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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无码人妻精品一区二区三区Av 发布时间:2023-12-12 14: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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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美性爱长长长片1000页态之中。这种不安定,不单是楚穆王去世而引起的。早在楚穆王去世的前一年,楚国就因为令尹成大心的去世而发生动荡,当时楚穆王任命成大心的弟弟成嘉(字子孔)继任令尹,楚国的属国舒国及其附庸宗、巢等国背叛楚国,于是成嘉率军讨伐舒国,俘虏了舒、宗两国国君,并且包围了巢国。楚庄王即位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13年,成嘉、潘崇决心彻底消灭叛乱势力,率军再次出征,而派公子燮(xiè)与斗克镇守国都。斗克曾经是秦军的俘虏。公元前635年,秦穆公和晋文公联合讨伐鄀国,楚成王派斗克、屈御寇带兵援鄀,二人均被秦军俘获。后来秦国在殽之战中败给晋国,急于与楚国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才将斗克等人释放回国。斗克回国之后一直郁郁不得志,而公子燮一心想当楚国的令尹却败给了成嘉,两个人凑到一起,发发牢骚,吹吹牛皮,久而久之就有了谋反之心。公元前613年秋天,公子燮、斗克宣布首都戒严,又派刺客前去袭杀令尹成嘉,结果失败。成嘉和潘崇迅速回师围攻郢都。八月,公子燮和斗克挟持楚庄王从郢都突围,准备逃到商密去另立中央。经过庐(楚地名)的时候,二人被庐大夫戢梁诱杀,楚庄王才得以获救。但楚国的动荡并未就此结束。公元前611年,楚国发生了百年一遇的大饥荒。居住在今天四川东部的山戎族趁机袭扰楚国西南边境,一直打到阜山(今天的湖北房县一带)。楚国人组织防御,派部队在大林一带布防。东方的夷、越之族也趁机作乱,派兵入侵楚国的东南边境,攻占了阳丘,直接威胁訾(zī)枝(今天湖北钟祥一带)。一直臣服于楚国的庸国也发动各蛮族部落造反,而前不久才被楚国征服的麇国人也带领各夷族部落在选地(楚国地名)集结,准备进攻郢都。一时间,各地的告急文书雪片般飞往郢都,各城各地都开始戒严,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紧张的气氛。自楚国崛起以来,这是最困难的时刻。当年齐桓公率领八国联军大兵压境,楚国人应付得游刃有余;晋文公在城濮之战中大败楚军,楚国的实力也没有被削弱。但是现在,数年的国内动荡加上饥荒,却使得楚国几乎陷入崩溃。而那位少不经事的楚庄王,却一如继往地躲在深宫之中,日夜饮酒为乐,并且向国人发布了一道命令,说:“有谁敢劝谏,杀无赦!”听到这一命令,大夫们无不摇头叹息。在楚文王年代,鬻拳为了劝谏楚文王,敢拿着刀子威胁他,楚文王也不曾将鬻拳治罪,反而给了他极高的待遇和荣誉。敢于直谏,已经成为楚国大夫的优良传统,在及时纠正国君的错误、确保政令无误方面,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现在,这个曾经被人像傻瓜一样带出郢都的楚庄王,却以死来威胁众大夫,封住他们的口,不让他们自由地发表意见,实在令人感到心寒。楚国的前途,大概就要葬送在这个傻瓜手上了吧。众人都这样暗自思忖。某一天,大夫伍举觐见楚庄王。正好楚庄王在饮酒作乐,左抱郑姬,右抱越女,穿着一件松松垮垮的衣裳,歪戴着帽子,坐在钟鼓之间,已经喝得七歪八倒了。“伍举,你难道没有听到我的命令吗?敢劝谏我的人,都得死!”楚庄王用一双充满血丝的眼睛狠狠地瞪着他。乐师们停止了演奏,低着头大气也不敢出。伍举愣了一下,随即爽朗地笑道:“我这把老骨头还想多享享清福呢,哪里敢违抗主公的命令?我今天来,一是为了陪大王喝杯酒,助助兴,二来是为了告诉大王楚国发生的一件怪事。”“哦?”楚庄王来了兴趣。“三年之前,有一只大鸟从南方飞来,身披五色羽毛,眼睛大于铜铃。这鸟一来就栖息在郢都西南的高山之上,整整三年了,既不飞走,也不鸣叫,百姓们都不知道这是什么鸟,大王您知道么?”“这鸟啊……我当然知道。”楚庄王轻描淡抹说,“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你退下吧,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说这话的时候,楚庄王看都没看伍举一下,眼睛出神地望着门外的天空。一行大雁正从天边飞过,时值深秋,它们一路南下,很快就要抵达过冬的栖息之地了。然而,接下来的日子里,王宫中依然是歌舞升平。大夫苏从忍不住直闯进王宫,对楚庄王说:“楚国就要灭亡了,主公难道就这样得过且过吗?”“大夫难道没有听过我的命令吗?”楚庄王反问道。“如果臣能以一死让主公明白事理,臣愿意!”楚庄王和他对视了一阵,说:“你别说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他命令乐师和舞女退下,嫔妃们回到后宫,又命令内侍将众大臣召集起来开会。行动之迅速,就好像电影导演换一块背景幕布一般。关于楚庄王何以在一夜之间由顽劣少年转变成有道明君,史料上罕有记载,亦无人细考。浪子回头金不换自然是一种说法,但更合理的解释是:他的顽劣只是表面现象,用来麻痹那些有野心的人和不足以担当本职工作的人,好让他们不在意他的存在,充分暴露自己的本来面目。而他将这些人的所作所为都暗暗记在心上,同时也将有德有能之士的所作所为记在心上。据《史记》记载,楚庄王第一次听政,便拿出一份长长的名单,有数百人受到各种惩罚,同时也有数百人得到擢升,于是“国人大悦”——这是典型的扮猪吃老虎。楚庄王一边整理内政,一边应付外敌。他及时下达了一道命令,派人加强申县和息县的守备,并且宣布无限期关闭申、息两县的北门,直至中央政府认为可以解除警报。申、息两县是楚国进出中原的门户。加强两县的防务,关闭两县的北门,是为了防备晋国趁火打劫,动员中原诸国的部队讨伐楚国。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庸、麇、蛮、夷的叛乱已经令这个国家疲于应付,如果赵盾闻到风声,嗅出味道,率领大军南下,楚国人只有凭借申、息两县的防备,将敌人拒于国门之外了。楚庄王这一招,看似对解决叛乱没有直接作用,但是对稳定楚国的人心、断绝中原各国的绮念,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楚国解决叛乱打下了基础。当时楚国朝中有一种议论,认为形势逼人,为了避开叛军的锋芒,最好迁都到阪高。阪高是楚国境内的险地。迁都阪高,自然是为了中央政府自身的安全着想。但是,国都迁动,必定导致民心涣散,蒍贾马上站出来反对,他说:“迁守阪高,看似保险,其实不然。我们能前往,贼寇也能前往,同样免不了一场恶斗。依我之见,打蛇先打蛇头,不如出动出击,讨伐庸国。麇人与百濮之人因为我国闹饥荒,以为我们不能动员军队作战,所以才敢侵略我国。如果我们出兵讨伐庸国,他们必定认为自己判断失误,产生畏惧之心而退兵。百濮之族居无定所,组织性不强,见到大事不妙就会作鸟兽散,哪里还顾得上讨伐我们?”楚庄王支持蒍贾的意见,于是组织了一支机动部队,自郢都出发,前往讨伐庸国。果然如蒍贾所料,楚国出兵不到半个月,百濮之人就乱作一盘散沙,各自回聚居之地去了。在楚庄王的领导下,楚国人的爱国热情被迅速激发出来。楚军自庐地向庸国进发,沿途各城各镇均主动打开粮仓供给部队。而部队中的袍泽之谊也被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从统帅到马夫,军官与士兵同食一灶,不分彼此。到达西部边境的句澨(地名)后,楚军在此安营扎寨,建立了大本营。曾经因诱杀公子燮和斗克立下大功的庐大夫戢梁,奉命率领所属军队出境,作为先头部队入侵庸国,抵达方城。庸国人集结大部队对付戢梁,双方在方城附近发生遭遇战,戢梁的部队根据原定计划,一触即溃,戢梁的部将子扬窗也成为了庸人的俘虏。三天之后,子扬窗趁庸人看管不力,逃回了句澨的大本营。他建议说:“庸军人多势众,又得到蛮族人相助,不如全军出击,而且派精锐的王卒(楚王亲兵)参与,集中力量打击他们。”大夫师叔反对说:“没有必要。最好的办法是派小股部队去和庸人打几仗,让他们更加骄傲轻敌。这样的话,敌人骄纵,而我方将士憋了一肚子劲,可以打败他们。”戢梁于是又带兵出去和庸国人打了七仗,七战皆败。庸国人放松了警惕,认为楚国人不堪一击,仅仅派了裨、倏、鱼三个部族的部队追逐楚军,而且主力部队的防备也开始松懈。“楚不足与战矣。”庸国人这样说。他们没有认识到,任何轻视楚国的行为都是极其危险的。当庸国人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楚庄王带领楚军的主力,偷偷集结到了临品(地名)。为了不让敌人的探子觉察,楚庄王甚至没有乘国君的戎车,而是坐普通的传车到达战场。在临品稍事休整后,楚军分为两队,一队由斗越椒率领,一队由子贝率领,分别从石溪和仞地(地名)进攻庸国。另一方面,楚国还从秦国、巴国请来了援兵,对庸国实施战略包围。多年以来,巴人与楚国人都处于一种既有合作也有斗争的关系之中。楚庄王一上台,就通过外交途径使得巴国成为楚国的盟友,对于解决楚国西部边境问题很有帮助。而秦国自殽之战后就力图与楚国搞好关系,以共同对付晋国,当楚国有难的时候,秦国人拔刀相助也是理所当然的。在楚、秦、巴三国的军事打击下,庸国的盟友——各蛮族开始见风使舵,背弃了庸人,转而与楚国结成了联盟。兵败如山倒,庸国也没能支持多久,很快就灭亡了。灭庸之役是楚庄王上台以来第一次崭露头角,事情做得干净利落,让人无可挑剔。庸国的灭亡意味着楚国内乱的结束和楚庄王政权的稳固,而对于晋国来说,这件事还意味着楚国作为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重新出现在自己眼前。自楚武王至楚穆王,楚国一直给中原各国制造各种麻烦,一次又一次给中原大地带来战栗。如果我们回顾楚国侵略中原的历程,不难发现楚庄王与他的先辈们的微妙区别:楚国的历任君主想要称霸中原,不是伐郑,就是伐陈、伐蔡,直接与中原诸国争锋;而楚庄王刚刚听政,就与秦国、巴国建立了联盟,好比在晋国背后打了一个漂亮的左勾拳,对晋国乃至周、郑等国形成了半包围态势。单从这一战略上看,楚庄王已经隐然胜出先辈一筹。公元前610年,郑穆公前往绛都朝觐晋灵公。自四年前通过鲁文公从中斡旋,郑国又重新投靠于晋国门下,郑穆公就一直小心翼翼地服侍着这位过气的霸主,不但追随于晋国左右参加了几次会盟和出征,而且时不时到绛都朝觐晋灵公,以示臣服。没想到,这次郑穆公吃了一个闭门羹,被晋国人拒之门外,理由是郑国近来又与楚国眉来眼去,暗中打得火热。为此,郑国大夫公子归生派了一名“执讯”,带着国书前往绛都求见赵盾,对晋国人的怀疑进行正面回应。所谓“执讯”,从字面上解释就是讯问之官,大概类似于今天的危机公关吧。郑国的国书上这样写道:“寡君即位的第三年,陈、蔡二国皆臣服于楚国,是寡君给蔡侯做思想工作,要他放下包袱,一心一意服侍贵国。当年九月,蔡侯到敝国,准备与寡君一同前来绛都朝觐,不料当时敝国发生内乱,寡君因此不能与蔡侯同行。到了十一月,国内的事情尚未完全解决,寡君就跟随着蔡侯的脚步来到贵国,听命于阶下。“寡君即位的第十二年,为了使陈国脱离楚国而臣服于贵国,敝国大夫公子归生辅佐大子夷来到绛都,朝见了贵国国君。“寡君即位的第十四年,又因为完成了说服陈侯的工作,再一次亲自来到绛都朝觐,以示不辱使命。而作为此事的结果,第二年五月,陈侯经过敝国,前来朝觐贵国国君。“去年正月,敝国大夫烛之武又辅佐大子夷前来贵国朝觐。八月,寡君再来朝觐。陈、蔡二国与楚国接壤,却不敢对贵国怀有异心,正是因为敝国不断从中斡旋的缘故啊。像敝国这样尽心尽力侍奉贵国,为什么还会受到责罚呢?寡君在位这些年,先朝觐了贵国先君襄公,继而又朝觐了现任君侯,大子夷与列位大夫也从来没有停止来往于绛都与新郑之间,郑国虽然弱小,在侍奉大国这件事上,没有别的国家能够超过。“现在贵国又责备说,‘你们做得还不够令我们满意。’就算要敝国灭亡,恐怕也没办法做得更好了。古人说,畏首畏尾,只剩下身体还会不畏缩吗?又说,鹿死的时候,哪里还管得了自己发出什么样的声音?小国侍奉大国,大国如果以仁德对待,小国就是人;不以仁德对待,小国就是鹿。铤而走险,是因为没有选择。大国的要求无穷无尽,我们也知道自己快要灭亡了。所以,我们已经整顿军备,在两国边境上恭候贵国大军。回想起来,当年敝国先君文公即位的第二年六月,前往齐国朝觐。两年之后,因为齐国讨伐蔡国,敝国又不得不与楚国谈和。小国居于大国之间,听命于强权,难道是小国的罪过?如果贵国不考虑这些,我们也就认命,准备灭亡了。”春秋时期,列国之间的文书来往,主要是以竹简为载体。郑国的这封国书,捧在手里估计是沉甸甸的。值得一提的是,那个年代,各国都很崇尚辞令。郑国的先君郑庄公就是善于玩弄文句的高手,以绵里藏针的外交辞令闻名于世。到了郑穆公年代,郑国的国势日益衰退,只能在齐、楚、晋、秦诸大国之间摇头摆尾,苟且偷安,但是,单从公子归生操刀的这封国书来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拒之以义,文采兼得,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好文。赵盾收到这封国书,不怒反笑,派巩朔前往郑国回访。为了加强两国之间的信任,晋国又派赵穿、公婿池二人到郑国为人质,而郑国也派大子夷和大夫石楚前往晋国为人质。一场剑拔弩张的外交纠纷,至此被化解。在对待郑国的问题上,晋国何以如此前倨后恭?往大处看,是因为楚庄王已经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晋国真切地感受到楚国造成的压力,不但不敢对郑国太过分,反而要想办法拉拢郑国,与其建立更为牢固的同盟关系。否则的话,郑国一旦投向楚国的怀抱,则楚庄王不但能通过秦国对晋国打出左勾拳,还能通过郑国打出右直拳,晋国可就难受了。往小处看,赵盾将赵穿派到郑国为质,其实是出于私心。公元前615年的河曲之役,赵穿和胥甲泄露晋国军机,致使秦军安然逃逸,赵盾一直未予治罪,成为一块心病。将赵穿派到郑国去后,赵盾终于对胥甲下手,于公元前608年发起整顿运动,追讨各级官员的渎职罪,将胥甲流放到卫国,由其子胥克继承家业,而胥甲的家臣先辛则逃亡到齐国。赵穿虽与胥甲同罪,但是因为在郑为质,“侥幸”躲过了一劫。赵盾希望通过互派人质加强与郑国的同盟,但是,这些年来晋国的所作所为实在让郑国人感到不服气。公元前610年,宋国发生弑君事件,宋文公上台,晋国纠合诸侯大军讨伐宋国,结果却收受宋国的贿赂,无功而返。齐懿公上台之后,多次入侵鲁国,晋国两次召集诸侯会盟,准备为鲁国主持公道,因为收受了齐国的贿赂,也是不了了之。通过对这些事件的观察,郑穆公得出一个结论:“晋国不值得依靠。”于是,晋郑两国互派人质的第三年,也就是公元前608年,郑国再一次背弃晋国,投向楚国的怀抱。同年秋天,楚庄王挥鞭北上,入侵陈国和宋国。赵盾连忙率领大军救援,与宋、陈、卫、曹等国诸侯在棐林会师,准备讨伐郑国,以吸引楚军前来决战。楚庄王派蒍贾带兵救援郑国,与赵盾率领的诸侯联军在郑国北部的北林发生遭遇战,楚国人取得胜利,俘虏了晋国大夫解扬。赵盾连忙回师国内,以避楚军锋芒。外交与军事的双重失利使得晋国不得不再一次反思自己的外交政策,由此做出的第一个反应是,想与秦国恢复友好关系,将秦国从楚国的身边拉过来,以解除西方边境的后顾之忧。应该说,这一战略意图是非常正确的,如果实施得当,则晋国可以解除楚庄王的“左勾拳”的威胁,放心大胆地在中原地区与楚国放手一搏。但是,主意是好的,行动却让人啼笑皆非。刚从郑国回来的赵穿急于立功,给赵盾出了一个馊主意:“如果想与秦国恢复友好,不妨进攻秦国的附庸崇国。秦国紧张崇国,必定派兵相救,我们再卖一个人情给秦国,要求消除宿怨,重修旧好,想必秦国会答应。

                      员,德玉白为学监,凡是达赉贝子属下蒙民年满14岁至16岁的男子一律入学,所有服装、膳宿、书籍等费用,概由多尔吉负担。当时在《奉天公报》上发表过以学生名义称赞多公爷办学的事:“达旗公爷多尔吉,痛蒙民知识愚陋,文化不兴,曾在本旗王府,创设蒙汉学校,规模宏大,设备周全。所有服装、宿膳等费,概归公爷负担,生等未出分文而受新民教育,扪心自问,感激莫名。草述梗概,略表谢忱。”实际上多尔吉夫妇并非真心捐资兴学,其中隐藏着个人的打算。多尔吉鉴于当时国民党蒋介石的势力,已伸入蒙古地区,叫嚣要取消蒙古王公封建制度。多尔吉怕世袭爵位化为乌有,土地一律交公,便采取了收买蒙古青年之计,以兴学为名,把自家拓垦之地及地局,每年能收1000多石粮的产权转为校产。对外扬言:以自家私产为国家培养人才。这样既可保全私产又可落得开通办学名声。可总算给属下蒙民子弟带来了学习的机会。但是劝学员温玉堂借办学从中坐收渔利;杜喜借劝学之机,到处欺骗蒙民,说什么:“公爷立学堂让蒙民子弟上学,要剃去辫子学洋人,将来得拉去当兵。”蒙民害怕子弟入学,拿钱托情求杜给留下;子弟已经入学的,听到这个消息,竟把家中仅有的一头牛,牵到学校要求换回子弟,杜喜也发了一笔横财。结果办学资金被吞掉,弄得学校不到半年就彻底垮台了。多尔吉、马淑俊带领奴仆离开北府回到北平。达赉贝子经济收入日益减少,生活消费逐渐扩大,不得已再次迁居。于1929年,从汪家胡同迁到北海后门外帽儿胡同6号——原冯国璋大总统的旧住宅。迁到新居后,达赉贝子的手谕屡下北府,可是北府的官员多不执行。当时科尔沁左翼中旗灾荒严重,人民连饭都吃不上,征收租税很难完成,穷苦蒙民,为了生活揭竿而起,反对迫租,使北府官员无法为其主子效力。达赉贝子在忧病交加的情况下,于1930年(民国十九年)五月初六,在北平死去。

                      (五)

                      达赉贝子逝世后,关于其子多尔吉袭爵问题,首先由科尔沁左翼中旗扎萨克备文呈请哲里木盟转请承袭,由盟转咨东北政务委员会,东北政务委员会以张学良的名义,向蒙藏委员会呈文,请予袭爵。蒙藏委员会以依照前此向国民政府行政院“密呈办法”中“职官与爵号分别去留,遇有扎萨克等职官出缺,慎选该旗相当人员补授之。至前任所遗,例由后任兼袭之爵号,则无形搁置,不予承袭,其他闲散王公出缺请袭等事一概不予照准”的规定,提请行政院公决。最后亦无明文批复袭爵,人们只称多尔吉为多公爷。1931年9月18日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北。东北的政治、经济、交通等命脉,悉被日本帝国主义者所控制,民不聊生。多尔吉在东北的经济来源也被掐断,生活日益困窘。1932年,日本侵略者在东北成立了伪满洲国,科尔沁左翼中旗扎萨克达尔罕亲王那木济勒色楞不为日寇效力而迁往北平。因此,由其家族温都尔王阳仓扎布出任伪满科尔沁左翼中旗第一任旗长:当时,多尔吉见阳仓扎布当了旗长,就恳求他向日本统治者乞讨,才从原怀德县中公益地局的收入中得了几万元。尽管经济来源几濒断绝,可是多尔吉依然奢侈无度,府第里仍设管事处,有管事、随从侍奉人员20多名。在生活上仍是沿用旧制,早起放鸽子为乐,吃喝极为讲究,早饭在大厅开,中午饭在偏厅开,晚饭在内宅开。各个住房里都摆设着珍贵家具,陈列着珠宝玉器。多尔吉还请来一位河南人蔡润生为两个儿子教读,月薪现大洋一百元。骆俊投其所好,极尽吹嘘,取得了多尔吉的信任,遂被任命为怀德县中公益地局局长,而大发横财。另一个侍卫李明山,从小就给多尔吉当书童,成年后,善于阿谀奉承,颇受多尔吉夫妇的信宠。骆俊见已失势,遂将蒙古丫鬟秋菊拐走,跑到伪蒙疆政府投靠补英达赖去了。李明山随后也拐走了丫鬟绿叶,奔往伪满洲国当上了警察署长。多尔吉当年的另一个书童韩秀岩也相继离去。一向被多尔吉重用的侍卫温玉堂,偷着卖掉他的很多粮食,将钱带走,不辞而别了。而北府的官员排申达、哈番、扎兰、包义达等将所剩的牛马和财物一分而散,与多尔吉断绝往来。到1940年,多尔吉的生活全靠典当来维持,在最困难时曾把他父亲达赉贝子殉葬的宝珠取出来卖掉,而且不得不从帽儿胡同迁到奉先胡同18号,不久又从这里迁到北海后门织染局9号。这里只是一座四合院,使用的仆人也只有四个人了,多尔吉为生活所迫,万般无奈,曾只身去新京(今长春),找傀儡皇帝溥仪。溥仪念他先祖是乾隆皇帝的额驸,系属皇亲,当场封他为三等侍从官。当“诏书”颁下,他谢恩后,穿上了礼服陪班护驾时,却被日本总务厅长驹井德三所发现,随即批驳了“圣旨”。说他“建国”无功,没有资格享受这个职位,当场扒下官服,撵出宫外,多尔吉羞愤而归。他回到北平后,曾说:“溥仪皇帝是幌子,甘作东洋木偶人,中外人民笑话死,亡国封君不如狗。”从此多尔吉认清了日寇侵略者的本质,在日寇统治北平的岁月里,决不为日寇效劳。全国解放后,多尔吉先生曾为巴盟政协委员,在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光辉照耀下,他和他的儿子走上了为人民服务的光明道路。
                      附录二科尔沁左翼中旗王公世袭表注368
                      五、吾家曾在瀚海西策美迪口述时间:2004年5月25日地点:北京东城区干面胡同策美迪家访谈者:定宜庄、毕奥南、阿拉腾奥其尔在场者:策美迪之夫[访谈者按]寻找北京的清代蒙古人后裔并不容易,因为1949年以后,他们中的上层人士及子女大多数都已迁居海外,留在京城的人数本来就少,加上多年来政治上的忌讳,家庭中对旧事几乎不提一字,很多人对自己的祖先一无所知。与帕王后代有关的线索,还是毕奥南先生提供给我的。毕先生多年来热心寻访元代以来京城蒙古人的行迹,本书所作几篇蒙古人的口述,颇得益于他的帮助。帕王即帕勒塔,蒙古旧土尔扈特部乌纳恩素珠克图东路盟巴木巴尔六世孙。光绪三十四年(1898年)袭爵为亲王。他于1903年被清廷赏赐来京,任乾清门行走。注369从这篇口述可以看到,他的妻、子乃至后代从此便定居北京直至如今,这是与包家兄妹不同的又一个蒙古王公家庭的类型。帕王的故事和清末民初那段时期的蒙古族历史,丰富得足以写一部甚至多部专著,对此冯其利先生以及与我同去的阿拉腾奥其尔、毕奥南先生都是专家,但策美迪女士和她丈夫的讲述却绝不因此而重复。从他们讲述中凸显出的,是奶奶这样一个人物,只要想象一下在北京最繁华地带那曲曲折折的胡同中,居住着这样一个终生不讲汉语的、安详和平与世无争的女人,我就止不住对于北京胡同发出“深深深几许”的感慨。奶奶显然是这篇口述的主角,而策女士的丈夫将他的旗人姥姥与这位蒙古族奶奶所做的对比,虽然着墨不多,也颇给我以启发,因为还没有人这样对比过。毕奥南(以下简称毕):我们在读书、研究的时候经常读到帕王的故事。帕王太有名了,清朝退位的御前会议上,满洲王爷、太后只知道哭,只有帕王、贡王几个蒙古王,叫着要和南方干一场。这段故事在正史里头写着呢,注370所以一听到有您这样一个线索,我们就特别想过来坐坐。策美迪(以下简称策):有一个人叫冯其利,他找过我,他写过一本书,写的是在北京的十个蒙古王爷,但是这书我没见着。他找我的时候我父亲刚刚去世,我还没退休呢,我对他是绝对没提供什么,有关我爷爷的这一段还是从他那儿听来的。我觉得别人知道的都比我多。蒙古旧土尔扈特部亲王帕勒塔像

                      1.爷爷和奶奶来北京

                      策:我们家好像是光绪那会儿就到北京来了。我听我奶奶说,那会儿我爷爷是在清政府里头当什么陆军长官。他们挺早就通过俄国,俄罗斯,西伯利亚来的中国,来的北京。我不太清楚……我父亲、我大爷绝对都是在北京生的。我父亲可能也没回去过,因为他从来没提过他回过老家。定:那您父亲如果在世的话,他今年应该是多少岁?策:今年九十。现在不在了。定:那就是说他出生已经是辛亥革命之后了。策:1914年。定:你们家光绪朝的时候到北京来,那时候不是住在这儿吧?策:关于王府这一块儿的事情,我是听冯其利先生跟我说的,他说他们来的时候在太平仓,注371就是林彪住过的毛家湾,说那儿是他的王府。那里头还有一个小白楼,据说是我爷爷曾经在那儿待过。那个胡同已经不叫太平仓了。那儿现在是解放军的总后(勤部)还是总政(治部)占着呢,他当时已经跟人家谈好了,要带着我去看,但是那时候我正上着班呢,没工夫,后来他自己去了。原来我们家还有一个图,就是太平仓那房子的图,我给冯先生找了半天,没找着。定:那就是说打你记事起你们家就没在那个小白楼住过?策:毛家湾那儿我都没去过,您想我1945年出生,我不可能去过。那房子可能早就没有了。毕:我看到两个资料,一个是讲菊儿胡同有帕王府……策:菊儿胡同?那我不知道。毕:另外一个,大甜水井胡同也有帕王府,就是王府井那儿。策:我都不知道这俩……我只知道太平仓有,那可能是帕王活着的时候。要是菊儿胡同和大甜水井……我爷爷可能都不在了,你想,他去日本就没回来嘛,死在日本了。毕:学术界感到最迷惑不解的,是帕王在光绪年间,瞒着清政府悄悄去日本,上的士官学校,但是这段历史谁都不清楚……策:这个我也不知道。毕:去日本的这段,我看的是国民党编的档案,档案里头提到他在横滨还是在大阪看病,那个领事每天去看他,为啥看他呢?不放心他,那时候正好是……是不是1919年呀,外蒙正在闹泛蒙运动,布里雅特人正在搞一个大蒙古国,据说要帕王出任首脑,这只是据说,但北京政府是绝不放心,天天派领事去看他,他确实是在治病。注372策:他是肝有病,这我知道,最后说是肝腹水,我估计就是肝硬化这样的病。其实我奶奶也说不上来到底是什么,就告诉我是肝病。毕:看病的时候您奶奶在跟前吗?策:在,我奶奶跟着他去的日本。毕:有一个说法说您奶奶是日本人。策:不是不是。我奶奶是阿勒泰人。定:是阿勒泰的蒙古人吗?策:对。我奶奶不是帕王的原配,她算一个福晋吧。定:您奶奶是什么时候从阿勒泰过来的?策:他们是一起来的吧。毕:帕王是光绪年间来的,您奶奶不一定是那次来的。帕王后来得到过袁世凯重用,因为阿勒泰那里的好多事情需要帕王去摆平。他做过办事大臣。策:那叫什么,阿勒泰办事长官。策美迪之夫(以下简称夫):奶奶说她的丈夫是袁世凯的尉官,我以为是上尉的尉,可是不对,抄家后送回来的大肩章,大伙儿大概都不知道吧,那起码是新疆军区司令。毕: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以后,为了招抚几个高级的蒙古王公,专门设置了翊卫处吧,封了几个翊卫使,这个是制服啊。定:您奶奶嫁给您爷爷后再也没有回过家乡?策:没回去过,肯定没回去过。毕:应该回去过一次。1914年还是1915年帕王出任阿勒泰办事长官,是回去的。策:也没准儿是回老家那次才带来的。定:不过既然您父亲是在北京出生的,那您奶奶肯定在那之前就来了。您父亲不是1914年生的吗?毕:我想是1912年或1913年来的,阿勒泰那儿有个科布多停火线,帕王去主持的。注373策:从她平时说的话当中,我估计我奶奶的家不是太好,不是太上层的家,反正不是王爷什么的。那时我也小,没问过。阿拉腾奥其尔(以下简称奥其尔):是当地的总管呀?策:反正不可能是穷人吧,但是不是太上层的。她是阿勒泰的,“文化大革命”那会儿不是要把地主婆送回老家去?还真来了一拨学生,是哪儿的我不知道。可是从地图上一看,阿勒泰已经到边境线了,(有一部分)归苏联了,所以咱说不能回去(笑)。定:您奶奶应该比您爷爷年轻不少吧?策:应该比他小好多,据说有个敏王,也算我的一个大爷,他好像跟我奶奶大小差不多。

                      2.姑姑和姑姑买的房子

                      定:您奶奶跟您爷爷生了几个孩子?就您父亲一个吗?策:还有3个女儿呢。两个死了,一个是得肺结核,18岁的时候死的,还有一个就没怎么提,估计很小的时候就死了。最后就剩一个大姑妈,就是我(爷爷的)大女儿吧,她二婚嫁了一个法国领事。我对姑妈有印象。定:她二婚嫁给法国领事,那第一次呢?策:第一次我不知道。她有两个儿子,二儿子已经不在了。她的大儿子不是她那个法国丈夫的孩子。那会儿的法国领事馆,就是那老外交部,在东交民巷里头,现在那地方还有呢。我小时候还在法国领事馆住过,从北京解放一打炮,我们好像就上那儿住去了,住到1951年还是1952年?夫:你6岁的时候她走的嘛,1950年走的。策:反正就是那些外国领事馆全让撤的那年走的,去法国了。肯定是1949年以后。她八几年去世的。毕:您父亲去德国留学时您奶奶是跟您姑姑一起生活是吧?策:那时候我姑姑在呢。那是1945年以前的事了,所以应该是跟着我姑姑的。我觉得他们娘儿俩的生活习惯还是比较西方,也许跟着我姑妈那段生活的时间长吧。定:您小的时候,不,您父亲小的时候,在北京的生活挺好的吧?策:我觉得应该还行,“文化大革命”以前困难的时候,是我姑妈的孩子给我们寄钱寄吃的。这个房(现在住的房)就是我姑妈买给我奶奶的,这叫作王宫。当时一个德国的留学生在中国学建筑,他设计了这么一个,里面完全是西式的,地板、天花板、木围墙。现在什么也看不见了,您要是以前来过……奥其尔:从那个窗户外面看墙还是洋式的。定:房顶像是庙的形状,像宫殿。策:那种走兽、龙,房顶上有那些个玩意儿。但是我姑妈是怎么买的,我就不太清楚了。我1945年就是在这间屋里出生的。这间房以前没有这个隔断,这儿是连着的。奥其尔:这(房)是后来买的吧?夫:档案上写的是民国十一年,1922年。策:我们这房是1956年公私合营时交的。那时候我们家就三口人,三口人住这么多房子。公私合营以前是一个苏联人租的,是卖三合板的。我小的时候我们家都码的三合板,我就知道他是卖三合板的。夫:1954年变成印度参赞住的。1956年时国家没房子,征用房子,这是我从她家里知道的。策:后来一直就是外交部征用,再后来又给了服务局,就跟城里那些大使馆似的,那些大使馆不是都归了外交人员服务局了嘛。后来我听老太太(策的奶奶)说,老太太不愿走。那时给房钱,一直给到“文化大革命”前。“文化大革命”以前每个月给我们36块钱还是38块钱,叫领房租,一直给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那时候30多块钱也够我们家吃饭的了,那年月5毛钱一斤肉,应该够了。反正我记得1962年我上班时最低生活费是8块,那时发困难补助(的标准)是按人均收入不足8块。奥其尔:我听你父亲讲过,你们家是住在洋房里,这排房(现在住的)是仆人住的。策:那会儿人比较多,我就不知道了。后来他觉得房子挺好的,想要回来,是以他们单位的名义去查的,要是私人去查人家还不给查呢。定:要回来了吗?策:要不回来。不是“文革产”,要是“文

                      叶挺、张治中、傅作义、蒋光鼐、陈诚、白崇禧、刘文辉、陈铭枢、邓演达……全部毕业于此。而且第二任校长蒋百里也很有本事。这个来自浙江海宁的金庸老乡有两项伟大的成就:一是后来想出了一个打击日本的好创意——持久战;二是挑了一个好女婿,把三女儿蒋英嫁给了一个叫做钱学森的年轻人。至于钱学森的厉害,现在的中国人大都知晓,就不赘言。两年后,六镇大体编练完成。因为袁世凯此时身兼北洋大臣一职,所以他练出来的六镇精兵世称“北洋六镇”。北洋六镇,除第一镇因是旗兵袁世凯不能完全控制外,其余五镇都是他一手带出的嫡系部队,中下层军官全是他的人,各镇的主要将领也几乎都是由袁世凯一手选定,比如段祺瑞、王士珍、冯国璋都是一镇统制,总之,个个都是天津小站出身。由于袁世凯高超的练兵水准,也由于直隶位置的特殊性,北洋六镇一直被朝廷当成拱卫首都的中央军,因此在待遇和装备上都要优于其他地方的新军,这就是为什么袁世凯能靠北洋六镇新军纵横天下的原因。除了袁世凯,湖北张之洞的新军也练得不错,他练成了一镇(师)和一协(加强旅),共一万六千人左右。至于全国其他地方号称已练成新军十六镇和十六个混成协(一说为十四个镇、十八个混成协),真假后面再说。稍稍透个底:结果比较讽刺,当得中国近代史上第一讽刺。第十二章东方慢车谋杀案

                      清国要立宪

                      眼看清朝国力渐长,俄国和日本人渐渐紧张起来,入侵清国的动作得再快些才行!于是,1904年,黑熊与鬣狗打了起来。《辛丑条约》签订后,俄国人和日本人并没有遵守承诺,仍然在中国东北和朝鲜驻扎了大量军队。目的不言自明,都想把这一大块土地扒拉到自己怀里。但这两个国家怎么突然撕破了脸?有三个理由:理由之一,也是最最根本的原因,为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尽快蚕食中国。一山不容二虎,两国势不两立!理由之二,日本受不了俄国的压迫。甲午战争后,俄国先是逼着日本把辽东半岛还给中国,后来又强迫日本承认俄国在朝鲜与它享有同等地位,把日本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朝鲜分走了一半。理由之三,沙皇要报仇。十四年前,那会儿还是皇太子的沙皇在访问日本时被日本刺客打了一枪,此仇一定要报!俄国陆军总司令库罗帕特金首先发起挑衅:不堪一击的日本猴子,你们的陆军太幼稚,甚至追上我们欧洲最差的陆军也还要一百年!没等库罗帕特金飙完大话,日本人率先动手了。于是,君主立宪的日本与君主专制的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打了一个大仗,史称“日俄战争”。这一次,慈禧宣布中立。也就是说中国只提供比赛场地、提供土人谍探。中国终于当了一回东道主,终于过了一把中立国的瘾。只是苦了东北人民!一年多后,仗打完了。简单汇报一下战况。兵力对比:日军三十万人,俄军五十万。伤亡:日军伤亡约十一万人。俄军伤亡约二十万人,被俘约八万人。结果:俄国战败,日本由此在中国东北和朝鲜一带获得统治地位。俄国不但被逼承诺以后在这两个地方见着日本老大就绕道走,还被迫把打劫清朝得来的库叶岛南部割让给日本。这个结果对于一向看不起黄种人的俄国人来说,实乃奇耻大辱!从此,俄国人下定决心,终有一天要找日本人报仇雪恨找回场子。没想到四十年后,俄国人还真在日本人身上成功复仇。此事后文会讲。战斗的结果让朝野上下都感到很惊奇。平均身高一米八的俄军打不过一米六的日军!日本一个蕞尔小岛国居然击败了庞然大物般的沙俄帝国!再联想到十年前的中日甲午之战,朝野上下这次倒是难得意见一致,都认为致使这一切发生的原因只有一个:日本的君主立宪优于俄国的君主专制,是宪政改革令日本一跃成为一流强国!君主立宪这个词有点太抽象了,打个粗浅的比方帮助理解吧。如果把国家看成一家公司,那么公司的所有权属于皇帝或国王,也就是说皇帝是董事长,而且是世袭罔替的董事长。但是公司的经营权属于一个叫内阁的机构,内阁的头头也就是内阁总理(内阁首相)堪称执行总裁。但董事长和执行总裁总有发生矛盾的时候,这时候怎么办?他们到一个地方吵架协商,这个地方就叫国会或议会。大家各自代表一方利益,争吵得很激烈,甚至有时候到了不顾公司大局的程度,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还好,可以制定一个公司章程来规范各种角色的行为,这个玩意儿就叫宪法,不过为了公平起见,董事长和执行总裁不能参与立法过程,因此要把立法权交给国会。虽然有了法律,但还是难保有人不按规矩办事,这时候出什么招?照样没有问题,有那么一个独立的机构来专门惩办不按规矩出牌的人,这个机构叫法院。内阁、国会、法院分别负责企业的经营权、立法权、司法权,还算互相有个牵制,不至于一家独大。不过最高领袖董事长的权力还是蛮大的,他可以发出很多命令,比如批准法律、与其他的公司宣战之类的。若是董事长太昏聩,岂非公司容易倒闭?这时候还有一个规则——“内阁责任制”可以用,董事长的命令必须执行总裁签字才能生效,不签字就无效,当然这个规则并不是所有的公司都在用。搞了半天,原来执行总裁才是最大的老板!没错,不过执行总裁不是那么好当的,是要通过国会竞选上台的,不像董事长那样可以继承,所以执行总裁总是隔一段时间就换人。大家算是看出来了,处处都是制衡。没错,这正是历史血的教训。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导致绝对的欲望,所以权力还是控制一下的好。既然君主立宪这么好,那大清帝国有识之士的呼声也就可以理解了。立宪!立宪!立宪派高呼“立宪”的众人之中,嗓门最大的那一个是袁世凯的老熟人——张謇同志,两人在吴长庆麾下共事过好几年。前文说过,中法大战前,张謇跟随领导吴长庆回国工作。回国后不久,吴长庆病故。送完老领导最后一程,31岁的张謇就退伍了,离开军队,回到江苏海门老家,去找寻当年的科举梦,闭门读书,准备应试。一年后张謇中举人第二名,取得开门红。但接下来的九年间,好运不再,屡试不中。不过张謇屡败屡战,以过人的毅力和天赋,以及拥护光绪的鲜明政治态度,最终征服了考官翁同龢,于1894年以41岁高龄考中状元。厉害,实在是厉害!但是,擅长考试并不是张謇最厉害的地方!敢于取舍才是张謇的难以超越之处!张謇并没有因为高中状元就从此走向仕途。甲午之战结束后,在“如何救国”的思路上,张謇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是一致的:改革变法,君主立宪可以强国。但他们也有区别,康、梁是理想家,他们把变法成功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光绪身上;张謇是实干派,他信奉的是“与其相信政府还不如相信自己”,因为他很是不能理解慈禧在国逢大难之时仍有好心情大办生日Party的行为。于是张謇勉励自己: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我要走属于自己的救国之路!走自上而下救国路的人已经够多了,至于自下而上的路,就由我来吧!张謇为自己选中的路是弃官经商、实业救国。这意味着他必须放弃之前为科举所付出的所有努力、时间和金钱!但张謇并不后悔,因为他明白:简单的占有是小聪明,暂时的放弃才是大智慧。三十年科举之幻梦,于此了结,上路吧!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拥有大智慧的张謇展现出了惊人的商业天赋,他只用了短短几年就一统纺织工业市场。不过赚了大钱的张謇并没有买房囤地转行炒房地产,他用赚来的钱做了两件实事。一、继续发展实业,他陆续创办了二十多家企业,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也养活了更多的人。二、发展教育事业。虽然贵为状元,但他没有学王文韶那样死抱着八股科举不放,而是向袁世凯等人学习,办新式教育,教化国人。二十年间,他倾尽所能创建了包括今复旦大学、今南京大学在内的三百七十多所高校,直到破产为止!救国救到破产,千古又有几人!这个不顾一切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平凡男人,这个堪称伟大的普通男人,为救国放弃了太多,也牺牲了太多。但这个懂得放弃和牺牲的男人,也收获了一样东西——极高的威望。东南共仰,国士无双!张謇在忙于实业和教育事业的时候,并没有忘记初衷:救国。在认真分析了甲午之战、庚子事变、日俄之战的胜负因果关系后,张謇痛定思痛,越发坚定了当初的政治理想: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向打败我们的敌人学习!学习日本、学习英国、学习德国,学他们的君主立宪,只有政治改革才能强国!持这种看法的人不止张謇一人,在东南一呼百应的他有很多志向相同的朋友,譬如大实业家汤寿潜,他们聚集了一个人数众多的大圈子。这个圈子里的人都认为,用君主立宪制度取代过去的封建帝王制度,有利于国家的繁荣与富强、有利于应对外敌环伺的险恶环境。他们与孙中山等人的看法不一样,他们觉得不需要推翻清朝统治,而是希望清朝统治者能够看清国际国内形势,从善如流,穷则思变,学习先进国家的治国经验,将中国引向一条民主治国的康庄大道。他们这个圈子里的人,都拥有一个相同的身份,我们称之为士绅。由于士绅这个特殊群体对接下来几十年的历史发展有着无与伦比的影响,所以得花些笔墨深入分析一下这个枯燥名词背后的成分问题。一说到“绅”,可能有人就联想到了无恶不作的土豪劣绅,其实土豪劣绅是几十年后土地革命时期“打土豪分田地”时出现的产品。客观地说,士绅很难精确定义,好在这群人有三个比较明显的标志:一、有功名在身但没有做官。譬如拥有科举秀才以上学历,像中举的范进同志;或是受过新式教育,像留洋的海归。二、他们曾经当过官,虽然现在退居二线,但仍有相当的影响力。三、他们没有高学历、没有当过官,但他们上面有人。他们没有政权,但是有势力。这些人大都是有产阶级:地主或者商人。当然了,想要成为一地士绅,不大可能异军突起。想要在当地建立势力人脉,拥有庞大的财富和影响力,自然是需要数代人的累积。能够成为一地士绅者,几乎都在当地居住极久。总而言之,士绅们要知识有知识、要技术有技术、要人有人、要地有地、要钱有钱,活动能量极大,非常有实力,拥有相当高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如果说帝国的根基是百姓,那士绅就是联系朝廷与百姓之间的枢纽,他们可以决定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按照其实力,士绅大致可以归为两类——上层士绅,中下层士绅。实力更强、影响力更大的上层士绅的关注点在朝堂,他们希望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改变国家政策走向,如张謇、汤寿潜、郑观应,以及“保皇二人组”——康有为、梁启超。中下层士绅的关注点在乡间,他们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充作官民上下沟通的纽带。他们一边将官府的命令传达给老百姓,配合官府向老百姓征税,维持地方治安;一边又作为基层民众的代言人乃至于地方利益的代表,与官府讨价还价。所以,历朝历代最基本的行政级别就是县,皇帝的任命到县官为止,没办法把手伸到县级以下的基层。当然,士绅这个能够决定国家命运前途的群体也不是铁板一块,他们有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利益,也有矛盾。虽说一个大胡子伟人讲过:矛盾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变化发展的。但就现阶段而言,士绅的思想状态还是比较有规律的:有些人求稳,要求君主立宪,如以张謇为带头大哥的那个圈子,这类人我们称之为立宪派。有些人激进,虽然他们所追求的也是民主宪政,但他们的目标不是君主立宪的英国和日本,而是民主立宪的美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以民主选举出来的总统取代君主做国家元首,即总统取代皇帝做董事长,又称民主共和。这类人赞同孙中山他们的主张,我们可以称之为同情革命派,甚至有些人就是革命派。当然,还有一部分人小富即安,只要没人来破坏现有规则、只要没人来损害他们的利益,那就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安稳就好。好了,关于“士绅”的枯燥话题到此为止,话题回到张謇身上。话说张謇在日俄战争开打后不久,忍不住写了一封信鼓动老同事:你老人家要兵有兵、要将有将、要地位有地位,应该抓住这个机会为国家的政治改革做些事情(公今揽天下重兵,肩天下重任矣,宜与国家有死生休戚之谊……不及此日俄全局未定之先求变政体,而为揖让救焚之迂,图无及也——沈祖宪《容庵弟子记》)!其实不用张謇鼓动,袁世凯并没有忘记“实现民主宪政”这个光辉的政治理想,他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只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变革时机和尚可的外部环境而已。现在日俄之战大局已定,举国要求立宪,袁世凯等的机会终于来了!不过,在继续讲张謇和袁世凯再次并肩战斗的故事之前,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士绅中的革命派对立宪的态度。吴樾暗杀案1905年上半年的一天,两个初涉江湖的年轻人就“应该如何正确对待大清目前火热的立宪风潮”为题展开了一场对话。一个叫陈独秀,26岁,安徽人,秀才,上过新式学堂,江湖组织“岳王会”帮主,是根正苗红的士绅。另一个叫吴樾,27岁,安徽人,无学历,自学成才,江湖组织“北方暗杀团”分舵主(支部长)。吴樾问:拼命一死和成功造反,谁更容易?陈独秀答:自然是前者易后者难。吴樾说:聪明!那就把容易的给我,难的留给你。接下来,吴樾与陈独秀做易水之别,吴樾孤身北上拼命,而陈独秀则决心用一辈子的精力去造反。……话说袁世凯在收到立宪派的带头大哥张謇发出的友好信号后,就加快了推动立宪的步伐。趁老太太还清醒,袁世凯赶紧上书,先是客观地指出差距:刚打败仗的俄国已经着手君主立宪,而大清帝国都输给日本十年了还在磨磨蹭蹭,接着恐吓了慈禧一把,咱们要是还不改革就要亡国!之后话锋一转,描绘了一幅以君主立宪制强大大清帝国赶英超日的宏伟蓝图,然后表达了期待老佛爷成为世界上最强大领袖的祝愿,最后提出请太后派遣官员出国考察,学习先进,为改造大清做准备。先前几年,慈禧政府的改革范围也就局限在教育、练兵和工商业。除了决心稍大以外,本质跟李鸿章的洋务运动没什么区别!而现在,袁世凯的要求可是涉及了改革的根本:政治改革!顽固派和慈禧能同意吗?庚子年与八国联军的那一战,清朝损失惨重。不幸中的万幸,顽固保守派也在那一场战役中几乎完全溃散了。徐桐自杀,刚毅病死,山西巡抚毓贤、礼部尚书启秀等人被杀,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被发配新疆……总之,有的被联军杀了、有的自杀或病死、有的改弦更张,成为改革派。清国的政治舞台上很难再见到顽固保守派。顽固保守派消失了,皇亲国戚中却出了一个说得过去的人才——端方。端方,正白旗人,时任湖南巡抚。他是维新派,是满人之中少有坚决支持“戊戌变法”的人,而且很有能力,他在地方上做官时,把改革搞得像模像样。记住,中国第一所幼儿园就是他办的!“戊戌政变”后,慈禧本想杀掉端方,还好端方跟天字第一号大太监李莲英关系好,小李子为他说了几句好话,端方才保住了小命。本该吃一堑长一智,这位仁兄却迷恋上了君主立宪,疯狂上书慈禧,简直跟袁世凯有得一比。端方干吗如此急吼吼地上书立宪呢?原因很简单,他也怀有极其强烈的强国之梦!举国上下,上至朝廷大臣袁世凯、张之洞、周馥,下至以立宪派张謇、汤寿潜为代表的在野士绅,但凡正常人,都有强国之梦,都支持立宪!“立宪”这个词就像今天的“改革”一样,既流行又神圣,是不容违逆的时代精神和集体意志,是思想上的尚方宝剑,无人敢挡。这些年,慈禧太后虽然雄心壮志大大减弱,但也还有那么丝毫残存。最关键的是,立宪还能让“大清皇帝世袭罔替”,在这么强烈的诱惑面前,慈禧也就从了大家的

                      入位的仪式,那上面锈蚀的字母被打磨得锃亮,人人都看得一清二楚。他本人也协助过清除积了六十二年的煤烟和油泥,让那些字句和一八九○年崭新时一样闪闪发光。大炉灶受损——把他们祖辈安装好的东西拆散——与他们承受的,以及如若他们不开始更新而可能变成的相比,简直不值一谈。作为新一代的父亲,他们与这个世界奋战,不能也不会比以智取胜的老一辈差。老一辈并没有让危险或自然灾害阻碍黑文崛起,他们深知要把胜利封存在他们的优先权之中。一台大炉灶,像头颅那么圆,像欲望那么深。住在他们车辆的里边或附近,在露天里做饭、割草皮、砍木豆树来盖房,老一辈先做了那件事:把他们大部分的力气花在建造硕大的、无瑕的、设想好的炉灶上,那既可以养育他们,又可以彪炳他们的成就。大炉灶完工之时——每一块淡色的砖都已就位;烟囱粗而高大;所有的栓钉和烤架都装牢;把草图从嵌眼中扯掉,把火门调成垂直——小五金商就着手他的工作了。用桶板和裂轴、锅壶和弯钉,他做出了一块五英尺长、两英尺宽的铁板,把它装在灶口的底部。那些字句来自何处依旧不清楚:是他听说还是编造出来的,或者是他在货车车斗里搂着工具屈身睡觉时有人对他耳语的。他叫摩根,谁晓得他铸出的那五六个字眼是他自编的还是剽窃来的呢。那些字眼起初像是祝福,后来像是诅咒,最终则是宣布他们已经沦落。那人看了一眼厨房的下水道。他走到长餐桌跟前,拿起了大奶罐。他先嗅了嗅,然后把枪拿在右手,用左手把奶罐举到嘴边,一口气喝下了半罐奶,这时他嗅到了鹿蹄草油的味道。在上面的一层楼,两个人在过道里走着,检查四间卧室。每扇房门上都用胶条粘着一张名片。第一个名字是用唇膏写的,叫西尼卡。第二个是用黑墨水写的大写字母,叫迪万。他们发现,每个女人都不像常人那样睡在床上,而是睡在吊床上,便会心地交换了一下眼色。卧室中除去吊床之外,也就只有一张窄桌或角桌,再无其他家具了。壁橱里当然没有衣服,因为这些女人穿的都是不合身的脏衣裙,脚上是称不上鞋子的东西。但是墙壁上都钉着或粘着,或在角落里立着一些奇奇怪怪的玩意儿:一张一九六八年的挂历,上面用大×标出几个日子(四月四日,七月十九日);一封用血红色笔写下的信,脏兮兮的根本辨不出其邪恶的信息;一张占星图;一顶斜挂在塑料女性人体模型脖子上的浅顶软呢帽,而在一度装有基督教—也许是天主教,管他呢—饰物的一处地方,并没有随处可见的耶稣十字架。但是最让这两个人惊诧不已的是,他们最后进的那间卧室里,一张童床上一根吊着的绳子上用缎带系着一串童靴,当中还挂着一个婴儿长牙时用的又破又硬的咬环。其中一人用目光示意同伴去查看过道对面的另外四间卧室,他本人则走近那串童靴。找什么呢?更多的证据吗?他自己也不清楚。血吗?也许是留在一只白色牛皮鞋里的一个小脚趾?他拉了一下枪上的保险栓,就加入过道对面卧室的搜寻行动中去了。那里的房间都很正常。一团乱——一个房间的地板上放着盛有食物的盘子、脏杯子,床上堆着一大摞衣服,把床遮得都看不见了;另一个房间里摆着两把摇椅,上面满是玩具娃娃;第三个房间里净是破烂,还有一股浓重的醉鬼气味——不过至少算是正常。他满嘴苦涩,虽说他知道这地方有病害,但仍为胸中悸动着的怜悯而吃惊。他不明白什么东西可以让女人这么做。她们普通的头脑怎么能够想出这样的事情:令人作呕的性,欺诈,偷偷摸摸地折磨孩子?在这光天化日之下,隐藏在一座大宅邸里——没人会招惹或侮辱她们——她们总算使他对认识的每个妇女的价值产生了怀疑。他父亲经过两季收获偷偷省下的买冬装大衣的钱,他母亲抚摩着那件大衣的海豹皮领子时眼中的光彩;他们兄弟几个为一个姐妹的十六岁生日合伙操办的令人意外的聚会——可是在这儿,离一个恬静有序的居民区不足二十英里的地方,却住着不同于他所认识或听说过的妇女。在所有的地方中这是唯一的。他的镇子独特又闭塞,无可非议地自得其乐,那里既没有也不需要监狱。他的镇子就没出过罪犯。偶尔有一两个人行为不轨,有辱于他们的家庭或者威胁到镇上的观念,都得到了良好的关照。那里当然绝没有懒散邋遢的女人,他认为原因是一清二楚的。从一开始,镇上的人们就是自由自在和受到保护的。一个难以成眠的女人总可以从床上起来,在肩上围上披肩,坐在月光下的台阶上。如果她愿意,还可以走出院子,在街上溜达。没有路灯,但也没有恐惧。从街边传来的嘶嘶啪啪的响声绝不会吓着她,因为不管那响声是怎么弄出来的,绝对不会是什么要扑到她身上的东西。在方圆九十英里之内,没有什么东西会把她当成猎物。她可以随心所欲地慢慢溜达,想着做饭、战争、家务,或者抬眼看天上的星星,什么也不想。她可以在没有灯光也没有恐惧的环境中自顾自走她的路。如果从一座远处的房子里逸出亮光,让她注意到一个肚子疼的婴儿的啼哭,她可能会走到那座房子跟前,轻声招呼屋里哄着孩子的女人。她们两个会轮番轻揉孩子的肚子,摇着孩子,设法喂一点苏打水。孩子安静下来以后,她们还会一起坐上一会儿,聊几句闲话,低声笑着,以免惊醒别人。随后,那女人便可以回自己的家,吃些点心,准备上床,或者也可以按原路继续向前走,经过别家的房子,经过那三座教堂,经过待宰家畜的围栏。她可以一直走到镇子之外,因为在镇郊没有什么把她当作猎物。过道两端各有一个卫生间。他们两人分别进去察看。他们谁都没有说话,因为两人都相信自己已经作好了准备。在那个大些的卫生间里,几个肮脏而俗气的水龙头对宽大的水池来说都太小了。浴缸架在四条美人鱼的背上——它们的尾巴宽宽地叉开,保证浴缸的安定;它们的胸部弓起,保证浴缸的平稳。脚下的地砖是暗绿色的。马桶上有一个摩黛丝牌卫生棉盒子,旁边有一个垃圾桶。没有手纸。没有涂上白灰的只有一面镜子,而这面镜子也被那人忽略了。他不想看到自己搜索女人或者她们的体液的样子。他放心地走出卫生间,关上了门。他松了口气,把手枪指向地面。楼下的两个人是父子,他们面无笑容,尽管他们一进到祈祷室就感到很喜欢那地方,因为那倒真是个教堂,雕刻的神像受到崇拜。身穿白衣、披着蓝金两色斗篷的男女小人儿站在壁龛里的小架子上。他们或者怀抱婴儿或者摆着其他姿势,木然的面孔装出无辜的模样。他们的脚下显然点过蜡烛,而恰如普立安牧师所说,也适时地供奉过食物,因为在门洞的两侧都摆着小碗。等完事之后,他们会告诉普立安牧师他是多么正确,还要当面嘲笑米斯纳牧师。镇上的教众之间有不可调和的分歧,不过在行动的必要性上,全体教众却坚定一致:做你该做的事。无论是女修道院还是院中的女人都不该再这样继续下去了。可怜啊。这座女修道院一度倒是地地道道的:远离邻居,被玉米地、野牛草、三叶草围绕,只有一条从大路过来的依稀可辨的土路直抵门前。这座由大宅改成的女修道院早在镇子出现之前就存在了,在十五户人家抵达之时,最后一批寄宿的阿拉巴霍姑娘就已经离开了。那是二十五年以前,当时所有的梦想都超越了梦想者本身。一条笔直的大道从镇子中心穿过,路的一侧还铺了人行道。那些人家中有七户拥有五百多英亩的土地,有三户则有接近上千英亩。后来,大道成了一条有了名字的街道,一个叫奥西的人组织了一次赛马来庆祝。人们从军用帐篷、盖了一半的住房和刚刚清理好的土地出发,带上他们所有的东西骑马聚到这里。那些东西有的是早已存下的,有的是刚弄到的:吉他和晚熟的甜瓜,榛果,大黄馅饼和一把口琴,一块洗衣板,烤羊肉,胡椒饭,李尔·格林,《在黑暗中》,路易斯·乔丹和他的定音鼓五人乐队,家酿啤酒和油煎浇汁土拨鼠肉。妇女头上扎着鲜亮的头巾,儿童用野罂粟和河草给自己编了帽子。奥西的两匹马分别是两岁口和四岁口,既跑得快,又像新娘一样漂亮。其余的马匹都不过是凑热闹的:爱斯的花斑马,埃斯特小姐的体轻老马,内森的四匹拉犁马,外加他的母马和一匹在河岸吃草没人认领的病歪歪的马驹。骑手们为加鞍还是光背争论不休,给婴儿喂奶的母亲们告诉他们要么上马,要么就换换角色。男人们议论着给好马不利条件而给劣马有利条件的得胜机会均等的办法,并且放肆地用二十五美分来打赌。枪响之时,只有三匹马向前跃出。其余的却走到侧路上或者抄近路跨过没盖好的住房附近的木堆。比赛终于上了正路之后,妇女们在草地上呼喊,她们的孩子则在齐肩高的草丛中边叫边跳。那匹马驹第一个跑完,但由于在四分之一英里处丢了它的骑手,胜利归了内森的紫褐色母马。头上戴的花最多的小女孩被选中献上有奥西的“紫心”勋章的冠军缎带。冠军骑手当年只有七岁,他的脸上笑开了花,仿佛他赢的是肯塔基德比大赛。此时他正在一座女修道院地下室里的什么地方,提防着一些可怕的女人。她们是一个接一个到来的,显然不是修女,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装的,据说只是别的信仰派别的成员。没人晓得。不过知晓与否也无关紧要,因为她们所有的人,都像女修道院老院长和以前的女佣一样,还在出售产品,如烤肉汁、好面包和世上最辣的胡椒。花上一笔大价钱,你能够买到一串黑紫色的胡椒或者用胡椒做的调料,不管哪一种都会让蛋糕成为纯粹的热量源。只要保管得当,这种调料可以多年不坏。尽管许多顾客都试图种这种胡椒,但出了女修道院的菜圃,在哪里都不长。大多数乡亲都觉得她们是奇怪的邻居,但没什么害处。不仅无害,甚至偶尔还有助益。她们接待外人进院——迷路的人或者需要休息的人。最初的传言说的是她们的好心善意和美味佳肴。但现在人人都知道,那全是谎话,是门面,是对里面真情实况精心策划的伪装。遇有显而易见的紧急情况,来自三座教堂的代表就在大炉灶处会面,因为他们谁也不能同意由某一座教堂主持一次会议,决定目前对那些无视一切警告的妇女该做什么。这是一次秘密会议,但谣言不胫而走已有一年多了。一路积累下来的暴行已经留下了证据。一位母亲被她冷漠的女儿推下了楼梯。一个家庭生下了四个受伤害的孩子。女儿们拒绝下床。新娘子们在度蜜月时消失了。兄弟俩在元旦那天互相开了枪。到丹比买VD的路上打枪成了常事。而近日来在大炉灶处进行的事令人难以置信。因此,当九个人决定在那里会面时,就必须用滑膛枪把所有的人从那地方赶出去,然后才能坐在他们的手电筒光中掌控局面。自春天那一可怕的发现以来他们搜集的证据是抵赖不掉的:与这一切大灾难相关联的东西就在女修道院中,而在这女修道院中的就是那些女人。那位父亲在通道中边走边检查左右两边的长凳。他用他的百得牌电筒射出的一束光线照着每个座位底下。蒲团全都掀了起来。走到祭坛前,他站住了。一扇淡黄色的窗子在昏暗中飘浮在他头顶。东西看样子都不干净。他迈步走到嵌在墙上放了小玻璃杯的托盘处,看看还有什么素祭剩下。除了灰尘和蛛网,那些红色玻璃杯都是空的。也许这些杯子不是盛食物而是装钱的。要么就是盛垃圾的?在一个最脏的杯子里有口香糖纸。是绿箭。他摇了摇头,回到祭坛处和儿子会合。儿子指了指。父亲的目光集中到黄色窗子下的墙壁上,只见那里投下了一柱阳光。一座巨型十字架进入眼帘,上面一处干净得像是新涂过漆的地方原是一尊耶稣像。弟兄俩走近地下室时一度又难分彼此了。他们虽是双胞胎,可还不如他们的妻子看着更像。他们俩一个性情平和,身子敏捷,吸特·阿莫牌香烟;另一个要粗俗些,在祈祷时要掩着脸。不过两个人都长着一双无辜的大眼睛,而且都忠诚不贰。此刻他们俩站在一道关闭着的门前,就像他们一九四二年应征入伍时一样。当时他们在找寻一个出路——要从自己欠债累累、一无所有的生活中谋求一种突破。现在他们想要进去。在四十年代的彼时,他们没什么可失去的,而如今一切都需要他们的保护。从镇子开始建立他们就知道,与世隔绝并不能保证安全。在一座沉睡的镇子里,有三座彼此相隔不足一英里的教堂,而为游人服务的项目却全不具备:没有饮食业,没有警察,没有加油站,没有公用电话,没有电影院,没有医院。当迷路和漫无目的游逛的陌生人不想只是在此穿行而过而对这死气沉沉的地方不屑一顾时,就需要男人的力量和意志了。有时候,如果那些过路的陌生客年轻而带醉意或者年老而清醒,他们可能会瞥见在路边闲逛的三三两两的黑人姑娘。她们走上几步,需要谈话时就停下来;再向前蹦蹦跳跳一段路,站住脚放声大笑,或逗弄着拍拍另一个人的手臂。陌生的人们或许对她们感兴趣。三辆汽车,比如说,一辆是一九五三年的雪佛兰BelAir,外表是绿色的,里面是乳白色的,车牌号是085B,六缸,双模式后护板,双速自动挡;一辆是一九四九年的道奇旅行者,黑色,后风挡破裂,边缘式护板,液压制动,棋盘式格栅;还有一辆是配用阿肯色钢板的一九五三年的奥兹莫比尔汽车。驾车人放慢了车速,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呼叫。他们恶作剧地眯起眼睛,驾车围着姑娘转,掉头和倒车,在住房前面搅起草籽,把爱斯杂货店门前的猫赶得四散奔逃。背靠背围成圆圈的姑娘们的目光凝滞了。随后,镇上的男人们一个个地从家里、从后院、从银行的脚手架、从食品店纷纷走了过来。一个过路人把裤子前面敞开,吊在车窗外边吓唬姑娘们。她们小小的心脏悬了起来,来不及马上闭上眼睛,只是把头扭向一边。可是镇上的男人们都正眼看着,明白了这个最好斗的姿势中的意愿,便都笑了。他们笑得并不自在,也并非发自内心,因为他们清楚,即使不计以往,从此以后直到这个人最终病倒,他定会对有色人种尽其所能作出严重的损害。男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了。他们的枪没有对准什么,只是懈怠地贴在大腿边。二十个男人,后来是二十五个。围住了几辆兜圈子的汽车。这里离最近的电话接线员有九十英里,离最近的警察也有九十英里。如果天气干燥,车胎扬起的灰尘会把大家弄得一身灰白,不过事实上,只是一些小石子溅起来落在车辙上。双胞胎兄弟有着极强的记忆力。他们俩虽不对人讲,却对发生过的每一件事的细节都记得一清二楚——无论是亲眼目睹的还是道听途说的。那几辆汽车围着姑娘们转时的确切气温,以及当地每个农场的产量。而且他们从来不会忘记任何故事的具体情节或教训意义,尤其是他们祖父告诉他们的那些令人着迷的故事——他们祖父就是那个把那些词句投入大炉灶黑洞洞的嘴里的人。有一个故事解释了黑文的创建者及其后代除去他们自己对别人都能容忍的原因。在从密西西比州和两个路易斯安那州的教区到俄克拉荷马的路上,一百五十八名自由人在亚祖河至史密斯堡之间的每一粒土壤上都没受到欢迎。他们被富有的乔克托人(北美印第安人的一支,大部分住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和穷白人打发走,被院子里的狗追逐,被帐篷中的妓女和她们的孩子嘲弄,然而他们却对已经建起的镇子中黑人的寻衅式拒绝毫无准备。《先驱报》一篇特稿的标题“有备而来还是毫无准备”指的不可能是他们吧?他们精明强干,渴望耕种自己的土地,他们自认为准备很充分——而且注定如此。他们听到自己没有足够的金钱达到“自立”的黑人的底线时,受到了刺痛,弄得糊涂了。简而言之,他们太穷了,以那副潦倒的样子不能进入,更不消说住在人们分到土地而定居的黑人区内。被那些走运的人如此倨傲地拒绝,有两次改变了他们血液的温度。第一次,他们被写成是

                      渊源实在过深,终究也没能逃脱被贬黜的命运,被李纯贬为崖州(今海南琼山)司马,不久后死于贬所。至此,李诵时代的东宫集团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后世称他们被贬的过程为“二王八司马事件”。东宫集团的彻底瓦解,最为痛心的当属太上皇李诵,当他得知自己那个时代星光璀璨的东宫集团成员,每个人居然会落得如此下场,躺在病床上的李诵不禁老泪纵横,而情绪失控的他此时也感到自己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元和元年(806年)正月十九日,仅仅做了不到一年皇帝的李诵病逝于兴庆宫,终年46岁。事实上李诵的理想和灵魂,早在两个月以前就已经消逝在长安宫城的迷茫与黑暗之中。五个月后,李纯正式确定父皇的庙号为顺宗,第二年顺宗皇帝李诵被葬在丰陵。随着东宫集团的瓦解和太上皇李诵的病逝,李纯的时代已然到来,这位史书上记载刚明果断的皇帝会以怎样的姿态开始他的时代呢?这是当时留给朝臣们心中巨大的疑问。或许谁也不会想到,这位从老爸手中顺利接班的皇帝,居然开创了先祖太宗皇帝、玄宗皇帝的伟业,他的时代是继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之后的又一个盛世局面,史称元和中兴。

                      不起,洋务运动始终只能学到别人的浮表和过时的末技,这就根本谈不上中兴之路了。因此,晚清的中兴之举,只能给未来播下一些种子,要想国家富强,只能化为了一场梦。晚清中兴的失败留给后人的教训是:永远不要让软弱派主政,软弱派只能使强国变弱,使弱国灭亡,依靠他们来变革图强,无异于缘木求鱼。值得回味的是,软弱派在主观上也是希望国家富强的,所以才会掀起一场洋务运动,实践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有道是,吃一堑长一智。这些中兴的大臣,皆是智慧之士,看到此“软弱姿态”无效了,为什么不改变方略?难道这是一种性格使然?政治上的软弱性是由一种人格的软弱性决定的吗?但他们对农民起义,又为什么那么残酷强硬呢?是什么决定了他们对外政治上永远的软弱性?第十八章百日维新始末甲午战争北洋海军的全军覆灭及《马关条约》的签订,举国震惊,它标志着洋务运动救国的彻底失败。在全国上下的群情激愤中,预示着将有一场新的风暴来临。一、戊戌变法《马关条约》签订以后,立刻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全国人民奋起反对,痛骂李鸿章的卖国行为。此时,正是全国举子在北京会试的时候,康有为、梁启超两人一起写了份长达一万四千字的《上皇帝书》,参加会试的各省一千多名举人都签了名,然后集合起来,到都察院门前请愿,求都察院向皇上转达他们的意见。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公车上书”。这次“公车上书”,虽然皇帝没有看到,但影响极大,康有为、梁启超成了维新派的领袖。“公车上书”的第二天,会试发榜,康有为考中了进士,清廷授予工部主事,但并没有影响他的维新思想。不久,康有为又用进士名义,第三次给光绪帝上书,这一次,光绪看到了,他读后非常赞赏康有为的主张。一个月后,康有为又写了《上皇帝第四书》呈了上去。康有为这些“上书”,光绪的教师翁同龢都读过,觉得说得在理,并积极向光绪推荐。光绪读后,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他的心被炽烈的火焰所燃烧,他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光绪亲政六年来,耳闻目睹的内政外交,皆是一本失败的记录,他从康有为的文章中,看到了振兴大清王朝的一线希望,为保大清社稷,非实行新政不可,但这必须征得慈禧的同意。光绪决心向慈禧摊牌了。他来到乐寿堂,向慈禧跪地请安后,将公车上书的内容大致说了一遍,然后陈述了自己酝酿巳久的新政方案,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慈禧并未训斥,也未阻挠。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1898年六月十一日),由军机处颁布了诏定国事的圣训,向中外宣示。光绪在圣谕中说:“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主大小堂,皆经一再审定,筹之至熟,妥议施行。准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从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朕……明白宣示,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至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授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将此通谕知之。”四月二十七日,光绪在颐和园召见康有为,听了不少有关改革方面的意见,其变法的要点就是“富国”、“养民”、“散民”之法,实行“议郎制”,开设十二局。一言以蔽之,就是实行君主立宪制,发展资本主义。光绪很高兴,授康有为暂时为总理衙门章京(主持文书工作),任梁启超为大学堂主事,维新派的骨干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被任命为军机章京,参与批阅奏折、起草上谕的工作。同时,李鸿章、敬信给因筹办新政不力而被撤出总署。于是,维新变法大张旗鼓地开展了起来。因这一年是农历戊戌年,故史称“戊戌变法”。二、袁世凯叛变变法刚开始时,慈禧并不反对,她对光绪说:“变法也是要紧的,但勿违祖制,勿损满洲权势,方准施行。”但随着变法的进行,触动了一些守旧派的利益,于是反对之声四起。御史文悌就在木箱中投入不少弹劾光绪帝“倒行逆施”的记录文字。不久又索性上了一个奏折,严参维新人物康有为等。光绪阅过奏章,怒不可遏,将其革职。皇帝的态度对守旧大臣是当头一棒,他们觉得在皇上那里是无法行通,便转向慈禧那里下工夫,他们私下串联,唆使文悌到天津,向慈禧的心腹直隶总督荣禄诉苦。荣禄也十分明白,一旦维新派羽翼丰满,光绪掌握实权,自己的下场也将是一个未知数。他先通过文悌散布“皇上病重”的谣言,又串通李莲英唆使太监到酒楼哄传“皇上与维新派阴谋加害慈禧太后”的谣言等等,这些谣言很快传到了慈禧耳中。看到火候已到,顽固派代表人物荣禄,就开始频频出现在颐和园,向慈禧报告新政的流弊以及众大臣的意见。慈禧太后听完气得脸色发青,半天不说话,心想:“看来这个皇帝是不能让他当了。”过了几天,光绪到颐和园去见慈禧,慈禧铁着脸对他说:“你实行法政,我不管,可你要随便裁用大臣,任用那些维新派小人不行。”光绪帝说:“不变法不能救国,不把把守旧无能的大臣罢免,任用有为之士,就不能变法。请太后理解我的心情。”慈禧冷笑说:“你倒该想想,你的皇位还要不要了!”光绪一走,慈禧就同荣禄密计乘天津阅兵之机进行兵变,实行废立,而表面上却装出一副“颐养天年”的样子,假作脱离了朝政。但这个密计被梁启超的内党得知并告知了维新派。光绪同康、梁等人反复研究后,决定利用手握兵权的袁世凯除掉荣禄,从而打乱“天津阅兵”的计划。这袁世凯是个怎样的人物呢?袁世凯祖籍河南项城,他少年虽有学,却没有取得什么功名,平时喜欢使枪弄棒,与一帮浮浪子弟结交,恶少之名远近皆知。学业上已没有了指望,但他认为凭军功可以飞黄腾达,是做人上人的捷径,于是便投奔嗣父袁保中同寅弟兄吴长庆处。吴长庆时为山东提督,不久,袁世凯随军赴朝鲜,其时李鸿章是淮军和北洋海军的创建者,大学士兼直隶总督,位高权重。袁世凯察言观色,发现李鸿章不喜欢吴长庆,于是就在李鸿章面前说吴长庆的坏话。不久,李鸿章果然将兵权从吴长庆手中削去一半交给了袁世凯,结果吴长庆郁愤而死。而后,年方二十六岁的袁世凯在李鸿章的保奏下升为三品道员。中日甲午战争时,袁世凯见李鸿章年近七旬,利用价值已不大,于是故伎重演。他将自己在朝鲜办理军务、外交的情况以及同李鸿章的来往电报,汇编成一本小册子,含沙射影地攻击李鸿章,分送给王公大臣。他知道荣禄与李鸿章有芥蒂,就频频出入荣府,一有机会就说李鸿章的坏话,荣禄很快将他收为心腹。就是这个见利忘义、善于投机钻营、反复无常的势利小人,却被维新派看中了。一天,光绪召见袁世凯,作了一番抚慰后,任命他为侍郎候补。袁世凯返回法华寺,兴奋得连饮数杯,蒙胧中听见一阵响声,袁世凯忙命护从去打探,只见三个背剑的陌生人前来造访,口称:“要见尉帅。”护从阻止不住,三人大步登堂入室,袁世凯不禁吓了一跳,来者中一位高个子见袁世凯神色不定,急忙拱手一揖道:“我乃军机处章京谭嗣同,这两位乃是我的朋友大刀王五、通臂猿胡七,下官此来别无他意,谨向尉帅高升致以恭贺之意!”这时,袁世凯才松了口气。谭嗣同是维新派代表人物,又是在皇上面前红得发紫的人,袁世凯自然心中有数,至于王五、胡七乃京师大侠,尽人皆知。他连忙客套说:“鄙人才疏学浅,有幸升迁,还望大人关照。”谭嗣同审视了一番袁世凯,试探着问:“你对皇上的印象如何?”善于见风使舵的袁世凯马上顺水推舟地说:“鄙人曾在海外任职,同洋人打过不少交道,深知圣上非用康南海变法之术,中国绝无中兴之望。我之所以参加强学会,也是为了能够积极投身到变法中去。”谭嗣同见状,就索性告诉袁世凯天津阅兵是个阴谋,慈禧和荣禄要加害皇上。一边说,一边从怀中掏出一幅黄锻密旨和一支小令箭,令袁接旨。袁世凯跪地双手接过,迅速浏览了一下圣旨,原来皇上命令他回天津铲除荣禄,夺过兵权,带兵赴京勤王。他极为惊骇,半晌无语,愣愣地跪在那里,像一段呆木桩。“尉帅请起!”袁世凯这才如梦方醒,颤巍巍地站起身。谭嗣同接着又讲了太后和荣禄的密谋,最后说:“现在皇上大难临头,只有你能救皇上。”谭嗣同盯着袁世凯又说:“眼下皇上有难,正需臣子报效,你办了这件大事,可升为直隶总督。如若不然尉帅可到颐和园去告发,这个功也不小,这全凭尉帅裁处了。”袁世凯抖动着两撇小胡子,显出无比激动的样子,正色说:“大人将袁某看成什么人了!请你转告皇上,放心就是。皇上对我恩重如山,我袁某虽肝脑涂地,无以报效!荣禄逆贼,我杀他岂不和宰一条狗一样容易吗?”谭嗣同仍不放心地说:“此事关系重大,万万不可大意。”“老弟放心,袁某明白,明日即回天津布置。”袁世凯一脸庄重诚恳的样子。谭嗣同走后,袁世凯权衡利弊,最后去见荣禄,将谭嗣同的密访一字不漏地报告给了荣禄,还将密旨和小令箭一起交给荣禄。荣禄见了这些,大吃一连夜去见了慈禧。三、戊戌政变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1898年九月二十一日)凌晨,光绪帝正在睡梦中,御前太监王商唤醒了他:“万岁爷,太后老佛爷回宫了!”光绪一听,脑袋顿时“嗡”的一声,神色为之一变。因为按惯例,每年端午节到万寿节这一段初夏到中秋之际,慈禧一向住在颐和园中消暑,此时尚早,她突然回宫,其中必有缘故。王商又低声说:“万岁爷,听说老佛爷的气色不大好……”光绪两只大眼睛转了转,皱了一下眉头,不禁满腹狐疑:难道袁世凯那里出了什么岔子?他定神吩咐道:“叫过珍妃,跪迎老佛爷!”光绪和珍妃来到慈禧跟前,跪拜说:“亲爸爸,孩儿给您请安。”慈禧瞪视着光绪,手指着他道:“哼,在你眼里,还有我这个亲爸爸吗?”亲爸爸,是满族人对姑母的一种尊敬而又亲切的称呼。光绪四岁进宫时,慈禧就命乳娘、太监教小载湉称她“亲爸爸”。光绪支吾道:“连日政务繁忙,不曾到颐和园去给亲爸爸请安,实是孩儿的不是。”慈禧挖苦道:“我知道你很忙,一会儿部署斩杀荣禄,一会儿部署兵力包围颐和园,如此军国大事,岂能不忙!”光绪不听犹可,一听脑袋“嗡”的一下,几乎昏倒在地。他知道机密已经泄漏。半晌,才讷讷地说:“亲爸爸言重了,孩儿岂敢?孩儿因不愿大清倾覆,不愿做亡国之君,才效法日本明治维新,以求中兴大清太平盛世。而那些老耄们极力阻烧,孩儿不得不杀一儆百……”没等光绪说完,满脸铁青的慈禧用手猛拍了一下御案,叫道:“杀一儆百,你不是杀到我头上来了吗?你好大的胆!你本是旁支侧出,四岁时是我把你抱进宫来,二十多年,我替你成婚,让你亲政,可如今你长大了,你却报答得好啊,你听信小人的话要杀我这老耄,天理良心何在?你从小就读过圣贤书,知道‘子不违父命’的道理,如今你贵为天子,我倒要问你这做儿子的要杀父母,该当何罪?你这忘恩负义的东西。”慈禧说着,不禁有些哽咽了,一双老眼溢满了泪水。光绪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亲爸爸,孩儿绝不是此意,莫听小人谗言。”“那谕旨和令箭也是小人谗言吗?”光绪已经解释过了,不想再说话。慈禧说:“可惜啊,可惜,你辜负了我这份心哪,你口口声声大清江山,可是大清江山就要断送在你手里了,你这个不孝——”慈禧想说“逆子”二字,但对皇上说“逆子”有些不妥,就咽了冋去,接着又说:“你也不想想,今天没了我,明天还能有你吗?你根本不配做皇上,我一定废黜你,另立明君!”这天上午,王公大臣们集聚在乾清宫,慈禧在御座上正襟危坐,荣禄、李鸿章、庆亲王、端郡王等都跪在案前。慈禧开门见山地说:“近年来我归政以后,不料皇上听信康逆妖言,闹得举国上下乌烟瘴气,坏了大清的体统,皇上既然已经辜负祖宗寄托,已不堪为帝,我意应当废黜,众卿以为如何?”群臣面面相觑,半晌不敢出声。荣禄因听到一些风声,知道洋人对光绪新政颇有好感,都支持他变法,如果真的废了光绪帝,国内、国际皆会有人反对,于是壮着胆子说:“废立恐引起国际干涉,臣以为暂缓为妥,臣等再请老佛爷训政。”其实,谁当皇帝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慈禧重新垂帘听政,这样大权在握,一切都好办了。荣禄提出此议,既合慈禧之意,又省去了不少麻烦。慈禧又问群臣:“众爱卿以为如何?”荣禄乃慈禧第一心腹,谁还敢有异议,遂纷纷说:“制台大人所言甚妥,我们请老佛爷重新训政。”“只有太后重新训政,大清才有希望。”于是当天下午,荣禄命军机处拟旨,以帝诏布告天下,略称:朕躬疾脞,再请慈禧皇太后亲政;由即日起,在便殿设朝办事。钦此。第二天一早,光绪被软禁到了瀛台。他站在涵元殿,望着茫茫的西苑湖秋水,仰天叹道:“吾不如汉献帝也!”这样,戊戌变法失败了,从宣布变法到变法失败,前后只有一百零三天,于是人们又称之为“百日维新”。慈禧重新走上前台的头一道懿旨,就是下令缉拿康有为、谭嗣同等维新派人物。光绪在风声鹤唳的时候,并没有忘记与他休戚与共的维新派。他在去瀛台之前,曾下了一道密旨,令康有为等逃匿。康有为接到密旨,知道不妙,立即乘火车前往天津,又从天津搭一艘英商太古公司的“重庆”轮船去上海,在英国领事白利南的保护下,从上海乘快艇去了香港。梁启超接到密旨后急赴日本大使馆避难,后来在日本人保护下伺机逃到了日本横滨。谭嗣同知道政变消息后,一面深悔自己认错了袁世凯而误了皇上的大事,一面暗自打定主意,国难当头,以死来唤醒国人。大刀王五和通臂猿胡七无论怎么劝,均告无效,最后谭嗣同慷慨赴死,他在狱中用炭写了首诗表达自己的壮志:望门报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1898年九月二十八日,清政府杀害了谭嗣同和另外五个被捕的人: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康广仁。后来,人们称他们为“戊戌六君子”。【点评】戊戌变法的失败,把人们依靠朝廷本身的改革来强国的最后一丝梦想也给破灭了。戊戌政变,清朝皇室自相残杀,错过了变革维新的机会,丧失了选择发展道路的机会。清廷拒绝维新,终遭灭顶之灾。而对于改革家来说,空有政治理想而没有适宜的手段和谋略,政治理想就会落空,就会被玩弄权术的反动势力击败。第十九章严复和《天演论》在戊戌变法兴起的同时,另一位重要人物以他对西学的研究成果,影响了康有为等维新派,这个人就是严复。严复,字几道,福建候官县人。父亲是一个普通的乡村医生,他十四岁那年,父亲积劳成疾,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严复的父亲对他的教育十分重视,使他自小就养成良好习惯。由于他天资聪颖又勤奋刻苦,就在他父亲去世那年的冬天,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福州船政学堂。这是一所海军学校,附属于福州船厂,是左宗棠督闽浙时创办的。严复在这所学校的五年间,除了学习英文和驾驶船舶技术外,还学习了数学、力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等课程。1872年秋,严复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被分配到军舰上实习和工作了五年。由于他工作勤奋,又被选派到英国去留学。在1877—1879年英国留学期间,严复除了学习专业知识外,对英国的社会也进行了一番考察。课余时间,他都用来学习和研究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和政治学著作。两年后,严复回国,在福州船政学堂做教员。第二年被李鸿章聘到天津担任北洋水师学堂的教务长,十年之后又任该校校长,严复在这所学堂工作了二十年,直到19

                      守自己的承诺啊!”听到这番话,楚国众将不胜唏嘘,楚庄王也默然无语。作为封建君主,他可以残忍地命令文之无畏为他去死,但是不能背弃自己向文之无畏许下的诺言。当时为楚庄王驾车的是大夫申叔时,见此情此景,便向楚庄王建议:“我们在这里盖起房子,开垦农田,摆出一副打持久战的样子,不怕宋国人不屈服。”楚庄王正好找到一个台阶下,马上听从了申叔时的建议。事实证明,申叔时的建议是对的。商丘城被围困九个月,粮食和各类物资都已经消耗殆尽,只不过因为晋景公的一张空头支票,宋国人树立起了“坚持到底就是胜利”的信心,才一直顽抗到现在。现在楚国人开始在商丘城下种田盖房,而晋景公的许诺仍然遥不可及,宋国人的信心大受打击,连最坚定的抵抗分子都开始动摇了。宋文公审时度势,决定派右师华元去跟楚国人谈判。这一安排有点“谁惹的事谁负责”的意味,因为去年杀文之无畏,完全是按照华元的意见办的。如果不杀文之无畏,楚国人即使进攻宋国,也不至于如此锲而不舍,去而复还。华元知道,这个时候与楚国人谈判,筹码全部在楚国人手中,他只不过是去签署投降协议罢了,但他不甘心就这样投降。《大话西游》中,周星驰连逃跑都那么帅,华元为什么不能将投降这件事也搞得有声有色呢?前面说过,公元前607年的大棘之战,华元曾经被郑国人俘虏,逃回来之后还受到修城的民工的耻笑。也许是那次出逃的经历给了他穿越敌营的经验,这一回他趁着夜色朦胧,只身混入楚营,准确地摸进了楚军大将公子侧的营帐。“喂,醒醒!”他捏着公子侧的鼻子说。公子侧被弄醒了,黑暗中只看到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顶在自己的咽喉处,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在下乃是宋国右师华元。”来人用一种极为平静的语气一字一句地说。“你……你有何事?”公子侧尽量使自己的情绪稳定下来,问道。“寡君派我来把困难的情况告诉您——商丘城中已经是易子而食,析骨而炊了。即便如此,城下之盟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就算是亡国也不能接受。”华元说着,声音哽咽。“既然不能接受城下之盟,那就放手一战,接受失败的结局。”公子侧稍停一下,说,“就算你现在杀了我,这个结局也不会改变。”“寡君的意思是,如果贵军后撤三十里,敝国唯命是从。”公子侧愣了一下,马上明白了这话的意思:原来宋国人并不打算拼个鱼死网破,但也不愿意受城下之盟的屈辱。换而言之,就算是投降,也要投降得有尊严。经过慎重考虑之后,他对华元说:“我可以答应你。”“立誓为盟。”华元说。“立誓为盟。”公子侧郑重地说。第二天一早,公子侧来到楚庄王的营帐,将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向楚庄王作了汇报。楚庄王微微一笑,说:“传令,后退三十里安营。”楚军后退三十里之后,宋文公果然亲自出城,学着郑襄公的模样,光着上身,牵着一头羊,来到楚军大营,向楚庄王表示臣服。单就这一套仪式而言,他应该做得比郑襄公更漂亮,因为这套仪式的发明者微子正是宋国的首任君主,也就是宋文公的祖先——家学渊源,可不是闹着玩的。华元作为宋国的人质,被派往楚国。据《左传》记载,楚宋两国的盟约就八个字:“我无尔诈,尔无我虞。”意思是我不欺骗你,你也不用担心我。“尔虞我诈”作为一句成语,最早应该是出于这个典故。说句题外话,在当时那种国际形势下,尔虞我诈是正常的,不尔虞我诈才是不正常。【晋景公的中兴】楚国在中原大肆扩张势力的时候,晋景公听从了大夫伯宗的建议,放弃了与楚国人正面争锋,从中原事务中抽身出来,将注意力转向自己的后方。公元前594年六月,晋国发动了对赤狄潞氏部落的进攻。潞氏部落是赤狄的一支,游牧在今天的山西潞城一带。长期以来,晋国对潞氏采取的是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有时候安抚,有时候打击。晋成公在位的时候,以和亲的方式拉拢潞氏,将女儿(也就是晋景公的姐姐)嫁给了潞氏部落的首领婴儿,双方建立了姻亲关系。公元前594年春天,素有强人之称的酆舒掌握了潞氏部落的大权,他用残酷的手段虐杀了晋景公的姐姐,又射伤了婴儿的眼睛。婴儿逃到晋国找小舅子晋景公求助。晋景公认为这是一个消灭潞氏,稳定晋国后方的最好机会,于是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征求大家的意见。在这次会上,晋国各位卿大夫意见一边倒地反对进攻潞氏,理由是“酆舒有三俊才”,也就是酆舒有三项过人的本领,不如等他死后再作打算。酆舒有哪三项过人的本领,史料上没有记载。从《左传》的记录来看,酆舒在赤狄部落应该是一个很有威信的人,否则当年赵盾也不会派狐射姑去找酆舒商谈大事。听见大伙都异口同声地反对进攻潞氏,曾经力劝晋景公不要出兵救援宋国的伯宗这次又站了出来,给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建议:“一定要讨伐!酆舒有五宗罪,第一是不祭祀祖先,第二是好酒贪杯,第三是不听贤人仲章的劝告抢夺黎氏的土地,第四是杀害我国公主,第五是射伤自己的首领。有这五宗罪,酆舒就算手段再高强,又于事何补呢?要知道,一个人光有才而没有德,只能加重其罪孽。”伯宗转身背对着大家,一摊手说:“现在大家都想等着酆舒死后,潞氏后继无人,再对潞氏动手,这其实是坐失时机!因为接替酆舒的人也许没有过人的本领,但有可能是位有德之人,咱们又以什么理由去讨伐有德之人呢?诸位大夫啊,你们不说‘讨伐有罪之人’,却说什么‘等待无才之人’,这不是很荒谬么?”伯宗的话正中晋景公下怀,他力排众议,派荀林父出兵讨伐潞氏。果然,晋军在曲梁地区大败狄军,酆舒匆忙逃往卫国,卫国人将他抓起来送到晋国,被晋景公下令处斩。回想起来,自公元前597年邲之战后,晋景公的一系列表现都可圈可点。首先,他听从士会的建议,赦免了荀林父的死罪,并让他仍然担任中军元帅,说明他是个明白人。邲之战的失败,荀林父指挥不力自然是一个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人心不齐。晋国的三军将领,基本上是名门之后,他们仗着祖上的余荫,根本没有把荀林父这位主帅放在眼里,有的公然抗命,有的阳奉阴违。更有甚者,因为一己私利没有得到满足,就一门心思希望晋军打败仗。队伍带成这样,不是荀林父一个人的责任,而是自赵盾专权以来晋国的历史使然,可谓积重难返。晋景公下决心扭转这种局面。清丘之盟后,狄人入侵晋国,晋景公果断抓住机会,将桀骜不驯的上军副帅先谷判了诛灭九族之罪,这一招杀鸡儆猴,狠狠打击了那些名门之后的嚣张气焰,晋国的风气为之一整。其次,公元前595年楚军围攻宋国,晋景公本来想派兵救援宋国,但是听了伯宗一席话,便放弃了那个打算。而这一次讨伐潞氏,群臣一边倒地表示反对,只有伯宗坚决主张要打,他又听从了伯宗的建议,结果打了一个大胜仗。这说明晋景公对形势有一定的洞察力,而且不固执己见,只要有人点拨一下,便能作出正确的判断。曲梁之战正在进行的时候,晋国的宿敌——秦国趁机发动了对晋国的攻势。这时候秦国的君主是秦康公的孙子秦桓公,他亲率大军渡过黄河,抵达了晋国的辅氏(地名)。晋景公得到消息,立即从绛都出发,同时命令刚刚结束曲梁之战的荀林父将大军集结到稷地(晋国地名),在那里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并宣布将狄人的土地全部并入晋国的领土。有条不紊地做完这些工作之后,晋景公亲自率领大军西进,抵达了雒城(晋国地名,非雒邑),与辅氏的秦军形成对峙之势。秦桓公的手下有一名猛将,名叫杜回,有万夫不当之勇。每次冲锋的时候,杜回都赤着胳膊,提着一把大得不像话的开山刀冲在最前面,逢人杀人,遇马砍马,所到之处,晋军将士无不闻风而逃。晋国军中有一员武将,名叫魏颗,其父魏犨是晋文公年代赫赫有名的勇士,但魏颗似乎没有继承父亲的武勇,武艺平平,在晋国军中属于默默无闻的那种人。辅氏之战中,魏颗的防线被杜回突破,他本人也被杜回赶得东奔西跑,狼狈不堪。“这个杜回太可怕了!”晚上回到营中,魏颗仍然心有余悸。一闭上眼睛,杜回那张面目狰狞的脸和那把沾满鲜血的大刀就出现在眼前,把他吓出一身冷汗。想到明天还要和杜回对阵,魏颗就更睡不着了,躺在行军床上翻来覆去,看着帐外的星星一明一灭。恍恍惚惚中,听到有人在耳边说了三个字。魏颗怔了一下,揉揉自己的眼睛,天还没亮,军帐内黑漆漆的,只有挂在床头的盔甲隐隐发出冷冷的光芒,他下意识地摸了摸摆在身边的长剑剑柄。“青——草——坡——”那声音仿佛来自幽远的地底。魏颗闭上眼睛,将那三个字咀嚼了一番。说来也奇怪,这三个字如同咒语一般,反复念过几次后,魏颗就沉沉睡去了。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晋军的阵线就骚动起来。魏颗匆匆忙忙披挂上阵,只见那个凶神恶煞的杜回正带着一支秦军部队冲过来,红色的“杜”字大旗如同用鲜血染成一般,分外夺目。魏颗硬着头皮上前,和杜回交手不到三个回合,便感到气力不支。杜回那把刀足有四五十斤重,魏颗每接他一刀,手臂就一麻,长戟几乎把持不住。那杜回也看出他是软柿子,砍得一刀比一刀狠,七八刀下来,硬生生将魏颗手中那支长戟砍成了两段。魏颗再也坚持不住了,扔掉断戟,拔腿就跑。杜回在他身后紧追不舍,眼看就要追上了,突然打了个趔趄,摔倒在一片青草地上。魏颗回头一看,杜回正从地上爬起来,刚想迈步,又向前摔倒。这次魏颗看清了,原来有个老头儿,手里拿着一根草绳,在杜回面前“使绊子”。奇怪的是,杜回对这老头似乎视而不见,爬起来三次,又被连续绊倒三次。最后一次摔得尤其重,杜回疼得在地上打了一个滚,大刀也丢在了一边,抱着头狂叫不已。魏颗回过神来了,拔出随身的短刀,一个箭步冲到杜回身前,用刀顶着杜回的咽喉吼道:“别动,再动就杀了你!”名噪一时的猛将杜回就这样成为了魏颗的俘虏。趁着这个机会,晋军发动全线进攻,将秦军一举击溃。魏颗将杜回交给自己的属下,再细细看杜回摔倒的那个地方,正是一个斜斜的草坡。而那个神秘的老头儿,早已经了无踪影。辅氏之战以晋国的胜利而告终,魏颗成为这一战最大的功臣,受到晋景公的重奖。就在生擒杜回的那天晚上,魏颗做了一个梦,梦见了那个神秘的老头儿。老头儿向他深深地作了一个揖,说:“我,就是您所嫁出的那个女人的父亲,您救了我的女儿,所以我特地来报答您。”魏颗想起来,他的父亲魏犨生前有一个宠爱的小妾,一直没有生育。魏犨得了重病,交待魏颗说:“如果我死了,你就让她再嫁。”到了临终的时候,又改口说:“我太喜欢这个女人了,你一定要让她给我殉葬。”魏犨死后,魏颗却让这个女人再嫁了,并且向别人解释说:“人快死的时候,神智就不清醒了,说的话可以不算数,我还是听父亲清醒时候的话。”没想到,魏颗的一念之仁获得如此厚报。后人常用“结草衔环”来比喻感恩报德,至死不忘,其中的“结草”就出于此。辅氏之战后,晋景公将新吞并的土地连同一千多户狄人奴隶赏赐给荀林父,又将瓜衍(地名)赏赐给士会,说:“晋国能够得到狄人的土地,是你的功劳。如果当初没有你劝阻寡人,寡人就失去荀林父这员大将了。”连续两次战争胜利,大大地振奋了晋国的士气。晋景公喜不自禁,派赵同前往王城雒邑,向周定王献上狄人俘虏。按照周朝的礼法,诸侯讨伐“非我族类”的少数民族有功而向天子献俘,是合乎规矩的。城濮之战后,晋文公也曾经向天子献上楚国的俘虏,那是故意把楚国当做蛮夷之族来对待。现在晋景公派人向周定王献俘,自然是想重现晋文公当年的辉煌,也是晋国重图霸业的具体表现。晋景公的心意是好的。然而,他派出的使者赵同在雒邑的表现,可以用“不敬”二字来形容,王室大臣刘康公暗地里对人说:“不出十年,这个人必定有大祸临头,因为老天已经夺去了他的魂魄。”公元前593年,晋国乘胜追击,派士会带兵消灭了赤狄的甲氏部落和留吁部落。战后,晋景公再一次派人到雒邑献俘,并且向周定王请求,由天子亲自任命士会为晋国的中军元帅,兼任大傅之职。前面介绍过,周朝初年,王室为了加强对各诸侯国的控制,确立了一套由王室来任命诸侯卿士的制度。简单地说,诸侯国设置三卿,其中两卿由周天子任命,称为上卿;一卿由诸侯自行任命,称为下卿。周平王东迁之后,王室衰落,丧失了对诸侯的控制权,这种制度渐渐被人遗忘,连天子本人大概也忘了有这么回事了。所以,当晋景公主动请求天子任命士会为卿的时候(中军元帅为晋国六卿之首),王室上下的想法也许都是一样的:既然你要演戏,那就演吧,别忘了给王室一点好处就行了。但是,对于士会来说,晋景公的这一做法却让他感激涕零。中军元帅在晋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职位,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相当于现在的参谋总长兼国务院总理;大傅则是主管礼仪和刑法的官员,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长兼司法部长。晋景公不但将这些重要的职务一股脑儿任命给士会,而且以周天子的名义来发布命令,可谓是信任至极,礼遇有加。连当年赵衰、狐偃、先轸等人受到晋文公的重视,也不曾享受过这等待遇啊!如果回顾一下历史,士会这个人,确实也是应当被委以重任的。士会的祖父士蒍是晋献公年代的重臣,曾经被任命为大司空,深受晋献公重视;士会本人在城濮之战中初露头角,被晋文公任命为戎右护卫;赵盾专权年代,士会因为看不惯赵盾的背信弃义,曾经出逃到秦国,成为秦康公的得力助手;后来晋国人使用苦肉计,派魏寿馀到秦国联络士会,士会听从了祖国的召唤,又回到晋国,一直担任要职;邲之战中,士会担任上军主帅,在中、下两军都崩溃的情况下,仍然稳住了自己的防线,确保上军不败。士会为人低调,谨慎,理性,有责任心,晋景公对他委以重任,而且有意提高其身价,说明晋景公在用人方面是很有一套的。晋国朝野对于由士会来主持军政大局也一致看好。据《左传》记载,士会的任命一经宣布,晋国的盗贼立刻感到这是一个灾难,纷纷跑到秦国去谋生。一时之间,晋国的治安有了明显好转。大夫羊舌职感叹说:“我听闻,当年大禹提拔善人为官,不善之人赶快逃跑,说的就是这样的事吧。诗上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是因为善人在上,国家就没有心存侥幸的人民。谚语说,‘民多侥幸,国之不幸’,是因为没有善人当政啊!”在晋景公的领导下,晋国虽然没有与楚国直接争锋,但是通过打击赤狄、抵御秦国、亲近王室、任用贤臣等几个手段,晋国的霸气已经逐渐恢复。要知道,自齐桓公以来,所谓霸主的功业,也就是“尊王攘夷”四个字,晋景公已经上路了。可巧的是,这几年之间,王室也发生了一些事情,使得晋景公有机会介入王室内部事务,替周天子排忧解难,从而在“尊王”这件事情上拿到高分。公元前594年,就在晋国讨伐潞氏的时候,王室大臣王孙苏与世袭的卿士召氏、毛氏争夺政权,双方矛盾激化,王孙苏派王子捷杀死了召戴公和毛伯卫,引发了雒邑城内严重骚乱。公元前593年夏天,雒邑的王宫发生大火。《左传》特别解释说,这是人为的大火,因为“人火叫做火,如果是天火,就叫做灾”。至于谁是纵火者,史料上没有任何记载。但后人不难推测,这火就是王孙苏或召氏、毛氏的党徒所放,意在引起更大的骚乱,好趁乱起事。同年秋天,召氏、毛氏的族人发起反攻。王孙苏逃到晋国,请求政治避难。晋景公怎么可能放弃这么好的机会?在他的帮助之下,王孙苏被送回了雒邑。紧接着,晋国中军元帅、太傅士会来到雒邑,代表晋景公调和王室诸位

                      自卫身家为宗旨的民间武术或娱乐团体,他们的政治诉求一般说来比较简单具体,因为他们已失去以满洲人为斗争对象的可能和机会。鸦片战争后,传教士随着列强的战舰大规模东来,涌入内地,他们在向中国社会传递西方近代文明的同时,毫无疑问也因为对中国国情缺乏了解而支持或者说利用了一些无良中国人。不可否认早期教民中有许多虔诚的中国人真心向教,但同样不可否认早期教民中也有一些无良之士甚至地痞无赖。这些无良之士利用传教士作背景,欺行霸市,为非作歹,横行乡里,激化了中国民间社会中西文化矛盾,西方来华传教士无端替那些无良教民承担了责任。民间社会与“新异族”传教士的矛盾不断加剧,他们逐渐将传教士作为主要斗争目标和袭击对象。于是民间秘密结社成为晚清中国社会中抵抗外来侵略尤其是反对外国传教士斗争的中坚力量。在甲午战前,中国民间秘密结社反洋教的斗争虽然时有发生,但从总体上看,这种斗争既没有形成规模,也没有多少政治深度,更多的只是各地因某些具体事件而发生的反对教士、教民不法行为的所谓“教案”而已。甲午战后则不然。随着列强瓜分中国步伐的加快,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深,而且随着外国洋货大量输入,近代新式工业兴起,民间生存状况生存条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较之战前不是有所改善,而是进一步恶化。有了这种最直接的个人生命体验,中国人民尤其是广大农村人民在将这种责任归罪于清政府无能的同时,他们更直接的感受就是那些仰仗洋枪洋炮而作威作福的洋教士们以及他们所豢养的那些所谓教民几乎没有什么好东西。他们的愤怒无一例外地对准这些洋教士和土教民。就传教士本身来检讨,他们本来是肩负着传播“福音”的使命来到中国。一般说来,在甲午战前,除个别传教士怀有某些政治野心,不安分于传教而热衷于政治活动外,大多数传教士还是在中国广大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特别是偏远的农村地区作了许多有益的慈善、教育普及等工作。然而到了甲午战后,由于列强瓜分中国的步伐在加快,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传教士也发生了某些分化,相当一部分传教士已不安心于本职,开始直接或间接为其国家利益服务,违背了其为上帝传播“福音”的原初宗旨。例如德国天主教会圣言会在山东的主教安治泰,一直要求德国政府为教会利益采取积极有力的行动,因此当巨野教案发生后,他立即向德国外交部建议应该利用这个大好机会出其不意占据胶州湾,并将此变为德国在远东的一个重要基地。这种具有明显政治色彩的言行显然不符合传教士的角色,不符合传教士来华的原初本意,显然是以宗教外衣从事政治活动,这自然引起中国人的反感。像安治泰这样的传教士在当时虽然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但也为数不少。诸如法国传教士樊国梁、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李佳白等,他们虽然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但随着中国政府与西方国家尤其是与他们自己的国家发生某种冲突或外交紧张时,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背弃了宗教信仰,而屈从于更现实的政治,都曾向其故国竭力鼓吹过瓜分中国,要求其政府动手建立自己的侵略基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甲午战后列强在中国争夺租界地、抢占势力范围,企图通过武力或非武力的手段瓜分中国的阴谋,一直有传教士在其间起作用。像樊国梁、丁韪良、李佳白这些传教士在中国多年,精通中国国情和内部事务。如果没有他们的鼓吹与煽动,甲午战后列强瓜分中国的阴谋与行动或许不会那么严重。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中国人民反对传教士和外国教会的斗争在甲午战后便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反对教会与传教士的局部斗争便自然地与反对列强瓜分中国的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就战后中国各地遭受外国侵略、蹂躏的程度来说,山东的情况似乎更严重。山东人民不仅在战争中遭受日本侵略之苦,而且在战后深受列强瓜分之害。德国于1897年强行占领胶州湾后,便开始把山东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视为自己的殖民地,他们在山东境内大肆修筑铁路,开采矿山,强占民田民房,破坏水道坟茔,给山东人民尤其是铁路沿线的居民带来了沉重灾难与痛苦。特别是按照中德双方达成的修筑铁路相关协议,明确规定占用当地居民的土地应该给予相应的补偿和优待,但在实际上这些被占土地的农民根本得不到补偿,或者得到的补偿非常少,这势必引起被占土地的大量农民强烈不满,引发一系列突发事件。按照中德双方约定,一旦发生这些突发事件,亦应由中国地方官府从重惩办,如罪而止,并没有德国派兵听其围剿平息的明文。然而由于中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行政效率太过低下,当这些突发事件爆发后,地方政府往往反应迟钝,制止不力,甚至有纵容民间社会向德国殖民当局闹事之嫌。于是久而久之,德国殖民当局根本不顾忌中德双方先前达成的谅解,一旦某地发生骚乱,殖民当局往往绕开中国地方政府,迅速派兵直接镇压,结果虽然将这些以反对强占自己土地为主要宗旨的骚乱镇压下去了,但无疑激起了山东民众对德国人极端霸道的反感。为了平息民怨,参与处理这些纠纷的山东地方官吏曾向清政府提出过很好的建议,希望由政府出面协调与德国殖民当局的关系,维持原条约中的约定,但凡租借地界外发生纠纷,仍归中国地方当局处理,以免各方争论不休而起纷争。然而这样的建议或不被清廷所重视,或不被德国人所接受,结果矛盾越积越深,局部抗争逐步演化成大规模武装反抗。侵占瓜分山东的不只是德国,其他国家也试图在山东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甲午战后,威海卫被日本军队占领达三年之久,之后又被英国强行租借。英国还强行圈占文登、荣城等县,逼迫农民交粮完税。山东在沦为德、英、日等国殖民地后,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南北大运河运输业因外国资本垄断的沿海航运业迅速发展而急剧衰落,过去凭借运河之利得以谋生的船夫、挑夫、搬运工等在高效率低成本运输工具运输手段冲击下大批失业,四处流浪。人祸之外是天灾。山东地区自1895年起不知何故天灾频仍,黄河连年决口,受灾面积达五十州县。1899年,黄河流域又遇到历史上罕见的大旱,山东境内饥荒严重,饥民遍地,流民遍野。人们流离失所,社会动荡不安。处在饥饿、死亡线上的人们最容易被感化,最容易被煽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秘密结社义旗一张,便立即得到广大农村民众积极响应,并最终演化成声势浩大的群体骚动。骚动的主体就是那些民间秘密结社,他们在下层社会盘根错节世代相沿,拥有巨大势力和复杂网络。他们的活动隐现起伏,直接反映政治统治秩序治乱兴衰。一般来说,在政治统治比较巩固时期,这些民间秘密结社的活动比较萧条;反之,当外患严重或统治秩序比较无序时,民间秘密结社就比较活跃。综合各种文献记载,1895—1899年间在北方地区的秘密结社至少存在着武圣教(金丹道支派)、如意教(儒门教)、大刀会、红拳、义和拳、诀字、红门、弥勒教、梅花拳、铁布衫、金钟罩、红灯照、八卦教、离卦教、黄洋教、在理教、混元门、六合拳、圣贤道、一炷香、白莲教、江湖会、仁义会、红枪会、天地会、哥老会等。如果从人员构成进行分析,这些教门结社的主体主要是游离在传统农业社会经济结构之外的社会成分,如和尚、道士、拳师、术士、游勇、流民、民间艺人(如耍猴的、架鹰的、耍武把式的)等。他们浪迹江湖,见多识广;行踪诡秘,飘忽无常;身无所有,勇于反抗。故而在社会动荡期,他们往往充当反抗官府活动的急先锋或组织者角色。至于这里说到的义和拳,其来源复杂,演变曲折。1899年,时任吴桥县令的劳乃宣根据有清一代有关白莲教的上谕、奏疏等相关资料,著有《义和拳教门源流考》,认定义和拳乃十九世纪初信奉太平盛世说的白莲教的一个重要教派。劳氏这一看法影响很大,许多研究者接受了这一看法,认定义和拳起源与这一以反朝廷为主旨的民间秘密组织有关。不过,后来有些研究者似乎并不完全认同这一看法,或以为义和拳源于一种由官方提倡和主导以勤王为目的的民团组织,即担负着村庄防卫功能的民团;或以为大刀会和神拳在整个华北的骚乱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直鲁边界地区的义和拳是这次民众运动的主要来源;或以为义和拳的兴起和传播主要是因为鲁西地区特殊的文化环境,最具有核心作用的是其具有标志性仪式,即民间艺人中那些耍武把式的人所表现出的“刀枪不入”和“降神附体”。这种仪式易于接受,又与其本身来自华北农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综合各家研究可以看出,后来的义和团成分比较复杂,其组织构成并不仅仅以白莲教为主,而是以金钟罩(大刀会)、义和拳(梅花拳)、神拳、红拳等为核心。这些拳会在十八世纪末即已成为秘密教门羽翼。至1899年华北骚乱初起,以刘士端为首的大刀会或称金钟罩及红拳会,已与坎卦教、离卦教相融混;赵三多为首的梅花拳改名为义和拳,后又改称为“神助义和拳”,也与教门相结合;以朱红灯为首的神拳亦以离卦教为依托,显然也具有教门特征。他们不是一般的拳会,实系分属或结合于以八卦教为主体而区分为文武场的“拳教”组织。这些拳教组织往往通过揭帖、坛谕、传言等方式,宣扬民间宗教的所谓“劫变”观念,宣称义和拳是顺应天意,拯救劫难,有神佛保护的团体,以此作为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扩大影响的工具和手段。他们在习拳练武外,兼习法术,举行各种具有明显荒诞特征的宗教仪式,渲染各种所谓刀枪不入的超凡超自然本领。尽管这些手段在吸引群众、鼓舞士气、提高战斗力方面起过重要作用,但其非理性色彩自然比较容易受到具有一定文化水准的知识分子质疑,因而他们除了能够愚弄农村广大农民外,很少能够获得知识分子的认同。作为广大农村中下层群众的自发斗争,义和拳、大刀会等民间秘密结社不可能产生明确的政治诉求和政治理想。他们之所以坚决反对外国教会,除洋教士、土教民的不法行为、为非作歹激怒了他们外,就信仰层面而言,显然是西方基督教观念与中国传统宗教观念之间的冲突,是本土文化面对外来强势文化的压迫而采取的一种非理性政治动员和政治斗争。他们充其量不过是中国民间自发的“反西方思潮与势力”而已,他们要想形成一股真正意义上的反西方思潮与势力,就必须与官方意志相结合,否则根本不足以影响大局。而官方的反西方思潮与势力在戊戌新政结束后也确实在萌动。戊戌年的政治变动特别是慈禧太后重新出园训政,大清王朝在政治上确实走上了一个“变法维新的反动时期”,凡新政中所提出或实行的举措,几乎一概废除。而新政的基本价值趋向是学西方,所以这一政治上的反动便在价值取向上无疑鼓励、纵容了各种各样的反西方思潮和势力,启发了国内莫名其妙的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的排外意识是戊戌后社会各界的基本共识,那时朝野似乎一致厌恶西方反对西方,最上者如慈禧太后,她虽然是近代中国比较早认识西方近代发展实质意义的领导人,但在戊戌后出于最实际利益的考量也使她对西方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她不明白她那样执着地劝说中国人学习西方,西方为什么还那样与她过不去?大清王朝已明白宣示戊戌年间的政治变动主要是因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犯上作乱,而西方诸国根本不相信大清王朝的郑重宣示,反而听信康、梁的妖言,鼓励、支持康、梁等人肆意攻击诋毁我天朝上国。慈禧太后无论如何不能理解西方社会的价值取向和民意,这是她在戊戌后一下变成了西方文明反对者的根本原因之一。慈禧太后的变化深刻影响了朝中大臣和一般士绅,曾经参与过新政的那些大臣已在政变后受到相应处分,而现任大臣或原本就不满意于戊戌年间的政治改革,或因太后态度转而对西方文明比较反感。他们过去或许一度仰慕赞美过西方文明,但他们实在弄不明白西方何以总是欺负这个中国学生,总是跟中国过不去。他们感到西方人和西方国家之所以支持中国政治变革,可能与他们的总体阴谋有关,那就是防止中国真的强大,阻止中国发展,乃至彻底搞垮中国,进而将中国沦为他们的殖民地。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很复杂的心理,所以当一些朝中大臣发现义和拳也具有反西方的倾向时,自然显得很亲近,一改大清王朝对民间秘密结社素来镇压的严厉姿态,采取容忍或视而不见,听任这些秘密结社做大。对于官方反西方的思想动向,这些秘密结社从自身处境中很容易感受出来。知恩图报是中国人的传统,于是在清政府的容忍默许下,逐渐做大的秘密结社投桃报李,适时提出“扶清灭洋”的政治口号。庚子前中国的两股反西方思潮和势力终于走到一起了,义和拳、大刀会以及其他一些神拳组织很快便被“运动”到那个后来叫做“义和团”的组织中去了。重新估价太平天国的意义在近代中国早期历史上,太平天国肯定是一个怎样估价都不算过分的重大事件。这场与清廷对峙十几年的“异样政权”,即便最终失败了,终结了,但确确实实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我们不难设想,假如没有这场革命,清廷不会向西方学习,中国必然会在旧有轨道上徐徐而行;假如没有这场革命,汉人士大夫还会继续沉沦,不会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政治大变局。太平天国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要从世界背景进行关照,不能从狭隘的阶级分析、意识形态立场进行考量。过去一百年,对这场“未完成的革命”有各种各样的估价,推崇的简直自认就是洪秀全遗产继承人,不遑多让;贬低的,恨不得就认太平天国为“邪教”,洪秀全为“魔头”。其实,这两种极端评估都失之偏颇,历史主义分析太平天国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这场“未完成的革命”既不那么好,也不那么坏。与历史大势相悖在帝制时代,从正统史观说,洪秀全的太平天国革命就是谋反,就是叛逆,就是破坏社会稳定、社会和谐,因而不会有什么人去肯定这场革命,甚至到了新史学发生,也很少有学者敢于正面肯定太平天国的意义。其实,在两千年帝制时代,类似太平天国这样的政治运动所在多有,几百年、几十年一次的改朝换代,大致上都遵循着太平天国这样的路径。只是许多朝代成功了,改成了,如汉朝,如明朝,更多的则失败了,沦为流寇。成是王侯败是贼,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历史从来不会、不敢嘲弄成功者。假如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与清廷南北分治一百年、两百年,假如洪秀全灭了清朝统一了中国,历史都会改写,评估就会不一样。这不是历史学家势利眼,而是历史本来如此。太平天国之所以失败,过去的解说多种多样,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看法,是太平天国领导人如洪秀全太腐败。这个看法几乎成为共识,但凡知道太平天国的,无不有这样的认识。仔细想想,这个说法并不合乎历史事实,腐败只是表象,并不是太平天国失败的真正原因。历史上比洪秀全腐败的政权多得是,并没有像太平天国失败得这样迅速、这样惨。究其原因,太平天国的失败,还应从历史大势去寻找。一个最简单最直接的看法,是太平天国可能与历史大势相悖。太平天国运动发生在19世纪中叶,发生地点在广西。时间、地点,以及主要参加者的身份,都非常耐人寻味。从这里,或许能够读出与大历史的关联处。19世纪中期,1850年,是中国经历了那场鸦片战争之后被迫打开国门,与世界不得不正面交往的时候。中国在那之前,对世界并非茫然不知,只是统治者出于一己之私利,不愿接受西方,不愿让西方资本进入中国,培育市场,进行投资。一个未被开发的农村、农业无法容纳西方工业化之后

                      欧美性爱长长长片1000页乔年被吓得面如土色,响过后尸体脑门飞出一条赤色小蛇,蛇头上有角,下巴上有胡须,腹部长有四个脚,面部闪闪发光,俨然一条龙。小蛇飞起来,腾空数十丈,向太阳乱叫,大有吞噬日光之势,飞起数十丈后就坠落下来,如此三起三落,最后跌倒在地乱滚,转眼化作一团血水。汪乔年目瞪口呆,下令焚尸,尸骨一阵恶臭,十里外都能闻到,最后他把李自成祖坟的所有棺材都焚毁。关于挖李自成祖坟的这段荒唐故事出自明末吴伟业《鹿樵纪闻》,吴伟业的来源是《崇祯十五年正月十四日塘报》,塘报是上交内阁的军事情报,边大绶想必是不敢撒谎,这个塘报出自边大绶所写《虎口余生记》中,内容仿佛《盗墓笔记》,但既然有这段记载,我就不妨把它写出来供大家一看,蛮有意思的,这段记载堪称中国历史最邪乎的一页。李自成得知祖坟被刨后大怒,说:“此仇不报,誓不为人!”二打开封后,汪乔年被调到襄城,李自成率军攻陷襄城,把仇人汪乔年的头砍下,敲破脑壳,用吸管喝他的脑髓,并将一百九十个书生的鼻子和脚砍下当陪葬。李自成祖坟被刨后,与罗汝才率军五十万二打开封,但仍久攻不下,于是让妇女露出阴部,倒立,向城上骂街,称之为阴门阵,开封守军找来全城和尚,让他们脱光衣服,站在城垛上,称之为阳门阵。这当然不是个事,双方都觉得现眼,于是两个阵都撤了。(此据清初彭孙贻《平寇志》)高名珩派精兵三千坐在筐里,趁夜色用绳子从城墙缒下,杀死了一批在睡梦中的农民军。李自成恼羞成怒,令在城四周筑起四座高台,高度与城墙差不多,每座高台上都有大炮瞄准城内。高名珩针锋相对,在城上修筑一道小城,明军可躲在小城后对农民军射击,农民军反而处于不利地位。就这样打到正月初一,这天李自成认为高名珩会过年,于是下令猛攻,可高名珩早料到李自成这手,他令士兵把芦苇柴草点燃后向攻城敌军扔去,农民军许多人被烧死。李自成于是接着打地道战,高名珩这次不用“万人敌”了,他知道李自成的军队连军粮都很难保障(因为开封附近的粮食都被他搞到城里了),他决定玩点软的,于是派士兵对挖墙脚的农民喊话:“你们吃饭了吗?”农民:“到哪去吃呀?”明军就向他们扔食物,农民军于是动摇了,有许多挖着半截墙角就倒戈了,李自成于是把有限的军粮保障给打地道战的士兵吃饱,这样农民军倒戈人数大大减少,高名珩的日子不好过了,眼看城墙被打开几个缺口,高名珩觉得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于是下令:谁将一袋土放到城下缺口处,赏一块银圆。结果李自成的进攻又白费了。正月十三,李自成埋好地雷,一声巨响,黑烟腾空,城外碎石乱飞,李自成自己的部下又被炸死不少,城墙却没有崩断。此时左良玉率军来援开封,李自成有被反包围的危险,他率军撤退。崇祯十五年(1642年)四月,李自成三打开封,做长久围困的打算。崇祯派左良玉等各部二十五万援军,一万辆炮车增援开封,此外崇祯还把已经在监狱里被关押三年的孙传庭释放出来。孙传庭在监狱这三年没法读书看报,新闻联播之类的也看不到,他还以为李自成是十八骑败走商洛的阵势,便跟崇祯说:“给我五千精兵足能破贼。”等孙传庭到河南后,见李自成已有几十万人,便大为后悔,向崇祯承认错误,把所需兵力扩大四倍,说:“没有两万精兵的话没法破贼。”崇祯看后大怒,下诏说:“你不是说五千人就够吗?怎么又要两万人了?现在就给朕剿贼,不可拖延。”与此同时,崇祯下诏让孙传庭斩杀与李自成同为米脂人的贺人龙,理由是崇祯认为贺人龙跟李自成是老乡,因此作战不力。崇祯是个具有女性化思维的、想当然的皇帝,他的许多无端猜忌最终自毁长城,也葬送了大明。贺人龙在剿灭李自成的作战中屡战屡胜,杀人如麻,人称“贺疯子”,此时却被崇祯处斩。贺人龙的死讯传到李自成的部队后,农民军纷纷说:“贺疯子死,取关中如拾芥矣!”就在崇祯令孙传庭在河南与李自成鏖战时,陕西总督汪乔年在襄城战死,崇祯调孙传庭去陕西代行其职,救援开封的任务不再由孙传庭来做。救开封的各路援军集中在开封西南四十五里的朱仙镇,李自成为不让援军与开封守敌合为一股,于是他在开封和朱仙镇设置两个包围圈,分割敌军,又在南方交通线上挖长百里宽一丈六尺的壕沟。这样一来他既切断敌军粮道,又切断敌军退路。李自成的布置使明军很危险了,但就是这样,明军内部还貌合神离,号令不一。李自成抓住时机兵分两路,一路突袭朱仙镇南部的虎大威部,打草惊蛇,另一路牵制最强的左良玉部。在击溃虎大威部后李自成两路合兵,左良玉更难以脱身,李自成对左良玉发起了冲锋。左良玉人马损失过半,拼命向西南突围,李自成故意放开一条路,让明军溃逃。左良玉退了几十里后来到了壕沟边上,马过不去,士兵只得弃马过壕沟,仓皇逃命。李自成伏兵此时出击,把明军打得人仰马翻,尸体填满了壕沟,二十五万明军全军覆没。此时开封城内断粮,有明军半夜缒下城去“摸营”,有的人一出去就投了起义军,不再回来;有的去附近的村中将百姓杀死,把头提回来,先向高名珩报功领赏,然后重价卖给别人吃。因恐被人们认出面孔,故意在被杀者的脸上和头上乱砍几刀,诡称是格斗被杀。然而后来到底露了马脚,不仅有人认出来是郊外的亲戚和相识,不敢声张,还有人看见有的死人头不长胡子,耳垂上带有窟窿眼,显然是用妇女的头混充贼人首级。不久高名珩已经明白实情,禁止兵丁们半夜再缒城“摸营”。夏季开封城连降暴雨,街上满地泥泞,坑洼的地方都积满了臭水。街上很少行人,冷冷清清,凄凄惨惨,简直不似人间。原来一些荒凉的地方堆满白骨,黄昏以后有磷火在空气里飘荡,现在白骨也被水淹没了。过去开封房子很多,如今人死房空,空房又被拆毁当作柴烧,空旷的地方也更多了。偌大一座开封城,连一声狗叫也听不见。猫也被吃光了。甚至飞鸟都已经绝迹了。每一次飞鸟来到,总是被人们设法捕获,或用弹弓打死;又因为城中没有粮食,连青草和虫子都被人吃光了,所以久而久之,鸟再也不飞来了。据白愚《汴围湿襟录》记载,城内因粮绝,有人剥下树皮吃,有人剜草根吃,甚至有人捞粪便中的蛆吃。——莫非当时人就知道蛆体内含蛋白质?开封城内有人为生存结伙杀人,靠吃人肉延续生命,有人家境稍好就杀自己的仆人吃,更惨无人道的是父母杀自己的子女吃。一个叫黄澍的人的妻子在分娩后吃包子时看到一小截人的手指头,当场就被吓死,这个女人还没被深埋就被别人吃了。由于李自成下令“攻得开封城,不留一个人,就是笤帚头,也得剁三刀”,城内无人投降,在严重断粮的情况下坚决抵抗。九月,开封巡抚高名珩密令决黄河水灌李自成,可是这个消息被李自成潜伏在开封城内的内应得知了。李自成于是把军营移到高处。当时下大雨,瓢泼般雨水从宛如无底黑洞的天空倾泻下来,汇入奔腾咆哮的黄河,盖过了千军万马的呼声。突然,随着两声震天动地的闷雷,决口了,汹涌的黄水狂暴地奔流而出,直奔开封,水没淹李自成,反而倒灌开封城。黄河之水天上来,水声如雷,哭号声如潮。城内仅钟楼、鼓楼和王府露出水面,形似孤岛。水声中夹杂着撕心裂肺的哭号声。开封居民在浩劫后由百万人减至两万人。洪水退后,城内到处是人的尸体,鼓起的死尸泡在发绿的污水里,在太阳暴晒下发出阵阵恶臭,红头苍蝇在尸堆里嗡嗡飞舞,乌鸦从这具尸体跳到那具尸体上,专门啄死人的眼珠,野狼也跑进大街叼吃骨肉。《汴围湿襟录》记载了开封被淹后的惨景:“老稚男妇,形如傀儡。奄奄气息,病骨伶仃,苛倒卧道旁荒草中,或投宿古庙破寺内,药饵无从,汤水难得。时值初冬,又死十三。昔日富贵殷实之家,顿成他乡流离之鬼。坏土何厝,钱纸谁焚?闻金人破汴,宋室南渡,未有如此惨也!”高名珩最终弃城而逃,李自成也不想要开封这个烂摊子,于是率军撤退。至此明朝在河南再无重镇可守。明朝汜水知县周腾蛟说:“汴城(开封)不守无河南,河南不守无中原,中原不保,河北之咽喉断,而天下大势甚可忧危也。”他说得没错,仅仅两年之后,大明王朝就灭亡了。拿下开封后,李自成集团对于下一步战略产生分歧,牛金星主张先取河北,直捣京师。礼政府侍郎(李自成将六部设为六政府)杨永裕主张:先取金陵,截断南北漕运,后乘机北伐。兵政府从事顾君恩提出:金陵在长江下游,从此北伐战线太长,难以胜利,而直捣京师,万一不胜,退无所归。不如先取关中,关中为闯王桑梓之地,且秦都百二河山,以此建国立业,然后资其兵力,再攻取山西,进军京师,进可攻,退可守,方为万全之策。李自成权衡利弊,最终采纳了顾君恩的建议,从河北直接北伐,风险太大,左翼山西陕西,右翼山东都有明军。打下金陵后北伐很可能就是日后太平天国的翻版了,顾君恩的建议最为稳妥,从陕西出发,两翼无敌,最终李自成靠此战略打下北京。李自成率军西进入陕西,在陕西郏县与鲁山之间和孙传庭大战,将孙传庭打得大败,此时,明朝在河南湖北就只剩汝宁的杨文岳兵团和襄阳的左良玉兵团了,左良玉在朱仙镇之战中损失惨重,不足为虑,于是李自成进攻杨文岳,拿下汝宁,李自成攻克汝宁后把汝宁的所有官员绑在大树上,然后调来几尊大炮对准官员开炮,这些官员无不被炸得粉身碎骨,尸体狼藉。攻克汝宁后,李自成继续南下,攻陷南阳,直抵荆州(湖北江陵)。崇祯十六年(1643年)李自成接连攻克湖北钟祥、湖南常德,斩杀罗汝才,吞并了罗汝才的部队,至此,成为起义军中名副其实的老大。吞并罗汝才后李自成攻占襄阳,在此自称“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数年征战,江淮鱼米之乡“数千里内,见城陷处荡然一空,即有完城,仅余四壁,鸡犬无声,曾未遇一耕者”。而后李自成北上杀回陕西,崇祯三番五次令孙传庭与李自成决战。大臣张凤翔说:“孙传庭所有皆天下精兵良将,皇上只此一副家当,不可轻动!”崇祯不听,非要孙传庭迅速与李自成决战。九月十四日,双方交战,官军首战获胜,李自成险些被生擒。惊惧之下,数位头领都想绑李自成投降官军。李自成久经沙场,他知道该如何稳住部下,他说:“不要怕,我辈杀王烧陵,毁城无数,罪过不可谓不大。可在此决一死战,如果不胜,你们再缚我出降不晚!”很快,李自成派刘宗敏率军断了孙传庭的粮道,孙传庭军心大乱。此前孙传庭发明了“火车”以剿贼,这种“火车”在上面安装火炮和甲仗,用马来拖挽,作战时,既可用来开炮攻击,也可排列起来当拒马,阻挡敌方骑兵,宿营时则环列在营帐外,用作屏障,用以护营自卫。孙传庭总共造了三万辆“火车”,但由于时间仓促,质量不好,能用的还不到一万辆。粮食不多了,孙传庭决心拿出“火车”阵在郏县对李自成来个绝杀。李自成面对孙传庭的“火车”阵,排出新阵型:最外层是参战不久的新兵,第二层是久经战阵的步兵,第三层是精锐骑兵,第四层是决胜骁骑,第五层是铁甲部队。一番血战后,孙传庭勉强冲破李自成的第一层,此时已经死伤一半,好不容易冲到第二层,却由于孙传庭的部下都是新兵,第一次目睹如此惨烈的杀戮,不少人崩溃了,大小便失禁,更有人吓呆了,有一个人喊了一声“败了”,一下子炸了锅,离此处乘胜进攻,明军四万人战死,“火车”全部被摧毁。惨败过后,孙传庭羞愧得要跳进黄河自尽,但被人抱住,身边人说:“公一身系国家存亡,今徒死何益?不如入关据险,收兵以图再举,天下事尚可为。”此战史称“郏县之战”,而后李自成乘胜进军,在潼关与孙传庭决战。孙传庭真忠烈之士,在预备队打光后,勇冲敌阵,最终死于乱军之中。据《明史·孙传庭传》:“传庭死而大明亡矣。”随着孙传庭殉国,大明能战之将仅剩吴三桂一人。明末大文豪屈大均在得知孙传庭的死讯后赋诗曰:一败中原势不还,二陵风雨惨龙颜。朝廷岂合频催战,司马惟应暂守关。杀气未销函谷里,忠魂常生大河间。行人郏县踟蹰久,泪洒斜阳匹马间。孙传庭妻子张氏闻夫死讯,率孙传庭两女三妾跳井自杀,满门忠烈!可由于明廷没有找到孙传庭尸首,崇祯怀疑他未死而降贼,竟不予抚恤,崇祯的做法彻底寒透了将士的心。李自成大军兵临西安城下,城内藩王秦王朱存枢身为陕西人却有着山西人一样的抠门,一两银子也不拿出犒军,激起众怒。结果,不待农民军进攻,明朝守城将领主动开城投降,西安落入李自成手中。而后李自成接连攻取宁夏、甘肃、青海,整个西北地区除西宁以外,尽数是李自成的天下,大明朝的灭亡进入倒计时,然而就在此时,崇祯的头号敌人皇太极却突然暴卒。第二十章“过劳死”的皇太极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九日,太阳缓缓落下,黑夜降临了,忙碌了一整天的皇太极回到清宁宫东暖阁,坐在南炕上休息。今天,皇太极向土默特部的甲喇章京等人赐给银两,与皇后一起召见远嫁察哈尔、科尔沁蒙古的女儿固伦公主等人,还从第五次南侵获得的战利品中选取最好的绸缎和财物,赏给固伦公主和各位福晋。当皇帝十八年来每天睡眠时间也不会超过六个小时,长期的超负荷工作让皇太极的每一根寒毛都是战栗的,他太累了,也该歇歇了,他在南炕上坐着,慢慢闭上了眼睛。突然间,头上的青筋一阵抽搐,皇太极瞬间感到头痛欲裂……时间到了八月九日晚九点到十一点之间,皇太极“端坐而崩”。此前皇太极的身体早已报警,身体过于肥胖的他穿上铠甲骑在马上,让胯下的千里龙驹都只能每天行五十里,过于肥胖的身躯让他的心脏负担极大,现代医学数据统计,肥胖者心脏病发病率为普通人2.4倍。1641年松锦大战时皇太极每天都在流鼻血。1642年九月,皇太极最心爱的妻子博尔济吉特氏(日后孝庄的姐姐)去世,皇太极大恸,不吃不喝,突然昏迷,说话语无伦次。十二月皇太极出去打猎时“圣躬违和”,还没打猎就回来了。1643年正月初一,皇太极因“圣躬违和”而没有参加新年朝贺典礼。三月,皇太极“圣躬违和”,大赦天下(实际只是东北)。四月,皇太极“圣躬违和”,患“风眩”。长期的积劳成疾,加之过于肥胖,最终将皇太极送上了黄泉路。由于皇太极暴卒,压根儿没有指定接班人,于是大清皇位的交接问题顿时剑拔弩张。此时最有实力问鼎龙椅的是皇太极的弟弟多尔衮和皇太极的长子豪格,多尔衮有同父同母的弟弟多铎和阿济格的支持,掌握着正白旗和镶白旗,豪格掌握着皇太极此前亲掌的正黄旗、镶黄旗、正蓝旗,此外,代善和他的儿子岳托统领正红旗和镶红旗,济尔哈朗统领镶蓝旗。八月十四日,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英亲王阿济格、肃亲王豪格等人齐聚崇政殿,共同商讨继承皇位的人选。多尔衮、多铎、阿济格一进来就感觉不对,殿内外都是豪格的正黄旗、镶黄旗的士兵,一个个虎视眈眈,手握剑柄,随时准备动手。此时,如果多尔衮稍有不慎,两黄旗士兵就会拔刀将自己乱剑砍死。于是多尔衮进入崇政殿后一言不发,处于沉默状态。此时多尔衮的弟弟多铎坐不住了,他见多尔衮没有胆量站出来说当皇帝的意图,自己便起身大吼:“多尔衮,如果你不愿意当皇帝,那就我来当,我的名字在太祖遗诏里!”多尔衮很巧妙地否决了多铎:“太祖遗诏里提到的除了你外还有豪格。”言外之意是太祖遗诏上的名字不能作为太宗死后继承人的依据,一句话一石二鸟,同时否定了多铎和豪格。多铎于是提出让代善来继位。代善论年纪最年长,论实力他和儿子岳托拥有正红旗和镶红旗,然

                      ,等到大伙都笑得没力气了,才长叹一声:“危险啊,危险!”“哦?”齐威王挥挥手,让大伙止住笑,“你说说,有什么危险?”“秦国、楚国虎视眈眈,而您丝毫不在乎,这是第一个危险;大兴土木,修建亭台楼阁,把雪宫(齐宣王的离宫)搞得富丽堂皇,浪费民力物力,这是第二个危险;花天酒地,夜以继日,淫乐充斥后宫,这是第三个危险;贤臣逃匿山林,奸佞侍奉左右,听不到真知灼见,这是第四个危险。”钟离春侃侃而谈,齐宣王神色由晴转阴,看她的眼神由戏谑变为尊重。待她把话说完,齐宣王诚恳地说:“您说得太好了,有如暮鼓晨钟,让人警醒。寡人如果还能有点进步,皆拜你所赐。”于是下令停止修建高台,撤去女乐,从此专心治国,励精图治,齐国的国势由此蒸蒸日上,甚至超越了齐威王时期。而钟离春果然也成为了齐国的王后。无盐女的故事,是一个非典型的中国式童话,它不是丑小鸭的故事,也不是灰姑娘的故事,而是丑小鸭加灰姑娘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上,这个故事流传很广,尤其是在民间,很多人认为是真实发生的事情。本书在此不予判断其真实性,因为在很多时候,所谓真实的历史,也不过是人们以为它真实罢了。王道与霸道钟离春提到的雪宫,在《孟子》中也有记载。有一次,齐宣王在雪宫接见孟轲,突然问了一句:“老先生觉得这个地方怎么样?”“好极了。”孟轲饶有兴致地东看西看,对宫中的每一样东西都觉得很新鲜。齐宣王又问:“古代的圣贤也有这种快乐吗?”“当然有了。”孟轲说,“作为一国之君,有这点快乐算什么?但前提是要将这种快乐和百姓们共享。”他趁机奉劝齐宣王,“君王以百姓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百姓也会以君王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君王以百姓的忧愁为自己的忧愁,百姓也会以君王的忧愁为自己的忧愁。君王和百姓同忧同乐,同心同德,那就可以使天下人归服了。”齐宣王一听,很感兴趣,于是又问道:“齐桓公、晋文公称霸的故事,您可以讲给我听听吗?”“这个嘛……孔夫子的学生们都没有讲过他们的事迹,所以我也没有听过。说白了,‘霸道’那玩意我不懂。您如果一定要我说,我就说说‘王道’吧!”齐宣王说:“好。”“我听人说,有一次您坐在殿上,看到有人牵着牛从殿下走过,准备杀了它去祭钟。您看它哆嗦可怜的样子,毫无罪过,却要被宰杀,实在是于心不忍,于是命人放了它,改用一只羊代替。有这回事儿吗?”“有。”“可是百姓们听说之后,都以为您这是吝啬,是吧?”齐宣王无奈地笑笑,说:“确实如此。他们也不想想,齐国虽然不富,我也不至于吝啬到一头牛都舍不得啊!我就是不忍心看它那可怜的样子,才用羊替代它的。”孟轲朝齐宣王作了一揖,说:“您这种不忍心,就是王道的基础。”齐宣王脸红了一下。孟轲又问:“那您有没有想过,羊其实也很可怜呢?”齐宣王说:“哎哟,这个我还真没想过。您这么一说,我倒是能理解百姓们为什么说我吝啬了。牛和羊一样可怜,我却只怜惜牛而不怜惜羊,这不是让人误会嘛!”孟轲说:“您别在意百姓的误解。您这种不忍心正是仁爱为怀,并不虚伪——您亲眼看到了那只牛,却没有看到羊。君子对于飞禽走兽,看到它们活着,便不忍心看到他们死去;听到它们悲鸣,便不忍吃他们的肉。所以,君子远庖厨,就是这个道理。”齐宣王很高兴:“这事我自个儿琢磨很久了,一直想不出个所以然来,经您这么一说,我心里便豁然开朗了。但我这种心理和王道有什么关系呢?”“假如有一个人说,‘我能够举起三千斤的重物,却拿不起一根羽毛’,您相信吗?”“不信。”“那么,您的好心足以使禽兽沾光,却不能让百姓得到好处,这是为什么呢?一根羽毛都拿不起,只有一个原因,不肯用力罢了。您不实行王道,不是不懂王道,只是不肯去尝试。”“您的意思是,将我的仁爱之心用到百姓身上,就是王道?”“没错。尊重善待自家的长辈,推广到尊重善待别人家的长辈;爱护自己的儿女,推广到爱护别人的儿女。以此类推,施行仁政,治理天下就像在手心运转东西那样简单。”孟轲说着,做了一个手势,就像有个球在他的手心转动。齐宣王连连点头,又问:“具体来说,如何实行仁政,您能给我说说吗?”孟轲说:“从前周文王治理天下,对农民的税率是九分抽一,对做官的人给予世袭的俸禄,在关口和市场上只稽查不征税,任何人都可以到湖泊捕鱼,罪犯的刑罚只有本人承受,不牵累妻室儿女。对于鳏、寡、孤、独等弱势群体,给予特别的照顾,让他们感受社会的温暖。这就是仁政。”齐宣王击掌赞叹:“这话说得真好。”孟轲紧紧抓住:“好的话,您为什么不马上实施呢?”齐宣王老实说:“我有个毛病,我贪财。”(寡人有疾,寡人好货)孟轲说:“这不是问题。从前,公刘也爱财,《诗经》上不是有那么一句吗——‘乃积乃仓,乃裹糇粮。于橐于囊,思辑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家中有余粮,行者有干粮,才能率领军队打胜仗。您如果喜爱钱财,能够惠及百姓,和王道一点也不矛盾啊!”公刘是周朝的先祖,以善事农耕而闻名。这句诗翻译成现代文,意思是:粮食真多,装满了粮仓;还有干粮,装满了行囊。大伙儿团结一心,弯弓搭箭,持戈挺矛,浩浩荡荡向前进。齐宣王又说:“那还是不行,我还有个毛病,我好色。”(寡人有疾,寡人好色)“瞧您说的!”孟轲说,“从前周太王也喜欢女人,经常一大早就带着他的妃子,骑马跑到岐山之下。可那个时候,没有找不到丈夫的老姑娘,也没有找不到老婆的单身汉。您喜欢女人有什么了不起呢?跟百姓一道喜欢就行了。”说句题外话,有些官员就不这样想,他自己可以有很多女人,却要求百姓过着清心寡欲的日子,唉……在孟轲的思想中,统治者与百姓的理想关系,就是一种推己及人的关系。统治者想干什么都好,但是不能只许州官放火,不让百姓点灯。你能干的,百姓也有权利干,这样就真是环球同此炎凉,天下太平了。有一次,孟轲问齐宣王:“听说您很爱好音乐,有这回事吗?”齐宣王颇为不好意思:“我并不是爱好高雅的古典音乐,只是爱好一般的流行音乐罢了。”孟轲说:“只要是音乐就行了,古典音乐和流行音乐也没什么区别。”齐宣王说:“愿闻其详。”孟轲便问道:“一个人单独欣赏音乐很快乐,跟别人一起欣赏音乐也很快乐。相比之下,哪一种更快乐?”(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齐宣王说:“跟别人一起更快乐。”孟轲问:“那么,与少数人一起欣赏音乐更快乐,还是与多数人一起欣赏音乐更快乐呢?”齐宣王说:“当然是跟多数人一起更快乐。”“假如您在这儿奏乐,百姓们听到了,都觉得头疼,愁眉苦脸地说,‘大王这么爱好音乐,为什么会使我们过得这么苦呢?’假如您外出打猎,百姓们看到了,都觉得头痛,愁眉苦脸地说,‘大王这么爱好打猎,为什么会使我们过得这么苦呢?’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您只图自己快乐,而不与百姓同享。“假如您在这儿奏乐,百姓们听到了,都眉开眼笑地互相转告,‘大王身体很健康吧,要不怎么能够奏乐呢?’假如您外出打猎,百姓们看到了,都很开心地说,‘大王身体很健康吧,要不怎么能够打猎呢?’这也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您能够与百姓同享快乐。“所以说,您听什么音乐不重要,重要的是与民同乐。”齐宣王听了,连连点头称善。孟轲在齐国的时候,给了齐宣王不少有益的教诲。他知识渊博,循循善诱,总能把深奥的道理讲得很浅显。即便是批评,也能批评得很有水平。有一次孟轲对齐宣王说:“有一个人要去楚国出差,将老婆儿女托付给朋友照顾。等他回来,发现老婆儿女都在挨饿受冻。对待这样的朋友,该怎么办呢?”齐宣王说:“绝交。”“长官如果不能管理他的下级,该怎么办呢?”“撤职!”“回答得太好了!”孟轲说,“如果一个国君没有把国家治理好,那又该怎么办呢?”齐宣王支吾了一阵,左右张望,赶紧把话题引到别处去(王顾左右而言他)。孟轲就是用这种方式告诉齐宣王,一个单位搞不好,领导要负责任;一个国家搞不好,君王要负责任。但是后世有很多人就不明白这个道理,总是喜欢替领导人开脱——国家出问题了,不追究领导的责任,反而怪下面的人没搞好,甚至责怪有人搞阴谋诡计。齐宣王伐燕回过头来说燕国的事。子之南面称王后,燕国的形势一直不怎么稳定。公元前314年,太子平和将军市被合谋讨伐子之。消息传到齐国,齐宣王意识到这是一个控制燕国的好机会,派人给太子平传话:“寡人听说太子准备起事讨伐乱臣贼子,重振国纲,扶正君臣大义,十分感动。齐国虽小,没有能力解决燕国的问题,但是寡人愿意随时听候太子差遣。”所谓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齐宣王心里打什么主意,路人皆知。然而太子平收到齐宣王的承诺,就像吃了一颗定心丸,马上聚集党羽,发动起义,并命市被率众进攻王宫。不料子之早就得到情报(连齐宣王都知道的事,他岂能不知?),在宫中层层布防,严阵以待。市被攻打了半天,连宫墙都没能靠近。造反这种事情,最关键是发动群众。市被攻打王宫的同时,太子平的党羽正在挨家挨户发动大伙“支持太子,铲除乱党”。然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不是谁苦大仇深就支持谁,而是谁占上风就支持谁。眼看市被的人马越打越少,而子之的援军又源源不断地赶来,蓟城的百姓终于作出了自己的选择。他们纷纷拿起武器,赶到王宫去救援子之。市被的脑瓜子很好使,一看大势已去,立刻拔出宝剑,大呼一声“跟我来”,带着残部就向百姓冲去。百姓毕竟是乌合之众,一看市被这副气势汹汹的样子,都禁不住向后退,有的人已经悄悄扔掉棍子,准备溜回家。戏剧性的一幕突然发生,市被冲到百姓阵中,不杀也不砍,脚步也不停,声嘶力竭地喊道:“太子作乱,人人得而诛之!父老兄弟们,跟我去杀太子!”百姓们愣住了,有几个人情不自禁地跟着喊起来:“杀太子,杀太子!”这声音被迅速扩大,于是数千人一起喊:“杀太子,人人得而诛之!”跟在市被身后,朝着太子府进发。在路上,他们遇到太子党羽的阻截,双方发生战斗。一番血肉横飞之后,有人突然想到家里的老婆小孩需要保护,有人则想着可以趁火打劫,把隔壁李老汉家的铺子给抢了,还有人就是李老汉……厮杀的对象开始模糊起来,仿佛前后左右都是敌人。混乱中,市被被人一棒子打倒,还没来得及站起来,又被无数双脚踏过。他拼命护住头,绝望地大叫,声音却越来越微弱,最后有个好心人往他背上插了一刀,结束了他的痛苦。数天之后,当子之的人勉强恢复蓟城的秩序时,已经有数万人死于这场闹剧。侥幸活着的人,也赶紧收拾行李,逃到别处去避难。城内只剩一片断壁残垣,以及无数孤魂野鬼——这其中就有太子平。燕国的内乱,对于齐宣王来说,无疑是一个助其称霸的好题材。就连孟轲这种成天把王道挂在嘴上的人,也掩饰不住兴奋,向齐宣王进言:“现在讨伐燕国,可以建立周文王、周武王的功勋,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齐宣王早有准备,命令匡章为大将,尽起“五都之兵”,并号召北方少数民族部落也出兵,向燕国发动了全面进攻。当然,打的旗号是惩治乱党,为太子平报仇。前面说过,进入战国时代以来,中原各国纷纷在战略要地设郡。唯独齐国别具一格,始终没有设郡,但是设有“都”。除国都临淄之外,还有高唐、平陆等四都,合称五都。每个都均驻有经过考选和严格训练的常备兵,也就是“持戟之士”。五都之兵尽出,则齐军的主力部队全部出动,再加上少数民族部队,声势十分浩大。实际上,齐宣王根本用不着如此兴师动众。燕国经历过蓟城之乱后,人心离散,兵无斗志。齐军所到之处,燕人纷纷打开城门投降,不到五十天,匡章便占领了蓟城。子之和燕王哙“皆死”——至于是何种死法,则不得而知了。也许是胜利来得太容易,齐军占领燕国全境后,如何处置燕国反倒成了齐宣王的一块心病。当时朝中重臣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是“取之”,也就是吞并燕国;一种是“勿取”,也就是扶立新君,然后撤军回国。齐宣王当然是想“取之”,但是又拿不定主意,于是将孟轲请来,想听听孟轲的意见。齐宣王问孟轲:“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不到五十天就拿下了。寡人觉得,这不是人力所能为,而是天命如此。古人说得好,天予不取,反受其咎。寡人想就此吞并燕国,不知先生有何高见?”孟轲说:“燕国的百姓是什么态度?如果他们很高兴被并入齐国,那就吞并。当年周武王消灭商朝,天下人都举双手赞同,有何不可?如果他们不愿意被并入齐国,那就不能吞并。您想想看,以万乘之国讨伐万乘之国,百姓们们箪食壶浆相迎,难道有什么其他的原因?不就是想躲避水深火热嘛!如果水更深,火更热,他们很快就会起来反抗。”孟轲的话说得滴水不漏,等于将皮球又踢回给了齐宣王。齐宣王依旧举棋不定,于是将这事先搁到了一边,命令齐军抓紧掠夺燕国的资源,运往齐国。不久之后,燕国就发生了反抗运动。而天下诸侯对齐国独占燕国也纷纷表示不满,其中最不满的就是秦国。公元前312年,秦将樗里疾率领秦、魏、韩三国联军伐齐(这三个国家为什么会联合,下一章将讲到),大败齐军于濮水。齐宣王又急又怒,将孟轲找过来,劈头盖脸地问道:“现在天下诸侯都在反对寡人,您说该怎么办?”言下之意,当初是你说的可以吞并燕国,可你没有告诉寡人别的国家会以武力干涉啊!孟轲擦了擦脸上的唾沫星子,平静地说:“我只听说过商汤凭借着七十里领地向天下发号施令,没有听说过拥有千里之地的君王会害怕别人。”只消一句话,就把齐宣王的怒气打回了肚子里。孟轲接着说:“《尚书》上说,‘商汤征服天下,从葛地开始。’天下人都信任商汤,他挥师向东,西方的人民就埋怨;挥师向南,北方的人民就埋怨,都盼望他的军队早点到来,就像大旱的时候盼望乌云一样。商汤所到之地,商人照常做买卖,农民照常种地。他杀了当地的暴君,慰问当地的人民,像是及时雨从天而降,百姓们都欢呼雀跃,欣喜若狂。所以《尚书》上又说,‘等待君王,君王来了,我们就得到新生。’现在燕国发生内乱,大王去征伐它,百姓们都以为您会救他们于水火,所以箪食壶浆出来迎接。可是我听说,齐军在燕国杀戮他们的老人,囚禁他们的子弟,毁坏他们的宗庙,抢走他们的宝物,那是什么搞法!天下诸侯本来就畏忌齐国强大,现在齐国占领了燕国却不实行仁政,他们打过来,又有什么奇怪呢?”齐宣王目瞪口呆。闹了半天,全是我的责任,跟你孟轲没任何关系啊!他憋红了脸,想反驳孟轲几句,但实在是找不到什么理由,只好盯着孟轲看了半天,终于挤出一句:“依先生之见,寡人该怎么办?”“赶紧发布命令,把抓到的燕国百姓都送回去,停止搬运财物,马上撤军回国,派使者向各国解释,或许还来得及。”孟轲说着,压低了声音,凑到齐宣王耳边,“我一再劝您注意要用王道,王道!您怎么就不明白呢?”“对,对,王道。”齐宣王丢盔弃甲,连连点头。不久之后,齐国就从燕国撤军了。公元前311年,赵武灵王将流亡在韩国的燕公子职(太子平之弟)送回燕国,立为燕王,即燕昭王,逐渐将燕国的局势稳定下来。第十章合纵与连横的新一轮博弈公元前312年,秦将樗里疾率领秦、魏、韩三国联军伐齐,大败齐军于濮水。具体的战绩是,齐将声子被杀,匡章败走。樗里疾的这次行动,虽然不是为了燕国而来,但在客观上迫使齐国从燕国撤军,从而挽救了燕国。仅

                      是牵强附会的,但是当时许多人都相信这些传闻。童妃事件给南京政权带来的重大信任危机,又由于那个时期发生的第三个大案,即伪太子案而进一步大大加剧了。

                      伪太子

                      崇祯皇帝长子慈烺的命运,自从北京陷落和他神秘地失踪以后,就成为众所瞩目的事情。1645年1月,弘光皇帝曾正式命令史可法去查访慈烺是否依然活在世上,并且——我们可以想象,当史可法没有提供这种传闻存在的证据时,弘光皇帝无疑感到松了一口气。但是,3月27日一份来自礼部侍郎的关于慈烺仍然在世的报告,震动了朝廷。不仅如此,官员高梦箕还知道16岁的太子是在什么地方发现的。据礼部侍郎高梦箕说,这个皇子几个月前就到了高在北方的家,还有一个男仆护送他向南而来。他们一到江南,这个仆人就力劝太子与他同去南京,但是慈烺——如果确实是他的话,更愿意单身去杭州。他可能是担心被视为冒名者,这在南都弘光的统治下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弘光皇帝一听到这个消息,就派遣一个心腹太监去杭州寻找这位可能的太子。终于,在杭州附近的金华找到了这个自称太子者,并在28日护送到了南京。当然,他并没有马上被送到朝廷,而是被送进了南京城内的兴山寺,在那儿住了好多天。这个消息惊动了南京百姓,在那些日子里,他吸引了川流不息的好奇的访问者,听他不断地讲述他自己的故事。据一个最为可信的记载他的材料说,在他父亲驾崩、李自成入城的那天早上,他——慈烺——从城西门逃出了北京。他选择这个门是因为它是起义军最初入城的方向,因而防卫可能最为薄弱。离开北京城当天,他在一条沟里睡了一夜,以后他转而南行,借助其他行人的掩护,用了七天的时间不断向南赶路。在这期间他没有东西可吃,据他所说,在绝望之中他便向一家大宅子请求留宿和帮助,而这个大宅恰巧是高梦箕的家。从那儿出发,他又来到了江南。最早见到慈烺并且听完他讲述经历的官员们,对他语气口吻的真实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年轻人的镇静与自信,看来也有足够的皇家风范。两个被派往兴山寺调查这一事件的宫内太监对他的身份确信不疑,还把皇族的袍服送给了他。就在他们准备把他带进宫内进见弘光皇帝时,又有许多的官员来到了这座庙宇,并投送名帖。当这个所谓的太子表示认得其中的一个太监并叫出了他的名字时,旁观的众官员们便把这当做他身份的确实无疑的证据。对兴山寺这种拜访的汇报,使弘光皇帝大为恼怒。他生气他自己的王朝官吏竟这样轻易地相信了这个男孩的皇族血统的声明。他下令把那两个太监秘密赐死,并且立即把这个自称太子者投入中城的监狱。从那以后,直到弘光皇帝自己也放弃了这个宫殿,这个太子一直被士兵幽禁在监狱中,并且隔断了与公众的任何联系。从被监禁时开始,太子受到了详细的审讯。确实他的身份的一个方法是召来从前的宫廷师傅加以对证。这些师傅中的一些人,特别是刘正宗对他进行了严厉的询问。据他们说,他体貌与明太子相像,也大致知道那些宫廷课程。不过,他记不起来或是不知道讲授时的某些细节。这样,他的身份仍然暖昧不明。随着这位所谓太子的消息传播开来,好奇的人们热心地议论着这个案件的两种可能。一些人真心相信,他比任何人都像慈烺,这一点已经在人们拜访兴山寺的时候得到了证明。他们认为,很明显,弘光皇帝企图故意用其他借口来保住他的皇位,但那只能证明他们的正确。但是另一方面,史可法认为那个男孩是一个冒名顶替的人。他在扬州从送给他的南京邸报上读到了这个男孩的自述后,立即给弘光皇帝写信,对“假太子”的自述加以否认。史可法指出,如果太子真的到南方来,那他一定要通过淮安。由于前一次的查访,史可法的部下对这位太子的消息已格外敏感,不断地打听,如有消息当局就会得到报告。可实际上,在淮安并没有听到什么消息,这就可以证明史可法的看法,即现在关押的这位“太子”,原是一直是呆在南方的。另外,史可法根据自己的情报说,太子已经在北京找到了。他最近接到在北京奉命与清人签订协议的左懋第特使的报告,说他已经从墙上的布告上抄下了这个消息。在多尔衮签署的3月2日的公告里,这位满族摄政王谈到了一个在崇祯岳父周奎家里自称是太子的装模作样的怪人。怀宗公主看到这个年轻人——他叫她姐姐——后失声痛哭。尽管这位独臂公主显然是认出了他,但是前皇后袁氏不承认这个年轻人,并声称这是一个冒名顶替的人,于是多尔衮便把他处死了。送给史可法过目的布告肯定是真的,但有一些具体的细节似乎存在着疑问。比如,为什么这个布告会提到怀宗公主认出他后放声大哭?这本是他太子身份真实性的有力证据;为什么相反的证据竟来自袁皇后?大家都知道她已经死了。无疑,太子在他外祖父家寻求避难是说得过去的;而且这又与一些在北方的人说慈烺自从逃离大顺农民军后生活无法维持的传闻相吻合。因而,史可法认为,不难确定,那个在周奎家“冒名”的年轻人确实是太子;他家里的人在最初认出他之后,又装作不认得他,希望以此来保全他。况周奎、公主一见,相抱而哭。后有怵以利害者,乃不敢认……由此欢心是皇太子不死于贼,诚死于虏矣。因此史可法宣称,在南京囚中的年轻人倒显然是个冒名者,应予揭穿。用这种方法促使弘光皇帝把整个事件当作一个精心设计的阴谋并不困难,于是他让阮大铖的密友、“严讯”过这个年轻人的杨维垣进行调查。这样,在被监禁了两个月以后,这位假定的太子被带到了特别审判官面前。这场在1645年4月11日进行的审讯,是由马士英策划的,弘光也参加了。皇帝本人首先宣布说,据在北京皇宫内侍奉过太子的太监们说,这位自称太子者面貌不像真正的慈烺,审讯便由此开始。随后,三个翰林学士被指定为证人,他们之后还有三名官员,他们都说他不是太子。于是,杨维垣导演的这场审判的口供就在法庭上出笼了。根据这份口供,这个年轻人承认他叫王之明,他被认出是北京皇家禁军的一员,也是一位富官皇戚的侄子。王之明肯定得到了宫内太监提供的情况,而且肯定是被高梦箕拖进了这个阴谋之中。王之明的口供并没有使那些相信他是真正太子的人们感到信服。一些像何腾蛟、黄得功这样的官员们对审问本身的程序半信半疑,怀疑那些审判官串通一气,在口供上搞了鬼,用来迫害这个自称是太子的人。至于官员外的那些平民们,绝大多数人都相信这个囚犯是真正的明太子,甚至他的名字也表明了他的真实身份:“王之明”颠倒语序后就是“明之王”了。如果弘光和马士英不希望流言继续传播,那么审讯的结果最好不要那么确定无疑。直到今天历史学家们仍然在争论这个自称是太子的人的真实身份。同时在南京,王之明的社会影响,甚至可能因为审讯而增强了。“百官皆知伪,然民间犹啧啧真也”。把这个年轻人当作其保护者的老百姓,显然相信马士英和皇帝极想杀死他们的囚犯,而且这个审判实际上不过是为处死这个冒名者而走的过场而已,是预先设计好了的。这样,假太子案就严重地损害了南京政权的名誉,也进一步丧失了百姓对它的信任。然而,更为严重的是这个事件对那些正在作战的将领们的影响。比如,黄得功对弘光皇帝处理这个年轻人的非人道做法深感震惊,认为这个年轻人的皇室身份尽可存疑,但至少应该保证他免受一般囚犯所受的惩罚。他直率地写信给皇帝:东宫未必假冒,各官逢迎。不知系何人辨明,何人定为奸伪?先帝之子,即陛下之子,未有不明不白付之刑狱,混然雷同,将人臣之义谓何?更为无礼也更为不祥的,还是左良玉对这个审判的抨击。他谴责阮大铖和马士英的丑恶行为。

                      左良玉兵变

                      左将军一直想找一个借口,从武昌挥师顺流而下,取代南明朝廷,铲灭他在那里的政敌。自从兵部侍郎阮大铖与江西湖广总督袁继咸严重不和而克扣左良玉部队的军需导致关系的恶化以来,地方军阀与弘光主要谋臣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当左将军听到消息说阮大铖正在打击一些与“顺案”有牵连的士人、特别是其中有他以前的知遇之人侯恂时,十分愤怒。像周镳、吴应箕这样的士人签署过留都防乱公揭,因此担心会死在阮大铖手中。另外,像雷演祚等人曾在皇统之争中支持过鲁王,也害怕会被马士英杀死。周镳和雷演祚都被抓进了监狱,但是吴应箕还有行动自由,他要求侯恂的儿子侯方域写信给左良玉,请他进行干预以使他们得以保全。尽管重病在身,为了战略的需要,左良玉还是安排好了调动部队的行动计划和顺长江而下的水军。李自成的部队最近在山西的失败,以及与此同时张献忠“大西国”的残酷统治在四川的崩溃,意味着左将军及其部属面临着迫在眉睫的危险,就是来自北部和西部的起义军可能在湖广地区倾全力进攻他们。因此,当他接到来自御史黄澍(他刚刚逃离马士英和宫廷太监的魔掌)以“清君侧”为名进行干预的另一个请求时,他便开始考虑发兵之事了。黄澍的请求,加上那个自称太子的人惨遭迫害的消息,促使左良玉在1645年4月19日开始率军沿江而下,直扑江南的那些富庶的城市。在多数人看来,左良玉决定起兵即使并不完全正确,那也是被童妃和伪太子案逼出来的。未几,有王之明者,诈称庄烈帝太子,下之狱。又有妇童氏,自称由崧妃,亦下狱。于是中外哗然。明年三月,宁南侯左良玉举兵武昌,以救太子诛士英为名,顺流东下。左良玉在他起兵初期发布的声讨南京政权的檄文,代表了复社党人的主张,左良玉似乎已经全部采纳了他们的主张。在他们看来(以及在檄文中),马士英是南京政权一切失败的罪魁祸首。由于这种歪曲的看法,左良玉进攻南明首都的威胁,使人们不分青红皂白地将弘光政权的衰败归罪于马士英。同时,由于是根据复社东林党积极分子的见解而发动兵变的,左良玉便故意扮作那些正人君子的拥护者。在顺江而下的途中,他的士兵挥舞的大旗上缀着通告,说宁南侯正开赴南京,以解救周镳和雷演祚等受迫害囚禁者。这项特别使命的命运从一开始就被决定了。当左良玉前来解救周镳和雷演祚的消息传到南京时,阮大铖对他的囚犯下达了秘令,“允许”他们自杀。其后不久,甚至在左良玉部队已经逼进的时候,周镳著名的同父异母兄弟周钟——1643年年初复社的领导人、明朝的叛逆——也被杀害了。他的死刑是公开的。当刽子手走近他时,他竭其余力,讥问道:“杀我,其使天朝平安乎?”曾经以辞令之长而劝阻了崇祯皇帝南逃的尚书光时亨,也同时被斩首。但是复仇的任务,即铲除马阮政权及其支持者,仍在进行。左良玉显然认为,值此多事之秋,他的计划会赢得广泛支持。但4月26日他到达九江时,却发现他的老朋友和同盟者袁继咸并不相信他起兵的正义性。他为此十分震惊。袁继咸和湖北巡抚何腾蛟一样,认为袭击南京是对南明事业的致命打击。袁继成的坚决反对使左良玉认识到,他自认的正义之举被许多人看到叛逆之行。而且,这个老军阀——身体状况日见恶化——已经不能够驾驭自己的军队了。4月30日当袁继咸在九江左良玉的旗舰上拜访他时,左良玉已不能制止他的士兵洗劫这个城市。谈迁记载这次见面说:袁继咸过见舟中,俄见岸上火起,报曰:“袁兵烧营,自破其城。”良玉浩叹曰:“此我兵耳。我负袁临侯也。”此后不久,左良玉开始内脏出血,几天后就死了,把他的庞大军队留给了他的不很牢靠的儿子左梦庚。尽管这个时候对部队的管理比以前要严,但是左良玉的将领们仍然在沿长江行军去安徽池州的路上,洗劫了安庆。这支由职业军人、强盗和冒险者组成的庞大而野蛮的军队正劫掠江南以餍私欲,此种情势把南京朝廷抛进一片恐慌之中。为阻止左良玉的军队,南明部队就不得不从淮阳地区撤退,从而削弱了南明抵抗满兵的防线。在那里的南明部队本来就不充足。然而马士英对左良玉的担心却远胜于对清人的担心。左良玉毕竟发动了对马士英个人的讨伐。“吾辈吾臣”,马士英说:“宁可皆死于清,而不可死于左良玉之手。”于是马士英命令阮大铖、朱大典、黄得功和刘孔昭的军队阻止湖广军队向南京的推进。与此同时,史可法正在请求增援刘肇基的只有2万部队保卫着的扬州防线。马士英拒绝了这个请求,而且还强令刘泽清的部队从他们正在坚守的抵抗豪格的黄河前线撤回来,以加强左良玉与南明朝廷之间的防御工事。弘光知道,这将从史可法侧翼撤走部队,因而甚至想解除这道命令。但是马士英劝告皇帝,做出这种改变已经为时太晚了,现在的形势是这样的严峻,以致于史可法也不得不被召回。史可法强烈反对这一主张:上游(指左良玉)不过欲除君侧之奸,未敢与君父为难;北兵一至,则宗社可虞。但是皇帝坚持认为左良玉是个危险的叛逆,认为“寇至则防寇(指左良玉),寇去则防敌”。5月2日史可法正式收到撤回江南的命令,这位南明将军勉强执行了。他把部队一分为二,留下一部分防守泗州,他带领另一部分奔赴南京,准备阻击左良玉。史可法的这样分遣兵力最后证明是不必要的。在洗劫完池州后,左梦庚和他的将领们被黄得功挡在铜陵,并且被迫撤回了九江。因为多铎军队迫在眉睫的进攻,黄得功不能全力发动对左军的进攻,而且尽管左梦庚军队占据了安庆上游地区,但同时阿济格正从另一个方向进攻他们。当满军到达九江时,左良玉的整个部队实际上投降了清人,并成了次年平定中国的新的骨干力量。加入清军的左良玉旧部的大多数军官可能被称作“新”辽东人:即那些曾经效力于明朝边疆,后来在30年代的混乱中又调回中国腹地(多为河南)的那些军官。这些人中最重要的是金声桓。他曾经在辽东供职,并于1633年逃离了满洲(其妻儿成为人质),加入了左良玉在河南的部队。在九江投降满人的以后几年里,因为他在没有正规满军帮助的情况下,把桀骜不驯的江西省几乎全部控制在他手中,因此他的家人从监禁中解脱了出来。其他不太有名的官员也都为清朝的统一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左梦庚被邀入朝,并加入汉镶黄旗;1648年他帮助阿济格打败了大同的造反者。卢光祖在加入汉镶蓝旗之后,1646年随同豪格征战四川,镇压那里的张献忠起义军,并且为打败与南明永历政权联结的“寇匪”立下了汗马功劳。加入汉正红旗的李国英也跟随豪格在四川征战。实际上正是李将军这支由旗人率领的队伍,与满旗兵协作,在1647年1月在彭州附近的凤凰山把张献忠逼入了绝境并杀死了他。在加入左良玉的队伍之前本来在何腾蛟手下效力的徐勇,在投降阿济格后平定了九江的匪寇和复明分子,随后他担任了长沙驻军总兵,指挥了对永历政权的张荆春将军的战役,在他死于与南明白文宣将军的战斗之前,他被授予了男爵爵位。同样来自辽东的军官郝效忠在投降后被指派在武昌驻防。随后当阿济格回北京时,郝效忠与之同行,加入汉正白旗,并在湖南担任将军,他后来因为拒绝背叛清人,在当地被孙可望俘虏并被杀掉。如此之多的左良玉部属向满人投降,对南明构成了一种严重而长期的威胁。就像我们看到的一样,在以后的那些年中,永历的将领们发现这些军官中的一些人是他们强劲的对手。不过,就眼下而言,左部的解体意味着史可法的部队不必去解救南京了。在史可法恰好到达南明首都的上游浦口时,他才得到这个对南京的直接威胁已经解除的消息。他的第一个反应是继续向南京进发,去见弘光皇帝,但是他的主子却命令他回师扬州。史可法显得有些犹豫;一天之中他发布三道命令,最后决定率军

                      人仅向北征蒙古的“出发地”集中输送粮食换盐引,这小小的调整,虽减少了九边其他边镇的收入,却保证国家可以短时间集中大量钱粮,打好北征之战。后来迁都北京时,他故伎重演,解决了大明迁都的经济难题,虽说是“权宜之计”,可毕竟解决了问题。“钱钞之禁”是朱元璋时代的“历史遗留问题”。洪武时代,朱元璋发行纸币,即“洪武宝钞”,但当时明朝发行纸币并无“准备金”,导致纸币贬值,物价飞涨。到永乐时期,虽出台禁令,严禁民间金银交易,但老百姓依然对宝钞采取抵制态度,具体方法是,每到用宝钞交易时,就故意哄抬物价,每到用铜钱交易时,便恢复常价,虽时常重惩,却屡禁不止,以至一度“纸不如铜”。夏元吉反对用强,对症下药,一方面紧缩银根,保障宝钞信誉,另一面让宝钞价格同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食盐挂钩,以维持宝钞经济价值。“经济手段”确实管用,不久后物价渐趋稳定,国家财政日益平稳。身为“大账房”,又面临国家每年“花费如流水”的情景,自然养成了夏元吉“用度谨慎”的特点。每年他“谏阻奢靡事百件”,甚至包括宫廷开支和藩王用度等行为。永乐时代的各式“大活动”,如接待外国使节,修筑河道,乃至练兵设防,样样用款,但凡是由他负责,皆小心百倍,认真核算,能省则省,为此也时常与兵部、户部等部门的官员发生争执,由此得了一个绰号:夏刺头。所谓“刺头”,在当时民间方言里,是“小气鬼”的意思。这“刺头”也终于刺得朱棣龙颜大怒。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朱棣欲发动第三次北征,一举平灭鞑靼太师阿鲁台。深感国家财政日益吃紧的夏元吉竭力阻止,触怒了朱棣,加上一直深恨夏元吉的国公张辅以及汉王朱高煦的争相挑拨,夏元吉被解除职务,送“内宫监”长期关押。幸好深知其才的太子朱高炽从中调解,方才保住了他的性命。在抄其家的时候家中仅布衣和瓦器,朱棣闻之感叹:“果然刺头也。”而北征的结果也不幸被夏元吉所言中:朱棣连续发动远征,“严盐法”渐被滥用破坏,国家财税捉襟见肘,国库空虚,从夏元吉下狱的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至朱棣病逝于第五次北征归途的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仅大米的价格,就从1石1贯宝钞,上升到50贯宝钞。朱棣病逝后仁宗朱高炽登基,赦夏元吉出狱官复原职,首任要务还是解决这“通货膨胀”问题。夏元吉殚精竭虑,再改“严盐法”,允许商人用宝钞直接换盐引,规定以300贯换1引,另外继续对皇帝“刺头”,禁绝宫廷奢靡消费。明宣宗朱瞻基登基后,夏元吉主持改革商税,减少国内关卡,鼓励商品流通,削减收税比例,做到“税少而财增”,经永乐时代日益空隙的国库,终于重新充裕起来。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夏元吉退休,数月后病逝于家,赠太师。这位历事洪武、永乐、洪熙、宣德四朝的“大账房”,堪称“永乐盛世”“仁宣之治”两大黄金时代的关键人物。补充一点,素来被认为“刺头”的夏元吉,也有大方的时候,比如每年划拨给各地收养孤寡老人的养济院的经费,从来都是逐年增加。但凡有各地闹灾,划拨救济粮米均大大超过预算。私生活方面,其亲弟弟从老家来看他,他仅赠米两石,但对京城周边乃至老家的孤苦学子,却时常得其无私资助。在这位“大账房”眼里,钱用在老百姓身上,也就用在了“刀刃”上。第九章明朝的『越南战争』一明成祖永乐皇帝朱棣在位22年,一生对外征战无数,5次北征蒙古,最远直杀到今天俄罗斯境内,连败鞑靼,瓦剌两大部落,放眼当时寰宇,可谓所向披靡。但另一场几乎与之同时进行的战争,长久以来史家却着墨不多——明平安南之战。安南,即越南古称,明代时期,越南北部称安南,南部称占城,自唐末建国以来,一直是中国西南的友好藩属,从宋至元,始终向中国称臣纳贡。明洪武元年,朱元璋登基不久,安南即遣使来朝,是当时中国周边藩属中最早承认大明王朝为“宗主国”的国家,从此两国通好。洪武中后期,趁明朝接连发生“胡蓝”大案,且忙于和北元残余势力相互攻杀时,安南也趁势北进,屡屡侵扰广西宁明等地区。朱元璋一度想南征安南,但终不愿劳师远征,最终只是遣使申斥。到永乐年间,种种矛盾累积,演变成一场一度把大明拖入“越战”泥潭,也给越南当地人民带来无尽灾难的战争——明平安南之战。二明朝与安南战争的导火索,是安南国内的一场政变,在今天越南的史料里,被称为“陈黎之变”。朱棣登基以前,安南的国王,一直由当地陈氏家族世袭,世代受中国册封,史称“陈氏安南”,到洪武末期,其国家大权渐由宰相黎氏家族操控,国王仅保持虚名。公元1400年,朱棣发动篡夺皇位的“靖难之役”时,安南黎氏家族也发动政变,杀死国王自立,黎氏宰相改名胡一元,自封“太上皇”,掌控大权,由其子任国王。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他遣使臣到南京,谎称安南国王陈氏病逝无后,自己以外孙身份即位称王,现请求大明以宗主国名义册封。朱棣疑惑之下,派大臣杨勃赴安南查问,结果杨勃被胡一元重金买通,归国后竭力做旁证。疑虑渐消的朱棣遂顺水推舟,于是年八月命礼部侍郎夏止善赴安南,册封胡氏为安南国王。可“纸是包不住火”的,不几日,原安南旧臣吕伯奢逃到南京,面见朱棣揭发真相,并与安南国使臣当面对质,终于真相大白。上当的朱棣恼怒万分,但当吕伯奢苦求朱棣兴“吊伐之师”,即用武力帮助陈氏复国时,朱棣却犹豫了。在老挝宣威司送来了外逃的陈氏王族宗亲陈天平后,朱棣决定采取相对稳妥的办法,先派御史李琦去安南,表示“最强烈抗议”,申斥胡氏的篡逆之罪,重压之下胡氏家族果然服软,胡一元父子向朱棣上表请罪,并表示愿迎回陈氏家族后人为王,朱棣遂册封陈天平为安南王,命广西左、右副将军黄中、吕毅护送陈天平归国,此举除了“伸张正义”外,当然也有借机索还安南侵占大明领土的目的,一场“篡逆闹剧”,似乎在朱棣的软硬兼施下,已然“和平解决”。永乐四年三月,黄中等人护送陈天平进入安南境内,到达鸡岭关(今越南老街)时,安南派人前来犒劳,趁明军松懈,突然出动10万大军发动突袭,先劫走了陈天平,接着毁掉了老街通往河内的道路,当着明军的面公开处决了陈天平,而先前明朝派往安南的使臣吕松,也被胡一元杀掉。4000明军进攻受挫,只得仓皇归国。这是“公然践踏大明尊严”,消息传到京城,朱棣火冒三丈,当廷大骂胡氏父子“蕞尔小丑,罪恶滔天,此贼不诛,兵则何用”?终下定决心——南征安南。永乐四年七月一日,朱棣发布《讨安南檄文》,声称“命将士出,吊民伐罪”,做好“宣传工作”,接着命镇守云南的西平侯沐晟任“征夷左副将军”,从云南进兵,成国公朱能任征夷将军,会同任“征夷右将军”的新城侯张辅,统“十八路将军”,从广西进兵,两路齐下,务求一举扫平安南。这次动兵,对外号称兵马80万,而实际兵力也不下30万,除了调动擅长湿热气候作战的四川、云南、广西各地精兵外,更从各地藩王处调集“护卫”数万人,借征安南而收“削藩”之效。对此次出兵,精于兵事的朱棣谋划周详,为了防止将帅不和,对朱能和沐晟反复告诫,让他们“不可故违以伤和气”。纪律也格外森严,规定“妄戮之人,虽建功不得赎罪”。写给众位将领的谕告里,更点出了诸如防止敌人埋伏,提防炎热天气和当地瘟疫,以及安抚当地百姓等“注意事项”。此外朱棣还出奇制胜,派太监马彬调集广东、福建两省水师,沿海路至占城(越南南部),堵截安南逃兵。太监统军,由此而始。孰料出师不利,“征夷将军”朱能行至广西龙州时病逝,年仅31岁的张辅临危受命,代理征夷将军一职。张辅勉励众将“昔开平王(常遇春)远征途中去世,歧阳王代之大破元军,我虽不才,愿效前辈”。是年十月,张辅部进入安南境内,稳打稳扎,连克隘留、鸡鸣两关(今越南甘塘、老街),与另一路大军沐晟部会师,合力进攻安南北部重镇多邦。多邦,即今日越南的谅山,自古有“下谅山而越王降”之说,原因在于谅山险要,而其南面却一马平川,大军可长驱直入。胡氏父子也知此战重要,在多邦(谅山)以宣江、桃江、富良江、陀江四处天险为依托,在当地广挖战壕,修筑防御要塞,密置弓弩火器,其弩箭与火器弹丸皆用毒药浸泡,沾之即死,各式城栅相连900里,更“全民皆兵”,尽发举国近百万兵民参战,可谓是15世纪越南版的“马其诺防线”。张辅深知“此城一破,便如破竹”,于是精心策划,先稳住营盘,继而派小股部队陆续发动佯攻,牵制敌注意力,直到十二月五日夜,决战打响,明军发动突袭。之前在护送陈天平时遭安南算计的都督黄中主动请缨,率敢死队(即当初护送陈天平的4000士兵)突围,强攻多邦东门,士兵各个争先赴死,在付出了伤亡过半的代价后,终登上城头。打开了缺口,30万明军顺势强攻,胡家父子苦心经营的“多邦防线”,一夜间土崩瓦解。城破之时,安南军杀出“回马枪”,派战象反攻明军,意图力挽狂澜。张辅早有准备,以火枪硬弩瞄准齐射,数千大象尽成“活靶子”,踩踏安南官民无数,明军乘胜追击,终攻克多邦城,多邦主帅,安南“国防部长”阮飞明被杀,史载“斩俘无算”。今天不少越南史料考证,越军在这场战斗里的死亡人数不下10万人,南征大局一战而定,此后明军长驱直入,至永乐五年五月,明军在富良江会战中彻底歼灭胡氏父子的水师,斩首3万7千人,“溺死无算”。胡氏父子败逃后被捕获,押送京城斩首。至此,历时1年的平安南之战,彻底结束。平安南之战,张辅仅用1年时间,即攻克安南全境,“得府州四十八,户三百三十万”,可称是不世之功。与今人想象不同的是,此时安南并非是普通的“蕞尔小邦”,多年以来其四处征伐老挝、暹罗(泰国)、占城(南越)等国,甚至年年骚扰中国广西、云南边境。其部分火器装备,比明军还要先进,之后明朝神机营的部分火器,就是从安南之战缴获越军的火器里改良而来。可见,朱棣平安南之役,实为保障边境平安的自卫反击战争,胜利也颇为不易。明军之速胜,一者是张辅统筹有方,上下三军用命,二者也是策略正确——攻心。自进入安南境内开始,明军便向当地官民广发檄文,声称此来是助陈氏复国,告诫安南百姓不要“助逆”。此外,明军大军过处,皆纪律严明,与民秋毫无犯,更没收胡家父子的“逆产”分发当地贫民,越南士民无不“纳款以降”。鼎定战争大局的多邦之战,即是明军以当地乡民为向导奇袭成功,最终平灭胡家父子的富良江之战,更是明军以反抗胡家父子统治的当地“义军”陈封为先驱,一举大破之。逃窜的胡家父子也被当地百姓捕获了捆送给明军。安南之胜,人心向背是为关键。永乐五年五月,张辅将捕获的胡家父子捆送南京,并上报说陈氏宗族已被胡家父子屠尽,至今难觅宗族,当地“儒生”也上“万民表”,请求允准安南归附大明。朱棣下诏斩首胡家父子,大学士湖广等人建议借机在安南设郡,将之并入中华版图。朱棣的“燕王府旧臣”纷纷响应,尽管文臣解缙、杨士奇以及“第一谋士”姚广孝等人竭力反对,但志得意满的朱棣还是欣然采纳,永乐五年六月一日,朱棣降《平安南诏》,晋升张辅为“英国公”,改安南为“交趾”,设交趾郡,以工部尚书黄福为交趾布政使兼按察使。正是这个看似“威服四夷”的决定,令本已南征成功的大明,从此陷入了长达十数年的“越战”泥潭。三永乐六年六月(公元1408年),为筹谋北征蒙古事宜,朱棣招驻兵安南的张辅归京,仅留沐晟镇守当地。然而仅过了半年,是年八月,安南战事风云再起,原安南陈氏王朝旧臣简定聚众造反,安南上洪、大塘、同登等地乡民纷纷响应,大举叛乱。此后,简定自称日南王,立其侄儿陈季扩为帝。朱棣闻讯大怒,先怒杀叛军派到南京的使臣,继而大举增兵,调云南、贵州、四川三省精兵4万人,由西平侯沐晟率领征剿,另派兵部尚书刘俊赴安南持诏书招抚,企图“剿抚并用”。是年十二月,沐晟率军与陈简定在安南生厥江(今越南丰盈县)决战,因轻敌冒进,被简定率重兵合围,激战之下全军覆没,明朝的“交趾指挥使”吕毅,派往安南招募的兵部尚书刘俊,皆在此战中阵亡。安南“建省”仅一年有余,局面却迅速糜烂。究原因,祸根其实早在朱棣决定设“交趾郡”的时候就种下了,恰如杨士奇当时谏阻时所说:“陈氏虽无能,却颇得民望,其民多怀之,其骤行废立,恐至安南士兵皆怨,钻营之徒势起,后患无穷也。”此言不虚,陈氏王朝虽然暗弱无能,但越南百姓对其感情深厚,明军平胡家父子的时候,正是打着助陈氏复国的旗号,方得到越南百姓的群起响应。结果却是改安南为交趾,强行建省,可谓自食其言,兵连祸结也就不奇怪。而叛乱的简定,是原安南陈氏国王的宗亲,跟三国里的“刘皇叔”差不多,打着陈氏的旗号,自然引得安南诸多百姓纷纷归附。大乱之下,朱棣再次启用张辅,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二月,朱棣令张辅督师,发20万大军南下,时朱棣意在北伐蒙古,因此命张辅此战必须“速胜”。张辅却不急于进兵,到安南后先是安抚当地因战乱逃亡的流民,严惩当地贪暴害民的明朝官吏,继续“攻心”,直到局面稍稍稳定,才于三月南下慈廉州,直捣叛军老巢咸子关,用火攻之计焚烧叛军战船600艘。至十一月,已平定大部叛乱地区,十一月中,张辅与叛军发动了神投海之战。他令部将朱荣、蔡福率骑兵从陆地包抄,自率水师强攻,水陆并进,斩杀叛军4万多人,并成功俘虏叛军头领简定。至次年一月,张辅已尽数削平各路叛军,唯独简定所立的“侄皇帝”陈季扩,带兵退守安南义安苟延残喘,眼看朝不保夕。就在这时“转机”出现了,北方朱棣派邱福北征蒙古,全军覆没,盛怒之下的朱棣调50万大军北伐,并命令张辅火速北上,安南平叛的任务只得重新留给之前兵败的沐晟等人。果然张辅前脚刚走,陈季扩后脚就发动反攻,大败沐晟,安南叛乱平而复反,再成乱局。永乐八年二月,朱棣北伐蒙古大胜,在成吉思汗的家乡斡难河大破蒙古鞑靼可汗本雅失里,得胜还朝时,趁朱棣“心情好”,陈季扩再派使者请求册封。这次的使者极尽拍马能事,引得朱棣“龙颜大悦”,封陈季扩为“交趾布政使”,一心想求封王的陈季扩大为不满,变本加厉,扩大叛乱,镇守安南的沐晟无能,无力与之交锋,只能收缩防线,勉强自保。盛怒之下,朱棣于三月再派张辅下安南。张辅到任后即出重手,先斩了此前作战不力的都督黄中(多邦之战率先冲锋的“敢死队”队长),激得军心大振,继而于八月再战神投海,在没有大型战舰的情况下,组成小船突击队,大破安南叛军水师,缴获敌船400艘,攻克陈季扩老巢义安。永乐十一年十二月,张辅与沐晟合军,同陈季扩在今天越南老挝交界的爱子江决战。陈季扩动用战象8000头冲击明军。张辅多谋,命令明军神箭手瞄准,“一矢射象奴,二矢射象鼻”,结果群象大乱,反而仓皇回逃,冲垮安南军阵,陈季扩全军覆没。经撒网搜捕,终于永乐十二年一月在老挝蒙册将其全家活捉,至此持续数年的安南简定之乱彻底平定。成功平乱后,张辅押解陈季扩全家归京。朱棣命原交趾副指挥使李彬接替张辅,督师安南。张辅之所以屡次平乱后即被调回,在于此时朱棣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北征蒙古上,安南之事,他只想尽快解决,莫要给北征“拖后腿”。永乐十四年(公元1416年)后,明朝廷把迁都北京提到了日程上,

                      也就是大清王朝首席军机兼总理衙门领班大臣恭亲王奕终于久病不治,撒手人寰,终年六十六岁。人们普遍相信,依照中国王朝政治政随人亡的千年规律,随着恭亲王的逝世,中国政治必将发生某些变化。恭亲王奕为宣宗道光皇帝第六子,1850年受封为亲王。三年后,年仅二十岁的奕充任军机大臣,开始了他在清廷最高决策层的政治生涯。当1860年英法联军向北京进犯的时候,体弱多病的咸丰帝带着妻妾亲随一溜烟地逃亡热河,恭亲王奕担当起留守北京的重任,负责与联军议和。奕先前与外国人接触时,总是抱有蔑视态度,并掺和着仇恨与恐惧。当他与西方人的接触越来越多时,他的态度发生重大改变,开始赞赏西方人的工作精神和敬业态度。他同意由英国人李泰国整顿重建中国海关,充分信任英国人赫德担任海关总税务司,足以证明他对西方、对世界的看法已发生根本性转变,所以有人送给他一个“鬼子六”的绰号。英法联军导致的外交危机化解后,中外交涉事务日渐增多,清政府原有的“六部”架构已无法满足这种需要。1861年初,清廷批准恭亲王等人的建议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接管以往由礼部和理藩院分别执掌的对外事务。中国终于打开通往世界的大门。在此后总理衙门存在的四十年中,奕担任领班大臣达二十八年之久。在恭亲王主持朝政的那些年,他与汉族出身的大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等人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修补内部政治秩序,调整对外战略方针,基本放弃沿袭已久的宗藩朝贡体制,向西方学习,以屈辱的姿态韬光养晦,接受条约体制,致力于和平外交,为大清王朝的恢复与发展赢得了一个难得的外部环境。和平的外部环境、稳定的国内秩序、相对开放的对外政策,当然有助于中国的发展,经过大约三十年的努力,中国在经济上修复因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所遭到的破坏,综合国力与军事力量虽不能与老牌资本主义强国相比,但在亚洲的中心地位与大国气势毕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恢复,即便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至少在亚洲尚无其他国家可以取代大清国的地位,中国终于迈出步入“近代”的脚步。恭亲王奕由此被誉为“中国第一次近代化运动”的倡导者和践行者。在中国走向近代的征途中,恭亲王奕确实起到过重要作用,然而他在提倡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始终不认为中国在整体上落后于西方,始终相信中国自古相传的政治体制在经过两千年的不断更新后,大有“历史终结”的意味。在他的政治理念中,中国不如西方只是暂时的和局部的,一旦中国人学习、掌握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中国必将重新崛起,依然是世界政治格局中重要的一极。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奕的期待并没有变成现实。1894年黄海一战,举全国三十年积累创建的北洋海军顷刻瓦解。紧接着,马关议和,割地赔款,大清王朝陷入空前的政治危机。人们将矛头对准恭亲王领导的清政府,以为三十年洋务新政不过是一场“跛足”的近代化运动,中国并没有利用财富增长的机会适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旧有的政治体制束缚了中国的发展,这也是甲午战败的根本原因。洋务新政只变其末不变其本的反思很快被朝野各界所认同,恭亲王奕也期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改革,重建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无奈清政府积弊太重,而且奕也真的老了,不论是体力上,还是精神意志上,他都没有过去十几年前的状态,他在勉为其难地维持着残局,只是希望大清王朝在他真正退出历史舞台之前不要再出什么乱子。他甚至考虑过退休,但每当提起这件事情时,总是被各种各样的原因所羁绊。奕期待大清王朝不出乱子的愿望仅仅维持了不到三年时间。1897年底,原本与中国关系还算友好的德国突然不宣而战出兵强占胶州湾,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因此再度高涨,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年轻一代提出政治改革的目标,要求清政府取法俄日,以定国是,从根本上铲除旧制度的根基,建立君主立宪体制。康有为的呼吁逐步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喝彩,光绪帝令奕认真研究这些建议。作为稳健的政治家,奕当然无法认同康有为的政治理念,更不主张采纳改变大清王朝固有政治体制的激进变革。1898年1月11日,奕主持总理衙门例会讨论光绪帝的指示。当朝帝师翁同龢竭力赞成光绪帝的看法,以为康有为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康的那些建议尽管有某些不切实际的理想成分,但总的来说还是很有价值的,值得予以重视。至于派遣康有为出洋考察各国政治,既是皇上的主张,当然应该实行。而与康有为有过直接接触的工部尚书许应骙则认为康有为人品低下,是不逞之徒,更是中国文化的叛徒,因此他坚决反对派遣康有为出洋考察。双方争论不下,无法达成共识,于是奕建议由总理衙门大臣对康有为进行一次面试,然后再做决定。根据恭亲王的建议,总理衙门大臣于1月24日下午在西花厅召康有为问话,双方就中国是否应该进行改革,以及怎样改革等问题交换看法。所谈情况于第二天由翁同龢向光绪帝作了报告,翁同龢继续建议皇上尽快召见康有为,就中国改革与发展等问题直接征求康的看法。光绪帝有意接受翁同龢的建议,但奕以皇上召见康有为这个级别的小臣不合祖制为由,建议先请康有为将改革方案书面报告,然后视情况发展而定。奕的建议合乎体制要求,故而这一建议很难说是反对康有为的变法主张。不过,当变法运动在后来被镇压下去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分析失败原因时总是将奕的反对视为一个重要因素。事实上,在甲午战后三年时间里,奕领导的政府虽然没有在行政体制改革方面做出多少工作,但实事求是地说,奕和他的政府对于那些必须进行改革的许多新举措还是持积极态度的,比如同意贵州学政严修的建议创设特科以广收人才,同意荣禄的建议增练新军以固国本,开设武科以培养新式军官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即便对康有为等人创办的强学会,虽然朝野上下要求严厉查封,但奕的处理则比较低调,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青年一代的爱国热情。青年一代应该说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奕的理想和追求,如果奕再年轻些,按照他过去的思想倾向,他一定会全力支持这些年轻志士。不过,奕的生命毕竟已进入最后岁月,他的老成持重使他不可能对康有为的激进主义改革方案完全赞同。他似乎已意识到,清政府如果依照康有为的方案进行改革,那么很可能意味着清朝历史的终结。阻止了光绪帝召见康有为,并不能从根本上阻断皇上与新思潮的接触,而且更为严重的事实是,恭亲王奕的病情越来越严重,进入5月就基本卧床不起。他似乎也知道自己的生命可能很快就要走到终点,所以他深为忧虑的还是大清帝国的未来,他期待中国能够在近代化的道路上继续前行,依然不希望清政府在他身后进行太大的动作,更不要听信那些极端激进主义的建议。5月26日、27日,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多次前往探视恭亲王,恭亲王也利用这个机会向两宫表达了自己的忧虑。恭亲王希望年轻的皇帝能够很好地尊重慈禧太后,在用人行政上要格外小心,恪守成宪,维系人心,与那些忠诚的大臣们共同商量,治理国家,经武整军,富国强兵。恭亲王还告诉光绪帝,大清王朝确实应该进行某些方面的改革,但这种改革只能是清朝旧有体制的完善,而不能另起炉灶从头开始。翁同龢、康有为等人的所谓“从内政根本”进行改革的构想,以及在内廷设立制度局的想法,实际上都是要脱离原有国家权力机关另起炉灶,意在“废我军机”。果如此,以皇上的政治智慧和经验阅历,势必沦为翁同龢、康有为手中的傀儡,那样不仅对满洲皇族不利,对大清王朝也极端危险。所以恭亲王奕用生命的最后一点力气阻止光绪帝启用康有为,称“闻有广东举人主张变法,当慎重,不可轻任小人”。对于翁同龢,奕根据自己多年共事与了解,以为翁同龢不仅一味夸张,力主开战,一错再错,以致十数年之教育,数千万之海军,覆于一旦,不得已割地求和,将国家从甲午战前的发展坦途引领到现在如此危险境地,德据胶澳,俄租旅大,英索威海、九龙,法贳广州湾,此后相互效尤,不知何所底止?所有这些,实际上都是翁同龢误导之过。至于翁同龢的个人人品,恭亲王奕从根本上瞧不起,他告诉光绪帝和慈禧太后,此人“居心叵测,并及怙权”,如果不对他进行防制,将来一旦他与康有为等人联手,必将祸及大清王朝。恭亲王的临终交代引起太后与皇上高度重视,尤其是年轻的光绪帝感到格外恼火,因为被恭亲王所不齿的翁同龢毕竟是自己敬重多年的师傅。因此光绪帝决定直接试探翁同龢的忠诚度。对于恭亲王的临终交代,翁同龢在那几天也有耳闻,他知道要保住自己的地位与权势,就必须与康有为等新维人物一刀两断,至少要暂时割断关系。5月26日,光绪帝向翁同龢索要康有为的著作,已有心理准备的翁同龢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矢口否认与康有为有来往,更没有他的著作。翁同龢的反常回答使光绪帝不快,因为皇上清楚地记得正是这位师傅向他不止一次地推荐过康有为,甚至不止一次地希望皇上能够破格召见康有为,听听这位年轻的政治改革家关于中国未来的设计。在翁的反复宣扬下,光绪帝对康有为留有很深印象,由此开始格外留意康有为这班维新志士的一举一动,而这位翁师傅也开始“议论专主变法,比前判若两人”,不再向皇上唠叨那些儒家伦理,而是“日讲西法之良”。可是刚刚三四个月过去,这位翁师傅怎能说他不与康有为往来呢?于是皇上反问道:是什么原因使你不与康有为往来?翁答道:康有为此人居心叵测。这个回答更使皇上反感:你翁师傅先前竭力推荐的所谓年轻有为的政治改革家竟然变成了“居心叵测”的政治小人,那么你先前是怎样考察的?你先前为什么不详说?翁同龢的回答:先前没有看到过康有为的全部著作,最近得读他的《孔子改制考》方才得到这样的认识。这样的解释虽然可以自圆其说,但皇上肯定在认为,这位师傅要么是在骗他,要么这位六十九岁的翁师傅确实老了。于是光绪帝决定今天不再与师傅理论,待明日师傅调整好情绪再说。第二天,光绪帝重演昨日故事,翁同龢并没有忘记昨日的回答,依然如昨日一样回答了皇帝的提问:一是康有为居心叵测,可能是政治小人;二是他自己与康有为也没有什么往来。翁同龢的回答使光绪帝非常愤怒,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恭亲王的判断是正确的,翁同龢确实居心不良。这个故事的细节都清楚地记载在翁同龢的日记里。过去的研究者差不多都注意到了这个故事,但在解读上认定这表明翁同龢与康有为在学术上确实存在着差别,或者说,翁同龢与光绪帝在用人、治国理念上存在差别,但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忽略了这个故事的背景,更忽略了翁同龢为什么要把这个故事记录到自己的日记里,因为遭到皇上的训斥毕竟不是一件多么光彩的事,更何况这只是他们师徒二人之间才知道的事情呢?其实,这个故事的真实原因就是恭亲王的临终交代,翁同龢自以为聪明矢口否认与康有为往来,殊不知弄巧成拙,反而暴露出自己政治上不诚实的一面,验证了恭亲王的评判。翁同龢已不可信,于是光绪帝在慈禧太后支持下,在恭亲王奕去世之后半个月断然罢黜翁同龢一切职务,对清政府进行大幅度改组,然而却接受了康有为的建议,明定国是,开启一个新时代。可惜的是,仅仅一百天,这个新时代就宣告结束。其原因,又可从恭亲王的政治遗言中找到答案。穿越时空求教袁世凯项城袁公世凯先生:自你大行前后,中国思想界中的一些人为了反对你的帝制自为,创办了《新青年》,几年时间由此衍生为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文化面貌由此发生极大改观,我们现在应该怎样称呼你,是袁大总统,洪宪大帝;是称你,还是称您;是称袁项城,还是直呼其名称袁世凯,这都成了问题。我们现在已经将原来的许多称谓放弃了,不用了,所以在很多时候,只有很不敬地直接称呼你袁世凯,否则我们的读者看不懂,也不知说的是谁。这一点还请你宽宏大量想开点。这几天,我就在你的安息地安阳参加“辛亥革命与袁世凯”学术研讨会,这个会既是为了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当然主题也是研讨你在这场巨变中究竟具有怎样的作用。在这个群贤毕至的会议上,大家提出许多有意思的疑问,有的从研究者来说,好像能够定论;有的则觉得很难说清,或者很难揣摩出你的真实用意。这些事情对你来说,或许是当局者迷,也不一定清楚;或许你一语就能道破事情的真相、问题的本质。值此困惑之际,《文史参考》主编有一个令人神往的天才创意,希望穿越时空和你进行一次对话,就一些问题交换看法,所以我就将这次会议上的一些问题稍作梳理,希望能够用这种特殊形式获得一些心灵上的启示。现在的研究者已经不像过去几十年那样不太讲道理地将你定性为“窃国大盗”,不再恶意猜测你在辛亥年的想法和作为,比较接近一致的看法认为你在武昌事变后的言论与行动是大致可取的,至少体现了一种君子风度,大难当头勇于担当,不计前嫌出山拯救即将崩溃的大清王朝。当然,现在还有很多研究者不能理解的是,你在这次出山之后,究竟是否利用南方革命党的力量去压朝廷,攫取更大权力;是否用朝廷的力量打压南方,并用逼退清帝作为与南方交往的筹码,直至将大清王朝变成自己的天下,由自己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我们当然知道,你平生最强调对朝廷的忠诚,强调世代报恩的观念,你在出山之初也确实说过只知君宪不知有他,只有重回君主立宪道路才是中国的正确选项。在你的指示和指挥下,湖北军政府和那个黎元洪、黄兴,也确实被你的诚意所折服,一度承认重回君宪,重建秩序,恢复和平。这确实为和平解决政治危机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大约正如你当年就指出的那样,武昌危机以及此后的六省独立,直至十四省独立,表面上都是给朝廷为难,是向朝廷独立,但仔细分析其本质,他们这些行动都是因为那年5月出现的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干线两个重大政策引发的不满和抗争。当然,事情的真相现在已经很难复原了,你和你的同僚或许真的认为铁路干线国有是一项基本正确的政策选择,对于中国铁路健康发展非常重要,因此在出山前,你也曾对这项政策给予认同和支持,出山后也没有在这件事情上大动干戈,只是从组织上处置了办事不力不懂政治的盛宣怀,并没有触及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的核心。你的政策重心在皇族内阁,你好像也不太认同由这批皇族成员组成一个清一色的亲贵内阁、权贵内阁,因为从你后来授命筹组的新内阁名单看,你还是比较倾向于责任政治、有限授权,倾向于专业的、精英的政治组合。只是现在大家比较困惑的是,为什么在真正意义的责任内阁出台后,在南方比如黎元洪、黄兴等造反者大致能够接受重回君宪之后,大清王朝还是没有起死回生,还是走上终结走进历史了呢?现在有一种解释是这样的,不知对否:责任内阁宣布后,政治转机确实出现,不过,责任内阁只是实行君宪的第一步,君宪的第二步或者说关键其实是由责任内阁组织全国大选,筹组正式国会,直至正式国会召集,由正式国会选举新的责任内阁,方才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君宪。因此现在相当一批研究者认为,原本有希望和平解决的政治危机,最后走向失败,可能就是因为皇族、满洲贵族在正式国会选举问题上不愿再让步。按照预备立宪规划,正式国会召集前的过渡形态是资政院,资政院的两百个议员有一百个是各省咨议局民选,这一部分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另外一百个“钦定议员

                      万进攻邕州。由于康承训麻痹大意,平日不派前哨侦看敌情,在闻听南诏大军已经逼近边境,才仓促派出六镇之兵一万人马迎敌。由于应战仓促,在交战过程中六镇兵马有五镇兵马八千人被打垮,只有天平镇之军因晚到一天而幸免。康承训得知唐军战败的消息后,一时间不知所措,节度副使李行素建议立即指挥士卒堑壕树栅,防止南诏大军突袭邕州城,结果刚刚修筑好城防工事,南诏大军就将邕州城围了个水泄不通。南诏大军在城下做了四天的攻城准备,康承训眼看敌军攻城器械准备就绪,攻城在即,急得犹如热锅上的蚂蚁,诸将建议康承训以攻代守,乘夜分兵偷袭敌营。康承训最初不同意,经过天平镇一名小校的力争,才勉强同意。是夜,这名小校带领三百名勇士,摸黑出城突袭南诏军营,火烧军营后又斩首五百,南诏大军慌乱之下,次日解围而去。康承训派兵追击,不过效果一般,仅仅斩杀俘获南诏三千人,而且主要是南诏胁从的当地土著人。但是康承训在呈现朝廷的奏疏中,却夸大战果,奏称大破南诏大军。皇帝李漼信以为真,加封康承训为检校右仆射。而且康承训上报的立功受赏者,都是自己平日的嫡系,由此军中怨声载道,当时诗人于濆在其诗作《戍卒伤春》描写了军中的这种哀怨情绪。连年戍边塞,过却芳菲节。东风气力尽,不减阴山雪。萧条柳一株,南枝叶微发。为带故乡情,依依籍攀折。晚风吹碛沙,夜泪啼乡月。凌烟阁上人,未必皆忠烈。南诏虽然在邕州城下受挫,但他们却转道不断侵扰巂州。咸通六年(865年)四月,南诏再次发动对巂州的进攻,皇帝李漼下诏派右神策军五千及诸道人马赶赴救援。因巂州刺史喻士珍平日为政残暴贪婪,掠卖当地少数民族百姓,导致巂州土著打开城门迎接南诏大军,巂州城陷。当时邕州虽然能够暂时坚守,但时任岭南东道节度使的韦宙在邕州有自己的亲信,这些亲信向韦宙报告了康承训贪冒战功一事。于是韦宙暗中上奏朝廷,揭发康承训夸大战果一事。尽管当时的专权宰相杜悰对此事不置可否,但康城训却做贼心虚,多次托病请求辞职,结果皇帝李漼不仅对其未加任何追究,反而加封其为右武卫大将军,调他回京任职,另派容管经略使张茵担任岭南西道节度使。可是当时因为交趾城失陷,张茵虽然手握镇兵两万五千人,但因为胆小怕事,一直到咸通五年(864年)七月仍然不敢出兵收复安南。于是经过朝廷另一名宰相夏侯孜的推荐,皇帝李漼改派骁卫将军高骈出任安南都护,接管了张茵的指挥权。高骈,字千里,幽州人,祖父高崇文在宪宗时期因统领禁军平定西川叛乱被封为南平郡王。父亲高承明任神策军虞候,所以史称高骈“家世仕禁军”。高骈自幼习武,史书记载了他曾经一箭射中二雕的逸事,人称“落雕侍御”,而且高骈从小喜欢诗文,常与文人交游,流传下来不少诗歌,例如《言怀诗》便是其较有代表的一篇作品。恨乏平戎策,惭登拜将台。手持金钺冷,身挂铁衣寒。主圣扶持易,恩深报效难。三边犹未静,何敢便修官。可以说,高骈在晚唐时期算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才,由于受到统领神策军宦官的交口称赞,高骈累官担任右神策军都虞候。宣宗李忱在位时期,西北边境的党项族发生叛乱,高骈受命率领禁军万人戍守长武城,并伺机出击平定党项叛乱。后来吐蕃侵扰边境,高骈又被调任秦州(今甘肃天水)刺史,到任后成功收降吐蕃两个部落的两万余人。从这些经历来看,高骈又是一个熟悉边境作战的战将。高骈就这样带着曾经的这些光环赴任安南,在到达暂时的治所海门后,他开始按照自己的想法做着进军安南的准备。在高骈看来,安南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的,所以他不想贸然出兵。但当时的监军李维周忌妒高骈立下战功,便打算借刀杀人,一再催促高骈立即出兵,高骈不得已于咸通六年(865年)带上五千人渡海先行,约定让李维周随后发兵增援,临行前高骈赋诗一首表达了自己此次出征必胜的信念。万里驱兵过海门,此生今日报君恩。回期直待烽烟静,不遣征衣有泪痕。可是高骈虽然率兵渡海而去,李维周却拥兵于海门不发一兵一卒,即使这样,九月间,高骈在安南南定(今越南顺城陇城乡)初战告捷。此时恰逢监陈敕使韦仲宰带领七千人马到达峰州(今越南河西省山西),高骈遂与之合兵进击南诏,屡屡派人回到海门向李维周告捷,但都被李维周藏匿不报。咸通七年(866年)六月,皇帝李漼见高骈赴任以来杳无音讯,内心感觉十分奇怪,便下诏向李维周询问。于是李维周趁机诬奏高骈“驻军峰州,玩寇不进”。李漼当即大怒,下令以右武卫将军王晏权代高骈镇守安南,召高骈回京准备加以治罪。事实上,就在李漼下达诏令的同时,远在安南的高骈已经屡次打败南诏大军,并包围交趾城。十月,高骈围攻交趾城十几天,眼看破城在即,却突然受到王晏权接替自己的碟文。王晏权说自己是奉皇帝诏令与李维周率领大军从海门出发前来接任,让高骈立即返回。高骈无奈之下,只得暂时将军务转交给韦仲宰,带上麾下百余人北归。在此之前,李维周一直没有回音,韦仲宰派部下王惠赞,高骈派小校曾兖,让两个人带着捷报渡海回去报捷。二人行舟海上时,忽然发现远处盛张旌旗的大船队经过,两个人经过询问,得知是监军和新任的安南经略使,王、曾顿时明白是李维周和王晏权的船队,一旦让他们发现自己,一定会扣留两个人,然后夺走捷报。于是两个人决定转舵藏在岩石之间,等船队过去后,他们再直接赶回长安报捷。皇帝李漼得到高骈的捷报后,顿时喜出望外,立即撤销治罪的诏令,下令加封高骈为检校工部尚书,继续镇守安南,高骈回到海门后,接到皇帝陛下的诏令又马不停蹄地漂洋过海,赶回安南。在高骈赶回海门期间,李维周和王晏权来到交趾城下,继续高骈没有完成的任务。可是王晏权生性怯懦,凡事都听李维周的指使,不过因为李维周在军中缺乏威信,诸将全都不出力,因此攻城不力,以致南诏守军趁机逃走大半。等到高骈回来后,重新激励和督促将士们攻城,很快便攻克交趾城,南诏军被迫退出安南。收复交趾城后,高骈在当地恩威并施,逐渐安定安南的土著居民,《旧唐书?懿宗纪》记载:“自李琢失政,交趾湮没十年,蛮军北寇邕容界,人不聊生,至是方复故地。”高骈主政安南期间,重新修筑交趾城以加强防务,又疏浚广州到交州的漕运水路,以保障军粮的供应,可以说在帝国的西南边境筑起了一道屏障。安南的问题在高骈的努力下,终于重新恢复平静。但南诏并没有就此消停,在看到安南地区不易攻取后,他们接下来转战大唐帝国的西川边境,开始在那里生出事端。西川战乱咸通七年(866年)十一月,皇帝李漼在《大赦文》中一方面要求安南、邕州、西川等诸道军队各守疆界,不要去招惹南诏;另一方面又为南诏传递信息,告诉他们如能与大唐重修和好,朝廷会和以前一样善待南诏,一切既往不咎。应该说,这是当时朝廷上下想恢复与南诏友好关系的一种努力,从安定角度来讲是正确的决策。但是南诏方面却欲壑难填,加上唐朝边将压迫边境土著居民甚重,所以南诏从安南撤退后,并没有就此罢兵,而是转战西川一带继续侵扰唐境。对于南诏的动向以及如何加强对西川的防御,时任凤翔少尹的李师望上奏,认为巂州是对抗南诏的要冲之地,而成都距离巂州遥远,难以节制,请求建定边军,屯重兵于巂州,并以邛州(今四川邛崃)为治所。事实上,邛州距离成都不过一百六十里,而距巂州则有千里之遥,在那里设置定边军与在成都节制巂州并没有什么差别。李师望是为了谋求出任专制一方的统帅,才提出上述建议。但皇帝李漼对当地的地理情况根本不熟悉,在没经过调查的情况下,盲目下诏委任李师望为巂州刺史、充定边军节度,并兼任眉、蜀、邛、雅、嘉、黎等州观察使,将一大片边境地区划归其管理。李师望大权在握,成功地达到了目的后,为了邀功请赏,开始有意挑起与南诏的冲突。早在咸通七年(866年)三月的时候,南诏王便派遣重臣董成等十九人为使者前往成都。按照惯例,由于南诏对唐朝称臣,其使者面见西川节度使时要行跪拜礼,因此当时西川节度使李福要求董成等人按照惯例行礼。但董成却认为,如今南诏国主已经称王,双方是平等关系,不应该再行跪拜礼。双方各执一词,传话者往来奔波,从早晨争论到中午也没有结果,李福大怒之下,下令鞭打董成等人,并将其十九人全部下到狱中。不久,朝廷改派河东节度使刘潼为西川节度使,刘潼到任后,立即释放董成等人,皇帝李漼下诏召董成等人进京,给予丰厚赏赐,慰劳一番后遣还南诏。咸通九年(868年)六月,南诏王派使者杨酋庆前往成都为释放董成一事道谢,但此时已经大权在握的李师望却一心要激怒南诏而求功,便将杨酋庆杀死。当时西川很多将领怨恨李师望分割了自己巡管的邛、巂等州而另立定边军,这些人出于争权夺利的私欲,利用李师望擅杀杨酋庆一事,暗中勾结南诏,让其寻机入侵边境。不久后,李师望因为政残暴,聚私货以百万计,最终导致西川将士怨怒,被朝廷召回,改任窦滂为西川节度使。但窦滂是个比李师望更加贪婪的人,此时南诏虽然还未大举入侵西川,但西川边境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咸通十年(869年)十一月,南诏王酋龙终于做出了大举入侵唐境的决定。当月,他亲率数万大军进攻巂州,定边军将领安再荣见南诏军声势浩大,不得已退守大渡河北岸,与南诏大军隔岸相持近十天。在这期间,南诏大军在酋龙的指挥下,分兵突至嘉州界内的沐源川,窦滂派五百人前去抵抗,结果全军覆没。南诏士兵顺势穿上唐军的衣服,装扮成唐军败兵到青衣江招呼渡船过江。南诏军队用这种方法攻下犍为县(今四川犍为县),并一路纵兵焚掠陵州(今四川仁寿)、荣州(今四川荣县)二州之境,不久后,南诏大军在嘉州南山上的凌云道集结,与嘉州城只有一水之隔。嘉州刺史杨忞与定边军监军张允琼带兵据水抵抗,酋龙出奇兵从东边的渡口潜渡过江,夹击唐军,唐军大败,嘉州失陷。当时在大渡河畔,窦滂亲率人马增援守军,酋龙假装派人求和,乘窦滂与使者谈话时,指挥大军乘船强渡过河,唐军急忙列阵抵抗,暂时遏制住南诏的进攻。窦滂无勇无谋,见势不妙,首先假装自杀,被部将劝解后,又趁部将准备出战时,弃军只身逃跑。幸好其手下三员部将稳住阵脚,采取以攻为守的战术,于当夜突袭南诏大营,趁乱带兵撤出大渡河。此后,南诏大军乘胜攻陷黎州(今四川汉源)、雅州(今四川雅安),而唐军溃退之下沿途焚掠,以至于邛州的军用物资都散落于乱兵之手,百姓尽皆四散逃亡,当南诏大军到达邛州时,那里已经基本上成了一座空城。西川百姓听到南诏入侵的消息后,争先恐后地逃往成都,不过,酋龙这次入侵西川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劫掠财物,所以没有长驱直入。他们一路上忙于劫取财物而处处停留,很多士兵因为抢得大量金银财宝而不愿意继续行军,从而影响了南诏大军的行军速度,因此,西川百姓绝大部分可以扶老携幼地进入成都。当时成都只有子城没有护城壕,大量的难民蜂拥而至,只能席地而坐。时任西川节度使的卢耽面对如此窘境,急招彭州刺史吴行鲁和前泸州刺史杨庆复作为助手,成立应急小组共同筹备成都防务。除了必要的加强城防之外,针对西川军队战斗力不强的现状,卢耽张榜从军中招募一批骁勇之士,承诺给予优厚的物资供应以及相应的军职,用这种方法从中选出三千人,称为“突将”。在卢耽筹备防务期间,南诏大军进逼定边军北部边境新津,距离成都所在的蜀州只有七十里的距离。卢耽几次派人与南诏讲和,又遣使向朝廷告急,请求朝廷也派人来讲和,以作缓兵之际。酋龙看到卢耽态度恭谦,认为是个可以招抚的人,于是命令大军稍作停留,卢耽因此赢得了加强成都防务的宝贵时间。正月十日,南诏大军兵临成都城下,酋龙自信稳操胜券,派人挑着彩幕到城南炫耀,扬言装饰城中隋朝时建立的蜀王厅,准备入驻其中。在此之前,朝廷任命左神武将军颜庆复率诸道人马数万人进入西川救援,卢耽派人前往汉州等候和催促援军及时赶到。此时已有一万人陆续到达汉州,窦滂也整合残兵败将四千人来到汉州,这些人马仓促整合在一起与南诏大军交战,结果遭到失利,不得不拒守汉州,等待大批援军的到来。但是,窦滂因为想减轻自己弃守定边军的罪责,巴不得西川各州相继陷落,所以每当援军到达一批,窦滂都会煽风点火地告诉他们,南诏大军多于援军数倍,援军远道而来,不宜立即与南诏大军交战。结果导致这些援军们放缓步伐,耽误了援救成都的时间。虽然援军未至,但在卢耽等人的指挥下,成都将士依旧竭尽全力坚守城池。二月一日,南诏军队动用云梁、鹅车从四面攻城,唐军在城上用钩环将云梯、冲车拉近后,泼油点火焚烧,然后又派“突将”出城袭击南诏军营,杀敌两千人,南诏大军暂时撤退十里。在此后的十几天里,南诏军队多次攻城,卢耽带领守城军队采取各种各样的方法,一次又一次挫败南诏军队的攻城行动。直到二月十二日,朝廷才传来贬黜窦滂的诏令,同时命令颜庆复为剑南东川节度使,全权指挥援蜀诸军。当时颜庆复率军在成都北面四十五里处的新都与南诏军队交战,经过惨烈搏杀,颜庆复终于带领援军杀开一条血路,进兵至距离成都三十里处。正在包围成都的南诏军队得知唐军大批援军到来后,为了避免腹背受敌,酋龙下令解除对成都的包围,于夜间撤回南诏境内。朝廷在任命颜庆复为剑南东川节度使的同时,命令右武卫上将军宋威屯驻绵州(今四川绵阳)、汉州以为后继。宋威乘胜首先攻至成都城下,而且想要继续带领部下追击已经撤军的南诏军队,可是颜庆复担心宋威的功劳超过自己,于是命令宋威撤回汉州待命。事实证明,当南诏大军走到新津(今四川新津县)时,因为河水暴涨,一时间造桥不及,整个大军滞留新津达到三日之久,如果唐军能够追击,一定会大有所获。据《资治通鉴》记载,当时蜀地的百姓知道整个消息后,十分怨恨颜庆复(“蜀人恨之”)。不过公正地讲,颜庆复虽然嫉贤妒能,但对成都的防务还是丝毫不敢懈怠,他让当地守军增强防备力量,在城门之外修筑垣墙作为遮护城门的一道屏障,并深挖三丈的护城壕,在城外斩木为排杈鹿角,同时修建驻军营房,在城上建立警戒室。后来,南诏得知成都守备森严,不敢再轻易进犯成都,从这个角度来看,应该说颜庆复还是有一定功绩的。为了收复安南和防守西南边境,朝廷付出了巨大代价,最明显的就是财政危机继续加重。本来晚唐的中央财政已经处于入不敷出的困境,宣宗李忱在位末年,天下的税费收入每年是九百二十二万缗,但用于正常开支的“常费”就达到三百余万,战争费用不包括在其中,有司只能抽取下一年度的税费来接济本年度的开支。可以说,当时的财政已处于卯吃寅粮的境地。更为严重的是,南诏的入侵加剧了晚唐的社会动荡,战争不仅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而且对于心理的伤害极为严重,就连皇帝李漼也不得不承认与南诏交战是“劳我士卒,兴我甲兵,骚动黎元,凋残转甚……”因此,在南诏不断侵扰西南边境的同时,由戍边士卒哗变发展而成的两淮农民起义就不是偶然事件。第三章两淮起义积重难返两淮起义的原因十分复杂,戍边士卒哗变是一个导火索。如果将这次起义放在晚唐历史的大背景下去探讨,其深层原因在于,当时对百姓的赋税已经到了苛重无度的境地。皇帝李漼在位时期,两税法已经在帝国境内实行了五十多年,不仅弊病丛生,而且积重难返,而首当其冲的就是赋税

                      地!这三人可不是闹着玩的。他们手握新军,麾下还有冯玉祥那样生猛的营长、韩复榘那样牛烘烘的兵,距京师也近,一不小心就能打到北京。北方心腹之地连续发生两起事变,朝廷中央高层再也没法保持淡定。隆裕太后打算带着溥仪跑路,当然她自己对外宣称是去热河打猎(北狩)。太后和皇帝都要跑路了,载沣自然是坐不住的,必须得把袁世凯这根稻草抓住。载沣通知袁世凯,我答应你的所有条件。载沣没有忽悠袁世凯,他一改之前磨磨蹭蹭的办事作风,在接下来的短短几天中,把袁世凯提出的几个要求都解决得十分妥帖。首先,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由他全权组织内阁领导班子。还临时抱佛脚,迅速起草了一份宪法草案:《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然后,6岁的娃娃皇帝溥仪颁布罪己诏。溥仪说,国家搞成这样,都赖我用人无方,施治寡术……我用皇帝的名义保证,一定立即实行君主立宪。随即,溥仪连下旨意,承诺亲贵不得充任国务大臣,承诺赦免“戊戌变法”以来的所有政治犯。载沣答应了袁世凯的所有条件,袁世凯自然得赶紧兑现承诺,站出来力挽狂澜。毕竟袁世凯还是朝廷的臣子,食君之禄担君之忧,袁世凯从来都不是一个绝情之人。他即刻致电朝廷,说自己的脚已恢复得差不多,身体条件可以上班了,并且热情挽留太后与皇帝,请他们安心留在京城,自己马上就出发,去往前线督战。第五章战争与和平

                      阳夏保卫战之黄兴血战汉阳

                      1911年10月30日,袁世凯携爱将段祺瑞到达前线。北洋军看见老首长来了,立即军心大振。尤其是袁世凯亲自选中的前线总指挥冯国璋,早就琢磨着拿下汉口,送给老大做出山礼物。革命军虽然人数和武器居于劣势,但他们表现出了惊人的心理素质和不错的军事素养,临危不乱地集合兵力在汉口城内布防,合理地利用地利——倚仗汉口城内的险要位置,坚持巷战,给北洋军造成了很大的杀伤。冯国璋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指挥官,他很清楚,如果北洋军陷入巷战这种肉搏战,将无法发挥己方以武器、人数和战术素养为代表的综合优势。时间拖得越久,士兵的伤亡人数就会越多。于是冯国璋决定采用新办法——火攻,放火烧掉汉口城。办法是正确的,但代价是惨痛的。在熊熊的烈火之中,汉口被烧为平地,平民死伤惨重。11月1日,革命军被逼退出汉口。汉口易手。汉口到手之后,袁世凯并没有“宜将剩勇追穷寇”。表面上是让部队先休整几天,但实际上他是想借此机会派人摸摸革命党的底,看看能否用谈判解决问题。袁大官人深知战争是政治的延伸这个道理。军事只是手段,政治才是目的。如果能通过谈判达到政治目的,又何必要动武?袁世凯的使者到武昌后,双方并没有谈拢。最主要的原因,是双方在如何对待北京的那个破落朝廷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袁世凯觉得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英国和日本采用的君主立宪制。君主立宪属于“虚君共和”,君主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国家主权属于人民,实际上也是民主共和。从本质上说,革命的目的达到了。关键是这个方案比较适合目前的局面,保留皇帝照顾了朝廷的面子,实行立宪则满足了立宪派的要求,而且袁世凯自己的内阁总理也会掌握实权。但黎元洪等人的态度非常强硬,我们造反就是为了“驱除鞑虏”,皇帝必须退位,清朝必须灭亡。其实,黎元洪还有一句话没说,如果留下皇帝的话,要是皇帝记仇,哪天给他们这帮拼死造过反的人穿小鞋怎么办?谈判不见成效,革命党的底线也差不多摸透了,而袁世凯好勇斗狠的个性也并未随着身体的苍老而减退,所以他决定继续打。不服就打到你服,不同意就打到你同意。袁世凯一声令下,冯国璋迅速集结重兵于汉阳城外,锐气逼人。革命军还能坚持多久呢?汉阳作为武汉三镇互为犄角之一角,与武昌仅一江之隔。汉口已失,若汉阳再陷,那武昌也就保不住了。革命军必须拼死一战。革命军的总指挥是10月28日赶到武汉的同盟会二把手黄兴。怎么是黄兴而不是更精于军事的黎元洪?原因就两个字:名气。同盟会二把手黄兴是享誉全球驰名中外的造反领袖,名气要比黎元洪大得多。名气确实有它的威力。黄兴来到汉阳,革命军士气冲天,前一阵子被冯国璋打败的郁闷之气几乎一扫而光。不仅如此,湖南革命新军也慕名来援。湖南新军中藏龙卧虎,未满18岁的毛泽东也在其中,是第二十五混成协第五十标第一营左队的一名普通列兵,他所在部队的最高领导叫程潜。此时距黄兴指挥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刚好时隔半年,相信他心里也是一片忐忑,所以黄兴的防守方案——集中主力在汉阳正面布防,布置少量兵力于汉阳侧翼作为牵制,显得有些保守。黄兴这个四平八稳的方案遭到了“首义三武”——孙武、蒋翊武、张振武的反对。这三位既是武昌起义的领导者,也是新军中的基层干部,是在实战中锤炼出来的战将,自然不是吃干饭的。他们认定冯国璋绝对不会老实地用兵,其主攻方向不是汉阳的正面,而是汉阳的西大门——侧翼的蔡甸,所以黄兴应该派重兵把守蔡甸。其实,无论是冯国璋的北洋军还是“三武”所在的自强军,都是朝廷十几年来在袁世凯和张之洞主持下编练的新式陆军,有着共通的战略战术。所以他们对于攻防汉阳有着共同的理念。如果黄兴采纳了“三武”的方案,那也许将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血战。遗憾的是,黄兴没有采纳“三武”的方案,结果可想而知。革命军与北洋军激战二十余日,牺牲成千上万,但还是丢掉了汉阳。1911年11月27日,北洋军拿下汉阳,阳夏保卫战结束。虽然这一仗和黄兴之前指挥的所有战役一样,以失败告终,但平心而论,黄兴力敌两倍于己的强敌二十四天,将清军主力死死地拖在湖北,为其他各省的独立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也还算是一张勉强过得去的答卷。战争与和平的区别,就是一顿揍的距离正当朝廷盼望着袁世凯一鼓作气拿下武昌,尽快剿灭武汉的革命军时,袁世凯却突然不打了。袁世凯到底想干什么?养寇自保。一旦吃光了草原上所有的动物,狮子就会饿死。一旦把敌人打光了,朝廷就要卸磨杀驴。因此,保住钟爱的权力事业乃至于保住无比眷念的脑袋,便成了摆在位高权重的官员们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所以几千年来,它一直吸引着无数官员前仆后继地思索解决办法。经过无数官员的流血实践,他们终于找到了完美的解决方案:若没有敌人就要创造出一个敌人,若有了敌人千万不要把敌人一下子打死。此所谓养寇自保。袁世凯自是十分清楚养寇自保的要诀。首先他得把革命军打得知道肉疼,这样革命军才会收敛一些,才知道接受和谈。其次他又不能把革命军打得太惨,要让革命军有实力对朝廷施加压力,这样才能实现自己君主立宪的梦想。总之,袁世凯必须得维护革命军与朝廷之间的平衡。袁世凯的计划不错,却在执行的过程中出了点小错,错在冯国璋身上。冯国璋凭借武汉三镇取其二的功勋,得到了一个非同寻常的赏赐——二等男爵,这令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十足。于是冯国璋秣马厉兵,准备打过长江去,解放全武汉,立更大的功。没想到袁世凯发来一纸电报,命令他暂时停战,顿时浇了冯国璋一头冷水。冯国璋没法理解,在局面占优的情况下,为什么不能彻底拿下革命党的地盘建立功勋?于是冯国璋一边给袁世凯发电报说:“大哥,现在机不可失,武昌唾手可得,我要把它打下来给你。”一边命令手下继续炮击武昌。丝毫没有放弃进攻的打算。袁世凯知道消息后特别郁闷,这么多年过去了,冯国璋的政治智商怎么还如此之低,居然毫无长进。白培养你了,你给我下去吧!于是,“北洋之狗”冯国璋同志被调回北京,由于他曾干过陆军贵胄学堂校长,跟满清皇族关系还可以,能被禁卫军接纳,因此袁世凯把他安插进了铁板一块的禁卫军以监控皇族动向。接替冯国璋的新任前敌总指挥,则是政治智商较之稍高的“北洋之虎”段祺瑞。在袁世凯和段祺瑞的完美配合下,先前十分强硬的革命军,态度发生了变化。北洋军武汉三镇取其二,段祺瑞兵临武昌城下,湖北革命军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只好派出代表,主动要求和袁世凯停战谈和。可是,谈判是个技术活,尤其是谈判过程中的关键技术——掌控谈判节奏(时机与条件)。谁掌控了节奏,谁就能在谈判中捞到更多的好处,所以袁大官人不着急,因为他是掌握节奏的艺术大师。首先,他要晾晾革命军的代表,让革命军知道谁是弱势群体,让革命军心急。对方越心急,就越有利于他在谈判中砍对方的价。其次,他要花时间对付皇族亲贵,争取更大的谈判主动权。之前说过载沣和溥仪答应了袁世凯的出山条件,承诺取消皇族内阁,承诺亲贵不得出任国务大臣。这就是袁世凯正大光明的理由,他就用这个理由把那些皇亲贵族一个一个地从要害部门中扫地出门,就连宿敌摄政王载沣也没能幸免。12月6日,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摄政王载沣交出印信,回家抱孩子去也。从此,皇室力量正式退出中国政治历史的决策舞台。袁世凯办完这件事情后,基本上掌握了朝廷的军政大权,他终于有空回头想想和谈的事情了。然而,袁大官人不想偷偷摸摸地谈,他要摆到台面上来正式谈判,不过怎么才能让皇帝同意和谈呢?这可难不倒袁大官人,他买通了隆裕太后身边的太监和丫鬟,让他们每天在隆裕太后跟前说说革命党人的厉害和英雄事迹什么的。效果立竿见影。几天后,袁世凯得到隆裕太后的正式授权,和革命党和谈。南北谈判袁世凯想和谈,但南方革命党居然没人来跟他谈。这是在搞什么名堂?原来,此时的革命党还处于无政府状态。内部派系林立,没有一个众望所归的革命领袖。全国十五个省独立,其中,武汉、南京、上海三个地方的革命党实力最强,谁都不服谁,彼此互不买账。武汉的黎元洪和上海的陈其美就是其中代表。黎元洪先站出来:我们武汉军政府是全国首义,革命成功的头号功臣,你们各省是不是得派人到武汉来,谈一谈组建中央政府的事情?陈其美先生自然不是省油的灯。他见黎元洪发大招,于是见招拆招,赶紧联合隔壁邻居江苏都督程德全和浙江都督汤寿潜,在三天之后联名通电全国,要求各省派员来上海,组建中央政府。革命党自己先就“谁是老大”、“谁是中央”的问题吵了起来,谁还顾得上和你袁世凯和谈?就在武汉和上海争谁是带头大哥时,袁世凯等得不耐烦了。他觉得迟则生变,还是快刀斩乱麻比较好,毕竟他还想在有生之年利用有限的时间做点大事业。唉,人生最残酷的地方就是人只能年轻一次啊!袁世凯有些伤感。此时,杨度站了出来,给正在伤感的领导出了一个折中的主意:不如他们争他们的,我们谈我们的,我方派代表分别去武汉、上海甚至是南京跟他们谈,只要都谈拢了不也一样吗?这样一来可以尽早开启谈判以节省时间,二来也可以利用革命党的内部矛盾从中获利。袁世凯也觉得这个看似并不高明的做法是目前最好的办法,随即让杨度全权处理此事。杨度的办事效率很高,武汉、上海、南京很快就获悉了这个方案,他们也没有什么异议。毕竟与北洋军相比,南方革命军在兵将素质、武器装备、后勤保障、财政支持等方面全部处于下风,他们远比袁世凯更加期待和平。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南北正式和谈。武昌首义两个月之后,长江流域终于迎来了久违的宁静。袁世凯的谈判团队规格很高,唐绍仪为正、杨度为副,杨士琦先生也在中途加入了谈判队伍。南方革命军的谈判团队也不弱,武汉方面有黎元洪,上海方面有汉阳之战失败后退居上海的黄兴。不过黄兴是给一个叫伍廷芳的人打下手。伍廷芳早年留学英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留洋的法学博士,由他来担任上海方面的首席谈判代表,算是与袁世凯的外交活动专家唐绍仪棋逢对手。这些口才极佳之人打嘴炮的谈判过程,此处就不详细说了,简单汇报一下谈判结果。大家首先就全面停战问题达成了一致,但在最为重要的政体问题上还是没能谈拢。现将革命党一方代表的观点摘录如下:黎元洪说,苍生凌宇景仰明公(袁世凯),如果清帝能够退位,就推举明公做大总统,明公就是中国的拿破仑、华盛顿。伍廷芳说,如今全国人民都向往共和,如果袁世凯赞成共和,废除帝制,革命军可以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黄兴也承诺,只要袁世凯能让皇帝退位,最后大伙肯定公推他来做这个大总统。南京也传来消息,共和之后,革命党内各派将会共推袁世凯主持大局。这些承诺明确地告诉北方谈判代表,革命党坚持要驱除鞑虏,实现没有皇帝的共和制,若袁世凯赶走皇帝,那总统就是属于袁世凯的。谈判陷入僵局,唐绍仪也只好将实情反映给老上级袁世凯。对于南方代表们不怕开战不惧挨打也要让皇帝下台的坚定决心,袁世凯也很是为难。从他的内心来讲,他个人虽然并不抗拒民国大总统的宝座,但作为一个有些良心的人,并不想落下欺负孤儿寡母的骂名,毕竟袁家在清朝三代为官,也不能把事情做绝了。要是施行君主立宪那就从容多了,但这事不好办哪。正当袁世凯纠结的时候,却传来了让他意想不到的消息。第六章欢呼吧,为了民国

                      开天辟地,民国铁幕拉开

                      武昌起义之后,大家自主革命,自闹独立,自封都督,忙得不可开交,再没有人想得起来那位远在大洋彼岸的孙先生。但随着各地逐渐尘埃落定,大家才发现,需要个“带头大哥”。既然武汉、上海谁都不服谁,那就去南京组织政府吧。武汉、上海鹬蚌相争,南京渔翁得利,成为最后的胜利者。12月14日,各省代表在南京开会推选领袖,黎元洪和黄兴争夺最为激烈,难分高下,互不相让。正在南方革命军苦恼的时候,从海外来了一个人,正好使问题迎刃而解,此人便是孙中山。武昌起义的时候,孙中山正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家餐馆给人打工,为革命筹钱,具体职业是刷盘子。话说他在刷盘子时看到了报纸,上面写着中国革命党在武昌暴动的消息。之前无人请示,之后无人汇报,但孙先生还是被这次难得的胜利所鼓舞,积极在各国为义军筹措借款和粮饷物资,虽然最终没筹到什么东西,毕竟爱国的拳拳之心还是尽到了。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辗转抵达上海。正当他高举礼帽、向欢迎群众频频致意的时候,一个不识相的记者挤上前去,劈头便问:“孙先生,你这次带了多少钱回来?”孙中山没想到对方这么不给面子,一愣说:“我一分钱都没有带,我这次带回来的,只有革命精神!”于是,在万众瞩目之下,身无分文的孙中山便带着革命精神来到了南京。同盟会虽然已经分裂,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当时依然是国内最大的革命党组织,很多其他组织也都是从同盟会分裂出来的。虽然孙中山在同盟会中没有绝对的权威,却也没有人比他更有权威。革命阵营经过乱哄哄的讨论,最后众人妥协的结果,就是推选了在革命界资格最老、名气最大的孙中山做“带头大哥”。对了,革命党不是说要推举袁世凯做总统吗,怎么如此不讲信义,为什么要干这种出尔反尔的事?原来,虽然南北和谈正在进行,但革命党的打算是借和谈拖住袁世凯,然后在南京先把共和制生米煮成熟饭。这样一方面可以敲击一下袁世凯,另一方面也希望借孙中山的名望,换得西方国家的承认和支持,看有没有可能撇开袁世凯单干。但是革命党没想到,列强们并不买他们的账。如此看来,革命家们也不简单。可能这是因为大家都是政治家吧。搞政治可不是一件单纯的事情,政治博弈往往复杂而残酷,是不能简单地使用道德标准去评判的。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民国的铁血大幕就此拉开!袁世凯的反击正等着

                      里面添水七分满,水内放有活鱼、蟹虾、海藻之类的海货。再用凳子支起小方木池,周围用纱围成屏幕,竹板在围屏下,游移转动,这样就形成了水傀儡戏的戏台。这样一演,那真是惟妙惟肖。每到冬季,故宫西苑水池结冰。明熹宗便命一群太监随他一起玩冰戏。他为自己设计了一个小拖床,床面仅容一人,涂上红漆,上有一顶篷,周围用红绸缎为栏杆,前后都设有挂绳的小钩。明熹宗坐在拖床上,让太监们拉着绳子,一部分人在岸上用绳子牵引,一部分人在床前引导,一部分人在床后推行。这种床运行方便,很快就可往返数里。明熹宗除了擅长建筑学外,还喜欢踢足球,明熹宗觉着玩起来不过瘾,就亲手设计,建造了五所足球场(蹴园堂)。明熹宗还喜欢造其他玩具,他曾用大缸盛满水,水面盖上圆桶,在缸下钻孔,通于桶底形成水喷,再放置许多小木球于喷水处,灌水后,水到一定高度碰到木球,水打木球,木球盘旋,久而不息。如此,明熹宗把治国平天下的事,早就抛到脑后,无暇过问。魏忠贤当然不会错过这个良机,他常趁明熹宗玩得正高兴时,拿上公文请明熹宗批示,明熹宗便随口说道:“朕已经知道了,你尽心照章办理就是了。”在这里我们说一下明朝皇帝理政的程序,朱元璋规定每天上三次朝来处理政务,称早朝、午朝、晚朝,早上天不亮就朝会,皇帝也须黎明即起,等到太阳出来便散会了。这样高强度工作,也就朱元璋、朱棣受得了,再往后的皇帝,晚上玩女人,早晨是起不来的,所以早朝就免了,后来连午朝、晚朝也一块免了。那么政务谁干?内阁!因此明朝的内阁比以往的任何丞相都更专权。朱元璋、朱棣,自己发号施令,口头吩咐内阁大学士代笔,内阁学士就像秘书一样。再往后的皇帝,要么不懂政治,要么就不那么独断专行,因此奏折先由内阁大学士看过,拿一张小纸条,写出他们意见,附贴在奏折上,送进宫里,再由皇帝看后决定,这在当时叫作“条旨”,就是向皇帝分条贡献意见的意思,又称“票拟”,是说用一个小条子(即票)拟具意见,送皇帝斟酌。待皇帝看过,把这条子撕了,用红笔批下,名为“批红”,亦称“朱批”。批好拿出去,这便是正式的圣旨。但是在内阁与皇帝之间还有一类人,那就是太监,由太监作为过渡,皇帝有事交付与太监,再由太监交给内阁。内阁有事,也同样送太监,再由太监上呈与皇帝。这样,太监就能专权了,明熹宗嫌麻烦,自己许多时候不批奏折,叫太监批,魏忠贤就是如此。看到这有人会问,那你前面写的明熹宗在宁锦之战中对袁崇焕的正确指示和主张出兵援朝等一系列军事指挥,究竟是怎么回事?这就要感谢魏忠贤了,虽然魏忠贤这个人很混蛋,但是,魏忠贤起码是爱国的,在事关国家民族存亡的大事上,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讲原则的,绝非卖国贼。凡是辽东重要的军国大事,魏忠贤一律会交给明熹宗来决策,而明熹宗除了擅长“土木工程”外,聪明的他对于治国理政也是有两下子的,我们前面已经多次交代明熹宗对于辽东问题的正确批示,而且他对于辽东问题也基本保持着清醒头脑,天启六年(1626年)十一月,袁崇焕上奏说皇太极正在请求议和之事,一边说靠在辽东屯垦戍边长期相持最终可以让后金投降,一边给魏忠贤大拍马屁,“由此行之,奴子不降,必为臣成擒矣。况厂臣魏忠贤与阁部诸臣,俱一时稷契夔龙之选,臣所遇非偶,故敢卜事之必成”(《明熹宗实录》)。袁崇焕把魏忠贤比作“稷契夔龙”,稷指的是周文王祖先后稷,他是五帝中帝喾的长子,中国农耕的始祖。契是唐尧的异母弟,是商汤的先祖。夔龙则是盘古开天辟地时出生的神兽。袁崇焕如此肉麻的吹捧却没能让明熹宗高兴。相反明熹宗训斥了他一顿,告诫他后金的议和压根儿不可信:“以朕计之,奴未必降,降不足信也;战未必能胜,胜无轻谈也。”天启朝最大的战争失利,是沈辽之战袁应泰失守辽阳。而袁应泰之所以被起用,是因为之前的督师熊廷弼遭到了文官集团的弹劾,当时魏忠贤还未掌权。辽阳失陷后魏忠贤把给事中姚宗文、魏应嘉、御史顾慥、冯三元、张修德这些当初弹劾熊廷弼的文官都给办了,固然有打击文官集团的私心,但是这些文官误国,居然把大战略家熊廷弼的兵权夺了,导致辽东不可挽回的损失,也实在罪有应得。而后魏忠贤立刻支持明熹宗起用熊廷弼为兵部尚书,让他负责辽东防务。可见魏忠贤还是会用人的,但之后王化贞失陷广宁,魏忠贤包庇王化贞,杀熊廷弼就不光彩了。此后,魏忠贤接连支持起用的兵部尚书赵南星、孙承宗及兵部左侍郎袁可立等,都是直臣、能臣,而且是和自己作对的,但魏忠贤在边关大事上还是容忍了这些清流官员。只是后来到了明熹宗晏驾前为了抢班夺权的根本利益,才临时起用了自己的私人崔呈秀,这些至少说明魏忠贤也是爱国的,因此,崇祯皇帝在亡国前又想到了这位已被自己赐死的魏忠贤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袁崇焕曾经在一封给明熹宗的奏折里这样评价魏忠贤:魏忠贤对社稷的功劳,是海内外都有目共睹的,也已经刻石勒碑,无需多说。在他分管边疆事宜的时候,为了消灭外敌,任用了刘应干、陶文、纪用等人,而抵御敌人所用的盔甲、兵器、马匹、悬帐等物品,都是他用自己的家产置办的,每天都有资助,还对军需进行资助。正是由于他的帮助,我才能专心从严治军,下属营中将领官兵才不敢贪赃营私,不敢欺上瞒下,才将务虚改为务实,将假的变成真的,由怯懦变为勇敢,所以才有今天的胜利。从古至今,没有一个内臣能超过他的。5虽然有极度夸张的成分,但所有事都是多多少少有一定出处的,他也的确动用自己的钱来用于辽东战局。对于辽东战局魏忠贤是着急的,他认为辽东打不过后金是因为缺乏马匹,明朝对于皇帝最喜欢的大臣,是赐其有在紫禁城内骑马的权利,于是魏忠贤下令但凡有在紫禁城内骑马权利的大臣都要交出一匹马来调拨辽东。此外魏忠贤又一下子赐给几百个太监在宫中骑马的权利,让他们每人交一匹马给辽东。区区几百匹马起不了什么作用,但也可见魏忠贤多少还是有点爱国心。对明熹宗而言,治国是治国,玩耍是玩耍,他还是尽量希望两不误的。一次,明熹宗在西苑湖里与两个小太监划船玩,边玩边与岸上饮酒的魏忠贤开玩笑。忽然刮来一阵大风,把小船掀翻了,明熹宗掉入水中。幸亏明熹宗会几下狗刨,扑腾上岸。两个小太监旱鸭子,被淹死了。这次很悬,明熹宗差点步昔日正德皇帝后尘,正德皇帝就是一次掉进水里后不久就死了。爱国归爱国,其实也并不值得表扬,因为这是做人最起码的,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祖国都不爱,那实在是无可救药了。就像现在突然暴富的土豪烧钱以显示自己的富有一样,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魏忠贤不放过任何一个炫耀自己的机会。他特别喜欢炫耀自己的排场,每次出行,他都要“坐文轩,羽幢青盖,四马若飞。铙鼓鸣镝之声,轰隐黄尘中。锦衣玉带靴裤握刀者,夹左右驰,厨传、优伶、百戏、舆隶相随属以万数”,随从多达万人。在穿着上,魏忠贤经常穿龙袍(不只皇帝能穿龙袍,藩王也能,但是龙爪数量比皇帝少),魏忠贤的龙袍的纹样则比藩王差一爪。甚至连内衣内裤上,都要绣上金线蟒龙。就此时魏忠贤的表现而言,可以说他缺乏最起码的常识,明朝太监没有兵权,根本不能像唐朝太监那样掌握皇帝的废立,此前专权的太监没有一个得好死的,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明英宗时的王振和明武宗时的刘瑾,前者被军人拿锤子砸死,后者死得更惨。正德皇帝下令对刘瑾砍三千三百五十七刀,要分三天割完。第一天,要割刘瑾三百五十七刀。随着行刑官一声令下,刽子手先从刘瑾的胸膛上动手,割了十刀。然后对着刘瑾大喝,怕他昏死过去,刽子手也借机休息一下,等刘瑾苏醒过来,再割十刀,如此反复。第一天割完三百五十七刀,刘瑾被押回牢里,他非但没死,居然胃口很好,喝了两大碗粥。第二天,依旧是每十刀一歇,这天,没割完规定的数目,只割了数十刀,刘瑾气绝身亡。但是,按照刑律,就是犯人死了也不能放过,因此,刘瑾依然被割足了刀。割满刀数后,还要剖心挖肝,削去首级,把割下来的肉捣烂,把骨头捣碎才算完事。刘瑾是中国历史上死得最惨的人,换句话说,中国历史上死得最惨的人就是明朝的专权太监,假如魏忠贤知道这件事的话,无论如何他都不会这样作的,不作死,就不会死。读史使人明智,殆非虚言。由于魏忠贤本身缺乏最基本的政治素质,犯下的政治错误越来越多,一夜暴富的这种心理,加上太监本身扭曲的性格,他渐渐作恶多端,对所有看不起他或者挡他的道的人一个个斩尽杀绝,最终成了本章开头那样的杀人魔王,也激起了文人们的群起而攻之。1625年东林党人杨涟上奏弹劾魏忠贤,奏折说:“太祖皇帝曾下令,太监不许干预朝政,只能扫大街,违令者杀无赦。先帝圣令在先,但仍有人肆无忌惮、扰乱朝纲,东厂太监魏忠贤就是其中之一。臣列其罪状,请圣上过目。魏忠贤本是市井无赖,净身后入宫当了太监。起初在一些小方面略显忠诚,博得了皇上的信任,但后来他惑乱朝政,成为大奸大恶之徒。祖宗的制度,由内阁大臣来拟定圣旨。魏忠贤擅自专权,多次假传圣旨,有时甚至直接自己批折子。破坏祖宗两百余年的政体,这是第一项大罪。”“……在朝中没有比官员的推举、任命更重要的了,但去年,南太宰、北少宰都按魏忠贤的意思任命,一时间名人贤士都不能各安其位。魏忠贤玩弄权术,使得朝廷任用官员黑白颠倒、权诈横行,这是第六项大罪。”“皇上推行新政,正需要忠正贤明之士,而文震孟等贤明之士的言论只要让魏忠贤觉得不顺耳,那么他们就不‘贤明’了,就被罢官。这真是天子之怒易解,忠贤之怒难调啊,这是第七项大罪。”“去年去城南郊祀的那天,传闻宫中有位贵人,因为性情贞静,受到皇上的宠爱。魏忠贤害怕她揭发自己的丑事儿,就谎称贵人得了急病,置她于死地。使陛下不能保护自己非常宠幸的人,这是第八项大罪。”“裕妃因为怀孕准备加封,朝廷内外都为皇上感到高兴。但魏忠贤却因她不肯依附自己,假传圣旨,命她自尽。使陛下不能保护自己的妃嫔,这是第九项大罪。”“皇后有喜,怀上了皇子,却忽然离奇流产,传闻是魏忠贤与客氏谋划的。使陛下不能保护自己的儿子,这是第十项大罪。”“先帝做皇子四十余年,一直保着先帝的却只有王安一人。先帝突然驾崩,王安拥护陛下登基有很大功劳,但魏忠贤因为一些私人恩怨,假传圣旨,在南苑将他杀了。这不是仇视王安,而是仇视所有跟随先帝的大臣们,而那些无罪而被他杀害、赶走的人,更不知有几千几百人,这是第十一项大罪。”“魏忠贤要挟众人,今天要个奖赏,明天又要赐个牌匾。最近又在河间地区毁坏民居,修建牌坊,镂凤雕龙,然后又开始拟定修建其陵寝的占地方案,这是第十二项大罪。”“魏忠贤胡乱给小太监们封官,亵渎朝廷,超越了任何朝代,这是第十三项大罪。”“……北镇巡抚刘侨因为遵守朝廷法度,不肯杀人向魏忠贤献媚,魏忠贤认为他不善锻炼,便将其罢官。这等于是说,大明的律令可以不遵守,但魏忠贤的律令却不能不遵守,这是第十八项大罪。”“朝廷设立东厂,原本是用来捉拿奸人的。自从魏忠贤负责东厂之后,每天都在做一些公报私仇、诬陷忠良的事。只要是有片言只语违背了魏忠贤,就会被捉拿,受迫害,这是第二十项大罪。”“祖宗的规定,不准蓄养内兵,是很有深谋远虑的。魏忠贤和奸相沈纮在大内练自己的军队,藏匿奸人,一旦发生变故,是很大的忧虑啊,这是第二十二项大罪。”“魏忠贤去涿州时,开路清道,禁止他人通行,百姓都以为是皇上出行。他回京的时候,驾四马,羽幢青盖,夹护环遮,俨然一副皇上御驾的样子,这是第二十三项大罪。”“听说今年春天的时候,魏忠贤在皇上面前违制骑马,皇上射杀了他的马,但没有治他的罪。当时魏忠贤不但不伏地认罪,反而还面带傲色,颇多怨言。向来乱臣贼子,谋反只在一念之间,总是肆无忌惮就会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即使把魏忠贤凌迟处死,也不足以抵偿他的罪过。这是第二十四项大罪。最后杨涟请求熹宗召集文武大臣共议此事,并命刑部对魏忠贤严加审问,对所涉及的案件查明真相,以正国法。”杨涟上奏的内容真实性如何呢?就我节选的这些条而言,咱们随便摘几条看,第一条,秉笔太监是收发文件的经手人。明朝从正统皇帝朱祁镇开始,叫太监代为批红。此后,成化皇帝、正德皇帝、隆庆皇帝都经常这样做。明熹宗照着干,只是援引惯例而已。如果要说太监批红和口头传达圣旨是犯罪,那么,首犯只能是成化皇帝,不是朱由校,更不是魏忠贤。第六条,属实。第七条,文震孟是天启二年的进士,当年十月因上《勤政讲学疏》,被明熹宗下令廷杖后开除公职。对文震孟的廷杖,在午门外当众进行。朱由校下令全体官员到现场观看文震孟受刑。这是一个轰动朝野的事件,不可能是魏忠贤个人操控得了的,事件的整个过程,都是明熹宗起的主导作用,基本上未见魏忠贤的身影。第八条,是传闻,无法考证。第九条,与真相有一定出入,真相是,裕妃与客氏不合,在裕妃怀孕后,通过魏忠贤向明熹宗进谗言,说裕妃平时作风就有问题,这个孩子恐怕不是明熹宗的,于是明熹宗把裕妃打入冷宫。而后客氏禁止给裕妃食物,最后裕妃被活活饿死。第十条,传闻属实,皇后腰疼,魏忠贤找“医生”给她治病,治病按摩腰部时就把孩子搞流产了。第十一条,王安被杀,据考证,不排除与魏忠贤有关,但没有确凿证据。第十二条,无确凿证据。第十三条,属实。第十八条,属实。第二十条,属实。第二十二条,组建内兵不是一件小事,也不是可以偷偷摸摸干的。魏忠贤的确组建内兵了,但即使不是出于朱由校的主意,也必定得到了朱由校的批准。因此这条不算罪状。第二十三条,属实。第二十四条,属实。总之,除了那些“听说”的以外,其他的有铁证如山的,也有有水分的。当然,这封奏折明熹宗不可能看到,魏忠贤看到此奏折后大怒,他立即下令将杨涟逮捕,让人用铜锤砸杨涟的胸膛,几乎砸断了他的所有肋骨,但杨涟没死。而后魏忠贤又派人趁杨涟睡觉时把一袋土压在他身上,这种办法是中国古代处理那些按律不能杀,但对当权者而言还必须死的人。对一个肋骨被压断多根的人而言,一袋土压在胸口上,足能让人窒息而死。但杨涟这样的真正的中国士大夫就是命大,一袋土就跟盖被子一样,白天一拍土就站起来了。这下丧心病狂的魏忠贤最终让死党许显纯以一枚大铁钉钉入杨涟的耳朵里。杨涟头痛欲裂,知道自己快死了,于是他用手指蘸着自己头上的血写了一封血书,如此忠臣义士,自然当把他的血书录入:欲以性命归之朝廷,不图妻子一环泣耳。……身非铁石,有命而已。雷霆雨露,莫非天恩,仁义一生,死于诏狱,难言不得死所。何憾于天?何怨于人?惟我身副宪臣,曾受顾命(杨涟是明光宗的托孤大臣)。孔子云:“托孤寄命,临大节而不可夺!”持此一念,终可以见先帝于在天,对二祖十宗与皇天后土、天下万世矣。大笑,大笑,还大笑!刀砍东风,于我何有哉?太潇洒了,这就是中国古代真正的士大夫,对于这种人的存在,魏忠贤是压根儿不可能理解的,与杨涟一同被魏忠贤残酷杀害的还有东林党人左光斗、魏大中等。魏忠贤为斩草除根,炮制了《东林点将录》,就是像《水浒传》那样把东林党人按次序排名,列了一百零八人,我举几个例子您就明白这是什么东西了,“开山元帅托塔天王南京户部尚书李三才,天魁星及时雨大学士叶

                      !”于是通过两个决议,一是“作爰田”,二是“作州兵”。“作爰田”是晋国土地制度的一大改革。春秋前期,各国基本采用历史悠久的“井田制”,田地有“公田”和“私田”之分。公田即公室直接占有的土地,私田则是公室分封给贵族、士大夫阶层的土地。公室主要靠公田的赋税收入作为其经济来源。随着铁器的出现,生产力大幅增长,大量荒地被开垦出来,私田数量日渐增加,逐渐影响到公田的劳动力分配,各国均出现了“公田不治”的现象。公元前645年晋国发生的“作爰田”,实际上是将公室土地的使用权直接赏赐给贵族,不再区分公田、私田,按照实际耕地面积征收赋税。这对于提高种田积极性、增加公室的赋税收入都是有好处的事,已经有“开阡陌,废井田”的趋势。这恐怕非晋国群臣一时头脑发热就能想出来,而是酝酿了多年的改革计划。“作州兵”则是晋国军事制度的一大改革。春秋前期,各国均延用周朝的“国野制”,将居分划分为“国人”和“野人”。国人即居住在城市和聚居点的人,野人则是居住在城市和聚居点以外的人。国人享有较大的公民权利,也有披甲作战的义务;而野人基本上没有公民权,也无权当兵。“州”即国野制下的野人居住区,晋国“作州兵”就意味着将当兵的权力扩大到野人阶层,达到了增加兵源的目的。这两项改革,都是在晋惠公被囚禁在秦国期间,由晋国的群臣自发组织实施的,对于提升晋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秦穆公将晋惠公俘虏到秦国,在客观上促进了晋国的发展,恐怕也是他始料未及的。吕甥办完这些事,来到秦国的王城与秦穆公签订和平协议。秦穆公问吕甥:“贵国国内还安定吧?”吕甥想都没想就说:“不安定,有矛盾。”“哦?”秦穆公嘴角露出一丝笑容。从前面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出秦穆公是一个挺厚道的人。但是,再厚道的人也难免有点幸灾乐祸的小心思。这也不能怪他,此人之毒,彼人之药,乃是人之常情。吕甥说:“唉,您不知道,现在晋国人分成了两派。小人都在为失去国君感到耻辱,为在战争中失去亲人而悲伤,不怕被征收赋税和当兵打仗,而且吵着嚷着要立大子圉为君,成天整兵备战,说什么一定要报仇,否则的话不如服侍戎狄。”吕甥说到这里,看了秦穆公一眼,才接着说,“不过,这只是小人的看法。晋国的君子不这样看,他们虽然爱自己的主公,但也知道他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所以同样也在整兵备战,只不过不是想向秦国报仇,而是在等着秦国的命令。他们说,一定要报答秦国的恩德,死而无憾。君子和小人针锋相对,因此不安定。”秦穆公心想,好你个吕甥,这哪里是有矛盾,明明是君子和小人团结一致,上下一心;说什么“等待秦国的命令”,就是等着看我秦国下一步有什么举动,你们便采取相应的措施;你们的君子和小人不是针锋相对,而是在和我秦国针锋相对!能够把狠话说到这个水平,吕甥在修辞学研究方面,基本和郑庄公达到一个水平了。秦穆公转而又问:“贵国国内对国君有什么看法?”吕甥说:“小人很忧虑,说他肯定不免一死;君子则很放心,说他肯定会回来。小人说,我国冒犯了秦国,秦国哪有可能放了他呢?君子则说,我国已经知罪了,秦国一定会放了他。他对不起秦国,秦国就把他抓起来;他认错了,就会放过他。秦国这样做,可谓是功德无量,威严无限,服从秦国的人感念秦国的恩德,对秦国有二心的人害怕秦国的威严。如果放了我国国君,秦国可以称霸于诸侯了!”秦穆公嘴上不说,心里却在想:你就别再演戏了,什么君子小人,全是你一张嘴。一下子忽悠我,一下子又给我戴高帽子,还说什么称霸诸侯,人家姜小白会同意吗?他不动声色地看着吕甥,直看得吕甥脊背发凉,才不紧不慢地说了一句:“大夫说得很好,我也是这么想的。”吕甥和秦穆公这一番对话很有效果。秦国马上改善了晋惠公的待遇,让他住到宾馆里,并且用“七牢”来招待他。所谓“七牢”,是规格很高的待遇。按照春秋时期的礼节,牛、羊、猪各一头叫做“一牢”,“七牢”则应是三七二十一头牲口,给晋惠公吃,实在太浪费啦。同年十一月,晋惠公结束了囚禁生活,回到了晋国。在他回国之前,有人劝庆郑赶快逃跑,庆郑说:“我身为臣子,在战场上对君主见死不救,导致战争失败,之后非但没有以死谢罪,还不让他有机会惩罚我,也太不像话了。就算我想逃,谁又肯收留我呢?”还是坚持留在晋国。晋惠公人还没回,先命人把庆郑杀了,才启程回国。他总是被人原谅,却从不肯原谅别人。这一年冬天,晋国又闹饥荒,秦国雪中送炭,再一次给晋国运来了粮食。与此同时,秦国也开始征收晋国河外土地的赋税,并在那里设置行政管理机构。晋惠公的诺言总算兑现了,虽然很不情愿。【最早的国际主义援助】葵丘会盟之后,齐桓公在中原的霸主地位得到最终确立。但是齐、楚两国的竞争态势并未因葵丘会盟产生逆转,楚国的攻势依然凌厉。葵丘之盟的第三年,公元前649年,楚成王派兵攻打黄国,第二年就将其消灭了。黄国是赢姓小国,国君为子爵,地处今天的河南。自楚武王年代,黄国就一直受到楚国的侵略与威胁。公元前704年,楚武王举行沈鹿之会,黄国没有参加,楚武王派人前往黄国,追究其不赴会的责任。公元前675年,楚文王讨伐巴人失败,被鬻拳拒之门外,楚文王于是率兵北上寻黄国的晦气,在碏陵打败黄国军队,迫使黄国臣服于楚国。齐桓公兴起之后,对楚国采取外交包围政策,将黄国纳入争取对象,两次与黄国会盟。黄国也将齐桓公当做自己的救星,弃楚入齐,从此不再向楚王进贡和朝觐。召陵之盟后,黄国的姻亲、邻国弦国以为从此变了天,可以不再侍奉楚国,结果被楚国令尹子文率军消灭,弦国国君也出逃到了黄国。弦国的灭亡本来应该给黄国敲响一记警钟,让黄国重新认清形势,至少在表面上与楚国维持良好的关系。毕竟,齐桓公远在山东,精力又长期被北方的狄戎势力所牵制,很难照顾好远在河南南部与楚国接邻的黄国。但黄国人显然没有从弦国灭亡的事情中吸取教训。葵丘会盟是如此光彩炫目,使得齐桓公在黄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只要有齐侯支持,楚国人不足为惧。”黄国人如此给自己壮胆。他们甚至宣称:“自郢都到黄国有九百里之遥,楚国人鞭长莫及,其奈我何?”黄国人完全搞错了,鞭长莫及的不是楚国人,而是齐国人。楚成王一声令下,大军立刻北上九百里,将黄国纳入自己的版图。黄国人眼巴巴盼望的齐桓公对此没有任何反应。此时他正将眼光放在北方的狄戎势力和王室事务上。周襄王在齐桓公的支持下继承天子之位后,他的弟弟王子带仍然贼心不死,想篡夺他的王位。公元前649年,王子带私通居住在扬拒、泉皋和伊、洛之间的戎族,约他们攻打王城雒邑。戎族军队一直打到雒邑城下,还放了一把大火烧毁了东门,周王室岌岌可危。这一切,仿佛当年的犬戎之乱重演。还好,这回王室等到了诸侯的救兵,秦、晋两个大国分别出兵讨伐戎族的聚居地,迫使戎兵离开雒邑,王室得以保全。王子带犯下这样大的罪行,周襄王当然不能原谅他,要追究他的责任。有意思的是,王子带为了逃避惩罚,居然一口气跑到齐国,请求政治避难去了。当年周襄王还是大子郑的时候,受到王子带的威胁,正是找了齐桓公帮忙才保住大子的位置,顺利继承了王位;现在王子带犯了罪,第一个想到的居然也是投靠齐桓公。可见姜小白在中原各国(包括周王室)的眼里,已经成为最高的保护神,“有困难,找齐侯”成为了人们的共同认识。齐桓公接受了王子带的避难请求。同年冬天,他派管仲带部队前往戎族聚居地,用外交手段和军事威胁,使得居住在伊、洛之间的戎族与周王室握手言和,保证不再侵犯雒邑。周襄王对齐桓公感恩戴德,有意提高对管仲的礼遇,以上卿之礼来宴请管仲。对此,管仲谦让道:“我管仲仅仅是诸侯之臣,齐国还有天子任命的国、高二位上卿,如果他们到雒邑来聆听王命,您又以什么礼来对待他们呢?请恕我斗胆推辞。”周朝初年,王室为了加强对各诸侯国的监管,除了在军事上保持王军的绝对优势外,还确立了一套由王室来任命诸侯卿士的制度。具体地说,一般的侯国设置三卿,其中两卿由周天子任命,称为上卿;一卿由诸侯自行任命,称为下卿。齐国的世袭贵族国、高二氏,就是周天子任命的上卿。管仲作为齐桓公的心腹,虽然执掌齐国军政大权,但始终只是齐桓公任命的卿士,所以只能算作下卿。现在天子为了讨好齐桓公,要以上卿之礼来对待管仲,当然是“非礼也”。以管仲的智商和情商,肯定不会接受这样超出规格的礼遇,最终只以下卿的身份接受了天子的款待。然而,齐桓公却没有管仲那么低调。早在一年前,他就宣称:“我受命征讨,南至召陵,北至山戎,西至大漠,天下诸侯都听我的。我发起诸侯会盟,兵车之会三次,乘车之会六次,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古代圣贤帝王,所做到的也不外如此吧?我,将要前往泰山封禅!”要知道,封禅泰山乃是天子的专利。齐桓公这么说,自然是不把天子放在眼里,甚至有取而代之的意思了。还好管仲脑筋转得快,哄着他说,要想封禅泰山,光有盖世功勋是不够的,还必须要得到一些稀奇古怪的动物才行,比如什么比目鱼啊,比翼鸟啊,凤凰啊,麒麟啊之类的。齐桓公一听,觉得太难了,才就此罢休。这时的齐桓公,与葵丘会盟时那位战战兢兢接受天子祭肉的齐桓公比起来,真是判若两人啊。公元前648年春天,齐桓公又派仲孙湫前往雒邑朝觐天子,并且要他在天子面前顺便替王子带说几句好话,请求天子原谅王子带。结果仲孙湫办完公事就回国了,也没有跟天子提王子带的事。他对齐桓公说:“现在还不是时候,天子的怒气还没有消除,没有十年功夫,恐怕是消除不了。”到了夏天,齐桓公又在卫国的咸城召开诸侯大会。这次会议的主题有二:一是讨论如何防备东方的淮夷对杞国的入侵;二是讨论如何防备西方的戎族对周王室的入侵。老实说,我看到这些历史记录,都觉得齐桓公这个霸主当得真够累的,东南西北的麻烦事他都得管,一年到头恐怕没有几天真正能够休息。咸城之会的结果也有二:一是同年秋天,各诸侯国派兵到雒邑驻防,戍守王城;二是次年春天,各诸侯国开始为杞国修筑缘陵城,准备以此作为杞国的新都,以避淮夷的入侵。齐桓公一再发动诸侯做好事,而且一做就是大工程,全是义务劳动,没有任何报酬,大伙表面上虽然都应承,心里却开始不乐意了。因此,缘陵城远不如当年卫国的楚丘城修建得顺利,在《春秋》上也仅仅书写了修城的事,而没写杞国人迁都到缘陵的事。左丘明解释说,这是因为有的诸侯没按约定参加缘陵城的建设,致使工程质量出现问题,没把好事做到底。至于是谁没参加,他一字不提。没关系,我们猜也猜得到,没参加建设的诸侯,肯定包括了鲁国的国君鲁僖公,否则鲁国的史官也不会如此讳莫如深。由此可见,葵丘之会确实是齐桓公霸业的顶点。然而顶点也是转折点,自葵丘之会后,他的霸业便不可避免地出现衰退的迹象——他的号召力开始下降了。两千多年后,一个叫雷锋的人在博客中写道:“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只做好事不做坏事。”对此,我想稍作修改:“一个人发动大家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都能发动大家只做好事不做坏事。”回顾齐桓公称霸以来的历史,他确实是发动大伙做了不少好事。仅以修城为例:公元前660年,帮助卫国遗民在曹国建立临时居住点;公元前659年,帮助邢国修筑新都夷仪;公元前658年,帮助卫国修筑新都楚丘;公元前648年,帮助卫国维修楚丘的郛门;公元前646年,帮助杞国修筑新都缘陵。短短十五年间,已经发动诸侯进行五次上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在此说明一下,修城不是件小事,而是劳民伤财的大工程。诸侯接到齐桓公修城的命令,好比接到一张巨额罚单,不但要从国库中拿出真金白银,还要役使国民不远千里前往工地充当民工。这样的好事,做一次已经很不容易,参与建设的诸侯国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恢复元气。而齐桓公做好事上了瘾,屡屡发动诸侯做好事,在那个不知英特奈雄耐尔(国际共产主义)为何物的年代,大伙心有不满,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再考虑到齐桓公还动不动就把大伙召集到一起开会,而且一开就是一两个月,又多次发动对楚国、对郑国、对四夷的战争(这些战争虽然多数以静坐观望为主,但仍然需要耗费各国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各诸侯国在齐桓公的领导下,日子过得委实不轻松。就在诸侯们忙忙乱乱为杞国修城,为王室站岗的时候,楚成王不失时机地发动了对徐国的战争。徐国是地处今天安徽的小国。和黄国一样,徐国原本是楚国的附庸,因为受了齐桓公的感召,开始与中原诸国走得亲近起来,有意摆脱楚国的统治。如果齐桓公再对徐国坐视不救,召陵之盟的有限成果可能全部付诸东流,到时候不只是江汉诸国会回到楚国的怀抱,中原南部的小国也将被楚国席卷而去。没办法,齐桓公只好打起精神,再一次祭起他的法宝:会盟。公元前645年三月,齐、鲁、宋、陈、卫、郑、许、曹八国在牡丘集会,重温葵丘会盟的誓言,同时讨论救援徐国的有关事宜。会后,各国部队开赴前线,而各国国君则在卫国的匡地等待战报。值得一提的是,这次鲁国派了大夫公孙敖为代表,率领部队加入八国联军。这位公孙敖,就是庆父的儿子。叔牙和庆父虽然因叛国之罪先后被杀,他们的子孙却一直受到季友的关照,担任了鲁国的重臣。同年秋天,齐、曹两国部队入侵楚国的属国厉国,以缓解徐国的军事压力。徐国倚仗齐国的支持,下定决心抵抗楚国的入侵,结果在娄林被楚军打得大败。而到了公元前644年夏天,齐、曹两国部队仍然没有攻克厉国,围厉救徐的战略宣告失败。在这种情况下,齐桓公只好将齐军直接派到徐国,帮助徐国打退楚军的进攻。以齐国军队的战斗力,为什么连一个小小的厉国也攻克不了呢?《左传》没有作任何解释。但如果翻开《史记》,我们也许可以找到原因:公元前645年,管仲去世了。管仲是春秋时期屈指可数的实干家。他主政齐国期间,对内大胆改革,锐意进取,齐国的国力大振,成为名副其实的东方大国;对外尊王攘夷,建立广泛的国际联盟,南则与楚国抗衡,北则抵抗少数民族入侵,为中原地区的稳定与繁荣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后人对于管仲,却总是褒贬参半,欲说还休。褒者,成绩摆在那里了,无须赘述;贬者,主要集中在两点:其一,他原来是公子纠的师傅,在公子纠失败之后却投入了敌方阵营,是为不忠。关于这件事,孔夫子的学生子路曾请教孔夫子:“齐桓公杀死了公子纠,召忽追随公子纠而死,管仲却不肯,这是仁吗?”孔夫子没有正面回答,只说:“齐桓公九合诸侯而没有使用武力,这就是管仲的仁啊!”而且说:“如果没有管仲,我今天恐怕也是披发左衽之人了(拨发左衽为夷狄之俗)。如果他也像召忽那样,自缢死在沟渎中,那还有什么价值啊?”意思是,管仲如果为公子纠而死,不过是小仁,不值一提;他辅助齐桓公抵御外族入侵,保护了中原文化的血脉,这才是大仁。第二,他生活奢侈,富比王侯。关于这一点,孔夫子基本持批判态度,曾经说:“管仲有三个家,每个家都有专人打理,完全没有节俭的意识。”又说:“国君在大门外设有屏壁,管仲家门口也设有屏壁;国君宴客,堂上有安放酒杯的土几,管仲也这么办。如果说管仲知礼,那么谁不知礼呀?”在孔夫子看来,功是功,礼是

                      妨自史籍中细心找寻资料,为此作证,大可写成一册数十百万言的巨著来,将为世人讨论人类文化问题者一新耳目。当然上面所说,只是一番极粗略的叙述。即如古代中国之北方,后来也被称为中原了。中国历史上的地理展扩,同时即是文化展扩,此中大有值得研究处,我只借此处指出,供诸位作参考。五现在也有人说,西方文化发生在都市,中国文化植根在农村,此语亦有理。但中国也有都市,西方也有农村。只是西方都市其形势常是对外的,它们都市中之工商业,必求向外伸张,以求维持此都市之存在与繁荣。因此都市与都市间,也成为各自独立而又互相敌对之情形。中国都市则由四围农村向心凝结而成,都市与农村相互依存。农村既是大片地存在,都市与都市也相互联络融和合一。因此西方帝国主义,同样是向外伸张。而中国历史上之地理推扩,则亦同样只是一种向心凝结。帝国主义之向外伸张,外面殖民地可以叛离而去。中国文化之地理推扩,则在其文化内部,自有一向心凝结之潜力存在。但由上面再引申,近似玄论。我们试再归会到本题上。文化推扩到新地区,可以获得新生命与新进展,已在上面说过。但若一地文化衰落,是否可以再兴复活呢?此层值得再论。上面又说,西方文化主要在城市,中国文化主要在农村。城市繁荣,此起彼落。农村虽有兴衰,但比较稳定。因此,作为农村凝结中心的城市,亦自与相互争存的城市不同,而联带有其稳定性。让我把在中国文化系统中,占有较长历史性的两个地区,来比较作证。一为今之山东省,一为今之河南省。为何我们不举长江流域之江浙或珠江南部的闽广诸省呢?因这些地区加入中国文化传统比较迟。而此两省,直上直下,几千年来都在中国文化大统中占有人文成就上的重要地位。这两省时经战乱,时遭饥荒,变动极大。但屡起屡仆,屡仆屡起,并无所谓文化一衰即无再兴之理。我们近日若有人来写一部“山东、河南两省文化兴衰之综合研究”,我想一题将是饶有意义的。当然不限此两省,即拈别地区作例,亦同样有意义。上述中国北方,是中国文化的老家。就今天讲来,一般情形北不如南则有之,但诸位莫说中国北方已老了衰了,中国文化已转移到南方来,此实一大错误。但我们希望中国文化的发源地北方中原,能重来一大振兴,则是应该的,而且也是重要的。六今天所讲,也可说是讲的文化地理。地理与文化有关,如气候、水土、山川形势,物产风景种种要素,皆与人类历史文化有大关系。如一辈子生长在香港的人,将不能真了解中国之北方。中国北方水土深厚,其人物也比较稳健踏实。香港人非亲到北方,便不易了解。但中国北方人若不亲来香港,也一样了解不到香港。诸位试想,中国地理有如此般的复杂性,此地人不到那地,便不易了解到那地,但不害其同样成为中国人,同受中国文化陶冶,这又是何等伟大的一件奇事呀!我讲至此,就想到讲历史不能单靠书本知识,还要多游历。例如信耶稣的须到耶路撒冷去,佛教徒须到印度,崇拜孔、孟便想去曲阜、洙泗一游。因游历可得更深更亲切的知识,决非徒求之于文字书本者可得。尤其是中国各地,无论通都大邑,穷乡僻壤,都有历史上的名胜古迹,人物遗风。即就香港言,原本是中国极南一小岛,在中国历史上似无地位可言。但诸位在此,便知香港亦多历史故迹。远的如南朝时代之青山寺,重大的如宋、元之际之宋王台等。我的故乡是江苏无锡,小地名叫梅里,远从吴太伯起,下迄东汉梁鸿,直到明、清近代,有一书名《梅里志》,此书现在美国各大图书馆中亦均可见到。此书叙述梅里一小区域中,所有之历史故迹名人遗踪。我幼时常好翻阅,真是可谓接触了中国历史之一角。我想在座诸位,各自回忆自己之故乡,亦必各可清楚记得自己故乡所有之历史故迹名人遗踪。即如广东人讲到曹溪六祖,岂不是唐以后中国文化史上一了不起的人物吗?故中国地理,已能和其历史交融密合紧配在一起了,没有一地无历史关系,无文化消息。若我们能到国内各地游历一趟,真可能是应接不暇,流连无尽。诸位到一处,才可明白此一处之历史,此一处之人物,与此一处之文化。以游历来作印证,以游历来求发明,这实是有意研究中国历史文化一重要的步骤。我常听有人说,中国民族同化力大,故历史上不断有外族入侵,都给我们同化了。这话也非不是。但更要的是,中国人如何能先自同化自己,成其为同一中国人。这一问题,显然比前一问题更基本、更深入。又有人说,中国地理易于统一,不如欧洲地理之易于分裂,这却未见其诚然。我不知法、比、荷、德的地形如何定须分离,我又不知同一条多瑙河顺流而下,如何定须隔断。但在中国春秋时,晋国人见称为四塞之国,难于被侵的。后来的四川,人道是:“天下治,四川后治。天下乱,四川先乱。”试问如江、淮、河、汉诸大流,如太行、秦岭、五岭诸山脉,比较起欧洲地形来,何以必见为易于统一,不易分割呀?这里面决不是自然地理的关系,而是人文历史的关系。否则如我家乡太湖流域江、浙两省,若要模仿欧洲,至少亦该分江南、江北、浙东、浙西四国吧。只因我们习惯了在字面上在口头上,老说中国和中国人,却不仔细讨究其成为中国和中国人之一切历史文化来源,所以我今天特地提出研究历史地理一题目,也如研究欧洲史般,不妨起一番心,分着地区来研究。每一地区,从其历史演变中,自上到下,溯源竟流去探讨,去追求。即如我的家乡苏州人,在春秋、战国是这样的,到明、清两代又是那样的。又如广东在两汉时代是那样的,在南北朝、隋唐时代又是那样的,在近代中国又是那样的。我们才知中国几千年来,能在这广大多异的地面上,自己抟成一民族,创立一文化到今天,其间确有不平凡的意义存在。若我们忽忘了此地理的一面,只像一条线般,由上而下来讲中国史,则将失去其中许多的精彩和真实。第八讲如何研究文化史一今天是中国历史研究法的最后一讲,今天的讲题是“如何研究中国文化史”。以上七讲有关研究政治、社会、经济、学术、人物、地理各方面,均属研究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我们如果专从文化史来讲,则其范围应仍比上述各方面为大。可以说,文化是全部历史之整体,我们须在历史之整全体内来寻求历史之大进程,这才是文化的真正意义。进一层说,历史是人事记载,但有很多人事不载入史籍中。并非不重要,只为向来史体所限,故不一一载入。适才所说的历史整全体,则是兼指载入史籍与未载入史籍的而言。换言之,文化即是人生。此所谓人生,非指各人之分别人生,乃指大群体之全人生,即由大群所共同集合而成的人生,包括人生之各方面、各部门,无论物质的、精神的均在内,此始为大群人生的总全体。又当是立体的,而非平面的。即是此整全体之大群人生之兼涵历史演进之总全程,包括一切方面,而来研究其汇通合一支意义与价值者,乃是所谓文化。“文化”一词,亦从西方翻译而来。中国从前人研读历史,只要懂得人物贤奸,政俗隆污。凭此一套知识,可认修己治人,则研习史学之能事已毕。现在则世界棣通,各地区,各民族,各有一套不同演进的历史传统存在着。如何从其间研核异同,比较得失,知己知彼,共图改进,于是在历史学之上,乃有一套文化学之兴起。此在西方不过百年上下之事,但中国古人实早有此观念。《易经》上有“人文化成”一语,文即指人生多彩多姿各种花样言。人群大全体生活有各部门,各方面,如宗教、艺术、政治、经济、文学、工业等,各相配合,融凝为一,即是文化。此多样之人文,相互有配合,先后有递变。其所化成者,正与近代人文化一观念相吻合。故此一翻译,实甚恰当。自此处言,可见文化即是历史,惟范围当更扩大,内容当更深厚。若我们有意研究文化,自须根据历史。因文化乃是历史之真实表现,亦是历史之真实成果。舍却历史,即无文化。但从另一方面看,研究文化须有哲学智慧。文化本身固是一部历史,但研究文化则是一种哲学。全部历史只是平铺放着,我们须能运用哲学的眼光来加以汇通和合,而阐述出其全部历史中之内涵意义,与其统一精神来。此种研究,始成为文化史。但文化并非即是一套哲学,哲学亦仅只是文化中之一部门。若认为文化是一套哲学,此实大误。近人如梁漱溟著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彼似乎只根据哲学观点来讨论文化,亦嫌不足。我们当知讨论文化,此讨论之本身即是一种哲学了,但所讨论者则并非哲学,而是历史。哲学可以凌空讨论,而历史与文化之讨论,则必有凭有据,步步踏实。此一分辨,先当注意。二我下面所讲,并不想讲中国文化内容如何,乃是讲研究中国文化必具有某几项该注意的观点。除了开宗明义的第一点,即研究文化史要具有哲学头脑,并以历史事实为根据外,尚有下列诸点,兹逐一分疏,加以说明:其一:讨论文化史要注意辨异同。有人说,人类本体既相同,则世界各地区所有文化应亦无大差异。此说诚亦不错。但我们试举一位音乐家与一位运动家作例,一人善钢琴,一人善网球,此两人除此一项相异外,其他方面或可说百分之九十九相同。但我们所要注意者,正是此两人间一善钢琴与一善网球之差别所在。若忽略了此异处,便成为无可说。人同是圆颅方趾,同是五官四肢,但人心不同如其面,虽同是如此圆颅五官,却不该把他们异处抹去。西方学者似乎到今天才始感到有文化学研究之必要。因他们已知世界各地区各有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除却西方自己一套以外,尚有其他文化存在。即就西方欧洲言,如英、法、德、意诸国,他们也感到相互间各有不尽相同的文化传统。因其由此觉悟,才始知有文化研究之可能与必要。我们纵不说文化是多元的,但至少是歧出的。若专从同处着眼,如何能尽文化研究之能事?在二三十年前,常有人说,西方文化只比中国文化走前了一步,中国文化仅相等于西方的中古时期。若中国能再前一步,便将与现代西方文化无二致。此可谓是一种文化抹杀论者。世上各民族文化传统尽自有其相同处,然而仍必有其相异处,因此乃有各种文化体系可说。当知每一文化体系,则必有其特殊点所在。有其特殊点,乃能自成为一文化体系而存在。不能谓天下老鸦一般黑,一切文化则必以同于西欧为终极。其二:讨论文化须从大处着眼,不可单看其细小处。如西方人初来中国,看见女人裹小脚,男人拖长辫,便认为此是中国文化。此亦是中西一相异处,亦是一特点,但太琐屑细碎了。研究文化若专从此等处着眼,则将永不识文化为何物。若我们指认街上一人,说其面有黑痣,此并不错。但若要我们介绍自己一亲戚或朋友,我们若只说其人面有黑痣,此外更无可说,那岂不成大笑话。此等说法,我则名之曰“文化的枝节论”。但见有枝节小处,不建有根本大处。此刻的中国人,男的都不拖辫,女的都不裹脚,但中国文化依然有其独特处,此即枝节与根本大小之辨。其三:讨论文化要自其汇通处看,不当专自其分别处寻。我刚才说过,政治、经济、思想、学术、艺术、宗教、工业、商务种种项目,都属文化之一面。但在其背后,则有一会通合一支总体。我们若各别分讲上述诸项,虽均属文化范围之内,但所讲只是宗教、艺术、政治、文学等等,并不即是在讲文化。例如一个人,他的日常生活总可分多方面来说。如在学校,在家庭,或在其他的社会场合中。须把此多方面汇通综合起来,才说得是明白了解此人。如只能分析,不能综合,此如佛经所说盲人摸大象,有的摸到象鼻,有的摸到象脚,凡此盲者所接触到的,固然均属象之一部分,但部分不即是全体。一只象不能即是象鼻或象脚。凡此盲人所接触者,则并非是一象。若研究文化问题,不能从其汇通处看,不能从其总体上求,则最多仍不免是一种文化之偏见。其四:讨论文化应懂得从远处看,不可专自近处寻。要知文化有其纵深面,有长时期的历史演变在内,不可仅从一个平切面去认识。如我今天所讲,有的是当前事,有的有一二十年历史在背后,有的乃就两三千年之历史传统言。又如诸位看香港社会形形式式,岂不同样有当前事,有一二十年前事,乃至更远的存在?诸位当知,专就存在于香港社会的事事物物言,亦尽有可追溯到一二千年以上者。诸位当知,文化进展莫不有其长远的途程。在其途程中有波澜曲折,有迂回反复,不断有新的加进,但亦永远有旧的保留。若横切一平面看,便不看见此进展大势。固然以前进展也尽多保留在此平面上,但必须知此平面亦必仍然在进展中。记得我在小学时代,一天,有一位先生知道我正看《三国演义》,对我说,此书不足看,开头便错了。他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治一乱云云,那只是中国人老话。如今世界进步了,像现代西方英、法等国,他们是治了不再乱,合了不再分的了。哪里像《三国演义》上所说。”此系六十年前事。但以六十年后今天情形来说,那位先生的话,准说错了。我想此种说法,只能称之为文化的短视论。文化演进,总是如波浪式的,有起有落。正如一个身体健康的人,他也会有病时。一个身体孱弱的,也会有康强时。所以衡量一人之体况,该看其前后进程。可文化亦然。近几十年来,国人对自己传统文化的看法,似乎都犯了一个短视病。都只从一横切面来说。若我说中国文化有价值,便会有人问,既有价值,如何会成今天般光景?但我也要问,西方文化进程中,难道从没有过衰乱与黑暗的日子吗?以前历史有变,难道以后历史便再不会有变,老该停在今天当前的这般情形之下吗?我刚才所举六十年前我的那一位先生所告诉我的一番话,那时的英国、法国,岂不正是如日中天?我的那位先生正为只从他那时的平切面看,认为英、法诸国再不会走下坡路。但在今天,由我回头叙述,真使人有白头宫女说玄宗之感慨了。这不过是前后六十年间事而已。故知我们对一个民族文化传统之评价,不能单就眼前所见作评判的定律。我们应懂得会通历史全部过程,回头从远处看,向前亦往远处看,才能有所见。其五:讨论文化应自其优点与长处看,不当只从其劣点与短处看。此因任何一文化系统,必有其优点与长处,当然也必有其劣点与短处。就以往及当前言,世界任何民族所创出的任何文化体系,尚无一十全十美的。将来是否能有一个十全十美更无毛病的文化体系产生,很难说。恐怕人类文化,将永远不会有十全十美的。这是上帝造人如此,也无可奈何。我们接待人、领导人、教诲人或希望督责人,也只有从其长处引进。若专心一意来指摘人短处,则人非圣人,均难自免。如有人长于音乐,我们正可从音乐方面来鼓励培植他,却不宜笑骂他别的什么都不会。专从人短缺处吹毛求疵,则一切人将见为一无是处。对人如此,对己亦然。不能说专对自己寻瑕求玷便是好。这可说是一种文化自谴病。今天的中国人,看自己文化传统,正抱此病。有人说中国文化更无别的,只是有太监、姨太太、打麻雀牌、拖辫子、裹小脚、抽大烟,此外更无别的?我们是否应该软下心,回过头来也说它一些长处?专一吹毛求疵,剔垢索瘢,似乎不是一种好态度。如上所举,太监、姨太太、麻雀牌、辫子、小脚、鸦片烟等,在我们此五千年来之悠长历史中究竟占了何等地位?我们也该一翻二十四史十通等许多历史书籍,此诸形态究从何时开始?究竟发生了何种影响?究否是中国文化之大本大源与大纲大领所在?当然我并不说讨论文化不该批评其短处,乃是说亦应该认识其长处。而且我认为一种文化之真短处,则正该从其长处方面求。譬如

                      古风水格局中便有这个逆五行局,那是一种源自先天八卦阴阳变化的衍格局。天地为阴阳两仪,四象神兽分属木、火、金、水,而具中位的人则属土。照理水性的穷奇是会受到土的克制,这也就是为什么寻常的人类总是和穷奇格格不入互搏互杀,但如果穷奇吸取了人的精气,就等同于水吸取了土的精华。五行原理中曾有相克也相生的说法,五行中的任意一行在相克的另一行面前,自身会有一种遇强愈强的反应,倘若穷奇集合了水性与土性的精华,遵循这种“阴极阳盛,阳极而阴盛”的道理,就会在体内形成循环不断的能量,其运作原理如同现代科学中的核聚变一样。“不错,正是逆五行局。”少昊之子不失时机地说道,“穷奇不耻天下君子,却也被天下君子所不耻,循环其道岂不快哉?”“‘五行阴阳相克相生,逆转为忤自伤其身。’逆五行局导致的结果你应该比我更清楚。”面对这个疯狂的家伙我有些难以置信,“若是让穷奇吸取如此大量的精气,阴阳五行循环的力量足以让它失去控制,那么你也会受到牵连而受损甚至消失!”眼前的景象倏然消失,我依然身处在别墅之中,少昊之子以一种几乎脸贴脸的姿势凝视着我的眼睛,在他那深邃的眼中竟似燃烧起了一团幽幽的阴火。“穷奇会变成如何不会有人比我更清楚!”自他的齿间迸出一种怨毒的声音,与先前的浑厚嗓音大相径庭,“消失便消失!五千多年,我受够了外界发生的一切!世人都在做些什么道貌岸然男盗女娼的事情?!即便有那么几个看得过眼的人,不还是都被所谓的首领除掉或逼死了吗?”“难道你想效法以前的那些疯子搞什么灭世重生?!”一阵气血翻涌,我的身体无故地凭空扭曲,浑身的骨骼已在咯咯作响,他终于下手了。“灭世重生?也许是的,姑且按你的说法来定论吧。”少昊之子脸上泛出了一丝诡异的笑容,“本不想杀死你这么有趣的人,五千多年以来你是第一个和我交谈了那么久的人,但留着你只怕会坏了我的大局。”言语间身上的力量渐渐加重了,浑身的剧痛让我感到将要被捏碎的恐惧。可笑,我怀着私心做着自以为正义的事情,少昊之子同样怀着私心做着自以为正义的事情,而最终我们都将死在这种心理上!“哈哈哈哈……”痛苦中我放声狂笑,笑声中充满了嘲讽和悲伤,这世界究竟遵循的是什么样的规律!狂笑中身边突地黄光大盛,一种奇异的黄色光体在我周围蔓延开来,那股几乎要将身体捏碎的力量竟渐渐消失了。当脚踏上平稳的地面时,原本装饰的木质地板上已满是厚实的黄土。“轩辕息壤?!”少昊之子惊讶地扬了扬眉,似乎发现了什么奇怪的事情。一定是彭候附身的那块黄色精元在刚才的力量下被激发了,这东西似乎可以控制土的聚集,会不会和驭金的能力一样?意念闪动中,又是一片黄色光体凭空涌现向着墙壁蔓延,在黄土的覆盖下四壁早已辨别不出原本的样貌。“原来如此,难怪会有这种感觉……”少昊之子兀自言语着,仔细端详了片刻,“刚才几乎被我杀死却还大声狂笑,究竟是什么让你如此的发笑?”“何必问我?你不是能知道我心中所想的一切吗?”难道他也借着问话来拖延时间吗?“这些黄土掩住了你的想法,使我无法窥觑。”少昊之子倒也坦白,土克水,身为精魄的他也会受到穷奇水性的影响而受制于土。“知道与否并不重要,与其拖延时间不如来个了断!”意念随着言语波动着,整栋别墅浑然变成了一个大型的土窑,如果土壁可以阻住少昊之子的力量,那么时间的凝结便会被打破,而预先布下的风雷阵就可以生效。黄土在少昊之子的身边筑起了一个半球型的壁垒,完全将他封在其中,壁垒结成的瞬间,整个屋内似乎有了些许的变化,时间继续流动了!“噗噗”闷响连连传来,封闭的壁垒上竟出现了无数的裂缝,难道黄土的力量不足以封住他吗?继续催动下,壁垒上的黄土逐渐加厚,那些裂缝无力地消失了。暗舒一口气,脑中盘算着如何迅速发动风雷阵,厚实的壁垒却毫无征兆第从中突地碎裂开来!少昊之子的身影再度出现在面前,在他的周围浮现着一片幽蓝的光芒,光芒中离奇地生长着数十支柳条,无风自动地在那里轻轻挥摆着。十九、破环“幽潭泛波癸水生,烟柳随风乙木落。”柳枝轻摆中,少昊之子缓缓吟唱,双目精光毕现,“驭金操土固然不俗,但若要钳制住我恐怕还差些火候。”一线希望却在轻描淡写间被化解,面对这个深不可测的敌人,难道真的束手无策吗?脑中混乱的思维无法整理出任何的头绪。“现在可以告诉我,刚才那一刻你为何发笑了吧?”少昊之子继续道,占尽上风之下却追问起无关紧要的问题来。“我笑你自以为是,看不起伪君子,却做着比伪君子更不如的事情。”既然无力对抗,我索性全然不顾了。“这话倒是有趣,历来世人只会唾骂我为小人,却没人说过我是伪君子。”少昊之子饶有兴致地说道,“如果你能自圆其说,或许我可以考虑放你一条生路。”“颛顼逼死共工是一桩上古冤案,你将真相公诸天下无可厚非。舜帝自顾王权安稳杀了你和穷奇,那是他私欲作祟。穷奇只是一只怨气化成的虚兽,无思想和辨别能力,单凭对颛顼的残存意识四处吃人。”直视着他的双眼,我毫无畏惧地说道,“可你是一个有意识有思想的精魂,不去找舜帝报仇,而却在这里驱使穷奇屠戮毫无反抗能力的普通人。是非不分,恩怨不明,还天下皆醉我独醒地惺惺作态,你不是伪君子是什么?!”“那些都是该死之人!纵使千刀万剐也难抵其行之万一!”少昊之子闻言狂怒,双目蓝光大盛,“不错,我是斗不过舜帝,无法为自己报仇!但扫灭那些伪君子,也是为天下不再出现像我和穷奇那样的怨者!”“哈哈哈哈……”怒极反笑,我不无嘲讽地说道,“你看不惯王权独尊,却在那里自诩正义地左右天下人的生杀大权,你和那些你所憎恨的人有什么区别?!你只不过是找了一个足以麻痹自己的理由罢了!你比那些伪君子更加令人不齿!”“那你这些时日奔波冒险与我为敌的目的又是什么?为天下正义?流芳百世?”少昊之子身边的柳条倏然狂舞起来,屋内半数黄土早已消失殆尽,“你不也是为了一己私欲?不也是为了保全妻子朋友的性命吗?”“没错,我的确是为了妻子和朋友的性命安危,相比之下我并不是很在乎其余人的生死。”我一付豁出去的架势,“但我还是要救天下人,没有天下人,我们即便活着也无法继续安定地生存下去。”“私心如此之重,还敢在这里大放厥词!”少昊之子狂怒间迫近了面前,短短几句话的功夫黄土的束缚已完全失效,“原本以为你会有如何有趣的高见,却也不过是那些君子之流的虚伪言辞罢了。”“虚伪?哈哈,何来虚伪?我敢说敢当,做了就不给自己找借口。”也许之后等待我的便是死亡,也许更糟,但此刻已顾不了这许多了,“我从未想当君子,也不齿于去做小人,更不以申冤救助为由去利用那可怜的穷奇,让它永世生活在痛苦之中!”“利用……永世痛苦……”激烈的话语下,少昊之子的神色一下黯淡了,原本逼人的气势荡然无存,身旁的蓝光与柳条渐渐地消失,整个身形跌坐在了地上,口中无力地喃喃道,“我没有利用穷奇,只如它所愿地让它去除尽恶人……”同穷奇相比,眼前的这个精魂至少可以讲理,也许这便是我唯一的胜算所在:“穷奇本不想吃人,只是误把那些人当作颛顼,每每懊悔之时便弃尸而去。它一直重复着怨恨和痛苦,并在这些的伴随之下永生不死。你一再地让它去吃人杀戮,这不是生不如死吗?!”“而我也一直在这种生不如死的境遇下支撑着,找着理由让自己感觉存在。”少昊之子脸上满是落寞悲怆,口中像似自语般地说道,“就算天下恶人除尽,人世毁灭重生,又能如何?”“如果你觉得我是巧言辩驳,在这里周旋时间,现在便可以杀了我。”我坦然地坐下望着他,心中不由一阵悲悯,“但我还是要告诉你,放过自己,放过穷奇。”少昊之子奇怪地打量了我一下,似乎在思索着什么。良久,长叹一声,胸前聚起一团奇异的七色光球,整个人形渐渐地隐入了光球之中。光球闪动着在眼前飘忽,在我身边绕行几圈后怦然击向我的头部。没有任何的过渡和征兆,周围的一切立刻凭空消失在黑暗之中。一阵奇异的感觉传来,我已置身于天空,低头可俯瞰广阔的地面。“你可看见那可怜的穷奇正伏在苍茫大地之上?它并未沉睡,这许多年以来,它一直静静地注视着这肮脏的人世间。”少昊之子的话音自脑中响起,刚才那光球变化应该是将自己附在了我的身上,让我从他的视角去观察一切。“它一定很痛苦。”我静静地说道。眼中所见的是城市的全部,但此时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只巨兽正蜷伏在那里,身躯若有若无地在整座城市间闪动。那便是穷奇,它似乎十分安静地伏在那里,只有头部不时地左顾右盼着。但仔细看去,那猛虎般的头颅上竟似人一般地呈现着痛苦的表情。每隔一段时间,它便忿忿地抬起头,张开大口作猛吸状,大片的光点自城市各处飘出,聚入口中。在穷奇吞吸间,我甚至能感觉到一种莫名的愤怨遍布周围,而在这之后便又弥漫起沉沉的痛苦。“想来你说的的确有理……”观察时少昊之子并没有多话,直到此时才传来他幽幽的话语,“穷奇原本只是愤怨,但自从禁锢渐脱,我设局吸魂之后,它便处于现在的这个状态了。总觉得它的痛苦是源自世人,却不曾想过那是心中的纠葛。”“共工本是为民造福的神,只因死后心中积怨才使得穷奇如此凶恶丑陋。穷奇身上也沿袭了他的爱民之心,怨怒杀人知错而悔恨,周而复始之下岂有不痛苦的道理?”望着穷奇的表情,感受着那交织的愤怨与痛苦,一阵酸涩涌上心头。“纵视数千年,唾骂追杀穷奇者无数,为其心伤酸楚者却唯有你一人。”少昊之子的声音不无感叹,“枉我自诩为其知音,而今看来不及你之万一,也罢……”眼前景象变幻,一沉之下视角换作仰望,穷奇庞大的身躯悬浮在头顶不远处,这一变竟已是令我自地下探视了。看着隐现得有些虚无的穷奇,一处光亮吸引了我的注意,那是一个奇异的光环,半数聚集着被它吸入的光点,而另一半则是一种蓝色的光晕。两者互相扭挤碰撞,在交替作用的力量下,巧妙地形成了一团旋转的态势。“己土癸水五行冲撞,却又化作阴阳两仪相辅相承,这便是穷奇不灭的根源所在。”这话语仿佛在点拨着什么,逆五行局与穷奇的微妙联系被一语道破,这简单古朴的上古风水局会不会是用最简单的办法就可以破解?“说来简单,穷奇不灭的原因在于它吃人时吸入了人的土性,与体内的水性互搏故而生生不息。”少昊之子继续道,“你原本效法舜帝的做法固然可以令水性大增反噬穷奇,但却只能使得它去吸噬更多人的精气。”“你是在教我……”硬生生地打住话头,我意识到将要脱口而出的是一句废话,少昊之子显然是在讲述灭除穷奇的方法。“丁火勃旺癸水分神,己土兴盛元胎必焚。”清晰的语声深深地印入了脑中,眼前回复到了别墅屋内,少昊之子的身影淡淡地在空中飘动着,“还有三日穷奇便可聚精气而成形变化,它的冤苦与你所在乎的人命都要看你的造化了。”“那你……”这又是一句废话,少昊之子的精魂已是淡化得近乎飘渺,他应该已作出了选择。“拂袖忘忧吾去兮,世事皆已矣。”轻声的吟唱如梦如幻地传来,手中一沉,竟是那把硕长的铜锥,“流连世间数千年而苦闷至今,得你提醒也该是我休息的时候了。这铜锥今后会对你有用,愿自珍重……”身影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已丝毫无法感觉到他的存在,少昊之子静静地自世间离去。没有胜者的喜悦,也没有死而复生的庆幸,唯有一股浓浓的惆怅萦绕在了我的心头。如果不是那柄铜锥在手中沉沉地提醒,或许真会将发生的一切当作南柯一梦。站立许久,我终于自方才的情绪中解脱出来,拨通了家里的电话。“亦凡,怎么没有按计划通知我?”晖儿在电话中满是焦急的声音叩打着我的心弦,“那边解决了?你有没有受伤?”“没事,已经结束了~~”我轻声答道,平静的生活会伴随着穷奇的解脱接踵而至,三天时间虽不多,却是充满了希望,“回来再细说吧,我这就出发。”将别墅内部稍事修整后,我收拾起一箱的东西走回车子。皎洁的月光下,手中的铜锥泛着微光,这来自上古的器物真能如少昊之子所言吗?忽地脑中闪过一个灰影,此刻会是什么东西滞留在这里?!我缓缓地转过身,心下早已做好了应付突变的准备,而映入眼帘的却是一个刻板的中年男子。那男子衣着朴素,灰色夹克,浆洗得干净却很老旧的水磨牛仔裤,一双登山靴满是灰土。方正的国字脸上没有任何的表情,紧盯着我手中的铜锥,那双白多黑少的眼睛中流露出几分诧异。“呃,我是这别墅的……”我下意识地解释起来,深夜搬东西,手拿利器,这很难不让人误解我是从事某些特殊职业的。“看来是我低估了你,听风这一派也倒没有断根。”柔和的语声很难与他的外表联系起来,但他的话语则确实地表露着他的某种身份。“听意思你似乎知道我的能力,这时候出现应该不会只是想告诉我这些吧?”老话说的“来者不善”应该就是指这种不速之客,但他想干什么?“没那闲功夫,我就是想得到这把铜锥而已。”中年男子冷冷道,声音却依旧柔和,那感觉令我有些忽冷忽热的错觉,“不过,真的没想到你能灭了少昊的精魂,把舜帝铜锥据为己有。”“你是……”中年男子的身上所散放出的感觉令我有些熟悉,脑中一阵搜索间忽地激起了某处的记忆,“那只夫诸的主人?!”“嗯,夫诸是我豢养的神兽之一。”中年人走近一步,面无表情地伸出右手,“我叫莫炎,饲虚一派的传人。”饲虚?顾名思义就是饲养虚灵了。他口中说到我是听风一派,那么他应该就是专门饲养虚灵的一派,难道我们之间有什么渊源故交吗?脑中思考着我握了一下他的手,触摸之处竟然柔如无骨,那手仿佛胶质一般。“你先别疑神疑鬼,听风、饲虚同为一脉,如果想对你下手的话我也不会等到今天。”莫炎的话语中露出了一丝友好,脸上还是那样毫无表情,“既然你拿到了舜帝铜锥,也不必浪费时间了,这城市下面藏着的穷奇必须尽快解决,这方面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先前的土、金两只虚灵也是你收服的吧?”虽然不是太确定莫炎的用意,但至少他不是敌对的,联想起之前的事情,也的确是他在暗中帮忙,“有你的帮助,应该可以很快将穷奇解脱。”“不过,你必须先答应我一件事。”莫炎点头默认了我的问话,“作为之前的回报也好,当成同门的求助也行,随便你怎么权衡。”“什么事情?礼尚往来,能力所及的我可以帮你。”莫炎的要求带着一种无法拒绝的口吻,但我的确欠他一个人情,而且还是一个很大的人情。“我就当你答应了,这个事情以后再说,当务之急是先解决穷奇。”这人古怪的厉害,先前逼人的语气现在竟转作了轻描淡写。“现在说不行吗?”我有些奇怪,难道他要求的事情是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抑或是……“反正不会让你伤天害理、自寻短见,到时再说也不迟,先回你家去商量一下对付穷奇的事情。”莫炎挥手打断了我,自顾转身坐进了车内,见我还在发愣便探头道,“上车出发,别傻站在那里发愣。”车子在公路上飞驰,身边坐着这位神秘的莫炎,我就这么莫名地把一个奇怪的突来者带回了家中。在一段介绍和描述后,家里的三人大致了解了今晚发生的一切,也好奇地偷偷打量起这个莫炎来。“莫……莫先生。”林岳轻咳了一下,找了个心中比较合适的称谓,“那个夫诸是你养的?”“嗯,没错。”莫炎干脆地答道,挥手间那只夫诸便奇迹般地出现在林岳的身边,“它可还记得你上次说的话,小心别被它踢到。”林岳条件反射地跳了起来,乖乖地躲

                      欧美性爱长长长片1000页场上的官员关系,除了师生关系外(座师与门生),老乡关系也呈越演越烈之势,同期中榜的考生,地域之间的亲疏尤其明显。甚至同榜而出的考生间拉帮结派,也渐成常态。明朝万历时期大臣邱瞬就曾总结道:“而今朋党有三途,同榜而出为其一,座主门生为其二,同年而出为其三。”“乡党”关系,反而凌驾于师生关系之上。万历末期至天启初期令后人诟病的“党争”,朝中分为“齐党”“楚党”“浙党”相互攻击,“分榜”制度,确是为其温床之一。第六章谁有资格接朱元璋的班一谈历史,历朝历代的皇子“夺嫡之争”无不吸引眼球。时至今日,在琳琅满目的各类或“正史”或“戏说”的历史剧中,从来都是“永恒的主题”,很精彩,却多是戏说演义。朱元璋时代,诸皇子的夺嫡之争,更为后世人所观注。因为这场勾心斗角数十年的权力游戏,最终演变成一场席卷中国北方,兵连祸结达3年的内战——靖难之役。因之被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尤其多:造反自立,历经苦战最终篡位成功,坐拥天下的皇四子——后来的永乐皇帝朱棣;龙御天下,却昏招频出,最终以全国之地败于地方诸侯,兵败如山倒,失去龙位并至今下落不明的皇太孙——建文皇帝朱允炆。相形之下,在洪武朝时代最早被立为“接班人”,担任储君数十年却最终英年早逝的朱元璋长子——大明懿文太子朱标,长久以来是一个被关注不多的人物。抛却“戏说”的虚构,解读洪武时代诸王夺嫡的来龙去脉,必须从这位皇太子开始。二朱标,朱元璋长子,元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生人,元至正二十七(公元1367年)年被立为世子,次年大明开国,年号洪武,“顺理成章”地成为皇太子,从此开始了长达24年的储君生涯,洪武二十五年病逝,年仅37岁。洪武三十一年,其子皇太孙朱允炆即位,尊奉其为明兴宗,陪葬于南京明孝陵。这位英年早逝的皇储,一生有太多引起后人争论的话题,比如他的出身问题,《明史》记载其为马皇后亲生,从清末开始,以潘柽章为代表的学者提出异议,认定其生母为朱元璋侧室李淑妃,时至今日,依旧各执一词。未引起世人太多争论的,是这位储君的形象,在大多数有关他的评价里,朱标是一位体弱多病,怯懦胆小,知书达理,优柔寡断,在朱元璋的阴影下战战兢兢一生的可怜太子。这个形象,一方面来自朱棣篡位登基后,“御用文人”们在史书上对其的刻意“抹黑”,另一方面也拜他那位“合法”登基却痛失天下的儿子——建文帝所赐,后人总结建文帝失败的教训,也就自然而然把身为其父的朱标看成一类。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还是让我们仔细梳理一下朱标的储君生涯吧。三朱标初立世子,是元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朱元璋亲手选定了刘基、章溢、叶琛、宋濂4位当时名儒为其老师。同年冬天,令朱标以长子身份,回凤阳老家祭祀祖先,行前谆谆教诲,要朱标“访求父老,知我创业之不易”。可见,早在大明开国前,眼光长远的朱元璋便利用各种机会,对其悉心培养,寄托厚望。而从朱元璋的“培养”方式看,我们不难了解朱元璋期待的是一个怎样的继承人。台湾学者李光涛对此的评价最为到位:朱元璋对于继承人的期待,与他自比“汉高祖”分不开,在他打天下的每个步骤上,都事事以汉高祖为师,对于储君的培养更不例外,戎马一生的他,希望能培养出一个合格的守成之君,开创属于大明朝的承平盛世。而从实际情况看,确实如此。朱元璋为朱标礼聘的先生,多为当时的“大儒”,后来大明开国后,朱元璋更是费尽心思,在内宫设“大本堂”,苦心搜罗各类图书,并招揽天下名儒为朱标授课,选拔青年才俊与之伴读。他还制定严格的太子行为章程,让太子举手投足,待人接物,都要按照儒家礼法行事。但朱元璋并不想把儿子培养成“酸腐文人”,多次训诫宋濂等人要“用实学导之”,又选拔一批颇有政望的能臣干吏,担任太子宾客,定期讲解治国之道,其中就有我们前文提到的韩宜可。平日里“忆苦思甜”教育也抓得紧,经常借用一切机会向儿子回忆创业时期的艰难,而担任太子东宫官僚的,是大明王朝开国时期的文武两大支柱:文官之首李善长,武将之首徐达。由此我们也可总结出朱元璋对“接班人”的基本要求:宽宏仁德,礼敬贤臣,却要治国有方,睿智通达,更要行为正派,体察下情,深味民生,与民休息。纵览之下,这实在是一个儒家思想里“仁君”的范本。而朱标又做得如何呢,自被立为太子以来,他对宋濂等授业恩师始终礼敬有加,公开场合,常恭敬以“宋师”相称,年节朱元璋给他的赏赐,必分出一份赠予宋濂,后来宋濂的孙子宋慎被揭发为“胡党”,朱标更是倾力相救,“郭恒案”“空印案”等明初贪污大案株连甚重,朱标主张从轻,并为此和朱元璋争执。户部尚书茹太素因奏章行文啰嗦,遭朱元璋责打,朱标为其说情,并连夜送金疮药和补品,宽慰道“此事乃卿之旧习,非卿之错”。连弟弟秦王和晋王被控告“横行不法”“图谋不轨”,引得朱元璋大怒,还是朱标出面说情,帮两个弟弟脱罪。甚至随朱元璋外出巡视时,也时常将自己的食物分发给沿途缺衣少食的百姓,可谓深得民心。后来建文帝重臣方孝孺赞他“孝友仁慈,出于至性”“为人友爱,仁孝感婴孩”,诚非虚言。这是一个善良、宽容、友爱兄弟、学识渊博、礼贤下士的大明储君。那么许多史料里说他“懦弱无能”“缺乏治国之才”,又是否是事实呢?从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开始,22岁的朱标开始受命处理政事,朱元璋命令群臣“一切政事并启太子处分,然后奏闻”,并传授朱标处理国事的四要诀——仁、明、勤、断。在这刻意的锤炼里,朱标未让朱元璋失望,他悉心学习,勤于政事,遇事时常建议行“宽通平易之政”,虽屡遭朱元璋否定,却也对其日渐满意。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朱标受命出巡陕西等地,一路考察民情,获益良多,归京后又全力维护遭朱元璋囚禁的弟弟秦王朱樉。此后身染沉疴,于次年病逝。一个从22岁开始就以储君身份协助父皇处理政务,且始终保持独立见解,更累积丰富经验的太子,可见是具有相当的治国能力的。至于史不绝书的有关朱标的“软弱”,倒是另有几个鲜明对比的例子:一是洪武七年,朱元璋宠妃孙贵妃去世,朱元璋命太子领诸皇子着孝服服丧,朱标认为不合礼法,坚决拒绝,气得朱元璋险些挥剑砍他。二是洪武末期,朱元璋大肆屠杀功臣,朱标为此求情,朱元璋找了一根满是刺的木棍叫朱标去拔,朱标不敢动手,朱元璋训诫道:“我杀功臣,就是要为你拔掉这些刺。”谁知朱标毫不示弱,反驳道:“帝王是尧舜一样的帝王,大臣才会是拥护尧舜的臣民。”一番话直把朱元璋气得暴跳如雷,又险些冲儿子挥拳动粗。即使在明白了父亲的残暴,甚至可能面临生命危险的情况下,依旧毫不退让,坚持原则。综上,朱标的形象终于清晰起来:一个宽厚仁德,博学多才,深受儒家思想熏陶,为政宽容,仁爱兄弟,拥有丰富行政经验和能力,外柔内刚的人。条条素质,完全吻合朱元璋对“接班人”的要求。这既是朱标自身的性格使然,也是朱元璋刻意培养的结果。若非英年早逝,继位的朱标,很可能是一位堪比文景的仁君。从朱标身上,也不难看到朱棣等人难入朱元璋法眼的原因。一直觊觎皇位且战功卓著的四皇子朱棣,其性格几乎是朱元璋的“翻版”。戎马一生的朱元璋下定决心培养一个“仁君”继位,特别是其在晚年意识到一生为政严苛而造成的种种弊病后,更坚定了这一选择,从而毫不犹豫地将皇位的接力棒传承到性情最接近朱标的皇太孙朱允炆手中。而朱棣等“叔王”们之所以不能成为皇位的“合法继承人”,实在是应了一句话:性格决定命运。四说完朱标,自然要说说朱标的弟弟们,那些觊觎皇位已久的藩王们。明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朱元璋正式建藩封王,封其24个儿子为藩王,分镇各地,藩王拥有自己的“护卫”,每年钞5万贯,米5万石的供给。诏令一下,群臣哗然,先后有叶伯巨、王朴、叶居升等大臣上书反对,尽遭屠戮。有人指摘朱元璋此举“不吸取历史教训”,而从当时看,分封藩王显然是为“中央集权”做准备。在明初大封功臣,诸多功臣尾大不掉的背景下,分封藩王恰是牵制权臣,进而收拢军权的最好方式。朱元璋也对藩镇的危害采取了“预防措施”,编订《皇明祖训》,令诸皇子恪守执行。多数藩王护卫最多不超过5万人,无力对抗中央。例外的,是9个担负驻守边疆任务的藩王,分别是:皇次子秦王朱樉,驻西安;皇三子晋王朱纲,驻太原;皇四子燕王朱棣,驻北平;皇十三子代王朱桂,驻大同;皇十四子肃王朱瑛,驻甘州;皇十五子辽王朱植,驻广宁;皇十六子庆王朱栴,驻甘肃庆阳;皇十七子宁王朱权,驻大宁;皇十九子谷王朱穗,驻宣化。这9位藩王皆担负守土之责,虽按规定不能理“民政”,却有权调动辖区内的军队,供其统帅的军队皆在10万以上,他们才是“中央政府”的最大威胁。而按照封建国家“长幼有序”的顺序,真正对“继承人”构成威胁的,是三个人:皇次子秦王朱樉,皇三子晋王朱纲,皇四子燕王朱棣。对这9位身负守土之责,却足以威胁到中央政权的爱子,朱元璋同样费尽了苦心,既悉心培养,又严加防范。在他们年幼时,即宣召徐达、李文忠、郭英、耿炳文等功勋宿将,为皇子们讲解兵法战策,并严令“多教习实用之术,莫拘泥兵法条文”。国家有战事时,常令皇子们随军征战,亲身体会战事。其中的几位皇子,更在其安排下与朝廷武将结成姻亲,比如燕王朱棣娶了中山王徐达的长女,宁王朱权纳了长宁侯耿炳文的次女,武定侯郭英的两个女儿,分别嫁给代王朱桂和辽王朱植。诸王就藩后,其岳丈家亲属皆被留在京城,以收牵制之效。太子训导叶伯巨曾谏劝朱元璋对诸皇子“遣名师多教习仁义之法,以防二心”。朱元璋怒他“离间皇室宗亲”,愤而将其拷问致死,但对其意见也尽数接纳。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朱元璋从全国各地精选10名“当世高僧”,分派给太子以及9位守边藩王讲经说法,意图通过此举令儿子们懂得“仁德之道”“慈悲之心”。起初颇见效果,次年刑部尚书(司法部长)开济上表称赞此举令各位皇子“深明陛下训导之心,德行大进,诸藩有口皆碑”。但万没料到的是,这10位“当世高僧”里,分派到北平燕王府的,恰是后来朱棣的亲信,策动谋划“靖难之役”的第一谋士——姚广孝。大乱的伏笔,正从此时种下。生性猜疑的朱元璋,从分封建藩开始,提防的目光始终对准两个人:皇次子秦王朱樉,皇三子晋王朱纲。先说秦王朱樉,他的辖区包括今天陕西全省、甘肃东部、青海北部,正是史家常说的“拥之即坐天下”的“八百里秦川”,论兵力雄厚,辖区幅员之广,实为九边诸王之最。朱元璋起初对他颇为器重,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就藩时曾专赐诏旨,命他要“与民休息”,就藩之后,朱樉屡次率兵出击青藏部落和蒙古,斩获甚多。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朱元璋令他为监督诸皇子行为的“宗人令”。因朱元璋多次暗示,南京无“王气”,意图迁都长安。得此暗示,朱樉卖力表现,大兴土木,不法行为也很多,他在辖区内修筑宫殿,劳苦民力,其兵士也时常勒索地方,欺辱朝廷官吏。斗门知县林云因劝阻朱樉部将征用木材而被殴伤,陕西监察御史安然上表揭发朱樉部将借军屯为名滥征民田,被朱樉部将“打击报复”,竟被乱兵烧了府邸,险些殒命。当时的御史周观政、韩宜可和曾任陕西参政的张来素等人皆曾上表弹劾,虽遭朱元璋严惩,但他对朱樉的厌恶之心也日生。尤其令朱元璋不满的,是朱樉曾在青海、甘肃等地私自招募“番族壮勇”,不向朝廷上报,反编做自己亲军,此举犯了朱元璋的“大忌”。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借“擅修宫室,滥用民力”之罪,朱樉被召还京城,随即被关入宗人府看押。朱元璋令太子朱标巡视陕西,查访朱樉的不法行为。好在朱标厚道,巡视回来后极力为弟弟开脱,终让朱樉得到赦免,放归陕西。经此大难,朱樉对太子感激不尽,从此小心做人。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朱樉病逝,临终前叮嘱世子朱尚炳道:“吾家受国恩深重,国家有事,汝要好生扶保社稷,勿生二心。”朱元璋和朱标父子的“红脸白脸”,恩威相施,终令秦王一脉忠心耿耿。相比之下,皇三子晋王朱纲的口碑更差,他坐镇的太原,也是兵家必争之地,精兵强将甚多。洪武二十三年,朱纲率军与燕王朱棣一起北征蒙古,关键时刻临阵退缩,深入大漠不足几十里就匆忙撤兵回师,不过也成就了朱棣燕兵孤军深入大漠,大破蒙古骑兵的美名。同哥哥朱樉以及弟弟朱棣相比,他军事才能相去甚远,劣迹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史载他容貌“修目美鬓,顾盼有威”,行为却是“败絮其中”。在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就藩太原的路上,因嫌饭菜太烫,竟当场鞭打曾侍候朱元璋20年的老厨师徐兴祖,气得朱元璋派快马送书训斥:“徐兴祖跟随我20年,从未受过责罚,你竟敢当众侮辱他,若再有类似事情,定惩不饶。”朱纲不但不收敛,反而变本加厉。虽不像二哥朱樉那样大兴土木,却在当地横征暴敛,掠取民财。比如当时山西的农民,除交国家赋税外,每年还要交晋王过生日的“礼敬”,数额是国家赋税的3倍。过往的商旅,甚至朝廷的官方商队,也要向他缴纳“保护费”。他的日常花费也惊人,身为藩王每年朝廷虽有厚赐,但于他“仅供月余之用”。当然他也不是没做“好事”,太原城即是他主持重修,今为“联合国文化遗产”。对四弟朱棣,常年以来朱纲也百般提防,不但派特务潜入北平监视朱棣,更利用入京朝见朱元璋的机会大肆“打小报告”。但他的不法行为终瞒不过朱元璋,洪武二十三年,在秦王朱樉遭囚禁后不久,派驻山西的锦衣卫经历杨赣揭发晋王朱纲九大罪,包括搜刮地方、敲诈官衙、骄奢淫逸、结党擅权等,尤其是最后一条,几与谋反无异,朱元璋大怒,要治其重罪。恰在此时巡视陕西的太子朱标路经太原,朱纲借机对朱标苦苦哀求,随朱标一道入京朝见,在朱标的好言相劝下,终令朱元璋肝火平息。躲过一劫的朱纲如二哥朱樉一样,此后小心做人,却意志消沉,“购美眷日日饮宴为乐,终不问兵事”。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三月,朱标先于其父朱元璋撒手人寰,谥号“恭王”。而从后来“靖难之役”里发生的事情看,朱元璋对这两个儿子做的一切还是有效果的。朱樉之子朱尚炳,朱纲之子朱济喜,皆出兵勤王,与造反的“皇叔”朱棣血战多年,虽未阻击朱棣篡逆成功,却可称对“中央”忠心耿耿。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朱元璋对待藩王的学问,恰如著名明史学家孟森指出的:“中央朝廷与散布在边关的地方藩王,是国家权力天平的两端。双方力量的平衡,就是国家政局的平衡。”终朱元璋一生,为维护这个平衡,他与朱标“分工合作”,恩威相济,可谓是煞费苦心。但这个“平衡”,却终于在他死后,被起兵造反的皇四子燕王朱棣打破了。论原因,还得说说朱棣本人。五在众多史料里,朱棣被形容为一个常年来处心积虑,企图谋夺皇位的野心家。但不容否认的是,在当时,他是诸藩王中最令朱元璋放心的人。朱棣篡位成功后,为其篡位寻找“合法性”,对史料大加篡改,比如加上了“皇太孙”陷害燕王,“燕王”屡受“太祖褒奖”之类的虚假情节。但有一条是可信的,朱元璋生前对朱棣之器重,在众皇子中仅次于太子朱标。比如朱元璋那句知名的赞誉朱棣的话语“棣儿类我”,实出自洪武朝末期兵

                      况,向蒋电告,部队迟不出发。蒋再证其他各方面所报情况,知吉报告不实,又电促部队迅速行动。吉鸿昌将步兵一营,换上便衣,冒称红军,于夜半围攻潢川东关,城内部队还击,一时枪声大作,居民惶恐,天明始解围。这次表演,不久又被冷欣侦知。蒋介石知道吉鸿昌所报敌情是弄虚作假,又令部队化装红军制造攻城假象,极为愤恨,遂严令吉鸿昌率队向金家寨‘进剿’,不准迟延。吉迫不得已,乃遵令出发……”傅二虞的证言并不是孤证,还有更多的印证。另一则证言的证人,也是吉鸿昌的战友,名叫凌勉之。凌勉之在《文史资料选辑》第75辑,发表了他的回忆文章《吉鸿昌出国和参加革命的经过》,其中,透露了这样的事实:1.吉鸿昌曾经带领一个团的兵马起义反蒋,投奔苏区。2.吉鸿昌的起义军被蒋介石派兵追逐。3.吉鸿昌成功进入苏区,并接受了苏区领导的革命理论洗礼。这还不算,吉鸿昌还有一位战友,名叫王崇仁,写下了与上述事实基本能相互吻合、相互印证的证词。王崇仁的这篇重要证词,名叫《回忆吉鸿昌将军》,收录在《内蒙古文史资料》第47辑里面。以下是该篇证词透露的关键事实:1.1932年8月初,吉鸿昌正式加入了苏联代理组织。2.经过苏联代理组织的核准,1932年8月中旬,吉鸿昌在湖北东部宋埠这个地方发动了反蒋暴动。3.暴动之后,吉鸿昌进入了鄂豫皖苏区。4.后回天津,吉鸿昌按照苏俄代理组织的指示,四处奔走,八方联络,招兵买马。5.1934年3月,吉鸿昌与苏联代理组织人物宣侠父等人密谋制定“中原暴动计划”。6.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不久被枪决。以上种种的第一手证词,已经明白无误地说明了以下这个铁的事实:吉鸿昌并非死于抗日,而是死于国内政治斗争,或者干脆点说,吉鸿昌实际上是死于内战。这才是真实的“吉鸿昌之死”。

                      鸡犬升天记

                      咱中国人哪,有一种陋习:一旦自己的亲戚当上官儿了,自己就想方设法让亲戚为自己“以权谋私”、安排职位,更有甚者,直接赤裸裸向“出息了”的亲戚要钱。中国有相当多的贪官,是栽在自己亲人手上的。这种公私不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陋习,其实是自古有之,远的不说,就近代史上,这种事情就屡见不鲜。我们知道武昌起义当中有个名人,叫黎元洪。这人是清朝水兵出身,后来在新军里面做了小官。武昌起义,因缘际会,黎元洪当上了“湖北都督”,这下子那可火了,这黎元洪湖北黄陂老家的亲友啊,一路狂奔到武昌,个个都要黎元洪给他们安排一官半职,你小子今儿出息了,总不能“忘本”吧?不料,黎元洪对此,一律予以拒绝,他对这群如狼似虎的亲戚,是这样说的:“现在民国初立,正是政府任用贤能的时候,不是任人唯亲的时候,你们既然都来了,我欢迎,要官职,对不起,没有。但是,我会给你们回乡的路费,不愿意回去的,就住在我家好了,包你吃住,每个月还给你零花钱用。”于是,果真有许多穷亲戚不肯返乡,于是,都督府每次开饭,都有好几十个人吃饭,场面蔚为壮观。黎元洪的这个事迹,见诸史料《黎黄陂轶事》。当然,也有相反的例子——段祺瑞。段祺瑞当上“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之后,他小学时代的哥们申孟达一看报纸,傻眼了:“小时候的结拜兄弟段祺瑞,今儿他妈有出息了。”旁人于是对申孟达说:“人家段祺瑞都当一国之首了,还认你?!”申孟达不死心,他亲自到北京找段祺瑞认亲。段祺瑞果然“不忘本”,好家伙,段祺瑞派了十几辆汽车来接申孟达,并果然给他安排了一个职位。段祺瑞这事儿,收录在中国文史出版社《我所知道的北洋三杰》第34页。1918年,徐世昌当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此后不久,徐世昌的老婆,将北京城里的北海、中海、南海的花木、果实,承包了出去,所得收入,中饱私囊。这事儿是谁透露的呢?是徐世昌的顾问徐鼐霖回忆的。可参《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第134页《徐世昌当国琐事》。当然,这点花木果实,值不了几个钱,但是嘛,不能以恶小而为之,公是公,私是私,这个还是要分清为好。徐世昌毕竟是翰林出身,有点文化,做事情还有些分寸,要换了那些军头,事情就更糟了。北洋政府时代响当当的军阀曹锟,有一个四弟,名叫曹锐。曹锐“弟凭兄贵”,让他哥给安排了个“直系军需总监”的职位。这个职位是干啥工作的呢?这个职位是给直系军队包办军用物资的,例如粮秣、被服、军用饼干等物资。有哥哥曹锟做靠山,曹锐后来一不做二不休,索性自己开了工厂,生产和销售上述产品,供给哥哥的军队,提供一条龙服务,并借此大发横财。曹锟这事儿的资料,出自1978年12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103页《曹锟家族对人民的经济掠夺和压榨》。有时候啊,这“鸡犬升天”可不一定非得是亲戚,甚至连朋友都可以不是,这权势人物的老乡,也可以狐假虎威。咱就先说说这张作霖。这张作霖呢,是辽宁海城人,当年这海城出身的兵哥哥,上火车不用买票,只要用辽宁海城的口音,骂一个“妈拉巴子”,检票员就得放行。怎么回事呢?原来啊,那段时间,张作霖当上了北洋军政府的首脑,而张作霖是辽宁海城人,说他家乡话的军人,外人一般都怕,以为都和张作霖“有关系”,得罪不起呢。这事情,可参考《辽宁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第23页,田庸的讲述。在咱中国,不靠自己的本事,总幻想自己的亲戚“出息”了,自己好“傍一程”的,这种人哪,比比皆是。当年为了自己日后当皇太子,而怂恿自己老爸当皇帝的袁克定,就是这么一号人。为了怂恿父亲袁世凯称帝,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让河南老家的守墓人韩诚,将一块旧石头,刻上“天命攸归”四个大字后,人为地把石头弄旧,然后把它埋到地下,腐蚀几天之后,再取出来,然后再把石头送到北京,欺骗袁世凯,说:这块石头是从咱河南老家的祖坟旁边挖出来的,父亲大人您真是真命天子啊。别以为这事儿是革命党人捏造中伤,它是袁世凯的孙子袁家宾所写下的证言《我的大伯父袁克定》一文中白纸黑字的叙述。事实上,袁克定的做法,不但毁了自己父亲的一生功业,而且也毁了自己袁家后代的荫泽。袁世凯的另一个孙子袁家诚,写下了这样的回忆:1957年,袁家诚参加高考,在志愿表上,需要填写“家庭出身”这一栏,由于袁家诚的父亲无业,实在是不好意思如实写,所以,袁家诚填了“祖父,袁世凯,北洋军阀”。不料,高考完了之后,袁家诚收到了一张《未被录取通知书》。那上面是这样说的:“希望你在劳动中,加强锻炼,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袁家后代,再也享受不到“鸡犬升天”的好处了,从此之后,得拉车种地,自食其力。前面说完了北洋军阀,下面说说国民党人。1921年,孙文的亲生儿子,年仅三十岁的孙科,当上了广州市的市长。三十岁当上“中国南都”的市长。有没有徇私?见仁见智了。当年还在大革命时代,蒋介石给自己的小舅子毛懋卿(蒋介石原配夫人毛福梅的二哥),安排了“广东省东莞县县长”的职位。不但如此,蒋介石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兄长,名叫蒋介卿。此人吃、喝、嫖、赌,横行乡里,不学无术,无恶不作,名声极坏。蒋介石于1924年,通过走后门,给蒋介卿安排了“广东省英德县县长”的职位。蒋介卿在英德县任职期间,疯狂贪污,罪行累累。后来,蒋介石帮他把贪污的钱给还上了,以此了事。蒋介石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出自《文史资料精选》第六册,中国文史出版社,第279页《蒋介石在溪口》。蒋经国后来在台湾子继父业,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了。这还不算,连蒋介石奉化老家的乡亲,都要往“伟人”身上分一杯羹。抗战期间,国军某部驻扎在蒋介石的老家——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溪口镇的地方官员和地主们,依仗着自己是“委员长的家乡人”,狐假虎威,纷纷到部队指派该部队干这个、干那个,保护我家、保护他家,让国军叫苦不迭。就连挑大粪的乡亲,也狐假虎威地对部队指手画脚。有一个名字也叫“介石”的老头,甚至印制了一份“蒋介石叔父”的名片,找上部队来,企图调动部队,为他个人服务。奉化溪口乡亲的这些丑态,出自哪里呢?出自于《李默庵回忆录》这册史料,参见第241页。幻想鸡犬升天的人,自不会少。依据军统少将沈醉的回忆,在陪都年代,重庆国民政府大门口,来了一个河南省姓郑的老农,此君自称是蒋介石失散多年的哥哥,他说:蒋介石是河南人,幼名叫“郑三伢子”,后来随母改嫁去的浙江。当然,这事情暂时未能证实。但是,可以想象:这个想攀亲、想依靠亲戚飞黄腾达的河南老农,真是想鸡犬升天想疯了。可是,写下这段记录的沈醉,自己进入军统,也是靠走的后门。依据沈醉自己在回忆录里的讲述:起初是沈醉的姐夫余乐醒加入的军统,后来沈醉“投奔姐夫”,走后门进的军统。这个当事人并不讳言。武夫自不用说,可是就连那位号称“一不爱女色,二不爱官职,三不爱钱财”的“侠客”汪精卫,在“鸡犬升天”这方面,也不能免俗。当年汪精卫和日本谈和后,回到南京开始“和平、反共、建国”,汪家人纷纷鸡犬升天:1.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当上了“广东省政治指导员”;2.陈璧君的干儿子林柏生,当上了伪国民政府“宣传部长”;3.陈璧君的侄子的岳父雷遇春,当上了“广东省禁烟局局长”;4.陈璧君的侄子陈春圃,当上了伪中央组织部部长;5.汪精卫的侄子汪屺,当上了广州市市长;……这还是一份不完全记录。事实上,当年鸡犬升天的汪家人,还有的是,远远不止这几位。当年,不少的国民党高层,有意识地栽培自己的子女,为他们从小铺路,为此不惜视国法于不顾。例如,孔祥熙为了栽培自己的儿子孔令侃,竟然将国府的公文交给年少的孔令侃代批。对于这件事,孔令侃是这样说的:“我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念书的时候,我的爸爸(孔祥熙)常常把国民政府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的部分公文交给我,要我代他审批。我把这些公文带到课堂里面来。老师在上面讲课,我则在下面批公文,然后盖上我爸爸的公章。”孔令侃的这段证言,出自于中央信托局职员徐家涵的回忆,收录在《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14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363页《孔祥熙家族与中央信托局》。当然,依仗亲人的权势胡作非为的,得看是谁,碰上吉鸿昌这号人,你得吃不了兜着走。吉鸿昌的侄子吉星南,依仗自己叔叔吉鸿昌的权势,和有夫之妇通奸,并和奸妇合伙下毒,将女方的婆婆、丈夫、孩子老幼六口人全部毒死。县政府知道凶手吉星南是大将军吉鸿昌的侄子,不敢严办本案。吉鸿昌闻讯,大怒,命人将侄子吉星南和奸妇就地枪毙。这事迹,出自于吉鸿昌的部下牛建中的回忆,参《文史资料选编》第15辑,北京出版社1982年12月第1版,第71页。也有找“出息了”的亲戚要钱,吃了闭门羹的。例如陈赓湖南湘乡老家的亲人。《陈赓日记》中有如下的记录:“接(妻)根英由延安来信,并转(湘乡)家中来信。家中来信,无非是诉苦、要钱,当即焚烧。”我们从陈赓大将的这则日记中读到:陈赓阔别已久的湖南家人来信了,说什么?要钱。陈赓很生气,立马把信烧了。老共产党员叶飞,也干过这样的事。解放之后,叶飞当上了福建省委书记,这时候,他阔别已久的家人来信了,说什么?也是要钱。叶飞也婉言拒绝了。这事情可参考《叶飞回忆录》。我不知道吉鸿昌、陈赓、叶飞的家人以及他们老家的人,是如何评价他们的。但是我深深相信,陶行知说过一句话,我觉得是对的:“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情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汉。”第二章直视真相长期以来,我们有一些预设立场来认定事实的做法,这也许是一种偏见,有时候甚至会歪曲历史。本章通过对大量珍贵史料的钩沉与梳理,以生动的文字,抽丝剥茧般地层层推理,严密论证,拨开迷雾,还原那些历史真相,并教会我们辩证地看待历史。

                      “取缔清国留学生”事件

                      中国相当多的近代史书似乎一直在告诉我们:1905年,日本政府出台了一个旨在侮辱、禁绝清国留学生的《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于是,在东京的清国留学生们奋起抗议,其中,爱国青年陈天华因此悲愤投海而死。但是,这样的历史,恐怕也是失真的。我在耕读了关于本案的多种史料之后,发现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却是迥然不同的另一番景象。当时在东京的清国留学生,有相当的一部分已经被革命党、同盟会策反,他们积极从事反清革命活动。在这种情况下,1903年,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向清廷写了名叫《鄂督张奏约束鼓励赴日游学章程折》的一份奏折:“……伏查,游学日本学生,年少无识惑于邪说,言动嚣张者固属不少,其循理守法潜心向学者亦颇不乏人,自应明定章程,分别惩劝,庶足以杜流弊而励真才,当即酌拟约束游学学生、鼓励毕业生章程各一通……拟定约束章程十依,已往者当知,续往者有范,上示朝廷瘴疠之公,下以昭学术邪正……”张之洞的这份奏折,翻译成现代中文,大概是如下的意思:“……我调查得知: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年少无知,容易被革命党煽动,张狂的人不少,当然,守法向学的人也有,我觉得应该立一个法,该罚的就罚,管一管一些坏现象,端正学风,我已经草好了监管这些学生、鼓励这些学生的法律,胡萝卜和大棒一起下,已经在日本的,通报他们,后来的学生呢,就有个规矩了,这个法律,既显示朝廷的公正,也有利于改善学风……”在征得朝廷的首肯之后,张之洞与当时的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康哉商量订立《约束游学生章程》,要求日本帮助清国“管一管”在日本的清国留学生。“取缔清国留学生”事件的亲历者冯自由,在其所著《革命逸史》里面,也是这样回顾此事的:“……值日本文部省徇清公使所求,颁布取缔留学生规则……”冯自由的回忆也指证了日本这次监管清国留学生的立法行为,是日本政府和清政府互通款曲、共同策划出来的事物。清政府要求日本政府立法监管留学生,这是属于干涉日本内政的事情,那么日本为什么心甘情愿帮这个忙呢?这里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历史背景:当时日本刚刚在日俄战争当中打败了俄国,日军仍然盘踞在中国的东北地区,日本想向清政府适当示好,以便在东三省善后谈判事宜中,以条约的形式攫取一些殖民权益。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客观因素,那就是当时日本民间专门为清国留学生开办的“野鸡学校”已经泛滥成灾,而且清国留学生的确学风不好,整天在清国人同乡的小圈子里瞎混,终日在酒楼、妓院里游荡,耽于酒色,旷课成风,许多清国留学生甚至连日语都没能掌握好,这样的学风,已经严重影响了日本国内的教学秩序,的确需要整顿。于是,1905年,日本政府拟订了一个监管清国留学生的新规定。当时的清国驻日本公使杨枢消息很灵通,他获知日本政府打算出台这样一个规定之后,他找了日本政府要来草稿,看了之后,杨枢对日本政府出台这个规定表示了同意。事后,杨枢在他给清廷发了一份名为《驻日大臣杨枢为学生罢学办理情形事奏折》的奏折,在这份奏折里,杨枢是这样报告这件事的:“……日本文部省亦以中国学生来者日众,良莠不齐,而日本人之不肖者,复遍设不完全之学校相引诱,实于教育名誉有碍,因拟订一规程以整肃之,其用意虽极美善,而其内蕴非可揣测。奴才即亲告文部省:整顿学校,固所愿闻,但于我国学生必有关系,请于未公布前抄稿示商

                      的屎尿洗掉,而你现在……但我也不得不想到,我说好了的事,却没有做到。这种事我绝不能再做了。花了一个小时她才稍稍消了气,起来给我俩泡了茶。我不得不又多待了两个小时。到我走之前,她又无所不谈了。讲了她父亲情妇的一个故事,说在她母亲“恰当而稳妥”地死去以后,不仅把她,莫迪,当用人使唤——“不过这个我和你说过了,我记得的”——还着手要毒死她。“她毒死了我母亲,就算别人不知道,我是知道的,而且我玛丽姑妈相信我。姑妈说去警察局没有用,他们不会信我的话,不会对我父亲不利的,他和警察是一伙的,所有对他有好处的人,他都和他们一伙,圣诞节的时候他会请巡官来家里喝威士忌,吃蛋糕。他和他的情妇还会送一桶麦芽酒给警察局的小伙子们,外带火腿和布丁。我,一个小姑娘,我那会儿怕得要死,被毒药弄得病歪歪的,如果我跑去和他们说,我父亲的情妇毒死了我母亲,现在她又对我下手了,是毒药啊——哎,他们会听吗?我玛丽姑妈说,听好,你找个机会,只要不惹出麻烦,离开那个家,来我这儿吧。我不想和我那个哥哥正面冲突,他那个人可惹不得,他会报复的。不过只要有了机会,你就来找我,会有你一张床一口饭的。唉,我病得越来越重,越来越虚弱。这样过了好几个月。我想办法不在家里吃,我会跑到我妹妹那儿去,已经去世了的那个妹妹——没有,我以前没提过她,提起她让我心里不好受。她一直身子弱,让他们心烦。她十五岁就嫁了人。那桩婚事父亲反对,对她说,别再进我的门来了。她男人不行,养不起她。她生了三个孩子,我妈妈以前会派我给她送一个馅饼或是一点面包,这类东西少了也没有人会发现。我看到她,那么苍白虚弱,孩子们嗷嗷待哺。她会咬一小口,好长点力气,然后剩下的给孩子们吃。我母亲死了,她家就一点吃的都没有了。我去找我父亲,说妹妹饥寒交迫,快要不行了。他说,我告诉过她不要嫁给那个人,这是他唯一的回应。她死了,他没去参加葬礼。那个丈夫带着还活着的那一个孩子,我后来再没听到过他们的消息。她死前,我会去陪她坐坐,我因为不敢吃家里的东西而饿得要晕倒,她因为家里没有吃的而在慢慢饿死,我们同病相怜。那段时间糟糕透了,糟糕透了——我不懂为什么人们要说‘美好的旧时光’,旧时光糟糕极了,除了对我父亲那种人来说……”莫迪没完没了地说她的父亲。我问:“你另一个姐妹呢?”她说:“她嫁人后就离开了家,我们不怎么有她的消息,她躲着父亲呢,父亲也不喜欢她的男人。有一次我去她那儿,说,波莉,缪丽尔妹妹快饿死了,她的孩子也快饿死了,而她只是回答,啊呀,我没有多余的东西可以分给她。但是她的橱子里塞满了肘子、馅饼、蛋奶沙司。“缪丽尔死后,我就无处可去坐坐了,我能不吃就不吃,因为我知道食物里有毒药。她会上楼到我的房里来——他们把我安排在楼上的阁楼里,就好像我真是个用人一样——端着牛奶和肉汤,说,喝掉,喝掉,我把这些东西倒在痰盂里,然后蹑手蹑脚地下楼倒痰盂,这样她就不知道了。我能吃出那些汤汤水水里的毒药味,我知道那里面加了毒药。有的时候我出去捡人家喂鸟的面包,不过我怕被人看到。是这样的,我们家算有点名望,父亲有各种往来,买得起马车,行为潇洒,而她有她的酒吧,大家对我们看法不差。我是留在家里的大小姐,大家都羡慕我过得舒适。但实际上我睡的是房子顶层阁楼里的一张薄床,没有一丝暖气,从来没有一件新衣服,没有一件我自己的衣服,有的都是她的旧衣服改的,而且不敢吃东西。后来,有一天晚上,这一切终于维持不下去了。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病得太厉害,太虚弱,爬不起来。她端来满满一杯甜牛奶,说,我就在这儿等你喝完。我不想喝,我说。我不想喝。但是她说,我就坐在这儿。“她穿着一件粉色的丝绸睡袍,上面缀着羽毛,领子是灰色的天鹅绒荷叶边,脚上是粉色的高跟拖鞋。她爱吃好喝,长了不少肉,脸色通红,一边叹气一边说,哦,我的天哪,那些楼梯,哦,我的天哪,这上头真冷。可她从来没想过我天天都要在那些楼梯上爬上爬下,也没想过我就住在这冰冷的地方。而他们卧室所在的那层明明还有两间空卧房。后来我玛丽姑妈和我说,他们当然不会让你和他们住一层了,他们可不想让你听到他们那些破事。哪些破事?我说,因为我从不在乎那一切,我痛恨那一切,我像我母亲,对那些事干脆不闻不问。再说,他们又没有结婚:她还有个丈夫躺在哪家医院,因此她没法嫁给我父亲。现在我回头看看,对那时的状况啧啧称奇:那时的人们循规蹈矩,但是她和我父亲非婚同居,我却记不得她因此受过什么苦。当然了,就算有我也不会注意到:因为我所有的心思都放在想办法不在家里吃东西上。那天晚上,我最终还是不得不把那牛奶喝了,尽管那味道令我作呕。然后我装作睡着了。她终于行动迟缓地下了楼。我把手指伸进喉咙催吐,把牛奶吐了出来。然后我把衣服装进母亲的小包,悄悄地离开了那所房子。“我身无分文,尽管我帮他料理家务,给他打扫房子,什么都做,他却从来没给过我钱,从来没有过。我去了姑妈居住的村庄。那个地方现在算伦敦的一部分了,你不会知道不久前它还是个村子,比尼斯顿还远。我到那儿的时候,街上满是车马,一片喧嚣。我走着,几乎就要瘫倒。我到了她家门口,按门铃,按了又按,她出来时正好抱住我,没让我倒下。她说我可以和她住,等我身体好了能挣钱了再回报她。她给我父亲写信,说莫迪来和她住一阵子。她是这么写的。而我父亲什么都没说,尽管我等了又等,希望能听他哼一声。好几年他都当我不存在。姑妈给我补身子,让我吃东西。她自己也穷,没法给我吃她说我该吃的那些东西,奶油啊,红酒啊,诸如此类吧,但她尽力而为。我那会儿又瘦又小,走几步路就会发抖,但是我身体渐渐好起来了,姑妈给我在西区一家女帽店找了个当学徒工的机会。她从我父亲那儿拿到了钱。我不知道她说了什么,但是她拿到了钱。”我回到家已接近十点,一肚子都是莫迪喝的那种浓红茶,现在觉得有点犯恶心,吃不下东西。感同身受,这显然是针对那厌食症,我觉得莫迪母亲去世以后,她得的就是这个毛病。我洗了个快速而高效的澡,写完了这些,现在我得上床睡觉了。但是我真的想把我关于杂志社事务的想法写下来。我告诉莫迪我明天晚上不去,但是我周四晚上绝对会去和她喝茶。周三乔伊丝不在办公室,也没有留言。这种事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杂志社里的气氛有些令人不安,有一点让人想咯咯傻笑,就像面临什么不测事件的学校一样。一整天,菲丽丝和我两人都在一起工作,关于该做点什么让大家平静下来,我们啥也没说。我们的对话一直保持简短、有效。但是,啊,她是那么年轻,那么年轻,那么黑白分明,那么非此即彼,那么不取即舍。酷酷的、俏生生的小嘴。俏生生的、干练的微笑。菲丽丝买了自己的公寓,我们——杂志社——帮了忙的。她为工作而活,除了我外,还有谁更清楚如何做到这一点?她认定自己就该当杂志主编。为什么不呢?我写下这段,为此觉得很惊讶。现在我准备写写我的职业生涯,这几天我先是因乔伊丝的事而震惊,而紧张,后来又因和菲丽丝在一起,需要时刻保持警觉清醒,因此我心里对我这职业的一切特别清楚。我中学毕业就直接工作了。没上过大学,家里的钱不够。再说我也达不到上大学的标准!上大学从来就不是我的一个选项。我刚开始做《小妇人》的工作时——我和乔伊丝给那一时期的杂志起了这个名字,是个缩略表达——对于能够在新闻界找到一份如此光鲜的工作,我感到无比欣慰,没指望能寻到更高的枝了。1947年,战争阴影还在。杂志粗糙笨拙,因为战争的缘故,用的是劣质纸:登的净是如何用粗肉和蛋粉做菜的窍门。如何把一种东西变成另一种——这是乔伊丝对它的描述。我,和其他所有人一样,对此感到烦、烦、烦透了。我们那会儿都多么渴望摆脱战争余波,摆脱配给制,摆脱这沉闷枯燥的气氛。那时的编辑也是个女的。我那会儿还不怎么挑剔我的上司,我的最高目标不过是做制作人的秘书,没有更高的眼界。我对南希·韦斯特林汉姆压根就没想法。上面的都是些大神、女神。我现在觉得她正适合那时期的杂志。作风老派,就像我的母亲和姐姐,能干、尽职、善良——我真觉得是那样,善良、和蔼可亲,而且我猜她这一辈子脑子里就没有冒出过一个原创的想法。这也只是我的猜测:如果我有什么后悔的,那就是我那时候没醒过来,弄清楚周围到底在发生什么。当然了,那时我还没学会如何去看周围在发生什么:就是一个组织的内部事务如何发展,该关注什么,事情到底是怎么运转的。他们的确是对杂志进行了改进,纸张质量提高了,专题文章活泼了些,但这些还不够。他们需要一个新的编辑,我那时应该发现的,应该关注的。这不仅仅是因为我还不知道如何观察局势:我沉醉在青春、自我魅力,以及个人成功里。在学校的时候谁都不觉得我有能力,我的父母也绝对没这么认为过。但在我们杂志社里,我却没什么拿不起放不下的。很快,谁要是生了病,或是不称职,能接手的就是我了。我记不得生命中还有什么能比那更让我快乐和满足的:那种宽慰,那种轻松愉快,就因为能处理一件新工作并且知道自己能做好。还有会穿着打扮这件事。当然了,五十年代可算不上时装雅服的好时光,但就连那个时候,我的穿着也能吸引大家的目光。我那会儿走的是性感风格,不过是冷峻的性感,只稍稍有一点倾向于戏仿:就是说,我预见了六十年代,还有我们都有点嘲讽自己穿着的做派。我现在非常想知道当初鲍里斯到底怎么当上主编的。不过现在为时已晚。我问过如今还在我们那儿的老员工,但是他们不知道我在问什么,因为他们的思维方式不是那样的。不管怎么说,1957年鲍里斯当了主编,他代表了“新思潮”。但是他没那个能力。那个时候我的地位和菲丽丝现在的一样:大家都寄予厚望的聪明姑娘。不同的是,我那会儿不自知。我喜欢啥都精通擅长,也不介意不分昼夜地工作。我热爱自己做的一切。那个时候我做的事已经大大超过了我的本分,与付我的工资、描述我职务的说法并不相符。当时我是制作部的秘书。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关注周围到底在发生什么了。最显而易见的事实便是鲍里斯不起什么作用。和蔼友好、谦恭有礼、摩登时髦——这些他倒都是。南希辞职,人家让她走,在那以后,理事会指派他来做主编。他用的是现在摄影师们用的那间大办公室,有一张大桌子,一个配了秘书的秘书,还有一个公关小姐。他总是在开会,打电话,用午餐,接受关于女性杂志职责和功能的采访。“妇女解放”这个概念尚未诞生,不过我以前一直没意识到这点,是写这些的时候才想到的。事实是,其他的人在做他应做的工作,我也是其中一员。杂志社的正式人事结构不符合实际情况。杂志是稍微有点起色,但是起色不大,而且好好先生什么都说得含含糊糊的。我们没想清楚过,多半还是照老规矩办事,不过是换了质量好点的纸,加了些像样的照片。乔伊丝一来,我们就意识到了我们在做什么,在为谁工作。市场分析,专家报告;这些我们当然都认真做了,但是我们还有了自己的想法。杂志的支柱和基础,以及我们最感兴趣的,是资讯。节育、性、健康、一般的社会问题。我们手头几乎所有关于这些话题的文章都不可能刊登在《小妇人》上,一切都得重新包装。杂志的这部分工作由我负责。至于服饰、食物、酒、装潢部分,变动的是摄影质量。实际内容没变,时尚归时尚、食物归食物,变的是如何展示它们。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杂志上登许多这样的文章:《我是一个寡妇:我如何带大两个女儿》或者《我嫁了一个下身截瘫者》或者《爱丽丝双目失明却办一所商学院》:太低档了!要向上爬一个台阶,《莉莉丝》特意把这个放在了规划里,而我们做到了。我以前说过,乔伊丝六十年代中期来了以后,她改变了我:她也改变了其他的一切。现在我感到有意思的,是这些变化逆袭了公司架构。她是制作部经理,我是她的助手。我们用的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间办公室。主管杂志的是我们。我们觉得清清楚楚的是我们在经营它,但鲍里斯却没注意到。乔伊丝以前总说,她干前一份工作时,什么事都得帮老板做,还得让他觉得是他自己在做。所以对于她来说现在也没什么变化。我们对那会儿那个状态不仅毫无怨言,倒是十分担心人们会注意到。他们当然注意到了。现在我们很纳闷,那会儿自己怎么会以为别人不会注意到。说到底,我们热爱自己的工作,热爱改造杂志。我们以前会去参加两周一次的理事会会议,安静地坐在一边,鲍里斯坐在首席,理事会代表们坐在另一头,我们几乎不开口。开会前我要向鲍里斯简明扼要地交代他该说什么。当时杂志实际的架构是乔伊丝和我主管一切,摄影师们的地位渐渐上升,因为他们其实是六十年代才跃居一线的。所有的决策都是在我们的办公室里做的,屋里总是挤满了人。突然——乔伊丝只来了两年——她被提为主编,拥有完全的决策权。新的模式,新的一切。她很聪明:不少杂志太“摇摆的六十年代”了,因此一败涂地,但是乔伊丝创立的模式——我们创立的模式——生存了下来。几乎转瞬间真实架构就和正式的官方架构统一起来了。鲍里斯走人之后,他那死气沉沉得厉害的大办公室就给了摄影师们,它立刻就活了过来。而我和乔伊丝用的那个房间变成了编辑室。那时我才意识到,当实际情况与正式结构不一致的时候,做一件事要投入多少精力,带来多大的精神紧张。现在,看看其他公司、其他企业,我经常发现有这种不一致的现象。那么在这个结构内,有什么在成长呢,未来是什么?现在我知道不会是乔伊丝和我了!但我不知道会不会真是我和菲丽丝。我看不到,是不是因为我陷在当下太深?在我看来,事情变化太快,几乎是一夜之间的事,或者好像是这样;但实际上变化是在内部慢慢发展起来的。我看不出内部有什么变化:但是我经常思考这个问题。我知道的,就是目前可用的资金大大减少,所以也许得舍弃我们那富丽堂皇、轻松活泼,甚至是放肆鲁莽的模式或者说配方,换一种更为严肃严格、专业专注的。专业专注于什么?唉,要是我能预见就好了!想到我们也许得做起“把一种东西变成另一种”的营生,我一点都不开心,一点都不想参与。衣服穿一辈子——唉,这个已经开始了——牛肉当作奢侈品而非主食,买珠宝作为投资……上上期里,我们刊登了战争时期的食谱,当作个笑话,但对于我们这些战时和战争刚结束时年纪尚轻的人来说,那可不是个笑话。我听到打字室里的姑娘们哈哈大笑,菲丽丝在打趣那个把肉做成五香肉丸好多吃些的诀窍。我可以拿莫迪记忆中的食物做一个特写。我想,要是听到莫迪追忆儿时的食物,打字室里的屋顶可能要给笑塌下来的:莫迪说她小的时候,一家之母会做一个巨大的蓬松面糊布丁,好在上肉食前将他们“塞饱”,这样他们只吃一点肉就满意了,吃完肉以后,又上蓬松面糊布丁,涂果酱。当我回想起战争时期,想起那些凑乎、那些将就,那日复一日的无聊沉闷,唉,我没法再次面对那样的生活,没法,没法……不过到现在为止还没人说我们得再过那种生活。1963年我结的婚。就在乔伊丝来不久前。我把那段历史都写遍了,现在才想起来提一下我是那会儿结的婚。上一篇后一周不对,十天我遵守承诺,去了莫迪那儿,尽管我忙得不可开交。我没有待多久,几乎是进去就出来了。然

                      的王城规划平面图徐金星:有了中轴线之后,皇宫就要建在中轴线上,所谓建中立极,突出皇宫的权威。王鲁湘:最主要的那些标志性建筑也都应该建在这条中轴线上。徐金星:洛阳城的中轴线从皇宫向南走,它的两边就是衙署,然后是居民从两边慢慢地散布开来。它之所以规划成这样子,无疑是受了等级观念和礼仪观念的影响。五、洛阳伽蓝北魏建国初年,统治十分严酷,至孝文帝时,王朝的内部矛盾以及与汉民族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为缓解矛盾,孝文帝在迁都洛阳之际,大力推行其汉化政策,同时又大力提倡佛教,将其作为统治的精神支柱,让民众澄心净虑,礼佛修行。完成迁都之后,他不惜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在龙门开窟造像,使这里成为“敷导民俗”、“助王政之禁律”的佛教圣地,也使佛教在北魏的洛阳达到了空前的昌盛。洛阳城南的龙门石窟,雕凿开始于北魏,直至北宋,前后共经历了400多年。虽然最大最著名的奉先寺开凿于唐代武则天执政时期,但是要论开凿时间最早、内容最丰富的石窟,当属北魏时期的古阳洞。古阳洞内景王振国51:龙门石窟开凿最早的洞窟就是古阳洞,它是利用一座天然溶洞开凿的。王鲁湘:过去是个天然溶洞?王振国:这个山体主要是石灰岩。石灰岩溶于水,所以形成了天然溶洞,而石窟就是在此基础上扩大而成的。正中的主尊就是释迦牟尼,我们看释迦牟尼的面像非常瘦,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在清代的时候,有道教徒在这活动,道教徒把这个洞占了以后,开始叫它古阳洞,并把释迦牟尼按照太上老君像的形态改塑了。古阳洞那几个字是清代的人刻的。王鲁湘:这是北魏的精华洞窟啊,你看这些浮雕也很有意思。这种飞天浮雕,像剪纸一样,简直能飞起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龙门石窟遭到了严重的劫掠。特别是古阳洞,洞内几乎所有的龛像都被破坏,大量的佛头、佛身甚至是整块的佛龛都被盗卖到了国外,这给后世研究北魏石窟佛像造成了极大的不便。宾阳中洞内景幸运的是,另一座北魏年间开凿的石窟——宾阳中洞却逃过了这次劫难。这里佛像的容貌、衣着,带有明显的中原特征,可见北魏王朝迁都洛阳后,实行了彻底的汉化政策,连神明的容貌都皈依了中原。王鲁湘:宾阳洞包括南洞、中洞和北洞,它里面的佛像与大同云冈石窟的佛像相比,有很大的区别?王振国:有很大的区别。像这个主像释迦牟尼佛,他的服饰就具有南朝特色,褒衣博带,脸形秀骨清像,和云冈石窟已经不一样了。王鲁湘:这个菩萨,我们从侧面看,鼻子和眉毛这些地方还有点云冈石窟的感觉,鼻梁很高、很直,但是主佛的鼻子已经很像中原人了。永宁寺塔复原图作为北魏皇族崇信的国教,佛教不仅在龙门创建了一片圣地,国都洛阳,更是成为了佛的天堂。当时洛阳城中的寺庙达到了惊人的1300多座,城中宝塔林立,到处晨钟暮鼓,而在这些佛塔之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便是高达130多米的永宁寺塔。徐金星:北魏是少数民族,到洛阳之后,他们实行彻底的汉化改革。王公贵族都崇拜佛教,在这种气氛下,它就修了一个非常宏伟壮观的寺院——永宁寺。这个寺院中间是一个塔,四方形,九层,高136.71米,相当于45层楼房,真是空前绝后。王鲁湘:加上它是木结构的,所以就更了不起了。当年这座惊世骇俗的摩天宝塔,矗立在北魏巨大的洛阳城中,无疑成为了洛阳城甚至是北魏的象征。然而这个登峰造极的奇迹,命运却犹如天外流星,在闪过一道眩目的光芒之后,便永不再现,空留下一片废址残基,让后人去捡拾当年的传奇。永宁寺塔遗址王鲁湘:这个方土台应该就是永宁寺塔的塔基吧。它的高度离地表有多高?十米左右有吗?徐金星:第一层是两米二,第三层应该有十米左右吧。王鲁湘:当年是130多米高,应该能高入云表了。徐金星:而且它四周还有铁锁链垂下来,四角都垂着铃铛。据记载,那个大的铃铛像一个石瓮子,非常大。王鲁湘:风一吹,声音可以传到几十里之外。徐金星:夜深人静的时候叮当叮当地响,确实有一种非常神秘的感觉。王鲁湘:从建造到完成,好像是花了三年时间,然后只存在了15年时间。徐金星:十五六年吧。王鲁湘:然后一场雷击,就毁灭了。中国古代很多的木结构建筑,其实都毁于雷击。徐金星:是的。它是在某年的二月毁掉的。二月打雷本来是不多的,但是那一年二月偏偏打雷,还下着雨,下着雪。《洛阳伽蓝记》对这次大火烧塔记载得非常详细,而且非常震动人心。书上说当时从第八层燃起,很快形成漫天大火,皇帝派来一千名羽林军来解救,却无济于事。王鲁湘:当时的消防条件不可能救得了这么高的楼的火。徐金星:“合城百姓,咸来观火”,整个洛阳城的百姓都来围观。有三个老和尚当场投火而死,悲哭之声,震动洛阳。在当时来说,它就是洛阳城的标志,它被大火焚烧了,从皇家到百姓,都会感到是一种巨大事变的预兆。王鲁湘:是一个心理暗示。徐金星:当时的国人认为,这个塔被烧毁以后,北魏就要亡了。确实,过了不久,北魏就亡了。然后又过了好长时间,人们说在东海中间看到了这个塔。徐金星:北魏这个民族在汉魏故城42年。它到洛阳之后就彻底汉化了。其他少数民族入主中原,都还保留自己的文化,还要跟汉族有些区隔,他是彻底汉化,说汉话,改成汉姓,穿汉族的衣服,和汉族妇女通婚。王鲁湘:最有意思的是所有的贵族都改籍,改成洛阳籍。徐金星:对,改成洛阳籍,死了必须埋在洛阳,埋在邙山上,不许迁回老家去。很有意思的是,他们在追溯自家历史的时候,说是黄帝之后。黄帝的一个儿子分到北边去了,姓拓跋,拓跋就是土,土就是黄色,我们本来就是中原的,所以要彻底汉化。中华民族以汉民族为主,这与洛阳的中心地位和民族大融合是有密切关系的。王鲁湘:我们今天从一个汉魏故城引申出这么多历史文化的话题,所以还是回到司马光的那两句诗:“若问天下兴亡事,请君只看洛阳城。”骊宫长恨歌“高高骊山上有宫,朱楼紫殿三四重”,位于骊山北麓的华清宫,由于有着天然的温泉,自古就是君王眷顾的福地,让无数帝王不惜工本在此修建离宫,颐养性情。然而,这里也一向被正直的史家贬为不安分的地方。为博褒姒一笑,周幽王不惜在此烽火戏诸侯,葬送了有着四百多年国祚的西周。而唐玄宗李隆基如果不是在这里爱上了自己的儿媳杨玉环,或许也不至于断送了盛世大唐。不同的潇洒帝王、不一样的如花美眷,却都躲不过相同命运的纠缠。于是,有了白居易那首荡回肠气的《长恨歌》,也有了洪升那部千回百转的《长生殿》。而故事里那位艳若桃花的女主人公,也终究逃不过红颜祸水的历史轮回。一、发现华清宫今天的华清宫,虽然早已物是人非,佳人不在,但每年仍吸引着数以万计的游客来此“爱情朝圣”。人们品评着这个被无数帝王千百次宠幸的离宫别苑,缅怀着那位绝色的“祸国”女人,也慨叹着帝王家上演的那一段凄美而又无奈的千古传奇。王鲁湘:当年您带队对华清池进行发掘是哪一年?骆希哲52:1982年。当时有一个新建的旅游项目,要在华清池温泉水源的前面修一座贵妃亭。处理亭子地基的时候,发现了这个遗址,然后通过查阅文献资料,认为这可能是唐代的华清池。华清宫长生殿王鲁湘:其实文献记载也好,白居易的诗也好,民间的传说也好,都认为这个地方是唐玄宗和杨贵妃“温泉水滑洗凝脂”的所在地,但是,宫殿的具体遗址一直也没有发现。骆希哲:是的,遗址都掩埋在地下。上世纪六十年代,国家曾经在骊山做过一些考古调查,但有计划地发掘是从1982年开始的。华清池温泉取水器复原图1982年4月,以骆希哲为首的考古队在一次偶然的挖掘中意外挖出了一些类似古代建筑的残垣断壁和水垢斑驳的墨玉石板。从清理出来的结构看,像是古人洗澡专用的池子。于是,一场大规模的考古挖掘开始了。当大量的方砖、排水管道和莲花瓦当陆续出土,庞大的建筑群全貌逐渐显山露水之后,专家肯定地指出,这里就是千百年来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爱情故事的上演之地:唐代华清宫遗址。骆希哲:这次发掘历时十多年,成果比较显著。我们在清理温泉水源时,发现了大量仰韶时代的陶片。有当时的取水器破了以后留下的残片;有小的像骨针一样的骨箅,是先民们束发髻用的佩饰;还有陶环,也是一种装饰物;还有一种陶锉,搓皮肤用的。王鲁湘:搓澡用的。这种东西在别的地方也发现过,但年代没这么早,这是用陶做的。骆希哲:还有生产工具,生活器具。还发现了大型的陶管道,管道两头伸出来的部分是用来分水的。王鲁湘:就像我们现在的三接头。骆希哲:对,起三接头的功能,由主管道向两边分水。王鲁湘:陶管道断代大概到什么时候?骆希哲:断代到周。再往前,七十年代考古学界在距离华清宫以北一公里的地方发现了姜寨遗址。王鲁湘:姜寨遗址是仰韶文化时代的聚落遗址,重要性一点不亚于半坡遗址,这说明骊山一带在五六千年以前就是人类聚居的一个中心区。骆希哲:对,而且六千多年前的姜寨先民就是在这里洗温泉沐浴的,所以中国的沐浴史也可以提前到六千多年前。继仰韶文化层之后,考古人员又相继在此发现了商周文化层和秦汉文化层。出土的大量文物记述了历代帝王对骊山温泉的眷顾:周幽王于此设立离宫,建烽火台;秦始皇在此“砌石起宇”,修建汤池;西汉、北魏、北周、隋朝的帝王都曾在此留下各自的痕迹;而盛唐遗址的发现,是华清宫最繁盛时期的见证。骆希哲:结合文献记载可以断定,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就发生在骊山顶上。秦始皇在这里砌石洗浴,名“骊山汤”。我们在这儿发现了秦汉时期的木门,经过脱水处理,保存得很好,是目前国内保存最好的木门。但后来考虑到要把唐华清宫的遗址展现出来,所以对以前的遗址进行了回填保护。王鲁湘:等于秦在唐的下面,唐叠压着它。我们重点要展现唐的,所以把它们叠压在下面了。骆希哲:对,因为唐代遗址保存的比较完整,可视性也比较强。秦汉到唐还有一千多年时间,这一千多年里也有建筑遗存,比如北魏时期,相当于现在陕西省省长的邕州刺史元苌就在这里写下了著名的《温泉颂》,碑石就保存在华清池,是我们国家130块禁拓名碑之一,文学性和艺术性都非常高。隋代也在这里修过骊宫,但是最有名、规模最大的还是唐代的华清宫。王鲁湘:实际上,骊山是一个自原始社会以来人类活动非常频繁的地区,而且几千年没有间断过。骆希哲:骊山是一个浓缩了中华民族六千年文明史的地方。二、唐太宗《温泉铭》唐华清宫是骊山温泉史上最辉煌、最骄傲的杰作。其规模气势恢宏,内部结构独具匠心。从1982年到1995年,考古队员先后在这里发现了星辰汤、莲花汤、海棠汤等九个汤池。这些汤池共同拥有同一个水源,温泉从源头流出,首先流入唐太宗的星辰汤,继而向南流入玄宗的莲花汤,在莲花汤的紧西北毗邻而设的便是著名的贵妃池海棠汤。接着由东向西依次为太子汤,供六部官员沐浴的尚食汤,以及为梨园弟子沐浴而建的宜春汤。众多汤池各具特色,典雅脱俗。王鲁湘:唐太宗星辰汤的平面形状有点像北斗七星,一边是圆形的,如勺状,然后再拐为直的,相当于斗柄。骆希哲:他把这个汤池命名为星辰汤,有深刻的政治含义,希望政通人和,上应天象。但这个池子到唐玄宗时就废弃了。它的面积很大,长有36米,蓄满水相当于一个小型水库。所以这里的水就通过排水道向北一直通到昭应县城,供城里的百官使用,取意皇恩浩荡。王鲁湘:“皇恩雨露深”嘛,人人都可以均沾一点。华清宫的温泉令太宗心旷神怡。开心之余,他模仿王羲之的笔法,在御碑亭挥笔写下了著名的《温泉铭》:“朕以忧劳积虑,风疾屡婴,每濯患于斯源,不移时而获损……”原来李世民多年的风湿病,正是在骊山泡温泉治愈的,所以他以帝王之尊颂扬骊山温泉,而《温泉铭》也开创了中国书法史上以行书入碑的先河。唐太宗《温泉铭》骆希哲:唐太宗因为常年征战,可能染上了所谓的风湿病或关节炎一类的疾病。他为了治病,就利用温泉来沐浴,相当于现在的理疗。现在临潼温泉周围还有很多疗养院,就是仿效先民的行为。唐太宗在这里沐浴的时候,写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铭文,叫《温泉铭》。王鲁湘:据说现在的铭文是从法国引进回来的。骆希哲:原碑不知什么原因找不到了。后来有人在法国博物馆里看到拓片,是伯希和53从敦煌带过去的。我们把这个拓片复印回来,刻了一个复制碑,保存在华清池,从这块碑上仍然可以看到王羲之草书的遗风。王鲁湘:据说他还把《兰亭序》拿去陪葬,就在昭陵里头。《温泉铭》里有几个观点,我觉得特别有意思。首先,他身为皇帝,到这个地方来游冶,洗温泉的时候,也担心臣下和老百姓会对他有所议论,觉得这种生活好像有一点腐败的意思,所以他要为洗温泉做一个辩解或合理性的说明。他先是回顾了秦皇汉武为求长生而寻仙,浩浩荡荡东游至海,甚至到了蓬莱等地,结果劳民伤财,并没找到神仙,到头来还是离不开一个坟土堆。他认为这样很不好,还不如洗洗温泉,颐养一下性情。接着,他告诉臣下和老百姓,我之所以洗温泉是因为我身染风疾,这里的温泉治疗风疾的效果非常好。骆希哲:他说“每濯患于斯源,不移时而获损”,我只要一洗,马上症状减轻。王鲁湘:再者,他还认为温泉能启迪人们去思考宇宙、人生、历史等哲学问题。他特别惊讶于温泉的水居然无论寒暑都是恒温的,而人的品质也应当像温泉一样,无论世事多么炎凉都应坚贞不变。同时,温泉的流量不古不今,不增不减,这也让人想到很多问题。骆希哲:由于当时认识的局限,他不知道温泉是怎么形成的,不能从科学上来解释。他认为温泉是上苍的赐予,是为了让人来疗疾治病的。温泉何以有如此疗效?自古以来,众说不一。有人说这是因为温泉是神水,有人说这是由于温泉的热力。不管是何原因,但无可争议的是,对温泉的钟爱,已经成了这里贵族和百姓千百年来不变的习俗。天长地久,就形成了独具魅力的沐浴文化。骆希哲:中国的沐浴文化由来以久。从《周礼》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古时候的人非常重视沐浴,他们把沐浴制度化,三天一沐,五天一浴,“沐”是洗头,“浴”是洗身子。王鲁湘:还有濯足,即洗足。骆希哲:现在的足疗其实那时候已经有了。古人认为洗浴对人有强身健体的作用。王鲁湘:还有一种宗教意义在里头。骆希哲:对,古代的沐浴也是一种“礼”。比如敬神要沐浴,上朝要沐浴,拜祖要

                      舟访谈中提到的一些事件的当事人,访谈中与刘先生互相提醒,互作补充,令我受益匪浅。而乐先生,又是我的老师兼同事郭松义先生的夫人孙爱成女士为我联系到的。在此特向诸位表示衷心的感谢。又,郭松义先生是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的专家,20多年前还参与编辑过由刘永成、赫治清先生整理的与同仁堂有关的档案史料(参见《崇文门外万全堂药铺资料辑录》,载《清史资料》第一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158—177页,按该辑录只收了相关史料的一部分,后面一部分未刊登),随我访问刘汝舟先生时,他更感兴趣的是这两家在经营买卖等方面的内容,这从下面他的插话中亦可见到。注297(清)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104页。注298这里说的四大银行,就是当年所谓的北四行。注299据《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四恒号皆设于东四牌楼左右,恒和号在牌楼北路西(今改为警察派出所)。恒兴号居其北,隆福寺胡同东口,恒利号在路东,恒源号在牌楼东路北。”注300据文献记载,四恒并未遭挤兑:“庚子五六月间,市面惶恐,金融不周,曾颁内帑八十万两接济,四恒号赖以稍安,乱后终亦无济于事。”官府为四恒发放帑银之事在《清实录》中亦有记载,见《清实录》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初九日:“谕军机大臣等:赵舒翘等奏,维持商业,谨拟章程一折。四恒银号关系京师地面,现因库款支绌,商情疲滞,无力周转,亟应设法维持,以利民用。著即发给内帑银五十万两,并由户部发给内库银五十万两,交该兼尹等,按照所拟章程,督饬该商等分别办理。将此谕令知之。”亦见《清实录》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二十二日。注301据《北京市满族社会历史有关问题的调查报告》(1959年稿)记察存耆说,秦老胡同增家在1908年时有投资的当铺三四十个,称为“官当铺”,精确数字和投资无法得知。该文中称:“被八国联军抢后还有三个,烟袋斜街的中和当铺的直接经营者也是汉人。”再据刘汝舟撰《刘氏家族兴衰史》(参见下文)称,烟袋斜街的中和当铺正是刘老的父亲刘禹臣开设的,索氏所谓汉人,指的就是刘家无疑。该文提到,这个当铺论地势不在大街上,看似不起眼,但它的当户却非比一般,“其中很大部分都是市面上很少见到的奇珍异宝珠翠首饰等贵重之物。这些奇珍异宝都是出自地安门附近住着的那些满清贵族的府门里。”又按,调查报告中引索存耆:“八国联军时大批房子被毁坏(详细间数无法统计),两个珠宝玉器柜同时被抢走,但今天十口人仍靠卖旧底和房租,每月700—1300元的生活,”可知在20世纪50年代,增家的生活水平要远远高于北京一般市民。注302小恭王,即恭亲王奕訢的嫡长孙、多罗贝勒溥伟(1880—1936)。他于1898年承袭恭亲王爵,辛亥革命时曾与肃亲王善耆等一同组织“宗社党”图谋复辟,失败后避居青岛。1936年死于长春。从他的年龄与经历看,不可能与刘汝舟等人在一块儿玩,这里说的如果是毓纪明,那也是小恭王而不是恭王的最后一个儿子。注303这里说那桐家是增崇的下属当然不正确,参见奎垣口述。注304这里是刘老没听懂我的问话。我说的“北京政变”是1924年冯玉祥将溥仪驱赶出宫一事。注305金莉珊也就是张莉珊,即张寿蓉,参见前文张寿蓉口述。注306满汉通婚的禁令被正式废除是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见《清德宗实录》卷492,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乙卯皇太后懿旨。民国元年四月(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又颁布《为通饬示谕豁除汉满蒙回藏互通婚姻禁令》,标志着汉族与满族以及其他各民族通婚的界限从此被彻底打破。关于清代满汉通婚问题,可详见拙著:《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第七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注307奉先殿位于北京紫禁城内廷东侧,为皇室祭祀祖先的家庙。注308福祥胡同位于东城区西北部,东起南锣鼓巷,西至东不压桥胡同,南邻地安门东大街,北与蓑衣胡同相通,属交道口街道办事处管辖。因胡同内有福祥寺而得名。福祥寺建于明正统元年(1436年),是武姓太监为英宗祝寿舍宅而修。雍正二年(1724年)平定青海后,锡呼图克图使节来朝,购此寺为驻京行馆,改为喇嘛庙,更名宏仁寺。清朝属镶黄旗,宣统时称福祥寺,民国后沿称。1965年整顿地名,去“寺”字称福祥胡同。注309据《北京市满族社会历史有关问题的调查报告》(1959年稿),元顺当和修木厂(售寿材,小量木材加工)是王享年家开的,王的曾祖曾做过内务府“协堂郎中”,到其祖父仍有钱,开“元顺堂”饭庄,民国初歇业。又在天津开元顺当铺,七七事变以后停业。元顺木厂1950年歇业。这个王家,应该就是刘汝舟所谓的“金王”了。注310所谓“仓赵家”无考,但不属于“八个铁帽子王”是肯定的。注311参见liangliang20090404的博客中有“忆外公岳效鹏”一文,提到拙作《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中的这段访谈,说乐曙青的插话:“岳小鹏是岳乾斋的儿子,唯一的儿子”,这一句话就有三个错误,应该是我没有认真核对之故。该博文更正说:“外公岳毓泰(字效鹏)生于1898年,是盐业银行经理岳潜斋的长子,下面有五个弟弟,两个妹妹。”(2012年4月28日)岳小鹏应为岳效鹏,岳乾斋应为岳潜斋,他有六个儿子,而不是只有岳效鹏一个。兹据此更正。又,该博文的作者是岳毓泰之女岳维珍的女儿,岳维珍嫁给了那桐的孙子、张寿崇的四弟张寿崙,在本书张寿蓉和张寿椿的口述中都有提到。注312刘老反复提到他的嫁给庆王后人的二侄女,其实出嫁时间是民国三十九年,那就应该是1950年亦即北京解放以后了。到这个年代还与庆王家结亲是很有意味的。注313这里的乐家指同仁堂乐家。按,什锦花园位于东城区西部。东西走向,东端曲折,东起东四北大街,西至大佛寺东街,因明朝成国公适景园故址而得名。胡同内新门牌21号(原10号院)为蒙古王府,详见本书蒙古王公的相关口述;现43号是民国时宏仁堂老药铺旧址。19号院(原9号)建于清末,曾是戴笠之宅,今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注314二大妈即同仁堂大房乐西园的第一个妻子。注315夏山楼主,即韩慎先(1897—1962),字德寿,北京人,久居天津,其祖父韩麟阁曾为清吏部官吏。韩慎先曾自开古玩店,后与陈彦衡学戏,对谭派唱腔颇有研究。曾于长城公司、高亭公司灌制唱片多种,拿手戏为“三子”(《法场换子》《桑园寄子》《辕门斩子》)。余叔岩曾从其学《南阳关》唱腔,并传韩氏《战太平》唱腔。韩慎先还是新中国早期书画鉴定权威之一,与张珩、启功、谢稚柳等同为首批书画鉴定小组成员,任职天津艺术博物馆副馆长。吴小如先生在《京剧老生流派综说》一书的《综说之综说》一文中说道,作为谭鑫培的第一代传人,而对于辛亥革命以后的京剧演员影响最大的应推陈彦衡……而在票友中则以韩慎先(别署夏山楼主)和程君谋最能继承衣钵。由于韩、程都见过谭鑫培本人演出,再加上陈的传授、点拨,成就皆斐然可观。韩初在北京,后久居天津,成为陈彦衡这一体系的北方代表人物。但韩老一生只钻研唱工,不但不能登台演出,就连念白也不大讲究。所以王庾生先生曾以惋惜的口吻说:“慎先的条件这么好,可惜只是半个老生。”盖指其不能粉墨登场。注316荣剑尘(1881—1958),单弦八角鼓演员,荣派单弦创始人。北京人,祖姓瓜尔佳氏。祖居北京西郊健锐营,幼年曾在健锐营的功房习武,在私塾攻满文。其间常去离家不远的八角鼓票房听排练,后向八角鼓名票庆厚庵、高俊山求教,学唱岔曲、单弦牌子曲、联珠快书和拆唱八角鼓,兼学三弦、琵琶。成为健锐营一带八角鼓票友中的后起之秀。他的远房族兄、西城八角鼓名票德润田在艺术上给了他许多帮助,并为他伴奏。经德润田介绍,他拜识了八角鼓票界巨擘、联珠快书名家奎松斋,受到奎的教诲。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荣剑尘拜在西城明永顺门下,成为明永顺开立单弦牌子曲门户的第一个弟子,从此正式作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的单弦牌子曲演唱达到鼎盛期。除京津外,他还曾在宁、汉、沈等地演出。30年代,他曾灌制有《杜十娘》《沉香床》《摩登遗恨》等三张唱片。所创造的荣派唱腔的特点是悠扬圆润,韵味醇厚。1952年参加中央广播说唱团,担任艺术顾问,其间还曾先后在中央实验歌剧团、总政文工团、南京前线文工团、中国京剧院、艺术师范学院讲学任教。他演唱的岔曲曲谱经杨大钧记录整理,编为《荣剑尘岔曲集》内部印行。他还整理演唱单弦牌子曲的经验写成《曲坛献艺六十年》一文,收入中国曲艺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单弦艺术经验谈》一书。注317这里指的是毛泽东于1963年12月和1964年6月作的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批示将当时的文化部骂为“才子佳人部”“帝王将相部”。该批示于1966年在《红旗》杂志第9期为重发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加的按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南针》中首次公开。注318五老胡同位于原崇文区西北部。北起东茶食胡同,南至珠市口东大街。明代称卢老儿胡同,北京人口顺,叫着叫着,就叫成了五老胡同。五老胡同长不足480米,清代时为南、北五老胡同。中间被东西走向的茶食胡同分隔开,北段叫北五老胡同,南段叫南五老胡同,长290米,宽4米。五老胡同曾住过盐商查氏,经营珠市口东大街路南的恩成公盐柜。恩成公盐柜当时垄断全城官盐。注319“乾、嘉间海内富室,推宛平祝氏、查氏、盛氏,怀柔郝氏。康熙时平阳亢氏,泰兴季氏,皆富可敌国,享用奢靡,埒于王侯。祝米商也,郝起农田,余皆业鹾典。”(邓之诚:《古董琐记卷三“富室”》,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93页)并见石继昌《春明旧事》:“海内盐商南北查”,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53页。注320魏源:《圣武记》,中华书局1984年点校本,99页。注321(清)祁韵士撰,(清)张穆改定,包文汉整理:《清朝藩部要略稿本》,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39页。注322此规定于雍正元年(1723年)出台。注323参见冯其利:《寻访京城清王府》,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注324参见拙著:《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注325毕奥南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中心的研究员,专攻蒙古史和边疆史,对于自元以来蒙古族在北京的历史有浓厚兴趣并做了多年研究。这几篇对京城蒙古王公后裔的访谈,都是我与他合作的成果,通过这几次合作,我受益匪浅。其中这些王公及其后裔的相关史料,有一部分也得自于他的提供。注326包家成员具体情况如下:父多尔吉(1904—1988);母马静懿(1899—1963);长子包儒(去解放区后改名方华,1923—2002);次子幼年夭折;三子包义(1929—);女包平(1931—);四子包安(1932—)。注327达尔罕,科尔沁左翼中旗的扎萨克亲王。这里几次提到的是第十二世达尔罕亲王那木济勒色楞,汉名包尔康,光绪十年(1884年)袭亲王。他于民国初年与张作霖结为盟兄弟,此后张作霖又将女儿嫁给他的长子,他的继妻朱博儒也是张作霖介绍给他的。因为不愿为日本人效力,1931年来到北京,初居于安定门内红罗厂达尔罕王府,后迁居于马大人胡同(今育群胡同)。1948年冬赴中国台湾台北,1949年移居中国香港九龙,1951年逝世。注328达赉贝子,字竹湘。民国四年(1915年)晋升贝子。和敬公主府此后便称达贝子府。注329“普遍晋升”指的是民国元年(1912年)9月20日民政部颁布《加进实赞共和之蒙古各扎萨克王公封爵》的命令,由此蒙古王公上层普遍受到加封。10月11日袁世凯对“效忠民国”的各旗王公封号均晋升一级。注330那彦图(1867—1938),蒙古赛音诺颜部人。清初功臣策棱亲王嫡裔,世代常住北京。1874年袭扎萨克亲王,历任清廷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八旗都统。注331贡桑诺尔布(1871—1931),字乐亭,蒙古族,卓索图盟喀喇沁旗人。世袭扎萨克罗郡王兼卓索图盟盟长。1911年曾联合蒙古王公酝酿“内蒙古独立运动”,未果。注332怡亲王允祥为康熙帝第十三子。此后传到道光朝,承袭亲王爵的是载垣,载垣在道咸时期两次受顾命,后在北京政变(辛酉政变)中与郑亲王端华等一起被夺爵赐自尽,参见本书前面端华后人毓旗的口述。载垣死后,同治三年(1864年)又以宁郡王府的镇国公载敦承袭怡亲王,此爵到光绪朝时由载敦之孙毓麒承袭,俗称“小怡王”,包平之母当是这支怡王家的格格。怡王府最初在金鱼胡同、校尉胡同之间,后来在京城又几次迁址。注333关于父亲去东北的事,包平在《对〈达赉贝子和他的儿子多尔吉〉中部分事实的澄清》(下简称“澄清”)一文中述其始末如下:“关于去东北的事我曾听父亲说过,因为父亲年幼丧母,在家里感觉不到温暖,经济又不独立,母亲还受继母的气,一天夜里,负气出走,由父亲的奶母老苏妈安排人偷偷打开府的后门出去的。由于是夜里,又是不辞而别,只带着包儒,并无其他人跟随……据说第二天东窗事发,祖父就将老苏妈辞退,并牵连了一些人。过了一段时间,祖父去东北将包儒接回北京。”注334对于刘梦梅与包家的关系,包平在“澄清”一文中作了如下的详细说明:“我家的经济情况是,祖父去世以前,由继祖母控制。父亲去东北以后,祖父的财产大量流失,例如,房产改为刘姓,继祖母为自己购买大量珠宝首饰。据父亲讲,在从铁狮子胡同迁往汪家胡同时,祖父本来就不管事,再加上身体不好,父亲又不在家,不少财产流到继祖母手里,后来她的生活一直很好。”“祖父去世后,经过交涉,刘梦梅拿出了所谓祖父在京的遗产,分为四股,即刘梦梅一股,我姑姑一股,父亲两股(包括长孙)。分家后,继祖母单过,姑姑出嫁将自己的一股带走。至于每股多少,父亲未讲过,但数目不小。”注335“土地奉上”,即“蒙旗土地奉上政策”,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9月,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张景惠在今长春市召开由18名蒙古王公代表参加的座谈会,劝导各盟、旗王公、旗长、知名人士把原属各盟旗放垦土地的所有权、收租、征税、津贴以及渔利权等一律奉交伪满洲国所有,名为“土地奉上”,包平这里讲的父母去长春参加的就是这个座谈会。这个政策废除了王公的领地权,使蒙旗土地由王公所有变为伪满洲国所有,为进一步加强日伪统治拆除了一大障碍。与此同时,东蒙古地区的王公制度也以“特权奉上”的名义被废除。从此蒙旗收取垦荒汉人地租一事被废止,此举断绝了包家的经济来源,对包家生活的影响是巨大的。注336牛排子胡同在东城区朝内大街北的弓弦胡同内,该处原有完颜氏著名的半亩园,今已不存。注337关于包平的父母结婚过程,“澄清”一文称:“母亲马静懿比父亲大五岁,从未上过学。据父亲说,外祖父很有文才,父亲曾在荣宝斋见过外祖父的遗墨……未结亲之前,两家并不相识,也无来往。父亲由祖父和继祖母代为相亲,因母亲长得漂亮而相中……总之,父亲的婚姻是由祖父、

                      刀杀人,让两广先与红军死磕,若红军赢了,进了两广,他站出来说自己替两广“剿匪”,两广就是他的了;若两广赢了,红军覆灭,两广也会疲惫不堪,他则站出来善后,两广还是他的。但是,要想实现这一目标,蒋介石就必须将红军挡在湘江一线,逼得红军不能继续西进,只能去往东南。因此对于红军而言,生死系于湘江一线,线的东边是死,西边是生,也是海阔天空!决战就在湘江!湘江江畔,红军的五个军团被数倍于己的国军包围,打响了共产党历史上最惨烈的一场战斗……此战过后,湘江血染,江面到处都是浮尸。红军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人,只剩下约三万人。毛泽东伫立江畔,不敢相信,这就是自己咏颂过的“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的湘江?从来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林彪,在撤出阵地时亦泪流满面。一般的部队减员三分之一就会失去战斗力,而湘江之战令红军减员超过百分之六十,这支部队还能存活下去吗?能!红军大幅减员也有好处,队伍更加机动灵活,逐渐摆脱了国军的追击。一路西进,来到了贵州一个叫遵义的地方。大家都知道,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这次会议最重要的决策就是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主张,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重新掌权的毛泽东,其战略战术的指导思想几乎可以简化为十个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于是乎,就有了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和过草地,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在这里就不多言了。过草地之后的红军该何去何从呢?答案是去陕北。首先,陕北比较穷,越穷的地方群众基础越好,容易展开工作。其次,陕北有红军,刘志丹、徐海东等人率领的红十五军团七千余人就在陕北,好歹有个照应。刘志丹和林彪是黄埔四期同学,徐海东则出身于那支声名赫赫的“铁军”——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是黄麻起义的领导者之一。最后,陕北红军实际也在被国军“围剿”,只不过“围剿”他们的主力是那支已失去了血性的东北军。东北军几乎一枪没放便灰溜溜地逃到关内,承受举国上下的责骂和鄙视不说,自己良心上也过不去,因此对于“围剿”红军的兴趣并不浓厚。有这些好条件,为什么不去呢?1935年11月初,陕西省甘泉县,毛泽东率领残部约七千人与陕北红军会师,中央红军历时一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就此结束。引用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一首诗作为本章结尾: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杀出个黎明第一章张学良雪中送炭

                      经营大西南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历史细节: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若是当时蒋介石集结重兵全力以赴,而红军的后勤补给又大不如前,要想“剿灭”红军,似乎也不无可能。但奇怪的是,蒋介石所采取的策略,居然是看起来“蠢到家”的蜗牛式尾追战略——在红军后面慢慢跟进,“欢送”红军进入云贵等省。可能有人看穿了蒋介石的把戏:一箭双雕,借刀杀人。即一方面保存中央军实力,一方面用红军来消灭异己。但实际上,蒋介石此举还有更狠辣的一面。由于老被红军打出高伤害,那些本来坚决拒绝中央染指的“山大王”们竟然一反常态,争先恐后地请中央军过去“主剿”,结果“剿”到后来,“贵州王”王家烈一头栽下马来,“云南王”龙云虽然侥幸保住了位子,但也被蒋介石欢乐地渗透进去,就此扎下根,赶都赶不走。云贵两省从此落入蒋介石之手。行文至此,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没有交代。话说北大毕业生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干得风生水起,可惜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输给了蒋介石,丢掉了根据地,被迫退往四川。但好在军队实力仍在。张国焘手下,由黄埔一期生徐向前任总指挥的红四方面军战果辉煌,其实力几乎不亚于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后,张国焘且走且战,见缝插针地恢复并壮大自己,手下已有八万多人。蒋介石决定派中央军入川对付张国焘。蒋介石让中央军入川,不仅是为了消灭红军,也是想用对付云贵的办法,借机拿下四川,为抗战打造一个战略大后方。用蒋介石的话说,“四川是复兴民族最好的根据地”。四川地理环境好。四面环山,两面环水。北有大巴山,东有巫山和长江之险,南有大凉山和乌江阻隔,西面是雪山高原。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日军的机械化部队根本无法展开。四川经济环境不错,自古就有“天府”之称,足以支撑战局。四川便于获得国际支援。向北可连接苏联;西及西南可通印度、缅甸,这些地区当时均属英法殖民地,便于与外界沟通。可惜的是,与“贵州王”和“云南王”不同,刚刚击败堂叔刘文辉成为“四川王”的刘湘拒绝中央军入川。四川不同于云贵,其局势要复杂得多,本地的“山大王”们实力也强悍得多。四川一省有刘湘、刘文辉、杨森、邓锡侯、李家钰等近十路数得上号的军阀,人马近五十万,实力不容小视。本节一下子冒出这么多陌生的军阀名字,大家也不用觉得头晕。大家只需知道,民国时期稍微有些名气的军阀,大都出自两个套路:新军和战争——尤其是辛亥革命、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四川的这几位军阀老兄,大都是有文化内涵的科班人士——多数毕业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和保定军校,可他们真正信奉的只有丛林法则,理想、道德、感情都必须让位于养军搞割据。为了养军,他们疯狂地透支民力,有些人加在老百姓头上的税都预收到了一百年以后。这几个将四川视为私有地盘的军阀,这几位嘴上经常挂着“川人治川”的老兄,之所以对自己的家乡人如此残忍,无非是因为想在四川称王称霸。既然如此,他们岂能任由蒋介石出兵入川成为自己的“太上皇”?想当初,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时候,胡宗南尾随其后,一路穷追至陕南。之后,红四方面军进入四川,胡宗南本想跟着进去,没想到四川的军阀老兄们放进了红军,就是不放中央军,即便后来这几位老兄被徐向前等人揍得死去活来,却也忍痛不松口。胡宗南就此被堵在陕南,两眼盯着红军发光,就是进不去,徒唤奈何。胡宗南这一待就是近三年,直到被任命为第一军军长,奉命进攻经历长征抵达陕北的红军为止。从此,浙江人胡宗南便几乎一直盘踞在西北,从一个外来户一步一步地成为所谓的“西北王”。现在,面对蒋介石派兵入川的要求,刘湘等人做出了与当年类似的选择:不用中央军帮忙,四川的红军我们自己“剿”,云南贵州的红军我们出兵帮忙“剿”。说起来好笑,刘湘的兵力用来对付红四方面军都捉襟见肘,更何况还要对付险中求生的红一方面军,以及时常到四川“串门”(以湘鄂川黔为革命根据地)的贺龙和其创立的红二方面军,以一己之力对付红军的全部主力部队(即红一、二、四三大方面军),刘湘和他的小弟们真是嫌自己死得不够快。在和红军的交战中,刘湘败多胜少,损兵折将,最后不得不亲自跑到南京找蒋介石和汪精卫要钱要军火,就是不要中央军。面对油盐不进的刘湘,蒋介石还是有办法的。他的办法是先礼后兵,待占尽大义名分后,有机会就动手。所以刘湘要钱蒋介石给钱,要枪蒋介石给枪,要四川省政府主席的位子蒋介石给位子,表现得很够意思。蒋介石干了这么多,只提了一个条件:派遣一个非军事团队“参谋团”——由其头号谋士杨永泰、高级参谋贺国光、蓝衣社的“别动队”头头康泽等人组成,进驻重庆,指导川军抵抗红军。“吃人嘴软,拿人手短”,再说也不是派兵入川,刘湘哪有理由拒绝?参谋团抵达重庆后,主要是帮刘湘重构四川省政府和开办各种花样的训练班以“指导川军抵抗红军”,顺带搞些小动作。总体来说,双方相安无事。1935年1月底,一部分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南部,蒋介石苦等的那个抄家伙动手的时机到了。3月,蒋介石亲至重庆,表面理由是入川“剿匪”,对付正从贵州、云南向四川涌入的红军,实际上是入主四川和“剿匪”并举。从此,蒋介石开始了他长达半年之久的西南之行,中央势力就此强势渗入四川。以刘湘为首的这帮四川军阀,自然不是省油的灯。但他们也没办法,毕竟拳头大就是硬道理——跟在中央红军屁股后面奔赴四川的中央军,可不是来四川阿坝州的九寨沟风景区观光旅游的!红军在前,中央军压境,这帮人只得把不满放到心底,留着精力和资源慢慢来搞破坏。在领导的眼皮底下,大家都全身心地发扬细致认真、吃苦耐劳的精神,积极干事业。尤其是杨永泰、贺国光和康泽,兢兢业业地干起了削藩和经营抗战西南后方的大业。杨永泰忙着建立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忙着鉴别并指派亲国民政府的督察专员,顺道以权谋私,把自己人——政学系的人马塞进公署。贺国光利用自己和刘湘、杨森等人的同学关系,尽心尽力地搞人际关系,解决冲突,应酬,耐心地观察众军阀的心理活动,分析寻找对方的破绽,逮住机会就挖墙脚。康泽忙着四处搞政治工作,用蓝衣社的思想给人洗脑。军队政府,无所不至。尤其是在蒋介石开办的“峨眉山军官训练团”中大显身手,抓住机会对前来参加轮训,学习如何抵抗红军的川军军官进行分化、软化、拉拢。这三位老兄干得不亦乐乎、热火朝天的时候,何应钦也过来凑热闹了。何应钦到重庆召开“川康整军会议”,迫使川军缩减地盘,裁撤兵员,实现川军国家化。不到一年,蒋介石便将四川纳入了掌控之中。由此,以“僻处西陲”的重庆为核心的大西南,一跃成为抗战的大后方。在杨永泰等人发力渗透四川的同时,中央军的薛岳也不甘落后,在刘湘等军阀的配合下,对红军展开了“围剿”。薛岳已经很久没有出场了。薛岳凭借战功,在北伐末期升为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之后,本可以继续上升的他,却在“四·一二”清党中站“错”了队。他违背蒋介石不得进入租界得罪帝国主义的命令,率军进入上海法租界宣示主权不说,还同当地的工人群众搞联欢晚会共庆胜利,和上海的共产党武装建立了和谐的关系。蒋介石岂能容忍薛岳的亲共行为,一怒之下,炒了薛岳的鱿鱼,提拔军事才能差薛岳一截的胡宗南掌管了第一师。此后,薛岳跟随好哥们儿张发奎联共反共,投汪反蒋,把自己折腾成了光杆司令,直到第五次“围剿”,才被爱才的蒋介石起用。重新出发的薛岳,表现得十分生猛。就是这位仁兄打进瑞金,逼得中央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败走湘江,艰难地转战了二万五千里。话说回来,薛岳走的路也不比红军少太多。他率部跟在中央红军的屁股后面,从江西一路追至大西南,转战数省,行程高达两万余里。红一方面军进入四川后,薛岳也跟到了四川,一路穷追猛打,要不是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还真是很难甩脱这个跟屁虫。所以毛泽东在好不容易甩掉这个尾巴之后,曾得意地说:有劳伯陵兄远送!红一方面军离开了四川,红四方面军却没一起离去。其实,在飞夺泸定桥前后,红四、红一方面军在四川西部的阿坝州一带会师了。只是当时的中央红军只剩下一万多人,而红四方面军还有八万人左右。表面上看起来,中央红军和张国焘的实力差距很大,所以对于中共中央给出的职务——红军总政委,本就不喜居于人下的张国焘自然不可能满意。于是,张国焘拒绝北上,在四川立了一个“中央”,另起炉灶。蒋介石拿已经到达陕北的毛泽东没办法,但对付张国焘还是可以的。1935年11月底,百丈镇。薛岳麾下的中央军与刘湘领头的川军紧密合作,经过十八昼夜的苦战,将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击败。接下来,薛岳率领大军向被逼退于大山深处、缺吃少穿的红四方面军发动了持续性的猛攻,将对方逼入了绝境。红四方面军大幅减员,短短三个月内,就从八万多人锐减到四万人。对红四方面军来说,唯一的好消息就是,接连的失败让张国焘的威信大大下降。此后,在共产国际的代表林育英(林彪堂兄)以及徐向前等人的努力下,红四方面军掉头北上。大概此时同时,早与中央断了联系的贺龙得到了大部队已到陕北的消息,于是率红二方面军来投。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部队在会宁会师,大家相见甚欢。至此,红军长征结束。

                      张学良雪中送炭

                      就在红二、四方面军转战千里的时候,不再有敌人进攻的陕北红军过得也不好。因为他们面临着一个十分残酷的现实——饥寒交迫。一切都是因为陕北根据地太穷困,比红军预想的还要穷困,面积小、人口少不说,土地贫瘠且无工业基础,“打土豪”、“分田地”、“吃大户”那一套在这里根本行不通,想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都无能为力。本来徐海东、刘志丹带少量红军在此出没,生活都异常困难,现在中央大部队来了,补给压力陡增。冬天到了,不光没的吃,还没的穿,连取暖用的柴火都没有。日子很难过,从1935年12月底的瓦窑堡会议决议可以看出来,至少中央认为留在陕北是找不出办法的,必须行动,出去找点补给,解决生存问题。当时有三种方案:一是向东,过黄河去山西;一是向西北,去宁夏、甘肃;还有一种是去陕南。林彪就倾向于去陕南,而毛泽东坚持向东去山西。毛泽东的理由很充分:一来山西省相对富裕,又多山,适合中央和红军生存;二来晋绥军作战能力弱;三来阎锡山与蒋介石有矛盾,山西省属于自治区,没有国军驻防。确实有道理,那就去山西打土豪、分田地,找点补给吧。于是红军在去了山西一趟之后,终于解了燃眉之急。后来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粮饷又成了问题,吃饭问题更加严峻,这该如何是好?去山西肯定不行了,这次阎锡山已经亡羊补牢,加强了戒备。最后众人商量出来的办法是:打通一条苏联与根据地之间的通道,争取苏联的援助物资。于是,中共中央从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各抽一部分人,组成了两万多人的“西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西渡黄河,目的地正是宁夏、甘肃,直奔边境。这支孤军深入的部队奋战了五个月,由于缺衣少粮、弹药匮乏,最后在与回民武装马家军的战斗中几乎全军覆没,总指挥徐向前、总政委陈昌浩轻车简从地回到了河东。至于留在陕北的红军,只有彭德怀比较忙碌,在陕西甘肃一带与存心和红军过不去的胡宗南打得不可开交,而徐海东、刘志丹和林彪等人则相对比较“闲”,因为他们的对手——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并没有在红军生存十分艰难的时刻落井下石,只是围而不攻,让陕北红军过了一段没有硝烟的太平日子。奇怪了,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何要这么干,他们现在到底是什么状态?1935年10月,张学良赴西北上班,在随后的一个多月里,他遭遇了三次惨败,失去了两个师外加一个团。两个师的师长战死,但那个团的团长高福源却选择了投降,随即加入共产党。正是这个高福源,日后成为张学良“联共”的桥梁。东北军打了败仗不说,内部也不稳,正在闹情绪。失去东北的东北军,属于无后方作战,军人的家眷大都跟随东北军流动。因此,几乎每死一个军人,就会有一个家庭失却凭依,流离失所。要知道,东北军的老底子可是军阀部队,之所以能把大家拢在一块,靠的不是政治信念,而是老一辈小一辈的交情,也就是传说中“父老兄弟”。而张学良为了“剿共”,连年损兵折将,其面临的内部压力之大、其心情之糟糕可想而知。更让东北军不能接受的是,跟红军拼完命还没有工资和补助可拿。这跟当时的政策很有关系——死伤士兵的抚恤金由原籍地发放,也就是说,东北军在陕北打共产党造成的伤亡得回东北找日本人发放抚恤金,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更凄凉的是,张学良请求蒋介

                      5卷本的丛书,既各自独立成编,围绕的又是同一个城市、同一个主题,应该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本书是在我2009年出版的《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的基础上,经过大量补充修订而成的,事实上,它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样子,而可以看作是另一套书了。首先,此次将这套丛书分为5卷,有了可以伸展补充的余地,遂得以将一些尚未发表过的访谈成果收入,究其分量,占全套丛书的三分之一以上。这些访谈成果包括两类,第一类是在《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出版之后所做的部分访谈。自《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出版,距今已经过去整整6年,但我寻找老北京人并为他们做访谈的工作却迄未间断,这些后来做的口述在访谈宗旨和方式等方面虽然与此前基本一致,但在对“北京人”的定义上,则不得不有所放宽,那就是将原先把“北京人”限定在“民国之初(1911年前后)不足百万的人口和他们的后代子孙”一条,推迟到了1949年前后,也就是说,凡是1949年前后进入并居住于北京的人,便都被纳入到我的访谈对象中。做这一修改,有众所周知的原因,那就是随着时间的飞速流逝,即使以1949年画线,按被访者当时18岁计,如今67年过去,也已经是85岁的耄耋老人了,抓紧记录他们的历史已经成为当务之急。更何况,1949年前后是新旧政权交替,新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新的意识形态开始创立并生长的年代,本身也包含有极其丰富的内容。另外,正是由于放宽了对“北京人”标准的限制,我得以将此前曾经做过,但因不符合这一标准而未收入的访谈,也纳入到了此书之中。其次,在编撰本套丛书的过程中,让我最感慨也最有收获的,并不是在量上的增加和内容上的添补,而是去寻找多年前的被访人,并对他们所做的回访工作。由于历经数年甚至十数年,仍然在世的老人已经不多,这样的回访便尤显珍贵。通过回访,补充和修订了初次访谈时未曾顾及的细节,加深了我对原来访谈的内容和被访者的理解,更凸显了访谈的意义。更有意味的是,有些被访者与我在这十数年间从未中断联系,有些已经成了朋友和“自己人”,而我们相互间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深入交流,最终能够进入较深层次的主题,这一过程或如曲径通幽,或如层层剥笋,正与史家所做考据的过程相似,其间的艰难与乐趣,很难用言语表达出来。还有一些被访者已经逝世,但当我看到他们最终结局的时候,再回想他们当年访谈时的情状,其间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故事,也颇令人感叹唏嘘。总之,通过此次回访,我切实地感受到了深度访谈对于口述史的重要性。再次,是对部分口述,从文献上下了些钩沉索隐的功夫。一方面附上相关的档案材料以资考订佐证,一方面在注释上做了大量的补充,力图将口述背后的故事,尽可能多地呈现出来。总之,一个具有职业性好奇的史家,当他面对躲藏在自己访谈对象背后的,远比口述者闪烁其词的、语焉不详的甚至漏洞百出的讲述更为精彩、更为深沉的真相时,很难就此止步。即以唐德刚先生为胡适所做口述为例,胡适为唐先生讲述的,仅仅是胡适那复杂丰富一生的冰山一角,如果不将隐没在水中的那更大的部分尽可能多地呈现出来,人们并不能知道这座冰山是什么样的,而这正是负责任的史家应该努力去做的工作。如果再深入一步,那么这座冰山所露出的部分为什么是那个样子,就更值得史家去探究和分析,而这,往往就是对某个具体个人所做访谈的最大意义所在。辛亥革命迄今百余年,北京城的鼎革,用天翻地覆形容毫不夸张;1949年以来的变化,较之辛亥以后的民国时期更甚;而改革开放之后,或者就以《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出版迄今的短短6年来说,变化之巨大,竟然又超过了以往的百年,已经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目不暇给的程度。如果说民国时期的鼎革更多表现在社会的变迁上,1949年以后是对城墙、古建等物质文化的损毁,那么近年来的这一变化,则是因外来人口的急剧增长而导致的“老北京人”的消失。说消失也许并不准确,准确的应该是,当北京人口已达数千万的今天,区区百万的老北京人,早已湮没在从四面八方聚集于此的众人之内。尤其是随着京城大规模的改造拆迁,老北京人中的大多数已经搬离祖上世代生活的胡同街道,散落于城外诸多新建的小区之中,以北京的“人”为载体的京城文化,也随着他们而消失湮没于无形之中。甚至被老舍先生誉为世界上最优美动听的“老北京话”,如今也难以听到了。在北京城经历的诸多变迁中,这场“人”的消失最根本最彻底,同时,也最令人触目惊心。所以,这套《北京口述历史》丛书,是我对曾给予这座城市以生命和活力的老北京人的背影,所做的最后一瞥;是我对这个正在急速沉没的城市,留下的最后一个纪念。作者谨识2016年2月


                      序言

                      (一)解题

                      本书以府门儿与宅门儿命名,其中的府门儿即王府。在清朝,就是爱新觉罗宗室居住的府第,是清代京城中最显赫的宅邸。清朝取消了明朝分封诸王于各地的形式,王府都建在北京城。所以,凡爱新觉罗子弟,除了少数留居祖先发源的盛京(即今沈阳)之外,其余大多数都居住于京师。清廷在将八旗官兵按旗分置的同时,也给宗室王公赐予府第。虽然宗室王公也分别属于不同的旗分,但他们的府第却不受本旗地界限制,选择的都是环境较为安静和宏敞的地方,许多是依明朝宅第改建。皇城西北的什刹海周围与积水潭以南,这片京城最风光旑旎的地带,便成为他们的首选之地。据统计,京城的清朝王府,在西城的有十分之七,东城只有十分之三,而东城的这十分之三中还包括一些蒙古王公的府第。大部分满洲王公都居住在西城,这是所谓“东富西贵”中“西贵”的含义之一。众多王府的存在,遂成为清朝京城一景。然而,本书并不是一部介绍王府规制、坐落的专书,我关心的是居住在或者曾经居住在其中的那个独特的人群。清朝统治近三百年,爱新觉罗家族13朝12位皇帝和他们众多的王妃皇后,以及他们那些拥有众多妻室与妃妾的子孙,在京城繁衍出近10万的人口,构成一个庞大的、独特的群体。这个被当时人称“黄带子”的群体,在清朝时的崛起、兴盛与衰落,直接影响到这个王朝统治的成败,而清朝覆亡之后这个群体的命运,也是近代北京乃至中国社会中饶有兴味的一个剪影。将爱新觉罗家族作为一个群体的研究,近年来颇引起清史学界的兴趣,也有多部高水准的专著问世。注2本书与这些专著的区别在于,作为一部口述史,本书所述的时间段是且也只能是在清亡之后。清亡之后这个家族成员各个不同的命运,是本书的重心。我想通过口述展示的,是在清亡之后,这个群体之内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具有的不同遭遇、不同精神状态,以及他们对那个创下丰功伟绩的共同祖先的不同认知。具体地说,是他们怎样看待这个家族当年的辉煌和荣耀,怎样看待家族中种种复杂甚至残酷的矛盾纷争,以及如何看待这个家族和自己的命运。这可能是以其他研究方式难以进入的问题。也正因为这并不是研究这个家族的“正史”,所以我用“府门儿”取代了诸如“爱新觉罗家族口述史”这样的标题。当然,由于时局动荡,大多数该家族成员早已离散,王府多已不存,沿用此名不过是一种象征而已。然而,无论爱新觉罗家族如何神勇,但他们能够打江山坐天下,凭借的也不仅是他们这一族一姓之功。早在努尔哈赤初起之时,就有额亦都等异姓贵族与他同生共死;及至入关夺取政权,更少不了诸多满洲臣僚的拥戴支持,以及作为左膀右臂的蒙古王公贵族的鼎力协助。他们与爱新觉罗家族不仅在政治上声气相求,成为清朝统治集团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且互缔婚媾,日久遂结成一个“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紧密的关系网。既然谈到爱新觉罗家族,就不能不涉及这个群体中人的社会关系及婚姻家庭。那么,对了解这些满蒙王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以及他们的后人对这一切的记忆与心态,也就是十分必要的了。这便是我将对满蒙贵族后裔的访谈与对爱新觉罗家族后人的访谈放在同一本书中的原因。至于定名为“宅门儿”,首先是因为在旧日北京,只有这些既富且贵的王公贵族的府第,才是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大宅门,而如同仁堂甚至比同仁堂更有钱的所谓“京城八大首富”,他们的居处再豪奢,与这些府第也不可同日而语。再次,由于口述更能体现的也是我更关注的,是这些人的家庭和个人生活,而不是他们在政治上的影响和在官场上的经历,称为“宅门儿”,也许更合乎这几份口述的本义。从辛亥革命到民国、抗日战争再到“文化大革命”,爱新觉罗这个姓氏始终与腐朽的清廷和伪满洲国纠缠在一起,成为“卖国投降”的代名词,大批成员隐姓埋名,流散各地,府门儿早已不是他们的居处。然而,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尤其是清宫戏泛滥屏幕之后,“康乾盛世”的记忆在国人中被重新唤醒,成为“强国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爱新觉罗家族的出身从此再不是一种耻辱,反而成为一种荣耀,于是滥竽充数者有之,冒名顶替者亦有之。好在这个家族还保留着自入清以来延续数百年的族谱,这是本书用来判断被访者是否是该家族成员的重要凭据之一。为此,我除了将清代爱新觉罗家族族谱的简介置于本书前页之外,还在部分访谈的开篇注明了被访者在族谱中的支系与传承。再者,清代皇族有严格的封爵制度,这是每篇口述的被访者都必然会提到的内容,为避免一再解释的烦冗,我将封爵制度也列成表,与对族谱的介绍一并置于书前。

                      (二)清代皇族族谱简述

                      清代爱新觉罗皇族因血缘宗支关系与身份、地位、权利的区别,分成两大宗支:一为宗室,专指努尔哈赤之父塔克世(显祖宣皇帝)位下的子女,为本支。系黄带子。二为觉罗,即努尔哈赤的伯叔兄弟所生的子女,为旁支。系红带子。二者虽属同宗同族,但在政治地位上和经济待遇上却存在着严格的界限和差别。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清代皇族爱新觉罗的族谱,主要有如下几种。

                      1.宗室《玉牒》

                      清朝职掌皇族事务的机构是宗人府,设立于顺治九年(1652年),位列六部和内阁之上。由宗人府编修的《玉牒》是统计宗室人口,了解宗室各支辈分、生卒年月、婚丧嫁娶、封赠革爵等情况的较为完整而系统的材料。《玉牒》分满、汉两种文本,分别成编,男女分册。每种文本均有男竖格本、男横格本和女竖格本、女横格本。男竖格本内类项包括:排行名次、人名、生卒年月日时、生母名、生母身份(嫡妻或侧妻或妾),生母之父的官职和名、授职封爵或革爵年月、终年岁数、其嫡妻、继妻、妾名,各为何人之女。男横格本仅反映宗支内的辈分关系,只书人名和排行名次。女竖格本类项与男本大体相同,有宗室女聘嫁成婚年月,额驸名及卒年月。《玉牒》从顺治十七年(1680年)始修,以后每隔九年一修。最后一次修牒为民国十年(1921年)。清修《玉牒》前后共二十八次。

                      2.户口册

                      这是编修《玉牒》的依据或前期工作,《玉牒》的某些缺项可以从户口册中得到补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宗人府黄档房户口册数量虽多,但多而不全,不像《玉牒》完整成序。且户口册多为光绪、宣统年间所报,道光、咸丰、同治年间的较少,乾嘉两朝更少。

                      3.星源集庆

                      也是皇室族谱的一种,是《玉牒》及户口册之外另一种记述宗室人口的材料,所述宗室范围很窄,从仁宗(嘉庆)辈始编,仅限于当朝皇帝本支及嫡亲兄弟位下及姐妹。

                      4.说堂稿

                      时间自雍正十三年至宣统三年,是查考宗室和觉罗婚娶日期和居住情况的极好材料。注3

                      (三)清亡之后所修《爱新觉罗宗谱》

                      1935年,宗室熙洽在东北上书伪满洲国“皇帝”溥仪,请求续修《爱新觉罗家族宗谱》。次年8月,溥仪下了一道“圣旨”,修谱所需的费用,由“恩赐款”项中支用,不足部分由同族人捐助。这次修谱由朴厚、钟继、溥瀛、斌碹、今松乔、庆厚负责。除了汇总、普查资料外,充分利用各宗支的原修家谱。关内京津方面由载涛、载润负责,把各府家谱正本送到东北。同时,这次修谱还参照了1907年、1922年的《玉牒》,实际上是历次《玉牒》的总汇。最后用铅字排印,精装为8大册。《宗谱》的首册是“星源集庆”,为帝系图,以及历朝帝后大事,附录妃、嫔及皇子女。另外7册为世系表:甲册为文宗、宣宗、仁宗、高宗、世宗、圣祖、世祖、太宗位下世系子孙;乙、丙册为太祖位下世系子孙;丁册为显祖位下世系子孙;戊、己、庚册为景祖、兴祖位下世系子孙。世系表中的内容,包括名字、生母姓氏、生卒年月日时、寿数、妻妾、子嗣、爵秩、封赠。不同于竖格《玉牒》,它没有关于女儿、女婿的记载。参照原来《玉牒》的直格形式,这次修成的《宗谱》改为横格,布面封皮也统一用黄色。该谱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另有学苑出版社1998年影印本,分装28册,另索引2册、《星源集庆》1册。注4目前大多数爱新觉罗宗室觉罗后裔查阅和依据的,都是这部1935年修撰的《爱新觉罗宗谱》,而极少是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玉牒》。

                      (四)清代皇族的封爵制度

                      清代皇族封爵始于崇德元年,皇太极定宗室爵位分九等:一等和硕亲王,二等多罗郡王,三等多罗贝勒,四等固山贝子,五等镇国公,六等辅国公,七等镇国将军,八等辅国将军,九等奉国将军,其余为宗室。

                      1.乾隆朝所定封爵表(光绪朝《宗人府则例》卷3)

                      2.宗室王公俸银俸米数额表

                      按一般谈宗室王公俸禄,不会谈及四品宗室,表中的最后两行是我加的,旨在与有爵位的宗室王公做一对比。据《清高宗实录》卷1164,乾隆四十七年定:“闲散宗室均赐给四品顶戴,四品武职补服。”闲散宗室凡年满20岁,经报准后,每月会给养赡银和养赡米。至于表中最后一行列入京旗马甲待遇,为的是与四品宗室的待遇做一对比。清末北京主要王府分布示意图
                      上编府门儿

                      一、刚刚开了个头的访谈——金启孮口述

                      时间:2004年3月10日地点:北京市海淀区马连洼梅园小区金启孮寓所访谈者:定宜庄、乌兰、乔吉注5我当年读到的《满族的历史与生活》版本[访谈者按]我是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读本科的时候,偶然在阅览室的开架书架上发现金启孮先生的那本《满族的历史与生活——三家子屯调查报告》的。至今犹记在宽敞明亮的阅览室的那个下午,我一口气将它读完时的感觉。可以说,我开始对满族,这个我生身的民族发生兴趣,就是在读了金先生这本书及老舍先生的《正红旗下》之后,这也正是我在师友们疑惑的目光下,决定报考中央民族学院满族史专业研究生的重要原因。1984

                      慈禧太后当年接班时一样大。而且慈禧安排了隆裕皇太后和载沣搭班,相当于1860年慈禧太后和恭亲王搭的班子。隆裕比慈禧太后当年接班的时候还大了十几岁。这个叔嫂结构是一个良性的结构。隆裕皇太后的作用,在《清实录》里讲得很明白,就是在重大问题上拥有否决权。摄政王载沣如果遇到了重大的事,还是要找嫂子商量。如果要说弱,可能载沣的班底比较弱。慈禧接班时特别是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朝廷的大臣都是位高权重的。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在1860年的时候,都处在上升的状态。1908年是另外一种格局,摄政王上台的时候,张之洞死了,袁世凯退下来了,端方、岑春煊等朝廷几个权臣都下来了,朝廷上来一拨年轻的大臣。如果载沣接班后,不把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疴,不把岑春煊和端方开了,可能不会发生后来的失误。不是摄政王弱,而是他的班底弱。你看皇族内阁出台之后,强一点的就只一个庆亲王奕劻,其次就是徐世昌,只是幕僚出身,和一个理想的内阁班底差距太远。这就和载沣底气不足有关了。南都:载沣开掉这些能臣是因为他底气不足?马勇:对。因为载沣没有打过仗,没有丰功伟绩。只是因为血缘的关系和自己儿子的关系做了摄政王,底气太不足了。如果这些有本事有实权的大臣不配合,他是完全没办法。开掉端方时他找了一个借口,端方在慈禧的丧礼上拿着照相机到处去照相(那个时候照相机刚刚传到中国不久)。开他的理由就是他在丧礼上不庄重、不严肃。端方那个时候已经从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就以这种理由把他开了。上来的都是一些乱七八糟的皇族,怎么能和端方比呢?开岑春煊的理由是怀疑他和康有为、梁启超有关系,其实是一个造假的照片。革命党合成了一个他和康梁合影的照片,结果朝廷就信了。南都:开袁世凯又是以什么理由?马勇:1908年清廷为什么把袁世凯以脚疾的名义开除了?我们过去的解读都是说摄政王要报仇,因为袁世凯1898年秋天向慈禧告密,使得变法失败光绪被软禁。载沣是光绪的弟弟,所以上台之后要向袁世凯报复。那都是康有为的瞎扯。载沣就是没有底气。一朝天子一朝臣,一开御前会议,一个权柄在握的重臣在旁边,摄政王怎么施展呢?袁世凯确实有脚病,在慈禧和光绪活着的时候,袁世凯就因为脚疾请过好几次病假,这个材料我是从许宝蘅日记里面看出来的。另外一个理由,当时袁世凯在外交上有一个失败,这个后来很少被披露出来。南都:是什么样的失败?马勇:1908年,在中国东北开仗的日本和俄国谈妥了,又把英国和法国拉进来,利益均沾,共同开发东北。这样一来,中国国土上的权力都归人家了。德国找到中国,建议和美国搞一个三国联盟,对抗四国。这时袁世凯是外务部尚书,他请示了慈禧和光绪,认为这是一件好事,至少可以牵制日本。所以1908年10月,就派了吉林巡抚、袁世凯的老搭档唐绍仪出使美国。当时走海路,去美国必须经日本。到了日本,日本人拉着唐绍仪不让走,拖了一个多月才走掉。结果等他到美国,日本和美国已经达成协议,美国被拉到东北利益团体中了。唐绍仪只好灰溜溜地回来。这次外交失败袁世凯吃了一个哑巴亏,只能以外务部尚书的身份承担这个责任,有点引咎辞职的味道。南都:你认为隆裕也不是没有见识之辈?马勇:隆裕皇太后或许没有慈禧太后那样老辣的政治手腕,但是慈禧太后将大清王朝交给她,也有其道理和依据。如果我们仔细研究隆裕皇太后的全部资料,就不难看出她并不是传统理解中的妇道人家。辛亥革命能够从一个武装暴动转化为一场和平的权力交接,没有发生大的流血冲突,应归于暴动发生后各方的妥协和让步。隆裕并没有在最后时刻鱼死网破摧毁国家,而是接受现实坦然让步。我认为这表现了中国人一个很重要的智慧。南都:所以隆裕在最后关头的让步是一种明智的表现?马勇:如果不是她的态度与决断,南北之间不可能走上谈判桌。鱼死网破孤注一掷,是概率比较高的可能。根据袁世凯的建议,隆裕皇太后召开了三天御前会议,像铁良、良弼这些强硬派都是掌握军队的,他们说我们有枪,不接受南方的条件。隆裕问担任过军咨大臣的载涛,那你能打下来吗?载涛说,我没打过仗,不知道。这个时候隆裕皇太后的姿态就非常重要了,她觉得庆亲王、袁世凯是真诚地护着王室。当历史潮流往这儿走的时候,你要顺势发力,保全皇室。所以你去看《清帝退位诏》,大意是说,人民都要求共和,我不能逆历史潮流而动,我接受这个结果了。这就是明智。立宪欲速不达要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来渐进式改革。梁启超讲过,应该用三十年的时间准备。因为日本从1867年开始改革,到了1897年的时候才宣布明治宪法,用了三十年才建成一个立宪的体制。南都:清廷一直被质疑是假立宪,没有诚意,但你认为它是有诚意的。马勇:说假立宪,基本上是在海外的革命党人说的。我有本书的开篇就叫《革命与改良赛跑》,孙中山一个人的革命主张从1901年开始有很多跟随者,因为清廷那几年确实不给力,有很多问题。但是当1905年五大臣考察宪政回来,清廷踏上了立宪之路后,一大批原来支持革命的人就回归了。朝廷已经说了通过和平的改良走上立宪道路,干吗一定要砸碎,一定要制造恐怖和流血呢?皇族内阁出台,清廷到最后时刻确实没有处理好,这是一个事实。但是你不能因为最后他没有处理好,就回过头来说它不真诚。立宪党人都是什么人呢?汤化龙、汤寿潜、张謇、赵凤昌,这都是当时中国最厉害的人,他们的地位和智商远远高出革命党。当然也不能低估革命党的功能,如果没有革命党在外部的压力,清政府也不一定就真的改革,任何政治改革都是有惰性的。南都:你提到,清政府派员出洋考察宪政,最初目的并不是真的想立宪。马勇:晚清的改革基本上都有外力的推动。1904年日俄双方在中国东北打仗,1904年底1905年时,美国人召集日俄等国开会,处理东三省善后问题,却没有让中国参加。美国人的理由是,这是立宪国家之间的事,而中国还不是。况且虽然日俄两国在你的土地上打仗,但你是保持中立的,与此无关。早在1904年3月,盛宣怀等官员就曾建议清廷,为了防止日本战后霸占东三省,应该马上派遣大臣,以考察新政的名义出访欧美国家,真实目的是与各国进行外交斡旋,争取各国在东三省问题上的支持和同情。当时清廷没接受。但到了战后会议把中国排除在外,从各省督抚到各部大员开始纷纷请求变法立宪。清廷才回头采纳盛宣怀的意见。因为考察宪政是西洋各国普遍欢迎的事情。名义上说是去考察立宪,实际上是去主谈外交问题。当然在五大臣出发之前,在日俄战争刺激下,关于立宪的呼声在清廷高层内部也已经成为主流了。南都:外交方面有效果吗?马勇:外交没谈出什么名堂来,但是这几个出洋的大臣都被洗脑了,回来之后就认为中国应该走君主立宪之路。深受慈禧太后欣赏的大臣戴鸿慈讲了立宪的三个“有利于”:有利于皇权巩固,有利于消弭革命党,有利于百姓监督官员。最不利的只是中下层官员,因为把权力释放之后,人民有监督他们的权利。这就说服了慈禧,开始真的准备立宪。南都:五大臣出洋时,还遇到革命党的袭击?马勇:1905年9月24日,革命党人吴樾在五大臣的专列上搞爆炸,载泽等人只是受轻伤。后来吴樾被誉为革命英雄,其实在当时他是引起国内外舆论的普遍谴责,被认为是置国家前途于不顾,用恐怖手段遏制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革命党之所以要阻止立宪,是因为清廷发起立宪运动之后,获得上下的一致支持,使得革命被严重边缘化。所以当时革命党人一方面批评清廷是假立宪,是欺骗人民,另一方面就是阻止立宪,打击那些骨干和领袖人物。但吴樾的做法反而使清廷意识到改革迫在眉睫,坚定了政府的决心。正如五大臣之一的端方在致上海报界的一份电报中所说,这个炸弹表明,从速实行宪政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程度。所以我讲吴樾是临门一脚,把清政府立宪的球踢进去了。随后,进展很快,到1908年就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南都:既然清政府真的想立宪,那为什么定预备立宪期是九年那么长?马勇:当时都有分析,就是要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来渐进式改革。最早提出的是十几年、二十年。梁启超讲过,应该用三十年的时间准备。因为日本从1867年开始改革,到了1889年的时候才宣布明治宪法,1890年开始实施,仅制定宪法就用了二十多年时间,至于建成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立宪体制,可能时间还要长。后来清廷公布的时间是九年,有形势逼迫、立宪派人强烈要求的因素。1908年8月,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稍后又提出一份《九年预备立宪逐年推行筹备清单》,根据这份清单的规划,九年当中会逐步举办各省咨议局,进行咨议局选举,办地方自治,办教育提高识字率,设置律法等等。如果我们不带政治偏见的话,应该承认这个立宪日程表是可行的,它规划了详细方案、责任目标、每年应该办的事项。比如当时格外重视提高识字率的要求,规定到第九年识字人口要达到二十分之一。但后来有立宪派三次国会请愿事件,摄政王载沣不得不将年限缩短了。南都:立宪派为什么要求提前开国会?马勇:与外交危机有关。九年立宪是一个有计划、有步骤推进的过程。到1909年各省都完成了咨议局选举,咨议局的成员基本都是当时的精英,或者海外留学回来,或者毕业于国内新式学堂。他们确实做了许多参政议政的实事,在地方政治经济改革方面提出很多好的议案。但1909年9月,中日两国达成《中韩界务条款》,相当于日本扩张了在东北的势力。这一危机导致当时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等立宪党人联合江苏、浙江巡抚,要求清政府改变九年规划,提前召开国会,以救国难。各省咨议局组织请愿代表,三次到北京请愿。1910年7月,日俄两国又签订第二次《日俄协定》,背着中国瓜分东三省。之后日本又正式吞并了朝鲜。这些来自外界的危机很大地刺激了国内的国民情绪,要求尽快立宪的声音更加强烈。8月,各省咨议局在北京成立各省咨议局联合会,汤化龙任主席,要求清政府在两年内召开国会。东三省总督锡良也向中央发电报,表达请愿民众的诉求。他还联合了十几个省的督抚联名致电清政府,要求立即组织内阁,明年开设国会。南都:清政府对此态度如何?马勇:前两次请愿的要求,清政府都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从摄政王的立场看,九年预备立宪是各方认定的日程计划,不能说改就改。他反复强调,朝廷从来都希望宪政早日达成,只是考虑到国家至重,宪政至繁,必须慎思而后动,不能贸然行动。但这些解释没能说服请愿代表,反而被认为是缺乏诚意,敷衍拖延的表现。到第三次请愿的时候,摄政王终于让步了。各省督抚的联名电报应该给了他比较大的压力,他召集政府要员王公大臣讨论,最后宣布将九年缩短为五年,也就是1913年正式立宪。但这一让步,反而不可收拾了。南都:请愿仍没有结束吗?马勇:有很多人认为既然可以让步,为什么不能一步到位,立即召开国会呢?代表们接着发动了第四次请愿,要求第二年立即召开国会。清政府采用强力压制的手段把第四次请愿压下了。所以这一个让步就如同推翻了多米诺骨牌,人民的要求如潮水般地一个接一个。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皇族内阁出来之后,摄政王不愿意退让,就和这次国会请愿运动有关。国会请愿运动之后,你让了,并不能平息下去。共和大势所趋1894年的时候,中国人确实不知道怎么开会,但是到了1912年的时候,中国人太知道怎么开会了,因为有了十几年的民主宪政的训练。南都:我们都知道,最后终结清王朝的,袁世凯是关键人物。他早期是倾向立宪的,后来的态度是怎么转到民主共和的呢?马勇:南北议和过程中,袁世凯一再向南方声明,民主共和并不是中国最需要的,应该君主立宪——保留皇上有什么不可以呢?皇上可以是国民的向心力。袁世凯身边的那些幕僚,都不是简单人物。晚清政治家的幕僚群体当中,都是研究多轨策略的。武昌起义爆发的第二天,袁世凯还在河南老家,他的幕僚班子各种意见都有,就拿出了三套方案。君主立宪、民主共和、推翻清廷,这几套都有。都不会单边下注,都是多边下注。南都:他会有好多个方案?马勇:袁世凯派去谈判的人当中,就有主张共和的,主打的就是谈判总代表唐绍仪。他一定是多元选择,顺势发力的。武昌起义不久,南方有人就出主意说,我们要把袁世凯从清廷当中拉出来,怎么拉呢?有两个办法,一个是给他诱饵,我们请你做河南、河北大都督。不行的话成立新政府,让你当总统,这是第二个诱饵。另外他们就散布谣言,说你看朝廷对你不信任。这一点确实让清廷和皇族中的一些人上当了。袁世凯在这个时候,对朝廷没有二心。但武昌打下来之后,袁世凯在那儿按兵不动。后人多以为袁世凯是想利用南方的形势压清廷,又用清廷的变革压南方,目的是自己坐大。但这不能代表袁世凯当时的想法。袁世凯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保持军事高压,但最终还是要用谈判解决问题。但是皇族的强硬派就不干了。南都:他们认为袁世凯有异心吗?马勇:强硬派认为,袁世凯已经打下了一个有利的地形,为什么不继续往前打呢?袁世凯讲,我可以踏平武汉三镇,我可以踏平两湖,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干掉张謇、赵凤昌、汤寿潜,因为他们在人民中间。袁世凯讲的道理很明白了,就是最终一定是要政治解决,因为哗变的新军不是要求加饷,他们的要求是政治改革,你打死几个人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但是明显可以从这个争论当中看出来,南方瓦解的战术在袁世凯那里也有一点影响。南都:包括杨度这些坚决的立宪派,到了清帝退位前夕为什么也转向支持共和了呢?马勇:1912年杨度在北京发起成立“共和促进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他与袁世凯关系密切,所以他的转变在某种程度上也预示着袁世凯态度的转变。杨度当时强调,之前大家主张君主立宪是以救国为前提,而不是以保存君主为唯一目的。现在中国已经错过了君主立宪的良机,武昌起义之后,就意味着君主立宪走到了绝境。现在面临南北分裂,国将不国。要保全中国,唯一的出路就是接受南方的条件,走向共和。南都:早年清廷要各省成立咨议局,其实也是为自己埋下了强劲的对手。马勇:那是培养了一大批职业政治家。各省的咨议局都是光绪时代培养出来的。这拨人都是经济上的中产阶级。按照宪法大纲规定,咨议局的议员要选举。竞争非常厉害,贿选、拉选票、造假都有。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人民的政治情绪确实被调动起来了,对政治介入的热情提升了。大概到了1908年清廷宪法颁布前后,各省的咨议局已经成为行政首长很头疼的一件事。总督和巡抚动不动就被咨议局叫来问询,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和那个问题。南都:这些人都是什么背景的人?马勇:一个是有家底的人——你整天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没有文化,肯定是不行的。咨议局议员选举的时候,就有一项财产申报。比如你要想竞选上海选区咨议局的议员,你需要在上海居住十年以上,有十年的纳税证明,才有资格参加选举。而且你的财产也要登记出来。这种状况下,他就成为一个职业政治家。其中很多人是1901年新政之后到日本留学的。比如李大钊、杨度这些人到日本去都是学的法政,回来只有当官一条路。最初的起步必须从议会起步,所以这一拨留学生都在各省的咨议局里面混事。这拨职

                      装满食物的货架,不论什么食物,只要是现成的可以吃就行,无须烘烤,无须到厨房里去烹制,时间不允许她想入非非。她刚刚前进了几米远,恐惧又偷偷袭来,也许她产生了错觉,也许真有一条恶龙潜伏在那里,张着大口等着她,或者是一个幽灵把手伸过来,要把她带到死人的世界,那些死人永远死不了,因为总有人让他们再生。随后,她又回到凡人的世界,一阵无可奈何的巨大忧伤袭来,她觉得所在的地方不是什么食品仓库,而是一个停车场,而她仿佛真的闻到了汽油味,这时候精神可能产生幻觉,向自己造出的妖魔俯首称臣。就在这时候,她的手摸到了什么东西,不是幽灵黏黏的手指,不是恶龙滚烫的舌头和咽喉,而是冰冷的金属,垂直平滑的表面,她猜想,不知道怎么称呼,应该是货架的金属结构。估计还会有一些这样的货架,按习惯应当一个个平行地摆放着,现在的问题是搞清食品在哪里,这里不会有,气味骗不了人,是洗涤剂。顾不上再想难以再找到楼梯,她开始沿着货架走,一个一个地摸,一个一个地闻,一个一个地晃动。有些硬纸板包装箱,玻璃瓶和塑料瓶,各种细口瓶,大号的中号的和小号的,还有罐头,各种各样的容器,管子,口袋,铅管。她随手装满了一个塑料袋。这些都是能吃的东西吗,她惴惴不安地问自己。她朝另一些货架走去,在第二个货架前,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她的手胡乱摸着,看不到摸到了什么地方,把一些小盒碰到了地上。小盒落到地板上时发出的声音几乎让医生的妻子心脏停止跳动,是火柴,她想。她激动得浑身颤抖,蹲下来,双手在地上来回摸索,找到了,它的气味和任何别的东西都不同,摇一摇,里边的小棍发出声响,盒盖可以滑动,两侧是涂着磷的粗糙的砂纸,火柴头在砂面上一蹭,终于一个小小的火苗亮起来,像浓雾中的一颗星星,在她周围照出一片半明不暗的球形空间,我的上帝,有了光亮,我的眼睛看得见了,赞美光明吧。从现在开始,收集东西就轻而易举。先从火柴开始,几乎装满整整一个塑料袋,没有必要带走这么多火柴,理智的声音对她说,但她不肯听理智的劝告,后来,火柴摇曳的火苗照到了一个个货架,这边,那边,在很短时间里所有塑料袋都装满了,必须把第一个口袋里的东西倒出来,因为里边没装什么有用的,而其他口袋里的财富足以买下整座城市,对这种价值的差异用不着大惊小怪,只消回忆一下曾经有一位国王想用他的王国换一匹马的故事就会明白,如果他现在饿得要死,如果人们给他看这些塑料袋,他还有什么不肯奉送呢。楼梯就在那里,径直向前就能走到。但是在此之前,医生的妻子坐到地上,打开一包香肠,一包黑面包片,还有一瓶水,吃起来,心中毫无歉疚。如果现在不吃,就没有力气把这些东西带到需要的地方,她是他们的物资供应员。吃完以后,她把口袋挂在胳膊上,每侧三个,举起手,一边划着火柴一边前行,到了楼梯处,然后开始艰难地往上爬,食物还没有通过胃部,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到达肌肉和神经,在这种情况中,最难受的要数脑袋了。门开了,没有发出任何响动,要是走廊里有人呢,医生的妻子刚刚想,那我该怎么办。一个人都没有,但她又问自己,现在我怎么办呢。到了超市门口,可以转过身来朝里边喊,走廊最里边有食物,有道楼梯通向地下室里的仓库,你们去吧,我没有把门关上。可以这样,但她没有这样做。依靠肩膀,她把推拉门关上了,并对自己说,最好不要声张,否则可以想象会出现什么情况,盲人们像疯子似的朝那里涌过去,如同在精神病院宣布着火时那样,沿着楼梯往下滚,被后边的人踩伤压死,后边的人也会掉下去,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稳步往下走和踩在滑动的身体上不是一回事。等食物吃完以后我还可以再回来取,她想。现在她改为用手提着塑料袋,深深吸了一口气,沿着走廊朝前走去。盲人们看不见她,但是,她吃过的东西的气味呢,香肠,我太笨了,香肠会成为活生生的足迹。她咬紧牙关,用力紧一紧塑料袋口,我非快跑不可,她说。这时她想起了那个膝盖被玻璃片扎伤的盲人,如果我遇上那种事,如果我不小心踩在玻璃上,也许我们早已经忘记,这个女人没有穿鞋子,也没有时间到鞋店去,城里的盲人则不同,他们虽然不幸失明,但可以凭触觉挑选合适的鞋穿。必须快跑,现在她跑起来了。开始的时候还在一群群盲人中左躲右避地穿行,尽量不碰到他们,但这样速度不得不放慢,有时还要停下来确认路径,这足以让她身上散发出的气味形成类似光环的东西,因为光环并不都是芳香缥缈的。没过多久就有一个盲人喊起来,谁在这里吃香肠呀,话音未落,医生的妻子便把谨慎抛在脑后,开始疯狂往前跑,绊在这个人身上,撞倒了那个,把另一个推到一边,这样做理应受到严厉指责,因为不该这样对待盲人,对他们来说失明已经够不幸的了。她来到街上,大雨倾盆,这反而更好,她喘着粗气,两条腿不停地哆嗦,心里想,这样人们就不容易闻到气味了。不知道什么人把她腰部以上难以遮体的破衣烂衫扯掉了,现在她赤裸着上身,用个文雅的字眼说,天堂之水顺着她的胸脯流下来,闪闪发光,但这并不是一幅自由引导人民的画面,因为有幸装满的塑料袋太重了,她无法把它们像一面旗帜一样举起来。但这样也有不利之处,令人兴奋的香味正好在狗鼻子的高度前行,街上怎能少得了狗呢,现在它们没有主人照顾喂养,跟在医生的妻子后面的狗几乎成了群,但愿这些动物不要伸嘴用牙齿试一试塑料袋结不结实。这样的大雨差不多能酿成洪灾,也许人们会躲起来等待天晴,但事实并非如此,到处都有盲人仰起头张着嘴解渴,利用身体的各个部位贮存水,另外一些盲人有先见之明,也更为明智,拿出桶和锅,举向慷慨的天空,可以肯定,上帝根据人们干渴的程度行云布雨。医生的妻子还没有遇到过水龙头流不出一滴这种宝贵液体的情况,这是文明的缺陷,我们习惯于在家里用自来水,但往往会忘记,这需要有人打开和关上阀门,需要水塔和水泵,需要电力,需要计算机调节和管理贮水量,而做到这一切,眼睛都必不可少。同样,正因为没有眼睛,人们才看不到现在的场面,一个女人带着一堆塑料袋在积水的街上走着,到处是腐烂的垃圾和人畜粪便,到处是弃置的小汽车和大卡车挡住公共交通道路,有些车轮四周还长出了青草,还有盲人们,盲人们张着嘴,也睁着眼,面向白色的天空,而这样的天空似乎不可能下雨。医生的妻子一边走一边查看街道标示牌,有一些她还记得,有一些忘记了,这时她觉得转了向,迷了路,无疑,真的迷了路。转了一圈,又转了一圈,既认不出街道的样子,也认不出街道的名字,她绝望了,坐在肮脏的地上,弄得满身黑泥,她没有力气,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于是放声大哭起来。那群狗围着她,嗅嗅塑料口袋,但一个个都显出没有多大兴趣的样子,也许是过了吃东西的时间,其中一条舔了舔她的脸,大概它从小就习惯于舔干主人的泪水。医生的妻子摸摸它的脑袋,伸出手搂住它湿漉漉的腰,后来的眼泪是抱着狗流出来的。最后,当抬起眼睛的时候,千遍万遍地赞美十字路口的神灵吧,她看见眼前有一幅巨大的地图,就是市政旅游部门在城市中心竖起的那类地图,主要供那些想知道已到过哪里和现在身处何地的旅游者使用,让他们放心。现在,所有人都失明了,似乎很容易说这笔钱使用不当,但我们应当有耐心,让时间说话,我们早就该学会并且永远记住,命运要到任何地方都必须走许多弯路,只有命运知道费了多少周折才在这里竖起了这幅地图,告诉这个女人她现在位于什么地方。她离目的地并不像原来想的那么远,仅仅在一个地方走错了方向,只消沿这条街往前走,到一个广场,从广场向前,过两条街后左转,然后在遇见的第一条街右转,就是要找的那条街了,门牌号她没有忘记。狗一只一只地留在后面,要么是有什么东西把它们吸引到了另一条路上,要么就是已经在这个街区住惯了,不想离开,只有那条舔泪水的狗跟着流泪的女人走了,可能上帝精心安排的这个女人与地图相会的场景中也包括一条狗。他们确实一起走进了商店,舔泪水的狗看到像死了一样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的人们并不奇怪,它已经习惯了这种景象,有时候还在他们当中睡觉,等到起床的时候,那些人几乎全都活着。醒醒吧,如果还在睡就醒醒吧,我带食物来了,医生的妻子说,但在说话以前已经把门关上了,防备从路上走过的人听见。第一个抬起头来的是斜眼小男孩,他只能抬起头来,他身体太虚弱了。其他人稍微迟了一会儿,他们正梦见自己变成了石头,没有人不知道石头们睡得多么沉,只要去田野走一遭就能看到,石头们在睡觉,半陷入泥土,不知道在等待什么把它们唤醒。但是,食物二字有神奇的力量,尤其是受食欲折磨的时候,就连舔泪水的狗也一样,它不懂人语,但开始摇动尾巴,这个下意识的动作使它想起来,有一件淋湿的狗必做不可的事还没有做,于是它用力抖抖身子,水滴落到周围人的身上,雨水对狗来说算不了什么,身上的皮毛就是大衣。最有效的圣水,直接从天堂落下的圣水,这水滴能让石头变成人,而医生的妻子把塑料袋一个个打开,也参与了这场变形记。里面东西的气味并不都像最初被生产出来时那样,但一块硬面包的香味就是生命的精髓,虽然这样说有些夸张。大家都醒了,一个个双手颤抖,脸上露出焦急的表情,这时候医生,正如刚才那条舔泪水的狗那样,忽然想起自己是干什么的,他说,要小心,最好不要一下吃得太多,不然会有伤身体;饥饿才有伤身体呢,第一个失明者说;要听医生先生的话,妻子申斥了他一句,第一个失明者不再说话,心中却冒出一股火气,他想,那医生先生连眼睛都不会治,不用说别的了。这话说得有失公允,我们应当考虑到,医生和其他人一样瞎,有证据在此,他甚至没有发现妻子进来的时候从腰部以上全都赤裸着,还是妻子要过丈夫的外衣穿在身上遮羞的呢,其他盲人朝她的方向看了看,但为时已晚,要是早一点看又会怎么样呢。吃饭的时候,医生的妻子讲述了她的冒险经历,讲述了遇到的一切以及她的应对方式,只是没有说她把仓库的门关上了,她对给自己找到的人道主义理由也不太相信,不过她讲了膝盖扎进玻璃的那个男人的笑话,大家都开心地笑了,但并不是所有人,戴黑眼罩的老人只露出一丝疲惫的微笑,而斜眼小男孩则只能听到自己咀嚼发出的声音。舔泪水的狗也得到一份食物,并且立刻报答了众人,正好此时外边有人过来用力摇晃商店的门,它怒气冲冲地叫起来。无论来的是什么人,他没有再坚持,说起来外边到处是东游西逛的疯狗,走在街上,让人连放脚的地方都没有,这已经足够把人逼疯了。商店里又恢复了安宁,当大家不再饥肠辘辘,医生的妻子才讲了她和从这个商店出去查看是不是还在下雨的男人进行的谈话。后来她说,如果那个人的话属实,那么,即使找到了我们的家,它也不一定仍然像我们离开的时候一样,甚至不知道能不能进得去,我是指那些出来的时候忘记带钥匙的人或者把钥匙丢了的人,比如我们,我们就没有,留在大火里了,现在不可能从瓦砾堆里找到,说这句话的时候,她仿佛看到火苗吞没了那把剪刀,正在烧干上面残留的血迹,接着又咬噬它的双刃和两个锋利的刀尖,剪刀渐渐钝了,软了,变了形,人们不会相信它曾刺穿一个人的喉咙,大火过后,不可能在一团熔化了的金属中分辨出哪是剪刀,哪是钥匙。钥匙嘛,医生说,钥匙在我这里,说完,他艰难地把三个手指伸进靠近腰带的一个破破烂烂的小裤袋里,取出小小的金属环,上面挂着三把钥匙。怎么会在你那里呢,我把它放在我的手提箱里了,应该一直在那里呀;我拿出来了,怕丢掉,觉得一直带在身上更保险,也是相信我们总有一天要回到家里的一种方式;有钥匙就好了,不过我们可能看到门被撞开了;也可能没有人去撞呢。一时间,他们忘记了别人,现在该问问他们的钥匙在不在了,头一个说话的是戴墨镜的姑娘,救护车去接我的时候我父母在家里,不知道后来他们出了事没有;接着是戴黑眼罩的老人,我是在家里失明的,他们来敲门,女房东来告诉我说有些护士在那里等我,当时顾不上想钥匙的事;只剩下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了,但她说,我不知道,记不起来了,她知道,也记得,只是不想明说,当突然看到自己失明了的时候,奇怪的表达,但却深深根植于语言之中,让我们无从回避,她喊叫着冲出家门,向还在楼里的女邻居们求救,但她们坚决不肯帮忙,不幸降临到丈夫头上的时候她表现得那么坚强,那么能干,此刻却心乱如麻,竟然让家门敞开着就离开了,没有想到请他们让她回去一下,只一分钟,我把门关上马上就回来。谁也没有问斜眼小男孩有没有家里的钥匙,可怜的孩子连住在什么地方都还想不起来呢。于是,医生的妻子轻轻拍了拍戴墨镜的姑娘的手,我们从你家开始,离这里最近,但我们必须先找到衣服和鞋子,不能这样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地回去。她动动身子,要站起来,但发现斜眼小男孩吃饱喝足以后又睡着了。她说,我们休息休息吧,稍稍睡一会儿,然后我们再看会遇到什么情况。说完,她脱下湿漉漉的裙子,贴近丈夫,暖暖身子,第一个失明者和妻子也这样做了。是你呀,丈夫问,妻子想起了自己的家,很难过,不过没有说你安慰安慰我吧,好像只是在心里想了想。人们不明白,是什么感情促使戴墨镜的姑娘把一只胳膊搭在戴黑眼罩的老人肩上,不过她确实这样做了,并且没有挪开,姑娘睡着了,老人却没有。那条狗横卧在门口,在不舔泪水的时候,它是只性情暴躁难以相处的动物。14他们穿上衣服,穿上鞋子,只是还没有办法洗脸,但已经与其他盲人大不相同,至于衣服的颜色,虽然可供选择的不多,像人们常说的,这水果被挑过多次了,但都能相互搭配,这得益于身边有人给他们提供建议,你穿这件,与这条裤子正好相配,条纹与斑点不谐调,如此等等的细微之处都想到了,至于男人们,他们不大在乎,能咚咚响的都是鼓,但是,不论戴墨镜的姑娘还是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都锲而不舍地追问,她们穿的衣服是什么颜色,什么款式,这样,就能靠想象力看到自己。关于鞋子,他们一致同意,应当考虑舒适而不注重美观,绝对用不着饰带和高跟,也不要小牛皮或者磨砂之类,街道处于这种状况,讲究那一套实在是胡扯,橡胶靴子就很好,完全防水,半高筒,穿和脱都方便,在泥泞地上走路再实用不过了。可惜没有为所有人找到这种样式的靴子,例如斜眼小男孩,没有大小合适的,他穿上靴子就像双脚在里边游泳一样,所以只得穿双运动鞋,至于用于哪项运动就说不清楚了。多么巧呀,他的母亲,不论身在何处,要是听到有人告诉她这件事,一定会说,如果我儿子看得见,也正好会挑这一双。戴黑眼罩的老人的脚不是太小,而是太大,问题得到了解决,他穿上了一双特大号的篮球鞋,身高两米的运动员们穿的那种。当然,他现在看上去有点可笑,好像穿着白色软底绣花拖鞋,但不会持续多久,十分钟之内这双鞋就会脏得一塌糊涂,生活中的一切莫不如此,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时间能解决一切问题。雨停了,盲人们不再张着嘴。他们还在那里,不知道该干什么,在街上游荡,但从来不走很长时间,对他们来说走路和停着是一样的,除了寻找食物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目的。音乐没有了,世界从来不曾如此寂静,电影院和剧院只对那些没有家也不想再寻找家的人有些用处,一些演出大厅,那些最大的,早已被用作检疫隔离场所,当时政府或者后来陆续

                      指秦国的军队。死人不会说话,卜偃说这句话,背后必定有人指使。这个人有可能是狐偃,也有可能是先轸,总之是晋国的鹰派。这句话也不是凭空猜测,而是有准确的情报作为依据。两年前,秦国与郑国签订秘密盟约后,秦将杞子等人就一直留守在郑国,成为了秦国的驻外部队。听到晋文公去世的消息,他给秦穆公写了一封密信,信上说:“郑国人对我们很信任,要我们担任新郑北门的守卫任务。如果派大军潜行而来,里应外合,消灭郑国易于反掌。”这无疑是个馊点子。当年烛之武游说秦穆公不要打郑国的主意,最重要的理由就是秦国离郑国太远,中间还隔着晋国,就算消灭了郑国,好处也只能让晋国得到,对秦国没有任何意义。秦国的大夫蹇叔则进一步指出:“劳师袭远,是兵家大忌。部队从秦国出发到郑国,有千里之遥,怎么可能‘潜行’?不但郑国人会知道这个计划,晋国人也会知道。”坚决反对杞子的提议。用现代管理的语言来说,杞子的计划,不但目标的设定有问题,操作起来也不具备现实性。但秦穆公显然将晋文公的去世当做秦国称霸的一个契机,听不进蹇叔的劝阻,决定派百里孟明视、西乞术和白乙丙三人带部队前往郑国。孟明视是大夫百里奚的儿子,西乞术和白乙丙则是蹇叔的儿子。关于百里奚这个人物,《左传》与《史记》的记载有较大的出入:第一,公元前655年,晋献公灭虞国,俘虏了虞公和他的大夫井伯。后来晋献公将女儿嫁给秦穆公,将这两个人作为陪嫁的奴仆,一并送到了秦国。在《左传》的记载中,这两个人自此没有下文。而根据《史记》的记载,晋献公俘虏了“虞君及其大夫井伯百里奚”,则井伯即为百里奚无疑。《史记》又记载,百里奚在前往秦国途中,趁人不注意,偷偷地跑出了送亲队伍,而且流亡到楚国,被楚国人当做三无人员给抓了起来。秦穆公听公孙枝说百里奚有德有能,想花重金从楚国人手里将他赎回,但又怕动作太大,引起楚国人的警觉,于是派下人出面到楚国交涉,说:“我国有一个逃亡的奴仆百里奚现在贵国,请允许我们用五张羊皮将他赎回,以惩戒逃亡之人。”五张羊皮,在当时应该就是一个奴仆的价格。楚国人听了,也没怀疑什么,就把百里奚交给了秦国人。到了秦国,秦穆公亲自来迎接百里奚,一问年龄,已经七十了,老是老了点,然而满腹经纶,秦穆公和他谈了三天,如同当年周文王得到姜太公一般高兴,拜为大夫,令他主持国政。当时国人都戏称他为“五羊皮大夫”。百里奚又向秦穆公推荐了自己的朋友蹇叔,秦穆公于是将蹇叔也找来,拜为上大夫。虽然《史记》言之凿凿,但百里奚与井伯究竟是不是同一个人,在《左传》中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第二,公元前628年,秦国打算派兵袭击郑国。根据《左传》的记载,当时只有蹇叔站出来表示反对,则百里奚无疑已不在人世。秦穆公坚持要派兵,蹇叔牵着孟明视的手,说:“大侄子,我恐怕只能看见你出师,不能看见你回来了哟。”秦穆公知道了,派人警告蹇叔说:“你这老头子胡说八道个啥,如果不是活得长,你坟墓上的树都可以双手合抱了!”言下之意,我听你歪歪叽叽几十年,早听厌了。秦国大军从东门出发,蹇叔前往送行,看到自己的两个儿子雄纠纠、气昂昂地站在战车上,忍不住哭泣,嘱咐他们说:“此去郑国,一定要小心晋国人在殽(xiáo)地偷袭我军。殽地有一处山谷,地势险要,南边山麓是夏朝后皋的陵墓,北边山麓是周文王当年躲避风雨的地方。你们倘若死在那里,就由我这个老头子来替你们收拾尸骨吧。”但是根据《史记》的记载,当时反对出兵的不止蹇叔,还有百里奚。而且在秦军出发的时候,两个人都参与了“哭师”。仔细推敲起来,《史记》的记载有点不靠谱:公元前655年,百里奚已经七十岁,到公元前628年,百里奚如果还活着,则已有九十七岁。在那个年代,一个人活到九十七岁恐怕不太容易。因此,我们还是采用《左传》的观点,即:百里奚与井伯是两个人,孟明视出征的时候,百里奚已经去世。言归正传。公元前627年春天,偷袭郑国的秦军部队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了离郑国很近的王城雒邑。经过雒邑北门的时候,为了表示对天子的尊重,孟明视令战车上的弓手和持戟之士脱掉甲胄,下车步行。然而刚一过城门,秦军将士就纷纷跳上战车,动作十分彪悍。当时王孙满尚幼,站在城楼上看到这一幕,说:“秦军轻佻无礼,必定失败。轻佻则少谋,无礼则防备不周。身处险境又没有防备,且无谋略,哪能不败?”秦军公然经过雒邑,其用心已经昭然若揭。郑国如果有常驻雒邑的间谍或是外交人员,只要轻车快马走小路给新郑送去一封密报,秦军偷袭新郑的计划就得泡汤。然而,直到这个时候,郑国官方似乎仍然对近在眼前的危险毫不知情。新郑城内,一切有如往日般平静,秦将杞子等人带领的小支秦军部队仍然负责北门的警备,一丝不苟地检查着可疑人员的行李和证件。如果不是那个名叫弦高的郑国商人的出现,秦军这次千里奔袭郑国至少在战术上是成功的。弦高是来往于新郑与雒邑之间的商人。他的生意很简单,在郑国收购牛,贩到雒邑去卖,从中赚取差价。春秋时期,商人的政治地位相当低下,在“士、农、工、商”四大职业中属于垫底。但是,郑国的商人地位特殊,某些商人自郑桓公年代就与公室保持了良好的关系,甚至“世有盟誓”,休戚与共。据《国语》记载,郑桓公在王室担任司徒,听了史伯的建议,向东经营自己的势力,用大量的金钱贿赂雒东诸国,收买人心,背后想必就有商贾巨富为其撑腰。再加上郑国地处中原心脏,是南来北往的交道要冲,商业远比其他诸侯国发达,郑国商人地位因此比别国商人高也不足为奇。弦高是否与郑国公室有交往,《左传》没有明说。但是当他途经滑国,听到秦军入侵的消息之后,第一反应就是派人赶回新郑去,向郑穆公报告敌情。弦高自己则装作郑国的使者,带了四张牛皮和十二头肥牛前往秦军大营。见到秦军主将孟明视,他神态自若地说:“寡君听说您将带兵经过蔽国,特命在下来犒劳大军。”古人献礼,讲究先轻后重,弦高先以四张牛皮献给孟明视等人,然后再以十二头肥牛犒劳秦军将士,搞得像模像样。秦国人对他的身份没有产生任何怀疑。既然派使者前来劳军,说明郑国已经有准备,偷袭显然是不可能了。孟明视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他考虑再三,对西乞术和白乙丙说:“郑国有了防备,我们如果硬攻,很难攻克;如果围城,又没有后援,只能回去。”孟明视不想白跑一趟,顺手将滑国灭了,掳获大批财物,一路迤逦西行。而在新郑,郑穆公收到弦高的情报之后,派人到杞子等人居住的宾馆打探,发现秦军正在厉兵秣马,作战斗准备。他派人前去拜访杞子,说:“各位在敝国久居,将敝国存粮吃得也所剩无几了。现在听说你们将要远行,也没什么相送,郑国有块原圃,和秦国的具圃一样,是打猎的胜地,各位可以到那里自行方便,打几头麋鹿作为粮食,也好让敝国轻闲一下,如何?”话说得很客气,杞子等人听了却是满头大汗。没过多久,密探又送来孟明视大军撤离的消息。杞子知道机密泄露,大势已去,逃亡去了齐国,逢孙和杨孙则逃往宋国,驻守新郑北门的秦军部队也一哄而散。秦军劳师袭远,已经是一错;袭远不成,顺手灭掉滑国,又是一错。这两错的理由相同:郑国和滑国离秦国千里,就算灭了这两个国家,也无法管理,只能让他国得利。至于获得些许战利品,更不似大国所为,反倒像鸡鸣狗盗之徒。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孟明视自滑国起程的时候,晋国也正在酝酿袭击秦军的计划。刚刚继承君位的晋襄公主持了军事会议。先轸非常兴奋,说:“秦伯不听蹇叔的劝告,因一己之贪而劳累全国,是上天给我们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咱们必须讨伐秦军。”“我们尚未报答秦国人的恩惠,反而攻击秦国的部队,难道先君才死,你们就忘了他的立场了吗?”栾枝反驳道。“秦国不对我国先君的去世表示哀悼,还讨伐我同姓诸侯,是秦国人无礼,还谈什么报答?我听说一日放纵敌人,后患将波及几代人。祸及子孙,难道是先君的立场吗?”辩论的结果,先轸占了上风。晋襄公身穿黑色孝服发兵,并且策动姜戎部落派兵相助,前往殽山拦截秦军。秦军从雍城出发的时候,蹇叔一再叮嘱他的两个儿子要提防晋军在殽山打埋伏。但西乞术和白乙丙都没有将他的话放在心上,孟明视也放松了警惕,加上秦军在滑国掠夺了不少辎重,经过殽山山谷的时候,部队拖拖沓沓地,竟然拉了近十里长。从殽山的地形来看,恐怕只能说,秦国人完全是为了让敌人伏击才摆出这种长蛇般的行军队列。晋国人等秦军完全进入山谷后发动进攻,将秦军截成几段,分割包围。这一仗,秦军几乎全军覆没,孟明视、西乞术和白乙丙也成为了晋军的俘虏,从滑国抢回来的战利品,不消说,也成为了晋国人的战利品。获得“殽之战”的胜利后,晋国上下才为晋文公披麻戴孝。自晋献公年代,秦国与晋国就互相通婚,不是晋国将女儿嫁到秦国去,就是秦国将公主嫁到晋国来,双方借此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友好关系。后人将婚姻称为“秦晋之好”,就是出自这一段典故。然而,再好的婚姻也不过是政治的附属物,一旦政治利益发生冲突,两国就不免拔刀相向,将几十年的交情全部抛到了爪哇国。在这些错综复杂的政治与婚姻关系之中,女人虽然是弱者,却时常以其柔弱的力量影响着历史。公元前645年的韩原之战,晋惠公成为秦国的俘虏,正是因为他姐姐在秦穆公面前以死相挟,他才得以免受耻辱,并最终被释放回国。十八年之后的殽之战,秦军三帅成为晋国的俘虏,晋文公的遗孀文嬴希望能为秦国做一点事,便向儿子晋襄公请求释放这三个人,她说:“就是这三个人离间秦、晋两国君主,导致两国交兵。秦君如果得到这三个人,恨不得扒他们的皮,吃他们的肉,哪里用得着你动手?不如让他们回秦国去受死,以满足秦君的愿望。”文嬴是秦穆公的女儿,按照《左传》的记载,应当就是当年被立为夫人的怀嬴。晋文公死后方获得“文”的谥号,因此现在将怀嬴改称为文嬴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晋襄公听了文嬴的话,就把孟明视等人释放了。第二天上朝,先轸问起秦国战俘的事,晋襄公如实回答说:“母后为他们求情,我已经放他们走了。”先轸一听,暴跳如雷:“战士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战场上捉到他们,妇人用一两句话就将他们放跑了,这是损己利人的事,晋国离灭亡不远啦!”说完竟然不顾礼节,在晋襄公面前就吐了一口痰。晋襄公也醒悟过来了,命大夫阳处父去追孟明视。阳处父一直追到黄河边上,孟明视等人已经在秦国派来接应的船中。阳处父急中生智,解开战车左边的马,对孟明视说:“主公派我来送您一匹好马,请回来将马载走。”傻瓜才会回来。孟明视站在船头作了一个长辑,说:“感谢贵国国君的恩惠,没有将我们杀掉祭战鼓,使我们得以回秦国去接受惩罚。如果我回国被处以死刑,那是死而不朽;如果万幸得不死,三年之后必定回来拜谢(三年将拜君赐)!”秦穆公得到孟明视等人回国的消息,穿着白色的衣服亲自到雍城郊外迎接,见到他们就大哭说:“都怪我没听蹇叔的话,使得你们遭受耻辱,罪责全在我一人。”当场宣布孟明视仍然官复原职,并且说:“是我的过错,大夫何罪之有?我不会因为一次失败就埋没一个人的优点和能力。”【父子相残的人伦悲剧】春秋时期,王室衰微,各诸侯国你攻我伐,争夺“天下”这个有限的市场。周平王东迁到齐桓公兴起的近百年间,中原诸国虽有大小,然而实力相差并不十分悬殊,用现代市场理论来说,是完全竞争时期。待到齐桓公兴起,凭借雄厚的国力,通过军事与外交手段,以“尊王攘夷”为口号,胁迫或诱使其他国家听命于他的领导,霸主政治也随之产生,春秋的历史进入垄断竞争时期,少数几个寡头先后崛起,各领风骚数十年,产生了所谓的“春秋五霸”,即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当然,后人对“春秋五霸”这一说法,历来有很多不同意见。比如说,齐桓公被称为霸主,自然当之无愧。可是,与齐桓公同时崛起的楚成王,无论在实力上还是成就上,都不输于齐桓公,在某些方面似乎还略胜一筹。若论春秋之霸,楚成王不应被排在门外。比如说,宋襄公志大才疏,失仁失义,丧师辱国。若论斤两,充其量是一个鼻子上贴白药膏的丑角,可是仅仅因为曾经召集过一两次并不成功的会盟,便也将他列入五霸,有滥竽充数之嫌。又比如说,郑庄公挟天子以令诸侯,联合齐、鲁二国,纵横河雒之间,所向披靡,虽无会盟诸侯之举,已有号令诸侯之实,是否应该考虑将其也算作春秋一霸,而且是首霸?就算是齐桓公、晋文公两位最不受争议的入选者,后人也还是有诸多争议,焦点是:谁更胜一筹?站在不同的角度看,焦点问题也有诸多解读。比如说,在应对楚国的扩张这一问题上,齐桓公始终没有勇气与楚国放手一搏,在战略上处于守势;晋文公主动求战,而且大获全胜,有效地遏制了南风北渐。以此观之,晋文公胜。然而,齐桓公之所以不与楚国正面交锋,自有其不得已的原因。召陵之盟貌似不如城濮之战辉煌,但在其有限的条件下,也许是可能获得的最好成果,单以战争的成败论英雄,不能令人信服。若论及扶危救难,发扬国际人道主义精神,齐桓公似乎又胜晋文公一筹。如是争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恐永无定论。(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我的意见是:齐桓晋文,俱为豪杰,单以个人成就论,难以区分伯仲。但齐桓之霸,仅为个人之霸,由于不注重接班人的培养,在他死后,齐国陷入混乱的局面,国势每况愈下,齐国的霸业也被雨打风吹去,成为明日黄花。而晋文之霸,乃是晋国之霸,虽然其霸业甫成即撒手西去,晋国的霸业在一大批能人志士的共同努力之下,不但没有衰落,反而日益强盛。殽之战是在晋文公的葬礼尚未举行的情况下进行的。殽之战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晋国霸业方兴未艾的标志性事件。站在全面的、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晋文公完胜齐桓公。完胜的主要原因在于他坚持了以人为本,注重人才的使用和国民素质的培养。晋文公的人力资源战略其实很简单:大胆起用非公族的士大夫,让他们掌握实权。晋文公死后,正是狐偃、赵衰、先轸等非公族贵族作为晋国的主要支柱,继续辅佐晋襄公,维护了晋国的稳定和发展。晋文公用人唯贤,到了不拘一格的地步。《左传》记载,某年晋国的大臣胥臣臼季奉命出使他国,在冀(晋地名)的郊外住了一宿,看见一个叫郤缺的农夫在田里劳动,其妻为其送饭,态度十分恭敬,夫妻相敬如宾。臼季觉得很奇怪,于是向人打听,才知道这位郤缺原来是罪臣郤芮的儿子。(公元前636年,吕甥、郤芮密谋放火焚烧公宫而谋害晋文公,事败被杀。)臼季将郤缺带回绛都,向晋文公汇报了出使的情况之后,介绍郤缺说:“我找到一个有德之人,特此向你推荐。”晋文公一挑眉问:“你怎么知道他是有德之人?”臼季描述了一番他在冀郊田野里看到的现象,说:“敬重,是有德行的表现;夫妻相敬如宾,其人必有大德,可以帮您治理民众,恳请您一试!”见晋文公仍在犹豫,又说:“出门如见大宾,办事如同祭祀一般慎重,这样的人心地仁厚,可用!”晋文公沉吟了半晌,不无疑虑地问道:“他父亲犯有重罪,这样的人也可以用吗?”“此人是国之栋梁,不应该计较其先人的罪恶。当年鲧治水不力,

                      以当时,全体村民就像战争时期的东京那样,练了一个礼拜的救火接力[4]。当时您好像也参加了救火接力,不过大部分村民都是心不甘情不愿参加的。而且,小学的大部分老师也成天见不着人影。按他们的话说,救火接力这东西只能用在空袭的时候,只能在大家都收拾妥当,等着起火的时候派上点用场,平时没有那么多人能排起大队接力救火。简而言之,就是如果小学深夜着了火,也没法组织接力,因为附近一户人家都没有。等到人数凑够了,消防队应该也到了。如果消防队没到,需要老师们自己接力救火的话,那消防队就应该重整旗鼓回去玩命训练了。小学有负责值班的人,时常注意着用火安全的问题,所以如今没必要参加什么救火接力。根作再怎么坚持他们都不给防火安全周帮忙。因为大部分村民也是不甘不愿被拉来参加救火接力的,他们就说学校老师说得在理,根作的风评也就不好了。根作从此就记仇了。他跟小学校长争论来着,说要是小学着火,值班的肯定会给扑灭吗?校长则说,值班的不是消防员,灭火是灭不了,不过为了防止火灾,他们加强了巡逻,不用担心学校着火。当时我也在旁边,根作听到校长这么说,没法反驳,一直咬着嘴,很不甘心。因为太不甘心了,他就放火烧了小学。”“就没人看见吗?”“没人看见,不过肯定是他放的火。那天晚上值班老师从值班室溜了出去,在妓院喝得烂醉如泥。那时候在他隔壁包间里喝酒的就是根作。根作知道值班老师喝得神志不清才回的学校,就从妓院出来了。值班老师忘了巡逻校园,倒在床上呼呼大睡,大约三个小时后忽然转醒,发现学校已经成了一片火海。虽说他疏于巡逻,但火明显是从校舍那边着起来的,那边不应该有火源。这场怪火的原因至今不明,但肯定是根作放的火,这是不争的事实。”“他是消防队队长,根本不可能放火,听说他当队长当得还特别用心呢。”“就是太用心了,背叛战争的都是军人呀。我多少也吃了些军粮,所以我深有体会,军人爱逞威风,妒忌心比普通人要强。他们最惦记的不是国家,而是自己的成功和别人的失败。而且,不光军人这样,所有行业里最大的叛徒就是走这条路的人。无论什么事,都是这样的。”我都快要以为他自己就是那个纵火犯了。然而他不管是言行还是举止都有条有理,也很冷静,看上去并不可疑。接下来的星期日又出事了。据说羽生独自闯入学校,正在掀教室的地板。我接到消息赶往学校,这次完全看不见类似戒严的情景了。孩子们在校园里玩耍,像是什么事都没发生似的。羽生独自在教室里埋头掀着地板。“您真拼命呀。”我笑着走到他身边。“是在修整学校吗?”“说啥呢。这是我的东西,我要趁没弄坏赶紧拿回来呀。”“你是干这种事的人吗?”“咦,我拿回自己的东西,有什么奇怪吗?”“你不是自掏腰包为村子献身的人吗?还为了重建学校,一直在默默无闻孤军奋斗。为了重建学校,你不是已经掏了不少钱吗?单独把这地板拿回去多说不过去呀!”“我是自己掏了腰包。不过,人不会一直走老路。您这哄孩子的口气也太没礼貌了!还是说,因为我之前自己掏了腰包,您就要让我把所有财产捐给学校?您这么厉害,那您来呗!我已经受够了。您站这儿碍我事,请您让开。”我没有办法,只好走开了。我无意中看了一眼值班室,真理子和她母亲好像出去了,不见人影。得了骨疽的病人还躺在粗制滥造的睡床上,正在被窝里睡觉。虽说是睡床,也就是在泥地上放了几根木棍,在上面铺了块板子而已,离泥地只有两三寸高。实在不能说是睡床,倒像把路旁死于非命的人安置在了附近的小屋里似的。若是想象一下他母亲和他姐姐铺着稻草睡在他身旁的样子,就会感觉到他们比难民还要悲惨。想到这些人就是大佐的遗属,我感觉胸口都要撕裂了。我回到羽生那里说道:“很抱歉打扰您,不过有件事想跟您商量一下。我想自己出钱给值班室铺上地板,能麻烦您开个合适的价钱把地板让给我吗?”“我本来就打算自己拿走,价钱是便宜不了多少,如果您想要这些地板,我就让给您。”虽然很贵,我还是拿到了足够铺在值班室的地板。羽生干完活,开始把地板往车上堆,我就跟他借了木工工具,开始给值班室铺地板。这时真理子回来了。真理子没跟我打招呼,一直盯着我干活儿,脸色渐渐青了。“别铺了。都没事先跟我说一声。”真理子冲到我面前,从我手里抢走了工具。我一直以为真理子会感谢我,所以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抱歉,我以为我们很熟就擅自动工了。我打算傍晚之前把地板铺上呢。”“谁委托您干的?”“没人委托我这么干,我以为你会跟接香烟一样高兴地领情呢。”“跟接香烟一样?接香烟怎么了?”真理子太过凶猛可怖,令我说不出话来。真理子在泥地上来回踱着步,说道:“我们已经把榻榻米什么的都扔了。我恨榻榻米。如果我依赖榻榻米,我就没法在耻辱中活下去。如果要把这病人放在榻榻米上,还不如干脆掐死他给他个痛快算了!我肚子里怀了个丢脸丢到家的种,原来我打过孩子,但这次我不会再打了。我要大摇大摆把这个没爸的孩子生下来,在泥土跟稻草里把它生下来!”真理子的脸一下子泄了气,眼睛也凹了下去,十分狰狞。我放轻脚步,悄悄走开了。羽生一直在校舍后面偷听我们的对话。他看到我离开,拉着车跟了上来。羽生冲我念叨道:“女人就是这么回事儿。剥了表面那层皮,什么女人都一样。”我忍不住火了,冲他嚷道:“闭嘴!你这似人非人的玩意儿!放火烧学校的就是你吧!你就是这村子里所有不幸的元凶!”“您说是我放的火?”“你不是为了拿别人的不幸取乐,才提出要掀地板的吗?!除了你,还有谁能放火烧村里的学校?!”“您这话真有意思。”他放开车,右手拎着铁锤向我走来。“我呀,是诚心诚意打算为村子奉献一切的。虚己而问焉[5],为村里鞠躬尽瘁。我图的不是名声,甚至也没想过要当村长。我很自豪能一直当大家的垫脚石,默默为村里尽心尽力。我要的只有一点点的满足感,不为人知的满足感,而您却冤枉我是纵火犯!有意思!一直以来,我只对您还有几分信任,总之您这人真有意思呀,居然冤枉老子是纵火犯!”他突然扑上前来,在我全身上下一通乱打,最后给了我眉间一击,于是我倒在了地上。幸好我伤得很轻,然而世人对我的评价就不容乐观了。他们说我是个连给小学铺地板的才能都没有的无能村长,说我最后发了疯,拿助理当纵火犯,弄得自己头破血流。全村上下都拿我这事当笑柄取乐。我的无能,我的发疯,虽然两者皆有,不过多半这样才对吧。回望我这蹩脚的一生,也算有个善终了吧。我这样写下了我的墓志铭:“败于中庸。”[1]指妖魔聚集的地方,出自《水浒传》。——译者注[2]楠木正成,幼名多闻丸,明治时代起尊称大楠公,为镰仓幕府末期到南北朝时期著名武将。——译者注[3]日语中的汉字“马鹿”指笨蛋,白痴,蠢货。——译者注[4]人们排成一行拿着水桶传递水来灭火。——译者注[5]出自《汉书·五行志》。——译者注平常我们所看的历史总是我们熟悉,或者距离我们十分接近的年代,每当我们走进书店看书的时候,我们总发现重复的历史,一遍又一遍。面对如此,我们十分期待新的感觉,本套丛书将会给我们带来全新的感觉,在这里,我们会发现那些曾经以往遥远的人与事,其实与我们如此接近。当历史揭开神秘,当古人拂去尘烟,剩下的就是血肉与亲切。《不容青史尽成灰》系列图书将目光对准那些被常规历史图书所遗忘的,不为人知的,但又确实在历史进程中起到过关键作用的人和事。带领大家一起走进历史现场,亲近历史人物,寻找那些不为人知的人与事。《明朝那些事儿》一出,举国上下皆说明朝,而铺天盖地的清宫戏更是让我们对清朝麻木。然而多少过往,就淹埋在历史的长河和喧嚣的今天。《明清卷》为你展示了朱元璋取天下的另类奥秘,而骚扰整个明朝的倭寇是怎么形成的,是谁为明王朝开拓了西域,而明王朝的高考分区划线是怎么回事,明朝的越南战争源从何来,而谁改为土木堡惨案买单,十六世纪的中国海商如何经营天下,不败的戚家军是如何炼成的,谁毁灭了明王朝众说纷纭,郑成功治下的台湾实情如何,而与康熙过招的葛尔丹何许人也,中国火器第一人谁是实际名归,一切,都在你的掌中。第一章朱元璋成功的另类奥秘大明王朝近300年的沉浮沧桑,自然从开国皇帝朱元璋得天下开始。朱元璋得天下,在朝代更迭里,是一段草鱼化苍龙的传奇:放牛娃出身的苦孩子,削平群雄北逐暴元,开创享国近300年的大明王朝,赫然成为中华五千年出身最贫寒的开国皇帝。成功之神奇,为历代所称颂。而数个世纪以来,一个问题却始终争论不休:他是怎样做到的?历朝看法各不相同,主修《明太祖实录》的明初大儒董伦感叹:“盖因天命所属,时运眷顾也。”一句“天命”,颇有“君权神授”的味道。改革家张居正言:“太祖得天下,因不拘成法也。”说“不拘成法”,赞朱元璋,顺便也给自己的改革“贴金”。清朝史学家赵翼评:“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也。”草根出身的“淮右布衣”,成了清朝史家眼中的“复合型人才”。近现代台湾史学家李光涛则归结出了朱元璋成功的六字要诀:用贤,善学,敢战。时代更迭,后世旁观者清的见解,各有千秋。各有千秋的见解,串联起朱元璋的成功史。无数的历史画卷中,被遗忘的却是发生在大元朝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的一个“盲点”,恰是这个盲点,藏着朱元璋问鼎江山的答案。一这个盲点,是一次普通的问答,主人公是朱元璋与刘基。背景简单:一个是已占有南京,基业初立,却身处元朝廷、张士诚、陈友谅三强夹缝中,争天下局面正走到“十字路口”的“红巾义军将领”朱元璋,一个是声名在外的江东大儒,乱世中久历沉浮,经多次邀请方投奔而至,初来乍到的大谋士刘基。对话的内容很复杂,后世多注意了刘伯温进献的堪比“隆中对”的《时务十八策》,却忽略了其中朱元璋的一个问题以及刘基的回答——义军“九恶”论。朱元璋的问题是:天下“义军”(红巾军等反元农民军)之所以屡起屡灭,难以成事,其根由在何处?刘基答:所谓“义军”,虽一时兵势浩大,却多难长久,其原因正在于“九恶”。九恶者,一恶“不敬孔孟,亵渎圣人之道,败坏天理人伦”;二恶“攻伐无度,形同流寇”;三恶“时降时反,相互猜疑”;四恶“粮饷不能自足,临阵不知兵法”;五恶“掠人妻女财产,只知取之于民,而不知养于民”;六恶“为将者心胸狭隘”;七恶“为士者缺乏训练,作战形同群殴”;八恶“胜时聚集,败时作鸟兽散”;九恶“此义军与彼义军之间,相互猜疑,互相攻伐”。史载朱元璋边听边“闻之勃然色变”。而刘基却毫无惧色,继而总结发言:“九恶不除,虽称义军,实则草寇流贼。”这番宏论实在是大胆,彼时的朱元璋虽已是割据一方的吴王,却依然奉红巾军头领“小明王”为正主,所谓“九恶”论其实是当面骂了朱元璋。刘基话音刚落,朱元璋“愤然而起,掷杯怒目”,眼看着,刘基仿佛要人头不保了。然而片刻之间,朱元璋朗声大笑,满面怒气化作乌有,一句赞叹脱口而出:“千古名骂,万载相传!”刘基没有骂错,朱元璋更没笑错,所谓“九恶”论,虽条条如刀刺中朱元璋死穴,却是他从此打开帝王之门的钥匙。二“九恶”论如此重要,究原因:首先,“九恶”点出了朱元璋军队自身的弱点,可谓振聋发聩;二者,“九恶”点出了与朱元璋同时代的诸多“豪杰”不能成大事的根本原因,预言了他们最终失败的命运;最后,“九恶”点出了两千年历次农民起义虽轰轰烈烈,却大多只能走向灭亡,徒为他人做嫁衣裳的根由。甚至之后的明末农民起义,乃至清末太平天国运动,其结局也终不幸被“九恶”所言中。提出“九恶”的刘基,果不负他“渡江文士无双”的评语。刘基能够总结出“九恶”,实非偶然。面见朱元璋时的“九恶”论,其实早在4年前,就写在他致元顺帝的《平贼十策》中,那时他还是一个“深受国恩”的大元进士,并曾在浙东自募兵勇,尽心竭力围剿方国珍等“义军”,直到眼见元朝廷已腐败至不可救药,方才愤然离去。所谓“九恶”,是因他常年站在“农民起义”的对立面,耳濡目染才看得清楚。刻骨铭心的悟语,化作朱元璋逐鹿天下的利器。且让我们以“九恶”为线索,串一下元末农民大起义的风云景色。元顺帝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五月,内外交困的元王朝征15万民夫治黄河,因官吏暴虐导致民怨沸腾,终在“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感召下,由白莲教首领刘福通、韩山童率领,在河南黄陵岗起事,推倒了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多米诺骨牌。这以后就是群雄并起,风云际会。同年八月芝麻李等人在徐州起事,占领徐州。徐寿辉、邹普胜在湖北蕲州起事,十月称帝,国号“天完”。郭子兴、孙德崖等人在安徽凤阳起事,这些都属“红巾军”派系,作为“红巾军”核心的刘福通一部,更是在4年后建都亳州,立“小明王”韩林为帝,国号“大宋”,正式扯起了“反元复宋”的大旗。浙江的方国珍和江南张士诚,虽不是“红巾军”一脉,却也割据一方。大江南北,可谓沸反盈天。可“起”得快,“灭”得更快。身为“核心”的刘福通起势猛,一度攻克宋朝旧都汴梁,接着挥师三路北伐,气焰滔天,却犯了“九恶”中“攻伐无度,形同流寇”一条。三路北伐只知流窜攻城略地,毫无战略目的。接着又不幸“胜时聚集,败时作鸟兽散”。西路军攻陕西凤翔失利,一路溃散。东路军受挫后起内讧,两位主将赵均用和毛贵窝里斗,先是赵均用杀了毛贵,接着赵均用又被毛贵手下杀掉。赫赫大军,群龙无首,顿成流寇。虽一度攻克元上都甚至占领高丽,却终在元朝镇压下全军覆没。元气大伤的刘福通连连败阵,至正十九年(公元1359年)被元廷击破后,携“小明王”于滁州投奔朱元璋,“反元复宋”,昙花一现。其他诸路豪杰犯“九恶”更甚。郭子兴与孙德崖联合占领凤阳,接着“时降时反,相互猜疑”,几个主要领袖明争暗斗。郭子兴本人也“为将者心胸狭隘”,甚至几度听信谗言,欲治死彼时身为他部将的朱元璋。徐寿辉的“天完”政权更甚,建国后“攻伐无度”,很快因战线太长,遭元朝反扑。做“皇帝”的徐寿辉,被部将倪文俊篡权,倪文俊又被天完政权另一悍将陈友谅干掉,连国号也改成了“汉”,这何止是“相互猜疑”,简直是“窝里反”。南方的张士诚以及方国珍,则是“时降时反”,割据了一块土地就不思进取。所谓“各路豪杰”,终不是成大事之人。有几恶,各路豪杰很有“共同语言”。如“掠人妻女财产,只知取之于民,而不知养于民”,以刘福通的红巾军及方国珍为最。刘福通的红巾军三路北伐,导致主战场山东“赤地千里,乡民纷纷结团练以自保”。方国珍居浙东,常“大掠沿海,荼毒生民”。至于“不敬孔孟,亵渎圣人之道,败坏天理人伦”这条,更是通病。红巾军以“白莲教”为思想支柱,所过之处,甚至发生过焚烧学堂,拆毁宗庙等事。对所掠的读书人,也无不“极尽羞辱斯文之能事”。这里面例外的是张士诚,在占领苏州后“修儒尊孔,礼敬文士”不假,却很快沉溺于和文人们的饮宴诗文唱和,全然是宋徽宗做派。至于“为士者缺乏训练,作战形同群殴”,元末农民军,多未受过正规训练,起事时遇到腐败元军,尚能战而胜之,后来元廷启用察罕帖木儿、王保保等名将,整顿了“正规军”的战斗力,便使多路义军连连败绩。最要命的恰是

                      己太没自信,因此她下意识想为丈夫的暴行找借口;“谁能怪他”——言下之意是“这是我自找的”。她哭了起来,她很难过,因为自己的问题让全家人付出极大的代价。我无话可说,无论我说什么都无法挽回或减少她的损失;我只能表示我了解这让她有多难受。卡伦离去前,我请她下次尽可能记得把霍尔顿的东西带来给我。她点点头,泪眼婆娑地望着我。※※※※卡伦再次来到我的办公室。这次她带了一幅画;画中的她在‘新窝’里——心灵之屋前院的大树。天空湛蓝,阳光灿亮,每一根树枝上都有一个分身的名字。她还交给我一封信。我立刻打开与她一同阅读。1998年3月22日亲爱的贝尔医生:我们即将融合我的最后一个分身,但我发现,我害怕自己没办法在失去多重人格的状况下继续生活。在霍尔顿融入我之前,我必须让你明白我的想法——我认为这很重要,如此你才能了解融合后的我可能会有什么感觉。融合后的我将变成什么样?我应该被称为什么?是“融合康复后的多重人格障碍”患者还是别的类似的名称?我的心智支撑我度过这么多年的日子,并且总是很努力想保护我、治愈我。如果可以选择,我当然不想生病;但既然我病了,我就必须想办法活下来。虽然我已融合17个人格中的16个,但是以“未分离”的方式经历每一天,这感觉仍令我相当恐惧。这种恐惧是正常的吗?我会害怕吗?我们该如何进行霍尔顿的融合?我已经不太想回到那个小房间了,感觉不舒服。我为什么会这么想?我的内在世界出了什么问题吗?我的言行举止会不会变得像男人一样?谁又该负责开车载我们回家?卡伦“我发现一件有趣的事。”匆匆阅读她的信之后,我对卡伦说。“你还是用‘我们’而非‘我’来思考。等你与霍尔顿完成融合回到家,你就得用‘我’而不再是‘我们’了。说不定你就是在担心这个:只剩下一个‘你’了。”“我害怕未来,”她说,“我不曾考虑过将来。从以前到现在,我只想着该怎么熬过每一天。”我告诉她,我能了解她对未知的恐惧,但我认为她有能力应付一切。进入催眠状态后,我跟霍尔顿说话。“我想,今天卡伦应该把录音带带来了吧?”我对霍尔顿说。三番两次的拖延已令我不耐烦。“噢,抱歉。”霍尔顿闻言弯下腰,打开卡伦的手提袋。他捧着袋子的模样颇不自在,仿佛他不曾拿过女用手提袋,并为此感到尴尬。他拿出两盒微型卡式录音带,递给我。“希望这能对你有所帮助。”※※※※当天稍晚,我在家听霍尔顿的录音带。录音时间是1998年2月12日至18日。第一盒带子并不长,大概只录了15分钟,结束得有些唐突。他说他不习惯对着麦克风说话,感觉很奇怪。他告诉我他自己的最新状况,并表示之前融入的人格尚未混合完全;他觉得卡伦急着想在最后一次融合前将其他人格混合完毕。他向我保证,卡伦完全不需要这么做,因为混合可能得历时数月才会完成。但快速涌现的记忆已经让卡伦大感吃不消了。我想起卡伦形容过这种感觉:“关不掉的水龙头。”霍尔顿也叙述了因为他们的人格分裂系统带来的经济上的问题,以及他准备在融合之前把这些账单分类整理好。我边听边思考;或许,我可能永远都无法搞清楚多重人格障碍及其操作方式,但凯瑟琳曾说过,他们没有一个叫“卡伦”的核心人格,只有17个人格组成的集合体。大多时候——诚如霍尔顿在录音带里所叙述的——“卡伦”是其他人格呵护、照料的对象。或许他们之间如何区隔并不重要,或许霍尔顿和其他人对这个系统如何组织运作也缺乏完整、客观的认识。不过,我常不免纳闷,他们口中的“卡伦”究竟是哪一个?说不定是“肉体”的卡伦,那个承载所有人格的卡伦。最后几分钟,霍尔顿再次强调他会让卡伦自己应付所有场合,他只会在需要时现身。他说,他们都是卡伦痛苦的化身。如果她童年所受的痛苦是正常的,她理应能自己承担;无奈她的痛苦并不正常,所以他们这群分身只好尽力而为。第二盒录音带内容比较长,大概有50分钟。从第18分钟开始,霍尔顿特别提到他为完成最后一次融合(也就是他自己)所做的暂时规划。完成融合后,他建议卡伦先找个汽车旅馆住一晚。他说他会耐心等候,直到我下达“释放记忆”的指令,他才会开始把他的一生放进卡伦的脑子里。显然,霍尔顿可以压制或不压制部分想法。他不希望卡伦在设法应付融合的影响之余,还得忍受丈夫骚扰。他认为她丈夫是目前最大的问题,她迟早有一天会离婚。霍尔顿要我密切关注卡伦。他担心失去分身会令卡伦情绪低落,甚至可能有自杀的危险。他说,他总是勉力而为,尽力照顾这一大家子,他真的累坏了;不过他也感受到一股宁静祥和,因为他终于可以把担子交给我了。霍尔顿说我必须在融合完成后,立刻询问卡伦得到哪些记忆;因为她的记忆必须借由我的提问激活,她才会开始想起来。他知道这并非我的惯用模式,但他向我保证这绝对不会影响她的记忆。咱们看着办吧,霍尔顿。“要放下一切真的好难。”霍尔顿在录音带中说道,但他准备好了。换个角度想,这就像孩子长大,翅膀硬了,父母必须放手任其飞翔。他认为卡伦和我将会继续这趟艰难又折磨的旅程,但是当我们来到终点,一切都是值得的。他将这个内在系统看作是神的赐予,是一套任何人皆无法想象的系统;能成为这群人格的头儿,并且被选为他们的保护人,霍尔顿深感幸运,也十分骄傲。最近他常常在想自己该用什么方式融合。他已关闭心灵之屋内的所有房间,也会在自己融合前关闭位于心灵之屋外属于他的个人空间。我想我应该可以邀请他来我的办公室,在这儿进行,不知行不行得通?录音即将进入尾声,霍尔顿说他很享受我们的每一次对话,还说我是他这辈子认识最有价值,也最重要的男人。虽然他永远都会是卡伦的一部分,但卡伦已不再需要他。回顾这一生,他活得既痛苦又悲哀,而现在该是重新开始的时候了。※※※※“从以前到现在,我一直有其他可以遗失时间的对象,”卡伦皱着眉头说,“等最后一个分身融入我,我想我一定会心脏病发作。万一我变了怎么办?万一我不认识自己了怎么办?”“你不会因为霍尔顿融入而失去任何东西的,”我再次向她保证。“他会加入你,就像其他人一样。现在可以让我跟霍尔顿谈一谈吗?”卡伦的视线穿过我。片刻后,她微微撑起腰杆,坐姿挺直了些。“我来了,贝尔医生,”霍尔顿说。“不用催眠!”我大叫。“是的。现在我都跟她一块儿出来,但她并不喜欢共享时间,也会排斥,不过她自己并不知道。照这个状况看来,假如不进行催眠,我想我也没办法跟她融合。她似乎比较喜欢她的小房间,但我已经关闭它了。”“是这样啊……”咱俩都想了好一会儿。“我们可以在院子里进行。在她的树下,”我提议。霍尔顿沉思片刻,“应该行得通,”他说。“好极了,”我说,“就这么办吧!对了,最近卡伦倾向改用左手,莫非是受到你的影响?”“对,她为此有些不愉快。她会用左手拿餐叉,想也不想就吃了起来。跟我一起出来,对她来说果真是很大的折磨。我不知道她会这么辛苦。”“你觉得现在还有必要跟她共享时间吗?”我问。“嗯,应该不需要了,”说完,霍尔顿叹了口气,“说真的,共享时间给我的压力也很大。融合之前,我不会再干扰她了。”“好,”我说,“我们会依照以往的方式为你进行融合,但地点改在树下。”“好的。”1998年4月15日亲爱的贝尔医生:我对我自己感到失望。我以为我已经操作得比以前好,以为我什么都知道,并因此心情变好,实则不然。我仔细思索自己为何心烦意乱,这才明白恐惧早已像毯子般裹住我、控制我。我对人生感到恐惧,对未来的我感到恐惧。我完全不知道什么叫“完整”。你瞧,比方说,在霍尔顿融入我之后,我理当变得完整,处于最佳状态。我会变得更完美,但我却不这么认为。我认为,迈向“完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绝大多数的人一辈子只有一趟旅程,他们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向前迈进,最后成为他们有能力胜任的那种人。但我不一样。我必须走两趟——第一趟先自我融合,然后才是第二趟——跟其他人一样——发现自我。如果不先走完前面那一趟,我就无法展开第二趟旅程。然而到时候,我必须跟其他人一样,充分发挥我的力量,经营我的人生——这就是我的恐惧。我有力量重新开始吗?此时此刻,我只觉得精疲力竭、全身无力,失去了方向。我相信天主已为我准备好第二次机会,一个全新的开始。我怕我会搞砸,但我不会放弃。长期以来,我都是别人的受害者;如今我要在任何人胆敢伤害我之前,全力为自己奋斗。卡伦1998年4月29日,卡伦来到我的办公室。她看来有些紧张和疲倦,但很开心。她给我一本霍尔顿整理的剪贴簿,名为“我们的相簿”;相簿里尽是卡伦童年时期的照片,霍尔顿——在照片底下注明拍照当时现身的人格。霍尔顿还写了封信给我,描述他今天早上——赶在卡伦出发前——为她做了哪些重要工作,今晚在汽车旅馆过夜的手续也办好了。他说他的最后几个动作将是“到旅馆柜台登记,进房,洗最后一次热水澡,写信,摆好食物和饮料”。他在信的末尾写道:“我挑了二楼的房间,房间号码是218,在电梯和制冰机旁边,位置很好找。现在是下午3:59,我得回到里头,让卡伦准备一下,然后开车到你办公室进行融合。待会儿见。”“如果能嫁给这么有条理的人,应该很不错,”卡伦说。“他为自己的融合做了一大堆准备,”我说,“显然,他想照顾你到最后一刻。”卡伦并未注意我说了什么,她凝视窗外。“这将是我此生第一次,独自一个人,”她近似自言自语地说。她转头看我,“我害怕,却又觉得很开心。我准备好了。”我展开例行催眠仪式。这次我并未引导她进入特别房间,而是依照我先前和霍尔顿讨论好的,来到心灵之屋前院的那棵大树下,请她欣赏这个充满生气、色彩缤纷的世界。待她进入深度催眠状态后,我请霍尔顿出来。“你现在感觉如何?”我问。“我准备好了,”霍尔顿摇头长叹,“我累坏了。”“卡伦也是。”霍尔顿点点头。“我设法在她浅眠时出来,而非她熟睡的时候,”他解释道。“如果我等到她熟睡,我自己也会被关在她的睡眠中。”“你怎么出来?”我问。“我试着不打断她的睡眠,”他继续解释。看得出来,他绞尽脑汁想找到正确字句描述这个过程。“等她睡着约10到15分钟,或是做了一场梦以后,我再伺机行动……我想大家都知道做梦很重要。然后我出来,办完事再回到里头躺下。卡伦醒来后,她会以为自己睡了一场好觉。”“直到她发现那天晚上车子多跑了200英里?”我说。霍尔顿摇摇头笑了起来,然后点点头。“那是我最能好好思考的时刻。”“我想告诉你,在整个融合过程中,谢谢你一直帮助我们,”我说,“如果没有你一步一步地指示,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办法应付,从而走到今天。”“我很高兴能跟你合作,贝尔医生。我一个人无力完成这些,我需要你的协助。从以前到现在,保护大家一直是我的职责;最初决定让你知道其他分身的人,其实是我。”“你是说克莱尔的那封信?”“对。她常出来,也常观察你。她迷上你了。她问我,你什么时候才会知道我们的存在?她想写信给你,我说好,然后帮她把信寄了。治疗过程中,我们一直都在,也一直在观察。”霍尔顿点头对我笑了笑,我顿时领悟:这些年来,他的影响力果真无所不在。“你准备好了吗?”“嗯。”我请霍尔顿先退一步,待会儿再请他过来。我确认卡伦还在树下,再次加强她的催眠深度。我告诉她,我会跟她一起待在草地上,等她见着我了,我再请霍尔顿加入我们。“你能形容一下霍尔顿的模样吗?”我问她。这一刻,我情绪激动,但仍设法控制声音和稳定度。卡伦坐在椅子上,眉头深锁,专注于她内心的场景。“他很高,”她说,声音听起来好遥远,“他穿白衬衫、黑西装,打了领带。头发是褐色的……”“他说了什么吗?”我问。“他说他很高兴终于见到我了。”她停顿一下,身体向前倾,“他要我站起来。”“噢,请便,你喜欢怎么样都可以,”我说。她并未真的站起来,只是一直往前倾。我猜她应该是在心里完成这个动作。“他看起来好高,”卡伦描述当下的体验,“他说,这么多年来,他总是设法为我做最好的选择,尽力保护我。”卡伦停下来,侧头聆听。“他说他已经跟你成为好朋友了,他会很想念这段时光;但是为了我好,他最好还是与我融合,让我变得完整。”她再度倾听。“他叫我不要害怕,不要担心。我跟他说我已经准备好了。他点头,对我微笑。他说,等他融入我,我会想起全部事情,也会像过去一样感觉到其他人的存在。他说我需要进行最后这一次的融合,让自己变得完整。”“那么,你准备好了吗?”我问。“他也这样问我!”她回答。“他会跨进我,就这样。现在他把手摆在我的肩膀上。他说,这个星期他过度使用手臂,也知道我会不舒服,所以他在行李箱里放了一个冰袋。他问你可以继续了吗?”“可以啊,请便。”我尽力控制声音,维持镇静与信心。“他说,他将会在‘另一边’看着我。”卡伦不再说话。她微微移动身体。“一切开始改变了……我可以感觉它正在发生……”卡伦停下来,表情扭曲,看得出来她正在努力接受霍尔顿。时间一分一秒慢慢溜走,感觉过了好久好久。“他完全融入了,”卡伦终于开口。她捂住耳朵,弯下腰,轻轻地前后来回摇动,然后哭了出来。泪水滑下她的脸庞。“怎么了?”我问卡伦。她没搭腔,仍自顾自哭泣着。“他走了,你很伤心吗?”卡伦点点头,仍哭个不停。我陪她坐了好一会儿,陪她吸收霍尔顿的记忆,她经历的一切,还有他留在她心里的感觉。“你想回来了吗?”卡伦渐渐止住啜泣,我赶紧问她。她点头。我必须让她准备好进行下一个步骤。“等你到达旅馆,霍尔顿才会开始融入,”我说,“你会清醒地开车,并且安全抵达。”我带她离开催眠状态,她遮住眼睛,阻挡光线,然后抹去脸颊上的泪水。“好奇怪……”她说。“恭喜你,”我说,“不过,未来几个礼拜你会很辛苦哟。”卡伦点头,再次哭了起来。“以前我有个内在大家庭,”她说,“现在他们都不见了。他们一辈子都在照顾我,为我付出那么多……我觉得他们好像都死掉了。这么多年来,总是有人陪着我……”卡伦止不住抽咽,然后又说,“我的听觉变得非常敏锐,可是现在我只觉得好安静。”“你的脑子里安静下来了?”“对……我只听到一些普通、正常的声音。”她看看屋里,仿佛正以全新的眼光注视一切。“你开车应该不会有问题,”我说,“你知道怎么去那个旅馆吗?”她点头。“明天打电话给我,让我知道你的状况。”她再次点头。我目送她离开办公室,一股深深的失落感袭上心头。我想起过去这段日子,以及她带来的种种混乱与骚动;我还想起那些消失的分身们,尤其是克莱尔和迈尔斯。我会想念他们的,可爱的克莱尔和勇敢的迈尔斯。现在,这些特质全部藏在卡伦体内,但我却再也无法看见他们独立展现了。治疗卡伦是我职业生涯中最重要,也最令我着迷的一次经验。我想卡伦和我都会怀念这段时光。※※※※隔天早上,卡伦从旅馆打电话给我。她说,昨晚她彻夜辗转难眠。记忆如洪水般冲向她,但她没事,她很好。卡伦不想说话,她太累了。她试着将回想起的记忆写下来,但回忆来得太快,她完全跟不上速度。我请她尽力而为,希望她两天后打电话给我。她答应了。两天后,我接到她的电话。卡伦说,记忆涌出的速度慢下来了。她说,从上次见面到

                      物博,人口众多,本来足可与秦、齐抗衡,无奈楚怀王昏庸无能,丧师辱国,将大好河山丢失了一大片,只能屈居第三。赵国在三晋中地域最广,又得代地的良马之利,位居第四。魏国在战国前期一度称霸天下,长达百余年之久。然而自魏惠王中晚期以来,国势每况愈下,逐渐沦为二流强国,反被秦、赵等国超越,排名第五。韩国地域狭小,东有齐,西有秦,南有楚,北有赵、魏,一直是仰人鼻息,在夹缝中求生存,排名第六。燕国地处北方,国力历来不强,加上当年子之之乱,差点被齐国所灭,后虽复国,但是元气大伤,在战国七雄中排名最后。现在要说的,是关于赵国的事。胡服骑射,赵军崛起赵武灵王继承君位,是在公元前326年,也就是秦国在龙门举行腊祭的那年。当时他才不到二十岁,上台后先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虚心向父亲赵肃侯留下来的重臣肥义问政,并且增加肥义的俸禄。第二件事,国内八十岁以上的老人,每月发给养老金。赵武灵王即位的时候,秦国已经强大,秦惠王任用张仪为相,施展连横手段,不断蚕食中原各国的土地,三晋首当其冲。赵武灵王知道,单靠赵国的力量,是无法与秦国抗衡的。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晋必须联合起来,共同抗击秦国的入侵。出于这种目的,他参加了公元前323年公孙衍组织的五国相王,赵国成为三晋中最后一个称王的国家。公元前318年,公孙衍组织五国伐秦,赵武灵王积极参与。但是,由于合纵各国各怀心思,最后真正讨伐秦国的,只有三晋的部队。秦国派樗里疾出关迎击,将三晋联军打得大败,齐国又趁火打劫,致使赵国遭受巨大损失。赵武灵王一怒之下,宣称:“有名无实的大王,我不当!”于是去掉王号,令臣民称自己为君。此举大有与合纵运动划清界限之意。确实,自此之后,合纵与连横之间的数次交锋,赵国基本上都没有参与。即便如此,秦国仍然没有放过赵国。公元前313年秦军伐赵,攻取蔺城,俘虏赵将赵庄。这一战史称“赵庄之战”,秦军斩首甚多,后来苏代说:“龙贾之战、岸门之战、封陵之战、高商之战、赵庄之战,秦之所杀三晋之民数百万……”足见赵国损失之惨重。赵国的威胁不只来自于秦国和齐国。赵国东北与东胡相邻,北面与匈奴相接,西北和林胡和楼烦接壤,这些都是游牧的少数民族,它们骁勇善战,来去如风,经常袭击赵国的边境地区,烧毁房屋,掳掠百姓,给赵国造成很大的困扰。更有一个中山,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几乎是“嵌”在赵国腹地,成为赵国的国中之国,让赵武灵王吃不香,睡不好。究竟怎样才能让赵国强大起来?公元前307年正月,赵武灵王召见肥义商议天下大事,谈了整整五天五夜。然后赵武灵王亲自率兵讨伐中山,一直打到房子(地名)。接着他又巡视代地,北至无穷(地名),西至黄河,游览了一圈之后才回到邯郸。他将所有大臣都召集起来开了一个务虚会,会议的主题是:如何将赵国建设成为一个军事强国?他在会上说:“过去我们的先王顺应潮流,向南扩张势力,又沿着漳河、滏水修筑长城,攻取郭狼和蔺邑,在荏地打败林胡,但是未竟全功。现在我们北有燕,东有齐,西有林胡、楼烦和秦国,南有魏、韩,中有中山,如果没有强大的军队,随时可能灭亡,大家说怎么办?依我看,只有一个办法,向胡人学习骑射之术。但是,咱们中原人穿的宽袍大袖很累赘,我想先从服装着手,让赵国人从此改穿简短的胡服。”此言一出,群臣哗然。自古以来,中原民族有一种骄傲,就是认为自己比周围的少数民族高一等级。这种高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和技术上,更体现在文化上。简单地说,中原人认为自己是有教养的,而所谓的“四夷”是没有教养的。孔夫子就曾经说过,“夷狄之有君,不若华夏之无君”,意思是夷狄就算有人管,也不如华夏没人管,那是因为人的素质相差太远。中原人之所以有教养,是因为有先王和圣贤的礼乐教化,知道礼义廉耻。四夷则享受不到这种教育,所以又称为化外之民。说到学习,从来都是四夷向中原学习,没有听过中原向四夷学习的。让中原人穿胡人的衣服,简直就像让清朝人剪辫子、穿洋服一样,完全不可理喻。当时就有人在堂下嘀咕:“我们才不向胡人学习呢!太没面子了,天下诸侯会怎么看我们?列祖列宗会怎么看我们?”“骑射便也罢了,还要穿胡服,这不是全盘胡化么?那样做,符合我们赵国的国情么?”“我们决不走胡服骑射的邪路!”朝堂上像是炸开了锅。肥义站在赵武灵王旁边,大声说道:“请大家安静,听主公训示。”好不容易才让群臣平静下来。这也是赵武灵王意料之中的事。他对群臣说:“我知道你们难以接受,但我要告诉你们,身为国家的大臣,失意的时候要表现出良好的品德,而掌权的时候就要做对君主、对百姓有益的事,这才是臣子的职分!如今赵国强敌环伺,危机四伏,要想突破重围,必须要有非常之举。自古以来,创造盖世功业的人,必然会受到世俗的指责;凡有独到见解的人,也会遭到愚妄之人嘲笑。我现在要用胡服骑射来训练全国的百姓,培养他们的尚武精神,建立一支无敌于天下的骑兵,肯定也会遭到国人的反对。即便如此,我也不会改变主意,因为只有这样,赵国才有出路,才能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立足和生存。”散会之后,赵武灵王将肥义留下来,说:“您看这事怎么办?大臣们都说不通,还怎么在全国推行?”肥义说:“您既然下定决心,就不用管人家怎么说了。但是如果能够先说服您的叔叔公子成,事情就好办多了。”公子成是赵肃侯的胞弟,在赵国王室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如果能够做通公子成的工作,就基本上能消除王室中反对的声音。赵武灵王先是派了大夫王绁(xiè)去公子成府上转达他的意思——“我明天就要穿着胡服去上朝,也想看到叔父您穿着胡服。在家中应听宗主的话,在朝中要听君主的话,这是先王定下的规矩。叔父如果不穿,恐怕天下人会议论纷纷,看咱们赵国的笑话。改穿胡服不是为了生活舒适养尊处优,而是为了培养国人的尚武精神,增强赵国的军事实力,请叔父一定要支持我。”公子成很惶恐地说:“我长期卧病,没能入朝向国君请安,十分失礼。国君要穿胡服的事,我已有所耳闻。现在国君既然派您专门来向我说起,我便斗胆说一句——中原本是四夷奉为楷模的地方,您却要背离中原的习俗,去穿四夷的奇装异服,这不是搞反了么?”王绁见话不投机,不敢多说,回去向赵武灵王禀报。赵武灵王说:“叔父有病,我应该去看看他。”赵武灵王亲自来到公子成府上,这时已经是深夜。叔侄俩寒暄一阵之后,屏退众人,作了一番长谈。赵武灵王说:“所谓衣服和礼仪,都是为了让人们更加方便而设计。断发文身,裸露胳膊,是吴越一带人民的习惯,主要是因为当地气候潮湿,湖泊众多,这样穿着便于干活。如果要那里的人也像咱们一样穿着宽大的袍子,不但行动不方便,同时还会觉得别扭。”公子成说:“您说得对,赵国这个地方,就不能像吴越一样,所以咱们的老祖宗设计衣服,是根据本地的特点而设计的,您现在为什么要改呢?”赵武灵王说:“人的思想变了,国家的政策就得调整;客观形势变化了,礼仪也应该随着变化。中原各国都讲礼义,但是各个地方的风俗教化还是有很大区别,并不是完全按照先王最初确定的原则来定的。同样是礼仪,秦国和三晋不同,赵国和魏国也不同。所以圣贤认为,只要对国家有利,就可以大胆变革,采用新的方法,不必拘泥于什么先王之道。”赵灵王的意思很简单,从来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规矩,你别以为坚持穿传统服装就是没有背叛老祖宗,其实早就背叛了!公子成听了,呆若木鸡,不知怎么反驳。赵武灵王又说道:“越是思想闭塞,越多古怪的规矩;越是歪门邪道的人,越喜欢强词夺理,夸夸其谈。对自己不能理解的事不妄加否认,这才是公正宽容的态度。我知道,叔父所讲的是坚持习俗,而我讲的是驾驭习俗。赵国夹在秦国与齐国之间,战略地位很不利,又有东胡、林胡和楼烦不断侵扰,必须大刀阔斧进行军事改革,建立一支强大的骑兵,才能应付越来越复杂的局势。”公子成显然已经被说动了,但还是嘴硬:“我怕您这样做,会招来天下议论,给简主、襄主身上抹黑啊!”简主就是赵简子,也就是赵鞅;襄主则是赵襄子,也就是赵无恤。三家分晋以来,赵国一直将赵鞅、赵无恤父子尊为国家的创始人。赵武灵王见公子成搬出简主、襄主来压他,不觉微微一笑,道:“当年,简主选择襄主为继承人,就是因为襄主目光长远,能够吞并戎地,消灭代国,赶跑东胡,为赵氏开疆辟土。我现在要做的事,也就是要继承襄主的遗志,为赵国驱除胡虏,巩固边防,怎么是给祖宗抹黑呢?叔父就算不记得这么远的事,赵庄之战咱们遭受的惨败,总还是记得吧!”听到赵庄之战,公子成便浑身发抖,意绪难平。他没有再反驳赵武灵王,而是拜伏在地上,心悦诚服地说道:“老臣愚钝,不了解您的远大志向,竟然说三道四,实在是罪过。”第二天一早,公子成和肥义都穿着胡服上朝,满朝文武见了,知道这件事已经势在必行,没有人再敢提反对意见。赵武灵王于是下令全国都改穿胡服,招募骑马射箭之士扩充骑兵。这一年,秦国的甘茂刚刚攻下宜阳。传位次子,埋下隐患公元前306年,赵武灵王再度讨伐中山。赵军骑兵部队攻至宁葭(今河北省石家庄),西略胡地到榆中(今陕西省榆林,在秦国上郡以北),林胡王归顺赵国。赵武灵王命代相赵固兼管榆中地区,并将林胡骑兵编入赵军。公元前305年,赵武灵王第三次讨伐中山。经过胡服骑射改革的赵军实力强横。赵武灵王派周袑(shào)统领右军,许钧统领左军,赵章统领中军,他本人亲自挂帅。同时命将军牛翦统率车骑之众,赵希统率林胡和代郡的骑兵。赵军向北攻至恒山,向南攻至封龙(今河北省石家庄西南),中山王被迫割让四座城池求和。赵武灵王答应了中山王的请求,转而麾兵西进,于第二年征服了榆中以北的貉人部落,在那里设置九原郡和云中郡。公元前303年,赵国又攻中山,北至燕国,西至云中、九原。公元前300年,赵武灵王第五次进攻中山。公元前299年五月,正当楚怀王应邀出访秦国被拘的时候,赵武灵王作出一个重大决定:将君位传给次子赵何(即赵惠文王),由肥义出任相国,辅佐赵惠文王听政。而他本人从此号称“主父”,带领军队向西北开拓疆土,还打算从云中、九原一带向南直接袭击秦国。公元前298年,赵武灵王西出代郡,讨伐楼烦。楼烦王割地求和,赵国从此将楼烦部落纳入势力范围,并将楼烦骑兵也编入赵军。公元前297年,赵武灵王经过十年的攻略,终于彻底消灭中山,为赵国摘除了这个心腹大患。至此,赵国北方地区皆已平定,由邯郸至代郡的道路畅通无阻。赵国兵强马壮,威势直逼秦、齐二国。也就在这一年,赵武灵王心满意足地回到邯郸,奖赏有功之臣,大赦囚徒,连续举办了五天的宴会来庆祝。在这次宴会上,赵武灵王宣布封长子赵章为安阳君,驻守代郡,并命田不礼为安阳相,负责辅佐赵章。关于赵章,有必要说明一下。赵武灵王一生娶过两位正妻。公元前321年,他娶了韩宣王的女儿,尊为夫人。赵章就是这个女人的儿子,一度被立为太子。可是到了公元前310年,赵武灵王又娶了大夫吴广的女儿娃嬴,十分宠爱,立其为王后,也就是史书上所说的“惠后”。后来惠后生了赵何(赵惠文王)。赵武灵王便废除了赵章的太子之位,改立赵何为嗣君。可想而知,赵章对于赵惠文王,是很不服气的。即便被封为安阳君,也不能减轻他心中的愤恨和不满。大夫李兑,是个善于察言观色的人,当时就对相国肥义说:“公子章(即赵章)为人强悍骄横,而且党羽众多,是个有野心的人。田不礼为人刻薄残忍,自视甚高。这两个人搞到一起,不出乱子才怪!”肥义说:“我也知道啊!可是他是主父的长子,又曾经被立为太子,现在主父封他为安阳君,我们这些做臣子的能有什么意见?”李兑说:“您怎么能够没意见?您是相国,要对这个国家负责任啊!再说,如果发生什么事情,矛头必然指向您,您将是第一个受害者。仁者爱惜万物,而智者防患于未然,如果您不能做到仁和智,何不假称有病,把政务交给公子成处理?”肥义说:“那怎么行!主父把大王托付给我,我接受了使命,就要负责到底,怎么能够因为有危险就不干呢?”肥义是这个态度,李兑也不能再劝了,说道:“那好,您多保重吧!我能够见到您也没几年了。”李兑说完,抹着眼泪走了。后来他又去找公子成,多次提到要防备田不礼的事。话虽如此,肥义却多留了一个心眼,交代亲信高信:“公子章和田不礼的情况令人担忧,他们表面上对我恭恭敬敬,内心却十分险恶。特别是田不礼这个人,又贪婪又有野心,如果有朝一日他假传主父之令,突然发难夺权,我是不会奇怪的。坏人出入不可不防,从今天开始,你要替我盯紧一点,假如主父有事要召见大王,你一定要先告诉我,让我把情况摸清楚,确定没有问题了,才能让大王前往。”宫廷内外的这些尔虞我诈,赵武灵王一概不知。他现在考虑的主要问题,是赵国逐渐强大后,该采取什么样的外交路线来获得最大利益。据《战国策》记载,当时赵国的大臣中有两种意见。富丁认为,齐、魏、韩三国正在攻打秦国,赵国应该与齐国联合,趁机削弱秦国。楼缓则认为,齐国现在通过孟尝君合纵韩、魏,势力十分强大,已经对赵国构成威胁,因此赵国应该联合秦、楚,共同对付齐国。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双方争执不下。赵武灵王说,你们别争了,让我先了解一下情况再作决定。不久之后,一个赵国使团来到咸阳。使者进宫面见秦昭王,递交国书,传达了赵惠文王关于加强两国关系的好意。这位使者身材高大,髯须飘逸,说起话来派头十足,而且条理清晰,很有说服力。秦昭王不禁暗暗称奇,问了他一些关于赵国的情况,他的回答总是很到位——三言两语便让秦昭王知道了事情的大概,但是又不会让他有过于深入的了解。主客之间谈了一个上午。使者告辞后,秦昭王越想越不对劲,第二天便召集曾经出使过赵国的外交官,问他们有没有留意到赵国有这么一个人物。秦昭王的意思,天下英雄,不论国籍,只要是对秦国有用的,都应该网罗到秦国来。眼下这位赵国使者,虽然只见过一面,却有一种排山倒海的气势,如果愿意留在秦国,就是让他做个相国也没问题。可是,大伙听秦昭王的描述,都摇着头说,没见过,真没见过这么个人。后来有个家伙蹙着眉头想了半天,恍然道:“大王所说的这个人,莫非就是赵主父?”秦昭王大吃一惊,赶紧派人到宾馆再去打探,发现赵国使团还在,使者却已经不见了。逼问之下,使团成员才告诉秦国人,那使者确实就是赵主父,他从宫中出来,立刻骑上骏马飞奔回赵国,这个时辰,估计已经出函谷关了。赵武灵王回到邯郸,便将大臣们召集起来说,我跑了一趟秦国,主要了解了两件事:第一,秦国地形险阻,易守难攻;第二,秦王气度不凡,虽然有太后制约,仍然是一代英主。有这两点,赵国暂时不能与秦国为敌。赵武灵王当场决定,赵国现在的外交政策是与秦国搞好关系,一心一意向北发展,谋求更大的战略空间。于是派楼缓出使秦国,以加强两国联系。楼缓后来深得秦昭王信任,一度出任秦国的相国。北狄易灭,政变难防关于惠后这个女人,其实也是有故事的,而且这个故事还要追溯到很久以前。据《史记》记载,当年赵国的先祖赵鞅,曾经有一次发急病,五天五夜不省人事。家臣们都慌了神,请

                      我开始不确定我到底是在生谁的气。他努力微笑着。他主动说:“莫迪姨婆的确是有幽默感,哦,她可喜欢开小玩笑了……”然后他给我说了一个故事,我从莫迪那儿已经听过好几遍了。她帮一家打扫卫生,那家人开了个蔬果店,女主人对她说:“你要不要尝尝这季的时鲜草莓?”然后在满怀期待的莫迪面前摆了一个漂亮的碟子,配上糖罐和奶油,在碟子里放了独一颗草莓。莫迪吃了草莓,然后对那女人说:“你要不要试吃一下我后院树上的樱桃?”她拿一个大牛皮纸口袋装了一颗美味的樱桃,带给那女人,并且当场辞职走人。说到这儿的时候,那家子里又有好几个人围了过来。有些我在那次了不起的午餐上见过,另外一些是新面孔。他们对于莫迪衣着考究的优雅朋友很好奇。我说:“她以前还常说起一个故事,是这样的。她当时失业,在这之前因流感而丢了清洁工的活。她身无分文,在回家的路上一直祈祷,帮帮我吧,上帝,帮帮我吧,上帝……然后她低头,看到人行道上有半个克朗。于是她说,谢谢您,上帝。她走进最近的一家店,买了一个葡萄干面包,站在那儿当场就吃了,她实在太饿了。然后她买了面包、黄油、果酱,还有一点牛奶。还剩下六便士。回家的路上,她去了教堂,把六便士投进捐款箱,对上帝说,您帮了我,现在我帮您。”我周围一张张脸上的表情在说,他们是该笑还是不该笑?这是个笑话吗?因为莫迪可会开玩笑了!他们显得十分狐疑,他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他们不知道该不该再讲点过去的事。我则在想,这有什么意义吗?他们多少年前就把莫迪一笔勾销了。那个姐姐(黄土哗啦啦填进墓穴的时候,她还在抽抽搭搭地哭着,搞出不小的动静),没法正视自己是如何利用莫迪,又如何把她赶走,用完就把她赶走了,于是就说莫迪根本就不可救药——找这样那样的借口,这家人就得以忘掉她。我站在那里,看着那一张张不安的蠢脸,决定自己懒得和他们纠缠。再说,最后打赢嘴仗的还是他们,因为,当我走到车旁时,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儿子追上来,用一种纡尊降贵的慈善口气说:“那么,我猜你下面会再给自己接个小任务,是不是?”就是这样,没什么好说的了。我火冒三丈地回到家,在房里打转,粗手粗脚,摔门砸桌,自己嘟嘟囔囔。就像莫迪。吉尔下班回来,站在那儿看了我一会儿,然后不慌不忙地走上前,拉住我的手,把我牵到我的大扶手椅前。我站在椅子边,她伸手给我摘帽子,我把它扯下来,递给她。“好漂亮的帽子,简娜。”她说。她看着我的手套,我把它们脱下来,递给她。“好漂亮的手套。”她温柔地推我坐下来,拿来一张脚凳,把我的腿抬上去。“好漂亮的鞋子。”她说。“我太生气了,”我说,“太生气,简直能活活气死。”“看得出来。”“如果我不让自己生气的话,我就得狂号痛吼起来。”“好主意,真的。”“就这会儿,我在生气。”“只要你知道自己在生谁的气就行。”外甥女吉尔说,然后去厨房,去给我泡一杯好茶。注释[1]“Wisdom”在英语中有智慧、明智、哲人的意思。[2]英国伟大的军事家纳尔逊名为Horatio,Horatia是Horatio的阴性变体。[3]芭芭拉·皮姆(BarbaraPym,1913—1980),英国小说家,写作生涯曾在1963—1977年间中断,因为出版商认为她的写作风格过时。1977年,著名传记家、史学家大卫·塞西尔勋爵(LordDavidCecil)以及诗人菲利普·拉金(PhilipLarkin)都撰文称皮姆是“20世纪最被低估了的作家”,她的创作事业由此得到转机,新作品再次受到好评。[4]圣约翰森林是伦敦一个区。它地处伦敦西北区,是著名的富人区。[5]几尼(guinea),即1.05镑。1663年英国曾发行过这种金币,等于21先令,1814年停止流通。[6]莉莉丝(Lilith)这个名字是犹太民间传说中亚当的第一个妻子,也是中世纪魔鬼文化中的著名女巫,还是闪米特神话里的女夜妖。而玛莎(Martha)这个名字则源自《圣经》中的玛大(Martha),她是拉撒路(Lazarus)和玛丽(Mary)的妹妹,耶稣之友。Martha这个名字的引申意义是“为他人辛苦劳作的人”。[7]出自《马太福音》13:12。[8]海达·加布勒(HeddaGabler),易卜生同名戏剧中的女主人公,是一个对自身生活感到无聊的妇女,为了解闷摆布他人,最终作茧自缚。[9]亨利·梅休(HenryMayhew,1812—1887),英国社会研究家、记者、剧作家以及改革推动者,代表作是《伦敦的劳动阶级和伦敦贫民》。[10]克朗(crown),英国旧币制硬币,价值5先令。[11]“牛济会”(Oxfam),即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OxfordCommitteeforFamineRelief),又译作乐施会,英国慈善机构,在全英广设分支机构,既向市民出售二手商品,也接受衣物、书籍等的捐赠,赚得的钱用于慈善事业,主要救济贫困国家的人民。[12]《福尔赛世家》三部曲(TheForsyteSaga)是英国作家高尔斯华绥(JohnGalsworthy,1867—1933)的代表作。莱辛这里提到的“精于世故、热爱生活的女人”是1967年电视剧版里添加的无名角色,并未在原著中出现。电视剧没有正面展现艾琳被丈夫强奸这场戏,而是将镜头移到了卧房窗外楼下这个演奏手摇风琴的女人身上。[13]原文中,乔伊丝说自己要去做“counselor”(顾问),简娜误解为发音相同的“councilor”(议员、委员),因此问是哪个council(委员会)。[14]原文用的是“stage”,指票价固定的一段公共汽车路程,可能包含不止一个“stop”,即一般意义的“站”。[15]代表作有《流浪的女人》《金粉世界》《亲爱的》等。“亲爱的”是小说《亲爱的》中的男主人公弗雷迪的昵称。作者是法国女作家科莱特(SidonieGabrielleColette,1873—1954)。[16]这是威尔士诗人迪兰·托马斯(DylanThomas,1914—1953)的诗句。诗歌呼吁人到暮年不要屈服于死亡,而是要咆哮,要抗争。世事变化再多,也不过是在重复历史而已。[1][1]原文为法语。第二章比亚乔·布纳科齐这一天十分忙碌。虽然疲惫,但作为一个做事认真,有条不紊的人,上床之前还是在日记里记了一笔。内容很简洁:“城邦[1]派了一个人去伊莫拉见公爵。”也许他认为无关紧要,所以没有提使节的名字:马基雅维里。公爵是切萨雷·博尔贾。对比亚乔来说,这一天不仅忙碌,而且漫长。因为他黎明时分就出了家门。和他在一起的是他的外甥皮埃罗·贾科米尼,小伙子骑在一匹壮实的马驹上。马基雅维里已经答应带皮埃罗一道出使伊莫拉。今天是一五〇二年十月六日,凑巧刚好是皮埃罗十八岁生日。在这一天初次离家去闯世界,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小伙子出落得一表人才,有着与年龄相比高高的身量和一副令人愉快的好脾气。因为他的母亲是个寡妇,所以他一直由舅父负责教导。他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书法漂亮,写文章也很得体,无论是用意大利文还是拉丁文。由于热烈仰慕古罗马人的马基雅维里的劝导,小伙子对于古罗马的历史也有一些粗浅的了解。马基雅维里一直坚信,古往今来,人们丝毫没有改变,有着相同的喜恶。所以如果环境相同,同样的原因将导致同样的结果。因而,通过牢记古罗马人是如何处理某种情况的,后世的人也许能更有效、更谨慎地行事。当前比亚乔在政府里面做事,在马基雅维里手下担任着一个普通的职务。比亚乔和他姐姐都希望,皮埃罗日后也能够在政府部门谋个差使。马基雅维里这次出使伊莫拉似乎是一个绝好的机会,让皮埃罗学习一些人情世故。比亚乔也知道,小伙子也不可能有比马基雅维里更好的导师了。事情就这样在匆忙之间定下了,那刚好是马基雅维里被授予国书和通行证的前一天。马基雅维里为人友善,对朋友十分讲义气,所以当比亚乔请求他带皮埃罗一起随行时,马基雅维里一口答应了。但是小伙子的母亲,虽然明白机会难得,却有一些不放心。小伙子从未远离过她,现在就出去闯世界,也好像太年轻了一些。此外,他还是一个好孩子,她担心马基雅维里会把他带坏了。因为马基雅维里出了名地喜欢寻欢作乐和放荡不羁。这还不算,他还丝毫不以为羞,他还会将他与那些城里女人和路边旅店的女仆的风流韵事津津乐道地讲述出来,叙述之露骨会使任何一个有品德的女人脸红。更糟糕的是,他还会十分风趣地叙述这一切,令人恼怒之余,又忍俊不禁。比亚乔于是开始劝他的姐姐。“亲爱的弗兰切斯卡,尼科洛现今已经结了婚,他会改变他那些放浪的习惯的。他的妻子玛丽埃塔是个好女人,她也爱他。你以为他会在外面花钱去搞一些在家里他不费一分钱就能到手的东西吗?”她反驳道,“一个像尼科洛那样喜欢女人的男人永远不会只满足于一个女人,如果这个女人还是他的妻子的话,那他就更加不会了。”比亚乔觉得她说得有些道理,但是他并不想认可这一点。他耸了耸肩膀。“皮埃罗已经十八岁了。如果他还没有失去他的纯洁的话,现在也该是时候了。外甥,你还是个处男吗?”“是的。”皮埃罗答道,其神态是如此安详诚实,任何一个相信这个回答的人都应该受到原谅。“我对我的儿子是再了解不过了。他不会做任何一件我不赞成的事情。”“如果是这样的话,”比亚乔说道,“你就该放心把儿子托付给一个对他事业会有帮助的人,孩子如果有头脑的话,他可以从尼科洛那里学习不少日后对他极有价值的东西。”弗兰切斯卡不满地看了她兄弟一眼。“那个家伙让你鬼迷心窍了。他想怎么摆布你都行。但是他对你又如何呢?他利用你,嘲弄你。他凭什么在衙门里比你高一头?你难道就甘心做他的手下?”比亚乔与马基雅维里同龄,都是三十三岁。但是比亚乔娶了知名学者马希利奥·费奇诺的女儿,而马希利奥又受到了当时统治佛罗伦萨的美第奇的保护。在那个年代,靠真才实学能谋个一官半职,而有关系也行。比亚乔中等身材,微微发福,有着一张圆脸,气色红润,脸上的表情让人一看就知道他有着一副绝好的脾气。他诚实勤勉,有自知之明而无妒忌之心,对他所处的平凡职位颇为知足。他喜欢过好日子,有好的伙伴,而且因为他对力所不及的东西不抱奢望,他基本上可以算是个快乐的人。虽然他不是绝顶聪明,但他也不笨。如果不是这样,马基雅维里也不会和他做伙伴。“尼科洛是当今执政团里最有头脑的人了。”比亚乔说道。“废话。”弗兰切斯卡反驳他道。(执政团是佛罗伦萨的市政委员会,自从八年前驱逐美第奇以来,一直是城邦的最高行政机关。)“他对于人和事的了解就是那些年龄长他一倍的人都望尘莫及。姐姐,请相信我,他前途远大,而且他也不会抛弃朋友。”“我一点都不相信他。一旦你对他而言没有用了,他会将你弃之如敝履。”比亚乔大笑起来。“姐姐,你是不是因为他从来没有打过你的主意才对他这么刻薄?尽管你有一个十八岁的儿子,你还是对男人挺有吸引力的。”“谅他也不敢对一个体面的女人耍坏心眼,我清楚他的德性。执政团不顾众人的愤慨,让坏女人在城里大摇大摆出风头,简直是丢人。你喜欢他是因为他能逗你乐,能讲那些下流的故事。你比他也好不了多少。”“你得记住,就算是讲下流故事,也没有人能比他讲得更好。”“就凭这点你就相信他聪明盖世?”比亚乔又大笑。“不,当然不止这些。他出使法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写的外交公函篇篇堪称范文,就是执政团中不喜欢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些。”弗兰切斯卡执拗地耸了耸肩膀。与此同时,皮埃罗就像任何一个谨慎的年轻人那样,一言不发。他对于舅父和母亲为他预先设定好的,在政府里面谋个职位的前景不是太有兴趣。但是出外旅行倒是挺对他的胃口。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舅父那些经历过世面而得来的智慧,终于战胜了母亲那些焦虑性的担忧。于是乎第二天一大早比亚乔就来叫他。比亚乔步行,皮埃罗骑着他的马驹,走了一段不长的路,来到了马基雅维里的家门口。[1]指佛罗伦萨共和国。第三章马匹已经到了门口。一匹是为马基雅维里预备的,另外两匹是为随行的仆人准备的。皮埃罗把他的马驹交给其中一个仆人看管,跟着他的舅舅进了房子。马基雅维里正在等他们,已经有些不耐烦了。他简单地向他们俩打了个招呼。“现在让我们出发吧,”他说道。玛丽埃塔流泪了。她是一个年轻的女人,并无出众的姿色。不过马基雅维里娶她也不是为了她的姿色。他就在眼下这一年娶了她,是因为他也到了该结婚的时候了,而且她来自一个出名的家庭,并且给他带来了一笔嫁妆,这笔嫁妆对于像马基雅维里这样地位和收入的人来说是相当不错了。“亲爱的,别难过,”他说道,“你知道我只会离开很短的时间。”“但是你不应该走,”她抽泣着,然后她转向比亚乔,“他不适合长途跋涉,他正病着呢。”“尼科洛,你什么地方不舒服?”比亚乔问道。“老毛病。肠胃有些不太正常。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他把玛丽埃塔搂在怀里。“再见,亲爱的。”“你可一定要常给我写信。”“我一定经常写。”他微笑着说。当他微笑的时候他脸上常有的那种嘲讽的神情不见了,他的表情中有一种动人的东西,使你能明白玛丽埃塔为什么会相当爱他。他吻了吻她,并拍了拍她的脸颊。“别发愁,亲爱的。比亚乔会照顾你的。”皮埃罗进了屋之后就只是在门边上站着。没有人注意到他。虽说他舅舅是马基雅维里最亲密的朋友,皮埃罗很少见到马基雅维里,在此之前也就只和他说过几句话而已。皮埃罗抓住机会好好地打量了一下这个从此将成为他主人的人。马基雅维里中等个子,但是因为他很瘦,所以看上去比实际要高一些。他脑袋不大,一头黑发,剪得非常短,看上去像是戴了一顶黑色天鹅绒的帽子。他黑色的小眼睛不停地转动着,鼻子长,嘴唇薄,当他紧闭着嘴不说话时,他的嘴就变成了带着嘲讽意味的一条线。他面色病黄,安静之时流露出警觉、机智、严厉和冷漠的表情。显而易见,这不是一个你可以与之耍花招的人。也许是马基雅维里注意到了皮埃罗不太自然的注视,他迅速地,带有疑问地看了皮埃罗一眼。“这就是皮埃罗?”他问比亚乔。“他母亲希望你能好好管教他,确保他不会惹是生非。”马基雅维里微微地笑了一下。“通过观察我的错误所带来的那些不幸的结果,他毫无疑问将认识到,良好的品行和勤勉的劳动是一条康庄大道,通向现世的成功和天堂的幸福。”他们出发了。他们骑着马匹走过那些鹅卵石铺就的小路,一直到了城门口。当他们上了大路后,就让马匹小跑起来。他们的路还长,所以得让马儿省着点劲。马基雅维里和皮埃罗在前面并排着走,两个仆人在后面跟着。四个人都带了武器。尽管佛罗伦萨和周边的城邦处于和平的状态,但是乡村并不太平。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遇到劫掠的士兵,而到了那个时候,旅行者所携带的通行证就没有太大的帮助了。马基雅维里没怎么开口说话。皮埃罗虽然不是天性害羞,还是有些害怕马基雅维里那张冷峻阴沉的面孔和紧锁着的双眉,心想还是等马基雅维里先开口为宜。那天上午,虽然有一些秋天的凉意,但还算不差。皮埃罗兴致也很高昂。对皮埃罗来说,能踏上这样一段探险的旅途是一件伟大的事情,而在浑身欧美性爱长长长片1000页

                      分割的领土,成功化解了日本的阴谋。25岁的孤胆书生成功捍卫国家领土主权,顿时让宋教仁成为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成为当时的励志典范。若当年的清朝也有“感动大清1907十大人物”之类的评奖活动,宋教仁势必轻松高票当选。后来,袁世凯同志将宋教仁的英雄事迹汇报给了病重的国家最高领导人慈禧。慈禧听过之后,也甚为感动,随即发出最高指示,取消了对宋教仁的通缉令。宋教仁因此成为唯一一个被慈禧认定为乱党却又平反的人。不过宋教仁并没有被慈禧感动,他继续坚持造反,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为革命党颠覆清朝的事业立下了不小的功劳。清朝完蛋后,宋教仁并没有松懈下来。因为驱除鞑虏只是他的初级理想,他还有终极理想——对人治说不,实现依法治国,实现民主宪政。这个终极理想就是他在日本精研宪政和法律的根本动力,也是他醉心于组建国民党的原因。在继续讲宋教仁的故事前,这个枯燥的政治名词“民主宪政”是必须解释的,因为接下来它会屡次出现。民主宪政,大概是说创建完备的以宪法为基础的法律体系和相关政治制度,以限制政府滥用权力、规范公民行为,为人权和民主保驾护航,实现社会公正。如果上面这段话难以理解,请大家拿民主宪政的范例美、英、法三国作参照物,帮助理解。如果还是想不明白,那就记住这句话:分权制衡是核心,依法治国是手段,自由民主是目标。好了,之前多次提过宋教仁组建国民党的事情,下面就来说一说花费了宋教仁大量精力和心血的国民党。一个耳光换来国民党在《临时约法》中,有一条对袁世凯之外的人都有利的约定。原文如下:“本约法施行后限十个月内,由临时大总统召集国会。其国会之组织及选举法由参议院定之……”也就是说,最晚在1913年2月,袁世凯必须举行国会选举。在选举中获得票数最多的那个党就是执政党,负责组阁以及出任内阁总理。国会选举结束后,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前面的那两个字才能正式去掉。所以,一切有抱负、有声望、有实力的同志,纷纷组织政党,进军国会选举。于是,一场场热火朝天的组党运动开始在全国各大城市相继上演。粗算下来,全国大大小小的政党居然有近三百家。当时的入党门槛比较低,只要你是个人物,就可以同时加入多个党派,成为跨党人士。若是你没有跨过党,都不好意思出门跟别人打招呼。所以有些猛人同时成为十几个党派的成员。像赵秉钧赵总理都搞不清楚自己究竟入了多少个党,很是令人抓狂。好在像样的党派并不多,咱们挑重要的简单说一说。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是第一个成立的党派。“中国社会党”虽是一个小党,却很有特点,他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扛起“社会主义”大旗的政党组织。略提一句,李大钊同志是该党的天津支部干事。然后是张謇、章太炎“章疯子”等人的统一党,黎元洪的“共和党”,还有汤化龙的“民主党”,这三个党基本属于立宪派的大本营,实力很强。接下来是传说中的国民党。自从辞去内阁职务后,宋教仁开始了人生中最为辉煌的一段历程,凭借着自己的博学、口才与努力,以及同盟会和革命党的名头,他很快合并了好几个小政党,于1912年8月在北京成立了全国第一大政党——国民党,同盟会从此退出历史舞台。名义上孙中山是国民党的理事长,但实际掌权的是宋教仁。孙中山这会儿正醉心于他的铁路实业计划,哪有心思过问党务。相比孙中山、黄兴等人,精通宪政和法律的宋教仁对现代政体的认识显然更加深刻。他是真的理解民主政治中关于“立法权至上、权力制衡”的真谛,而他试图领导国民党夺取国会选举胜利,并组织完全政党内阁的想法,称得上是教科书式的经典范例。不过,创下了经典范例的宋教仁同志,也犯过一个经典的错误。话说有几个党派在接受国民党合并之前,提了一个要求:合并可以,但是不能把你们同盟会原有的“男女平等”写进党纲,而且不许女性加入国民党。宋教仁一琢磨,觉得还是赚了,那就答应吧。虽然宋教仁这种开历史倒车行为的出发点并不坏,虽然也不多一个宋教仁歧视女性,如汉字娱、耍、婪、嫉、妒、嫌、佞、妄、妖、奴、妓、娼、奸、姘、婊和嫖,哪个不歧视女性?但宋教仁的行为还是惹毛了同盟会的“大姐大”唐群英女士(曾国藩的弟媳、秋瑾的邻居)。唐大姐可不管宋教仁的动机是什么,就认定他歧视女人就是不对。脾气火暴的她迅速做出回应——赏了宋教仁一个响亮的耳光。令宋教仁十分郁闷。好了,让犯了错的宋教仁同志在一边凉快会儿,咱们先来招呼一下熟人梁启超。离政府最后大选的日子越来越近了。群英聚会,风起云涌。在海外流亡十多年的梁启超也回国了。梁启超是带着大干一场的兴奋和自己的最新理论研究成果回来的,他觉得新生的中华民国会是自己实现政治抱负的好舞台。梁启超带着兴奋来到了北京,他要去见袁世凯。得知骂了自己多年的梁启超如今有心投奔自己,袁世凯也很兴奋,他以很高的规格和很低的姿态接见了这个曾经的朋友和敌人。二人见面后,也没多提当年的往事,客套完毕就进入了主题。梁启超向袁世凯亮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他说,民国的政治力量可分为三派。第一派是袁世凯的军政实力派,第二派是立宪派,第三派则是革命派。第一派不需要组成政党,第二派需组成政党,第三派则改造为政党。军政实力派掌握实际的行政权,立宪派与革命派则组成政党在议会中竞争立法权,立宪派应与军政实力派联合起来反对革命派。如此一来,就能顺利地完成民国的平稳过渡。袁世凯听完后,觉得梁启超的这套理论不仅很得三权分立的精髓,还大大降低了革命党造反的风险,便肯定地告诉他:“你的计划我支持,我办事你放心。”两人一拍即合。袁大总统出钱,梁启超出嘴,全国第二大党——由“共和党”、“统一党”和“民主党”合并而来的“进步党”出现了。进步党的纲领是“国家主义”,大概是说他们认为目前民智还不成熟,应该走精英治国路线,加强中央集权,这样有利于国家稳定,有利于提高建设国家的效率。俨然是要与国民党的“民主主义”掰手腕。政党到齐了,接下来的事情自然是拉选票。鸡飞狗跳的国会大选对国人来说,政治选举是个新鲜玩意儿,不过有搞民主共和的美国这个经典例子摆在那儿,也不至于两眼一抹黑。国会大选的重中之重就是如何选出合适的选民。饭要一口一口吃,民主也要一步一步来,就那时候的国民素质,也不可能搞真正意义上的普选。所以当时政府对选民的要求还是挺高的:一、年龄限制:年满21岁以上;二、居住地限制:在选举区内住满两年以上;三、财产限制:年纳税两元以上,有价值五百元以上不动产;四、学历限制:小学毕业以上学历或同等学力;五、仅限男性(仍然歧视女性)。由此,各省登记的选民在四千万以上,约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实事求是地说,这个进步的幅度应该不算小。1913年2月,在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已将近一年的时候,中国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国会大选。为了在国会大选中取胜,大家都在努力竞选。作为当时中国最大政党的实际领导人,31岁的宋教仁当然也是忙着在全国各地巡回演讲拉选票。他的口号“依法治国,民主宪政”以及“政党内阁”的理念,要比立宪派的“国家主义”更有市场,他的演讲也极富煽动性,争取到了广大民众对国民党的支持。宋教仁为他理想中的共和国在努力着。成功似乎离他很近很近。民主渐入人心,有野心的政治家都在努力竞选,这比为了争权动不动就抄家伙打仗要进步太多了。可是,成功又似乎离他很远很远。竞选中,各地各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无所不用其极,很少有人去遵守规则。如拉票、抢票、毁票,金钱贿买,甚至还有暴力威逼与胁迫。如果光说他们的所作所为,大家肯定想不到那是国会选举,还以为是如今的村长海选。稍微厚道地说,初次选举出现这些乱象实在不算新闻。即使是现在,很多国家和地区的选举丑闻也是层出不穷,更别说一百年前初尝民主共和的中国。要怪,只能怪选票是个好东西。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混乱的年代。但无可否认,这也是一个自由的年代,一个朝气蓬勃的年代。也许,他们过于年轻甚至冲动,以至于还不具备驾驭中国的能力。可正因为年轻,他们才充满了热血豪情。他们是在为理想而不是金钱做着不懈的努力。所以我们应该钦佩他们,钦佩他们的热血澎湃和赤子报国之心,钦佩他们能把青春奉献在那变革的年代,钦佩他们能把热血奉献在那牺牲的年代。宋教仁的努力很有成果,国民党在国会大选中获得了多数议席,按照《临时约法》规定,应该让国民党的理事长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国民党在竞选中的胜利不仅使全党一片欢腾,也令宋教仁意气风发,思绪纵横:组阁就在眼前,执掌中国在望,也许用不了太久,我就能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实现那个自己为之奋斗终生的报国救民的伟大理想——实现民主宪政,实现依法治国。回望前半生,我虽历经坎坷,却屡次转危为安,更上层楼,如今更是有幸成为主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员,此生夫复何求!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危险正慢慢向他逼近。第十章民国第一疑案

                      宋教仁之死

                      1913年3月20日晚十点,上海火车站(老北站)进站口。枪声响起!准备从上海去往北京的宋教仁痛苦倒地。循声望去,只见人群中一个黑色的身影不顾一切地逃窜。送行的好友黄兴、于右任等人大惊失色,赶紧将宋教仁送往医院。宋教仁是背后中枪,子弹斜穿到腰部,肾脏、大肠均被击中,更可怕的是,这颗子弹上竟然有毒!暗杀!毫无疑问,这是一桩精心策划的政治暗杀,目的就是要置宋教仁于死地。宋教仁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便强忍疼痛呻吟,对陪护左右的好友黄兴、于右任口授遗嘱,说有几件事情还需同志们相助。第一件事情,克强,你给袁大总统发一封电报,算是我的政治遗嘱吧。电报里就说我不行了,我让人用枪打了,但是不要以我为念,希望以后袁大总统继续沿着议会选举、阳光参政、公平竞争的宪政民主道路循序渐进。第二件事情,把我所有的书都捐给南京图书馆。我没什么钱,家里也穷,而老母亲尚在,请克强你们这些朋友帮我照顾母亲。第三件事情,诸位同志要继续奋斗救国,勿以我为念而放弃责任。一个将死之人,在忍受巨大痛苦折磨的同时,没有去想是谁杀了自己,没有去请同志们为自己复仇,他想的只是他忠诚的国家、热爱的人民和挚爱却有亏欠的老母亲。虽为国尽忠、为母尽孝二者不可兼顾,可他仍对自己宪政救国的理想矢志不渝,这是怎样的胸怀和境界!说实话,可能在这之前,宋教仁给人的印象还只是一个才情横溢、热血满怀的爱国青年,隐隐有些毛躁,不够扎实,性情外露而缺乏城府。总而言之,他更像一个学生会干部,更适合的工作是组织大家参加社团活动、上街撒个传单什么的,绝对不被人看好是一个内阁总理的合适人选。可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却向世人展示了他的坚韧、宽容和赤心奉国。这样的人,即便有这样那样的不足,我们都应该给他一个赞。因为我们中国向来不缺精明的政治家,不缺任劳任怨的实干家,唯缺纯粹的爱国者!他在最灿烂的时候陨落,他在达到巅峰的时刻落地,他的一生就像划过夜空的流星,虽然短暂,却迸发出夺目的光华。生命有终点,岁月无尽头。3月22日下午,32岁的宋教仁伤重不治,与世长辞,死时双目直视不瞑,双拳紧握不张,眼眶中尚有泪珠,足见他对这个美好的世界是何等的眷恋和不舍。宋教仁死了,天下震动!虽说人类历史的进步总是需要殉道者以鲜血和生命去推动,政治人物被暗杀并不少见,但在中国近代史上,没有哪一个人的死能造成宋教仁那样巨大的影响。他的死,直接导致“二次革命”的发生,阻断了新生的民主共和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接下来国家分裂为南北两个政府,孙中山、黄兴分道扬镳,军阀混战,难以计数的各种名目的“革命”蜂起,国家战乱几十年不休。直到1928年,蒋介石北伐成功,张学良东北易帜,国家才算勉强统一。他的死,使得本可脱胎换骨的古老中国,失去了一次千载难逢的转型为民主政体和法治国家的机会。因此,对于“刺宋案”这一改变了中国历史走向和无数人命运的历史事件(也是史称“民国第一案”的重大事件),我们有必要花费相当的笔墨去弄清楚它的来龙去脉和背后的真相。历史上最搞笑的一次结案让人觉得安慰的是,宋教仁被刺杀一案的侦破工作效率很高,破案速度很快。在袁大总统与江苏都督程德全的协调与重赏下,这一次,从未破获过政治暗杀案的上海租界巡捕房,仅仅花了三天,就轻松破获了这起民国第一惊天大案。简单解释下,为什么如此重要的案子要由租界巡捕来查。因为嫌疑人应桂馨家住租界(上海徐家汇路20号)。在中国,租界是不平等条约的产物,外国人在租界内拥有行政自治权和治外法权,中国人不得干涉,所以只能由租界巡捕房来断案。话题回到破案上。根据巡捕房的呈堂证供以及研究宋教仁一案的学者张耀杰考据:此案有人报案,报案人是以陆惠生、张秀泉、邓文斌为首的国民党人。他们向巡捕房举报:应桂馨是主谋,武士英是杀手,古董商王阿发可以作证。这些人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甚至把王阿发给“请”了过来。王阿发说他是一个古董字画商,然后慢慢讲述了事情发生的过程。一个星期前,他去老主顾应桂馨家中兜售字画时,应桂馨说愿出一千银元请他杀一个人。犯法的事他可不会干,因此没有答应。应桂馨改口说,要不你帮我找一个杀手也行,随即把一张照片给他看,说就杀照片上的那个人。王阿发考虑了一会儿,原则性很强的他还是拒绝了这单违法生意。“刺宋案”发生后,他发现各报刊所登宋教仁的照片正是应桂馨之前给他看的照片上的那个人,所以赶紧前来报案。巡捕房的人听他说得言之凿凿,也觉得比较可信。既然有了人证,那就行动吧!于是,抓捕队伍在国民党人的带领下,先在应桂馨先生常常深入基层移动办公的某妓女家将其擒获,随后在应桂馨家中查获了一把枪——后来证实为刺杀宋教仁的凶器,以及一批秘密文件——主要是应桂馨、洪述祖、赵秉钧三者之间的密电。与此同时,在陆惠生的指认下,抓捕队伍在应桂馨家大门外拘捕了一名气喘吁吁的衰男,这个衰仔正是武士英。武士英如此解释为何自投罗网——有神秘人士通知他向应桂馨家里人报讯。武士英被捕后,没有说什么“阿sir,我冤枉啊”之类的鬼话,当场就供认不讳,承认宋教仁就是应桂馨指使他杀的。然而他一周后当庭翻供说,此案和应桂馨毫无关系,是自己出于为中央政府除害的目的行刺,把疑点引向袁世凯政府。接下来,武士英在狱中莫名其妙地突然死亡。他的被捕是个谜,他的供词是个谜,而他的死更是一个谜。后来,应桂馨越狱逃跑,最后被袁世凯派人乱刀砍死。应桂馨死后一个月,嫌疑人赵秉钧也死了。虽然所有的线索就此全部中断,但这并未影响上海租界巡捕房结案。为方便大家理解,特将租界巡捕房的结案陈词简而言之:袁老大指使小弟赵秉钧去杀宋教仁,小弟赵秉钧又找了小弟洪述祖的小弟应桂馨去杀宋教仁,小弟应桂馨又随便找了个路人甲王阿发去杀宋教仁,结果王阿发不干,小弟应桂馨又只好找路人乙武士英去杀宋教仁,结果武士英一干成,那个王阿发就大义凛然地跳出来做了“污点证人”。可信吗?杀宋教仁如此重要的一个人物,居然会有这般荒谬如同儿戏的筹划和安排,也太鄙视中国警察的祖宗袁世凯、赵秉钧了吧!受此结案陈词的影响,在一百年后的今天,不管

                      的来临,猛力拽扯着向地下缩去。“呛啷……噗……”铁链和一截断舌落在了地上,莫炎的灵火雷刃果然奏效,只可惜我无法拖住寒蜴,那一瞬间被它缩回了脑袋,只切断了半条长舌,但即便这样也给了它不小的打击。“效果不错啊,灵火的确可以对付它。”我欣喜道,“能不能用你的灵火入地诀配合雷刃诀,直接攻击地下的寒蜴?”莫炎站在原地微微喘息着,脸色苍白的样子似乎有些体力透支,难道刚才那一击他是用尽了全力?“贪功失策,雷刃诀太耗力了。”他喘息道,莫炎果然没有能力再攻击了。脚下忽然剧烈震动起来,地面龟裂出道道缝隙,四溢的寒冷地气迅速包围了我们,莫炎布下的灵火在地气的冲击下势头有所下降,那寒蜴竟是想将我们翻进地底。召来的黄土不住地填补着裂缝,我几乎动用了四周全部可以调集的黄土,脚下的地面渐渐升高。填补和破坏不断进行着,地下的寒蜴干劲十足地和我对峙了起来。僵持了一段时间后,我不禁对它产生了怨怒,倾力之下一裹黄土硬生生地将寒蜴带出了地面。粗大弯曲的铁条排排出现,扎根地下死死地将寒蜴的身体箍住固定,方才还在肆虐的家伙此刻在我因愤怒激发的力量下死鱼般地躺作了一条。“快烧了它!”我冲莫炎道,“我禁锢不了多久的。”莫炎苦笑了一下,蓄力作势,灵火应声而起,但那势头已不如往日那般高涨,微弱的火焰非但不能消灭寒蜴,倒像是在给它暖身。看来全力的雷刃诀不是一般的耗力,我完全不了解其间的状况,原本占据的先机几十秒间便消失殆尽。寒蜴张开宽扁的嘴巴,断去一截的长舌甩动了几下,周围阴寒的地气不断翻卷,我顿时感到浑身的血管一阵涨涌,眼前凭空出现无数恍惚的白点,脚下一个趔趄险些跌坐在了地上。“哇”地一声,在无形的压力下一蓬鲜血夺口而出,莫炎挺拔的身子佝偻了起来,如果不是一旁的老田上前扶住只怕已经趴在了地上。在这当口,寒蜴早已挣脱了半数以上的铁箍,恢复自由的尾部开始大力地抽甩着,击得地上一片尘土飞扬。“好冷……”倒在一旁的S颤抖着醒来,一眼看见面前的这只“巨型壁虎”,惊得愣在了那里,相继醒来的晖儿也是怔怔地望着寒蜴,全然没有躲避和逃离的意识。情急之下我上前一手一个地拉住她俩,连拖带拽地将两人带离危险区域。“地气……”莫炎在老田的搀扶下也跟了过来,“寒蜴一直在吸地气。”“这东西好恶心~~”S摸索着扳过身后的猎枪,瞄准寒蜴就是一枪,子弹打在皮肤上却向一侧弹射开去。晖儿帮着老田将莫炎藏在身后,两人举起枪又是一阵连射,一颗子弹不偏不倚地射中了寒蜴的眼窝,剧烈翻滚下寒蜴的一只眼睛已被射瞎。看准机会我再次用铁箍束缚了寒蜴,这次它并没有急剧挣扎,而是喘着粗气趴在地上,用剩余的一只眼睛狠狠地盯着我们。“现在地脉在回吸地气。”莫炎支撑着走到我身边,“寒蜴很依赖地气。”四周的地气果然不断地向着山腹和地下隐去,现在正是地脉呼吸效应中的回吸阶段,莫炎说的似乎很有道理,寒蜴在地脉呼出地气的时候十分强悍,而当地气回吸时却不再轻举妄动。“它是泰坦的远亲嘛?”我突然想起了希腊神话中的巨人,“那我就当回赫拉克勒斯。”话语未落,寒蜴身下黄土翻滚,一个高高的土台将它抬离了地面,四周出现了一排金属螺旋叶片,一并飞转中将寒蜴身旁的地气驱散得一干二净。“地气为阴,飞火为阳,我怎么把老本行给忘了。”自嘲间土台上出现了天罡七印中至阳的飞火印符,一派阳炎热气升起,寒蜴身躯狂扭中断裂的长舌向我卷来。子弹呼啸而至,晖儿等三人手中的猎枪一齐发射,寒蜴的长舌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打得偏歪了过去,倏然缩回口中。“莫炎,你还能做那种会爆炸的火球嘛?”S递给莫炎几颗子弹,“在弹头上做些,哪怕一点也好。”拿过子弹,莫炎努力之下在弹头上凝上了星点的灵火,只是灵火的光芒已远不如先前那样明亮。与此同时,我加大控制的力度,再度箍紧的铁箍将寒蜴几乎勒入了土台,四周的螺旋叶片更是快速地飞转不停,寒蜴已完全无法吸收一丝地气。困兽犹斗,虽然寒蜴被铁箍束缚,但却依然不死心地再次吐出长舌,企图扭转战局。填上附着灵火的子弹,S和晖儿瞄准寒蜴的舌头连发数枪,爆裂灵火在剧烈的撞击下立刻发挥了作用,轰然间一片火光在长舌上爆起,整条舌头从寒蜴的口中全然断去,落在地上扭动了几下便僵直了。寒蜴无声地张了张大嘴,用力将身体拉长,脑袋不可思议地扭曲成一个奇怪的角度,双腭间闪现出两排锋利的牙齿,咯咯几声将深嵌体表的铁箍咬断了几根。用力过猛之下,寒蜴将自己的皮肉也撕下了大片。它颤抖着自口中不断呵出寒气,伤口立刻凝结,灰黄外皮间翻露出的惨白肌肉不住抽搐,那只独眼渐渐露出了幽绿的光芒。此举大有壮士断腕的风格,在场的人看得不由都是一凛,这条寒蜴是打算拼命了。咕咕的声响自寒蜴腹内传来,从体表的蠕动看来似乎是什么东西要从它肚子里出来。寒蜴痛苦地扭动着身体,喉间一阵鼓胀,“噗噗”从大嘴里接连吐出四个圆形的东西来。那些东西落地后先是向前滚动了一段距离,接着便像被什么牵动着似的又回滚了一段。隐约间我发现这些圆形东西上连着一段乌色的细索,细索的另一端则没入寒蜴的大口。低沉痛苦的喘息身越来越重,寒蜴小心地咬住口中的细索,甩动脑袋用力一拉,四个圆形物体猛地弹动起来,但奇怪的是,它们并没有随着拉动而飞向寒蜴,而是向着相反的方向飞出。细索绷紧乱颤,寒蜴的身体一抖,拴在它身后的乌色绳索噗地破体而出,生生将寒蜴的身体剖作两片。我们这才发现,那根乌色的绳索是从寒蜴的下体穿入体内,顶端分作四股细索,而那四个圆形物体就拴在这四股细索上。这乌色绳索不知道是什么材质的,但似乎十分坚韧,难怪寒蜴会如此顾忌绳索的限制不敢越雷池半步。寒蜴的行为等同于自杀,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令众人一时不知所措,拼死吐出的四个圆形物体啪地挣脱了细索,落在地上滴溜乱转,里面仿佛包裹着什么有生命的东西。难道这是它的卵?!大脑下意识的反应中,地上残存的尖刃立刻飞切地上的圆形物体。咔嚓几声脆响,圆形物体的外壳有如蛋壳般裂开,里面站起四个金色的人形来。那是四个身着奇异服装的人,身高大约一米九的样子,一拢乱发披在脑后,纠结的浓密胡须遮去了三分之一的脸部,圆睁的怒眼炯然有神,让我不禁想起三国时的张飞张翼德。不过这番装束完全没有汉人的痕迹,他们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可却给人一种须发俱张的感觉。更为夸张的是,这四人的长相居然一模一样。四人手中各自拿着不同的兵器,这些兵器个个奇形怪状,配着犀牛角的长剑、金吞口的黑刀、曲柄的古怪兵刃和一把像蜈蚣似的东西。伴着奇怪的咯咯声,他们的举手投足之间有些僵硬,与滇王阴墓里的干尸兵卒不相伯仲。“不像是人。”莫炎的身体恢复了些,“身上都是铜臭味。”“好像是自动导航的机器人。”晖儿看着它们的动作道,“古代有这么先进的技术?”“我给它们导航还差不多。”S一枪击中了其中一个机关人,子弹打在它身上发出金属的脆响,果然是金属制造的。我心中暗叹,寒蜴拼着自杀吐出来的杀手锏,居然就是四个金属机关人,这对我来说实在是太过容易了。那四个金属机关人举止虽然僵直,但行走的速度并不慢,S发难之后,它们几步便来到了我们面前,手中的武器从各种古怪的角度攻击过来。那蜈蚣似的东西竟然是一种弓弩,密集的弩箭夹着劲风铺头盖脸地直射S。我用铁板挡住那片竹制弩箭,又轻车熟路地将它们手中的武器抽离在了半空。失去武器的机关人依旧挥舞着手臂向我们攻击,意念控制下它们身上的金属开始扭曲变形,咯咯几声大块的金属碎片落地,机关人只留下了几个支撑框架在原地晃悠,齿轮、轴箍落了一地。一个金属镂空球滚到了脚边,里面晃动着爬出一条巨大的旱蚂蟥,其他的三个金属球还在不住晃动。“拿蚂蟥做动力装置……”我一阵暴汗,几根尖刃顿时将蚂蟥钉死在地上。“蚂蟥对人和动物的血气最敏感。”莫炎缓声道,“力气也不小,做动力导航没什么错。”“这大壁虎也够冤枉的,为了放这四个东西出来,把自己弄得开膛破肚。”S看了看寒蜴在地上的两爿尸身道,“结果让王亦凡没两下就搞定了,傻啊~~”“那是有人暗中帮忙。”莫炎瞟了S一眼,走近寒蜴的尸身,左右嗅了嗅,在地上捻起了一撮细末,递给老田。“藜芦粉哈,催吐的中药。”老田闻了下细末,摇头道,“帮忙的是个缺德鬼咯。”十九、僰人双卦莫炎和老田双簧似的言语举动把我们三人弄得云里雾里的,不过听意思那些细末是种催吐的中药,而寒蜴就是吸入了这种中药才会呕出那四个藏有机关人的圆球,从而导致自己的死亡。“什么人在暗中帮忙?这又是帮的什么忙?”我疑问连连,心中毕竟只知道了个大概,对整件事还是有些迷糊。“这是雪域冰蚕丝拧成的。”莫炎拾起落在地上的乌色绳索道,“十分坚韧,比刀都快。”“也就是说,有人在地气鼎盛时洒出藜芦粉,让寒蜴吸入后呕吐。”晖儿思索着说道,“吐出的机关人挣动了绳索,拉力使得绳索在瞬间绷直,从而形成了足以杀死寒蜴的力量。”“嗯,是这个原理。”莫炎颔首道,“寒蜴刀枪不入,但冰蚕丝更胜一筹。”“但有一点我还是不明白。”晖儿继续道,“为什么机关人在寒蜴体内没有拉动绳索呢?”莫炎摆摆手,走向机关人的残骸,那四条被利刃钉住的巨大蚂蟥居然没有死去,莫炎一接近,便拼命拉长身体卯足了劲地凑向他。“关键就是这种山蚂蟥。”莫炎指着奋力挣扎的蚂蟥道,“这是特别喂养的,对人最敏感。”说话间,老田走上前去,从腰带上取下一个布袋,将一些粗盐撒在了蚂蟥身上,那些蚂蟥像着了魔似的立刻泄劲瘫软下来,不多时便干瘪成了一块皮囊。“我听不出附近有其他人在。”方圆一里地内没有任何声息,“那帮忙的人呢?”“早走了吧。”莫炎好像并不在乎这人的存在,“算是欠他一个人情。”“哦,是你认识的人?”我好奇道。“算是吧。”莫炎服下一颗药丸,凝神调养了起来,不再理会我的问话。“老田,为什么说那人是个缺德鬼?”S在一旁问道。“用催吐的中药让邪龙吐出这些机关人,等于让邪龙自杀咯。”老田笑着摇头道,“能想出这种办法的人,不是缺德鬼是啥子哈?”“寒蜴靠这些撞死的鸟为食,鸟的鲜血就养活了它肚子里的蚂蟥。”晖儿看了下寒蜴的尸体,“这个食物链倒是不错,安排它守在这里的人真不简单。”我看着地上的那条乌色绳索,又探视了一下机关人的残骸,心中再次冒起了疑问。在这里设置疑局对于掩盖引龙大局的帮助并不是很大,这个阴月地气局如果是为寒蜴所设,那寒蜴的任务就是杀死接近这里的人,但为什么设局者又要摘除寒蜴得以成名的毒腺呢?而那些藏在寒蜴腹内的机关金人又能起到什么作用?百思不得其解,于是便向莫炎求证,转眼却失去了他的踪影,方才还在闭目凝神的莫炎,此刻已顺着乌色绳索向山口内摸去。我们跟上莫炎,绳索一直延伸至山口的一块巨岩边。莫炎剔开周围的泥土,原来那巨岩深入地下,乌色绳索顺着巨岩笔直钻入,不知是固定在了哪个深度。莫炎在巨岩周围嗅了嗅,似乎发现了什么,转到靠山口的内侧一面,问S拿过猎枪,用枪柄在巨岩的一处狠狠砸了几下,一片悉窣的碎块粉末落下,巨岩上竟露出了一片人工削平的痕迹。敲落下来的是一些类似云南民居常用的泥灰,看来是有人故意伪装上去的。拂去灰土后,上方隐约可以看出一些镂刻着的文字,而下方则有规律地排列着八个手臂粗细的孔洞。“大长和圣明文武威德桓皇帝敕化,皇恩浩荡泽被吾国,礼佛浮屠万世基业……”这似乎是给某位皇帝歌功颂德的碑文,可不知道这位圣明文武威德桓皇帝是何许人也,在云南以汉人皇室风格立碑似乎有些奇怪,更有趣的是这位皇帝居然还用上了不佛不道的“敕化”二字,这可是堪舆圈内人的用词,类似于道教的“羽化”、佛教的“圆寂”。“圣明文武威德桓皇帝。”莫炎眼中闪动起别样的光芒,“郑买嗣号称‘桓帝’,建国大长和。”“这里是郑买嗣的墓葬?!”我们都是一阵惊讶,难怪没有人能找到,这个郑买嗣实在离谱的厉害,谁会想到他竟然把自己的墓葬设在了茶马古道的位置上,这岂不是遭千人踏万人踩吗?“上感苍穹,降得神人祥佑,使金甲力士举巨岩移山岳,护桓帝登于岭上,施灵索拘邪龙守穴……”晖儿继续读道,“原来寒蜴是给郑买嗣守墓的,那金甲力士应该就是机关金人了。”“当年陈子浩就是在这里出事的?”想起莫炎之前的故事,我不禁问道,“但这里完全不像有墓葬的样子。”“陈子浩哪里出事我不清楚。”莫炎沉思道,“这里却应该是郑买嗣的墓葬。”“关键可能在这句话上‘举巨岩移山岳,护桓帝登于岭上’。”晖儿道。“机关金人和这个巨岩会不会与打开郑买嗣墓葬有关?”S又看了一遍碑文,“巨岩上有八个洞,刚才又正好四个机关金人。”“可惜王亦凡手脚太快。”莫炎仔细看了下巨岩上的洞,“机关金人已经变铜片了。”自从熟悉驭金能力后,我对金属物体的控制和破坏越来越张扬,有时甚至显得有些暴戾残忍。莫炎的话让我有些后悔方才的举动,照理应该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处理这些机关金人,可现在的机关线索却生生地断在了我的手上。“这孔洞不深,里面没其他机关。”我不死心,听辨之下有所发现,“大家让开一下,我试试看能不能启动这里的机关。”众人散开之后,我按照孔洞的大小制作了八根金属棍,逐一插入到底。周围依旧静悄悄的,没有任何变化,看来机关的奥妙并不仅此而已。我有些不甘心,强行催动金属棍左右摇晃地试探着,却发现岩石的上段往右旋转移动了一些。会不会是转动式机关?我想起天坑里那个石盘机关来,心念一闪,全力推动金属棍向右侧转去。“咯咯……哗……”一片碎石尘土劈头落下,山口的峭壁位置上似乎有什么东西脱落了下来,全力之下我来不及闪避抵挡,肩背被碎石打中几处,如果不是莫炎及时用灵火挡住,只怕还会添上几处伤痕。晖儿赶上前来,忙不迭地检查着我身上的擦伤,看到我额头破开的伤口心疼不已。“那上面吊着的是什么?!”S指着峭壁叫道。抬眼望去,倒梯形的峭壁上出现了一个不小的缺口,缺口中垂下的几条粗大铁链悬吊着一块巨大的方石。“我上去看看。”莫炎几步蹿上山坡,手中抛出的银色长索射入山岩间,猿猴般地攀上了峭壁。他的身体看样子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只那么一会的功夫便攀住了方石。过了一会,莫炎的身影在方石上晃动了几下,空中传来金属和石头的摩擦声,沉重的移动声。方石上闪起灵火的光芒,这奇怪的咕噜声是什么?难道莫炎碰到麻烦了?我正要设法上去援助莫炎,突然铁链一阵怪响,还未看清状况,只听得一声闷响,那方石已被铁链拉回缺口,峭壁又恢复了原来的样貌。“莫炎!”我大吼一声,峭壁上已看不到莫炎的踪迹,那一刹那他正在方石与峭壁之间,突生变故的情况下只怕难以生还了。“他被卡在石头里了?!”S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赶快用机关放他出来啊!”巨岩果然已经归位,但这次无论我怎样发狠用力也移动不了它一分一毫,整个机关已被卡死。看着被弄得弯曲不堪的金属棒,沮丧、懊恼和愤怒一并冲上头来。“我们再找找,莫炎的身手那么好,应该不会那么轻易被困的。”晖儿安慰道。“山壁太陡峭咯,莫兄弟身手好哈,几下就能上去。”老田叹了一下,伸手抹了抹眼睛,“我们就算是上去了也做不了啥子哈。”悉窣悉窣,山壁一角传来一阵奇怪的动静,微弱的声音立即钻入我

                      乐设施一应俱全。到了天宝年间,这个地方已经是中国政治中心的所在地了,很多大事就发生在这里。关于如何应对安史之乱的第一次军事会议也是在华清宫举行的……天宝十四年,长达七年的安史之乱爆发,华清宫的幸福和欢愉,伴随着杨玉环生命的结束戛然而止。繁盛的大唐虽未在玄宗手下丢弃,却也从此一蹶不振,没了生气。在此后的数百年里,华清宫的一切被蒙上了黯淡污秽的颜色,成了不祥之地,再没有帝王在那里修建离宫别苑。清末的老佛爷慈禧就连路过那里也要绕道而行,以免沾染颓败之气。然而,即便如此,华清宫造就的传奇,经历的兴衰,仍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文人墨客咀嚼玩味的蓝本。而那首让人肝肠寸断的《长恨歌》,也一直缭绕在无数痴情人的心中。千年学府岳麓书院这是一座雄视天下的古老学府。一座座石碑、一块块匾额、一幅幅对联,历经千年风雨洗礼而不灭,见证了“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的旷代奇观:从朱熹到王夫之,从魏源到曾国藩,从梁启超到毛泽东。任你“风云变幻”,我自“弦歌不绝”。这里就是千年学府——岳麓书院。一、惟楚有才,于斯为盛古代中国之所以被誉为“礼仪之邦”,教育受到极高尊崇是主要原因之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虽称千古帝王,大教育家孔老夫子却是“万世师表”。在社会上,知识阶层的地位也远非后来可比,排序位于士农工商之首。至于教育机构,战国时候就有了专管教育的学官,称为“祭酒”,是位列公卿的人物;汉朝出现了正式的中央官学;地方官学也于西汉普及,私塾的创办就更早了。官学、私学交织发展,一派“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的盛况。中国古代,文化道德主流能够千年一同,文官制度得以领先世界,可以说完全依赖于高水准的教育。而位于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就是其不朽杰作。朱汉民56:中国一直是以教育立国,在历史上一直非常重视教育。特别是政府把儒家定为意识形态之后,就把教育抬到“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地位。从夏商周,就是中国文明起源开始,我们国家的机构中就有学校。孔子像王鲁湘:这就是过去所说的“学在官府”。朱汉民:对,除了“学在官府”之外,其实还有一套民间教育的学校。如果追溯源头的话,民间学校,也就是私学,应该开始于春秋。在当时,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还有道家,墨家,都是私学。官学和私学,它们在中国文化史上或者中国教育史上,都起到了很大的人才培养、文化传递的作用。有人比较全世界这几大文明圈,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等这些宗教基本上都是由一个创教人创造的,像穆罕默德、耶稣、释迦牟尼等,他们都是教主。而孔子的身份则很特殊,他就是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读书人、教书人,作为一个教育家,作为一个万世师表,被供奉在文庙里面。王鲁湘: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我们所谓的“私学”中间出现了高级形态的“书院”呢?朱汉民:如果追溯的话,应该是从唐代中后期开始,当时在民间有一些比较小的书院。当然,那些书院可能只是秀才们自己读书的地方,最多只能说是书院的雏形,所以并不具备一套完备的管理制度和专门的教职,还算不上比较完备的书院。王鲁湘:那正式的书院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朱汉民:我认为应该是在宋初。经过唐末五代的战乱,北宋在建国之初便比较重视科举考试,它拼命发展科举,像宋真宗就常鼓励读书人好好读书。王鲁湘:他还写了一首在民间流传甚远的《劝学》诗,“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是吧?朱汉民:对,他就是用这个办法来鼓励读书人读书。但有一个问题:官学要国家拿财政支持,要花很多钱来办。王鲁湘:所以财政不够用。朱汉民:不够怎么办呢?只好依靠民间。民间读书人很想读书,那么各个地方就用书院这个名称,办起了一种学校。所以最早的书院都是一些民间的私学,像我们所说的宋初几大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应天府书院,包括岳麓书院。这些书院在当时都是由一些读书人或者地方士绅来支持。岳麓书院大门王鲁湘:朱院长,书院的中轴线好像不是很正。大门前面的轴线应该是朝正东的,是吧。可是现在好像往北偏了一点点,这是怎么回事?朱汉民:这是明代人在修书院的时候,出于风水上的考虑所做的变动。当时修书院的看了这里的地势,觉得风水不是很理想,他就有意根据风水的走向稍微偏了一个角度。王鲁湘:偏了一点点,不敏感的话还察觉不出来。我一看就觉得有点偏。朱汉民:对,它实际上是把整个大门的朝向从整体上扭了一点点。王鲁湘:往北扭了一点点,这样风水就好了?朱汉民:对,后来听说整个书院很顺。王鲁湘:如果不是扭这么一点点,那么这幅“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对联可能就在这里挂不住了,就不会出这么多人才了吧。这幅岳麓书院的对联,可以说是天下闻名,好像很自信,甚至很自负的样子。朱汉民:岳麓书院这幅对联是在清代挂上的。当时有一个山长57叫袁名曜,他在考虑为岳麓书院写个什么对联的时候,想到了春秋《左传》里面那句话“虽楚有材,晋实用之”,他就把那个“虽”去掉,改成“惟”楚有材。王鲁湘:气魄大多了。朱汉民:他有个学生叫张中阶,想到《论语》里面有句话,叫“唐虞之际,于斯为盛”。孔子的意思是说现在人才很难得,但是在尧舜时代人才则很旺盛。张中阶就把那个“于斯为盛”作为下联,用到这里。“斯”在《论语》文本中本来是指代尧舜那个时代。王鲁湘:结果在这对联中就用来指代楚这个地方了。朱汉民:对,变成了一个空间概念。明清以后,湖南确实出了大量的人才,为全国所震惊。而且这批人才多数在岳麓书院学习过,都是岳麓书院的学生。二、三教融合岳麓书院在北宋初年兴办书院的热潮中正式创建,根据书院的史志记载,书院的第一位山长是著名的教育家周式,他办学成绩卓著,风闻天下,以至于当朝皇帝宋真宗,都破例召见了他,并且御赐了至今依然高悬的“岳麓书院”匾额。然而,书院正式创立之前,这里已经有了一个萌芽形态的学校,这个学校的创办者,却是两位佛教僧人。(图3,岳麓书院全景)朱汉民: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像岳麓书院这样一个以儒家文化为宗旨、为核心的书院,它真正的创始人竟不是儒生,而是两个佛教徒——唐末五代的和尚智璿等人。为什么呢?因为岳麓山过去佛教和道教盛行。王鲁湘:对,是道教圣地。朱汉民:大概在东汉末年,这里就有一些道士,现在山上还有个“抱黄洞”。当时有个叫张抱黄的道士就曾在山上炼丹,《岳麓书院志》上记载他在那修炼之后,飞升而去,就是变成仙人了。除此之外还有佛教。麓山寺是湖南最早的寺庙,建于西晋。也就是说,在岳麓书院创办之前,这里已经有儒、佛、道在这里活动,做文化交流。王鲁湘:已经是一座文化名山了。朱汉民:在唐末五代战乱的时候,文化遭到极大破坏。智璿和尚考虑到有很多儒生想读书,他居然真去买了很多儒家的经典拿到这里,又约请了很多的儒家读书人、士大夫们到这里来读书。这个时候这里就构成了一个最早的书院,虽然当时还不叫书院。到了北宋开宝九年(976年),潭州太守朱洞,就在这个基础上建造了岳麓书院。王鲁湘:这正好表明,岳麓书院的形成本身也是三教合一的产物。岳麓书院是岳麓山儒、佛、道文化融合的产物,而后来使它名扬天下的,也正是一种以儒家正统为主体、综合佛道思想的理学思潮。被后人称作朱子的朱熹继承了周敦颐、程颢、程颐开创的理学,综合儒佛道三教的思想精髓,完成了儒学的哲学化转型,为君主专制、封建伦理和等级秩序作了精巧的论证。朝廷大为赞赏朱熹的学说,其《四书集注》对孔孟学说所做的阐释,从此成为了科考的规范,儒学由此得以中兴。而朱子曾经讲学的岳麓书院,也因为皇帝的褒奖再次出现了办学的热潮。三、朱张会讲从夏商周三代到汉唐,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中心一直在北方,湖南地处“南蛮之地”。直到两宋时期,中国文化中心南移,湖南才出现了以“湖湘”为名的理学学派,岳麓书院自然成为了湖湘学派的中心。《岳麓书院图志》上手绘的“朱张会讲”图当然,岳麓书院的功成名就,还在于它自成一格的教学方式:自学为主,老师数日开讲一次,提纲挈领只讲重点。上课的时候,学生从少年到花甲济济一堂,自带蒲团,席地而坐,凝神听讲,主动答问。岳麓书院更有一种独特的学术活动叫“会讲”,即请不同学术观点的人面对面探讨和辩论,学生在场旁听,有时论争至三天三夜。虽然不一定能取得一致的意见,但已推动了学术和教学工作。其中最著名的一场会讲,就发生在朱熹和另一位理学大家张栻之间。王鲁湘:“忠孝廉节”堂里,正面的讲台就是当年朱熹和张栻会讲的讲台吧。他们两个人坐到椅子上,周围的学生来听他们两个人辩论。朱汉民:是的。当时他们讨论《中庸》的“已发”和“未发”问题58。史书上记载,他们在这里争论了三天三夜,意见不太一致。因为两个学派的学术宗旨不一样,一个是“闽学”,一个是“湖湘学”59。他们学术的师承也不一样,对《中庸》“心”和“性”的理解也不一样。然后他们就讨论,进行激烈的争辩,学生在下面听。王鲁湘:听课的也听了三天三夜?朱汉民:对。岳麓书院“道南正脉”匾额王鲁湘:这应该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大盛况啊。朱汉民:确实是一个非常盛大的学术事件,而且他们最终也取得了学术成果。两个人经过讨论之后,在很多大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的意见。所以后来张栻的“湖湘学”和朱熹的“闽学”比较接近,都被列入《宋史·道学传》,这也是堂上“道南正脉”匾额的由来。王鲁湘:这是乾隆皇帝写的。朱汉民:对。匾额的意思就是,朱熹、张栻在这里讲学,他们传播的孔孟之道是正统的,所以是“道南正脉”60。王鲁湘:岳麓书院千年以来“弦歌不绝”,可以说是中国最有名的弘道圣殿。说到弘道,岳麓书院在中国学术史上一直引以为自豪的,就是八百多年以前的这次“朱张会讲”。那么,朱熹当时是因为什么原因来到潭州这个地方的?朱汉民:过去的读书人真是很不容易。他们在读书过程中如果发现有不懂的地方,产生了疑惑,就要和当时的师友相互讨论。如果两人相距很远,讨论的方式主要是通过书信进行。当时岳麓书院的主持人是张栻,他是二程的世传弟子,而朱熹也是二程的世传弟子。王鲁湘:朱熹是李侗的弟子吧,而李侗是二程的三传弟子,所以这两个人往上走,都走到二程那里去了。朱汉民:对,都是二程的四传弟子。朱熹在读《中庸》的时候,对里面心和性的问题总是不得其解。在这时,他就跟张栻通书信来讨论这个问题。他们的书信来往非常多。张栻是胡宏的学生,他们对心、性有一套看法,认为“未发是性,已发是心”;至于心性如何修炼才能成圣贤,他们的主张是“先察识,再涵养”。而朱熹是李侗的弟子,李侗是主张静坐功夫的。王鲁湘:对,闽学是主张半日读书,半日静坐的,更类似于禅宗。朱汉民:首先要静坐,体认大本。朱熹感到,通过书信与张栻交流还是不行,必须要见面讨论,所以他就从福建走了两千多里到湖南。古代交通不像我们今天坐飞机坐火车那么便利,一下就到了,可见他走了很久。王鲁湘:非常难,走走路、坐坐船、再骑骑毛驴。朱汉民:对,要花很长时间。当时他的很多弟子都反对他这么远跑过去,但是朱熹很坚决,于是就来到了长沙。他和张栻两个人一起在讲堂“会讲”。所谓会讲,是书院一种独特的讲学方式,即“会友讲学”——就是两个学友一起讨论,学生坐在边上听。它有点像我们现在的学术讨论会,但又和讲学联合在一起。书院史上最早的有记载的会讲,应该就是岳麓书院这次。王鲁湘:就是朱熹和张栻的会讲。四、经世学风张栻、朱熹、陆九渊和吕祖谦是南宋著名的四位理学家,他们主持的岳麓、白鹿洞、象山、丽泽四所书院,是当时闻名全国的学术基地,因此被称为“南宋四大书院”。张栻主持岳麓书院教事期间,对书院的教学进行了一系列的重要变革。在著名的《岳麓书院记》中,张栻提出了“成就人才,传道以济斯民”的办学方针,否定了那种仅能应付科举考试,只有言语文辞之工的无用之才,明确了书院的目标就是培养能够“传道济民”的人才。此外,在教学方法和学术研究上,岳麓书院也更加灵活多样。于是乎,湖湘士子纷纷来此研习,名士大儒更是往来频繁。岳麓书院从此成为湖湘学派的主要基地,步入了其发展的全盛时期。朱汉民:我认为湖湘学派最大的特色,就是把心性的修炼和经世致用结合起来,所以湖湘学派的成员不是那种纯粹搞心性修炼的儒者。纯粹搞心性,走到极端的话,就有点像佛教、道教,远离政治,远离社会。王鲁湘:跟“逃禅”是一回事了。王夫之像朱汉民:对,天天坐到那儿修炼,不关心社会、政治,要他去治国平天下,什么也不懂。这样的话,实际上违背了儒学经世致用的精神。王鲁湘:所以才有老百姓经常说的那句话,叫做“百无一用是书生”对吧?朱汉民:对。湖湘学派这批人,除了心性修炼之外,也很注重研究各种经世致用的学问。张栻还研究《孙子兵法》,而且他认为《孙子兵法》是每个儒生必须要研究的,所以湖湘学派有些人后来去打仗,到战场上去指挥军队,去抗金啊等等。湖湘学派所奠定的这种思想、学术传统,影响到了后代。明清之际,湖南出了许许多多的学人,从学术传统上来说,都可以和湖湘学派扯上关系。王鲁湘:在这方面,岳麓书院最杰出的一个学生,应该就是王船山61先生了。朱汉民:对。王鲁湘:所以咱们岳麓书院专门为他建了一个祠——船山祠。王船山是湖湘学派的集大成者。他本为明末举人,清兵南下,他以一介书生之躯举兵抗清。兵败还乡,闭门著述,潜心研究学术,成为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对后世影响极大。岳麓书院船山祠王鲁湘:王船山先生可以说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大概是什么时候在岳麓书院读书的呢?朱汉民:明末的时候,他正好在岳麓书院求学。当时他还在这里办了一个社团叫“行社”,“行”就是行动的行,因为他比较注重实践。当时,他的老师也叫吴道行,所以这个社团的名称,说不定还和他的老师有关系。王鲁湘:据说吴道行在清兵打来的时候自杀了,对吧?这个事情好像对王船山的刺激非常大,他把老师的尸体掩埋了以后,就到南明62那边直接参加了抗清运动。朱汉民:对,他后来把抗清作为毕生奋斗的事业。王鲁湘:王船山的学说,在他生前和死后相当长的时期里不为人知。大概是什么时候

                      刻还悬在书本的内容上。“年月日时每个单体都以天干配地支的方式来代表,四合二数,共计为八,故称之为‘八字’。”我冲着后视镜接口道,“古人将排位奇数的天干地支定为属阳,排位偶数者定为属阴。天干中甲、丙、戊、庚、壬为阳干,乙、丁、己、辛、癸为阴干。地支中子、寅、辰、午、申、戌为阳支,丑、卯、巳、未、酉、亥为阴支。”“嗯,这个我大概明白了,不过你怎么能很快选定阴月阴日阴时的呢?”S追问着。“呵呵,很简单,用晖儿做的万年历排出月日时,然后筛选出阴干阴支,最后汇总就得到了阴月阴日阴时的数据了啊。”笑声中我道出了其中的玄机。“哦,搞了半天是这样?!”S如梦初醒,脸上一付上当受骗的表情,“我还以为你多神呢,原来是投机取巧。”“非也,非也,这叫古今结合,科学风水法。”林岳在一旁摇头作夫子状。一路笑声中,车子到达了目的地——城南晖儿的办公室。之前的彼岸血莲事件后,晖儿的老板一直心有余悸,在安排员工SOHO式工作后,却意外的发现这样的办公方式带来了高于以往的效果,于是索性延用了下去。原本的那座别墅用作定期集中会议和临时歇脚办公的场所,晖儿则负责监管着别墅的使用和安排。进入别墅,三人分头按计划忙碌起来。S在别墅内部墙体地板上取样建筑材料,不时地在计算机上测算着数据。我和林岳则钻进了地下室,用驭金提炼的金属封闭加固了所有的缝隙和孔道,只留下了一个通风口,最后将地下室的出口也完全封死。在意念催动下,地下室内浮现出一个喇叭状的金属管道与通风口密合,管道中三个立轮螺旋桨飞速地转动着将空气自唯一的通风口处排出。随着气流的不断变化,我用听风能力探查着室内的情况,在确定达到效果后,随着一阵轻响通风口被金属完全地封闭了起来,此刻的地下室已是处于一片真空状态。“亦凡,根据S的材料分析报告和林岳检测到的分贝数值,程序已经算出了最精确的数据。”回到家中,晖儿递过一份数据报告,“我在供电局的计算机网络已经获得了控制权限,根据数据参数,已经设置好了需要的供电电流和电压。”“晖儿,辛苦你了。”看完数据报告,我望着晖儿略显憔悴的脸忍不住的心疼。“没事,只是少睡一会罢了。”晖儿疲倦地笑了笑,有些担忧地说道,“今晚你真的打算一个人去吗?”“是的,今晚的事情只能由我一个人来完成。”我将晖儿揽入怀中,抚着她的头发轻声道,“多一个人只会多一份风险,再说剩下的事情我一人也能够应付的了。”晖儿没有再说什么,只是紧紧地抱住我,在唇上印下了一个深深的吻。……遁神聚魂的风水格局并不是招惹所有的虚灵,与之呼应的只有异类怪品的虚灵,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鬼”、“异灵”,人形穷奇则正属于这个范畴之中。生活中常听说的鬼楼、鬼屋之类的地方便是应了这个风水格局,因为它们都犯了“水土无阳,两短三长。”的讲究。所谓水土无阳,是指所处地域的水流和泥土纯属阴性,丝毫没有半点阳气。地下常年不见阳光,阴气浓重阳气全无,南北方对于水而言是南阴北阳,自南流向北的水便是源自阴处,因此地下水脉且水势为自南向北的流向的称之为无阳阴水。河流泥沙,沉积在河床底部深处的泥沙也属于不见天日的一种,其间集聚了大量鳞甲贝壳动物的骨骼尸体,而此类动物又属阴性,所以此类泥土被称之为无阳阴土。而两短三长则是指建筑体的高低数目或附近山峰态势。越国铸剑大师欧冶子曾铸短剑两把——鱼肠、胜邪,长剑三把——湛卢、纯钧、巨阙。两短三长五剑均为锐利杀气之物,且曾为史上著名刺客所用,因此形似此五剑的态势便附作阴魂凶险之相。踏着夜风,再度进入别墅。放下手中沉重的纸箱,我深吸一口气,取出箱中的物件,迅速地在预选的位置排布起来。根据遁神聚魂局的态势,事先作出了一个符合格局的模型,下为阴水,以弱水印纸辅助;中为阴土,以浩土印纸辅助;上为五剑,以锐金印纸辅助。排定格局之后,我捻起一张长风印纸贴在了局外的阴位,望着房内的挂钟等待阴时的到来。“嗒”,分针跳动到了指定的时间,伴着我口中的低吟,一股阴绵的旋风自格局间幽然拂过,屋内忽地映出一片淡淡的青蓝色光芒。但面前并未如我所料般地出现什么异常波动,甚至在阴风拂过之后空气的流动都静止了。怎么会?!难道是这个格局的效力不够?正想上前查看时,一种熟悉的阴寒感突然想脑部袭来,我下意识地退后。不对,这安静的气氛有些诡异,连时钟的嘀嗒声和屋外的些许响动都已停止。“少昊之子,既然来了又何必藏头露尾呢?”我站直身形朗声道。“哈哈……”一阵狂笑自局内响起,之前梦中见到的青年人顿时出现在面前,“有趣,真有趣!当日我就觉得你不是一般的有趣,却没想到你能给我这么大的‘惊喜’。”“你也很是有趣。”我微笑着对少昊之子说道,“以至于那天我没料到你就是穷奇的精魂,但今天我们要做的事情也许就不那么有趣了。”“哦?好狂妄的口气!”少昊之子饶有兴致地望着我道,“不过,我喜欢!狂妄也是需要实力的,你敢如此大言就证明有一定的实力。”“我想请你让兽形穷奇永远安睡,以免为祸人间。”我一字一顿地说道。“迂腐,迂腐~~”少昊之子摇头不屑道,“怎么叫为祸人间?废话免谈,来来来,让我见识一下不那么有趣的事情。”面色一沉,我不再多言,喳喳一阵声响中,少昊之子身下的地板内飞出数十块半米直径的金属圆盘,整个布局突地下沉了一寸。圆盘在空中倏然变形,化作十二支尖利的飞锥,笃笃几声尽数在布局周围钉成了一圈。“长风绵绵,云动九天。”低吟声中,飞锥猛地没入地下,原本真空的地下室与外部气压产生的压力使得地面咔嚓作响,一旦开裂,产生的气流就会形成高速的风,配合我预先布在地下的长风印阵便产生足以灭其魂魄的疾风。扑扑两声,天花板上垂下两支粗大的铜棒,恰好将少昊之子的身形夹在中间。铜棒的周身布满了落雷印纹,在末尾缠绕着粗大电缆。手上早已拨通了晖儿的手机,但我并没有说话,心中高喝“惊天雷动,迎神驱邪。”这是我与晖儿约定的信号,只要接到手机呼叫便立即将足以启动落雷阵的电流全数转向别墅。四周一片寂静,事情并没有如预想般进行下去。没有破壁而出的疾风,更没有呼啸而至的巨雷,一切都凝固在可怕的无声之中。少昊之子欠身环视了一下周围,摊开双手扬了扬眉,继而盘膝坐下,伴着铜锥的敲击低声唱道:“谁的江山马蹄声狂乱,我一身的戎装呼啸沧桑,天微微亮你轻声的叹,一夜惆怅如此委婉……”那忧郁歌声竟是充满了现代曲风的韵味。此刻根本没有心情去细听歌曲,一切阵法全部失效这必然是少昊之子私下动的手脚,难道晖儿已经遭遇不测了?!十八、少昊“‘凭君莫问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一曲哀歌尽诉王权沧桑,这周姓小子却也是性情中人。”歌罢,少昊之子抚锥叹道,“不必为你的妻子担忧,我只是将此地十里之内的时间停止凝结罢了。”“成者王侯败者寇,我败了。”少昊之子的话虽然让我安心不少,但面前的落败却是已成定局,“随便你怎么处置我,只是请你放过我的妻子和朋友。”“好一句成者王侯败者寇!”少昊之子长身而起,双眼闪着逼人的光芒,“为什么要认命?!失败算什么?!王侯又都是成功者吗?!”少昊之子身周邪气大盛,冰冷且窒息的阴寒气流迅速地包围了全身,迫得我几乎昏死过去。一句话语竟激得他如此的疯狂,盛怒之下只怕我是要命丧当场了。不,为什么要就此坐以待毙?!脑中一个强烈的意识猛地冲击起来,少昊之子的话的确有理,败了就一定要认命吗?!既然他会愤怒,那这便是他的弱点!“即便再怎么不满,你也无法改变少昊一族被驱逐,你被舜帝杀死的事实。”强打精神下,我艰难地说道。这话似乎正中少昊之子的痛处,他的脸色顿时暗淡了下来,忧伤的表情溢于言表:“前世之事只手遮天,后世之人以讹传讹,你们又怎会知道真正发生的一切?不过你说的也对,不管怎样,都改变不了已经发生了的事情。”“难道史书记载上所说的都是子虚乌有?”少昊之子的话语似乎有些隐意包含其中,也令我听得一头雾水,“那时候究竟发生了什么?”“果然是个有趣之人,死到临头却来询问我的身世。”发问间,少昊之子忽地笑了,“也罢,世上令我看得顺眼的人不多,勉强也算你一个,既然如此我就原原本本地将这一切告诉你。”一人一魂面对面地盘膝坐在了地上,在少昊之子那浑厚的嗓音下,一段上古传说的谜团渐渐揭示了开来:“这一切都要从穷奇的来历说起,那穷奇原本就是共工……”共工,实为共工氏的首领,本姓姜。上古司职的水神,人首蛇身,长着满头的赤发,出行总是骑着两条水龙。共工为炎帝神农氏的后人,自然对农耕很重视,依靠司职水神的能力发展着当时的农耕水利,发明并教会了人们筑堤蓄水的办法。在巡视了中华大地情况之后,共工发现有的地方地势太高,田地汲水灌溉很是费力;有的地方地势则太低,一旦江河水涨便容易被淹。于是共工产生了一个想法,打算把土地进行一番改造,把高地削平,利用高地多余的土壤将低地填高,以此扩大耕种面积,同时也可有利于水利和灌溉。然而这个造福民众的建议却被当时统治人类的天神颛顼所否定了。理由很简单,统治大地的王权是属于颛顼的,所有的土地应当只听从他的分派和调遣。而共工的建议显然是自作主张,等同于公然向他的权威挑战。不过,这种私欲当然不能作为公开的反对依据,于是颛顼便以“天地玄黄,动一则乱”为理由,驳斥了共工的建议。共工心下不服,几番争辩不合后终于率众与颛顼抗争,之后这场原本是治理农业的争论竟发展成了大地王权的争夺战。由于当时的人们在颛顼的愚民统治下,很难理解共工的做法是为民谋福,绝大多数人都相信了引经据典慷慨激昂的颛顼。他们认为共工平整土地,便会引来灾难,于是纷纷支持颛顼讨伐共工。共工为民请命,造福苍生的做法非但没有得到人们的支持,反而被认为是一派邪神企图危害天下。可他却一再坚持不肯妥协,终于在不周山被颛顼逼得撞山自尽。共工死后,怨气始终不散,于是便化作了穷奇。那时的穷奇还不能听懂人们说话,当看到争吵的人慷慨激扬滔滔不绝的引经据典,便会引发它的怨气,将那人认作是颛顼而上去吞噬。吞到一半时,它忽然醒悟过来,这不过是普通人而已,于是便留下半截尸体郁郁离去。如此怪僻的行为,周而复始便被人作为了“虎头蛇尾”的典故,而穷奇也因此被定性为凶恶的怪物。少昊氏是黄帝的一脉传人,上古五帝中的第一位便是出自这一族。少昊原叫金天,一直潜心研究太昊伏羲的八卦理论,以此推算历法气象等以为民造福,因此被人们称作“少昊”。而正是因为族人将大量的精力用在了研究上,所以统治权早早地便让给了其他的氏族。少昊之子出生在舜帝时代,自小便精通阴阳五行,对八卦理论更是了如指掌。年少的他难免有些恃才傲物,而且也十分厌恶当时所谓的君子之行,认为将自身私欲隐藏而戴上一付假道学的面具是十分可耻的。出于逆反心理,他结交了一大批被当时人所唾弃的“小人”,并与之为伍,为此也受到族长不少的责罚。为了逃避,少昊之子选择了外出游历,在路上却恰恰遇上了一只受伤的怪兽。他一眼便认出那是传说中的穷奇,虽然心下有些害怕,但出于莫名的好奇与同情还是救治了它。穷奇似乎与这位不遵君子之道的青年特别投机,竟于他形影不离。在相处间,他发现穷奇的身上满是怨气,于是便设法化解,却在无意中窥觑到了那段上古冤案。激愤之下,少昊之子带着穷奇返回了氏族,将此事告知族长并扬言要将真相公诸天下。可族长却认为颛顼与少昊氏同为黄帝一脉子孙,公布真相一定会有损先祖的声誉,劝解不成下便暗地通知了舜帝。舜帝闻讯大怒,列出少昊之子五大罪状:诋毁先祖、亲信小人、豢养穷奇、藐视王权、煽动祸乱,当即下令全族围剿追杀。少昊之子寡不敌众,骑着穷奇逃离氏族,但在逃至西北区域时,被预先设好的土坑困住了。舜帝率队赶到,施法把一人一兽禁锢坑底,用特制的铜锥将少昊之子与穷奇串胸刺杀。事后,为了严守秘密,舜帝便将整个少昊氏族放逐西部。虽受重创,可神魔之身的穷奇并没有死去,只是元气大伤。在它的帮助下,少昊之子的精魂便与之合二为一,同为一体了。……“亲小人,恶君子,可笑可叹,哈哈……”少昊之子发出一阵凄厉的狂笑,“世人只知表象却不明就里,穷奇吃的只是那些巧言诡辩人面兽心的伪君子罢了。”悲戚惨烈的故事在少昊之子淡然的语声中显得格外的震撼,那并不是一段传说故事,而是确确实实发生过的历史,这与我以往所知的真理般的知识完全背道而驰。沉默良久,我不禁自问难道之前所做的一切都是错的吗?这世间的是非标准难道如此不堪一击?“世事沧桑,五千多年了,你却是第一个听我讲述这些的人。”少昊之子扶着手中的铜锥道。“穷奇受禁锢太久,元气大伤,可你作为穷奇的精魂又怎么能来去自如呢?”我连忙问道,在直觉中感到了一丝杀气,难道他要动手了?“很简单,托那些贪婪伪善的世人们的福,我借助了一些人的力量动了点小手脚。”狡猾的笑容在他脸上浮现了出来,“只因贪财好物而又自命不凡,于是乎天下庸人之精气则尽为我用也。”听着不由得一愣,难道少昊之子已在人们的不知不觉中布下了什么局?这个局会影响到……思索间身边忽地一寒,少昊之子的身影竟已迫在一旁,身周一片光怪陆离的碎片闪过,我竟似进入了一个奇异的空间。“不必苦思冥想了,既然你是第一个听我说那故事的人,今天索性就让你全数明白。”少昊之子的声音在耳畔响起。眼前一亮,周围现出一片商业繁忙的景象,他似乎用自己的能力将我带到了某个商业区的场景之中。拥挤繁华的道路两旁满是店铺和商场,一些珠宝首饰广告夸张地悬挂在大楼前。大街与小路的交错处,一些推车和地摊生意也是门庭若市。我发现在商场店铺甚至那些地摊上都有着一些诡异的光点闪动着,放眼望去,道路行人身上、汽车前窗上竟也星星点点地闪动着这种光点。那是什么东西?光点中似乎都包含着某个相似的形状,但却无法探视究竟。“你的目光倒也敏锐,现在可能看仔细些了?”随着少昊之子的话语,商场、店铺、地摊、行人、车辆上的光点被局部放大,整齐地排列在我的面前,那感觉倒像是保安监视系统的屏幕。“貔貅?!”那些光点竟然是金、玉、水晶、木等不同材质的貔貅佩饰!近些年的确很流行佩戴貔貅饰品,因为貔貅是辟邪聚财的神兽,可即便如此大规模的流行却也实属罕见,这就是少昊之子布下的局吗?“切勿因熟知而短视,你仔细来看!”一声轻喝,眼前的貔貅饰品又大了数倍,这是……穷奇?!眼前的饰品与貔貅十分相似,但仔细观察会发现,虽然它与貔貅一样有着肉翅,血口大张,但身上却没有貔貅所特有的吉祥纹理;头上是一对延展至顶的尖耳,而不是貔貅所特有的鹿角;至于尾部则是盘缠在后腿之间的一条蛇尾,因有说法貔貅为龙子,所以也就误以为是龙尾。原本见过同事买来的貔貅饰品,我还曾批评说那貔貅吉祥纹理不清,且不分单角天禄双角辟邪,明显是工艺商降低手工成本,不成想这根本不是貔貅,而是穷奇!!“世人独好貔貅,只因它以钱财为食,只进不出,而且凶猛忠心可以护主。”少昊之子阴声笑道,“我只消在几个不良奸商身上做下手脚,其余的便假于他人之手了。”“引彼行而抗之,化阴阳则不息”竟然是上古最为诡异的格局!书稿记载中特别提到过的上

                      图书馆由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教育部接管,并将其改名为国立京师图书馆,于1912年8月27日开馆接待读者。1917年国立京师图书馆移到方家胡同(原国子监南学旧址),1928年7月更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馆舍迁至中南海居仁堂,1931年在北海公园西岸的文津街馆舍落成(现为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成为当时国内规模最大、最先进的图书馆。注23关于中、日等国学者对《女真译语》和资料的研究,金光平、金启孮父子合著的《女真文字研究概况》一文有具体详细的阐述,载《爱新觉罗氏三代满学论集》,远方出版社1996年版,104页。注24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所二所。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即由原来的一所、二所合并而成。注25北平市立五中位于东城区,始建于1928年5月。据1938年6月《北平市各级中小学调查·调查资料第1号》统计,七七事变之后,北平的市立中学计有省立高级中学1所,市立中学校5所,市立女子中学2所。见陈兆肆:《日伪统治时期北平的中小学教育》,载《北京社会科学》2009年2月,102页。注26池内宏(いけうちひろし,1878—1952),日本历史学家、东洋史学家,东京帝国大学名誉教授。出生于日本东京府(现东京都),祖父为儒学名家池内大学。1913年任东京帝国大学讲师,1916年任副教授,1922年,以论文《鲜初东北境和女真的关系》获东京帝国大学文学博士,1925年任教授。1937年成为帝国学士院会员。1939年转任名古屋帝国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朝鲜、满洲(中国东北部)的古代和中世纪史。著有《文禄庆长的役》《日本上代史的一研究》《满鲜史研究》等。注27三上次男(MikamiTsugio,1907—1987),日本著名金史、女真史学家,陶瓷学家。出生于京都府宫津市,1932年毕业于东京大学东洋史学科,为池内宏的主要弟子。1932—1933年,由日本外务省属东亚考古学会派往中国留学。1933—1936年升入东京大学大学院深造。三四十年代频频来中国东北地区从事高句丽、渤海遗迹调查。1949年为东京大学教授。历任日本考古学会会长、东洋陶瓷学会会长、中近东文化中心理事长等要职。对金史、女真史、中国东北地区考古学、陶瓷学均有精深研究。在金史、女真史方面有大量著作,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进行系统研究。1937年发表《金代女真之研究》,因在女真社会构成的研究上有突破,被当时日本学术界誉为这一领域的“高峰”。中国学者刘浦江在1999年出版的《辽金史论》自序中感叹说:“据我看来,直到今天,中国辽金史研究的总体水平还没有超过战前日本学者曾经达到的那种高度。”注28该照片选自《金启孮先生八十寿辰暨执教五十年纪念集》(内部刊行本),1998年版。注29这里的胜利系指194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注30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次日,段祺瑞有致冯玉祥等电(1924年11月5日):“北京冯总司令,孙副司令鉴:之密。顷闻皇宫锁闭,迫移万寿山等语。要知清宫逊政,非征服可比。优待条件全球共闻。虽有移住万寿山之条,缓商未为不可。迫之于优待不无刺谬,何以昭大信于天下乎?望即从长计议可也。”冯玉祥却复电说:“此次班师回京,自愧尚未做一事,只有驱逐溥仪,乃真可告天下后世而无愧。”电文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溥仪出宫后图谋恢复优待条件史料》,载《历史档案》2000年1月,67页。冯玉祥答复见吴锡祺:《记溥仪出宫》,载全国政协文史委编:《晚清宫廷生活见闻》,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但所转引的段祺瑞电文略有出入。注31关于没收旗地旗产的问题,金启孮先生有《清代王公府属旗地——取租情况和清理始末》一文结合自己家族的情况详记其事,其中提到清代王公旗地的性质是:“清代各府所属旗地,是随着封爵的官产,并不属于王公私有,每一王公分府时,都拨给一批旗地,数目视爵位的高低不等。如果得罪革爵,则旗地连同所居府邸要一并交官,只有另置的私产例外。”特别提到民国十三年甲子之变,冯玉祥既接收了清宫财富,翌年张作霖又清理旗产,令各府将旗地租账(包括老账、新账)统交民国财政厅清理变卖,只把王公坟地园寝没算在内,而是令交款税契留置(封建社会得罪被抄家者,也不没收坟地)等事,与本次口述所说略同。并引录民国十六年(1927年)六月一日《顺天时报》所登清理旗产的官产处公告。载《爱新觉罗氏三代满学论集》,远方出版社1996年版,232-236页。并见台湾满族协会编《满族文化》第20期,1994年版。注32乌素图,是蒙古语,意为“有水的地方”。乌素图召坐落在大青山南麓,呼和浩特市郊区攸攸板乡乌素图村西沟口的台地上,距市区西北13公里处,实际上是当地旧有的7座寺庙的总称。因它们相距不远,毗邻相连,又地处乌素图村旁,所以统称乌素图召。注33三家子村位于黑龙江西部,嫩江东岸。该村一直是满族聚居地,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满语仍被作为交际工具使用,满族的诸多文化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保留,仍有部分满族老人能够较流利完整地用满语表达,三家子村也就因此成为国内外学者进行满语、满族文化调查研究的重要基地。1962年内蒙古大学组织调查组,由清格尔泰先生带队,对三家子村的满族语言文化进行系统调查,金启孮先生也是满族调查组的成员之一,此次调查工作为期2个月(1961年8—9月),收集了一些宝贵资料,金先生在此调查基础上写出《满族的历史与生活——三家子屯调查报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德国汉堡,1984年)一书,这是首次对保存现代满语的满族聚居村屯进行调查的成果,他不仅把满洲尚存的满族村落公之于世,而且抢救了被学术界认为早已不复存在的“活的满语”这一文化遗产。1984译为德文本出版,在世界满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而该文从调查到成果出版,竟然整整相隔了20年。注34清格尔泰(1924—2013),内蒙古卓索图盟喀喇沁中旗(今赤峰市宁城县)人,蒙古族著名的语言学家、蒙古语言研究开拓者和奠基人,内蒙古大学教授。主持创建了内蒙古大学蒙古语言文学系,中国第一个蒙古语言学硕士点、博士点和蒙古语言文学培养基地。出版专著《蒙文文法》《现代蒙古语》,组织编写了《蒙汉词典》《蒙汉语族语言方言研究丛书》《契丹小字研究》等著作10多部。对蒙汉文化交流,蒙古语的研究和发展,现代蒙古语的进步有着卓越的贡献。1961年带队到三家子调查后,也曾撰有论文:《满洲语口语语音》,载内蒙古大学《纪念校庆二十五周年专刊》,1982年版。注35策棱(1672—1750),博尔济吉特氏,成吉思汗嫡裔,蒙古喀尔喀部人。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准噶尔部台吉噶尔丹举兵侵入喀尔喀﹐策棱偕祖母格楚勒哈屯﹑弟恭格喇布坦投奔清朝。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娶和硕纯悫公主,授贝子品级、和硕额驸,从征准噶尔有功。雍正间,进封多罗郡王、和硕亲王,因战功卓著﹐被清廷赐号“超勇”,佩定边左副将军印。从雍正十一年至乾隆十五年(1750年),策棱一直驻防漠北,对北方边境的安宁,起着重要作用。成衮扎布(1750—1771)为策棱长子。注36关于此事,金先生在《情寄第二故乡——我在内大的二十五年》一文中记述更为详细:“建校之初(内大建于1958年),北京蒙古王公家中祖先画像、行乐图、战绩图、蒙文档案仍有不少保存,我建议内大全部收购,我愿当中间人。但因当时正集中力量编写革命史,未能采纳此建议。60年代初,我回京探亲时听说许多重要蒙古王公画像,通过琉璃厂已流向国外,曾两三夜未曾安眠,痛惜之心,至今未已。”载《金启孮先生八十寿辰暨执教五十年纪念集》,1998年版,141页。注37《爱新觉罗宗谱》丙册,4388页。注38《爱新觉罗宗谱》丙册,4621页。注39《爱新觉罗宗谱》丙册,4632页。注40《爱新觉罗宗谱》丙册,4681页。注41《爱新觉罗宗谱》丙册,4681页。注42《爱新觉罗宗谱》丙册,4689页。注43塔拜为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六子,为庶妃钮祜禄氏所生,一生平淡。死后追封辅国公。注44学院胡同为东西走向,东到太平桥大街,西到复兴门北顺城街。明朝称提学察院胡同,因为胡同内有提学察院衙署而得名。清朝改称学院胡同。20世纪90年代道路改造后,曾更名为学院小街。但最终仍定名为学院胡同。注45卧佛寺街位于今复兴门附近,今已不存。1956年打通的西单至复兴门路段工程中,卧佛寺街、邱祖胡同与报子街被夷为平地,长安街与复兴门外大街得以贯通,卧佛寺街、邱祖胡同和东西观音寺街等都融入了长安街。卧佛寺街里原来确有寺院,但却不叫卧佛寺,而被称为鹫峰寺,即唐朝时的淤泥寺,建于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年)。鹫峰寺后殿,供奉有一尊卧佛,卧佛寺街即由此得名。鹫峰寺每逢冬季舍粥,救济乞丐和城市贫民。1972年,在复兴门门洞原址修建北京市城区第一座立交桥,鹫峰寺彻底消失。今天的百盛商场和工艺美术馆所在地就是鹫峰寺旧址。注46毓女士的说法与家谱记载不同,当时访谈者未觉察,由于毓女士已去世,这里只好存疑。注47这里提到的华北电业公司,与毓女士家关系非常密切,因为她父亲与她前夫都曾任职于此。它是北京最早的民族资本电业公司,初名华商电灯公司,筹建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在前门西顺城街26号(今前门西大街41号的北京供电局地址),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11月25日正式对外供电营业。主要供应官府衙门、军政机关、工商企业及富家大户用电和繁华路段路灯照明。后规模日益扩大,自1906—1938年,华商电灯有限公司共兴办了32年。为北京的电力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1940年日伪时期,华商电灯公司被强行收购,改为华北电业股份有限公司。1946年国民政府接管北京的电业,成立冀北电力公司。1949年后仍称华北电业股份有限公司。但遍阅股东名单,并没查到有人姓年。注48板头,即把儿头,两把头,清代满族妇女的典型发式,也称“旗头”“把儿头”或“一字头”。将全部头发绾于颅顶,束起,再分成两缕,缠成两把,在头顶梳成一横长式发髻,贯以扁方,脑后余发梳成燕尾。最初是已婚者发式,后来年纪稍大者亦可梳,不再拘于已婚未婚。注49施今墨(1881—1969),祖籍浙江萧山区,为民国时北京四大名医之一。另三位是肖龙友、孔伯华、汪逢春。注50长安大戏院建于1937年,原址位于北京西单。注51康世恩(1915—1995),河北怀安人。中国石油工业和化学工业的开拓者之一,国务院原副总理、石油工业部部长。1935年在河北省立北平高中读书时,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考入清华大学地质系学习,同年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担任清华大学学生救国会常委。193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至1955年任玉门油矿军事总代表、党委书记,北京石油管理总局局长。任副部长时还兼任大庆油田会战指挥部总指挥等职,20世纪60年代初参与领导和直接指挥了大庆石油会战。之后又组织指挥胜利、大港、辽河等石油会战。创建了一个又一个新的石油基地,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石油工业的面貌。1979年11月25日,渤海2号钻井船在渤海海面上翻沉,72人遇难身亡,直接经济损失3735万元,当时主管石油工业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康世恩对这一事故没有认真对待和及时处理,在国务院领导工作中负有重要责任,决定给予记大过的处分。是建国以来受记大过处分的国务院副总理第一人。1995年4月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80岁。注521952年2月毛泽东签发命令,将中国人民解放军19军57师成建制改编为石油工程第一师。1952年8月1日,57师在汉中北校场举行隆重的“石油师”命名典礼和誓师大会。“石油师”整编成3个团,一团去延安枣园学习钻井技术,二团赴玉门学习基建工程,三团在汉中就地进行训练。半年过后,“石油师”官兵全部奔赴石油战线,成为当时石油工业的生力军。当时全国所有石油工人加在一起不到1万人,石油专业技术力量十分薄弱,“石油师”为石油战线增加了近8000人。1956年,鉴于解放军的建制序列已不存在,1956年57师党委向总参报告,经批准撤销了部队番号。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军事、半军事管理传统,可以说就是源于石油师,就连用语也带着浓重的军队色彩,如勘探开发油气田叫“会战”,一场会战总会“拿下”一个油气田。油田叫战区,领导机构叫指挥部,领导叫指挥。一个阶段叫一个战役,每次战役都要比武打擂,都要总结表彰,骑马戴花升旗夺杯,等等。注53延长县十里村是1907年9月成立的“延长石油官厂”所在地,当时在这里打出的就是中国陆地上第一口油井,史称“延一井”。此井钻采成功,标志着中国工业开采石油的开始,结束了中国大陆无油的历史。20世纪五六十年代,石油部召开大型会议时,来自全国各大油田的领导中一半都来自延长石油厂。“延一井”作为中国油田开发技术的一块试验田,为之后玉门、克拉玛依、大庆等油田建设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同时,由于特殊的地质条件和历史原因,一大批人才也在这里得到锻炼和磨砺之后,分赴全国各大油田。被誉为中国石油工业的“黄埔军校”。注541960年1月,石油部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准备加快松辽地区勘探和油田开发,集中石油系统力量,“来一个声势浩大的大会战”。当年2月13日,石油部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东北松辽地区石油勘探情况和今后工作部署问题的报告》。2月20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一报告,石油会战由此开始。三四月间,石油系统37个厂矿、院校组织人员自带设备,国务院一些部门人员、当年退伍的解放军战士和转业军官,组成石油大军进入东北松嫩平原,展开了石油大会战,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石油工人喊出“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口号,仅用3年半的时间就探明了面积达860多平方公里的特大油田,建成年产原油500万吨的生产能力,生产原油1166.2万吨,占全国同期原油产量的51.3%。为国家积累资金3.5亿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石油工业的面貌。注55胜利油田是在华北地区早期找油的基础上发现并发展起来的。1961年4月16日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村附近打出了第一口工业油流井——华八井,标志着胜利油田被发现;1962年9月23日,东营地区营2井获日产555吨的高产油流,这是当时全国日产量最高的一口油井,胜利油田早期称为“九二三厂”即由此而来;1964年1月25日,经中共中央正式批准,在这里展开了继大庆石油会战之后又一次大规模的华北石油勘探会战,标志着胜利油田大规模勘探开发建设开始;1965年1月25日,在东营胜利村钻探的坨11井发现85米的巨厚油层。1月31日,坨11井喜获日产1134吨高产油流,全国第一口千吨井诞生。胜利油田由此得名。注56大港油田东临渤海,西接冀中平原,东南与

                      00年发生了义和团运动,他才辞去职务,移居上海。甲午战争前,严复作为封建社会的一名知识分子,像其他人一样热衷于功名,愿得一官半职。他曾几次参加科举考试,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中举。甲午战争后,日军的侵入,使中国陷入了严重的民族危机之中,严峻的形势使他警醒起来,他放弃了走科举做官的道路,转而成为提倡变法维新、救亡图强的鼓动者。1895年,严复在《直报》连续发表了四篇文章:《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和《辟韩》。1897年他又参与创办了《国闻报》,报道国内外大事,抨击当时腐朽的政治和旧文化,继续倡导维新变法。从1894年起,他着手译述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这本书成为轰动一时的传世名作。《赫胥黎文集》第七卷前两部分专述进化论,题为《进化与伦理》,严复将它译为《天演论》。他每译完一篇,都加了按语,共二十九条,与译文的篇幅不相上下。1895年初,严复在他主办的《国闻报》的增刊《国文汇编》第二、四、五、六期陆续发表,1898年四月,又以《天演论》书名出版。《天演论》强调生物是进化而来的,不是万古不变的。遵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律,“物竞”是生存竞争,“天择”是自然淘汰,一竞一择,促使自然界生物进化。赫胥黎认为这种生物进化,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严复在译《天演论》时,每每结合时势,加按语,写译注,使国人洞悉“物竞天择”、“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之理,激发人们“自强保种”,救亡图存。《天演论》上半部阐述的是达尔文主义,用生物进化论来解释社会现象,宣扬西方弱肉强食的理念。下半部阐述“人治日新”、“终将胜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复兴的信心,成为爱国志士维新变法的理论根据,对当时和“五四运动”时期思想先进的中国人起了重大的思想启蒙作用。《天演论》由于赫胥黎新奇的思想和严复流畅的笔力,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奠定了严复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地位。从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这几年,是严复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但他不太赞成康、梁掀起的政治改革运动,而是看重教育,强调搞教育、办报纸、“开民智”,并把这看作是救国之本。“百日维新”后,严复在政治上的立场更加趋于保守了。严复一直没有停笔,在辛亥革命前十年,他又翻译出版了许多重要著作,其中主要有亚当·斯察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和穆勒的《穆勒名学》(上部)。这三部译著,加上先前翻译出版的《天演论》,全称“严译四大名著”。此外,严复还翻译出版了斯宾塞的《君学肆言》和耶方斯的《名学浅说》等。【点评】严复是一位启蒙思想家,从西方引进了一系列资产阶级的哲学、经济学和社会政治学说,开阔了封闭多年的旧中国人的眼界,为中国近现代文明的演变播下了种子。第二十章义和团运动自鸦片战争以后,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对外国列强侵略的一忍再忍,一退再退,一个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在列强的炮舰威逼下不断地签出,大量的割地赔款使中国人民背上了沉重的包袱,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中外民族矛盾越发尖锐起来,终于爆发了灭洋兴国的义和团运动。一、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义和团组织最早是在白莲教的基础上产生的。嘉庆时期的白莲教起义失败后,几十年间,白莲教的各个支派继续暗暗流传。在京津、山东、河南、山西等省有八卦教、经阳教、荣华教的秘密结社,都属于白莲教系统,其中以八卦教传播最广。清朝官方规定,凡传习八卦教的,不但要查拿禁止,而且为首的要处以极刑。在这种高压政策下,八卦教徒便用传习拳术来隐秘自己。中日甲午战争时,山东有些地区已有义和拳组织的活动。战后几年在鲁南活动的大刀会,也同义和拳组织有联系。这种组织有过“拳会”、“红拳会”、“义和拳会”等名义。参加义和拳的,以农民、手工业者最多,他们平时在家里从事各自的生产劳动,在劳动之余,在一起练习武术。加入义和拳组织,需要履行一种仪式:练拳时要先跪在地上给师傅磕头,面朝南发誓,还要口中叨咕咒语。师傅告诉徒弟,只要按照这种方法练下去,就会练成“神拳”,能躲避枪炮的射击,刀枪不入,所向无敌。这种因对西方火炮的野蛮而产生的幻想迷信对当时无知的民众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人们纷纷加入义和拳的行列。在山东,由于德国军队入侵胶州湾,德国教会变本加厉地盘剥,教会势力不断扩张,横行乡里,鱼肉百姓,终于激起了大规模的农民反帝爱国运动。1898年十月,山东冠县义和拳首举义旗,揭开了义和团运动的序幕。冠县城的梨园屯与京津威县交界,这里的天主教民在法国传教士的指使下,与村民长期争用玉皇庙基,并于1897年春在旧庙基上重建教堂,结果“村民大哗,群起抗拒”。村民阎书勤、高元祥等,绰号“十八魁”,率众驱逐教民,拆毁教堂,重建玉皇庙。他们还邀请威县著名梅花掌首领赵三多前来护庙,赵三多率领拳众在梨园屯亮拳设厂。传教士要挟清政府镇压拳民,山东巡抚张汝梅一面派兵镇压,一面建议清政府“将拳民列诸乡团之内,听其自卫身家,守望相助”。于是,1898年十月,赵三多等人在冠县蒋家庄率众起义,竖起了“助清灭洋”的旗帜,并改称义和团,率众直攻红桃园教堂,与前来镇压的清军多次搏斗,队伍发展到千余人。随后,起义军分为两路,一路由阎书勤率领,活动在了鲁交界地区,继续打击教会势力;一路由赵三多率领,沿运河北上,势力扩展到京津南部和中部。当犁园屯义和团起义之际,鲁西北的长清、高唐、禹城等州县义和拳,也在朱红灯等人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反洋教斗争。1899年秋,平原县木工子李庄村民李金榜欺压拳民首领李长水,勾结平原县令蒋楷,以“闹教”得罪洋人的罪名逮捕拳民六人,朱红灯由荏平率队前来救援。十月,朱红灯带领拳民击退蒋楷的进攻,接着又在平原县的森罗殿大败前来镇压的清军,声威大震。山东义和团运动迅速高涨起来。义和团以星星之火而成燎原之势,这引起了清政府的极大恐慌,他们多次宣布义和团为“邪教”,严加禁止。以袁世凯等人为代表的“主剿派”,多次派兵镇压、围剿。在这种环境下,朱红灯等著名将领带领义和团东挡西杀,毫无畏惧,一方面抵抗清军的不断剿杀,另一方面痛击西方教会势力,去除百姓的重压。他们在高碑店、涿州、琉璃河、长辛店、丰台等地拆毁车站及铁路,使西方各国使馆大为惊慌。由于义和团在起义的过程中,提出的观点反映了普通百姓的利益,加之指挥有方,秩序井然,从不骚扰当地居民,贫困的百姓非常支持、拥护义和团的斗争。运动发展得异常神速,短短几个月,各地便形成了数以万计的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军。同时义和团“助清灭洋”的口号,又得到了一些爱国官绅、士大夫和清军爱国将士的支持,使这次运动空前高涨。慈禧等人也害怕一味“剿办”会“激成变端”,于是便采取“抚”的办法默认了这个组织的存在,企图利用和收编这支武装力量。义和团在斗争中无形地争得了合法地位,不久迅速在北京、天津附近发展起来。随着北京附近各县义和团声势浩大的发展,外州县团众三五十人一队队陆续涌入京城。清政府的各个大小衙门、王公住宅多有义和团把守监视,并在各重要路口、内外城门口布岗设哨,满汉各营的士兵,如神机营、武卫后军等军士几乎全部参加了义和团。京城里到处都是义和团的揭帖:“还我江山还我权,刀山火海爷敢钻,哪怕皇上服了外,不杀洋人誓不完。”此时,总理衙门的权势一落千丈,北京政权虽没有被义和团直接控制,但义和团却在北京产生了日益增长的政治影响。二、八国联军的进攻义和团运动使西方列强十分恐慌,列强开始率领侵略军进攻北京,英海军提督西摩尔首先率领侵略军一千八百余人由天津乘车向北京进攻,但遭沿途义和团英勇截击,狼狈逃回天津。此时的清政府面对西方列强的武装入侵及义和团运动的日益髙涨深感进退维谷。几个月以来严厉查禁义和团的结果都是“卒未有获”,而被起义军在北京的运动吓得恐惧万分的外国侵略者,企图用屠杀来阻止运动的发展。使馆卫兵屠杀无辜团众数百人的罪行,激起了北京群众的极大愤怒,也遭到了义和团的英勇回击。西什库教堂在外国军队及教堂武装的保护下,被义和团围困了六十三天之久。同时,他们还进攻各国使馆,给西方列强以狠狠的教训,日本使馆书记杉木彬、德驻华公使克林德被杀。面对义和团如此浩大的声势,慈禧一面调兵二营专保颐和园,一面任命载勋为统率义和团大臣,正式承认了义和团的合法地位。慈禧发布对外宣战的命令,派清军配合义和团去进攻使馆,并不断把北京的义和团调赴通州、天津等地去抵抗外国的侵略。1900年六月十日,八国联军两万多人在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下,分批由天津乘五列火车向北京进犯。义和团以破坏铁路相阻截,侵略军只得边修路边推进,津京全线火车原只有三四个小时的路程,结果侵略军用了八十多个小时才到达离北京尚有一半距离的廊坊车站。1900年七月,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八月初,各国侵略军统帅举行会议,商量进攻北京,当时京津铁路已被破坏,侵略者决定沿运河取道通州西进。八月四日,侵略军约二万人从天津出发,美、英、日三国侵略军沿运河西岸,俄、德、法、奥、意五国侵略军沿东岸向北京进犯。当时,京津之间的清军尚有数万人,但慈禧不想抵抗,开始向侵略者乞降。她一面电催李鸿章北上与列强议和,一面命人通知各国统帅,乞求停战。随着侵略军的推进,清军望风而逃,仅少数部队抵抗,京津沿线的义和团战士则顽强地战斗。侵略军走到哪里,哪里就有义和团的阻击。八月五日,八国联军到达离天津仅十公里的北仓。驻北仓的是从天津撤出的马玉昆率领的清武卫右军,聂士成的武卫前军余部把守着运河西岸的韩家墅。侵略军到北仓后,即与马玉昆部遭遇。义和团大队人马数千人立即从附近各地赶来,和清军会合,阻击侵略者。五日凌晨,侵略军向北仓发起攻击,义和团战士和武卫右军在运河两岸挖战壕,顽强抗击,与敌人展开血战。义和团战士还掘开运河,放水阻遏敌人。双方激战时,八国联军见打不下北仓,就转向进攻韩家墅,守卫在那里的清军人数少,韩家墅被日、美、英军队占领,于是敌人渡过运河,从侧翼进攻北仓阵地,义和团和清军遭到敌人夹击,马玉昆的军队在混战中撤退,大批义和团战士壮烈牺牲,北仓失守。北仓阻击战,是八国联军进攻北京途中遭遇到的一次最顽强的抵抗,义和团和部分清军官兵英勇作战,歼灭侵略军一千三百余人。随后,八国联军便长驱直入,兵临北京城下,马玉昆等统帅的清兵抵挡不住洋兵的进攻,撤人城内。洋兵驻扎城外,向城内开炮,流弹纷飞,许多房屋被毁,平民死伤无数。1900年八月十四日凌晨,慈禧携带光绪等数百人逃出了北京,北京被八国联军攻陷。随后清军又开始剿杀义和团士兵,在八国联军和清兵的联合剿杀下,义和团运动不久被镇压下去了。最后,清政府同八国联军签订了又一个卖国条约——《辛丑条约》。【点评】义和团运动是一场群众性的反对西方列强的斗争,它显示了中国人民不可屈辱的斗争精神。它的一个重要缺陷就是没有统一的组织领导,基本上是几十至几千人的各自为战的战斗,这无疑影响了它的发展和成功。对于它的失败,用当时俄国陆军中将苏罗捷科夫致陆军大臣的电报中的一段话来评价是十分中肯的,他说:“中国现在已经表明,它能够为种族斗争提供多么巨大的兵力、金钱和精力,所缺乏的只是组织和组织者。”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第二十一章清末谴责小说清朝末年,官场上的腐败、黑暗,简直达到了见不得人的地步。于是不少具有正义感的文人拿起了自己的笔,用当时流行的章回体小说,刻画了一个又一个形象鲜明的贪官污吏形象。其中最著名的是吴研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和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其笔力之锋利,揭露之深刻,达到了讽刺小说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一、吴趼人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吴趼人(1866—1910),名沃尧,字茧人,后改为趼人。他生于广东南海,因住在佛山,自称“佛山人”。吴趼人性格刚毅,虽一生坎坷,却从不低眉俯首,奴颜媚骨。在二十多岁时,他到了上海,以给日报撰写小品文为生。后来到山东住过一段时间,接着又去日本旅游,但都不如意,最后又回到上海,担任《月月小说》主笔。吴趼人一生主要从事于办报,并写过三十多部小说,在当时也属于多产作家,主要著作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九命奇冤》、《近十年之怪现状》、《新石头记》等,他的作品风格清幽明快。吴趼人的力作《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全书共一百零八回,主要描写了一位自称“九死一生”的主人公,在1884年中法战争后的二十多年里所见所闻的种种奇闻怪状,书中涉猎的范围比较广泛,重点暴露了官场的黑暗和商场、洋场及封建家庭的丑恶。小说突出了一个“怪”字,用漫画的手法,刻画了一个个栩栩如生、可笑可鄙的人物形象。他们当中有把国土拱手让给洋人的外交大臣,有愚昧荒唐、胆小怕死的海军管带,也有为了升官发财做贼的知县。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不择手段,杀人、出卖国家、巴结奉承、出卖良心。吴趼人用传神之笔勾勒出一幅幅沽名钓誉、附庸风雅的官吏及没落文人的丑态。主人公能从这个光怪陆离、乌烟瘴气的世界里冲杀出来,真可谓“九死一生”了。无疑,小说中展现的这个污浊的世界,正象征着腐朽黑暗的清王朝,预示着清朝即将崩溃的命运。二、李伯元与《官场现形记》李伯元(1867—1906),原名李宝嘉,别号南亭长,出生于他父亲做官的山东。李伯元的父亲在他很小时就经常督促他学习经史之作,所以李伯元少年时就擅长于诗赋和制艺,也喜好篆刻。上学时,他成绩优秀,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中秀才,但在以后的科举考试中他却次次榜上无名,这使他开始厌恶官场的营私舞弊。同时,科举的失意,激化了他对社会的不满,他不再谋求为官,而要用笔去揭露官场和社会上的丑恶现象。后来,他到上海开始办报。最先办的《指南报》,不长时间就停刊了。之后,他又办了《游戏报》、《世界繁华报》。在办报期间他写出了《文明小史》,以及《庚子国变弹词》、《中国现状记》、《活地狱》等,他的作品透彻清新,讽刺力强,深受人们喜爱。每次,他刚一完稿,大家便争着想先睹为快。《官场现形记》是李伯元最有影响的一部作品,也是谴责小说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部。这部书共六十冋,由许多短篇故事连成,重点抨击清末官场的腐朽黑暗,暴露了晚清崩溃时期统治阶级内部昏庸腐朽的状况。李伯元痛恨那个罪恶的世界,他把自己的憎恶化为笔下一个个丑恶不堪的形象,从身居高位的大官僚到芝麻大的县令杂役,都没有逃出他的斥骂。其中第十三回,制台见洋人那段最为精彩。这位制台平日里专横跋扈,对属下轻则破口大骂,重则拳脚相加,可是一遇到洋人,立即就换了一副面孔,卑躬屈膝,就差下跪磕头了。制台有个习惯,吃饭时客人来访不准通报,一天,他吃饭时属下通报有客人来,制台不问青红皂白,立即对其大骂,可一听说来的是洋人,顿时气焰就矮了半截,但为了给自己找个台阶下,他又打了属下一个耳光,责备他为什么知道是洋人还不早点回禀,让人等了那么长一段时间。小说中的一个个人物,正是清朝腐败官僚的缩影。虽然是用轻松可笑的故事编写,

                      >黄得功3万刘泽清3万左良玉80万安庆驻军(归凤阳指挥)1万凤阳驻军1万淮安驻军1.5万黄斌卿1.8万李成栋(史可法指挥)4000吴材驻军(水陆部队)1万安庆驻军5000总计100.2万(应为97.2万——译者)可以肯定,这些都是各地驻军的上报数字,实际人数可能要比这些数字少得多。前五支军队主要是自给自足的。所以其将领,像左良王等人皆在其辖区内征税,而且根本不将其税收上缴南京。其余的军队则主要依靠南京提供的军需和兵饷。这样,军政与民政的开支加在一起,每年约需1000万两银子。朝廷希望史可法提供这笔经费的一部分。但那年冬季,他自己的军队也没有足够的粮草,加上淮阳地区的交通被阻断,致使史可法派出的收税官只收到规定税银的一小部分。其中只有5000两上缴南京。因此,南京朝廷只好另寻出路。尽管以前的赋税有所减免,但常规税额却增加了;对已经纳税的地区,则课以额外捐税。例如,这年初冬,淮河地区的米税就增长了12%——据说是因为上交的稻米质量低劣;数月之后,又有宦官建议,向浙江、福建额外征银20万两以弥补府库的日益虚竭。此外,房地产交易税、渔税及沿岸芦苇税等多种杂税也开始征收。及至1645年春,马士英甚至提出向各州府征收特别税,以训练军队。这实际上是恢复了福王登基后已废除的令人切齿的“练饷”。酒税也在此时开始征收,盐税提高。在预料中的是朝廷少不了卖官鬻爵;对地方乡绅进行额外搜刮,迫使他们交纳财产税等等。尽管南明政府作了种种努力,但这些权宜之计的实施,至多也只能收到800万两,而政府所需要的开支则是1000万两。这一困难显然是全局性的,南京政府根本没有足够的辖区,所以也无法为防御提供足够的钱粮。由于缺少信贷来源和私人钱庄(清政府则可从山西商人处借贷钱款),南明政府只能发给少数将领军饷,因而它不得不允许主要军事将领在其各自辖区内拥有财政自主权。这样便削弱了朝廷对各地驻军的控制。这些军队常为分赃不均而互相争吵,以至后来清军邀请他们共同征服华南时,他们竟为能有机会掠夺战利品而喜出望外。尽管南京政权的财政困境是全局性的,但无论当时还是后来的舆论都将南明经济崩溃归咎于皇上的昏庸或马士英的贪婪。也许找出一个替罪羊能使人们对即将发生的悲剧在感情上更容易接受。也许传统史家总是习惯于把一切罪责归于某个人的恶劣品行。因此,无力挽回财政危机的责任,被推给了奢侈的弘光帝和贪得无厌的马士英及其同党。弘光帝是个戏迷,据说他不理朝政,日夜沉溺于表演或观赏阮大铖所编写的《燕子笺》一类的戏曲中。正如《桃花扇》所描述的那样,弘光帝唱道:旧吴宫重开馆娃,新扬州初教瘦马,淮阳鼓昆山弦索,无锡口姑苏娇娃。一件件闹春风,吹暧响,斗晴烟,飘冷袖,宫女如麻。红楼翠殿,景美天佳,都奉俺无愁天子,语笑喧哗。宫殿楼台遮蔽了刀光剑影,南京城内的骄奢似乎掩饰住了前方将士的艰难困苦。皇上只关心自己御花园的美丽,只关心宫内戏班子的戏装精致。他把越来越多的权力交给了宦官,而朝中权臣又卖官鬻爵,中饱私囊。一首当时的民谣这样唱道:职方贱如狗,都督满街走。马士英和阮大铖为了控制某些职位而相互争夺。例如,马士英欲使张国维任吏部尚书,阮大铖则希望他的朋友张捷得到此职。结果阮大铖如愿以偿。而马士英也得以提拔自己的甥婿杨文驄掌南京江防。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因此,有些人出于私心,利用阮大铖的卖官鬻爵和马士英的任人唯亲,拒绝放弃对江南财富的控制,反对北伐。与此相反,史可法则没有理由不支持北伐,他本人当时已在江北,而江南又无其切身利益需要保护。因此,在当时简单化的道德评价中,南京朝内的腐败自私与史可法军营中的正直献身精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扬州的忠臣

                      史可法的扬州大营吸引了江南士绅中最狂热的忠义之士。他们从江南各地,尤其是从淮河流域来到史可法营中充当幕僚,渴望为南明效力。史可法离开南京时,带走了他在镇压农民军期间召集起来的一批忠心耿耿的部下。其中有些人,如张一宠,是1635年史可法在太湖剿匪时投入其门下的。有些则是军事家,如浙江的李标。但他的大多数幕僚是17世纪40年代初在安徽作战时招募的。在任安庆、贵池巡抚期间,史可法又网罗了许多当地士人,像安庆的周自新和孟振邦,贵池的程宗熹和汪思诚。来到扬州后,史可法宣布成立了一个特殊机构——礼贤馆,并下令招纳四方学士。通过其心腹幕僚应延吉的努力,史可法招纳了20名新幕僚,其中包括年轻的神箭手李升和著名的战略家卢景才(LuJingcai)。也有一些人,像正在协助史可法组织“保甲”的1643年进士吴璇,因受到史可法的赏识而任要职。其他人则进入史可法的幕府,以幕僚身份为其出谋划策。其中最著名的是积极献身于收复中原事业的徐州诗人阎尔梅。阎尔梅(1603—1679)出身于富裕的士绅家庭,其家族以擅长音律著称。他与两个兄弟从小就在父亲的督促下学习作曲,并都是受人尊敬的诗人,阎尔梅在兄弟中又最为出色。他虽然不如同乡万寿祺有名,但在24岁时就写成了一本诗集,并为一群在华中和华北的城市与乡村间浪游的诗人所承认。1627年他来到南京,随后又到淮扬地区,与杨廷枢、沈明抡、袁徵、李待问等诗人交游。1628年,在江阴短暂逗留后(在这里阎尔梅出版了《疏影居诗》),阎尔梅便北上寻友,来到了北京。他与吴盛藻、李武曾、戴无忝及山西诗人傅山一起长夜痛饮,唱和诗歌,切磋技艺,举杯相祝,饮酒赏月。1628年,他有幸与另一位著名的徐州诗人万寿祺应邀参加了在天坛举行的御经筵,并作为南方名士被引见给刚刚即位的崇祯帝。两年后,阎尔梅在北京出版了一部诗集。1632年,在完成了另一部著作之后,他回到淮扬,继而又来到杭州西湖,一路上又出版了两部著作。此后,阎尔梅从浙北再次北上,并在山东小住。山东日益增长的社会动乱迫使他于1641年回到了相对安全的淮安避难。在往返的旅途中,他数次横渡黄河,并与许多对王朝将亡十分敏感的士大夫一样,目睹一泻千里的黄河波涛,感受到历史兴衰往复永无止境:黄河来万里,沧海去朝宗。经过泉溪处,诸水俱率从。清浊非一路,大小相雄雌。与时为盛衰,怒喜看天风。行人不敢渡,舟子歌艨艟。沙诸闻笑言,烟雨垂钓翁。神禹知有命,蜿蜒视蚊龙。历史正如黄河那样,有时汹涌奔腾,一路汇集着涓涓细流,有时则气息奄奄,干涸断流。如果这一比喻是恰当的,阎尔梅所处的正是这样的时代。由于京师已落入李自成之手,阎尔梅的生活发生了转变,学者的悠闲与诗人的欢宴从生活中消失了。他一度回到徐州。大顺官员前来接管此城后,他便逃入附近山中。武素几次派人寻找阎尔梅,并邀他返回徐州,归顺新政权。但阎尔梅复信表示要尽忠于明朝。回淮安后,他决心保持名节,并尽力使其家族摆脱当时的困境。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阎尔梅开始注意到淮安以南160公里处史可法的扬州大营。他听到有关礼贤馆的消息后,便产生了再次乘船南下的念头。但此次南下与他20岁时到南京参加诗人聚会大不相同。对许多像阎尔梅这样的文人学士来说,作史可法的幕僚便意味着暂时结束毫无目的的迷茫生活,得到一次重获已失际遇的机会。直到1645年2月12日他被邀请作史可法的幕僚时,阎尔梅才真正加入了史可法的幕府。他进入礼贤馆时所抱的希望,是鼓动南京出兵北伐。就在这时,史可法和南京朝廷开始考虑与北京新政权结盟,以共同对付大顺残部及仍控制着西北大部分地区的其他农民军势力。正是这位长期以来一心保护长江下游免遭农民军袭击的史可法,首先提出了联合吴三桂以镇压农民军的可能性,并要求朝廷考虑。于是,一位姓何的南明副将奉命秘密北上,联络吴三桂,并以弘光帝的名义封吴三桂为蓟国公。正值此时,南京朝廷得知清军已将李自成赶出北京并在那里建立了清王朝的消息,但这个新王朝的意图尚不完全清楚。1644年7月18日,南京政府收到一份多尔衮致江南百姓的檄文。文中之意十分含糊。第一部分写清朝出兵华北的理由,说满人希望剿灭流贼,以救中国。北方的汉族官员士绅都“怀忠义之心”以迎清军,现在已和新政府合作。这一点恰好证明了清朝的善意。多尔衮在檄文中写道:所有与清朝合作的人,都被封官晋爵,对支持南明的江南百姓,清朝也将一视同仁,慷慨相待。其有不忘明室,辅立贤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者,理亦宜然。予不汝禁。但当通和讲好,不负本朝。彼怀继绝之恩,以惇睦邻之谊。在檄文的这一部分中抛出了“两立”的诱饵,以求清与南明能和平共处。然而,檄文的第二部分又提出完全相反的观点。文中指出:国不可有二主并存,否则百姓心存二意,必将导致国家的混乱。所以清朝在稳定北方之后,必然会遣军南下,实现统一。否则,将来很可能发生叛乱,臣民的忠诚也会发生动摇。檄文中虽说到南下之事,但毕竟提出了目前实现缓和的可能性。南明朝廷已开始考虑以淮河为界实现南北分立,因而对清檄文中所提建议的反应是相当积极的。史可法也持乐观态度。他极力主张利用清军的力量去消灭主要的敌人大顺军。他认为杀害先帝的流贼比刚刚入关占领中原的夷狄更为危险。经过充分商议,并经史可法同意,南明决定派遣使臣北上与清军谈判。

                      和谈

                      被选中充当通北使臣的是左懋第。他原是户科给事中,现在弘光帝手下任南京巡抚。他的母亲刚刚在天津去世,他(山东人)想回北方安排母亲的葬礼。因此,他请求率使团前往北京。这次出使表面是为崇祯帝督办祭品及安排葬礼,实际上,其真正的使命是说服吴三桂与南明结盟,并以赠送厚礼、割让更多的已被清军控制的塞外土地及每年输银10万两为条件,说服清军撤到关外。这次出使声势浩大,除左懋第为正使外,还有两名副使:太仆寺少卿马绍愉和左都督陈洪范。此外还有10名官员,20名随从,骑兵50名,马夫200名,卫兵3000名,并携带有作礼品和行贿用的大量金银绸缎。通北使臣一行于8月7日正式离开南明朝廷。他们准备去感谢清军从叛匪手中解救了明帝国。然而,他们刚刚离开淮安安全地带,便遭到农民军的袭击。左懋第一行于10月到达北直隶时,被督抚骆养性阻留。后者要求他们将卫兵减少到100人,然后把他们送到会同四夷馆,好像他们是向清朝进贡的外国使臣一样。左懋第欲将弘光帝的敕书交给清廷,但清人的答复是让他们送交礼部转呈,不得直接递交朝廷。左懋第抗议道:“此乃大明皇帝御书,何得以他国文书比。”然而,清廷官员干脆拒绝接受这份敕书,并将南明使臣安置在鸿胪寺。吴三桂及其他降清的汉族大臣则避而不见。清廷采取这种专横态度的原因很简单。在左懋第一行离开南京,出发赶往北京期间,多尔衮已下定决心,要实现其檄文第二部分所宣布的一统天下的宣言。多尔衮和清廷赞成原明朝御史柳寅东的计划,即在剿灭西部大顺军残余后,取道四川直下东南。当左懋第要求与吴三桂会面时,清军已经开始集结,准备投入这场新的战役。10月14日和26日,左懋第总算见到了内院刚陵,虽然败局已定,他还是向刚陵详细阐述了南明提出的条件。他还要求允许他们为崇祯帝举行葬礼。刚陵断然拒绝了左懋第的要求,并明确表示,清朝已得天命,根本不会接受赎金退回东北。他转告左懋第,多尔衮亲自邀请使臣们到清政府中任职。左懋第意识到,达成协议的希望已成泡影,于是,婉言谢绝了多尔衮的邀请并结束了谈判。出于对这位不辱君命的使臣的好感,多尔衮同意左懋第等于10月25日由清兵护送出城。左懋第及其随员意欲南归者,听其自便。陈洪范不愿南归。他得知谈判失败后,秘密派人致书清廷,表示愿率部归顺,并将左懋第和马绍愉交清廷处置。1644年11月29日,清廷接到此信,多尔衮立即派出满族骑兵追赶通北使臣,并在沧州截住了他们。左懋第提出抗议,但还是被迫回到了北京。这一次他被勒令而非邀请加入清政府。他再次拒绝,结果被处死。临刑之际仍表示要为明朝尽忠。马绍愉接受了多尔衮的条件,向清廷宣誓效忠。陈洪范则自称为向南京朝廷转达清廷的意图而获释南归。1645年1月,陈洪范回到南京。从此他便成为清朝的密探,专门向清朝递送有关南明防御中薄弱环节的情报,同时还向周围的人散布绥靖妥协和天命已去的观点。虽然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那样,左懋第通使北方是得到史可法支持的,但在公众眼中,这次通使却仅仅与马士英有关。由于历史正在南京重演,所以人们总是习惯按照历史上南朝的模式来思考问题。于是,两派之间,即志在收复北方失土的人们与希望安抚狄夷征服者、主张偏安南方的人们便展开了争论。由于收复失地论和绥靖偏安论的争吵缠绕于大多数文人学士的头脑中,左懋第的通使北方便成了马士英胆小怯懦及不愿力争决定性军事优势的又一证据。后来,当陈洪范的所作所为被揭露后,通使事件似乎又遮盖了众多南明将领叛变的事实,并被普遍认为是导致多尔衮突然决心南下的原因之一。据说,多尔衮是因从陈洪范那里得知了南京防御的虚实,才下令提前对南方发动全面进攻。不管这一推测是否真实,清朝向南明进攻的第一道明确命令确实是在和谈失败时发布的。清军于11月开始进攻,当时多尔衮的弟弟多铎被任命为“定国大将军”。从山东发动的进攻是佯攻,降清汉将、山东巡抚方大猷正在那里为突破南明的淮扬防线而经营基地。1644年12月底,豪格由济宁南进,夺取了沿海城市海州,袭击了靠近运河与黄河交接处的宿迁,包围了大运河畔的邳州。史可法部奋起还击。刘肇基所率南明军队解了邳州之围,并重新控制了黄河北岸。然而,在大后方南京的马士英却拒不相信史可法向朝廷报告清军大队人马已进入山东、江苏交界处的急件,并冷嘲热讽地猜测说,史可法不过是想得到更多的军队给养以抬高自己在军中的声望。所以,他没有增派援兵。1645年1月,豪格再次发动进攻,重新占领了宿迁,将南明军队赶到了黄河以南。尽管如此,南明军仍有足够的力量阻挡清军过河。史可法派刘泽清部驻守黄河南岸,只要这支军队坚守阵地,清军在山东一翼的进攻就将受阻。由多铎亲自率领的西路大军也暂时停止了进攻。起初,西路大军的前锋迅速穿过河南北部。离开郑州后,多铎率军向开封西面的重要黄河渡口孟津挺进。抵达孟津后,多铎

                      学和老乡把关系搞和谐是很重要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对方就能拉你一把。在接下来的广东统一战争和北伐中,主要靠最能打的第一、四、七军作战,另外四个军只能锦上添花。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那四个军是综合素质——军官的文化水平和思想意识、士兵的训练和装备都不到位的军阀部队。按照正常情况,蒋介石应该给这些军阀部队开展为革命建功立业的思想道德建设和忠于党忠于民族的忠诚教育,想办法清除他们脑袋中的封建糟粕。但问题是,蒋介石当前的实力不够,对第一军之外的部队缺乏掌控力,没几个人听他的,像革命资历比他老的程潜就不怎么给他面子。无奈之下,蒋介石只能把最重要的道德操守和思想政治问题留到以后再头痛。但他绝对料不到,日后他会为此吃尽苦头。

                      一统广东

                      1925年5月30日,上海。英国巡捕枪杀、逮捕游行示威的普通民众,致死致伤数十人,这就是“五卅惨案”。惨案引发了为期十六个月的“省港大罢工”。就在反帝爱国的工人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上次没被打死的陈炯明又回来了,蠢蠢欲动,计划东山再起。1925年9月,陈炯明从上海回到广东,再次反叛。陈炯明上次不是被打残了吗,怎么死灰复燃了?有两个原因。一来直系军阀扶持和控制的福建、江西与广东国民政府控制的两广相距太近,他们必须扶持一个人来给国民政府找些麻烦,让国民政府忙于处理内乱而无暇进攻他们,而“残仔明”无疑是一个很完美的人选。于是,直系门下的福建省军区司令周荫人、江西省军区司令方本仁不断给予陈炯明特殊关照,出钱出人,甚至还划了专门的地盘给陈炯明养军。二来省港大罢工触犯了列强尤其是英国人的利益,于是英国人想了一招“以华制华”——收买军阀去破坏省港大罢工和农会组织。这样的机会,陈炯明自然不会放过。于是,陈炯明跑去香港争取到了英国人的“赞助”。但广东国民政府现在兵强马壮,岂容陈炯明再次生乱。汪精卫主席随即任命国民政府的二号人物蒋介石为东征军总指挥,主动出击,与陈炯明决战。1925年10月,蒋介石自广州出发,再度东征。第二次东征与第一次东征有些不同,里面多了一支特殊的队伍——二百三十七人的政治宣传队。这是周恩来的创造性发明。政治宣传队的队员是从农民运动讲习所、政治训练班、黄埔军校等处挑选的。他们负责激励士气,宣传政策,发动群众运动,密切军民关系,算是共和国现在规模庞大的军政文工团的前身。二次东征是蒋介石第一次独立指挥战役规模的军事行动,事关个人威信和革命前途,不容有失,因此他亲临前线指挥。蒋介石的策略是“中央突破”,即先突破陈炯明最坚固的堡垒,然后再向两翼进攻,把陈炯明的地盘分割成一块一块,各个击破。所以东征军的第一个目标是惠州,因为惠州是陈炯明的老家,也是他最重要的据点。惠州,“任凭天下乱,此地永无忧”,地势极其险要,历来被视为金城汤池。第一次东征时,因守将杨坤如投降,东征军才轻易拿下惠州,可惜许崇智为了显示政府对失足军阀的宽大为怀,在得到杨坤如不再与革命为敌、愿意接受改编的保证后,又将惠州交与对方防守。但事实证明,这是一个不守承诺的顽固分子,因为杨坤如在陈炯明打回来后,果断地投向了老领导的怀抱,惠州被陈炯明重新占领。看来对待顽固分子,还是采取强制措施为好。惠州之战打响之初,面对攻城的主力——战斗力极为强劲的国军第一军,拥有地利和兵力优势的守军并没有败象。战况十分激烈,在第一次东征中表现得十分骁勇的教官刘尧宸英勇阵亡,国军伤亡很重。蒋介石被迫调整策略,不再平均用力,而是集中所有的重武器以优势火力猛烈轰击杨坤如重点防守的北门,实施重点突破。关键时刻,重武器部队——炮兵营的一把手、技术标兵——“炮神”陈诚再立新功,他一炮将敌人的机枪打哑,敢死队趁势登城。登城十分不易,蒋先云中弹,陈赓伤了左腿,好在黄埔同学中有名的“拼命三郎”陈明仁表现得够生猛,举着校旗第一个登上惠州城头,并把守住了国军占领惠州的胜利之门。拿下惠州打开了胜利的通途,接下来的重点工作就是荡平盘踞东江上游的陈炯明残部。此次行动中,蒋介石遭逢一生中最危险的局面:在向东江上的重镇——华阳进军途中,他率领的部队遇到优势敌军的猛烈抵抗,久战不克,反被敌人的钳形攻势所困。蒋介石亲临前线督战,希图激励士气,扭转战局。但蒋介石督战的这支部队,是最近由军阀部队改编而来的,思想道德水平不够,战斗力不强。虽奋力苦战,仍毫无建树。部队在敌军冲击下全线崩溃。打到最后,总指挥蒋介石也受了伤。伤不致命,致命的是,总指挥部的其他成员已各自逃命去也,此时蒋介石的身边只有侍卫长陈赓寸步不离。一个光杆司令,一个光杆侍卫长,这仗还怎么打?打不了,只能逃跑。此时的蒋介石因为受伤不能走动,面对越来越近的敌军,蒋介石万念俱灰,竟欲杀身成仁,但被陈赓劝止。陈侍卫长背起蒋介石就跑。蒋介石比陈赓高且重,背起来相当吃力,可陈赓始终不肯放下蒋介石自己逃命。就这么跑了几里地,才逃出了包围圈。之后,陈赓不眠不休,跋山涉水,疾行百里,找到何应钦和周恩来,搬来援兵,蒋介石才得以脱险。陈赓的腿功和体力真是了得!“黄埔三杰”的综合素质果然不是盖的。蒋介石对陈赓的“护驾”深为感激,遂将其留在身边做侍从参谋。因为这次救命之恩,国共分家后的陈赓在上海被捕后,蒋介石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任凭共产党将陈赓营救了去,表现得很是仗义。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大难不死的蒋介石,还真有后福——刘峙出奇制胜,率军攻克华阳,扭转了战局。这次立功,为刘峙后来竞争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加上了一枚重重的砝码。这个刘峙平时一副“大智若愚”的老实人模样,待人接物几乎都是打哈哈,不过大家千万不要被他人畜无害的外表欺骗了,这位兄台打仗有两把刷子,尤其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他少有败绩,屡创新功,是当时军中炙手可热的实权人物。拿下华阳之后,东征军长驱直入,彻底击溃陈炯明,于1925年11月底取得二次东征的彻底胜利。随后,广东国民政府又发起南征战役,在李宗仁哥仨的协助下,彻底消灭了广东南部甚至包括海南等地的小军阀。至此,广东一统!输得精光的陈炯明逃到了香港。在军阀的舞台上出局的陈炯明并没有从此一蹶不振,因为他手中还有一张牌,可以让他光明正大地改走社会名流路线,继续参政议政,在政治的舞台上发光发热。这张牌是个政党组织——在陈炯明的大力协助下,由会党“洪门”改造而来的致公党。致公党的一把手——总理自然是由陈炯明来干,副总理则是咱们的老熟人唐继尧。致公党到现在仍然是共和国“参政议政”的八大民主党派之一,陈炯明也算是因此流芳后世了。1933年9月22日,57岁的陈炯明在香港病故,临终前连呼:“共和!共和!”此临终遗言,成为陈炯明至死仍坚持民主联邦制的最后表示。一代枭雄就此结束了复杂的一生。他是前清秀才、广东谘议局议员,也是帝制的掘坟者。他是辛亥元勋,也是革命的叛徒。他是孙中山的战友与追随者,最后又跟孙中山兵戎相见。他毕生追求“联省自治”,为建设地方自治不遗余力,缔造了闽南、广东的新政,却也将战火烧向了闽粤大地。他是粤军的奠基者,成于粤军,却也被粤军所败。他改变了历史,最后也被历史埋葬。蒋记王朝第三章大势

                      欧洲巨变

                      鉴于广东国民政府即将走出广东争雄天下的大势,我们有必要仔细研究一下列强的近况,因为它们有实力直接或者间接影响中国的局势。“一战”结束后,“二战”开始前,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一战”的主战场欧洲。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欧洲局势,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欧洲的政治地理概况。尽管欧洲人有相似的文化背景——所有的文化都根源于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也有相近的宗教信仰——基督教,但是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战争就是欧洲永不褪色的主题,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地区像欧洲那样战乱迭起。此话并不夸张,在“二战”结束之前的欧洲大地上,若能出现短短几十年的和平时光,欧洲人民就要欢天喜地地感谢上帝保佑。欧洲人民如此爱好打架,自然是有特殊原因的。欧洲与中国不同。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中国自秦朝一统天下后,就一直采用君主制,搞中央集权,皇帝自从爬上宝座之日起,就喊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口号,采用以武力为核心的各种手段,全力以赴地消灭对自己存在威胁甚至只是潜在威胁的势力,大大降低了造反事件出现的概率,从而保证了中国的和平时期远长于战乱时期。而欧洲走的路子却有所不同,他们一直是分封领主制,大大小小的领主(贵族)割据一方,各自为政,只有个人主义,没有集体主义,乱打一气实属必然。除了上述政治体制的原因,欧洲的地缘环境也是导致其战乱频发的关键原因。欧洲虽有一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减去横跨欧亚两洲的“怪胎”俄罗斯所占的四百万平方公里之后,也就剩下了六百万平方公里。在这六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在这片远称不上广阔的土地上,却聚集了约五十个国家,一百多个民族。绝大多数国家和民族的面积和人口还没有中国一个省的面积和人口多。换句话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占据欧洲绝大多数的面积和人口,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在这块土地上拥有绝对的统治力。这种复杂的力量格局所造成的后果就是谁也不服谁,战争不断,群雄并起。有意思的是,欧洲的这些国家不仅喜欢打架,还喜欢通过联姻拉帮结派。他们的这种搞法造就了一种独特的现象:欧洲各国的皇(王)室基本上都是亲戚。但是在冰冷的利益关系面前,往往亲戚比陌生人表现得更加现实。甚至因为相对了解的缘故,动起手来也格外的精准狠。像外甥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为了和舅舅法国国王腓力六世争夺地盘和霸权,就掀起了一场为时116年的战争——英法百年战争。这种时间跨度,这等斗志和决心,着实令其他钟爱战争的专业人士汗颜。当然了,这种钟爱打架且擅长打架的习惯跟欧洲当时太穷的现实也有一定的关系,越穷越折腾。可问题是大家都是穷光蛋,打一架根本就捞不着几个钱。后来有聪明人想出了解决办法:走出欧洲,去外面的世界打劫,快速致富,争当光荣的暴发户。将这一思路转变为现实的是西班牙和葡萄牙。15世纪,在这两个国家的支持下,以迪亚士、哥伦布、麦哲伦为代表的冒险人士,靠着相对先进的航海技术,逐步发现了通往非、亚、美三大洲的航路,即所谓“新航路”运动。由此,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等国得以走出欧洲,并通过“海盗、殖民、掠夺、贸易、贩毒、贩奴”的超级流氓行径,积累了足够的物资原料和原始资本,掀开了以蒸汽为动力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序幕。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科技变成了第一生产力。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源头的英国,其实力自然是一骑绝尘。至于法国,虽然其工业革命起步较晚,但仗着底子厚,还是勉强维持住了和英国一起制霸欧洲的局面。但后来一个人的出现,改变了这一格局。此人就是普鲁士王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他于1870年发动“普法战争”,一举击败法国,统一德意志民族,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喜欢搞极端民族主义的国家——德国。德国虽然起步晚了些,但晚有晚的好处,至少能踩在英、法等国的肩膀上取长补短,少走弯路,再加上德国人创新能力强——德国不仅是“二战”前诺贝尔奖获得者最多的国家,也是当时全世界化工产业、电子工业(如西门子)和汽车工业(如奔驰)的领头羊,所以尽管德国是后来者,但是德国只花了短短的四十年,就不仅做到了在高端技术领域和美国两分天下——以电力为动力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两只领头羊之一,还可以在综合国力上与英、法一争高低,实在是厉害!德国自然也需要通过向外扩张取得原料供应地和市场以满足其工业发展的需要,可问题是,当时全球能瓜分的地盘几乎都被英、法两国拿下了,所以得另想办法。德国人冥思苦想出来的解决办法就是抢,从法国和英国手中抢。于是,德国拉上跟俄国在巴尔干半岛有利益冲突的奥匈帝国,组团打劫英、法,正好法国也想找德国报“普法战争”的仇,而英国也需要保证巴尔干半岛附近的几大贸易航道的顺畅。由此,一场超级群架——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了。这是一场规模巨大的战争,六千余万士兵参战,消耗十分巨大,连英、法这种强国都不得不从美国手中购买大量的军火和食物以维持战争。德国对美国拉偏架的行为自是十分不满,所以一拍脑袋想出来一个昏招:诱使美国人的宿敌墨西哥人进攻军火贩子美国。于是,德国人自掘坟墓,使得美国在双方两败俱伤的时候加入战争,成为压垮德国这头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1918年11月,这场费时近5年的大战终于结束了。战争的主力俄、德、英、法四国基本都没有落着好。俄国爆发“十月革命”的事前面已经说过了,这里不再重复。英法这两个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国家,虽然赢得了战争,但失去了曾经领先于世界的优势,所以也算输家。英法混成这般模样的关键原因,就在于“一战”的主战场在英、法两国本土。在自己家里和别人打架,怎么着都讨不了好。毕竟破坏的都是自己家的东西,死伤的也大都是自己的家人。英法两国不但工业设施被严重破坏,人口也大幅减少,两国经济因此大幅衰退。元气大伤的英法两国,由此变得无力进取,对其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的控制力逐渐减弱,对远东包括中国的影响力也日趋变小。雪上加霜的是,在其经济实力还未恢复之际,即1929年至1933年,世界又一次爆发了经济危机,导致这对难兄难弟的经济滑入了深渊。严格来说,法国要比英国惨得多。因为法国不仅应对经济危机的措施不给力,导致其经济衰退程度远比英国严重,而且它还面临严重的内斗,从“一战”结束到“二战”开始的短短20年间,法国更换了近四十届政府,平均下来一年换两届,实在是奇葩。至于战败国德国,则身背两百六十亿美元左右的战争赔款,“一夜回到解放前”。要知道,那时的美元是很值钱的,中国近代史上所有的赔款加一块也就相当于德国赔款的十分之一,由此可见德国面临的压力之大。但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世人皆知德国只花了短短20年就再次发动了世界大战,德国人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而与其说是德国人厉害,还不如说是愚蠢的政治家们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当初商议德国赔款金额的时候,英、法各有打算。法国抱着利用赔款把德国整垮了报仇的心态,一个劲地提高赔款金额。而英国却担心一直与其不和的法国趁机利用赔款坐大,以后不好收拾,所以一门心思地玩平衡、造均势——扶持德国,抑制法国,顺便利用德国距离苏联很近的优势,遏制苏联这个搞共产主义的“异类”。可英、法两国费尽心机,也没分出个高下。在拼心机不管用的时候,还得靠实力说话。论实力,法国自是不如英国。因此,在英国人的坚持下,德国的赔款金额一降再降,最终降至两百多亿美元。而且,由于英国担心巨额赔款会把德国压垮,导致对方没法还债,所以没好好学过“农夫与蛇”的英国人,决定把好人做到底。英国联合想往欧洲伸手的美国,向德国提供巨额贷款。英国人泥菩萨过江,自然掏不出几个钱来,贷款的主力只能是有钱的美国人。当然了,英国人和美国人也有各自的小算盘。“一战”时,英法向美国申请了近百亿美元的贷款以向其购买军火和食物,而战

                      自愿承担了这一重任。这也是本书所采纳的观点。谈迁:《国榷》,第6100页;又见文秉:《甲乙事案》,第45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74页。史可法也许还考虑到应当离开刚刚度过皇位继承危机的朝廷,因为他担心自己与马士英的矛盾会引起党争。当他动身去扬州时,曾上疏弘光帝,疏中赞扬了马士英,并特别提到在弘光帝登基的过程中,马士英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67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7页;《明史》,第3058页;文秉:《甲乙事案》,第53页。据一条史料记载,史可法为摆脱高杰的软禁,不得不扮成一名道士。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63页。?黄得功还打算护送其族人黄蜚,此人已从淮安抵达江边,担心高杰会在途中打劫其船队。顾苓:《金陵野钞》,第7页;斯特鲁弗:私人通信。?文秉:《甲乙事案》,第4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48页。史可法在竭力恢复扬州地区的秩序时,得到祁彪佳(1602—1646)的大力帮助。祁彪佳是绍兴著名藏书家的后代,曾任苏州和淞江巡抚。南京失陷后,他投河自尽。1776年被追赠官爵谥号。他的儿子也有两人是南明忠臣。?用文秉的话说:“刘孔昭无所畏。”文秉:《甲乙事案》,第45页。?南京是明朝的陪都。见盖拉德:《南京今昔》,第206页。?为取得云集南京士大夫的支持,弘光帝下令,凡被放逐或被迫致仕的官员皆恢复其原来的品秩,其中三品以下者可酌情授官。顾炎武:《圣安本纪》,第4页。?张慎言最初曾举荐赵南星为官并弹劾冯铨,1625年,张慎言又遭到冯铨的弹劾,并一度被放逐。1628年崇祯帝即位时,他官复原职,又先后出任工部侍郎、南京户部尚书和吏部尚书。《明史》,第3089—3090页。高弘图也曾因攻击魏忠贤而被迫辞官,并和张慎言一样,在崇祯时得以官复原职。高弘图不是真正的东林党人——过去有人这样攻击他——但仍被视为对东林党抱有同情的人。同上书,第3080页。姜曰广也曾因交结东林党人被魏忠贤革职。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43页。?《明史》,第3090页。刘宗周颇具盛名的原因之一在于他是著名的思想家。1621年,这位浙江绍兴人刚刚就任礼部仪制主事时,就上疏弹劾魏忠贤和臭名昭著的客氏。这又使他在东林党人中赢得了极大的声誉。他的声望极高,所以尽管他是宦官势力的劲敌,却未遭到诋毁惩罚,1623年仍被拜为太仆少卿。此后不久,他因病致仕,回到绍兴附近的蕺山讲学。他的学生中有许多后来成为名人,其中最著名的是黄宗羲。1629年,刘宗周重返仕途,被任命为顺天府尹。不久,又回到绍兴,在山阴县的石匮书院讲学。1636年出任崇祯朝的工部左侍郎。1642年,正是复社鼎盛之时,刘宗周升任左都御史。同年,因反对任命传教士汤若望为官而被革职。1644年,李自成攻打北京时,他回到浙江。杭州巡抚对其“兴兵勤王”的强烈要求置之不理,所以,年已67岁高龄的刘宗周便召集杭州士绅领袖,相约自募义兵。此后不久,崇祯殉国的消息传到南方。救援北京虽为时已晚,组建义兵以保卫南方仍是必要的。于是,刘宗周返回杭州,继续致力于战备之事。姚名达:《刘宗周年谱》,第318—319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155—158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32—533页。?6月14日,福王作为监国,起用刘宗周,官复原职。刘宗周在杭州接到任命的时间大概是6月22日。刘宗周拒绝了任命并于6月24日返回绍兴。姚名达:《刘宗周年谱》,第319页;斯特鲁弗:私人通信。?姚名达:《刘宗周年谱》,第319—320页。?此疏在他的朋友中传看,疏中指出导致明王朝衰亡的四条弊政:专任刑罚,破坏了统治艺术;朋党相争,使人才流散,得不到重用;过分奢侈,挫伤了将士之心;官员腐败,毁了百姓的希望。?姚名达:《刘宗周年谱》,第320—321页。?侯方域在北京时被誉为少年名士。1633年其父任户部尚书时,侯方域已被视为文章高手,常有人赞扬他重振韩愈文风。侯方域是倪元璐的门生,因在试卷中用字犯讳,没有步入常规仕途。但他结识了许多青年士子,1640年在其家乡商邱创建了“雪苑社”,被认为是复社的分社。侯方域:《壮悔堂集·壮悔堂文集》第二卷,第6页。该社又称“雪园社”。?侯恂曾是东林党成员。魏忠贤专权期间辞官还乡。侯方域:《壮悔堂集·壮悔堂文集》第二卷,第1页;刘得昌等:《商邱县志》第八卷,第30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4—65页。?侯恂战败后,先率众向南撤至河南南部,后又北上,进入山东曹州,寻求刘泽清的保护。但其部下与惨遭战乱之害的当地百姓发生冲突,侯恂遂于1643年被劾入狱。李自成进京后,将其释放,并以刑罚相逼,迫其同意出任大顺政府尚书之职。谈迁:《国榷》,第6060页;德·弗格斯:《中原的起义:明清之际的河南》,第22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91—292页。?侯方域:《壮悔堂集·壮悔堂文集·序》,第2页。?“方明季启、祯之间,逆阉魏忠贤徒党与正人君子各立门户,而一时才俊雄杰之士身不在位。奋然为天下持大义者,有四公于。”侯方域:《壮悔堂集·壮悔堂文集》第二章,第1页(此段引文出自《壮悔堂文集·侯朝宗公子传》中,胡介祉撰文——译者)。侯方城于1639年乡试中举后,又前往北京参加1640年的会试,当时其父侯恂国任湖广总督作战失利而被劾入狱。方以智则通过了这次会试,进士及第(他表面上说无心功名,却暗中应试),随后,他回到南方。南明政权建立后,方以智也想参加,但发现自己因与复社有染而颇受猜忌。事实证明,阮大铖一旦复出,对复社成员将十分不利。彼得森:《苦果:方以智与思想变迁的动力》,第61—62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23页。陈贞慧也试图加入南京政权,由于他与周镳过往甚密,又曾参预起草反对阮大铖的“南都防乱公揭”,所以于1644年10月14日被投入监狱。后被释放。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3页。冒襄于1644年5月下旬在家乡如皋得知北京陷落,虽然当地士绅纷纷离开了如皋(位于长江北岸,离江岸约35公里处,与江阴相对),但冒襄及其家属,包括他的爱妾董小宛却留下未走,直到听说当地驻军即将哗变时他们才离开。在南下长江的旅途中,他们几乎落入当地土匪手中,后来在一位朋友家中避难又险遭袭击。他们丢失或花费了大部分家资,好歹还是活着返回了如皋。冒辟疆:《董小宛回忆录》,第66—74页。?孔尚任:《桃花扇》,第51页。《桃花扇》之所以能抓住南明倾覆悲剧中的浪漫(“销魂”)的题材,是因为孔尚任在17世纪80年代后期曾奉命前往淮扬一带治水,其间他得以同与侯方域同时代的人冒襄、龚贤、费密以及其他人交谈。《桃花扇》完成于1699年,张春树、骆雪伦:《孔尚任与〈桃花扇〉》,第309页。?侯恂曾为左良王被劾贪污军饷一事辩护,于是被视为能驾驭这位粗鲁将领的为数不多的文官之一。刘得昌等:《商邱县志》第八卷,第30—31页。?左良玉是山东人,行武出身,没受过任何正规教育。初于辽东从军,17世纪30年代,率军镇压河南、安徽农民军主力时,声名大振。1644年,他与张献忠多次交锋,并屡屡获胜。这位明将后被封为“宁南伯”。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61页。?谢国桢指出左良玉手下有80万大军,但这一数字很难令人相信。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5页。比较可靠的估计见斯特鲁弗:《南明》,第8页。左良玉手下最著名的农民军降将是马进忠,有关他的最早记载是1637年他在河南中部之南阳的活动。他曾一度与张献忠联合,攻打中原北部,1639年降明,1643年归左良玉部。《明史》,第2950、2955、2957、3064—3065、3145页。?弘光帝确曾指派官员去攻打四川境内的张献忠。张献忠入川时,一直闲居于四川老家的原礼部右侍郎王应熊被任命为督师。王应熊又将被劾之后也一直家居的原宁夏榆林右参政樊一蘅召来相助。但实际上他们两人对保卫四川都没有起到什么作用。相反,一位名叫马乾的知州召集起乡绅,自称摄巡抚。王应熊和樊一蘅一面指责马乾,一面却被迫逃到遵义,继而又躲进深山,最后败死其间。南京政府便承认了马乾的巡抚身份。清军杀死张献忠后不久,马乾收复了成都和重庆。他自己后来也为抗击清军而战死在重庆。《明史》,第2865、3132—3133、3319页。?袁继咸,江西人,是一位出色的文官。1636年,因魏忠贤同党诬其受贿而下狱。后经太学生群起请愿而获释。1640年任湖广参议时,因未能阻挡张献忠对襄阳的进攻而被流放。其后经吴甡推荐,朝廷又将他召回,授江西、湖北、应天、安庆右佥都御史,驻九江。就在那时,他与左良玉结下了友情。袁继咸:《浔阳记事》,第1—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48—949页。?尽管皇上亲自相请,左良玉仍拒绝加入弘光政权。所以袁继咸致书左良玉,提出了上述要求。李清:《三垣笔记》下,第2页。?解学龙,扬州人。1625年作为东林党人被弹劾。崇祯即位后将他召回,但不久,又因他支持黄道周而将其投入监狱。弘光帝登基后,他同许多政治犯一道应邀参政。后来,他被马士英革职除名,回乡后,死于扬州大屠杀。《明史》,第3090—3092页。?叶廷秀(1625年进士)在北京时官至户部主事,曾经上疏,为卷入早期党争的黄道周鸣冤,并因此被贬放福建,直到北京陷落前夕才被重新召回。后来,任唐王政府中的兵部左佥都御史。南明政权灭亡后,他出家为僧。《明史》,第2892—2893页(《明史》中记其在弘光政权中任佥都御史——译者)。?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0页;刘约瑟:《史可法》,第62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0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0页。皇上及在场的大臣都大为震惊,遂取消了当日的其他议程。文秉:《甲乙事案》,第46页;顾苓;《金陵野钞》,第8页。?张慎言的辞呈于7月13日获准。由于家乡山西已被农民军占领,他无法返回,只能客居安徽,后来病死在那里。谈迁:《国榷》,第6113—6114页;《明史》,第3090页;文秉:《甲乙事案》,第53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85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7页。张慎言曾反对马士英竟召阮大铖身着官服入朝。?斯特鲁弗:《南明》,第13页;贺凯:《明朝的监察制度》,第209—210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0页。?文秉:《甲乙事案》,第50、54页。斯特鲁弗指出“正人君子”集团出于党争的目的,利用选官制度中的缺陷,排挤政敌(斯特鲁弗:私人通信)。?黎杰:《明史》,第199页;顾苓:《金陵野钞》,第10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2页。马士英因阮大铖曾向周延儒说情,让自己出任凤阳总督,故极力荐举阮大铖入朝。?温睿临:《南疆绎史》,第711—712页。?李清:《三垣笔记》下,第2页。?文秉:《甲乙事案》,第51—52页。马士英也持同样观点。7月12日他上疏称:“魏忠贤之道非闯贼可比。”计六奇:《明季南略》,第86页。?《南明野史》,引自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65页。马士英举荐阮大铖的日期有几种不同的说法:7月9日、10日、12日、13日等等。姚家积:《明季遗闻考补》,第93页。阮大铖实际上于7月11日入朝。谈迁:《国榷》,第6113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86—88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6页;谈迁:《国榷》,第6116—6117页。其中,最为直言不讳的是罗万象、尹民兴和左光先。左光先是东林党殉难者左光斗之弟,后来被阮大铖逮捕并短期监禁。《明史》,第2777页。当时一份较典型的奏章评论说(御史詹兆恒语):“忽召见大铖,还以冠带,岂不上伤在天之灵,下短忠义之气。”引自黎杰:《明史》,第200页。类似例子见《明史》,第960、3087、3318—3319页。?艾维四:《晚明士大夫陈子龙》,第131—132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6—17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7页。吕大器(此时被公开指责为不赞成拥立福王的人)于7月30日辞职。后被唐王请出,任兵部尚书和大学士。但他尚未到任,唐王政权就垮台了。于是,吕大器又前往广东,拥立永历为监国。后来病死于广东。《明史》,第3132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4页。?姜曰广于10月9日辞职。谈迁:《国榷》,第6146页;又见文秉:《甲乙事案》,第48页。姜曰广后在金声桓手下任职,1649年因抗清失败而自杀。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44页。高弘图要求去监管漕运,但却命他回内阁供职。1644年11月4日他终于辞职,由于无法返回山东老家,只好留居南京一带。南京降清后,他在一座破庙中悬梁自尽。谈迁:《国榷》,第6110—6111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44页,《明史》,第3081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2页;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41—42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3页。人们指责钱谦益,为了换取马士英让其继续任礼部尚书而支持对阮大铖的任命。邓尔麟:《嘉定忠臣》,第251页。?刘宗周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见《明史》,第2882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50页。主张收复失地的人们常将自己比作南宋的爱国之士。他们把史可法比作李纲,把马士英比作完全自愿地放弃北方失地的卖国贼秦桧。因此,他们反对“两立”之说。所谓“两立”,即指两个军事实力和政治声望大体相当,又都声称有权统治全国,因而产生的二者并存的局面。正人君子们拒绝考虑北方的清朝与南明像从前的金朝与南宋那样共存的可能性,关于“两立”,见罗伯特·克莱默:《周密和修端》,第17页。?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二卷,第1页。?赵光远于1635年被洪承畴调到汉中。他在阳平一带抵御张献忠,被南明政权任命为川陕总督。《明史》第2724、2981、3511、3513页。其他各城守将也都被赐予封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3页。张缙彦曾参预迎接李自成入京,并为大顺政权效过力。大顺政权垮台后,他逃回河南。尽管张缙彦有此污点,弘光帝还是任命他为河北、山东、河南总督,承认了他在惨遭战火蹂躏的河南的权力。这一任命曾引起争议。后来,张缙彦被列入北都从贼诸臣的名单。但马士英(他可能接受了贿赂)拒绝正式弹劾他。于是,这位总督得以逍遥法外,后经洪承畴举荐归降清朝。张缙彦为一己私利而降,1660年因在浙江任职时被指控写了一首自吹为英雄的词而被流放。后死于流放地宁古塔。顾苓:《金陵野钞》,第31页;孙甄陶:《清史述论》,第34—35页;《明史》,第3494页;德·弗格斯:《中原的起义》,第31页。?关于19世纪豫北“寨”的情况,文献中有一些精彩的描述。这些寨的墙皆用土筑成。方圆3~5里。寨内通常有一座高大的瓦房,和一座石砌的用来扼

                      知氏的实力最为强大。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实力最强的知氏最终却被其他三家瓜分,且这三家最终瓜分了晋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韩国是如何从晋国分离出来的?它又是如何成为一个独立的诸侯国的呢?韩国的存在对于秦始皇统一中国来说又会有些什么影响呢?强知伯欲壑难填韩赵魏三家分晋晋献公一支是由小宗而执掌君位的。为了防止大宗诸公子的反夺权,晋献公大开杀戒,屠杀公族,晋国的公族势力急速衰减;又由于献公宠爱骊姬,骊姬阴狠狡诈,欲立其子为太子,由此造成三世内乱,死的死,亡的亡,晋国小宗的势力也衰落了。公族势力的衰退,给异姓卿族的发展创造了良机,六家大夫开始把持晋国大权,这六家大夫是韩氏、魏氏、赵氏、范氏、知氏、中行氏,他们各自有直己的地盘和武装,互相攻打。后来范氏、中行氏被灭,就只剩下了四家卿族。当晋国的卿族只剩下知、韩、赵、魏四家之时,知氏宗主知伯的实力最为强大。知伯在收拾了范氏、中行氏这两个卿族之后,没过几年,便派人向韩氏宗主韩康子公开索要土地。土地是人口、财富的保证,谁愿意平白无故地把土地给人家,这简直就是要割自己的肉。韩康子了解知伯的为人,知道他不是个好惹的主,范氏、中行氏两个卿族的下场就是前车之鉴,这个问题处理不好,说不定自己就会成为下一个被知伯所灭的卿族。但是,韩康子也不愿束手就范,给了知伯第一次,第二次再来要怎么办。经过一番踌躇,他决定拒绝知伯的要求。韩康子的家臣段规是一个非常有头脑的人。他听了韩康子的决定,立即劝韩康子说:知伯这个人,既贪婪又凶狠。你如果不能满足他,他肯定会对韩氏动粗,你还是给他吧。你要给了他,他得了这个便宜,尝到了甜头,肯定不会就此罢休,一定还会对魏、赵两家提出同样的要求,而他们两家会不会答应就难说了。如果他们不答应,知伯肯定不会罢休,就会对这两个卿族动手。这样,咱们老韩家就可以免于刀兵之灾了。同时,咱们还可以坐山观虎斗,该出手时再出手。韩康子一听,好啊,就这样办。于是,韩康子痛痛快快地给了知伯一个万户大邑。知伯一看,这么轻松地拿到一个万户大邑,高兴得要疯了。马上如法炮制,派人向魏国要地。知伯这人其实一点都不傻。韩、赵、魏三个卿族之中,赵氏最强,韩氏最弱。吃柿子专挑软的捏,所以,他第一个选中的就是韩氏。结果非常顺利,轻轻松松拿到一个万户大邑。韩氏之后,卿族中较弱的是魏氏,所以,知伯的第二口咬向了魏氏。魏氏老大魏宣子接到知伯索要土地的要求之后,像韩家老大韩康子一样,也不愿给,给地就是从自己身上割肉喂狼。毕竟土地是每家卿族的安身立命之本,一家卿族如果失去了土地,那他就啥也不是了,只能是平民、老百姓,这谁愿意啊?所以,魏宣子的第一反应也是不给,坚决不给。但是,魏宣子的家臣赵葭也像韩康子的家臣段规一样,非常有政治头脑。他劝魏宣子说,知伯向韩氏要地,韩氏给他了。如果向魏氏要地魏氏不给,那么魏氏肯定要得罪知伯。一旦得罪了知伯,他肯定会对咱老魏家动手。那样,咱不成了知伯的眼中钉了?咱就要吃大亏了。要依我,给他,别让他盯着咱老魏家寻事。魏宣子一听,有道理啊。于是,也像韩康子一样,也拿出了一个万户大邑,奉送给知伯。知伯一看,魏宣子也给咱一个万户大邑,这就更高兴了。兴致勃勃的知伯立即派人向赵家老大赵襄子传话,指名道姓地要地。知伯这次跟赵氏要地和先前对老韩家、老魏家不同,先前是只要地不指名。但是,韩氏、魏氏的俯首帖耳让知伯开始飘飘然了。这次跟赵氏要地已经不是简单地要地,而是要赵氏指哪儿给哪儿。赵家老大赵襄子也不是盏省油的灯,立即断然拒绝了知伯的要求。知氏在这碰了一鼻子灰。而对于赵氏来讲,拒绝知伯就意味着挑起战事,以赵氏一族之力能对付势力强大的知氏吗?遭到拒绝的知伯立即把韩康子、魏宣子两个卿族老大请到家里,商量出兵攻打赵襄子之事。赵襄子是个敢作敢为的人,他把他的家臣张孟谈(《史记》中作张孟同,是司马迁避其父司马谈的讳而改)请来,商量这件事。赵襄子告诉张孟谈说,知伯这个人表面上待你很亲,实际上是个非常阴的人。他已经找韩、魏两家要过地了,现在又到咱家来要地。但是,我没有给他。这样,他一定会对我们赵氏卿族动武,我想问你,哪个地方最适合咱们老赵家长期坚守。张孟谈毫不犹豫地说,晋阳(今山西太原)。赵襄子说,好,就这样定了。于是,赵襄子立即派了一位将军先到晋阳,自己随后到。到了晋阳,赵襄子视察了城墙、仓库,然后对张孟谈说,晋阳城墙坚固,粮仓充实,唯一缺的是箭,怎么办?张孟谈说,当年修晋阳城的时候,宫殿的墙都是用芦苇荆棘做成的,根根都有一丈多长,完全可以用来制造箭杆。赵襄子一试,果然非常合适。赵襄子这下子高兴了,但是,转念一想,我们铜少,怎么制作箭头呢?张孟谈说,我听说当年造晋阳城的时候,房间柱子最下边的基柱都是用铜浇铸成的,可以用来做箭头,这是用不完的箭头材料。赵襄子一听,连声说好。于是,赵襄子下令全城备战。知伯率领知氏、韩氏、魏氏三家军队攻打晋阳,打了三个月,也没能拿下晋阳城。知伯没有办法,只好把军队排开,团团围住晋阳,想以此困死赵襄子。晋阳城外,有一条河静静流过,这就是晋水(今天的汾河)。晋阳,就是因为在晋水北面而得名。攻不下晋阳城的知伯看到流淌而过的晋水,突发奇想,决定引晋水淹晋阳城。说动就动,滔滔的晋水在人工引导下,汹涌澎湃地冲向了晋阳城。晋水不断上涨,距城头只剩三块木板那么高就可以漫过城墙了。魏宣子驾车,韩康子担任警卫,知伯稳稳当当地坐在车上,察看被水淹没的晋阳城。知伯喜出望外地说,我原来真不知道大水可以灭亡一个国家,今天我才明白:汾水可以淹没安邑,绛水可以淹没平阳(吾始不知水之可以亡人之国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然而,得意忘形的知伯在这时却犯了一个致命性的错误,韩康子和魏宣子一听,心中都一哆嗦。因为安邑是魏氏卿族的都邑,平阳是韩氏卿族的都邑。眼看着赵襄子今日被晋水淹没的惨状,韩氏卿族的老大和魏氏卿族的老大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兔死狐悲之感。于是,魏宣子在车上用肘捣了一下韩康子,韩康子在车上用脚踩了一下魏宣子,两人都会意地使了个眼色。知伯的一番大话,让韩氏、魏氏想到了自己以后的命运,如果知伯得逞,那么赵氏的今天就是韩氏、魏氏的明天。知伯整整围了晋阳三年,城中大水遍地,人们只好像古人一样住在树上,锅也要吊起来才能烧饭。粮食将要吃完了,士兵们个个座骨嶙峋,赵襄子坚持不下去了,去找张孟谈商量解决办法。张孟谈其实早就在思考这个问题,他对心急如焚的赵襄子说,让我去见见韩、魏两家的大当家吧。赵襄子还能说什么?只能说一个字:好。张孟谈溜出了城,找到韩康子、魏宣子两位大当家,对他俩说,唇亡齿寒,这个道理我不用讲了。赵家马上就完了,但是,我觉得赵家亡了之后,你们两家就要步赵家的后尘了。韩康子、魏宣子说,这个道理我俩都懂,知伯的为人我们也清楚。我们最怕的是计划还没有实施,知伯知道了这件事,我们俩就全完了。张孟谈说,计划出自你们两位之口,入我之一人之耳,不会有第四个人知道。于是,韩康子、魏宣子立即和张孟谈私下达成一个秘密协议。张孟谈和韩康子、魏宣子达成协议之后,迅速返回晋阳城中,将达成的协议向赵襄子做了详细汇报,赵襄子激动得连连向张孟谈拜谢。张孟谈为战事到知伯的军营中,在知伯的军营大门遇见了知果。知果看了看张孟谈,立即入营见知伯说,韩氏、魏氏两家恐怕马上会有大变。知伯说,怎么会呢?知果说,我在军营门口遇见了张孟谈,他趾高气扬,不可一世,这中间定有原因。我看十有八九,是张孟谈说动了韩、魏两家,共同反对我们。知伯说,不会吧?我和他们两家的当家约定好了,攻下赵家,三家平分赵家的土地,不可能出现变故啊。你千万别这样说。知果出了知伯的营门,又遇见韩康子和魏宣子,他马上人营对知伯说,韩、魏两家的当家脸色也不对,他们一定要背叛你,不如赶快杀了他们两个。知伯还是不相信,我们三家兵围晋阳都三年了,现在早晚之间就会攻破晋阳,并且分享三年战争的成果,他们不可能有二心。知果说,如果你不杀他俩,就一定要让他们感到非常亲近(不杀则亲之)。知伯不解地问知果:什么叫亲近他们?知果说,魏宣子的家臣赵葭、韩康子的家臣段规,都是能说动他们两个卿族大当家的的重臣(是皆能移其君之计)。你赶快和他们俩搞个约定,一旦攻下晋阳,给他们俩每人封一个万户人口的县。这样,韩康子、魏宣子两位大当家就不会改变主意了,你就能达到灭赵的目的了。知伯一听就烦了,破了赵国已经是三家平分了,如果这两个家臣每人再封一个万户之县,我们得的也太少了,这绝对不行。知果看见知伯不采纳自己的意见,知道知伯大祸临头,立即将他们这个小宗族改为辅姓,脱离知氏家族,从此再不见知伯。张孟谈听说了这件事,立即入见赵襄子说,我在营门遇见知果,看来他已经开始怀疑我了。知果见了知伯之后,立即更改为辅姓,说明他已经预料到我们商谈的事了。今天傍晚如果不攻击知伯,就会丧失时机。赵襄子立即派张孟谈再见韩、魏两位卿族的首脑,约定当夜动手。当天晚上,知伯守护晋水大堤的士兵被杀死,滔滔的晋水改道,不再冲向晋阳城而是冲向知伯的大营。知伯的军营因为大水突然到来而乱作一团,韩氏、魏氏两支军队从左右两翼杀过来,赵襄子带领他的士兵打开城门一直冲到知伯的军营之前。知伯的军队大败,知伯本人也被赵襄子活捉处死。知伯的土地被韩、赵、魏三家所分,整个知氏家族全被灭,只有知果一支,因为改姓辅,才躲过了这场劫难。这一年是公元前453年。从此晋国的大政由韩、赵、魏三家绝对控制。二十年后晋幽公继位时,因为害怕韩、赵、魏三家,反而要去拜见三家之长。韩、赵、魏三家瓜分了晋国的剩余土地,只把绛(今山西冀城)与曲沃(今山西曲沃)两地留给晋幽公。从此,韩、赵、魏称为三晋。五十年后(晋烈公十九年),韩、赵、魏三家正式被周天子封为诸侯。强大统一的晋国从此在政治地图上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韩、赵、魏三国。韩氏卿族终于成为战国七雄之一的韩国。知伯不智亡宗族三家智斗分晋土赵、韩、魏三家灭了知氏以后,晋国的政权就由这三卿来掌管,晋国国君已经名存实亡了。一到公元前403年,赵、韩、魏三家迫使当时也早已名存实亡的周天子周威烈王赐赵、韩、魏为诸侯,也就是正式册封赵、韩、魏为独立诸侯国,这时,晋国正式一分为三,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家分晋”。从此以后晋国国号被废,晋国历史终结,晋国彻底灭亡了,历史就此改写。有学者认为,晋国曾是那么强大,它有着辉煌的历史和过去,曾是春秋时期最为强大的诸侯国之一,如果晋国不灭亡,统一天下的很可能是它。但历史是不容假设的,晋国已经分成了韩、赵、魏三国。当人们重新审视韩、赵、魏三国时,又想起了曾经不可一世的知伯,以他的实力完全有可能吞并其他三家,但历史没有选择他,这是为什么呢?现在我们可以说,三家分晋的最大失败者是知伯,而韩康子,则是最大的胜利者之一。知伯和韩、赵、魏三家相比力量最强,为什么最终却成了失败者?韩康子力量最弱,为什么最终成为胜利者?第一,知伯狂妄自大。韩、赵、魏、知四家之中,知氏力量最强,赵略次之,韩、魏两家的力量最弱,客观上的强大导致了知伯的狂妄自大。知伯的狂妄自大是一以贯之的。一次,知伯宴请魏氏宗主魏宣子(魏驹)、韩氏宗主韩康子(韩虔)。酒宴上,知伯突然戏弄韩康子,还侮辱韩康子的家臣(大夫之臣)段规。中国古代卿大夫的封地叫“家”,所以,卿大夫的臣子称家臣。知伯的家臣知果提醒知伯,你要为今天的无礼付出代价,所以,你要早做准备。知伯说,难都是由我发动的,我不发难,谁敢发难(知伯曰:难将由我,我不为难,谁敢兴之)?知果说,不对,“主不备,难必至矣”。你这一次宴会得罪了两个人,一个是韩康子,一个是段规,这叫“一宴而耻人之君相”。你要再不准备,恐怕不会有好果子吃。晋阳之战中,知果两次提醒知伯警惕韩、魏两家,第一次是知果看见赵襄子的家臣张孟谈趾高气扬,第二次是知果看见韩氏、魏氏两个卿族的大当家的脸色不对,立即劝知伯,但是,知伯听不进去。第二次知果还劝知伯收买韩氏、魏氏卿族的家臣,因为这两个家臣对这两家大家长的影响力非常大。如果能安抚住两个家臣,就可以保证韩、魏两个卿族不叛变。这又是一个好建议,但是,知伯还是不屑一顾。知伯为什么如此狂妄自大?因为知伯不相信韩、魏两个卿族会背叛他,这是最根本的原因。知伯为什么不相信韩、魏两家会背叛他?韩、魏一向非常听话,从来不违抗知伯,这是其一。赵国城破在即,韩氏、魏氏马上就可以和知氏共分赵氏土地,享受三年作战的成果了,这是其二。知伯总以为韩、魏听话,他不知道韩、魏是迫于无奈才献出土地来的、韩、魏两位大当家的心中充满了对知伯的怨恨。赵氏的灭亡让韩、魏深感兔死狐悲,充满恐怖。因为知氏可以用这种方法对付赵氏,同样也可以用这种方法对付韩氏、魏氏。《国语·晋语九》记载:当年知宣子要立知瑶(知伯)为继承人的时候,知果就出面反对,认为知瑶不如知宵。知宣子认为知宵太狠。知果说,知宵只是狠在脸上,知瑶是狠在心中;面狠不会危及国家,心狠却会危及国家。知瑶的优点非常明显:胡须漂亮,身材魁伟,善于驾车,能言善辩,性格坚毅,等等。缺点只有一条:没有仁爱。知瑶用他的优长和别人比,肯定比他人强,但是,仅仅一条不仁爱就足以毁掉一切。如果立了知瑶,知氏肯定会不得善终。但是,知宣子听不进去知果的意见,仍然将家族交到知瑶的手上,埋下日后知氏亡族的种子。第二,韩魏智斗得法。韩康子自知力量不如知氏,所以,一开始就不和知氏公开对抗,而是服从知氏,造成知氏强大的假象。韩康子的做派是忍让,同时也是纵容。忍让让知伯更加狂妄,纵容使知伯更加骄横。知伯的灭亡在某种意义上讲,是由韩康子保全力量、最后一击造成的。如果韩康子一开始就和知伯较上了劲,不给知伯土地,韩康子必然要和知伯开战。这样,凭借韩康子的力量,绝对不是知伯的对手,最终失败的绝对是他。魏宣子的力量也不如知伯,他在韩康子的启示卞也采取了忍让的做法。韩、魏两家的忍让促使知伯更加疯狂,更加骄横,最终导致全族被灭。知伯是引火烧身,韩康子是将火引向他人。最终韩、赵、魏三家中力量最强的赵氏挑起了与知伯一决雌雄的晋阳之战,结果是最后时刻,三家联合灭掉知氏。第三,赵襄子智勇双全。晋阳之战能持续三年,赵襄子起了很大的作用。赵襄子集一个卿族的力量对付以知伯为首的三个卿族的力量,坚持了三年,的确不易。首先是根据地选择准确。赵襄子得知三个卿族的联兵将要攻打自己时,首先做的就是选好长期抗战的根据地。在选择晋阳之前,他的手下也曾向他推荐另外两座城池,一是长子,二是邯郸。长子城墙完整坚固,邯郸仓储充足,但是,赵襄子全部加以拒绝。为什么呢?赵襄子认为长子的城墙确实坚固,但是,它是在耗尽民力的基础上修建的(民罢力以完之),这种城防再坚固也不适合作长期抗战的根据地,因为赵氏在这里失去了民心。邯郸城仓储确实充足,但是,赵襄子认为这

                      正匍匐爬向她,好像要将她从耶稣身边拉走;然而这一幅的感觉没那么逼真,恶魔与她的距离也较远。我认为这是进步。今年圣诞节,卡伦送我一个镇纸。镇纸上刻了斯威夫特[4]的一句话:“洞察力是体察无形的艺术。”[1]地狱烈火(HellorBust):美国一部电影名。——译者[2]CivilWar,此处指美国内战,1861—1865年。——译者[3]霍尔顿的英文为“Holdon”,英文“holdon”有支持之意。——译者[4]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Swift,1667—1745),《格列佛游记》的作者。——译者第三部人格融合第26章霍尔顿今天是1998年1月7日,寒冬再度笼罩这座城市。我可以听见风呼呼吹打在窗户上的声音;暖气系统开到了最大,试图抵挡湖边冰冷已极的温度,一缕白烟从大楼屋顶袅袅升起。卡伦带来霍尔顿的四封信——她承认自己故意拖延,不想带来——日期从11月24日至12月4日。“昨晚我发现我真的很气这个人格,”她抱怨道,“或许是嫉妒吧,我不知道,只是自从詹森融入后,我以为他会多帮我一点;然而,当我发现他完全不帮忙,我气死了,把所有的错都怪到他头上。”她担心我和霍尔顿之间有某种特别秘而不宣的私人情谊,其程度远远超过她跟我的关系。虽然她承认她对霍尔顿所知有限,但她知道他是促使众人格团结一致的核心人物。信件内容主要着墨于融合之后的最新发展。霍尔顿表示,早期融合的人格已彼此混合,卡伦无法分辨某些记忆,感觉和想法原本属于哪个人格,现在它们全都是她的了。12月底,约有一半的人格已完全混合。霍尔顿告诉我,他认为人格融合将会是个冗长并持续进行的过程。在最后一封信中,霍尔顿以备忘录方式简要写下自传,准备自己的融合。1997年12月4日收信人:贝尔医生寄信人:霍尔顿回复:我的故事我,霍尔顿,于1961年2月8日诞生于卡伦这个漂亮娃娃体内;当时,卡伦刚满20个月。我、凯瑟琳与卡伦博一起加入并开启这个迫切需要的复杂生存系统。卡伦的父亲只要一靠近她,她立刻哇哇大哭,她亟需一个能保护她的父亲形象,因此,她在心中创造了我。我成为保护大家的人。尽管卡伦相信我会长大,年纪也与她相仿,但事实并非如此。我出生时已2岁,成长的速度也比她快。卡伦5岁时,我已20岁;卡伦12岁,我30;她开始找你治疗时年届29,但我却已34岁。从那时开始到现在,我只长了2岁——也就是现在的36岁。我的岁数依内在系统的需要、变化而时有增长,这个系统没有任何时间表规定我们必须如何变老,或是需不需要变老。我是卡伦生命中的男性部分。卡伦5岁以前,我们(我)已开始学习认字。我们不放过任何能读懂的文章、书籍;由于我们总是埋首书中,卡伦的父母经常因此咆哮,责骂我们。当然,他们并不知道在看书的人是我,霍尔顿。随着年纪增长,我的学习速度益发迅速,但我无力改变加诸我们身上的难以忍受的虐待行为。我是她梦想中的父亲,但我只活在她心中。当她开始接受你的治疗,我才得以将注意力转而专注于她的内心世界。我要求自己必须确实了解每一个人格的细节琐事,好监控他们的行为;只可惜,我无法干预他们“在外”的行为。为此我开辟了一间会议室(内在系统聊天室),这也是我最骄傲的成就之一。这个聚会是唯一一个全员到齐的场合,也是我们团结一致、齐心工作的时刻。会议都在晚上举行,凡有意愿参加者皆可自由参加。假如“大人”有要事讨论,我们会先请孩子们离开。会议期间,我会追踪、了解整体的工作状况,视情况做些必要的更改和调整。这份工作令我感到骄傲。我已尽一切所能,让大家平安活到现在,来到融合的这一刻。现在我只需要完成这最后一步,然后我们就能合而为一,展开新人生。我的工作已经完成。我准备好了。“以前都是等他们准备好才进行融合,”我对卡伦说,“但这一次,我们会等你准备好了再与霍尔顿融合。”卡伦微笑,耸了耸肩。“我越来越习惯没有援助的生活了,”她再度微笑,但笑中掺杂着嘲讽、认命与懊恼。“援助,这个词挺有意思,”我说,“他们确实是你的援助,他们帮助你生存。但是,你再也不需要他们的援助了。”“有一天,我不小心摔跤,伤了肩膀,但我无法像以前一样令疼痛消失;于是我大喊‘你可以出来一下吗?’但没人理我。”卡伦一直在变,一点一滴、慢慢改变。当她看着我,眼里再也看不到愧疚的歉意,骨子里也感受不到失败与挫折。她的声音有了更多情绪起伏,她也越来越注意自己的外表和装扮;她画了眼影,也添购了新衣服。她进步好快。她说,现在她做决定的速度也变快了。对于自己想要什么,该做什么,她不再犹豫不决;她越来越不需要思考就能做决定。但她丈夫不喜欢她果决明快的新特质。“因为你开始维护自己,替自己辩护?”“我越来越固执了,”她说,“而且常常因此跟他吵架。我甚至还会故意说俏皮话。这些个性到底是从哪儿来的?”“也许来自霍尔顿说的‘混合后的人格’吧,”我推测,“不过听起来像是迈尔斯会做的事。”“说不定哟。有一次我竟然叫我丈夫‘闭上你的大嘴巴!’”“最近你还想起了什么事?”卡伦转向窗外,下巴搁在手背上,眼神有些恍惚。“感觉就像看电影一样,”她说。看得出来,电影此刻正在她心中上演。“所有的记忆都好熟悉,但现在它们变得更栩栩如生,事无巨细——每一段对话,每一个场景……这些都是多年前发生的事,但记忆却如此鲜明。我想起高中时,我每天有7堂课,但是6点要去教代数。有一次,我的某个人格跑出来取代我,开溜去打保龄球;等我回过神来,我完全不记得我在教什么。又有一回,我参加速读测验,拿了全班最高分,但后来这个人格却再也没有出现过,最后因为我完全跟不上,这门课只拿到D。在我的高中时代,这些事情可说是家常便饭,每个人格对不同课程的喜好决定谁该在哪一堂课出来。我想,老师们一定被我弄糊涂了。”“但你自己应该也被搞糊涂了吧?”我说。“你的社交生活也有同样的问题,不是吗?”“嗯,到现在还是如此。我去某家商店,店里的人似乎全都认得我,但我却不认识半个人。假装进入状况真的很难。我得附和他们,让他们说出足够的信息,直到我能凑出原貌为止。等我获得全部的记忆之后,希望我再也不会碰上这种状况了。但无论如何,我越来越有进步了。我弟弟总说他为我做了好多事,并坚持我一定不记得了;但我真的记得,而且我还能清楚地说出来——他是在骗我,逼我接受他的观点。”卡伦稍事休息,然后又继续说下去。“最近,我想起你以前频繁地跟其他人格说话。我慢慢想起每一次治疗的细节,但我不会老想着他们,结果他们也不再突然出现在我心上了。”“我跟每个人格都有点交情,”我说,“我引导他们每一个人度过融合程序。”“现在我还能想起他们的一两件琐事,比方说克莱尔喜欢帮我女儿梳头发……但孩子们确实有点困惑,因为这些人格不再出现了。孩子们也抱怨我好久没有认真做一顿饭给他们吃——这是凯瑟琳的工作,或者也没带他们去好玩的地方——这是卡伦2负责的。至少我不需要重看十次自己的人生电影才能想起全部细节!”卡伦和我同时笑了出来,但我俩也同时沉浸在复杂的思绪中——哀悼她失去的人格,以及那曾经混乱的生活。“我不想忘记想起来的每一件事,”她继续说道,“我好想写下来,但我办不到,因为记忆不断涌现,好像关不起来的水龙头。”但卡伦确实记录了一部分。她把写好的几页回忆录交给我,而且还用家庭生活照做了两本小册子;其中一本是她的婚礼记录,另一本则描述她童年住过的房间——许多虐待事件都是在这些房间里发生的。她还不确定自己是否想写下关于卧室的回忆。她说,她并不想花力气应付这些记忆造成的冲击,但记忆自有主张,持续不断地冲进她的脑海。每一间卧室都承载了一辈子的伤痛。※※※※“你准备好了吗?”我问霍尔顿。这是最后一次了,我很紧张。万一最后这个人格融合得不顺利,我怕整套程序必须从头再来一遍。“我快好了,”霍尔顿说,“融合之前,你还有任何问题想问我吗?我知道许多其他人不知道的事。”“真的?那我得试着想出一两个问题来。”老天,这可是我最后一次机会了。我一定还有些空隙没补上……“第一个来找我的人是谁?”我问。“桑迪是第一个来见你的人。这是凯瑟琳的主意。桑迪是最佳代表。她深受剖腹产的疼痛所苦,但后来却渐渐开始失约,不来就诊。凯瑟琳开车载她赴约,她却不肯出来。后来代替她出来的人也不肯说话。你跟其中之一说话,却把另一个送进精神病院,所以他们生你的气。当时迈尔斯曾经从护士台打电话给你,然后医生就来了。住院期间,大多是安和朱莉安负责社交场合,凯瑟琳整理病房;没有一个护士发现。”我想,我应该可以请他解释过去十年的操作方式,但这只是为了满足我个人的好奇心,对治疗卡伦毫无帮助;因此我决定不要增加霍尔顿的负担。不过倒是有几个问题,我很想听听他的答案。“为什么是房子?”我问。霍尔顿微微扬起头,看着我。“你们为什么把内在世界放进一栋房子里?”“噢!”我的问题似乎平凡得令他惊讶。“每个人格都需要自己的空间,而每个空间必须以墙壁隔开,他们才能保有个人隐私。我们没有厨房,也没有浴室;屋里有许多房间,每间房都与会议室相连。当你开始找我们说话,屋子的架构也越来越精细、越来越进化;我们甚至为你盖了一间房——卡伦的安全小窝,好让我们无须离开屋子就能跟你说话。安全小窝有6道锁,确保每个人都可以不受干扰,安心与你交谈。”“了解了。但为何是6道锁?”我问。“迈尔斯和西德尼坚持要双重、3重或4重锁,克莱尔想要自己的锁,所以最后决定用6道。”“聚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大约在卡伦20岁,即将结婚前开始的。当时她的生活作息完全失去正常,我们只好趁她入睡,失去意识之际,设法调整步伐;待隔日醒来,她会知道自己前一天去过哪里,做了哪些事。这个模式操作得很顺利,直到莎拉诞生才变了样。”“发生什么事了?”“内在系统开始瓦解。原本应该是卡伦2负责分娩;然而,当她被绑住,感觉到剖腹的疼痛时,她慌了,独自跑进内心躲起来。我们的系统就是在这时候出问题的。每个人格对止痛剂的反应都不一样,忧郁、沮丧来得很快,然后逐渐蔓延,变得越来越严重。”“你就是在这时候来找我的。”“对,之前还经历一连串迂回繁复的转换过程。”“我想我可以坐在这儿,一个问题接着一个继续问下去,”我说,“不过,再让我满足一个问题就好:新人格是如何形成的?”“嗯,这问题不太好解释,我得想一想该怎么说。”霍尔顿倒向椅背,想了一会儿。“当卡伦遭遇一个全新的状况,但所有现存人格皆无力应付的时候,新人格就诞生了。每个人格都有自己的角色和目的。”“但他们是‘怎么’出来的?”我问得更深入、更具体一点。我希望我能想象这个过程。“嗯,诞生的过程是……”霍尔顿谨慎斟酌字句,“卡伦这种迫切的需要会促使我们聚合诞生,需要逐渐增强为渴望,渴望再转而形成新人格。卡伦渴望父亲,于是我诞生了;卡伦想成为纯真、人见人爱的完美小女孩儿,因此克莱尔转化成型;她父亲说,领受圣餐那天,神将卡伦交给他以执行‘神的旨意’——这是他的说法,事实上就是虐待。西德尼之所以诞生,是因为卡伦想成为父亲想要的小男孩——毫不愧疚地帮他偷东西;但卡伦办不到,于是有了西德尼。”“每个人都是因为希望、渴望而存在。”我试着去了解、想象这段过程。“是为了‘需要’,”霍尔顿强调。“以前卡伦一沮丧就开始制造新人格,但是被我和凯瑟琳制止了。后来卡伦逐渐了解,并非每个人都会转换或听见脑子里的声音。她不敢告诉别人,她怕别人以为她有精神分裂症,把她关起来。”“我懂了。我还想再多了解一点,可惜今天时间到了。”“卡伦似乎再过不久就准备融合了。既然如此,我会弄个录音带给你,再多告诉你一些。等你拿到录音带就表示我也准备好了。”※※※※2月底,卡伦泪汪汪地走进来,满脸倦容。她抱怨每天都过得好辛苦,一天之中根本没时间“放假”。她一直都在这里。必须亲自完成每一件事的压力好大,以前她只要一走了之就好。她希望她能用6个月前的那种方式过日子。“但那时你根本没办法睡,”我提醒她。“对……”她疲倦地望着我。她说,现在她颇有意愿与霍尔顿融合,她需要他的能力……“我会把录音带放在信箱里。”卡伦进入催眠状态后,霍尔顿交代。“卡伦很好奇,她偷听了一些。她不喜欢我的声音。我的声音当然是男性的声音;卡伦也认为应该是这样没错,但那却是如假包换——她自己的声音,只是比较低沉。我想她大概很失望吧。她期望太高了。”我试着回想这些人格的声音,每个人确实都不一样;既然他们都是卡伦的一部分,声音应该也只是卡伦的变声版。“有任何新状况吗?”我问。“卡尔已经混合得差不多,所以她现在比较能忍受疼痛了。她也获得卡尔应付困境的部分能力。”“我期待你的录音带,”我说。※※※※卡伦继续与已融合的人格混合交融。对于自己该做什么、该怎么做,她并非每次都能马上决定,偶尔还是会乱成一团。她的每一天都像一个月般漫长,脑中持续掠过各式各样的想法。她也很少再遗失时间了。尽管偶尔发生,但她一定会注意到。她常看时钟,尝试追踪自己遗失了多少时间。现在霍尔顿只会短暂出来一下子,处理几件事。他已关闭卡伦的心灵之屋,包括那间安全小窝;他在前院那株中空的大树里另外帮她准备了落脚处。遗失时间时,她就待在这里。霍尔顿说,那个地方非常干净又舒适。※※※※卡伦已连着3次忘记把霍尔顿留给我的录音带带来了。时间是1998年3月底,我觉得她在抗拒让自己接近完全融合的最后一步。她说她在家的时候都记得要带来,但一出门就忘记了。事出必有因,我想。这是无意识的忘性,起因是她害怕放掉自己的最后一个分身。她承认自己担心霍尔顿会在录音带里毁谤她,说她坏话,然后她突然转移话题,告诉我她丈夫一直在贬低她、奚落她。她说他威胁她,表示要打电话给我,告诉我她有多差劲之类的,还有治疗她根本就是浪费我的时间。“我在想,我好像把我丈夫说得太差劲……有点过头了,”她说。“你这话的意思是?”我大吃一惊。难道她夸大丈夫的虐待行为吗?“就是——”卡伦似乎很难过,“他忍受我好多年了。我会突然跑出去几个小时,但他根本不知道我去哪里;等我回到家,我又没办法实话实说。任何人都会被这种情况逼疯吧。我跑出来,然后突然‘醒过来’,发现我正在赴某人的约会;然后我得赶快装病好溜回家。我丈夫从没搞清楚过。他不会调查我的行踪,不会偷看我的信,也不曾翻过我的皮包。其实我的包里什么都有——每个分身需要的东西都在里面。他只是忍受我的怪异,然后对我生气。”“你们不曾好好谈过吗?”“我们……我不曾跟他谈过。我没办法。不管我跟他说什么,他都会用我的话来反击我、羞辱我。谁能想象已经拥有丈夫和孩子的人却必须假装知道自己的夫妻生活?我确实已想起我们的性生活,但我仍然不记得当时的感觉,我还没得到那部分的记忆。谁能怪他呢?”“他的困惑和愤怒是可以理解的,”我说,想起她曾给我看她的伤痕。“但处理情绪的方式有很多种,打你绝不是他应该做的选择。”我想,卡伦对自

                      洛阳只有一百七十里的距离,是洛阳的重要屏障,汝州的失守顿时引起东都洛阳的一片恐慌。为了稳定住东都洛阳的局势,朝廷派谏议大夫杨授前往洛阳进行宣慰,并下了一道《宣慰东都官员敕》。文中不得不承认唐军镇压起义军的不利以及王仙芝、黄巢势力的迅猛发展。王仙芝和黄巢的起义军势如破竹,同时帝国的东南部农民起义的烈火也是熊熊燃烧,其中浙西地区因为经济富庶,更是帝国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因此该地区的王郢起义也成为朝廷的心腹大患。乾符三年(876年)六月,皇帝下诏以左神武大将军宋皓为江南行营诸道招讨使,征调诸道人马共计一万五千人前往镇压。一直到转年二月,王郢相继攻陷望海镇(今浙江望海)之后,又攻陷台州(今浙江临海)。台州刺史王葆退守唐兴(今浙江天台),皇帝李儇得知消息后诏令浙东、浙西和福建各出水师助剿。不久后,镇海节度使裴璩诱降王郢的部将朱实及其部众六千余人,收缴兵器二十余万件,极大地削弱了王郢的实力。王郢被迫收拾余众专攻明州(今浙江宁波),结果在攻城战中不幸中流矢身亡,起义最终失败。王郢起义虽然不到一年即宣告失败,但因为其地处帝国财税供给的重要之地,导致江淮地区供应关中的物资明显减少,因此在面对王仙芝、黄巢起义军时,唐军明显进展不力,甚至是节节败退。针对如此现状,皇帝李儇在《宣慰东都官员敕》中特别提到要赦免敕王仙芝、尚君长(王仙芝部将)罪行,实行招安之策,但是并未奏效。王仙芝依旧一路征战,继续四处攻城略地,先是攻克阳武(今河南原武),接着围攻郑州,关东的州县地方守军全都畏惧出战,只求保卫各自的城池。因此王仙芝得以纵兵四略,并未受到多少阻碍。而调集前来平叛的诸道人马十分贪财,在追击起义军时,碰到起义军故意丢在路上的辎重,都争相拾取,进而贻误战机。所以王仙芝继续采取流动作战的方式,先后攻下申州、光州、随州,占据安州稍作休整后,又分兵围攻舒州、进击庐州、寿州等地,如入无人之境。王仙芝的义军势如破竹,但身为诸道行营招讨使的宋威却暗中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他曾经对副使曾元裕说,当年庞勋起义失败,康承训却获罪,现在如果成功剿灭王仙芝,自己会不会也会和康承训的下场一样,不如留着王仙芝的起义军,以战养战,如果王仙芝成功登基,自己就会成为功臣。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宋威每次带兵追击起义军一段路程,就会停止不前,等待观望,最后干脆在亳州(今安徽亳县)滞留不前,曾元裕也在蕲州(今湖北蕲春)和黄州(今湖北新州)一带拥兵观望。乾符三年(876年)十一月,王仙芝攻下郢州、复州;十二月又接连攻下申州、光州、庐州、寿州、通州、舒州六州之地。此时宰相郑畋上疏皇帝李儇,要求撤换宋威、曾元裕,建议以陈许节度使崔安潜为行营都统,以前鸿胪卿李琢代替宋威为诸道行营招讨使,以右威卫上将军张自勉代替曾元裕为副使。宰相郑畋是个依附宦官的人,父亲郑亚担任桂管观察使时,与担任监军的宦官西门思恭颇有交情,曾经请托西门思恭有机会关照儿子郑畋。后来西门思恭进京当上了神策军中尉,郑亚死后,他履行诺言将郑畋接到长安,视为自己的亲侄并加以教育。不过,由于郑亚是李德裕的同党,卷入了牛李党争,而在宣宗李忱在位时期,是牛党势力执政,因此郑畋受到牵连,加上当时宦官专权一度被压制,所以郑畋的仕途颇为不顺。一直到唐懿宗李漼在位的咸通初年,令狐绹被罢相后,郑畋的仕途才迎来了转机,经由刘瞻的引荐,郑畋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担负替皇帝起草诏文敕令的责任。前边我们说过,刘瞻在咸通十一年因为劝谏懿宗李漼囚杀医官一事而被贬,郑畋也因起草刘瞻的贬官制文措辞不够严厉,而同样被贬官,直到皇帝李儇即位后才重新征召其入朝加以重用,并于乾符四年(877年)七月提拔为宰相。此时,西门思恭担任右威卫上将军,虽然仍有一定的地位,但由于田令孜的存在,西门思恭远远达不到大权独揽的境地,而且手中没有实际的兵权,所以对于郑畋来讲,其实缺乏田令孜的支持。正因为如此,平时受皇帝李儇信任的,依附田令孜的宰相卢携就时时处处压制郑畋,以至于郑畋曾经要称病回乡务农。不过,这次皇帝李儇眼看王仙芝的义军一路势如破竹,帝国有崩盘的迹象,所以不得不采纳郑畋的建议,撤换了宋威和曾元裕。鉴于帝国财力的匮乏,朝廷并没有放弃对起义军的诱降活动。乾符三年(876年)十二月,王仙芝攻打蕲州,刺史裴渥与时任宰相王铎是门生和座主关系,而王铎又是王镣的堂兄,所以裴渥试图救出王镣,以报座主的知遇之恩。王镣也在王仙芝的义军内部,不断怂恿王仙芝,由他出面与裴渥建立联系,双方约定罢兵休战,裴渥则答应王仙芝向朝廷奏求官职。对于这样的条件,王仙芝的思想产生了动摇,他带着三十多名心腹入城与裴渥进行谈判,裴渥大摆筵席款待王仙芝,席间与王仙芝初步达成了停战协议。随后,裴渥将与王仙芝达成协议的奏状呈送朝廷,朝廷由此引发了一场争论。当时除了王铎之外,其他几位宰相都反对赦免王仙芝。他们认为当年庞勋声势那么浩大,最终还是被朝廷成功镇压,现在王仙芝虽然声势也是不小,但终究还是无法和庞勋相比,如果赦免其罪过,恐怕会助长他的气焰(“赦罪除官,益长奸宄”)。但是王铎因为堂弟王镣身在王仙芝的义军之内,救弟心切的他一再坚持要赦免王仙芝。最终皇帝李儇考虑帝国财政的困难,便同意了蕲州方面与王仙芝达成的协议,加封王仙芝为左神策押军兼监察御史,并派宦官作为特使,带着授官文书前往蕲州。王仙芝接到文书后,十分高兴,蕲州之战暂时陷入停战状态。不过,此时以黄巢为首的一些将领坚决反对王仙芝接受招降,黄巢甚至怒斥王仙芝不顾牺牲农民军的利益换取个人的荣华富贵。在黄巢等人咄咄逼人的压力下,王仙芝只好放弃接受招降的企图,领兵继续攻打蕲州,裴渥被迫逃往鄂州,王镣则继续被义军囚禁。蕲州虽然最终被农民军攻下,但朝廷的诱降还是对农民军的团结起到破坏作用。蕲州之战后,农民军分为两支,一支由黄巢率领北返曹、濮地区,另一支由王仙芝、尚君长带领继续在江北活动。在朝廷逐渐调集大军加紧军事镇压的情况下,起义军一分为二,显然分散了力量,可以说同时也为其前途埋上了一层阴霾。乾符四年(877年)二月,王仙芝攻下鄂州(今湖北武昌),一个月后,黄巢攻下郓州(今山东郓城),并打死天平军节度使薛崇。皇帝李儇眼看情况不妙,连忙发布《讨草贼诏》,同时继续对王仙芝等义军首领再次进行招降。不过,这次李儇的口气有些强硬,他在诏书中列举了庞勋和王郢起义失败身死的事例,又列举朱实等人投降朝廷受封赏的事例,希望王仙芝等人能够识时务尽早归降朝廷,在诏书的最后李儇也号召上至朝廷官军,下至地方豪强武装共同联手镇压王仙芝、黄巢的起义军。此时,在宰相卢携的支持和推荐下,宋威又重新被任命为诸道招讨使,作为镇压起义军的统帅。朝廷调兵遣将加紧镇压起义军的步伐,使得王仙芝与黄巢等将帅又感到联合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于是,黄巢在四月间与曾经领兵进入嵖岈山(今河南遂平一带)的尚让会合,而后王仙芝也带兵北上与其会师,七月间,起义军在王仙芝的指挥下,开始集中兵力发动围攻宋州之战。宋州濒临汴水,既是南北大运河的咽喉要地,又是洛阳和汴州的东南屏障,宋威重新上任后驻守在这里。前边我们说过,皇帝李儇下密诏让徐州、泗州等地派精兵巡护漕运,而现在起义军围攻宋州,旨在切断运河通道,当时朝廷出动平卢、宣武、忠武三道人马堵截起义军不住,于是宋州被包围。宋州的局势顿时陷入极大的压力之下,就在宋威龟缩在城内一筹莫展时,忠武军节度使崔安潜出动本部七千人马,由左威卫上将军张自勉率领前往救援,经过激烈拼杀,张自勉暂时解除了王仙芝对宋威的合围之势。后来宰相郑畋称赞崔安潜是“解宋州之围,使江淮漕运流通,不输寇手”,这也说明,取得宋州之战的胜利,对于朝廷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蕲州之战和宋州之战是王仙芝起兵以来,组织的两次大规模的战役,可谓是一胜一败,不过蕲州之战使得起义军内部产生分化,而宋州之战则是以起义军撤围告终。所以对于王仙芝和黄巢等人来讲,起义军未来的形势依旧不明朗,而且在宋州之战中,义军内部因为具体的战术问题,再次发生分歧,这也使得宋州之战后,王仙芝和黄巢再次分兵作战。分歧王仙芝和黄巢第二次分兵作战后,乾符四年(877年)八月,王仙芝攻下安州(今湖北安陆)和随州(今湖北随县),活捉刺史崔休徵,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派其子带兵救援,半路遭到王仙芝的伏击,也兵败身亡。李福被迫上疏朝廷请求增援,皇帝李儇派左卫威大将军李昌言率领凤翔的五百名骑兵赶赴驰援。王仙芝不等官军援兵到来,转道挥师攻击郢州、复州等地。十月间拥兵蕲州、黄州的崔元裕以逸待劳,击败前来进攻的王仙芝,斩首四千,取得大捷,暂时挫败了王仙芝的进攻势头。在官军和起义军互相交战的过程中,朝廷方面产生意见分歧,首先是针对是否应该继续任用宋威而产生争论。当张自勉带领忠武军七千人马解了宋州之围后,宰相卢携、王铎主张将张自勉所率的兵马划归宋威指挥,但是另一位宰相郑畋却不同意,而且不肯签署奏章。为此双方争执不下,都以辞职互相要挟,皇帝李儇本就驭臣无术,不能裁决是非,只是坚决不允许他们辞职。郑畋除了坚持反对将张自勉的七千忠武军划归给宋威之外,还揭发宋威对于战场形势是报喜不报忧,王仙芝上过请降书,宋威却是隐瞒不报,是典型的欺罔朝廷行为,而且在辖地内声名狼藉。郑畋的意见是立即罢黜宋威,但卢携极力为宋威辩护,最终因为卢携乃是宦官田令孜阵营的人,所以皇帝李儇没有采纳郑畋的意见。可是宋威这边因为很长时间以来师出无功,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急于寻找机会立功以向朝廷证明自己的能力。很快宋威便找到了合适的机会,而且这一次他让王仙芝的义军高层遭受到了极大的损失。乾符四年(877年)十一月,招讨副使、监军杨复光派人再次招安王仙芝。杨复光是懿宗李漼在位时期左神策中尉杨玄价的养子,不仅有勇有谋,而且善于言谈。他十分清楚王仙芝不会拒绝高官厚禄的诱惑,而事实证明,王仙芝在接到杨复光的招降信后,派部将尚君长、蔡温球等人赴长安请降。宋威得知这个消息后,派兵在颍州(今安徽阜阳)西南伏击尚君长等人囚送长安,然后谎称是自己半路遇到尚君长等人交战后生擒的。杨复光得知消息后,上奏朝廷说明尚君长等人确实是奉王仙芝之命进京请降的,而且认为宋威有意破坏自己的招降大计,请求朝廷将其治罪。面对宋威和杨复光两方面的不同汇报,皇帝李儇一时间摸不着头脑,他派人前去调查事情的真相,结果却是无法查清。最终皇帝李儇出于震慑义军首领的考虑,诏令将尚君长等人斩首于长安东市的狗脊岭。尚君长是王仙芝手下的得力干将,一直跟随王仙芝南征北战,并屡立战功,他的死激起了王仙芝极大的愤怒,于是他立即展开报复,对荆南地区(今湖北江陵一带)发起猛攻。荆南节度使杨知温是个文人,不懂得用兵之道,当有人报告王仙芝已经发动进攻的时候,他天真地认为手下人谎报军情,依旧不加防备。当时正值隆冬时节,汉水狭浅,王仙芝带领大军顺利渡过汉水。乾符五年(878年)正月一日,大雪纷飞之时,正当杨知温接受诸将的新年祝贺时,王仙芝领兵突至江陵城下,很快就攻占了外城。杨知温的部下急忙固守内城,双方战至日暮,他一直龟缩在府内不敢外出,后来在将领们的一再要求下,他不得已出来巡视,看到士卒们冒死守城,杨知温认为守城有望,立即派人向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求援。李福得到消息后,亲自带领全镇之军以及驻扎在襄阳的五百沙陀骑兵赶赴救援,在荆门一带击败王仙芝的外围人马,王仙芝得知消息后,担心遭到杨知温和李福的内外夹击,于是领兵撤离江陵。江陵是长江中游重镇,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江陵差点失守,让朝廷为之大惊。朝官们纷纷上疏,指责造成这种局面,完全是宋威骗杀尚君长等人造成的。刚好另一位招讨副使曾元裕此时在申州(今河南信阳)大败王仙芝,并消灭数万义军,显示出超强的战斗力,因此皇帝李儇下诏二次将宋威免职,任命曾元裕为招讨使,张自勉为招讨副使。同时由于朝廷与南诏在乾符四年(877年)初签订了停战协议,结束了将近二十年的战争状态,西南边境暂时安定,于是朝廷就将镇守西川的高骈调任荆南节度使兼盐铁转运使,以加强长江中游的防务。事实证明,朝廷对于战局的人事调整安排十分正确。一个月后,即乾符五年(878年)二月,皇帝李儇得到加急奏报,曾元裕在蕲州的黄梅县(今湖北黄梅县西北)与王仙芝展开大战,在这场战争中曾元裕不仅大败义军五万人,而且王仙芝阵亡战场,部将尚让带领残部投靠了正在攻打亳州的黄巢。势如破竹王仙芝的阵亡让朝廷上下一片欢呼,不过当时朝廷十分明白,黄巢是个更加厉害的对手,而且很快他们就领教了这个当年的落地秀才的本事。乾符五年(878年)二月,成功收编王仙芝的残部后,黄巢自称黄王,号冲天大将军,建元王霸,同时仿效唐制置官署。黄巢和王仙芝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由于性格和经历的不同,黄巢反抗朝廷的决心比王仙芝要更加坚决。他的上述做法就表明了他与唐朝势不两立,意图推翻李唐皇族统治取而代之的决心。得到王仙芝的死讯后,黄巢并没有心生胆怯,他挥师北进,再次攻占沂州和濮州,但在此之后却屡次被官军击败。因此摆在黄巢面前的就是如何调整战略部署的问题,为了缓解紧张的军事压力,他写信给天平军节度使张褐,诈称想要投降朝廷。张褐看到黄巢的请降信后,立即上报朝廷,皇帝李儇十分高兴地下诏加封黄巢为左卫将军,让其率众到郓州城下集中解除武装。黄巢利用这个机会摆脱长江中游的官军,采取流动作战方式,继续对抗朝廷。三月间,黄巢沿黄河西岸一路流动作战,自滑州(今河南滑县)向南奔袭二百多里外的汴州,又从汴州奔袭三百五十里直扑宋州,先后攻打卫南(今河南滑县东)、叶县(今河南叶县西南)和阳翟(今河南禹县),摆出即将攻打洛阳的态势。阳翟隶属河南府,距离洛阳已经很近,朝廷闻讯急忙部署防务,皇帝李儇下诏征调河南镇人马一千人,与宣武、昭义两镇人马两千人赶赴洛阳守卫,以左神武大将军刘景仁充当东都应援防遏使,统辖三镇兵马,并允许刘景仁在洛阳就地募兵两千人。当时曾元裕屯兵荆南地区,皇帝李儇诏令其领兵驰援东都洛阳,又调义成镇人马三千人加强洛阳东面一线的河阴以及虎牢关、轩辕关、伊阙关的防务。虎牢关的战略地位自不必说,地势险要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轩辕关在今天河南偃师东南的轩辕山上,连接巩县和登封两县,历来控扼要地;伊阙关在今天洛阳市南的伊阙山上,是启闭东都的一扇重要门户。由于东都洛阳军贮不足,皇帝李儇下诏向商旅富人借用大量钱谷,以供数月之费用,又不得已拿出五份“殿中侍御史”和十份“监察御史”的空明告身,赏赐给能够出钱捐助国家的富户,这无形中就开启了售卖官衔的例子。(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即便如此,由于连年干旱以及蝗灾不断,加上战乱不已,农民已经无力缴纳赋税,国库已经严重亏空,主管财政的兵部侍郎、判度支杨岩无计可施,三次上表请辞,表示自

                      怨恨和思念便变成了恶魔。公元前583年夏天,庄姬向晋景公告状说,赵同和赵括兄弟阴谋叛乱。晋景公就这件事询问栾书和郤锜(郤克的儿子)。也许是出于对赵氏家族的厌恶,栾书和郤锜都点头说,赵同和赵括对国君的不满由来已久,恐怕确实有反叛的可能性。晋景公早就对赵氏兄弟不满,现在既有庄姬作苦主,又有栾、郤两大家族认可,他就放心大胆地向赵氏家族宣战了。同年六月,晋国宣布赵同、赵括阴谋叛乱,证据确凿,株连九族,将赵家老小满门抄斩。唯有赵武随着庄姬在宫中居住,没有受到牵连。这就是所谓赵氏孤儿的原始素材。司马迁写到这段历史的时候,自然也看过《左传》的记载,但是很显然,他认为民间传说比《左传》的记载更精彩,更能吸引读者,因此毫不犹豫地采用了民间传说的内容,从而给中国人留下了一个关于忠诚、仁义与复仇的凄美故事。真正对赵氏家庭保持了忠诚的不是虚构的程婴和公孙杵臼,而是那位由赵盾一手提拔起来的好干部韩厥。据《左传》记载,赵氏家族被剿灭后,晋景公打算将他们的田产全部赏赐给大夫祁奚。韩厥劝谏道:“以赵衰的功勋和赵盾的忠诚,如果无后于晋国,会让那些一心向善的人感到恐惧。”而且用《周上“不敢欺侮鳏夫寡妇”这样的话来提醒晋景公不要把事情做得太绝。韩厥这番话,应该分为两面来看:赵衰确实有大功于晋国,赵盾的忠诚则让人难以苟同。但是,考虑到如果不是赵盾唆使赵穿杀死晋灵公,也轮不到晋成公即位为君,晋景公就更不可能坐上这宝座了——赵盾对于晋成公、晋景公父子的忠诚,倒也不是空穴来风。想到这一层关系,晋景公也就心软了。他收回成命,命令赵武继承了赵朔的家业。那个时候,赵武还只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也许是家族的变故使得这位少年成熟得特别早。几年之后,他按当时的风俗举行了成人礼,便戴着代表成人的帽子去拜访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听取他们的教诲,包括曾经对赵氏家族落井下石的中军元帅栾书。栾书说话很客气,“你真英俊啊!以前我有幸在你父亲手下工作的时候,你就已经很俊美了,就是不知道才干如何,努力加强修养吧,年轻人。”他去拜见士燮,士燮教育他:“从今之后,你要时时警告自己啊。自古以来,贤者受到宠幸会更加小心谨慎,不明白事理的人受到宠幸则会更加骄傲。”他又去拜见韩厥,韩厥感到很欣慰,但是又很严肃地告诫他:“戴上这顶帽子,代表你已经成人了。成年人要与善人多交往,那样的话,坏人就没有办法影响你了。一个人戴上帽子,好比房屋有墙壁和屋顶一样,是为了经常打扫去除污物罢了,不然戴它有什么用呢?”赵氏家族的孤儿,便是在这样的教诲之下成长起来了。一百多年后,赵氏家族的后人参与了三家分晋,建立了战国七雄中的赵国。当然,这是后话。【昙花一现的霸业】公元前585年春天,郑悼公为答谢去年的虫牢之盟,在公子偃的陪同下来到晋国朝觐晋景公。晋景公很高兴,依照给齐顷公的待遇,为郑悼公举行了“授玉”仪式。春秋时期,各国的朝堂均立有东西两根大柱,分别叫做东楹和西楹,两楹之间的空地叫做“中堂”。举行授玉仪式的时候,主人从东厢进入朝堂,客人从西厢进入朝堂。这里有个讲究:其一,如果宾主身份相当,则双方都走到两楹正中,客人接受主人赠送的玉圭;其二,如果客人的身份低于主人,则客人稍走快点,多走两步,在中堂与东楹之间授玉,以示对主人的恭敬。晋景公和郑悼公都是一国之君,地位相当,属于第一种情况,应该在两楹正中授玉。但是那天,郑悼公走得实在太快了,以至于晋景公刚走两步,还没走过东楹,郑悼公已经走到了他面前,于是出现了第三种情况——“授玉于东楹之东”。士贞伯看到这一幕,暗自摇头。在他看来,郑悼公纵使认为晋景公是霸主,不敢和他平起平坐,多走两步也就行了。但是此人目光畏缩,行动过于迅速,竟然小跑着越过东楹来与主人相见,这还真是罕见。“身为一国之君,却不安其位,怕是要不久于人世了!”士贞伯暗地里对人说。果然,几个月之后,在位才两年的郑悼公就无疾而终了。郑悼公死后,他的儿子郑成公即位。同年秋天,楚共王派公子婴齐带兵入侵郑国。晋景公派栾书带兵救援郑国,两军相遇于蔡国的绕角(地名)。楚军初战失利,连夜逃遁。晋军趁势入侵楚国的盟国蔡国,与楚将公子申、公子成率领的申、息两县地方部队在桑隧(蔡国地名)对峙。从当时的战局来看,形势对晋军有利。栾书想主动出击,遭到了荀首、士燮、韩厥的共同反对。荀首说:“国君命我们救援郑国,楚军连夜逃遁,我们的使命已经完成了。趁势进攻蔡国,是擅自将战争的范围扩大,所以引起了楚国人的愤怒,再打下去,势必对我军不利。退一万步说,就算我们打赢了这一仗,也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我们以全军出战,打败楚国两县地方部队,有什么荣耀可言?如果打不赢,耻辱就翻倍了,不如回去吧。”但是,当时晋国六军的正副统帅中,想打这一仗的人占了大多数。还有人对栾书说:“圣人总是与众人站在同一立场,所以能够成就大事。您现在是晋国的首席执政官,有权斟酌众人的意见办事,何不听从大家的意见?再说,您手下的统帅有十一人,当中不想打仗的,仅三人而已。”栾书沉吟了一阵,答复说:“确实,对待有争议的问题,一般会采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但所谓三人为众,现在有三位统帅认为不能打这个仗,已经不算少数派了,我决定听从他们的意见。”于是将军队撤回国内。公元前584年秋天,不甘心失败的楚共王派公子婴齐再度讨伐郑国。晋景公则发动齐、鲁、宋、卫、曹、邾、莒、杞等国诸侯救援郑国。郑国人底气一足,迸发出来的能量往往令人侧目。郑成公派大夫共仲、侯羽主动出击,俘虏了楚国的郧县县公钟仪,并将钟仪献给晋军带回晋国,囚禁在军府(军用品仓库,也用作囚禁战俘)之中。同年八月,各路诸侯在马陵举行会盟,重温虫牢之盟的誓言。马陵之盟是晋景公霸业成熟的标志,也是由盛而衰的转折点。马陵之盟后,晋景公作出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重大决定,他派新上任的上军副帅韩穿出使鲁国,要求鲁国将汶阳(地名)归还给齐国。汶阳自古就是鲁国的领土。七年之前,也就是公元前589年,齐顷公带兵入侵鲁国,占领了汶阳。后来发生了鞍之战,齐军大败,齐顷公被迫臣服于晋国。在郤克的主持下,齐国将汶阳交还给了鲁国。为了这件事,鲁国上下对晋景公感恩戴德。鲁成公先是跑到晋国军中表示感谢,而且还为郤克等人举行了“赐命”仪式,后来又专程跑到晋国拜谢晋景公。没想到,时隔七年,在没有任何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晋景公突然提出要鲁国将汶阳“归还”给齐国,鲁国人无论从感情上还是从利益上,都十分难以接受——汶阳本来就是鲁国的土地,谈何“归还”呢?晋景公这样做,当然也有他的考虑。据《公羊传》记载,鞍之战中,齐军大败,齐顷公回国之后,吊唁死者,慰问生者,七年不饮酒、不吃肉。晋景公听了,感叹说:“怎么能够让堂堂的一国之君不饮酒、不吃肉长达七年之久呢?还是把他所侵占过的地方都还给他吧!”《公羊传》的记载让人难以信服。让我们大胆假设一下,真实的情况也许是这样——齐顷公在鞍之战后,有了脱胎换骨的改变,踏踏实实做人,兢兢业业工作,服从晋国的领导,唯晋景公的马首是瞻,在晋国主导的多次国际行动中都坚持了正确的立场,因而受到晋景公的信任。为了鼓励齐顷公更好地为晋国服务,晋景公感到有必要给他一点甜头尝尝,适当地给予物质奖励,又不想付出代价,所以慷他人之慨,要求鲁国把汶阳“归还”给齐国。鲁成公当然不乐意,但也没办法,只能答应晋国的要求。鲁国朝野上下都对这件事感到悲哀。韩穿完成使命,即将回国的时候,鲁国权臣季孙行父设宴为其饯行,私下对他说:“大国主持公道,因此而成为盟主;诸侯感念其恩德,又畏惧其武力,所以没有二心。汶阳本来就是鲁国的领土。七年之前,贵国打败齐国,将汶阳归还给鲁国;七年之后,又命令我们将它交出来,献给齐国。做事情哪有这样反复无常的?晋国这样下去,很快就会失去诸侯的拥护了。”韩穿苦笑,对季孙行父摆摆手,意思是别说了,我也知道这事不靠谱,可那又有什么办法呢?这件事情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在晋国的同盟国之中,一种不安的情绪迅速扩散开来。晋景公很快也意识到自己做了一件荒唐事,为了挽回影响,他于公元前582年春天在蒲地召集诸侯会盟,主题是:重温马陵之盟的誓词,共同构建和谐友好的国际关系。参加蒲地之盟的诸侯,仍有齐、鲁、宋、卫、郑、曹、莒、杞八国之多,但是气氛已经大不如马陵之盟热烈了。季孙行父陪同鲁成公参加会议,遇到了晋国的上军副帅士燮,季孙行父对士燮直言不讳:“贵国不修仁德,就算会盟又有什么意义?”士燮回答:“霸主如果不能用仁德来团结盟国,那么用殷勤的接待来安抚他们,用宽厚的态度来对待他们,用强权和武力来驾御他们,用神圣的誓言来约束他们,讨伐三心二意的国家,笼络坚决服从的国家,这也算是次一等的德行了。”士燮的反应很快,然而终归底气不足,算是勉强为晋景公辩护了一下。季孙行父听了,也只能苦笑一声,表示理解士燮的立场。蒲地之盟没有达到晋景公预期的效果,甚至适得其反。郑成公从蒲地回到新郑,立即接见了一位不速之客——楚共王派来的代表公子成。双方并没有达成什么实质性的协议。对于楚共王来说,能够与晋国的盟国(尤其是郑国这样一个举足轻重的盟国)进行正常的外交接触,他的目的就已经达到。接下来,他只要静静地坐在一边,摇着扇子看热闹就行了。晋景公得知郑国与楚国私下接触,果然勃然大怒。同年秋天,郑成公怀着两面讨好的心理,前往新田朝觐晋景公,结果连晋景公的面都没见上,就被抓起来,囚禁在铜提(晋国地名)的别宫之中。与此同时,晋景公还趁着郑国群龙无首,派栾书为将,带兵讨伐郑国。这种做法自然不厚道。更不厚道的是,当郑国人派大夫伯蠲(juān)来到晋国请罪求和,晋景公竟然又下令将伯蠲杀死。《左传》对此照例批评说,这样做是非礼的,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主要是体现以和为贵、不擅开战端的思想。晋景公囚禁郑成公,本来就是一个错误;派兵讨伐郑国,是将这个错误进一步扩大;杀死伯蠲,则彻底将郑国推向了楚国的怀抱。在这种情况下,楚共王顺理成章地出手了。他派公子婴齐领兵出征,将部队驻扎在陈国,对郑国形成救援之势。同年十一月,公子婴齐出人意料地打了一个弧线球——从陈国出发东进,突然袭击与晋国同盟的莒国,并将莒国彻底击溃,占领了莒城、渠丘、郓城。回想起来,一年前的秋天,晋景公派巫臣第二次出使吴国,途经莒国的时候,巫臣与莒国的国君渠丘公会晤。巫臣提醒渠丘公:“莒城的城墙也未免太薄弱了,该修修啦!”渠丘公不以为然地回答:“莒国地处东夷之地,国家弱小,产出不丰,有谁会看得上这块土地呢?”言下之意,荒山野岭中的一所破房子,又是家徒四壁,担心什么盗贼呢?孔夫子对莒国的败亡深有感触,说:“因为穷困而毫无戒备,实在是一大错误;只有时时提高警惕,防备外敌入侵,才正确啊。莒国倚恃其简陋,懒得去修城墙,十二日之内,楚国就占领了它的三座城池,这不就是不加防备的后果吗?古人说,即便有丝麻这些上好材料,也不要抛弃菅蒯这样的下等材料;虽然有姬姓和姜姓的绝色美女,也不能抛弃那些面色憔悴的平庸妇人。但凡君子,总是有备而无患啊!”孔夫子这话说得有趣,仔细推敲起来,应该算是“外面彩旗飘飘,家中红旗不倒”的古代版了。公子婴齐的这一记弧线球打得相当漂亮,虽然没有直接打击晋国,却击中了晋国建立的国际同盟的软肋,让远在新田的晋景公着实难受了一把。紧接着,另一个让他不安的消息传来,西方的秦国联合白狄部落入侵了晋国西部边境,造成重大损失。更让他不安的是,得到楚国的间接支援之后,郑国人的腰杆子也明显硬了。大夫公孙申建议:“我们出兵包围许国,而且装作要另立新君,晋国自然会归还我们的国君。”装作要另立新君,就是要断绝晋国人挟持郑成公威胁郑国的念头。而出兵包围许国,则是向晋国人示威——就算晋国大军压境,郑国仍有余力,能够空出手来对付许国。在这种形势下,晋景公不得不反思自己的政策了。他想起两年前,郑国俘虏的楚国将领钟仪还一直囚禁在军府之中,于是亲自跑到军府去看望钟仪。虽然被囚禁了两年,钟仪仍然戴着楚国的帽子,保持了南方贵族特有的气质。晋景公见了,故意大声问道:“那位带着南方的帽子而被囚禁的人,是谁啊?”狱卒回答说:“那正是郑国人所献的楚国俘虏啊。”晋景公命人打开枷锁,让钟仪坐到自己面前,询问了他几句在狱中的生活状况,算是表示慰问。钟仪向晋景公稽首拜谢。晋景公接着又问到:“大夫的家族,在楚国担任什么世袭的职务?”前面说过,钟仪是郧县的县公。但郧县县公只是钟仪个人的职务,而且随时可能变动,并非世袭之职。钟仪如实相告:“我们自古担任楚国的乐官。”晋景公很感兴趣,追问:“那您会弹奏乐器吗?”钟仪老老实实地回答:“这是祖上的职守所在,我岂敢抛弃?”于是晋景公叫人取来一张琴,钟仪随即演奏了一曲楚地的音乐。奏罢,晋景公故意问钟仪:“贵国国君是个什么样的人?”钟仪为难地说:“这个……非我等小人所能够评判。”晋景公执意要钟仪说。钟仪被逼不过,只得回答:“当年他还是大子的时候,先王为其选择师傅,考虑教学内容,都是下过功夫的,命他早晨向令尹公子婴齐请教,晚上又访问司马公子侧,聆听教诲。其他的事情,我实在是不知道了。”晋景公听后沉默不语,回来讲给士燮听。士燮说:“楚国的俘虏,是一位君子啊!言必称先人的职守,是不肯忘本;弹奏本土的音乐,是不肯忘旧;说到他的国君,只谈其当大子时候的事,是为了避嫌,怕人家说他阿谀奉承当朝国君;说到楚国的两位重臣,他又直呼其名,是尊重您的身份地位。不忘本,是仁的表现;不忘旧,是信的表现;避嫌,是忠诚的表现;尊重您,是聪明的表现。这样的人,派他办什么事,没什么办不成的。您何不放他回去,要他促成晋、楚两国的和平。”士燮的话,给了晋景公很大的启发:是啊,为什么要一味和楚国争夺对抗,为什么不能实现两大强国的和平共处呢?公元前582年冬天,钟仪被释放回国。不久之后,楚共王派公子辰出使晋国,表示愿意与晋国修好。自公元前632年城濮之战后整整半个世纪,晋楚两国第一次坐到了谈判桌前。公元前581年春天,晋景公派大夫籴(dí)伐出使楚国,作为对公子辰出访晋国的回访。晋楚两国的紧张关系虽然得到缓解,晋国对郑国的敌意却没有消失。同年二月,晋国命令卫国派兵讨伐郑国。同时,郑成公仍然被囚禁在晋国,作为威胁郑国就范的筹码。国不可一日无君。郑成公被囚禁的日子一长,郑国内部也出现了问题。同年三月,大夫公子班没与众人商量,擅自做主,立郑成公的同父异母哥哥公子繻为君。仅仅过了一个月,公子繻便被郑国人赶下台,公子班只身逃往许国,郑国人转而立郑成公的大子髡顽为君。栾书对晋景公说:“郑国人都拥立新君了,我们再抓住那个人不放,又有什么用处?不如将他放回去,促成两国之间的和解。”这一年,已经是晋景公在位的第十九个年头了。早在两年前,他就感到身体不适,现在病情明显加剧,自己都能感觉到大限将至了。大概是

                      位一体、相辅相成的。这种世袭的次数从理论上讲是无限的,除非改朝换代或者拥有这个爵位、官职的家族在政治斗争中失败。但是,世卿世禄制度存在着很大的弊端。世卿世禄制度严重阻碍了优秀人才进入高官阶层。在世卿世禄的制度之下,贵族享有世代任职高官的特权,不少优秀人才无法脱颖而出,一直沉沦下僚。一个没有社会精英不断补充进来的政权,一个没有新鲜血液的政权,必然不可能是高效的政权。数代世袭的领导者遂大多泯为平庸无能之辈,而一旦精明强干的卿士出现,则国君的权威有可能被消解。世卿世禄的结果是,产生了一批尾大不掉的卿士,他们把持朝政,瓜分国君的权力,成为不少诸侯国分裂的根源,比如晋国的六卿,相互吞并为韩、赵、魏三卿,最终韩、赵、魏三家瓜分了晋国。一个强大统一的晋国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三个小国。强大而统一的晋国挡住了秦国的东扩之路,而代之而起的三晋,由于相互之间的争夺,相互之间的消耗,谁都没有能力阻挡秦国的东扩之路。如果秦国不施行商鞅变法,也可能出现尾大不掉的世袭卿士,最终将秦国瓜分为若干个小国,那么,秦国的东扩只能是一种梦想。幸运的是,商鞅变法催生了中央集权制,从中央大员一直到各级地方官员,都不可能成为拥有权力瓜分秦国的卿士。3.军功爵制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建立官僚制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它有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利益受到直接损失的世袭贵族会竭力反抗,二是究竟是否有一套合理的可以代替世卿世禄的配套制度,这也正是商鞅改革的关键所在。商鞅采用了当时最能调动全国人才积极性的军功爵制代替世卿世禄制。商鞅制定的军功爵共十八级(也有学者称二十级),从最低的功士到第十八级的大庶长(第十九级是关内侯、第二十级为彻侯)。“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这个“率”怎么计算呢?就是以敌人的首级为标准,获取了敌人的首级就可以得到上一级的爵位。军功爵制具有双重效力。一方面,“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所谓“论不得为属籍”,就是贵族若没有军功就不能成为宗室成员;另一方面,平民有了功劳,也可以获得相应的爵位。这样,既限制了宗室贵戚的势力,又为社会下层的人打开了一条通往上层社会的可行通道。由于军功爵制向所有的人敞开了一条晋升大道,人人都可以通过获得军功爵而进入官僚阶层,所以,它得到了大多数非贵族阶层人群的坚决拥护。由于有了军功爵制,在政治上,按照爵位的高低分别贵贱(明尊卑爵秩等级);在经济上,按照爵位的高低分配财富(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即使是贵族,也只能是“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这种制度的建立使得社会财富的分配有了一个崭新的标准。对于出身下层社会的人来说,军功。爵制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通向权力与富贵的道路;但对于旧贵族来说,军功爵制限制了他们仅凭血统就可以享受特权的待遇。因此,商鞅施行的军功爵制受到秦国旧贵族激烈的、不遗余力的反抗。但是,从总体上说,军功爵制激发了整个秦国社会潜在的巨大活力。4.连坐制商鞅变法是一场波及面相当广泛的社会变革,它不仅削弱了贵族的世卿世禄制度,同时也大大强化了对全国百姓的监管。具体措施是连坐法,即全体居民每五家编为一伍,十家为一什,一家犯法,十家连坐(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各家之间要相互监督,告发奸人,告奸者和杀敌者赏爵相等。如果不告奸人,则以腰斩处死(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反之,掩护奸人的人和战场上投敌的人受到一样的处罚(匿奸者与降敌同罚)。这种连坐制是以什伍株连的恐怖手段恫吓全国百姓,将全国百姓都编织在同一个政治密网之中,便于施行中央集权。商鞍变法十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乡邑大治”。这是在强大的政治高压下出现的整个社会井然有序的面貌。第二,经济制度。商鞅变法首先是从富国开始的,也就是从经济制度的变革切入的。商较怎么样让秦国富起来呢?封建社会的经济在于农业,所以商鞅首先从土地改革入手。唐人杜佑《通典》(卷一)对商鞅变法的土地制度有一段经典的评述:鞅以三晋地狭人贫,秦地广人寡,故草不尽垦,地利不尽出。于是诱三晋之人,利其田宅,复三代无知兵事,而务本于内;而使秦人应敌于外。故废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数年之间,国富兵强,天下无敌。商鞅认为,韩、赵、魏三国(三晋)人多地少;秦国和他们相反,是人少地多,所以,秦国的土地没有最大限度地发挥“地利”。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以利诱之。商鞅认为,用利益引导韩、赵、魏三国的人到秦国来,给他们土地、住宅,而且免去他们三代人服兵役的劳役,使他们专心务农。原来秦国的农民,让他们当兵。当兵可以杀敌获得军功,比起种田来说利益大得多。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首先,打破井田制,使国家富强起来。井田制是商周时代的土地制度。这种土地制度一是土地为国家公有,二是把方圆九百亩的土地按“井”字形划分为九区,中间一区(百亩)为公田,其余八区(八百亩)为私田,分授给八家农户。公田首先由八家农户集体种植收获全归国家,每家农户再种植自己的百亩土地。西周时期实行这种制度,是因为生产力低,生产工具不发达,农户也没有更多的力量来耕种更多的土地。到了战国时期,铁制农具大大提高了生产力水平,而井田制限制了每户农民的土地数量,他们不能多种地多打粮食,因此,也就抑制了农民的积极性。这种土地制度是和领主制度相配合的。商鞅变法,首先是改一百步一亩为二百四十步为一亩,大大扩大了每户农民的受田面积。秦国“为田开鞅陌封疆,而赋税平”。“阡陌”是井田的界线,“开阡陌封疆”,就是彻底改变原来的井田制;“赋税平”,就是减税,农民的负担大大减轻。这样做的结果是大大调动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地种得好,帛产得多,还可以受奖赏(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努力务农、精耕勤织而获得粮食、布帛丰产的,可免除本人的徭役或赋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同时,为了增加国家的收入,强制分家。商鞅规定,凡是一家有两个男子的必须分家,如果不分家,强行增加一倍的赋税(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这样,父子、兄弟就必须分家。同时,国家按户征收军赋。分了家,必然增加纳税的户数;纳税的户数增加了,国家的税收必然大量增加。这样一来,国家有了更多的土地,农民减少了赋税,耕种成绩斐然者还可以得到奖赏,同时,纳税的户数大大增加。所以,秦国“数年之间国富”。其次,商鞅规定,主民、客民分业,重奖杀敌,用以强兵。国家富了,怎么强兵呢?一是主民、客民分业,走军队专业化道路。秦国的农民是主民,韩、赵、魏三国来的农民是客民。客民种地,反正秦国地广人稀;主民从军,从军杀敌,只要带回来一颗首级,就可以得到更高一级的爵位。有了爵位,就可以享受各种特权。这比起客民种地,显然更容易获得更多的利益。而且,让主民当兵为秦国作战,也比客民当兵更为可靠。二是重奖杀敌。据唐人《史记集解》引《汉书》日:“商君为法于秦,战,斩一首,赐爵一级。”这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军功爵制。这种制度非常有刺激性,对作战的士兵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激励。走专业化道路,又有配套激励机制的秦国军队,很快便被六国之人视为“虎狼之师”。通过商鞅变法,秦国军人在战场上看见敌人如同饿虎捕食,务求杀敌斩首,晋升爵位。人性的另一面被商鞅变法的政策充分调动起来了,一秦军的战斗力空前高涨。这样的军队打起仗来怎么能不和虎狼一样凶狠?所以,秦军迅速成为当时最具战斗力的军队。徙木树信严惩贵戚国富兵强路不拾遗商鞅变法的内容,既涉及政治制度,又涉及经济制度,还包括军事制度。人类历史上任何一项变革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其间总会触犯一部分人的利益,这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反对派不遗余力的攻击与力所能及的阻挠。事实上,商鞅变法策略在具体实施之前就引发了激烈的辩论。立志图强的秦孝公也有些犹豫,按照秦国的惯例,国君一时决断不了的事情,允许在朝廷上争论。商鞅与坚决反对变法的两个代表甘龙、杜挚进行了激烈辩论,这也是商鞍为变法扫清障碍的一次理论斗争。商鞍高举两面大旗,一是“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二是“治世不一道,变法不法古”。商鞍的意见得到了急切希望变法图强的秦孝公的大力支持,他被任命为左庶长(第十级军功爵);开始推行变法。在变法推行和实施过程中,商鞍紧紧把握了四条原则,从而使变法得以顺利进行。一是徙木树信。商鞅变法是要以法治国。虽然从本质上讲,商鞅所处的战国后期不可能出现现代意义上的“以法治国”,但是,商鞅要变法就必须令行禁止,否则,“令而无信”比“言而无信”更为可怕。为了树立新法的威信,商鞅创造了一个“立木为信”的神话。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在变法令拟定之后,特意在都城市场的南门立了一个三丈高的大木头,下令说:谁要是能把它搬到北门,赏十金。赏金这么重,做起来又易如反掌,因此,谁都不信,所以没有一个人去搬。商鞅一看,立即加码:谁能将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五十金。这下子,整个市场沸腾了,谁信啊?最后,有一个人,愣是把这根木头从南门搬到北门。商鞅立即兑现诺言,赏了此人五十金。商鞅“立木为信”的故事立即传遍全国。通过这件事,商鞅为新法的执行树立了最基层的广泛的信誉,这一点非常重要。二是惩贵戚。下层百姓不敢轻犯王法,只有贵戚敢于冒犯王法。商鞅变法的第二年,就碰到了这样的大难题:太子犯法了。这位太子就是秦孝公死后即位的秦惠文君。太子犯了法,应该怎么办?商鞅着实犯了难。但是,商鞅要变法,就不能不管太子犯法这档事儿。太子是“嗣君”,“不可施刑”,商鞅用变通的方法处理了这一大难题:“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商鞅把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公孙贾两个人处罚了一通。受到处罚的公子虔四年以后,“复犯约,劓(yì,义,是一种割掉鼻子的刑法)之”。公子虔第二次犯法,连鼻子都没有保住。身为太子之傅,连鼻子都被切了,公子虔能不恨商鞅吗?更难堪的是太子。自己犯法也得受罚,虽然处罚没有落在自己身上,但是,别人代为受过,太子的难受甭提了。那叫罚在公子虔的身上,疼在太子的心上,最终导致“公子虔杜门不出已八年矣”,“公室贵戚多怨望者”。商较的强硬态度遭到以太子为首的一大批贵族的强烈反对。秦孝公一死,多年杜门不出的太子傅公子虔立即诬告商较谋反,秦惠文君下令抓捕商鞅,这才有了我们开头讲的商鞅得知这一消息后匆匆逃离秦国的一幕。但是,商鞅逃离秦国后,奔往魏国,因为商鞅曾经打败过魏国名将公子卬,魏国记恨商鞅,不准他入境,还将商鞅武装押解回秦。所以,无处可逃的商鞅最后惨遭了车裂的酷刑。商鞅变法的第三条是先经济后政治。从经济变革入手,然后再进行政治变革。经济是基础,经济变革成功了,就为牵涉众多人事的政治改革准备了基础、树立了典范。第四是法典化。商鞅变法之所以成功,很重要的一条是变革措施法典化,商鞅变法的措施大多制度化、法制化,或者成为政令。这样做最重要的结果是商鞅变法的内容不大可能因秦孝公、商鞅的去世而被废止,出现“人存政存,人亡政亡”的局面。事实也正是如此,秦孝公去世以后,原先坚决抵制变法的太子继位,并没有废除商鞅变法的措施。商鞅变法抓住了以上四个重要方面,取得了让人惊讶的效果。变法使秦国的综合国力迅速增强,秦国很快就称霸诸侯。商鞅率领秦军,夺取了魏国的重镇安邑;周天子承认秦国的霸主地位(天子致伯),天下“诸侯毕贺”。秦孝公二十二年(前340),商鞅率秦军大败魏国军队,俘虏魏国主将公子印,因此,“封之于商十五邑,号商君”。所以,自此之后,当时人们都习惯称商鞅为商君。魏国安邑被攻占之后,被迫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魏国国君从此与大梁结缘,魏惠王懊悔地说:“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商鞅确实是此期最卓越的政治家,他的变法适应了战国后期的现实诉求,使秦国迅速摆脱困境,走上了崛起的大道。但是,重用商鞅的是秦孝公,支持商鞅的也是秦孝公,没有秦孝公何来商鞅变法,真正使秦国迅速走上崛起之路的是秦孝公。秦孝公是继秦襄公、秦穆公之后,在秦国崛起的历史上又一位有重大贡献的国君。可惜的是秦孝公生命不永,四十四岁英年早逝。他的儿子秦惠文君继位之后,立即车裂了商鞅。商鞅虽死,但他在秦孝公鼎力支持下创立的富国强兵的制度并没有被废除。因为,商鞅变法使秦国迅速富强起来,这个现实是有目共睹的;商鞅的改革制度化程度很高,也不容易改变。所以,秦惠文君从秦孝公手中接过来的是一个富强的秦国,但是,秦国的富强已经引起了其他六国的高度警惕,秦惠文君能在秦国崛起的大道上继续作出贡献吗?第7章合纵连横秦惠文君从秦孝公手中接过来的是一个迅速崛起的秦国,同时也是一个已经成为众矢之的的秦国。此时天下形势出现了战国以来的一个重大变化:秦国一国独大的局面已经初步形成,六国之中任何一国都没有能力一再与秦国单独抗衡。面对这种新的局面,六国只有采取能够适应新形势的生存策略才能继续存在下去,秦国面对六国的生存策略也只有调整应对策略才能持续保持崛起的优势。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人的一生都与六国的生存策略、秦国的应对策略息息相关,正是这两个人,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左右着当时的天下大局。那么,这两个人是谁呢?锥刺股苏秦发愤说六国合纵抗秦这两个人中,第一个叫苏秦,东周洛阳人。据《史记·苏秦列传》记载,苏秦曾经外出游历多年,却一事无成,狼狈不堪的他回到家中时,家人都嘲笑他:人家都知道干活挣钱,你把挣钱的技艺全都抛弃了,到处游荡,还学什么演讲(事口舌),靠舌头能挣钱吗?落到今天这个下场,真是活该!苏秦听了之后,非常惭愧。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拿出自己的藏书,自言自语地说:我读了这么多年书,却不能用所学谋取荣华富贵,读了还有什么用?但他并未气馁,挑选了一本名为《阴符》的书,认真研读了一年。一年后,悟出了许多揣摩人心理的诀窍。他兴奋地想,现在终于大功告成了,我可以用这一套去说服当今的那些国君了!《战国策·秦策》的记载比《史记·苏秦列传》的记载更具传奇色彩:苏秦当年游说秦惠文王失败后,钱也花完了,人也憔悴了,“形容枯稿,面目犁黑,状有归色。归至家,妻不下纤,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此时的苏秦回家,妻子不下织布机,嫂子不做饭,父母不搭理他,狼狈不堪。整个家庭成员对苏秦的集体无语与一致的冷落和漠视,强烈地刺激了苏秦。苏秦决心发愤读书,“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中国古代“头悬梁,锥刺股”的故事中“锥刺股”的典故就是从苏秦这儿流传下来的。这段记载与《史记·苏秦列传》的记载略有不同,描述也更生动形象,但两种文献都记载了苏秦在不得志的时候,连至亲都看不起他,这些磨难与刺激对他有很大的影响,促使他更加执著地为仕途而奋斗。《战国策·秦策》记载,苏秦成功游说了燕王、赵王,带着高车驷马和众多随从前往楚国去的时候,途经自己的家乡,父母听说苏秦回来了,马上清理房子,打扫道路(清宫除道),而且出城三十里迎接(郊迎三十里)。苏秦的妻子不敢正眼看今日成功的丈夫,认真倾听,生

                      欧美性爱长长长片1000页船也争相靠近敌船,然后以“五梅花”战术,五艘战船围攻敌一艘战船,澎湖海面炮火矢石如雨,烟火蔽天。战至下午,南风大作,清军处于上风,各船扬帆疾进,分割围歼敌船,锐不可当。经过一整天的激战,清军大胜,共击毁郑军大小战船一百九十艘,歼敌一万七千余人,而清军仅亡三百二十九人,伤一千八百余人。刘国轩见大势已去,率残部逃回台湾,自此郑军主力全部覆没。郑克塽见澎湖失守,精锐丧尽,无力抵御清军,只得遣使赴澎湖请降,八月十一日,施琅率军到台湾受降。康熙统一台湾后,又开府设县,加强了中央对台湾的管辖,促进了台湾经济文化的发展。3.雅克萨之战和《尼布楚条约》清军入关后,黑龙江一带屡遭沙皇俄国的侵扰。当时清政府忙于攻取江南、平定三藩、收复台湾等,无暇顾及东北黑龙江一带,给沙俄入侵造成了可乘之机,致使沙俄先后占据雅克萨、尼布楚等地。他们在这些地方修建碉堡,建立殖民地,强征当地居民的赋税,甚至向清朝发布外交文书,要清朝皇帝向他们称臣,无理要求中国每年向沙俄进贡白银四万两和丝绸等物品,这一切都遭到了康熙帝的严词拒绝。沙俄于是又增兵雅克萨,修筑更多的堡垒据点,并扩大侵略范围。三藩平定后,国内政局基本安定。康熙帝认为应适时出兵黑龙江,给沙俄侵略者以应有的回击,以保卫国家的领土主权不受侵犯。康熙二十一年(1682),康熙帝回盛京沈阳拜谒太祖、太宗陵寝之机,亲自到边境调查情况。他乘船沿松花江北行,询问由黑龙江逃回来的百姓,打听那里的情况,听到百姓对沙俄的愤怒与咒骂,康熙知道民心思归,不为沙俄所用,这是击败沙俄、保卫边境的有力保证。经过实地了解,康熙帝对出兵黑龙江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回京后,为了更好地掌握沙俄的实际情况,康熙帝又派都统郎坦率领几百名健卒,化装成猎人,深入雅克萨一带侦察敌情,勘察地形交通。经过一个多月的侦察,郎坦取得了可靠的材料,绘制了地形图回到北京。为了永保边境的长治久安,康熙认为必须在边境建城驻兵,屯田开荒,修筑水路、公路,以加强同内地的联系,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加强边境地区的防御能力。康熙二十二年(1683),康熙帝派兵驻守瑷珲等地,任命萨布素为黑龙江将军,派户部尚书伊桑阿到吉林督造船只,修通水路,扩建陆路,使边境与北京的联系几天就可以通达。康熙帝还谆谆告诫萨布素,要关心和保护好边民,加强军民团结。经过两年的准备,康熙二十四年(1685)康熙帝派彭春为都统,率领陆军水军一万五千人,浩浩荡荡开到雅克萨城下,把雅克萨围了起来,沙俄军队经过几年的准备,把城堡修得十分牢固,彭春观察了地形之后,在城南筑起土山,让兵士站到土山上往城里射箭,城里的俄军以为清兵要在城南进攻,就把兵力拉到城南。哪知清军却在城北隐蔽地方放了火炮,趁城北敌人防守空虚,突然轰起炮来,炮弹在城头呼啸着飞向城里,敌人的城楼被炮弹击中,燃起了大火。第二天清晨,清军又在城下堆起柴草,准备放火烧城,俄军头目吓得慌了神在城头扯起了白旗投降。攻下雅克萨后,康熙帝告诫萨布素要警惕沙俄军队卷土重来。果然,沙俄军不久探听到清军拆了雅克萨城堡后,便出城回到瑷珲城的消息,马上又回到雅克萨,把城堡修筑得更加坚固。于是康熙命令萨布素率军第二次进攻雅克萨,这次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战争持续了三个月,最后沙俄头子托尔布被击毙,士兵死亡百分之九十,清军重新夺回了雅克萨。随后,康熙致书沙皇,提出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沙皇因两次受挫,看到想用武力霸占黑龙江流域毫无希望,只好答应谈判,谈判中,沙皇代表果洛文使出浑身解数,耍尽了无赖手法,清朝代表索额图义正词严不卑不亢。最后,果洛文害怕再赖下去,将失去在黑龙江一带的所有地方,只好接受了中国代表的方案。康熙二十八年(1689)七月二十四日,中俄双方在尼布楚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划分了两国边界,肯定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领土。这是中国历史上同外国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表明了康熙帝独立自主外交的胜利。4.三征噶尔丹,善治蒙古《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的第二年,沙俄政府又唆使准噶尔部的首领噶尔丹进攻漠北蒙古。当时,除漠南蒙古早已归属清朝外,漠北和漠西蒙古也都臣服了清朝,准噶尔部族是漠西蒙古的一支,本在伊犁一带过着游牧生活,噶尔丹统治准噶尔部以后,又野心勃勃地兼并了漠西蒙古的其他部落,接着又向东进攻漠北蒙古。漠北蒙古抵抗一阵失败了,几十万名漠北蒙古人逃到漠南,请求清政府给予保护,康熙帝派使者到噶尔丹那里,叫他把侵占的地方还给漠北蒙古,噶尔丹以为有沙俄在背后撑腰,十分骄横,不但不肯退兵,还以追击漠北蒙古为名,大举进攻漠南,气焰十分嚣张。为了维护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和睦,康熙帝决定亲征噶尔丹。1690年,康熙帝兵分两路,左路由抚远大将军福全率领,出古北口;右路由安北大将军常宁率领,出喜峰口;康熙帝自己带兵坐镇指挥。右路清军先接触到噶尔丹军,经过激烈交战,打了败仗。康熙帝又命令左路军福全进行全力反击。噶尔丹把几万名骑兵集中在大红山下,那里地形复杂,后面有树木掩护,前方有河流阻挡,他又把上万头骆驼绑住四脚,使它们躺在地上,再在驼背上加上箱子,用毡毯裹住,摆成长长的一个驼城。叛军躲在箱子后面射箭放枪,阻止清军进攻。但清军用炮火很快就把驼城打开了一个缺口,然后步兵、骑兵一齐冲杀过去,福全又带兵绕到山后对其进行前后夹击,直把叛军杀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噶尔丹一看形势不利,就赶快派个喇嘛到清营求和,自己带领残兵到漠北去了。回到漠北以后,噶尔丹表面向清政府表示屈服归顺,暗地里却又重新招兵买马,准备伺机反扑。1694年,康熙帝让噶尔丹前来会见,准备订立盟约。出乎意料的是,噶尔丹不但不来,还暗地派人到漠南煽动叛乱,四处扬言自己已经向沙俄政府借到鸟枪兵六万,将大举进攻清朝,推翻其统治。内蒙古各部亲王纷纷向康熙帝揭露告发。1696年,康熙帝忍无可忍,决定第二次御驾亲征。清军兵分三路,黑龙江将军萨布素从东路进兵;大将军飞扬古率陕西、甘肃的兵,从西路出兵,截击噶尔丹的后路;康熙帝自带中路军,从独石口出发。三路军约定同时夹攻。康熙帝的中路军率先到达科图,遇到了敌军前锋。噶尔丹在山头上看见清军黄旗飘扬,军容整齐,吓得连夜拔营撤退。康熙帝一面派兵在后面紧紧追击,一面通知西路军飞扬古在半路上截击叛军。噶尔丹带兵逃到昭莫多(今蒙古乌兰巴托东南)。昭莫多原是一片大树林,前面有一个很大的开阔地带,历来是漠北重要战场。飞扬古在小山的树林茂密处设下埋伏,派四百人诱战,边战边退,把叛军引到事先埋伏的地方。随着一声号角,清军从山上向叛军发起进攻,飞扬古又派一支人马在山下袭击叛军辎重,进行前后夹击。叛军被打得惨败。最后,噶尔丹只带了几十名骑兵逃出。隔了一年,康熙又带兵渡过黄河第三次亲征。这时,噶尔丹原来的根据地伊犁已经被他侄儿策旺阿拉布占领。他的左右亲信听说清军来到,也都纷纷投降,并表示愿意做清军的向导。噶尔丹见此时自己已是众叛亲离,走投无路,只好服毒自杀。至此,历时十三年的噶尔丹之乱被彻底平定,清政府重新控制了阿尔泰山以东的漠北蒙古,并编喀尔喀蒙古为四十九旗,给当地蒙古贵族各种封号和官职,同时又在乌里雅苏台设立将军,统辖漠北蒙古,实行有效管理。从秦、汉的匈奴到明朝的蒙古民族难题,终于为康熙所解决。对此康熙说:“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这句话,很值得国人回味。5.康熙定藏西藏自唐朝时就与中原关系密切,作为附属国的西藏与内地年年来往,互通婚姻,到元明时已成为中国的一个行政区。清初时,漠西蒙古的和硕特部顾实汗迁往青海并与达赖五世、班禅四世建立友好关系。他们对统治西藏的藏巴汗不满,由顾实汗出兵,杀死藏巴汗与达赖、班禅共管西藏。不久,顾实汗病逝,达赖五世也圆寂,大权落入第巴桑结手中,他想立自己心中的达赖六世,对达赖五世的圆寂密而不报,但他想立的这位达赖却是一个风流倜傥、不守佛规的青年。这引起了对第巴桑结不满的拉藏汗的气愤,拉藏汗把此事上报了清廷,第巴桑结非常恐慌,结果事发,竟被拉藏汗所杀。拉藏汗掌权后,首先把第巴桑结所立的达赖六世押往北京,请清廷处置,结果在北去的途中达赖六世病死了。拉藏汗想立一个自己心中的达赖七世,但青海方面也立了一个达赖七世,双方互不相让,纷纷指责对方是假的。康熙帝为慎重起见,特派侍郎赫寿去协助拉藏汗处理此事。过了几年,双方又上奏康熙帝,都要求自己的达赖坐床。为免出意外,康熙帝让青海的达赖到北京,但青海不答应,不顾拉藏汗的反对,擅自让自己选的达赖坐床。由于达赖真假之争,双方矛盾越来越大,这就给准噶尔部的策旺阿拉布造成了可乘之机。康熙五十五年(1716)冬,策旺阿拉布出兵西藏,两军相战两个月之久,拉藏汗兵败被杀,策旺阿拉布占领布达拉宫,大肆抢劫,连寺庙也没能幸免。康熙帝得知策旺阿拉布进兵西藏的消息后,十分震惊,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安定西藏社会秩序,消灭策旺阿拉布,康熙帝排除主和派的意见,下诏封青海达赖为七世达赖,废除拉藏汗所立的七世达赖,并命第十四皇子允禵为抚远大将军,出征西藏。清军将领延信带大队人马迎头痛击策旺阿拉布的军队,前有强大清军的围剿,后有藏民及喇嘛兵的袭击,首尾不能相顾,策旺阿拉布的军队很快被清军击败,逃回伊犁,后又归顺清朝。清军击败策旺阿拉布后,进人西藏,安定社会秩序,延信将达赖七世从青海接到西藏,重新举行了隆重的坐床仪式,成千上万的喇嘛藏民拥到布达拉宫,朝拜七世达赖,延信当众宣读皇帝诏书,诏书中规定,西藏从此政教合一,由达赖和班禅统一管理,达赖负责前藏,班禅负责后藏。从此,中国西南出现了一个长期稳定的局面。6.重农治河,兴修水利清军入关后最大的弊政莫过于圈占土地,跑马占田,任意圈夺。顺治帝曾下令禁止,但禁而不止。康熙帝下令,停止圈地,招徕垦荒,恢复生产。为了促进农业生产,康熙帝六次南巡,治理黄河、淮河、运河、永定河,并兴修水利,取得很大成绩。7.移天缩地,兴建园林康熙先后修建了畅春园、承德避暑山庄、木兰围场等。而后乾隆又大兴“三山五园”,兴建了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万寿山清漪园(后改为颐和园)和圆明园,将中国园林艺术推向了高峰,特别是康熙修建的承德避暑山庄和木兰围场,将复杂的政治目的和军事意义以及保持王公大臣们勇猛、强悍人生风范的教育机制转化为一片幽静闲适的园林,更是古今中外园林建设的稀世奇葩。康熙经常骑着马,在中国北方的山林草泽间徘徊,这是他祖辈崛起的所在,他在寻找着自己生命和事业的依托点,他每次都要经过长城,长城多年失修,已经破败不堪。看着这片受到中国历代帝王十分关心的城墙,他想了很多,他的祖辈是破长城进来的,没有吴三桂也绝对进得了,那么长城究竟有什么用呢?偌大的一个国家,难道就靠这些砖块去保卫?但是,如果没有长城,中原的防线又在哪里呢?康熙帝经过谨慎思考,得出了以下结论: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明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能当。现守国之道,唯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这话说得很有道理。康熙希望能筑一条无形的长城。为此,他来了个硬的一手和软的一手。硬的一手是在长城外设立“木兰围场”,每年秋天,由皇帝亲自率领王公大臣、各级官兵一万余人去进行大规模的“围猎”,这实际上是一种声势浩大的军事演习,这既可以使王公大臣们保持住勇猛、强悍的人生风范,又可顺便对北方边境起一个威胁作用。软的一手是与北方边疆的各少数民族建立一种常来常往的友好关系,他们的首领不必长途进京就有与清廷进行各种交谊的机会和场所,而且还为他们准备了各自的宗教场所,这就是热河行宫和它周边的寺庙群,也就是今天的承德避暑山庄。总之,软硬两手最后都汇集到了这一片园林、这一个山庄里来了。说是避暑,说是休息,意义却又远远不止于此,把复杂的政治目的和军事意义转化为一片幽静闲适的园林、一圈香火缭绕的寺庙,这就是康熙大帝超越秦汉唐宋帝王的高超政治智慧。避暑山庄是康熙的“长城”,与秦始皇的万里长城相比,哪个更高明些呢?8.兴文重教,编修典籍康熙是中国历代帝王中特别有学问、也特别重视学问的一位,这一点把当时一大群冷眼旁观不与清朝合作的汉族知识分子震动了,也感动了。谁能想得到呢?这位清代帝王竟然比明朝历代皇帝更热爱和精通汉族传统文化,大凡经、史、子、集、诗、书、音律,他都下过一番工夫,他不仅主持修《明史》,还亲自批点《资治通鉴纲目大全》,对朱熹哲学钻研很深,常与一批著名的理学家进行水平不低的学术探讨,并命他们编纂了《朱子大全》、《性理精义》等著作。他下令访求遗散在民间的善本珍籍加以整理,并且大规模地组织人力编辑出版了卷帙浩繁的《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大清会典》、《律历渊源》、《全唐诗》、《清文鉴》(满文字书),文化气魄铺天盖地。直到今天,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化还离不开这些极其重要的工具书。他派人通过对全国土地的实际测量,编成了全国地图《皇舆全览图》。在他倡导的文化气氛下,涌现了一大批在整个中国文化史上都可以称得上第一流大师的人文科学家,在这一点上,几乎很少有朝代能与康熙朝相比肩。以上还只是“国学”,更让现代读者惊异的是他的“西学”因为即使到了现代,在我们印象中,国学和西学虽然可以沟通,但在同一个人身上深谙两边的毕竟不多,尤其对一些官员来说,更是如此,然而早在三百年前,康熙就达到了这一点。康熙对医学很有兴趣,也很有研究,他命耶稣传教士巴多明将西洋《人体解剖学》翻译成满文、汉文。他曾命将一只冬眠的熊进行解剖,并亲自参加。康熙又喜爱研习自然科学,他学习和研究自然科学的一个原因,是曾经因为不懂自然科学而在政事时遇到困难。钦天监杨光先状告汤若望,于是朝廷会议展开了一场关于天算功法的大争论。当时,康熙命各位大臣在午门前观测日影,但在九卿中没有一个懂天文历法的,康熙自己也不懂。于是他想:自己不懂,怎么能判断是非呢?因此发愤学习。康熙二十七年(1688)十一月二十八日,白晋、孔诚等六位法国科学家在乾清宫受到康熙帝的召见,他们献上了从法国带来的三十件科技仪器和书籍作见面礼,这些非同寻常的礼品,令康熙帝十分高兴,当即决定召他们入宫,担任自己的科学顾问,从此开始了外国科学家在清朝宫廷从事科学活动长达数十年的局面。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2003年曾举办了“康熙大帝展”,展出故宫珍藏的康熙年间西洋科学仪器,至今仍运转自如,光彩照人。这些展品主要有:(1)手摇计算机。世界上第一台手摇计算机是法国科学家巴斯比于1642年制造的,通过里面的齿轮进位进行计算,故宫博物院收藏了十台手摇计算机,都是康熙年间制造的,能进行加减乘除运算。(2)铜镀金比例规。这原是伽利略发明的计算工具,可以进行乘、除、开、平

                      心被乱棒打出来。梁师成的致命缺陷在于他是太监,这一生都别想有儿子。现在像王黼这样有身份(正牌进士,御史中丞)有相貌(白面金晴,长身玉立)的美男子突然来袭,不由分说叫亲爹,他凭什么不立即晕倒,严重销魂,认王黼亲儿子?亲爹是很给力的,先是给王黼铺设了新的道路,把触须伸进了皇宫内院。这就是蔡京集团力所不及的地方了,这是隐相的专属地区,除了梁师成,没人能伸得进手来。第二步更干脆,在公元1119年时,各方面势力发动,把王黼推上了特进、少宰的位置。少宰,是次相的身份……王黼从谏议大夫到少宰,直接越过了八阶官衔,越过了宋朝官制中必经的考核流程,越过了所有人的心理底线。当他就职那天,官方还赠送了他一套地处城西的豪华住宅,由教坊乐队做前导,带着全部家具和日用品,簇拥着他搬家。那天,全开封的人见证了王黼的崛起,群情耸动,知道这人飞黄腾达。在远处,蔡京也在看着,他的心里有些失落。他知道,这个人已经跳出了他的手掌,不再是他的亲信,他的小跟班了。他的预感是正确的,一年之后,他被赵佶罢相,接替他的人就是王黼。王黼,区区一个普通进士,一个没有任何根基任何背景任何成绩的小人物,只靠阿谀奉承过河拆桥,就以空前的速度从校书郎到御史台长官,从御史台长官到宰执,四五年间连跳近二十级,直达国家权力的顶峰宰执首相!这说明什么呢,国之将亡,必出妖孽。该妖孽刚上任时把全国人民也捧了一下,他把蔡京时期的各种不合理政策全推倒,一时间条令清晰依法办事,乌烟瘴气的宋朝上层社会突然间空气清新了。史书里给了他一句这样的评价:“四方翕然称贤相。”王黼居然是个贤德的宰相……可惜转眼间原形毕露,他看清了局势,眼前大好河山,锦绣社稷,正是大块的肥肉,谁都在咬,为何不去做咬得最狠的那一个呢?王黼,是整个北宋时最大最狠的贪官,其贪欲之盛,贼胆之大,绝对是北宋第一人,甚至是自唐朝以下、截至清朝的第一人。像和坤之流,远远不能与之相比,他所逊色的,只是东、西两晋时的高门贵族,那些人某天心血来潮想在自己的家里逛一遍,居然得翻越好几座大山才能走完。王黼之贪,动用的是国家机器。他上任之后,把花石纲扩编到整个宋朝全境,像李彦、朱勔在西北、江南两地玩命地折腾找钱,拆房倒屋地翻古玩花木,都是给谁的呢?赵佶?不,是给王黼。他是花石纲的纲主,应奉局的领导人。下面交上来的东西先得经他手,然后才能捧到赵佶的面前。在一次次的转手中,各种珍异宝物十有八九都流入了他和梁师成的私人金库,只有一二分上缴皇宫。以天下奉一人,这个人不是皇帝赵佶,而是宰相王黼。这只是他的来钱渠道之一,严格说来,还属于暗箱操作,出朱勔、李彦之手,入王黼、梁师成之家,是奸贼们的地下活动。另一种方式就彪悍得太多了,等于是明目张胆地抢劫。王黼敢给国家公务员的职称标价,比如“三千贯,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谁出钱谁当官,只要价格到了,王黼就能让你去上任。这到底是宋朝的江山,还是王氏的社稷?!做人做到这地步,相信也没有什么是王黼所不敢的了。与之相比,童贯实在是个苦力,放着好生活不享受,非得跑到大西北跟一帮炮灰丘八们混日子,离开兵营就觉得心没底儿。蔡京,似乎很有品味,也很奢侈,但是比较一下就会知道,他当年鄙视别人的话,那个“陋”字,正好可以反过来讽刺他自己。蔡京喜欢熏香,每当有客人时,他派人在隔壁房间里燃几炉上好的龙涎香,中间隔以重帘。当香气郁满时突然撤帘,香雾如瀑布一样四面涌进。每每客人目瞪口呆,蔡京轻松一笑,说:“香须如此烧,乃无烟气。”又如蔡京精于美食,喜欢吃的是鹌鹑羹,这道菜每做一次都得杀数百只鹌鹑,因为用的只是鹌鹑的舌头;又如他爱吃蟹黄馒头,一次宴会,花在这种小吃上的钱都达到一千三百余贯。再如蔡京奢侈,住的地方高楼广厦,重檐高翎,可惜的是一到冬天,越高的屋子越冷,蔡奸贼年老体衰,被冻得浑身发抖,实在没办法,只好盖了个低矮小屋,在里边烧足了炭火过冬……这些跟王黼比,只有一个字——陋!王黼在开封城里的住处有两个,一个在相国寺东,一个在城西竹竿巷。想想花石纲是为他操办的,他的家能装修到什么地步?他家里的假山石高达十余丈,合三十多米,也就是现在十多层楼那么高。他家里装饰的不是雕梁画栋,而是螺钿。这是用天然的螺壳、玳瑁等磨薄,刻成花鸟人物等景致,镶嵌在房子的各个角落里,造价极其昂贵。其他的地方,简直是微缩版的艮岳。在这样的府第里,王黼过着浓郁的香艳生活。他在卧室里放了一张榻,用金玉做成屏风,翠绮为幔帐,周围几十个小榻环绕,家里几十个老婆一起陪他快乐。此情此景传遍京城街头时,不只是年老体衰的蔡哥哥,几乎每一个开封人都对他羡慕嫉妒恨,无法自已。俗话说财不露白,尤其是政府官员,更是忌讳自己的豪华生活曝光。按说王黼应该遮掩着点,最起码得瞒着赵佶,他满院子的花石纲要是被正主看见,还不得鸡飞蛋打瞬间全家充公?不,王黼根本不在乎,他竟然不只一次地把皇帝接到家里,让赵佶亲眼看看他家里都有啥。赵佶也奇怪,他竟然不恨不嫉妒,反而连声惊叹:“好快活的去处!”这是为啥呢,自古以来臣子不能比皇帝过得好,下级一定得保持些低调,王黼反其道而行之,居然没事,这到底是怎么搞的?原因很简单,在于“友谊”。谁都有私生活的,哪怕是一国之君,也需要些幕后的放松。尤其是像赵佶这样有特殊情趣的高智商皇帝,只有真正地走进了他的私生活,才能在公开的官场上屹立不倒。之前蔡京、童贯就是这么做的,他们通过书画竹石等高雅品位,成功地融入了赵佶的本色生活里。但与“友谊”相比,蔡京、童贯都要逊色了,他们俩走进的是赵佶私生活里的高雅部分,是琴棋书画。这很有格调,但是在私密感上差太远了,没有真正触及一个人的心底最深处。每个人的心底最深处都有一个恶魔的影子,都想去吃、喝、嫖、赌,去杀人放火,去为所欲为。只是身处正常社会里,都得忍住了,不得不装人。在蔡京、童贯面前,赵佶忍住了,他是高雅人;在王黼面前,赵佶可以原形毕露,他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比如去做小买卖。王黼带着一大帮宫里的人,搞了个农贸市场,他当市场管理所的所长,赵佶是买家兼上级,可以在里边自由逛街、买东西、挑刺。某一次,赵佶特意找他的麻烦,要重罚他,王黼立即哭丧着脸求饶,“告尧舜,免一次。”赵佶哈哈大笑,“饶你不得,从重从严。”这还只是一般友谊,更深的是两个公然逃班,从皇帝、宰相的位置上逃跑,悄悄溜出宫里寻欢作乐。每当此时,他们俩换上了平常人的衣服,躲开侍卫,溜到宫墙下边,想法子跳墙出宫。宫墙太高了,是防着职业刺客用的,赵佶怎么能爬得上去?王黼得蹲下身子,给赵佶当人梯。配合中,两人有两句对话流传了下来。赵佶:“耸下来,司马光!”王黼:“伸下来,神宗皇帝!”之后才是成功翻越宫墙,到外面的花花世界自由天地里去风流快活,李师师等传说才会上演。综上所述,完全符合了男人之间的终极友谊。这样的牢固程度,能是琴棋书画花鸟鱼虫的票友所能比的吗?所以赵佶一点都不猜忌王黼,因为这是腻友加密友,两人的关系超级瓷实。以上是截至公元1121年,宋朝产生的各个妖孽的简介。这些人用种种手段在各自的领域里敲骨吸髓一样地折磨着宋朝,让宋朝全境的百姓们生不如死。但,他们仍然不是最终极的代表。在他们之后,还有两个人,这两个人才是把宋朝扔进万丈深渊的人。其中一个是北宋灭亡时的群臣之首,他以各种萧奉先式的动作,把北宋搞死;另一个更上层楼,以他终生不懈的努力,把汉人光复河山的最大也是最后的希望扼杀。前一个人姓李,要在四五年之后出场,接替的就是王黼的位置;后一个,严格地说,他崛起的时刻和完颜阿骨打、耶律大石重合,都在公元1115年。那一年,这个人在宋朝的科考中一举成名。有人说他是当年的状元,有人说不是,史料散佚,这事儿没对证了,但他的才学是无可置疑的,哪怕每一个汉人,每朝每代的汉人都把他恨到了骨头里,也没法否认他的才干能力绝对是亿万人中的杰才。他姓秦,叫秦桧。计算时间,在公元1021年左右,秦桧工作在教育系统里,最初时在密州(今山东诸城)当教授,之后调回京城当太学的学正。眼看着岁月蹉跎,他从政的道路还没有踏上正轨,他的心里很郁闷。妖孽们的简介到此为止,下面要说的是他们的工作结果。综上所述,尽管王宰相的名望最高,李太监的手段最狠,高太尉的脚法最好,杨太监……嗯,死得最早,论工作效果,还是朱二世最好。他所祸害的江南地区,最先受不了了。江南,从赵匡胤时期起,就是最没有社会地位,被剥削得最狠的地区。花石纲就像最后的一根稻草,终于把长江以南压垮了。最先反抗的,不是被压迫得最惨的一个,而是最聪明最冷静的那个人。这人叫方腊,睦州(今浙江淳安县西淳城镇)青溪人。他家里开着一个漆园,算是一个中产阶层。史书里记载,他发动起义时,远没到山穷水尽的时候,而是他觉得机会到了。第十五章青溪县的真相身为江南人,方腊也被剥削得很愤怒,但他一直忍着,没发作(造作局屡酷取之,腊怨而未敢发)。直到朱二世觉得每个人都是任凭他蹂躏折磨的猪羊,无论怎样都不敢反抗,从而更凶残地蹂躏折磨后,方腊决定反抗了。因为比他惨的人太多了,满世界都堆满了炸药,只需要有人扔进去一颗火星而已。临界点到了,方腊在公元1120年的十月份,把周边的受苦人集合起来,公开的理由是请客吃饭。他杀了很多的牛、很多的猪,在猪肉牛肉的召唤下,所有人都拥了过来。方腊等大家吃得差不多了,发表了一次讲话。他讲得非常有水平,老实说,翻开历代史书,在最初感化民众一起造反时,没有谁的讲话能超过他,连几年后耶律大石重建辽国时,在西域发表的那次讲话,也没法和他比。讲话分成几部分,第一,试探。方腊问:“现在有一个人家,子弟玩命劳动,辛苦一年才赚来一点糊口的粮食,却全被好吃懒做的父兄抢去。稍微有点怨气,就拳脚相加,打到死也不怜惜。你们说,子弟们甘心吗?”“不甘心!”受苦的人都共鸣了,他们当然知道方腊指的是什么。共鸣之后是理智,方腊有另一番道理。第二部分,国际形势。他说:“父兄挥霍之余,又把钱财拿去交给敌人,仇敌靠我们的钱财更加富有,反过来加倍欺负我们。父兄不说为我们做主,反而驱使子弟为仇敌服劳役。子弟力不能支,责罚随之而至。尽管如此,每年拱手资敌的财物却并不减少。你们心甘情愿吗?”“岂有此理!”民众沸腾了,这正是宋朝的症结所在。钱,百姓千辛万苦挣来的生活之本,就这样白白流失,换来是加倍的痛苦,谁能情愿?!情绪都调动起来了,方腊的讲话进入到真正的主题里。他当众分析了反抗成功的可能性。方腊分析,东南百姓受苦已久,我们揭竿而起,一旬之内,可以集结万人以上。地方官知道了,他们不会马上申奏朝廷,那样会影响他们的政绩。这样只要耽搁两个月,江南必将遍地烽火,不可收拾。朝廷得到报告,也不会马上派兵围剿。他们要召集大臣商议,至少要议论一个月以上。等到调集兵马,越过长江,更得半年的时间。那时起义军早已做大,江南之地尽在掌握中。到这一步,不必动刀动枪,宋朝必将灭亡。因为钱,宋朝每年要给辽国、西夏近百万的岁币,本身还要有千万贯的经费运转,这些钱都是由东南百姓供给的。现在起义军占据东南,宋朝想生存下去,必将转而压榨中原,中原百姓不堪压迫,必将变乱。中原变乱,辽国、西夏也将乘乱而入。到那时,哪怕赵匡胤复生,也没法收拾这烂摊子。起义军划江而治,轻徭薄赋,十年之间宋朝崩溃,江南以富足之财力,稳固之人心,终将混一天下,另建乾坤。综上所述,这个漆园小生意人的话让人信服。首先他把宋朝当时的官场看透了,两个月上报开封,半年发兵江南,这个速度已经是非常快的了,基本上和宋仁宗时代狄青击败侬智高的速度相等。而宋徽宗时代的效率,拿什么和宋仁宗时相比?他更看透了宋朝的立国之本——“钱”。东南动荡,宋朝国本动荡,这个精致的帝国处处要钱,每时每刻都离不开钱,不能压榨东南必将压榨中原,那时千疮百孔处处漏风,赵宋天下立即崩盘!事态发展,完全印证了方腊的推论。方腊起义,以诛杀朱勔为口号,瞬间传遍江南,响应起义的人数不是“旬日之间可得万众”,而是几天之内达到了十万人。在短短两个月之内,起义军攻占了青溪、睦州(今浙江建德)、歙州(安徽歙县),再向北攻占了桐庐(今属浙江)、富阳、杭州。直到杭州城破,东南第一重镇丢失,消息才传进了开封城。果然是两个多月地方官才放弃幻想,承认自己失职。而到了开封之后,王黼继续幻想,想把这事压下去,别去打扰赵佶的享乐心情,也别破坏联金破辽的历史进程。将近过年,方腊的军力已经抵近长江,威胁到宋朝的江北重镇淮南一带,淮南转运使受不了了,以省长的名义向京城告急,消息才传进了赵佶的耳朵里。赵佶在百忙之中召见童贯,命他率领十五万西北军、禁军南征平叛。临走前他想了想,给了武装太监一个天大的特权。——“如有急,当以御笔行之。”如果情况紧急,来不及汇报,可以用天子的名义发布文告。这不仅仅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那么简单了,简直是将在外,和皇帝一样。做完了这些,赵佶又回到艮岳里吟风弄月顾影自怜,当他的道君皇帝。回到童贯,这时他率领十五万人马,这是当时宋朝全国可以动员的军力总和,抛开西北边疆上必备的和西夏对峙的军队之外,宋朝再没有什么家底了。也就是说,童贯已经是宋朝实际上的兵马大元帅。这样的人离京出征,谁还能、谁还敢和金国的使者谈什么联金灭辽呢?于是,金国人白等了半年,满肚子怨气回老家。童贯在公元1021年的四月渡过了长江,这时距离方腊起义已经过去了半年。半年,这和方腊之前的计算完全吻合,足够他用来改天换地了。童贯发现他面对的是个完全陌生的世界,简单地说,宋朝的政令不通行,宋朝的税赋没法收,宋朝的军队都散光了,最重要的是百姓再不是宋朝的子民。残酷的现实逼疯了原本老实本分的江南人,他们郁积了几十年的怒火,让他们分外凶狠。史书记载,仅以杭州城为例,他们攻进去之后放火六天,满城搜捕官吏,只要抓到了,立即砍断四肢、挖出脏腑、熬成膏油、乱箭射死,等等,怎么狠怎么来。关于这些历史记载,理所当然夸大了,毕竟后来的元朝政府站在了宋朝政府一边,大家都是有单位的人,要照顾的嘛。但事情肯定是有的,农民起义的根基是怒火,是报复,这个世界亏负了他们,必须得砸烂点什么,才能让他们舒服。针对这一点,童贯按兵不动,没急着杀人。他决定先从心理下手。他以赵佶的名义写了一份诏书,里面说花石纲的事儿是个误会,这些年的确从江南收购了很多的花木竹石,但都是买的,官方特意拨了专款,下放到各级单位,三令五申要向民间公平买卖。可是没想到出了朱氏父子这样的败类,他们欺上瞒下,中饱私囊,不仅害苦了江南百姓,也欺骗了远在开封城里的皇帝。所以,百姓们啊,俺也是受骗的人,和你们一样!现在,皇帝已经知道错了,所以下令解散应奉局,废除花石纲,朱家满门罢官,由有关部门带回京城受审。在这期间,江南有过激行为的人,官方非常理解,赦免你们无罪。这是一份非常正规的罪己诏,它一下子缓解了江南百姓的

                      污,连续的奋战已经使他精疲力尽。但他依然尽力地砍杀冲过来的叛军,他并不甘心就此低头认输,此前不久在皇帝面前说的话,他依然记忆犹新。叛军越聚越多,封常清且战且退,不知不觉中已经撤到了洛阳城宫苑的西墙之下。“将军!再不走就来不及了,您应该明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道理。”部将继续劝说。最终,封常清在几个部将的保护之下,从宫苑西墙的残破之处突围出来,一路向西直奔陕郡而去。洛阳至此沦陷于安禄山叛军之手!封常清一路之上,回想着身在洛阳激战的场景,他实在没有想到安禄山的叛军兵锋如此之盛,不由得为自己先前在皇帝面前夸下海口而自责,现在他能做的就是将先前的战况报告给驻守陕郡的东征副统帅高仙芝。此时的高仙芝已经知道洛阳失陷,他将手中的兵马绝大部分集结在陕郡,准备坚守在这里,打一场持久战。错杀十二月十五日,封常清率领残部进入陕郡,太守窦廷芝闻听洛阳失陷,吓得连夜逃到河东去避难,封常清马不停蹄地去面见高仙芝。见到高仙芝后,封常清详细汇报了先前洛阳的战况,以及他对未来战局的看法。“属下连日血战,叛军势头很盛,现在元帅将人马聚集在陕郡。但潼关却防守薄弱,属下建议将军暂时放弃陕郡,退到潼关据守,这样长安才可以安全。”封常清不愧是名将,虽然在洛阳遭遇惨败,但到底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此刻思维丝毫不混乱,并且敏锐地点出了存在的问题。封常清的建议,高仙芝采纳了。在经过怛罗斯之战的惨败后,很长时间以来高仙芝心里一直郁闷着,先前的自负似乎收敛了很多。怛罗斯之战的惨败对他影响至深,成了的心中挥之不去阴影,以至于有些畏首畏尾。在高仙芝看来,封常清作为久经沙场的战将,是有资格对战局提出自己的看法的,而且先前和叛军的较量中,唐军将领中只有封常清的腕儿最大,连封常清都惨败而退,那目前的形势的确是万分危急。应该说封常清的建议没有错,高仙芝采纳他的建议也没有错。但两个人在决定退守潼关的方针后,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没有进行周密的安排和部署,甚至连为什么退守潼关也没有和士兵讲清楚,就匆忙命令军队急速向潼关撤退。事实证明:由后队变前队容易,但必须要让后队明白,前队并不是战败溃逃。由于高仙芝和封常清的疏忽,唐军在撤退的时候,居然出现了混乱的情况,说是急速溃退一点也不为过,士兵丢盔卸甲,狼狈逃窜,互相踩踏,甚至出现了踩踏致伤致亡的情况。就是在这样一种混乱的局面下,高仙芝和封常清急急如丧家之犬般的终于将部队带到了潼关。在他们进城的第二天,安禄山的叛军便尾随而至,随后叛军展开攻城战,由于潼关城墙高大,加上高仙芝和封常清带领部队拼死抵抗,所以叛军一时没能攻下潼关。或许是因为先前的连续作战也让安禄山感到疲劳,或许是因为攻下东都洛阳,让安禄山迫不及待地做起了皇帝美梦,总之在进攻潼关未果之后,安禄山命令叛军暂时停止一切战事,而他自己在洛阳开始计划称帝事宜。面对渐渐撤去的叛军,高仙芝和封常清不禁长抒一口气,现在他们终于有时间可以重新整顿兵马,认真筹划一下接下来的战事了。但就在他们认真准备的时候,让他们想不到的是,潼关将是他们两个人生命的最后一站。导致他们最终悲剧结局的,其导火索恰恰是这次混乱不堪的撤退。自古以来将帅在外掌握重兵,都会为皇帝所忌惮,因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可以说这是个敏感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皇帝们所采用的方法是,除了让将军们掌握重兵出征之外,还经常派宦官监军,其实所谓的监军,不过就是监视那些带兵的将军们。这次高仙芝挂帅东征,李隆基就派了宦官边令诚前去监军。而边令诚恰恰是一个多事的人,在军中随便发号施令,将高仙芝冷落在了一旁。他的这种举动让高仙芝十分不满,加上高仙芝骨子里本身就很自负,所以两个人经常当着众人的面,吵得面红耳赤。高仙芝采纳封常清的建议退守潼关,边令诚本身是不同意的,当然他的这种想法谈不上有什么深谋远虑,完全是一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态度。在高仙芝带着人马撤退的时候,边令诚借机离开了高仙芝,但在临走之前,他看到了撤退时混乱的那一幕。于是,一个恶毒的计划在边宦官的头脑中瞬间形成了。回到长安后,边令诚立即向李隆基汇报自己先前在潼关看到的溃退场景,并添油加醋地谗说高仙芝自作主张放弃陕郡,私自贪污军饷;封常清故意在洛阳战败,有意纵容扩大叛军的声势,希望皇帝陛下能够警觉。在经历了家奴顶撞、宰相混战后,李隆基更加对宦官信任有加,居于深宫之中的他,本身就对封常清的战败和高仙芝的退守有所怀疑,而且李隆基又想起了高仙芝在怛罗斯之战中的惨败,让大唐在西域威信扫地。尤其是封常清先前的大话此刻依然在他的耳畔回响,但实际战况却是封常清如此不禁打,现在边令诚点出了全部奥秘所在,这让李隆基很是恼怒。事实上,一个已经很久不问国事的皇帝,是不可能在面对一团糟的局势时,依然保持清醒的头脑的,所以高仙芝和封常清的结局已经注定。“你带着我的诏书,立即回到潼关,将高仙芝和封常清斩首,以防有变。”“老奴遵旨!”随着李隆基下达的一纸诏书,边令诚终于体会到了复仇的快感,不过李隆基一定想不到,他这次的一时冲动,会是致命的错误。事实上,就在边令诚再一次从长安启程,还没有到达潼关的时候,高仙芝和封常清已经得到了边令诚又回来的消息,对此高仙芝倒是没什么过多的想法,但封常清则不同。自从洛阳战败后,封常清内心始终再自责,他曾经派人到长安汇报洛阳的战况,但却被李隆基拒绝。他隐隐觉得边令诚二次来到潼关,很可能是带着某项任务而来,甚至他觉得自己可能性命难保。终于,对自己前途的绝望以及对大唐未来命运的担忧,促使封常清满腔衷情地给李隆基写了一封奏表。令他没想到的是,这居然成了自己的遗表。在这封奏表中,封常清详细陈述了安禄山叛军的情况,以及洛阳之所以这么快失陷的根本原因。针对当时朝廷上下普遍轻敌的情绪,封常清情真意切地提醒李隆基切不可轻视安禄山,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仰天饮鸩,向日封章,即为尸谏之臣,死做圣朝之鬼,若使没而有知,必结草军前,回风阵上,引王师之旗鼓,平贼寇之戈铤,生死酬恩,不任感激,臣常清无任永辞圣代悲恋之至。封常清在奏表的最后,仍然没有忘记表达自己的忠心,可谓是字字带血,催人泪下。十二月十八日,于潼关驿南西街之上,边令诚首先召见了封常清,当封常清迈着沉重的步伐缓缓走到他的面前时,边令诚的脸上浮现出了一丝诡异的微笑。而与之相对应的却是封常清那无助的眼神流露出的一丝迷茫。“封常清守卫洛阳不利,致使大军惨败,贼兵势盛,更有在皇上面前口出狂言,扰乱圣心,其罪难免,皇上有旨将其处斩以正军法。”边令诚说完后,在场的所有人全都大吃一惊。在他们看来,封常清领着临时拼凑起来的乌合之众,在很多人望风而逃的情况下,不畏强敌拼死守卫东都,而且在叛军攻入洛阳后,依然能够身先士卒和叛军展开巷战,实属难能可贵,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洛阳失陷责任不在封常清。但现在边令诚已经宣读了圣旨,即使众人心中不服,也无法为封常清开脱,所以全都低着头沉默不语。“讨逆无果,死乃甘心!”封常清跪在地上仰天长叹,他的声音已经沙哑,虽然他早已预料到这一天会到来,但当边令诚宣读完圣旨后,他依然流露出了悲愤不甘之情。作为多年从在战场上摸爬滚打的名将,坦白地讲,封常清并不怕死,然而他并不甘心就这样死在自己人的手里。“臣常清虽死无憾,请边公公将这封奏表带给皇上,以表臣之忠心!”言罢,封常清拿出了先前写好的奏表,转交给了边令诚。很多人亲眼目睹了封常清被斩的全过程,他们的心在滴血,他们希望今天这一刻早些过去,但让他们想不到的是,接下来的一幕更加出乎他们的意料。就在封常清刚刚被斩之时,高仙芝带着人马匆匆赶来。在此之前,他得到了封常清即将被斩的消息,所以他快马加鞭地赶了过来。但没等他高喊“刀下留人”四个字,他便看到了封常清的尸体。高仙芝此刻浑身犹如电击一样,僵在了原地!然而在边令诚看来,高仙芝此时来得正好,因为皇帝陛下圣旨上写得明白,封常清之后就是高仙芝。“元帅来得正好,皇上让老奴为元帅带来了恩命。”边令诚阴阳怪气地说道。高仙芝恍惚之中回过神来,他立即走向边令诚,然后跪倒在地。“高仙芝擅自放弃陕郡,致使大军溃退,死伤无数。又私自贪污军饷,其罪当诛!”边令诚在宣读这封圣旨的时候,语气明显加重,很长时间以来,高仙芝对他的蔑视,让他在众人面前颜面扫地,今天他终于体会到了复仇的快感。如果说先前见到封常清的尸体让高仙芝犹如电击一般,那此刻在听到圣旨的内容后,高仙芝几乎要昏厥过去,还好旁边的几个兵士急忙将他扶住,才没让他倒在地上。半晌过后,高仙芝终于缓过神来,他咬紧牙关用力地说道:“如果说因为放弃陕郡致使大军溃退死伤无数,仙芝死不足惜。但是上有苍天,下有黄土,说仙芝贪污军饷,实乃诬陷之词,仙芝死不瞑目!”此刻,高仙芝的眼睛死死地盯住边令诚,这不仅让边令诚有些毛骨悚然。“不要辩解了,来人!行刑!”边令诚连忙催促。“哈哈哈!”刹那间高仙芝发出了凄厉的惨笑,然后他环顾众人拱手抱拳,高声说道:“仙芝如果真的贪污了军饷,你们就说个‘有’字,如果没有的话,仙芝恳请众将士还仙芝一个清白,说个‘冤’字!仙芝并不怕死,但大丈夫光明磊落,仙芝并不想走得如此冤枉!”在场的所有人全都被此情此景所感动,终于在刽子手的刀头即将落在高仙芝的脖子上时,所有人共同喊出了那个字。“冤!冤!冤!”那一刻,声震天地,苍茫之间久久回响。高仙芝可以瞑目了!……边令诚终于完成了他的复仇计划,带着心满意足回去向他的皇帝陛下复命。但对于李隆基来讲,将高仙芝和封常清斩首,完全是自毁长城的表现。因为在他们之后,防守潼关的重任落在了另一个将领哥舒翰的肩上,和高仙芝、封常清比起来,哥舒翰虽然也算是名将,但终不如高、封二人强强联合有利。此时安禄山的叛军在第一次进攻潼关未果后,他们并没有立即发动第二波进攻,安禄山的兵锋之盛似乎有所减弱。不过这也可以理解,因为此时腰肥肚大的安禄山正在洛阳做着他的皇帝美梦。当然这也给了唐军极为有利的喘息之机。事实上,就在唐军和安禄山的叛军在中原腹地陷入胶着状态时,已经沦陷于叛军之手的河北、河南地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抗运动。反抗的义士们用热血之躯和赤胆忠诚谱写下了名垂青史的“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诗篇。扯旗举兵安禄山在范阳公然发动叛乱之后,一路势如破竹,所向披靡,仅一个多月便连下河北、河南诸多州县,一直到攻陷洛阳后,才稍稍停止前进的脚步。不可否认叛军南下的速度极为惊人,但安禄山或许过多地考虑战场因素,而对自己所攻占州县的治理工作做得一塌糊涂。叛军每占领一个地方,并不是进行有效的治理,而是采取“三光”政策,导致很多老百姓家破人亡,从整个战略来看,安禄山叛军可谓是“狗熊掰棒子”——掰一个丢一个。叛军这种倒行逆施的做法,很快激起了河北、河南很多州县的反抗,在山河破碎的危急之秋,很多人自发组织起来,勇敢地肩负起了救亡图存的重任。其中声势最大的、最有成效的当属河北常山颜杲卿、颜真卿兄弟组织的反抗斗争。颜氏兄弟出身名门望族,是北齐年间儒家学者、经学家颜之推和唐朝初年儒学大家颜师古的后人,兄弟二人品行出众,居官政绩突出,多获赞誉。当时颜杲卿担任常山(今河北正定)太守,颜真卿担任平原郡(今山东陵县)太守。安禄山举兵叛乱后,很快进至槁城(今河北槁城)。当时颜杲卿深感以常山的守备力量,是无法对抗安禄山叛军的,但常山地处要冲,非但是安禄山叛军进退的咽喉之地,其西南又有土门之险,实为河东通往河北的重要门户。在颜杲卿看来,以安禄山的兵锋之盛拿下常山易如反掌,与其以卵击石做无谓的牺牲,不如忍辱负重从长计议。于是,颜杲卿便同长史袁履谦商议决定为了保存有生力量,暂时放弃对叛军的抵抗,并一同前往槁城面见安禄山。安禄山早已久闻颜杲卿的大名,在得知他献出城池后,不禁喜出望外,遂任命颜杲卿仍为常山太守,并赐其金紫鱼袋。值得一提的是,在安禄山叛军铁蹄的践踏下,当时河北地区只有常山一地因为颜杲卿忍辱负重的计策,而暂时免遭战火,自此颜杲卿和长史袁履谦私下不断密谋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伺机举事。就在颜杲卿在常山紧锣密鼓地筹划反戈一击的时候,他的从父弟颜真卿率先在平原郡举起抗击安禄山叛军的义旗。对比颜杲卿,颜真卿更加刚烈和果敢。颜真卿,字清臣,汉族,唐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祖籍琅琊(今山东临沂)。唐代杰出书法家。他创立了“颜体”楷书与后世的赵孟頫、柳公权、欧阳询并称“楷书四大家”。和柳公权并称“颜筋柳骨”。颜真卿的书法堪称一绝,但在我看来他这一生能够真正实现其不朽价值的,却是在河北聚兵二十万与安禄山的叛军做殊死搏斗的壮举。颜真卿原本身在长安担任侍御史、武部(兵部)员外郎,因为看不惯杨国忠的所作所为,被杨国忠排挤出长安出任平原郡太守。到达平原郡没多久,他就发现安禄山谋反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于是他暗中加紧了防备。由于平原郡处于安禄山老巢范阳的眼皮底下,为了减少安禄山的怀疑,他以防止降雨水灾为理由积极修筑城防工事、储备粮草。同时颜真卿也明白安禄山是个多疑的人,自己的举动未必能够瞒住他,为此他故意和诸多当地的文人天天泛舟于湖上,充分营造出一种不理政务的假象来麻痹安禄山。就在颜真卿暗中准备一切时,安禄山在范阳举兵大举南下,河北诸多州县纷纷陷落,而平原郡由于不处在战略要冲,所以叛军没有经过这里。但安禄山本着不放过任何一个地方的原则,虽然没有攻占平原郡,却让颜真卿以平原、博平两郡共计七千人人马防守河津。颜真卿明白,这既是安禄山的战略,也是对自己的一种试探和考验。颜真卿毫不犹豫地立即执行,不过这也为他带来了极大的益处,那就是打着防守河津的旗号,公开招募兵士。据史料记载,颜真卿招兵的文书一经散发到各地,河北沦陷的州县多有响应,短短十天之内,就招募了将近五万人。很多地方官带领人马前来投奔,这其中包括济南太守李随、清河长史王怀忠、景城司马李炜、邺郡太守王焘等人。这些人虽然在各自的属地没能抵抗住叛军的进攻,但此时各自手下依然有五千至一万人不等的军队,在听到颜真卿招兵买马的消息后,这些人杀掉安禄山委任的官员,义无反顾地去投奔颜真卿。因为在这些人看来,以颜真卿的性格和对大唐的忠心来看,他是不可能就此甘心投降安禄山的。随着颜真卿兵力的不断增长,以及各地伪官接连被杀的消息传到叛军那里后,此时身在洛阳的安禄山终于意识到自己原来正被颜真卿玩弄于股掌之间。愤怒的安禄山想让部将李庭望率军东征颜真卿,无奈从起兵以来由于战线拉得过长,兵力分散,已经不能再抽调更多的人马出来,不得不放弃东征的想法。此时饶阳太守卢全诚忽然反戈一击,杀掉饶阳的伪官据城反抗。在兵力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安禄山只好派部将张献诚在上谷、文安临时招募了几千人前去围攻饶阳,同时意图切断颜真卿西进的道路,以缓解自己紧张的局势。安禄山无暇顾及颜真卿,给了颜真卿极大的发挥空间,在很多州县官员到来后,颜真卿的兵力急速增长,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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