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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娘家

军事、文学才能，但继承了范仲淹最闪亮的光环——道德。范氏的道德不是空洞的口号，更不是“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这种形象超级高大实用后果超级可怕的宗教式教条，它处处闪耀着人性的光辉，越是在混乱、肮脏，充斥着别有用心、赶尽杀绝等种种负面欲望的官场里，它越发显出可贵，甚至是唯一。自古道德胜于文章，这两个人的遭遇，就先从范纯仁说起。范纯仁倒霉纯粹是自找的，当初章惇把他贬出朝廷，是因为要追究放弃西北四寨的责任，他和司马光搅在一起，是这种事的主谋。这是范纯仁的一生仅有的污点，尽管如此，宋廷还是对他很例外，别的人如刘挚、吕大防、梁焘、刘安世等人早就贬过了长江，范纯仁的贬地是在陈州，也就是现在的河南淮阳。离开封城近在咫尺，可以说仍然生活在经济文化中心地带。这样的待遇，范纯仁心知肚明，可以说是对他的爱护，让他老老实实地待在政治旋涡之外，等着哪天风平浪静了，他会有个不错的结果。可是他姓范，这个姓氏从北宋开始，直到明朝末年，都笼罩着一层圣洁、温暖、博爱的光环。历史证明，这不只是开创者范仲淹一生的努力，更有范纯仁的沉淀。这沉淀主要就表现在这次的自找麻烦上。在陈州，范纯仁听到了一个消息，宋哲宗在郊祀大典上公开宣布，绍圣年间贬谪的大臣，如吕大防等终身不得录用。这个消息是空前可怕的，开了宋朝的先河。在这之前，哪怕旧党在元祐年间贬章惇、贬蔡确，贬所有新党的中高层干部，也从来没说对谁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哪怕蔡确最终死在了南方，也是由于他个人身体的原因，国家从来没说过这种狠话。现在矛盾升级，可以预见以后的政治环境会变得更恶劣。这让以后的大臣们怎么生存？生存都无法保障，要怎样工作？这样置国家于何地？这样浅显的问题谁都能看出来，可谁都不敢说什么。因为当时的朝政把持在章惇手里，章惇的用意更加明显，就是要一劳永逸的。在他看来，解决问题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把旧党人全弄死，死得干干净净了，自然以后就不会再有什么矛盾！这种情况下，谁敢顶风作案，反对扒皮章呢？冠盖满京华，斯人敢独言。没人敢说，范纯仁敢。他是一把平衡尺，在元祐时他阻止远贬蔡确，现在他反对永废吕大防。范纯仁写了份奏章。恳请哲宗为吕大防等人留一线生机，为官场众人留一线回旋的余地。留一线余地……章惇很无语，本来不想动你，你竟然主动申请找抽。范君子，这是政治，不是善堂，你一定要往里挤，那么没办法了，为了保持政局的完整性，公开唱反调的必须打压：贬范纯仁到随州安置，全家一起去，即日起程。随州，在现在的湖北随县，他终于到长江边，和吕大防他们扎堆去了。消息传来，一片悲哀，范家的亲友都摇头叹息，范纯仁本人却很淡定。这不是装，而是心灵的体现。试想面对这样的局面，范纯仁忍了，一直沉默明哲保身。这样就算躲过了政治风暴，他会高兴吗？会像普通人那样庆幸吗？很显然，他会自责。范家从来都是忧国忧民忧天下，心安乐才能身安乐的人，如果想保平安，光是范仲淹的光环就足够他们当官享福了。那就走吧，范纯仁在之后三四年的时光里平静地品尝着自酿的苦果，一路南贬，随州并不是终点站，在那之后还有永州，一路上不仅要乘车，更要坐船。某天，范家坐船在今天湖南长沙橘子洲附近跋涉，突然间风浪大作，船眼看就要翻了，好不容易到了浅水处，全家湿淋淋地上岸。其中范纯仁背着自己的妻子，一步步走上岸去。他的周围是一片骂声，妻子儿女们异口同声地痛骂章惇，其中以范夫人骂得最经典最有身份，八个字——“枉陷正人，使我至此。”老太太发火了，说章惇陷害范纯仁这位正人君子，连累她饱受江湖之苦。看着好像没骂错，可是范纯仁的回答让他家人很不解，让后来读史的人也不解。他说：“船破，也是章惇的错吗？”谁看谁迷糊，范纯仁在搞什么？这当然是章惇的错，没有这件事，范家老小怎么会跑到长江里玩漂流？简直是逻辑错误，而且范纯仁为什么不生气呢？就算不想报复，也没必要替敌人解释吧。这样想就都错了，没有理解到范纯仁的心理。像他妻子所说的，“枉陷正人”，抛开章惇的思想目的，退一万步说，真就是陷害了正经人，又能怎样？正人就不是人吗？就有豁免权吗？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在宋朝的士大夫阶层心里，正人君子是有特权的，只要自己是正人了，就能决定别人的命运，往死里打压对手。至于自己，永远是安枕无忧，容不得别人碰一根手指头的。这是多么可笑，君子之风在于包容，什么时候变成杀人利器了？在范纯仁的心里，保持君子之风、正义理念，只是自己个人的操守问题，并不是自己的什么免罪金牌。无论是进，还是退，他为的都只是自己的心安。如此而已。在永州的几年里，是范纯仁绽放心灵光芒的日子。世人见过太多走在阳光下的圣人，这时的他像是一朵黑暗中的莲花，尽管没人看见，仍然高洁清华。做到这一点很难，首先要耐得住寂寞。而寂寞，本来是永远都不会出现在他身边的事。在宋朝，贬谪不意味着绝望，尤其是范纯仁这种顶级高官加顶级名士的人。这类人走到哪里都是社会中心，比如刘挚、刘安世、梁焘、苏轼，无论是官场，还是民间，都有着巨大的能量。范纯仁主动放弃了这些。为了安静，他没有住官署，没有买房，而是住进了寺庙。每天晨钟暮鼓安分守时，过着修行人的生活。在这样的生活里，也免不了争吵矛盾。某一次，范家的小孩子在庙里玩，犯了点小错。他们都是诗书传家的子弟，从小伶牙俐齿，知识面很广，限于年龄，还不知道收敛，随便说了几个笑话，把和尚惹火了。和尚们大怒，把这些落难的高干衙内们一通臭骂，捎带着也没放过范纯仁，言语间非常冒犯。范家人火了，抛开范纯仁的地位，他至少是范家此时的尊长，当着别人家的子弟骂人家长辈，这在什么时代都是巨大的挑衅！冲突不可避免，和尚眼看着要倒霉，范纯仁就算再衰，也轮不到几个秃瓢欺负。什么追回度牒了，没收庙产了，都是一句话的事。可是什么都没发生，范纯仁听着孩子们来告状时非常平静，一脸的从容。等到第二天和尚们来道歉时，范纯仁反过来安慰他们别在意。他要的是平静，每天关上院门，他像在北方一样生活，吃面片儿，读诗书，回忆一生所为，居处比从前远了些，难道人就不是从前的人了吗？平静不是消极，在流放的日子里，范纯仁用另一种方式激励自己和族人。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两日，范家都要在正堂上陈列四朝（仁、神、英、哲）期间皇帝的手迹和赏赐之物，范纯仁率领子孙更衣参拜，拜后收好，之后家中长幼互拜，喝茶后散开。他要让家人知道，无论顺逆，他都是宋朝的忠臣，永远不要因为政治上的遭遇逆反了心灵，违背范家的族风。赵佶登基后，他盼到了久违的诏书。诏书是以向太后的口吻颁布的，给范纯仁光禄卿的官职，工作单位定在南京（今商丘），居住地在邓州。邓州是今天的河南邓县，这也就是说，时隔四五年，范纯仁终于结束了南迁贬谪，回到了故乡北方。只是这时，他的身体糟糕透了，年过七十，衰败不堪，连眼睛都失明了。他捧着诏书，看不见上面的字，激动得泣不成声，说：“上果用我矣，死有余责。”皇帝终于起用我了，哪怕我死了，也有责任没有尽到。心是这样想的，可他已经没法做任何事了，连入朝谢恩都做不到。对此，赵佶表现得更加感人，他派人以最快的速度送去了茶、药，还派去了专门治眼科的御医，祝范纯仁身体早日康复，并说，范纯仁，得见一面足矣。当世之大名士，久负天下盛望，只要能见上一面，我就满足了。这句话出自皇帝之口，足以让任何人荣耀终生。范纯仁就在这种荣耀里北返，边行边治，渐行渐衰，终于在宋建中元年（公元1101年）的正月初二日，于睡梦中去世。纵观范纯仁的一生，他不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也不懂军事，甚至还办过一些错事。但是，这些都不妨碍他成为宋朝首屈一指的道德丰碑。他的心灵不复杂，更不故作高深。一切的行为，都出自他自己常说的一句话：“我一生所学，不外乎两个字——‘忠’、‘恕’。”这两个字很简单，但谁能做到呢？忠，不只是说忠于国家，更是忠于良知。前者，在封建社会里，国家即君主，忠君通常能得到好处，还不太难做。比如宋英宗时期，忠于英宗的人哪个忠于良知了？一个个飞黄腾达，福禄终生。忠于良知，就太危险了。会像范纯仁这样，在元祐时阻挡旧党，在元符时阻挡哲宗，为的是什么，无非就是公平二字，外加连皇帝、首相都漠视的政治大局。这样的人，活在什么时代里都会很难、很惨，但同时，他也会赢得民众的敬意和历史的肯定。宋代的范纯仁，以及其他时代的范纯仁们，他们的路，可以归为四个字——“道德苦旅”。用他们自己的苦，保持住一个民族的良知。这在当时来看是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蓦然回首，如果我们在一片打击报复赶尽杀绝的时代里，看不到半点温暖光明的人性之光，我们还会为自己的民族而自豪吗？如果说范纯仁的贬谪之路是道德苦旅，那么苏轼之路就是文化苦旅了。他在绍圣元年时被贬职，创造了两个纪录：最早被贬的，贬得最远的。一路从定州贬到英州，从英州贬到惠州，到惠州后以为安全了，都到海边了。结果他的老朋友章惇想了想，东坡兄，你字子瞻，何不到儋州一行呢？儋州是今天的海南岛，苏轼真是读过万卷书要行万里路了，他得漂洋过海。过海也就算了，刚刚登上海南岛，命令又来了——令苏轼到昌化去报到。昌化，在今天海南詹县的东北部，是黎族的聚居地，地处海南一隅，是天涯海角里的犄角旮旯，最偏僻不过的地方。这么说吧，幸亏开国的时候赵匡胤、潘美一时发懒，没想着打下越南，不然苏轼非得出国不可。面对这样的迫害，全天下的人都替苏轼不平。实在是欺负人嘛，苏轼只是个超级笔杆子，最多只是痛快痛快嘴，骂骂人而已，至于这样把人往死里整吗？简直是变着法的，开着玩笑去整人！换个人都受不了，何况是苏轼。大家都觉得像苏轼这样心高气傲，不向任何人，包括司马光在内的大佬低头的大才子，不累死也得气死。出乎意料的是，苏轼一路上谈笑风生悠游自在，像游山玩水一样走了过去。这和范纯仁是太不一样了，范纯仁闭门独处时，静静地等待着命运转机的到来。就算有人来求见，他也一律拒绝。究其原因，他是在求静，这种静不只是对他自己有益，更加对朝廷政治有益。他绝不会像司马光、文彦博等人那样，在西京洛阳利用自己的名望，拉帮结伙，非议朝政，弄得王安石、宋神宗在改革中时刻如芒在背。他在静静地度过这段岁月，哪怕不赞同新党的政策方针，可是仍然要维护政权的正常运行。苏轼不这样，他来者不拒，但凡探望他的人，他都杯茶谈笑相与欢娱，甚至刚到某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时候，他能主动出击，找人聊天。更别说随时写信，和四面八方无数的朋友互动了。有证据证明，现代网络里聊天时常用“呵呵”等常用词，就是苏轼发明的。这个词在他的信里、便条里，使用率是相当的高。结果就是，他越是远贬，结交的朋友越多，三六九等各行各业，什么样的人都有。于是，他越走声势越大，越走传说越多，可以说，如果没有他的远贬之路，他的名望绝不会达到现在的程度。远贬前，他的名望是有深度的，官场、文坛的确以他为首；可是远贬之后，广度增加了，他一路之上的洒脱、平易、多才、仁爱，让世人传颂他是“坡仙”。从没有人像他这样对待长达七年，远贬海外的悲惨遭遇。以儋州为论，在他之前也有位名臣贬到了这里，那人比苏轼的官职大了很多，是唐朝重相李党的党魁李德裕，这也是位非凡的人杰，被牛党倾轧贬到了当时称为崖州的海南岛。李德裕死在了这里，他没法忍受恶劣的环境，更没法忍受政敌的欺侮。这在苏轼的身上没有发生，并不是说他没有李德裕那么高傲，而是心灵深处的核心地带太不一样了。李德裕甚至范纯仁都出身于顶级官宦世家，他们的祖辈不是名臣就是重臣，从出生开始，他们的命运就注定了一种责任。既为国家，更为家族。有这两点，再身处政党旋涡之中，谁能轻松洒脱呢？苏轼不同，他是第一代以才华起家的名臣，从小在蜀川山水中长大，他的心灵本就不是传统的官场动物。最开始时，他短暂地迷茫过，那时他初入官场，自命士大夫一族，把底层人民的死活看得一钱不值，公开声称下层人的存在，就是为了保证士大夫的生活快乐。真烦人，典型的暴发户嘴脸。到他自己倒霉，在乌台诗案后贬到黄州，在城东的那块坡地耕种之后，他的心灵返本了，蜀山灵秀激越，华夏五千年里，最潇洒不羁才华横溢的两大文豪——李白、苏轼都出生在那里，并不是偶然的。他们的路，更有相同的地方。李白忍不了唐朝的官场，自绝于江湖。苏轼的七年贬谪之路上的种种散漫行为，更是对宋朝官场的放弃。他每到一处，都要建屋造房，以作长住久安之计。这就是他与范纯仁的最大区别，他根本就没盼望再回什么朝廷。本是自然之子，怎能再重蹈泥潭？想回归自然……你想悔婚？一入官门深似海，谁人敢称伟丈夫？官场是个可怕的生活圈子，谁进来了都得身不由己，你苏轼凭什么特别。他想盖房定居，好多次了，可都被搅黄。在英州时，他拿出了当时全部的资产，买地盖房，一通大折腾。结果房子盖好了，命令也来了。命犯官苏轼到惠州居住。到惠州，苏轼学乖了，先到官方报到，申请官署。按理说他虽然犯罪，但也是官身，有自己相应的待遇。可是啥也没有，因为官场庞大的信息网络，已经把他的升官指数分析得一清二楚，他别说回京升官了，想死在北方都希望渺茫。于是乎，这一路上，沿途的各级官员变着法儿地给苏轼捣蛋，让他行无车、居无所、病无药，目的超简单，就是通过折磨他，向章惇示好。这样的事追着他，直到惠州还在发生。这些官儿要向中央时刻汇报苏轼的情况，好保证各种“关怀”及时地降临到苏轼身上。最先是房子，没有官署，苏轼想租房，结果偌大的惠州城，居然没有房源。这个牛吧，让你有钱都租不到房，没办法，苏轼搬进了庙里。佛教与苏轼有很大的缘分，他一生中有很多的和尚朋友，拜佛教弟子间超级庞大的联系网所赐，他走到哪儿至少有个小庙能落脚。结果这次落脚让苏轼彻底翻倒。和尚们对他很好，怕影响他休息，每天敲钟都尽量小声点。苏轼很感激，写了首诗，其中有这样一句：“为报诗人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他的诗风行千里，很快就传进了京城，章惇看到了，一时暴怒没忍住，让你小子舒服，你过海到儋州待着去吧，看你还能不能再快活！命令到达时，苏轼在惠州白鹤峰的房子已经盖成了，长子苏迈当上了韶州仁化县的县令，带着三个儿媳、N多的孙子来看他，刚刚享受点天伦之乐，突然间被打入地狱——历史上基本上没人能从海南岛的流放里活着回来！苏轼过海时的心情是悲凉的，不仅仅是生死的问题，更是尊严的问题。中国不像西方，在西方漂洋过海探险是种荣耀，是强大的男人才敢做的游戏，如果能在过程中杀人放火带回来满船的金银珠宝美女奴隶，那么就更加完美了。而在中国，出海是不名誉的。父母在不远游，亲族在不过洋，因为还要每年祭祖的，一旦死在外面，难免要做个不孝之人。苏轼，居然要犯罪过海，自古杀心惨于杀身，苏轼有何大罪，不过是些意气之争，居然被逼迫到这步田地。绍圣四年四月十九日，苏轼过海，开始了长达三年之久的昌化之行。这三年是苏轼人生中最困苦的一段，也是他生命光芒绽放得最饱满最充实的一刻。海南的生活是极其严酷的，苏轼终于在这里有了自己的家，可是生

然想要一臣事二君，就连昨天的敌人他们都能侍奉。要是没有“不能生而受阶下囚之辱”这种规定，根本就别想驱使日本人上战场。因此我们虽然服从协议，但我们的真实想法却跟协议正相反。比起武士道战史，日本战史更像是权谋计策的战史，与其等待历史来证明，不如面对自身的真实想法，这样更能了解历史的机制。就像如今军人政治家禁止文人提笔书写寡妇的爱情一样，古代的武人也需要通过武士道来了解自己和部下们的弱点。小林秀雄把政治家这类人称为一种没有独创能力，只会管理和支配别人的人种，不过这种描述好像并不完全正确。虽然大多数政治家基本都是如此，但少数的天才却有着自己独特的管理和支配方法，这些方法成了平庸政治家的典范，以一种历史的形式贯穿了各个时代，各种政治，显示了生者巨大的意志。就政治而言，历史不是由个体串联构造的生物，它生来就是吞没个体的另一种巨大生物，而政治也一直在历史的形态方面进行着巨大的独自创新。发起这场战争的是谁？是东条[2]还是军部？肯定是跟他们脱不了干系，但这场战争肯定还跟贯穿日本的巨大生物——历史的无法动摇的意志。日本人在历史面前只不过是服从命运的孩子。就算政治家独创能力弱，政治在历史的形态中怀着独创能力，怀着意欲，迈着无法停止的步伐像大海波涛般前行。是怎样的人想出了武士道？这也是历史的独创，或是嗅觉？历史总是能嗅出人类。因此，武士道虽然是针对人性和本能的禁止条款，是不人道、违背人性的东西，但它又是一种洞悉了人性和本能后的结果，就这点来说，它又完完全全是人道的东西。我认为天皇制是极为日式的（因此也可以说是独创性的）政治作品。天皇制不是天皇创立的。虽然天皇有时也会自己发动一些阴谋，但他们一般来说什么都干不了，这些阴谋通常都会失败。天皇自己或是遭到流放，或是逃到深山里，最终其存在往往会因政治性原因而得到认可。这些阴谋在社会层面被人遗忘时，就会在政治层面上被抬出来，因此其存在的政治原因就是政治家们的嗅觉。他们洞悉日本人的性情，从日本人的性情之中发现了天皇制。这种制度不是天皇一族专属，如果能够取而代之的话，换成孔子、释迦都没关系，只是当时没能找到替代的而已。至少日本的政治家们——贵族和武士——都嗅到了一点：要想自己永远兴隆——虽说不可能永远，但他们是这么希望的——下去，就得立一个专制君主来保证自己的这份永远。平安时代的藤原氏[3]虽然非常自作主张地拥立天皇，却对自己地位在天皇之下这一事实不抱任何疑问，也没有认为是种困扰。通过天皇的存在来处理御家骚动[4]，弟弟驳倒哥哥，哥哥打败爸爸。他们天生就是实际主义者，只要自己这辈子过得高兴就够了，所以才会喜欢并满足于制定盛大的朝廷礼仪、拜贺天皇这类奇妙的形式，因为参拜天皇既显示了他们自身的威严，又是一种能让他们自己感到威严的手段。对我们来说，这些东西其实很蠢。电车每次从靖国神社下面拐过，我们都要被迫低头，这愚蠢的行为虽然让我们很无语，但对于某类人来说，或许只有这么做才能让他们感觉到自我。因此，我们虽然嘲笑向靖国神社低头这种愚蠢的行为，但在别的事情上，我们自己或许也正在干着同样愚蠢的事，只是我们没有注意到自身的愚蠢而已。宫本武藏在赶往一乘寺下松决斗途中，从八幡神社前路过，本来想参拜[5]却又放弃了。他的教诲——“吾不仰仗神佛”源于他自身的性情，也是针对自身性情而发的一句悔恨之言，也就是说，我们会自发参拜十分愚蠢的事物，只是没有意识到该事物有多么愚蠢而已。道学先生暂且站在讲台前给学生们传道授业，但他们多半也会从这件事中体会到自身的威严和自己本身的存在感。于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在干着大同小异的事。像日本人这种把权谋计策当回事的国民，不管是为了权谋计策，还是为了大义名分，他们都需要一个天皇。就算不是每个政治家都觉得有这个必要，他们也会基于历史的嗅觉觉察到这是必要的，而很少会去怀疑自身所在的现实。秀吉[6]在天皇行幸聚乐[7]时，自己因为盛大的仪式而潸然泪下。这次行幸使他体会到了自身的威严，同时看到了宇宙之神。这里说的是秀吉，不是其他政治家，然而哪怕把权谋计策比作恶魔的手段，那么恶魔像幼儿一样参拜神明也没什么不可思议的，因为什么样的矛盾都可能存在。总之天皇制和武士道是一路货色。因为女人心易变，所以才有“贞女不更二夫”这句话。禁止本身是不人道的，违背人性的，然而在东西真理这方面又是人道的。同样，天皇制本身不是真理，也不是自然形成的，然而如今能走到天皇制这一步，我们也无法轻易否定其历史性发现和洞悉中所包含的深刻含义，光靠表面上的真理和自然法则是说不清楚的。希望美好的事物唯美地告终是人之常情。就拿我侄女来说，我或许也希望她没有自杀，努力活下去，然后坠入地狱，在黑暗的旷野中游荡吧。如今我逼自己走了一条文学之路，这条路虽是一条漫步在旷野上的流浪之路，但我也不能因为这样就消去我那小小的希望——希望美好的事物唯美地告终。未完成的美不是美。或许在遍历过应当堕入的地狱后，沦落本身才可能成为一种美，这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将其称为美，然而因为如此，我们就得故意透过眼前二十岁的姑娘去看以后那个六十岁的丑老太婆吗？我不知道，我喜欢二十岁的美女。虽说死了就太没意思了，可真是这么回事吗？有人认为，日本战败，到头来可怜的是那些战死的英灵们，然而我却不能坦率地承认这一想法。然而一想到年过六十的将军们还贪生怕死被牵上法庭，我就完全不明白什么才是人生的魅力；我自己也不得不想象，如果我是一个六十岁的将军，那么我可能也会贪生怕死被牵上法庭。因此我对“生”这种奇怪的力量只有茫然。我喜欢二十岁的美女，老将军也喜欢二十岁的美女吗？于是那些战死的英灵之所以可怜，也是从喜欢二十岁的美女这层意思来说才可怜的吗？要是尊崇美的信念这样明确的话，我也就能放心了，甚至也就可能怀抱信念，一心追逐二十岁的美女了。然而“生”是比我们想象中还难以捉摸的东西。我非常讨厌看见血，原来汽车在我眼前相撞的时候，我都会迅速扭头拔腿就跑。然而我却喜欢伟大的破坏。我曾一边跟轰炸弹和燃烧弹战斗，一边为狂暴的破坏亢奋不已。尽管如此，我却觉得当时是我最爱人类、最眷恋人类的时候。有几个人好心劝我逃难，还说要给我提供乡下的住处。我却拒绝了他们，执意留在东京。当时我打算把大井广介烧剩下的防空壕作为最后的据点，于是跟大井广介告别时（他要逃往九州），我也就失去了所有在东京的朋友。我想象不久美军登陆，我在那防空壕里屏息藏着，周围是重炮弹的爆炸声，于是我感觉只好接受并等待这种命运。我过去一直在想我可能会死，但毫无疑问，我更确信我能活下来。可是一说到从废墟里幸存下来是有什么抱负不成，除了活下来以外，我又没有任何计划。对无法预料的新世界的一种不可思议的再生。这份好奇心是我一生中最新鲜的东西，我只是被下了一种奇怪的咒语，哪怕就当作我为这种奇怪的新鲜程度所付出的代价，我也得赌一赌留在东京。因此我很懦弱，在昭和二十年[8]四月四日这天，我第一次体验到来自四面八方，长达两小时的轰炸，头上的照明弹把夜空照得像白昼般明亮，当时我二哥刚好来东京，在防空壕里问我是不是燃烧弹，我想回答他“不，是照明弹”的时候才发现，如果肚子不用力，就完全发不出声音。此外，我当时是日本电影社的委托员工[9]，在银座遭轰炸后，我直接在银座的日本电影社的屋顶上迎接编队来袭，五层楼高的建筑物上还有座塔，上面摆着三台相机。空袭警报一响，众人的身影就从街上、窗户、屋顶、银座统统消失了，就连屋顶上的高射炮阵地都没了人影，人都藏在掩壕里，暴露在天地之间的只有日本电影社屋顶上那一撮人，十个左右。燃烧弹的弹雨首先下到了石川岛，下一波编队正往头顶正上方飞来。我感觉到自己腿都使不上劲。我惊叹摄影师能嘴里叼根烟，拿相机对着编队，沉着得直招人恨。话虽如此，我还是一直喜欢伟大的破坏。人类服从命运的样子有种不可思议之美。麹町所有的大豪宅都消失得那么虚假，飘着余烬。高雅的父亲和女儿坐在壕沟边的绿草上，中间只隔着一个红皮旅行箱，要是一旁没有飘着余烬的茫茫废墟，这情景简直就像是和平年代的一次野餐。道玄坂这里的豪宅也消失了，只剩余烬在茫茫大地上纷飞。坡道中途躺着一具尸体，看似是遭汽车碾轧死的，而非轰炸致死，一张白铁皮盖在上面。旁边站着一个拿刺刀的士兵。走的人，回来的人，灾民们组成的蜿蜒人流简直就像没有感情一样，在尸体旁边你来我往，甚至都没有人注意到路上的鲜血。就算偶尔有人注意到，也只不过像看到了路边的废纸一般。美国人说战争结束后日本人虚脱了，茫然了，然而轰炸过后，灾民的行列中充斥的不是虚脱和茫然那一类感情，而是一种惊人的充实和厚重的无情，他们是老实的命运之子。在笑的基本是十五六岁、十六七岁的姑娘们。她们的笑容很清爽。她们在废墟里翻来翻去，把刨出来的瓷器放进烧漏的桶里，或是在路上晒着太阳，看守着那一点点行李。这个年纪的姑娘们难道是因为对未来充满了梦想，才不觉得现实凄苦吗？还是因为虚荣心太强呢？在一片焦土上找寻姑娘们的笑容是我的一种乐趣。在那场伟大的破坏下，有命运，却没有堕落；有无情，却很充实。从烈火中逃脱的人聚集在正在燃烧的房子周围取暖，还有一拨人同样聚在一起，正拼命灭火。两拨人只离了一尺远，却完全身处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伟大的破坏和它那惊人的爱，伟大的命运和它那惊人的爱，与之相比，战败的表情只不过是堕落而已。然而，与堕落本身惊人的平凡和平凡的必然性相比，我感觉人们因为服从于那种伟大至极的破坏之爱和命运所体现出来的美，最多也就是梦幻泡影罢了。德川幕府想通过杀掉四十七义士来让他们永远保住义士的地位，然而这么做只能防止这四十七位义士的堕落，而不能防止人类本身由义士堕落成凡夫俗子，再进而堕落到地狱。就算试着制定出“贞女不更二夫，忠臣不事二君”这种规定也没法防止人类的堕落，哪怕捅死处女，成功保住了她的纯洁，当意识到堕落那平凡的脚步声像海浪涌来一般理所当然时，也会不由自主地发现人为的卑微，通过人为得以保住的这份卑微的贞洁，只不过是如梦幻泡影罢了。特攻队[10]的勇士们只不过是一场幻影。人类的历史不是从变成黑市商人开始的吗？寡妇侍奉神明也不过是一场幻影，人类的历史不是从新的面容住进她们心里开始的吗？或许天皇也只不过是一场幻影，说不定等天皇成了普通人，真正的天皇历史才揭开帷幕。人类本身跟名为历史的巨大生物一样巨大得惊人。“生”其实是唯一的不可思议之事。六七十岁的将军们不选择切腹，而选择并驾齐驱被牵上法庭，这场景是一张因战争结束才方得问世的人世图。虽然日本战败，武士道灭亡了，但人类才刚刚从堕落这个真实的母体中诞生。活着吧，堕落吧。除了这套正当的流程，还有什么真能拯救人类的捷径吗？我不喜欢切腹。原来，有一个叫松永弹正[11]的老奸巨猾的阴谋家，被信长[12]追得走投无路，只得以城为枕自杀，然而他在临死之前，还按照每日惯例扎了延命的针灸，之后再用枪顶住脸，一枪爆头。当时他已经年过七十，却还是个能无所顾忌地在他人面前和女人调情的恶棍。我赞成这个男人的死法，但我不喜欢切腹。我战战兢兢。然而，我又在此同时，恍恍惚惚地迷上了这份战栗之美，我没必要思考。那里都是美丽的事物，因为那里没有人类，事实上，就连小偷都没有。近来东京街道很暗，然而战争中的东京是一片漆黑，因此不管夜有多深，都无须担心会有人拦路抢劫。当时我一直走在黑暗的深夜里，不锁门窗睡觉。战争期间的日本像是个虚构的世外桃源，虚无之美四处盛放。这不是人类真实的美。如果我们能忘记思考，就再没有比这更悠闲、更壮观的盛况了。比方说，即便对炸弹有着绵绵不绝的恐惧，只要不去思考，人就能一直悠闲，只需要恍恍惚惚沉迷其中即可。我是一个笨蛋，我天真至极地跟战争玩了一场。战争结束后，我们获得了全部的自由。当人获得了全部的自由时，就会意识到自身存在着无法理解的限制和束缚。人类永远不可能自由。因为人类生存在这世上，又必须死，所以人类就会思考。政治方面的改革能一日而就，但人类不能如此改变。人性经遥远的希腊所发现才迈出了确立的一步，今天它又显示出了多大的变化呢？人类。无论战争带着多么恐怖的破坏和命运跟人类对峙，也不能把人类本身怎么样。战争结束了。特攻队的勇士已经成了黑市商人，寡妇的心已经为新的面容所填满。人类不会变，只是回到了人类。人类会堕落，义士也会，圣女也会堕落。这是防不胜防的事。防备救不了人。人类会活着，人类就会堕落。除此之外没有捷径能拯救人类。日本人不是因为输了战争才堕落，而是因为他们属于人类所以才堕落，因为活着所以才堕落，仅此而已。然而人类不能永远堕落下去，因为面对苦难，人类的心没办法像钢铁那样坚强。人类脆弱，惹人怜爱，所以才愚蠢。然而要一直堕落下去却不可能，因为人类太弱了。恐怕人类到头来不得不捅死处女，不得不编出武士道，不得不把天皇抬出来。但是人类如果想捅死自己的处女而不是他人的处女，编出自己的武士道和自己的天皇，就需要在堕落之路上正确地堕落到底。因此日本也需要像人一样堕落。日本必须通过在堕落之路上堕落到底来发现自我，拯救自我。凭借政治来救国的想法是只有皮相的愚蠢思想。[1]指赤穗义士事件中的四十七义士。江户时期播磨赤穗藩藩主浅野内匠头砍伤主管仪式典礼的“高家”的吉良上野介，于是被判切腹。四十七义士为主子浅野复仇而杀进吉良府，后被判切腹。——译者注[2]指东条英机，“二战”甲级战犯。生于东京，日本陆军军人，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代表人物。——译者注[3]指藤原基经。884年，基经以天皇暴虐为由，废阳成天皇，改立光孝天皇。——译者注[4]日本江户时代的大名家因家督继承、争夺权力等而引起的内部纷争。——译者注[5]宫本武藏向来容易依赖神佛。——译者注[6]指丰臣秀吉。——译者注[7]聚乐第的略称，丰臣秀吉在京都建造的宅邸。天正十五年（1587年）落成。落成后第二年，后阳成天皇曾行幸此处，秀吉的地位得以在众大名面前彰显。——译者注[8]1945年。——译者注[9]临时聘用的员工，非正式员工。——译者注[10]日本在“二战”期间组织的特别攻击部队，又叫敢死队。——译者注[11]本名松永久秀，战国时代的武将。——译者注[12]指织田信长。——译者注续堕落论有人说日本战败后国民道义颓废了，那么，是要恢复战前的“健全”吗？这是值得庆贺的事情吗？我极不同意上述看法。我的故乡新潟市盛产石油，因此也盛产石油暴发户。我上小学时，就经常在校长的训话里听到一个叫中野贯一的暴发户，他白手起家，之后也非常节约，因为从停车场坐人力车价钱会有些贵，他就走到一座叫万代桥的桥底下，在那里挑便宜的车坐。然而前些日子老家来人说，这故事的主角如今已经换成了一个新的石油暴发户，名叫新津某，他的故事现在还成了新潟市市民的日常楷模，成了生活的规范。大富豪把五十钱的车费缩减到三十钱算是美德吗？

叶川—陕—湖三省边区经济形态的变化》，第49页。?周伟洲：《陕西发现的两通有关明末农民战争的碑石》，第49页。?《世祖实录》第二十九卷，第346页。?同上书，第四十一卷，第276页；第三十四卷，第504—505页。?例如，17世纪50年代著名的叛军首领孙守金（他可能是孙守法的兄弟）在兴安附近的板场山建有自己的“寨”。他的营寨得到近旁其他两个“寨”的保护，其中的一个寨控制着一个高山峡谷，它能轻易地抵御敌人的大兵。板场山的背面还驻扎着另外两个同盟营寨，保护孙守金的后背。这还不算，在下面山坡上，又星罗棋布般地散布着总共九个寨，成犄角声援之势。《明清史料》丙编第九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7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3—274页。?同上书，第274页。?以前，兴安驻兵不足，任珍不愿将部队投入山区作战，因为他担心其他地方会发生起义。现在，早先调给陕西巡抚黄尔性的4000士兵归还给了兴安将领。《清史列传》，第38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4页。?同上书，第274页。任珍将胜利归于“幸仗我皇上洪福，皇叔父摄政王威灵”。?《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2—273页。?同上书，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2—273页；参见《清史稿·孟乔芳传》，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7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49—250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0页。奉天人申朝纪（卒于1648年）显然是一名精明强干的官员，为治清静肃然，又致力于恢复秩序。下级官吏要是被指控有专横霸道之态，立刻降职。“劾贪吏数十人”。减站银岁额20万两为15万两，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此外，申朝纪任命了直接向他报告的固定的催税人，以取代轮流由里长征收专门的代役钱的作法。《大清一统志》第一三三卷，第32页；王轩、杨笃：《山西通志》第一○四卷，第28页。?这次军事远征是由觉善统帅的。《世祖实录》第二十九卷，第348页。奏折在1646年12月24日收到。?1644年9月23日奏折。《明清史料》丙编第五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8—80页。另一份报告罗列了巨寇的姓名与称号，特别指出他们早以“王”号闻名，例如“冲天大王”或“扫地大王”，“不比寻常土贼也”。这位上奏者解释说，寻常土贼不能与之相比的原因，在于某一巨寇一旦拉起一支大队伍，马上就以“王”自号。他们建营立寨，各种武器样样俱全，以攻城掠地为务，而不似土贼不过断路劫财而已。《明清史料》甲编第一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4页。上奏者为杨方兴。?《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4—85页。?同上。?丁文盛获胜的奏报于1647年4月14日抵京。《世祖实录》第三十一卷，第363页。至于他被处罚之事，可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3页。?其例见1647年农历十月陵县的奏报。《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4页。?后一种情形的典型例子是黟县的陷落。黟县是介于大运河与官道之间的重要城市。1647年11月26日，丁文盛的继任者张儒秀报告说，不久前有马贼400余名，步贼不知其数，于夜间步行进攻黟县，次日击败衙兵，架云梯爬上城墙，进城烧杀抢劫。知县与儒学训导设法逃跑了，其余的县衙官吏皆被盗贼杀害。他们洗劫了该城，然后返回山中营寨。《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0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6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所注日期为1648年1月初，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7—88页。张儒秀奏捷的报告于1648年1月15日抵京。《世祖实录》第三十五卷，第416页。沙尔虎达（1599—1659），苏完部人氏，年轻时投努尔哈赤。在1658年，他扫清阿穆尔（译者按：即黑龙江）地区的沙俄人，歼灭了斯捷潘诺夫及其人马。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32页。?关于清朝地方官吏在对付颠覆与叛乱活动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见保罗·H·陈：《中华帝国后期的反叛》，第180页。?《世祖实录》第五卷，第22页，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5页。吏部还提出地方官俸禄太低，应该增加。可是，在顺治以及康熙初年，知县的固定俸禄（原来每年约为银123两）减少了。因为各种附加津贴被缩减或取消，知县俸禄降到了银45两。约翰·沃特：《中国地方行政的理论和实践》，第378—380页。?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清政府通过委任外行的满族人，来控制地方政府，这并不正确。见约翰·沃特：《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衙门》，第25页。?《世祖实录》第二十五卷，第302页。?沃特：《中华帝国后期的地方官》，第140—143页。?沃特：《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衙门》，第35页。?这一权力下移的趋势好像在元代就已开始了，或者至少明太祖是这样认为的。洪武帝认为，由于蒙古人缺乏“王者无私”的精神，他们易于被腐败的胥吏愚弄，而后者正是利用了夷狄对官僚机构控制的“松懈”来巩固自身地位的。约翰·达迪斯；《明太祖论元朝》，第8—9页。?沃特：《中国地方行政的理论和实践》，第297—303页。?其例见沈翼机编；《浙江通志》，第2521页（第一四九卷，第2页）；黄之隽编；《江南通志》，第1839页（第一一二卷，第33页）。?处罚是颇为严厉的。1659年顺治皇帝颁令，任何官员挪用了10贯以上公款就要被送去充军。吕元驄：《1644—1660年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1页。?沃特：《中国地方行政的理论和实践》，第326—330页。“这些条例与法规表明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已正式成形，近代以前的行政管理，几乎没有能与之相匹敌者。”沃特：《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衙门》，第34页。?同上书，第330页。?不过，从长期看来，这种对地方长官的过份重视，进一步排斥了衙门吏员跻身中央政府的可能性，这必然也就失去了对低级行政管理的直接控制。这一观点，在魏斐德《中华帝国后期地方控制的演变》一书中随处可见。?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205、216页。《皇朝通曲》记载说，发展成熟的保甲制度开始于1644年，但是闻钧天指出这一记载有误，是后人编书时插入的。清朝后期，保甲和里甲都归户部管辖。孙任以都：《19世纪中国的户部》，第204页。?《世祖实录》第七卷，第81页，参见《皇朝文献通考》，第二十一卷，第5页。1646年8月18日，有位官员特别向兵部建议，要利用总甲制来处罚那些窝藏逃犯的人。《世祖实录》第二十七卷，第320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5页。将民众与其籍贯连结起来的尝试，也被推广到生员身上。1645年，官府宣布有许多参加会试的举人注籍有误，从此以后，生员必须证明其祖先在本地注籍逾20年，并无迁徙，或者在此地拥有财产，才能获准参加科举考试。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第8页。?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201—205、216页。早在1645年6月12日，新政府就宣布废弃世袭的匠籍，免征京班匠价银。而且从这一年开始，在太和殿服役的匠人按工给值了。彭泽益：《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第3—4页。直至19世纪，民、军、商、皂四类户“籍”之残余依然存在。不过，由于雍正以后已经取消了分立的劳役税，因此这种户籍分类已无实际的财政意义。孙任以都：《19世纪中国的户部》，第201—202页。?《世祖实录》第二十八卷，第337页。?这一时期新式铳枪与大炮的传入，甚至可能“有助于晚明白莲教军武术传统的形成。在此后的数百年里，他们一直诱人地宣称自己具有有效地抵挡可怕的火器的本领。”韩素瑞：《山东起义》，第192页。?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对军火的控制已颇见成效，以致图谋不轨者想要从铁匠那儿得到匕首，都要冒被人告发官府的风险。这在韩素瑞《中国的千年福起义》一书中随处可见：又见《山东叛乱》，第24页；亦可见马克·埃尔文：《古代中国模式》，第21页。19世纪后半叶骚乱的年月，部分地是西欧军火的输入与生产，以及英美商人军火走私的结果。魏斐德：《地方控制的演变》，第17页。?在明朝统治时期，北京政府有一种被称为“铺社”的地方治安系统。这些为出使官员和卫兵设置的驿站有其附属的警官。但到17世纪，绝大多数铺社或是消失了，或是倒坍失修，实际上不能用了。詹姆斯·彼得·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93页。?《文献丛编》第二十三辑。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8—59页。?《世祖实录》第四十卷，第464页。这儿的户保长称作“邻佑十家长”。?《世祖实录》第四十三卷，第505页。这道敕令于1649年5月6日颁发。?同上书第二十五卷，第294页。?太原当局也被一场牵连到一名明代亲王后嗣的大案所惊醒。其近亲秘密窝藏了这位明室后嗣。山西按察使奏章，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三分册，第91—94页。?《世祖实录》第三十二卷，第20页，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2页。这一时期还有非宗教性的起义。1647年10月19日，祝世昌率汉镶红旗兵800骑，在孟县与李化龙及其兄弟李奇龙500披甲骑兵交战。孟县在省府以东30里处。原明朝的游击将军祝世昌此时官居都统。1638年，他曾因大胆反对满人将女俘没为奴婢的习俗，失宠于太宗。太宗称他为叛徒，指责他与明政权勾结。多尔衮后来让这个忠心耿耿的将军官复原职。《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3—254页；楢木野宣：《清代重要职官研究》，第544页。?“大成”既形容黄帝使一切事物恢复了秩序，又指孔夫子用各种旋律组成的乐曲。它也指佛教的“大圆满”，这是一种想象中的境界，其中有2万尊菩萨，均称“威音王佛”。威廉·爱德华·苏黑勒和路易斯·霍道斯：《中国佛教术语辞典》，第89页。?《东华录·世祖朝》第四卷，第4页。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2页。?《世祖实录》第三十一卷，第364页。据信就是这一安辑民众的法令，使他们的社会品性改变了。正如一位官员在顺治初年所指出的：“流民安居，即变贼为民；流民四散，则变民为贼也。”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垦荒政策分析》，第114页。?这一敕令与保定巡抚余庆廉的奏报在时间上正相巧合。奏报说大量匪徒突然袭击了河间府，知府、通判受伤，驻军将领自缢身亡。?《世祖实录》第三十一卷，第364页。?同上书第四十五卷，第527—528页。?第十章“危时计拙”江潭愁鼓迻，沧海忆乘桴。此处同携手，何人可惜躯。乱离忘岁月，飘泊憎妻孥。莫作穷途恸，乾坤定有无。陈子龙：《陈忠裕全集》第十四卷，“避地示胜时”虽然，1645—1646年冬天清军已牢牢占领了江南主要的中心城市，却没有几个清朝官员相信这一地带已经完全掌握在他们手中。首先，崇明岛就依旧有海盗船入港停泊，清朝水军不止一次地在那里与复明分子的部队遭遇。再者，正如南京提督毛九华向北京朝廷所指出的那样，长江下游地区的复明残余力量可能与上游地区的其他抵抗武装，尤其是安庆一带的反清分子联合起来，也将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安庆一带的各支反叛武装，是湖广腹地著名的“四十八寨”潜在的同盟军。这样，勤王运动就有可能蔓延整个长江流域，阻碍清朝在南京的统治。在这个前明陪都的周围地区，民众与新政权有着明显的对立。因此，不放弃和平招抚政策，不对1645年起义进行报复，避免激怒这么多人民大众，是有着重要意义的。所以，毛九华认为：得民得心，毋徒曰：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于是，部分是出于力不从心，清政府在1646年继续实行与江南地方名流合作的政策。特别受到优待的是这一政策的制定者钱谦益，他在三月份应邀来到北京，以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充明史馆副总裁。

钱谦益与合作的污点

18禁h免费动漫无码网站。春申君去世的这一年是秦主政九年（前238），离嬴政发动统一战争的公元前230年，仅仅只有八年了。春申君向楚考烈王进奉怀孕的李园之妹一事极类吕不韦与赵姬之事，我在这里不再详辨。但是，我认为有几点是可信的：第一，春申君进献李园之妹一事有可能是真的，它反映了楚国后期政治的腐败，因为春申君是为了自己永葆荣华富贵而向楚考烈王进献美女的。第二，春申君死于李园之手反映了春申君本人毫无政治斗争经验。朱英已经向他说明了李园私养亡命徒要谋杀他一事，他竟然全不柑信。这样完全不懂政治的人掌管楚考烈主的国政长达二十五年，楚国政治的昏聩不言自明。我们再看看春申君的生活。楚考烈王元年（前262），春申君受赏淮北十二县。十五年以后，他向楚王进言：淮北地区靠近齐国，属于边境地区，请把这个地区划为郡治理。同时献出淮北十二县，请求改封到江东。考烈王答应了他。春申君就在吴国故都修建城堡，把它们作为自己的都邑。春申君的住宅极其豪华、司马迁在《史记·春申君列传》中说：“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直到一百多年后的西汉时代，司马迁看到的春申君故宅还如此瑰丽，可以想见，这座建筑在当时多么奢华。有一次，赵国平原君派使者拜访春申君，春申君把平原君的使者一行安排在上等客馆住下。平原君的使者想向楚国夸耀赵国的富有，有意用玳帽簪子给插冠髻，还亮出用珠玉装饰的剑鞘。会见之时，平原君的使者发现，春申君的上等宾客都足蹬嵌有珠宝的鞋子，平原君的使者立即感到自惭形秽（君客春申君客三千余人，其上客皆蹑珠履，以见赵使，赵使大惭）。我们不知道春申君的门客是否得知平原君使者炫富，但是，春申君的门客所穿之履，的确是过于豪奢。春申君在楚国末期大权独揽，生活侈靡，苟且偷安，无所作为，最终造成了楚国的政治腐败。楚国后期的统治者，就是沿着这条腐败的轨道最终走向了灭亡。而这种腐败的局面有其历史渊源，楚国有很多人才，却得不到任用，比如热情来投的昊起惨遭杀害，才华横溢的屈原两遭贬抑。不明大势图苟且鼠目寸光终遭灭除了政治腐败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导致了楚国的灭亡，而这个原因是当时六国所犯的一个通病，就是不明大势。所谓不明大势，就是不懂得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这个时代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是由春秋时期的争霸发展到兼并统一。楚国历代国君对此都没有清醒的认识。表现之一是不知变法图强、统一天下，只知醉生梦死。表现之二是不知道天下大势是趋于一统，如果楚国不能统一天下，天下最终必然被其他诸侯国统一。何以见得呢？我们前面讲过的邯郸之战带来了两大结果：一是合纵成功。赵、魏、楚三国联军大败秦军的现实，显示了山东六国合纵的巨大威力，同时，也给山东六国的合纵提供了新的机遇。如果山东六国能够抓住这一机遇，加强合纵，削弱秦国，这将是对秦国统一六国的严重挑战。但是，山东六国无一国有此战略眼光。前面讲过，燕国认为赵国壮年士兵都死于长平之战，于是发动了对赵国的战争。楚国呢，乘机灭掉鲁国。秦国的压迫稍一减弱，六国之间就展开了相互攻伐。二是秦国受挫。秦国兵败邯郸，是秦国统一战争中的一次重大挫折，由于这次挫折，秦国暂时中止了对六国的蚕食。此事发生在秦昭襄王时期，而楚国君王对天下统一的大势毫无认识。我们再举一例。《史记·春申君列传》记载了春申君给秦昭襄王的一封上书。这封上书被司马迁全文引用，可见，司马迁非常重视这封信。但是，现代史学家认为此书非春申君所写，事情也非秦昭襄王时期所发生。这封所谓春申君给秦昭襄王的上书中心有三点：一是“伐楚”不如“善楚”；二是攻楚不如攻韩、魏；三是攻战齐国部分土地，切断燕、赵和齐、楚的联系。这封给秦王的信虽然使楚国暂时避免了亡国之难，但是，对秦国兼并六国却是一个极有战略意义的建议。它和范雎后来“远交近攻”的方略完全一致。所以，从长远来看，这是一个对楚国极为不利的方案。这封上书与“通天大计”中韩非的上书有异曲同工之妙，即嫁祸于人。我们可以不相信这是春申君对秦昭襄王的说辞，但是，我们应当相信这是楚国使者对秦国国君的说辞，其前提是秦并天下已成大趋势。由于这个大趋势已成定局，所以，韩非要存韩灭赵，楚国要存楚而灭韩、魏。不论是韩非还是这位写奏书给秦昭襄王的楚国大臣，都只看到眼前利益，而忽略了或者是廖及不到母国的长远利益了。楚国最终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灭亡了。秦王嬴政灭楚意味着他发动的统一战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对于仅存的齐国，嬴政来将采取什么方法将其消灭呢？第26章不战而降从公元前230年秦王嬴政拉开灭亡六国的序幕以后，长剑直指，所向披靡，战国七雄中的韩、赵、魏、楚、燕，一个个烟消云散。现在，秦国的大军将面对着最后一个对手——齐国。齐国疆域辽阔，在战国七雄中，国土面积仅次于楚国。齐国因为不和秦国接壤，又受惠于秦国的“远交近攻”策略，长期休养生息，几十年没有发生大的战争。所以，当秦国的大军攻入齐国的时候，齐国还有上千里的土地，数十万的雄兵，但是，秦王嬴政的收官之战几乎不费一兵一卒。被困的鸟兽尚且作生死的最后挣扎，为什么齐国这样一个国家，在秦军兵临城下的时候，仗都没打，就举国投降了呢？秦兵长驱直入齐王不战而降公元前221年，秦将王贲灭掉燕国，率领秦军自北向南攻入齐国。齐王田建看到韩、赵、魏、楚、燕五国全部灭亡，如今秦军又兵临齐国，顿时慌作一团。田建继位四十四年来，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棘手的问题。要抵抗，几十年未做任何准备；不抵抗，只能束手就擒。正当齐王田建惶惶不可终日之时，秦王嬴政的使者来到了齐国都城临淄。田建认为，如果秦王嬴政真想灭掉齐国，还会派使者来吗？肯定不会。既然派来了使者，局势肯定有了转机，难道自己几十年事奉秦国真的有结果了？于是，齐国都城临淄的王宫里举行了一场特别隆重的仪式，齐王田建接见了来自秦国的使者。秦国使者对齐王田建说，只要齐王愿意投降，秦国就准备拿五百里地，让田建做一个封君。田建听后，大是兴奋。五国相继灭亡，五国国君非死即囚，唯独自己还能捞个封君当当，这个待遇已经相当不错了。于是，齐王田建立即爽快地答应了秦使的要求，下令举国投降。这一年是秦王政二十六年。从秦王政十七年嬴政派内史腾攻韩，拉开了统一六国的序幕，到齐王田建举国投降，秦王尽并天下，正好用了十年的时间。齐王田建一到秦国，秦王嬴政就把他安置在共地（今河南辉县）的一片松柏林间，断绝对他的一切食物供应，齐王田建最后竟然活活饿死在林子里（秦处之共松柏之间，饿而死）。在齐王田建的投降政策下，齐国军民都放弃了武装，“秦兵入临淄，民莫敢格者”。百姓看着秦兵进驻都城，没有人敢抵抗。秦国不费一兵一卒就顺利地接管了齐国。在被秦王嬴政灭亡的六国之中，赵国抵抗秦国最为顽强，因为赵国名将辈出：赵奢有大败秦军的阏与之战，廉颇在长平之战中让秦国名将白起头疼得不得不用反间计，李牧在赵国败亡之际仍然能够大败秦军，最后秦国也不得不用反间计除掉他。六国之中，燕国是比较弱的，但是，燕国还派荆轲去刺了一下秦王，不管怎么样，它还挣扎了一下。齐国则是伸出脖子等着挨人家一刀，不战而降，被灭得最为窝囊。齐国的灭亡虽然窝囊，但齐国的历史可并不窝囊。齐国曾有过辉煌的历史。齐国是周王朝分封诸侯的时候最早分封的国家之一，地处今天山东省的东北部，是个沿海国家，有鱼盐之利，物产丰富。那么，这样一个国家，为什么会不战而降呢？让我们翻开《史记·齐世家》，从齐国的兴衰历程中，也许能找到历史的一丝脉络。齐国的第一任国君，是周王朝的开国功臣姜太公；齐国还是春秋五霸中第一个称霸的国家。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任用管仲改革，选贤任能，加强武备，发展生产，国力迅速强盛。“临淄之途，车彀击，人肩摩，连枉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就是齐国强盛时期的写照。齐宣王、齐威王时期，齐国曾经是七国中的佼佼者。秦昭襄王为了自称西帝，不得不拉上齐愍王，让齐愍王称东帝。可见，齐国在七雄之中地位之重、实力之强。但是，战国后期，齐国由于独自消灭了宋国，导致五国伐齐，从而元气大伤，齐国曾经的辉煌已经不再。齐国晚期虽然实力衰落，却也有上千里的广袤土地，数十万的雄兵武备，但在秦国进攻之时，齐国却没有任何抵抗就投降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唇亡齿寒国策误谨慎事秦终被灭齐国灭亡，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国策失误，二是政治腐败。齐国的国策失误并非仅仅在后期，其中期的国策就曾有过重大失误。齐愍王初年，齐国的国力还相当强大。但是，此时的齐愍王对灭宋早已按捺不住。宋国濒临齐国，都城在唯阳（今河南商丘），如果攻占了宋国，齐国的领土将会大大增加。此时的宋国国君康王偃，暴虐无道，人称“桀宋”。“桀”是暴虐之君的溢号，可见当时宋国百姓对宋康王极端不满。秦国使者苏代为了削弱秦国的主要对手齐国，竭力怂恿齐愍王灭宋。齐愍王听从了苏代的蛊惑，对灭宋更是充满了渴望。于是，齐国寻找时机，趁五国攻秦之际，独灭宋国。齐国灭宋引发了诸侯各国的不满。这时，苏代又来到齐国的世仇燕国，对燕昭王说，齐愍王南攻楚国五年，耗尽了齐国的储备；西与秦战三年，民力用尽，军队疲敝。苏代的目的无非是想激发燕昭王伐齐的欲望，实际上不用秦国离间燕昭王，此时的燕昭王也要报齐亡燕国之仇了，更何况再有苏代的游说。苏代的游说立刻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齐之伐宋也，苏代实启之。秦之救宋也，苏代复止之。盖苏为燕反间，骄其君，劳其民，而速其亡也……其说燕曰：齐王长主也，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蓄积散；西困秦三年，民憔悴，士疲弊；又以余兵攻五千乘之劲宋，而包十二诸侯，此其君之欲得也，其民力竭也）。齐愍王只考虑灭宋之后的既得利益，只考虑灭宋之后的疆域扩展，却没有充分考虑灭宋之后可能带来的种种后果。战国中后期，天下统一大势渐趋明晰。各国都不愿意看到某一国家特别强大，以至发展成为灭亡六国统一天下的诸侯国，合纵连横的策略即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合纵连横主要是针对秦国，因为秦国对六国的威胁最大。但是，合纵连横并非仅仅针对秦国。任何一个诸侯国一旦威胁到他国，都有可能会成为各国共同的敌人。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齐愍王恰恰触犯了这条大忌，齐国灭宋又引发了各国之间力量的不平衡，由此导致新一轮的对抗。齐愍王趁五国伐秦之机灭宋，恰恰给燕国带来了联合伐齐雪耻的借口。所以，从齐愍王灭宋开始，齐国就成为各国诸侯讨伐的对象。秦国想借机打击齐国，燕国也想借机报仇，三晋（韩、赵、魏）对齐愍王独吞宋国也心怀不满。总之，齐愍王灭宋使齐国成为众矢之的。齐愍王利用齐威王、齐宣王的强大国力，肆意用兵，招致五国伐齐，兵败身亡，使齐国一落千丈，再也恢复不了五国伐齐前的国力。齐国的最后灭亡已基本成为定局。国策是一国的根本大计，与国家的兴亡关系甚大。齐愍王妄自尊大，擅用武力，导致齐国被灭五年。齐愍王之后，齐襄王有心恢复盛况，却无力回天。君王后、齐王建接受齐愍王的教训，反其道而行之，“事秦”而不顾天下。齐愍王是滥用武力，齐襄王、齐王建则是坚决不用武力，连保家卫国的武备也不充足，导致齐国大而虚弱，成了一个空架子。齐国后期奉行的国策叫“事秦谨，与诸侯信”。“事秦谨”，就是恭恭敬敬地对待秦国，不和秦国打仗。制定和执行这个国策的人叫君王后。君王后是一个女人，她曾经执掌齐国国政十几年，比吕后专政还要早得多。但是后人很少提起她，实际上这个女人还是很值得一提的，君王后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在“秦灭燕国”中讲到，公元前284年，秦、韩、赵、魏、燕五国联手伐齐。在五国伐齐之战中，齐愍王被杀。齐愍王死后，他的儿子法章为了活命，流落民间，改名换姓，在一位莒姓大夫（莒地封君）家中当佣人。这位莒大夫有一位千金小姐，颇具慧眼，她一眼就看出这个佣人气度不凡，绝不是普通的人。于是，出于爱心，小姐经常偷偷地拿好东西给落难的公子吃，拿好衣服让公子穿。真是落地的凤凰不如鸡。公子落难，竟然有小姐出手相救，公子自然非常感激小姐。这位小姐不但在生活上照顾他，而且还以身相许。公子和莒大夫小姐的关系自然日益密切。中国古代小说中大量的落难公子与千金小姐的因缘，看来也不全是文人一厢情愿的凭空捏造。齐愍王被杀之后，整个齐国只有莒和即墨两地还被齐国军民坚守着。逃亡的齐国大臣和莒人都在到处寻找齐愍王的公子，想立其为齐王。公子法章也获悉此事，但是，出于担心，他一直不敢承认。不过，他一直在关注着事情的进展。后来，法章知道齐国大臣是真心在找他，不是加害于他，这时，他才站出来，说明自己就是已故齐愍王的儿子（久之，乃敢自言我愍王子也）。齐国的大臣经过考察，确认他就是齐愍王的合法继承人。于是，大家共同拥立他做了齐王，他就是齐襄王。公子法章当了齐襄王，莒大夫的千金自然是一步登天，内心甭提多高兴了。齐襄王于是立她为王后，这就是齐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君王后。这位王后还生了一个儿子田建。虽然这位莒小姐已贵为王后，但是，她的父亲却非常恼怒，他说，不经过媒人而自由恋爱，不是我的孩子应该做的，玷污了我家的门风，于是，终生不见自己的女儿（太史殷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种也，污吾世，终身不睹君王后）。不管父亲的态度如何，君王后还是齐襄王的王后。她对父亲的拒不相认深表理解，而且不因为父亲不见自己就失了做女儿应有的礼数，仍然非常孝敬父母，所以，天下的人都夸君王后是个孝女。齐襄王在莒待了五年，大将田单在即墨（今山东平度）大破燕军，将燕军全部从齐国的土地上驱逐出境。田单复国成功之后，立即派人迎接在莒继位五年的齐襄王进入国都临淄。可是，齐襄王不是一位长寿之君，仅仅在位十九年就一命呜呼了。齐襄王去世后，君王后的儿子田建名正言顺地继位，成为齐国最后一位国君。《战国策·齐策六》记录了这么一则故事：秦昭襄王曾经派使者给君王后送了一副“压连环”，并对君王后说，听说齐国有很多智商很高的人，不知道能否解开这个“玉连环”。“玉连环”到底是什么，文献记载不详，但它应当是一种益智玩具，解开“玉连环”应当用智慧和耐心。但是，君王后看了看“玉连环”，立即令人拿来一把铁锤，一锤下去，“玉连环”被砸得粉碎。君王后看着砸碎的“玉连环”，笑着对秦使说，解开了（君王后引椎，椎破之，谢秦使曰：谨以解矣）。秦昭襄王送“玉连环”，目的大概是要羞辱君王后，但是，君王后却以锤解题。可见，君王后是一个有智慧有魄力的女主。齐王建十六年（前249），君王后病逝。临终之前，她对其子齐王建说，大臣中有一人可以重用。齐王建赶快说，请母后把话写下来。君王后说，好。等齐王建准备好了笔和简牍，君王后说，我忘了（君王后病且卒，诫建曰：群臣之可用者某。建曰：请书之。君王后曰：善。取笔牍受言，君王后曰：老妇已亡矣）。这位执掌齐国国政长达十五年的女主临终之前为什么欲言又止，史书无载。其实，君王后这么一位聪明的女主肯定不会忘掉哪个大臣可堪大任，她之所以最终决定不说出这位大臣的姓名，无非是不想让齐王建重用这位大臣。这是为什么？

就是浙东地区。大中十三年（859年）十二月，浙东地区爆发了由“起自田亩”的裘甫领导的农民起义。由裘甫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最初不过百余人，却很快攻下象山县（今浙江象山），并屡次打败官军进逼剡县（今浙江嵊县），使得明州（今浙江宁波）大白天也是城门紧闭。当时驻扎在越州（今浙江绍兴）的浙东观察使郑袛德立即派遣部将刘琼和范居直领兵三百，会同台州（今浙江临海）军共同镇压裘甫起义。咸通元年（860年）正月四日，农民军在唐兴县（今浙江天台）天台山的桐柏观前打败唐军，结果范居直战死，刘琼只身逃回。正月十四日，裘甫率领农民军攻占剡县，并招募将士，使得势力迅速扩大，部众达到数千人。郑袛德见首次镇压无果后，再次派出部将沈君纵、张公署、李圭率领新招募的五百名士兵进行镇压，企图夺回剡县。唐军于二月十日抵达剡县西南的三溪河畔，裘甫在河南岸设下埋伏，并派人堵塞上游河水，使得下游河水变浅可涉，然后在北岸布阵，迎接唐军的挑战。双方交战后不久，在裘甫的指挥下，农民军佯装败退，逐渐引诱唐军涉河追击。当唐军半渡时，裘甫下令释放上游河水，导致河水暴涨，唐军猝不及防，郑袛德的三员大将全部战死，五百名唐军士兵全军覆没。剡县大捷极大鼓舞了农民军的斗志，在裘甫的号召下，先前散布在浙东山中海上的小股农民军，以及其他地方的流亡农民四面云集在裘甫麾下，义军迅速扩展到三万人。裘甫自称天下都知兵马使，改元罗平，铸造“天平之印”，同时广聚钱粮，一时间声震中原。随后在裘甫的指挥下，义军兵分四路，先后进逼衢州（今浙江衢县）、婺州（今浙江金华）、明州、并攻破唐兴、上虞（今浙江上虞）、余姚（今浙江余姚）、慈溪（今浙江慈溪）、奉化（今浙江奉化）、宁海（今浙江宁海）等地，兵锋所到之处，官军全都望风而逃。对于朝廷而言，浙东地区军事力量历来薄弱，正所谓“人不习战，甲兵朽钝”，而一直龟缩在越州的郑袛德在接连吃到败仗后，一再上表朝廷告急，并向邻道求援。在郑袛德周边首先采取救援行动的是浙西观察使郑处诲，他派出一名牙将带领四百援兵援救郑袛德。不久后，宣歙观察使温璋也派兵进行援救，可是当时已经被农民军吓破胆的郑袛德在援军到来后，将援军统统调进越州城内以自卫。按照唐朝后期的财政管理规定，当藩镇兵被调出本镇跨辖界作战时，士兵的伙食要由作战辖区供应，称为“食出界粮”，这往往助长了桥兵悍将的贪欲。虽然当时郑袛德极力讨好援兵，伙食供给比朝廷规定的标准多出十几倍，耗费大量钱财，但援军仍不满意，不仅索取无度，而且都不愿意主动与农民军交战，并托词要求郑袛德派人充当向导，带路出征。而郑袛德的部将慑于农民军的威风，全都称病不愿意前往，郑袛德就是在这样一种杂乱不堪的局面下坚守城池，等待转机的到来。可以说，在农民军的强大压力下，浙东地区的唐军已经丧失了斗志，不少军将更是与农民军暗中互通声气为自己寻找后路。前边我们说过，浙东地区是唐朝兵力部署较为薄弱的地区，但这块地区却是唐朝后期中央财政收入的一块重要调取之地。《册府元龟》中《帝王部?纳贡献》中记载说：“天下贡赋既出江淮，时江淮人甚困二聚敛不息。”事实上，这也是导致裘甫起义的根本原因。而随着农民军实力逐渐增强，裘甫的起义军无疑成为刺入唐朝财政命脉的一把尖刀，进而危及大唐帝国对浙东地区的统治。浙东局势的不断恶化以及郑袛德平叛不力，使得朝廷不得不对浙东地区的形式进行重新估量。皇帝李漼让宰相们商议从朝廷挑选一名得力的武将取郑袛德而代之，宰相们建议起用曾经担任安南都护的王式。王式是历仕宪、穆、敬、文四朝元老大臣王播的侄子，虽然是一个长期依附宦官的官员，但却深谙兵法。咸通元年（860年）三月，李漼召见浙东观察使王式，询问平定浙东农民起义方略。王式认为，只要朝廷能够调集重兵，裘甫的农民军并不难剿灭。当时习惯干预朝政的宦官表示异议，认为调集重兵耗费资财太多，对此王氏提出不同意见。王式认为尽快剿灭农民军，朝廷才能做到真正节省资财，如果长时间拖延下去，朝廷迟早会被拖垮。李漼十分明白浙东地区对于朝廷的重要性，所以他同意按照王式的要求发兵，下诏调集忠武、义成、淮南三道方镇之兵归王式统一节制。当时获悉王式大军将至，裘甫军中最有谋略的副帅刘暀为裘甫提出了战略规划，他认为应该立即引兵攻占越州，依靠其城郭和府库财物为依托，然后派兵五千驻守西陵（今浙江萧山），沿着浙江修筑营垒，以阻止王式大军。同时铸造大批舟船，看准时机长驱直入浙西地区，以夺取当地财富，充实军队实力，然后回向加固石头城（今江苏南京）驻守。一旦成功后，宣歙、江西一带必然有响应者，然后派一员上将走海路直取福建，如此则朝廷财赋供给重地将全被农民军占有。当时裘甫义军处于流动作战状态，始终没有自己的根据地。而刘暀的战略规划应该说是切实可行的，如果成行的话，至少可以让农民军形成与朝廷分庭抗礼之势，算是比较有远见的战略规划。可是当时裘甫军中的另一名谋士王辂却认为刘暀的战略规划，只有三国时代的孙权才能做到。原因在于当时朝廷还可以维持大一统的局面，远远没到分崩离析的程度，他主张应该据险自守，并且陆耕海渔，一旦形势危急可以逃入海岛以自保。事实上，王辂对当时天下形势的估计完全错误，而且他的规划是一种消极防御战术。当时面对刘暀和王辂两种针锋相对的主张，裘甫始终犹豫不决，正是他的举棋不定，使得自己错过了与朝廷分庭抗礼的绝好机会。四月，王式率领大军进驻越州，开始着手布置围剿农民军，他严厉整顿当地军队纪律，使军将中那些临阵要钱要官的人全都缩手缄口，并严厉处置与农民军暗通声气的人，下令诸县开仓赈济百姓。王式的一系列做法可以说是对浙东农民起义采取釜底抽薪之法，缓和了当地的军民矛盾。对于如何剿灭裘甫义军的问题，王式依据当地形势，采取依据户籍从以往配居于江、淮的吐蕃人与回鹘人中选取三百名健壮者，配以骏马组建起一支机动灵活的骑兵，同时从当地军队挑选出四千人，让他们分路充当向导。随后王式开始调兵遣将，将浙东本军和北来援军进行混编，分成东、南两支，从越州出发两向夹击农民军。整个五月期间，农民军与王式率领的官军进行了大大小小十九次战斗，由于农民军缺少骑兵支援，进而连战连败，导致宁海失守，裘甫被困天台山一带的狭长地带，无回旋之地。刘暀愤怒之下将王辂处死，然后建议裘甫急速突围奔向宁海西南六十余里的南陈馆进行布防。裘甫当时采纳了刘暀的建议，但王式却提前判断出了裘甫义军的动向，他立即带领大军在南陈馆布下埋伏，专等裘甫的到来。五月二十九日，裘甫带领农民军来到南陈馆，结果在立足未稳之际，便遭到王式的迎头痛击，裘甫不得已突围至剡县，王式又急速追击，在剡县附近与裘甫展开多次激战。由于农民军缺少骑兵，而且装备十分落伍，因此抵抗官军时伤亡巨大。六月二十一日，在经过长时间的拼死抵抗后，裘甫和刘暀等人被层层包围的官军打垮，终于兵败被擒。八月六日，裘甫被押往长安斩首示众，浙东农民起义历时半年多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不过，此时以李漼为首的朝廷上下，一定不会想到裘甫起义仅仅是个开始，一波又一波的农民起义将会犹如风暴一般席卷整个帝国。李漼刚刚即位就遭到了浙东农民起义的严峻考验，幸好朝廷用人得当，很快剿灭了裘甫，使得李漼侥幸渡过了即位后出现的第一次政治危机。在裘甫被斩首后，李漼加封王式为检校右散骑常侍，以示对其恩宠有加。公元860年十一月，李漼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咸通”，据说这个年号是取自宣宗李忱写的《泰边陲乐曲词》中的诗句“海岳晏咸通”。但几乎就在裘甫起义的同时，大唐帝国的边境事实上也并不平静，西南地区遭到南诏的严重侵扰，出现了险象环生的局面。南诏反目李德裕当年在西南地区加强边防，使得南诏不敢进犯，但到了宣宗李忱在位时期，南诏与唐朝的关系又开始处于一种“入贡不时，颇扰边境”的状态。大中十三年（859年）八月，宣宗李忱去世后，唐朝派使者向南诏告哀。按照当时的臣属关系，南诏应该派人前往长安吊唁。当时刚好南诏王丰祐也去世，其子酋龙即位。酋龙高傲自大，既不对大唐使者加以礼遇，也不向唐廷表示哀悼。使者回到长安复命，陈说遇到的冷遇后，皇帝李漼大怒，于是拒绝对酋龙进行册封，实际上也就是不承认酋龙的地位。于是，酋龙自称皇帝，国号“大理”，并派兵攻陷了播州（今贵州遵义），唐朝与南诏由此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咸通元年（860年）十月，安南都护李雩出兵收复播州。虽然收复播州是件好事，但事实上播州并不归李雩的巡界，李雩收复播州属于越境行为，他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贪功求赏。但当时安南土著居民与唐朝边将的矛盾已经相当尖锐，例如大中年间安南经略使李琢私自下令以斗盐换取安南土著民的一头牛，使得土著民大为不满。李雩到了播州后，又擅杀当地土著首领杜守澄，进而进一步激化与土著民的矛盾，南诏人终于忍无可忍，于咸通元年（860年）十二月十三日，聚兵一万三千多人，突袭占领安南都护府所在地交趾（今越南河内）。李雩遭到重创后无所归依，只得被迫屯守武州（今中越边境）。南诏的侵扰十分出乎皇帝李漼的预料，在了解边关军情紧急之后，李漼在咸通二年（861年）正月，下诏征调邕州（今广西南宁）节度使之军援救安南。六月，李雩重新整编军队成功收复交趾，李漼为了安抚在安南势力庞大的杜守澄氏族，将李雩撤换，改任王宽为安南都护，并以失职之罪将李雩贬官为儋州（今广东儋县）司户。不过，李漼贬黜李雩的做法，并没有得到南诏的理解，此后南诏继续加大对唐朝边境的侵扰，并在七月攻陷邕州。对于唐廷而言，邕州失守是个巨大的打击，这等于是让南诏打通了北进的道路。事实上，邕州当时有重兵把守，本不应该如此轻易被攻破，之所以会被南诏轻而易举攻占，完全是因为唐朝边将腐败所致。本来朝廷从广州、桂州和容州三地共征发三千人马驻守邕州，规定每三年轮换一次。大中十年（856年），岭南经略使段文楚请准以供应这三千人的费用，在当地招募军队代替这些人驻守邕州，但实际上段文楚只招募到了五百人，所以还得借助三州兵力共同守卫邕州。大中十二年（858年）段文楚进京任职，李蒙接任岭南经略使职位。李蒙为了把空缺的戍兵名额粮饷归为己有，便找个理由将三州之兵全都退了回去，只以招募到的那五百多人驻守邕州，也就是说比先前的兵力减少了十之七八，因此这给了南诏乘虚而入的机会。南诏攻占邕州时，岭南经略使李蒙已经去世，新任经略使李弘源上任才十日。面对无兵可用的现状，李弘源被迫逃往峦州（今广西横县），南诏大军将邕州城洗劫一空后离去。皇帝李漼得知消息后，大怒之下将李弘源贬官，重新任命段文楚为岭南经略使去收拾邕州残局。南诏洗劫邕州后，又攻破巂州（今四川西昌）、进逼邛崃关（今四川荣经县），一时间大唐西南边境烽烟四起。咸通三年（862年）二月，南诏又大举进攻安南，经略使王宽频频向朝廷告急求援。皇帝李漼派遣湖南观察使蔡袭率领禁军三千赶赴救援，同时从许州、滑州、汴州、荆州、襄州、潭州、鄂州等地调集三万人马划归蔡袭指挥。南诏得知唐朝派出大批援军后，考虑到力量对比过于悬殊，于是暂时撤退以避唐军锋芒。五月十日，蔡袭率领大军到达安南，开始着手布防。事实上，如果蔡袭按部就班地布防，或许完全可以守住安南。但此时朝廷内对于经略安南产生了意见分歧，其根源来自于时任宰相杜悰的推荐。当时皇帝李漼听从杜悰的推荐，派左庶子蔡京节制岭南事宜。蔡京为人贪婪残暴，行事诡诈，可是杜悰却认为蔡京很有才干，所以委以要职。蔡京在当年三月进京，向皇帝李漼述职，也得到李漼的认可，于是被任命为荆襄以南宣慰安抚使。以往岭南分为广州、桂州、邕州、容州和安南五个辖区，全都隶属于岭南节度使管辖。蔡京奏请将岭南分割为东、西两道，李漼批准后加封蔡京为岭南西道节度使，并在授任的制文中称赞他是“识略甚远，智能超群”。此时蔡袭正在安南着手布防，以防止南诏卷土重来，但是蔡京唯恐蔡袭立功超越自己，便向皇帝李漼巫奏蔡袭是“武夫邀功，妄占戍兵，虚费馈远”，请求将戍兵各还本道。当时因为杜悰极力推荐蔡京，虽然朝廷很多大臣反对罢去戍兵，但皇帝李漼还是没有经过详细核实就采纳了蔡京罢兵的建议。蔡袭多次上奏认为，南诏虽然暂时撤退，但却始终伺机侵扰唐境，朝廷不可无不准备，应该至少留下五千戍兵驻守安南，可是奏疏递上去却犹如石沉大海。蔡京为政残暴，在辖区内设置炮烙之刑，因此引起邕州士兵极大的愤怒，结果被士兵们赶走逃入藤州（今广西藤县）。他为了掩饰自己的苛政，伪造敕书和“功打使”印，称奉诏招募乡兵攻打邕州，最终其乌合之众一触即溃，后来朝廷发现蔡京的劣迹，最终将他贬死在崖州。蔡京虽然得到了应有的报应，但他请罢安南戍兵之举却遗祸甚大。咸通三年（862年）十一月，南诏继续出动五万大军进攻安南，蔡袭向朝廷告急请求增援，皇帝李漼紧急征发荆南、湖南两道兵马两千人，桂管道三千人马援救邕州。十二月蔡袭在交趾再次请求增援，皇帝李漼又下诏让山南东道派遣一千名弓箭手增援，可是千里复原为时已晚，各路援军还在半路的时候，南诏已经将交趾城团团包围，蔡袭只得被迫据城坚守。咸通四年（863年）正月七日，皇帝李漼到城郊进行祭祀并大赦天下。可就在这一天，南诏大军最终攻陷了交趾城，蔡袭带领将士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身中十余支箭矢，突围到海边想乘坐监军的船撤离交趾，可是当时船已离岸，蔡袭最终淹死海中。李漼得到邕州陷落的消息后，只得下令诸道援军全都退守岭南西道，于是安南彻底被南诏占领。安南的陷落，不仅是唐朝国力衰弱，对臣属之地已经鞭长莫及的现实反映，更是朝廷任用边将混乱不堪的真实写照。最关键的是，大唐帝国的西南边境从此进入烽火连天的状态。此后的十几年时间里，唐廷不得不从内地调集大量兵力和物力来加以防御，加重了朝廷的财政困难，安南陷落于南诏，又引发了大唐帝国全局性的统治危机，后来的庞勋起义，就与唐朝西南边境严峻的形势有着直接联系。《新唐书》中《南蛮传中?南诏下》评论道：咸通以来，“蛮”始叛命……天下骚动，十有五年，赋输不内京师者过半，中藏空虚，士死瘴疠，燎骨传灰，人不念家，亡命为“盗”，可为痛心！可以说，南诏与唐朝反目成仇，兵连祸结，进而引起军民反抗，是导致唐朝衰亡的一个客观因素。不过，安南的陷落仅仅是个开始，咸通四年（863年）三月，在南诏成功占领安南后，继续挥军北上直逼邕州。高骈出征南诏并不仅仅满足于占领安南，在安南休整两个月后，继续挥动大军进攻左、右两江，直逼邕州城下。当时，岭南西道观察使郑愚见南诏军声势浩大，内心产生畏惧，上疏朝廷说自己是“儒臣无将略”，请求朝廷任用得力武将对抗南诏。于是，皇帝李漼决定以义武节度使（今河北定县）康承训代任，同时征调荆、襄、洪、鄂四镇兵马一万人，跟随康承训一同赴援邕州。康承训到了邕州后，由于南诏进攻更加频繁，皇帝李漼又继续征调许州、滑州、青州、汴州、兖州、郓州、宣州和润州八镇之兵共同增援邕州。咸通五年（864年）三月，南诏增兵至六

侵扰河西、陇右等地，实乃帝国心腹大患，朝廷应该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尽快组织对吐蕃的反击。可惜的是，当时李豫忙于设立河朔三镇，使得他没有重视郭子仪的奏疏，他只派出御史大夫李芝芳出使吐蕃，结果却被吐蕃扣留，两年之后方才回归。吐蕃的这种做法，出乎了李豫的意料，但帝国当时已经满目疮痍，如果就此和吐蕃开打，实在勉为其难，所以李豫的想法是通过怀柔策略来稳住吐蕃。但正所谓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彪悍的吐蕃人根本不吃你这一套。仅仅三个月后，吐蕃便率领吐谷浑、党项、氐、羌共计二十万人马，攻入大震关（今甘肃清水县东陇山东坡），并接连攻陷兰、郭、河、鄯、秦、成、渭等州。吐蕃军队一路势如破竹，事实上在吐蕃人刚刚攻陷大震关时，大唐边将立即告急求援，不过宦官程元振隐瞒不报，致使唐朝在很短的时间内，接连失陷十多个州，此时唐廷上下无法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但到了十月，当吐蕃大军继续接连攻陷径州（今甘肃安定县）、邠州（今陕西彬县）、奉天（今陕西乾县）、武功（今陕西武功）时，京城长安方才大骇。吐蕃大军居然能够打到自家门口，这让李豫百思不得其解，但当时形势危急，李豫顾不上追究是谁的责任，便匆忙以其子雍王李适为关内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出兵咸阳进行抵御。郭子仪领命后不敢怠慢，带领大军立即赶至咸阳，但吐蕃二十万大军绵延数十里，已经从凤翔司竹园渡过渭水，继续向长安进兵，郭子仪见形势万分危急，便派时任中书舍人的王延昌火速回京入奏，请求增兵支援，但在宦官程元振的阻挠下，王延昌没见到李豫，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使得李豫错过了最后一个能够阻止吐蕃大军攻进长安的机会。当时王延昌进京后，很多人开始知道吐蕃大军即将打到长安的消息，例如渭北行营兵马使吕月将由于吐蕃大军已经进入自己的辖地，他没有等朝廷发兵的命令，便组织两千人马西进抵抗吐蕃大军，可惜由于兵力太少，最终兵败被擒。当李豫知道吐蕃大军即将袭来的时候，吐蕃人已经神速地过了便桥（今陕西咸阳西南西渭桥），这也意味着不出一天的时间，吐蕃大军就可以到达长安城之下。时间已经不允许李豫组织人马进行抵抗，慌乱之中他只能带领少数精兵仓皇撤出长安，东奔陕州（今河南三门峡），随着李豫的逃离，唐廷上下顿时犹如树倒猢狲散，百官纷纷逃亡，中央禁军也瞬间溃散。长安城陷入混乱的消息，很快传到了郭子仪那里，于是他又立即带领人马从咸阳返回长安，意图誓死守卫长安，但他还不知道李豫已经逃出长安，当他刚刚到达开远门（长安城西侧第一门）时，便看到已经反叛的射生将王献忠带领数百骑兵，簇拥着李隆基之子丰王李珙等人准备西迎吐蕃进入长安。面对这种情况，郭子仪果断阻止这些人继续前行，不过他也从王献忠的口中得知皇帝陛下已经离开长安到了陕州，于是他擒获王忠献，让人押解王忠献和李珙交给身在陕州的李豫。而郭子仪则带领兵马转道长安城南的万年县，在距离万年县二十五里处的御宿川循山而东，依次经过蓝田、武关（今陕西丹凤），前往商州（今陕西商县）收拢各路人马准备反攻长安。十月二十日，吐蕃大军进入长安，事实上当时长安城内反叛者并不止王献忠一个人，时任龙武卫大将军的高晖看到吐蕃人到来后，便和吐蕃大将马重英共立邠王李守礼之孙广武王李承宏为帝。当时吐蕃人在长安城内大肆抢劫府库钱财，焚毁百姓房屋，繁华的长安城顷刻间变得残破不堪，凄凉万分。不过吐蕃人并不想在长安城停留过久，事实上他们的目的并不是想占领长安城，而是大肆抢劫金银财宝，然后大摇大摆地回国享受。但是此刻身在陕州的李豫早已经万分惊恐，他生怕吐蕃人东出潼关继续向陕州进兵，所以他下诏让郭子仪率领军队来陕州保护自己，而郭子仪上表回复：自己出兵蓝田，西拒吐蕃。“臣不收复京城，无以见陛下，若出兵蓝田，吐蕃必不敢向东！”郭子仪的建议远比李豫的想法要周全得多，当然作为大唐帝国最具军事才能的人，此刻也表现出了过人的胆略和坚定的信心。李豫看到奏表后大喜过望，于是他同意了郭子仪的建议，并下诏让蒲、陕、商、华诸州人马共同在商州会合，统一接受郭子仪的调度，反攻长安进击吐蕃。十一月五日，郭子仪让左羽林大将军长孙全绪率领二百精骑作为先锋军，首先出蓝田观察吐蕃人的动向，然后又让宝应军使率领一万人马随后兵出潼关接应长孙全绪。长孙全绪到达蓝田东南的韩公堆后，便不再向前进兵，而是隐藏在山谷之中，白天击鼓、广张旌旗，夜间则大量燃烧火炬，以迷惑和恐吓吐蕃人。事实证明这种办法十分有效，负责守卫长安外城的吐蕃军队在得知消息后，以为唐军要进行大规模的反攻，于是将消息报告给了长安内城的吐蕃人。吐蕃人本来就不想长安城长时间停留，这次长安城一月游已经让他们取得了丰厚的回报，目的已经达到，如果和唐军拼个你死我活，也完全没有必要，所以十五天后，吐蕃大军撤离长安。叛将高晖看到大势已去，率领三百骑兵准备东出潼关，前往河北投奔李怀仙，没想到被唐将李日越在潼关擒杀。吐蕃人虽然撤离了长安城，但撤退之中依然没有忘记搂草打兔子，当他们走到凤翔时，意图进入凤翔城劫掠，但节度使孙志关闭城门据守，吐蕃大军围攻数日不克，恰好镇西节度使马璘领兵前来勤王，当他知道凤翔被围时，立即投入了解救凤翔的战斗。马璘在凤翔城外从吐蕃大军身后发动突然袭击，吐蕃人猝不及防，向城外两侧溃退，马璘自知兵力不多，没有穷追猛打，趁着吐蕃人溃退留下的空隙，引兵进入凤翔城。次日休整之后，马璘引兵背城出战，凭借着浑身是胆，他单骑奋勇向前砍杀敌人，左右随从千余人亦奋勇杀敌，吐蕃军队进攻凤翔本来就抱着有枣没枣打三竿子再说的心态，在看到马璘抄家伙动真格的时候，吐蕃人遂无心恋战，一股脑地向西撤退。不过这次成功洗劫长安，激发起了吐蕃人的贪欲，他们并没有立即撤回国内，而是驻扎在原（今宁夏固原）、会（今宁夏中卫）、甘（今甘肃成县）、渭（今甘肃陇西）诸州一带，窥测唐廷的动向，如果时机成熟，他们还想再搞一次长安城的观光游览活动。对于整个大唐帝国来讲，这次浩劫却是一个转折点，自此之后吐蕃经常侵扰帝国的西南边境，最关键的是，经历安史之乱的唐帝国已不再是先前那个盛世帝国，面对吐蕃人的侵扰，帝国已经没有贞观、开元盛世时期的强硬还手之力。广德元年（763年）十二月，在吐蕃人撤出长安城将近一个月后，李豫确信长安城回归安定后，便车驾还京。回到京城长安后，李豫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慰劳郭子仪，然后将吐蕃人先前立的那个傀儡皇帝李承宏流放华州，并下令在鄠县（今陕西户县）及中渭桥驻屯大量兵马，防备吐蕃人再次袭来。直到现在为止，李豫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虽然这次吐蕃人从长安城抢走了大量的金银财宝，但对于李豫而言，这些都不是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还能回到京城长安，还能坐在那个万人敬仰的宝座之上。可是就在李豫这口气还没有长舒痛快的时候，吐蕃人再次来袭，而这一次形成外患的原因居然是帝国内部出了家贼，当时谁也想不到，引来吐蕃外患的居然是在平定安史之乱中立下大功的仆固怀恩。怀恩叛唐在前边我们虽然介绍了一些仆固怀恩平定安史之乱时的所作所为，但由于篇幅所限一直没有对这个人进行详细介绍。仆固怀恩是铁勒人，安史之乱爆发后在跟随郭子仪作战中屡立战功，又与回纥关系良好，曾出使回纥借兵，并嫁二女与回纥和亲。安史之乱中，仆固怀恩家族中有四十六人为国殉难，可谓满门忠烈。虽然在平叛进入尾声时，仆固怀恩出于私心有意保留安史叛军的残余势力，但对于唐廷来讲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从客观结果来讲，仆固怀恩和朝廷还是找到了契合点。从仆固怀恩的经历来看，这样一个在平叛战争中立下大功、而且满门忠烈的人是不应该生出叛乱之心的。但最终导致仆固怀恩下定决心反叛大唐的，并不是因为仆固怀恩的野心所造成的，史书记载仆固怀恩反叛是因为得罪了当朝宦官。事实上仆固怀恩叛唐是一件迫不得已的事情，准确地说是为了自保。广德元年（763年），仆固怀恩奉命护送自己的女婿和女儿（回纥的登里可汗和光亲可敦）回漠北，每经过一地都会受到当地官员的礼遇。但在经过太原的时候，河东节度使辛云京因为回纥的可汗是仆固怀恩的女婿，担心仆固怀恩会发动叛乱，竟然关闭城门严加防备，这让仆固怀恩很是生气，他上表奏报朝廷辛云京无端猜忌自己，结果却是石沉大海。对于此事，朝廷方面没有表态，是仆固怀恩最终下定决心反叛的一个导火索。因为在这之后，仆固怀恩见朝廷没什么反应，便下令让自己的几万朔方军驻扎在汾州，然后让儿子仆固玚率领一万人马驻扎在榆次，副将李光逸、李怀光、张维岳等人各自率领人马分别驻扎在榆次、晋州、沁州等地，对太原形成合围之势。不过当时仆固怀恩还没有反叛之心，他这种做法只是想给身在太原的辛云京一种压迫感，他想用实际行动告诉辛云京：别看朝廷没反应，我手中的军队是可以有反应的。但在我看来，仆固怀恩虽然能征善战，但在政治上不是个高手，他或许没有想到，他的这种做法，反而让辛云京找到了借口。结果当宦官骆奉先来太原巡视时，辛云京在骆奉先面前诬告仆固怀恩意图谋反，很快就会攻打太原。而太原是大唐的北都，应该说辛云京的话很有煽动性。不过骆奉先还是个很有原则的人，他并没有偏听辛云京的一面之词，而是在回长安的路上顺道拜访了仆固怀恩，一方面是出于礼节，另一方面也是看看仆固怀恩的动向。对于仆固怀恩来讲，这本来是个很好的自辩机会，但很遗憾他没能抓住，错过了一个可以证明自己清白的机会。仆固怀恩接待骆奉先本来就没带着好气儿，他主观地认为骆奉先此番前来是受了辛云京的蛊惑，是来监视自己的，而且仆固怀恩的母亲在酒席上又责备骆奉先没在第一时间来拜访自己的儿子，而是先去了辛云京那里，这让骆奉先十分尴尬。最关键的是，当骆奉先准备告辞回京时，仆固怀恩居然把他的马藏了起来。骆奉先顿时怒不可遏，在他看来，自己虽然是皇帝身边的奴才，但还轮不到你仆固怀恩随便戏耍，于是骆奉先利用黑夜的掩护，翻墙出去逃回长安，向李豫报告仆固怀恩意图谋反。李豫得到消息后将信将疑，他的第一反应是不相信仆固怀恩这么个为大唐出生入死的人会谋反的，于是他派遣宰相裴遵庆前去慰问。仆固怀恩在发现骆奉先逃走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所以在见到裴遵庆之后，抱着他的脚大哭，说自己没有谋反之心，藏起骆奉先的马是想让他多留几日，并无他意。裴遵庆告诉他，如果想证明自己是清白的，那就和他一起回长安面见皇帝陛下，仆固怀恩丝毫没有犹豫地答应了。但就在仆固怀恩准备启程时，副将范志诚却拦住了他，范志诚认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皇帝陛下已经对仆固怀恩产生了怀疑，而且安史之乱平定后，朝廷那些功臣名将被削减兵权的不在少数，此番去见皇帝陛下恐怕是凶多吉少。可是仆固怀恩已经答应了裴遵庆，如果就此反悔，反倒是百口莫辩，于是他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想让自己其中的一个儿子跟随裴遵庆回长安，既表白了自己，同时也使自己不至于陷于绝境，但这个想法也被范志诚所否定。裴遵庆在无奈之中尴尬地离开了汾州，回京后向李豫详细汇报了汾州之行的来龙去脉。如果说先前骆奉先前来拜访，仆固怀恩错过了证明自己清白的第一次机会，那么这次裴遵庆前来，仆固怀恩又错过了第二次机会。问题的关键是，仆固怀恩一次次地错过机会，但朝廷方面却开始采取措施，虽然开始的时候其措施并不是那么强硬。李豫听到裴遵庆的汇报后，依然对仆固怀恩谋反的事情将信将疑，所以他准备最后再派人前去宣召仆固怀恩进京，如果仆固怀恩依然不来，那么就采取强硬措施。这次他选中的人是时任检校刑部尚书的颜真卿。李豫之所以选中颜真卿，是因为颜真卿的口碑很好，不仅能够不带任何偏见地秉公办事，而且仆固怀恩对其也没有偏见。但颜真卿却没有欣然接受这个任务，原因在于李豫还在陕州的时候，颜真卿曾经建议李豫召回仆固怀恩，但李豫没有采纳。为此他特意面见李豫，陈述自己的理由：“如果当初陛下避狄入陕的时候，我去找仆固怀恩晓以“春秋”大义，他肯定会来的。可现在，仆固怀恩进没有勤王之名不能来京，退又无法解除众人的猜疑，进退无据，怎么会来呢？现在声称仆固怀恩谋反的只有辛云京、骆奉先、李抱玉、鱼朝恩四个人罢了，其他人都认为他是被冤枉的。仆固怀恩所部朔方将士都是郭子仪的旧部，不如派郭子仪去收其部众，消弭兵乱。”颜真卿的建议不失为一着妙棋，不费一兵一卒就可以让仆固怀恩臣服，可惜他并不知道仆固怀恩以前做过什么，此一妙计却最终导致仆固怀恩走投无路而决意反叛。仆固怀恩之所以能够在朔方军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威信，除了他战功赫赫之外，还因为在平定安史之乱后，他对部将撒了一个弥天大谎，那就是郭子仪被鱼朝恩谗杀。要知道朔方军对于郭子仪的崇拜是无人能够代替的，现在郭元帅已死，那仆固怀恩就是他最好的继任者。而且当时汾州别驾李抱真在得知皇帝陛下正在忧虑仆固怀恩的事情，特意前往长安告诉了李豫这个惊天秘密，李豫听完后决定立即起用郭子仪主管朔方。李豫本以为他的决定会让仆固怀恩立即臣服，但让他意想不到的是，他的这个决定不仅没有使仆固怀恩臣服，反而引起了一场战乱，最终却再次让吐蕃人卷入其中。果然，郭子仪一去，众将纷纷来归，仆固怀恩顿时极度恐慌，因为害怕被杀，不敢上朝明志，于是下定决心反叛。仆固怀恩首先遂遣其子仆固玚去攻打辛云京，因为辛云京是第一个说他想要的谋反的人，但仆固玚很不争气，被辛云京打得大败，结果又攻榆次，再次失败。一连两次失败让仆固玚极为恼怒，最终因为暴打士卒被部下杀害。儿子的惨死让仆固怀恩十分震惊，加上部将纷纷转向投奔朝廷，仆固怀恩可以说是自反叛之日起就颇为不顺，不过他也十分明白既然走上了这条路就无法再回头，所以在人心涣散的情况下，仆固怀恩只得带领亲兵三百人从汾州撤退，准备逃回朔方本镇。仆固怀恩在逃回本镇的路上就向驻守灵州的部将浑释之送去檄文，希望他能够让自己进入灵州城，但精明的浑释之通过仆固怀恩的动向判断出他一定是遇到了麻烦才来灵州，所以浑释之不想让仆固怀恩进城，可是这个想法被其外甥张韶所否定，就在浑释之犹豫不决之时，仆固怀恩已经到了灵州城下，浑释之无奈之下只得开城门迎接仆固怀恩进城，可是浑释之没有想到，仆固怀恩刚一进城，张韶就出卖了他，结果仆固怀恩将浑释之杀死，接收了他的人马。接收了灵州城的人马虽然让仆固怀恩的实力得到了增强，但仆固怀恩清楚地知道他手下这点人马是无法和朝廷相抗衡的，他必须要聚集更多的力量来充实自己，现在放眼望去，在人心皆向朝廷的情况下，似乎只有灵武还可以聚拢一些人马，所以仆固怀恩在灵州只停留了三天，便赶往灵武。在仆固怀恩刚刚离开汾州的时候，郭子仪便到达了汾州，众人在得知消息后，纷纷重新投靠郭子仪，这样在不经意间仆固怀恩丢掉了汾州这块阵地，而仆固怀恩的母亲也因此被朝廷接到长安城。仆固怀恩到达灵武后，招集了不少人马，一时间使得他声势大振，但即使这样李豫也并没有一心将他往死路上推，而是优待其母和家眷，希望他能回心转意不要反叛，在李豫看来，无论怎样仆固怀恩毕竟是平叛的功臣。可惜李豫的仁义并没有换来仆固怀恩的回心转意，相

大铖传》，第69页。?袁继咸：《浔阳记事》，第7、10—11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715页。?钱第八章江南的抵抗运动乃清兵未至，而君相各遁，将士逃降，清之一统，指日可睹矣。至是而一二士子率乡愚以抗方张之敌，是以羊投虎，螳臂挡车，虽乌合百万，亦安用乎！然其志则可矜矣，勿以成败论可也。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52页从迎降的南明官僚手中接管了南京政府的大清官员发现，这座城市自身生计都很难维持，更不用说安顿一支庞大的占领军了。新任江宁（南京）巡抚毛九华向北京报告说：初改京为省，一切事务，皆属创始；而十室九空，库藏如洗，军需急如星火，料理维艰。虽然当局尚能为其在被分隔开的东北城区的部队借占到民房；但为那些在南京城外空地上放牧的军中牲畜寻找饲料，却极其困难，满汉旗军的马群，很快就把城周围60里的草地几乎都吃光了，骑兵面临马匹减员的危险。与此同时，清朝官员们还不得不供养一批南明降军的在籍官兵。当时南明卫戍部队总计有72卫，这就是说，有几百官员和几千士兵。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些降军：他们共包括165名各级各类军官和23.8万名士兵。这样，多铎就不得不为将近25万名北方士兵寻找粮食。就像洪承畴报告的那样，每一名宿营在朝阳门和太平门的南明士兵，都作为清军新兵登记入册了，然后每月发给一担口粮。不过军粮供应很快就会告罄，那时新政权就不能不考虑是否遣散这些士兵了。不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降军的存在可以保证安全。只有到秩序充分恢复，他们已不能重新武装起来的时候，这些士兵才能被遣散回乡。然而，把他们留在军队里，又会使新政府负起庞大的财政消耗。而且，在征服江南和更南地区时，四镇的士兵被证明还是很有用的；而这些士兵却不同，他们对清军来说毫无用处。首先是军官过剩，许多军官又虚报兵员，造成官多兵少；其次，那些见于名簿者，也不是军纪严明的战士，看起来他们擅长的只是恫吓百姓，而不是战场拼杀：“不肯安分成法，每生事好乱。”因此，左右为难的是，满族征服者手里有大量的士兵，但同时又缺乏足够的、训练有素的部队有力地控制长江下游。像李成栋一类募兵组成的部队在进军中已经失去连连取胜的势头；而此时战斗部队变成了驻防军，负责统治江南的清朝官员们对其军阀同盟者抢劫和欺辱平民百姓的危险，便格外警惕。毛九华向北京送上了一份报告，撇开其中的官样文章部分（“民岌岌朝不谋夕，其望大兵也，如望云霓”）不谈，我们仍然可以从中看出，统治者最关心的问题在于“地方棍徒，四起抢劫。”在这样一场令人瞩目的军事胜利之后，如果他们的占领要想成功的话，大清统治者就必须避免单纯的军事行动，比如像刘良佐和李成栋一类难以管束的军阀的部队对平民的残害。他们必须转而依靠和平手段，特别是依靠地方绅士的自愿合作，以避免进一步的暴力破坏。这些是他们宣传工作的燃眉之急，因而也是满人要求正统合法性的主要凭借。满人已经掌握在手中的，是那些把南京献给多铎的官僚们，其中最重要的是钱谦益本人。其妾柳如是强烈反对他为清政府服务。她要求他三思而行，恪守名教节义，拒绝与敌人合作。尽管他对这个建议很生气，但是钱谦益对他自己另投新主显然也有矛盾心理；当他看到被拘押在多铎军营中的弘光皇帝时，他忍不住失声痛哭，在其故主面前一跪不起。但是他可以用这样的想法来安慰自己，那就是：只有他这样的大臣情愿不顾名节之累而与敌人合作，其他中国人才能得以保全。这意味着，一方面他相信投降使他能够保护那些被怀疑忠于明君的文友们；另一方面他也认为，他为非暴力平定江南付出的名誉代价其实是他自己的光荣。钱谦益和其他许多与征服者合作的南明文士，都用这种方式论证他们的变节行为，认为在这种现实情况下，他们中的一些人就不能不承受同代人一时的道德非难，以便在日后保护他们。钱谦益可能受到了一些以节操自诩的忠明分子的公开诽谤，但他一直用这样的想法安慰自己，那就是正是由于他自己甘心忍辱负重，才使毫不必要的流血得以避免，许多人的生命得以保全。对钱谦益，这种羞耻与骄傲的复杂情感，还变成了一种对“以招抚江南为己任”的迷醉。他派其私人幕僚周荃去多铎那里，告诉他说吴地百姓一向驯顺，因此不需诉诸武力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平定。此后，钱谦益向多铎提供了一些可以承担江南安抚使命的文士姓名。从1645年6月12日开始，300多南明官员被任命在江南担任职务，而且这批行政官员中的掌权者，不是属于赵之龙一派，就是属于钱谦益一派。他们随即就和各个江南中心城市的绅士领袖取得了联系。他们以钱谦益专门选定的“天与人归”为口号。他们许诺去阻止清军屠刀之下的成千上万的汉人被杀死，但前提是这些地方绅士必须保证老百姓的归顺，把赋税和户口的簿册交给新政府的使臣。正当一些大使被派往苏州和松江等要地收取赋税户口簿册时，钱谦益一伙发出了精心谋划的呼吁，要求江南绅士共同分担维持公共秩序的社会义务。比如，在上海，那里的沿海乡村遭到了海盗潘复的劫掠，为清朝接管行政的那些官员向这个地区的乡绅明确指出，新的秩序需要合作性的自卫。在召集起那些长老和宗族首领之后，那些清朝的合作者又特别强调，他们的社会义务就是使那些制造混乱的人归顺当局统治者。

乡绅们的矛盾心理

江南地区的经济分化

了一大口酒。马基雅维里心想，回头得给提莫提欧神甫那座显灵的圣母像再敬上一根蜡烛：到目前为止，他编造的这个故事没有辜负他的期望。“我知道我可以相信你，亲爱的尼科洛。”巴托罗缪停了一会开口说道。“我向来看人八九不离十，我十分肯定你是个谨慎的人。我向你打听圣·维塔里的事情是有原因的。但是我没有想到你这么快就证实了我所听到的情况。”“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朋友。”“你知道，我也十分希望能有一个儿子，能够继承我的产业，田地和房屋，还有公爵授予我的封地和贵族封号。我有一个守寡的姐姐，有着两个儿子，我一度想收养这两个孩子。虽然这件事对她一家是件好事，她却不同意和两个儿子分开。她坚持要母子三人一起搬过来住。但是她意志刚强，和我一个样，我可以想像，如果她搬过来住，三个争吵的女人和我住在一个屋檐下面，我将不得安宁。这将是争吵不休的一个局面。“这个我相信。”“我将一刻都不得安宁。”“你的生活将变成一种煎熬，他们会把你争来抢去。”巴托罗缪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这就是你要咨询我意见的问题吗？”马基雅维里问道。“不是。昨天我正在与提莫提欧神甫讨论我的难处，他非常奇怪地向我谈到了圣·维塔里这个人。虽然我从来不认为我本人有什么问题，以至于让老婆怀不上孩子，但如果圣·维塔里的骸骨有这么大的功效，我应该去一趟拉维纳。我在那里还有一些生意，所以即使我不能达到我主要的目的，这一趟路也不会白跑。”“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看不出你为什么要犹豫。你有可能满载而归，同时又不会损失什么。”“提莫提欧神甫是一个正直完美的圣人，但是他对于世俗的事物不是太了解。我觉得这件事有些蹊跷，如果这位圣灵有着像人们所说的那么大的功力的话，为什么在此之前我没有听人说起过呢？”一时间马基雅维里有点不知所措，不过也就是那一瞬间。“您忘记了，男人们往往不愿意承认他们有不育的事实，而将问题归于他们的妻子。你可以确信，这些前去求圣灵帮忙的男人是悄悄前去的，而且注意不向外面透露他们的妻子是靠了这件事才怀孕的。”“我没想到这个，但是不要忘记，如果大家发现，我去拉维纳朝拜，而且朝拜毫无效果的话，我就会成为城里人的笑柄。这就等于向人们承认我患有不育症。”“但是人们又怎么可能知道呢？提莫提欧神甫难道没有告诉你，你必须做哪些事情吗？根据朱利亚诺的经验，你必须在圣灵的遗骨前用一个晚上来静坐和祷告。”“这怎么可能？”“只要付上一点小费，教堂的执事就会在傍晚他锁上门之后让你留在里面。早上你参加第一场弥撒，然后去吃早餐。之后你就可以去照料你的生意了。完了之后你就可以回家，见到你怀孕的妻子了。”巴托罗缪微笑着看了马基雅维里一眼。“你不会因为我去做这件事把我看成一个头号傻瓜吧？”“亲爱的，神的意志是莫测高深的。我只能告诉你发生在朱利亚诺·岱里·阿尔伯泰里身上的事。至于这是不是一件神迹，我又从哪里去知道？”“这是我最后的希望了，”巴托罗缪说道，“我会试一试的。朱利亚诺大人靠着这件事成功了，没有任何理由我就不会成功。”“完全同意。”马基雅维里说道。第二十二章在接下去的一个星期里，马基雅维里的情绪变化不定，起伏之大，犹如一条色调狂放的被子上的各种颜色。一会儿他满怀希望，一会儿他又心情沮丧。他从快乐的憧憬走到愤怒的失望，一会儿心情激动，不能自制，一会儿又陷入绝望之中。因为巴托罗缪无法下定决心，他既想前往，但又讨厌这个想法。他就像受到了诱惑，要将他手里的钱去赌一件机会渺茫的事情。于是一方面担心丢掉钱财，另一方面又贪念那有可能到手的好处。他可以在某一天决定前往，然后隔一天又变了卦。马基雅维里的消化系统本来就非常脆弱，这种不确定性让他的胃病加重了。如果他花费了这么多心血和钱财创造出这么一个机会以后，他却不能去利用这个机会，那可真是太残酷了。他给自己放了血，吃了一点泻药，只吃一些流质食物。更糟糕的是，他的工作更重了，公爵与他那些叛乱的首领们之间的谈判恶化了，变得十分棘手，马基雅维里不得不撰写大量的信件给执政团，会见使者，在宫里面花时间了解情况，并和那些从各个城邦来到伊莫拉的有影响力的人会面。到了最后的关头，命运朝他露出了笑容。巴托罗缪在拉维纳的一个代理人写信给他，告诉他，如果他不立即将一件他谈判了有些时日的生意谈妥，对方会接受另外一家的报价。这件事让巴托罗缪下了决心。马基雅维里的胃疼消失了。当天，他在与巴托罗缪聊完以后，就去见了提莫提欧神甫。后者同意向巴托罗缪提供马基雅维里所提出的那些建议。为了取悦奥莱莉娅，他去了一个到伊莫拉来做生意的小商贩那里，买了一副绣着金线、散发着香味的手套。这让他花了不少钱，但在这个关头，他不能太吝啬。他打发皮埃罗将手套送过去，特地告诉皮埃罗，让他求见卡特琳娜女士，这样仆人们就会以为，皮埃罗只不过是为他的主人送信来了。另外，马基雅维里让皮埃罗转告卡特琳娜，他要和她见上一面，愿意在一个她方便的时候在教堂里与她见面。当皮埃罗回来告诉他说，卡特琳娜女士叫来了她的女儿，奥莱莉娅看到礼物非常高兴，马基雅维里不禁十分高兴。这种手套在当时是非常珍贵的，著名的曼图亚侯爵夫人都认为这种手套配得上法国王后。“她看上去如何？”马基雅维里问道。“奥莱莉娅女士吗？她看上去非常开心。”“别犯傻了，孩子。她看上去漂亮吗？”“她还是老样子。”“笨蛋！卡特琳娜什么时候会去教堂？”“她今天下午会去参加晚祷。”马基雅维里与卡特琳娜回来以后，心里十分开心。“人类真是一种高级动物。”他心里想着。凭着勇气，机巧和钱财简直没有什么他做不成的事。起初奥莱莉娅着实被吓坏了，根本不愿意去听这个建议，但是一点一点地被卡特琳娜说服了。卡特琳娜的说词是无法辩驳的，这也很自然，因为这些都是马基雅维里事先准备好的。这些理由，加上提莫提欧神甫温和但却有力的劝诫，就更加有说服力了。奥莱莉娅是个理智的姑娘，明白有时犯些小恶，却能带来大善，所以面对这样的机会不去利用，是不合情理的。简而言之，只要巴托罗缪安全地上了路，她就准备满足马基雅维里的要求。巴托罗缪一旦打定主意，就决定马上行动。于是乎，第二天中午他带了一个仆人和一个马夫，就朝着拉维纳出发了。马基雅维里出于他平常的礼貌，过去和巴托罗缪话别，并祝愿他一路顺利。尼娜被打发回了她父母家过夜。尼娜走了以后，马基雅维里让皮埃罗给巴托罗缪家送去了一只大篮子，里面装有刚从河里打上来的活鱼，两只肥肥的阉鸡，糖果铺子那里买来的果脯蜜饯，以及一大瓶当地酿造的最好的酒。谈妥的计划是，马基雅维里一直要等到太阳落山以后的三个小时后，也就是晚上九时后，当塞拉菲娜已经熟睡之际，来到院子的一个小门前，卡特琳娜会把他带进来，然后大家一起用晚餐。在一个合适的时间她会回到自己的卧房，把马基雅维里和他钟情的美人留在一起。她让马基雅维里保证说，他必须在天亮以前离开房子。皮埃罗送完礼品篮回来时，带来了卡特琳娜女士的一份最后的口信。她会在教堂钟声敲出九点的时候在小门旁守候着。为了确保就是马基雅维里本人，他必须快速地敲两下门，然后等一会，再敲一下，然后再等一小会儿，再敲两下。这之后门就会被打开，他要马上闪进门，一句话也不用说。“这可真是在和一个有经验的女人打交道。”马基雅维里心想。“她什么事情都做得滴水不漏。”他让一个仆人拎一桶热水进来，然后洗了个澡，他自从和玛丽埃塔结婚前的那个夜晚洗了澡之后还没有洗过澡。他记得那天洗完澡之后他得了感冒，而且还很自然地将感冒传给了玛丽埃塔。然后他就往身上洒了一些香水，这香水是他在为奥莱莉娅买玫瑰油的时候一起买的。他然后穿上了他最好的衣服。为了不至于破坏他对于那顿他盼望已久的丰盛晚餐的胃口，他没有享用塞拉菲娜准备的简单的晚餐，推托说他要和费雷拉公爵的使者一起在旅馆吃晚饭。他尝试着去读一会儿书，但是因为太兴奋了，总是不能集中注意力。他胡乱地弹了一会儿鲁特琴，但是他的手指却不听他的使唤。他想了一会柏拉图的对话体作品，满意地得出结论，快乐总是和痛苦相伴随，是一件并不完美的善。柏拉图的对话录中确实有料，但是那些对永恒事物的沉思冥想的部分也着实枯燥无味。想起这件事的难度，以及他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克服困难的过程，他禁不住心花怒放。如果不承认他是异乎寻常地聪明，这对他来说简直就是一种虚伪，一种配不上他的行为。他还想不出第二个人能够如此运用高度的技巧，熔自己的激情，以及相关各方的性格弱点和利益于一炉，而将这些因素都服务于自己的意愿。好像这等待的时间永远不停止似的，然而突然教堂的钟声响了起来。马基雅维里迅速起身，披上大氅打开了院子的门，准备走进那漆黑的夜色中。他正要抬腿向巷子里走去，却听到鹅卵石铺就的路面上传来一阵脚步声。他将门关上了一部分，站在门后，想等那个过路的人，不管他是谁，走过门口再说。但是他们并没有从他门前经过，相反地，他们在他的门前停了下来，其中一个人开始叩门。由于门并没有插上，敲门的动作把门向后推进去了一些，两位来人手里擎着的火炬正好照见了过道中的马基雅维里。“啊，尼科洛大人。”其中一个人开口说道。马基雅维里立刻就认出他是公爵的一个秘书。“我们是来接您的。而您是不是也正准备要去宫里？公爵大人要见您。他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您。”有那么一会的工夫马基雅维里有些不知所措。他想不出任何借口来推托公爵的邀请。如果他没有穿着一身外出的打扮让人家撞上，他完全可以递个口信出去，说自己卧病在床，不能应请。但是眼下这个样子，他又怎么可以借口身体不适而推辞？公爵不是一个你可以随随便便地声称另有安排而推托不去晋见的人，况且，如果他确实有重要的消息要知令马基雅维里，作为一个外交人员，马基雅维里也绝不可以推辞不去。很有可能这些消息，关乎佛罗伦萨的安危。想到这里马基雅维里心里一沉。“等一会儿，让我告诉我的仆人，他不用陪我去。”“没有这个必要。我们会派人把您安全地送回来的。”马基雅维里进了客厅，然后转身将门关上了。“听着，皮埃罗。公爵要见我。我会和公爵简短地见上一面，告诉他我正患着腹绞痛。卡特琳娜女士估计正在等着呢。去她的院子，用她告诉你的方法去敲门。告诉她这里发生的事，并且告诉她我会尽快回来，告诉她让你在院子里等着，我去的时候可以为我开门。”“明白了。”“并且告诉她我非常沮丧，深感痛苦，十分悲伤，愁眉苦脸，满腹怒气。我会在半小时后回来。”说完这些他就和那些来接他的人前往宫里。他被带到了一间接待室，秘书离开了他去向公爵通报他的到来。马基雅维里等待着。五分钟，十分钟，十五分钟。接着秘书回来了，转达了公爵的歉意。原来一名信使刚刚抵达，带来了教皇的一些信件。这会儿公爵正和埃尔纳主教以及阿加皮托·达·阿马利亚一起闭门读信呢。一旦他完事之后，他会立即叫马基雅维里过去。于是马基雅维里又一次被晾在了一边。他的耐心正经受着残酷的考验。他坐立不安，他在椅子中不停地换着坐姿，他啮咬着的自己的指甲，他在房间里来回地踱着步。他开始皱眉，接着满脸怒色，接着怒气升腾，最后他简直是怒发冲冠了。最后，在绝望之中，他冲出了接待室，找到了那个去请他的秘书，用一种冰冷的语调质问他，公爵是不是把他彻底给忘了。“这实在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如果不是为了一些十万火急的公务，公爵是不会让您久等的。我相信他要告诉您的事对于佛罗伦萨执政团来说至关重要。请您少安毋躁。”马基雅维里尽全力控制住了自己的恼怒，在就近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秘书开始和他谈话，虽然马基雅维里用一些简单的语句来敷衍秘书的问话，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但是秘书还是兴致很高，丝毫不觉得无趣。马基雅维里用了很大的努力才没有让自己告诉那个喋喋不休的话匣子闭上他那张愚蠢的嘴。他心里一直在念叨着：如果他们来晚一分钟就不会找到我了。最后阿加皮托·达·阿马利亚亲自过来了，告诉马基雅维里公爵已经可以见他了。到这个时候，马基雅维里已经足足等了一个小时。他想到皮埃罗这会也许正站在门背后在寒冷的院子中打着寒战，一丝讽刺的笑容浮上他的嘴角。想到在这当口，不只他一个人在受着洋罪，他感到些许的安慰。公爵由他的表弟埃尔纳主教陪着。他显得很有礼貌，但是并没有浪费时间进行寒暄。“我一向对你开诚布公，书记官大人。今天我要向你清楚地宣示一下我的立场。我对于你奉执政团的命令而传达的所谓的善意并不满意。教皇随时都可能去世，我如果要保全我的领地，就必须采取措施保护自己。法国国王是我的盟友，另外我还有一支武装力量，但这也许还不够。因此我希望我能够与周边的邻居们建立友好的关系。这些邻居是博洛尼亚，曼图亚，费雷拉和佛罗伦萨。”马基雅维里心里想，现在不宜老调重弹，再一次地阐述佛罗伦萨政府的善意。因此他明智地选择了沉默。“至于费雷拉，我们采取了联姻的办法，把我亲爱的妹妹卢克莱齐娅女士嫁给了公爵，教皇为此还为我妹妹准备了一笔丰厚的嫁妆。除此之外，我们还给了他那个做红衣主教的兄弟不少好处。通过这些措施我们获得了公爵的友谊。在曼图亚方面，我们正在做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把侯爵的兄弟封为红衣主教，交换条件是侯爵和他的兄弟要向我们缴纳四万杜卡特。第二件事就是将我的女儿嫁给侯爵的儿子，在把我女儿嫁过去的时候这四万杜卡特会作为嫁妆带回去。我毋须向你指出，互利互惠是建立持久巩固的友谊所能够有的最坚实的基础。”“无懈可击，阁下。”马基雅维里微笑着问道，“博洛尼亚方面呢？”博洛尼亚方面的领主，焦万尼·本蒂沃留和那些叛乱的首领站在一起。虽然他的军队已经后撤，与公爵的军队脱离了接触，但是和公爵还是处于交战状态。瓦伦丁诺公爵捋着他那精心修剪的，棱角分明的络腮胡，阴险地笑了。“我没有想要占有博洛尼亚。我要的是她的合作。把焦万尼先生变成朋友，比把他从博洛尼亚城里撵出来要快一些。话又说回来，即使我占了博洛尼亚城，我也很有可能守不住，到头来可能会让我一败涂地。另外，如果我不和博洛尼亚达成协议，费雷拉公爵将不会给我任何帮助。”“焦万尼先生可是和叛乱分子签了协议的。”“这一次你的情报就不准了，书纪官大人。”公爵和颜悦色地回答道。“焦万尼先生认为协议条款并不能够保护他的利益，所以拒绝签署那个协议，我正和他的兄弟联络，到目前为止事情的进展让双方都很满意。一旦我们达成协议，他的兄弟会收到一顶红衣主教的帽子，或者，如果他对神职不感兴趣，他可以娶我的表妹，博尔贾红衣主教的妹妹。我们四个城邦，加上法国国王的支持，会变得无比强大。到那个时候，你的主子有求于我的地方将远远超过我有求于他们的地方。我要说我对他们不怀有任何恶意，但是形势比人强，如果没有任何条约限制我的话，我将会有足够的余地按照我最高的利益而行事。”图穷匕见了。马基雅维里思考了一会儿。他知道阿加皮托和埃尔纳主教在凝视着他。“阁下究竟是要我们做什么呢？”他尽可能用一种若无其事的镇定神态问道。“我知道您已经与维泰洛佐和渥西尼达成了协议。”“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签任何协议呢。对于我

和盐铁使，将这些人的权力移交宰相直接主管，同时恢复安史之乱前的旧制度，让全国各地通过两税征收的粮食货币，由各道和各州直接运送长安。事实上，这等于是取消了当年刘晏创立的中央直接经营漕运的做法。当时李适由于对崔造极为信任，所以同意了他的建议，立即委派户部侍郎元琇主管盐铁，户部侍郎吉中孚主管度支，宰相班子成员齐映主管兵部、李勉主管刑部，刘滋主管吏部和礼部，崔造则主管涉及帝国财政问题的关键部门户部和工部。李适的这个安排实际上主要是将财政管理体制恢复到安史之乱以前，不过让李适想不到的是，就在他刚刚安排好一切后，便有人找上门来表示强烈反对。反对的人正是此前不久运送来三万斛大米的韩滉。韩滉是李隆基时期宰相韩休的儿子，少年好学，性格精明强干，因为父亲的缘故没有经过科举考试便进入仕途，由于名声颇好，很多藩镇屡次聘请他担任幕僚。李豫当政时期韩滉由地方官跻身中央官职，历任吏部员外郎、给事中、尚书右丞等职。大历六年（771年），韩滉出任户部侍郎、判度支之职，他在这个职务上的表现，既让他作为理财家而声名鹊起，同样也暴露出他性格上的弱点。据《旧唐书?韩滉传》记载，韩滉在职位上对下属约束极严，不允许有丝毫的欺诈和渎职行为发生。虽然他掌管度支事务，但对手下却极为苛刻，不仅不给予恩惠，反而在处理政务时，往往将手下的一些小过失说成是原则性的大错误，这让很多人对他产生了怨恨。由于韩滉树敌过多，以至于在大历十二年（777年）因为关中的水灾检核不实问题，遭到了诸多同僚的弹劾，被排挤出朝廷外调为苏州刺史，不久又转任润州刺史兼镇海军节度使。韩滉虽然被排挤出朝廷，但对大唐的忠心并没有改变。泾原兵变李适仓皇出逃，韩滉在自己的辖区内努力训练军队保境安民，使朝廷的财赋之区在动荡中依旧保证安宁，从整个战略角度来看，这无疑对大唐危而复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更何况那三万斛大米让李适犹如重新找到了生路。由于韩滉表现出色，贞元元年（785年）正月，李适任命韩滉兼任江淮转运使，韩滉由此掌握了转运江淮物资的大权。但就在这个时候，崔造却偏偏提出了财政体制改革的建议，这当然让性格本就刚烈的韩滉十分不满，而且从利益角度而言，韩滉也必须坚决反对。所以他对崔造提出的新型财政管理体制发难，不能不引起朝廷上下的震动。韩滉很精明，他没有将攻击的矛头指向宰相崔造，而是指向主持盐铁事务的户部侍郎元琇。元琇为了解决京城货币流通缺乏、物价昂贵的问题，准备从江淮一带收集现钱四十万贯，并委派韩滉转运至关中，韩滉就是利用这样一个机会开始发难。韩滉上疏李适说从江淮运送一千钱到京城，运费需要一万钱，国家不仅没有赚钱，反而损失了很多。李适由此召问元琇事情的来龙去脉，元琇立即解释说一千钱的重量相当于一斗米，从江淮运到京城的运费只需要三百钱。对于如此专业的问题，皇帝李适只能听信大臣的汇报。于是他下令催促韩滉立即运钱到京城，没想到韩滉找出一系列理由推诿不执行，搞得李适也是无可奈何。事实上无论是李适还是崔造都忽略了一点，那就是由于盐铁转运诸使主掌财政自安史之乱以来已成惯例，成为帝国财政体制不可缺少的部分，如果没有这些人的支持，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韩滉不过是其中的代表！由于韩滉这样的盐铁转运使的抵制，崔造的改革形成一纸空文。反观韩滉却从江淮源源不断运来粮食，即使皇帝李适再有理想和魄力，也必须首先要填饱肚子，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崔造的改革逐渐被废止。崔造就这样在郁闷之中一病不起，与他这边逐渐消沉相比，韩滉那边可谓是一帆风顺。贞元二年（786年）十一月，李适将韩滉从江淮调到京城，正式以宰相身份参与朝廷事务决策。十二月二日，李适下令以韩滉兼任度支、诸道盐铁转运使之职，事实上这标志着李适彻底否定了崔造的改革。但韩滉并不准备就此罢休，为了打击报复崔造，他上疏李适请求罢免崔造和元琇的职务，认为如果留他们在京城，早晚有一天他们会报复自己，李适不得已将两个人贬出京城。朝廷中没有了崔造，韩滉等于扫除了自己面前的障碍，于是他开始按照自己的想法大刀阔斧地施政。虽然性格刚烈，但韩滉最擅长的就是发现和使用人才，早在江淮地区任职时，韩滉所征辟的幕僚都能让他们发挥出最大的潜能，可是就在他刚刚准备招募人才时，韩滉突然病逝，此时距离他来到长安仅仅两个月的时间。韩滉的突然去世，使他没有机会发挥才能，在崔造之后进一步解决帝国的财政问题。而继任宰相张延赏虽然颇有才干，但因为在吐蕃入侵时，力主与吐蕃修好，结果遭到吐蕃人反水而引咎辞职，未能在财政问题上有更多的表现。可以说自平定藩镇以来，李适意图重振帝国的财政，其主观意识是好的，但他的性格造就了他不能长期信任一个人，崔造的结局就是最好的证明。即使韩滉没有去世，其最终的结果也未必能好到哪去，不过李适是不会意识到自己猜忌的性格才是造成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当时在李适看来，即使没有了韩滉，财政的问题也还是必须要解决的，放眼望去适合做这个事情的人只有李泌，于是他起用已经历经三起三落的李泌进入宰相班子，协助处理财政问题。不过让李适想不到的是，自此之后包括李泌在内的几任宰相，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没有彻底解决帝国财政的危机问题。结症李泌被常衮排挤出京城后，一直到建中四年（783年）泾原兵变时才被李适召回到身边。贞元元年（785年）被任命为陕虢观察使，韩滉去世后，李适让李泌进入宰相班子，承担起解决帝国财政危机的重任。李泌接任时正逢吐蕃入侵，为防备吐蕃的进攻，唐朝在关中西部派了大量的防秋兵，军饷费用十分浩大。面对如此艰难的形势，李泌向李适提出了解决财政危机的建议。李泌认为实行两税法以来，地方藩镇、州县大都违法征税，加上朱泚叛乱后，各地争着增加税赋，对犯罪吏民征收罚金，把收入作为征募军队防卫辖地的军饷。朱泚叛乱平定后，各镇的地方官因为害怕非法征税的丑行被发现，都不敢向朝廷报告。现在朝廷应该宣布赦免他们的罪过，但必须要让他们将那些非法征来的税钱，除去地方使用的份额外，一律上缴朝廷，这样就可以就可以暂时解决军费开支不足的问题了。李泌的这种方法仅仅局限于应对吐蕃的入侵，从实际的效果来看还算不错，但李泌没有想到另一个严重的问题随之而来。当时唐军集结在关中西部防御吐蕃的兵力达到十七万之多，每年食用二百零四万斗粟米。而当时关中的米价为每斗一百五十钱，因此每年防秋兵的军粮费用高达三百零六万两。由于藩镇之乱刚刚平定，加以天灾不断，不仅朝廷无法支付这笔巨额经费，就算是将各地方非法征收的税钱全部上交，也买不够这么多军粮，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这是个无底洞。这种情况李适十分忧虑，甚至考虑裁减防秋兵力以减轻军粮负担，为此李泌经过严密的调研向李适提出如下建议：现在吐蕃人用牛向原州（今陕西固原县）和会州（今甘肃靖远县）一带运输军粮，粮食运完后，那些牛将就基本上没有用了，李泌建议立即调拨左藏库中陈旧的布帛染成彩布，通过党项人作为中间人调换牛，每头牛用不了两、三匹布就可以换来。用十八万匹布可以换回六万头牛，再命令各个冶炼作坊铸造农具并出借麦种，分赐给诸军镇，让他们招募士卒，开垦荒地播种，同时规定在转年小麦收成时加倍偿还，剩余的小麦官府按照比市价增加五分之一的价格收买，转年春天如法行事。当时李适对于边镇的农垦情况并不十分了解，所以对李泌的建议有些犹豫。李泌看出了李适的顾虑，所以他进一步为李适算了一笔经济账。李泌将自己的调研的结果详细为李适讲解，那就是关中沿边一带土地肥沃但荒芜已久，如果开垦播种收成一定很好，等到戍卒获得利益后，转年愿意耕种的人会更多。而边境地区居民稀少，士兵们吃的又是国家的粮食，收获的粟米没有地方出售，价格一定会跌落很多。如果官府名义上加价收购，实际上比现在的军费开支要少很多。李适听完后大喜过望，于贞元三年（787年）三月开始下诏实行，经过一年多的实际运作，朝廷的财政收入稳步提升，戍守边境的军队供应得到充足的保证。可惜李泌那个时候已经是接近古稀之年，长时间的操劳使他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贞元五年（789年）三月，一生极具传奇色彩的李泌在家中病逝，他的财政改革措施也随之寿终正寝。在李泌之后对李适一朝财政施政策略影响较大的是宰相陆贽。贞元八年（792年）四月，陆贽进入宰相班子，由此开始了新一轮的财政改革措施。和李泌不同的是，陆贽出任宰相的时候，国家虽然没有战乱，但河南、河北、江淮地区大面积出现暴雨灾害，河南、河北、山南、淮南诸道四十多个州出现大洪水。黄河下游到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一片汪洋，被淹死的人多达两万，而且供应唐王朝赋税之地的江淮损失惨重。与之对应的是关中地区天气较好，所以收成颇丰，针对这种情况，陆贽特地为李适上了一封名为《清减京东水运收脚价子缘边州镇储蓄军粮事宜状》的奏章。这篇奏章收录在《全唐文》中，大致意思是利用关中丰收的机会，让受灾的江淮地区停止向关中运送粮食，将粮食以每斗下降30%的价格兑换成钱财上缴朝廷，然后朝廷再用这些钱收购关中地区的粮食，一部分用于赈灾，另一部分增加对西北军镇的供应。李适采纳了陆贽的建议，这使得李泌去世后，朝廷的财政改革再见曙光，李适对陆贽大为赞赏，同时将他提拔为首席宰相。但是，利用关中粮食丰收的机会，及时增加西北边境的军队储量，这种做法也仅仅是治标不治本。更为严重的经济财政问题，是两税法实行以来，出现了严重的跑偏现象和种种弊病。例如两税法实行以后，最初还是能够按照规矩执行。但到了贞元年间，由于社会开始安定，商品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对货币流通的需求开始增加，但朝廷铸造的铜钱却没有增加。结果由于货币流通规律调节，货币开始增值，显示出“钱重货轻”的现象。但百姓交纳的两税税钱数量，依旧是按照建中元年确定的标准执行。建中元年每匹绢价三千二百钱，而贞元中期每匹绢价格跌到一千六百钱，所以两税法实行之初每年只需交纳一匹绢的，这时至少需要交纳两匹才够纳税，虽然表面上看税额没有增加，但百姓的实际负担却加重了两倍以上。最关键的是，当时朝廷经常派使者直接向朝廷各部门和各个藩镇索取财物，这种做法称为“宣索”。朝廷各部门和藩镇转而将这些负担加在老百姓身上，但由于天灾人祸不断，百姓大量逃亡，使得各地方税收大量减少。而两税法又是以征收税额为考核标准，所以很多地方虚报户口，将一户分为三户上报，等于一户需要上交三户的税额，这样使得没有逃亡的百姓赋税的负担更加沉重。贞元十年（794年）的夏天，李适也感觉如果这种局面不彻底改观，或许会发生更大的祸乱，于是他询问宰相陆贽有没有什么办法。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李适在位期间至关重要的一次可以改变帝国财政危机的机会，同时也是最后一次。但因为李适性格的原因，最终他还是错过了。当时陆贽向李适提出了五点建议：一、两税征收废除以铜钱的计算标准，改为以布帛为计算标准。二、地方官以增加户口、税额和垦田作为考核标准。三、延长纳税的期限。四、征收的茶税钱用来设置义仓以备赈灾之用。五、国家赋税的标准要高过兼并之家收取农民地租的标准。陆贽对这五条建议都做了详细的说明，限于篇幅所限我们不再赘述，这五条建议有对租庸调法的赞誉，也有对限田主张的批评，但更多的还是对两税法实行以来的种种弊病，给予了最深刻的分析，而且对于怎样缓和财政危机提出了可行性见解。不过，让陆贽想不到的是，这次李适居然将他的奏疏束之高阁。事实上李适的这种态度，与他身边出现了另一个宠臣有关。这个人的名字叫裴延龄。裴延龄，河东永济（今山西永济）人，少时才学俱佳，曾经辑录过裴裀所注的《史记》，因而被华州刺史董晋聘为判官，后来因为受到杨炎的赏识被调入京城，担任太常博士之职，开始了京官生涯。卢杞、崔造担任宰相期间，裴延龄格外受到赏识，因而其仕途也颇为顺利，先后升任膳部员外郎、集贤直学士和判度支之职，尤其是判度支一职，直接掌握中央的财政收支，虽然其任期短暂，但为裴延龄未来受到李适的信用，重掌帝国财政大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过裴延龄的缺点是为人较为轻率，后来受到宰相张延赏的厌恶被贬为著作郎以及司农少卿等闲职。裴延龄真正崛起的标志是在贞元八年（792年）七月，当时户部尚书判度支班宏去世，宰相陆贽推荐湖南观察使李巽接任。李适最初同意了，可是不久改变主意想让裴延龄接任。结果遭到了陆贽的反对，陆贽认为裴延龄虽然才学俱佳，但人品是个大问题，如果让他掌握帝国财政大权，恐怕会引起朝野震荡，同时也会影响皇帝陛下的声誉。但李适显然不这么认为，这个性格倔强、刚愎自用的皇帝坚持自己的想法，立即启用裴延龄为户部侍郎判度支，他的这个做法为陆贽树立了一个实力强劲的政敌。裴延龄的崛起标志着陆贽开始逐渐受到皇帝的冷落，而造成这种局面一方面源于裴延龄的运作，另一方面源于陆贽自身的性格。陆贽具有典型的君子之风，这是他最大的优点，但身处官场也是他致命的弱点。例如各地方官进京时，都会派使者向主管官员送礼，凡是送给陆贽的都被其一概退回，搞得使者们很是尴尬。李适劝说陆贽稍加变通，一些小礼品、小礼物还是可以收下的，不然的话显得不通情理，好像拒人于千里之外一样。但陆贽有着自己的一番理论，他认为送礼这件事是个无底洞，究竟什么是大，什么是小很难界定，与其这样还不如一概不收，这样时间长了那些送礼的人也就习惯不送礼了，朝廷的风气自然而然地就会转变。陆贽的话虽然是君子的正论，但无论哪个朝代的官场都不是陆贽想象的这样简单。仅仅是他不收礼这套理论，就让皇帝李适感觉陆贽实在有些偏执，于是在贞元九年（793年）五月，李适将右仆射贾耽、尚书右丞卢迈全都充实进宰相班子，事实上等于分散了陆贽的权力。李适的这个举动让裴延龄嗅到一丝不利于陆贽的气氛，于是这个曾经受到陆贽排挤的判度支决定扳倒陆贽。在这种情况下，陆贽尽管依旧忠心耿耿地向皇帝进言，但往往适得其反，而裴延龄因为能言善辩，善于迎合，正好得到李适的宠信。当时由于群臣畏惧裴延龄受到宠信，都不敢告诉皇帝李适裴延龄的荒诞无知。只有陆贽因受到过李适的敬重，仍旧不厌其烦地向李适进言，请求撤换裴延龄的判度支之职。但陆贽的进言却让李适感觉陆贽是嫉贤妒能，反而对裴延龄更加宠爱。针对这种情况，陆贽似乎感受到了来自裴延龄的威胁，于是他决定在裴延龄出手之前，倾全力对裴延龄进行一击。但是陆贽却没有料到这次主动进攻彻底断送了他的前程。贞元十年（794年）十一月三日，陆贽为李适上了一封弹劾裴延龄的奏章，历数裴延龄的罪恶：“裴延龄以聚敛财富为长策，擅长阴谋诡计，甚至以这些为荣，他就像尧帝时的共工氏，鲁国的少正卯一样。陛下如果认为裴延龄受到诽谤，可以让他申辩，如果知道他行为荒诞，就不应该纵容他。裴延龄仰仗陛下对他的宠爱，不再有任何畏惧之心，戏弄朝廷如同儿戏，有如秦时的赵高。他的肆意妄为京城之人全部知晓，上到公卿大臣，下到市井百姓现在都在议论他的是非。希望陛下明鉴！”在奏章的最后，陆贽加上了一句话：“臣担任宰相，官位

少家产，但这次大出血还是几乎掏空了他的家底。所幸成功贿选，要不然只能去跳黄河。可话又说回来，“贿选”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要比“不选”进步得多，毕竟“贿选”在政治透明度上远胜暗箱操作的“不选”。1923年的国庆节，即10月10日，曹锟兴冲冲地从保定赶回北京，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曹锟成功贿选总统成了年度头条新闻，这么火辣的内幕当然也引起了海内外的共同抨击。其中，“民国骂神”吴稚晖的表现最出彩。吴稚晖同志是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口才十分厉害，世称“疯狗”，威名远扬四方，没人惹得起他。他的厉害之处主要在于两点：一是逮着谁咬谁，从老一辈的慈禧到小字辈的汪精卫、蒋介石和戴笠，都被他尽情地“咬”过，差点没撕碎了。二是他的口味相当重，火力总是在对方的脐下三寸左右徘徊，爱惜面子的人很难骂回去。像这一次，他就给曹三爷想了一个“省钱”的招——男人的精子若能全部胎化为人，那么曹锟与太太云雨一次，便可以生出四万万个子女，一致都选老子，就不用花那么多的钱去收买议员。黄段子的生命力一向很强，尤其是在市井间，因此吴先生的这个荤段子深得老百姓的钟爱，传着传着，曹锟就得到了一个“精虫总统”的非荣誉称号。曹三爷的个人威信因此严重下降不说，更严重的是，他贿选总统的行为将吴大帅这些年拼死拼活为直系积累下来的政治资本一扫而光。这对直系的前途而言，是一个十分不妙的信号。“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曹锟贿选总统，令孙中山先生十分不开心，可他也知道，凭自己的力量目前无法撼动直系，好在自己正行走在正确的大路上，早晚都会干掉北洋军阀，只是这需要一些时间。为了更好地借助苏联的力量和经验强大自己，孙大元帅决定向前辈取经。于是，1923年8月，蒋介石作为孙中山口中最能干的人，率领“孙逸仙博士考察团”前往苏联考察。什么时候孙中山拥有博士学历了？其实孙中山只是香港大学的一名本科生而已，其博士头衔十有八九是人们把Dr.（医生）误译成博士所致。尽管未曾取得医学博士学位，但孙中山还是不失为一位晚清名医，他行医的故事不少，其医德更是有口皆碑。孙中山此番派遣蒋介石赴苏考察的主要目的有二。其一，与苏联共产党中央高层以及共产国际高层进行面对面地沟通交流，增进彼此的了解，学习更多的经验，争取更大的同情和更多的援助。其二，在蒋介石出发之前，国民党党中央和总参谋部鉴于北伐屡次失利的不利局面，想出了一个似乎快速有效的北伐方案——尽可能将战场转移到更利于接收苏联物资援助也距离北京路途更近的中国西北地区。具体说来就是，孙中山希望苏联帮助国民党在外蒙古的库仑（今乌兰巴托）办一所军官学校，进而帮助国民党训练出一支军队，然后从外蒙古发起进攻，干掉曹锟这厮以及以他为首的北京政府。对于国民党的这个军事计划，苏联军委主席托洛茨基明确拒绝了蒋介石：你们应该将绝大部分注意力放到宣传工作上，尽量减少军事活动。你们应该从自己国家的本土而不是外蒙古发起军事行动，尽快放弃军事冒险。尽管蒋介石努力争辩，但苏联坚决不支持国民党的外蒙古军事计划。这让蒋介石很生气，他当天在日记里写了一段话说：求人不如求己，一些人宣称是你的盟友，但是他考虑问题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无论为个人，为国家，求人不如求己。无论亲友、盟人之如何亲密，总不能外乎其本身之利害。而本身之基业，无论大小成败，皆不能轻视恝置。如欲成功，非由本身做起不可。外力则最不可恃之物也。——杨天石《寻找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在苏联取了三个月的经，但“蒋僧”与唐僧不同，他发现苏联并非极乐世界。他在日记中说：在我没去苏联之前，我相信苏联对我们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是绝无私心恶意的，但是考察的结果让我感到了苏联对新疆、蒙古和东北的领土野心，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感觉苏联所谓“世界革命”的策略与目的，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比西方殖民地主义更危险。了不起！政治阅历并不深的蒋介石，居然能嗅到“霸权主义”的味道。由此，民族主义者蒋介石感到苏联对国民党的援助完全是出于领土野心和不良目的。尽管蒋介石同志之前曾认真攻读马列主义著作，曾认为中国革命可以分两步走——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下一阶段，但是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和共产国际出面邀请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他以“须请命孙先生”的托词婉拒。蒋介石满怀期望地去苏联取经，却没有修成正果，可他也并非毫无收获，通过仔细观察和沟通交流，他总结出了两条革命经验：经验一，必须独立、自动、不受外人支配。经验二，“一个主义一个党”，革命必须由“一党来专政和专制”。可以说，正是这次苏联之行，使得蒋介石对共产党和苏联的态度产生一百八十度转弯，为他在四年之后进行的武力清党埋下了伏笔。尽管蒋介石觉得苏联危险，但蒋介石更知道，这时的国民党根本就离不开苏联的援助。这就是政治，政治就是永远追逐利益的最大化。1923年10月6日，苏联顾问鲍罗廷到达广州。在接下来的七个星期中，孙中山、鲍罗廷两人定期就国民党改组计划进行商讨。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经过艰苦努力，压下党内的不同声音，坚决改组国民党，他要将一个“士大夫”阶层的团体改造成有人民参加、有人民支持的合格的政党。值得一提的是，马林提出的“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建议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于是共产国际命令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孙中山与李大钊的斡旋下，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与中国国民党的蜜月期。当然，这也要归功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尚无自己独立的、鲜明的政治主张，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它也未获得独立运作的授权，没有能力独立行动，所以，中国共产党当时的官方思想就是遵照共产国际的命令，真诚协助国民党。由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得以正式确立。而孙中山接下来的主要任务就是创建一支忠于党忠于自己的军队。要有这样的军队，就必须要有培养军官的学校。于是他决定创办一文一武两所学校——国立广东大学和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前者就是现在的中山大学。那么，广为人知的黄埔军校在哪里？其实，从来就没有什么“黄埔军校”，只是因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后来定址广州市黄埔区长洲岛，大家就以地名“黄埔”代称它，其真名反而被世人忽略。下面就来聊一聊这个培养了国共两党无数将星的摇篮，说一说这所近代中国最伟大的军校。第十章黄埔！黄埔

黄埔新立

，卡伦的父亲被逮捕入狱之后，她的母亲及姑姑开始向她施压，要她作证她父亲不曾猥亵莎拉。由于卡伦没有证据证明她父亲是否清白，所以她不愿意出庭作证。卡伦事无巨细地向我描述她和卡特里娜——她母亲——最近的一段对话。“你爸绝不可能做出这种事！”卡特里娜尖叫。“他才不会伤害小女孩！”“噢，会的，他会，”卡伦答得冷静。“你在鬼扯什么？”卡特里娜大喊，指控意味远大于惊讶。“我猜你以为他曾经侵犯你，跟你发生性关系！”卡伦低下头，没有回话。“那都是你想象出来的！”卡特里娜习惯强迫别人接受她的意见，致使她越来越口不择言。“说不定根本就是你自己想虐待自己！一定是你自找的！反正全是你想象出来的！”卡特里娜越来越偏执，不留情，卡伦好想吐。每次碰上这种时刻，卡伦总要怀疑记忆是否出了问题；但她旋即想起父亲拿电线缚住她的手脚，将她绑在他床上，过去的一切再度变得真实。警方要求为莎拉进行检查，确定是否遭到性侵犯，卡伦同意了。莎拉的检查一无所获，但妮娜却有遭受性侵犯的创伤。卡特里娜和卡伦的姑姑皆表示她们不相信卡伦的父亲会对任何人做这种事，她们要求卡伦去把父亲保出来。卡特里娜尤其心急，因为只要她丈夫在牢里多待一天，家里就少一天收入。卡特里娜不断恳求、威胁、羞辱卡伦，企图逼她交出1000美金的保释金。卡伦的父亲也每晚从牢里打电话给她（费用当然是她出），每晚不止一次；但卡伦拒绝付费接听。由于父亲天天打电话骚扰她，烦得她头痛欲裂严重到呕吐的地步。负责此案的弗莱厄蒂警官告诉卡伦，假如她父亲再继续打电话骚扰，请她随时通知他。卡伦拒绝了，因为她害怕父亲挟怨报复，也不想再承受母亲更强烈的愤怒。1992年4月初，卡伦的姑姑将她父亲保释出狱。他在牢里蹲了6个礼拜。出狱后他立刻打电话给卡伦，电话整晚响个不停，试图逼她出庭作证。最后她终于联络弗莱厄蒂警官，警官警告他不得再骚扰卡伦，否则准备回去吃牢饭。※※※※“我妈希望我出庭为我爸作证，”卡伦的声音越来越小，“而我丈夫一直怪我。”她重重叹了口气，跌坐在椅子上。她看着我，眼里满是绝望，“活着好累，我再也不想应付这些了。”母亲，父亲，丈夫，自杀。快，我得赶快决定先对付哪一个。“你母亲要你作证？”我问。“对。她要我说我父亲不曾侵犯我。”“你想怎么做？”我问。“我想死！我梦到好大的手掐住我的脖子，我不能呼吸……我吓醒，大口喘气，可是当我再度入睡，同样的梦境却一再出现。”卡伦用手捂住喉咙，奋力吸气，仿佛她尚未脱离梦境。“‘大手’听来像是小孩印象中的大人的手，”我说。“我告诉过你，我爸以前常说，如果我敢把事情说出去，他会伤害我，杀了我！他是认真的！有一次他还示范给我看：他掐住我，让我没办法呼吸，一直到我快昏过去了才松手。可是他说，要是他高兴，他也可以继续掐住我不放。”“双方律师曾要求你出庭作证吗？”我问，她摇头。“既然如此，那就先别担心作证的事。我们暂且假定你不需要作证吧，除非法庭传唤，否则我认为你应该不会出庭。如果你母亲继续吵你，你就告诉她，一旦上了证人席，你绝对不会说谎，之后就让她自己体会你的意思。好吗？”卡伦点点头，专注地望着我。这么做算不上治疗，但卡伦需要指点。我利用停顿转换气氛。“以前我们聊过你想离开丈夫，因为他对待你的态度很不好……现在呢？现在你有什么想法？”我试着从与寻死无关的话题着手。假如我能提供她些许依靠，协助她思考现实问题，或许她就不会太过绝望了。我需要多加探索、了解她在家里的情况。“我还没准备好处理我的婚姻，”卡伦再度叹气。看着她动也不动，垂头丧气坐在那儿，我努力抵抗，不让她的沮丧影响我。我想帮助她向前走，但要推动一个如此沮丧的人实在好困难。“儿子也看不起我，”她继续说，“跟他爸一个样儿。我不敢打他。因为我怕我会像我爸一样，一出手就停不下来。我丈夫处处破坏我立下的规矩。假如儿子被我关禁闭，他还是让他出门，这样他就可以扮好人。”卡伦沉默下来，好一会儿没说话。然后她突然开口，“我宁愿死也不要被离婚折腾，或是一个人过日子。”这下可好，我想，问题棘手了。我怀疑我们根本不可能有机会摆脱寻死的话题，更别说什么“进步”了。连婴儿学步那样小小的一步也希望渺茫。“如果你可以选择，”我说，“你希望改变哪一件事，让自己好过一点？”好吧，这么问也许很蠢，但我总得找个切入点，让她开始想想如何改变自己，而不是责怪自己，成天沮丧无望。“我希望乔希不要再喝酒，”她说，“他到家没多久就开始喝。不喝到不省人事绝不停下来。”“再告诉我一遍，他喝酒之后会怎么样？”“几罐啤酒下肚之后，他会变安静，再多喝几罐就变得很凶很暴力。”她眼看别处。“然后他就开始打我。发完疯，他倒头就睡。”太难了。我们对乔希的酗酒问题根本束手无策。他的行为只有他自己能负责。但话说回来，或许我们能想办法保护她不受他的暴力威胁。“当他开始喝酒，变得安静不说话，你都怎么做？”我问。“我会叫孩子们不要吵，离他远一点，”她说，“然后等待。”“就像你跟父亲相处时一样，”我说。她看着我，我看见这句话似乎在她心中激起涟漪，她开始比较父亲和丈夫的虐待行为，发现其中的相似性。“你还小的时候，”我说，“就算被虐待，除了委曲求全、想办法在家里待下去，你也没有别的选择。现在你是大人了，尽管受虐的状况与童年类似，但你的选择却比以前更多。假如你觉得没办法离婚，那么你或许可以在最危急的时候暂时离开。只要你先生开始喝酒，你和孩子就准备好随时出门；一旦他开始不说话，立刻带孩子出门，在外头待一两个小时再回来。你们可以去吃冰淇淋，或者看电影。等他睡了再回家，尽可能避开他发怒施暴的时间。”卡伦认真地猛点头。“可以的话，你还想改变跟先生相处的哪些部分？”我问。“他常为了我来找你而跟我吵架，”她说。我点点头，鼓励她继续往下说。“上礼拜六，我们又为此吵了一架，结果他打我，揍我，这里，”她指指自己的左下腹，“很痛。这边一直很痛，痛到现在。”“看医生了吗？”我问。我看着她，试着推想哪些脏器受伤可能导致持续性的疼痛。“没有，”卡伦回答，声音很小。“怎么不去看？”我问，有点抓狂。泪水缓缓流下来，卡伦似乎有难言之隐。“我好希望自己死掉，”她说，羞愧地扭过头。我再次耐心等她开口。“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她说，“他一直对我大吼大叫。他说，我总有一天会像我爸那样猥亵我的孩子。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叫我去死。他说我不该再来找你，他说这根本是浪费时间，浪费钱。他把我原本要付给你的支票兑现，把钱拿去买酒和买香烟。”“有些机构能协助受虐妇女，帮助她们……”卡伦举起手，不让我说下去。“我知道，”她说，“我已经拿到这方面的信息了。”“那你为何不采取行动？”卡伦又露出羞愧的表情。“不值得这样做。我觉得我应该不会活这么久。部分的我以为，我根本就是懦弱、没勇气才会苟活到现在。要是我够坚强，我早就行动了。”“待会儿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医院验伤。”我直截了当，让她知道这是明确的指示，“离开这里之后，你直接去挂急诊。虽然有可能只是淤伤，但你丈夫揍你的手劲也可能导致内出血。”“可是我怎么知道不是自己弄的？”她问。我的表情有些疑惑，她看见了。“有时候我也会弄伤自己。”这实在太难处理，太难引导了。“不管原因是什么，”我的语气微微带着恼怒，“你要去看医生，确定你没有内伤。”卡伦耸耸肩，哀伤地转身离去。“还有，明天打电话给我，”我对着她的背影喊道。门在她身后缓缓合上。她没作任何表示。※※※※1992年10月，某天晚上10：30，我接到卡伦的电话。她把声音压得很低，而且越来越小。“我想伤害自己。”“怎么了？”“我先生揍了我一顿，”她在电话里哭了起来。我等她继续说下去。“用球棒……我不想活了。”“你哪里受伤？”“我的腿，还有背，我不知道……”我们讨论她可以采取哪些行动：报警，找妇女庇护所帮忙，带孩子去朋友家住，等等。但她什么都不想做。她说，她丈夫已经醉倒了，今晚应该不会再醒来。我要她吃一两粒我开的镇静剂，多少睡一下，然后我说我要打电话给弗莱厄蒂警官。她勉强同意，给我他的电话号码。我打电话过去，他不在，接电话的是一位詹姆森警官；我说卡伦遭她丈夫殴打，她立刻了解事情的严重性，表示会留言给弗莱厄蒂，请他明天早上跟我联络。我打电话给卡伦，把我跟警局的对话告诉她。我的行动似乎让她松了口气，而她也答应我不会伤害自己。我们约好下次诊疗时间，然后我再打给詹姆森警官，把我刚才跟卡伦的谈话重点——包括她答应不伤害自己（我部分是为了自保）——转述给她听，确认弗莱厄蒂明天早上会打电话给我；或者，万一他今天晚上要找我，请打电话到我家。我挂上电话——不过才11点，但我觉得仿佛已经讲了好几个钟头的电话。我觉得压力好大。不过，说来奇怪，我从没想过要摆脱卡伦，这感觉就像看到一个孩子掉进河里，但她不会游泳，你怎么可能不跳下去救她？现在我已跳下水，奋力泅水想接近她，但她却一再脱离我的掌握，令我觉得自己也即将溺水。然而，我似乎总是能及时浮上水面，尽可能向她伸出我的手。不知我俩是否有上岸的一天。※※※※1992年11月底，卡伦告诉我她父亲不死心地一直打电话给她。再过一个礼拜就要开庭了，他希望她能帮他。她挂他电话，但他还是不断打来，令她频频有自杀的念头。她说，以前她会把刮胡刀片紧紧握在手里（上次她已经交给我了），好歹比较舒坦；但现在她觉得这样不够，她希望能从我这里得到更多——原来她也在湍急的河水中寻找我。我告诉她，下次见面时我会准备东西给她。她开心地走了——我不曾见她如此快乐，穿过门口时，她甚至回头对我微笑。我得想想能给她什么。下次见面时，她脚步轻快，带着一只鞋盒走进来，有些难为情地对我微笑。她坐下来，把鞋盒放在腿上，然后看看我，仿佛在征求同意；我点头，用眼神探询那只盒子的意义。她从盒里拿出一条祖母的手帕、一枚高中死党的胸针、一束她弟弟的头发、她先生某套西装的布料样本，还有婚前几个约会对象送她的小东西。这些东西跟孩子舍不得放开心爱的毯子或小玩意儿，有着相同的意义：他们能从中得到慰藉。一般认为，无论是毯子或洋娃娃，这些物品在小孩子眼中都是母亲的象征；孩子们从象征母亲的毯子得到有形慰藉，使他们能承受与母亲分离的痛苦。在这层关系中，毯子被称为“过渡性客体”，也就是能帮助孩子从依赖母亲过渡到脱离母亲的物品。尽管并非每个孩子都有这个阶段，但它确实属于孩童正常发展的一部分。长期以来，当某些人从卡伦生命中消失，她便以这种方式维系与他们的连结。既然卡伦熟悉且信赖这种方式，我会试着以此加强我跟她之间的关系，同时弱化她与痛苦、受虐阴影的连结。“我说过，我会给你一样能让你想到我的东西，”我伸手探至椅脚边，不让她看见。“这样东西也许有用。”我拿出一只约5英寸高的陶制小熊。那是我在楼下礼品店找到的。这只小熊圆滚滚的，坐姿，脸上挂着微笑，身穿休闲衫配蝶形领结，看起来非常开心又满足。我把小熊递给卡伦，她瞪大双眼，小心揣在怀里，仿佛它是个无价之宝。也许对她而言确实如此。她感激且羞怯地望着我，好像在说：她知道这样很孩子气，但她很感激我了解这件事的必要性。卡伦仍拒绝父亲的请求。卡伦的母亲代替她父亲向她求情，请她在法庭上帮她父亲说话，卡伦也同样拒绝了。1993年1月，卡伦的父亲出庭受审，最后因对卡伦的侄女妮娜性侵犯被判猥亵儿童等十九条罪行。卡伦从头到尾皆未出席审判。在接下来几次治疗中，卡伦叙述父亲受审的后续发展。判决后，她父亲“心脏病发作”——这是她母亲的说法，其实只是严重焦虑，但也因此住院好几天。“你爸住院都是你的错！”她母亲对卡伦说，“如果你帮你爸作证，他就不会生病了！”卡伦怀疑，她母亲将她扯进父亲审判的动机并不单纯；除了帮助丈夫，她应该还有别的企图。卡伦的父亲定罪后，她认为母亲急于撇清跟丈夫的关系，她要卡伦作伪证表示自己不曾遭受虐待，即使有，她母亲也完全不知情。卡伦的父亲入院接受心脏检查，但医生还发现了其他问题。卡伦说，医生发现他罹患大肠癌，且已转移至肝脏，这让大家都吓了一跳。她说，刚开始她父母拒绝接受诊断结果的严重性，但随着病情逐渐恶化，她母亲开始找卡伦帮忙照顾父亲。过去卡伦一直不愿与他有所牵连，她不出席审判，也不探监；但她母亲吃了秤砣铁了心，硬要卡伦重回父亲的控制之下，与他们恢复来往。某个星期天早上，卡伦的母亲打电话叫卡伦载她去医院取她父亲的车（法院准许她父亲完成癌症治疗后再入狱服刑）。起初卡伦没答应，说她不想再见到父亲，但她母亲非常坚持，宣称她们只是去取车而已。来到医院，她父亲已拎着行李箱，坐在长凳上等她们了。瞥见他，卡伦顿时涌上一股恶心、憎恶的感觉，但她还是自动把车靠过去接他。她母亲装作一副没事的模样，下车帮她父亲提行李，上了车，她母亲便提到她不久后的匈牙利之行。“我不在的时候，你每天都要来看看你爸，”她嘱咐卡伦。卡伦没搭腔。“听到了没有？”她母亲提高音量。“我没办法，”卡伦轻声说。“你真不知好歹！”在后座的父亲开口。“他以前为你做过多少事？你欠他你知不知道？”她母亲说，“你生病的时候——就是你脸上长瘤的时候，我们带你跑过多少次医院？我们大可放着你不管，但是我们照顾你呀！要不是你那一大笔医药费……还有你上天主教学校的学费，我们原本可以有房子，有新车，结果你竟然这样报答我们？你欠我们，我们为你做了这么多，你得报答我们……”卡伦说她不记得之后是怎么回到家的。由于我的支持，卡伦自始至终未曾接手照顾父亲的工作。第一部苟且偷生第6章母亲与父亲卡特里娜——卡伦的母亲——生于匈牙利，有8个兄弟姊妹，家里非常贫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家附近曾是美军驻扎地。美国军人经常拿食物和巧克力给卡特里娜和姊妹们，她渴望有朝一日能去美国，并且总说她将来要嫁给美国军人。身为糕点师傅的女儿，卡特里娜在很年轻时就成为手艺精湛的厨师。她定期上天主教堂，在遇见卡伦的父亲之前不曾与男人约会。当她见到马丁，她认为拥有清澈蓝眸与残酷唇形的他宛如“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的翻版。在成长过程中，她对男人一无所知，最后这也导致她成为自己天真性格的囚犯。卡伦8岁那年，卡特里娜为了躲避丈夫的拳头，在当地工厂找了一份晚班工作。她把热晚餐、教两个弟弟写作业、照顾他们上床睡觉的琐事全扔给卡伦。两兄弟睡着，她的妈妈又还没下班回家，这时马丁的魔爪便伸向卡伦。身为母亲，卡特里娜理应注意到卡伦的异常情况，但她完全忽略这些征兆。卡伦觉得她母亲为了自保而牺牲她，使她父亲转而将兽欲发泄在她身上。卡伦说，她母亲幻想所有的孩子都不会遭到虐待，生活幸福又美满。她母亲拒绝承认他们的遭遇。马丁——卡伦的父亲——生于1933年。他是长子，有一个小他2岁的妹妹德博拉。马丁小时候常被父亲（老马丁）奚落。在父亲眼中，马丁永远不够好，但他妹妹则完全相反——德博拉永远不会犯错，永远都有收不完的礼物，受到

因为君王后有私心。什么私心呢？君王后死后，她的弟弟后胜为相，掌握了齐国的实权。君王后之所以最终不说出可以重用的大臣，就是因为她料到死后她的弟弟后胜会掌握齐国国政，她不愿意毁掉后胜的专权。君王后慧眼识人，不仅看出落难公子非寻常之人，而且还看出大臣中谁可堪重用；在“玉连环”事件中又表现出她的果敢机智。但是，君王后私心太重。国家大政只能由既有才能又有忠心的大臣掌管，但是，出于私心，她却把权力移交给了她的弟弟。同样，在处理六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时，她的局限也暴露无遗。君王后的视野也仅限于此，在秦国统一天下的大势中，她不知道齐国应当怎样做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齐王建三年（前262），秦、赵长平之战爆发。当时，齐、楚两国都要救援赵国。秦国盘算，齐、楚如果是真心援赵，我们就必须退兵；如果他们不是真心救赵，我们就和赵国作生死决战。长平之战打了三年，赵国军粮匮乏，向齐国请求援助，齐王建坐视不救。有人劝说齐王建援助赵国，使秦国退兵。这人说，如果我们坐视不管，秦国一旦灭赵得逞，齐、楚两国就危险了。对齐、楚来说，赵国是屏障啊，齐国援赵也是保护自己，因为唇亡齿寒。今天赵国灭亡，明天就该齐、楚灭亡了（且赵之于齐楚，杆蔽也。犹齿之有唇也，唇亡则齿寒。今日亡赵，明日患及齐楚）。救赵是义举，退秦显威名。这种事不做，还能做什么？但是，齐王建不听。结果赵国大败于长平。长平之战爆发之时，在齐国执掌大权的是君王后。君王后对秦国采取的策略是“事秦谨，与诸侯信”。但是，君王后“事秦谨”是真，“与诸侯信”则假。因为君王后历经秦昭襄王、孝文王、庄襄王三代秦国国君，这正是秦国逐渐称雄天下之时，秦国不断地对六国发动兼并战争。如果君王后“事秦谨”，那么就不可能对其他诸侯“信”。“与诸侯信”必然会激怒秦，怎么再“事秦谨”？因为这二者本身就是相互矛盾的。在这对矛盾之间，君王后选择的只能是“事秦谨”。长平之战齐国拒绝向赵国提供粮食即是明证。齐王建毫无治国能力，齐国的整个大权都掌握在相国后胜的手中。后胜非常贪婪，秦国对此了如指掌，便对贪婪的后胜重金行贿。秦国行贿不计成本，不仅对后胜大肆行贿，而且对后胜的门客也大肆行贿。接受了秦国大量金钱的后胜和他的门客们，都劝齐王建不要与秦国开战，不要帮助其他五国（君王后死，后胜相齐，多受秦间金，多使宾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为反间，劝王去从朝秦，不修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攻秦）。齐王建整天处在这批人的包围之中，毫无建树和主见。在投降派的极力怂恿下，齐王建甚至想去朝见秦王。这件事被一位雍门司马知道了，他问齐王建，大家拥立你当齐王，是为了国家社稷呢，还是仅仅为了立王呢？齐王建听后回答，当然是为了江山社稷。这位官员继续发问，既然是为了江山社稷，为什么大王要离开自己的国家而去秦国呢？齐主建听了这句话，立即调转车头返回齐国（齐王将入朝，雍门司马前曰：所为立王者为社稷邪，为王邪王？曰：为社稷。司马曰：为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齐王还车而反）。齐主建虽然在臣子的劝说下未去秦国朝拜秦王，但是，他的国策并没有变，仍然是明哲保身，事奉秦国。即墨大夫听说齐王建听从了雍门司马的劝告，以为国策发生了变化，非常兴奋，立即求见齐王建。他对齐王建说，齐地有数千里之广，雄兵数十万之多，韩、赵、魏虽然已经灭亡，但是，不愿亡国的三晋大夫还有数百人聚集在齐地，如果大王给他们十万军队，他们就可以收复韩、赵、魏三国的故地。楚国虽然亡国，但是，不愿亡国的楚国大夫聚集在齐地的也有数百人，假如大王给他们十万军队，他们也可以收复楚地。如果韩、赵、魏、楚各国纷纷复国，齐国的势力立即可以强大起来，我们齐国就可以灭了秦国。即墨大夫的话显然有夸张的成分，但是，这是一位齐国官员在秦兵压境的情况下不愿亡国的义举。当然，齐王建根本不会听从即墨大夫的这番话。从君王后开始，齐国一直奉行“事秦谨”的国策。“事秦谨”说白了就是不和秦国对抗。比如秦、赵长平之战，赵国向齐国求助，齐国袖手旁观，见死不救。那么，君王后与齐王建为什么要采取这种国策呢？首先是不愿得罪秦国。与齐国“事秦谨”国策相匹配的是秦国的“远交近攻”。范雎入秦之后，秦国开始施行“远交近攻”的策略。齐国和秦国并不搭界，自然成为秦国“远交”之国。“远交”的好处是不受秦国攻击，但是，“远交”的代价是三晋受到的“近攻”。当三晋在秦国的连年蚕食下苦苦挣扎之时，齐国倒是相安无事。但是，表面上的安宁实际上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当三晋灭亡之后，这个代价立刻就显露出来。秦国的“远交”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让齐国不要援助三晋，让秦国放手削弱并灭亡三晋，但是，到三晋真正灭亡之日，齐国末日也就来临了。其次是秦国的金钱战略。齐国“事秦谨”的国策能够执行数十年之久，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秦国的金钱战略。秦国用重金收买权臣后胜和他的门客，这些拿了好处的蛀虫当然主张“事秦谨”。这样，秦国贿赂了齐国权臣，误导了齐王建。秦国用于贿赂的这点金钱和得到一个偌大的齐国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就是这么一点钱却让后胜及其同党出卖了齐国。再次是五国伐齐的误导。公元前284年，五国伐齐，赵国是参与国之一，齐国对此耿耿于怀，而且汲取了教训。五国既然可以联手灭齐，齐国凭什么还管三晋之事？齐王建不懂得，五国伐齐之后，齐国尽管复国，但是实力已大不如前。此时只有赵国以一国之力在抵抗秦国的东进，如果赵国再惨败于秦，秦国就无人可挡了。并非没有人看到这一点，有人向齐王建讲明唇亡齿寒的道理，齐王建为什么还不救赵呢？只能说明齐王建和执政的君王后完全不懂大局。长平之战由手赵国指挥失误，加之军粮严重不足，最终四十五万大军全军覆灭。从此，齐国再也不能安享赵国抗秦所带来的短暂安宁与和平了。齐王建的“事秦谨”政策非常愚蠢。秦国灭了五国之后，兵临齐境，齐王建还幻想当一个五百里地的封君。由于心存幻想，所以，齐王建到死都不愿抵抗。耽于安乐腐败亡国我们可以看到，齐国中期和晚期的国策，对齐国的生存都是不利的。齐国中期，齐愍王滥用武力，给齐国带来了灾难，导致五国伐齐，齐国从此衰落下去。而齐国晚期，执政的君王后和齐主建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完全不用武力，奉行“事秦谨”的国策，眼睁睁地看着别的国家一个个被秦国消灭，自己直接暴露在强秦的铁蹄之下，加速了齐国的灭亡。可以说齐国灭亡的原因之一就是国策失误。那么，齐国灭亡还有其他原因吗？还有一个原因是政治腐败。齐国和三晋不同。三晋独立之后，都谋求改革，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魏文侯的李悝变法，韩国的申不害变法，都是为了图强。三晋改革的原因都非常现实，为了生存。三晋分封为诸侯之后，都处在激烈的争斗之中，韩、赵、魏三家本身就是晋国六卿之中相互斗争的胜出者，而且，韩、赵、魏三国也都没有齐国广袤的国土、优越的自然条件，这些因素促使韩、赵、魏兰国希望通过变法图强获得生存。秦国地处西陲，不受中原诸国重视，只有变法图强，才能东进中原。所以，齐国和秦国也不相同。生存的艰难使七雄之中的韩、赵、魏、秦相继变法，唯独齐国，历花史悠久，地大物博，生存条件的优越使齐国毫无忧患意识。所议，齐国尽管有名相名将，也有雄才大略的君王，但是，没有秦国奖励士兵的军功爵制，不能用制度保障立功者的利益。即使在五国伐齐之后，齐国重新复国，仍然不思进取。君王后和齐王建更是把政治腐败推向极致。后胜专权，受金误国，这样的政治局面怎么可能应对强秦呢？秦王嬴政灭齐是统一战争中的经典战例：不战而屈人之兵。尚有数十万雄兵的齐王建不战而降，使秦王嬴政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统一天下。齐国军事家孙武写过一部著名的兵书《孙子兵法》，该书《谋攻篇》有句名言：“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齐国以自己的灭亡印证了孙武的这两句名言，真是历史莫大的讽刺。本书分别讲述了秦王嬴政统一天下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用一个成语来概括：势如破竹。“秦皇扫六”、“诸侯尽西来”、“六王毕，四海一”的局面终于形成。秦王嬴政统一天下为什么如此顺利迅捷呢？嬴政又是如何洽理这幅员辽阔的统一国家的呢？请看下部。秦兵马俑他们先朝那个白人姑娘开了枪。对剩下的人他们可以从容下手。没必要匆忙离开这里。他们离镇子有十七英里，而那座镇子离别的城镇都有九十英里之遥。在这座女修道院中有的是藏身之处，这一天才刚开始，还有时间。他们一共九个人，比他们奉命要蹂躏或杀掉的女人多一倍，何况他们还随身携带着可满足任何需求的用具：绳索、一个棕榈叶十字架、手铐、催泪瓦斯和墨镜，当然还有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枪支。他们从来没进入过这座女修道院的深处。其中一些人曾把雪佛兰汽车停在前廊附近，摘下一串胡椒，或者走进厨房取一加仑的烤肉调味汁；只有少数几个人看到过厅堂、祈祷室、教室和卧室。现在他们都要去见识见识。而且他们最终会看到那个地下室，并将其肮脏暴露在即将照亮俄克拉荷马天空的光亮之下。与此同时，他们为自己身上的衣着吃了一惊——突然意识到穿着的不合宜。因为在七月的清晨，他们如何猜得到里面会这么冷呢？他们的短袖衫、工装服和花哨上衣吸进寒气，让人觉得像是发烧。那些穿着工作鞋的人，更是因为踩在石面地板上的巨大声响而心慌意乱，而穿波罗－凯兹牌软底帆布鞋的人则踏地无声。还有这组建筑物的宏伟壮观，只有两个系领带的人似乎才配得上在此出入，他们先后想起来，这里在用作女修道院之前，本是一个贪官好大喜功修建的住宅。这座大宅邸淡褐和玫瑰红色调的大理石地面连接着柚木地板。白云母薄片保持着昔日的光泽，而镶嵌了图案的墙壁五十年前就已经剥落并刷上了白色。至于让修女们感到恶心的装修华丽的卫生间里的饰物，已经被优质又平庸的管道和龙头所取代，不过，颇具王公气概的浴缸和水池更换起来太费工本，只好听凭其锈蚀。那个贪官当年乐趣所在之处，现今已被消除痕迹，餐厅被修女们改装成教室，一度用来让阿拉巴霍族（北美印第安人的一支，现居美国怀俄明州和俄克拉荷马州。）的女孩们静坐其中，学会忘掉一切。此时，武装的男人们搜寻着这些房间，房间里流苏花边装饰的篮子飘摇在佛兰芒式枝状大烛台旁边，基督和圣母在葡萄藤花边围绕的壁龛里闪闪发光。圣十字女修道院的修女们凿掉了所有山林水泽女神的雕像，但她们的大理石发卷却仍然缠绕着葡萄叶，戏弄着果实。那伙人不慌不忙地深入到大宅的深处，寒意也随之越来越强烈。他们眼观耳听，警惕着藏身在此的女人的怨怒和发面团的发酵味及黄油气味。他们当中最年轻的那个人回头看着，强迫自己弄清身处的梦境将如何进展。那个被枪击中的女人别别扭扭地躺在石面地板上，向他摆着手指—或许只是看似如此。所以他的梦做得还不坏，只可惜色彩不够鲜明。他以前的梦中从来没有这样的色彩：黝黑突变成大片的红色，然后是浓烈、狂热的黄色，如同一个轻易得手的女人的衣服。领头的男人停下来，举起左手止住身后的一个个侧影。那些人便站住脚步，调整好呼吸，把手中的长短枪支换成随意的握法。领头的男人转过身来，用手势给大家分工：你们两个到那边的厨房；另两个上楼去；其余两个到小教堂。他留下三个人——他自己、他弟弟和那个认为自己正做着梦的人去地下室。他们一言不发、郑重其事、不慌不忙地分头离去了。早些时候，他们砸开女修道院大门之时，此行使命的本质让他们有些晕眩。但他们的目标毕竟是分散的：被赶出大门的人有时会闯回房间。因此现在怨愤的情绪受到了控制。把第一个女人（那个白人）射倒之后，那情绪已经像黄油一样清晰了：表层是仇恨的纯油，底部凝固的是硬心肠。屋外，薄雾齐到腰高。很快雾气就会变成银色，在太阳将露水晒干之前，草叶上闪现的彩虹会低得足以让小孩子做游戏。太阳会照出数英亩须芒草，说不定还会暴露出“女巫”的踪迹。厨房的面积超过了他们每个人出生时的住房，带椽的顶棚很高，里面的架子比爱斯杂货店里的还要多。餐桌差不多有十四英尺长。可以轻易地看出，他们正在追捕的女人全都没有料到会发生突变。厨房的一头立着一满罐牛奶，旁边是四碗碎麦；另一头是切到半截的菜：一堆像是一把绿纸花似的大葱紧挨着亮闪闪的胡萝卜圆片，削过皮还没切的土豆白花花的，精湿鲜脆。灶上炖着没沸的汤。这间厨房有餐馆的灶间那么大，有八个灶眼，巨大钢顶下的一个架子上排列着十几条鼓胀胀的面包。一条凳子翻倒在地。四周没有窗户。一个人示意另一个打开食品间，他自己则向后门走去。后门关着但没有锁。他朝外望去，看到一只老母鸡，他揣测它那肿胀带淤血的鸡屁股准是下过变异的蛋——双黄的、三黄的特大畸形蛋。从外面的鸡窝里传来轻柔的咕咕声；小雏鸡自信地扑腾着翅膀进到院中忽现忽散的雾霭中，它们呆滞的眼睛只盯着早间的食物，无视其他。石阶周围的泥地上不见脚印。那人关上后门，与食品间的同伴会合。他们俩一起察看着积尘的瓦罐和陈年罐头食品：西红柿、青豆、桃子。他们想，日子过得真稀松。八月份已经临近，可这些女人都没有整理过这些瓶瓶罐罐，更别说洗刷了。他把炖汤的火熄掉了。当初他妈妈给他洗澡用的锅都不如这个汤锅大，那在她出生的草泥堆砌的房子里可是个奢侈的享受。他现在住的房子又大又舒服，而这座镇子与他的出生地相比算得上豪华繁荣，其发展之路走了足足五十年。从俄克拉荷马领地上的一座梦幻之城黑文变成了俄克拉荷马州的一座鬼蜮之城黑文；在一八八九年挺身而立的自由人到一九三四年就跪到了地上，到一九四八年干脆在地上爬了。所以他们才来到这座女修道院，确保此事绝不再次发生，使其里里外外没有任何东西腐蚀一座黑人城镇，让它遭此苦难。他知道和听说过的所有的人都曾屈从或融入了白人的城镇；要不，就像在黑文，他们都皱缩到了花格窗里面：房基的外缘由那里长着的青草标出，壁纸在没有玻璃的窗户后面变得像照片底片，校舍被向钟楼长去的老树挤到了一边。一九○五年时的一千居民到一九三四年变成了五百，然后成了两百，后来随着棉花价格暴跌和铁路公司到处铺轨，又减到了八十人。作为一个大家庭生计所需的唯一补助农业津贴，随着每个成婚的儿子分得他那一小份而变成了仅仅是鸡零狗碎的耕作，而那一小份又得给那个儿子的孩子们分成许多份，直到最后，没有出走但拥有小而又小的一份的人只好心怀厌恶地欢迎白人投机者提供的任何条件，因为他们已经迫不及待要离开家园到别处去碰运气了。到这种时刻，无论大城还是小镇——只要是已经建成的就行。但他和另外几个人全都是退伍老兵，有不同的想法。他们热爱原先的黑文——那里的观念和那里的地域——他们怀着并且时时抚育着这样的情愫，从巴丹（菲律宾吕宋岛一省。）到关岛，从硫磺岛到斯图加特，决心从头做起。他触摸着炉灶的抽风罩，对其结构和功能暗羡不已。那尺寸和一度在他家乡中部安置的砖砌大炉灶一样。他们返回美国时，人们已经把那砖灶拆了，把砌灶的砖、炉石和铁件都搬到向西两百四十英里的地方——远离很久很久以前被明智的政府称作“未分配的土地”的古老“小溪部落”。他记得把大炉灶上的铁边重新胶合

》卷一说：“人见秦灭于二世子婴耳，岂知赢氏之秦已灭于吕政之继也哉。”明人梁潜《泊庵集》卷六说：“秦之亡以吕政。”这两条记载反映了六国亡秦的观点在后世也有相当的市场。嬴政的身世在当时或者后世已经成为一种政治斗争的工具。如果嬴政与吕不韦有血缘关系，首先，说明嬴政不是秦朝王室赢氏血统，他的政敌就找到了一个最好的造反理由。其次，吕不韦可以凭借和嬴政的亲情获得嬴政的支持，便于和长信侯嫪毐对抗。最后，此说颇够解六国人之恨。六国之人吕不韦让其子夺了秦国江山，证明秦先于六国而亡，这使被秦灭亡的六国人在心理上感到一种满足。由于秦始皇的身世扑朔迷离，难于释疑，所以，学术界出现了第三种声音：要么依赖将来的DNA检测，要么认为秦始皇的生父是谁无关紧要，因为无论秦始皇是谁之子，都不妨碍对秦始皇的评价。这只能是学界的一种无奈之举。秦始皇的生母赵姬也不是一个可等闲视之的人物，在秦国的历史上，她也留下了昭昭“事迹”。那么，历史上的赵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对秦国统一天下又有何影响？第11章赵姬之乱千百年来，对秦始皇的生父是谁争论不休的缘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秦始皇的母亲赵姬引发的。赵姬本是邯郸城内的一个倡女，原为富商吕不韦的爱妾，后被吕不韦作为礼品，拱手转送给秦国公子异人。这个看似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弱女子赵姬，也正是因为嫁给了异人，日后才成为秦国的王后，更因为生下赵政，从而成为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女人。然而，这个成为一国之后的女人，历史上对她的评价并不高，她给后世留下的是生性淫荡、纵容男宠专权、误国误民的坏女人形象。那么，历史上的赵姬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赵姬作为一个连接吕不韦、异人、秦始皇的关键人物，她对秦国统一六国又有着怎样的影响呢？子楚溘然离世赵姬再续前缘秦昭襄王五十年（前257），秦国大军猛攻赵国都城邯郸，企图一举攻下赵都，灭掉赵国，赵国军民展开了悲壮惨烈的都城保卫战。赵国最高当局面对秦军的亡赵之举，断然决定杀掉秦国质子异人。吕不韦得知这一消息后，用六百金的重金收买了赵国官员，带着异人逃出了秦军重重包围中的邯郸。但是，异人的夫人赵姬却没能带着儿子赵政随同丈夫异人、吕不韦一同逃走。因此，在异人逃离赵国之后，赵国当局全力抓捕赵姬、赵政；赵姬带着赵政东躲西藏，过着颠沛流离、心惊胆战的日子。公元前251年，秦国历史上在位五十六年的秦昭襄王终于谢世，太子安国君即位为秦王，他就是秦孝文王。安国君即位之后，立子楚（异人改名为子楚）为太子。子楚当太子的消息传到赵国后，赵国不敢再追杀赵姬、赵政，因为赵姬是子楚的夫人，将来极有可能是秦国的王后；赵政是子楚的嫡子，将来极有可能继承王位。于是，赵国主动找到赵姬和赵政，非常礼遇地将他们娘俩送回秦国（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国君立为王，华阳夫人为王后，子楚为太子，赵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归秦）。赵姬终于结束了在赵国噩梦般的生活，回到了丈夫子楚的身边，儿子嬴政也结束了在赵国九年的童年时代。但是，秦孝文王的健康状况太差，正式即位仅仅三天就去世了，子楚刚当上太子，还没等他尝尝当太子的滋味，父亲竟然就一病不起。他怎么都没想到自己能够如此迅速地由太子成为秦王（庄襄王），赵姬也一跃成为王后，儿子嬴政自然而然地被立为太子。赵姬色艺俱全，先嫁吕不韦，因为巧遇异人，被异人看中，被吕不韦当作礼品转送异人。作为秦国质子的夫人，她担惊受怕，东躲西藏，现在总算苦尽甘来，当上了秦国王后。但是，幸福总是那么短暂。公元前247年，在位刚刚三年的秦庄襄王，抛下如花似玉的夫人赵姬溘然离世，追随仅当了三天正式秦王的父亲去了。正当盛年的赵姬一下子变成了未亡人。虽然十三岁的儿子嬴政当上了秦王，自己成了主太后，但是，这位少妇、王太后的日常生活却失去了往日的活力，一下子变得冷冷清清、孤孤单单。(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恰在此时，一个男人的身影进入了赵姬的视野。他是谁呢？秦国丞相吕不韦。子楚靠着吕不韦的成功运作当上了秦国国君，即位的秦庄襄王也毫不迟疑地兑现了“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的诺言，任命吕不韦为丞相，封文信侯。吕不韦由商人成功地转型成为政治家。秦庄襄王下世之后，吕不韦又成就了第二位秦王嬴政。对于嬴政来说，尽管他的生命不是吕不韦所给，但是，吕不韦对他来说却是一盏高堂红烛，点亮了他的生命，照亮了他的前程，造就了他千古一帝的历史地位。没有吕不韦献赵姬予子楚，就没有嬴政的生命，也就没有嬴政的一切。因为，没有吕不韦的包装和运作，子楚就不可能登基为秦庄襄王；没有吕不韦的支持，也就没有嬴政的继位。所以，嬴政登基之后，尊吕不韦为相国，称“仲父”（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仲父即次于父亲的父辈。秦朝官制，丞相可设两人，但是，相国只能设一人。相国的地位明显高于丞相。嬴政之所以将吕不韦改丞相为相国，主要是因为他即位时刚刚十三岁，无法亲掌朝政，全面打理秦国内政外交全靠吕不韦。对于赵姬来说，吕不韦是一个可以满足她生理需求的男人。秦庄襄王去世之后，赵姬一人寡居；虽然她此时已经是秦国的王太后，但是，赵姬是一位不甘于寂寞的女人，王太后的身份并不能禁锢住她的心灵和肉体。吕不韦此时是相国，又是赵姬昔日的丈夫。因此，赵姬在秦庄襄王去世之后，开始与吕不韦频频约会、私通（秦王年少，太后时时窃私通吕不韦）。吕不韦此时身为相国，正值一生的权力巅峰；当年吕不韦仅仅有钱之时，即已有了像赵姬这样的年轻才艺美女，如今的吕不韦既有钱、又有权，身边自然不缺沉鱼落雁、环肥燕瘦的各式美女，为什么他还要冒险与王太后赵姬私通呢？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不愿得罪这位王太后。嬴政此时已是十三岁的孩子了，赵姬再年轻，恐怕也已经是三十多岁的女人了。吕不韦身边既然不乏比赵姬年轻十几岁的花季少女，还与赵姬私通，主要原因在于政治考虑。男人是所谓的“政治动物”，吕不韦弃商从政，官至相国，现在走任何一步棋都带有政治的战略眼光，已非昔日邯郸的简单商人了。与吕不韦身边的花季少女相比，赵姬虽然已经不再年轻，但她是王太后。吕不韦尽管是相国、仲父，总揽朝政，但终归是臣。君臣相比，孰重孰轻，毋庸多言。吕不韦有今天的地位来之不易，如果得罪了太后，后果如何，恐怕难以想象。赵姬是生理需求，吕不韦是政治需求，两种不同需求，将太后和丞相绑在了一起。不韦金蝉脱壳太后宠臣弄权吕不韦与赵姬的这种非正常关系，在嬴政小的时候还可以瞒过去，一旦嬴政长大成人，这种关系很难不被嬴政察觉。吕不韦当然担心这种不正常关系被日益长大成人的嬴政所知，因为无论如何，嬴政是没有办法接受仲父与母亲的苟且之事的，他们二人的奸情一旦暴露在嬴政面前，对吕不韦来说将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可是，赵姬还是一如既往，死死缠住吕不韦（始皇帝益壮，太后淫不止）。于是，吕不韦开始绞尽脑汁，寻找脱身之计。怎么才能既安全脱身而又不被王太后赵姬觉察呢？吕不韦思来想去，只有一种办法：找一位替身。如果有人能够代替自己满足赵姬的需要，自己就可以脱身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吕不韦和寡居的赵姬重温旧情，对吕不韦来说，并非出自感情需要，而是政抬策略。结果，吕不韦竟然找到了一位猛男嫪毐（làoǎi，烙矮），并将他收留为自己的门客（吕不韦恐觉，祸及己，乃私求大阴人谬每以为舍人）。但是，怎么能巧妙地将嫪毐推荐给赵姬呢？这真是一道难题！如果处置不当，被赵姬看出吕不韦是想金蝉脱壳，那么，不但脱不了壳，还可能招致问责，那对吕不韦可是一场灾难。方法总比问题多。吕不韦煞费苦心地思考多日，终于想到一个化解这一难题的办法：制造一条新闻，而且一定要让这条新闻具有足够的爆炸性，这样才能靠口耳相传，传到居于深宫中的王太后赵姬耳中。这又是一道难题！当时既没有广播，也没有电视、报刊，想要炒作什么事情或者捧红什么人，也不是件容易事儿。吕不韦最终让嫪毐举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性功能表演，有意让王太后赵姬知道这场表演的惊人之举，以引诱赵姬。赵姬听说嫪毐有如此超强的性功能，马上想得到嫪毐，吕不韦便趁机向赵姬献上嫪毐（时纵倡乐，使毐以其阴关桐轮而行，令太后闻之，以啖太后。太后闻，果欲私得之。吕不韦乃进嫪毐）。嫪毐是一个强壮的男人，要将他送入宫中侍奉太后，必须保证他正常的性能力，同时又要避免遭受众人的非议，怎么将嫪毐送进宫中呢？这还是一道难题！人生其实就是在破解一道道难题中度过的。吕不韦当然不会被新的难题难倒。他让嫪毐以“宦官”的身份入宫！这样既可以瞒天过海，又可以完整地将嫪毐送至太后身边，让他伺候太后。但是，这种事怎么操作呢？找太后。吕不韦和王太后赵姬商量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先让人告发嫪毐犯了宫刑罪，然后王太后事先私下里送给主管宫刑的官员一份重礼，这些官员收了重礼，又知道这是王太后交办的事，所以整个宫刑全是装装样子。最后，受过“宫刑”的嫪毐，以宦官的身份进宫服侍太后（诈令人以腐罪告之，不韦又阴谓太后曰：可事作腐，则得给事中）。不过，受过宫刑的宦官由于缺乏雄性激素，都没有胡须。因此，对嫪毐用宫刑尽管是装装样子，但是绝对不能让嫪毐有胡须，于是行刑官只好将嫪毐的胡须一根根全部拔掉。这样，嫪毐摇身一变，成了“宦官”，并立即被安排在太后的寝宫中，成为太后的男宠。太后对嫪毐非常满意，竟然还怀上了嫪毐的孩子（太后乃阴厚赐主腐者，吏作论之，拔其须眉，为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与通，绝爱之，有身）。一位寡居的王太后竟然怀了孕，这在秦宫中可成了特大新闻，不过，偷情怀孕的是王太后，谁敢声张？但是，王太后毕竟觉得这事不能让更多人知道，特别是不能让儿子嬴政知道；于是，王太后假称占卜不吉利，应当换一个环境居住，搬到秦国的故居雍地（今陕西凤翔）宫中去了。嫪毐仍然作为王太后最亲近的随从，寸步不离地跟着。秦王政八年（前239），嫪毐被封为长信侯，且得到一块封地——山阳地（封为长信侯，予之山阳地）。山阳地，即今河南省获嘉、沁阳一带。山阳是王太后赵姬赏给嫪毐的食邑，嫪毐本人仍然住在京城。史书上记载当时嫪毐的生活说：“宫室、车马、衣服、苑囿、驰猎，恣毐。”所有的享受都让嫪毐享尽，这就是“恣毐”。可以说嫪毐的生活奢华无比，享用的都是顶级待遇。嫪毐得到王太后的垂青，一夜暴富，家中奴仆数千。这些尚可理解，不可思议的是，想通过嫪毐当官而到嫪毐家中做门客的也有一千多人，嫪毐一下子成为当时秦国与吕不韦并驾齐驱的豪门。这是因为王太后赵姬在宠信嫪毐的同时，还让让嫪毐干预国家大事，又将太原郡作为嫪毐的封国。凭借在王太后面前炙手可热的地位，一时间大小政事都取决于嫪毐（事无大小一，皆决于每，又以河西大原郡更为每国）。嫪毐恣欲夷灭三族嬴政果决初显王风秦王政九年，有人上书告发嫪毐是个假宦官，常常和王太后私通，并且生了两个儿子，都藏在宫中。嫪毐还和王太后私下商议：假如秦王去世，就让他和太后生的儿子继承王位（与太后谋曰：王即亮，以子为后）。西汉刘向的《说苑·正谏》说得更详细：有一次，嫪毐和宫中的近臣游戏、喝酒，一群人喝得醉醺醺的。结果，嫪毐和别人争起来，俩人争得火了，嫪毐大怒，瞪着眼睛，大声呵斥对方：我是秦王的假父，谁敢和我对抗？结果，与嫪毐吵架的这位官员回去向嬴政报告。嬴政听说之后，雷霆大怒（毐专国事，浸益骄奢，与侍中左右贵臣俱博，饮酒，醉，争言而斗，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之假父也，窭人子何敢乃与我亢！所与斗者走，行白皇帝，皇帝大怒）。事后，嫪毐害怕秦王嬴政杀他，干脆抢先发动叛乱，双方在咸阳打起来。嫪毐战败，嬴政将嫪毐车裂，将嫪毐和主太后生的两个儿子全部杀死，并且把王太后迁到黄阳宫软禁起来（毒催诛，因作乱，战咸阳宫，每败。始皇乃取每四肢车裂之，取其两弟囊扑杀之，取皇太后迁之于萯阳宫）。不过，《说苑》是西汉所编订的书，它的记载只能够聊备一说。《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的是，秦王政九年，有人告发嫪毐与王太后长期私通之事，并有如嬴政去世即立嫪毐之子的约定。于是，嬴政下令立案调查嫪毐一案，并迅速查明了这件事的全部真相。九月，秦主嬴政夷嫪毐三族，杀了太后生的两个儿子，同时把太后迁到雍地监视居住。嫪毐的门客全部被抄没家产，迁往蜀地。《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的比《史记·吕不韦列传》更翔实可信：秦王政九年四月，二十二岁的秦王嬴政到达雍地，举行加冠礼，佩带了宝剑，正式宣布成人。按照秦法规定，秦王举行加冠礼之后，就可以收回王太后、相国手中的权力，全面行使王权。长信侯嫪毐假借秦王玉玺与王太后玉玺，调动军队，准备攻打住在薪年宫的秦王嬴政。嬴政得到情报，命令相国吕不韦等人调动军队进攻嫪毐。双方在咸阳城中大战一场，杀了数百叛兵。所有平叛的人都赏了爵位，甚至连参战的宦官也获得爵位。嫪毐战败逃走之后，秦王嬴政下令：谁活捉嫪毐，赏钱一百万；谁杀了嫪毐，赏钱五十万。重赏之下的秦国民众被迅速动员起来，嫪毐和他手下的骨干分子很快被抓捕。秦王嬴政对以嫪毐为首的二十多位为首的叛乱分子施以车裂、枭首、夷三族的重刑，镇压了嫪毐之乱；而且，将王太后赵姬和缪寡生的两个弟弟，全装在袋子里活活摔死（囊扑两弟），王太后迁到雍地软禁起来（九月，夷嫪毐三族，杀太后所生两子，而遂迁太后于雍）。嫪毐的门客也全部被抄了家产，迁往蜀地流放。缪寡叛乱集团中有卫尉、内史、佐弋、中大夫这样的高官。卫尉是宫廷警卫队长，内史是京城的最高行政主官。这说明嫪毐势力膨胀很快，已经能够吸引朝廷高官的“加盟”。嬴政亲政之后遇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嫪毐叛乱，从迅速调兵到处死嫪毐，仅用了数月时间，显示了二十二岁的嬴政刚毅果决的性格和铁腕治国的形象。嫪毐为什么会叛乱呢？第一，赵姬不懂政治。按照秦法，嬴政幼壮之年王太后代行王权，王太后是法定的最高统治者，是国家大政的最终决策人。但是，秦王年幼、王太后掌管朝政只是一种权宜之计。赵姬身为王太后，本应母仪天下，为天下做出表率；然而她却特别放纵自己的情欲，先找吕不韦，继而以嫪毐代替吕、不韦，私生活非常糜烂。不过，此类事也因人而异，秦昭襄王的母亲宣太后也曾经与义渠王长期私通，但秦昭主襄也不管。这说明嬴政对此类事特别较真，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嫪毐干预政治，对嬴政构成了威胁。退一步说，即使有男宠，如果王太后赵姬能够保持低调，只让嫪毐充当男宠，不让他染指政治，不给他权力，嫪毐就不可能组建一个政治集团。这样，嫪毐一事就不可能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嫪毐的政治野心也不会恶性膨胀，更不会发展到发动叛乱。但是，赵姬是一个不懂政治的女人，她自恃自己是王太后，为所欲为，不但让嫪毐富，而且让嫪毐贵。让嫪毐专擅朝政已经是一大败笔了，还想在嬴政百年之后让自己和嫪毐生的儿子当秦国国君。这就不仅是午预朝政，而且是干预了秦国国君的传承，让非赢氏血统的人当秦赢的国君，这是要断秦国王室的血脉。这一点是秦王嬴政绝对不能允许的。嬴

支敢死队从日军背后的山崖绝壁攀缘而上，直插敌人身后，出其不意一举拿下万家岭战场最高峰——张古山。随后的五天里，日军疯狂地向张古山反扑，张灵甫多处挂彩仍坚持战斗，最终彻底阻断敌人的退路，鬼子光在张古山就留下了四千具尸体。没有张古山争夺战的胜利，就不可能有万家岭大捷。虽然国军将士表现不错，在整个万家岭战役中，迫使日军伤亡一万六千余人，借用叶挺的话说，这叫“挽洪都于垂危，作江汉之保障”，但遗憾的是，一〇六师团最终仍有一千多人跟随松浦淳六郎成功突围。这个立了大功的张灵甫咱们在讲黄埔军校时提起过，就是跟林彪同为黄埔四期生的“万人迷”张钟麟。张灵甫早在中原大战那会儿就已经是胡宗南手下的第一悍将，位居团长。这么些年过去，他书法肯定见长，功劳肯定见长，但官位为什么还没有长呢？因为他杀人了，而且杀的还是自己的老婆。至于他杀老婆的原因，有两个版本。版本一，他老婆红杏出墙；版本二，他老婆是共产党间谍。杀妻的真相实在无法考证，但结果十分清楚：打老婆都算人渣，就更别提杀老婆了。军人杀妻，不但有违社会道德，还明目张胆地触犯了国法。蒋校长很生气，一气之下就把得意门生张钟麟送上了军事法庭。后来“七七事变”爆发，正是用人之际，蒋委员长给全天下的犯罪军人们发了一个红包：所有服刑官兵除政治犯外一律服兵役，戴罪立功，并保留原先军衔。张钟麟为了表示自己改过自新，不再使用张钟麟这个名字，改叫张灵甫。张灵甫的老学长、黄埔三期生、五十一师师长王耀武知道张灵甫是不可多得的悍将，立即将其收归帐下。历经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的初始合作后，这兄弟俩终于创造出了杰作——万家岭大捷。抗战八年，张灵甫一直跟随七十四军，由团长而旅长、副师长、师长、副军长、军长。战上海，守南京，保武汉，数战长沙，扬威赣北，喋血鄂西，厮杀常德，驰援衡阳，威震湘西，此公几乎每战必到，为中华民族的生存立下汗马功劳。七十四军也就是后来的国军第一王牌、蒋委员长的“御林军”——整编七十四师。

希望

“抗日战神”三战长沙

杜聿明血战昆仑关

僵持

朝”来，非自己属地。朱元璋这才知道，原来日本还有个更强大的“北朝”。其后朱元璋多次派使臣与“北朝”建立关系，都被怀良设法阻止。值得一提的是，怀良派到中国的使臣，多次重金贿赂彼时明朝“宰相”胡惟庸，与之狼狈为奸，“通北朝”之事，也是胡惟庸屡屡作梗。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日本北朝室町幕府统治者足利义满遣使朝拜朱元璋，朱元璋见其贡书里未提“称臣”一事，因此拒绝收其贡物，但允许日本“光明天皇”的小儿子来南京学习，朱元璋“尤善待之”，但中日关系至今依然处于“冰河期”。洪武十四年，十七年，十八年，又有多股倭寇入侵辽东、山东、海南三省。此时明王朝经过10多年休养生息，国力渐渐强大，朱元璋遂于洪武二十年（公元1379年）命开国名将汤和与周德兴在浙江、福建沿海铸“备倭城”59座，屯兵8万人，继而在洪武二十三年，二十四年两次挫败窜犯东南沿海的倭寇，“斩俘甚众”，至洪武末期，明朝从北至辽东，南至广东的海岸线上，修筑各类卫所200多所，置“备倭军”近30万人，精锐兵舰3000多艘，构筑起一条海上长城。因此从洪武二十年开始至朱元璋过世，倭患暂稀。这其间，洪武十四年，朱元璋查知胡惟庸“通倭”，日本“南朝”怀良又送来书信，措辞傲慢，使朱元璋一度想征讨日本，但终被大都督李文忠等人劝阻。为防前元征倭失败覆辙，朱元璋在其留给子孙的《皇明祖训》中，将日本定为“不征之国”，称日本“虽朝实诈，暗通奸臣胡惟庸谋不轨，故绝之”。因此200多年后的大明“抗倭援朝”战争里，万历皇帝虽调集精锐水师云集天津，意欲直捣日本本土，终因丁应泰等大臣以“祖制”劝阻而作罢。在朱元璋过世前的明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5年），日本北朝“室町幕府”统治者足利义满已经平灭南朝，完成国家统一。这之间他屡派使者来华朝见，皆被朱元璋拒绝。朱元璋过世后的明朝建文元年（公元1400年），足利义满又派使者前来朝见，在国书中自称自己是“臣日本国王源道义”，正式向大明称臣。建文帝欣然接纳，热情招待使者，但日本国使前脚刚走，倭寇就趁江南、浙江一带明朝的“备倭军”北上参加“靖难之役”之机，于建文元年，二年，三年连续掳掠温州、宁波、绍兴等地，给风雨飘摇的建文王朝，来了次“雪上加霜”。朱棣夺取皇位一年后，永乐元年九月（公元1403年），足利义满再派使者来华朝见，朱棣甚为高兴，给予日本“永乐堪和”，两国正式建立了“朝贡贸易”。但次年四月，山东、辽东等地接连发生倭寇入侵事件，令朱棣甚为恼火，恰好日本使臣前来祝贺朱棣册封皇太子，朱棣便严厉申斥，要日本打击海盗。足利义满闻讯后，在国内大力“严打”，并派重兵全歼了对马岛上的倭寇“大本营”。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将倭寇头领20人送至大明治罪。朱棣命令日本使臣“自行裁处”。日本使臣在宁波海边设铁锅，点火将这些倭寇“蒸杀之”，获朱棣赏赐。从此时起至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中国沿海暂时风平浪静。两国之间官方的“朝贡贸易”也迅速发展，堪称是明朝中日关系的“蜜月期”。转折从足利义满病逝开始，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足利义满病逝，继任的室町幕府统治者足利义恃被朱棣册封为“日本国王”，其后日本对倭寇的约束渐松，沿海地区倭患再起。永乐八年二月，倭寇掳掠浙江清南县，朱棣谴使责问，足利义恃立刻抓捕10余名倭寇送至中国请罪。一年后，明朝使节王进出使日本，与室町幕府官员发生纠纷，险些被扣留，朱棣震怒下拒绝日本前来“朝贡”，继而倭患又生，永乐十三年倭寇犯山东，永乐十五年倭寇犯辽东，永乐十六年倭寇犯浙江，因明朝东南沿海守备森严，才未造成大祸。朱棣本人的态度也很宽容，经常将捕获的倭寇放回，坚持要“怀之以德”，并于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年）派吕渊为使至日本申斥足利义恃，命其“悔过自新”。同年六月，日本派使团来华道歉，声称倭寇是“无赖鼠窃，非臣所知”。朱棣再次允许日本“朝贡”，但限令严格。明朝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新任日本室町幕府首领足利义教被明宣宗册封为“日本国王”，再次在国内全力捕倭，以求通好。明宣宗放宽了对日本朝贡的限制，从此时开始至嘉靖朝，两国之间的官方贸易络绎不绝，倭寇进犯虽时有发生，但一则明朝海防森严，二来日本国内此时打击倭寇甚严，因此和平终是主流。二说到明朝初年，乃至终明一世的倭患，有个关键词不得不提——朝贡贸易。明朝初年，日本室町幕府之所以几次在明朝的压力下主动捕杀倭寇，甚至送倭寇头目到明朝治罪，其原因不仅仅是惧于大明强盛的国力，更有对“朝贡贸易”巨大利润的垂涎。每次“朝贡”，大明不仅有丰厚的赏赐和回赠，而且其在中国购买的丝绸、茶叶、瓷器等物品，倒卖到东南亚地区，转眼就是10倍的利润。朱棣时期，明朝屡屡以取消“朝贡贸易”相要挟，加上彼时明朝国力强盛，对朝贡的管制限令森严，沿海更囤积重兵，因此但凡大明“发怒”，日本方面就立刻“致歉”“捕倭”。用此法“和平解决”倭患问题，几十年来屡试不爽。但是在朱棣死后，事情却起了变化。从明宣宗朱瞻基开始，明政府对日本朝贡使团的限制日益放松。朱棣时期，日本每次朝贡的人数、规模、携带货物，都有严格的限制，但从宣德年间开始，管制逐渐松弛，日本使节经常夹带私货到中国贩卖，包括明朝三令五申的违禁品“武士刀”。有时候，使臣私自夹带的物品，甚至比官方贸易的货物多10倍。日本使臣每次到来也非常跋扈，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即发生过日本使臣在南京殴死平民的事，当时刑部要求严惩，朱棣最终“从宽”，只是让日本方面赔偿死者家属千两白银。此后日本使臣更加跋扈，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和宣德七年（公元1432年）发生了两次日本使臣殴死中国商人的事，明宣宗仅发文“申斥”。景泰四年（公元1453年），临清当地的指挥使谭敏，因劝解日本使臣莫要抢掠商旅，差点被日本使团围殴致死，其麾下士兵，因有朝廷“严令”，皆不敢管。事情报到明景泰皇帝处，景泰皇帝却下旨宽大，最终不了了之。成化四年（公元1468年），日本使臣在徐州驿站因对饭菜不满，竟当众鞭打驿站官员。明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日本使臣在济宁闹事，当场杀死商人3名。诸多“外交纠纷”，明朝政府多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自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开始，日本使团开始违反朱棣时代规定的每次朝贡“船不过三条，人数不过三百人”的限制，其使团常携带武器和士兵，遇到中国军队，则出示“勘合”与之贸易，如遇到平民百姓，则大肆抢掠，烧杀之后扬长而去。在与中国民间商人贸易时，更是强买强卖，有时甚至明抢。官方贸易时更张口要中国高价收购，一旦中国官员有所犹豫，他们立刻威胁说“若买卖不成，到时候大批倭寇杀到，抢掠贵国沿海，你负得了责吗”？所以，大多数时候，明朝方面选择忍气吞声，花钱买太平。即使如此，沿海依旧时常有倭寇骚扰，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明朝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40多艘持有明朝“勘合”的日本船，突袭浙江地区、攻破台州、宁波、定海三卫，一路荼毒平民无数，尤其令人发指的是，他们抓到孕妇，皆用武士刀剖开孕妇肚腹，取出婴孩挑在刺刀上为乐。宣德朝至嘉靖朝中日“朝贡贸易”的100多年间，日本侵扰中国沿海的倭寇，八成左右都是这类日本“经贸代表团”。三明朝中前期虽有倭患，但终未如后来嘉靖朝那般酿成旷日持久的战火。论原因，一则彼时日本还是一个统一的“主权国家”，其政府对于本国海盗尚能控制，为了中日贸易的经济利益，也多次配合中国剿灭倭寇。但最主要的原因，则是中国东南沿海军民们长久以来的浴血奋战。与明朝中期戚继光、俞大猷等抗倭名将相比，明朝前期抗倭将领们的声名相比之下逊色很多，这主要是因为彼时明朝最大边患不在海边。明朝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苏州指挥副使王湛率军“斩倭寇二百人”，是为大明抗倭战争的第一个胜仗。明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汤和属下千户李鼎率“轻舟三十条”，在浙江定海击破倭寇水师，“夺大船三条，溺死百人”，是大明朝第一次在海上击败倭寇。洪武一朝三十年，倭寇的大规模入侵有7次，其中被明军击溃5次。之后的整个15世纪100年里，倭寇的大规模入侵有历史记录的达14次，被大明击溃有10次，正是诸多官兵的浴血奋战，保卫了彼时中国海疆边民的平安。而这期间最著名的胜利，当属发生在明永乐十七年（公元1419年）六月的望海涡大捷。望海涡，位于今天辽宁大连金州南端，自明朝立国起，就是防卫倭寇入侵的前哨。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朱棣任命早年跟随他南征北战的亲信刘江为辽东左都督，镇守辽东广宁卫备倭。刘江，江苏宿迁人，是早年跟随朱棣参加“靖难之役”的亲兵，朱棣北征阿鲁台时，曾亲率骑兵冲击阿鲁台后阵，“手刃敌人十余”，迫使阿鲁台大溃，可谓勇将。刘江到任后经过勘察，认定离金州70里的望海涡乃“咽喉之地”，遂在当地驻兵，严阵以待。他还“发动群众”，招当地“精于水性之良民”，在周边海域一带乘小船布控侦查，严防倭寇入侵。永乐十七年（公元1419年）六月，侦查到东南海域有火光，确认倭寇即将来袭，立刻调遣精兵在当地设伏，次日2000余倭寇登陆攻击，刘江不为所动，派属下徐刚埋伏于望海涡山下，另派百户江隆率领他精心挑选的“健锐勇士”绕道敌后，约定“旗举而伏起，闻炮鸣而奋击”。不久倭寇进入伏击圈，刘江命令鸣炮，继而身先士卒奋勇冲杀，明军伏兵大起，艰苦的战斗从清晨打到黄昏，倭寇仓皇逃命到山下樱桃堡内，企图负隅顽抗，刘江严令部将不许攻击，故意露出一个缺口，引诱倭寇逃命，然后命士兵在倭寇出逃时截击，终将倭寇大部歼灭，少数逃到海边的倭寇，也被刘江早已安排好的水师活捉，是役斩首1900余级，生擒数百人，2600名倭寇无一漏网。这是倭寇侵扰中国沿海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的“全军覆没”。捷报传来，朱棣大为高兴，封刘江为“广宁伯”，赐名为刘荣。当地乡民也自发为刘江修筑“真武庙”以表纪念。次年四月，刘江病逝，朱棣甚为悲痛，赐谥号为“忠武”，安葬于北京永定河畔四平山。今天北京官园南边广宁伯街，就是其先前府邸的遗址。望海涡大捷，在明朝前期的抗倭战争里有重要意义，此战后100年间，除了日本“经贸代表团”的贸易纠纷外，大规模的倭寇入侵基本消失了。倭寇再次以千人以上规模大肆侵扰，应是百年后嘉靖朝中后期的事了。第四章明朝西域第一将宋晟2002年2月22日，南京《江南时报》发表了一则名为《金陵古迹屡遭破坏堪忧》的报道，报道声称：“位于南京雨花西路114号旁的宋晟墓，遭到了周边建筑物的挤占，严重违反了国家有关文物保护政策，其墓碑的本身更遭涂抹，碑文已辨识不清。”报道出炉后，一度引起了互联网上各地文物爱好者的关注，但即使资深的文物爱好者，这时也有人提出了一个疑问：宋晟是谁？报道该新闻的记者，在报道的时候也摆了一个“大乌龙”，在新闻中竟称宋晟为“明代著名书法家”……而事实上，这位今天已不为人所熟知，甚至墓葬都遭侵扰的明朝开国元勋，在悠悠青史之中，虽几经涂抹、歪曲、沉浮，生前身后连遭非议攻击，却终不能抹杀其赫赫的沙场功业。虽与徐达、常遇春、邓愈、汤和等“大明英烈”们相比，他的声名不大，在大明王朝北逐元廷，统一天下的大业中，他起初只是跑龙套的角色，在西北战场才找到了自己的舞台。明王朝对西北大地的主权，因他的战功而奠定。横扫中亚，威震世界的帖木儿大帝，在人生的最后时刻，曾与他有一次擦肩而过的对决机会。生性多疑的朱元璋、朱棣父子两代，独独对他信任有加，命他可在西北“专断边事，不必事事奏报”。引起清初“文字狱”的“明史”《罪惟录》中，更给予他一个至高无上的评价：“建卫霍之功业也。”将他比作西汉横扫匈奴的两大名将——卫青、霍去病。宋晟，字景阳，安徽定远人。史载他“四镇凉州，前后二十余年，威信著绝域”。洪武王朝励精图治的大业里，永乐盛世万国来朝的繁华中，他是中国西北大门沉默的守护者。一和明朝诸多开国名将一样，身为安徽定远人的宋晟，也是最早跟随朱元璋起兵的“老乡”。那是公元1353年的事，当时还在郭子兴麾下的朱元璋回乡募兵，胡大海、邓愈、常遇春、蓝玉等“开国名将”们皆在这次征募中投军。宋晟家更积极，宋晟之父宋朝用，宋晟之兄宋国兴皆入伍从军。比起正值壮年的父兄来，彼时宋晟只有11岁，是个十足的“娃娃兵”。11岁的“小鬼”，自然上不了战场。倒是宋晟的父兄，在朱元璋起兵的开始阶段屡立战功。和常遇春等人的“穷苦出身”不同，宋家原本就是当地富户，不但家境殷实，为防蒙古官吏欺辱，很早就拉起了民团。宋晟之兄宋国兴，年轻时就是定远当地的“壮士”，最善武枪弄棒。投奔朱元璋后，以宋家早年“民团”为班底的“宋家军”，开始崭露头角。朱元璋攻克滁州之战，正是宋晟之兄宋国兴率军夜袭，经浴血奋战打开了滁州城门，朱元璋也因此拥有了自己争天下的第一座城池。朱元璋曾赞他为“勇国兴”。宋晟之父宋朝用是朱元璋早期的重要将领，明史说他“因积功至元帅”，一度与徐达、常遇春等人并列。朱元璋定远募兵后，打通东进道路的和州之战，正是由他指挥完成。刘基在《诚意伯文集》里赞他“智勇兼备”，也是个名噪一时的名将。小宋晟11岁就从军，被编在当时另一名将邓愈麾下。家庭的渊源外带南征北战里的耳濡目染，宋晟想不会打仗都难，可毕竟岁数小，冲锋陷阵还不现实。邓愈对这位“老战友”的儿子很是器重，留在身边当了“勤务兵”，除了每天干些端茶倒水的杂活外，邓愈还时常“以兵书战策勤教之”。满腹的韬略，从此时开始生根。如果照这样下去，小宋晟很可能会在邓愈的教导下，成为一个出色的军事家，待到天下太平后论功行赏，运气好了，还能以“功臣之子”的身份承袭爵位，从此风风光光。宋晟做到了，不但做到了，而且还超越了诸多的“功臣子弟”们，成为他们之中的翘楚。建功、封侯、赐爵，一步一步，但这些是以他13岁那年的一场悲伤开始的。元朝至正十四年（公元1355年），正在开疆拓土的朱元璋，把目光对准了一个新的目标——集庆（江苏南京）。这是六朝古都，元王朝江南重镇，拿下它，就拿下了统一天下的关键点，这是朱元璋霸业的天王山战役。是天王山就要啃下来，从当年七月，九月，一直到第二年三月，朱元璋集中重兵，连续3次发动了对集庆的猛烈进攻。朱元璋攻得猛，元王朝守得也猛，咬紧牙关死战不退。几番攻坚下来，朱元璋伤亡惨重。在当年九月第二次攻打集庆的战役中，为突破元军防线，朱元璋精选军中壮士做敢死队，企图强行渡江。统领敢死队的，恰是宋晟的兄长——“勇国兴”。“勇国兴”还是一如既往地勇，身先士卒渡江猛冲，却没了之前的好运气，一支箭不偏不倚，射中了宋国兴的额头，宋国兴壮烈殉难。噩耗传来，朱元璋痛惜不已，随即下令全军撤退，二攻集庆的战役就此结束。随后，朱元璋在军中隆重举丧，宋家上下自是悲痛万分，这时朱元璋从中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孩子——一家老小都在号啕大哭，唯独他例外，虽满脸悲愤，硬是一滴眼泪都没掉，只是郑重地在死者的

司法制度，直接管理到中国从事贸易的英国人；假如中国政府不能满足此项要求，希望中国政府切实改革“十三行”制度，消除弊端，增加透明度。第三，要求中国政府同意互派外交使节，驻扎彼此首都。当然，马戛尔尼使团也为中国皇帝准备了丰厚的礼物。经过九个月的海上旅行，1793年6月20日清晨六点，马戛尔尼使团四艘轮船浩浩荡荡抵达澳门外海停泊，随行副使斯当东勋爵迅即奉命登岸与东印度公司专员接洽。两天后，斯当东回到船上，向马戛尔尼报告在澳门所获情报，知道中国政府得知马戛尔尼使团将来消息后，文武官员均表满意，乾隆帝以为“己身克享遐龄，以古稀天子之身，至政幕将闭之候，而犹得一远国如英吉利者，使臣万里东来，共敦睦谊，则其毕生之威名荣誉，至是而益增”。乾隆帝通令各海口留心探听，凡有英使船只经过处，给予必要方便、帮助和礼遇。斯当东打探来的情报是不准确的。清政府确实早就知道英国政府将派员前来中国，但他们对英国政府的用意几乎作了顽强相反的猜测。这也是马戛尔尼使团失败的根本原因。中国政府确实在几个月之前就通过洋商知道英使将来，但中国人没有弄明白英使来华使命。根据过往经验，中国人以为英使来华，就像诸番邦朝贡一样，因而乾隆帝指示沿海各口给予必要协助，“即将该贡使及贡物等项派委妥员迅速护送进京，毋得稍有迟误”。乾隆帝关怀所在还是朝贡及贡物，这注定马戛尔尼使命无法达成。另一方面，清政府对想象中“新附”番邦心怀戒惧。乾隆帝历次指示不断提醒沿海各省督抚加强戒备，当英使贡船进口时，先期派委大员，多带员弁兵丁，列营站队，“务必旗帜鲜明，甲杖精粹，同时要不动声色，密加查察防范，以肃观瞻而昭体制”。这显然是“天朝上国”心态的自然流露，无形中为马戛尔尼使团完成任务设置了障碍。中国的期待与马戛尔尼的使命相差太远，但是这个时候，中英双方并不真切知道对方底牌，尤其是中方根本不知道英国人此行主要任务在通商，在建交。这两件大事，对于中方，对乾隆大帝来说，闻所未闻。马戛尔尼使团在澳门逗留了几天之后起程驰往浙江舟山，稍事休整继续北上，7月25日抵达天津大沽口外抛锚停泊。中国方面负责接待的长芦盐政徴瑞迅即派遣天津道乔人杰等前往迎接，并送去大量牛羊、米面、果蔬、茶酒，传旨颁赏。乾隆帝根据徴瑞的报告，再次指示在接待中要做到“不卑不亢，以符体制而示怀柔”。至此，清廷上下依然将英国使团视为一支专程前往北京朝贡的队伍，毫无近代意义上的国家交往想法。因此，中国方面关怀所在不是询问、了解英国人为何而来，而是见面伊始查看“表文”，以及贡品礼单。使团提交的礼品清单有天体仪、地球仪、座钟、气象仪、毛瑟枪、连珠枪、铜炮、榴弹炮及军舰模型等。这些礼品，为英国最近百年创造，尤其是作为欧洲第一海军强国，礼品中的枪炮、军舰，以及天文地理仪器等，应该说还是很有价值的。然而，作为“天朝上国”，乾隆帝看到清单似乎有点失望，他在随后的指示中强调，英国人的礼品清单俱不免张大其词，由此可知英国人境界不高，“自为独得之秘，以夸耀其制造至精奇”，其实不过尔尔，“天朝原亦有之”。乾隆皇帝未见其人而先失望，马戛尔尼使团完成使命的机会越来越小。近代中国地方自治思潮缘起在长达两千余年的中国传统社会里，君主个人独裁的政治模式虽然并没有真正得到贯彻和执行，但以君主为权力象征和“主权体现者”这种中央集权的政治模式则至迟从西汉中叶之后一直得以实行。这种模式将地方上的各种权力尽可能地收归中央，由中央统一决策和推行，各级地方政权实际上沦为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它和中央政府的关系只能是垂直的隶属关系。现在看来，这种模式具有许多弊病，既扼杀了地方积极性，也造成了中央政权极其沉重而又不易消解的财政乃至政治负担。但是历史主义的观察，这种权力模式在中国历史上是正面作用大于负面影响，它一方面维护了中国多族群的统一，另一方面则比较容易地造成一种稳定的、宁静的社会政治环境。不过，到了明清之际，由于中国社会内部新的生产力因素萌生、发展，中国传统社会模式无可回避地产生许多裂痕。中国的权力模式如果依然固守旧有的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则势必阻碍中国社会发展。于是一些敏锐的思想家如顾炎武、黄宗羲等人便很自然地考虑如何重建中国权力模式问题。黄宗羲说：“后世骄君自恣，不以天下万民为事。其所求乎草野者，不过欲得奔走服役之人。乃使草野之应于上者，亦不出乎奔走服役，一时免于寒饿，遂感在上之知遇，不复计其礼之备与不备，跻之仆妾之间而以为当然。”（《明夷待访录?原臣》）很显然，黄宗羲不仅反对权力集中在君主个人之手，主张实行分权，而且意味着反对中央权力过分膨胀，主张建立一种新型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权模式。只是这种模式究竟应该是一种什么样子，黄宗羲似乎尚没有更为清晰的方案。和黄宗羲不清晰的感觉明显不同，顾炎武不仅清楚地看到旧有中央集权模式之间的弊端，而且明白提出中央与地方分权新模式。他在《日知录?乡亭之职》指出，“《周礼?地官》自州长一下，有党正、族正、族师、闾胥、比长，自县正以下，有鄙师、酂长、里宰、邻长，则三代明之制，亦不越乎此也。夫惟于一乡之中，官之备而法之详，然后天下之治，若网之在纲，有条而不紊。至于今日，一切荡然，无有存者。且守令之不足任也，而多设之监司；监司之又不足任也，而重立之牧伯。积尊累重，以居乎其上，而下无与分其职者。虽得公廉勤干之吏，犹不能以为治，而况托之非人者乎，……唐柳宗元之言，曰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由此论之，则天下之治，始于里胥，终于天子，其灼然矣。故自古及今，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兴亡之涂，罔不由此！”因此，顾炎武在《郡县论》中明确提出“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罢监司之任，设世官之奖，省辟属之法”。要求任职县令“必用千里以内习其风土之人”，经过若干年试用后，称职者“任之终身”，并且要求“使县令得私其百里之地”，使其个人利益与当地百姓的利益密切相关，从而加强地方权力，完全由中央派出机构而变为相对独立的政权实体，以防“不虞之变”，以各地的共同发展来维系全国的统一和稳定。顾炎武反对官员异地任职，主张官员尤其是地方官员的利益一定要与当地百姓的利益、关切相一致，必用千里之内熟悉当地风土人情的人。显而易见，顾炎武权力模式类型设计具有浓厚的复古色彩，是企图以古代理想的政治理念去纠正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这一点既有消极影响，也有其积极意义，它实际上和欧洲近代观念的萌生走着同样的道路，都是“以复古求革新”。如果中国的政治不再发生剧烈性变动，伴随着中国新的生产力因素不断壮大与成长，顾炎武的权力模式类型迟早将变为现实，中央与地方分权体制必将从旧有中央集权模式中分解出来。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伴随着明清易代政权交替，中国政治变革虽然发生了重大变化，但生机勃勃的满洲贵族在清朝早中期实际上却以自身的力量阻止了明中叶之后开始的政治体制变革进程，而完成了更姓易代、重建权力系统的工作。中国的政治体制不仅在旧有模式中又继续运转了二百余年，而且在清朝早中期似乎还有所加强。只是到了晚清，一方面因为晚清政府实际上又陷入更姓易代的前夜，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内部新的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等都因中国社会逐步“殖民地化”而变得更加强大，故而中央与地方分权问题再一次被提上中国政治日程，顾炎武的政治理念终于在近代中国寻觅到了知音。顾炎武政治理念的最早知音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他们有感于中国危在旦夕的残酷现实，最早敏锐地感觉到中国有进行权力模式改革的必要性。早在戊戌维新变法前一年，他们中的精英分子差不多都集中在湖南，试图在开明官僚陈宝箴庇护下，以局部改革为试点，完成中国政治体制模型的重新建构。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所谓“湖南新政”。湖南新政的中坚人物为黄遵宪。黄遵宪在这次新政中所提出的“地方自治”的理论明显地受到顾炎武的影响，只是黄遵宪毕竟生长在近代中国，毕竟有周游列国的亲身经历和更为丰富的世界观念，故而他的地方自治论思想渊源虽然可以追溯到顾炎武，但顾的政治理念并不是黄遵宪政治主张的唯一智慧资源。据黄遵宪致梁启超信中自述：“吾自随使东西，略窥各国政学之要，以为国之文野，必以民之智愚为程度。苟欲张国力，伸民权，非民族之强，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何以自立？苟欲保民生，厚民气，非地方自治，则秦人视越人之肥瘠，沫不相关，民何由而强？早夜以思府县会议，其先务之亟矣。既而又思今之地方官受之于大吏，大吏又受之于政府，其心思耳目，惟高爵权要者之言是听。即开府县会，即会员皆贤，昌言正论，至于舌敌唇焦，而彼辈充耳如不闻又如何？则又爽然自失，以为府县会亦空言无益。既而念警察一局，为万政万事根本。诚使官民合力，听民之筹费，许民之襄办，则地方自治之规模，隐寓于其中，而民智从此而开，民权亦从此而伸。”（《中国哲学》第八辑）由此可见，黄遵宪地方自治思想资源更多地来源于西方近代观念，其根本目的也与顾炎武明显不同，而是以地方自治为基础，将中国改造成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国家。他的具体方案是：“政体当法英美，而其着手次第，则又取租税讼狱警察之权，分之于四方百姓；取学校武备交通（自注：谓电信铁道邮递之类）之权，归之中央政府，尽废今之督抚藩臬等官，以分巡道为地方大吏。其职在行政而不许议政。上自朝廷，下至府县，咸议民选议院为出治之所（自注：初仿日本，后仿英国），而将二十一行省分划五大部，各设总督，其体制如澳洲、加拿大总督，中央政府权如英主。共统辖本国五大部，如德意志之统率日尔曼全部，如合众国统领之统辖美利坚联邦，如此则内安民生，外联与国，或亦足以自立乎？”（《梁启超年谱长编》，290页）显然，这已远不是顾炎武地方分权方案的简单摹本，而是一套全新的近代意识。然而，随着湖南新政，尤其是全国范围维新运动的失败，黄遵宪的理想并没有变成现实，而仅仅具有思想史的意义。不过由此却开启了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地方自治信念的先河。1899年，章太炎提出加强地方权力的“藩镇论”和“分镇论”，期望以地方自治为手段完成中国政治体制变革。章太炎在《藩镇论》写道：“板荡之世，非得藩镇以尊攘，则宪政不立。且今之斥拟藩镇以为跋扈者，其志果在宪政乎？抑他有所为乎？夫削藩镇以立宪政者，天下之至公也；削藩镇以遂一二肺腑贵人之专欲者，天下之至私也。私之至者，不行媚白人，使脍碟中国以至于尽不已。今藩镇虽离于至公，而犹未合于至私。”在章太炎看来，在目前条件下，“与不得已，官制不及改，则莫若封建方镇为一，置燕、齐、晋、汴及东三省为王畿，注错无所变，其余置五道：……道各以督抚才者制之，冠各以地，无以虚辞美称，行政置吏，惟其所令；岁入贡于泉府者数十万，毋有缺乏；扶寸地失，惟斯人是问。一受其爵，非丧土缺贡，终其身无所易，死则代以其属吏，荐于故帅而锡令于朝。其布于邻国，则曰斯吾封建之国也。交会约言在是，天室弗与知。若是，则外人不得挟政府以制九域，冀少假岁月以修内政，人人亲其大吏，争为效命，而天下少安矣。”（《分镇》）章太炎认为，这虽然是等而下之的对策，但在当时中国的政治环境下未尝不可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变通方案。地方自治的理想或许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最佳方案，但在中国被迫踏入现代化门槛时却又不得不成为一种趋势和一种选择。诚如欧渠甲在1902年所写的《新广东》中所说的那样：“且夫自立者，天地之大义，生人之本分，不可不担当不力行者也。我人之呻吟于专制政体之下，不得平等自由，登进文明之路，宜早树独立旗，击自由钟，以奋我国民之精神，以复我天赋之权力，虽满清政府未到如斯之地位，尚需早图自立，以除阻我文明之进步矣，何况其衰颓至于今日者乎？”如果说“东南互保”还带有以地方实力解决政治危机暂时性、临时性考量的话，那么，宋教仁等人在辛亥后关于中国权力模型设计，特别是中央与地方间关系重构则是近代中国地方自治思潮的逻辑发展和理性审视。宋教仁《中央行政与地方行政分划之大政见》说：“吾人谓今日之中国，中央集权制固不宜，偏重地方官制之地方分制亦不宜，谓宜折中，以对外的消极的各政务归之中央，以对内的积极的各政务归之地方。其地方政治中，则尤注重于地方自治一途，使人民直接参与施政，以重民权，如是庶合轻重适当之道也。”这实际上是对近代以来的地方自治思想作了理性概括和总结。中国如果照此发展，一方面可以有效克服旧有中央集权体制弊病，另一方面决不会出现地方势力坐大和分裂局面。清末联邦制何以不可能当过分的中央集权体制弊病日益明显时，人们的关注点当然是如何克服这一政治体制的弊病，重建新的权力模式。这一点在清末民初表现得尤为明显。宋教仁所提出的分权模式既是对前此思想探讨的理性总结和折中，也是对以后中国政治发展的预测和规划。宋教仁的理想一方面是想克服旧有中央集权体制弊病，调动和利用地方积极性，另一方面他实际上是依然期望在“统一中国”框架内解决问题，期望建立一个强有力而又富有理性的中央政府，以此作为社会整合和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主导力量。据此我们不难看到，宋教仁分权模式的核心，不是要导致中国分裂、地方主义坐大，而是重建中央与地方新关系。这种新关系不同于旧的中央与地方垂直式行政统制模式，也不同于欧美盛行的地方自治权甚大的联邦制，而是中央与地方相互依赖、相互依存、相互协作的新模式。在这种新模式中，中央行政宜为统括的，“大抵对外的行政，多归之中央；对内的行政，多归之地方；消极的维持安宁之行政，多归之中央；积极的增进幸福之行政，多归之地方。至其职责分配，则尤当视其国内之情状而定之也。”（《中央行政与地方行政分划之大政见》）应该说，这种设想大抵符合中国国情，是一种未尝不可一试的选择。然而，由于当时中国政治发展的特殊情况，宋教仁在提出这些设想之后仅仅一个星期就惨遭杀害，他的理想便被束之高阁，中央与地方分权的新模式只能另辟他途。不过，由于这一问题委实重要、迫切，即使不照宋教仁的方案加以解决，也必须采用其他方案加以回应。事实上，在宋教仁提出这些方案的当时或前后，国内思想界并未放弃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和研究，提出一系列的方案和设想，其中影响最巨的当数“联邦制”。从现有资料看，联邦制在近代中国的最早明确提出，要推近代著名的政论家、思想家梁启超。他在1901年所著的《卢梭学案》中写道：“卢氏以为瑞士联邦诚太弱小，或不免为邻邦所侵轹。虽然，使有一大邦效瑞士之例，自分为数小邦，据联邦之制以实行民主之政，则其国势之强盛，人民之自由，必有可以震古烁今而永为后世万国法者。卢氏之旨其在斯乎，其在斯乎？”而“我中国……民间自治之风最盛焉，诚能博采文明各国地方之制，省省府府，州州县县，……各为团体，因其地宜以立法律，从其民欲以施政令，则成就一卢梭心目中所想望之国家，其路为最近而其事为最易焉，果尔则吾中国之政体行

有真正付给李鸿章——存不存在这种可能呢？平心而论，从理论上来讲，是可能的，但是我们搞历史研究，一切猜想都需要证据——如果将来历史学界挖掘出来璞科第私吞50万两白银的证据，也许本文所讲的论点会被推翻——但是，李鸿章死后，留下租界洋楼好几幢以及金银一大批，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些钱难道都是合法工资所得么？当然，假如李鸿章能起死回生，他也许会这样为自己辩护：“当年中国受到日本和德国的觊觎，我引俄国海军到旅顺、大连来，是为了抗衡日本和德国，是为了请俄军来保护我们大清——也就是说，你别看我收了人家俄国人50万两白银，可是就《旅大租地条约》这份条约而言，它不但有利于俄国，而且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有利于我们大清国！”李鸿章倘若要这样为自己辩护，也许有他的道理，也许没有道理——但是，这个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话题，因此，笔者在此无意深入探讨。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无论条约是否有利于大清国，但身为大清国重臣，办理外交事务，收受外国巨额贿赂，都是不对的——这一点，恐怕是李鸿章所无法否认的。换句话来讲：李鸿章也许是个忠臣，但是，他同时应该也是一个贪官。他收钱的时候，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人家俄国人——而且不止一个俄国人，在他们内部的电报中，将这件事，用白纸黑字给记录了下来。天网恢恢——该暴露的，迟早还是会暴露——你可以在一段时间里，欺骗所有人；你也可以在所有的时间里，欺骗一部分人。但是，你绝对不可能在所有的时间里，欺骗所有的人。行文到最后，就让我们来看看，李鸿章和俄国人当年所签署的这份“佣金”为一个亿的《旅大租地条约》都是些什么内容。《旅大租地条约》一八九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六日，俄历一八九八年三月十五日，北京。大清国大皇帝、大俄国大皇帝欲更敦两国盟谊，互筹相助之法，为此，大清国大皇帝派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一等肃毅伯李鸿章，尚书衔户部左侍郎张荫桓为全权大臣；大俄国大皇帝派驻华署理全权大臣内廷郎巴夫洛夫为全权大臣。该大臣等各以所奉全权之据视为妥协，商定条款如下：第一款为保全俄国水师在中国北方海岸有足为可恃之地，大清国大皇帝允将旅顺口、大连湾暨附近水面租与俄国。唯此项所租，断不侵中国大皇帝主此地之权。第二款因以上缘由所租地段之界，经大连湾迤北，酌视旱地合宜保守该段所需应相离若干里，即准相离若干里，其确切界限以及此约各项详细，俟此约画押后，在圣彼得堡会同许大臣即刻商订，另立专条。此界线商定后，所有划入租界线内之地及附近水面专归俄国租用。第三款租地限期，自画此约之日始，定二十五年为限，然限满后，由两国相商展限亦可。第四款所定限内，在俄国所租之地以及附近海面，所有调度水、陆各军并治理地方大吏全归俄官，而责成一人办理，但不得有总督、巡抚名目。中国无论何项陆军，不得驻此界内。界内华民去留任便，不得驱迫。若有犯案，该犯送交就近中国按律治罪，按照咸丰十年中、俄约第八款办理。第五款所租地界以北，定一隙地。此地之界，由许大臣在圣彼得堡与外部商定。此隙地之内，一切吏治全归于中国官，唯中国兵非与俄官商明，不得来此。第六款两国政府相允，旅顺一口既专为武备之口，独准华、俄船只享用，而于各国兵、商船只，以为不开之口。至于大连湾，除口内一港亦照旅顺口之例，专为华、俄兵舰之用，其余地方作为通商口岸，各国商船任便可到。第七款俄国认在所租之地，而旅顺大连湾两口岸为尤要，备资自行盖造水、陆各军所需处所，建筑炮台，安置防兵，总设所需各法，借以着实御侮；并认以己资修养灯塔以及保航海无虞之所需各项标志。第八款中国政府允以光绪二十二年所准中国东方铁路公司建造铁路之理，而今自画此约日起，推及由该干路某一站起至大连湾，或酌量所需，亦以此理，推及由该干路至辽东半岛营口、鸭绿江中间沿海较便地方，筑一支路。所有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二日中国政府与华俄银行所立合同内各例，宜于以上所续支路确切照行。其造路方向及经过处所，应由许大臣与东方铁路公司议商一切。唯此项让造支路之事，永远不得借端侵占中国土地，亦不得有碍大清国大皇帝应有权利。第九款此约自两国全权大臣彼此互换之日起举行。此约御笔批准之本，自画押后，即刻在圣彼得堡互换。兹两国全权大臣将此约备中、俄二国文字各二份，画押盖印为凭。两国文字校对无讹，唯辩解之时，以俄文为本。此约在北京缮就二本。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六日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三月十五日

“张勋复辟”背后的阴谋

至关重要。排在名单首位的是蔡锷同志，此人后来第一个竖起反袁大旗。接下来的重要人士，是超级人气实力天团“溜须拍马无下限”的大牌成员——阎锡山先生和张作霖先生。阎锡山不仅在袁世凯出山后大力镇压革命党表明立场，还把老爹阎书堂送到北京做了人质。这么看来，我们应该从“我爸是李刚”手中收回“坑爹”一词的冠名权，毕竟远在一百年前，阎锡山先生就已成功做到了这一点，对“坑爹”一词下了准确而生动的定义。话又说回来，此法虽然凶残，但效果还可以。因为阎锡山依靠不孝的“坑爹”奇招，慢慢消弭了袁大总统对他的戒心。比起阎锡山，张作霖也不遑多让。作为百年难遇的拍马屁高人，为了让袁大总统对他放心，他隔一段时间就赠送袁大总统一个回报（主要是升官发财）惊人的大马屁。对于袁大总统想升级做皇帝的行为，他拍着胸脯气壮山河地表示：关外有异样，唯作霖一人是问，作霖一身当之；关内若有反对者，作霖愿率本部以平内乱！凭此二人的种种行为，不难知道他们的请愿举动并非出自真心实意，而是出自畏惧，畏惧袁世凯拿割据一方的他们开刀。这种人就是墙头草，一旦出事，跑得比兔子都快。名单中有一个叫陈宧的四川军区司令，此人曾以45岁高龄双膝跪地、手捧袁世凯的臭脚，声泪俱下地表达拥护之情，说让袁大总统早日登基，说他只认袁皇帝不认袁大总统之类的极品马屁话。就是这个演技超一流的老小子，后来率四川独立，是力劝袁世凯退位的主力。名单中还有之前露过脸的汤芗铭，以及一个叫陈树藩的小马屁精军阀，这两人后来都竖起了反旗。总之，这些劝进的将军，不是为了自保就是为了往上爬捞好处，没有一个人靠谱。奇怪，理论上应该靠谱的一线北洋重要干部如段祺瑞、冯国璋，为何不在名单中？因为这二人很不爽袁世凯。不爽的理由之一前面提过：袁世凯收回了他们手中的权力。此外，还有一个关键理由，这二人并不支持袁世凯放弃共和。段祺瑞曾当面告诫袁世凯：“咱们都共和好几年了，您却要掉头当皇帝，这种开历史倒车的行为十分危险，搞不好就要车毁人亡。”但袁世凯没听进去。段祺瑞很生气，心想你不听我的，我还不伺候你。于是掉头回家，下围棋去也。远在江苏的冯国璋，消息自然不如京城的段祺瑞灵通。他走了一些关系后，才打探到袁老大要做皇帝的消息。但他不相信英明神武的老大会做如此愚蠢的事情。于是从江苏大老远地跑到北京，当面跟袁世凯确认。袁大总统具有很精湛的艺术表演功力，面对冯国璋的询问，他佯作惊异道：“绝无此事，纯属谣言！你看袁克定是一残疾人（跛腿），二子袁克文是文人（浪荡公子哥），都是无用之人。假如我做了皇帝，传位给他们，天下不是立即完蛋吗？我何至于如此之愚蠢？不要听信谣言，我绝无做皇帝的打算。”冯国璋的脑袋有些一根筋，想当皇帝的人，怎么可能轻易明说。若冯国璋多问几遍，凭他们的交情，也许能套出实话。冯国璋打仗是一把好手，但搞政治是个榆木脑袋，他想不明白这个道理。之后，这位兄台向新闻界发表谈话：“有关袁总统想当皇帝的事情，我已经找他本人确认了，那纯属谣传。以后谁敢乱说话诽谤领袖，不要怪我的枪子儿不认人！”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袁老大在耍他。于是，与老大的关系本就不如当初和谐的冯国璋，更加觉得老大拿他当外人，顿生异心。这两个心怀不满的北洋功臣，将成为袁世凯的大问题。不过在袁老大的积威之下，这两位做惯了小弟的人还是不敢反的，他们需要一个人领头。人生就是一出戏还真有这么一个人选。此人就是正在“八大胡同”与名妓小凤仙演戏的蔡锷。蔡锷的大名已经提过很多次了，却从没有认真介绍过，在此补上。蔡锷，字松坡，1882年出生于湖南邵阳。跟此前介绍过的所有牛人一样，蔡锷的家境也是贫寒得不得了。从16岁开始，蔡锷就辗转于各地求学。他要用知识去改变命运。他先是进入长沙时务学堂，跟维新派的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学习新学，随后不久留学日本。这段时间，蔡锷学的都是维新致用的知识，走的是梁启超那样的路线，他想和平地改造这个腐朽的王朝。但事情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简单。1900年，蔡锷的老师唐才常、梁启超等人成立“自立军”，计划打到北京去营救被慈禧软禁的光绪。因为他们坚定地认为，开明的光绪皇帝能给民主和自由保驾护航。可还没来得及起事，唐才常和左膀右臂们便被张之洞一窝端。唐才常随即被杀。鲜血浇醒了蔡锷，他决定改走铁血救国路线。此后，他考入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1904年，蔡锷毕业回国，后进入云南讲武堂当军事教官。随后，全国大练新军。蔡锷由于工作表现优异，得以执掌新军十九镇三十七协，相当于如今的旅长，手下大概有四千人。武昌起义爆发后，蔡锷就靠这四千人马策动云南独立，成为新任云南都督。后来的事情之前提过。蔡锷虽然反对“二次革命”，但他不像阎锡山和张作霖那样没脸没皮，舍得放下身段投靠袁世凯，所以他在“二次革命”后被袁世凯调入北京，闲置到现在。当袁皇帝还是袁总统的时候，蔡锷确实对这个中国第一强力人物抱有殷切希望，觉得共和或许能在此人手中实现。可袁总统后来连出昏招，居然逆流而行做了皇帝，蔡锷遂对其彻底失望。他决定站出来阻止袁世凯，以匹夫之身去挑战袁世凯背后的国家机器。他不是没有考虑过失败，但不畏惧失败。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这样一种人，你在他身上看见的只有理想、勇气、坚定和无畏，没有懦弱。这种人无论自己多么弱小，无论对手多么强大，都会聆听并遵从内心的声音，毫不犹豫地前行，遇神杀神遇佛杀佛，直至到达胜利的终点。这种明知艰难险阻却一往无前、不顾小我去拯救大我的人，我们一般称之为斗士。他们是可怕的，是值得敬畏的。而蔡锷正是一名伟大的斗士。幸好，蔡锷并非一人孤军奋战。表面上拥护袁世凯称帝的人虽多，但站出来极力反对的也有一些，蔡锷曾经的老师梁启超就是其中之一。师徒二人秘密取得联系后，一致认为当务之急是尽快回到云南，因为唯云南有兵可用！可现在蔡锷形同被软禁，怎么回云南？蔡锷知道，只能一步一步来，第一步就是取得袁世凯的信任，再看有没有可趁之机。而要让一个枭雄信任你，不再觉得你是他的威胁，只有一个办法：装傻充愣，当然也可以称之为韬光养晦。就像《三国演义》中所写，刘备被曹操软禁后，天天躲在住处的后院里种菜养花，摆出一副安于现状的样子，做起了全职宅男。时间久了，曹操便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难道刘备真失去了争雄天下的大志，甘做一田舍翁？于是杀刘备的心思不再如以往坚定了。33岁的蔡锷吸取前辈刘备的经验，演起浪荡公子哥，常常出现在八大胡同，与小凤仙携手打造浪漫的文艺范儿生活。不仅如此，蔡锷还在呼吁袁世凯称帝的请愿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大名献媚。时间久了，袁世凯虽不相信蔡锷的壮志已经消磨殆尽，但还是稍微降低了防范的力度。其实这也就够了，一点点的松懈都可以有一个大的机会。袁世凯忙着登基一事之际，蔡锷创造出了机会。至于这个机会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史料提供了两个版本的解释。第一个版本，是流传度最广的文艺版本。一个大雪纷飞的冬日，蔡锷与小凤仙假装出门踏雪寻梅。途中趁监视的暗探不注意，蔡锷竖起衣领，压低毡帽，混进人丛，登上开往天津的列车，自天津出海，绕道回到云南。至于第二个版本，虽不浪漫却更加可信。蔡锷没有靠小凤仙打掩护，而是拿着医院出具的证明，直接跟袁世凯请了三个月病假，理由是去日本治病。袁世凯因为比较满意蔡锷近期的表现，一时大意答应了，蔡锷趁机借道日本回到云南。不管哪个版本的解释才是历史的真相，蔡锷终归是依靠自己的智慧、胆识和洞察力，主动创造机会，历经艰辛回到了云南。“护国战争”回到云南的蔡锷没有休息，而是立即执行与梁启超早就商定好的超高难度计划：尽云南之力，倾巢而出，占领四川。然后再倾四川全省之力，北出祁山，东下三峡，直入中原，北上幽燕，一举打垮袁世凯。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通告各界：“盛情难却，我准备做皇帝了，计划明年1月1日登基。”次日，流亡日本的孙中山发表通电，号召国民进行“三次革命”，把袁世凯这个独裁者打回原形！1915年12月25日，圣诞节。袁世凯宣布建立“中华帝国”，年号“洪宪”，行君主立宪政体。这个洪宪王朝有两处创新。一是将觐见礼由三跪九叩改为鞠躬，这算是一大进步。想当年，清朝皇帝们为了这个问题和列强们死磕，弄到最后连圆明园也给人家烧了。二是废除太监制度和宫女制度，与之前的王朝划清界限。袁皇帝正为上面的两项创新感到得意之际，却收到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圣诞礼物。礼物是一个坏消息：蔡锷在云南宣布独立，口号是“反袁护国”，已经誓师出征。云南陆军编成第一、二、三军。蔡锷亲率以麾下四千精锐为主力的第一军自云南入川，北上中原。人数是少了点，但这已是蔡锷能拿出手的全部家当。从日本匆匆赶回的李烈钧任第二军总司令，兵出广西。说是兵出广西，实际上只是防备可能来自广西的攻击。云南境内除蔡锷外的另一名实力派唐继尧任第三军总司令，留守云南看门。“护国战争”正式爆发！护国军起，平乱为重，袁世凯不得不无限期推迟登基典礼。袁世凯见招拆招，派出三路大军进攻护国军，他要以攻代守，以泰山压顶之势迅速击溃护国军。第一路、第二路由天津小站出身的少壮派军官曹锟统率，其中一路由吴佩孚、冯玉祥两大猛男做先锋，入川进攻蔡锷的护国军主力，另一路由北洋第六师（原第六镇）师长马继增率领，过湖南，进攻云南的护国军大本营，围魏救赵，攻敌必救。第三路由龙觐光率领，由广东出发，借道广西，配合马继增夹攻云南。战斗首先在四川边境打响！朱德率领的护国军先锋部队在棉花坡与北洋军遭遇，小挫大意轻敌的北洋军，未来的朱德元帅在棉花坡一战成名。但北洋军因此重视起了护国军，对护国军来说，局势并不容乐观。果不其然，一个月后，兵员不足、弹药严重消耗，综合实力处于下风的护国军被迫撤退，由攻转守。奇怪的是，曹锟的北洋军却按兵不动，并不乘胜追击，战事进入相持状态。曹锟明明占据优势，为何休兵不战？答案应该离不开如下可能性：可能性一，以曹锟为首的前线军官并不支持老上级袁世凯称帝，但也不想拒绝出兵公然得罪对方，所以在击退护国军后，见好就收。可能性二，为了保存实力。可能性三，由于日本人介入战争，暂时观望一下。由于袁世凯一贯的坚定反日立场，尤其是他近年来日益向欧美列强靠拢以制衡日本的政治立场，日本必除之而后快。因此在护国战争开始后，日本内阁就通过决议：为推翻袁世凯政权，日本将大力赞助如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以及宗社党为代表的反对政治势力。势头正盛的云南护国军，自然也受到了日本人的重点关照——军火以及军事顾问团队（李吉奎《护国战争与日本》）。曹锟休兵的时候，马继增那一路进攻云南的军队才投入战场。这是因为湖南和云南的交通条件太不理想，路太难走。马继增率军兵临城下，而唐继尧手头的那点兵和将用来防守云南一个省实在是捉襟见肘，几乎处处是防守漏洞。云南局势危殆！陷入被动的蔡锷和梁启超开始寻找援军，四处求救。求救效果并不好，大部分人都推三阻四，不肯给个痛快话。好在有一个叫王文华的，不负二人厚望。王文华的家族在贵州很有实力，他舅舅刘显世手下有兵（护军使），跟立宪派关系也不错，是贵州的土霸王，而且刘显世还欠蔡锷一个人情——当年蔡锷派遣唐继尧帮他摆平了强大的对手，为他在贵州称王称霸做出过很大的贡献。1916年1月27日，在王文华的策动下，刘显世宣布贵州独立。随后，王文华率军出贵州，对抗马继增的大军。战斗很快爆发。王文华的部队不仅战斗意志坚定，而且有未来的名人何应钦这样有潜力的将领临场指挥，而北洋军既不擅长山地作战，又是骄兵，徒具人数和装备优势。在王文华部的偷袭之下，北洋军连续小输几场。连败的马继增非常郁闷，自己瞧不起护国军，结果人家跟自己玩儿命，吃了败仗。太轻敌，太丢人。马继增先生并没有郁闷太久，因为他很快就彻底解脱了——在前线暴毙而亡。说是暴毙，其实是死因不明，可能是活活郁闷死的，也可能是自杀谢罪……这场及时的胜利意义重大，不仅解决了云南危机，更重要的是将“北洋军并非不可战胜”的信号传达给了天下人！这之后，北洋军稳驻城池，不再冒进，王文华也不敢逼迫太甚，双方就此对峙起来。四川、云南两个战场同时陷入僵持阶段。再见，结束跟辛亥革命如出一辙，主战场无战事的时候，其他各省倒是热闹起来。最热闹的肯定要算广西一份，因为袁世凯的老对手岑春煊出了一个狠招。他指使老部下——广西督军陆荣廷宣布广西独立，扣押借道广西的龙觐光，导致袁世凯的第三路大军瞬间瓦解。云南、广西、贵州三省连成一片，护国战争达到高潮。此时，陷入被动的袁世凯并未绝望。在他看来，得到日本支持、底牌尽出的护国军都打不过长江一线，这点小小的冲击力不足为惧！他认为只要换将，前线的北洋军一定能重整旗鼓。可换谁去？没有选择，只有段祺瑞和冯国璋。但这二人直接一口回绝袁世凯的命令不说，冯国璋还给了袁世凯一个更大的“惊喜”——冯国璋联合江西、浙江、湖南和山东四省督军密电各省，请护国军立即取消独立，请袁世凯立即取消帝制，以安人心！此事史称“五将军密电事件”。北洋系统公开分裂！曾经独霸天下的北洋系统正式分裂！虽然袁世凯熟悉战争，精通战争，有着挽救危局的能力，但他毕竟老了，且久疏战阵，而他视为倚靠的两员北洋战将——段祺瑞和冯国璋又离叛而去，他的皇帝事业是真干不下去了。肯定有人要问，北洋系统不是徐世昌、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四足鼎立吗，怎么少了段祺瑞、冯国璋，袁世凯就玩不转了？这是由另外两人的性格和兴趣所决定的。之前提过，徐世昌和王士珍擅长的是谋略，与带领军队相比，他们更享受决胜于千里之外的谋士身份和荣耀。此外，他们还时不时地退隐江湖。如此一来，这两人对军队的影响力哪比得上在北洋军营的熔炉里“烧了又化、化了又烧”的段祺瑞和冯国璋。玩不转当前局面的袁世凯赶紧找来徐世昌、段祺瑞商议。想当初，拥护袁世凯称帝的人之中根本就没有这二位。这么看来，袁世凯已经有借坡下驴的意思。果然，此二人异口同声地支持取消帝制。祸起萧墙，人心离散，军队带不动了。失去了最大的底牌——军队，袁世凯并没有破罐子破摔，没有孤注一掷地将皇帝事业进行到底，理智和良知尚存的他决定悬崖勒马。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取消帝制。当了八十三天没有正式登基的皇帝之后，袁世凯宣布恢复民国，洪宪王朝彻底关门大吉。不知道是袁世凯老糊涂了，还是众叛亲离消磨了他的敏锐，袁世凯在取消帝制之后，张口就是一句有失水准的话：“我不当皇帝了，那我继续当总统总是可以的吧？”袁世凯想一切都回到没有当皇帝之前，重新来过。但不会有人给他这个机会。反袁的旗手和精神领袖孙中山，第一个不答应他。5月9日，孙先生又一次站了出来，发表“二次讨袁宣言”：全国人民继续起来战斗，彻底打倒袁世凯这种不遵守《临时约法》开历史倒车的大独裁者！有人可能奇怪：孙先生怎么说得多做得少？你误会了，孙先生的动作还是相当迅猛的。关于孙先生“二次革命”后的反袁经历，下章具体再讲。老对头孙中山坚定地不放过他，之前积

然决定，不仅公使的谈话不能算数，即便是外交部长的谈话也不能当真，必定要有正式的文件，经双方全权代表正式签字并经元首批准方有相当的把握，尽管依然不是绝对的把握。而李鸿章过于轻信喀西尼的谈话，铸成了大错。这也表明李鸿章在外交上的幼稚。俄国政府根据其整体利益决定不采纳喀西尼的建议，李鸿章就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幼稚的外交导致了重大失败。第二，假使当时中国驻俄、驻日公使深知所在国的真实情形，又假使他们知无不言而言又无不尽，再假使李鸿章和其他主政者对外交官的报告加以相当的考虑和信任，那么中国在甲午之役期间的外交或许能够兼顾利害和力量。蒋廷黻指出，政策的发动当然根据国家的利害，但是政策的贯彻要靠国家的力量。个人负重若超过其力之所能必致害身。外交的企图，纵使是正当的，倘超过国力，必致误国。所以外交必须知己知彼。这种工作，唯独健全的外交机构始能负荷。中国政治家素重用人而不知运用机关，李鸿章当然也不例外。当然，前面所说的三种假设也不存在，当时中国驻外使对所在国的国情所知有限，所知者又因种种顾虑而不能尽言，所言者政府未必能信。其结果就是李鸿章因偏信喀西尼而采取外交积极、军事消极的误国政策。蒋廷黻还指出，当时李鸿章虽不能济事，但其见解、思路仍超人一等。至于一般的士大夫，他们除了发表不着边际的高调外，别无可取。甲午以前的小风波，李的才能足以度过，在甲午及甲午以后的大风浪中，李鸿章实在不能掌舵了。愈到后来，他愈不济事。在作战中，他多方求援，但西洋各国均借词搪塞。这不是李鸿章的过错，因为当时中国的国力实不足以左右任何西洋国家的政策。外国虽不援中国于未败之先，却又援中国于既败订约之后。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本是不怀好意的，以后瓜分的祸根就种于此。所以，蒋廷黻强调，中国对“友邦”的所谓“友谊”不可太凭一时的情感和幻想。我们愈研究国际关系，愈知道国与国是寡情的。外交上既没有永远的敌人，更没有永远的朋友，有的都是利害关系。后人能够责备李鸿章的是他甲午之后的联俄政策。沙皇俄国假借援助中国的美名，行割中国的实际政治。最初修中东铁路，因而引起以后严重的东北问题，一直演变到九一八甚至到七七事变。中东铁路是李鸿章联俄的代价。戊戌年春，俄国又假助中国的名义，强迫中国许它修筑南满铁路和租借大连旅顺。这两个海口就是俄、德、法三国于甲午战后帮助中国用两千万向日本赎回的。三国的援助，若清算一下，仅使中国白白地抛弃了两千万两银子也就罢了。这还不够。1900年，俄国趁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混乱派兵侵占东北。在北京交涉的时候，它又假助中国收复平津的美名，强迫中国向它割让东北的一切权力。当时英、美、日三国竭力支持刘坤一、张之洞抗俄，而李鸿章则坚持与俄国订约。李鸿章末年的荒唐简直不敢想象，幸而条约未签之前李就去世了，不然真不知后来的情形还会怎样发展。李鸿章去世之后，中国的外交路线发生了重大变化。1902年，英日同盟成立对付俄国。当时中国舆论倾向于加入这个同盟，留学日本的学生甚至发起成立义勇军，准备协助日本与俄国作战。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中国政府虽然表面上宣布中立，实际上对日本表示出相当的同情，地方势力如张作霖甚至还以实力去帮助日本作战。由此可见当时中国人的倾向。蒋廷黻就此指出，李鸿章的联俄政策不但失败了，而且简直是引狼入室。李在辛丑之前想联俄制日，后来的人乃反其道而行之，反过来想联日制俄。李鸿章的成绩固然不好，其后果也不堪问，但后来者的成绩亦更不值得夸耀，与李鸿章相比，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日俄战争之后，中日两国在南满开始摩擦。由此又可证明所谓外交也者，在自己的国力发展未到相当程度的时候，是不可靠的。无论是联东以制西，或是联西以制东，都是要付出代价的。不小心的时候，代价还要大于当初所要避免的损失。蒋廷黻分析民国外交时指出，民国以来，中国的外交方案并无根本的变动。与前不同的就是在内乱时期，党派的竞争免不了要借外以制内。大概说来，在朝的党，因所需的外助少，故对外所愿付出的代价低；反之，在野的党，因所需的外助多，故对外所愿付出的代价高。同时还有一个方面值得注意，即政府因负实际的政治责任，说话行事比较谨慎；反对政府的人，因不负实际责任可以随便给政府出难题，对社会唱高调。因此，一般人民很容易发生误会，以为官僚不努力、太消极，甚至于不爱国。反之，反对政府的人因言论激昂好像是特别爱国，特别有作为。国际关系是十分复杂的，不但在中国，就是在教育普及、新闻事业十分发达的国家如英美，一般人民关于外交问题容易为野心家的宣传所麻醉。所以在这些国家，后来就有不少公私组织，专门研究国际问题，以图舆论的健全化和外交的超党化。而这种组织在中国却一直不能成立，十分遗憾。总结到抗战爆发时先前百年的外交，蒋廷黻得出三点结论：第一，中国近百年对外失败不是由于中国人不爱国。第二，中国的失败由于外交者尚属次要，由于内争者实为主要。内争的致命伤即现代化的建设过于零碎、迟缓和不彻底。第三，就外交本身而论，中国的失败一部分应归咎于士大夫的虚骄，其他部分应归咎于外交机构的不健全。若再进一步的研究，这两种弊病都要归根于中国人的知识、思想及办公习惯的现代化程度之不足。我们不能不承认，蒋廷黻的分析和结论确实有相当的道理，确乎为智者之言。近代中日交涉：时机、教训及弥补中日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更是亚洲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日合作，亚洲团结、稳定，世界就安宁；中日冲突，亚洲动荡，世界也不得安宁。这是过去近两百年历史已经证明了的事实。相互不信任缘起如果从历史渊源说，中日是东亚最重要的邻居，有着上千年的交往史。在漫长的岁月中，日本是中国文明的学生，而且是最好的学生。中国古典文明许多重要内容得以保存，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像日本这样的好学生。礼失求诸野。古老的中国应该庆幸。到了近代，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世界市场逐步一体化，中日两国都面临着西方的挑战。中国在经历了漫长的犹豫之后以自己的方式回应西方，从剿夷到抚夷，再到学习西方。中国在这个过程中至少耽搁了两百年，中国原本应该坦然面对西方，回应西方，追上西方，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或者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增加工业文明的成分，从传统走向现代。然而，中国并没有这样做。中国没有及时回应西方的挑战，或许与自己古老的传统有关，丰厚的文化积淀使中国很难在短时间认同西方。但是，与中国的情形很不一样，日本在过去千年毕竟只是中国文明的学生，他们从中国文明中学的确实不少了，但他们毕竟不是中国，不是老师，还是学生。所以，面对西方的挑战，日本以另外一种方式回应，转身向西，脱亚入欧，发誓在远东建设一个“西方式”国家。应该承认，经过几十年努力，日本做到了，从1867年算起，至1900年义和团战争，日本就成为世界大国俱乐部一个重要成员；而此时的中国，却沦为被大国俱乐部处分的对象。日本之所以在短短几十年发生跨越式的发展，除了日本转身向西，与世界一流大国同舟共济、坦诚交往、认同世界主流价值“通大道”外，还应该承认日本最好地继承了中国文明中的智慧。在过往岁月中，日本对中国文明进行认真研究，对中国也进行了周密考察，尤其是对中国人并不屑的智慧比如《孙子兵法》，比如三国智慧，比如权谋，比如诈术等，中国人只是一般性地说说，并不信以为真，中国遵循孔子的教导，君子坦荡荡，不屑于阴谋，不屑于诡计，更不屑于诈术。日本则不然，或许是因为岛国生存的特殊忧患意识，日本对这些东西吃得很透，深入骨髓。中国在过往很长历史阶段中是以王道主义立场看待世界，看待周边。中国信奉儒家文明“以夏化夷”，用王道主义主流价值观影响周边，用文明软实力使四方来朝，文明的疆域和政治的疆域都在这个过程中扩充，因而在过去的两千年，中国人不再屑于玩弄雕虫小技，不屑于阴谋，不屑于权谋。这是中国在两千年不断扩充不断强大的原因，也是中国在近代面对西方很难转型，面对外敌屡屡显得笨拙，显得有点像宋襄公。应该坦然承认，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世界就是严复所认识的那样，是个弱肉强食的丛林状态。要想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中活下去，就要寻求富强，就要既通人类文明的大道，知道人类文明的方向和未来，也要知道丛林法则，知道小计，知道中国文明儒家精神向来不屑的法术势，知道阴谋、诈术，知道借势发力。对于这些，应该承认，中国文明的学生日本做得比老师好。老师与学生既通大道，又精小计。这是日本在近代成功的关键。回望百年中日交涉史，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日本总是在拿中国做试验，用中国智慧对付中国，尤其是在每次重大交涉时间点的选择上，日本绝对不是听之任之随波逐流，总是牢牢把握主动权，甚至不惜以小计刁难、发难。中日近代交涉第一次出故障，应该是1876年的《江华条约》。朝鲜是中国的番邦，与中国的宗藩关系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自从中国不得不踏上学习西方的路之后，资本一直有撬开朝鲜大门，打入东北亚的冲动。怎样引领番邦打开国门，走上世界，对于中国来说，确实是个问题。当美国资本准备进入时，中国确实不愿帮忙，也是事实。但是，相信中国一旦完成自己内部整合，一定会对包括朝鲜在内的诸多番邦有一统一规划。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日本利用清政府洋务新政无暇他顾，在外交上选择孤立主义的时候，曲解清政府宣布的“番国自主”原则，像美国对付日本那样，利用一次简单的事件，软硬兼施签订《江华条约》，与朝鲜构建了另外一种关系，挑战中国在东亚的盟主地位。必须承认，日本在这一次交涉中干得很棒，中朝宗藩关系因日本搅局面临转型。中国拥有第一流人才和智慧，日本的挑战使中国人看到先前宗藩关系不可持续。中国的进步与发展不能单兵突破，中国必须考虑周边那么多番邦的利益，这些番邦数百年来追随中国，寻求保护，但西方挑战东方，传统向近代转型时，中国一定要尽最大力量与这些番邦携手共进。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在东北亚抵御日本，以及俄国利用地缘优势对中国的蚕食，对东北亚的觊觎。此后，李鸿章那一代中国外交家为建构一个稳固的东北亚环境，下力气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引进朝鲜，用“大国均势”抵消日本因《江华条约》发展起来的日朝特殊关系，防止日本对朝鲜的独占，这一方面维护了中国作为宗主国的尊严、面子，对周边其他番邦的示范作用；另一方面也比较有效遏制了日本的野心，维持东北亚和平。如果说晚清几十年对朝政策存在巨大失误的话，必须承认这个时间段的“大国均势”构想及其实践，是最合理的一个阶段。1882年5月22日，在中国帮助下，《美朝通商修好条约》签字。引美入朝是一个共赢的方案，如果说有谁受到一点损失的话，只是日本再也无法利用地缘优势独占朝鲜。此后不到两个月，朝鲜分别与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意大利签订相同条约，一个全新的“大国均势”基本成型，日本对朝鲜的独占完全破局。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主管朝鲜事务的北洋大臣李鸿章丁忧回籍守孝。日本人在朝鲜策划了一场兵变，杀害主导构建大国均势的朝鲜实际领导人闵妃，使刚刚成型的东北亚大国均势破局。而恰恰在李鸿章不在的时候，李鸿章的继任者张树声、老部下马建忠无法充分理解“大国均势”的意义，不知怎样在朝鲜半岛与日本人斗智斗勇。马建忠识破了日本人的阴谋，看到了日本人的目的，但马建忠作出一个非常错误的决断，竟然以上国身份绑架了大院君。大院君确实罪大恶极，但他毕竟是朝鲜国王的生父。马建忠的做法挽回了中国对朝鲜的控制权，但从此后，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大国均势不复存在，群雄逐鹿东北亚变成了中日对峙。一千年的师生关系至此移位，由此注定12年后的甲午战争。日本的小计日本在李鸿章丁忧这个准确时间点达到了一个准确目标。日本这个中国文明的学生确实经此一变改变了与中国的关系。中国从此对日既没有信任感，也没有什么需要谦卑的东西。无论日本在明治维新时代获得怎样的进步，在中国人的眼里都算不上什么成绩。中日关系从此踏上一条充满风险的路，中日迟早回发生问题，是那个时代许多人的看法。两年后，1884年，中国因越南问题陷入南部边陲不得脱身，在战场上赢得了法国，但却不得不放弃越南。中国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有各种原因，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距离北京更近的朝鲜又出了问题。这年12月，日本策划发动政变，其目的就是利用中国正在南部陷入战争而脱离中国，走上独立。构建现代民族国家当然是这次政变的幌子，其真实目的让朝鲜投向日本，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为了化解这场冲突，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于1884年在天津进行了一次会谈。这次会谈从根本上改变了朝鲜发展方向。作为中国的番邦一变而成为中日共管。这为十年后的甲午战争埋下了种子。1888年，慈禧太后让小皇帝光绪即位，经过几年传帮带，慈禧太后定于六十岁时彻底退休，颐养天年，让光绪帝亲政。慈禧太后在过去三十多年是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她的退休关乎国家荣誉和一个时代的结束。慈禧太后或许并不想大事张扬，但从国家、朝廷立场上，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就是大清王朝政治生活中最大的事情，因此进入1894年，就是“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年”，中国所有的事情都必将围绕在这件事情转。然而，就在这样的时间点，日本利用朝鲜内部出现的小问题大事发难，清政府为了荣誉为了内部稳定，情报、决策、兵力布局调度、后勤保障，甚至国际沟通等，一律跟不上。中国既不能为了对付日本宣布中止、暂停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庆典，那样的话，中国必内乱。中国就在那种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左右应对，日本却利用了这个机会猛攻狠打。战争的结局从开始就已注定。甲午战争是中国历史的根本转折。这个转折从根本上打乱了中国发展的步伐，中国原本可能在洋务新政基础上往前走，在解决了物质的、器械的完美之后一步一步踏上一条君宪主义道路，中国不可能不改变，但中国最不应该的是因外部刺激而改变。中国从此踏上一条激进主义道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在经历了“二次革命”之后，国内严重分裂，在参战还是不参战问题上争论不休。就在这个混乱时期，日本义无反顾宣布参战。但它并没有立即出兵欧洲，而是发兵中国，抢占山东，从德国人手里夺取全部权益。这件事是现代中国的巨大转折，此后的外交失败、五四运动均与此关联。当然，日本发兵山东值得我们今天检讨的方面很多，中国无论如何不应该总是让内争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这可能是中国在建构现代国家时最值得注意的。第二年（1915年），日本为了让中国政府确认其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全部权益，利用袁世凯萌发的帝制野心，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这是中日撕破脸皮的开始。“二十一条”的关键不在山东，而是日本对满洲、蒙古权益的诉求。此时的中国，内政分裂，根本无法寻求共识，无法凝聚共同抵抗的力量。经过十几年的混乱、重组，蒋介石在1928年大致统一了关内。然而就在这个时间点，日本策划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其目的众说纷纭。但从大历史观察，对中国的影响非常清晰，此

当时下令把这名士兵及全队两千人杀光。”（《鞑靼战纪》）张献忠在四川期间曾派兵十八万北伐汉中，久攻不下，有四万士兵倒戈，最终汉中也未能攻下。撤军后，张献忠大怒，下令将另外十四万士兵全部屠杀，屠杀持续了四天。这十八万士兵都是四川人，“其间他命令把许多人的皮剥下来，塞进稻草，缝上头，命人大张旗鼓地送往他们的出生地，以使居民的心更感恐惧。”（《鞑靼战纪》）5.对家人、朋友、妃子的屠杀。《蜀破镜》记载，有一天他喊自己的幼子，幼子没答应，他就杀了幼子，第二天后悔了，他责问妻妾为何不阻止他，于是将妻妾杀尽，并将杀幼子的刽子手砍死。张献忠灭绝人性，无论亲疏。他曾召自己的老乡来王府痛饮，酒足饭饱后，友人们告退，张献忠笑嘻嘻地赠给每个人金银，目送老朋友们离去。张献忠事先伏甲士于路，把自己的老乡们尽数斩杀，再拿回所赠金银。接着，兵士们把张献忠老乡的首级盛于锦匣内洗净送回。有时张献忠独饮不乐，喊一声：“唤好友来！”士兵们立刻把冰镇的人头摆放于巨大的宴桌上（此类事中国历史上除张献忠外十六国石虎也干过）。张献忠本人持盏酌劝，亲切热情如对活人，并名之为“聚首欢宴”。（《蜀龟鉴》）张献忠立一陈姓女子当皇后，陈氏厌恶他，他说：“摆你娘的千金臭样！来人哪，把这臭婆娘拖出去勒死，连她那屌爸爸一家通通杀光。”（《蜀碧》）这是陈皇后的一种死法，还有的书记载陈皇后的另一种死法。一次张献忠打了败仗回宫，他的胡子被烧得只剩几根了，非常滑稽，宫女宛儿看见了，掩面一笑。张献忠大怒，“你个小婊子，老子打了败仗，连你也看不起咱老子吗？”于是一刀将宛儿捅死。张献忠持刀入宫，陈皇后说：“皇上，你怎么刀上有血？”“老子把你的宛儿杀了。”皇后问：“你怎么随便杀人，宛儿犯了什么罪？”张献忠：“你这个臭婆娘，咱老子在你心中还比不了你的宛儿，一起去死吧！”张献忠将手中滴血的宝刀抡圆了从陈皇后的左肩砍中，右胯砍出，陈皇后的身子像被风吹折的残柳，鲜血喷涌而出。旁边两个宫女赶紧跪下，连呼：“皇上饶命！”张献忠：“你们去死吧！”接连飞起两脚，一脚一个将她们踢进旁边的荷花池淹死。6.张献忠在攻略四川各城池时的暴行。张献忠打绵州时对官员富绅先勒令交银子，然后用锅将银子熬成水，从这些人口中灌入烫死。（《绵阳县志》）他在绵州屠杀时，有诗为证：“一时天悲地并惨，万家街巷流血满。平原荒草俱销魂，夜夜青磷千万点。”张献忠攻入简州，把所有百姓驱赶到城墙附近，离他的兵近的就被乱棍打死，靠近城墙的人更惨，张献忠下令将城墙推倒，把靠近城墙的百姓全部压死。张献忠攻保宁，见一黑色巨人坐在城上，脚浸泡在江水中，很恐惧，他询问后得知黑色巨人是张飞的神灵，于是面对空中祭拜，保宁竟因此得以保全。保宁的保全还有另一种说法，《绥寇纪略》记载张献忠要屠城，一个和尚来劝他，张献忠拿出狗肉和猪肉，说：“只要你吃肉我就封刀。”和尚：“老僧救百万生灵，何惜如来一戒？”于是把肉吃完，保宁人得以保全。张献忠打通江时，所部假扮明军，欲骗开城门，路上抓一儿童带路，儿童不知他们不是明军，张献忠说：“不准说我们假扮官兵。”儿童明白了，他答应了，到城下，他大喊：“贼来了！”他被一刀砍死，城破后张献忠尽杀人民。（《蜀碧》）张献忠打长安坪时，守军退至山洞，他说：“出来投降吧，让你当官。”洞内人知道张献忠是个什么东西，无人投降，张献忠于是烧山洞，三千人被烧死。7.张献忠屠刀下的幸存者。张献忠杀人如麻，但却从来不杀外国人，一天他对传教士安文思说：“你们不是说啥子要传播天主福音吗？老子杀那些人实际就是让他们不受世上万般痛苦，是解救他们，老子虽然杀了他们，实际上是爱他们呀，中国老百姓太多，又狡猾狠坏，所以老天爷让咱老张下界杀人，咱还常惭愧力所不及杀人太少呢！我愿上天降灾殃，让中国人他娘的都死光算啦！”（沈荀蔚《蜀难叙略》）他还说：“四川人之罪好比咱老张的头发，数不胜数，故老天爷震怒，派老子下凡，以惩罚四川人。”（《圣教入川记》）张献忠多少次要杀传教士，但都没杀，他对安文思说：“我饶了你的命，因为你是外国人，你要是此地人一定把你千刀万剐。”张献忠一次说：“为啥中国人都说天圆地方？”利雷斯：“地球是圆的。”张献忠：“你说地球是圆的咱也有些相信，但我们中国说地球是方的，这个更好，中国在中央，四方为外国，所以才叫中国，才坚定不移，咱老张的江山也要有八百年之久！老子有许多名言，说一句你听听：高山有青松，黄花生谷中。一日冰雪下，黄花不如松。你应把咱的话翻译成外文，尽快寄到欧洲，让西方人先睹为快，以传播咱老张的英明智慧，老子再花两年时间平定中国后就送你们回欧洲。”利雷斯：“我们1641年到四川传教，已经五年，对四川已有感情，恳请老万岁对四川人民宽厚些。”张献忠：“四川人不知天命，被天抛弃，老天爷知四川人性恶，才把孔夫子降生到山东，山东人爱圣人，尊圣道，四川人不这样，所以老天爷降灾殃惩罚四川人。如今老天爷派我为天子剿灭四川人，惩罚他们违天之罪！”由于张献忠讨厌明朝，且和李自成的大顺朝反目，所以凡说明、顺二字被听见的都要十家连坐杀光。百姓张成恩被绑，说：“我没说啥，就说些张家长李家短。”张献忠哈哈大笑，“说咱老张家长，李自成李家短，果然是咱老张的顺民，来人，赏银十两，放他回家见他婆娘去吧！”（《滟预囊》）张献忠一次要杀一个人，此人说：“小人姓张，大王也姓张，奈何自残同姓？”张献忠竟然放了他。（《蜀龟鉴》）当然，幸存者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四川人都沦为张献忠的刀下之鬼，当然，张献忠并非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张献忠杀人太多，他自己都有些心虚，他说：“宫中阴气太重，耗子太多，卫兵必须每天交一只死耗子，否则把他脑壳换成耗子。”张献忠杀人太多，每天喝酒，总出现幻觉，一天他仿佛看见空中千百只手来夺自己的食物，他一抹眼，又什么都没有了。（《蜀难叙略》）1646年元旦的时候张献忠接受群臣朝见，他仿佛听到身后都是哭声，他一回头看，见都是无头鬼。他在正殿坐着坐着就看见一个白衣大人，他拿出弓箭射杀之，但怎么也射不中，自己却头晕目眩。（《蜀龟鉴》）杀人太多的恶魔都心虚，此言不假。一天，张献忠要来拜佛赎罪，可是到了寺庙佛塔前，张献忠却说：“和尚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咱老张杀了那么多人，这佛塔对老子不利，来人哪，用大炮轰塔。”（《蜀难叙略》）在四川的最后阶段张献忠常趁人多时从怀中拿出一个黑皮小册子，跟阎王生死簿似的，还说：“天教我杀，我岂能不杀？”他还说：“皇帝真是难做，我手中有金银数万，驴马千头，实在不行的话可以去南京做生意。”有人问：“如果这样的话，我军可以解散，何必杀那么多人？”张献忠：“我脸上有刀痕，不把四川人杀掉，怕日后有人认出我。”（《明季南略》）此时张献忠只剩下残暴，一点都不会打仗了，官军贺珍曾拿三千人击败过他三万人。（李馥荣《滟预囊》）张献忠说：“老子来四川两年了，蜀人一不感老子恩德，二不怕老子杀人，老子到底该怎么办呢？说啥杀人不行？只有靠杀人平息反叛，弄烂就弄烂，四川人杀光，老子带你们回关中去，夺西安，另外建国以图大事。”（《纪事略》）他还说：“老子如今心灰意冷，也不想一统天下了，只有把四川人杀尽，他们才不闹什么起义。”（李馥荣《滟预囊》）此时，四川人民纷纷反抗，大西国“宰相”汪兆龄劝张献忠：“皇上您血战终得蜀地。但蜀人不怀德，不畏威，屡抚屡叛，是蜀人负皇上，非皇上负蜀人。如今您放弃四川去陕西的话，说不定会有人趁机据蜀为王，不如将成都人尽数杀尽，四道州县之人，另行分剿屠灭，而宫殿房屋，可效仿楚人一炬（项羽烧阿房宫），使千里蜀地成为废墟。空地难留，可使后来据蜀地者，有土无人，势难久留。皇上您收复中原后，先在长安正位，然后再驱他省人民入蜀，以实户口，如此，不劳而获，大功易收。”一席话，当时说得张献忠哈哈大笑：“四川反兵逼迫成都，是因为四川人还未杀尽吗？老子既然占了四川，如果又失去，不如就干脆毁灭它，不留丝毫给他人。”（《蜀碧》）他为什么那么恨四川人呢？《蜀碧》的记载给出了答案，他小时和他爸来四川贩枣，把驴系在富绅门口，驴粪弄脏了富绅家的白柱子，富绅用鞭子打张献忠他爸，并让他用手把驴粪清理了，张献忠说：“我再来时要尽杀尔等，方解我心头之恨！”此外据张献忠自己说：“老子第一次到四川，在野外拉屎，随手扯一把野草擦屁股，结果扯了荨麻草，一擦，老子屁股又疼又痛还长泡，疼得哇哇叫。四川野草都这么凶，四川人更可恶了。”这也是他在四川暴行的原因之一。鲁迅这样说张献忠，“他最初并不很杀人，他何尝不想做皇帝？但是李自成先进北京，做了皇帝，他便要破坏李自成的帝位，怎样破坏呢？做皇帝必须有百姓，他杀尽了百姓，皇帝也就谁都做不成了。”“到后来只剩了没落这条路，于是就开始杀杀杀，他分明感到，天下已没有自己的东西，现在是在毁别人的东西了，这和有些末代风流皇帝在死前烧了祖宗或自己搜集的宝贝的心情完全一样。”（《华盖集续编·记谈话》）明亡清兴之际在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在《鞑靼战纪》中记载：“它不外是大量可怖的暴行，我甚至不怀疑，最温和的读者会把这个人看成是恐怖野兽，而不是人类，或者，如找不到更可恶的名字，那就名之曰披着人皮的魔鬼。这个野熊一样的怪物（张献忠）窜到各省，带来了抢劫、死亡、烈火、屠刀和其他难以想象的悲剧，他想毁灭一切，这样就没有人与他为敌，不留下一个活人，以免他们反抗。他在四川称王，把那里变成了屠宰场。”2002年，成都新南门修路时发现了万人坑，经专家考证，这就是张献忠的罪证，看来铁证如山呀！张献忠在清军临攻入成都前，说：“我也是个英雄，不可让儿子被人生擒。”张献忠将自己住的成都蜀王府焚毁，只剩两个五代十国留下的盘龙石柱因为是石质而不能被毁，张献忠大怒，用纱裹石柱数十层，用油浸泡纱三日，之后一把火就把石柱烧断了。他在撤出成都时杀死男女数十万，制成腌肉以作军粮。张献忠怕部下因为女人而分心，便对他们发表自己在四川的最后一次讲话，他说：“等我赶走了鞑靼人，我要依靠你们夺取天下。我希望你们比以往更行动迅速……现在还有个妨碍我们征伐大业的包袱，那就是你们的老婆。现在是除掉她们的时候了，如果我们取得全国，那少不了有美女。我是皇上，应有特权，使我这皇帝与你们不同，但我甘心这样做，给你们做出一个首领的示范。”说罢，张献忠把自己的三百个妃子除留下二十个外，当场斩杀二百八十个。而后张献忠下令杀尽军中妇女，已经结为夫妇的夫妻在一起抱头痛哭诀别后，妻子被杀死。张献忠下令将四川的所有牛和狗都杀死，“意谓无为后人遗种”。张献忠下令任何军人不得私藏金银，私藏金银一两者斩杀，十两者剥皮，只要是把财宝藏在地窖或井内的，一旦发现，一营连坐全杀。于是没有一个士兵敢私藏金银，张献忠把这些金银收缴上来后，他要干什么呢？他的做法是让任何人都想不到的，他把收缴上来的金银和入川以来搜刮的数以亿万计的财宝全埋在锦江边深数丈之地，而后引锦江水淹没藏宝之地，他说：“我没有享受的永远不要被后人拥有！”最后他下令将埋宝藏的所有工匠全部处死。当清军进入成都时只见成都都是残垣断壁，树木丛杂，走兽野犬游走其间，两万口井竟被尸体填平……（张献忠在成都最后的疯狂见《蜀龟鉴》）张献忠离开成都后行至顺庆，忽然下令，尽杀军中四川籍士兵十余万人，全都活埋，仅有都督刘世忠一营闻讯先逃。他自川北遁去，投降清军。最终，顺治三年十二月十一日（1647年1月2日），张献忠在与清军对阵时，他瞄准清军左侧一将射箭，清军右侧一将瞄准他射箭，两声箭响，二人同时倒地，张献忠结束了自己恶贯满盈的一生。（查继佐《罪惟录》）他果然“一箭贯当胸”了。关于他的死还有多种说法，如王夫之《永历实录》说张献忠兵败自刎死，《明史纪事本末》说张献忠病死，《蜀碧》说雅布兰一箭射中张献忠的喉咙，将其射死。蔡东藩《清史演义》说张献忠被清军大将雅布兰一箭射中额头，翻身落马，清军一阵乱刀将他剁成肉酱。《蜀龟鉴》说雅布兰一箭射中张献忠左胸，张献忠拔出箭来，未及反抗，被清军生擒后斩杀。《明史》说张献忠在大雾时行军，因为看不清，结果走着走着跟清军撞一块了，清军乱箭齐发，射中张献忠，张献忠栽下来后躲进柴堆里，随后被清军搜出，斩首。张献忠究竟是怎么死的已无法考证，但这几种说法我更喜欢蔡东藩的说法，您呢？《蜀碧》记载张献忠死后尸体被剁成肉酱，剖腹后发现张献忠的心是黑色的，很扁，他的人头被传到成都，在张献忠屠刀下残存的人民“竞持其首掷荡削割，践踏污秽，无所不至”。张献忠的骨头被埋起来，不久张献忠葬地毒草丛生，只要碰一下就会身上长大疮，而且埋葬张献忠的山经常有黑虎出没吃人，时人称张献忠余毒仍存。一句话：张献忠在四川除了好事什么都干，除了脸什么都要。张献忠在四川共杀人五百万。他死后四川“百万军民流血漂杵，骨山血海”，“千里无烟，荒如大漠。”《蜀碧》说，张献忠杀得四川“男尽矣，及妇女；民尽矣，及僧道；人尽矣，及犬马；物尽矣，及兵卒。又焚其殿，碎其砌，毁其屋，湮其井，平其城。”《明史》记载：“张献忠之乱后狗吃人肉就像虎豹猛兽似的，将人咬死后往往弃之而去，因为吃的人肉太多了，吃腻了。人民为躲避张献忠之乱逃到深山中，以树木为食，时间长了浑身长满毛发。”《滟预囊》记载四川“尸骸遍野，荆棘寒途，昔之亭台楼阁，今之狐兔蓬蒿也；昔之衣冠文物，今之瓦砾鸟鼠也；昔之桑麻禾黍，今之荒烟蔓草也。山河如故，景物顿非，里党故旧，百存一二，握手惊疑，宛如再世！”由于张献忠几乎把四川人杀绝，《蜀龟鉴》记载，四川许多城市“城中杂树成林”，到处有疯狗吃人，疯狗都是得了狂犬病的，咬了人后人立马就死，一条疯狗叫后，上千疯狗循声而来，用利刃都杀不退它们，没有多人手拿兵器的话都不敢出门。大灾之后必有大的瘟疫，四川在张献忠之乱后有三种瘟疫，一种叫大头瘟，病人头肿胀大如斗；一种叫马眼瘟，病人眼睛像马一样大，要瞪出来；还有一种叫马蹄瘟，得病的人从膝盖到脚踝都肿起来，像马蹄一样。这三种病都是不治之症，得病者立死。有一个道士说马蹄瘟能治，用木桶盛放小便，用小便泡脚数次就能治病，结果这招还真管用，许多人因此病好了。（《蜀龟鉴》）《蜀龟鉴》记载，大的瘟疫之后是更大的饥荒，四川赤地千里，一斗米要二十两金子，鸡和小猪毛还没长齐就值钱数金。有的人饿得不行倒在地上，还没死就被人砍杀吃了。有的人因为争抢死人肉而打架，一人被打死后众人分食其肉。“父子、兄弟、夫妻、叔侄，转相贼杀以为食”。久而久之，刚死的人都被吃光了，于是成都千里内的坟墓都被刨开，开始吃死人肉。《蜀警录》记载，作者欧阳直本人因为没有粮食，饿得不行，忽然听一个小孩喊让大家过来吃牛肉，自己过去一看，里面有人头。“有腌人肉数方，状如腊羊”。一次欧阳直遇到十几个饥民，饥民见欧阳直这边人多，于是不敢过来，他们狂呼说：“你们这些

作为陪嫁品，齐桓公还送给重耳马车二十乘。潦倒了一个多月的重耳一下子又阔了起来。临淄是当时闻名天下的大都会，远非狄戎之地的翟国可以比拟；齐国公室的女儿历来以美艳闻名，想必比赤狄部落的季隗更具风情；更重要的是，齐桓公雄霸中原数十年，霸主政治趋于成熟，令重耳和他的追随者们激动不已，他们几乎是怀着一种朝圣的心情，好奇地观察着身边的所有事物。但他们没想到，自己所看到的，正好是齐桓公霸业的落日余晖。第二年冬天，齐桓公去世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有如一部杂乱无章的电影，他们接二连三地目睹了五子争位、三贵专权、齐孝公上台等政局变易，而齐国的霸业也在一夜之间坍塌，南方的楚成王挥鞭北上，大有取而代之之势。这些事情在重耳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当年在卫国落难时产生的疑问，现在又一次跳出来，刺激他的神经。雄图霸业，究竟有多大的意义，是否值得他这个大半截身子入土的人继续折腾下去？如果说当年在卫国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生活所迫的话，现在提出这个问题，则是对人生终极意义的拷问。后世的孔老二说，五十而知天命，重耳早就过了知天命的年龄了。但是，天命究竟在哪？带着这些疑问，重耳逐渐沉迷在声色犬马的生活之中。老婆姜氏为人贤淑，将他照顾得很好。此间乐，不思晋，他在齐国一住就是五年。现在他不止过了天命之年，而且过了耳顺之年了。一个人过了六十岁还在外漂泊，你还能指望他有什么作为？但是，重耳不是一个人在外漂泊，自始至终追随着他的，还有好几十号人。这些人都是晋国的精英，别人可以不指望重耳有所作为，他们却不能。因为他们的身家性命前程，全维系在重耳一人身上了。以狐偃为首，这伙人在一棵桑树下密谋，准备挟持重耳启程回国。没想到，姜氏的使女此时正好在树上采摘桑叶，将他们的计划一字不漏全听了去。等他们散去，惊惶的使女连忙跳下树来，跑到姜氏那里去告密。这可怜的姑娘显然不知道政治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姜氏得到消息，甚至没有作过多的考虑，便命人把她给杀了。杀人灭口，是怕让齐孝公知道这件事，对重耳不利。晚上睡觉的时候，姜氏突然问重耳：“听说您想离开齐国？”重耳说：“从来没想过这事。”姜氏笑道：“别蒙我了，有人听到了你们的计划。不过您放心，我已经将那个人杀掉了。”“什么计划？”重耳一头雾水，“我不明白你说什么啊！”姜氏在他脸上捏了一把：“还跟我装蒜。男子汉志在四方，您要走就走吧，我不会拖累您。再说，留恋妻妾，贪图安逸，对于男人来说也是一种耻辱，我不希望您就这么碌碌无为地呆在齐国，让人家看笑话。”话虽这么说，眼泪却流下来了。重耳不知所措，只能对她说：“没这回事，没这回事啊！”后人王昌龄写了一首诗：“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诗写得很生动。但我想说的是，如果这位少妇的老公总是呆在家里，过着平平庸庸的日子，恐怕没多久，她又要抱怨老公不求上进了。几天之后，狐偃等人按计划来到重耳家里，请他出去打猎。重耳还没起床，姜氏走出来接待了狐偃。狐偃说明来意：“今儿个天气很好，我等想邀请主人去郊外打猎，请夫人通报一声。”姜氏说，“您就别在我面前玩什么花样了，我知道你们的计划。”狐偃等人面面相觑。“老实说，我也劝了他一晚上，要他带你们回国去，无奈他执意不肯。今天晚上，咱们开一个家宴，大伙把他灌醉，再将他带走吧。”狐偃等人齐刷刷地跪倒在地上，拜谢姜氏深明大义。姜氏心里一酸，没有再说什么。第二天上午，重耳从昏昏沉沉中醒来，发现自己的床在摇晃。后来才发现自己原来不是躺在床上，而是睡在一辆正在前进的马车里。“老婆，老婆！”他叫道，嘴里的酒气还没有消散。没人搭理他。他挣扎着坐起来，狐偃那张不讨人喜欢的脸立刻出现在他面前。“公子，您醒啦？”狐偃大大咧咧地问。“这是什么地方？我怎么会在这里？”“回公子的话，这里离临淄已经有一百里，具体叫什么地名，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这是去哪？”“回晋国啊！”狐偃大手一挥，故意避重就轻地说。“见鬼，我不回去！”重耳生气了，宿醉未醒加上路途颠簸，又躺了下去。“这个不太好办，齐侯已经知道您不辞而别的事了，您现在就算回去，恐怕也没有好果子吃。”狐偃一脸无奈地说。重耳气得弹了起来。正好魏犨扛着一支长戟经过重耳的马车，重耳一伸手，抢过魏犨手中的长戟，就朝狐偃刺去。狐偃连忙闪开。赵衰等人一拥而上，死死拦住重耳，当下闹得不可开交。“好了，好了。”最后重耳气喘吁吁地说，“这次回去，如果成不了事，我剥你的皮，吃你的肉！”“没问题。”狐偃拍着胸脯说，“我的肉又臊又腥，就怕您到时候不想吃。”重耳一路西行，先后经过了曹、宋、郑等国家。曹共公早就听说重耳生得奇怪，肋骨连成一片（这消息是怎么传出去的，着实令人生疑），于是趁重耳在澡堂子里洗澡的时候，带着人前去偷窥。好奇心人皆有之，但像曹共公这样，以一国之君的身份屈尊去当狗仔队的，还真少见。曹国大夫僖负羁的老婆对僖负羁说：“我观察了晋国公子重耳的随从，个个气宇轩昂，都有相国之才。重耳有他们相助，必定能够回到晋国为君，而且将成为诸侯之长。到时候他如果要秋后算账，曹国首当其冲，您何不早作打算呢？”僖负羁深以为然，派人给重耳等人送去饭食，而且在装饭食的盒子里放上了一对上等玉璧。重耳接受了僖负羁的款待，但是将玉璧退了回去。在宋国，重耳受到了宋襄公的热情招待。但此时宋襄公正好遭遇泓水之败，国力不振。对于重耳来说，宋襄公不是一个有力的后台。他住了没几天，便打算告辞。临走时，宋襄公赠给重耳马车二十乘，以示自己不比齐桓公小气。重耳到了郑国，郑文公对他不冷不热。大夫叔詹劝谏道：“我听说，富贵在天，非人力可以强求。有三件事说明重耳得到老天的眷顾，必成大器，您最好对他热情周到一点。第一，男女如果同姓为婚，所生的孩子必定夭折，晋国姬姓，重耳的母亲大戎狐姬也是姬姓，而他一直活到今天，是很少见的；第二，重耳出逃在外，恰好现在晋国又不安宁，大概是老天想助他一臂之力；第三，跟随他的那些人，至少有三个是人上人，却都心甘情愿为他效命。晋国和郑国乃是同族，就算是公室子弟来往，也应该以礼相待，何况是重耳这样的天命所归的人物？”郑文公听不进去，他是出了名的墙头草，谁的实力雄厚，他就投靠谁。对于重耳这种潜力股，他没有任何兴趣。从郑国出来，重耳继续西行，接着来到了当时实力最雄厚的国家——楚国。楚成王很热情，用了“九献”的大礼来迎接重耳。我们不难发现，重耳所到之处，越是大国霸主，越是对他热情有加；越是小国寡君，越是对他冷若冰霜。所谓富贵宽容，穷酸刻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在酒宴上，楚成王开玩笑说：“公子您如果回到晋国，将如何报答我啊？”重耳恭维道：“金帛美女您都有了，奇珍异宝您也不缺，晋国所拥有的，不过是楚国人看不上的物品，我还真不知道怎么报答您呐！”话说到这个份上，也就可以打住了。但是楚成王显然不仅仅想听这几句恭维，而是想听到更实质性的内容。当年夷吾为了回国，一挥手便答应给秦国五座城池，你重耳好歹给我楚国打张白条吧？楚成王不依不饶地问：“话虽如此，我还是想听听公子将以什么报答我。”重耳被追问得没办法，只好说：“如果借重您的英名，能够回到晋国，以后两国万一在中原发生战事，我将退避三舍。”古代以三十里为一舍，退避三舍则是后退三次，累计九十里。在战场上能够这样做，也是一个天大的面子。楚成王来了兴趣，笑着追问：“退避三舍之后呢？”重耳正色道：“如果退避三舍仍不能摆脱，那我只好坐上戎车，拿起武器，与大王您周旋了。”这话一语双关，一方面告诉楚成王，他不会拿国家利益作交换，另一方面是说，您就别再追问了好不好？此言一出，楚成王不觉愣了一下，楚国众臣都面露愠色。宴会之后，楚国大将成得臣立刻找到楚成王，请求杀掉重耳，以除后患。楚成王不同意：“重耳志向远大，作风检朴，温文尔雅，有礼有节。他手下那些人，都是非凡之士，而且对他忠心耿耿。现在晋国的那位（指晋惠公）刻薄寡恩，国内国外的人都很讨厌他，恐怕不能长久。我听人家说，姬姓诸国，最后衰落的就是晋国，大概就是因为有重耳这个人吧。老天要他兴旺，谁又能阻挡？逆天而行，必有大难。”看来，楚成王多年进出中原，也沾染了中原文化的气息，讲起“德配天命”的大道理来，头头是道。重耳暂时就在楚国居住下来了。但这一次，他没有呆太久，当远在雍城的秦穆公问公孙枝“重耳在哪里”的时候，公孙枝迅速作出了正确的回答：“在楚国。”秦穆公说：“把他找来。”【晋文公上位：让第三方成为政治资本】公元前637年，重耳在秦国人的前呼后拥下进入了雍城。重耳的冒险之旅始于翟国，历经卫国、齐国、曹国、宋国、郑国，结束于楚国。从楚国到秦国的旅程，谈不上任何冒险，楚成王派了阵容强大的卫队，一直将他送到秦国边境，交给了正在那里恭候的秦国大夫公孙枝。临别的时候，楚成王对他说：“我本来也想帮助您回国，可是楚国离晋国甚远，中间还隔着好几个国家，确实是鞭长莫及，无能为力。秦国与晋国接壤，秦伯又是个厚道人，我就不耽误您的大事，请您好自为之吧。”重耳深深地一揖到地，作别了楚成王。进入秦国，等于踏上了返回晋国的最后一块跳板，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华丽的一跳了。恰在此时，绛都的晋惠公告别了人世，大子圉即位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晋怀公。相对于齐桓公、宋襄公、楚成王的热情招待，秦穆公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不顾重耳六十二岁的高龄，一古脑将五位公室的女儿嫁给了重耳，其中包括原大子圉的夫人怀嬴。对于这一安排，重耳感激之余，觉得难以接受。毕竟大子圉是自己的侄子，怀赢是自己的侄媳妇，太亲了，下不了手。然而怀嬴又是秦穆公最喜欢的女儿，娶了怀嬴，可以加强与秦国的关系，秦穆公更会全力以赴，帮助重耳回到晋国。重耳感到相当为难，他不断对自己人说，抢侄子的老婆，于心何忍？狐偃和赵衰笑而不答，倒是胥臣季臼用一句话打消了他的疑虑：“您还要抢人家的国家呢，抢人家老婆算得了什么？”言下之意，您就别假惺惺推辞，开开心心去做那一树梨花压海棠的勾当吧。胥臣季臼这话说得很流氓，但是很有道理。生于公室之家，婚姻就是政治，哪容得你温文尔雅呢？重耳于是接受了秦穆公的好意，不过他心里面还是有障碍。怀嬴嫁给他的第一天，侍奉他洗漱，重耳的道德感突然涌现，厌恶地拿手挡了一下，将怀嬴推开了。怀嬴自大子圉逃回晋国后，一直闷闷不乐，不得已嫁给眼前这个糟老头，就更加不开心。重耳这一推，终于使得她爆发了：“秦国和晋国地位相等，凭什么看不起我？！”重耳愣了一下，没想到她会将夫妻之间的小事上升到这个政治高度。他立刻意识到自己做了一件错事。如果怀嬴跑到秦穆公那里去告他一状，说他看不起秦国，这十几年的苦就白吃了。这对于重耳来说，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他甚至怀疑，怀嬴是不是心里只有大子圉，因而演出这么一出戏来坏他的大事。大子圉年轻力壮，又与怀嬴有数年的夫妻之情，怀嬴心里向着大子圉，几乎是不用置疑的。重耳暗自骂自己，怎么没有想到要防范这个妇人耍小心眼，居然让她给揪着了小辫子。“不行，我绝对不能在这里抛锚！”他对自己说，脑子里飞快地计划着如何挽救局面。那个年代不兴跪搓衣板，重耳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来向怀嬴认错：他将衣服脱下来，光着上身，将自己囚禁在房间里，不吃不喝。这一招很有效果。怀嬴有没有就此原谅他，谁也不知道，但秦穆公听到这件事，倒是很开心地笑了一阵。男人打骂老婆，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哪里有像重耳这样，推了一下老婆就立马自囚认罪的？秦穆公想，重耳这样做倒不是怕老婆，而是打心眼里尊重秦国吧。为了给重耳找个台阶下，他派人前去重耳家里，邀请他来参加宴会。重耳穿好衣服，叫上狐偃，要他陪自己一起去。狐偃推辞道：“宴饮吟诗，我不如赵衰有文才，请您带赵衰去吧。”重耳奇怪地看了狐偃一眼，也没说什么，就依他把赵衰带去了。那次宴会的气氛极其融洽。重耳给秦穆公祝酒的时候，赋了一首《河水》之诗，大概意思是河水向东流，最终归于大海。诗里面的海，自然是指秦国。秦穆公很高兴，回了一首《六月》之诗。重耳没听出门道，赵衰却听明白了，他在一旁唱道：“重耳拜谢秦伯之赐！”重耳连忙吭哧吭哧地跑到阶下，朝秦穆公稽首。秦穆公也走下一级台阶，尊重地答谢重耳。回来之后，赵衰告诉重耳，《六月》之诗写的是尹吉甫辅佐周宣王出征时的场景，秦穆公以这首诗相赠，是希望重耳也担负起辅佐天子的重任，所以一定要下拜表示感谢。所谓辅佐天子，自然是建立像齐桓公那样的霸业了。话分两头，狐偃没去参加那次宴会，是因为他刚刚接到来自晋国的一封密函，他的父亲狐突被晋怀公赐死了。晋怀公上台之后发布了一条命令，禁止任何人追随重耳在外流亡。对于已经跟随重耳的人，他公布了一个期限，超过这个期限还不回国，则杀其家人，绝不赦免。这一招，等于是对重耳釜底抽薪，然而收效甚微。狐突的两个儿子狐毛和狐偃都跟着重耳，过了那个期限，晋怀公将狐突抓起来，逼他说：“赶快要你的两个儿子回来，我就赦免你。”狐突神情自若，面不改色，摇摇头：“儿子长到能做官的年龄，父亲就要教他如何忠义，这是自古以来的传统。为官之前，签名宣誓效忠，就是为了防止产生二心。现在我的两个儿子效忠重耳，已经有很多年了，如果我召他们回来侍奉您，就是教他们不忠。要是我这个做父亲的这么做了，又拿什么来侍奉君主呢？”老头转过头直视晋怀公的眼睛，无所畏惧，“刑罚有度，不滥杀无辜，是因为国君圣明，也是为臣的愿望。刑罚无度，是因为国君喜欢摆威风。随意给臣子安罪名，谁又没罪呢？我听任您处置。”狐突这话，点了晋惠公、晋怀公父子的死穴：他们都是那种对自己很宽容，对别人很苛刻，抓着人家任何一点小毛病都能做文章的人，给别人安罪名，是他们最喜欢做的事。晋怀公当然也不会反思自己有什么不对，给狐突判了死刑。狐突在晋国是德高望重的老臣，他的死引起了朝野的不满，大夫卜偃称病不出，而且对人说：“国君开明，百姓才心服口服；国君不明是非，想通过杀人来耍威风，难道不是适得其反？主公即位以来，咱们没看到他的仁德，只听到他杀人的消息，他这国君恐怕当不长久了。”可想而知，晋怀公在国内的支持率下降到了最低点。公元前636年春天，重耳在秦国大军的护送下，启程返回晋国。这时，距他自蒲城逃亡出国，已经有二十年了。东渡黄河的时候，狐偃突然跪在他面前，将原来重耳赐给他的一双玉璧举在头顶，还给重耳，说：“这些年来我追随着您流亡天下，犯了不少错误，有的事情罪不可赦，不用您说，我自己都清楚。请允许我就此告别，继续流亡，以示惩戒。”狐偃所说的罪不可赦，自然是指当年在齐国与齐姜合谋将重耳灌醉，挟持其西行回国之事。当时重耳十分恼火，甚至说出了“如果成不了事，我剥你的皮，吃你的肉”之类的话。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事情基本上是成了，狐偃也不用担心重耳剥他的皮，吃他的肉。但狐偃知道，自己虽然与重耳患难与共，并不代表今后可以万无一失地同享富贵。万一哪天重耳嫌他烦了，翻出陈年旧账，给

内部发生内讧的同时，身在彭原的李亨终于迎来了各路援兵，其中包括陇右、河西、安西以及西域诸胡等数路人马，而且从江淮地区征集的军需物资也从汉水源源不断的运来，如此局势下，李亨决定从彭原移兵离长安更近的凤翔进行最后的反攻准备。二月十九日，在李亨到达凤翔的第十天，传来了安禄山死亡的消息，这让身在凤翔的所有人击掌相庆，当然最兴奋的人当属李亨。现在军需物资均已齐备，前来增援的的人马精神饱满、斗志旺盛，李亨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制订好反攻的战略计划。当时李泌建议先派安息诸军向东北方挺进，从归州、檀州（今北京密云）南取范阳，以达到直捣叛军黄龙断其后路的目的，然后再集中兵力包围长安、洛阳两京，围而歼之。从当时整个战局来看，李泌的策略虽然不算最好的策略，但确实可行，因为在援军到来后，唐军首先在兵力上弥补了缺陷，而且安禄山刚刚死亡，这也让守卫两京的叛军人心惶惶，如果切断其归路，这只能让两京的叛军更加恐惧，进而削弱抵抗力。但李泌的策略却遭到了李亨的反对，他认为李泌的策略过于保守，而且也是舍近求远。李亨认为，自己兵力充足，趁着安禄山新亡，不失时机地直接收复两京，会极大激发全国抵抗叛军的信心。事实上，从李亨个人而言，他提出的这个策略，虽非妙计，但却能理解。要知道李亨能够登上皇帝宝座，可以算是临危受命，也可以算是他争取来的，但无论如何这里边都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随着李亨登上了帝位，人们也就对李亨产生了很高的期望值。坦白地讲，从李亨灵武继位一直到安禄山死亡这段时间，李亨除了成功平定李璘的叛乱和坚守住太原之外，似乎没做多少有利于平叛的事情。虽然这里边有种种客观原因，但对于李亨自身来讲，他是要急于证明自己的，之前的陈陶斜之战就是个很好的例子。那一次李亨因为选错了主将，所以遭到了惨败，当然也有兵力不足的客观原因，而现在援兵已到，在当时来讲，收复两京是证明李亨能力的最好途径，所以他坚持不采取李泌的策略是可以理解的。但或许李亨实在太想证明自己了，他并没有静下心来仔细思考李泌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策略。据《资治通鉴》记载，李亨反对李泌的策略后，李泌曾有一大段论述，其大意是：现在唐军主要依靠的力量是西北诸胡的兵力，以他们的能力收复两京不成问题，但西北诸胡人马有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生性耐寒、畏惧炎热。现在已经进入暮春时节，等到收复两京后就会进入夏天，如果那个时候叛军重新反攻，西北诸胡人马的战斗力将大大削弱，两京未必能够守住，不如让他们先到北方作战，切断叛军的后路。应该说李泌思考得很细致，可是在李泌分析之后，李亨只说了一句话，就将李泌的策略彻底否定，他的理由是：朕之所以要先收复两京，是想急着迎回太上皇奉养。表面看起来，李亨的话很是冠冕堂皇，是一个任何人都无法反驳的理由，但事实上当时李亨的心中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后世的王夫之曾经一语道破天机，说李亨之所以拒不采纳李泌的建议，是因为他当时迫切想利用收复两京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而产生这样的想法是因为他意识到父皇李隆基虽然退居蜀中，但似乎威信并没有降低，在朝廷和民间都隐藏着重新拥戴李隆基的苗头，并且虽然永王李璘之乱已经平定，但李隆基那个“诸王分节制”的命令并没有取消，换句话说，李亨急于赶时间收复两京迎回李隆基，是想将李隆基控制在自己手里，从而达到挟天子以令诸王的目的。从后来李亨迎回李隆基的表现来看，王夫之的评论还是十分准确的。我们不能否认李亨当时的算盘拨得实在叮当响，不过李亨或许想不到，若干年后正是因为他没有采纳李泌的建议，而致使大唐帝国一直到灭亡为止，河北地区的藩镇之乱一直没有解决，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李泌作为战略家的独到眼光。李亨的反对使李泌不再言语，虽然他当时嘴上并没说什么，但是他心里明白这一次李亨的确丧失了全歼安史叛军、永绝后患的最佳时机，正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也就是从这一刻起，李泌隐藏在心中很长时间的那种功成归隐想法再次涌现出来。先行收复两京的计划就在李亨的坚持下确定下来，但就在李亨决定反攻之时，叛将安守忠率部进攻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兵马使郭英乂与叛军交战不利被流矢射中脸颊败退而归。关内节度使王思礼看到叛军来势凶猛，不得已退守扶风（今陕西扶风）。叛军一路西进至大和关驻扎，距李亨所在的凤翔仅有五十里的距离，李亨得知消息后，命令立即对凤翔城进行戒严。幸运的是，在安守忠准备继续西进的时候，郭子仪打通了通往河东的要道，安守忠不得已立即回兵自保，才缓解了凤翔方面的压力。四月初二，李亨任命郭子仪为司空、天下兵马副元帅，让他回师凤翔，准备反攻一起收复两京。不过让李亨想不到的是，他的想法虽然很好，但因为郭子仪的轻敌，致使李亨一直到至德二年（757年）八月，才真正开始实施反攻的计划。郭子仪在接到命令后，于四月十二日率军急速返回凤翔，转天走到三原（今陕西三原）时与叛将李归仁所率领的五千铁骑遭遇。李归仁的这点人马当然对郭子仪形成不了什么威胁，郭子仪当时命令部将仆固怀恩、王仲昇等人率领人马在白渠留运桥（今陕西泾县）设下埋伏，结果将李归仁打得大败，几乎全军覆没，但郭子仪取得胜利后，并没有接着返回凤翔，而是与王思礼会师于西渭桥，旋即进驻橘水西岸，大有直接收复长安之势。显然，郭子仪对自己的实力过于自信了，甚至没有征得李亨的同意。安庆绪在看到郭子仪突然到来后，下令让安守忠以及败退而归的李归仁集结人马驻扎在长安西门外的清渠来抗拒唐军，当时双方可谓是麻秆打狼——两头怕，双方相持七天没有战事，可是到了第八天，安守忠率先变招。第八天的清晨，郭子仪忽然得到安守忠撤退的消息，在郭子仪看来，很可能是长安城内发生了某些变故，犹如先前安禄山的死亡一样。所以在没经过慎重思考的情况下，郭子仪下令全线出击，趁势收复长安。可就在唐军刚刚过了清渠后，发现自己的四周全是叛军，而且是很有规律地不停移动，直到这时郭子仪才意识到自己可能陷入了重围之中。不过郭子仪只想对了一半，而另一半却是安守忠当时设计的包围圈很特别，名为九曲长蛇阵。安守忠在撤退之前，早已经让手下最精锐的九千铁骑盘成长蛇阵形，但这个阵形从平面看上去，丝毫看不出什么端倪，只有坐在直升飞机上向下才能俯瞰到全貌，显然郭子仪做不到这一点。郭子仪带领唐军钻进了长蛇阵的中心地带，虽然他带领唐军奋力想从四周突围而出，随着叛军长蛇阵的不断变化，唐军往往是顾此失彼，最终安守忠令旗一挥，叛军首尾忽然变成两翼夹击唐军，结果唐军大败，溃不成军，郭子仪奋力拼杀而出，率领残兵败将撤退到武功。郭子仪战败使得刚刚解除凤翔之围的李亨再次紧张起来，他不得已下令再一次戒严，整个凤翔进入一级战备状态，而郭子仪只身一人赶赴凤翔请罪，被降为左仆射。清源之败，李亨虽未过多地责怪郭子仪，但从整个战局来看，却让李亨放缓了收复两京的步伐，而且对整个战局产生了不利的影响。清源之战不久后，叛将武令峋、田承嗣率兵猛攻南阳，已经坚守南阳一年的山南道节度使鲁炅由于城中粮草已尽，被迫弃城南逃，退守襄阳。南阳的失陷致使江汉地区运输支援凤翔的水路交通线大受威胁。继之叛军又重兵包围颍川，颍川守将程千里虽然拼死抵抗，但由于叛军切断了颍川通往外界的要道，使得身在凤翔的李亨不知道颍川战况如何。当然，在诸战之中最让人感到惊心动魄和荡气回肠的当属睢阳之战。血战睢阳事实上李光弼在太原和史思明、蔡希德鏖战的时候，安庆绪看到打通河东通往朔方的道路并不容易，就下令向江淮方向进兵，意图控制江南通往朔方的水路交通要道，切断唐军军需物资的补给线。至德二年（757年）二月十五日，安庆绪命令汴州刺史、河南节度使尹子奇率领妫、檀二州及同罗、奚等部十三万人马进攻睢阳（今河南商丘）。睢阳太守许远得到叛军大兵压境的消息后，吓得急忙向附近的宁陵太守张巡求援，张巡在收到求救信后，当即率兵三千入援睢阳。当时许远的手中只有不到七千人马，加上张巡的三千人，守卫睢阳的总兵力只有不到一万人，而就是这毫不起眼的一万人，在张巡的带领下，面对超出自己十几倍兵力的叛军，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杀。张巡，蒲州河东（今山西永济）人，年少时就聪敏好学，博览群书，为文不打草稿，落笔成章，长大后颇讲气节，轻财好施，扶危济困。开元末年中进士第三名，初仕为太子通事舍人，因为他不善于巴结权贵，尤其对于杨国忠更是不感冒，所以仕途一直颇为不顺，未能继续升迁。天宝八年被外调出长安城，历任清河（今河北清河）、真源（今河南鹿邑）县令。安史之乱爆发后，张巡率众据守雍丘，但由于雍丘县令令狐朝率众投降叛军反戈一击，致使张巡措手不及，在坚守雍丘四个月后，被迫转战宁陵，一直到他接到许远的求救信。张巡带领三千人马马不停蹄地赶到睢阳后不久，叛军就将睢阳围了个水泄不通。尹子奇命令人马轮番攻城，张巡率先垂范同守城将士一起守城，最多的时候一天击退叛军二十余次的进攻，一连十六天睢阳城稳如泰山，叛军损失了将近两万人。三月十日，鉴于河东地区的压力，尹子奇从睢阳撤退，张巡暂时得到了喘息的机会。五月尹子奇复攻睢阳，张巡再次击退叛军。从五月到九月，尹子奇来来回回地数次攻打睢阳，但在张巡的正确指挥下，虽然伤亡惨重，但睢阳自始至终没有落入叛军之手。不过当郭子仪在清渠战败，凤翔进入全面戒严的时候，睢阳的局势立即急转直下，首先由于睢阳地处中原地区，当时绝大部分地区在叛军的掌控之下，使得张巡虽然很多次缓解了睢阳的军事压力，却无法在当地征得足够的兵丁来补充兵力。所以从三月至九月，守卫睢阳的士兵越来越少，进入十月的时候，守城士兵仅剩下不足六百人。当时凤翔由于全面戒严，致使睢阳在中原地区更加陷入了孤立，而它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一点安庆绪心知肚明，所以在清渠之战后，安庆绪趁着凤翔方面自顾不暇时，决定继续向睢阳增兵，试图一举拿下。面对如此危急局势，张巡和许远不得不将全城一分为二，亲自率兵固守，张巡守东北，许远守西南。而且张巡派出部将南霁云带着三十名骑兵敢死队拼死突围而出，火速赶往林淮求救。此时张巡将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南霁云带回援兵，但让他想不到的是身为临怀太守的贺兰进明居然拒不发兵。“贺兰大人！睢阳已经危在旦夕，张大人让我杀出条血路，前来向大人求救，还请大人即刻发兵！”这是南霁云见到贺兰进明说的第一句话。不过出乎南霁云意料的是，贺兰进明听他说完后，居然表现得很冷漠。“现在睢阳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恐怕早已经陷落了，即使救兵去了，又有什么意义呢？”贺兰进明故意不慌不忙地说道。“大人！睢阳如果真的陷落了，霁云情愿以死来谢罪，如果睢阳真的被叛军攻陷，接下来就会轮到临淮，大人应该明白唇亡齿寒的道理啊！”南霁云声音已经开始有些颤抖。“哈哈！南将军言重了，我久闻南将军的威名，今日特为你备了上好的酒菜，还请南将军不要急着走啊！”南霁云听出了贺兰进明话中的味道，这分明是在下逐客令，于是他两步上前指着贺兰进明高声说道：“贺兰进明！霁云从睢阳出来的时候，百姓们已经有一个月没有粮食吃了，如果今日霁云在此享受美酒佳肴，那真是连狗都不如，你身为一方太守自拥强兵，居然见死不救，这难道是忠臣义士的作为吗？”说到最后，南霁云已经开始哭出声来。“好了！你在这装什么装啊？天下人谁不知道做官为了什么？哼！”面对南霁云的质问，贺兰进明有些不屑一顾。但贺兰进明刚刚说完，南霁云当着他的面居然咬断了自己的左手食指。刹那间鲜血染红了南霁云的整个左手，他忍着疼痛依然慷慨激昂地说道：“霁云今日就让你知道究竟是谁在装！既然我完成不了张大人交给的任务，那就留下一根手指当作信物回去向张大人复命。告辞了！”言罢，南霁云将咬下的手指扔在地上，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在场所有人全都被南霁云的所作所为感动，很多人悄悄留下了眼泪，但他们不知道的是，离开临淮的南霁云将面临生与死的考验。离开临淮后，南霁云并没有立即回到睢阳，而是前往宁陵，在南霁云看来，即使没在临淮请到救兵，也应该为奋力守城的张巡带回些许人马，所以他选择了张巡曾经待过的宁陵。让南霁云稍稍欣慰的是，在宁陵他遇到了张巡先前的老部下廉坦，廉坦的手中尚有三千步兵，两个人就这样带着三千人马急速赶回睢阳。俗话说得好，上山容易下山难，对于南霁云而言，杀出睢阳不容易，此时想要再冲进睢阳更难。距离睢阳尚有五里的时候，南霁云就隐约看到了包围睢阳的叛军，不过他早已经下定决心，即使战死也要为张巡带回去援兵，哪怕只有一个人，也算是南霁云不辱使命。怀揣这样的一种信念，南霁云和廉坦带领三千人马在睢阳城下和叛军展开了一场血战，虽然最终杀出一条血路，得以进入睢阳城，但由于力量相差实在过于悬殊，导致进城的时候，三千人马只剩下了一千人。“大人！贺兰进明拒不发兵，末将咬断了手指表明心迹……”“我明白！南将军辛苦了，即使只有这一千人也是好的。”张巡勉强挤出笑容说道，不过他知道南霁云确实尽力了，求不来援兵只能说睢阳城该有此劫。“大人！要不末将接着杀出城去，前往凤翔向皇上……”张巡摆了摆手，他打断了南霁云的话，然后缓缓说道：“皇上要是能救咱们，此时早就来了……”张巡嘴中一边说着，一边向城外望去。他的眼神流露出了一丝绝望，这是张巡从进入睢阳起，从没有过的感觉。……进入十月以后，睢阳城犹如一座人间地狱一般。由于城中早已经没了粮食，所以百姓们只好吃茶纸，茶纸没了杀马而食，马匹没了就捕捉鸟雀或者四处捉老鼠吃，最终发展成杀掉老弱病残分食，甚至张巡都不得已杀掉自己的小妾让士兵们充饥，但让人敬佩的是，在这样一种极端的恶劣环境中，睢阳城居然无一人投降。什么是气节？临危之时可以选择生的希望，却坦然面对死亡而不屈无悔，是为气节。十月九日，在睢阳城中实在挖掘不出任何可以食用的东西后，张巡彻底绝望了。虽然仅剩下为数不多士兵依然在抵抗叛军的进攻，但张巡感到睢阳城已经大势已去，于是他在城头上向西面对凤翔倒地跪拜。“臣已竭尽全力了，但最终未能守住睢阳城，有生之年不能报答陛下的知遇之恩，死后变作厉鬼也会为陛下杀尽贼子。”此时的张巡既充满了深情，却又是那么心有不甘。十月九日夜，坚守了长达十个月的睢阳城，终因寡不敌众而陷落，张巡、许远、南霁云以及仅有的四百名守城士兵尽皆被俘。睢阳保卫战虽然最终因寡不敌众、粮尽援绝而告失败，但在长达十个月之久的坚守过程中，睢阳城中的所有人在张巡的率领下前后大小历四百余战，消灭叛军共计八万人，不仅牵制了叛军，而且粉碎了叛军意图长驱直入江淮，夺取大唐物资供应基地的阴谋。最重要的是，叛军在睢阳之战中投入了大量兵力，致使其无力继续西进，从而缓解了凤翔的压力，为唐军后来收复两京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但正是因为上述这些结果，也使得史思明对张巡等人恨到了极点，所以在张巡等众人被俘的三天后，史思明下令将他们无情地杀害。《新唐书》将保卫睢阳的张巡等众将放在了《忠义传》中，其中的评价在我看来十分公允：（睢阳之战）大小数百战，虽力尽乃死，而唐全得江、淮财用，

始终没有将他交出去，最终顺利将他扶上了宋国国君的宝座。按理说，宋庄公应该知恩图报才对，怎么好意思反过来向郑国伸手索要财物呢？郑厉公先是拖延，既而提出先支付一小部分，接下来开始赖账，最后干脆板起脸来，把宋国的使者拒之于门外。在宋庄公看来，这笔看似一本万利的政治投资还没分到红利，就已经面临清盘的危险。郑、宋两国的关系，因为宋庄公的贪得无厌，再一次走到了悬崖边缘。这个时候，鲁桓公出面来斡旋了。仅仅是一年多以前，郑庄公还带着齐、卫两国的军队讨伐鲁国，“来战于郎”，现在鲁国为什么愿意出面来摆平郑国与宋国之间的这笔肉账呢？《左传》对此没有解释，只写道：“公欲平宋、郑。”我想，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应该首先是郑国主动找了鲁国，要求恢复友好关系，并请鲁国出面解决郑、宋争端；其次是因为一年多前的“郎之战”，起因与郑庄公有关，现在郑庄公已经去世，鲁国朝野也就消了气，毕竟是以和为贵，想通过调和宋、郑两国这样的外交活动来重新建立友好的国际格局。宋庄公还是蛮尊重鲁桓公的。没办法不尊重，当年贿赂人家的郜大鼎还在鲁国的宗庙里放着呢。两国元首在句渎会盟，就解决郑、宋争端的有关问题进行商讨，然而没有取得一致性意见。鲁桓公锲而不舍，又约宋庄公在虚地会谈，仍然未果。到了冬天，又不辞严寒与宋庄公在龟地会晤，宋庄公没有被感动，表面上答应，背地里还是坚持要郑国把账付清楚。鲁桓公毛了，干脆和郑厉公在武父结了盟，两个国家联合起来，把矛头对准了宋国。宋国也不示弱，联合一些小诸侯国讨伐郑国，于公元前698年打到新郑城下，烧了新郑的城门，捣毁了郑国的大宫，并将郑国大宫的大椽取下来，带回宋国做了城门的大椽。战争的机器又开动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因各种各样的原因卷入战争，分成了鲁、郑、纪和齐、宋、卫、燕两个集团互相攻伐，中原大地又乱成了一锅粥。第二章新鲜血液的注入：外族崛起【南蛮入侵，不能小看的邻居】《左传》记载，公元前710年，“蔡侯、郑伯会于邓，始惧楚也。”当时的郑伯还是郑庄公寤生，那一年蔡、郑两国的关系其实还处于互相敌对的状态，两国元首之所以平心静气地坐到一起开研讨会，主要是因为两国都感受到了来自南方楚国的威胁。有必要先简单介绍一下楚国的历史。楚国的先祖据说是黄帝的孙子高阳，也就是上古五帝中的颛顼。高阳有个孙子叫重黎，在帝喾（也是五帝之一）时期担任了“火正”，也就是主管火烛事务的官，为当时的“火利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被帝喾封为祝融氏。到了商、周时期，祝融氏有个后代叫鬻（yù）熊，在今天湖北荆门一带立国，就与中原互有往来。周成王年代，鬻熊的后人熊绎“桃弧棘矢以共王事”，拿着桃木弓和棘枝箭侍奉周天子，替天子驱邪除灾，被封为子爵，立“楚”为国，定都丹阳，可以算作是楚国的第一任君主。古代交通不便，信息难通，楚国所处的地区山高皇帝远，经济也不发达，历代周天子对于楚国的事情很少过问，基本上是任其自生自灭，因此中原各国对楚国也没有太多重视。而楚人久居蛮夷之地，渐渐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信巫鬼、重淫祀、长于幻想玄思，与中原地区的周文化截然不同。在政治上，楚人更将自己置于中原诸国之外。周夷王年代，楚子熊渠大规模扩张自己的势力，得到江汉之间（长江与汉水流域）人民的拥护，将势力范围扩大到今天的安徽省境内。熊渠自觉劳苦功高，不满足于周朝赦封的小小子爵称号，有了去中国化的意图，公然宣称：“楚国乃是蛮夷之国，与中原诸国不同，不必听从周朝号令！”一口气将自己的三个儿子都封为王。要知道，周朝封给诸侯的最高爵位也不过是公，王是周天子独有的称号，熊渠将自己的儿子统统封为王，可以说是对周朝统治的公开反叛。周夷王为人懦弱，也懒得去管熊绎这个山大王，但是他的儿子周厉王是个出了名的暴君，脾气相当火暴，对熊渠那一套另立中央的做法深为不满，熊渠掂量了一下轻重，怕周厉王派兵打到山里来，几年后又主动将那几个王爷的封号取消了。等到周平王东迁，周室明显衰落，楚国人称王的心思又动了。公元前741年，楚子蚡（fén）冒去世，他的弟弟熊通发动政变，杀死了蚡冒的儿子，自立为君。熊通统治楚国的年代，正是中原各国开始战乱纷争的年代，诸侯不尊天子，卿大夫不听令于诸侯，弑君灭国的事情不断发生。而楚国偏居南方，远离战乱的中心，一方面努力发展经济，一方面不断侵略汉水流域的小诸侯国，其眼光也开始窥探中原诸国，隐然已有问鼎中原之志。一句“始惧楚也”，足见当时中原诸国对楚国这个“非我族类”国家的防范和畏惧之心，而像郑庄公这样雄才大略的君主，对楚国的威胁自然不会掉以轻心，所以不惜纡尊降贵，与敌对的蔡国共同商议防楚大计（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郑庄公之所以盯住蔡国而非其他国家，是很有远见的，在此不提）。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当时的中原地区就好像一个村，村里的村民以姓姬的为主，当然也还有为数不多的外姓，因此把这个村叫做姬家村也无妨。姬家村有一个村长，在名义上管理着大大小小百十来户村民。这些村民原来一直依照着一套叫做《周礼》的规矩生活，相互之间基本上能够和睦相处，就算是有点矛盾，请村长出个面也就解决了。可是自从村长为了躲避村子外头野人的骚扰，从村子西头搬到村子东头，他的威信就下降了。大伙儿有了矛盾，也不再去找村长评理，先是互相骂街，发展到用拳脚相加，再发展到拉帮结派打架，闹得不可开交。闹归闹，可终究还是一个村里的人，说的基本上是同一种语言，风俗习惯也大致相同，相互之间的交通与沟通不存在大的问题。大伙虽然相处得不太好，但如果村外的野人跑来抢牲口，就近的几户人家也总是能够互相帮助，齐心协力把野人给赶跑，内部矛盾与外部矛盾那还是区别对待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村子外头的山林里，出现了一户陌生人家。这家人的穿着打扮、语言习俗都与村子里的人不同，喜欢装神弄鬼，逞勇好斗。据有知识的人说，这家人的祖先原来也是村长家的朋友，村长还给过他一个地保的名份，让他去南边的山上殖民，后来他家就与山里的野人混到一起，久而久之，也养成了野人的生活习惯，断发文身啊，茹毛饮血啊，甚至吃人肉啊……不一而足，总之是相当可怕！更可怕的是，这家人根本没有把村长放在眼里（虽然大家也没把村长放在眼里，但自己并不觉得是多大不了的事），并且不满足于在山上做地保，总想着怎么跑进村子来干坏事，村子外围的十几户居民都受到了那家人的威胁，以至于村子里头那几户德高望众的大户人家，都开始考虑怎么应付他了。公元前706年，熊通亲率大军入侵汉水之东的随国。随国姬姓，是周王室的后裔，也是汉水之东最大的一个诸侯国。之所以选择这个时候进攻随国，估计与一年前周桓王在濡葛被郑国人打得落荒而逃有关。天子连自己都顾不上，哪还顾得了随国呢？熊通如是想。楚国军队驻扎在随国的瑕地，熊通一边修整战备，一边派大夫薳（wěi）章前往随国，表达发展两国友好关系的诚意。和郑庄公一样，熊通也总是先礼后兵。随国派了大夫少师前往楚军大营与熊通谈判。这边，楚国军营彻夜商量对策。大夫斗伯比作了一通自我批评说：“我们多年以来想在汉水以东扩展势力而不能如愿，主要责任在自己身上。我们总是整顿军备，耀武扬威，用武力压迫这些小国家，搞得这些小国都很害怕，联合起来对付我们，没有办法各个击破。随国是汉东各国中最大的国家，如果骄傲自大，必定会与其他小国产生隔阂，我们也就有机可乘了。”他建议熊通将老弱病残的部队摆出来给少师看，让少师产生楚军不堪一击的错觉。另外一位大夫熊率且比马上提出反对意见：“这个搞法恐怕不行，随国有季梁这样的人物，我们骗得了少师，恐怕骗不到季梁。”斗伯比也相信得宠的蠢人更容易骗，但他有另外的想法：“眼光放长远一点撒，少师很得随侯宠信，总有一天随侯会听他的话。”熊通原来的计划是先和谈，谈不拢就用武力威胁。听了斗伯比的建议，他觉得很有道理，下令把精兵都藏起来，只派一些老弱病残的军士无精打采地迎接少师。少师来到楚营，与熊通闲聊了一通国际形势，八卦了一下两国的民俗风情后就回去了。他来的时候慢慢吞吞，回去的时候快马加鞭，急着向随侯汇报情况。“快，快……赶快发兵攻打楚军大营。”一见到随侯，少师顾不上擦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少师你是说……现在……就发兵吗？”随侯抚着少师的后背，结结巴巴地问，对此建议不是很确定。“没错，我去看过了，楚军尽是老弱病残，楚将都是酒囊饭袋，更搞笑的是那个什么熊通，见我的时候还带着两个妖里妖气衣不蔽体的女人，左拥右抱，全无体统。请您赶快下令，动员全军部队，一举歼灭楚军！”少师兴奋地说。随侯高兴得都合不拢嘴，跳起来说：“好，咱们一举歼灭楚军，也让各国好好见识一下随军的战斗力！”他一边说，一边示意身边的侍从给他穿上盔甲。“且慢。”站在旁边一直沉默不语的大夫季梁突然说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您有什么话不能等到打完仗再说吗？”少师不满地说。对于人称智囊的季梁，少师总是带有一种天生的抵触情绪——他那张圆饼样的脸毫无英气，也看不出有多少智慧，说话却慢吞吞，老气横秋，尤其喜欢泼冷水。季梁并不理会少师，对伸手挡住随侯说：“请您且慢发兵，以我之见，楚国是故意摆出一些老弱残兵来引诱我们上当。”“胡说！”少师的脸都扭曲了，蹦到季梁跟前质问道，“你难道是说，我在撒谎吗？难道我会背叛主君吗？”随侯只是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等着季梁的长篇大论。“请您想一想，这些年来楚军纵横江汉之间，所向无敌，正所谓气势如虹，怎么可能尽是老弱病残之辈呢？”见随候若有所思，他又继续道，“自古以来，小国能战胜大国，是因为小国得道多助，大国失道寡助。主公您知道何谓道吗？道，就是忠于人民而获信于神。作为君主，要多想和多做对老百姓的福利有益的事，就是忠；主持祭祀的时候不说假话，就是信。”随候听到这里还一脸茫然，干脆一屁股坐下来，“现在百姓都吃不饱，您却总想着表现自己，主持祭祀又总喜欢夸大其辞，欺骗鬼神，以这样的品德，居然想以弱胜强，打败楚国人，我……真不知道您是怎么想的！”季梁说到最后，握着拳头，跺着脚，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少师连忙后退了几步。随侯激动得跳起来，脸红到脖子根，强辩道：“我祭神，总是用最肥壮的牲口，最丰盛的谷物，您说说，我倒是怎么欺骗鬼神了？”季梁长叹道：“您知不知道，人民意志就是鬼神的意志啊。所以圣贤之君总得想尽办法先填饱老百姓的肚子让他们安居乐业，然后才敢在祭坛上摆上肥壮的牲畜、美味的五谷、甘甜的酒水，心安理得地感谢神明庇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百姓安居乐业，朝野上下同心协力。这样社会和谐，神也赐福，工作也顺利。现在人民三心二意，鬼神也六神无主，您一个人独自丰盛，何福之有哦。我劝您啊，赶快整顿内政，团结周边的兄弟国家共同对付楚国，才能免于祸患。”随侯愣了半晌，看了看少师，又看了看季梁，垂头丧气地说：“大夫言之有理，寡人受教了。”熊通在瑕地等了两天，不见随军前来挑战，叹息道：“看来这位季梁确实是我们的眼中钉啊。”斗伯比安慰他说：“急事慢做，咱们有的是时间，不争朝夕。”楚军偃旗息鼓，回到了国内。当然，这次远征也并非完全无功，熊通临走之前，派人给随侯捎了一句话，大意是，我熊通乃是蛮夷之人，现在看到诸侯不尊王室，互相侵伐，天下已乱，我也没有别的本事，只有一些穿着破烂的武士，想凭借他们插手中原的政治，请您向王室转达我的意思，给我一个尊贵的配得上的封号。所谓尊贵的封号，自然是封他为王。随侯派人将熊通的要求报告给王室，遭到王室的断然拒绝。如前所言，古代交通不便，信息难通，人们的办事效率也不高，楚国与中原的交流更加困难。当随侯将王室的答复反馈给熊通，已经是一年多之后的事了。熊通得知自己的要求被拒，勃然大怒：“寡人的先祖鬻熊是周文王的师傅，先公熊绎仅仅被周成王封为子爵，统治南方。现在蛮夷部落都臣服于寡人，而王室却拒不承认寡人的地位，也罢，那寡人就不客气，自尊为王了！”从此之后，熊通就不再是楚子，而被称为楚王。因为他死之后的谥号是“武”，所以在历史上，他又被称为楚武王。公元前704年，楚武王率军进攻江汉以南的濮族部落，将濮地并为楚国的领土，进一步增加了楚国的实力。同年秋天，志得意满的楚武王在沈鹿召开诸侯大会，邀请汉水流域各国国君共商合作大计。据史学家考证，这次大会堪称春秋史上第一次诸侯大会，远比齐桓公“九合诸侯”要早，可以视为楚国称霸汉水流域的标志性事件。可是，河南南部的黄国和汉东的随国没有派代表参加大会，这也是对楚国的霸道表达的一种无声的抗议。面对这种公然不合作情况，楚武王也理所当然要采取行动，一边派薳章前往黄国进行外交施压，一边亲自率大军第二次讨伐随国。同样是不赴会，黄国受责而随国受兵，一方面是因为黄国太远，地处中原地带，以楚国当时的实力，还没有能力远袭黄国；另一方面是因为“汉东诸国随为大”，随国树大招风，如果随国屈服，其他小国家也就只能乖乖就范了。这次，楚国大军驻扎在汉淮之间休整，静观随国如何应对。对于楚国人此来的目的，季梁是相当清楚的：楚国人不是为了消灭随国而来，只是希望随国臣服于楚国，给汉水流域各国做一个表率。对比了双方的实力和优劣势之后，他给随侯提了一个先礼后兵的建议：楚国以不赴会为由来讨伐随国，我们应当避其锋芒，派人到楚王那里去认个错，请求免于惩罚。楚国人如果得理不饶人，我们再战不迟。在中国的历史上，每当一个国家到了危急关头，就会出现主战派和主和派两种不同的声音。一般来说，主战派慷慨激昂，无所畏惧，恨不能早日开战；主和派慢条斯理，思前顾后，不到最后关头不放弃外交努力。季梁就是主和派，他深知楚国战斗力之强，不到逼不得已，他是不愿意看到两国开战的。但是，深受随侯宠信的少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主战派，他对季梁的谨慎深感不屑，以他的经验来看，楚军就是一块自动送上门的肥肉，上次随候原本已经要发兵了，被季梁一通长篇大论砸得晕头转向，志气大伤，这次决不可再让他当面指着鼻子说我们不懂得治国之道，不得神明庇护啦。因此向随侯提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建议：“必速战，不然将失楚师！”这是《左传》记录的原话，如果翻译成现代文，就是：必须要速战速决，否则的话，再也找不到更好的机会来消灭楚军了！言下之意，他是怕楚国人又像上次那样，还没开打就跑了。随侯也许是被楚国咄咄逼人的气势给惹恼了，也许是对季梁的批评还耿耿于怀，决计要做出个样子来给这个只懂得讲道理的胖子看看，于是听从少师的建议，将全军拉出城去，跟楚国人打起了野战。本来，楚国人远道而来，后勤和后卫线都被拉得很长，随国人就算要打，也完全可以以逸待劳，躲在坚固的城防设施背后消耗楚军的实力，待其疲惫之时再奋力出击，或许还有几分胜算。但是，在少师的眼中，楚军还是几年前看到的那样羸弱不堪，完全没有必要凭借城防设施来取胜，即便现在兵强马壮，以他们的蛮夷粗俗也万万敌不过我们泱泱随国的智勇双全，因此采取了主动出击的战略，希望一

际上凌辱的方式也不会有什么新鲜花样，可以肯定，世界就是这样开始的。她们最惧怕的倒不是遭受强暴，而是整整一个恐怖的夜晚那些人恬不知耻地狂欢作乐，十五个女人胡乱躺在床上或者地上，男人们从这个身上趴到那个身上，像猪一样喘气。最糟糕的是我会有快感，其中一个女人这样想。她们走进通向指定的宿舍那个走廊时，充当哨兵的盲人发出警报，我听见了，她们来了。用作栅门的床很快挪开，女人们一个一个地走进去。女人不少啊，盲人会计大声喊道，接着开始兴致勃勃地数起来，十一个，十二个，十三个，十四个，十五个，一共十五个。他跟在最后一个后面，两只手贪婪地伸到她的裙子下面，这个不错，这个归我，他说。盲人歹徒们不再检查，不再事先评估女人们的身材好坏。确实，既然她们所有人在这里都同样轮一遍，就不必在挑选身高胸脯和臀部上浪费时间，以免欲火凉下来。她们已经被拉到床上，已经被猛地扯下衣服，很快就听到了每次必有的哭泣声，祈祷声，哀求声，但对方并不回答，即使回答也一成不变，要想吃饭就把腿叉开。她们把腿叉开了，有几个女人得到命令，用嘴，比如那个蹲在歹徒首领膝盖间的女人，她一句话也不说。医生的妻子走进宿舍，蹑手蹑脚地在床间穿过，但她无须如此小心，即使穿着木屐任何人也听不见，就是某个盲人碰到她，发现她是个女人，最坏的情况也不过混入其他女人当中，而在如此混乱的场合里，察觉出是十五个女人还是十六个女人并非易事。歹徒首领的床还是宿舍最里边那一张，墙脚下堆放着饭盒。旁边的几张床撤走了，他觉得它们碍手碍脚，想动作更方便一些。看来杀死他是举手之劳。医生的妻子一面沿两排床之间窄窄的夹道往前走，一面观察着即将被她结果的那个人的动作，看着他快活得仰起头，似乎正在把脖子交给她处置。医生的妻子慢慢走近他，绕到床的另一边，站在他身后。瞎眼的女人还在继续服她的淫役。医生的妻子慢慢举起剪刀，两个刀刃稍稍分开一些，以便像两把匕首似的扎进去。就在这一刻，这最后一刻，盲人似乎发觉有人在身边，但极度兴奋使他脱离了正常感知的世界，失去了思考能力。我让你快活不成，医生的妻子想，胳膊随后猛地落下去。剪刀全力扎进盲人的咽喉，接着以自己为轴一转，割破了软骨和膜状组织，然后疯狂地扎得更深，直到碰到颈椎骨才不得不停下来。几乎没有听到他的喊声，可能是某个射精的人正在像野兽似的号叫，这样的人确有几个，也许就是他，因为血注喷在那个女人脸上的同时，精液也灌进她的嘴里。正是这个女人的一声呼喊惊动了那些盲人，呼喊声他们听得太多了，但这一次和以往不同。那女人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还在喊叫，这血是哪儿来的呀，大概不知道自己如何做到了脑袋里想过的事，以为咬断了歹徒首领的阴茎。盲人们放开女人们，摸索着走过来。怎么回事，你为什么这样喊，他们问道，但这个女人的嘴被一只手捂住了，有人在她耳边小声说，住嘴。随后她又感到有人轻轻往后拉她，你什么也不要说，是个女人的声音，这使她安静下来，如果在这样紧迫的情况下还可能安静的话。盲人会计走在前边，他头一个摸到了横躺在床上的尸体，用双手从头到脚摸了一遍，他死了，盲人会计喊起来。死者的脑袋耷拉到床的另一边，血还在汩汩地流，她们把他杀死了，他说。盲人们顿时停下来，一动不动，不肯相信耳朵听到的话，把他杀死了，怎么回事，谁杀的；在他咽喉上开了个大口子，大概是和他在一起的那个婊子，我们一定要捉住她。盲人们又开始挪动，不过现在要慢得多，仿佛怕遇上杀死首领的刀子。他们不可能看到，盲人会计正慌忙把手伸进死者的口袋里，里面装着手枪和有十来发子弹的塑料弹夹。女人们的喊叫声突然响起来，分散了盲人们的注意力，她们已经站起身，一个个吓得魂不附体，想离开这里，但有几个忘记了宿舍的门在哪边，走错了方向，撞上了那些盲人，这些人以为女人们要发动攻击，于是男男女女扭作一团，一个个神志不清，混乱到了极点。医生的妻子站在宿舍最里边，一动不动，伺机逃走。她紧紧抓住那个女盲人，另一只手举着剪刀，随时准备刺向某个走过来的男人。她站的地方有些空，暂时对她有利，但她知道不能在这里久留。几个女人终于找到了宿舍的门，另一些还在搏斗，试图从盲人的手中挣脱出来，其中一个女人还掐着对手的脖子，想再增加一个死者。盲人会计威严地向同伙喊道，镇静，给我镇静，我们马上解决这个问题。为了更快地恢复秩序，他朝空中开了一枪。这一枪的效果正好与他的意愿相反。盲人们发现手枪到了别人手里，大吃一惊，知道就要有个新首领，于是不再与女人们搏斗，不再试图制伏她们，可以看到，其中一个甚至放弃了一切，因为已经被掐死了。就在这个时候，医生的妻子决定往前走。她挥动剪刀，左刺右刺，冲出一条道路。现在倒是盲人们大声喊叫了，他们相互践踏，一些人扑到另一些人身上，如果有人长着一双好眼睛就会发现，与这一次相比，第一场混乱只不过是个小小的玩笑。医生的妻子不想杀人，只想尽快离开这里，尤其是不想把任何一个女人留在身后。也许这个家伙活不成了，在把剪刀扎进一个人的胸膛时她想。又听到一声枪响。我们快走，走呀，医生的妻子一边推着路上的女人们一边说。她一个个地帮助她们站起来，嘴里不停地说着，快，快。现在，盲人会计到了宿舍最里边，他大声喊道，抓住她们，不要让她们跑掉，但为时已晚，所有女盲人都到了走廊里，半光着身子，正尽量抓着身上的破烂衣裳跌跌撞撞地往外逃。医生的妻子在宿舍门口停下来，怒气冲冲地喊道，你们想想我那天说的话吧，我忘不了他那张脸，从今以后你们也要想想我现在对你们说的话，我也不会忘记你们的脸；这笔血债你必须偿还，盲人会计威胁说，你和你的女友们，还有你们那些狗男人；你不知道我是谁，也不知道我是从哪里来的；你是另一侧第一个宿舍的，一个曾去传达命令的盲人说，盲人会计又补充一句，你的声音瞒不过我，只要你在我跟前说一个字就必死无疑；那个人也这样说过，现在他躺在你身边；可我和他不一样，也和你们不一样，你们失明的时候我已经熟悉这个世界的一切了；你也不知道我是什么样的盲人；你不是盲人，这骗不了我；也许我是所有这些人当中最瞎的，现在已经杀了人，如果需要的话我还会杀；在这以前你就饿死了，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没有饭吃，即使所有女人都恭恭敬敬地把你们生来就有的三个窟窿都奉献给我们，我们也不会再给你们饭吃；只要因为你们的过错我们一天吃不上饭，你们当中一个人就要死去，除非你们不迈出这扇门一步；你做不到；我们做得到，做得到，从现在开始由我们去取食物，你们吃这里剩下的吧；你这个婊子养的娘儿们；婊子养的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再说了，是婊子养的又怎么样，现在你已经知道婊子养的娘儿们能干出什么事了吧。盲人会计怒气冲冲地朝门口方向开了一枪。子弹在盲人们头上飞过，没有击中任何人，打进走廊的墙里。你没有抓住我，医生的妻子说，你要小心，子弹会用完的，还有别人想当首领呢。她离开这里，沿着走廊前行，前几步还算稳当，后来几乎昏厥过去，两个膝盖忽然一软，人躺倒在地上，眼前一片漆黑。我要失明了，她想，但又马上明白过来，这次还不会失明，是眼泪模糊了视线，她一生还从来不曾这样哭过，我杀了人，她低声说，想杀人，就真的杀了。她转过头朝那个宿舍门口望望，如果盲人们追来，她就没有力气自卫了。走廊里空空荡荡。女人们都走了，盲人们还被枪声和同伙的尸体吓得战战兢兢，不敢出门。她渐渐恢复了体力。眼泪还在流，但像面对着一个不可挽回的事实一样，流得很慢，很平静。她吃力地站起来。手上和衣服上沾满鲜血，突然，感到筋疲力尽的身体告诉她，她已经老了。我老了，还杀了人，她想，但她知道，如果有必要她还会杀，什么时候是有必要的呢，她一边朝天井方向走去一边问自己，然后自言自语地回答说，当还活着的人死了以后。她摇摇头，心里想，这是什么意思，说说而已，随便说说，没有别的意思。她仍然独自一人，走到了朝围栅开的那扇门旁边。透过大门的铁栅，她模模糊糊看见了站岗的士兵的身影，外边还有人，还有能看见的人。身后传来脚步声，她打了个冷战，是他们追来了，她想，立即握着剪刀转过身去。原来是她的丈夫。第二个宿舍的女人们在回去的路上大声说另一侧出了事，一个女人砍死了歹徒首领，开了好几枪，医生没有问那个女人是谁，只能是他的妻子，她临走时对斜眼小男孩说过，回来以后接着把冒险故事讲完，现在她怎么样了，也许已经死了。我在这里，她一边说着一边朝丈夫走过去，把他搂住，没有顾得上这样也会弄得丈夫一身血迹，即使弄上了也没有关系，直到今天，一切事都是两个人共同分担的。到底出了什么事，医生问，他们说死了一个人；对，是我杀的；为什么；总得有人做这件事，而又没有别人能做；现在怎么办；现在我们自由了，他们已经知道，如果想再次作践我们，等待他们的是什么；会发生争斗，战争；盲人们一直处在战争之中，过去和现在都处于战争之中；你还会杀人吗；如果非杀不可的话，我将无法从这种盲目状态中解脱出来；食物呢；我们去取，我怀疑他们没有胆量到这里来，至少最近几天，他们会害怕同样的下场落到他们头上，害怕剪刀刺进他们的喉咙；当初他们第一次来强行提出要求的时候，我们不懂得进行理应的抵抗；是啊，当时我们害怕，而害怕并非总是很好的谋士，现在，为了更加安全起见，我们最好像他们一样，把几张床摞起来堵住宿舍的门，如果为此我们当中一些人不得不在地上睡觉，那就忍耐忍耐吧，总比饿死好。在以后的几天里，人们曾问自己，是不是真的会饿死。最初人们还没有感到奇怪，因为一开始就习惯了，送食物出错是常有的事，盲人歹徒们说军人们总是耽搁，他们说得没错，只是后来歹徒们扭曲了这个理论，以戏谑的口气说别无他法，只能强行实施配给制，不论谁负责管理都要担负起这项沉重的义务。第三天，各个宿舍已经没有一块面包皮，没有一点面包渣，医生的妻子带着几个伙伴走到围栅旁边大声问，喂，这是怎么回事呀，食物迟迟不来，我们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了。中士走到铁栅门前，现在是另一个中士，不是原先那个，他说，责任不在军队，军队不会从任何人嘴里扣下一块面包，军人的荣誉不允许那样做，如果没有食物，那是因为真的没有，你们不要往前迈一步，第一个往前走的应当知道有什么命运在等待他，命令没有改变。听到这几句话，他们害怕了，返回宿舍，七嘴八舌地说起来，现在我们怎么办呢，如果他们不给我们送吃的；吃的可能明天送来；或者后天；或者到我们不能动弹的时候；我们本应该走出去；连大门那里也到不了；要是我们能看见就好了，要是我们能看见就不会被关进这地狱里来了；外面的生活现在怎么样；就是我们去向那帮混账东西要他们也不会理我们，现在我们没有吃的，他们总有一天也会没有吃的；所以他们才不肯把吃的给我们；他们吃完现有的食物之前我们早就饿死了；那么，我们能怎么办呢。在天井唯一一盏灯昏黄的光线下，他们坐在地上，大致围成一个圈，医生和医生的妻子，戴黑眼罩的老人，左侧和右侧各宿舍都来了两三个男人或女人，既然这是个盲人的世界，该发生的就必然要发生，一个男人说，我觉得，要是不杀死他们的头目，我们不至于落到这般地步，如果像过去一样，女人们每月到那里去两次，满足一下他们本能的要求，我倒要问一声，这有什么了不起呢。有人觉得重提这件旧事很有趣，有人勉强笑一笑，有人想说话又饿得说不出来，那个人又接着说，我想知道那个英雄业绩是谁干的；当时在那里的女人们都发誓说不是她们当中任何人；我们应当自己动手，把她送去接受惩罚；先要知道是谁才行；我们告诉他们，你们要找的是这个家伙，我们送来了，现在给我们食物吧；先要知道是谁才行。医生的妻子低下头，心里想，他们说得对，如果这里有谁饿死，那就是我的罪过了，但是，一股怒火涌上心头，她断然反对承认罪责，但愿这些人先死，以我的罪过抵偿他们的罪过。后来，她抬起头，又想，如果我现在告诉他们，是我杀了人，即便知道把我交出去我必死无疑，他们还是会这么做。要么是饥饿所致，要么是这种思绪突然把她引向深渊，她头脑一阵发昏，失去理智，身体向前挪动一下，张嘴刚要说话，有人紧紧抓住了她的胳膊，她一看，原来是戴黑眼罩的老人，他说，要是谁敢去自首，我就用这双手掐死他；为什么，一圈人异口同声地问；在我们被迫生活的这个地狱里，在我们自己打造的这个地狱中的地狱里，如果说廉耻二字还有一点意义的话，应当感谢那个有胆量进入鬣狗的巢穴杀死鬣狗的人；是这样，但廉耻不能当饭吃；不论你是何人，你说得对，总有人用恬不知耻填饱肚子，但我们呢，我们已经一无所有，只剩下这最后一点当之有愧的尊严，至少我们还能为享有本属于我们的权利而斗争；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既然开始的时候我们像市井的下流坯一样打发女人们去那里，靠女人们吃饭，那么现在该打发男子汉们去了，如果这里还有男子汉的话；你把话说清楚，不过要先告诉我们你是哪里的；右侧第一个宿舍；说吧；非常简单，我们用自己的手去拿食物，他们有武器；据我所知他们只有一把手枪，子弹不会永远用不完，那些子弹就能让我们当中一些人丧命；另一些人已经死了，而他们为之而死的目标不如现在重要；我不愿意为了让留下的人享受而丢掉自己的性命；如果有人为了让你吃上饭而丧命，你也不吃吗，戴黑眼罩的老人讥讽地问道；那人没有回答。一个女人躲在通向右侧宿舍的那扇门后面偷听，现在走出来了。她就是被喷了一脸血的那个女人，就是死者在其嘴里射精的女人，就是医生的妻子在其耳边说住口的那个女人；现在，医生的妻子想，我在这里，坐在这些人中间，不能对你说住口，你不要告发我，但是，你无疑能听出我的声音，不可能忘记，我的手曾捂住你的嘴，我的身体曾紧紧挨着你的身体，对你说住口，现在到了真正知道我救的是谁的时候了，到了知道你是什么人的时候了，因此我要说话，因此我要大声说，说得清楚明白，让你能检举我，如果你命该如此我也命该如此的话，我现在就说，不仅男人们去，女人们也去，我们要回到遭受凌辱的地方，把凌辱洗个一干二净，以便彻底从凌辱中解脱出来，把他们灌到我们嘴里的东西吐到他们脸上。说完以后，她静静地等着，那女人终于开口了，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她就是这样说的。戴黑眼罩的老人微微一笑，似乎是心满意足的微笑，也许是这样，现在不是问他的时机，更有趣的是其他盲人那奇特的表情，仿佛有件什么东西在他们头上掠过，一只鸟，一片云，或者一缕微弱的光亮。医生紧紧攥住妻子的手，随后问道，我们是想继续揭发杀死那个歹徒的人呢，还是我们都同意杀死那个人的手是我们大家的，更明确地说，是我们每个人的手呢。没有人回答。医生的妻子说，我们给他们定下一个期限，等到明天，如果士兵们还不送食物来，我们就动手。人们站起来，分成两组，一组朝右侧走去，一组朝左侧走去，他们都粗心大意，不曾想过歹徒宿舍里的某个盲人可能在偷听，幸好门后并不总是有魔鬼，这个成语用在这里非常合适。可就在这时，扩音器却突然不适时地响起来。最近一段时间，扩音器有些天响，有些天不响，只要响就如当初许诺的那样准时，肯定是播放

！这是一支在当时堪称世界一流、亚洲第一的海军舰队！多事的1875年，蜕变的慈禧1875年，对于大清王朝来讲是一个多事之秋。这一年的7月，在本书中属于打酱油的同治皇帝死了，时年19岁。由于他生活作风不太好，过于追求与窑姐儿一晌贪欢的刺激，得了性病，英年早逝。至于史书记载死因是天花，那是官方说法。他无痛苦，梅毒破坏了他的神经系统。他无皇陵，谁也没有想到春秋鼎盛的皇帝会如此快地需要坟墓。他无遗诏，他不关心大清江山托付给谁，因为他的母亲慈禧已代他行使了所有的权力。他无子女，从祖宗努尔哈赤开始的父死子继的皇位继承制在他这里画上了终点。他无遗憾，人生能达到的顶级富贵、权力对他而言都是与生俱来的。然而他真的没有遗憾吗？没人能知道。但后人都知道他老妈慈禧有遗憾，她26岁守寡，在以权力与阴谋为主色调的后宫中，儿子同治是她唯一的守望，她甚至甘冒风险，为儿子的前途发动了“辛酉政变”，可是这一番拼搏换来的却是命运的嘲笑！同治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也就算了，可惜连命都活不长久，真是情何以堪！40岁丧子的慈禧变得一无所有。未来的岁月里，没有儿子可以依靠，唯有权力能够同行，所以她要牢牢地抓住权力，这意味着必须消除所有的感情和同情心，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才能稳固自己的地位。除此之外，别无他途！慈禧身上曾经的慈母角色消失了，她开始变得冷酷无情。在她的心中，从现在起，唯一重要的就是权力和地位，当她高高在上的时候，无人再敢藐视她！4岁的光绪意外地成了清朝的倒数第二位皇帝，他只是同治的堂弟而已，可同治的短命和无嗣，阴差阳错地使这个还在尿床的孩子成了大清帝国的皇帝。光绪，1871年出生，全名爱新觉罗·载湉，属羊。其实光绪能成为皇帝也不是全然的意外。光绪的父亲是咸丰的弟弟奕譞，在“辛酉政变”中出了大力，亲自带兵捉拿顾命八大臣之首肃顺；光绪的老妈来头也很大，是慈禧的亲妹妹。不过，将来光绪也许会为继承这个皇位而感到后悔。因为他在继承了皇帝名号的同时，还继承了帘子后面的那位太后，那位权力欲极强、控制力也极强的慈禧太后。从登基的那天起，他就注定了傀儡身份，这个身份将一直伴随他从顽童时代走到生命的尽头。第六章袁世凯的第一桶金

转机

显得无动于衷，仿佛认为，好好考虑一下，世界上没有任何绝对属于自己的东西，这同样也是句千真万确的实话。两个人到了宿舍门口，收集完毕，医生问，我们把所有东西都交了吗，有几个无可奈何的声音回答说都交了，也有人没有吱声，之后我们才能知道他是不是撒了谎。医生的妻子抬起头看了看挂剪子的地方。现在她感到奇怪，剪子竟在那么高的地方，挂在一个钉子或者说榫子上，好像不是她本人挂上去的，随后又暗自寻思，把剪子带来太好了，现在就可以给她的男人剪剪胡子，让他更像个人样，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在这种条件下生活是不可能正常刮脸的。她再朝门口望的时候，两个人已经消失在走廊的阴影之中，到那些人指定的左边第三个宿舍去交饭费了。今天的饭费，还有明天的，也许是一个星期的。以后呢，她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所有的一切都送去了。与往日不同的是，今天走廊通畅，一般不会这样，走出宿舍的人总是绊在什么上面，撞到什么人或者栽倒，被撞的人张口就骂，说出的粗话不堪入耳，而撞人的人也以同样的口气回敬，但没有任何人把这放在心上，一个人总要有渠道发泄，尤其是盲人。两个人听到前面有脚步声和说话声，大概是另一个宿舍的使者去履行同样的义务。医生先生，我们怎么会落到这般地步呀，第一个失明者说，好像失明了还不够似的，又落入这伙盲窃贼的魔爪，好像我命里注定这样，先是汽车被偷，现在这些人又抢我们的食物，并且他们还有手枪，区别就在这里，他们有武器；但子弹不会永远打不完；任何东西都不会永远用不完，但是，在现在的情况下，也许应当希望它打不完；为什么，如果子弹打空了，那是因为有人射击，而我们已经死了够多人了；我们所处的状况令人无法忍受；从来到这里就无法忍受，尽管如此，我们不是一直在忍受吗；医生先生是位乐观主义者；乐观主义者倒算不上，但任何比我们现在更糟的状况我觉得都不会有了；但是我怀疑恶人和恶行没有极限；也许您说得有理，医生说，随后像自言自语似的说道，这里必然要出事，这一结论包含着某种矛盾，要么是说状况比现在更糟，要么是从此之后一切会好起来，尽管从现在来看后者不大可能。他们沿着走廊往前，在拐角处转弯，朝第三个宿舍走去。医生和第一个失明者都不曾来过这里，但建筑物的两翼理应严格对称，熟悉右侧的人不难在左侧辨别方向，反之亦然，只消在一侧应当向右转的时候在另一侧向左转就是了。他们听见有人说话，应该是走在前边的两个人，我们等一等，医生小声说；为什么；那里边的人一定想准确地知道这些人带来了什么东西，他们不在乎早晚，因为已经吃过饭，不着急，差不多快到吃午饭的时间了；即使他们看得见，也不会知道时间，已经连手表都没有了。一刻钟以后，也许多一分钟也许少一分钟，双方完成了交换。两个人从医生和第一个失明者身边走过去，从他们的谈话中可以知道他们拿着食物，小心，不要跌跤，其中一个说；另一个人小声说，我不知道这点饭够不够所有人吃；那我们就勒紧裤腰带吧。医生用手摸着墙壁往前走，第一个失明者跟在后面，等摸到了门框，医生冲着里边说，我们是右边第一个宿舍的。他刚抬脚往里边走，腿就碰在一个障碍物上。医生发现是横着的一张床堵住了门，当作交易的柜台，他们是有组织的，医生想，不是临时想出的主意。他听见里面传来说话声和脚步声，他们究竟有多少人呢，妻子告诉他说十来个人，但不能排除人数多得多的可能性，肯定到天井去抢食物的并不是所有人。有手枪的人是他们的首领，现在听到的就是他那粗俗下流的声音，喂，我们去看看右边第一个宿舍送来的财物吧，随后又压低声音对一个大概离他很近的人说，记下来。医生一下子蒙了，这是什么意思，他说记下来，所以这里有人能写字，所以这里有人没有失明，那就有两个人是这种情况了，我们必须小心，医生想，明天这个家伙可能在我们没有察觉的情况下站到我们跟前。第一个失明者与医生的想法差不多，他们有手枪，还有个间谍，那我们完蛋了，永远抬不起头来了。里边那个盲人，就是强盗头目，已经把手提包打开，正熟练地往外拿东西，一面拿一面摸，凭触觉是能分辨出哪些是金子，哪些不是，也是能分辨出钞票和硬币的面值的，只要有经验就不难做到，几分钟后医生开始听见一种打小孔的声音，非常清晰，立即认定旁边有人在用盲文写字，也就是布莱叶盲文点写法，他甚至听到了盲字笔穿透厚纸，扎在下面那层盲文板上的沉闷而清晰的声音。所以，这群盲人罪犯中有一名从前被称为盲人的那种正常盲人，他显然和其他盲人一起被捉住了，当时那些猎手们不会调查一番，您是新式盲人还是旧式盲人，告诉我们您是怎样失明的。这帮人有运气，除了让他当记账员之外，还可以用作向导，受过训练的盲人大不相同，比黄金还珍贵。交纳财物清单还在写，拿手枪的盲人偶尔征求一下会计的意见，这东西怎么样，会计就停止记录提出看法，如果他说，便宜货，拿手枪的盲人就评论说，很多这样的东西，不让他们吃饭。如果他说，这东西好，拿手枪的盲人就评论说，没有比跟诚实的人打交道更快活的事了。最后，三盒食物放在了床上。拿走吧，拿手枪的人说。医生数了数，三盒不够，他说，当初只有我们几个人的时候还有四盒呢，就在这一刹那间，他感到冰冷的手枪枪管顶在脖子上，对一个盲人来说这是个不错的瞄准方法，你表示一次不满，我就让他们收回一盒，现在，拿上东西赶紧走开，感谢上帝吧，你还有饭吃。医生低声说，好吧，说着抓起了两盒，第一个失明者拿起了另一盒。现在，为了不滑倒，他们走得更慢，沿原路返回宿舍。到了天井，好像四周没有人，医生说，我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您说什么，第一个失明者问；他把手枪放在了我的脖子上，我本可以从他手里夺下来；太危险了；不像您想的那样危险，我知道手枪在哪里，而他不知道我的手在哪里；即便这样也还是太危险了；我敢肯定，在那一刻，两个盲人中瞎的是他，可惜我没有想到，也许想到了但没有胆量；然后呢，第一个失明者问；然后，什么然后；假如我们真能把他的手枪夺过来，我也不相信我们能用上它；如果我有把握解决现在的状况，我就能用；可是，您没有把握呀；没有，确实没有；那么，武器还是留在他们那边好，至少暂时他们还不会用武器进攻我们；用武器威胁就是进攻；如果当时您夺了他的手枪，那么现在真正的战争已经开始了，更可能的是我们无法离开那里，连出都出不来；说得有理，医生说，我以为我考虑到了全部后果；医生先生一定还记得刚才对我说过的话；我说什么了；您说必然要出事；事已经出了，但我没有利用好机会；不是这件事，是别的事。他们走进宿舍，把那点儿食物放在桌子上的时候，有人说这是他们两个人的过错，没有提出抗议，没有要求多一些，他们本来是为了这个目的才被任命为集体代表的。这时医生解释了事情的经过，说到了盲人会计，说到了拿手枪的盲人的蛮横态度，也说到了手枪。不满的人们压低了声音，最后都表示同意，对，先生，把维护本宿舍利益的任务交给你们，完全正确。食物终于分配完毕，有人还劝那些急躁的人说，少总比没有强，并且，根据现在的时间，大概不一会儿就该吃午饭了。最糟糕的是如果我们像人们说的那匹马一样，死的时候已经不习惯吃草料了，有个人说。其他人凄惨地笑了笑，其中一个说，如果那匹马死的时候不知道即将死去，这倒也不错。10戴黑眼罩的老人知道，他的便携式收音机因为结构的易碎性和人所共知的使用时间不会长，而被排除在用于交换食物的物品清单之外，因为它能收音取决于两点，一是里边是否有电池，二是电池能用多久。从小匣子里发出的嘶哑声音来看，显然不能有过多的指望。于是戴黑眼罩的老人决定不再大家一起听，他这样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左侧第三个宿舍的盲人们可能到这里来，提出不同看法，倒不是因为小收音机脆弱的物质价值，这一点前面已经说过，而是因为它眼前的实用价值，无疑其实用价值极高，更不用说在至少有一把手枪的地方也应该有电池这样合情合理的可能性了。因此，戴黑眼罩的老人说，以后改为他在毯子下面听新闻，把脑袋捂得严严实实，如果听到什么有趣的消息，他会立刻告诉大家。戴墨镜的姑娘还请求说让她偶尔听一点儿音乐，只是为了不丧失记忆力，她据理力争，但老人坚决不肯让步，说重要的是要知道外边正在发生的事情，谁想听音乐就在自己脑袋里听吧，记忆总得为我们做点好事。戴黑眼罩的老人说得对，收音机里的音乐已经刺耳，只能给人留下刺耳的记忆，于是他把音量尽可能放到最小，等着新闻出现。每当新闻出现时他就把音量调得稍大一点儿，侧耳细听，唯恐漏掉一个音节。然后，他把听到的新闻综合起来，用自己的话告诉离得最近的人。这样，新闻从一张床传到另一张床，从一个收听者传到下一个收听者，在宿舍里转了一圈，早已传得走了样，每个播送者的乐观或悲观程度降低或者夸大了新闻的重要性。终于，到了声音停下来，戴黑眼罩的老人觉得无话可说的时刻。这倒不是由于收音机出了故障或者电池已经用完，他的生活和别人的生活经验清楚地表明，没有人能控制住时间，这台小小的机器似乎很快就要走到尽头了，总得有人在那之前先沉默下来。在盲人匪徒们的铁蹄下生活的第一天里，戴黑眼罩的老人一直在听新闻，传新闻，只是自作主张对官方的乐观主义预言中明显的失实之处打了折扣。现在，夜已经深了，他的脑袋终于钻出毯子，侧耳倾听由于供电不足显得沙哑的播音员的声音，突然，他听见播音员大喊一声，我失明了，接着是什么东西使劲碰在麦克风上的响声，随后一阵仓促的嘈杂声和呼喊声，最后忽然沉寂下来。小收音机能收到的唯一一家电台也沉默了。在很长时间里，戴黑眼罩的老人还一直把耳朵贴在已失去生气的小匣子上，指望声音重新出现，继续报告新闻。然而，不难预料，他知道声音不会再回来了。白色眼疾不仅仅让播音员失明了，它还像一根导火索，在广播电台快速蔓延，所有的人无不失明。这时候，老人让小收音机掉到了地上。如果盲人匪徒们来搜寻没上交的首饰，一定会觉得这证实了他们当初的话说得对，他们为什么不主动把便携式收音机纳入贵重物品的清单之内呢。戴黑眼罩的老人把毯子拉到头上，尽情地痛哭了一场。在屋顶几盏灯发出的肮脏而又微弱的黄光下面，整个宿舍逐渐沉沉入睡，一日三餐，使一个个躯体得到恢复，在此之前这种事着实鲜见。照此下去，我们会再次得出结论，即便在最坏的不幸之中，也能找到足够的善让人耐心地承受此种不幸。如果运用于现在的状况，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不论某些理想主义者们如何抱怨，说他们宁愿以自己的方式继续为生活而斗争，即便为这一固执的态度忍受饥饿也在所不辞，但把食物集中于一处来定量分配的这种做法与人们最初惴惴不安的预料相反，终究有其积极的一面。各宿舍大部分盲人不再为明天怎样过而操心，忘记了预先付钱的人总是得到最坏的服务这句口头禅，无忧无虑地睡着了。另一些人看到为所受的屈辱争取体面结局的努力无济于事，已经心力交瘁，也一个又一个地睡着了，梦想着比现在更好的日子，梦想着如果不能吃得更饱至少也会比现在更自由的日子。在右侧第一个宿舍里，只有医生的妻子没有睡着。她躺在床上，思考着丈夫说过的话，丈夫曾以为那些盲人恶棍中有个人看得见，他们可能利用此人作为间谍。奇怪的是后来人们再也没有提到这件事，仿佛医生已经习以为常，没有想到他的妻子本人仍然看得见。她只是想到了，但没有吱声，不想说出那句显而易见的话，这种事，他做不到，我却能做。什么事，医生会装作听不懂的样子问。现在，医生的妻子盯着挂在墙上的剪刀，自己问自己，看得见有什么用呢。的确，看得见，看得见只是让她亲历了从来想象不到的可怕场面，只让她希望失明，仅此而已。她从床上坐起来，动作非常小心。她的前面睡着戴墨镜的姑娘和斜眼小男孩。她发现那两张床靠得很近，姑娘把自己的床往那边推了推，肯定是为了离小男孩更近一点，说不定他想念失去的母亲时需要她安慰几句，需要她为他擦擦眼泪。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一点呢，她想，可以把两张床凑到一起，我们紧挨着睡觉，就不用再常常担心他掉到床下。她看了看丈夫，因为筋疲力尽，丈夫沉沉睡着。她没有告诉丈夫把剪刀带来了，这几天里给他把胡子修剪一下，这种活甚至盲人也能做，只要不让剪刀的刃离皮肤过近就行。她为没有把剪刀的事告诉丈夫找了个很好的理由，以后所有的男人都会来找我，那我每天除了修剪胡子就什么事也不能干了。她把身体转向外面，双脚踩在地上，找到鞋子，正要穿的时候却又停下来，死死盯着鞋望了一会儿，然后摇了摇头，又把它们放了回去，没有发出一点儿响动。她来到两排床中间的夹道，朝宿舍门口走去。赤脚感到地上黏糊糊的脏东西，但她知道，外面，走廊里，还要肮脏得多。她一面走一面往两边望，看是否有某个盲人醒着，就算其中有一个或者更多的人睡不着，甚至全宿舍的人都睡不着，那也没有什么关系，只要不发出响动，即便发出响动，我们也知道身体的需要会迫使人做出什么事来，而且不会选择时间，不过她不希望丈夫此时醒来，觉察到她的离开并来得及问她，你要到哪里去，这大概是男人们向其妻子问得最多的问题之一，另一个是，你到哪里去了。一个瞎眼女人坐在床上，背靠着矮矮的床头，空空的目光死死盯着前面的墙壁，却又什么也看不到。医生的妻子停了一会儿，仿佛担心碰到在空中飘浮着的无形的线，好像稍稍一触就能把那条线碰断，永远碰断。瞎眼女人抬起一只胳膊，大概发现空气有轻微的颤动，随后又心不在焉地把胳膊放下来，旁边睡觉的人们的鼾声吵得她难以入睡。医生的妻子接着往前走，离门口越近走得越快。去天井之前，她朝走廊那边看了看，沿走廊可以去到这一侧的其他宿舍，再往前是厕所，最后面是厨房和食堂。有些盲人躺在墙边，他们在来的时候没有抢到床位，要么因为在那场争斗中被丢在后面，要么由于没有力气去争夺床位或者争夺失败。离她十米远的地方，一个瞎眼男人正趴在一个瞎眼女人身上，女人用两条腿把男人紧紧钩住，两个人的动作都尽量放轻，在公共场合他们属于谨慎小心的人，但是，无须有很灵敏的听觉就能知道他们在忙着干什么，其中一人忍不住发出哎呀声呻吟声或吐出一些不连贯的词语时更是如此，这声音是那一切即将结束的迹象。医生的妻子站在那里，望着他们，倒不是由于羡慕，她的丈夫在，能满足她的需要，而是因为心中有一种异样的感受，一种无以名状的感受，也许是同情，仿佛正想告诉他们，不要理会我在这里，我也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继续做你们的吧。也许是怜悯，即使你们这最快活的时刻能持续一辈子，你们两个也永远成不了一个人。现在，瞎眼的男人和女人正在休息，虽然已经分开，但仍然紧紧挨在一起，手拉着手，他们是一对尚未结婚的夫妻吗，也许是一对恋人，一起去看电影，在电影院里一起失明了，也许一个奇迹般的偶然事件把他们俩联结在一起，要是这样的话，他们又是怎样互相认出来的呢，啊，通过声音，当然是通过声音，不仅亲人们无须眼睛只凭声音就能相认，而且爱情，尽管人们常说爱情盲目，也会说话。不过，最为可能的是两个人同时被抓，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两双手不是现在，而是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紧紧握在一起的。医生的妻子叹了口气，抬

抵抗运动。当时在松江境内，他们的两个最重要的盟友是著名的画家李待问和曾经促成郑芝龙降明的德高望重的前总督沈犹龙。8月1日，复明分子们一起召集起民众，高举着明太祖的画像。陈子龙依靠他的镇兵发起进攻，杀死当地的清朝官吏，接管了这座县城。松江地区复明分子的军事领导人得到了沈犹龙的任命，他指挥着几千名战士。不过，当时担任沈犹龙监军的陈子龙，对于这些仓猝招募起来的部队的战斗能力并不抱太大希望，认为他们是既无粮饷又少训练的“市井之徒”。他认为，取胜的关键是同时利用他那遍及江南的乡绅关系网，以共同造成一个地域性的起义，同时还可以从复明分子大本营崇明岛那里取得军事援助。因此，他和夏允彝首先就在几社同人周围团结了一批朋友作为骨干，包括像徐孚远和黄家瑞这样的人。而通过这些朋友，又与其他文人朋友建立了联系。比如，黄家瑞既是陈子龙的好友，也是诗人万寿祺在徐州时的同学。万寿祺当时正在苏州前南京江防监军、马士英女婿杨文驄之处。尽管杨文驄本人没有参加松江组织，但是万寿祺确实参加了这次运动，在苏州东北面的陈湖加入了沈自柄和钱邦范的队伍。在明亡之前这种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的存在，除了造成组织庞杂（其结果表明这是不利的）之外，还使得松江抵抗运动具有了社会的自发性（这却是一种优势）。当万寿祺通过社会团体关系应募从军时，陈子龙自己也直接会见了或与夏允彝分别致信而联络其他一些人，邀请他们共同筹划抵抗运动的行动计划。这个计划要进攻徐州，借以切断那里的清军营部与当时在苏州威胁着鲁王政权的满汉军队的联系。陈子龙还想与崇明岛上的明水军取得联系，这支水军当时是、而且很久都是江南抵抗力量的主要依靠之一。长期以来，以海盗巢穴而出名的崇明岛现在成了南明水军的避难所。一部分水军由前政府官员荆本彻（1634年的进士）指挥，而大部力量则由吴淞地方总兵吴志葵统领，他在南京陷落时乘船逃到了崇明岛。吴志葵极力想与鲁王朝廷和浙江其他复明分子的活动中心取得联系，因此就宣布了他希望通过占据江南一块根据地而由此光复明朝。这时，为了响应江南形势，他调动其水军靠近上海，在那里他的部队向刚刚任命的清朝县官发动了进攻。太湖地区的起义和陈子龙、夏允彝（他曾经做过吴志葵的老师）发动的抵抗运动鼓舞了吴志葵，他调动他的水手和水兵经江南的水道入泖湖，在那里他吸收了苏州水军的忠君分子领导人黄蜚。吴淞总兵官吴志葵，自海入江，结水寨于泖湖。会总兵黄蜚拥千艘自无锡至。尽管夏允彝实际上去了泖湖，并且担任了吴志葵在松江方面的联络官员，但是陈子龙没有能够使吴志葵和黄蜚听从自己的指挥。部分原因是他们在战略上观点不一致。就像陈子龙自己说的那样：黄文禄以二万众至松，欲移营黄浦，予力争以水隘不利旋转，未有舟师单行数十里，首尾不相应而不败者也。不听。同时，清军已经派出了李成栋步骑2万多人的勇悍军队，直扑吴志葵停泊在春申浦（十方庵）的战舰。李成栋不仅使用轻舟，而且也使用了炮船，他的部队的机动性优于吴志葵那些笨重而不灵活的海船；而且，就像陈子龙曾经预言的那样，由于吴志葵的船队拖得太长，以至不能够有效地反击这种进攻。更糟的是，大风猛刮大船，结果复明分子的水军是全军覆没。志葵、蜚既败，执至江阴城下，令说城中人降。志葵说之，蜚不语。城迄不下。后皆被杀。同时清军继续向前推进，平定了松江附近的其他南明军队，使那里的义军失去了进一步的帮助。在吴淞附近，当地军事领袖吴之潘领导的义军被打败了，那里的居民剃发而自称“大清顺民了”。在冒险家潘复杀死了清朝官吏的上海城，老百姓转而反对义军。在吴江的“白头军”也迅速地失去了地盘。趁事变而起的鲁之玙最初要占领吴江、进攻苏州、焚烧巡抚衙署。一些反叛的湖上渔民也把清军骗进了事先准备好的伏击区。但是总督土国宝的部将王佐才重聚旧部，关闭城门把义军挡在外面，并且用骑兵和大炮打败了他们。鲁之玙本人被害；孙兆奎被俘；吴易和赤脚张三逃回沼泽地带，在那里他们找到了暂时的避难所。这一连串的失败，使得松江的乡绅义士只能完全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当然这就意味着要完全依赖于沈犹龙招募的那支缺乏战斗力的“市井之徒”的军队了。正如陈子龙所言，这些人根本就没有战斗经验。确实，如同温睿临后来讥讽地叙述的那样：然皆文士，不知兵，而所聚率市井无赖子，见敌辄蹶，迄于无成。这段叙述并没有完全否定沈犹龙作为地方总督的经验，但是毫无疑问，这些“市井白徒”在李成栋凶猛的部队面前，很可能是“金鼓一震即作鸟兽散”了。可能因为松江的百姓对自己的力量并不抱希望，他们一直相信黄蜚的部队会来救援他们。9月22日，这支援军好像是开到了。在城墙下出现一支头缠红巾的部队，他们自称是黄将军派来的。然而当城民打开大门，这支队伍鱼贯而入之后，他们便扯去了头巾，露出剃了发的光头。接着，他们就为藏在外面的其他清军大开城门，这座城市就落入他们手中了。在随后的肉搏中，沈犹龙和李待问全部被害。在城外的泖湖，黄家瑞被杀死了，他最好的朋友、诗人万寿祺被俘并被投进了监狱。还有许多乡绅忠君之士想方设法死里逃生，躲避敌人搜捕，比如陈子龙，就在李成栋部队进攻时逃了出去。陈子龙自己回忆道：三日，城陷。予于西郊遇兵，几不免。携家走昆山。四日与夏考功别。自此，遂永诀矣。大母以病留昆山，予走金泽，未几，走陶庄。其他乡绅复明分子想方设法逃到南方，在福建唐王朝廷中继续进行他们的斗争。然而，夏允彝感到，他的末日已经来临。今往辅新主，图再举，策固善。然举事一不当，而遁以求生，何以示万世哉！不如死也。在黄道周带着鲁王邀请他参加福州复明政府的信件来到这里的前三天，夏允彝投河自尽了。在松江复明义士的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江南地区仍然有一些分散的抵抗力量。江阴城仍然处于重围之中，参将侯承祖和他的儿子仍然在金山领导着英勇的斗争，一部分忠君复明的水军在崇明岛重新聚集起来。但是，社会上下层之间反对满人剃发令的民族反抗的联盟已经瓦解，江南的绅士们在社会关系上与下层百姓过于隔绝，因而他们不能单独坚持更长的时间。不久，江阴陷落了，于是就给李成栋腾出了足够的兵力集中进攻金山。荆本彻的复明水军在六合取得了对清军的一次重大胜利，但这时他的部下因为战利品问题与海盗同盟者发生了争执，其后不久他们就驶向远离海岸的定海，远远地离开了长江口。因此，在1645年12月17日，多铎在他的定期军情报告中可以对多尔衮说：擒福王朱由嵩，前后战败水陆马步敌兵，凡一百五十余阵。江南、浙江等处悉平。招抚文武官二百四十四员，马步兵三十一万七千七百名。除了更南的地方以外，活跃的复明分子的抵抗运动看来是完全平息了。

遁世隐居

这一奏章在1645年12月。《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8—129页。尽管一些清朝官吏认为，继续像明朝那样把南京作为首都是个好办法，但是陈名夏强烈反对这样做。多尔衮同意陈名夏的看法，只把南京作为一个省会。尽管后来更名江宁，但是这座城市还是以其旧称“南京”而闻名。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11页。直辖区南直隶正式划入了江南省。1647年江南、江西和河南只有一个总督，总督府设于南京。1649年以后河南从中分离出来，南京改称为“驻防”。盖拉德：《南京今昔》，第238—242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8—129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57—258页。1645年8月末，多铎把374名前明官僚和将领编进了八旗。斯特鲁弗：《南明》，第34页。?当然，并非总是如此。比如高进库在投降多铎以后表明他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将领。他是陕西人，在进攻赣州中指挥了一支3000人的部队。后又在洪承畴指挥下，在广东讨伐李成栋，被提升为将军，1652年他负责高州和雷州的军务。《贰臣传》第七卷，第3—4页。?材料记于1646年10月8日。《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第170页。?对多铎单独控制江南的能力的怀疑，见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2页。?《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8—129页，材料记于1645年12月。?当然，也有一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清政府对此曾略作考虑，但没有实行：即反其道而行之，站在被剥夺的贫民一边，而不是向地方豪强提供支持。为此，朝廷上讨论过对没收土地进行再分配，从而实行“均田”的可能性。这个计划的反对者认为，这在北方或许可行，但在南方就行不通，因为那里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太大。据他们的测算，在松江地区，均田只能使自耕农的田产略有增加。刘重日：《明末“均田”口号质疑的质疑》，第120页。?满人最初极力宣扬其“代报君父之仇”的使命。这个口号在北方非常有效，但是在南方似乎并不受欢迎，就像一个肆言无忌的生员在南京对多铎所言：“闯贼破我北京，著称为我报仇；贼未尝破南京，若来何为？我昔仇闯，今仇若矣！若谓天下无能复仇者耶？”顾诚：《论清初社会矛盾》，第144页。这样，清军就不得不为自己寻找新的堂皇借口了。这个任务由多尔衮的幕僚、中原人彭明较完成了，他强调了忠君之士的武装行动使平民百姓深受其害。彭明较写道，所有的明军将领都在聚兵残害良民，所以清廷要派“六师”以讨灭之。“六师”一词是指远古时期帝王的一种正义征伐，见《孟子·告子》。?文秉：《甲乙事案》，第184页。?葛万里：《钱牧斋先生遗事及年谱》，第16页；傅路德：《乾隆时的文字狱》，第100页。?葛万里：《钱牧斋先生遗事及年谱》，第21页。?钱谦益后来确实帮助过一些忠君之士摆脱了政府迫害。比如，他帮助黄宗羲使浙江忠君之士王珝将军安全获释。S.K.劳：《东林运动的分裂及其后果》，第36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79页。这可能是为什么在黄宗羲的著作中会有称赞他的传记，尽管主要是讲钱谦益的事佛之事。此外，1655年，顾炎武因谋害家仆而受审讯时，也曾通过一个朋友请钱谦益帮忙，钱谦益确实帮顾炎武摆脱了监禁。?葛万里：《钱牧斋先生遗事及年谱》，第28页。这种人殉难的情感也曾在法国维希时的投敌者中甚至是帕坦本人身上表现出来过。在最高法庭接受审

给我爷爷奶奶看，燕京的单子都是英文嘛，老人也不懂，这得交几百，这得交几百，多少多少，老人一看数，给你钱吧，“啊，给钱，啊，给钱。”我爸揣起钱就跑了，给我妈交一份学费嘛，因为让他掏钱他也没那么多钱，交了我妈的学费他俩还能吃喝玩乐了呗。方虹与定宜庄在和敬公主府(吕志初摄于2016年)听我四叔说的啊，说你爸真是拿钱不当钱，拿东西不当东西。有时候从学校回家，什么不顺气儿，或者跟我爷爷说话不对付了，就跟我爷爷吵架，家里的多宝格摆的都是好东西，瓷器什么，我爸噼里啪啦一扔一。我四叔说，那好多都是宫里给的，现在看也是价值连城，全让你爸了，完了当当当，穿上大皮靴摔门走了，用人都收拾干净了，从库房拿出来再摆上一拨儿，下回来了没准还得砸。说你爸真是，谁也不敢惹他。想什么什么，想撕什么撕什么。什么都不当事儿，他不管，走啦。他觉得这种生活就是习以为常，没有什么心疼不心疼，什么东西珍贵不珍贵，现在一说是文物，什么多少万，几十万，上百万，我爸脑子里根本没这概念。他后来生活也是这样，从来不说花钱不花钱，东西不东西，就是特别随意的那种。苦也不说苦，好也不说好，也不是追求享受，就是那种状态，从来不在那种事情上计较，就没这概念，心疼钱哪，得挣钱哪，没有这个想法。

2.我爸和我妈：参加革命

定：你爸怎么就会有一种思想，想要去参加革命呢？方：他就是在燕京上学嘛，燕京里当时就有一种接受新东西的意识，追求民主啊这个那个。我爸呢，那会儿在燕京也是比较引人注意的，一个是人长得非常帅，一个是学习也非常好，要不干嘛当学生会主席呢。他参加革命一方面是接触一些新鲜的东西，越是这种家里有钱有地位的，越觉得许多东西需要批判需要抛弃，觉得有些新鲜东西是可以接受的。参加革命不完全是说要打烂旧世界，建立新世界，不是那种样子。所以我妈就认为他不是特彻底的革命，只是追求一种新思想。我妈呢，比较地爱招事，她在中国大学学法律，当时跟陈琏——陈布雷的女儿——她俩来往密切，一块儿参加这运动那运动，还特有正义感。注360其实我爸是个好学生。他们老包家就认为是我妈煽呼的，说是我妈把我爸给带坏了。可是呢，如果我妈不把我爸带出来，解放后那就完全身份不同啦，也是好事也是坏事。定：还是应该算好事(笑)。方：我爸参加学生运动搞这搞那，通缉是北京市前三名。当时国民党市党部来找，因为我爷爷不是伪国大代表嘛，就找他谈话，让他把他儿子交出来，不要再干这个了，说他儿子是受别人影响，不是自己要怎么怎么着，说你应该保你的儿子。定：那你爷爷什么态度？方：我爷爷就说我妈，说我爸是受我妈影响，他说我儿子是好人。我爷爷就认为我爸是受了学潮啊学这学那的，是上学弄坏了。我三叔就没出去上大学，三叔就是后来在家嘛，三叔英文很不错，后来解放他就教英文嘛。他们老包家就认为是我妈煽呼的。定：你爸从燕京跑了你们家人也不知道是吧？方：通缉以后我爸就离开燕京，就跑到我妈家来了，他不敢在他自己家待着啊。后来是从我妈家走的。而且他必须得走，他们同时要走的有两个人，当时选择几个地方，我爸是想去香港，那个人也要去香港，说一块儿去，我妈坚持说你不能去香港，你要去就去解放区，你必须去解放区，我妈那是彻底革命者，我爸后来听了她的。果不其然，那个去香港的半路被敌人围住，追到跟前儿，后来自杀了，我爸就顺利到了解放区。后来去了华北大学，一直到解放吧，解放后到人大了。在人大还算顺风顺水吧，结果后来我妈老是说：“你爸爸，关键时刻我救他好多次！”(笑)定：这是哪年？还没你呢？方：1948年吧，就是我要出生还没出生那个阶段。定：你爸走了你妈留到这儿生的你？方：对对。我爸走的时候一人走的，后来我妈也去了，把我扔到我姥姥家了。去的正定嘛。那会儿不是说革命嘛，参加革命嘛，当时他们俩结婚哪，(我爷爷)给了他们两间房子，一间房子是全套硬木的家具，都是镶着螺钿的那种，还有一间屋子是全套的西式家具，特漂亮，沙发都挺好的。当时要走嘛，要去解放区，后来怎么去的，去是没去，我没听清楚，反正两间屋子的家具都清出去：“我不要了！”换了两根派克钢笔，跑了。我当时小，我想哎哟这俩傻子，当然派克钢笔也比较值钱，我们小学生也有钢笔，两支钢笔管个屁用！定：嗨，其实后来那两间屋子也保不住。(笑)方：生活也是很难说的事儿，也没准因为这个人家整你啊抄你啊什么的，反正就是生活的变迁特别大。定：正好那个时代嘛。方：我妈跟我爸怎么认识的？其实呢，两家有亲戚间接认识的关系，就是有人给我爸介绍对象，介绍的是我妈妈的表妹，结果没人陪，让我妈陪着，说上北海冰场，有钱人嘛滑冰嘛，打扮得漂漂亮亮上冰场，我妈滑得也挺棒的，我妈是陪着的，跟着这表妹后头，完了我爸瞧上我妈了，滑冰时就追着我妈，我妈就觉得这事有点不像话，就躲着，你越躲我越追你，我爸就使劲追我妈，我妈觉得不合适，就说你再追我我跑了，我爸说你要上外地我就跟着你上外地，那怎么跑啊，她跑不了了，他俩最后终于就成了，那个表妹把我妈恨透了，说我妈抢行(争爱)，我妈说这我才叫冤呢，我还不愿意呢。他们俩这么认识的……定：你妈他们的家世呢？方：我妈不是满族人么，我姥爷是“庚子赔款”后到法国去学的医，回来以后在一个外国人开的医院工作。我妈妈的姑姑，就是我姥爷的妹妹吧，嫁给了川岛芳子的哥哥。定：那是肃王家的，姓宪。他们家三十多个孩子。方：详细的我就没问，我就听我妈唠叨，说我姑姑没生孩子，我妈妈和我妈妈的姐姐，就是我的姨吧，从小就搁到他们家，解闷儿呗，在他们家长大，后来我妈妈的姑姑去世他们回来的。财产就都四散了。小孩儿还挺有心眼的，我妈说了，姑夫是十三间房的库房，全都是宫里出来的东西，不是他(从宫里)拿的，就是亲戚谁出嫁，谁的什么礼，给你送几箱东西来，留着吧，搁库房也不用老摆着。我爸他们不也是么，你了，了没用了，倒了扔了，那就再摆吧，是那样子。我问我妈说，后来那些金银财宝都哪儿去了？我妈说嗨，没有子女，财产全散了。定：你妈他们家住在哪儿？方：解放以后就住在东单那边，解放前说住过好几个地方，开始啊有自己的一个院子，也不是那种豪宅，反正自己有一个院子。后来我姥爷跟我姥姥上外地干吗去了，就留着一个人看家，当时不是日本占北京嘛，日本人一枪把他打死了，打死了这院里就没有人了，家就让别人占了。我姥爷姥姥再回北京，没有地方了，说就有一个看家的，我妈的大伯父，让日本人给打死了。要不他们特恨日本人呢。定：你妈他们家姓什么？方：姓南，东南西北的南。可是我姥爷，记得家里当时挂牌子写的是锐，锐宅。满族人怎么……定：满族人就这样，一代一姓。方：我妈就是满族人。我姥爷是满族人，我姥姥是蒙(古)族人，满蒙一家么，满蒙是分不开的。我对家族的历史吧，人往我耳朵里灌我就记着点儿，不往里灌就不知道。定：你妈妈应该说是你爸爸的福星。方：是呀，可是我妈妈有一个特大的缺点，我妈嘴特厉害，她不是学法律的嘛，我爸说一句我妈能说出一百句来。等于他们俩对话没有一个平等的平台。我爸在自己家里也是说一不二的，结果在这儿没说话的份儿，所以他俩在家就斗嘴，我在那屋看书，他俩人就在那屋斗，喳喳喳，喳喳喳，好不容易我爸不出声儿了，不说了，不说了成不成？我妈突然就想起什么了，又开始说，又开始，又仨钟头。我爸能讲课，也能说吧，我妈是更能说。其实也净是搅理儿的事，什么正经事都没有，就那么搅和，搅搅搅。我说小时候没人理我，别看我家就仨人，没有兄弟姐妹，那俩成天就喳喳喳，没完没了。根本闹不到一块儿去，一点生活的具体内容都没有，就是从早吵到晚。拿到挺好的戏票，说去不去？去，走，完了穿好衣服要走，又出新茬儿了，“啪”把那衣服扔那儿，不去了，就还吵，真邪性了！为什么包义、姑姑他们虽然对我爸是怕，对我妈可能会有点意见，觉得大哥我们是没辙，大嫂你，好像不教大哥好似的，又老跟大哥吵，家里好不容易出一个大哥，能光宗耀祖的，你还老拆他，这样不行那样不行。定：你妈不也是老革命吗？方：我妈也是解放前参加革命，完了之后先在故宫，后来调到一个中学做老师。我妈在城里，我爸在城外，我妈呢，就是说：“你要是在人大附中跟着你爸，学少爷小姐作风，你绝对成不了才”，“你绝对不会成长成一个有用的人”，就非得给我转走，我初二第二学期就走了。我爸跟我妈那个情况，包安也说，其实他挺后悔的，年轻气盛嘛，她说一百句你让她说去不就得了嘛，其实我妈对我爸照顾是最周到最好的，是特上心的那种。我爸后来的婚姻也不顺，所以挺后悔。可是我爸就说：“后悔有什么用啊”，就过去了。他当着我面不诉苦，就说现在生活我能忍着，就跟我说：“我要是不在了，这家你别来”，不诉苦也不说自己内心深处的东西，对家里头也是一样。我爷爷从内蒙来也是，我妈对我爷爷挺好的，当时解放以后，他岁数又大了，当然不如解放前那么神气了，妈妈挺心疼爷爷，我爸不爱搭理他。

3.我爸：在人民大学

方：我爸从来不诉苦，跟我也老是呵呵呵。我爸第一不谈过去，第二也没有什么情绪不情绪的，成天谈笑风生，高兴着呢，因为什么呢？讲课也好，工资也高，人家也捧着他哄着他，就行了。家里的事都是在叔叔姑姑面前说，跟我妈说，跟外边从来不说。可是人大的人都知道，说他是王爷。定：那怎么会不知道，人大的老校址就在你们府的院里头。方：连(张)木生、小风(李零)都说，我们一块儿一聚：“这是公主，这是格格。”吕志初(以下简称吕)：我上初中时我就知道，听木生、小风他们说的。方：我说我怎么不觉得我是什么公主啊，木生说《人大简报》里老说你们家，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我说什么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我就吃得好点儿呗(笑)。定：你爸一直到人大，公子哥儿那劲儿还挺足的？方：对对。当时哲学系还有一个我们叫齐伯伯，齐一注361，后来调社科院了。他俩特好，齐一现在九十多了，自己住海南，要回北京他自己来回跑，他一回北京就找我，一块儿吃饭说话，讲他跟我爸的事。说我们两家跟张作霖都有点关系，说我和你爸特好，我们解放前就有关系，可是我们都不愿意说这个事儿。他俩在一块儿呢，常常吃吃喝喝。他说我干嘛离开人大呀，说实在的我要在人大没准还得受罪，他就是那种公子哥儿。齐一的女儿就说哎呀，你爸是人大最帅的教授，白白瘦瘦的，穿的衣服都特讲究，反正挺讲吃讲穿的。可是讲课特好，口才特好，学生都爱听他的课，他虽然吃喝玩乐，可是讲课一丝不苟。定：我查了一下，人大的逻辑学专业就是他创立的。方：他是北京市逻辑学学会的会长。定：吃喝玩乐是一面，认真劲儿是另一面。方：对对对。人大那个副校长张腾宵，原来是哲学系的一把手，后来调去当副校长，他现在90多岁快100岁了。张腾宵就说我爸，他说我跟方华是好朋友，方华“文化大革命”从来没说过我坏话，说他是好人，是一个特别正派的人，厚道的人，是特别诚恳的人。什么耍奸啊，我爸他没这心思，因为他不需要，他那个家庭环境不需要跟人耍奸。燕京的学历在人大就算很高的了，人又长得帅，大家都挺捧着他，啥都有，啥都很顺利，啥都能做好。我妈说话我爸为什么不爱听？我妈说我爸参加革命叫什么？就是大家哄着你大少爷玩儿，到了人大，大家又是捧着你大少爷玩儿，我爸特生气。我妈老是那种，好话不能好说，就想给我爸泼点冷水，我爸就特别不高兴。人家外头都捧着他，到家老是被泼冷水，他俩就是谁的话都不听，个性特强，我爸就个性特强。定：他那时候是不是在人大也挺有名的？方：那当然啦，都知道。我爸那人就是接受新东西比较快，比较聪明，口才也挺好，人缘也不错。当时我听他们说人大讲课有三个华：胡华，方华，铁华，注362三个台柱子，当时五几年就靠他们，最漂亮的课都是。业务不错，又是年轻气盛，三十多岁提的正教授嘛，五几年不是有苏联专家么，我爸是特受宠的，本来想让他去留苏，后来因为出身不好，结果没去成。我爸是爱去不去，无所谓。可是其实也是一个阴影。定：他还是出身受一点儿影响是吧？他后来一直也就是一个教授而已？方：对对。他在哲学系当过书记呀还是副系主任，反正就是到学校的中层。后来六几年的时候我听他跟我妈说，市委不是从人大调干么，要让我爸去市委宣传部，他跟我妈商量，说我去不去，我妈说：“你别去，你干不了这个，你就讲讲课还行。”他就认为我妈是踩咕他，可是又觉得确实也不想去，后来没去。事实证明我妈的判断又是正确的。我妈总是在几个关键时刻给我爸指出一条生路。她说你不能去，你不是当干部的材料，你当不了。我爸那人不跟人斗心眼儿，你想他一个大少爷，啥都不缺，他能跟人斗心眼儿么。还有一次是要调到北大，是冯定想让他去，又跟我妈说，我妈说那就看你是愿意在人大待着还是愿意上北大了，反正都是哲学系嘛，后来我爸想想，人大待着舒服，你想都熟，上下左右，所以还是没动。看来没动是对的，你换一个地儿，你重新熟悉，人心是怎么回事儿你也不清楚。听人们说，我爸六几年差点儿提人大副校长，不过没提又是一个好事儿。我爸始终就没有离开过人大，从华大进城就成立人大嘛。他自己挺满意的，我妈老说他干到这儿就不上进了，也不写点儿东西，你看人家这个出书那个出书的，可我爸不听，你说你的，你说一千遍我也就是这样。反正我把课讲得挺好，而且我在哲学会和逻辑学会也都挺有地位的，是全国知名的，就够了。还要我写一大堆著作？我才不呢！反正高知的各种待遇我爸都享受，其中假期各种演出，不是都得订票么，都订上。同事来聚会来，一扯扯到“出去吃饭呀”，聚会啊宴请啊，享受啊，说说笑笑啊，同事要是打麻将，我爸是必被找去的，弄哪儿去了不知道。你让我闭门读书，我不干这事儿，人说你爸就缺这个，我说我爸不是干这个的人！(笑)其实在人大，他这个家庭出身，“文革”时人家也没整得他太厉害。“三红”啊，“新人大”啊，注363抢他打他，也没把他

。森正夫：《明末社会关系的秩序变动》，第156—157页。?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农民经济和乡村社会》第一章；森正夫：《明代的乡绅》，第45—47页。?最有名的“优秀”粮长可能是大画家沈周（1427—1509），森正夫：《明代的乡绅》，第42—45页；默克：《祝允明和苏州的文化贡献》，第8—9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与民众》，第5页。当然，粮长也可能具有很大的剥削性。关于剥削的普遍性及其与中国经济不发达的关系的深入讨论，见李约瑟和黄仁宇：《中国社会的性质》，第14页。?这以后，粮长、塘长和里长的负担开始多于特权，导致主要打击了中等和一般小地主的“役困”问题。滨岛敦俊：《明代江南的乡村社会》，第9—10页。?森正夫：《明代的乡绅》，第46页，及其《明末社会关系秩序的变动》，第155页；埃尔文：《论明清时期水的控制和管理》，第95—97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与民众》，第26页；森正夫：《明代的乡绅》，第35—37、48页；又可见默克《祝允明和苏州的文化贡献》各章；滨岛敦俊：《业食佃力考》，第143页。他嘲笑宫崎市定所描述的、作为保护者的乡绅阶层一员的一位和善的乡居退隐者的形象。?常熟谭家就是这种多种经营的好例子。谭家兄弟16世纪末在太湖岸边起家之后，决定不做渔民了。他们围造圩地，并用其收入雇用当地的其他渔民，把雨水最多的沼泽改成渔塘，在渔塘上架起了浮桥，盖起了可以容纳上百名劳力的工舍；这些劳动力先后把大部分土地变成了果园。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17页。?居密：《主人与奴仆》，第57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与民众》，第16页；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30—31页；小山正明；《明末清初的大土地所有制》第一部分，第5—9页；古岛和雄：《明末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地主经营》，第15—20页。?在官僚集团中常常流行的一种看法是“业食佃力”的观点。L.S.杨：《中华帝国集体劳作的经济观》，第75页。“业食佃力”一词始于宋代，不过，在晚明，它的使用与因为里甲制度破坏和地主外住风的兴起导致的灌溉系统危机直接相关。由于当地的土地所有者不再承担维修沟渠和水利设施的责任，由于新的科举乡绅利用免役权逃避灌溉责任，因此地方官开始认为政府应该加以干涉，以免这种在长江三角洲下游精心建造的河渠和圩堤系统无人照管。政府的干预看来是必需的，因为正如一些日本历史学家所言，农民中没有什么社会共同体组织主动承担照管水利设施的责任。1566年工部下令实行照田派役。这个制度的弊端是免除了乡绅的徭役。因此为了公平地摊派力役负担，17世纪初官吏们建议乡绅地主把他们的力役用米或银（业食）的形式付给佃农，佃农则提供力役（佃力）修复沟渠。这个制度在一些县里实行过，乡绅们答应予以合作。在1660年，耿桔在常熟主持这项改革时，乡绅却利用他们在京城的关系，毁掉了这位亲近东林党的官员的前程。1611年，大学士徐民式下令在浙江实行“照田派役”，但也失败了。滨岛敦俊：《业食佃力考》，第119、128—129、133、142—143页；《明代江南的乡村社会》，第7—9页；《明代江南三角洲的水利控制组织》，第80—91页。?清代的官吏对“长随”这种官员个人奴仆习以为常。“长随”暂时依附于长官，是自己主动投靠主人的，希望以此与衙门胥吏相勾结从普通百姓那儿敲诈钱财。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57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33页。?关于一些地主在田庄中安装织机的事例，见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四三卷，第16页；第一四七卷，第38页。?关于妇女手工业对农民家庭的经济重要性的一些较晚的例证，见马乔里·托帕里：《广东农村的抗婚斗争》，第70—73页。关于晚明时期女性文人的社会文化影响，见汉德林：《吕坤的新读者》。灌溉危机同样促进了可以换钱的作物的种植。在16世纪40年代因为水渠系统开始受到破坏，江南东部丘陵县的农民便转去种植棉花，它不像水稻那样需要大量的灌溉用水。因此，随着棉纺织业的迅速发展，灌溉系统几乎都被破坏了，因为农民不愿意用手工制作的时间去疏通河道和修复沟渠。这样，这个地区的生态环境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中发生了明显变化。滨岛敦俊：《明代江南三角洲的水利控制组织》，第78、88—89页。?从粮食生产转到为丝织市场进行生产的刺激是很强的。在17世纪初嘉兴，五亩稻田的收获卖出后只能得到11.25两白银的收入。而同样数量的桑田可以获52两白银，增加了四倍多。居密：《主人和奴仆》，第8页。烟草更为赚钱，亩烟草收入相当十亩稻田收入，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66—67页。稻田的收获卖出后只能得到11.25两白银的收入。而同样数量的桑田可以获52两白银，增加了四倍多。居密：《主人和奴仆》，第8页。烟草更为赚钱，亩烟草收入相当十亩稻田收入，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66—67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34—38页。不过价格上升的并不快。16世纪50年代福建的永安县，生产一石地租的土地可以卖到4两白银，1782年，同样的土地可以卖到11两，但是直到1864年它的价格也没有超出这个水平。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20—24页。?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47页；滨岛敦俊：《明代江南三角洲的水利控制组织》，第77—78页。相对小一些的灌溉系统而言，交通系统很少遭到破坏，因为运河渠道连结着大多数城镇。今天，南京和上海之间，仍可以看到593条河道。黄仁宇：《大运河》，第4页。?关于晚明到18世纪这段时期江南对湖广地区稻米输入的日益依赖，见全汉升和克劳斯：《清代中期的粮食市场和贸易》，第40—71页。16世纪末，政府实际上在管理着跨地区的谷物交换。1596年，太湖东南的秀水地区出现了一种制度，当地政府挑选20—30名本地商人，让他们负责私人输进3000石稻米。当地官员也得到省级政府的特别许可，在各个关津处由军队用船只运送大米。在1621年，湖州也实行了相似的制度，因为督责漕运的专使向产粮地区的官员解释说，让粮商们购买足够的谷物供应太湖地区居民的需要，是极其重要的。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六章，第4—7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58页。?西岛定生：《中国初期棉业市场的考察》，第135—136页。利玛窦就此发表评论说，中国可以生产出足以供给全世界的棉花，利玛窦：《16世纪的中国》，第13页。?西岛定生：《中国初期棉业市场的考察》，第134、138页。在晚明，松江棉纺业所用的棉纱是那些商人从农村家庭纺织者那里收买来的。在万历晚期，这些棉纱大多由城市里上百家的工厂制成长短筒袜。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6—10页。?据17、18世纪之交的文人记载，那些精美的镶边罗纱和各色丝绸都是很流行的。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107页。苏州也有棉纺织作坊，多在阊门之外。但是，这些规模较小的、只有20多个短工的“堂”，较之城东北角的那些大丝绸工场则相形见绌了。在那儿，棉织工每天早晨聚集在著名的花桥一带，而丝织工则聚于广化寺。时人记载说，若机房工作减，此辈衣食无所矣，引自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12页。?这个时期商业和土地财富的增长远不像以前那么互不相关了，富裕的乡绅家族不再贮存粮食和银钱，而是把资金投放到高利贷或商业中去了。商人也变成了地主，而且与明中期的土地所有者们相比，他们在谋取地租上更精于计算、长于管理。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二章，第29—31页；第五章，第35—37页。根据1605年编著的嘉定地方志记载，乡绅和平民之间的地位差距，以及老人和青年间的等级差别感已变得模糊不清了。森正夫：《明末社会关系秩序的变动》，第136—137页。?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42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31—32页。在1643年的一份记载中，方以智叙述了明末对财富和地位的追求之风笼罩着中国的上等阶层。他抱怨道，文人变成了官僚，并通过交结权势而大发其财。一旦他们当了官，他们就开始积聚家财。就像一般人贪图享乐一样，他们也追求豪华奢侈。他认为，对于文人来说，远离经商致富之事是很重要的，这是有鉴于他的前一代人在17世纪20年代商人与政府的辩论中支持了商人的主张。彼得森：《苦果》，第72—74、77页。?在中国北部地区，特别是像华东地区，明初的家仆也逐渐成了自由受雇的劳动力，叫做“雇工子”或是“做活路”。尤其典型的是，这些打短工的劳力早晨聚在市场上，手里拿着锄头，等着受雇于那些需要暂时帮忙的农民。片冈芝子：《明末清初华北的农业经营》，第82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61—265页随处可见。?关于奴仆法律地位的详细分析，见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36—41页；美杰尔：《清末的奴隶制》，第333页；王伊同：《北朝的奴隶》，第301—331页。?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124—125页；小山正明：《明末清初的大土地所有制》第二部分，第64页。比如在安徽南部，特别是在新安，“佃仆”和“奴仆”的地位常常混淆不清。在对一个主人或一个家族承担了额外义务而且被限制在土地上之后，这样的依附人口还是要交纳地租，还可以保留他们自己的财产。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二章，第126页；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13—14页。另一方面，在近代广东，那些“佃民”的地位被一个人类学家形容得近似于北美黑人奴隶。奴役和世代租佃在主家和仆家之间维持下来，这种“联结世袭佃农与地主的纽带，作为以亲缘为基础的合作之间的一种交换是极好理解的。双方的这种交换是通过家族的媒介进行的……从社会角度来看，佃户被当做主人家族的从属……”沃特森：《传统中国的世佃制和地主制的个案研究》，第180—181页。地区与地区之间对人身依附者的看法也是不同的。在17世纪，武进县人以为佃户是世袭的。而在附近的无锡，主仆关系则相当灵活多变。在无锡，如果奴仆很快就换了主人，人们并不感到有什么不满意。实际上，许多无锡的奴仆就像一种职业的家仆阶层，在全国各处受雇。据说在晚明的北京，大多数豪势人家的佣人中至少有一个无锡的奴仆。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五章，第5—6页。?在明代，各种法律身份不是互相排斥的。比如，一个地主可能同时又是一个奴仆。有些奴仆甚至参加了科举考试。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90页，酒井忠夫：《儒教和大众教育书籍》，第337页。?一些学者愿意使用“奴仆”而不愿用“农奴”一词，因为他们认为，使用后者就意味着把明代受束缚的劳动者与宋代农奴化的劳动者视为一事。这样他们就等于赞成了东京学派的论点——元、明、清是庄园农奴制的中世纪时代。可参见居密：《主人与奴仆》，第4、36页。严格地说，在欧洲封建社会中，农奴是被束缚于土地上的，属于其主人所有，不过我们或许可以从更广意义上把农奴定义为处于奴仆状态的人，因为，世仆或奴仆劳动者，特别是那些处于就住在本地管理田庄的地主手下者，是在除道德习惯外没有任何限制的情况下听凭主人使唤的，那么“农奴”一词就是很恰当的了。不过事实上，农奴在法律上依然是依附者。这一点见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77—678页。?仁井田升《中国的国家权力与农奴制》随处可见。?“一田三主”的制度在福建是普遍存在的。田底的主人或“苗主”（他可能连地产在哪儿都不知道）把土地转租给收租者或“赔主”，他们再转租给佃户。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44—45页。晚明时期，在福建，特别是福建北部，我们看到这样一种市场关系在加强，即所有权的出卖和再出卖变得非常容易，而且也刺激了收租人的投资。比如，表示最后出卖的“断契”逐渐地被“活契”所取代，它给出卖者一个买回土地的机会，一个可以以更大的价钱卖给第三者的权力。杨国桢：《试论清代闽北民间的土地买卖》，第5—6页。?陈张富美：《明清时期中国租佃关系初探》，第3—4页。?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8页。?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28页；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与流贼》，第217页。?因此，当所有权以这种形式让渡时，它并没有与原来的所有者完全脱离，原来的所有者也没有把所有权永久出让。比如，在上海附近，奴仆只是暂时地出让了他的所有权和个人。如果这位新主人有所失势，他就会抽身而去另觅新生。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84—685页。?顾炎武：《日知录》第十三卷，引自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80页；又见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与民众》，第18页。根据明代法律，只有公、侯和三品以上官僚才可以雇用奴仆。但实际上，这常常是整个统治阶级的特权。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80—681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66—68页。有一些学者对“投献”（交出自己的土地）与“投靠”（作为家奴为某家族干活）加以区别。参看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46—247页。实际情况中，“投靠”往往同时包括了这两种行为。大多数被雇用的劳动力被认为是奴仆，他们受雇的条件包括一种债务奴役，有时叫做“佃雇”或“佃佣”。因为这家的主人可以抵押他的劳动力或其家庭的一个成员以换取谷物和银钱。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83页。?对这种劳动者的工资的一些观念可以从1606年在江南使用的小学算术书中找到。在这个小学读本中有一个问题是：“今有四人，来做工八日，工价九钱银。二十四人作半月，试问工钱该几分？答曰：一十两一钱二分五厘。”（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初探》，第68页。）那么一个劳动力一天的报酬就是2分8厘，见刘永成：《论清代前期农业雇佣劳动的性质》，第92页。?居密：《主人与奴仆》，第5—7页；又见《吴江县志》，引自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初探》，第68页。?居密：《主人与奴仆》，第5—7页；片冈芝子：《明末清初华北的农业经营》，第82页。换句话说，在明清时期，在法律条文中雇工是从奴仆形式的“短期化”而来的。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79页。?麦克德谟特认为：“明代的奴仆最好看成一种人的法律地位，他们有穷人也有富人，对于其主家承担特殊的或一般的契约性义务。男人和女人或是通过买卖、收养、雇用和强制，或是通过结婚和投靠，而沦为奴仆。其义务、为奴时间和报酬，都不大相同。这些奴仆中有一种一般被称作‘佃仆’的田间奴仆，几乎占城乡人口的1/5；他们的奴役地位常常是限于地主的特殊义务，即使有

倒，狴犴的吼声竟是震去了它们剩余的两魂两魄。“哇哈哈，小猫发威还真管用。”林岳乐开了花，“回头我去买几斤鲜鱼，好好犒劳你。”众人哑然失笑，这小子得意忘形间居然真把狴犴当家猫了。“那胖子既然能操数百只囊倮，怎么会那么不堪一击？”晖儿望了望塔楼上的绿色道。话音未落，塔楼倏然贲裂，一个硕大的圆球凌空砸向众人。“轰”，急忙躲避下，圆球砸在了地上，灰土飞扬中现出了一个巨大的凹坑。“嘿嘿……”圆球发出一阵令人发寒的笑声，在粗短的四肢支撑下，翻身站了起来，扁圆的脑袋上露出一张扭曲的人脸。“臭胖子，丫还没死？！”林岳惊骂道。这圆球正是被林岳困在塔楼的胖子，原本有些傻呵呵的他已经变得面目狰狞，肥胖的身体像充了气似的鼓胀了不少。胖子没有答话，口中依旧怪笑着，臃肿的身形以惊人的速度直冲向林岳，由于四肢短小的缘故，看来就像是一个圆球在四处滚动。“你要送死，我也没办法。”林岳垮着脸原地跺了跺脚，两个巨大的仙人球气球般地在身前暴涨了出来。蓬然一声，胖子的身体竟将仙人球撞了个粉碎，浑身扎满尖刺的他就像一个活动的仙人球飞速地攻向林岳。“我靠！”林岳一惊之下身子斜斜闪开，一根藤蔓横空卷出恰好将他吊在了半空。胖子身形猛地一顿，皮球似地弹射向空中，对着林岳就是一撞。砰！两个球体在空中对碰，发出震耳的声响，林岳翻身跃下，蹿到了耿婆身边。空中落下一个巨大的金属球，那是我情急之下用以阻挡胖子的，相撞的一面已经有些凹凸不平。胖子被反作用力震的飞了出去，但身子刚一落地又跃了起来，一付弹性十足的样子，不依不饶地继续向林岳撞去。“和他硬来没用。”耿婆微微一笑，“这小子把自己也变成了残魂倮。”眼见胖子逼近，耿婆不慌不忙地从袖中掏出一根三寸长短的木棍，身子一跃竟以相同的速度迎上了胖子，两人相交之间耿婆一个跃起，双手持棍点在了胖子胸前。胖子的速度并没有减慢，顶着耿婆继续前冲。耿婆在空中身子一缩一弹，越过了他的头顶，稳稳地落在地上，手里的棍子已完全没入了胖子的肥肉中。“癸水化乙木，震宫伤门生！”耿婆掌中聚起一团水球，反手拍入了胖子的左后心。咯咯几声，胖子的身形顿了下来，浑身肥肉一阵颤动，前胸后背相继爆出无数碎裂的木片，整个身体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软软地瘫在了地上。……此刻，某个城市的一幢大楼里。“风爷，这不能怪我，当时事发突然……”陈子浩低声辩解道。“吱吱”，一只金毛猴子跳到了陈子浩的肩上，两爪使劲地抓扯着他原本就所剩无几的头发。陈子浩痛得一阵咧嘴，却没有伸手驱赶在他头上作恶的猴子，身子依旧直直不动地站在那里，一付诚惶诚恐的模样。“解释的越多证明你想掩饰的更多。”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从大班椅上站了起来。那金毛猴子停止了恶作剧，跳在了椅背上，跟着一个翻身跃上了那男子的肩头，双眼恶狠狠地盯着陈子浩。“急着立功不是件坏事，但你要清楚自己的实力。”男子拿过一个苹果递给肩上的猴子，“擅自改变路线，全队死得只剩下你一个，这就是不按我计划去做的下场。”陈子浩的脸色已接近死人，双腿开始微微地颤抖起来，额头渐渐渗出了一片汗珠。“你也是老人家了，做事要懂得沉稳，有空多和莫曹学学茶道。”男子转身望电脑屏幕，挥了挥手，不再理会陈子浩。见此动作，陈子浩立刻如获大赦般地不住应承，狼狈地走出了房门。“这群人的成长速度越来越快了。”男子冲着肩上的金毛猴子道，“事情也变得越来越有趣了，接下来是不是该让他们见识得更多些？”金毛猴子听懂了似的看了那男子一眼，丢下啃了一半的苹果，蹿到一旁的装饰架上，搬下一个物件。那是一个柳州工艺品棺材，精巧的制作工艺使得这副只有二十公分长短的微型棺材看上去和真品一般。“呵呵，你和我想到一块去了。”男子不由笑道，“这应该是个上上之选。”金毛猴子咧开嘴无声地“笑”着，双爪抱着那副微型棺材不住地在桌上敲打，显得异常兴奋。男子身旁的电脑屏幕上正播放着一段监控视频，画面上一个体形奇特的胖子软软地瘫倒在一堵围墙边……八、月夜活尸有时候工具的性能只是相对而言的，即便人们运用如何精妙的言词去修辞和夸张，在特定的环境下还是会显出不足。进入陕西境内，路虎越野车渐渐开始丧失了相对平稳，不住的颠簸使得车内的人怪异地弹动着，仿佛每个人的座位下都装上了一个超级弹簧垫。“我……说……稳点……行不？”林岳被颠得直呲牙，“斧头……都快砍……头上了。”车子的速度慢了下来，望着表盘上的指针，我摇了摇头，搬动方向盘将车靠在了一边。“呼～～得，这下世界清静了～～”林岳舒服地伸了个懒腰，“骨头都快散架了。”“一路上就你叫的欢。”我打开车窗，点起一支烟，“那斧子看出什么名堂没？”“那个啥……哎唷喝～～”林岳刚拉开腔，头上突然挨了一掌，后座的耿婆板着脸向我俩做了个噤声的手势，随手指了指歪在座位上的晖儿和S。我们都忽略了连日舟车劳顿所带来的疲劳，她俩早已疲惫不堪，各自靠在座椅上沉沉入睡，就连那只活泼的狴犴也已卧在S的腿上惬意地打着呼噜。我冲林岳摆了摆手，小心地打开车门，蹑手蹑脚地下了车。“晖儿和S是累坏了，跟着我们这么跑，的确难为她俩了。”我叹了口气，坐在了一边的大石块上。“得了，老凡，咱们这些人还用得着计较这个？”林岳掂了掂手里的金玉药斧，“说实话，有时间感慨，还不如趁早把这事儿给了了。”“嗯，这斧子你看出什么没？”我点点头，向林岳问道。“没头绪啊，外形、材质和我看到过的一样，根本没啥特别的。”林岳挨着我坐下，“照我看，关键在手法上，而不是这斧子。”“手法？你是说那胖子和囊倮身上的痕迹？”我沉思了起来。在与囊倮的那场大战后，马哲明死在了混战中。不过，即便他活着，只怕也无法提供出什么有价值的线索。照之前的情况来看，他应该已经失去了思维意识，所谓的“发疯”很可能就是他被改造成囊倮后的特征表现。我们搜遍了整个精神病院，却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唯一可以称之为线索的便是这把别在胖子腰后的金玉药斧。林岳检查了几具囊倮的尸体，发现它们的身上有多处奇怪的痕迹，像是被钝器敲击造成的瘀青。他思索了一下，走到胖子的身边，三下两下将胖子扒了个干净。在那堆肥肉上，竟也有着与囊倮相同的痕迹。大批的囊倮、金玉药斧、胖子的变异，这些零星线索渐渐在我们的大脑中串成了一个完整的链环。这所精神病院很可能是用来研究某种方法的人体试验场，方法应该是与金玉药斧有关，而试验的主持者就是这个有些疯癫的胖子。可这些人究竟在研究什么方法呢？制造囊倮组织生化兵团？恐怕只有在充满危机意识的西方电影里才会出现这样的桥段，更何况在现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面前，再多的囊倮也只不过是炮灰而已。难道是生命边缘理论…………陕西省，礼泉县烟霞乡，九山附近。按地图上的路线，陕西的第一站便是唐朝的昭陵。昭陵，唐太宗李世民墓葬之处，属依山陵墓，首开了中国封建帝王“依山为陵”的先河。昭陵总面积近两万公顷，周长六十公里，是我国帝王陵园中面积最大、陪葬墓最多的一座，同时也是唐代具有代表性的一座帝王陵墓。陪葬墓约有一百八十余座，主要有长孙无忌、程咬金、魏征、温彦博、段志玄、高士廉、房玄龄、孔颖达、李靖、尉迟敬德、长乐公主、韦贵妃等墓，还有少数民族将领阿史那社尔等十五人之墓。从各种迹象来看，在五代时期昭陵就已经被盗，之后的岁月中，昭陵中的珍贵文物流失严重，著名的石刻“昭陵六骏”也散落不齐，其中的两骏至今还存放在美国费城大学博物馆。而最为世人所瞩目的《兰亭序》真迹，更是落为了千古之谜。不过，陈子浩他们最关心的应该不是昭陵中的奇珍异宝。李靖，唐卫国公，一生征战无数，功绩显赫，在行军作战中擅用奇门遁甲，被唐太宗誉为史上“十大名将”之一。由此看来，能引起陈子浩等人兴趣的，应该就是这位唐朝名将遗下的某些东西了。只是，无论怎样查探，李靖生平所有与奇门遁甲相关的却只有一本早已通传世间的《卫公兵法》而已。……“老凡，总不能老在车上将就吧？”林岳苦着脸道，“窝得我都快酸了，找个点儿休整休整吧。”“附近都是山村，找户农家借宿也好。”耿婆望了望山脚下的村落，脸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这儿的人应该很会欢迎我们的。”……“唉～～这叫什么事儿嘛！黑灯瞎火的就撂这儿了。”林岳靠在车边长吁短叹着，仰头喝了一口瓶里的米酒，“这名牌车也会抛锚？”“切，逻辑混乱，名牌就保证不会坏了？”S白了他一眼，举高了手中的电筒，“你家的Windows也是名牌啊，还不照样是三天两头出问题？”“呃，这可不能比。”林岳打了个嗝，满脸惬意道，“那是软件，这车是硬件。”“油嘴问题，幸好堵得不厉害。”我满脸油污地合上引擎盖，晖儿拿过一条毛巾细心地帮我擦拭着。“还是人家王亦凡能干。”S关上电筒，敲了林岳一下，“谁像你，就会躲在边上喝酒说怪话。”“哎～～我可是在帮他分析故障原因。”林岳满脸委屈道，“再说了，常五根送的米酒都快馊了。”“呵呵，别怪他了，这种东西喝点没坏处。”耿婆笑着道，“兴许还能有帮助。”“您老怎么也帮他说话？”S不服气道，“酒能有什么帮助？”“蓬”，车身猛地一震，似乎尾部被什么东西撞到了，站在车头附近的众人都是一愣，打着手电向车后望走去。车后，一辆老式二八自行车横在了地上，一个穿着单褂的小伙子正呲牙咧嘴地坐在那里。“饿贼～～”那小伙瓮声瓮气地说道，“介路上停地是个啥？”浓重的陕西方言听得我一头雾水，不过这小伙子应该是夜里没看清抛锚的越野车，一头撞了上来。“嚯，小伙儿挺结实啊。”林岳看了看车后一处被撞瘪的痕迹道，“快赶上坦克了。”“你没事吧。”我友好地上前拉起那小伙，“我们的车子抛锚了，只能停在路上。”“车坏了？坏了奏停兜哦么人的地方起。”小伙子气鼓鼓地扶起自行车，用力扳正歪斜的车把。“叮呤呤”一串车铃声传来，又是一辆自行车跟了上来，车上跳下一个五十来岁的朴实汉子，满脸疑惑地看着我们。“瓜娃，这大地车子，你奏是么看到，还胡然撒涅？”问清原因后，那汉子训斥道。“赫漆漆地，饿奏是么看到么，奏知道骂饿。”小伙子小声嘟囔着，显得十分的委屈。我们在一旁哭笑不得，这纯朴十足的陕西乡音完全听不懂意思，但从年龄模样看来两人应该是父子，这父亲正在教训儿子。“你们是外地来地？”汉子似乎察觉到我们的尴尬，操着不太标准的普通话道。“是啊，来陕西旅游的。”我点头道。一番寒暄后，大家互相认识了，那汉子叫姚建国，小伙子是他儿子，叫姚远山。父子俩是山下村落的居民，刚从隔壁村串门回来。听说我们在找住处，姚建国立刻热情地邀请我们去他家，说是后屋正巧空着，可以腾出来给我们过夜。车子暂时还不能用，只得锁好留在山路上，姚建国父子带着我们步行向村子走去。薄云散去，天上一轮黄色的圆月照亮了脚下的道路，夜空似乎比平日更为高远，四周的空气清新醒人，连日的疲惫和压力仿佛减轻了许多。姚建国看着天空中的圆月，脸上顿时蒙上了一层阴影，姚远山凑近他正想说些什么，却被制止了。“还有三里路，大家快点么。”姚建国招呼着我们，眼睛却不住扫着四周。“你咋喝酒了么。”姚远山惊道，一把拽住了刚走过他身边的林岳。“呀？就喝了两口米酒，干啥？”林岳被看他惊怕的样子不由有些莫名其妙。“奏知道幕囊，快点走么！”姚建国喝了一声。两人的表情中似乎隐藏着什么惧怕的事情，难道这附近有什么古怪吗？“月黄夜莫走，要走莫喝酒，喝酒莫带狗，狗叫一两口，九曲莫回头。”耿婆突然念道。我心中一动，这段民间顺口溜似乎在哪里听到过，应该是某种夜间的忌讳，但又一时无从想起。“老人家，你咋知道是这东西么。”姚建国听得一愣。“你们村子最近是不是被这东西闹得厉害？”耿婆不答反问道，“知道这东西有多少吗？”“饿贼，奏是不知道么。”姚远山打了个冷颤道，“看到的么几个活的。”“您老说的是什么？”S好奇道，“这附近有什么危险吗？”正说话间，她怀里的狴犴突地竖起了耳朵，口中不住呜呜着，似乎发现了什么。与此同时周围几处传来奇怪的声响，好像有东西正在摇晃着接近我们。“你看你们说啥捏。”姚远山两脚打颤道，“那东西来了～～”“别往后看，拐着走！”姚建国低声道，轻轻将自行车放倒在一边，脚下沿着山路歪歪扭扭地走起曲形路线来。奇怪的声响离我们更近了，速度也似乎加快了不少。看着姚建国父子快步走去，我们不由紧步跟上，但心中多少又有些疑惑，这里到底有什么东西在作怪？耿婆不紧不慢地跟随着众人，脚下走得并不是很快，两眼凝重观望的样子更像是在做着什么准备。夜风拂过，清爽中带着一丝阴冷，其中还夹杂着些许异味，闻起来有些奇怪。“亦凡，你闻到什么味道没？”晖儿悄悄地问道。“嗯，闻到了。”我低声答道，“有点酸臭，像什么东西馊了似的。”随着那些奇怪声响的接近，空气中的异味更重了，但已不再是微微的酸臭，而是换作了极为刺鼻的恶臭，并带着某种酸腐的气息，这味道……“靠，这是尸臭！”林岳一脸惊愕道，“黑灯瞎火的，怎么会有尸臭？”“呵呵，你说呢？”耿婆笑了笑，突然停了下来，“总不见得有人扛着尸体在后面追我们吧？”“呃～～”林岳一阵恶心道，“你那意思是……会走路的尸体？！”“老人家，快些走么。”姚建国急道，“遇上那东西奏是个死。”“跟着我们的是活尸？！”我终于记起了那段顺口溜的由来。这是古时陕西黄土高原一带流传一首顺口溜，说的便是夜间行路的一个忌讳。陕西黄土高原、湖南、湖北一带是尸变现象较多发生的地域，月圆且月色泛黄的夜晚，一般就是葬穴内外气息交汇及地气最易返潮的时际。这时最易导致尚未腐化的尸体产生尸变，于是夜间走夜路的人就最易撞见这些产生尸变的尸体，民间将其称之为“活尸”。而且走夜路忌讳喝酒，一来喝酒很容易让人气息加重，血脉受酒精影响而活络起来，导致周身的气息旺盛。这样一来，那些趋于生人气息的活尸就会很容易嗅到；二来，喝酒喝多了头昏眼花，就算直接撞上活尸也不一定能认出，或者走路批偏偏倒倒，容易摔跤跌倒，或者喝醉了干脆一头栽在野外大睡，死的不明不白。喝酒走夜路已是危险之至，但再带条狗则更为危险。民间有种说法，狗、猫、狐狸、狼等牲畜野禽极易催生尸变，它们的气息即使两米之外也能被尸体吸纳。如果带狗在身边，狗这种动物特别喜欢到处乱嗅，说不定就会在哪座乱墓边嗅出个尸变。不过，据说狗能认出活尸，若见到活尸时，狗会吠上一声到两声，但绝不会再叫第三声，然后就是龇牙咧嘴的低声哼哼。带狗在山里走夜路时，若见到狗突然朝一个人影叫上一两声，然后便在主人跨下慌乱地钻进钻出，那么，记得要马上离开。离开时要走弯路，九曲十八弯，不能走直路。这是因为直路顺风，常常会把人的气息一条直线地留下了，而活尸辨人便是通过人的气息。走弯路可以在各个方向留下人的气息，打乱活尸的嗅觉。不过，现在的情况却很微妙，一来我们人数众多，要想隐藏迷惑活尸很难，二来林岳喝了酒，气息十分旺盛。S怀里抱着的是狴犴，它身上的龙脉地气更是让活尸趋之若鹜。更何况，那些活尸的数量应该不会少于十只，四散分布呈扇形向尾随而来。“不急，现在靠走是走不掉了。”耿婆

，公主刚安葬，立即把王诜撤职。可这不耽误王诜和赵佶之间的私人友谊。两人是宋朝宗室里的绘画高手，每天恨不能二十五个小时腻在一起。某一天，王诜派高俅给赵佶送去一个梳头用的篦刀，当时赵佶正在踢球。高俅的机遇到了，他目不转睛地看，看得未来的皇帝主动问他看什么，会踢吗？高俅不仅会踢，还敢下场，那天他超水平发挥，一下子把赵佶踢成了票友，每天都离不开他。从此，他成了赵佶的亲信，等到哲宗去世，赵佶登基，他跟着鸡犬升天，做到了殿前司长官。这是军职，从此之后，北宋的军队变味了。具体地说，高俅把国家的军队当成了自己的工程队，给他盖房子、修花园；当成了手工作坊，军人加工器皿，运到外地去卖；当成了跟班的，每天不去训练，陪着他东走西逛；还被他没收了军饷，没有生活来源，逼着军人们从事各种额外工作，去养家糊口。在这个过程中，北宋京师重地的禁军完蛋了，军事素质一落千丈，等到大难临头时，尽管人数众多，可毫无战斗力可言。另一方面，他显得很有人情味。他饮水思源，始终记着苏轼的推荐之恩。苏轼死后，每当苏家子弟进京，高俅都会多方照应。于是军界之外，总会说高太尉厚道，高太尉仗义，高太尉不忘本。不管怎样说，高俅不招人恨。哪怕是在军界内部，也没人对他龇牙，因为所谓的腐化禁军，烂掉战斗力之类的事，不是他开的先河。北宋一代，除了开国皇帝赵匡胤时期，京师禁军百战百胜威慑内外，到了赵光义时就全完蛋了。燕云之役、雍熙北伐、君子馆惨败，这三战之后，禁军老骨头都没了，剩下的都是少爷兵。每月领军粮，都雇人往家里背，废物懒惰到这地步，还有什么指望。至于让官兵干私活儿，更不是高俅的专利，真宗、仁宗时期留下了很多的传说，比如哪位兵哥哥的手艺独到，做出了什么新玩意儿，哪位兵哥哥好运气，给哪位长官跑长途，赚了多少钱。这事儿太多了，严格地说，高俅对北宋禁军的伤害顶多是雪上加霜，要是把军队烂掉的帽子扣到他头上，实在是不知所谓。以上就是高俅的生平，也是他为什么是恶人榜副班长的原因。剩下的几个人就不同了，个个都是万人恨，为害的程度，最差的也是祸害几个省的角色。高俅的上一位是杨戬。之所以这样排，说实话是委屈了点，但没办法，谁让他死得早，并且徒弟太神勇呢。杨戬，北宋太监，主管御花院。通过前面说过的艮岳等超级宫殿名园的建设，我们知道，这是当时最重要的政府工作。尽管童贯、梁师成等人都插了手，但专职负责这类事儿的，更是红得发紫，手眼通天。杨戬只凭着盖房子修园子，在官位上就能和隐相梁师成平起平坐，到达节度使的高度。按说有了这样的名分、职权，杨戬蛮可以大打出手，和梁师成争夺一下太监里的战斗机，尝尝后宫第一的滋味了。可是他不，他很聪明，很知道进退，没去惹握着国家符印的梁隐相的麻烦。他另有爱好。自古以来，太监最爱的是钱。作为无妻无儿无女，甚至伤残身体，把祖宗也抛弃的太监，这个世界除了钱以外，还有什么是真实的呢？于是，杨戬成了当时最能圈钱，也最敢圈钱的人。对于一个有权的人，什么是最来钱的东西呢？答案——土地。自古以来，土地是政府最大的，也是最后的资产。杨戬搞上了土地买卖，他成立了一个叫“西城所”的部门，专门派人下乡，到各个州县里去召集民众，核查田契。各地的百姓很配合，政府要查证，还不小跑着回家取？结果取来后，西城所的人开始问，这块地是从哪儿来的？答，父亲留下来的。好，你父亲是从哪儿搞来的？答，爷爷留下来的……以此类推，直到问及祖祖太爷以上。年代太久远，嗯，好，拿出证据来，证明是你祖祖太爷给你祖太爷的！人民崩溃。上面是祖传型崩溃，有聪明的另想了别的法子，面对质问，他会说，这是我买的。好，你从谁买的？答，东村头甲。好，找东村头甲来，问甲从哪儿买的，如此类推，可以推到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的后边去，到那一步，就算是007邦德穿越过去，也别想找出最早的那个买主。西城所能一直追问到五代十国去。于是，人民再次崩溃。崩溃的结果是加租加税，只要定下来，以后哪怕天灾人祸颗粒无收，也别想逃债。这种方法从汝州开始推广，覆盖到京东、京西、淮西、淮北等各大富饶区。怎样，挺狠吧，不，这只是杨戬用土地圈钱的各种办法中的一个。严格说来，还是很复杂，很笨的一个。后来他想明白了，与其这样折腾，不如无中生有。西城所在全国范围内勘查哪儿有废堤、弃堰、荒山、退滩、淤流滩地等无主地段，强迫就近的农民去耕种。只要种上了，立即成了他的终身制佃户，无休无止祖祖辈辈给他交租子。到后来，他贪到了连水面上的营生也不放过，大名鼎鼎的梁山泊就被他圈了进去，每条渔船都成了他的产业。估计当地姓阮的三兄弟就是被他刺激着了，去打家劫舍的。杨戬辉煌的圈钱生涯结束于公元1021年，他得病死了。但他的精神长存，又一个杰出的钱痨型太监出现，做得比他更给力。李彦出场。这是北宋太监三剑客中的最后一员，也是其中最凶残的一个。他全盘接手了杨戬的圈钱生意，操作的方式却比杨戬先进太多了，以至于连西城所都失去了意义。根本就不用去查地契的嘛，费那个劲干什么，李彦派人直接站到看好的土地上，然后大声宣布，这是无主荒地！就这么简单，谁不同意谁去死。做得最狠的一次，他派人把鲁山（今属河南）县的田地契都集中起来，当着契主的面，一把火全烧了，全县的土地都变成了“公田”。全变成了公田，公田是不交税的耶，那么原来的税怎么办？这是个问题，涉及皇帝陛下的腰包的。李彦想了想，这样吧，鲁山县已经是我的了，不能再为难他们。把原来的税，都摊派到邻近州县去。在这种乾坤大挪移的转换下，既保证了皇帝的腰包不缩水，还确保了他本人的腰包变丰满，这是多么完美和谐的办法！史称，被李彦看中的“荒地”居民们生活变成了这样：“农不得之田，牛不得耕垦，殚财靡刍，力竭饿死，或自缢辕轭间……”以上就是李二代的行为了，做法毫无遮掩性，连一点点的自愧心理、畏罪心理都没有。这就是典型的富二代、权二代们的行为，他们根本就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根本就不认为有什么狗屁的法律存在！到这里，相信大家对李彦已经咬牙切齿恨之入骨了吧，别，先别忙，在北宋恶人榜上他只是倒数第三而已，就算在他擅长的业务范围内，也有人比他更强。他主管的地盘在西北，宋朝时的西北算是老牌的政治经济中心，但是在实际指标上，长江以南已经迅猛崛起，政治上连续出现宰执人员，如王安石、曾布、章惇、蔡京、蔡卞等人，抛开西北代表司马光先生，几乎垄断了神宗之后的宋朝权力。经济上更是一枝独秀，可以说开封城的繁华，自从宋太祖开始，就是由江南支撑的。排名在李彦之上的，就是把江南搞成人间地狱的那个人。朱冲之子朱勔。朱冲作为一个白手起家的人，是很有分寸的。他在刚刚有点钱之后，就乐善好施，号称灾年施粥寒天舍衣，在东南一带很有善名。直到他遇到了蔡京，成为开封御花园的官倒，为艮岳等名园项目服务，气焰才有所抬头。可就算是这样，他也很低调，一直乖乖地隐藏在蔡京等人的身后，很踏实地赚取黑心钱。朱二代不是这样，他的一切都是张扬猖狂的。彻底分析一下他的生活，才会明白当时天下最牛的富二代到了什么程度。朱勔的生活圈子分成两个，一个在江南老根据地，一个在开封京城。先说京城吧，毕竟要从低往高说，倒啖甘蔗才有味道。在京城，朱勔是快乐的代名词，注意，不是说他很快乐，是说他是整个开封官场的快乐。他走到哪里金钱就淹没到哪里，每年他孝敬给官员队伍的钱，绝对要超过赵佶开出去的工资。另外，他还是个渠道，通过他，哪怕是皇宫深处的隐秘，都能第一时间了解。因为他能随时出入宫禁，在皇宫的每一个角落闲逛，甚至不需要避开嫔妃。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花石纲的代表，他有义务有责任巡视皇帝的家，看看哪里还需要什么装潢点缀。这项工作朱二代干的是很认真的，经常得到奖励。比如某天他突然在袍子的肩膀部位绣了一只金色的手，别人问这是啥。朱勔很虔诚地说，刚刚这里被陛下的御手抚摸过……又一次他的胳膊上突然缠了一块黄罗绢，这条胳膊表现僵直，一动不动，哪怕是与人打招呼行礼，也举不起来。大家问，朱二代，你中年麻痹了？答，哪里哪里，刚刚这条胳膊的这个部位被陛下再次抚摸了一下。这是他在开封城里，表现得很舍财很快乐，并且有些小可爱。他回到江南之后，就是另一张脸了。其表现是，他在京城里所有的谦卑、可爱都成百倍地找回了平衡。先是钱，一般人认为朱家的钱是从国军库里掏出来的，他们每往京城里运送一批花石纲，就能漫天要价，把石头换成金子搬回家。这没错，但不全面。财富到了朱家，金子银子什么的都是垃圾，他们要的是皇帝级别的东西——土地。玩到最后，玩的都是土地。朱家的田产跨郡连邑，用州、县这样的尺度单位已经没法测量了，每年收上来的租子达到十余万石。接下来是地产。朱家是皇家园林供应商，自己住的地方会差吗？先是大，“甲第名园，几半吴郡”，这个吴郡可不是单指一个地界，这是说自古传下来的吴越之地里的吴，是个代名词，是江南的象征。朱家的花园，达到半个江南！至于怎么来的，有一个例子。苏州园林甲天下，孙老桥一带在北宋时更是名园，被朱勔看中了，他伪造圣旨，说是皇帝征用，强行逼迫数百户人家搬走。动迁当天，哭声一片，是北宋强拆迁的代表作了。再接下来的是权。朱勔本人的官衔很一般，在公元1120年之前，他是随州观察使、庆远军承宣使。这是虚衔，如果不挂上些职能部门的差使，在开封城里吃白食都能让店家打出来。两年之后，北方燕云战线出了结果，赵佶一时高兴普天大庆，宋朝官集体升职，朱勔才升到了宁远军节度使、醴泉观使。这还是虚衔，节度使早就没人要了，读书人顶这个衔都觉得丢人；醴泉观……一听就是个道观，多领一份工资罢了。这就是朱勔在开封城里的官方地位，如果他在赵佶的面前红度下降，那么身价立即一落千丈，没人会再答理他。可回到长江之南，他是另一个人了。在那一片广大的，比长江之北失去燕云地区的北中国还要大一些的江南之地，他的权力远比赵佶要直接。不是比赵佶大，而是更直接。整个江南的官府都是他的幕僚，像郡守一级的官，很多都是他的亲信。他所到之处，连退了休的宰执人员都得亲自出迎。他的兄弟子侄娶的都是皇家宗室之女，他的大小老婆都有官方封诰，他家里有一百五十多个人有八、九、十品武官的职称，而这些人只是给他挑水、种地、打扫院子的奴仆！而他本人每个月里总有两次必须要做的小事，烦啊，每个月的初一、十五这两天，江南地区的省市级高官都要到朱家集合，接受他的点名……每当此时，朱勔还是相当郁闷的，因为他不得不把赵佶的画像挂起来，算是替皇帝检阅。可谁给他的权力，让他把皇帝的画像挂在他家里的？挂了，又能把他咋地？如此一来，长江以南，宋朝官方的命令几乎没有威慑力，真正掌权的是朱家，这一点连开封城里也知道。时间长了，大家为了表示认可，给朱家送了个外号——“东南小朝廷”。稳占南中国，割据半边天，如此威势，朱勔也只是二当家，他在北宋恶人榜要排在另一个人之后，那就是宋朝当红的宰执王黼。王黼，字将明，开封人。原名王甫，之所以改了名，是因为赵佶喜欢他。嗯，说来王黼也是历史名人，在东汉时举国闻名，乃是一位顶天立地的……大太监。宋朝的王黼是一个帅到妖孽都没法复制的大帅哥，他长得金发碧眼，面如敷粉，长身玉立，就像漂洋过海从西半球穿越到宋朝的白种人一样。这样的人让赵佶怎么能忽视呢，比他养在艮岳的各种珍禽异兽长得还特殊！细查王黼的发迹史，可以集中到两个字——捧、拆。他第一次在官场里捧的人是同学何志的老爸。何老爹名叫何执中，是赵佶刚登基时的次相，当时王黼很上进，是真材实料考上来的进士，何执中看在是儿子的同学，并且被捧得很开心的分儿上，推荐他当上了校书郎、左司谏。这是一份天大的恩情，一个小小的进士，连三甲都没入，就直接当上了馆阁人员，并且在知谏院兼职，这是多么高的起点，想想几十年前王安石、苏轼想进馆阁还得经过考试，范仲淹想进知谏院还得先到外地当好多年的地方官。何执中对后辈的提携，连他自己都觉得太高了，所以经常性地挂在嘴边，有事没事地向同事亲友讲讲，来标榜自己是多么的宽仁厚德。某一天，他在和亲爱的同事蔡京闲聊时也说了一遍。这一次，他没能等来认可的眼光、推崇的称赞，而是蔡京递过来的一份奏章。打开一看，何执中差点没气死，那居然是王黼弹劾他的“二十恶事”。这是王黼在官场里的第一拆，至于理由嘛，是因为他抱住了另一条大腿，正在帮这条大腿踢绊脚石。王黼每捧一个人，都会得到百倍的收益，每拆一个人，更会得到千百万倍的回报。这一点在北宋历史上独一无二绝无仅有，成功率达到百分之九十八。失败的百分之二，其中的一例是非常完整的失败，另一例他只是分别在两个人的身上搞砸了百分之零点五。即，他敢去捧，也捧出了效果，却没法拆。那两个人捧的功夫比他深，拆的办法更是他望尘莫及的，每每他刚刚想拆，立即就被吓得浑身冷汗魂不附体。他确信，只要他真的敢动手脚，那两个人一定会让他死得非常难看。这两个人是——蔡京、童贯。蔡京为什么要让何执中知道王黼在过河拆桥呢，很简单，王黼抱上的就是蔡京的大腿，他要把何执中拆倒，好让蔡京在相位上唯我独尊。这是他的见面礼，希望这样能进入蔡氏集团，加入到瓜分宋朝天下的行列里。蔡京很高兴有人来投靠他，可绝不想让人把他当傻瓜。这个惯于过河拆桥的小子，他一眼就看穿了。这种人可以用，却一定要能震得住。恶仆得有个恶主人。所以蔡京在刚开始时就来了个下马威。王黼懂了，也怕了，从这之后他再也不敢惹蔡京，甚至蔡氏集团的其他人。于是他得到了好处，蔡京把他提到了谏议大夫、御史中丞的位置。御史中丞，这是御史台长官，是宋朝言官的首领。可以说王黼一步登天，从原来的副司级升到了正部级。这是个多么大的跨度，有些人终生都别想越过，他却只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这在北宋升官史上空前绝后，只此一例。快速升官后王黼没心思享受，他害怕。他的身家性命、官场安全都维系在蔡京的一念之间，这样做官有什么意思？他想了想，做人得勤奋，他还得继续捧、继续拆，才能过上有保障的生活。他捧的第三个人是梁师成。方向正确，从概率上讲，能与宰相蔡京抗衡的只有隐相梁师成、媪相童贯两人。童贯的势力在军界，与他没关系，当此时此势，只有梁师成是他的援手。另外，捧梁师成还有些别的妙处。在官场中，王黼已经到了一个瓶颈，再升上去他就是宰执官，要威胁蔡京的地位了。到那时，无论他怎样表忠心认主子，蔡京都会把他当成威胁。那么出路在何方，真的要一辈子当蔡京的马仔吗？不，坏人永远都只忠于自己，王黼的理想远大着呢。梁师成意味着一片崭新的天空，能让他肆意展翅无所顾忌。因为他和梁师成都知道，他不可能挥剑自宫变成太监，去抢隐相大人的饭碗。于是，王黼展开了他有史以来最卖力的捧人行动，他豁出去了，啥也不在乎了，为了能在精神、物质上双重打动梁师成，他以父礼尊崇梁太监，公开声称是他的“恩府先生”。历史证明他正中梁师成的要害，做太监做到梁师成的地位，人世间有什么东西还能打动他？是万两黄金还是绝世美人……呸，送太监美女，小

18禁h免费动漫无码网站京，进见大顺的君王。他将大队人马留在山海关，自己启程进京归降李自成。但行至永平时，他突然遇到来自北京家中的一名父妾和一名忠实的仆人。这位小妾告诉他，他们俩刚刚从血腥的大屠杀中逃出性命。由于一直没得到吴三桂的答复，李自成断定其宽宏慷慨的提议遭到拒绝。他因自己得到的竟是如此轻蔑的回报而大为恼怒，遂下令将吴家满门抄斩。吴家共有38人被杀，吴骧的首级被悬在北京城墙上示众。吴三桂听小妾讲了这可怕的消息后，立刻集合队伍返回山海关，准备应付一场他自知已不可避免的战争。1644年5月3日，李自成派唐通去夺取山海关。两天后，吴三桂与唐通交战，唐通大败，逃回永平。李自成得知唐通战败后，又派遣白广恩率部前往增援。1643年，此人曾拒绝护卫孙传庭的后翼，从而导致了明军在河南的失败。5月10日，这支联军对山海关发起进攻，吴三桂军再次获胜，击退了唐、白联军，并洗劫了永平。吴三桂在赢得了暂时的优势后，便决定在李自成派出足够的军队来进攻他的4万正规军之前与大顺议和。因此，夺取永平后，他派遣使节前去进见李自成，提出以停战来换取仍被李自成拘禁的明朝太子。但不久，吴三桂就从探子那里得知，李自成正信心十足地亲率6万军队离京来袭。议和已经不可能了，吴三桂的将士不久便将面对与其势均力敌的久经沙场的大军。吴三桂的父亲既已死在北京，他现在去求助于正在盛京（沈阳）为清朝效力的叔侄，便没有什么顾虑了。无论如何，看来其叔侄及满清贵族是他唯一可以求助的了。5月20日凌晨，李自成率军离京刚刚两天，吴三桂的两名部下、副将杨坤和游击郭云龙便来到了辽河河畔的清军大营前，将一封书信交给了多尔衮（睿亲王）。后者已是新即位的年仅六岁的顺治皇帝的两位摄政王之一。多尔衮是努尔哈赤第十四子，当时32岁。在他父亲去世时，有谣传说他有可能继承汗位。在皇太极继承汗位称帝期间，多尔衮（他14岁被封为和硕贝勒）逐渐成为一名杰出的将领。他多次参加重大战役，23岁便率军征服了察哈尔蒙古，赢得了智勇双全的美誉。26岁时，多尔衮成为一等亲王，统领过1638—1639年南下中原的两支主力军中的一支，攻克40余城，带着大批战利品和俘虏返回辽阳。1643年秋，皇太极病重，并在9月21日在盛京死于其睡榻之上。皇太极的长子豪格，时年32岁，看来是当然的继承人，他得到许多前朝老臣的支持。尽管多尔衮是皇太极的异母弟弟，但也有不少权势显赫的亲王贝勒支持他。这场继承危机在所有举足轻重的亲王参加的一次会议上得到了解决。参加会议的还有一名朝鲜人李第五章南京政权中兴朝市繁华续，遗孽儿孙气焰张，只劝楼台追后主，不愁弓矢下残唐。蛾眉越女才承选，燕子吴歈早擅场。力士佥名搜笛步，龟年协律奉椒房。西昆词赋新温李，乌巷冠裳旧谢王。院院宫妆金翠镜，朝朝楚梦雨云床。五侯阃外空狼燧，二水洲边自雀舫。孔尚任：《桃花扇》，第304—306页在北京崇祯朝廷覆灭的前夕，许多官员把一线希望转到了皇帝驾迁陪都南京上来。他们认为，在南京可以继续维持明王朝的统治。作为影子政府，南京行政当局已进行了准备：一旦义军攻占了北京，便可给明朝北方残存势力以全力支持。陈子龙奉命巡视绍兴之后，被调到南京吏部任职。他设法说服了江南巡抚郑瑄，要他秘密上书北京，提出将皇太子接到南京的计划，为建立南明政权作准备。其他江南士大夫则在祁彪佳的统率下开始沿长江下游建立水军，准备保卫江南。迎太子到南京的计划当然落空了，但他们为建立南明政权所作的努力并非徒劳。5月18日，即李自成占领北京三周之后，大顺军获胜、崇祯帝已死的惊人消息传到了南京。看来，当时在南方官员面前只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一是束发归山，作道家隐士；一是坚守职责，继续为明室效力。南京的高级官员立刻选择了后者。16位主要大臣（《平寇志》记为19位——译者）誓告天地，号召天下起义勤王。

史可法与军阀

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是这些大臣中最重要的人物。他来自河南，既是一位杰出的文官，又在军事指挥及战略方面颇具才干。其父虽鲜为人知，但其家族有不少成员是锦衣卫军官。作为青年士子，史可法曾受到东林党殉难者左光斗的栽培。1620年，他通过县试；1626年中举人；1626年中进士。据《明史》载，史可法身材矮小，“面黑，目烁烁有光”。初仕便授西安府推官。1631年，他因公正廉洁地将赈灾专款分发给受灾的延安百姓，而在朝廷中赢得极好的声誉。1632年至1634年，他作为理财行家被调入朝中，任户部主事。1635年，农民起义波及华中，崇祯帝命卢象昇协调河南、山东、湖广和四川事务。卢象昇的主要任务是牵制张献忠部。他命史可法为副使巡察泽州和安庆，并阻止农民军渡江。因此，史可法首次接受的军事任务便是阻止北方义军进入长江流域。这一防御重任随形势发展而变得十分棘手。1635年秋冬，史可法仅率800人驻守安徽六安，抵御三支农民军主力的进攻。次年，史可法在安徽太湖附近指挥了两场阻击战，使农民军未能渡江进入湖广地区。然而，第二年，当史可法面临农民军主力——首先是马守应，然后是老回回——发动的几乎不可抗拒的强大攻势时，他的军事才能遇到了真正的考验。1637年初，马守应和另外两支农民军主力的首领一起攻打桐城，在距城10里之处与史可法遭遇。史可法依靠计谋苦撑，但桐城所受到的压力并未解除。1637年夏，他奉命巡抚安庆，负责守卫今安徽中部地区，阻挡湖广的老回回。在总兵左良玉部1万兵马的增援下，史可法击退了老回回的第一次大规模进攻。但从11月末至12月初，老回回对史可法所在的潜山大营又发起了进攻。史可法的阵地崩溃了，部下损失惨重，他本人也险些死于乱军之中。败讯传到京城，兵部尚书杨嗣昌要求惩处史可法。然而，史可法已有很高声望。尤其为人称道的是，他在行军途中甘愿与步卒同甘共苦，从而赢得了士卒的信赖和将领的爱戴。所以，皇上虽严词责备了史可法，但给了他立功赎罪的机会。不久，1639年，史可法奉命镇守山东，抵御南下清军的袭扰。在抗击清军之前，他必须首先巩固山东西线，以防农民军乘机进入山东。在三次击败农民军主力之后，他才得以调转头来攻打清军。当他抵达济南时，清军已经撤退。他们屠杀了无辜的居民，却送给史可法一次足以弥补前失的胜利。崇祯帝对史可法异常宽厚。这位皇上素以暴躁著称，常一怒之下将战败的将领投入监狱。既然这样，他的宽宏自然会使史可法更加感恩戴德。1639年史可法的父亲病故，由此而引起的极度悲哀，反进一步加深了他对崇祯帝的感恩之情。据说，他一度想绝食而死，又几乎因悲痛而陷入迷狂；他将对父亲的强烈感情部分转移到君父即皇帝身上是完全可能的。1641年，史可法守孝三年之后，被任命为户部右侍郎，并取代朱大典总督南京至北京的漕运，还兼任淮安地区巡抚。及至1643年，史可法被擢为南京兵部尚书。同年冬天，身为兵部尚书的史可法见战争局势不断恶化，遂着手为救援北京做准备。例如，1644年1月16日，史可法上疏崇祯帝，说明他统辖的南军只有8000人，他建议加强训练，进而将总兵力扩充到1.2万人（包括陆、水军）。同时，他极力主张全国各地的其他提督也用同样方法补充和维持各自的部队，实际是建议在各地组建地方军队，由一名干练的文职大臣统辖，以供护驾之需。北京发布救驾诏令后，史可法本人就是这样做的。他同部下一起立誓“勤王”，以鼓舞士气，并随即率众北上。但大军刚过长江，到达浦口时，便获悉京师已经陷落。救驾已为时太晚。于是，他改穿丧服，率军返回南京，召集立志效忠明朝的大臣商议对策。史可法和其他大臣都意识到单凭他们自己的军队是无法抵御北方农民军的。因此，他们共同拟定了一道檄文：留都系四方之率，司马有九伐之经。义不共天，行将指日，克襄大举，实赖同仇。这篇文字经过仔细推敲，用了会使人想起古代经典中理想化的军事将领之形象的“司马”一词，以求打动那些愿意加入古代“司马”行列的将领。因此，檄文的对象十分笼统，是广泛地针对四方之率而言的。所谓四方之率既包括地方豪强武装，也包括各地明军将领。檄文发布之后，南京的大臣们立即派密使到淮河流域联络江北豪强统辖的“义勇”。同时，他们又尽力争取驻守在南明与北方大顺政权之间的明军将领继续为明朝效忠。后者中有四名将领——他们各自拥有约15万令人生畏的士兵，经常蹂躏本应给予保护的农民——将要或已经率部进入淮河中游地区。一位是刘泽清，性情暴躁且有政治野心，曾任山东明军统帅。当崇祯帝要求他会同其他几位将领一起进军北京解救被李自成围困的朝廷时，他非但不从，反而掉头南下，一路劫掠，经临清抵达凤阳，据说，其部在凤阳又屠杀了许多当地居民。江北的第二位主要将领是黄得功。与刘泽清相比，他的军纪较严。他是辽宁人，行武出身，自少从军于辽阳，并因战功而不断晋升。17世纪30年代，他在中原作战屡屡获胜，1641年被任命为凤阳总兵。1642年，黄得功获潜山大捷后，又击退了进攻桐城的张献忠部。此后不久，黄得功被调到安徽中部，镇守庐州（合肥）。第三位将领是刘良佐。此人原是北直隶的盗匪，1637年加入明军，并与农民军罗汝才部交战。1642年，他随黄得功抵御张献忠，所以当时也在凤阳地区。其所属部众号称10万。高杰是江北诸将中的第四位，在某些方面也是最能干的一位。此人原是李自成的部将，曾与李自成之妾邢氏通奸，为逃避惩罚，他于1635年投降明朝，授游击之职，率所部人马作为孙传庭军的先锋与李自成交战。1643年，孙传庭在潼关被杀后，高杰便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势力。1644年北京即将陷落时，高杰的态度也同刘泽清一样变化无常。他不率军前去阻截李自成，反纵兵劫掠山西东南的泽州，然后于1644年5月底至6月初南下徐州。高杰部的南下，使徐州和淮安城的居民慌恐万状，自北京陷落后，徐州城中已经是混乱不堪。实际上，徐州长官黄希宪已将此城交给了大顺官员武愫。武愫（原为明朝进士）于1644年6月3日抵达徐州，并因受到地方官员及士绅的敬重而被接受，尽管一位当地的诗人曾悲叹：“天下岂有正人君子而谒贼者哉？”武愫被接受的另一个原因是士绅们对局势混乱十分恐惧。在徐州西南与河南交界处的砀山一带，汪廷对等当地士绅已组织起自己的武装，用来对付“狂徒”，后又用来迎接清军南下。武愫在徐州城内一直试图安定民心，并多次深入乡村寻求当地乡绅的支持，直到他得知北京大顺政权也已垮台为止。6月28日，武愫率部撤离徐州，使该城几乎完全暴露在高杰等人面前。由于徐州失去了保护，其南面的富庶城市——淮安和扬州——在流窜于淮河流域的各路军队面前也更加暴露了。但这两座城市的地方官早已积极采取措施，准备自卫。正是由于有路振飞在淮安，人们才有了坚守的信心。巡抚路振飞是一位杰出的文官。他以正直、勇敢而著称，在军事上也颇有经验。路振飞初入仕途任地方官时，曾统领过防御叛匪的地方军队，并于1632年派郑芝龙抗击海盗刘香，将其击溃。路振飞还是个仗义直言的人：1631年，他参与弹劾周延儒；此后又与温体仁发生争执，因此激怒了皇帝，被贬至河南。1644年秋，路振飞被任命总督大运河漕运，兼淮扬巡抚。北京陷落后，路振飞决心将淮安建成明朝的坚固堡垒。他迅速颁布了戒严令，将市民重新组织起来，并派遣手下官员分守各处。同时，他还鼓励地方武装（团练、乡兵）招兵买马。自1511年、1512年以来，淮安以东的海州经常受到海盗袭击，地方武装相当普遍。而淮安地区却不是这样，故路振飞不得不为地方武装设计训练方案。在他的指挥下，淮安72坊奉命“各集义兵”，每坊由两名生员负责操练，其中一人被授以“坊长”之职（应为“社长”——译者）。这些义兵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城镇的夜间巡逻，并时刻保持战备状态。他们保持着斗志，坚定地反对任何对大顺政权持妥协和支持态度的人。徐州的士绅们能够接受一位大顺官员，但路振飞却决不允许任何大顺官员进入淮安。在北京陷落后的数周内，他便召集当地乡绅和号称2万的“义兵”，将当地的“伪官”处死。在路振飞的指挥下，淮安变成了效忠明朝者、尤其是从北方逃来的官僚贵族的避难所。路振飞热情地欢迎这些流亡者。但无论是路振飞本人，还是淮安百姓，都无意接纳刘泽清、刘良佐，尤其是高杰的军队。6月10日，路振飞得知高杰开始向南移动并欲夺取扬州，立刻派遣将领分守淮安周围各个要冲：周仕凤守泗州，仕尔敬守清口，金声桓守徐州。在路振飞积极设防抵御这些游荡不定的军队，以稳定淮安局势的同时，南明政府却将这些军队视为必不可少的支持者，和日后在南京愈演愈烈的皇位继承之争中的重要同盟者。以史可法为首的大臣们在发出檄文号召四方将领齐心保国之后，立刻意识到他们自身已陷入了争夺南明中央权力的混战之中，这场政治冲突发生于5月17日到6月2日之间。其焦点是空缺皇位的继承问题。同引发了明初东林党争的那次皇位之争一样，这次斗争也将使南明朝廷内部发生致命的分裂。

明朝的皇室贵族

这次皇位之争的原因是由于人们以为16岁的太子（朱慈烺）已死于北京，而太子的两个弟弟又下落不明；另外，尽管在继承权方面有法定的世系，但明室亲王甚多，他们都可以在紧急情况下依其贤愚优劣被召入朝廷，继承皇位。由于朱氏皇族的后代呈几何级数增长，所以，皇室男性成员的身份在当时并不为人所重。洪武帝共有26子，16女；到16世纪50年代，他的后裔已多至19611人；到1594年，全国至少有6.2万名皇室男性成员；17世纪头10年间，登入皇族名册的人已超过8万。由于明朝的这位开国皇帝禁止子孙由科举入仕或经商，他们唯一合法的生活来源就是俸禄。这些俸禄的多少又因等级和时代的不同而不同。明朝初年，亲王（其爵位由长子继承）的禄米为5万石。但到15世纪初，由于皇室成员数量的增长，国库不胜其重负，不得不将亲王的禄米降到1万石。及至16世纪，供养皇室男性成员的开支超过了全部官吏俸禄的总和。不久，仅此一项开支便超过了政府税收的总额。例如1562年，山西各粮仓存粮共152万石，而该省的皇亲年俸的总数却是213万石。同年，一位巡按指出，当时全国可向京师提供粮食400万石，而王府按规定标准所需的禄米却达850万石。皇室后裔数量的增加，不仅日益加重了纳税者的负担，而且使宗室中身份较低的人也无法获得足以维持生活的俸禄。他们只好纷纷借贷，从而深深陷于债务之中。甚至，连皇室上层贵族也落入了入不敷出、虚有其表的窘境之中，他们的府第因年久失修而破败，他们本人则放荡豪饮，虚度时光，醉生梦死。16世纪到中国传教的天主教神甫，对这种已经没落的贵族的情况极感兴趣。例如葡萄牙人达克路士曾经写道：桂林一带有许多因反叛皇帝而被流放的明室亲王，有数千户皇族生活在高墙大院之中。这些来自欧洲的旁观者透过高耸的大门看到院内的楼阁和路径。但他们认为：这些宏伟的宫殿对居住在其中的人们来说，实际上是一座金碧辉煌的监狱：总之，在贵族们的府第之

，赶忙退走。但后金军紧追不舍，张承荫说：“战也死，不战也死，不如跟他拼命，即便死了，我也是大明忠臣。”于是掉头迎战，后金军不防他杀个回马枪，许多人被杀。俄而一声鼓响，后金军万箭齐发，箭如飞蝗，张承荫死于乱箭之下。张承荫是第一个与后金作战战死的总兵。此战后努尔哈赤围攻清河，守将邹储贤坚决抵抗，千名明军炮兵用火炮杀伤后金军，后金死千余人。努尔哈赤令工兵手拿厚板挡着脑袋，冒着炮火，顶着箭雨，在城墙下挖墙根。城东北角被挖开大洞，后金军攻入。邹储贤退守城南，李永芳在城下招降，邹储贤说：“你既然投奔了后金，那么我们之间就没有朋友情义了。你快走吧，不然我就放箭了。”邹储贤最终战死，明军万人阵亡。与此同时明朝的各路援军或遭到拦截，或畏缩观望，或中途撤退，或停滞不前，坐看清河失守。打下抚顺和清河后，努尔哈赤将一名明军俘虏割掉耳朵，让他作为信使去报信，代替自己向明朝宣战，他强硬表态：“如果明朝以为我没理，可约定日期开打，十天半个月后都行，如果觉得我占理，那么可以向我交纳布帛，息事宁人。”此时的明朝统治者宛如一个坐在马车里的孩子，他手里抓住拴在车内的两条绳子，就以为他在驾驭车辆，而实际上明朝这个千疮百孔的车辆早已在贪官的腐蚀下报废，在这种情况下发动对后金的萨尔浒之战，明朝的后果可想而知。抚清之战后，努尔哈赤对群臣说：“人们都说神仙和佛是善良的，然仙佛虽善，而居心不善者，不能为也。必勤修善行，才能与之相合。君主奉天命治理国家，修明政教，举世享太平之福，则一人有道，万国安宁，比仙佛强多了。人皆知鬼魅之邪恶，然而鬼魅虽恶，遇到阳寿未尽之人也不能加害，必须阳寿已尽，才能被鬼魅加害。如果君主无道，导致盗贼蜂起，黎民有死亡之忧，是一人失德，祸及万方，其恶甚于鬼魅。明万历帝罔念友邦，兴兵构怨，皇天震怒，万众被杀，其害与鬼魅有何异？”努尔哈赤可谓完全颠倒黑白，明明是你发布七大恨后主动侵略大明的抚顺和清河，却说是万历兴兵来打你，脸皮的确够厚。当天，努尔哈赤还说：“从来国家之败亡，不是财用不足，都是因为骄奢淫逸所致，夏桀、商纣王、秦始皇、隋炀帝、金国完颜亮，都是贪财好色，沉湎于酒，昼夜宴饮，不修国政，遂致身死国亡。”（《清太祖圣训》）后世史家据此认为努尔哈赤对于中国历史还是有一定了解的。而事实上，努尔哈赤对于中国历史的了解远出后人所想，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时，努尔哈赤曾对各位贝勒说：上天养育万物，公而无私，非者非，不以国大而庇之，是者是，不以国小而弃之。朕观历代帝王，最初都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备尝艰辛，而后成大业。虞舜躬耕历山，克尽孝行，遂声闻于天而登帝位。汉高祖本来是泗县亭长，奋力于行伍间，平定祸乱，遂有天下。金太祖服侍辽国天祚帝，差点被杀，卒能奋志修身，收服渤海国，灭辽称帝。明太祖父母双亡，栖身佛寺，历尽艰危，终成帝业。这些都是上天眷顾有德之人，不忍弃之。周宣王时，有童谣说：厌孤箕服，实亡周国。后来周幽王宠幸褒姒，紊乱国政，西周灭亡。秦始皇雄踞西陲，吞并海内，修长城防御边界，信方士访求神仙，自称一世二世至万世，传之无穷，乃恣意暴虐，二世而亡。宋徽宗招降纳叛，构兵开衅，被金国击败，父子被俘，身死于外。金国完颜亮违背天常，荒淫无道，获罪于天，最终被杀。元顺帝不畏天威，不治国政，排斥贤能，信任奸佞，致使盗贼蜂起，国祚衰亡。这些都是天厌凶德，不因为国家强大而庇护之。现在明朝君臣自恃强大，蔑视上帝（按：努尔哈赤并不信天主教哦），任意生杀，妄启边衅，助叶赫部侵略我疆土，毁坏我房屋，抢夺我庄稼，肆虐无已。朕观古今典籍，国虽大，而历数将终，则君臣庸暗，纲纪倒持，最终灭亡。国虽小，而运祚方兴，则民物繁盛，寝以昌炽。总之这些都是因为天命。现在明朝灾异屡见，君臣不务修省，终必遭天罚。纵然国大兵强，岂足以凭恃？一个人能引咎修德是上策，文过饰非则是下策。后世子孙宜法前代之所以得，鉴前代之所以失，迁善改过，上合天心，则可以永享国祚！从周朝说到自己的对手明朝，由此可见努尔哈赤深厚的中国历史功底和汉文化造诣，这绝不是一个北方普通“蛮夷”所能达到的。但是明朝在抚清之战败后，才拿努尔哈赤当事儿，才刚知道重视这个可怕的对手。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万历皇帝派杜松、马林、刘綎、李如柏兵分四路，共十二万大军（此外还有叶赫部和朝鲜各一万多人助战），号称四十七万大军，围剿努尔哈赤。出兵祭旗时那头牛可能是牛魔王下凡，刀捅了三次才把牛捅死，誓师大会上大将刘招孙骑马舞槊，因槊柄腐朽，槊头一下子飞了出去。誓师大会上出了这样的问题，对于军心士气自然是有极大打击，其实对于这种事，关键在于因势利导，誓师大会上出问题是常事，比如武王伐纣的誓师大会，遇到大风把旗杆折为三截，正在军心浮动之时，姜子牙说：“这是天洗兵，帮我们冲掉浊气。旗杆折为三段是启示我们兵分三路。”结果周军士气大振，兵分三路攻灭纣王。如果我是杨镐，一定会说：牛被捅了三次才死预示着我军要跟努尔哈赤经过三次战役才能彻底歼灭他，槊头飞出去预示着我们在剿灭努尔哈赤的战斗中努尔哈赤的人头就会像这个槊头一样飞出去。这样一说，自然会士气大振。看来作为主帅，随机应变的口才也很重要。万历对于杨镐的任用可谓所托非人，杨镐在抗倭援朝战争中曾被日本人打得大败，临阵脱逃，可是他却谎称胜利而上奏。后来在辽东当官时他乱杀边民来冒功，被御史参奏后革职，而此番万历皇帝居然让他当兵部尚书、辽东经略，赐给他尚方宝剑，真不知万历皇帝怎么想的。有人会说，万历皇帝昏庸无能，自然是所托非人，但在历史上万历皇帝其实被人误解很大，他堪称一代英主，绝非昏君，这个问题后面我们会说到。杨镐在出征前将自己的出征时间、地点、进攻方向写成一封信，并托人送给努尔哈赤。因为在杨镐看来天朝大军打努尔哈赤是没问题的，所以来了个光明正大。努尔哈赤的兵力虽然只有明军的一半，但他知道明朝的虚弱，他想戏弄下杨镐，便派人与明朝议和，他的议和条件很是奇葩，只要明朝给自己三千两白银、三百两黄金、三千匹绸缎，自己就不跟明朝打。杨镐一看，我兵力是你的两倍，我还要给你钱，你当我傻？于是大军继续挺进，直捣努尔哈赤首都赫图阿拉。得知敌军情况后努尔哈赤有四种方案选择：（一）坚壁清野，隐藏主力。（二）负隅顽抗，死守硬拼。（三）分路抵御，各自为战。（四）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努尔哈赤经过仔细权衡，决定用第四套方案，他说：“任尔几路来，我自一路去。”那么努尔哈赤是怎么对四路明军各个击破的呢？咱们一个个看。先看西路，即抚顺路。杜松是此路总指挥。他是一员虎将，经常进攻蒙古，前后百战，每战必胜。蒙古人被他打怕了，听说明朝太师最大，就叫他杜太师（明朝生前就是太师的只有张居正）。虽然如此，但他气量狭小，比如他曾跟人吵架，一气之下当了和尚，后来还俗，接着打仗。后来他吃了败仗，竟然要自杀，好歹被人拦住了，可他感觉没消气，一赌气烧了军需库，因此被罢官。此次重新启用他，是戴罪立功。他一心想生擒努尔哈赤，因此尽管此时正下大雪，他因立功心切，令士兵冒雪前进，到了浑河，就是努尔哈赤想当年率四个人击败八百名敌军的地方，杜松脱了衣服，赤膊渡河，众将请他披甲，他说：“披着铠甲杀敌不是爷们。我从参军到现在，都不知道铠甲有多重。”于是他率军渡河，与此同时努尔哈赤在浑河上游使河水决堤，河水暴涨，许多士兵溺死。龚念遂所部的辎重营因渡河困难，留在河对岸，杜松率军到了对岸，见有小股后金军，毫不犹豫地将其击败，后金军逃进山谷，他怕有埋伏，禁止追赶。这个山谷就是萨尔浒山谷（今辽宁抚顺东大伙房水库附近）。杜松留一部驻守此地，自己率一部进攻萨尔浒山旁边的界藩城。努尔哈赤见状，就派长子代善率军守界藩城，自己亲率四万五千人进攻谷口的明军。两军相遇后立即开战，霎时阴云密布，天昏地暗，咫尺不辨人影。明军点起火把作战，由于平时疏于训练，许多箭镞射在柳树上，而后金军见明军点着火把，在黑暗中更为好认，于是一枚枚箭镞射向明军，明军死伤惨重。后金军乘势冲锋，刀砍斧剁，如同切菜砍瓜一样杀得明军七零八落。激战中，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异常显眼，时而挥刀乱砍，时而盘马弯弓，连斩数人，明军弓箭手瞄准皇太极射去，可皇太极盘腿跨蹬，在马背上一倒，回首射出旋身箭，把射他的弓箭手射死。随后他抡起战刀，虎虎生风，飞蛇似的箭镞还没近身，他早已左拨右撩把箭镞拨落在地，掉在地上的箭镞如秋天的高粱地，然而就是无法伤到皇太极。就在努尔哈赤与萨尔浒山谷前的明军激战时，杜松赶到距界藩城不远的吉林崖，在此安营扎寨。杜松大营战车环列，挖堑壕树栅栏，外面摆放火器，后金军铺天盖地而来，明军于是施放火器，震耳欲聋的巨炮和火铳将后金先锋部队炸得血肉横飞，仰攻的后金军处于不利的地势，此时杜松忽听见身后杀声突起，原来是代善率军杀来。杜松急令后队改前队，与敌混战。双方不分胜负，杀得野草瑟缩、万木染红。此时界藩城内的后金军也杀出，杜松忙令前队再改为后队迎敌。正在你死我活的拼杀时，森林中又冲出一支人马进攻杜松。杜松已腹背受敌，哪里禁得住三面夹攻。只见一支暗箭飞来，直中杜松心脏，他应声坠马而死。主帅已亡，明军更加混乱。很快，冲上来的后金骑兵便以凌厉的攻势控制了吉林崖山头，铁甲骑兵趁势冲入明军战阵，像一把利刃插入明军心脏，顿时万马奔腾，嘶鸣鼎沸，明军如波开浪裂，在驰突纵横的八旗铁骑下被杀得七零八落。努尔哈赤发挥了骑兵作战的全部优势，几乎在瞬间便使明军大营留下了漫山遍野的尸体。战后，努尔哈赤赶来，立马山下，在凛冽的寒风中挥刀呼叫，他自己也为这排山倒海的阵势激动起来。西路军全军覆没。那么这第三支部队是哪来的呢？原来是努尔哈赤干掉山谷的明军后派来的。乾隆这样说此次战斗：“我军纵横驰突，无不一当百，遂大破其众，（明军）横尸亘山野，血流成渠，其旗帜器械及世祖死者，蔽浑河而下，如流澌焉。”西路完了，下面轮到北路，也就是开原路了。北路指挥官是马林，他的父亲是马芳，这个人很厉害，厉害到他的儿子马林本来是文人，却当上了总兵。至于马林的作战水平，想必你已清楚，他打仗不行，但懂文学，能写诗，写得一手好字。听说杜松的下场后，马林把军队一分为二，他自己驻守尚间崖，潘宗颜驻守斐芬山，他用战车围起来挖了战壕，还有杜松的那个辎重营，统帅是龚念遂，三个营构成品字形。努尔哈赤尽管兵力是马林的三倍，但还是集中兵力先干龚念遂营。努尔哈赤率一千精骑，从龚念遂所部薄弱的一隅冲出一个缺口，随后后金军像潮水般涌入，全歼敌军。努尔哈赤在歼灭龚念遂所部后，一刻不停，继续进攻马林本部，明军发鸟枪、放巨炮迎战，后金军冒着明军的炮火猛冲，尸体堆积如山，接着两军混战厮杀，冲杀声和惨叫声组成了悲壮的交响曲。不久，明军火药用完，该后金军发飙了，后金军很快控制了明军阵地，他们的刀架在明军的脖子上了。后金军骑兵驰骋，利刃飞舞。正在激战之际，马林见势不妙，临阵脱逃，他的两个儿子死于乱军之中，群龙无首的明军更加混乱，死尸堆满了山谷，该部覆没。努尔哈赤随后把潘宗颜所部一锅端了，北路军全军覆没。北路完了，该东路了，也就是宽甸路。东路主将是刘，他参加过抗倭援朝战争和平定播州之乱，万历三大征打了两个。他善用刀，他的刀一百二十斤，他能单手举起一张摆满了酒菜碗筷的柏木八仙桌，在大厅中绕行三圈。此外他还精于骑射。先说射，一次他让人在板上用墨乱点，他能在远处用弓箭将所有墨点处射中，再说骑，他让人牵来几十匹马，他一嗓子喊下去马都过来了，又一嗓子喊下去马都退了。不光如此，他还能喝，每次临阵都要喝酒一斗多，兴奋自己的神经。看起来刘是个猛人，然而他却缺乏一个大将最需要的品质——稳重。我始终认为稳重是一个人走向成功的最可贵品质，只有稳重才能对事务的把握恰到好处，而之所以能恰到好处地把握，则因为有充分的准备，自己胸有成竹。单纯有才智的人未必能成功，而稳重则是什么时候用自己的才智，如何用自己的才智的问题。中国人对年轻人的最高评价就是少年老成，所谓老成，就是稳重。中国话里的“老练”、“老实”、“老马识途”、“老骥伏枥”，与“老”有关的词汇几乎都是褒义的，换句话说，中国文化最看重的就是稳重。此时杜松、马林全军覆没，在对另外两路情况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刘居然率军出发了，这岂是一个稳重的军事家所为？刘率领他的连大炮都没有的队伍继续前进，此时粮食也吃完了。他在无奈地率军前行时，一个努尔哈赤派来的假冒杜松所部的使者来了，使者传达杜松命令，让刘与他会合。刘说：“我是总兵，杜松也是总兵，他凭什么命令我？”假使者说：“我们主帅因为事情急才这么做。”“那为什么不点烽火呢？”“边塞之地点烽火不便，不如我骑马来更快。”刘这才相信，于是率军与杜松会合，走着走着，见山上有一军龙旗飘扬，他想这不是努尔哈赤吗？当即横刀跃马杀上山来，努尔哈赤派兵迎战。在刘綎的刀下许多后金军身首异处，刘想仰攻费劲，不如诱敌至山下，于是率军下山。后金军也追下来，杀得难解难分，双方都有些疲倦，只有刘越战越勇，虽两臂受伤，仍毫无惧色。忽然一支手举火把的部队的到来打破了僵局，刘从火光中望去，见一杆大旗“杜”，大喜，说：“杜松来了，是天助我灭后金了。”话未毕，一将已到马前，头戴金盔，身穿铁甲，正是明将，只是刘不认识，刘刚要问对方是谁，来将问：“您是刘吗？”“是。”刘话音未落，来将手起刀落，削掉刘半边脸，砍死刘。原来是代善全歼杜松军后，得了许多盔甲，他教军士改扮明军，杀刘的人就是代善。刘死后，他那些手执竹矛、身披藤甲的步兵被后金铁骑杀得片甲不留，尸体绵延数十里。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蔡济恭在《松山杏山之间京观累累，追忆刘都督富车战亡不禁长城一坏，胡马饮江之叹，慨然有作》中，豪气干云地表达了刘綎殉国的哀思：我有三尺芙蓉剑，我有百斛葡萄酒。剑以出匣击大荒，酒以停车洒丛莽。刘公壮略安东土，乱杀倭寇如杀狗。天半麒麟为公起，肘后都督金印绶。建酋虽骁一胡雏，泰山压卵何有乎？天不祚明公战死，官军血流边草涂。公在两间为鬼雄，鞭霆驾风慑群胡。至今京观屹相望，冤气矗天天为瘿。安知不有东征士，同葬此中啾啾呼。如今未暇为尔悲，茫茫桑海悲黄图。倚剑酹酒一悲歌，回风吹尘暗平芜。刘这一路被歼灭后，后金兵乘胜而前，杀至富察甸，遇到康应干部明军几千以及一万多朝鲜军。后金军很快杀尽了数千明军。朝鲜统帅姜弘立见势不妙，在关键时刻一咬牙，一跺脚，一捶胸，一顿足，最终决定向后金投降。二十七年前朝鲜即将亡国时大明全力相援，而今朝鲜军见死不救反而向后金投降，人格卑下，由此可见一斑。朝鲜军队投降后金后，还把战败后与大部队失散的数百明军尽数交与后金军队，真是缺德带冒烟的。明军游击将军乔一琦血战三天三夜，刚刚在朝鲜军营吃碗冷面，就被朝鲜军以刀相逼，喝令他出营向后金军投降。乔一琦大叫一声，跃身投崖而死，为国尽忠。努尔哈赤很鄙视朝鲜人的做

停当，立刻叫来四个小伙，“其他人点上明松枝，跟饿进去！”众人应声各自准备了起来，但却没人敢打头阵，杨葛根只是偷偷看着耿婆，脚下没有移动半步。“两个丫头跟着我走。”耿婆笑了笑，“林岳、王亦凡，你俩带着村民进去。”说罢随手拎起一个大酒坛，阔步走向洞内。那个大酒坛少说有三十来斤，耿婆却用一只手轻飘飘地就拎了起来，单手托着显得毫不费力。旁边的村民看得傻了眼，反应过来后便前仆后拥地跟了上来。踏进洞内没几步，一股恶臭便扑鼻而来，不少村民被呛得满脸的眼泪鼻涕。耿婆手臂一沉，双手托住酒坛两侧，手腕一较劲，酒坛旋转着呼地飞了出去，在不远处的半空中突然炸开。与此同时，耿婆反手抓过一个村民手中燃着了的明松枝，抬手一挥，一道火光直射而去，蓬然声响，凭空燎起一片火光，一股夹杂着酒气的清新气味顿时充满了洞内。耿婆干净漂亮的几下手法震慑了在场的村民，洞内的改观更是让他们信心倍增，明松火把晃动下，四个扛着喷雾器的小伙当下大步向洞穴深处走去。洞壁和地下四处散落着不少残缺的骸骨，从骨骼的腐化干枯程度来看已经经历了不少时间，这些应该就是杨葛根所说的被侵华日军杀害抛尸的受害者遗体。不过，随着深入洞穴，骸骨间渐渐出现了一些新鲜的肢体碎块，甚至还有一些内脏粘在洞壁上。几个村民赶了进来，手中大大小小地拿来几个酒坛，耿婆笑着接过，如法炮制了一番，内洞的恶臭也消减了不少。这时我才发现，在挥出酒坛的瞬间，耿婆似乎在酒坛中抛入了什么东西。“前面拐弯就是大批的活尸了。”我止住众人道，“大伙在这里停一下，分派好人手。”四个扛着喷雾器的小伙被安排在了前面，我和林岳左右压阵，耿婆带着晖儿和S随后督战，其余人等打着数十个火把跟在后面，明松枝条发出噼啪的爆裂声，整个洞穴被火光照得四处通亮。拐过内洞的弯曲处，一片恐怖的景象出现在众人面前。自弯曲处到洞底大约有二十来米的长度，这里的洞宽可以容下四五个人并排行走，也就是在这么一个范围的空间内，密密麻麻地聚集着上百具不同腐化程度的活尸，地上满是四处横流的尸水，如果不是耿婆事先用烈酒处理过，只怕众人早就被尸臭活活熏死了。那些活尸早已查觉了洞内有生人进入，一个个摇摆着在那里蠢蠢欲动着，可却没有像那晚一般扑噬上来，看来应该是耿婆方才在烈酒中动了手脚，这才抑制住了活尸。看见活尸不敢上前，杨葛根心中顿时有了底，一声号令，四个小伙一字排开，手中的喷雾器对着活尸喷洒开来。活尸沾上这些烈酒后，身子变得迟钝了起来，有不少腐化厉害的干脆就倒在了地上。不多久，除去那些新鲜下葬的活尸外，大多数活尸全都僵在了那里，成了正宗的死尸。随着四个喷雾器中的烈酒耗尽，村民们的热情不住高涨，几个小伙情不自禁地欢呼了起来。耿婆让人把剩下的几坛烈酒搬到跟前，全部打开泥封，让杨葛根指挥村民撤出山洞。“你留下点把火。”耿婆冲林岳道，“记得把这些尸体烧干净点。”“喷了那么多烈酒，地上还有老大几坛。”林岳苦着脸道，“点起来一准炸飞我，您老这不是要我命吗。”“太危险了，要不还是我来吧？”我向耿婆道，“用金属撞击引出火花，效果应该是一样的。”“这会用驭金太过招摇了。”耿婆摆摆手，冲林岳又道，“你小子命硬，阎王老子不会收你的，废话少说，我们走了你就动手。”林岳无奈地耸耸肩，转身走到酒坛前蹲了下来，托着下巴似乎在考虑怎么下手。耿婆不再多话，带着我们快步向洞外走去，S悄悄地回头望了下林岳，眼神中满是担心。大约过了一支烟的功夫，洞里闪过一道火光，紧接着传来一阵闷响，灼人的热浪呼地自洞口喷出，带起一团弥漫的烟尘。杨葛根早就带着村民躲到了山坡的旁侧，耿婆和我们也站在了距离洞口十米开外的地方，在热浪冲出的那一瞬间，S的身体不由颤抖了一下。烟尘散去，村民们慢慢围拢了过来，空气中还残留着一些焦臭的味道，洞内一片死寂，林岳的身影并没有从中出现。“林岳～～”S站在洞口大声叫道，洞内不断回响着她的喊声，但没有任何的回答。“林岳……他会不会有事……”S有些无助地向耿婆问道，声音中隐隐带着一丝哭腔。耿婆眯缝着眼睛看了看洞内，笑了起来，刚要开口回答，却听“呼”地一声，S身旁的狴犴向山坡下的一处蹿了过去。“咳……咳……这死猫……”一个灰头土脸的人影从山坡下爬了上来，狴犴正蹲在他的肩头，两只前爪不住拍打着他的脑袋。“切，我还以为你炸死在里面了呢。”S红着眼眶笑骂道。这个灰头土脸的家伙正是林岳，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弄得，竟然会出现在山坡下面。“得，得，甭晦气了，咱还没娶媳妇呢。”林岳用力啐去口里的泥土，满脸无奈道，“哪位行行好，帮忙快把这只抽风的死猫给弄走啊。”狴犴敏捷地跃到他另一个肩头，不依不饶地继续用双爪拍打着他的脑袋，但看它那严肃而专注的样子却又不像在和林岳玩闹，难道林岳的头上有什么奇怪的东西吗？我快步来到林岳身边，扳住他连连躲闪的脑袋，发现他的头发间散落了许多昆虫的残缺肢体，狴犴拍打林岳的脑袋正是为了除去这些东西。“你别乱动。”我拿出一块手帕，暗地聚出一把金属细梳，从林岳的发间梳下了这些东西。狴犴继续拍打了一会，见他头上完全干净之后，张嘴满意地打了个哈欠，跃下了林岳的肩头。“靠，这都怎么了？”林岳拍着身上的灰尘道，“哦，对了，这洞下头直通山下，好像是有人故意挖出来的。”“你就从那里钻下来的？”S瞪大眼睛道。“嘿嘿，我弄了钻地藤，躲在藤荚里，丢了个烧着的火把过去。”林岳坏笑道，“然后就钻了下来，可没想到下面是空的，结果藤荚碰在了断层上把我给颠了出来。”“我说你怎么会从下面出来呢。”S瞟了林岳一眼，“对了，那条通道里有啥东西吗？”“空的，没啥东西，不过啊……”林岳眉飞色舞地描述了起来。晖儿帮着我将手帕上的虫尸拼凑了起来，这是一种黑色的小虫，有绿豆大小，但奇怪的是，它却没有长脚，背部那黑色甲壳上有着一道奇怪的白色花纹，像是用线条勾勒出的一件长袍。“鬼衣蜮？！”耿婆看着虫尸不由皱起了眉头，“没想到‘叩穴道’里混进了这些虫子。”鬼衣蜮，这东西的外形很容易被人误解为是一种昆虫，但你很难想象它其实是一种诡异的生物。这些鬼衣蜮生长在阴暗晦湿的地下水源中，以地下水中的生物为食，每只成形的鬼衣蜮并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它的外壳下是由三到四只“蜮节”组成的，这些“蜮节”连作一体，看来就像一只完整的虫子一般。从生存环境和食物链来看鬼衣蜮应该只是一种地下昆虫，并没有什么特别和恐怖之处。不过，如果动物或人类在饮用汲取地下水时，鬼衣蜮便立刻分解成细小的“蜮节”，通过皮肤及消化系统伺机潜入体内，在内脏和肌体间生存繁殖，由于鬼衣蜮的每个“蜮节”都具备自行繁殖的能力，所以它们会很快地侵入宿主的脑部和神经系统，通过吸食宿主体内的血液营养而生存。当然，鬼衣蜮绝不是吃光算数的品种，它们合理有力地利用了宿主的身体。通过特殊的分泌物，鬼衣蜮可以控制和刺激宿主的神经系统，驱使宿主行动取食。不过，寄生之后的鬼衣蜮可以说是贪得无厌的，为了保证自己迅速获得营养，它们会要求宿主直接取食各种血液，动物、人类一概不拘。林岳从“叩穴道”带出的虫尸只是鬼衣蜮的外壳残片，这也就是说，有大量的“蜮节”已潜入了人或动物的体内。我们四人听完耿婆的介绍后，都不禁有些茫然，活尸暂时是得到了控制，可却又凭空冒出了这种诡异的生物。为了不至引起村民的慌乱，我叫过杨葛根耳语了一通，他点着头回身散去了围观的村民，并安排人手清理山洞中的残局。……村内，姚建国的家中。“如果我没估计错的话，山洞下面原本有条地下暗河。”我思索道，“布下转气叩穴法的那人设法排空了暗河，而这条暗河里却正好生长着这些鬼衣蜮。”“排空地下暗河需要不少人力，就算设计合理也绝对不可能一人完成。”S在电脑上构建了一幅山洞和孔道的三维立体图，“从林岳的描述来看，这个地下河并不小。”“就是，这些人就算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山洞，但离开的时候就不会被人发现吗？”林岳附和道，“再说了，他们肯定还带着不少的工具啥的，目标肯定不小。”“也许他们根本就没出来……”晖儿的声音中带着一丝寒意，“排空地下河的过程中，他们会与鬼衣蜮有接触，被寄生的可能性就很大。”“还有一种可能，在排空地下河的时候鬼衣蜮潜入了那些尸体身上。”S思索道。“呵呵，一个丫头对了，一个丫头错了。”耿婆踏进门口，手里拎着一个大布袋子，“被鬼衣蜮寄生的是人，不是尸。”布袋里是一只颈部被撕开的小羊，从伤口来看是被什么东西大力撕扯的结果，但却没有溅出多少血迹，新鲜的尸身内竟然没有残留下一点血液。“鬼衣蜮从不寄生在尸体上，它们喜欢的是活的东西。”耿婆喝了口茶道，“而且，被它们寄生的人有一个特征。”“特征？是不是长着獠牙，皮肤雪白，头发黝黑，眼睛中像闪动着鬼火，男的英俊潇洒，女的妩媚迷人，白天不出门，晚上才活动，喜欢养蝙蝠的？”林岳连珠炮似地一口气说道。他怎么会这么了解？我们起先都是一愣，细想之下不由哄堂大笑起来。“臭小子，你这张贫嘴不改改，小心讨不着媳妇！”耿婆笑骂道，“那是外国的吸血鬼，欺负老婆子年纪大了是不是？”“那究竟是什么样的特征呢？”晖儿好奇地问道，“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被鬼衣蜮寄生的人内脏会退化缩小，不过那颗心却强壮有力。”耿婆轻轻地叩着桌子道，“它出现的时候，你会听到一阵心跳声，你想都想不到的心跳声。”十二、地河血影夜深人静的时候，走在小路上或安枕屋内，耳边突然传来十分清晰的心跳声，环顾四周却并没有发现什么。渐渐地，随着心跳声的接近，你的心脏开始以同样的频率共振。惊慌、恐惧、绝望一时间涌上心头，直到一个诡异的黑影出现，这一切便成了尽头。这不是哪部恐怖小说情节，更不是什么恶梦片断，这村子里的失踪者，只怕有大半都经历过这样的情形。耿婆详细地说明了鬼衣蜮及其宿主的特点后，忽然给我带来了一个提示。杨葛根曾说过，村外好几户看田的人家集体失踪，之前养尸茔地事件让我误以为是活尸作祟，但就此看来只怕作案者是另有其“人”。活尸袭击落单行人的确常见，从养尸茔地的格局范围来看，活尸的行动范围仅在养尸茔地的附近，也就是说，它们很难涉足更远处。否则，阴洞内那上百具活尸倾巢出动的话，村里人早就死伤殆尽了。于是，我们仔细勘察了村外出事的那几户人家，现场遗留的痕迹更是证明了我的担心。“活尸都有不同程度的腐烂，行动的时候多半会留下些痕迹。”林岳蹲在地上皱眉道，“咱们查了大半天，既没看到肌体残留物，也没发现尸水的痕迹。”“严肃起来还真像回事儿啊。”S一边收拾着桌上的物件，一边打趣林岳。林岳没有理会她，眉毛一扬，伸手在墙角的一处弄下了什么东西，仔细看了会，眼中闪过一丝兴奋。“老凡，瞧瞧这是啥。”林岳坏笑着把手中的东西递给我道，“现在可以盖棺定论了。”那是一块乌黑的泥灰，整间屋子都是用这种泥灰砌起来的。只不过，这块泥灰的色泽偏黑，捏在手里微微偏软，并有些黏手，仔细看去似乎还夹杂着两根不易察觉的细条状物体。“动脉管？！”我眼睛一亮，“泥灰里渗入了人血。”“确切的说是人的颈部血管，用力撕扯的时候弄出来的。”林岳正色道，“这些东西的力气不是一般的大，而且动作很灵敏，整个屋子里也只有这一处血迹。”“它们还是进化论的违背者。”刚进门的晖儿望着门框说道，“适应环境和基因突变的结合。”门框上嵌着一个奇怪的东西，灰白色，近似三角形，似乎是角质物质，坚硬而富有韧性。拔出后发现，前端呈锐利的尖钩状，放在鼻间可以闻出隐约的血腥味。“媲美猛兽利爪的指甲。”我点点头，“这帮血鬾算得上是全副武装了。”血鬾一词，来源于耿婆的叙述，古人在得知鬼衣蜮的存在后不但为它们作了命名，同时也给它们的宿主起了个诡异的名字“血鬾”。既然了解了血鬾的习性，也确定了它们曾经活动的范围，接下来……“杨葛根他们处理得怎么样了？”我向晖儿问道。“照你安排的，发动了全村的人，正在葬地那边忙着呢。”晖儿笑了笑。……远远地就能看到浓厚的黑烟从葬地处如柱般升起，一股油脂焚烧时所特有的恶臭顺风飘散，大批的飞鸟惊恐地飞向远处，田埂草丛中不住蹿出一些仓惶逃窜的小动物。“所以说啊，这人就是比动物牛。”林岳让过几只慌不择路的黄鼬，悠然道，“黄鼠狼连自己那么臭的屁都不在乎，可一闻到人的臭味就跟见了鬼似的。”“行了，你就省着点感慨吧。”我笑道，“不戴着这些特制口罩，你小子绝对比它们跑得快。”葬地前停着几台拖拉机，上面满是大大小小的瓶罐，靠南边挖了个大坑，里面正燃烧着熊熊的大火，黑烟和恶臭正是从这里散发出来的。几名壮实的汉子戴着大口罩，农用的塑胶手套一直套到了肘弯，他们正用成卷的粗草纸将尸体黏附的腐肉一块一块擦去，清理干净的骨骼被直接塞进粗瓷罐翁中，四个背着喷雾器的汉子则不住地喷洒着混有烈酒的气雾，驱除着空气中的恶臭。旁边放着十来具尚未处理的尸体，身后整块葬地已被掘得土层翻起，一台耕种犁地用的大型拖拉机正拖着一个滚犁架，锲而不舍地反复翻挖着地面。“咳……咳……几位来咧。”一个从头到脚包得严严实实的人向我们走来，我从声音分辨出他是杨葛根。“这片地里的尸体全翻出来了，按耿老的吩咐，只留骨头，其余的都烧咧。”杨葛根把我们引到一边，“村里人都支持，么啥闹事地，这出力地出力，出机器地出机器，倒是很配合。”我听着笑了笑，那天耿婆提出要翻挖葬地，清理一切尸体时，大批村民脸红脖子粗地跳出来连声反对，说是惊扰先祖，对过世的人大大不敬。耿婆没有言语，一旁的杨葛根立刻识趣地站出来制止了村民的骚动，这位村长不亏是当地的老领导，只说了一句话便让村民们改变了主意：“你们奏想看着自己地娃被老祖宗拖进坟头？”人类求生的本能是不可抗拒的，眼前那些正在不住忙碌的村民并不是在亵渎自己的先祖，他们只是在消除自己生存发展中的潜在威胁。无论怎样根深蒂固的传统或信仰，都必须建立在生存的基础上。……阴洞中的活尸残骸早已清理干净，洞底的旁侧露出一个不大的裂口，那是林岳用钻地藤逃生时留下的痕迹，这里也是曾为地下河的“叩穴道”入口。“我们就这么下去没事吧？”S小心地问道，“耿婆走的时候不是要我们小心吗？”“嗐，你怕啥，不是还有我在吗？”林岳咧着嘴，一付大言不惭的样子道，“甭管下面有啥，一律摆平它！”昨天夜里，耿婆悄然离开了村子，去联系一位多年未见的老友。临走时，交待我务必要将血鬾全数消灭，照她的提示资料，我们决定去那个阴洞下的“叩穴道”探个究竟。叩穴道内并不狭窄，在电筒和火把的照耀下，一条幽深的地下通道蜿蜒钻入山下。从罗盘和S绘制的简图可以看出，它的走向是直通那块葬地的。通道内隐隐还有些湿漉，上半部较为干燥，石壁上残留着大量的藓类植物，这样的生态环境下一般会有些生长在阴湿地域的昆虫，但一路行来却完全看不到。下半部应该就是原有的地下河床，一些沉积的泥砂在脚下深浅不一地阻碍着我们的行进，好在并不很深，加上事先问村民借来的长筒雨靴，却也没有造成很大的困扰。走出不多远，通道的一侧出现了一个不大的支道，林岳咧嘴一笑，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