，打了好几百板子，直打得皮开肉绽，血流满地。张仪一口咬定自己没偷，这些人只好把他放了。回家后，张仪的老婆又心疼又生气，说：“你如果不去读书游说，怎么会受这份罪呢？”张仪奄奄一息，躺在门板上，嘴唇动了几下。他老婆把耳朵凑过去，好不容易才听明白他说什么。“你看看，我的舌头还在不？”他老婆又好气又好笑：“当然还在。”“那就好，那就好。”张仪说着，脸上也露出一副天真的笑容。只要舌头在，吃饭的工具就还在，没什么大不了的。发生了这样的事，昭阳府上是不能再去了。张仪只能躺在家里养伤，而他老婆看着一天天空下去的米罐子，心急如焚。有一天，有个熟人从赵国来，告诉了张仪一个好消息：“你的师弟苏秦发迹了，正在赵国受到重用，你何不去邯郸投靠他，让他给你谋个一官半职？”张仪犹豫了半天。要他去求苏秦，他是不乐意的。最后肚子决定了脑袋——如果继续待在楚国，除了沿街乞讨，没有别的活路。相比之下，向昔日同窗低头未尝不是一个体面的办法。就这样，张仪来到了邯郸。苏秦的府上很好找，向任何一个邯郸居民打听，他们都会很热情地给张仪指路。但是，找到苏府并不代表见到苏秦。当年穿着打满补丁的衣裳在鬼谷读书的那位爱闹爱笑的苏秦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位看不见、摸不着、深居简出的苏客卿。张仪在苏府递上名片，等了整整六天，苏秦才抽出空来接见他。“哟，原来是你啊！好久不见了。”苏秦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即便是对住在同一条巷子里的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想必也不会如此冷漠吧！张仪忍住怒火，刚想寒暄一番，苏秦已经在众人的簇拥之下走远了，但是派了一个侍童回来告诉张仪：“晚上就留在这里，一起吃个晚饭吧！”这句话给了张仪一点希望。他心里想，也许是苏秦现在家大业大了，必须在众人面前保持一种威严，才故意这样对待他的。等到吃晚饭的时候叙叙旧情，回忆一下鬼谷的往事，再向他提出工作的事，应该就水到渠成了。张仪在苏府一直等到天黑，苏秦才回来。厨房已经将晚餐做好，仆人们像走马灯似的铺好坐席，摆放碗碟，端出一道道美味佳肴。光闻到那味道，张仪就止不住流口水了。然而，当一切准备就绪，苏秦也在堂上坐好的时候，张仪才发现，堂上只有苏秦一个人的座位。正在疑惑之际，一位老仆走过来，将张仪带到堂下仆人和侍女就座的地方，给他安排了一个座位。饭吃到一半，张仪强忍住愤怒，对着堂上说：“我这次来，是想请您帮我谋个职位，要求不敢太高，聊以养家糊口便罢了。”苏秦把嘴里的肉嚼完，咽下，又喝了一大口酒，才说：“我如果开口，别说养家糊口，就算是荣华富贵也可以给你。可是，以你的才能，却将自己弄到这个潦倒的地步，我怎么还敢向国君推荐你呢？你如果实在没事做，就到我厨房里给大师傅打个下手，可保你吃饱穿暖，如何？”张仪再也忍不住了，一把推开眼前的食物，拂袖而去。他这一去，就没有再停留，而是风餐露宿，一路向西，直奔秦国。你要合纵天下，共抗强秦，那我就为秦国献上连横之计，各个击破，让你一事无成。苏秦，你等着！话虽如此，张仪很快面临一个现实的难题。从邯郸到咸阳，是很长一段路程，而他口袋里的盘缠，已经不足以支撑他走出赵国了。退一万步说，即便他一路乞讨来到咸阳，这一身衣衫褴褛，恐怕也难以见到秦惠王。万念俱灰之际，张仪遇到了一位来往于秦、赵两国之间的商人。两个人交谈了几句，商人惊奇道：“您不是一般人，为何沦落如此？”两个人越谈越投机。接下来张仪的路就顺多了。商人给他换了衣服，让他坐着自己的马车，一同来到了咸阳。俗话说，蛇有蛇路，鼠有鼠道。商人既然来往于秦、赵之间，对秦国的情况自然熟悉。他拿出一大笔财礼，让张仪送给秦国宫中的警卫长。通过警卫长的推荐，张仪顺利地见到了秦惠王。同为鬼谷子门下，张仪的路数和苏秦大不相同。他没有以送高帽子作为开场白，而是对秦惠王说：“下臣听说，不知而言，是为不智；知而不言，是为不忠。不智当死，不忠亦当死。下臣能力有限，但仍然愿意冒着不智的危险，把我所知道的全部讲出来，请您定罪。”秦惠王微微一笑，说：“请继续说吧！”“下臣听说，赵国正在准备联合燕国、魏国和韩国，争取楚国和齐国，结成合纵联盟，共同对付秦国。我听了之后，忍不住发笑。以赵国现在的形势，钱粮不足，人民畏怯，打仗都要人拿着大刀在后面督战，不准后退，可是仍然畏缩不前。秦国国力强盛，赏罚严明，只要是为了国家，人人皆有必死之心，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以赵国之弱，居然敢打秦国的主意，实在是自不量力。“然而，小心谨慎不为过。当年智伯率领三家大军攻打晋阳，眼看就要获胜。赵氏用张孟谈之计，策动韩、魏两家反水，结果大败智军，活捉智伯。对于赵国的合纵联盟，秦国切不可掉以轻心。“赵国要合纵，则秦国必须以连横相对。要采取军事和外交两种手段，想办法分化合纵联盟。要对联盟各国区别对待，有的要打击，有的要拉拢，有的恐吓，有的要给予一定的好处。这样的话，赵国想合纵也合不了，反倒是秦国可以抓着空子，一步一步蚕食天下的土地，完成霸业。”幸运之神突然降临。秦惠王和张仪谈了一整天，便任命张仪为客卿，留在朝中担任参谋。张仪当上客卿没几天，那位曾经给他提供帮助的商人来向他告辞。张仪拉着他的手说：“全赖您的帮助，我才得到今天这样显赫的地位。我正想要报答您，可您为什么急着要走呢？”商人这才对他说：“请不要谢我，要谢就谢苏先生吧。其实，从头到尾这一切，都是苏先生为您安排好的。他知道您的才能在他之上，不应该屈居他之下，所以才想出这招激将法，逼您投奔秦国。他还让我转告您，从此之后，天下就是您和他对弈的棋局，请您一定用心下好这盘棋，不要手软。”张仪听了这番话，目瞪口呆，老半天才长叹道：“单从这件事上看，苏秦之才已在我之上了。而我一直蒙在鼓里，没有察觉。惭愧，惭愧！”第二天上朝，张仪便对秦惠王说：“秦、楚联合攻魏，魏国的形势已经十分危急，很有可能转向楚国。而韩国与魏国关系历来不错，也会随之与楚联合。这样的话，秦国就被孤立了，不如出兵帮助魏国抵抗楚国。”秦惠王听从了张仪的建议，于是以张仪为将，带领“卒万人、车百乘”救援魏国，在陉山大败楚军。魏国暂时得救了。作为对秦国的回报，魏惠王命令加快移交河西土地，两国于当年年底完成了交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