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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无码人妻精品一区二区三区Av 发布时间:2023-12-12 14:0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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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粉色se视频.com990年10月30日,我收到这封信:亲爱的贝尔医生:我必须让你知道,上次我说伤害自己的事,我说谎了。我告诉你事情发生在3个月以前,其实根本不到一个礼拜。我很抱歉。我只是突然被卸除心理的防备,很害怕你会怎么想我、看我。我不是故意要说谎的。当时我没办法一次把全部的真相都告诉你。我真的很害怕自己有什么很恐怖的毛病。我需要你帮忙。我不知道自己为何想伤害自己。高中时,我曾像这样伤害自己;但19岁之后就没再这么做了。去年10月,我又开始故态复萌;在讨论我被性侵害的那段治疗期间,我自虐的状况更加严重。我不知道怎么停止这一切。※※※※她告诉我,大约一年前,这种迫切惩罚自我的念头再度找上她。她说她会把铁衣架戳进自己的身体,借此伤害自己。她认为,如果她把自己伤得够重,往后就不必再忍受性行为了。为此,伤口必须维持在“新伤”的状态。她甚至把部分细节写给我看。约定的诊疗时间到了,卡伦一如往常准时出现;打开门,我发现她比平常站得更远。她眉头深锁,鱼尾纹也跑出来了;进了办公室坐下来,她也不太看我。“我看了你的信,”我说。她脸上的痛苦又加深了些。“你还想看见我吗?”她问,“或者我是不是太恶心,恶心到你根本不想跟我说话?”她无法直视我。“我很高兴你终于愿意把秘密告诉我了,我也非常想帮助你了解你为什么会有这些感觉。”“其实我并不想告诉你,我跟你距离太近了;可是我已经说了这么多,现在我反倒怕你会生气,怕我会失去你。”她能以正面态度看待我们的关系,让我很高兴。“这么说来,你好像有点受不了我,又不能没有我啊。”我支持她对这层关系的看法。她同意我的说法,但也认为这渐渐是个问题;尤其是从她自残的念头越来越强烈之后,她开始害怕吐露她的遭遇。有时候,我无法以言语安慰她赤裸裸的伤痛。我试着说些什么,试着表示我了解她的感受——甚至我偶尔也能感受到她的部分感受。我不能说我能体会,因为我根本无法想象她曾经历的一切。然而,因为卡伦,我正开始学习当个更好的倾听者。※※※※1990年圣诞节过后不久,我去度假,但实在很难不带着罪恶感出门;不仅对卡伦感到抱歉,还有其他处于不同危急或需要程度的病人。我不在的时候,他们可能受苦,甚至又回到治疗前的状态;但卡伦似乎会是最惨的一个。我想跟她多聊聊遗失时间,但每当我们快要聊到那一点的时候,又冒出新的问题或自杀危机,硬生生扯开这个话题。我建议卡伦,在我度假这段时间,她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和梦境记下来,等我回来以后就能一起检视她写的东西,帮助她跨越障碍。但我怀疑我真的有办法了解她。第一部苟且偷生第4章选择死亡1990年12月29日今天我努力说服自己恨你、讨厌你。我好伤心。我觉得你遗弃我了。其实我知道你去度假,但我的感觉还是很糟。我想,我真正恨的人——那个需要你的人——是我自己。我决定不吃药了。我不需要它。我什么都不需要。1991年1月4日恐怖的事发生了。我大概有两个钟头的时间不见了。在这段时间内,我攻击我丈夫。他说我狠狠地踹他,揍他,抓他。我看见他身上有伤,但我不记得我曾伤害他。另外,我又割伤自己了。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做。1991年1月10日我想起越来越多过去的事了,觉得很恶心。我写不出来。我甚至不知道我有没有办法说出来。我想忘掉它们,但我忘不掉。我没办法封锁那些言语口角,没办法锁住痛苦。度假归来,一封信躺在信箱里等着我。卡伦的笔迹。见面之前,我读了好几篇她的手稿。她垂头丧气慢慢走进来,状况似乎不太好。“我丈夫好像很喜欢折磨我,”卡伦终于开口,“但我不觉得我有能力离开他。”“我明白。但有什么是你现在比较可能做到的?有什么办法能让你保护自己不受他欺负?”我问。卡伦耸耸肩,摇了摇头。“我被他逼得无处可逃,”语气充满无奈,她说,“我幻想杀了他,就像我曾幻想杀了我爸一样。”我观察她,看她是否流露任何可能付诸行动的蛛丝马迹;但她眼神绝望,肢体动作也感觉不到这方面的意图。“你怎么处理这些幻想?”我问。“越想越难受的时候,我就伤害自己。”“为什么伤害自己能帮助你?”“因为这样可以让我不再幻想。”“你之所以伤害自己,有没有可能是为了保护他们——避免在盛怒之下伤害丈夫和父亲——所以改变对象,转而发泄在自己身上?”卡伦望着我,没搭腔;但我看得出来,这番话令她迷惑不解。“另外,这是否也足以解释,在我度假期间,你为何更急切地想伤害自己?”我再补上这一句。卡伦不明就里地望着我。我一下子跳过好几个步骤,期望卡伦能发现“我外出度假,遗弃她——她很气我”与“她增加自残频率”之间的连结。她必须明白:虽然她没说出口,但我知道她有多气我拋下她出门度假,但她的愤怒却不会摧毁我们之间的关系。当晚,卡伦做了一段预知梦。我梦见我去找你,你在厨房,拿着大锅子使劲搅拌。锅子是白色的。我坐在凳子上,突然有好几个人从我身体里跑出来——有些是成年人,有些是小孩,他们好像全都很想见你。这些人是透明的。有个孩子往锅里看,有个躲在我背后;有个大人看起来粗鲁无礼,另一个却一副害怕模样。你看不见他们,但我却能感觉到他们围绕在我身边。等我们开始谈话,这些人便一个一个消失了。然后画面突然快转起来,但我们俩仍说个不停,仿佛一下子就过了好几年;只不过,你仍在搅拌东西,手里还是那个大白锅。但其他人全都不见了。有时,病人在治疗初期会做一种类似“摘要”的梦,他们以几近预知的方式,将自己往后的治疗轨迹完整压缩,封存于梦境中。我想,卡伦做的正是这种梦。我在梦中的角色仍维持不变。我是厨师,但我只做一件事:持续搅拌锅中物。她的梦中经历令我感到不可思议:这些影子般的人物——大人和小孩——从她体内冒出来;然而当我们继续说话,我持续搅拌锅子,这些人又陆续消失了。这个梦不只证明卡伦确实有多重人格(有大人,有小孩,各自独立的不同人格),同时也暗示我和她共同努力的方向:让这些独立人格消失。不可否认,要卡伦和我维持长期信任关系确实有些困难。换言之,“厨房”的热度令她惊慌,使她经常动不动就想逃离。任何人一旦如卡伦这般受尽虐待,往后最困难的便是信任他人不会再以同样的方式折磨自己。卡伦在日记里写了封信给我:我知道我在烦什么,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我觉得好像是我让自己陷入这一团混乱,所以必须把自己给弄出去才行。你去度假时,我突然了解到:我和你正在建立一种对我来说非常危险的关系。我知道最后我一定会受伤。我不能让这种事发生。我已经变得太依赖你。你不在,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感觉自己变得支离破碎。我不记得以前曾经有过这种感觉。你已经成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我吓坏了。后来有一天,卡伦走进我的办公室——没跟我打招呼——直直走向她的椅子坐下。这很不寻常。她走得很慢,但若有所思;坐定之后,她神色一凛。“我觉得我只能选择自杀,”她不带一丝感情说道,“我一直在等待适当时机,现在时候到了。”然后,她直视我的双眼。“做出这个决定,我觉得很自在。”“为什么是现在?”我问。我知道,每次她觉得跟我拉近距离,自杀的念头就会更强烈。幸好时间还早,我们可以在下一位病人到访之前好好处理这个问题。“我妈计划去匈牙利旅行。那儿是她的故乡。”卡伦已向我描述过,她这辈子如何受她母亲批评和羞辱。“所以你觉得现在时机正好?”我问。“不是,我根本不在意时机这档事。”哦,既然如此,你刚才为何那样回答我的问题?母亲出门应该不至于引发她如此反应。她会这么做肯定另有隐情。“你让我对自杀感到内疚,”她垂下视线。沉默好一会儿之后,她继续说道,“你是唯一试图帮助我的人。”“你有没有想过,我对你选择自杀可能会有什么感觉?”我问。她猛然抬头,“嗯,想过,我曾写信跟你提过这件事。但我没把信寄出去。”她手在皮包里摸索,然后倾身向前,眼望他处,把信递给我。我接过信,放在一旁,继续专心与她对话。“我一直都知道自己终究会走上自杀一途……现在时机正好。”她失神了好一会儿。“我只是不想活了。”我没搭腔。心想,她究竟给自己挖了多深的坑呀!“治疗期间,你会和我一起经历一段过渡期,”我终于开口。“多年来,你一直试着不去理解自己究竟遭受何种程度的虐待,但现在你慢慢看见了,在这里,和我一起,这让你不知所措。”我试图引导她朝“为何是现在?”思索,搜寻她会意的神情;她似乎稍微理解,但未明显表露情绪转移的征兆。我没抓住机会,还得再试一次。“我曾担心会发生这种事,”我继续说,“对任何一个像你这样、曾受过严重伤害的人来说,这段时间肯定很难熬。而且你们可能也很难信任别人,相信别人会帮助自己。”她哭了起来。好现象。“你母亲要出远门,你觉得很孤单,而且只剩下我能帮助你。你纳闷:你能相信我吗?”卡伦埋首于掌心,嘤嘤啜泣。哭泣有净化的作用。“我对你越来越重要,你对我的感觉也越来越强烈,却也更危险。你该让自己信任我,还是选择死亡?”卡伦崩溃了。她呜咽出声,胸口剧烈起伏。我没再说话,给她时间平复情绪。“我不要你自杀,”我说,倾身靠向她。“我们该怎么预防?”我看看她,等她回答。我需要她的合作。她勉强耸了耸肩。“至少我们能做一件事:让你住院,”我说,“保障你的安全。”我知道这是专业上的必须建议,但也是个很差劲的选项。前次住进精神病房已用光她的保险给付,一旦挂急诊,她肯定依法院发出的把病人关进精神病院的制度被转诊到州立精神病院。若她谎称自己没有自杀意愿,州立医院会很快放人,她不但不会好起来,我也可能找不到她。我跟这些机构打过交道,很清楚他们的规矩。我必须另外想办法。“我不想去医院,”卡伦态度坚决,“住院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没有什么比失去你更糟糕,”我直截了当地说,试图说服她。现在她开始专心听我说话了。刚才那番声明使她平静下来,我们静静坐着。“如果能再多了解你为何有这么强烈的寻死念头,”我说,“也许我们就有办法帮助你了。”这会儿我该闭嘴了。当你拋给病人一个重要问题,不管他们接着说了什么,那就是答案。对我而言,最困难也最重要的就是比她更能忍受提问后随之而来的静默,耐心等待答案。我看着卡伦思索,暗忖她可能往哪方面想;但她的脸庞仅仅流露哀伤。大约一分半钟之后,她在椅子上动了动,说,“我一直都知道妈不爱我,但我从来不曾真正领悟这个事实,”她稍稍停顿,“我以为,假如我能给她足够的爱,也许她就会爱我了,但我就是办不到。”我认为她话里还有别的意思:她害怕我会跟她母亲一样。既然我也不爱她,干吗老黏着她,一直说要帮助她?如果连自己的母亲都不爱她,她又怎能期盼我会关心她?“为什么是现在?”我问。“只是觉得现在好像是时候了,”她说,旋即绝望地叹息。“我觉得,你只是害怕自己太靠近我,想找理由逃避。”我瞅着她。我的话是挑战,极具吸引力的挑战。她转移视线。眼前又是我该闭嘴的时刻。加入或退出,她得做决定。卡伦犹豫了一会儿,不自在地扭动。“我不知道……我不敢抱希望。”卡伦面色困惑依旧,但她比刚才坐直了些。也许她会选择加入。“我有个计划,”我说。我必须让她更接近我,强化她的希望。“现在我终于了解,你母亲无法爱你的事实一直让你很难受,所以你绝望地以为我可能比你母亲更值得信赖、更能支持你,陪你熬过治疗。然而,因为你父亲曾经虐待你,所以你担心万一跟我太亲近,我也会对你做同样的事。”我等待卡伦吸收这一超大剂量的真心话。“但重要的是:你不会有事的,”我继续说,“今天是星期三。晚上我打电话给你,明天晚上也一样,然后星期五下午1点我们碰面。你可以保证,从现在直到晚上我打电话给你之前,你会让自己平平安安的吗?”我看着她,四目相对,等待她的保证。“好,”她说。“那么,你会让自己好好的,直到我明天晚上打给你吗?”我再次等待。“我试试看,”她说,语气不太确定。我紧盯着她,片刻后,她点头了。“目前就先这么办吧,”我说,“如果我找不到你,或者星期五你没出现的话,我会报警叫他们找你。”我要她知道我是认真的,我把她的人身安全视为我的职责。“好。”卡伦挤出感谢的微笑。她离开办公室时,我暗自松了口气。信任对卡伦而言着实不易。我们的治疗已持续两年半,但她直到刚才才开始认真解决问题。希望她最难熬的一段已经过去了。至少,她离开时比进来时看起来有精神多了。以下是这次诊疗刚开始时,卡伦给我的那封信:1991年6月13日亲爱的贝尔医生:非常感谢你这么帮我。有你做我的医生,我十分感激。如果没有你,我想我不会活到现在。我只想要你知道,无论我发生什么事,都是我的错。我实在撑不下去了,所以我计划逃离这一切。这么做与抑郁无关,我只是不想活了,因此唯一的逃脱办法就是结束。我会尽我所能、用我知道最好的方式解释我的想法。我选择死。死总比活着好。我将永远摆脱一直困扰我的梦魇,再也不必面对我父亲和我祖父,不需要应付我母亲。我会很开心,很平静。选择离开,我丝毫不觉得内疚。我再也不会觉得自己肮脏不洁,也不会再伤害自己了。我不再需要处理我对你的感觉,内心深处的空虚也将不再是负担。我觉得现在是时候了。我都安排好了。我在我家附近的汽车旅馆订好房间。我决定用我手边的药试试看,如果行不通,我还有枪。我真的觉得好孤单。我真的很想把这些都告诉你,但我知道你一定会试着要我说出来,而我绝不能让这种事发生。请你谅解,我是真的撑不下去了。我好难过。我很高兴能遇见你,希望你不会因为这件事而恨我。祝福你的未来一切顺利。你是非常棒的医生,值得拥有最好的人生。好好照顾自己和家人,保重。敬爱你的卡伦·奥弗希尔那天傍晚5点20分,我打电话给她,但无人接听。我知道她很绝望,但我希望我们的约定能让她决定不终结自己的生命。这是精神科医生面临的诸多艰难时刻之一。面对像卡伦这样深受创伤的病人,你唯一能做的只有等待,看他们决定要不要继续活下去。如果她选择活着,就表示我是她选择活下去的部分理由;如果她选择死,意即就算有我在,她仍执意赴死。我再拨一次,她接了。那晚我和她聊了好一会儿。隔天晚上也一样。两天后,她来复诊。尽管征兆并不明显——脚步也许轻盈了些,动作快了些,心情似乎好点儿了,眼神接触的次数也变多了——她看起来确实好多了。尽管穿着和往常差不多,至少也稍微打扮了一下。她说她每天都觉得比昨天好一点。虽然卡伦曾经以为,就算自己消失了,应该也没什么大不了;但现在,她对自杀有些犹豫,举棋不定。部分的她开始改变心态,想好好活下去。昨晚,她首次被自己想自杀的念头吓一跳。不知怎么着,以前的她竟不曾理解:万一她自杀,就真的什么都没了——孩子没了,丈夫没了,就连我也不在了。“我在想,我想死的部分原因是不是我不想再跟我先生有亲密关系?”她问自己,“好笑的是,我甚至不记得跟他发生过关系。”我疑惑地望着她。“我知道我们做过,”她继续说,“我一定是完全封锁了这部分的记忆。”完全封锁?她不发一语,静静坐着,仿佛迷失在自己的思绪中。“在我内心深处,”她说,“我知道自己不想活下去。我甚至连子弹都买

                      。森正夫:《明末社会关系的秩序变动》,第156—157页。?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农民经济和乡村社会》第一章;森正夫:《明代的乡绅》,第45—47页。?最有名的“优秀”粮长可能是大画家沈周(1427—1509),森正夫:《明代的乡绅》,第42—45页;默克:《祝允明和苏州的文化贡献》,第8—9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与民众》,第5页。当然,粮长也可能具有很大的剥削性。关于剥削的普遍性及其与中国经济不发达的关系的深入讨论,见李约瑟和黄仁宇:《中国社会的性质》,第14页。?这以后,粮长、塘长和里长的负担开始多于特权,导致主要打击了中等和一般小地主的“役困”问题。滨岛敦俊:《明代江南的乡村社会》,第9—10页。?森正夫:《明代的乡绅》,第46页,及其《明末社会关系秩序的变动》,第155页;埃尔文:《论明清时期水的控制和管理》,第95—97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与民众》,第26页;森正夫:《明代的乡绅》,第35—37、48页;又可见默克《祝允明和苏州的文化贡献》各章;滨岛敦俊:《业食佃力考》,第143页。他嘲笑宫崎市定所描述的、作为保护者的乡绅阶层一员的一位和善的乡居退隐者的形象。?常熟谭家就是这种多种经营的好例子。谭家兄弟16世纪末在太湖岸边起家之后,决定不做渔民了。他们围造圩地,并用其收入雇用当地的其他渔民,把雨水最多的沼泽改成渔塘,在渔塘上架起了浮桥,盖起了可以容纳上百名劳力的工舍;这些劳动力先后把大部分土地变成了果园。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17页。?居密:《主人与奴仆》,第57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与民众》,第16页;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30—31页;小山正明;《明末清初的大土地所有制》第一部分,第5—9页;古岛和雄:《明末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地主经营》,第15—20页。?在官僚集团中常常流行的一种看法是“业食佃力”的观点。L.S.杨:《中华帝国集体劳作的经济观》,第75页。“业食佃力”一词始于宋代,不过,在晚明,它的使用与因为里甲制度破坏和地主外住风的兴起导致的灌溉系统危机直接相关。由于当地的土地所有者不再承担维修沟渠和水利设施的责任,由于新的科举乡绅利用免役权逃避灌溉责任,因此地方官开始认为政府应该加以干涉,以免这种在长江三角洲下游精心建造的河渠和圩堤系统无人照管。政府的干预看来是必需的,因为正如一些日本历史学家所言,农民中没有什么社会共同体组织主动承担照管水利设施的责任。1566年工部下令实行照田派役。这个制度的弊端是免除了乡绅的徭役。因此为了公平地摊派力役负担,17世纪初官吏们建议乡绅地主把他们的力役用米或银(业食)的形式付给佃农,佃农则提供力役(佃力)修复沟渠。这个制度在一些县里实行过,乡绅们答应予以合作。在1660年,耿桔在常熟主持这项改革时,乡绅却利用他们在京城的关系,毁掉了这位亲近东林党的官员的前程。1611年,大学士徐民式下令在浙江实行“照田派役”,但也失败了。滨岛敦俊:《业食佃力考》,第119、128—129、133、142—143页;《明代江南的乡村社会》,第7—9页;《明代江南三角洲的水利控制组织》,第80—91页。?清代的官吏对“长随”这种官员个人奴仆习以为常。“长随”暂时依附于长官,是自己主动投靠主人的,希望以此与衙门胥吏相勾结从普通百姓那儿敲诈钱财。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57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33页。?关于一些地主在田庄中安装织机的事例,见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四三卷,第16页;第一四七卷,第38页。?关于妇女手工业对农民家庭的经济重要性的一些较晚的例证,见马乔里·托帕里:《广东农村的抗婚斗争》,第70—73页。关于晚明时期女性文人的社会文化影响,见汉德林:《吕坤的新读者》。灌溉危机同样促进了可以换钱的作物的种植。在16世纪40年代因为水渠系统开始受到破坏,江南东部丘陵县的农民便转去种植棉花,它不像水稻那样需要大量的灌溉用水。因此,随着棉纺织业的迅速发展,灌溉系统几乎都被破坏了,因为农民不愿意用手工制作的时间去疏通河道和修复沟渠。这样,这个地区的生态环境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中发生了明显变化。滨岛敦俊:《明代江南三角洲的水利控制组织》,第78、88—89页。?从粮食生产转到为丝织市场进行生产的刺激是很强的。在17世纪初嘉兴,五亩稻田的收获卖出后只能得到11.25两白银的收入。而同样数量的桑田可以获52两白银,增加了四倍多。居密:《主人和奴仆》,第8页。烟草更为赚钱,亩烟草收入相当十亩稻田收入,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66—67页。稻田的收获卖出后只能得到11.25两白银的收入。而同样数量的桑田可以获52两白银,增加了四倍多。居密:《主人和奴仆》,第8页。烟草更为赚钱,亩烟草收入相当十亩稻田收入,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66—67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34—38页。不过价格上升的并不快。16世纪50年代福建的永安县,生产一石地租的土地可以卖到4两白银,1782年,同样的土地可以卖到11两,但是直到1864年它的价格也没有超出这个水平。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20—24页。?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47页;滨岛敦俊:《明代江南三角洲的水利控制组织》,第77—78页。相对小一些的灌溉系统而言,交通系统很少遭到破坏,因为运河渠道连结着大多数城镇。今天,南京和上海之间,仍可以看到593条河道。黄仁宇:《大运河》,第4页。?关于晚明到18世纪这段时期江南对湖广地区稻米输入的日益依赖,见全汉升和克劳斯:《清代中期的粮食市场和贸易》,第40—71页。16世纪末,政府实际上在管理着跨地区的谷物交换。1596年,太湖东南的秀水地区出现了一种制度,当地政府挑选20—30名本地商人,让他们负责私人输进3000石稻米。当地官员也得到省级政府的特别许可,在各个关津处由军队用船只运送大米。在1621年,湖州也实行了相似的制度,因为督责漕运的专使向产粮地区的官员解释说,让粮商们购买足够的谷物供应太湖地区居民的需要,是极其重要的。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六章,第4—7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58页。?西岛定生:《中国初期棉业市场的考察》,第135—136页。利玛窦就此发表评论说,中国可以生产出足以供给全世界的棉花,利玛窦:《16世纪的中国》,第13页。?西岛定生:《中国初期棉业市场的考察》,第134、138页。在晚明,松江棉纺业所用的棉纱是那些商人从农村家庭纺织者那里收买来的。在万历晚期,这些棉纱大多由城市里上百家的工厂制成长短筒袜。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6—10页。?据17、18世纪之交的文人记载,那些精美的镶边罗纱和各色丝绸都是很流行的。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107页。苏州也有棉纺织作坊,多在阊门之外。但是,这些规模较小的、只有20多个短工的“堂”,较之城东北角的那些大丝绸工场则相形见绌了。在那儿,棉织工每天早晨聚集在著名的花桥一带,而丝织工则聚于广化寺。时人记载说,若机房工作减,此辈衣食无所矣,引自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12页。?这个时期商业和土地财富的增长远不像以前那么互不相关了,富裕的乡绅家族不再贮存粮食和银钱,而是把资金投放到高利贷或商业中去了。商人也变成了地主,而且与明中期的土地所有者们相比,他们在谋取地租上更精于计算、长于管理。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二章,第29—31页;第五章,第35—37页。根据1605年编著的嘉定地方志记载,乡绅和平民之间的地位差距,以及老人和青年间的等级差别感已变得模糊不清了。森正夫:《明末社会关系秩序的变动》,第136—137页。?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42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31—32页。在1643年的一份记载中,方以智叙述了明末对财富和地位的追求之风笼罩着中国的上等阶层。他抱怨道,文人变成了官僚,并通过交结权势而大发其财。一旦他们当了官,他们就开始积聚家财。就像一般人贪图享乐一样,他们也追求豪华奢侈。他认为,对于文人来说,远离经商致富之事是很重要的,这是有鉴于他的前一代人在17世纪20年代商人与政府的辩论中支持了商人的主张。彼得森:《苦果》,第72—74、77页。?在中国北部地区,特别是像华东地区,明初的家仆也逐渐成了自由受雇的劳动力,叫做“雇工子”或是“做活路”。尤其典型的是,这些打短工的劳力早晨聚在市场上,手里拿着锄头,等着受雇于那些需要暂时帮忙的农民。片冈芝子:《明末清初华北的农业经营》,第82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61—265页随处可见。?关于奴仆法律地位的详细分析,见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36—41页;美杰尔:《清末的奴隶制》,第333页;王伊同:《北朝的奴隶》,第301—331页。?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124—125页;小山正明:《明末清初的大土地所有制》第二部分,第64页。比如在安徽南部,特别是在新安,“佃仆”和“奴仆”的地位常常混淆不清。在对一个主人或一个家族承担了额外义务而且被限制在土地上之后,这样的依附人口还是要交纳地租,还可以保留他们自己的财产。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二章,第126页;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13—14页。另一方面,在近代广东,那些“佃民”的地位被一个人类学家形容得近似于北美黑人奴隶。奴役和世代租佃在主家和仆家之间维持下来,这种“联结世袭佃农与地主的纽带,作为以亲缘为基础的合作之间的一种交换是极好理解的。双方的这种交换是通过家族的媒介进行的……从社会角度来看,佃户被当做主人家族的从属……”沃特森:《传统中国的世佃制和地主制的个案研究》,第180—181页。地区与地区之间对人身依附者的看法也是不同的。在17世纪,武进县人以为佃户是世袭的。而在附近的无锡,主仆关系则相当灵活多变。在无锡,如果奴仆很快就换了主人,人们并不感到有什么不满意。实际上,许多无锡的奴仆就像一种职业的家仆阶层,在全国各处受雇。据说在晚明的北京,大多数豪势人家的佣人中至少有一个无锡的奴仆。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五章,第5—6页。?在明代,各种法律身份不是互相排斥的。比如,一个地主可能同时又是一个奴仆。有些奴仆甚至参加了科举考试。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90页,酒井忠夫:《儒教和大众教育书籍》,第337页。?一些学者愿意使用“奴仆”而不愿用“农奴”一词,因为他们认为,使用后者就意味着把明代受束缚的劳动者与宋代农奴化的劳动者视为一事。这样他们就等于赞成了东京学派的论点——元、明、清是庄园农奴制的中世纪时代。可参见居密:《主人与奴仆》,第4、36页。严格地说,在欧洲封建社会中,农奴是被束缚于土地上的,属于其主人所有,不过我们或许可以从更广意义上把农奴定义为处于奴仆状态的人,因为,世仆或奴仆劳动者,特别是那些处于就住在本地管理田庄的地主手下者,是在除道德习惯外没有任何限制的情况下听凭主人使唤的,那么“农奴”一词就是很恰当的了。不过事实上,农奴在法律上依然是依附者。这一点见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77—678页。?仁井田升《中国的国家权力与农奴制》随处可见。?“一田三主”的制度在福建是普遍存在的。田底的主人或“苗主”(他可能连地产在哪儿都不知道)把土地转租给收租者或“赔主”,他们再转租给佃户。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44—45页。晚明时期,在福建,特别是福建北部,我们看到这样一种市场关系在加强,即所有权的出卖和再出卖变得非常容易,而且也刺激了收租人的投资。比如,表示最后出卖的“断契”逐渐地被“活契”所取代,它给出卖者一个买回土地的机会,一个可以以更大的价钱卖给第三者的权力。杨国桢:《试论清代闽北民间的土地买卖》,第5—6页。?陈张富美:《明清时期中国租佃关系初探》,第3—4页。?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8页。?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28页;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与流贼》,第217页。?因此,当所有权以这种形式让渡时,它并没有与原来的所有者完全脱离,原来的所有者也没有把所有权永久出让。比如,在上海附近,奴仆只是暂时地出让了他的所有权和个人。如果这位新主人有所失势,他就会抽身而去另觅新生。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84—685页。?顾炎武:《日知录》第十三卷,引自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80页;又见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与民众》,第18页。根据明代法律,只有公、侯和三品以上官僚才可以雇用奴仆。但实际上,这常常是整个统治阶级的特权。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80—681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66—68页。有一些学者对“投献”(交出自己的土地)与“投靠”(作为家奴为某家族干活)加以区别。参看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46—247页。实际情况中,“投靠”往往同时包括了这两种行为。大多数被雇用的劳动力被认为是奴仆,他们受雇的条件包括一种债务奴役,有时叫做“佃雇”或“佃佣”。因为这家的主人可以抵押他的劳动力或其家庭的一个成员以换取谷物和银钱。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83页。?对这种劳动者的工资的一些观念可以从1606年在江南使用的小学算术书中找到。在这个小学读本中有一个问题是:“今有四人,来做工八日,工价九钱银。二十四人作半月,试问工钱该几分?答曰:一十两一钱二分五厘。”(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初探》,第68页。)那么一个劳动力一天的报酬就是2分8厘,见刘永成:《论清代前期农业雇佣劳动的性质》,第92页。?居密:《主人与奴仆》,第5—7页;又见《吴江县志》,引自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初探》,第68页。?居密:《主人与奴仆》,第5—7页;片冈芝子:《明末清初华北的农业经营》,第82页。换句话说,在明清时期,在法律条文中雇工是从奴仆形式的“短期化”而来的。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79页。?麦克德谟特认为:“明代的奴仆最好看成一种人的法律地位,他们有穷人也有富人,对于其主家承担特殊的或一般的契约性义务。男人和女人或是通过买卖、收养、雇用和强制,或是通过结婚和投靠,而沦为奴仆。其义务、为奴时间和报酬,都不大相同。这些奴仆中有一种一般被称作‘佃仆’的田间奴仆,几乎占城乡人口的1/5;他们的奴役地位常常是限于地主的特殊义务,即使有

                      山的另一名得力干将——在后方为北伐军提供后勤支援的邓铿被刺杀(幕后主使不详,但陈炯明嫌疑最大)。情形如此不利,孙中山不得不暂停北伐事业。孙中山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他给陈炯明下达了最后通牒:一、参加北伐。二、筹措五百万元的军费。这不是商量,是命令!如果能做到,既往不咎。陈炯明拒绝接受,说自己更愿意退休回家种地,伺候老母。他说到做到,迅即辞职。不过这家伙特不地道,他在离职滚蛋时,让亲信叶举将所有驻扎在广西的部队撤回了广东,将了孙中山一军,孙中山哪有富余的部队去防守这些空出来的地盘!陈炯明这番只图自己痛快、损人不利己的行为,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曾经的桂系借此良机在广西死灰复燃,尤其是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这个黄金三人组,“残仔明”的自残行为给了他们茁壮成长的空间和土壤。孙中山虽然很生气,但还是厚道地让陈炯明平安地回到了老家。此事也提醒了孙中山,北伐没有他想的那么容易。孙中山渐渐地冷静下来,随后召集众人开会,商量解决问题的方法。此时北伐军内部有两种意见:一是继续绕道北伐,避免各种冲突。二是暂缓北伐,干掉“陈家军”,清除内患。蒋介石就是持第二种意见的代表人物。可孙中山有些犹豫不决:陈炯明好歹也是一个革命同志,就算是不太听话,良心也不至于坏到造反破坏革命吧。退一万步讲,即使他有反心,在他没有采取实际行动的时候,我还是不忍心下手的,毕竟大家共事一场,况且我一向以德服人,说不定哪天陈炯明被感动了,浪子回头呢(竞存叛迹未彰,在桂粤军数年奋斗,犹欲保存……给以殊恩,当能感奋)?这话真把蒋介石气坏了。当然了,他这次如此生气是有理由的。原来,含辛茹苦把他一手拉扯成人、在乱世中跟他相依为命的母亲半年前去世了,按照习俗他不能出来工作,必须在家守孝。可他为了北伐,毅然放弃了小孝道来尽革命大义,没想到却落得这么个结果。孙总统既然不听我的意见,北伐必败,我又何必蹚这浑水?蒋介石盛怒之下,赌气回到浙江。算起来也不知道这是蒋介石的第几次离职出走了。蒋介石的脾气着实不小,要搁在如今,若有人动不动就撂挑子,估计不但会被炒鱿鱼,而且还会上猎头们的黑名单。但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蒋介石的意见非常正确,陈炯明确实必反。就在孙中山对于是否北伐犹豫不决之际,他的盟友们已经开战了。第一次直奉之战一想到伟大的三角联盟围攻直系的壮观场面,自信满满的张作霖就按捺不住心中的兴奋,他已经迫不及待率兵入关,他要以最快的速度入主北京,他要让所有的人都亲眼目睹他的胜利。于是,张作霖给军队取了一个威风的名字——镇威军,他要大干一场!妈拉个巴子的,老子不要憋在关外,老子要投鞭断长江流,走马观洛阳花!1922年4月10日,张作霖亲自挂帅,张学良为将,挥师十二万入关。直系这边也不含糊。曹锟为帅,在后方管理后勤。悍将吴佩孚为前敌总指挥,带着十万人马迎上了奉军。4月29日,河北,直奉两军狭路相逢。直奉大战爆发。在张作霖的亲自指挥下,奉军气势如虹,大举进攻,炮声隆隆,甚至在北京城都可以隐隐听到。自从皖系倒台之后,日本人就转而全力支持奉系,因此奉军的弹药充足,炮火压得直军抬不起头来。直军真的抬不起头了吗?非也。吴佩孚这位仁兄可不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武夫,他很善于动脑筋,深得兵不厌诈的奥妙。吴佩孚知道张作霖弹药充足,所以他替张作霖设计了一个消耗弹药的好方法——以少量部队伪装成主力在正面引诱奉军频频开炮,让张作霖浪费去吧!就在奉军专心致志地浪费弹药的时候,吴佩孚派出的军队已经绕到了奉军背后。等到炮声稀疏,吴佩孚断定对方炮弹接近用完,果断命令直军出击,奉军腹背受敌。而且吴佩孚还有一个秘密武器——曾经在溥仪复辟中崭露头角的空军。在空军炮火的掩护下,直军士气大涨,而奉军的弱势也显现出来了。直系将领大都是科班出身,而奉系将领中有不少人是绿林好汉出身,打家劫舍还行,指挥团队作战那是赶鸭子上架,没有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土匪怎么可能指挥得了几十万人的大会战?在吴佩孚诱敌深入、寻机歼敌,集中兵力迂回包抄、各个击破的灵活战术下,奉军全线溃退。五天后,战争结束。奉军死伤三万余人,被俘四万多,军费损失高达三千万元,连张作霖自己都差点被吴佩孚活捉,还好张学良够孝顺,带着亦师亦友的好兄弟郭松龄把老子给救了出去。就在吴佩孚准备挟大胜之威,冲出山海关一举将东北拿下的时候,美国、英国、日本开始出面干预,要求直系、奉系停战,他们绝不允许出现一支可能一统中国的力量。由此,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奉军大败而直军再创辉煌。吴佩孚再次以少胜多,声誉走向巅峰,一下收获了两个帅气的称号——“玉帅”(字子玉)、“吴大帅”。三角联盟呢?去哪里了?三角联盟看着人多势众,可段祺瑞已被伤了元气,根本就是有气无力,而孙中山后院起火也没办法给予支援,所以真打起来的还是直奉两家。直军驰骋中原,在北京一带根基很深,而张作霖的根据地在东北,这次劳师远征,来得快,跑得急,惨败回关外也不算稀奇。这一仗打完,从中获利的还有一个人——冯玉祥。吴佩孚在战斗开始前交给冯玉祥一个任务,让他率部监视与张作霖有勾结的河南省军区司令赵倜。这位赵倜仁兄是个蠢蛋,属于脑袋爱进水的那种类型,他可能出于“打击敌人士气,展示自我威力,博取大众同情”的目的,在战斗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急吼吼地到处宣扬:吴佩孚死了,张作霖必胜!冯玉祥觉得赵倜很搞笑:如此昏聩的家伙居然霸占着河南这块宝地,真是暴殄天物啊。冯玉祥决定,与其让河南浪费在赵倜手里,还不如由自己享受。出手吧。冯玉祥轻松地将赵倜的部队全部缴械。战后,吴佩孚按功论赏,冯玉祥由陕西督军改任河南督军。那会儿河南比陕西更加适合可持续发展,因此看似平调的冯玉祥实际上赚大发了。手中资源越来越多的冯玉祥,由此开始了扩军强兵的步伐。从此刻开始,“冯家班”走上了称雄一方的诸侯之路。徐世昌走,黎元洪来直皖战争、直奉战争都以直系获胜告终。主要竞争对手段祺瑞和张作霖被先后赶出政治中心北京,直系如日中天。最佳拍档曹锟和吴佩孚也因此信心大增。曹三爷想调整职业规划,更上一层楼,弄个总统当当。而吴佩孚也不满足于称雄中原,他要接过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大旗,一统江山,青史留名。但要实现这个目的,吴佩孚也需要更高的权力支持。所以目标一致的两人决定迅速把大总统弄到手中。然而,曹锟若要快速地爬上总统的位置,他需要解决两个障碍:一个是怎么把现任总统徐世昌弄下台,另一个则是徐世昌下台后,曹锟又以何名义上台。好在曹、吴二人权大势大,投奔过来的谋士如过江之鲫,其中一个奇人给曹三爷出了一个奇策,史称“法统重光”。这位奇人名叫吴景濂。他说:现任总统徐世昌是由段祺瑞一手操纵的、已经被咱们解散的非法产品“安福国会”选出来的伪劣次品,是不合法的,我们可以名正言顺地请他下台。而徐世昌离任后的这段空白期,我们可以把黎元洪请回来,装点下门面。理由也很充分。黎元洪是在张勋复辟的非常时期被迫离任大总统的,是不能视为自动离职的,所以应该将他迎回并补满任期,等他任期一结束我们就恢复国会和宪法,重新选举大总统。一旦重新选举大总统,您的机会不就来了吗?吴景濂的整套方案简单合理,具有极强的操作性。曹锟见猎心喜,示意吴佩孚马上开始操作。为了实现一统中国的伟大理想,吴佩孚根本不惧怕别人骂他不尊重前辈,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很是迅速地找了几个说客去试探徐世昌对“法统重光”的看法。徐世昌作为一名19世纪的50后老文人,当总统当得很憋屈,在任期内真正做过的有意义的事就是拉架。当然,这也是由于他是袁世凯的把兄弟,资格老,年龄大,正适合做中间调停人。不过随着吴佩孚、张作霖这两个19世纪的70后的崛起,他这个老朽连当和事佬的资格都没了,人家根本不把他当回事。徐世昌是谁?老油条,耍过的心眼比吴佩孚吃过的饭还多。他知道势不如人,再说也累了,很干脆地主动下台了。68岁的我也该回家了!1922年6月2日,徐世昌失落地离开了北京,推开了天津的家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退位的徐世昌从此不再过问政治,过上了诗、书、画三位一体的隐逸生活,而且老有所为,颇有成就。徐世昌被顺利地逼走,但另一个主角黎元洪却迟迟不到位。黎元洪在隐居天津的五年之中,无门无派,无牵无挂,除了投资实业获利颇丰外,每天就是喝喝茶,写写字,散散步,扒扒八卦,参加公益活动,再也不用受被人胁迫的窝囊气,日子过得十分滋润。对于曹三爷明显是让他出来过渡一下的请求,黎元洪并不想去蹚这趟浑水,因此直截了当地一口回绝。但是,曹三爷已经编好剧本,选好演员,各项工作都已筹备好,哪有主角不上台的?于是乎,“万众一心”的游说运动开始了,曹锟、吴佩孚直接派代表上门软磨硬泡,甚至黎元洪提什么条件他们就答应什么条件,温顺得像猫一样。黎元洪一看这阵势,也就知道他们非得让自己出来做那座过渡的桥。算了,从了吧,当送他们一个人情。1922年6月11日,黎元洪回到北京复职。广州危机曹三爷的总统计划步入正轨的时候,另一名大总统——孙中山正在偏离他预定的轨道。我们把时间稍微倒退一点,回到直奉大战时的那几天。孙中山看见北方打起来了,深感这是联合奉、皖军阀,夹击直系,统一中国的千载良机,自己必须立即出兵策应。他已无暇顾及解决陈炯明的问题。5月6日,孙中山在广东韶关誓师北伐,发誓要把万恶军阀、腐败官僚扫除净尽,实现真正的民主。具体分工是这样的:孙中山坐镇大本营韶关遥控战事,李烈钧和许崇智分别为北伐军总司令和总指挥。接下来的战事进行得很顺利,北伐军打进江西,直逼南昌城下,严重威胁到了吴佩孚的后方。但吴佩孚并不慌张,只是命令前线军队加强防守,他知道自己早就布下的那颗棋子该起作用了,可是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发作?那时的中国,到处上演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戏码,人人都想当黄雀,却经常变成蝉。陈炯明有耐心、有城府,他不想当蝉,所以他会耐心等待,等待孙中山给他最好的机会。而现在,陈炯明的机会终于来了。北伐军已深入江西,无法在短时间内赶回广东。5月20日,陈炯明的亲信叶举攻破广州,并公开要求孙中山将陈炯明官复原职。广州瞬间易手,情况十分危急。身在韶关的孙中山赶紧派汪精卫去陈炯明的老家惠州找陈炯明讨个说法。陈炯明向来坚持“事可以做绝,话却不能说绝”的处事原则,他在汪精卫面前拍着胸脯说:我以党性和人格担保,我是绝对不会反中山先生的,我会为部下的擅自行动负全责。真诚感人,很给面子!汪精卫遂将陈炯明的这番话转述给了孙中山,孙中山总算把心放下了几分。只要陈炯明不撕破脸,总还有回旋的余地。可几天后,孙中山就不得不赶回广州救火。因为叶举的乱兵不仅把广州城搞得鸡飞狗跳,叶举还每天都去找财政部部长廖仲恺要钱。叶举理直气壮地对廖仲恺说:大军不可一日无粮饷,而我们是政府的部队,政府必须要拨粮饷给我们!廖仲恺不胜其烦,只好给孙中山发电报求救:请大总统暂时回广州,震慑一下。但胡汉民力劝孙中山:你千万不要回去,太危险,广州城附近的部队都只听命于陈炯明,如果陈炯明和你翻脸,后果不堪设想。孙中山考虑再三后认为,从汪精卫汇报的情况看,陈炯明不会撕破脸,凭借自己大总统的身份,还是可以震慑一下无法无天的叶举,如果能将事件暂时平息下去,则可保证不影响北伐大业。因此,孙中山安排胡汉民留在韶关,自己带亲随卫队返回广州。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孙总统的胆子真大。当时孙总统的警卫团团长是陈可钰,他给手下的三个营如此分工:薛岳的第一营作为机动部队随孙中山活动,叶挺的第二营留守广州总统府,张发奎的第三营主要负责韶关大本营本部的保卫。区区一支警卫部队,居然拥有四大北伐名将——陈可钰、张发奎、叶挺和薛岳。如此奢华的阵容,在近代史上实在是无以匹敌。有意思的是,张发奎、叶挺、薛岳三人还是结拜兄弟。其中薛岳貌似名气最小,其实未必。薛岳,原名薛仰岳,字伯陵。因其作战勇猛,人送外号“老虎崽”。十多年后,薛岳这个名字成了倭寇们最可怕的噩梦,人称“抗日战神”。言归正传。孙中山返回广州前,即5月27日,下令“陈炯明以陆军总长办理两广军务,所有两广军队悉归节制调遣”,这道命令实际上恢复了陈炯明广东省军区司令的职务,命令的潜台词也很清楚:我恢复了你的权力,你应该利用你的权力命令你的手下撤军。陈炯明对这一任命不置可否,只是说:孙总统你放心吧,我已经下令让叶举退兵。孙中山、薛岳一行到达广州与叶挺会合后,安全总算是有了保障。可孙中山马上就发现自己上了陈炯明的当。乱兵根本就没有退,而且在孙中山回到广州之后的十几天里,陈炯明、叶举都避而不见他,城中的混乱局面有增无减。屋漏偏逢连夜雨。6月11日,北京政府的合法总统黎元洪出山。国会即将恢复,这样一来,孙中山去哪儿找合法的理由北伐?第二天,也就是1922年6月12日,孙中山召开记者招待会。会上,孙中山首先为自己为何要北伐进行了辩护。他解释说:我之所以要率兵北伐,就是为了打破北方的武人专制,只要武人专制不结束,我就北伐不止。接下来谈到了当前的广州危机。他说:我已经答应了陈家军的要求,钱也给了,陈炯明的职位也恢复了,可是他们依然如故,把广州搅得鸡犬不宁,希望报界诸君主持正义,督促陈家军改正。说完这些,孙中山话锋一转,开始说硬话:我下令要陈家军全数退出省城三十里之外,他若不服命令,我就以武力压服他。人家说我孙文是孙大炮,但这回大炮更是厉害,不是用实心弹,而是用开花弹,或用八英寸口径的大炮的毒气弹,不难于三小时内把他六十余营陈家军变为泥粉。残害六十余营的军人,且惊动全城的居民,不免过于暴烈,但我不如此去做,他们终不肯罢休。我只望报界诸君主持正义,十天之内做足工夫,对于陈家军加以纠正。陈家军若改变态度,即不啻如天之福,万一无效,就不能不执行我海陆军大元帅的职权制裁他们!孙中山之所以敢于发出如此威胁,并非完全虚张声势,因为他手头还有一支从护法运动一开始就听他话的部队——海军,现在就在珠江。不过恫吓起不了作用,人家成心要反你,怎会因为几句话就放弃整个行动?陈炯明反了果不其然,孙中山想和平解决此事的希望破灭了。6月13日,陈炯明终于跨出了最后的一步,指令叶举发动军事政变,驱逐孙中山,并指示叶举尽快断掉孙中山北伐的财源——抓捕财政部部长廖仲恺,锁住“孙中山的荷包”。6月15日,廖仲恺被捕。后来廖部长在老婆何香凝的全力营救下逃出生天。6月15日夜,陈家军高级将领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军事部署方案。还好孙中山甚得军心,6月16日晚上10点,有与会的军官在行动前通知总统府说:今夜陈家军恐有不轨行动,请总统速离总统府。得到密报后,孙中山在卫士的护卫下急匆匆逃离总统府,一路血战,冲破重围,辗转来到了海军“永丰”舰上。在薛岳和叶挺的保护下,已怀孕的夫人宋庆龄也冒着枪林弹雨出逃,匆忙之中夫人小产,后来竟然再也不能生育,可见当时局势多么紧张。在码头负责接应孙中山的是一位英俊的年轻军官

                      人带来一种别样的压抑。城南的越洋仓库是一处废弃有待改造的地段,除去一些流浪者偶尔会暂留在此外,平日里几乎没有什么人员出入。看了一眼那块锈迹斑驳的“六”字标牌,我和林岳、莫炎自半掩的铁门鱼贯而入。昏暗的光线下,整个仓库显得格外阴森。“嗒……嗒……”几声响动,仓库顶部的大灯瞬间开启,强烈的灯光一处不漏地将仓库内照得雪亮。这里似乎已被清理过一番,地面上丝毫没有任何的灰尘,空无一物的场地正中,风钺正标枪似的站在那里。“准时是国王的习惯。”风钺微笑道,肩头的金毛猴子一并咧嘴,“也是我的习惯。”“秘诀我带来了。”我扬了扬手中的笔记本电脑,“但在给你之前必须答应我三个条件。”“条件?你觉得自己的筹码足以和我谈条件吗?”风钺眉毛一扬,“记得三天前我说过,以长生换余生,这就是唯一的条件。”“那好。”我冷冷一笑,手中的笔记本电脑高高扬起,“那就以余生换余生!”“哈哈……”风钺仰头大笑起来,那金毛猴子突地在他肩头站直了身形,口中发出尖利的嘶叫。在他身后不远处,搭建的简易铁皮屋中走出了三个人,那是晖儿和S,满脸亲切的莫曹正将手搭在她俩的肩头。“你大可以无所顾忌地摔碎它。”风钺淡淡道,“就像摔碎你妻子的脑袋一样。”铁皮屋架在三米多高的支架上,莫曹的手掌始终没有离开她俩的肩头,如果他发力将两人摔下地面的话,以我们现在的距离要救人也是鞭长莫及。况且,面前还拦着个不知根底的风钺。“也罢,就算我听风一派为轩辕后人尽最后一次人事吧。”风钺口气忽地一缓,“说说你那三个条件。”“条件很简单,第一,我父母在哪里?近况如何?第二,秘方的内容只能由你一人参看。”我沉声道,“第三,自此之后,你不能骚扰我们中任何一人。”“的确简单,好,我答应你的条件。”风钺爽快地点头道,“在你父母移居海外的第二年我找到了他们,彻夜长谈了一次。”“那他们现在在哪里?”我隐隐觉得有些不祥。“只可惜他们两位有些迂腐,还采取了最不合作的办法。”风钺叹了一声,嘴里慢慢地吐出了两个字,“自杀。”一阵眩晕自脑中袭来,浑身的血液瞬间达到了沸点,在狂怒的催动下,地面猛然生出无数的金属尖刃,恨不能将眼前这个残忍的家伙撕成碎片。风钺微微一笑,抬手轻轻一抚,肩头那猴子炸起浑身的金毛,凶狠地嘶叫着。地面陡然一震,满地杀气腾腾的金属尖刃倏然飞出,瞬时将我们三人围在了当中,雪亮的刃口散发着丝丝寒意。“你所拥有的驭金能力,是我附加在那块轩辕铜镜上的,只要我愿意,你随时都会失去它。”风钺一字一顿道,“别忘了,我才是听风传人。”眼见他如此雄厚的实力,众人心中不禁都是一凛。如果我的能力是来自于风钺的赋予,那他所具备的力量又何止是我的百倍?!平端笔记本电脑,我缓缓地将两手伸出,风钺眉尖一动,数把金属尖刃聚成了一块平板,载着笔记本电脑缓缓飞回他的面前。啪,金属板迅速将笔记本电脑包裹了起来,以极快的速度飞射出窗外,深深落入了草丛中。“你……”我不由得失声惊疑道,千方百计想要得到的秘方,到手时却置于一旁,他的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听风的能力虽然始创于你们轩辕一族,但却是我的祖先将之提升到了最高境界。”风钺嘲弄般地笑着,“你们的计划我早已了然于心,耿老,您还是现身吧!”说话间,风钺的右脚重重地跺在了地上,一阵疾速的金属响动声频频传来。轰的一声,眼前的地面爆开一个硕大的深坑,巨虎般的狴犴驮着耿婆自坑中跃出,落地时却有些站立不稳。“好小子,居然被你练到了‘六耳听风’的地步。”耿婆脸色苍白地咳道。“雕虫小技,不足挂齿。”风钺欠身道,“您老保重身体,不然筑壤一派可就后继无人了。”深坑中不住地生长出一些奇怪的金属枝条,那些枝条像是有生命一般疯狂地在风钺身边围绕了起来。土生金,金生水,风钺正是用了五行的生克之法,以这种金属枝条吸收了狴犴的土性力量,并以此快速提升水性能量,激得耿婆暗藏的水性攻击反噬。举手抬足之间便化解了这一人一兽的绝强力量,这个风钺究竟有多强?!“既然各位早已准备停当,那我也尽下地主之谊。”风钺的面容显得更加谦和了起来,“就在一个回合内见分晓吧。莫曹!”清越入空的鸣叫声中,巨大的朱雀自铁皮屋处飞下,晖儿和S已被一根银色长索牢牢地绑在了铁栏之上。“以二敌五,优势应该在你们这边。”风钺悠悠道,在他的身周隐隐出现了一只张牙舞爪的白虎幻像。“悠悠长流我自归,滔滔白浪几人回,三千弱水凭君去,莫教阎罗亟亟催!”耿婆撑起身形,左手拔出腰间的弱水铜壶,右手一掌击在壶底,口中高声念道。空中的乌云猛地一抖,倾盆的雨水自天而降,势如破竹般地砸穿了仓库的顶棚,与弱水铜壶中喷洒出的水汽混作一体。林岳大喝一声,双手翻掌向上击出,漫天的雨水中蓬然生出无数的绿色枝叶,千万条细长的藤蔓自其中伸下,堪堪将朱雀和风钺拢在了其中。“好气势!”风钺高喝道,身周的金属枝条倏然晃动,飞卷着绞向空中的藤蔓枝条,在雨水中纠结作了一团。眼见空中的绿色渐渐不支,莫炎两掌一错,在胸前翻动起一片七色火团。那火团不住地涨大,由深到浅地变幻着色彩,最后化作一道无色的气柱直冲云霄。无比灼热的高温下,空中的绿色和银色全数化去,那些金属枝条被熔作了液体,在雨水中蒸腾起大片的白雾。风钺微微一笑,双手合于胸前,向前猛地推出,熔化的金属竟汇作了汹涌的银色波涛,狂暴地向众人袭来。大片飞卷的黄土源源不绝地冲散了银色波涛,我倾尽全力将所有的金属牢牢包裹压下,坚实的护墙抵御着四周流窜而出的金属液滴。脚底下的地面渐渐升起,水、木、火、土,逐层递生的四行攻击全力与风钺的金性攻击对抗着,整个场面已进入了相峙阶段。空中再度传来高亢入云的鸣叫声,巨大的朱雀盘旋了数圈后,飞速扑袭而下,浑身的火羽已变作一种奇诡的怪色。狴犴昂首怒吼,身躯涨大得有如巨象一般,浑身顿显出淡金色的气雾,对着朱雀抬爪迎上。“糟了!”我心中暗叫一声,火土互生互克,这两只神兽如果硬碰硬的话,整个战局中五行循环的能量就会被引发,到时我们都会被力量反噬受伤,只是依据各自的能力伤的轻重程度不同罢了。可晖儿和S是毫无抵御之力的啊!朱雀俯冲的速度愈来愈快,地上的狴犴虎虎生威地等待着迎头搏击,可是朱雀的飞行轨迹……尚未来得及做出反应,飞掠的朱雀一头扑在了风钺身上,大蓬怪色火羽横空飞起,聚集成一个熊熊燃烧的火球,将风钺牢牢困在当中。吱喳一声惨叫,金毛猴子连蹦带蹿地逃到了一边,不住地用爪子拍打着烧焦的长尾,望着空中燃烧的朱雀,眼里满是怨毒。这突如其来的转变实在是出乎意料,火焰中莫曹渐渐化作了人形,脸上的笑容宛如三月的春风。“大哥……”莫炎仿佛明白了什么,在空中低低地呼唤道。“风爷,那杯茶中蕴含的意味您明白了吧?”莫曹恭敬道,有力的双手紧紧地扣在了风钺的腋下。“总算明白了。”风钺竟似十分释然,脸上并没有显露出痛苦的表情,但被高温焚化的衣物和皮肉却不住地化灰飘飞。“你的能力……”莫曹眉头一皱,抬头望向四周,身子却突地震了一下,围绕着的怪色火焰陡然狂涨,随即渐渐熄灭。“兄弟……交给你了……”在陡然狂涨的怪色火焰中,风钺的面容倏然消失,一片飞灰随风飘向空中。莫曹脱力似的站在那里,满面微笑地望着莫炎,正如一位慈爱的兄长看着自己的兄弟。“想不到他身上竟无半点能力。”莫曹的声音竟变得毫无生气,“我也是该去见下爸妈了,和他们说声对不……起……”未完的话语中,莫曹一头栽倒在地上,任凭莫炎如何摇晃呼唤,却再也没有睁开双眼。耿婆探视着莫曹的身上,那几处诡异的伤痕竟与老田身上的如出一辙,看来那时偷袭老田的正是风钺了。我疾步走在湿滑的黄土上,赶去铁皮屋放下晖儿和S,却没有注意到林岳正奇怪地看着一旁那只须发怒张的金毛猴子……尾声耳畔传来一阵奇怪的声响,是一种物体在空气中高速飞行的摩擦声,我不知道那会是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它细小到了极点。“小心那猴子!”林岳高呼一声,双掌不住地翻动着,大片缠绕着藤蔓的树木拦在了众人面前,肥厚的叶片花朵一层层地铺就在树干上,疯狂地弥补着不知被什么撕开的缺口。响声停下,林岳面前已紧贴着树木花草,瞬间聚集出如此巨大数量的植物,这小子的反应和爆发力的确非同小可。“嗤嗤!”林岳的身体突然僵直在了那里,踉跄着倒退了几步,仰面倒在了地上。那些树木花草上不知何时支出了不少的金属细刺,而林岳的身上那些细刺则更是数量惊人。“林岳!!!”我狂吼一声,向他狂奔过去,迎面却被耿婆和莫炎拦住。“嘿嘿……”一个金属质感的怪笑声传来,“死了兄弟朋友,难受吧?”树丛中一个影子快速蹿出,落在了我们的面前。那……那是……风钺肩上的金毛猴子?!“害死我兄弟……”金毛猴子怪声道,“死,你们都要死。”我这才发现在它的脖项上带着一根项圈,靠近喉部的位置隐隐有个银色的钮扣状物体,声音便是自那里发出的。“引虚入孕……风钺竟是你的兄弟?”耿婆脸上一寒,“你才是那个会‘六耳听风’的!”“会的还有。”金毛猴子怪笑一声,前爪在地上拍击了起来,大片细小的金属颗粒浮现在空中。全力一战之下,我们三人已是精疲力竭,面对这只强势夺人的金毛猴子,胜算寥寥。呜的一声低吼,一团黄影自地下扑出,将那金毛猴子扑倒,空中的金属颗粒立刻疯狂地四散飞舞起来。我不住地以黄土抵挡着,却见大半的金属颗粒已落在了地上。和金毛猴子扭作一团的正是狴犴,扑打间狴犴身上不住地穿出各色形状的金属物。只不过,这种程度的攻击对于神兽狴犴而言是毫无作用的。金毛猴子屡攻不下,龇牙狂叫了数声,身上涌起一股巨大的力量,滔滔不绝的液态金属冒着灼热的气焰将狴犴围了起来。“吼!”狴犴身上黄光暴涨,一掌将猴子击入土中,身形顿闪随即没入了地下。轰的一声大震,四周立刻恢复了平静。不多时,泥土翻动中,一只脚爪伸出了地面,金毛猴子那身金黄的长毛此刻已污秽不堪,眼中的怨毒愈加浓重。“你们……都要……死……”金毛猴子颤声道,两只前爪再度抬起。空中并没有出现任何的金属,甚至连落在地上的金属颗粒也都没了动静。金毛猴子呆了呆,毫不死心地将前爪击在了地上。这一击用力过猛,折伤了它的指爪,腥红的鲜血顺势滴了下来。“金土互搏,土涨金生。狴犴用土性把你的驭金能力激发到了极点。”耿婆淡淡道,“可惜,你是只猴子,经络结构不同,涨到顶点就是消失了。”金毛猴子眼中闪过一丝惊疑,但渐渐地又冷漠了下来。“嘿嘿……”它惨笑道,“那杀了我。”“你想死?”莫炎冷冷地走近金毛猴子,手上闪出一道灵火。金毛猴子漠然地闭上了双眼,似乎静待着死亡的来临。“嚓!”一个断作两截的项圈掉在了地上,金毛猴子睁开双眼,满是疑惑。“猴子该去猴子待的地方。”莫炎的脸上露出了亲切的微笑,那表情像极了他的大哥。猴子该待在森林里,可这里是城市,它唯一该去的地方便是动物园的猴山。一根银色长索拴在了金毛猴子的脖子上,无论它怎样绝望地嘶喊,却再也发不出人的声音了。三年后,我的家中。“叮咚!”门铃声响起,开门间莫炎微笑着出现在面前。“稀客啊,晖儿。”我大笑着叫道,“看看谁来了。”“你这么激动,肯定是莫大哥来了。”晖儿笑盈盈地走出房门,手里抱着我们的一对孩子。“听说你们生了对龙凤胎。”莫炎进门放下手中的包袋,“我来看看这对轩辕后裔。”茶饭过后,莫炎满脸神秘地拿出了一台手持DV。“怎么,现在越玩越先进了。”在我的印象中,莫炎除了那部高性能手机之外,很少会涉足这类IT产品。“是公孙托我带来的。”莫炎笑着打开了电源。林岳死后,S一直守在他的身边,仔细地为他拔去身上那多如牛毛的金属细刺,不停地擦拭着涌出的鲜血,身前的衣襟渐渐被染红。可她始终没有掉过一滴眼泪。莫炎不忍地上前用灵火封住了林岳的伤口,默默地站在一边。“布荫缘木,根余则不息。”耿婆探了探林岳的手腕,缓缓道,“潇丫头,这小子或许还有救,或许就这么走了,如果你愿意和老婆子花上个三年五载……”“我跟您走!”S坚定地打断了耿婆的话语,用力扶起林岳道,“哪怕是更多的三年五载……”一只黄色的小猫表情严肃地出现在了镜头中,也许是拍摄者干扰了它的情绪,这个小家伙满脸不乐意地转过了头去,可即便这样我们还是清晰地看到了它额头的那条龙纹。“这家伙现在脾气越来越大了。”S的声音自画面外传来。镜头移动了起来,满目绿色间出现了一座小屋,一个满头银发的老太太正在屋前轻快地跳着绳,一旁的收音机中传来欢快的流行歌曲。镜头渐渐接近,老太太有趣地冲着镜头眨了眨眼,咧嘴一笑。“咱们耿老可是越活越年轻啊!”一个人影自画面中闪过,那熟悉的语调是……“啪!”也许是对这个会发出声音画面的物件产生了兴趣,我那两个调皮的小家伙争着去抓它,全神贯注的观看中,一不留神竟被他俩将DV摔在了地上。“好像摔坏了。”晖儿仔细检查了一下,遗憾道,“家里的DVD光驱读不了这种盘。”“没事……”我笑着抱起身边两个调皮的小东西,“有些东西并不需要深究下去。”窗外,徐徐的清风送来楼下孩子的嬉笑声,欢快中隐隐透着对周围事物的好奇与不安。“平淡、快乐,只要这样就好……”公元前455年夏天,晋国晋阳的空气骤然紧张。晋国亚卿、赵氏宗主赵无恤突然率领大批家臣和族兵,从首都新田返回晋阳。无恤进城后,即令紧闭城门,加派岗哨,给护城河加注河水。种种迹象表明,一场战争即将来临。对于上了年纪的晋阳人来说,战争并不陌生。很多年前,晋阳城也经历过一场大战。那是公元前497年,晋国发生内乱,中行氏和范氏讨伐赵氏,先主赵鞅退守晋阳,抵挡两家联军达四个月之久。后来因为智、魏、韩三家出手相救,晋阳才得以解围。时隔四十二年,晋阳再度面临战火的考验。令人感慨的是,斗转星移,风流水转,这一次进攻晋阳的不是别人,正是上一次解救晋阳的智、魏、韩三家。在这四十二年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昔日的盟友变成今天的敌人?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那个名叫荀瑶的人说起。晋国四卿,智氏一家独大晋国的六卿执政体制持续长达百年,因公元前497年的中行氏和范氏之乱而被打破。中行氏和范氏狼狈为奸,本想一举吞并赵氏,却因智、魏、韩三家出手干涉而失败,中行氏和范氏因此被驱逐出局,晋国从此进入四卿执政时代。四卿之中,一卿为正,称为上卿;三卿为副,称为亚卿。公元前493年,时任上卿的智氏宗主荀跞去世,其子荀申继承家业,上卿之职则由赵氏宗主赵鞅接任。赵鞅为人宽厚,知书达理,在他的领导下,四大家族相安无事。这种局面持续了十余年,直到公元前476年荀申去世。据《资治通鉴》记载,荀申去世前,在选择继承人的问题上很费了一番心思。如果按照嫡长子继承制原则,这个问题本来没什么好考虑的——正妻所生的长子即为世子。如若正妻无子,则在众多侧室所生的儿子选择一个,原则是子以母贵,女人的地位越高,她的儿子当选的可能性就越大。但是,随着家族之间的权力斗争越来越激烈,选择一个“对”的而不是“贵”的继承人,显得越来越重要。为了智氏家族的未来,荀申必须在诸多儿子中作出正确的选择。荀申看中的是荀瑶,理由很简单:荀瑶身材高大,须髯飘逸

                      条水平线上。由于国军普通士兵的战斗力不佳,因此相对文化素质较高的中下级军官才是国军战斗力的核心。在一线战斗中,战斗力主要依赖于中下级军官的临阵指挥和牺牲精神。换而言之,评价国军是否为精锐之师的标准,主要就是中下级军官的教育背景和实战经验。话题回到战场上。日军的负隅顽抗,为援军争取了时间。第三、六、九、十一、十三、十六、十八师团,第五师团一部相继投入战斗。之前提过,日军序号前二十的师团为甲种师团,而第五、第六师团则是甲种之中的甲种,是日军战斗力最强的两支部队。通过日军的兵力分配,可见其对上海战场的重视程度。日军虽是在战役开始后才进行兵力调动,却很快在上海完成了陆海空三军高达三十万人的部队集结。要知道这些部队分别来自中国东北、华北、台湾,朝鲜甚至日本本土。与日军超强的战斗动员能力相比,国军的运兵能力就差远了。中国铁路、公路包括航道的运输能力都太小,兵力根本无法一次性地调上来。在这种运输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很多部队甚至是同一支部队都被迫拆分,有的坐车,有的步行,迫不得已形成了兵家所忌的“添油战术”——军队只能是梯次投入战斗,编制混乱,缺乏统一领导,各自为战,兵力和火力不能集中使用。别看战后国民政府号称有七十万军队投入了淞沪会战,但真正有效投入的军队远未达到七十万。所以完全可以认为,日军在上海的兵力并未处于下风。日方不仅兵力不吃亏,还可以依靠其优势空军以及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舰载大炮,支援其陆战部队的作战。中国军队被迫在日军的空中优势火力和重型武器压迫下与敌对抗。日本空军的轰炸机以及海军的舰炮毫无顾忌地向中国军队阵地成吨成吨地倾泻着钢铁和炸药,战斗进入最惨烈焦灼的状态。在争夺最为激烈时,一个连上去十分钟就全部阵亡,一个师扔进去几小时就没了,淞沪战场就像一个巨大的熔炉一般,填进去就熔化了。国军牺牲的壮烈程度,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历史上,没有前例!蒋介石的中央军精锐损失惨重,班、排、连、团的基层骨干损失大半,这些人都是打了很多年仗的职业军官。大量中下级军官的牺牲,令部队的战斗力在短时间内难以恢复元气。在中国驻印远征军未成军之前,国军面对日军时多缺乏战而胜之的底气,也不是毫无理由的。中央军的巨大牺牲,令蒋介石很心痛,但也很欣慰。因为他独揽军政大权的十年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令出如山。调令所到之处,原本习惯于为一己私利而各自打小算盘的军阀们——粤军、桂军、湘军、川军、滇军、被改编的东北军,居然不讲条件,不提困难,不远万水千山,杀向了淞沪战场。如川军杨森的二十军,徒步、乘船、坐车,花了整整一个月,终于在10月初赶到上海,没有休整就直接投入战斗中。就这么一支穿着草鞋,装备低劣,身无长物,又刚刚经过长途跋涉的羸弱之师,竟然以伤亡七千人的代价与日寇激战了七昼夜。尽管无数国军闻义赴难,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退,即便阵地化为灰烬,军心仍坚如铁石!但现实情况是,国军在经过头两个月的狂攻之后,不仅被迫由攻转守,且渐渐抵挡不住日军的攻势。战局危急!这是由三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其一,精英尽出的中央军在头两个月的战斗中损失惨重,而之后补充上来的大都是各地军阀的杂牌部队,战斗力大减,这一进一出,形势逆转,国军再也无力压制日军。其二,我们的后勤系统跟不上。抗战发生时,我们是以一个近代农业国家拼死抵抗一个近代工业国家。我们的大部分武器都是进口的,仅枪支便来自十几个国家,更别提如飞机、坦克此类的高端武器,基本是打一架(辆)少一架(辆),根本无从补充。枪、弹的生产能力也有限,无法满足战场消耗。而日本则拥有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所有武器均可以自行制造,且产量充足。这样的两支军队交手,除了以惨烈的牺牲换取胜利一途,再无其他的路可走!其三,我们失去了制空权,天空变成了日机的天下。日本轰炸机连难民都不放过,何况是行军中的部队,这就使得上海周边的交通几乎完全堵断,军队运输非常困难。后勤补给跟不上,战伤者得不到救治不说,打到后来士兵连口粮也没有了。说一千道一万,原因只有两个字——国力,绝对的力量是一切的基础。拼到10月底,由攻转守的中国军队已经几无还手之力。为避免全军覆没,国民政府决定将主力撤至苏州河以南阵地。为掩护大军撤退,必须留下一支部队牵制日军。这个任务最后交到了孙元良麾下八十八师五二四团手里。说是一个团,其实它的建制已经被打残了,只剩下一个营。原团长已经阵亡,接受断后命令的是刚刚由副团长晋升为团长的谢晋元。谢晋元,黄埔四期生,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一有死无生的任务,率领麾下仅有的四百余官兵在闸北四行仓库布防。四行仓库与英美租界只相隔一条苏州河,因此这场防御战将进一步吸引国际社会的注意力。中国军队在整个上海就此一支孤军。当时谢晋元接受采访时,为了虚张声势便说了句“我们有八百人”,从此“八百壮士”威名远播。谢晋元和他的部下们抱定殉国的决心,即便只剩下一枪一弹,亦必与敌周旋到底。这一周旋就是四天四夜,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军队不屈不挠的意志和抗战到底的决心,也赢得了世界对中国的尊重与同情!四天后,谢晋元接到蒋介石“珍重退入租界、继续为国努力”的手令,撤到租界。主力这边撤退得并不顺利。大军在撤出上海时不够果断,舍不得退出战斗。就这么一磨蹭,让瞬间的迟疑变成了永久的遗憾,日军指挥官趁机使出了他们使用频率最高的战术——迂回包抄:一部正面强攻,一部从侧翼包抄,两面夹攻。日军增援部队在杭州湾金山卫附近突然登陆,从侧翼迂回包抄了国军的后路。国军腹背受敌,阵脚大乱。11月初,蒋介石被迫下令全线撤退。淞沪会战就此以中国军队的失利而告终。此役中国军队伤亡三十余万,团以下军官半数殉国,但也迫使强大的、团结的、凶悍的、野蛮的、世界一流的日军付出近九万精锐伤亡的惨痛代价!此役中国跟敌人耗掉了三个月的时间,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三个月解决中国”的计划,为从上海等地内迁大批厂矿机器及战略物资,坚持长期抗战争取了时间!相比之下,我们太过弱小,我们国力不足,我们战略部署欠妥,我们战役指挥不当,但我们决心以全面的牺牲来面对历史危机的挑战!面对强敌的入侵,面对蹂躏与侮辱,我们誓死抗争,我们矢志不渝,我们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全国军民众志成城、同仇敌忾的壮丽悲歌,这不仅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更为中华民族赢得了生存的权利和发展的时间!换了现在的中华民族,小日本你再来上海试试?!

                      太原会战

                      上海作战陷入困境之时,北方的战火还在熊熊燃烧。“七七事变”后,日军遭到了中央军汤恩伯部在北京南口与河北张家口一带长达十九天的坚决抵抗,史称“南口战役”。日军在付出近万人的伤亡后,迅速完成对北京、天津、察哈尔、河北等地的占领,而后直扑山西。日本人所打的如意算盘,是从南方的上海和北方的华北同时发起攻击,形成南北夹击向西合围的态势,迅速灭亡中国。日军先锋是板垣征四郎。前文说过,“九·一八”和“一·二八”都有他参与,当时这小子不过是一个大佐(上校),而现在他已晋升为中将,担任日军成名于“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第五师团(广岛师团)第十九任师团长。可能因为板垣征四郎缺失了一些正常细胞导致其少根筋,所以与一般的鬼子相比,他的精力和斗志格外旺盛,更加好战。他率领的第五师团在中国的八年间,先后对阵中国七十多个师,鲜有败绩,人称“钢军”。因为中国人民对小鬼子板垣征四郎印象太深,所以第五师团又被称为板垣师团。不过,鬼子的如意算盘完全在中国军方的预料之中。面对入侵的日军,蒋介石命阎锡山和卫立煌在长城一线率众抵抗,史称“太原会战”。这个“众”绝对名副其实,阎锡山的晋绥军、中央军卫立煌、老西北军孙连仲、单衣赤足的川军邓锡侯,还有共产党的部队,合计近六十万人马。国军的对手日军的数量约为十五万。其间,阎锡山安排了十一个军近十万人在平型关附近阻击日军,被称作“平型关战役”。但这十一个军中唯有国军第八路军取得了胜绩,这就是我们熟悉的“平型关大捷”。从哪里突然冒出来的国军第八路军?“西安事变”结束后,蒋介石虽然履行了停止“围剿”红军的承诺,但在如何改编红军的谈判中,双方却是难以达成一致。淞沪会战爆发后,日本人的枪炮、亡国灭种的危机迫使双方不再犹豫。于是国共双方重启谈判,并迅速达成一致,蒋介石同意给予红军一个军三个师四万五千人的编制,红军三大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也就是我们后来常说的八路军。朱德、彭德怀任正、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下辖一一五师(主要由红一方面军缩编成)、一二〇师(主要由红二方面军缩编成)、一二九师(主要由红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缩编成),师长分别是林彪、贺龙、刘伯承。编制规整后,八路军立即奉命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八路军的派驻地是山西,受阎锡山节制。1937年9月25日,林彪指挥一一五师在平型关附近设伏,消灭了板垣师团二十一旅团的辎重部队。辎重部队说白了也就是管后勤的运输部队,负责运输军械、粮草等物资,非正规作战部队。出于抗战的需要,当时共产党和国民政府对外都大大地夸大了战果,后来我们的教科书沿用了当时的战报。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论调才逐渐改变,歼敌数目一降再降,终于降到不到一千人。探究歼敌数目的多少不是重点,此处只想强调一点,战斗过程绝不像今天那些为了吸引眼球而设计出种种匪夷所思桥段的抗日神剧所描述的那样:神功盖世的中国人民玩弄日军如虐杀蚂蚁——徒手撕鬼子,手榴弹炸飞机,杀猪刀、石块、弹弓、飞针也成了杀鬼子的利器!一个个愚蠢猥琐、无能弱智的日军,主动把身体送到我方帅哥靓女们打不完用不尽的子弹前面!各种雷人的台词层出不穷——同志们,八年抗战开始了!我爷爷9岁的时候就被日本鬼子残忍地杀害了……抗日神剧对强悍和先进的对手进行丑化与贬低,实际上只是在贬低那些在抗战中牺牲的烈士和活下来的胜利者,把一段悲壮的历史记忆变成搞笑的娱乐节目,实在是对不起为国家存亡而英勇奋战的英雄们!实际情况是这样的。一一五师是八路军的第一主力,参加伏击战的官兵几乎都是从长征中走过来的老红军,战斗意志与战斗技术均属国军中的出类拔萃者,尤其在改编过程中,由于缩小了编制,营长变连长,连长变班长,班长变战士,导致部队中干部的比例非常高,其战斗力不言而喻。八路军占据有利地形进行偷袭,人数十倍于敌,且攻击的只是敌人的一支运输部队,打起来的激烈程度还远超常人想象。八路军付出了约千余人的伤亡,又厮杀了大半天,才分出胜负。据说,毛泽东在陕北得到内部战报后,亦曾为牺牲的将士数量之多心疼不已。亲自指挥此役的林彪在事后专门做过经验总结,他说:我们过去从北伐到苏维埃战斗(国共十年内战)中还不曾碰到过这样强的敌人。好在付出收获了回报。一是获胜的一一五师缴获了不少好东西。最重要的当数军大衣,因为马上就要入冬了,而大部分八路军将士都只有单衣。后来林彪穿着这次缴获的日本军大衣出去兜风,被阎锡山手下一个尽职尽责的哨兵当成日本军官一枪给撂了,林彪重伤,就此退出抗日战场。等林彪再次出山时,已是国共争天下之际,林彪好似专为内战而生。二是八路军通过此战积累了宝贵的抗日经验。据老八路王汝林回忆,八路军后来找到了跟日军打白刃战的办法——“群殴”,即以班组为单位同日军拼刺刀的战术,至少三个人结成一个小组与鬼子拼刺刀,有防守的,有助攻的,还有佯攻的。八路军没有和第五师团的主力交成手,但中央军卫立煌和晋绥军傅作义,在雁门关附近的忻口,跟以第五师团为主力的日军打了一仗,历时一月,史称“忻口战役”。因为双方主力精锐尽出,所以此战成为抗日战争中中国北方规模最大、战况最激烈的一次战役,也是一场决定性的战役。尽管将有必死之心——第九军军长郝梦龄战死,尽管士无贪生之念——国军将士牺牲高达十万,尽管国军的前线指挥官表现得可圈可点,尤其是突然冒出来的“无名之将”——晋绥军将领陈长捷超水平发挥,几乎做到了独当一面,尽管国军歼敌万余,但整个战役还是以中国失利而告终。在忻口战役中,国军不仅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还消耗了四万多发炮弹,可以说把阎锡山的太原兵工厂这几年生产的炮弹清仓甩卖给了鬼子。这次几乎称得上孤注一掷的战役输掉之后,娘子关和太原也相继失守,整个太原会战以失败告终。就此,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中日两国在北方的大规模战事宣告结束。1937年11月初,太原失守后,众将领都玩了命地逃,大多数人都一口气逃过了黄河。没逃几天,蒋委员长的电报就来了,过黄河的人都挨了一顿臭骂。于是,众人只得收拾行囊,卷好铺盖,转身折回山西。阎锡山躲到了晋西,就此玩起了在三个鸡蛋上跳舞的高难度杂技:有时联共,有时反共,有时抗日,有时联日,有时拥蒋,有时拒蒋。当然了,这一切都是为了生存,为了保住他的地盘。傅作义去了草原大漠,厉兵秣马,两年后创造出了“五原大捷”,成为“射雕英雄”。卫立煌则跑到了晋南,从此在中条山附近以半正规、半游击的方式抗日,日子过得虽不易,但也打过十余次小胜仗,在日军的包围圈中勉强站住了脚。杀出个黎明第五章中国伤得起,日本输不起

                      双面唐生智

                      话题回到南方战场。有经验的人都知道一个常识:打胜仗并不能完全显示一支军队的素质,军队在战场失利,被击溃打散之后有序撤退、重新组织、再次投入战斗的能力,才能真正彰显一支军队的素质!从这一点来看,国军还需要在不断的战斗中尤其是大规模的高强度战争中提升自己,国军离成为世界一流的强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淞沪会战末期,国军腹背受敌,阵脚大乱。从上海逆长江而上三百公里的土地上,国军在日军的追击下,撤退逐渐变成了溃败,溃败又逐渐变成了溃逃。军官们已经无法收拢部队,无法有效组织第二道防线来保卫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首都南京门户大开,日军即将兵临城下。南京守军大都是刚刚从上海战场上退下来的残破疲惫之师,如中央军王敬久第八十七师、孙元良第八十八师、宋希濂第三十六师、俞济时第七十四军、桂永清的教导总队,以及临时补充入伍的新兵。也就是说,南京一无可用之险,二无可用之兵。战还是不战,这是个问题。可蒋介石从政治角度出发,决定守一下。他认为南京是国家首都,是孙总理陵寝所在,一枪不放就撤出,自己怕是会被民众的口水淹死。蒋介石甚至提出由自己来守城,但之前老跟蒋介石唱反调的唐生智站出来反对说:委员长,国家还需要你,你负责撤退和迁都以统领全局,此处就交给末将吧。于是唐生智临危受命,誓与南京共存亡。南京背靠长江,可谓是背水一战。可唐司令觉得这还不够绝,因此组织了一个督战队驻扎于出城渡江北上的通道——挹江门,还把大部分船只都给砸破了,只留下少量船只让督战队统一掌管,意思是谁也别想弃城逃跑。接下来他又命令驻防长江北岸的胡宗南第一军:谁敢乘船北逃,你给我格杀勿论!大家可能会奇怪,那支一统广东和北伐的绝对主力——第一军,居然沦落到了当大刀队的境地?第一军初到上海时,尚

                      乐设施一应俱全。到了天宝年间,这个地方已经是中国政治中心的所在地了,很多大事就发生在这里。关于如何应对安史之乱的第一次军事会议也是在华清宫举行的……天宝十四年,长达七年的安史之乱爆发,华清宫的幸福和欢愉,伴随着杨玉环生命的结束戛然而止。繁盛的大唐虽未在玄宗手下丢弃,却也从此一蹶不振,没了生气。在此后的数百年里,华清宫的一切被蒙上了黯淡污秽的颜色,成了不祥之地,再没有帝王在那里修建离宫别苑。清末的老佛爷慈禧就连路过那里也要绕道而行,以免沾染颓败之气。然而,即便如此,华清宫造就的传奇,经历的兴衰,仍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文人墨客咀嚼玩味的蓝本。而那首让人肝肠寸断的《长恨歌》,也一直缭绕在无数痴情人的心中。千年学府岳麓书院这是一座雄视天下的古老学府。一座座石碑、一块块匾额、一幅幅对联,历经千年风雨洗礼而不灭,见证了“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的旷代奇观:从朱熹到王夫之,从魏源到曾国藩,从梁启超到毛泽东。任你“风云变幻”,我自“弦歌不绝”。这里就是千年学府——岳麓书院。一、惟楚有才,于斯为盛古代中国之所以被誉为“礼仪之邦”,教育受到极高尊崇是主要原因之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虽称千古帝王,大教育家孔老夫子却是“万世师表”。在社会上,知识阶层的地位也远非后来可比,排序位于士农工商之首。至于教育机构,战国时候就有了专管教育的学官,称为“祭酒”,是位列公卿的人物;汉朝出现了正式的中央官学;地方官学也于西汉普及,私塾的创办就更早了。官学、私学交织发展,一派“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的盛况。中国古代,文化道德主流能够千年一同,文官制度得以领先世界,可以说完全依赖于高水准的教育。而位于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就是其不朽杰作。朱汉民56:中国一直是以教育立国,在历史上一直非常重视教育。特别是政府把儒家定为意识形态之后,就把教育抬到“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地位。从夏商周,就是中国文明起源开始,我们国家的机构中就有学校。孔子像王鲁湘:这就是过去所说的“学在官府”。朱汉民:对,除了“学在官府”之外,其实还有一套民间教育的学校。如果追溯源头的话,民间学校,也就是私学,应该开始于春秋。在当时,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还有道家,墨家,都是私学。官学和私学,它们在中国文化史上或者中国教育史上,都起到了很大的人才培养、文化传递的作用。有人比较全世界这几大文明圈,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等这些宗教基本上都是由一个创教人创造的,像穆罕默德、耶稣、释迦牟尼等,他们都是教主。而孔子的身份则很特殊,他就是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读书人、教书人,作为一个教育家,作为一个万世师表,被供奉在文庙里面。王鲁湘: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我们所谓的“私学”中间出现了高级形态的“书院”呢?朱汉民:如果追溯的话,应该是从唐代中后期开始,当时在民间有一些比较小的书院。当然,那些书院可能只是秀才们自己读书的地方,最多只能说是书院的雏形,所以并不具备一套完备的管理制度和专门的教职,还算不上比较完备的书院。王鲁湘:那正式的书院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朱汉民:我认为应该是在宋初。经过唐末五代的战乱,北宋在建国之初便比较重视科举考试,它拼命发展科举,像宋真宗就常鼓励读书人好好读书。王鲁湘:他还写了一首在民间流传甚远的《劝学》诗,“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是吧?朱汉民:对,他就是用这个办法来鼓励读书人读书。但有一个问题:官学要国家拿财政支持,要花很多钱来办。王鲁湘:所以财政不够用。朱汉民:不够怎么办呢?只好依靠民间。民间读书人很想读书,那么各个地方就用书院这个名称,办起了一种学校。所以最早的书院都是一些民间的私学,像我们所说的宋初几大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应天府书院,包括岳麓书院。这些书院在当时都是由一些读书人或者地方士绅来支持。岳麓书院大门王鲁湘:朱院长,书院的中轴线好像不是很正。大门前面的轴线应该是朝正东的,是吧。可是现在好像往北偏了一点点,这是怎么回事?朱汉民:这是明代人在修书院的时候,出于风水上的考虑所做的变动。当时修书院的看了这里的地势,觉得风水不是很理想,他就有意根据风水的走向稍微偏了一个角度。王鲁湘:偏了一点点,不敏感的话还察觉不出来。我一看就觉得有点偏。朱汉民:对,它实际上是把整个大门的朝向从整体上扭了一点点。王鲁湘:往北扭了一点点,这样风水就好了?朱汉民:对,后来听说整个书院很顺。王鲁湘:如果不是扭这么一点点,那么这幅“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对联可能就在这里挂不住了,就不会出这么多人才了吧。这幅岳麓书院的对联,可以说是天下闻名,好像很自信,甚至很自负的样子。朱汉民:岳麓书院这幅对联是在清代挂上的。当时有一个山长57叫袁名曜,他在考虑为岳麓书院写个什么对联的时候,想到了春秋《左传》里面那句话“虽楚有材,晋实用之”,他就把那个“虽”去掉,改成“惟”楚有材。王鲁湘:气魄大多了。朱汉民:他有个学生叫张中阶,想到《论语》里面有句话,叫“唐虞之际,于斯为盛”。孔子的意思是说现在人才很难得,但是在尧舜时代人才则很旺盛。张中阶就把那个“于斯为盛”作为下联,用到这里。“斯”在《论语》文本中本来是指代尧舜那个时代。王鲁湘:结果在这对联中就用来指代楚这个地方了。朱汉民:对,变成了一个空间概念。明清以后,湖南确实出了大量的人才,为全国所震惊。而且这批人才多数在岳麓书院学习过,都是岳麓书院的学生。二、三教融合岳麓书院在北宋初年兴办书院的热潮中正式创建,根据书院的史志记载,书院的第一位山长是著名的教育家周式,他办学成绩卓著,风闻天下,以至于当朝皇帝宋真宗,都破例召见了他,并且御赐了至今依然高悬的“岳麓书院”匾额。然而,书院正式创立之前,这里已经有了一个萌芽形态的学校,这个学校的创办者,却是两位佛教僧人。(图3,岳麓书院全景)朱汉民: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像岳麓书院这样一个以儒家文化为宗旨、为核心的书院,它真正的创始人竟不是儒生,而是两个佛教徒——唐末五代的和尚智璿等人。为什么呢?因为岳麓山过去佛教和道教盛行。王鲁湘:对,是道教圣地。朱汉民:大概在东汉末年,这里就有一些道士,现在山上还有个“抱黄洞”。当时有个叫张抱黄的道士就曾在山上炼丹,《岳麓书院志》上记载他在那修炼之后,飞升而去,就是变成仙人了。除此之外还有佛教。麓山寺是湖南最早的寺庙,建于西晋。也就是说,在岳麓书院创办之前,这里已经有儒、佛、道在这里活动,做文化交流。王鲁湘:已经是一座文化名山了。朱汉民:在唐末五代战乱的时候,文化遭到极大破坏。智璿和尚考虑到有很多儒生想读书,他居然真去买了很多儒家的经典拿到这里,又约请了很多的儒家读书人、士大夫们到这里来读书。这个时候这里就构成了一个最早的书院,虽然当时还不叫书院。到了北宋开宝九年(976年),潭州太守朱洞,就在这个基础上建造了岳麓书院。王鲁湘:这正好表明,岳麓书院的形成本身也是三教合一的产物。岳麓书院是岳麓山儒、佛、道文化融合的产物,而后来使它名扬天下的,也正是一种以儒家正统为主体、综合佛道思想的理学思潮。被后人称作朱子的朱熹继承了周敦颐、程颢、程颐开创的理学,综合儒佛道三教的思想精髓,完成了儒学的哲学化转型,为君主专制、封建伦理和等级秩序作了精巧的论证。朝廷大为赞赏朱熹的学说,其《四书集注》对孔孟学说所做的阐释,从此成为了科考的规范,儒学由此得以中兴。而朱子曾经讲学的岳麓书院,也因为皇帝的褒奖再次出现了办学的热潮。三、朱张会讲从夏商周三代到汉唐,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中心一直在北方,湖南地处“南蛮之地”。直到两宋时期,中国文化中心南移,湖南才出现了以“湖湘”为名的理学学派,岳麓书院自然成为了湖湘学派的中心。《岳麓书院图志》上手绘的“朱张会讲”图当然,岳麓书院的功成名就,还在于它自成一格的教学方式:自学为主,老师数日开讲一次,提纲挈领只讲重点。上课的时候,学生从少年到花甲济济一堂,自带蒲团,席地而坐,凝神听讲,主动答问。岳麓书院更有一种独特的学术活动叫“会讲”,即请不同学术观点的人面对面探讨和辩论,学生在场旁听,有时论争至三天三夜。虽然不一定能取得一致的意见,但已推动了学术和教学工作。其中最著名的一场会讲,就发生在朱熹和另一位理学大家张栻之间。王鲁湘:“忠孝廉节”堂里,正面的讲台就是当年朱熹和张栻会讲的讲台吧。他们两个人坐到椅子上,周围的学生来听他们两个人辩论。朱汉民:是的。当时他们讨论《中庸》的“已发”和“未发”问题58。史书上记载,他们在这里争论了三天三夜,意见不太一致。因为两个学派的学术宗旨不一样,一个是“闽学”,一个是“湖湘学”59。他们学术的师承也不一样,对《中庸》“心”和“性”的理解也不一样。然后他们就讨论,进行激烈的争辩,学生在下面听。王鲁湘:听课的也听了三天三夜?朱汉民:对。岳麓书院“道南正脉”匾额王鲁湘:这应该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大盛况啊。朱汉民:确实是一个非常盛大的学术事件,而且他们最终也取得了学术成果。两个人经过讨论之后,在很多大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的意见。所以后来张栻的“湖湘学”和朱熹的“闽学”比较接近,都被列入《宋史·道学传》,这也是堂上“道南正脉”匾额的由来。王鲁湘:这是乾隆皇帝写的。朱汉民:对。匾额的意思就是,朱熹、张栻在这里讲学,他们传播的孔孟之道是正统的,所以是“道南正脉”60。王鲁湘:岳麓书院千年以来“弦歌不绝”,可以说是中国最有名的弘道圣殿。说到弘道,岳麓书院在中国学术史上一直引以为自豪的,就是八百多年以前的这次“朱张会讲”。那么,朱熹当时是因为什么原因来到潭州这个地方的?朱汉民:过去的读书人真是很不容易。他们在读书过程中如果发现有不懂的地方,产生了疑惑,就要和当时的师友相互讨论。如果两人相距很远,讨论的方式主要是通过书信进行。当时岳麓书院的主持人是张栻,他是二程的世传弟子,而朱熹也是二程的世传弟子。王鲁湘:朱熹是李侗的弟子吧,而李侗是二程的三传弟子,所以这两个人往上走,都走到二程那里去了。朱汉民:对,都是二程的四传弟子。朱熹在读《中庸》的时候,对里面心和性的问题总是不得其解。在这时,他就跟张栻通书信来讨论这个问题。他们的书信来往非常多。张栻是胡宏的学生,他们对心、性有一套看法,认为“未发是性,已发是心”;至于心性如何修炼才能成圣贤,他们的主张是“先察识,再涵养”。而朱熹是李侗的弟子,李侗是主张静坐功夫的。王鲁湘:对,闽学是主张半日读书,半日静坐的,更类似于禅宗。朱汉民:首先要静坐,体认大本。朱熹感到,通过书信与张栻交流还是不行,必须要见面讨论,所以他就从福建走了两千多里到湖南。古代交通不像我们今天坐飞机坐火车那么便利,一下就到了,可见他走了很久。王鲁湘:非常难,走走路、坐坐船、再骑骑毛驴。朱汉民:对,要花很长时间。当时他的很多弟子都反对他这么远跑过去,但是朱熹很坚决,于是就来到了长沙。他和张栻两个人一起在讲堂“会讲”。所谓会讲,是书院一种独特的讲学方式,即“会友讲学”——就是两个学友一起讨论,学生坐在边上听。它有点像我们现在的学术讨论会,但又和讲学联合在一起。书院史上最早的有记载的会讲,应该就是岳麓书院这次。王鲁湘:就是朱熹和张栻的会讲。四、经世学风张栻、朱熹、陆九渊和吕祖谦是南宋著名的四位理学家,他们主持的岳麓、白鹿洞、象山、丽泽四所书院,是当时闻名全国的学术基地,因此被称为“南宋四大书院”。张栻主持岳麓书院教事期间,对书院的教学进行了一系列的重要变革。在著名的《岳麓书院记》中,张栻提出了“成就人才,传道以济斯民”的办学方针,否定了那种仅能应付科举考试,只有言语文辞之工的无用之才,明确了书院的目标就是培养能够“传道济民”的人才。此外,在教学方法和学术研究上,岳麓书院也更加灵活多样。于是乎,湖湘士子纷纷来此研习,名士大儒更是往来频繁。岳麓书院从此成为湖湘学派的主要基地,步入了其发展的全盛时期。朱汉民:我认为湖湘学派最大的特色,就是把心性的修炼和经世致用结合起来,所以湖湘学派的成员不是那种纯粹搞心性修炼的儒者。纯粹搞心性,走到极端的话,就有点像佛教、道教,远离政治,远离社会。王鲁湘:跟“逃禅”是一回事了。王夫之像朱汉民:对,天天坐到那儿修炼,不关心社会、政治,要他去治国平天下,什么也不懂。这样的话,实际上违背了儒学经世致用的精神。王鲁湘:所以才有老百姓经常说的那句话,叫做“百无一用是书生”对吧?朱汉民:对。湖湘学派这批人,除了心性修炼之外,也很注重研究各种经世致用的学问。张栻还研究《孙子兵法》,而且他认为《孙子兵法》是每个儒生必须要研究的,所以湖湘学派有些人后来去打仗,到战场上去指挥军队,去抗金啊等等。湖湘学派所奠定的这种思想、学术传统,影响到了后代。明清之际,湖南出了许许多多的学人,从学术传统上来说,都可以和湖湘学派扯上关系。王鲁湘:在这方面,岳麓书院最杰出的一个学生,应该就是王船山61先生了。朱汉民:对。王鲁湘:所以咱们岳麓书院专门为他建了一个祠——船山祠。王船山是湖湘学派的集大成者。他本为明末举人,清兵南下,他以一介书生之躯举兵抗清。兵败还乡,闭门著述,潜心研究学术,成为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对后世影响极大。岳麓书院船山祠王鲁湘:王船山先生可以说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大概是什么时候在岳麓书院读书的呢?朱汉民:明末的时候,他正好在岳麓书院求学。当时他还在这里办了一个社团叫“行社”,“行”就是行动的行,因为他比较注重实践。当时,他的老师也叫吴道行,所以这个社团的名称,说不定还和他的老师有关系。王鲁湘:据说吴道行在清兵打来的时候自杀了,对吧?这个事情好像对王船山的刺激非常大,他把老师的尸体掩埋了以后,就到南明62那边直接参加了抗清运动。朱汉民:对,他后来把抗清作为毕生奋斗的事业。王鲁湘:王船山的学说,在他生前和死后相当长的时期里不为人知。大概是什么时候

                      的抽泣,传遍了整个宅子。西尼卡又划了一条街道。实际上是一个十字路口,因为它穿过了不久前她刚划的一条街。桌子已经摆好,食物也摆上了。康瑟蕾塔摘下了围裙。她以贵族式的茫然凝视,掠过几个女人的脸,并且说:“我管自己叫康瑟蕾塔·索萨。如果你们想待在这里,就照我说的去做。我怎么说就怎么吃。在我说睡觉时就去睡。我要告诉你们,你们渴求的东西是什么。”女人们互相看着,随后又一齐看着一个她们认不出来的人。她长着亲爱的康妮的容貌,但有点像雕出来的——颧骨更高,下巴更坚毅。她的眉毛总是那么粗,牙齿总像珍珠那么白吗?她的头发不见一点灰白。她的皮肤像桃子一般光洁。她干吗这样说话?她说的又是什么意思?她们全都觉得莫名其妙。这位亲切平和的老女士似乎对她们每一个都最爱;从来不指责,有什么都与她们分享,却不大需要照顾;不要求感情投入;倾听;从不锁门,不管是谁都肯接纳。这位理想的长辈、朋友、同伴,有她在她们就平安,她在说些什么呢?这个完美的房东,不收房钱却欢迎任何人;这个“鹅奶奶”,可以和她说私房话或者不搭理她,可以对她撒谎或者发假誓;这个玩伴似的母亲,随孩子的意愿,可以拥抱她也可以扶着她出去散步,她在想些什么呢?“你们如果理该待在某个地方,”她继续说,“有爱你们的人在那里等着,那就走吧。不然就待在这儿跟着我。可能有人想见你们。”没人离去。一些神经质的问题,因吓坏了而爆出的傻笑,撅嘴和假装的生气,但不久她们就渐渐看出,她们离不开这个随时都可离开的地方。她们逐渐迷失了日子。开始时最重要的事情是模框。她们先刮擦地下室的地面,直到那些石板干净得和海边的石头一样。然后她们用蜡烛把那块地方圈起来。康瑟蕾塔让她们都把衣服脱光,躺下去。在喜人的烛光中,在康瑟蕾塔柔和的眼光下,她们照她说的做了。我们该怎么躺?觉得怎样好就怎样躺吧。她们试着把胳膊放在两侧,伸在头上,抱在胸前或腹上。西尼卡起初是趴着,随后改成仰卧,双手钩住双肩。帕拉斯侧卧着,把膝盖收起。吉姬劈开双腿,张开双臂,而玛维斯则摆出漂流者的姿势,胳膊弯着,双膝向内。每个人找好位置后,都能够忍受冰冷、不容情的地面。康瑟蕾塔围着她们走,勾出躯体的轮廓。轮廓画好之后,她又要大家都在原地保持原来的姿态。不说话。在烛光中赤裸着。她们极度苦恼地蠕动着,但谁也不肯走出她们选择的轮廓。有好多次她们都觉得再也无法容忍下一秒了,但没人愿意在那双暗淡眼睛的注视下第一个认输。康瑟蕾塔首先开口了。“小时候,我的身体是受伤和脏污的,后来投入了一个女人的怀抱,她教导我说,我的身体什么都不是而我的精神则是一切。我同意了她的观点,直到我遇到了另一个身体。我的肉体渴望着,便吃了他。当他离开时,那个女人再次将我从我的身体中拯救出来。她两次救了我的身体。当她的身体患病时,我尽我血肉之躯所能,照看她的身体。我把她的身体搂进我的双臂双腿之中,擦洗它,摇晃它,还进入它让它保持呼吸。在她去世之后,我无法摆脱那一切。我的骨头叠在她的骨头上,那是唯一的好事。不是精神。是骨头。与男人没有区别。我的骨头叠在他的骨头上,那是唯一的真实。因此我想不通精神在这件事里失落到哪里去了?它确实和骨头一样真实。和骨头一样好。一个甜美,一个苦涩。失落到哪里去了呢?听我说,听着。绝不要把骨头和精神分开。千万别把一个放到另一个上面。夏娃是玛利亚的母亲。玛利亚是夏娃的女儿。”随后,她以比她的开场白(她们谁都不明白)更清晰的语言告诉她们一处地方,在那里,白色的便道和大海相接。五彩缤纷的鱼儿和孩子并游。她讲到了品尝起来像蓝宝石似的果实和用红宝石当骰子的男孩。讲到了纯金建造的芳香的大教堂,男女天神和会众一起坐在靠背长椅上。讲到了和树一样高的康乃馨。讲到了长着钻石牙齿的魔法小矮人。讲到了蛇随着诗和铃声起舞。后来她还给她们讲了一个叫派达德的女人,她只唱歌,从来不说一个字。喧嚣的梦就此开始了。故事就此在那地方揭幕。半截的故事和从未梦到的事情从她们的嘴唇中飞出,高翔于摇曳的烛光之上,把尘埃从箱匣瓶罐上扇起。至于谁讲了那些梦或者它们有无含义,并不重要。尽管身体疼痛,或者正因如此,她们都轻而易举地迈进了做梦人的故事之中。她们进入了凯迪拉克的热气中,感到了一团混乱中冷空气的滋味。她们知道,她们的网球鞋没有系带,胸罩吊带每次从肩头滑落都很烦人。盔甲牌食品包是湿黏的。她们吸入睡熟婴儿的香气并感受到了做母亲的惬意,尽管她们注意到一个婴儿的头别扭地转了过去。她们调整好熟睡婴儿的头部,然后拒绝,断然拒绝她们之所知,开车回家了。她们抱着肉肠、婴儿和钱夹,跨上前廊的台阶,说着:“他们看来不想醒来,萨尔。萨尔?瞧啊。他们看来不想。”她们在水下踢腿,但不很用力,生怕惊动了也在水下的鱼鳍和鱼鳞。男人的声音在说呀说呀说个不停,他们自己都被压到喉咙下面去了。说呀说的,直到没人有力气尖叫或反驳。每个人都在催泪瓦斯中眨着眼、倒着气,将手缓缓地移动到擦伤的皮肤上和撕裂的韧带处。白天在各个过道里跑来跑去,夜里亮着灯睡在一只球里。把五百美元的钞票叠放在她的袜底。因陌生人的阴茎和母亲的抗争而发出的痛苦叫喊——像可卡因一样引起幻觉和具有腐蚀性。在喧嚣的梦中,独白与尖叫毫无二致;指向死者和早已离去的人的谴责被喃喃的爱取代。于是,她们都累巴巴、气哼哼地起身到各自的床上去了,发誓再也不屈从于这套把戏,但心中却深知她们还会的。事实上她们就是照做了。真实而紧张的生活落实到那里,便处于有限的光亮,以及煤油灯和蜡烛的烟气中。轮廓像磁石似的吸引着她们。帕拉斯坚持要去买油彩管和彩笔棒。在较薄的麂皮料子上绘画。她们理解了,便开始着手。先画身体器官:乳房和阴部,趾头、耳朵和头发。西尼卡在一个知更鸟的蛋上用蓝色复制了她的一处相当精致的伤疤,在蛋的尖头还画了一滴红色。后来,当她又渴望在大腿内侧划道时,她没有动手,而是选择画了躺在地下室地面上的一个裸体。她们互相说着梦见了什么和画出了什么。你肯定她是你的姐妹吗?说不定她是你母亲呢。为什么?因为只有母亲才可能而姐妹不会做这样一件事。西尼卡给油彩管拧上盖。吉姬在她的喉咙周围画了一个心形的小盒,玛维斯问起她时,她说那是她父亲给她的一件礼物,被她扔进墨西哥湾了。里面有画像吗?问问帕拉斯。有。两幅。谁的?吉姬没有回答,她只是又加了一些点,代表心形盒的链子。帕拉斯在画在地板上那轮廓的肚皮上加了个婴儿。当问起谁是父亲时,她什么也没说,只是在婴儿旁边画了一个长着长睫毛和撅着毛茸茸嘴唇的母亲的面孔。她们逼着她问,不过很轻柔,既没开玩笑也没嘲讽。卡洛斯吗?那些把她赶到水里的男孩吗?帕拉斯给那张撅着的嘴加了两颗大虎牙。一月份过去了。二月份也过去了。到了三月份,日夜不分,因为她们忙于精细刻画身体部位和纪念物。黄色的发卡,红色的牡丹,一片白色地面上的绿色十字架。一根被小爱神丘比特的弓箭射穿的雄起的阴茎。莎伦玫瑰花瓣,洛娜·杜恩。在孩子气的太阳下,一对亮橘色的情侣不停地做爱。康瑟蕾塔像个新的、改造过的母亲,她负责供应她们无血的食物和白开水以解饥渴,她们因此都变了。她们得经过提醒才移动她们外在的身体,内在活生生的精神倒是极具诱惑力。一位路过的顾客注意不到什么变化。可能只是奇怪,菜圃怎么会还没有耕耘,或者谁在凯迪拉克的车厢上画上了“哀伤”二字。也许还会不解,那个应门出来的老妇人何以不用墨镜遮掩她可怕的眼睛;或者那些年轻妇女到底把她们的头发弄成什么样子了。如果是邻居,会注意得更多——放纵的情绪;宅子的紧张气氛、陌生的感觉,住客眼中明显不同的神色——她们和人谈话时友善、开朗,其余时间则安静、审慎。但是如果一个朋友走来,看到那几个年轻女人时最初显出惊诧,随后可能会被她们的成熟姿态安抚得说不出话来。她们看上去都多么平静啊。而康妮,腰板那么笔直,样子那么漂亮潇洒。那身熟悉的衣裙让她变得多么优雅,她溜进司机的座位,身边放着一个篮子,上面还有一个包袱,起初因为说不准还缺什么很有些心烦。在她驶近家门,开过中央大街时,她的目光可能落在斯维蒂·弗利特伍德的住宅、帕特·贝斯特的房子上,或者她可能注意到一个闲逛的男孩或去爱斯店的米努斯。随后她便会意识到缺了什么:与鲁比的一些人不同的是,女修道院的妇女不再经常出没了。也许她还会补充一条,不再被追逐了。但在这一点上,她很可能弄错了。娄恩路很窄,拐弯很急,但娄恩总算控制着奥兹莫比尔车下了土路,驶上柏油路,没有把标牌彻底撞倒。早些时候,她在开车来的路上,由于天黑又只有一盏前灯,难以保证保险杠不受刮擦,而此刻离开女修道院,却见立柱歪斜着,上面的招牌——“早熟的甜瓜”——也摇摇欲坠。“放不出个响屁。”她咕哝着。极可能是个纸里包着的玩意儿。那儿不是什么学校了。不过“早熟”还是没错的,而且不仅是几个字而已。七月还没过完,女修道院菜圃里的甜瓜已经熟透了,可以摘了。就像她们的头。外表光滑,内里甜美,可是主啊,但愿它们是饱满的。她们没一个肯听。推说康妮忙,拒绝叫她,而且对娄恩的话一字不信。在半夜驱车赶来告诉她们,警告她们之后,她无可奈何地、气恼地看着她们打哈欠,还笑嘻嘻的。现在她得思考一下还能做些什么,不然的话,要裂开的瓜就是她们的光头。夜间的空气很热,她嗅到雨虽然还远,但仍在逼近,这是她两个小时之前就想过的,当时她想趁着曼德拉草还干就收割下来,便在大炉灶近旁的溪岸周围轻轻地走着。若不是她到了那儿,绝不会听到男人们的议论,也不会发现他们策划的邪恶行径。浮云把夜空最好的珠宝遮蔽了,但去鲁比的路熟悉得像是收集捐赠的盘子。然而,她还是眯着眼睛看,以免有什么东西或什么人突然在前面蹦出来——在奥兹莫比尔单个前灯照不到的地方。那有可能是负鼠、浣熊、白尾鹿,甚至会是个气疯的女人,因为这条路就是女人走的。只有女人。男人从来不走。二十多年来,娄恩都亲眼所见。来来往往,往往来来,走着的是哭泣的女人,瞪着眼的女人,愁眉苦脸、咬着嘴唇的女人,或者显然是迷途的女人。在这一带红金两色的土地上,不时有黑岩石或绿土块横在路上;在这一带繁星密布的天空下,土地是不光彩的;在这风像男人似的摆布你的地方,女人们拖着她们的悲苦来往于鲁比和女修道院之间的道路上。她们是唯一的行人。斯维蒂·弗利特伍德走过,比莉·狄利亚也走过。还有那个叫西尼卡的姑娘。另一个叫玛维斯。阿涅特也走过不止一次。而且不仅是这些日子。她们从一开始就走着这条路。比如说,索恩·摩根有一次走过,那时她很年轻,康妮也还年轻。娄恩曾经目睹过许多人走这条路,其余人她也听说过。但男人从不走这条路,他们在这条路上开车,虽说有时候他们的目的地和女人的一样:萨金特、K.D.、罗杰、米努斯,还有那个好人迪肯二三十年前也亲自走过。唉,她要是不找个人装好风扇皮带并修好油槽,也得用脚走这条路,除非还有什么其他地方值得一去。要是还有时间加速,现在正是时候,但小汽车的状况不允许。一九六五年时,雨刷、空调、收音机都能用。如今只有强力的加热器这个部件还能让人想到这辆奥兹莫比尔车当年的动力。在一九六八年,这辆车经过迪克和索恩·摩根两易其主后,索恩问她用不用。娄恩当时高兴得叫了起来。最后,她在七十九岁高龄,虽无驾驶执照却活跃好动,开始学开车,而且还有了自己的车。再不需要搭别人的车了,再也没有在她院子里响个不停的刹车声召她去看急诊,若是不去或坐视不管就会酿成大祸。她可以按照自己的思路,在愿意时检查那些孕妇,在她自己的车里带着工具上门去。而更重要的是,可以在想走的时候马上离开。可惜这件礼物来得太迟。就在她能够得心应手地开车的时候,没人再需要她的医术了。在激怒了有蹄子的、吓坏了长爪子的动物之后,在连续几周拖拉机的轨迹上上下下腾起股股红尘之后,她已经无处可去了。她的病人让她探视,但临到生产,都要走上几小时(如果她们能坚持下来的话)到丹比的医院去,接受白种男人冷冰冰的手的处置。如今在八十六岁高龄,尽管她有从未失手的声名(她从未让一名产妇死去,像费尔里有一次那样),她们都拒绝她处置她们的大肚子、她们的厉声尖叫和攥紧的双手。笑话她干净的腹带,她准备的母亲的尿滴。把她的胡椒茶倒进马桶。在过去的二十五年和之前在黑文的五十年间,她曾经蜷曲在她们的沙发上,摇晃着哭闹的孩子,给她们的女儿梳完辫子之后在厨房里打盹,在她们的园子里种药草,给她们很好的安慰,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了。无论她曾经如何教她们按摩乳房让奶水流出,产后该注意什么,席被下的刀子该朝着什么方向。无论她如何走遍全县去弄她们想吃的那种土,无论她曾经如何躺在她们的床上,用她的脚掌挤压她们的脚心,帮助她们推,用劲推,或者接连几小时用香甜的油膏按摩她们的腹部。这一切全都不算数了。她曾经凭本事帮她们来到这世上。当她和费尔里应召到鲁比这个新地方继续以往的营生时,母亲们向后靠坐在椅子上,劈开膝盖,放心地舒着气。如今费尔里已经故去,就剩下她一个仅存的接生婆,而这里的人口由大得像社区一样的家庭组成,不但需要也以有这样一个人而自豪,孕妇们要靠她来生育。但娄恩相信,比起产房那时髦玩意儿,这还有更多的含义。她曾经为弗利特伍德家接生过,可是每个婴儿的缺陷却玷污了她的名声,仿佛她不仅接生了婴儿,还造就了婴儿。对她是厄运的怀疑再加上丹比医院的舒适,剥夺了她训练有素的工作。有一位母亲就告诉过她,她没法不喜欢那一周的休息,那服务车,那温度计,那测量血压的办法;更对白天的瞌睡和止痛片欢喜若狂;但最主要的,她说是喜爱人们不停地询问她的感觉如何。若是她在家里生育,这一切就都不会有。在家里,她生完孩子的第二或第三天就要给全家做早饭,还要担心牛奶和她自己奶水的质量。别人应当有同感——充分的睡眠和远离家务,新生婴儿每晚都抱走由别人去照顾。而做父亲的——嘿,娄恩怀疑他们也同样乐意产妇被关在门里,自己守在走廊里,产妇自有别的男人负责,用不着一个没牙的老太婆磨着牙床来保持牙床有力。“别误会那些做父亲的感激之情,”费尔里曾经警告过她,“男人都害怕我们,总会这样的。在他们看来,我们是死神的贴身侍女,挡在他们和他们的妻子怀着的孩子之间。”费尔里还说,在那年月,接生婆是障碍物,她发号施令,都仰仗她的秘密技巧,而这种仰仗却激怒了他们。尤其在这种地方,他们来到这儿平和地繁衍生息。费尔里像往常一样正确,但娄恩却别有一种责任。据说她能看透别人的心思,这种本领别管从哪儿来的,反正不是上帝赋予的,而且早在她两岁时就用过了,当时她藏身在院子里被人发现了,而她母亲则死在床上。娄恩不承认她独具禀赋,她相信每个人都知道别人在想些什么。他们不过是回避显而易见的事情罢了。不过她也确实更深刻地了解一些情况,胜过摩根的记忆力或帕特·贝斯特的历史书。她知道记忆力说不出、历史上没记载的一些事情:生活的“诀窍”和“道理”。无论如何,娄恩的生计断了(在最近的八年里,她只被召请过

                      就是他们如此高看我的唯一原因。”“我住在塞拉菲娜女士的家里,她的家正好在巴托罗缪大人房子的后面。如果我可以邀请您明晚来我的寓所一起用晚餐的话,我们可以详细谈论这件事。并且,有您光临晚餐,塞拉菲娜一定会十分高兴的。”提莫提欧神甫接受了邀请。马基雅维里于是打道回府。在回家的路上,他顺便拜访了一下巴托罗缪,向他借一笔钱。他解释说,为了执行他的使命,他在伊莫拉开销甚大。然而执政团方面的款子还没有到。他详细地诉说佛罗伦萨政府的悭吝,抱怨说,为了保持他作为一个使节的体面和支付买情报的代价,他有时不得不掏自己的腰包。巴托罗缪打断了他的叙述。“亲爱的尼科洛,”他用他那种快乐的方式说道,“你用不着告诉我,在这里的宫廷中一个人可以不付钱就拿到东西。为了你,也为执政团,我愿意借给你所需要的任何东西。你需要多少?”马基雅维里又惊又喜。“二十五个杜卡特。”“就这么点儿?等着,我马上给你拿来。”他走出了房间。一两分钟后带着钱回来了。马基雅维里后悔他要得太少了。“往后,你如果还有需要,尽管告诉我,”巴托罗缪笑着说道,“你必须把我看成是你的钱庄。”“笨蛋看不住他自己的财富,”马基雅维里在回自己寓所的路上这么想道。[1]萨沃那洛拉(1452—1498),意大利宗教政治改革家,多明我会宣教士,抨击罗马教廷和暴政,一四九四年领导佛罗伦萨起义,建立该城民主政权,事败后被判火刑处死。第十八章提莫提欧弟兄准时过来用晚餐。马基雅维里吩咐塞拉菲娜采购一些城里能找到的最好的食物。神甫一点也不见外,放开了肚皮大吃。马基雅维里一直注意给神甫的酒杯斟满酒。酒足饭饱之后,马基雅维里带神甫来到客厅,在那里他们可以进行不受干扰的谈话。马基雅维里吩咐一名仆人再拿一壶酒来。“现在让我们来谈正事吧。”他说道。提莫提欧神甫告诉马基雅维里,他已经仔细地考虑了马基雅维里所提出的要求,提了三个在伊莫拉城中在布道这方面有些名气的神甫的名字。他以诚恳的态度描述了这几个人各自的优点,但是他又用高度的技巧,在他对每个人的赞美中加上一两句贬评,而这些贬评有效地推翻了他所做出的推荐。他在做这些介绍和点评时的匠心独运,使马基雅维里不禁暗自钦佩。马基雅维里和蔼地笑着。“你以一种诚挚的,不偏不倚的立场介绍了这些优秀的神职人员,正如我们希望你应该去做的那样。但是,神甫大人,你却遗漏了一个人的名字,此人的才能和虔诚远远超过你提到的这些人。”“那么此人又可以是谁呢?大人?”“提莫提欧神甫。”神甫脸上露出了一副故意做出,但十分逼真的惊讶的神情。“一个不错的演员,”马基雅维里心里想道。“一个布道的人必须有表演才能。如果执政团真的委托我去找这么一个人的话,我估计也一大半就倾向于选用这个流氓神甫了。”“你开玩笑了,大人。”“是什么让你以为我会拿这么重要的事情开玩笑,神甫大人?我也没闲着。我了解到,在最近的这个封斋期内,你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如此深刻,以至于在伊莫拉的历史上没有哪个传道人能够比得上你。我了解到你雄辩过人,我也注意到,你的嗓音悦耳动听。你仪表非凡,我只是和你交谈了几句话,就发现你十分聪慧,很有策略,富于教养。我十分肯定你对于基督教先贤的知识,一点也不逊于你对古典著作的了解。”“大人,你确实把我给搞糊涂了。执政团方面要的是一个有声望的神职人员,我不过是一个贫穷的偏远小城中的穷神甫。我出身贫寒,也没有显赫的朋友。对于你慷慨的高看我从心底里表示感谢,但是我配不上你所建议的那份荣耀。”“有些时候,旁观者清,当局者迷,现在就是这种情况了。”马基雅维里心里十分受用,他尽管赞赏神甫对于小教堂的感情,但是凭他锐利的眼睛,他还是一眼看出此人的贪婪和野心。在这么一个诱饵面前,马基雅维里深信他可以让他做任何事情。“我想我应该诚实地告诉你,我在佛罗伦萨政府里面无足轻重。我只有建议权,最后还得靠执政团的大人们来定夺。”“我无法想像他们会轻飘飘地忽略他们派往罗马尼阿和瓦伦丁诺公爵处的使节的建议。”提莫提欧神甫带着谄媚的笑容说道。“确实,我们新任的终身执政官,皮埃罗·索德里尼,是我的朋友。我想我也可以不带任何虚荣地说,他的兄弟,沃尔泰拉地方的主教,对我的诚实和良好的判断力还是有点信心的。”从这个话题马基雅维里就很自然地向神甫说起了他陪同当时还是一个主教的红衣主教去厄比诺见切萨雷·博尔贾的事情,那次出使是为了向后者抗议维泰洛佐向阿雷佐发动的进攻。从这件事他又自然而然地向神甫介绍了他本人在比萨战争中的那些活动,还有他出使法国的事。他很小心地使自己在那些活动中所担当的角色显得并不那么显眼,但是仍然设法向神甫暗示,他是在背后掌控形势的人。他轻松自如,谈笑风生,用一种十分熟悉的态度谈论着国王,红衣主教,王子和将军们,就这样巧妙地,不露痕迹地让他的听众相信,他在意大利和法国有着很深的人脉,消息十分灵通。国家机密对于他而言根本不是什么机密。只有傻子才会认为他不是一个手眼通天的人。提莫提欧神甫完全被折服了。“大人,你不知道,能和你这样一位才智出众,阅历丰富的人交谈,对我而言意味着什么。这就像让我看到了一个充满希望的世界。我们生活在这个乏味的小城市中,对外界一无所知。整个伊莫拉城里找不出一个富有教养或才能出众的人。我们的智慧,如果我们还有那么一点的话,也因为长期以来缺乏使用而生锈了。一个人简直需要像约伯那样有耐心才能应付众人的愚昧,并在这群愚昧之人中间度过自己的一生。”“神甫大人,我必须承认,凭着我对你的了解,以及我听到的别人对你的评价,我认为一个有着你这样才华的人在这个地方浪费光阴,实在是万分可惜。你应该不需要我来提醒你那十锭银子的寓言给你发出的召唤。”“我也经常想起这一点。我已经把我的银子埋在地底下。如果主问我我把银子派了什么用场,我将没有什么话可以回答他。”“神甫大人,除了给予一个人一个机会,再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来帮助一个人了。这个得到机会的人一定要知道该如何使用这个机会。”“谁会给一个默默无闻的僧侣机会呢?”“我是你的朋友,神甫大人,如果我还有一点影响力的话,我这份影响力也完全供你使用。当我向沃尔泰拉主教提起你的时候,你就不会完全不为人所知了。让一个有着像你一样习惯的人毛遂自荐是不合适的。但是我认为我可以就这件事与巴托罗缪商量。我毫不怀疑,我可以说服他,让他心甘情愿地写信给他那些在佛罗伦萨的、有影响力的朋友。”提莫提欧神甫笑了。“我们亲爱的巴托罗缪!他本人就是善良的化身。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还是有些头脑简单。他还没有办法将蛇一样的策略与鸽子一样的纯洁结合起来。”就这样,马基雅维里将他们的谈话引到了他一直在瞄准的目标。他给空酒杯斟满了酒。火盆所带来的温暖让人感到很舒服。“巴托罗缪是个不错的家伙。我经常想到,商人在商场上往往很成功,但是对于世间的一些其他事物却完全没有头脑。但是我并没有因为这个原因而减少我对他的敬意。我愿意尽我所能增加他的实际收益。神甫大人,你对巴托罗缪还是有着不少影响力的。”“他还不错,还总算看得上我给他提供的一些个建议和咨询意见。”“在许多地方他展现出良好的判断力。但是一个像他那样出众和应该得到上天保佑的人物,却无法实现自己最大的愿望,真是一件令人悲哀的事情。”提莫提欧神甫用探询的眼神看着马基雅维里。“你一定像我一样,知道他如果能有一个儿子,他愿意捐出一半家产。”“这简直就成了他的心病,他整天就说这件事情,我们在神奇的圣母面前为他求情,但是毫无效果。他对我们很不满意,因为我们的祈祷没有产生他所期望的效果。但是他实际上毫无道理,因为他本人是个没有生育能力的人。”“神甫大人,我在离佛罗伦萨不远的一个叫卡西亚诺的地方有一处小小的庄园。为了补贴我从执政团那里领来的菲薄的薪水,我一直靠卖森林里的木材和耕种我的土地赚一点钱。我有一些母牛,有的时候得到一头公牛来配种,这头公牛看上去强壮而健康,但是却因为一些原因有着像我们亲爱的朋友巴托罗缪一样的毛病。在这种情况下,你能做的就只有将这头公牛宰了,将它的肉卖钱,用卖肉的钱再买一头新的公牛。”神甫提莫提欧笑了。“如果照搬照抄让人也这样干有些不太可行。”“也没有这个必要。但是话糙理不糙。”神甫愣在那里好一会才完全明白马基雅维里的意思。等他明白过来,他又笑了。“奥莱莉娅女士是个贞洁的妻子,另外她也被看得很严。看管她的包括她的母亲和丈夫,当然这两个人的动机并不一样,巴托罗缪不会傻到不明白他年轻貌美的妻子一定会招惹城里那些放荡的年轻人。而卡特琳娜女士久经贫寒,一定会小心地确保她来之不易的舒适生活不会因为她女儿不谨慎的行为而失去。”“但是一个不谨慎的行为也可能成为高度谨慎的行为。如果她可以膝下有个外孙的话,卡特琳娜女士的地位会更加安全和稳固。”“我不否认这一点。现在公爵已经将这份产业赐给了他,另外加上封号。巴托罗缪就更想有个儿子了。他家里的两位女人发现,巴托罗缪正在考虑过继他的两个外甥。他有一个守寡的姐姐住在福力,她倒是十分乐意让自己的兄弟来抚养她的两个孩子,但是她并不愿意和他们分开,所以开出了一个条件,也就是巴托罗缪必须也将她一起收留,住在一个屋檐下。”“一个母亲不想与自己的孩子分开,也是一件自然的事情。”“当然这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但是这一前景让卡特琳娜女士和奥莱莉娅女士十分沮丧。她们猜想,一旦情况真是如此,她们的处境将会变得十分艰难。奥莱莉娅嫁过来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嫁妆。康司坦扎女士,巴托罗缪养子的母亲,会严重地危害奥莱莉娅作为一个妻子的地位,因为她的地位早就不稳固了——巴托罗缪出于虚荣,一直固执地认为他的妻子生不了孩子。可以想像,不用多久,康司坦扎就会成为家里的女主人。卡特琳娜女士曾经求我劝说巴托罗缪放弃这个念头,很明显,在卡特琳娜这方面看来,这件事对于她和她女儿来说危险太大了。”“巴托罗缪问过你的意见吗?”“当然问过。”“那么你又给了他什么建议呢?”“我尽量拖延时间。他姐姐在福力地方的忏悔神甫是个多明我会的修士。如果她过来的话,她有可能会从这个教派中挑一个人做忏悔神甫。多明我会的人不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受巴托罗缪恩惠甚深,如果康司坦扎女士利用巴托罗缪对于我们为他求嗣不成而失望这件事从中作梗,让他转而宠信多明我会的修士,那就太糟糕了。”“没有人比我更能明察你的困难处境了,神甫大人。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就是我所建议的那样。”“大人,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这么做,我们会有一些罪过?”“只不过是一件小小的罪过而已。从这个罪过中将会生出许多好的事物。你可以使一个美妙的妇女得到幸福,使秉性虔诚,值得你帮助的两位妇女得到平稳的地位,更重要的是,这还能够让你保住巴托罗缪弟兄作为一个慷慨施主的不断支持。让我对着你引用《圣经》一定是件狂妄的事情,但是我还是想斗胆提醒你,那个撒马利亚的妇女如果没有触犯通奸罪的话,我们这个宗教的创始人就永远不会有机会阐述他那些关于容忍、宽恕的教义了,而这些教义对于我们这些悲惨的罪人来说有着无可估量的价值。”“真是精辟的论断,大人。”“我是一个凡人,神甫大人。我不想向你掩饰奥莱莉娅女士的美貌让我燃起了熊熊的欲望之火,我要么把她搞到手,要么我就要烧死了。”“我也从来没有想像过你如此关心巴托罗缪的利益,以及两位女士的幸福是完全出于你的一片好心。”神甫不冷不热地说道。“你的修道院并不富裕,而且无疑你也会有许多人让你出钱赞助各种事情。神甫大人,我在此奉上二十五个金杜卡特,以寻求你的善意。”马基雅维里从神甫的黑眼睛中看到一道贪婪的目光。“什么时候?”“就现在。”他从衣服里面的口袋中掏出了一袋钱币,漫不经心地扔到了桌子上。金币掉在木质桌面上的时候发出了一种令人舒服的咣啷的声音。“大人,你已经通过你充满魅力的谈吐和无比优雅的举止获得了我的善意。”神甫说道。“但是我不知道我怎么才能帮助你。”“我不会请你做任何会让你良心不安的事情。我想请你费心安排一下,我可以同卡特琳娜女士私下里见个面。”“我不认为这会带来什么坏处。但这也帮不了你什么。巴托罗缪是个傻瓜,但是他也是个精明的商人,不会冒不必要的风险。如果他有事要外出的话,他的仆人总是在那里看着奥莱莉娅,严防一些放浪和好色的男人的纠缠。”“我很清楚这一点。但是我们亲爱的巴托罗缪对你十分信任,这种信任是心照不宣的,也是完全应该的。他曾经带着奥莱莉娅去洗温泉浴,也曾经带着她去朝圣,希望那些出名的圣地能够显灵,让不孕的女人怀上孩子。我建议你对我们亲爱的巴托罗缪说,如果他能够带上他的仆人,去拉维纳一趟,在装有圣·维塔里骸骨的石棺前沉思祈祷一个晚上,你可以向他保证,奥莱莉娅女士一定会怀孕。”“圣·维塔里很明显是一个伟大的圣徒,否则教会也不会为了纪念他而建造一座教堂;但是是什么东西让你揣测他的遗骨会有如此的效力,会治愈男人的不育?”“圣徒的名字本身就明显地暗示了这一点[1]。无论巴托罗缪,或你和我,谁也不见得知道这个圣徒有没有这么大的神力。一个快淹死的人会拼命抓住任何一根稻草的。拉维纳距离伊莫拉只有二十英里,对巴托罗缪来说,做这么一次短途的旅行,却能获取他向往已久的结果,你以为他会为这事犹豫吗?”“大人,让我也问你一个问题。你有什么理由认为奥莱莉娅女士,一个贞洁而胆小的女人,会响应你对她的追求呢?你已经告诉她你的心愿了吗?”“我跟她也没有说过几句话。但是除非她和其他女人不一样,她应该能看出来我对她有那个意思。妇女们容易犯两个错误,好奇心和虚荣心。”“可以宽恕的小罪过。”“但是这些小小的罪过却常常比激情更容易让她们放弃那条坚持操守的羊肠小道。”“这种小瑕疵太多了,我一直是习惯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当你有一天因为你杰出的才能提升到一个高位后,你会认识到,你如果想获得权力,不是靠培养人们的品德,也不是纵容他们的邪恶,而是宽容他们的一些小小的缺陷。”“你的计划是具有独创性的。我毫不怀疑你将能够说服卡特琳娜女士帮助你。为了能够阻止巴托罗缪过继他的外甥,她愿意做任何事情。但是我非常了解奥莱莉娅女士,她是不会被你或她的母亲说服,来犯下一件到死才能摆脱的罪孽的。”“这确实有可能。有许多事情从远处看让人感到陌生和恐怖,但是走近了再看,这些事物对你说来就变得自然,容易和合理了。我没有理由假定奥莱莉娅女士要比那些绝大多数的女人聪明多少。你应当向她解释说,如果一件事肯定可以带来好的结果,但是会不会带来坏的结果却不能肯定,我们如果单凭这一点就恐惧恶果而不去做那件好事,一定是错误的选择。在这里,我能够肯定的好事就是,她会怀孕,会因此而诞生一个不朽的灵魂,而坏的结果就是她会被人发现。但是如果能采取一些预防措施,这些坏的结果就不可能出现了。至于说到罪过,我觉得这只是一件杞人忧天的事。因为在这里,只是人的意志产生了罪过,而不是人的肉体。只有使丈夫生气才是一个妻子的罪过,而在这

                      .com粉色se视频.com,对外宣称是向晋国借兵攻打齐国,实际上是找晋景公帮忙,希望借晋国的干涉来铲除“三桓”。然而,就在公孙归父访问晋国的时候,鲁宣公却突然无疾而终了。按照《春秋》的记载,是“公薨于路寝”,也就是死在自己的床上。这段记载给后世留下诸多猜测。毕竟,鲁宣公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死亡,想让人不产生怀疑都难。而“三桓”的表现简直就是直接指认自己是凶手。鲁宣公的葬礼还没有举行,季孙行父便急急忙忙在朝堂上发表了一番讲话,全文为:“杀嫡立庶,使得鲁国失去大援的,就是襄仲!”襄仲就是公孙归父的父亲公子遂。杀嫡立庶四个字,一方面是指责当年公子遂杀死公子恶和公子视,另一方面也是在提醒大家,鲁宣公原本无权继承君位,只不过是因为公子遂的阴谋才得以上台。至于失去大援,则是指齐国对于公子恶和公子视的死实际上一直耿耿于怀,因此对鲁国采取了表面友好、实则欺负的政策。季孙行父将矛头指向公子遂,同时又否定了鲁宣公,最终的目的却是攻击人在晋国的公孙归父。对于这种指桑骂槐的伎俩,大夫藏宣叔(藏文仲之孙)觉得很不磊落,他当面回应季孙行父:“过去发生的事情,在当时不能追究责任,后人何罪之有?你不就是想除掉归父吗?那就光明正大地派我去办嘛!”“三桓”才不会手软,命令将东门氏悉数驱逐出境。公孙归父从晋国回来,到达笙地(鲁国地名)的时候,听到了鲁宣公的死讯和自己的家族被驱逐的消息。他停下来,就在路边筑起一座土坛,用布帛围住,算是给鲁宣公设了一个灵堂;又将副手叫到跟前,请副手代替他回曲阜,到鲁宣公的棺材前复命。做完这些事,公孙归父解开衣服,袒露出左胸,用麻布系起头发,坐在土坛前放声大哭,然后站起来跺了三次脚,便驾着马车投奔齐国而去了。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一丝不苟地按照周礼的规定办理的。在危难时刻仍然保持冷静的头脑和从容不迫的态度,是当时的卿大夫和士阶层推崇的品质。《春秋》郑重其事地记载:“归父还自晋,至笙。”算是对公孙归父的一种褒扬。第二年春天,鲁宣公的儿子黑肱继位,也就是历史上的鲁成公。【晋国重振雄风】公元前590年,继“初税亩”之后,鲁国再一次进行赋税制度改革,史称“作丘甲”。丘是春秋时期的地方行政单位,一丘约有农民一百五十人。所谓作丘甲,就是每丘派出一定数量的成年男子,自备武具服兵役,成为职业军人,丘中其余男子分摊他们的耕种任务。在传统的井田制度下,农民在农忙的时候种田,农闲的时候服役,全民皆兵,战斗力相对低下。在鲁国,随着井田制度的灭亡和初税亩制度的实施,农民种田的热情明显高涨,国家税收随之提高,社会分工必然更加细化,职业军人也就应运而生。因此,作丘甲可以视为初税亩的配套改革措施,对鲁国的富国强兵起到重要作用。虽然是配套改革,鲁国在这个时候作丘甲,也是因为感受到了齐楚联盟带来的巨大压力。仅在几个月前,鲁国还试图联合楚国进攻齐国。但是随着楚庄王和鲁宣公的先后去世,两国之间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齐顷公抓住这一机会,主动与刚刚即位的楚共王进行亲密接触,齐楚两国关系急剧升温,结成了战略联盟。在这种情况下,鲁国人感觉有必要加强与晋国的友好关系,于是派大夫藏孙许前往晋国,与晋景公在赤棘(晋国地名)举行了会盟。同年冬天,臧孙许在国务会议上分析说:“现在齐国和楚国交好,而我国新近与晋国结盟,如果晋、楚两国争夺天下的领导权,齐国必定派兵入侵我国。到那时,如果晋国讨伐齐国,楚国必定救援齐国。这就意味着,齐、楚两个大国都将我国当做了敌人,形势非常危险!我们只有作好防备,才有可能免于祸患。”大家都赞同他的观点,于是加快推进“作丘甲”改革,抓紧新入营士兵的培训,重新修固城墙,鲁国上下迅速进入战备状态。在得到楚国这个盟友后,齐顷公的腰杆子硬了很多,也不把晋国放在心上了。公元年589年春天,齐顷公亲自率领部队入侵鲁国北部边境,包围了龙城(鲁国地名)。早有准备的鲁国人打得很顽强,不但多次打退齐军的进攻,还俘虏了齐顷公的心腹爱将卢蒲就。齐顷公紧张了,派人对龙城军民说:“千万不要杀他!我愿意与你们签订合约,保证不进入你们的地界。”齐顷公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对下属很关心——这一点还将在以后的故事中得到体现。当时龙城的军民听到齐顷公这么说,却对形势产生了错误判断,认为齐国人已经胆怯,所以不但杀死了卢蒲就,还将他的尸体挂在城墙之上。可想而知,齐国人十分愤怒。齐顷公亲自擂鼓,军官们身先士卒登上城墙,仅用了三日就攻陷龙城。齐军士气大振,乘胜南侵,又包围了巢丘。齐国的军事行动引起了晋国的强烈不安。在晋景公的授意下,卫穆公派孙良夫、石稷、宁相、向禽将四人带兵入侵齐国,以减轻鲁国的军事压力。齐顷公得到情报,立马回师北上,在齐卫边境截住了卫国部队。面对强大的齐军,石稷的意见是立刻撤退,避其锋芒。但是主将孙良夫不同意,他对石稷说:“我们带兵讨伐齐国,遇到齐国的部队就向后转,将如何向国君复命?如果你认为我们肯定打不过齐军,当初就不应该出兵。现在既然遇到了,哪有逃避之理,不如一战!”三年前发生在临淄的外交风波,孙良夫也是受害者之一。现在他坚持要与齐军作战,显然不是基于对形势的准确判断,而是出于对齐顷公的报复心理。同年夏天,齐卫两军在新筑(卫国地名)发生战斗。齐军人多势众,攻势迅猛,卫军势单力薄,节节败退。危急关头,石稷对孙良夫说:“失败已成定局,如果您再坚持抵挡齐军,恐怕我们都要全军覆灭了,到时拿什么回去复命?”孙良夫不置可否。石稷只好又说,“您是卫国的卿,如果被俘或被杀,都是国家的耻辱。请您带领大部队先撤,我留在这里掩护你们。”孙良夫走后,石稷带领剩下的部队坚守新筑。他鼓励大家说,晋国的援军正浩浩荡荡开赴战场,只要再坚持几天就可以了。早在公元前595年,莫须有的晋国援军就曾支撑着宋国军民抵抗楚军长达半年之久;六年之后,石稷再次打出晋国援军这张空牌,卫国将士同样士气大振,打退了齐军一次又一次进攻。齐顷公惊愕之余,命令停止进攻,将部队驻扎在鞫(jū)居,以待形势明朗。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新筑的地方贵族仲叔于奚发扬了罕见的英雄主义精神,趁这个机会率领部队进攻齐营,打了一个漂亮的防守反击,居然将齐军逼退了几十里,从而将卫国军队从危亡中挽救出来。战后论功行赏,卫穆公要奖赏仲叔于奚一座城池,被仲叔于奚拒绝了。这个乡下地主根本不稀罕土地,反倒是对政治待遇很感兴趣,他向卫穆公提出两个要求:第一是“曲县”,第二是“繁缨以朝”。按朝周朝的礼制,天子的乐器,四面悬挂,如果同宫室那样四面有墙,称为“宫县”;诸侯的乐器三面悬挂,独缺南面,称为“曲县”;卿大夫的乐器两面悬挂,称为“判县”;士的乐器仅东面悬挂,称为“特县”。仲叔于奚充其量不过是大夫身份,却想一边听着曲县的音乐一边吃饭喝酒,无疑是大大的僭越。同样,“繁缨以朝”是指以繁缨装饰马匹来朝见国君,也是享受诸侯的待遇。在当时的人看来,仲叔于奚的要求无疑是大大的“非礼”,简直就是以下犯上。孔夫子对此评价说:“与其答应这种非礼的要求,不如多给他几座城。唯有礼器和名号,是由国君持有的,不可以轻易让给别人。名号是用来体现威信的,威信是用来保持礼器的,礼器是用来体现礼制的,礼制则是用来推行道义的,道义是用来产生利益的,利益是用来治理百姓的,这可是政治生活中的大是大非问题。假如将礼器和名号给了别人,等于将政权拱手相让,国家也将随之灭亡,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卫穆公不这样想,他掰着指头一算,觉得给仲叔于奚一点政治待遇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比给他一座城池要划算得多了,于是答应了仲叔于奚的请求。公元前589年发生的龙城之战和新筑之战,可以视为新一轮中原大混战的序幕。新筑之战后,孙良夫没有回卫国,而是直接去了晋国。与此同时,鲁国的使者臧孙许也来到了绛都。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找到了晋国的中军元帅郤克,请求郤克主持公道,劝说晋景公派兵讨伐齐国。对于郤克来说,讨伐齐国自然是快意恩仇之事,也是晋国战略扩张必走的一步棋。正如前面所说的,晋国的最大敌人是楚国,必须拉拢的对象是齐国和鲁国。现在齐国和楚国搞到了一起,已经是大大的不利,如果再坐视齐国欺负鲁国和卫国,“天下”这张大饼,恐怕就轮不到晋国来啃一口了。晋景公恐怕也是这么担心的,很快同意了郤克的要求,并且很大方地说,你要攻打齐国就多带点人马,我给你兵车七百乘!郤克马上说:“那可不够!这是城濮之战的兵力,当年是因为有先君晋文公的英明和诸位先大夫的武勇,才以七百乘的兵力打败楚国。我郤克与诸位先大夫比起来,连替他们提鞋都不配,请您给我八百乘!”郤克将这一战与城濮之战相比,使得晋景公很感动。谁不想重现当年晋文公的威风,成就领袖群伦的霸业啊!这些年来韬光养晦,励精图治,不就是等着这么一天吗?晋景公点点头,答应了郤克的请求。公元前589年六月,郤克率领八百乘兵车从绛都出发,去寻找昔日的光荣。这支部队包括晋国中军的全部,由郤克直接领导;上军的一部分,由上军副帅士燮带领;下军的全部,由下军元帅栾书带领;韩厥仍旧担任军中司马。臧孙许代表鲁国政府前往边境迎接晋国大军,季孙行父则带领鲁国军队从曲阜出发,与晋军会合。晋军与鲁军会合之后,转而向北,朝着卫国进发,途中发生了一件小事:晋国军中有人不遵守军纪,被司马韩厥抓住,即将要处斩。郤克连忙驾车来救人,赶到的时候,人已经被杀了。郤克马上命令将这个人的尸体挂出去示众。他的随从很奇怪:“您不是来救他的吗?”郤克回答:“是啊,可是人既然已经死了,我就来替韩司马分担流言蜚语吧!”言下之意,此人不是非杀不可,为了避免军中将士对韩厥有非议,特别怕人们认为自己与韩厥意见相左,从而影响韩厥的威信,所以故意挂尸示众,以示自己是同意杀这个人的。这件小事说明,正如当年士会有成全郤克的雅量,郤克也有维护下属的气度,都是难得的好领导。晋鲁联军与齐军在靡笄(齐国地名)相遇。齐顷公派使者到晋军大营下战书,说:“诸位率领军队光临敝国,敝国军队虽然不强,也请明天早上一见高下。”郤克也客气地答复说:“晋国与鲁国、卫国,同为姬姓,乃兄弟之国。这两个国家派人来告诉我们说,‘齐国人不分早晚在我们的土地上发泄怒气。’我们的国君不忍心,就派我们这些人来向贵国求情,但又命令我们不要在贵国久留。我们也是能进不能退,既然您约我们明日决战,我们不能让您的愿望落空啊。”齐顷公听了使者的转述,又派人对郤克说:“大夫同意决战了,这正是我所希望的;就算您不同意,这战也还是要打的。”打完口水仗之后,双方便秣马厉兵,准备真刀真枪地战斗了。曾经在断道之会上中途逃跑的齐国上卿高固决心在战场上挽回自己的面子,亲自驾车前往晋军大营“致师”,也就是挑战。高固确实是一员猛将,他在车上装了一堆石头,突入晋军阵地之后,也不用刀枪弓箭,就拿石头砸人,打得晋军抱头逃窜(怎么有点像梁山泊的没羽箭张清?)。石头扔完了,又跳上一辆晋军战车,俘虏了一名晋军士兵,然后驾着晋军的战车跑回来。他将桑树根系在战车上,巡游齐军营地,大声宣布:“如果有谁需要勇气,可以向我购买余勇!”第二天一早,两军在鞍地(地名)列阵。齐国军中,邴夏担任齐顷公的戎车驾驶员,逢丑父担任戎车护卫;晋国军中,解张担任郤克的戎车驾驶员,郑丘缓担任戎车护卫。《左传》之所以将这些人物列出来,是因为在春秋时期,戎车驾驶员和戎右护卫是极其重要的职务,甚至要通过占卜来选择合适的人选。应该说,高固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齐军的士气。齐顷公也豪气干云,对左右说:“我姑且打败敌人再来吃早饭!”来不及给战马披上铠甲便冲了出去。国君冲锋陷阵,齐军将士也不能落后,跟随着他向晋军冲去。这场规模空前的战斗中,齐军先声夺人,一开始占了上风;而晋军的反应相对迟钝,陷入被动。由于齐军进攻的速度太快,晋军主帅郤克所在的位置也受到了冲击。混战之中,一支冷箭射中了正在击鼓的郤克,鲜血迸流,直到其脚跟。郤克怕影响士气,一边坚持击鼓,一边对身边的解张和郑丘缓说:“我受伤了!”没想到解张和郑丘缓这两个家伙一点也不心疼首长,也没有抓住机会表扬首长的英勇。戎车驾驶员解张说:“自交战开始,我就中了两箭,一支贯穿我的手掌,一支贯穿我的手肘,我都没告诉您,偷偷折断了箭杆,仍旧坚守岗位。您看,车的左轮都已经被我的鲜血染红。自古以来,大将死而鼓声不绝,车夫死而缰绳在手,这不过是尽了自己的职责,怎么好意思提受伤的事呢?请您忍住!”——这家伙放到现在,一辈子都别想进步。戎右护卫郑丘缓说:“自交战开始,只要遇到有险阻,我就下车推行,您难道留意到我的举动了吗?只不过您真是受伤很重啊!”解张说:“旗和鼓就是大军的耳目,将士们或进或退,全凭您的鼓声指引。这辆戎车只要有一人坐镇,战争就可以胜利,怎么可以因为您受伤就败坏国君的大事呢?穿着盔甲,拿着武器,本来就是去死的。现在伤口还不至于要命,请您还是尽力而为吧!”于是将缰绳交到已经受重伤的左手,右手拿过郤克的鼓槌敲,代替他击鼓。结果因为左手无力,控制不住战马,戎车朝着齐军狂奔而去。晋国士兵看到主帅如此英勇,大受鼓舞,都争先恐后地跟在戎车后面向齐军冲杀。战争的局势几乎在一瞬间被扭转,齐军全面溃败。晋军乘胜追击,像打猎一般追赶齐军,竟然绕着华不注山(现在的华山)转了三圈!据说,大战的前一天晚上,晋军司马韩厥做了一个梦,梦见他的父亲子舆对他说:“明天不要站在战车的左右两侧!”按照周朝的军制,除主帅的戎车有特别规定外,一般将领的战车都是驾驶员立于车中,将领立于车左。韩厥担任司马,本来应该站在左侧的位置,负责射箭。因为做了这个梦,第二天他便改换了位置,站在中间亲自驾车。齐军败退后,韩厥死死盯住齐顷公的戎车,紧追不舍。齐顷公的戎车驾驶员邴夏看出韩厥气度不凡,对齐顷公说:“快射那个驾车的人,他是君子。”齐顷公说:“既然知道他是君子还射他,非礼也!”于是张弓搭箭,先射其车左,将车左弓手射于车下;后射其车右,将车右护卫射死在车上。但是韩厥丝毫不为之所动,仍然紧跟着齐顷公。这时有一位晋军将领綦(qí)毋张,因为战车被毁而徒步作战,看到韩厥的战车经过,便跟着韩厥跑起来,大叫道:“带上我,带上我!”从后面跳上了车。綦毋张上车之后,想站在车左或车右,都被韩厥用手肘推开,只让他站在自己身后。韩厥又弯下身子,稳住车右护卫的尸体,不让他掉出去。趁着这个机会,齐顷公和逢丑父快速交换了位置。快跑到华泉(华不注山下的泉水)的时候,齐顷公的战马被树枝卡住,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战前一天,逢丑父在睡觉的时候被蛇咬到,小臂严重受伤,但他隐瞒着没有告诉别人。现在遇到这种情况,身为戎右的他本来应该下车排除障碍,却又有心无力。进退两难之间,韩厥和綦毋张已经赶到。见到此情此景,韩厥也跳下车来,手里仍执着马缰,走到齐顷公的车前,对着逢丑父磕头,然后从怀中掏出酒杯和玉璧献上(真难为他了,打仗还带着这些玩意儿),

                      纳范文程、张存仁等汉官的意见,赦免洪承畴。在一封可能由范文程执笔的长信中,这位大清皇帝提醒洪承畴说,明朝的援军不会再来了,并指出明军败局已定,明朝必将灭亡;而另一方面,事实已经证明了满洲是仁慈的统治者:朝鲜被征服后,其国王受到宽待;大凌河陷落后,祖大寿的官属都安然无恙。洪承畴若肯降顺,则其父子亦将得到赦免。洪承畴连信都不回,但其副将夏承德却暗中响应。他秘密派遣其弟夏景海四次至清营纳款。他答应充当内应,并以自己的儿子作为人质,太宗长子豪格则表示欢迎他归降。1642年3月18日夜,清兵用两架云梯登上夏承德部守御的南城,沿城墙迅速展开,然后四面同时而下,出其不意地攻占了全城。次日清晨,城内军民被赶到一起。夏承德及其所属部众——男女老幼共1863人——别聚一处。总督洪承畴、巡抚邱民仰和几位降清汉官的亲属,包括祖氏兄弟(祖大乐、祖大名、祖大成)和白广恩之子白良弼,亦别聚一处。其余俘虏,包括官100多人,兵3000余名,皆就地屠杀;其家属——妇女儿童共1249人——则留为奴婢。四天后,祖氏兄弟及白良弼在清军营中得以和亲人重聚。副将夏承德和巡抚邱民仰接受了宽赦,后在清朝为官。只有洪承畴尚未正式投降,仍是一名战俘。豪格见他拒不归顺,欲将他就地斩首。但范文程和张存仁坚请豪格饶其性命,指出若能劝其归降,他必会成为大清的忠臣。此人毕竟是被清军俘获的最高文官,是因大败李自成而名震天下的明朝总督。因此,为了保留这位南人的性命,设法将其拉入清朝的事业,值得付出努力。太宗被说服了,1642年6月1日,他下令将洪承畴押至沈阳。

                      洪承畴之降

                      据清朝官修史书载,洪承畴因受到太宗的宽赦而感激涕零。他说:臣……自分应死。蒙皇上矜怜,不杀而恩养之。今令朝见,臣自知罪重,不敢入。太宗则回答说,他不会因其在松山时为其主子崇祯皇帝效力而责怪洪承畴。但现在天命已移,因而他希望得到同样的忠诚。清军攻克松山,“皆天也”;天知清帝欲恩养人民。“尔但念朕抚育之恩”,太宗说,“尽心图报可耳。”其实太宗非常高兴,以至在殿内以国宾之礼盛宴庆贺洪承畴归附。太宗本人因在元妃丧中不能亲自出席,还令大学士希福向洪承畴转达了歉意。。事后,诸贝勒大为不悦,想知道太宗为何对一个起初并非主动表示愿意归顺的明朝俘虏如此恭敬。太宗反问道:“吾侪所以栉风沐雨者,究欲何为?”众人回答:“欲得中原耳。”太宗遂笑着说:“譬之行者,君等皆瞽目,今得一引路者,吾安得不乐?”。松山陷落的消息传到北京时,朝廷上下都以为洪承畴已经战死。过了两年多,人们才得知他其实还活着,并已投降了清朝。而当时,京城的士大夫纷纷为他举哀;崇祯皇帝为激励臣属尽职效忠,还下令在正阳门西侧的大士庙为他立祠。与此同时,崇祯皇帝也开始暗中与清朝议和。清廷汉官大多反对同明朝议和。祖可法上疏力劝太宗一心一意征服天下,抛弃任何其他念头。“讲和之策”,疏中写道,“利于彼,而不利于我”,并警告说,明朝会利用停战之机,“募训练,修防御”,还会说服蒙古部落共同抗清。他坚持认为,清军现有实力足以打败明朝军队。“方今铁骑如云,加以蒙古之众,取天下有余力。明虽大国,势已极弱。”他还指出,关键的一步是夺取山海关,山海关既下,关外的锦州、宁远等城唾手可得,然后便可进围北京,切断其东西通道。他坚信北京一定可破,因为北京的防御力量甚至比大凌河还要薄弱,而一旦拿下北京,那么整个天下就会望风迎降,承认大清的统治。不过,清廷内部关于议和与否的争论很快就结束了,因为明朝的复古派在北京对绥靖政策发起了声讨,而崇祯帝则决定先发制人,1642年4月2日令吴三桂袭击阿济格营,而不是遣使议和。明朝否决了议和的主张。因此,清朝决定加紧攻打锦州。该城被困已一年有余,总兵祖大寿不得不再次目睹部下以人肉充饥的惨状。

                      锦州的陷落

                      在松山陷落时被俘的明朝官员中,有祖大寿之弟祖大乐。锦州被围后,祖大寿曾与其子侄隔城相见,他们请求祖大寿投奔清朝,与家人团聚,但这位老将仍坚守不降。得知松山已陷,其弟也已降清之后,祖大寿终于决定履行多年前许下的诺言,为清军打开锦州大门。他派人对率军围城的贝勒济尔哈朗说:“近闻松山已失,若得见总兵祖大乐,我即归顺。”但当祖大乐被带至锦州城下,兄弟二人隔城相见之后,祖大寿仍不敢降。他又遣三人至清营传问诸王,“可许与盟誓,及有用印文移否?如有之,即归顺矣”。这一来,济尔哈朗等诸王都不耐烦了,被祖大寿这种近乎得寸进尺的行为所激怒了。他们向来使问道:尔等所言,果祖大寿之言乎?抑尔等私言乎?昨云见祖大乐即降,今又何出此妄言耶?我围困此城,旦夕可取,有何顾虑,乃与尔盟誓乎!尔欲降则降,不降则已。遂将来使二人羁留,只放一人回城向祖大寿转达他们的最后通牒。祖大寿大为后悔,第二天即派人传语请营:“昨乃小人妄言,非祖总兵之言也,望乞宽恕。王若令今日来,则今日至;今明日来,则明日至。惟王命是听。”次日,即1642年4月8日一早,祖总兵便率其官属兵丁出城,向济尔哈朗等满洲贵族叩首投降了。4月9日,清军入据锦州后,太宗的谕旨从盛京(沈阳)传来。锦州7000守军及其家属尽皆留养,移驻他处。城中饥民则就地屠杀。济尔哈朗执行了太宗的命令,第二天便将祖大寿送往盛京,听候太宗亲自发落。到达盛京后,祖大寿被带至大清门内装饰优雅、结构匀称的崇政殿,进见大清皇帝。太宗以严厉而又仁慈的面孔出现在他面前,说道:尔背我为尔主,为尔妻子宗族耳。朕尝语内院诸臣,谓祖大寿必不能死,后且复降,然朕决不加诛。往事已毕,自后能竭力事朕则善矣。不难理解,太宗对祖大寿如此宽大,不仅是因为其兄弟子侄及其部众已成为大清皇帝麾下一支忠诚并颇有实力的军队,而且是因为在清朝与北京之间还有一支徘徊不定的重要军队,即祖大寿的外甥总兵吴三桂统领的宁远守军。现在,祖大寿终于加入了大清的事业,通过他说服吴三桂也来归降便有可能了。祖大寿得到皇太极的宽恕后,立即致书吴三桂:兹者,松山、锦州已下,天运人心,悉归新主。有识者宜熟为审处,及早投诚,则分茅裂土,超出寻常。这位原明朝总兵因尽心效力,而日益赢得了太宗皇帝的宠信。后来,祖大寿死于北京,得依正黄旗旗人身份以最隆重的军礼下葬。吴三桂,就目前所知,对祖大寿的劝降始终未作答复。由此可以推论,他并不像祖大寿那样完全相信天命已经转归清朝。而太宗本人也不相信明朝的天下已经在其掌握之中。松山陷落后,祖可法主张停止议和,进围北京,太宗断然拒绝说:“岂能即克山海耶!”太宗清醒地认识到,要征服明朝必须再给它一次比松、锦失守更沉重的打击。然而使他充满信心的是,他知道满洲在寻求扩张的过程中,已经网罗到一批文武干才,而欲将一个边地汗国变为中原王朝,这正是必须具备的条件。当对明朝的致命一击终于由他人完成之时,满洲人便准备大举南下了。
                        努尔哈赤终年68岁。李鸿彬:《论满族英雄努尔哈赤》,第229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50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51页。满文老档明确记载,努尔哈赤一直打算让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1622年,努尔哈赤曾向他们阐明,在强势之人治国与汗治国之间,还有第三种方式,即众贝勒共同治国。为了使八贝勒共商国事,他还制定了特殊制度,以便使他们能够达成一致意见。因此,建立部落贵族的集体统治,是努尔哈赤考虑已久的问题。周远廉:《后金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论》,第250—251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页。许多西方人只知皇太极叫阿巴海,但满族文献中不见此名,只记载努尔哈赤第四子就是皇太极(皇太子),有时又写作黄台吉。台吉一词并无“储君”之意,而是一种来自蒙古语的贵族称号,努尔哈赤诸子在1615年以前多有此号。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1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6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0页;又见周远廉;《后金八和硕贝勒》,第25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页。?1635年,已于两年前死去的莽古尔泰,被发现曾阴谋篡夺汗位,私造刻有“大金皇帝”字样的印玺。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4页。?《早期满洲国家》,第126页。?《早期满洲国家》,第137—138页。?根据他的一道可能言过其实的敕令:“初,尼堪皆配满洲官员为奴,虽有马不得骑,皆供满洲骑乘。贝勒有疾,尼堪须令妻女前往服侍。尼堪全为满洲官员之私产,常食不果腹。”同上,第138—139页。1627年饥荒期间,皇太极还决定发国库储银2万两,分赐明朝百姓买粮充饥。《满洲旧档译注·清太宗朝》,第165页。?《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一卷,第5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39—140、148—149页。?后金将这些汉人分为民户和奴隶两类,再从二者中抽取18至60岁适合从军的强壮男子为壮丁。每三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以便用新抽取的壮丁替换已失去战斗力的壮丁,或将某处多余的壮丁调拨他处。汉族奴隶和民户之壮丁皆编为“外牛录”,但奴隶仍记在主人户籍中,且只能充当步兵或骑兵。满洲奴隶则编为“内牛录”或“包衣牛录”,分属各旗。吴卫平:《八旗兴衰》,第24—28页。17世纪30年代,满洲仍以农奴或奴隶分赐各级官吏。1638年,皇太极曾批准将妻妾、马匹和奴隶分给部下的制度;1640年的一份战报则明确提到,努尔哈赤时代建立的战俘与降人的区别仍然存在。郑天挺:《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第93—94页。关于皇太极时期盛京一带出现的贵族田庄,见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10页。?《清太宗实录》第一卷,第10—11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8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7页。?普雷斯顿·M·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9—20页;罗伯特·B·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4页。1625年,努尔哈赤举行过一次文官考试,选拔出300多人为官。但正式的科举制度到皇太极时期才真正得到发展。1629年,后金举行了第一次科举考试,从满洲和蒙古人所役使的奴隶中选拔出200人为官。郑天挺:《探微集》,第88页。自1632年后,地方官府和中央六部的所有汉官,每隔三年都要参加一次考课。满族人对科举取士的看法,明显受到了儒家学说的影响:“贤者进,劣者退,则大道可开。贤才来奔,日多一日,士子聆教,诚心履道。如此招贤纳士,则汗之大道可成矣。”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46页。?满洲巴克什,1631年后改称笔帖式。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8—130页。1629年阴历九月初一,在皇太极的命令下,300名明朝生员,包括在八贝勒家为奴者,参加了考试。考中者200人,皆免其奴隶身份及徭役、兵役,入新设之书房供职。不过,这种书房总的说作用不大——也许是因为满洲统治者不愿把最高机密委托给汉官办理。昭梿:《啸亭杂录》第二卷,第7页;乔舒亚·A·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上,第19—20页。?劳伦斯·D·凯斯勒:《康熙和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0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33页。?皮埃尔·科拉迪尼:《满洲王朝初年的行政》;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9—20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6—128页。?自从后金在宁远战败、努尔哈赤于1626年死去之后,皇太极便开始与明朝议和。这使他能够腾出手来派阿敏率军征服朝鲜。金军逼临朝鲜都城,国王李倧(1623—1649年在位)逃入海岛。朝鲜使臣答应向急需朝鲜粮草的后金输纳岁贡。这正是后金所希望的,故军中贝勒大臣皆主张接受这项条件。阿敏只想掠夺战利品,主张继续攻打朝鲜都城。只因大家坚决反对,他才放弃了这一打算,同意和平撤军。但他还是劫掠了几座朝鲜城镇。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0—121、165—16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2页。关于1628年后金为获得急需的朝鲜粮草所做的努力,见马克·曼克尔:《清代纳贡制度》,第85—86页。?“中原”一词常用以泛指中国内地,但狭义地理解则大致相当于华北平原地区,包括河南、山东西部及河北和山西南部地区。罗伯特·克里默:《周密与修端》,第60页。?郝爱礼译:《皇清开国方略》,第205—216页。?明朝毁掉了房山县境内的金朝皇陵。作为报复,后金也摧毁了一座明朝的陵墓。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的发展及其建国》,第98页。?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列传”第二十四卷,第7页。又见《皇清开国方略》,第221—225页。孟乔芳(1595—1654)是永平人。永平是直隶头等重镇,是从山海关到北京的必经之地。孟乔芳原任明朝副将,罢职后家居。作为当地武人,他受到许多永平军人的信赖。因此,皇太极接受他的投降后,这些军人也随之归附了后金。后来,皇太极设汉军八旗,将孟乔芳部编入镶红旗,让孟乔芳任副都统。崇祯皇帝得知孟乔芳叛变后,将其留居永平的亲族全部杀了。《贰臣传》第二卷,第6—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72页;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45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1—122页;《皇清开国方略》,第234—236页。阿敏本人几乎为明军骑兵所杀。《当代著名政治家介绍》,第98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40页;《皇清开国方略》,第237—241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53页。?同上。?宁完我为促成永平投降起了作用。攻城时,他手持黄旗登上城头,对城中军民说,如若投降,便可继续安居乐业。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9页。?罗振玉:《史料丛刊初编》第四册“奏议”第二卷,第55页。?科拉迪尼:《满洲王朝初年的行政》;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92页。?关于多尔衮在促成六部建立的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见郝爱礼:《亲王多尔衮》,第20—21页。?最初,许多满族官员对是否需要设置监察官表示怀疑。他们说,明朝早就有这种“言官”,所以总打败仗。宁完我则否认监察官的设置是军事力量软弱的标志或原因。他坚持认为,六部既已建立,就有必要设置能弹劾六部官员的监察机构。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9页。汉官在六部承政和参政中只占1/6。每部承政4人,2为满洲,1为蒙古,1为汉人;参政14人,8为满洲,4为蒙古,2为汉人。1638年后,每部只设承政一人,皆用满洲。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1—32页。在1632到1644年间的某个时候,可能是1636年,贝勒就不再分管六部了。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31页。?《皇清开国方略》,第251页。?赵绮娜:《清初八旗汉军研究》;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11—112、180—181页。?佟养性是开元的富

                        又离王室最近,好歹按时到雒邑来点个卯,在表面上维护一下王室的尊严。当然,在维护尊严的同时,他还有另外一个很现实的考虑,那就是希望郑国做个表率,履行向王室进贡的义务。按照周朝初年定下的规矩,王畿之外千里的地区称为甸服,甸服地区要供给天子每天的祭祀所需物品;甸服之外五百里的地区称为侯服,侯服地区要供给天子每月的祭祀所需物品;更远的宾服、要服地区则应该分别按季、按年向天子进贡;诸侯不分远近,一生之中,至少要亲自前往雒邑朝觐天子一次。在周朝强盛的年代,各诸侯国基本能够按照规定朝觐与进贡;但在周平王东迁之后,王室衰微,王畿面积大大缩水,王室的经济越来越拮据、越来越依赖于诸侯的进贡,诸侯们反而将自己的义务抛到了爪哇国,进贡的周期越来越长,进贡的物品越来越少,有的甚至根本不来进贡。周平王并非昏庸的天子。如果与他的父亲周幽王相比,他甚至可以说是相当敬业的一位统治者。只不过他生不逢时,从登上王位的第一天,便要直面这个封建王朝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内忧外患。处于这种情况之下,即便是周武王再世,恐怕也难以有所作为吧。每逢祭祀远祖的大祭,他总是出神地看着大庙中供奉的列祖列宗的牌位,心里遥想着两百年前周穆王以没有按时进贡为由远征犬戎的故事,难免又想到近在咫尺的郑国居然已经大半年没有进贡任何物品,而那个叫寤生的家伙竟然还堂而皇之地担任着王室的卿士……“一定要撤掉他在王室的职务。”周平王对亲近的朝臣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朝臣们面面相觑。半晌,有人小声地说了一句:“那个人可是对自己的亲弟弟都下得了手啊!”又有人接着说:“差点连自己的母亲都不放过!”“那就更该将他撤掉,另找有德之人担任这一要职。”周平王说。其实,在他心里,已经有一个人选,那就是虢公忌父。在周朝的历史上,曾经有东、西两个虢国。其中东虢国已经被郑武公吞并,其领地成为郑国的一部分;而西虢国在春秋初年仍然存在,虢公忌父就是西虢国君,当时也在周王室担任了某一公职,因此常在朝廷行走。值得一提的是,忌父的父亲名叫石父,在周幽王年代担任了王室的要职,位列三公,与寤生的爷爷姬友同朝为官。然而,这位虢公石父的历史名声并不好,属于戏台上的白脸奸臣。人们通常认为,周幽王千金买一笑和烽火戏诸侯这两件荒唐事,实际上均由石父一手策划。因此,西周的灭亡,石父是负有直接重大责任的。和石父不同,忌父是一位知书达理、谨言慎行的诸侯,加上他对王室的态度依然保持了十分的恭敬,使得周平王对他另眼相看,产生了倚重之意。再说,既然石父曾经位列三公,现在由忌父担任卿士的话,也算是子承父业了,在众人面前容易通得过。周平王把忌父找来说:“我关注你很久了。你这个人平时为人低调,办事也勤勤恳恳,能力又强,而且最重要的,你对王室忠心耿耿,这是众人都看在眼里的。”忌父谦虚地说:“这是为臣应该做的。”“郑伯一家在朝庭担任卿士已经有三代了,当然啦,他们家也确实曾经为王室作出过一些贡献,但成绩都是过去的。最近几年,那个寤生基本上都不理朝政,总是猫在自己的家里处理家务事,这样下去恐怕不是办法。”这里要说明一下,姬友在王室担任司徒,这个官职实际上也可以算作是卿士之一。忌父说:“也许他家里的事多,您就体谅一下吧。”周平王说:“你就别替他说好话了,我了解他,他根本就是目无组织无纪律,自由涣散,不把王室放在眼里。这样吧,我决定对你委以重任,由你来代理国政,你可千万别推辞。”说完他微笑着满怀期望地看着忌父。按理说,忌父这时候应该扑通一下伏在天子脚跟前,热泪盈眶,带着哭腔断断续续说:“臣定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是周平王笑得脸部肌肉都僵硬了,也没等到这一幕出现。忌父先是惊愕,继而脸上出现惊恐的神色,他眼睛瞪得老大,连连摇头说:“不好,不好,郑伯不来朝庭,必定有他不来的理由,您最好亲自批评教育他,如果要臣取而代之,他还不恨死臣?”当天晚上,忌父就不辞而别,回到虢国去了,跑得比兔子还快。周平王气得一口气摔了十八只陶罐。气归气,更可气的事还在后头。不知道怎么搞的,寤生竟然知道了这事。一直不理朝政的他突然赶到了雒邑,出现在周平王面前。“我们家三代蒙受圣恩,在朝中担任要职已经有很多年了。现在听说您想将朝政委以虢公,所以赶来交还卿士的职位,以满足您的愿望。”寤生客客气气地说。“没有的事。”周平王干笑了两声。面对这个传说中杀弟逐母的冷血动物,他竟然突然失去了撤销其职务的勇气,也忘记了自己贵为天子的身份,极力否认曾经发生过的事实。“说来也是我寤生命苦,家里有个不听话的弟弟,一直跟我作对,所以这几年我处理家务事,忙得不可开交,抽不出时间来打理朝政。现在家里的事基本摆平了,我想这下可以好好尽忠王事,替您分忧了,没想到,唉……”寤生一脸惋惜。“寤生你误会啦。我也是考虑你家里事多,不忍心让你两头跑,所以要忌父权且帮你把工作做一做,让你好安心处理家里的事,没有说要撤你的职啊。你说说,这工作你要是不干,谁还敢干呢?”周平王连忙解释。“虢公有才啊,我哪比得上?不如就按您的意思,我把卿士一职让给虢公得了。否则的话,人家还会说我贪恋虚名,素餐尸位,不体谅天子的苦衷。您说,我这又是何苦来呢?”“我真没那意思,你就别怀疑了。”天子着急了。“寤生不敢怀疑,只求辞职。”“不许。”“一定要辞。”“仍然不许。”“坚持要辞。”两个人就这么杠上了。一个是底气不足,急于表白;一个是老谋深算,就等着对方犯错误。那光景,有如赵本山和范伟在互相忽悠。果然,忽悠来忽悠去,周平王说了一句胡话:“寤生你要实在信不过我,我就只好派狐到郑国作为人质,如何?”寤生倒是一下子愣住了,想说“成交”却又张不开嘴。狐是何许人?狐就是王子狐,周平王的世子,下一任周天子的法定人选。自古以来,诸侯之间为了取得信任或结成同盟,互相遣子入质,是很正常的外交行为。但是,天子遣子入质诸侯,却是闻所未闻的事。寤生瞪着天子看了老半天。事情显然超出了想象范围。他弄不明白,眼前这位天子究竟是大智若愚、深不可测,还是仅仅因为昏了头。“您……该不是开玩笑吧?”“君无戏言。”寤生深呼吸了一口空气,快速计算着这事带来的好处与风险。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周平王也太不按常理出牌了,即便是寤生,也难免踯躅不前。“这样做还不能消除你的疑虑吗?”周平王有点受不了了,鼻尖上开始冒汗。“好吧,圣命难违,做臣子的也只能照办。为表示寤生的忠心,消除您的担忧,我自愿派世子忽作为人质到雒邑来居住。”寤生终于一本正经地说。这就是史上有名的周郑交质。周郑交质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王室威信扫地,沦落到与诸侯等量齐观的地位。《左传》对此有一段评论:“信不由中,质无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礼,虽无有质,谁能间之?”大概意思是说,各自心怀鬼胎,交换人质也没多大意义;双方互相诚信,不违礼制,即使不交换人质,又有谁能够从中挑拨离间?话说得很好,只是在那个尔虞我诈、云谲波诡的年代,诚信究竟能值几个钱?命运坎坷的周平王在位五十一年,于公元前720年驾崩。这个时候,王室的法定继承人王子狐还在郑国的首都新郑当人质,父子俩连最后一面都没有见上。不久之后,王室将世子忽送回了新郑,而寤生也安排人将王子狐护送回雒邑,准备继承王位。不料王子狐尚未来得及登基,突然又一命呜呼,追随他父亲而去了。关于王子狐突然死亡的原因,史书上没有过多记载。后人只能推测,这位尊贵的人质在郑国生活的日子过得一点也不快乐(快乐才怪),加上父亲过世的时候还不能尽孝送终,所以悲伤过度,没来得及过把当天子的瘾就“薨”了(天子之死称崩,诸侯之死称为薨,王子狐未即位为王,所以只能称薨)。国不可一日无主,周王室的诸位大臣转而奉王子狐的儿子林为君。林就是历史上的周桓王。说起来也是令人心酸,周平王死的时候,王室的财政拮据到了无钱举行一次像样的葬礼的地步,只好派人到鲁国,低三下四地请求鲁国赞助一点丧葬费。周平王和王子狐的先后去世,引发了王室对寤生的强烈不满。年少气盛的周桓王决心继承爷爷的遗志,任命虢公忌父为卿士。不知道被两代天子一致看好的虢公这次有没有勇气挑起大梁,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消息传到新郑后,寤生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生气就要发泄,否则会内分泌失调,影响身体健康。当然,寤生不会躲在家里摔东西,不会像祥林嫂那样到处去诉苦,也不会冲冠一怒就起兵和王室对着干起来,更不可能跑到雒邑去和天子据理力争。即使是在最恼怒的情况下,他都不会做出不理性的事情,这是寤生真正可怕之处。他派大夫祭仲带领一支军马,优哉游哉地开到周王室的边境一个叫做温的地方,对当地的官员说:“不好意思,今年鄙国收成不好,所以把部队开到贵地来开饭,请领导支援麦子一千钟,我们吃得差不多了就会回去,不会给贵地添太多麻烦……什么,不给?没关系,不劳您亲自动手,我们自己来。”这是公元前720年四月发生的事,周平王父子尸骨未寒。祭仲的人马在温吃喝拉撒,呆了三个多月,又移师到成周地方,正好这里的禾熟了,继续吃。面对这群武装蝗虫,当地官员紧闭城门,也不敢出来管事,只好派人向王室报告。王室的反应出人意料的冷静。据说年少气盛的周桓王很想放手与寤生一搏,被辅政大臣周公黑肩给劝阻了。黑肩也没有给天子讲多少大道理,一来实力差距摆在那里了,二来考虑到寤生好歹也是周王室的后代,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些许小事,忍忍就算啦。这件事在历史上叫做“周郑交恶”。【州吁的“妙计”:越是家丑越要外扬】接下来要说的几件事可能有点复杂,不但互相牵连,而且要翻历史的老账。第一件事仍与“郑伯克段于鄢”有关。公元前722年,京城大叔起兵反叛寤生,派自己儿子公孙滑到卫国求援,鼓动卫国出兵占领了郑国的廪延。后来段兵败,公孙滑则以流亡者的身份留在了卫国。为了报这一箭之仇,同时也可能是为了斩草除根,公元前721年,寤生利用王室卿士的地位,动用王师(王室的军队)和虢、邾等国的军队联合讨伐卫国,夺回了廪延。这一段历史,成为郑、卫两国之间不愉快的记忆。第二件事,公元前720年,宋国的君主宋穆公去世。宋国的前一任君主宋宣公是宋穆公的哥哥。当年,宋宣公临死的时候,本来应该将君位传给自己的儿子与夷的,但那时候与夷还很小,没有执政的能力,为了政权的稳定,宋宣公干脆将君位传给了自己的弟弟公子和,也就是宋穆公。宋穆公是个厚道人,对于兄长的恩情念念不忘,临死的时候,他对大司马孔父嘉说:“先君以国事为重,不立与夷而立寡人,寡人一直不敢忘怀。如果托您的福,寡人得以善终,在黄泉路上遇到先君,先君要是问起与夷的情况,寡人将如何回答呢?寡人死后,请您务必辅佐与夷即位,主持社稷。那样的话,寡人就算死也瞑目了。”“可是,”孔父嘉低下头回答,“群臣们都愿意奉公子冯为君啊。”公子冯是宋穆公的儿子,和与夷的关系是堂兄弟。宋穆公对孔父嘉说:“你们万万不可违背寡人的意愿。先君之所以将社稷交给寡人,是觉得寡人品德良好。如果现在寡人不让与夷当上国君,那就太对不起先君了!”话说到这个份上,孔父嘉也就不好反对了。但是宋穆公仍然不放心,以他对与夷和公子冯的了解,他知道无论是谁上台,对另外一个人都将极为不利。为了避免出现堂兄弟相争的悲剧,同时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儿子,他派人将公子冯送到郑国,交给寤生照顾。在这种安排下,与夷顺利继承了君位,成为了历史上的宋殇公。应该说,宋穆公人很好,后事也考虑得很周全,但是他对人性的阴暗严重估计不足——与夷虽然当上了国君,仍然对远在郑国的公子冯很不放心,必欲除之而后快;而公子冯对于本来属于自己的君位也念念不忘,总想着借助郑国的力量将它抢回来。与夷和公子冯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也导致了宋国与郑国之间的矛盾。第三件事,卫庄公娶了个齐国老婆,在历史上被称为庄姜,虽然一直没有生育,却是一位绝世美女。卫国人很八卦,写了一首《硕以示对她容貌的赞美:〖硕人其颀,衣锦褧(jiǒng)衣。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邢侯之姨,谭公维私。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硕人敖敖,说于农郊。四牡有骄,朱幩(fén)镳镳。翟茀以朝。大夫夙退,无使君劳。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gǔ)濊濊,鳣鲔发发。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qiè)。〗这首诗被收录于《诗经·卫风》之中,鲜活地描述了这位皮肤白皙,身材高挑,凹凸有致的庄姜夫人。“手如柔荑,肤如凝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是中国古代美女最传神的写真。然而,这位绝世美女竟然不能生育,真是让爱管闲事的卫国人扼腕叹息。除了大老婆庄姜,卫庄公还娶了个陈国老婆,史书上称为厉妫。当时流行买一送一,所以厉妫的妹妹也跟着姐姐嫁到了卫国,史书上称为戴妫。厉妫给卫庄公生了个儿子,但不幸夭折。戴妫给卫庄公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做公子完,一个叫做公子晋。此外,卫庄公还和一个侍女生了一个小孩,叫做公子州吁。庄姜不能生育,就把公子完、公子晋当做自己的亲生儿子对待。但是对于公子州吁,她没有任何好感,甚至感到相当厌恶。这三件事之所以放到一起讲,正是和这位公子州吁有关。史料记载,公子州吁虽然不受庄姜待见,却深受卫庄公溺爱,从小喜欢舞刀弄枪,想要当一名军事家。大夫石碏(què)对此很有看法,他当面劝谏卫庄公说:“我听说父亲爱儿子,就应该教他怎么遵守礼法,而不养成坏习惯。小孩子养成骄、奢、淫、逸的坏习惯,主要原因就是太溺爱了。您是不是打算立州吁为世子,以继承大业呢?如果是这样考虑,那就宜早不宜迟,快点定下来;如果没有这想法,您又那么溺爱他,其实是害了他。”卫庄公转过头,“哦”了一声,不置可否,走到一旁去。石碏追在庄公屁股后头说:“自古以来,被宠惯了的孩子没有不心高气傲的,心高气傲就必定不能忍受地位的下降,一旦地位下降心里就会懊恼,心里懊恼则难免有出轨的举动。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是所谓的‘六逆’;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是所谓的‘六顺’。您现在这样宠爱州吁,是去顺效逆的行为,祸患无穷。”这番话大道理讲了不少,归结到一点,与州吁的出身有关。我们来看看卫庄公的几个女人(请注意,这只是有记载的几个女人,并不代表他全部的女:大老婆庄姜,“齐东宫得臣之妹”,东宫就是太子,太子的妹妹,自然也就是齐国的公主;二老婆厉妫,陈国公主;三老婆戴妫,厉妫的妹妹,也是陈国公主;州吁的妈妈,没有名字,身份是“嬖(bì)人”。什么叫做嬖?身份低贱但是得到宠幸就叫做嬖。身份低贱到什么程度?活着的时候也许有个玉儿、兰儿的小名,但历史书就根本不屑于记载其名字。由此可见,完、晋、州吁同为公子(诸侯统称为“公”,诸侯之子均称为“公子”,并非姓氏),不只有长幼之别,更有贵贱之分。春秋时期子以母贵,母亲的地位决定儿子在一大群同父异母的兄弟之间的地位。在石碏看来,州吁这种人,说得好听是公子,

                        家子弟与内务府大员增崇家的少爷也多有交往,奎垣先生那位在华比银行做事的六叔,当年就曾与华比银行总经理柯鸿年的两个少爷以及同仁堂乐家少爷乐元可,并称为京城有名的“八大少”。时间:2001年2月23日(第一次)2003年8月1日(第二次)地点:北京市华威西里某居民楼访谈者:定宜庄在场者:郭松义注296、乐曙青、金玲[访谈者按]在《北京满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中,曾记录察存耆的回忆,他说满族的商业有的起源于“官当铺”,由内务府主管,所属各司,各钱粮衙门提出一部分公款各开当铺,后来统归内务府堂郎中管理。经理者看到当铺有利可图,便暗中和外部汉商发生了联系。他对此事如此地了如指掌,可能因为他的祖上就是这样与“外部汉商”发生的关系。奎垣先生的口述中多次提到的刘家,就是这样的汉族商人。察先生只记得他们后来为察家开当铺的一段,而刘家的后人刘汝舟先生对自己的家史,无疑了解得就更为具体。他们靠着为增家做生意发家致富,成为恒和钱庄的创始人。旧时老北京形容时髦阔人形象,有顺口溜曰:“头戴马聚源,身穿瑞蚨祥,脚蹬内联升,腰缠四大恒”,这四大恒,指的是当年京师资本最为雄厚的四大钱庄即恒和、恒源、恒兴与恒利,刘家的恒和号,就是其中之一。清人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记:“当年京师钱庄,首称四恒号,始于乾、嘉之际,皆浙东商人宁绍人居多,集股开设者……凡官府往来存款,及九城富户显宦放款,多倚为泰山之靠。自庚子之役,颇受损伤……恒和号专交各大官富室存放各款,故其歇业后,因之受累者极众,从此各宅第渐形凋敝。”注297恒和歇业之后,刘家改头换面,又以“当铺刘家”著称,赫赫扬扬直到北京解放。这些汉族商人与王府官僚之家攀亲结党,成为官僚贵族社会网络中的一部分,已是清亡之后的新现象了,在此之前,王公贵族们当然是不屑与商人为伍的,尽管他们从来都离不开那些围绕在他们身边、以他们为生的商人们。对此,作为旧官僚后代的奎垣先生,与作为大商人后代的刘先生,站在不同的立场带着不同的感情做了不同的描述,如能相互参照对比着看,对于当时这两种人不同的心理,会有比单看一方要具体生动得多的感受。属于“当铺刘”掌管的“万庆当铺”,位于南锣鼓巷3号,距秦老胡同咫尺之遥。墙上还保留有“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解放军”的历史遗痕(定宜庄摄于2006年)刘汝舟先生自己写过回忆录,名曰《刘氏家族兴衰史》,他说他想要说的话都已写在里面,但从我的访谈可见,口述与自述其实相差很远,存在这一差距的关键,是口述时被访者与访谈者之间的互动。访谈者自然会根据自己感兴趣或者认为重要的话题深入下去,这是自述无法做到的。刘先生的自述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家族的发家史,二是对家庭成员各自经历的回忆,三是当年与当铺相关案件的内幕。即以第一部分来说,刘家的发家,离不开当年内务府大员的资助,这些买卖人与清代王公大臣的关系包括日后形成的社会圈、婚姻圈是我最感兴趣,也是对研究当时历史颇有裨益的内容,在刘先生的自述中却语焉不详,口述恰好可以弥补这一缺陷。当然,自述也有其长处,作者落笔必然会字斟句酌,乃至查阅相关资料,口述则多少要随意些。因此自述对具体事件的记载,一般比口述要准确。为此,我将刘汝舟自述中的部分内容放在访谈后面,以与口述对照并修订其不足。美国学者施坚雅曾做过假设,他认为明清时期中国城市存在着两个不同的空间“核心”,即两个由士绅和商人分别组成的居住及社交中心。中国其他城市情况如何,这里不作讨论,但在清末到民国时期的北京东城,存在的却是一个由那桐家、增崇家那样的官僚士绅和当铺刘家那样的商人共同组成(而不是分别组成)的一个居住与社交中心,所谓“东富”,根据就在这里。没有商人仅有官僚,是无法构成东城之“富”的,如今研究北京史的人们一说起20世纪50年代之前北京的商人和商业,想到的就是前门的老字号,这并不全面。刘汝舟在家中(定宜庄摄于2003年)刘汝舟(以下简称刘):我叫刘楫,这个楫字很冷,木字边,舟楫的楫。诗经上有这么一句:“用汝作舟楫”,所以我名字叫楫,号叫汝舟。我在文联的时候笔名叫刘汝舟,所以现在找刘汝舟的多。我今年七十九,1923年生的。定:你们家什么身世呢?刘:这说起来可就长了。我这个家庭呀,中央文史资料,有我们家,北京文史资料,也有我们家。但是没有我的名字,有我祖父的名字,我父亲的名字,我大哥的名字,都上了文史资料了。我退休以后让我写回忆录,因为退休我也没事,我就在家里写吧。我写的原因是故宫博物院朱家溍他们都知道我,尤其是跟载涛,涛七爷,我们都是特别熟的,又有亲戚关系。我这自传六万多字呢,我起名叫《刘氏家族兴衰史》。定:出版了吗?刘:我不准备把它出版。定:您这些是家里有记载呀?刘:有家谱。可惜“文革”抄家的时候没了。我家抄家是最惨了,不单是这个没了,我所有家里的藏书,刨除毛主席这四卷、语录以外,字典给我留下了,剩下的全都一网打尽,到发还的时候全没发还,全没。我就遭到这个。定:家谱您亲眼看过是吗?刘:家史是由我大哥,和我本家的一些个老人,没事聊天,我由小时候我就好奇,好打听事儿,完全是凭我的记忆力,记下来的,当然不是我亲眼所见……这样,我既然有资料,我把资料给您就完了,比我讲的要详细。定:不是这个问题,您讲的时候我会想到一些您没写到的东西,可能我会有兴趣,咱们好交谈。我要是光去看,有什么问题呢,不像这样谈能谈得仔细。

                        1.我祖父是恒和钱庄的创始人

                        刘:我家的事,得由我祖父说起。我们家是宁波慈溪的,我的曾祖叫刘文祥。绍兴这个地方离我们慈溪很近,我的老家都是师爷,都是做幕的。我曾祖他是跟官的,他跟着一个道台到北京来卸任,那时候也跟现在一样,做官几年期满,得到京城卸任,等候再放……郭松义:这叫候补道,如果没有关系,有时候一辈子就是候补道。刘:……结果这个道台呢,等候再放的时候,可能是没打通好关节,也许是什么原因吧,上级把他到这儿等着放官这事给忘了。一直等着没有消息,结果两个人就困到店里,卸任的道台没等再放什么官,就得了病死在店里了。然后这位师爷,就是我这曾祖父刘文祥,他把这位道台装殓起来给运回去以后,他就不能在当地谋生了。他跟那位道台在北京等着的三四个月期间,他随着这个道台,上清朝内务府的大官僚家拜望过,看望人家去,也是拉拉关系呀,所以这么样认识了清朝的官僚,包括王府。(道台死了),我曾祖父他没辙了,怎么办呢。那时候清朝内务府的总管,刨出那桐以外,还有就是增家,增崇啊,秦老胡同增家,瞧出来这个年轻人,就是我那曾祖父年轻有为,可以利用。那时候有个大清律,所有的满清官僚,不能与民争利,不许拿钱开买卖,这钱只能在家里搁着,金库银库都行,但是你不能拿钱开买卖,开买卖违反大清律。买卖只能由老百姓开,做官的不行。增家就看重了我那曾祖父了,他说你也没辙,干脆改行做买卖得了,他投资。这么样我曾祖父就摆了一个兑换摊,就是兑钱的一个钱铺,你拿银子不是不方便么,一两银子,我兑给你几个铜板,就是这么慢慢他开了一个兑换所,又租了房子,地点在东四牌楼,过去在南边有个永安大药铺,药铺门口。结果也搭着人机灵吧,能干,他就拿着这点钱越混越大,越混越大。结果第一个开的叫恒和钱庄,北京第一家。定:在什么地方?刘:也在东四牌楼。就在闽南餐厅这个地方,那是卖烧卖的,现在改了叫烧卖馆了,肯德基的旁边。整个东四牌楼正好是路西,把着西北角。向东五间门脸,那叫洋式门脸,勾画。您听说过四大恒吗?像您这个年岁啊,因为职业的关系,可能也听说过。过去说是四行,中南、盐业、金城、大陆,这是四大银行对不对?注298前身北京叫钱庄,不叫银行,这在道光年间,北京第一个银钱业叫四大恒,恒和,恒兴,恒利,恒源,反正四个都是恒字儿,这么叫四大恒,四个恒,都有详细的地点。到时候您看资料。注299我祖父呢,就是恒和钱庄的创始人,叫刘槐庭,名字叫侃,晚报上已经登了。那是“文革”以后了,那天故宫博物院通知我,说办了一个钱币展览,有你祖父签字的你们恒和钱庄的银票,你去看去吧,一个银票,就是汇票,就是汇款单,那确实是我祖父的亲手签字,刘槐庭。他就凭着一个签字,恒和钱庄,你就能带着去全国各地。我祖父是北京的名人,这槐庭两个字可以说太轰动了,后来可以说没有一个敢叫他刘槐庭的,都叫槐翁:“今天你见着槐翁了吗?”郭松义:钱庄是从南方发展起来的。刘:您看过最近那部电视剧《胡雪岩》吗?过去有这么一个说法,南胡北刘,我祖父跟胡雪岩是同时。郭松义:你们到北京来开钱庄,是不是同太平天国也有关系?实际上胡家的发达与太平天国是有直接关系的。刘: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北京那个时期有个童谣,表示北京的阔人必须有这四种东西:头戴马聚元——马聚元的草帽,是北京最有名的,有钱人才能戴;脚踩内联升——必须得穿内联升的鞋;身穿八大祥——是绸缎;怀揣四大恒,银票。北京的阔人没这四样东西你不能叫阔,不能叫有钱。这是当时北京的兴旺时期。这我都是听说了,到庚子年,1900年是庚子年吧,当时我曾祖父已经养老了,祖父已经当了总经理,庚子年挤兑。开这个银钱业啊,就怕挤兑,有个消息一出来全都到你这儿取钱,你这钱全都放出去了,哪儿能当时收回来呀,全都来取,一下就给挤垮了。我祖父就给各家一去信,把各家的存钱就借来,拿轿车拉着元宝、银子,不卸车,轿车满载着元宝银子,由东四大街一直到十条,摆满了。人们一看,哟,这钱庄有这么些钱,回去吧回去吧,就这么样挤兑解了。这都是前人跟我讲的,我们家里的故事啊。注300我祖父活到82岁。他经历了两次挤兑,都很险的,差点没挤垮了。他到60岁的时候,精力不行了,他怕银钱业不稳当。他两个儿子,早死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父亲,刘禹臣,他不愿意让儿子接这个,他说(遇到挤兑)我能行,你就不敢说了,你要再接着干这个,这家业恐怕就完了。他就让我父亲改行,开了当铺,所以有人说我们是当铺刘家,但是我们实际发家不是靠当铺。定:那你们的钱庄哪儿去了?刘:钱庄是我祖父刘槐庭到60岁的时候就完全收敛了。我出生是1923年,反正到我出生的时候已经就改行了,不做钱庄了。只留了一个金店,叫恒肇金店,就是原来恒和的底子。什么叫金店呢,可不是打金银首饰的金店,我理解啊,就等于放高利贷,但它里头又增加了好多的业务,就叫金店了。在哪儿呢,东四牌楼,现在是医药公司的仓库,我们不是住马大人胡同么,马大人胡同的对面,也是乐家(指同仁堂乐家)什锦花园的对面儿。这四恒什么时候收的呢,都是在民国以后。马大人胡同(今育群胡同)某院门(定宜庄摄于2006年)

                        2.我们是东伙关系注301

                        定:开当铺那是您父亲这一辈了?刘:从我父亲一直到我大哥。我们在北京开了是13家,天津是4家,当铺。我们独资的很少,带恒字儿的是我们独资,只有4个,东恒肇西恒肇南恒肇北恒肇,四恒。不带恒字儿的都是旗人的投资,都是内务府的一些官僚。股东全是旗人,没有汉人,拿钱的全是。定:就是说皇室都被逐出宫了,他们还往你们这儿投资?刘:那当然是,他们也不会做买卖呀。定:可是他们还挺有钱的不是?刘:钱当然有,有钱他们坐吃山空啊。他们当然得靠着我们,我们能给他们赚钱哪。定:当时给你们投资的那些旗人您还记得都是些谁呀?刘:最大的股东就是秦老胡同增家,增崇,南锣鼓巷有个秦老胡同知道吧?现在还有这条胡同。他叫增崇,号叫寿臣,一品大臣,他管内务府。我们最离不开的是增家,跟增家到我们这儿是三代的关系,我管他叫二大爷,生日party磕大头。他们在秦老胡同路北,好像是17号,门牌记不太清了,那是四进的平着两个门牌,增崇住正房,增崇的夫人故去得早,他夫人也是内务府的,据说是孟公府的,没再娶。现在他们家的后代还在秦老胡同,但是他们原来在路北,现在住的是路南了,已经住了四代了。我们跟增崇的关系是东伙关系。郭松义:就是东家和伙计的关系。定:清亡以后增家的生活怎么样啊?刘:生活没问题啊,好家伙,他们这官,那都足啊。那真是仓满啊。我们家跟庆王的关系也是东伙关系。我父亲早就认识载振,也是通过秦老胡同的增崇。载振也是有俩钱儿,想着找他开个买卖。因为增家在天津开过一个恒顺当,(我们家)给增崇开的,独资,赚钱,也是恒字儿的,我们家离不开恒字儿,四大恒几家么,都叫恒,开当铺还是带恒字儿。所以增崇就建议,让庆王府别拿着金库银库那儿看着啦,你拿它生利吧,也拿出钱来做买卖吧,我给你介绍,让刘家,让刘禹臣给你开买卖。郭松义:刘家等于给他们做生意,他们做股东,投资到他那儿,生息,然后再返还。刘:由这庆王爷,载振还活着呢,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我们都叫王爷,那时候他已经袭王了。定:庆王的爵位好像沿袭得最久。刘:一直到伪满,重新又给他复了王爵,还叫庆王,还单有伪满的委任状呢,这么大字。我去的话我给他请大安,载振还得还安呢,还不能接安,因为我们平辈儿,我的侄女是他儿媳妇啊,他得管我叫五弟(按刘老的二侄女是庆王府载振的小儿媳妇,详见下文)。他们就讲这个,礼节他不能丢。庆王是受慈禧重用的那几年发的家,全是卖官鬻爵,一个道台不就得几万两吗。庆王府一直到天津,载振死了以后,地下室还有金库银库哪,绸缎库,还有瓷器库,瓷器都是木桶装的,全是那种挺厚挺厚的,木桶。够摆十桌的瓷器装一大木桶。定:有多少个木桶?刘:那家伙,起码也得十几个木桶吧,得够一百桌的。那已经是民国多少年了,我这二侄女结婚的时候是民国三十九年(1950年)。我到现在还有庆王府的瓷器,那是后来他们分家的时候,分给我二侄女的。定:怎么你们都和庆王那么近呢?跟别的王府呢?刘:更多啦,恭王府,小恭王,注302我们老在一块儿玩儿。毓纪明啊,恭王的最后一个儿子。差不多王府我们都认识,都知道。定:你们家和恭王府什么关系?刘:也是投资,没有直接关系。这是一家。还有一个是张家,就是那家,现在姓张。那家花园我都去过,您要说那家花园的话我可以告诉您。我还有记忆力,他们都未必能记得。我们都在他那个佩兰斋呀,花园里最好的佩兰斋那儿吃饭、打牌,他请客,都在那儿。定:你们家怎么跟那桐的关系这么近呢?刘:跟那桐家有来往的原因,那桐是属于我们的大东家增家的下属,注303他得听增崇的,增崇是内务府总管,一品大臣。定:天津也有在

                        自愿承担了这一重任。这也是本书所采纳的观点。谈迁:《国榷》,第6100页;又见文秉:《甲乙事案》,第45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74页。史可法也许还考虑到应当离开刚刚度过皇位继承危机的朝廷,因为他担心自己与马士英的矛盾会引起党争。当他动身去扬州时,曾上疏弘光帝,疏中赞扬了马士英,并特别提到在弘光帝登基的过程中,马士英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67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7页;《明史》,第3058页;文秉:《甲乙事案》,第53页。据一条史料记载,史可法为摆脱高杰的软禁,不得不扮成一名道士。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63页。?黄得功还打算护送其族人黄蜚,此人已从淮安抵达江边,担心高杰会在途中打劫其船队。顾苓:《金陵野钞》,第7页;斯特鲁弗:私人通信。?文秉:《甲乙事案》,第4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48页。史可法在竭力恢复扬州地区的秩序时,得到祁彪佳(1602—1646)的大力帮助。祁彪佳是绍兴著名藏书家的后代,曾任苏州和淞江巡抚。南京失陷后,他投河自尽。1776年被追赠官爵谥号。他的儿子也有两人是南明忠臣。?用文秉的话说:“刘孔昭无所畏。”文秉:《甲乙事案》,第45页。?南京是明朝的陪都。见盖拉德:《南京今昔》,第206页。?为取得云集南京士大夫的支持,弘光帝下令,凡被放逐或被迫致仕的官员皆恢复其原来的品秩,其中三品以下者可酌情授官。顾炎武:《圣安本纪》,第4页。?张慎言最初曾举荐赵南星为官并弹劾冯铨,1625年,张慎言又遭到冯铨的弹劾,并一度被放逐。1628年崇祯帝即位时,他官复原职,又先后出任工部侍郎、南京户部尚书和吏部尚书。《明史》,第3089—3090页。高弘图也曾因攻击魏忠贤而被迫辞官,并和张慎言一样,在崇祯时得以官复原职。高弘图不是真正的东林党人——过去有人这样攻击他——但仍被视为对东林党抱有同情的人。同上书,第3080页。姜曰广也曾因交结东林党人被魏忠贤革职。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43页。?《明史》,第3090页。刘宗周颇具盛名的原因之一在于他是著名的思想家。1621年,这位浙江绍兴人刚刚就任礼部仪制主事时,就上疏弹劾魏忠贤和臭名昭著的客氏。这又使他在东林党人中赢得了极大的声誉。他的声望极高,所以尽管他是宦官势力的劲敌,却未遭到诋毁惩罚,1623年仍被拜为太仆少卿。此后不久,他因病致仕,回到绍兴附近的蕺山讲学。他的学生中有许多后来成为名人,其中最著名的是黄宗羲。1629年,刘宗周重返仕途,被任命为顺天府尹。不久,又回到绍兴,在山阴县的石匮书院讲学。1636年出任崇祯朝的工部左侍郎。1642年,正是复社鼎盛之时,刘宗周升任左都御史。同年,因反对任命传教士汤若望为官而被革职。1644年,李自成攻打北京时,他回到浙江。杭州巡抚对其“兴兵勤王”的强烈要求置之不理,所以,年已67岁高龄的刘宗周便召集杭州士绅领袖,相约自募义兵。此后不久,崇祯殉国的消息传到南方。救援北京虽为时已晚,组建义兵以保卫南方仍是必要的。于是,刘宗周返回杭州,继续致力于战备之事。姚名达:《刘宗周年谱》,第318—319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155—158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32—533页。?6月14日,福王作为监国,起用刘宗周,官复原职。刘宗周在杭州接到任命的时间大概是6月22日。刘宗周拒绝了任命并于6月24日返回绍兴。姚名达:《刘宗周年谱》,第319页;斯特鲁弗:私人通信。?姚名达:《刘宗周年谱》,第319—320页。?此疏在他的朋友中传看,疏中指出导致明王朝衰亡的四条弊政:专任刑罚,破坏了统治艺术;朋党相争,使人才流散,得不到重用;过分奢侈,挫伤了将士之心;官员腐败,毁了百姓的希望。?姚名达:《刘宗周年谱》,第320—321页。?侯方域在北京时被誉为少年名士。1633年其父任户部尚书时,侯方域已被视为文章高手,常有人赞扬他重振韩愈文风。侯方域是倪元璐的门生,因在试卷中用字犯讳,没有步入常规仕途。但他结识了许多青年士子,1640年在其家乡商邱创建了“雪苑社”,被认为是复社的分社。侯方域:《壮悔堂集·壮悔堂文集》第二卷,第6页。该社又称“雪园社”。?侯恂曾是东林党成员。魏忠贤专权期间辞官还乡。侯方域:《壮悔堂集·壮悔堂文集》第二卷,第1页;刘得昌等:《商邱县志》第八卷,第30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4—65页。?侯恂战败后,先率众向南撤至河南南部,后又北上,进入山东曹州,寻求刘泽清的保护。但其部下与惨遭战乱之害的当地百姓发生冲突,侯恂遂于1643年被劾入狱。李自成进京后,将其释放,并以刑罚相逼,迫其同意出任大顺政府尚书之职。谈迁:《国榷》,第6060页;德·弗格斯:《中原的起义:明清之际的河南》,第22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91—292页。?侯方域:《壮悔堂集·壮悔堂文集·序》,第2页。?“方明季启、祯之间,逆阉魏忠贤徒党与正人君子各立门户,而一时才俊雄杰之士身不在位。奋然为天下持大义者,有四公于。”侯方域:《壮悔堂集·壮悔堂文集》第二章,第1页(此段引文出自《壮悔堂文集·侯朝宗公子传》中,胡介祉撰文——译者)。侯方城于1639年乡试中举后,又前往北京参加1640年的会试,当时其父侯恂国任湖广总督作战失利而被劾入狱。方以智则通过了这次会试,进士及第(他表面上说无心功名,却暗中应试),随后,他回到南方。南明政权建立后,方以智也想参加,但发现自己因与复社有染而颇受猜忌。事实证明,阮大铖一旦复出,对复社成员将十分不利。彼得森:《苦果:方以智与思想变迁的动力》,第61—62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23页。陈贞慧也试图加入南京政权,由于他与周镳过往甚密,又曾参预起草反对阮大铖的“南都防乱公揭”,所以于1644年10月14日被投入监狱。后被释放。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3页。冒襄于1644年5月下旬在家乡如皋得知北京陷落,虽然当地士绅纷纷离开了如皋(位于长江北岸,离江岸约35公里处,与江阴相对),但冒襄及其家属,包括他的爱妾董小宛却留下未走,直到听说当地驻军即将哗变时他们才离开。在南下长江的旅途中,他们几乎落入当地土匪手中,后来在一位朋友家中避难又险遭袭击。他们丢失或花费了大部分家资,好歹还是活着返回了如皋。冒辟疆:《董小宛回忆录》,第66—74页。?孔尚任:《桃花扇》,第51页。《桃花扇》之所以能抓住南明倾覆悲剧中的浪漫(“销魂”)的题材,是因为孔尚任在17世纪80年代后期曾奉命前往淮扬一带治水,其间他得以同与侯方域同时代的人冒襄、龚贤、费密以及其他人交谈。《桃花扇》完成于1699年,张春树、骆雪伦:《孔尚任与〈桃花扇〉》,第309页。?侯恂曾为左良王被劾贪污军饷一事辩护,于是被视为能驾驭这位粗鲁将领的为数不多的文官之一。刘得昌等:《商邱县志》第八卷,第30—31页。?左良玉是山东人,行武出身,没受过任何正规教育。初于辽东从军,17世纪30年代,率军镇压河南、安徽农民军主力时,声名大振。1644年,他与张献忠多次交锋,并屡屡获胜。这位明将后被封为“宁南伯”。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61页。?谢国桢指出左良玉手下有80万大军,但这一数字很难令人相信。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5页。比较可靠的估计见斯特鲁弗:《南明》,第8页。左良玉手下最著名的农民军降将是马进忠,有关他的最早记载是1637年他在河南中部之南阳的活动。他曾一度与张献忠联合,攻打中原北部,1639年降明,1643年归左良玉部。《明史》,第2950、2955、2957、3064—3065、3145页。?弘光帝确曾指派官员去攻打四川境内的张献忠。张献忠入川时,一直闲居于四川老家的原礼部右侍郎王应熊被任命为督师。王应熊又将被劾之后也一直家居的原宁夏榆林右参政樊一蘅召来相助。但实际上他们两人对保卫四川都没有起到什么作用。相反,一位名叫马乾的知州召集起乡绅,自称摄巡抚。王应熊和樊一蘅一面指责马乾,一面却被迫逃到遵义,继而又躲进深山,最后败死其间。南京政府便承认了马乾的巡抚身份。清军杀死张献忠后不久,马乾收复了成都和重庆。他自己后来也为抗击清军而战死在重庆。《明史》,第2865、3132—3133、3319页。?袁继咸,江西人,是一位出色的文官。1636年,因魏忠贤同党诬其受贿而下狱。后经太学生群起请愿而获释。1640年任湖广参议时,因未能阻挡张献忠对襄阳的进攻而被流放。其后经吴甡推荐,朝廷又将他召回,授江西、湖北、应天、安庆右佥都御史,驻九江。就在那时,他与左良玉结下了友情。袁继咸:《浔阳记事》,第1—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48—949页。?尽管皇上亲自相请,左良玉仍拒绝加入弘光政权。所以袁继咸致书左良玉,提出了上述要求。李清:《三垣笔记》下,第2页。?解学龙,扬州人。1625年作为东林党人被弹劾。崇祯即位后将他召回,但不久,又因他支持黄道周而将其投入监狱。弘光帝登基后,他同许多政治犯一道应邀参政。后来,他被马士英革职除名,回乡后,死于扬州大屠杀。《明史》,第3090—3092页。?叶廷秀(1625年进士)在北京时官至户部主事,曾经上疏,为卷入早期党争的黄道周鸣冤,并因此被贬放福建,直到北京陷落前夕才被重新召回。后来,任唐王政府中的兵部左佥都御史。南明政权灭亡后,他出家为僧。《明史》,第2892—2893页(《明史》中记其在弘光政权中任佥都御史——译者)。?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0页;刘约瑟:《史可法》,第62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0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0页。皇上及在场的大臣都大为震惊,遂取消了当日的其他议程。文秉:《甲乙事案》,第46页;顾苓;《金陵野钞》,第8页。?张慎言的辞呈于7月13日获准。由于家乡山西已被农民军占领,他无法返回,只能客居安徽,后来病死在那里。谈迁:《国榷》,第6113—6114页;《明史》,第3090页;文秉:《甲乙事案》,第53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85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7页。张慎言曾反对马士英竟召阮大铖身着官服入朝。?斯特鲁弗:《南明》,第13页;贺凯:《明朝的监察制度》,第209—210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0页。?文秉:《甲乙事案》,第50、54页。斯特鲁弗指出“正人君子”集团出于党争的目的,利用选官制度中的缺陷,排挤政敌(斯特鲁弗:私人通信)。?黎杰:《明史》,第199页;顾苓:《金陵野钞》,第10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2页。马士英因阮大铖曾向周延儒说情,让自己出任凤阳总督,故极力荐举阮大铖入朝。?温睿临:《南疆绎史》,第711—712页。?李清:《三垣笔记》下,第2页。?文秉:《甲乙事案》,第51—52页。马士英也持同样观点。7月12日他上疏称:“魏忠贤之道非闯贼可比。”计六奇:《明季南略》,第86页。?《南明野史》,引自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65页。马士英举荐阮大铖的日期有几种不同的说法:7月9日、10日、12日、13日等等。姚家积:《明季遗闻考补》,第93页。阮大铖实际上于7月11日入朝。谈迁:《国榷》,第6113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86—88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6页;谈迁:《国榷》,第6116—6117页。其中,最为直言不讳的是罗万象、尹民兴和左光先。左光先是东林党殉难者左光斗之弟,后来被阮大铖逮捕并短期监禁。《明史》,第2777页。当时一份较典型的奏章评论说(御史詹兆恒语):“忽召见大铖,还以冠带,岂不上伤在天之灵,下短忠义之气。”引自黎杰:《明史》,第200页。类似例子见《明史》,第960、3087、3318—3319页。?艾维四:《晚明士大夫陈子龙》,第131—132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6—17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7页。吕大器(此时被公开指责为不赞成拥立福王的人)于7月30日辞职。后被唐王请出,任兵部尚书和大学士。但他尚未到任,唐王政权就垮台了。于是,吕大器又前往广东,拥立永历为监国。后来病死于广东。《明史》,第3132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4页。?姜曰广于10月9日辞职。谈迁:《国榷》,第6146页;又见文秉:《甲乙事案》,第48页。姜曰广后在金声桓手下任职,1649年因抗清失败而自杀。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44页。高弘图要求去监管漕运,但却命他回内阁供职。1644年11月4日他终于辞职,由于无法返回山东老家,只好留居南京一带。南京降清后,他在一座破庙中悬梁自尽。谈迁:《国榷》,第6110—6111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44页,《明史》,第3081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2页;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41—42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3页。人们指责钱谦益,为了换取马士英让其继续任礼部尚书而支持对阮大铖的任命。邓尔麟:《嘉定忠臣》,第251页。?刘宗周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见《明史》,第2882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50页。主张收复失地的人们常将自己比作南宋的爱国之士。他们把史可法比作李纲,把马士英比作完全自愿地放弃北方失地的卖国贼秦桧。因此,他们反对“两立”之说。所谓“两立”,即指两个军事实力和政治声望大体相当,又都声称有权统治全国,因而产生的二者并存的局面。正人君子们拒绝考虑北方的清朝与南明像从前的金朝与南宋那样共存的可能性,关于“两立”,见罗伯特·克莱默:《周密和修端》,第17页。?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二卷,第1页。?赵光远于1635年被洪承畴调到汉中。他在阳平一带抵御张献忠,被南明政权任命为川陕总督。《明史》第2724、2981、3511、3513页。其他各城守将也都被赐予封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3页。张缙彦曾参预迎接李自成入京,并为大顺政权效过力。大顺政权垮台后,他逃回河南。尽管张缙彦有此污点,弘光帝还是任命他为河北、山东、河南总督,承认了他在惨遭战火蹂躏的河南的权力。这一任命曾引起争议。后来,张缙彦被列入北都从贼诸臣的名单。但马士英(他可能接受了贿赂)拒绝正式弹劾他。于是,这位总督得以逍遥法外,后经洪承畴举荐归降清朝。张缙彦为一己私利而降,1660年因在浙江任职时被指控写了一首自吹为英雄的词而被流放。后死于流放地宁古塔。顾苓:《金陵野钞》,第31页;孙甄陶:《清史述论》,第34—35页;《明史》,第3494页;德·弗格斯:《中原的起义》,第31页。?关于19世纪豫北“寨”的情况,文献中有一些精彩的描述。这些寨的墙皆用土筑成。方圆3~5里。寨内通常有一座高大的瓦房,和一座石砌的用来扼

                        膺,慢慢开始尝试理性对待,并且已经能够正视历史,学习辩证分析,这无疑是可喜的和值得继续下去的。本章的解读,会让你对那些谜案有不一样的感受,因为这里的解读不一定最准确,但一定更客观。

                        霍元甲与日本医生

                        精武英雄霍元甲,到底是练气功致病而死的?还是被日本人用“仁丹”毒死的?如果真的是日本人毒杀了霍元甲,那么,日本人为什么要毒杀霍元甲……在中国,大凡提起“武侠”二字,有不少国民会条件反射般地想起这么一个人:霍元甲。霍元甲最广为人知的故事,有两个:第一,打擂台,击败俄国大力士。第二,霍元甲被日本医生毒死。第一个(打擂台)目前已经被证实是谣传的。实际上,俄国大力士,并没有如约来华比武,也就是说,霍元甲根本就没有和俄国大力士比武,更谈不上打败了人家。而至于第二个故事——“霍元甲被日本医生毒死”——也是流行很广的一种说法。可是,这种说法的可信度,又有多高呢?今天,请诸位跟我来,一起重新审视一下,有关此事的一些相关的史料和说法。首先,我们来看看“日本人毒杀说”最早风行的出处——1912年出版的小说《近代侠义英雄传》,作者笔名为“平江不肖生”。这本书在1984年11月,被(湖南)岳麓书社重版,改名为《大刀王五、霍元甲侠义英雄传》,在岳麓书社版的第525~534页,作者“平江不肖生”对霍元甲之死,表达了这样的看法:霍元甲之死,怀疑是日本医生下的毒。以下,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本小说的原文,是怎么说的:“……霍元甲自精武体育会开办后,身体不免劳顿,因家事又受了忧虑,以致胸内疼痛的病又发了……胸内已痛了一次,当把秋野送的白药片服下时停止的,这次再发,不知如何服下那药全无效验,加倍服下也是枉然,痛得不能忍受,只得带了刘震声到秋野医院去诊视,秋野(日本人)诊查了之后,说:‘霍先生不听我的劝告,此刻此病已深入不易治疗的时期了,上次来诊查的时候,还可以不住医院,只要一面服药,一面静养,即可望在一两个月内痊愈,现在的病势……’霍元甲问秋野需住院多少日,才能完全治好?秋野思索了一会儿,说道:‘要完全治好,大约需两个月以上……’霍元甲只好答应住院……秋野先生诊得十分细心……霍元甲在院中,倒不觉得身体上如何痛苦了……秋野高兴地对刘震声说:‘这下子你可以放心了,贵老师(霍元甲)……这一星期的经过非常良好,我如今敢担保没有生命危险了……预料五个星期之后就可以出院……’次日早餐后,秋野陪同霍元甲带了刘震声,乘车到(日本)讲道馆(比武)……仍陪同霍元甲回医院……秋野照例给霍元甲打了两针,并冲药水服了……霍元甲大喊了一声,(刘震声)连忙拉上秋野跑去看,只见霍元甲已不在床上,倒在地板上乱滚,口里喷出鲜血,上前问话,已不能开口了,刘震声急得哭了起来,秋野又赶着打了一针,口里不喷血了,也不乱滚了,仍抬到床上躺着,不言不动,仅微微有点鼻息……把农劲荪找来……疑惑突然变症,秋野不免有下毒的嫌疑,但是得不着证据,不敢随口乱说……奄奄一息到第二日夜深……大英雄霍元甲脱离了尘世……”这本小说的作者“平江不肖生”的真实姓名是向恺然,其人虽然与霍元甲同一时代,但是他与霍元甲并没有交往,这本《大刀王五、霍元甲侠义英雄传》也只是一本小说,并非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但是,尽管如此,向恺然在这本小说中,对“日本人毒杀说”,也仅仅是采取了“怀疑说”,并非一个清晰的指控,况且,日本医生秋野在该书中的表现,是先将霍元甲治好,然后再将其毒死,前后的表现,是相互矛盾的。显然,这本小说不足为凭——事实上,小说从来都不能作为研究历史的凭据。我们再来听听另一个人的说法:陈铁生。陈铁生在其1920年出版的《精武本纪》中,认为是日本医生给霍元甲吃了“烂肺药”,将霍元甲毒死的。陈铁生的原文,是这样说的:“……力士(指霍元甲)殁之翌晨,秋医(即日本医生秋野)已鼠窜归窟。力士弟子大疑,检力士日服之余药,付公立医院察之,院医曰:此慢性烂肺药也……”这段证言,翻译成现代中文,是如下的意思:“……霍元甲死后的第二天,那个姓‘秋野’的日本医生就逃跑了,霍元甲的徒弟们严重怀疑是秋野的药有问题,于是,徒弟们拿了霍元甲生前吃的药到公立医院去化验,医生说:这是慢性烂肺药……”陈铁生的说法,关键在于“烂肺药”这种药物,在医疗界是否存在?化学常识告诉我们,带有强腐蚀性的药剂,是强硫酸,俗称“镪水”,可是,强硫酸喝下去,腐蚀的并不是肺部,而是口腔、食道和胃部。也就是说,服用之后会使肺部腐烂的这种药——所谓“烂肺药”,在医学上,是不存在的——如果一种药可以腐蚀肺部,那么,它在吃下去的时候,首先就腐蚀了口腔、食道和胃——在药物被吸收,药力进入肺部之前,这个人就已经死了。分析是很清楚的,“烂肺药”,既不符合逻辑,而且在医药界众所周知,这种药并不存在。提到这本《精武本纪》,不得不引出另一个人:霍元甲的曾孙霍自正。霍自正在近些年接受各种媒体的采访,均声称其曾祖父霍元甲是被日本人毒死的,但是,每当被问及依据,霍自正则宣称有以下两个依据:依据一,陈铁生所著的《精武本纪》。依据二,家人发掘霍元甲的遗骨,发现遗骨呈黑色,因此,坚信是日本人下的毒。医学常识告诉我们:无论是哪一种中毒,都不会改变人类骨骼的颜色。因此,霍元甲遗骨呈黑色,更可能是遗骨遭到氧化的缘故,而与中毒不中毒,毫无关系。更值得疑问的是,霍自正作为霍元甲的曾孙,当被问及其曾祖父的死因时,竟然引用一个外人的著作——陈铁生的《精武本纪》——来做依据,其中的不靠谱,可想而知。所以,霍自正尽管是霍元甲的曾孙,可是他对霍元甲之死,并不知道内情,因此,他的说法,可信度也并不高,说不上是权威说法。我们再来看一个证人:陈公哲。陈公哲是霍元甲生前的朋友和同事,共同开办、经营“精武体育会”的伙伴——因此,他的证言,相对而言,是最为可信的。陈公哲在其回忆录《精武会五十年》一书中,对霍元甲死亡一事,是这样认为的:霍元甲在病死之前,的确曾经接受日本医生的治疗。但是,陈公哲并未在此书中表示过对日本医生的怀疑。陈公哲的原文,是这样说的:“……霍(元甲)先生原患有咯血病……时发时愈……日人有卖仁丹药物者……霍先生信之,购服之后,病转加剧。霍先生得病之由,谓少年之时,曾练气功,吞气横阙,遂伤肺部,因曾咯血,面色蜡黄,故有黄面虎之称,公哲(我)尝问以气功之道,即诫不可学……今日以生理学研究,吸气入肺,收吸氧气,助长气力……反伤肺部……肺部微细血管可使爆裂,便成咯血病症……自迁入黄家宅后,霍先生病转加剧,由众人送入中国红十字会医院,医治两星期,即行病逝……”(陈公哲的证言,出自春风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精武会五十年》第6~8页。)陈公哲的上述证言,梳理总结如下:1.霍元甲患了严重的咯血病(应为肺结核)。2.霍元甲吃了日本人的“仁丹”,病情恶化。3.霍元甲迁入黄家宅,病情持续恶化。4.霍元甲进入“中国红十字会医院”住院治疗。5.霍元甲住院治疗两周之后,不治辞世。可见,霍元甲既吃过日本人的药(仁丹),也吃过“中国红十字会医院”的药,陈公哲不确定是日本人的药有问题,还是中国红十字会医院的药有问题,所以,陈公哲并未明确指控日本人毒杀了霍元甲。不得不说陈公哲是谨慎的。我们再听一个人的说法,他叫萧汝霖。萧汝霖在其所写《大力士霍元甲传》一文里面,对霍元甲的死亡,是这样认为的:霍元甲在病死之前,的确曾经在日本人的医院里治疗过。但是,萧汝霖在该文中,也并未直接主张日本医生的杀人嫌疑。萧汝霖这篇《大力士霍元甲传》的原文,是这样说的:“……元甲患之,遂疾,至是愈剧。或送之至秋野医院。秋野日人也,知元甲善技击。邀之往观柔道会。元甲以疾辞,固请。乃与刘正声偕。日人欲与角,元甲不可。强之,命正声。日人进扑正声,欲颠之,不得,阳卧,伸足出正声跨下。正声侧而蹴之,伤股。继进者,怒而前,势甚疾。正声迎挤之,仰跌寻丈外。其三人,乃舍正声扑元甲。元甲执其手,肤裂,投之落地,折其胁。日人皆盱愕,与秋野语良久。元甲归,秋野敬之异于他日。明日,元甲疾忽剧,强舌望阳,未几遂卒。年四十有三……宣城农劲荪君,为余道霍公平生……”(萧汝霖的这篇文章《大力士霍元甲传》,出自陈独秀所编的《新青年》第1卷第5号刊。)萧汝霖的说法,总结如下:1.霍元甲患病,在日本人的秋野医院治疗。2.秋野拉霍元甲去日本武馆和日本人比武。3.比武回来之后的第二天,霍元甲病死。4.我(萧汝霖)认识霍元甲的好友农劲荪,这是农劲荪告诉我的。可见,萧汝霖在这篇《大力士霍元甲传》中,并未明确指控日本人毒死霍元甲。至此,我们不妨对以上五个人的说法,作出以下的总结:说法一,平江不肖生(向恺然):怀疑是日本人毒死了霍元甲,但不敢肯定。出处是《大刀王五、霍元甲侠义英雄传》,性质是小说,不足为据。说法二,陈铁生所著《精武本纪》:日本医生“秋野”给霍元甲吃了“烂肺药”,直接毒死了霍元甲。但是,“烂肺药”在医药界并不存在,因此,陈铁生的说法,缺乏科学依据。说法三,霍元甲的曾孙霍自正:日本医生“秋野”给霍元甲吃了“烂肺药”,直接毒死了霍元甲。说法依据:1.陈铁生所著《精武本纪》;2.霍元甲的遗骨呈黑色,是日本人下毒的“铁证”。但是,依据医学常识,中毒并不能导致骨头变色。因此,霍自正的证词,也缺乏科学依据。说法四,霍元甲生前同事陈公哲的回忆录《精武会五十年》,并未明确指控日本人毒杀了霍元甲。说法五,萧汝霖所著《大力士霍元甲传》,也并未明确指控日本人毒杀了霍元甲。综上所述,从目前可以搜集到的资料来看,明确指控日本人毒杀霍元甲的,似乎只有两个人:指控人一:陈铁生。理据:烂肺药。但是,此药在医药界不存在。指控人二:霍自正。理据:霍元甲遗骨变黑。但是,中毒并不能导致骨头变黑。本指控,也缺乏科学依据。也就是说,本案至今唯一的两位指控人,他们的指控理由,首先在科学上,就是很难成立的。上述是史料分析。我们再来分析一下日本人(医生)的作案动机:第一,从清日关系背景看,霍元甲死亡的当年——1910年,是大清国与日本的友好时期,日本军政界暗杀霍元甲,有什么好处?第二,从政治角色看。霍元甲既不是政治要人,也不是军事要人,而仅仅是一个民间拳术家。日本军政界暗杀霍元甲,有什么必要?除非这个日本医生与霍元甲有私人冤仇,因此下的毒手——倘若是如此,那么这就是一起普通的民间刑事案件,则和中、日两个民族之间的政治斗争没有关系。我们再来看案发地点。霍元甲的死亡地点是在1910年的上海,当时的上海,并没有日本驻军。在司法方面,当时的上海,是英国人领导的“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天下,换言之,当时的上海,是英国人的天下,而不是日本人的天下,霍元甲案发之后,霍家人如果怀疑是日本人下的毒,为什么不立即到英国巡捕房去报案?而且,为什么不开膛验尸?以上,就是我的分析。当然,正如我一贯的求学态度,我始终认为,就命案而言,最靠谱的办法就是在案发之后,及时报案,及时验尸,及时开展侦查,才有可能得出最准确的结论。而霍元甲死亡之后,霍家人一不报案,二不验尸,才造成了今天众说纷纭以及研究的困难。事到如今,我们也只能从一些证人证言入手,从嫌疑人的作案动机分析等方面入手,去作个大概的判断,而准确的定论,就不太好说了。但是,不得不重复一次:“烂肺药”以及“中毒导致骨头变黑”这两点,是没有科学依据的,也是不符合医学常识的。话说到这里,诸位读者,也应该心里有谱了,霍元甲之死,八成以上与日本人无关。因此,“日本医生毒死霍元甲”的说法,恐怕也只是中国民间仇日思维所造成的一种猜想,而至今,仍然查无实据。日本侵略军在侵华战争时期,的确杀了许多中国人。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断定,所有的中国精英人物,都是日本人杀的。仇恨归仇恨,但历史却丝毫不能含糊。而在清日两国关系良好的1910年,暗杀中国一位人微言轻的民间武术家,对于日本而言,不但毫无必要,而且,恐怕也并不符合日本当年的国家利益。

                        光绪帝死亡之谜

                        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去世的消息一传出,就震惊了海内外。人们普遍认为,光绪在慈禧前一天死去,这也许是一个巧合,但是更像是一起处心积虑的谋害……到底是谁用砒霜毒死了他,是慈禧太后还是隆裕太后?或许都不是……1908年11月14日,年仅38岁的光绪皇帝骤然驾崩,次日,即11月15日,慈禧太后也紧接着病死。从那时候开始,“慈禧太后毒死光绪皇帝”的说法开始流传。至今流传了一百多年。这个说法一直被国人无条件地相信。我读法律出身,有“证据癖”,现以本文,尝试从现代科学尸检报告入手,和大家谈谈。让我们来看看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重大学术问题研究课题组(清光绪帝死因研究)在北京崇陵提取、检测了光绪皇帝遗骨以及头发的砷含量之后,所写的一篇《清光绪帝死因研究工作报告》。这个研究课题组的成员,不但含有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反应堆工程研究设计所的专家王珂、张永保、邹淑芸、夏普、李义国,还包含有北京市公安局法医检验鉴定中心的法医张新威、张大明、宋朝锦、潘冠民。但是,这份报告不但冗长,而且内含技术性语言,十分枯燥,不适合大众读者阅读。我已经对其进行抽丝剥茧,将该报告简化了,直接指出报告的要点如下。医学告诉我们,砒霜中毒后会导致体内砷含量升高,于是课题组从光绪皇帝遗体的“砷含量”入手。课题组在化验了光绪皇帝的头发,并且对比性地化验了其他人的头发之后,得出了以下的一组“发砷含量”对比数据(单位:微克/克):可见,光绪皇帝的发砷含量是正常人的几百倍到一万倍以上。这样的典型症状,直接指向了“砷中毒”——也就是俗话说的砒霜中毒。读者可能会说,光绪皇帝的头发,经过一百年,水分都蒸发了,上述的百分比数据不准确!应该承认这样的怀疑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是,我认为:1.光绪皇帝的头发水分的确会蒸发,但是,同时“砷”也会挥发。也就是说,在这个百分比除法算式里,分子、分母同时都变小了。因此,对“发砷含量”百分比的影响,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能互相抵消。2.课题组同时还对隆裕皇后遗体的头发和一具清末干尸的头发进行了对比检测,数据显示:光绪皇帝的头发砷含量,即便是和他同时代的其他人相比较,仍然压倒性地、远远地超过了他们。须知隆裕皇后、清末干尸的头发,水分也蒸发了。所以说,上述这份“发砷含量”对比报告,仍然有着强大的证明力,我们可以认为光绪皇帝砷中毒——也就是说,光绪皇帝服用了大量的砒霜。出于谨慎,课题组考虑到了棺木对光绪皇帝头发进行污染的可能性,于是,课题组对棺木内的碎屑、香料、粉末等残渣,也进行了采样,分析其砷含量,并和光绪皇帝的头发进行了对比,得出了以下的对比数据(单位:微克/克):由此可见,棺木内各物体的砷含量,远远低于光绪皇帝的发砷含量。也就是说,光绪皇帝头发里的砷,并非来自于棺木的污染。可是,由于史料记载,光绪

                        、下至普通国民的支持,虽然有流血事件发生,却没有造成更多的动荡。相比之下,反倒是国际社会对这一事件表现出了更大的兴趣。公元前610年,由晋国发起,匆匆组成的晋、卫、陈、郑四国联军以弑君之罪讨伐宋国。据《国语》记载,年少的晋灵公对于这次出兵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他对赵盾说:“这事不是咱们晋国的当务之急啊。”赵盾回答:“天地至高无上,其次则是君臣大义,这是自古以来的明训。现在宋国人以下犯上,杀了他们的国君,这是违反君臣大义的,必受天谴。晋国是天下的盟主,如果不执行天意,我怕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晋国。”于是在大庙检阅军队,大张旗鼓准备讨伐宋国。赵同对此疑惑不解,问:“国家将有大战,您不去安抚民众,反而敲锣打鼓,是为什么?”赵盾回答得冠冕堂皇:“别的国家有大罪就去讨伐,有小罪则去谴责。如果我们秘密行动,偷袭宋国,别人会觉得我们是在侵略弱小的国家。所以,我们必须大张旗鼓,用正义之师去声讨宋国人的罪过,这是正大光明的事,只恐怕外界不知道。我这样做,也是为了宣传君臣大义啊!”于是派出使者昭告天下,带着诸侯联军,鼓乐喧天地来到了宋国。赵盾讲了那么多大道理,摆出一副奉天讨罪的架势,动员了为数众多的部队,结果却和上次讨伐齐国一样,又是以虎头蛇尾而告终,不但没有将以下犯上的宋文公绳之以法,反而承认了宋文公政权的合法性,偃旗息鼓地回来了。本来是去问罪,结果变成了贺喜,这种事也只有赵盾才做得出了。史料虽然没有明确记载,但我们猜也猜得到,这次又是金钱起了作用。宋文公参照齐懿公的做法,给赵盾送了一笔不菲的贿赂,就将四国联军打发走了。这件事让齐懿公彻底看清了晋国这位霸主的真面目。同年夏天,他单方面撕毁齐鲁两国的和平协议,亲自带兵侵略鲁国北部边境。这自然又是严重违反扈地同盟条约的行为。但是,鲁国人也算是彻底看清了晋国的真面目,没有对其抱任何幻想,赶快派公子遂到齐国要求和谈,并与齐懿公在谷城签订了城下之盟。同年冬天,公子遂再一次来到齐国,拜谢齐懿公,同时也是为了试探齐国对鲁国的野心究竟有多大。回来之后,他对鲁文公说:“大家都担心,说齐国人要吃鲁国的麦子了。但是据我观察,这事不太可能,因为齐侯和我说话的时候,语气苟且。臧文仲说过,为民之主者,苟且必死。让我们拭目以待。”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09年春天,齐鲁边境又传来令人不安的消息,齐军主力再一次集结,准备入侵鲁国。但是,鲁国人枕戈待旦等待了十几天,边境对面却没有任何动静,于是派出探子前往齐国打探,才知道原来是齐懿公得了病,所以将入侵鲁国的事情耽搁下来了。鲁国人还得知,齐懿公病入膏肓,齐国的医生都束手无策,断定齐懿公熬不到秋天了。对此,鲁国上上下下都松了一口气,鲁文公还特意派人进行占卜,并且说:“如果那个人在发兵之前就死了,该多好!”大夫惠伯跑到大庙中,将鲁文公的愿望告诉了用来卜筮的龟甲——这是当时的一贯做法,在卜筮之前,将所卜之事告龟,并且要举行相应的仪式。掌管卜筮的大夫楚丘奉命以龟甲卜筮,得到的结果是:“齐侯等不到发兵就会死,但并非因为疾病。而主公也听不到他的死讯,告诉龟甲的人也有凶兆。”“主公”就是鲁文公,他之所以听不到齐懿公的死讯,是因为他先齐懿公而去。告诉龟甲的人当然就是惠伯,他的不幸也将很快降临。公元前609年二月,在位十八年的鲁文公去世了。三个月后,齐懿公死于非命。齐懿公在当公子的时候,与大夫邴歜(chù)的父亲因为争夺地皮而发生矛盾,结果没有占到便宜。等他当上了国君,邴歜的父亲已经去世多年,齐懿公派人将这老头子的坟墓挖开,将其尸首弄出来,执行了刖刑,也就是砍断了两只脚,以泄当年之愤。中国人自古尊重死者。齐懿公这样做,邴歜敢怒而不敢言。更令人没想到的是,没过多久,齐懿公居然任命邴歜当了他的驾驶员。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这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因为邴歜怀恨在心,随时有可能找机会行刺齐懿公。但齐懿公丝毫不以为然。我们很难理解他这样做的动机,只能推测,他觉得这样做很有趣,仅仅是有趣。更有趣的是,齐懿公喜欢上了另一位大夫阎职的老婆,而且将阎夫人抢到公宫里去了。也许是为了羞辱那位倒霉的丈夫,也许是为了某种阴暗的心理乐趣,他又任命阎职担任了骖(cān)乘。国君出征乘坐戎车,站在国君身边的戎车护卫称为“戎右”;平时出行乘坐乘车,站在国君身边担任警卫的叫做“骖乘”。可见,骖乘就相当于国君平时的警卫员,也是相当敏感的职务。现在齐懿公只要出门,身边最亲近的两个人中,一个与他有刖父之仇,一个与他有夺妻之恨,这实在相当罕见。公元前609年五月,齐懿公带着宫庭人员到临淄郊外的申池游玩。司机邴歜和警卫阎职两人在申池之中游泳消暑,谈笑间,邴歜突然用竹子敲了阎职的头部一下。阎职勃然大怒,就要与邴歜拼命。“别,别……”邴歜嬉皮笑脸地说,“人家抢了你老婆你都不生气,打你一下又有什么大不了!”阎职愣了一下,听出邴歜话里有话,回应道:“那我比那种老爸的尸骨被刖,但是不知道伤心的人如何啊?”两个人相互对了一个眼神。远远望去,齐懿公喝醉了酒,正躺在池边一片竹林边上酣然大睡呢。身边一个警卫都没有——警卫就是阎职啊。两人悄悄游过去,阎职掏出一把随身携带的短刀,邴歜绕到齐懿公身后,突然按住他的肩膀,阎职手起刀落……杀死齐懿公后,邴歜和阎职将他的尸体拖到竹林中。他们气定神闲地做完这些事,驾着齐懿公的马车晃晃悠悠地回到城里,找了一家酒馆喝得酩酊大醉,然后将酒杯一扔,带着各自的家属,不紧不慢地投奔他国去了。据传,家人得知他们弑君之后,都非常紧张,一个劲地催促他们快马加鞭,好躲避追杀。邴歜不以为意说:“不用急,昏君无道,国人早就恨不得他下台了,我们有什么好怕的?”果然,齐国人对齐懿公的死都表现得漠不关心,他们打扫了一下公宫,很快拥立公子元为君。公子元也就是历史上的齐惠公。齐桓公所生的儿子中,他是第五个登上君位的。同年六月,鲁国为鲁文公举办了隆重的葬礼。作为两国关系改善的标志,齐惠公派使者参加了鲁文公的葬礼。为了抓紧讨好齐国的新主人,这一年秋天,鲁国大夫公子遂和叔孙得臣来到齐国,祝贺齐惠公登上君位,同时对齐国派人参加鲁文公的葬礼表示感谢。但是,公子遂此行除了上述公开的使命,还有一项自作主张的秘密使命。齐鲁两国历来通婚。鲁文公的正室姜氏,也是齐国的公主。姜氏为鲁文公生了大子恶和公子视。鲁文公死后,按照惯例,应该由大子恶来继承君位。但是,鲁文公还有一个宠妾,名叫敬嬴,敬嬴生了公子倭。敬嬴出身不如姜氏高贵,但是有政治野心,很早就和公子遂搭上了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不得而知),将公子倭托付给公子遂照顾。鲁文公死后,公子遂就想立公子倭为君,但是遭到了惠伯等大臣的强烈反对。公子遂到齐国的秘密使命就是,说服新上台的齐惠公同意公子倭担任鲁国国君,这就意味着要废除大子恶的继承人地位。大子恶的母亲姜氏是齐国公主,公子遂想要废除大子恶的继承人地位,事先征求齐惠公的意见,自然是持重之计,但也是与虎谋皮之举。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齐惠公居然同意了公子遂的想法。《左传》对此的解释是,“齐侯新立而欲亲鲁,许之。”单单为了亲近鲁国,就答应人家欺负自己人,似乎有点说不过去。我们只能猜测,问题还是出在“新立”上,齐惠公毕竟也是通过“弑君”的游戏而上台的,在诸侯之中,存在一定的合法性危机,如果鲁国这样有影响力的国家能够承认他的合法性,他愿意做这笔生意。更何况,为了讨好齐惠公,公子遂还许诺,一旦公子倭上台,就迎娶齐国公主为妻,并且把济西的土地献给齐国,作为报答。得到齐惠公的许可,公子遂便放手行动了。从齐国回来不久,他派人暗杀了大子恶和公子视,立公子倭为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鲁宣公。公子遂同时杀害了朝中的反对党惠伯。据《左传》记载,公子遂假传大子恶的命令,召惠伯入宫晋见。惠伯的家臣公冉务人看出了不对劲,提醒惠伯说,去了之后凶多吉少。惠伯是个思想守旧的人物,他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公冉务人拍着大腿说:“咳,君命当然不可违,可如果不是君命,您为什么要听从呢?”惠伯一定要去,结果被公子遂的手下杀死在公宫的马厩之中。公冉务人则保护着惠伯的家人出逃到蔡国。惠伯忠君而死,后人评价惠伯,却没有太多的褒扬。最具代表性的评论是这样说的:凡有奸人(当然是指公子遂之流)当道,欲行废夺主君之事,如果要反对,就必须充分考虑对策,光以口舌抗争,优柔寡断,行事不密,则只能坐以待毙。有意思的是,在《春秋》的记载中,大子恶之死仅以“子卒”二字记述,而惠伯之死则根本不书。据后人推测,这是当时的史官害怕公子遂报复,所以不敢直书其事。最可怜的是大子恶与公子视的母亲姜氏。公子遂杀了她的两个儿子之后,倒是不敢像齐国人那样又将母亲扣留起来,主动将姜氏送回到齐国去。姜氏的马车经过鲁国都城的大街,她忍不住悲伤,大哭道:“天啊,襄仲(公子遂字襄仲)大逆不道,杀嫡立庶,两个小孩有什么罪过啊!”听到的人无不伤感而哭。因此,鲁国人又称姜氏为哀姜。算起来,这已经是鲁国的第二个“哀姜”了(第一个是鲁庄公的老婆)。公元前609年,诸侯级的人物先后去世的有鲁文公(病逝)、秦康公(自然死亡)、齐懿公(被仇杀)、鲁大子恶(被暗杀)和莒纪公(被刺杀)。莒国是春秋时期的小国,与鲁国相邻,又靠近东夷部落,因此文化习俗与东夷人相近。莒国的国君死后,没有谥号,其国君往往以地名为号。莒纪公的“纪”字,就是地名。莒纪公生了大子仆,又生了小儿子季佗。莒纪公疼爱小儿子,因此不顾传统,废除了大子仆的继承权,打算让季佗来继承自己的位置。大子仆对此十分不满,加上莒纪公平时荒淫无度,深受国民憎恨,大子仆于是发动国民暴动,杀死了莒纪公,然后带着一批金银财宝投奔鲁国。新上任的鲁宣公收到大子仆的贿赂,当场就拍板,要赐给大子仆一块土地,并且交待左右说:“今天必须办好手续,将土地赐给他!”但是,奉命办事的季孙行父一转身就将鲁宣公的命令改了,他命令司寇将大子仆监管起来,送出边境,而且说:“今天必须将他送出去,不得有误!”鲁宣公十分不解也十分不满,追着季孙行父要论个曲直是非。这个年轻人还没感觉到,自从公子遂杀死大子恶,将他立为君主,鲁国的政局就悄然发生了变化,国君的权力被日益强大的公室贵族所侵夺,“三桓”控制鲁国的局面逐渐成形。前面说过,所谓“三桓”,就是鲁桓公的几个儿子的后裔,分别是季友的后代季氏、庆父的后代孟氏和叔牙的后代叔孙氏。季孙行父是当时季氏的族长,位高权重,听了鲁宣公的追问,他笑而不答,转头叫大史克给年少的国君解释。大史克接下来说的一段话,堪称一篇小论文:“当年,我国的先大夫臧文仲教季孙行父如何服侍君主,行父奉若圭臬(niè),不敢有半点马虎。“臧文仲大夫是这样说的——看到有人以礼侍奉君主,就如同孝子奉养父母一般对待他;看见有人用无礼的态度对待君主,则如同老鹰追逐鸟雀一般对其进行口诛笔伐。“我鲁国的先祖周公制定《周礼》的时候说——礼的原则是用来衡量人的品德,品德是办事的基础,考察办事的成绩则可以衡量一个人的功劳,评估他对民众的贡献。宣读《誓命》的时候说——废弃礼法叫做‘贼’,包庇贼人叫做‘藏’,偷人财物叫做‘盗’,盗取国家宝器叫做‘奸’。担当包庇贼人的恶名,收授奸人盗取的国家宝器,都是凶德,不利于君,而且罪无可赦。“我们以礼的原则仔细观察大子仆,发现他一无是处。自古以来,孝敬父母、忠于君主、诚实可信都是吉德;偷人财物、废弃礼法、包庇贼人、窃取国家宝器,都是凶德。这位莒大子仆,如果从孝敬父母的角度来看,他杀死了君父;从忠信的角度来看,他偷了国家的宝物。他作为人,是盗贼;他的东西,是赃物。如果将他收留下来,并且接受他的好处,则犯了包庇之罪。如果鲁国的民众都向他学习,将会导致社会思想混乱,民众将失去为人处世的准则。这个人绝非善类,凶德缠身,所以将他驱逐出境。“上古时期,高阳氏有才子八人,分别叫做苍舒、隤敳、梼戭、大临、尨降、庭坚、仲容、叔达,他们为人肃敬,知识渊博,心地宽广,深谋远虑,洞察世事,持之以恒,行为端庄,诚实可信,天下人称他们为‘八恺’;高辛氏也有才子八人,分别叫做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他们为人忠信,行为谨慎,注重修养,思想纯厚,考虑周详,仁慈博爱,扶危救难,讲求和谐,天下人称他们为‘八元’。上述十六人之族,美德代代相传,人才辈出,以良好的家风传颂于世。到了尧主政天下的年代,尧没有用他们为官。后来舜成为了尧的臣子,举荐‘八恺’为地官,为各类国家活动制定规章制度,使各种事务都能有条不紊地推进,以至于地平天成,达到了天、地、人的和谐;又举荐‘八元’主持文教工作,天下人从此知道父亲应该以义教育子女、母亲以慈爱抚养子女、兄长以友爱对待弟弟、弟弟则以恭顺对待兄长、儿子以孝顺侍奉父母,社会因此和睦安定。“上古时期,帝鸿氏有一个不肖之子,此人对于有德之士避而不见,对于乱臣贼子则收藏隐匿,给予庇护,他行为乖张,性情凶残,天下人称之为‘浑沌’;少嗥氏也有一个不肖之子,此人丝毫不讲信义,为人不忠不敬,喜欢用拐弯抹角的辞令掩饰其恶行,天下人称之为‘穷奇’;颛顼氏也有一个不肖之子,此人难以教化,教育他吧,他有逆反心理,不教他吧,他变本加厉,可谓油盐不进,天下人称之为‘梼杌’。这三人之族,世世代代以恶相传,名声越来越坏,到了尧的年代,尧也拿他们没办法。缙云氏也有个不肖之子,好吃懒做,贪得无厌,穷奢极欲,聚敛财物,从来不照顾孤寡之人,更不会救济穷人,天下人称之为‘饕餮’,与上述三族共称为‘四凶’。舜成为尧的臣子后,礼贤下士,将四凶族流放到四方蛮荒之地,让他们去抵御山林中的妖怪。尧死之后,天下稳定,同心同德,拥戴舜为天子,就是因为舜能够举贤避邪。所以《虞历数舜的功劳,说他推行五种伦常,制定百种规章,赶走凶恶之人。“舜起用八恺八元,铲除四凶,有大功二十件,所以能为天子。现今季孙行父虽然没有推荐一个贤人,但是替您去除一个恶人,相对于舜的功劳来说,也有二十分之一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也可以免于处罚了吧!”需要说明的是,中国上古的传说之中,有“五帝”之说,即黄帝(轩辕氏)、颛顼(高阳氏,黄帝之孙、昌意之子)、帝喾(高辛氏,黄帝曾孙)、尧(放勋氏,喾之子)、舜(名重华,颛顼后裔)。其中帝喾虽为黄帝曾孙,却并非颛顼之子,而是黄帝另一个儿子玄嚣的孙子。所以五帝并非父子相承,而是在黄帝这一共同的祖先下族内传承。按照这一记载,所谓八恺八元四凶,也都是黄帝的后人。但后世之人对于八恺八元四凶的传说,基本上持怀疑的态度。而大史克讲了那么一大通,落脚点不过是最后一段话,将季孙行父与舜相提并论,把鲁宣公说得目瞪口呆,对于季孙行父自作主张的行为,哪里还敢说个不字。【扮猪吃老虎的楚庄王】现在可以说说楚庄王了。楚庄王继承王位的时候,楚国正处于一种不安定的状

                        ,都不是魏国和赵国的意愿。可是,事情就这么发生了,两国可着劲儿互相攻击的时候,难道就没有想过后果吗?”对于魏国来说,后果还不仅仅是这些。前面说过,魏国和中山之间隔着赵国,当年魏文侯进攻中山还得从赵国借道。魏、赵交恶后,赵国断绝了中山与魏国本土的交通,魏国便失去了对中山的控制。中山的原住民狄人趁机起事,赶走魏国官吏,史称“中山复国”。魏、赵两国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韩国保持了中立的态度,抓紧时间扩张自己的地盘。公元前385年,韩国攻郑,取阳城(今河南省登封);又攻宋至彭城,俘虏了宋君。公元前375年,魏国伐楚,双方交战于榆关。韩国乘机入侵郑国,将郑国灭掉,并迁都于新郑。赵国继续向东北扩张。公元前377年,赵攻中山,战于房子(今河北省高邑)。公元前376年,赵又攻中山,战于中人,获得了中山的大片土地。公元前372年,赵国再度入侵卫国,攻取七十三个乡镇。魏武侯伐赵救卫,在蔺地(今山西省离石)大败赵军。公元前370年,魏武侯去世了。魏武侯即位的时候,接手的是一个当世第一强国。但是他用人失察,逼走吴起在先,外交失误,得罪赵国在后,以至于楚国有机可乘,差点陷魏国于危亡。魏武侯死的时候,尚未指定继承人,他的两个儿子魏罃(yīng)和魏缓争夺君位,又陷魏国于分裂。当时赵国的国君是赵成侯(赵敬侯之子),韩国的国君是韩懿侯(韩文侯之孙)。有人对韩懿侯说:“魏国的两位公子争夺君位,您难道没听说吗?现在魏罃得王错之助,占据上党,拥有了半个魏国,与魏缓打得不亦乐乎。您如果现在出兵,就能将魏国置于您的控制之下,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韩懿侯听了很高兴,于是联络赵成侯,两国联合出兵,在浊泽打败魏军,将魏罃包围。在下一步如何处置魏国的问题上,赵成侯和韩懿侯发生了分歧。赵成侯的意思是杀掉魏罃,以割地为条件,立魏缓为君。韩懿侯则想让魏罃和魏缓分治魏国,“魏分为两,不强于宋、卫,则我终无魏之患矣!”两人各持己见,都不能说服对方。韩懿侯一怒之下,引兵退去。魏罃趁机反攻,将赵军赶出了魏国,并且杀死了魏缓,自立为国君,即历史上的魏惠王(为什么不是魏惠侯而是魏惠王,以后会讲到)。司马迁写到这段历史,不禁替魏国捏了一把汗:“魏惠王之所以幸免于难,魏国没有被分裂,完全是因为赵、韩两家意见不统一。如果采用任何一家的策略,魏国必分。所以说,国君至死不指定嗣君,这个国家就很危险了!”经历了这件事之后,三晋同盟就彻底解散了。公元前362年,魏相公叔痤讨伐赵、韩,在浍北大败两国联军,生擒赵将乐祚,取得赵国的皮牢(今山西省翼城)、列人、肥(均在今河北省肥乡),报了当年浊泽之仇。魏惠王十分高兴,亲自到城外迎接公叔痤,要赏他良田百万亩。公叔痤拜谢了魏惠王的好意,却坚持不要赏赐,说:“这一战的胜利,完全是因为士卒用命,勇往直前,视死如归。下臣只是趁着敌人有所疏忽,猛击战鼓,不敢懈怠而已。”魏惠王说:“士卒们表现好,是因为您平时训练得好,那也是您的功劳。”公叔痤起身离座,正色道:“能够把士卒训练成这个样子,非下臣所能为,而是另外一个人的功劳。”“谁?”“吴起。”公叔痤接着说:“如果不是吴起当年打好基础,制订了一整套治军方略,魏国怎么可能有今天的胜利呢?下臣不过是站在吴起的肩膀上,稍微尽了一点力而已。您要赏,就赏给吴起吧!”魏惠王点头称善。这时候,离吴起在楚国被杀都已经有十九年了。魏惠王命人遍访魏国,找到吴起的后人,硬是赏了二十万亩土地给他们。如果吴起泉下有知,多少会觉得是个安慰吧。第四章商鞅变法公元前362年,公叔痤在浍北大败赵、韩联军,回到安邑,未及休息,又被魏惠王派到少梁去迎战秦国人。原来,秦国自公元前408年实行“初租禾”以来,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公元前384年,秦献公宣布“止从死”,废除了实行三百多年的殉葬制度。公元前375年,改革户籍制度,将农民按五家为一伍的编制,编入国家户籍。同时推行县制,先后建立了栎阳、蓝田、蒲等县,以加强中央集权。秦国逐渐强大后,又忍不住打起了魏国的主意。公元前366年,魏惠王命人在武都(今陕西省华县)筑城,被秦国派兵破坏。接着秦国又在洛阴(今陕西省大荔)大败魏军,这也是自吴起镇守河西以来,秦国人首次在河西获得胜利。公元前364年,秦国更是攻入河东,在石门(今山西省运城)大败魏军,斩首六万。公元前362年,魏国和赵、韩战于浍北,秦国便乘机讨伐魏国的少梁。这种局面,在魏文侯时期是不可想象的。魏惠王寄希望于公叔痤挟浍北大捷之威,将秦国人赶回西方去。然而事与愿违,少梁一战,魏军大败,连公叔痤都被秦军俘虏(战后被放回)。秦军乘胜追击,攻占了庞城。这样一来,魏国的河东地区被秦、赵、韩三国包围,只有上党一线可与河内连通。一旦赵、韩联合攻魏,切断上党交通,再加上秦国的进攻,河东就危险了。魏国的首都安邑,正在河东。公元前361年,魏惠王作了一个正确的决定,将首都从安邑迁到了大梁(今河南开封)。从此,魏国又被世人称为梁国,魏惠王也常被称为梁惠王。“要么重用卫鞅,要么杀了他”就在这一年,魏国的相国公叔痤去世了。公叔痤去世前,魏惠王亲自到相府去探望。对于这位两朝老臣,魏惠王是充满了尊敬和感激之情的。所谓探望,既是为了告别,也是为了听他的政治遗言。或者更直接一点说,就是想知道谁可以接他的班,成为魏国的下一任相国。公叔痤向魏惠王推荐了一个人:“下臣的中庶子卫鞅(即商鞅)可当大任。”所谓中庶子,即相国的侍从秘书。魏惠王见公叔痤提出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不禁有些失望,说:“卫鞅吗?寡人怎么从未听过这个名字?”言下之意,如果是个人才,多少会有些名气,怎么可能一直埋没在相府,连他这个国君都没听说过呢?公叔痤抓住魏惠王的手:“此人博古通今,勤奋务实,有经天纬地之才,又熟读先相国李悝的著作,了解魏国的各项规章制度,名为相府中庶子,实则是下臣的主心骨。国家的大事,有很多都是他替下臣出主意。下臣多次想将他推荐给您,但始终因为一己私念,最终还是将他留在了身边,所以他才没什么名气。他的才能,下臣是最清楚的,您如果重用他,必成霸业!”魏惠王沉默不语。公叔痤长叹一声,示意屋子里其他人都退下,压低了嗓门对魏惠王说:“您如果实在不想用他,就杀了他吧!”“啊!为什么?”魏惠王大吃一惊。“下臣一生之憾事,就在于当年让吴起活着离开魏国,以至于让楚军横断河东,饮马黄河,几陷魏国于危亡。卫鞅的本事不在吴起之下。对于这样的人,您要不就予以重用,要不就一刀杀掉,以免为他国所用,后患无穷!”公叔痤说着,本来已经失神的眼中突然露出一道凶光。魏惠王不禁打了一个冷战,心想这老头子病得不轻,开始说胡话了。区区一个卫鞅,翻得起那么大的风浪?再说了,无缘无故杀掉一个中庶子,国人会怎么看待这件事?不会说他滥杀无辜吗?他安慰了公叔痤几句,便离开了。魏惠王走后,公叔痤马上命人将卫鞅找来。卫鞅和吴起一样,是卫国人,而且是卫国公室的后代,所以在某些史书上又被称为公孙鞅。公元前361年,卫鞅不过二十九岁,是个消瘦的年轻人,却已经担任公叔痤的中庶子多年。由于长期与位高权重者打交道,他养成了一种谨言慎行的习惯,脸上鲜有喜怒哀乐,让人很难捉摸得到他在想什么。公叔痤见到卫鞅便说:“刚刚国君来过,问我有谁能够继任相国,我向他推荐了你。”卫鞅面无喜色,只是向公叔痤拱了拱手,表示感谢。公叔痤说:“想必你也猜得到,国君没有同意我的意见。”卫鞅说:“是。”“所以,我又向他建议,如果不能重用你,便把你杀掉。知道我为什么这样说吗?因为你太有才了,我怕你日后为他国所用,对我魏国不利。”卫鞅没说什么,只是眼神闪烁了一下,很快便恢复正常。公叔痤接着说:“你为我服务那么多年,到我临死的时候,却不能给你一个前途,反而要陷你于险境,真是很对不住。但我必须那样说,因为我深受魏国的恩惠,又是两朝相国,必须站在魏国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卫鞅说:“既然是那样,您为何又要告诉我?”公叔痤说:“于公,我建议国君杀死你;于私,我却不能看着你这样白白死掉。赶紧收拾东西离开魏国吧,越快越好!”卫鞅摇摇头,说:“我不走。”“为什么?你难道要在这里等死吗?”“国君不会杀我的。”卫鞅平静地说,“他既然不听您的建议重用我,就是不相信我的才能,自然也用不着杀死我。”这次谈话之后没几天,公叔痤便去世了。果然如卫鞅所料,魏惠王根本忘记了有这么一个人物存在。公叔痤死后,他必须亲自打理国家事务,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作为迁都大梁的后续战略,他极力图谋在中原开拓领土,为此频频出访和发动战争。公元前361年,魏、赵两国达成协议,魏国将榆次和阳邑(今山西省太谷)交给赵国,同时取得赵国的泫氏(今山西省高平)。不久赵国又将旧都中牟交给魏国,以此获得魏国的繁阳(今河南省内黄)、浮水。公元前357年,魏军包围韩国的宅阳,迫使韩昭侯(韩懿侯之子)与魏惠王结盟,韩国将平丘、户牖、首垣等地割让给魏国。魏国还从韩国获得了轵道(今河南省济源)和郑鹿(今河南省浚县),从此打通太行山的交通。这样一来,魏国在中原的土地就连成了一大片,形成了十分有利的局面。在国内,魏惠王继续深化改革,励精图治。一是兴修水利,开发良田。在他的统治时期,魏国开始开凿著名的鸿沟,即从黄河开凿运河通向圃田泽(当时中牟附近的大湖),又从大梁城外开凿渠道从圃田泽引水灌溉农田,大大改良了河内的生产条件。二是加强军备,强化武卒制度。三是派将军龙贾在大梁以西修筑长城,用于防备秦国的入侵。通过这一系列举措,魏国逐渐走出低谷,再度立于强国之林。公元前356年,魏惠王迎来了事业的第一个高潮。这一年春天,鲁、宋、卫、韩四国国君联袂来到大梁朝觐了魏惠王,承认他是中原的霸主。春风得意马蹄疾的魏惠王根本没有注意到,那个名叫卫鞅的前任相府中庶子,已于三年前悄悄离开了魏国。最大的难题:变法还是不变卫鞅是听到秦孝公的《求贤令》,才携带着李悝的《法经》从大梁动身前往秦国的首都栎阳(今陕西省西安)的。公元前362年,秦军攻占魏国的庞城之后,秦献公便去世了,继承君位的是年仅二十一岁的太子渠梁,也就是秦孝公。秦国在春秋时期,有过一段短暂的辉煌,那就是秦穆公称霸的年代。然而自秦穆公死后两百余年,由于晋国持续强大,秦国基本上被晋国隔断了与中原的联系,只能偏安西陲,久而久之,竟然被中原各国视为狄夷。进入战国后,晋国解体,秦国趁机向东扩张,侵夺魏国的领地,又遭到吴起的迎头痛击,反而丢失了富庶的河西地区,可谓得不偿失。秦献公上台后,秦国经过一系列改革,国力有所增强,几次对魏战争都取得胜利,并迫使魏国迁都大梁。然而,和东方列强相比,秦国仍然十分闭塞落后,几次局部战争的胜利,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秦、魏之间力量的对比。魏国仍然控制着河西地区,而且在魏惠王的领导下,又在中原获得了广阔的战略空间,对秦国形成了强大的压力。秦孝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布了《求贤令》:“当年我秦国的先君穆公自岐山、雍城兴起,施行德政,振奋士气,向东平定晋国之乱,饮马黄河;向西称霸于戎狄,辟地千里。天子赐予霸主称号,诸侯各国都来朝贺,为后世开创了基业,何等光大辉煌!然而到了厉公、躁公、简公年代,接连几世不得安宁,国家内忧外患,被三晋夺去了河西的土地,诸侯也都看不起秦国,没有比这更大的耻辱了。献公即位后,安定边境,迁都栎阳,就是为了东伐三晋,收复失地,恢复我大秦的光荣。寡人每念及此,便深感痛心。如果有谁能够献出富国强兵之策,我必封官加爵,列茅分土!”一时间,天下英雄纷纷涌入秦国,身形消瘦的卫鞅混迹于其中,并不显得特别引人注目。他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见到了秦孝公。第一次见面,谈了不到十分钟,秦孝公便哈欠连天,将卫鞅打发走了,而且责怪景监:“你推荐的人狂妄无知,胡说八道,有个屁用!”景监很郁闷,回来之后便问卫鞅:“你都跟主上说什么了?”“帝道。”卫鞅说,“不过看来他根本听不明白,没说几句就打哈欠了。”景监说:“什么天道地道,我一概不懂。但我要告诉你,别在主上面前故弄玄虚,要说就说点实在的,他最不喜欢别人夸大其辞、信口开河了。”卫鞅想笑又不敢笑,说:“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给他说点实在的。”景监倒也耐烦,过了五天,又安排卫鞅和秦孝公见了一面。没想到,两人聊了没几句,卫鞅又被赶出来了。不消说,景监又挨了秦孝公一通批,回来问卫鞅:“这次你又说什么了?怎么又被赶出来了?”卫鞅说:“这次我说的是王道,还是不对他的胃口。”景监说:“那咋整?”卫鞅说:“请您再给我争取一次机会,相信我,一定会让主上满意的。”过了些日子,景监果然又安排卫鞅见到了秦孝公。会见结束后,秦孝公对景监说:“你的这位客人,原来倒也有些学问,今天聊得挺开心,你让他过几天再来找我。”景监松了一口气,回来告诉卫鞅。卫鞅不觉莞尔一笑,说:“我已经摸到主上的脉搏了。”景监问:“你都说啥了?”卫鞅说:“霸道。您有所不知,帝道王道,都是长治久安之策,然而须假以时日,不可急于求成。霸道则有如猛药,药力强,见效快,然而急功近利,恐留后患。主上是个性急的人,这次我给他下了点猛药,下次再加码,直接给他说强国之道,必成大事。”几天之后,卫鞅和秦孝公进行了一次长谈。据《史记》记载,这一次,秦孝公完全被卫鞅吸引住了,听得出了神,习惯性地想用手肘撑住席前的小方几,却撑了个空,摔倒在卫鞅面前。卫鞅给秦孝公开的药,其实就是魏国李悝变法加楚国吴起变法的升级版,大而言之,有四项内容:一、重视农耕,发展经济;二、奖励军功,提升军队战斗力;三、剥夺贵族特权,强化中央集权;四、废除人治,推行法治。但是,光说服秦孝公还不行。长久以来,秦国的政治把持在贵族元老手中,国家大事,甚至包括国君的废立,都是由他们说了算。例如秦怀公本来是流亡的公子,就是被贵族们从晋国迎回来当国君的,后来又被他们抛弃,遭到围困而自杀。秦简公也是从晋国迎入的。秦孝公的父亲秦献公,原来也是流亡在魏国,长达二十多年,目睹了魏国的变法与强大。后来被秦国的贵族迎立为君,才将魏国的政治理念引入秦国,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可想而知,公元前359年,秦孝公准备任用卫鞅变法,必须先过国内的贵族元老这一关,而他们,对于一个从魏国来的卫国人主持大局,并且一上来就叫嚷着要剥夺他们的特权,无疑是强烈反对的。交锋在朝堂上直接展开。秦孝公说了一段开场白,大概意思是,国君的责任是守护社稷,臣子的责任是维护国君。今天我找你们来,是想告诉你们,如果秦国要强大,必须要变法,但是变法是大事,我怕天下人议论,所以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卫鞅马上说,怕这怕那,什么事都干不了,主上既然决心要变法,就不要管天下人怎么议论。而且高人行事,本来就容易遭到世俗非议;有真知灼见者,一定会受人嘲笑。蠢人等到事情发生后都弄不明白是什么道理,智者却能预见将要发生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不可以和

                        政举行加冠礼之后,就可以亲政了,王太后必须还政嬴政,王太后赵姬和男宠嫪毐应该低调做人了。但是,恰在此时,嫪毐铤而走险,发动叛乱,这完全是毫无胜算的行动,王太后赵姬还支持嫪毐。这真是愚蠢到顶、糊涂到底,说明赵姬跟嫪毐对政治局势没有清晰的认识。第二,嫪毐害怕被杀。嫪毐私通王太后并与王太后私生二子,是死罪;企图在嬴政去世之后立自己和王太后的儿子继承王位,也是死罪;多年来,嫪毐为非作歹,横行不法,组建了一个庞大的政治集团,专擅朝政,更是死罪。所以,嫪毐非常明白:嬴政一旦正式接管权力,第一个要处置的肯定是他!嬴政的继位让嫪毐感到了恐惧。嫪毐不想坐以待毙,发动叛乱是他的逻辑归宿。嫪毐咎由自取,自取灭亡,不足为惜。赵姬宠幸嫪毐不但招致缪寡被杀,她自己也受到重大牵连。王太后赵姬被刚刚举行了加冠礼的儿子嬴政流放,她和嫪毐生的两个儿子也被嬴政所杀。赵姬以王太后之尊沦落到被儿子软禁,实在令人惋惜。从这件谋反案的处理来看,秦王嬴政处事果断,手腕强硬。嫪毐阴谋篡权,实属必杀之列;但是,扑杀母后所生的两个幼弟有些过分,毕竟这是两条生命;囚禁母后,则虑事不周。嬴政对其母的作为非常恼怒,所以才有此举。茅焦冒死说嬴政秦王悔悟迎生母秦始皇在政治舞台上的第一次亮相,就显示出了日后他统一六国的那种威严与果断。可是不久之后,在一个神秘人物的劝说下,赵姬又被放了出来,那么这个神秘人物是谁呢?他究竟是如何打动秦王嬴政的呢?凡事皆由人为。赵姬返宫和一个人有关。这个人叫茅焦,齐国人。秦王嬴政处理嫪毐之案时,非常愤怒,曾经下令:谁敢为王太后之事提意见,就杀了谁,还要砍断四肢。因此事被杀死的说情人达到二十七人(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谏者,戮而杀之,从蒺藜其脊肉,干四肢而积之阙下谏而死者二十七人)。茅焦得知秦王嬴政将王太后赵姬软禁在雍地之后,要求面见嬴政。嬴政说:你没有看见门口摆着的二十七具尸体吗?茅焦说:我听说天上有二十八宿,现在只死了二十七位,我来凑够二十八个吧。嬴政一听,非常恼火,说:这家伙有意来冒犯我,准备大锅烹他。嬴政手握利剑端坐,召见茅焦。茅焦缓缓走进来,看见嬴政,拜了两拜,面对着满脸敌意的嬴政说:我听说,活着的人不忌讳谈论死亡,国君不忌讳研究国家灭亡。忌讳议论死亡的人不可能长寿,忌讳谈国家危亡的人不可能使国家免遭灭亡。一个人的生死,一个国家的存亡,都是圣君最希望听的,不知道大王是否愿意听。嬴政听后,说:你的话怎么讲呢?茅焦说:陛下有极其荒唐的作为,你不知道吗?车裂你的假父,是不仁;扑杀你的两个弟弟,是不慈;将母亲软禁在外,是不孝;杀害进献忠言的大臣,是夏桀、商纣的作为。天下人听说之后,都不会再到秦国来。我实在为秦国担忧。说完之后,茅焦解开衣服,走下大殿,伏在殿下等待受刑。秦王嬴政听了茅焦这番话之后,深为震动,他亲自走下大殿,拉着茅焦的手说:先生请起,穿上衣服。其后,嬴政拜茅焦为上卿,并亲自驾着车,前往雍地把王太后接回咸阳,母子关系恢复。西汉刘向的《说苑》里说,王太后赵姬也十分感谢茅焦,曾说过这么一句话:安定秦国政坛,使我们母子团聚,都是茅先生的功劳啊!那么,嬴政为什么杀了二十七位进谏者,独独不杀茅焦?这是因为茅焦点到了要害,即流放王太后影响统一大业!流放的决定是一怒之下作出的,没有经过周密的考虑,显示了嬴政的感情用事;但是,听了茅焦一番开导之后立即改正,则显示了嬴政的知错必改。赵姬虽然回到了咸阳,但是,她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男宠嫪毐被杀,两个儿子也不在了,自己虽然去而复返,往日的威风已荡然无存,往日的欢乐也一去不再。秦王政十九年,也就是嫪毐事件十年之后,近五十岁的王太后赵姬郁郁寡欢地病死在秦宫中。之后,嬴政将王太后赵姬和秦庄襄王子楚合葬在一起。在中国古代的后宫中,嫔妃们对政治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主动选择政治舞台,努力使自己成为权力中心人物,比如汉代的吕后、唐代的武则天,她们的心中都燃烧着熊熊的权力欲火。一种是并不想成为政治中心人物,但是,却被动地陷入政治风暴之中,比如秦王嬴政的母亲赵姬。对吕不韦来说,赵姬只是一个政治投资的筹码;对子楚而言,赵姬是发泄私欲的工具;对于嬴政而言,赵姬是显示他孝心的一个道具;对于嫪毐来说,赵姬又成了他争权夺势的阶梯。赵姬,终其一生,都不过是秦国政治棋盘上的一颗棋子,被不同的人用来用去。所以,赵姬虽然放荡不羁,但是,作为一个女人来说,她仍然是一个不幸的女人。赵姬之乱,还牵连到另外一个朝中大臣,而且这位大臣功勋卓著。那么,这个人是谁?他为什么会被牵连到赵姬之乱中呢?第12章吕不韦之死秦王嬴政以果决的军事行动夷灭了嫪毐集团的叛乱,嫪毐事件第一次真正展示了秦王嬴政这位年轻君王处理突发事件的魄力与能力。然而,嫪毐事件也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他就是吕不韦,位高权重的秦国相国,他曾经帮助异人登上太子之位,并辅佐了秦庄襄王、秦王嬴政两代秦主。秦王政十二年(前235年),已被免除相国之职、赋闲在食邑洛阳的吕不韦饮鸩(zhèn,振)自杀。这位以经商起家,执掌秦国国政十二年之久、叱咤风云权倾朝野的国相,名满天下,最终却落得一个服毒身亡的下场。那么,他为什玄要自杀?吕不韦一之死的真实原因到底是什么?吕不韦之死对秦国的政治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文信侯就国河南秦始皇迫其饮鸩这件事得从秦王嬴政的加冠礼讲起。秦王政九年四月,二十二岁的嬴政举行了加冠礼,正式宣告从王太后赵姬手里接管了政权。嬴政正式接管政权之时,王太后赵姬的男宠嫪毐感到末日的来临,立即发动叛乱,企图杀死秦王嬴政。刚刚举行过加冠礼的嬴政果断调动军队,迅速平定了嫪毐的叛乱。嫪毐叛乱不可避免地牵连出相国吕不韦。因为嫪毐原是吕不韦的门客,后来吕不韦为了摆脱王太后赵姬的纠缠,设计将嫪毐献给了赵姬。若没有吕不韦的一系列运作,嫪毐既不可能被王太后赵姬所知,更不可能以假宦官的身份进入王太后寝宫。凡此种种,都有案可查,吕不韦又怎么能够脱得了干系呢?但是,吕不韦和嫪毐不同。嫪毐罪大恶极,身份只是个王太后的男宠,杀之即可。吕不韦却是两朝老臣,怎么处置吕不韦呢?嬴政车裂嫪毐在秦王政九年九月(秋九月,夷毐三族),但是,嬴政处理吕不韦却拖到了第二年的十月,两案的处理相距有十三个月。嬴政对吕不韦的处理也远不像对待嫪毐那样,仅仅是免去了吕不韦的相国之职,让他回到食邑洛阳赋闲。连母后都敢软禁的嬴政为什么对吕不韦如此仁慈呢?《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的原因很简单:一是吕不韦“奉先王功大”,二是“宾客辩士为游说者众”。前者讲吕不韦成就了庄襄王,后者讲为吕不韦说情的人太多。所以,“王不忍致法”。秦王嬴政念吕不韦功大,不愿惩罚。一直拖到第二年十月,在接回王太后赵姬的同时,才免去了吕不韦相国的职务,让他回到自己的封地。当然,为吕不韦说情者人数之多,也说明吕不韦的势力庞大,一下子除掉吕不韦恐会生出变乱。秦庄襄王子楚即位之后,兑现诺言,任命吕不韦当了丞相,而且封给他河南洛阳食邑十万户。洛阳是吕不韦的食邑,秦王嬴政免去吕不韦的相国之后,吕不韦自然回到了洛阳。从表面上看,吕不韦因嫪毐案受到的牵连已经结案,但是,事情似乎并没有完。吕不韦回到洛阳之后,六国的使者络绎不绝地前往洛阳探视吕不韦,争相请吕不韦到他国任职(岁余,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请文信侯)。本来,秦国大巨卸任之后到六国任职者不乏其人,何况吕不韦是强秦卸任的相国,所以,六国邀请吕不韦的使者不绝如缕是一个正常现象。但是,此事却引起了一个人的担心。他是谁呢?秦王嬴政。嬴政担心什么呢?担心吕不韦叛乱。吕不韦的才能,吕不韦的声望,嬴政不仅从父亲的即位中看得清清楚楚,而且,从他十三岁即位以来九年执政的政绩中也看得清清楚楚。所以,嬴政的担心并非多余。于是,秦王嬴政写给吕不韦一封极为绝情的信:你有什么功劳?秦国封你河南食邑十万户;你和秦国有何亲缘?我都叫你仲父。请你和你的家属全部迁往蜀地(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徒处蜀)。看到这封信,吕不韦立即服毒自杀。秦王嬴政的一封流放信为什么会引得吕不韦自杀呢?我觉得可能有两点原因。一是吕不韦担心秦王嬴政一步步地将他逼进绝路,最终将他处死;所以,吕不韦看到这封信后非常惊恐,最终喝了毒酒自杀(吕不韦自度稍侵,恐诛,乃饮鸩而死)。二是吕不韦是一位非常有尊严的人,他不愿等到秦王嬴政明令杀他时他再赴死。秦王嬴政的这封信并不是明令吕不韦自杀,而是剥夺他为人的尊严,这让吕不韦顿生生不如死之感。但是、吕不韦的死因真的像《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的如此简单吗?吕不韦养士三千秦始皇下诏流放《史记》本传记载吕不韦被罢相之后,洛阳家中确实宾客盈门。这里有两个方面的重要原因:一是吕不韦本来就盛养宾客,二是各国竞相延揽人才。战国时期,有著名的四公子:齐国孟尝君、楚国春申君、赵国平原君、魏国信陵君。他们争相养士,互相竞争(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自认为秦国如此强大,自己手下的门客竟然没有四公子多,于是他自觉地加入到招引门客的竞争行列之中,据说他手下有三千门客(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吕不韦的养士,不仅是为了和“战国四公子”一争高下,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为秦国网罗人才。在吕不韦的门客之中确有堪称国家栋梁的人才,比如我们后面即将讲到的李斯。吕不韦手下的宾客究竟为吕不韦千了些什么呢。第一,著书立说。吕不韦召集他的门客编著了一《吕’氏春秋》一书,这部书历来被称为是“杂家犷”之作。它实际上吸收了先秦诸子各家的精华,成为先秦诸子的集大成之作。《吕氏秦秋》编成之时,昌不书曾在秦都咸阳城门土悬挂全书,并重金悬赏:如果夭下有人能够修改此书一字,赏午金(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此时,正是秦王政八年。嬴政尚未正式举行加冠礼,也没有接管政权。吕不韦的势力则已经达到他人生的巅峰。实际上,世界上哪有不能改一个字的书?吕不韦敢于在秦都咸阳的城门如此张扬地为自己的新作做这种广告,说明这纯粹是一种自我炒作:透过这种过于张扬的炒作我们看到的是吕不韦的权势巨大,自信十足。第二,储备人才。吕不韦丰下门客三午,其中就有许多王佐之才。衡以,吕不韦的门客是秦国一个巨大的人才库。秦主嬴政如何看待昌不韦的自我炒作和户招门客呢?吕不韦对《吕氏春秋》如此张扬地炒作,对秦主嬴政来说,很难不产生反感。因为吕不韦对自己作品的大肆炒作,让嬴政感受到了一种政治威胁。在吕不韦手下门客中虽然浦现了被嬴政重用的李斯,但是,其他未被重用的门客对嬴政来说也是一种潜在的威胁。我们通过一个例子可以看出秦王嬴政对吕不韦手下众多门客的真实态度。吕不韦自杀于秦王政十二年。由于吕不韦是非正常死亡,秦国没有为吕不韦举行国葬;吕不韦的门客用民间的丧仪安葬了他(窃葬)。但是,吕不韦门客私葬吕不韦一事还是被秦主嬴政知道了。嬴政下诏,重罚吕不韦的门客。第一,凡是吕不韦的门客不论参加吊丧与否一律流放。参加吊丧的门客,如果是韩、赵、魏主国的人,一律驱逐出境;如果是秦国人,傣禄在六百石以上的削去爵位,流放到房陵(今湖北房县);傣禄在五百石以下,没有参加吊丧的,也流放到房陵,但不剥夺爵位(其舍人临者,晋人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夺爵,迁,五百石以下不临,迁,勿夺爵)。第二,从今以后,凡是像嫪毐、吕不韦这样操纵国家权力的人,罚他们的家人一律为犯人(自今以来,操国事不道如嫪毐、不韦者,籍其门视此)。这个处罚相当严厉,针对的全是吕不韦的门客,可见秦王嬴政对吕不韦大养门客非常不满,一有机会就要进行严厉惩罚。更有意思的是,秦王嬴政在流放吕不韦的门客时,却将谋反的嫪毐迁到蜀地的门客家臣的赋税摇役免去(秋,复嫪毐舍人迁蜀者)。所以,《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的六国延请吕不韦,只是嬴政逼杀吕不韦的表面原因。那么,秦王嬴政逼杀吕不韦的背后原因又是什么呢?文信侯权重震主秦始皇刚毅残酷吕不韦从秦王嬴政十三岁即位之时开始,就一直担任秦国丞相,到嫪毐叛乱受牵连而罢相,吕不韦担任了十二年的秦国丞相,权力之大,是非常罕见的。吕不韦的权力,不仅仅来自丞相本身,还来自他和王太后赵姬的特殊关系。这就使得吕不韦的权力和秦国一般的丞相不大一样,远比秦国一般丞相的权力大得多。而且,吕不韦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他不但是一位成功的商界精英,而且是一位出色的政治精英。吕不韦的才能肯定给秦王嬴政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否则,以秦王地位之尊,以秦国实力之强,嬴政何必“恐其为变”?那么,吕不韦在位期间的哪些作为让嬴政产生了疑虑呢?第一,军功。吕不韦在位期间。继续对韩,赵、魏三国进行集中打击,并于秦王政五年在靠近齐国的魏地成立了东郡,使秦国和齐国接壤。这一年蒙骜率军大举攻魏,攻占酸枣(今河南延津)、桃人(今河南长垣)、雍丘(令河南祀县)等二十城,初建东郡,对魏都大梁形成扇形包围之势,而且,秦壤已与齐境相接,直接威逼关东诸国。第二年,秦继续攻魏,占领了魏地朝歌(今河南淇县)及卫濮阳(今河南濮阳),并把濮阳作为东郡的治所。东郡建立后,断绝了“山东从(纵)亲之腰”(《战国策·秦策四》),各国震恐。东郡的建立意义非凡,不仅使一向远离秦国的齐国逍遥自在的局面被彻底打破,而且,使六国被南北切分为二,六国合纵抗秦受到了致命的一击。吕不韦还经常巧妙利用六国的矛盾,施展纵横捭阖的外交手腕,兵不血刃地迫使六国割让上地,如派他的门客甘罗说赵王,得赵五城等。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一直非常重视军功,军功是获得爵位的重要途径,也是获取威望、扩张权力的基础。吕不韦的军功对秦王嬴政来说,既是业绩,又正是他所担心的。第二,势力。吕不韦在辅佐秦庄襄王、秦王嬴政的同时、也给自己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政治势力集团。吕不韦辅佐两代秦王,当了十二年秦国丞相,自然而然地成为秦国政坛的一派政治势力。但是,吕不韦在有意无意地培植自己势力的同时。也犯了一生中的两大错误。一是促成了另一个集团——嫪毐集团。吕不韦原来只是想利用嫪毐满足王太后的生理要求、让自己安全撤退;但是,他万万没有料到两件事:一是嫪毐会得到王太后的高度信任,二是王太后竟然让嫪毐既富且贵,参与朝政。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王太后赵姬对嫪毐宠爱有加,赏赐无数,封为长信侯,甚至把整个太原郡赏给嫪毐。这已经非常出格了,王太后还让嫪毐染指权力。“事无大小皆决于毐”,这简直就是把整个国家交给嫪毐了。事情发展到这种程度绝对不是吕不韦的初衷!吕不韦万万没有想到王太后赵姬在政治上会如此糊涂!据《战国策·魏策四》记载,秦国攻打魏国,魏国有人劝魏王,打了败仗再割地,不如打仗之前先送地给秦国容易做到、战败而死,不如割地求生存容易做到。打了败仗再割地而不熊在战前割地,可以

                        资料,这条气势磅礴的中轴线,应该是全世界自有人类社会以来唯一的一条。晋宏逵:7.5公里长的一条中轴线,整个紫禁城又坐落在中轴线上的黄金段落,在这个黄金段落中突出的也是这条中轴线。在一个城市当中,有这么高度的统一,同时又把都城的建设和自己的统治核心非常密切地结合在一起,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王鲁湘:圈中套圈,再套圈,循环往复。晋宏逵:紫禁城外面有一圈皇城,皇城里边全都是为紫禁城服务的衙属机构,以及太监们办公生活的区域,外人是进不来的。王鲁湘:我们现在说的皇城根,就是当时皇城的城墙。晋宏逵:南侧集中安排的是六部衙门,五军都督府,还有一些总管,相当于外交部门。皇城的左右两侧,左祖右社,这样皇帝进行祭祀活动的时候非常方便,而且联系非常紧密。里边的这些坛庙,都是统一的布局,南边是天,北边是地,东边是日,西边是月。所以我想故宫的第一个价值,应该是和北京布局的统一。王鲁湘:北京市的整个平面布局,就是当时中国人宇宙观的平面化表现。太和殿内景晋宏逵:紫禁城的命名也说明了这个问题。天上的星空分为三垣: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紫微垣是帝王的所居,而紫禁城就是紫微垣在地上的投影。紫禁城内部,采取中国传统的院落式布局,而且布局得十分巧妙,很有秩序。不管咱们说它有千间房也好,一万间房也好,八千房也好,这些房总要按一定的秩序排列起来,换句话说,你找门牌总要有门牌号吧。它是怎么安排的呢?它的前朝部分特别疏朗,你看前三殿建筑,是整个北京市最雄伟的建筑,甚至于是中国古代建筑当中最大的建筑,明代的太和殿比现在的还要大,至少用材料用的很多。王鲁湘:明代的叫皇极殿。晋宏逵:明代皇极殿是九间啊,现在的太和殿是11间,因为找不到那么大的木头了,所以整个体积缩小了。王鲁湘:在明清两朝的500多年里,紫禁城的屋脊是不是北京最高的屋脊?晋宏逵:紫禁城不是。紫禁城的太和殿是最高大的,但它不是最高的。王鲁湘:那些城门楼子会高过它吗?晋宏逵:城门楼子没有高过它。景山五亭建成后是最高的,白塔寺的塔也可能比它高,但它应该是最高大的了。它的北边就是东西六宫,皇帝自己家庭的所在地。那些房子千门万户,却是按一定顺序排列的,有人用众星捧月来比喻后庭与前朝的关系。再具体地从建筑空间艺术角度来看,当时由前门进城,前门之后是大明门,大明门之后是天安门,大明门天安门之间有千步廊,是很低矮很平缓的,但是拉的距离很长。到天安门前头,这个千步廊变成了丁字形,道路突然横宽了,凸显出天安门的高大,然后再到端门,又过了一个关才看见午门,午门又恰恰是一个凸字形的布局,人走在里面肯定感觉渺小,更凸现天子宫殿的伟大。王鲁湘:几年前我来故宫的时候,沿着这条中轴线走了一遍,体验当年外官进京见皇帝的那种心理感觉。我感觉故宫就是一个平面压缩的金字塔,从永定门进来以后就到了金字塔底下,然后一直往里头走,每过一道门等于上一个大的台阶。等到了太和殿的时候,实际上是到金字塔的顶端了,人走了这么远的路,腿也开始累了,膝盖也开始软了,到了太和殿门前的时候,感到不跪也得跪下了。晋宏逵:但是在整个明清,能够有幸看到太和殿的没几个人。一般的官员是没有资格进到太和门的,只有相当级别的人才能进,进也只能进到太和殿的丹墀上,进屋不太可能。由此而看,故宫具有很高明的空间布局艺术。另外,从规划布局上看,故宫的设计有条不紊,它要表现封建的社会秩序,等级制度和皇权至上,所以萧何那会儿就讲了很著名的一句话。王鲁湘:刘邦很生气地问他,你怎么这么浪费啊,建这么大的宫殿干什么?晋宏逵:人家萧何就说了:“非令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就是说,只有我们最高最大,后代人都没法超过。这个思想一直延续下来了,成为宫殿建筑的一个主调。王鲁湘:而且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这条中轴线一直到清朝都没有什么树木,特别是太和殿前面这么大一个广场,一棵树木也没有。这也是要表现一种皇权至上的概念,因为一旦有了树木,就有了一种很自由的感觉,那种很威严、很秩序的感觉就没有了。晋宏逵:前朝的部分都是很规整的线条,很直的。王鲁湘:到了后寝,到他自己家里头的时候,花木复苏,御花园各种庭院里面各种各样的树木就有了,这体现的是一个亲切的人的尺度。晋宏逵:另外,他调动很多建筑艺术的手法突出皇权的主题。比如说屋顶都是黄的,屋身全是红的,台阶全是灰的或者白的,高度统一。高度统一就意味着单调啊,所以他在屋顶和屋身之间加了彩花,而且是以青绿色为主。你再去看紫禁城的很多细部,手法是多种多样的。同样是琉璃瓦,有黄色有绿色,而琉璃瓦屋脊上的兽,它的数目要表现等级制度,表现级别,最高级的建筑数目最多,最低级的建筑数目最少,它那些影壁、琉璃门上面的花纹又都非常活泼。故宫绿色琉璃瓦残片故宫黄色琉璃瓦残片王鲁湘:而且为了突出紫禁城这一片,北京城其他地方都不能用黄色琉璃瓦。所以当时要是从上空俯瞰的话,整个北京城就是一个灰调子,在灰调子的核心部分是一个金光灿烂的紫禁城。晋宏逵:你这个描述非常准确。整个北京城是在封建制度下的高度统一。高度统一作为封建制度应该被否定,但在建筑艺术上应该被肯定。王鲁湘:这是一种很高级的艺术。在古代,黄是只有皇帝才可以用的最明亮的色彩。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故宫的墙面是朱红,屋面是金黄,两个都是暖色调。有一天我突然想起这个和五行有关,墙面的红色是火,屋面的黄色是土,火生土。晋宏逵:这个我倒没考虑过,我只能说这个现象,大概从金代就形成了。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喜好,秦始皇喜好的是黑,唐代的墙大概是青白色的,到金代以后,就是红墙,白台阶,黄瓦,至于根据什么确定的,这我还真没有研究过。王鲁湘:周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以后,在皇城的建筑上还是遵循着阴阳五行的法则。晋宏逵:金朝中都的建设是学习了宋代汴梁城的设计,宋代也有他的来源。总之,我虽然没有研究过这个事,但我觉得,皇家建筑肯定有它的传承,也肯定有它的讲究。王鲁湘:这里面都包含着几个核心的文化价值理念。首先就是中,中国从三皇五帝时期就已经有了中的概念,这也就等于有了关于核心的概念,紫禁城中轴线加上这样一个长方形的框就是一个中字,天下之中在这个地方。然后是三大殿从天上看像一个土字,土居天下之中73,这又是一个中的概念。今天我们看沙盘的时候又突然发现,前朝与后寝正好是“负阴抱阳”,阴阳交泰74了,所以乾清宫和坤宁宫中间过渡性的一个宫,就叫交泰殿。很多年以前,我仔细数过紫禁城城墙上的几个主要建筑的屋脊,我非常惊讶地发现是360个。晋宏逵:这个我还没数过。王鲁湘:360是个天数,一周天75。四个角楼,每个角楼是28个,象征天上的28宿。我觉得,里头的每一个数字,每一个平面的形状,都有中国文化的意蕴在中间。晋宏逵:现在问题就是,文献当中对这些东西很少有记载,所以只能作为推测。如果我们的推测和事实相符的话,这种推测也能自成一说了。王鲁湘:反正从中国文化中间能找到一个说法。作为天子的居所,紫禁城除了表现森严神圣的皇权和等级,自然也是皇帝一家的宅院。所以,与前朝的威严刚毅相对,内庭的一切布置和设计,都是为这个大家族的衣食住行服务的。晋宏逵:他调动这么多技术,有突出的主题,有突出的轴线,有严谨的规划,还有这么优美的室内和室外建筑设计,最后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圆满地实现这个建筑的各种功能。皇帝的礼仪活动场所是三大殿;他日常办公的地方有乾清宫,后面有养心殿;后妃住的地方有东西六宫;太后们住的地方有西边的慈宁宫;皇子们住的地方有南三所和东西五所;太子受教育的地方有文华殿。这么庞大的一个家族,这些人的心理,这些人的宗教活动、精神寄托怎么解决呢?所以宫内又有很多的道教宫观,也有一些佛教的寺院。王鲁湘:包括喇嘛教的。坤宁宫内景晋宏逵:故宫博物院里头现在还有48处宗教活动场所。很珍贵的地方在于,它们从来没有被扰动过,一些佛像上还拴着当时地方进贡来的一些条幅,写着某年某月某日某人进贡,给谁谁谁的,贡的是什么佛,这太珍贵了。王鲁湘:清朝皇室又是满族,他们原始萨满教的东西也都有,比如在坤宁宫里头。晋宏逵:萨满教都在坤宁宫,佛教和道教有延续明代的,也有他们自己新建的。王鲁湘:明清两代中国第一家庭的世俗生活、政治生活、宗教生活,包括文艺生活,都可以在这个紫禁城里头解决了。晋宏逵:统统得到满足。故宫里还有皇家出版社,也就是修书处。纪晓岚这些著名的文人都在里面上过班、编过书,这也是紫禁城一个很大的成就。王鲁湘:所以从这一点上看的话,紫禁城绝不能单独理解成中国的最高行政中枢,它同时也是中国第一家庭各种各样生活的所在,还有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重大的文化工程,也是在这个里头完成的。晋宏逵:对。我们现在扯的这个话题,实际上已经涉及了紫禁城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应该怎么去考虑它,怎么认识它的问题。四、故宫的价值1924年,末代皇帝溥仪被逐出紫禁城,第二年,故宫博物院宣告成立。今天,人们来到这里,透过这些气势恢宏的建筑,看到的不仅是中国最后两个封建王朝的心脏,也包括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故宫代表中国进入了首批《世界遗产名录》,它的文化价值无可辩驳地得到了举世公认。晋宏逵:故宫是世界文化遗产,世界文化遗产的意义就在于它具有突出性、普遍性和世界性。也就是说,世界如果缺了它,文化就是不圆满的。紫禁城的文化价值是世界性的,那它到底包括哪些东西呢?一个是从实物角度看,它有宫殿建筑。它的宫殿建筑不单单是咱们说的600年历史,而是两千年,为什么?因为自秦始皇统一以来,历代王朝就在不断地进行皇宫建设,但留存到今天且唯一完整的皇宫建筑,就是故宫,所以它自身有600年历史,但延续了2000年的传统,它每一个地方都是传统的。王鲁湘:您说的这个两千年,从秦始皇开始,可能还说短了。比如说景山,我过去一直不知道故宫后面这个山为什么叫景山,因为景山也可以理解为影山,影山可以作为屏风这种东西来理解。但看了偃师的商城遗址我才明白,商城遗址后面那个山就叫景山,可见其来源有多远。晋宏逵:所以它的传统,有一些我们知道,有一些我们不知道;有一些文献有记载,有一些文献没有记载,可能是在地下流传的。但是作为一种传统,延续时间应该有几千年了。另一种实物,就是故宫所藏的150万件文物,这些文物从分类来讲是可移动文物,但这些可移动文物和其他可移动文物不一样,它不是到哪都可以摆的。因为它代表了中国皇家长期收藏的最后成果,它的东西看起来是清代的收藏,但是文献上说得很清楚,它照盘接受了明代的东西,明代这些东西是从元来的,元代是直接从南方拉过来的,所以它的东西是皇家收藏的直接延续,150万件文物的意义也就在这个地方。王鲁湘:说到这一点我就想,中国有很多很多的博物馆,但是只有三个地方叫博物院,一个是北京的故宫博物院,一个是台湾的故宫博物院,还有一个是南京的故宫博物院。这三个地方之所以称院,不称馆,是因为院的级别好像比馆高一点,而它们之所以能够有资格称为院,恰恰是因为里头的收藏都是皇家收藏。故宫博物院晋宏逵:这得说说故宫文物的流失过程和辗转过程,它和抗日战争有直接关系。应该说,当时的故宫博物院和政府对于保护这笔中华民族的最珍贵遗产做了不懈的努力,创造了一个世界奇迹。当然,二战期间各国都在转移自己的文物,怕毁于战火,但故宫的转移延续了很长时间,辗转的路程大概是历史上最长的,这是欧洲各国没法比的。当时转移的故宫文物有13000多箱,还有当时的古物陈列所、颐和园等这些地方的文物6000多箱,加一块将近两万箱文物,都运到四川,分三个地方保存。王鲁湘:四川贵州。晋宏逵:贵州的最后也回到了四川乐山一带保存。过了抗日战争之后,从四川又回到当时的政府所在地南京。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看到战局不利,就在正在北还的文物中选了一批运到了台湾,这批东西有档案,有图书,也有所谓的古物。当时的分布是这样的:古物馆,档案馆和图书馆。台湾故宫博物院和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收藏,都是以清宫旧藏为核心的。王鲁湘:还有没运走的也回京了。晋宏逵:北京故宫的文物还有建国以来收购的,还有一些考古发现的新东西,还有一批是大家不太重视的,是什么呢?因为当时关于文物价值的概念局限在清宫旧藏和艺术品上,但我们现在是从文化遗产的角度来认识这些东西的。王鲁湘:那么凡是清宫使用的现在也是文物了。晋宏逵:对啊。很多帝后不是书画家,他们画的东西艺术性很差,但是它反应了帝后的心路历程,那也是文物啊。这批东西,台湾应该是没有的,都留在北京了。把这些东西算在一起,再加上武英殿的那些书版,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共有150万件。南京博物院呢,它的藏品不是以故宫文物为核心的。王鲁湘:它藏有一部分故宫南迁留下的东西。晋宏逵:那不是它的主要藏品,另外,现在有十几家博物馆都叫博物院了。王鲁湘:从收藏主体来说,台北故宫博物院和我们故宫这一边是切不断关系的。晋宏逵:从藏品角度看,它们是一个整体;从哲学角度看,它们是一个系统;从文化内容看,它们同样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载体。王鲁湘:我觉得这应该是没有什么异议的事情。刚才说到故宫的价值,说到它是几千年中国文化的延续,我们甚至还可以说,如果没有故宫,整个东方文明,不管是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一个重要的载体就没有了。晋宏逵:我觉得应该这么说。它在文化上到底有哪些价值?它代表了一种被中断的文明形式,它比较完整、生动地表达了这个制度。我们在里边可以看到很多东西,这是在书本上看不到的;可以体会很多东西,这也是在文献记载上找不到的。王鲁湘:正因为如此,故宫的一举一动都会牵动全体中国人的心。故宫发生的任何事情,马上会成为全世界所有华人关注的焦点。在这样的背景下,故宫的维修,自然也会引起全体中国人的高度关注。五、故宫大修2004年6月4日,紫禁城全面修缮工程正式拉开帷幕,这是自1911年辛亥革命近百年来,紫禁城最大规模的一次修缮工程。总投资20亿元,历时19年的故宫大修,将被分为三个阶段:从2002年10月武英殿试点工程开始,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整个故宫中轴线上的建筑将以全新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并对公众开放。到2020年紫禁城建城600

                        进行自我保护,不像我是靠外在,服饰、发型之类。她看上去糟透了,一团糟。除此之外,让我忙得不可开交的还有这系列文章,讲七十年代、六十年代、五十年代的服饰如何折射时代精神。他们想要更多。我一再自贬,却似乎不顶用,甩不掉这个任务。我以前绝不会想到我能给一份严肃的社会学杂志撰写文章的,现在可好,我写上了。所以为了这个,我天天六点就起床。我每晚都去看莫迪,如果去不了的话一定让她预先知道。我到她那儿时,已经筋疲力尽了,不过接下来我会去买东西,稍微帮她洗洗刷刷,然后瘫坐在椅子上听她说话,听她说话。有的时候她故事讲得好,哈哈笑,知道自己让我开心了。有的时候,她嘀嘀咕咕,凶巴巴的,不看穿着漂亮衣服坐在那儿的我。我添置了整一套的新衣服,贵得疯狂,我把它当作我抵御混乱的壁垒。她欠过身来,摸我裙子的丝绸料子,可不是那种廉价中国货,不是。她抚摸我的裙子,然后抬头看我的脸,叹口气,因为她知道我的东西质量有多好,谁能知道得更清楚呢?然后她会别过她的小脸,抬手捂住双颊挡住脸,盯着炉火看。不理睬我。然后她猛地回过神来,轻轻笑一声,原谅了我:那你今天都做了些什么?但其实她并不想知道,我的世界她受不了,她只是想说话……“然后有一天他离开了我。他说,现在你有他了,你根本不在乎我。于是他拿上他的工具就走了。我当时不信他会走掉。我等着他回来,结果一等就是好几年。我落到那种境地,没钱付房租。我去找诺罗夫斯基夫妇,去求他们——啊,太难了,我以前从来没向他们讨过什么。是这样的,先前我说我要结婚了,她好好折磨了我一番,逼我通宵工作,尽量在让我走之前能榨多少就榨多少。结果两年以后,我又来了。哎,她帮了忙,让我知道自己欠了她的情。作坊里换了个女工头。作坊也不是原来的作坊了。比方说,我再也没有心情唱歌跳舞了。我请了一个保姆来照顾约翰尼。她倒不坏,但这不是我想给他的。我上班的时候一直记挂着,担心得难受,她给他吃药了吗?喂他喝牛奶了吗?他身子弱,一直有点咳嗽。不过我的钱还够养活我们娘儿俩。但是我住那屋的人说要收回我的房子。他们不要小孩,他们是这么说的。他们真想要的,是那些漂亮的蓝色和金色。于是我只好来这里了。这里的女房东不介意小孩,不过她说我得让他保持安静。那个时候我住在顶楼,背阴面的小房子。房租便宜,窗外就是绿树,很美。但是我缺钱,缴这个费那个金的,实在是太困难了。我去找姑妈,但她也不过是在勉强维持生活。她说,去找你父亲吧。但是他之前说过,我要是嫁了劳里,就不要再进他的门。他说对了,头一遭……我有没有和你说起过我的婚礼?”莫迪坐在那儿,哈哈大笑,笑了又笑,然后拉开一个抽屉,拿了一张照片给我看。一个娇小的女人,戴一顶硕大的缀花帽子,穿一条整洁的紧身裙。“没错,”她说,“我看上去真是不折不扣的一团糟。之前我一直在说,好,不行,好,不行,因为事情是这样的,如果我说不行,他就死缠烂打,于是我说好,他就会说,我看是哈里(那会儿还有一个小伙子在追我)不要你了吧,于是我就会说,不行。不过终于有一次我们都说了好。我向芙洛表姐借了她最好的帽子和她做礼拜时才用的手套。那件衣服是我自己的。我给父亲捎了信,说我周日结婚。他到姑妈家来,劳里当时也在,他站在门口对我说,如果你嫁给他,那你就别再见我了。哎,事实上,到那会儿我已经差不多十年没见过他了。我说,至少来参加我的婚礼吧?“那天早上的劳里比任何时候都糟糕,脸色阴沉,一副苦相,牢骚不断,一副要爆发的样子。我们和姑妈一起走去教堂,一路都在吵架。父亲在那儿,穿着他的高级条纹西装,戴着礼帽,他真会穿衣服!她也在,她越发胖了,胖得几乎走不动路,我实在忍不住心里要幸灾乐祸。她穿紫着黑,插着羽毛,不过那会儿我已经识货,知道什么是真正高档货,什么不是,我看得出她一文不值,我们都不会请她进作坊。不过那天我也一文不值,我本可以从作坊借一顶帽子结婚的,但是我不想欠诺罗夫斯基夫妇的情。于是我们就这么结婚了,赌着气,互不理睬。婚礼结束后,有个摄影师拍了这张照片。然后父亲领着她朝马车走去,我追上去,问,我能和你们一起走吗?但是你才结的婚啊,她说,她真的是吃了一惊,也难怪。而父亲说,这就对了,你回家来,别在他身上浪费时间。于是我钻进马车,把劳里撂在教堂了……”说到这儿,莫迪哈哈地笑了又笑,是她那种有力的、女孩儿般的笑。“我在家里逍遥了一阵,把我该吃的份儿都吃回来了,我想,啊,我是有个丈夫的,于是我对他们说,谢谢啦,不过我最好还是回家去吧,于是就回去了,走时父亲说,不要再进我的门了。我也的确没再进过他的门,因为之后不久他就中风死了。他们没有通知我去参加葬礼。“不过我姐姐参加了,没错。突然地,她就开始到处炫耀自己,买新衣服,搬进了一栋更好的房子。我知道父亲给我俩都留了遗产,于是我去找她,问,父亲留给我的东西在哪里?她不敢正眼看我。你怎么觉得会有东西留给你?她说。你从没来探望过我们,不是吗?但是谁把我赶走的?我说。我们大吵一架,她对我大喊大叫。我去找我姐姐,是下了好大决心才去的,因为她一直待我不好,我说,波莉,我的那份遗产呢?她拿了,我姐姐说。你得请一个律师。唉,我怎么请得起?请律师是要钱的。我和劳里那会儿正恩爱,我们都觉得这是个可喜的变化,一分一秒都不想浪费。“很久很久以后,当我穷困潦倒,什么都缺的时候,我又去找了我姐姐,她一定是告诉她了,因为有一天我下班回来,房东说一个插羽毛穿红衣的胖女人来过,给我留了一个包裹。包裹里是一些我母亲的衣物,仅此而已,还有她的旧钱包,里面有两个几尼[5]。我从父亲手上就继承了这些。之后我再也没见过她了。”莫迪的艰难时日“我拼命干活,拼命干。我那时天天一大早就起床,送约翰尼去保姆那儿,然后去工作,一整天的工作,六七点才下班。然后我回去接约翰尼,到那儿时她经常不高兴,因为我到迟了,而她急着甩掉他。等我回到家,家里又没有足够的食物给两人吃。当时我的工资很低。诺罗夫斯基太太一直没有原谅我当初结婚走人而后又回来这件事。我不再是宠儿,她总在找机会扣我的工钱,或者让我做那种得耗人家两倍时间的帽子。是这样的,我们是按做的活拿工钱的。而我干起活来就没法打马虎眼。我必须认认真真地做,不然我心里不舒服。然后我们下岗。夏天多数时我们都下岗。哦,那会儿没有什么劳动保障,没有养老抚恤金,什么都没有。她会说,走的时候带上你们的考勤卡,把地址留下来,有活儿了我们再联系你们。“就快要打仗了,一触即发,日子很艰难。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我存了一点钱,但是不多。约翰尼不去保姆那里了,就在家里,这倒是不错,因为在我工作的日子里,几乎看不到他醒着的样子,但是怎么保证他的吃喝呢?女房东说,不行,房租不能赊账。我一直付房租,但是我往往晚上只喝冷水,好省出杯牛奶给约翰尼。日子一天一天这样过,那是个漂亮的夏天。我饿得发疯。我会去各个花园里,看有没有鸟儿们吃剩的面包。但是这法子其他人也想得出来,于是我就第一个到,到处晃荡,别人丢面包喂鸟的时候,我就装作没看到。有一次我对一个老太太说,我比那些鸟更需要它。那就自己赚啊,她说。我一直忘不了那话,一直忘不了。因为根本找不到工作。我试过找一个清洁工的活,但是他们不许我带着个孩子做保洁。我不知道下面该怎么办。“然后劳里突然回来了,那是一个周日的下午,我正躺在床上,搂着约翰尼,我实在是头晕难受。哦,好一通大闹,好一阵折腾!首先,不想也知道,是一通咆哮。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就搬了家?然后是,你知道我不会让你缺吃少穿的!那证明给我看啊,我说。于是他转身出门,抱了一堆食品杂货回来。我只要有饼干茶叶和干豌豆之类可以保存的东西就行了,但是不,劳里是劳里,他买的全是花色蛋糕和火腿。于是我吃了,约翰尼吃了,然后他又带我们去上馆子。我是你爸爸,他对约翰尼说,那小家伙自然是很高兴。然后,他走了。明天就回来,他说,可我一连几个月都没再见到他。“与此同时,我是彻底跌到谷底了。我去找救济署。那个时候,那里有一个理事会,里头全是势利的先生、女士,你站在那里,他们会说,你既然缺钱用,那为什么不把你脖子上的挂坠小盒卖了——这是我母亲的遗物——你有什么个人财产吗,我们不收留有资产的人。有资产!你说你有个年幼的儿子,他们说,那你就应该要求你丈夫付抚养金。你没法给他们那种人说清楚劳里是哪种人。最后,他们说我可以一周领两先令。那会儿还是盛夏,一时半会儿夏天还不会过去。他们派了个人来查看。我把所有东西都当了,只留了一条毯子给约翰尼,我就盖着外套睡。他来我们房里。床上有床垫,但是没有床单,一张木桌——就是这里这张,你喜欢的这张。一个架子,上面摆着点糖,半块面包。他站在那儿,穿着考究,打量着我和约翰尼,然后他说,你是不是把能变卖的都卖了?我的确是都卖了,连母亲留下的坠盒也卖了。然后他凑上前来,指指这个……”莫迪给我看了一根深色的长木棍,她用这个开合窗帘,“这个呢?他说。那我怎么开窗帘、关窗帘?我说。你是不是指望我把窗帘也卖了?我是不是连床都该卖了,打地铺?“那时他有一点惭愧,但也就一点点,为他不得不做的事惭愧,那可不是他的工作。而我就是这样领到了我的一周两先令。”“那钱够过日子吗?”“知道你只要多少钱就能过日子,你一定会惊讶的。约翰尼和我,我们吃面包,他有一点牛奶可喝,我们就这样一直熬到了秋天,诺罗夫斯基夫妇给我捎信说他们会接着雇用我,但是薪水要降。因为时世艰难。比他们开的工资少一半的活儿我都肯干。慢慢地,我最终从当铺把被子、毯子赎了回来,好过冬,我赎回了枕头,然后……有一天,我到保姆那里时,发现约翰尼不见了。劳里来过,把他带走了。我尖叫哀求,但是她说他是孩子的父亲,她不能拒绝把孩子交给他的父亲——我疯了,飞奔着穿过大街小巷,找遍了所有的地方。没人知道。大家都不知道。后来我病得厉害。我躺在床上,我不在乎,我觉得我要死了,十分欢迎死亡。我丢了诺罗夫斯基夫妇那边的工作,对于我来说,他们这条路算是彻底堵上了。等我能起床后,我找了个保洁工作挨过难关,这下我不带孩子了,他们肯雇我。我攒够了钱,就去找律师。我问,我怎么才能把孩子抢回来?但是你的丈夫在哪儿呢?他问。我不知道,我回答。那叫我怎么帮你?他说。我不知道,我说。你得登广告找他,他说。但是在哪儿登呢?我说。没有别的寻人方法了吗?有的,不过贵,他说。而我手头紧得很,我说。“然后他走到我面前,伸手在我身上到处乱摸,他说,很好,莫迪,如果想要我帮你的话,你知道该做什么。我拔腿就跑,拼命地跑出那办公室,从此再不敢走近任何一个律师。“而这段时间里,劳里带着约翰尼在英格兰西南部,和他当时的女人在一起。很久之后,当我再次见到约翰尼时,他说她待自己很好。他的父亲待他可不好,他父亲很快就又走人了,找了另一个女人,他永远不可能待在同一个女人身边。不,这个女人把他养大,而他不知道自己有母亲,他不知道我的事。直到最近他才晓得的,不过这个我下次再告诉你,下次。想想这些事,我就火冒三丈,心烦意乱,而我今晚本是想和你说好玩的事的,我喜欢回想的一段时光,一段不错的时光……”一个美好回忆莫迪走在商业大街上,在一个橱窗里看到了几顶帽子。那些帽子那么难看,让她倒吸一口凉气。她走进店里,对正在做帽子的一个女人说,你不知道怎么做帽子吗?那个女人回答,不知道,她是个寡妇,继承了一点遗产,就想自己做帽子卖。那,莫迪说,那你得学习如何做帽子,就像学擦地、学烤面包一样。我可以教你。她一开始有点恼火,但她倒还真想学。“我那一阵子常去她的店,她给我看她做了什么,我会让她把它全拆了,或者给她做一顶完整的帽子,我的技艺还没丢掉呢,现在也还在手上,这我知道。嗯,是的,我能从你的表情里看出你在想什么,你猜对了。没有,她没有付报酬给我。但是,你知道,这个活儿我喜欢极了。当然了,那不像在诺罗夫斯基夫妇那儿,不是伦敦西区,有了不起、真正的绫罗绸缎,只有些便宜货。尽管如此,我们两人一起,还是做出许多漂亮帽子,她因此小有名气。不久以后,因为做出了招牌,她把店卖了——但其实真正的招牌是我,而那可没写在哪份合同里,所以我不知道后来怎么样了……”一个美好回忆莫迪为汉默史密斯抒情剧院的一个女演员工作。她愿意忍受每天去一个小时回一个小时的路程,因为那个女人实在好脾气,总是哈哈笑着,总在说笑话。“她一个人住,没有男人,没有孩子,自己工作。啊,那些可怜的女演员们,她们的工作累得很。我会给她做好饭,到时候热热就能吃,或者一大盘好沙拉,把她壁炉里的火点上,回到家时想着她回到房里,看到一切安排得温馨妥当,该有多开心。有的时候,日场演出结束后,她会说,坐下吧,莫迪,和我一起吃饭,我不知道要是没有你我可该怎么办。然后她会和我讲戏院里的事。她不是个明星,她是他们所谓的性格演员。嚯,她的确是有个性。然后她死了。死于什么?我难过得很,根本不想知道。猝死。有一天我接到一封信,就是这个消息,她死了,突然就死了。于是我就没再回去了,尽管我其实还有两周的工钱没拿到。”“这是什么时候的事?”这么问,是因为我一直想要理清她的经历,搞清楚时间。“什么时候?哦,是大战之后的事了。不是,是另外那场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莫迪口中一战就不是一场战争。她那时为约翰尼担心得要死,因为她觉得丈夫会去参军,这样一来约翰尼会上哪儿去呢?她到“部队去”,向他们打听,问他们知不知道一个叫劳里·福勒的人,他们说:可他是从英国哪个地区来的?“情急之下我顾不得了,双膝跪了下去。我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但我就跪了下去,四周都是军官。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我哀求。他们很尴尬,也难怪。我痛哭流涕,眼泪流得哗哗的。他们说,我们会想办法的,到时候通知你。“我每天都在等邮差上门,很久很久以后,来了一张卡片:我们未能找到劳伦斯·福勒。原因是,他不是在英格兰,而是在苏格兰参的军,因为那会儿他在苏格兰和一个女人同居,他要从她身边逃走。”喏,这就是这一个月去莫迪那儿的情形,写下来就是这些!但是有一天晚上,我对自己说,我太累了,太累了,我去不了,但我还是去了,那个晚上是什么情形?我比往常迟了一个小时。我站在那摇摇欲坠的门外,笃笃地敲门,然后嘭嘭地捶门。楼上许多窗户里有人探头探脑。终于她开了门,站在那儿,整个一小泼妇,蓝眼睛里怒火熊熊。“你要干什么?”“我来看你啊。”她尖声叫道:“我没时间,拖着腿穿过这个走廊去拎煤,够糟的了。”我对她说——听到自己的话我也吃了一惊——“那见鬼去吧,莫迪。”然后我扭头就走,没有回头看一眼。我其实没有真正发火,就好像是在念剧本台词。那晚我也没觉得担心,拿这空余的时间好好地泡了一把澡。第二天,我刚敲了第二下她就开门了,说:“请进。”她侧过身子,别开那张苦着的脸。后来她说:“你不必把我的胡说八道当回事。”“我要当回事,莫迪,我当然要当回事。不管你说什么,我得认定

                        .com粉色se视频.com部分的记忆,不过,一想到有人付钱给她父亲只为虐待她,而她母亲又常常向她要钱,还有桑迪认为她必须给母亲钱好让她喜欢她……卡伦可能也不希望变成必须付你钱,你才会喜欢她。”“我能了解她的苦恼。”“我一直很努力和霍尔顿合作,维持这个家。但卡伦真的是没救了,她非常需要帮忙。”“你说的‘卡伦’通常是指哪一个?”“噢,抱歉。我指的是卡伦3,就是一开始被我们选来见你,也是你最常见到的那一个。”“我总觉得好奇。为什么是卡伦3来见我,而不是你?”“我们大家都在卡伦3身上。她应该是最有可能跟你建立良好关系的人。”“你在她身上,所以卡伦是主体啰?”“不是,不是主体——这很难解释,真的,不过这只是她的工作。”“我懂了。”但我不确定我真的懂了。“你能再多描述一点有关你和卡伦的互动给我听吗?”“嗯。每到傍晚,我和霍尔顿会找卡伦说话,趁她入睡之际让部分记忆渗入她的意识里;我们借着这种方式让她知道当天发生过的事。”“她如何决定什么时候出现?”“其实是我和霍尔顿决定谁出来。我们俩几乎都是一起行动,一辈子都在保护她。卡伦出来时,我们通常不会去干扰她、打断她,直到她想进来。然后,霍尔顿或是我——通常是霍尔顿——会派某个人出去。有时候,我们俩忙着照顾里面的孩子们,无暇顾及外面的状况,这时桑迪或其他人就会出来。如果派孩子们出去,我们会一直跟孩子们说话,指导他们,这样他们就不会被发现了。”※※※※“我没办法睡,”卡伦嘀咕,“晚上我的脑袋里有太多人在说话了!有好多事要安排……一直安排!”“他们在安排什么?”“噢,就是谁隔天要做什么一类的。昨天晚上,我在凌晨2点醒来,结果竟然发现我在打电话订目录上的东西!我以为我睡着了,其实我根本没睡!”“那些晚上出现的声音都在说什么?”“每个人报告自己的事:接到哪些电话,约了什么人,赴了哪些约会,负责哪些差事。”“其他人现身时,你有办法参与吗?”“不参与,但我可以在一旁看着。有点像看电影。我坐在后座,不能说话。”※※※※“迈尔斯和我喝了一杯玛格丽塔葡萄酒——迈尔斯想喝,”处于催眠状态中的卡伦如是说,“可是迈尔斯不能喝酒。酒精对我们每个人的影响都不一样。要是换我出来,我一定会用不同方式处理。酒精对我起不了什么作用,却会让迈尔斯很不舒服,昏昏欲睡。”卡伦指手画脚地飞快说道。“我们聊过吗?”我问。眼前这位感觉起来不怎么熟悉。“聊过,只是你不知道罢了。我曾突然出现,代替卡伦来过这里,但你没发现。还有,我比卡伦乐观多了。”我想,这解释了我先前的疑虑:有好几次,我觉得卡伦的精神沮丧已有明显进步,但隔周再见面时却发现严重性不减反增,你该怎么开抗抑郁剂给这样的病人?“我已经出来一整个礼拜了。”她突然转头,研究身后的时钟,这座钟暂时吸引了她的注意力。她的心情轻快活泼。“您是?”我问。“霍尔顿称我为‘卡伦2’。”“噢,是你啊。为什么选这个礼拜出来?”我问。“这得从滑冰表演说起。我们的座位跟另一家人完全重复,但他们的经理很粗鲁无礼……”卡伦滔滔不绝描述事发过程,极尽详尽之能事。她越说越起劲,眼看就要占去大部分时间,我决定喊暂停。“你看起来精神相当好。”“噢,我没什么问题啊!”她微微转了转头。“跟我聊聊你的事。你是何时诞生的?”“我在卡伦4岁或5岁时出现,我是为了快乐、开心生活而来的。我在21岁那年停止长大,所以现在也是21。当年决定从家里搬出来的人是我,因为我爸妈实在太坏了。我不想继续忍受下去。”“后来呢?”“我找到一份秘书工作,我和凯瑟琳、安3人一起合作。我的数学很好,凯瑟琳会打字,安负责跟老板交涉。对了,遇见乔希,跟他约会,最后嫁给他的人也是我。我跟他处得很好,他没那么差劲啦。”想结婚的不是卡伦1吗?但卡伦2却说是她的主意。“乔希怎么看待你们的人格转换?”既然我不曾跟卡伦2好好聊过,我决定利用机会打探消息。“有时他会生气,因为他不知道卡伦接下来要做什么,但他偶尔也挺喜欢这样的,因为桑迪和我会帮他做事。还有,就算他很气我们,我们似乎也不会记得。”有趣。同一事实,观点却完全不同。卡伦2的不受拘束和健谈令我喜出望外,因此我决定继续问她问题。“你们都在晚上交换信息对吧?怎么操作的呢?”“嗯,这么说吧,聊天是成长的开始!”她用强调的语气开场,然后飞快地说了起来,“霍尔顿管它叫‘说故事时间’。不过呢,我可以在外头待上很长一段时间——假如我愿意的话,要我待一年也行。我不喜欢跟别人共享时间。”“你在什么状况下才会想回去呢?”我得趁她换气时赶紧提问题。“假如我觉得很累,没力气,或者无所事事,觉得很无聊,才会换其他人出来。嫁给乔希那天,走红毯的时候,我有点动摇。我心想:这个决定正确吗?其他人也反对我这么做。来到圣坛前,好几个人轮流跑出来——所以我们才会昏倒3次。但我决定完成仪式,一直待在外面。我认为这么做是正确的。他真的没有那么坏。”“他会打你,这又怎么说呢?”我问。“你在说什么?”她问得有些惊讶,“别开玩笑了。”“抱歉,别放在心上。很高兴跟你聊天。”我想卡伦2真的被保护得好好的,不曾受到伤害。※※※※卡伦大步走进我的办公室,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这不是她一贯的出场方式。我什么也没说,静静等待。卡伦看了我好一会儿。“我是霍尔顿,贝尔医生。卡伦没出来。最近压力太大了,卡伦应付不了。我们努力把事情做对,但真的很难。我们没办法睡,因为总是有不同的人在不同时间跑出来;现在大伙儿被睡眠不足弄得又是发抖又是恶心头晕的,有些人已开始头痛。我们吃了阿司匹林,但不见得对每个人都有效。”霍尔顿已分身乏术。卡伦进步有限,因为我们的治疗总是被不断冒出的新危机打断。每个礼拜,我得花好几个小时跟卡伦通电话,听她描述当天不怎么愉快的经历。这对我来说也是种压力。我尽可能在哄孩子上床之后才接她电话,但我却得眼睁睁看着妻子一见我又在通电话,问我对方是谁却一再得到相同答案时,浑身就紧绷起来的反应。“先不管这些麻烦事。最近有人共享时间吗?”我问霍尔顿。“卡伦2允许其他人跟她共享了,但仅限于部分时间。凯瑟琳偶尔也愿意共享,但我们实在太忙了。”“我了解。”我不想逼他,但我想鼓励他,或者是她,他们,不管是谁都好。“不过,照顾‘连连’的时候,我们确实一起共享时间。”“噢,那只鸟啊?你们怎么照顾它?说来听听吧。”“嗯,卡伦首先走向那只鸟,然后——就像她在这里做的一样——她退后,让其他人轮流出来几分钟;感觉就像大家接力完成照顾‘连连’的任务,只在身份转换时短暂停顿一下。”“照顾期间,大家会共享时间吗?”“只有一点点,但卡伦会看着一切进行。凯瑟琳和我负责帮助几个小的。”“你们以前有过这种经验吗?我是指共同分担一项工作。”“没有,这是第一次。”“这几天,究竟是什么事让卡伦承受这么大的压力?”“噢,老天,”霍尔顿说,“对卡伦来说,她的生活像个超级大谎言。她必须假装自己什么都知道。现在她偶尔会遇到人走上前来,找她聊天。她压根儿不知道对方是谁,但对方显然跟她很熟,所以她得勉强应付,直到认识此人的人格出现为止。”“该负责的人格没有马上出现吗?”“对。这没什么好惊讶的。凯瑟琳和我可能忙着照顾孩子,没注意到该派谁出去。”“看样子,你几乎一整天都在照顾卡伦。”“她无时无刻不受到照顾,”他说,“我们尽力而为。这是我们存在的意义。她连睡着时都受到保护:她的噩梦会自动分配给其他人。假如她不小心踢到脚趾头,她只会痛一下子,然后马上有别人出来顶替,承受痛苦。不过,我没办法随时控制换谁出来。如果轮到桑迪或西德尼现身,他们俩总会给我惹一堆麻烦。桑迪很不受控制,常有意外之举;她总是吃个不停。”“就是她害卡伦变胖的?”我问。“对。她当自己是个胖女孩儿。我们有些人很难接受这样的女性身体。”“你也很难接受吗?”“嗯,这样说吧:真是该死的,要多尴尬就有多尴尬!迈尔斯讨厌化妆,而我没办法穿高跟鞋走路,不过卡伦2看起来倒是一点问题也没有。”“你能跟我聊聊卡伦博吗?”“卡伦博诞生在极度的痛苦中,同时也是受伤最重的一个。她只是婴儿,但她父亲却用胶布封她的嘴,让她不能哭叫。他还会用针戳她。这些针孔怎么都会消失的,不会被发现。有次她父亲用针戳那颗肿瘤,结果流了一大堆血,于是他再也不敢这么做了。”霍尔顿垂下头,叹口气,这段恐怖往事并非叹气主因。他叹气纯粹是因为他累坏了。几分钟后,桑迪出现。她靠在椅子上,懒洋洋的,小腹突出,似乎没半点自觉。她不会不好意思,也不会不自在。“据我了解,大家对吃东西和花钱有些意见,”我说。我知道,桑迪听我这么说铁定不高兴,但是我的种种忧虑——卡伦的问题、桑迪扮演的角色、我自以为有能力为每个人解决问题的良好愿望,还有疲倦——使我不假思索便提出这项指控。“我已经尽量节制了,”她两手一摊,“可是一看到想要的东西,我就想非拥有不可。”她扭过头去不看我。“反正,我也不是真的很在乎。”“可是其他人不想变得这么沉重,这么不灵活,”我说。又是一项错误。我竟然站在其他人的立场指责她!我应该闭上嘴巴,好好听桑迪说就行了。“有时候,我甚至不相信真的有其他人存在,”桑迪被惹毛了。“这些‘其他人’令我很不舒服。只要我出来,没人能逼我回去。我想变成唯一的一个。也许我会一直出来,再也不回去了!”“我能帮你什么吗?”我试图挽回,试着与她结盟,寻求善意。“嗯。我想变成大人。我18岁,但是我想在各方面都继续长大。”“你的几个伙伴也有相同的愿望呢。我已经跟他们说,我会帮助他们,所以说不定我也能帮你哟。你愿意跟我一起努力吗?”有时候,这种小小的诱惑手段实在令我汗颜,但此时此刻,我急着修补关系,其他一概不重要。桑迪颇为振奋地同意了,然后我又和总是很可爱的西德尼聊了一会儿。接下来,我发现出来跟我说话的是卡伦1。“卡伦没办法让莎拉好好喝母奶,”她说,“这让她想起自己有胸部,还有男人欺负她的事。我没有胸部。我不想要胸部。”10岁大的卡伦1用受伤、反抗的眼神注视我,警告我不准贸然伸出援手。“莎拉问卡伦月经的事,所以我干脆不让卡伦有月经。只要我想要,我就能阻止一切。”“怎么停?”我问她。“我就是有办法。”“还有什么是你能办到的?”“我知道我们就要有小孩的时候,我也想阻止。我用力打我的肚子,不让小孩出生。”“成功了吗?”“没有。现在莎拉也要受伤了。”“谁会欺负莎拉?”“卡伦的爸爸。他以前就试过。那个祖父也会。”“他们都死了,”我打断她说话,“卡伦的父亲、祖父,曾经伤害你的人都死了。”“你骗人。”“是真的。不会有人欺负莎拉了。那些男人都死了。你也再不需要担心胸部和月经了。”“我怎么知道我可以相信你?”“去问凯瑟琳,她会告诉你这全是真的。”我再次施展最可靠的计谋:孩子们都相信且信赖凯瑟琳和霍尔顿。一旦大多数或所有独立人格再也不受过去的阴影威胁,剩下的、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创伤能否愈合了。※※※※1995年8月初,我们相识的第6个夏天。卡伦说她失去了绝大部分的时间。“我一点用也没有,”她哀怨地说道,“我只拥有一小部分的人生。”听她这么说,我突然不太确定今天是否该进行催眠。我们越来越不常跟“她”相处了。在这一刻,她仿佛真的是自己生命中的过客。我为自己不像过去那样花时间与她相处向她道歉,但我认为,我们只是暂时花比较多的时间在其他人身上,然而此时此刻,这件事却非做不可。她说她能理解,于是我们一如往常进入催眠阶段。朱莉安首先出现。她向我解释每晚“聚会”的意义。“我们借着聚会告诉大家——特别是卡伦——一天之中发生过哪些事。我已经把昨天的事写下来,准备告诉你,但我忘记带了。基本上我们是这样做的:早上,乔希揍卡伦,迈尔斯出来,打回去。乔希去上班之后,大伙儿一起去宠物店;看完店里的鸟儿大概得花15分钟。每次只能有两到三个人共享时间。我们可以一起看,若要摸就得轮流来。照顾‘连连’也一样,大伙儿得轮流出现。稍晚,乔希回家,卡伦3会在乔希开始揍安的时候出来,出其不意踹他好几脚。然后卡伦3就打电话给你了。”我试图消化这一天的古怪事件,并尝试计算乔希一共揍了卡伦几次,还有哪些人可能遭到殴打。“我趁卡伦晚上睡觉时告诉她这些事,”朱莉安继续,“这样她什么都知道啦。”她停下来,扬起头看看我,“贝尔医生,假如我们全部融合在一起,我会死吗?”这个问题令我措手不及。我从来不曾仔细想过这件事。“不会,”我说,“我不认为你们有哪一个会不见了,会死掉,不过,你有可能不再只是你自己,”我再补上一句,“独立、完全分割的自己。”她思索了一会儿。我不知道这样说能不能解答她的疑惑,或者是我的疑惑。※※※※9月初,我接到不同人格来电。录音机有一段“霍尔顿女士”的留言,说大家的压力都很大。莎拉摔断手臂,乔希把账算在卡伦头上。隔天,詹森打来,他说他很害怕,因为迈尔斯失去意识了。迈尔斯跟乔希起争执,乔希掐他脖子。几天后,安现身,把局势稳下来;她出来的时候,乔希比较愿意放他们一马。迈尔斯打来电话说他喉咙痛,他想杀了乔希。他想起以前虐待他们的人会掐他们,阻止他们尖叫。他不敢去警察局,因为乔希说警察都是他的朋友,他们会杀了他。我告诉迈尔斯,乔希只是虚张声势,他跟警察没有半点特殊交情。卡伦应该,也绝对要报警才行。迈尔斯这才松了口气,破涕为笑。克莱尔曾经在一场葬礼上看见躺在棺材中的婴儿。她说,那些男人曾让她穿上白纱裙装,然后把她放进棺材里。克莱尔问我,婴儿是不是那些人杀死的?于是我只好告诉她“死产”的意思。凌晨1点,我接到“爱丽丝·奥弗希尔”的电话。她说她想自杀。她已经很久没出来了,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她似乎吓坏了。我说我能帮助她。她知道我同时也在帮助其他人,于是同意让我催眠。催眠后,我请凯瑟琳现身。凯瑟琳向我道歉,对爱丽丝擅自现身感到相当愤怒,她说爱丽丝还没准备好,仍需要妥善保护。挂断电话后,妻子背过身去,握拳用力捶枕头,捶了好几下,仿佛是枕头令她睡不好似的。我清醒地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感受来自卡伦还有诸多分身那无路可退、一点也没有减轻的负担。这阵子,我的婚姻出现许多复杂难题,而卡伦则是另一个难题。下班后,我理应给卡伦多一点限制,这样对我或多或少有点帮助。然而,我害怕这么做会对卡伦造成不良影响——她今生遇到的每个人都令她失望,我不能让她再失望一次。※※※※1995年10月初,我与西娅首度会面。她高举双手遮脸,极度惊恐,一副随时可能被打的模样。“我觉得我们会死,”西娅说。“你在保护自己吗?”我意指她举起的两只手,而非她的开场白。“我怕你会打我。”“怕我打你?”“大家都打我。可是克莱尔说你人很好。我不喜欢医生。”“医生怎么了?”“沃尔什医生讨厌我。他任由他们伤害我。他把我留在医院,然后医院的人也对我做不好的事。那些针啊什么的。”西娅仍以手遮脸。“你还是很怕我会打你吗?”“不怕。”“那你怎么一直挡着脸?”“我不想被你看见我脸上那个又大又

                        中哪位神佛促使我默下了一本天书?心下疑惑,眼睛却不断地蚕食着纸张上的文字,在全数通看之后我和晖儿再度茫然对视了起来。这究竟是一本什么书稿啊?!从开篇文字来看《闻风拾水录》的记载内容可以追溯到上古以前,行文意思之间似乎说明了它一直是延续相传的,有些篇章语句甚至可以看得出是经过不同朝代的人整理重排而成的,但究竟是怎样传承却没有任何的解释或说明。书中大致说的是一些传说中的珍奇鸟兽、山魈灵怪的习性和彼此的关系,还有些是有关五行相生相克及关乎风水的原理解释,其间夹杂着几个写在方框里的篆字,像是图章之类的东西。通篇之乎者也的文字简洁间透露着某种神秘的寓意,若非自幼古文功底扎实,恐怕很难得知其间的奥妙,但即便如此却也令我看得头晕目眩。“这……这是什么书稿啊?”一句毫无意义的话语下意识迸出,对视间大脑还沉浸在方才的恍惚之中。“亦凡,这是你写的啊。”晖儿茫然而惊异地说道,“一小时不到的功夫,你足足写了几十页,难道这些文字你自己都不知道?”“几十页文字……”这疑问几乎在大脑中第一时间产生,可答案却不是我这个“作者”能够提供的,“不知道,那上面写的东西我根本一点都不知道。”“亦凡,别急,先冷静一下。”晖儿一脸不忍地抱住了我,“不管你说什么我都能相信,都能接受。”说什么?现在能说什么呢?难道是……我深吸一口气,缓声地将在S家见到的恐怖情景和医院的诡异事件向晖儿讲述起来。看着她脸色间的变幻和微颤的身体,几番不忍中还是继续了下来,随着最后一个音节自口中消失,两人又是一阵无语。“黑色的小蛇会不会就是首尾相连的一行行文字?”晖儿突地问道。“也许是的,至少现在看来可以这样理解。”思维渐渐被晖儿的话语带动了,“那方形的物体现在想来或许就是书本之类的东西。”“太诡异了,梦中所见的天书,内容全部都是强行灌输在你大脑中的。”晖儿难以置信间又有些感叹,“就像计算机加密储存的数据,输入导出完全没有任何的痕迹。”“并不是完全没有痕迹。”我指了指自己的脑袋,“现在这会,脑子里的那些文字的记忆非常深刻,好像它本来就在那里似的,之前却一点都没有。”“这也太玄妙了……”晖儿身体忽然一震,脸色倏然苍白,“那你看到S身上的怪物也是……”“但愿那不是真的……”也许是太过注意自身状况的关系,我俩完全忽略了S身上那条诡异的怪物,“可这么诡异的事情都发生了,还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呢?”“镜子!那面镜子后来你放在哪里了?”晖儿望着我若有所思地问道,“送你去医院以后,S和我一直等到早上才放心离开。去她家拿包的时候,那面镜子没有了,我们还找过一阵。”“不记得了,好像在发病的时候那镜子就消失了似的。”回忆中的片断有些模糊,“记得之前是拿在手上的,掉落下来的话也只会在我们坐的地方。”“镜子和信……”晖儿像是想起了什么,“亦凡,那信和镜子会不会和这些事情有关系?”“不管是不是有关系,你我都无从着手求证。”轻叹间心情凝重了起来,“至少我们目前没有什么危险,现在值得担心的倒是S。”……“看样子还是活蹦乱跳的,害我们那天白担心。”S的语调还是那么冲人,不过声音却比往常低了十六度。“亦凡的同学医术很不错的,这回也亏得是他帮忙。”晖儿笑道,“S你的脸色比上次差了很多,身体不舒服可别硬撑啊。”脸色差实在是正常不过的事情,不过我此刻的脸色绝对可以和S匹敌——因为那张狰狞得足以杀人的面孔正嘲弄地在我身侧晃动。自望见S第一眼,一种跌入冰窟般的寒冷便牢牢地裹住了身体,无论如何刻意回避,那只怪物却还是映在了眼底。如果不是事先潜在的心理准备,只怕当场便会惊呼出声。跟着晖儿走进屋子,我一直保持着散涣的眼神,以此逃避那个恐怖且令人作呕的影像,心中茫然的盘算着不知答案的疑问。除去以耳朵听力因病有些障碍来搪塞S的好奇之外,我几乎沉默到完全隐藏了自己的存在。S依旧像往常一般坐在我和晖儿之间,虽然显得有些精神不振却也和晖儿谈得起劲。那蛇身依然如当日那样盘附在她的身上,虽然不像镜后透出的影像那样清晰,但也足以令我完全分辨出它的存在。竭力地伪装下,一付视而不见的表情浮现在了脸上,可心中的颤栗却始终挥散不去,况且那只怪物似乎觉察到了什么,不停地晃动着头部扭曲着身体对我一再探视,那诡异的眼神和恐怖的脸部形成了天下最为残酷的刑罚。“老婆,S的身体不好,还是让她多休息吧。”既然眼前的事实足以证明当日所见非虚,留在这里也未必能找到解决之道,还是寻个借口早些离开这里,更何况我也无法继续忍耐那令人作呕的骇人怪物了。“切,你这家伙来了就一言不发,我和你老婆聊得起劲呢。”S不满道,话语间那怪物的头颅摆动了一下,一段身躯已盘上了S的脖颈,头晕的表情立即出现在她的脸上。“S,没事吧?你还是多休息休息,我们也不打搅了。”晖儿关切地说道,对方则无奈地点了点头。离开S家,颤栗阴寒的感觉渐渐退却,大脑中漫无目的地搜索着各种正统教育下的常识条目,苍白无力地想寻找出某个解决的方法,但这一切也只是徒劳无功罢了,因为根本没有一个答案。“应蚺,木旺金虚,人首蛇身,面如妇人,乌睛利齿,喜食人脑髓,夜半辄呼人名,应之,附于人身,当下无恙,七日后,子时现形,开脑吸髓,虽深室密椟,不能藏也。”伴着脑中闪现的文字,我轻声地诵读出来。“亦凡,你刚才说的是什么?”晖儿在一旁莫名道,“你一直不出声我都不敢问你怎么了。”“S身上的怪物,是应蚺。”我答非所问道。“什么?应蚺……”晖儿望了望我凝重的表情,回过神来,“你是说你看见了……上回那条蛇一样的怪物?!”记忆里刚才那段文字是《闻风拾水录》中的一段记载,这段对应蚺的描述正好印证了在S家的所见所闻。虽然不知大脑中是怎么跳出这个记忆残片的,但却有了一种溺水者抓到了绳索的感觉,或许就此真的能够找到解决的方法。“是的,虽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我确实看到之前的那个怪物。”将车驶进车库停下,我正色地说道,“而且刚才那段文字应该就是对这个怪物的描述,仔细翻阅一下那本书稿,也许可以找出对付它的办法。”……“呵呵,那明天给你带来。拜拜~~”晖儿挂上电话,一脸恐惧地冲我点了点头。刚才的电话是我让晖儿打给S的,假说家里有人送来些调制好的风味猪脑,问她要不要尝鲜。“从来不吃动物内脏的S听到电话后是不是口水直流似的?”我问晖儿。“嗯,她非常的感兴趣,像是最好马上送去似的。”晖儿担忧的说道。“那东西最喜欢吃脑髓,S估计就是受它的影响,连饮食习惯都改变了。”我看了看手中的书稿,“‘七日后,子时现形。’这么算来的话,明晚子时就是它袭击S的时候了。”“有什么办法可以救救S吗……”晖儿的声音已经开始哽咽了。办法?办法不是没有,可怎么去做就很成问题了,我暗暗叹了一口气。自进门后便翻阅了整篇书稿,很快找到了刚才所说的关于应蚺的文字描述,与先前的记忆完全吻合,而至于它的天敌则是——金翅天龙。“金翅天龙,金盛火败,有翅能飞,长三寸三分,遇蛇虫飞于颅上,吸其脑髓而食,故克之。”我连拍几下额头,烦躁道,“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揣摩这段说明了,但还是找不出方法。古代把蜈蚣叫作天龙,这金翅天龙应该是种有翅膀的金色大蜈蚣,可是现在到哪里去找这种根本见都没见过的东西呢?”“亦凡,你别急,我们再想想。”晖儿劝道。“算了,我去找找林岳,中医学上蜈蚣的药理名称也叫‘天龙’,这小子学医都学成精了,也许他会知道点什么。”我无奈的做了个手势,这下可真的是病急乱投“医”了。林岳已经睡的迷迷糊糊了,在电话里简短说明了两句之後,我便驱车前往他的宿舍,原本四十五分钟的车程,只用了二十多分钟。“哐哐哐……”在门被砸倒之前,林岳一脸睡意的应门出来了。“你老兄是不是用飞的啊?这么快?!”看来这小子接了电话之後又睡过去了。“得,别站这里,进屋说!”我连推带搡地把林岳“塞进”他的房间。“王亦凡,你最近是不是撞上什么了?上回莫名其妙的犯病,差点死过去,害得我鞍前马后的帮你抽液针灸,忙得跟个孙子似的。这回又大半夜的跑来和我说要找什么‘金翅天龙’?我说你没事儿吧你?”林岳听我说明来意后,眉毛立即又变成了四条。“去你的乌鸦嘴,谁有工夫和你瞎掰呢?”我根本没心情陪他耍贫,“反正告诉你,靠这东西救命呢,要是知道就快说,不知道的话我立马闪人。”“唉,真不知道上辈子积了什么德,居然误交你这么个损友,害自己沦落到如此地步啊~~”林岳一脸苦相的打开笔记本电脑,从包里拿出一个移动硬盘接上,灰头土脸的检索起来。我点上一支烟,拉过凳子坐在一边,作监工状。“金翅天龙……这东西有点玄乎,几百年都没人问津的东西。”林岳一边嘀咕一边在键盘上敲打着,“靠,这里上百G的资料与之相关的还不到千分之一。”“废话真多,你小子查出来没有?”心急的时候我就跟个包工头似的,这一点公司的下属估计比林岳更能体会。“这不正在查嘛?着什么急啊你。啊……有了,金翅天龙!”“怎么说?!”我一脑袋差点撞进液晶屏,“有没有说怎么找它?!”“小心点,这可是新买的电脑!”林岳一付守财奴的嘴脸,在确定电脑没有任何损伤后半死不活的说道,“别看了,都是梵文,你看了也白搭。”“啊?!”眼前呈现的是一堆不知所云的天城文,面对这印欧语系的老祖宗,只有大眼瞪小眼的份儿了,“你小子还真能搜集,找一堆看不懂的资料做摆设啊?!”“我说的是你看了白搭,可没说我看了也白搭啊。”林岳的脸上浮现出一片招牌式的坏笑。三、灵灭如果现在就把拳头砸在这张满是坏笑的脸上的话,估计今晚的唯一希望也要破灭了,所以只能强压怒火,用温柔的可以杀人的语气和林岳打起商量来。“梵文这么复杂你也能懂,还真不是一般的厉害啊。”这话连自己听着都言不由衷,“那能不能快点翻译一下,看看有没有方法找到金翅天龙?”“我看看,嗯,这段文字是天竺的一位高僧笔录的,很清楚的介绍了金翅天龙的习性、药理作用……”“先别理你的老本行,看看有没有说捕捉的方法。”看到时间已是凌晨两点多,我不由着急地打断了林岳的话,S的生命还有不到二十三个小时了!“怕了你了,这上面的确有说捕捉和使用的方法,不过翻译起来有些拗口。”林岳拿出纸笔,“我帮你誊在纸上自己看吧。”也不知道是方法的描述原本就很简单还是林岳的梵文功底确实了得,十分钟后林岳就交出了功课:“取活鸡一只,开膛,不放血。取盒子一个,盒子的材料需不入五行,左右各打九个孔。把鸡放进盒内,黎明前埋在极阴之处。鸡鸣之后取出,即可捕捉到金翅天龙。”我暗暗咬牙,这小子翻译的还真绝,药方不像药方,菜谱不像菜谱。算了,反正可以看懂,不管怎样,现在这个时候也只有死马当活马医了。“那就先告辞了,改天请你吃饭!”我揣好纸条,便要离开。“哎,等我穿件衣服。”林岳打开柜子拿出件防寒大衣,顺手又翻出一副手套。“干嘛?你也要出去?”我一时没回过神,这小子难道要跟着一起去?“靠,你老兄要抓的可是蜈蚣啊,大半夜的又要收集材料又要找地方的,多少也得有个人帮帮手。”林岳瞪着眼跟看外星人似的看着我,“你总不见得带着老婆去干这变态活儿吧?!”“你小子,关键时侯还挺够朋友的嘛。”我锤了林岳一下,心里仿佛轻松了许多。“没办法,交友不慎啊,上了贼船咯。”林岳感叹地摇摇头,从柜子里翻出一个鞋盒大小的黑盒子,“那段文字末尾有句标注我没写上:‘有缘者得见。’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几率大,我也想去见识一下,看看和这传说有缘还是没缘。”“管什么有缘没缘的,试试看吧。”我看见林岳又拿出一把电烙铁插在了插座上,“咦?你拿烙铁干嘛?要走就别磨蹭啊!”“急糊涂了了吧你。”林岳拿着发烫的烙铁在黑盒子上比划着说道,“盒子的材料要不入五行,这进口皮带的礼品盒正好管用,不过得先打好洞。”听到这话才恍然大悟,这小子果然细心,这黑盒子是有机玻璃制成的礼品盒,正好符合不入五行的要求,而且用电烙铁在盒子上烫洞的话也是又快又稳,我不由得对林岳暗暗佩服。“行了,咱们下楼吧。”不一会林岳便完成了任务,用报纸包好了盒子,顺手打开房门,两人一路小跑下楼。“去哪儿?”坐进车子,林岳劈头问道。“顺道先去城北我家附近的菜市场,现在三点左右,那里的鸡贩子应该是开始杀鸡的时候了。”我一边盘算一边说道,“然后从城北到城外九公里的地方有座小山,旁边有条河,应该可以找到所谓的极阴之地。”“嘿嘿,行啊你,这会儿条理倒是挺清晰的。”我苦笑了一下,林岳连夸人的话都显得那么损。我们从鸡贩子手里买下了一只个头不大的童子鸡,刚好可以放进那个原本不大的盒子里。三倍的价格使得鸡贩子没有任何多余的话,麻利地将鸡活杀开膛,几乎没浪费什么血就丢进了盒子。飞速行驶下,很快到了目的地。车停在了小山北侧的一棵松树下,我看了看腕表上的指南针,从后备箱拿出一把防陷铲,拉上林岳迅速地向山脚下的一处跑去。目标是山脚下的一处凹壁,前些年和晖儿在一次野炊时无意发现的。这是由于复杂的地壳运动造成的一处凹痕,仿佛两只人手一般的山壁形成了一个恰好容纳四五个成年人的空间。凹壁的上层有树木遮盖,周围被山岩隔离,阳光很难照射进来,可谓阴森之极。“前面还说你老兄条理清晰,怎么转眼就糊涂了?”刚要下铲挖土,却被林岳拉住了,“这个位置应该不是极阴位,我们去那边。”半信半疑地跟着走到凹壁的外侧,林岳看了看边上的河水,又拉起我的手看了看腕表上的指南针,走到两棵槐树之间,跺了跺脚说道:“就在这里挖。”山北,水南,槐树……该死,我立马在林岳所指的位置挖掘起来,心中一阵懊恼。“山之北为阴,水之南亦为阴,槐为阴木,三阴汇聚即为极阴之地。”《闻风拾水录》中的五行风水格局曾经提到过这类识别方法,可在忙乱间却没有回忆起这重要的片断,差点挑错地方。不过,林岳这小子又是怎么知道的呢?想到这里不禁望了望一旁正在收拾盒子的林岳。“别看我,我可不懂什么风水学说。”林岳笑嘻嘻地做了个怪样,“中医采药的时候必须熟悉药物的生长环境和地理位置,极阴之地的说法在大学的时候就知道了。”看来当初没报考医科大学,损失的还不仅仅是一点点啊。我一阵无语,低头猛挖,不一会,一个足以容纳盒子的浅坑便挖好了。看了看时间,三点三十六分,马上就要到黎明了。我和林岳小心地将盒子放入坑里,盖上浮土。为了不惊动可能出现的金翅天龙,同时也为了御寒,两人躲进了停在附近的车上,焦急地等待着。在一阵极度的黑暗后,东方闪现出一丝曙光,我几乎是在听到鸡鸣的同时跳出了车子,冲向掩埋的地方,迅速地挖出了盒子。“我看看,我看看。”林岳一边轻声说着一边从我手中拿过了盒子,从两侧的孔洞中向盒内望去,但很快就失望的摇了摇头,“看来我是无缘人,或者是根本就没抓到。”一阵山风吹过,不由得心头一凉,但仅存的侥幸心理促使我不甘心地从林岳的手中拿过了盒子。就在并不抱什么希望的张望下,依稀自孔洞中看到几只浑身金色的多足昆虫在盒内缓缓爬行,那背部似乎还隐隐地贴着象蝉翼似的翅!一阵激动,再次确认自己没有眼花后,便迅速地将盒子用报纸包好,起身走向汽车。“喂,

                        得李泌未来可以成为自己的嫡系。应该说由于李泌的平衡和化解,使得广平王李俶免去了祸端,这也让李泌开始崭露头角,逐渐未来成为大唐的肱股之臣。但正是从此时开始,李唐皇室的高层开始出现新派别的政治斗争,而其中的核心正是李俶与张良娣、李辅国之间的矛盾。很多年后,当李俶成为皇帝,他终于可以施展拳脚,对曾经的政敌挥以重拳!初战受挫李泌的到来使李亨有了得力的助手,待度过最初的稳定期后,马上提到日程上的就是如何平叛的问题。在李亨看来,如果仅凭自己手中人马这点力量是不足以抵抗叛军的。当时在灵武的军队除朔方军五万之外,加上河西、陇右等地临时征的兵,总数不过六七万人。在这种兵力捉襟见肘的现实面前,李亨想起了父皇李隆基对他说过“待西北诸胡不薄”的话语,于是他决定借助西北少数民族的强兵劲旅来帮助自己光复两京平定叛乱。为此,李亨特意封豳王李守礼的儿子李承寀为敦煌王,与朔方军将领仆固怀恩一起去回纥借兵。与此同时,又征发拔汗那的兵众,并让他们转告西域各国,许以重赏,请他们和回纥兵一起入援。当时李泌建议李亨为了更好地掌控西北各部来到的援兵,也是为了表现出大唐皇帝的诚意,应该从灵武首先到彭原(今甘肃镇原)等待各部援兵的到来,等到援兵快到时,再前往扶风去迎接。李亨采纳了李泌的建议,他率领众人十月三日到达彭原,在那里他热切地盼望仆固怀恩等人能够成功借兵而回。然而就在他等待的那些日子里,由于一个人的不断忽悠,使得李亨在援兵还没到达的时候,头脑发热地与叛军急不可耐地进行了交战,当然结果也是可以预料的——惨败而归!这个忽悠李亨的人,名字叫房琯。房琯,字次律,河南人,少年时聪颖好学,开元十三年作《封禅书》念给宰相张说听,使张说大为惊叹,被举荐为校书郎,授卢氏令,拜监察御史,由此开启了仕途之旅。房琯在李隆基退居蜀中后,担任文部侍郎、同平章事,是宰相班子的成员之一。李隆基在蜀中听到李亨称帝的消息后,派左相(左仆射)韦见素和房琯一起前往灵武主持传位仪式,并让他们辅佐李亨。由于韦见素以前和杨国忠关系紧密,所以受到了李亨的冷淡,而房琯当时属于学士型的官员,在经历了杨国忠乱政之后,当时人包括李亨在内很是怀念张九龄类型的官员,所以房琯受到了李亨的礼遇和信任。房琯博学多闻,经常和李亨探讨国家大事,有的时候谈及时事时慷慨激昂,这让李亨不禁为之动容,因此在李亨的眼中,房琯成了一个无所不能的奇人。在我看来,房琯如果仅仅是停留在嘴上功夫的话,或许还可以在李亨这里混口饭吃,但他千不该万不该的,以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去干抄起家伙上战场厮杀的事情,那就叫枪打出头鸟——露多大脸,现多大眼。在李亨抵达彭原不久,西北少数民族各部的援兵还没到达时,房琯建议李亨立即率兵收复两京,并毛遂自荐担当收复两京的重任。坦白地讲,李亨的内心也有想迫切证明自己的愿望,至少要向身在蜀中的老爹证明自己的能力。尽管当时李亨兵力不足,而且郭子仪正在北部边境镇压闹事的怛罗胡族诸部,但房琯的信誓旦旦以及那毋庸置疑的决心,还是让李亨动了心,于是他决定听从房琯的建议,加授房琯为持节、招讨西京兼防御蒲潼两关兵马节度使。事实上从李亨加封房琯的官职来看,等于将当时所能掌控的地区和绝大部分人马全都托付给了房琯。不仅如此,李亨为了表现出对房琯的信任,还让房琯自己搭建辅佐班子,但房琯选中的人大多都是文人出身的官员,例如御史中丞邓景山、户部侍郎李缉、右司郎中魏少游、给事中刘秩等人。(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十月十日,李亨为房琯等人举行了盛大的出征仪式,当他看到房琯选中的人都是文人学士之后,李亨隐隐约约地生出了一丝担心,于是他特意让曾经久经沙场、能征善战的老将,时任兵部尚书的王思礼协助房琯。但出征之后,王思礼受到了房琯的冷淡,原因是房琯认为王思礼过于粗鲁,与他们这些文人出身的官员实在有些不搭。房琯当时或许并不知道,上战场并不是写诗作画,那是刀光剑影的血拼,是一场生死仅一线之隔的角逐。房琯当时分三路大军向长安进发,由部将杨希文率领南军从寿宜(今陕西周至)东进;由部将刘哲贵率领中路军自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东进,由李光弼的弟弟李光进率领北军自奉天东进,尤以中军和北军为先锋,房琯及他亲自挑选的辅佐班底随中军同行。十月二十日,中军和北军进至长安西北的西渭桥驻扎,房琯本想在这里补充粮草然后讨论接下来的作战计划,但是没想到转天便在陈陶斜同安守忠率领的叛军不期而遇。由于应对匆忙,房琯照搬古人设计的车战法,想以两千辆牛车,辅以骑兵、步兵护卫,准备冲击叛军,但就在房琯刚刚准备完毕时,安守忠便率领叛军冲了过来。事实证明,房琯同志对于牛这种动物的习性了解得并不彻底,叛军突然擂鼓呼喊,大面积地冲杀过来,让这些没有见过如此阵势的老牛们闻声震骇,最为不利的是,当时房琯的大军是顶风对敌,这一点正被临敌经验丰富的安守忠所利用。“点上火把,扔进牛群里!”安守忠见有机可乘,遂下令道。刹那间,房琯布置的牛车阵里浓烟滚滚,火光冲天,那些老牛见到火光立即吓得四处乱窜,只片刻工夫房琯精心布置的牛车阵瞬间土崩瓦解。步兵和骑兵由于阻止不住,阵形也纷纷散乱,很多士兵被蛮牛踩踏致死,眼见得人畜大乱,安守忠趁机率军掩杀过来,唐军丢盔弃甲,损失惨重。如此混乱的局面之下,房琯率领残兵败将立即退出西渭桥,向西撤退五十里安营扎寨,此役唐军损失了将近三万人,李亨手中的家底已经被房琯折腾进去了一半。按常理,房琯此时真的应该仔细反省自己,本来他上战场就属于赶鸭子上架,而且对手实战经验丰富,房琯在人家面前那绝对是小巫见大巫。但房琯并不这么认为,此时书生意气在房琯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他认为第一仗的败因在于三路大军少了南路,故而造成兵力不足,他发誓等南军到来后一定狠狠地还击叛军。然而,房琯或许想不到的是,当第二天南军到达时,他不仅将李亨手中家底的那一半也交待了进去,甚至自己亲手挑选的人也都成了对方阵营的人。南军主将杨希文、中军主将刘哲贵因为本来就是贪生怕死之辈,在转天的交战中,竟然临阵畏怯投降了叛军,一时间房琯不仅失去了南军的支持,而且自己所在的中军因为刘哲贵的临阵倒戈,陷入了极其危险的境地,更让整个唐军陷入叛军的重围之中。要不是李光弼的弟弟李光进冒死杀入重围,经过浴血奋战殊死相搏,力保房琯等人安全突围,恐怕房琯的性命就会交待在陈陶斜。是日,房琯战后经过清点人数,发现人马所剩不到三千人,李亨托付给他的家底,基本让他全部打光。房琯惨败而归,让李亨勃然大怒,甚至有些欲哭无泪,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家底,居然在两天之内让房琯全部套了进去,而且熊市到底,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牛市,这让李亨有些接受不了。如果不是李泌从中斡旋营救,房琯即使没有死在陈陶斜战场,也会死在李亨的刀下。不过,房琯虽然活了下来,但自此之后,李亨彻底将他打入冷宫,不仅将他罢相,不久后又将他贬到偏远地区。房琯之败非但损兵折将,葬送了李亨惨淡经营起来的数万军队,而且为刚刚称帝的李亨的前途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因为远在蜀中的李隆基始终在看着李亨如何将平叛这场大戏唱好,可是陈陶斜之战让李亨首秀失败,也让当时已然十分复杂的局势更加严峻。其实陈陶斜之战的惨败房琯作为主帅理所应当地负有主要责任,但李亨作为掌控全局的人亦难辞其咎。正如后世北宋史学家范祖禹在他的著作《唐鉴》中说得那样:房有高志虚名,而无实才。肃宗(李亨)既疏之,而犹以为将帅,倚其能成克复之功,是不知其臣也。不过,对于李亨当时急于收复长安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虽然他在灵武实现了期盼十八年的皇帝梦,但他毕竟没在京师长安举行过朝祭宗庙的隆重大典。换句话说,李亨继位没有得到大唐列祖列宗的承认,这在李亨的心中始终存有一种“名不正、言不顺”的心结,更何况远在蜀中的父皇李隆基依旧具有号召力,虽然已经年迈,但不想就此退出政治舞台,而派房琯、韦见素前往灵武辅佐李亨,也是带有监控的意味。事实证明,房琯在陈陶斜的惨败,在当时不仅是军事上的失利,更对政治局势造成了影响。李隆基在蜀中知道房琯打了败仗后,认为凭着李亨的能力,可能无法实现平叛的重任,所以他发出了“诸王分镇节制”的诏令,而正是这个诏令,使得当时身在江陵的李隆基第十六个儿子永王李璘找到了实现其政治野心的机会。永王割据陈陶斜之败使得李亨基本打光了自己的家底,不仅如此,它更像个魔咒一样,让各地的唐军陷入了极其被动的局面,尤其是以河北的颜真卿为最。几乎就在房琯进行陈陶斜之战的同时,安禄山派大将尹子奇围攻河间(今河北河间),一连四十多天没有打下河间城。史思明闻讯前来支援,颜真卿急忙让部将和琳率领一万人驰援河间,但半路遭到了史思明布下的埋伏,结果全军覆没,河间城终因孤立无援而被叛军攻陷。紧接着叛军一路势如破竹又攻克景城,进逼颜真卿所在的平原,在叛军还没到达时,颜真卿感觉自己势单力孤,于是被迫撤出河北,于十月二十二日渡过黄河南撤,然后绕道投奔李亨。颜真卿的到来暂时缓解了李亨无兵可用的压力,但就在他刚刚准备筹划反击叛军时,就听到了永王李璘准备割据江南,意欲称雄一方,准备与李亨分庭抗礼的消息。作为李隆基的第十六个儿子,李璘是不可能继承皇位的,幼年丧母的他曾经被哥哥李亨抚养过一段时间,小时候的李璘是个聪敏好学的好孩子,只是他有个生理缺陷——眼睛斜视。开元十三年(725年)三月李璘被封为永王,开元十五年(727年)五月遥领荆州大都督,开元二十年(732年)七月加封开府仪同三司。在李亨和李隆基分道扬镳北上朔方不久后,李隆基在汉中诏令李璘为山南东路及岭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节度采访使兼江陵大都督。从李隆基对李璘的任命来看,李璘应该还是有些才能的,但李隆基由于子嗣太多,或许当时没有看出李璘的政治野心。李璘到达江陵后,倚仗着父皇的诏令开始招兵买马。不能否认李璘这么做是为了平叛做准备,但也不能排除他积蓄实力,以图实现政治野心的目的。尤其当他看到富庶的江淮地区所征收的租税全都积聚于江陵时,李璘的政治野心不仅开始暴露,甚至是日渐膨胀。据《旧唐书?李璘传》记载,他在至德元年(756年)九月到达江陵后,招募士卒数万人,并将聚积在江陵的赋税全部封存,重用手下的幕僚薛谬、李台卿、蔡珦等人。李璘的儿子李瑒甚至建议李璘应该不失时机的占领金陵(今江苏南京)保有江东,效仿东晋的司马睿那样割据江南,称雄一方。在众多人的蛊惑下,加上李璘自身野心的不断膨胀,当时的江陵地区甚至成为了比叛军更加威胁李亨的一股强劲势力。而李亨在获悉李璘意欲割据江南的消息后大为不安,但是当时的局势和自己的实力让李亨无法采取强势的方法来平息这件事。他只能采取四两拨千斤的方式,通过无形之中消解李璘的权力,尽量避免事态的升级。为此他下诏让李璘火速前往蜀中朝见父皇李隆基,意欲借此将李璘调离江陵,但出乎李亨意料的是,利令智昏的李璘居然拒不从命。为了以防不测,李亨立即召时任谏议大夫的高适商议对策,高适仔细分析了江东的局势,认为李璘之所以势力能够急剧膨胀,完全是因为江东地区的人不了解李璘的意图,随着时间的推移,李璘的意欲图谋不轨一定会被人揭穿,所以结论就是李璘必败。为此,高适建议李亨增设淮南节度使,由自己兼任,统领广陵(今江苏扬州)十二郡兵马,增设淮西节度使官职,以来瑱为节度使,管辖汝南周围五郡兵马,两路兵马与江东节度使韦陟共同牵制身在江陵的李璘。值得一提的是,三个节度使所在的地理位置,正好对金陵形成了一个包围圈。李亨采纳了高适的建议,于当年十二月部署完一切后,准备调遣郭子仪回来,暂时兼任平叛大元帅,自己准备转年春天御驾亲征和三位节度使平定江东李璘之乱。但就在李亨筹划之时,李璘进一步的过分招摇行为使他惹来了众怒,当然这也让他即将走向覆亡。十二月二十五日,李璘擅自率兵东行顺长江而下,扬言要顺江入海,然后从海路北上平叛,一路上李璘耀武扬威,声势浩大,颇有些舍我其谁的感觉。虽然他没有公开打出割据江南的旗号,但谁都看得出来,李璘的行为是一种挑衅,说是北上平叛,如果真的想平叛,难道必须要走水路吗?时任吴郡(今江苏苏州)太守兼江南东路采访使的李希言看到李璘的嚣张行为后,便写信责问李璘擅自引兵东下意欲何为。没想到李璘收到书信后勃然大怒,派部将浑惟明突袭吴郡,如果说突袭吴郡李璘尚且有些道理,毕竟李希言一个做臣子的无论如何也不能责问皇子,但李璘实在不应该派另一个部将季广琛偷袭广陵长史、淮南采访使李成式,进而自己亲率大军进攻当涂(今安徽当涂)。这就是典型的没事儿找抽了!面对李璘的突袭,吴郡太守李希言派部将元景曜与当涂太守阎敬之共同率兵抵抗,李成式亦派部将李承庆支援,但由于兵力悬殊以及迎战仓促,元景曜、李承庆战败投降。李璘终于打响了第一枪,他的行为等于宣告与李亨彻底决裂,所以接下来他面对的就是三大节度使的无情围剿。至德二年(757年)二月十日,淮南节度使高适、淮西节度使来瑱和江东节度使韦陟奉李亨之命在安陆(今湖北安陆)结盟誓师,共同讨伐永王李璘。二月二十日,李成式率先联合河北招判判官李侁向江陵进军,李侁将数千兵马驻扎在扬子(今江苏邗江南),李成式让部将裴茂率兵三千驻扎在瓜步(今江苏六合东南),然后广树军旗于长江北岸虚张声势,以迷惑李璘。李璘在登上城楼看见军旗如林,以为大兵压境,内心有些恐惧,不想他的这种恐惧心理,迅速传染给了手下的部将。其中季广琛就看出了如果不开溜,等到李璘被镇压后,自己就会被钉在叛臣的耻辱柱上,所以带领自己的人马出走广陵,当时和季广琛有同样想法的李璘部将不在少数,例如浑惟明出走江宁(今江苏南京),冯季康出走白沙(今江苏无锡)。还没有真正开打,手下人已经是树倒猢狲散,这让李璘对自己先前的莽撞行为十分后悔,但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后悔药卖的。就在李璘冥思苦想应对之策时,二月二十四日夜晚长江北岸的唐军开始准备渡江进攻李璘,当时由于北岸火炬如林,李璘误以为唐军已经悉数过江,所以匆忙携带家眷与部下逃往晋陵(今江苏常州)。李成式在北岸获悉李璘已经逃走,遂统率江北的唐军渡过长江追击李璘,不等李璘的屁股在晋陵坐热,李成式的先锋部队即已抵达晋陵外围的新丰。李璘听到消息后,立即让儿子李瑒与部将高仙琦领兵应战,没想到刚一交锋便中了埋伏,结果被打了个惨败,李瑒被乱箭射中肩膀,不得不退回了晋陵城内。李璘见大势已去,便继续带着家眷和部将连夜逃往了鄱阳(今江西鄱阳)。在鄱阳李璘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自己必须要坚定不断逃跑的策略,鄱阳只是其中的一站,绝不是最后的终点。为此李璘立即收聚鄱阳府中的兵器物资,准备继续向南逃向岭表。但就在这时江西采访使皇甫侁得到了李璘进入辖区的消息,于是他派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鄱阳府,最终李璘被俘。皇甫侁将李璘秘密杀死,李璘子李瑒也死在了乱军之中。李璘的割据江南之梦

                        为了扩军,而且是为了裁军,而且更重要的是,“善后大借款”的用途,包含了“政府行政费用”以及“整顿盐务”等各种正当用途,其中“行政费”则包含了例如“在外使馆经费”、“附属学堂经费”、“内外警察厅经费”、“清室优待费”、“保护清陵经费”、“监狱经费”等诸多是正当的、合理的用途。尽管这笔“善后大借款”,实际上有一部分用于镇压了“二次革命”,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说“善后大借款”是早有预谋的、专门用于镇压革命党的借款。我们必须要从1912年初的历史说起,从这笔借款的初衷、原始动机等各方面的资料出发,去对它进行探讨,否则,我们很难写出客观、公正、真实的历史。那么,至于许多革命党人指责袁世凯找帝国主义国家借这笔钱,没有经过国会的批准,因此,它是一笔“非法借款”——这种说法,是否符合事实呢?我认为这也恐怕很难符合事实。事实上,这笔借款的“非法”之说,是源自于以下的一个基本事实。袁世凯的财政人员找外国银行团谈妥了这笔借款,年利息5%并征得了国会的批准,可是,正要签约的时候,外国银行团却反悔了,说要求增加利息,增加到年息5.5%。北洋政府不死心,及时将这个变卦通知了国会,同时也缠着外国银行团不放,继续进行谈判,说:你为什么说话不算数啊?经过复杂的谈判之后,外国银行团最终妥协了,又回到了原先的年息5%。这样,袁世凯为了防止“夜长梦多”,遂命令财政部马上和外国银行团签约了。不料,此时在国会,却冒出了一片反对的声音。国会说我们之前是批准你签5%的约,可是后来鬼子反悔了,他们抛出一个5.5%的新利率,也就是说,此前的那个议案已经“过期”了。国会还说,不错,你政府和鬼子继续谈,最终又谈回了5%——可是,这个“新谈成”的5%,在法律上来说,是一个新的合同,是一个新的议案,既然是一个新的议案,那么,你袁世凯就必须重新回到我们国会,由我们国会再次投票表决“新议案”,你袁世凯才能和外国签约——否则,你就是违法!这就是当年国会的指责之词。值得注意的是,当年国会议员,国民党员占了多数。这就是所谓“借款手续不合法”说法的来由了。实事求是地说,这种说法,是存在争议的。中方代表和外国银行团重新谈回到5%,这到底算是一个“新议案”,还是原先的那个“旧议案”?恐怕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了。本节最后,我附上当时的各种合同清单。《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之《丁号附件:裁遣军队》热河六十万圆广东一百零五万两浙江五十六万圆江西六万两《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之《戊号附件:行政费》民国二年四月至九月预算约数外交部所管共一百七十七万六千二百一十二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三十八万一千五百三十二圆第二款在外使馆经费一百二十二万四千七百五十六圆第三款附属学堂经费十六万九千九百二十四圆内务部所管共二百十九万二千六百二十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二十七万四千二百圆第二款内外警厅经费一百二十二万三千八百三十六圆第三款附属医院学堂局所经费八万零十一圆第四款步军统领衙门经费六十一万四千五百七十三圆财政部所管共一千三百零二万一千八百零八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二十五万圆第二款附属局厂经费十九万六千七百七十圆第三款大总统府经费三十万圆第四款国务院经费包括法制、铨叙、印铸、蒙藏事务、临时稽勋各局及审计处四十七万五千八百十四圆第五款议院经费一百万圆第六款清室优待费二百七十七万七千七百七十七圆第七款税务处及学堂经费十万零三千四百五十六圆第八款各税务衙门经费二十二万一千八百圆第九款各旗俸饷俸米折六百六十六万六千六百六十六圆第十款外旗俸饷热河、察哈尔、密云等处六十二万五千圆第十一款保护清陵俸饷四十万零四千五百二十五圆陆军部所管共一千五百八十二万六千三百二十一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五十四万余圆第二款直辖各镇局所等饷项八百四十余万圆第三款参谋本部及所辖各校局经费一百七十六万一千六百七十五圆第四款禁卫军饷一百二十四万三千一百九十六圆第五款拱卫军饷一百五十三万二千八百四十四圆第六款武卫左军饷一百二十八万六千三百五十二圆第七款武卫前军饷九十七万四千二百七十四圆第八款京畿军政执法处经费及军饷八万七千九百八十圆海军部所管共一百三十八万二千三百四十八圆第一款本部经费十八万二千三百四十八圆第二款各司令处军舰学堂经费一百二十万圆司法部所管共六十二万六千零三十四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三十四万六千六百四十圆第二款院厅监狱经费二十七万九千三百九十四圆教育部所管共一百三十三万七千六百零四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五十三万七千九百八十四圆第二款学校局馆经费七十九万九千六百二十圆农林部所管共三十五万一千三百九十八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三十万九千二百四十二圆第二款场所经费四万二千一百五十六圆工商部所管共二十六万八千六百五十六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二十万零八千六百五十六圆第二款各所经费六万圆交通部所管共五十三万九千四百九十七圆交通部路航邮电各费,应归特别预算,应可相抵。至新添路线不在内。第一款本部经费三十万二千八百零六圆第二款育才费二十三万六千六百九十一圆以上共计三千七百三十二万二千四百九十八圆。附:特别用款印刷局工程机器约七十五万圆造纸厂工程机器约一百四十万圆造币厂工程机器约五十万圆大学堂建筑费约五十万圆崇陵工程费约四百六十一万一千五百三十七圆议院工程费约一百五十万圆元年积欠各部行政费约三百八十四万五千圆皇室经费元年欠发商号挪垫三百零一万七千三百三十三圆八旗米价一百八十万七千七百五十圆共计一千七百九十三万一千六百二十圆。统计五千五百二十五万四千一百一十八圆。约合五百五十万磅。以上各节,每月之详细预算用度,应交银行所指定之代表人一份。《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之《己号附件:整顿盐务》整顿盐务用款概算一收盐运盐基本金七百万圆一设机器制盐厂三百万圆一整理场产五百万圆一为按照将来与银行商允之银行办法备垫资本与盐商五百万圆共计二千万圆,约二百万磅。

                        民国侠女施剑翘传奇

                        在民国的历史上,有一位挺身为父报仇的侠女,她的名字叫施剑翘。此人的故事相当具有传奇色彩,值得一写。故事首先得从施剑翘的父亲——北洋军阀张宗昌的部下猛将施从滨讲起。1926年,正值军阀混战的年头,施从滨和孙传芳在安徽省蚌埠地区开战,施军兵败、被孙军追赶。施从滨开着铁甲车狂奔,要夺路过桥,但是,桥上挤满了自己手下的兵,逃命要紧,施从滨把心一横,开着铁甲车,径直从自己的战士身上辗了过去,当场撞死、撞飞许多人。有的士兵被铁甲车压断一条腿,大声哭喊,场面十分凄惨。尽管开着铁甲车狂奔,施从滨最终还是没能逃脱,在孙传芳士兵的重重包围之下,施从滨放下武器,投降了。被俘之后,施从滨的态度相当配合。尽管如此,孙传芳还是将俘虏施从滨杀死,并且割下了他的头颅悬挂示众。施从滨有一个女儿,名叫施剑翘。父亲施从滨的死,给她带来了无尽的悲痛。施剑翘立志:杀死孙传芳,为父亲报仇。施剑翘原想依靠男人为父亲报仇。不久,有个男子跟她说:“我同情你!我为你的父亲报仇!”施剑翘很感动,立即嫁给了他,并生下儿女。然后,施剑翘不断催促丈夫为父亲报仇,可是,这位丈夫却在婚后食言了,再三推搪,就是不去。施剑翘也要求过自己的弟弟(施从滨的儿子)动手为父亲报仇,可是,弟弟也不愿意。无奈之下,施剑翘不得不决定:亲自动手。当时,施剑翘和杀父仇人孙传芳,同时都住在天津。冤家路窄。孙传芳居然有个女儿名叫孙家敏,和施剑翘的大儿子在天津法租界“培才幼儿园”是同班同学!施剑翘准备好手枪之后,找借口和孙家敏小朋友套近乎,初步摸清了孙传芳的部分生活规律。可是,尽管如此,还是很难找到靠近孙传芳的机会。有一次,施剑翘到天津“居士林”,给死去的父亲烧香倾诉,边烧边哭。一位老和尚看她可怜和她谈话。无意中,老和尚透露了惊人的情报:孙传芳下野之后,皈依佛门,竟然是本寺的常客,常来“居士林”烧香念佛!施剑翘终于找到了下手的机会。机不可失,施剑翘到“居士林”守候多日,终于在1935年11月13日,等到了孙传芳的出现。施剑翘不动声色,趁孙传芳念佛的时候,朝他的后脑连开三枪。孙传芳当场身亡。枪声响起之际,“居士林”的信众们吓得满堂乱跑。施剑翘不慌不忙,当场散发印制好的传单。施剑翘在传单里坦言:“……小女子我是为父亲报仇……”随后,施剑翘抱着必死的决心,镇定自若地拨打警察局的电话,报案自首。很快,警察来了,将她带走。笔录之后,还见了记者。施剑翘属于自首,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施剑翘为父亲报仇,开枪打死孙传芳并入狱之后,冯玉祥、李烈钧、张继等国民政府大员都同情她,并为她到南京说情。全国舆论也为施剑翘说情。(注意:孙传芳下野之前,是国民党北伐的主要军事敌人之一,故国民党人一般不同情孙传芳。)南京国民政府在考虑之后,动用了极少动用的特赦权,将施剑翘特赦了。这就是民国侠女施剑翘的真实传奇。

                        张作霖的身世和起家

                        张作霖的身世和起家问题,在近代史中,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确是很多普通读者比较感兴趣的一个话题。笔者收集了一些张作霖身边人的证言,于此整理一下,对于对张作霖有兴趣的读者朋友,也许有一点参考的价值。张作霖的父亲,名叫张有财。张有财以开赌场为生。有一天,张家的狗用嘴巴拉扯着张有财的老婆(张作霖的母亲)往外跑,一直跑到了树林里,找到了张有财的尸体。村子里传说张有财是被一姓王的赌徒给杀的。原因是那赌徒在张有财的赌场里输了钱,张有财说要人家的老婆抵债。人家当真了,急了,就动了杀心。关于张作霖父亲的这段资料,出自于《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张作霖青年时代纪略》中赵兴德(赵兴德是张学良的表兄)的回忆。张作霖小的时候,本来是个读书郎,如果能将书读下去,也许人生的路会不一样,可是,他天生并非读书的料。张作霖12岁时,家里没钱供他念书,经过托人说情,和私塾先生谈成了这个方案:张作霖给私塾先生做饭,作为报酬,张作霖就可免费上学。有一次,私塾先生批评小张作霖,不料老先生因此被张作霖给暴打了一顿。动手打了先生之后,张作霖知道这书再也念不成了,他对别人说:“人,干点儿啥都能混一口饭吃!这书,我不念了!”打了人还不算,次日,张作霖回到私塾,拦住各位同学,不准他们上学,肆意扰乱私塾的教学秩序。小小年纪的张作霖,就霸气外露,这人注定是当枭雄的料。关于张作霖求学、退学的这段史料,也出自《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赵兴德的《张作霖青年时代纪略》。张作霖到了十六七岁的时候,在辽宁海城一家名叫“杜家店”的旅馆里面打工,干的是伺候住客,帮住客牵饮牲口的工作。如同今天酒店里帮住客搬运行李的服务生,英文职称为“Bellboy”。有一次,张作霖欠下赌债,生了邪念,他偷了一个住客的一头驴,卖掉了,不久,张作霖被人告发,“杜家店”的老板立即找来打手,将张作霖暴打至晕厥,然后将张作霖扔到苇塘当中。张作霖侥幸不死,醒来之后,决定落草、投匪,于是,他投奔了当时的著名胡匪(土匪)杜立山。张作霖投奔土匪杜立山之后,不久就在清政府的一次剿匪行动中,被官府抓到了。那时的张作霖才十七八岁,长得矮小,又没有人来指认他有血案啥的,结果当官的仅仅把张作霖打了一顿板子,就放他走了。张作霖被放走之后,不思悔改,继续拉帮结匪,后来又和张景惠匪帮结合,逐渐壮大。关于张作霖从社会底层青年落草为匪的这段史料,出自《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赵庸声的《张作霖的起家》一文。再后来,1900年,北方闹义和团,沙俄以此为理由,侵占了东北全境,给张作霖提供了真正成气候的机遇。那时,东北全境被俄军侵占之后,清政府的各个地方政府都关门打烊了。东北大地出现了无政府的“治安真空”状态。张作霖作为土匪,这时找到了一笔更大的,而且是比较“正当”的业务,那就是:收取各个村子的保护费,保护各个村子免受土匪侵扰。换言之,张作霖瞅准了机遇,从“土匪”摇身一变,成为了地方“保安”,而且还是一家“大型保安公司”的“老总”。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张作霖这股武装力量被清政府招安,他本人就此成为了清军的一个地方将领。关于张作霖从土匪改行当保安,再被清政府招安的这段历史,诸位可参考唐德刚的《张学良口述历史》一书,出自张学良的口述回忆。再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我就不再赘述。第三章深挖内幕这一章,作者将引领大家,回首过去,从被隐藏的历史细节中、从褪色的画面中、从历史见证者的回忆中、从纷乱交错的事件中,深挖那些尘封已久的历史内幕,还原焦点人物的真实面目,让读者感受一个更加接近事实的观点。

                        府院之争

                        我们有不少的历史爱好者都隐隐约约听说过这么一个历史名词:“府院之争”。但是,也许有一些朋友并不知道这个词语的意思,更不知道与之相关的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所谓“府院之争”,其实就是指“总统府和国务院的斗争”,它说的是这么一个历史事件:1917年春夏之交,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开除了国务院总理段祺瑞,段祺瑞心怀不服,怂恿军阀张勋带兵入京,武力驱逐了总统黎元洪,段祺瑞得以恢复总理职位并重新执政。这么一件事,在我们中国的近代史上,叫作“府院之争”。那么,中华民国的大总统黎元洪,为什么要开除国务总理段祺瑞呢?关于这件事情的始末,诸位不妨听笔者一说。事情要从袁世凯之死说起。1916年6月6日,筹办帝制不成被迫宣布“暂缓洪宪”的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在病床上一命呜呼。袁世凯病死之后,中华民国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而总理之位,则由众望所归的北洋巨头段祺瑞上台担任。黎元洪当上大总统之后,宣布恢复此前被袁世凯废除了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下简称《临时约法》),简称“恢复约法”。什么叫作“恢复约法”?原来,由革命党人制订并于1912年3月11日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此前被袁世凯废除了,南方革命党人对此愤愤不平、耿耿于怀。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宣布“恢复约法”,以期安抚革命党人并试图缓解国家南北分裂的态势。黎元洪“恢复约法”的做法,也是有法律依据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中华民国之宪法由国会制定。宪法未施行以前,本约法之效力与宪法等。”这一条规定的意思是说在《中华民国宪法》还没有制订之前,《临时约法》就是有效的。朝野各界人士行事,仍然需要接受这部《临时约法》的约束。众所周知,自从1912年民国成立,直至1916年袁世凯病死,中华民国一直没有制定出一部正式的宪法。恢复约法之后,黎元洪和段祺瑞开始合作“当家”,但是不料,这个“黎段班子”刚刚搭伙不久,就闹出了矛盾,缘由主要是两件事:第一件事:撤换国务秘书徐树铮;第二件事: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首先说说第一件事:撤换徐树铮。徐树铮是谁?徐树铮是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他是国务总理段祺瑞的头号幕僚。徐树铮这人有个毛病:飞扬跋扈。徐树铮日常所做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拿一堆政府文件闯进总统府,往大总统黎元洪的办公桌上一搁,喊黎元洪签名。为什么政府文件要找大总统黎元

                        朝”来,非自己属地。朱元璋这才知道,原来日本还有个更强大的“北朝”。其后朱元璋多次派使臣与“北朝”建立关系,都被怀良设法阻止。值得一提的是,怀良派到中国的使臣,多次重金贿赂彼时明朝“宰相”胡惟庸,与之狼狈为奸,“通北朝”之事,也是胡惟庸屡屡作梗。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日本北朝室町幕府统治者足利义满遣使朝拜朱元璋,朱元璋见其贡书里未提“称臣”一事,因此拒绝收其贡物,但允许日本“光明天皇”的小儿子来南京学习,朱元璋“尤善待之”,但中日关系至今依然处于“冰河期”。洪武十四年,十七年,十八年,又有多股倭寇入侵辽东、山东、海南三省。此时明王朝经过10多年休养生息,国力渐渐强大,朱元璋遂于洪武二十年(公元1379年)命开国名将汤和与周德兴在浙江、福建沿海铸“备倭城”59座,屯兵8万人,继而在洪武二十三年,二十四年两次挫败窜犯东南沿海的倭寇,“斩俘甚众”,至洪武末期,明朝从北至辽东,南至广东的海岸线上,修筑各类卫所200多所,置“备倭军”近30万人,精锐兵舰3000多艘,构筑起一条海上长城。因此从洪武二十年开始至朱元璋过世,倭患暂稀。这其间,洪武十四年,朱元璋查知胡惟庸“通倭”,日本“南朝”怀良又送来书信,措辞傲慢,使朱元璋一度想征讨日本,但终被大都督李文忠等人劝阻。为防前元征倭失败覆辙,朱元璋在其留给子孙的《皇明祖训》中,将日本定为“不征之国”,称日本“虽朝实诈,暗通奸臣胡惟庸谋不轨,故绝之”。因此200多年后的大明“抗倭援朝”战争里,万历皇帝虽调集精锐水师云集天津,意欲直捣日本本土,终因丁应泰等大臣以“祖制”劝阻而作罢。在朱元璋过世前的明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5年),日本北朝“室町幕府”统治者足利义满已经平灭南朝,完成国家统一。这之间他屡派使者来华朝见,皆被朱元璋拒绝。朱元璋过世后的明朝建文元年(公元1400年),足利义满又派使者前来朝见,在国书中自称自己是“臣日本国王源道义”,正式向大明称臣。建文帝欣然接纳,热情招待使者,但日本国使前脚刚走,倭寇就趁江南、浙江一带明朝的“备倭军”北上参加“靖难之役”之机,于建文元年,二年,三年连续掳掠温州、宁波、绍兴等地,给风雨飘摇的建文王朝,来了次“雪上加霜”。朱棣夺取皇位一年后,永乐元年九月(公元1403年),足利义满再派使者来华朝见,朱棣甚为高兴,给予日本“永乐堪和”,两国正式建立了“朝贡贸易”。但次年四月,山东、辽东等地接连发生倭寇入侵事件,令朱棣甚为恼火,恰好日本使臣前来祝贺朱棣册封皇太子,朱棣便严厉申斥,要日本打击海盗。足利义满闻讯后,在国内大力“严打”,并派重兵全歼了对马岛上的倭寇“大本营”。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将倭寇头领20人送至大明治罪。朱棣命令日本使臣“自行裁处”。日本使臣在宁波海边设铁锅,点火将这些倭寇“蒸杀之”,获朱棣赏赐。从此时起至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中国沿海暂时风平浪静。两国之间官方的“朝贡贸易”也迅速发展,堪称是明朝中日关系的“蜜月期”。转折从足利义满病逝开始,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足利义满病逝,继任的室町幕府统治者足利义恃被朱棣册封为“日本国王”,其后日本对倭寇的约束渐松,沿海地区倭患再起。永乐八年二月,倭寇掳掠浙江清南县,朱棣谴使责问,足利义恃立刻抓捕10余名倭寇送至中国请罪。一年后,明朝使节王进出使日本,与室町幕府官员发生纠纷,险些被扣留,朱棣震怒下拒绝日本前来“朝贡”,继而倭患又生,永乐十三年倭寇犯山东,永乐十五年倭寇犯辽东,永乐十六年倭寇犯浙江,因明朝东南沿海守备森严,才未造成大祸。朱棣本人的态度也很宽容,经常将捕获的倭寇放回,坚持要“怀之以德”,并于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年)派吕渊为使至日本申斥足利义恃,命其“悔过自新”。同年六月,日本派使团来华道歉,声称倭寇是“无赖鼠窃,非臣所知”。朱棣再次允许日本“朝贡”,但限令严格。明朝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新任日本室町幕府首领足利义教被明宣宗册封为“日本国王”,再次在国内全力捕倭,以求通好。明宣宗放宽了对日本朝贡的限制,从此时开始至嘉靖朝,两国之间的官方贸易络绎不绝,倭寇进犯虽时有发生,但一则明朝海防森严,二来日本国内此时打击倭寇甚严,因此和平终是主流。二说到明朝初年,乃至终明一世的倭患,有个关键词不得不提——朝贡贸易。明朝初年,日本室町幕府之所以几次在明朝的压力下主动捕杀倭寇,甚至送倭寇头目到明朝治罪,其原因不仅仅是惧于大明强盛的国力,更有对“朝贡贸易”巨大利润的垂涎。每次“朝贡”,大明不仅有丰厚的赏赐和回赠,而且其在中国购买的丝绸、茶叶、瓷器等物品,倒卖到东南亚地区,转眼就是10倍的利润。朱棣时期,明朝屡屡以取消“朝贡贸易”相要挟,加上彼时明朝国力强盛,对朝贡的管制限令森严,沿海更囤积重兵,因此但凡大明“发怒”,日本方面就立刻“致歉”“捕倭”。用此法“和平解决”倭患问题,几十年来屡试不爽。但是在朱棣死后,事情却起了变化。从明宣宗朱瞻基开始,明政府对日本朝贡使团的限制日益放松。朱棣时期,日本每次朝贡的人数、规模、携带货物,都有严格的限制,但从宣德年间开始,管制逐渐松弛,日本使节经常夹带私货到中国贩卖,包括明朝三令五申的违禁品“武士刀”。有时候,使臣私自夹带的物品,甚至比官方贸易的货物多10倍。日本使臣每次到来也非常跋扈,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即发生过日本使臣在南京殴死平民的事,当时刑部要求严惩,朱棣最终“从宽”,只是让日本方面赔偿死者家属千两白银。此后日本使臣更加跋扈,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和宣德七年(公元1432年)发生了两次日本使臣殴死中国商人的事,明宣宗仅发文“申斥”。景泰四年(公元1453年),临清当地的指挥使谭敏,因劝解日本使臣莫要抢掠商旅,差点被日本使团围殴致死,其麾下士兵,因有朝廷“严令”,皆不敢管。事情报到明景泰皇帝处,景泰皇帝却下旨宽大,最终不了了之。成化四年(公元1468年),日本使臣在徐州驿站因对饭菜不满,竟当众鞭打驿站官员。明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日本使臣在济宁闹事,当场杀死商人3名。诸多“外交纠纷”,明朝政府多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自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开始,日本使团开始违反朱棣时代规定的每次朝贡“船不过三条,人数不过三百人”的限制,其使团常携带武器和士兵,遇到中国军队,则出示“勘合”与之贸易,如遇到平民百姓,则大肆抢掠,烧杀之后扬长而去。在与中国民间商人贸易时,更是强买强卖,有时甚至明抢。官方贸易时更张口要中国高价收购,一旦中国官员有所犹豫,他们立刻威胁说“若买卖不成,到时候大批倭寇杀到,抢掠贵国沿海,你负得了责吗”?所以,大多数时候,明朝方面选择忍气吞声,花钱买太平。即使如此,沿海依旧时常有倭寇骚扰,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明朝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40多艘持有明朝“勘合”的日本船,突袭浙江地区、攻破台州、宁波、定海三卫,一路荼毒平民无数,尤其令人发指的是,他们抓到孕妇,皆用武士刀剖开孕妇肚腹,取出婴孩挑在刺刀上为乐。宣德朝至嘉靖朝中日“朝贡贸易”的100多年间,日本侵扰中国沿海的倭寇,八成左右都是这类日本“经贸代表团”。三明朝中前期虽有倭患,但终未如后来嘉靖朝那般酿成旷日持久的战火。论原因,一则彼时日本还是一个统一的“主权国家”,其政府对于本国海盗尚能控制,为了中日贸易的经济利益,也多次配合中国剿灭倭寇。但最主要的原因,则是中国东南沿海军民们长久以来的浴血奋战。与明朝中期戚继光、俞大猷等抗倭名将相比,明朝前期抗倭将领们的声名相比之下逊色很多,这主要是因为彼时明朝最大边患不在海边。明朝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苏州指挥副使王湛率军“斩倭寇二百人”,是为大明抗倭战争的第一个胜仗。明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汤和属下千户李鼎率“轻舟三十条”,在浙江定海击破倭寇水师,“夺大船三条,溺死百人”,是大明朝第一次在海上击败倭寇。洪武一朝三十年,倭寇的大规模入侵有7次,其中被明军击溃5次。之后的整个15世纪100年里,倭寇的大规模入侵有历史记录的达14次,被大明击溃有10次,正是诸多官兵的浴血奋战,保卫了彼时中国海疆边民的平安。而这期间最著名的胜利,当属发生在明永乐十七年(公元1419年)六月的望海涡大捷。望海涡,位于今天辽宁大连金州南端,自明朝立国起,就是防卫倭寇入侵的前哨。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朱棣任命早年跟随他南征北战的亲信刘江为辽东左都督,镇守辽东广宁卫备倭。刘江,江苏宿迁人,是早年跟随朱棣参加“靖难之役”的亲兵,朱棣北征阿鲁台时,曾亲率骑兵冲击阿鲁台后阵,“手刃敌人十余”,迫使阿鲁台大溃,可谓勇将。刘江到任后经过勘察,认定离金州70里的望海涡乃“咽喉之地”,遂在当地驻兵,严阵以待。他还“发动群众”,招当地“精于水性之良民”,在周边海域一带乘小船布控侦查,严防倭寇入侵。永乐十七年(公元1419年)六月,侦查到东南海域有火光,确认倭寇即将来袭,立刻调遣精兵在当地设伏,次日2000余倭寇登陆攻击,刘江不为所动,派属下徐刚埋伏于望海涡山下,另派百户江隆率领他精心挑选的“健锐勇士”绕道敌后,约定“旗举而伏起,闻炮鸣而奋击”。不久倭寇进入伏击圈,刘江命令鸣炮,继而身先士卒奋勇冲杀,明军伏兵大起,艰苦的战斗从清晨打到黄昏,倭寇仓皇逃命到山下樱桃堡内,企图负隅顽抗,刘江严令部将不许攻击,故意露出一个缺口,引诱倭寇逃命,然后命士兵在倭寇出逃时截击,终将倭寇大部歼灭,少数逃到海边的倭寇,也被刘江早已安排好的水师活捉,是役斩首1900余级,生擒数百人,2600名倭寇无一漏网。这是倭寇侵扰中国沿海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的“全军覆没”。捷报传来,朱棣大为高兴,封刘江为“广宁伯”,赐名为刘荣。当地乡民也自发为刘江修筑“真武庙”以表纪念。次年四月,刘江病逝,朱棣甚为悲痛,赐谥号为“忠武”,安葬于北京永定河畔四平山。今天北京官园南边广宁伯街,就是其先前府邸的遗址。望海涡大捷,在明朝前期的抗倭战争里有重要意义,此战后100年间,除了日本“经贸代表团”的贸易纠纷外,大规模的倭寇入侵基本消失了。倭寇再次以千人以上规模大肆侵扰,应是百年后嘉靖朝中后期的事了。第四章明朝西域第一将宋晟2002年2月22日,南京《江南时报》发表了一则名为《金陵古迹屡遭破坏堪忧》的报道,报道声称:“位于南京雨花西路114号旁的宋晟墓,遭到了周边建筑物的挤占,严重违反了国家有关文物保护政策,其墓碑的本身更遭涂抹,碑文已辨识不清。”报道出炉后,一度引起了互联网上各地文物爱好者的关注,但即使资深的文物爱好者,这时也有人提出了一个疑问:宋晟是谁?报道该新闻的记者,在报道的时候也摆了一个“大乌龙”,在新闻中竟称宋晟为“明代著名书法家”……而事实上,这位今天已不为人所熟知,甚至墓葬都遭侵扰的明朝开国元勋,在悠悠青史之中,虽几经涂抹、歪曲、沉浮,生前身后连遭非议攻击,却终不能抹杀其赫赫的沙场功业。虽与徐达、常遇春、邓愈、汤和等“大明英烈”们相比,他的声名不大,在大明王朝北逐元廷,统一天下的大业中,他起初只是跑龙套的角色,在西北战场才找到了自己的舞台。明王朝对西北大地的主权,因他的战功而奠定。横扫中亚,威震世界的帖木儿大帝,在人生的最后时刻,曾与他有一次擦肩而过的对决机会。生性多疑的朱元璋、朱棣父子两代,独独对他信任有加,命他可在西北“专断边事,不必事事奏报”。引起清初“文字狱”的“明史”《罪惟录》中,更给予他一个至高无上的评价:“建卫霍之功业也。”将他比作西汉横扫匈奴的两大名将——卫青、霍去病。宋晟,字景阳,安徽定远人。史载他“四镇凉州,前后二十余年,威信著绝域”。洪武王朝励精图治的大业里,永乐盛世万国来朝的繁华中,他是中国西北大门沉默的守护者。一和明朝诸多开国名将一样,身为安徽定远人的宋晟,也是最早跟随朱元璋起兵的“老乡”。那是公元1353年的事,当时还在郭子兴麾下的朱元璋回乡募兵,胡大海、邓愈、常遇春、蓝玉等“开国名将”们皆在这次征募中投军。宋晟家更积极,宋晟之父宋朝用,宋晟之兄宋国兴皆入伍从军。比起正值壮年的父兄来,彼时宋晟只有11岁,是个十足的“娃娃兵”。11岁的“小鬼”,自然上不了战场。倒是宋晟的父兄,在朱元璋起兵的开始阶段屡立战功。和常遇春等人的“穷苦出身”不同,宋家原本就是当地富户,不但家境殷实,为防蒙古官吏欺辱,很早就拉起了民团。宋晟之兄宋国兴,年轻时就是定远当地的“壮士”,最善武枪弄棒。投奔朱元璋后,以宋家早年“民团”为班底的“宋家军”,开始崭露头角。朱元璋攻克滁州之战,正是宋晟之兄宋国兴率军夜袭,经浴血奋战打开了滁州城门,朱元璋也因此拥有了自己争天下的第一座城池。朱元璋曾赞他为“勇国兴”。宋晟之父宋朝用是朱元璋早期的重要将领,明史说他“因积功至元帅”,一度与徐达、常遇春等人并列。朱元璋定远募兵后,打通东进道路的和州之战,正是由他指挥完成。刘基在《诚意伯文集》里赞他“智勇兼备”,也是个名噪一时的名将。小宋晟11岁就从军,被编在当时另一名将邓愈麾下。家庭的渊源外带南征北战里的耳濡目染,宋晟想不会打仗都难,可毕竟岁数小,冲锋陷阵还不现实。邓愈对这位“老战友”的儿子很是器重,留在身边当了“勤务兵”,除了每天干些端茶倒水的杂活外,邓愈还时常“以兵书战策勤教之”。满腹的韬略,从此时开始生根。如果照这样下去,小宋晟很可能会在邓愈的教导下,成为一个出色的军事家,待到天下太平后论功行赏,运气好了,还能以“功臣之子”的身份承袭爵位,从此风风光光。宋晟做到了,不但做到了,而且还超越了诸多的“功臣子弟”们,成为他们之中的翘楚。建功、封侯、赐爵,一步一步,但这些是以他13岁那年的一场悲伤开始的。元朝至正十四年(公元1355年),正在开疆拓土的朱元璋,把目光对准了一个新的目标——集庆(江苏南京)。这是六朝古都,元王朝江南重镇,拿下它,就拿下了统一天下的关键点,这是朱元璋霸业的天王山战役。是天王山就要啃下来,从当年七月,九月,一直到第二年三月,朱元璋集中重兵,连续3次发动了对集庆的猛烈进攻。朱元璋攻得猛,元王朝守得也猛,咬紧牙关死战不退。几番攻坚下来,朱元璋伤亡惨重。在当年九月第二次攻打集庆的战役中,为突破元军防线,朱元璋精选军中壮士做敢死队,企图强行渡江。统领敢死队的,恰是宋晟的兄长——“勇国兴”。“勇国兴”还是一如既往地勇,身先士卒渡江猛冲,却没了之前的好运气,一支箭不偏不倚,射中了宋国兴的额头,宋国兴壮烈殉难。噩耗传来,朱元璋痛惜不已,随即下令全军撤退,二攻集庆的战役就此结束。随后,朱元璋在军中隆重举丧,宋家上下自是悲痛万分,这时朱元璋从中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孩子——一家老小都在号啕大哭,唯独他例外,虽满脸悲愤,硬是一滴眼泪都没掉,只是郑重地在死者的

                        绍曾、蒋方震(蒋百里)、蔡锷、陈仪、孙传芳、徐树铮……当然,以上这个名单,远远是不完整的。当年,蒋介石念完了“振武学校”之后,在日本陆军部队实习,实习期间的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蒋介石偷偷回国参加革命,从此,终生不再回日本求学。因此,蒋介石事实上,从未踏进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大门(游客身份除外),也从来没有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念过一天的书。也就是说,蒋介石根本就不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学生,更不是它的毕业生。蒋介石在日本的同学也是其终身密友、国府高官张群,在《张群先生话往事》这本资料里面,说得很明白:蒋介石在双脚尚未踏进“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大门之前,就已经当逃兵,辍学回国了。张群的这份证言,原文照录如下:“……(我)宣统年间在日本振武学校肄业,和蒋先生同学,卒业后,升入高田野炮兵第十三团为士官候补生,又和蒋先生同一连队。辛亥武昌起义后,我们都回国参加革命……”另外,日本史料《高田市史》,也收录了日本报纸《高田新闻》明治四十三年(公元1910年)12月6日版的新闻报道《清国学生入队》。这篇报道,也旁证了张群的证言。其中的时间、地点、事件……各种信息,都是吻合的。我们梳理蒋介石在日本的留学岁月,可知道以下的事实:1.蒋介石在日本的求学岁月里,入读的并非“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而是日本“振武学校”。2.蒋介石在日本“振武学校”学习期间,被分配到日本陆军实习,实习之后,理论上有机会升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但是,在实习期间,蒋介石偷偷回国参加辛亥革命,从此再也没有机会去日本深造了。换言之,蒋介石终其一生,从未就读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这所军事院校。关于蒋介石未曾入读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还有一个证据,那就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中国留学生名单。在这份长长的名单里面,根本就没有“蒋介石”、“蒋中正”、“蒋志清”、”蒋瑞元”这些名字其中的任何一个。关于这个留学生名单,读者可以参考学者雷博宁所整理的《中国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名单及学生简历》一文。后来,蒋介石飞黄腾达,当上了黄埔军校的校长。蒋介石在黄埔军校督校期间,黄埔军校有不少的学生,误以为蒋介石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对此,证人有黄埔一期生蒋超雄。依据蒋超雄在《我在黄埔军校的回忆》一文里面的说法,蒋超雄直到年老之时,仍然误认为校长蒋介石,是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我们不妨摘录蒋超雄回忆文的一段看看:“……在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北方军阀相互攻伐,全国一片混乱,革命形势很好。十分迫切地需要外立革命武装部队。可是黄埔军校的成立较预定期推迟了半年,原因是中山先生在选定校长问题上,遇到了麻烦。当时蒋介石从俄国考察回来,对红军的组织、训练,已有初步认识。同时,蒋是毕业于保定军校和日本士官生的正式军人。另外,蒋对孙较为忠实,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陈炯明叛变,炮击总统府,中山先生避难永丰舰,原来在孙左右的人,大都逃往上海;而本来在上海的蒋介石却南来广州,助孙策划一切。故孙先生后来亲书‘患难与共’四字赠蒋。最后中山先生以拖延时日有误革命时机,认为非计,毅然告众说,非蒋介石任校长,宁可军校不办。校长一职,遂成定局……”很显然,我们从文中可以看到“蒋是毕业于保定军校和日本士官生的正式军人”这一句。疑问是,是蒋介石刻意对他的学生说谎,还是学生们自己造谣传谣?这一点,也许有待于进一步的考据。在蒋介石的学历问题上,李宗仁在《李宗仁回忆录》这册资料里面,也记录了这么一个事情:蒋介石给“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国同学会”的总负责人刘宗纪送过五万元,并婉转地要求刘宗纪承认他“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学籍。李宗仁在这一点上的证言,是这样的:“……蒋介石飞黄腾达之后,曾经派人给‘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国同学会’总负责人刘宗纪送去五万元,潜台词是要求刘宗纪配合自己的学历谎言。一些真正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校友如蒋作宾等,对刘宗纪发表异议:‘学长!我们什么时候多出了蒋介石这么一个重量级的校友?我们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念书的时候,怎么就没听说过蒋介石这么一个人呢?’刘宗纪当时对蒋作宾这样说:‘我们有钱收,还不好吗?为什么要那么认真呢?……’”当然,李宗仁的说法,也许可以算作孤证。但是,至今比较明确的是:蒋介石从来没有念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这个,应该是比较清晰的。那么,为什么蒋介石要在自己的身份证上填写了“日本士官学校”的学历?为什么黄埔军校的学生会误认为蒋介石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而蒋介石,为什么又要向“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国同学会”送钱讨好?我想,以上这些问题,似乎都指向以下的同一个事实:我们有些国人对学历的崇拜以及因此所萌发的虚荣心,使得某些成功人士伪造学历的作为,屡见不鲜。问题是,这种事情瞒得了一时,却瞒不了永世。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

                        蒋介石的“梅毒脱发”之说

                        关于蒋介石的秃头,在中国流传最广的说法是:蒋介石年轻时得过梅毒,他的秃头,是梅毒的后遗症。可是,这种说法,真的经得起推敲吗……蒋介石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一个妇孺皆知的绰号——“蒋光头”,蒋介石自从步入中年之后,基本上都是以秃头的形象见诸于世。在抗战时期来华助战的美国将军史迪威,更是戏谑地称蒋介石为“花生米”——因为蒋介石的光头,远看着,就像一颗圆不溜秋的花生米。那么,蒋介石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首脑人物,为什么会是一个光头的形象呢?在这一点上,民间传说纷纭,其中,流行最广的说法是蒋介石因为染上梅毒,掉光了头发,从此,终生秃头。可是,真相是这样的吗?首先,我们先来探究一下蒋介石是否曾经患过梅毒?让我们先来读读《蒋介石日记》。《蒋介石日记》1919年7月26日这一天,有这样的记录:“近日甚受淋病之苦,心生抑郁也。”从此,我们可以得知:蒋介石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得过淋病。蒋介石在年轻时,的确生活“不检点”,这一点,似乎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淋病”毕竟不是“梅毒”。我们再来看看蒋介石的前妻——陈洁如所著的《陈洁如回忆录》。陈洁如在这本回忆录里面,记载了蒋介石染上性病,并且将性病传染给陈洁如的事情。但是,陈洁如的文字,一会儿说是“梅毒”,一会儿说是“淋病”,自相矛盾,恐怕并不足以为信。陈洁如在这一件事上,是这样说的:“作为蜜月旅行的第二部分,我们游览了苏州,回上海之后,我发现身上出了疹子。我试用各种油膏擦抹,不但无效,而且越来越糟。后来,突然发现腿上也出现疹块,手腕按脉处也出现两块红疤。它们虽不痒,但看起来很不好,我很发愁,我一生从未得过这种病。介石带我去看他的朋友李大夫。他是德国留学生,专精细菌学和性病。李大夫取了介石和我的血做瓦塞尔曼氏反应检查(梅毒血清诊断法)。等了令人心烦的日子,这位血清专家宣布我们的血有阳性反应。我一听到这个坏消息,发了疯似的,立刻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冲出诊所,坐上一辆出租汽车到我母亲家。‘噢,妈妈。’我哭诉着,‘我得了花柳病。是大夫告诉我的。看看我这些毛病。’不到半小时,介石来了,解释说这病是轻度的,用六零六针药可以痊愈,这是他自己的旧毛病,传给我了。母亲痛骂了介石半小时。他承认了他的‘罪恶’。‘我再也不同你在一起了。’我哭喊着,‘你是个坏东西,我要跟你离婚。’‘我怎样才能使你相信我要真的悔罪呢?’他哀求着,低头站在那里,表情非常严肃阴沉,接着说,‘只原谅我这一次,回到我的身边来。我向你发誓,为了悔过,永远不再沾一点酒。’母亲拉着我的手说:‘你要同他去大夫那里,赶紧去治,不可耽搁,最要紧的是把那个病从你的血中清洗干净。’于是,那天黄昏,介石再带我去李大夫诊所治疗。在打针前,李大夫对介石说:‘这是个不大好谈的话题,所以请让我和你的夫人单独谈谈,你可不可以在候诊室等一下?’介石出去以后,李大夫向我做了六零六注射,并说:‘你打十次针,就可痊愈。我现在要坦白告诉你,淋病细菌已进入你的身体,说确切点,就是你的输卵巢,这可能使你不能怀孕。但是你的病是轻度的,只要继续坚持治疗,就不必担心。’事毕,我走进候诊室轮到介石进入诊疗室了。他打过针后,李大夫告诉他:‘你在结婚前,本应先完成以前的治疗,但你没有等待充分的时间以完全治愈,因而传染了你的夫人。从现在起,你必须继续坚持治疗以便康复。你原已患有附睾炎,这使你不能生育。今后你恐怕不可能再生育孩子了。’为了表示悔悟,介石对我起誓,如我答应不离开他,从今以后,他不再喝所有烈性酒,普通酒以至茶和咖啡。‘我愿终生只喝白开水。这是一种自我惩罚,你现在可以相信我了吗?’”以上,就是蒋介石的前妻陈洁如在《陈洁如回忆录》中的叙说。我们从陈洁如的这篇叙述看出来文中开始说“梅毒血清测试阳性”,后来又说那是“淋病”,到底是“梅毒”还是“淋病”?前后矛盾,语焉不详。难怪学界有人怀疑陈洁如的这本回忆录的真实性,甚至有人直接断定这本《陈洁如回忆录》是一本“伪书”。也就是说单凭这本所谓的《陈洁如回忆录》,我们也不能断定蒋介石是否患过梅毒这种病。除此之外,目前似乎也还找不到有关于蒋介石患上梅毒的确切证据和相关史料。我们退一步来说就算蒋介石患过梅毒,而即便如此,梅毒和脱发的关系,仍然是值得考察的一个关键点。梅毒是否能导致秃头?医学告诉我们:因为染上梅毒而得的脱发症,在医学上叫作——梅毒性脱发。据查,梅毒性脱发,有以下两个重要的特征:特征一,不容易患上。每100个梅毒患者当中,大约只有4个患者会患上“梅毒性脱发”。特征二,梅毒性脱发并非永久性的脱发。治愈梅毒之后,头发会迅速长回来。这里的特征二是相当关键的,梅毒性脱发并非是一种永久性的脱发。治愈梅毒之后,头发会迅速长回来。据此,我们不妨作以下的逻辑推理:推理一:假设蒋介石曾经患过梅毒。假设他的梅毒不能治愈,那么,蒋介石在青壮年时期,早就死了。因为梅毒是一种致命的传染病。推理二:假设蒋介石曾经患过梅毒。假设他的梅毒已经治愈,那么,蒋介石的头发会迅速再次长回来——也就是说,蒋介石有头发,蒋介石的光头,是自己故意剃光的——并不是“梅毒”所导致的。上述的逻辑推理,是非常清晰的——只有一种可能,蒋介石有头发,光头是自己剃的,与“梅毒”这种病并没有关系。事实上,蒋介石的身边人所留下来的证言,也证实了这个推理——蒋介石并不秃头——蒋介石是有头发的。依据蒋介石的卫士翁元在其所著《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四十三年》这本回忆录的记载,蒋介石的确是有头发的,但是蒋介石的头发很稀疏,而且也很柔软。而更为关键的是,蒋介石有剃光头的习惯,一旦长了头发,蒋介石就立即叫人剃掉,所以,蒋介石其实是“故意剃光头”的,并非是生理性的秃头。翁元在这本《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四十三年》一书中的证言,原文是这样的:“我记得是老先生的幺孙子孝勇,升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老先生见到孝勇怎么会剃个大光头,就问孝勇:‘这是怎么回事?’孝勇十分吃惊地说:‘阿爷,你不知道啊,我们老师叫我们大家要理“中正头”,就是要理光头的意思,好像全台湾中学生都是理这种头!’据说,老先生听了之后,有些不高兴。他不高兴的原因,除了心痛孙子理光头之外,他也对外人对他的‘光头’的误解感到不悦。我们因为跟随他时间久了,知道他既不是光头,也不是秃头,而是因为他的头发非常细,只要长得长一点,他就会叫专属理发师为他修剪,一般人远看根本看不出他头顶还有一层细发。当然,教育界人士大概是要讨好巴结上面的人,故意创出一个什么‘中正头’的名词,结果倒霉的却是一般无辜的莘莘学子,既不雅观,又对头部保护不利。不久,蒋介石就在一次会议场合,相当直率地讲出他反对中学生剃光头的看法,他说:‘你们很多人误会我是一个秃头或是理的光头,其实我是有头发的,只是你们没有注意罢了。我认为办教育的,要中学生理光头是不对的……’本来主张让学生剃光头,显示全民‘拥护领袖’的官员,这下子马屁拍到马腿上,真是好不尴尬。”以上,就是给蒋家当了四十三年卫士的翁元的证言。这个人长期与蒋介石朝夕相处,他的证言,有着相当高的参考价值。其实,各位读者只要肯花那么几分钟的时间,在中国的互联网上随便搜寻一下蒋介石晚年在台湾留下的照片,仔细察看,就不难发现:蒋介石貌似光秃的脑瓜之上,其实,的确是有着稀疏的头发的。由于照片版权所限,本书未能在此附上一两张蒋介石的“带发”照片,甚为遗憾。那么,问题来了:“蒋介石因为梅毒而秃头”这个流传了将近百年的传说,到底是从何而来的呢?其中,严庆澍所著,1950年出版发行的一部畅销小说《金陵春梦》,在此起了关键的信息传播作用。在这本小说《金陵春梦》当中,作者严庆澍,对蒋介石进行了多方面的演义描写,其中,对蒋介石“感染梅毒”的这个情节,该作者是这样描述的:“‘好好。’蒋介石心中计算一会,老是觉得不合算,玩一个女人,要花这么多钱,要花这么多时间,干脆不如打野鸡算了,于是放弃了上翠芳老七那里去的念头。半月之后,戴季陶他们老是不见他请客,而且连交易所也不来了,原来蒋介石迫不及待,去玩野鸡,这回可害上了杨梅大疮,正躺在家里养病。那时候既没有特效药,又没有高明的花柳医生,直把他急得没办法。脓血淋漓,举步维艰,少赚了‘帽子’钱不算,还给黄绿医生敲走了一大笔竹杠。而且余毒未净,深入骨髓,这且不提,更难堪的是翠芳老七向外扬言,说姓蒋的专门揩堂子的油,吃得几回甜头,便舍不得破钞,再也不来了,把蒋介石气得牙痒痒的,一定要设法报复。”上文中的杨梅大疮,就是指的梅毒。值得注意的是,《金陵春梦》这部小说,在当时的中国,是一部影响很广的畅销小说。不难想象,中国的广大文人和读者,在接受“蒋介石患梅毒”这条有欠考证的信息之后,进而推理并得出了“蒋介石因为梅毒而掉光头发”的结论。可见,这个传说的演化公式,是这样的:传说患梅毒+看起来秃头=因为患梅毒而导致秃头。稍有逻辑思维的人,只要稍加想一想,就应该知道,上述的这个等式是不能成立的。那么,既然蒋介石是有头发故意剃光头的,蒋介石为什么又要剃光头呢?难道,他是要节省洗发水的钱吗?其实,剃光头是早期德国和日本军人的作风。首先是出于活动方便考虑,军训流汗,行动利索,这些都是常识,更重要的是一旦在战场上头部负伤,则可以省下剪头发的宝贵时间,直接开刀进行手术,这样就能增加战士被救活的几率——这也是军人剃光头的合理性所在。蒋介石是日本军校的学生,蒋介石以军人自居,他剃光头,应该是为了以身作则,给国民党军队带头,培养尚武之风。事实上,蒋介石并非民国时代中国唯一的光头军人。在国民党军队里面,剃光头的军人,比比皆是。我在此,简单列举如下:汤恩伯、张治中、李弥、谷正伦、张自忠、白崇禧、李宗仁、邓宝珊……这些军人,都是光头,至少是曾经剃过光头。这个名单,根本列举不完。有兴趣的网友,可以搜寻这些人的老照片,看看他们是否有光头的时期。不但在国民党阵营

                        —202页。这种《满洲实录》是1780—1782年间,据《太祖实录图》和《太祖武皇帝实录》两书抄写而成的。《太祖实录图》撰于1635年,《太祖武皇帝实录》撰于1644年。《满洲实录》和《太祖武皇帝实录》的内容基本一致,只有少数文字上的出入。虽然满文本《太祖实录》已经散失,但台湾仍保留着三卷满文《太祖武皇帝实录》的旧本。将这三卷的内容与汉文《太祖武皇帝实录》中相应的部分进行比较之后,便可清楚地看出,后者是对满文《实录》的忠实翻译,而满文《实录》则是在《满文老档》的基础上写成的。因此,这里及后文引用的汉文《满洲实录》,是极为接近已经散失的满文原始资料的文献。关于这部分满文资料的问题,见陈捷先:《满文清实录研究》,第77、91—92、96—97、104页。关于对抚顺的进攻,又见弗朗兹·米切尔:《中国满族统治的起源》,第120—124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5页;李鸿彬:《论满族英雄努尔哈赤》,第237页。?城内有大约60名商人,都是从山西来此采购人参、貂皮和珍珠的。佐伯富:《清代的山西商人》,第282页。?《大清满洲实录》,第202—203页。努尔哈赤已经保证不再杀戮归顺的平民,并禁止部下强占其妻女。郑天挺:《探微集》,第12页;史景迁:《曹寅和康熙皇帝》,第6页。?同上书,第203—204页;周远廉:《简评努尔哈赤》,第9—10页。这是一个重大让步,因为剃发至少从拓跋魏以来就是北方部落的标志。其后,随着后金对辽阳其他地区的征服,这一政策又发生了变化。开原陷落后,努尔哈赤下令,所有归顺后金者,不管是朝鲜人还是汉族人,都必须剃发。1621年,努尔哈赤又向朝鲜国王重申了这道命令。郑天挺:《清史探微》,第51—52页,及其《探微集》,第81—82页。关于剃发同征服的关系,见罗伯特·克里默:《周密与修端》,第86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42页。满语doro,意为“正确的政府”及其“统治方式”,或“正确道路”。汉语称为“道”,也称“礼”,指“礼仪”或“仪式”。法夸尔:《满洲之蒙古政策的起源》,第202页。?《皇清开国方略》,第62—67页;曹凯夫:《三藩反对满族统治的叛乱》,第4—6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79—380页;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一卷,第1页。?郑天挺:《探微集》,第56页;史景迁:《曹寅与康熙》,第9页。?《贰臣传》第二卷,第1—5页。李永芳并非始终为努尔哈赤所信任。1622年,努尔哈赤打算屠杀一批企图逃回明朝的汉人,李永芳表示反对。努尔哈赤大怒,斥责李永芳“谓朕为不能久”。李永芳遂遭到贬黜。后来他虽然得以官复原职,却永远失去了努尔哈赤的信任。不过,明朝多次派人送来密信,劝他重返明朝,并答应让他官复原职,他也没有接受。周远廉:《简评努尔哈赤》,第27—28页。?广宁总兵张承荫和辽阳副总兵皮相廷,遣军1万支援抚顺,亦被金军击溃。彭孙贻:《山中闻见录》第二卷,第2—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85—886页。孙文良对1618—1622年间明朝与后金的战争做了精彩的概述,见孙文良:《论明与后金间的辽沈之战》,第2—3页。?《皇清开国方略》,第74—77页。?同上书,第77—82页。?《乾坤正气集》第二六一卷,第31—32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5—16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86页。?《乾坤正气集》第二八四卷,第5页,1619年8月14日条;第18页,1619年9月30日条。?《乾坤正气集》第二八四卷,第42—43页,1619年12月15日条;又见康世爵:《朝鲜族“通州康氏世谱”中的明满关系史料》,第183页。?沈阳有一套精心构筑的、由护城壕沟和重兵把守的台堡组成的防御工事。然而,明军守将派300名骑兵出城交战,金军将其击溃后,随之追入大开的东城门,这些工事顷刻间便瓦解了。城内军民纷纷向西城逃窜。据一位目击者说:“城中男女老弱自靡于西城,尽坠于城底,或死或伤,委积没城之半。”康世爵:《明满关系史料》,第183页。又见孙文良:《明与后金》,第5页。曹寅(康熙帝的侍从)的祖父,就是在这次战役中投降后金的。史景迁:《曹寅与康熙》,第1页。?辽阳城内一些暗通后金的人,悄悄从西城墙上放下绳索。辽阳城延袤15里,金军乘夜爬上城墙,城内军民全然不知。直到次日午后,人们才突然发现金兵已经占领了城墙。全城百姓惊慌万状。经略薛国用自焚而死。康世爵:《明满关系史料》,第183页。?《皇清开国方略》,第103—109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35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6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57页。?《马氏家谱·行述》。?邵长蘅:《邵子湘全集》第五卷,第21—22页。?蒋士铨:《忠雅堂集》第三卷,第8页;《马氏家谱·神道碑》;蒋士铨:《蒋士铨九种曲·马文毅公传》,第1页。?《马氏家谱·纂修》。?孙文良:《明与后金》,第3—6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45页。又见第112页。?《皇清开国方略》,第110、116—117页;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第85—86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46页。当时议政大臣受到处罚,可能也和反对迁都有关。五大臣有三人在进入辽东后不久便死了。1621年,阿敦入狱,随即被杀。几个月后,扈尔汉也被打入监牢。额尔德尼亦于1623年以参与贝勒谋反的罪名被处死。同上书,第47页。?《乾坤正气集》,第二八六卷,第1—10页,1621年10—11月条;第12—14页,1621年11—12月条;第二八八卷,第13—14页(日期不详)。?邓尔麟:《达官贵人》,第118页,及其《嘉定忠臣》,第191页。?《乾坤正气集》第二八八卷,第2—3、8—9页;《明代人名辞典》,第1068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40—241、308、823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39页。?同上。?同上书,第40—41页。?《贰臣传》,第四卷第13—17页,第七卷第28—29页;《皇清开国方略》,第113—115页。?东林党运动以1604年高攀龙和顾宪成建于无锡的东林书院为中心,号召重振君子之气”,恢复明朝的稳定与和平。魏斐德:《自主的代价》,第51页。?张其昀编:《清史》,第259页;《贰臣传》第九卷,第28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40—241页。冯铨,北直隶涿州人,1613年中进士,授翰林院检讨。其父冯盛明官至河南左布政使。抚顺陷落后,其父被劾归乡,冯铨也退居原籍。后冯铨极力与魏忠贤交往,1624年在魏忠贤帮助下,得以官复原职,1625年又升任大学士。?费维恺:《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大陆近期史学论文》,第358页;罗伯特·B·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24页。?1621年,努尔哈赤令八旗贵族清点各自田庄中的汉人数目,目的是要将其中一部分庄丁占为己有。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52—55页;郑天挺:《探微集》,第19—20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55—58页。后来被满族人所役使的奴仆,大多是在抚顺和沈阳被俘的汉族民户。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6—17页。?该词的使用至少可追溯到1613年。当时努尔哈赤征讨叶赫,围兀苏城劝降。城中人曰:“若养之则降”,努尔哈赤答应了。此处所谓:“养”,满文称“乌吉黑”(ujihe,或作ujifi、ujimbi),意为抚聚恩养。1619年,驻开原的明将来降,努尔哈赤说:“彼闻吾养人,故来投耳”,也用了“养”字,意思是说他们不会沦为奴隶。郑天挺:《清入关前》,第92页,及其《探微集》,第8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42页。?在征服辽东后所任命的汉族官吏中,有4人原是商人,1人是被免职的参将,2人是游击,4人是守备,1人是备官,11人是卫所军官,3人是亲兵,4人是军士,3人是秀才(包括范文程),2人是掌印官,4人是文吏,1人是翻译,还有11人是无官平民。其中多数被拜为努尔哈赤军中的游击或备官。同上书,第60页。一般说来,1631年以前的战俘多半沦为奴隶,受其主人役使。犯罪者的家属也没为奴隶,奴隶的身份世代相袭,奴隶可以自由买卖。有人对汉族奴隶进行过统计,在813人中,有532个沈阳人,83个辽阳人,66个抚顺人。这些城市都是1618—1621年间陷落的,这些汉族奴隶的大多数可能就是在此期间被抓获的。史景迁:《曹寅和康熙皇帝》,第7—9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64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76—177页。?同上书,第67—76页。?格鲁特·罗思:《1618—1636年的满汉关系》。逃人法自1587年开始实施,此时更为严厉。孟昭信:《清初“逃人法”试探》,第1—2页;杨学琛:《关于清初的“逃人法”》,第47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82—83页。?同上书,第84页。1625年建都沈阳时,众贝勒以努尔哈赤已在今东陵一带兴建宫室为由,再次反对迁都。但努尔哈赤指出,迁都是战略上的需要。从沈阳可以轻而易举地渡过辽河,南下进攻明朝,又可挟制东南的朝鲜,向北至蒙古也只有二三天路程。铁玉钦:《城郭与宫殿》,第6—9页;又见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6页。?同上书,第85—86页。?同上书,第89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43页。?驻边明军配有一种称为佛郎机的铜制或铁制前装炮(佛郎机指葡萄牙),可能是从欧洲传来的。这些16世纪的火炮,口径约40毫米,最大射程2000英尺,装在特制的战车上,用骡马牵引。此外还有一种鸟枪,长约4米,它用来发射的导火线,是模仿16世纪初经葡萄牙人传入东亚的导火索制造的。哈罗德·L·卡恩:《皇帝心目中的君主制度》,第139—140页;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79页;又见弗南德·布罗代尔:《资本主义与物质生活》,第294页。?最大的火炮长7米,重1800公斤。但不是所有洋炮都这么大。除了后面将提到的“将军炮”外,还有南明军队抗击尚可喜时使用过的小“红夷炮”(1494年9月,欧洲人在意大利被查理八世击败后,不得不承认这种火炮在攻坚战中的威力。)布罗代尔:《资本主义与物质生活》,第287页。1956年,香港出土了一门这种火炮,明永历四年造,长1.7米,口径8公分,重250公斤。罗香林:《香港新发现南明永历四年所造大炮考》,第1页。?早在1596年,陈演就向明朝介绍了鸟铳的优越性。其射程是中国鸟枪的两倍。赵士祯:《神器谱》,第7—8页。1616年,即传教士在炤青修建了第一座教堂后的第33年,已有13位欧洲天主教牧师在明朝传教,并吸收了约5000名中国教徒。其中许多优秀分子卷入了东林党运动,特别是参加了反对佛教和宗教调合(三教)的运动。道格拉斯·兰卡什尔:《明末中国佛教徒对基督教的反应》,第101页;埃里奇·泽克:《中国第一次反基督教运动》,第189页。?C.R.巴克士:《明朝反抗满族入侵时期葡萄牙军队的远征》,第5—10页;乔治·H·邓恩:《一代伟人》,第157—158页。?在1640年编撰的题为《圣朝破邪集》的文集中,反基督教者声称,洋炮将在炮手眼前而不是在敌军中爆炸。他们这样说,是因为1642年已有两门炮发生了炸膛事故,炸死了一些旁观的人。史景迁:《改变中国》,第9页;兰卡什尔:《中国人对利玛窦传教的反应》,第110页,及其《中国17世纪反基督教辩论》,第221、224页。?关于1616—1622年间沈?发动的对基督教徒的迫害,见兰卡什尔:《明末中国佛教徒对基督教的反应》,第98—100页;泽克:《反基督教运动》,第188—192页。关于中国人普遍存在的排外心理,见利玛窦:《16世纪的中国》,第88—89页。?泽克:《反基督教运动》,第189页。天主教在福建获得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大学士叶向高(1559—1627)对天主教徒的保护。他本人虽不是教徒,却是天主教神甫艾儒略(1582—1649)的友人。叶向高是传教士的保护者,而其继任者张赓则是真正的教徒。他写了大量关于传教士的著作,并撰文阐说与其入仕臣于君、不如在天主之下同为友之理。李天佑:《明末江阴、嘉定人民的抗清斗争》,第15—28、38页;《明代人名辞典》,第1569页;邓恩:《一代伟人》,第188—190页。?稻叶君山:《清朝全史》第一卷,第259—260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86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124页,及其《嘉定忠臣》,第190—191页;贺凯:《明代的监察制度》,第229页;邓恩:《一代伟人》,第184页。?巴克士:《葡萄牙军队的远征》,第15页以下;邓恩:《一代伟人》,第216页。?稻叶君山:《清朝全史》第一卷,第298—299页;乔奥·罗德里戈斯:《岛国日本》,第15—16页。炮队返回澳门的原因之一,是某些希望维护其外贸垄断地位的广州商人,担心葡萄牙人会以提供军事援助的方式换取自由贸易权。他们贿赂朝中反基督教的大臣们,设法说服了皇上,将特谢拉的炮队遣回了广州。邓恩:《一代伟人》,第215—216页。?陈受颐:《早期耶稣会士对明朝崇祯皇帝的宗教影响》,第399页以下。?C.W.阿伦:《北京宫廷中的耶稣会士》,第135—136页;邓恩:《一代伟人》,第317—318页。他还铸造了“将军炮”(一种用骆驼驮载或两人扛行的轻型长简炮)。有文献记载说,这种炮被用作“大将军炮”的辅助火力。见《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27页。“大将军炮”重500多公斤,用马车运载,用炸药、卵石、铁丸混合制成的炮弹作近距离射击,以对付骑兵的进攻。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80页。?1635年,曼纽尔·塔瓦雷斯·勃卡热声称,中国人不会使用大炮,“因此他们在这方面依赖于葡萄牙人”。巴克士:《三百年前的澳门》,第305页,及其《葡萄牙军队的远征》,第20—23页。到1626年明朝已将大炮技术变为自己的特长,尽管他们还在继续利用葡萄牙雇佣军(1647年永历皇帝抵抗清军时,尼科劳·费雷拉率领的一支雇佣军参加了围攻桂林的战役)。历史学家们评论说,这项新的军事技术,使草原骑兵的弓箭在训练有素的步兵面前失去了威力,正是这一变化,在17世纪末使得两个相邻的农业帝国——俄国和中国——对欧亚草原的分割成为可能。威廉姆·H·麦克尼尔:《人类与瘟疫》,第196页。?袁崇焕(1584—1630),东莞人,1619年中进士。下文所用其传记材料,多引自亮父:《岭南历史人物丛谈》,第85—95页;及《明史》(国防研究院),第2936页以下。?《明史》,第2836页以下;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70—671及839页。?马米兹:《魏忠贤》,第153

                        改名为天京,并定都于此。但洪秀全万万想不到,这辈子他再也没有机会走出南京。就在洪秀全忙于建都、封赏的相关重要工作时,咸丰皇帝送了他一份大礼,一个由清军做成的笼子。咸丰令以绿营、八旗为主力的清军于江苏建立江南大营、于浙江建立江北大营,在南京周围编织了一个大笼子,咸丰要把太平军囚在笼子里,太平军的破坏能量太大了,绝不能放虎归山。太平军事实上的一把手杨秀清自然也不会束手待毙,在经过周密准备后,杨秀清兵分三路反攻清军。第一路是李开芳、林凤祥率领的两万偏师——北伐军。李开芳、林凤祥是来自强力“黑社会”组织天地会的悍将,他们的使命是把战火引向华北、引向北京,替南京城里的太平军分担压力,顺便学学朱元璋由南统北,看看有没有去风水更好的北京成就帝业的可能性。孤军向北,深入敌境,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缺乏补给和支援,全靠自己杀出一条血路!序幕拉开之前,北伐军的结局,实际上已经注定。这支孤军深入的北伐军虽然杀得清军屁滚尿流,一路打到天津。但北伐军在天津城下遇到了一个无法战胜的对手——北方的酷寒。如果是与清军作战,还可以想办法鼓舞士气,但面对这种防无可防、攻无可攻的酷寒,在孤军深入后继无援的条件下,没有任何解决办法。军无斗志,军心迅速涣散。人心散了,地利也不在北伐军这一边,华北平坦的地势,特别适合清军“战神”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作战,在骑兵的冲击之下,北伐军没有任何机会。1855年,北伐军全军覆没。第二路是以丞相胡以晃、石达开先后为主帅的西征军,他们的使命是占据长江中上游,据长江天险以保东南半壁江山。西征军出兵初期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对手,陆续攻下重镇安庆、九江、武昌,将湖北、江西纳入太平天国的势力范围。不过西征军的好运也就到此为止了,因为他们就要对上宿命中的对手——湘军。第三路则是由坐镇大本营的杨秀清指挥的太平军主力,杨秀清亲自对付清军江北、江南大营,这是一场决定性的战役。感谢众多太平军普通将士牺牲小我、成全大家的奉献精神。感谢以石达开为首的日夜坚守在第一线的众将领,发挥哪里需要哪里搬的革命精神,冲锋在前,撤退在后。感谢北伐军分担了清军火力。历经三年鏖战,1856年,杨秀清指挥太平军击败清军江北、江南大营。至此,太平天国占据长江以南大部,与清朝划江而治,国势升至巅峰。欲望是把双刃剑翻开人类所有的斗争史,你会发现什么无间道、反间计、借刀杀人等从对方内部下手的办法都有神奇的效果。无独有偶,农民起义大多失败的历史教训也深刻地印证了这个道理:堡垒都是从内部被攻破的。那些领导起义的农民领袖在起初造反的时候,生活艰苦,生命没有保障,活过了今天不知道有没有明天,反而能够抛开个人利益,舍身冲锋陷阵,生猛得不得了。但是在造反事业刚刚有点样子的时候,那些农民领袖或是由于贪图享乐玩女人、或是由于内部权力分配不均,从而开始内斗……这大概与其农民出身没玩过政治有关系,在有机会接触到权力与美女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控制权欲和处理胜利的果实,从而导致失败。南京的洪教主和他的手下们就重蹈了这个比较庸俗的覆辙。太平军自威望很高、能力也很强的冯云山战死之后,军政大权就落到了能力与野心成正比、经常装爹欺负儿子洪秀全的杨秀清手上。其实,小弟们野心勃勃也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只要当大哥的自己有本事、驾驭得当,小弟的野心就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被他自己对老大的敬畏感所埋葬,逐渐适应做小弟这一压力不大却前途不小的职业。可惜洪教主正是这一规律的反例。洪教主不仅个人能力有点问题,而且进取心严重不足,尤其是在进入南京后,他把主要精力都放在搞搞宗教活动、写写打油诗、玩玩美女(史书记载说洪秀全老婆的数量在八十个以上)等低级趣味十足的腐败生活上。洪秀全沉溺于腐败生活的不作为让杨秀清给自己的图谋不轨做好了思想预备:这些年来,论处理政事、论出兵打仗,他洪秀全起了什么作用,他能比得上我吗!这天下是谁打下来的,是我杨秀清!洪秀全必须退位!杨秀清的心中有一个声音在呐喊。1856年,杨秀清的时机似乎到了。这一年有两件大事发生:一是杨秀清此生的得意之作,率太平军击败清军江北、江南大营。二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了。顺带插一句,列强本来很看好洪教主的这个信奉基督教的政权,有心跟洪教主来个里应外合,合伙灭掉清朝,然后搞搞商务合作什么的。但在派人接触过洪教主之后,这个想法就破灭了。首先是洪教主的基督教义太山寨,让人无法接受,然后是洪教主太不与时俱进,坚持将列强当做藩属国来对待!杨秀清在对待列强的态度上少见地跟洪教主保持了一致:我太平军的实力足以消灭臭虫(清军),何须与尔等海外番国合作!虽说杨秀清先生瞧不上英法这种藩国的实力,但他对英法联军与清军厮杀替自己分担火力的行为还是持赞赏态度的。清军新败,且要应付英法联军,无力挑起新的战事,洪秀全这个废物只知道把自己关在宫里风流快活,现在岂非是我杨秀清夺权的上佳时机?杨秀清仿佛看见自己登上了太平天国的头把交椅。野心够大,实力够强,还有什么能阻挡杨秀清夺权的脚步?于是乎,杨秀清越来越热衷于上帝下凡表演事业,但是剧情老套不说,连台词都懒得创新,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秀全!你犯了错误,你知道吗?刚才你们说的那事儿应该是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才对……譬如杨秀清同志的意见就很中肯嘛,怎么,你不愿照做?那好,把屁股准备好吧,挨了打你就知道怎么做了。虽是老套路,毫无新意可言,但效果很好。洪秀全发现,自己的支持者一个一个地消失了,自己发布的命令的有效范围仅限于自己的王宫,天京城里几乎都是杨秀清的人。洪秀全被架空了!获得初步胜利的杨秀清,放松了警惕。在杨秀清眼中,现在的洪秀全不过是一个任他宰割的弱者而已。但杨秀清错了,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低估了自己的对手!他的对手可不仅仅是洪秀全,他得罪的高级同僚太多了,里面有开国元老北王韦昌辉、新贵燕王秦日纲,甚至还包括被杨秀清自己看成心腹的中央大员——丞相陈承瑢。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被杨秀清借机在众将士面前狠狠地鞭打过屁股,他们都被杨秀清的极度专权伤过自尊,他们都受够了天父下凡这种无休止的精神折磨,他们都想让杨秀清去死!而且,洪秀全也不是真傻,他之所以任杨秀清作为,只是因为一个字:忍。他知道自己的机会不多,务必要一击必中,所以需要等待一个合适的反击机会。现在机会来了,杨秀清轻视于他,暂时不会动手,对他而言,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于是,一场著名的大悲剧在两位超级大牌导演杨秀清和洪秀全的努力下按照历史规律正式上演了。“天京事变”1856年9月,洪秀全密令韦昌辉、秦日纲(有史料说秦日纲并没有收到洪秀全的密令,是被韦昌辉拖下水的)领兵回京救驾。韦昌辉积极响应,率精兵三千急进,与秦日纲在天京城外会合,在陈承瑢的接应下,趁夜色掩护秘密进城,突袭东王府。杨秀清根本没有做好被杀的思想准备,一代枭雄就被诛于睡梦之中!照理说,杨秀清完蛋了,洪秀全本应该很开心,但洪秀全实在是难以高兴起来,因为杨秀清的人虽然死了,但他的专权精神并没有随之而去。韦昌辉同志完美继承了杨秀清的专权和嚣张。韦昌辉杀掉杨秀清之后并没有收手,反而继续高举屠刀,又杀掉了近两万人。当然,他说自己是在从事光荣的平叛事业,他杀掉的都是杨秀清的人,是反贼。只不过,定义谁是反贼的权力,掌握在他韦昌辉手中。总之,他说谁想造反那个人就必须想造反,他想杀谁就杀谁。许多得罪过韦昌辉的同事没有死在清军的刀下,却死在了自己人手中。韦昌辉既没有在杀人之前请示洪秀全,也没有在杀人之后通报洪秀全,这令洪秀全很是担忧。好在石达开是个好同志,洪秀全正担心韦昌辉成为下一个杨秀清,无人可制,石达开就送上门来了。石达开为表诚意,只带了几个随从回京调解,让韦昌辉不要滥杀无辜。韦昌辉在回复石达开之前做了一道算术题,当年的六人领导班子,冯云山、萧朝贵战死,杨秀清被杀,现在只剩下洪秀全、韦昌辉自己和石达开三个人,如果再减去一个石达开,那么他韦昌辉在朝堂上的视野将是何等开阔!那么他韦昌辉的表演舞台将是多么的宽广!被更高的地位、更大的权力冲昏了头脑的韦昌辉给了石达开一个很特别的答复:我要杀掉你,除掉你这颗绊脚石!意外发生了,石达开因其完美的生活和工作作风在平时深得人心,于韦昌辉率领大部队包围翼王府之前,在众人的帮助下趁着夜色逃离天京。深沉的夜色完美隐藏了石达开的逃跑路线,却掩盖不住天京城头韦昌辉气急败坏的怒火,暴怒燃尽了韦昌辉本就不多的理智:我韦昌辉杀不了你石达开,就先杀掉你在天京的家人收点利息!韦昌辉这一念之间的冲动就断送了他的生机。道理很简单:一、不杀石达开全家,石达开不一定会挥军反抗;你杀人全家,石达开挥军反抗是一定的。要命的是,石达开不仅手下很多,而且战斗力也很彪悍。二、杀石达开全家会让更多的人站在石达开那一边。三、杀石达开全家不如软禁其全家,要挟石达开,给自己留一条退路。韦昌辉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想不明白,只能说他已经疯了,疯子做事是不需要理由的。逃得一命的石达开还没来得及享受劫后余生的喜悦就收到了全家被杀的噩耗。韦昌辉,不报此仇,我石达开誓不为人!石达开迅速挥师进逼南京,要求洪秀全诛杀韦昌辉以谢天下。韦昌辉本来想抓住洪秀全来个鱼死网破,但石达开陈兵城外,城里的军民也已经恨透了他这个杀人狂魔,外有雄兵,内有群众基础,韦昌辉岂能成功?不出所料,韦昌辉造反失败。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玩火者必将自身葬送在烈火之中!接下来,洪秀全以叛乱的罪名杀掉了韦昌辉、秦日纲和陈承瑢三人,给杨秀清平反,并在名义上让石达开总理政务,但实际上提拔自己的兄弟们为王,处处挟制掣肘石达开。1857年,深感自己不受领导信任的石达开,不愿因权力斗争引发窝里斗的悲剧重现,遂另起炉灶,带兵“远征”不归。六年后,石达开转战四川,被大渡河百年不遇的提前涨水所阻,疲惫的英雄就此走上末路。前有天险,后有追兵;苦战不胜,兵败被俘。后遭凌迟大刑,结束了他那灿若流星的一生,时年32岁。面对凌迟的痛苦,石达开一直默然无声。他一世风华,惯看秋月春风,再多成败,到头来也不过是一场空。一声叹息,唯有以酒祭英雄。……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太平天国从此由盛转衰。这就是“天京事变”,又称“杨韦内乱”。有很多人对洪秀全把叛乱的帽子送给韦昌辉却给杨秀清平反的做法感到不解,其实只要你站在洪秀全的立场上,就很容易理解此事。道理很简单,杨秀清有天父下凡的“特权”,信众深信不疑,如果天父下凡的杨秀清被定性为谋反,那么天父之子下凡的洪秀全又算什么?如此一来,太平天国的合法性恐怕就要动摇。更何况杨秀清本非直接死于洪秀全之手,而韦昌辉的形迹又太过猖狂,众人与洪秀全均容纳不得,所以事后的处理必然是顺水推舟地将一切责任推到韦昌辉身上,继续肯定杨秀清并利用其死后的剩余价值。若是按照正常剧情,“天京事变”后的太平天国本应就此元气大伤,一蹶不振直至灭亡,但这种情况并未发生。因为继石达开之后又一位天才将领横空出世,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凭一己之力,几乎挽狂澜于既倒。他出身贫寒,从小兵一步步成长为百战将军,他文武兼备、智勇双全,此人就是忠王李秀成!1858年,李秀成击破清军重建的江北大营!1860年,李秀成击破清军重建的江南大营!江南大营的硝烟未散,李秀成已率大军收复除上海、镇江之外的江苏全境及浙江大部,控制江南财税。此所谓“太平天国中兴”。李秀成能取得这么辉煌的战果,首先要感谢以天生猛将的陈玉成(陈承瑢的侄子)为代表的一众优秀同事的群策群力,然后得感谢洪教主没有捣太多的乱子拖后腿,最后,还必须得感谢一支友军的大力配合,这支友军在北方为他分担了不少清军的火力。捻军在太平天国横扫南方的时候,大清帝国的北方也起火了:一位安徽人扯旗造反了。扯旗造反的这位仁兄叫张洛行。与同样来自安徽的老前辈朱八八(朱元璋)从撞钟的和尚转业到起义战士的经历相比,张洛行就逊色一些,因为他在起义前就已经是杀人放火的专业户了。要说张洛行其实出身不错,家里是地主。在那个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年代,能吃饱穿暖的他完全就是过着中产阶级的生活,简直羡煞了旁人,不过张洛行并不满足。他是一个有野心并且喜欢冒险的人,绝不满足于小富即安。于是他开始努力赚钱,只不过他赚钱的方式有点特别——贩卖私盐。在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食盐的税收都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所以食盐由国家垄断经营,属于受管制物品,任何贩卖私盐的个人行为都是违法行为,是要被杀头的。但是张洛行不这么想,海水就在那里搁着,我不晒有人晒、我不卖有人卖,放着这么容易的发财之道不用,那是缺心眼。而且张洛行不怕违法,他有钱,还讲义气,因此他有很多来路不正的江湖朋友。后来,他就以这些朋友为骨干,组织起了一支不小的武装,搞起了武装走私。自然而然,他的私盐生意越做越大,当地的政府也拿他没有办法。1852年,张洛行眼瞅着洪秀全的事业做得如此红火,都快当皇帝了,张洛行意识到,自己要是还不行动到时候连汤都喝不上。于是他也在兄弟们的支持下,团结种不上土地也吃不上饭的农民朋友,扯起了造反的大旗。这支起义军,史称“捻军”。自此,太平天国与捻军南北呼应,搞得天下大乱。得益于在贩私盐的岁月里跟官府的反复交锋,张洛行的嫡系部队成员都特别擅长一种战法——运动战,一种特别适合防守反击的战法。当清军进攻时,他们就大踏步地退却,然后趁清军不备突然来个回马枪,或者在一个地区转圈圈,拖到清军疲倦,忽而攻之。清军,我们要在奔跑中打垮你!一时之间,清军被捻军打得节节败退。就在和清军你进我退你死我活的斗争中,捻军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大,基本上在江苏、山东、河南、安徽等省来去自如。满汉之别就在太平军、捻军与清军内战时,英法联军来了。咸丰没有“攘外必先安内”,而是做了抵抗,只不过既高估了自己的实力,又死爱面子,结果只能无奈地割地赔款,然后死掉了。咸丰挂得倒是轻松,却给老婆留下了一个大乱摊子。对慈禧来说,摆平顾命八大臣之后,接下来的工作重心自然是搞定洪秀全和张洛行。慈禧心里清楚,要想把屁股下面的椅子坐稳了,最好的办法就是平定太平军和捻军,要平定这些农民起义,就必须用对人,用最能打仗的大臣去替她对付太平天国和捻军。慈禧的思路很正确,但她看中的几个大臣都不是满人,而是汉人,这存在两个很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慈禧又没病,她为何放着满人将领不用,而是去提拔汉人?答案很简单,无将可用,无兵可用。清朝的正规军——满军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以及由投降的明军整编而成的绿营,除了战斗力较强的“僧林格沁牌”蒙古骑兵是被英法联军和捻军打残的以外,其他几支正规军与很多王朝末年的正规部队一样,也彻底腐化了。抛却吸食鸦片不说,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不是合格的将兵,他们之所以当兵就是为了吃饭挣钱。换而言之,他们把重要精力放在了搞第二职业之上。良心好的替人帮工、做点小本生意,良心坏一点的就敲诈勒索、收

                        会彻底完蛋。所以日本人必须趁苏美两强尚未从欧洲抽身之机,救出被困在东南亚和太平洋一带快被饿死的五十万军队。日本要想救出被困的五十万军队,就必须在中国的土地上打通一条陆上交通线,也就是连通平汉、粤汉、湘桂铁路,这样才能让东南亚的日军与中国大陆的日军结成一体,即便没有海上交通,一样可以通过陆路补给后勤。而且,日本还必须摧毁美国在中国的空军基地。此刻从中国起飞的美国飞机已经可以攻击日本本土。这对于日本来说绝对是一件很致命的事情,会严重动摇日本人的作战意志。基于此种情形,苟延残喘的日本人决定以回光返照之势,倾尽最后的力量组织一次最大规模的会战——豫湘桂会战,也就是日本人早就开始酝酿的“一号作战计划”。

                        临死前的一击

                        日本悄无声息地进行了国内有史以来最痛苦的战争动员。日本人的作战准备,周全到了几乎难以想象的地步。他们把压箱底的油料、武器弹药、马匹、运输汽车、船艇、医疗设备、军粮等能支持战争的物资全都翻出来了。连在中国战场上从未使用过的坦克师团,包括慰安妇也全部出动。总之一句话,日本人把能拿上的全都拿上了,反正这次不拿就再也没有机会拿了。日本人还从“关东军”和“中国派遣军”抽调了大量精锐,加上从国内勉强征召的十几万人,凑齐了五十万人马。等新征召的部队开赴中国后,日本国内的男丁除了十六往下的就是六十往上的,基本上都是蹒跚学步的孩子和走不动路的大爷。这是日本成军以来史上空前的全面出击作战,其动员规模甚至大大超过了明治时期的“日俄战争”。这是一次孤注一掷的赌博,这次赌博彻底掏空了日本最后的战争潜力。……日本人上蹿下跳搞赌博的同时,中国远征军在缅甸进展得十分顺利,欧洲盟军也开始大规模反攻。于是,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大部分人——包括下面即将再度出场的汤恩伯、薛岳和白崇禧,都感觉到“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鬼子的末日就要来到”,普遍出现了“等胜利”的思想,完全没有意识到日本这个把内裤都押上了的赌徒正在上演最后的疯狂。因此,蒋介石的应对策略很简单、很稳妥,就是四个字——固守待援。也就是说,牢牢守住通往重庆的几条路,保住首都和中央政府。然后一方面静待精锐的远征军肃清东南亚日军,扫除后顾之忧;另一方面等苏美从欧洲战场抽身,介入对日作战。表面上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个非常稳妥的战略——仗已经打到这个地步,根本没必要再去冒险。安全第一,安全第一!既然有强大的盟友兄弟们,那就等人凑齐了再打。以多胜少,以强凌弱,多么安全!况且蒋介石也给自己留了一手——别拼光了,以免让中共坐收渔利。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实证明,蒋介石的这种想法非常要命,差点要了他的命。

                        豫中会战

                        历史跨入了1944年。4月,豫湘桂会战正式打响。日军第一阶段的目的是打通平汉铁路,会战发生在河南,史称“豫中会战”。日军的指挥官是冈村宁次,手下有十五万人;他的对手是汤恩伯,带兵三十万。自花园口决堤后,河南人民就陷入了极端困苦之中,水灾过后是蝗灾,蝗灾过后是旱灾,可当地人却认为河南不是有三害而是有四害:水、旱、蝗、汤,这个汤就是汤恩伯。客观地说,阿汤哥抗日的决心还是有的,他在抗战初期的“南口战役”和“台儿庄战役”中表现得还不错,但此人的行政能力大有问题。为了养活自己手下的军队,阿汤哥用了两个办法。办法一,搞贸易。说是搞贸易,其实就是做“倒爷”。倒买倒卖商品,赚取差价。钱是赚到了不少,但也腐化了不少军官。办法二,收税。他不顾河南连年大灾的现实,毫无顾忌地将沉重的军费负担转嫁到了穷苦百姓身上。再加上他麾下有不少部队军纪散漫,经常滋扰百姓,称他为一害恰如其分。话又说回来,汤恩伯之所以名声如此不堪,跟当时的大环境也有些关系。常年的战乱和天灾人祸,使民众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政府部门只在意收税,很少帮助民众。这就使得民众在最需要政府帮助时,感受不到政府的存在。而国家遭到外敌侵略时,政府又要求民众担负起对国家的义务,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命。因此不少地方政府与当地民众之间的关系都不怎么和谐。话题回到战场上。一支部队如果腐败滋生,且没有军纪约束,那还有什么值得期待的战斗力?何况汤恩伯手下的这支部队多是新兵,在过去的三年时间里,没和日军打过一场硬仗。没打过硬仗,战斗力自然没有保障。最要命的是,冈村宁次做足了充分的准备。这老小子为了让自己最拿手的“突然袭击”战术更快更高更强,不但调动了大量的坦克和空军,还做了十分周密的准备和计划。有心算无心,用狮子搏兔的打法去攻击心理准备不足、实力也处于绝对下风的对手,结果不难预料。在为期一个多月的会战中,尽管河南战场有不少国军做了坚决抵抗,比如洛阳保卫战、许昌保卫战都打得很惨烈,三十六集团军上将司令——川军将领李家珏也在战斗中壮烈殉国,但阿汤哥还是没能顶住日军的进攻,被冈村宁次打得丢盔弃甲。好在关键时刻阿汤哥指挥得当,率大军逃脱。虽说狼狈了些,但总算保存了实力。拿下洛阳之后,日军面前有两个选择。选择一,进兵湖北,西进重庆。选择二,攻打潼关进兵陕西,从北面杀入重庆。重庆一旦失守,蒋介石只有退守鸟不拉屎、没有工业、农业上也养不起军队的川北和藏区打游击,那么中国的抗战大业将陷入绝境。可是,日军在拿下洛阳、打通平汉铁路之后,居然就此停住,完全没有进入重庆的打算。这是为什么?仔细想来,不外乎日军“强盗气短”,心有余而力不足矣。对于选择一,日军跌倒在湖北四川边境很多次了,不敢再行冒险。对于选择二,“西北王”胡宗南在陕西一带陈兵数十万,而且这一带还是中共中央总部延安所在地。虽说胡宗南布重兵于此,除了拱卫重庆,也是为了封锁延安,但在一致抗日的大原则下,日军如果将此处作为突破口,将会受到胡宗南部中央军和敌后数十万八路军的前后夹击,在战略上极为冒险。总之,日军不敢冒险,以免影响“打通陆上交通线”的计划。如此看来,日本与七年之前的骄狂相比,现在已近山穷水尽。

                        长衡会战

                        日军第二阶段的目的是拿下长沙和衡阳,为接下来占领桂林、彻底打通粤汉和湘桂铁路做好准备。这场会战发生在湖南长沙、衡阳两个地方,因此又叫“长衡会战”。该地区的国军最高司令长官薛岳,此前已经三次击退日军,难免有些骄傲大意,以为自己的“天炉战术”已经修炼得出神入化,拿下小日本只是时间问题。但他没有想到,世上从来没有不败的战术。这次的日军大将横山勇通过废寝忘食、挖空心思地深入调研,早就找到了对付“天炉战术”的招数:一是人海战术。你不是靠人数优势烤我吗?我人比你还多,看你怎么烤!二是绕道奇袭。你不是步步退后、节节抵抗吗?我就先攻取长沙两翼的据点,占住两侧,再从正面进攻长沙,三面合围,让你退无可退。横山勇集中了三十六万人马的优势兵力猛扑长沙,而薛岳手下的军队还不到三十万。薛岳根本没想到日军有这么多人,“天炉”刚拉开架势,就被潮水般的日军扑灭。虎将薛岳落荒而逃。横山勇就此不可一世,挟横扫长沙之威进逼衡阳。衡阳是连接东南与西南的战略要地,集航空、水运、铁路、公路网络于一身,战略价值其实要高于长沙。击败薛岳让横山勇信心爆棚:长沙已在我脚下,小小的衡阳更不在话下!然而就是在这小小的衡阳,横山勇遇到了他这辈子最强大的对手——方先觉。方先觉,1905年出生于安徽宿州。他老爸学历不错,是个秀才,其为人也不错,人称“方大善人”。这么说来,方先觉也算出身书香门第,理应把祖师爷孔子作为偶像,可他崇拜的偶像却是关羽,落实到性格上就是:喜好武功——武功学没学到家很难说,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敢于动手,而且该出手时就出手。很讲义气——本来已经考上了上海政法大学,却投笔从戎进了黄埔三期。好不容易进了黄埔军校,却又因为暴打克扣军粮的军需官而被开除学籍。就这么个被黄埔开除的学生,从军队底层逐渐做起,因为战功卓著而屡获升迁,目前已是第十军军长。虽说方先觉手下有三个师,但实际人数不到一万八,根本不满员,而围攻衡阳的日军光是主攻部队就有四五万之众。敌众我寡,且“抗日战神”薛岳新败,谁还能对方先觉的第十军抱很大的希望?所以没有人料到,此战居然成为中国抗战史上作战时间最长也最悲壮惨烈的城市争夺战。横山勇的计划是三天拿下衡阳,而蒋介石给方先觉的命令是:坚守十天,援军必至。衡阳激战中,日本人连芥子毒气都用上了,而第十军却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英勇——轻伤不下火线;伤稍重但尚能走动的也回到前线,反正下去也只是等死;实在走不动的,遇上敌人冲过来,就拉手榴弹同归于尽。方先觉及其麾下第十军的英勇表现,震惊了中日双方统帅。横山勇发现攻下这座衡阳城绝非易事。蒋介石也觉得真有可能来一个成功的反包围,当即调动了五个军驰援衡阳。横山勇当然不甘心让这么一座孤城将自己拖死,于是一面派出重兵坚决阻击援军,一面加派兵力抓紧攻击衡阳。衡阳就在这种困境下,一天一天地坚持了下来。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三天过去了,四天过去了,五天过去了,援军没到。第六天、第七天、第八天、第九天、第十天,十天了,援军还是没有到。以上句式重复三遍。四十天过去了,援军还是没有到。时间已经进入了8月,正值三伏盛夏,不要说打仗,就是站在太阳下面暴晒几个小时,恐怕都少有人能坚持得住,可方先觉他们已经在战火与骄阳中煎熬了四十天。不得休息,人困马乏;没有补给,弹药稀缺。伤亡已高达一万余人,几无可战之兵。最为关键的是,方先觉他们并不能确定兄弟部队是否会真心来救自己,也不知道兄弟部队是否有能力救出自己,绝望的感觉是令人窒息的。血战衡阳的第四十七天,1944年8月7日上午,蒋介石收到了方先觉发给他的最后一封电报:敌人今晨已由北门冲进来,城内已无可用之弹药及可增之兵,危急万分。生等只有一死为国;以报作育之至恩,来生再见。方先觉、容有略、葛先才、铙少伟、孙鸣玉同叩。蒋介石正在为党国即将痛失一员悍将而悲伤万分的时候,又得到了一个令他震惊万分的消息:方先觉率众投降。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是什么原因使已经坚持了四十七天、以伤亡约一万六千人(牺牲人数近七千)为代价毙伤日军六万余人的方先觉最终放弃抵抗而选择打出白旗?总结众多史料,主要有以下两种说法:其一,方先觉讲义气,不愿放弃伤兵突围。如果突围,则日军必定会用屠杀来报复那些不得不留下来的、给日军造成严重伤亡的第十军将士。许多人据此认为,方先觉是假投降,是为了保全将士的性命。毕竟方先觉并没有真的替日本人做事,并在戴笠的军统帮助下逃回了重庆,甚至还得到了蒋介石的赞赏——一枚青天白日勋章。其二,援军迟迟不至,导致方先觉愤恨乃至绝望。至于援军为何增援不力,通过探寻汗牛充栋的史料,发现了如下三个可能性:可能性一,日军强力阻击。可能性二,方先觉是中央军,而中央军与地方军(部分援军)不团结,各打小算盘。可能性三,方先觉的人际关系不好,与上司薛岳的关系尤其不好。方先觉本事大,脾气也大,非常狂傲,平时也不怎么给直接领导薛岳面子,因此薛岳很不喜欢这个不怎么听话的属下。也许是出于这个原因,导致薛岳没用全力救援方先觉。就性格而言,方先觉跟他的亲家张灵甫(方先觉的女儿嫁给了张灵甫的儿子)很相似,都很狂傲。以至于两人的结局也很相似,张灵甫后来战死孟良崮时,援军也是迟迟不到。虽说大部分援军都不给力,但也有一路援军真心营救方先觉。方先觉投降的第二天——8月8日,他的朋友——已经因功升任七十四军副军长的张灵甫,率领部下经半月苦战,以伤亡四成的代价收复鸡窝山,打开了通往衡阳的大门。如果方先觉再咬咬牙,多挺一天时间,他也许就是一位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可惜历史的市场上不流行假如。絮絮叨叨地说了这么多,只是想说:可以理解方先觉的投降,但不能接受。方先觉确实已经尽到了一个军人的本分,他做了他所能做出的努力,他取得了抗战以来少有的辉煌战果。我们可以认为方先觉是一个有才华的军人,是一个有大功的军人,却绝不应该认为他是一个英雄的军人!因为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我们更需要的是视死如归的决心与精神!

                        史迪威,再见

                        衡阳战役之后,日军由于伤亡惨重,足足休整了一个多月才向“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最后一站——广西发起进攻。广西战场的中国军队,主要是新桂系的军队和一些地方杂牌军,无论是装备还是士兵素质,在日军面前自是居于劣势。有鉴于此,蒋介石想了一个办法——让史迪威带领远征军从日军背后发起进攻策应一下国内战场,如果史迪威不同意出兵,送些装备也行。但这些提议都被一心反攻缅甸的史迪威拒绝。既然如此,那就只能靠广西现有的资源硬抗了。让人出乎意料的是,在开打之前,白崇禧居然将自己的嫡系部队三十一军和四十六军主力调走了。可能白崇禧认为日本的失败只是时间问题,还是保存实力要紧吧。看到白崇禧如此厚此薄彼,广西战场剩下的部队自然愤愤不平,军心涣散。所以当战斗打起来之后,流血牺牲抵抗的国军固然不少,但脚底抹油逃命的国军更多。因此,日军并没有遭遇到曾在豫中会战和长衡会战中出现过的那种激烈而持久的抵抗。1944年12月,日军拿下广西,为期八个月的豫湘桂会战以中国军队的失利而告终。失利的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国家实力贫弱,政府人员行政效率低下,武器装备落后,军队腐败,地方军阀私心作祟,决策层面出现失误,蒋介石和史迪威的矛盾……这些原因之前大都提过,此处不再多讲。国军吃了败仗,日军也没有达成战略目标。尽管日本打通了平汉线、湘桂线和粤汉线,又多占了中国二十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日军的有生力量遭到了严重的消耗——伤、亡、病合计十多万人马,且日军有限的兵力还被进一步分散在了漫长的战线上,以至于打通了交通线也守不住。一直到日本战败,大陆交通线也没有全线通车。尽管日本攻占了美国空军在西南的部分基地,但美国空军转换基地继续轰炸。正如陈纳德先生的名言所说:这一切并没有阻碍十四航空队一天的出击,或减少我们进击的强度。尽管由于国民政府(准确地说,是史迪威的决定)把大量的精锐用于缅北、滇西反攻作战,让日军钻了国军主力多不在正面战场的空子,但国民政府同时也保存了大量国军主力精锐,这都是将来反攻的本钱。而且由于日军从华北抽调兵力作战,导致华北空虚,客观上便利了八路军等抗日武装未来在敌后的反攻。总而言之,豫湘桂会战于国民政府的硬实力无大损。只是此战输得有些窝囊,让中国在盟友面前很没面子。1944年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德军全线溃败。相比于盟军的表现,中国国内战场的拙劣表现,据说把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的鼻子都气歪了。但是,这三位只看到了中国的失败,可能没有考虑过中国的困难——美、苏、英、法与德、日、意的国力差距是正数,中日之间的国力差距是负数。而法、意、德三国,短则六个星期而亡,长则不到六年而亡,而中国已经坚持了七年多!美、苏、英三大强国分摊强敌德国和日本的火力,而盟国主要国家当中工业实力和财力最弱的中国,则独自拖住了日军的主力,导致日军投入东南亚和太平洋战场的兵力

                        完了就再没有音信了。夫:后来还来过,听说老头去世了,就……毕:他用德文写是为了出版方便呢,还是他不愿意用汉文写?奥其尔:没有,他德文水平比汉文水平高。策:他不是拿笔写德文,他有一个机器,整天嗒嗒嗒嗒打。和德文相比,他蒙文的水平一般,还是德文水平高。定:您印象里他讲的汉语是北京话吗?策:北京话。挺地道的。夫:我跟您这么说吧,到老年以后,(汉话)他听不懂了。策:对。他就不是汉话的思维。他的母语我觉得应该是德语。奥其尔:母语应该是蒙语,他从小在北京学德语,所以他德语的书面能力、写东西的能力比较好。毕:我们很想知道他对老北京的描述和对个人遭遇的感叹,我们很感兴趣。策:他是在德国出版的。我听他的学生说在德国见过。书里写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别人要是问我,我也不懂,也不敢随便给人看,万一里面有点儿什么不合适的,谁知道会有什么事儿呀。夫:也不知道里面牵扯“文化大革命”没有。定:您怎么没学德文呢?策:我没学德文。我这人可能不开那种窍,我妈教英文的,我也没有那什么。


                        附录毕奥南:《关于帕勒塔生前身后几件事》[访谈者按]由于对帕勒塔以及相关背景,读者可能比较陌生,所以经该文作者同意后,我将这篇文章附于口述之后,以供读者参考。特别要指出的是,这篇文章的后半段特别提到了帕王的侧福晋(即文中所称“京邸侧福晋”),也就是本篇口述的主角——奶奶,从中可知,这位奶奶的来历颇不一般,也并非一直是安详和平、与世无争的人物。清代新疆乌纳恩索珠克图旧土尔扈特东部落盟长扎萨克弼锡呼勒图郡王帕勒塔(1882—1920年4月)因轮值年班前往北京,从一个地方贵族一跃而为京城政坛活跃人物,跻身清朝亲贵之列,转而又成袁世凯的拉拢对象。然而犹如流星划过,他英年早逝,虽然一些学者对他生平事迹有过探究注381,但他生前身后留下了许多有活动线索但无具体事迹的史迹。近来笔者阅读资料,又见到一些与帕勒塔相关的记载,似鲜为人道及。本文对已知情况不再赘述,仅摘录以往忽略不详者略排比分析。敢不揣孤寡,掷砖盼玉而已。

                        1.年班入值走出新疆

                        帕勒塔因轮值年班进京而介入清末民初政坛风云。根据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四月军机处请示及相关安排,年班赴京王公必须十一月内到理藩院报到。旧土尔扈特郡王帕勒塔接到伊犁将军马亮通知,他也在入值年班之列。帕勒塔表示将于九月下旬动身前往京城。按照相关规定,清政府提供使用驿站的方便。帕勒塔申请并得到批准的是“随带跟役五名,骑马六匹,行李三千斤”,为此可以使用地方提供的三辆车注382。此前帕王父亲巴雅尔郡王也曾使用驿站进京朝觐。巴雅尔向护理伊犁将军、副都统富勒铭额申请使用11匹马、随带人役10人、向导1人、大车5辆注383。按规定,郡王级别使用驿站有相应规格,两相比较,同是郡王爵级,从帕勒塔父子不同时期不同待遇看,驰驿规定似可变通。到了京城,帕勒塔受到慈禧太后的接见,根据档案资料,清廷原来安排是让帕勒塔“前赴美国游历”,后来又改派去东洋游历注384。这与通常讲的帕王自己申请赴日不同。留日期间,他曾入振武学堂学习注385。在京城期间,帕勒塔见到“京师女学堂林立”,想到自己福晋“年青无知,诸务未谙”,致电父亲巴雅尔,希望允准儿媳也前往京城上学,以期“开通心智,俟毕业回府,以便教化所部妇女”。其父巴雅尔去过京城,对新疆外部世界有所了解,思想较为开通。对帕勒塔请求表示同意,并为儿媳行程致函新疆巡抚,争取到安排车辆行走驿站的待遇。于是帕勒塔福晋得以赴京注386。应该讲巴雅尔思想开通,对于帕勒塔夫妇走出新疆影响很大,而介入京城风云变幻的政治活动则使帕勒塔迅速成为令人瞩目的王公翘楚。据1945年时任新疆省主席的吴忠信回忆,约光绪末年(约三十三年),吴忠信在南京任营长,帕王莅南京阅兵,他见到的帕王是“身材瘦长,唇蓄短须,相貌英俊”,可见当年参加阅兵的帕勒塔是清政府器重的亲贵子弟。三十多年后,作为蒋介石信任的边疆大吏,吴忠信仍感叹帕王“为余生平见面蒙族首领之第一人”注387,可见时人印象之深。有档案记载,光绪三十年(1904年),帕勒塔请理藩院代奏,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发生回乱,因为甘肃巡抚陶模发给来复枪2000杆,借此训练蒙古马队250名,得以保护当地游牧。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再次发生回乱时,因有马队保护未受侵扰。以后新疆巡抚饶应祺添发了20杆毛瑟枪,但为数无多,不敷使用。提出“拟自筹资斧,在天津大仓洋行购定毛瑟枪120杆,子弹两万四千出运回,以便训练”。请求清廷准运。当年二月二十九日“奉旨依议”,得到批准,沿途放行注388。帕勒塔条陈蒙部新政等奏折、政见在社会各界产生影响,年轻的帕勒塔在京城政坛迅速崛起。政坛如此“快进”也易遭人物议。1910年7月13日,伊犁将军广福上奏朝廷,揭发帕勒塔“函致署伊犁府知府贺家栋。欲以官权压买羊只。又称拟将贝子德恩沁阿拉什劣迹纠参,指称交伊犁将军查办,革去此人之爵。将来覆奏。能否办到。若由将军自行严劾更佳等语”,帕勒塔被斥之“擅致信函,挟私请托,实属不安分”,受到罚俸处分。不过二个月后,可能南北形势紧张让清政府深感缺乏得力大臣,于是免除了对帕勒塔的处分注389。当外蒙古宣布独立,清廷让帕勒塔署科布多办事大臣注390,以期能够牵制外蒙。

                        2.帕勒塔从不认共和到支持共和再到支持袁世凯复辟之转变

                        在讨论清帝退位的御前会议上,帕勒塔与那彦图、贡桑诺尔布等蒙古王公坚持清帝不能退位,帕勒塔甚至发表声明,表示决不承认共和注391。报纸还曾以“帕邸不认共和之声明”为题写道:“京函云,现蒙古各王公之反对共和,已纪各报。兹闻其反对最力者,除喀尔喀亲王那彦图以外,以旧土尔扈特帕勒塔为尤甚。”帕勒塔甚至声称,蒙古所以臣服中国,“惟与清廷有血统之关系”。“一旦撤销清廷,是蒙古与中国已断绝关系。将来驱逐中原,尚不识鹿死谁手。”注392不久帕勒塔“因病请假旅行”。此时孙袁南北议和将成,清廷已经岌岌可危,蒙古王公保皇派已有人离京回旗,号称要调兵勤王。帕勒塔请假是否与此有关尚不清楚。清廷下谕“赏假四十日”,没批准他离京“旅行”注393。清朝退位的形势让支持的蒙古王公陷于尴尬境地,蒙古王公联合会于是集体转向。喀喇沁贡王、土尔扈特帕王等共21人特开大会。会上帕王“反复陈说今日大势所趋,实非宣布共和,不足以弭乱;而组织共和政体,实非联五大民族合而为一,不足以免亡国之祸”。据说随后全数赞成共和注394。很短时间内态度鲜明做出截然不同政治决定,实非一般王公所能做到。其间,帕勒塔曾向俄国驻北京代办传递过由蒙古王公联合会起草并经袁世凯删改的“蒙古管理章程”注395。据包尔汉讲,1912年1月伊犁起义得到当地少数民族的支持。冯特民发起组织了“五族联合会”,“乌苏县四棵树地方的旧土尔扈特亲王帕勒塔(曾留学日本士官学校)也派人前来伊犁,表示支持革命”注396。这大概并非全是耳食之言,此时帕勒塔已经转向拥护袁记“共和”,遂被袁氏委以阿勒泰办事长官重任,并加封亲王。联合伊犁、迪化两方面势力作为阿勒泰地区后援无疑是必要的。帕勒塔是否真就“拥护共和”了呢,1917年11月,帕勒塔任临时参议会议员注397。袁世凯称帝,帕勒塔与那彦图、贡桑诺尔布等蒙古王公再次拥护袁记帝制,留下逆流式潮流而动的不光彩记录注398。为什么帕勒塔等王公会反复于共和、帝制之间?简单言之,当时蒙古王公联合会的王公大多数人对君主立宪或共和并无定见,他们对主导并掌控蒙旗政治及在国体更替之际保障蒙古原有权益更为关切。帕勒塔作为王公阶层代表,其政治取向不能不受到局限。

                        3.乌苏八音沟承化寺与帕勒塔家族关系

                        清季洮州喇嘛棍噶扎拉参(察干格根)在北疆护民御乱的功业是研究者耳熟能详的事。清廷迫于俄国压力,先将承化寺从阿尔泰迁至乌苏八音沟,复将棍噶扎拉参调离新疆。光绪二十年(1894年),回到新疆安插徒众的棍噶扎拉参又奉旨“由八音沟起程,回甘肃洮州新寺祝嘏诵经”注399。帕勒塔父亲巴雅尔郡王原来打算派人将棍噶扎拉参迎回八音沟承化寺。不意次年九月棍噶扎拉参在洮州圆寂。考虑到“该呼图克图前在塔城、阿尔泰山及各处所办案牍上年已随带赴洮,今各徒众返新并未携回”,巴雅尔致函镇迪道,准备派人前往查取,要求利用驿站,镇迪道也认为“棍噶扎拉参呼图克图在洮圆寂,所有由新带往案牍自应取回备查”注400,同意巴雅尔派人使用驿站。棍噶扎拉参呼图克图圆寂使蒙古信徒颇为失落。于是帕勒塔父亲巴雅尔郡王向伊犁将军长庚呈文,要求清廷让棍噶扎拉参呼图克图转世注401。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巴雅尔赴洮州进香,商请甘肃巡抚陶模,奏准清廷赏给洮州棍噶扎拉参新寺庙号普佑寺,并仿照棍噶扎拉参在八音沟所建承化寺章程,由政府每年酌定僧众口粮一千二百斗注402,奠定官庙地位。鉴于该庙与八音沟承化寺的同祖关系,1914年,当洮州普佑寺在民国之初为取得官府庇护,请帕勒塔代向蒙藏院请求,由寺庙备礼,赴京向袁世凯致敬。为此帕勒塔致函蒙藏院总裁,除了介绍普佑寺僧人“诚心趋向共和,来京呈递贡物”,还建议赏给该寺新匾额,酌给赴京喇嘛罗藏奖叙。蒙藏院据此呈文总统,于是袁世凯颁布大总统策令,称“甘肃洮州扯巴沟普佑寺僧众公派喇嘛罗藏来京纳贡”,“该代表喇嘛罗藏远道输诚,深堪嘉尚,着即给予绰尔济职衔,并颁给该寺匾额(汉蒙藏三体书)一方”注403。由此可见帕勒塔不负所托,本人确实具有一定影响力。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由额敏十苏木各选派蒙古包五顶移居乌苏八音沟,在山上修筑了宗教崇奉中心承化寺。在棍噶扎拉参圆寂后,鉴于暂无领袖,巴雅尔郡王曾通过伊犁将军长庚,提议清廷“赏给乌苏八音沟承化寺副大喇嘛罗伯藏宗都扎萨克喇嘛职衔”注404,以便管理承化寺及属寺。清末民初,八音沟承化寺住持察干格根圆寂,承化寺派人前往拉萨请达赖喇嘛算卦指示,在拉卜楞地方寻访到转世之贡卡嘉措,但一直没能迎回承化寺注405。该寺一直由扎萨克喇嘛管理。据记载,1945年承化寺有喇嘛90余人。作为承化寺的属寺,四棵树的千佛寺却有喇嘛200余名,其住持喇嘛嘉穆措被时任新疆省主席的吴忠信称作“新疆蒙旗年长而地位最高之喇嘛”注406。时年75岁的嘉穆措大有来历。据吴忠信询问得知,帕勒塔是其侄,帕王子敏王(曾任蒙藏委员会委员敏珠策旺多尔济)为侄孙,敏王子代亲王马尼则是其侄曾孙。嘉穆措之兄是帕勒塔的父亲巴雅尔郡王。他们的父亲都郡王生前嘱咐蔡旺活佛照料两子。都郡王死时,嘉穆措年仅十龄,巴雅尔则已十八岁,继袭了郡王。嘉穆措入普庆寺从图音喇嘛学经。在35岁时赴拉卜楞寺,在嘉木样活佛门下学经。民国四年(1915年),他曾一度游历北京,当时帕王也在京城供职。民国五年(1916年)嘉穆措回到新疆,从此未离开新疆一步,潜心诵经,不问世事,并完成图音喇嘛嘱托,1919年创建千佛寺于乌苏四棵树注407。作为当地贵族出生的高僧,又得到晚辈三代亲王的尊崇,无怪乎被吴忠信施以青眼。

                        4.关于乌苏旧土尔扈特内部有隙传言

                        赛福鼎提到,“旧土尔扈特部落分住乌苏、玛纳斯两地,1913年双方打算联合,杨增新忙向中央政府诬告帕勒塔王与日本、沙俄关系暧昧,极力阻挠双方联合”注408。查杨增新《补过斋文牍》并未记录杨氏这封“举报信”,可能此事不宜编入杨氏生前纂定公开出版的文集而被忽略。但内部有裂隙也非空穴来风。据记载,乌苏旧土尔扈特东部落分左右两旗:左旗三苏木,在乌苏南山,离城西南九十五里,离四棵树九十余里;右旗四苏木,在四棵树。左旗扎萨克贝子衔,右旗郡王衔。民国袁世凯时期分别升为贝勒衔和亲王衔。前文提到,帕勒塔曾鼓动伊犁府知府贺家栋参劾左旗贝子德恩沁阿拉什,甚至希望伊犁将军出面查办,革去德恩沁阿拉什爵位,虽然受到清廷训斥没有办到,但彼此矛盾可见一斑。据乌苏县代县长、德恩沁阿拉什贝勒福晋、该旗总管以及东部落代理盟长帕王福晋杨金等人先后向省政府报告,1938年11月1日,副盟长、郡王衔贝勒、左旗扎萨克德恩沁阿拉什回乌苏参加会议,5日突然得急症(脑响血病)猝卒。以德贝勒身后无嗣,请示身后爵位如何承袭。省政府又请示督办盛世才。经过北部落呼图克图兼盟长夏律瓦了解舆情民意时,得知已经由各大小头目公推素有声望的喇嘛吕日甫代理贝勒职务。省府及盛世才予以批准。注409帕勒塔身后有两福晋两王府。乌苏四棵树旧王府杨金福晋主持,长子敏珠策旺多尔济袭爵亲王。帕勒塔去世后杨金被晚辈尊为太福晋。敏珠策旺多尔济去西藏后,部落印务由古子达尼玛代理。盛世才上台后,据乌苏县民众联合分会委员长王兆祥揭发,敏亲王部落护理印务古子达尼玛“为人贪婪嗜酒,压迫蒙古同胞,在我新政府和平政策领导之下不合”,要求民众联合会“俯赐调查,如果属实,请呈请省、督两座饬令该游牧推选贤员接替印务、古子达,以资解除蒙古同胞痛苦,实为公、德两便”。此呈文提交民众联合会第三十二次常务委员会讨论,议决提请政府“取消尼玛职权及护理任务,遗缺以杨太副荆(福晋)递任,并令杨太副荆(福晋)察民意所归,推选贤员为总管,以便协理”注410。于是杨金代理盟长印务。在相关档案中还可知杨金以下事迹。(1)护理盟务,参与政治活动。所谓参与政治活动,许多情况下是因为身兼代理盟长,具名签署文件;或者出席政府组织的1937年全省蒙古代表大会及1939年全省蒙哈柯代表大会。注411此外还有一些实际活动。例如,为响应1936年迪化女子学校招生,通过蒙古文化促进会的帮助,杨金福晋选送4位女学生前去就读。虽然有省政府的督促,但这在当时是开风气之举,杨金福晋思想还算开通。注412(2)保护地方利益。乌苏旧土尔扈特部境内古尔图地方有两处盐池,产量不多,大致可供当地蒙民食用。在近代以来新疆动荡的社会背景下,本部蒙民权益并不能得到保障。为防止外人偷运贩卖,影响本部蒙民生活,杨金分别在1921年、1937年致公文于省政府,提请保护地方权益。注413位于新疆乌苏四棵树的玛尼王府,亦即帕王府。帕勒塔是第七代玛尼王,此照片说明中的玛尼王(1920—1976)则为第九代(毕奥南提供)(3)接纳札哈沁难民。杨金福晋并不只注重本部利益。这在安置札哈沁难民事中可见其胸襟。蒙古札哈沁部1912年从科布多迁入阿尔泰地区。在马仲英入疆的动乱中流离失所,备受苦难。其中有50余帐430余人札哈沁人从沙湾县流落至乌苏四棵树一带,希望就近安排牧场,结

                        乡土、自然,越是民间的才越是高档的!他爱上了这一簇青翠,当场对蔡京表示,这种东西爱卿尽管多多地收集,朕爱它们。由此,他定下了基调,在新建的延福宫群里,一切以自然为主。于是,在这片相当于整个大内面积的宫殿群里,千奇百怪的植物从国内四方源源不断地涌来,达到“寒松怪石,奇花异木,斗奇而争妍”的程度;动物集飞禽、走兽、水族于一园,建有“龟亭、鹤庄、鹿砦、孔雀栏、鳞池”等区段。光是这样,赵佶仍然不满意,还是太皇家太主流了,蔡卿家,你再想想。蔡京又想了想,说陛下今天先逛到这儿,您先回去歇歇玩别的,过两天再来。几天之后再来,赵佶如愿以偿,他当时看见眼前景物的样子,和传说中刘姥姥初入大观园时一样。彻底看傻了,啥也不懂,但就是爱看。他眼前的是一片错落有致、高矮相间、竹篱茅舍式的房子,样式新颖极了,每隔一片还有几家挂着青色帐帘的乡村野店。这不是北方气象,这是传说中江南的小村庄……正是小黄杨树带给他的感觉,就是这个味道!赵佶在这一方新奇天地里满意了,觉得皇帝当成这样很成功。既没花什么钱,还彰显了独特的品位。截止到这一步,赵佶成功地享受到了物质生活(宫殿园林)、艺术生活(自然风光),接下来的是什么呢,毕竟生活要继续,享受要创新,以赵佶的天赋,他是停不下脚步的。很快,一个烦恼找上了他,说来该烦恼几乎是人类共有的,谁也逃不掉,谁也控制不了。但是赵佶居然成功地解决了它,并由此缔造了一个不朽的传奇。赵佶的儿子问题。他是皇上了,每天的工作除了上朝办公之外,回到后宫也得加班加点,太子、皇子都得多储备一些。毕竟太多的前车之鉴在提醒他,像真宗皇帝、仁宗皇帝、哲宗皇帝,都在儿子问题上栽了大跟头,影响了国计民生。轮到赵佶,问题依然存在,就仿佛赵光义的子孙被诅咒了一样,生儿子就是费劲。危机中好运降临,准确地说是活神仙降临,一位叫刘混康的道士在开封内外转了一圈,对赵佶说,只要把京城东北角的土地垫高,皇子就会成批降生。会吗?赵佶将信将疑,但又不用他亲手挖土,宁可信其有,试试嘛。事情就是这么灵异,自从东北角的地势变高之后,后宫的嫔妃们突然间集体怀孕,真的生出来一连串的男孩儿!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谁都要低头。赵佶服了,从此他有了信仰,更想起了传统。真宗陛下,俺的祖太爷,您当初信奉道教真是有道理啊。为了表示对道教的感谢,也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变得更多,赵佶下令把已经垫高的京城东北角加倍升高,让它变成一座山,再加长,变成一片山脉。由现任皇帝为继任皇嗣所修,故命名为万岁山;由于它地处东北角,以先天八卦方位推算,是“艮”位,又名艮岳。艮岳是宋朝史上最伟大的建筑,是集全国疆域之内土木、山水、禽鸟、走兽、珠玉、幻术为一体的大成作品,是以最高行政力量动员全国的当时最重大的一项全民运动。这样做出来的东西,绝对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瑰宝。它分三个步骤建成。第一步,在宋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破土动工。开始是粗活,也就是堆土成山,由行政官员户部侍郎孟揆负责。工程现场设在上清宝箓宫之东,山形走势参照杭州凤凰山,达到了广袤十余里,山高九十步的程度。之后权力上交,第二步由后宫的一位大太监负责。这位太监的地位是超然的,他是赵佶时代的皇宫里独一无二的存在。好有一比,前面的延福宫群够炫人耳目非同凡响了吧,能主持修建事务的,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蔡京抢不到,以童贯之强,也得和四位同事分享。而艮岳工程之大,居然只由这人一人负责,他的地位如何还用说吗?该太监姓梁,名师成。悄悄地说,这名字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现代,都很让人无语。每次看到这名字都让我想起民国时的大圣人梁启超给自己才华横溢的二公子起的名字。梁圣人不知内情?根本不可能,他本人写过《王荆公传》,纵论王安石政绩,是宋史的宗师级人物;还是他不爱自己的儿子?更奇怪了,梁二公子风度翩翩,学业大成,是新中国首屈一指的考古学家、建筑学大师,连娶的老婆都是当时数一数二的才女林徽因。到底是为什么呢?奇哉怪也。这样的问号还有很多,比如近年来有超多的父母给自己的爱女起小名或者大名时,都叫圆圆。真是该死,他们难道不知道历史上叫圆圆的女孩儿,如陈圆圆、李圆圆,都是什么行业里的标兵吗?奇哉怪也。就算不看历史,至少看过《鹿鼎记》吧。第六章隐相大人回到宋朝,这名字在当时也让人头疼,几乎让整个宋朝文坛为之暴怒。梁大太监居然声称自己是大文豪苏轼的私生子。这简直就是亵渎圣像嘛,苏轼在人们的心中是完人。他不仅文才高、会生活、有爱心、能坚持,还是位用情专一的好男人。比如他为第一任妻子写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知把多少代的女士们都感动得号啕痛哭,恨自己没生在宋朝嫁给苏轼外加早死,好让自己当这首词的主角;比如他转身和第一任老婆的妹妹结婚,乌台诗案时该老婆一时发怒,把他的全部诗稿、墨迹全烧了,他也一笑置之。多大的胸怀啊。再比如晚年和宠妾朝云生活,朝云陪他远贬南疆,病死异乡……嗯,这是朝云对苏轼好,没什么可以证明苏轼伟大的。可他就是好,写出好诗好词的就是好人!所以,梁师成成了当时文化界的公敌,但是谁也不敢乱讲什么。一来因为他的权力实在太大了,大到蔡京得赔着笑脸去奉承,童贯得自觉地当小辈做鹌鹑样,皇宫内外最难惹的人在他面前都是美羊羊,谁还敢怎么样呢?二来他对苏家的人实在亲切。比如当初毁禁苏轼文章著作风头最劲时,没人敢说句公道话。梁师成站了出来,公然跪在赵佶面前喊冤:“先臣何罪?”先臣,是儿子对父亲的尊称,他以儿子的身份,在公开场合这样讲。由于他的努力,对苏轼的禁条松动了一些,苏轼的文章、墨宝开始露面了。苏轼死后,苏家的生活很艰难,他的儿子苏过在京城时,梁师成吩咐宫廷内库的官员,苏学士支钱在一万贯以下任其意,不必上报。亲兄弟之间也做不到这点吧。梁师成就是这样一个复杂的人,他肯定是凶残的,因为他是那个时代里首屈一指当仁不让的第一太监,威慑天下,翻手云雨。可是他又有着足够的人情味,做出让正派人士心有戚戚焉的事来。为什么会这样呢,这要从他的权力之路说起,他的能力、职位同时包含着正邪两种截然相反的属性。宋朝的太监到了梁师成这一辈,有必要追述一下他们的升级之路了。最开始时他们什么都不是,只是皇宫里的清洁人员,并且数量很少,大约维持在五十人。在赵匡胤的严格管理之下,他们的日子是非常灰暗的,唐朝老前辈们的辉煌根本无法想象。赵光义时期突然井喷,十全大太监王继恩横空出世,出京能带兵,杀进四川搞得血流成河;回京能政变,赵光义死时差点自己立出个皇帝来,只是太倒霉,遇上了衰神吕胖子,才功亏一篑。之后好运来临,真宗赵恒身体垮了,被老婆刘娥钻了空子,得到最高权力,连带着太监们也水涨船高,就算刘娥管得严,他们的形象也高大了起来。到仁宗时,已经有个别的杰出人物如张茂则,能让仁宗头疼,在发病时披头散发地跑出皇宫向百官求救,说太监要害他。英、神两朝太监们的势力稳步增长,武将方面,李宪在西北军中地位超然;文事方面,一代名相王安石都在皇宫门口被太监们搞得灰头土脸,可以说非常威武了。但仍然在可控制范围内,真正失去控制是在高滔滔时期。这是宋朝史上第二位女性领袖了,皇权有时就像贞节,第一次被欺侮时,同情者很多、支援者很多,到第二次、第三次时,不管当事人怎样,旁观者都变得乏味、麻木了。第二次高滔滔,第三次向太后,这期间,大臣们敢在朝堂之上把后背和屁股对向皇帝,报告工作时只讲给皇太后听,根本不理会皇帝的脸色。这是什么样的局面啊,连带着太监们也无法无天。出现了陈衍等人,敢于在高滔滔病重未死,宋哲宗没能亲政的缝隙中篡改圣旨,当幕后黑手。太监做到这一步,已经隐约地有了晚唐时期太监群落的影子了。陈衍昙花一现,死得很惨,却给后辈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太监就要这样当,在宋朝做太监,并不是只有领兵打仗砍得一身血这一条路。梁师成就是这条路上走得最风光的人。走这条路需要一个特殊的头脑,要知道太监始终是皇帝的寄生物,想在皇帝健在甚至健康中就暗中操控全局,做庞大帝国的幕后黑手,这是个多么大的命题啊!要解开它,连晚唐能随意操纵唐朝皇帝生死替换的太监群落都做不到。那些太监只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加高加厚太监的权势,只是守成。要第一代开创局面的太监,才能解开这个看似无解的难题。梁师成就是第一代。他想在火中取栗,首先要做的是分析。要分析出新皇帝的特殊爱好,去投其所好,才能有他的生存空间。要知道,他在宋哲宗死亡时仍然是个无名小辈!历史证明了他的智慧是和童贯、蔡京在同一个层面的,童贯、蔡京想到的,他都想到了,而操作时,他选择的方向和执行力比童、蔡两人更强。就像有人用煤去烧火,可以得到温暖;有人用煤去雕刻,可以得到艺术品。童贯分析出了赵佶喜欢书画丹青翎毛古玩,于是暂时放下了武装太监的根基,放着军队不去,而去遥远陌生的江南杭州,给赵佶寻找艺术珍品。蔡京机缘巧合,以自身才华帮了童贯也成全了自己。而梁师成更上层楼,他要做幕后黑手,要操控全局,那么战场就始终都在京城里,甚至就在皇宫里,他不能离开这儿,要在这块世间最机密最严酷的地界中脱颖而出,才能达到目的。他不能离开开封,绝不能。梁师成在自己皇宫外面的私人府宅里收藏了大量的名人书画,之后动用各层关系,请四方俊秀名士来品评观赏,他躲在暗处,听着看着,有哪位名士的见识高超,能引起他的共鸣,就成了他的猎物。一个又一个,他收集了很多,做这项工作时他非常用心,这是他的班底,是他的资本,是他接近赵佶,成为幕后黑手的最基本要素。有了班底,梁师成变得更加低调。当他出现在皇宫里时,就像一缕亚麻色的清风,既吹得人们神清气爽,还带着一种其他太监所没有的儒雅内涵。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他有学识。这个有心的太监,当周围别的太监舞枪弄棒开口阵图闭口行军准备到西北打仗时,他关注的是书本。哪怕永远没有进入科场成为廷臣的可能,他仍然读了很多的书。书籍给了他别样的魅力和机遇,赵佶注意到了他。皇帝是寂寞的,走出宫门来到朝堂之上,有大臣们陪着,这些大臣和他受同样的教育,能陪他玩。比如蔡京,琴棋书画,无论哪一种,两人都有共同语言。可是回到宫里呢,一群群的太监除了端茶倒水的下人,就是些耀武扬威的阴阳人,搞得不伦不类,长此以往,赵佶的雅致生活怎样完美?梁师成填补了这份空白。他先是稍微流露出点文采,让赵佶有了点好奇;渐渐地再多露些,赵佶把他升级成了玩偶,带着他在皇城里四处转转,随时聊天;时间再长些,赵佶发现这个太监的底子探不出来,居然不只是稍具文采,连国家政令也难不倒他。这就很难得了,以外面的大臣为例,一个大臣的培养过程是很长的,先是基础教育,从孔孟之道学起,到科举成功成为朝臣,这只是开始。之后还要接受公务员的规范进修,才能接手具体工作。以写奏章为例,在格式、内容方面,就和科考完全不同。一个太监居然无师自通有了这种能力……真是太惊喜了,赵佶意识到这是让他跳出文山案海,全身心扑进艺术花园里尽情遨游的天赐良机。想一想多完美,一个太监按照他的意思批奏章、写回复,写得又快又好,只有好处没半点的危害。能有什么危险?能像刘娥那样夺取最高权力,压制皇权吗?开玩笑,宋朝的祖宗家法是所有朝代里最完善细致的,赵佶本人青春年少身体健康,无论从哪一点计算,这个太监都只是一台人肉打字机而已。人肉打字机开始工作了,从开始的一刻起,成绩就一直良好,从没出过半点纰漏。甚至在外界,人们逐渐形成了一种观点:新皇帝的工作态度真是太好了,每天的工作量竟然越来越大,覆盖面也越来越广,帝国的很多细枝末节的事,也都照顾到了。这是怎么搞的呢?说来很简单,梁师成只是让他庞大的班底人员每天多临几张字帖而已。这些对书画艺术有着深厚造诣和独特理解的名人们,对该字帖深入体会集体求证,直到精益求精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字帖是赵佶的御笔。宋朝在根本点上乱了,皇帝的圣旨御笔居然被造假,想一想有多少的政令成了梁师成的个人意志,他几乎不需要犯罪同伙,就拥有了和国家平起平坐的权力。看到这里,很多人会皱眉,宋朝的政令机关层层叠加,互相牵制,尤其是圣旨御笔这一关,是当年赵匡胤、赵普最用心的地方,防的就是有人作弊,或者君王昏庸。比如一道圣旨的生成。先是中书省里的宰执们针对下面报上来的事作出判断,写个草稿,呈交皇帝。皇帝审批后把处理意见交回给宰执,宰执合议作出结论,再交给翰林学士或者知制诰写成正式公文。这期间,如果翰林学士、知制诰觉得内容有问题,他们有权力驳回拒绝书写。这样严密的流程是历朝历代最完美的,区区一个死太监敢搞鬼,纯粹是找死。并且,圣旨根本不是由皇帝写的,太监就算想搞鬼也无从搞起嘛。这要拜新党所赐,实话实说,在熙宁年间,王安石、宋神宗改革时,有些政令是没法颁布的。翰林学士、知制诰都是旧党人,上面颁下来的每一个政令都是改革新法,每一条都让他们火冒三丈,还让他们书写颁布?去死吧,毫无例外,条条驳回。次数多了,王安石也火了,没有张屠夫就吃带毛猪?在没选出来新的两制官之前,政令直接外放,绕过这一关。结果,利弊两生,改革的步伐加快了,严丝合缝的体系也打破了。从那时起,总有人用种种借口不遵守原则,在流程上搞小动作。但是总体上讲,没人敢大规模地弄虚作假。梁师成之所以发达了,说来也是沾了些蔡京的光。前面说过,蔡京用讲议司把国家的宗室、冗官、国用、商旅、盐泽、赋调、尹牧等全部运营都垄断了,那么原有的职能部门也随之瘫痪,各种条例制度又怎能独存呢?梁师成一来有心,二来好运气,恰好撞中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时代裂缝,各大衙门连自身都难保了,连蔡京都不敢招惹,谁会突然神经发炎,抓着张圣旨跑去问皇帝——陛下,这张是您亲手写的吗?是嫌命长了吧!梁大太监手里握着御笔,随时颁布国家最高指令,有这一条在手,他简直是宙斯手里有了闪电,指哪儿劈哪儿,所向无敌。他劈得最多的,是人事任免。谁升官、谁罢免,正是原来两制官的权限,是御笔出现最频繁的东西,而这也恰恰是官员们的命根子。谁想升官,谁就得去求梁大太监。梁师成手里牢牢地抓住了全体官员的命根子……嗯,我承认,这的确是有些恶趣味了,但就是这么回事儿,历史总在反复开一个玩笑,几乎在每一个封建朝代的末期,全体官员的命根子,都被一些失去功能的阴阳人牢牢地抓着。于是乎,梁师成控制了官场,控制久了觉得单调,他寻找到了又一个新鲜“食品”,开始向科考下手。科考,是士大夫引以为豪,是皇帝笼络天下英杰的至高手段,到这时也转嫁到了梁师成的手里,成了他的亲信速成班。他能把自己的亲信门吏储宏硬塞进考场里进行礼部试,很遗憾储宏不争气,落榜了。没关系,一次不行就两次,第二次时考官都发抖了,再不录取小心有第三次,或者自己官场生涯结束,到边疆去站岗。储宏成功了,他昂首走出礼部试考场,站在宋朝顶尖学子的队伍里,走进了议政大殿,成了天子门生。但他很乖,考中了也不去吏部报到候选当官,而是仍旧回到梁太监的府里听差。那么,搞这一出是为什么呢,只为了到金銮殿上写“到此一游”吗

                        也俛首焉,又风俗之一变也。”《太仓风俗记》中也有同样的描述:士大夫为时局所迫,“杜门谦退,苦身自约,渐不为闾巷所尊矣。”引自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5页;又见袁清:《城市暴动与骚乱》,第300页。?南园啸客:《平吴事略》,第113—114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4页。?《明清史料》丁编第八本,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8—139页。另一个这种异想天开的阴谋的例子涉及到祁彪佳的两个儿子:祁班孙与祁理孙。他们俩皆因收藏珍本书籍和参加无休止的聚会而闻名遐迩。“其诸子尤豪,喜结客,讲求食经,四方簪履,望以为膏粱之极选,不胫而集。及公子兄弟自任,以故国之乔木,而屠沽市贩之流,亦兼收并蓄。家居山阴之梅墅,其园亭在寓山,柳车踵至,登其堂复壁大隧,莫能诘也。”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35页。大约是在1660年,这两位游手好闲之徒和一个名叫魏耕的冒险家相遇了。此人是杭州湾南岸慈谿县的一个布衣,在安徽北部建立了一个称为亳社的秘密团体,并暗中散布说,他打算将该地所有的明朝忠臣重新联合在一面旗帜下。祁氏两兄弟兴奋地将他邀至他们的田庄。然而魏耕只有在其欲望得到满足时才会显得愉快、有礼,兄弟俩也就只好用美酒、妓女和剑谱取悦于这位亡命之徒。他们对此甚感厌恶,但为“忠义”之故仍然维持着这种关系。最后,到1662年,清政府将魏耕列入通缉名单,兄弟俩也被以同谋罪逮捕入狱。祁家为营救他们俩而上下打点,结果弄得倾家荡产。理孙死在狱中;班孙被放逐辽东,于1677年设法重获自由,遂回到江苏削发为僧。谢国桢:《党社运动》,第235—236页;也见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26页。?1656年,正负责编纂太祖和太宗二帝《圣训》的吴伟业,请求归乡以葬其继母张氏。1657年阴历二月,他抵达太仓。科场丑闻爆发后,他写了几首诗寄托对他的几位遭到惩罚的朋友的痛惜之情。马导源:《吴梅村年谱》,第62—66页。?吴伟业:《圆圆曲》,见其《吴诗集览》第七卷上,第9页。越女,即西施。她是公元前5世纪越王送给吴王夫差的美女。夫差为之倾倒,在她身上大肆挥霍,而她则将此情形秘密告知了越王。夫差被越军打败后自杀。西施最后知道了自己在这场阴谋中所扮演的角色,遂也自杀。“屉廊人”指的是在空旷的白色大理石长廊中漫步,并用陶罐敲出银铃般悦耳声响。“羽”和“宫”是五声音阶中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音阶。?伯奇:《中国文学选集》第二卷,第134页。?其例见吴伟业:《吴诗集览》第十五卷下,第13页。吴伟业的诗始终反映出一种负罪感,因为他的许多同窗好友都在1644—1655年间以身殉国,而他却没有自杀。例如:“故人往日燔妻子,我因亲在何敢死?憔悴而今困于此,欲往从之愧青史。”吴伟业:《遣闷诗》,引自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3页。?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七四卷,第7页。弘储是江南著名高僧三峰的弟子。?吴伟业:《吴诗集览·谈薮》上,第2页。?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4页。?马导源:《吴梅村年谱》,第78页。邓尉山在吴县西,灵岩山在该县南,紧靠太湖。赵尔巽:《清史稿》第一一七卷,第8页。?肯定有许多人用这种方式理解明朝的衰亡。对南明政权的失败表示同情的人也相当普遍。《桃花扇》于1699年秋在北京上演,直到1700年春仍场场爆满,许多观众泪流满面。作者孔尚任当时写道:“长安之演《桃花扇》者,岁无虚日……然笙歌靡丽之中,或有掩袂独坐者,则故城遗老,灯施酒阑,唏嘘而散。”见张春树、骆雪伦:《孔尚任与桃花扇》,第322页。?兰德彰:《顾嗣立〈元诗选〉和17世纪的忠君思想》,第21页。宋濂是明初政治家,曾做过元朝的官。人们对他这样的过渡性人物极感兴趣。宋濂被视为在异族统治期间保持中国文化的人物。吴伟业认为他的文章登峰造极,恰逢圣贤之君。即出仕于朝,助创大业,这正是那些草泽隐逸之士,执守斯文,翘首以待圣人之起,并由此而给他们带来无限荣耀与业绩所走的一条共同的道路。(“斯文”出自《论语·子罕》第五章,孔子的意思是,贤君既没,文化必将保存于贤人之中。)兰德彰:《中国的文化主义和根据元代所做的类推》,第372页。?《谈孺木墓表》。见谢国桢:《明清史料研究》,第32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7页;吴乃荪:《董其昌》,第260页。另一著名画家龚贤,感叹道:吾等实乃“小人”;如僧人之避肉欲。西尔伯格德:《龚贤柳林中的自画像》,第8页。?吴乃荪:《董其昌》,第261页;又见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3—54页。在许多同类的例子中,明朝忠臣有意引起对13世纪的画家龚开或文学家邓牧等南宋“遗民”的怀念。邓牧留下了这样一句名言:成王,败寇。何惠鉴:《蒙古人统治下的汉人》,第93—95页。?当然,有些人确实想在入清后继续他们在明代就喜欢的活动。色情小说《肉蒲团》的作者、冒襄的同乡李渔,仍是一位享有盛誉的职业墨客。清军入关后,他的剧本常由他的戏班在达官贵人家中演出。1657年游历北京后,他回到南京,在南城门附近建了一座有名的芥子园,并开起了书坊。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95—496页。许多学者,尤其是第二代学者,对入仕清朝仍有着强烈的矛盾心理。斯特鲁弗:《矛盾心理与行动》,第326—331页。?林侔圣:《人与思想》,第188页。在此后的日子里,黄宗羲致力于振兴其老师刘宗周的学术,并于1667年在绍兴重开了刘宗周的证人书院。黄宗羲写道:“始学于刘子,其时志在举业,不能有得,聊各蕺山门人之一数耳。天移地转,僵饿深山,尽发藏书而读之。近二十年中,胸中窒碍解剥,始知曩日之孤负为不可赎也。”引自狄百瑞:《帝国的蓝图:黄宗羲》,第42页。有两种不同的忠明思想需加鉴别:一是“代际调节”,这是鼓励其子侄入仕清朝的黄宗羲与顾炎武等人物的特点;一是“大汉族主义”,其代表人物是丧失了生员资格并认为下一代人不应为外来征服者效力而损害自身名誉的吕留良。费席尔:《清初遗民的抉择》,第37—43页。黄宗羲和吕留良原是朋友,后来为争夺祁彪佳的书楼,即著名的淡生党,而发生争吵。同上书,第9页;又见费席尔:《吕留良的生平》,第38—41页。?白乐日曾指出,许多明朝遗民的生活实际上可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充满着狂热的政治活动;第二阶段——更为长久、更为重要、但对政事保持沉默——则属于创造性工作时期。”白乐日:《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和行政现实》,第19页。艾尔曼也提到:“1644年清军入关后,南方文人率先找到了摆脱因明朝灭亡而造成的进退两难境地的办法。他们从追求道德修养向从事刻板的学术研究的转变,是汉人对明朝灭亡所作出的反应中的一个关键部分。”艾尔曼:《清朝的学术流派》,第6页;又见罗普:《近代中国的异议:〈儒林外史〉与清代的社会批判》,第47页。关于此时欧洲思想界出现的类似“冷却”状态的富于启发性的评论,见鲍斯玛:《17世纪社会的世俗化》,第10页;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33页。?兰德彰:《顾嗣立〈元诗选〉与17世纪的忠君思想》,第22页。?这一客观记述其历史的要求是17世纪40年代庄廷鑨编纂明史的主要动机。然而,这部私修的《明史纪略》因使用明朝正朔和直呼清朝先帝之名而过多地表现出对明朝的忠诚。结果,1663年,编者与出版者共有70人被杀,其家属被发配东北为奴。奥克斯南:《鳌拜摄政时期的政策与制度》,第281—282页。?这次特科考试是1678年2月宣布的,此时“三藩之乱”已经爆发,康熙帝试图通过它来阻止旧明遗臣投奔吴三桂。其举行是在1679年4月,应试者共有152人,中举者50人。其中80%(40人)来自浙江和江南。这或许是唯一公正的考试。《南疆绎史》的作者温睿临认为,明朝忠臣子孙的这次成功是上天报偿为明朝殉难者的一种方式。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41页;凯斯勒:《康熙》,第158页;米勒:《派系斗争和清朝的政治整合》,第97页;斯特鲁弗:《矛盾心理与行动》,第328、329页,及其《康熙时期徐氏兄弟和学者们的半官方资助》;威尔海姆:《1679年的“博学鸿儒”科》。1680年,黄宗羲致书于刚刚被任命为明史馆监修的大学士徐元文,要求为他的儿子在史馆中谋一职位。狄百瑞:《帝国的蓝图:黄宗羲》,第44页。?实际上,1679年的特科考试恰好是在招揽下一代学者的时候举行的,因而为编修《明史》提供了一批史学家。这些参与编修《明史》的人在清朝入关之初几乎都只有10岁或15岁。斯特鲁弗:《康熙时期的徐氏兄弟和学者们的半官方性资助》,第16—17页。?编修《明史》为那些因明朝灭亡而心灰意冷的清初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以公开的和分析的方式探讨明朝灭亡原因的机会。“《明史》的编修决定性地结束了汉族士绅阶级中重要分子的顽固态度,并恢复了他们对清廷作出的尊重其传统价值观和特权的许诺的信任。”凯斯勒:《康熙》,第166页;又见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141、153—154页,及其《矛盾心理与行动》,第336页。?对具有治国才干的明朝忠臣来说,这种进退两难的矛盾最为尖锐。他们出于对明朝的感情不能接受清朝的官职,但又不能忘怀作为进士所承担的以天下事为己任的义务。对他们来说,自我修养不过是清静无为,除此之外的唯一选择便是学问或“汉学”。即使最入迷的学者——像黄宗羲一类的历史学家,或顾炎武一类的文献学家——也肯定对其撰写的著作同其拒绝参与管理的社会之间的差距产生过痛苦的疑虑。当然,这就是他们著述如此之多的原因。关于这一矛盾的透彻研究,见杨成:《幸存者:清初的思想压力》,第2—5页。顾炎武的确想努力将个人为一个王朝效力同为保存一种文明所必需的共同努力区别开来。在《日知录》“论正始风俗”条中他写道:“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引自暮泊:《中国文化与天下观念》第六卷第十期,第9页。于是,顾炎武终于放弃了面对紧要关头的个人英雄主义,而承担起一种共同的义务,即趁全面重建之机,使天下趋于合理。?这与马克斯·韦伯提出的“英雄道德观”与“常人道德观”的差异十分相似。见玛丽安娜·韦伯:《马克斯·韦伯传》,第382页。当然,以前也有大量这样的例子,即许多官员选择了恪守职责的道德,而抛弃了那种极端的道德。例如:赵孟頫(1254—1322)是宋朝开国皇帝的后裔,他在宋朝任过职,后来又接受了元朝的官位。有人将他斥为叛徒,然而他正是这样一位高于此类吹毛求疵的伟大政治家。莫特:《元朝儒生的隐退思想》,第236—238页。许衡(1209—1281)据说曾这样为自己与元朝的合作进行辩护:如果他能选择其他方式的话,那么他就不会这样做。据说宋朝忠臣刘因尖刻地回敬道:如果他能选择其他方式的话,那么他就不会以此为荣。兰德彰:《中国的文化主义和根据元代所做的类推》,第358页。无论如何,在13世纪和14世纪由于元朝和明朝的建立,“忠”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同样,17世纪也出现了一场脱离具有宋代理学特征的“非理性的绝对效忠”观念的运动。恪守职责的道德观比容易被接受的千篇一律的史书编纂——特别是清代的史学——更为盛行。兰德彰:《顾嗣立〈元诗选〉》,第29页;又见刘子健:《岳飞与中国忠君传统》,第297页。富于理性的历史学家墨子刻,试图孤立地观察晚清时期出现的一种“趋势”,他称这种“趋势”为天下一家的现实主义,并使韦伯受到了启发。他认为,这种“趋势”使更早的“温和的现实主义”得以继续发展,同时中断了“新儒家通过逻辑推理和圣贤的造诣去追求‘内心’改造”的运动。墨子刻:《对建立现代中国哲学体系的一些基本看法》,第9页。我认为,这种“趋势”在清初实际表现为抛弃“英雄道德观”而转向“常人道德观”,而追求英雄主义的冲动和达到圣贤境界的愿望直到19世纪初公羊学派复兴之时才被重新恢复。关于后一观点,见魏斐德:《历史与意志》,第101—114页。?格雷:《20世纪中国历史方面的创作》,第195页;麦克莫兰:《爱国者与激进派》,第159页。?白乐日:《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与行政现实》,第43—44页。?魏斐德:《历史与意志》,第82—86页。关于这点的一个有趣的讨论,见林:《人与思想》,第205—207页。王夫之认为,形而上的道离开具体环境就没有生命力,任何“道”都只是一种有形的“气”之道。他并未将形而上的道归结为纯粹的关系调理模式,因为像“仁”这样一种绝对规范具有超越具体环境的优先权。而“孝”和“忠”一类道德原则的存在,则是由于它们是具体的行为规范。关于王夫之对适应实际的观念和形而上的思考所作的区分,见布莱克:《王夫之哲学思想的性质、思路和表述》,第277—280页。关于王夫之的“调理”概念,见麦克莫兰:《王夫之与新儒家传统》,第438—439页。?王夫之:《读通鉴论》,第1114页。?比利特:《王夫之两探》,第156页。?关于黄宗羲、顾炎武和方以智,彼得森写道:“他们都关心考证。他们都趋向于用考证方法去研究历史。这种方法包含着这样一种意思,即只有抓住伦理学、政治学、地理学、语言学或其他学科具有开拓意义的能动性,才能获得深刻的理解。他们都通过强调历史现象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多元性,来证明他们厌恶乃至反对这样一种占支配地位的观点,即存在一种能够、也应当向人们揭示的根本不变的统一性。彼得森:《苦果》,第12页。在我所说的王夫之思想中的“联系论”与清初传统的绘画风格之间也存在着一种有趣的联系。正如高居翰所指出的,传统派通过竭力仿效董其昌来保持元代风格,而董其昌运用的在元代风景画中常见的那种构图法,就是用按规范画法画出的各个部分来构成画面的整体,“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便是构图的基础。”高居翰:《清初画界的正统运动》,第174页。高居翰还注意到,对各种规范的局部画法的运用是极有限的。因为,这些局部画法都能在以前的绘画大师的作品中找到渊源,致使传统派的作品在整体上并未离开前人创造的价值,而只是在旧的价值之间寻求新的相互关系。结果是“各个部分的相互作用”如同“巴赫的逃赋格曲一样复杂、正规和抽象。”同上书,第176页。这样,我们赞赏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是因为他们作为画家的成熟和技巧的完美,而非他们的独立性。在其早年经历中,他们总结了董其昌画派的构图原理,但到中期“他们全都或多或少地走上了同一条有害的道路,安于墨守成规和创作呆板的千篇一律的风景画”。同上书,第171页。?杜维明

                        ;擅长驾车,射术超群;多才多艺,技能出众;文思敏捷,能言善辩;坚决果断,敢做敢为。五种美德集于一身,休说继承智氏家业,简直和中国上古传说中后羿这样的神话人物有一拼。然而荀申的这个决定遭到族人智果的反对,他提出了另外一个人选——荀宵。荀申对此不理解:荀宵面相凶狠,人们看到他都怕,你怎么会推选他呢?智果回答:荀宵凶狠,是狠在表面,荀瑶却狠在内心。荀瑶有五种美德,独缺仁义。长得漂亮,武艺高强,能言善辩,才艺出众,敢于任事,这都是好事,但是如果内心无仁义的话,这些美德只会助长他的暴戾之气。恕我直言,如果您一定要荀瑶继承家业,智氏必亡。荀申考虑再三,还是立了荀瑶为世子。智果带着家人跑到晋国太史那里,改了族谱,宣布脱离智氏,自称辅氏。这就意味着,此后智氏家族不论兴废存亡,都与他没任何关系了。直到二十多年后,人们才会拍着大腿,称赞智果是个聪明人。但在当时,人们对他的行为并不理解,他们看到的是,智氏家族在荀瑶的带领下越来越强盛,甚至超越了荀跞和荀申的时代。公元前472年,荀瑶以亚卿的身份率军讨伐齐国,在犁丘与齐军相遇。战前,他亲驾战车巡视晋军,战马突然受惊,朝着齐军阵营狂奔。以荀瑶的驾车技术,要控制住战马是轻而易举的事,但他意识到,如果这样做,会让齐国人误以为自己胆小,于是他放马疾驰,一直冲到齐军营垒前才掉头。此举极大鼓舞了晋军士气。在后来的战斗中,荀瑶又身先士卒,奋勇杀敌,亲手擒获齐将颜庚,取得了此战的胜利。公元前468年,荀瑶伐郑。齐国权臣陈恒(即田恒,古代陈、田同音,陈氏即田氏)率军救援郑国。荀瑶得知消息,主动引兵退去,但是派人给陈恒送去一封信。信上说:“您的祖先是陈国公子,陈国的灭亡(陈国于公元前478年为楚国所灭),郑国是出了力的(完全是胡说),所以寡君才派我攻打郑国,是为了替陈国报仇。但是您却跑来救援郑国,让我感到很不理解。难道您一点都不在乎陈国吗?既然您都不在乎,我又有什么所谓呢?所以我主动撤军了,恕不奉陪。”这封信东拉西扯,不着边际,显然只是为了调戏对方。陈恒阅后大怒,但又想不出什么词来回骂,只得提笔回信说:“老是欺负别人的人,不得好死!”不消说,荀瑶很快赢得了晋国人的好感。该有的他都有了:显赫的家世,尊贵的地位,伟岸的身躯,机智的谈吐,一往无前的勇气,货真价实的战功,还有调弄敌人的闲情逸致。他宛如一颗冉冉上升的新星,光芒四射,照耀晋国,连赵鞅在他面前都黯然失色。公元前464年,荀瑶再度伐郑,赵鞅派世子赵无恤随行,担任荀瑶的副手。赵鞅的本意,一是让无恤亲历战场,获得经验和名声;二是向荀瑶表明,晋国日后必定是荀瑶的天下,请他对无恤多多关照。可以说,这既是“知其雄,守其雌”的政治智慧,也是一位垂垂老矣的父亲对儿子的关怀与呵护。但是,荀瑶对赵鞅的拳拳之心并不以为意。据《左传》记载,这一战进行得并不顺利。晋军包围了郑国的首都新郑,却遭到郑军的猛烈反击,攻势一度受阻。战斗最危急的时刻,荀瑶命令身边的无恤出战,带领敢死队强攻新郑的南门。听到这道命令,在场的人都吃了一惊。冷兵器时代,攻城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强攻更是险上加险。守城者可以凭借着城墙和箭垛保护自己,而进攻者则暴露在箭矢檑木之下,还要扛着云梯等攻城器具越过护城河,极易伤亡。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进攻方一般不会采取这种“杀敌八百,自损三千”的笨办法。退一万步说,即便是强攻,也不该由无恤来担当。这倒不是说无恤不能冒险,而是没有让一支军队的副统帅去当敢死队长的道理。大伙都将目光集中在无恤身上,看他如何应对。无恤只说了三个字:“主在此。”主在此,这三个字看似简单,实则可软可硬,大有乾坤——软一点说,“有主将在,我不敢争先。”硬一点说,“你是主将,为什么不自己去?”总之就是我不去,你看着办吧!荀瑶盯着无恤看了几秒钟光景,突然操起案几上的一个铜酒壶,朝无恤狠狠砸去,发疯似的骂道:“懦夫!贱人!你这样的人居然也能当世子,我真替赵氏感到羞愧。”如果不是无恤躲得快,再加上众将死死劝住,荀瑶非将无恤砸死不可。无恤灰头土脸回到自己帐中,家臣都很愤怒,摩拳擦掌,要去和荀瑶拼命。无恤用一句话将大伙都劝住了。“父亲立我为世子,不就是因为我能忍吗?”强权之下不屈服,不妥协,但也不乱来,这就是在乱世之中的生存法则。事情到此,本来应该过去了。但荀瑶显然不解恨,从郑国回来后,他专门找赵鞅谈了一次,一本正经地建议赵鞅废掉无恤,另立世子。赵鞅听了,一脸错愕,不明白眼前这个人是过于颟顸(mānhān)还是过于跋扈。要知道选择继承人乃是家族内政,岂容他人插手?更何况赵鞅现在是晋国上卿,智氏家族虽然强盛,荀瑶也不过是个亚卿,凭什么对他的家务事指手画脚?荀瑶却没有关注赵鞅的情绪变化,仍在那里滔滔不绝,极力向赵鞅证明:不废无恤则赵氏必亡。可是赵氏亡不亡跟他有什么关系呢?站在竞争者的角度,赵氏的继承人越是不堪,不是对他越有利吗?赵鞅半眯着眼睛,听着听着,终于弄明白了:荀瑶这个人,从骨子里头有一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气质,但凡他看不惯的人,必欲除之而后快。如果是这样的话,选择外柔内刚的无恤来对付他,倒是没错了。赵鞅睁开眼睛,老练地打了几个哈哈,说了几句无关痛痒的话,便将荀瑶打发走了。新郑城下的这场冲突,为九年之后的晋阳之战埋下了伏笔。外柔内刚的赵氏族长赵无恤其实赵鞅选择无恤为继承人,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赵鞅骨子里头是个旧式贵族,对一切传统事物抱有一种温婉的敬意。他当权的时候,晋国公室已经极度衰落,大权完全把控在四大家族手里,但他以上卿之尊,仍然保持了对公室的尊重(至少表面如此),在那个年代是不多见的。在选择继承人的问题上,一开始他也是严格遵守周礼的规定,立了嫡长子伯鲁为世子。那时候,无恤还小,而且是奴婢所生之子,在众多兄弟中,地位最为低下(是以荀瑶称之为贱人)。赵鞅即便不立伯鲁,恐怕也轮不到无恤。直到有一天,一位名叫姑布子卿的相士来到赵鞅府上。赵鞅将自己的儿子都叫出来,让姑布子卿给他们看相。姑布子卿看完之后便摇头说:“您的儿子不少,但都不是大将之才。”赵鞅很紧张:“照您那样说,赵氏岂不是没希望了?”姑布子卿说:“我进来的时候,看到一个小孩在院子里玩泥巴,不知道是不是您的儿子?”赵鞅赶紧叫人将那小孩带进来,拍着脑袋想了半天才说:“这个是我儿子,叫什么来着……对了,无恤。”姑布子卿站起来说:“这位才是真正的贵人。”赵鞅说:“您不是开玩笑吧?这孩子的母亲,是我从狄人那里买来的奴婢,一点也不贵!”姑布子卿高深莫测地说:“天命所赐,虽贱必贵。”赵鞅再问时,他便笑而不答,飘然而去。赵鞅将信将疑,但是从此之后,便开始注意观察无恤的言谈举止,发现这个小孩确实有与众不同之处。有一次,赵鞅将自己总结的一些人生格言书写在竹片上,发给儿子们学习。过了些日子去检查,其他人都背不出来,只有无恤倒背如流,还能举一反三,说出自己的见解。赵鞅很惊奇,便问无恤为什么学得这么好。无恤从怀里掏出一个锦囊,小心翼翼地打开,从里边掏出那几块竹片,说:“我每天将父亲的教导带在身边,不时拿出来温习,自然记得牢。”这件事无疑大大增加了无恤在赵鞅心目中的分量。过了一些年后,无恤也成年了。有一天赵鞅将儿子们全召到跟前说,他在常山(即北岳恒山)埋藏了一件宝贝,谁先找到它,就有重赏。大家赶紧驾车出发去寻找,唯有无恤慢慢吞吞,不紧不慢,最后一个出发。几天之后,大伙都空手而归。无恤回来之后,却对赵鞅说:“我找到了。”“哦?”赵鞅很高兴地说,“在哪?”无恤说:“您所谓的宝贝,就是我们可以凭借常山之险,吞并代国。”代国位于今天的山西东北与河北西北交界之处,是白狄人建立的国家。赵鞅为了拉拢代国,将自己的女儿(也就是无恤的姐姐)嫁给代王为妻。但是在他心里,早就盘算着如何吞并代国来扩大赵氏的地盘,同时获得代地盛产的良马。这么多儿子去找宝贝,只有无恤看穿了他的心思。经过这件事后,赵鞅下定决心,废除伯鲁,改立无恤为世子。公元前458年,赵鞅去世。无恤办完丧事,还没脱掉孝服,就带人跑到夏屋(今山西省代县),请姐夫代王前来相聚。代王欣然赴会,他把这次宴请当作无恤上台后向他示好的表示,没有想到会有什么阴谋。席间宾主相谈甚欢,从无恤的脸上看不出一丝失去父亲的悲痛。如果是中原人,必定能够看出不对劲的地方——父亲去世不久,就算是装也得装出悲伤的样子,怎么能够谈笑风生呢?但是代王显然不懂中原文化,他毫无防备,很快就喝得酩酊大醉,他的随从也喝得东倒西歪。这个时候上来一队光膀子的精壮厨子,一人拿着一个长把铜勺,给客人分羹。无恤咳嗽一声,用宽大的袖子将脸遮住。代王还没反应过来,脑袋上已经挨了铜勺重重一击,立马脑浆迸裂。他带来的人也被如法炮制,悉数杀死。无恤迅速兴兵北上,轻而易举拿下代国。如果要问无恤这一票捞得有多大,其实也不算太大——一百多年后,赵氏的后人赵武灵王在这里设置代郡,下辖区区三十六个县而已。无恤的姐姐听到代王被杀的消息,呼天抢地,悲痛万分。当无恤派人接她回晋国,她哭泣道:“因为是自己的亲弟弟,就忘记杀夫之恨,是不仁;因为自己的丈夫死了,就怨恨弟弟,是不义。”于是跑到一座山上磨笄(jī)自杀。所谓磨笄,就是将发笄磨得尖尖的。代地的百姓怜悯这位刚烈的女子,将她自杀的地方称为磨笄之山(今河北省张家口)。而后人以“磨笄”代称后妃自杀殉国,典故就出于此。无恤为了姐姐的死,很是内疚。那时候伯鲁已死,无恤便将代地封给了伯鲁的儿子赵周,称之为代君。他这样做,也许是想告诉天下人,赵无恤不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他所做的一切,并非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赵氏。智伯的致命弱点:贪婪与傲慢赵鞅死后,荀瑶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晋国上卿,三位亚卿分别是赵无恤、韩虎(韩不信之孙)和魏驹(魏曼多之子)。荀瑶一上台,便雷厉风行地干了几件大事。公元前458年,荀瑶谋划进攻仇由。仇由是狄人建立的山中之国,交通极为不便,战车无法通行。荀瑶命人铸造了一口大钟作为礼物,载在牛车上送给仇由国君。仇由人欢欣鼓舞,在山中开辟道路迎接。道路开好后,晋国大军随着那口大钟一拥而入,消灭了仇由。公元前457年,荀瑶剑指中山。中山地处今天的河北省中西部,是白狄的一支——鲜虞人建立的国家。据《吕氏春秋》记载,中山军中有一种“力士”,身穿铁甲,手持铁棒,“所击无不碎,所冲无不陷”,战斗力极强。但是荀瑶显然不怕中山力士,一举攻下了穷鱼之丘(今河北省易县),后来又派人攻占了左人和中人(今河北省唐县),使中山遭受重创。公元前456年,荀瑶又命韩虎、魏驹率军讨伐居住在伊水和雒水之间的戎人部落,攻取卢氏城(今河南省西部),将戎人在伊、雒之间建立的大小政权全部摧毁。这一次行动的意义重大,“自是中国无戎寇”,解决了自春秋时期以来就一直困扰中原的戎患。应该说,荀瑶新官上任的三把火烧得很旺,赢得了满堂喝彩。有人甚至认为,若荀瑶照着这个路子走下去,必能成为晋国中兴的名臣。但是很显然,荀瑶的志向不在于晋国中兴。他将三位亚卿召集起来开了一个会,讨论原来范氏和中行氏的土地归属问题。这些土地,自从二氏灭亡后,一直由公室代管。荀瑶提出,现在公室人才凋敝,难以管理这么大片的土地,不如分给四大家族来管理。三位亚卿都无异议——谁会有异议呢?当然,有一个人很有意见,那就是晋国名义上的统治者晋出公(晋定公于公元前475年去世,晋出公是他儿子)。晋出公一怒之下,向齐、鲁两国发出密函,请求他们发兵“清君侧”,讨伐四大家族。这下捅了马蜂窝,四大家族联手起来,将晋出公赶出了晋国。国不可一日无君。晋出公出逃后,一个名叫姬骄的公室子弟被立为国君。姬骄是晋昭公的曾孙,他的祖父公子雍是晋昭公的小儿子,他的父亲公孙忌跟荀瑶的关系很好。因为这层关系,他才被荀瑶选中。姬骄在历史上是如此不重要,以至于在《史记》的记载中,他一时被称为晋哀公,一时被称为晋懿公。而在其他史料中,他又被称为晋敬公。到底哪个才是他真正的谥号,没有人花心思去考证。荀瑶现在成为了晋国的第一人,智氏家族也成为晋国的第一大家族,实力远在另外三家之上。从公室瓜分来的土地,智氏获得最多,超过其他三家的总和。他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大兴土木,给自己盖了一座宫殿。宫殿落成之日,家臣都来祝贺。有一位名叫士茁的,一直拖到晚上才来。荀瑶半带着醉意,不无炫耀地问士茁:“这房子壮观吗?”士茁回答:“壮观是壮观,但是下臣总觉得有些担忧。”荀瑶说:“你有什么好担忧的?”士茁说:“下臣为智氏掌管文书,看到书上说,高山峻岭,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土质不肥。您这房子造得太壮观了,我怕它不太适合居住。”士茁这些话,记载于《国语》。该书还煞有介事地说,荀瑶的宫殿建成后三年,智氏果然灭亡,仿佛两者之间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事实当然不是这样,荀瑶的致命伤,绝不是他喜爱豪宅。喜爱豪宅有什么错呢?家大业大了,建所大房子难道不应该吗?荀瑶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他目中无人。有一次荀瑶从卫国出差回来,韩虎和魏驹设宴为他接风。好好的一场宴会,却因为荀瑶戏弄韩虎并侮辱其家相(家臣之长)段规,最后不欢而散。事情具体经过,据明人冯梦龙杜撰,是荀瑶喝醉了,对韩虎说:“我曾经查遍史册,天下与您同名的,只有齐国的高虎和郑国的罕虎,加上您也就三个人。”韩虎无言以对,段规在一旁听了,很不是滋味,站起来说:“君子以礼相待,不直呼其名,请不要拿我家主人的名字开玩笑。”那段规生得五短身材,站在韩虎身边,头顶还不到韩虎的胸部。荀瑶也不生气,用手拍着段规的头顶说:“小朋友知道个啥,这不是你玩儿的地方,小心三虎把你给吃了!”说完一阵大笑。段规气得浑身发抖,但是不敢发作。韩虎则佯装喝醉,闭着眼睛说:“智伯说得对啊!”然后告辞而出。荀瑶被称为智伯,是他自己要求的。当时的习俗,地位高的卿大夫一般尊称为“子”,如韩虎被称为韩子,魏驹被称为魏子,鲁国的三桓也被称为三子。荀瑶显然认为自己高人一等,不屑与他们为伍,便给自己进了个“伯”——伯者,诸侯之长也。荀瑶的狂妄,由此可见一斑。宴会结束后,家臣伯国向荀瑶进言:“您今天得罪了韩虎和段规,以后得防着他们一点,否则的话,必有灾难降临。”荀瑶不以为然:“是不是有灾难,那要看我高不高兴。我不发难,谁敢对我发难?”伯国说:“恐怕不是这样。《夏书》上说,一个人屡犯错误,结怨于人,虽然矛盾没有显露,也要加以防范。《周书》上说,怨恨无大小。君子注意细节,所以没有大难。今天您在宴席上戏弄了人家,又侮辱他的家臣,还认为他们不敢发难,这可真是大错特错。要知道,连蚊子蚂蚁都能害人,何况是韩虎、段规这样有实力的人!”荀瑶嗤之以鼻。韩虎算得上有实力吗?也许有,但是跟他比起来,还差得远。四大家族中,韩氏的地盘最小,军力最弱,荀瑶只消伸出一根手指头就可以将韩虎掀翻。段规就更不值一提了,众卿饮酒,他一介家臣,五等残

                        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吏部文选司郎中顾宪成罢官后归乡,在常州知府欧阳东风、无锡知府林宰的资助下,修复了宋朝人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从此开坛讲学,渐成规模。其言论被称为“清议”,社会影响力日增,大批士人、书生,乃至新兴商人、绅士皆云集于此,终成一系。之后其成员渐次步入政坛,形成了这一政治派别——东林党。然而如果追根溯源,东林党的产生,却更多的是拜张居正所赐。明朝中后期以后,原有的理学思想遭到强烈冲击,自由思潮兴盛,士大夫言论自由成风。张居正改革时期,张居正加强个人威权的做法,成为社会舆论批判的标靶。为压制言论,张居正毁天下书院,严禁议论时政,其在世时,暂时将“自由思潮”压制住,但明王朝的“思想活跃”仍在。张居正改革十年,明朝经济大为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勃兴,思想上的开放自由,也暗流涌动。这股思潮在张居正去世遭清算后反弹,万历皇帝亲政后,“君主专制”已不比从前,明朝士人议论朝政乃至批评君王,都是社会主流风气。万历皇帝在立太子问题上始终不能压倒群臣,双方僵持数十年,文官集团团结一致,不怕杀头获罪与万历相抗,其“思想基础”正是来自于此。而东林党,这个不同于先前中国任何一个政治流派的组织,也就应运而生。东林党的创建者是顾宪成,在东林党诞生前,他只是官场上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他作为吏部文选司郎中,向万历皇帝举荐内阁人选,所推荐的人选不符合万历皇帝心意,在拒绝万历皇帝让他修改名单的要求后,遭万历皇帝罢官。此后建东林书院,开堂讲学,应者云集。之所以产生轰动效应,主要是他硬抗万历的行为,得到了民间诸多知识分子的倾慕。明朝的君臣关系一直是对立的,朱元璋建国时,用极端高压的政策打压文官集团,然而随着文官集团的壮大,明朝皇帝对文官集团的控制力日益下降。到了晚明,常有官员用向皇帝发难的方式,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顾宪成做到了。此时正是万历皇帝与文官集团围绕着“立太子”问题“争国本”时期,双方互相僵持,大批官员因卷入“争国本”而遭罢免,相似的际遇,相同的愤然,自然令许多人“志同道合”到了一起。东林党的三杰顾宪成、邹元标、赵南星,都有着类似的际遇。另外,此时东南沿海资本主义萌芽勃兴,许多新兴商人,也通过结好东林党的方式,以图将来谋得利益。从东林书院建立的第一天起,这个隐藏于民间的组织就是一股沉默的暗流,默默积攒,待它破土而出时,将震撼整个明王朝的朝局。东林党逐渐渗透入明朝国家政权,是通过与朝中诸多实权派人物合作开始的,其中最重要的两个人物,就是凤阳巡抚李三才和内阁大学士叶向高。在后来阉党编的《东林点将录》(东林党“罪犯”名单)里,每个上榜的东林党成员,都拉出一个水浒人物进行类比,其中李三才被阉党比作托塔天王晁盖,叶向高被比作及时雨宋江,足见二人在东林党这个“梁山泊”上地位之重。李三才,字道甫,陕西临潼商人家庭出身,巡抚凤阳时,曾严惩当地的矿税太监陈增,并多次奏请减免商税,是当时出名的诤臣。他与顾宪成要好,不但为顾宪成做内应,通报朝局的变化,且多次推荐顾宪成为官。而另一位政治人物叶向高更重要,他于公元1635年晋升为内阁大学士,次年由于内阁大学士朱庚辞官,内阁中只剩他一人,因此人称“独相”。借此机会,他向万历皇帝提出增补空缺官员,乘机将大批有东林党背景的官员安插在要害部门。不过东林党第一次引起关注,主要与李三才有关: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叶向高推荐李三才入阁,遭到许多人反对,有人攻击李三才是“东林党”,这是东林党第一次在朝局中亮相。围绕着李三才入阁问题,东林背景的官员与反对派针锋相对,互相攻击,最后以李三才愤然辞官不了了之。次年正好是京察(干部大考核),东林党反戈一击,利用叶向高主持京察的机会,大力排斥异己。不过反对东林党的力量也很强大,经过几番较量,许多有东林党背景的官员遭到裁撤,反对派占据了六部显要位置。作为东林党的“托塔天王”,叶向高开辟了第二战场,将许多新近东林党成员安排到了刑部、大理寺等部门,因都是六品主事级别的小官,这个安排并未引起太多重视,而正是这个安排,给东林党留下了翻身的本钱。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的京察,以东林党失败而告终,这以后的几年,东林党人员大减,讲学凋零,最困难的时候,东林书院前来听讲的人数,只有之前的二成。次年东林党的创建者顾宪成郁郁而终,时年62岁。他不会想到,在他过世后仅4年,一场突然爆发的意外,打响了东林党的翻身仗。这就是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著名的梃击事件,即“谋杀太子案”。是年五月初四,一个叫张差的农民混入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挥棒袭击太子,幸好被随身太监拿下。案件发生后举朝震惊,许多官员要求追查真相。此时正是敏感时期,万历虽然在“争国本”中认输,但一心想让自己儿子当太子的万历宠妾郑贵妃并不甘心。事件一出,满朝都将怀疑目光对准了郑贵妃。毕竟是皇家丑事,明王朝从一开始就力图遮掩,三堂会审了几遍,认定这个张差是疯子。在即将定案前,叶向高在京察时安排在刑部的六品主事王之寀,设计夜审张差,先饿他一顿,然后以“给饭吃”为诱惑,戳穿了张差“装疯”的把戏,继而东林党成员纷纷行动,要求重审此案,迫于舆论压力,明皇室只得同意,再次会审,终让张差供出了此案的幕后指使:郑贵妃的贴身太监庞公公和刘公公。满朝文武一片哗然,最后万历皇帝无奈,只得安排郑贵妃当场向太子求救,斩首了张差以及两名太监,才把这个糊涂案了结。这场啼笑皆非又几经反复的闹剧,却成了东林党命运的转折点:因东林党的追查,太子地位得以稳固,而东林党也成了太子的盟友,更从此名声大振。而先前东林党的反对派,为应对东林党日益壮大的势力,也开始拉帮结派,形成了齐、楚、浙三党。明朝党争,从此越演越烈。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19年),万历皇帝在内忧外患中去世,“争国本”的主角太子朱常洛即位,东林党地位也因此提高。朱常洛即位后纵欲过度,导致身体大坏,又服食“红丸”(壮阳药)中毒毙命,在位仅8个月。局势再度紧张起来,朱常洛之子朱由校即位,次年改年号为“天启”。这期间朱常洛宠妃李选侍企图挟持朱由校以把持朝政,在东林党直臣杨涟等人的逼迫下,李选侍被迫离开乾清宫,朱由校在东林党的拥立下顺利登基。至此东林党俨然成为朱常洛、朱由校父子两代人的登基功臣。顺利即位的天启帝也知恩图报,登基伊始,东林党人分别占据了礼部尚书、吏部尚书、大理寺卿等要职,其后通过分化瓦解的手段,击败了反对派“齐楚浙三党联盟”,东林党“托塔天王”叶向高坐上了内阁首辅的位置,至此执掌了大明朝文官集团的大权。史书上所说的“众正盈朝”,就是这个时期。二纵观东林党的发迹过程,表面看是正义战胜了邪恶。看东林党的成员,基本都是道德高尚、志向远大的君子,东林书院的对联“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直到今天依旧深入人心。东林党长期的政治主张,包括减免商税,与民休息,开放言论,现代有不少人因此“拔高”东林党,说这是“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思想主张。而细细审看当时明王朝的内外形势,却不得不承认:东林党心忧天下没错,但多是空想,现实意义甚少。东林党之所以壮志未酬,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中的精英人物,没有一个人有张居正那样,可以切中明朝时弊,且思虑成熟,行之有效的革新思想。即使间或有一两句“闪光”的豪言,却也不成体系,难成气候。一个先天的差距是,东林党的最初创始人,如顾宪成等人,多是罢官后回乡讲学,生活圈子极其狭窄,不像张居正们,曾真切接触到民间的世情百态。他们的所谓改革思想,自然就成了浮华泡影。另外东林党的要员们,虽然论权谋手段尚有高手,可论施政能力,除了孙承宗、叶向高等少数人外,大部分人都是菜鸟。既无脚踏实地的构想,又无行之有效的施展能力,仅靠道德说教,从来都是无法成事的。而在道德层面上,尽管东林党的大部分人,论人品都是真君子,但治理国家不是选雷锋。在封建社会,官员的道德水平与实际工作能力,很多时候并不成正比,有时候甚至成反比,如张居正所说“十清流不如一胥吏”。张居正改革之所以成果卓著,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用人用其长,比如平定西南的名将殷正茂,贪污问题一直被诟病,但无论高拱还是张居正,都始终用人不疑。相比之下,东林党人的行政方式,却是道德压倒一切,道德问题一刀切,为人处事,更拿道德帽子压人。比如赵南星做吏部尚书时,就以清廉为标尺一刀切,罢免大批不合格官员,其中不乏行政能力卓越者。山东的“廉政标兵”袁应泰也因廉洁官升蓟辽总督,然后被努尔哈赤打得丢盔卸甲,害得明朝失去沈阳、辽阳等重镇,一时间“边防大警”。起家阶段的努尔哈赤,也正是拜东林党的愚蠢节节胜利。而从明王朝当时内忧外患的局势看,明朝面临的两大迫切问题:一是边关告急,二是财用匮乏。前一个问题,在东林党败招迭出,努尔哈赤步步逼近时,幸亏东林党内还有孙承宗这样的人才,他只身赴辽东督师,提拔了名将袁崇焕,打造出了女真人到明朝灭亡时也无法攻破的关宁防线,为明王朝稳住了边防大局,可这样的人物在东林党内凤毛麟角。后一个问题,道德高尚的东林党也有非常自私的一面:明朝税收最突出的问题,是税收的不平等,明朝中后期以后,土地兼并严重,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国家可收的农业税越来越少。要解决财政问题,就需要建立新的财政体系,扩大税源特别是商业税的收益。张居正改革时期,一面重新丈量土地,一面针对东南沿海商人依托豪门地主偷税的行为进行严查,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但张居正去世后,他的改革措施也戛然而止。到东林党“众正盈朝”时期,由于东林党的大部分成员都有商人背景,因此极力反对国家加收商业税,根据现有的奏折和《明实录》记载,一旦国家有加收商业税的动机时,东林党官员就全体反对。比如崇祯元年清算魏忠贤后,兵部尚书申用懋请求国家整顿商业税,扩大财源,随即遭到刚刚“平反”的东林党人攻击,黯然去职。结果明王朝只能不断增收农业税,最终落得被农民起义灭亡的结局。三在“众正盈朝”的前后时期,东林党成员做的最大的一件错事,就是坑害了战功卓著的辽东名将熊廷弼,这件错事的当事人之一,就是生前身后被赞誉为东林党楷模,后来冒死弹劾魏忠贤,死后被崇祯追谥为“忠烈公”的杨涟。萨尔浒之战后,明朝辽东形势一时危急。万历三大征的胜利,与万历皇帝正确的选人分不开。萨尔浒溃败后,万历皇帝知错就改,起用监察御史熊廷弼巡按辽东,节制辽东军务。闻听此人来,明朝降将李永芳慌忙对努尔哈赤奏报说:“有此人在,我等危也。”熊廷弼,字飞白,湖广江夏人,是个脾气和能力一样彪悍的人。做御史时,最大的毛病就是喜欢骂人,到哪里都得罪人。他水平更强悍,李成梁放弃六堡时,当时满朝皆赞叹李成梁“招抚十万”的功勋,唯独他一眼看穿,惊呼“辽东从此无宁日”,事实果然印证了他的判断。正是他的这番表现,令万历慧眼识英雄,委任他镇守辽东的重任。熊廷弼到任后不负所托,先整顿军纪,把萨尔浒之战中临阵脱逃的李如柏下狱,逼得李如柏上吊谢罪。继而单骑闯辽东,勘察抚顺军情,在努尔哈赤的地盘上,上演了一番“英雄虎胆”,此举使他对辽东军情了然于胸,继而大刀阔斧,提出了“先守后战”的思想,一面加强防务,一面大搞“人民战争”,派大量游击队进入努尔哈赤统治区搞破坏。双管齐下果然奏效,熊廷弼到来后,努尔哈赤未敢有轻举妄动,熊廷弼乘机修缮工事,招抚流民,选练精兵,整军备战。萨尔浒战败后士气低落的明军一下子“风纪大振”。此时的努尔哈赤尚无生产能力,专靠劫掠为生,熊廷弼此举,等于卡了他的喉咙。不甘坐以待毙的努尔哈赤,在熊廷弼到任后的第二年五月,即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发动了对熊廷弼的试探性进攻,结果在浦河遭到打击,损失700多人。熊廷弼的“坐困转蹙”作战思想(即依托防御工事和游击队骚扰困死努尔哈赤)开始奏效。晚清军事家曾国藩读到此事后曾感慨说:“若此人常在,我朝(清朝)何能取中原?”脾气彪悍的熊廷弼能大展拳脚,主要得益于万历皇帝的支持,熊廷弼到任辽东后,骂熊廷弼的奏折没断过,其中骂得最狠的,就是东林党人杨涟。对此万历一律“留中不发”。七月万历去世后,攻击熊廷弼的奏折再次满天飞,失去靠山的熊廷弼黯然去职。然后就是东林党“廉政标兵”袁应泰接班,用兵沈阳、辽阳两场打败,将熊廷弼苦心打下的家底败得精光。这只是熊廷弼悲剧的开始,沈阳沦陷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七月,熊廷弼得以复职,以辽东经略的身份再次主持辽东防务。这次他的阻力更大,辽东当地的15万军队,都集中在巡抚王化贞手中。熊廷弼能调动的部队不过5000人。到任后的熊廷弼,很快就被王化贞彻底架空,王化贞的想法和熊廷弼完全相反,他主张收买努尔哈赤左右,里应外合,主动出击,迅速歼灭努尔哈赤。不但这样想他还这样做,拉拢了努尔哈赤身边的降将李永芳,谁知道努尔哈赤将计就计,利用李永芳,策反了王化贞身边的亲信将军。次年正月十八日,在确定熊廷弼被架空后,努尔哈赤再次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将之前满嘴跑火车的王化贞打得全军覆没,里应外合一举拿下广宁城,幸亏熊廷弼带5000士兵阻击断后,才保护着当地十几万边民以及王化贞本人撤入山海关,免遭敌人屠杀。事后明王朝不分青红皂白,将两人一起下牢狱。熊廷弼之所以眼睁睁看着王化贞胡搞,不是他没能耐,实在是王化贞后台太硬,他的坐师,就是东林党的“托塔天王”叶向高。两次交恶东林党,第一次被骂走,第二次被陪绑,东林党真是熊廷弼的霉头。东林党没想到的是,熊廷弼也成了东林党的霉头。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四月,东林党在与魏忠贤“阉党”的争斗里已是下风,多名同僚遭排挤,要害部门也被魏忠贤亲信把持,刚直的杨涟决定冒死一搏,弹劾魏忠贤,结果反被天启皇帝下狱。魏忠贤决定彻底肃清东林党,此时被关押在牢狱里的熊廷弼,就是最好的由头。结果魏忠贤兴起“辽案”,和东林党对骂了一辈子的熊廷弼“被东林党”,杨涟等人全成了他的同伙。之后东林党多人被迫害致死,魏忠贤权倾朝野。被东林党坑了两次的熊廷弼,反倒成了东林党覆灭的导火索。第二十一章被崇祯坑死的三个能臣要问中国历史上最得后人同情的“亡国之君”是谁,答案恐怕非崇祯莫属,比起历代亡国之君不理国事,荒废朝政,崇祯皇帝却是百分百的勤政。在位18年,先干掉“九千岁”魏忠贤,再拨乱反正平反冤案,启用袁崇焕,一心想着挽救危局。却不料内忧外患不断,外面清军不断进攻,多次破关南下,内部农民起义四起,天下大乱,又兼运气太差,西北、中原,连年自然灾害不断,终其在位一直没有消停。苦苦支撑了18年,最后还是落得国破身亡,自缢煤山的下场,怎么看,都是天字第一号的可怜人。有一句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崇祯呢?俗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崇祯临上吊的遗言有两句,一句是“百官误我”,一句是“文臣皆可杀”。大体是说,亡国了,但自己的错是次要的,大臣的错是主要的。这句话,究竟是执迷不悟?.com粉色se视频.com

                        常伺候,不可私自遣人往曹县等处去。如曹县等处有人到,即时送出,亦不可使家人往别家去,如别家人来,亦不可放入。兵部打算对刘泽清做特殊考虑,不予逮捕。多尔衮命令:“待曹县事平,自见明白”。从军事上平定“曹县危机”,与此年秋天平息三边起义余部一样,由河道总督杨方兴全面负责。不过,河南巡抚吴景道也曾予以大力协作,他委任前明将领高第来全面负责镇压反贼的任务。当时高第已开始了在黄河南岸河南地区的清剿,把榆园军赶回了兰阳。与此同时,总兵孔希贵也切断了他们的东逃之路。在这次战役中,一个名叫佟文焕的清兵游击将军战功卓著。此人原来驻守内蒙,后率其所部铁骑被调到吴景道麾下,9月20日,佟文焕在兰阳击败刘之炳的榆园义军,并协助将敌人赶过黄河回到封邱,范慎行就在封邱被杀了。到10月28日,高第部攻焚黄河北岸的贼寇城堡。两天后,总兵孔希贵派遣两支清军东进曹县。这两支部队沿途抓捕战俘,予以审讯,结果发现曹县城外“张家楼”附近有一支1万多人的反清武装,由一个名叫张光素的“国公”指挥。于是清军派精锐步骑千人向县城附近的这个义军营地发起了进攻。在随后的两军激战中,成千榆园军战士被杀,12名重要将领被俘,幸存者则被包围在四周围有土墙的张家楼老寨。清军又攻占并摧毁了这些围墙,叛军只得退进楼里。清军在楼四周放起火来,叛军不是死于火中,就是在奔逃时被杀。曹县于是完全暴露在清军面前。曹县至东明路上的义军骑兵,也在11月4日到6日间被游击佟文焕的蒙古兵肃清。曹县县城自9月13日以来就被一支满汉联军所包围。义军最初在城外设防,不情愿地与清军在田野上激战。到9月17日,他们放弃第一道防线,退到了城里。四天以后,一支义军步骑自东北而来,试图援救曹县,被清军击退。10月11日,围攻的清军提出与曹县义军首领李化鲸谈判。开始,清军将领提出,如果义军交出被立为天正皇帝的那个明朝宗室,就赦免李化鲸和其他榆园军首领。但无论是在这次或在10月30日举行的另一次谈判中,李化鲸都拒绝交出伪王。11月16日,满洲重型炮队最终抵达了曹县,带来了足以轰破厚重城墙的大炮。17日一整天,直到次日清晨,清军大炮不停地轰击曹县。18日,城墙西北角倒塌,清军突破了榆园军的防守。在随之而来的大屠杀中,许多人丧了命,不过李化鲸和李洪基被活捉以供审讯。“曹县危机”暂时结束了,俘虏现在掌握在清人手中,他们能够被用来证明刘泽清是否卷入了这场阴谋。

                        刘泽清案件

                        甚至在东明和曹县陷落之前,就有新的证据暴露出刘泽清与起义的牵连。1648年11月4日,当游击佟文焕的骑兵在清剿东明与曹县之间的道路时,一个名叫陈桂的年轻女仆在翻越刘泽清在北京的府第后墙时被巡卒抓住。在刑部审讯下,她说她看到过一封刘泽清给他在曹县的母亲的信,预先通知她即将爆发起义。而且,她在家里听到传闻说刘泽清还给榆园军送去过一封信,约定10月1日在京城领导起义。根据这一新证据,加之已抓住大多数起义领袖,清廷感到围捕刘家成员的时候已经到了。12月3日,多尔衮颁布敕令,指责刘泽清谋反,下令对此案进行彻底调查。接着,刑部尚书吴达海遣官审问李洪基和李化鲸,他们很快就垮了下来,招供了清廷想要知道的事情。根据他们的招供,刘泽清的侄子刘之干曾扮作僧人秘密去过南方。在他返回时,带来了两个人,即郑隆芳及姚文昌,这两人以前是刘泽清手下的参将,现在南明政权中做将领。这两人受命在曹县策划一次复明起义。如果李化鲸和李洪基有意参加——对此刘之干已经应诺——他们就会分别被任命为都统,晋封亲王。这一在曹县发动起义的计划,时间安排在与刘泽清领导的北京起义同时。所以,在告诉了他们这一密谋之后,刘之干动身去京城与他叔叔协调计划。八天之后,即1648年7月17日,刘之干从北京返回,与李洪基联系,命他于8月24日进攻曹县。结果,李洪基实际直到9月5日才发起进攻,不过他们进攻曹县,则显然是由上述密谋引起的。仅仅根据李化鲸和李洪基的供词,此案并不直接牵连刘泽清。因为,这两个反叛者只是听到刘之干说他叔叔参与了密谋,他们本人并不能直接向审讯官证实刘泽清是他们的同谋。但刑部官员很快就提出了确实涉及刘泽清的新证据。经审问,刘泽清的继子刘继先供认,当刘泽清的侄子刘之干没有被清政府选为显赫的皇帝侍卫时,刘泽清便被激怒了。于是他派了一名家人给在曹县的刘氏宗亲带去了如下几句话:“我见虾子们烧肉役使,清国不会用人,国运不久了。”这个家人还给刘之干带去了一封密信,这封信刘继光和别人都不许看的。刑部审讯官记起了女仆说过的那封刘泽清自己决定10月1日在京城起义的信,便再次提审刘之干,问他那时是否收到过他叔叔来的一封信。刘之干回答:“有一书信,装在合包内,失落了。书上言语,忘记了。”刘家其他人也证实刘之干收到过一封信,问题最后归到刘泽清本人身上。刘泽清的回答是:“原发家书二封,一封单与刘之干看。”审讯者追问信里写的是什么。“一封记得”,刘泽清坚持说。最后,审讯官向刘泽清出示了他被软禁时一名卫兵的口供。这位卫兵的口供说,他看到将军在一天深夜烧了一捆文件。这些文件如果不是某种犯罪证据又是什么呢?在反复审问下,刘泽清终于供认,他所焚烧的文件包括他担任明四镇之一的东平侯诰命。这样,刑部审讯官颇有把握地得出了几点结论:第一,刘泽清确曾违敕派一名家人去曹县;第二,他送去了两封信,其中一封是保密的;第三,刘之干关于密信丢失以及忘记了信中内容的说法,审讯官认为难以相信。又所烧书文,泽清供为明朝诰命,[然]我朝受命今已五载,早宜缴上,乃收匿至今,竟何意也?第四是起因问题。其侄刘之干确实没有被选为侍卫,而从这两人之间互相联系的情况看,此事似乎就是导致密谋的关键;第五是来自榆园军本身的证据,即刘之干曾扮作僧人与复明分子接触;最后,从某些方面看来,所有定论中最令人痛恨的,是刘泽清傲慢而讽刺地评论清人为“虾子烧肉”,清廷审讯官严厉地以刘泽清自身的污点来抨击他的忘恩负义:出猎之日,鼓勇争胜,获兽则燔炙共食,泽清随猎,此言是实。此言实,而刘继先所供之言皆真矣。不过,不管多尔衮对刘泽清的谋反多么恼火,他还是充分意识到让刘泽清这样的汉族归顺者成为好像是满人无端猜忌的受害者而带来的政治风险。因此摄政王坚持由六部的满汉尚书、九卿侍郎以上官员来共议此案。刘泽清被正式宣判为曹县起义主谋。12月19日,他、他的侄子刘之干、李洪基和李化鲸,都被处决了。刘家剩余成员被逐出山东流放。

                        1648年的回民起义

                        与山东这些事件同时,远在西部沿中亚边境一带,爆发了另一种叛乱:回民部族在甘肃和陕西西部反抗清朝统治。这场发生在1648年5月的回民起义的原因还不清楚。如前所述,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中亚贸易的衰退引起了一场经济萧条,而这在明朝末期导致了回民反抗活动的不断高涨,许多回民参加了以李自成为首的大规模起义。经济利益与贸易特权是16世纪明廷与吐鲁番商人和统治者之间发生摩擦的一个主要原因。实际上,在明朝边地戍军与回民士卒之间为摆脱贸易法规的束缚而屡次发生冲突之后,16世纪20年代,吐鲁番军队曾袭击了甘肃走廊。在这些混乱过程中,尤其是在1513年吐鲁番征服哈密之后,上万的哈密回民逃入汉族居住区,在甘肃走廊的肃州、甘州和凉州这些地方居住。这些难民后来提供了一种与哈密的直接联系,这对1648—1649年的起义至关重要。在资源问题上,他们与旧居此地的汉人和回民之间争夺也加剧了。特别是当茶马贸易的衰退影响了回民生计的时候,到处都有盗匪活动。回民最普遍的姓氏“马”,这特别显示了他们在饲养马匹和商品运输方面的杰出作用。在李自成危在旦夕之时帮助过他的那个起义头领老回回,不过是边境诸多亡命之徒中最著名的一个。他们中的一些人,无疑由于明代后期驿站系统的缩减而不得已从事了盗匪活动(在1629年的经济措施中,1/3的驿卒被遣散,而这些人中许多就是回民)。反叛活动旷日持久,回民起义不断发生,直到明朝覆亡——平均每六、七年一次。倘若西北的回回商人期待在清朝统治下贸易条件会有所改善的话,那么他们一定会大失所望。当时,与纳贡诸国的交往——以及此后与吐鲁番和其他中亚王国的贸易关系——由翰林院四译馆负责。清初四译馆主事为孙承泽(1631年北京进士),此人是明朝的都御史,他在多尔衮进京之后同意重任该职,兼太常寺少卿。孙承泽本人是否提出过贸易法规并不清楚,但礼部颁布的贸易法规肯定经过他的同意。这些法规仍然反映了早先明朝所贯彻过的类似的全面限制性贸易政策。清政府告知渴望贸易的喀尔喀蒙古人,商队不许通过北京以北长城一线的张家口和古北口。对吐鲁番使节,也再度实施早先在西部引起过战争的明朝旧规,并警告说违令者将受严惩。清政府还告知说,虽然允许吐鲁番商队在兰州从事贸易,但要置于最严密的戒备之下。而且,旧有的茶马贸易只许在汉族居住区界线外的原先明朝置立的马市里进行。这些严格的贸易法规一方面体现了像孙承泽这样的前明官员的决心,他们决心重建曾作为明朝外交基石的限制性特权和控制通道的制度。另一方面,它们不仅反映了清人自己特别清楚的贸易特权对于野心勃勃的部落首领的战略意义,同时,它们还表现了多尔衮要担当在他父亲努尔哈赤兴起之前明朝在亚洲世界秩序里所曾具有的相同角色的决心。1646年7月,通过延请贡使,清政府既重建了明朝贸易体制以维持外盟秩序,又宣布了新天子对异邦附庸的至高权力。然而,不幸的是,这一决心的直接后果,却是不容置疑地引起了吐鲁番及其属地对清朝统治的反抗,也许还恶化了过去曾导致社会混乱和反叛的经济环境。然而,明代后期回民叛乱愈演愈烈,并最终导致了1648—1649年起义,经济因素并不是它唯一的起因。部分地由于19世纪中叶在甘肃回民中发生的所谓“新教”叛乱,一些历史学家就认为回民与非回民之间的地方性冲突在明代已经加剧,到清代更加恶化了。还有更让人感兴趣的一种意见,认为宗教冲动导致了反叛,并可能是由好战的苏非派激起的。甘肃西部起义回民中最著名的领袖是一个名叫米喇印的人。《甘州府志》说他“素桀黠”。他拉起队伍帮助地方官追杀李自成起义军残部。1648年5月,米喇印和另一位回民首领丁国栋发动了反清起义。这两个回民首领说服了前明延长王朱识第十二章多尔衮摄政各处征伐,皆叔父倡谋出奇。攻城必克,野战必胜。叔父幼而正直,义无隐情,体国忠贞,助成大业。福临登基诏。《世祖实录》第九卷,第113页1644年5月2日,就在多尔衮下决心着手征服中国的前七天,大学士希福向在盛京的清廷呈上满文本辽、金、元三史。希福解释说,这些史书中包含了许多过去的教训,包括以前这几个征服王朝所经历的“政治之得失”,“其事虽往,而可以诏今;其人虽亡,而足以镜世”。翻译汉文史书的工作始于1636年。因为太宗(他刚把国号从“后金”改为“清”)认为,所有满洲官员都应该研究这三朝的历史,“善足为法,恶足为戒”。太宗本人从这三朝历史,尤其是从《金史》中得到的鉴诫,就是汉化的危险:“后代习汉法而忘箭术”。在1644年,对于许多随从多尔衮入侵中原多少有点勉强的贝勒们来说,这仍是一件令人关心的事。不过多尔衮自己从诸如《金史》中也得到了一些教训,这就是部落贵族与皇帝之间灾难性的内讧,无异自相残杀,极其危险。读一读《金史》,我们就会明白征服者上层之间的这种分裂,是怎样助长了汉族官僚政治派系的形成;而这种政治派系反过来又激化了汉化的皇帝与排外的贵族之间的敌意。我们也可以发现,例如在金禧宗朝(1135—1148),汉族官僚是如何因中央集权的加强而欣然拥护君王的,而女真将领和贵族们又是如何地反对汉化政策。因为制度改革的结果,威胁到他们对自己的势力范围的独立控制权。于是对行政改革的意见分歧变成了残忍的权力斗争,这场斗争使得金朝皇室一蹶不振,正如1161年以后持续的汉化削弱了它的部落基础一样。当多尔衮仔细考虑占领北京的决定时,他一定希望弄明白满洲人是否能够避免类似的结局。对于满洲人来说,这里存在着汉族皇室与外廷官僚们长期的紧张关系,以及亡明的那支派系复杂的官吏队伍。此外,满洲人自己的八旗制度也很容易在贵族集团间导致冲突。而且,已经以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三院形式存在的政治机构,也使满洲贵族与满汉儒家君主政体之间这些潜在的对抗得以加剧,并且集中了起来。

                        议政王大臣会议与内院

                        议政王大臣会议可以追溯到1622年,当时努尔哈赤确定皇子八人为和硕贝勒,共议国政,次年,又任命大臣八人负责监察,以使努尔哈赤得以觉察八贝勒的密谋。皇太极继努尔哈赤登位后,加强皇权,逐渐废弃皇帝与贝勒共治天下之制,大臣的权力加强,人员增多。1626年,又命总管旗务的八大臣参预议政。1637年太宗称帝后,议政王大臣会议进一步扩大,秉命审议军事得失,筹划外交事务。它体现了源于满族兴起初期的部落贵族的高度权威;但尽管如此,议政王大臣会议仍十分明显的是皇帝的一个咨询机构,被小心地约束在官僚机构的范围之内,因此它并不能充当帝国政府集体决策机构的角色。如果说议政王大臣会议代表了贵族的集体统治,那么早先的另一机构显然更多地象征着皇权及其决策作用。它最初是个文书机构,负责把汉文文书译成满文,或把满文文书译成汉文的工作。1658年后,称为内院。1614年起,清廷正式设置笔帖式,受理牛录账籍。这些人后来逐渐发展成了受命记注国家政务、翻译汉文资料的儒臣。最初他们倒并不一定是文臣,而多是武臣。1631年皇太极置六部后,始命文臣充之。1634年,礼部试译员16人,授为举人,此衔为文职遂成定制。两年后,其所供职的文馆(初建于1629年)正式改为内三院:内国史院,掌编纂实录,收藏御制文字,撰拟祝文、诰命、册文等;内秘书院,掌撰拟与外国书,及敕谕、祭文等;内弘文院,掌为皇帝进讲道德得失,并为皇子侍讲之职。起初设大学士至少四人,掌内三院之事,满汉各二人。1636年,汉大学士减员一人,并在1644年以前一直由范文程担任。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三院这两个机构,初看上去似乎与明朝的两个类似的机构相对应:九卿科道会议和内阁。九卿科道会议由六部、都察院、通政使司与大理寺的长官组成;皇帝的内阁则甚至包括了与天子最为接近的翰林院,掌编史、起草诏令文书、研究学问、编纂书籍等事。不过事实上,明、清两朝机构的基本职能是迥然不同的。譬如,明朝的九卿科道会议聆听廷训,被召集讨论重大政策,但它显然是一个作为皇帝侍从的咨询机构;而清朝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势则大得多了,体现了早先满族集体统治的传统。新朝初建,这个区别即已存在。议政王大臣会议掌外交与军务,认可皇帝在这些方面的决策,九卿会议则是严格的咨询机构,满汉大臣时而合议,时而分议,对政策的制定发表意见,提名大臣人选,讨论行政法规。九卿会议常与王大臣会议一起召开,但相对于权力更大的王大臣会

                        弟公子黔牟为君,卫惠公仓皇出逃到齐国。至于宣姜,尽管作为一位母亲她很不幸(两个儿子一死一逃),作为一颗政治棋子却发挥了重要作用。就在卫惠公即位的那一年,宣姜的父亲齐僖公以强硬的态度干涉了卫国的内政,他命令急子的另一个同胞弟弟公子顽与宣姜通奸。据《左传》记载,“齐人命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强之。”昭伯就是公子顽。从辈分上讲,宣姜是公子顽的母亲,公子顽不愿意“烝”宣姜,齐国人就强迫他!这道匪夷所思的命令体现了血缘政治的荒唐与无赖。齐僖公深知卫国人怀念急子而憎恶卫惠公,担心卫惠公势单力薄,地位不稳。因此他未雨绸缪,要公子顽与宣姜通奸,目的是要他们生出既有齐国血统、又有宣姜血统的后代——齐国可以通过这些后代来加强对卫国的控制,同时这些后代在感情上也能被卫国人民接受。公子顽开始对这一任务强烈反对,但是在齐国人的威逼之下,不得已与宣姜睡了。没想到,徐娘半老的宣姜仍然魅力无穷,公子顽很快就乐不思蜀,两个人翻云覆雨,如胶似漆,前后竟然生了五个儿女,大大超出了齐僖公的任务指标。更重要的是,这些儿女长大成人之后,果然成为连接齐国与卫国的桥梁,在齐桓公年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是后话,在此不表。【细节决定成败:一颗甜瓜引发的血案】公元前695年冬天,也就是郑昭公复辟的第三年冬天,郑国的首都新郑再次发生政变,大夫高渠弥蓄养死士,刺杀了郑昭公,并立郑昭公的弟弟公子亹(wěi)为君。高渠弥是郑庄公时代的猛将,随着郑庄公东征西讨,立下过汗马功劳。因其战功赫赫,郑庄公曾经考虑提拔高渠弥为上卿,但是因为世子忽(也即是后来的郑昭公)的坚决反对而作罢。高渠弥由此对世子忽怀恨在心。郑昭公二度为君后,高渠弥又怀疑郑昭公终归有一日会对自己下手,怨恨加上恐惧,使得他铤而走险,发动了政变。公子亹因高渠弥而上台,自然对其感恩戴德,封高渠弥为上卿,与四朝元老(现在应该称为五朝元老)祭仲共同执掌朝政。自郑庄公去世后,新郑的主人如走马灯一般轮换,今天世子忽,明天公子突,后天又是世子忽,大后天则变成了公子亹,城里的百姓看着这几兄弟走马灯似的轮番粉墨登场,对于举办即位大典之类的盛事已经没有任何新鲜感了。但是,这一次仍然没有剧终。公子亹昙花一现,仅仅过了一年,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公元前694年,齐襄公亲自率领大军从临淄出发,来到郑、卫边境上一个名叫首止的地方,对郑国形成窥探之势。齐襄公此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不久前鲁桓公在齐国被杀,这事虽然最终嫁祸给了公子彭生,但是国内外舆论仍准确地将矛头指向了他,搞得他灰头土脸,很不好受。为了转移大家的注意力,同时也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形象,齐襄公决定做一两件有国际影响力的大事,其中第一件事就是拿郑国的公子亹和高渠弥开刀,替郑昭公找回公道。凭心而论,齐襄公这个切入点找得不错。一方面,高渠弥弑君乃是大逆不道的行为,讨伐高渠弥就是拨乱反正,替天行道。另一方面,郑昭公还在当世子的时候,曾经领兵替齐国打败北戎,有恩于齐国,齐襄公的父亲齐僖公也一直对郑昭公青睐有加,数度想将女儿嫁给他,可以说,郑昭公是齐国人民的老朋友了。老朋友被人杀害,齐襄公不能坐视不管。可笑的是,公子亹和高渠弥竟浑然不知齐襄公屯兵首止的真实意图,当齐襄公派人邀请他们前来会盟的时候,这两个人欣然赴会,还以为从此攀上了一棵大树,可以高枕无忧了,结果一到齐营就被抓起来。公子亹被齐国的武士乱刀砍死,而高渠弥被处车裂之刑——所谓车裂之刑,就是五牛分尸,受刑者死状极其惨烈。齐襄公给高渠弥下这么重的药,自然是为了昭告天下,他让正义得到了伸张。公子亹此行,本来也想带上祭仲同去,但祭仲已经是一只众所周知的老狐狸,怎么会看不穿齐襄公的把戏?他借口患病,坚决不去首止,因而躲过一劫。公子亹和高渠弥死后,他又出来主持大局,从陈国迎立了郑昭公的另一个弟弟公子仪为君。真可谓铁打的祭仲,流水的国君,这样算起来,他已经是郑国的六朝元老了。真不明白,郑国上上下下怎么就能容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把迎立国君当把戏呢?郑国的老百姓再一次打起精神,欢天喜地地庆贺了新君的即位。齐襄公重塑形象的第二件大事,是帮助卫惠公复国。前面说过,卫国人于公元前696年发动政变,立公子黔牟为君,将宣姜的儿子卫惠公(公子朔)赶到齐国。卫惠公在齐国一住七年。齐襄公即位之后,本来对卫惠公也不感冒,长期将他晾在一边,不闻不问。现在为了扬威于诸侯,齐襄公决定尽舅舅的一份力量,将这个外甥送回去。公元前689年,齐襄公发动诸侯讨伐卫国。参加讨伐的有齐、鲁、宋、陈、蔡等多国部队。这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战争,齐襄公甚至将文姜带到军中,一路玩乐,迤逦而行。联军于这一年夏天举兵,直到第二年春天才进入卫国边境。出人意料的是,自从濡葛之战后就断绝了征伐之念的周王室,这次竟然麻起胆子,派了一位叫子突的下级官员,带领一小支王室部队前往卫国,对黔牟进行支援。这种支援充其量只能算作声援,然而竟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联军春季进入卫国,初夏就结束了战事,卫惠公顺利地重登君位。由于王室的干涉,这次复辟没有给卫国带来太多的腥风血雨。卫惠公大手一挥,仅仅杀了当年政变的主谋公子职和公子泄,同谋的大夫宁跪被流放到秦国,而做了七年国君的黔牟被子突带回雒邑,在王室的庇护之下安度余生。《左传》这么评论这件事,认为公子职和公子泄当年发动政变,立黔牟为君,行为过于草率鲁莽。凡立君而且能够稳固其政权的,必先考虑其本末,然后采取适当的方式立其为君。如果其人没有充分的理由被立,或者立后不能安定国家的,不予以考虑。这是废话。齐襄公帮助自己的外甥重登君位,当然也不能亏待自己,他顺手从卫国带走了大批宝器。这些宝器,多半是周朝初年周成王赏赐给卫国的第一任国君卫康叔的,至此已有300余年的历史,不只价值连城,更象征着卫侯受命于周天子管理一方领土的权力。对于自己的另一个外甥——文姜的儿子鲁庄公,齐襄公更是照顾有加,将这批宝器分了一部分,派人专程送到鲁国去。不过,鲁国人并不领情,在史书上酸溜溜地记载说:“文姜请之也。”说是文姜吹了枕边风才给的。有了这次分赃,又有文姜从中调和,齐襄公与鲁庄公的关系越来越融洽。公元前686年,舅甥两个联合起来讨伐倒霉的郕国。郕国再一次放弃抵抗,向齐襄公请求投降。齐襄公单独接受了投降,而将鲁庄公撇在一边。这种“吃独食”的行为有违利益均沾的国际合作准则,鲁庄公的弟弟庆父很不服气,一时间恶向胆边生,向鲁庄公建议说,我们最好趁这个时候偷袭齐军,齐军没有防备,必定大获全胜。鲁庄公吓得连忙捂住庆父的嘴,小心翼翼把他拉到角落里,批评说:“人家投降齐国而不投降鲁国,是我们的德行不够,齐军有什么罪呢?《夏上说,要下苦功培养德行,德行具备之后,别人自然会降服。这就是所谓的以德服人,我们现在这水平还是老老实实回去修行,等待时机吧!”悄然领兵回国。对于鲁庄公的行为,后世的评价很高,认为他注重反思自己行为操行,遇到任何问题,总是从自身出发找原因,严厉批评自己,很少责难别人。在那充满怨恨的杀伐之世,能够不为血气所驱使,不轻易挑起与大国的战争,是明君应有的风范。我只能说,他的脾气真好。就在齐襄公踌躇满志,准备依仗武力号令中原,重振大国雄风的时候,公元前686年冬天,一场宫廷政变击碎了他的春秋大梦。和那个年代诸多盛极一时的人物一样,他那看似强大的国家政权和战争机器,其实都建立在一种极度脆弱的平衡之上。一旦这种平衡在某个方面被打破,很有可能导致整座大厦失去平衡,轰然坍塌。只不过,齐襄公的倒台比别人更富有戏剧性,起因只是一个甜瓜。事情还得从一年前说起。公元前687年七月,甜瓜成熟的季节,齐襄公派大夫管至父、连称前往葵丘戍边。镇守边疆是一份很辛苦的工作,按照当时的通例,士兵戍边满一年就要轮换,如果超过一年还没有人前来换岗,可以擅自离岗,不作逃兵处理。当时齐襄公也是这样安排管、连二人,说:“及瓜而代。”意思是明年瓜熟的时候,寡人派其他人去葵丘轮换二位,不必担心。有了齐襄公这句话,连称和管至父虽然不太情愿,但还是带着士兵前往葵丘去了。边疆的生活着实单调,不止人烟稀少,还单调乏味,远不如城里的丰富多彩,两个人在那的生活百无聊赖,业余时间也就是钓钓鱼,打打牌,喝喝酒;实在郁闷不过,便光着膀子站在旷野里喊几嗓子,听听远处的回音;憋不住了就跑到附近村里抓几个姑娘,有时其乐也融融,有时其乐也泄泄……总之,一年时间晃晃悠悠也就过去了。某个炎热的夏日,两个人摆了张席子,坐在大树下纳凉,士兵端了一盘新鲜的甜瓜给他们解暑。吃着吃着,连称突然说:“瓜熟了啊。”管至父一只脚踩在凳子上,一脸络腮上还挂着甜瓜汁,也恍然大悟道:“瓜熟了啊。”可是瓜熟了很多天,也不见齐襄公派人来接管工作。看来齐襄公把这两个人的事给忘了。这也难怪,他成天想着东征西讨,干涉他国的内政,还要抽时间和文姜约会,不在戎车上,就在文姜的绣榻上,不在文姜的绣榻上,就是在去文姜绣榻的路上,哪里还记得起葵丘有那么两个人在傻乎乎地等着他派人去轮岗啊。没过多久,葵丘的边疆部队派专人不远千里给国君送来一个熟透了的甜瓜。齐襄公吃了两口,觉得味道很不错,点着果盘责备使者说,这么好吃的瓜,应该多送两车来,怎么只有一个?使者说:“这个……嗯……啊,那个连称大夫和管至父大夫说,嗯……这个瓜,您知道的,就那什么……”齐襄公把瓜往盆里一扔,瞪了他一眼,使者吓得打了一个寒噤,头垂得更低了:“他们说,瓜又熟了,您该找人去代他们了。”齐襄公又好气又好笑,抄起一块甜瓜,咬了一口:“那么点破事,犯得着兜这么大一圈子吗?你回去告诉他们,下次瓜熟的时候再说。”使者这回没敢多说:“是。”一溜烟跑了。这时候齐襄公还没有意识到,他的言而无信已经给自己埋下一颗定时炸弹。使者回到葵丘,将齐襄公的话对连称和管至父一说,这两个人当场便跳起来,也顾不得有旁人在场,吹胡子瞪眼,摔杯子摔碗,发了一晚上牢骚。发完牢骚,他们端起酒杯,瞪着两双布满血丝的眼睛,眨巴眨巴就作了一个大胆而草率的决定:杀掉昏君,以泄心头之恨!荣格的共时性理论告诉我们,几件毫不相干的事如果在同一时空相遇,产生的效果往往是极其巨大的,以至于人们禁不住以为这些事情其实是冥冥之中已经注定。公元前686年,当连称与管至父阴谋作乱的时候,一个叫公孙无知的人进入他们的视线,使得他们眼前一亮,暗自感叹:这个人简直就是为了造反而生的。公孙无知是齐国的公室子弟,他的父亲夷仲年是齐僖公的同胞弟弟。齐僖公在世的时候,对公孙无知这个亲侄子宠爱有加,允许他穿着打扮如同嫡子。在那个年代,嫡子的地位远远高于庶子,嫡子不只享有继承权,在平时的穿着打扮、出行仪仗甚至膳食待遇上也区别于庶子。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体现封建等级制度的权威性,培养庶子对嫡子的服从意识,以维护统治阶级内部的稳定。对于齐僖公来说,公孙无知连庶子都不是,却让他穿上嫡子的衣服,享受了嫡子的待遇,对他来说其实不是一件好事。齐襄公还在当大子的时候,对公孙无知享受与自己同等的政治待遇就很有意见,等到他即位为君,立刻抓住公孙无知越级穿衣服这件事做文章,在众人面前将他好好数落了一番,降低了他的政治待遇。齐襄公这么做,当然是简单粗暴了点,但是并没有做错。只不过公孙无知也是骄傲惯了的人,当众挨了一顿批之后,颜面尽失,自然就对齐襄公产生了不满,进而有了取而代之的想法。连称和管至父想杀齐襄公,但他们不能解决杀死齐襄公之后的问题,没有办法建立一个具备合法性的新政权;公孙无知想取齐襄公而代之,但他现在无权无势,手里无兵,只能依靠别人。这三个人凑到一起,上面的问题就基本上解决了,他们很快达成一致,分好了工:连、管二人负责杀人,公孙无知负责以公室子弟的身份,建立新的政权。一个女人在这桩阴谋中起到了间谍的作用。她是连称的堂妹、齐襄公的小妾,在史料上没有记载其名字和称谓,我们姑且称她为连妃罢,虽然也许并不准确。和公孙无知一样,连妃也是个郁郁不得志的人,只不过她不得志的场所不在朝堂,而在后宫。连妃为什么不得志?岂止她不得志,几乎后宫所有女人都不得志。前些年周天子郑重其事地将女儿王姬嫁给齐襄公做老婆,第二年也就郁郁而终了。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个从鲁国回来的文姜,她以酥风媚骨带给齐襄公无限美好的偷情感觉,成为了齐国后宫佳丽共同的噩梦。为了争取连妃入伙,公孙无知牺牲了自己的色相。他许诺,如果事成之后当上国君,就立她为夫人。这个诱惑实在太大了,连妃不用掰手指头都算得出国君夫人与小妾之间的差距,她立马答应了公孙无知的要求,同意当他的同伙,为他们提供齐襄公的情报。齐襄公并未意识到危险临近。这一年十二月,他带领群臣和宫内人员前往姑棼(fén)赏雪,并计划在贝丘举行狩猎活动。这一消息通过后宫被传到公孙无知那里,他与连称、管至父三人决定动手。说来也是冤冤相报,齐襄公在贝丘打猎,冷不丁冒出一头野猪来,挡在他的车前。齐襄公命贴身小厮孟阳射杀它,孟阳拉开长弓,瞪大眼睛一看,大惊失色:“这哪里是猪,分明是公子彭生!”齐襄公又惊又怒,骂道:“彭生哪敢见我?”抢过弓来搭箭便射。没想到,那野猪如人站立,不住哀啼,把齐襄公吓得魂飞魄散,从车上滚下来,不但崴了脚,还丢了鞋,十分狼狈。回到姑棼的行宫,齐襄公方才发现自己有一只鞋不见了,叫了徒人费(徒人即寺人,也就是后世所谓的太监)来问。徒人费说:“鞋子大概被野猪给叼去了吧。”这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嘛,齐襄公一肚子火正没处发,正好拿徒人费来撒气,亲自操起皮鞭,将徒人费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淋。徒人费好不容易一拐一拐地出了宫门,没走几步,就遇到一群黑衣武士。他想叫,还没叫出声,被对方拿刀柄一撞,就倒了。“昏君呢?”问话的人是连称。“在,在寝宫睡觉……”“把他杀了。”连称简短地吩咐,便带着人就往里冲。徒人费一把抓住他的衣角:“千万不要杀我,留我的小命,我可以进去做内应。”他把衣服褪下来,让连称看他背上的伤口。没错,新鲜的,还流着血。连称信了他,让他先潜回行宫当内应。这一举动虽然没有影响这次行动的最终结果,但从战术上讲,显然是犯了个低级错误,错就错在连称低估了徒人费的奴性。徒人费跌跌撞撞跑回寝宫,上气不接下气地把外面遇到的事讲给齐襄公听。齐襄公吓得脸色煞白,不知道如何是好。倒是徒人费有主见,将齐襄公藏在帷幕之后,又要孟阳穿上齐襄公的服装,躺在齐襄公的床上当他的替身。徒人费自己则装作向连称通风报信,再一次出宫,企图趁连称不注意将其刺杀。当然,徒人费没有成功。连称等人杀死徒人费,又在宫门之内杀死了护卫石之纷如,径直闯进齐襄公的寝宫,将孟阳砍死在床上。孟阳的死到底没能挽救齐襄公。刺客们都是老手,将孟阳砍死之后,拿灯一照,年少无须,发现那不是要杀的人,遂四处搜索,忽然发现帷幕之下露出一只鞋,便知齐襄公藏在幕后。拉出来一看,齐襄公脚上只穿着一

                        万进攻邕州。由于康承训麻痹大意,平日不派前哨侦看敌情,在闻听南诏大军已经逼近边境,才仓促派出六镇之兵一万人马迎敌。由于应战仓促,在交战过程中六镇兵马有五镇兵马八千人被打垮,只有天平镇之军因晚到一天而幸免。康承训得知唐军战败的消息后,一时间不知所措,节度副使李行素建议立即指挥士卒堑壕树栅,防止南诏大军突袭邕州城,结果刚刚修筑好城防工事,南诏大军就将邕州城围了个水泄不通。南诏大军在城下做了四天的攻城准备,康承训眼看敌军攻城器械准备就绪,攻城在即,急得犹如热锅上的蚂蚁,诸将建议康承训以攻代守,乘夜分兵偷袭敌营。康承训最初不同意,经过天平镇一名小校的力争,才勉强同意。是夜,这名小校带领三百名勇士,摸黑出城突袭南诏军营,火烧军营后又斩首五百,南诏大军慌乱之下,次日解围而去。康承训派兵追击,不过效果一般,仅仅斩杀俘获南诏三千人,而且主要是南诏胁从的当地土著人。但是康承训在呈现朝廷的奏疏中,却夸大战果,奏称大破南诏大军。皇帝李漼信以为真,加封康承训为检校右仆射。而且康承训上报的立功受赏者,都是自己平日的嫡系,由此军中怨声载道,当时诗人于濆在其诗作《戍卒伤春》描写了军中的这种哀怨情绪。连年戍边塞,过却芳菲节。东风气力尽,不减阴山雪。萧条柳一株,南枝叶微发。为带故乡情,依依籍攀折。晚风吹碛沙,夜泪啼乡月。凌烟阁上人,未必皆忠烈。南诏虽然在邕州城下受挫,但他们却转道不断侵扰巂州。咸通六年(865年)四月,南诏再次发动对巂州的进攻,皇帝李漼下诏派右神策军五千及诸道人马赶赴救援。因巂州刺史喻士珍平日为政残暴贪婪,掠卖当地少数民族百姓,导致巂州土著打开城门迎接南诏大军,巂州城陷。当时邕州虽然能够暂时坚守,但时任岭南东道节度使的韦宙在邕州有自己的亲信,这些亲信向韦宙报告了康承训贪冒战功一事。于是韦宙暗中上奏朝廷,揭发康承训夸大战果一事。尽管当时的专权宰相杜悰对此事不置可否,但康城训却做贼心虚,多次托病请求辞职,结果皇帝李漼不仅对其未加任何追究,反而加封其为右武卫大将军,调他回京任职,另派容管经略使张茵担任岭南西道节度使。可是当时因为交趾城失陷,张茵虽然手握镇兵两万五千人,但因为胆小怕事,一直到咸通五年(864年)七月仍然不敢出兵收复安南。于是经过朝廷另一名宰相夏侯孜的推荐,皇帝李漼改派骁卫将军高骈出任安南都护,接管了张茵的指挥权。高骈,字千里,幽州人,祖父高崇文在宪宗时期因统领禁军平定西川叛乱被封为南平郡王。父亲高承明任神策军虞候,所以史称高骈“家世仕禁军”。高骈自幼习武,史书记载了他曾经一箭射中二雕的逸事,人称“落雕侍御”,而且高骈从小喜欢诗文,常与文人交游,流传下来不少诗歌,例如《言怀诗》便是其较有代表的一篇作品。恨乏平戎策,惭登拜将台。手持金钺冷,身挂铁衣寒。主圣扶持易,恩深报效难。三边犹未静,何敢便修官。可以说,高骈在晚唐时期算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才,由于受到统领神策军宦官的交口称赞,高骈累官担任右神策军都虞候。宣宗李忱在位时期,西北边境的党项族发生叛乱,高骈受命率领禁军万人戍守长武城,并伺机出击平定党项叛乱。后来吐蕃侵扰边境,高骈又被调任秦州(今甘肃天水)刺史,到任后成功收降吐蕃两个部落的两万余人。从这些经历来看,高骈又是一个熟悉边境作战的战将。高骈就这样带着曾经的这些光环赴任安南,在到达暂时的治所海门后,他开始按照自己的想法做着进军安南的准备。在高骈看来,安南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的,所以他不想贸然出兵。但当时的监军李维周忌妒高骈立下战功,便打算借刀杀人,一再催促高骈立即出兵,高骈不得已于咸通六年(865年)带上五千人渡海先行,约定让李维周随后发兵增援,临行前高骈赋诗一首表达了自己此次出征必胜的信念。万里驱兵过海门,此生今日报君恩。回期直待烽烟静,不遣征衣有泪痕。可是高骈虽然率兵渡海而去,李维周却拥兵于海门不发一兵一卒,即使这样,九月间,高骈在安南南定(今越南顺城陇城乡)初战告捷。此时恰逢监陈敕使韦仲宰带领七千人马到达峰州(今越南河西省山西),高骈遂与之合兵进击南诏,屡屡派人回到海门向李维周告捷,但都被李维周藏匿不报。咸通七年(866年)六月,皇帝李漼见高骈赴任以来杳无音讯,内心感觉十分奇怪,便下诏向李维周询问。于是李维周趁机诬奏高骈“驻军峰州,玩寇不进”。李漼当即大怒,下令以右武卫将军王晏权代高骈镇守安南,召高骈回京准备加以治罪。事实上,就在李漼下达诏令的同时,远在安南的高骈已经屡次打败南诏大军,并包围交趾城。十月,高骈围攻交趾城十几天,眼看破城在即,却突然受到王晏权接替自己的碟文。王晏权说自己是奉皇帝诏令与李维周率领大军从海门出发前来接任,让高骈立即返回。高骈无奈之下,只得暂时将军务转交给韦仲宰,带上麾下百余人北归。在此之前,李维周一直没有回音,韦仲宰派部下王惠赞,高骈派小校曾兖,让两个人带着捷报渡海回去报捷。二人行舟海上时,忽然发现远处盛张旌旗的大船队经过,两个人经过询问,得知是监军和新任的安南经略使,王、曾顿时明白是李维周和王晏权的船队,一旦让他们发现自己,一定会扣留两个人,然后夺走捷报。于是两个人决定转舵藏在岩石之间,等船队过去后,他们再直接赶回长安报捷。皇帝李漼得到高骈的捷报后,顿时喜出望外,立即撤销治罪的诏令,下令加封高骈为检校工部尚书,继续镇守安南,高骈回到海门后,接到皇帝陛下的诏令又马不停蹄地漂洋过海,赶回安南。在高骈赶回海门期间,李维周和王晏权来到交趾城下,继续高骈没有完成的任务。可是王晏权生性怯懦,凡事都听李维周的指使,不过因为李维周在军中缺乏威信,诸将全都不出力,因此攻城不力,以致南诏守军趁机逃走大半。等到高骈回来后,重新激励和督促将士们攻城,很快便攻克交趾城,南诏军被迫退出安南。收复交趾城后,高骈在当地恩威并施,逐渐安定安南的土著居民,《旧唐书?懿宗纪》记载:“自李琢失政,交趾湮没十年,蛮军北寇邕容界,人不聊生,至是方复故地。”高骈主政安南期间,重新修筑交趾城以加强防务,又疏浚广州到交州的漕运水路,以保障军粮的供应,可以说在帝国的西南边境筑起了一道屏障。安南的问题在高骈的努力下,终于重新恢复平静。但南诏并没有就此消停,在看到安南地区不易攻取后,他们接下来转战大唐帝国的西川边境,开始在那里生出事端。西川战乱咸通七年(866年)十一月,皇帝李漼在《大赦文》中一方面要求安南、邕州、西川等诸道军队各守疆界,不要去招惹南诏;另一方面又为南诏传递信息,告诉他们如能与大唐重修和好,朝廷会和以前一样善待南诏,一切既往不咎。应该说,这是当时朝廷上下想恢复与南诏友好关系的一种努力,从安定角度来讲是正确的决策。但是南诏方面却欲壑难填,加上唐朝边将压迫边境土著居民甚重,所以南诏从安南撤退后,并没有就此罢兵,而是转战西川一带继续侵扰唐境。对于南诏的动向以及如何加强对西川的防御,时任凤翔少尹的李师望上奏,认为巂州是对抗南诏的要冲之地,而成都距离巂州遥远,难以节制,请求建定边军,屯重兵于巂州,并以邛州(今四川邛崃)为治所。事实上,邛州距离成都不过一百六十里,而距巂州则有千里之遥,在那里设置定边军与在成都节制巂州并没有什么差别。李师望是为了谋求出任专制一方的统帅,才提出上述建议。但皇帝李漼对当地的地理情况根本不熟悉,在没经过调查的情况下,盲目下诏委任李师望为巂州刺史、充定边军节度,并兼任眉、蜀、邛、雅、嘉、黎等州观察使,将一大片边境地区划归其管理。李师望大权在握,成功地达到了目的后,为了邀功请赏,开始有意挑起与南诏的冲突。早在咸通七年(866年)三月的时候,南诏王便派遣重臣董成等十九人为使者前往成都。按照惯例,由于南诏对唐朝称臣,其使者面见西川节度使时要行跪拜礼,因此当时西川节度使李福要求董成等人按照惯例行礼。但董成却认为,如今南诏国主已经称王,双方是平等关系,不应该再行跪拜礼。双方各执一词,传话者往来奔波,从早晨争论到中午也没有结果,李福大怒之下,下令鞭打董成等人,并将其十九人全部下到狱中。不久,朝廷改派河东节度使刘潼为西川节度使,刘潼到任后,立即释放董成等人,皇帝李漼下诏召董成等人进京,给予丰厚赏赐,慰劳一番后遣还南诏。咸通九年(868年)六月,南诏王派使者杨酋庆前往成都为释放董成一事道谢,但此时已经大权在握的李师望却一心要激怒南诏而求功,便将杨酋庆杀死。当时西川很多将领怨恨李师望分割了自己巡管的邛、巂等州而另立定边军,这些人出于争权夺利的私欲,利用李师望擅杀杨酋庆一事,暗中勾结南诏,让其寻机入侵边境。不久后,李师望因为政残暴,聚私货以百万计,最终导致西川将士怨怒,被朝廷召回,改任窦滂为西川节度使。但窦滂是个比李师望更加贪婪的人,此时南诏虽然还未大举入侵西川,但西川边境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咸通十年(869年)十一月,南诏王酋龙终于做出了大举入侵唐境的决定。当月,他亲率数万大军进攻巂州,定边军将领安再荣见南诏军声势浩大,不得已退守大渡河北岸,与南诏大军隔岸相持近十天。在这期间,南诏大军在酋龙的指挥下,分兵突至嘉州界内的沐源川,窦滂派五百人前去抵抗,结果全军覆没。南诏士兵顺势穿上唐军的衣服,装扮成唐军败兵到青衣江招呼渡船过江。南诏军队用这种方法攻下犍为县(今四川犍为县),并一路纵兵焚掠陵州(今四川仁寿)、荣州(今四川荣县)二州之境,不久后,南诏大军在嘉州南山上的凌云道集结,与嘉州城只有一水之隔。嘉州刺史杨忞与定边军监军张允琼带兵据水抵抗,酋龙出奇兵从东边的渡口潜渡过江,夹击唐军,唐军大败,嘉州失陷。当时在大渡河畔,窦滂亲率人马增援守军,酋龙假装派人求和,乘窦滂与使者谈话时,指挥大军乘船强渡过河,唐军急忙列阵抵抗,暂时遏制住南诏的进攻。窦滂无勇无谋,见势不妙,首先假装自杀,被部将劝解后,又趁部将准备出战时,弃军只身逃跑。幸好其手下三员部将稳住阵脚,采取以攻为守的战术,于当夜突袭南诏大营,趁乱带兵撤出大渡河。此后,南诏大军乘胜攻陷黎州(今四川汉源)、雅州(今四川雅安),而唐军溃退之下沿途焚掠,以至于邛州的军用物资都散落于乱兵之手,百姓尽皆四散逃亡,当南诏大军到达邛州时,那里已经基本上成了一座空城。西川百姓听到南诏入侵的消息后,争先恐后地逃往成都,不过,酋龙这次入侵西川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劫掠财物,所以没有长驱直入。他们一路上忙于劫取财物而处处停留,很多士兵因为抢得大量金银财宝而不愿意继续行军,从而影响了南诏大军的行军速度,因此,西川百姓绝大部分可以扶老携幼地进入成都。当时成都只有子城没有护城壕,大量的难民蜂拥而至,只能席地而坐。时任西川节度使的卢耽面对如此窘境,急招彭州刺史吴行鲁和前泸州刺史杨庆复作为助手,成立应急小组共同筹备成都防务。除了必要的加强城防之外,针对西川军队战斗力不强的现状,卢耽张榜从军中招募一批骁勇之士,承诺给予优厚的物资供应以及相应的军职,用这种方法从中选出三千人,称为“突将”。在卢耽筹备防务期间,南诏大军进逼定边军北部边境新津,距离成都所在的蜀州只有七十里的距离。卢耽几次派人与南诏讲和,又遣使向朝廷告急,请求朝廷也派人来讲和,以作缓兵之际。酋龙看到卢耽态度恭谦,认为是个可以招抚的人,于是命令大军稍作停留,卢耽因此赢得了加强成都防务的宝贵时间。正月十日,南诏大军兵临成都城下,酋龙自信稳操胜券,派人挑着彩幕到城南炫耀,扬言装饰城中隋朝时建立的蜀王厅,准备入驻其中。在此之前,朝廷任命左神武将军颜庆复率诸道人马数万人进入西川救援,卢耽派人前往汉州等候和催促援军及时赶到。此时已有一万人陆续到达汉州,窦滂也整合残兵败将四千人来到汉州,这些人马仓促整合在一起与南诏大军交战,结果遭到失利,不得不拒守汉州,等待大批援军的到来。但是,窦滂因为想减轻自己弃守定边军的罪责,巴不得西川各州相继陷落,所以每当援军到达一批,窦滂都会煽风点火地告诉他们,南诏大军多于援军数倍,援军远道而来,不宜立即与南诏大军交战。结果导致这些援军们放缓步伐,耽误了援救成都的时间。虽然援军未至,但在卢耽等人的指挥下,成都将士依旧竭尽全力坚守城池。二月一日,南诏军队动用云梁、鹅车从四面攻城,唐军在城上用钩环将云梯、冲车拉近后,泼油点火焚烧,然后又派“突将”出城袭击南诏军营,杀敌两千人,南诏大军暂时撤退十里。在此后的十几天里,南诏军队多次攻城,卢耽带领守城军队采取各种各样的方法,一次又一次挫败南诏军队的攻城行动。直到二月十二日,朝廷才传来贬黜窦滂的诏令,同时命令颜庆复为剑南东川节度使,全权指挥援蜀诸军。当时颜庆复率军在成都北面四十五里处的新都与南诏军队交战,经过惨烈搏杀,颜庆复终于带领援军杀开一条血路,进兵至距离成都三十里处。正在包围成都的南诏军队得知唐军大批援军到来后,为了避免腹背受敌,酋龙下令解除对成都的包围,于夜间撤回南诏境内。朝廷在任命颜庆复为剑南东川节度使的同时,命令右武卫上将军宋威屯驻绵州(今四川绵阳)、汉州以为后继。宋威乘胜首先攻至成都城下,而且想要继续带领部下追击已经撤军的南诏军队,可是颜庆复担心宋威的功劳超过自己,于是命令宋威撤回汉州待命。事实证明,当南诏大军走到新津(今四川新津县)时,因为河水暴涨,一时间造桥不及,整个大军滞留新津达到三日之久,如果唐军能够追击,一定会大有所获。据《资治通鉴》记载,当时蜀地的百姓知道整个消息后,十分怨恨颜庆复(“蜀人恨之”)。不过公正地讲,颜庆复虽然嫉贤妒能,但对成都的防务还是丝毫不敢懈怠,他让当地守军增强防备力量,在城门之外修筑垣墙作为遮护城门的一道屏障,并深挖三丈的护城壕,在城外斩木为排杈鹿角,同时修建驻军营房,在城上建立警戒室。后来,南诏得知成都守备森严,不敢再轻易进犯成都,从这个角度来看,应该说颜庆复还是有一定功绩的。为了收复安南和防守西南边境,朝廷付出了巨大代价,最明显的就是财政危机继续加重。本来晚唐的中央财政已经处于入不敷出的困境,宣宗李忱在位末年,天下的税费收入每年是九百二十二万缗,但用于正常开支的“常费”就达到三百余万,战争费用不包括在其中,有司只能抽取下一年度的税费来接济本年度的开支。可以说,当时的财政已处于卯吃寅粮的境地。更为严重的是,南诏的入侵加剧了晚唐的社会动荡,战争不仅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而且对于心理的伤害极为严重,就连皇帝李漼也不得不承认与南诏交战是“劳我士卒,兴我甲兵,骚动黎元,凋残转甚……”因此,在南诏不断侵扰西南边境的同时,由戍边士卒哗变发展而成的两淮农民起义就不是偶然事件。第三章两淮起义积重难返两淮起义的原因十分复杂,戍边士卒哗变是一个导火索。如果将这次起义放在晚唐历史的大背景下去探讨,其深层原因在于,当时对百姓的赋税已经到了苛重无度的境地。皇帝李漼在位时期,两税法已经在帝国境内实行了五十多年,不仅弊病丛生,而且积重难返,而首当其冲的就是赋税

                        。此说更属荒谬。我上面说过,中国历史是盼由学术来作领导政治,再由政治来领导社会,而学术则由社会兴起,非受政府控制。例如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当时朝廷所崇是今文学派,但此后民间所尊却是古文学派。魏、晋、南北朝时,政府亦还是崇尚儒学,然庄、老与佛学成为社会大风尚。唐代时,朝廷优遇沙门,佛教极畅行,但韩愈提出辟佛之呼声。政府以诗赋考士,而韩愈偏要提倡古文。宋代曾规定以王安石三经新义取士,司马温公首先反对。他的意见,谓不该以王安石一家言来作取士标准。又如民间学者如二程,其所提倡,显与朝廷功令相反,程伊川晚年被斥为伪学。朱子在南宋,亦曾被斥为伪学。他的《四书集注》,作为后来明、清两代考试取士标准。但如阳明学派,即在此处反对朱子的。清代考据学派,专一反对朱子。此中固亦未尝无门户之见,但在中国学术史上,往往在朝在野双方意见相反,常是在野的学术得势,转为此下政府采用,而又遭继起的在野新学派所反对。此在中国学术史上,是一项极该注意的大趋势。不明白此一趋势,便无法明白中国学术之真精神真贡献所在。七其次再从正面讲。我上面再三提及,研究中国学术,主要不越心学与史学两途。如《论语》首章孔子所说的“说”、“乐”与“不愠”,都是从内心处讲。此内心的品德学养,即成为其人之人格境界,亦即是人生真理所在。此项真理可以反而求诸己,故有如宋儒所云:“不识一字,亦可还我堂堂地做个人”。讲学术而可以讲到不识一字,此亦中国学术之独著精神处。若不从我所谓心学着眼,几乎可疑此等说法不是在谈学术。至如史学,同样是中国学术一大主流。若要真在修、齐、治、平上作真贡献,总须对过去历史有一了解,更贵能穷源竟委,窥其变迁,然后才能针对现实有所作为。我们甚至可说,中国学术主要均不出史学范围。孔子作《春秋》,即是史学开山。汉人崇尚经学,经学在当时,实即是史学,因其所讲不出周公、孔子治平实绩与其理想,皆属以往历史范围。后来古文学家所提出之《毛诗》、《周官》及《左传》诸经,更见其近属史学。也可说后来中国儒学传统,大体不出经学与史学两大部门。而就经学即史学言,便见儒学也即是史学了。因此中国历史学家,其实也多是儒家分支。如魏、晋、南北朝,虽尚清谈玄言,但同时史学鼎盛。若我们逐一细究,诸凡当时有名的史学家,大体上均可说他们是儒家。因史学所讲,主要必有关修、齐、治、平。若其人只讲庄、老与佛学,自然不会对历史有兴趣。又如王肃、杜预诸大儒,虽为称为经学家,亦无不有史学精神贯彻在内。下至唐代,佛学最盛,文学次之,但史学并为中歇。如唐初诸臣修《晋书》与《隋书》,继之有颜师古、刘知几、杜佑等史家。宋代则史学尤盛,著者如欧阳修与司马光。南宋有吕东莱及浙东学派等。朱子后学,在元代如王应麟、胡三省、马端临诸人,皆在史学上表现。明初则有宋濂、刘基,虽不著史,但其留心史学是必然的。至明末时,大史学家辈出,如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诸人,此等皆属儒家。甚至到清代,考据学大盛,其实此时所谓考据学仍应属史学范围,只是较狭义的史学,亦仍是较狭义之儒学而已。故在中国学术史上,史学所占地位极重要,堪与心学分庭抗礼,平分秋色。中国学术传统主要在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心学是做人大宗纲,史学则是做事大原本。我们要研究中国学术,此二者一内一外,最当注意。欲明儒家学术,则必兼备此二者。我又说过,中国历史原是浑融一体的。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经济、社会、学术等项,亦莫不皆然。我们该自一项制度之背后,究察其所以制定与推行此制度的居心与动机。若我们能把心学与史学配合研究,自见整个中国民族一部中国史主要精神主要向往,大可用一“善”字来概括。我们所谓善人善政,善言善行,青史留名,只是此一善。此一善字,正是儒学中至为吃重的一字。但近代的中国人,偏喜好用恶意来解释中国史,如说:尧、舜、禹、汤、文、武所谓古代圣人,尽出后人伪造,即是一例。但我们综说这些是后人伪造,亦足证明伪造此一派古代圣人的种种故事的人,岂不在希望这一部中国历史,能成为一部善的历史吗?后代人永远信受此伪造,亦见后人也都希望这一部中国历史能成为一部善的历史了。生于其心,自可见于其政。则此下的中国史,自不当专一以恶意来解释。西方人把真、善、美分开说,中国人则专一重视善,把美与真也要包进在善之内。我们研究中西学术与中西历史,自可比较见之。近百年来,此中国学术传统中之两大纲,即心性之学与历史学,正日趋式微。此一巨变之后果,在今日,我们固无法揣测。但若我们要回头来研究中国以往学术,则此心学与史学之两大纲,总不宜放过不理会。此乃中国学术传统中之特殊点,所截然不同于西方者。我希望将来有人,能将中西双方学术思想,作一更高的综合,却不该先自藐弃了自己的。我希望在今天的中国人中,能有少数中的少数,他们愿意抱残守缺,来多学多懂一些中国学术,来对中国历史文化理出一个头绪。这不仅对中国自己有贡献,也可对世界人类有贡献。第六讲如何研究历史人物一今天讲“如何研究中国历史人物”。历史是人事的记录,必是先有了人才有历史的。但不一定有人必会有历史,定要在人中有少数人能来创造历史。又且创造了历史,也不一定能继续绵延的,定要不断有人来维持这历史,使他承续不绝。因此历史虽说是属于人,但重要的只在比较少数人身上。历史是关于全人群的,但在此人群中,能参加创造历史与持续历史者,则总属少数。似乎中国人最懂得此道理,因此中国历史记载最主要的在人物。向来被认为正史的二十四史的体例,特别重要是列传。可见中国人一向以人物为历史中心。故要研究历史,首先要懂得人,尤其需要懂得少数的历史人物。如其不懂得人,不懂得历史人物,亦即无法研究历史。固然也有人脱离了人和人物中心而来研究历史的,但其研究所得,将总不会接触到历史之主要中心,这是决然可知的。我们研究历史的主要目的,或主要功能,是在希望人能成为一历史人物。一历史人物,比一专门史学家更重要。人群所需要者,乃是在此人群中,能不断有历史人物出现,才能持续旧传统,开创新历史。这比不断有史学家出现更需要。我此讲如何研究历史人物,也可说主要用意即在此。二但空说历史人物,势难从头列数,这究将何从说起呢?我此下将试把中国历史人物分作几类来加以述说:第一类:先说关于治世盛世的人物与衰世乱世的人物。有人幸而生于治平盛世,但亦有人不幸而生于衰乱之世。若说历史以人为主,要人物来创造持续,则似乎在治平盛世所出人物必较多,又较胜。在衰乱之世所出人物必会较少,又较劣。惟其所出人物多又胜,因此才成其为治平隆盛之世。惟其所出人物少又劣,所以才成其为衰乱世。我想普通一般想法应如此,但根据中国历史看,却并不然。中国历史人物,似乎衰乱世更多过了治盛世,又且强过了治盛世。我此所谓历史人物,乃指其能对此下历史发生作用和影响言。而此等人物,在中国历史上,显然是生在乱世衰世的,更多胜过生在治平盛世的。此有历史事实为证,不容否认。譬如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大人物。但他生于春秋末期的衰乱世,霸业已尽,时代将变。可说此一时代,已濒临旧历史传统崩溃消失的末路,势已不可收拾,谁也挽回不过此一颓运来。孔子以后,如孟、荀、庄、老诸子生于战国,论其时代,更不如孔子。那时天下大乱,残局日破日坏,更是无可收拾了。然论开创此后历史新局面,能在中国此后历史上具有无比的大作用大影响的人物,我们总不免要数说到先秦。试问先秦人物,岂不全是些衰乱世的人物吗?继此再说到两汉。两汉之治盛,胜过先秦。但论人物,其在历史上作用之大,影响之深,则决不能比先秦。又就一般言,东汉之治盛,不如西汉。但论人物对此下历史之作用与影响,似乎更胜过西汉。因此后代人对东汉人物,也似乎较对西汉人物更重视、更敬仰。即就经学言,两汉经学首推郑玄。但郑氏已生在东汉末期。他身经党锢,下接黄巾之乱,而死在献帝建安五年。他的一生,开始在东汉末的最衰世,而淹没在三国初标准的大乱世。但在中国学术史上,他是何等有作用有影响的一位大儒呀!说到唐代,自然可说是治盛世。但唐代人物,开元以前转似不如天宝以后。宋代虽非乱世,亦可称衰世。但宋代人物,却超过了唐代。尤其在南宋末年,国家将亡,出一朱子。论其在学术史上之地位,尤应越出在郑玄之上。就其在宋以后中国历史上之作用与影响言,殆可埒上孔子。孔子与朱子,是中国史上前后两位最伟大的人物,却均出在衰乱世。我们再讲到元代,可说是中国历史上之黑暗时代。任何衰乱世,均不能与此时期相比。元人统治中国,前后不到八十年,但在此时期中,仍出了不少人物。如元初有王应麟、胡三省与马端临三大史学家,他们的著作,直到今日,在中国学术史上仍有其不朽的地位。此三人对于此下历史上之作用与影响,可谓迄今依然。下到明初,一辈开国人物如刘基、宋濂等,也都在元代黑暗时期中养成。明代之盛,堪与唐比。但明代人物更不如唐。王阳明出世时的明代,已是衰象呈露,大乱将起。下迨明亡,大儒辈出,比宋末元初更像样。如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近人称为明末三大儒,亦都堪称为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综上所陈,可见在中国历史上,凡逢盛世治世,如汉、如唐、如明、如清,所出人物反而比较少,他们对此下历史之作用与影响也往往比较小。至于衰世乱世,如战国、如汉末、三国、如宋、如明末,所出人物反而比较多,其对中国历史此下之作用与影响也比较大。我们若从二十四史中,把各时代人物作一全面的统计,便可知我前面述说之不虚。诸位当知,此处实为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一项伟大精义所在。诸位如欲了解此中精义,可自试读《论》、《孟》、《庄》、《老》诸书。凡此诸书中所陈述,何一非人生最高理想,何一非人类历史之伟大展望。但在他们书中,却不见他们时代的衰乱实况来。诸位如欲认识他们的时代,当另读《左传》、《战国策》等史籍。诸位把此两方面会合看,便知他们之伟大处。他们虽生存在此时代之中,而他们的精神意气,则无不超越乎此时代之外之上,而又能心不忘此时代。他们都是我所谓能主持一时代,而又能开创一时代之大人物。历史只是人事记载,衰乱世自然多记载了些衰乱事。这些大人物,反而很少得记载上他们当时的历史,然而他们却转成为此下最伟大的历史人物。这道理也很明白,一人物生于治世盛世,他在当时某一事功上有所表现,他所表现的即成为历史了。但在事业上表现出其为一人物,而人物本身,则决非事业可尽。因此,只凭事业来烘托来照映出一人物,此人物之真之全之深处,则决不能表现出。人生衰乱世,更无事业表现,此人乃能超越乎事业之外,好像那时的历史轮不到他身上,但他正能在事业之外表现出他自己。他所表现者,只是赤裸裸地表现了一人。那种赤裸裸地只是一个人的表现,则是更完全、更伟大、更可贵,更能在历史上引起大作用与大影响。此项理论,实应为历史哲学上一大问题。我们固可说,所谓历史人物,则必须该在历史上表现出其事业来,才见其人历史性之伟大。人若不在历史上有表现,个何从见其在历史上之地位与价值。如此说来,衰世乱世人物,自然比不上治世和盛世。普通就一般历史言,似乎人物总该多出在治世和盛世,一到衰世乱世,就再没有人物或没有更伟大的人物出现。但在中国历史上则不然。惟有中国,却能在衰乱世生出更多人物,生出更多更具伟大意义与价值的人物,由他们来持续上面传统,来开创下面新历史。他们的历史性价值,虽不表现在其当身,而表现在其身后。此即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精神真价值所在,亦即是中国历史上一项最有意义的特殊性。三第二类:关于得志成功的人物与不得志失败的人物。所谓得志,指其在当时活动上或说在当时历史舞台上有所表现。不得志者,则当时身跑不上历史舞台,或跑上了而其事业终归于失败。诚然,历史乃是成功者的舞台,失败者只能在历史中作陪衬。但就中国以往历史看,则有时失败不得志的,反而会比得志而成功的更伟大。此处所谓伟大,即指其对此下历史将会发生大作用与大影响言,而得志与成功的,在其身后反而会比较差。且看中国古代历史上两大圣人周公与孔子。周公得志在上,奠定了周代八百余年的天下。孔子不得志,他尝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孔子自叹其不能如周公,而道终不行。但孔子对此后历史上的作用与影响,反而比周公大。唐以前的中国人多推尊周公。故从历史眼光来说,周公反而不能与孔子比,这亦因周公在当时是得志而成功的人物。周公的全心与全人格,反而给他的得志与成功全代表去了,也可说全掩盖住了。孔子则是一位不得志而失败的人物,因此孔子的全心与人格,反而更彰显地照耀在后世。中国人又多爱崇拜历史上失败的英雄。对于在历史上成大功立大业的英雄,如汉代的卫青、霍去病,唐代之李靖、李勣等诸名将,反而比较不重视。如岳飞、文天祥、袁崇焕、史可法等,虽然他们在事业上失败了,反而更受后人敬仰崇拜。此又是中国人的传统史心与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所在。他们在当时虽失败了,但对后来历史言,却是成功的,而且是大成功。历史上每一时代的人物,必有成功与失败之分。但人能在失败时代中有其成功,这才始是大成功。在失败时代中有其成功,故能引起将来历史上之更成功。这一番道理,又是中国文化精义所在。从另一方面说,卫青、霍去病、李靖、李勣诸人之成功,只表现在事业上,事业表现即代表了其人。我们可以说,卫、霍、二李,其人与其事业,价值若相等。但岳飞、史可法诸人,因为他们的事业失败了,故其事业不能代表其人,最多只代表了其人之一部分,而此等人物之整体性,则远超乎其事业之外。我们看卫、霍、二李,只见他们击匈奴、败突厥,觉得他们的事到此而止了。因而其人物之本身价值,反不见有什么突出性。但我们看那些失败英雄时,此等人物乃被其所努力之事业抛弃在外,因而其全心全人格反而感得特别突出。宋儒陆象山曾说:“人不可依草附木。”一有依附,其人格价值便不会出色。纵使依附于事业,也一样如此。失败英雄,因无事业可依附,而更见出色。当知历史只是认识记载,人事则此起彼落,随表现,随消失。只有人,始是历史之主,始可事态之流变,而有其不朽之存在。历史不断在变,故一切历史事态必然一去而不复。后一事不能即是前一事,但此一人物则永远是此一人物。只有人物模样,人物典型,可以永存不朽。事业到底由人物而演出。历史虽是人事之记载,但并非人事之堆积。事之背后有人,把事业来装点人,反把人之伟大真性减色了。正由此人在事业上不圆满,倒反把他那个真人显出来。这并不是说,在历史上凡属成功的人物,皆是无价值。乃是说,遭遇失败的人物,在其深厚的历史上,反而更显得突出。此因人物之伟大,并不能专以其事业作代表。但此也须人物自心能识得此理,又须有史学家能为此阐发。因此我说这是中国的史心,亦正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之真精神所在。四第三类:要讲到有表现的人物与无表现的人物。刚才说到,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失败人物为当时及后世史家所推尊颂扬,他虽然失败,但总是有所表现了。此下所讲,则从一个人之有无表现来

                        醒道。我回过神来,转眼用十数支吴钩短刃钉住了来不及起身的恶魈。说也奇怪,那恶魈在地上只是不住挣扎,完全失去了方才的凌厉凶猛。莫炎抢上前挥出一团灵火,恶魈在火焰的灼烧下发出一阵刺耳的吱吱声,顷刻间化作数块卷起的焦皮,在山风的吹动下片片飞散而去。“我刚才就在猜想,它们是不是对空气流动十分敏感。”晖儿对我说道,“你用金属针之类的武器慢慢接近它们,应该可以对付。”“瘪了不能飘,似乎有道理。”莫炎望了一眼圈外剩下的恶魈,“照晖儿的办法试试。”“好,你吸引它们的注意。”我低声招呼莫炎,环视着辨别了一下周围恶魈的位置。火圈蓬然升起,五色的光焰不断交替闪烁,圈外的恶魈果然被吸引,各自漂浮在空中不住观察着圈内的动静。莫炎在火圈上动了点手脚,自外部看去虽然十分耀眼,但圈内的人却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外部的动静。四根尖锐的金属丝自地下悄然升起,缓慢地接近漂浮着的恶魈,我稳住呼吸尽可能地让金属丝不引起它们的注意。恶魈们并没有查觉慢慢接近的危险,在莫炎的全力施为之下,依旧将注意力集中在火圈上。在即将触及恶魈时,金属丝伸长的速度突然加快,尖锐的一端猛地穿透了恶魈的身体,恶魈在空中频频抖动,发出一片吱吱怪叫。金属丝穿出之后速度继续加快,尖端向下一转直往下冲,深深地扎入了地面。就这样,四只恶魈被倒“U”型的金属丝牢牢地固定,虽然怪叫不停,但却都没有大力挣扎,唯恐穿透的金属细丝将它们的薄皮身体撕碎。“砰”,S瞄准其中一只恶魈开火,全无躲避之下,子弹射中了它的手臂,一蓬火光闪过,手臂顿时干瘪下去,化作一块破烂的薄皮随风飘动。“哈哈,晖儿真聪明!”一击得手,S兴高采烈地转向莫炎,“你那种会爆炸的灵火可以借用吗?”莫炎点点头,翻手间掌中多出四个不住闪烁的小火球递了过去,S像个拿到糖果的小孩兴高采烈地接过火球,转身向圈外的恶魈走去。“凶,再给我凶……”S嘴里一边嘀咕一边将手中的火球用力抛向恶魈,那火球有粘性似地贴在了恶魈的身体上,但却没有如她预期般地爆炸。“你给我的是不是次品啊?!”S急了,冲着莫炎喊道,“怎么一个都不炸?”莫炎看着S,无奈地摇摇头,挥手示意她退后,右手缓慢有力地捻了一个响指。“轰……轰……”一串猛烈的火团爆裂开来,空中的烈焰直冲云霄,人皮恶魈在爆炸的高温中立即烟消云散。“夸张~~”S目瞪口呆地看着空中火云,转而怒道,“这么大的威力,你想害死我啊!”“我没必要得罪你。”莫炎摊手道,“至少得为自己的鼻子考虑。”众人一片绝倒,看来莫炎还是记得之前S的“配药事件”。“莫炎,刚才的那个假警察是你师侄?”晖儿对莫炎道,“听你们的对话,似乎有很大的不合,他这么做是冲你来的?”莫炎的脸部微微抽动了一下,眼中掠过一丝怒意:“教他的混蛋是个败类。”“这是派系家事,我们不便多问。”看神色我觉察到了些隐意,“我只关心他的出现是冲你还是冲大家。”“他们师徒认钱办事的。”莫炎轻叹了一声,“应该是冲着钱。”“那他就是冲大家来的,雇用他的人和这次龙脉事件肯定有关。”我沉思道,“找龙脉的富商和了然那些前后相悖的邮件,这些事情肯定没那么简单。”莫炎没有答话,弯腰捡起散落在地上的一块人皮,仔细端详了会,又放在鼻尖细细闻了闻,眉头不住重复着聚紧和放松的动作。“还是先回老田家再说吧。”晖儿建议道,“这里不是太安全。”一旁几乎已经站立不住的老田立刻点头称是,忙不迭地收拾起我们散落的背囊物件,一头钻进警车,在后座上缩作一团。……回到老田家中,我向莫炎要过他的手机,将之前署名了然的几份疑点邮件传到了晖儿的笔记本电脑上。晖儿接驳手机上网,十指如飞地查询了起来,黑底白字的界面中攒动着大排的数据,看得我不住眼花。“邮件不是一个地方发出的。”晖儿看着查询结果道,“预言危险的邮件来自丽江,而取消预警的邮件则来自蒙化。”“两小时之内飞越云南?”S看着自己电脑上的地图疑道,“他有私家飞机还是会瞬间转移?”“筑壤一派的确会遁术。”莫炎古板地答道,把S的玩笑当成了话题,“但速度绝对没那么快。”他的话让我不禁有点犯晕,转而问晖儿:“会不会是用了代理之类的伪装?”“绝对没有代理,我先前也担心有代理跳板之类的伪装,但对方似乎很有把握,丝毫没有伪装自身信息。”说道这里,晖儿下意识地看了看莫炎,“这样的情况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对方有恃无恐,二是吃准了收件人不懂计算机知识。”“我只管实用,对电脑不感兴趣。”莫炎板着脸老实道,“查下雇主发来的邮件。”这次的查询时间比刚才长了很多,晖儿发现这份邮件的发出时间较早,存储信息已经残缺,再三比对查证后得到了数个残片信息。“残片信息需要处理一下。”晖儿仔细地对比着那些令人头大的数字编码,时间已近深夜,疲惫的感觉袭来,我不觉有些担心她的身体。“改日再查也可以。”莫炎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晖儿聚精会神地操作着,并没有回答莫炎,我冲莫炎摆摆手,示意他不必劝解。晖儿的个性就是这样,如果不查出结果,只怕今晚她是不会睡觉的。“Bingo!”一声欢叫,晖儿兴奋地抬起头,“头几份邮件是在陕西省榆林市绥德县发出的,最后一份的发出地则是在云南省蒙化县。”“蒙化……绥德县……”莫炎看着屏幕上的显示,脸色一阵冰寒,“看来我是被人利用了。”“那人事先就锁定了这条龙脉。”我还是有些疑问,“但你又是怎么会选这条龙脉的呢?而且一开始你是约我去丽江的。”“了然提供的龙脉线索。”莫炎望着窗外的夜色道,“在我发邮件询问后回复的。”“那份回复邮件也是绥德县发出的,但要你自丽江改道玉溪的邮件却是在丽江发出的。”晖儿查证了一下,“照之前发生的情况来看,对你提供有利建议的邮件都来自丽江,而迷惑你的邮件则来自绥德和蒙化。”目前的局面已是相当清楚,莫炎的雇主不但事先就锁定了这条龙脉,并且还第一时间截获了他与了然之间的电子邮件,伪装了然给莫炎提供线索。了然似乎对这件事情也有所查觉,同样也用邮件给莫炎一些有帮助的建议,但却不知为何没有道破其中的秘密。“照你说的,了然没有可能会害你,那他为什么不向你说明这个骗局?”S歪着脑袋道。“这倒是他的作风。”莫炎摇头道,“王亦凡应该也领教过。”这话的确没说错,在之前与了然的联系中,他始终一付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架势,说话向来只说半句。莫炎虽然言简意赅,但与了然的滔滔不绝比起来倒还显得清晰明了,似乎了然很乐衷于引发他人苦思。“管他那么多呢!反正我们现在已经毫无顾忌了。”S拍着桌子不耐烦道,“既然知道是陷阱,索性散伙不找龙脉就是。”莫炎看了S一眼,没有答话,转头又望了望我,眼中透露出一丝担忧。“毫无顾忌?唉,你未必太过乐观了吧。这一路上都被人抢在前面,而且对方似乎很了解我们。”我叹了一声,冲S道,“他们在暗,我们在明,现在是聚在一起才能守望相助,如果散伙,单是莫炎的那个师侄就足够将我们逐一击破。”“那……”S一时语塞,低头默许了我的看法。“那个小子不难对付。”莫炎缓声道,“人皮恶魈是他师父的,他只懂操控。”老田在一边虽然听得云里雾里,但也大致清楚了情况的严峻,见大家的谈话暂缓,他咳嗽了一声插话道:“老汉不懂啥法术哈,不过,年轻时倒也跑过云南各地咯。几位不嫌弃的话,老汉愿意给你们做个向导,在地方上老汉还是认识不少朋友哈。”我感激地冲老田笑了笑,这位热心的老人说的不无道理,但之前的几次遭遇却也没少让他受罪,带着他虽然便捷许多,不过在紧急关头我们未必能保证他的安全。见我犹豫,老田又道:“老汉吃的盐巴不少,懂得看人,各位都是好人哈。莫要担心咯,老汉无儿无女无牵无挂,这辈子没做过啥大事,反正这条老命也是你们救的,能帮得你们,不怕掉脑壳。”说话时,他挺起胸膛,苍老的声音带着几分豪迈,众人不禁对这位老猎手产生了一种敬意,眼神交流之下,都已是默许了他的加入。“在哀牢土司府的时候,文鳽曾经提到秦始皇派蒙恬押运物件埋进龙脉,是不是?”晖儿看着电脑屏幕问道。“没错,文鳽的确说过。”莫炎点头道。“看来那些人在这方面的线索并不比我们少。”晖儿将电脑屏幕转向大家,“绥德县的文物古迹很多,最著名的要数这两个墓。”“扶苏墓和蒙恬墓?蒙恬因为支持秦长子扶苏,当年被秦二世赐死”屏幕上赫然显示着这两个古墓的介绍,我不由一愣,“他们去追查蒙恬墓,难道认为胡亥是在灭口?”“这可说不定,我刚查了一下,史料记载上蒙恬的弟弟蒙毅先被胡亥杀死,而蒙恬则是后来被逼服毒的。”S在电脑上也列出了几个窗口,“因为蒙毅的尸体一直下落不明,两兄弟又出奇的相似,因此野史上有很多关于蒙恬假死的记载,有推断说蒙家兄弟是偷梁换柱。”大家的眼睛都是一亮,这个发现无疑将线索推进了许多,虽然野史未必可信,但也不是空穴来风,中国古史本就扑朔迷离,何况蒙恬之死史书上早有质疑之说。“单凭这些不可考证的野史记载也不能找到龙脉。”晖儿仔细看着资料道,“不过倒是可以从蒙恬和蒙化县这两条线索入手,或许可以打开缺口。”“说到蒙恬将军,老汉年轻时听得老人们说过,唐朝云南六诏的时候有个蒙舍诏。”老田眯缝着眼睛道,“诏里做了云南王的那个说是原本就姓蒙的汉人哈,祖上是做过将军的咯。”“越国公蒙归义?”莫炎似乎也知道这段历史,“他祖上好像是哀牢夷。”“对咯,就是这个蒙归义,哀牢山的土司据说是他们的家臣哈。”老田不住点头道,“不过,蒙家消失地很快哦,最后一批好像就是在蒙化哈。”“蒙化县……”我恍然道,“他们果然在挖蒙恬这个口子。”“茶马古道上的血案终于可以解开了。”莫炎突然冒了一句。“什么?”他的话让我有些摸不着头脑。“我父母的血案。”莫炎淡然地说道,眼中透出一片无尽的空洞。从他淡淡的神情中,我能感受到一丝别样的忧伤,听话里的意思他父母是在茶马古道上遭遇了毒手,但怎么会令他与今天的事情联系在一起就无从可知了,至少现在我不会去主动问莫炎,那应该是他心中一块很大的疮疤。“那时我只有十三岁……”莫炎似乎沉浸在了那段回忆中。饲虚一派的人过着游侠般的生活,居无定所,四处漂泊。虽然在现代听来有些奇怪,但千百年来他们一直以捕捉饲养虚灵,收钱做事为生。莫炎的父亲叫莫念非,是饲虚一派中顶尖的好手,许多棘手难办的生意多数都是经他解决的,加上精通巫蛊之术的妻子,可以说没有什么生意是他不敢接手的。三十年前国内刚刚粉碎了四人帮,很多港澳海外华人纷纷与国内恢复联系,而莫念非这次接到的就是一个香港神秘富商寻宗的委托。刚看到委托时,莫念非并不很重视,甚至感到有些被侮辱,象寻宗这样的小事根本用不着他出手。但对方再三申明要派内的顶尖高手接办此事,饲虚一派在生意上一贯守信,于是他才勉为其难地接了下来。既然没有什么危险,那么让两个儿子见见世面历练一下的念头便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莫念非是个雷厉风行的人,接下生意的第二天就带着妻儿出发了。一切都很顺利,沿途打探并没有花费多少时间,按照富商提供的线索要求莫念非很快便查到了有关他先人的情况和资料。按莫念非的调查结果,富商要找的先祖应该就是越国公蒙归义一族,蒙氏曾建立和统治着赫赫有名的南诏国,政权稳固程度与当时的唐朝并驾齐驱。不过,在第十三位蒙氏皇帝统治时期,皇帝连带太子都莫名其妙地死在了丞相郑买嗣的手里,事后蒙氏皇族八百人一夜之间惨遭灭族,南诏蒙氏从此便销声匿迹了。莫念非不但找到了富商的先祖资料,还查出了蒙氏一族乱葬堆的位置,照理来说所有的任务已经圆满完成了,可接下去的事情却让这笔看似稀松平常的生意变得奇怪了起来。情况查明之后,没等莫念非联系,富商的代理人竟先一步找到了他。这人对蒙氏一族为富商先祖的调查结果不屑一顾,说是已经查明富商的先祖其实就是灭了南诏国的郑买嗣,并对莫念非的办事不力深表遗憾。莫念非哪里肯给自己的金字招牌抹黑,当即便和那人言语冲撞了起来。一阵争辩之后,那人却又软了下来,加付了一笔丰厚的报酬,要求查找郑买嗣墓葬的下落。收钱办事向来是饲虚一派的风格,莫念非虽然有气,但也不愿和钱过不去,于是便一口答应下来。不知道是郑买嗣性格多疑,还是心存顾忌,他的墓葬地在云南历史上一直是个迷,几番查找居然都没有墓葬的消息。莫念非发了狠,召集了饲虚一派的骨干精英,人、兽、虚灵轮番上阵,最终将目的地锁定在了被称为“茶马第一重镇”的蒙化。“郑买嗣灭了蒙氏一族,蒙化则几乎断送了饲虚一派。”莫炎的声音颤抖了起来。十七、古道惊魂莫炎平时并不多话,但却将这段往事叙述得十分生动,屋内的众人在他那缓慢的语调中都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你父亲的本事应该比你厉害吧?”S听得有些入迷,唐突的问话脱口而出。“超出我很多。”莫炎的语气中带着崇拜和佩服。“你都那么大本事了,他为什么还……”S忽然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有些不合时宜,后半句话直接咽了下去。“只有那个混蛋知道答案!”莫炎恨道,“如果当时我不病倒……”与结实健康的哥哥相比,莫炎小时候身体比较弱,到了蒙化的当天便因劳累而发起了烧,趁大家停歇休整的时候,莫炎的母亲特意为他采了些药来。一碗药汁还没喝完,屋外就冲进了一个浑身紫胀的男子,进门后便倒在地上不住地打滚脱衣,不多会便脱了个精光。可脱完衣服之后,那男子的动作还在继续,他脱的是自己的皮肤和肌肉,就像是在除去衣物一般,直到变成一具残留着脏器的骷髅,两只挂在颅骨上的眼珠中满是惊恐。莫炎吓得连碗都丢了,一头钻进被子死活不敢再看。莫念非一众人等虽然见多识广,看到如此的惨状也不免一阵寒慄。那人进门时样貌早就肿胀走形,眼下更是已成白骨,众人从衣着和缺落的牙齿方才辨出他就是负责先遣查探的弟子——陈子浩。这陈子浩最是熟悉土性虚灵,对墓葬风水方面也小有研究,经常混迹于蜀滇闽一带做些摸金倒斗的缺德活计,并用盗来的老金包了一嘴金牙。饲虚一派最忌偷鸡摸狗,为此陈子浩被莫念非活拔了满口金牙,吊在太阳下晒了足足三天。为了将功补过,这次他主动请缨查探郑买嗣的墓葬地,莫念非见他积极,又是专长此道,便应允了下来,却不成想他会死得如此之惨。陈子浩的衣袋里有一张画得十分详细的地图,上面标注了一个重要地点,莫念非估计那里便是郑买嗣的葬地所在,而陈子浩大概是在探墓时故态复萌着了道。原本和陈子浩同行的还有一名弟子,此刻两人不在一起,看来也是凶多吉少。莫念非当即将众人分为两队,自己带第一队前往地图标注的地点,第二队留在驻地作为后援。莫炎的母亲将一对雌雄蛊的雄蛊交给丈夫,自己则带着雌蛊留守了下来。第一队出发的一个小时后,雌蛊突然躁动起来,翻腾了没几下便爆成了一滩酱汁。莫炎的母亲见状大惊,知道丈夫一定遇到了危险,嘱咐莫炎的哥哥照顾好他,匆忙地随着第二队赶往营救。莫炎心急之下晕了过去,再次醒来的时候哥哥已不在身边,他支撑着唤出遁鬣,一路循着气味追踪而去。走出没多远,一股奇怪的皮肉味传来,莫炎随即发现荒凉的古道边躺满了死尸,尸体的头颅被剖开,皮囊般地敞着口子,颅内空空如也,大脑已被人取走。更让他惊恐的是,满身黄白汁液的哥哥正拿着一把短刀不紧不慢地切割着父

                        头,送老头呢,我们不是旗人么,讲究吃喝,他们送老头来了,我妈就赶紧给他们烙饼,再弄点别的,什么上街上买点炒花生,家里摊个鸡蛋,打上4两酒,那么一喝,得了,齐了。这些人哪,接长不短地送老头,吃饭,在那时候,相当不错了。所以那会儿我无形之中,他们来的那些学生,他们到这儿来学习,我那会儿小,我坐在旁边,我就把乐部的东西啊,我听会了一点儿。起码有些东西,乐部有些曲谱,工尺,那字不能念chǐ,念chě,上、尺、工、凡、六、五、乙,就是(简谱的)1234567。那天我问黄家小叔,我说乐部的东西你会吗,他说一点儿也不会,我们家的东西没传下来。(唱……)定:这都是听您祖父唱的?何:因为音乐家协会那些人都上家里学习来,我没特意学过。过去大清朝那会儿还有一个,说这人阵亡了,哀乐奏什么呢?等我想想啊,这个……《庆神欢》注190,人死了,不是成了神了么。词呢(哼调,词忘记了)?定:没事,您慢慢想。

                        2.宫廷逸事

                        何:我给你讲一段故事,这段故事是我祖父听谁说的呢?听乐部的老人儿说的,这件事外人可绝对不知道。这是咸丰年间,具体咸丰多少年不知道啊,正好赶上那天是大年初一,群臣朝贺,这边有赞礼郎,相当于现在的司仪,喊什么接神哪送神哪,这一套礼仪,很麻烦很烦琐。咱们这位咸丰爷呢,他身体不好,拉稀,正好是憋到这裤子里头,这好多礼仪还没开始呢,(赞礼郎)就喊“送神——”满汉两口喊完了,都喊出去了,文武百官大惊失色,咸丰爷一看哎哟,这可合了适了,赶紧到后头。要不这皇上当时要拉了一裤兜子稀,再让太监传出去,国耻!咸丰皇帝心说,这赞礼郎,他可是救了我了!这么着,把他调到乐部,去做中堂。事后你猜怎么着,好多人都为他捏了把汗,哎哟他也呆了,说我怎么喊完接神底下就喊送神啦?心说底下是斩首还是什么不知道呢,好,圣旨到,调他到乐部去当中堂大人。这事谁揪住不放呢,御史吴可读,注191一调查,叫歪打正着。于是写了一篇奏章要参奏这件事,题目就叫“一声驴吼坐中堂”。咸丰爷呢,反正自己也合了适了,也没出丑,你爱怎么奏怎么奏去吧。反正这也不是什么大事。这事也就过去了。还有一件事,是惇五爷的事,惇五爷不是在乐部么,这件事好像是发生在同治年间,太监安德海不是得宠么,也是赶上一年的春节,文武群臣都点卯,朝贺天子朝贺太后。西太后问安子,人都到齐了没有,到齐了咱们可就行大礼了。安德海回话:“老佛爷,都到了,乐部没到呢”,乐部都看着堂官哪,堂官没去,我们也不去。惇五爷就在老佛爷这旁边,这附近就待着:“德海,过来。”“爷您有什么事?”嘿好,这大嘴巴子一下子就……,五爷是练武出身,骑马拉弓射箭哪,“啪”的一下,这听说啊,谁也没见着,把安德海打掉了两个牙,这血“哗”一下就出来了:“我是谁?乐部没到?我来了,我是谁?”这西太后一看不好,这五爷打了人啦,赶紧得岔过去,得了,咱们该进行还是进行。事后小安子到西太后那儿哭诉去了:“老佛爷你看……”“打了就打了吧,他连我也不认啊。”五爷的脾气确实是横,正因为他脾气特别不好,西太后特别恨他又怕他。五爷这人用现在的话来说是比较接近群众,我祖父那会儿跟好些个宗室子弟啊,觉罗子弟啊,在天坛大殿练功。天不是热吗,大伙儿累了,就在地板上睡觉,五爷是乐部的堂官哪,就下来看看,看见这帮乐舞生都在那儿睡觉呢,这老头就往毯子那儿一坐,拿水烟袋啪哒啪哒抽着烟。有小孩机灵的,一瞅五爷来了:“爷,我给您磕头”,“别,歇着,歇着”。其他有些事,我随便给您点一事儿,这是我从书上看的,您就别写了,据说五爷坐那轿子,轿杆折了,就把五爷蹾着了,一看:“哟怎么回事儿?”轿夫说您不是惇亲王么,给您蹾了(按惇与蹾同音)。五爷也没说什么。这是书上说的啊。这您别写,其他都是我祖父说的。定:那您祖父跟您讲不少故事。何:我突然想起我祖父说,皇上是怎么召见呢?甭管文武大臣递折子,都是事先约好了,从午门进朝房,进了午门之后,东西不是有平房么,您进去之后喝水等候,基本就等着召见了,折子已经递上去了,要批,您去接折子,这怎么办?这老公(指太监)啊,出了午门就吼啊,就吼这口啊,那绝对好嗓子,那不用扩大器啊。喊什么呢?我给您学学啊,因为我祖父他后来搞音乐的,他就学太监,从这儿到端门,恨不能到天安门,几乎都能听见。定:在哪儿喊?何:一出午门就喊,听着啊:“呸儿来——”就是皇上要召见,让跟着走。当时我那会儿啊,我不知道您今天采访我,是上养心殿还是上南书房我可没问。咱们当故事听吧。进去之后呢,迈3层台阶去接这批了的折子去,您把折子拿回去,您下这3层台阶,您就可以一二一了,您就可以走了。后来我问安双成注192,我得弄明白了,我说“呸儿来”,这满语里边有这么句话吗?安双成也琢磨半天,他说满语里把批的动词说是pilembi,是吧。定:pilembi,“批”pi是词根,是汉文,加上满文后缀变成动词了。何:安老师说你这发音哪,是北京味的满洲话,满洲话到清朝末年的时候都念走形了,京味的满洲话再加上口语,到宫里头发音哪,可能也不是标准的满语啦。反正这么喊吧,甭管汉人、满人还是蒙古人,还都懂。五几年来了个李爷爷,李爷爷说了个故事,现在我跟您说,敢说,那会儿可不敢。我说什么呀?神秘。我呢,小孩么,坐小桌上吃饭。他说呀,他说我舅舅在宫里当差,他们内务府的么,内务府上三旗的,内务府包衣,干粗活。他们爷俩搞一个工作叫什么呢,这是哪俩字呢,我琢磨着啊,是“晋降”(音),每年就4次。您回去的话,您无论如何您得查查: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打扫那大殿,太和殿、养心殿,这大殿得整理卫生,包括皇帝手下的龙书案、龙椅,擦得倍儿干净,不是天天擦,一年就归置4回,都是内务府(的人干),别的您八旗想干这差事,没有。它这晋降啊,是(李爷爷)的舅舅和表哥,他们俩亲父子您知道么?他舅舅带着他舅舅的孩子,这爷儿俩一块儿去打扫。他的儿子,就是李爷爷的表哥不本分,他说阿玛,皇上这宝座我坐一回行不行啊?他阿玛说:“孩子,杀头之罪,你可别胡来啊!”你想想,皇上来不是得喊酬么,这喊酬您听说过没有?“酬——”,可能就是酬谢的酬,为什么喊这个字不知道。得喊三遍酬,皇上要到哪个殿了,底下人先喊,哎哟那嗓子好,底下人就知道皇上来了,间隔多长时间不知道啊,二遍酬又喊了,到第三遍酬的时候皇上就进来了。所以为什么他有那么大胆子呢?他知道皇上要来的话先得喊酬,又不是什么大典的日子,他估计皇上不会来,所以他不容分说,不听爸爸的话,他就坐上龙椅了。坐上龙椅后,据他表哥自个儿说,就从龙椅上摔下来了。他说周围不是有好些龙的雕刻么,雕刻的那些龙都冲他扑过来了,拿爪子要抓他。用咱们现在的观点分析,很可能就是他心里害怕,那真是杀头之罪啊,坐龙椅,也有恐惧的心理吧。一下子就摔下来了,连帽子都掉下来了。这孩子还不接受教训,胡噜胡噜脑袋。这在大清朝都不敢说,这都是解放后了,能拿这当故事说了。还一档子事呢,他表哥在内务府除了打扫尘土以外,他还管皇上的仓库,有些珠宝玉器啊,打扫啊,擦一擦啊,归置这个。那会儿没几个人,一人就一人,俩人就俩人,他那天就一人儿,突然就出了坏心了。他看见那金壶,也不大,挺精致,他看没人看见,就揣到怀里了。没人发现,还挺好,挺好走吧,走?周围都是墙,找不着门了,哎哟走到这儿,“砰”,撞一墙,走到那儿,“砰”撞一墙,“哎我天天在这儿当差,我知道啊”,想出出不去,“轰”一下想起来了,听老人说啊,老年间库里有库神,赶快把那个金壶拿出来吧,拿出来搁到地上,哎,大门就在那边上哪!后来李爷爷说,那会儿要是有人报告皇上,这可了不得呀。还坐龙椅,要不怎么说是二百五呢。定:后来呢?何:后来老头说完就走啦。

                        3.关于满族

                        何:我祖父有一些老朋友,不知都是哪个部门的。有一天就来了一个,来了就吃饭,因为什么呢?我们家一直是管(朋友)饭,我们家饭局,也没有太好的招待,五几年哪,一来人好抓挠,磕几个鸡子儿,切点葱花儿摊鸡蛋,我妈喜欢烙饼,然后街上买大包的花生米,老头一喝酒,喝完了一拿烙饼摊鸡蛋,得了,这是一顿。招待人就这个。后来粮食一统购统销,我们家哪儿还有饭局啊。定:你们家每天就开流水席?就成天讲故事?何:不是,有时候也是因为有事引起。有一首歌不知道您听过没听过,跟清宫没什么关系,但也是清朝末年的事儿,有首歌叫《探清水河》。定:不就是蓝靛厂那边的么?何:哎对呀,我祖父有一老朋友姓罗,罗爷爷,旗人,他是蓝靛厂火器营的人,他在解放以前是巡官。上我们家来,也是老挨我们那儿吃饭,吃饭无形之中哎,说那个宋大莲死了,小六怎么着了,您知道这个故事么?实际说起来这件事太不应该了,太堵心了。蓝靛厂火器营住着个宋老三,他闺女叫宋大莲。跟一个小六,就是六哥,他们俩就自由恋爱,发生关系了,宋大莲跳河自杀了,为了殉情呢,这六哥哥后来一辈子没结婚。这也是罗巡官在我们家喝酒就聊起来了,我就问(六哥哥怎么了),他说六哥哥身体棒着呢,八十多了,还在农业社干活呢。这么一件事,弄得全中国都给人家唱,要搁到现在的话您唱得过来吗,啊?好家伙医院天天不做这个人流啊,就那么个事,跳河自杀了。这个有夹花的有不夹花的,咱们知道就完了啊。(唱《探清水河》)过去的仁风厚俗啊。还有这么个事,您去查查啊,《大清律》有没有这条我不知道,我听我祖父说的。说奸夫淫妇你得拿到证据,让仵作去验是不是真事,如果两人真的有不正当的关系,把他们俩都杀死,提着人头去报官,确实是这么回事,(杀人的人)是纠正淫风,不但无罪释放,还赏纹银2两。定:这个规定在《清律》没有,在《事例》中有没有就不知道了。这倒好查。何:您得筛选去。还有一事,也跟刑法有关系的。过去有生了双胞胎的,说谁谁家养了双棒儿注193。我爷爷就说,哼,生俩没关系,要是生仨的话,就得砍死一个。说那会儿如果一胎养了仨小子,你得报官,在北京的话你得报顺天府,在外省的话报府州县。这3个小子你家里甭养活,要送到北京来养活,是送到大理寺还是交给刑部,就不知道了,咱没刨根,就是听着玩儿。把这3个孩子好吃好喝养到18岁,然后赶到有一天,是冬至还是他们出生的日子,是哪天就不知道了,夜里头由宫里人拿一套黄马褂,去摸去,他们哥儿仨指不定摸着谁,就一个,就给这一个套上黄马褂,押赴刑场,把他给杀了。说这哥仨当中有一个是反叛,过去不叫反革命,叫反叛。杀了那一个以后,这剩下的哥儿俩呢,由官府出具证明,给路费,您该回山东回山东,该回山西回山西,就没你们哥儿俩的事了。如果生的是仨姑娘没事,就是小子。只有3个小子。定:我可没听说过这事儿。《清律》里也没见有这规定。何:您去查去。我是因为有街坊生了两个小孩,想起这事来了。我是戏说,没关系,您去掌舵去!我说太太你们懂吗?太太就是奶奶。有一件事情,我心里老不平,就是咱们满族的好些称呼,让别人都给弄错了。比如说管奶奶叫太太就很多人不知道。管自个儿的亲生母亲叫奶奶,管二妈叫额(è)娘,咱们的电视剧啊,叫额(é)娘,皇额娘,哎呀……听着别扭。还有叫贝(bèi)勒贝(bèi)子,听着别扭,应该是贝(bēi)勒贝(bēi)子。太乱了。还有一件事,我不知道您知道不知道,这是我祖父告诉我的,就是八旗这满蒙汉,它怎么区分,说是从旗上您就能看出来谁是满洲的,谁是蒙古的,谁是汉军的。咱们满洲的旗杆顶上,挂一鼠皮,就是小说里金兀术挂的那个滴里嘟噜的,灰鼠的皮似的。蒙古,挂的是一荷包,烟袋荷包。汉军是秃杆顶,就一旗子。定:按《大清会典》讲的,旗子就不一样。何:我一看电视剧里头,(八旗兵)出来了,正黄旗、镶黄旗,我一看全是汉军旗。黄带子头里走,后头全是汉军旗。这分不出来。还有一个,俄罗色蒙古旗,这您研究过吗?定:我没听说过,您说。何:这是回民入旗。回民官到三品以后,皇上赏吃御宴,皇上赏吃的御宴难免有什么乳猪啊什么,怎么办?你就不能算是伊斯兰了,这叫反教了,反教怎么办呢?算你入旗。你算哪旗啊?也不能把你搁到满洲里头,也不能搁到汉军里头,就给他单列一个旗,叫俄罗色蒙古旗。我们家什么东西都丢了,就还有一本《满汉辞典》,是道光年间的手抄本,上边还写着俄罗色蒙古旗,我一看:“哟。”一般人恐怕……这是回民入旗。你就入旗吧。这是大清的国法!你官到三品了,这是规矩。(我祖父)就说庆老头(庆亲王奕劻)啊,胡子全是黄的,还一边说话一边闻鼻烟,后来我问金恒绩,说你们家老祖闻鼻烟闻得胡子都黄了,你知道吗?他说这事我不知道,可是我们家鼻烟壶倒是挺多的。所以呢,这咱们都是听说。我跟金恒绩他母亲张莉珊注194提过这事。定:对,张莉珊,就是金莉珊。何:我管她叫老太君,抬高身价么。她属羊,她今年是88周岁。德胜门晓市啊,我跟我妈还去过呢。那阵儿我妈拉着我,这都是解放以后,我们家那儿供碟儿,就跟拴螃蟹似的这么一摞:“走,你跟我去。”去了,铺一张布,把碟往上一摆,您爱买几个买几个,剩下的我们就拿回家去……也卖出点去吧。都这么大供碟,拿小线拴着,得,经济萧条,就是卖东西。我还跟着去过呢。那东西一直摆到哪儿啊?一直摆到现在的西藏驻京办事处,就是关帝庙,武庙,注195我跟我妈一直摆到关帝庙后身。这我都赶上过。您甭说摆小摊,穿的不能破衣拉撒的,您得干干净净的,练摊去,要不谁上你那儿买东西?定:是不是那会儿摆小摊的差不多净是旗人呢?何:差不多都是。坐吃山空,没底儿啊,就是有字画卖字画,后来就卖碟子卖碗,就是黑饸饹末锅了,这是一个老北京的歇后语,饸饹面您知道吗?末锅呢,这锅底老煮呢都给煮煳了,叫黑饸饹末锅,最末一锅。那会儿我母亲小学毕业,可是高小啊,别人高小毕业能找一份好工作,那是响当当的。(我母亲)拿着高小毕业的(证书),一看,名字是秀珍,也没有姓,满族,不要。我舅舅呢,也是,他高小毕业了,他叫秀绪,后来怎么办呢?改名吧。可是头里那姓咱不能胡姓啊,找一个什么根据吧,后来他们一个老曾祖母的娘家是汉军旗人,姓王,说干脆,咱们跟着老太太的娘家,咱们姓王得了。这么着,我母亲填一个王秀珍,汉族。去了,就有工作了。不单这样啊,我小学上一年级二年级的时候,我们班有一个叫什么琴的,报了少数民族。报一满族,老师就给发3块钱。我说我要是也报一满族,她也给我3块钱,解放的时候给3块钱可不少了。但是咱不要那个,咱也不缺那个,怕什么呀?怕有政策,等把(少数民族)统计好了,你是满族,再给你尅回东北去!有一次统计户口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你知道将来又有什么政策啊,回头再给你整一家伙,害怕。定:您就一直没报满族?何:到后来呀,孩子不是要上学了么,这才给更正回来。1989年,这叫恢复满族。

                        4.白莲教、义和团和一贯道

                        何:我再给您讲白莲教。白莲教我祖父跟我说过,但是这件事咱们得批判着看。清朝末年哪,就是我祖父出生的时候,以前是不是这么干的咱们不知道,像同

                        文绉绉地说:“寡君派我们来为鲁、卫两国请命,说‘不要让部队踏进齐国的土地’。末将不幸,正好在这支部队中服役,不能逃避自己的职责;也不敢躲开您,因为那样既侮辱了寡君也侮辱了您。末将勉强当了一回战士,谨向您报告我的无能。本来我是不配俘虏您的,但是这里也没有其他人,所以只好由我来办了。”——话虽然说得很客气,但人还是要抓的,不含糊。后人也许会笑韩厥的迂腐。但是在春秋时期,贵族之间这种互相尊重的风气十分普遍。只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才越来越不懂得尊重敌人,甚至不懂得尊重自己人,所谓尊严也就变得非常稀缺了。逢丑父知道韩厥将自己当做齐侯,故意对齐顷公说:“我渴了,你去打点水来给我喝!”韩厥恭恭敬敬地站在一边,没有干涉。齐顷公下车去打水,走到密林中,趁机逃跑。正好遇到齐军将领郑周父和宛伐来寻找他,欢天喜地地将他接走了。逢丑父被韩厥带回了晋军大营。《西游记》中写道,银角大王将猪八戒当做唐僧抓回洞中,对金角大王说:“哥哥啊,拿将一个来了。”金角大王一看,说:“兄弟,错拿了,这个和尚没用!”猪八戒马上说:“大王,没用的和尚,放他出去吧,不当人质!”公元前589年,当郤克看到韩厥将“齐顷公”带回中军大营,估计也是说的这句话——“兄弟,错拿了!”接下来便是:“刀斧手,给我推出去,斩了!”逢丑父的嘴也不比猪八戒迟钝,马上说:“自古以来,还没有代替国君受难的人。现在这里就有一个,您难道要杀了他吗?”郤克想了想,说:“罢了,这个人不惜以死来让国君免于祸患,我如果杀了他,不吉祥。不如赦免了他,用来勉励忠君报国的人吧!”于是放了逢丑父。前面说过,齐顷公最大的优点就是对下属很好。不是一般的好,而是真心实意的好。逢丑父被擒之后,他三次亲自率领部队进出敌军阵营,企图将逢丑父救回来。每次从敌军阵营冲出,齐军将士都簇拥着保护他。这种爱护下属的行为甚至感染了敌人。齐顷公第一次进入晋军阵营,晋军没有伤害他;第二次进入晋军中的狄人部队,狄人反而举起长戈和盾牌保护他;第三次进入卫国军中,卫军也没有追逐他。如此三次之后,齐顷公才放弃努力,带领部队向临淄撤退。失败的齐军一路经过齐国城镇,齐顷公向这些城镇的守卫者发表演讲,说:“你们努力吧!齐军已经被打败了!”有一个女人拦在齐顷公的车队前问道:“国君免于患难了吗?”有人回答说:“已经安全了。”她又问:“锐司徒(主管武器的军官)免于患难了吗?”锐司徒就是率领持矛部队的军官。有人回答说:“也回来啦!”她说:“国君和我父亲都幸免于难了,还要怎么样呢?”才避开车队。按照周礼的规定,诸侯出行,行人必须避开,女人尤其不能挡道。齐顷公的待卫想抓住那个女人问罪,被齐顷公制止了,他说:“先问君,后问父,谁说她不懂礼呢?”后来还派人打听那女人的来历,原来是辟司徒(率领守垒部队的军官)的妻子,因此认为辟司徒是个有德之人,便将石窌(地名)赏赐给了他。晋国人没有满足于鞍之战的胜利,尾随着齐军,从丘舆(地名)进入齐国,攻击了军事要塞马陉。齐顷公派上卿国佐去与晋国人谈判,要他将一批国宝送给郤克,同时主动提出归还鲁国和卫国被齐国占领的土地,而且交待说:“如果对方不答应,那就随便他们怎么办吧!”言下之意,让步就让到这里,不用讨价还价了。郤克果然不答应齐顷公提出的条件,他开出了自己的谈判价码:第一,齐国将萧同叔子派到晋国当人质;第二,齐国所有田陇向东改建。萧同叔子就是齐顷公的母亲萧夫人。很显然,郤克对当年受辱一事仍然念念不忘,难以释怀。至于田陇向东,则是出于战略考虑。农民修建田陇,本来是按照水势与地形来确定方向,既有东西向、也有南北向,沟壑纵横,不利于战车通行。晋国在西,齐国在东,如果齐国将田陇都改向东方,晋军进入齐国就方便多了。郤克提出的两个要求,一个带有侮辱性,一个严重危害了齐国的安全,国佐都不能答应。他不卑不亢地回复说:“萧同叔子不是别人,是寡君的母亲。如果按地位对等来说,相当于晋侯的母亲。您向诸侯发布重大命令,而要求人家一定要以母亲为人质来取得信任,又打算如何对待天子的命令呢?这是以不孝来号令诸侯,恐怕不是有德之士所为吧?”顿了顿,他接着又说:“先王划分天下的土地,根据地形地势,而作有利的布置。所以诗上说,‘我疆我理,南东其亩(我划定疆界,划分地形,向东向南开辟田亩)。’现在您给诸侯划定疆界,却说‘田陇一律向东!’这是只顾您的戎车行驶方便,不顾地势之利,这难道不是违背了先王的成命吗?违背先王就是不义,凭什么当盟主呢?当年尧、舜、禹、汤四位先王之所以成为天下的共主,是因为注重德行而关注诸侯的共同利益;夏朝的昆吾、商朝的大彭、豕韦和我周朝的齐桓公、晋文公之所以领袖群伦,是因为他们以身作则,安抚诸侯,使他们努力为天子工作。现在您也想号令诸侯,以满足无尽的欲望,又不肯宽容待人,我作为寡君的使者,只能这样回答您——我们将收拾残余部队,背靠城墙,决一死战!”当时鲁国的季孙行父和卫国的孙良夫在场,都劝郤克:“答应他吧!齐国人已经很恨我们了,战场上死去的将士,都是他们的同胞兄弟,您如果不答应,他们将更加恨我们。以现在的形势,就算是您,难道还有更多的要求吗?您得到齐国的国宝,我们则要回我们的土地,而战争带来的灾难也可以停息,这是多好的事啊!齐国和晋国都得到上天的眷顾,难道上天一定就要选择晋国吗?”郤克从来不是不分轻重的人,他和士燮、栾书商量了一下,决定见好就收,答应齐国人的请求。士燮回复国佐说:“我们这些做臣子的奉命带兵出征,为鲁、卫两国请命,只要给个说法让我们回去向国君复命,就是贵国国君的恩惠了,臣等敢不从命?”算是给了齐国一个面子。同年秋天,郤克和国佐在齐国的爰娄举行了会盟。在晋国的要求下,齐国将在战争中取得的土地归还给鲁国和卫国。此举为晋国赢得了莫大的尊敬。当晋国大军得胜回朝,经过卫国的上鄍的时候,鲁成公带着重臣们从曲阜赶来慰问,并举行了盛大的“赐命”仪式,赏赐给郤克、士燮、栾书三位统帅华丽的马车和相应的礼服。自韩厥以下,晋军中级以上的军官也都得到奖赏。同年九月,晋国大军经过卫国的首都朝歌,受到卫国军民的夹道欢迎。但是卫穆公还没来得及给晋军将领赠送车服,就突然一命呜呼了。郤克带着士燮、栾书前往吊唁。按照周礼的规定,如果奉国君之命前往他国吊唁死者,应当进到灵堂内致以悲切之意。但是卫穆公死得突然,郤克等人没有得到晋景公的命令就来了,只能站在大门外哭吊,卫穆公的遗孀们则站在门内回礼和相送。郤克这样做,自然是谦逊守礼的表现。为了表示对晋国的感激,卫国便改变了规矩,要求其他国家的使臣也一律站在门外哭吊。由此可见,郤克的这次出征,不仅是战争的胜利,同时也在外交上为晋国赢得了各国的尊重。晋军回到绛都,又受到绛都居民的热烈欢迎。因为这次胜利,所有晋国人的爱国热情都被激发出来了,大家纷纷跑到街上,给归来的勇士献上家乡的酒水和鲜花。满城欢庆中,只有士燮一人默默地避开众人,等到庆典结束才悄然入城,回到自己家中。这个时候,士会已经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了。看到满脸沧桑的儿子,他不禁老泪纵横,责备道:“燮啊!你也知道我在等着你回来吗?”言下之意,怪士燮不体谅父母的担心,没有早早回家。士燮回答得很稳妥:“战争获得胜利,国人都欢天喜地迎接部队归来。我如果先回来,必定受到万众瞩目,这是抢了主帅的风头啊!所以不敢先回。”士会大为欣慰,说:“这我就放心了,保持这种谦逊的态度,你就可以免于祸患。”据《左传》记载,晋军回国后,郤克去觐见晋景公。晋景公拍着他的肩膀说:“我军大获全胜,都是因为你的功劳啊!”郤克诚惶诚恐地说:“这是因为您指挥得当,众将拼死杀敌,我哪里有什么功劳?”后来士燮觐见,晋景公同样表扬了他一番。士燮说:“我不过是听命于荀庚,受制于郤克,哪里有什么功劳?”士燮是上军副帅,荀庚是上军主帅。这次战争中,上军只出动一部分,荀庚并未出动,但是士燮仍然将功劳让给了荀庚——说句题外话,任何时候不忘记自己的顶头上司,是很聪明的做法。再后来栾书觐见,也受到了表扬。栾书同样很谦虚:“这都是因为士燮指示明确,士兵们努力奋战,我哪有功劳?”战场上英勇无畏,战场下互相谦让,也许是晋军获得胜利的重要原因吧。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场战争还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据西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记载,自鞍之战后,齐顷公一改往日的荒唐,变得小心谨慎,不再沉迷于音乐,不喝酒,不吃肉,对内爱护百姓,问寒问暖,对外敬重诸侯,积极参与会盟,终其一生,齐国基本平安无事。【风水轮流转,楚晋优势再次易位】再回头来“八一八”那位绝世美人——夏姬的风流事儿。前面说过,楚庄王占领陈国之后,本来想将夏姬纳为小妾,因为听了巫臣的劝告,转而将她许配给了连尹襄老。但襄老无福消受,在第二年的邲之战中被晋国下军大夫荀首射死,连尸体都被荀首带回晋国去,作为交换儿子的筹码。巫臣力劝楚庄王不娶夏姬,是因为他自己对夏姬垂涎三尺,怕她宫门一入深似海,从此没有机会染指。襄老死后,夏姬再度成为寡妇,当然,仅仅是名义上的寡妇,身体并不寡——襄老的儿子黑要很快就将丧父之痛转化为于飞之乐,把夏姬给“烝”了。巫臣虽然恨得直咬牙,但是不敢发表任何意见,只是派人偷偷地给夏姬送了一封信,信上面只写了一句话:“回郑国去,我娶你!”夏姬是何等聪明的女人!当她第一次看到巫臣,就从这个男人的眼神中读到了火辣辣的欲望。她从来不缺男人,甚至曾经同时拥有三个情人;她不对爱情抱有任何幻想,也很少受到亲情和伦理的困扰。对于她来说,男人不过是玩物,用过之后就可以扔掉,没什么大不了。可是,巫臣那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仍然让她觉得有一丝触动,而“我娶你”三个字更给她带来满足感——要知道,她毕竟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在那个年代,这都已经是女人的更年期了,又嫁过几任丈夫,而且声名狼藉;而巫臣乃是楚国的名门之后,堂堂的申县县公,竟然为了她……没有太多的思考,夏姬给巫臣回了一个字:“好!”这个“好”字让巫臣欢喜得一夜没睡好,他紧锣密鼓地策划了一个方案。数日之后,夏姬的弟弟郑襄公的宫中来了一位客人。此人从晋国而来,自称是荀首的族人,奉荀首之命来跟郑襄公谈点私事。荀首是中军元帅荀林父的幼弟,荀首的族人,自然也就是荀林父的族人。“一个月前,晋楚两国大战于邲,我家少主人荀罃不幸被楚军俘虏。主人爱子心切,在兵败如山倒的情况下,不退反进,又杀回楚军阵中寻找少主人,结果射杀了楚将襄老,俘虏了公子谷臣。”来人说。郑襄公点点头,表示听说过这事。“大战之后,晋楚两国互无来往。我家主人想以襄老的尸体和公子谷臣跟楚国交换少主人,苦于没有门路。他听说襄老的夫人,乃是君侯的姐姐,现在居住在楚国。因此特派我前来,有一事相求。”“请讲。”郑襄公很客气地说。“恳请您从中斡旋,安排襄老夫人回到郑国,而我们也将襄老的尸体送到郑国,当面移交给她,以示诚意。楚国人得到了襄老的尸体,想必也会同意以荀罃交换公子谷臣吧。”夏姬是郑襄公的姐姐,安排夏姬到郑国来接收襄老的遗体,自然合情合理。郑襄公看不出任何问题,也没有想到会有任何问题,他只是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寡人为什么要帮助荀首?有什么好处?”“您将得到荀氏一族的特别尊重。别的我就不说了,您懂的。”来人笑笑,给了这样一个回答。郑襄公也笑了:“那么,请您回去禀报,荀家的事即是寡人的事,责无旁贷,一定办好。”来人一揖到地,表示感谢。荀首的使者走后,郑襄公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到楚国去交给夏姬。信上写道:“襄老的尸体有门路了,但是不方便直接送到楚国来,请务必亲自来迎接。”夏姬心里暗笑,就在一天前,她收到巫臣的密信,上面说:“近日郑国必有来使,如有所请,你一定要答应。”当时她还狐疑,现在一切都清楚了,那是巫臣在暗中操作,给她创造一个回郑国的机会。这个其貌不扬的男人,竟然有如此手段,能够驱使郑襄公为他服务。无意中,夏姬对巫臣的好感又多了一分。当下带着郑襄公的信,跑到宫中求见楚庄王,向他汇报了这件事,并将郑襄公的信拿给他看。“请大王恩准妾身去郑国将襄老的遗体带回楚国,好让他叶落归根,葬于故土。”夏姬说着,掉下两滴眼泪,模样儿楚楚动人。楚庄王心里大概在想,这娘们儿哭起来倒是好看,难怪这么多人为之神魂颠倒。但他很快告诫自己不要胡思乱想,问堂上的群臣:“你们也发表一下意见,郑伯说的这事可信吗?”半晌无人回答。巫臣暗自吸了一口气,站出来缓缓道:“可以相信。荀罃的父亲荀首,深受晋成公(晋襄公的父亲)的宠爱,又是现任中军元帅荀林的幼弟。荀首素来与郑国大夫皇戌交情笃深,他爱子心切,想通过郑国的关系,归还襄老的遗体与谷臣,以换取荀罃的自由。而郑国人对邲之战心存恐惧,害怕晋国人报复,也想讨好晋国,必定会答应荀首的要求。”听到巫臣这么说,楚庄王也就答应了夏姬的请求,命她回郑国去迎接襄老的遗体。夏姬临别的时候,特别对送行的人(当然也包括黑要)说:“如果不得到遗体,我就不回来了!”谁也猜不透她心里在想什么,只是觉得她对襄老的深情厚意来得有点突然。夏姬在郑国一住就是八年,襄老的遗体却杳无音讯。久而久之,楚国人便也将这个女人淡忘了。在那个没有网络,没有电话,没有电报,没有邮政系统,交通也不方便的年代,八年对于一个等待情人的女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当然,以夏姬的风流性格,八年应该也不至于缺少入幕之宾。只是当她仰望星空之际,恐怕难免轻叹一声:“巫臣那个死鬼,莫非忘了他对我许下的诺言么?”突然有一天,有人从楚国带着财礼来见郑襄公,说是替申公巫臣前来求婚。郑襄公开始吓了一跳,以为他看上了自己的哪个女儿。打开聘书一看,不禁莞尔。他叫人将聘书送到夏姬那里,征求夏姬的意见。这一年,夏姬已经快五十岁了。即便天生丽质,即便保养良好,皱纹仍然不可遏止地爬满了额头。看完聘书,她轻佻一笑,对使者说:“我一介妇人,哪有什么主见,回去禀报国君,凡事由他做主。”使者走后,她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眼泪不可收拾地流了一下午。郑襄公收到回报,知道夏姬这就是默认了。他还能有什么意见?一个老女人,谁爱谁要呗!答应了巫臣的求婚。但这纸婚约并不意味着巫臣马上可以登上夏姬的牙床。他还必须忍耐和等待,不敢让楚国人知道他的心思。直到楚庄王去世,楚共王即位,他才找到一个机会——公元前589年,晋、鲁、卫三国联军与齐军在靡笄相遇,后来又在鞍地展开会战。楚国为了支援齐国,打击晋国,也策划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准备与齐国联手,南北夹击鲁国。为此,楚共王派巫臣为特使,前往齐国通报楚军出动的日期,沟通两国协同作战的有关事宜。巫臣领受命令,自郢都出发前往临淄,同时命心腹带着他的家眷和所有财产偷偷前往郑国。这一切做得很秘密,但是当他经过郢都的城门的时候,被正好路过的申叔时的儿子申叔跪看出了端倪。申叔跪当时就说:“奇怪了,那位老先生脸上既有军情在身的警惧之色,又有按捺不住的桑中之喜,恐

                        ,并未发生大规模的战役,但意义却非同一般。明朝稳定了青海的局势,保证了西部丝绸之路的畅通,并通过打击扯力克,震慑了西部蒙古诸部。而另一个现实意义是:就在河洮之变发生的第二年,即爆发了宁夏战役和抗倭援朝战争,如果当年明朝在青海投入重兵开战,那么很可能就陷入三线作战的泥潭了。第十九章辽东是如何丢的说起“明亡清兴”的整个过程,不得不提到发生在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的萨尔浒之战。是役,新崛起的女真努尔哈赤部,以6万劣势兵力,打败明朝10万大军,从此雄霸辽东,成为明王朝重大边患。现代许多学者都认为,这场以少胜多的战役,不但是清王朝建国的起点,更敲响了明王朝300年灭亡的丧钟。细观这场战争的来龙去脉,却不得不感慨:不但这场悲惨失败的命运是可以避免的,甚至清朝王朝崛起于辽东,也是一个可以避免的事情。在辽东问题上,明王朝,从最早的永乐皇帝,到后来的万历皇帝,再到末世的崇祯皇帝,始终是昏招不断,错误连连。就好比一支足球队,在面对对手的时候,不但战术布置严重错误,后卫线更不断地给对方前锋送大礼,最终落得个耻辱惨败的结局。且去看看,明王朝究竟送了哪些大礼。一第一个给努尔哈赤送大礼的人,或许要追溯到明王朝的一位“明君”——永乐皇帝朱棣。明朝获得对辽东的主权,是洪武皇帝朱元璋在位的事情。元王朝败退漠北后,朱元璋乘胜追击,一举击破了盘踞辽东的元朝纳哈出部,并降服了先前臣服于元王朝的朝鲜。对于这片新的土地,早期的明王朝极为重视。比如开国名将蓝玉就曾奏报说:“辽东虽地广人稀,然南接长城,东连朝鲜,实系天下安危,当为边防之重也。”后来蓝玉案爆发,朱元璋却并不因人废言。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朱元璋曾两次大规模移民辽东,在当地屯垦驻守。与此同时,朱元璋大封藩王时,更将他的3个儿子封在开原、沈阳、广宁,分别为韩王、辽王、沈王。如果这个政策可以继续下去,后来的努尔哈赤想要统一辽东,恐怕会困难的多。事情在朱元璋过世后发生了变化,朱棣凭借“靖难之役”夺权成功后,生怕其他藩王有样学样,开始大规模的内迁边境藩王。尤其是东北三王,更连同家眷一道被迁入内地。辽东大地,一下子形成了真空地带。当然此后明王朝也在不断派驻军队,屯垦戍边,但是比起册封藩王式的大规模迁移,实在不能同日而语。而从明王朝建国后的战略重点看,明朝的边防,首先的针对对象,是北方的蒙古部落,辽东虽然也驻扎重兵,但主要对手同样是蒙古人。对于当地的原住民女真人,在明朝立国的大部分时间里,都缺少足够的重视。明朝辽东边防吃紧,是嘉靖时代的事情,当时东迁的蒙古“黄金家族”土蛮部,以及作为“朵颜三卫”存在的朵颜部,都把辽东当做侵扰对象。此时明朝的军队,大多数针对西面的蒙古部落,而不是开原以北的女真部落。明朝隆庆(公元1567年-1573年)、万历(公元1573年-1620年)年间,明王朝以戚继光守蓟州,李成梁守辽东,对蒙古部落采取“树德于西,耀威于东”的政策,即对西面的阿勒坦等蒙古部落,用通贡互市的手段进行笼络,对东面的土蛮,则采取坚决的打击,这种政策保障了明朝边防的平安。曾是黄金家族的土蛮部,在明朝的持续打击下日益衰落。尤其在李成梁就任辽东总兵后,对土蛮采取主动出击的战术,几乎年年出击,从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开始至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李成梁的辽东军累积斩首土蛮军达5万人,强大的土蛮几乎被打得奄奄一息。而另一个蒙古部落泰宁部也遭到毁灭性打击,其首领速巴亥被李成梁击毙。到了张居正改革的末期,无论是土蛮还是朵颜三卫,都已大为衰弱,不再是明王朝在辽东的主要威胁。之前不显山水的女真部落,就这样浮出水面了。二说到女真部落的壮大,不得不说说李成梁的功过。在隆庆、万历两朝,辽东总兵李成梁是公认的“天下第一名将”,明史上说他的战功“二百年未有”,即使是流芳百世的戚继光,与他相比也相形见绌。李成梁,祖上是陕西人士,后来迁移到朝鲜,在明朝时期又归国内附。40岁之前,他只是个穷困潦倒的秀才,靠借钱行贿才承袭了祖上的官职,当上了铁岭指挥使,之后他否极泰来,连打胜仗。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辽东总兵王首道阵亡,李成梁补缺,从此独当一面,连续重创蒙古军,成为当时第一名将。此后,李成梁的“李家军”盘踞辽东50年,俨然一方诸侯。李成梁之所以能打仗,一是因为他善于使用诡计,经常以少胜多,但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他善于树私恩。比起戚继光来,李成梁的军队,算是私家军,他用优厚的赏赐招揽壮士,甚至将辽东的军屯土地拿给士兵们私分。在军队里树立他自己的绝对权威,他的部队,不是李家“自己人”是休想指挥动的。而另一方面,李成梁很善于“养寇”、“玩寇”,消灭掉一股势力后,总要对敌人网开一面,保证辽东年年有仗打,他年年有胜利,就可以年年要赏赐。因此几十年来,他战功卓著,在明朝大将中无出其右。辽东女真,从明太祖朱元璋时代就开始接受了册封,各部落都是明朝的“朝廷命官”,比如努尔哈赤的六世祖猛哥帖木儿,就在明成祖朱棣迁走辽东三王后,被册封为建州卫指挥使。辽东女真开始成为边患,是从嘉靖末年开始,先前的他们,大部分时间都站在明朝一边,经常随明朝攻打蒙古部落,也曾有个别时期被蒙古部落胁裹,跟着蒙古一起打明朝,比如土木堡之变时,就有女真部落参加瓦剌对明朝的作战。但一直以来,明朝都视女真人为“小角色”。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海西女真5000人侵扰明朝辽东重地抚顺,这是女真部落有历史记载的第一次大规模侵扰。之后的四五年时间里,建州女真、哈达女真都曾和辽东明军发生摩擦。此时的明朝财政正紧张,辽东明军也多为步兵,骑兵甚少,因此对于女真部落的侵扰,多是消极防御,凭城坚守,直到李成梁的到来。李成梁是一个擅长打骑兵战的将领,但明朝战马匮乏,让他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为拥有一支强大的骑兵,李成梁做出了一个决定:重修宽甸六堡。宽甸六堡,即孤山新堡、新甸堡、宽甸堡、大奠堡、永甸堡、长甸堡,东起鸭绿江,绵延200多里,由正统年间(公元1436年-1449年)名将董鄂修筑,至明朝后期已废弃。李成梁重修六堡后,不但拓地700里,更把六堡变成了贸易集市和战马产地。当地水草丰美,适合放牧,且临近女真控制区,便于贸易,更重要的是,它是抵御女真骑兵进入辽东的屏障。宽甸六堡的繁荣,不但让李成梁迅速获得了巨额的财富,更得到了充足的战马来源。从此之后,李成梁的嫡系辽东骑兵开始壮大,并终成劲旅。实力壮大后的李成梁,发动了对蒙古、女真部落的全面清剿,在重创蒙古部落后,李成梁将矛头转向了女真。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李成梁以诱敌深入计,重创建州女真。建州女真首领王皋被俘,后送到京城处死。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李成梁假装与叶赫女真做生意,将叶赫女真头领海清努诱到开原城袭杀。同年李成梁又向哈达部发动总攻,全歼女真哈达部。万历十九(公元1591年)年,一度声势浩大的女真部落,相继被李成梁重创,几乎奄奄一息。然而李成梁却独独漏掉了一个人——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是建州女真的世袭贵族,先前被李成梁杀死的王皋,是努尔哈赤的外祖父。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李成梁发动了对建州女真阿台部的攻击,全歼阿台部,努尔哈赤的父亲、祖父,也皆在这场战斗里被明军误杀。事后努尔哈赤忍气吞声,投靠了李成梁。之后就是清史稿里津津乐道的“努尔哈赤十三副铠甲起兵”。努尔哈赤回到家后,用13副铠甲做本钱,起兵四处攻打其余部落,李成梁也乐得见女真部落自相残杀,对努尔哈赤大肆笼络。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开始,努尔哈赤相继灭掉了海西女真、叶赫女真,统一了建州女真。到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努尔哈赤在古勒山之战里以少胜多,击败海西女真、叶赫女真、蒙古科尔沁联军,正式确立了他在辽东诸部落中的最强地位。对努尔哈赤的所作所为,李成梁始终纵容。究原因,一者李成梁治理辽东的方式,就是通过挑拨各部落争斗从中渔利,乐见女真部落相互攻杀。二者李成梁始终把海西、叶赫女真当做最强敌手,早期的努尔哈赤实力弱小,自然不被李成梁当做敌人。最重要的,是努尔哈赤对李成梁始终恭顺有加,每年不惜血本贿赂,其讨好李成梁的方式,按照明史学者孟森的说法是“无所不用其极”。公元1592年抗倭援朝爆发后,大批驻辽东明军进入朝鲜作战,辽东成为真空地带,这给了努尔哈赤扩充地盘的机会。抗倭援朝战争胜利结束后的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努尔哈赤创立了满文,分散的女真族,已然被他整合成一支团结的力量,成为明王朝大敌。对于即将到来的危险,明王朝还是浑然不觉,李成梁于明朝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退休,其长子李如松接替他的职务,却在1597年遭蒙古泰宁部伏击阵亡。这时候的努尔哈赤依然比较老实,除了继续攻打不听其节制的女真部落外,对明王朝依旧毕恭毕敬。此时,他还顶着明朝册封他的“龙虎将军”头衔。16世纪的最后十年,骚扰辽东最猖獗的,是短暂复苏的蒙古泰宁部和土蛮部,驻辽东明军的战略重点,也一直集中在辽西地区。十年之间,明朝辽东总兵一职先后换了8人,除了李如松战死沙场外,其余7人,都是因为指挥不动辽东军而去职。李成梁以私恩带兵的弊端,在此时暴露无遗:早年跟随李成梁征战的猛将们,大多腐化,全不复当年之勇,连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梅、李如柏等人也不例外。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辽东明军和女真部落发生了一次罕见的摩擦,辽东总兵马林被女真哈达部击败。马林被降职,李成梁得明朝重新启用,回任辽东总兵。李成梁到任后不久,努尔哈赤顺势出兵,彻底剿灭了哈达部,既向李成梁表了忠心,又乘机扩大了实力。李成梁在奏折里称赞努尔哈赤“忠勇可嘉”。即使如此,李成梁也不得不承认,他辛苦打造的辽东军,已不是当年光景。掌控辽东局势,80岁的他已力不从心。李成梁回任后,面对老部下日渐腐化,长子战死,其他儿子不争气的境况,选择了对努尔哈赤继续毫无保留的信任。明朝的辽东驻军继续西倾,东面抚顺、清河地带的明军,被大批调去抵御蒙古,对六堡北面的努尔哈赤毫不设防。明军接连击败蒙古泰宁部和土蛮部,辽东局势再次稳定。从公元1599年李成梁复职到公元1616年李成梁去世,这17年的时光,是辽东最“和平”的17年。蒙古部落的气焰再次被打下去,努尔哈赤依旧表面恭顺,因此史书评价这段时期辽东“烽烟渐少,百姓安居”,明王朝也因此册封李成梁为“太子太傅”,然而明王朝并没有想到,这17年的和平,是暴风雨前夜最后的平静。事实上,即使此时的努尔哈赤已然羽翼丰满,明王朝还是有能力遏制他的,遏制的棋子,就是作为辽东屏障的宽甸六堡。六堡是早期李成梁镇守辽东的杰作,是辽东铁骑发家的本钱。只要六堡在明朝手里,辽东大地就有屏障保护,努尔哈赤也冲不出白山黑水,最多只能像杨应龙一样,当几年土皇帝。然而李成梁在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做出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决定——放弃六堡。数十年辛苦经营就此毁灭,十几万边民流离失所,700里肥沃的土地,近万匹精良战马,皆落入努尔哈赤之手。李成梁还借此向明朝表功,说自己“招抚流民十万”。此举的直接后果,就是努尔哈赤获得了充足的战马,建立了他的王牌军队八旗铁骑。长远的后果,就是辽东再无险可守,努尔哈赤夺取辽东,已经一马平川。努尔哈赤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李成梁去世,次年统一女真的努尔哈赤正式在赫图阿拉建立政权,取国号为“后金”,并自称“天命可汗”。他之所以没有立刻对明朝发动进攻,是因为他在做另一件重要的事——创建八旗制度。经过两年打造,八旗军制终于定型。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正月,努尔哈赤向明王朝亮出了他隐藏已久的獠牙:今岁,必征大明国。同时他也抛出了他举世闻名的开战理由:七大恨。四月,努尔哈赤连续攻破抚顺、清河,掠夺财物无数,并正式致书明朝,要求明朝对他进行册封。明王朝与努尔哈赤的战争开始了。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正月,被努尔哈赤挑衅激怒的明王朝,在“三大征”结束近二十年后,再次吹响了集结号。以兵部侍郎杨镐为辽东经略,调全国七省精兵12万人,兵分四路剿灭努尔哈赤。二月十一日,杨镐在辽阳誓师,四路大军分别由杜松、刘珽、马林、李如柏率领,分别从朝鲜、抚顺、开原、清河四个方向发起进攻,意图直捣赫图阿拉,剿灭努尔哈赤。努尔哈赤以6万人以寡击众,采取“凭尔几路来,我就一路去”的战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仅用5天时间,即彻底击败明军。明朝四路大军里,杜松、刘珽两部全军覆没,马林部惨遭重创,只以身免,李如柏部仓皇逃回,明军损失士兵45800多人,阵亡将领312人。这场近乎耻辱的失败,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萨尔浒之战”。当年对明王朝毕恭毕敬的女真部落酋长,拍李成梁马屁“无所不用其极”的小马仔,此时终成辽东枭雄。明王朝再次尝到了养虎遗患的苦果,承平17年的辽东大地,从此将迎来持续25年的兵灾。第二十章东林党毁灭了明王朝今人说起明朝灭亡,嗟叹较多的一句话是“明实亡于万历”。从万历皇帝朱翊钧在位,到天启皇帝朱由校登基,这段时期的明王朝可谓内忧外患不断。“外患”方面,南方有西南土司造反,东南有荷兰殖民者入寇,北方边境,后金日益强大,威胁明朝东北。“内忧”方面就更热闹,先是围绕着立太子问题的“争国本案”,万历皇帝与群臣关系僵持数年,而后又碰上针对太子问题的“三大案”,万历皇帝去世后,又爆发明光宗朱常洛死亡谜团的“红丸案”,驱逐明光宗宠妃李选侍的“移宫案”。各方势力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大明政坛城头变换大王旗,变到最后,变成了“九千岁”魏忠贤的“阉党”掌权,怎一个乌烟瘴气了得。然而说到这段黑暗岁月,各类历史书中,无不提到了其中一个短暂的光明时期,即天启皇帝朱由校登基初期,不管是《明史》还是《罪惟录》,皆称这段时期为“众正盈朝”,即“正义力量”掌握了国家大权,这支曾带给无数人希望的“正义力量”,就是大名鼎鼎的东林党。在这段明王朝权力交接,政坛风云变幻的大戏里,东林党一直被各类史书评价为正面角色,也是“出镜率”最高的角色。“争国本”的时候他们凑热闹,“红丸案”、“移宫案”时期他们力挽狂澜,挽救危局。魏忠贤的“阉党”夺权时期,他们毫无惧色,慷慨斗争,最终落得悲壮失败,壮烈殉节。其诞生,发展,壮大,以至最终失败的过程,无不渗透着慷慨激昂、可歌可泣的故事。后人翻阅史书,读到“东林党”三字,扑面而来的总是阵阵浩然正气。然而当我们透过“浩然正气”,真正触摸到历史的真相,会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东林党,这些立志匡扶天下、缔造中兴的热血书生们,很多时候非但没有成为历史的推动者,相反却成为了历史的破坏者,甚至可以毫无怀疑地说:明朝灭亡,东林党亦难辞其咎。一要了解东林党的真实情况,必须从东林党的诞生壮大说起。说到东林党的诞生,世人普遍的说法,是万

                        腐”,杨荣、杨士奇的诸多亲信因为贪污,多被查办。再者,他还曾于正统十年、十二年两次在山东、河南清查土地,既增加了国家税收,也让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重新安居乐业。在边防问题上,王振曾主持“大赦”,赦免了许多因土地兼并而逃亡的官兵的罪过,允许他们回“老部队”戴罪立功,使边关重新召回了数万老兵。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王振还命户部拨出专款,帮助陕西、山西两省因受灾而卖儿女的百姓,赎回被卖子女。至于被王振陷害的“忠良”,虽有于谦、陈敬德、李时逸等忠直能臣,但也不乏王骥这样的贪暴之徒。他所安插的“亲信”,尽管有徐佑这样不学无术的昏官,却也有王文这样善于整治贪污的能臣。而从人品上说,王振虽然狭隘,常因对方对自己“态度不好”就大肆报复,但有时候也“知羞”。国子监祭酒李时逸被王振戴重枷“罚站”,其学生石大用知道后上书王振,表示愿替老师受罚,王振阅后自嘲“我还不如一娃娃”,随即释放李时逸。三明英宗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七月一日,蒙古瓦剌部首领,执掌蒙古三部大权的“太师”也先,率三路大军悍然发动了对明王朝的战争,这场战场与其说是“明朝与瓦剌的战争”,不如说是明王朝与“蒙古部落联盟”的战争。瓦剌的南侵大军共分三部,一部是由蒙古“傀儡可汗”脱脱不花率领,主要是被瓦剌征服的鞑靼兵马,东攻明朝辽东地区;一部由瓦剌“知院”阿刺率领,主要包括瓦剌军一部以及兀良哈军,南攻明朝军事重镇宣府;最精锐的一路是也先亲自统领的中路军,是集中了瓦剌部精锐的王牌,攻击明朝的军事重镇大同。战端一开,九边重镇自朱棣去世后20多年的“和平”被彻底打破,长城沿线烽火绵延,炮声连天。说到这场战争的原因,许多史料都说是由于“明朝削减蒙古马价,拒绝蒙古和亲”,至于失败的原因,也往往归结到王振撺掇朱祁镇擅自出兵上。其实,问题不是这么简单的。先说原因,瓦剌首领也先并非蒙古“黄金家族”出身,能够征服鞑靼并掌控蒙古三部,“反明复元”一直是其拉拢蒙古各部的招牌,之前对明王朝的“恭顺”,以及络绎不绝的“朝贡贸易”“马市”,皆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在也先征服了鞑靼部且常年出兵中亚地区“练兵”后,对明朝的战争,早已是箭在弦上,所谓“削减马价”“不嫁公主”,只是为开战找的借口而已。之所以会选在正统十四年动手,根据蒙古国有关史料记载,长年以来也先重金贿赂明朝在朝贡贸易中负责接待的“通事”,探听明王朝的虚实,在得知明王朝主力精锐多南调福建和云南后,终下了动兵的决心。至于失败的原因,一个让后来文臣们回避不提的事情是:战争爆发以后,明王朝边关重臣,诸如镇守宣府的总兵杨洪,大同总督军务宋英,西宁侯朱英,皆在奏章上建议明军应以“防守反击”为主,如杨洪在奏报上所说,明军应“依坚城凭硬弩火器,避敌锋芒,以收挫敌之效”。但朝中文臣的看法截然相反,不只是和王振勾连一气的“奸臣们”,就是内阁里曹鼎、张继,吏部尚书王直,兵部尚书邝焚、于谦,皆建议主动出击,比如邝焚的奏折里建议朝廷“速派大军征剿”。之后明廷也依其所议,先期派遣驸马井源率领4万明军增援大同。文臣们和王振唯一的区别是:王振主张御驾亲征,文臣们主张派能将进剿。“主动出击”的战术思路,大家并无分歧。但事与愿违,蒙古三路大军,阿刺知院连克马营堡和延庆,逼近宣府,宣府总兵杨洪兵力不足,只能凭城坚守。大同更惨,先派军在猫儿庄(内蒙古察哈尔旗)阻击瓦剌,几乎全军覆没,明将吴浩战死,接着大同总督军务宋英率大军与瓦剌战于山西阳高,再次被击败,宋英战死。大同军之所以主动出击,一是朝廷连发严旨,二是监军太监郭敬的催促。唯独辽东明军争气,明将赵忠率军在黑山设伏,大破“可汗”脱脱不花的鞑靼军,为明军稳住了防线。前线败报频传,不但震撼了明廷,也牵出了一个在土木堡事变前,明王朝君臣们都未意识到的问题:以明王朝当时的军事力量,是很难战胜瓦剌的。瓦剌首领也先之前骄人的战史,前文已经说过,可称是打遍蒙古高原以及中亚无敌手。另外一个被人忽略的事情是:明朝北部面对的对手,不仅仅是瓦剌一部,而是瓦剌、鞑靼、兀良哈三部联合的“蒙古部落联盟”,即使是在朱棣横扫天下的时代,对蒙古部落也只是拉一支打一支,五次北征或打鞑靼或打瓦剌,从未与整个蒙古部落作战。此时明英宗君臣面对的也先,是明王朝自北元灭亡后最强大对手。从明朝方面来说,几十年“天下承平”,军队战斗力退化不可避免,而且明王朝正进行着南平邓茂七以及扫荡麓川残余叛乱势力的战斗,北方精锐大多被抽调,依托长城稳守才是最明智的选择。但七月十四日,明英宗突然宣布“亲征”,仅经3天时间,七月十七日即率领号称50万的大军向大同进发。消息传来举朝皆惊,吏部尚书王直率百官阻拦,遭明英宗呵斥,最终,这支带着几十万大军,和明王朝整个内阁以及六部大多数官员的“北伐军”,走上了北征的不归路。王振撺掇明英宗亲征的原因,当然如史料普遍所说,是想“立功”,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此时王振虽然已经“专权”,但是朝中依然有很多“反对派”,比如兵部尚书邝焚,侍郎于谦,吏部尚书王直,这些六部里的重要部门,都不是王振的“自己人”,借一场北征的胜利巩固自己的权势才是主要目的。明英宗朱祁镇之所以同意北征,一面是他年仅23岁,年少气盛且从小王振就带他看“禁军操练”,早就是一个军事爱好者。此外作为一个刚过弱冠之年的皇帝,要压服朝中老臣,也自然需要一场对外战争的胜利,于是和王振“不谋而合”。至于百官的态度,虽然极力反对,但当朱祁镇下令“反对出征者论罪后”,除了铁骨铮铮的于谦外,也大都缄默不语了。之后仅准备3天就出征,如此“犯军事大忌”的行为,竟无人阻止,除了明哲保身外,也有轻视瓦剌的意思。比如徐有贞在“观天象”后曾言“北征必败”,遭到诸多大臣的嘲笑,御史王立右就曾笑他“危言耸听”,可见在诸大臣心里,虽反对北征,但对于胜利,大多数人是不怀疑的。四七月十七日,明英宗朱祁镇亲自统帅的“北征军”出发了,因行前准备仓促,大军出发仅5天就断了粮,又逢下雨,从北京到宣府,再从宣府到大同,一路上饥寒交迫,不少明军士兵冻饿而死,史载“僵尸满路”。惨状之下,随行大臣不断要求班师,皆遭王振重罚,大军行至宣府时,已经是“人情汹汹,声息愈急”。士气低落下,随军文臣纷纷上表,请求大军回师,王振一怒之下,命兵部尚书邝焚等人在草中罚跪。阁臣曹鼎率众臣再劝,王振怒火更大,竟将众臣编入“前锋营”,意图打仗的时候让文臣当炮灰。这是行军前期史料的记录,大体都是说王振淫威,可有几个疑点却素来被人忽略:大军仅准备3天就出发,所需粮草和后勤全无准备,王振不知兵,但曾四征安南的重臣英国公张辅为何始终未见谏言。根据有关史料记载,在朱祁镇登位后,张辅就被解除了权力,原本在朱瞻基时代挂职的“大都督”一职也被解除,只是在国家有战事时招来商议。此时这位年近古稀的老将,早已是“遇事仅唯唯矣”。临行之前,他托子女安排了后事,甚至摆好了灵堂,可见早有预料。另一位大臣,兵部尚书邝焚的表现也并非全是“刚直”。明朝从北京到宣府一路,有7个大型粮仓,储备着明朝的“作战军粮”,这7个大型粮仓皆是由兵部直接调度,但是在北伐期间,7个粮仓居然没有一颗粮食增援“缺粮”的北征军,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土木堡惨案后,代理兵部尚书于谦仅用6天时间,便将7个粮仓里所有粮食尽数运至京城,效率之反差耐人寻味。而且,随军出征的文武官员,可谓精英荟萃,但一路上,除了屡屡劝谏“回师”外,于作战本身却没有提过任何“合理化建议”,王振之恼怒,一来是群臣的抗争,二来,也是怒群臣的这种“非暴力不合作”。至八月一日,明军终于抵达前线大同,此时先期派出的驸马井源的部队,已经被瓦剌消灭,瓦剌闻明军大军已到,已然后撤20里,企图诱使明军出塞追击以全歼。根据蒙古国有关史料记载,此时是战是撤,瓦剌内部意见也不统一,一来是此前瓦剌虽节节胜利,但全是野战,于攻坚战却屡屡受挫。二来瓦剌三军上下斩获颇丰,士兵都有了归乡之心。何况自古游牧民族骚扰边境,执行的都是“叼一口就跑”的战略。此时不只瓦剌部将,就连也先的两个弟弟孛罗帖木儿和伯颜帖木儿也主张尽快撤兵。也先最后的决定是,如果明朝大军到达大同后并未出塞,而是原地布防,瓦剌大军即北撤班师。偏偏明军出乎瓦剌的意料,既未追击更未固防,而是在到达后的第二天,八月二日即原路返回。原来王振到大同后,亲眼看见大同外战场上的尸骨,可谓惨不忍睹。接着又从大同镇守太监郭敬处得知战斗过程,这位之前从未经历战阵的教书先生被彻底吓破了胆。随即劝说朱祁镇班师,早就苦不堪言的群臣当然一呼百应。瓦剌得知后,起先怀疑明军有意诱惑瓦剌深入围歼,也先力排众议,决定试探性尾随追击。从大同至宣府,再从宣府至北京,原本有明朝从朱元璋时代开始修筑的上百个卫所,但是从朱瞻基开始,这些“缓冲地带”早就被尽数裁撤,以至瓦剌可以“来去自由”。镇守大同的郭登有眼光,先建议明军从居庸关北返,又派骑兵骚扰瓦剌,起牵制作用,但终是杯水车薪,瓦剌大军还是跟在了明军后面。而除了大同之外,其他明朝边镇皆紧守城门,没有人想到派兵出击,牵制瓦剌追兵,以掩护明军撤退。8天后明军抵达宣府,瓦剌大军也随即追到,宣府总兵杨洪“持重”,并未派人阻击瓦剌军。成国公朱勇率部在兔毛岭阻击,虽全军覆没,但终为明军赢得了3天宝贵的撤退时间,可王振却想回老家蔚州摆摆威风,坚持让明军绕远路去蔚州,走到半路又担心明军到蔚州会踩坏老家的庄稼,连忙又让部队“折返跑”回居庸关。就这样一路“绕圈子”,明军还是星夜兼程,于八月十四日中午抵达了怀来北面的土木堡,只要再坚持走一个时辰(两个小时),明军就可安然进入怀来城,这次来去匆匆的北征,也就可全身而退了。但意外又发生了,王振因为运载自己家产的十几辆车子没有到,坚持让部队停下来等,一等就是整整一下午。而瓦剌方面,伯颜帖木儿再次劝说也先停止追击,因为明军一旦撤入怀来,瓦剌不但毫无收获,更有可能被明军围歼。也先起初也有撤退的念头,可侦查骑兵报告,明军在土木堡扎营了。也先狂喜之下,命令部队火速前进,终于在八月十四日晚抵达土木堡,先占领西边河流切断水源,把正在等候王公公家产的明军彻底包围。这过程里,兵部尚书邝焚曾建议明军火速前行,但内阁大学士曹鼎认为瓦剌军还远,不妨卖个人情给王公公,终陷入了瓦剌的包围。八月十五日白天,瓦剌大军集结重兵,向断水缺粮的明军发动了总攻,出乎瓦剌意料的是,多日以来疲于奔命的明军竟然爆发出了强大的战斗力,明军结成军阵,数次打退瓦剌的进攻。这时张辅终于说话了,他和邝焚联合建议,让明军集中主力冲出去。朱祁镇和王振也被说动,正让张辅拟定作战计划,瓦剌突然派使者来“议和”了,大学士曹鼎等人力主谈判,经商定,瓦剌撤去对水源的包围,允许明军前去取水。饥渴难耐的明军士兵纷纷离开阵地取水,这时候瓦剌大军忽至,发动了突袭,一场猝不及防的攻击后,几十万明军彻底崩溃,大公公王振在乱军中被踩死,随军文武大臣在踩踏中死伤殆尽,弹尽粮绝的朱祁镇被瓦剌俘虏,这就是千古奇辱的“土木堡惨案”。值得一提的是,在明军覆灭后,八月十六日,此前一直“持重”的宣府守将杨洪和居庸关守将罗通终于出兵,趁瓦剌撤退后“打扫战场”,把战场上遗弃的明军武器尽数收进了自己的腰包。败报传来,京城上下一片慌乱,文武大臣痛心疾首。先是“战”“和”之争吵做一团,终在兵部代理尚书于谦的主持下,做出了整军备战的决定。八月十八日,监国的成王朱祁钰召开“御前会议”。会议上众大臣怒斥宦官乱政,当着朱祁钰的面吵做一团,并在争吵中爆发了群殴,当场殴死了王振的亲信太监马顺。因众怒难犯,朱祁钰当场宣布王振罪状,并将王振满门抄斩。而之前因为“持重”导致朱祁镇被俘的宣府总兵杨洪、居庸关总兵罗通、大同参将石亨,统统被赦免。九月,朱祁钰正式登基,次年改年号为“景泰”,正在蒙古当囚徒的朱祁镇被尊为太上皇。同时大规模的清算行动展开,诸多王振的亲信宦官及党羽纷纷落马,全权负责北京防务的于谦整肃内部,调集重兵,安定人心,最终于十一月在北京保卫战中击退瓦剌。从此为“土木堡惨案”买单的罪过,也仅由王振及其党羽们承担了。(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第十二章陈白沙与明朝『思想解放』一讲过了明朝中叶错综复杂的官场权谋,刀光血影的金戈铁马,内外交困的步履维艰,除旧布新的呕心沥血,终于要讲到一个既熟悉却又陌生的环节——繁荣的文化。说熟悉,是因为这是一个“八卦”比较多的时代,单是一部“唐伯虎点秋香”的闹剧,几百年来“三笑”到今天,依旧令世人意犹未尽。虽是子虚乌有,却也见证了这个时代文化人物的群英荟萃:书画有墨香悠远的吴中四才子,散文有“文必秦汉”的李梦阳领衔的“前七子”,诗文有李东阳执牛耳的“茶陵诗派”,学术有王恕持鞭的“三原理学学派”,观诸英杰万象,可谓“群星灿烂”。但20世纪初叶,在半封建社会里苦苦思索救国道路的中国早期资产阶级仁人志士们,纵然政见不同,却不约而同地给予这时代一个人以至高的推崇,维新派旗手梁启超赞他“发扬志气,与自然契合”。革命派领袖孙中山愿“自诩为其五百年后私淑子弟”。大时代下,他是大家心有灵犀的旗帜。这个人,便是明朝中叶最伟大的思想家,中国儒家思想承前启后的杰出人物——“白沙先生”陈献章。说起明朝的“思想”,这是明朝文化中令后人感到分外陌生的事物,传统史学观念里,明王朝尊崇程朱理学,开八股取士,严格划定“考试范围”和“答题思路”,字字句句都要从程朱理学中“引经据典”,甚至立国之初大兴文字狱,实行高度恐怖的文化专制政策。然而“恐怖”“专制”之后,却是明朝中后期新思潮的勃兴,阳明心学欣欣向荣,晚明“三先生”振聋发聩,“西学东渐”红红火火,恰如台湾历史学家萧一山所说“专制的明王朝,缔造了属于中华民族自己的文艺复兴时代”。而这“文艺复兴”的先驱者,便是白沙先生陈献章。陈献章,字公甫,号石斋,又号碧玉老人,南海樵人,玉台居士等,因少年时随祖父迁居广东江门白沙乡,因此别号“白沙先生”。对比同时代的“文化英杰”,“三原学派”掌门人王恕的进士出身,沉浮宦海30年;“茶陵诗派”的开创者李东阳,自小即是“神童”,后又科场高中,一度入主内阁,皆是当时天下的“风云人物”;唯独“白沙先生”陈献章,虽也少年成名,身负奇才,21岁即考入国子监,但此后科场屡遭失败,仕途无门,终其一生,也不过是个“白丁”。然而历经岁月大浪淘沙,当同时代的“英杰”们纷纷隐没入历史的尘烟,“白沙先生”却屹立不倒,在风云变幻里终成“旗帜”。了解他的功业,还要从明王朝建国后的“精神文明建设”说起。二同中国自汉以后的历代封建王朝一样,明王朝同样把儒家思想作为“精神旗帜”,早在“争天下”时期,朱元璋即广纳各方儒士,设“礼贤馆”招揽文化英杰。明初著名文

                        谁敢不服?如果想以武力服人,我楚国以方城山为城,以汉水为池,请尽管放马过来好了。”第二次口舌之争,齐桓公又没占到便宜。《左传》记载,齐桓公带领八国联军讨伐楚国,以双方和解而告终。屈完代表楚成王与各诸侯国签订了盟约,史称“召陵之盟”。对于这件事,历史上很有些争论,有人认为召陵之盟意义非凡,有人认为齐桓公这次南征是无功而返,或者成效甚微。现将正、反两方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评论简述如下。反方观点认为:楚国于春秋年间不断向北扩张,争夺中原,消灭了靠近楚国的吕、申、息等小国,而独蔡国延存,是因为蔡国死心塌地臣服于楚国,并且为虎作伥,成为楚国“有事”于中原的工具。从地理位置上看,蔡国既是楚国进出中原的捷径,也是楚国抵御中原各国进攻的屏障,所以要讨伐楚国,必先讨伐蔡国,拿下这块兵家必争之地。按照这种观点,齐桓公伐楚的最大收获在于击溃蔡国,斩断了楚国在中原的爪牙,但是对于楚国本身没有丝毫的影响。楚国反而在召陵之盟后变本加厉,加快了侵并中原的步伐。因此,召陵之盟的意义十分有限,远远不及后来晋文公在城濮一战中大败楚军的意义。正方观点认为:“齐桓公加管仲”这对北方组合遇上“楚成王加子文”这对南方组合,可谓是棋逢对手。八国联军在陉地驻兵数月,楚军一直按兵不动,只派了屈完来谈判,寥寥几句,双方便息兵罢战,是因为双方都认识到打下去是两败俱伤,谁也占不到便宜。齐桓公远居山东,因其地理位置所限,一直将战略重点放在平定北方的狄、戎之乱,无暇顾及南方。但是他仍然关心中原安危,为了解除中原诸国的心腹大患,不远千里跑到南方来讨伐楚国,这种负责任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而且齐桓公南征的战略目标,不在于使楚国屈服(这点显然做不到),而在于打击蔡国和坚定郑国抗战的决心,确保天子脚下的这片净土不受楚国的侵犯。达到这个目的,他的任务就算是完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在我看来,齐桓公和管仲最值得肯定的一点在于,他们虽然有志于称霸诸侯,而且建立了强大的武装力量,却很少真正付诸刀兵,更多的是采用和平手段来解决问题。他们这种做法,不但与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争理念不谋而合,而且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召陵之盟后,八国联军自楚国边境撤退,一路迤逦北行,顺便将被俘的蔡穆公释放回国。其间发生了两件小事。第一件事,许穆公在军中病逝。前面说过,许穆公娶了宣姜的小女儿为夫人,而齐桓公娶了宣姜的大女儿为小妾,所以两个人是连襟。许穆公对齐桓公这位姐夫可以说是唯命是从,而齐桓公对这位穷亲戚也不薄:许穆公本来是男爵,在他死后,齐桓公命人以侯爵的规格为他举行葬礼,算是对他鞍前马后效力的奖赏。第二件事则有点复杂。联军部队中,陈国的重臣辕涛涂找到郑国的大夫申侯,说:“如果大军取道陈、郑两国之间回师,则贵国和我国都要供应粮草物资,负担十分沉重。如果大军能取道东方,自海滨回师,就不会有这些麻烦。”申侯听了,说:“这主意不错,您去和齐侯建议一下嘛。”辕涛涂便跑去向齐桓公说了,齐桓公觉得走海边看看风景也好,表示同意。没想到,申侯这家伙听到大军改道而行的消息,也跑去找齐桓公,装作很惊讶的样子说:“唉呀,您怎么会下这样的命令呢?大军劳师远征,已经很疲惫,如果再绕道海边,万一遇到夷人袭扰,恐怕难以抵挡。还是取道陈、郑两国之间,物资粮草的供应都有保障,才是万全之策啊。”申侯这么一说,齐桓公立刻明白自己上了辕涛涂的当。他很感慨:同样是诸侯的大夫,为什么辕涛涂这么阴险,而申侯这么厚道呢?于是他把郑文公给找来了,一是宣布大军将接受郑国的热情邀请,从郑国过境,请郑国准备充分的粮草物资供应;二是告诉他申侯这位同志很不错,要提拔重用,请郑文公把虎牢赏给申侯作封邑。前面说过,虎牢就是制的别称。当年武姜要求郑庄公把制封给弟弟段叔,郑庄公犹且不肯,说了一大堆理由来推搪。现在齐桓公要求郑文公把虎牢封给申侯,郑文公心里一万个不乐意,却也只能表示同意。一句话,一座城,齐桓公还真是慷慨——慷别人之慨。因为这件事,齐桓公派人把辕涛涂给抓了起来。大军回国之后,他仍然觉得不解恨,又于当年冬天组织了七国联军讨伐陈国。陈国立刻表示认错,齐桓公索取了一笔军费开支后,才将辕涛涂放回陈国。辕涛涂深恨申侯的无耻行为。被释放之后,他到郑国去看望申侯,看了他的新封邑虎牢,赞不绝口,建议申侯加高城墙,把虎牢建设得漂漂亮亮的,好让子孙不忘记申侯的功德。申侯好大喜功,果然照办。这边,辕涛涂又对郑文公咬耳朵说:“申侯加高虎牢的城墙,恐怕是有了叛逆之心吧。”郑文公莫明其妙丢了一座虎牢,本来就对申侯不满,听了辕涛涂的话,意见就更大了。【春秋首霸是怎样炼成的】八国联军南征楚国,虽然没有占到楚国人任何便宜,却仍然让“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楚国人深受震动。联军撤退后,楚成王根据盟约的协定,派人前往王都雒邑,向周天子进贡地方土特产和金帛。这一举动,意味着楚国改变了多年以来秉承的“去中国化”政策,而转向“入中国化”政策。很多年以来,楚国就以蛮夷自居,倚仗国力强横,根本没有把周王室放在眼里。这次前来朝贡,可谓是破天荒头一回。可想而知,周惠王对此十分高兴,不但热情招待了楚国使者,还命人分给楚国祭肉。按照周礼的规定,祭肉原则上只分给周王室的兄弟之国,不能分给异姓诸侯。如果分给异姓诸侯,也只能分给二王之后,也就是周朝之前的夏、商两个朝代国君的后人,以示尊重。给楚国人上祭肉,这一礼遇高得实在有点吓人,恐怕连楚国的使者都觉得受宠若惊。周惠王一时高兴,还不忘吩咐一句:“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意思是要楚国镇守南方,弹压蛮夷诸族,不要让他们入侵中原。这一句话让机敏的楚国人如获至宝,拿着鸡毛当令箭,更加有恃无恐地在南方扩张势力。据《史记》记载,周天子说过这句话之后,“于是楚地千里”,楚国人洗脚上田,楚国一跃成为实至名归的南方大国。按理说,楚国这次主动向周王室示好,应该归功于齐桓公。如果不是他带着八国联军讨伐楚国,让楚国人感受到来自中原的压力,楚国人才不会搭理什么周天子。但是,周惠王此时不但不领齐桓公的情,反而因为一件家事和齐桓公闹得很不开心。这件事说来还是因为“以少陵长”引起的。前面说过,当年郑厉公跑到王城去打探王室的情况,正好遇上虢公、晋侯朝觐天子,三个人做了一件好事,促成了周惠王与陈国公主的婚事,将一个叫陈妫的女人娶到王室来了。这位陈妫,在历史上被称为惠后。惠后深得周惠王宠爱,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叫做带,也就是王子带。周惠王爱屋及乌,想立王子带为大子,而废除原来的大子郑。大子郑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于是向当时中原的霸主齐桓公求援。齐桓公当然很乐意帮大子郑这个忙,这笔政治生意简直是一本万利,即使没有管仲的教导,他也会主动去做。但是如何才能使周惠王放弃废长立幼的念头呢?人家好歹是天子,废长立幼又是内政,齐桓公纵使强势,但也不能明目张胆地干涉天子的家事呀。这个时候,还是管仲给他支了一个高招:会盟。据不完全统计,自公元前681年齐桓公首次举行北杏会盟以来,终其一生,总共举办了十五次诸侯会盟。会盟成为了齐桓公实施霸业的主要手段,其作用远远大于军事征伐。欲修霸业,会盟;讨伐不臣,会盟;扶危救难,会盟;讨伐楚国,会盟;与楚国息兵罢战,会盟;这次干涉王室内政,还是会盟。齐桓公派了一位使者前往雒邑,对周天子说:“天下诸侯在卫国的首止举行会晤,请您派世子参加,以体现您的关心和厚爱。”周惠王没办法拒绝这一邀请。《春秋》记载,“公(鲁僖公)及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会王世子于首止。”而《左传》进一步阐释说:“会于首止,会王大子郑,谋宁周也。”直接指出,这次首止会盟的目的就是想平息周王室的继承权之争。会议开得很轻松,既不讨论卫国重建,也不讨论防御楚蛮,和我们现在的很多会议一样,以游山玩水为主要议程,顺带开会学习。各国诸侯众星捧月一般陪着世子郑,白天举行酒会请他坐中间,他不举杯大家也不举杯;晚上看文工团演出请他坐第一排,他不鼓掌大家也不鼓掌;齐桓公更是早问安,晚问寝,让他好好过了一把当王世子的瘾。说实话,自周平王东迁以来,也没有哪一任周天子享受过众诸侯的如此抬爱。齐桓公这样做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世子郑作为周王室的继承人来参加会议,而且享受这般尊荣。周惠王想要更换世子,就得三思而后行了。所以,这次会议虽然是游山玩水,其目的却不在山水之间。玩了十几天之后,总算正儿八经坐下来开了一次会,干啥?做会议总结——会议虽然没有实质性的内容,总结还是要有一个的,否则没办法对史官交差。这时候出现了一点小问题,周惠王意识到了齐桓公此举的真实用心,派大臣宰孔找到郑国的国君郑文公说:“您是天子非常倚重的诸侯,怎么也跟着这些人瞎起哄呢?”郑文公这个人没主见,一听说天子非常倚重他,心里就热乎乎的,脑子也热乎乎的,“我这也是随大流……”宰孔打断他的话说:“您怎么能随大流呢?您想想,当年您的父亲郑厉公奋力勤王,立下盖世奇功,天子至今仍然念叨他的好处。您作为他的儿子,也应该像他那样特立独行,卓然不群,要有自己的思想,而不应该受人摆布,东摇西晃。”郑文公一时无语。宰孔接着说:“您别看齐侯现在神气活现,动不动就把诸侯叫到一起开会,当年您父亲在世时,根本没把他这一套放在眼里。您肯定还记得那一年,因为您父亲没去朝见他,他还恼羞成怒,不顾国际公法,将前去访问的贵国大夫叔詹给扣留起来了。这完全是流氓行为嘛!”郑文公听得热血沸腾,但很快又低下头来,喃喃道:“话虽如此,今时不同往日,齐侯霸业已成,天下诸侯,莫不依附于他,以我郑国之力,怎么敢和他较劲?”“这事您别担心。”宰孔拍拍他的肩膀说,“天下并非他齐侯的天下,诸侯也并非齐国独大,西方的晋国、南方的楚国,都足以和齐国抗衡。天子说了,只要您听他的招呼,别掺和这次大会,他会叫楚国、晋国都支持您,齐国也拿您没办法。”很显然,天子这话说得有点大。但是郑文公听了,却如同打了一针鸡血,当场决定逃离首止,不参加会议总结。郑国大夫孔叔连忙阻止说:“身为一国之君,怎么可以如此草率行事?这样做必定失去别人的援助,失去援助则祸患很快就要降临。如果等到祸患降临再回过头来求人家帮忙,乞求结盟,恐怕就亏大了,您一定会后悔。”郑文公听不进去。他来参加会议的时候,按规矩带了一支部队随行;他急急忙忙逃离首止,又怕齐桓公发现,干脆将部队留在首止,自己仅仅带着几个随从跑回郑国去了。说起来,这不是他第一次干这样的事。早在公元前660年狄人入侵卫国的时候,郑文公也派了一支部队前往黄河驻防,防止狄人顺势入侵郑国。这支部队的指挥官高克是郑文公非常讨厌的一个人,平时找不到合适的机会修理他,等他带兵驻防黄河,郑文公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整人的损招:只给高克出兵的命令,不给他回师的命令。结果几千人的部队在黄河边上驻守了几个月,没等到狄人入侵,又没有后续指令,军粮吃光,就一哄而散了,高克也只好逃到陈国避难。《春秋》记载这件事,只用了四个字:“郑弃其师。”一个弃字,令人扼腕叹息:这个人难道真是郑厉公的儿子吗?齐桓公这次干涉天子内政,可谓有得有失。得,是确立了王世子郑的地位,以后世子郑即位,周王室就会成为齐国的铁杆大旗;失,是得罪了现任天子周惠王,周惠王因此胳膊往外拐,与第一次前来进贡的楚国发生亲密接触,并且帮助楚国从内部分化齐桓公的幽地同盟,成功地促使郑文公逃离首止会盟,暗中投向楚国的怀抱。楚国与郑国的暗中勾结,郑国大夫申侯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申侯原来是申国人,侯是他的名字。当年楚文王灭掉申国后,将申国改为申县,申侯投靠楚文王,以其能说会道,深得楚文王宠信。楚文王既爱申侯之才,又很了解申侯的毛病,临死时把他叫到身边,给了他一笔钱财,让他逃离楚国,并且说:“只有我最了解你,你这个人爱财如命,难以满足,从我这里拿了不少钱财,我都不怪罪你。但是我的儿子不会这样对待你,恐怕迟早要拿你开刀。我死之后,你立刻离开楚国,寻找新的依靠。”楚文王死后,申侯逃到了郑国,又受到郑厉公宠信,一直在郑国担任大夫。现在郑国在天子的斡旋下,有意与楚国交好,申侯有过在楚国做官的经历,自然成为双方牵线搭桥的最理想人选。有了天子的支持,楚成王抓紧分化中原诸国,加快了对外扩张的步伐。召陵之盟后的第二年,公元前655年,他派令尹子文带兵进攻弦国。弦国是个小国,与周边的江、黄、道、柏等小国都有亲戚关系。江、黄等国这几年被齐桓公、宋桓公外交拉拢,与齐国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弦国国君因此认为自己攀上了齐国这棵大树,可以不再听令于楚国。去年的八国联军讨伐楚国,更让这些小国家看到了齐桓公这位中原霸主的实力,越发没把楚国放在眼里。楚成王讨伐弦国,一方面是为了杀鸡儆猴,警告原来仆从于楚国的小国家,不要以为变了天,从此可以当家做主;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敲山震虎,试一试周天子命他镇守南方这面大旗的功效。弦国在楚国的军事打击下,很快灭亡了。弦国国君逃亡到黄国。公元前654年,齐桓公纠集鲁、宋、陈、卫、曹等诸侯,派兵讨伐郑国,包围郑国的新密。这次讨伐郑国的罪名有二:一是郑文公逃离首止会盟,二是郑国没有征得齐国同意就加高新密的城墙,意在防御诸侯的进攻,图谋不轨。楚成王倒是个很仗义的人,立刻派兵进攻许国,以救援郑国。这一招很见效,齐桓公不忍心抛弃幽盟中的这位小弟弟,只好放弃进攻郑国,转而率领诸侯救援许国。齐、楚两个大国,第二次狭路相逢,大战一触即发。但是,万众期待的齐楚之战再次令人失望,楚成王主动选择了回避,将军队撤至武城观望。自从有了周天子的支持,楚国分化中原诸国的战略,实施起来就很得心应手了,他觉得自己根本没有必要和齐桓公真刀真枪地干上一仗。等到齐桓公的大军一撤,在楚国的铁杆拥趸蔡穆公的劝说之下,许男(许国国君)亲自跑到武城的楚军大营,向楚成王认罪投诚来了。据《左传》记载,许国的这次投诚,搞得非常有声有色:许男反绑双手,嘴里衔着一块玉璧,许国的大夫们则披麻戴孝,士族人士抬着一口棺材,跟在许男后面。这支队伍缓缓穿过楚军大营,一直来到楚成王的中军大帐,齐刷刷地跪下。楚成王自幼生活在南蛮之地,没见过这种中原文化的大阵势,搞不明白对方什么意思,只好偷偷地问大夫逢伯。逢伯倒是很博学,回答楚成王说,当年周武王灭商,商纣王自焚,纣王的哥哥微子也是用这种方式向周武王表示投降的。对此,周武王的做法是亲自给微子松绑,接受了玉璧,举行除凶趋吉的仪式,烧毁棺材,以礼相待,并且让微子及商朝遗民仍居住在原来的地方,建立了宋国。楚成王暗自吐舌头,庆幸自己问了一下,否则还不知所措,要让中原人贻笑了。他照着逢伯的指点,将周武王对微子做过的事,对着许男做了一遍。许国君臣感恩戴德之余,对这位传说中的南蛮君主不禁另眼相看:人们都说楚人文身断发,茹毛饮血,不懂礼仪,现在看起来,完全不是那回事嘛!许

                        一个不剩。这个谋杀的消息传到了高杰部队的大本营,为复仇而急红了眼的将士扑向许定国军营。此时,这位明朝的将军已经投奔满军了。

                        勤王选择

                        据说,史可法得知高杰死讯后失声痛哭,大呼:“中原不可复为矣”!但是他仍然希望保住高杰的4万部队,加以统一指挥。这支队伍是长江以北所有队伍中最优秀的。高杰的遗孀,即李自成的宠妾邢氏,也希望为南明保住这支部队,并且可能曾建议史可法任命高杰的女婿李本深继任已故镇将的指挥职位。至少,这是史可法向弘光皇帝的推荐。朝廷拒绝了这个请求。据一些记载说,马士英担心这个任命会加强史可法对高杰余部的控制,使他扩大个人势力。据说,马士英曾经煽动怂恿其余三镇上书抵制这一推荐。最终,南京政府选定了兵部侍郎卫胤文来担任管辖高杰部队的地方总兵官。结果高杰部队的绝大部分没有能作为一支完整而训练有素的军队保留下来。因为不肯接受他们继任将军的领导,他们四散离去。从那以后,直到南明首都的陷落,这支前义军的残部盲目地向扬州和南京流窜。史可法为此十分惋惜。他的沿黄河的第一道防线已经破裂了。在战争的这一如此紧要的关头,有些人仍然相信进攻策略能够挽救南京。他们认为,只有恢复北方的积极努力,才能保证那些其力量举足轻重的地方豪杰的不断支持。不错,李际遇已经随同许定国归顺了满人,但是还有其他的地方豪杰,像河南的刘洪起,山东长山县的刘孔和,他们似乎准备抵抗新的统治者。这时,那些最初因希望率先恢复中原而跟随史可法的激进的文官和将领们,把他们最大的希望寄托于这一可能性:那些乡绅率领的武装会奋起而响应在淮阳的军事进攻。大约就在此时,徐州诗人阎尔梅被聘为史可法的营中幕僚,即私人秘书。他在1645年2月15日与史可法的谈话中,力请史可法派遣他的军队之一部进入河南以保卫其侧翼,并鼓励那里的抵抗运动,并由此他才允诺入幕。阎尔梅之意,一是要说服那些对效忠南明犹豫不定的地方豪强,一是要联系在山东以“榆园军”而闻名的农民军。这群在崇祯年间由两个名为任七、张七的人组织起来的骁勇之军,已控制了该省最西南角曹州的盐碱山地和榆林地区。那个地方也是将领刘泽清的家乡,他曾在1640年的饥荒以后镇压过那里的农民起义,并为此受到非议。这时刘泽清是南明的镇将;一些勤王者,包括刘宗周的学生叶廷秀和阎尔梅自己,都希望联结榆园军,在黄河两岸鼓动人民起义,然后与这些“义军”一起收复中原。阎尔梅在他与史可法的会谈中还没有详细说明所有这些计划,史可法也委婉地拒绝了他的新幕僚的请求。但是在后来写给史可法的一封措辞率直的信中,阎尔梅确实详细说明了他的北伐战略和驱使他采取这样一种战略的强烈感情。在那封既谈到了军事计划,又谈到了义士节操的信中,阎尔梅反复指出,为恢复北方而战的时机已经成熟。流寇初陷京师,中原无主,伪官继至。梅伏居苫块,力未能拒。上书各院道,请兵北伐,又潜纠河北忠勇之士,凡数万,为王师前驱,报先帝之大仇,复祖宗之疆土。这时,就像以前一样,阎尔梅重申“诚以河北皆本朝赤子,忠义未忘”。他说,果决的行动和大胆的进攻,能够振奋人心。人心可鼓,不忍先去以为民望也。天下豪杰少而庸众多,必有人为之倡导,而后闻风者,乃有所观,感而兴起。阎尔梅在他给史可法的信中认为,欲收此效的最好办法是史可法自己率军自扬州开赴此地。与淮阳地区的其他军队不同,史可法的军队不是流寇和乌合之众,它由受徐州百姓欢迎的“义士”组成。此时,那里的百姓正面临着异族的侵略。为了避免这一难逃的厄运,他们只能寄希望于史可法的拯救。“若惟恐师相之不旦夕至者,此其心何心哉!”实际上,阎尔梅指出,史可法军队在南方的存在已经推动了潜在的抵抗运动。因而,给予那些忠君的百姓以帮助而不是置之不管,就更是他的责任了。譬争渡者,偶失足堕水中,且沉且浮,得一人手援之,未有不应手而出者,顾援之者缓急何如耳。谓其必不肯出,而弃之勿援也,天下有是理乎?简言之,如果史可法不这样做,他就如同是抛弃了一个落水待毙的人,国家的生存也就毫无指望了。

                        献身与妥协

                        阎尔梅给史可法的信,不仅细述了采取进攻战略的各种原因,而且也解释了为什么阎尔梅自己感到有责任去这样做。无疑这代表了许多南明忠君之士的同感。阎尔梅告诉史可法,他自己的老师也认为他是一个特别固执好辩的学生,可能比大多数人都直言无忌,不过有很多由于南京政权拒绝采取积极军事行动而日益失望的人,也与他心情相同。大之不能酬国家三百年之恩泽,小之不能庇宗族十亩之桑梓。对于他这样的忠君爱国之士,报效国家之责远远重于维顾亲友,尽管履行这种高尚的义务可能意味着“逆祖”、听凭妻室饿死以及族人唾骂。亲戚劝之行而不肯行,朋友招之隐而不肯隐。阎尔梅还把忠君义务置于苟且偷生之上,把良知置于俗论之上。且古贤士所以重知己之感者,不重其恩,重其心也。重其恩者众人,重其心者贤士。重其心之爱之者众人,重其心之敬之信之者贤士。豪杰之士宁为人所不爱,不肯为人所不敬、不信,则知己之故,盖难言之也。这种绝对忠诚的典型是古代的侠义之士,他们的气节象征着礼的至境。阎尔梅说,今人多把礼当作仪式,但是那个概念实际上表明了一个人忠于其信仰的义务。侠义之士对“诚”的执着追求——一己的是非之心——在理想上高于所有其他情感。同样,对阎尔梅来说,体现于“诚”的最高献身,概括了“礼”的古老而崇高的意义,这远高于把“礼”说成是“敬”、“顺”的通俗解释。“礼之中有敬之之意焉,有信之之意焉,甚则有杀之之意焉(如果为了信仰的话)。”阎尔梅写给史可法的信在结尾颇为狂傲不驯。阎尔梅写道,一个豪杰之士可能并不认为别人会赞同他,但是他至少十分希望得到尊敬。可以肯定,如此固执之人在太平盛世是不易为别人所容的。但值此国难当头之际,需要的却是非常之人。如果有人想起用这样的英雄,那么他要么是认真地采纳其建议,要么就是全部把他们杀死。用其所不得不用,斯杀其所不得不杀,杀之者敬之信之,非易之疑之也。易之疑之则亦不足杀矣。很难想象会有比这更咄咄逼人的要求了。不过,阎尔梅的个人正义感并非无可争辩。他这种空想的、甚至浪漫的临难不苟行为,构成了一种用以升华自我的目的伦理。在满族征服战争中许多年轻的“有志之士”都是如此。但是也存在着另一个同样强大的责任伦理,如果需要,甚至可以用孔子的话来证明其权变观。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史可法是一个“惧”多于“豪”的人。因为担负着保卫一个王朝的责任,他承担不了此时轻率决策的后果,也不取莽撞下令。不管阎尔梅解救徐州的呼吁如何激烈,史可法也腾不出手来完成此举。尔后史可法给了阎尔梅一个措辞巧妙的答复,对迅速进军徐州的计策含糊其词,感谢阎尔梅无可怀疑的忠诚,并且谨慎地暗示,他很知道阎尔梅的急躁脾气。此后不久,阎尔梅受命西进河南,加入高杰余部,组织了一道抵抗多铎军队的薄弱防线,以防满军南侵。阎尔梅确实向西出发了,但在3月6日他到达前线之前,他觉得他的使命毫无希望,于是返身而回。因而当满人最后进攻史可法扬州大本营时,他却在安徽中部的庐州平安无事。

                        满人渡河

                        然而,与此同时,史可法仍然肩负着指挥淮阳地区各方面防务的责任,以抵抗多铎和豪格对他防线的不断猛攻。有一些迹象表明,他可能想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避免北进,以使满人替他消灭大顺农民军残部,但史可法同样知道,一旦清军打败或收编了那里的义军流寇进而占据黄河的右岸,那么他们就会转向南方,进攻沿大运河一线的南明防线。因此,他与阎尔梅以及其他光复者的想法相同,即最好的防御战略是进攻。他上疏皇帝说:自三月以来,大仇在目,一矢未加。昔晋之末也,其君臣日图中兴而仅保江左。宋之季也,其君臣尽力楚蜀,而仅保临安。盖偏安者,恢复之退步;未能志在偏安,而遽能自立者也。左懋第的信使也得到指令,朝廷已经决定采取更为保守的防御政策。与此同时,满人已经越过了在河南境内的黄河,并且到达了黄河在江苏境内的北岸。对史可法来说,防御和进攻是一致的。在时机尚未失去的情况下,他希望南明方面发动一次反击,用来援助可能正在守卫徐州的李成栋的明军,也用来保持和激发光复北方的信心。于是史可法从扬州出发,将其部队转移到洪泽湖边的泗州。然而在他要进军徐州之前,他得到消息说,在他离开的时候,黄得功知道了高杰被害的消息,准备对扬州发动突然袭击,洗劫这座城市,并且收编那些已经退到大运河的高杰残部。这样,为了拯救扬州,史可法被迫取消了他的反攻计划,并迅速赶回他在南方的营部。如要解救徐州,阎尔梅发动“河北千万忠勇之士”的简单计划显然是不够的。尽管史可法自己没有能去徐州,但是侯方岩率领的援军已被派往这个城市,而且南明的一支应急部队实际已渡过黄河,并且直接与满人交上了火。清旗军主力由准塔指挥,他的父亲曾是努尔哈赤的卫士。准塔重创了明军。根据满人的战报说:二月初三日(1645年2月28日),闻南兵渡河,围徐州沛县李家楼,随遣固山额真准塔等,领兵星夜前往。贼马步兵二千有余,屯驻徐州十五里外,我兵冲击贼营,贼兵赴河死者无算。擒斩逆渠六人,安抚百姓,秋毫无犯,获人口牛马甚多。3月11日多铎部队的营部正式从西安迁到了河南北部;4月1日,多铎接到圣旨去指挥南征,以平定江南。在豪格从东面加强进攻的同时,多铎率领他的部队兵分三路直奔归德;在那儿一支部队沿淝水直奔临淮,另一支部队沿黄河直奔盱眙,第三支部队沿黄河北岸过徐州直奔淮安。最后这支队伍是由准塔指挥的,他在取得李家楼战斗胜利后乘胜进攻徐州。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些抵抗,但是在这些抵抗还没有变成强大的敌对力量的时候,徐州驻军指挥李成栋已经宣布归顺清朝,背叛南京了。同时,在多铎部队的侧翼进攻濠州的西部战场,徐州地区的另一个抵抗首领刘良佐也背叛南明,投降了满军。刘良佐和李成栋的变节,标志着满族征伐中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两个将领实际上把整个南明的西北防线拱手让给敌人,使得多铎与远在东方的豪格连成一体成为可能。因而,为了阻止东部防线的崩溃,史可法沿着从洪泽湖岸边的泗州到黄河南岸尚属稳定的防线,召集尽可能多的南明部队去支援刘泽清的守军,这当然是绝对必要的。这样,在后一个月里,史可法就开始筹划淮安的防务,一切都布置在淮安的南边,在大运河与洪泽湖交汇处的清江浦集结他的兵力。然而,在这个关键时刻,当他需要南京政权提供所有一切援助的时候,这个朝廷内部却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军事危机。

                        童妃案

                        在史可法指挥的西部战区,河南北部明军控制区内的巡抚陈潜夫报告说,他发现了一个自称是福王世子前妃的流亡者。这个妇人告诉他,她姓童,她与福王世子生过一个儿子,后来因为北方农民起义而离散了。陈潜夫迅速通知朝廷,说皇妃还活着,并且满怀喜悦地在1645年4月5日把她护送到南京。皇帝听到童妃到来的消息并无喜色。他没在宫廷上欢迎她,而是把她移交给锦衣卫,由他的一个太监加以审讯。这位太监审问得很详细,对他听到的回答表示相信,即的确如其所称,她是福王世子(现为弘光皇帝)的第三个妃子。因为识文断字,童妃为冯可宗写出了她入福王世子宫殿的详细证明,包括准确的日期,也叙述了在北京爆发起义后他们的流散过程。于是这位太监给皇帝准备了一份记录,呈上了有关她身份的证明,包括她提供的许多细节。然而,当他把这份奏本呈给弘光时,弘光只瞥了一眼,就脸色陡变,挥手把记录扔在了地上:“朕不识之,速加严讯!”随后,他正式下令,由一个叫屈尚忠的太监来进行所谓的“严讯”。屈尚忠可能是东厂特务组织的成员。这道允许采取最残酷刑法的命令,引起了朝廷的轩然大波。一些像马士英这样的高级官僚相信,童氏确实是前妃,除非是神经错乱,或者是傻子,没有人会假冒皇帝的妃子,因为皇帝本人就可以明白无误地确定她的身份。实际上,马士英不能理解为什么皇上拒不认账。根据一份记载,马士英曾对阮大铖说:“童氏系旧妃,上不肯认,如何?”阮大铖回答说:“吾辈只观上意,上既不认,应置之死。”站在一旁的张捷说:“太重。”阮大铖说:“真则真,假则假,恻隐之心,岂今日作用乎!”但马士英坚持说:“真假未辨,从容再处。”童氏声称曾为福王世子生过一个儿子一事,对马士英影响尤深。在他看来,一切刑法的动用都应暂缓,直到在河南找到这个孩子并把他带到南京为止,以安抚那些愿意相信她的身世故事的百姓。但是为时已晚。在弘光1645年5月1日下令把她交付给他的太监拷问之后,她备受酷刑。一个当时人记录道:其血肉之模糊,不忍卒观。在她精神失常之后,她被带回扔进地牢,三天以后就死在那里了。童妃案件立即产生了两个后果。首先是使那些忠君之士保住势单力薄的河南营寨的一切希望都化成泡影,因为在这里,浙江的投机分子陈潜夫参与了童妃的“阴谋”。几个月以来,陈潜夫一直努力把许多河南豪杰的营寨联结成为勤王力量的防线。不过,他和他的主要同盟者刘洪起(他在开封和汝宁地区指挥着大批部队)一直与极力想把河南置于自己控制之下的马士英不和。马士英起初想任命阮大铖为河南巡抚,此举失败后,他设法使其妹夫越其杰担任了这个职务。越其杰很快就使得河南最有势力、控制南阳地区的豪强萧应训失去了对南明的忠诚。在镇压大顺农民起义军余部的战斗中,萧应训收复了这个省西南部的一些城镇。但是,当他的儿子萧三杰亲自向越其杰报捷时,这位巡抚指责他们父子二人是土匪。萧应训及其部下向越其杰关闭寨门以示抵制。当越其杰通过这个地区时,遇到的是关团的栅门和敌视的哨兵。另一方面,当陈潜夫经过河南时,却受到了每个寨主和豪杰的欢迎。出于嫉妒,越其杰向马士英诋毁陈潜夫,马士英则一直想方设法煽动人们反对这个人。此时童妃案发,作为发现童妃的南明官吏,陈潜夫受到了可怕的牵连。对马士英来说,已可以轻而易举地搞掉陈潜夫了。陈潜夫以同谋叛逆罪被投进了监狱,但这就把河南的统治权留给了马士英的妹夫、无能的越其杰。这样,那些豪杰对南明的忠诚都相继丧失了,河南暴露在长驱直入的清军兵锋之前了。童妃案的第二个重要后果,是人们失去了对弘光皇帝本人的信任。根据透露出来的童妃被捕和受虐待的详情,特别是她自己的身世,大多数人都认为童氏确实是福王世子的妃子。但是为什么福世子、现在的皇帝拒绝她返回宫廷呢?是不是他有什么理由不想让她看见呢?他对她有些不放心吧?南京的官吏和百姓们提出了这些疑问,因为这使人们想起,福王世子在马士英的军营里介绍他自己时,是用了一个王侯的玺印来证明自己的身份的。那么会不会是有人在北方混乱的起义军占领时期得到了真正的印玺,冒名顶替真正的福王世子,然后向马士英谎称他是一个王室的继承人呢?如果这些确实发生过的话,那么这样一个冒名者当然是无法骗过他的前妻的。那是不是说现在的福王世子是个冒充者,而童氏倒是合法原配呢?这样,童妃事件引起了人们对弘光皇帝本人合法性表示怀疑的风波。尽管这些传闻可能

                        级水利专家的工作同样至关重要,甚至可以说,没有他的劳动,白昂与刘大夏在黄河边做的贡献,相当多的都是无用功。第三个人:徐贯。开工地点:江南。斗争对象:苏松河。三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朱祐樘又惊闻晴天霹雳:江南苏松河河道淤塞,洪水泛滥,灾情波及松江、常州、苏州、镇江等重镇,这都是中国当时最重要的产粮区!这可是后院起火。明朝北方的粮食主要靠南方供应,南方的粮食和赋税主要靠江南,所以民间有谚语说“苏湖熟,天下足”。如果苏湖不熟呢……解决办法只能是治水了。白昂最合适,可朱祐樘选择了另一个人:工部侍郎徐贯。白昂是户部侍郎,刘大夏是地方领导,只有徐贯是建设部副部长(工部侍郎),正经八百的搞工程出身,貌似专业最对口,但事实上,他和水利工作是最八竿子打不着的。徐贯,字原一,浙江淳安人,天顺元年进士,历任兵部主事,福建右参议,辽东巡抚,主要工作成绩只有一个——打仗,至于治水么,可以说是既没吃过猪肉,也没见过猪跑。但这不是乱点鸳鸯谱。首先,徐贯只做狠事,在福建的时候不经领导批准把官仓的粮食分给灾民,还差点宰了管仓库的军官。后来到辽东做巡抚,严办不法军官,将罪大恶极者脱衣游街,给予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摧残。辽东地方志记载,一提这位大爷的名号,许多老兵油子竟吓得哆嗦。狠人徐贯还有一个特点:谨慎。他不打无把握之仗,还亲笔题写了一款墨宝“百闻不如一见”以自省。治水这种高技术含量工作,没有这种调查研究的精神是万万不能的。而最重要的一条是,朱祐樘深知:南方的水患和北方的水患不一样。徐贯风尘仆仆地来到了江南,在考察灾情后他明白:不一样,确实不一样。徐贯的任务只有一个——清理淤泥。工作看似简单,实则专业技能要求更高,难度更大。苏松河,就是今天的苏州河,是太湖流域的一条支流,它的沿岸,是由苏州至松江(上海)的中国当时最富庶的经济带。直到今天,太湖流域的清淤问题,依然是当地政府头疼的大事。为啥难,这是个科学问题。上游水流带来的淤泥,到了水势平缓的地方就会沉积,形成淤积,从而引发水灾。所以,清理淤泥就像在家清理鱼缸一样,是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做的必要工作。但为什么苏松河最严重?原因在于:苏松河淤积不止天灾,还有人祸。人祸,就是苏松河沿岸甚至河道上的庄田。淤泥土质肥沃,自然被很多人盯上,在河道上修坝建圩,开垦良田。这样一来,水道的行洪泄洪能力大大下降,造成严重的洪涝灾害。这些庄田因为建在坝上所以平安无事,总之,横竖全便宜这群混球了。于是,波涛汹涌的苏松河,上游被人占坝建地,下游也被人占坝建地,用赵本山的话说,“终于从一根筋变成两头堵”。长此以往,任你怎么累死累活地挖淤清淤,也解决不了问题。但这群混球都是当地豪门,地方官知道此举的危害,可谁也管不了。别人管不了,徐贯管。到达灾区后经过考察,徐贯下令:凡是建在河道上的违章建筑,限期内必须全部拆除。消息传来,中小地主们人心惶惶,豪强大族们只是冷笑:你算什么东西,管到我们头上来了。很快他们不笑了,徐贯不仅管到他们头上,还要骑在他们头上。眼见命令石沉大海,徐贯调动兵马,对各类违章建筑进行强拆,先拿苏州的几家皇亲国戚开刀。这可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有拦的,有骂的,京城这边也不消停,官员天天上书骂徐贯,连后宫皇亲们也轮番喊冤。一开始朱祐樘只装听不见,实在受不了了,干脆下了一道诏书:谁敢再妄议徐贯,一律法办。领导撑腰,徐贯干得更欢了。所谓地主恶霸还是软骨头多,立刻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家家争着拆违章建筑。徐贯再接再厉,他选拔了一批具有专业技能的中层干部,开始了大规模的苏松河清淤工程。不到一年的时间,苏松河流域的清淤工作全面完成,生产全线恢复。事办完了,可徐贯不走,他接连给朱祐樘上书,力主对苏松河流域进行进一步整治。因为徐贯知道,清淤是一个长期工作,今天挖完了用不了多久又会堵,折腾下来又耗时又耗力,想长期解决问题,还得依照科学办事。单纯的挖掘淤泥只是笨办法。淤泥是水流冲击形成的,如果水道流量加大,流速加快,那么淤泥沉积的数量就会少很多,日常的清理维护也会省事。为了彻底解决问题,徐贯奏请朱祐樘批准,做了另一个件事:挖河。这是江南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河道整治工作,徐贯开挖了数条运河,将苏松江与附近的几条水域连接起来。为了控制水的流速和流量,他特意设计了拦水闸与蓄洪水库。如此,苏松河不仅水患解除,更为太湖几条河流的分流泄洪起到作用。今天我们去江南,依然可以找到当年建设的水利工程遗址,看到这些的时候,你一定会由衷地感叹:中国人的智慧是无穷的。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徐贯主持的江南地区水利整治工程全线完工。这是一项对大明王朝有着生命线意义的工程。占明朝财政收入大半的江南地区重现繁荣,水灾肆虐的太湖流域重如鱼米之乡的盛景。若无此举,弘治朝的盛世大局,只能是镜花水月一般的泡影。功成归京的徐贯升为工部尚书,不久退休,去世后赐谥号为康懿。这位奠定江南百年繁华的人,竟然同样在清朝人官修的《明史》中无传。关于他的记录,都是从福建、江苏、辽宁等零碎的地方志中整理得来。但我相信,他不会因为史官的偏见而被岁月遗忘,因为他倾注了无数心血的苏松河依旧奔腾不息,欣欣向荣的江南,是那段燃烧着热血的岁月的见证。徐贯是一个心系百姓的人,一个勇敢无畏的人,与弘治盛世的许多名人比,也许他从来不是一颗明星,却是一块厚重的基石,沉默地托起无数幸福的诞生。3个重灾区的改造完成,标志着弘治朝抗灾工作的全面胜利。以后的数十年,自然灾害依然时有发生,但大规模自然灾害基本绝迹了,重新爬坡的大明王朝,可以全面开始生产建设了。朱祐樘在位的时期,之所以被称为“中兴”,不仅仅因为抗灾救灾的胜利,更因为他进行的一系列大刀阔斧,几乎改变明王朝命运的经济改革。这些改革,离不开一个人——邱浚。第十五章明朝最牛经济学家邱浚一公元1487年至1505年的18年,是明孝宗朱祐樘在位的“弘治朝”,也是明王朝近3个世纪历史上又一段“黄金时代”,对内罢黜奸佞小人,整理内政,修治黄河,改革税制盐政,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修正司法条例,废除苛刑严政,整理天下典籍,减轻百姓负担,清丈土地,遏制兼并;对外整顿防线,收复哈密,阻遏鞑靼进攻。18年间文治武功良可称道,史称“弘治中兴”。这段“中兴”岁月,同样是杰出人物风云际会的时代,文臣有“两京十二部,唯有一王恕”的吏部尚书王恕,两任同样拥有卓越眼光的兵部尚书马文升、刘大夏;号称“大明最强内阁”的刘健、谢迁、李东阳三位阁老,史称“大明理财能臣”的李敏、叶淇两位户部尚书;中国杰出水利专家白昂、徐贯;边将里也有镇守边关,数次击败蒙古人入侵的王越、秦紘、陈寿、王轼等能将。文化人物同样英杰荟萃,开明王朝“前七子”诗文先河的李梦阳,中国美术史不世出的天才画家唐伯虎,王恕为代表的儒家理学“三原学派”,中国儒家杰出思想家陈白沙,均在这一时期大放异彩。诸多英杰里,后来苏联革命导师列宁只给予一个人最崇高评价——“中国十五世纪最杰出人物”及“人类中世纪最伟大经济思想家”。近现代国学大师钱穆也赞叹他“乃中国第一流人物”。这个人,就是在弘治朝早期以礼部尚书身份入阁的内阁大学士——邱浚。丘浚,字仲深,号玉峰,琼山,别号海山先生,今海南省琼山县下田村人,明朝中期著名经济思想家。在今天的海南省,他被尊称为“海南双壁”。与他并称为“双壁”的,是后来世人皆知的明朝第一清官海瑞。在朱祐樘即位的弘治朝早期,面对国库储备空虚殆尽,财政收入锐减,大江南北自然灾害四起,北部边关战火连连,大明王朝内外交困举步维艰的局面,身为重臣的丘浚以卓越的眼光,把握住治世的两个关键点——效率、税收。经呕心沥血苦心谋划,终帮助明王朝摆脱困境,重新迎来复兴的局面。其卓越贡献,不但匹配得“双壁”的名号,更堪称弘治中兴的“总设计师”。为何有此评价,还是让我们从丘浚的人生谈起。二丘浚出生于明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其命运非常坎坷,生下没多久父亲即病死,与母亲相依为命。虽家境贫寒,但丘母粗通文墨,很早便督导丘浚学业,丘浚也从小就体现出无与伦比的天赋,3岁即能识千字,更“过目成诵,出口成章”。不仅天赋惊人,治学也同样刻苦,自小就酷爱读书,家里没钱,就想尽办法借别人家书读,史载“家贫无书,尝走数百里借书,必得乃已”。有次丘浚向县里一家老学究借书,老学究不借,丘浚在老学究家“软磨硬破”半个月,吓得老学究竟然跑到县衙报官,当地县令知道后劝解道:“既有好学之心,何不成其大志?”允许丘浚借住在老学究家中翻阅。少年丘浚博览群书,不仅经史子集烂熟于心,天文地理,释道农桑,算学医学,皆有所涉猎,明史上说他“以博综闻”,恰是这段时间打的底子。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带着“以济天下”的梦想,丘浚参加广东乡试,一举拔得头筹。3年后丘浚拜别母亲,赴北京参加会试,这次却“摔了跟斗”,不但没考中,甚至连归家的路费都没有。幸好国子监祭酒萧滋赏识丘浚才华,举荐他入国子监继续学习,之后不但悉心辅导丘浚学业,更在生活上时常接济。7年之后,丘浚终于金榜题名,以一甲身份被选为“庶吉士”,入翰林院做侍讲。翰林院被后世戏称为“宰相培训班”,可谓前途大好。3年之后,丘浚的“恩人”萧兹横遭劫难,此时朱祁镇发动“夺门之变”,复辟后,本属景泰帝一派的萧兹被清算,免去内阁大学士之职,罢官回乡“永不叙用”。众人唯恐避之不及,唯独丘浚“仗义”,竟亲自在郊外相送。接着有人给朱祁镇打了“小报告”,朱祁镇闻听后却赞叹说“于己有恩尚不忘,此乃忠臣也”。非但没有难为丘浚,反而将丘浚提拔为“翰林院侍读”。天顺朝的八年间,丘浚的主要工作是为朱祁镇讲学,每次“侍讲”时,丘浚“洪亮流利,旁征博引,滔滔不绝,切中要务”,朱祁镇“大喜之”。天顺七年(公元1463年)冬天开始,朱祁镇身体每况愈下,诸多政务皆交给时任太子的朱见深处理,朱祁镇对朱见深谈起丘浚时说,丘浚“博通古今典章,虽善雄辩然治世之才稍逊,却可多听之”。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的大藤峡之乱,在震撼了明王朝的同时,也让丘浚的“治世之才”崭露头角。叛乱伊始,诸内阁大臣皆反对朝廷派兵,建议由两广地方政府“自行征剿”,唯独丘浚上书反对,言侯大苟不可轻视。之后叛乱果然越演越烈,明王朝不得已委派韩雍为将,调重兵镇压。此时的兵部尚书王复定下了“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丘浚上书反对,提出“直捣大藤峡”的建议,并详细分述步骤,第一步先占领广西荔浦,切断叛军退路,继而16万大军分三路,一路主攻,两路佯动牵制叛军,最终三路会攻大藤峡,彻底剿灭叛军。奏报送上后,兵部官员皆以为荒唐,兵部侍郎王紘(即土木之变后带头殴死马顺的那位)嘲笑说“竖子不知兵,实乃胡言”。但内阁首辅李贤和前线“总指挥”韩雍却大为赞赏,最终依计行事,一举剿灭大藤峡叛军。韩雍“直捣黄龙”的妙手,实为丘浚“运筹帷幄”。此次大捷也令丘浚声名鹊起,原本以为丘浚“治世之才稍逊”的朱见深也对他刮目相看,之后节节高升,先提升为“翰林院侍讲学士”,又以礼部侍郎身份兼任“国子监祭酒”,坐上了当年“恩人”萧滋的职务。其间丘浚还受命编纂《英宗实录》,为掩盖明英宗朱祁镇的过失,曾有同僚欲在编纂实录时给于谦妄加罪名,丘浚却坚决反对,坚持秉笔直书。因他的刚直,我们今日才看到“夺门之变”的真相。虽声名鹊起,但在明英宗、明宪宗两朝的30多年里,颇具“治世之才”的丘浚,做的多是“文化工作”。他也曾多次上奏纵论时事,比如朱见深发动的数次“搜套”战争,丘浚与兵部官员看法一样,反对草率动兵,他一句“难事不在战与否,却在战而胜之”,可谓切中要害。在用兵河套的问题上,丘浚修正了兵部尚书白昂的“赔钱论”,认为开发河套固然费钱,但“河套农桑之利,足输九边之用”,必能“解朝廷兵费之忧,熄中原流民之患”。王越在成化八年,十六年两次大破蒙古可汗,迫使鞑靼部退出河套草原,丘浚皆在“第一时间”上书,建议朝廷“速屯边兵,迁移流民,充实河套边防”。对于众多朝臣一筹莫展的“经费问题”,丘浚创造性建议出台“优惠政策”,鼓励北方商人特别是山西盐商在河套兴置产业,开垦农田。此项奏议引起骂声一片,户部尚书殷谦指责丘浚“身担礼部要职,不思本务,却妄议户部事,此渎职之行也”。刑科给事中毛弘更给丘浚扣了个“擅变成法,妄论祖制”的帽子,户科给事中丘弘更过分,甚至怀疑丘浚“私通商贾,暗收贿赂,不可不查也”。对这一切,朱见深倒是“不查”,却也“不纳”,反多次劝丘浚“汝忧心国事虽可嘉,然理财用兵皆非汝之责,朕用汝,乃用汝之长野”,还是希望丘浚做好“文化工作”。当然这期间丘浚的“文化工作”也不差,一是颁布了“擢拔之制”,即全国各县县令,每年需选拔3名本地家境困难却好学上进的14岁以下少年才俊,上报中央由国家资助完成学业。这可称是世界上最早的“义务教育法”。此外他身兼国子监祭酒(中央大学校长),多年来悉心教育,为国家培养诸多人才,弘治、正德两朝诸多英杰皆出自他门下。在编修《英宗实录》的同时,他也编写了另一部史料经典——《宋元纲目》,这部详细记录宋元时代蒙古人历史的著作,不但成为之后明王朝制定对蒙古政策的重要参考,直到今天依然是世界各国蒙古史学者的重点研究对象。虽在朱见深时代被认定“治世之才稍逊”,丘浚礼部侍郎的位置却稳如泰山,在错综复杂的官场争斗里“置身事外”,算是因祸得福。但“坐山观虎斗”的丘浚也不闲着,兵部尚书项忠骂过丘浚“纸上谈兵,神似赵括”。后来汪直陷害项忠,丘浚也让自己的门生御史杨礼“跟风”弹劾,落井下石一把。户部尚书杨鼎因河套一事同丘浚结下梁子,后也被丘浚整出了“擅用公费”的黑材料,黯然罢官回乡,至于两位曾给丘浚“扣帽子”的言官毛弘、邱弘,丘浚也一直“惦念着”,时常趁给朱见深讲课的机会“说坏话”,终令二人先后被撤职丢官。其睚眦必报的行为,也为他最后的悲剧埋下伏笔。除此以外,丘浚在成化朝的23年中,忙里偷闲,默默地做着一件事,正是这件事,不但造就了他在弘治朝初期的一鸣惊人,更奠定了他在中国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崇高地位。三明成化二十三年(公元1487年)十二月,即位仅数月的明孝宗朱祐樘,收到了丘浚送来的一份石破天惊的礼物——丘浚呕心沥血20年完成的皇皇巨著《大学衍义补》。《大学衍义》是南宋理学名家真德秀的名作,是全面继承发展朱熹理学思想的儒家经典,其内容包括儒家理学“修身”“齐家”两大内容,被此后历代学者奉为经典。身为后人的丘浚,仿照此书的体式,完成了独创性的著作——《大学衍义补》,中心思想只有一个:治天下。这部30万字的著作,全面论述了此时明王朝面临的种种问题——官风糜烂,财用枯竭,垦田锐减,天灾横行,并一针见血指出了解决问题的两大关键——效率、税制。而其中具有颠覆性思想的是一句话:食货者,生民之根本也。在重农抑商政策实行上千年的中国,第一次鲜明提出了商品经济是

                        “此义军与彼义军之间,相互猜疑,互相攻伐”。诸路“反元豪杰”,几年征战下来,相互之间的征伐次数,远甚于和元政府军的作战次数。如此“九恶”泛滥,又何谈“一统天下”。所幸彼时元朝气数已尽,虽有王保保等名臣辅佐,但朝政腐败,皇帝昏庸,宗室王公之间相互倾轧,内战不休,比南方的“义军”好不到哪里去。于是有了朱元璋逐鹿天下时的情形,元朝灭不得南方诸“豪杰”,可诸“豪杰”也成不了大事。长江为界,南北分裂割据,互相对峙,最终问鼎天下的会是谁?在这场天下纷争中,最终的胜利者,必然是一个“九恶”中“犯”得最少的人,若能把“九恶”变成“九不恶”,这个人,终将成为这个时代的王者。于是,朱元璋脱颖而出了。三朱元璋怎样开始做“九不恶”?他又怎样做到?朗声一笑容易,条条付诸实施可就难了。在这之前,他本是草头百姓,家中闹饥荒,父兄横死,无奈之下出来闯世界。先做僧人,后来僧人做不下去,投奔了郭子兴的红巾军,得到赏识成为爱将,却屡次卷入当地红巾军的权力斗争中,终于下定决心提兵另闯天地。之后步步为营建立“根据地”,及至打下南京,有了自己的地盘,等来了元末第一谋士刘基。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虽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可历代争天下,最终得势的多是世家豪族,所谓农民起义,虽喧嚣一时,却免不了给别人做嫁衣裳,逃不了覆灭的厄运。从大泽乡起义至元末,一代代有人揭竿而起,一代代重复相同的失败,根由恰是“九恶”难改。之所以难改,应了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一句话:“农民起义之所以重复相同的失败,只因为他们是农民起义。”既是“农民起义”,招兵买马,自然脱不了古代各类怪力乱神,所谓“明教”“白莲教”甚嚣尘上,自然为“读书人”所不齿,也自然多瞧不起“读书人”,于是“亵渎圣人之道”也就正常。起义者多是官逼民反的贫民,既敢起义,心中自然有恨,有恨则仇富,仇富则免不了滥杀滥抢。起义领导者也多为“草寇”,有长远眼光的不多,于是更“杀伐无度”。庄稼汉出身的农民,从将领到士兵,皆没受过正规军事训练,除却少数无师自通的军事天才,大多数是乌合之众。起义多是自发,没有明确的纲领与目标,一旦遇挫,自然内部涣散,分崩离析,各支起义队伍所属不同,既无眼光,自然计较眼前利益,自相残杀也就不奇怪……所谓“九恶”,换位思考,发生在农民起义身上,却是正常。但“正常”的后果很严重,滥杀的结果是民心丧失,失民心,如何得天下,“亵渎圣人之道”看似快意,但封建社会,朝廷是上层建筑,“读书人”和“中小地主”是基石,基石坍塌,又怎能成大业?所以封建社会历代“反封建”的农民起义领袖,面前只有两个选择:一,覆灭;二,决裂“反封建”的身份,成为“封建主”。两个选择间命运拐点的信号灯,就是这来自农民起义自身的弱点,无法避免的“九恶”。刘基之所以选择了朱元璋,就是因为“九恶”,朱元璋之前已经避免了一些。比如“不敬孔孟,亵渎圣人之道,败坏天理人伦”这条,起初的朱元璋也曾轻视文人,但是自招纳了李善长后,开始着力笼络知识分子。其军队每攻下一城,必设“礼贤馆”,用以招纳知识分子。对当地的名士才俊,更是软硬兼施,试图收为己用,刘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朱元璋身边的。“攻伐无度,形同流寇”这条也极力避免,从白手起家至占据南京,可谓步步为营,层层推进,且采用朱升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之策,耐心壮大自己的实力。“粮饷不能自足,临阵不知兵法”这条,朱元璋也是另类,从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晋升为吴国公开始,他就在所辖的淮西地区推行屯田之策,占领南京后,又将此政策推广至南京地区。其部将徐达、常遇春、李文忠等人,更为不世出的名将,所谓“为士者缺乏训练,作战形同群殴”,虽有存在,却不严重。在当时的“众豪杰”里,论“九不恶”,朱元璋无疑是做得最好的。但是,要得天下,这些还远远不够。作为一个“农民起义领袖”,战胜“九恶”,化“九恶”为“九不恶”,是需要有与其出身,乃至劣行,勇敢决裂的勇气,战胜自己的勇气。四“九恶”中有几条是朱元璋注定无法避免的!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此义军与彼义军之间,相互猜疑,互相攻伐”。摆在朱元璋面前的事实是:一统天下的最大障碍,并非苟延残喘的北方元王朝,而是身边同为“义军”的陈友谅、张士诚两大强敌,两强中陈友谅兵最强,张士诚财最富,“互相攻伐”,是免不了的。不可避免,就要继续讲策略,绝不可“攻伐无度”,先打陈友谅,这之间拼命结好张士诚以及北方元王朝。即使张士诚在陈朱交兵时,屡屡发动侵扰,也极力隐忍,按兵不动。直到鄱阳湖一战歼灭陈友谅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张士诚下手,却不急于一口吃个胖子,先夺张士诚江北领土,继而迂回湖州、杭州,吞并张士诚南方领土,对坐镇苏州的张士诚形成包围之势,最终发起总攻。从公元1365年十月举兵,至公元1366年十二月平灭张士诚,拿下北伐中原一统天下的最大本钱,可谓步步为营。之后的北伐灭元之战,方略更是稳妥。先取山东河南,最后汇攻元大都,水陆并进稳打稳扎,兵不血刃收复中原,再集中力量,彻底摧毁西北王保保的有生力量,终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大明王朝在战火中屹立而起。在这之间,朱元璋除了做到的事关争天下的“九不恶”,还做了另外几件看似微不足道的事。还是回到“不敬孔孟,亵渎圣人之道,败坏天理人伦”这条,设礼贤馆,招纳贤才,远远不够。他还要在辖区内遍开学馆,修缮宗庙,尊孔敬儒。所谓“贤才”,不是“招”出来的,而是养出来的。元至正二十一年(公元1361年),其于南京设“国学馆”,以大文士宋濂为“经师”,这就是大明开国后“国子监”的前身。各州府亦遍设学馆,此为明建国后地方“府学”“县学”的前身。当然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自开馆以来,连下严令,敢有骚扰学馆者,无论何人,严惩不贷。次年,发生了傅友德部乱兵勒索亳州学馆,殴打教习的事,朱元璋惩一儆百,参与滋扰的乱兵各领军棍五十,主将傅友德扣俸半年,重典频施,才算让众将领教了“圣人之道”的分量。对“攻伐无度,形同流寇”“胜时聚集,败时作鸟兽散”“掠人妻女财产,只知取之于民,而不知养于民”这几条则是从根子上根治。还是至正二十一年,设大都督府,统辖各兵将,设军政奖惩制度,定各级军官俸禄,立军规83条,严肃军纪。恰如海外学者黄仁宇所指出:“朱元璋之胜利,在于其军队相比于诸路‘义军’,最具国家军队的形态。”可这更难办,严令初下时,不少军将置若罔闻,至正二十三年,朱元璋于南京玄武湖畔设刑台,公斩32名违纪军将,其中大部是跟随他从凤阳出来打天下的“老班底”。事后,朱元璋着孝服,亲往吊祭,声泪俱下一番,恩威并施煞费苦心,从此“纲纪一新”。有了军队,当然要有国家政府。文官的建制也与大都督府同时建起,邀各地士绅出仕为官,安抚地方。李善长为“大都事”,也就是未来的大明帝国“宰相”。“粮饷自足”“养于民”两条,有了“政府”自然做得好,自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起,凡军队征战过处,即在当地计丁给田,招募流民垦荒,进而编订户籍,保甲连环。赋税方面则轻徭薄赋,在至正二十四年决战陈友谅,至正二十五年平灭张士诚的两次关键时刻,连续两次下令减免税赋,招募垦荒,元朝派往朱元璋处的使节杨思义,是当时出名的“农业专家”,朱元璋闻知后将其硬留下来,成为后来大明王朝的第一任户部尚书。建“政府”,定“兵制”,肃“军纪”,兴“儒学”,敬“大户”,点点滴滴微不足道的事,让一个脱胎于农民起义的朱元璋的“吴”政权,破茧化蝶,渐具“封建国家”雏形。刘伯温的断言,实则该补充一句:九恶者,若尽数做成“九不恶”,所谓义军,实则“封建国家”。恰如海外明史学家黎东方先生所说:“元末各类割据政权,多徒有‘国家’之表,却无‘国家’之实,唯朱元璋,先立其形,再行其实,逐鹿天下之根基,由此而定。”既是“国家”当然就要与“红巾军”决裂了。元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364年)十二月十二日,平灭陈友谅的朱元璋命部将廖永忠将依附于他的红巾军“名义领袖”小明王从滁州接至南京,途经江苏六合时,凿船将其溺死。这场谋杀不仅意味着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彻底终结,更意味着,一个叫朱元璋的“农民起义领袖”,从今天起成功“洗底”。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正月初四,平灭南方群雄的朱元璋在百官拥戴下称帝,建国号为大明,年号洪武。同年八月,明北伐大军兵不血刃攻入元大都,元朝末代皇帝元顺帝北逃大漠,元朝灭亡。做到“九不恶”的朱元璋,至此将这个草根英雄得天下的神话,演绎完成。从农民起义领袖到封建国家的开国帝王,评价他的成功,或许《亚洲史》主编、美国学者罗兹墨菲的话最为客观恰当:“一个平民出身的起义者,用战胜自己的方式,战胜天下,开创了足可比肩成吉思汗的奇迹。成吉思汗的奇迹,是一个关于勇敢者探险的奇迹,朱元璋的奇迹,却是一个更接近于普通人奋斗脉络的奇迹。”第二章谁缔造了『洪武盛世』一说起明太祖朱元璋在位的洪武朝时期(公元1368年—1399年),今人的印象多是屠戮功臣,北征蒙古,金戈铁马,权谋厚黑。但有一件不容回避的史实,却在历史长河里被忽略了。这个史实,是一组数字——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天下田8577623顷,户10652804家,人口60545812人。国家岁入米麦合计32789800石,官仓储粮71800000石,不计民间百姓储量,亦可供全国官民支用3年。全国棉花总产量11803000余斤,果木种植总量10亿株。全国各府县共开塘堰4000987处,疏通河道4162处,修筑堤岸5048处。《明史?食货志》如此评价这一时期:宇内富庶,赋入盈羡,府县仓储甚丰,至红腐不可食……把眼光转向中国封建社会前朝后世,纵向对比:300年后的清朝“康雍乾盛世”,耕地总数最高未超过600万顷。前代被称为“富宋”的北宋王朝,最高人口数字不过4500万。大诗人杜甫无比追忆的“稻米流脂粟米白”的盛唐时代,国家粮税总收入不过此时的三分之一……再横向对比同时代的世界:根据英国学者李约瑟的记录,14世纪欧洲人口的最高水平,仅为此时中国的四分之一,西欧列国的政府农业税总和,为此时中国的三十二分之一……这样的数字,只能用一个词形容——国富民强。可以用这个词形容的时代,是盛世——洪武盛世。说洪武盛世,论权谋,解厚黑,总不计国计民生来得近,不妨细解下,如此骄人的“GDP”成就,究竟是如何缔造。二英国戏剧家莎士比亚曾在一部剧作中如此形容盛世:“盛世是一座瑰丽的宫殿,伟大的君王在顶端指引我们,沉默的柱石,托起他的高高在上。”说起洪武盛世这座“瑰丽的宫殿”,自然首推朱元璋。众所周知的是他开国后推行的“休养生息”政策:轻徭薄赋,官田税五升三合,民田税三升三合,为中国历代田赋之最低;(江南地区除外)奖励垦荒,无主荒地一经耕种即为田主所有,新垦田地免徭役3年;厉行节俭,禁铺张奢华……还有今天已鲜为人知的“宏观调控”:一是大规模移民屯垦,数次迁移南方无地农民及世家豪门往山东、山西、辽东等省垦荒定居,既解决北方劳动力不足问题,又打击“江南豪强”。出台政策鼓励“多种经营”,规定有地5亩至10亩的农民,必须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否则增收税赋。10亩以上加倍,每百户农户必须种枣树200株,违者充军,政府选派大量“技术员”下乡,推广先进农业生产技术,花大力兴修水利工程。商业方面也不放松,全国厉行海禁,“片板不得入海”,禁止私贩盐,食盐、外贸等高收入行业一律“国营”。当然也没忘了适当照顾,工商业减免税收,仅为三十税一,不到元朝的一半,全国官民登记入籍,分民户、军户、匠户三类,严禁人口随意流动,制《黄册》《鱼鳞图册》,登记全国土地户口……廉政工作也不放松,以“农绩”为考核官员的第一标准,严查贪官污吏,甚至屡次以“惩贪”为名兴起大狱,地方官要带头种田,名为“责任田”……处心积虑,费尽心机,一个延续整个大明王朝的经济体系建立起来,这是一个高度集中,权责分明,律令严苛,法网严密,层次分明,壁垒森严的封建农业国经济体系。以后世的眼光看,或许死板僵化,却在当时元末明初百业凋敝的大背景下,迸发出无比的生命力。骄人的经济成就,便是结晶。在这骄人的成就下,功勋卓著的人物——洪武时代的能臣们,他们以默默无闻的行动,缜密无漏的心思,呕心沥血的劳苦,似沉默的柱石,托起“洪武盛世”的金碧辉煌。其中最重要的,是3个人。说这3个人是“无名英雄”,是因为在群英荟萃的洪武朝,他们的身份、职业、受关注程度,较之诸多功臣名宿,实在只能算是籍籍无名的“小角色”,他们担负起治理天下的大责任,不够“高光”,却足够“举足轻重”。三第一个人,便是我们上一章中曾略带提及的,大明朝首任户部尚书——杨思义。在二十四史中堪称编修最为完整齐全的《明史》中,对杨思义的介绍只有数百字的简短几笔,且就在这寥寥几笔中,生卒年不祥,籍贯不详,字号不详,实在是惜墨如金,但惜墨如金的背后,是他金子一般的贡献。如果说洪武朝时代大明王朝建立的经济体系,来自朱元璋的铁腕手段,那么身为大明朝开国首任户部尚书的杨思义,就是这个经济体系的设计者。杨思义是个“贰臣”,原为元朝中书省平章行走,虽“贤名”在外,在元朝廷却常年得不到重用。直到元至正二十一年(公元1351年),奉命出使朱元璋处,急需人才的朱元璋从刘基口中得知杨思义乃“元廷大贤”,欣喜非常,杨思义一到即热情招待,继而“策反”成功。从此,行将覆灭的元王朝少了一个跑腿的“小秘书”,孕育而生的大明朝,多了一个14世纪中国最杰出的经济学家。刘基的眼光没有错,归附朱元璋的杨思义果然“大贤”。身为儒生,却博学多才,天文地理无所不精,先是辅助徐达常遇春等人革新装备,改良“火龙枪”,使之成为明军初期骑兵的主战火器,后协助刘伯温修订《大统历》,使之成为大明开国后的通用历法,闲暇之余顺便研究数学问题,改良朱元璋军中计算账目用的算盘,更创“珠算新决”,很快推广使用,计算效率加倍。在朱元璋草创时代的各位栋梁里,这位身负“大贤”之名的“贰臣”,是块放到哪都闪光的“好钢”。“好钢”自然要用在刀刃上,不久杨思义被任命为司农卿,主管明军征战天下的后勤工作。屯田、生产、税收、收支计算和分配,样样做得有条不紊,大明开国后,更摇身一变,成为“户部尚书”。这一任户部尚书,堪称历任大明尚书里,最“难做”的一位。难做,是因为从洪武元年至洪武五年,明军正南北出击,向北攻克元大都,进而乘胜追击,追剿漠南以及大西北的元朝残余势力,向南则南进湖南、广东、四川、广西一带,扫荡南方割据势力,力图南北一统,这都是必须打的仗。可但凡战争都免不了开支巨大,彼时的明王朝,国家百废待兴,百姓疲敝,正是休养生息,人心思治之时,绝不能摊派加税,用来满足前线的钱粮用度,身为户部尚书,实在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杨思义有办法:不加税,就推广屯田,与民休息,大力鼓励垦荒,尽量在不增加赋税的情

                        5卷本的丛书,既各自独立成编,围绕的又是同一个城市、同一个主题,应该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本书是在我2009年出版的《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的基础上,经过大量补充修订而成的,事实上,它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样子,而可以看作是另一套书了。首先,此次将这套丛书分为5卷,有了可以伸展补充的余地,遂得以将一些尚未发表过的访谈成果收入,究其分量,占全套丛书的三分之一以上。这些访谈成果包括两类,第一类是在《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出版之后所做的部分访谈。自《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出版,距今已经过去整整6年,但我寻找老北京人并为他们做访谈的工作却迄未间断,这些后来做的口述在访谈宗旨和方式等方面虽然与此前基本一致,但在对“北京人”的定义上,则不得不有所放宽,那就是将原先把“北京人”限定在“民国之初(1911年前后)不足百万的人口和他们的后代子孙”一条,推迟到了1949年前后,也就是说,凡是1949年前后进入并居住于北京的人,便都被纳入到我的访谈对象中。做这一修改,有众所周知的原因,那就是随着时间的飞速流逝,即使以1949年画线,按被访者当时18岁计,如今67年过去,也已经是85岁的耄耋老人了,抓紧记录他们的历史已经成为当务之急。更何况,1949年前后是新旧政权交替,新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新的意识形态开始创立并生长的年代,本身也包含有极其丰富的内容。另外,正是由于放宽了对“北京人”标准的限制,我得以将此前曾经做过,但因不符合这一标准而未收入的访谈,也纳入到了此书之中。其次,在编撰本套丛书的过程中,让我最感慨也最有收获的,并不是在量上的增加和内容上的添补,而是去寻找多年前的被访人,并对他们所做的回访工作。由于历经数年甚至十数年,仍然在世的老人已经不多,这样的回访便尤显珍贵。通过回访,补充和修订了初次访谈时未曾顾及的细节,加深了我对原来访谈的内容和被访者的理解,更凸显了访谈的意义。更有意味的是,有些被访者与我在这十数年间从未中断联系,有些已经成了朋友和“自己人”,而我们相互间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深入交流,最终能够进入较深层次的主题,这一过程或如曲径通幽,或如层层剥笋,正与史家所做考据的过程相似,其间的艰难与乐趣,很难用言语表达出来。还有一些被访者已经逝世,但当我看到他们最终结局的时候,再回想他们当年访谈时的情状,其间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故事,也颇令人感叹唏嘘。总之,通过此次回访,我切实地感受到了深度访谈对于口述史的重要性。再次,是对部分口述,从文献上下了些钩沉索隐的功夫。一方面附上相关的档案材料以资考订佐证,一方面在注释上做了大量的补充,力图将口述背后的故事,尽可能多地呈现出来。总之,一个具有职业性好奇的史家,当他面对躲藏在自己访谈对象背后的,远比口述者闪烁其词的、语焉不详的甚至漏洞百出的讲述更为精彩、更为深沉的真相时,很难就此止步。即以唐德刚先生为胡适所做口述为例,胡适为唐先生讲述的,仅仅是胡适那复杂丰富一生的冰山一角,如果不将隐没在水中的那更大的部分尽可能多地呈现出来,人们并不能知道这座冰山是什么样的,而这正是负责任的史家应该努力去做的工作。如果再深入一步,那么这座冰山所露出的部分为什么是那个样子,就更值得史家去探究和分析,而这,往往就是对某个具体个人所做访谈的最大意义所在。辛亥革命迄今百余年,北京城的鼎革,用天翻地覆形容毫不夸张;1949年以来的变化,较之辛亥以后的民国时期更甚;而改革开放之后,或者就以《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出版迄今的短短6年来说,变化之巨大,竟然又超过了以往的百年,已经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目不暇给的程度。如果说民国时期的鼎革更多表现在社会的变迁上,1949年以后是对城墙、古建等物质文化的损毁,那么近年来的这一变化,则是因外来人口的急剧增长而导致的“老北京人”的消失。说消失也许并不准确,准确的应该是,当北京人口已达数千万的今天,区区百万的老北京人,早已湮没在从四面八方聚集于此的众人之内。尤其是随着京城大规模的改造拆迁,老北京人中的大多数已经搬离祖上世代生活的胡同街道,散落于城外诸多新建的小区之中,以北京的“人”为载体的京城文化,也随着他们而消失湮没于无形之中。甚至被老舍先生誉为世界上最优美动听的“老北京话”,如今也难以听到了。在北京城经历的诸多变迁中,这场“人”的消失最根本最彻底,同时,也最令人触目惊心。所以,这套《北京口述历史》丛书,是我对曾给予这座城市以生命和活力的老北京人的背影,所做的最后一瞥;是我对这个正在急速沉没的城市,留下的最后一个纪念。作者谨识2016年2月


                        序言

                        (一)解题

                        本书以府门儿与宅门儿命名,其中的府门儿即王府。在清朝,就是爱新觉罗宗室居住的府第,是清代京城中最显赫的宅邸。清朝取消了明朝分封诸王于各地的形式,王府都建在北京城。所以,凡爱新觉罗子弟,除了少数留居祖先发源的盛京(即今沈阳)之外,其余大多数都居住于京师。清廷在将八旗官兵按旗分置的同时,也给宗室王公赐予府第。虽然宗室王公也分别属于不同的旗分,但他们的府第却不受本旗地界限制,选择的都是环境较为安静和宏敞的地方,许多是依明朝宅第改建。皇城西北的什刹海周围与积水潭以南,这片京城最风光旑旎的地带,便成为他们的首选之地。据统计,京城的清朝王府,在西城的有十分之七,东城只有十分之三,而东城的这十分之三中还包括一些蒙古王公的府第。大部分满洲王公都居住在西城,这是所谓“东富西贵”中“西贵”的含义之一。众多王府的存在,遂成为清朝京城一景。然而,本书并不是一部介绍王府规制、坐落的专书,我关心的是居住在或者曾经居住在其中的那个独特的人群。清朝统治近三百年,爱新觉罗家族13朝12位皇帝和他们众多的王妃皇后,以及他们那些拥有众多妻室与妃妾的子孙,在京城繁衍出近10万的人口,构成一个庞大的、独特的群体。这个被当时人称“黄带子”的群体,在清朝时的崛起、兴盛与衰落,直接影响到这个王朝统治的成败,而清朝覆亡之后这个群体的命运,也是近代北京乃至中国社会中饶有兴味的一个剪影。将爱新觉罗家族作为一个群体的研究,近年来颇引起清史学界的兴趣,也有多部高水准的专著问世。注2本书与这些专著的区别在于,作为一部口述史,本书所述的时间段是且也只能是在清亡之后。清亡之后这个家族成员各个不同的命运,是本书的重心。我想通过口述展示的,是在清亡之后,这个群体之内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具有的不同遭遇、不同精神状态,以及他们对那个创下丰功伟绩的共同祖先的不同认知。具体地说,是他们怎样看待这个家族当年的辉煌和荣耀,怎样看待家族中种种复杂甚至残酷的矛盾纷争,以及如何看待这个家族和自己的命运。这可能是以其他研究方式难以进入的问题。也正因为这并不是研究这个家族的“正史”,所以我用“府门儿”取代了诸如“爱新觉罗家族口述史”这样的标题。当然,由于时局动荡,大多数该家族成员早已离散,王府多已不存,沿用此名不过是一种象征而已。然而,无论爱新觉罗家族如何神勇,但他们能够打江山坐天下,凭借的也不仅是他们这一族一姓之功。早在努尔哈赤初起之时,就有额亦都等异姓贵族与他同生共死;及至入关夺取政权,更少不了诸多满洲臣僚的拥戴支持,以及作为左膀右臂的蒙古王公贵族的鼎力协助。他们与爱新觉罗家族不仅在政治上声气相求,成为清朝统治集团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且互缔婚媾,日久遂结成一个“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紧密的关系网。既然谈到爱新觉罗家族,就不能不涉及这个群体中人的社会关系及婚姻家庭。那么,对了解这些满蒙王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以及他们的后人对这一切的记忆与心态,也就是十分必要的了。这便是我将对满蒙贵族后裔的访谈与对爱新觉罗家族后人的访谈放在同一本书中的原因。至于定名为“宅门儿”,首先是因为在旧日北京,只有这些既富且贵的王公贵族的府第,才是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大宅门,而如同仁堂甚至比同仁堂更有钱的所谓“京城八大首富”,他们的居处再豪奢,与这些府第也不可同日而语。再次,由于口述更能体现的也是我更关注的,是这些人的家庭和个人生活,而不是他们在政治上的影响和在官场上的经历,称为“宅门儿”,也许更合乎这几份口述的本义。从辛亥革命到民国、抗日战争再到“文化大革命”,爱新觉罗这个姓氏始终与腐朽的清廷和伪满洲国纠缠在一起,成为“卖国投降”的代名词,大批成员隐姓埋名,流散各地,府门儿早已不是他们的居处。然而,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尤其是清宫戏泛滥屏幕之后,“康乾盛世”的记忆在国人中被重新唤醒,成为“强国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爱新觉罗家族的出身从此再不是一种耻辱,反而成为一种荣耀,于是滥竽充数者有之,冒名顶替者亦有之。好在这个家族还保留着自入清以来延续数百年的族谱,这是本书用来判断被访者是否是该家族成员的重要凭据之一。为此,我除了将清代爱新觉罗家族族谱的简介置于本书前页之外,还在部分访谈的开篇注明了被访者在族谱中的支系与传承。再者,清代皇族有严格的封爵制度,这是每篇口述的被访者都必然会提到的内容,为避免一再解释的烦冗,我将封爵制度也列成表,与对族谱的介绍一并置于书前。

                        (二)清代皇族族谱简述

                        清代爱新觉罗皇族因血缘宗支关系与身份、地位、权利的区别,分成两大宗支:一为宗室,专指努尔哈赤之父塔克世(显祖宣皇帝)位下的子女,为本支。系黄带子。二为觉罗,即努尔哈赤的伯叔兄弟所生的子女,为旁支。系红带子。二者虽属同宗同族,但在政治地位上和经济待遇上却存在着严格的界限和差别。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清代皇族爱新觉罗的族谱,主要有如下几种。

                        1.宗室《玉牒》

                        清朝职掌皇族事务的机构是宗人府,设立于顺治九年(1652年),位列六部和内阁之上。由宗人府编修的《玉牒》是统计宗室人口,了解宗室各支辈分、生卒年月、婚丧嫁娶、封赠革爵等情况的较为完整而系统的材料。《玉牒》分满、汉两种文本,分别成编,男女分册。每种文本均有男竖格本、男横格本和女竖格本、女横格本。男竖格本内类项包括:排行名次、人名、生卒年月日时、生母名、生母身份(嫡妻或侧妻或妾),生母之父的官职和名、授职封爵或革爵年月、终年岁数、其嫡妻、继妻、妾名,各为何人之女。男横格本仅反映宗支内的辈分关系,只书人名和排行名次。女竖格本类项与男本大体相同,有宗室女聘嫁成婚年月,额驸名及卒年月。《玉牒》从顺治十七年(1680年)始修,以后每隔九年一修。最后一次修牒为民国十年(1921年)。清修《玉牒》前后共二十八次。

                        2.户口册

                        这是编修《玉牒》的依据或前期工作,《玉牒》的某些缺项可以从户口册中得到补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宗人府黄档房户口册数量虽多,但多而不全,不像《玉牒》完整成序。且户口册多为光绪、宣统年间所报,道光、咸丰、同治年间的较少,乾嘉两朝更少。

                        3.星源集庆

                        也是皇室族谱的一种,是《玉牒》及户口册之外另一种记述宗室人口的材料,所述宗室范围很窄,从仁宗(嘉庆)辈始编,仅限于当朝皇帝本支及嫡亲兄弟位下及姐妹。

                        4.说堂稿

                        时间自雍正十三年至宣统三年,是查考宗室和觉罗婚娶日期和居住情况的极好材料。注3

                        (三)清亡之后所修《爱新觉罗宗谱》

                        1935年,宗室熙洽在东北上书伪满洲国“皇帝”溥仪,请求续修《爱新觉罗家族宗谱》。次年8月,溥仪下了一道“圣旨”,修谱所需的费用,由“恩赐款”项中支用,不足部分由同族人捐助。这次修谱由朴厚、钟继、溥瀛、斌碹、今松乔、庆厚负责。除了汇总、普查资料外,充分利用各宗支的原修家谱。关内京津方面由载涛、载润负责,把各府家谱正本送到东北。同时,这次修谱还参照了1907年、1922年的《玉牒》,实际上是历次《玉牒》的总汇。最后用铅字排印,精装为8大册。《宗谱》的首册是“星源集庆”,为帝系图,以及历朝帝后大事,附录妃、嫔及皇子女。另外7册为世系表:甲册为文宗、宣宗、仁宗、高宗、世宗、圣祖、世祖、太宗位下世系子孙;乙、丙册为太祖位下世系子孙;丁册为显祖位下世系子孙;戊、己、庚册为景祖、兴祖位下世系子孙。世系表中的内容,包括名字、生母姓氏、生卒年月日时、寿数、妻妾、子嗣、爵秩、封赠。不同于竖格《玉牒》,它没有关于女儿、女婿的记载。参照原来《玉牒》的直格形式,这次修成的《宗谱》改为横格,布面封皮也统一用黄色。该谱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另有学苑出版社1998年影印本,分装28册,另索引2册、《星源集庆》1册。注4目前大多数爱新觉罗宗室觉罗后裔查阅和依据的,都是这部1935年修撰的《爱新觉罗宗谱》,而极少是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玉牒》。

                        (四)清代皇族的封爵制度

                        清代皇族封爵始于崇德元年,皇太极定宗室爵位分九等:一等和硕亲王,二等多罗郡王,三等多罗贝勒,四等固山贝子,五等镇国公,六等辅国公,七等镇国将军,八等辅国将军,九等奉国将军,其余为宗室。

                        1.乾隆朝所定封爵表(光绪朝《宗人府则例》卷3)

                        2.宗室王公俸银俸米数额表

                        按一般谈宗室王公俸禄,不会谈及四品宗室,表中的最后两行是我加的,旨在与有爵位的宗室王公做一对比。据《清高宗实录》卷1164,乾隆四十七年定:“闲散宗室均赐给四品顶戴,四品武职补服。”闲散宗室凡年满20岁,经报准后,每月会给养赡银和养赡米。至于表中最后一行列入京旗马甲待遇,为的是与四品宗室的待遇做一对比。清末北京主要王府分布示意图
                        上编府门儿

                        一、刚刚开了个头的访谈——金启孮口述

                        时间:2004年3月10日地点:北京市海淀区马连洼梅园小区金启孮寓所访谈者:定宜庄、乌兰、乔吉注5我当年读到的《满族的历史与生活》版本[访谈者按]我是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读本科的时候,偶然在阅览室的开架书架上发现金启孮先生的那本《满族的历史与生活——三家子屯调查报告》的。至今犹记在宽敞明亮的阅览室的那个下午,我一口气将它读完时的感觉。可以说,我开始对满族,这个我生身的民族发生兴趣,就是在读了金先生这本书及老舍先生的《正红旗下》之后,这也正是我在师友们疑惑的目光下,决定报考中央民族学院满族史专业研究生的重要原因。1984

                        .com粉色se视频.com为了扩军,而且是为了裁军,而且更重要的是,“善后大借款”的用途,包含了“政府行政费用”以及“整顿盐务”等各种正当用途,其中“行政费”则包含了例如“在外使馆经费”、“附属学堂经费”、“内外警察厅经费”、“清室优待费”、“保护清陵经费”、“监狱经费”等诸多是正当的、合理的用途。尽管这笔“善后大借款”,实际上有一部分用于镇压了“二次革命”,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说“善后大借款”是早有预谋的、专门用于镇压革命党的借款。我们必须要从1912年初的历史说起,从这笔借款的初衷、原始动机等各方面的资料出发,去对它进行探讨,否则,我们很难写出客观、公正、真实的历史。那么,至于许多革命党人指责袁世凯找帝国主义国家借这笔钱,没有经过国会的批准,因此,它是一笔“非法借款”——这种说法,是否符合事实呢?我认为这也恐怕很难符合事实。事实上,这笔借款的“非法”之说,是源自于以下的一个基本事实。袁世凯的财政人员找外国银行团谈妥了这笔借款,年利息5%并征得了国会的批准,可是,正要签约的时候,外国银行团却反悔了,说要求增加利息,增加到年息5.5%。北洋政府不死心,及时将这个变卦通知了国会,同时也缠着外国银行团不放,继续进行谈判,说:你为什么说话不算数啊?经过复杂的谈判之后,外国银行团最终妥协了,又回到了原先的年息5%。这样,袁世凯为了防止“夜长梦多”,遂命令财政部马上和外国银行团签约了。不料,此时在国会,却冒出了一片反对的声音。国会说我们之前是批准你签5%的约,可是后来鬼子反悔了,他们抛出一个5.5%的新利率,也就是说,此前的那个议案已经“过期”了。国会还说,不错,你政府和鬼子继续谈,最终又谈回了5%——可是,这个“新谈成”的5%,在法律上来说,是一个新的合同,是一个新的议案,既然是一个新的议案,那么,你袁世凯就必须重新回到我们国会,由我们国会再次投票表决“新议案”,你袁世凯才能和外国签约——否则,你就是违法!这就是当年国会的指责之词。值得注意的是,当年国会议员,国民党员占了多数。这就是所谓“借款手续不合法”说法的来由了。实事求是地说,这种说法,是存在争议的。中方代表和外国银行团重新谈回到5%,这到底算是一个“新议案”,还是原先的那个“旧议案”?恐怕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了。本节最后,我附上当时的各种合同清单。《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之《丁号附件:裁遣军队》热河六十万圆广东一百零五万两浙江五十六万圆江西六万两《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之《戊号附件:行政费》民国二年四月至九月预算约数外交部所管共一百七十七万六千二百一十二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三十八万一千五百三十二圆第二款在外使馆经费一百二十二万四千七百五十六圆第三款附属学堂经费十六万九千九百二十四圆内务部所管共二百十九万二千六百二十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二十七万四千二百圆第二款内外警厅经费一百二十二万三千八百三十六圆第三款附属医院学堂局所经费八万零十一圆第四款步军统领衙门经费六十一万四千五百七十三圆财政部所管共一千三百零二万一千八百零八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二十五万圆第二款附属局厂经费十九万六千七百七十圆第三款大总统府经费三十万圆第四款国务院经费包括法制、铨叙、印铸、蒙藏事务、临时稽勋各局及审计处四十七万五千八百十四圆第五款议院经费一百万圆第六款清室优待费二百七十七万七千七百七十七圆第七款税务处及学堂经费十万零三千四百五十六圆第八款各税务衙门经费二十二万一千八百圆第九款各旗俸饷俸米折六百六十六万六千六百六十六圆第十款外旗俸饷热河、察哈尔、密云等处六十二万五千圆第十一款保护清陵俸饷四十万零四千五百二十五圆陆军部所管共一千五百八十二万六千三百二十一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五十四万余圆第二款直辖各镇局所等饷项八百四十余万圆第三款参谋本部及所辖各校局经费一百七十六万一千六百七十五圆第四款禁卫军饷一百二十四万三千一百九十六圆第五款拱卫军饷一百五十三万二千八百四十四圆第六款武卫左军饷一百二十八万六千三百五十二圆第七款武卫前军饷九十七万四千二百七十四圆第八款京畿军政执法处经费及军饷八万七千九百八十圆海军部所管共一百三十八万二千三百四十八圆第一款本部经费十八万二千三百四十八圆第二款各司令处军舰学堂经费一百二十万圆司法部所管共六十二万六千零三十四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三十四万六千六百四十圆第二款院厅监狱经费二十七万九千三百九十四圆教育部所管共一百三十三万七千六百零四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五十三万七千九百八十四圆第二款学校局馆经费七十九万九千六百二十圆农林部所管共三十五万一千三百九十八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三十万九千二百四十二圆第二款场所经费四万二千一百五十六圆工商部所管共二十六万八千六百五十六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二十万零八千六百五十六圆第二款各所经费六万圆交通部所管共五十三万九千四百九十七圆交通部路航邮电各费,应归特别预算,应可相抵。至新添路线不在内。第一款本部经费三十万二千八百零六圆第二款育才费二十三万六千六百九十一圆以上共计三千七百三十二万二千四百九十八圆。附:特别用款印刷局工程机器约七十五万圆造纸厂工程机器约一百四十万圆造币厂工程机器约五十万圆大学堂建筑费约五十万圆崇陵工程费约四百六十一万一千五百三十七圆议院工程费约一百五十万圆元年积欠各部行政费约三百八十四万五千圆皇室经费元年欠发商号挪垫三百零一万七千三百三十三圆八旗米价一百八十万七千七百五十圆共计一千七百九十三万一千六百二十圆。统计五千五百二十五万四千一百一十八圆。约合五百五十万磅。以上各节,每月之详细预算用度,应交银行所指定之代表人一份。《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之《己号附件:整顿盐务》整顿盐务用款概算一收盐运盐基本金七百万圆一设机器制盐厂三百万圆一整理场产五百万圆一为按照将来与银行商允之银行办法备垫资本与盐商五百万圆共计二千万圆,约二百万磅。

                        民国侠女施剑翘传奇

                        在民国的历史上,有一位挺身为父报仇的侠女,她的名字叫施剑翘。此人的故事相当具有传奇色彩,值得一写。故事首先得从施剑翘的父亲——北洋军阀张宗昌的部下猛将施从滨讲起。1926年,正值军阀混战的年头,施从滨和孙传芳在安徽省蚌埠地区开战,施军兵败、被孙军追赶。施从滨开着铁甲车狂奔,要夺路过桥,但是,桥上挤满了自己手下的兵,逃命要紧,施从滨把心一横,开着铁甲车,径直从自己的战士身上辗了过去,当场撞死、撞飞许多人。有的士兵被铁甲车压断一条腿,大声哭喊,场面十分凄惨。尽管开着铁甲车狂奔,施从滨最终还是没能逃脱,在孙传芳士兵的重重包围之下,施从滨放下武器,投降了。被俘之后,施从滨的态度相当配合。尽管如此,孙传芳还是将俘虏施从滨杀死,并且割下了他的头颅悬挂示众。施从滨有一个女儿,名叫施剑翘。父亲施从滨的死,给她带来了无尽的悲痛。施剑翘立志:杀死孙传芳,为父亲报仇。施剑翘原想依靠男人为父亲报仇。不久,有个男子跟她说:“我同情你!我为你的父亲报仇!”施剑翘很感动,立即嫁给了他,并生下儿女。然后,施剑翘不断催促丈夫为父亲报仇,可是,这位丈夫却在婚后食言了,再三推搪,就是不去。施剑翘也要求过自己的弟弟(施从滨的儿子)动手为父亲报仇,可是,弟弟也不愿意。无奈之下,施剑翘不得不决定:亲自动手。当时,施剑翘和杀父仇人孙传芳,同时都住在天津。冤家路窄。孙传芳居然有个女儿名叫孙家敏,和施剑翘的大儿子在天津法租界“培才幼儿园”是同班同学!施剑翘准备好手枪之后,找借口和孙家敏小朋友套近乎,初步摸清了孙传芳的部分生活规律。可是,尽管如此,还是很难找到靠近孙传芳的机会。有一次,施剑翘到天津“居士林”,给死去的父亲烧香倾诉,边烧边哭。一位老和尚看她可怜和她谈话。无意中,老和尚透露了惊人的情报:孙传芳下野之后,皈依佛门,竟然是本寺的常客,常来“居士林”烧香念佛!施剑翘终于找到了下手的机会。机不可失,施剑翘到“居士林”守候多日,终于在1935年11月13日,等到了孙传芳的出现。施剑翘不动声色,趁孙传芳念佛的时候,朝他的后脑连开三枪。孙传芳当场身亡。枪声响起之际,“居士林”的信众们吓得满堂乱跑。施剑翘不慌不忙,当场散发印制好的传单。施剑翘在传单里坦言:“……小女子我是为父亲报仇……”随后,施剑翘抱着必死的决心,镇定自若地拨打警察局的电话,报案自首。很快,警察来了,将她带走。笔录之后,还见了记者。施剑翘属于自首,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施剑翘为父亲报仇,开枪打死孙传芳并入狱之后,冯玉祥、李烈钧、张继等国民政府大员都同情她,并为她到南京说情。全国舆论也为施剑翘说情。(注意:孙传芳下野之前,是国民党北伐的主要军事敌人之一,故国民党人一般不同情孙传芳。)南京国民政府在考虑之后,动用了极少动用的特赦权,将施剑翘特赦了。这就是民国侠女施剑翘的真实传奇。

                        张作霖的身世和起家

                        张作霖的身世和起家问题,在近代史中,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确是很多普通读者比较感兴趣的一个话题。笔者收集了一些张作霖身边人的证言,于此整理一下,对于对张作霖有兴趣的读者朋友,也许有一点参考的价值。张作霖的父亲,名叫张有财。张有财以开赌场为生。有一天,张家的狗用嘴巴拉扯着张有财的老婆(张作霖的母亲)往外跑,一直跑到了树林里,找到了张有财的尸体。村子里传说张有财是被一姓王的赌徒给杀的。原因是那赌徒在张有财的赌场里输了钱,张有财说要人家的老婆抵债。人家当真了,急了,就动了杀心。关于张作霖父亲的这段资料,出自于《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张作霖青年时代纪略》中赵兴德(赵兴德是张学良的表兄)的回忆。张作霖小的时候,本来是个读书郎,如果能将书读下去,也许人生的路会不一样,可是,他天生并非读书的料。张作霖12岁时,家里没钱供他念书,经过托人说情,和私塾先生谈成了这个方案:张作霖给私塾先生做饭,作为报酬,张作霖就可免费上学。有一次,私塾先生批评小张作霖,不料老先生因此被张作霖给暴打了一顿。动手打了先生之后,张作霖知道这书再也念不成了,他对别人说:“人,干点儿啥都能混一口饭吃!这书,我不念了!”打了人还不算,次日,张作霖回到私塾,拦住各位同学,不准他们上学,肆意扰乱私塾的教学秩序。小小年纪的张作霖,就霸气外露,这人注定是当枭雄的料。关于张作霖求学、退学的这段史料,也出自《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赵兴德的《张作霖青年时代纪略》。张作霖到了十六七岁的时候,在辽宁海城一家名叫“杜家店”的旅馆里面打工,干的是伺候住客,帮住客牵饮牲口的工作。如同今天酒店里帮住客搬运行李的服务生,英文职称为“Bellboy”。有一次,张作霖欠下赌债,生了邪念,他偷了一个住客的一头驴,卖掉了,不久,张作霖被人告发,“杜家店”的老板立即找来打手,将张作霖暴打至晕厥,然后将张作霖扔到苇塘当中。张作霖侥幸不死,醒来之后,决定落草、投匪,于是,他投奔了当时的著名胡匪(土匪)杜立山。张作霖投奔土匪杜立山之后,不久就在清政府的一次剿匪行动中,被官府抓到了。那时的张作霖才十七八岁,长得矮小,又没有人来指认他有血案啥的,结果当官的仅仅把张作霖打了一顿板子,就放他走了。张作霖被放走之后,不思悔改,继续拉帮结匪,后来又和张景惠匪帮结合,逐渐壮大。关于张作霖从社会底层青年落草为匪的这段史料,出自《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赵庸声的《张作霖的起家》一文。再后来,1900年,北方闹义和团,沙俄以此为理由,侵占了东北全境,给张作霖提供了真正成气候的机遇。那时,东北全境被俄军侵占之后,清政府的各个地方政府都关门打烊了。东北大地出现了无政府的“治安真空”状态。张作霖作为土匪,这时找到了一笔更大的,而且是比较“正当”的业务,那就是:收取各个村子的保护费,保护各个村子免受土匪侵扰。换言之,张作霖瞅准了机遇,从“土匪”摇身一变,成为了地方“保安”,而且还是一家“大型保安公司”的“老总”。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张作霖这股武装力量被清政府招安,他本人就此成为了清军的一个地方将领。关于张作霖从土匪改行当保安,再被清政府招安的这段历史,诸位可参考唐德刚的《张学良口述历史》一书,出自张学良的口述回忆。再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我就不再赘述。第三章深挖内幕这一章,作者将引领大家,回首过去,从被隐藏的历史细节中、从褪色的画面中、从历史见证者的回忆中、从纷乱交错的事件中,深挖那些尘封已久的历史内幕,还原焦点人物的真实面目,让读者感受一个更加接近事实的观点。

                        府院之争

                        我们有不少的历史爱好者都隐隐约约听说过这么一个历史名词:“府院之争”。但是,也许有一些朋友并不知道这个词语的意思,更不知道与之相关的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所谓“府院之争”,其实就是指“总统府和国务院的斗争”,它说的是这么一个历史事件:1917年春夏之交,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开除了国务院总理段祺瑞,段祺瑞心怀不服,怂恿军阀张勋带兵入京,武力驱逐了总统黎元洪,段祺瑞得以恢复总理职位并重新执政。这么一件事,在我们中国的近代史上,叫作“府院之争”。那么,中华民国的大总统黎元洪,为什么要开除国务总理段祺瑞呢?关于这件事情的始末,诸位不妨听笔者一说。事情要从袁世凯之死说起。1916年6月6日,筹办帝制不成被迫宣布“暂缓洪宪”的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在病床上一命呜呼。袁世凯病死之后,中华民国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而总理之位,则由众望所归的北洋巨头段祺瑞上台担任。黎元洪当上大总统之后,宣布恢复此前被袁世凯废除了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下简称《临时约法》),简称“恢复约法”。什么叫作“恢复约法”?原来,由革命党人制订并于1912年3月11日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此前被袁世凯废除了,南方革命党人对此愤愤不平、耿耿于怀。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宣布“恢复约法”,以期安抚革命党人并试图缓解国家南北分裂的态势。黎元洪“恢复约法”的做法,也是有法律依据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中华民国之宪法由国会制定。宪法未施行以前,本约法之效力与宪法等。”这一条规定的意思是说在《中华民国宪法》还没有制订之前,《临时约法》就是有效的。朝野各界人士行事,仍然需要接受这部《临时约法》的约束。众所周知,自从1912年民国成立,直至1916年袁世凯病死,中华民国一直没有制定出一部正式的宪法。恢复约法之后,黎元洪和段祺瑞开始合作“当家”,但是不料,这个“黎段班子”刚刚搭伙不久,就闹出了矛盾,缘由主要是两件事:第一件事:撤换国务秘书徐树铮;第二件事: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首先说说第一件事:撤换徐树铮。徐树铮是谁?徐树铮是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他是国务总理段祺瑞的头号幕僚。徐树铮这人有个毛病:飞扬跋扈。徐树铮日常所做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拿一堆政府文件闯进总统府,往大总统黎元洪的办公桌上一搁,喊黎元洪签名。为什么政府文件要找大总统黎元

                        好多家族的事我都是从我祖父那儿听说的,我父亲后来有文化,可是什么都不说。我祖父那会儿就跟我说过那么一句,说你什么都忘了吧,你记住这句话:咱们家是英亲王之后。英亲王第六族,镶红旗。你什么都忘了,这句话你别忘。我祖父那会儿有点钱了,还把本家请了去,修家谱。不是每年,是隔那么两三年,在我们家修家谱。那会儿我小,个儿还挺矮的,我看见过,就在北屋,有一张木八仙桌,20多人在那儿,一修好几天哪。你说说,谁家生孩子,叫什么名字,谁娶媳妇了,就说这个。整方大宣纸。是用毛笔杆儿,削平了,好多红印的油,印个红圈儿,完了写上名字。我父亲记得清楚,这家谱的头一个名字就是阿济格。定:你们家的家谱和官方的《玉牒》还不是一回事儿?金:不是一回事儿。我们家的家谱啊,“文化大革命”都烧了。有家谱,还有坟图。像我祖父还知道,到坟地一看,这坟头是谁,那坟头是谁。到我父亲就不认识了,这坟头是谁的不知道了。定:没有碑吗?金:我去过,没有碑。阿济格是八王注161,八王坟啊,在大北窑那边,八通线怎么叫八?就是八王坟到通县啊,现在全拆了。八王坟是英王的坟,解放以后刨了,刨出一个大瓶来,据说清朝时候武将都是火化。定:清朝最早的时候全都是火葬。一直到乾隆时候八旗兵丁死了还都是骨灰呢。金:反正据我听说是武将,武将死了才是火化。另外那地儿还有几通碑,现在有拓片,在第一历史档案馆呢。我们的坟在水南庄,在现在高碑店靠北京城这边一点儿,就是说水南庄再往东一点就是高碑店了,现在属朝阳区。前两年中央电视台的白明还有冯其利拽着我到那儿去,结果什么都看不见了,坟全平了。可是一提照应坟的胡德亮,谁都知道。定:是从哪代另立的坟?金:这就不知道了,因为坟图烧了。据我推测,应该是从胡图礼注162,因为敦诚、敦敏的诗集里头,有到水南庄上坟的那个。敦敏的母亲死了,敦敏在水南庄那儿住了3年呢,说明在敦敏之前就在那儿立祖坟了注163。这又牵扯到礼节了。原来每年春节啊,七月十五啊,十月初一啊,就上供烧包袱,解放以后就不烧了。金锞子,银锞子,就叠那锞子。买纸,一沓一沓的纸,镶着金的、银的,四方的,给它卷成一筒,两边一夹,抹上糨糊,一长方的,当间儿空的,不是平行的,是交叉的,这就是一个锞子。另外有烧纸,就是一张白纸,使东西卷成一卷儿,然后把头儿那地方卷紧了。这包袱是纸的,上边印着黑字,有上款,有下款,当间儿写着某某某,父亲是先考,母亲是先妣,讳谁谁谁之位,底下是孝子孝孙谁谁谁。我祖父知道名字,都写谁写谁,我父亲写。后来我上学了,有时候也让我写。那会儿我们家供11个包袱,没有阿济格,都是后几辈了。还在敦诚、敦敏下边,秀字辈的。定:那些关于英王的故事也都是您祖父给您讲的吗?金:不是。我开始啊模模糊糊,就是我祖父给我说了那一点儿,我父亲是什么也不说。我学医的,从前就不注意这事,我一直小学中学大学,后来毕业就当大夫,哪儿有工夫钻研这个啊。后来有一次啊,这回民医院跟民委的关系非常密切,那会儿张寿崇注164的外甥金恒绩在市民委,金恒绩跟民委主任沙之源——沙之源是回民啊——俩人上回民医院来了。定:您说的这金恒绩是不是庆王家的?金:对,庆王府的。那会儿我还上班呢,我们正院长就说哎,我们这儿有个满族的副院长,你(的名字里)也有个衡(恒),他也有个衡,实际不是一个衡(恒),说你们俩认识不认识呀。后来民委有事就找我,那时候不是有个满族联谊会么,每年都给我一个请柬。后来在八几年吧,我退居二线了,就有了点时间了,又赶上张寿崇办满文班,他那阵儿在东城政协,挑头办的满文班,我就上了那满文班,哎哟好,这下可大聚会了,一提老祖宗啊,人家都知道。从那儿以后啊,我认识了好多人,有不清楚的问问人家,这么着后来越来越清楚了。敦敏的坟在水南庄。敦诚过继出去了,他的坟在大兴,大兴靠南了,西芦垡,祖坟是绰克都的。这还都是冯其利发现的。那儿还有一石碑,让人当台阶那儿踩着呢,是我那大爷爷励庄的父亲,叫啟泰,给立的碑。金励衡20世纪80年代与溥杰(右)的合影(金励衡提供)奉恩将军我还见过,这人叫存耀,注165我管他叫大爷爷。他比我祖父年龄小。奉恩将军那会儿待遇也不错呢,可是什么也不干,后来大清国一没就麻烦了,把祖产什么的卖了不少。原来我见到他那会儿,我记得夏净天儿,一身串绸的衣服。定:什么是串绸?金:就是丝绸的吧,长衫呀大褂儿。坐着洋车,叼着烟卷儿,来看我祖父来了,我祖父是他堂兄嘛。给我的印象就那样的,奉恩将军存耀。那时候我祖父就有点钱了。后来就解放了吧,北京市移民,就把他移到内蒙古去了。在北京他什么都干不了,到内蒙古他能干什么呀。定:解放初期往内蒙古等地移过几次民,都是无业的,在北京城里瞎混注166的。金:对对对,就是无业游民,什么也不干那会儿。定:到那边种地去?金:您想这位奉恩将军他能种地吗?(众笑)既不能打仗,也不能种地。定:后来都跑回来了。金:哦……原来您知道啊?您说对了,真跑回来了(众又笑)。跑回来就投奔到我祖父那儿了,我祖父就给他安排到绦儿胡同一个大车店,就在大车店那儿住,后来就死在那大车店了。(看满文书院最早的照片)满文书院最先是我们搞起来的。这是常瀛生,代善的后人,这是金宝森。

                        3.我自己

                        金:我母亲是汉族,不是旗人。汉族嫁到满族里边来,姓什么就什么佳氏,把汉姓后边搁一佳字儿。她们家是天津人。我那个外祖父在天津是比较有名有钱的,没有儿子,有4个女儿,老头把财产全都给女儿置了嫁妆了。所以我母亲嫁妆不错。定:您是长子?金:对,我10岁我生母就死了。我还有个弟弟。我弟弟是我这个妈生的。我就出生在什刹海旁边有门脸的那个门儿,现在宋庆龄故居,原来叫摄政王府的旁边(看照片:我就生在这个门里头,这就是后海)。定:那你们住的也是王府啊?金:不是,我们是在王府旁边,要是在王府里就麻烦了。我们住的那房子可比王府小多了,可是它也按着王府的格局。那个房子是谁的金励衡于后海北河沿的出生地(金励衡提供)呢?我不知道您知不知道,那个房子是缪素筠注167的。房子很好,一边是府邸,一边是花园。我们就租她花园那部分。现在还一直保留着呢,我前些日子还进去看看,里边也都是大杂院,都盖上小房儿了。那会儿载沣,就是溥仪他父亲还活着呢,他是1951年死的嘛,那会儿夏天热,他有时候就上后海河边凉快去,跟我祖父聊天儿什么的。我们现在的房子是我祖父又在那边买的地,自己盖的房。跟那个不是一个院儿,可是离得不远,就跟从这儿到胡同口那么远。我祖父盖的三合院儿。定:您说的三合院是什么样的?金:就是有北房、东房、西房,没南房。这个房子的头里,现在叫鼓楼西大街,原来叫德胜门果子市,我祖父在果子市做买卖,有两间门脸儿。我们后盖的这房子,就跟我祖父的商店通着,现在的门牌叫孝友胡同。故宫现在不是世界文化遗产了嘛,什刹海这地方算是文化遗产缓冲区,是风景区了,那地价比哪地方都贵。岑大利:您那房子现在还有人住吗?金:“文化大革命”那会儿就别人住了,去年才落实政策。国家出钱把那住房的全给搬走了,房呢就交回来了。我们8个兄弟姊妹分了,我父亲有遗嘱啊,给了我两间北房。岑大利:不错呢,还能给您交回来。金:这国家也花了不少钱啊。落实政策,自个儿花钱修的。我父亲在门头沟教书,“文化大革命”受冲击。他有一段历史问题,当的官儿不大,名儿可太厉害了——“防共委员会”。定:他什么时候跑那地方去了?金:那会儿老找不着工作啊,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差事,还是汪精卫的伪政府啊,地方不错,在中南海里边。在那儿就当雇员,成天就写毛笔字儿,抄抄写写。解放以后坦白了。刚一解放政策还是比较稳的,没事儿,不作为历史问题处理。可“文化大革命”就乱了,不管那套了就,在门头沟那边给揪出来了。我母亲那会儿也下乡了,“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注168。上顺义北坞插队了。后来又办回来了。我学的西医。我1955年北医毕业的。我入学的时候北医还跟北京大学是一回事呢,那会儿叫北京大学医学院,后来独立了,叫北京医学院。现在又合了,叫北京大学医学部了。今年9月份我们班刚开过毕业50年联欢会。我们那会儿是5年制。原来协和8年,北医是6年,到我们那年教学改革,是5年。我毕业以后先分配到北京市第一医院,这医院原来是市级,后来下放到区里了,1970年“文化大革命”以后又下放到甘肃。我老伴是药学系的,1962年毕业。那会儿不是备战么,她们班好多人就分配到部队上去了,就给她分配到空军天津医院。所以我算是军属,军属不下放,就把我分到回民医院来了。“文化大革命”回民医院改叫向阳医院,后来又改回来了。牛街那儿不是回民多么,回民医院原来归民政局,不归卫生局,这是全国最大的回民医院。现在为什么那么重视啊?是因为2008年奥运会,还要投资哪。

                        4.德胜门内

                        金:我上学啊,都是我祖父供的。定:您祖父比较有钱嘛。金:我们家是有点儿,可是我是吃窝头长大的。那会儿好多人都羡慕我们家,因为我们没挨过饿,没吃过混合面。我有个本家的哥哥就说我父亲,说我要有你这么个爸爸呀,我天天儿给他磕头!我看过别人吃混合面,灰色儿,像香炉灰。我没吃过,可是我见过。定:日本人来的时候您记事了吗?金:哟!是七七事变吧,我都记得。29军大刀片儿。那会儿我有个姐姐,我跟我姐姐就在那院里玩,飞机来了,那声儿大,我姐姐吓得就哭,往屋里跑。我们住的后海北河沿那地方,那天就通知了,让搬走,说今儿晚上这儿打仗。我们都看见了,那些大兵穿着灰制服,就听着好像是东北口音,就在河边石头上磨大刀,一边磨一边骂,一边磨一边骂,就骂那日本人。(我们家人)就说收拾收拾东西吧,说搬到果子市,上柜上住去。这个也带走吧,那个也带走吧,什么也舍不得,头天一宿就没睡觉,收拾那东西,第二天就搬走了,到柜上住下了。结果一宿枪也没响,第二天大兵全没啦,可能就都上卢沟桥了。现在宋庆龄故居那地儿,过去是德胜门小市儿,周围全是木厂子,(人们)就用那沙篙,把路口全给截上了,买东西都得隔着墙递一个菜筐。我对日本人的印象特坏。正觉寺注169那儿的两层小楼,住着日本人,日本人喝啤酒,啤酒瓶子就往下扔,砸中国人脑袋。在新街口那儿我眼看着,一个卖笤帚的,也不知道是妨碍交通了也不是怎么着了,让日本宪兵给踢得一溜滚儿一溜滚儿的。我那几年每年都拉痢疾,拉一回痢疾就且拉呢,几天几宿的就这么拉,药也没现在这么发达,就吃中药。那会儿一拉稀就叫虎列拉,注170一说虎列拉(日本人)就给拉出去烧了,所以拉痢疾都不敢说。所以中国人对日本人一直印象不好,因为他们太粗暴了。也说美国兵不好,但没有像对日本人那么恨。美国兵好像表现得就文明点儿。我都赶上了,满街美国兵,吉普车,日本人是牵着大狼狗。定:可是对你们家直接影响不大是吧?金:对我们家直接影响不大。日本投降的时候,(北京人)都恨日本人啊,好多日本人都一家子一家子躲到防空洞去,另外也有一些嫁中国人了,嫁给拉洋车的。可是在个别场合有的还挺横着哪。后来社会就不稳定了……定:这指的是什么时候?金:国民党来了以后啊。日本时代用联合票,是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国民党来了就不用了,用关金,用法币,后来又发了好几种,有一种叫金圆券,这金圆券可把我祖父给治了,他原来还有点钱,一折成金圆券,那点钱就够打一壶醋的了。所以解放对我们家是有帮助的,我上学不用交学费,吃饭也不要钱。我祖父三娶的祖母也是汉族。她就住在西城区,现在叫四环市场,一个超市,原来叫草厂大坑,我这第三个祖母的娘家就在草厂大坑旁边。穷。草厂大坑是抹脖子的地方。那会儿我们串亲戚到那儿去,都说:“早点走吧,晚了待会儿有抹脖子的”,哎。积水潭那地儿,是跳河的上吊的地方,靠荷花市场那地儿,也是上吊的地方。我上小学在新街口那边,上学下学老走积水潭那地儿,这跳河的上吊的我都看过没数了。解放以前。上学去看河里漂着一堆衣裳,甭问,一跳河的。喝满了水啊时间一长就漂上来了,叫河漂子么。等中午晚上下学的时候一看,捞上来了,还盖一张席。几乎天天儿有。就那板桥头条,板桥二条,积水潭医院后边那地儿,那树上,隔不几天就挂一个。定:您都看过?金:看过!定:就是说你们当时住的那环境都是特别穷的?金:都是穷。要不怎么说解放了拥护共产党啊,那真是!解放军进城的时候是从德胜门,我还到德胜门门脸儿看去了呢。那会儿还早晨几点钟开城门,晚上几点钟关城门,就怕给关到瓮城里边。我小时候还有放午炮的,中午一点好像是,“当——”。定:出了城那边就是庄稼地了?金:哎哟,解放以前不出城就种庄稼啦。绦儿胡同后边就种庄稼。
                        七、我讲的故事,您在别处听不着

                        ——何秉钧口述

                        (一)何秉钧口述

                        时间:2007年3月22日(第一次)2007年3月24日(第二次)2007年5月23日(第三次)地点:北京肿瘤医院十里河分院病房访谈者:定宜庄、殷芳、邱源媛[访谈者按]我为何秉钧先生做访谈,是在肿瘤医院的病床上。秉钧先生比我想象的要年轻许多,才62岁,精神非常健旺,虽然头一天刚做完第八次化疗,但根本不像个病人。我原先以为访谈的重点会在他学中医的经历,没想到他是从祖父入乐部讲起的,这是又一个孙子讲述的爷爷的故事。秉钧先生人很聪明,记忆力惊人。他会唱不少曲子,访谈基本上是在他的边说边唱中进行下去的,这很有趣。至于他讲的宫廷逸事有多少是真,又有多少是杜撰,与其认真地一一核实,倒不如将其当作爱新觉罗家族中一些人的特定趣味来看,更有意义一些。何况对这些逸事津津乐道的,不仅仅是爱新觉罗后裔,也有寻常百姓,乃至成为当今社会上的普遍风气。《爱新觉罗宗谱》中何秉钧家族支脉一览:和硕礼烈亲王代善注171多罗谦襄郡王瓦克达(第四子)注172松山松锡(第二子)注173何秉钧祖父松锡,光绪十三年(1887年)丁亥四月初十日未时生。何秉钧(以下简称何):我就用启功先生的一句话来开头吧,启功先生说因为我是胡人,所以我就胡说了。这句话你们听过吗?我事先整理了一篇稿子,我想这样,凡是书上有的,我不跟你说。定:好的。何:我现在正做着化疗呢,已经做到第八个疗程了,还有4个疗程就做完了,完了以后呢,就3个月到这儿来查一次。再过一个时期呢,就半年查一次。

                        光的红色头皮。她体型硕大,穿了一件咖啡色和白色相间的克林普纶衣服,贴身裁剪,很紧,难看极了。她的手肥硕,有些发红,指关节肿得发亮。她走路时要拄拐杖。她九十六岁了,完全能再活上十年。他们吃了又吃,吃了又吃,我们都吃了又吃。而吃得最多的要属莫迪,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低垂着眼睛,有条不紊地吃着,什么都不剩下,她慢条斯理地把每一点面包渣吃完,让我们大家等着。而他们都舒服地围坐在摆满菜肴的桌边,脸上是盛气凌人的笑容,摆出一副好脾气的样子,说着莫迪姨婆做过这个、莫迪姨婆做过那个来打趣她。她一句话也不接。吃完饭,她对我说:“现在我们该走啦。”然后,她直视姐姐,提高声音说,“既然我已经把你吃了个倾家荡产。”儿女们不安地讪笑,孙子辈们饶有兴味。那些不在场的曾孙辈们大概从来没听说过莫迪姨婆。女族长只是微微一笑,女王一般,淡漠冷酷。她说:“我按老规矩,给你烤了一个好吃的小圣诞布丁,你带回去吧。”“我倒记不得去年有过,前年也没有过。”“唉,小姨。”一个外甥女说。女族长朝一个年轻人点头示意,他端来一个白色小钵,递给莫迪。起先莫迪想要把它撂下,但是最终把它递给我:“拿着。”我端起那个小布丁,那个量也许能喂几只麻雀吧。我们一大队人慢吞吞地朝我的车走去,速度要看莫迪的。哦,在那晚秋的阳光下,她看起来面色多黄、多糟糕。那一家人也看到了,明白过来。这些高大魁梧、朝气蓬勃、活得滋润的家伙看着她,黑黑的一小团,家族的替罪羊,突然感到冷飕飕的。他们恐慌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提高声音,喊道:“小姨,再见,改天再来玩!”“没错,”她姐姐吩咐,“下次再找个星期天,让你的‘好邻居’带你来。不过这次要提前打招呼,把时间留足了。”她已打定主意不去弄明白莫迪不会再来了这个事实。她对我说:“莫迪能有一个‘好邻居’真好。我都和她说过上百遍了,你得要一个家务女工,我是这么说的。”于是用这个方法,莫迪的家人终于抹掉了她的这项成就:一个真正的朋友,一个爱她的人。而我真的是爱莫迪的。她坐在我身边,哆嗦,呜咽,我心疼极了。我对她说:“莫迪,那帮人一百个都抵不上你一个,而且我相信你以前也一直比他们好得多得多。”于是我们驱车回家,一路无言。一整个下午我都陪着她,给她煮茶,给她烧晚饭,悉心照料。但是她无精打采,痛苦伤心。第二天,她真的大不一样了。那是三周前。自从那天起,便每况愈下。一周前,她开始讲小时候。有一次他们带她去参加圣诞前夜的教堂礼拜,她从此忘不了马厩里的圣婴,还有那些天使们。我让我的秘书找找哪里可以去做礼拜,要不太费事的。最后我选择了莫迪家街那头的一个教堂,这样她就不用走太远的路了。过去一周里,她一直在讲——这也是她第一次讲——自己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去参加过的教堂礼拜,但明显地,花花公子先生和他的情妇,还有那位可怜的妻子对宗教没多大兴趣。她讲的是教堂里的歌声,教堂有多漂亮,玻璃彩窗,“木头发出的好闻的味道”,鲜花。昨天晚上,我带她开了一百码左右的车程去那个教堂,车开得很慢很慢。我可以看出——又一次看出——她身体又垮下去多少,因为我带她去她姐姐家不过是五个星期前的事,可现在车子轻轻一动她就会不舒服。我扶她下车,和她一起走进教堂。从外面看,那不过是一栋平常的、让人愉悦的小建筑,没什么特别的,但是从我们走进入口时开始,我便透过莫迪的眼睛来看。她静静地站在那里凝视,抬眼看屋顶的阴影,然后视线投向圣坛上耀眼的烛光。圣坛的一边,是躺在摇篮里的漂亮婴儿,还有天使们,披着红色和蓝色的袍子,戴着金冠,跪在马利亚身边,马利亚是一个光芒四射的年轻姑娘,粉红的双颊,笑容甜美。东方三博士站在附近,手里捧着裹了金纸和银纸、系着鲜红缎带的礼物。四周,在闪闪发光的柔软稻草上,是一只只小羊羔。还有一条真的狗,是教区牧师的,一条毛绒绒的白色小猎犬,卧在羊羔中间。哦,真漂亮,莫迪叫道。人们闻声转过身,看到这个年迈、驼背、身着黑衣的丑老太婆站在那里,微笑,颤抖。于是他们也微笑,屋里只有温柔模糊的烛光,谁也看不出她病得有多厉害,皮肤有多黄。我们沿着教堂坐椅间的通道往前走,走得极慢,因为她没看路,而是盯着圣坛边美丽的布景。我们在最前面一排坐下,可以看到那条听话的狗微微地喘着气,还被烛火熏得暖洋洋的,于是不住地打哈欠。哦,太可爱了,哦,太漂亮了,哦,我的小东西,我的小狗狗,莫迪啜泣着,伸出手来。狗看到她这样,就往她那儿去,但是廊柱后面看不见的地方有人低低地喝了一声,它就又卧回羊羔间去了。礼拜式平常得很,我确定那个布景很俗气。这一切让她累得筋疲力尽,我服侍她上床,给她倒了杯热牛奶,她的猫躺在她身边。可爱,可爱,我可爱的小东西,她喃喃低语,我离开时,她微笑着,对我微笑,对着那猫微笑,对着自己的回忆微笑。但是……她得住院。上周医生来过了,而且不是坏薇拉叫他来的。他告诉她,自己估算着,莫迪差不多“适合”去医院了。他来了,看到现在的情况,说如果不去就要过圣诞节了,她应该立即住院。不过他施恩,宽限她一周。我们知道她进去就不会再出来了。她知道吗?哦,不,两个星期就这么过去了……简直是一场噩梦。莫迪成天怒不可遏,大发脾气。薇拉·罗杰斯不在,她外出参加培训了,而既然她得有个敌人,我就成了那个敌人。有一天晚上,她当着我的面摔上门,把我关在外面,第二天才让我进去,她脸色惨白,眼睛里冒着熊熊怒火。“莫迪,”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待我?”我们面对面坐着,炉火熄了,房里冰冷,猫饿着肚子,烦躁不安,大声号叫。我指望她会投降,像往常一样,猛地一扭头,傲慢地抬起下巴——然后叹气,抬手遮住脸,没一会儿,细小的声音,通情达理的口气,向我解释。但是不,她愠怒地坐在那里,下嘴唇噘着,瞪着眼睛。我连哄带劝,但是没用。我现在不大确定,我能不能再看到我的莫迪了,因为毫无疑问,这个莫迪现在有点神经失常。这个问题我琢磨了有一段时间了,我们容忍人们的某些怪癖、怪脾气,不把那称作神经失常。那,到底什么是神经失常?过得和现实脱节,这肯定算吧?莫迪对着自己唯一一个朋友大叫大嚷、大发脾气,把我当作敌人,这就算不上理智。现在发生的一切都和现实脱节了,一切都是一场可怕的闹剧,我不能对她说,莫迪,你得了癌症。我想到了妈妈,我想到了弗雷迪。我晚上睡不着觉,躺在床上想不通,那两人可以说,我得了癌症,但莫迪却不能,到底是什么造成了这种不同。教育?胡说八道!可是我妈妈、我丈夫去世前,没有一时一刻和所发生着的一切脱节。那会儿脱节的是我!而薇拉又不在,我没法问她……问什么?各种各样我需要知道的事情。我管不了莫迪的事了。不管她去不去医院。薇拉回来了,我们把莫迪送去了医院。我不得不安排住莫迪隔壁的那个女人帮她喂猫,她说我不能指望她会收留它,不如把它送去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吧?我把莫迪的房子彻底检查了一遍,确保没有会散发恶臭的东西——马桶,厨房。我找到了藏起来的肮脏衬裤和内衣,终于能把它们丢进垃圾桶里了。做这事的时候,我对自己说,这就好像把莫迪扔掉了。我的确是在想,她为什么得经历这一切,这漫长、肮脏、悲惨的死亡过程?她若是能在睡梦中死去,该多好。但是她自己都没有这样的想法,我有什么权利这样想?她住在我们最新的大医院里,住的是四人病房,用的是最好的现代药品,接受着最好的现代护理。周围的人都小心翼翼,给她充分的独处机会,举止谨慎、讨喜。那个可怜的莫迪,一个脸色蜡黄、怒气冲天的小老太太,就是这样,坐在床上,或者坐在椅子上,垫着靠垫,别人给她送餐送药,她什么都不做,就成天发火、反抗、嘟囔、诅咒……可尽管这样,他们还都喜爱她。真的。一开始我以为这只是因为他们实在是训练有素,但不是这样的。每个护士都和我说过,莫迪身上有点什么与众不同的气质。小医生也对我说,“你是怎么和她交上朋友的?”他是真的想知道,因为他也感觉到了莫迪的那种气质。“她很可爱。”病房的男护士说,他刚花了二十分钟劝莫迪吃药。那是止痛剂。这还只是药性相对温和的一剂药,而到时候,她身上的疼痛会越来越厉害,那就得用药性猛烈的药剂,非用不可。但是莫迪说,这让我意识模糊,弄得我一脑子糨糊。她熬着不吃,直到她愤怒地啜泣一声,猛地把头扭向桌上的杯子,这是告诉我她肯吃药了。我每天下班后去看她,待两个小时。“噢,你终于来啦。”莫迪说。然后,当我起身要走的时候,她说:“要走,是吧?”然后她转过脸去,不看我。轻松了,不用给她洗澡、搓衣服(得保证它们大致干净);不用坐在她对面,强压下怒火、沮丧、怨恨,听她对我恶言相向。她的家人已经来过了,那个部落,医院一次放两三个进来看她。“你们是来看我死了以后会给你们留什么的吗?”她问,“你们还不清楚吗,多少年前你们就把我的东西都拿光了。”“哦,小姨!”外甥、外甥女们这样说。而女族长则质问:“莫迪,你这是什么话?”“你知道这是什么话。”莫迪说,转过脸不理他们。他们说再见,小姨;再见,莫迪的时候,她也不搭理。我提出申请,要提前结束全职。现在我一周去两个整天,根据需要灵活安排;智囊团晨会的时候去半天;我还答应在杂志交付印刷前的那几天中,再去一天半。菲丽丝请我和她一起吃午餐。这是一个正式邀请。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她现在和吉尔形影不离,吉尔黏上菲丽丝了,所以想找几分钟单独谈一谈都不容易。我以为她是想要我给些关于杂志社的建议,也许还有些关于吉尔的,但是她让我乱了阵脚,她说查尔斯想娶她。我根本没想过这个可能,我坐在那里,拿餐巾轻轻擦嘴,啜了几口酒,想要争取一点时间。我在想,我之所以没有想过这个可能,是因为这实在太荒谬了。那是我的第一反应,而现在我在这儿记日记(午夜时分),我依然觉得那个反应是正确的。我几乎是立刻就恢复了正常,坐在那儿,集中注意力听她说,表现出满满的同情,努力让自己不要对这一切太过挑剔,反复暗暗对自己说,众所周知,我不具备在这方面做评判的能力,因为我从来没有真正结过婚,“缺了些什么”。但是她怎么能嫁给查尔斯,或者准确地说,如何维持这段婚姻?他要离婚,有三个孩子,所以要花在他们教育上的费用简直惊人。他们的生活方式得靠菲丽丝维持、供养。孩子们会怎样?这些问题在我脑海中一个个出现,而她坐在那里,焦虑地欠着身子,穿着柔软的衣服,真是个漂亮的小东西。我以前怎么也想不到要称她为漂亮,但她如今的确是漂亮。润泽的头发,晶亮的眼睛,在餐厅深色木墙的映衬下,她好像在熠熠生辉。她想要建议。唉,我现在可是知道了,没事不要随便给人建议。我想要知道,若是结婚,她要承担起什么来,对此她心里有多清楚?归根结底就是这个问题,不是吗?而她说的,是她和查尔斯一起管理杂志,合作得多么好,一切多么轻松顺利:她讲啊讲啊,不停地谈工作,她的眼睛期待地盯着我的眼睛,因为我没有说,哦,菲丽丝,你真是疯了,或者,这真是好消息。我就让她这么一直一直讲下去,我自己不怎么插话,只偶尔提供几句显示处世智慧的话,每个人都应该储备一大堆这样的话,碰上这种别人指望你告诉他们该怎么做的情况,就好应付了。到我们用餐结束的时候,她第一次提到了如果结婚,他们要不起孩子,因为她得工作,而她也不知道自己对于孩子是个什么想法。她不时地瞥我一眼,一脸期许,好像觉得就算这谈话眼看着就要结束了,我也还有可能说,哎呀,那当然了,你一定要嫁给他!但是我确实开口问了个问题,语速飞快,态度尴尬,你想提一个和当前谈话氛围不大契合的话题时,就会这样。我问的是:“但是你的妇女解放集会,那一类的东西,怎么办?”她目光躲闪,微笑着,漫不经心地说:“噢,他不介意我做什么,其实,他还挺感兴趣的。”我觉得这实在是答非所问。我听到自己神经兮兮地哈哈笑,那情形,就好像是谁讲的笑话没爆响。查理也邀请我共进午餐。他想和我说说他的麻烦。他觉得娶菲丽丝,把自己的过去强加给她,这不公平。对于娶菲丽丝的事,他又有新考虑了?我扩大储备,又备好了这样的话:你一定得严肃、全面地考虑这个问题,然后走你认为最好的路!还有,我能理解你的感受!这顿饭根本就是一场长达两小时的个人独白,我偶尔穿插一点上面那些话。我们在餐厅外道别的时候,他感谢我给了他好建议。菲丽丝太聪明了:几天前,当我们道别的时候(在餐厅外),她涎皮赖脸地对我咧嘴一笑,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该怎么做呢,这样我就可以把错全赖在你身上了!”看来,至少这两个人有可能出于惯性结了婚;若真这样,到头来,要是这段婚姻居然是个成功……?我原指望着现在有时间了,可以让我的衣服达到水准。保持我的风格,真不是个轻松活儿。我站在镜子前,穿着自己最好的套装。蜜黄色,柞蚕丝。我的包。我的手套。我的鞋子。臀部上方不够平整,但没法解决。翻领的边沿看上去不够灵动。两颗扣子松了。鸽灰色的缎质衬里上有一根线头冒出来了。我的鞋子面上起了皱。我的手套不理想。我所有的丝袜上都有抽丝的地方。怎么办?全扔了,重新来!但不行啊,问题是,就算我现在有时间保持我的风格,我也没兴趣保持了。我最近想起来,科莱特的,或者说是“亲爱的”[15]的莉亚以前迎接老情人时,告诉他,自己换了一身套装,系了漂亮的蕾丝褶裥,一身盛装,去什么场合都可以。而让他伤心的(让科莱特伤心的?),是她不再在乎这些费时费心的奢华打扮了。但是我不会不修边幅的,我不会。若是因为没有精力而邋遢,那就是掉进了老年的陷阱——毕竟,我才五十多岁,还不是退场的时候呢。我的风格需要费时、费心、注重细节,如果我不再在乎它了,那我就要想个什么聪明点子,折衷一下。在考虑这些的同时,我捐了好多衣物给慈善商店,还让我的裁缝按原样翻做了一些衣物。我以前从没这样做过,我们花大量时间讨论布料、扣子、衬里。她很惊讶,接到我的信以后打电话给我,她真正想问的是,你居然叫我把那款浅灰毛料套装照样再做一身出来,料子在邦德街就能买,你这是不再感兴趣了吗?——是的,我亲爱的,的确是这样的,我失去兴趣了;但是,不管怎么说,我好歹是介绍了菲丽丝给你。我还会请你再帮我做那款棕色的女衫裤套装,那款黑色的中国绉纱衬衫,那款米色的丝绸裙。过了多久了?我想大概有两周了吧。每天我都去病房看莫迪。你好,我说,你怎么样,和大家一样,微笑、友好;而若是站在她的角度上看,我知道她觉得这态度是伪装,是欺骗,就像一场噩梦——她就这样被我们捉住了,是我们的囚徒,我们用虚假的微笑包围了她。可这些是她自己逼出来的。我渴望她能不再躲在那张愠怒、充满敌意的蜡黄面孔后面;我渴望和莫迪本人交流,哪怕只有一会儿。但是她把自己封闭在自己的狂怒、自己的猜忌里,从这个牢笼里向外张望,看着我那可憎的讨喜微笑。我自己都能感觉到,每当走进病房,我的脸就自动摆出了这副表情。实在是煎熬,实在是糟糕!我现在是在讲我的煎熬,不是莫迪的。明显,我还是自私的,但是我相信,如今这个每天在病房陪莫迪一个、两个、三个小时(尽管时间是永远不够长,每次我离开的时候她都觉得自己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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