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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人与动交视频播放免费该很清楚,近在咫尺的卸磨杀驴行为换了谁都得心寒。郭药师并不是孔门弟子,凭什么要求他像后来的武穆王一样?这个指责没道理。郭药师降金,被重新任命为幽州城防司令,另外赐给他金牌、完颜氏的姓氏。这些待遇远远超过了宋、辽两国曾经给他的好处,让他这一次的投降加倍的舒适愉快心情大好。于是,他进一步有了新的表示。他建议完颜宗望大胆穿插,根本不必去管宋朝河东的精兵,一来有完颜宗翰的西路军去牵制,二来宋朝的军队和官场一样烂熟了,从来只顾自己死活,绝不理会旁边的安危。当此时,应该全速渡过黄河,过河之后一马平川,都是金军骑兵的天下。这是郭药师当了三年宋朝将军积累下来的业务知识,每一点都戳中了宋朝的软肋。当然,河东那边儿最精彩的事他是料不到的,别说是他,宋、金两方面都被震撼了。义胜军叛变了。叛变成了流行词,不仅降军复叛,连宋朝本国的军队也争先恐后地倒了过去。义胜军是宋朝得到燕云区域之后就地招募的一批民兵,大约有十几万人,参与河东的军事布防。宋朝从内地拨款养他们,这期间难免压缩了河东正规军的军费。时间一长,正规军愤怒了,生活质量全面下降,民兵抢了正规军的饭碗!一怒之下,难免骂街,各种威胁式的垃圾话喷了出去。义胜军听见了。他们不是宋朝内地的居民,是刚刚接收的原辽籍汉人,归属感本就不强,面对可能的危险,这帮人直接选择了叛变。金兵的西路军两天之内连下朔、代两州,全是义胜军内部搞鬼,朔州是他们在战事正酣时打开了城门,代州更直接,他们把守城的将军给绑了,送到完颜宗翰的面前!西线是这种局面,就算河东军想支援河北也做不到,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完颜宗望直扑黄河。而在黄河之前,宋朝还有几座河北路的军事重镇。保州(今河北保定)、中山府(今河北定县)、北京大名府等,它们是最后的屏障。当战火烧到保州城附近时,消息终于传进了赵佶的耳朵里。这是个奇迹吧,局势已经到了当年澶渊大战的程度了,宋朝的皇帝居然才刚刚知道!之所以会这样,一来是到了年底,每年的郊礼在即,每个官都盼着大红包呢,谁拿烦心事去恶心皇上?二来是赵佶本人曾经下过御笔,谁也不许“妄言边事”,破坏大好局面。于是,谁都憋着,下边的告急求救信堆成了山,也坚持不去打扰皇上……这时问题捂不住了,一下子让宋朝全体上下都跳了起来。每当读史看到这一段,我都忍不住欢呼。好,实在太好了,这是二十年以来最大快人心的事,这是战报,是噩耗,是不醒的梦魇的开始,但也是让人振奋的喜讯!看看下面一连串发生的事,相信每一个正常心理的人都会笑得很开心。先是赵佶被吓傻了。这个顶级的公子哥继方腊起义事件之后,不得不下了罪己诏,把自己犯过的错一一历数,记忆力空前好,哪件也没落下。接着,他把花石纲、应奉局等一大堆的混账衙门统统关闭,把骗来抢来的地契还给百姓。这些做完了,他派出使者去向金国求和。陕西转运判官李邺带着万两黄金上了路。几天之后回来,金子不见了,求和被拒绝,问他都见到了什么,这人的回答很好玩。他一定是个新物种,受到极大的惊吓之后居然文采大发,这样说:“金军人如虎,马如龙,上山如猿,入水如獭,其势如泰山,中国如累卵。”赵佶更害怕了,这直接导致了狂欢的开始。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段里,之前所有不可一世的大臣权贵豪强们,如蔡京、童贯、梁师成、王黼、朱冲、朱勔等人都原形毕露,他们是什么,都只是些在体制内部作威作福狐假虎威的废物!第十九章靖康最先倒台的是蔡京。恐惧是最好的清醒剂,赵佶惶惶不可终日,回想前尘,他一下子想到了谁是始作俑者。蔡爱卿……没有你,哪有今天?他派人去蔡京家,勒令蔡京写辞职报告,从此退出官场,不许在体制内生存。这就是赵佶所能想到的最凶狠的报复了,他仍然没想过要杀人,哪怕是罢官,也准许蔡京自己辞职。而且,他派去的人很有趣,一个是童贯,另一个居然是蔡京的长子蔡攸。蔡氏父子真是对活宝,老爹倒霉,儿子居然要亲眼见证。更好玩的是双方见面的时候,童贯说明了来意,蔡京就哭了,这时他七十九周岁了,白发苍苍老眼昏花,觉得自己特别的委屈。他哭着对童贯说:“皇上怎么就不允许我再过几年好日子呢,这一定是有人在诬告我。”童贯板起了铁脸,吐出来三个字,“不知也。”到这地步了,蔡京仍然不死心,他继续哭,对两位钦差大臣说:“……我忠心耿耿,二公要为我说句公道话啊。”话一出口,周围一片笑声。蔡攸是他儿子,居然被尊称为“公”。蔡京从此退出了官场,其他的人还在观望中,突然间传来了一个消息,把一切的侥幸心都狠狠地摔得粉碎。北方前线传来最新战报,金军在保州、中山府遇到顽强抵抗,无法攻破,完颜宗望当机立断不再纠缠,率领金军绕过了这一带,直奔黄河北岸。计算路程,只需十天,就会杀到开封城下!十天……开封城一下子全都乱了,每个人都跳了起来,寻找各自的生路。富商们、百姓们、部分官员们紧急租车雇船南逃,做皇帝的也想到了这一招。赵佶想逃,不是那么简单,怎么逃、逃向哪里,开封城是不是不要了,留下谁守城看家连带着阻挡金军当盾牌,这些都要考虑到。区区十天之内,这些都得做完。赵佶想到了大儿子赵桓。赵桓,生于公元1100年,这一年二十六岁。看资料,他是幸运的,同时也是悲哀的。说幸运,他是宋朝自宋仁宗之后唯一确立的皇太子。除他以外,英宗、神宗、哲宗、徽宗,哪一个都是上一届死了,临时竞争上岗的。说悲哀,在荣耀的背后,他没有半点的幸福。首先,他的妈妈去世太早了。他的生母王皇后,是赵佶的第一任太太,他能荣膺皇太子大位,也是子以母贵。但可惜的是,王皇后死得太早,年仅二十五岁就走了,留下他孤零零地活在皇宫里。那一年,赵桓年仅九岁。悲剧开始了,赵佶有了第二个皇后郑氏,郑氏也生了皇子,叫赵楷。赵楷被封为郓王,迅速成为父亲最宠爱的儿子,爱的程度达到把祖宗家法都改了。宋朝规定,“宗室不领职事”,永远只吃白饭,赵楷却当上了提举城皇司,不限早晚,随时出入大内。明眼人都看出来了,赵楷总有一天会取代大哥,当上宋朝皇帝。这也是林灵素敢在皇宫里骑着青牛跟赵桓抢道的原因。这样长大的皇太子,是非常合适的替死鬼嘛。赵佶思前想后,慎重考虑,决定迅速把赵桓推上前台,由他去当肉盾,自己带着郑皇后、郓王远逃江南。赵佶下令,任命皇太子兼职开封牧。这个任命下达之后,他要逃跑的事就再也捂不住了,京官们都活动了起来,上至宰相下至门吏都回家打包收衣服,好跟着皇上一起跑路。当此时,却有一个人逆着人流,走进了皇宫。泱泱大国,无论人才凋零到何种地步,总会留存着一丝火种,去照亮民族前途的。这人是给事中、权直学士院兼侍读吴敏。他对赵佶说,逃跑是可以的,但事情要做好。开封是京城,不仅是社稷宗庙所在,更有百万子民的生命,无论如何要处理完善。你想让皇太子留守是吧,那就得给出相应的名分。有皇帝在,皇太子命令不了军队;只是开封牧,没法号召全国支援京城。为今之计,最起码的权限是监国,最好的位置是皇帝。也就是说,吴敏要赵佶禅让皇位,从此滚下神坛。并且他着重强调了一下时间,仅有十天,金军就会杀到开封城下,那么皇位的交接必须要快,三天之内必须解决,不然新皇帝没有时间收拾烂摊子。赵佶一切同意,当天他们两人谈了很久,把之后需要做的事都想到了,包括退位的理由。必须要有突然性,还得很合理。于是,只有一个理由了——病倒。宋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宋朝君臣聚在一起开会,赵佶突然间拉住了蔡攸的手,哭着说了一句话:“朕平日性刚,不意金人竟如此猖獗!”说完,他立即昏迷,从床上翻到地下。皇宫大乱,御医瞬间赶到。抢救了好一会儿,他醒了,发现右半边身体失去知觉无法动弹。御医确诊,他中风了。这样的身体明显没法再继续皇帝的工作,他看了看左右,所有的宰执都在场,可没人敢说话。这时,他提起了左手,以笔代言,说他“已无半边身也,如何了得大事”,只有皇太子立即继位,他以“教主道君”的身份退隐龙德宫,从此不管世间事,国家才有转机。于是,赵桓出场。这是个标准的突然袭击,事前赵桓一点消息都没有得到,突然间被告知老爹昏倒了,病得很重,他一步三跌地跑了过来,没有缓过神来,突然间又被告知你现在是皇帝了!赵桓蒙了,凭着本能,他极力拒绝。搞什么,从来没给过好脸,一下子把皇位扔了过来……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他拒绝,赵佶强迫。父子俩在病床前讨论了一下什么才是“孝”。父亲写:“汝不受则不孝矣。”儿子说:“臣若受之,则不孝矣。”关键时刻,皇后也出现了,说:“官家老矣,吾夫妇欲以身托汝也。”老……赵佶是很老,他今年都老到四十三岁了!不管怎么说,赵桓就是不当这个皇帝。赵佶火了,给脸不要是吧,拉出去。几个内侍一拥而上,架起赵桓就走,目标福宁殿,大臣们在那儿等很久了,到了就即位。赵桓玩了命地挣扎,根本无效,没人把他当什么新皇帝,他激动过度昏了过去,也没用。昏了吧,让他自己醒过来。醒了吧,架起来再走,目标福宁殿。赵桓就是这样被架到了文武百官的面前,再经历了拒绝、强迫、就范,才当上了宋朝的第九位皇帝。这些事情都发生在二十三日当天。赵桓当上了皇帝,向四周看了一下,谁是员工呢?员工们都很忙,要去龙德宫向道君教主请安,要陪护,要安慰,很久之后才会顺道去福宁殿看一眼新皇帝。看完,基本就可以散了。赵桓发现没人帮他办公!就连一直为他的上位奔前忙后的吴敏都不见了,这位给事中先生起草禅位诏书时曾被问过,以后是跟着新皇帝混,还是跟老皇帝走?吴敏很愤怒,说他建议立新皇帝不是为了自己的前程,是为了老皇帝的出路、整个国家的安危,如果就势跟了新皇帝,那么当初的动机是不是很龌龊?你们现在问我这个,是不是更龌龊?于是,没人问他了。赵桓差点又哭出来,这不真成了替死鬼肉盾牌吗?闲得心慌,就手翻了一下这些天的应对措施,他突然间吓得魂不附体,死去活来。他看见有这么一条,全京师的禁军精锐都派出去了,到黄河岸边的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南)驻守。……想在那儿顶住金军吗?北宋京城里的禁军是开封城最后的依仗,这种时刻居然派了出去,想和金军来场野战对决吗?如果挡不住的话,偌大的京城由谁来守卫?何况看一下领军的人物,是内侍、威武军节度使梁方平,一个太监。这都是什么人出的昏招。宋朝到了这种时刻,居然是这种局面,纵然秦皇汉武复生又能怎样,难道能自己挽袖子亲自上阵吗?手边总得有人才能去办事。这个人是存在的,由于种种原因,之前他一直隐身在别人的身后做事。直到这时,才由那个“别人”推出来。吴敏,他想了想,在走之前又转回身告诉新皇帝,他之所以那么坚定地提出皇帝内禅,是一个人的提醒。那人名叫李纲。李纲,字伯纪,生于公元1083年,祖籍福建邵武人。在公元1112年时他考中了进士,工作了五年之后,当上了监察御史兼权殿中侍御史。这个官很不小,能站在金殿上给国家挑错了。于是,李纲的人生开始坐电梯。这个人秉性刚烈疾恶如仇,看不惯的事太多了,而当时六贼当朝,除了没法看的事之外,根本没别的事。李纲向恶势力宣战……李纲被恶势力下放。他成了一个闲散小官——起居郎。被重创的李纲没有沉沦,当起居郎也有话要说。公元1119年时京城发大水,他趁机上书说这是因为京城里阴险小人太多了,提请有关当局注意。有关当局很注意,他被踢出京城,到南剑州的沙县管税务。到这里,李纲坐电梯的速度堪称创了纪录,短短的七年之间,他从一介考生升到了国家纪委主要干部,又迅速下滑,到边远地区负责毛分级别的税收,这种落差,比当年的电梯王寇准还要大得多。可他根本不在意,平稳、平静地在外县生活着。六年之后,命运把他召回开封。电梯又升了,把他带到了太常卿的位置。这仍然是个闲散的官,负责国家的礼乐、郊庙事务,说白了就是个场面活儿,给国家的大型户外演出节目增光添彩。当时是公元1125年的八月份,距离金军伐宋还有一百天左右。百日之后,金军逼近,举国慌张,冠盖满京华,全都成了缩头乌龟,没一个能提出起码的对策来。整个民族的上层建筑全体烂透了,当此时,不必是一个有能力有抱负的中国人,只需要是个有脾气的中国人,应该怎么做呢?李纲选了个最直接最彻底最大逆不道的方法,要赵佶彻底下台,给好人腾地方。可是他的官太小了,声音根本达不到上层,所以他找到了吴敏。吴敏的官也不大,但兼职侍读,和赵佶走得非常近。力挺赵桓上台,给宋朝换一个最高领导人,这是李纲能想到的最好办法了。客观地讲,在这一点上,金军帮了他的大忙,要不然赵佶肯定至死不放权,最多只给赵桓一个监国的名分。那样的话,啥事也不顶。赵桓紧急召见了李纲,向他咨询这时的国策。李纲很清醒,他非常明白地告诉新皇帝,金军来犯,不外乎五个目的。一,上尊号;二,归还叛逃的金人;三,增加岁币;四,犒军;五,割让土地。这五点里,尊号可以给到之前辽国的程度,也就是称“兄”;金人可以归还,而且不要藏私自找麻烦;岁币已经加倍,况且金军把燕云重新收回了,没理由再增加;犒军是题中之意,得给,但要有限度;至于土地,尺寸不予外人!赵桓很兴奋,看年龄,他这时是二十六岁,没经过大事,平时活得还窝囊,基本上没有自己的主见,属于一捧就高兴,高兴能上房;一吓就倒塌,塌了扶不起的状态。这时,他兴奋,觉得李纲是上天赐给他渡过难关的人,立即就给了他新的头衔。兵部侍郎,马上就职,去研究开封的城防问题。李纲却高兴不起来。他是有职位了,却没有实权,更没有威望。在这个时刻,一个突然冒升起来的小官,在一个仍然由蛀虫、懦夫、奸贼组成的政府里能起什么作用呢?谁会听他的话?关键时刻,一群本来与体制无关,与政治无关的年轻人站了出来。他们给了李纲,给了新政府最大的帮助。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这些人,就没有之后李纲的成绩,甚至赵桓也坐不稳这个突然间硬塞过来的皇位。太学的学生们。太学,是宋朝官方开办的最高学府,相当于今天的清华、北大与中央党校的结合体。它是为了官场准备后备力量而存在的。在这个性质上可以看出,它的学员们必须紧跟着宋朝官方的脚步,一切行为以最高当局的利益为准绳。归纳成一句话,就是官场的下属,是当局,也就是蔡京、童贯等人的尾随者。但是这时,他们走出了学校,自发集会游行,要求国家严厉惩办祸国殃民的六贼!他们的领袖名叫陈东。陈东,字少阳,镇江丹阳人。生于公元1086年,家族往上数五代,都是传统的儒生。他自己在这方面做得更到位,看年岁,这时他已经三十九岁,比李纲只小三岁,还是一个太学生。不是他不好学,更不是他成绩差,而是他天生就不是个官胚子。陈东成名极早,洒脱不拘,在知识学者界很有名望,结果每一次聚会上,他都成了太阳。他把蔡京、童贯一伙人的罪恶挂在嘴上,到处宣扬,煽动弹劾,他这么搞,谁敢往他身边坐呢?结果,太阳越来越亮,他的出路越来越窄,临近不惑之年,仍然在学校里当学生。当此举国大难临头时,陈东的头脑非常清醒,在宏观角度上去看,目前的局势是用导致腐败的政府去挽救腐败到烂的国家,这纯粹是找死,没有一点点成功的可能!体制内全烂掉,只能用体制之外的力量去解决。用什么呢,环顾周围,他只
过的、或因清军进军而农田遭到破坏的乡村,该年的赋税减轻一半。而且,北直隶的各府、州、县,皆减税1/3。尽管如此,在北京仍然有人散布谣言蛊惑民众,说是满族人有返回东北的计划。减税之后不久,北京市民开始风传征服者们将在阴历七八月份返回辽东。当他们看到一些士兵离开北京、返回盛京时,他们便认定这种推测已被证实了。对于那些满族人对中原的统治不会长久的说法,多尔衮甚为恼怒。他在7月21日发布了一个告示:我朝剿寇定乱,建都燕京,深念民为邦本,凡可以计安民生者,无不与大小诸臣,实心举行……我国家不恃兵力,惟务德化,统驭万方。自今伊始,燕京乃定鼎之地,何故不建都于此,而又欲东移。他又解释说,那些东去的士兵只是接家眷去了,他们还要回到中原来。那些与事实相违的谣言传播者,显然是企图捣乱的歹徒奸人,如果他们不思改悔则必将遭到严惩。然而,多尔衮对自身是否能长保天命护佑,也没有十分的信心。在上朝时,大学士刚林进言说,由于减免赋税与整肃弊政,新政权远比明朝好;但多尔衮则谨慎地回答说:“善与不善,惟天可表。”这时,六岁的顺治帝正准备从盛京迁都燕京。根据多尔衮的建议,皇上在8月9日把这个新都城改称为“北京”。9月2日,皇上任命了负责盛京事务的官员;9月20日,他便移驾入京了。然而,北京的大街小巷中依然流言不断,或说满人准备弃城而去,或说他们还在密谋尽屠汉人。1644年10月1日,多尔衮不得不再次发表了一项公告:予至此四月以来,无日不与诸臣竭尽心力,以图国治民安。但寇贼倡乱之后,众心警惧。六月间流言蜂起,随经颁示晓谕,民心乃宁。向传有八月屠民之语,今八月已终,毫未惊扰,则流言之不足信明矣。今闻讹传“九月内,圣驾至京,车兵俱来,放抢三日,尽杀老壮,止存孩赤”等语。民乃国之本,尔等兵民老幼,既已诚心归服,复以何罪而戮之。尔等试思,今皇上携带将士家口不下亿万,与之俱来者何故?为安燕京军民也。昨将东来各官内命十余员为督抚司道正印等官者何故?为统一天下也。已将盛京帑银取至百余万,后又挽运者不绝者何故?为供尔京城内外兵民之用也。且予不忍山陕百姓受贼残害,既已发兵进剿,犹恨不能速行平定,救民水火之中,岂有不爱京城军民而反行杀戮之理耶?此皆众人所目击之事,余复何言?其无故妄布流言者,非近京土寇,故意摇动民情,令其逃遁,以便乘机抢掠;则必有流贼奸细潜相煽惑,贻祸地方,应颁示通行晓谕,以安众心。仍谕各部严缉奸细,及煽惑百姓者,倘有散布流言之人,知即出首,以便从重治罪。若见闻不首者,与散布流言之人一体治罪。仅仅靠这样一个公告,或许还不足以安定北京居民。然而10月19日以后,当顺治皇帝终于驾临北京、举行庆典登上龙位时,关于弃京而去与屠杀汉人的谣言才销声匿迹了,然而,多尔衮仍然担心着这个根基未深的新生政权的命运,所以也意识到了对清朝所承袭的前朝旧制迅速改弦更张的重要性。多尔衮对有负天命的担忧,以及明朝覆灭的前车之鉴,使他尽其努力避免重蹈万历、天启、崇祯诸帝的覆辙。明廷的腐朽无能的最显而易见的教训,是内廷的擅权。一大批宦官事事染指,从皇族的饮食起居直到秘密警察的鹰犬之责。当多尔衮进入武英殿时,内廷的太监头目毕恭毕敬地迎候他,宦官们也摇身一变地对紫禁城的新主子谄媚效忠。然而,由于汉人合作者的提醒,他早已清楚,在大多数官僚眼中——更不用说广大民众了——这些刑余之人是多么罪恶昭彰。他的这种警觉,再加上他住在紫禁城外的南池子官邸之中——在此宦官头目没办法影响他——都意味着他当政期宦官权力已大大削弱了。交泰殿的墙上的一个金属牌告诫内廷官员,如果他们干预朝政,则将严惩不贷。宦官也已不许再管理皇庄收入。一些可供营私舞弊的职务以及宫室营造被停止了。1646年有令,凡自阉以充太监者,斩立决。
部分的改良
除了抑制宦官权力外,对于曾在崇祯朝力图变法图治而遭失败的汉人降官的建议,多尔衮也非常乐于接受。浙江人曹溶,是1637年进士、《学海类编》的编纂者、崇祯时的都御史。降清后,他官复都察院旧职,巡视北京的西城。他为恢复北京城郊的秩序提出了一些重要建议,其中包括:一、重振吏治,据贤授任,而不是仅仅依靠个人援引;二、整顿盐法、钱法和改革军需,以确保军队供给;三、禁止军官出卖军马、粮草与土地;四、命有司多方严缉盗匪,为首者诛,胁从者许以不杀,劝其向善;五、发帑金于北直隶麦熟处平籴,以备赈恤;六、派军打通京西山区的交通线,以解都城煤炭供应问题。宋权呼吁废除明末为筹集军需征派的“三饷”,许多官员加以响应。1644年8月18日,清廷明令废除“三饷”,禁止官员私收讼费,命令对府县财政进行审计,并号召检举惩治“衙蠹”。这些法令中反复提及明朝官吏的“弊习”,主要是针对吏员的种种劣迹的。它并没有抓住制度上的缺陷,而这正是明代政治的主要遗留问题。繁冗的法律条文,庞杂的水利管理机构,无底洞似的赈济项目,特别是巨大笨重的财政机关,都必须恢复工作秩序。在三个世纪以前,明朝以元朝组织制度为蓝本,建立了它的地方行政体制。在这一体制中,帝国的政治目标与行政手段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脱节。这一致命的裂痕,可以说正是法家控制、支配社会的意图与儒家不去破坏社会自然运行的愿望之间的矛盾。那么,就只能诉诸一种大规模的、甚至是激烈的解决方式。然而那种一揽子的解决并未实行。作为另一种选择,清朝的官员对帝国的实际事务采取了一种谨慎保守的态度,主要致力于对政府行政的某些方面进行修补。事实上,最令人吃惊的是,为了达到把官僚制行政机器的效率提高到可能的水平这一目的,实际上并不需要做多少事情。需要调整,但用不着取代;要做些修补,但并不是另起炉灶、推倒重来。进一步说,这些法律、水利与财政的改良,主要是这样一批人的任务:他们亲身经历过明朝的行政,如今又得到了一个旧日未曾得到的机会,来对他们早已熟悉的那种体制进行某种调整,以使之处于最佳工作状态(参见下表)。总之,这种修补和调整是那些“局内人”的工作,他们如今正在与入侵者合作;这或许部分地又因为,他们也认识到新政府将为他们提供一个在明朝所没有的革故鼎新的机会。从另一面说,新政权也很乐于鼓励与促成这些改良。因为它的领袖、摄政王多尔衮完全相信,天命的维系在于通过一个有效率的、能带来公益的政府,来赢得帝国臣民的忠诚。满族的早期改良的推行,体现了一种循序渐进以臻完美的精神,这与南宋的谨小慎微的保守态度有更多的相似之处,却大不同于北宋那种富于进取的,然而又有教条色彩的理想主义精神。例如,安徽人、1634年进士、1644年和1645年的刑部给事中孙襄,此刻正关注着法制的改良。那时,部分地由于战争状态,地方官员在司法上颇少约束。孙襄发现,许多年来在量刑上有很大的随意性,在明律之下,不同的判决并无合理的依据。所以,他请求要统一司法体制,使之具有一致性,制定量刑标准,并下发给官员。他的请求得到了批准。后来,在1647年担任了刑部尚书的李化熙的支持下,这种范围有限的改良仍在继续进行。新的刑典被颁布了,各种条格的制定也被提到了日程上来。李化熙的继任者、1631年进士、安徽人张秉贞,清理了刑部一些多年的积案,平反了一批错案,并释放了一批冤囚。这些改良措施的累积效果,是使整个司法体制恢复了一个世纪以前的那种正常秩序,并为18世纪的严密的治安和司法体制奠定了基础。前明官员在多尔衮摄政初期(1644—1646年)的改革建议满人的弊政
尽管北京的占领军纪律严明,但是,在1644年6月14日建立了一个特别的满军驻防区之后,由于这影响城中61%的居民,一场社会混乱仍然发生了。汉人居民被从这一区域赶了出去,被迫到城南寻找居所。由于1644年天花的传染率特别高,由于满人相信只要与汉人接触就会染上这种疾病,许多汉人被赶到农村去了,过上了长期的隔离生活。尽管京师的一些富裕粮商捐谷接济难民,但这种大规模的种族迁居,仍然引起了极大的困难与怨恨。当满族进入中国北部时,在京师及其周围地区也出现了贸易的萧条。这部分地是战乱的结果,但也是因为主顾关系改变了,以及满人利用特权地位大占其便宜。早在1644年9月18日,多尔衮就指出“东来之人”向汉人兜售人参是“扰害地方”、强买强卖、漫天要价。确实,满人一进入中原就开始压榨商业。他们的汉人追随者被命令接管了商务机构,或结伙去敲诈行商。在统治上层里,贵族控制了木材贸易,并为汉人私盐贩子提供保护。与此同时,一些汉族不法商人加入了汉军八旗,甚至身着满服,口操满语。因为最初几年中,几乎没有汉人敢于冒犯旗人。在1645年秋,多尔衮因而再次重申了对人参贩子的警告,并且宣称,如果他们在贸易中为非作歹,那么,无论他是汉是满,地方官有权将之逮捕,解送京城严惩。尽管多尔衮有令在先,诸多弊端却依然故我。穷困潦倒的汉人继续卖身投靠于旗人,并利用抬高了的身价在市场上胡作非为,和进行盐、茶、人参的走私贩运。1647年夏,户部得到命令加强措施制止非法的私盐贩运,当时这种走私活动在一些官员支持下已经公开化了。这些法令看起来毫无效果。在1649年2月19日,户部再次接到谕旨:人参商人“扰乱地方”,其措辞与1644年的那次指责一模一样。在起初,在临清、济南及扬州等几个城市中,允许合法的人参买卖。而现在则命令,这些规定要加以变动,人参贸易将完全由京师的官方机构专营,对违法的私商将处以最严厉的惩罚。最后,还采取了一些措施以防止上层满人经商,并消除汉族降人在满人庇护下经商的诸多弊端。在1648年6月3日,所有属于皇室的商人和所有旗人家族成员,都不准从事对外贸易。三年后,多尔衮告诫汉人官僚,不要因为皇族的生活方式而使自己也变得腐化了。在1651年,朝廷命令地方官员,对犯有上述罪过的旗下奴仆与依附人加以严惩。然而很清楚,只要旗人在中国社会中占有如此显赫的地位,这类弊端就将继续存在下去。果然,1651年的诏令在权贵的力请下很快就被取消了。“皇商”在外贸中的这种优越地位,一直到18世纪对中国的零售商人们还有重大影响。在1679年,汉人依附者如果违反了专营法而经营参盐,仍然要立刻受到惩治。当成千上万的人在征服后拖家带口进入中国北部地区时,满族人及其依附者的经济特权加剧了两个民族之间的紧张,政府鼓励这些背井离乡的移民到旗下登记,或是返回辽东。但这种迁徙仍在持续。那些登记于旗下的人得到了政府分配的土地,但这又导致了另一种紧张与社会混乱,因为这些土地原来是由汉族农民在耕种着。旗地与奴隶
当满人刚刚进入北京时,他们就没收了明朝皇室及北直隶达官显贵们的土地。那些其田主死于战事的无主土地或忠明抗清分子的土地,也被充公了。这种征服前曾是田庄的充公土地,被再分配给满族的王公或皇室成员。早在1645年就已决定取消口粮配给,自诸王以下,每名满族成丁分给土地6垧(约42亩)。1月20日,户部受命清查北京周围的土地,包括有主之田。在此地的一些地方,旗人已经圈占了一些无主耕地。那些荒地,再加上重新分配的土地,在4万多旗人中被分配下去了。已经占有土地者,在这种圈占的土地中也得到了一份,其多少则依家庭人口而定。而且,满人被要求与生活在这一地区的汉人分隔开来,“满汉分居,各理疆界”。这意味着要实行迁移政策人全部接回国。福建巡抚许孚远将此事奏明万历皇帝,万历下令将华人接回,但有些华人不愿离开自己经营多年的菲律宾,所以只接回一部分。西班牙人见岛上华人依然比自己多很多,为对付华人,想出条毒计,先扬言要出征他国,高价收购华人的武器,华人不知是计,将武器卖光,然后西班牙人勒令华人登记,每三百人进一个院子,进去后就被杀,华人见势不妙,发动起义,随即西班牙人炮轰华人,华人共两万人遇难,此年为1603年。西班牙人由于杀人太多,诚惶诚恐,派人向明朝请罪,此时的福建巡抚徐学聚说:“西班牙人杀华人一事不必看得太重,中国皇帝宽怀大度,对于此事,绝不兴师问罪,尔等西班牙人一贯聪慧,对于此事别害怕,在菲律宾的华人许多都不是良民,不必姑息。”西班牙人悬着的心终于落下,此事就这样结束。三十六年后,1639年,菲律宾的华侨又达到三万三千人,西班牙殖民者对华侨极为苛刻,规定华人的商品除了跟其他居民一样缴纳3%的商税外,还要每年缴纳六十四里尔(西班牙货币单位)的居留税,五里尔的贡税,十二里尔的国库税,此外华人每年还要到菲律宾的加伦巴做苦力。于是菲律宾的华人忍无可忍,发动起义,与西班牙人血战,最终三万三千名华人中的两万余人被杀害,而此时大明风雨飘摇,崇祯无暇顾及,最终只得作罢,无法为华人复仇。被辛亥革命直接改变了命运的首先是清廷皇族。他们本是天朝贵胄,国家统治集团,但辛亥之后,他们只能退出历史舞台,忘情于江湖,寄情于山水,或者逐渐解脱了皇族的身份束缚,更姓易名,过着平民生活。溥仪与载沣按皇室优待条例,民国政权同意大清国继续存在,而且就住在北京的宫中,因此进入民国之后的中国,有一道亮丽的风景:民国政治家或在议会中进行和平辩论,或在疆场上继续厮杀,唯在北京那片紫禁城中,大清国依然存在着,宣统帝溥仪依然在那里称孤道寡,继续宣统纪年,仍有内务府、宗人府、慎刑司等机构,许多遗老也依然以受到皇上的封赏为荣誉。民国政府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对清廷给予礼遇和尊重,无奈溥仪不甘寂寞,1917年他在张勋挟持下宣布复辟,仅12天就被再造共和的英雄段祺瑞给赶下台。以此理由,冯玉祥于1924年11月将废帝溥仪赶出紫禁城,一个皇朝就这样凄惨终结。溥仪后来还主动或被动介入一些政治运动,1931年被日本人扶持就任“伪满洲国”总统。1945年被苏联红军抓获,被定性为战犯,在苏联被监禁了五年。1950年被押解回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被改造了10年,1959年底被特赦,恢复公民权利,被安置在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园工作。1967年因尿毒症病逝。溥仪一生结过四次婚,有五个女人,但由于身体原因,溥仪并没有留下任何“龙种”。大清皇族中最重要的一支就这样无疾而终。宣统小皇帝是因为光绪帝无所出而过继继位的,隆裕皇太后去世后,光绪帝这一支其实也就结束了,剩下血脉最近的皇族当然是光绪帝的弟弟,即宣统帝的父亲摄政王载沣。1908年11月,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在一天之内相继去世,他们在弥留之际将大清国交给了载沣和他的嫂子隆裕皇太后。载沣的儿子溥仪继位为宣统帝,而王朝的实际权力由载沣以摄政王监国的名义代为处理。根据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安排,隆裕皇太后拥有最后否决权,而摄政王监国拥有日常事务处置权。武昌起义爆发后,载沣在各方面压力下请辞摄政王监国,以醇亲王名义退归藩邸。清帝退位后,载沣更为低调,从不参与复辟活动,只求民国政府遵守皇室优待条例,以保全清皇室的完整与安全。所以他不愿参与张勋复辟,也反对溥仪后来跟着日本人混。与政治上低调不同,载沣在生活上还是比较潮的。他是清朝遗老遗少中最先剪去辫子的人,最先穿西装用电话、电灯,用汽车的人,他为此受到一些守旧者的抱怨或谩骂,但皇族后裔受他的影响,许多人的思想发生了积极改变,从原来五谷不分四体不勤的贵族逐渐变成融入社会的人。载沣儿子一系载沣1928年起幽居于天津,后来迁居东北,1951年初病逝。载沣有三个福晋,生有四个儿子七个女儿,长子溥仪、次子溥杰、三子溥倛、四子溥任;长女韫媖、次女韫和、三女韫颖、四女韫娴、五女韫馨、六女韫娱、七女韫欢。溥杰生于1907年,为溥仪的同母弟。或许是因为皇族的原因,溥杰虽然成长于政治动荡年代,但仍多才多艺,精习书法、诗词,为海内外知名书法大家,自成一体。其少年时代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35年回东北,任“伪满洲国”宫内府侍从武官。1945年二战结束,被苏联俘获。1950年被移交回国,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60年获特赦。20世纪80年代任全国人大常委等,是其一生最风光的时候。按照乃兄溥仪的规划,溥杰应该与一个满洲女子结婚,以保持皇族血统纯正,但这一点并没有实现。1937年,溥杰与日本皇族姻亲、嵯峨家的女儿结婚,生有两个女儿。长女慧生因感情问题于1957年自杀于日本。次女嫮生1941年出生,现居日本,其夫福永健治,他们共育有五个子女。溥倛是载沣第三子,1915年出生,三岁时早逝。载沣第四子溥任,又名金友之。生于1918年,自幼习旧学,1947年在乃父载沣支持下,利用醇亲王府旧宅开办了一所学校,自任校长。1949年后将学校捐给政府,自己以教师身份继续为这所学校服务,直至1988年退职。后从事清史研究,著述甚多。溥任有两次婚姻,第一任妻子金毓庭1971年病逝,育有三子二女,长子金毓嶂,次子金毓峑,三子金毓岚;长女金毓琨,次女金毓珵。1975年,鳏居的溥任与张茂滢结婚。张茂滢出身名门,其祖父为张翼,张翼因开平矿权纠纷而成为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金毓嶂算是载沣的长孙,生于1942年,1968年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分配至青海省地矿局第二地质队工作。1985年回京,后因其身份担任北京市政协常委等。金毓嶂有一个女儿金鑫,生于1976年,大学毕业后从事电子产品方面的工作。金毓峑也是专业人才出身,为北京工业大学环境科学、大气污染治理方面的专家。金毓岚为中学语文教师,教书只是他的副业,他的人生兴趣据自述就是收藏,藏有大量字画、瓷器、文房四宝等。金毓琨为北京市二十四中化学老师;金毓珵为北京市第二毛纺厂退休工人。载沣女儿一系载沣的大格格韫媖,生于1908年,成人后嫁给郭布罗?润良为妻,1925年不幸患上急性阑尾炎,因家人不信西医,耽误诊治而不幸病逝。二格格韫和生于1911年,其哥哥溥仪为她挑中的夫君,就是其师傅郑孝胥的孙子郑广元。他们一直跟随溥仪在东北生活,二战结束后,二格格一家狼狈逃回北平。1949年后,郑广元就业于北京邮政局,任建筑师,后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二格格当上幼儿园负责人,1973年退休,2001年去世。三格格韫颖的婚姻由其父母包办,嫁给了婉容的弟弟润麒。韫颖后来当上了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常委,其夫君为全国政协委员。四格格韫娴由溥仪做主嫁给了其同学赵琪。赵琪在1949年前后去了台湾,他们在长达34年的时间里没有任何联系。1982年,赵琪方才有机会回到北京团聚。五格格韫馨由兄妹介绍,与万嘉熙结婚。万嘉熙为清廷故臣万绳之子。万嘉熙1949年之后被安排在北京翻译所工作,1972年病逝。五格格自食其力,在西直门义和饭店当出纳,1973年退休,1998年去世。六格格韫娱生于1920年,自幼爱好绘画,且有机会临摹宋元名画,对清代恽南田的没骨花卉尤为欣赏,后专攻恽派技法,有所创造,自成一系,设色淡雅,富有生意。她于1982年病逝。七格格韫欢生于1921年,她自己走出了另外一条路。七格格先是在竞业学校当办事员,后为教师。她还是皇府中第一个自由恋爱的公主,其夫君乔宏志为中学老师,于1960年心脏病突发病逝。七格格后为崇文区政协常委,2005年去世。庆亲王一系清廷皇族1911年之后,另外比较重要的一支应该算庆亲王一系。庆亲王虽然是皇族中比较远的一支,但在晚清政局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是恭亲王之后最有权势的王爷,也是最具国际视野的人物,深得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信任。庚子国变后,庆亲王继续掌管大清国的外交。几年后,当光绪帝即将大行时,这个庆亲王又被指派去视察皇陵修建工程,等庆亲王出差归来,小皇上又继位了,一切都结束了。庆亲王被排除在皇族重大决策之外,然而或许庆亲王真的是一个实力派,所以清廷对他的使用好像并不歧视。摄政王筹组第一届责任内阁时,还是很坦然地将庆亲王推到前台,出任内阁总理大臣。不过,最蹊跷的是,庆亲王对这个信任似乎有所保留,他除了一再请辞,还在后来的御前会议上坦然建议朝廷接受南方要求,主动退位,赞成共和,化被动为主动,为朝廷赢得体面尊严和实在利益。清帝退位,大局已定,庆亲王避居天津租界当寓公,1917年病逝。庆亲王一生共有七个福晋,生了六个儿子。三、四、六,三个儿子早殁。稍有出息的就是长子载振、次子载搏及五子载伦。载振生于1876年,1902年出使英、法、美等国,翌年赴日考察第五届劝业博览会。归国后奏请设商部,任尚书。商部后更名为农工商部,载振仍任尚书。此时不过三十岁,可谓少年得志。或许因为其风头太健,所以到了1907年,闹出了与女伶杨翠喜的绯闻,被迫辞职。辛亥后居天津为寓公,远离政治,偶尔从事一些金融商业活动,1947年底病逝。载振的大弟弟为载搏,生于1887年,封镇国将军,其与乃兄载振一样,也是一个喜欢拈花惹草的主。五弟载伦,其妻子为山东巡抚孙宝琦的女儿。载泽及善耆一系辛亥后清宗室中值得一说的还有载泽。载泽生于1876年,后袭辅国公,进镇国公,加贝子衔。娶慈禧太后二弟桂祥长女静荣为妻,而静荣的妹妹就是光绪帝的皇后,也就是宣统时代的隆裕皇太后。当清廷开始政治改革时,载泽正当盛年,是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之一,态度积极,贡献良多,以宗室重臣身份上奏宣布立宪密折,对后来的仿行立宪、预备立宪影响甚大。宣统元年任筹办海军大臣,翌年任纂拟宪法大臣。皇族内阁发布时,任度支大臣。从载泽的政治立场看,他在晚清属于倾向于改革的开明皇族,但在武昌起义发生后,载泽的态度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坚决反对向南方革命党让步,力主杀袁世凯以谢天下。所以到了民国,载泽不是一般的政治反对派,而是暗中参与宗社党的活动。待张勋复辟,载泽更是深度介入。晚年穷困潦倒,郁郁而终。与镇国公经历相似结局相似的皇族还有肃亲王善耆,善耆生于1866年,在晚清政治变革中也是比较积极的王爷,参与创建了近代中国的警察制度,赞成立宪,甚至出面赦免了试图刺杀摄政王的汪精卫死刑,但他坚决反对清帝逊位,所以当历史进入民国,善耆并不死心,以宗社党重要领袖的身份策动叛乱,鼓吹满蒙独立,甚至期待在日本人的帮助下使清帝复辟。或许基于这种考虑,善耆将自己的女儿金璧辉过继给了日本人川岛浪速,金璧辉的日本名字就是川岛芳子。川岛芳子是后来最有名的日本特务,参与了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伪满洲国”独立等一系列重大活动,1948年被枪毙。川岛芳子只是善耆38个子女中的一个,其他的子女,后来也都被善耆严格管束,不许他们做中国的官,也不许他们为中国的民,所以这些孩子除了三个儿子分别去了英、德、比三国外,其余的都进入日本人的学校,因而也就与日本有关联,“伪满洲国”时,善耆第七子金璧东任“黑龙江省长”等高官,善耆一支也就成为溥仪的基本队伍。晚清皇族中的著名人物还有很多,像载涛、毓朗、载洵、铁良、良弼、溥伦、绍昌、那桐、荫昌、寿耆等人在那时都很活跃,各人思想倾向也不一致,他们在辛亥后所走的路也不太相同,大致上说,有以遗老遗少身份坐吃山空的,有以复辟清朝为职志继续奋斗的,有忘情于江湖寄情于山水不再过问世事的,更多的则逐渐解脱了皇族的身份束缚,更姓易名,过着平民生活。晚清司法改革在晚清司法改革运动中,沈家本、伍廷芳是两位最值得注意的专家型人物,正是他们的智慧、知识、贡献,方才使中国司法体制能够在很短时间里转向现代,构建一个全新体制。列强的建议,各位封疆大吏的敦促,使清廷很快意识到司法改革的必要性,因而在1902年5月13日任命刑部右侍郎沈家本、四品京堂候补伍廷芳负责修法,责成他们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朝廷这个判断本身就已承认中国传统法律中有与国际规则脱轨的内容,已不能适合于国际规则。所谓参酌各国法律,其实就是要将中国现行法律制度根本改造,使之与国际接轨,与世界同步,通行中外。沈家本与伍廷芳,一中一西,是当时中国最有名也最有成绩的法学专家。沈家本出生于律学世家,他的父亲长时期任职刑部,是受人尊重的法律权威。沈家本早年孜孜不倦于科举考试,同时也在乃父影响下钻研法律问题,精通中国古典法律,著有《历代刑法考》等专门著作,是中国传统律学向现代法学转变的关键人物,当然,也就是中国法律现代化的重要先驱者之一。伍廷芳的出身与沈家本大相径庭,他祖籍广东新会,生于新加坡,后留学英国攻读法学,获大律师资格,为近代中国第一个法学博士,也是香港立法局第一位华人议员,后被李鸿章招揽幕中。伍廷芳对东西各国近代政治制度、司法体制高度认同,对东西各国法律条文乃至其立法背景格外娴熟。自19世纪80年代起,他先后追随李鸿章参与中法谈判、中日谈判,1896年被清政府任命为驻美国、西班牙和秘鲁三国公使。伍廷芳是当时中国极为罕见的法律人才,以他对东西方法律制度的理解,协助沈家本修订法律,其价值趋向不言而喻。对清廷而言,修订法律或许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只是对列强的应付,只是使中国法律怎样更好地与西方接轨,不至于直接冲突,屡屡吃亏。然而当沈家本、伍廷芳等人对大清王朝现行法律条文进行全面清理之后,发现问题相当复杂,深切认识到所谓独树一帜的中华法系确实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在他们看来,这种改革,不可能是一种在原有基础上的小修小补,而必须通过对原有法律的清理,参照东西各国现行法律条文,另起炉灶,重建中国现代法律体制。经过几年精心准备,沈家本等人主持的重要机构“修订法律馆”于1904年5月15日正式开张,这个普普通通的机构在袁世凯等督抚大力支持下,高薪聘请日本法律专家参与中国新法律条文的制定。在日本专家的帮助下,修订法律馆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对大清帝国现行法律进行了全面清理,对未来可能需要的法律法案进行了系统规划,尽最大可能翻译和研究东西方各国法律,酌定名词,考辨文义,以东西各国法律为参照,大规模、大幅度对中国法律中与东西各国法律相抵触的内容、不适应的内容进行删减、修改,主要参照日本的法律建构重新规范了中国的法律制度。中国当时之所以愿意参照日本的法律体系重构自己的法律架构,一方面因为中国和日本同文同种,语言文字上比较容易沟通,另一方面毫无疑问是中国此时发自内心佩服日本这个民族先走了一步。日本通过脱亚入欧已经在远东建立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西方国家,即便在法律制度这个层面上,日本人也已经将许多西方各国行之有效的法律条款译成日
”马基雅维里大笑了起来。他从烤肉叉上取下一只云雀,他一边用他那结实的牙齿咀嚼着这只鸟,一边用饱含深情的目光看着玛丽埃塔。她的确是个好女人。人很节俭,性情也很温和。每次他要踏上远行的旅途时,她都很难过,而当他回来时,她又总是十分欢喜。他有时也在想,她是不是知道自己在外面拈花惹草的那些事。如果她知道的话,她从来都没有流露出一点她知情的迹象,如果是那样,就更加证明了她是一个理智和驯良的妇人。如果没有找到这样一位太太,他有可能花更多的时间找老婆,而且也很有可能找上一个各方面条件都不如玛丽埃塔的女人。他对他的这位太太非常满意。当他们吃完晚饭,女仆开始洗碗和收拾的时候,玛丽埃塔将孩子们送上床睡觉。马基雅维里上了楼,脱下了他穿了一整天,沾上了泥浆的脏外衣,换上了他平素自以为庄严和华美的袍子,因为在晚上,他习惯于阅读那些他热爱的作者的书籍。他还没有来得及穿好衣服,就听到有人骑马而来,不一会儿,一个他熟悉的声音在问女仆他是否在家。这是比亚乔。马基雅维里心里在琢磨是什么事让他在这个时辰从城里赶过来。“尼科洛,”比亚乔在楼底下喊,“我有消息带给你。”“等一会儿,我穿好衣服后马上下来。”因为是冬天,白天变短,夜晚到来得早,气温有些低,他在短袖束腰外衣外面又披上了一件黑色锦缎长袍,然后开了门。比亚乔正在门口台阶上站着等呢。“瓦伦丁诺公爵死了。”“你是怎么知道的?”“一位信使今天从潘普洛纳来。我想你一定想知道这件事,所以就骑马赶过来了。”“到我的书房来。”他们于是坐了下来。马基雅维里坐在他的书桌旁,比亚乔则是坐在了一张雕花的椅子上。这张椅子是玛丽埃塔从她娘家带来的嫁妆的一部分。比亚乔原原本本地将他听到的情况告诉了马基雅维里。切萨雷·博尔贾将自己的总部设在了一个叫埃布罗的村庄里,计划向背叛自己的那些勋爵中最有力量的那个,勒林伯爵的城堡进攻。在三月十二日的清晨,他的部队和伯爵的部队发生了一次小规模的战斗。当警报发出的时候,公爵正在自己的屋子里,他披上盔甲,上了战马,朝混战中的人群杀了进去。叛军开始撤退,公爵在没有来得及看一下是否有人在后面跟着他的情况下,就追着溃散逃跑中的敌军到了一个深谷。在那个深谷中,他在孤身一人,身陷重围,失去了坐骑的情况下拼死力战,最后终于战死沙场。第二天国王和他的人马找到了公爵的遗体。公爵的遗体是赤裸着的,因为敌军将他的盔甲衣服都扒了下来拿走了。国王脱下自己的大氅,盖在了公爵赤裸着的身子上。马基雅维里专注地听着,当比亚乔说完了的时候,他却是静静地一言不发。“谢天谢地,他终于死了。”过了半晌比亚乔开口说道。“他失去了他的城邦,他的金钱和他的军队。但是整个意大利还是非常害怕他。”“他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人。”“行事诡秘,神秘莫测。他残忍,狡诈,做起事来无所顾忌。但是他很有能力,精力充沛。他为人稳健,很有自制力。他从来不会让任何事情干扰他的既定方针。他喜欢女人,但他只是从她们身上寻欢作乐,从来不会允许自己为她们所左右。他建立了一支忠诚于他,并且信任他的军队。他律己甚严,行军时他无惧于寒冷和饥饿,他强健的体魄使他能够不觉得疲劳。打起仗来他勇敢无畏,斗志昂扬。他与最下层的战士们一起冒险犯难。他娴熟于谋求和平的艺术,就如同他谋求战争的艺术。他根据他手下大臣的不同特点和能力有区别地任用他们,并且留意确保这些人还必须继续仰仗他的恩眷。在巩固他的权力这方面他已经做了一个谨慎和聪明的人所应该做的每一件事,如果他的办法没能为他带来成功的话,这并非由于他的过失,而是因为命运非同寻常,且非常恶毒的安排。像他那样一个具备昂扬的精神和崇高理念的人,假使他有机会将事情重新来过一遍,他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他的计划只是由于教皇亚历山大的死亡和他本人的疾病而遭挫败,如果他健康良好的话,他本来是可以克服所有的困难的。”“他作恶多端,遭受了上天恰如其分的惩罚。”马基雅维里耸了一下肩膀。“如果他还活着的话,如果命运像以往那样垂青于他的话,他也许可以将入侵意大利的野蛮人从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上赶走,为她带来和平和昌盛。到了那个时候,人们就会忘记他是通过什么样的罪行取得权力的,而他本人也就会作为一个伟人和好人流传于后世。现如今,谁还会在乎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是一个残酷和忘恩负义的人,谁还会记得尤利乌斯·恺撒曾经背信弃义?在这个世界上,需要做的事仅仅是攫取权力和保持住权力,一旦做到了这两点,你所使用的方法手段就将被认为是高尚的,并受到所有的人的敬佩和景仰,如果切萨雷·博尔贾被看成一个恶棍,只是由于他没有成功。总有一天我会写一本书,来记述这个人和我对于他所作所为的观察和思考。”“我亲爱的尼科洛,你真是一个不切实际的人。在你看来,谁会读你这本书?你不会因为写了这么一本书而流芳百世的。”“我也不奢望这个,”马基雅维里大笑着说道。比亚乔狐疑地看了一下他朋友案头的一叠手稿。“你那儿放的是什么?”马基雅维里给了一个旨在消除对方疑虑的微笑。“我在这里没有多少事可做,于是我想到我可以写上一部喜剧,以此打发时间。你想让我为你读上一段吗?”“一部喜剧?”比亚乔带着怀疑的神情说,“我估计这部剧作带有政治涵义吧。”“完全没有,它唯一的目的就是逗乐。”“嗨,尼科洛,你什么时候才会正经起来?你会招致别人的批评,而这些批评会像一千块砖头那样砸在你的身上。”“我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要那样来批评我。阿普列乌斯创作《金驴》和佩特罗尼乌斯写出《萨蒂利孔》纯粹是为了娱乐读者,没有人会认为他们的作品还有什么其他的目的。”“但是那些作品是古典文学。所以那些是要另当别论的。”“按照你的说法,一些个旨在娱乐大众的作品,就像放荡的女人那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变得令人尊敬。我一直奇怪,为什么那些文学批评家只有等到幽默所能带来的乐趣已经完全随着时间而消失很久的时候才能领会到幽默的存在。他们从来没有发现幽默的效果得紧紧依靠现实生活。”“你曾经说过,是色情,而不是简洁的语言,才是机智的灵魂。你现在改变主意了?”“完全没有,但是又有什么东西能比色情更实际和真实的呢?请相信我,亲爱的比亚乔,当人们不再这样想的时候,他们已经彻底丧失了繁殖他们下一代的兴趣。这将是造物主这个最不幸的实验的最后终结。”“读你的剧本吧,尼科洛。你知道我不喜欢听你说这些。”带着一抹微笑,马基雅维里拿起了手稿开始朗读。“一条佛罗伦萨的街道。”突然之间,由于是向一个朋友第一次朗读自己的作品,作为作者的马基雅维里被一种特有的,淡淡的不安情绪所影响,他不知道对方会不会喜欢自己的作品。他于是打断了自己。“这只是第一稿,我敢说我再次披阅校对时还会做出许多修改呢。”他翻动着手稿,显得不是太有确信的样子。剧本的情节使他在写作的过程中很有乐趣,但是有那么两三件事的发展却出乎他的预料。他所塑造的人物都进入了角色,开始成为有血有肉的独立个体,和他们生活中的原型人物拉开了距离。卢克莱齐娅就像生活中的奥莱莉娅一样显得朦胧,他还没能想出来如何才能使她变得更有实质内容。情节的需要让他不得不把她塑造成一个贤惠的女人,只是由于她母亲和她的忏悔神甫的诱使才做了对不起良心的事。皮埃罗,在剧本中被称为利古利奥,却出乎马基雅维里原来的计划,担当了出场更多的吃重角色。正是他出主意欺骗那个愚蠢的丈夫,说服卢克莱齐娅的母亲和那个神甫,说到底也就是他策划了这个阴谋,并付偖实施,达成了最后皆大欢喜的大结局。他是一个敏锐的,有创造力的,机智的人,毫无原则却又讨人喜欢的家伙。马基雅维里发现他很容易刻画这个流氓恶棍的角色,结果等到他写完剧本时发现,他在那个孜孜于策划阴谋的配角和他那害着相思病的主角身上倾注了相同分量的自我。想到他一个人要在一出戏里演上两个角色这件事该有多么特别,他抬起头来问比亚乔:“顺便问一下,近来你有你那外甥皮埃罗的消息吗?”“说起来我还真有他的消息。我本来就打算告诉你,但是因为瓦伦丁诺公爵去世这件事让我太激动了,我差点忘了告诉你,他就要结婚了。”“是吗?女方般配吗?”“很般配。他娶的是钱。你还记得伊莫拉的巴托罗缪·马泰利吗?他是我的一个远亲。”马基雅维里点了点头。“当伊莫拉发生暴动的时候,他认为先到外面躲一下,看看形势会如何发展为上策。你知道,他是公爵的死党之一,他担心他要为了这个原因付出些代价。他于是去了土耳其,在那儿他有着自己的业务。伊莫拉城还没有发生什么真正的动乱,教皇的部队就进了城,巧的是,皮埃罗也在进城的部队里面。好像皮埃罗和一些高级军官关系不错,而这些高级军官又在教皇面前说得上话,于是他努力地保全了巴托罗缪的家业。但是巴托罗缪遭到了放逐,最近有消息说,他死在了士麦那,而皮埃罗则是要娶他的未亡人了。”“确实不错,也很合理呀。”马基雅维里评论道。“他们告诉我她还年轻,相貌也不错,很显然她需要一个男人保护她。而皮埃罗是一个有头脑的人。”“只有一处白璧微瑕。巴托罗缪有一个小男孩,大概有三四岁那么大。这么一来,将来皮埃罗如果有了自己的孩子,这些后生的孩子继承遗产的希望就不大了。”“我想你尽可放心,皮埃罗会将这个孩子视同己出的。”马基雅维里不冷不热地说道。他又重新拿起了手稿。他带着一些自得的心情微笑了。他又想起了,他至少还是成功地对付了提莫提欧神甫。他刻画这个人物时笔触特别恶毒,他常常是一边写作,一边坏笑着。在这个人物身上,他倾注了他对于那些利用无知的人们的善良轻信而骗取钱财以自肥的僧侣们的全部憎恨和轻蔑。凭这个角色就能决定这部剧作的成败。他又从头开始朗读。“一条佛罗伦萨的街道。”他停住朗读,又抬起头来。“又怎么啦?”比亚乔问道。“你说切萨雷·博尔贾恶贯满盈,罪有应得了。他确实被摧毁了,但并非是因为他自己的罪行,而是因为他所不能控制的客观因素和条件。他的狡诈阴险只是一个并不重要的偶然因素,在这个充满罪孽和悲伤的世界上,如果贤良战胜了罪恶,那并不是因为贤良的一方有着高贵的品格,而是他们有着更大和更好的枪炮。如果诚实压倒了奸诈,那并不是因为诚实的一方有着诚实的品性,而是他们有着一支更加强大,更加领导有方的军队。如果正义战胜了邪恶,那并不是正义的一方是正义的,而是他们的财力更为雄厚。站在正义的一方固然好,但是我们应该记住,如果没有实力,我们将一无所成。忘记这一点我们就是疯子。我们必须相信,上帝热爱秉性善良的人们,但是没有证据显示,他会将愚蠢的人们从他们所犯的错误中拯救出来。”他叹了一口气,开始第三次朗读他的剧作。“一条佛罗伦萨的街道。”译后记第一次看到《过去和现在》这本书是二〇〇〇年的十二月,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的一家书店。我从大学时代以来就喜爱毛姆的小说,于是立刻买了下来。慢慢读完,我很欣赏和享受毛姆直白、简练,但又充满机锋和幽默的语言。当时就觉得,如果能将这本书译成中文,一定很有意义。但是却迟迟没能动手。直到两三年后,有一天突然想到,何不每天译一到两页,当作一种学习或者修行呢?也可以就此从工作中换换脑子。这样就开始了我这长达七八年的断断续续的译书历程。期间我被派到香港工作,由于忙着适应新的环境,工作节奏也比美国繁忙紧张不少,曾一度搁笔。直到三年后搬到香港新界的深井,一个远离喧嚣,面朝大海,背靠青山的公寓里,有了自己的书房,才又重新动笔。终于在2015年春天将全书译完。这本小说有两条主要线索贯穿。一条是作为外交使节的马基雅维里,和派驻国的首脑瓦伦丁诺公爵(切萨雷·博尔贾)之间的外交斗争。另外一条主线是作为一个风流不羁之士的马基雅维里,企图勾引一位当地豪绅年轻美貌的妻子的经过。两条主线并行不悖,穿插交织,在平缓有序的发展中却高潮迭起,然而结局却出人意料。这部小说是以真实的历史事实作为背景创作的。故事发生在十六世纪初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当时意大利外有强邻入侵,内有诸侯割据,战乱频仍,民不聊生。马基雅维里所代表的佛罗伦萨,是一个城邦共和国,代表着自由和民主的政体。而瓦伦丁诺公爵所代表的教皇国,则代表着专制和独裁的政体。小说中包含了不少瓦伦丁诺公爵对于政治军事斗争以及国际关系方面的见解和议论,多数均来自于马基雅维里的政治学名著《君主论》。在小说中,瓦伦丁诺公爵是个精力充沛,雄心勃勃,足智多谋,心狠手辣的君主。但是马基雅维里却是以一种赞赏的态度看待公爵,认为一个君主就应该这样,否则就无法成事。而一旦不能成事,则国家不能统一,战乱不得平息,人民则要遭受更多的苦难。在马基雅维里看来,对君主的功过是非进行评价,要看他是否有能力实现自己的目标,为国家带来秩序、和平与繁荣,而不能以一般的宗教或世俗道德衡量。马基雅维里的政治观点历经五百年,却仍然富于强大的生命力。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在他一九六八年发表的《转型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亨廷顿认为,在一个转型社会中,一个政府要能够强有力地保障社会秩序,为人民带来和平、安宁的生活,简而言之,就是要有效(effective),果能如此就可以将这个政府归类于好的政府,不论这个政府的意识形态和统治方法如何。如果达不到这上述的目的,则无论其意识形态如何,政体是什么样的,均可归类于低效能或无能的政府,或者干脆就是失败的国家(failedstate,意思是政府完全起不到应有的基本职能作用),那就是最最要不得的、极其糟糕的结果。上述的政治观点是现实主义的,也是冷酷的。但是却不幸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在二十一世纪的头十五年中,中东和北非地区看到了推翻萨达姆·侯赛因的第二次海湾战争,让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垮台的内部起义和外部干涉,以及叙利亚内战。其结果是,独裁者被推翻了,或陷入困境,但是整个国家和地区却陷入了持续的动乱和战争之中。邪恶势力迅速膨胀,社会秩序荡然无存,人民饱受残害和痛苦,背井离乡,成为难民。当然,因为毛姆是在写小说,所以他并没有将上述观点长篇大论地展现给读者。而是在小说结尾部分以一种言简意赅、画龙点睛、意味深长的方式含蓄地表达了马基雅维里,也许也是毛姆本人的这种观点。毛姆的这部小说写得扣人心弦,对于人物的刻画也栩栩如生。书中也有着不少对当时意大利人民生活的详细描写。慢慢读来,仿佛是在看一部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电影。我希望我这部译作也能够带给读者同样的感受。童朝晖悲伤也好,痛苦也好,都是人生之花。致每一位曾在都市生活中迷失的你!与太宰治齐名的无赖派作家坂口安吾杰作全收录!=======优秀的作家既是最初,也是最后的人。坂口安吾的文学作品,是由坂口安吾所创造,若无坂口安吾,则不可语之。──川端康成读坂口安吾的文字,总让我觉得像身处隧道之中,毫无多余之物,空阔而旷荡,干冷的风则吹透过来。显而易见地,这隧道是一条单行的简单通路,彼端浮现着一团幻梦般的光亮。这个人不怕未来,也不爱未来:因为这个人正是以他那宛若隧道
我没有向汉城、仁川派遣一兵一卒,日本人怎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夺踞汉城?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然是最好的结果。中国在此后一段时间,一方面竭力驳斥日本政府“共改韩政”说,指责日本无权干涉朝鲜内政,要求日本与中国同时撤回在朝鲜的军队,尊重朝鲜主权。另一方面,李鸿章利用国际关系,请求利害攸关的俄国等友邦出面协调,劝说日本。不过,日本“共改韩政”的动议毕竟是在道义上略高一筹。因此,日本政府根本不担心国际社会压力,更不担心中国政府。6月22日,陆奥宗光总汪凤藻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对中国政府拒绝“共改韩政”深表遗憾,表示日本断不会撤退驻扎在朝鲜的军队。这份外交照会后来被称为“第一次对华绝交书”。中日两国在朝鲜问题上各行其是,冲突的几率越来越高。既然对华绝交了,日本政府当然不再顾及中国的态度,日本开始向朝鲜大规模用兵,并着手单方面制定“朝鲜内政改革方案”。朝鲜事务的主导权似乎逐步到了日本方面。日本的挑衅激起中国内部相当不满。一些力主向日本强硬的人不断向朝廷施加压力,请求强硬以对。6月25日,朝廷告诉李鸿章,根据现在的情形,口舌之争已无济于事。日本政府大规模向朝鲜用兵,使半岛形势日趋危机。究竟应该如何处置,还望尽早拿出办法。根据朝廷指示,李鸿章有一详细禀报,他仔细分析中日军事实力,以为海上交锋恐非胜算,陆上亦非大举不办。即便大举用兵可以扭转局面,但李鸿章依然认为不应轻启衅端。李鸿章详细列举了北洋海军装备,强调堪备海战的战舰只有八艘,其余的船舰只能供运输、练习而已。最近数年,部议停购船械,未能续添,而日本每年必添铁快新船一二艘,海上交锋北洋绝对处于劣势,很难胜算。至于陆路,李鸿章说,沿海各军将领久经战阵,器械精利,操演纯熟。然合计不过两万人,分布直隶、山东、奉天三省海口扼守炮台,兵力本不为厚。如果让他们出境援韩抗倭,事非大举不办。一经抽调,则处处空虚,转虑为敌所乘,有妨大局。李鸿章建议从两个方面准备,一是如果一定要在朝鲜问题上惩处日本,那么就应该认真准备,假以时日,筹集足够的经费,添置必备的装备,大规模扩充军力,战则必胜,不打无把握之仗。二是建议朝廷还是谨慎考虑,不要轻启边衅,否则后患无穷。李鸿章避免冲突的想法应该说是理性的,只是不管是朝廷内部,还是前线的军人,似乎都还死守传统宗藩理论,依然将朝鲜想象为中国的藩邦,以为日本对朝鲜的干预就是对大清的蔑视,他们不知道时移势易,大清不再是过去的大清,日本不再是过去的倭寇,朝鲜也不再是过去的藩国。然而他们保护藩国的呼吁非常诱人。7月12日,御史张仲炘等联名上疏,从检讨中法战争失误开始,归结为必须与日本在朝鲜一决胜负,因为朝鲜与东三省壤地相接,为我国家必争之地,日本窥伺,俄国垂涎,英国虎视。今日我大清不粉碎日本野心,东北亚乱局势必给我大清带来无穷后患。爱国主义、国家利益是最好的说辞,日本大规模用兵也给中国留下了这样的机会,其实日本本来就期待中国同样向朝鲜用兵,只有这样才能为日本找到军事行动的正当理由。日本大规模军事行动严重刺激了中国,7月14日,朝廷指示李鸿章改变原来的思路,积极筹备,向朝鲜发兵。李鸿章根据这些指示,调整布局,开始抽调精兵开赴朝鲜。7月21日下午,满载清军和武器弹药的“爱仁”号从天津大沽开行。第二天傍晚,“飞琼”号离港。第三天,也就是7月23日晚,“高升”号从大沽起程。北洋海军副将方伯谦率“济远”、“广乙”、“威远”三舰护航。25日,日本不宣而战,袭击济远、广乙,悍然击沉高升号运兵船,一千多名清军官兵命丧大海。8月1日(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中日两国同时发布宣战诏书,相互指责,影响远东格局特别是近代中国历史走势的甲午战争就这样爆发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缺陷对于近代中国来说,林则徐、魏源,还有徐继畬,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们通过与西方人直接交往,认识了西方,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这是中国对西方认识的根本转折。在他们之前,中国人面对周边族群始终有一种文明上的自大,所谓华夷之辨、夷夏之防等,其实都是中原文明优越感不自觉的外露。面对西方,中国文明在明末徐光启时代有过一个短暂的理性平和时期。那时的明朝尽管面临天崩地裂的政治危机,但文明的自信在徐光启那一代中国人那里没有多大问题。中国文明原本就是从黄河中下游一隅不断吸收周边族群文明而不断重构和发育而成的,所以徐光启那代中国人面对全然不同的西洋文明,面对满腹经纶的利玛窦等“西儒”,既不感到自卑,更不会狂妄自大。那一代中国知识人遵照圣人“一事不知以为耻”的教诲,面对不知道的西方知识,采取“拿来主义”立场,如饥似渴地吸收。按照徐光启、李之藻等人规划,他们准备用20年时间将传教士带来的几千部西方典籍全部译成中文。假如这个计划得以实现,中国在那个时代实际上就会与世界处于一种同步状态,中国文明也一定会像过去几千年一样,不断吸纳外来文明重构自己的文明体制。然而,徐光启那代人的理想因为中国内部政治变化没有持续下去,满洲人定鼎中原之后面临最大的问题不是西方化,而是汉化。所以尽管在清朝早期很长时间并没有禁止传教士在中国活动,但中国主流文化实际上已不把西方化当回事,不再像徐光启时代那样如饥似渴地吸收西洋文明。乾嘉汉学畸形繁荣,其实就是一个最好例证。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国门,对于统治者来说确实是一种耻辱,但对整个中国社会而言,这场战争让中国国门再度打开,睁眼看世界,看出了中国与世界的真实差距。看到了差距,就要弥补这个差距。这个逻辑一点儿都不意外。魏源在鸦片战争后明确提出中国要想避免这样的战争结局重演,第一必须放下老大的架子,必须重新审视自己和他人;第二,必须确立向西方学习的大原则,不能因为“非我族类”而拒绝人家好的东西;第三,退一万步说,假如中国还准备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话,那么也必须卧薪尝胆十年生聚。用魏源的历史名句表述,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只有“师夷长技”,方能“制夷”。换言之,要想“制夷”,必须“师夷长技”。魏源那个时代,中国刚刚从自以为辉煌的盛世中惊醒,由于信息不对称,由于先前文化自大理念深入士大夫骨髓,士大夫阶层用自己的双手蒙住了自己的双眼,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像我们今天这样体会向西方学习的道理。为了说服这些士大夫,魏源和那时许多聪明人一方面用“西学中源说”自我安慰,强调西方那点家底虽说比中国要富有些,但追根溯源,西方这些东西都能从古典中国找到依据。直截了当地说,这些西学都是对古典中国智慧的再发明再创造。另一方面,魏源等人借用孔子“礼失求诸野”原理,倡导“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以为中国学习西方,就像古典中国向周边族群学习某些东西一样很正常,并不值得大惊小怪。那些“胡化”的东西,不是慢慢都成为中国文明的一个当然组成部分了吗?根据这样的认识,魏源建议在虎门创设造船厂、火器局;建议像晚明那样邀请外国技师来华主持新式工厂的创设、新式机器的建造;建议聘请外国人培训中国人,进而慢慢发展中国自己的基础工业。应该说,魏源的这些规划是很有意义的,也是可行的。魏源那代人意识到了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只有学习西方,才能改变自己,才能让中国在与西方的交往中不至于再犯鸦片战争这样的错误。这些认识是正确的。但问题在于中国此时不是在一种常态情形下学习西方,而是鸦片战争失败后的不得已。因而这次向西方学习,不仅始终笼罩在失败后的阴影中,有一种报仇雪耻的急切冲动,而且呈现出中国文明很少有的实用主义、工具主义特征。那时中国人不愿从基础科学开始全面接受西方科学技术体系,而是急功近利从最实用最易见效的领域开始。中国学西方的目的越说越直白,就是为了“制夷”,就是为了雪耻。反过来说,如果不是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中国还将像过去一样沉睡、昏睡,根本不会去学什么西方。极端功利主义立场不仅使魏源和那一代中国人无法从容地学西方,而且使那代中国人始终无法忘怀中国中心主义,始终认为中国落后和鸦片战争失败都是一个偶然事件,根本没有从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这种层面去思考。由于中国失败只是偶然,所以不存在整体落后;由于不清楚时代差异,所以中国古典文明成就依然被士大夫阶层津津乐道。“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将正常的文明交流弄扭曲了,目的变成了手段,手段弄成了目的。功利主义使中国在此后数十年无视最基础功夫,忽视从文明最细小的因子上嫁接中西文明。近代中国在向西方学习时始终带有一种莫名的情绪,不是心悦诚服,不是发自内在需要,所以在经历上百年所谓向西方学习历程后,中国依然无法弄清西方何以富、何以强,中国何以不能像西方一样跻身于“列强”,何以总在“世界之外”徘徊。重新认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过往几十年,我们已经习惯于蔑视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因为历史书和领袖们一再告诉我们,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即革命性和妥协性。在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所谓封建统治者的双重压迫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性。但在发展生产赚取利润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又具有明显的妥协性,就是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的所谓封建统治阶级进行妥协。这是我们过去几十年所接受的一般教育,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历史话语。其实,如果重新理解晚清以来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或者说近代中国所走过的全部道路,我们应该承认,正是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每每引领中国社会往上走,正是中国资产阶级逐步从社会的边缘阶级逐渐成为社会重心,引领社会、稳定社会,并为社会指明发展方向,方才使中国社会在过去两百年的转型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波折,减少了震动。所谓资产阶级,其前身就是传统中国的商人。在传统中国“四民社会”构成中,“士农工商”,商人成为社会四大阶级中的最后一个阶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中国的商人传统太强大了,中国商人的能力太无敌了。如果我们熟悉中国的商业史,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商人自古以来就具有非凡的本领,是给点阳光就灿烂,给点机会就发财,读《史记》的《货殖列传》,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代拥有许多重要的商业中心,商人成为那时社会的中心,引领时尚。更重要的是,中国商人似乎自古以来就有“大商人”的气质,并不斤斤于小生意,不斤斤于蝇头小利,他们所要做的是大生意,最大的生意就是类似于吕不韦那样的政治投资,投资一个国家,投资一个国家的未来。或许正是因为中国商人对政治的干预太强大了,所以当秦始皇构建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之后,真正威胁中国集权体制的并不是那些文弱儒生,而是纵横捭阖合纵连横的商人们,如果放任商人自己经商,中央集权必将瓦解,中国社会必将解体,这对于以农业立国的传统中国来说,当然是一件比较可怕的事情,因此我们看到秦亡之后,看到西汉王朝重建大一统政治体制之后,在经济体制上有一个重要举措,就是盐铁专营,将涉及国家基本经济,或者能够影响国家政治安全的最基础产业交给“国有企业”,垄断经营,禁止商人插手,由此遏制商业资本的增长,遏制商人势力。这一点是中国传统社会两千年“超稳定”的前提,值得注意。当英国工业革命发生后,西方产能高度过剩,需要外部市场,“发现东方”,其实就是要进入东方,开辟这个巨大的市场。近代中国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所以当中国不得不与西方接头,不得不开放市场的时候,中国的商人终于从“士农工商”传统社会构成中脱颖而出,并渐渐地从纯粹的商人演化成一个新的阶级,即“绅商”。所谓“绅商”,其实就是除了拥有商业资本外,还拥有智慧,拥有对未来对政治的判断力,拥有知识。自然,绅商在近代中国渐渐成为社会的中坚阶级,中坚力量。许多研究者后来以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即商人形成于甲午战争之后,其实这个认识可能并不准确。所谓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就是中国的商人,近代中国商人就是从传统中国商人转化而来的,如果一定要说还有什么新因素的话,就是近代中国商人有一大部分来自买办,或者与外国商业资本有生意往来,或受外国商人重大影响,逐步与国际商业资本接轨或相关联。与国际商业资本密切接触,导致近代中国商人具有很不一般的国际视野和世界意识,所以中国尽管在政治上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洋务新政之后一再强调中体西用,强调中国只是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并不意味着中国像日本那样转身向西,脱亚入欧,全盘西化,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却在那样艰难的政治氛围中依然顽强地表达自己的立场,依然劝说政治上的统治者不要这样,要看到西方富强之本并不是单纯的科学技术,而是有一套完整的体制、文化作为依托。在这批我们过去称之为“洋务思想家”中,王韬、冯桂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陈炽、何启、胡礼垣、邵作舟等,都或多或少具有商人的经历,或与商人有着密切关联,或本人就是大商人,如郑观应就是红顶商人,就是招商局的“高管”。他们在全社会近乎一致拥护“中体西用”、中国特色的时候,大胆向社会传递正确的声音,指引中国社会朝着正确方向发展,这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最值得夸耀的东西,也是我们今天最值得重新认识的东西。郑观应的名著是《盛世危言》,这部书的最初构成就是郑观应在工作之余写作的一篇一篇小论文,谈教育,谈学校,谈商务,谈商战,谈海防,都是一个一个具体的问题,但都具有西方知识背景,都是中国传统知识所没有的。这些东西最初在19世纪80年代就发表了,在知识界和官场中的开明者那里获得了回应,但并没有引起中国社会特别是政治高层的重视,所以等到甲午战败,当人们重新阅读这部著作时,真是极端后悔,人们都在想,假如当年注意到这些问题,注意按照郑观应的这些建议去做,还会有甲午之战吗?如果有,中国还会战败吗?这就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思想方面的引领作用。至于说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引领,我们还可以举出张謇的例子。张謇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杰出代表,他是坚守改革不到绝望时候绝不轻言放弃改革,但当革命呼之欲出势如破竹无法阻挡时,也绝不螳臂当车为旧制度殉葬。张謇是晚清君主立宪运动的先驱,早在甲午战争结束不久,张謇就注意到日本的君宪体制,就期待将这个体制引进中国。当日俄战争开打之后,张謇更意识到中国的唯一出路就在君主立宪,重构中国政治架构。为此,张謇付出巨大努力,策动晚清的政治变动,促使清廷从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转变。直至武昌起义,张謇依然相信君主立宪是中国的正确道路,依然运动各方尽量达成君主立宪的政治架构。只是到了后来,满洲贵族不愿放弃既得利益不愿妥协,共和不得不成为未来中国政治架构时,张謇毅然放弃先前的理想,毅然劝说清廷接受妥协,放弃权力,达成共和。从张謇身上,我们看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性和妥协性最完美的结合,正是这样的结合促使近代中国不断向上,逐步拉近与世界的差距,逐步重回世界主流,在自觉不自觉的过程中,中国终于在二战结束后重回世界中心,成为世界主流社会的重要力量。重新认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就是重新认识近代中国,就是要为未来中国提供一个正当的历史
事?”“它没在你身上发生,”——凶巴巴的,固执己见——“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你让它发生了而已。”“但它对我来说很重要、很重要。”“对于她来说很重要,这是肯定的。”她说,干巴巴的,带着怨气,人们感到自己被利用了的时候,说话就是这副口气。我对她说:“乔伊丝,你不觉得奇怪吗,我们都觉得对付老人应该用计谋,就好比对付敌人,或是陷阱圈套一样,把这个视为理所当然?而不是觉得我们亏欠了他们什么,不把这个视为理所当然?”“我不指望我的子女照顾我。”我感到绝望,因为我现在觉得这像是张磨损了的留声机唱片。“你现在这么说,到时候就不会这么说了。”“我不能自理的时候,我就退出,我会告辞的。”“这不过是你现在的说法罢了。”“你怎么知道,你为什么这么确定我会怎么样?”“因为我现在知道在生命的各个阶段,大家都说一样的话。”“所以到头来,我会成为一个执拗的老巫婆,一个大小便失禁的老巫婆——你是这个意思吗?”“是的。”“我可以告诉你这一点,有一件事我很高兴,我和我爸之间从此隔着几千英里。他是个老可爱,但是该适可而止了。”“谁来照顾他?”“我想会送他进敬老院吧。我是这样指望的。”“大概吧。”我们就这样聊天,我和乔伊丝,一说就是几个小时。我在伦敦平躺着,试图熬过下一次要把我的背绞起来的痉挛,她坐在山区木屋里的印花布椅子上,“请假暂离”《莉莉丝》,但实际上她已经递了辞呈了。我不给我姐姐打电话。我不给我姐姐的孩子打电话。想到他们我就来火。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对青少年的态度,就像乔伊丝对于我和莫迪的态度一样:啊,好吧,好吧,但是现在不行,我改天再想,我现在实在没精力。四个星期无所事事但是我一直在思考。思考。不是噼里啪啦、凭直觉立即下结论的那种,而是长时间慢慢地思考。关于莫迪。关于《莉莉丝》。关于乔伊丝。关于弗雷迪。关于乔姬家那群混账东西。我回办公室上班之前,去看了莫迪。她的小脸满是敌意,但那张脸苍白,不是蜡黄,这立即让我对她感觉好多了。“你好呀。”我说。而她脸上闪过吃惊的表情,因为我消瘦了不少。“那么你真的是生病了,是吗?”我们相对坐在美好的炉火边,她问道,声音温柔迷惘。我想到她,眼前就会浮现出那炉火:那房子肮脏、破旧、糟糕,但是那炉火让它泛着光芒,对你表示欢迎。“是啊,我当然是生病了,莫迪。不然我会过来的。”她转过脸,抬手遮住脸不看我。“那个医生来了,”她终于说,声音细细的,怅然若失,“她叫他来的。”“我知道,她告诉过我。”“啊,好像她是你的朋友似的!”“你看起来比以前好多了,所以一定是医生起了什么作用!”“药片我倒厕所了!”“全倒了?”虽然生气,她还是笑出声来。“你眼还真尖!”“你的确是看上去好多了嘛。”“你这么说罢了。”“哎呀,”我决定冒这个险,“这有可能事关你会不会提前死去。”她浑身僵直,坐在那儿,不看我,盯着炉火。感觉好像过了好长时间。然后她叹了口气,直视我。那是多么了不得的一个表情,畏惧但是勇敢,甜美,恳求,感激,还有一丝精明的幽默。“你觉得是这么回事吗?”“几片药片的事。”我说。“但是那药片弄得我晕乎乎的。”“逼自己能吃几片就吃几片吧。”那是一年前的事了。如果我有时间好好记这本日记的话,它看上去会像是个建筑工地,零碎材料堆着码着,四处散落,东西都乱摆着,没有要紧和不要紧之分。你穿过工地(上周,我为了一篇文章去一个工地转了转),看到这里一堆沙子,那里一摞玻璃,零散几根钢梁,几包水泥,一些撬棍。日记的意义就在于此,记下琐碎的事件,都混在一起。不过现在我回顾过去的一年,开始明白哪些是重要的事件了。而最重要的一件事我当时几乎都没注意到。一天晚上外甥女凯特突然出现,看上去像是二十岁而不是十五岁,现在这些青少年都有这个本事,但是她看起来有些疯癫,说话结结巴巴的,举止造作,直翻白眼。她说她离家出走来和我住了,她要做模特。我态度坚决但和蔼(我那时觉得是这样的,现在还是这样觉得的),我说她得给我马上回家去,而要是她来和我过,哪怕只是一个下午,不必怀疑,我可不会像她妈那样,我连她用过的杯子都不会帮她洗。她气鼓鼓地走了。乔姬姐姐来电话:你怎么一点点普通人的同情之心都没有?胡说,我回答。外甥女吉尔来电话。她说:“我给你打电话,是要告诉你我和凯特一点都不一样。”“那很好啊。”我说。“如果我和你生活,你不用伺候我的。妈妈让我累得慌,我站在你这边。”“你不可能有她那么累,而且她永远都歇不下来。”“简姨,我想来过周末。”从她的口气里,我很容易就能听出来她的想象:光彩照人的简姨,住在时尚繁华的伦敦,做各种时髦光鲜的事。她来了。我承认,我喜欢她。她是个高挑、苗条、挺可爱的姑娘。扶风弱柳,应该是这个词。一不小心的话就会折了腰。深色的直发:看上去可能有点稀疏无光。大大的灰眼睛:和我的一样。我看着她打量琢磨着我房间里的一切:是不是好学会了照搬回家?——或许是青少年的叛逆心理;不,不是,她这是在掂量计划如何让自己适应这里,适应和我在一起的生活。“我想来这里和你住,简姨。”“你想来《莉莉丝》工作,成为我时髦、优雅、神奇的生活的一部分?”“我十八岁了。我不想上大学,你也没上,不是吗?”“你的意思是说,有我做护照,可以通往更好的东西,于是你就犯不着拿文凭了?”“啊,是。”“你考试成绩很好?”“我会考好的,我保证。我夏天的时候参加考试。”“唔,那我们到时候再考虑。”我根本没考虑。这也太出格怪异了:乔姬姐姐的化身安顿到我生活里来,这件事我是这么看的。但是吉尔又来了。我特地带她去看莫迪,只说她是个老朋友。莫迪最近身体好些了。最让她伤脑筋的大小便失禁问题,现在已经好了。她自己外出采购,胃口也好。我忙进忙出,和她喝杯茶,拉拉家常,挺享受。但是我已经习惯了她,忘了其他人会怎样看她。面对这个陌生人,这个漂亮干净的姑娘,莫迪十分拘谨生硬,暗地里埋怨我把她暴露在陌生人面前。小老太冷漠简慢,只回答是和不是,没招呼我们喝茶,试图遮住裙子正面的污渍,那儿泼洒过食物。外甥女吉尔举止礼貌,心里却大吃一惊。不是因为直面老年人:乔姬姐姐的慈善工作保证了她的子女不会见到老人就惊讶。她惊讶是因为自己得把老人以及慈善工作与她光鲜时髦的简姨联系在一起。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吃晚饭,她暗暗地打量我,久久地看,目光精明,一边还闲扯着她的兄弟姐妹以及他们的趣事。“你多久去看她一次?”她问得很委婉,我知道这一刻多么关键。“每天都去,有的时候一天去两次。”我立即回答,斩钉截铁。“你经常请许多朋友来吗,你出去参加派对吗,晚宴?”“基本没有。我的工作太忙了。”“但是没有忙到不能去看那个老……去看……”“福勒太太。对。”我带她上街,去买些体面的衣服。她想要在我面前好好展示一下她的品位,给我留下个深刻印象。她做到了。不过那个时候,要在我的议事日程上挂上号,乔姬姐姐和她的子女还早着呢。这一年我工作了,啊,我是如何地工作的啊,我是如何地享受这份工作的啊。他们把我提成了主编。我没有说我只会干一两年,没说只不过是因为额外收入、更好的退休金才接受这份工作,没说我还有其他计划。我终于意识到自己并没什么野心,安于一直这样工作,就像以前和乔伊丝时一样。乔伊丝去美国定居了。离开前打来一个干巴巴、不痛不痒的电话。我对菲丽丝说,你还是用乔伊丝的桌子吧,你接手她的工作时间够长的了。她半个小时就收拾好搬来了,一脸得意。我观察她,用手遮着我的脸。(像莫迪一样。)藏好我的想法。减少损失,简娜,减少损失,简!我说,等你安顿下来,我们得讨论一下能做点什么改变。她猛地一抬头:危险。她不想要改变。她的梦想是继承她长久以来渴望、妒羡的东西。妒羡。忌妒和妒羡。我总把这两个词混着用。奇怪的事儿:七宗罪,以前小孩子要学这些,但在我们这美妙的时代里,一个中年妇女不查字典不会知道妒羡是什么。好吧,菲丽丝并没有忌妒,我觉得她从来都没有忌妒过。她不想要我和乔伊丝的亲近和友谊,她要的是权位。菲丽丝是在妒羡。一整天,她伶牙俐齿、冷言冷语地指责挑剔,打击所有人、所有事。她开始冲乔伊丝下手。我发现自己一股怒火蹿了上来。住口,我说,你可以在别人面前说乔伊丝的刻薄话,别在我面前说。好几个月的讨论,我们都很享受,讨论要不要把《莉莉丝》换成《玛莎》[6]。《莉莉丝》这个姑娘适合困难、焦虑的八十年代吗?支持《玛莎》的理由。我们需要的是更为日常、不容易引起忌妒的形象,代表着诚心诚意、与时俱进、智慧精明的服务。支持《莉莉丝》的理由。人们天生需要魅力。时世艰难,我们越发需要乐趣。人们在时尚杂志里读时尚,就像他们读浪漫小说一样,是为了逃避。他们没有准备要按照时尚来做,他们只是享受时尚这个概念。我对两边都没什么强烈的看法。我们的发行量也只掉了一点点而已。就接着用《莉莉丝》。内容也不变。我把前十二期《莉莉丝》带回家分析。奇怪得很,当初乔伊丝和我就是《莉莉丝》,一切都是我们推动的,按我们的意志行事,那个时候我一刻都没担心过,杂志的生命力是不是在消失,动力还在吗,它还在上升的浪头上、呈上升态势吗?我知道现在动力是没有了,《莉莉丝》就像冲浪的小船,但推波造浪的力量已落在后面,很远很远。《莉莉丝》三分之二的内容都是有用的,内容充实,提供某种服务。这个月这一期:一、一篇关于酗酒问题的文章。几乎所有的想法都是从《新社会》和《新科学家》上偷来的。(当然了,大部分严肃报刊杂志都是这么做的。)我曾经和乔伊丝狠狠干过一仗,说我们要注明文章来源,但是我失败了:乔伊丝说这样我们的读者会跑掉的。菲丽丝把文章重写了一遍,起名《危及你和家人的潜在威胁》。二、一篇谈及各个国家堕胎状况的文章。三、我写的关于十七世纪厨房的文章。全是大蒜和香料!肉和水果混着煮。花园里摘来的所有东西都能做沙拉。然后就是一贯的专题文章,时尚,食物,酒水,书籍,戏剧。我动笔写我的历史小说了。哦,我们需要美化历史,这我是再清楚不过了。若是把冗长、沉重的事实写进来,严酷、痛苦,谁又能承受得了那样的重负?不,我这个伦敦女帽工的故事将是一个浪漫故事。(毕竟,莫迪将死之时,回想的一定不是拖着脚步去那冰冷难闻的厕所,而是基尔伯恩的绿地,她的德国小伙儿,还有学徒们一边嬉笑打闹,一边做漂亮帽子,那种摆在巴黎也不会显得土气的帽子。我猜,她大概也会回忆“她的男人”。不过这个想法还真是让人忍无可忍,我可接受不了。)昨天,我开车回家的时候,在街上看到了莫迪,一个老婆子,全身着黑,鼻子挨着下巴,凶巴巴的灰眉毛,一边嘟囔、诅咒着,一边推着购物篮往前走,有几个小男孩在捉弄她。有些我以为结果会再糟不过的事,到头来却一点不糟。甚至挺有用。甚至,我相信,很令人愉快。在街尽头卖收音机、电视机的店里,我站在柜台边,给莫迪买一台像样的收音机。我耐心等待着,身边是一位老太太,她的包敞开着,她在里头抖抖索索地摸钱。印度店员望着她,我也望着她,立刻回想起我第一次见莫迪时的情景。“我恐怕钱没带够,我的钱不够。”她说,害怕、绝望,把一台微型收音机推给他。她的意思是让他把这拿去冲抵他修理这台机器的费用。她缓缓地、笨拙地转过身,准备离开。我站在那儿,大脑飞速运转。这次我不会因为没有经验,遇到迫切需求时便手足无措了。我第一眼就看清楚了这个老太太。那副灰扑扑、脏兮兮、阴惨惨的模样。那股酸臭。那小心翼翼、慢吞吞的动作。我帮她付了收音机的钱,去追她,在她等着有人扶她过街的时候赶上了她。我陪她回了家。回家以后,我给那位“穿靴子的聪明猫”打了个电话,纯粹为了开开心。“你是我在福勒太太那儿碰到的那位?”“是的,我是。”我回答。沉默。“我有话要说,你介意吗?”她问,干练,但也不乏人情味,“我们经常遇到好心人无心却办了坏事,把事情弄得更糟。”“对于谁来说更糟?”我指望她会大笑,但是她不是薇拉·罗杰斯。“我的意思是,具体点说,经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个好心人关注到哪位老年病患……哪位老人,但其实是他们自己心理上有障碍,你知道,他们一直都在解决自己的问题,真的。”“要我说,你这话几乎肯定没错,反正有点道理,”我说,充分享受着这分分秒秒,“但是虽然这对我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好处,所涉及的这位可怜的老年病患者却很可能是开心的,因为她明显是没有朋友,孤寡一人。”又是沉默。显然,她觉得有必要运用自己受过的训练,琢磨从我的话里能得出什么结论。终于,她说:“我不知道你觉得‘交朋友治疗小组’会不会有用?”“惠特菲尔德小姐,”我说,“现在有这样一位老太太,你不觉得你应该上门去探望探望?”“如果她情况这么糟,她的医生怎么没有把她报上来?”“这你清楚,这些医生大多根本不去接触他们名单上的老人,那些老人们也不去找医生,因为他们害怕医生。不管这想法对还是不对。害怕被送走。”“那种观念真的太过时了。”“关键是,到了某一时刻,他们的确是会被送走。”“只有别无选择的时候才会。”“哦,与此同时,还有一位可怜的安妮·里夫斯需要探望。”“我会调查一下的。”她说,“谢谢你百忙之中还关心此事。”然后我给薇拉打电话。薇拉问,她叫什么名字,地址是什么,年纪多大了,情况如何。是的,她知道住在楼下的贝茨太太,但是安妮·里夫斯一直都拒绝接受他们提供的任何服务。“她现在不会拒绝了。”我说。薇拉和我在那栋楼门口见面。我请了一上午的假。开门的是贝茨太太,她穿着绒绒的蓝色睡裙,头上罩着蓝色发网。她严厉地看着我,看着薇拉。“他们昨天晚上把里夫斯太太送去了医院,”她说,“她跌了一跤,在楼上。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这次,看起来她是伤了膝盖。”薇拉和我,还有贝茨太太对此感慨良多,彼此心知肚明。贝茨太太那不满的表情是做给我们看的。“呃,也许这也算件好事,我们可以把她的房间打扫一下。”“要是你觉得三十年的清扫工作一早上就能完成的话。”她下结论,侧过身让我们进去。这栋房子是1870年左右建的。没有偷工减料,没有敷衍了事。很不错的楼梯,大方体面的楼梯平台。安妮·里夫斯的家在顶楼,光线充足,通风透气。很好的房间,比例恰当,有大窗户。前厅俯视大街,比其他房间大。壁炉堵住了。墙纸略带褐色,细看上面有好看的棕色、粉色叶子和花朵花纹,不过颜色褪得厉害,还有污渍。挂画嵌线以上,因为屋顶漏水,墙纸已经脱落,松松地悬在那里。屋里火炉边有一把古旧的硬椅子,上面摆着破损的蓝垫子,内芯已经露出来了。有几张梳妆台,还有一个五斗柜。油毡,开了裂,褪了色。还有那张床——但是我觉得自己没法全面充分地描写那张床。双人床,棕色的木床头板和踏板——我该怎么才可以描述清楚呢?因为身体总是躺在同一个位置,床垫被磨出了痕迹,条纹亚麻布已经被磨掉了,里面是一团团乱糟糟的粗毛和一个个洞。枕头上没有枕巾,就像床垫一样,里面的羽毛戳了出来。床上有一团污秽肮脏的毯子。真脏,真恶心。但是我们在里面没看到虱子。这就像一只非常老的鸟儿的巢,已经用了好多好多年。它
切想帮助这里的孩子们。唯一的问题是,朱莉安不太懂得打理自己…………迈尔斯渐渐习惯跟你相处了。卡尔10岁,只跟卡伦1说话。爱丽丝8岁,相当害羞。迈尔斯对你暴露她的存在令她十分紧张。她不想别人打扰。霍尔顿的信如下:亲爱的贝尔医生: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们大家都参加上次的治疗了——包括安,她已有19年不曾出现。那次谈话多少让大家有了希望。我担心你仍不太了解我们的系统,我很乐意把最新状况告诉你。克莱尔需要立即的关注,因为她开始想起受虐待的往事了。她对自己必须把痛苦丢给迈尔斯感到内疚。迈尔斯喜欢痛苦…………以下是目前仍在这个系统内活动的人的姓名与年龄:克莱尔(7岁),卡伦2(21岁),迈尔斯(8岁),卡尔(10岁),爱丽丝(8岁),西德尼(5岁),朱莉安(15岁),卡伦博(2岁),卡伦1(10岁),凯瑟琳(34岁),卡伦3(30岁),霍尔顿(我,34岁),安(16岁)。我会继续确保卡伦定期去你的办公室。虽然帮助她复原并不容易,但大家都很高兴有你帮助我们。霍尔顿全部的人格都出现了吗?看完信,我仔细数了一下,截至目前,连同卡伦在内共有13个独立人格。我翻阅卡伦几个月前给我的信,当时只有11个——包括叫“坏脾气”的那个,还有朱莉跟桑迪,但霍尔顿完全没提到他们。如果把他们3个算进去,那就是16个了。卡伦体内是否还会组成或重组新人格?或者只是单纯显现出来?在这个节骨眼上,我有两项任务:照顾接受治疗的那个卡伦(无论是哪一个),并且从这些人格身上进一步了解卡伦的内在世界。这些信确实颇有助益。卡伦的分身们似乎急切地想让我快点认识他们。1994年8月17日,我们再次进行催眠治疗。待卡伦进入深度催眠状态,我立刻询问有没有人想出来跟我说话。卡伦的肩膀突然往上拱,两腿蜷向一侧,用眼角余光瞟我;这是个颇为幼小、女孩子气的姿势。她说她叫克莱尔,然后开始告诉我她以前在殡仪馆(邻居家)的遭遇。她被带过去之后,有人把她绑在不锈钢工作台上。她吓坏了。那里有3个人,每个人手上都拿着金属棍。然后克莱尔就昏过去了……她要我帮她挡住那些坏人,不要让他们接近她。两天后,我收到迈尔斯的来信,信里继续描述克莱尔的遭遇。亲爱的贝尔医生:又是我,但你大概不想听我说话吧。我想告诉你克莱尔没办法说完的事。克莱尔被绑在工作台以后,那3个男人拿电棒凌辱她,她叫他们住手可是他们把她电昏了。我很生气,于是就跑出来尖叫,结果他们用灰色胶布封住我的嘴。他们一直说我喜欢这样。假如我摇头表示我不喜欢,他们就电我,假如我点头表示感觉很好,他们会放过我——但也只给我一分钟。那3个人把我们电昏以后,卡尔出来了。这些人把卡尔放进棺材,盖上盖子。我不知道我们在里头待了多久。过了一阵子,我们听见外面有人在说话,我出来听他们在说什么。原来是有人在找我们。我用力敲打棺材盖,卡伦她妈妈打开盖子,我让卡伦出来。她妈妈惊讶地说:“你还活着!你重生了!真高兴看到你。可是你为什么躲在棺材里?你不是在帮爷爷漆客厅吗?”你会因为这件事讨厌我们吗?迈尔斯某次治疗结束后,卡伦递给我3封信,其中一封来自迈尔斯。卡伦离去后,我打开他的信,他向我描述一场名为“午夜圣体”的仪式。亲爱的贝尔医生:昨天晚上我们去参加“午夜圣体”仪式。在仪式上,女孩子必须切掉一样东西,像乳头或一片耳朵之类的。霍尔顿不相信,他说这些人已经不在了。我不相信霍尔顿,因为他们还在那个工厂里。他们在叫我们,我听见他们的声音。这里的其他人都听不见。我该怎么阻止他们?他们会来抓我、杀掉我们。我会抵抗,但其他人怎么办?你觉得他们会来抓我吗?我很害怕,可是我没告诉其他人,因为他们认为我天不怕地不怕。假如他们知道我会害怕,以后就没有人会喜欢我了。迈尔斯我该拿这封信怎么办?迈尔斯告诉我这么恐怖的事,我该如何看待它?这是真的吗?或者只是一场噩梦?迈尔斯相信真有其事,所以我不能不处理。我决定等待,不主动询问,看看往后是否有人会主动提出来。再见到卡伦时,我提到那几封信,并建议她接受催眠治疗,看看其他人是否有话要告诉我。第一个现身的是西德尼。卡伦闭上眼睛,有好一阵子,她脸上完全没有表情。然后她睁开眼,靠上椅背坐好,微微扬起头,形成一特殊角度,斜着眼睛,怀疑地看着我。她迅速观察四周,仿佛初次到访。“我喜欢我们在药店的工作,”她说。卡伦——或者说西德尼——说话速度很快,视线在屋内游走。“我拿了好几样以前没拿过的东西,玩具啊什么的,不过凯瑟琳都会把它们放回去。我偷了一串超级球,放进卡伦皮包里。詹姆斯和莎拉真的很喜欢超级球。我知道我不该偷东西,但是卡伦的爸爸逼我偷。因为偷窃,我必须接受处罚,所以我偶尔也偷拿一些可以割伤自己的东西,比方说指甲锉刀。药店真是个好地方。”西德尼侃侃而谈,但在我听来,他是个毫无自制力、凡事任性而为的小男孩。我不想多作批评,故只说了“小偷必须割伤自己作为惩罚?”他再次确认,但我却在他心中种下了怀疑的种子。我的提问不带轻蔑,意在告诉他我不认为他的行为有其必要或有何特别之处。这会让他开始思考。我向西德尼道谢,感谢他出来跟我说话,然后请他退回去,看看是否有别人想发言。卡伦闭上眼睛,西德尼的表情消失了。这令我大感惊讶:在不同身份转换之间,卡伦的改变清楚分明——她完完全全变了一个人。下一个出现的是迈尔斯。卡伦稍稍坐直,两眼依旧紧闭,她皱起眉头,声音粗哑。“我也喜欢工作,”迈尔斯说,“工作时我可以当老大。”“全都由你负责吗?”我再次确认。“是啊,我喜欢聊天。如果客人不排队,我也会警告他们。”显然迈尔斯喜欢找机会感觉自己的重要性,我必须好好运用这个特质。我想跟卡伦的所有内在人格建立合作关系,而迈尔斯无疑相当重要:因为他似乎是伤害卡伦的主要几个人格之一(还有西德尼,但西德尼占的比例少一点)。假如他们能视我为值得信任、有分量的人物,或许我能对他们自我毁灭的行为产生正面影响。闲谈几分钟后,我谢过迈尔斯,请他退回,再次询问有没有人想跟我说话。卡伦微微放松,闭上眼睛,表情转为空白。过了一会儿,她的身体突然软下来,变小,缩成小孩儿样。克莱尔对我微笑,两眼闪闪发亮。她说她喜欢看贺卡、香水和珠宝首饰。克莱尔有女性的一面!这是好事。卡伦几乎不容许自己拥有女性的习惯与喜好:她的衣着单调无趣,经常披头散发,也不化妆。我一度担心卡伦的成长过程完全受限,无法表现女性特质,幸好克莱尔仍保有这些特质。这表示,假以时日,卡伦也会重新找回这部分的自我。最后现身的是朱莉安。卡伦阖上眼,表情空白,然后突然挺直腰杆,双臂夹紧于身体两侧,好像在防备什么似的。她两眼大睁,表示有相当恐怖的事要告诉我。她知道自己不该说,但是,既然卡伦的父亲已经不在了,或许她说出来不会有危险,我也会帮忙保护她。她似乎颇为安心。朱莉安描述“午夜圣体”仪式给我听,大概讲了10分钟。这仪式听来像某种巫术。他们将她绑起来,切下她身上的一小块肉。参与这项仪式的人数众多。卡伦首次参加时,年约4岁。他们割她的手臂、她的脸或耳朵,切下一点皮肤或取几滴血,有时则是头发、睫毛、眉毛。等卡伦(与众分身)年纪稍长,他们会割她的胸部……这时卡伦身上的“男孩”会出现——因为受创的是“女孩”,故男性人格感觉不到疼痛。事后,卡伦的双亲会责骂她,表示这全都是她自己在睡梦中干的好事。结束催眠治疗前,我告诉卡伦,她将不会记得催眠过程中的任何谈话——为了保护卡伦,她体内的其他人格多年来始终不让她知道这些故事。我不确定卡伦能不能消化如此不堪的过去,不确定她会不会因而伤害自己。既然前途未卜、状况不明,我决定继续等待。一星期后,我仍反复思量该如何跟卡伦讨论“午夜圣体”仪式。这时卡伦突然造访。她看起来既羞怯又难为情。“我又自残了,”说完,她扭过头去,感觉十分屈辱。显然她又开始伤害自己了。但是用什么方式?受伤至何种程度?“你是怎么弄伤自己的?”我问,“我必须知道你可能是怎么受伤的,”我等她回答。卡伦拱起眉毛,开始哭泣。“我不太记得了——那时候身体不是我的。但我想我可能把衣架拆开,把尖端刺进身体里。”她看起来好像快吐了。“你流血了吗?”“嗯。”“现在还在流吗?”“没有了。”“当时你感觉得到痛吗?”我继续追问。“嗯。”“现在呢?还痛吗?”“一点点,没有之前那么痛了。”“假如你用力按肚子,会痛吗?”我问。“不会,不怎么痛。”我试图借着这一串问题确认她是否弄伤阴道,如果阴道受伤——无论刺穿阴道壁或腹膜——极可能引发腹腔感染。我无法百分之百确定,但听起来似乎伤得不重——至少就生理层面而言。现在我必须找出心理层面的问题。卡伦对事发经过几乎一无所知,因此催眠是唯一的办法。进入催眠状态后,卡伦僵硬地坐在椅子上,双眼紧闭。“我想切掉女生的部分!”“他”说,脸庞因恐惧而显得冷酷无情。他是迈尔斯,我想,这次伤害应该是他造成的。“卡伦的妈妈一直讲卡伦爸爸的事,我很怕他会回来伤害我们。我打算把卡伦的女生部分通通切掉,这样她就不会再受到伤害了。要不是霍尔顿阻止我,我早就成功了。”迈尔斯倒回椅背,依旧紧闭双眼,紧咬牙关。“现在我只要我们全部死掉。”迈尔斯认识我,我们聊过几次,同时他也能意识到其他人格对我的尊重,这让我拥有某种我希望能派上用场的权威与影响力。“迈尔斯,”我和善但坚定地说,“卡伦的爸爸已经死了。他再也不会伤害你,你也不再需要害怕。你不需要想办法躲避他的威胁。”迈尔斯没搭腔,认真思索。他很挣扎,双眼仍闭得紧紧的。“你确定吗?”他问道。“我百分之百确定,迈尔斯。”“那,好吧,”他说。他还在努力消化信息,我看见他脸上挣扎的表情。然后他开始放松,宽慰弥漫整个身体。“他再也不会伤害我们了?”“不会了。”我停顿几秒,观察迈尔斯是否完完全全接受这个事实。他让步了。“所以,你不再需要切割卡伦的身体了。你了解吗?迈尔斯?”“我了解了。”第二部分身第11章圣诞礼物卡伦一只手包着绷带,用吊带吊着,走进我的办公室。她面带愁容,眼神充满畏惧。她迅速瞥了我一眼,态度消沉而疏离。“怎么了?”我警觉地问道,“是你先生打伤的吗?”“不是,”她一边流泪一边颤抖,“药店被抢了。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在店里。”“但是你怎么会受伤?”卡伦盯着地板,摇摇头,“我不记得了。”“其他人出来了?”我问。“大概吧。我告诉警察,是劫匪把我打伤的,但其实我根本不知道是谁干的。我发现有个妇人想偷药,她手上有刀,接下来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也许我们可以通过催眠找出答案。”现在卡伦已相当适应催眠程序。她窝进椅子,调整姿势,闭上眼睛。我念起熟悉的台词,帮助她放松并深深进入内在,越来越深,越来越深,直到她进入那个安全小窝里。待她准备好,我请她走出小窝,看看外头有没有人能告诉我们她究竟是怎么受伤的。没多久,卡伦挺直背脊,两眼紧闭,绷着一张脸,声音也比平常更为低沉、强硬。“是我做的,”她说。“迈尔斯吗?”“对。”“你做了什么?”“我打她。”“你打那名劫匪?”“对。她亮出小刀,想捅我们。卡伦很害怕,所以我就出来了。我才不怕呢。我不怕受伤。”“所以你做了什么?”“我一拳打在她脸上。她摇摇晃晃往后退了几步,然后拿刀扑向我。我举起手臂挡开,所以才被割伤。然后我又揍她,骂她,诅咒她,她就逃走了。我好好教训了她一顿。”迈尔斯坐回去,脸上挂着微笑。这一切令我吃惊。“好精彩呀,”我说,“你真勇敢。”“噢,我只是不喜欢有人在我当班的时候偷东西。”“还好,你的伤势不严重。”“这没什么。”“可是,万一她杀了你,那该怎么办?”“这样我们就会死掉啊,跟我希望的一样。”“是这样啊。”道别迈尔斯后,我引导卡伦回到小房间,再回到我的办公室,结束催眠。她四顾张望,光线令她眯起眼睛。“看样子是你的分身挺身对抗歹徒,”我说。“我想也是,”卡伦响应。“考虑到你的安全,我实在不确定你适不适合继续在药店工作,”我说,“昨晚的事件有可能再度发生,情况说不定更糟糕,而你根本无从防备。”卡伦想了想,缓缓点头。离去前,她似乎突然想起什么,连忙拿出3封信交给我。这信分别来自迈尔斯、凯瑟琳和克莱尔。一听见她关门的声音,我立刻展信阅读。克莱尔写道:亲爱的贝尔医生:我可以跟你住吗?我会很乖的。每个人都好伤心。我想一直睡下去,永远都不要起来。西德尼也是。我们好累好累。凯瑟琳一直叫我们要有信心。你有信心吗?可以分给我一点吗?卡伦博老是哭个不停。她怕迈尔斯会伤害我们。你可不可以叫迈尔斯不要这么坏?迈尔斯写道:亲爱的贝尔医生:请你告诉卡伦她妈,叫她走开,她惹得我好烦,害我好想杀死大家。她不知道她让我们有多痛苦。有时候我真的好生气,好想把我们的事告诉她,但凯瑟琳和霍尔顿不让我说。我再也受不了她了。她一直假装我们有完美的童年,假装卡伦很快乐。这不是真的。我们变得支离破碎,我好害怕你会扔下我们不管。假如我出现在你的办公室,你会不会生气?我有好多话想说,可是我不能说。虽然卡伦渐渐能了解我的想法,但她还是没办法用我的话说出来。迈尔斯凯瑟琳则写道:最亲爱的贝尔医生:我们好痛苦。我们需要你的帮忙。你明白我们的状况吗?我们越来越无力,大部分的人都起了自杀念头。我们的沟通一直受到伤害,干扰太多了。我们尽力维持现状,但如果卡伦失去求生意志,我们根本一筹莫展。她有好多烦恼,需要把烦恼说出来,但也只有她觉得无助,又不愿说出来。我觉得她不能再抗拒,她必须让我们出来跟你说话。另外,卡伦也没有听从你的嘱咐按时服药。我们很担心,也都希望这种无力感只是暂时的。你诚挚的凯瑟琳这几封信明显透露卡伦体内的人格各有各的痛苦和烦恼,状况有些混乱,但其中几个人似乎想找我帮忙,也想告诉我更多内情。1994年11月底,严冬的脚步逐渐逼近。卡伦走进诊所,她微拱着背,感觉像个不情愿上门认错的孩子。两天前,她打电话告诉我,她肚子发胀,一阵痛,一阵不痛,但她不知道怎么会这样。这会儿她看起来似乎还在闹肚子疼。她痛苦地坐下来,扭过头去不看我,一脸屈辱的表情。“你看起来很苦恼,”我说,“愿意告诉我吗?”我靠向椅背,暗示卡伦我愿意等。卡伦陷入沉思。过了一会儿,她看也不看我便径自缓缓掀开上衣。随着衣摆越拉越高,肚子上的数十道割痕逐渐呈现在我眼前。卡伦紧咬下唇,哭了起来。“我明白了,”我轻声说,“可以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吗?”卡伦无助地耸耸肩膀。显然她压根儿不晓得这些伤口是怎么来的。她放下衣摆。“这是你肚子痛的原因吗?”她再度耸肩却同时摇头,仍然不愿看我。照这样看来,我想找的答案可能不在眼前这位卡伦身上。“眼前似乎有好几个重要问题同时发生,”我说,“我想,你内在的其他人格也许知道些什么,可能帮得上忙。我们可以试着问问看吗?”卡伦点头,闭上眼睛。我们立刻展开催眠。“嗨。”“嗨。你是谁?”我问。“是我。”“迈尔斯?”“唉。”“你可以告诉我卡伦碰上什么麻烦了吗?”“不是我做的。”“你没做什么?
”。这些钦定议员有军功贵族,有纳税大户,有博学鸿儒,这一部分也没有问题。据说问题主要出在那为数并不太多的各部院大臣或皇室、或亲贵这部分名额,他们担心将这一部分指标也放到各省竞选,这不仅有碍于他们的尊严,最主要的是他们有个基本判断,他们很可能无人当选,选民们仅仅出于对贵族政治的天然敌视,就不会赞成这批贵族继续当政,就会用选票将他们拉下来。所以满洲贵族就此进行殊死抗争,不再妥协,终于使原本极有希望的君主立宪功亏一篑。这当然非常可惜,许多人认为这是后来民国政治长期困扰动荡的一个根源。研究者的困惑当然不在这里。研究者的困惑在于,你和你的同僚那么聪明,既然能够软硬兼施让南方独立各省大致同意重回君宪,为什么没有为满洲贵族设置一个退出机制呢?在家天下的政治背景下,大清王朝毕竟只是人家爱新觉罗家族的天下,这些满洲贵族的祖先们毕竟是跟随爱新觉罗打天下坐江山几百年了,几百年已经习惯于政治的经济的特殊权利,你们想用君宪去换取他们的权利,为什么没有替他们设计一个替换程序,为什么没有想过一个政治上、经济上的赎买政策呢?满洲贵族没有接受正式国会召集方式,这就逼着中国政治转向,特别是在南北胶着的大半年时间里,满洲贵族不知退让不知权力分享,这应该是段祺瑞等新军将领愤怒的根源,也是放弃君宪转向共和的关键。现在研究者大致能够认同这种转变的合理性,大家不太明白的只是,段祺瑞等人带有威胁性质的共和呼吁,特别是段祺瑞等新军将领带有“黄袍加身”性质地拥戴你为新政府大首领,这在多大程度上带有你的暗示?假如没有你的暗示,段祺瑞们敢这样猖狂地向朝廷叫板吗?从现在已有文献推测,当然无法得出段祺瑞们是由你指使的结论,但是我们不会忘记,你十几年前就对谭嗣同说过,你带兵的基本原则是训练这些官兵对朝廷的忠诚,政治上的训练大于或者说不小于军事上的训练。既然如此,为什么会在你一手调教的新军中出现这样的事情,这是否意味着你在三年赋闲后,已在事实上失去了对新军系统的绝对控制呢?还是你个人也认为继续指望满洲贵族退让已经不再可能,你们那一代中国人追求和奋斗了十几年的君主立宪只有这样毁于一旦呢?当然,我也注意到段祺瑞们在将中国政治带到另外一条轨道去的同时,也为清廷、为小皇上、为皇太后作了充分考虑,因此方才使孙中山等革命党人鼓吹十几年的“驱除鞑虏”在这次政治转折中了无声息趋于消逝,“鞑虏们”没有像几百年前的“蒙古鞑子”被赶往东三省,这不仅历史主义地解决了一个王朝如何退出的重大难题,而且在不经意间达成“满汉蒙回藏”五族共和的政治共识。这一点确实为后来的现代民族国家贡献巨大,为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想象空间。假如不是你和新军将领们如此智慧地解决问题,假如真的将鞑虏们驱逐出去,那么后来固然不会有满洲国,只是东三省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会得出什么样的结果,恐怕真的很难说了。大政治家一念之间确实深刻影响历史进程,南北和谈中究竟怎样从驱除鞑虏转向五族共和,现在的研究者确实不太容易弄清了。这也是对辛亥革命研究和对你的研究中一个比较困惑也是比较吸引人的地方。南北和谈在各方妥协下终于比较完满地解决了纷争,除了大清帝国退守紫禁城略有损失外,辛亥参与各方其实大致上说各得其所,只是我们今天稍有不明白的是,你和你的新政府同僚既然如此恭维孙中山,那么为什么不在民国之后的政治架构中容纳孙中山和他的那些同志呢?从后世的眼光看,宋教仁被杀当然是一个悲剧,这件事情不管是谁干的,其实都将刚刚建构的民主共和架构打开了一个缺口。而孙中山之所以借着这件事起兵大闹,除了宋教仁血案这个直接理由外,难道没有因为你们太过于无视孙中山等人对民国的贡献?你们为什么不能将孙中山纳入体制,为什么不能劝说孙中山像宋教仁一样参与到民主政治建设进程,成为有意义的建设者呢?而且,还有一点很值得讨论,那就是当中华民国创建后,你和你的同僚们为什么在民国法统中没有为南京临时政府保留一点儿法统地位呢?孙中山十几年来自以为独创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和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论为什么根本不入你的法眼,从来不被提及呢?许多研究者在讨论1912—1916年的中国历史时,真的感慨万千,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为什么这样多灾多难,刚刚成立就走向解体,你对共和的誓言言犹在耳,为什么急不可耐地选择帝制走向独裁呢?后来的历史证明,你可以实行事实上的独裁,但你不能戴上那顶哪怕只是名义的皇冠。聪明一世的袁大总统已经做到终身总统了,而且一再重申无意于帝制,为什么到了后来还是把持不住自己呢?历史无法遗憾无法后悔。我在阅读洪宪帝制史料时,深切感觉到自从你住进紫禁城之后,直觉开始变得很迟钝,你不太知道外部世界的真相,你开始用想象代替真实,再加上权力独大和宵小恭维,使你逐渐错误地以为自己就是神,就是救世主,你先前一再宣称要做中国的华盛顿,要为中国开新局,你要是真的做到这一点,不仅你个人在中国历史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要改写,中国的历史面貌也肯定不一样。为什么一个人可以聪明一世,到了关键时刻就糊涂一时了呢?看来,制度,只有制度才能保证一个人不出错或者少出错。一个人无论有多大能耐,个人智慧、个人承诺都是靠不住的。这应该是洪宪帝制带给中国的最大教训,不知袁大总统以为然否?专此,敬颂在另一个世界安宁马勇一个专职研究你生平业绩的人2011年12月11日清晨于安阳旅次(原载于《文史参考》2012年第02期)宋教仁这样的“议会迷”今年(2013年)是宋教仁逝世一百周年纪念。适值早春,又近清明,抚今追昔,愈加真切感到宋教仁的伟大,更加佩服宋教仁那代人追求民主宪政的真诚、韧性。在过去,大多数研究者比较倾向于认为宋教仁是近代中国最坚定的宪政追求者,不惜为宪政献身。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甚至在“后阶级斗争”年代,研究者中依然有相当多的人觉得宋教仁对宪政的追求近乎迂腐,是与虎谋皮。宋教仁为宪政而死,在许多人看来,有点不值,革命党只能用实力说话,没有实力,没有枪杆子,清廷不会自动立宪;袁世凯更不会乖乖地接受宪法约束。这种基于阶级分析的观点,不能说不对,但显然还有重新研究的空间,至少还应从宋教仁本身进行分析,不要替他惋惜值还是不值。宋教仁在清末民初政治分类中,确实属于革命党人,但宋教仁又与绝对的革命党人孙中山等人略有不同。孙中山最早看出清廷政治体制不具备改革基础,不具有改革价值,因而孙中山自1894年萌发反清意识后,始终如一坚持到底。当然,孙中山即便中途有挫折,有犹豫,历史也没有给他反悔的机会,自从1895年策动第一次武装起义,孙中山就与清廷势不两立,清廷即便宣布预备立宪了,也不愿将孙中山等人赦免。这就将孙中山逼上了革命到底的道路。与孙中山的情形稍有不同。宋教仁生于1882年,是十九世纪晚期典型的“八零后”。他们成长的年代,经过大挫折、大波折,他们品尝过“同光新政”的辉煌与骄傲。紧接着就是甲午战败、马关之耻,就是维新时代,就是义和团战争,就是新政改革。这就是宋教仁那代“八零后”成长背景。1902年,新政第二年,二十岁的宋教仁前往武汉报考新式学堂。这表明他对传统士大夫成长道路已失去了兴趣,或者说传统成长道路科举制度已经意义不大,已不再对宋教仁这代青年构成多大吸引力。宋教仁在武汉如果不遇到黄兴、刘揆一、章士钊、陈天华等人,他或许应该在新学道路上前行。然而当他遇到这几个人之后,不期然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中国为什么会在1903年之后发生反清革命呢?清廷不是在1901年就宣布新政了吗,不是在政治体制、地方自治、新教育方面都有很多改革了吗?既然改革了,为什么还要革命呢?这确实是一个悖论。改革本来是为了反制革命,改革本来就是被革命逼出来的。清廷虽说宣布新政了,实行改革了,先前因种种原因而对政治极端冷漠的知识人复苏了,政治热情被再度激活。然而正因为这样,当人们的视野已打开,已经知道世界、知道东西洋立宪各国真实情形的时候,清廷已宣布的改革政策当然无法满足革命者的诉求。所以在1903年,不仅宋教仁、黄兴等人闹革命,在上海的章炳麟、邹容也在鼓吹革命,鼓吹造反,鼓吹推翻清廷。先前孙中山“一个人的革命”正在逐渐变成一个民族的觉醒。按照清廷的方案,所谓新政其实只是一场行政体制的改革,只是统治集团内部权力的调整,并不是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并不涉及统治权力的弱化或让渡。这是引起这批革命者不满的最大原因。而且,在新政改革发生前,大家经过1898年秋天“六君子”事件,经过1900年义和团战争,许多汉人知识分子对于满洲人极端失望,而新政给予稍微宽松的政治空间,遂使这些人有可能将这种失望释放出来,转化为一场运动。再从国际背景看,1900年义和团战争留下非常严重的后遗症,沙俄乘机占领东三省迟迟不愿归还,也是许多青年知识人对清廷不满的理由。稍后,日本宣布为中国索要东三省主权而与俄国开战。更重要的是,东邻日本竟然以一个小岛国打败了大俄国。不仅如此,对中国人来说,日本赢得日俄战争是一个重要指标,使中国人突然想起十年前日本也是以一个小岛国打败大中国。日本人少国小,为什么能在十年内连败中俄两个大国,日本究竟凭什么这样牛气,中国为什么不行?日俄战争,尤其是日本人的胜利,深深震撼了同文同种的中国人。正是在这样一种政治背景下,散布全球的中国反体制革命者相聚东京,他们先前或许期待过清廷“自改革”,或许是从“革政”走上革命。但在日本成功模式启发下,他们觉得中国要强盛,要雄起,就必须革命,继续指望那个不断令人失望的清廷已经没用。中国人必须自己救自己,必须推翻满洲人在中国的政治统治。这就是宋教仁这批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的重要背景。这批青年革命家组织成立同盟会,号召散布国内外的革命者联合起来,摈弃偏见,一致对着清廷,对着满洲人。同盟会成立是一个重要标志,是那些热血青年对清廷不改革、假改革的回应。清廷不改革、假改革激起了革命高潮,革命高潮反过来必然反制清廷,促使清廷走上真改革。否则就只能等着被革命,被改革。而且,革命高潮的形成得益于日俄战争,同样的道理,日俄战争也对清廷形成巨大刺激。清廷统治者先前的底牌是大俄国应该能够战胜小日本,果如此,清廷就可以缓解变革压力。现在一切都反了,俄国失败了,俄国也开始革命了,沙皇也只得宣布改革了。俄国的情形同样深刻影响着中国。清廷终于感到了变革的压力,于是在1905年派遣亲贵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一年后,宣布预备立宪,发誓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里重建国家体制。预备立宪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追随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闹革命的人中,有许多原本就不是坚定的革命者,他们之所以跟着起哄闹革命,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清廷不思进取不愿变革,现在朝廷变革了,同意以日本为蓝本君主立宪,他们还有什么理由继续革命呢?于是,同盟会领导层相当一批人,如刘师培夫妇、章炳麟等,都在考虑以怎样一种方式放弃革命,回归体制,参与变革,或者即便不参与变革,不回归体制,也不继续闹革命了,总应该给朝廷一个机会。于是,中国革命仅仅辉煌了一年多一点时间,就从高潮走到低潮。在这个过程中,宋教仁的思想也有很大变化。宋教仁在日本研究的是法政,思考的都是宪政问题,他之所以在先前那样激进地参与革命,主要是因为他遇到了黄兴一批革命党人,和他们做了好朋友,还因为清廷不改革。现在既然清廷开始宪政改革了,既然有了回归体制的机会,既然革命因预备立宪陷入低潮,宋教仁理所当然要考虑自己的前程,考虑自己能为国家做点什么。这是人之常情。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革命者,没有只知造反不知妥协的革命党。宋教仁这个转变很正常,一点儿都不让人奇怪。1908年,宋教仁机缘巧合与袁世凯等体制内大员建立了联系,袁世凯对宋教仁的才华非常欣赏,希望宋教仁回归体制,参与立宪。然因种种原因,宋教仁并没有如袁世凯所愿,回归体制。武昌起义发生后,宋教仁受湖北军政府邀请,第一时间来到武昌受命主持起草《鄂州约法》。《鄂州约法》所体现的只是近代政治必须具备的“三权分立”原则,约法规定新政府以都督为行政中心,都督与议会、司法三权共同构成最高权力中心,行政权由都督及其任命的政务员行使,立法权属于议会,司法权归属于法司。这套立宪架构的法律体制,与清廷正在进行的君主立宪一脉相承。如果要说区别的话,《鄂州约法》只是剔除了君主,权力来源属于人民,不再是君主立宪,而是人民立宪。很显然,这套思想并不是同盟会,甚至不是华兴会的政治主张,反而与袁世凯十多年来提倡、推动的君主立宪改革具有许多契合处,由此也就可预示宋教仁与袁世凯在未来具有合作的可能性。南京临时政府是“临时的”,很快就被在北京成立的中华民国袁世凯政府所取代,在政治的基本面,中华民国实际上延续了过去十年的宪政改革,只是君主不再。宋教仁热心政治,是因为他的宪政立场。他认为中华民国民主政治其实就是宪法政治,就是宪政。宪政原则在竞争,政治上的合法竞争、和平竞争是民国政治的必由之路,暴力革命必须永远完全放弃,否则不足以沿宪政。根据这样的政治理念,宋教仁进入民国更加活跃,他的理想不是阁僚,而是阁揆,所以他按照政党政治的原则努力打造议会第一大党,争取通过和平的议会竞争实现政党轮替,夺取组阁权。宋教仁的想法正大光明,他对民主宪政的忠诚与期待令人佩服。在很长一段时间,宋教仁就像我们今天能够在西方民主国家、在台湾大选中看到的那样,风尘仆仆东奔西走,纵横捭阖上下其手,既以合法手段争取议会多数,其实也像一切“民主初步”时的政治家一样,宋教仁也曾操控选举,比如在湖南选区;也曾与反对者发生肢体冲突,而且不止一次。这些其实都是民主初潮时的正常现象,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一步到位,成为成熟民主。宋教仁不论有多少不足或问题,都必须承认他仍然是中国民主初潮时代的弄潮人,是中国民主政治先驱者之一。遗憾的是,历史并没有让宋教仁的理想变成现实。当他对议会多数信心满满时,一颗罪恶的子弹击中了他。宋教仁倒下了,刚刚开启的民主政治遇到巨大挫折。“宋案”的后续故事令人唏嘘,可作多种解读。但我们看到宋教仁弥留之际依然认为中国不应放弃宪政之路,中国必须告别革命,远离暴力,相信只有宪政,才是中国应该追求的千秋大梦;只有议会,才是政治家应该去的地方。革命者惋惜宋教仁之死,有足够理由。百年后重新思索宋教仁思想,我们必须承认,中国不仅需要宪政,而且需要更多宋教仁这样的“议会迷”。中国的政治家只有被圈进议会的笼子里,他们才能凭借三寸不烂之舌辩论说理,才能不得动辄动用武力,惊扰百姓。一个宪政的中国,是宋教仁的期待。纪念宋教仁的最佳方式,就是促进宪政中国从梦想到现实,应该激励更多政治家放弃斗争理念,乐于成为宋教仁那样的“议会迷”。杨度为什么不忏悔杨度(1875—1931)原名承瓒,字皙子,后改名度,湖南湘潭姜畲石塘村人。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奇特的
欧美人与动交视频播放免费伦以数个段落描述她上车、忍受腿部剧痛开车回家的过程,然后……这次融合像是经历一场大手术,我甚至怀疑是否还要继续。我把窗帘全部放下来,关掉每一盏灯;躺在黑暗中,我的思绪奔腾,宛如正以快进速度看电影。记忆大量涌入,我一次又一次感觉到与他们相关的痛苦;尽管每一次疼痛与记忆等长,只维持数秒的时间,但仍令我精疲力竭。我好想断绝、阻挡这些记忆。那天晚上,记忆灌入的速度开始慢下来的时候,我打电话给你。直到第4天过后,我对光线、对听觉的敏感才完全消退。隔周,我花了整整一个礼拜的时间接收朱莉所有的记忆——然后,痛苦停止了,我又渐渐开始恢复正常作息。第2个礼拜快结束之前,我四肢不协调的问题没了,我又可以握笔,好好走路了。这一切终于结束了。融合的影响并未永远持续下去,我终于放心了。我很感激你一直在我身边帮助我。没有你,我不可能撑到现在。我无法想象卡伦的感受有多恐怖——猝不及防地承受朱莉所有的经历。朱莉像一面盾牌,一直在保护她,但现在她得自己面对这些不堪的记忆。没有任何方法能让我确定卡伦是否完整接收朱莉。朱莉真的彻底融入卡伦了吗?这样的融合够牢固吗?我总觉得这一切很难让人接受。霍尔顿的处方行得通吗?我不断提醒自己:我一定要万分仔细,小心地进行每一个步骤。与朱莉融合后,卡伦独自经历如此折磨,我无从参与,因此往后的每一步我都要更加细心处理。融合朱莉是难以置信的重大突破,但这只是起步而已。我们还有16个人格待融合,我担心,一场狂风暴雨注定是躲不掉了。第三部人格融合第17章融合克莱尔再次见面时,我和卡伦讨论是否进行第二次融合,她同意了。但要选哪一个?于是我让她进入催眠状态,一如往常询问有谁想跟我说话。卡伦开心地在椅子上扭来扭去。“克莱尔?”“贝尔医生!可不可以让我融入卡伦?”克莱尔用力拉扯头发,摆摆头,难为情地看着我。克莱尔似乎是不错的人选,但我内心却很挣扎。我会想念她。“这样应该很不错,克莱尔,”我说,“那么,我们来为下礼拜好好计划一下。届时我要向卡伦介绍你,我该怎么描述你呢?”“嗯,你可以告诉她,我是在她领受圣餐那天,”她以近似唱歌的方式说道,“穿着白圣装的她受伤时诞生的。以后,只要他们为她穿上那件白圣装,我就会出现。这是某种暗示……”“穿上白圣装是暗示?”“对。我原本是恶魔的新娘。他们说天主要我受伤。他们在我身上试验,然后他们大笑。当他们把卡伦绑在殡仪馆的金属工作台上,我就会出来。如果他们开始伤害我,就换迈尔斯出来。卡伦结婚时,她一换上白婚纱我就出来了。婚礼上人很多,我很害怕,所以又跑回去了。卡伦就是在那时候昏倒的。”关于卡伦在圣坛前昏倒这件事,我不曾听过克莱尔的版本,但她的话刚好填补了某些空白。西德尼接在克莱尔之后出现。他说,他担心卡伦跟他融合后会开始偷东西。桑迪也想跟卡伦融合。她不开心,她无法不为母亲做牛做马。她看了朱莉与卡伦融合的过程,觉得这样也不错。我很高兴。如果分身们自愿加入融合行列,对我来说一切好办多了。1996年8月的第3个星期,卡伦准备好接受克莱尔了。她带来一封信。这封信是用铅笔写的,字体大,还有不少错字。克莱尔写道:亲爱的贝尔医生:我想在融合之前,告诉你一些事情。以前我想尽办法不让卡伦想起那些事,现在我担心她可能会吓坏了。但我知道你不会扔下她不管。我跟你提过,我会跟自己玩游戏,假装我感觉不到疼痛吗?等我们融合了,我们会忘记如何不让自己感觉痛吗?每次受到伤害时,我都假装没事,但其实我感觉得到,却什么都不能说,因为他们会用电线电我的脚踝。在融合之前,可不可以请你先回答我的问题?拜托你。有人需要我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谁来照顾卡伦博?你可以帮我照顾西娅,偶尔找她出来说话吗?因为只有我去叫她的时候,她才会出来,我担心她会被遗忘了。贝尔医生,我还想告诉你一件事,可是我不好意思说,因为卡伦可能会生我的气,不愿意接受我。我知道我不是真的会死掉,只是在我离去前,我需要知道这种感受:你知道,我一直希望你是我爸爸,偶尔会抱抱我;有时候,我很害怕,我会假装你抱着我。但我知道你不能拥抱我,这让我很难过。我很爱你,我想知道什么是爱的感觉。你在小屋看见我的时候,我可以假装拥抱你,向你道别吗?这样卡伦会怎么想?万一她得到我的感受,你会因此生气吗?你让我觉得自己很棒,让我知道发生在我身上的坏事都不是我的错。我心满意足,但我还是有点害怕,不知道卡伦会怎么想。贝尔医生,谢谢你做我的朋友,当我的爸爸。我知道你是好人,也很高兴你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我很高兴自己第一个跑出来,并且让大家知道你值得信赖。我会想念你,希望你不会忘了我,真的不要忘了我。你可以写故事。你帮助我,带走我心里的痛苦。我觉得该是我长大的时候了。我爱你。请你一定要好好照顾你的孩子们,看着他们,不要让任何人伤害他们。克莱尔天啊!我一定会想念小克莱尔。我把这封信的第一页拿给卡伦看。我想,如果卡伦能了解克莱尔的意愿及顾虑,对融合过程应该会有帮助。至于这封信的其他部分,我并未与卡伦分享,因为我不想让她参与拥抱的事。卡伦看完信,点点头,她翻过信纸,手伸直,远远看着这整张纸。“看起来像是小女孩写的,”卡伦说。“是的。她只有11岁。我觉得她写得很棒。你还记得那个殡仪馆吗?”“我只记得一点点。不锈钢槽,如果露出疼痛表情就会被电击,被放进水里,浅浅的,不深——只是一些片段。”我俩陷入短暂沉默。我想卡伦大概在等我,于是我开始了。我先带她进入催眠状态,给她足够的时间,深深进入内在。她适应得很好,令我不禁怀疑她早已准备好,只等我动手,但我不想冒险。我请克莱尔现身。“你记得卡伦曾经做过一个梦吗?”克莱尔一边说,一边把玩衣角褶边,“有个小女孩还跑出来坐在你旁边?其实那不是梦,那是我把我的想法传给卡伦。”克莱尔顿了顿,努力压抑情绪。“在我融合之前,我可以坐在你腿上吗?”“现在?”“不是,不是现在,”她似乎有点后悔,“我知道我不可以这样。我是说,等我们到卡伦的安全小窝的时候。”“当然可以,没问题的。”克莱尔笑得好灿烂。“我准备好了,”她依然挂着微笑。我谢谢她写信给我,问她同不同意让我引用信里的话,将她介绍给卡伦。克莱尔同意了。“好,那么麻烦你先离开一下,让我跟卡伦说话。”克莱尔仿佛突然从卡伦身上抽离,我知道她离开了。“卡伦?”“嗯。”“克莱尔准备好了。我们可以开始了吗?”“好。”“我在你的小窝外面,”我说,“请你帮我开门,让我进来坐下。”我想给卡伦形象化的指示,但我让她决定我该坐哪儿。“我们可以请克莱尔进来吗?”“好,我来开门。”“克莱尔进来了吗?”“还没,她站在门口。”“我去带她进来,”我说。“她可以坐在我腿上,听我们说话。”我短暂停顿,让卡伦看见这些动作。“我们都坐在一起了吗?”我问。“嗯。她用手搂着你的脖子,看起来好开心。”“好极了。现在让我告诉你一些克莱尔的故事。”接着我叙述几段克莱尔写在信里的话。“克莱尔,你准备好了吗?”“她搂你搂得更紧,把脸藏起来了,”卡伦说。“我们让她坐一会儿吧。”我没再说话,等了大约20秒。“克莱尔,该是时候了,到卡伦腿上坐着吧。”我观察卡伦的表情,看着这些“动作”发生。“她在跟我说话。”“说什么?”“她要你好好照顾自己,还有帮她照顾她最心爱的毯子。”卡伦停下来,突然出现碰上麻烦的表情。“她在害怕。”“别担心,克莱尔,”我说,“我会跟你还有卡伦在一起。现在你可以走进去了。”卡伦的表情变得很专注,仿佛正认真工作。“她爬进来了。”我静静等了好一阵子,让整个过程慢慢展开。卡伦很专注,脸都皱起来了。“现在我要离开你的小房间了,”我说。我观察卡伦是否出现微妙的表情变化,暗示我动作已完成。卡伦的表情变得哀伤,霎时热泪盈眶。“我可以描述殡仪馆里的每一样工具给你听。我看见工作台,工作台一端有个篮子,篮子里冒出一节水管。还有手术用具、锯子、榔头、小橱柜——里面有什么?哦,一罐一罐的液体。房间外面有棺材,有些雕工很精致,闪闪发亮,有些只是普通的木箱子。每一样东西都灰蒙蒙的,墙壁是灰的,地板也是。”“你觉得怎么样?”“差不多不颤抖了。我比较不紧张了。”她轻轻对我做鬼脸,声音更为清晰有力。我告诉她,她会记得曾经发生的一切,然后带她离开催眠状态。她眨眨眼,适应光线。“这回比上次好一点,”她说,然后有些失神,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她看着我,头偏向一边。“以前,我总觉得殡仪馆的事好像是别人的遭遇。我知道几件事,一些影像,但我对它们没感觉。现在,我渐渐觉得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了。”她继续描述有关殡仪馆,还有她祖父工作的工厂的新印象。这次融合跟上次不一样,似乎并未对她造成太严重的影响。我很高兴我们不像融合朱莉时那样急迫紧张了。再次见面时,卡伦说她还在吸收克莱尔的记忆,她给我一封信,陈述她与克莱尔融合的感想。1996年8月25日收信人:贝尔医生与克莱尔融合1996年8月22日,礼拜四,克莱尔和我融合了。这次的感觉与融合朱莉完全不一样,我发现我竟然觉得很满足。以下是我们这段日子的经历。约好就诊的前几天,克莱尔便已开始告诉我一些记忆。她认为这样可以让融合进行得更顺利。我开始感觉到克莱尔的恐惧,到了晚上,我甚至会害怕,怀疑有人坐在我床边。另外,去办公室见你也令我有点紧张,因为克莱尔对你有很深的感情。来到你的办公室之后,我把克莱尔的信交给你,你立刻打开看。我很好奇她写了些什么,但我必须尊重她的隐私,而且我很明白,我很快就会知道了。接下来,卡伦大致描述融合的过程,内容与我的认知几乎完全相同,然后她开始描述一些新的记忆,还有她内在的变化……克莱尔很喜欢亲近你。我感觉到一种微妙的嫉妒。我看着她把头靠在你肩上,你伸手环抱她。她看起来好满足哦。克莱尔想融合,但态度一直犹豫不决。我想她大概是害怕失去你,贝尔医生。克莱尔拥抱你之后,爬上我的腿,立刻哭了起来。于是我告诉她,她帮了我好多忙,我真的想永远跟她在一起。这话似乎让她慢慢平静下来,然后她便钻进来了。我和你因为治疗的关系相处了好多年,但这一回,我头一次感受到你的爱和关怀。克莱尔一定很爱你,信任你,因为我感受到了。23年来,我——第一次好好泡了澡,而非只是淋浴。我甚至用了香水肥皂。第一次感受到跟孩子们嬉戏的喜悦。第一次注意到美好事物。第一次觉得自己有女人味。第一次为自己买了身体乳液。第一次买了成套的胸罩和内裤(女性样式的。以前我不曾买过漂亮东西)。第一次为了爱情故事掉眼泪。第一次好想喝巧克力牛奶。第一次帮女儿梳头发,搽指甲油。第一次感觉自己变年轻了。我还可以告诉你一大堆第一次的美好感受,但有好就有坏,而我必须也把坏的感受告诉你。克莱尔生于1967年10月29日,我领受圣餐那一天。他们糟蹋我,羞辱我,摸我,对我说不堪入耳的话,诅咒我——我根本受不了。克莱尔是来帮助我的,让我保持漂漂亮亮的,当个完美的女儿和孙女。不准抵抗,他们说,你到这儿来就是得照我们的话做。不准说不!遵从天主的旨意!白圣装!永远只能穿白圣装!在屋里只能穿灰色,其他颜色统统不准!殡仪馆。大笑声。坏男人。没人帮得了我。电话在响:凌晨一点。去接电话!跟他们走。天主的旨意。工具都准备好了。躺下来。求求你不要!躺好……开始感觉到痛。克莱尔呼叫迈尔斯。贝尔医生,我没办法详细描述这些回忆。我希望这些短句能帮助你了解。我不愿意再想起这些了。他们为何选上我?这些男人又是怎么凑在一起的?克莱尔被人这样糟蹋,她为什么还能相信别人?克莱尔为何还能如此可爱、甜美?我不明白。“克莱尔对你有很深的感情,贝尔医生。”卡伦坐在我对面,感觉轻松、温柔。那是她的动作吗——那微微偏着头的样子。经过这两次融合,卡伦越来越完整,但这一次,我很明确地看到,也感受到了。我对克莱尔的感情很深。这令我想起我是如何努力适应探视孩子的时间表(因为我和妻子分居),想起我的女儿心里有多难受(她的年纪与克莱尔相仿),因为我再也不回家了。“你还注意到什么?”我问。“我试着跟孩子们玩,为此我得小心拣选克莱尔的回忆。他们曾经拿克莱尔玩游戏,最后父亲总是选择身体处罚。”“你好像还是在说克莱尔的事,不是你的事。”“现在我有这些记忆了,但我并不觉得它们全都发生在我身上。”“也许过一阵子就不一样了,”我说,但我有点担心。“还有呢?”“我想自残的感觉又渐渐回来了,但我想这种感觉并非来自克莱尔。可能是我体内的某个部分不喜欢我写的东西,生气了。”“也许我们能找出原因,”我说。我决定催眠卡伦,看看有没有人想跟我们聊聊自残的念头。卡伦坐在椅子上,全身放松瘫软。我询问是否有人愿意告诉我卡伦为何想自残,她旋即坐直,用恐惧且愤怒的眼神望着我。“我不喜欢大家集合在一起!”卡伦怒气冲冲地说。“你是谁?”我问。“卡尔。”“是卡尔啊!”卡尔又是谁?我努力回想,隐约想起卡尔似乎总是与卡伦最糟的一面有关,而且他就是那个“坏脾气”。“大家集合在一起为何让你心烦?”我尽可能装无辜,假装自己毫不知情。“那你说我的工作该怎么办?每个人都在学别人!”卡伦,或者该说卡尔,气得浑身发抖,用眼神质疑我。“你的工作?”卡尔瞪我,气炸了,仿佛我是白痴。“对!我的工作!”他大吼,“宗教仪式!我们必须保密,我和爱丽丝,我们不能说出去!”卡尔双眼暴睁,视线绕着房间转来转去。我必须让他冷静下来,他太激动,也真的吓坏了。我必须转移他的注意力。“卡尔,告诉我,你是什么时候出现的?那时发生了什么事?”“我是在他们进行秘密仪式时诞生的,”卡尔说,但他不理会我的问题。“我什么都知道——包括最糟糕最糟糕的细节。他们使用好多种语言。我已经用我的血签了契约,我属于恶魔……”他逐渐拔高音量,越说越快。“卡尔,你几岁?”我打断他的话,故意放慢说话速度。“10岁。”“你是为了保密而诞生的?”“对。”“那么你究竟是怎么出现的?”我一字一句,缓步进逼。我问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问题必须能让卡尔在思索答案的过程中,逐渐冷静、清醒过来。现在我一心只想让卡尔接受并适应我的步调,而非让他继续歇斯底里下去。“他们逼我们分裂!迈尔斯扔下他自己,创造了我和爱丽丝。迈尔斯负责接收疼痛,我负责处理他们说的话。当迈尔斯痛苦得再也受不了了,我也得接收他的痛苦。”卡尔慢慢冷静下来。“你记住他们的话,为他们保密?”我说得很慢,控制节奏。“对。而且我也把大部分的信——他们写给你的信——都毁了。”“给我的信?”我很惊讶。“对,”他的口气稍微和缓了一点,“其他人想跟你说一些事,但我阻止他们了。我趁一切还来得及之前把信抢走了。”“来得及?”我问,“你为何不希望他们把事情告诉我?”“他们会杀了你。”卡尔看着我。我看见他恐惧夹杂同情的眼神。由于卡尔只有10岁大,我怀疑他根本不知道其他人——特别是霍尔顿、凯瑟琳和迈尔斯——都愿意相信我。我想我可以利用暗示制伏他。既然他已愿意接受我的声音
是做吃做喝。我跟我二叔学的拉胡琴儿。您知道燕守平注203吗?京胡高手,全国第一把。燕守平拉胡琴,我二叔给伴二胡。后来“文化大革命”,我拉过全本的《沙家浜》,因为我们房管局有《沙家浜》剧组。《红灯记》的“痛说革命家史”,还有《智取威虎山》的“打虎上山”。玩儿呗也是。定:您祖父后来一直跟您家生活?何:一直跟我们在一块儿,我父亲养着。我父亲是80多岁去世的。定:您妈妈是旗人吗?何:旗人哪!端方您知道吗?他们大排行,端五爷,端方行五,我太姥爷行二,端锦是行六。我妈管端方叫叔爷。端方、端锦俩人到了四川保路同志会,镇压去了。
3.北京人及其他
何:我还跟您说,这第一代的北京人是谁?牛街的回族人。为什么?因为当初啊,成吉思汗征服世界,从阿拉伯弄了好些个小青年儿,东打西打,其中一部分人打到哪儿?就是牛街,到最后那个是元什么宗来的,把他打跑了,这些回族人他没带走,就留在北京了。他们算第一代。第二代北京人,就是明成祖迁都的时候,到了北京了,说皇上吃菜怎么办呢?就从山西洪洞县大量移民,移到北京菜户营。在这儿扎下来以后,专门给皇上种菜。菜户营这人是第二代北京人。第三代北京人就是咱们,满洲。咱们都是抱着老太罕龙尾巴过来的。我分析得有没有道理啊?定:挺好玩儿的。何:我跟您说,这府门头,原来啊,东城,够称上几个府门头的,不多。你看东厂胡同怀家,就是怀塔布家,那算。定:还有麻花胡同继家,秦老胡同增家,金鱼胡同张家。何:还有一家,文董家,还有仓赵家,头上都有一个封号似的。定:咱们说的都不是府门儿,是宅门儿。何:我没赶上过,我听家里老人说,这宅门进去,不是就进它这院子,您得进那垂花门。外头有几间房子,那是下人住。定:传达室。何:除了传达室之外,有水房,有赶车的,拴马的,他们这些人的房子,也是干干净净,都弄得好着哪!进了影壁之后,才见了垂花门,里面这是一溜廊子,东西廊子。这下多大的雨都不用张伞,直接就进了屋子了。这咱们都没赶上。还有说乾隆他妈梳大两把头,这不对。她头发没这么多,再有西太后,头发没那么多,梳小两把头。头发多的时候梳大两把头,根据头发多少来定两把头。定:那我们不懂,我以为头发不多了可以用假发代替。何:不行不行,小两把头就是小两把头。西太后到晚年就小两把头,有重大的仪式,她就不是两把头了,就戴钿子了。珍珠拴成的小盆儿似的。您到内蒙古,王爷福晋什么的戴的那珠子,那叫钿子。公共场合非常隆重的时候,就戴钿子了。这女同胞后头啊,这叫燕尾儿,过去那梳头刘,给宅门儿啊,给宫里头啊,经常梳头,那会儿他也上我们家来,说这头发呀,梳的时候怕梳得不好,怎么办呢,拿那长头发纫上一根大针,这针可扎不着你啊,把头发缝上它,那燕尾儿规规矩矩的,可好看了。还有汉军旗人梳喜鹊尾儿。定:怎么这汉军旗人和满人的发式还不一样?何:有的汉军旗人啊,她为省事。还有一种,也是汉人,有钱的汉人,梳苏州撅,还有一个名字叫搭拉苏,也是它。这都是清朝那会儿梳的头。北京的事儿,这犄角旮旯儿的故事啊,我自个儿都在写。地坛抓蝎子的事儿您知道吗?定:不知道。何:地坛逮蝎子的故事啊,是说有一个小伙子,他逮蝎子,一天啊来一老头:“干吗哪?”“逮蝎子。”“逮蝎子卖钱。”“我呀,给你点儿钱,做个小买卖吧,别逮了,太损。”“哎。”给了点儿钱,不少,几百几千吧,没做买卖啊,胡花乱花,花没了,花没了又逮蝎子去了,草高啊,第二天一看,那小伙子浑身都肿了,光着脊梁死在那儿了。有人说,那个老头是蝎子精,把小伙子蛰死了。这是地坛的故事。马莲的故事我给你讲过,忘啦?定:不记得了。何:也是八旗兵,镶黄旗啊,说那操场啊,老年间不长马莲,说马莲是地门的钥匙。那八旗兵天还没亮呢上那儿遛弯,一瞅怎么长出马莲来了?嘿……一把拔下来了,说这是地门的钥匙,真的假的啊?他随身带着火镰呢,唰唰唰,点着了,“轰”,开了一扇大门,看见一小驴儿啊拉着一个磨盘,在那儿轧黄豆呢,桌子上搁着瓶子罐子的,什么都有,小伙子就纳闷儿,这小驴拉着磨轧黄豆干什么呀,这时候地门就要闭了,他不能白来呀,抓了一把黄豆就跑出来,地门“咵”地就闭上了。他一看这黄豆,全是金豆子。别人就说,你看你这命啊,就是把金豆子,那茶壶茶碗,你要抓出来全是金的。诸如此类的故事,我这儿多极了……下编宅门儿本书序言提到,满洲和蒙古的王公亲贵曾跟随爱新觉罗家族打下清代江山,是清朝统治集团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并与爱新觉罗家族结成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利益集团。事实上,这个集团中人与清皇室的关系也有远近亲疏之分,其中联系最紧密的,莫过于专门管理皇族事务亦即皇室家事的内务府大臣。内务府,全称为总管内务府衙门,是清朝创设的专管皇室“家事”的机构,与管理“国事”的外廷互相独立,不相统属。隶属于内务府的包衣三旗是从皇帝亲自统率的镶黄、正黄和正白三旗亦即“上三旗”所属的户下包衣(Booi,满语,即家的、家人之义)中挑选组成的,称为“内三旗”,与“外八旗”之间,恰似内务府与外廷的关系。内务府旗人既然是皇帝的“家人”,与皇帝的关系就比外廷朝臣更亲近、更特殊。清代外任肥缺如盐政、织造、粤海关监督、淮安监督、九江道等,均用内务府旗人,清朝中叶以后尤其如此。他们在为皇室效力的同时,也为自己的家族获取并集聚了大量财富,有些家族还数代累任内务府总管大臣等重任。《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上曹寅是如此,本书中选择来做访谈的金鱼胡同那家、秦老胡同增家,以及他们不断提到并与之结亲的继禄与奎俊家族也莫不如此。除了满洲王公贵族之外,蒙古王公也是与爱新觉罗皇室关系非常密切的部分。蒙古诸部是满洲统治者最重要、最可靠的盟友,蒙古诸部的向背是清朝统治能否稳固的关键。满蒙通婚则是“怀柔蒙古”的重要手段之一,甚至被清廷提到一代国策的高度。因此,本书把与爱新觉罗家族结亲之后仍居住于京城的蒙古王公后裔,也列入到宅门儿之中。至于不是由于通婚而是由于其他原因居住于京城的蒙古王公后裔,也并入此类。
一、最要紧的是门第张寿蓉、张寿崇口述时间:1999年1月19日地点:北京东城区张宅访谈者:定宜庄[访谈者按]与老北京人谈天,常提到旧日京城有“八大宅门”,但我迄今未听到谁能把这八家说全。反正有两家是必提的,一个是金鱼胡同那家,一个是秦老胡同增家。而其中的金鱼胡同那家,尤其是旧日“大宅门”的代表。“那”不是代词,是姓,读nā音。那家,指的是内务府镶黄旗满洲、清末军机大臣那桐的宅邸。那桐在清末政坛上是炙手可热的人物。史称:“清光绪初,满部员之最负时望者为荣禄、端方、那桐,皆于部中最有权,当时所谓红人也。”注205京城百姓称其为“那中堂”。注206那中堂的府第即“那家花园”始建于清光绪朝,位于北京王府井大街金鱼胡同1号,是老北京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大宅门,它曾是清朝与民国两朝官员和达官显贵的政治、交际场所。这里在清末招待过外国公使,民国时国务总理陆征祥和清皇室又都在这里设宴欢迎过孙中山和黄兴,孙中山还在这里发表过重要演讲。许多京剧名角如杨小楼、余叔岩、梅兰芳也曾在此演唱,可称一时之盛。这一切都使那家花园当之无愧地成为北京乃至中国近代政治风云和社会变迁的重要舞台和历史见证。注207那桐的行迹在清代官书文献中记载甚详,即使私人生活甚至逸闻野史,也有诸多材料出版,我对他的政治生涯、是非成败一概不作评价。我在这里,就像前面对清朝皇族子弟一样,是将他和他的家族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来展示的。我关心的是处于这个既不同于汉族官僚,也不同于八旗外廷文武官员的、独特的内务府旗人圈子中的人,以及他们这个圈子形成与交往的方式、他们的日常生活,还有,就是经过这百年大起大落的兴衰之后,他们后人的生活状态以及对旧日荣华所具有的记忆。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们凭借通婚建立起的极其复杂紧密的社会关系,其中又尤以他们与王府之间的婚姻最值得注意和耐人寻味。互通姻娅,这是统治集团内部结构组合的重要方式。细察内务府世家的婚姻网络以及他们如何通过这样的网络保存及伸展相互间的势力,是政治史中不可忽略的内容。同时,如这篇口述提到的那桐两个女儿与一个孙女分别嫁给庆王奕劻两子一孙的姐妹嫁兄弟与“姑做婆”婚姻,以及一个口述中提到的索家姐妹分别嫁与醇亲王(光绪之弟、宣统之叔)府载涛、载洵兄弟家的婚姻等等,都提示我们内务府臣僚与皇室王公间存在的“主子”与“奴才”特殊的紧密关系,亦可见形成于他们之间的婚姻圈具有的特别狭小的特点。此外通过访谈还可以展示的,一是身处其中的家族中人对此有什么样的感受和评判,张寿蓉说“反正那时候门第是太要紧了”,就是一语中的的一例。二是我做口述之前从未注意到的,就是当这个官僚集团已经倾覆并且势力不再的时候婚姻网的仍然延续,这既表现了他们这个家族与社会圈子相对于政治的变迁要较为滞后和紧密,也表明了他们虽屡经
沐浴,结婚也要沐浴。凡是庄重、严肃的场合都必须沐浴,这就是中国的沐浴文化。王鲁湘:而且温泉很早就被中国人赋予了神泉、灵泉的意义。温泉的水里含有硫的成分,这是不是和魏晋南北朝那些士大夫们服用的“五石散”差不多?我在黄山读过贾岛等人留下的温泉诗,当时的知识分子确实认为温泉具有“五石散”54的功用。维泉肇何代,开凿同二仪。五行分水火,厥用谁一之。在卦既得济,备象坎与离。下有风轮煽,上有雷车驰。瞎掀祝融井,口灿扶桑池。气殊岩石历,脉有灵砂兹。骊山岂不好,玉环流污脂。至今华清树,空遗后人悲。暇哉哲人逝,次水真吾师。一濯三沐发,六凿还希夷。伐毛返骨髓,发白令人黟。十年走尘土,负我汗漫期。再来池上游,触热三伏时。古寺僧寂寞,但余壁上诗。不见题诗人,令我长叹咨。——贾岛《记黄山温泉》骆希哲:南北朝崇尚炼丹,认为服了丹之后可以长生不老。从宗教仪式来讲,修道之人必须每日沐浴,才能有一个洁净的身体。所以沐浴不仅是日常生活的需要,和宗教也有密切联系。王鲁湘:还有就是,他们会思考温泉水为什么是热的?有些地方的温泉比骊山热得多,像汤一样。于是他们觉得整个大自然就是一个大的鼎炉,这个鼎炉在炼丹的过程中产生了温泉这种丹水,人泡在温泉里就有点服丹的感觉。不管古人如何看,洗温泉能强身健体延年益寿,这是没有疑问的。骆希哲:有一个故事说,秦始皇有一次在沐浴的时候,看见一个神女长得很漂亮,就加以轻侮。神女见他这样无理,朝他脸上吐了一下。秦始皇立刻脸上生疮,痛苦不已,跪地向神女求饶。神女念他是一国之君,跟他说你到温泉里洗一下就好了,以后不要再为非作歹了……当然这故事有点荒诞,可能因为秦始皇焚书坑儒把知识分子得罪了,人们就编排故事挖苦他。但这个故事也说明,古人很早就认识到温泉对皮肤病是有治疗作用的。因此,古人有三月三日洗桃花水的习俗。一直到八十年代,每年三月三的时候,临潼周围一百多里的老百姓还在这里洗桃花水。三、骊宫长恨歌“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杜甫的诗所描写的,正是宫中的夫人们在三月三日这天到河边洗浴的情景。据说,三月三日的洗浴能够祛除邪秽,保持健康。而温泉的功效更使人们乐于在这一天沐浴。三月三日,还是情人幽会的季节。《诗经·桑中》就描写了阳春三月,小姑娘与小伙子们在桑间濮上幽会的情景。西南的很多少数民族也保留着相似的风俗,像傣族的泼水节,以及壮族三月三的对歌。古代华清宫占地面积大约60万平方米,现在的华清池只有它的十分之一。在唐代,单是描写华清宫的诗就有400多首,且很多出自大家之手。比如杜牧有《过华清宫绝句》,而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也是路过这里的时候写的。这里是历代无数墨人骚客所仰慕的地方,其原因一则是华清宫当时非常鼎盛壮观,再则便是为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所吸引。骆希哲:唐代华清宫由三部分组成,北边是现在临潼县城的所在地,中区是皇帝来骊山游幸之时处理军国大事的地方。西区主要是皇帝宗庙所在地;东区是沐浴区,里面有许多著名的汤池,如星辰汤、莲花汤、海棠汤……后面山上相当于皇帝的近院,是皇帝游玩的地方。山上有很多著名的建筑,如唐玄宗为了朝拜道教始祖老子而建的朝元阁、供奉太上老君的老君殿,还有非常著名的长生殿和祭灵台遗址。王鲁湘:实际上就是把金銮殿搬到这儿来了,皇帝在此处理朝政。
九月降封为辅国公。他死后,其嗣子鄂勒哲图承袭辅国公,后晋贝子爵。其后几代的爵位,都在贝子和辅国公之间变动,始终未得到王品级位。达赉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承袭辅国公。民国建元后,袁世凯为笼络蒙旗王公,在原有王公品级上各晋一级。因此,达赉晋为贝子,人们称之为“达贝子”。
(二)
贝子达赉的历代先祖,从毅亲王色布腾巴勒珠尔起直到他本人一直住在京师,因此与清廷往来频繁,关系密切。又有御赐“国恩家庆”之匾,慈禧太后的御书“福寿”之联,借以显赫炫耀门庭。贝子达赉的府第,在北京东城区铁狮子胡同。府内修有假山草地,水阁凉亭和戏台;正房设有大厅、客厅、书房和家堂;在花园里还有鸽子房。此外,有管事处、回事处、账房、护卫室、厨房、汽车库和警察房等设置,真是应有尽有。在达赉贝子府内的管事人多半是北京人和会讲汉话的蒙古族拔户人来充任工作。因为纯蒙古族人不会汉语,所以不用。民国初年达赉贝子府的管家有王二、晋三,他们都是北京人,可是蒙民都得称他们王二老爷和晋三老爷。从1919年到1925年之间,管事人换有京东汉人蔡珍和通辽县四家子村拔户人敖达和李景阳等,到了1931年又换了北京人张庆隆和骆俊。在达赉贝子府当差的管事人分为三个等级:一等护卫是三品顶戴,二等护卫是四品顶戴,三等护卫是五品顶戴。民国初年,清室虽然被推翻,但蒙古封建王公统治制度依然存在。王公们在本旗出入,仍然是身穿长袍马褂,头戴满清顶戴,穿马靴,挎腰刀,耀武扬威。王公有时乘马,有时乘坐小车子(轿型的马拉车),所到之处,蒙民遇见时需立即双膝跪拜,口呼王爷恩典。达赉贝子久住京师,不仅以哲盟十旗王公驻京代表自居,而且被袁世凯聘为高等顾问。达赉贝子熟读汉文,畅晓蒙情,深为袁世凯所器重。达赉贝子所乘的汽车可以直达总统府。他是蒙藏院的议员,每年付给达赉贝子车马费千元。达赉贝子每天吸大烟时,是由北京人晋杰臣跪着给他烧烟泡,烧好后送到达赉贝子的嘴边。达赉贝子每天早点和晚点,除了奶茶、奶酪、奶皮子外,还有各种上好的糕点。而在早午晚三餐中摆不同的三种酒席。开饭时,达赉贝子和他老婆(人称福晋太太)两个人一桌,他的长子多尔吉(汉名多振甫,是北京汇文中学的毕业生,人称“多公爷”)和他的老婆马淑俊(奉天省马道台的女儿,人称“大奶奶”)另开一桌,多尔吉的姐姐(人称“大格格”)单独放一桌;多尔吉的儿子包儒、包义(人称“阿哥爷”)为一桌,全家人一次吃饭要分成四处。管事人王二、晋三和温玉堂专管达赉贝子夫妇用饭,骆俊、倭什浑、李明山管多公爷开饭。女仆多是北京人,有关妈、张姐和绿叶等专管达赉贝子的独生女儿大格格一人开饭。关信、李明福、丹森等专管阿哥爷开饭。开饭时,男女仆人、丫鬟站立在主人两旁,用双手往上端饭菜,主人有呼必应,有问必答,一直侍候主人吃完饭离开饭厅,奴仆们将所有的餐具撤去后,才能吃饭。奴仆们的处境,非常困苦。他们都是王公的奴隶,没有任何报酬。进入府内,一不准仰面向上看,二不准左顾右盼,违犯这些府规,就要受到鞭棍的抽打。每逢贝子和福晋的寿辰,或是小孩弥月(满月),都要演戏。当时北京的四大名旦,都在召请之列。达赉贝子出府时,首先大开仪门,后开大门,仆役人等要规规矩矩地站立两旁侍候。达赉贝子除坐汽车外,凡是坐小车或是骑马,在上车下车或上马下马时,先命某个奴仆跪伏在地上,用脚踏着奴隶的膝盖、肩膀或脊背上上下下。达赉贝子在北京街上闲游,向来不与老百姓说话;到商号去买东西(要买他自己所喜欢的东西,其余都是管家去买)时,端然正坐,旁若无人,经过管家把东西拿给达赉贝子看,他中意了,再由管家说明价格。他一高兴不但不讲价还要多给,这样商号多卖了钱,当差的也从中大捞一把。(三)
达赉贝子虽然久住北京,但他的一切生活费用,都是由属下的管家,每年到科尔沁左翼中旗的北府(在达王府东北五里处)和从怀德县中公益地局注367收取租赋来供应。每逢遭到荒年时,在穷苦蒙民中流传着“达尔罕王大甸子,穷的穷死没人管,富的富死有人看,王爷无福民遭难,蒙古老爷是混蛋”的民谣。达赉贝子在科尔沁左翼中旗北府的财产,按1910年的统计,有牛1000多头,马3400匹,羊上千只,另外在怀德县公主岭有一处中公益地局,在榆树县有一个中成地局。这两个地局,每年所收的地税达20多万元。达赉贝子虽有这些财产和收入仍然是入不敷出。1913年(民国二年)4月24日,达赉贝子因久居京师,耗费过大,外债累累,无法偿还,因此,以自己所属之台吉、壮丁以及锡伯人等的人口日增,生计艰难为由,又经本旗扎萨克的允准,复经蒙藏事务局转呈袁世凯批准,将所领有的牧荒两段出放。该荒段坐落在通辽东面,第一段西从摄力吐、包力营子、孔家窝堡起,东至归力屯、达罕、小细河止,东西长约百里;南至沙坨,北至辽河,宽窄不一,约计为15里。第二段,西起乃木格勒、那拉噶庙、玛立营子,东至套勒干吐,胡力海庙止,东西长约50里,南至辽河、北至沙坨,宽为15里许,将此荒段按从来蒙地出放之章程,以供核实丈放。不论蒙汉旗民,照定章,备价承领,发给执照。地价为两等:上等地每垧价银六两,中等地每垧价银五两。首先将原有所属之台吉、壮丁4000余户以及锡伯人等,按数拨给牧荒,以资养赡,此外已开垦之熟地,仍由原垦户照章承领,并对熟地限当年进行清丈升科。未垦之生荒,限三年秋升科,将所得之荒价作为十成,以五成归国家,五成归自己收入开销。袁世凯批复时曾考虑该贝子达赉出放此荒,是为了偿还累债,因而按照卓哩克图亲王放荒还债之例,特予减免,以二成报效国家,八成归达赉开销,允许出放。可是达赉贝子所指出放的第一荒段,乃是本旗闲散多罗贝勒济克登诺尔布林沁扎木苏的领地,当该贝勒得知贝子达赉要把自己的领地予以出放时,就向奉天都督提起公诉。在诉讼中提到:“而今达赉贝子开始出放之两段荒之内,辽河南岸之西从摄力吐、包立营子屯、孔家窝堡起,东至归力屯,达罕、小细河、潘家店止,东西长约百里,南至沙坨、北至辽河宽窄不一,15里许地方,原为本贝勒之领地。此间既已村屯相连,居住此地从事农耕者,均为自己所属之台吉、壮丁以及随公主下嫁时前来之陵丁数千户,而与辽河北岸专以游牧为生者不同,相互之府第,河南河北亦各有处。卓哩克图亲王之蒙员曾频频侵入我之领地,极欲开发耕种之际,而达赉贝子亦猥称拟出放我之领地,言甚忤断,孰不可忍,请查实裁决”。奉天都督为此曾向科尔沁左翼中旗扎萨克咨行询问是否属实,而旗扎萨克达尔罕亲王那木济勒色楞在复文中提出:“不向本扎萨克说明,决不准任意垦放,若达赉贝子放荒之事属实,绝不允许。”于是,达赉贝子遂将辽河南之荒段搁置起来,只请示出放第二段荒地,而奉天都督认为,如对此决定允准出放,必然要引起是非,乃进一步向旗扎萨克进行咨询,因此拖延到1914年(民国三年)春,才得到该旗扎萨克的承诺。然而,达赉贝子对该荒地的出放,企图委托蒙古实业公司来开垦。这样,奉天都督在丈放中坐收渔利的如意打算则成为梦想,因而对达赉贝子起了反感,事情虽然由大总统袁世凯批复,但拖延不发,使丈放事务无期实现。不久,张作霖接任了奉天省督军之职。当时达赉贝子也与贝勒济克登诺尔布林沁扎木苏达成协议,既得到了该旗扎萨克的允许,又得到奉天督军的批准,于1916年(民国五年)将辽河南1400方,辽河北2000方两段荒地,合计约3400方地开始丈放。一等地每垧价银12两,二等地每垧价银9两,三等地每垧价银6两。同时征收一五经费。这次放荒,与以往两次放荒不同。过去放荒时,只设立“官荒局”,经办事务;这次放荒,是由哲里木盟副盟长科尔沁左翼中旗扎萨克和硕达尔罕亲王那木济勒色楞、和硕卓哩克图亲王、翊卫使色旺端鲁布、科尔沁郡王衔多罗贝勒杨桑巴拉、科尔沁多罗贝子正红旗蒙古副都统翊卫使达赉、科尔沁贝子衔辅国公镶白旗蒙古副都统翊卫副使阳仓扎布等,联衔向张作霖提出了咨呈,要求设立“蒙荒局”,并请求专为设“蒙荒局”刊发钤记。为的是遇有蒙汉纠纷的事情,就可以由官、蒙两局的总办,经过会商解决。后来得到批准,旗扎萨克遂派了镇国公色拉哈旺珠尔为“蒙荒局”的总办,协理呼尔齐默尔根、布胡鄂鲁什虎二人为帮办。又经各王公贝子等共同议定,由呈准出放的3400方地中,辽河南北各留700方,计1400方,以便分别拨给各个王公领内的台吉、壮丁、喇嘛、陵丁等作为留界产业,借以维持生计。其分配办法是:扎萨克达尔罕亲王、温都尔亲王、卓哩克图亲王、贝勒杨桑巴拉、贝勒济克登诺尔布林沁扎木苏、贝子达赉、镇国公色拉哈旺珠尔等9份,各份拨留150方,其余50方由扎萨克印务处的办事人员分劈,共合为1400方。所余下的辽河南北计2000方地,由“官荒局”和“蒙荒局”总办和帮办,妥为接洽,商酌办理,并令蒙汉人民准备地价各半分领。到了1916年(民国五年)10月18日,丈量辽河南地段共有1100多方,与原来呈报的1400方数字相差太大。到民国六年,经官、蒙两荒局已经丈明辽河南、北两荒地共有3100多方,地数不足于原定的数目,又因此界外没有荒地可以丈放。台吉户地,按所定章程台吉一户要拨给两方地,壮丁每户拨给一方地,全是在放荒段内指拨,留作蒙古人的生计。将已经丈过的3100方地中,以1100方,拨留作为户地(留界地),其余2000方由蒙汉人民准备地价永领。向奉天省省长进行了呈请,可是在省长的批复中,指令要在新河另段来安排户地。接到这个批示后,达尔罕亲王认为事关全旗,没敢擅自决定,因此派人去北京,同该旗各家王公举行会议,同时令“蒙荒局”在户地没有得到解决以前,暂时不准拨放土地。到1918年(民国七年)2月21日,蒙荒局总办色拉哈旺珠尔,因为已到春耕季节,再不能拖延下去,必须求得早日解决,以免重蹈巴林爱里新荒的前辙。因此,以亲家的关系,特派他府里的巡边局局长于振藩致函给张作霖:“……历办蒙荒,向予台壮各户留界,此次拟于段外拨给,安土重迁,不无可悯!设或户地久不解决,一经拨放,必酿风潮,因商以和平之法,使台壮户地就段内安排,缩小拨给,以资生计。查河南直得者台吉271户,壮丁417户,不应得地者拔户人等1553户。试以河南而论,台吉两户拨一方,壮丁四户拨一方,占地无多,变通办理,不惟体恤民情,对荒务之进行,诸多裨益,致使荒务早日完成……”1919年(民国八年)又经北大荒界内22个村汉户、壮丁和陵丁的代表李俊、马永林等四名,前往奉天省达尔罕王府恳请拨给生计地,遂将分给台壮所剩下的地亩,酌情拨出60方,分给了这村2000多口拔户人,作为他们的生计地。一直到民国八年12月1日,经梅伦喇喜巴拉丹,会同了通辽县的明监督,商务会的李总办,同时旗扎萨克又派去印务扎兰乌勒吉,把应当得生计地的台吉、壮丁召集到通辽公合地局,将470多方地进行了抽签拨给,又把余下的50多方地分给了原在辽河北荒段里的500户台壮和拔户人,使他们也能各安生业,这才平息了事端。在荒价的分劈上,除搬效国家外,将余下的荒价作为十成,达赉贝子得四成,达尔罕亲王应得辽河南北荒价的六成,又从辽河北台壮应得的分内再提出三成,共九成,将此作为十成,分给帮办盟务亲王一成五、卓哩克图亲王一成五、公费三成。当差的台吉们二成五,已经故去贝子衔镇国公多尔济的过继子乌勒济毕里克图五分,旗内各寺庙一成。直到1920年(民国九年),丈放辽河南北荒务工作才全部完毕。达赉贝子虽在出放辽河南北荒段中得到了荒价,但仍然感到经济拮据。1927年,达赉贝子在科尔沁左翼中旗内招汉人垦荒种地,约有30000亩。他是按犁杖收租,每副犁杖征收租十至十五石,这样每年可收粮上千石。达赉贝子除上述的财产收入外,还有属下的壮丁几百户为他服役。姓温的有百户,姓德的有五六十户,姓李的有七八十户,姓王的、姓刘的各几十户,还有席姓户,世代为厨役。在壮丁中的拔户人里的上层人物,如安垦局局长李景阳、中公益地局局长德本、地局帮办温玉堂等都因经理收租而大发横财。达赉贝子府的奴仆在北京的有60多人,在北府(科左中旗)的有50多人,各地局的职员有40多人。(四)
达赉贝子的儿子多尔吉,人称“阔大爷”。从这个绰号可知他是一个讲吃喝摆阔气的王公子弟,家务大权完全操持在其妻马淑俊的手中。马淑俊年轻时在北京读书,结识了多尔吉,因马淑俊生得貌美聪明,两人一见钟情,誓结终身佳偶。可是达赉贝子认为马淑俊虽是旧道台之女,家业却早已衰落,因而对多尔吉的婚事横加干涉。但多尔吉与马淑俊却陈仓暗度,木已成舟,终于使达赉贝子无可奈何地答应了他们的婚事。婚后,达赉贝子的门庭,每况愈下,收入减少,消耗过大,债台高筑,难以解决,无可奈何只得将祖遗府第,原北京铁狮子胡同的住宅,以15万现洋的房价,卖给了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1923年,多尔吉随达赉贝子从铁狮子胡同迁移到北京东四十条汪家胡同十一号一座宽大的宅院里,这是每月以1000元租金租的宅院。迁到新居以后;因多尔吉恼恨达赉贝子宠爱继母陈氏,钱财尽由陈氏掌管,于1926年,偕妻马淑俊和儿子包义,偕同亲信奴仆骆俊、李明山、老妈子关姐、丫鬟绿叶等十几人,冒着寒风大雪从北京坐火车跑到沈阳,与其父争夺经济来源(因为达赉贝子的经济来源主要靠怀德县中公益地局每年征收20多万元租金)。经多尔吉的岳母马老太太疏通张作霖的五姨太太的母亲王松岩(人称王老太太),依仗张督军的权势,派他的义子邓子禛,用武力驱出原中公益地局局长蔡珍,令邓充任该地局的局长。王老太太为了拉拢多公爷(多尔吉为辅国公),还把奉天南关德源酒店胡同的宅子,让给了多尔吉夫妇居住。随后多尔吉下手谕委派温廷为中公益地局副局长,借以监督邓子禛。但是,邓子禛凡事不让温廷插手,仅在两年之间,就成为暴发户。达赉贝子闻讯赶赴沈阳达王府。王老太太见事机不妙,同达王福晋朱博儒和达赉贝子一起去见少帅张学良。经过磋商,将怀德县中公益地局租赋仍然由达赉贝子委派局长收取,令多尔吉回北府居住。在父子争夺中公益地局和中成地局的主权时,父子齐下手谕,叫奴仆们为自己效力,使奴仆们进退维谷。当时中成局局长张德增,在给北京达赉贝子的辞呈上曾这样写道:“……抗违老爷为不忠,不尊少爷为不义,既不忠不义,奴才何所取为?!……”1928年,多尔吉与夫人马淑俊去科尔沁左翼中旗北府时,途经通辽车站,迎接他们的奴仆,见到火车开动,电灯明亮,便跪在地下叩头,齐声惊呼:“宝拉罕!”认为这是神力所为。多尔吉夫妇见状啼笑皆非。他看到蒙民如此愚昧,深为慨叹。因此,决心办学,以使蒙民子弟读书认字,增长知识。多尔吉夫妇回到北府后,对达赉贝子的来信谕文,多半积压,不予执行。多尔吉主张兴学,在温玉堂辅佐下,将北府外院改修,作为“固山贝子府蒙汉小学校”的校址,多尔吉任校长,并派温玉堂、杜喜二人为劝学员。温大明和另一名蒙古人为教物博,人口众多,本来足可与秦、齐抗衡,无奈楚怀王昏庸无能,丧师辱国,将大好河山丢失了一大片,只能屈居第三。赵国在三晋中地域最广,又得代地的良马之利,位居第四。魏国在战国前期一度称霸天下,长达百余年之久。然而自魏惠王中晚期以来,国势每况愈下,逐渐沦为二流强国,反被秦、赵等国超越,排名第五。韩国地域狭小,东有齐,西有秦,南有楚,北有赵、魏,一直是仰人鼻息,在夹缝中求生存,排名第六。燕国地处北方,国力历来不强,加上当年子之之乱,差点被齐国所灭,后虽复国,但是元气大伤,在战国七雄中排名最后。现在要说的,是关于赵国的事。胡服骑射,赵军崛起赵武灵王继承君位,是在公元前326年,也就是秦国在龙门举行腊祭的那年。当时他才不到二十岁,上台后先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虚心向父亲赵肃侯留下来的重臣肥义问政,并且增加肥义的俸禄。第二件事,国内八十岁以上的老人,每月发给养老金。赵武灵王即位的时候,秦国已经强大,秦惠王任用张仪为相,施展连横手段,不断蚕食中原各国的土地,三晋首当其冲。赵武灵王知道,单靠赵国的力量,是无法与秦国抗衡的。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晋必须联合起来,共同抗击秦国的入侵。出于这种目的,他参加了公元前323年公孙衍组织的五国相王,赵国成为三晋中最后一个称王的国家。公元前318年,公孙衍组织五国伐秦,赵武灵王积极参与。但是,由于合纵各国各怀心思,最后真正讨伐秦国的,只有三晋的部队。秦国派樗里疾出关迎击,将三晋联军打得大败,齐国又趁火打劫,致使赵国遭受巨大损失。赵武灵王一怒之下,宣称:“有名无实的大王,我不当!”于是去掉王号,令臣民称自己为君。此举大有与合纵运动划清界限之意。确实,自此之后,合纵与连横之间的数次交锋,赵国基本上都没有参与。即便如此,秦国仍然没有放过赵国。公元前313年秦军伐赵,攻取蔺城,俘虏赵将赵庄。这一战史称“赵庄之战”,秦军斩首甚多,后来苏代说:“龙贾之战、岸门之战、封陵之战、高商之战、赵庄之战,秦之所杀三晋之民数百万……”足见赵国损失之惨重。赵国的威胁不只来自于秦国和齐国。赵国东北与东胡相邻,北面与匈奴相接,西北和林胡和楼烦接壤,这些都是游牧的少数民族,它们骁勇善战,来去如风,经常袭击赵国的边境地区,烧毁房屋,掳掠百姓,给赵国造成很大的困扰。更有一个中山,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几乎是“嵌”在赵国腹地,成为赵国的国中之国,让赵武灵王吃不香,睡不好。究竟怎样才能让赵国强大起来?公元前307年正月,赵武灵王召见肥义商议天下大事,谈了整整五天五夜。然后赵武灵王亲自率兵讨伐中山,一直打到房子(地名)。接着他又巡视代地,北至无穷(地名),西至黄河,游览了一圈之后才回到邯郸。他将所有大臣都召集起来开了一个务虚会,会议的主题是:如何将赵国建设成为一个军事强国?他在会上说:“过去我们的先王顺应潮流,向南扩张势力,又沿着漳河、滏水修筑长城,攻取郭狼和蔺邑,在荏地打败林胡,但是未竟全功。现在我们北有燕,东有齐,西有林胡、楼烦和秦国,南有魏、韩,中有中山,如果没有强大的军队,随时可能灭亡,大家说怎么办?依我看,只有一个办法,向胡人学习骑射之术。但是,咱们中原人穿的宽袍大袖很累赘,我想先从服装着手,让赵国人从此改穿简短的胡服。”此言一出,群臣哗然。自古以来,中原民族有一种骄傲,就是认为自己比周围的少数民族高一等级。这种高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和技术上,更体现在文化上。简单地说,中原人认为自己是有教养的,而所谓的“四夷”是没有教养的。孔夫子就曾经说过,“夷狄之有君,不若华夏之无君”,意思是夷狄就算有人管,也不如华夏没人管,那是因为人的素质相差太远。中原人之所以有教养,是因为有先王和圣贤的礼乐教化,知道礼义廉耻。四夷则享受不到这种教育,所以又称为化外之民。说到学习,从来都是四夷向中原学习,没有听过中原向四夷学习的。让中原人穿胡人的衣服,简直就像让清朝人剪辫子、穿洋服一样,完全不可理喻。当时就有人在堂下嘀咕:“我们才不向胡人学习呢!太没面子了,天下诸侯会怎么看我们?列祖列宗会怎么看我们?”“骑射便也罢了,还要穿胡服,这不是全盘胡化么?那样做,符合我们赵国的国情么?”“我们决不走胡服骑射的邪路!”朝堂上像是炸开了锅。肥义站在赵武灵王旁边,大声说道:“请大家安静,听主公训示。”好不容易才让群臣平静下来。这也是赵武灵王意料之中的事。他对群臣说:“我知道你们难以接受,但我要告诉你们,身为国家的大臣,失意的时候要表现出良好的品德,而掌权的时候就要做对君主、对百姓有益的事,这才是臣子的职分!如今赵国强敌环伺,危机四伏,要想突破重围,必须要有非常之举。自古以来,创造盖世功业的人,必然会受到世俗的指责;凡有独到见解的人,也会遭到愚妄之人嘲笑。我现在要用胡服骑射来训练全国的百姓,培养他们的尚武精神,建立一支无敌于天下的骑兵,肯定也会遭到国人的反对。即便如此,我也不会改变主意,因为只有这样,赵国才有出路,才能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立足和生存。”散会之后,赵武灵王将肥义留下来,说:“您看这事怎么办?大臣们都说不通,还怎么在全国推行?”肥义说:“您既然下定决心,就不用管人家怎么说了。但是如果能够先说服您的叔叔公子成,事情就好办多了。”公子成是赵肃侯的胞弟,在赵国王室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如果能够做通公子成的工作,就基本上能消除王室中反对的声音。赵武灵王先是派了大夫王绁(xiè)去公子成府上转达他的意思——“我明天就要穿着胡服去上朝,也想看到叔父您穿着胡服。在家中应听宗主的话,在朝中要听君主的话,这是先王定下的规矩。叔父如果不穿,恐怕天下人会议论纷纷,看咱们赵国的笑话。改穿胡服不是为了生活舒适养尊处优,而是为了培养国人的尚武精神,增强赵国的军事实力,请叔父一定要支持我。”公子成很惶恐地说:“我长期卧病,没能入朝向国君请安,十分失礼。国君要穿胡服的事,我已有所耳闻。现在国君既然派您专门来向我说起,我便斗胆说一句——中原本是四夷奉为楷模的地方,您却要背离中原的习俗,去穿四夷的奇装异服,这不是搞反了么?”王绁见话不投机,不敢多说,回去向赵武灵王禀报。赵武灵王说:“叔父有病,我应该去看看他。”赵武灵王亲自来到公子成府上,这时已经是深夜。叔侄俩寒暄一阵之后,屏退众人,作了一番长谈。赵武灵王说:“所谓衣服和礼仪,都是为了让人们更加方便而设计。断发文身,裸露胳膊,是吴越一带人民的习惯,主要是因为当地气候潮湿,湖泊众多,这样穿着便于干活。如果要那里的人也像咱们一样穿着宽大的袍子,不但行动不方便,同时还会觉得别扭。”公子成说:“您说得对,赵国这个地方,就不能像吴越一样,所以咱们的老祖宗设计衣服,是根据本地的特点而设计的,您现在为什么要改呢?”赵武灵王说:“人的思想变了,国家的政策就得调整;客观形势变化了,礼仪也应该随着变化。中原各国都讲礼义,但是各个地方的风俗教化还是有很大区别,并不是完全按照先王最初确定的原则来定的。同样是礼仪,秦国和三晋不同,赵国和魏国也不同。所以圣贤认为,只要对国家有利,就可以大胆变革,采用新的方法,不必拘泥于什么先王之道。”赵灵王的意思很简单,从来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规矩,你别以为坚持穿传统服装就是没有背叛老祖宗,其实早就背叛了!公子成听了,呆若木鸡,不知怎么反驳。赵武灵王又说道:“越是思想闭塞,越多古怪的规矩;越是歪门邪道的人,越喜欢强词夺理,夸夸其谈。对自己不能理解的事不妄加否认,这才是公正宽容的态度。我知道,叔父所讲的是坚持习俗,而我讲的是驾驭习俗。赵国夹在秦国与齐国之间,战略地位很不利,又有东胡、林胡和楼烦不断侵扰,必须大刀阔斧进行军事改革,建立一支强大的骑兵,才能应付越来越复杂的局势。”公子成显然已经被说动了,但还是嘴硬:“我怕您这样做,会招来天下议论,给简主、襄主身上抹黑啊!”简主就是赵简子,也就是赵鞅;襄主则是赵襄子,也就是赵无恤。三家分晋以来,赵国一直将赵鞅、赵无恤父子尊为国家的创始人。赵武灵王见公子成搬出简主、襄主来压他,不觉微微一笑,道:“当年,简主选择襄主为继承人,就是因为襄主目光长远,能够吞并戎地,消灭代国,赶跑东胡,为赵氏开疆辟土。我现在要做的事,也就是要继承襄主的遗志,为赵国驱除胡虏,巩固边防,怎么是给祖宗抹黑呢?叔父就算不记得这么远的事,赵庄之战咱们遭受的惨败,总还是记得吧!”听到赵庄之战,公子成便浑身发抖,意绪难平。他没有再反驳赵武灵王,而是拜伏在地上,心悦诚服地说道:“老臣愚钝,不了解您的远大志向,竟然说三道四,实在是罪过。”第二天一早,公子成和肥义都穿着胡服上朝,满朝文武见了,知道这件事已经势在必行,没有人再敢提反对意见。赵武灵王于是下令全国都改穿胡服,招募骑马射箭之士扩充骑兵。这一年,秦国的甘茂刚刚攻下宜阳。传位次子,埋下隐患公元前306年,赵武灵王再度讨伐中山。赵军骑兵部队攻至宁葭(今河北省石家庄),西略胡地到榆中(今陕西省榆林,在秦国上郡以北),林胡王归顺赵国。赵武灵王命代相赵固兼管榆中地区,并将林胡骑兵编入赵军。公元前305年,赵武灵王第三次讨伐中山。经过胡服骑射改革的赵军实力强横。赵武灵王派周袑(shào)统领右军,许钧统领左军,赵章统领中军,他本人亲自挂帅。同时命将军牛翦统率车骑之众,赵希统率林胡和代郡的骑兵。赵军向北攻至恒山,向南攻至封龙(今河北省石家庄西南),中山王被迫割让四座城池求和。赵武灵王答应了中山王的请求,转而麾兵西进,于第二年征服了榆中以北的貉人部落,在那里设置九原郡和云中郡。公元前303年,赵国又攻中山,北至燕国,西至云中、九原。公元前300年,赵武灵王第五次进攻中山。公元前299年五月,正当楚怀王应邀出访秦国被拘的时候,赵武灵王作出一个重大决定:将君位传给次子赵何(即赵惠文王),由肥义出任相国,辅佐赵惠文王听政。而他本人从此号称“主父”,带领军队向西北开拓疆土,还打算从云中、九原一带向南直接袭击秦国。公元前298年,赵武灵王西出代郡,讨伐楼烦。楼烦王割地求和,赵国从此将楼烦部落纳入势力范围,并将楼烦骑兵也编入赵军。公元前297年,赵武灵王经过十年的攻略,终于彻底消灭中山,为赵国摘除了这个心腹大患。至此,赵国北方地区皆已平定,由邯郸至代郡的道路畅通无阻。赵国兵强马壮,威势直逼秦、齐二国。也就在这一年,赵武灵王心满意足地回到邯郸,奖赏有功之臣,大赦囚徒,连续举办了五天的宴会来庆祝。在这次宴会上,赵武灵王宣布封长子赵章为安阳君,驻守代郡,并命田不礼为安阳相,负责辅佐赵章。关于赵章,有必要说明一下。赵武灵王一生娶过两位正妻。公元前321年,他娶了韩宣王的女儿,尊为夫人。赵章就是这个女人的儿子,一度被立为太子。可是到了公元前310年,赵武灵王又娶了大夫吴广的女儿娃嬴,十分宠爱,立其为王后,也就是史书上所说的“惠后”。后来惠后生了赵何(赵惠文王)。赵武灵王便废除了赵章的太子之位,改立赵何为嗣君。可想而知,赵章对于赵惠文王,是很不服气的。即便被封为安阳君,也不能减轻他心中的愤恨和不满。大夫李兑,是个善于察言观色的人,当时就对相国肥义说:“公子章(即赵章)为人强悍骄横,而且党羽众多,是个有野心的人。田不礼为人刻薄残忍,自视甚高。这两个人搞到一起,不出乱子才怪!”肥义说:“我也知道啊!可是他是主父的长子,又曾经被立为太子,现在主父封他为安阳君,我们这些做臣子的能有什么意见?”李兑说:“您怎么能够没意见?您是相国,要对这个国家负责任啊!再说,如果发生什么事情,矛头必然指向您,您将是第一个受害者。仁者爱惜万物,而智者防患于未然,如果您不能做到仁和智,何不假称有病,把政务交给公子成处理?”肥义说:“那怎么行!主父把大王托付给我,我接受了使命,就要负责到底,怎么能够因为有危险就不干呢?”肥义是这个态度,李兑也不能再劝了,说道:“那好,您多保重吧!我能够见到您也没几年了。”李兑说完,抹着眼泪走了。后来他又去找公子成,多次提到要防备田不礼的事。话虽如此,肥义却多留了一个心眼,交代亲信高信:“公子章和田不礼的情况令人担忧,他们表面上对我恭恭敬敬,内心却十分险恶。特别是田不礼这个人,又贪婪又有野心,如果有朝一日他假传主父之令,突然发难夺权,我是不会奇怪的。坏人出入不可不防,从今天开始,你要替我盯紧一点,假如主父有事要召见大王,你一定要先告诉我,让我把情况摸清楚,确定没有问题了,才能让大王前往。”宫廷内外的这些尔虞我诈,赵武灵王一概不知。他现在考虑的主要问题,是赵国逐渐强大后,该采取什么样的外交路线来获得最大利益。据《战国策》记载,当时赵国的大臣中有两种意见。富丁认为,齐、魏、韩三国正在攻打秦国,赵国应该与齐国联合,趁机削弱秦国。楼缓则认为,齐国现在通过孟尝君合纵韩、魏,势力十分强大,已经对赵国构成威胁,因此赵国应该联合秦、楚,共同对付齐国。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双方争执不下。赵武灵王说,你们别争了,让我先了解一下情况再作决定。不久之后,一个赵国使团来到咸阳。使者进宫面见秦昭王,递交国书,传达了赵惠文王关于加强两国关系的好意。这位使者身材高大,髯须飘逸,说起话来派头十足,而且条理清晰,很有说服力。秦昭王不禁暗暗称奇,问了他一些关于赵国的情况,他的回答总是很到位——三言两语便让秦昭王知道了事情的大概,但是又不会让他有过于深入的了解。主客之间谈了一个上午。使者告辞后,秦昭王越想越不对劲,第二天便召集曾经出使过赵国的外交官,问他们有没有留意到赵国有这么一个人物。秦昭王的意思,天下英雄,不论国籍,只要是对秦国有用的,都应该网罗到秦国来。眼下这位赵国使者,虽然只见过一面,却有一种排山倒海的气势,如果愿意留在秦国,就是让他做个相国也没问题。可是,大伙听秦昭王的描述,都摇着头说,没见过,真没见过这么个人。后来有个家伙蹙着眉头想了半天,恍然道:“大王所说的这个人,莫非就是赵主父?”秦昭王大吃一惊,赶紧派人到宾馆再去打探,发现赵国使团还在,使者却已经不见了。逼问之下,使团成员才告诉秦国人,那使者确实就是赵主父,他从宫中出来,立刻骑上骏马飞奔回赵国,这个时辰,估计已经出函谷关了。赵武灵王回到邯郸,便将大臣们召集起来说,我跑了一趟秦国,主要了解了两件事:第一,秦国地形险阻,易守难攻;第二,秦王气度不凡,虽然有太后制约,仍然是一代英主。有这两点,赵国暂时不能与秦国为敌。赵武灵王当场决定,赵国现在的外交政策是与秦国搞好关系,一心一意向北发展,谋求更大的战略空间。于是派楼缓出使秦国,以加强两国联系。楼缓后来深得秦昭王信任,一度出任秦国的相国。北狄易灭,政变难防关于惠后这个女人,其实也是有故事的,而且这个故事还要追溯到很久以前。据《史记》记载,当年赵国的先祖赵鞅,曾经有一次发急病,五天五夜不省人事。家臣们都慌了神,请
的年代,这种友谊委实为稀罕之物。其次,从国家利益上来看,寤生已经在鲁隐公身上进行了巨额的感情投资,不仅奉献了泰山脚下的一座祊城,还将郑国将士用鲜血换来的郜、防两城也做了人情,赢得了鲁隐公乃至整个鲁国的尊重,使鲁国成为了郑国的坚强盟友。现在,随着鲁隐公的非正常死亡,这些感情投资会不会付诸东流,鲁国下一步将何去何从,是继续与郑国友好合作,还是反目成仇,转而成为宋国的盟友?都是让寤生感到揪心的问题。第三,暗杀事件本身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躁动与不安。自从周平王东迁以来,不但王室的影响力呈直线下降趋势,诸侯的权威也屡屡遭到卿大夫阶层的挑战,前几年卫国的弑君悲剧曾经掀起轩然大波,现在鲁隐公又死于非命,怎能不令同为诸侯的寤生感到兔死狐悲?鲁隐公的死,还得从鲁国的上一任君主鲁惠公说起。鲁惠公的元妃(嫡妻)孟子是宋国的公主。孟子没有生育,而且很早去世,鲁惠公便又续弦娶了宋国的另一位公主声子,声子给他生下一个儿子,取名为息姑,也就是后来的鲁隐公。虽然是续弦,声子本人的地位却不高,没有被立为嫡妻,反倒是鲁惠公后来又娶了另一位宋国公主仲子,成为了正牌的国君夫人。根据《左传》的记载,这位仲子公主,可以说生来就是注定要嫁到鲁国去当夫人的,因为她出生的时候,手掌心清清楚楚地写着“为鲁夫人”四个字。既然是天意,仲子长大成人之后,便义无反顾地嫁给了鲁惠公这个老头子,并且给他生下一个儿子,取名为轨,也就是公子轨。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轨被立为大子。但是,公子轨还没有成年,鲁惠公就去世了。那个年代,中国还没有垂帘听政的说法,仲子也不好抱着个娃娃南面称君。鲁国的群臣们商议了一下,从国家的利益出发,决定先立息姑为君,替公子轨代理国事,并且约好,等到公子轨长大之后,再将君位奉还给他。息姑的身份,有点类似于后世的“摄政王”。隐公是他死后的谥号,“隐”代表的含义是:摄其政而不尸其位。三国同盟讨伐许国的时候,鲁隐公在位已经十一年,公子轨也已经十四岁。按照当年的约定,还政于公子轨的事情,按理说应该提上议事日程了。但是,鲁隐公愿意按照约定奉还大政,退居二线吗?在一般人看来,肯定是不愿意的。艺人到了年老色衰的时候,尚且频频出镜,不愿退出舞台,何况是万人之上的国君?大夫公子翚,也就是当年不听鲁隐公号令擅自率军参与围攻郑国的那位仁兄,觉得这是一个讨好国君的大好时机,于是偷偷地跑去找鲁隐公,向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请让我杀掉公子轨,您就不用考虑退位的事了!”当然,公子翚这么做也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事成之后,鲁隐公任命他为鲁国的大宰。春秋时期,各国官制互不相同,大宰一职在别的国家也许并不重要,但在鲁国就是首席执政官,乃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重要人物。鲁隐公听了公子翚的建议,先是一愣,继而大笑。他对公子翚说:“这些年来,因为轨还年幼,寡人才勉为其难,代为摄政。现在他已经成年,我正打算尽快将君位奉还给他,因此早就派人在菟裘(鲁国城市)营造宫室,准备退位之后就去那里养老了。你说,到那个时候,我再想去哪里看鱼,应该不会再有人指指点点了吧?”公子翚讪讪而退。从鲁隐公宫中出来,他越想越不对劲,越想越害怕:如果鲁隐公将这件事告诉公子轨,等公子轨即位,还不把他整死?公子翚辗转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来到公子轨的府上,对公子轨说:“昨夜国君将我召入宫中,交给我一个任务。”“什么任务?”公子轨冷冷地看着他。这位十四岁的少年与他那位憨厚的哥哥完全不同,眼神中总是带着一种旁人难以揣测的冷漠。“他……他要我将您杀死,并许诺我当太宰。”“那你为什么还来告诉我?”公子轨眼中掠过一丝惊慌,但很快掩饰过去。“您是先君的世子,鲁国的君位本来就应该是您的,我不效忠于您,难道效忠于他?”公子翚一本正经地说。这句话他说得如此义正辞严,以至于自己都深受感动,差点流出了眼泪。听他这么一说,公子轨连忙正襟危坐,双手作揖恳求道:“请大夫救我。”“他既然不仁,您也不必有义。为今之计,只好先下手为强,我愿为您刺杀息姑……只不过,事成之后,您当上了国君,请别忘了我的功劳,封我为大宰。”公子翚说。“唔。”对于公子翚的要求,公子轨没有正面回答,反而问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宫中禁卫森严,大夫打算在哪里下手?”“宫禁当然森严。”公子翚迟疑了片刻,“您想必也知道,每年秋天,他都要出宫祭祀钟巫,在别人家里过夜吧?”公子轨长长一揖到地,说:“那就托付给大夫了。”原来,鲁隐公还在当公子时候,鲁国与郑国发生过战争。鲁惠公派他带兵入侵郑国的狐壤,结果打了败仗,被郑国人俘虏,囚禁在大夫尹氏家中。鲁隐公以重金为许诺,买通了尹氏,并且在尹氏家族供奉的神祗钟巫面前发誓,只要能够平安回到鲁国,一定在鲁国树立钟巫的神位,年年祭祀。钟巫是位什么样的神,史料没有任何记载。大约当年的名门望族,都有古时流传下来的家族之神,钟巫便是尹氏的家族之神罢。鲁隐公在尹氏的帮助下逃回鲁国,将钟巫的神位也带回了鲁国,当了国君之后仍然信守承诺,每年都为钟巫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公元前712年十一月,鲁隐公再度祭祀钟巫,并在大夫寪(wěi)氏家中住宿,接受了寪氏的招待。当天晚上,公子翚派刺客潜入寪氏家,将鲁隐公刺死。当然,这笔账被算到了寪氏头上,寪氏全家都遭到杀戮。鲁隐公死后,公子轨在公子翚的扶持之下顺利登上君位,成为了历史上的鲁桓公。对于哥哥鲁隐公的死,鲁桓公没有任何愧疚之意,甚至没有按国君的礼节为鲁隐公举办一场像样的葬礼。但是,对于鲁隐公的盟友郑伯寤生,鲁桓公倒是毕恭毕敬,即位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派人去新郑通报情况,要求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建立更加紧密的战略伙伴关系。鲁桓公为什么急于讨好寤生?因为他的上台并不光彩,鲁国朝野对于鲁隐公的真正死因都心存怀疑,大家虽然敢怒而不敢言,心里面却不约而同地认为鲁桓公就是幕后真凶。在这种情况下,他急于得到王室和国际社会的承认,而郑伯寤生的承认显得尤其重要。另外,郑国和鲁国是盟友关系,如果他上台之后不及时向郑国表明自己的立场与态度,寤生必定会对两国的关系产生猜疑,很有可能利用其王室卿士的身份,打着为鲁隐公报仇的旗号,联合齐僖公对鲁国进行武力干涉,这是鲁桓公最怕看到的事情。鲁桓公的巴结正中寤生下怀。寤生意识到,这是一个坐地起价的好机会,于是派使者前往曲阜,一方面承认了鲁桓公政权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向鲁国人提出一个意想不到的要求:“当年我国承诺在许田祭祀周公,一直未能实现,现在再次提出这一要求,请贵国务必答应。”前面说过,郑、鲁两国交易祊与许田,祊已入鲁,许田却一直赖着未交给郑国。鲁隐公在位的时候,寤生对这件事绝口不提,等到鲁桓公一上台,他便用一种很委婉的方式提醒鲁国人,现在该将许田移交给郑国啦。有求于人的鲁桓公没法拒绝这一要求。公元前711年三月,两国国君在卫国的垂地举行了会晤。鲁国正式将许田割让给郑国,而寤生为了表示自己的大度,不但没有要求鲁国支付利息,反而加送了一双玉璧,作为与鲁桓公初次会晤的见面礼。对于这件事,鲁国的史书是这样记载的:“郑伯以璧假许田。”假,就是交易。按照这种说法,许田不是郑国人主动要去的,而是郑伯用一双玉璧交换的。鲁国人爱面子,可以说是到了厚颜无耻的地步。鲁国人爱面子,郑国人就给面子,两国元首在垂地的会晤极其愉快,有甚于鲁隐公的年代。一个月之后,两国元首又在越地签定了和平友好条约,双方举行了隆重的盟誓,誓言是:“渝盟,无享国!”意思是,谁违背了盟约,就不能享有国家。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的战国时代,大名之间签订盟约,仍基本采用这一誓言,可见中国文化对其影响之深。同年冬天,寤生对鲁国进行了正式的国事访问,受到鲁桓公的热情款待。此时距鲁隐公之死刚好一年。一年的功夫,昔日的朋友已成旧鬼,而蓄谋杀死朋友的人,又成为了觥筹交错的新朋友——这真是应了邱吉尔先生那句名言: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有的只是永远的利益。就在这个堪称“鲁郑蜜月”的冬天,在郑国的宿敌宋国,发生了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这件事,如果刊登在《壹周刊》之类的八卦杂志上,或许很合适。但它竟然煞有介事地记载在《左传》这样严肃的史书中,多少让人感到意外。宋华父督见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华父督,既不姓华也不姓华父,华父是他的字,督是他的名,古人名字连读,所以称为华父督。他是宋戴公的孙子,宋戴公是宋殇公的曾祖父,所以华父督是宋国的公室成员,论辈分则是宋殇公的叔伯辈。孔父嘉,就是前面说过的大司马孔父嘉。和华父督一样,孔父嘉也是名字连读,字孔父,名嘉。这个人在历史上因为两件事而出名,第一,他的老婆很漂亮;第二,他有一位后人,名丘字仲尼,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孔夫子。华父督看见孔夫人(姑且这样称呼她,虽然并不准确),可谓是“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后人无从得知当时孔夫人是否与他眉来眼去,但华父督已是三魂不见了七魄,以至于回家之后仍然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但是他只能想,只能独自辗转反侧,不敢去找孔夫人,因为孔夫人的老公不好惹,是宋国的国防部长,手握重兵的实权派人物,深受国君信任的红人。但是啊但是,孔夫人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了,她的娇好面容和曼妙身姿在华父督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有如醇酒一般被珍藏,而且偷偷发酵。一个月之后,公元前710年的正月,饱受相思之苦的华父督断然作出了一个冲动的决定。他派人袭击了大司马府,杀死了孔父嘉,将梦寐以求的孔夫人抢到了手。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就不只是一个八卦新闻,而是一桩政治丑闻了。宋殇公得到消息,勃然大怒。色胆包天的华父督这才想起害怕,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又带人杀入宫中,将宋殇公也杀掉了。如果说,鲁隐公之死曾经给寤生带来过一丝不安的话,宋殇公之死带给他的则全都是重大利好。这件事发生过之后没多久,华父督就向郑国派出了使者,请求郑国将公子冯送回宋国,继承君位。使者同时也向寤生表达了结束两国之间的争端、睦邻友好的愿望。公子冯被送到郑国,是公元前720年的事,至今已经有十年之久。因为有寤生这样一位强有力的保护者,十年的流亡生涯并没有给他带来太多困苦,他吃得饱,睡得好,不用担心被人追杀,也不怕仇人动用数个国家的部队来取他的性命。但是,当宋国来的使者跪在他面前,举着群臣联署的文书,请求他回国当国君的时候,他反倒是吃了一惊,仿佛不相信命运会发生如此重大的逆转。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自己的保护人,而寤生正一脸慈祥,如同老父亲一般看着他。他没有理会使者,反倒是跪倒在寤生面前,说了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没有您,我又怎么能够苟延残喘至今?这次有幸回国,得以延续祭祀祖先,宋国世世代代臣服于郑国,不敢有二心。”寤生微微一笑,将公子冯扶起来。他相信公子冯此时说的是真话,但他也明白,真话是有一定的时效性的,别看公子冯现在感恩戴德,等到回国南面为君,能够在他寤生有生之年臣服于郑国就已经很不错了,还谈什么世世代代?公子冯回国之后,在华父督等人的拥戴之下顺利登上君位,成为了历史上的宋庄公。同年三月,齐、鲁、郑、陈、宋等国元首在宋国的稷地举行了高级会晤。会晤的主题,一是“以成宋乱”,也就是对宋国发生的弑君事件表示谅解,各国承诺不干涉宋国内政,尊重宋国人民的选择;二是承认宋庄公继承君位的合法性,认可他为宋国的最高领袖;三是确立华父督在宋国的首席执政官地位。“宋乱”之所以成,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宋殇公自即位以来,十年之间,发生了十一场战争。从战争的起因上看,主要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一己私利,斩除公子冯;从战争的结果上看,丧师、辱国、失地、丢人。连年的战争使得宋国的人民疲惫不堪,早就无法忍受了。而孔父嘉作为大司马,对这些战争的发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样难辞其咎。这两个人的死,在宋国朝野没有引起多大的震动,大伙心里反倒是松了一口气,庆幸这连年征战的日子终于到了尽头。第二,公子冯原来就是宋穆公的大子,继承君位也在情理之中,再加上他在外流亡了十年,得到大多数人的同情。第三,在华父督的操纵之下,宋国花了大本钱,对齐、鲁、郑、陈等国进行贿赂,用金钱收买国际承认。以鲁国为例,宋国送给鲁桓公的礼物中就包括“郜大鼎”这样贵重的礼器。郜国是姬姓小国,很早就被宋国吞并,因此郜国的大鼎也成为了宋国的器物。公元前713年,齐、鲁、郑三国同盟讨伐宋国,郜被攻占,又成为了鲁国的领地。自古以来,鼎就是权力的象征,宋庄公将郜大鼎送给鲁国,等于是承认了鲁国对郜的主权。鲁桓公对此喜不自禁,郜大鼎运到曲阜后,派人将它安放在大庙之中。这一举动遭到朝中大臣的反对。大夫臧哀伯(臧僖伯的儿子)劝谏说:“将作为贿赂的大鼎放在大庙,以此向官员和民众炫耀,百官必定以此为榜样。国家的衰败,是由于官员的邪恶;官员的邪恶,是由于索贿受贿成风。郜鼎放在大庙里,还有比这更明显的贿赂吗?昔日周武王打败商纣王,将九鼎迁到自己的首都,尤且受人诟病,现在您竟然将代表弑君叛乱的器物放在大庙,究竟是想干什么呢?”这番话很有道理。可是,臧哀伯还没来得及想明白,鲁桓公不也正是通过弑君才上台的吗?用这番道理来教育鲁桓公,岂不是变相地掌他的嘴?【挑战权威的尺度:有礼、有据、有节】现在,从地图上看,郑国周边的几个国家,东边的齐、鲁是铁杆盟国,宋国已经化敌为友,成为友好邻邦,南边的陈国是姻亲,许国是附庸,西边的周王室则风雨飘摇,不足为患。北方的少数民族北戎曾经于公元前714年,也就是齐、鲁、郑三国同盟谋划进攻宋国的那一年,趁着中原动荡,从今天的山西省平陆县一带出兵,南侵郑国。寤生起兵抵抗入侵。半个世纪之前犬戎大军血洗镐京的记忆仍留在人们的脑海中,对于北戎军的战斗力,寤生不敢等闲视之。他私下对公子突表示了自己的担忧:“戎人以步兵为主力,而我军以战车为主力,我很担心戎兵穿插于我战车之前后,扰乱我军阵势。”战车是当时中原各国的主要的军事装备,一辆战车加上一定数量的步兵,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作战单位——战车具备冲锋的力量,而步兵起到掩护的作用,攻防兼备,类似于现代的坦克加步兵组合。但是,在实际作战中,往往出现这样一种状况:战车冲锋的速度过快,将步兵远远扔在后面,前后脱节,不能相互照应。另外,战车不是骑兵,不能灵活转身,必须跑到开阔地才能掉头,一次冲锋过后,战车找不到自己的步兵,反而被敌人的步兵围攻,在当时也是屡见不鲜。寤生久经沙场,对于战车的弱点当然了如指掌。他担心,戎军步兵的战斗力强于中原的步兵,如果郑军战车的一次冲锋不能有效击溃戎军,则很有可能被戎军分割蚕食,导致全军失败。对此,公子突回答道:“戎人轻率而无秩序,贪婪而不团结。如果打了胜仗,就在战场上为了争夺战利品互不相让;如果打了败仗,只顾各自逃命互不相救。我军可以派出一支部队作为诱饵,与戎军接触之后,扔下少量装备,佯作逃跑,戎军见有利可获,必定追击。我军事先埋伏下三路伏兵
武器的更新,更是作战理论、训练方法、军队组织形式的全面进步。能练出这么一支军队,不能不归功于熟谙军事的将才袁世凯所付出的艰苦努力!不过成功人物的背后,总有那么一个默默奉献的人。站在袁世凯背后的人,就是默默奉献的徐世昌。徐世昌当年放弃帝都高级干部的身份,来到天津小站这么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纯粹是为了帮兄弟袁世凯一把,真是讲义气!在天津小站,徐世昌起草了大量关于军队的章程,各种制度,包括汇报给朝廷的奏折,上传下达,搞人际关系,一言难尽!总之,天津小站练兵的一切成绩都离不开徐世昌的出谋划策、呕心沥血,袁世凯应该为自己十八年前的慧眼识人感到骄傲!当然了,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这三位先生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更重要的是,他们作为一线技术人员也从德国人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以后中国人练兵就不用再如此依赖德国人了。这段宝贵的经历将他们锻造成了能练兵、能打仗的将才。此时,相信没有一个人能意识到天津小站军事集团的能量。接下来的岁月里,这些跟随袁世凯小站练兵起家的军官,爬到省军区司令位置以上的就有三十四人,其中还出了四个民国总统、九位民国总理。“天津小站团队”的这些成就是不可思议的,历史会永远记住他们的名字!第九章晚清冤案之戊戌政变
老跟李鸿章唱反调的人
就在袁世凯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光绪皇帝也没有闲着。1875年,4岁的光绪继位。十四年后,即1889年,18岁的光绪终于结婚了,这年纪在当年那是绝对的晚婚,要知道清朝皇帝多在14岁就成婚了。光绪晚婚的原因很简单。清朝有规矩:皇帝结婚后,训政(譬如垂帘听政)之人必须将政权归还于皇帝。而慈禧不愿意那么早就退居二线,所以就拖到了光绪18岁。直到大婚的这一年,拖无可拖的慈禧终于答应把政权还给光绪(归政)。可实际上,慈禧在归政后,并没有完全交出权力。按照规矩,慈禧不能像以往那样随时随地地接见大臣、接受大臣的直接上奏,但她给自己开了两个后门。一是她一手提拔的军机处首领礼亲王世铎、总理衙门总理庆亲王奕劻可以随时觐见,这两个人还可以带领普通大臣觐见,也可以转呈普通大臣的奏折。二是光绪在处理军国大事时必须向她请示,她同意之后才能施行。总之,慈禧依然没有远离帝国的最高权力。光绪与同治不一样,他不喜欢锦衣玉食、无所事事地终老一生,他是一位有血性、有理想、有抱负的上进青年,他渴望自己有所作为,他渴望摆脱操纵。于是,他向慈禧示好、向慈禧称臣,为的就是终有一天可以摆脱“亲爸爸”(慈禧)的控制,成为一个说话算数的皇帝。当然,光绪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有一个人一直在他身边为他出谋划策,教他示好、忍让,是他绝对的主心骨。他叫翁同龢。翁同龢,江苏常熟人,此人乃是珠穆朗玛峰级的考试专家!搁在今天就是一名“学霸”,不信请瞧:15岁中秀才,21岁被保送(拔贡)到国子监上学,23岁中举人,27岁考中状元,入翰林院。翁同龢35岁做同治的老师,45岁教光绪读书。两朝帝师,清朝第一人,实在是了不起!当然,翁同龢除了做老师,还有正经的官位。他曾任刑部侍郎(司法部副部长)、户部尚书(财政部部长)、军机大臣。在他的政途中,有两件事情很有名,一是参与平反“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冤假错案;二是与李鸿章的恩恩怨怨。这里重点说一说第二件事情。翁同龢有一个叫翁同书的哥哥,这位兄台在跟太平天国打仗时不仅弃城逃跑,还包庇立场向来不坚定的苗沛霖,结果被李鸿章一状告到了皇帝那儿(李鸿章《参翁同书片》)。结果自己被流放新疆不说,还连累老爹翁心存被气死。翁同龢与李鸿章两人因此结下了梁子。从此以后,李鸿章支持的,他就反对;李鸿章反对的,他就支持。在他跟李鸿章唱反调的岁月里,有两件事情最有名。其一,在他做户部尚书的岁月里,克扣北洋水师经费。他曾经说:这十几年来,买的枪炮、军舰已经足够多了,因此我们应该暂时停止拨款,把钱用来疏通河道。原话如下:十余年来,各省购买军械存积甚多,铁甲快船,新式炮台,业经次第兴办……所有购买外洋枪炮船只……均请暂行停止,俟河工事竣,再行办理(翁同龢《筹备河工赈需用款办法六条》)。其二,甲午之战前,李鸿章说:咱们搞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把俄国扯进来做外援。翁同龢则以军机大臣的名义回复:俄国人靠不住,也不用他们帮忙,大清单挑没问题!一句话把李鸿章顶了回去。后来打了败仗,翁同龢又说了:这李鸿章,打仗老是搞被动防御,贻误战机,典型的右倾,应当批判!于是,李鸿章丢官去职,暂时当了平头老百姓。后来,翁同龢也为自己在民族大义面前因私废公感到羞愧,他在日记里写道:“覆水难收,聚铁铸错,穷天地不塞此恨也。”只不过这后悔来得太晚了。光绪其实是一位好皇帝话说回来,翁同龢、光绪师徒二人采取了示弱路线之后,慈禧开始放手让光绪处理一些事情。史实上,能体现光绪拥有一定自主地位的第一件大事,当属在甲午战争中主战。只可惜,光绪本来想证明自己能力的一场演出,最后却让全国臣民见识了他的“无能”,本来要让国家自强雪耻,没想到却带来这么大的灾难。不过年轻人活跃的思维容易跳出陈旧的枷锁,这场战争在带给光绪教训的同时也打开了他的眼界。他不仅认识到了日本人明治维新的成功之处,而且在《马关条约》签订后,光绪还认真读了都察院整理出来的官员奏折和公车上书,这让他内心有了一些想法,他要向日本学习,变法图强,实施君主立宪制度。刚好翁同龢因为甲午之战失败而翻然醒悟,明白中国确实不是日本的对手,西人治国有法度,西法不能不用。由于师徒两人都意识到了变法的迫切性,于是立刻行动起来:招纳人才,听取建议。翁同龢很快就为光绪招纳了四个维新人才:陈炽、文廷式﹑沈曾植﹑沈曾桐。陈炽,《盛世危言》序的作者,对经济学理论有很深的研究,当前职务是军机章京,是很有前途的国家高级公务员。文廷式,翁同龢的六大得意门生之一,光绪爱人珍妃的老师。至于沈曾植﹑沈曾桐兄弟,哥哥沈曾植是当时的大儒,是极具社会地位的学者,翁同龢很欣赏他的书法和文章;弟弟沈曾桐虽然没有哥哥出色,但也是个学历非常可观的庶吉士。虽然这四个人的资历很不错,对维新变法的理论研究很有见地,但力量还是有些单薄。刚好康有为、梁启超二人科举结束之后也没有回老家,此时正在公卿大臣之间宣传维新变法,翁同龢听说他们有创立“强学会”的意愿后,也表示了笼络之意,双方一拍即合。1895年11月,大名鼎鼎的维新派大本营强学会成立。说起强学会,可能在大家的印象中康有为、梁启超师徒就是领袖。其实这是误解。学历不出色且没有一官半职在身的康有为、梁启超资历太浅,影响力不够,不具备做领袖的条件。强学会真正的领袖是光绪和翁同龢,辅以陈炽等人做中层管理,至于康有为和梁启超,则是具体办事跑腿的,不过两人的工作态度倒是十分积极。强学会的成立确实拨动了众多热血知识分子那颗力图强国富民的心,众人自发自觉地支持强学会,出谋划策,捐钱出力。顺应时代潮流的强学会影响越来越大,可惜这帮人太急于求成,恨不能几天就叫日月换新颜,其激烈的变法思想触动了顽固保守派的雷区。顽固先锋三人组——吏部尚书(人事部部长)徐桐、礼部侍郎(教育部副部长)刚毅、御史杨崇伊轮番上阵,向慈禧告状,说强学会“行事背经叛道,议论时政,诽谤大臣”。估计慈禧也觉得这帮书生太狂、太能搞事了,于是指示光绪关闭了仅两个月大的强学会。顽固的保守派一出手便搞定了光绪的强学会,这都是一些什么人,如此厉害?顽固派有两种——一种是出于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从而对抗会损害其利益的新政,这一类人大部分都是既得利益的满洲权贵。另一种则是妄自尊大,盲目排斥一切西方的新生事物,故步自封,拒绝进行任何改革,大部分都是守旧的汉臣,而且他们大都身居高位。刚好上面的三人组里面有两个典型案例,可以分析一下。刚毅,镶黄旗人。最有名的话是“汉人强,满人亡;汉人肥,满人瘦”。这位“顽固哥”是当仁不让的第一种老顽固。徐桐,汉族。他认为学习外国长处,就要亡国灭种,是一个盲目排外的家伙。这位老朽就是典型的第二种老顽固。不过顽固派的这次攻击并没有浇灭光绪的变法决心,他的决心反而更加坚定。大学士孙家鼐问光绪:若开议院,民有权而君无权,您怎么办?光绪回答:我只为拯救中国,只要能成功,我个人没了权力又算得了什么呢(吾欲救中国耳,若能救国,则朕虽无权何碍——康有为《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折》)?!境界啊!要知道,两千年来,皇权是专制统治者的命根子。凭上面的这一句话,就足以说明光绪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是一位具有“民贵君轻”思想的开明统治者,虽然即将到来的变法只历百日即告失败,而光绪也不得不以囚徒的身份走完生命中的最后十年,但就冲这句话,就值得后人为之掬上一捧热泪。接下来的三年中,以光绪、翁同龢为首的维新派积蓄力量,磨刀霍霍,准备改革。事实上,无论改革成功与否,光绪的行动已经证明:在民族危急和国家危亡的关头他是一名有担当的君主,所作所为无愧于心!仅有一百零三天的“戊戌变法”时间的脚步终于来到了1898年。6月9日,光绪借去颐和园向慈禧“请安”的机会,正式向慈禧提出自己的变法计划,慈禧表示同意。在慈禧看来,这样的变法和维新,是大清帝国不多的机会了,能改变一下,总比坐在这儿等死好。挨了这么多次揍,慈禧总算是清醒了一些。一天后,光绪命令翁同龢起草《明定国是诏》,送给慈禧审查,慈禧批准。两天后,光绪宣布开始变法。六天后,发生了两个重要的人事变动——翁同龢下岗,荣禄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巧合的是,前几天“顽固哥”刚毅升任国防部部长(兵部尚书)。也就是说,荣禄和刚毅几乎控制了北京周边全部的要害军事部门。如果再联想到这两个人是慈禧太后的死党,那就很好理解这次人事变动了。慈禧同意变法,但她信不过这帮维新派,她要掌控变法全局的步调,以备不测。既然如此,那提拔亲信掌控要害部门,将激进的维新派旗帜人物翁同龢踢出局自然是一个很不错的办法。但对于光绪来讲,翁同龢的出局,毫无疑问是一件不幸的事情。慈禧让两朝帝师翁同龢老先生下岗的理由是其“结党私政”、“揽权误国”。当然,翁同龢的屁股确实不干净。当时官场中有一句流行语“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意思是说来自合肥的李鸿章和来自常熟的翁同龢这二位实在是太有钱了。虽然此话有些夸张,但也反映出这二位搞灰色收入的能力很牛。七天后,光绪皇帝召见了康有为,这是康有为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皇帝。光绪接见康有为长达两个小时,除了说明君臣二人谈了很多话题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康有为的广东口音让光绪听不太懂,两人交流起来比较困难,因此浪费了不少时间。两人交流的结果是:光绪将康有为从中央建设部的一名普通干部(工部主事)位置上平调至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也就是在总理衙门当个临时的秘书,是一名六品官员,大概相当于处级干部。这让康有为很失望,毕竟三年前他已经是工部主事,也是六品官。不过这还不是最失望的,他最期望的“专折奏事”权(康有为因为官太小,没有权利上奏)皇帝也没有给,以后上奏折还要靠杨深秀那种有资格的朋友帮忙转交。不过皇帝的召见还是给了康有为极大的鼓舞,瘦书生变成了拥有无穷无尽精力的精壮男。他疯狂地写折子。据统计,康有为以各种名义、各种渠道向光绪递交的奏折,加起来足有一人之高。可惜激进策略太多、太急,把年轻没有经验的光绪推进了深水区。……9月21日,变法突然终止。这是迷雾笼罩的一百零三天。在这一百零三天里,大清集团公司法人代表光绪发布了二百四十多道最高指示,范围涉及经济、文化、军事的方方面面,变法的决心之强、规模之大,震惊了整个世界。可是一百零三天后,变法突然终止,光绪皇帝被终身软禁,“戊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除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被保留,其余新政均被废止。康有为一手造成的戊戌冤案“戊戌政变”长久以来给后人的印象是这样的一种定式——康有为等人是改革的英雄。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满洲旧势力集团是大坏蛋。光绪皇帝是受难者。袁世凯是个贪生怕死的反复小人,背叛光绪,出卖维新变法人士。历史本来就是个任人涂抹的小姑娘。在很多带有政治目的、别有用心的笔杆子的宣传下,“戊戌政变”也被涂抹过很多次,留给后人无数疑问。好在近年来许多新的证据相继出现,让我们有了了解历史真相的可能。在这里我们要关注的就是“戊戌变法”疑云最浓烈的最后几天——从袁世凯进京到“戊戌变法”失败的七天时间。这七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下面让我们一起来还原一下事件的发生过程。变法第九十六天:1898年9月14日。这一天,家住南海会馆的康有为特别焦虑,因为变法的进度实在是不能让他满意,光绪皇帝的几百道旨意下去之后,不仅没有起到作用,反而招致保守派更强烈的反对。康有为心里开始酝酿一个惊世骇俗的计划:他要兵围颐和园,软禁慈禧太后,用武力杀掉一切阻碍变法的人。看见这个杀气腾腾的计划,是不是仿佛不认识康有为了?那是你不了解康有为这个人,他是有前科的。康有为曾说:只要有皇帝的支持,再有一位握有重兵之人的支持,杀掉几个一二品的红顶子大员,我们的改革就成功了!这番话一传出,满朝一二品大臣几乎人人自危,原本支持变法的也变得犹豫起来,毕竟谁也不想做那个被杀鸡儆猴的倒霉鬼。太书生,太天真,太幼稚!政治敏感度太低!康有为这厮不但这么说了,他还真就这么做了。在他心里,这位关键的、手握重兵的理想人选就是袁世凯。袁世凯思想开明,手握七千新建陆军,战斗力了得,而且近在天津,赶到北京只需一到两天。更重要的是,康有为和袁世凯二人在三年前即1895年,就有了一段短暂而美好的交情。那是袁世凯离开朝鲜回北京后暂时还没有分配工作的那几天,也正好是康有为筹备强学会的那一段时间。强学会初建,处处都需要用钱。就在强学会募捐的时候,袁世凯不仅自己捐了五百两银子,还主动加入强学会,发动其他朋友捐款,尽心尽力地为强学会跑前跑后,送了康有为一个大大的人情。不过,李鸿章也要主动捐钱给强学会,却被康有为拒绝了,因为他觉得“卖国贼”的钱不可收。所以说,康有为对袁世凯的印象是很不错的。1898年9月11日,康有为上奏光绪皇帝说:应该召袁世凯进京,把袁世凯招为己用。光绪同意,并立刻召袁世凯进京。这两人很积极也很理想主义,但他们有一个问题没有考虑到:袁世凯确实是维新派,但和康有为这种急于求成的书生相比,袁世凯则是温和的缓进实干派。这种理念上的差别,注定了变法的结果!变法第九十七天:1898年9月15日。袁世凯到达北京,下榻法华寺,等待觐见光绪皇帝。这时的北京城中已经谣言四起。有传慈禧和荣禄要在天津阅兵时发动政变的,也有传康有为、梁启超在搞小动作的。袁世凯对形势自然有他的判断,不过他现在还是相对轻松的,因为他不知道光绪召他来京的目的。但是另一个主角光绪就坐立不安了。因为他这一段时间改革动作太大了,先是几天前一下子任命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四位为军机章京(军机大臣的助实际负担畸重畸轻。大唐帝国在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实行两税法时,从计税依据来看是有很大进步的。前边我们介绍过,两税法规定计税不再像租庸调制那样以成年男子为依据,而是以资产多少作为依据,称为“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因此所征收的税属于资产税性质。从理论角度来讲,占有田地多、家产多的税户要多交税,贫穷农民则可以少交或不交税。但是帝国在实施两税法时采取的是定额配税形式。朝廷确定的各州应征税额的依据,并不是依据当地百姓的财力情况,而是从当地在实行两税法前的唐代宗大历年间,取征税额最高的那一年作为定额。然后各州再将定额分配到所属各县,各县再依据户等高下分配给各个税户纳税额,这就造成全国没有统一的税率,各地两税负担轻重不一的状况。同时税户的贫富状况也是不断变化的,其户等高低也应该随之变动,进而纳税额也应作相应的调整才对,而且朝廷在法令上也规定户等须三年一定。但是手中握有配税权的地方官和乡里胥吏却长期不定户等,使得农民的纳税额基本上固定,这也就造成税户负担严重不均,富有者纳税绰绰有余,而贫穷者即使终年耕作也无力完税,最终不得不破产完税。当时的礼部侍郎刘允章为朝廷献上《直谏书》,指出天下百姓时有“八苦”:官吏苛刻,一苦也。私债争夺,二苦也。赋税繁多,三苦也。所由乞敛,四苦也。替逃人差科,五苦也。冤不得理,屈不得伸,六苦也。冻无衣,饥无食,七苦也。病不得医,死不得葬,八苦也。刘允章指出百姓的“八苦”时,将“官吏苛刻”放在首位,从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当时百姓赋税沉重的程度,诗人于濆更是在他的诗作《田翁叹》中对农民破产完税的现象给予了具体描绘:手植千树桑,文杏作中梁。频年徭役重,尽属富家郎。富家田业广,用此买金章。昨日门前过,轩车满垂杨。归来说向家,儿孙竟咨嗟。不见千树桑,一浦芙蓉花。当时除了赋税畸重畸轻之外,“摊逃”现象也是肆行不止。由于各县各乡应缴的两税数额是固定的,当有些农民逃亡之后,地方官为了完成征税定额,强行将逃户的欠税额分摊到其邻里税户身上,这就是刘允章说的第五苦“替逃人差科”。摊逃的弊端使现居农民承担成倍的赋税,这自然让农民无法忍受,进而也被迫加入逃亡大军,形成逃亡——摊逃——逃亡的恶性循环,逃户不断增多,一方面减少了纳税对象;另一方面也为农民起义起了反作用力。由于农民大量逃亡,纳税户被迫减少,而朝廷想要完成征税额除了实行摊逃制度之外,只能是税外加税,也就是刘允章所说的第三苦“赋税繁多”。本来按照两税法的规定,以往的各种农业税名目统统归并为“两税”。但事实上地方官的加敛是屡见不鲜、屡禁不止的,刘允章说的“所由乞敛”就是指上述现象,而“所由”是指经手的官吏,他们的加征成为赋税繁多的一个关键因素。总体来看,当大唐帝国行进到皇帝李漼在位时,官与民的矛盾更加尖锐,不时发生地方官因不恤农民疾苦而被农民驱逐的事件。例如咸通八年(867年)七月,怀州(今河南沁阳)农民想向官府诉说旱情,刺史刘仁规竟然张榜加以禁止。按照唐朝法令规定,当发生自然灾害造成歉收时,可以依据受灾程度减免一定数量的税额,同时地方官负有替农民向上级部门报灾并申请赋税减免的责任。可是,刘仁规不仅没有为民请命,反而钳制农民之口,所以引起了农民们的极大愤慨。农民们争相驱逐刘仁规,刘仁规被迫藏匿于村舍之中,农民们一窝蜂地闯进其府邸,抢夺其家财无数,并登楼击鼓,很长时间方才散去。又如咸通十年(869年)十月,陕州(今河南陕县)农民想向刺史崔荛诉说旱情,但崔荛却指着庭中之树说“此尚有叶,何旱之有”,并杖责前来诉说旱情的农民。农民们愤怒之下群起而攻之,狼狈不堪的崔荛逃入民舍,口渴难耐之下向民宅主人讨要水喝,而主人给予他的却是屎尿。针对官民矛盾突出的问题,左补阙杨堪上疏皇帝李漼,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农民们有过激行为是因为刺史处置问题不当,以致百姓负冤所致;另一方面他也认为即使有冤屈也应该诉之朝廷,朝廷会置诸典刑,岂能擅自驱逐朝廷命官,以乱了上下之分,朝廷对于这种现象绝不能姑息,必须严惩肇事者。然而,当时真实的情况却是刘允章所说的“百姓有冤,诉于州县,州县不理;诉于宰相,宰相不理;诉于陛下,陛下不理”,所以留给农民的只有奋起反抗一条路。因此正因为咸通年间官与民的矛盾急剧尖锐,无论是逃亡的农民还是土著农民对朝廷以及地方官产生极深的怨恨之情,因此,一有风吹草动,必定会形成燎原之火,进而席卷全国。导火索前边我们分析了造成两淮起义的根本原因,事实上任何事件的发生都有其自身发展的前因后果。而造成两淮农民起义的导火索则是戍卒哗变引发的桂林兵变事件,在弄清这起事件来龙去脉之前,我们先来说一说关于这起事件的历史渊源。礼部侍郎刘允章在《直谏书》中除了指出民有八苦之外,还惊呼国有九破:终年聚兵,一破也。蛮夷炽兴,二破也。权豪奢僭,三破也。大将不朝,四破也。广造佛寺,五破也。贿赂公行,六破也。长吏残暴,七破也。赋役不等,八破也。食禄人多,输税人少,九破也。其中刘允章所说的“大将不朝”,指的其实是自安史之乱以来藩镇拥兵割据的局面进一步加重。而藩镇之所以敢于蔑视朝廷中央政权的威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控制着一支以骄兵悍卒为核心的地方军队。所以如何处理这些骄兵悍卒,经常成为朝廷与藩镇斗争的焦点之一。李漼即位后,对飞扬跋扈的藩镇加以姑息,唯一看起来似乎是镇压成功的例子,是咸通三年(862年)任用王式为武宁节度使,平定徐州的骄兵叛乱。武宁节度使管辖徐、泗、濠、宿四州,地处河南,是中原地区的一个重镇,中晚唐以来一直是悍将骄兵兴风作浪、动乱不已之地。而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源则是王智兴在德、宪、穆三朝镇守徐州二十多年,成立了一支完全为自己所有的军事力量。到了李漼在位的咸通初年,节度使田牟多方讨好这伙骄兵,竟然和他们面对面地饮酒,而且勾肩搭背称兄道弟,或者为这些人唱歌表演,犒劳他们的费用日以万计,可谓是极尽委曲求全之事。但这些骄兵依旧不时闹事,搞得田牟经常不得安宁。咸通三年(862年)六月,田牟去世,皇帝李漼以温璋接替田牟担任武宁节度使。骄兵们听说温璋治军严厉,全都心怀疑惧。温璋到任后也想采取怀柔政策,但骄兵们对温璋总是心怀猜忌,全都不吃他赏赐的食物,不出一个月,温璋就被这些骄兵们赶出了徐州。温璋回到京城后,向皇帝李漼痛陈徐州骄兵的所作所为,结果李漼任用刚刚成功镇压裘甫起义的王式微武宁节度使,想借他的威风弹压徐州骄兵,并让他带着跟随他成功镇压裘甫起义的忠武、义成两镇之军前往徐州。八月,王式领兵抵达徐州,三天后他以犒劳忠武、义成二军为名,让他们全副武装起来,趁徐州军那些骄兵不备而加以包围。当日尽诛徐州军骄兵三千人,只有极少数人逃往山中避难,这样一来徐州的骄兵势力基本被铲除。皇帝李漼得到消息后,诏令撤除徐州的节度使建制,改为本州团练使,所辖兵力除当地州县军队之外,只保留三千人,同时泗、濠、宿三州划分到周边节度使管辖。本来这件事情可以到此为止,但皇帝李漼对徐州军始终心怀疑忌,于是在咸通五年(864年)五月的时候,他利用南诏大军攻陷安南并不断侵扰桂林地区的机会,下令征调一批徐州军队进驻桂林防戍。在向朝臣阐述自己的想法以及调防的具体做法上,李漼认为徐州军能征善战,但近些年有些骄傲自大,以致不断发生骚乱。最近取消了徐州的节度使建制,又有不少军士出逃,虽然朝廷下令既往不咎,但恐怕这些人也会心怀疑惧不肯回来。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怕他们啸聚山林,再生祸乱,现在边境急需人才,所以诏令徐、泗团练使招募勇士三千人赴桂林地区防戍,等到边境安定了让其他军队替换而归。从李漼的想法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并不讳言此举是一箭双雕,当然,徐州军能征善战,是朝廷借重的军事力量所在,也的确是事实。早在咸通三年(862年)二月,朝廷大征诸道兵马援救安南时,就已经从许州征调了两千人,其中七百人驻守桂林,不过此次李漼强征徐州军三千人远戍桂林,却包含着分散徐州原有兵力,防范他们再在徐州闹事的目的。即使李漼有分散徐州兵力的意图,但其做法并不为过。可是李漼在征调诏令的最后加上了这样一句话:“令召满五百人,即差军将押送赴役。”事实上,尽管自藩镇们拥兵自重以来,手下很多都是骄兵悍卒,但这些士兵从本质上都是安分守己的破产农民。他们之所以被迫投军,往往是因为不堪苛重的赋役以及地方豪强的压迫,在当地无法生存所致。可是皇帝李漼不分青红皂白,先是将徐州士兵一概视为闹事者,而且“差军押送赴役”,明显带有惩罚戍边的味道,这就为后来桂林发生兵变埋下了导火索。而且李漼承诺边境安定后,让其他军队替换他们归还的承诺也没有做到,使得桂林戍卒哗变要求返回徐州,进而得到当地许多士兵支持,与朝廷对徐州士兵处理的扩大化有着直接关系。咸通五年(864年)七月,徐州军在许多军士的监视下,急匆匆地前往桂林防戍。在启程的那一刻,很多人幻想着自己还会回来,但他们一定想不到,此次前往桂林,他们居然在那里足足待了六年时间。桂林兵变桂林地属岭南地区,那个时候岭南是瘴疠肆虐之地,加上当地少数民族对中央朝廷的叛服不定,北方人都畏惧去那里。如果有官吏去那里也是被贬前往,而朝廷也将岭南当作惩罚贬官的最佳流放地。当年无论是杨炎、韦执谊还是李德裕,到了岭南基本上结局都很悲凉,而杨炎更是对岭南地区发出了“崖州何处是,生渡鬼门关”的感慨,最终都没走到目的地便被缢杀。古谚语云:“鬼门关,十人去,九不还”,同样自桂林地区而南都是瘴疠之地,到那里的人堪称到鬼门关前走了一遭。岭南的朝廷贬官毕竟还有生活保障,尚且还有九死一生之叹,而从北方来的戍卒生活状况就更为悲惨,其生活条件和作战环境的恶劣,导致很多士兵水土不服而死亡。为此咸通六年(865年)四月,时任宣歙观察使的杨收上疏朝廷,认为蛮夷很多年没有平定,但岭南的恶劣条件却让戍卒死亡率达到十分之六七,实在是让人痛心疾首。可见自咸通三年(862年)从徐州调兵防戍桂林开始,不过三年的时间,戍卒的死亡率高得可怕。本来按照唐朝规定,南戍之军三年一轮换,这个规定明显考虑了水土不服等原因,三年也是北方军队所能忍受岭南恶劣条件的极限,实在不宜延长。而且由于岭南为万里之外的荒蛮之地,正所谓山高皇帝远,当地统兵的将帅经常胡作非为、无人监管,极大增加了士兵们的痛苦,前边提到的岭南西道节度使蔡京苛政就是典型的例子。但在岭南地区苛政,蔡京不是第一人,也不是最后一人。咸通九年(868年)六月,徐州军的三千戍卒已经驻防桂林六年有余,在此期间他们多次要求朝廷另派军队代替。而当时朝廷以徐州军骄傲自大不服管教为由,派行事极为苛刻、铁腕治军的徐泗观察使崔彦曾加以管制,崔彦曾又任用牙将尹堪、教练使杜璋等人负责具体的管教事宜。尹、杜二人到任后,对待士兵经常无端打骂,而且克扣士兵粮饷,士兵们对其恨之入骨。尹堪在得知士兵们请求替换的要求后,向崔彦建议,以军费不足为借口,让徐州军再多防戍一年,崔彦曾采纳了尹堪的建议。当徐州军得到还要多防戍一年的消息后,顿时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种不顾戍卒死活的做法,引起了徐州军士兵的强烈愤慨。愤怒的徐州军士兵失去理智,他们在许佶、赵可立等几名军将的率领下正式发动兵变,这些人杀死崔彦曾的部将王仲甫,共推粮料官庞勋为首领,冲入监军院,夺取兵甲粮草,然后踏上了返回徐州的归途。桂林兵变的消息很快传到京城长安,当时摆在皇帝李漼面前的奏文中写着:“剽掠湘潭、衡山两县,有众千人,擅还本镇。”面对这种情况,皇帝李漼和朝臣们一时不知所措,加上桂林军府方面本身就做得理亏,所以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只好暂时采取顺应戍卒要求的做法。八月,李漼派出宦官张思敬向庞勋等人宣布诏令,赦免他们擅自离开桂林的罪行,由沿途官府协助组织他们返回徐州。可是当停止剽掠的庞勋等人进入湖南境内时,却被湖南监军设计收缴了兵甲。南东道节度使崔铉在得知庞勋等人进入湖北境内时,带领人分守要道,准备一举擒获庞勋等人。已经赤手空拳的徐州军在庞勋的带领下,被迫转道泛舟东下。在行进途中,许佶等人看出了朝廷志在最终消灭他们的意图,而现在朝廷之所以下了宽赦令,是担心他们在沿途继续劫掠,等到了徐州后,他们这些人一定会被朝廷治罪。所以他们决定不能束手就擒,各自拿出私财,制造兵甲旗帜,重新武装起来。虽然他们只有千余人,却“广舟舰,张旗帜”,经过浙西的白沙洲(今江苏仪征)渡过长江进入淮南。当时淮南节度使令狐绹没有接到朝廷要求武力镇压的诏令,所以首先采取权宜之计,派人前去安抚庞勋等人,并充分供给粮草。部将李湘却认为徐州军擅自返还本镇,已经触犯王法,况且一路劫掠不断,令狐绹作为一地军政长官,应该立即领军平叛,不必等待朝廷诏令。对于具体如何平叛的问题,李湘主张在岸狭水深的高邮(今江苏高邮)一带,以舟载上荻草,放火点燃阻塞河道,然后在岸边埋伏士兵截断其后路,一举消灭徐州军。否则,一旦让他们渡过淮河进入徐州,与本来就心怀不满的州内之军会合,必然会生出更大的祸乱。应该说,李湘的建议十分中肯,但令狐绹本身就是个胆小怯懦之人,如同当年他当宰相时一样,只考虑个人的利害得失。对于李湘的建议,他的回答是,只要徐州军在自己的境内不生事端,就听任他们通过,只要出了淮南就不关自己的事了。因此,在令狐绹的姑息下,庞勋带领人马顺利通过淮南,而且沿途招募了大量士兵。九月二十八日,庞勋领兵到达距徐州一百二十里处。崔彦曾召集诸将商议对策,团练判官温廷提出了“击之三难,舍之五害”之说:诏释其罪而擅诛之,一难也。帅其父兄,讨其子弟,二难也。枝党勾连,刑戮必多,三难也。至于所谓的“舍之五害”,除了让庞勋等人继续威胁朝廷统治之外,还包括一旦全国隐匿山泽的匪徒聚众响应,则天下必乱。事实上温廷提出的“三难五害”之说,恰恰是庞勋等人的有利因素。但是前边我们说过,崔彦曾是个颇为苛刻的人,即使存在“三难五害”的不利因素,他还是决定出兵镇压。当时徐州城内有兵力四千三百人,崔彦曾命令都虞候元密带领三千人马出战,同时令宿州和泗州也派兵相助。十月八日,三路兵马来到彭城西南三十里处的任山,诸将命令军队停止不前,准备以逸待劳,等庞勋之众到达时突然发动袭击,为此,他们派人假扮成挑夫侦查庞勋等人的动向。可是庞勋到来时发现这些挑夫的眼神十分诡异,他敏锐地意识到可能是细作,于是,他派人抓了几个挑夫,经审讯,这些挑夫供出实情。庞勋立即采取措施,命令手下人连夜制造诸多假人布列在山下迷惑官军,自己则趁着夜色带领人马撤出任山。庞勋撤出任山后,主动避开彭城急于求战的官军,转而进攻官军兵力较弱的宿州。十月十日,庞勋成功攻占宿州。值得一提的是,在宿州之战前,徐州军发起的这场事变,都属于兵变性质,但从庞勋攻下宿州后,这场事变开始变了性质,由戍卒哗变转变成了农民起义。揭竿而起庞勋攻下宿州后,立即发动当地百姓尤其是贫农加入自己的行列,史料记载:“一日之中
义的热情,片面相信民族资本更爱国。其实,结果并不是那么一回事。中国民间资本远没有估计的那样大,各省绅民虽然对介入铁路信心满满,但真的要他们拿出真金白银,就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各省绅民甚至想出了许多出乎情理的手段,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向民间加捐加税、搜刮财富、筹措资金,弄得民意沸腾,怨声载道。民间资本进入铁路后还衍生出一个新问题,原本大致统一的技术标准在资金来源多样化之后变得越来越不容易统一,这对于全国路网也是一个巨大的隐患,如果将来各路建成后无法联通,那对整个国家发展来说,可能是得不偿失。官商合办到“国进民退”1906年,邮传部考虑制定了一份《统筹全局铁路折》,确定全国铁路干线和主要支线的大致走向,倾向于在适当时候由国家统一筹措资金,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根据这个思路,邮传部稍后出面,将河南、陕西及江苏铁路公司集股不多且一直没有开工的工程作了处理,向这些工程注入一部分官股;将陇海路各段由原来的商办改为官商合办。这个政策化解了这些路段的资金困难,因而在推行之初并没有遭到反对,许多人相信这或许是化解铁路建设难题的一个出路。清廷将这些进展不顺的路段收归官办,出发点是好的,效果也不错,但是站在民间立场上说,这显然侵犯了民间资本的利益。特别是清廷在政策上有个非常大的歧视,即官办铁路抵押路权向海内外融资,而商办铁路之所以举办困难,主要是因为政策上不允许他们抵押路权。因而中央和地方为路权吵得不可开交,一直找不到两全其美的妥协办法。这样的争吵一直持续到1911年。这一年5月5日,给事中石长信向朝廷提交了一份奏折,建议朝廷痛下决心,将涉及全国经济布局的重要干线一律收归国有,尤其是粤汉、川汉等路段连接西南边陲,具有战略意义,断非民间资本有能力予以修筑。而且,从相关各省进展情形看,这几条线路也非收归国有不可,像广东绅商虽然争夺路权非常积极,但并没有在修路上下力气,而是将路权作为一担生意,倒来倒去,设法牟利。至于湖南和湖北,经济原本就落后,指望民间资本去修路无疑望梅止渴,除了加重民众负担,让路权变成地方权贵牟利工具外,毫无助益。问题最大的是四川,四川绅商各树朋党,各怀意见,虽然向民众筹集了大笔资金,但并没有在筑路上卖力气。更危险的情形可能是,四川绅商将这笔资金挪作他用,许多烂账估计已很难收回。这不是一般的烂账,弄不好会激起民愤,引发骚乱。石长信的理由明白晓畅,解决方案简单易行,很容易赢得朝廷的认同和批准。而朝廷此时正信心满满地准备进入君主立宪新时代,于是在发布责任内阁名单第二天(5月9日)爽快批准了这份建议,宣布此前各省分设铁路公司集资兴办的铁路干线由于耽搁已久,即由国家收回,赶紧修筑。这意味着几年前向民间资本开放铁路修筑权的政策废除。清廷铁路干线国有化的本意或许就是为了加快建设,并没有与民争利的意思。但是这个政策如果从民间从绅商立场进行解读,就有国进民退的意味了。在民间资本看来,这个政策太无耻了,不仅堵塞了民间资本介入铁路投资的通路,而且对已经筹集到的资金也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在四川跌了一个大跟头5月18日,清廷任命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两天后,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以两湖厘金、税捐为抵押,与四国银行团签订了《湖广铁路借款合同》,由四国银行团贷款600万英镑修筑粤汉川汉铁路。盛宣怀尽管筹措了巨额资金,但他并没有准备用这笔钱去兑换各省路权。6月1日,他和端方联名致电四川总督王人文,表示川汉铁路已用之款和公司现存之款,均可由朝廷一律换发国家铁路股票,概不退换现款。假如四川方面不能同意,一定要朝廷发还现款的话,那么就由朝廷另借洋债,而这笔洋债必须以川省财政收入作抵押。即是说,政府收回了路权,但没有退还补偿先前民间资本的投入。王人文看了这个方案大吃一惊,以为这个政策一旦宣布必将举国骚乱,他希望朝廷收回成命,调整政策,妥善解决。然而盛宣怀太自负了,错误估计了政府的威望和人民的承受力,一味坚持既定政策不变,一再敦促各铁路公司清理账目,准备交接。盛宣怀的一意孤行激怒了各省人民,湖南人最先举行万人大会抗议,紧接着,鄂、粤、川等省都有不同表示。各省督抚顺从民意致电朝廷,希望遵从民意,从长计议,不要只算经济账不算政治账,因此引起天下大乱。然而朝廷太自以为是,盛宣怀太自信自己的正确能干,他与各省一一谈判,分化瓦解危机,但没想到独独在四川跌了一个大跟头。川汉铁路公司原本是个官办公司,成立于1904年,后因绅民呼吁,吸收了一些民间资本,改为官绅合办。到了1907年,官股退出,成为完全意义的商办公司,但问题却越来越严重,铁路如何修、修哪儿,在公司内部一直吵闹。直至1909年底,宜昌至万县段勉强开工。更为严重的是,川汉铁路公司内部管理混乱,筹集到的巨额资金没有用于开工,却被公司高层挪用300多万到上海各钱庄保值增值,或者购买股票;结果到了铁路国有化时,这300多万不仅没有增值,反而亏损了200多万。再加上各种损耗,川汉公司筹集到的款项,没有修路,就消耗损失了近一半。因此,清廷宣布铁路国有时,对于川汉公司高层,或许求之不得,条件是朝廷支付公司已经花费的全部费用。精明的盛宣怀当然不会满足这些要求。公司高层在失望之余,为了洗刷自己,为了转移各界对集资款去向的质疑,遂发动中小股东也就是一般民众起来抗争。很显然,川汉铁路公司高层希望将水搅浑,以民众对朝廷的愤怒掩饰他们挪用资金的贪婪和始终没有修筑铁路的无能。由此而来的四川保路运动引发了武昌起义,一个王朝就这样顷刻瓦解了。(原载于《新世纪》2011年第30期)辛亥革命中的三种力量革命党人历史不管怎样具有必然性,推动历史进步的还是人。这个“人”既有英雄豪杰、帝王将相、王公大臣,也有不知姓甚名谁的平头百姓。辛亥革命实际上还是一个比较职业化的革命,主要参加者其实都可以算作职业政治家。在这些职业政治家中,首推无疑是近代中国民主民族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甲午战后,确实是孙中山最先发现中国问题的症结,认为中国步趋西方,甚至像日本那样转身向西全盘西化,是一个正确方向,但是中国走上现代化的主要障碍是清廷的阻挠。所以,中国的未来首要在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紧接着,或者说需要同时进行的就是“创建民国,创建合众政府”。近代中国究竟有多少追随孙中山的革命党人,我们直至今天的研究都很难说清楚。不过,我们不仅知道革命党的领袖人物黄兴、章炳麟、宋教仁、蔡元培、陶成章、徐锡麟、秋瑾、邹容等,还有那十几年间流血奋斗牺牲的先烈,像黄花岗烈士等,他们都是值得后人永远敬仰和怀念的。创建民国走向共和,是革命党人的政治理想和追求,当武昌起义发生后,当民主共和成为中国一个重要选项时,革命党人坚守原则不让步,甚至表示出不惜一战为理想。但是革命党人也并非一味好战嗜杀,而是适可而止,知道退让知道妥协。革命党人的目标就是要像法国大革命一样推翻帝制,实行民权,一旦清廷答应了这个条件,革命党人以大局为重,以人民福祉为最重要的考量,南北言和,息兵止战,五族共和,优待皇室,原本剧烈冲突的满汉矛盾涣然冰释,这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一种机会和可能。由此,我们不能不由衷敬佩他们天下为公的博大胸襟。南方新军不过首举义旗搅动全局的并不是革命党人,革命党人在那年春天的黄花岗起义有着示范意义,但真正开启一个新时代的还是武昌起义。武昌起义的主力,不是过去农民起义中的草莽英雄,而是经过近代思想训练的新式军人。清政府当年创办这支军队,原本是鉴于甲午战败的教训,整军经武,用东西方各国的新办法训练一支新式军队。应该说,经过几年的训练,这支军队已经彻底取代了先前的旧式军队,不要说什么绿营八旗那些旧建制,即便在过去为清皇朝立过大功的湘军、淮军也没有办法比。领导湖北新军起义的,并不是新军高阶层将领,而是中下级军官,比如孙武、邓玉麟、蒋翊武、刘复基、刘公等。实事求是地说,他们接受过君主立宪、革命、改良等各种各样的新思想,他们对国家大事有一种本能的焦虑,所以当皇族内阁出台后,他们理想中的君主立宪成为泡影,这就是他们首举义旗登高一呼的真实原因。这个具有鲜明政治诉求的举事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索饷或哗变,而具有政治革命的性质。更重要的一点是,湖北新军和北洋新军一样,都是受过近代教育的新式军队,所以他们在起事时,格外注意不扰民尤其不去影响外国侨民的生活和生意,主动宣布保护外国侨民的生命财产,并在军事行动中尽力将冲突限定在南北双方军事力量的较量上,不将人民拖入战争,更不绑架人民成为战争的抵押。湖北新军的文明之举赢得了列强认同,所以才有各国领事继而各国公使、各国政府宣布南方革命党、湖北军政府为交战的一方,将南北战争定位为中国内战,列强不偏袒不介入,这就为革命党、为湖北军政府赢得了时间赢得了空间。湖北新军的领袖,除了先前的张之洞外,此时最重要的领导人当然就是黎元洪。湖北军政府在黎元洪等人领导下,在黄兴等革命党人的参与帮助下,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了相当发展,各省革命党人或新军将领在湖北新军示范下,相继宣布独立脱离朝廷,这就使全国局势迅速演变,对清廷来说无疑是日趋恶化。立宪党人当武昌起义发生之初,朝廷迅即派遣陆军大臣荫昌率部前往武昌予以镇压,然而皇族出身的荫昌或许真的没有见过这样严重的政治危机,或许其皇族出身也是个障碍,于是清廷很快起用三年前弃用的汉人能臣袁世凯。袁世凯之所以在清末民初获得“非袁莫属”的声誉,那真不是浪得虚名,而是他在几乎举国一致要求民主共和的时候,中流砥柱般地坚守十几年君宪主义立场,期望在大清皇朝既有政治架构中化解危机,推动中国政治进步。只是到了后来,当君宪主义实在无法被各方所接受的时候,袁世凯借力发力顺势而为,承认君宪主义已经属于历史,接受以民主共和为南北和谈的主轴。在这一系列冲突、谈判过程中,最值得观察的还有一个重要群体就是立宪党人。在预备立宪运动中,主要的推动力量就是这批立宪党人,他们的态度决定了辛亥革命的发生及其后果。当他们向朝廷发动一次又一次的国会请愿运动时,他们实际上是认同朝廷的权威,是把立宪当做自己的事去做。然而朝廷辜负了立宪党人的期待,无视立宪党人的请求,以蛮横的态度和手段去处理立宪党人的可怜要求,从而用自己的手将这批改良主义者推到了政治对立面。立宪党人对清廷越来越失望,对革命也就由先前的反对转为同情。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立宪党人或主动光复,或帮助、协助各省新军起义,脱离朝廷,很快形成十四省独立的阵势,继而促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筹建,促动并把握了南北和谈的主轴。从历史层面说,如果没有各省立宪党人的积极介入,仅仅凭借革命党人的力量,大约真的很难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拿下南方各省,更不可能形成与清廷分庭抗礼的力量。清皇室在这场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大革命中,唯一受到损害的无疑是清皇朝。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这个结果是清皇朝咎由自取。历史给清皇朝留下许多机会,都被它白白错过。甚至到了吴禄贞、张绍曾、蓝天蔚等人领导的滦州兵谏爆发,清廷依然不觉悟,依然用讨价还价的办法去回应革命党人和新军将领的政治要求,于是清廷只能被历史所抛弃,两百多年的皇朝顷刻沉没。不过,对清皇朝的最后表现也有可称道的地方,就是清廷在最后时刻并没有像历史上的其他极权主义者鱼死网破、玉石俱焚、焦土抵抗、殊死搏斗,而是知进退。当他们发现抵抗无益时,索性放弃了抵抗,以哀兵的办法为这个皇朝赢得了尊严和保全。于是进入民国之后,人们对清廷最高决策者隆裕皇太后的决断钦佩不已,或以为她是“女中尧舜”,对中华民族的和平发展贡献殊巨。清廷最后决断和结局,还得益于这个皇朝的主要雇员即那些具有新思想的清军将领特别是北洋将领,在南北和谈胶着战火有可能重燃的关键时刻,是北洋将领段祺瑞、冯国璋等联名为朝廷指出一条明白的路:必须接受民主共和,必须在辛亥年结束之前作出肯定答复。北洋将领阵前倒戈使清皇朝丧失了任何抵抗的可能性,但这些将领并没有忘记这个皇朝的过去,并没有对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所以当南方革命党人提供的退位条件使清廷觉得尴尬觉得无法接受时,又是这批将领大义凛然要求南方革命党人应该尊重历史,尊重一个即将消逝的王朝,民族应该和解,仇恨应该忘却。于是南方革命党人在稍后修订的退位条例就充分体现了一种友善的和解精神。一场以法国大革命为取向为榜样的大革命,最终得出一个中国式的结局,以和解代替了法国大革命及稍后的俄国革命都没有办法避免的大屠杀。辛亥革命的这层意义在人类文明史上应该得到充分展示和张扬。1911年中国大革命,在过去的评说中还有一个重要看法,就是没有唤醒民众,没有进行一场彻底的社会动员,辛亥革命的结果好像并不彻底,用鲁迅的话说,好像就是旗帜换了,人还是那些人,主子差不多还是主子,奴隶还是奴隶,甚至成为奴隶的奴隶。对于鲁迅的抱怨和革命话语的指责,我们过去也没有一个很好的解读。其实,从现代政治的立场看,一切大的政治变动与一般民众并没有直接关联,但政治变动却可以也必然改变民众的生活方式,只是这些变动并不一定要唤醒民众的参与,并不一定要将整个社会整个民众都卷入其中。当辛亥革命发生时,中国民间社会已有数十年发展,民间自治能力已有相当提升,政治变革被政治家限定在一定范围,不去骚扰民众绑架民众,应该说是一种社会进步,是值得肯定的一种政治选择。(本篇文章来源于网易访谈2011年6月10日)辛亥革命100年系列访谈之一:一个王朝的隐退编者按:2011年,辛亥革命100年。各种方式的回溯、反思、纪念,令读者目不暇接,甚至审美疲劳。其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先生撰写的《1911年中国大革命》,虽不是最为瞩目者,却促人深思。他怀着一份对先人的温情与理解,重新讲述100年前的历史。这本书的腰封上没有常见的文化名流联袂推荐之类,而是有一行大字:“读懂中国革命,读懂中国民主,读懂中国未来”,下面还有两行小字:“1911年中国大革命体现了中国独有智慧,不战而屈人之兵。一个拥有深厚历史智慧的民族,总会用温情和敬意看待一个王朝的潇洒隐退。”马勇做过古代史研究,做过儒家经学史研究,最终兴趣点却落在晚清70年。他一方面对此前的主流研究充满疑惑,觉得有些环节用现有解释怎么也说不通,一方面觉出现实与百年前的诸种关联,认为有必要从来路中寻出答案。“检讨近代历史,我觉得现代走了100年,就是一个大轮回。”马勇说,之所以选择辛亥的题目研究,之所以用现在的解读方式,都不是毫无缘由的,“当然是有一份对现实的观照在”。微博上他起名“旁观者马勇”,给了自己一个最佳界定。在他看来,历史研究者便该永远居于第三只眼的位置,尽一切可能逼近历史真相。晚清新政,弄假成真《南风窗》:《1911年中国大革命》读完后,感觉清廷还是有立宪诚意的。他们已经逐步向自己的利益集团开刀,限制君权,只是每每时机都比民意晚半拍
高杰联系,唆使高杰要求南京政府派史可法亲临扬州主持淮扬地区的军务。尽管有人陈请史可法留在南京,但为时已晚,史可法别无选择,只有亲自前往扬州。不仅扬州危机须尽快解决,为保证正在制定的战略计划获得成功,也完全需要一名高级将领来协调约束四镇的行动。因此,史可法要求授权统辖淮扬地区的所有军队。1644年6月16日,史可法被任命为淮扬地区督师。6月20日,即弘光帝登基的第二天,史可法告别了新君,四天后,抵达扬州。高杰听说史可法即将到达扬州,立即命部下匆匆掩埋了抛在扬州城下、用来威吓城中百姓的尸体。但见到史可法后,他却摆出一副傲慢姿态,坚持说他下令围城是因为士绅代表被杀。为了消除这一借口,史可法奏清皇帝追究黄家瑞和那位守备在这一事件中的责任。高杰收回了全军进驻扬州的要求,同意只带二三百随身卫兵进城。但城中居民仍拒绝接受,与此同时,史可法前往高杰营中,试图唤起这位昔日叛将对南京朝廷的忠诚。史可法虽一度遭到软禁,但最终还是设法说服了高杰。高杰不仅释放了史可法,还派遣部分军队到其他地区执行任务(如李成栋前往徐州,王之纲前往开封,等等),7月20日,又将其主力撤至扬州以南40里处,即与镇江隔江相望的瓜洲。然而,局势尚未完全稳定,部分原因在于高杰与黄得功仍相互对立。同年夏天,黄得功率军由庐州北上,企图将扬州据为己有。不幸的是,这次行动黄得功得到了万元吉的鼓励,后者曾试图挑拨镇将间的关系。于是1644年秋初,高杰一度怀疑朝廷劝他撤离扬州是为了将此城交给黄得功。为了阻止黄得功向扬州推进,他于1644年10月1日在南京东南的土桥对黄得功发起了突然袭击。在这场冲突中,黄得功险些丧命,部下死亡300余人。他愤怒至极,认为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叛乱,准备与高杰决一死战。史可法竭力劝解,据说他拿出自己的钱作为赔偿(虽然形式上是由高杰偿付的),以平息黄得功的怒气。1644年秋后,这些镇守通往南京之要冲的将领们表面上暂归于好。
党争复起
史可法亲临扬州,稳定了忠于南明的大臣们在军事上的地位;但他过早离开朝廷却加速了一场政治危机的到来。因为史可法不在朝中,所谓“正人君子”便缺少一位足以同马士英及勋贵集团抗衡的强有力的人物。自从北京的高级官员纷纷涌入南京以来,大批东林党和复社成员也在北京陷落后云集南京。其中不少人,包括原来在崇祯时受到排挤的官员,此时颇受人们的欢迎,并被授以高位。在弘光皇帝的五位大学士中,至少有两人——张慎言和姜曰广——是众所周知的东林党人。两位左都御史徐石麒和刘宗周也明显地属于“正人君子”一党:前者曾因支持黄道周而受到魏忠贤的指控;后者的名字即是东林党和复社成员所追求的刚正不阿精神的象征。实际上,刘宗周接受弘光朝廷的职位,将意味着对朝廷贤明的认可,并进而证实其权威的合法性。但当弘光帝登基之后,这位思想家决定不在朝为官。6月23日,他回绝了弘光帝请他出任左都御史的任命,返回了绍兴老家。7月11日,大概是在得知皇帝不允许其推辞之后,他又离开了家乡来到杭州。他三次上疏,不指名地谴责了皇帝周围的一些大臣。而后,来到南京东面的丹阳,等待皇帝对其奏疏的答复。就在这一时期,他为自己取号为“草莽孤臣”,以此表明对已故皇帝而不是对建立南明的当今皇帝的忠诚,这一举动,很容易被马士英以“妄自尊大”的罪名加以指责,甚至可以因其不愿到弘光朝廷作官,而被指责为大不敬。刘宗周这种除非皇上接受其建议,否则不愿入朝为官的态度,可以被视为对马士英或弘光帝本人的傲慢不恭,但对那些将其奉为楷模的“正人君子”来说,却有着重大象征意义。除了刘宗周、徐石麟等元老象征着东林党势力外,还有一批年轻文人代表复社势力。这些年轻文人虽然比严肃的东林党人更富有浪漫色彩,但他们十分崇敬刘宗周。其中许多人,如著名作家、《桃花扇》中所描述的风流才子侯方域,在北京陷落前一两年就来到了南京,躲避家乡的战乱。1642年,侯方域的家乡河南受到李自成的威胁,其父侯恂奉命前往镇压,但未能成功。于是侯氏家族迁出农民军活动的区域。侯方域本人则决定跟随众人前往南京避难,并希望在南京能与在北京结识的文人重聚。侯方域的愿望实现了。他一到南京,就将著名的“四公子”重新聚合在一起,其中包括侯方域本人和方以智、冒襄、陈贞慧。虽然时间短暂,但他重新领略了秦淮河畔的烟花风情,那里灯红酒绿,歌舞不休,与南京城外的兵荒马乱的情形判若两个世界,时间在这里停滞了,那令人难忘的美好的一瞬,后被剧作家孔尚任如此绝妙地捕捉住了,他让侯方域唱道:齐梁词赋,陈隋花柳,日日芳情迤逗。青衫偎倚,今番小杜扬州。寻思描黛,指点吹箫,从此春入手。秀才渴病急须救,偏是斜阳迟下楼,刚饮得一杯酒。但这美好的时光,很快就因北京的陷落而结束了。由于皇位继承权之争的爆发及马士英率其船队直逼南京——过去的政治斗争似乎突然间死灰复燃。由于史可法已离开朝廷,“正人君子”们便将希望寄托在侯方域身上。侯方域之父与总兵左良玉的关系十分密切,而左良玉是这些人可能得到的唯一的军事援助者。左良玉是当时最强大的军阀之一。他的5万正规军及投降后被收编的农民军,控制了湖广地区。这支军队虽因纪律涣散而臭名昭著,但仍是抵挡张献忠的有效屏障。张献忠当时已横扫四川,随时可能顺江而下进攻江南。所以弘光帝登基后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便是尽力争取左良玉效忠南明。弘光帝封左良玉为“侯”,任命他所信任的、与东林党有联系的文官袁继咸为湖广总督。袁继咸致书左良玉,劝其效忠南明政权,并率军构成一道抵御张献忠东进的防线。当时,左良玉满足于留在湖广而无心干预朝中政事。所以,东林党和复社无法取得军队的支持。他们别无选择,只好使出他们最拿手的政治手段:通过对官吏的铨选和品评来控制文官。大学士、东林党人张慎言已是吏部尚书;另一位东林党人,兵部左侍郎解学龙又推荐黄道周作吏部左侍郎,与张慎言呼应。通过这一任命,东林党人掌握了人事大权。于是,他们立即着手将其支持者安插于要职。例如:解学龙提议让黄道周的最重要的政治盟友叶廷秀任户部主事。马士英迅速行动起来,对东林党人试图占据政府重要职位的努力进行反击。他阻挠对叶廷秀的任命,提议召勋臣刘孔昭入阁,使之成为第六位大学士,从而转变朝廷最高层权力分配的现状。由于刘孔昭非科举出身,又由于勋臣担任大学士从无先例,吏部尚书张慎言轻而易举地否定了这一任命。刘孔昭大怒,立即作出反应,推荐马士英为大学士,并立刻得到皇帝的批准。1644年6月27日早朝时,刘孔昭又在勋臣赵之龙支持下,当着皇帝的面,对张慎言进行突然袭击。他指责张慎言拒绝任用勋臣武将,而以推荐吴甡、郑三俊等勾结李自成的罪臣为官的方式图谋反叛。他还指责张慎言利用吏部的任免之权,在朝中安插亲信,而被安插者又都与东林党过往甚密。最后,这位勋臣对张慎言进行了人身攻击,叫骂道:“排斥武臣,结党行私,非杀此老奸不可”。6月27日的廷争暴发后,张慎言及五位大学士中的高弘图和姜曰广两人立即提出辞职。弘光帝接受了张慎言的辞呈。于是,张慎言离开了朝廷。高弘图与姜曰广的辞呈没有得到批准。皇帝试图以国家面临的危难及他们在朝中的重要地位来说服他们。对此,高弘图虽毕恭毕敬,但仍坚持己见。他解释说,不是为一点小事辞官,而是反对如此不公地对待张慎言。因为正是张慎言任用了像刘宗周、黄道周这样的正直之士。高弘图还抨击了朝廷选官制度的混乱。他认为,任免政府的高级官员,尤其是大学士应按先帝旧制进行,由九卿会议决定,而不能由一二人专权。高弘图所要求恢复的是一种集体协商的选官制度,即由皇帝召集朝廷大臣对被选人的优缺点进行评议,而后再决定任用与否。这是崇祯以前的制度,后来因为党争被崇祯废除了。如今,新皇帝已经登基,高弘图及其他正人君子的领袖们希望恢复过去的制度,并企望由此恢复朝廷大臣的权力,摆脱由皇帝和权臣议定任免大臣的选官方法。这种方法虽有利于皇帝和权臣,却势必削弱六部言官及内阁的权力。另一方面,马士英则主张进一步强化皇帝和权臣对官吏的任免权。在同高弘图辩论时,马士英强调用个别官员的例子责怪整个朝廷是不恰当的,也是不公正的。高弘图反驳说,公开评议的选官制度是公道的:经过群臣会议推荐不更光明吗?表面上双方争论的是选官公正与否的问题,实际上,问题的焦点在于究竟实行什么样的选官制度。马士英坚持主张废除经九卿评议选任大臣的制度是有目的的。他希望他的老朋友和支持者阮大铖进入南明政府;他又深知要实现这一不得人心的甚至荒谬的任命,必须避开廷议,而直接取得皇帝的诏令。阮大铖自《南都防乱公揭》传出后,一直过着隐居的生活。他闭门不出,对那些轻蔑地摒弃他的人恨之入骨。农民军攻占北京和南明政权建立,对他来说,似乎是一次政治机会——因为一些反对过他的复社成员投降过大顺,这使复社的声誉受到损害。同时,他的好友马士英又成为南明政权中的重要人物。于是,阮大铖奏上一道很长的“孤忠被陷之由疏”,表示愿为弘光帝效忠。疏中声称,他曾私下劝阻其他人追随魏忠贤,后来仅在1624年的很短一段时间内,与逆党魏忠贤共事。此后他虽然得到一个官职,但只干了70天就隐居回乡了。在这孤傲、寂寞的放逐生活中,他又遭到东林党和复社的恶毒诽谤。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这是阮大铖打动福王的最重要的一点)正是这些曾攻击他与一位皇帝宠臣勾结的人,竟为实际上杀死了皇帝的叛贼效力。换句话说,许多过去的东林党人和复社成员成了为李自成服务的“伪官”。阮大铖质问道:究竟谁是真正的忠臣?是站在弘光帝立场上的他,还是那些“贰臣”?这道奏疏最初在反对阮大铖的官员中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因为这些官员一直在南京任职,从未考虑过要对北京的同僚加以区别。但在1644年7月9日马士英提名阮大铖任兵部右侍郎时,吕大器上疏怒斥:先帝血肉未寒,爰书凛若日星,而士英悍然不顾,请用大铖。不惟视吏部如刍狗,抑且视陛下为弁髦。从7月12日到7月20日,其他官员的奏章也雪片般地飞来,群起攻击阮大铖并抨击这项提名。陈子龙——其父与马士英于1619年同时通过会试——甚至亲自登门劝马士英撤回这项提议。他认为,阮大铖入朝,会使17世纪20年代的党争重演。姜曰广和高弘图对阮大铖入朝也强烈反对。但马士英及其同党并未退缩。刘泽清从其驻地上疏弹劾吕大器“图谋不轨”,以此迫其辞职。朝中,姜曰广和高弘图则不再参加内阁议政,并随即一起辞职。由于这些人离开了朝廷,某些重要官员又被收买,马士英终于在9月30日成功地得到了皇上的诏令,直接任命阮大铖为兵部添注侍郎。收复失地论和治国之道
如此激烈地反对阮大铖的原因之一,是正人君子们担心阮大铖在兵部任职——特别是吕大器离开兵部之后——将意味着放弃收复华北的战略而采取“偏安”南方的主张。因为,马士英和阮大铖都主张实行与北方敌对政权和平共处的政策,实际上是满足于采取南宋王朝在女真人入主中原分裂中国时所采取的那种办法。马士英当然希望将南明的统治扩大到长江流域以外地区。弘光帝即位不久,马士英就上了一道密折,提出“开国大计”,建议与北方豪杰之士建立广泛的联盟。但实际上这仅仅意味着重新确认诸如长期驻守战略要地汉中的赵光远等将领的职务,或承认张缙彦那样的乡绅的权力。后者曾任兵部尚书,后来回到河南老家组织“义勇”,镇压当地农民军。马士英的这一举动并不意味着他打算组织乡兵,并以此作为从大顺余部或清人手中夺回北方的计划中的一环。河南的情况就清楚地表明,实际上马士英不愿批准任命豫北那些志在收复失土的豪强们。这些豪强仍据守着自己的寨子。河南当时势力最大的豪强是刘洪起,最初他和自己的四个兄弟控制了位于河南东南部汝宁府的盐井。通过与左良玉结盟,他又将势力扩大到豫北。1643年,明朝政府授予他副将职衔,并任命他为西平副总兵,从而承认了他的权威。平西寨副将刘洪起,勇而好义,屡杀贼有功。(河南)诸帅中独洪起欲效忠。洪起拥兵数万,诸小寨悉归之。洪起尝官副总兵。就其本身而言,刘洪起不会投身于收复失地的事业,只是受到浙江冒险家陈潜夫(1636年举人)的影响才被卷入。开封在被李自成围困期间曾遭到洪水袭击。在这之后,陈潜夫来到开封,试图恢复这一地区的安宁。他将总部设在杞县,招纳了许多逃离开封的官吏,自己组建了一个相当于府一级的机构,但与此同时,李自成任命的“伪”巡抚梁启隆接管了破败的开封城,管辖河南。梁启隆的主要任务是控制那些经常下乡劫掠的军纪废弛的军队。但他的努力不见成效。陈潜夫被迫率其3000部属迁至西平寨。就在那里,他与刘洪起及其1万人马结成联盟。北京被大顺军攻陷的消息传到西平后,他们二人集中兵力将梁启隆赶出开封,迫其退到黄河以北。直到李自成被清军逐出北京之后,他们才回到自己的根据地。如今,听说明朝新政权已在南京建立,陈潜夫立刻表示他和刘洪起将忠于南明,并愿以西平为根据地,为明朝而战。在给弘光帝的奏疏中,陈潜夫极力主张南明军队坚守山东、河南,寸土必争。他说,河南有寨数百,可联成一片,并向弘光帝保证,明军可以通过他们的防区北上伐清。马士英根本不赞成这些计划,弘光帝任陈潜夫为河南巡按御史,并任刘洪起为总兵,这都不合马士英的意愿。但对“正人君子”们来说,陈潜夫和刘洪起都是豪杰之士;他们希望在百姓强烈要求收复中原的热潮中,动员起更多的地方豪绅。正如史可法在南京首次商讨国策时所指出的,明朝臣民不能以“江南片席地,俨然自足”,而是需要更大胆的战略,“亟召天下名流,以收人心。”史可法牢记南宋的教训,主张“必须能战,而后能守”。他与当时的应天巡抚左懋第一样,认为“从来守江南者必战于江北”。史可法告诉弘光帝,历史证明只有守住江北才能保住江南。这也反映了史可法所期望的仅仅是保住南京而不是收复北方。对此,刘宗周、陈子龙等人都不十分满意。素孚众望的刘宗周支持明军分两路出击的建议:一路向东进入淮河流域攻取徐州,另一路向西进入安徽攻取襄阳。当时在兵部任职、参预负责南京防务的陈子龙,恳求弘光帝召见刘宗周,令其陈述招纳“天下贤者”,共图“复明”的计划。陈子龙自己也直接向弘光帝提出很多建议,如:“布置两淮之策,以为奠安南服之本。”其中包括在南京驻军内组建精锐的“标兵”,以及征募新军,精选将领,令将领在其辖区内自行召募义勇等。同其前辈戚继光和远在其后的曾国藩一样,陈子龙希望建立一支“子弟兵”,用儒家的道德精神激励他们,并模仿诸葛亮的作法将他们编成各具特色的小队。这一计划意在稳定华中和华南的局势;但真正关键的步骤是让福王听取聚集在江南,主张北伐的“众贤”的意见。陈子龙强调说,弘光帝为“诸逆”所隔,因而听不到“众贤”的意见。他以历史的教训告诫弘光帝:“先朝致乱之由,在于上下相猜,朋党互角”。反之,弘光帝若能冲破内廷的封锁,征询公众的意见,便会明白以御驾亲征来唤起天下“豪杰”的时刻已经到来。毫无疑问,1位后,魏厓立刻被任命为将军,负责咸阳的警备。这个职务,相当于清代的京城九门提督,或者现代的北京军区司令员,级别虽然不是最高,却极其关键。魏厓没有辜负秦昭王——不,应该说是宣太后的信任。不久之后,秦昭王的几个兄弟和朝中部分大臣阴谋作乱。魏厓果断出击,雷厉风行地扑灭了叛乱,诛杀了一批王子大臣。秦武王的母亲牵连其中,也被处死。秦武王的王后则被驱逐出境。魏厓“威震秦国”,秦国自此进入了“宣太后自治,魏厓为政”的时期(此后数十年,这个女人将左右秦国的命运,直到一个名叫范雎的人出现)。秦国政局的变化,对于楚怀王来说,无疑是重大利好。第一,秦国动荡,则无暇顾及对外兼并。公元前306年,越国发生内乱,楚怀王趁机派兵入侵越国,一举将越国消灭,在那里设立了江东郡,楚国的国力得到大大增强。第二,宣太后本为楚人,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以后万事好商量。公元前305年,楚怀王悍然发动了对韩国的进攻。楚军在大将昭应的率领下,再度包围雍氏,第二次雍氏之战爆发。宜阳之战后,韩国已经向秦国屈服,成为了秦国的盟国。楚怀王此举,虽然不是直接对秦国宣战,实际上已经严重侵犯秦国的利益。韩国派到秦国的求援使者一批接一批,五个月过去了,秦国却没有任何动静。也许宣太后觉得,跟自己的娘家人动武,始终是有点拉不下这个面子吧。韩襄王急了,又派大夫尚靳出使秦国。需要说明的是,尚靳生得一表人才,是韩国有名的美男子。他对秦昭王说:“韩国对于秦国来说,平时就是一道屏障,战时就是先锋。现在韩国有了灾难,秦国却坐视不救,实在令人难以理解,也有损于秦国的威名。下臣听说,唇亡则齿寒,请大王三思。”秦昭王还是默然不语——他早就想出兵了,只不过每天上朝的时候,宣太后就坐在屏风后面听政,哪里轮得到他拿主意?尚靳怏怏不乐地退了出来,回到下榻的宾馆,刚准备休息,就有人从王宫中来传话:“太后宣召韩国使臣觐见。”尚靳满腹狐疑,赶紧又穿好礼服,跟着来人来到王宫。更令他惊奇的是,他被径直领到宣太后的寝宫。而且,当他见到宣太后的时候,发现偌大的宫室中只剩下他们二人。巨大的红烛无声地燃烧,而宣太后穿着薄如蝉翼的丝绸衣服,保养得恰到好处的身体几乎毫无保留地呈现在尚靳面前。尚靳想看又不敢看,只好赶紧将头低下。这一年,秦昭王不过二十岁,以此推论,宣太后也不过三十多岁,正是如狼似虎的年纪。她坐在绣榻上,上下打量了尚靳一番,说道:“知道我为什么要见您吗?”她的口音有一种夏日午后般的慵懒韵味。尚靳不禁心神一摇,说:“不知道。”宣太后说:“韩国派到咸阳来的使者,前后也有十几位了,只有您说话有条有理,能够打动我。”尚靳还是低着头,说道:“谢太后赏识。”却良久没有听到回音。他正在猜疑,忽然闻到一股异香,只见宣太后莲足轻移,已经到了跟前。尚靳脑门冒汗,惶恐不已。宣太后却似嘲笑他般,“咯咯”地笑起来,然后问了他一个问题:“从前我服侍先王,有时候一起睡觉,他会把一条大腿压在我身上,我就受不了,太重了!可是,如果他把整个身子都压在我身上,我反而不觉得重了,您说这是为什么?”这究竟是哪门子问题!尚靳的心“扑腾扑腾”直跳,哪里敢回答?宣太后看到他那副窘样,不觉嫣然一笑,道:“您不知道?那我就告诉您吧,因为我感觉到舒服、愉快呀!现在您想要秦国出兵救援韩国,如果兵力不足,粮食不多,是救不了的。要解救韩国于危亡,每天都要耗费千金以上。您说,要秦国付出这么大的代价,难道就不应该让我舒服一下吗?”说着,柔荑般的手已经搭在了尚靳的肩膀上。……(以上省略五百七十一字。)尚靳回到韩国,形容枯槁,颜色憔悴。他没有上朝复命,而是在家休养了好几天,其间给韩襄王写了一封信。信上简单地说:“下臣已经为国家尽力,请大王再派一个人去和秦国的大臣交涉,应该不会有阻力了。”韩襄王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于是又派大夫张翠前往秦国。这位张翠也是个人才,接到命令后,突然宣称自己生病了,先在家里磨了几天洋工,然后才慢吞吞从新郑出发。一路走走停停,算下来平均每天少走了一百里路,这样不紧不慢地来到秦国。甘茂见到他,关切地问道:“韩国形势紧急吗?竟然让先生抱病而来。”张翠咳嗽了半天,才说:“不紧急,一点也不紧急。”甘茂愣了一下,说:“您别乱说了,我们对韩国的情况了如指掌,您骗不了我的。”张翠说:“我不是骗您。您想想看,韩国如果紧急的话,就会向楚国投降,臣服于楚国,我还跑到这里来干什么?”甘茂说:“先生不要再说,我明白了。”甘茂马上去找秦昭王,说:“韩国的相国公仲朋,一直是亲近秦国的。现在雍氏被楚国围困长达五个月,秦军却不去援救,这样很快就会失去韩国啊!如果楚国得到了韩国,魏国势必跟着屈服,这样楚、韩、魏三国就形成了对付秦国的统一战线,对秦国将是大大的不利。该怎么办,请大王明示!”秦昭王眉头紧锁,不敢轻易回复甘茂。这时屏风后传来宣太后轻轻的一声咳嗽,接着听到她说了一句:“事关秦国安危,大王就自己做主吧。”秦昭王一听,高兴得跳起来,将手一挥,大声道:“丞相,马上出兵,救援韩国!”甘茂赶紧下拜听命,心里却犯了一个嘀咕:这太后的心思,还真是让人捉摸不定啊!秦、楚两强短暂的蜜月期楚怀王听到秦国出兵的消息,立刻作了一个正确的决定——撤军。他进攻雍氏,只是为了试探宣太后的底线。现在看来,宣太后果然是顾念亲情,否则也不会顶住整整五个月不发兵。只要确认这一点,他就心满意足了。不久之后,秦昭王任命向寿当了宜阳太守。前面说过,宜阳是个大县,规模相当于一个郡,再加上地理位置特殊,既可作为秦国进攻中原的前进基地,也可用来控制周王室,所以宜阳太守的人选相当重要。脑袋一向不怎么灵光的向寿居然获此重任,确实让很多人感到难以理解。但是,如果知道向寿原本是宣太后母亲家的亲戚,且自幼和秦昭王一起长大,小时候甚至同吃同住,便不难理解了。向寿到了宜阳任上,第一件事便是出访楚国,替宣太后慰问娘家的亲人。楚怀王自然知道这个人的分量,亲自带领群臣到郢都城郊迎接向寿,给予他最高规格的接待,千方百计拉拢他。向寿在秦武王时代,本来只是个庶长。在商鞅制定的二十级官僚体系中,左庶长位列第十级,右庶长位列第十一级,都不是什么大官。秦昭王一上台,他便当上了独当一面的宜阳太守,而且受到楚怀王这种优待,难免有些飘飘然。“原来太守是如此尊贵啊!”他乐滋滋地想。当楚怀王提出,秦楚两国应该和平友好、共治天下的时候,向寿连连点头,表示认可。他在郢都盘桓了多日,志得意满地带着楚怀王送给他和宣太后的大批财礼,回到了宜阳。此后,宜阳和郢都之间的来往日益密切起来。这种现象引起了公仲朋的警惕。对于韩国来说,处世之道就在于利用秦、楚两国之间的矛盾获得生存空间。秦国打来了,就投靠楚国;楚国打来了,就投靠秦国。如果秦国和楚国都打来了,那就基本上没救了。现在的形势就是第三种状况。而且有可靠的情报说明,向寿正在酝酿一场针对韩国的战争,且楚怀王也在积极响应,准备出兵配合。情急之下,公仲朋找到苏秦的弟弟苏代,要他想办法避免这场战事发生。有必要说明一下,苏秦自打当年从燕国到了齐国,就不太管合纵的事了,而是和他的两个弟弟——苏代和苏厉(一说苏代是苏秦的哥哥,本书持保留态度)一道,奔走于中原各国,做起了专门替人出谋划策、画符消灾的国际掮客。第二次雍氏之战的时候,韩国曾经向周朝借人借粮——说是借,其实也就是强行摊派。周赧王为此很忧愁,有人便向周赧王推荐了苏代。苏代得了周朝的好处,来到韩国求见公仲朋,说:“楚军统帅昭应在出发前,曾经向楚王夸下海口,说一个月就能攻下雍氏。现在已经五个月了,雍氏还在韩国手里,昭应的处境十分困窘,楚王已经对他丧失了信心。现在您向周王室提出借人借粮,岂不是告诉楚国人,其实韩国也快支撑不下去了吗?楚王如果知道了这一点,必定改变对昭应的态度,继续给他增兵,雍氏必克无疑。”就这一番话,使得公仲朋打消了向周朝借人借粮的念头,也让他认识到了苏代的厉害。他深信,只要苏代出马,说服区区向寿不是问题。苏代来到宜阳,开门见山地对向寿说:“禽兽被逼急了,也可以把猎人的车子撞翻。您现在让秦国和楚国联合起来,无非是为了对付韩国。韩国如果灭亡了,公仲朋就会带领自己豢养的死士潜入秦国,不惜一切代价取您性命。出于对您的敬仰,我请您认真考虑一下,是不是一定要把韩国逼到绝路?”向寿吓了一跳,连忙说:“我可没那个意思!秦、楚两国睦邻友好,绝对不是为了对付韩国。请您回去转告公仲朋,就说秦、韩两国的关系也是友好的,不存在敌对的想法。”苏代说:“那就太好了!我还有一句话,不知当不当讲?”向寿说:“您说吧。”苏代说:“我听说,尊重别人才能获得尊重。现在秦王亲近您,还不如亲近公孙衍;秦王赏识您的才能,不如赏识甘茂。可是秦王却将宜阳交给您镇守,让您单独参与国家大事,这是公孙衍和甘茂都得不到的,您知道是为什么吗?”向寿傻乎乎地说:“因为……太后?”“这可不敢说,不敢说!”苏代赶紧封住他的嘴,“那是因为他们各怀心思。公孙衍亲近魏国,甘茂总和韩国勾勾搭搭,秦王对此感到很不放心。”向寿嘴巴张得老大,说道:“原来是这样啊!”苏代说:“天下强国,非秦即楚,非楚即秦。秦国和楚国,现在虽然表面上相安无事,始终是要刀兵相见的。现在您却和楚王打得火热,这是走公孙衍和甘茂的老路,秦王对此已经颇有看法,您很危险啊!”向寿说:“那我该怎么办?”苏代说:“依我之见,您现在最好中止和楚王的来往,加强与韩国的交往,同时向秦王提出一些对付楚国的建议。秦王知道您和楚国关系密切,您这样做,他就会认为您不徇私情,一心为公,对您会更加信任。”向寿大喜道:“太好了,我听您的。”苏代说:“且慢,还有一件事。我听人说,甘茂为了与韩国和解,正准备说服秦王将当年占领的武遂还给韩国,而且要向韩国送还宜阳的韩国居民。这等于跟您抢功,可是大大的不利于您!”向寿一下子又跌入低谷,连声说:“怎么办?”苏代心里暗笑:这个傻瓜太好对付了,难怪当年甘茂指名道姓要他当出使魏国的副手,原来根本就是一颗任人摆布的棋子。苏代说道:“我有一计。楚国不是还占领着韩国的颍川吗?您可以趁着现在和楚王关系好,要求楚王向韩国归还颍川。这事办得成的话,韩国感谢您;办不成,韩国也会因此向秦国靠拢,功劳还是您的。”向寿完全接受了苏代的意见,果然向楚怀王提出归还韩国颍川。楚怀王有没有答应,史料没有记载。可以肯定的是,秦国和楚国联合进攻韩国的事,就这样泡汤了。后来甘茂向秦昭王提出向韩国归还武遂。甘茂的本意,当然不是讨好韩国,而是希望借此收买韩国,好让韩国死心塌地跟着秦国走。但是,向寿经过苏代这位高人的点拨,已经认定甘茂这样做是有私人目的,于是和公孙衍联合起来反对甘茂。秦昭王最终还是采纳了甘茂的意见。向寿极为恼火,跑到宣太后那里说甘茂的坏话。宣太后一旦怀疑某人,某人就肯定在秦国待不下去了。甘茂和张仪一样,是那种见势不妙脚底抹油的人,不待宣太后兴师问罪,便悄悄离开了秦国,投奔齐国而去。巧的是,甘茂刚出函谷关,就遇到了苏代的哥哥苏秦。两人寒暄一阵后,甘茂问苏秦:“您听过江上女子的故事吗?”苏秦当然没听过。甘茂便跟他讲了江上女子的故事。江上缝补渔网的女子,有一个特别穷的,买不起蜡烛,总是沾人家的光。其他女子在一起商量,要把她赶走,她说:“我买不起蜡烛,所以常常先到,一到就打扫屋子,铺好席子。我借用你们的烛光,烛光又不会因此减少,而我对你们来说,还是有用的,为什么一定要赶走我?”其他女子认为她说得有道理,就让她留下来了。“现在,我没有才能,被秦国赶走,正准备投奔齐国,愿意为您扫扫屋子,铺铺席子,请您不要把我赶走。”甘茂说着,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哪里看得出是当年攻克宜阳、斩首六万的秦国丞相?苏秦唏嘘不已,对他说道:“您放心去齐国吧,我会想办法让齐王尊重您。”苏秦来到咸阳,对秦昭王说:“我听说甘茂跑到齐国去了,赶紧入关来见您。甘茂可不是一般人,他在秦国已经受到几代国君的重用,关中的地形他都十分了解。如果他为齐国所用,联合魏、韩等国,反过来进攻秦国,那就不太好办了。”秦昭王一听也很紧张:“那可怎么办?”苏秦说:“您赶紧派人带着重礼到齐国看他,许以高官厚禄,将他骗回来。他一回来,就将他软禁起来,关他一辈子。”秦昭王说:“好。”马上下了一道命令,任命甘茂为相国,让使者带着相印和礼物去齐国接甘茂。甘茂拒绝了。苏秦回到齐国,对齐宣王说:“甘茂可是个贤能之士,现在秦王派人带着相印来迎接他回国,他都拒绝了,愿意留在齐国做大王的臣子。请问大王将给他什么样的待遇?”齐宣王说:“那还用说?秦国给他什么待遇,寡人就给他什么待遇。”就这样,甘茂在齐国安定下来,成了齐宣王的高参。公元前304年,秦、楚两国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这一年,在宣太后的主持下,秦昭王迎娶了楚怀王的女儿。当时齐宣王正好派甘茂出使楚国。秦昭王得知甘茂在楚国,赶紧派人对楚怀王说,希望把甘茂送到秦国来。楚怀王准备答应秦昭王的要求。这时有位名叫范蜎(yuān)的大夫对楚怀王说:“您认识史举吗?”楚怀王说:“不认识。”范蜎说:“史举是下蔡的看门人,以行为不端、不知廉耻而闻名。当年甘茂在下蔡,就是跟着史举学习诸子百家之术。我听人说,甘茂对史举,那叫一个恭敬。后来甘茂去到秦国,在张仪的推荐下做官,以秦惠王的明智,秦武王的敏锐,张仪的狡诈,他都能够和他们合作,从来没有闹过矛盾。后来张仪失宠于秦武王,魏章受到牵连,甘茂却没有任何影响,这说明他确实有过人之处啊!这样的人才,您还把他送回秦国去,究竟是出于什么考虑呢?”楚怀王猛拍脑袋:“你说得对,寡人差点犯糊涂了。”范蜎说:“您如果为楚国着想,最好还是想办法赞助向寿。向寿是秦国太后的亲戚,自幼与秦王同吃同住,因此能够获得秦王的信任,参与国家大事。最重要的是,他的脑子不太好使。他如果当了秦国的相国,对楚国有百利而无一害。”因为范蜎的这番话,甘茂从此与秦国绝缘。后来楚怀王通过多方做工作,果然如愿,让向寿当上了秦国的相国。据《史记》记载,甘茂的最终结局是客死魏国,但是他的家人都留在了秦国,而且受到减免瑶役赋税等优待。甘茂应该活得很长,因为他去世的时候,他的孙子甘罗已经十二岁,在秦国丞相吕不韦的门下做事,那是秦王嬴政年间的事了。第十二章孟尝君重举合纵大旗公元前304年夏天,秦、楚两国的关系进一步升温。楚怀王和秦昭王在黄棘(今河南省南阳)会晤,双方缔结盟约,秦昭王还将上庸(今湖北省竹溪)送给楚怀王当见面礼。公仲朋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公元前303年,秦国大举进攻魏国,连下晋阳、蒲阪、封陵(后二者均在今山西省永济)三城。与此同时,秦国又攻取了韩国的武遂。而楚国也遥相呼应,在南方蚕食韩、魏两国的土地。在这种情况下,韩、魏两国只有一条路可走——投靠齐国。那么,齐国现在是什么状况呢?孟尝君的容人雅量第十章中提到,公元前
欧美人与动交视频播放免费罗地网,最终黄巢再次战败,被迫退入狼虎谷(今山东莱芜西南),两天后,由于粮草断绝,黄巢见大势已去,遂自杀身亡。十年前,黄巢带着对李唐王朝的满腔仇恨,决心起兵反唐,也曾一度让李唐皇族面临灭顶之灾,但高傲、自负以及对时局判断有误,导致黄巢最终功亏一篑。千百年来人们对黄巢毁誉参半,有人说他是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对腐朽的唐王朝予以致命的打击;也有人说他起兵十年,杀人无数,是个双手沾满鲜血的杀人魔王。但无论如何,黄巢起义都是大唐帝国历史上无法绕开的话题,除了加速大唐帝国灭亡的步伐之外,还因为在此之后各路藩镇趁着帝国的混乱局势,逐渐将大唐帝国肢解。中和四年(884年)七月二十四日,时溥派人将黄巢的首级及妻妾送往蜀中。皇帝李儇看到黄巢的首级后不禁喜极而泣,他顿时感觉到十年心惊肉跳的日子将就此结束,自己终于可以安稳地回到京城长安,继续他的游宴与嬉戏。然而,此时的李儇一定没想到,黄巢虽然失败,但未来各路藩镇带给他的依旧是接连不断的噩梦。第六章帝国肢解汴州之乱中和四年(884年)十月,关东地区藩镇联合上表奉请皇帝李儇返回京城长安。光启元年(885年)正月,李儇动身返回京城,于三月十二日到达长安。不过重返故都的他在进入长安城后,一点也高兴不起来,这不仅因为他看到长安城内一片狼藉而内心悲凉,更因为这段时间他越来越感觉到各路藩镇加剧纷争,让本已经满目疮痍的大唐帝国更加雪上加霜。《旧唐书?僖宗纪》中用极其概括的话语,勾勒出皇帝李儇还京之际所面临的藩镇割据一方,不断蚕食国家的图景:时李昌符据凤翔;王重荣据蒲、陕;诸葛爽据河阳、洛阳;孟立方据邢、;李克用据太原、上党;朱全忠(朱温)据汴、滑;秦宗权据许、蔡;时溥据徐、泗;朱宣据郓、齐、曹、濮;王敬武据淄、青;高骈据淮南八州,秦彦据宣、歙;刘汉宏据浙东。皆自擅兵赋,迭相吞噬,朝廷不能制……大唐帝国藩镇割据由来已久,但黄巢起义失败后,朝廷对于藩镇割据的局面呈现无力制止的趋势。这不仅是中唐时期以来对藩镇实行姑息策略的必然恶果,更是因为经历黄巢起义打击之后,朝廷对于藩镇问题无论从军事上还是经济上都已经无力解决,而且皇帝李儇逃往蜀中的经历,在藩镇们看来朝廷不过如此,所以黄巢起义失败后,皇帝李儇便逐渐失去了政治偶像的作用。藩镇们本来就怀有称霸一方的野心,再加上朝廷无力遏制,所以相互之间展开了更加无所顾忌和残酷的兼并战争,而本章我们就来说一说对朝廷、对后来时局产生重大影响的几个藩镇的情况。藩镇之间互相攻伐的源起之处首先是蔡州的秦宗权,而且在朝廷依旧存在的情况下,秦宗权居然是第一个敢于称帝者。秦宗权是许州人,本是忠武军的一员牙将。前边我们说过,广明元年(880年)十一月,徐州增援关中的士兵在到达许昌时发动过兵变,并驱逐忠武节度使薛能,后来被周岌平定,于是皇帝李儇任命周岌为忠武节度使。当时秦宗权因战事需要正在蔡州(今河南汝南),听到许昌有兵变,就以想要平定叛乱为由,整合蔡州兵马驱逐当地刺史,自称权知蔡州事,他又以防备黄巢为名,趁机将蔡州据为己有。周岌上任后无力驾驭,只好任由秦宗权掌管蔡州。当时蔡州兵力有万余人,秦宗权就是靠着这些人在汝州打败黄巢义军。中和二年(881年),皇帝李儇曾经指望秦宗权出兵镇压黄巢,并采纳忠武军监军杨复光的建议,在蔡州以设置奉国军之名,任秦宗权为节度使。可是,没想到在中和三年(883年),秦宗权便因为对抗黄巢失败而投降,并与其合兵围攻陈州。黄巢败亡后,秦宗权自恃兵马强悍,认为称霸一方的时机已到,于是四处出兵,攻城略地。中和三年(883年)七月,杨复光病死于河中府,其手下八都头将领在忠武军鹿晏弘的率领下一路向南,并接连攻下襄、邓、金、洋等州,声称要前往蜀中投奔皇帝李儇。十二月,鹿晏弘到达兴元,驱逐山南西道节度使牛勖,自称留后,占据兴元。不过,不到一年的时间,由于他的猜忌,加上田令孜派人诱以厚利,八都头将领中的王建、韩建、张造、晋晖和李师泰率领数千兵马奔往成都,投靠田令孜。田令孜收他们为义子,封为诸卫将军,让他们各统旧部隶属神策军,号称“随驾五都”。随后,田令孜派兵攻打兴元,鹿晏弘由于失去八都头将领的支持,战败放弃兴元向东逃往襄阳。秦宗权闻讯,命令部将秦诰、赵德湮与鹿晏弘会合,一起攻陷襄阳,迫使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逃往成都。有了秦宗权兵马的支援,鹿晏弘便引兵转攻邓、均、房、庐、寿等州,然后回到许州,忠武军节度使周岌担心鹿晏弘发动兵变,于是闻风而逃。鹿晏弘兵不血刃地占领许州,并自称留后。当时身在蜀中的皇帝李儇只得无可奈何地加封鲁晏弘为忠武军节度使。事实上,谁都知道真正占领许州的是秦宗权,鹿晏弘不过是个摆设,而且秦宗权此后相继派其弟进攻荆南;部将陈彦进攻江淮、秦贤进攻江南;孙儒进攻洛阳、陕州;张致进攻汝州、郑州;卢塘进攻汴州、宋州。前边我们说过,黄巢退出长安后,在洛阳几乎没有停留,所以没有对这座古城造成破坏,倒是官军后来到达这里后,对洛阳城肆意劫掠,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而秦宗权的兵马到达洛阳后,更是对这座古城予以毁灭性的打击。孙儒攻下洛阳后,在盘踞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纵兵焚烧宫殿和民居,并四处烧杀抢掠,最终席卷而去,使得“城中寂无鸡犬”。其时,藩镇们早在中和四年(884年)十月便上表奉请皇帝李儇回京,而李儇直到转年正月才动身,这其中也是惧怕秦宗权作乱。因此,在光启元年(885年)正月,李儇特意下了一道安抚秦宗权的诏书,见秦宗权无意为难自己,才于正月二十三日动身奔回长安。但是秦宗权虽然没有为难皇帝李儇,却全然不将朝廷放在眼中,在皇帝李儇回到长安的同时,自己便在蔡州公开称帝。这下皇帝李儇彻底发怒了!对于藩镇们之间互相攻伐,朝廷无力制止,只能听之任之,甚至对蔑视朝廷的行为也可以忍让,但对于公然称帝这件事,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所以皇帝李儇得到秦宗权称帝的消息后,立即下诏以武宁节度使时溥为蔡州四面行营兵马都统,着手组织对秦宗权的讨伐。此时,秦宗权已经接连攻下蔡州附近的二十余州,可谓是春风得意,在河南地区只剩下两个对手没有解决,一个是陈州刺史赵重,另一个就是宣武节度使朱全忠。最初朱全忠被秦宗权打败过,幸好天平军节度使朱宣派兵相救,方才转危为安,并几次打退秦宗权的进攻。而陈州方面由于距离蔡州只有百十里的距离,而且兵力不多,便遭到秦宗权的猛攻,不过赵崇坚守城池,秦宗权一时间难以攻下。光启二年(886年)五月,朱全忠在尉氏(今河南尉氏县)打败来犯的秦宗权部将秦贤,并趁秦宗权攻打荆南地区之际,派部将郭言领兵三万攻打蔡州。秦宗权担心兵力不足无法抵抗,于是引兵攻下许州,杀节度使鹿晏弘,以许州为根据地继续扩充地盘。秦宗权自光启元年(885年)九月进兵荆南地区的一年多来,荆南留后张瓌始终坚守城池。城中粮食奇缺,一斗米价值四万钱,士兵们只能吞食铠甲、鼓皮充饥,以至于无鼓传递信息,夜晚依靠打击门扉以警夜,但张瓌依旧坚守不懈,秦宗权久攻不下,最终只好撤兵。当时秦宗权自恃兵力比朱全忠强大,但却多次被其击败而恼羞成怒,调集重兵进攻汴州。朱全忠闻讯后急忙派部将朱珍越界到青淄一带募兵万人,并抢得马千匹以充实自己的实力。光启三年(887年)四月,秦宗权带领大军进至汴州城郊,其部将张晊屯兵汴州北郊,秦贤屯兵城西的板桥,各自拥兵数万人,列阵三十六营,绵延二十余里。当时秦宗权并不知道朱全忠已经募到兵马,而且部将秦贤一路的人马相对薄弱,所以朱全忠突袭秦贤一路。秦贤因为没有防备被朱全忠连破四阵,秦宗权的其他各路人马得到消息后产生畏战情绪,全都撤兵而回。秦宗权进攻朱全忠,为朱全忠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他可以利用抵抗秦宗权进攻的名义大肆招兵买马。连续取得胜利后,朱全忠派部将郭言到河阳、陕州、虢州等地继续募兵,使得朱全忠的实力急剧扩充,也使得他在与秦宗权的对抗中逐渐占得上风。光启三年(887年)五月,朱全忠领兵进击张晊,大胜而归。秦宗权见朱全忠接连打败自己两员大将,便亲自率领精兵从郑州赶来与部将们会合,准备与朱全忠决一死战。而朱全忠则求得兖州朱宣、郓州朱瑾以及义成军的支援,于五月七日以四镇之军在汴州北郊的边孝村与秦宗权展开决战。经过惨烈的搏杀,秦宗权之军大败,被斩杀两万多人,而秦宗权则连夜逃遁。其驻扎在洛阳、许州、郑州等地的将领们听到秦宗权在汴州惨败的消息后,纷纷领兵撤回蔡州。汴州之战后,秦宗权的实力急剧削弱,而经过这一战,朱全忠迅速崛起。可以说,汴州之战奠定了朱全忠在藩镇中的地位,甚至可以说其今后称霸天下的基础就是源于这一战。两镇争雄汴州之战一举奠定了朱全忠在藩镇中的地位,但秦宗权却不是朱全忠称霸天下的道路上最主要的对手。纵观朱全忠所走过的道路,为其制造巨大麻烦的其实是李克用,而两个人结怨是源于上源驿事件。中和四年(884年)五月,李克用追击黄巢至冤句,因人疲马乏和粮草断绝而被迫退回汴州。五月十四日,李克用和监军陈景思带领三百多士兵抵达汴州,先是露宿城外,后来在朱全忠的再三邀请下入城,驻扎在上源驿馆舍内。当时朱全忠准备了丰盛的晚宴款待李克用,可是李克用居功自傲,完全不把朱全忠这个黄巢的叛将放在眼里,并对其不断进行嘲讽。朱全忠不禁怒火中烧,但因为忌惮李克用的武功,一时间不敢发作。等到夜色降临后,李克用及其随从喝得酩酊大醉。朱全忠见时机已到,与部将杨彦洪密谋后,立即发兵放火围攻上源驿,顿时火光四起,浓烟滚滚。而李克用却依旧烂醉如泥,幸好他的数十名亲兵竭力拼杀,其中一名随从吹灭蜡烛,将李克用拖到床下,用冷水将其唤醒。此时电闪雷鸣风雨大作,李克用惊醒后,在几名亲兵的保护下翻墙突出重围,借助闪电之光且战且退,终于登上南城墙,然后跳出城外逃走,而监军陈景思等三百名士兵则全都死于朱全忠之手。天亮后,李克用狼狈逃回自己的军营中,立即集合部众要攻打朱全忠,不过被其妻刘氏阻止,她认为此时攻打朱全忠,不但不能明辨是非,反而很可能会为朱全忠提供借口,不如就此上疏朝廷说明原委,请求名正言顺地加以讨伐。于是,李克用便写信责骂朱全忠一番,然后引兵返回河东,双方就此结下仇怨。李克用返回治所晋阳后,一边整顿兵马,一边派人送奏章到成都,向皇帝李儇陈说上源驿事件的来龙去脉,并请求朝廷允许自己出兵讨伐朱全忠。但是皇帝李儇却对藩镇心存余悸,不敢轻易下命令,只是不断地和稀泥,派宦官安抚李克用,希望他能够顾全大局,不计前嫌。可是,李儇一定想不到,他这种息事宁人的态度,让李克用、朱全忠等人全都看到了朝廷极其软弱的一面,从此更加飞扬跋扈。《资治通鉴》评价认为:时藩镇相攻者,朝廷不复为之辩曲直。由是互相吞噬,惟力是视,皆无所禀畏矣。而范祖禹在《唐鉴》中说得更加直白:唐之政令不行于藩镇,实自此始,后虽复欲为强,其可得乎?事实上,李克用和朱全忠反目为仇,表面上看是个人恩怨所致,其实是辖境毗邻的两个具有扩张野心的藩镇之间的必然矛盾的体现。后来朱全忠以河南为根据地征服淮河以北、河北以及关中部分地区建立后梁;而李克用则以山西为根据地,隔着黄河与朱全忠形成南北对峙。其子李存勖后来建立后唐与后梁互相征伐不已,其根本原因不在于世仇不共戴天,乃是在于双方都要争当北方霸主。上源驿事件之后,尽管朱、李二人互相视为眼中钉,但无论是谁,一时间都吃不掉对方,双方只能各自施展计谋与武力,利用藩镇之间或藩镇与朝廷之间的矛盾,火中取栗,弱肉强食,进行兼并战争,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朱全忠所控制的汴州地处中原腹地,号称“四战之地”,如果想称霸中原,势必与四周的藩镇进行兼并战争。他遍观周边藩镇之后,将目光首先瞄准了先前援助过自己的兖州、恽州两镇。前边我们说过,朱全忠与秦宗权的对抗乃至转败为胜的争战中,得力于兖、恽两州的朱宣、朱瑾兄弟的援助。但是,秦宗权的威胁解除后,朱全忠一方面忌惮朱氏兄弟的骁勇;另一方面垂涎兖、恽两州的地盘,于是开始盘算如何兼并两州。可是朱氏兄弟有功于自己,想要出兵征伐却又师出无名,一时间让朱全忠有些左右为难。当时朱全忠手下有一个谋士名叫敬翔,是个颇有见地的秀才。朱全忠本人诡诈多权术,其部将全都视他高深莫测,只有敬翔能事先猜出朱全忠的心计,所以颇得朱全忠的赏识。敬翔建议朱全忠派一些士兵假装叛逃进入天平军境内,然后写信指责是朱氏兄弟到宣武军辖境边上悬挂重赏招诱所致,进而激怒朱氏兄弟。朱全忠按照敬翔的建议去做后,朱氏兄弟见朱全忠对自己恩将仇报,自然满肚子怨气,回信也指责朱全忠是狼子野心。于是,朱全忠以此为借口,派部将朱珍和葛从周出兵进攻天平军。葛从周是一员参加过黄巢起义军的猛将,当时流传着一句话:“山东一条葛,无事莫撩拨”,说明其骁勇善战为人所忌惮。在朱珍和葛从周的进攻下,朱氏兄弟连吃败仗,先是丢了曹州,进而在濮州的刘桥又遭到惨败,可以说兖、恽二州在朱全忠的进攻下已经危在旦夕。值得一提的是,朱全忠四周攻城略地,除了其兵强马壮之外,张全义在洛阳的经营,则从经济上对朱全忠称霸中原起了很重要的支持作用。张全义,濮州临濮(今山东甄城)人,参加过黄巢起义军,在黄巢的委任下担任过吏部尚书。黄巢兵败后,张全义依附于河阳节度使诸葛爽,从一名普通的军校开始做起,以战功逐渐升任刺史。光启二年(886年)十月,诸葛爽病死,部将张经拥立其子诸葛仲方为留后,但是诸葛仲方年幼,张经大权独揽,招致诸将不满。后来张全义与张经反目,在李克用的支持下,于光启三年(887年)六月被任命为河南尹。张全义带领麾下百余人进入洛阳,眼见惨遭秦宗权劫掠后的洛阳城一片狼藉。为了尽快恢复农业生产,他挑选手下十八人,任命为“屯将”,让他们每人带上一张旗、一块榜文,分散到洛阳十八个属县的村落中,召集流散人员开垦荒地,种植生产。而且张全义亲自督课农桑,经常于农耕时节出巡村落,看到庄稼长得好的便招来种田人赐予酒食慰劳,到了收获的季节,他亲自到丰收之家,赏赐全家老少绸缎、彩衣等物。当时洛阳城流传着“张公不喜好声色犬马,见到这些东西未尝发笑,唯有看到佳麦良茧,则笑逐颜开”的传说。如果看到庄稼收成不好,张全义就叫来耕种者问责,对有严重过失的张全义毫不留情地施以杖刑。经过数年的经营,洛阳城逐渐从战乱中恢复,人口增加了五六万,田野间形成一片桑麻蔚然的景象。不过,张全义虽然是经李克用而得到河南尹的职位,但洛阳毕竟靠近朱全忠的势力范围,两年之后在朱全忠的威逼下张全义不得不依附。在朱全忠四处攻城略地的过程中,他从张全义那里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支持,进而保证其争霸中原的实力。事实上,在朱全忠争霸中原的过程中,李克用也是摩拳擦掌,磨刀霍霍。不过与朱全忠不同的是,李克用发展势力的策略,除了采取武力兼并之外,由于其骁勇善战,往往成为其他藩镇互相征战时需要借助的力量,因此他善于利用各种矛盾纵横捭阖,在藩镇动乱中占了不少便宜,逐渐成为中原地区的一大强藩。光启元年(885年)三月,统辖定
船也争相靠近敌船,然后以“五梅花”战术,五艘战船围攻敌一艘战船,澎湖海面炮火矢石如雨,烟火蔽天。战至下午,南风大作,清军处于上风,各船扬帆疾进,分割围歼敌船,锐不可当。经过一整天的激战,清军大胜,共击毁郑军大小战船一百九十艘,歼敌一万七千余人,而清军仅亡三百二十九人,伤一千八百余人。刘国轩见大势已去,率残部逃回台湾,自此郑军主力全部覆没。郑克塽见澎湖失守,精锐丧尽,无力抵御清军,只得遣使赴澎湖请降,八月十一日,施琅率军到台湾受降。康熙统一台湾后,又开府设县,加强了中央对台湾的管辖,促进了台湾经济文化的发展。3.雅克萨之战和《尼布楚条约》清军入关后,黑龙江一带屡遭沙皇俄国的侵扰。当时清政府忙于攻取江南、平定三藩、收复台湾等,无暇顾及东北黑龙江一带,给沙俄入侵造成了可乘之机,致使沙俄先后占据雅克萨、尼布楚等地。他们在这些地方修建碉堡,建立殖民地,强征当地居民的赋税,甚至向清朝发布外交文书,要清朝皇帝向他们称臣,无理要求中国每年向沙俄进贡白银四万两和丝绸等物品,这一切都遭到了康熙帝的严词拒绝。沙俄于是又增兵雅克萨,修筑更多的堡垒据点,并扩大侵略范围。三藩平定后,国内政局基本安定。康熙帝认为应适时出兵黑龙江,给沙俄侵略者以应有的回击,以保卫国家的领土主权不受侵犯。康熙二十一年(1682),康熙帝回盛京沈阳拜谒太祖、太宗陵寝之机,亲自到边境调查情况。他乘船沿松花江北行,询问由黑龙江逃回来的百姓,打听那里的情况,听到百姓对沙俄的愤怒与咒骂,康熙知道民心思归,不为沙俄所用,这是击败沙俄、保卫边境的有力保证。经过实地了解,康熙帝对出兵黑龙江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回京后,为了更好地掌握沙俄的实际情况,康熙帝又派都统郎坦率领几百名健卒,化装成猎人,深入雅克萨一带侦察敌情,勘察地形交通。经过一个多月的侦察,郎坦取得了可靠的材料,绘制了地形图回到北京。为了永保边境的长治久安,康熙认为必须在边境建城驻兵,屯田开荒,修筑水路、公路,以加强同内地的联系,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加强边境地区的防御能力。康熙二十二年(1683),康熙帝派兵驻守瑷珲等地,任命萨布素为黑龙江将军,派户部尚书伊桑阿到吉林督造船只,修通水路,扩建陆路,使边境与北京的联系几天就可以通达。康熙帝还谆谆告诫萨布素,要关心和保护好边民,加强军民团结。经过两年的准备,康熙二十四年(1685)康熙帝派彭春为都统,率领陆军水军一万五千人,浩浩荡荡开到雅克萨城下,把雅克萨围了起来,沙俄军队经过几年的准备,把城堡修得十分牢固,彭春观察了地形之后,在城南筑起土山,让兵士站到土山上往城里射箭,城里的俄军以为清兵要在城南进攻,就把兵力拉到城南。哪知清军却在城北隐蔽地方放了火炮,趁城北敌人防守空虚,突然轰起炮来,炮弹在城头呼啸着飞向城里,敌人的城楼被炮弹击中,燃起了大火。第二天清晨,清军又在城下堆起柴草,准备放火烧城,俄军头目吓得慌了神在城头扯起了白旗投降。攻下雅克萨后,康熙帝告诫萨布素要警惕沙俄军队卷土重来。果然,沙俄军不久探听到清军拆了雅克萨城堡后,便出城回到瑷珲城的消息,马上又回到雅克萨,把城堡修筑得更加坚固。于是康熙命令萨布素率军第二次进攻雅克萨,这次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战争持续了三个月,最后沙俄头子托尔布被击毙,士兵死亡百分之九十,清军重新夺回了雅克萨。随后,康熙致书沙皇,提出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沙皇因两次受挫,看到想用武力霸占黑龙江流域毫无希望,只好答应谈判,谈判中,沙皇代表果洛文使出浑身解数,耍尽了无赖手法,清朝代表索额图义正词严不卑不亢。最后,果洛文害怕再赖下去,将失去在黑龙江一带的所有地方,只好接受了中国代表的方案。康熙二十八年(1689)七月二十四日,中俄双方在尼布楚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划分了两国边界,肯定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领土。这是中国历史上同外国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表明了康熙帝独立自主外交的胜利。4.三征噶尔丹,善治蒙古《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的第二年,沙俄政府又唆使准噶尔部的首领噶尔丹进攻漠北蒙古。当时,除漠南蒙古早已归属清朝外,漠北和漠西蒙古也都臣服了清朝,准噶尔部族是漠西蒙古的一支,本在伊犁一带过着游牧生活,噶尔丹统治准噶尔部以后,又野心勃勃地兼并了漠西蒙古的其他部落,接着又向东进攻漠北蒙古。漠北蒙古抵抗一阵失败了,几十万名漠北蒙古人逃到漠南,请求清政府给予保护,康熙帝派使者到噶尔丹那里,叫他把侵占的地方还给漠北蒙古,噶尔丹以为有沙俄在背后撑腰,十分骄横,不但不肯退兵,还以追击漠北蒙古为名,大举进攻漠南,气焰十分嚣张。为了维护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和睦,康熙帝决定亲征噶尔丹。1690年,康熙帝兵分两路,左路由抚远大将军福全率领,出古北口;右路由安北大将军常宁率领,出喜峰口;康熙帝自己带兵坐镇指挥。右路清军先接触到噶尔丹军,经过激烈交战,打了败仗。康熙帝又命令左路军福全进行全力反击。噶尔丹把几万名骑兵集中在大红山下,那里地形复杂,后面有树木掩护,前方有河流阻挡,他又把上万头骆驼绑住四脚,使它们躺在地上,再在驼背上加上箱子,用毡毯裹住,摆成长长的一个驼城。叛军躲在箱子后面射箭放枪,阻止清军进攻。但清军用炮火很快就把驼城打开了一个缺口,然后步兵、骑兵一齐冲杀过去,福全又带兵绕到山后对其进行前后夹击,直把叛军杀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噶尔丹一看形势不利,就赶快派个喇嘛到清营求和,自己带领残兵到漠北去了。回到漠北以后,噶尔丹表面向清政府表示屈服归顺,暗地里却又重新招兵买马,准备伺机反扑。1694年,康熙帝让噶尔丹前来会见,准备订立盟约。出乎意料的是,噶尔丹不但不来,还暗地派人到漠南煽动叛乱,四处扬言自己已经向沙俄政府借到鸟枪兵六万,将大举进攻清朝,推翻其统治。内蒙古各部亲王纷纷向康熙帝揭露告发。1696年,康熙帝忍无可忍,决定第二次御驾亲征。清军兵分三路,黑龙江将军萨布素从东路进兵;大将军飞扬古率陕西、甘肃的兵,从西路出兵,截击噶尔丹的后路;康熙帝自带中路军,从独石口出发。三路军约定同时夹攻。康熙帝的中路军率先到达科图,遇到了敌军前锋。噶尔丹在山头上看见清军黄旗飘扬,军容整齐,吓得连夜拔营撤退。康熙帝一面派兵在后面紧紧追击,一面通知西路军飞扬古在半路上截击叛军。噶尔丹带兵逃到昭莫多(今蒙古乌兰巴托东南)。昭莫多原是一片大树林,前面有一个很大的开阔地带,历来是漠北重要战场。飞扬古在小山的树林茂密处设下埋伏,派四百人诱战,边战边退,把叛军引到事先埋伏的地方。随着一声号角,清军从山上向叛军发起进攻,飞扬古又派一支人马在山下袭击叛军辎重,进行前后夹击。叛军被打得惨败。最后,噶尔丹只带了几十名骑兵逃出。隔了一年,康熙又带兵渡过黄河第三次亲征。这时,噶尔丹原来的根据地伊犁已经被他侄儿策旺阿拉布占领。他的左右亲信听说清军来到,也都纷纷投降,并表示愿意做清军的向导。噶尔丹见此时自己已是众叛亲离,走投无路,只好服毒自杀。至此,历时十三年的噶尔丹之乱被彻底平定,清政府重新控制了阿尔泰山以东的漠北蒙古,并编喀尔喀蒙古为四十九旗,给当地蒙古贵族各种封号和官职,同时又在乌里雅苏台设立将军,统辖漠北蒙古,实行有效管理。从秦、汉的匈奴到明朝的蒙古民族难题,终于为康熙所解决。对此康熙说:“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这句话,很值得国人回味。5.康熙定藏西藏自唐朝时就与中原关系密切,作为附属国的西藏与内地年年来往,互通婚姻,到元明时已成为中国的一个行政区。清初时,漠西蒙古的和硕特部顾实汗迁往青海并与达赖五世、班禅四世建立友好关系。他们对统治西藏的藏巴汗不满,由顾实汗出兵,杀死藏巴汗与达赖、班禅共管西藏。不久,顾实汗病逝,达赖五世也圆寂,大权落入第巴桑结手中,他想立自己心中的达赖六世,对达赖五世的圆寂密而不报,但他想立的这位达赖却是一个风流倜傥、不守佛规的青年。这引起了对第巴桑结不满的拉藏汗的气愤,拉藏汗把此事上报了清廷,第巴桑结非常恐慌,结果事发,竟被拉藏汗所杀。拉藏汗掌权后,首先把第巴桑结所立的达赖六世押往北京,请清廷处置,结果在北去的途中达赖六世病死了。拉藏汗想立一个自己心中的达赖七世,但青海方面也立了一个达赖七世,双方互不相让,纷纷指责对方是假的。康熙帝为慎重起见,特派侍郎赫寿去协助拉藏汗处理此事。过了几年,双方又上奏康熙帝,都要求自己的达赖坐床。为免出意外,康熙帝让青海的达赖到北京,但青海不答应,不顾拉藏汗的反对,擅自让自己选的达赖坐床。由于达赖真假之争,双方矛盾越来越大,这就给准噶尔部的策旺阿拉布造成了可乘之机。康熙五十五年(1716)冬,策旺阿拉布出兵西藏,两军相战两个月之久,拉藏汗兵败被杀,策旺阿拉布占领布达拉宫,大肆抢劫,连寺庙也没能幸免。康熙帝得知策旺阿拉布进兵西藏的消息后,十分震惊,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安定西藏社会秩序,消灭策旺阿拉布,康熙帝排除主和派的意见,下诏封青海达赖为七世达赖,废除拉藏汗所立的七世达赖,并命第十四皇子允禵为抚远大将军,出征西藏。清军将领延信带大队人马迎头痛击策旺阿拉布的军队,前有强大清军的围剿,后有藏民及喇嘛兵的袭击,首尾不能相顾,策旺阿拉布的军队很快被清军击败,逃回伊犁,后又归顺清朝。清军击败策旺阿拉布后,进人西藏,安定社会秩序,延信将达赖七世从青海接到西藏,重新举行了隆重的坐床仪式,成千上万的喇嘛藏民拥到布达拉宫,朝拜七世达赖,延信当众宣读皇帝诏书,诏书中规定,西藏从此政教合一,由达赖和班禅统一管理,达赖负责前藏,班禅负责后藏。从此,中国西南出现了一个长期稳定的局面。6.重农治河,兴修水利清军入关后最大的弊政莫过于圈占土地,跑马占田,任意圈夺。顺治帝曾下令禁止,但禁而不止。康熙帝下令,停止圈地,招徕垦荒,恢复生产。为了促进农业生产,康熙帝六次南巡,治理黄河、淮河、运河、永定河,并兴修水利,取得很大成绩。7.移天缩地,兴建园林康熙先后修建了畅春园、承德避暑山庄、木兰围场等。而后乾隆又大兴“三山五园”,兴建了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万寿山清漪园(后改为颐和园)和圆明园,将中国园林艺术推向了高峰,特别是康熙修建的承德避暑山庄和木兰围场,将复杂的政治目的和军事意义以及保持王公大臣们勇猛、强悍人生风范的教育机制转化为一片幽静闲适的园林,更是古今中外园林建设的稀世奇葩。康熙经常骑着马,在中国北方的山林草泽间徘徊,这是他祖辈崛起的所在,他在寻找着自己生命和事业的依托点,他每次都要经过长城,长城多年失修,已经破败不堪。看着这片受到中国历代帝王十分关心的城墙,他想了很多,他的祖辈是破长城进来的,没有吴三桂也绝对进得了,那么长城究竟有什么用呢?偌大的一个国家,难道就靠这些砖块去保卫?但是,如果没有长城,中原的防线又在哪里呢?康熙帝经过谨慎思考,得出了以下结论: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明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能当。现守国之道,唯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这话说得很有道理。康熙希望能筑一条无形的长城。为此,他来了个硬的一手和软的一手。硬的一手是在长城外设立“木兰围场”,每年秋天,由皇帝亲自率领王公大臣、各级官兵一万余人去进行大规模的“围猎”,这实际上是一种声势浩大的军事演习,这既可以使王公大臣们保持住勇猛、强悍的人生风范,又可顺便对北方边境起一个威胁作用。软的一手是与北方边疆的各少数民族建立一种常来常往的友好关系,他们的首领不必长途进京就有与清廷进行各种交谊的机会和场所,而且还为他们准备了各自的宗教场所,这就是热河行宫和它周边的寺庙群,也就是今天的承德避暑山庄。总之,软硬两手最后都汇集到了这一片园林、这一个山庄里来了。说是避暑,说是休息,意义却又远远不止于此,把复杂的政治目的和军事意义转化为一片幽静闲适的园林、一圈香火缭绕的寺庙,这就是康熙大帝超越秦汉唐宋帝王的高超政治智慧。避暑山庄是康熙的“长城”,与秦始皇的万里长城相比,哪个更高明些呢?8.兴文重教,编修典籍康熙是中国历代帝王中特别有学问、也特别重视学问的一位,这一点把当时一大群冷眼旁观不与清朝合作的汉族知识分子震动了,也感动了。谁能想得到呢?这位清代帝王竟然比明朝历代皇帝更热爱和精通汉族传统文化,大凡经、史、子、集、诗、书、音律,他都下过一番工夫,他不仅主持修《明史》,还亲自批点《资治通鉴纲目大全》,对朱熹哲学钻研很深,常与一批著名的理学家进行水平不低的学术探讨,并命他们编纂了《朱子大全》、《性理精义》等著作。他下令访求遗散在民间的善本珍籍加以整理,并且大规模地组织人力编辑出版了卷帙浩繁的《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大清会典》、《律历渊源》、《全唐诗》、《清文鉴》(满文字书),文化气魄铺天盖地。直到今天,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化还离不开这些极其重要的工具书。他派人通过对全国土地的实际测量,编成了全国地图《皇舆全览图》。在他倡导的文化气氛下,涌现了一大批在整个中国文化史上都可以称得上第一流大师的人文科学家,在这一点上,几乎很少有朝代能与康熙朝相比肩。以上还只是“国学”,更让现代读者惊异的是他的“西学”因为即使到了现代,在我们印象中,国学和西学虽然可以沟通,但在同一个人身上深谙两边的毕竟不多,尤其对一些官员来说,更是如此,然而早在三百年前,康熙就达到了这一点。康熙对医学很有兴趣,也很有研究,他命耶稣传教士巴多明将西洋《人体解剖学》翻译成满文、汉文。他曾命将一只冬眠的熊进行解剖,并亲自参加。康熙又喜爱研习自然科学,他学习和研究自然科学的一个原因,是曾经因为不懂自然科学而在政事时遇到困难。钦天监杨光先状告汤若望,于是朝廷会议展开了一场关于天算功法的大争论。当时,康熙命各位大臣在午门前观测日影,但在九卿中没有一个懂天文历法的,康熙自己也不懂。于是他想:自己不懂,怎么能判断是非呢?因此发愤学习。康熙二十七年(1688)十一月二十八日,白晋、孔诚等六位法国科学家在乾清宫受到康熙帝的召见,他们献上了从法国带来的三十件科技仪器和书籍作见面礼,这些非同寻常的礼品,令康熙帝十分高兴,当即决定召他们入宫,担任自己的科学顾问,从此开始了外国科学家在清朝宫廷从事科学活动长达数十年的局面。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2003年曾举办了“康熙大帝展”,展出故宫珍藏的康熙年间西洋科学仪器,至今仍运转自如,光彩照人。这些展品主要有:(1)手摇计算机。世界上第一台手摇计算机是法国科学家巴斯比于1642年制造的,通过里面的齿轮进位进行计算,故宫博物院收藏了十台手摇计算机,都是康熙年间制造的,能进行加减乘除运算。(2)铜镀金比例规。这原是伽利略发明的计算工具,可以进行乘、除、开、平
,很难被证实,同一段史实,人们却可以写出千百种过程,不同的史家写法也不一样:有的忠于事实秉笔直书,但最终被政客杀害;有的胆小怕事,不敢直书,最终写出的东西叫秽史;有的单纯叙述,所写东西索然无味;有的以自己的喜好进行取舍,并加入自己的价值观。即便是写史者再理性客观,也会加入自己的主观情感,只是或多或少而已。因此,最真实的历史已经不可能被还原了。真实的历史从何而来?历史是过去发生的客观存在,它自己是不会说话的。历史是靠着记录历史的史学家呈现在人面前的。能记叙真实历史的史学家,他要有对历史特别浓厚的兴趣和喜爱,有德配天地道冠古今的写作动机和高尚的品德,有忠于历史的使命感和秉笔直书的责任感,有面对各种纷繁复杂史料的极强的分析判断能力,有搜集到方方面面史料的能力,有较高的文字表达天赋,有对历史的自己独到的理解和感悟,有对于逝去事情过去的人的敬畏,有一种真正对生命的尊重和悲天悯人的情怀。笔者才疏学浅,生性愚鲁,庶竭驽钝,但怀着一颗真诚的心、敬畏的心去解读历史,还原历史。说回努尔哈赤。那么努尔哈赤和自己的妃子在床上的这段话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其实我也不知道,也没必要知道,因为只有涉及对重大历史人物定性的事件,我们才有必要考证出究竟,如宋教仁究竟是不是被袁世凯杀害的,吴三桂究竟是不是因为陈圆圆才冲冠一怒的,等等。舍此之外,许多细枝末节,我们观其大略即可,因为哪怕真考证出来努尔哈赤和自己的妃子在床上的这段话的真相,那对我们的国家又有何用呢?先秦的历史由于年代久远,许多内容已然不可考,而清史因为资料汗牛充栋,卷帙浩繁,浩如烟海,故而许多事我们都能搞清楚,本书作者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把整个清史中涉及对重大历史人物定性的事件逐一考究出真相和最原始出处,尽全力接近历史本来面目。关于努尔哈赤与自己的妃子在床上这段话,咱们翻过去。现在,时间已到了第二天拂晓,此时敌人联军已经快进至古勒山,就是当初努尔哈赤的姥爷、舅舅覆灭的地方。努尔哈赤对部下说:“敌军虽多,但缺乏统一指挥,战斗力不强,只要打死对方几个头目,就不难取胜。”说罢他派额亦都到古勒山迎敌。额亦都先示弱诱敌。叶赫联军首领、贝勒纳林布禄见额亦都所部是老弱病残,在马上大笑:“这样小妮子,也想跟我打,建州女真的气数尽了。”言未毕,叶赫部贝勒布塞说:“都说建州强盛,看这等老弱病残,我们派一队人马就可杀他个片甲不留,您可回帐休息,根本不用亲自出马。”纳林布禄大喜,说:“你去迎战。”布塞率军迎战,额亦都佯败。布塞一马当先,乘势追赶,追至山口,此时一阵杀声传来,建州一部兵马杀出,布塞正后悔自己的冒进时,科尔沁部明安来增援,额亦都见布塞得了援军,就率军撤退。布塞见额亦都撤退,便全然忘记自己刚才的冒失,又继续率军追赶,科尔沁部紧随,越走山路越险,突然又一股建州军杀出,将布塞和科尔沁部分割包围,刚才撤退的建州军也掉头杀回来。布塞顿时大乱,战马也被横木绊倒,此时有一将持刀突入,一刀砍死布塞,明安急忙退走。努尔哈赤在高处俯瞰战局,见三万敌军状如长蛇,但这些敌军却无端感到风声鹤唳的恐惧,长蛇阵很快混乱不堪。努尔哈赤始终注意着战局,联军的混乱自然逃不过他那双顾及全局的眼睛,他见时机成熟,就下令吹响螺号,刹那间伏兵四起,建州军漫山遍野杀来,截断联军退路。在一片掩杀声中,成百上千人倒地,满山黄土、遍地枯草都染上了鲜红的血,人哀号,马嘶鸣,响彻山谷。激战中,明安拼命狂奔,忽然“扑通”一声,马掉进了泥里,明安急忙下马,连滚带爬地跑了。努尔哈赤令全线追击,山上山下,丛林河谷伏兵四起,骑兵呼啸,矢石如雨,杀得叶赫部人仰马翻,山谷殷红,但叶赫部也不是白给,他们也顽强地抵抗,于是双方刀枪相碰,没有尖叫,没有呻吟,一刀必死,一枪致命,双方都不会给对方留下任何生机,绝不会让对手在死前还残存哪怕一分力气。这场战役中,努尔哈赤的第八子皇太极,在母亲的怀抱中,在马背上,目睹了古勒山之战,皇太极不会懂得,也不会记得,那刀枪箭镞铁蹄下的血肉之躯,那胜者的狂笑与败者的呼号。他不过把颠簸的马背当作了舒适的摇篮,把激烈的厮杀当作了热闹的玩耍。纳林布禄在帐中正等着捷报,却听到外面喊声震天,急忙上马出去看,正遇一员大将,满脸杀气,手持大刀,旋风般杀来,来者正是努尔哈赤。纳林布禄忙拔刀迎战,打了四个回合,根本不是努尔哈赤的对手,眼看就要被砍死,乌拉部首领布占泰前来救援,纳林布禄刚抽出刀来,布占泰就被努尔哈赤生擒。纳林布禄吓得魂不附体,慌忙逃走。此战叶赫联军共四千人被杀。战后,努尔哈赤说:“生人之名,胜于杀人。”将布占泰释放,至于战死的叶赫贝勒布塞,努尔哈赤将他的尸体砍成两段,一段自己留下,另一段还给叶赫部,纳林布禄见到布塞的半截尸首,吓得半死,不久就真死了。从此,努尔哈赤与叶赫部之仇恨不共戴天。布塞和纳林布禄相继死后,叶赫部布塞的儿子布扬古、纳林布禄的弟弟金台石继为贝勒。此时努尔哈赤乘胜向叶赫部发起进攻,布扬古和金台石只得求和,布扬古提出将妹妹东哥嫁给努尔哈赤为妻,金台石也表示愿意将女儿嫁给努尔哈赤的儿子代善为妻。努尔哈赤一听东哥要成为自己的女人,大喜过望,东哥虽然名字叫哥,但与东北的彪悍女截然不同,她是叶赫部的公主、布塞的女儿,是个软妹子,有“满蒙第一美女”之称。东哥出生时,叶赫部的萨满(巫师)曾评论说:“此女可兴天下,可亡天下。”这个小女孩,长大后果然成为一代绝色美女,因为她,有四个部落灭亡了,整个海西女真的天下都间接因为她一人而灭亡。努尔哈赤久闻东哥艳名,马上退兵,并向上天滴血盟誓,如果与叶赫部再战,则天诛地灭。但东哥的反应却出乎所有人意料,她发誓死也不嫁杀父仇人努尔哈赤,并说谁杀了努尔哈赤,就嫁给谁为妻。于是,布扬古当众毁约,并向海西各部征婚,只要杀死努尔哈赤,就把东哥嫁给他。努尔哈赤大怒,本想再征讨叶赫部,但明朝此时接替李成梁的辽东都督佥事令努尔哈赤不可再擅自讨伐,此时努尔哈赤还没有与明朝翻脸的资本,于是便罢兵,一场战役被扼杀在萌芽。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哈达部发生内讧,叶赫贝勒金台石趁机率兵将哈达部劫掠一空。哈达部贝勒猛骨孛罗只好向努尔哈赤求援,表示愿意将三个儿子送到建州女真作为人质,请求努尔哈赤出兵。努尔哈赤当即同意出兵。叶赫部布扬谷得知消息后,给猛骨孛罗写了一封信,说愿意将东哥嫁给他,只要他抓住努尔哈赤。咱也不知东哥到底有多漂亮,猛骨孛罗也不掂量一下,别说抓住努尔哈赤,就是惹努尔哈赤一下他都惹不起,为了东哥,让自己的小脑袋痛快,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大脑袋搬家。猛骨孛罗很快同意布扬谷的提议,努尔哈赤得知后大怒,当即发兵讨伐哈达部。最终哈达城破,猛骨孛罗被俘,哈达部灭亡。这是因为东哥而灭亡的第一个部落。哈达部世代居住的柴河、三岔、抚安三地被努尔哈赤占领,叶赫部鉴于此三地的战略地位,便向明朝报告,说不应让努尔哈赤占据这些战略要地。于是明朝辽东都督佥事令努尔哈赤撤出柴河、三岔、抚安三地,努尔哈赤只得遵命。长期征战,没在任何军事学院培训过的努尔哈赤也总结出自己的一点军事理论。《清太祖实录》记载他曾说:若敌众我寡,我军须伏于隐僻处,少遣兵诱之,诱而来是中吾计,其诱而不来,详观其城邑之远近,相距若远,即尽力追袭,近则直抵城门,使自拥塞,而掩杀之。倘我兵止一二固山(满洲军队编制,一个固山7500人),遇敌兵之众,勿令近我,即回觅大兵,然后寻敌所在,若止二三处兵,须酌量之,此乃逼敌野战之法。至于攻城,当观其势,若可下,则令兵攻之,否则勿攻,倘攻之不拔而回,反损名矣。从1583年到1626年,努尔哈赤四十多年军事生涯其实就是这套打法,加一起不超过两百字。最简单的东西往往最实用,写出几十万字长篇大论军事著作的人兴许上战场第一仗就尿裤子。精明的努尔哈赤虽然屡战屡胜,但面对明朝他却一直在装孙子,他先后于公元1590年、1592年、1593年、1597年、1598年、1601年、1608年、1609年八次亲自来到北京觐见万历皇帝,满载人参、貂皮、东珠(产自东北的珍珠)向明朝朝贡,这不仅是在证明自己对明朝的忠顺,也是借明朝的声威抬高自己,此外他还沿途留心地形,绘制地图,以便有朝一日实现自己的野心。在努尔哈赤不断进行女真统一战争的同时,李成梁在干什么呢?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李成梁保举努尔哈赤为“正二品龙虎将军”,从此努尔哈赤成了明朝的二品武官。当然这一点只能在明末史料中见到,清廷日后修史时尽一切可能抹去努尔哈赤臣服明朝的所有痕迹。除了给努尔哈赤升官外,李成梁废除了与建州女真接壤的宽甸六堡。宽甸六堡是遏制女真的重要堡垒,也是辽东重镇抚顺、清河的唯一屏障,只要丢了宽甸六堡,辽东就完全暴露在女真铁骑的兵锋之下。古语云:“女真人不满万,满万则天下无敌。”在古勒山之战时,女真士兵已经满万,此时,就等待着证明自己天下无敌的时刻了。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李成梁废除了已经有六万住户的宽甸六堡,宽甸六堡当初本身就是李成梁上奏朝廷请求修建的,被熊廷弼称作“八百里新疆”。一堡经管一段辽东长城,迫近女真根据地,扼守了女真拓展的出口。此时宽甸六堡没有大军压境,没有粮食饥荒,真不知李成梁在想什么,难不成他真跟努尔哈赤串通好了,自己废掉宽甸六堡,让努尔哈赤进取辽东吗?显然不会,那李成梁究竟想的是什么?唯一的答案是,此时李成梁已经八十岁了,老迈昏庸,加之日日有两千美女陪伴,脑子总在想裤腰带上的事,自然糊涂。宽甸六堡被撤,六万多户人家从那里撤进辽东。有人只因为不愿意离开就被李成梁像杀猪一样地杀掉。李成梁的实际作用就像是努尔哈赤肚子里的蛔虫,努尔哈赤崛起期间,他修了宽甸六堡挡住明帝国的视线,不让明帝国看到努尔哈赤统一女真的进程;努尔哈赤快统一女真了,快进取辽东了,他就立即把墙拆除,实质上给努尔哈赤提供了方便。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就在宽甸六堡被废除的次年,辉发部贝勒王机努死,他的孙子拜音达礼杀死了自己的七个叔叔,自立为贝勒,他的残暴使得自己众叛亲离,许多部众都逃到叶赫部去了。拜音达礼因为辉发部实力远远弱于叶赫部,便不敢对叶赫提出要求要回部众,只好向努尔哈赤寻求帮助。努尔哈赤因为东哥这个要到手的美女飞了,现在只要是打叶赫他就出兵,于是他二话没说就率军帮拜音达礼收复了叛离他的辉发村寨。叶赫部布扬谷故伎重演,提出将东哥嫁给辉发部拜音达礼。拜音达礼也早就知道东哥的如玉美貌,便立即与努尔哈赤断交。真不知道那个年代人们都怎么想的,东哥一直是养在深闺人未识,人们就凭着传言中她的美貌,连照片或画像都没见过,就能为她做出涉及自身部落前途命运的决定,这到底是为什么?抑或是此时的女真部族真的还处在很单纯的时代,像古希腊城邦那样,为了海伦这一个美女可以征战十年?拜音达礼跟努尔哈赤断交了,就在家等媳妇呢,可是事实证明拜音达礼只能是做梦娶媳妇,因为叶赫部压根儿没履行诺言,这么漂亮的女孩子,岂能嫁给辉发这种弱小的部落?拜音达礼没招了,只能派人厚着脸皮再次求助于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毕竟是个成熟的政治家,他对拜音达礼既往不咎,因为他的既定战略就是尽一切可能削弱自己在女真最大的威胁——叶赫。努尔哈赤很爽快地答应出兵叶赫,这次为了拴住拜音达礼,努尔哈赤提出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叶赫部首领布扬谷论打仗是一塌糊涂,他的唯一必杀技就是自己的妹妹东哥,他又把东哥推出来了,允诺将东哥许配给拜音达礼,来换取他与努尔哈赤断交。其实努尔哈赤的女儿长得应该还不错,但拜音达礼的梦中情人,也是整个女真男人的心中女神只有东哥,于是拜音达礼毫不犹豫地毁了跟努尔哈赤女儿的婚约,答应叶赫部,跟努尔哈赤断交。对努尔哈赤这样的纯爷们而言,你可以玩我,但如果看不起我女儿,那你就是作死了。本着不作死就不会死的原则,死亡果然就来到了拜音达礼这里,努尔哈赤率军攻灭辉发,拜音达礼战死。这是因为东哥而灭亡的第二个部落。此时海西女真的辉发部和哈达部已经灭亡,除了叶赫部外,硕果仅存的乌拉部与努尔哈赤有联姻关系,引起了叶赫的不安。于是,布扬谷许诺将东哥嫁给乌拉部首领布占泰,此时布占泰的老婆是努尔哈赤的弟弟舒尔哈齐的女儿,但他仍不满足,还是希望拜倒在此时已经三十三岁的东哥的石榴裙下,他答应迎娶东哥。努尔哈赤大怒,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亲率大军征乌拉。布占泰向叶赫部求救,将自己的女儿、儿子都送到叶赫作人质,但是叶赫部布扬谷却并没有派兵相救。努尔哈赤攻灭乌拉部,布占泰死里逃生投奔叶赫。已经是光杆司令的布占泰当然没有资格娶东哥了,不久布占泰便郁闷而死。这是因为东哥而灭亡的第三个部落。至此,除了东哥所在的叶赫部外,整个海西女真都因为东哥的婚配问题而被灭了,而努尔哈赤则已基本统一东北。乌拉部完了,布扬谷对于自己妹妹的婚事也真开始着急了,他决定将东哥许配给蒙古首领暖兔部(喀尔喀蒙古部落之一)首领的儿子吉赛,但东哥看不上吉赛,坚决不同意。吉赛很不高兴,你都三十三岁了,十三岁的女孩是樱桃,好看不好吃,二十三岁的女孩是苹果,好看又好吃,三十三岁的女孩是西红柿,你还当自己是水果呢?于是吉赛威胁说要进攻叶赫部。布扬古这次虚了,蒙古人可不是好惹的,而且自己的妹妹已经三十三岁了,再不出嫁就真的嫁不出去了,于是布扬谷最终将东哥许配给了喀尔喀蒙古最强者达尔汗的儿子——莽古尔岱。这一次,东哥终于同意了。努尔哈赤听到东哥出嫁的消息后,想出兵攻打叶赫,但明朝担心努尔哈赤势力太大,于是明朝出兵保护东哥,援助给叶赫部兵马、火炮。此时的努尔哈赤还没有准备好与明朝翻脸,于是没有出兵,但他诅咒东哥:“无论此女聘与何人,寿命不会长久,因为她已经亡了三个部落,她死期将至矣。”一年后,果如努尔哈赤的诅咒,东哥病死他乡。女真版夏姬结束了这段剪不断理还乱的故事。毕竟东哥已经三十三岁了,女神形象在努尔哈赤心中其实早已破灭,努尔哈赤出兵就是为了彻底灭掉叶赫部,他心里怕是早已忘记昔日娶东哥的强烈愿望了,但他一刻也没忘记的是建州女真的制度建设与文化建设,努尔哈赤渴望把自己的功业万代传承,而女真人此时却还没有文字,文书都用蒙古文来写,许多满语词汇用蒙古文无法表达,于是1599年,努尔哈赤令人创制满文。满文是在蒙古文字基础上创制的,其字母基本是在仿照蒙古文字母,没有圈点,称为“无圈点满文”。万历三十年(1602年),努尔哈赤建立八旗制度:每三百壮丁为一牛录,一个牛录的“一把手”叫牛录额真(汉语意为佐领),每五个牛录编为一甲喇,“一把手”为甲喇额真(汉语意为参领),每五个甲喇为一固山,“一把手”为固山额真(都统),一个固山就是一个旗。努尔哈赤设四个旗,分别为红旗、蓝旗、黄旗、白旗(中国古代白旗不代表投降)。1615年努尔哈赤增建为八旗,以原先的四个旗为正红旗、正白旗、正黄旗、正蓝旗,新增镶红旗、
模仿别人,左顾右盼,完全展现不出自己的力量。他虽然不像那帮落后于社会的人那样自恋,但自恋和自信是不一样的,自信是别人给予的,也就是说,只有自己的才能得到了他人的认可,本人才能真正拥有自信。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大天才也是才能得到他人认可,得到名利以后,才有了自信,才相信自己能发挥出自身的所有才能。庄吉这样的作家,跟那些对未来充满希望,一心努力写作的无名作家不同,庄吉他们虽然在文坛有一定名气,但不管过了多久都没有出头之日,写的东西基本也变不成钱,拿到杂志社也会被退回来。持续过着这种生活,就会失去自信,茫无头绪,只剩下自恋,无谓地逞强。于是净身慎心,埋头创作,越逞强写出来的文章越废越空虚,只创作出一些脱离自我,唯有小聪明的复杂工艺品。苦心经营一场,最后写出来的都是一些赝品小说。庄吉具备近代作家的“鬼眼”,也就是物质的、现实的眼力,本来就感觉到了这一真相,也明白这一真相。可是时代的共同认知没有赋予他这份自觉以信念,没有自信,他就会把文人墨客的气质当成一种兴趣爱好去无谓而又偏执地追求。他不可能拿出自信,去洞悉真实的自我、文学的真相。因此就算庄吉想钱想疯了,也会说一些跟心里真实想法完全相反的违心话,什么不给通俗杂志写呀,写不了随笔呀,人家定的其实自己不想写呀,无用而又空虚地装出一副纯洁的样子。从东都头号大型报纸那里接到连载小说的委托,庄吉干劲十足,仿佛整个人要燃烧起来一般。可他又因为专注于文人那无用而又虚幻的习性——看到自家老妈,自家老婆,想到孩子学校的事,心就静不下来,白白消耗了自己的干劲,总之先在小田原找个酒馆租间屋子,把日本流行大作家的写作派头先备齐了。可是等这小说上报,稿费进账,又要四五个月,要是那边说写得不好没法刊登,这房租又该怎么办呢?庄吉一心想着这些,小说那边只在苦心推敲,迟迟没有进展。难得心中燃起了一股干劲,却派不上任何用场;心中这股火苗只忽地亮了一下,却迟迟不见进展;于是庄吉开始怀疑自己的才能,一开始只停留在逞强的高度,后来越来越沮丧,越来越丧失自信,开始无谓的焦虑,最后整颗心就简直像在苦痛中煎熬翻滚一般,彷徨迷失在旷野之中。本来他最近的作品在根本上就脱离了自我本性和现实,是苦心推敲而成的工艺品,已经达到了极限。他得有一个契机,才能一举突破极限,破壳而出,回归自己的本原,而干劲就是最佳契机,可是他却轻易就放过了这天赐的福音,现在还因为这福音而更加焦虑,更加沮丧,把心放空了。他在酒馆的屋子里徒然地盯着稿纸,表面上却装成大型报纸的连载大作家,接见乡里来拜访他的晚辈们,一起喝酒,喝得酩酊大醉后拼命耍威风,说什么我有的是钱,不用担心,我已经不是原来的三枝先生了,我喝酒感觉会胃胀,喝不了酒,没有威士忌吗,我要喝老伯威[12]。然后烂醉如泥回到家。自家老婆柳眉倒竖,道:“你爬到哪儿去喝酒了?!买米买鱼的钱怎么办?!非得每次都找咱妈哭着要吗?!要找咱妈要的话,那你去要吧!不然我就离家出走了!”“胡说什么!你要有地方去的话,随便!”然而就心底而言,他的心已经瘦得像一根线了。小说怎么办?已经没有信心再写下去了。房租怎么办,连日的酒钱怎么办?如果借此机会还写不出来,他的文学生命就没有活路了,所以他要找地方来发泄这种苦闷。酒醒以后,自家老婆的车轱辘话也扎进了自己的胸口。连一丁点买鱼钱都得哭着找老妈要,自家老婆的苦闷本来是他自身的苦闷。不用担心,我去想办法弄钱。于是庄吉写了几篇随笔去了东京,在各家杂志社来回三拜九叩软磨硬泡弄到了一点钱,跟朋友们喝杯茶,横竖连条鱼干都买不起,于是觉得这都怪自家老婆,不由得怒从心头起,白天还十分谦逊地品着茶水,一到傍晚时分,只觉得不喝几杯就这么坐火车走了,实在不好意思。就喝一点点吧,又想算了,现在火车都被下班回家的人挤满了,于是坐了末班车,深夜才到家。酩酊大醉,晃晃悠悠,跌跌撞撞,一身泥泞,一分钱没有,领口边还沾着口红印。“这口红印是哪儿来的?!”“啊哈哈哈……被你发现啦!啊哈哈哈……这是疑雨庄的老板娘给我亲上的。啊哈哈……”其实这口红印是在新桥一家位于偏僻小巷的三流酒吧里,被长着一张食人族大嘴的女人啃上的。人穷则愚,剩下的只有欺凌弱者的施虐癖,大功告成就仿佛很高兴,笑得跟个白痴一样。自家老婆气得跟烧着了一样,手足无措。她不知道自家死鬼和老板娘之间到底怎么回事,再加上十几年贫苦缠身的流浪生活,长年累月的怨恨,一次次的不尊重和轻蔑,这让她再也忍受不了了。第二天早上,她把日常用品打包好就去了火车站,每一步都像是在踢小田原冷清的街道。她去了东京,找到自家死鬼的徒弟——大学生浮田信之,然后就哇的一声哭了。上次失踪她找的也是这位大学生,哭了一下就受到他诸般照料,回家还是他陪她一起回的,自家死鬼还跟他道歉来着。然而他还在上大学,不知道这社会最普遍的实情——夫妻床头吵架床尾和,向来外人就不该掺和。他就把她说的话当了真,把庄吉失踪的老婆送回去的时候,还像个小大人似的训斥庄吉,说他招惹上不三不四的女人可太不应该了,把庄吉气个够呛。本来他就替她愤慨,这次她又去找他哭,他就非常同情她,说你没地方去的话就住下来吧。可是他还是个大学生,也得靠父母养活,也没办法把女人留在家里住。那就一起去旅馆住吧,本来她也有这心思,于是两人就手牵手失踪了。老婆过了一周也没回来。庄吉也完全慌了,跑到她老家去打听,没找到人,再一找发现老婆跟浮田信之一起失踪了。浮田的父亲大吃一惊,跪拜在庄吉面前:“万分抱歉,您要是找着了我家混小子,要杀要砍都随您!”“别别,我不能这么对待您儿子。”他当时虽然表现得很沉着,但从那天起,他就陷入懊恼狂乱,神经衰弱,连面容都急剧消瘦憔悴,病弱得像个废人一样。☆☆☆庄吉迅速给他的后辈栗栖按吉写了封信。这种时候他想起来的只有这个招人恨的家伙。在疑雨庄那会儿,他老婆失踪后,他也想过要跟老婆孩子分开住。他打算到按吉的住处借间屋子一起学习,因为按吉那里没地方,他才不得不逃去小田原。然而逃去小田原的前一天,跟一阵风似的来访,帮他收拾屋子的也是这个招人恨的家伙。于是庄吉给按吉发了封快信,让他看到信以后马上赶来小田原,说自己只想看到他,除此之外无法思考任何事情。然而他这三年来最恨的就是按吉,因为按吉是个招人恨、招人咒的家伙。这家伙原本是个热心肠的人,帮自己找连夜逃跑的落脚处,还帮自己想办法借钱,考虑到每次连夜逃跑自家小子都得转校,他还帮自家小子进了私立小学,这种时候,按吉就是自己的亲人。但他身为后辈,却不懂得尊重前辈。每次见面,按吉都会批评他的前辈庄吉最近的作品。庄吉一喝多了就爱给自己加敬称,自称三枝先生,三枝老师。于是按吉都会叫他别自恋了。“你看看你最近写的东西,亏你还能一副老师样,全是一些耍小聪明的假货,你背上的龟壳都快压得你爬不起来了吧。首先就是你那行为,居然从早到晚朗读自己的小说,别干这么可悲的事儿了。”按吉每次都会说这种话,一定会说。三枝庄吉怒从心头起,他给他们共同的好友写了封信,宣称那家伙是个自恋自傲的疯子,不知礼数,是文人中臭不可闻之辈。愤怒,憎恶,三年来,恨他入骨,然而无意间,每次苦恼都会想起他来。于是庄吉就忍不住写了封快信。那次挚友大门次郎跟庄吉绝交的时候,庄吉立刻给那家伙写了封快信,那家伙也赶来了,然而按吉来了以后,又马上招他生气。按吉看到快信立即赶了过来,却被庄吉皮包骨头的样子给吓坏了。庄吉两颊凹陷,脸小得过分,不比按吉的一只拳头大,其中只有眼口鼻还保持着原来的大小,暗沉得跟木乃伊似的,说起话来只有嘴巴跟妖怪似的动来动去。除了眼鼻口以外,就剩下黄浊的皱纹,还有毛发了。“哟,你终于来了!我很想你,能见到你太好了。这段时间你过得怎么样?你的房间安静吗?能学习吗?哎呀,今天我真幸福。总算见到你了。”按吉又愣住了。因为庄吉除了喝醉酒以外,平时一向是个阴郁沉默、说话极度谨慎的腼腆之人,感情一点儿都不外露。庄吉一直劝按吉住下,按吉推辞说手里有快截稿的活儿,硬是给推掉了。他会如此推辞,是因为跟病弱的庄吉说话令他痛苦不堪。虽然栗栖按吉是个完全不火的三流文士,没有什么稿子要赶,然而庄吉听了却觉得十分对不住他——“这样啊”“你腾时间过来看我的呀”“请原谅我”,小脸看似原本就盈满了泪水似的。不过按吉还是费尽了口舌安慰庄吉。例如,庄吉老婆就算跟浮田一起失踪了,也不一定会发生肉体关系。要是被浮田迷住了才走的就另当别论了,但她是跟自家老公吵架以后走的,这种情况就不同了。按吉自己原来跟一个女孩子谈恋爱,一起旅行过十几天,可女孩子并没有把身体交给他。她这次离家出走也是这种情况,起码肯定不会同意肉体方面的事。对方还是个学生,又是乳臭未干的浮田,不可能硬来的,多半她正为这场极度感伤的旅行感到心力交瘁呢。更有可能失去了回来的机会,想回回不来正烦闷呢。林林总总的,两人或许就算殉情都不会发生肉体关系。世事往往就是这么出人意料,向来只有不惹人注意、不为老公所知的出轨才会发展到难舍难分的地步,这种高调的情侣只是看起来风光,两人反而正在痛苦呢,等等。然后按吉趁天还没黑,赶紧回家了。按吉安慰自己的时候,庄吉感觉心里也很有底气,觉得一切都包在对方身上,于是非常放心,连连称是。然而按吉立即就回去了。盼着人来的这段时间还好,然而人已经来了,已经走了。按吉在的时候,这些话还有些说服力,按吉一走,剩下的这些安慰的言辞又算什么呢?不过是空虚的废话而已。自己老婆不在了,跟别的男人一起失踪了。自己又能拿这事实如何呢?庄吉更加急剧地消瘦衰弱了下去。有一个爱好文学的青年户波五郎,他自打庄吉小学起,就是庄吉的后辈。他的家刚好跟庄吉家面对面隔着一条街,只要庄吉在屋檐下喊一声喂,就能听到他在对面房子里的回应。庄吉在东京的时候,户波也住在东京,他在一家书店当掌柜,两人关系甚好,几乎天天一起出去玩乐,一起跟别人借钱去喝酒。户波回到小田原后,在车站前开了一家叫杂文堂的小书店,这一年来天天出门。他把店交给伙计管,自己偶尔也会跑跑客户,但经常大白天就开始喝酒,一夜就把营业额喝到赤字。户波也快到连夜逃跑的地步了。忧心催得人憔悴。这时候最眷恋的就是朋友。虽然跟朋友在一起,有时候会莫名焦躁生气,但心里总感觉很满足,很安稳。户波是个酒鬼,非常明白宿醉的不安和痛苦,知道人在这种时候会极为眷恋朋友,这类经历对于他自己也是家常便饭了,因此他很同情庄吉对朋友的这份眷恋。只要庄吉在对面房子喂地喊一声,他就会过去,哪怕手头的事都不干也要陪着他。可是他自己除了宿醉和连夜逃跑以外,并没有其他烦恼,也没遇过这种事,不可能去凭空想象出来,所以没办法设身处地去同情庄吉。谁都是如此。当时庄吉话说到一半,突然心烦意乱,捏着和服腰带就往乒乓球桌的桌脚上绑,绑了一个圈,把头往圈里一面塞,一面用力拉扯,念叨着“这样死不了吗”,然后又烦躁地捏着腰带,又把头塞到圈里,使劲拿胳膊往头顶上方拉扯腰带。那眼神简直就像已经疯了似的,混浊发蓝,暗沉而犀利。即便如此,户波也未曾想过庄吉竟然会自杀。那是在那之后四五天后的事。庄吉在家里喂喂地喊了好几声,却没有人回应。于是庄吉蹬上木屐,来到了户波家门外。“户波不在家吗?”户波的妻子原来是做女招待的,是个非常没礼貌,一不如意就怄气睡觉的母老虎。只听房中传来含含糊糊,带着怒气的回话:“他不在!”“他去哪儿了?”“我哪知道他去哪儿了!”庄吉就此沉默,回了自己家。户波当时要在家里的话,或许就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了。庄吉来到屋檐下的走廊上坐着,一会儿又焦躁地站了起来,往屋子那边走,从客房走到放着乒乓球桌的房间,再走到内屋,毫无意义地快步走来走去,又回到了走廊上,焦躁地坐下了。刚坐下不一会儿,又唰地站起来,走到了他孩子的房间里。过了十分钟,户波回来了。他听说三枝先生刚刚来找过自己,就没从玄关进去,而是从院子转到了走廊那边。户波总是习惯从院子里转过来找庄吉。孩子的房间在走廊尽头。这房间刚好很像个阁楼,没有顶棚,房梁裸露在外面,离地只有六尺高。也就是说,这屋子原本是间小仓库,在此基础上加盖了外面的走廊,地板上放着桌子椅子。虽然整体很像西式房间,但没有门,所以人在院子里可以察觉到里面的情况。户波感觉屋里有人。于是他从院子里往里瞧了瞧,一瞧之下却发现庄吉的母亲——那个曾是老师,威风凛凛又胖又壮实的老太太正用双手一动不动地摁着什么东西。她背对着他,所以他不知道她在摁着什么东西,但她好像一直在摁着什么会动的东西,让那东西保持不动。于是户波迈上走廊。“老太太,有什么事吗?”户波说着就走进屋里。于是她回过头来盯着他,眼里散发出诡异而锐利的光芒。“傻子死了。”然后她放开一直摁着的东西,走出屋子,说了句,“麻烦你叫医生过来。”户波往里一看,房梁上挂了条腰带,庄吉吊在腰带上。因为房梁离地面只有六尺高,小个子庄吉的脚几乎碰到地板,就像踮脚站着似的,微微摇晃着。只见庄吉垂着两条长长的鼻涕,血红的眼睛大睁着,散发着诡异的光芒,就像是还活着,像是在发疯一样。庄吉的母亲多半是听到孩子房间里传来异样的声音,就马上起身去查看情况了。户波把庄吉从房梁上放下来,赶忙跑去找医生了。☆☆☆我接到电报赶去了小田原,我到那不久以后,庄吉老婆就回来了。她看到了当天的报纸,知道了自己老公自杀一事。她让我去一下,就把我带到另外的房间,一面换丧服(可能是从衣柜里拿出来的),一面说道:“那家伙,是存心想折磨我才寻死的。”“没有的事。人会为了折磨别人干出很多事,但不会寻死。他是四十岁的文士,又不是歇斯底里的小丫头。”“你骗人。那家伙为了折磨我,什么都干得出来。他就是为了让我难过才寻死的。”“算了,你冷静一下。”我转身离开了房间。我很奇怪她会提前准备好丧服。生活过得这么窘迫,什么衣服都偷偷卖掉,为什么她没有把丧服拿去当铺当掉呢?我会这么想,是因为女人的丧服透着一种奇妙的性感气息,尤其是女人正在穿丧服的时候,令人神魂颠倒。这种莫名妩媚又性感的生物正扑簌簌地掉着悔恨的泪水,说那家伙是存心想折磨她才寻死的。我也因为中了这种性感的蛊惑,所以赶紧逃掉了。真是没脸见人。我在那之后不久就去京都闲游了。一年半以后,我回到东京。一天晚上,庄吉夫人过来拜访我。她已经自暴自弃到了极点,她成了一名小妾。说是小妾,不如说是妓女,而且还是最放荡的站街拉客的那种。我都不忍直视了。之后我听说她其实是自愿堕落到这种地步的。庄吉是一个始终在做梦的人。他的文学不光是他的梦,还是他实际的人生,同时也是他的梦。然而,梦能成为文学有一个前提:这个梦的根基必须在现实生活中扎根,在他站立的现实的地基上扎根才行。一开始是扎了根的,因此他的老婆才会模仿他在梦里描绘的那个她,不久便毫无二致,他们成功地把现实本身变成了梦。他的人生、文学都像他制作的玩具箱一样,他跟他老婆身为玩具箱中的主人公,却有着
部尚书鲁思俊的个人笔记。具体情节是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90年)明军北征蒙古,朱棣率燕军深入不毛之地,大破蒙古军,迫降北元大将乃尔不花,招降5万人。捷报传到京城,朱元璋喜不自胜,对兵部尚书鲁思俊赞道:“棣儿类我。”靖难之役时,鲁思俊已然作古,联想到其曾身为太子朱标以及皇太孙朱允炆讲师的身份,可见这段记录的可信性是极高的。而朱棣也再接再厉,两年后的三月,朱棣再次受命出师北征,先破元将索林帖木儿的大军,再乘胜追击,打败当时北元“柱石”哈刺兀。在彼时明朝功勋宿将纷纷遭到屠戮的情形下,横空出世的朱棣,实为大明九边最卓越的“将星”。时人“燕王善战”的评语,诚为实情。战功冠绝诸兄弟之上的朱棣,在当时的诸藩王里,是个口碑甚好的人,既无秦王的骄横,更无晋王的奢靡腐化。在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随朱元璋巡视老家凤阳时,他就留心民间疾苦,史载“民间细事,无不究知”。自就藩以来,在其属地爱惜民力,巩固军屯,协助地方官员发展生产,在洪武十八年,二十年两次调拨军队,协助地方府衙兴修白沟河、滦河水利,多次亲临工地“带头示范”,终使当地“灌溉千里”,营建北平城时,动民夫数万,“补恤甚厚”。边境操练演军时,但凡有践踏民田,毁坏百姓财物的行为,一律重金补偿。划定军队屯田范围时,强调“不与民争利”,曾将怀来附近千亩良田让与附近农户,“另择低洼贫瘠之地屯耕”。对待麾下兵将以及地方官员的贪污行为,也毫不手软,多次接受乡民诉状,上书朱元璋揭发当地府衙的不法行为,惩治多名贪官污吏。对其军中兵将的扰民行为也毫不姑息,先后重办数名曾追随其出生入死的亲兵。特别是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掌管北平军械钱粮的司谷(相当于后勤部长)刘通贪墨事发,朱棣令刘通持刀,与麾下遭克扣的30名士兵相搏,顷刻间刘通就被剁成肉酱。甚至在多年后朱棣起兵造反,建文帝派大军征缴前,国公徐辉祖就建言:燕王“深得民望,军纪严明,冠于九边,不可轻视也”。在洪武朝时代,不仅朱棣属地的官民对朱棣称誉有加,就连当时朝中以“忠直敢言”著称的几位“直臣”,对他也赞不绝口。敢于纠劾权贵的监察御史韩宜可,一生揭发权贵重臣无数,却唯独对朱棣推崇不已,其弹劾晋王的奏章里写道:“若诸王以燕王(朱棣)为楷模,凡事以安民俭省为首任,实为大明之福。”太子朱标巡视北方,归来后在为晋王、秦王开脱的同时,也称赞朱棣“四弟安民营边,仁勇兼有,为边陲柱石也”。对素来痛恨贪官污吏,崇尚简朴,重农爱民的朱元璋来说,这一切自然为朱棣增加了不少“印象分”。朱棣的目标显然不是做“柱石”,心怀大志的他,能让朱元璋彻底放心,是因为他的“不争”。洪武二十一年,二十三年,朱棣两次北征得胜,卓越战功,只得到朱元璋“宝钞十万贯”的封赏,与他的那位临阵脱逃的三哥晋王无二,晋王得赏后尤嫌不足,时常牢骚满腹,朱棣反而毫无怨言,相反屡屡上书,坦言自己“功不及赏”。如此“谦虚谨慎”,自然让朱元璋心中的天平倾斜。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太子朱标病逝,朱标之子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朱棣侦得朱元璋对蓝玉日生不满,遂向朱元璋进言:蓝玉是“跋扈将军,日久将尾大不掉,恐祸及太孙(朱允炆)”。令朱元璋杀心顿起,次年大兴“蓝玉案”,株连数万人。凭此举,朱棣既向朱元璋表明了“立场”,彻底打消了朱元璋对他的怀疑,又除掉了日后自己起兵夺权的最主要对手(蓝玉是太子朱标的舅舅,也就是未来建文帝朱允炆的舅爷),可谓一举多得。纵使朱棣巧妙“表现”,朱元璋也对他器重有加,但在朱元璋眼里,朱棣只是个“柱石”,做不得“天子”,原因正在“棣儿类我”的一句话上。朱元璋对接班人的要求,是一个宽容的“仁君”,而不是自己“刚猛治天下”的翻版。“类我”的朱棣自然是不符合要求的。而就实力而言,朱棣尽管权镇一方,在当地“深得民望”,其军队也“骁勇冠九边”,但若对照一下孟森在前文关于朱元璋中央与藩王关系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到,朱棣的边上,是两个已被“治服帖”的哥哥秦王和晋王。且不说中央以全国治一隅的优势,单是这两个已对朝廷忠心耿耿的藩镇对他的牵制,就令他难有动作。这个“权力的平衡”,若无意外,朱棣是无法打破的。但意外偏偏发生了,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秦王朱樉病逝,洪武三十一年晋王朱纲病逝,在朱棣这个中央的“最大威胁”浮出水面的同时,也扫清了朱棣起兵的障碍。秦、晋两王的继任者朱尚炳和朱延喜年纪尚轻,防卫蒙古勉强可以胜任,出兵与朱棣争锋却不是对手。两大藩镇对朱棣的牵制不复存在,最终有了“靖难之役”3年的战火连天。清赵翼就曾为此感慨:天佑燕王,祸及苍生。对苍生来说,这样的“天意”究竟是“福”还是“祸”,清大儒谷应泰对此的看法是:“靖难三载,虽杀戮甚重,藩镇之患却终消解,倘无此役,任诸侯尾大不掉,唐末割据恐重演也。”此言确有道理,因洪武末年的夺嫡之争而造成的“靖难之役”,其结局虽令建文帝丢失宝座,但篡逆成功的朱棣此后厉行“削藩”,不断解除藩镇的权力,终建成了大明朝的“中央集权”,保持了国家的稳定。否则,若干年之后,明朝很可能演变出唐末五代十国的乱象。靖难之祸的结局,确实是“福所依”。这场变乱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靖难之役后,登上龙位的朱棣为防诸藩王“有样学样”,下诏将九边“藩王”逐一内迁,导致北方防务松懈,长城以南明朝防卫蒙古的各类“缓冲地带”逐渐沦陷,蒙古部落日益南下,肆虐大明边关。“土木堡之败”的伏笔即由此而种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朱棣将驻扎在开原的韩王朱松及其属下“三万精兵护卫”,尽数南迁至福建,在当地任命部落首领猛哥帖木儿为大明“建州卫指挥使”,世袭镇守。200多年后,这个世袭镇守的家族,崛起了一个大明王朝的掘墓人——清太祖努尔哈赤。福兮,实为祸所伏。第七章明朝版的『张骞』陈诚一说起纵贯欧亚大陆上千年的“丝绸之路”,言及“通西域”的伟业,今人最先想到的是西汉博望侯张骞和东汉定远侯班超两位先驱。在中华民族的“地理大发现时期”,二人前后相继,远行数万里,历尽雨雪风霜,任千难万险,刀兵相向,却不屈不挠,不辱使命,终通好西方列国,宣中华国威于域外,开绵延千年的丝绸之路,其英雄功业,历经千载,至今令人心向往之。而永乐皇帝朱棣在位的22年,也堪称中华民族又一次“地理大发现”时期,这一时期与大明通好甚至纳贡称臣的国家多达80余个,远达中非地区。彼时七下西洋,开拓万里海疆的三宝太监郑和早已名垂千古,而另一个与之有关的杰出外交家——五使西域,重开万里丝绸之路的陈诚,相形之下,历代史家着墨并不多。事实上,这位被“三宝太监”的光辉所埋没的大明使节,以其坚韧的决心,无畏的斗志,先后五次西出阳关,远赴西域,与郑和一海一陆,共开“万国来朝”的盛景。陈诚,字子鲁,号竹山,江西吉水人,元至正二十五年生人,吉水当地人物志记载他自小“博文强志,悉通藏回蒙等诸番语”。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陈家礼聘闲居在家的明初大儒梁寅为其老师,朝夕相处后,梁寅对陈诚之父赞叹道:“汝子性机敏犀利,虽难有将相之才,却可建定远、博望之功也。”虽有此赞叹,也悉心好学,但四书五经于陈诚终非强项,数年之下虽经苦学,却终差强人意。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中进士,次年中贡士,殿试中三甲,终于“金榜题名”,但成绩比起诸多位列“一甲”“二甲”的才子们,可谓是相形见绌。陈诚先在翰林院任“检讨”一职,是个“从七品”的小官,比同榜的“一甲”“二甲”同年们都要低。虽如此,陈诚却不因官职低微而废言,朝廷的内外政策但有错处,皆大胆上书建言,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秦王朱樉镇压甘肃临洮叛乱,“破吐蕃部落万人”,捷报传来,群臣皆称贺,唯独陈诚认定此举“草率举兵,恐遗怨怒”,上表建议朝廷速派使者招抚,引得朱元璋大怒,一度欲将陈诚下狱,幸好兵部侍郎齐泰劝解,力言陈诚“通晓边事,干才难得”,才让朱元璋肝火平息。一年后,陈诚人生的转折点终于到来,朱元璋升陈诚为兵部“驾部员外郎”,出使西域“撒里畏兀儿”(今新疆柴达木盆地),从此,他开始了跋涉万里的一生。这次出使的起因是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建国于今天新疆的“东察合台汗国”的入贡。“东察合台汗国”,是从昔日蒙古帝国的“察合台汗国”分裂出来,其疆域包括今天新疆伊犁以及中亚部分地区。公元1391年,东察合台汗国可汗黑的儿火者遣使入南京朝见朱元璋,从此正式确立了对明朝的藩属关系。然而东察合台汗国在奏章里对其西部邻国“帖木儿帝国”的描述,却引起了朱元璋的重视。说到当时活跃在中亚的“帖木儿帝国”,中国史籍记录不多,但这个起于“西察合台汗国”,在中亚南征北战,被西方史学界赞为“成吉思汗后蒙古又一伟大征服者”的帝国,此时也渐成明朝在西部的又一威胁。早在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朱元璋派傅友德西征,连破甘肃、青海、新疆东部元军的时候,帖木儿也推翻了原西察合台汗国的统治者,此后南征北战,向西击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向南屡次攻掠印度,拓地无数,连远在欧洲的西班牙国王也尊其为“义父”。对于东边的大明王朝,帖木儿态度素来恭顺,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7年)明朝获得捕鱼儿海大捷后,帖木儿即遣使至南京,尊奉大明王朝为“上国”,但是,根据法国历史学家布里哇的《帖木儿帝国》一书中的记录——“他的终身梦想就是解除对中国的臣服”。在东察合台汗国入贡时,帖木儿正屡屡兴兵,侵扰东察合台汗国边境,双方互有胜负。东察合台汗国的奏报,加上朱元璋先后派往帖木儿帝国的两批使臣遭到扣押,令朱元璋意识到帖木儿帝国的野心,因此明朝先调开国功臣西宁侯宋晟镇守凉州,再派使节出镇西域,意图加强西北防务,初出茅庐的陈诚,承担了这个任务。陈诚果然不辱使命,洪武二十九年(公元1396年)冬,陈诚抵达柴达木盆地,招抚当地部落。曾有人建议明朝“尽逐番人,移民实边”,陈诚坚决拒绝,力陈此举“有伤天和”,此后陈诚委当地部落首领为官,在柴达木盆地建立“安定卫”“曲先卫”“阿端卫”3个军事要地,并请朝廷派遣“户部熟农务官吏”,在当地推广中原先进农业生产技术,发展生产。此举令当地游牧部落从此转为定居生活,令各部落“归附如流”。1年后,安南侵扰大明边陲,陈诚又被委派出使安南,越南史料称他“不卑不亢,言辞稳中带利,尽展明朝天威”,终让安南君臣恐惧,遣使至南京谢罪。建文四年(公元1403年),陈诚又调任广州府“管事”,在当地调解“色目户”(即元灭亡后滞留在内地的“色目人”,主要是阿拉伯国家移民)与当地乡民的纠纷矛盾,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主持修缮当地清真寺,当地各民族从此和平相处。几件大功,也令“善抚夷事”的陈诚,从此在大明政坛崭露头角。二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疆土已达极盛的帖木儿在其首都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召开中亚“蒙古人大会”,宣称要“反明复元”。随后起倾国兵力20万,悍然发动了对明王朝的“东征”,消息传来后,朱棣命凉州左都督宋晟整军备战,而陈诚在柴达木盆地设立的“三卫”,也“整军经武”“日夜备战”,但是年冬天,帖木儿在行军途中染病过世,声势浩大的“远征”最终无疾而终。帖木儿过世后,其国家陷入内乱,他生前钦定的继承人孙子哈里,与四子沙哈鲁为争皇位相互激战,“反明复元”大业算是搁浅了。此时,明朝也在西北频频动作,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朱棣在新疆哈密设哈密卫等军事要地,派驻重兵,正式行使对今天新疆地区各“藩属国”的主权。内外交困下,帖木儿帝国开始着力修复与明朝的关系,1年后,首先继承帖木儿帝国王位的哈里释放早年遭帖木儿扣押的明朝使臣傅安、杨德文等人,并托其带去帖木儿帝国意在与大明修好的愿望。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六月二十二日,这支“失踪”数十年的使团终于重归京城,一时“举朝皆感其忠义”,而此时已调入文渊阁的陈诚,在得知帖木儿帝国正陷入夺位内战时,立刻向朱棣建言“速派使节,熄其兵火,宣示天朝威德”。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朱棣派曾出使帖木儿帝国的郭骥为使节率团出使,带去朱棣的亲笔书信。在帖木儿帝国当地调解内战两派——哈里和沙哈鲁的纠纷,夺位成功的沙哈鲁最终将被囚禁的哈里释放,封伊刺黑为其封地,持续帖木儿帝国3年的内战终于“和解”。次年,正式成为帖木儿国王的沙哈鲁派使团至南京朝见朱棣,送上豹子、狮子等礼品。双方重新恢复了朱元璋时代的“宗主国”关系,从此友好往来。首先建言“速派使节”的陈诚,之所以没有得到这一委派,是因为此时的他已成为“文渊阁参议”,正协助解缙编纂中华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皇皇巨著——《永乐大典》。其间他广泛搜集史料,将历代中国王朝出使外邦的详情,以及中国周边列国的风貌资料尽数整理编纂,我们今天能够了解诸多中国古代“外交家”的英姿,以及古代中国与列国友好往来的历史,陈诚功不可没。三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九月,已是吏部封验司员外郎的陈诚,终于迎来了自己的二赴西域之旅——以大明使团“典书记”身份率8名使节出使帖木儿帝国。对于这次出使,陈诚计划周详,行前就请朱棣精选“故元遗臣后人”随行。使团从北京出发,经玉门关进入西域,历经1年多长途跋涉,终于在次年十月抵达帖木儿帝国首都赫拉特(今阿富汗赫拉特城)。陈诚走访帖木儿周边中亚诸国,以大明国使的身份先后册封“达什干”“迭失迷”“赛兰”“沙鲁海牙”等国国王。公元1414年十月,帖木儿国王沙哈鲁在其都城赫拉特设盛大仪式欢迎陈诚一行。会见期间,陈诚以其优雅的大国使节风范,得到了沙哈鲁的敬重,当然也有“不和谐”的插曲,沙哈鲁麾下大将,祖上曾是元朝重臣的“仇华派”阿哈黑当场发难,指责明朝是驱元而起,素来是蒙古人仇敌,此来不可不防。陈诚则针锋相对,坦言“国之运祚,在德不在威”。接着一一列举前元朝的各族旧臣在明朝受到优待的事实,并令使团里的回族官员萨都木当场“现身说法”。正告帖木儿国君臣:明朝与帖木儿国的通好,是“行德安民之举”,若其再争执,只会“祸连贵国苍生”。有礼有节的应对令帖木儿国君臣上下叹服,阿哈黑当场被沙哈鲁下狱。曾在帖木儿帝国占有重要地位,历来主张对明朝开战的“仇华派”从此彻底失势。其后沙哈鲁多次在其内宫设家宴款待陈诚一行人,并令其“继承人”乌格拜见陈诚,表达世代愿与大明友好的愿望。在帖木儿国留居期间,陈诚还走访当地知名宗族、商会,结好驻帖木儿国的各国使臣,逐一驳斥逃到当地的故元遗臣对明朝的歪曲描述,“驳荒悖之论,尽言大明仁德”,而中国使团带来的瓷器、丝绸等精美礼品,更在当地产生了轰动效应。苏联蒙古史学家弗拉基米尔?佐夫对此有高度的评价:“这是一次对帖木儿帝国对外国有着深远影响的外交盛事,这位睿智的中国使节(陈诚),不但用他善辩的口才和高贵风度得到沙哈鲁的敬重,更向帖木儿国民展现了中国博大的文化和强盛的国力,以及睦邻友好的真挚诚意。从此之后,无论时局怎样变动,对东方(明朝)的友好政策
力和修为。莫炎的表情已是千变万化,这段事实给他带来的打击远胜过当年眼见莫曹杀害父母,其实茶马古道的血案完全是由他先祖的行为导致的。“既然龙脉已经被无间轮回局封入另外一个空间,那莫曹为什么还要继续他先祖的计划?”我的脑中依旧问号重重,“何况,即使莫曹是个天才,但除非他有通天彻地的本领,否则根本无法将龙脉复原。”“野心大了什么都敢做,再说莫曹已经懂得操控虚灵改变地貌。”了然对我的怀疑露出了不屑一顾的表情,“劳什子书上知道的东西未必可靠,无间轮回局的可怕你亲眼见过吗?”说着,手指一弹,了然嘴上多了一支烟卷,狠狠地吸了一口后,又对我们说道:“莫曹已经弄到了狎兽和炎毒凰,你们也看到炎毒凰的涅蜕,接下来他就是要利用饲虚一派的绝技将无间轮回内的龙脉引回本处。”出家人的打扮的了然叼着烟卷,那样子看来有些滑稽,这倒也符合我想象中的形象,但想象归想象,眼前看去总有几分怪异,尤其是那老烟枪般潇洒的吸烟动作。“他会在哪里动手?”莫炎追问道,脸上阴沉的可怕,现在对莫炎来说已不止是报仇那么简单了,他还必须为先祖犯下的错误赎罪。“抚仙湖。”了然吐出一片烟雾,眼睛凝望着众人,我察觉到那眼神似乎特别关注着某人,难道他算出了这人之后会与此事件有关联?……重返玉溪,我们的目标便是形如伏羲之首的抚仙湖,一路上了然不再搭理众人,独坐在那里不住吸着纸烟,出家人的打扮在佛教盛行的云南司空见惯,并没有引起旁人多大的注意。“亦凡,了然的烟瘾怎么那么大。”晖儿偷笑着对我说道,“出家人四大皆空,他让我想起那个济癫和尚了。”“呵呵,出家人也不乏酒肉和尚,佛祖心头坐就行了。”我不禁笑道,“了然的性格比较古怪,也许这就是所谓的高人异品吧。”虽然如是说,但晖儿的话让我心中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感觉,了然的行为举止似乎预示着什么,是我过虑了还是其中确实存在问题呢?莫炎在旁边自顾休养,闭目凝神心无旁骛;林岳和S两人叽叽喳喳说个没完,但总是瞟着了然,眼神有些茫然;老田一路忙碌着,取茶送水,默默地照顾着大家路上的饮食,他的朴实憨厚让人不禁感动。……黄昏时分,玉带河畔,巨大的怪石边。了然并没有带我们前往抚仙湖地域,而是来到了这条分隔抚仙湖和星云湖的隔河。河边的这块怪石相当巨大,不规则的外形像似一个狰狞的虎头,阔张的虎口正对着两湖的分界线。老田曾和我们说起过,这块怪石被称为“界鱼石”,抚仙湖盛产的抗浪鱼本来以抢水激浪为快事,但到了界鱼石边,却像遇到了什么屏障,纷纷调头;星云湖盛产的大头鱼顺流而下,到了此处,同样会折头逆水上回,因此便有“彼此知禁,从不过界”的说法。“夸张,这也太神奇了。”S看着水中返回的鱼群一脸惊愕,“就没人知道为什么吗?”“老人们说过,这石头像虎头哈,老虎是百兽之王,鱼儿也怕咯。”老田抚着石头道。了然一言不发地看着怪石,听到他们的对话嘴角不由露出一丝微微的笑容,好像对这个传说不以为然。四下已没有什么人,落寞的夕阳开始躲进山峦,了然看了看周围,手掌猛地叠起,大力按向怪石凹下的一处。他的手掌上隐隐裹着一层淡色光芒,柔和但蕴含力量,耳畔突地传来一声威武的低吼,那声音近乎于虎狮的混合,又带着一丝龙吟的高亢。怪石在这一刹那发生了一个微妙的变化,那酷似虎头的眼窝部位闪现出两个亮点,但稍纵即逝,如果不是因为我站在恰好的位置上,几乎就会忽略掉这个变化。一阵强大的胁迫感传来,我完全分辨出怪石里隐藏着的力量,那竟然是……“龙子狴犴?!”莫炎的鼻子灵敏地觉察到了,“难怪说‘南龙孕法’。”怪石里隐藏的虚兽就是狴犴,龙生九子的一子。自古民间就有“龙生九子,不成龙,各有所好。”的说法,严格说来这是一种误区。这形形色色的九子并不是“龙”这种动物所生,天坑里的毛龙是生物,但这九子却是虚灵。因为九子根本就是龙脉孕育出来的。《闻风拾水录》上的记载表明,所谓“龙生九子”是指龙脉地气孕育出的多种不同性质的虚灵,这些虚灵因沾染龙脉地气,被古人称之为“龙子”,但事实上它们和传说中的“龙”是有区别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它们会外形各异。“南龙孕法”是古代风水堪舆学说中一个有些缥缈的说法,多年来一直为人们所不解,直到今天我们看到这只因南龙地脉孕育而生的狴犴。狴犴是一种原则性极强的虚灵,它生性公正,极好狱讼之事,因此古时候一直被作为律法的象征。看来这条南龙地脉的地气秉性中带着较为深厚的肃正之气,因此也就孕育了狴犴,难怪秦始皇在律法方面如此苛刻,想必也是受到了南龙地脉之气的影响。了然双掌一错,再次击上怪石,石中的狴犴一阵躁动,我只觉得眼前一花,怪石边上突地多出了一只有趣的猫科动物。众人惊愕之下却又不禁有些哂然,那便是狴犴,体形不大,有点像放大两三倍的家猫,一身美丽的纹路媲美虎皮,面部带着酷似人类的严肃表情,可是这表情和它那张漂亮的猫脸搭配起来倒有些小孩子故作老成的意味。狴犴迈了两步,警惕地看着我们,眼光郑重地逐一在众人身上扫过,忽地身子一伏跃向其中一人。“啊~~”发出惊叫的是S,惊吓中不由坐在了地上。那只狴犴是扑向她的,但并没有做出伤害的举动,而是温顺如猫地用头蹭着S的臂膀,露出一付亲昵的神态。“狴犴无私,极好公正。”了然看着S若有所思道,“公孙能得到狴犴的亲睐,足以证明她是个无私的人。”“得,搞半天石头里有这么只大猫。”林岳坏笑道,“难怪鱼都不敢乱游,怕入猫口了。”林岳说的是玩笑话,但也不是全无道理,狴犴身为龙子,一身肃穆之气,鱼一旦接近便会感应到,于是才会出现纷纷调头,不敢越界的奇观。但这只狴犴为什么会在这里呢?龙子都是存在于龙脉地气的关键部位,可狴犴却是在龙脉地气最不起眼的边眼位。疑惑之下我纵观四周,抚仙湖和星云湖的构形在听风能力的辅助下全然浮现在脑中。伏羲之首……嗯?!星云湖是龙尾!从上看去这龙脉是将头尾露出,而全身隐藏于地下的。我眼前一亮,风水堪舆典籍中曾不止一次提到过,气势庞大的龙脉会分出七个部分,即干龙、支龙、真龙、假龙、飞龙、潜龙、闪龙,唯有真龙部分才会显出龙形,而且这一部分也是龙脉地气最旺盛的地方。看来狴犴正是在此孕育出来的,应该是龙脉地气被迁移后,它无所适从,所以也就留在了这里。狴犴自龙脉孕育而出,与龙脉地气的感应是息息相关的,事实上它可以看作是一个龙脉的微缩体,了然难道想用狴犴影响龙脉?或者是……“莫曹要想引出龙脉只能在这个真龙部分下手,要拦截他,就必须靠这只大猫。”了然看着狴犴道,“狴犴孕自龙脉,血脉相连,一会听我吩咐,将力量作用在它身上就是。”说罢,又对S道:“狴犴懂人话,它只和你亲近,你和它说带我们去龙脉的空穴。”S半懂不懂地对狴犴复述了了然的话语,那狴犴低头对着岸边吼了一声,众人脚下都是一沉,恍惚中竟已穿越了地表直入湖底。也就在那一瞬间的功夫,我发现了然的身周闪过一道怪色火光,那色彩似曾相识。“嗯?”与此同时,身旁的莫炎发出了一声不易察觉的惊疑声。二十七、偷龙转凤了然身上的怪色火光不但引起了我的注意,同样也使莫炎发出了惊疑声,因为那正是之前在韩笑和莫曹身上出现过的。莫炎与我对视了一眼,神色间有些狐疑。我暗地摆手,让他静观其变,对于了然我们了解的实在太少了,何况现在已身处抚仙湖底,没有弄清状况前并不适合追究根底。林岳的身子抖了一下,我一直注意到他的袖口有两片小小的嫩绿色叶片,但此时那叶片突地焦黄了。他没有做出什么反应,依旧和S看着周围的景象,一付惊叹的模样。只是在一个回头的动作间,眼睛的余光有意无意地瞟向了然,双手背在身后做了个十指相扣的动作。“了然有问题?!”林岳那个动作是我再熟悉不过的了,从中学起,我俩就一起玩闹,有时候会碰到老师责罚,所以经常暗地串通口供。这个动作的含义就是:他对了然不放心。众人现在身处的环境便是抚仙湖底,这是一个奇怪的湖底洞穴,确切地说,这里只能算是个深坑,只是被封了顶而已,四周没有什么特别。呼吸间,氧气十分充足,整个洞穴被一种金色光芒照得通亮,那是狴犴身上发出的,它用这层光圈将众人完全包裹了起来,看来这就是我们能在密闭的洞穴里呼吸自如的原因。洞穴的底部很平坦,大约有数百米见方,正中有一个奇怪的东西,那是三块交集的圆形石块,形状并非十分规则,像似有人刻意摆放的。在外围的附近散落着一些方形的石块,我暗地数了一下,有九块,摆放的位置恰恰很巧妙地形成了一个九宫位。“三环九宫?!”我不由得一愣,这布局好像和什么有关,但因脑中顾虑太多,一时无法想起。了然慢步走向正中,看了眼地上的圆形石块,悠然道:“莫曹的朱雀化形极伤元气,所以我们才能抢先一步。”“接下来还要狴犴做些什么吗?”S问道,她一直抚着狴犴,后者似乎见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不由低低发出吼叫,身体后退弓起。“公孙,你让狴犴站在这些石块的中间。”了然头也不回地说道,“王亦凡、林岳、莫炎和我分列四周,其余人都闪开。”了然话音未落,如临大敌的狴犴突地安静了下来,好像对他十分畏惧。林岳冲我一眨眼,又冲了然的手上努努嘴,我这才发现,他手上不知何时多了一根短木杖,乌黑短小,隐隐有着一股肃杀之气。是风狸杖!杖头那个特殊的诡异狐狸头让我一惊,这把木杖出现的朝代不详,曾有记载如是说:“鸟兽随指而毙,有所欲者,指之如意。”难怪狴犴会安静下来,了然手中的风狸杖虽然不足以杀死狴犴,但对它而言也是一个足以威胁的物件。“老爷子,您和我们几个说说,接着该怎么摆弄?”林岳咧嘴一笑,佯装上前询问,身子随意地阻在了了然和狴犴之间。“我也想知道。”莫炎的身上腾然冒起熊熊的烈焰,站到了了然的另一侧。“是啊,您先说说下步骤和要领,我们几个造诣不深,怕到时出错。”我笑着站到了然的面前,和林岳莫炎二人形成了一个三点夹攻的阵势,老田和晖儿则正好被挡在我身后。“年轻人做事喜欢张扬,并不是件坏事。”了然看着我们的阵势,眉毛一扬,“但也要有个尺度,你们这样围着我,该不是想严刑逼供吧?”“瞧您这话说的,哪儿敢呐,咱们这不是在请教您吗?”林岳甩开贫嘴,身后的一只手却示意S退后。不仅S,晖儿和老田也察觉出气氛不对,三人聚在了一起,那只狴犴则乖巧地跟在了S身边,一付温顺家猫的模样。“请回答我们的问题。”莫炎不喜欢多话,但他的表情和身上逐渐高涨的火焰已说明了许多。“很多事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的,照我说的做就是。”了然脸上有些挂不住了,“如果你们不信我,那也没办法,接下来的事情你们自己解决吧。”说着,他的脚下开始出现一层光芒,双脚渐渐陷了下去,但只没入了脚背便被黄土牢牢裹住,身子钉在了那里。“我很佩服你的心理素质,但应变能力还差了点。”我摇了摇头,“要是你刚才的表现不是那么僵硬的话,我们就真的相信你了。”“哦?呵呵,这话怎么说?”了然不怒反笑,一脸有趣地反问道。“话不说穿,恐怕你还会装下去。你在扯雀魔塘出现时我就有些奇怪,为什么莫曹的鬼炎消失的那么快,而且根本感觉不到你的力量。你身边总是有一层雾气,紧贴在皮肤上,那又是什么?”我缓声说道,“你放出的只是一只黑色大龟,但莫曹却叫出‘玄武神兽’的名号,以他的修为不可能不知道玄武是龟蛇之相。召唤狴犴的时候,你的手法和莫炎很像,进入湖底时你身上又出现了只有莫曹师徒才有的怪色火光,这倒怪不得你,因为那是自保的一种自然反应。”说到这里,我顿了顿,两旁的莫炎和林岳都已蓄势待发,暗聚力量下,我一字一顿道:“最主要的是,你有着特殊的吸烟动作,韩笑!”“呵呵,精彩精彩……”“了然”拍掌笑道,“难怪师父说你聪明,我不该小看你。”蓬然一阵火光掠过,面前的“了然”浑身燃烧了起来,转眼间身着警服的韩笑乐呵呵地站在了那里,不同的是,他的身影有些虚无,仿佛一团跳动着的火焰。“想逃?我让你丫再贫!”林岳啐了一口,韩笑身周突地冒出一个巨大的花苞,张合之下将韩笑猛地吞了进去。噗,花苞外围上了一层火焰,莫炎面色阴寒地挥了两下手,那层胶着状的火焰将花苞包裹着,热力直透内部,却没有损坏花苞。“呜呜……”身后突然传来狴犴的叫声,那声音充满敌意,愤怒之极。我惊觉转身,却正迎上莫曹那张亲切的笑脸,他的双手正拉着一条火焰形成的长索,长索的另一端是一个硕大的透明火球,晖儿、S和老田已被困在了火球中,那只狴犴正冲着莫曹低吼,但却不敢上前扑咬。莫曹就这么无声无息地出现了,并且抓了晖儿他们作为人质,而我们三人却完全没有感觉到,这家伙难道是神吗?!“能不能放了我徒弟?”莫曹礼貌地说道,一边扬了扬手中的火焰长索。眼前的莫曹与那日有些不同,气定神闲中多了几分儒雅,当时的凌厉气息已荡然无存。猝不及防的威胁让我们不得不妥协,事实上即便我们不放过韩笑,对莫曹而言也只是多些手脚罢了,毕竟我们都是手下败将。而且是在他和韩笑做戏的情况下。林岳和莫炎立刻撤回,韩笑若无其事地走到莫曹身边,恭敬地一欠身,转而望着我们一脸调皮的笑着。“麻烦大家了,按我徒弟刚才说的做吧。”莫曹歉意地躬了躬身,眼角扫了下身后的火球,“那里不太适合长时间逗留,勉为其难才必须这样。”说着叹了一口气,韩笑嘴角一挑,几步走到狴犴面前,挥动风狸杖,像赶羊似的将狴犴驱赶到中间的石台上,自己则站在石台的一侧叠手作势。韩笑的行动简单迅速,但却多了一个小动作,在经过火球时,他瞥了一眼火球中的S,眼神充满着关注,正如他假扮了然时的那种神态。莫曹看了看我们,微笑着做了个“请”的手势,手上长索微微一颤,火球外腾起的火焰顿时高涨了起来,晖儿他们在火球内显得酷热难当,张口叫喊中却听不到声响。莫炎恨恨地瞪了莫曹一眼,腮骨鼓动了几下,脚下迈步走到了圆形石台的另一侧。林岳看了看我,嘴角一撇,一付无可奈何的模样,随即也跟了过去。不再多想,我走到石台前,站在了剩下那个空位,四个人两两相对,将狴犴围在了当中。“辛苦各位了,下面请照我的话去做。”莫曹客气地说道,“大家意想自己的能力集中在双目间,然后透射到狴犴的身上,无论发生什么情况,请不要停止。”三环九宫……聚力狴犴……我突然醒悟,三环便是三三之数,听辨之下那九块方形石块上竟刻着无间轮回盘!在风水堪舆的易数学中提到过,三与八、九与六均为反数。无间轮回局是八八之数辅以六处无间轮回盘,而现在莫曹以三三之数辅以九处无间轮回盘,这也就意味着他建立了一个反向逆行的无间轮回局。加上我们四人的力量,作用在与龙脉地气相通的狴犴身上……原来他是想用这种方法将被封禁的龙脉地气引回抚仙湖!……狴犴在四人的力量下通体金光大盛,摇头摆尾中不住焦躁地刨着石台,莫曹单手一挥,一只浑身桃红点点的大鸟展翅出现在狴犴上空,盘旋两圈后俯冲向石台,身子巧妙地越过狴犴瞬间融入了石台中。周围的九个无间轮回盘闪起五彩光芒,石台紧跟着震动起来,狴犴的低吼已换作长啸,一股强大到令我害怕的力量自石盘中源源不断地涌来。“默念玉龙,心想白雪,你们尽管全力施为。”一个低低的声音传入耳中,诧异之下我几乎要回头张望。“不要多想,两个丫头很安全,你们抓紧就是。”那声
谁敢不服?如果想以武力服人,我楚国以方城山为城,以汉水为池,请尽管放马过来好了。”第二次口舌之争,齐桓公又没占到便宜。《左传》记载,齐桓公带领八国联军讨伐楚国,以双方和解而告终。屈完代表楚成王与各诸侯国签订了盟约,史称“召陵之盟”。对于这件事,历史上很有些争论,有人认为召陵之盟意义非凡,有人认为齐桓公这次南征是无功而返,或者成效甚微。现将正、反两方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评论简述如下。反方观点认为:楚国于春秋年间不断向北扩张,争夺中原,消灭了靠近楚国的吕、申、息等小国,而独蔡国延存,是因为蔡国死心塌地臣服于楚国,并且为虎作伥,成为楚国“有事”于中原的工具。从地理位置上看,蔡国既是楚国进出中原的捷径,也是楚国抵御中原各国进攻的屏障,所以要讨伐楚国,必先讨伐蔡国,拿下这块兵家必争之地。按照这种观点,齐桓公伐楚的最大收获在于击溃蔡国,斩断了楚国在中原的爪牙,但是对于楚国本身没有丝毫的影响。楚国反而在召陵之盟后变本加厉,加快了侵并中原的步伐。因此,召陵之盟的意义十分有限,远远不及后来晋文公在城濮一战中大败楚军的意义。正方观点认为:“齐桓公加管仲”这对北方组合遇上“楚成王加子文”这对南方组合,可谓是棋逢对手。八国联军在陉地驻兵数月,楚军一直按兵不动,只派了屈完来谈判,寥寥几句,双方便息兵罢战,是因为双方都认识到打下去是两败俱伤,谁也占不到便宜。齐桓公远居山东,因其地理位置所限,一直将战略重点放在平定北方的狄、戎之乱,无暇顾及南方。但是他仍然关心中原安危,为了解除中原诸国的心腹大患,不远千里跑到南方来讨伐楚国,这种负责任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而且齐桓公南征的战略目标,不在于使楚国屈服(这点显然做不到),而在于打击蔡国和坚定郑国抗战的决心,确保天子脚下的这片净土不受楚国的侵犯。达到这个目的,他的任务就算是完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在我看来,齐桓公和管仲最值得肯定的一点在于,他们虽然有志于称霸诸侯,而且建立了强大的武装力量,却很少真正付诸刀兵,更多的是采用和平手段来解决问题。他们这种做法,不但与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争理念不谋而合,而且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召陵之盟后,八国联军自楚国边境撤退,一路迤逦北行,顺便将被俘的蔡穆公释放回国。其间发生了两件小事。第一件事,许穆公在军中病逝。前面说过,许穆公娶了宣姜的小女儿为夫人,而齐桓公娶了宣姜的大女儿为小妾,所以两个人是连襟。许穆公对齐桓公这位姐夫可以说是唯命是从,而齐桓公对这位穷亲戚也不薄:许穆公本来是男爵,在他死后,齐桓公命人以侯爵的规格为他举行葬礼,算是对他鞍前马后效力的奖赏。第二件事则有点复杂。联军部队中,陈国的重臣辕涛涂找到郑国的大夫申侯,说:“如果大军取道陈、郑两国之间回师,则贵国和我国都要供应粮草物资,负担十分沉重。如果大军能取道东方,自海滨回师,就不会有这些麻烦。”申侯听了,说:“这主意不错,您去和齐侯建议一下嘛。”辕涛涂便跑去向齐桓公说了,齐桓公觉得走海边看看风景也好,表示同意。没想到,申侯这家伙听到大军改道而行的消息,也跑去找齐桓公,装作很惊讶的样子说:“唉呀,您怎么会下这样的命令呢?大军劳师远征,已经很疲惫,如果再绕道海边,万一遇到夷人袭扰,恐怕难以抵挡。还是取道陈、郑两国之间,物资粮草的供应都有保障,才是万全之策啊。”申侯这么一说,齐桓公立刻明白自己上了辕涛涂的当。他很感慨:同样是诸侯的大夫,为什么辕涛涂这么阴险,而申侯这么厚道呢?于是他把郑文公给找来了,一是宣布大军将接受郑国的热情邀请,从郑国过境,请郑国准备充分的粮草物资供应;二是告诉他申侯这位同志很不错,要提拔重用,请郑文公把虎牢赏给申侯作封邑。前面说过,虎牢就是制的别称。当年武姜要求郑庄公把制封给弟弟段叔,郑庄公犹且不肯,说了一大堆理由来推搪。现在齐桓公要求郑文公把虎牢封给申侯,郑文公心里一万个不乐意,却也只能表示同意。一句话,一座城,齐桓公还真是慷慨——慷别人之慨。因为这件事,齐桓公派人把辕涛涂给抓了起来。大军回国之后,他仍然觉得不解恨,又于当年冬天组织了七国联军讨伐陈国。陈国立刻表示认错,齐桓公索取了一笔军费开支后,才将辕涛涂放回陈国。辕涛涂深恨申侯的无耻行为。被释放之后,他到郑国去看望申侯,看了他的新封邑虎牢,赞不绝口,建议申侯加高城墙,把虎牢建设得漂漂亮亮的,好让子孙不忘记申侯的功德。申侯好大喜功,果然照办。这边,辕涛涂又对郑文公咬耳朵说:“申侯加高虎牢的城墙,恐怕是有了叛逆之心吧。”郑文公莫明其妙丢了一座虎牢,本来就对申侯不满,听了辕涛涂的话,意见就更大了。【春秋首霸是怎样炼成的】八国联军南征楚国,虽然没有占到楚国人任何便宜,却仍然让“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楚国人深受震动。联军撤退后,楚成王根据盟约的协定,派人前往王都雒邑,向周天子进贡地方土特产和金帛。这一举动,意味着楚国改变了多年以来秉承的“去中国化”政策,而转向“入中国化”政策。很多年以来,楚国就以蛮夷自居,倚仗国力强横,根本没有把周王室放在眼里。这次前来朝贡,可谓是破天荒头一回。可想而知,周惠王对此十分高兴,不但热情招待了楚国使者,还命人分给楚国祭肉。按照周礼的规定,祭肉原则上只分给周王室的兄弟之国,不能分给异姓诸侯。如果分给异姓诸侯,也只能分给二王之后,也就是周朝之前的夏、商两个朝代国君的后人,以示尊重。给楚国人上祭肉,这一礼遇高得实在有点吓人,恐怕连楚国的使者都觉得受宠若惊。周惠王一时高兴,还不忘吩咐一句:“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意思是要楚国镇守南方,弹压蛮夷诸族,不要让他们入侵中原。这一句话让机敏的楚国人如获至宝,拿着鸡毛当令箭,更加有恃无恐地在南方扩张势力。据《史记》记载,周天子说过这句话之后,“于是楚地千里”,楚国人洗脚上田,楚国一跃成为实至名归的南方大国。按理说,楚国这次主动向周王室示好,应该归功于齐桓公。如果不是他带着八国联军讨伐楚国,让楚国人感受到来自中原的压力,楚国人才不会搭理什么周天子。但是,周惠王此时不但不领齐桓公的情,反而因为一件家事和齐桓公闹得很不开心。这件事说来还是因为“以少陵长”引起的。前面说过,当年郑厉公跑到王城去打探王室的情况,正好遇上虢公、晋侯朝觐天子,三个人做了一件好事,促成了周惠王与陈国公主的婚事,将一个叫陈妫的女人娶到王室来了。这位陈妫,在历史上被称为惠后。惠后深得周惠王宠爱,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叫做带,也就是王子带。周惠王爱屋及乌,想立王子带为大子,而废除原来的大子郑。大子郑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于是向当时中原的霸主齐桓公求援。齐桓公当然很乐意帮大子郑这个忙,这笔政治生意简直是一本万利,即使没有管仲的教导,他也会主动去做。但是如何才能使周惠王放弃废长立幼的念头呢?人家好歹是天子,废长立幼又是内政,齐桓公纵使强势,但也不能明目张胆地干涉天子的家事呀。这个时候,还是管仲给他支了一个高招:会盟。据不完全统计,自公元前681年齐桓公首次举行北杏会盟以来,终其一生,总共举办了十五次诸侯会盟。会盟成为了齐桓公实施霸业的主要手段,其作用远远大于军事征伐。欲修霸业,会盟;讨伐不臣,会盟;扶危救难,会盟;讨伐楚国,会盟;与楚国息兵罢战,会盟;这次干涉王室内政,还是会盟。齐桓公派了一位使者前往雒邑,对周天子说:“天下诸侯在卫国的首止举行会晤,请您派世子参加,以体现您的关心和厚爱。”周惠王没办法拒绝这一邀请。《春秋》记载,“公(鲁僖公)及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会王世子于首止。”而《左传》进一步阐释说:“会于首止,会王大子郑,谋宁周也。”直接指出,这次首止会盟的目的就是想平息周王室的继承权之争。会议开得很轻松,既不讨论卫国重建,也不讨论防御楚蛮,和我们现在的很多会议一样,以游山玩水为主要议程,顺带开会学习。各国诸侯众星捧月一般陪着世子郑,白天举行酒会请他坐中间,他不举杯大家也不举杯;晚上看文工团演出请他坐第一排,他不鼓掌大家也不鼓掌;齐桓公更是早问安,晚问寝,让他好好过了一把当王世子的瘾。说实话,自周平王东迁以来,也没有哪一任周天子享受过众诸侯的如此抬爱。齐桓公这样做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世子郑作为周王室的继承人来参加会议,而且享受这般尊荣。周惠王想要更换世子,就得三思而后行了。所以,这次会议虽然是游山玩水,其目的却不在山水之间。玩了十几天之后,总算正儿八经坐下来开了一次会,干啥?做会议总结——会议虽然没有实质性的内容,总结还是要有一个的,否则没办法对史官交差。这时候出现了一点小问题,周惠王意识到了齐桓公此举的真实用心,派大臣宰孔找到郑国的国君郑文公说:“您是天子非常倚重的诸侯,怎么也跟着这些人瞎起哄呢?”郑文公这个人没主见,一听说天子非常倚重他,心里就热乎乎的,脑子也热乎乎的,“我这也是随大流……”宰孔打断他的话说:“您怎么能随大流呢?您想想,当年您的父亲郑厉公奋力勤王,立下盖世奇功,天子至今仍然念叨他的好处。您作为他的儿子,也应该像他那样特立独行,卓然不群,要有自己的思想,而不应该受人摆布,东摇西晃。”郑文公一时无语。宰孔接着说:“您别看齐侯现在神气活现,动不动就把诸侯叫到一起开会,当年您父亲在世时,根本没把他这一套放在眼里。您肯定还记得那一年,因为您父亲没去朝见他,他还恼羞成怒,不顾国际公法,将前去访问的贵国大夫叔詹给扣留起来了。这完全是流氓行为嘛!”郑文公听得热血沸腾,但很快又低下头来,喃喃道:“话虽如此,今时不同往日,齐侯霸业已成,天下诸侯,莫不依附于他,以我郑国之力,怎么敢和他较劲?”“这事您别担心。”宰孔拍拍他的肩膀说,“天下并非他齐侯的天下,诸侯也并非齐国独大,西方的晋国、南方的楚国,都足以和齐国抗衡。天子说了,只要您听他的招呼,别掺和这次大会,他会叫楚国、晋国都支持您,齐国也拿您没办法。”很显然,天子这话说得有点大。但是郑文公听了,却如同打了一针鸡血,当场决定逃离首止,不参加会议总结。郑国大夫孔叔连忙阻止说:“身为一国之君,怎么可以如此草率行事?这样做必定失去别人的援助,失去援助则祸患很快就要降临。如果等到祸患降临再回过头来求人家帮忙,乞求结盟,恐怕就亏大了,您一定会后悔。”郑文公听不进去。他来参加会议的时候,按规矩带了一支部队随行;他急急忙忙逃离首止,又怕齐桓公发现,干脆将部队留在首止,自己仅仅带着几个随从跑回郑国去了。说起来,这不是他第一次干这样的事。早在公元前660年狄人入侵卫国的时候,郑文公也派了一支部队前往黄河驻防,防止狄人顺势入侵郑国。这支部队的指挥官高克是郑文公非常讨厌的一个人,平时找不到合适的机会修理他,等他带兵驻防黄河,郑文公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整人的损招:只给高克出兵的命令,不给他回师的命令。结果几千人的部队在黄河边上驻守了几个月,没等到狄人入侵,又没有后续指令,军粮吃光,就一哄而散了,高克也只好逃到陈国避难。《春秋》记载这件事,只用了四个字:“郑弃其师。”一个弃字,令人扼腕叹息:这个人难道真是郑厉公的儿子吗?齐桓公这次干涉天子内政,可谓有得有失。得,是确立了王世子郑的地位,以后世子郑即位,周王室就会成为齐国的铁杆大旗;失,是得罪了现任天子周惠王,周惠王因此胳膊往外拐,与第一次前来进贡的楚国发生亲密接触,并且帮助楚国从内部分化齐桓公的幽地同盟,成功地促使郑文公逃离首止会盟,暗中投向楚国的怀抱。楚国与郑国的暗中勾结,郑国大夫申侯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申侯原来是申国人,侯是他的名字。当年楚文王灭掉申国后,将申国改为申县,申侯投靠楚文王,以其能说会道,深得楚文王宠信。楚文王既爱申侯之才,又很了解申侯的毛病,临死时把他叫到身边,给了他一笔钱财,让他逃离楚国,并且说:“只有我最了解你,你这个人爱财如命,难以满足,从我这里拿了不少钱财,我都不怪罪你。但是我的儿子不会这样对待你,恐怕迟早要拿你开刀。我死之后,你立刻离开楚国,寻找新的依靠。”楚文王死后,申侯逃到了郑国,又受到郑厉公宠信,一直在郑国担任大夫。现在郑国在天子的斡旋下,有意与楚国交好,申侯有过在楚国做官的经历,自然成为双方牵线搭桥的最理想人选。有了天子的支持,楚成王抓紧分化中原诸国,加快了对外扩张的步伐。召陵之盟后的第二年,公元前655年,他派令尹子文带兵进攻弦国。弦国是个小国,与周边的江、黄、道、柏等小国都有亲戚关系。江、黄等国这几年被齐桓公、宋桓公外交拉拢,与齐国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弦国国君因此认为自己攀上了齐国这棵大树,可以不再听令于楚国。去年的八国联军讨伐楚国,更让这些小国家看到了齐桓公这位中原霸主的实力,越发没把楚国放在眼里。楚成王讨伐弦国,一方面是为了杀鸡儆猴,警告原来仆从于楚国的小国家,不要以为变了天,从此可以当家做主;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敲山震虎,试一试周天子命他镇守南方这面大旗的功效。弦国在楚国的军事打击下,很快灭亡了。弦国国君逃亡到黄国。公元前654年,齐桓公纠集鲁、宋、陈、卫、曹等诸侯,派兵讨伐郑国,包围郑国的新密。这次讨伐郑国的罪名有二:一是郑文公逃离首止会盟,二是郑国没有征得齐国同意就加高新密的城墙,意在防御诸侯的进攻,图谋不轨。楚成王倒是个很仗义的人,立刻派兵进攻许国,以救援郑国。这一招很见效,齐桓公不忍心抛弃幽盟中的这位小弟弟,只好放弃进攻郑国,转而率领诸侯救援许国。齐、楚两个大国,第二次狭路相逢,大战一触即发。但是,万众期待的齐楚之战再次令人失望,楚成王主动选择了回避,将军队撤至武城观望。自从有了周天子的支持,楚国分化中原诸国的战略,实施起来就很得心应手了,他觉得自己根本没有必要和齐桓公真刀真枪地干上一仗。等到齐桓公的大军一撤,在楚国的铁杆拥趸蔡穆公的劝说之下,许男(许国国君)亲自跑到武城的楚军大营,向楚成王认罪投诚来了。据《左传》记载,许国的这次投诚,搞得非常有声有色:许男反绑双手,嘴里衔着一块玉璧,许国的大夫们则披麻戴孝,士族人士抬着一口棺材,跟在许男后面。这支队伍缓缓穿过楚军大营,一直来到楚成王的中军大帐,齐刷刷地跪下。楚成王自幼生活在南蛮之地,没见过这种中原文化的大阵势,搞不明白对方什么意思,只好偷偷地问大夫逢伯。逢伯倒是很博学,回答楚成王说,当年周武王灭商,商纣王自焚,纣王的哥哥微子也是用这种方式向周武王表示投降的。对此,周武王的做法是亲自给微子松绑,接受了玉璧,举行除凶趋吉的仪式,烧毁棺材,以礼相待,并且让微子及商朝遗民仍居住在原来的地方,建立了宋国。楚成王暗自吐舌头,庆幸自己问了一下,否则还不知所措,要让中原人贻笑了。他照着逢伯的指点,将周武王对微子做过的事,对着许男做了一遍。许国君臣感恩戴德之余,对这位传说中的南蛮君主不禁另眼相看:人们都说楚人文身断发,茹毛饮血,不懂礼仪,现在看起来,完全不是那回事嘛!许
弟公子黔牟为君,卫惠公仓皇出逃到齐国。至于宣姜,尽管作为一位母亲她很不幸(两个儿子一死一逃),作为一颗政治棋子却发挥了重要作用。就在卫惠公即位的那一年,宣姜的父亲齐僖公以强硬的态度干涉了卫国的内政,他命令急子的另一个同胞弟弟公子顽与宣姜通奸。据《左传》记载,“齐人命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强之。”昭伯就是公子顽。从辈分上讲,宣姜是公子顽的母亲,公子顽不愿意“烝”宣姜,齐国人就强迫他!这道匪夷所思的命令体现了血缘政治的荒唐与无赖。齐僖公深知卫国人怀念急子而憎恶卫惠公,担心卫惠公势单力薄,地位不稳。因此他未雨绸缪,要公子顽与宣姜通奸,目的是要他们生出既有齐国血统、又有宣姜血统的后代——齐国可以通过这些后代来加强对卫国的控制,同时这些后代在感情上也能被卫国人民接受。公子顽开始对这一任务强烈反对,但是在齐国人的威逼之下,不得已与宣姜睡了。没想到,徐娘半老的宣姜仍然魅力无穷,公子顽很快就乐不思蜀,两个人翻云覆雨,如胶似漆,前后竟然生了五个儿女,大大超出了齐僖公的任务指标。更重要的是,这些儿女长大成人之后,果然成为连接齐国与卫国的桥梁,在齐桓公年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是后话,在此不表。【细节决定成败:一颗甜瓜引发的血案】公元前695年冬天,也就是郑昭公复辟的第三年冬天,郑国的首都新郑再次发生政变,大夫高渠弥蓄养死士,刺杀了郑昭公,并立郑昭公的弟弟公子亹(wěi)为君。高渠弥是郑庄公时代的猛将,随着郑庄公东征西讨,立下过汗马功劳。因其战功赫赫,郑庄公曾经考虑提拔高渠弥为上卿,但是因为世子忽(也即是后来的郑昭公)的坚决反对而作罢。高渠弥由此对世子忽怀恨在心。郑昭公二度为君后,高渠弥又怀疑郑昭公终归有一日会对自己下手,怨恨加上恐惧,使得他铤而走险,发动了政变。公子亹因高渠弥而上台,自然对其感恩戴德,封高渠弥为上卿,与四朝元老(现在应该称为五朝元老)祭仲共同执掌朝政。自郑庄公去世后,新郑的主人如走马灯一般轮换,今天世子忽,明天公子突,后天又是世子忽,大后天则变成了公子亹,城里的百姓看着这几兄弟走马灯似的轮番粉墨登场,对于举办即位大典之类的盛事已经没有任何新鲜感了。但是,这一次仍然没有剧终。公子亹昙花一现,仅仅过了一年,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公元前694年,齐襄公亲自率领大军从临淄出发,来到郑、卫边境上一个名叫首止的地方,对郑国形成窥探之势。齐襄公此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不久前鲁桓公在齐国被杀,这事虽然最终嫁祸给了公子彭生,但是国内外舆论仍准确地将矛头指向了他,搞得他灰头土脸,很不好受。为了转移大家的注意力,同时也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形象,齐襄公决定做一两件有国际影响力的大事,其中第一件事就是拿郑国的公子亹和高渠弥开刀,替郑昭公找回公道。凭心而论,齐襄公这个切入点找得不错。一方面,高渠弥弑君乃是大逆不道的行为,讨伐高渠弥就是拨乱反正,替天行道。另一方面,郑昭公还在当世子的时候,曾经领兵替齐国打败北戎,有恩于齐国,齐襄公的父亲齐僖公也一直对郑昭公青睐有加,数度想将女儿嫁给他,可以说,郑昭公是齐国人民的老朋友了。老朋友被人杀害,齐襄公不能坐视不管。可笑的是,公子亹和高渠弥竟浑然不知齐襄公屯兵首止的真实意图,当齐襄公派人邀请他们前来会盟的时候,这两个人欣然赴会,还以为从此攀上了一棵大树,可以高枕无忧了,结果一到齐营就被抓起来。公子亹被齐国的武士乱刀砍死,而高渠弥被处车裂之刑——所谓车裂之刑,就是五牛分尸,受刑者死状极其惨烈。齐襄公给高渠弥下这么重的药,自然是为了昭告天下,他让正义得到了伸张。公子亹此行,本来也想带上祭仲同去,但祭仲已经是一只众所周知的老狐狸,怎么会看不穿齐襄公的把戏?他借口患病,坚决不去首止,因而躲过一劫。公子亹和高渠弥死后,他又出来主持大局,从陈国迎立了郑昭公的另一个弟弟公子仪为君。真可谓铁打的祭仲,流水的国君,这样算起来,他已经是郑国的六朝元老了。真不明白,郑国上上下下怎么就能容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把迎立国君当把戏呢?郑国的老百姓再一次打起精神,欢天喜地地庆贺了新君的即位。齐襄公重塑形象的第二件大事,是帮助卫惠公复国。前面说过,卫国人于公元前696年发动政变,立公子黔牟为君,将宣姜的儿子卫惠公(公子朔)赶到齐国。卫惠公在齐国一住七年。齐襄公即位之后,本来对卫惠公也不感冒,长期将他晾在一边,不闻不问。现在为了扬威于诸侯,齐襄公决定尽舅舅的一份力量,将这个外甥送回去。公元前689年,齐襄公发动诸侯讨伐卫国。参加讨伐的有齐、鲁、宋、陈、蔡等多国部队。这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战争,齐襄公甚至将文姜带到军中,一路玩乐,迤逦而行。联军于这一年夏天举兵,直到第二年春天才进入卫国边境。出人意料的是,自从濡葛之战后就断绝了征伐之念的周王室,这次竟然麻起胆子,派了一位叫子突的下级官员,带领一小支王室部队前往卫国,对黔牟进行支援。这种支援充其量只能算作声援,然而竟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联军春季进入卫国,初夏就结束了战事,卫惠公顺利地重登君位。由于王室的干涉,这次复辟没有给卫国带来太多的腥风血雨。卫惠公大手一挥,仅仅杀了当年政变的主谋公子职和公子泄,同谋的大夫宁跪被流放到秦国,而做了七年国君的黔牟被子突带回雒邑,在王室的庇护之下安度余生。《左传》这么评论这件事,认为公子职和公子泄当年发动政变,立黔牟为君,行为过于草率鲁莽。凡立君而且能够稳固其政权的,必先考虑其本末,然后采取适当的方式立其为君。如果其人没有充分的理由被立,或者立后不能安定国家的,不予以考虑。这是废话。齐襄公帮助自己的外甥重登君位,当然也不能亏待自己,他顺手从卫国带走了大批宝器。这些宝器,多半是周朝初年周成王赏赐给卫国的第一任国君卫康叔的,至此已有300余年的历史,不只价值连城,更象征着卫侯受命于周天子管理一方领土的权力。对于自己的另一个外甥——文姜的儿子鲁庄公,齐襄公更是照顾有加,将这批宝器分了一部分,派人专程送到鲁国去。不过,鲁国人并不领情,在史书上酸溜溜地记载说:“文姜请之也。”说是文姜吹了枕边风才给的。有了这次分赃,又有文姜从中调和,齐襄公与鲁庄公的关系越来越融洽。公元前686年,舅甥两个联合起来讨伐倒霉的郕国。郕国再一次放弃抵抗,向齐襄公请求投降。齐襄公单独接受了投降,而将鲁庄公撇在一边。这种“吃独食”的行为有违利益均沾的国际合作准则,鲁庄公的弟弟庆父很不服气,一时间恶向胆边生,向鲁庄公建议说,我们最好趁这个时候偷袭齐军,齐军没有防备,必定大获全胜。鲁庄公吓得连忙捂住庆父的嘴,小心翼翼把他拉到角落里,批评说:“人家投降齐国而不投降鲁国,是我们的德行不够,齐军有什么罪呢?《夏上说,要下苦功培养德行,德行具备之后,别人自然会降服。这就是所谓的以德服人,我们现在这水平还是老老实实回去修行,等待时机吧!”悄然领兵回国。对于鲁庄公的行为,后世的评价很高,认为他注重反思自己行为操行,遇到任何问题,总是从自身出发找原因,严厉批评自己,很少责难别人。在那充满怨恨的杀伐之世,能够不为血气所驱使,不轻易挑起与大国的战争,是明君应有的风范。我只能说,他的脾气真好。就在齐襄公踌躇满志,准备依仗武力号令中原,重振大国雄风的时候,公元前686年冬天,一场宫廷政变击碎了他的春秋大梦。和那个年代诸多盛极一时的人物一样,他那看似强大的国家政权和战争机器,其实都建立在一种极度脆弱的平衡之上。一旦这种平衡在某个方面被打破,很有可能导致整座大厦失去平衡,轰然坍塌。只不过,齐襄公的倒台比别人更富有戏剧性,起因只是一个甜瓜。事情还得从一年前说起。公元前687年七月,甜瓜成熟的季节,齐襄公派大夫管至父、连称前往葵丘戍边。镇守边疆是一份很辛苦的工作,按照当时的通例,士兵戍边满一年就要轮换,如果超过一年还没有人前来换岗,可以擅自离岗,不作逃兵处理。当时齐襄公也是这样安排管、连二人,说:“及瓜而代。”意思是明年瓜熟的时候,寡人派其他人去葵丘轮换二位,不必担心。有了齐襄公这句话,连称和管至父虽然不太情愿,但还是带着士兵前往葵丘去了。边疆的生活着实单调,不止人烟稀少,还单调乏味,远不如城里的丰富多彩,两个人在那的生活百无聊赖,业余时间也就是钓钓鱼,打打牌,喝喝酒;实在郁闷不过,便光着膀子站在旷野里喊几嗓子,听听远处的回音;憋不住了就跑到附近村里抓几个姑娘,有时其乐也融融,有时其乐也泄泄……总之,一年时间晃晃悠悠也就过去了。某个炎热的夏日,两个人摆了张席子,坐在大树下纳凉,士兵端了一盘新鲜的甜瓜给他们解暑。吃着吃着,连称突然说:“瓜熟了啊。”管至父一只脚踩在凳子上,一脸络腮上还挂着甜瓜汁,也恍然大悟道:“瓜熟了啊。”可是瓜熟了很多天,也不见齐襄公派人来接管工作。看来齐襄公把这两个人的事给忘了。这也难怪,他成天想着东征西讨,干涉他国的内政,还要抽时间和文姜约会,不在戎车上,就在文姜的绣榻上,不在文姜的绣榻上,就是在去文姜绣榻的路上,哪里还记得起葵丘有那么两个人在傻乎乎地等着他派人去轮岗啊。没过多久,葵丘的边疆部队派专人不远千里给国君送来一个熟透了的甜瓜。齐襄公吃了两口,觉得味道很不错,点着果盘责备使者说,这么好吃的瓜,应该多送两车来,怎么只有一个?使者说:“这个……嗯……啊,那个连称大夫和管至父大夫说,嗯……这个瓜,您知道的,就那什么……”齐襄公把瓜往盆里一扔,瞪了他一眼,使者吓得打了一个寒噤,头垂得更低了:“他们说,瓜又熟了,您该找人去代他们了。”齐襄公又好气又好笑,抄起一块甜瓜,咬了一口:“那么点破事,犯得着兜这么大一圈子吗?你回去告诉他们,下次瓜熟的时候再说。”使者这回没敢多说:“是。”一溜烟跑了。这时候齐襄公还没有意识到,他的言而无信已经给自己埋下一颗定时炸弹。使者回到葵丘,将齐襄公的话对连称和管至父一说,这两个人当场便跳起来,也顾不得有旁人在场,吹胡子瞪眼,摔杯子摔碗,发了一晚上牢骚。发完牢骚,他们端起酒杯,瞪着两双布满血丝的眼睛,眨巴眨巴就作了一个大胆而草率的决定:杀掉昏君,以泄心头之恨!荣格的共时性理论告诉我们,几件毫不相干的事如果在同一时空相遇,产生的效果往往是极其巨大的,以至于人们禁不住以为这些事情其实是冥冥之中已经注定。公元前686年,当连称与管至父阴谋作乱的时候,一个叫公孙无知的人进入他们的视线,使得他们眼前一亮,暗自感叹:这个人简直就是为了造反而生的。公孙无知是齐国的公室子弟,他的父亲夷仲年是齐僖公的同胞弟弟。齐僖公在世的时候,对公孙无知这个亲侄子宠爱有加,允许他穿着打扮如同嫡子。在那个年代,嫡子的地位远远高于庶子,嫡子不只享有继承权,在平时的穿着打扮、出行仪仗甚至膳食待遇上也区别于庶子。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体现封建等级制度的权威性,培养庶子对嫡子的服从意识,以维护统治阶级内部的稳定。对于齐僖公来说,公孙无知连庶子都不是,却让他穿上嫡子的衣服,享受了嫡子的待遇,对他来说其实不是一件好事。齐襄公还在当大子的时候,对公孙无知享受与自己同等的政治待遇就很有意见,等到他即位为君,立刻抓住公孙无知越级穿衣服这件事做文章,在众人面前将他好好数落了一番,降低了他的政治待遇。齐襄公这么做,当然是简单粗暴了点,但是并没有做错。只不过公孙无知也是骄傲惯了的人,当众挨了一顿批之后,颜面尽失,自然就对齐襄公产生了不满,进而有了取而代之的想法。连称和管至父想杀齐襄公,但他们不能解决杀死齐襄公之后的问题,没有办法建立一个具备合法性的新政权;公孙无知想取齐襄公而代之,但他现在无权无势,手里无兵,只能依靠别人。这三个人凑到一起,上面的问题就基本上解决了,他们很快达成一致,分好了工:连、管二人负责杀人,公孙无知负责以公室子弟的身份,建立新的政权。一个女人在这桩阴谋中起到了间谍的作用。她是连称的堂妹、齐襄公的小妾,在史料上没有记载其名字和称谓,我们姑且称她为连妃罢,虽然也许并不准确。和公孙无知一样,连妃也是个郁郁不得志的人,只不过她不得志的场所不在朝堂,而在后宫。连妃为什么不得志?岂止她不得志,几乎后宫所有女人都不得志。前些年周天子郑重其事地将女儿王姬嫁给齐襄公做老婆,第二年也就郁郁而终了。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个从鲁国回来的文姜,她以酥风媚骨带给齐襄公无限美好的偷情感觉,成为了齐国后宫佳丽共同的噩梦。为了争取连妃入伙,公孙无知牺牲了自己的色相。他许诺,如果事成之后当上国君,就立她为夫人。这个诱惑实在太大了,连妃不用掰手指头都算得出国君夫人与小妾之间的差距,她立马答应了公孙无知的要求,同意当他的同伙,为他们提供齐襄公的情报。齐襄公并未意识到危险临近。这一年十二月,他带领群臣和宫内人员前往姑棼(fén)赏雪,并计划在贝丘举行狩猎活动。这一消息通过后宫被传到公孙无知那里,他与连称、管至父三人决定动手。说来也是冤冤相报,齐襄公在贝丘打猎,冷不丁冒出一头野猪来,挡在他的车前。齐襄公命贴身小厮孟阳射杀它,孟阳拉开长弓,瞪大眼睛一看,大惊失色:“这哪里是猪,分明是公子彭生!”齐襄公又惊又怒,骂道:“彭生哪敢见我?”抢过弓来搭箭便射。没想到,那野猪如人站立,不住哀啼,把齐襄公吓得魂飞魄散,从车上滚下来,不但崴了脚,还丢了鞋,十分狼狈。回到姑棼的行宫,齐襄公方才发现自己有一只鞋不见了,叫了徒人费(徒人即寺人,也就是后世所谓的太监)来问。徒人费说:“鞋子大概被野猪给叼去了吧。”这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嘛,齐襄公一肚子火正没处发,正好拿徒人费来撒气,亲自操起皮鞭,将徒人费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淋。徒人费好不容易一拐一拐地出了宫门,没走几步,就遇到一群黑衣武士。他想叫,还没叫出声,被对方拿刀柄一撞,就倒了。“昏君呢?”问话的人是连称。“在,在寝宫睡觉……”“把他杀了。”连称简短地吩咐,便带着人就往里冲。徒人费一把抓住他的衣角:“千万不要杀我,留我的小命,我可以进去做内应。”他把衣服褪下来,让连称看他背上的伤口。没错,新鲜的,还流着血。连称信了他,让他先潜回行宫当内应。这一举动虽然没有影响这次行动的最终结果,但从战术上讲,显然是犯了个低级错误,错就错在连称低估了徒人费的奴性。徒人费跌跌撞撞跑回寝宫,上气不接下气地把外面遇到的事讲给齐襄公听。齐襄公吓得脸色煞白,不知道如何是好。倒是徒人费有主见,将齐襄公藏在帷幕之后,又要孟阳穿上齐襄公的服装,躺在齐襄公的床上当他的替身。徒人费自己则装作向连称通风报信,再一次出宫,企图趁连称不注意将其刺杀。当然,徒人费没有成功。连称等人杀死徒人费,又在宫门之内杀死了护卫石之纷如,径直闯进齐襄公的寝宫,将孟阳砍死在床上。孟阳的死到底没能挽救齐襄公。刺客们都是老手,将孟阳砍死之后,拿灯一照,年少无须,发现那不是要杀的人,遂四处搜索,忽然发现帷幕之下露出一只鞋,便知齐襄公藏在幕后。拉出来一看,齐襄公脚上只穿着一
?才不是,这是多么感人,多么华丽耀眼的主仆情义啊!主人满足仆人的功名心理,让他一跃龙门成为天子门生;而仆人忠义,一日为仆终身是奴,永远为领导服务。上面只是特例,梁太监的覆盖面是全国性的,怎能只让自己家肥水反复回流呢,他要的是全天下的肥水都流向他。宣和末年,赵佶亲策进士八百人,其中有一百多人是特例的廷试。这些人以献颂上书为名,都是超级富商的子弟,特点是要才没有,要钱随便给。每人给梁师成差不多一万贯,就有机会在廷试上入选。这些人亲眼看到,梁大太监就站在皇帝的身旁,低声向皇帝说着什么,之后谁入取,谁黜落,都有了结果。梁师成不仅暗中操纵国家,还当着皇帝的面左右官场走势!这样的事几乎风传全国,宫里有个梁太监,他比宰执还好使。于是,梁师成有了个头衔——“隐相”。他终于成功了,大宋幕后的第一黑手,于无形中翻云覆雨,颠倒天地。做到了这一步,连蔡京这位正牌首相都低头了,带着长子主动拜访,拉近关系。在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左右,梁师成的隐相地位初成,他深知创业难守业更难的真理,并没有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他要不断提高自己的声望地位。于是,他加入了艮岳的修建工程里。艮岳,这座人工山绝不仅仅是皇帝的一座花园那么简单。在当时,是最大的政府工程,参与它是地位的象征,掌控它是皇帝宠眷的体现,是每一个朝中大佬打破头都要争一次的好东西。梁师成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伸手抓了过来,给自己在赵佶心里,在百官心里的地位加上了新的砝码。从此,他为艮岳呕心沥血,竭尽所能,营建出了一个人间所没有的,连世界公认的古代七大奇迹古巴比伦空中花园都比不了的梦幻仙境。他以及他的同伙们成功了,艮岳真的建成了……他不知道的是,艮岳是大宋朝的命运之山。它建立起来的过程,是宋朝崩溃的过程;它竣工之日,就是大宋的崩溃之时!在公元1117年左右,没人能想到这一点。梁师成全身心地扑到了建筑工地上,把艮岳的第二步骤完成。第二步骤,在原有山势走向上,把各处的景点盖好。查原始资料,名目如下:艮岳广袤十余里,峰高九十步。最高点建介亭。以此分山成两片,为东、西二岭。东岭有萼绿华堂、书馆、八仙馆、紫石岩、栖真磴、揽秀轩、龙吟堂;山南寿山嵯峨,双峰并峙,下有雁池、噰噰亭;西有药轩、西庄、巢云亭、白龙沜、濯龙峡、蟠秀、练光、跨云三亭、罗汉岩;再向西有万松岭,岭畔有倚翠楼。岭上岭下设有关联,关下有平地,凿为方沼,沼中有两块陆地,东边建芦渚、浮阳二亭;西边建梅渚、雪浪二亭。由此沿磴道复上最高峰介亭,亭左有极目、萧森二亭,亭右有麓云、半山二亭。介亭之北临景龙江,引江水流注山间,迸珠溅玉,蜿蜒玉带。从介亭西行不远有一小轩,名为漱玉。漱玉轩再西,道路皆用碎石铺砌,路旁有炼丹亭、凝真观、圌山亭。圌山亭俯视江际,可见高阳酒肆、清虚阁雕、雾阁云窗。景龙江北岸胜筠庵、蹑云台、萧闲馆、飞岑亭一字排开,其支流蜿蜒南去,另组成一座山庄,别有洞天。南山之外,又有小山,横亘二里,命名为芙蓉城。景龙江之外另建房舍,格局样式比芙蓉城更为精妙。以上就是艮岳的第二步工程,各处景地的原始状态。说它是原始状态,是因为它还有第三个步骤。这最后一步才是艮岳的精华所在,前面的东西好有一比,是买好的清水楼。第三步是给清水楼盘装修。说起装修,是我等凡人个个头疼的问题,前几天还有一个朋友对我哀叹,说装修猛于外遇啊,比什么都费钱。相信大家都有同感,说装修,那是无止无休,一百平方米的房子有价,最贵的也有个标签,装修就没谱了,只要你有钱,真来个白玉为堂金作马又如何?以赵佶的艺术品位,以宋朝的人文精华,以华夏大地的出产丰富,艮岳的装修能到什么程度,是能够想象的吗?至少蔡京、童贯、梁师成等人是想不到的,他们一来局促于京城,眼界不广;二来京城的权势瞬息万变,随时都可能有敌对党派兴起,以往的教训告诉他们,不仅要屠杀旧势力,更要严防新敌人。所以他们必须守在京城里,哪儿也不能去。赵佶也不行,他有的是品味,是鉴赏力,不是原创力。他没有行过万里路,没见过万样物,只能像个吃客一样坐在餐桌旁,等着大厨们把菜做好端上来,才能品得出好坏。这个任务在各位大佬的心目中盘旋,最后还是蔡京想出了主意。之所以是他,是因为这次装修的风格基调决定的。赵佶身为北方人,一直向往着美丽富饶的南方,碍于祖训,他没法像后来明、清两代的皇帝那样游江南,于是他要把艮岳装饰成他的梦里水乡。在京城三巨头中,只有蔡京被贬过长江,在杭州西湖之畔生活过。这一段贬谪岁月当时是多么难熬,但是在这时已经转化成了珍贵的财富。一路之上所见所闻,所接触的人,都成了他的资本。他对赵佶说,陛下,装修分两步,第一步是采买材料。您喜欢江南风物,正好,我在南方接触过一个能人。他姓朱。第七章疯狂的石头这是蔡京在杭州结交的一个朋友,说实话,当初他身为一个朝廷大员,还真就没把一个南方土著放在眼里。可是稍微接触之后,蔡京立即服了。当时他在杭州待得无聊,四处闲逛到了苏州。苏州多园林,让蔡京流连忘返,沉醉中他觉得应该留下点纪念。做什么呢?他认为盖点宗教性建筑最好。宗教场所人的流动性最大,口碑相传最远,尤其是能一直流传下去,不像某个菜市场一样,今天盖明天拆的。他选中了一座大寺庙,想在里边加盖一座精致的僧舍。欲望是好的,但是钱、物从哪儿来?他是个贬职的京官,自身难保的。寺里的和尚给他出主意。本地有位大能人,叫朱冲。他如果出面,这事一准能成。朱冲?在接见前,蔡京稍微了解了一下,知道他只是个富商,做药材生意。据说人品非常好,寒天舍衣、病人施饵,称得上为富很仁的慈善型有钱人。好,就见一下吧。见面后,他发现与朱冲真是投缘啊,朱某很有蔡京当年零拒绝服务的风采,对京城里的高官,哪怕是贬职的,也竭诚相待,百般奉承。对于盖僧舍一事,更是微微一笑,说不必再找别人了,请给个薄面,些许小事,他一个人足够搞定。蔡京将信将疑,他要盖的房子是相当大的,不止十几个和尚的宿舍而已。却不料才过去几天,朱冲就来请他到施工现场去,一到现场,蔡京被震撼了。他从京城来,是见过真正大世面的,可也很少见到这样的效率、这样的能力。几千方大木料整齐地摆放在现场,只等工人到齐,立即就能开工。这个朱冲……不简单,蔡京意识到这一点,决定把人才收在身边。所谓上商揽人,下商揽财。人才永远是最重要的财富。而朱财富再次让蔡京刮目相看,是在他回京前提出把朱冲带进京去时,朱冲一点都没迟疑,把偌大的家业迅速安顿好,跟着他就走了。进京后,蔡京把朱冲安放在童贯手下,成为武装太监军队里的在编人员。之后,朱冲的作用迅速体现。蔡京能用几株小黄杨木让童贯等五位盖起延福宫的大太监自愧不如,都是朱冲的功劳。这是非常难得的,在官场上、商场上一招鲜的确能吃遍天,可是有时效性。谁能用一种款式、一种招式长时间地让对手吃瘪呢?朱冲能!比如童贯能亲自下江南给赵佶搜罗艺术品,他接触到的南方玩家会少吗?有资料显示,当蔡京把南方的花木带进皇宫之后,很多势力都第一时间有样学样,派人到江南搜索新奇东西进贡给皇帝了,其中就有蔡京那位青出于蓝胜于蓝,对老爹像仇人一样凶残的大公子。蔡大公子的最大愿望就是颠覆老爹取而代之,邀功取宠的机会怎能让老爹专美,他的人带回来各式各样的江南物件,可惜没一样能入赵佶法眼。归根结底,他没有朱冲的采办能力。艮岳的第二步工程完成,相当于一场决定性的战役打响,谁能在新一轮的装修之战中胜出,才能真正确立宋朝第一采办的地位,更能通过这个,把赵佶的好感牢牢拴在身上。到这时,朱冲没什么好遮掩的了,最好的采办的底蕴是什么?花最少的钱买最好的东西吗?不,绝不是这样,只有深深了解朱冲底细的,才会知道朱冲到底想做什么。这是出身决定的。宋朝发展到一百五十年以后的这时,基本上各行各业都定型了,比如说最为人称道的商业。多少豪门富户与高官、贵族甚至后宫勾结,利益环环相扣,连王安石都拆解不开,形成了无比稳定的圈子。这种稳定让新人绝望,就像现在的中国年轻人,谈起改革开放初期,那批最先富起来的人,他们是多么幸运啊,随便买点股票,半个月不到一万就变十万了,这是多快的速度。三十年过去,什么位子都没了,什么空子都堵上了,让绝大多数想白手起家的人绝望。三十年就这样,一百五十年又如何?而朱冲,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下,最初的身份接近于赤贫,得靠给人做佣工,才能勉强活命。朱冲做苦力时非常失败,能力就不说了,据说在苏州人里也不算是身强力壮,偏偏性格还有问题。此人聪明、狡黠、倔犟、不安分。具体的表现就是不听话,简直到了桀骜不驯的地步。这就没搞头了,悲剧的降临只是时间问题,当那天出现时,朱冲不仅丢了工作,还被狠狠地抽了顿鞭子。看上去很凄惨,不过这才是他新生命的开始。不这样,他只会是一个优秀的苦力,那个时代里的路人甲,凭什么当上后来宋朝最大的官办采买人?凄惨的朱冲带着一身的鞭痕逃出了家乡,到邻近市县躲风头。天晓得为什么在芸芸众生中是他得到了好运,一次普通的躲风头,居然让他一步登天。他有奇遇了,一个奇怪的人给了他一些奇怪的药方。药,是这个世界上最神奇的东西,是为数不多的迅速让一个赤贫者变成富豪的东西。成功的可能性,有件事可以参考对比。犹太人做生意,一直恪守着珠宝、饭店这两项赚钱祖训,理由是只要男人有钱,就会被女人掏出来买珠宝;是人就得吃饭,哪怕在战争中,饭店都有生意。于是,生意长盛不衰。他们错了,医药才是最赚钱的,因为它最必需。相比之下,不买珠宝的女人很多,吃普通食品的人更多,可药品就不同了,永远少不了,并且铁价不二,一旦身份变为顾客,即便是上位者,也要随行就市。多牛啊,无论是宋朝还是现代,医药都能迅速制造出富豪来。朱冲有钱了,却变得更清醒,他记得富人安全守则里有这样一条,“有钱无权被人欺”。没有坚实的背景,钱只是招祸的东西,带不来半点幸福。那好吧,索性把游戏做大,他攀上了蔡京的肩膀,到艮岳接下装修任务时,终于可以直接为皇帝服务了。装修艮岳是宋朝最顶点的辉煌,是它走向深渊的最后一步,这样重大的任务,朱冲也觉得力不从心了,一位新人走上了舞台——朱冲的儿子。这人很传奇,身为一个小小的官方买办的儿子,居然混到了和蔡京、童贯、梁师成这三位巅峰级别大佬一样层次的帝国蛀虫。蔡蛀虫是帝国首相,拥有官方话语权;童蛀虫是武装太监,掌握着帝国最强兵力西北军;梁蛀虫身为帝国隐相,复制了皇帝过半的实力。这三个人几乎把帝国三分了,朱冲的儿子还能做什么呢,凭什么和人家分庭抗礼?很简单,上述三人分的是党、政、军,唯独没包括财。小朱同志填补了这块空白。这孩子叫朱勔,当他走到前台后,号称最有钱的宋朝人集体倒霉了,远不是多几种税、催得狠这么简单。采买,第一步是领钱。有道是阎王不使唤穷鬼,给皇帝办差更得拿工资,而且是先拿。朱勔先到国库里支银子,多少数额完全随心所欲,在艮岳工程的浩大影响下,哪个衙门敢查他的账?拿到钱后坐船过长江,两浙湖广,整个南方的花鸟鱼虫全在笼罩范围之内。比如太湖石,某块超级巨大,造型神奇,朱勔专门造了一艘巨舰运进了京城。赵佶一见大喜,赏给每一个装卸工一只金碗,并且封这块石头为“盘古侯”。有爵位的石头。某块灵壁石,高、阔均两丈有余,上千人抬不动,运进京城时得把城门拆了才成。赵佶认为这是神物,亲笔写了六个大字:“卿云万态奇峰”。以一条金带悬石挂上。成仙的石头。华亭(现上海市松江县)悟空禅师塔前一株唐朝桧树,枝叶纷披冠盖庞然,连华亭都没法运出。怎么办,拆华亭,造巨舰,从海上走。结果某天海上风浪大作,巨大的树冠和风帆缠在一起,树倒船翻,全船人淹死。以上只是某些知名的特例,采办的种类按特点可以规划到自然界出产范围。这个范围内的好东西搜得差不多了,朱勔把目光投向了另一处——人间。话说楚王爱细腰,宫中多饿死,可见皇帝的喜好是风向标,全民学习。这时赵佶爱装修园林,江南方面跟风的人风起云涌。比如浙江一个叫卫清叔的人,他的花园里有座假山。这座“假”山连绵二十余亩地,各处风景点盖了四十多座亭子。退休的侍郎俞子清更上层楼,他的“假”山起伏延展,上边有一百多个峰点,高的达到二三丈。都不过分修饰,保存原有山野风韵,其间犀株玉树,森列密布,“俨如群玉之圃,奇奇怪怪,不可名状。”其他中小户人家,积累一百五十余年平安富足之后,这类东西也不少。朱勔怎么会忘记、放过它们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都应该搜集起来,献给皇帝。这个过程显示出了朱勔的功夫,首先他能知道谁家有什么好东西,您家有,那么恭喜了,朱勔的手下们会不请自来破门而入,在该东西上盖一块黄帛。这就是御贡品了。谁也不准动,更不能有丝毫的损伤,至于损伤是否存在,伤到了什么程度,与该户主人对朱勔的勒索满意度的贡献直接挂钩。如果贡献值不足,那么说有伤就有伤。没伤,轻轻推倒摔碎了,这回有伤没?验过伤,该御品进入保护待运期。要一直由原主人保存,直到各种选定的御品达到一定数量,一起起运。起运时,是所有原主人的噩梦。不管该御品多大,搬运工从来不走门,都是把墙拆掉,进行立体搬迁。那一天全城轰动,无数的墙被推倒,无数的屋子倒塌,一片混乱之中几乎从无例外,该御品搬走了,屋子里其他值钱的东西也都不见了……这还只是噩梦的开头。装修还有第二关。从原产地把东西置办齐了,还得运到装修工地嘛。这个过程要怎么做?宋朝一百五十余年经营,帝国各地的水系都与京都开封相通,运粮的、运菜的、运各地特产的,早已形成了规律。朱勔作为装修特派员,本是有专用船只运工的,可是他搜集的东西太多,悄悄地说,远远不是专运给艮岳的,他家、蔡京家、童贯家、梁师成等京都大佬们都在中间插了一脚,各家都有大花园的,捎带一些不是很正常吗?于是,朱勔手里的运输工具不够了。不够?简单,放眼望去,河面上都是船,每一艘都是大宋子民的,那么每一艘都可以被征用。从这时起,华夏大地上最恐怖的一个词出现了,叫“花石纲”。纲,指政府指派奉皇帝命令的货运过程。花石,特指赵佶在这段时期在江南大地收集的自然艺术品,自从花石纲出现,全国的交通运输全部瘫痪。不管是水道上,还是陆地上,甚至是海运中,各类运输工具只要在朱勔搞运输时被看见了,立即就被抓到一块,原来的事都放下,统统装上花鸟鱼虫老树怪石,向京城进发。总结一下,上面的搜罗控制在自然界、人间社会两方面,综合来看可以归纳为地球表面之上的东西。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朱勔做到了这些还不满意,觉得仍然有对皇帝尽忠的地方。艺术是什么?范围太广了,但是可以归纳为现在进行时的和过去古董式的。朱勔的心思就动在后一种里,作为神州共主,难道只向活人收税吗?为什么死了的埋进坟里的就可以免交?不管你是先秦的还是五代的,只要还在汉族的地盘上,就别想幸免,这叫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于是,全国上演挖坟大比武,不管是谁的坟墓,只看谁能挖出来惊人的货色。货色都运进京城,搬到皇帝的多宝阁里,这才是气派,才是修养,才有品位!艮岳就在这三种举
”。这些钦定议员有军功贵族,有纳税大户,有博学鸿儒,这一部分也没有问题。据说问题主要出在那为数并不太多的各部院大臣或皇室、或亲贵这部分名额,他们担心将这一部分指标也放到各省竞选,这不仅有碍于他们的尊严,最主要的是他们有个基本判断,他们很可能无人当选,选民们仅仅出于对贵族政治的天然敌视,就不会赞成这批贵族继续当政,就会用选票将他们拉下来。所以满洲贵族就此进行殊死抗争,不再妥协,终于使原本极有希望的君主立宪功亏一篑。这当然非常可惜,许多人认为这是后来民国政治长期困扰动荡的一个根源。研究者的困惑当然不在这里。研究者的困惑在于,你和你的同僚那么聪明,既然能够软硬兼施让南方独立各省大致同意重回君宪,为什么没有为满洲贵族设置一个退出机制呢?在家天下的政治背景下,大清王朝毕竟只是人家爱新觉罗家族的天下,这些满洲贵族的祖先们毕竟是跟随爱新觉罗打天下坐江山几百年了,几百年已经习惯于政治的经济的特殊权利,你们想用君宪去换取他们的权利,为什么没有替他们设计一个替换程序,为什么没有想过一个政治上、经济上的赎买政策呢?满洲贵族没有接受正式国会召集方式,这就逼着中国政治转向,特别是在南北胶着的大半年时间里,满洲贵族不知退让不知权力分享,这应该是段祺瑞等新军将领愤怒的根源,也是放弃君宪转向共和的关键。现在研究者大致能够认同这种转变的合理性,大家不太明白的只是,段祺瑞等人带有威胁性质的共和呼吁,特别是段祺瑞等新军将领带有“黄袍加身”性质地拥戴你为新政府大首领,这在多大程度上带有你的暗示?假如没有你的暗示,段祺瑞们敢这样猖狂地向朝廷叫板吗?从现在已有文献推测,当然无法得出段祺瑞们是由你指使的结论,但是我们不会忘记,你十几年前就对谭嗣同说过,你带兵的基本原则是训练这些官兵对朝廷的忠诚,政治上的训练大于或者说不小于军事上的训练。既然如此,为什么会在你一手调教的新军中出现这样的事情,这是否意味着你在三年赋闲后,已在事实上失去了对新军系统的绝对控制呢?还是你个人也认为继续指望满洲贵族退让已经不再可能,你们那一代中国人追求和奋斗了十几年的君主立宪只有这样毁于一旦呢?当然,我也注意到段祺瑞们在将中国政治带到另外一条轨道去的同时,也为清廷、为小皇上、为皇太后作了充分考虑,因此方才使孙中山等革命党人鼓吹十几年的“驱除鞑虏”在这次政治转折中了无声息趋于消逝,“鞑虏们”没有像几百年前的“蒙古鞑子”被赶往东三省,这不仅历史主义地解决了一个王朝如何退出的重大难题,而且在不经意间达成“满汉蒙回藏”五族共和的政治共识。这一点确实为后来的现代民族国家贡献巨大,为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想象空间。假如不是你和新军将领们如此智慧地解决问题,假如真的将鞑虏们驱逐出去,那么后来固然不会有满洲国,只是东三省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会得出什么样的结果,恐怕真的很难说了。大政治家一念之间确实深刻影响历史进程,南北和谈中究竟怎样从驱除鞑虏转向五族共和,现在的研究者确实不太容易弄清了。这也是对辛亥革命研究和对你的研究中一个比较困惑也是比较吸引人的地方。南北和谈在各方妥协下终于比较完满地解决了纷争,除了大清帝国退守紫禁城略有损失外,辛亥参与各方其实大致上说各得其所,只是我们今天稍有不明白的是,你和你的新政府同僚既然如此恭维孙中山,那么为什么不在民国之后的政治架构中容纳孙中山和他的那些同志呢?从后世的眼光看,宋教仁被杀当然是一个悲剧,这件事情不管是谁干的,其实都将刚刚建构的民主共和架构打开了一个缺口。而孙中山之所以借着这件事起兵大闹,除了宋教仁血案这个直接理由外,难道没有因为你们太过于无视孙中山等人对民国的贡献?你们为什么不能将孙中山纳入体制,为什么不能劝说孙中山像宋教仁一样参与到民主政治建设进程,成为有意义的建设者呢?而且,还有一点很值得讨论,那就是当中华民国创建后,你和你的同僚们为什么在民国法统中没有为南京临时政府保留一点儿法统地位呢?孙中山十几年来自以为独创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和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论为什么根本不入你的法眼,从来不被提及呢?许多研究者在讨论1912—1916年的中国历史时,真的感慨万千,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为什么这样多灾多难,刚刚成立就走向解体,你对共和的誓言言犹在耳,为什么急不可耐地选择帝制走向独裁呢?后来的历史证明,你可以实行事实上的独裁,但你不能戴上那顶哪怕只是名义的皇冠。聪明一世的袁大总统已经做到终身总统了,而且一再重申无意于帝制,为什么到了后来还是把持不住自己呢?历史无法遗憾无法后悔。我在阅读洪宪帝制史料时,深切感觉到自从你住进紫禁城之后,直觉开始变得很迟钝,你不太知道外部世界的真相,你开始用想象代替真实,再加上权力独大和宵小恭维,使你逐渐错误地以为自己就是神,就是救世主,你先前一再宣称要做中国的华盛顿,要为中国开新局,你要是真的做到这一点,不仅你个人在中国历史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要改写,中国的历史面貌也肯定不一样。为什么一个人可以聪明一世,到了关键时刻就糊涂一时了呢?看来,制度,只有制度才能保证一个人不出错或者少出错。一个人无论有多大能耐,个人智慧、个人承诺都是靠不住的。这应该是洪宪帝制带给中国的最大教训,不知袁大总统以为然否?专此,敬颂在另一个世界安宁马勇一个专职研究你生平业绩的人2011年12月11日清晨于安阳旅次(原载于《文史参考》2012年第02期)宋教仁这样的“议会迷”今年(2013年)是宋教仁逝世一百周年纪念。适值早春,又近清明,抚今追昔,愈加真切感到宋教仁的伟大,更加佩服宋教仁那代人追求民主宪政的真诚、韧性。在过去,大多数研究者比较倾向于认为宋教仁是近代中国最坚定的宪政追求者,不惜为宪政献身。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甚至在“后阶级斗争”年代,研究者中依然有相当多的人觉得宋教仁对宪政的追求近乎迂腐,是与虎谋皮。宋教仁为宪政而死,在许多人看来,有点不值,革命党只能用实力说话,没有实力,没有枪杆子,清廷不会自动立宪;袁世凯更不会乖乖地接受宪法约束。这种基于阶级分析的观点,不能说不对,但显然还有重新研究的空间,至少还应从宋教仁本身进行分析,不要替他惋惜值还是不值。宋教仁在清末民初政治分类中,确实属于革命党人,但宋教仁又与绝对的革命党人孙中山等人略有不同。孙中山最早看出清廷政治体制不具备改革基础,不具有改革价值,因而孙中山自1894年萌发反清意识后,始终如一坚持到底。当然,孙中山即便中途有挫折,有犹豫,历史也没有给他反悔的机会,自从1895年策动第一次武装起义,孙中山就与清廷势不两立,清廷即便宣布预备立宪了,也不愿将孙中山等人赦免。这就将孙中山逼上了革命到底的道路。与孙中山的情形稍有不同。宋教仁生于1882年,是十九世纪晚期典型的“八零后”。他们成长的年代,经过大挫折、大波折,他们品尝过“同光新政”的辉煌与骄傲。紧接着就是甲午战败、马关之耻,就是维新时代,就是义和团战争,就是新政改革。这就是宋教仁那代“八零后”成长背景。1902年,新政第二年,二十岁的宋教仁前往武汉报考新式学堂。这表明他对传统士大夫成长道路已失去了兴趣,或者说传统成长道路科举制度已经意义不大,已不再对宋教仁这代青年构成多大吸引力。宋教仁在武汉如果不遇到黄兴、刘揆一、章士钊、陈天华等人,他或许应该在新学道路上前行。然而当他遇到这几个人之后,不期然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中国为什么会在1903年之后发生反清革命呢?清廷不是在1901年就宣布新政了吗,不是在政治体制、地方自治、新教育方面都有很多改革了吗?既然改革了,为什么还要革命呢?这确实是一个悖论。改革本来是为了反制革命,改革本来就是被革命逼出来的。清廷虽说宣布新政了,实行改革了,先前因种种原因而对政治极端冷漠的知识人复苏了,政治热情被再度激活。然而正因为这样,当人们的视野已打开,已经知道世界、知道东西洋立宪各国真实情形的时候,清廷已宣布的改革政策当然无法满足革命者的诉求。所以在1903年,不仅宋教仁、黄兴等人闹革命,在上海的章炳麟、邹容也在鼓吹革命,鼓吹造反,鼓吹推翻清廷。先前孙中山“一个人的革命”正在逐渐变成一个民族的觉醒。按照清廷的方案,所谓新政其实只是一场行政体制的改革,只是统治集团内部权力的调整,并不是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并不涉及统治权力的弱化或让渡。这是引起这批革命者不满的最大原因。而且,在新政改革发生前,大家经过1898年秋天“六君子”事件,经过1900年义和团战争,许多汉人知识分子对于满洲人极端失望,而新政给予稍微宽松的政治空间,遂使这些人有可能将这种失望释放出来,转化为一场运动。再从国际背景看,1900年义和团战争留下非常严重的后遗症,沙俄乘机占领东三省迟迟不愿归还,也是许多青年知识人对清廷不满的理由。稍后,日本宣布为中国索要东三省主权而与俄国开战。更重要的是,东邻日本竟然以一个小岛国打败了大俄国。不仅如此,对中国人来说,日本赢得日俄战争是一个重要指标,使中国人突然想起十年前日本也是以一个小岛国打败大中国。日本人少国小,为什么能在十年内连败中俄两个大国,日本究竟凭什么这样牛气,中国为什么不行?日俄战争,尤其是日本人的胜利,深深震撼了同文同种的中国人。正是在这样一种政治背景下,散布全球的中国反体制革命者相聚东京,他们先前或许期待过清廷“自改革”,或许是从“革政”走上革命。但在日本成功模式启发下,他们觉得中国要强盛,要雄起,就必须革命,继续指望那个不断令人失望的清廷已经没用。中国人必须自己救自己,必须推翻满洲人在中国的政治统治。这就是宋教仁这批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的重要背景。这批青年革命家组织成立同盟会,号召散布国内外的革命者联合起来,摈弃偏见,一致对着清廷,对着满洲人。同盟会成立是一个重要标志,是那些热血青年对清廷不改革、假改革的回应。清廷不改革、假改革激起了革命高潮,革命高潮反过来必然反制清廷,促使清廷走上真改革。否则就只能等着被革命,被改革。而且,革命高潮的形成得益于日俄战争,同样的道理,日俄战争也对清廷形成巨大刺激。清廷统治者先前的底牌是大俄国应该能够战胜小日本,果如此,清廷就可以缓解变革压力。现在一切都反了,俄国失败了,俄国也开始革命了,沙皇也只得宣布改革了。俄国的情形同样深刻影响着中国。清廷终于感到了变革的压力,于是在1905年派遣亲贵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一年后,宣布预备立宪,发誓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里重建国家体制。预备立宪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追随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闹革命的人中,有许多原本就不是坚定的革命者,他们之所以跟着起哄闹革命,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清廷不思进取不愿变革,现在朝廷变革了,同意以日本为蓝本君主立宪,他们还有什么理由继续革命呢?于是,同盟会领导层相当一批人,如刘师培夫妇、章炳麟等,都在考虑以怎样一种方式放弃革命,回归体制,参与变革,或者即便不参与变革,不回归体制,也不继续闹革命了,总应该给朝廷一个机会。于是,中国革命仅仅辉煌了一年多一点时间,就从高潮走到低潮。在这个过程中,宋教仁的思想也有很大变化。宋教仁在日本研究的是法政,思考的都是宪政问题,他之所以在先前那样激进地参与革命,主要是因为他遇到了黄兴一批革命党人,和他们做了好朋友,还因为清廷不改革。现在既然清廷开始宪政改革了,既然有了回归体制的机会,既然革命因预备立宪陷入低潮,宋教仁理所当然要考虑自己的前程,考虑自己能为国家做点什么。这是人之常情。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革命者,没有只知造反不知妥协的革命党。宋教仁这个转变很正常,一点儿都不让人奇怪。1908年,宋教仁机缘巧合与袁世凯等体制内大员建立了联系,袁世凯对宋教仁的才华非常欣赏,希望宋教仁回归体制,参与立宪。然因种种原因,宋教仁并没有如袁世凯所愿,回归体制。武昌起义发生后,宋教仁受湖北军政府邀请,第一时间来到武昌受命主持起草《鄂州约法》。《鄂州约法》所体现的只是近代政治必须具备的“三权分立”原则,约法规定新政府以都督为行政中心,都督与议会、司法三权共同构成最高权力中心,行政权由都督及其任命的政务员行使,立法权属于议会,司法权归属于法司。这套立宪架构的法律体制,与清廷正在进行的君主立宪一脉相承。如果要说区别的话,《鄂州约法》只是剔除了君主,权力来源属于人民,不再是君主立宪,而是人民立宪。很显然,这套思想并不是同盟会,甚至不是华兴会的政治主张,反而与袁世凯十多年来提倡、推动的君主立宪改革具有许多契合处,由此也就可预示宋教仁与袁世凯在未来具有合作的可能性。南京临时政府是“临时的”,很快就被在北京成立的中华民国袁世凯政府所取代,在政治的基本面,中华民国实际上延续了过去十年的宪政改革,只是君主不再。宋教仁热心政治,是因为他的宪政立场。他认为中华民国民主政治其实就是宪法政治,就是宪政。宪政原则在竞争,政治上的合法竞争、和平竞争是民国政治的必由之路,暴力革命必须永远完全放弃,否则不足以沿宪政。根据这样的政治理念,宋教仁进入民国更加活跃,他的理想不是阁僚,而是阁揆,所以他按照政党政治的原则努力打造议会第一大党,争取通过和平的议会竞争实现政党轮替,夺取组阁权。宋教仁的想法正大光明,他对民主宪政的忠诚与期待令人佩服。在很长一段时间,宋教仁就像我们今天能够在西方民主国家、在台湾大选中看到的那样,风尘仆仆东奔西走,纵横捭阖上下其手,既以合法手段争取议会多数,其实也像一切“民主初步”时的政治家一样,宋教仁也曾操控选举,比如在湖南选区;也曾与反对者发生肢体冲突,而且不止一次。这些其实都是民主初潮时的正常现象,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一步到位,成为成熟民主。宋教仁不论有多少不足或问题,都必须承认他仍然是中国民主初潮时代的弄潮人,是中国民主政治先驱者之一。遗憾的是,历史并没有让宋教仁的理想变成现实。当他对议会多数信心满满时,一颗罪恶的子弹击中了他。宋教仁倒下了,刚刚开启的民主政治遇到巨大挫折。“宋案”的后续故事令人唏嘘,可作多种解读。但我们看到宋教仁弥留之际依然认为中国不应放弃宪政之路,中国必须告别革命,远离暴力,相信只有宪政,才是中国应该追求的千秋大梦;只有议会,才是政治家应该去的地方。革命者惋惜宋教仁之死,有足够理由。百年后重新思索宋教仁思想,我们必须承认,中国不仅需要宪政,而且需要更多宋教仁这样的“议会迷”。中国的政治家只有被圈进议会的笼子里,他们才能凭借三寸不烂之舌辩论说理,才能不得动辄动用武力,惊扰百姓。一个宪政的中国,是宋教仁的期待。纪念宋教仁的最佳方式,就是促进宪政中国从梦想到现实,应该激励更多政治家放弃斗争理念,乐于成为宋教仁那样的“议会迷”。杨度为什么不忏悔杨度(1875—1931)原名承瓒,字皙子,后改名度,湖南湘潭姜畲石塘村人。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奇特的
庚定向的话,只怕大家都会被这个隐密的设计迷惑。窨井的位置正是这幢楼宇的阴煞位,这里是整座井字楼的“冥井”!但这个冥井却不是直上直下的设计,从井口望下,黑漆漆的似乎非常宽大,空气流动的情况告诉我,这下面不亚于一个迷宫。“莫炎跟我去旁边的井字楼,那里应该也有这么一个窨井。”耿婆眼中一亮。“这么大个迷宫,分开走不好碰头啊!”林岳纳闷道,“再说,还有一座楼咋办?总不能叫嫂子和S单独去吧?”“臭小子,净惦记着丫头,你们四个从这里下去。”耿婆笑骂道,“这三座楼是按天盘三奇位造的,如果老婆子还没糊涂的话,这下头应该是地盘的八门九宫布局,我们就在第三座楼的窨井那里会合。”“没错,是八门九宫。”我扬起手中的一张白纸,那上面是我依据听风能力所获得的地下通道略图,虽不全面,但粗体构架已经能看出究竟了。只是,这下面的通道也太复杂了些……如果你在纸上画出一个规则的八边形,并用线条将不相邻的顶点互相连接,最后出现的线条数量应该会让你眼花上好一阵子。我没眼花,因为此刻我就走在这些线条里。“你那图看着头晕,这通道走得头晕。”林岳站在一个交叉口处叹道,“谁吃饱了撑的,在楼下面搞了这么个迷魂阵。”“换作你,吃饱了也不会做这种事吧?”我笑着问道。“呃,对啊,我刚才就觉着奇怪。”林岳眼珠一转,眉毛拧作了四条,“你说这迷魂阵里咋连只猫猫狗狗的都没见着呢?”事实上从一下这个井口开始,四周就凝结着一层奇怪的气息,方才的阴阳流动似乎完全静止了,空气像凝固的果冻一样,隐隐透着弹性。通道四壁干净得出奇,甚至连一丝灰尘都找不出来,更别说林岳提到的猫狗了。可这是个自由出入的地方,难道就没有人下来过吗?“亦凡,做好了,我用GPRS接收系统做了个简单的程序,配合S画出的图形,可以锁定我们几个人身上的手机信号。”晖儿递过笔记本电脑道。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复杂的八卦九宫连线图形,五个闪动的红点正显示着我们和莫炎所处的位置。“八门九宫一应俱全了,我们走过的是开门。”我对照图形看了看手上的罗庚,“莫炎他们走的是杜门。”“奇怪了,狴犴怎么一直在抖啊?”S抚摸着怀中的狴犴道,“它也会生病吗?”平日里严肃威武的狴犴此刻正浑身颤抖着,像只楚楚可怜的小猫般趴在S的怀中,圆亮的双眼渐渐失去了往日的光泽。我不由得一惊,狴犴是龙脉地气滋生出的虚灵,哪里有土地哪里就有它的力量源泉,更何况在这种接近地气的地下通道中,除非……“老凡,不对劲,这是……”林岳突地严肃起来,指着周围的空气道。在我们四人附近浮动着一层淡淡的黄色雾气,可能是由于太过关注通道走向和环境细节的关系,我完全没有注意到这层雾气的存在。难道是狴犴……我转头仔细看去,只见狴犴额头那条龙形印记正发出微弱的光芒,一股细如发丝般的黄色气流自它头顶发出,飘入空中不到三尺的地方渐渐散化成一个雾气层,包围了我们。林岳皱了皱眉,手上捻出一支长满绿叶的枝条,小心地将它伸出黄色雾气外,只见一阵抖动,翠绿的叶片立即枯黄,紧接着连枝条也干枯断裂,落在地上渐渐化作一层浮灰随气流飘逝。“这里的反应怎么跟消化道似的!”林岳望着手中剩余的半截枝条,脸色凝重了起来。狴犴的神情愈发萎靡,那层黄色雾气开始渐渐淡去,如果继续留在这里我们将会与那半根枝条一样下场,可离开这里就安全了吗?“中五宫?”无意间我瞥见手中电脑上的图形,代表我们的四个红点恰好进入了八门九宫的中五宫。中五宫,并于坤卦,五行属土,列八门之死门。死门,大凶之门,主阴气内入,生机停止、老化。如果从人体与九宫八门的对应来看,这里正是脾胃部分!方才还在乾位的开门附近,怎么一下就会步入死门?难道这个通道阵形能自动变化不成?脑中思索着,我测算了下方位,领着大家闪身进入拐角的一个通道。也就在进入通道的一刹那,黄色雾气已完全消失。坎一宫,五行属水,列八门之休门。休门,上吉之门,主轻松,愉快,宜研习、商议、演兵、点召、入营,消除压力。这里代表的是人体的肾脏。“肾者,北方水,万物之所藏。”肾主蜇,即是惊蜇,如小生物深入到土层最深处,蛰伏不动,但却隐藏着无限的生机。从格局来看,这里适合停留休息,养精蓄锐,现在的情况就如一个调皮的孩子站在一处别人够不着的地方大声叫嚷:“你打不着我!”狴犴的状态恢复了一些,但精神依旧萎靡不振,看来方才的那股死门胃气消耗了它不少精力。我们显然是低估了这个通道格局的危险程度,如果此刻狴犴倒下,接下来的行进只怕会更加困难。“老凡,记得下水道的耗子不?”林岳若有所思地盯着我的手道。我猛然想起,当日在城市事件中,下水道的奚鼠曾因我的血液刺激而一度力量暴增,同是虚灵的狴犴应该也可以如法炮制。想定之下,我用小刀划破中指,溢出的鲜血接连滴在狴犴额头的龙纹之上。小家伙先是一震,而后眯起了眼睛,不多时便自S怀中跳下,弓身伸了个懒腰,精神立刻抖擞起来,而它的额头上竟看不到任何的血迹,似乎我的血液已经完全进入了它的体内。“想不到你的血还有这种作用。”晖儿替我包扎着伤口,偷偷说道,“早知道我也咬你一口了。”我笑着抚了一下晖儿的头,转身探看周围的环境。这条通道与方才不同,空气中交替流动着阴阳两股气流。但这里的阳气明显弱势,虽然源源不断地自一处涌来,却被大量的阴气压制,集中涌向延伸的通道。我隐隐感到,聚集在那里的阳气不住地冲击着周围,与阻挡它的阴气形成了一股回旋的气流。阴阳互搏?八门九宫里本该阴阳通畅互为所用才对,这种现象实在是闻所未闻。回头间,林岳正蹲在地上,用三个手指捻着根细藤,口里自言自语地嘀咕着什么。那样子全神贯注,让我想起他给人看病时的模样。狴犴则一动不动地蹲在他的身边,眼睛凝视着伤门的方位,鼻子开始不住地抽动起来。“怎么会用这么好的涂料?”S忽然道,手中不住地摸索着通道的边壁,“防水隔热,密封一流,这种涂料贵得离谱呢。”“哦?你确定?”我也愣住了,这么残破的大楼下存在着如此复杂诡异的通道,设置布局的人不但精通风水堪舆和奇门遁甲,而且财力和势力也一定非常雄厚,这使我不由得想起莫曹背后的那股神秘力量来。“没错,这涂料我原先在美国参加交流会时见过。”S确信地点点头,“一桶要好几百美金。”“那是为了闭气养脉。”林岳沉声道,此刻他的面容严肃无比,以我对他的了解,这小子一定是发现了什么至关重要的问题了。“老凡,如果我告诉你现在这条通道有脉搏。”林岳扬了扬手中的细藤道,“你会怎么想?”通道有脉搏?!我们三人难以置信地看着林岳,他的样子不像是在开玩笑,可这条通道有脉搏的说法也太离谱了点。“你应该也注意到这里的阴阳气流产生互搏了吧?”林岳继续道,“你们不是中医,所以才会忽略,这种互搏是脉象中的‘少阴不至’,换句话说,这条通道得了‘尸厥’。”二十七、风水养生“少阴不至,肾气微,少精血,奔气而迫,上入胸膈,宗气反聚,血结心下,阳气退下,热归阴股,与阴相动,令身不仁,此为尸厥。”中医的职业敏感提醒了林岳,在这条通道中激荡互搏的阴阳之气所形成的气脉走势正是人体脉象中的尸厥症的“少阴不至”。尸厥是古代的病名,主要是阴阳气血逆乱,少阴之阴阳之气互相格拒。这个病在古代医学诊断上很容易被判断为死,但实际上病患并没死。但这里是地下通道的一部分,人类的脉象病症怎么可能出现在毫无生气的奇门格局里?中医、风水、奇门遁甲,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啊!“既然八门九宫和人体是一一对应的。”林岳脸上坏笑了起来,“那么出现人体脉象又有什么奇怪呢?”从电脑屏幕上看,莫炎和耿婆已经走过了生门,但却拐入了一个与我们相悖的通道。生门,上吉之门,主生命旺盛,成长迅速,源源不断,生气蓬勃,生门乃八门中最旺之门,用运生门打仗,宜背生向死。至少我们不必为他俩担心。转入身旁的通道,周围的气息渐渐平和起来,没有任何的冲撞和波动,眼前的岔口交错变幻,不知不觉中已绕进了一处最为复杂的环节。这里是通道交错点最多的地方,一圈岔口将我们包围在了当中,我突然发现,一路行来四周都涌动着阴阳之气,但唯独这里丝毫没有气流变化,全然一派死寂的样子。“这家伙病得不轻啊,左边人病脉不病,这叫内虚。”林岳不住地晃动着手中的细藤,口里嘟囔道,“右边的真脏脉都跑出来了,人倒是不病,等于又加一条——‘行尸’。”从中医脉理来讲,林岳的说法并不是无根据的,“脉病人不病,名曰行尸,以无王气,卒眩仆不识人者,短命而死。人病脉不病,名日内虚,以无谷神,虽困无苦。”若以这种理论依据来进行判断,这个八门九宫格局中隐藏着“行尸”病症。这个行尸,中医上也叫走肉。因为这个人没有生气了,却还活动,人的命实际上已经没有了。脉象出现了真脏脉,人还不病,中医的理论来讲,五脏根本已经绝了,若有突然之变,马上就可以来病,马上就可以死,顿生不测。我心中隐隐有些疑惑,井字楼的布设格局原本是纳阴为主,但在午时却出现了阴阳并生的现象,那股阳气显然是来自井字楼中的住户,而这些阴阳之气又全部被“棺井”导入了地下。由此看来,这些阴阳之气应该是为下面的八门九宫格局通道服务的,可通道里怎么又会出现类似人体的病症脉象呢?“把阴阳之气从井字楼上引下来,会不会是用来抑制这里的病症脉象?”晖儿思索着自语道,“不过要是这样的话,除非通道本身具有生命,或者是它关联着某些生命。”“嫂子,你只说对了后半句。”林岳摇摇头,“这里的病症脉象正好是那些阴阳之气引起的,说白了,这叫阴阳不调。”“那就奇怪了,谁吃饱了没事劳民伤财地造这么个格局,为的就是让这片通道得病?”S抱起狴犴,“不通,不通,你这话没依据。”“要依据应该不难,前面直走就是景门。”我脑中闪出一个想法,“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肾虚人疲,心脏的脉象才是最终判定的关键。”离九宫,五行属火,列八门之景门。景门,中吉之门,主华显易动,颇受注意,行事凸出,声势张扬。这个动力十足的宫门位所代表的正是人体的心脏。刚一进入景门位,一股磅礴的阳炎之气便扑面而来,仿佛汹涌拍岸的海浪一般。林岳挥手在墙上猛地一拍,一片绿叶繁盛的绿藤立刻挡在了面前,不断生长的绿叶总算抵住了这股异常凶猛的阳气。“如果把这儿看成心脏,那刚才的阳气等于就是‘洪脉’。”林岳伸手搭住不住颤动的绿藤,“得,洪脉越搏越有劲,那就是死脉了。”照此看来,休门肾位的“尸厥”,汇集处的“行尸走肉”,再加上景门心位的“洪脉大涨”,整个地下格局完全是弥漫着一股阴阳不调的病症之气。“心者,火也,名少阴,其脉洪大而长,是心脉也。心病自得洪大者,愈也。假令脉来微去大,故名反,病在里也。脉来头小本大,故名覆,病在表也,上微头小者,则汗出。下微本大者,则为关格不通,不得尿,头无汗者,可治,有汗者死。”撇过景门,众人走入一处安全的通道内稍事歇息,林岳不住低低自语着,似乎在琢磨什么问题。“如果这是个病人,尸厥、行尸、洪脉大涨,犯上任何一条,我基本就给他判死刑了。”林岳眨了眨眼,“不过从整体脉象综合来看,这家伙倒是还没死绝。”“没死绝?金刚不坏啊?”S瞪大丹凤眼道,“这里古怪得离谱,连你都古怪起来了。”“嘿嘿,我哪儿古怪啦?”见S生气,林岳立马涎着脸凑了过去,“电视上的女主角不是常说吗?男人在专注的时候最有魅力。”扑哧,不单是S,连我和晖儿也不禁乐出声来,这小子说变就变,和刚才满脸严肃的样子大相径庭。“笑了就好。”林岳得意地点了点头,转而冲我正色道,“这三个地方的脉象虽然都是不利的死脉,但如果搁在一块儿,反而会互相牵制。”“就像奇门遁甲里的‘休景双生,水火并济’?”林岳的话正好提醒了我,从《闻风拾水录·奇门篇》中的精要部分来看,这种逆于常理的做法却可以达到一个平衡。“奇门遁甲没你那么熟悉,但中医药理咱还是有点自信的。”林岳乐呵呵地道,“照刚才说的,那人只会产生一种情况——不老。”“长生不老?!”众人面面相觑,如果这是一种生存之道的话,那就等于解决了人类历史上众多帝王将相的夙愿,这种有悖自然规律的现象恐怕只在神话里才会出现。“严格说来,应该是肌体新陈代谢停滞。”林岳挠着脑袋道,“要想找个适当的词儿还真不容易。”“以风水格局为引导,滋生自然阴霾之气,借助井字楼中居民产生的阳气,”晖儿一边自语一边在电脑上忙碌着,“遵循奇门遁甲的原理,并结合中医理论,以阴阳之气引发病症,造成肌体新陈代谢停滞,藉此达到延缓衰老的目的。”屏幕上一阵闪动,晖儿的眉头紧紧皱了起来。“我用思维导图分析这些线索,发现缺了一个重要的环节。”晖儿抬起头,一字一顿地说道,“如果是有人精心安排的话,这些布局设置又是怎么作用到那人的身上呢?”“神盘接气。”耿婆笑吟吟地出现在通道的一头,莫炎尾随其后。原来耿婆和莫炎也觉察到通道中古怪的气流,与我们不同的是,他俩并没有循着气流的特质察查探,而是顺藤摸瓜地找起了八门九宫格局的局眼来。井字楼依据天盘三奇而定,八门九宫格局则是按照人盘八门和地盘九宫设定的,从奇门遁甲总盘合定来看,独缺了星盘的九星和神盘的八神。精于此道的耿婆在推算中找出了九星的对应位,那是九个分布在通道顶部隐蔽处的透光小孔。随着空中的星盘错动,这九星不断变幻着方位,引导星华之气进入格局,推动了整个格局中的局眼变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会莫名其妙地走入死门的原因。通过局眼变化的规律,耿婆开始寻找神盘的八神位置,但很奇怪,原本设定好的格局神位上根本感觉不到八神的特殊气息。就在耿婆惊疑的时候,莫炎发现了其中的奥妙。是虚灵,八只隐藏得极为巧妙的虚灵。“布局的人很熟悉虚灵。”莫炎眼中闪过一道寒光,“用灵火替它们伪造了八神神格。”“那八只虚灵都是异类,气息掩藏得相当之好,只有在阴遁和阳遁局交替变化的时候才会出现。”耿婆接道,“这八个小家伙好像都冲着一个地方去的,莫炎已给它们做了个记号。”虚灵伪作八神,处于格局中神盘的位置上,自然就受到“神盘接气”的作用影响,它们身上所负载的便是整个格局的气脉。换句话说,这些虚灵就是将格局气脉作用到布局人身上的关键,跟着它们追查下去,那幕后的家伙也就自然现形了。“不要急着打草惊蛇。”耿婆叩了叩通道的边壁道,“先得找出法子把这局给破了。”大厦内,一间装潢古朴的房间。宽大的书桌上整齐地排列着八只精致的小瓷罐,里面隐隐有着某种响动。那高大男子正赤裸着上身端坐在桌边的红木凳上,结实的后背肌肉上错落着八处红色的淤痕。金毛猴子自桌上拿起一只瓷罐,抬爪按向高大男子的背部,罐口准确地贴在了其中一处淤痕上。一震之下背部肌肉立即收紧,那瓷罐竟如生根一般吸在了上面。当八个瓷罐全数吸上后,那高大男子缓缓地坐直了身体,伸手抱过那只金毛猴子。“他们已经看破了井字楼的布局。”高大男子自语般地说道,“那就等于能破局了。”金毛猴子看着高大男子,嘴角咧了咧,仰起的脸上露出一种奇怪的神情。如果把这神情放到人类的脸上,可能每个人都不会陌生,那通常被称为“期待”。“不行不行,这么一来等于把三座楼的居民全杀了。”我连连摇头道,“三阴会
,每户可分耕地30亩,旱地50亩,交换条件是垦户须入籍。政府保留土地所有权,耕地三年,旱地六年,待产权过渡后才开征田赋。参见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垦荒政策分析》,第115页。?仅在1652年一年,由于土地荒废,全国各省(包括北直隶)损失的田赋就超过银400万两。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垦荒政策分析》,第113页;《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2页。?顺治年间共开垦土地164263顷,即每年约9125顷。康熙年间共开垦273671顷(每年4561顷)。不过,顺治年间开垦的大部分土地都变成了军屯地,农民成为屯户,被迫耕种这些屯田。另一方面,由于政府提供减税优惠,鼓励土地所有者自己开垦田地,仅1658年开垦土地的总数就高达98259顷。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垦荒政策分析》,第133—135页。总的来说,新政府在登记明朝藩王所占土地方面,远比开垦另外的荒地或隐匿的地产来得成功。到1646年,上报本县明朝藩王土地总数,已经成了县官们最平常的政务,有时清廷就籍没这些土地,赋民收租,以充军费。见故宫博物院:《清代档案》第四辑,第150—152页。?黄汉良:《中国的地税》,第58—60页。?魏象枢,山西人氏,满清首榜进士,1646年会试、殿试及第。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48—849页。?《世祖实录》第五十七卷。第19—20页。魏象枢并不是唯一提出实行这种改革的臣僚。从1651年农历八月开始,江南臣僚就不断上奏,指出江南登录田地中的不法现象。据了解,富豪人家通过贿赂官吏,千方百计地使他们的土地逃避登录,已开垦的土地也未被登记入册。因此有人提议要进行广泛而准确的土地测量。西村元照:《清初的土地丈量》,第425—426页。?马德林·H·齐林:《火耗归公》,第7页。?1648年,六位按察使和御史被革职或贬秩。1649年,按察使周石可以受贿论死。吕元驄:《清初(1644—1660)的御史、摄政王和皇帝》,第84—85页。?《世祖实录》第五十五卷,第13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49页。?同上书,第3722页。?同上书,第3722、3785页;《世祖实录》第五十七卷,第11页;谈迁:《北游录》,第362页。“外转”制度最初是为了使中央政府的官员获得实际经验而置立的,并不一定就是一种惩罚。实际上,它还相当于一种升迁,并给了外转的官员一个杂敛所出之地。到1653年形成“内升外转”制时,它意味着让以文才入选翰林的臣僚去经历行省的实际管理。不过,虽然外转的确使他们有机会近水楼台先得月,中饱私囊,实际上这一额外的亲民经历却并不一定会使他们晋升(1653年派出去的21名翰林院臣僚中只有5人后来升到四品以上)。吕元驄:《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40—41页;《翰林院》,第93—95页。?张煊曾因与明朝大学士陈演发生了冲突而被革职。1644年,在北京补浙江道御史,继而仍掌河南道事。他弹劾贪官污吏的奏章极多,很多甚至是针对督抚等官的,名声颇著。张其昀编:《清史》,第3785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5页。当时允许风闻奏事。鳌拜摄政时,因为这一作法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方禁止利用匿名揭帖的材料进行弹劾。1671年,康熙皇帝遂下令明确禁止以风闻奏事。凯斯勒:《康熙和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35—136页;吕元驄:《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63页。?《世祖实录》第五十七卷,第12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23页。?据刘献廷的记载,洪承畴的母亲在北京遇到儿子时,对他的变节降清大为愤怒,用拐杖打他,据说还大喊道:“汝迎我来,将使我为旗下老婢耶!我打汝死,为天下除害!”刘献廷:《广阳杂记》,第39页。如果洪承畴早先向朝廷所描述的他与母亲在南京令人伤感的和好是可靠的话,那么这个故事就肯定不足凭信了。不管怎样,洪承畴后来是把母亲从京城送走了,因为根据1652年福建巡抚的一个奏疏。她于此年在福建家中去世。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46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91页。谈迁认为张煊是因受命外补衔恨所致。谈迁:《北游录》,第362页。?《世祖实录》第六十二卷,第720页。关于大敕,见同上书第五十三卷,第1—3页。皇帝回京的日期根据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49页。?同上书第五十七卷,第12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49页。8月28日,以陈泰、李率泰年初奉行大赦令有误,罢任。陈泰隶满洲镶黄旗,系额亦都之孙。他是个受人尊敬的将领,曾在东北与袁崇焕作战,后率偏师从征山东。1644年,他参加了对李自成的战役。三年后,授礼部侍郎,入湖广进攻孔有德,后至福建与鲁王将领作战。1650年后,他出任一系列重要的文职:1651年任刑部尚书,然后任吏部尚书,授国史院大学士。张其昀编:《清史》,第3713页。?这年冬天,在作为汉族归降者而隶属镶黄旗八年之后,洪承畴被允许作为正式成员编入牛录,“披甲侍卫”。从此以后,洪承畴在皇上面前把自己归属于满族,对皇上感恩不尽。《明清史料》第三册,第131、160页,摘自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0—251页。?《世祖实录》第五十八卷,第3页。此诏颁于1651年8月16日。?同上书,第677页。关于皇帝的包衣,见史景迁:《曹寅和康熙皇帝》,第17—18页。?赵开心,长沙(湖南)人氏,前明进士,他以关心民瘼、力除吏蠹而颇负盛名。起初,京城天花流行,引起了恐慌,染疾者常被立即扔到城外等死。这时正是赵开心上疏,请四郊各定一村。来特别安置天花患者。与赵开心相关的制度,如前所述,还有他为多尔衮定入朝仪注;并疏请江、浙、湖广诸行省初定后应急置抚按,以时绥抚。1645年,擢左佥都御史,后坐事罢。1651年9月24日,被召起复原官。张其昀编:《清史》,第49、3776—3777页;《世祖实录》第五十四卷,第16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91页。?《世祖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4页。谭泰的子孙也被判处死刑,但都得到了赦免。同上第五十九卷,第17页。卓罗继谭泰而任吏部满洲尚书。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49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50页。?达赖喇嘛于1651年访问北京,也就是心照不宣地承认了顺治一统天下的君权。皇帝为庆祝自己当家作主,下令大兴土木,耗资几万银两,在紫禁城西北边北海琼华岛的昆仑山上建造了一座白塔,其位置就在以前忽必烈汗宫殿的遗址上。根据一块刻有满、蒙、汉文字的石碑说,顺治“养育人民”,统治四方。1981年我在北京时,这块石碑仍耸立在白塔脚下,它的汉字碑文是由宁完我撰写的。?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49—50页。不过,这个婴儿只活了几个星期。参见罗伯特·B·奥克斯南:《鳌拜摄政时期的政策与党争》,第19—20页。据耶稣教神甫的记载,顺治皇帝脾气暴躁,性欲旺盛。后来他有两个皇后,七个贵妃,八个宫妃。其中有三个后妃来自同一蒙古家族,有一个系汉军旗人之女,他对贵妃栋鄂氏宠幸无比,她是一位满洲将领的女儿。据汤若望一类西方人所说(当时正是汤若望在朝中最有影响的时候,皇帝常常驾临他的府中,用满语称他为“爷爷”),顺治作为一个年轻人,体形极佳,体重适中,皮肤白皙。有一幅顺治当时的画像显示出这位年轻人皮肤细白,头发乌黑,表情平和,目光坚定、深邃而锐利,阔嘴薄唇。虽然肖像画家画的是一个强壮的年轻人,但还是看得出这个年轻人的体质有点羸弱。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清代帝后像》第一卷。顺治是一名优秀的骑手和出色的书法家。李佳白:《北京第一位满族皇帝》;乔治·H·邓恩:《一代伟人》,第329、347—352页。?郑天挺:《探微集》,第95—96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56页。?《世祖实录》第六十二卷,第720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50页。?可能就是由济尔哈朗坚持重议此案的。济尔哈朗也许是想让皇帝的一些儒臣丢脸。不过,这仅仅是一种推想,我没有发现任何证实这一假设的资料。?《世祖实录》第六十二卷,第721页。?同上。?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21页;谈迁:《北游录》,第390页。?《世祖实录》第六十二卷,第721页。?谈迁:《北游录》,第389页。?吴伟业:《吴诗集览》附“行状”,第2—3页;《贰臣传》第九卷,第2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82—883页。?根据吴伟业传记记载,只是由于他母亲对自身的担心(“儿死,其如老人何?”),才阻止了他悬梁自尽。马导源:《吴梅村年谱》,第43页。?吴伟业:《吴诗集览》附“行状”,第2页;马导源:《吴梅村年谱》,第45页。?马导源:《吴梅村年谱》,第45页。当时吴伟业在给侯方域的一封信中宣称,他宁死不仕清廷。侯方域:《壮悔堂集·四忆堂诗集》第六卷,第3页。不过,吴伟业的隐修有点夸张了。查阅一下这些年间,尤其是1650年以后他所写的诗,可以知道吴伟业遍游江南,访嘉兴、杭州等城,结识文友,接交官员,这些都是他在南京陷落之前所从事的活动。他所结识的人中包括清朝最高级官员。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4—5页。?西里尔·伯奇:《中国文学选集》第二卷,第133页。?马导源:《吴梅村年谱》,第55页;赵尔巽编:《清史稿》第一一七卷,第8页。吴伟业体弱多病,儿时肺部曾出血,此时他的肺仍然不好。这时他44岁。据说陈之遴娶了吴伟业的女儿,首先是因为他想利用吴伟业的盛名,来提高自己在士人中的地位。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3页。?高阳:《明末四公子》,第57页;马导源:《吴梅村年谱》,第56—57页。?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4页。吴伟业既想出世拯民,又想洁身自好,极为矛盾,所以对元末明初的历史人物很感兴趣。例如杨维桢(1296—1370)、宋濂(1310—1381),他们虽然曾应元人之召入朝,却显然并未失节。兰德彰:《中国文化主义》,第370—371页。?马导源:《吴梅村年谱》,第59页。这首诗于1653年农历五月刊行于南京,当时吴伟业正在考虑他的决定。此诗未收入他的文集,但评注家都认为系吴伟业所作。?同上书,第57—58页。吴伟业这次可能也希望成为皇帝的老师。1651年张居正所注《四书》再次付梓,题《张阁老直解》。吴伟业在为这部书所作的序中谈到张居正给孩提时的万历皇帝当老师时,充满羡慕之情。伦德贝克:《首辅张居正和中国早期的耶稣会士》,第5页;戴维·E·芒杰罗:《耶稣会士翻译〈四书〉》,第14页。?米勒:《父与子》,第8页;彼得森:《顾炎武的一生》第二卷,第219页。?兰德彰:《忽必烈》,第7页。侯方域的父亲侯恂在1646年返回惨遭兵焚的故里商丘隐居。如上所述,侯方域却决定仿效他的弟弟侯方夏追求功名。侯方夏于1646年中进士。德·弗格斯《中原的起义》阐述了侯氏家族这一方面的历史,见第34—35页。?兰德彰:《忽必烈》,第7页。?这些年间钱谦益与吴伟业接触频繁。1660年,吴伟业诗集刊行,钱谦益为它写了序。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6页。?诗社成员中包括有写《赭山》诗的潘柽章,此人后来于1663年因涉及庄廷鑨明史案而被处死;还有戴笠,这位复明分子后来中“博学鸿儒”科(1679年康熙为吸引前明遗臣出仕清廷而举行的特别考试),年纪最轻,因而声名鹤起。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93—19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27、606、883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95—196页;《归庄集》,第548页。?刘献廷:《广阳杂记》,第10页。?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一二卷,第33页。?小野和子:《清初的思想控制》,第340页。清人从1651年开始限制乡试中式举人到本地衙门任事。两年后,1653年夏天,朝廷命令所有正式的生员都向官府报名列籍,宣布免除他们的赋税,以防止他们出卖特权。1654年,朝廷还讨论罢生员银票免税之制,并宣布科举中式者充任里庄之首为非法。乔舒亚·A·福格尔译:《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二部,第18—19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52页。这一禁令与政府只准学校用正统的程朱理学著作为教科书的命令相一致。赫尔默特·威尔海姆:《大冲突前夜的中国孔教》,第286页。?黄之隽编:《江南通志》第八十七卷,第3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96页。有些记载强调苏州士人与松江士人之间的竞争是“十郡大社”解散的主要原因。彭宾(几社最初的创始人之一)的儿子彭师度选择了一些苏州士人,在大社内部形成了一个小团体,故意排斥其他被认为缺少诚意的人。被排斥的人中有许多是松江士人,于是早在1660年镇压这类党社之前,他们就分裂出去,建立了自己的原社。邓尔麟:《嘉定忠臣》,第308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96—198页。?吴伟业的双亲都还在世。对于他的离去,他69岁的母亲颇感不快,因为她怕再也见不着他了。虽然许多资料记载说他于1653年秋离开江南,但实际上他是在1654年5月底6月初离开南京北上的。1654年初,他受命任职于秘书院(后来他在秘书院一心编注《孝经》),这是由一个南人和北人的联盟提出的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陈名夏、冯铨、成克巩、张端和吕宫联名荐举吴伟业,同时应荐的还有杨廷鉴和宋之盛。因为有冯铨在这份举荐他的关键性章奏上署了名,所以许多人认为吴伟业受到了玷污。马导源:《吴梅村年谱》,第56—60页;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4、8—9页。?顺治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里所说的此举对于谴责归降者的政治效果。他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像许多复明分子一样蔑视那些归降者,这是顺治通过了解当时的中国文化而感觉到的。例如,顺治喜欢在用膳时让侍臣给他朗读归庄的讽刺史诗《万古愁》。这首诗是这样描写北京向李自成投降的:“恨的是左班官平日里受皇恩,沾封诰,乌纱罩首,金带围腰,今日里向贼庭稽颡得早。那如鬼如蜮的文人,狗苟蝇营,还怀着几句进劝表。那不争气的蠢公侯,如羊如豕,尽斩首在城东隩。”《归庄集》,第159页。“劝进表”指周淙所上之表,劝李自成即皇帝之位。?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82—185页。?傅路德、房兆楹:《明代人名辞典》,第1239—1242页。?《贰臣传》第六卷,第17—21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40页。?魏裔介(1616—1686)后来成为清代历史上最著名的御史之一。1657年任都察院左都御史,1664年除大学士。他是汤若望的好朋友,一名秘密的天主教徒。他在一个教堂里接受了圣礼,徐光启一家也常聚集在那儿。对自己信教一事加以保密,是因为他同样深信儒教。直到光绪年间他的天主教信仰才被公开。1736年,乾隆皇帝赐予了他一个谥号。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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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 省份 | 官职 |
唐通 | 陕西 | 总兵 |
董学礼 | 陕西 | 副将 |
白广恩 | 陕西 | 总兵 |
南一魁 | 陕西 | 副将 |
骆养性 | 河北 | 左都督 |
姓名 | 省份 | 官职 |
祖泽溥 | 辽东 | 副将 |
孔希贵 | 奉天 | 总兵 |
姓名 | 省份 | 官职 |
刘芳名 | 宁夏 | 总兵 |
徐起元 | 安徽 | 左都督 |
胡茂桢 | 陕西 | 总兵 |
高第 | 陕西 | 总兵 |
贾汉复 | 山西 | 副将 |
马宁 | 甘肃 | 参将 |
高斗光 | 山东 | 总督(凤阳) |
王永吉 | 江苏 | 总兵 |
王国宝 | 山西 | 总兵 |
鲁国南 | 顺天 | 副将 |
任珍 | 河南 | 副将 |
姓名 | 省份 | 官职 |
马得功 | 辽东 | 总兵 |
马勇 | 陕西 | 副将 |
田雄 | 北直隶 | 总兵 |
常进功 | 辽东 | 副将 |
高进库 | 陕西 | 副将 |
刘良佐 | 北直隶 | 总兵 |
刘泽洪 | 北直隶 | 副将 |
许定国 | 河南 | 总兵 |
吴六奇 | 广东 | 总兵 |
王之纲 | 北直隶 | 总兵 |
陈世凯 | 河北 | 副将 |
武职 | 人数 |
左都督 | 9 |
都督 | 2 |
总兵 | 17 |
副将 | 21 |
地方总督 | 9 |
总计 | 58 |
文职 | 人数 | 官品 |
大学士 | 2 | 正五品 |
尚书 | 6 | 正二品 |
侍郎 | 12 | 正三品 |
大理寺卿 | 1 | 正三品 |
大理寺少卿 | 3 | 正四品 |
詹事 | 2 | 正三品 |
翰林学士 | 6 | 正四品至从四品 |
国子监司业 | 2 | 正六品 |
御史 | 7 | 正三品至正七品 |
给事中 | 5 | 从七品 |
郎中 | 5 | 正五品 |
道丞 | 3 | 正三品至正四品 |
拥有举人、进士身份者 | 11 | 未入流 |
总计 | 65 |
B.1644年的“贰臣”
1644年参加清政府并列入《贰臣传》的50名官员中,大多数是京城行政官员,且有36人拥有进士身份。他们的供职地点近2/3是在北京。投降时的供职地点:地点 | 人数 | 百分比 |
北京 | 17 | 63% |
省府 | 5 | 19% |
府 | 4 | 15% |
县或州 | 1 | 3% |
省籍 | 人数 | 百分比 |
山东 | 12 | 24% |
北直隶 | 7 | 14% |
南直隶 | 6 | 12% |
河南 | 5 | 10% |
陕 | 5 | 10% |
山西 | 5 | 10% |
江西 | 3 | 6% |
四川 | 3 | 6% |
浙江 | 2 | 4% |
云南 | 1 | 2% |
辽阳 | 1 | 2% |
北方 | 68% |
南方 | 32% |
南人 | 76% |
北人 | 24% |
C.地方政府中的旗人官员
一般而言,整个清朝担任府级官员的旗人的比例,大大超过他们在州、县级行政单位的比例。在清朝统治初期,这类官员中汉旗人通常多于满蒙旗人。地方政区 | 汉八旗 | 满蒙八旗 |
府 | 79% | 21% |
直隶州 | 84.30% | 16% |
州 | 88.20% | 12% |
县 | 94.10% | 6% |
时间 | 府 | 直隶州 |
顺治时期 | 8% | 8% |
康熙时期 | 20.30% | 18% |
雍正时期 | 15.70% | 19% |
乾隆时期 | 23.70% | 20% |
嘉庆时期 | 21.50% | 17% |
道光时期 | 23.50% | 14% |
咸丰时期 | 20.10% | 15% |
同治时期 | 19.30% | 9% |
光绪时期 | 20.60% | 11% |
时间 | 出身于江苏诸府的官员 | 出身奉天诸府的官员 |
顺治时期 | 5% | 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