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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臣传》第五卷，第1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70页。祖大寿死于1656年。?《贰臣传》第二卷，第18页。?太宗直到1643年4月临死前，才逐渐相信明朝确实行将灭亡了。但他仍希望谨慎从事。他对大臣们说：“取北京如伐大树，先从两旁斫，则树自仆。”假如健康状况允许，他也许会亲自率军南下。郑克晟：《多尔衮》，第4页。?第四章北京的陷落闻说淮西地，盱眙古战场。寇来千里白，日下数山黄。行客欣遗灶，居人倚短墙。中原半如此，何计出风霜。李雯：“道出盱眙见贼所烧残处”李雯、陈子龙、宋徵玉：《云闲三子新诗合稿》，第六卷明末农民起义是由于17世纪30—40年代接连发生的饥荒，以及明朝政府的普遍瘫痪造成的。只有很少一部分明代文献，将起义的原因归咎于沉重的赋税。大多数官方史料则认为拖欠军饷、给养不足及强迫征兵，是起义的导火索。起义军的主要成份是农民，而其领袖通常是职业军人、驿卒和土匪。由于其将领很容易在明军与义军之间变换身份，这些起义军便成为明末社会军事化之一般模式的一部分。正如总兵左良玉曾向一位地方名士所指出的那样，明帝国的困境，不是因为义军力量强大，而是由于明朝后期的军队将领并不想让起义完全平息。起义过程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627年至1631年，陕西爆发了一系列兵变和叛乱，并形成几股流寇，经常进行劫掠。第二阶段是1631年至1636年，起义军的攻势虽被瓦解，但起义者加强了联合，活动范围也更加广阔，已波及湖广、河南和陕西交界处的大部分森林地带。明朝政府仍然保持着军事优势，但洪承畴等文官统帅感到，指挥左良玉那样的武人将领越来越困难了。到了第三阶段，也就是1637年至1641年，各路义军在张献忠和李自成的旗帜之下携手联合，形成了更为强大的军队。虽然1640年他们曾一度声势低落，但到1641年3月，张献忠在襄阳、李自成在洛阳大败杨嗣昌所率明军，从而恢复了义军的力量。在此关键的一年之后，明军失去了优势，而起义军的这两位领袖则萌发了改朝换代的雄心。

李自成起兵问鼎

指秦国的军队。死人不会说话，卜偃说这句话，背后必定有人指使。这个人有可能是狐偃，也有可能是先轸，总之是晋国的鹰派。这句话也不是凭空猜测，而是有准确的情报作为依据。两年前，秦国与郑国签订秘密盟约后，秦将杞子等人就一直留守在郑国，成为了秦国的驻外部队。听到晋文公去世的消息，他给秦穆公写了一封密信，信上说：“郑国人对我们很信任，要我们担任新郑北门的守卫任务。如果派大军潜行而来，里应外合，消灭郑国易于反掌。”这无疑是个馊点子。当年烛之武游说秦穆公不要打郑国的主意，最重要的理由就是秦国离郑国太远，中间还隔着晋国，就算消灭了郑国，好处也只能让晋国得到，对秦国没有任何意义。秦国的大夫蹇叔则进一步指出：“劳师袭远，是兵家大忌。部队从秦国出发到郑国，有千里之遥，怎么可能‘潜行’？不但郑国人会知道这个计划，晋国人也会知道。”坚决反对杞子的提议。用现代管理的语言来说，杞子的计划，不但目标的设定有问题，操作起来也不具备现实性。但秦穆公显然将晋文公的去世当做秦国称霸的一个契机，听不进蹇叔的劝阻，决定派百里孟明视、西乞术和白乙丙三人带部队前往郑国。孟明视是大夫百里奚的儿子，西乞术和白乙丙则是蹇叔的儿子。关于百里奚这个人物，《左传》与《史记》的记载有较大的出入：第一，公元前655年，晋献公灭虞国，俘虏了虞公和他的大夫井伯。后来晋献公将女儿嫁给秦穆公，将这两个人作为陪嫁的奴仆，一并送到了秦国。在《左传》的记载中，这两个人自此没有下文。而根据《史记》的记载，晋献公俘虏了“虞君及其大夫井伯百里奚”，则井伯即为百里奚无疑。《史记》又记载，百里奚在前往秦国途中，趁人不注意，偷偷地跑出了送亲队伍，而且流亡到楚国，被楚国人当做三无人员给抓了起来。秦穆公听公孙枝说百里奚有德有能，想花重金从楚国人手里将他赎回，但又怕动作太大，引起楚国人的警觉，于是派下人出面到楚国交涉，说：“我国有一个逃亡的奴仆百里奚现在贵国，请允许我们用五张羊皮将他赎回，以惩戒逃亡之人。”五张羊皮，在当时应该就是一个奴仆的价格。楚国人听了，也没怀疑什么，就把百里奚交给了秦国人。到了秦国，秦穆公亲自来迎接百里奚，一问年龄，已经七十了，老是老了点，然而满腹经纶，秦穆公和他谈了三天，如同当年周文王得到姜太公一般高兴，拜为大夫，令他主持国政。当时国人都戏称他为“五羊皮大夫”。百里奚又向秦穆公推荐了自己的朋友蹇叔，秦穆公于是将蹇叔也找来，拜为上大夫。虽然《史记》言之凿凿，但百里奚与井伯究竟是不是同一个人，在《左传》中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第二，公元前628年，秦国打算派兵袭击郑国。根据《左传》的记载，当时只有蹇叔站出来表示反对，则百里奚无疑已不在人世。秦穆公坚持要派兵，蹇叔牵着孟明视的手，说：“大侄子，我恐怕只能看见你出师，不能看见你回来了哟。”秦穆公知道了，派人警告蹇叔说：“你这老头子胡说八道个啥，如果不是活得长，你坟墓上的树都可以双手合抱了！”言下之意，我听你歪歪叽叽几十年，早听厌了。秦国大军从东门出发，蹇叔前往送行，看到自己的两个儿子雄纠纠、气昂昂地站在战车上，忍不住哭泣，嘱咐他们说：“此去郑国，一定要小心晋国人在殽（xiáo）地偷袭我军。殽地有一处山谷，地势险要，南边山麓是夏朝后皋的陵墓，北边山麓是周文王当年躲避风雨的地方。你们倘若死在那里，就由我这个老头子来替你们收拾尸骨吧。”但是根据《史记》的记载，当时反对出兵的不止蹇叔，还有百里奚。而且在秦军出发的时候，两个人都参与了“哭师”。仔细推敲起来，《史记》的记载有点不靠谱：公元前655年，百里奚已经七十岁，到公元前628年，百里奚如果还活着，则已有九十七岁。在那个年代，一个人活到九十七岁恐怕不太容易。因此，我们还是采用《左传》的观点，即：百里奚与井伯是两个人，孟明视出征的时候，百里奚已经去世。言归正传。公元前627年春天，偷袭郑国的秦军部队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了离郑国很近的王城雒邑。经过雒邑北门的时候，为了表示对天子的尊重，孟明视令战车上的弓手和持戟之士脱掉甲胄，下车步行。然而刚一过城门，秦军将士就纷纷跳上战车，动作十分彪悍。当时王孙满尚幼，站在城楼上看到这一幕，说：“秦军轻佻无礼，必定失败。轻佻则少谋，无礼则防备不周。身处险境又没有防备，且无谋略，哪能不败？”秦军公然经过雒邑，其用心已经昭然若揭。郑国如果有常驻雒邑的间谍或是外交人员，只要轻车快马走小路给新郑送去一封密报，秦军偷袭新郑的计划就得泡汤。然而，直到这个时候，郑国官方似乎仍然对近在眼前的危险毫不知情。新郑城内，一切有如往日般平静，秦将杞子等人带领的小支秦军部队仍然负责北门的警备，一丝不苟地检查着可疑人员的行李和证件。如果不是那个名叫弦高的郑国商人的出现，秦军这次千里奔袭郑国至少在战术上是成功的。弦高是来往于新郑与雒邑之间的商人。他的生意很简单，在郑国收购牛，贩到雒邑去卖，从中赚取差价。春秋时期，商人的政治地位相当低下，在“士、农、工、商”四大职业中属于垫底。但是，郑国的商人地位特殊，某些商人自郑桓公年代就与公室保持了良好的关系，甚至“世有盟誓”，休戚与共。据《国语》记载，郑桓公在王室担任司徒，听了史伯的建议，向东经营自己的势力，用大量的金钱贿赂雒东诸国，收买人心，背后想必就有商贾巨富为其撑腰。再加上郑国地处中原心脏，是南来北往的交道要冲，商业远比其他诸侯国发达，郑国商人地位因此比别国商人高也不足为奇。弦高是否与郑国公室有交往，《左传》没有明说。但是当他途经滑国，听到秦军入侵的消息之后，第一反应就是派人赶回新郑去，向郑穆公报告敌情。弦高自己则装作郑国的使者，带了四张牛皮和十二头肥牛前往秦军大营。见到秦军主将孟明视，他神态自若地说：“寡君听说您将带兵经过蔽国，特命在下来犒劳大军。”古人献礼，讲究先轻后重，弦高先以四张牛皮献给孟明视等人，然后再以十二头肥牛犒劳秦军将士，搞得像模像样。秦国人对他的身份没有产生任何怀疑。既然派使者前来劳军，说明郑国已经有准备，偷袭显然是不可能了。孟明视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他考虑再三，对西乞术和白乙丙说：“郑国有了防备，我们如果硬攻，很难攻克；如果围城，又没有后援，只能回去。”孟明视不想白跑一趟，顺手将滑国灭了，掳获大批财物，一路迤逦西行。而在新郑，郑穆公收到弦高的情报之后，派人到杞子等人居住的宾馆打探，发现秦军正在厉兵秣马，作战斗准备。他派人前去拜访杞子，说：“各位在敝国久居，将敝国存粮吃得也所剩无几了。现在听说你们将要远行，也没什么相送，郑国有块原圃，和秦国的具圃一样，是打猎的胜地，各位可以到那里自行方便，打几头麋鹿作为粮食，也好让敝国轻闲一下，如何？”话说得很客气，杞子等人听了却是满头大汗。没过多久，密探又送来孟明视大军撤离的消息。杞子知道机密泄露，大势已去，逃亡去了齐国，逢孙和杨孙则逃往宋国，驻守新郑北门的秦军部队也一哄而散。秦军劳师袭远，已经是一错；袭远不成，顺手灭掉滑国，又是一错。这两错的理由相同：郑国和滑国离秦国千里，就算灭了这两个国家，也无法管理，只能让他国得利。至于获得些许战利品，更不似大国所为，反倒像鸡鸣狗盗之徒。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孟明视自滑国起程的时候，晋国也正在酝酿袭击秦军的计划。刚刚继承君位的晋襄公主持了军事会议。先轸非常兴奋，说：“秦伯不听蹇叔的劝告，因一己之贪而劳累全国，是上天给我们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咱们必须讨伐秦军。”“我们尚未报答秦国人的恩惠，反而攻击秦国的部队，难道先君才死，你们就忘了他的立场了吗？”栾枝反驳道。“秦国不对我国先君的去世表示哀悼，还讨伐我同姓诸侯，是秦国人无礼，还谈什么报答？我听说一日放纵敌人，后患将波及几代人。祸及子孙，难道是先君的立场吗？”辩论的结果，先轸占了上风。晋襄公身穿黑色孝服发兵，并且策动姜戎部落派兵相助，前往殽山拦截秦军。秦军从雍城出发的时候，蹇叔一再叮嘱他的两个儿子要提防晋军在殽山打埋伏。但西乞术和白乙丙都没有将他的话放在心上，孟明视也放松了警惕，加上秦军在滑国掠夺了不少辎重，经过殽山山谷的时候，部队拖拖沓沓地，竟然拉了近十里长。从殽山的地形来看，恐怕只能说，秦国人完全是为了让敌人伏击才摆出这种长蛇般的行军队列。晋国人等秦军完全进入山谷后发动进攻，将秦军截成几段，分割包围。这一仗，秦军几乎全军覆没，孟明视、西乞术和白乙丙也成为了晋军的俘虏，从滑国抢回来的战利品，不消说，也成为了晋国人的战利品。获得“殽之战”的胜利后，晋国上下才为晋文公披麻戴孝。自晋献公年代，秦国与晋国就互相通婚，不是晋国将女儿嫁到秦国去，就是秦国将公主嫁到晋国来，双方借此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友好关系。后人将婚姻称为“秦晋之好”，就是出自这一段典故。然而，再好的婚姻也不过是政治的附属物，一旦政治利益发生冲突，两国就不免拔刀相向，将几十年的交情全部抛到了爪哇国。在这些错综复杂的政治与婚姻关系之中，女人虽然是弱者，却时常以其柔弱的力量影响着历史。公元前645年的韩原之战，晋惠公成为秦国的俘虏，正是因为他姐姐在秦穆公面前以死相挟，他才得以免受耻辱，并最终被释放回国。十八年之后的殽之战，秦军三帅成为晋国的俘虏，晋文公的遗孀文嬴希望能为秦国做一点事，便向儿子晋襄公请求释放这三个人，她说：“就是这三个人离间秦、晋两国君主，导致两国交兵。秦君如果得到这三个人，恨不得扒他们的皮，吃他们的肉，哪里用得着你动手？不如让他们回秦国去受死，以满足秦君的愿望。”文嬴是秦穆公的女儿，按照《左传》的记载，应当就是当年被立为夫人的怀嬴。晋文公死后方获得“文”的谥号，因此现在将怀嬴改称为文嬴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晋襄公听了文嬴的话，就把孟明视等人释放了。第二天上朝，先轸问起秦国战俘的事，晋襄公如实回答说：“母后为他们求情，我已经放他们走了。”先轸一听，暴跳如雷：“战士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战场上捉到他们，妇人用一两句话就将他们放跑了，这是损己利人的事，晋国离灭亡不远啦！”说完竟然不顾礼节，在晋襄公面前就吐了一口痰。晋襄公也醒悟过来了，命大夫阳处父去追孟明视。阳处父一直追到黄河边上，孟明视等人已经在秦国派来接应的船中。阳处父急中生智，解开战车左边的马，对孟明视说：“主公派我来送您一匹好马，请回来将马载走。”傻瓜才会回来。孟明视站在船头作了一个长辑，说：“感谢贵国国君的恩惠，没有将我们杀掉祭战鼓，使我们得以回秦国去接受惩罚。如果我回国被处以死刑，那是死而不朽；如果万幸得不死，三年之后必定回来拜谢（三年将拜君赐）！”秦穆公得到孟明视等人回国的消息，穿着白色的衣服亲自到雍城郊外迎接，见到他们就大哭说：“都怪我没听蹇叔的话，使得你们遭受耻辱，罪责全在我一人。”当场宣布孟明视仍然官复原职，并且说：“是我的过错，大夫何罪之有？我不会因为一次失败就埋没一个人的优点和能力。”【父子相残的人伦悲剧】春秋时期，王室衰微，各诸侯国你攻我伐，争夺“天下”这个有限的市场。周平王东迁到齐桓公兴起的近百年间，中原诸国虽有大小，然而实力相差并不十分悬殊，用现代市场理论来说，是完全竞争时期。待到齐桓公兴起，凭借雄厚的国力，通过军事与外交手段，以“尊王攘夷”为口号，胁迫或诱使其他国家听命于他的领导，霸主政治也随之产生，春秋的历史进入垄断竞争时期，少数几个寡头先后崛起，各领风骚数十年，产生了所谓的“春秋五霸”，即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当然，后人对“春秋五霸”这一说法，历来有很多不同意见。比如说，齐桓公被称为霸主，自然当之无愧。可是，与齐桓公同时崛起的楚成王，无论在实力上还是成就上，都不输于齐桓公，在某些方面似乎还略胜一筹。若论春秋之霸，楚成王不应被排在门外。比如说，宋襄公志大才疏，失仁失义，丧师辱国。若论斤两，充其量是一个鼻子上贴白药膏的丑角，可是仅仅因为曾经召集过一两次并不成功的会盟，便也将他列入五霸，有滥竽充数之嫌。又比如说，郑庄公挟天子以令诸侯，联合齐、鲁二国，纵横河雒之间，所向披靡，虽无会盟诸侯之举，已有号令诸侯之实，是否应该考虑将其也算作春秋一霸，而且是首霸？就算是齐桓公、晋文公两位最不受争议的入选者，后人也还是有诸多争议，焦点是：谁更胜一筹？站在不同的角度看，焦点问题也有诸多解读。比如说，在应对楚国的扩张这一问题上，齐桓公始终没有勇气与楚国放手一搏，在战略上处于守势；晋文公主动求战，而且大获全胜，有效地遏制了南风北渐。以此观之，晋文公胜。然而，齐桓公之所以不与楚国正面交锋，自有其不得已的原因。召陵之盟貌似不如城濮之战辉煌，但在其有限的条件下，也许是可能获得的最好成果，单以战争的成败论英雄，不能令人信服。若论及扶危救难，发扬国际人道主义精神，齐桓公似乎又胜晋文公一筹。如是争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恐永无定论。(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我的意见是：齐桓晋文，俱为豪杰，单以个人成就论，难以区分伯仲。但齐桓之霸，仅为个人之霸，由于不注重接班人的培养，在他死后，齐国陷入混乱的局面，国势每况愈下，齐国的霸业也被雨打风吹去，成为明日黄花。而晋文之霸，乃是晋国之霸，虽然其霸业甫成即撒手西去，晋国的霸业在一大批能人志士的共同努力之下，不但没有衰落，反而日益强盛。殽之战是在晋文公的葬礼尚未举行的情况下进行的。殽之战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晋国霸业方兴未艾的标志性事件。站在全面的、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晋文公完胜齐桓公。完胜的主要原因在于他坚持了以人为本，注重人才的使用和国民素质的培养。晋文公的人力资源战略其实很简单：大胆起用非公族的士大夫，让他们掌握实权。晋文公死后，正是狐偃、赵衰、先轸等非公族贵族作为晋国的主要支柱，继续辅佐晋襄公，维护了晋国的稳定和发展。晋文公用人唯贤，到了不拘一格的地步。《左传》记载，某年晋国的大臣胥臣臼季奉命出使他国，在冀（晋地名）的郊外住了一宿，看见一个叫郤缺的农夫在田里劳动，其妻为其送饭，态度十分恭敬，夫妻相敬如宾。臼季觉得很奇怪，于是向人打听，才知道这位郤缺原来是罪臣郤芮的儿子。（公元前636年，吕甥、郤芮密谋放火焚烧公宫而谋害晋文公，事败被杀。）臼季将郤缺带回绛都，向晋文公汇报了出使的情况之后，介绍郤缺说：“我找到一个有德之人，特此向你推荐。”晋文公一挑眉问：“你怎么知道他是有德之人？”臼季描述了一番他在冀郊田野里看到的现象，说：“敬重，是有德行的表现；夫妻相敬如宾，其人必有大德，可以帮您治理民众，恳请您一试！”见晋文公仍在犹豫，又说：“出门如见大宾，办事如同祭祀一般慎重，这样的人心地仁厚，可用！”晋文公沉吟了半晌，不无疑虑地问道：“他父亲犯有重罪，这样的人也可以用吗？”“此人是国之栋梁，不应该计较其先人的罪恶。当年鲧治水不力，

得有人去；我不知道是被一枪打死好呢，还是慢慢饿死好；我去；我也去；不用大家都去；士兵们可能不喜欢；他们也许会吓一跳，以为我们想逃跑，说不定正是这个原因他们才把那个伤了腿的人打死的；我们必须作出决定；多么小心也不过分，想想昨天出的事吧，无缘无故杀死了九个人，士兵们怕我们；我怕他们；我倒想知道，他们是不是也会失明；他们，指谁呀；士兵们；依我看，他们应当先瞎；大家都同意，但谁也没有问为什么，这里缺少一个说得出最好的理由的人，那样的话士兵们就不会开枪了。时间慢慢地过去，扩音器一直没有出声。你们掩埋了你们的死人吗，第一个宿舍的一个盲人没话找话，问道；还没有；开始发臭了，会把一切都感染的；好啊，让他们感染去吧，就我来说，在吃饭以前我连根稻草都不想动，不是有人说过吗，先吃饭，后刷锅；这个谚语用错了，不是这样的，通常人们埋葬死者之后才吃喝；到了我这里正好相反。几分钟以后，其中一个盲人说，我在思考一件事；什么事；怎样分食物，和原来一样，我们知道我们一共多少人，数一数食物有多少份，每个人分一部分，这是最简单最公平的办法；结果不是这样，有人什么也没有吃到；也有人吃了双份；分得不好；只要不遵守规矩就永远分不好；要是我们这里有个看得见的人就好了，哪怕只看得见一点；那他马上就会耍个花招，把大部分留给自己；不是有人说过吗，在瞎子的世界，谁有一只眼睛谁就是国王；别说什么谚语了；这里情况不正是这样吗；这里没有什么能自救的独眼人；依我看，最好的办法是按宿舍把食物等分成两份，每个宿舍负责分配自己的那一份；刚才说话的是谁；是我；我，我是谁；我；您是哪个宿舍的；第二个；看到了吧，太狡猾了，你们人少，当然有利，吃得比我们多，我们宿舍可是住满了人；我只是说这样最方便；还有人说过，谁不拿大份，谁就是傻子，要么就是太笨，他妈的，给我住嘴，不要再说什么有人说过了，听见这些谚语我就心烦；本应当把所有食物都拿到食堂里去，每个宿舍选出三个人去分，有六个人清点，就不会有弄错或者耍诡计的危险；要是他们说，我们宿舍有多少多少人，我们怎样知道他们说的是不是实话呢；我们在和诚实的人打交道；这话也有人说过；不，是我说的；喂，绅士，实际上我们都是饥饿的人。仿佛人们等待的是暗号提示或者芝麻开门之类的咒语，扩音器里的声音终于响了起来，注意，注意，现在允许你们来取食物，但是必须小心，如果有人太靠近大门，会听到第一次口头警告，假如不立即回去，第二次警告就是一颗子弹。盲人们开始慢慢往前走，一些自信心强的径直朝他们认为的门口方向走去，另一些辨别方向的能力较差，没有把握，宁愿摸着墙往前，这样不可能出错，到了尽头只要拐个弯就到门口了。扩音器开始重复刚才的命令，声音威严急躁，即使没有任何疑心的人也注意到了其间口气的变化，盲人们都大吃一惊，其中一个盲人宣布，我不去了，他们想把我们引到外边，然后通通杀死；我也不出去了，另一个人说；我也一样，第三个人也说。他们停下来，犹豫不定，几个人想去，但恐惧渐渐控制了所有人的身心。扩音器里的声音又响起来，如果三分钟内没有人来取，我们就把食物收回。威胁没有战胜恐惧，只是把恐惧推进了头脑中最深的洞穴，它像被追赶的动物一样等待进攻的时机。盲人们战战兢兢，每个人都往别人身后躲，最后才慢慢来到门外的平台上。他们看不见饭盒没有放在绳子扶手旁边，他们本指望能在那里找到，不知道士兵们是不是因为害怕被传染，不肯靠近所有盲人都抓过的绳子。现在饭盒摞在一起，位置大概在医生的妻子取铁锹的地方。往前走，往前走，中士命令道。盲人们在混乱中想排成一行，依次前行，但中士又冲着他们喊起来，饭盒没有在那里，松开手，不要抓着绳子，往右边走，你们的右边，你们的右边，一群蠢蛋，没有眼睛也该知道你们的右手在哪边。这个提醒来得及时，因为几个头脑严谨的盲人按字面含义理解这个命令，以为右边自然就是指说话人的右边，所以就想从绳子下面钻过去，再去寻找只有上帝才知道在什么地方的食物。若是在其他场合，这笨拙的表演准能让最严肃的看客也放声大笑，几个盲人爬着前行，脸像猪一样贴着地面，一只胳膊伸到面前在空中摆动，另一些盲人也许因为没有屋子的保护而害怕被白色的空间吞噬，拼命抓住绳子，紧张地侧耳倾听，等着头一个找到饭盒的人发出喊叫声。士兵们的愿望是用手中的武器瞄准，毫不留情地把眼前那些低能儿通通击毙，他们就像瘸腿的螃蟹一样，一边爬还一边舞动笨拙的螯足寻找失去的腿。他们知道，今天上午团长在军营说过，盲人的问题只能靠把他们全都从肉体上消灭来解决，包括已经失明和必将失明的人，无须假惺惺地考虑什么人道主义，团长的话与切除坏死的肢体以拯救生命的说法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解释说，狗死了，它的狂犬病自然就治好了。一些士兵不够聪明，听不懂这漂亮的比喻，难以理解疯狗与这些盲人有什么相干，但是，一位团长的话，即使是用的比喻，也必定字字千斤，他所想所说和所做的一切必定有理，否则在军旅中就升不到如此高的职位。一个盲人终于碰到了饭盒，搂住饭盒大声喊叫，在这里，在这里；如果这个人有一天恢复了视力，可以肯定，他在有机会宣布这个特大喜讯的时候不会比现在更兴奋。在几秒钟的时间里，其他盲人也扑到饭盒上，手脚并用地往自己身边拽，个个争先恐后，我拿走，我拿走。留在那边抓着绳子的盲人们顿时紧张起来，现在他们害怕的是由于懒惰或者胆小受到惩罚，被排斥在食物分配之外，啊，谁让你们当初不愿意撅着屁股在地上爬，不愿意冒挨枪弹的危险，好，那就不要吃饭了，想想人们常说的吧，不冒险者不得食。在这种有决定意义的思想推动下，一个盲人丢开绳子，把双臂举到空中朝嘈杂声那边走去，他们不能丢开我。但是，叫喊声突然停止，只留下在地上爬行的声音，沉闷的惊叹声和来自四面八方又不知具体何处的纷杂混乱的响动。他停下来，不知如何是好，想返回绳子那边，抓住绳子就能安下心来，但又辨不清方向，白色的天空没有星星闪耀，现在只听到中士下达指示的声音，但中士是在指挥那些带着饭盒的人们回到台阶上，他的指示只对那些人有意义，要想到达目的地取决于所在的位置。之前抓着绳子的盲人，只需沿原路返回，现在他们正站在平台上等着其他人到来。丢开绳子的盲人不敢从所在的地方挪动一步，焦急之下他大喊一声，请你们帮帮我，他不知道，士兵们已经用步枪瞄准了他，单等他踩到那条无形的生死线上。喂，瞎子，你怎么待在那儿不动，中士问，口气里带着一点儿紧张，确实，他不同意团长的意见，谁知道灾难明天是不是来敲我的门呢。至于士兵，人们清楚，命令他们杀人他们就杀人，命令他们去送死他们就去送死。没有我发话不准开枪，中士喊道。这句话让盲人明白了自己的危险处境。他跪到地上，哀求道，请帮帮我，告诉我该往哪里走。瞎子，走过来，走过来，那边一个士兵假装用友好的口气说道。盲人站起来，走了三步又停下来，觉得对方用的动词可疑，走过来不同于走回去，走过来是指朝这边走，朝这个方向走，是让你到喊你的地方去，在那里子弹可以把你的失明症变成另一种失明。这是一个人品恶劣的士兵干的，可以称为罪恶行为，中士立即大吼两声加以制止，站住，向后转，接着他又严厉地训斥不守纪律的士兵，看来他属于人们不应当把枪交到其手中的那类人。听到中士善意的干预，已经到了平台的盲人们欢欣鼓舞，发出惊天动地的喊声，这喊声成了迷失方向的盲人的指南针。他塌下心来，径直朝前走去，继续喊吧，继续喊吧，他说，而那些盲人热情地为他鼓掌欢呼，活像在观看一个竭尽全力的运动员进行漫长而激动人心的冲刺。之后盲人们纷纷拥抱他，这举动确实并不过分，只有在逆境中，不论是在已证实的还是可能出现的逆境中，人们才能结识朋友。亲密无间的关系没有持续多久。几个盲人利用别人激情澎湃的机会带上几个饭盒偷偷溜走了，能拿多少就拿多少，即使是为了防备分配不公，显然这也是不讲信义的做法。不管怎么说，总还有诚实的人在，现在他们愤怒地表示，这样下去无法生活；如果我们不能相互信任，结局会怎么样呢，一些人富于辞令地问道，话说得却很有道理；另一些则威胁说，那些浑蛋是请求我们赏他们一顿老拳，实际上那些人并没有提出请求，不过人人都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再者，这种稍加修饰的粗野说法只有在无比贴切的情境下才能得到原谅。回到天井以后，盲人们一致同意，解决这一微妙形势中已出现的问题最实用的办法，是两个宿舍平分剩下的饭盒，幸好饭盒是双数，另外，两个宿舍出同等数目的人组成一个调查委员会，以收回失去的饭盒，也就是说被偷走的饭盒。他们还用了一些时间讨论先后的问题，好像这已经成为习惯，即应当先吃饭后调查，还是先调查后吃饭。占上风的意见是，鉴于大家一连许多小时没有吃东西，最好是先把胃安抚一下，然后再进行调查；不要忘记，你们还要掩埋你们的人，第一个宿舍有人说；我们还没有把他们杀死呢，你就想让我们埋吗，第二个宿舍一个爱开玩笑的人回答说，他兴致勃勃地玩了个文字游戏，大家都笑了。但是，他们不一会儿就得知，那些无赖没有在宿舍里。两个宿舍门口一直都有在等着吃东西的盲人，他们说确实听见有人从走廊里走过，并且走得很急，不过没有任何人走进宿舍，更不要说拿着饭盒的人了，关于这一点他们可以发誓。有人提出，找出那些家伙最可靠的方法是所有人都回到各自的床上去，空着的就是那些贼的床了，这样，等他们舔着嘴唇从藏身的地方回来时大家一齐扑上去，让他们学会遵守集体财产的神圣原则。然而，按照这个及时而又具有深刻的公平意识的建议行事有严重的不妥之处，就是必须先把人们盼望已久而现在已经凉了的早饭搁在一边，并且还不能预见要推迟到什么时候才用餐。我们先吃饭吧，一个盲人说，大部分人认为应当这样，最好还是先吃饭。可惜，遭到无耻之徒们的偷窃之后，剩下的饭很少。这时候，那些窃贼正躲在这座破旧不堪的大楼里某个地方大吃大嚼，每个人吃两份或者三份，突然间伙食大大改善，有牛奶和咖啡，当然是凉的，还有饼干面包加人造黄油，而正经人却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满足于吃原来的二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一，甚至更少，并且食物品种还不齐全。就在人们闷闷不乐地嚼着无糖饼干的时候，外面响起扩音器的声音，第一个宿舍的一些人也听到了，是叫受传染者去取他们那部分食物。一个盲人显然受到了刚刚发生的违规行为造成的恶劣气氛的影响，突发奇想，如果我们去天井等着那些人，他们看见我们一定会吓一跳，说不定会丢下一两个饭盒。但医生说他认为这样不好，惩罚没有过错的人是不公正的。大家都吃完饭，医生的妻子和戴墨镜的姑娘把硬纸板饭盒，盛牛奶和咖啡的容器，纸杯和一切不能吃的东西送到花园里，我们必须把垃圾烧掉，医生的妻子回来以后说，消灭可恶的苍蝇。盲人们坐在各自的床上，等着逃离羊群的母羊回来。他们是公羊，一个粗里粗气的声音说，这里所说的公羊寓指王八，即其妻子与别的男子私通的男人，不过他不会想到，在牧人们的语汇中，公羊就是公羊，并无其他寓意，这算不上什么过错。但是，那几个混账东西一直没有出现，大概担心会有什么不测，他们当中肯定也有能想出赏他们一顿老拳的主意那样有远见的人。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一两个盲人已经躺在床上，有的甚至睡着了。亲爱的先生们，吃了睡，睡了吃，这算怎么回事呀。仔细分析一下，也不全是坏事，只要不缺食物，因为没有食物就活不下去，这倒像是住在旅馆里一样。相反，外面的盲人不知受了多少苦难呀，在城里，确实如此。跌跌撞撞地在街上走，所有人都躲避他，家里人提心吊胆，不敢接近他们，什么母子亲情，说说而已，也和这里一样，把人关进一个房间，把食物放在门口，那就算是大恩大德了。如果不带偏见，不让怒气模糊你的理智，冷眼看看现在的情况，就不得不承认当局决定把盲人集中在一起颇具眼光，物以类聚是择邻的金科玉律，就像麻风病人一样，毫无疑问，最里边那位医生在谈到我们应该组织起来的时候说得对，确实，问题在于要组织起来，首要的是食物，其次便是组织起来，两者在生活中都必不可少，挑选一些遵守纪律并且能够约束别人的人领导这一切，为共同生活建立起所有人都认同的规矩，都是些简单事情，清扫，整理，洗涤，对此我们不能抱怨，他们甚至给我们送来了肥皂和洗涤剂，要保持床铺整洁，重要的是我们不要丧失自尊自爱，避免与军人发生冲突，他们看管我们是在履行义务，至于死者，我们已经死得够多了，问一问这里谁愿意在晚上讲讲故事，故事，寓言，笑话，都行，请想一想，要是有人熟背《圣经》我们就算有运气了，让我们重温一切，从《创世记》开始，重要的是既自己讲又听别人讲，可惜没有一台收音机，音乐永远是很大的消遣，我们还可以听新闻，例如是不是发现了治愈我们这种病的方法，若是果真能发现，我们该多高兴呢。不可避免的事发生了。街上传来枪声。他们来杀我们了，有人喊。不要慌，医生说，我们应当合理推断，如果是来杀我们的，会到里边来开枪，而不在外面。医生说得对，是中士下令朝空中开枪的，并非某个指头扣着扳机的士兵突然失明；完全可以理解，从几辆公共汽车上磕磕绊绊下来许多盲人，不这样就不能管住他们，让他们遵守秩序；卫生部通知陆军部说，我们要运去四车盲人；一共多少；二百人左右；把这些人塞到哪里呢，盲人们的宿舍是右侧的三间，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全部装满也只能容下一百二十人，除去我们被迫打死的那些，现在住着的有六七十人；有办法，把所有宿舍都用上；这样的话受传染者就和盲人直接接触了；更可能的是，那些人迟早要失明，就当前的形势来看，我估计我们都被传染了，显然没有一个人不曾看见过盲人；我倒要问一问，既然盲人看不见，他怎能通过目光传播失明症呢；我的将军，这是世界上最符合逻辑的疾病，失明的眼睛把失明症传给能看的眼睛，还有比这更简单的问题吗；我们这里有一位上校，他认为解决办法应当是盲人一出现就立即把他们杀死；以死人代替盲人不会使情况有很大改善；失明不等于死亡；对，但死人都是盲人；好吧，就来二百来人；好；怎样处理公共汽车司机呢；也把他们关到里面。同一天傍晚，陆军部长致电卫生部长，您想知道件新鲜事吗，我对您提到的那位上校失明了；现在要看看他对自己原来出的主意怎么想了；他已经想过了，朝头上开了一枪；好，先生，态度前后一致；陆军随时准备做出榜样。大门完全敞开了。根据兵营的习惯，中士命令盲人们排成五人一行的纵队，但盲人弄不准数目，排出的队伍有时候多于五个人，有时候又少了，结果所有人都挤在大门口，他们毕竟是平民，缺乏秩序感，甚至没有想到让女人和儿童到前边去，像在海难中那样。这里必须说一下，免得大家忘记，枪并非都是朝空中开的，一个公共汽车司机拒绝和盲人们一起进去，抗议说他看得清清楚楚，结果呢，三秒钟后就证明卫生部长说得对，死人都是盲人。中士下达我们已经知道的命令，朝前走，上面有个六级的台阶，六级，到了那里以后要慢慢行走，如果有人在那里绊了跤，我可不愿意去想会发生什么情况，他唯一没有告诫的是沿着绳子走，这可以理解，如果让盲人

清政府也曾试图制止衙役们的非法勒索，下令禁止征敛耗银。故宫博物院：《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第4—5页；《圣祖实录》第四卷，第2—3页，第五卷，第8—9页。?1660至1661年间任大学士的10名汉官中，有7名是直隶、山东及山西人氏。在1662到1675年间垄断了大学士职位的北方汉人，绝大多数是17世纪40年代早期的进士及第者。接着，从70年代后期开始，直至80年代末，新一代科举及第的高级官员接管了翰林院与康熙皇帝的南书房。他们主要是在陈之遴、陈名夏权力鼎盛时期通过殿试的南方人。关于康熙年间籍贯与党争的讨论，见凯斯勒：《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第31页；米勒：《派系斗争》，第117—121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208—210页。?本章的标题及结语，当然是受到了卡瓦菲名诗《盼望蛮人》的启发。见C.P.卡瓦菲：《诗集（1896—1918）》，第108页。?第十五章从明至清的忠君思想中央集权易于将规则性因素强加于日常事务；它能娴熟地管理社会控制的各个细节；制止初露端倪的乱迹和微末的越轨行为；维持这种既不能称为堕落，也不能名之进步的社会现状；使社会处于一种行政官员习于称为秩序井然和社会安宁的困倦的管理状态。一句话，这种体制长于防范，而非有所作为。阿列克斯德·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第91页1660至1661年清廷发动进攻的结果，是使遭到失败与羞辱的江南士绅彻底气馁了。如今，严肃的抗清复明思想几乎烟消云散。当然，社会上的盗匪事件仍不时发生。尽管著名的张三终于在17世纪60年代被巡抚韩心康的部下抓获，但清朝苏州当局彻底剿灭太湖地区的不法分子仍需要几年时间。不过，由于一个政治上的原因，复明的旗帜落入了一些骗子和伪君子的手中。例如，1666年，清廷发现自称是明室后裔的朱光辅和朱拱橺一直在平湖（嘉兴府）和常熟（苏州府）封拜明朝的官爵。起初，这些精心封缄和空话连篇的“伪札”，使巡抚衙门想起了郑成功北伐之前到处颁发的那种委任状。但是，就连对有关明朝残余势力的阴谋的流言都高度敏感的清朝当局也很快意识到，这与其说是政治阴谋，不如说是一场骗局。二朱实际上是在通过以严君甫为首的一群学医的人和炼丹家去出卖委任状，“布散伪札伪旗”（答应复明以后授以高官厚爵），而严君甫则专门以其炼丹术行骗为生。与这些伪札一起被发现的，还有一个被这些骗子称为周代王室珍宝的精巧华丽的小玩艺。简而言之，他们的复明阴谋不过是一场闹剧，既是针对空想家的欺骗，又是迎合不识时务者的空想。

最后的明朝忠臣

公德与良知

。反正报纸上看不出颜色来。报纸照片显示的只有车子的大小，婴儿死处的亮光。现在婴儿们是永远不为人所见了，因为做母亲的甚至没给他们充满信任感的脸蛋拍过一张快照。萨尔跳起来，尖叫：“啊！瞧啊！一只甲虫！”还跺在她母亲的脚上。玛维斯刚刚说过“是的，女士，他每天回家吃晚饭”，可是不明白这件事有什么意义：有个每天回家的丈夫。有点什么意思吧。记者走了之后，她想去看看萨尔在她侧胁上掐出的伤，可弗兰克还在卫生间，大概睡着了，去打扰他可不是好主意。她想从沙发塑料面的缝隙中抠出土豆片的碎渣，但她想去的地方是凯迪拉克车里。车不是她的；是他的，可是玛维斯可能爱那车胜过他，就对他撒谎说备用钥匙丢了。琼恩临走时，她最后说的话就是：“车子可不是新的。有三年了。是六五型的。”要是可能的话，她宁愿睡在车里的后座上，蜷在那对双胞胎待过的地方，他们俩才是唯一乐于有她陪伴，不向她挑事的人。她当然不能睡在那儿。弗兰克告诉她，她这辈子最好别再碰那辆凯迪拉克，更不用说开它了。所以当她偷开的时候，她和别人一样吃惊。“你没事吧？”弗兰克已经躺在了被子底下，玛维斯吓醒了，那一惊很快就融进熟悉的恐惧中。“我没事。”她摸着黑想找出点线索。尽量提前感觉到、嗅到他的情绪。但他是一片空白，就像报纸采访当晚的饭桌一样。完美的肉条（不太紧，也不太松——用两个鸡蛋成就了这种不同）应该让他吃得高兴了。饭菜和他都达到了一种平衡：吃进了足够的，手里还有足够的。无论如何，他在饭桌上还是平和的，甚至是爱说笑的，而余下的孩子则大胆随便。萨尔用她的盘子撬开了弗兰克的旧刮脸刀，问了她父亲一系列的问题，每个问题的开头都是“这刀快得能……”。而弗兰克就会回答说“能剃下巴的胡须也能切断软骨”或者“割掉一只臭虫的眼睫毛”，引得萨尔哈哈大笑。当比利·詹姆斯把酷爱牌饮料吐到玛维斯的盘子里时，他父亲说道：“把番茄酱递给我，弗兰基；比利，别拿你妈的饭菜闹着玩儿了，听见没有？”她没想到会花费这么多时间，看着家人在晚餐桌前的样子，高兴地听着别人的笑话，她知道弗兰克是放任孩子这样做的。办报纸的人一心想有些抓住人心的消息，而琼恩，“《信使报》唯一的女记者”，则具有人情味。弗兰克在床垫上弄出调整姿势的响声时，玛维斯没打算做出坚强的样子。他穿着短裤了吗？要是她知道这一点，就会明白他是不是想和她亲热，可是她不碰他就没法弄清。弗兰克像是要满足她的好奇心似的，猛地弹了一下他拳击短裤的腰带。玛维斯松了口气，让自己叹出声，希望听着像是打鼾。她那声叹气还没完，被子已经被掀掉了。他把她的睡袍拉上去，遮住她的脸。她听凭他摆布。她判断错了。又一次。他是要先做这事，然后再做其他的。余下的孩子会躲在门外窃笑，萨尔的目光还会像刚听到那一事故时一样冷酷和不肯原谅。在弗兰克上床之前，玛维斯正在想她该做一些重要的事情，可想不起是什么事了。就在她刚想起来时，弗兰克问了她是不是没事。现在她觉得自己真的没事了，因为她忘掉的那件重要的事再也不必做了。眼下这事会像通常情况下一样很快就干完呢，还是没完没了地在一种无言的疲惫中渐渐衰退？两种情况都不是。他没有穿透——只是来回蹭着达到高潮，一边隔着蒙着她脸的睡衣咬着她的一绺头发。她简直成了一个真人大小的“破衣烂衫的安”了。事过之后，他摸着黑对她说：“我不知道，玛维（“玛维斯”的昵称。）。我就是不知道。”“什么？你指的是什么？你不知道什么？”她该这么说吗？还是干脆什么也不说？玛维斯选择了保持沉默，因为她恍然大悟他不是在和她而是在和门外窃笑的其他孩子说话。“也许，”他说，“也许我们能把这事处理好。也许不成。我真的不知道。”随后，他打了个大哈欠，“看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她知道，这是一个信号——给萨尔，给弗兰基，给比利·詹姆斯的信号。她等候着，一直到天亮也没合过一会儿眼。弗兰克睡得很沉（他一停止闷死或勒死她就倒头入睡了），她原可以立刻溜下床，打开门，不光是为了吸点户外的空气。她确知萨尔就蹲在那儿——准备着猛扑上来或者抓住她的腿。她会缩起上唇露出十一岁的牙齿——对于要大吼的嘴来讲，那一口牙太大了。玛维斯想，天亮是关键。他们会同意用夹子整治她，但或许还没设下。她必须全神贯注地把它找出来——在它弹起之前。第一道灰亮出现的时候，玛维斯慢慢地下了床。如果弗兰克醒了，这事就完了。她抄起一条红色休闲裤和一件蠢鸭牌运动衫，就进了卫生间。她从篮子里取出一件脏乳罩，麻利地穿戴起来。没有短衬裤，而且她也不能回到卧室去取她的鞋。经过余下的孩子的房间是一件大事。门开着，虽然没有声音从里面传出来，但玛维斯一想到要接近那儿，就感到发冷。过道尽头的左侧是不大的厨房兼餐室，右侧则是客厅。她得决定走哪条路再跑过那个门口。他们大概会以为她像往常一样径直到厨房去，看来她该直奔前门。也许他们盘算着她会改变习惯，根本没在厨房里放夹子。她突然想起，她的钱包还在客厅的电视柜上，那个小柜子在电视机坏了以后就充当杂物箱了。而备用钥匙就别在钱包内层的一处破口下。玛维斯屏住呼吸，面对黑暗睁大眼睛，快步走过余下的孩子敞开的房门。由于背对着可能有危险的方向，她感到燥汗和湿冷一起袭来。她不仅想起来了放钱包的地方，还记起了萨尔的高筒橡胶靴就在前门口。玛维斯抓过钱包，把脚伸进女儿的黄色靴子，就逃到了前门廊。她没朝厨房的方向看，而且后来再没看到那地方了。她出屋门时太紧张了，直到把凯迪拉克从路边开出来，才意识到还没想好下一步该怎么办。她朝佩格家开去。她和那女人并不很熟，但她在葬礼上流的眼泪很让玛维斯感动。她一直想对她了解更多些，但弗兰克总有些办法阻止她们的相识变成友情。一盏路灯似乎在几英里之外，太阳又不情愿升起，因此她找起佩格家来很费了一番劲儿。当她总算找到了的时候，就把车停在街对面，等着天大亮再去敲门。周围一片静谧。矮牵牛花丛中有个木雕女孩，面部遮在一顶鲜蓝色的女帽下面，斜握着一只喷壶，脚边围着一群大大小小雕刻的鸭子。边缘分明、修剪齐整的草坪看着就像名贵羊毛地毯的样品。一切都是静止的，小风车和周围的常青藤也一动不动。不过，房子旁边一株比佩格家房顶还要高、还要老的莎伦玫瑰却在摇晃，在空调排出的空气中舞摆，将蓬乱的花朵和花蕾垂向草丛。那样子像野花，玛维斯的脉搏随着它的舞动剧烈跳动起来。凯迪拉克里的时钟显示才五点半。玛维斯决定先开车转上一会儿，到合宜的时间再回来。大概在六点吧。但是到那个钟点，他们也会起床了，而弗兰克就会发现车给开走了。他肯定会报警的。玛维斯从路边驶开，为自己的愚笨又伤心又惊恐。不光是邻居们熟悉这辆汽车，而且今天的报纸上还会登出汽车的照片。弗兰克刚买下车开回家的那天，街上的男人围过来拍拍车顶，把头伸进车里嗅着，还按了喇叭，哈哈大笑。他们笑了又笑，因为车主不得不隔两三个星期就借一次割草机；因为车主家的窗户上没有窗纱，家中没有可以看的电视机；因为三个月前他家前廊的六根柱子才漆了两根白漆，其余的还漆着黄色；因为车主整宿睡在他买来、停在自家门前的这辆车的方向盘后面。而邻家的女人们见玛维斯在阴天里戴着墨镜开车带孩子去白堡，都直愣愣地瞪眼看着，不停地摇头。她们仿佛从一开始就知道，这辆凯迪拉克有一天会臭名远扬。玛维斯用每小时二十英里的慢速驶上了一二一号公路，多亏有天亮前的余暗掩护。她驶过县医院门前时，一辆救护车静悄悄地滑出车道。明亮的急救灯射出的灯光将白底绿色的十字照进黑暗中。她曾经在那里当过十五次病人——其中四次是因为生育。在倒数第二次因为双胞胎出生而住院时，玛维斯的母亲从新泽西赶来帮忙。她操持家务，照顾其他孩子。三天后双胞胎出生了，她就回到帕特森去了——玛维斯估摸着有三小时的车程。她可以在《秘密风暴》开演前赶到那里，她整整一个夏天都没赶上看那部影片。在一处代卖饮食的加油站，玛维斯查看了她的钱包，然后才回应加油工。在她的驾驶执照后面折着三张十美元的钞票。“十。”她说。“十加仑的油还是十美元的油，女士？”“十加仑。”玛维斯注意到旁边的停车场上，一个早餐亭的窗子映出晨曦的珊瑚色。“那地方开门吗？”她盖过高速路上卡车的轰响喊道。“开门，女士。”她轻快地在砾石路上朝早餐亭走去。亭内，女售货员在柜台后边吃着酸苹果馅饼和粗燕麦粥。她用一块餐巾盖上盘子，又抹了下嘴角，然后才问玛维斯早上好和要什么。玛维斯拿着一纸杯咖啡和用餐纸包着的两个甜甜圈往外走的时候，在出口宣传Hires牌饮料的镜子里看到了女售货员在咧嘴笑。那笑容让她走回加油站的一路上都心里别扭，跨进车里才看到脚上那双鲜黄色的靴子。她把车驶离加油站，停在早餐亭背后，然后把早餐放到仪表板上，同时在储物箱里翻弄着。她找出了一品脱未开的时代品牌威士忌，还有一瓶剩下一英寸左右高的苏格兰威士忌，一些餐巾纸，一个咬环，几根橡皮筋，一双脏袜子，一只电池已耗尽的手电筒，一管唇膏，一张佛罗里达地图，几卷去口臭的薄荷糖和一些交通罚单。她把咬环放进钱包，把头发编成一条难看的小辫子，从橡皮筋里伸出来的松散部分就像鸡毛。她还用陌生人的唇膏在嘴上涂了涂，随后便在座位上坐好，啜饮起咖啡来。她刚才太紧张，没有要牛奶或糖，只是要了黑咖啡，现在没法强迫自己喝下第三口了。那陌生人的唇膏把纸杯边缘蹭得乱七八糟。凯迪拉克每跑九十英里就要喝掉十加仑汽油。玛维斯没想好是先给她母亲打电话还是一直开到母亲家。后一种设想似乎更精明。弗兰克这时可能已经或者随时会给岳母打电话。让她母亲如实回答会更好：“我不知道她在哪儿。”到帕特森的车程是五小时，不是三小时，等她看到路标时，只有四美元七十六美分了。油表已经指到零了。街道比她记忆中要窄，店铺也不一样了。朝北的树叶已开始变黄。驱车在树木形成的阳光斑驳的夹道中，她觉得道路似是向前滑行而不是向后退去。她的车速越快，前面的路越长。凯迪拉克在离她母亲的房子一个街区的地方就停下了，但玛维斯勉强穿过十字路口，把车停在了路边。来得太早了。在孩子们下午被接走之前，她母亲不会从幼儿园回家的。房门钥匙没再放在驯鹿模型的下边，于是玛维斯便坐在后门廊上挣扎着脱掉那双黄靴子。那双脚看着就像不是她的。早在五点半钟，玛维斯还在盯着佩格家的莎伦玫瑰时，弗兰克就已经打过电话了。勃迪·古德罗告诉玛维斯，说她跟他讲不知道他到底在说些什么，他以为他是什么人，竟把她从睡眠中叫醒，然后就挂断了电话。老太太不高兴。当时不高兴，后来当她女儿像是黑洞中出来的蝙蝠似的轻敲着厨房窗户时还是不高兴，她一开门就是这么说的：“丫头，你那样子就像是从黑洞中出来的一只蝙蝠。你穿着一双孩子的鞋到这儿来干吗？”“妈，就让我进去吧，好吗？”勃迪·古德罗只有一块牛肝凑合够两个人吃。母女两人在厨房吃饭，玛维斯现在像模像样了——洗漱梳头，服了阿司匹林，还穿着勃迪有些大的便服。“好啦，让我明白明白吧。我倒不是非听不可。”玛维斯还想再来些小豌豆，把碗歪过来看还有没有剩下的。“我能够明白你这次来的原因，你知道。谁都明白，”勃迪继续说，“有个蚊子脑袋就能想明白。”碗里还有些。两三汤匙吧。玛维斯把剩下的小豌豆全都拨到自己的盘子里。不知道有没有饭后甜食。她母亲的盘子里还有不少炸土豆片。“你还吃那些吗，妈？”勃迪把她的盘子推给玛维斯。盘里还有一小块牛肝和一些洋葱。玛维斯把这些统统刮到了自己的盘子里。“你还有孩子们嘛。孩子是需要母亲的。我知道你挺住了，亲爱的，可你确实还有余下的孩子啊。”牛肝做得好极了。她母亲总是把紧绷绷的外膜剥得干干净净。“妈，”玛维斯用一张餐巾纸擦了擦嘴唇，“你为什么不去参加葬礼呢？”勃迪挺直了身板。“你们没收到汇款吗？还有花？”“我们收到了。”“那你们就知道为什么了。我得作出选择——帮助埋葬他们还是花钱来回坐车。我没那么多钱两样都办到。我跟你全讲过了。我直截了当地问过你们怎么做更好，而你们俩都说要钱。你们俩都是这么说的，两个人。”“他们要杀死我，妈。”“你想让我在余生里一直头顶着那个负担吗？我还没为你和那些孩子尽够一切力吗？”“他们已经要下手了，可我逃了出来。”“你是我所有的一切，如今你的兄弟们已经不在了，他们让人开枪打死了，就像——”勃迪拍了一下桌子。“他们无权杀死我。”“什么？”“他在让余下的孩子这么做。”“什么？做什么？说出来，让我能听清楚你的话。”“我说的是他们打算杀死我。”“他们？谁？弗兰克？怎么是他们？”“他们所有的人。孩子们也一样。”“杀死你？你的孩子们？”玛维斯点着头。勃迪·古德罗先是大睁着眼睛，继而用手撑住前额，低头看着膝头。有一阵子，母女俩谁也没说话，可是后来，勃迪在水池边问道：“那对双胞胎也想杀死你吗？”玛维斯瞪着她母亲。“不！噢，不，妈！你疯了吗？他们还是婴儿哪！”“好啊。好啊。只是问一问。这不正常，你知道，以为小孩子们……”“不正常？这是——这是邪恶！但是他们会照他说的做。现在他们什么都做得出来。他们已经试过了，妈！”“怎么试的？他们做了什么？”“萨尔有一把剃刀，他们都瞧着我笑。时时刻刻都盯着我。”“萨尔拿那把剃刀干了什么？”“她把剃刀放到她吃饭的盘子旁边，一直看着我。他们都看着我。”两个女人都没再谈这件事，因为勃迪告诉玛维斯，如果——而且也只有她不再这么说话，她才能住在这儿。她不会告诉弗兰克——就算他再来电话—也不会告诉别人玛维斯在她这儿，而如果她再说一个关于杀人的字眼，她就马上给他打电话。过了一星期，玛维斯又上路了，不过这次她心中有了打算。几天之前，她听到她母亲小声对着电话话筒说：“你最好尽快到这儿来，我指的是马上。”随后，玛维斯趁着勃迪在游戏校园公司上班，边绕着房子走边想：钱，阿司匹林，油漆，内衣；钱，阿司匹林，油漆，内衣。她取出了她能够找到的前面两样：两封褐色政府公函里的支票和两个拜耳瓶子，信封原是摆在她的一个战死兄弟的照片前面。她从勃迪的首饰盒里拿出了一副仿钻石耳夹，偷回了她母亲认为藏得严严实实的汽车钥匙；把剪草机里的两加仑汽油倒进了凯迪拉克的油箱，然后把车开出去再多加些油。在纽瓦克，她发现了一家叫施勃伯爵的喷漆店，便在基督教青年会宿舍待了两天，直到把车喷成了品红色。广告上说的二十九美元原来只是对标准规格的汽车而言，对这辆凯迪拉克，他们找她要了六十九美元。至于内衣和带皮带的凉鞋，她是在伍尔沃思连锁店里买的。在“好愿”二手商店，她买了一套浅蓝色套装，料子是速干的；还买了一件白色纯棉套头衫。她心想，穿这些东西去加利福尼亚正合适。正合适。她在身边的座位上放着一份新版的行车地图，从纽瓦克驶出，加速向七○号路驶去。随着东部被甩得越来越远，她的心情也越来越愉快了。以前她只有一次这么愉快过，那还是小时候乘转盘火箭的事呢。当火箭向下俯冲时，她乐得头晕目眩；刚刚慢下来就头朝下地升到转盘高处，那种心惊胆战的刺激到了极点，虽然她和别的乘客一起尖叫，内心倒是一种安稳的激动，因为尽管

们开了一个碰头会，会议速战速决，定下来三件事。第一件，决定起义时间为1911年10月6日，即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那天。为何选在八月十五？从元末以来，中国一直有句传言“农历八月十五杀鞑子”，他们选中这一天就是为了利用传言的威力，讨一个彩头。第二件，主要领导分工。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任务很重，压力很大。孙武担任副手，主抓装备和后勤业务，副手也不好当，劳心劳力还不一定讨好。第三件，安排好了作战计划。比如，战斗目标、行军路线、如何协同配合等。开完会以后，大家各归其位，联络相关人等，静待10月6日的到来。时机选得很好，责任也明确到人，对地形又再熟悉不过，看起来一切都很顺利，似乎一切都向着完美的方向前进。第一个意外1911年9月24日夜，武昌新军驻扎在南湖的炮队发生了一宗意外，首次打破了起义前表面上的平静。几名士兵和自己的长官因为个人矛盾打了一架，史称“南湖炮队事件”。当兵的人打架，自然是抄着吃饭的家伙上。但这里说的可不是锅碗瓢盆，而是能要人命的枪械。这几名士兵本想灭了长官泄愤，可惜长官溜得太快，很快就喊来了数目可观的帮手，寡不敌众之下，只能逃命去也。“南湖炮队事件”惊动了瑞澄和张彪。虽说二人对此事的处理很简单，只是将那几个闹事的士兵开除军籍，并没有问责闹事士兵的相关领导，但事件的后遗症很明显——打草惊蛇，湖北新军的领导班子成员瑞澄和张彪决定为自己疏于监督管理新军的行为亡羊补牢。瑞澄和张彪先是对南湖炮队实行戒严，加强出入管理，严禁士兵以会餐、开生日party等名义搞团队建设。之后瑞澄和张彪又搜缴了除值勤士兵之外的所有新军的武器弹药，并统一锁放到楚望台军火库集中保管。这两位仁兄的本意是给新军来个抽薪止沸，但他们万万不会想到，这个看似英明的决定即将把他们送上穷途末路，帮了革命党的大忙。最最要命的是，在中秋节前一天，或许是为了防止有人闹事，或许是某些嘴巴不严的革命士兵不经意间泄露了“八月十五杀鞑子”的计划，瑞澄和张彪突然下令新军换防，打了革命党一个措手不及。换防，即军队换一个地方驻防。很多起义军官正好赶上换防，连总指挥蒋翊武也在换防名单中，这一下子完全打乱了起义军的部署。湖北这边进展不顺，共进会的湖南领导人焦达峰也在此时函告武昌起义指挥部：“原本计划配合武昌发动起义，但湖南准备未足，请延期十天。”还能有别的办法吗？没办法，总指挥蒋翊武只好宣布将起义日期推迟十天，也就是在10月16日发动起义。又一个意外本来以为无事了，结果又生意外。1911年10月9日下午，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的秘密据点，懂点化学的孙武自告奋勇，打算制造几颗超级炸弹给瑞澄尝尝。就在孙武专心致志干活的时候，发生了一起后果严重的爆炸事件。关于爆炸的原因，史学界一直有两种主流观点。其一，肇事者是共进会核心领导人刘公的弟弟刘同。这小子是一个比较“二”的革命青年，事发当日，这位仁兄一边欣赏孙武制造炸弹的过程，一边漫不经心地在一旁抽烟，结果不小心将纸烟火屑弹入火药中，引发爆炸。其二，肇事者是孙武自己。这位兄台高估了自己的实力，以为自己是“炸弹大王”喻培伦，结果因为自己的水平不够格导致操作不当引发爆炸。不管是哪种可能，结果是肯定的，确实发生了爆炸。不得不说那时的革命者确实有些无组织无纪律，既不懂得保密，也不懂安全生产。乌龙事件就这么发生了。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孙武还未参加起义，就把自己炸成了重伤。之后，军警闻声而至，好在孙武被同志们迅速转移逃过一劫。但并非所有的人都那么幸运，在这个据点碰头的不少革命党包括肇事嫌疑人刘同都落网下狱。对革命党来说，同志们的被捕所造成的损失显然十分巨大。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后果，最严重的后果是军警从该据点查获了革命党名单！接下来，瑞澄拿着查获的名单，充分发挥了草包的本色。这位仁兄一边严禁不同营队的士兵之间互相串门、同营队士兵聚在一起说悄悄话等有造反嫌疑的行为，一边放出狠话：要按照缴获的名单大肆搜捕革命党人！逮捕所有的革命党人，真是大手笔！事实证明，瑞澄同志只是在演戏，他抓捕完几个革命党头头之后就收手了，毕竟法不责众，抓光了革命党，他手下的新军也得散架。但令瑞澄没有想到的是，他导演的这场戏又帮了革命党一个大忙。众所周知，任何一种造反或者起义，都需要做动员。动员的力度越大，成功的把握才越大。比如，一般都要搞一个声势浩大的誓师大会，领导先发言，揭露敌人的罪恶，概述造反的伟大意义，并介绍抚恤金安家费之类的问题解除士兵的后顾之忧。然后由士兵、群众代表补充发言，大家鼓掌表示理解。再然后宣誓出征，开打。但这还不是最好的动员，最好的动员莫过于形成一种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有了这样的气氛，士兵们就会因为性命受到威胁而勇于在战场上玩命。士气起来了，成事的概率自然就高。这就是历史上的造反起事发动者往往需要搞些封建迷信、散布点谣言的原因所在。瑞澄放出围剿的狠话，的确造成了人人自危的气氛。只可惜这种自危没能让新军士气高涨，反而使众人开始考虑是否要彻底地投入革命党的怀抱。而此时，拥有了人心优势的革命党，只差一根导火索即可起义。还是意外在这关键时刻，被换防至岳州（今湖南岳阳）的蒋翊武及时赶回武昌，并立刻找来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等骨干商量对策。会议上，蒋翊武镇定地告诉众人：“大家不要慌，时间还来得及！今晚十二点就以南湖炮队鸣炮为号，城内外各军同志同时起义。还有，那个谁？邓玉麟同志，就是你，麻烦你跑一趟，给南湖炮队送起义命令吧。”等蒋翊武安排好一切，众人终于踏实下来，养精蓄锐，只等造反。可是，到了午夜十二点，大家期待的起义炮并未响起，这是怎么回事？原来南湖炮队戒严，出入管制很严，等邓玉麟想尽一切办法将命令送到革命党同志手中时，时间已过十二点，最后只好决定放弃起义。起义计划居然流产！革命党人正在郁闷的时候，前面因爆炸案被逮捕的刘同已经叛变，毕竟打死也不说的革命同志还是少数。这小子熬不住酷刑，把他所知道的几处共进会、文学社的机关和活动地点和盘供出。就此，蒋翊武他们所在的据点暴露了！于是，起义的炮声没等来，倒等来了搜捕的军警。身手矫健的蒋翊武侥幸逃脱，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等人被抓，凌晨便被枪决。1911年10月10日上午，湖广总督瑞澄自以为大案告破，局势已定，遂得意地电告朝廷请功，说自己危机管理能力出色，智勇双全，指挥若定，成功将革命党的叛乱扑灭于萌芽状态。不过瑞澄高兴得太早了。一切都是意外1911年10月10日晚上七点多，突然一声枪响，顿时划破原本宁静的夜晚。枪声来自武昌城内紫阳桥南的工程第八营。原来，第八营的起义召集人熊秉坤在得知领导人遇害、革命党人相继被抓后，心急如焚，决定不再等待那该死的起义命令，而是以枪声为号，带领同营的革命士兵当晚立即起义，不再拖延。就这样，在革命党领导人缺位、指挥系统完全被破坏的情况下，那些基层的革命士兵勇敢地站了出来，主动承担起发动起义的责任。这就是人心和信念的魔力。在绝境之中，面对着强大的敌人，他们始终坚定着信念：宁可战斗至最后一息，也绝不言放弃。10月10日当晚七点，轮到工程营一名叫陶启胜的排长查寝。陶排长向来责任心很强，做事一贯秉承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当他发现一个叫金兆龙的班长手持步枪而卧时，立刻怀疑金兆龙图有造反的罪恶企图，于是要缴金兆龙的枪，两人当即动起手来。就在陶排长企图扑灭革命之时，跟金兆龙住在一个寝室的同班革命士兵程正瀛上前帮忙，开枪结果了陶排长。陶排长挂了，估计他死也不能瞑目，两百六十多年的大清王朝，居然即将葬送于他这个小小排长的认真工作态度。士兵程正瀛的这一枪便是武昌起义的第一枪，也是辛亥革命的第一枪。至于教科书上把第一枪的功劳归于熊秉坤，是因为孙中山先生后来写国庆社论的时候，把“第一枪”之功给了熊秉坤。国父这么说，大家自然跟风。不过话又说回来，从组织士兵发动起义的角度看，熊秉坤荣膺“第一枪”当之无愧。程正瀛的这一枪，正式宣告大清王朝即将落幕！清脆的枪声打破了宁静，子弹的火花灿烂了夜空，如流星般划过沉沉长夜，照亮所有仰望的明眸！其他等待起义枪声的革命士兵们，一听到枪声响起，就纷纷抄起家伙冲出营房，有弹药的开枪，没弹药的放火，凡敢于阻挡的人一律往死里整。前面说过，因为瑞澄扬言要大肆搜捕革命党，结果是闹得新军人人自危，现在有人带头造反，那就跟着反吧，这叫置之死地而后生。不知不觉间，革命者的队伍之中又增加了不少人。除了人心可用，起义军还应该感谢一下楚望台。之前讲过楚望台是武器弹药库所在地，因为害怕新军起义，瑞澄和张彪将搜缴到的武器弹药存放在这里。起义军极其缺乏弹药，因此起义的第一步就是拿下楚望台以补充武器弹药。正是楚望台的存在，使得来自城内城外、四面八方，且群龙无首的起义军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从而避免了起义军各自为战以致被分别击破的危险。从这个角度看，瑞澄同志在一定程度上也算是革命党的好朋友。新军士兵的起义不同于孙中山和黄兴组织的会党及学生起事，他们都是久经军事训练的专业人士，一旦行动起来，威力非同小可。果然，革命士兵很快便拿下了楚望台。拿下楚望台之后，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不仅人手齐整——汇集了三千多人，还选出了临时总指挥吴兆麟，而且弹药充足。如此一来，事情就简单了，直接攻打总督府！攻占总督府，这是一场血战，因为有张彪率兵作困兽之斗。好在关键时刻，清政府湖北省最高长官瑞澄再立殊功，这位仁兄眼见形势不妙，立刻脚底抹油率先跑路。在瑞澄的模范带头作用下，随后张彪也躲了起来改搞地下工作。第二天上午十一点，雄踞武昌城的蛇山之巅飘起了一面铁血十八星大旗。武昌落到革命军手中，武昌官府灭亡。“带头大哥”没想到一场组织如此混乱的起义，居然成功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整个进程几乎没有一件事情在预定轨道上进行，一次次足够灭顶的偶然，竟然都没有影响到起义误打误撞地走到胜利终点。这只能用“偶然的背后也有其必然——清朝已经无药可救”来作解释。战斗终于结束，但新麻烦来了，谁来领导大家走接下来的路？共进会、文学社的所有重要领导人，几乎没一个在起义现场，蒋翊武在逃，孙武伤，刘复基死……至于另一名领导刘公，若是用之搞点革命经费还说得过去，若用之领导群雄，他的号召力太不够分量。驾驶“革命”这条船乘风破浪，如果没有一个镇得住场面的“带头大哥”，船随时可能倾覆，那样的话，大家一块儿玩完。因此，找个“带头大哥”出面组织新政府便成了最紧迫的问题。就在众人愁眉不展的时候，一个叫做蔡济民的下级军官站了出来，他在简单分析完当前形势之后说：“现在起义初步告捷，我们的当务之急是马上通告全国，希望各地响应武昌起义。所以，现在推出一个带头人是极其关键的事情。如果不能找到令人信服的人来挑头做领导，号召天下，任凭我们这些无名之辈折腾，其他省份可能就会把我们的起义想象成普通士兵的‘兵变’，那样的话，我们在道义上就站不住脚，群龙无首的革命军可能很快就陷入内乱。”这么一个小人物，居然有如此的政治远见，实在是一个人才！这下简单了，能符合“名气可号召天下”这个条件的人并不多。无论是名气还是立场，孙中山和黄兴都是很合适的人选，但问题是，他们有两个致命的短板：第一，缓不济急。孙中山远在国外逃亡，黄兴因为黄花岗起义伤了指头在香港疗伤。距离太远，时间上赶不回来。第二，受地域主义限制。有不少湖北革命党人认为，我们湖北人打下来的江山，为何要让没有参与起义的外地人当头？既然如此，从湖北本地的实力派中选拔“带头大哥”，便成了当前唯一的选择。湖北省数得上号的实力派人物，首推立宪派的领袖汤化龙。那就让士兵去请汤化龙过来吧。武昌起义发生之前，汤化龙进京在盛宣怀面前力争路权，但是没有结果。起义爆发时他正在家里生闷气——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士兵很快就找到了汤化龙。汤化龙的态度很明确：“瑞澄逃走后肯定会电告朝廷，派大军来攻打我们。兄弟一介书生，不晓军事，都督一职，万万不可受。行政事务，兄弟一定尽力帮忙。”汤化龙的表态自然是考虑到了都督这个岗位风险太高的缘故。但他说得也有道理，秀才领兵确实不行。好在革命党还有一个备胎——黎元洪。这个黎元洪到底是何方神圣，居然入得了革命党的法眼？第二章水陆两栖的“带头大哥”黎元洪

苦命孩子黎元洪

里面添水七分满，水内放有活鱼、蟹虾、海藻之类的海货。再用凳子支起小方木池，周围用纱围成屏幕，竹板在围屏下，游移转动，这样就形成了水傀儡戏的戏台。这样一演，那真是惟妙惟肖。每到冬季，故宫西苑水池结冰。明熹宗便命一群太监随他一起玩冰戏。他为自己设计了一个小拖床，床面仅容一人，涂上红漆，上有一顶篷，周围用红绸缎为栏杆，前后都设有挂绳的小钩。明熹宗坐在拖床上，让太监们拉着绳子，一部分人在岸上用绳子牵引，一部分人在床前引导，一部分人在床后推行。这种床运行方便，很快就可往返数里。明熹宗除了擅长建筑学外，还喜欢踢足球，明熹宗觉着玩起来不过瘾，就亲手设计，建造了五所足球场（蹴园堂）。明熹宗还喜欢造其他玩具，他曾用大缸盛满水，水面盖上圆桶，在缸下钻孔，通于桶底形成水喷，再放置许多小木球于喷水处，灌水后，水到一定高度碰到木球，水打木球，木球盘旋，久而不息。如此，明熹宗把治国平天下的事，早就抛到脑后，无暇过问。魏忠贤当然不会错过这个良机，他常趁明熹宗玩得正高兴时，拿上公文请明熹宗批示，明熹宗便随口说道：“朕已经知道了，你尽心照章办理就是了。”在这里我们说一下明朝皇帝理政的程序，朱元璋规定每天上三次朝来处理政务，称早朝、午朝、晚朝，早上天不亮就朝会，皇帝也须黎明即起，等到太阳出来便散会了。这样高强度工作，也就朱元璋、朱棣受得了，再往后的皇帝，晚上玩女人，早晨是起不来的，所以早朝就免了，后来连午朝、晚朝也一块免了。那么政务谁干？内阁！因此明朝的内阁比以往的任何丞相都更专权。朱元璋、朱棣，自己发号施令，口头吩咐内阁大学士代笔，内阁学士就像秘书一样。再往后的皇帝，要么不懂政治，要么就不那么独断专行，因此奏折先由内阁大学士看过，拿一张小纸条，写出他们意见，附贴在奏折上，送进宫里，再由皇帝看后决定，这在当时叫作“条旨”，就是向皇帝分条贡献意见的意思，又称“票拟”，是说用一个小条子（即票）拟具意见，送皇帝斟酌。待皇帝看过，把这条子撕了，用红笔批下，名为“批红”，亦称“朱批”。批好拿出去，这便是正式的圣旨。但是在内阁与皇帝之间还有一类人，那就是太监，由太监作为过渡，皇帝有事交付与太监，再由太监交给内阁。内阁有事，也同样送太监，再由太监上呈与皇帝。这样，太监就能专权了，明熹宗嫌麻烦，自己许多时候不批奏折，叫太监批，魏忠贤就是如此。看到这有人会问，那你前面写的明熹宗在宁锦之战中对袁崇焕的正确指示和主张出兵援朝等一系列军事指挥，究竟是怎么回事？这就要感谢魏忠贤了，虽然魏忠贤这个人很混蛋，但是，魏忠贤起码是爱国的，在事关国家民族存亡的大事上，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讲原则的，绝非卖国贼。凡是辽东重要的军国大事，魏忠贤一律会交给明熹宗来决策，而明熹宗除了擅长“土木工程”外，聪明的他对于治国理政也是有两下子的，我们前面已经多次交代明熹宗对于辽东问题的正确批示，而且他对于辽东问题也基本保持着清醒头脑，天启六年（1626年）十一月，袁崇焕上奏说皇太极正在请求议和之事，一边说靠在辽东屯垦戍边长期相持最终可以让后金投降，一边给魏忠贤大拍马屁，“由此行之，奴子不降，必为臣成擒矣。况厂臣魏忠贤与阁部诸臣，俱一时稷契夔龙之选，臣所遇非偶，故敢卜事之必成”（《明熹宗实录》）。袁崇焕把魏忠贤比作“稷契夔龙”，稷指的是周文王祖先后稷，他是五帝中帝喾的长子，中国农耕的始祖。契是唐尧的异母弟，是商汤的先祖。夔龙则是盘古开天辟地时出生的神兽。袁崇焕如此肉麻的吹捧却没能让明熹宗高兴。相反明熹宗训斥了他一顿，告诫他后金的议和压根儿不可信：“以朕计之，奴未必降，降不足信也；战未必能胜，胜无轻谈也。”天启朝最大的战争失利，是沈辽之战袁应泰失守辽阳。而袁应泰之所以被起用，是因为之前的督师熊廷弼遭到了文官集团的弹劾，当时魏忠贤还未掌权。辽阳失陷后魏忠贤把给事中姚宗文、魏应嘉、御史顾慥、冯三元、张修德这些当初弹劾熊廷弼的文官都给办了，固然有打击文官集团的私心，但是这些文官误国，居然把大战略家熊廷弼的兵权夺了，导致辽东不可挽回的损失，也实在罪有应得。而后魏忠贤立刻支持明熹宗起用熊廷弼为兵部尚书，让他负责辽东防务。可见魏忠贤还是会用人的，但之后王化贞失陷广宁，魏忠贤包庇王化贞，杀熊廷弼就不光彩了。此后，魏忠贤接连支持起用的兵部尚书赵南星、孙承宗及兵部左侍郎袁可立等，都是直臣、能臣，而且是和自己作对的，但魏忠贤在边关大事上还是容忍了这些清流官员。只是后来到了明熹宗晏驾前为了抢班夺权的根本利益，才临时起用了自己的私人崔呈秀，这些至少说明魏忠贤也是爱国的，因此，崇祯皇帝在亡国前又想到了这位已被自己赐死的魏忠贤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袁崇焕曾经在一封给明熹宗的奏折里这样评价魏忠贤：魏忠贤对社稷的功劳，是海内外都有目共睹的，也已经刻石勒碑，无需多说。在他分管边疆事宜的时候，为了消灭外敌，任用了刘应干、陶文、纪用等人，而抵御敌人所用的盔甲、兵器、马匹、悬帐等物品，都是他用自己的家产置办的，每天都有资助，还对军需进行资助。正是由于他的帮助，我才能专心从严治军，下属营中将领官兵才不敢贪赃营私，不敢欺上瞒下，才将务虚改为务实，将假的变成真的，由怯懦变为勇敢，所以才有今天的胜利。从古至今，没有一个内臣能超过他的。5虽然有极度夸张的成分，但所有事都是多多少少有一定出处的，他也的确动用自己的钱来用于辽东战局。对于辽东战局魏忠贤是着急的，他认为辽东打不过后金是因为缺乏马匹，明朝对于皇帝最喜欢的大臣，是赐其有在紫禁城内骑马的权利，于是魏忠贤下令但凡有在紫禁城内骑马权利的大臣都要交出一匹马来调拨辽东。此外魏忠贤又一下子赐给几百个太监在宫中骑马的权利，让他们每人交一匹马给辽东。区区几百匹马起不了什么作用，但也可见魏忠贤多少还是有点爱国心。对明熹宗而言，治国是治国，玩耍是玩耍，他还是尽量希望两不误的。一次，明熹宗在西苑湖里与两个小太监划船玩，边玩边与岸上饮酒的魏忠贤开玩笑。忽然刮来一阵大风，把小船掀翻了，明熹宗掉入水中。幸亏明熹宗会几下狗刨，扑腾上岸。两个小太监旱鸭子，被淹死了。这次很悬，明熹宗差点步昔日正德皇帝后尘，正德皇帝就是一次掉进水里后不久就死了。爱国归爱国，其实也并不值得表扬，因为这是做人最起码的，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祖国都不爱，那实在是无可救药了。就像现在突然暴富的土豪烧钱以显示自己的富有一样，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魏忠贤不放过任何一个炫耀自己的机会。他特别喜欢炫耀自己的排场，每次出行，他都要“坐文轩，羽幢青盖，四马若飞。铙鼓鸣镝之声，轰隐黄尘中。锦衣玉带靴裤握刀者，夹左右驰，厨传、优伶、百戏、舆隶相随属以万数”，随从多达万人。在穿着上，魏忠贤经常穿龙袍（不只皇帝能穿龙袍，藩王也能，但是龙爪数量比皇帝少），魏忠贤的龙袍的纹样则比藩王差一爪。甚至连内衣内裤上，都要绣上金线蟒龙。就此时魏忠贤的表现而言，可以说他缺乏最起码的常识，明朝太监没有兵权，根本不能像唐朝太监那样掌握皇帝的废立，此前专权的太监没有一个得好死的，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明英宗时的王振和明武宗时的刘瑾，前者被军人拿锤子砸死，后者死得更惨。正德皇帝下令对刘瑾砍三千三百五十七刀，要分三天割完。第一天，要割刘瑾三百五十七刀。随着行刑官一声令下，刽子手先从刘瑾的胸膛上动手，割了十刀。然后对着刘瑾大喝，怕他昏死过去，刽子手也借机休息一下，等刘瑾苏醒过来，再割十刀，如此反复。第一天割完三百五十七刀，刘瑾被押回牢里，他非但没死，居然胃口很好，喝了两大碗粥。第二天，依旧是每十刀一歇，这天，没割完规定的数目，只割了数十刀，刘瑾气绝身亡。但是，按照刑律，就是犯人死了也不能放过，因此，刘瑾依然被割足了刀。割满刀数后，还要剖心挖肝，削去首级，把割下来的肉捣烂，把骨头捣碎才算完事。刘瑾是中国历史上死得最惨的人，换句话说，中国历史上死得最惨的人就是明朝的专权太监，假如魏忠贤知道这件事的话，无论如何他都不会这样作的，不作死，就不会死。读史使人明智，殆非虚言。由于魏忠贤本身缺乏最基本的政治素质，犯下的政治错误越来越多，一夜暴富的这种心理，加上太监本身扭曲的性格，他渐渐作恶多端，对所有看不起他或者挡他的道的人一个个斩尽杀绝，最终成了本章开头那样的杀人魔王，也激起了文人们的群起而攻之。1625年东林党人杨涟上奏弹劾魏忠贤，奏折说：“太祖皇帝曾下令，太监不许干预朝政，只能扫大街，违令者杀无赦。先帝圣令在先，但仍有人肆无忌惮、扰乱朝纲，东厂太监魏忠贤就是其中之一。臣列其罪状，请圣上过目。魏忠贤本是市井无赖，净身后入宫当了太监。起初在一些小方面略显忠诚，博得了皇上的信任，但后来他惑乱朝政，成为大奸大恶之徒。祖宗的制度，由内阁大臣来拟定圣旨。魏忠贤擅自专权，多次假传圣旨，有时甚至直接自己批折子。破坏祖宗两百余年的政体，这是第一项大罪。”“……在朝中没有比官员的推举、任命更重要的了，但去年，南太宰、北少宰都按魏忠贤的意思任命，一时间名人贤士都不能各安其位。魏忠贤玩弄权术，使得朝廷任用官员黑白颠倒、权诈横行，这是第六项大罪。”“皇上推行新政，正需要忠正贤明之士，而文震孟等贤明之士的言论只要让魏忠贤觉得不顺耳，那么他们就不‘贤明’了，就被罢官。这真是天子之怒易解，忠贤之怒难调啊，这是第七项大罪。”“去年去城南郊祀的那天，传闻宫中有位贵人，因为性情贞静，受到皇上的宠爱。魏忠贤害怕她揭发自己的丑事儿，就谎称贵人得了急病，置她于死地。使陛下不能保护自己非常宠幸的人，这是第八项大罪。”“裕妃因为怀孕准备加封，朝廷内外都为皇上感到高兴。但魏忠贤却因她不肯依附自己，假传圣旨，命她自尽。使陛下不能保护自己的妃嫔，这是第九项大罪。”“皇后有喜，怀上了皇子，却忽然离奇流产，传闻是魏忠贤与客氏谋划的。使陛下不能保护自己的儿子，这是第十项大罪。”“先帝做皇子四十余年，一直保着先帝的却只有王安一人。先帝突然驾崩，王安拥护陛下登基有很大功劳，但魏忠贤因为一些私人恩怨，假传圣旨，在南苑将他杀了。这不是仇视王安，而是仇视所有跟随先帝的大臣们，而那些无罪而被他杀害、赶走的人，更不知有几千几百人，这是第十一项大罪。”“魏忠贤要挟众人，今天要个奖赏，明天又要赐个牌匾。最近又在河间地区毁坏民居，修建牌坊，镂凤雕龙，然后又开始拟定修建其陵寝的占地方案，这是第十二项大罪。”“魏忠贤胡乱给小太监们封官，亵渎朝廷，超越了任何朝代，这是第十三项大罪。”“……北镇巡抚刘侨因为遵守朝廷法度，不肯杀人向魏忠贤献媚，魏忠贤认为他不善锻炼，便将其罢官。这等于是说，大明的律令可以不遵守，但魏忠贤的律令却不能不遵守，这是第十八项大罪。”“朝廷设立东厂，原本是用来捉拿奸人的。自从魏忠贤负责东厂之后，每天都在做一些公报私仇、诬陷忠良的事。只要是有片言只语违背了魏忠贤，就会被捉拿，受迫害，这是第二十项大罪。”“祖宗的规定，不准蓄养内兵，是很有深谋远虑的。魏忠贤和奸相沈纮在大内练自己的军队，藏匿奸人，一旦发生变故，是很大的忧虑啊，这是第二十二项大罪。”“魏忠贤去涿州时，开路清道，禁止他人通行，百姓都以为是皇上出行。他回京的时候，驾四马，羽幢青盖，夹护环遮，俨然一副皇上御驾的样子，这是第二十三项大罪。”“听说今年春天的时候，魏忠贤在皇上面前违制骑马，皇上射杀了他的马，但没有治他的罪。当时魏忠贤不但不伏地认罪，反而还面带傲色，颇多怨言。向来乱臣贼子，谋反只在一念之间，总是肆无忌惮就会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即使把魏忠贤凌迟处死，也不足以抵偿他的罪过。这是第二十四项大罪。最后杨涟请求熹宗召集文武大臣共议此事，并命刑部对魏忠贤严加审问，对所涉及的案件查明真相，以正国法。”杨涟上奏的内容真实性如何呢？就我节选的这些条而言，咱们随便摘几条看，第一条，秉笔太监是收发文件的经手人。明朝从正统皇帝朱祁镇开始，叫太监代为批红。此后，成化皇帝、正德皇帝、隆庆皇帝都经常这样做。明熹宗照着干，只是援引惯例而已。如果要说太监批红和口头传达圣旨是犯罪，那么，首犯只能是成化皇帝，不是朱由校，更不是魏忠贤。第六条，属实。第七条，文震孟是天启二年的进士，当年十月因上《勤政讲学疏》，被明熹宗下令廷杖后开除公职。对文震孟的廷杖，在午门外当众进行。朱由校下令全体官员到现场观看文震孟受刑。这是一个轰动朝野的事件，不可能是魏忠贤个人操控得了的，事件的整个过程，都是明熹宗起的主导作用，基本上未见魏忠贤的身影。第八条，是传闻，无法考证。第九条，与真相有一定出入，真相是，裕妃与客氏不合，在裕妃怀孕后，通过魏忠贤向明熹宗进谗言，说裕妃平时作风就有问题，这个孩子恐怕不是明熹宗的，于是明熹宗把裕妃打入冷宫。而后客氏禁止给裕妃食物，最后裕妃被活活饿死。第十条，传闻属实，皇后腰疼，魏忠贤找“医生”给她治病，治病按摩腰部时就把孩子搞流产了。第十一条，王安被杀，据考证，不排除与魏忠贤有关，但没有确凿证据。第十二条，无确凿证据。第十三条，属实。第十八条，属实。第二十条，属实。第二十二条，组建内兵不是一件小事，也不是可以偷偷摸摸干的。魏忠贤的确组建内兵了，但即使不是出于朱由校的主意，也必定得到了朱由校的批准。因此这条不算罪状。第二十三条，属实。第二十四条，属实。总之，除了那些“听说”的以外，其他的有铁证如山的，也有有水分的。当然，这封奏折明熹宗不可能看到，魏忠贤看到此奏折后大怒，他立即下令将杨涟逮捕，让人用铜锤砸杨涟的胸膛，几乎砸断了他的所有肋骨，但杨涟没死。而后魏忠贤又派人趁杨涟睡觉时把一袋土压在他身上，这种办法是中国古代处理那些按律不能杀，但对当权者而言还必须死的人。对一个肋骨被压断多根的人而言，一袋土压在胸口上，足能让人窒息而死。但杨涟这样的真正的中国士大夫就是命大，一袋土就跟盖被子一样，白天一拍土就站起来了。这下丧心病狂的魏忠贤最终让死党许显纯以一枚大铁钉钉入杨涟的耳朵里。杨涟头痛欲裂，知道自己快死了，于是他用手指蘸着自己头上的血写了一封血书，如此忠臣义士，自然当把他的血书录入：欲以性命归之朝廷，不图妻子一环泣耳。……身非铁石，有命而已。雷霆雨露，莫非天恩，仁义一生，死于诏狱，难言不得死所。何憾于天？何怨于人？惟我身副宪臣，曾受顾命（杨涟是明光宗的托孤大臣）。孔子云：“托孤寄命，临大节而不可夺！”持此一念，终可以见先帝于在天，对二祖十宗与皇天后土、天下万世矣。大笑，大笑，还大笑！刀砍东风，于我何有哉？太潇洒了，这就是中国古代真正的士大夫，对于这种人的存在，魏忠贤是压根儿不可能理解的，与杨涟一同被魏忠贤残酷杀害的还有东林党人左光斗、魏大中等。魏忠贤为斩草除根，炮制了《东林点将录》，就是像《水浒传》那样把东林党人按次序排名，列了一百零八人，我举几个例子您就明白这是什么东西了，“开山元帅托塔天王南京户部尚书李三才，天魁星及时雨大学士叶

免费观看在线黄色视频侵扰河西、陇右等地，实乃帝国心腹大患，朝廷应该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尽快组织对吐蕃的反击。可惜的是，当时李豫忙于设立河朔三镇，使得他没有重视郭子仪的奏疏，他只派出御史大夫李芝芳出使吐蕃，结果却被吐蕃扣留，两年之后方才回归。吐蕃的这种做法，出乎了李豫的意料，但帝国当时已经满目疮痍，如果就此和吐蕃开打，实在勉为其难，所以李豫的想法是通过怀柔策略来稳住吐蕃。但正所谓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彪悍的吐蕃人根本不吃你这一套。仅仅三个月后，吐蕃便率领吐谷浑、党项、氐、羌共计二十万人马，攻入大震关（今甘肃清水县东陇山东坡），并接连攻陷兰、郭、河、鄯、秦、成、渭等州。吐蕃军队一路势如破竹，事实上在吐蕃人刚刚攻陷大震关时，大唐边将立即告急求援，不过宦官程元振隐瞒不报，致使唐朝在很短的时间内，接连失陷十多个州，此时唐廷上下无法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但到了十月，当吐蕃大军继续接连攻陷径州（今甘肃安定县）、邠州（今陕西彬县）、奉天（今陕西乾县）、武功（今陕西武功）时，京城长安方才大骇。吐蕃大军居然能够打到自家门口，这让李豫百思不得其解，但当时形势危急，李豫顾不上追究是谁的责任，便匆忙以其子雍王李适为关内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出兵咸阳进行抵御。郭子仪领命后不敢怠慢，带领大军立即赶至咸阳，但吐蕃二十万大军绵延数十里，已经从凤翔司竹园渡过渭水，继续向长安进兵，郭子仪见形势万分危急，便派时任中书舍人的王延昌火速回京入奏，请求增兵支援，但在宦官程元振的阻挠下，王延昌没见到李豫，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使得李豫错过了最后一个能够阻止吐蕃大军攻进长安的机会。当时王延昌进京后，很多人开始知道吐蕃大军即将打到长安的消息，例如渭北行营兵马使吕月将由于吐蕃大军已经进入自己的辖地，他没有等朝廷发兵的命令，便组织两千人马西进抵抗吐蕃大军，可惜由于兵力太少，最终兵败被擒。当李豫知道吐蕃大军即将袭来的时候，吐蕃人已经神速地过了便桥（今陕西咸阳西南西渭桥），这也意味着不出一天的时间，吐蕃大军就可以到达长安城之下。时间已经不允许李豫组织人马进行抵抗，慌乱之中他只能带领少数精兵仓皇撤出长安，东奔陕州（今河南三门峡），随着李豫的逃离，唐廷上下顿时犹如树倒猢狲散，百官纷纷逃亡，中央禁军也瞬间溃散。长安城陷入混乱的消息，很快传到了郭子仪那里，于是他又立即带领人马从咸阳返回长安，意图誓死守卫长安，但他还不知道李豫已经逃出长安，当他刚刚到达开远门（长安城西侧第一门）时，便看到已经反叛的射生将王献忠带领数百骑兵，簇拥着李隆基之子丰王李珙等人准备西迎吐蕃进入长安。面对这种情况，郭子仪果断阻止这些人继续前行，不过他也从王献忠的口中得知皇帝陛下已经离开长安到了陕州，于是他擒获王忠献，让人押解王忠献和李珙交给身在陕州的李豫。而郭子仪则带领兵马转道长安城南的万年县，在距离万年县二十五里处的御宿川循山而东，依次经过蓝田、武关（今陕西丹凤），前往商州（今陕西商县）收拢各路人马准备反攻长安。十月二十日，吐蕃大军进入长安，事实上当时长安城内反叛者并不止王献忠一个人，时任龙武卫大将军的高晖看到吐蕃人到来后，便和吐蕃大将马重英共立邠王李守礼之孙广武王李承宏为帝。当时吐蕃人在长安城内大肆抢劫府库钱财，焚毁百姓房屋，繁华的长安城顷刻间变得残破不堪，凄凉万分。不过吐蕃人并不想在长安城停留过久，事实上他们的目的并不是想占领长安城，而是大肆抢劫金银财宝，然后大摇大摆地回国享受。但是此刻身在陕州的李豫早已经万分惊恐，他生怕吐蕃人东出潼关继续向陕州进兵，所以他下诏让郭子仪率领军队来陕州保护自己，而郭子仪上表回复：自己出兵蓝田，西拒吐蕃。“臣不收复京城，无以见陛下，若出兵蓝田，吐蕃必不敢向东！”郭子仪的建议远比李豫的想法要周全得多，当然作为大唐帝国最具军事才能的人，此刻也表现出了过人的胆略和坚定的信心。李豫看到奏表后大喜过望，于是他同意了郭子仪的建议，并下诏让蒲、陕、商、华诸州人马共同在商州会合，统一接受郭子仪的调度，反攻长安进击吐蕃。十一月五日，郭子仪让左羽林大将军长孙全绪率领二百精骑作为先锋军，首先出蓝田观察吐蕃人的动向，然后又让宝应军使率领一万人马随后兵出潼关接应长孙全绪。长孙全绪到达蓝田东南的韩公堆后，便不再向前进兵，而是隐藏在山谷之中，白天击鼓、广张旌旗，夜间则大量燃烧火炬，以迷惑和恐吓吐蕃人。事实证明这种办法十分有效，负责守卫长安外城的吐蕃军队在得知消息后，以为唐军要进行大规模的反攻，于是将消息报告给了长安内城的吐蕃人。吐蕃人本来就不想长安城长时间停留，这次长安城一月游已经让他们取得了丰厚的回报，目的已经达到，如果和唐军拼个你死我活，也完全没有必要，所以十五天后，吐蕃大军撤离长安。叛将高晖看到大势已去，率领三百骑兵准备东出潼关，前往河北投奔李怀仙，没想到被唐将李日越在潼关擒杀。吐蕃人虽然撤离了长安城，但撤退之中依然没有忘记搂草打兔子，当他们走到凤翔时，意图进入凤翔城劫掠，但节度使孙志关闭城门据守，吐蕃大军围攻数日不克，恰好镇西节度使马璘领兵前来勤王，当他知道凤翔被围时，立即投入了解救凤翔的战斗。马璘在凤翔城外从吐蕃大军身后发动突然袭击，吐蕃人猝不及防，向城外两侧溃退，马璘自知兵力不多，没有穷追猛打，趁着吐蕃人溃退留下的空隙，引兵进入凤翔城。次日休整之后，马璘引兵背城出战，凭借着浑身是胆，他单骑奋勇向前砍杀敌人，左右随从千余人亦奋勇杀敌，吐蕃军队进攻凤翔本来就抱着有枣没枣打三竿子再说的心态，在看到马璘抄家伙动真格的时候，吐蕃人遂无心恋战，一股脑地向西撤退。不过这次成功洗劫长安，激发起了吐蕃人的贪欲，他们并没有立即撤回国内，而是驻扎在原（今宁夏固原）、会（今宁夏中卫）、甘（今甘肃成县）、渭（今甘肃陇西）诸州一带，窥测唐廷的动向，如果时机成熟，他们还想再搞一次长安城的观光游览活动。对于整个大唐帝国来讲，这次浩劫却是一个转折点，自此之后吐蕃经常侵扰帝国的西南边境，最关键的是，经历安史之乱的唐帝国已不再是先前那个盛世帝国，面对吐蕃人的侵扰，帝国已经没有贞观、开元盛世时期的强硬还手之力。广德元年（763年）十二月，在吐蕃人撤出长安城将近一个月后，李豫确信长安城回归安定后，便车驾还京。回到京城长安后，李豫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慰劳郭子仪，然后将吐蕃人先前立的那个傀儡皇帝李承宏流放华州，并下令在鄠县（今陕西户县）及中渭桥驻屯大量兵马，防备吐蕃人再次袭来。直到现在为止，李豫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虽然这次吐蕃人从长安城抢走了大量的金银财宝，但对于李豫而言，这些都不是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还能回到京城长安，还能坐在那个万人敬仰的宝座之上。可是就在李豫这口气还没有长舒痛快的时候，吐蕃人再次来袭，而这一次形成外患的原因居然是帝国内部出了家贼，当时谁也想不到，引来吐蕃外患的居然是在平定安史之乱中立下大功的仆固怀恩。怀恩叛唐在前边我们虽然介绍了一些仆固怀恩平定安史之乱时的所作所为，但由于篇幅所限一直没有对这个人进行详细介绍。仆固怀恩是铁勒人，安史之乱爆发后在跟随郭子仪作战中屡立战功，又与回纥关系良好，曾出使回纥借兵，并嫁二女与回纥和亲。安史之乱中，仆固怀恩家族中有四十六人为国殉难，可谓满门忠烈。虽然在平叛进入尾声时，仆固怀恩出于私心有意保留安史叛军的残余势力，但对于唐廷来讲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从客观结果来讲，仆固怀恩和朝廷还是找到了契合点。从仆固怀恩的经历来看，这样一个在平叛战争中立下大功、而且满门忠烈的人是不应该生出叛乱之心的。但最终导致仆固怀恩下定决心反叛大唐的，并不是因为仆固怀恩的野心所造成的，史书记载仆固怀恩反叛是因为得罪了当朝宦官。事实上仆固怀恩叛唐是一件迫不得已的事情，准确地说是为了自保。广德元年（763年），仆固怀恩奉命护送自己的女婿和女儿（回纥的登里可汗和光亲可敦）回漠北，每经过一地都会受到当地官员的礼遇。但在经过太原的时候，河东节度使辛云京因为回纥的可汗是仆固怀恩的女婿，担心仆固怀恩会发动叛乱，竟然关闭城门严加防备，这让仆固怀恩很是生气，他上表奏报朝廷辛云京无端猜忌自己，结果却是石沉大海。对于此事，朝廷方面没有表态，是仆固怀恩最终下定决心反叛的一个导火索。因为在这之后，仆固怀恩见朝廷没什么反应，便下令让自己的几万朔方军驻扎在汾州，然后让儿子仆固玚率领一万人马驻扎在榆次，副将李光逸、李怀光、张维岳等人各自率领人马分别驻扎在榆次、晋州、沁州等地，对太原形成合围之势。不过当时仆固怀恩还没有反叛之心，他这种做法只是想给身在太原的辛云京一种压迫感，他想用实际行动告诉辛云京：别看朝廷没反应，我手中的军队是可以有反应的。但在我看来，仆固怀恩虽然能征善战，但在政治上不是个高手，他或许没有想到，他的这种做法，反而让辛云京找到了借口。结果当宦官骆奉先来太原巡视时，辛云京在骆奉先面前诬告仆固怀恩意图谋反，很快就会攻打太原。而太原是大唐的北都，应该说辛云京的话很有煽动性。不过骆奉先还是个很有原则的人，他并没有偏听辛云京的一面之词，而是在回长安的路上顺道拜访了仆固怀恩，一方面是出于礼节，另一方面也是看看仆固怀恩的动向。对于仆固怀恩来讲，这本来是个很好的自辩机会，但很遗憾他没能抓住，错过了一个可以证明自己清白的机会。仆固怀恩接待骆奉先本来就没带着好气儿，他主观地认为骆奉先此番前来是受了辛云京的蛊惑，是来监视自己的，而且仆固怀恩的母亲在酒席上又责备骆奉先没在第一时间来拜访自己的儿子，而是先去了辛云京那里，这让骆奉先十分尴尬。最关键的是，当骆奉先准备告辞回京时，仆固怀恩居然把他的马藏了起来。骆奉先顿时怒不可遏，在他看来，自己虽然是皇帝身边的奴才，但还轮不到你仆固怀恩随便戏耍，于是骆奉先利用黑夜的掩护，翻墙出去逃回长安，向李豫报告仆固怀恩意图谋反。李豫得到消息后将信将疑，他的第一反应是不相信仆固怀恩这么个为大唐出生入死的人会谋反的，于是他派遣宰相裴遵庆前去慰问。仆固怀恩在发现骆奉先逃走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所以在见到裴遵庆之后，抱着他的脚大哭，说自己没有谋反之心，藏起骆奉先的马是想让他多留几日，并无他意。裴遵庆告诉他，如果想证明自己是清白的，那就和他一起回长安面见皇帝陛下，仆固怀恩丝毫没有犹豫地答应了。但就在仆固怀恩准备启程时，副将范志诚却拦住了他，范志诚认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皇帝陛下已经对仆固怀恩产生了怀疑，而且安史之乱平定后，朝廷那些功臣名将被削减兵权的不在少数，此番去见皇帝陛下恐怕是凶多吉少。可是仆固怀恩已经答应了裴遵庆，如果就此反悔，反倒是百口莫辩，于是他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想让自己其中的一个儿子跟随裴遵庆回长安，既表白了自己，同时也使自己不至于陷于绝境，但这个想法也被范志诚所否定。裴遵庆在无奈之中尴尬地离开了汾州，回京后向李豫详细汇报了汾州之行的来龙去脉。如果说先前骆奉先前来拜访，仆固怀恩错过了证明自己清白的第一次机会，那么这次裴遵庆前来，仆固怀恩又错过了第二次机会。问题的关键是，仆固怀恩一次次地错过机会，但朝廷方面却开始采取措施，虽然开始的时候其措施并不是那么强硬。李豫听到裴遵庆的汇报后，依然对仆固怀恩谋反的事情将信将疑，所以他准备最后再派人前去宣召仆固怀恩进京，如果仆固怀恩依然不来，那么就采取强硬措施。这次他选中的人是时任检校刑部尚书的颜真卿。李豫之所以选中颜真卿，是因为颜真卿的口碑很好，不仅能够不带任何偏见地秉公办事，而且仆固怀恩对其也没有偏见。但颜真卿却没有欣然接受这个任务，原因在于李豫还在陕州的时候，颜真卿曾经建议李豫召回仆固怀恩，但李豫没有采纳。为此他特意面见李豫，陈述自己的理由：“如果当初陛下避狄入陕的时候，我去找仆固怀恩晓以“春秋”大义，他肯定会来的。可现在，仆固怀恩进没有勤王之名不能来京，退又无法解除众人的猜疑，进退无据，怎么会来呢？现在声称仆固怀恩谋反的只有辛云京、骆奉先、李抱玉、鱼朝恩四个人罢了，其他人都认为他是被冤枉的。仆固怀恩所部朔方将士都是郭子仪的旧部，不如派郭子仪去收其部众，消弭兵乱。”颜真卿的建议不失为一着妙棋，不费一兵一卒就可以让仆固怀恩臣服，可惜他并不知道仆固怀恩以前做过什么，此一妙计却最终导致仆固怀恩走投无路而决意反叛。仆固怀恩之所以能够在朔方军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威信，除了他战功赫赫之外，还因为在平定安史之乱后，他对部将撒了一个弥天大谎，那就是郭子仪被鱼朝恩谗杀。要知道朔方军对于郭子仪的崇拜是无人能够代替的，现在郭元帅已死，那仆固怀恩就是他最好的继任者。而且当时汾州别驾李抱真在得知皇帝陛下正在忧虑仆固怀恩的事情，特意前往长安告诉了李豫这个惊天秘密，李豫听完后决定立即起用郭子仪主管朔方。李豫本以为他的决定会让仆固怀恩立即臣服，但让他意想不到的是，他的这个决定不仅没有使仆固怀恩臣服，反而引起了一场战乱，最终却再次让吐蕃人卷入其中。果然，郭子仪一去，众将纷纷来归，仆固怀恩顿时极度恐慌，因为害怕被杀，不敢上朝明志，于是下定决心反叛。仆固怀恩首先遂遣其子仆固玚去攻打辛云京，因为辛云京是第一个说他想要的谋反的人，但仆固玚很不争气，被辛云京打得大败，结果又攻榆次，再次失败。一连两次失败让仆固玚极为恼怒，最终因为暴打士卒被部下杀害。儿子的惨死让仆固怀恩十分震惊，加上部将纷纷转向投奔朝廷，仆固怀恩可以说是自反叛之日起就颇为不顺，不过他也十分明白既然走上了这条路就无法再回头，所以在人心涣散的情况下，仆固怀恩只得带领亲兵三百人从汾州撤退，准备逃回朔方本镇。仆固怀恩在逃回本镇的路上就向驻守灵州的部将浑释之送去檄文，希望他能够让自己进入灵州城，但精明的浑释之通过仆固怀恩的动向判断出他一定是遇到了麻烦才来灵州，所以浑释之不想让仆固怀恩进城，可是这个想法被其外甥张韶所否定，就在浑释之犹豫不决之时，仆固怀恩已经到了灵州城下，浑释之无奈之下只得开城门迎接仆固怀恩进城，可是浑释之没有想到，仆固怀恩刚一进城，张韶就出卖了他，结果仆固怀恩将浑释之杀死，接收了他的人马。接收了灵州城的人马虽然让仆固怀恩的实力得到了增强，但仆固怀恩清楚地知道他手下这点人马是无法和朝廷相抗衡的，他必须要聚集更多的力量来充实自己，现在放眼望去，在人心皆向朝廷的情况下，似乎只有灵武还可以聚拢一些人马，所以仆固怀恩在灵州只停留了三天，便赶往灵武。在仆固怀恩刚刚离开汾州的时候，郭子仪便到达了汾州，众人在得知消息后，纷纷重新投靠郭子仪，这样在不经意间仆固怀恩丢掉了汾州这块阵地，而仆固怀恩的母亲也因此被朝廷接到长安城。仆固怀恩到达灵武后，招集了不少人马，一时间使得他声势大振，但即使这样李豫也并没有一心将他往死路上推，而是优待其母和家眷，希望他能回心转意不要反叛，在李豫看来，无论怎样仆固怀恩毕竟是平叛的功臣。可惜李豫的仁义并没有换来仆固怀恩的回心转意，相

腰痛精泄”，“陛下春秋鼎盛，精神强固，头晕眼黑等症，皆非今日所宜有”，“果如圣谕，则以目前衽席之娱，而忘保身之术，其为患也深”。卢洪春的意思是，万历皇帝因为胡搞女人太多，肾虚，“腰痛精泄”，才导致得病。由此说万历皇帝好色。但凡有点医学常识的人就知道他的话是否靠谱了，合着身体虚弱就是肾虚，肾虚是因为干女的，许多情况都会导致身体虚弱，比如劳累过度，比如身体其他疾病，卢洪春这种无端就把疾病同性欲联系起来的荒谬言论，在中国历史上是很普遍的现象，举个例子，鲁迅有一篇文章说：“我从小就是牙痛党之一……还记得有一天一个长辈斥责我，说，因为不自爱，所以会生这病的，医生能有什么法？我不解，但从此不再向人提起牙齿的事了，似乎这病是我的一件耻辱。……我后来也看看中国的医药书，忽而发见触目惊心的学说了。它说，齿是属于肾的，‘牙损’的原因是阴亏。我这才顿然悟出先前的所以得到申斥的原因来，原来是它们在这里这样诬陷我。”（《鲁迅全集》第一卷《从胡须说到牙齿》）牙痛居然跟阴亏联系到一起，最后定性为不自爱，胡搞女人。这就是中国古人的逻辑。你说，这种逻辑靠谱吗？关于正史记载万历好色的证据也就是《明神宗实录》卷一七九的这篇奏折的不靠谱的分析了。至于野史的记载嘛，据《万历野获编》记载，万历皇帝在夏天明月高悬时，便与宫女嬉戏，他让宫女四处捕捉萤火虫，装入袋子里，在和宫女嬉戏时将萤火虫放出来，萤火虫落到哪个宫女身上，他当晚就临幸哪个宫女。因此宫女为得到万历宠幸，纷纷把能吸引萤火虫的香水洒在身上。秋天，万历在红叶上写下唐朝王建的宫词前两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然后让宫女写宫词的后两句，“太平天子朝元日，五色云车驾六龙”，而后把红叶都抛到御沟中，如果万历写字的红叶和宫女的红叶能漂到一起，就令人取出红叶看，这张红叶是哪个宫女的，万历就临幸哪个宫女。到了冬天，万历会挑选美女和他一起在洛阳殿池子里玩鸳鸯戏水，沐浴后在锦榻上拥美女喝酒。这种野史的记载完全不靠谱，供人一笑尚可。万历好色说完了，再说万历贪财，为什么一个皇帝居然会被自己的大臣说成是贪财？日本明史专家田口宏二朗说：明代财政体系当中帝室也有某收入和经费，从内库的收入来讲，确有金花银（折粮银）和慈宁宫籽粒等重要的帝室经费来源。不过这些收入并不能算作帝室专用的项目。例如金花银原来是江南等地区的田赋，是属于户部管理的部分。嘉靖年间以后，这个项目虽然逐渐变成内库的收入来源，但到明末户部也一直干预金花银的收取和开销……可以说除了若干庄田收入等等以外，帝室原来没有专项财源。换句话说，万历皇帝之所以“贪财”，是因为皇室没有专项财源，于是不得不想方设法去获得一些私房收入，这才是所谓“万历贪财”的实质所在。最后说气，这指的是万历皇帝脾气大，那么万历皇帝脾气有多大呢？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张养蒙在奏折中给万历扣上了好逸、好疑、好胜、好货四大罪名，结果万历一笑了之，压根儿没理他。田大益在奏折里把万历同夏桀、商纣王、周幽王、周厉王、汉桓帝、汉灵帝、宋徽宗等昏君并列在一起，难道把日本打趴下，三百多年才缓过劲来的君主就成了这个样子？显然，田大益是血口喷人，万历皇帝依然没理他。吏部尚书赵焕指责万历不上朝，上奏说：“等到有一天蓟门遭到蹂躏，铁蹄兵临京郊，陛下您还能高坐在深宫中，以生病为理由推辞不上朝吗？”2蔡明伦在《论明万历中后期言官对神宗的批判》说：“这完全是毫无忌惮、汪洋恣肆，把神宗骂得体无完肤”，这是“士风日下，部分言官出于沽名钓誉的私心而故意耸人听闻”，“随着明朝中后期士风之日下，士大夫变得趋炎附势，追逐名利，好名之风颇盛”，“既然进言能带来这些好处，一旦冒险成功，升官会比正常情况快，所以一些言官在进言时惟恐不能激怒皇帝，甚至耸人听闻，故作激切，以遂其私”。面对这些言官的污蔑，万历皇帝在万历十八年说：汝等于常时每每归过于上，市恩取誉。辄屡借风闻之语，讪上要直，鬻货欺君，嗜利不轨，汝等何独无言，好生可恶，且汝等不闻“宫中府中事皆一体”之语乎？何每每搜扬君过，沽名速迁为？大臣也有许多同情万历皇帝的，比如于慎行就说：“当今圣上在位日久，熟知人情，每次看见言官骂自己的奏折，就说：‘这就是那老一套（此套子也）。’对于直言激切，直接骂得很厉害的，有时万历皇帝全不动怒，说：‘这不过是沽名钓誉，如果重重处罚他，反倒成就了他的名声。’”（《谷山笔尘》）雒于仁说万历皇帝酒色财气，酒没什么，色没有确凿证据，财有特殊原因，气根本就不对，于是万历皇帝这次真动气了，说要收拾雒于仁，首辅大学士申时行说陛下如果要处置雒于仁，无疑是承认雒于仁的批评是确有其事，外面的臣民会信以为真。最后，万历将雒于仁革职为民。在处理这件事的过程中，万历对申时行等人说：“他说朕好酒，谁人不饮酒？又说朕好色，偏宠贵妃郑氏。朕只因郑氏勤劳，朕每至一宫，她必相随。朝夕间她独小心侍奉，委的勤劳……朕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之财皆朕之财……人孰无气，且如先生每也有僮仆家人，难道更不责治？”说完了酒色财气，现在说万历皇帝二十年不上朝的问题，有清史大家说万历皇帝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所谓不郊就是不亲自祭祀天地，不庙就是不亲自祭祀宗庙，不朝就是不上朝，不见就是不接见大臣，不批就是不对大臣的上疏做批示，不讲就是不参加经筵讲席。这六项当中除了不朝、不见、不批以外，其他三项都只是形式礼仪上的套路，对处理国家政事而言，并没有实际意义，将之上纲上线，作为怠政的表现，是小题大做。万历之所以不做这三项，是因为他的身体很差，行动不便。杨仕和《南渡北归》的作者岳南在详细记载发掘万历陵墓过程的《风雪定陵》一书中说：万历一生多病，经常服药一事，文献都有记载。但随着国本之争愈演愈烈……臣僚们便把他的病源归罪于酒色过度……即使今天的明史研究者，尚有一些人与三百年前的臣僚持同一观点。其实，面对定陵出土的实证，应该打破这种近似偏见的结论。因为无论是棺内万历右腿蜷曲的痛苦形状，还是尸骨复原后，右腿明显地比左腿短的情形，都足以说明这位皇帝生前确实患有严重的足疾。有了这样的实物作证，而再以陈腐的观念，把万历的“足心疼痛、步履艰难”，一味地归结于贪恋酒色所致，这就难免有失历史公允了。（第十四章《打开皇帝棺椁》）(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至于不朝、不见嘛，的确如此，但不批则绝对不对，万历皇帝是二十年不上朝，但不代表二十年不办事儿，要不然脑袋早搬家了。黄仁宇说：“万历大部分情况下仅仅是对那些递补职位空缺，以及沽名买直，搬弄是非，动辄抗议漫骂的上疏不加批示，除了不理上述性质的文件以外，他照常批阅其他奏疏。”樊树志在《晚明史》中说：“神宗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处理朝政的主要方式是透过批阅奏疏，发布谕旨来进行。他始终牢牢地掌握着朝廷的大政方针，这从万历三大征的全过程可以看得很清楚。”综上，万历皇帝虽然二十年不上朝，但这二十年他一直在处理政务，也就是说，虽然万历皇帝二十年不上朝，也并没有对国家政治的运行造成什么实质意义的影响。万历皇帝是个追求真实的人，不喜欢祥瑞之类的造假，《明神宗实录》记载，有一天文华殿角门的石础，忽然显现“天下太平”的字样，大臣都以为是祥瑞，万历很不高兴地说：“这是造假！”皇宫中一旦有这一现象，素来都当作吉兆，然而万历却当场戳穿，可见他是个毫不虚伪的君主。这点比起后世称作一代英主的雍正皇帝强多了，雍正喜欢听人报告祥瑞，例如有人报告一颗玉米长四个穗子，稻田禾苗长数尺高，皇陵出现五色祥云，等等，雍正都对报告者加官晋爵。人无完人，万历的确有值得抨击之处，那就是万历后期对于太监的横行不管不问。万历刚即位时，他对于太监的不法也是想管的。一次万历跟大太监冯保去内市，发现宫里有什么，内市里就有什么，万历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冯保：“这些东西都是宫里出来的，先皇也知道这种情况，于是就用银子在这里买，赎回去。”万历：“朕不让这些东西流出不就行了？而且这些东西大到镜架，小到珠宝，是怎么从宫中出来的？每次宫里人出来，不是都有搜检（安检）吗？”冯保：“陛下，从宫里出来的，只有一样是不用搜检的，那就是粪车，这些从宫里偷东西的都是通过粪车运出来，总不至于粪车出宫的时候也检查吧？”万历一听，明白了，但他不甘心，他先后想了七个办法来治偷东西的，第一个办法是查宫中太监的祖宗三代，看是不是根正苗红，但这条没用，越是根正苗红的，家里越穷，越穷就越偷。于是万历想了第二个办法，清点宫中财物。他下令把宫中物品一样样登记造册，但也没用，宫里的东西，先用粪车从外运进来一个假的，放在那登记造册，然后再把真东西运走，结果导致宫里的东西假货越来越多。万历一看不行，就想了第三个办法，加税。万历下令在内市征收高额赋税，但是也没用，你加税，内市加价，嘉靖年间卖十两的珠宝，此时卖两百两，照样有人买。之后万历想了第四个办法，下令对从宫中偷东西的严加惩罚，可是也没用，太监的命根都剁没了，还怕死？死就死了，不死就赚了，接着干。之后万历想了第五个办法，对太监们进行教育，说这些宫里的财物都是大明朝的，要爱惜，但也没用，太监们觉悟没万历爷那么高。而后万历想了第六个办法，减少内市的开张时间，本来内市在每月二日、十二日、二十二日开张，万历下令改为每月只在十二日这一天开张。可还是没用，内市虽然只开一天，但变成了日市加夜市，一天一夜连轴转，照样不耽误。最后万历怒了，想取消内市，冯保说：“陛下取消了内市，东西就不通过内市往外卖了，今后宫里的东西被偷出去连回都回不来了。”万历一听，彻底无语，从此对内市不管了，对太监也不管了。这样就有了万历后期太监的胡作非为。万历时，太监高寀奉旨去福建征税，爪牙魏天爵、林宗文两人千方百计向他献媚，有一次提供一个秘方，说活取一千个小儿的脑髓作为药引子，可以使睪丸重新长出来，而且能御女生子。高寀非常高兴，就派亲信购买幼童，敲开头颅骨，取出脑浆。贫困的百姓不知高寀的“妙用”，有的就把亲生骨肉卖给他；市井无赖还用蒙汗药诱捕民间的儿童，献给高寀，换得重赏。高寀害死了许多人，以至于税监府院里的水池中，白骨累累。但是，他的性功能并没有半点儿的恢复。吴承恩得知此事后将其写进了《西游记》，详见比丘国那段。而在万历后期，有个小太监把假阳具插入宫女的下体，没想到拔不出来了，那女子竟活活胀死。（《万历野获编》卷六）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长期被病痛折磨的万历皇帝去世，年五十八岁，谥号“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史称明神宗。三百三十八年后，1958年9月19日，安葬万历的定陵在当时的北京政府主持被挖开，参加挖掘的考古工作队队长赵其昌在日记中十分详尽地这样描述了进入万历地宫的情景：我显然是置身于这阴间世界中了。仿佛觉得前方就有阴间的人影，他们的脚步在走动，他们的鼻息在轻轻地呼吸。他们静静地望着外边，望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此时，我感到这是一个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的夜晚，天空正飘落着毛毛细雨，我独自走到一块荒无人烟的墓地，野草丛生、碑石林立，猫头鹰依石而卧，黑暗里瞪着圆圆的、绿绿的眼睛冲我发着灿灿光芒，刺进我的心脏、我的肺管、我的血液，使我越发慌乱和沉闷，四顾茫然而不知所措。我想快速离开这阴森可怕的墓地，想尽量不发出一丝响动，免得引起死神的注意和追赶，但腿却在荒草泥泞中不能自拔，阴风凄凄、雾雨迷蒙，似有亡魂用手轻轻挡住我的眼睛，又好像死神在背后用力拽扯我破碎的裤管，我感到死尸的魂灵就在眼前，他那粗犷的鼻息热烘烘地在我脸上喷射，既像人，又像是浑身长毛的怪物，轻轻地、无声无息地引我前行。我知道这是幻觉，尽量保持头脑清醒。我在心中默念着，这虽是在幽黑的暗夜里穿行，但我仍置身于风尘飘摇的阴间世界。我是生活在阳间的人类来到阴间探索死神的秘密。但这种默念效果，似乎起不了多少作用。因为尘世间的烦恼忧愁、悲欢离合、恩恩怨怨、情情爱爱，统统都在心中消失。我记不起我来自哪里，要向哪里去。没有太阳也没有月亮，路也没有尽头，前方一片苍茫，似是秋后的茅草地，又似一片干裂的沙滩。我甚至都忘记了自己父母的容颜，并连自己的生存也不再记起，整个身心进入一个虚幻缥缈的世界。似入仙境，又似魔窟，天地一片混沌，阴阳融为一体，万事万物都成为似有似无，似明似暗神秘莫测、变幻无穷的东西。这种东西组成了一个诱人的世界，让人去寻觅，又让人望而却步……（《风雪定陵》）直接参与定陵发掘的人员，都未能善终：力主发掘的明史专家吴晗狱中自杀，死前头发被拔光；担负发掘指挥工作的郑振铎在出访阿富汗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途中，飞机失事遇难；开棺时的摄影师刘德安上吊了；考古专家白万玉神志不清，脑溢血去世……而关于万历皇帝的真相，酒色财气的指责大多靠不住，二十年不上朝对国家并没造成什么影响，一场抗倭援朝战争足以让他名垂青史。那万历皇帝执政的主要过失究竟是什么呢？我们该如何评价他呢？谈迁《国榷》中收录的民族英雄夏完淳的父亲夏允彝对万历皇帝的评价，是我觉得最客观的：“万历皇帝幼年继位，聪明睿智，一开始用张居正为内阁首辅，依法治国，朝令夕行，虽然有些过于苛察，但是人们守法严谨。万历注重边防，用大帅戚继光在蓟镇，以谭纶为督抚，一切唯戚继光之言是从。戚继光修建寨堡，又把自己在浙江练的昔日打倭寇的军队调到北方来与北边的军队一起训练，于是蒙古人二十年不敢犯边。万历皇帝用李成梁大帅在辽东，李成梁敢战深入，把东北各族杀得畏服。”“张居正骄悍，妄自尊大，最终他去世后全家倒霉了。接替张居正的人则远远没有张居正的才能，于是万历皇帝大权在握。万历为政宽大，人皆乐之，府库充实，士大夫都珍视气节，虽然没有姚崇宋璟那样的宰相，但与开元盛世不相上下。但自从郑贵妃得宠后，万历皇帝就逐渐怠政了，满朝文武纷纷上奏，万历皇帝更加厌恶，于是把这些大臣一个个罢免。但剩下的大臣一个个上奏劝皇帝勤政的呼声更高了。万历一看，干脆不如不理，从此不上朝。此后吏治废弛，风俗大坏。辽东一出事儿，将驽兵骄，练兵就要花钱，只能加税，赋税越来越高，老百姓越来越穷，于是流寇揭竿而起，朝廷土崩瓦解。胡虏和贼寇进攻越急，朝廷朋党内斗越甚，虽然持论者各有短长，但可以定论的是朝廷里的小人都是真正的小人，君子未必是真正的君子。老百姓越穷，当官的越贪污，风俗日坏，将士不知杀敌，只知害民，百官不知做事，只知聚敛，最终崇祯以一天上朝两次的勤政，也于事无补，只能任由明朝土崩瓦解。”第六章明宫三案万历皇帝去世后，其子朱常洛继位，年号泰昌，在此前后，发生了明宫三案，朝局大乱。明宫三案即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先说梃击案。“梃”是木棍，“梃击”就是以木棍打人，打的是新皇帝朱

态之中。这种不安定，不单是楚穆王去世而引起的。早在楚穆王去世的前一年，楚国就因为令尹成大心的去世而发生动荡，当时楚穆王任命成大心的弟弟成嘉（字子孔）继任令尹，楚国的属国舒国及其附庸宗、巢等国背叛楚国，于是成嘉率军讨伐舒国，俘虏了舒、宗两国国君，并且包围了巢国。楚庄王即位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13年，成嘉、潘崇决心彻底消灭叛乱势力，率军再次出征，而派公子燮（xiè）与斗克镇守国都。斗克曾经是秦军的俘虏。公元前635年，秦穆公和晋文公联合讨伐鄀国，楚成王派斗克、屈御寇带兵援鄀，二人均被秦军俘获。后来秦国在殽之战中败给晋国，急于与楚国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才将斗克等人释放回国。斗克回国之后一直郁郁不得志，而公子燮一心想当楚国的令尹却败给了成嘉，两个人凑到一起，发发牢骚，吹吹牛皮，久而久之就有了谋反之心。公元前613年秋天，公子燮、斗克宣布首都戒严，又派刺客前去袭杀令尹成嘉，结果失败。成嘉和潘崇迅速回师围攻郢都。八月，公子燮和斗克挟持楚庄王从郢都突围，准备逃到商密去另立中央。经过庐（楚地名）的时候，二人被庐大夫戢梁诱杀，楚庄王才得以获救。但楚国的动荡并未就此结束。公元前611年，楚国发生了百年一遇的大饥荒。居住在今天四川东部的山戎族趁机袭扰楚国西南边境，一直打到阜山（今天的湖北房县一带）。楚国人组织防御，派部队在大林一带布防。东方的夷、越之族也趁机作乱，派兵入侵楚国的东南边境，攻占了阳丘，直接威胁訾（zī）枝（今天湖北钟祥一带）。一直臣服于楚国的庸国也发动各蛮族部落造反，而前不久才被楚国征服的麇国人也带领各夷族部落在选地（楚国地名）集结，准备进攻郢都。一时间，各地的告急文书雪片般飞往郢都，各城各地都开始戒严，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紧张的气氛。自楚国崛起以来，这是最困难的时刻。当年齐桓公率领八国联军大兵压境，楚国人应付得游刃有余；晋文公在城濮之战中大败楚军，楚国的实力也没有被削弱。但是现在，数年的国内动荡加上饥荒，却使得楚国几乎陷入崩溃。而那位少不经事的楚庄王，却一如继往地躲在深宫之中，日夜饮酒为乐，并且向国人发布了一道命令，说：“有谁敢劝谏，杀无赦！”听到这一命令，大夫们无不摇头叹息。在楚文王年代，鬻拳为了劝谏楚文王，敢拿着刀子威胁他，楚文王也不曾将鬻拳治罪，反而给了他极高的待遇和荣誉。敢于直谏，已经成为楚国大夫的优良传统，在及时纠正国君的错误、确保政令无误方面，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现在，这个曾经被人像傻瓜一样带出郢都的楚庄王，却以死来威胁众大夫，封住他们的口，不让他们自由地发表意见，实在令人感到心寒。楚国的前途，大概就要葬送在这个傻瓜手上了吧。众人都这样暗自思忖。某一天，大夫伍举觐见楚庄王。正好楚庄王在饮酒作乐，左抱郑姬，右抱越女，穿着一件松松垮垮的衣裳，歪戴着帽子，坐在钟鼓之间，已经喝得七歪八倒了。“伍举，你难道没有听到我的命令吗？敢劝谏我的人，都得死！”楚庄王用一双充满血丝的眼睛狠狠地瞪着他。乐师们停止了演奏，低着头大气也不敢出。伍举愣了一下，随即爽朗地笑道：“我这把老骨头还想多享享清福呢，哪里敢违抗主公的命令？我今天来，一是为了陪大王喝杯酒，助助兴，二来是为了告诉大王楚国发生的一件怪事。”“哦？”楚庄王来了兴趣。“三年之前，有一只大鸟从南方飞来，身披五色羽毛，眼睛大于铜铃。这鸟一来就栖息在郢都西南的高山之上，整整三年了，既不飞走，也不鸣叫，百姓们都不知道这是什么鸟，大王您知道么？”“这鸟啊……我当然知道。”楚庄王轻描淡抹说，“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你退下吧，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说这话的时候，楚庄王看都没看伍举一下，眼睛出神地望着门外的天空。一行大雁正从天边飞过，时值深秋，它们一路南下，很快就要抵达过冬的栖息之地了。然而，接下来的日子里，王宫中依然是歌舞升平。大夫苏从忍不住直闯进王宫，对楚庄王说：“楚国就要灭亡了，主公难道就这样得过且过吗？”“大夫难道没有听过我的命令吗？”楚庄王反问道。“如果臣能以一死让主公明白事理，臣愿意！”楚庄王和他对视了一阵，说：“你别说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他命令乐师和舞女退下，嫔妃们回到后宫，又命令内侍将众大臣召集起来开会。行动之迅速，就好像电影导演换一块背景幕布一般。关于楚庄王何以在一夜之间由顽劣少年转变成有道明君，史料上罕有记载，亦无人细考。浪子回头金不换自然是一种说法，但更合理的解释是：他的顽劣只是表面现象，用来麻痹那些有野心的人和不足以担当本职工作的人，好让他们不在意他的存在，充分暴露自己的本来面目。而他将这些人的所作所为都暗暗记在心上，同时也将有德有能之士的所作所为记在心上。据《史记》记载，楚庄王第一次听政，便拿出一份长长的名单，有数百人受到各种惩罚，同时也有数百人得到擢升，于是“国人大悦”——这是典型的扮猪吃老虎。楚庄王一边整理内政，一边应付外敌。他及时下达了一道命令，派人加强申县和息县的守备，并且宣布无限期关闭申、息两县的北门，直至中央政府认为可以解除警报。申、息两县是楚国进出中原的门户。加强两县的防务，关闭两县的北门，是为了防备晋国趁火打劫，动员中原诸国的部队讨伐楚国。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庸、麇、蛮、夷的叛乱已经令这个国家疲于应付，如果赵盾闻到风声，嗅出味道，率领大军南下，楚国人只有凭借申、息两县的防备，将敌人拒于国门之外了。楚庄王这一招，看似对解决叛乱没有直接作用，但是对稳定楚国的人心、断绝中原各国的绮念，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楚国解决叛乱打下了基础。当时楚国朝中有一种议论，认为形势逼人，为了避开叛军的锋芒，最好迁都到阪高。阪高是楚国境内的险地。迁都阪高，自然是为了中央政府自身的安全着想。但是，国都迁动，必定导致民心涣散，蒍贾马上站出来反对，他说：“迁守阪高，看似保险，其实不然。我们能前往，贼寇也能前往，同样免不了一场恶斗。依我之见，打蛇先打蛇头，不如出动出击，讨伐庸国。麇人与百濮之人因为我国闹饥荒，以为我们不能动员军队作战，所以才敢侵略我国。如果我们出兵讨伐庸国，他们必定认为自己判断失误，产生畏惧之心而退兵。百濮之族居无定所，组织性不强，见到大事不妙就会作鸟兽散，哪里还顾得上讨伐我们？”楚庄王支持蒍贾的意见，于是组织了一支机动部队，自郢都出发，前往讨伐庸国。果然如蒍贾所料，楚国出兵不到半个月，百濮之人就乱作一盘散沙，各自回聚居之地去了。在楚庄王的领导下，楚国人的爱国热情被迅速激发出来。楚军自庐地向庸国进发，沿途各城各镇均主动打开粮仓供给部队。而部队中的袍泽之谊也被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从统帅到马夫，军官与士兵同食一灶，不分彼此。到达西部边境的句澨（地名）后，楚军在此安营扎寨，建立了大本营。曾经因诱杀公子燮和斗克立下大功的庐大夫戢梁，奉命率领所属军队出境，作为先头部队入侵庸国，抵达方城。庸国人集结大部队对付戢梁，双方在方城附近发生遭遇战，戢梁的部队根据原定计划，一触即溃，戢梁的部将子扬窗也成为了庸人的俘虏。三天之后，子扬窗趁庸人看管不力，逃回了句澨的大本营。他建议说：“庸军人多势众，又得到蛮族人相助，不如全军出击，而且派精锐的王卒（楚王亲兵）参与，集中力量打击他们。”大夫师叔反对说：“没有必要。最好的办法是派小股部队去和庸人打几仗，让他们更加骄傲轻敌。这样的话，敌人骄纵，而我方将士憋了一肚子劲，可以打败他们。”戢梁于是又带兵出去和庸国人打了七仗，七战皆败。庸国人放松了警惕，认为楚国人不堪一击，仅仅派了裨、倏、鱼三个部族的部队追逐楚军，而且主力部队的防备也开始松懈。“楚不足与战矣。”庸国人这样说。他们没有认识到，任何轻视楚国的行为都是极其危险的。当庸国人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楚庄王带领楚军的主力，偷偷集结到了临品（地名）。为了不让敌人的探子觉察，楚庄王甚至没有乘国君的戎车，而是坐普通的传车到达战场。在临品稍事休整后，楚军分为两队，一队由斗越椒率领，一队由子贝率领，分别从石溪和仞地（地名）进攻庸国。另一方面，楚国还从秦国、巴国请来了援兵，对庸国实施战略包围。多年以来，巴人与楚国人都处于一种既有合作也有斗争的关系之中。楚庄王一上台，就通过外交途径使得巴国成为楚国的盟友，对于解决楚国西部边境问题很有帮助。而秦国自殽之战后就力图与楚国搞好关系，以共同对付晋国，当楚国有难的时候，秦国人拔刀相助也是理所当然的。在楚、秦、巴三国的军事打击下，庸国的盟友——各蛮族开始见风使舵，背弃了庸人，转而与楚国结成了联盟。兵败如山倒，庸国也没能支持多久，很快就灭亡了。灭庸之役是楚庄王上台以来第一次崭露头角，事情做得干净利落，让人无可挑剔。庸国的灭亡意味着楚国内乱的结束和楚庄王政权的稳固，而对于晋国来说，这件事还意味着楚国作为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重新出现在自己眼前。自楚武王至楚穆王，楚国一直给中原各国制造各种麻烦，一次又一次给中原大地带来战栗。如果我们回顾楚国侵略中原的历程，不难发现楚庄王与他的先辈们的微妙区别：楚国的历任君主想要称霸中原，不是伐郑，就是伐陈、伐蔡，直接与中原诸国争锋；而楚庄王刚刚听政，就与秦国、巴国建立了联盟，好比在晋国背后打了一个漂亮的左勾拳，对晋国乃至周、郑等国形成了半包围态势。单从这一战略上看，楚庄王已经隐然胜出先辈一筹。公元前610年，郑穆公前往绛都朝觐晋灵公。自四年前通过鲁文公从中斡旋，郑国又重新投靠于晋国门下，郑穆公就一直小心翼翼地服侍着这位过气的霸主，不但追随于晋国左右参加了几次会盟和出征，而且时不时到绛都朝觐晋灵公，以示臣服。没想到，这次郑穆公吃了一个闭门羹，被晋国人拒之门外，理由是郑国近来又与楚国眉来眼去，暗中打得火热。为此，郑国大夫公子归生派了一名“执讯”，带着国书前往绛都求见赵盾，对晋国人的怀疑进行正面回应。所谓“执讯”，从字面上解释就是讯问之官，大概类似于今天的危机公关吧。郑国的国书上这样写道：“寡君即位的第三年，陈、蔡二国皆臣服于楚国，是寡君给蔡侯做思想工作，要他放下包袱，一心一意服侍贵国。当年九月，蔡侯到敝国，准备与寡君一同前来绛都朝觐，不料当时敝国发生内乱，寡君因此不能与蔡侯同行。到了十一月，国内的事情尚未完全解决，寡君就跟随着蔡侯的脚步来到贵国，听命于阶下。“寡君即位的第十二年，为了使陈国脱离楚国而臣服于贵国，敝国大夫公子归生辅佐大子夷来到绛都，朝见了贵国国君。“寡君即位的第十四年，又因为完成了说服陈侯的工作，再一次亲自来到绛都朝觐，以示不辱使命。而作为此事的结果，第二年五月，陈侯经过敝国，前来朝觐贵国国君。“去年正月，敝国大夫烛之武又辅佐大子夷前来贵国朝觐。八月，寡君再来朝觐。陈、蔡二国与楚国接壤，却不敢对贵国怀有异心，正是因为敝国不断从中斡旋的缘故啊。像敝国这样尽心尽力侍奉贵国，为什么还会受到责罚呢？寡君在位这些年，先朝觐了贵国先君襄公，继而又朝觐了现任君侯，大子夷与列位大夫也从来没有停止来往于绛都与新郑之间，郑国虽然弱小，在侍奉大国这件事上，没有别的国家能够超过。“现在贵国又责备说，‘你们做得还不够令我们满意。’就算要敝国灭亡，恐怕也没办法做得更好了。古人说，畏首畏尾，只剩下身体还会不畏缩吗？又说，鹿死的时候，哪里还管得了自己发出什么样的声音？小国侍奉大国，大国如果以仁德对待，小国就是人；不以仁德对待，小国就是鹿。铤而走险，是因为没有选择。大国的要求无穷无尽，我们也知道自己快要灭亡了。所以，我们已经整顿军备，在两国边境上恭候贵国大军。回想起来，当年敝国先君文公即位的第二年六月，前往齐国朝觐。两年之后，因为齐国讨伐蔡国，敝国又不得不与楚国谈和。小国居于大国之间，听命于强权，难道是小国的罪过？如果贵国不考虑这些，我们也就认命，准备灭亡了。”春秋时期，列国之间的文书来往，主要是以竹简为载体。郑国的这封国书，捧在手里估计是沉甸甸的。值得一提的是，那个年代，各国都很崇尚辞令。郑国的先君郑庄公就是善于玩弄文句的高手，以绵里藏针的外交辞令闻名于世。到了郑穆公年代，郑国的国势日益衰退，只能在齐、楚、晋、秦诸大国之间摇头摆尾，苟且偷安，但是，单从公子归生操刀的这封国书来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拒之以义，文采兼得，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好文。赵盾收到这封国书，不怒反笑，派巩朔前往郑国回访。为了加强两国之间的信任，晋国又派赵穿、公婿池二人到郑国为人质，而郑国也派大子夷和大夫石楚前往晋国为人质。一场剑拔弩张的外交纠纷，至此被化解。在对待郑国的问题上，晋国何以如此前倨后恭？往大处看，是因为楚庄王已经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晋国真切地感受到楚国造成的压力，不但不敢对郑国太过分，反而要想办法拉拢郑国，与其建立更为牢固的同盟关系。否则的话，郑国一旦投向楚国的怀抱，则楚庄王不但能通过秦国对晋国打出左勾拳，还能通过郑国打出右直拳，晋国可就难受了。往小处看，赵盾将赵穿派到郑国为质，其实是出于私心。公元前615年的河曲之役，赵穿和胥甲泄露晋国军机，致使秦军安然逃逸，赵盾一直未予治罪，成为一块心病。将赵穿派到郑国去后，赵盾终于对胥甲下手，于公元前608年发起整顿运动，追讨各级官员的渎职罪，将胥甲流放到卫国，由其子胥克继承家业，而胥甲的家臣先辛则逃亡到齐国。赵穿虽与胥甲同罪，但是因为在郑为质，“侥幸”躲过了一劫。赵盾希望通过互派人质加强与郑国的同盟，但是，这些年来晋国的所作所为实在让郑国人感到不服气。公元前610年，宋国发生弑君事件，宋文公上台，晋国纠合诸侯大军讨伐宋国，结果却收受宋国的贿赂，无功而返。齐懿公上台之后，多次入侵鲁国，晋国两次召集诸侯会盟，准备为鲁国主持公道，因为收受了齐国的贿赂，也是不了了之。通过对这些事件的观察，郑穆公得出一个结论：“晋国不值得依靠。”于是，晋郑两国互派人质的第三年，也就是公元前608年，郑国再一次背弃晋国，投向楚国的怀抱。同年秋天，楚庄王挥鞭北上，入侵陈国和宋国。赵盾连忙率领大军救援，与宋、陈、卫、曹等国诸侯在棐林会师，准备讨伐郑国，以吸引楚军前来决战。楚庄王派蒍贾带兵救援郑国，与赵盾率领的诸侯联军在郑国北部的北林发生遭遇战，楚国人取得胜利，俘虏了晋国大夫解扬。赵盾连忙回师国内，以避楚军锋芒。外交与军事的双重失利使得晋国不得不再一次反思自己的外交政策，由此做出的第一个反应是，想与秦国恢复友好关系，将秦国从楚国的身边拉过来，以解除西方边境的后顾之忧。应该说，这一战略意图是非常正确的，如果实施得当，则晋国可以解除楚庄王的“左勾拳”的威胁，放心大胆地在中原地区与楚国放手一搏。但是，主意是好的，行动却让人啼笑皆非。刚从郑国回来的赵穿急于立功，给赵盾出了一个馊主意：“如果想与秦国恢复友好，不妨进攻秦国的附庸崇国。秦国紧张崇国，必定派兵相救，我们再卖一个人情给秦国，要求消除宿怨，重修旧好，想必秦国会答应。

秦王说：秦国自穆公以来的二十几位君主中，没有一位君主信守过盟约。我实在是害怕被大王欺骗而对不起赵王，所以早已派人带着和氏璧经小路回到赵国了。秦强赵弱，大王派一位使臣到赵国，赵国立马就把宝玉送过来。凭着秦国的强大，先把十五座城邑割给赵国，赵国怎么敢留下和氏璧而得罪大王呢？我知道欺骗大王应被诛杀，我情愿被烹，希望大王和各位大臣仔细考虑一下。秦王和群臣一听蔺相如这一番话，面面祖觑。有人要把蔺相如拉下去斩首，秦王说：杀了蔺相如，还是得不到和氏璧，反而破坏了秦、赵两国的关系。不如好好款待他，放他回赵国，赵王难道敢因为一块和氏璧而欺骗秦国吗？秦王最终还是在殿堂上接见了蔺相如，随后放他归赵。蔺相如回国后，赵惠文王认为蔺相如身为使臣，不使赵国受秦欺辱，保全了稀世珍宝和氏璧，于是封蔺相如为上大夫。秦国后来没有把城邑送给赵国，赵国也没有把和氏璧送给秦国。此后，秦国攻赵国，夺了石城。第二年，秦再攻赵，杀死赵军两万人，但是，赵国的元气并未受到损伤。秦、赵两国的实力基本上仍然旗鼓相当。赵惠文王在和氏璧一事的处理上，仰仗着蔺相如的机智勇敢，没有使赵国丧失尊严。秦国在和氏璧一事上没占到便宜，秦昭襄王会甘心吗？渑池会昭襄戏赵王发冲冠相如折秦翼作为一名门客，蔺相如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完成完璧归赵的使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赵惠文王非常善于纳谏，在用人上唯才是举。在秦、赵之间的第一次外交争斗中，秦赵两国打了个平手，秦国没有在赵国身上占到半点便宜。不过为了秦国的统一大业，秦昭襄王并没有停止对赵国的攻击。公元前279年，秦昭襄王又在绳池向赵惠文王发起了第二轮外交攻势。那么这里面潜伏着怎样的危机呢？赵惠文王又是如何应对秦国的这次挑战呢？赵惠文王二十年（前279），秦昭襄王想邀请赵惠文王在渑池进行一次友好会晤。赵惠文王害怕秦国，不想去参加这次会盟。廉颇、蔺相如两个人商议：大王如果不去，会显得赵国软弱而且胆小。于是，两位大臣极力劝说赵惠文王前去赴会，蔺相如随同赵惠文王出访。廉颇送行到秦、赵边境，临别时对赵王说：大王此行，往返时间加上礼仪，不会超过三十天。如果大王三十天还没回来，请您允许我们立太子为王，以断了秦国的念想。赵王同意了这个建议。渑池相会之时，秦昭襄王饮至酒兴正浓时，突然对赵惠文王说：我私下听说赵王爱好音乐，请您弹一曲瑟吧！赵惠文王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便在匆忙中弹起瑟来。赵惠文王刚刚演奏结束，秦国的史官便迅速记录：某年某月某日，秦王和赵王一同饮酒，令赵王弹瑟。蔺相如一看情况不太妙，立即上前对秦晤襄王说：赵王听说秦王擅长秦地打击乐，请让我给秦王捧上个瓦盆，也请秦王助助兴。秦昭襄王一听，勃然大怒，坚决不答应。蔺相如走上前，递上瓦盆，跪下请其演奏。秦昭襄王就是不肯赏脸，于是蔺相如说：五步之内，我蔺相如可以杀掉秦王！秦昭襄王的侍从一听这话，都想杀掉蔺柑如护驾。只见蔺相如圆睁双眼，大喝一声，秦昭襄王的侍从们吓得连连后退。秦昭襄王无奈，很不情愿地敲了几下瓦盆。蔺相如让赵国史官记载：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为赵王击缶。接着，秦国的大臣们挑衅说：请用赵国的十五座城邑向秦王献礼。蔺相如不甘示弱，回应道：请你们用秦国的咸阳向赵王献礼。直到酒宴结束，秦国始终没有占到赵国的便宜。当时赵国已经部署了大批军队戒备秦国，秦国知道廉颇严阵以待，也不敢轻举妄动。廉颇和蔺相如的并肩作战终于使赵国在第二次秦、赵之间的外交斗争中没有吃亏。在绳池之会上，赵国国君赵惠文王给人留下了胆怯和懦弱的印象，给人的感觉是，赵国是依靠蔺相如的大智大勇，才没有在秦赵渑池之争中落下风。难道赵国只凭义正词严的蔺相如就能够镇住强大的秦国吗？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秘密呢？赵惠文王表现出来的胆怯是个性使然，还是因为赵国的实力不如秦国呢？这次淹池之会前，秦国参与谋划了五国伐齐之战，在东方能够与秦国抗衡的齐国被彻底打败。齐国的惨败对赵国来说利弊兼得：赵国伐齐分得了齐国的济西之地，并使自己东部边境的安全有了保障。但是，强大的齐国战败之后，赵国就成了强秦的主攻对象，秦、赵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渑池之会前，秦国于公元前280年分兵两路，大举伐楚。秦军击溃了楚国主力，正乘胜扩大战果。所以，在赵惠文王二十年（前279）的渑池之会时，秦军主力正陷在楚地战场上，无力顾及赵国。如果秦国此时再和赵国闹翻，秦军根本没有力量和赵国决战。因此，这次渑池之会实际上是秦国想笼络赵国，不想让赵国趁机进攻秦国的一次友好会盟。但是，即使是一次安抚赵国的友好会盟，秦昭襄王依仗着秦国的强大，也想趁机戏弄一下赵惠文王。所以，才出现了迫使赵惠文王弹瑟，并令秦国史官做记录之事。蔺相如针锋相对，也迫使秦昭襄王击缶。蔺相如的大智大勇，值得肯定。但是，真正让秦昭襄王不敢轻举妄动的根本原因，是秦军主力正在楚地激战，无暇顾及赵国，所以不愿激怒赵国，以免陷入南北两大战场同时开战的不利局势之中。应当说在这两次外交之战中，秦国都没有占到上风。秦昭襄王时期秦国的上升势头不减，赵国却因为赵武灵王的遇害而停止了崛起的步伐。所以，秦国一旦从全局上抽出身来，肯定不会放过赵国，秦、赵之间的战事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赵惠文王在渑池之会上明显表现出来对秦国的畏惧心态，这与当年他父亲赵武灵王乔装打扮暗访秦国的过人胆识相比，实在差得太远了。公元前297年，被秦昭襄王欺骗而扣留在秦国的楚怀王逃出秦国，抄小路到了赵国，希望能借道回到楚国，赵惠文主竟然不敢收留楚怀王（乃从间道走赵以求归。赵主父在代，其子惠王初立，行王事，恐，不敢入楚主），最后导致楚怀王又被秦兵抓回去，客死在秦国。赵惠文王性格的胆怯在这件事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一个大智大勇的爹爹怎么生了这么一个窝囊儿子，还搭上自己一条命传位给这个儿子？历史太会和赵国开玩笑了，而历史也太眷顾秦国了。秦赵战阏与赵奢施奇计赵惠文王虽然个性有些懦弱，但是能够虚心听取臣下的意见，重用廉颇、蔺相如这样有能力的大臣良将，再加上赵武灵王留下来的赵国实力雄厚，才使得赵国在与秦国的两次外交之争中保持了尊严。可意想不到的是，几年之后，性格懦弱的赵惠文王竟然向秦国发起了挑战，结果引来秦赵两国之间的兵戎相见。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秦赵两国之间的军事之争最终结果如何呢？赵惠文王二十九年（前270），赵国派了一位公子到秦国做人质，并且提出要用焦（今河南三门峡附近）、黎（今河南浚县）、牛狐交换被秦国攻占的部分赵国土地。秦国遵守盟约，按期交还了原来攻占赵国的土地，但是，赵国却违背协议，拒绝交出焦、黎和牛狐。赵惠文王说：你们交还我们的土地离赵国太远，我们也管辖不了。我们的先王有能力管理这些地方，但是，我没有这个能力。交换土地之事是我的臣子做的，我并不知道。秦昭襄王闻讯后，非常生气，便派中更（一种爵位）胡伤率兵越过韩国的上党，进攻赵国的险要之地阔（yù，玉）与（今山西和顺西）。赵惠文王立即召见大将廉颇，问他，秦要攻阏与，能不能派兵去救。廉颇回答说，路太远，而且又艰险、狭窄，很难救援。赵惠文王不死心，又召见乐乘问能否相救，乐乘的回答和廉颇一样。最后，赵惠文王又召见了赵奢。赵奢说，道远，地险、路狭，就像两只老鼠在洞里斗，哪个勇猛哪个胜（其道远、险、狭，譬之犹两鼠斗于穴中，将勇者胜）。赵惠文王听了赵奢的回答，立即派赵奢带兵去救阏与。赵军离开邯郸刚刚三十里，赵奢就下令：敢来为战事进谏的一律处以死刑（有以军事谏者死）。秦军驻扎在武安（今河北武安附近）西边，击鼓呐喊的声音把武安城中的屋瓦都震动了。赵军中有一个人听到秦军的呐喊声，按捺不住，请赵奢急速援救武安，赵奢立即把他杀了。赵奢率领赵军坚守营垒，停留了二十八天，就是不向前进发，反而又增筑营垒。秦军的间谍潜入赵军营地，赵奢装作不知道，用好酒好肉盛情款待以后把他送回去。秦军间谍把赵军的情况向秦军将领做了报告，秦将听后非常高兴，说：离开国都三十里就不敢前进了，还增修营垒，阏与肯定不是赵国的了。赵奢送走秦军间谍之后，知道自己忽悠秦军的目的已经达到，立即命令士兵脱下铠甲，轻装简从急行军，两天一夜就赶到阏与。到达前线后，赵奢下令让善射的士兵在离阏与五十里处扎营军营筑成之后，秦军才知道赵军来了，立即全军赶来，要和赵军决战。一个叫许历的军士建议赵奢：放秦军进来吧。秦军没料到赵军来得这么快，现在他们赶来，士气很盛，将军一定要集中兵力，严阵以待，不然必败（秦人不意赵师至此，其来气盛，将军必厚集其阵以待之，不然必败）。赵奢答：好。许历接着说：您下令谁就战事提意见就杀谁，现在我该接受死刑了。赵奢说：回邯郸以后再执行吧！许历又提了一个建议，谁先占领北面山头谁就将取胜，晚到的肯定失败（先据北山上者胜，后至者败）。赵奢立即派一万人迅速冲上北面山头；秦兵后到，与赵军争夺北山的制高点，但是，攻不上去，死伤惨重，赵奢趁机指挥士兵发动猛攻，大败秦军。秦军四散逃跑，阏与的危机解除了。赵奢回到赵国，赵惠文王赐给他“马服君”的称号。阏与之战不仅让赵惠文王时期的赵国多了一位可以和廉颇相媲美的名将，更重要的是赵军重创了秦军。在秦、赵战争史上，这场战役是赵军的一座丰碑。赵奢为什么能够打败秦军？首先，制造假象，麻痹秦军。赵奢是去解阏与之围的，但是，他却在离都城三十里的地方安营扎寨，增修营垒，制造假象，让秦军觉得赵奢怯战，没有重点防范赵奢。这样，赵奢就取得了对秦军攻其不备的效果。为了制造假象，赵奢还下令不准就这场战事提出任何意见，违令者杀。赵奢这样做就是为了封住赵军将士的口，不要破坏他麻痹秦军的计划。其次，避其锋芒，占领高地。赵奢这次对秦作战，表现得既冷静，又善于听取意见。他开始不让人提建议只是为了麻痹秦军，等到真正对秦作战之时，他却表现得非常善于听取他人建议。许历两次进谏，都事关战事胜负。赵奢对许历的两次建议都表现得非常虚心，完全采纳。如此一来，才能避开秦军锋芒，抢占制高点，居高临下，大败秦军。应当说，赵惠文王远不如其父雄风，但是，他善于用人，如蔺相如、廉颇、赵奢等。所以，这些谋臣良将的超水平发挥，弥补了赵惠文王的软弱，维持了赵国胡服骑射以来的强势。赵惠文王依靠着赵武灵王的业绩，依靠着廉颇、蔺相如、赵奢等一批忠臣良将，基本维护了赵国的强国地位。但不得不承认，赵武灵王时期赵国的上升势头大大减弱，这是赵惠文王的领导力、执行力、胆量、魄力远远逊于赵武灵王所致。赵惠文王时期的赵国之所以能仍然称雄东方，能够与秦国抗衡，除了上面提到的两点——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后的强大国力，以及赵惠文王善于用人、善于听取臣下的意见，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赵国内部君臣团结一致，同仇敌汽，以大局为重，先国家而后个人，共同御侮。蔺相如原先是一个门客，因为出使秦国，完璧归赵，被提为上大夫；后又因渑池之会维护了赵王与赵国的尊严而被封相，地位超过了大将廉颇。廉颇最初很不服气，认为自己攻城野战，为赵国立下了赫赫战功，蔺相如只凭三寸之舌就位高于他，这算不上什么本事，于是打算要侮辱蔺相如。蔺相如听说后，借病不去上朝，避免与廉颇正面相遇。有一次，蔺相如外出，远远望见廉颇，就调车躲避，他的家臣感到很属辱，遂请辞。蔺相如就问他们，你们说廉颇与秦王相比，谁厉害？家臣说当然是秦王厉害了。蔺相如接着说，秦王那样威风，我还当庭斥责他，羞辱他的臣子，我蔺相如虽然驽笨，难道单单会害怕廉颇将军吗？我之所以这么做，是以大局为重。秦国之所以不敢入秦，是因为有我们两人在，如果我们相斗，势必不能共存。我这样做的原因是先国家而后个人啊（吾所以为此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廉颇听说以后，深感愧疚，负荆请罪，于是，二人结为生死之交。这就是赵国历史上著名的“将相和”的故事。将相团结合作，共同抵制秦国的扩张野心，对维持两国的实力平衡起了很大的作用。可是，秦、赵两国之间的这种平衡能够长期保持下去吗？赵惠文王之子赵孝成王继位后，秦、赵两强之间的较量会有哪些变化呢？第20章长平之战从晋国分出来的赵国，在五国联合破齐和胡服骑射之后，成了秦国统一六国的最强劲对手。但是，秦、赵两国之间。的这种力量平衡并没有长期保持下去，强大的赵国因为四位君王和一场战争而痛失一流强国的地位，无可避免地走上了灭亡之路。这四位君王中的第一位是赵武灵王，第二位是赵惠文军，第三位是赵孝减王。赵孝成王在位的公元前26Z年，秦，赵两国在长平地区展开了一场惨烈的生死决战，战争最终以秦军获胜结束。赵军付出了四十五万个鲜活生命被坑埋的惨重代价，这场战争彻底改变了秦、赵两国的力量对比，成为赵国一蹶不振的转折点。那么，赵军大什么会败得如此之惨？这场战争对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又有什么重大影响呢？赵武灵王的去世使赵国中止了崛起的步伐，赵惠文王虽然缺乏赵武灵王的胆识气魄，但是他在位期间尚有赵武灵压打下的雄厚基础，加之廉颇、蔺相如、赵奢等忠臣良将的团结辅佐，基本上维持了赵国的强势地位。公元前266年，赵惠文王去世，赵孝成王继位。长平起战事合纵失须臾赵孝成王四年（前262），秦军攻占了韩国的野王（今河南沁阳）。野王被攻占意味着韩国的上党郡（今山西长治）与韩国国都（今河南新郑）之间的唯一通道被秦国截断（野王降秦，上党道绝）。上党郡从此成了韩国一块孤立无援的飞地，既然上党郡成为一块飞地，韩国肯定守不住了，所以，韩国做了个顺水人情，将上党郡献给秦国以求和。这本来是秦、韩两国之间的战事，但是这场战争最终把赵国给拖进来了，并且几乎拖垮了赵国，成为赵国急剧衰落的转折点。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韩国将守不住的上党郡拱手送给秦国以后，上党郡太守冯亭和他手下人商议：通往国都的道路已经被封堵了，要做韩国的百姓已经不可能了。秦兵一天天逼近上党，韩国已将我们献给了秦国。我想，还不如把上党献给赵国。赵国如果接受我们，秦军一定会非常生气，必定要和赵国大战一场。赵国有难，一定会和韩国携手。如果韩、赵联合起来，一定可以阻挡住秦军（不如以上党归赵。赵若受我，秦怒，必攻赵。赵被兵，必亲韩。韩赵为一，则可以当秦）。于是，冯亭派人迅速赶到赵国，表达了献地给赵国的意愿。赵孝成王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即和平阳君赵豹（赵惠文王舅父）、平原君赵胜商断此事。平阳君赵豹不同意接受上党郡，他认为这样做会激怒秦国，引发秦、赵大战，弊大于利（不如勿受，受之祸大于所得）。平原君赵胜则认为，平白无故得到一个郡十七座城，简直是天上掉馅饼，不要白不要，不能不接受。赵孝成王也觉得白给十七座城池不要太可惜了，于是，采纳了平原君的意见，封冯亭为华阳君，接受上党郡。秦国快到手的上党郡就这样被转手到赵国，秦昭襄王听说之后，勃然大怒，立即派大将王龁率兵攻占上党。上党的百姓纷纷逃往赵国，赵国大将廉颇率领赵军驻守长平（今山西高平），援助上党百姓。赵军杀了秦军的侦察兵，秦军侦察兵也斩了赵军的一员副将。六月，

承受的。长不大的妻子。他终于死了，一切都结束了，我才意识到自己当初待他多糟。他的姐姐有时会过来，他们大概聊过吧。她待我如同他待我一样。很温和。可怜的简娜，不可以指望太多。他去世以后我就没有见过她了，他家的人一个都没再见过。终于滚蛋了，谢天谢地。我是说，他们是这样看我的。我倒不介意和弗雷迪的姐姐聊起他，因为我对他没什么了解，没什么真正的了解。不过想重新认识他，那会儿为时已晚。他去世后，我发现自己十分想念他，我很想知道在他很少提起过的那些年月里他是怎么过的。比方说参军打仗。五年。从十九岁到二十四岁。那几年对于我来说是美好的时光。1949年我十九岁，开始忘掉第二次世界大战，事业起步。不过我们又很亲密。我们的房事很是欢畅淋漓。也许别的方面不行，但在这个方面我们和谐得很。但是我们没法交流。不对，是不交流。不对，是他没法和我交流，因为每当他尝试的时候，我就会逃避。我觉得事实是，他是个严肃内敛的人。正是我如今求之不得的那种人。十年以来，我一直要什么有什么；他死后，我想云雨之欢想得发狂，那会儿我到处滥交，我不愿想到底有多少人，或者是哪些人。有一次办公室聚会，我环顾四周，发现我和在场的半数男人都上过床。这吓了我一大跳。我其实一直痛恨那样的性爱，一顿好饭后有点醉醺醺的，我还有事情急着去办，那种情况下的性事。不是他们的错。乔姬姐姐来看我，说是轮到我照看妈妈了，那些事情也就随之结束了。我当时又自怜自惜起来。现在我倒觉得，她的确早该开口了！丈夫、四个孩子、一栋小房子——而自从爸爸去世以后，妈妈一直住她那儿，八年了。我没有孩子，而且我和弗雷迪都工作，所以不缺钱。但他们从来没提过妈妈该来和我们住。或者说，我反正是记不得有过这种提议。不过我也不是那种会照顾孤寡老母的人。妈妈以前说，我花在脸上和衣服上的钱都能养活一家人了。的确。我也没法违心说对此我很后悔。现在有时想想，我生命中最好的时刻，就是早上走进办公室，知道自己看起来不错。大家都留意观察我穿了什么衣服，怎么穿这些衣服的。我每天都对这一刻翘首以盼：我打开门，穿过打字室，姑娘们羡慕的笑容。然后穿过一间间行政办公室，那儿的姑娘们羡慕欣赏，希望也能有我这样的品位。嗯，就算我别的没有，品位的确是有的。以前我经常一周买三四件新衣，只穿一两次，然后就扔一边堆着。我姐姐把它们拿去做好事，所以倒也没有浪费。当然，这都是在乔伊丝接手了我，教会我如何真正地打扮——风格，而不仅仅是时尚——之前。妈妈来和我住时，我才意识到我是个寡妇了。一开始倒也不太糟糕。她身体不是太好，不过她会自娱自乐。我要是看上了哪个男人，也没法带他回家了，不过我暗自挺高兴的。我就不请你进来了，我的老母亲在家呢，可怜的简娜！来我这儿一年后，她生病了。我对自己说，听好了，这次你不能装作没这么一回事了。我陪她去医院。他们告诉她，她得了癌症。他们讲了好久，告诉她会发生什么。他们和蔼可亲，通情达理。以前医生没法和我谈我的丈夫怎么了，但是他们可以直接和妈妈谈她怎么了。因为她是那样的人。生平第一次，我想要和她一样。在此之前，我一直觉得她让我难为情，她的穿着，她的发型。以前我和她一起外出的时候，我会想，不会有人相信我是她的女儿，过度古板、讲究体面的她与我，我们是两个世界。我坐在她身边，听她和医生说起即将来临的死亡，那样优雅，那样庄重，我感觉糟透了。但是那时我吓得六神无主，因为吉姆叔叔死于癌症，现在是她——父母两家都有病史。我想：下一个是不是就轮到我了？那时我的感觉是，这不公平。妈妈临死前那些日子，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不像弗雷迪那会儿我压根就不想弄清楚。但我还是没做到，问题就在于此。我那会儿时时刻刻觉得难受和恐慌。她很快就垮了下去。垮了下去——就是这样。我痛恨身体的痛苦。那会儿出门上班前我会去看她。她穿着睡衣在厨房里慢条斯理地做些琐碎事情。她的面色蜡黄，泛着不健康的光亮，皮包骨头。不过至少我没说：你是不是感觉好些了，那太好了！我陪她坐下来，喝咖啡。我说，要不要我去药店——她有那么多的药丸、药片、药剂要吃。她会说，嗯，买点这个那个。但我没法亲吻她。唉，我们这家人不是喜欢身体接触的那一类！我根本记不得好好地拥抱过姐姐。面颊上轻吻一下，就差不多了。我想要抱住妈妈，也许再轻轻地摇摇她。到了最后，她那么勇敢，病得那么厉害，我觉得我应该伸开胳膊好好抱着她。但是我没法碰她，没法好好碰她，没法温柔体贴地碰她。那味道……他们尽可以说这不会传染，但他们知道什么？根本不知道多少。以前她常常那样坦诚地直视我，但我根本没法直面她的眼睛。倒不是她的眼神里对我有什么索求，而是我深以我的情绪为耻，为自己感到惊慌。不，不像当初对待弗雷迪那样，我不冷酷无情。但是对于她来说，一定感觉不到什么——我的意思是，感觉我算不上什么。每天早晨几分钟而已，然后便赶着去办公室。我一般回家都迟，和同事，一般是乔伊丝，吃过饭才回来，那会儿妈妈已经上床了。她还没入睡，要是睡着就好了！我走进她的房间，坐在她身边。她经常疼得死去活来。我总把她的药准备好。她喜欢这样，我看得出来。这算是一种鼓劲支持吧。我们稍稍聊聊。后来乔姬姐姐开始每周来两三个下午，来陪她。我没法一直陪她，我要上班，而她的孩子都上学了。我走进房间，会看见她俩坐在一起。我常常嫉妒得难受，她们这样亲密，母与女。等妈妈住院以后，我和乔姬轮流去探病。那时乔姬得从牛津来伦敦。我没法去得更频繁。每隔一天，在医院里待两三个小时。我痛恨那每一秒钟。我想不出来讲些什么。但乔姬和妈妈总是时时刻刻有话可聊。都聊的是些什么呀！——我那时听着，完全难以置信。她们会聊乔姬的邻居，乔姬邻居的孩子，她们的丈夫，她们朋友的朋友。她俩聊得一刻也不停。她俩对这些话题是如此投入，真是有趣。妈妈去世了我很欣慰，当然了。乔姬也很欣慰。不过我知道乔姬这么说与我这么说是大不一样的。她有资格这么说。因为她的所作所为。妈妈去世前的那个月，乔姬日日夜夜分分秒秒地陪着她。那个时候，我终于学会不过于反感肉体层面的东西，妈妈几乎已是一具盖着蜡黄皮肤的骷髅。但她的眼睛还和原来一样。她痛得很。她没假装不痛。她抓住乔姬的手。关键是，乔姬的手是合适的手。然后我们的公寓里只剩我孤身一人。那些男人里有的来过一两次。不怎么样。我一点都不怪他们，我怎么能？那会儿我已逐渐明白我变了。我懒得烦。如何！倒不是我不需要性事了。有的时候我想得发狂。但这里头有些乏味、重复的东西。而且那屋子里到处是弗雷迪。我能看见自己变成一座弗雷迪的纪念碑，不得不铭记他。那有什么用？我决定卖掉这套房子，寻一处自己的地方。我仔细考虑了很久，好几个月。就连在当时我也知道，这于我而言，是一种新的思想方法。在杂志社工作，我的思想方法不同，迅捷果断，就像一直处在一股水柱的顶端。这些都是我如今的拿手好戏。这也是为什么当初他们给了我这份工作。说来好笑，那会儿我可没料到会这样。其他人都知道他们要给我副主编的职位，我自己不知道。原因之一，我沉浸于我的自我形象中，拘泥于自己对自己的定位和表现。我的形象一开始是无忧无虑、风趣滑稽、衣着怪诞的简娜，聪明伶俐，永远得力的女秘书。然后，经乔伊丝一番指点后，奢侈、完美、聪慧、可靠，办公室里的老资格，背后有一个潇洒时髦的丈夫——弗雷迪听到这形容肯定认不出自己来。然后，突然地（好像是这样）就变成了一个中年妇女。机敏精明，大气端庄。这让人难以接受。现在依然困难。一个大气端庄、在杂志界有一份好工作的中年寡妇。与此同时，我一直在考虑我应该如何生活。在我和弗雷迪的套房里，我觉得自己像一小团绒絮或者一根羽毛，随风飘荡。下班回家以后，我好像指望能在那里找到秤砣或锚之类的东西，但那东西根本不存在。我意识到自己是多么单薄、多么不独立。发现自己不独立，这很叫人痛苦。当然，不是指经济上不独立，而是作为一个人不独立。长不大的女儿，长不大的妻子。我没打算再婚。我无法想象自己再婚。但是我又对自己说，你必须结婚，必须，趁着还不迟。而就连现在，我有时也还这么想，尤其是现在我觉得自己不像以前那么糟糕了。但当我认真考虑时，我就知道我不应该结婚。说来说去，反正也没人向我求过婚！我卖掉了原来的房子，买了现在这套。一个房间睡觉，一个房间起居，一间书房。很大的豪华公寓区。不过我很少在这儿，而在的时候，我常常在思考。这种思考方式……其实算不上是思考，只是把事情放在脑子里，让它们自行归拢整理。如果你真能这么做，慢慢地，会有出乎意料的结果。比方说，你的想法会与你原以为该是的样子大相径庭。有些事我需要思考，但我还没来得及思考。比方说乔伊丝。我们的那间办公室，顶楼，可以看阳光普照，风雨变幻。她坐在她的长桌后，我坐在我的长桌后，两张桌子面对面。我们就这样面对面地坐了好几年了，保证杂志运转。然后这一边是一张长桌，上面放着所有我们需要的东西，机器、绘图板、照片。另一边是一张小桌子，秘书们进来做记录，或者有人进来谈话时，就坐那儿。想到这一点我就很高兴，因为这一切是如此恰当、合适，和这儿做的事正相配。但是我必须思考，思考……总觉得不舒服，好像有什么不大对劲。我搬进新屋后，很快就发现我的生活全在办公室里。我在家里根本没有生活。家。好一个词！那不过是我为去办公室做准备的地方，或者是下班后休息的地方。我在思考的事情之一，是如果我丢了工作的话，我就不剩下什么了。我看着那些聪明的姑娘们一路奋斗，向上爬。我发现自己会看着其中某一个，比方说菲丽丝，心里琢磨，嗯，她是块好料子，会遣词造句，能采访任何人，可以胜任编辑工作，她的大脑好似剪刀，她从不惊慌失措。她知不知道事情到底是怎么运作的？我这话是指什么？指很多很多东西。一切。她急于求成，毫无耐心，而你得知道怎么顺其自然。我思考得最多的，是我让弗雷迪失望了，让妈妈失望了，我就是这样的人。如果再发生什么，发生什么需要我面对的事情，比方说疾病或死亡，如果我需要对自己说，“现在，你得像个成人，别再像个小姑娘似的了”——我做不到。这不取决于你有没有意志，这取决于你是什么样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决定要学些别的本事。我在报纸上看到这则广告，“你想和一位老人交朋友吗？”一张可爱老太太的照片，一个可亲可爱的老太太。大家最喜爱的奶奶。哈！我打了电话，去看望她们。斯诺小姐，慈善家。我和她一起去拜访了约克太太。我们三人一起，在肯辛顿的一座小公寓里喝了茶。整个过程我觉得假惺惺的，糟糕极了。我觉得斯诺小姐显得有点屈尊纡贵而不自知。约克太太是一个身材庞然、动作迟缓的病人，面色苍白，脸庞浮肿，像个面团，小眼睛里满是牢骚。我看得出来她不喜欢斯诺小姐。我坐在那儿，心想，我他妈到底在这儿做什么？这对约克太太能有什么好处？我难道要每个星期天都来看她一次，带蛋糕给她，问她风湿有没有好些？斯诺小姐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我们在人行道上道别的时候，她对我很敷衍。嗯，好，要是你觉得自己想做这事的话，到时候给我打电话，萨默斯太太。然后她钻进她的MiniCopper，开走了。失败。嗨，不足为奇，她是这么想的。他们得找别人陪约克太太。不过这次我没有自觉无用。约克太太只是不适合我罢了。那时我会看着照片里那可亲可爱的老太太，想着糟糕的约克太太，心生几分讥嘲。与此同时，在我对面的楼上，有个彭妮太太。她七十岁了，孤身一人，十分渴望我能与她结交。这我心知肚明，但我不想去。她也知道。她会全面介入我的生活。想到我得听她使唤，我就觉得喘不过气来，心慌得很。可是那天我在药店里，这事就发生了。我看到了一个老巫婆。我瞪着这老东西，心里想着，巫婆。这是因为我整个一天都扑在一篇专题上：《过去和现在的女性形象模式》。文章没有具体说过去是什么时候，维多利亚时代末期吧，优雅的妇人，一大帮孩子的母亲，羸弱的老处女姑妈，新女性，传教士的妻子，诸如此类。我有四十多张照片可以选用。那其中就有一张巫婆，不过我没选她。可她现在就在这里，站在我身边，在一家药店里。一个弯腰驼背的小个子女人，鼻子几乎能碰到下巴，穿着灰扑扑、厚厚实实的黑衣服，头上是顶无檐软帽样的东西。她看见我在瞪她，就塞给我一张药方，说：“这是什么？帮我买一下。”灰色的粗眉毛下，是凶巴巴的蓝眼睛，但是那双眼睛里却有些无比亲切的东西。莫名其妙地，从那一刻起我就很喜欢她。我接过纸，知道我接过的不止那张纸，而是更多。“好。”我说，“但是为什么呢？难道他对你态度不好？”开玩笑呢，而她立刻有了回应，使劲地摇着苍老的脑袋。“不好，哎呀，他没用，我就没听懂过他在说什么。”他是年轻的药剂师，站着，手撑在柜台上，等着接单，面带微笑。他和她很熟悉，我看得出来。“这张方子上开的是镇静剂。”我说。她说：“这我知道。”我把方子靠在我的手袋上，她伸出手指戳着纸头紧贴手袋的地方，“但不是阿司匹林，是吧？”我回答：“这东西叫安定。”“我就知道。那不是止痛剂，那是麻醉剂。”他大笑。“没那么糟糕啦。”他说。我说：“这药我也一直在吃的。”她说：“我告诉医生，阿司匹林——我要的是阿司匹林。但是他们是些笨蛋，那帮医生。”气势汹汹、声音颤颤的，又有些快乐活泼。我们三人，站在那里，放声大笑，但她又很生气。“那你要我给你拿点阿司匹林吗，福勒太太？”“是啊，是啊。我才不要麻醉人的东西呢。”她从一个又大又破的包包深处掏出钱来，慢慢地一个硬币一个硬币地数。他把阿司匹林递给她，接过她的钱，然后又接过我的钱——我买了指甲油、腮红、眼线、眼影、口红、珠光唇膏、化妆粉、睫毛膏。一大堆：这些东西我都存货不足了。她站在边上看着，现在我知道她那时脸上的表情是她特有的，拼命思索的样子，真正地想要理解。想要领会一切。我放慢脚步，合上她的步子，和她一起走出店门。我们站在人行道上，她没有看我，但是能感受到她在请求。我走在她身边。慢吞吞地走路真难。那时我才知道，原来之前我走路都是在飞。她迈出一步，停下来，打量打量路，然后再跨另一步。我想到自己天天都在这路上来去匆匆，可从没见过福勒太太，但她就住在我附近，我仔细打量着大街，突然看见——老太太们。也有老先生，但还是老太太居多。她们慢吞吞地走着。她们三三两两地站在一起，谈天说地。或者她们坐在街角法国梧桐树下的长凳上。我以前从没见过她们。那是因为我害怕自己会变得像她们。走在她身边，我很害怕，害怕她的味道，一种泛甜带酸、尘土般的味道。我看着她苍老瘦弱的脖子上的污垢，她手上也有。她住的房子有一面破破烂烂的矮墙，豁了口的台阶。她看也不看我一眼，因为她不准备开口邀请我。她小心地走下老旧的台阶，站在一扇门前，门已关不太拢，一块粗糙的木板拦腰钉在上面。这扇门连一只下定决心要进去的猫都拦不住，不过她还是摸来摸去地找钥匙，好不容易找到以后，又眯着眼睛找锁孔，然后把门打开了。我跟着她进了门，屋里的气味让我心里不舒服，胃里也不舒服。

老百姓去共同谋划新生事物，而只能和他们共享成功的快乐。所以说，圣人只要能够使国家强盛，就不必沿用旧的成法；只要能够对老百姓有利，便不必遵循旧的礼制。说一千道一万，主上您还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秦孝公故作矜持地点了点头，刚说一个“对”字，上大夫甘龙便说：“这件事要慎重！”甘氏是秦国的名门望族，甘龙本人在秦献公时期出力甚多，也算是当年的改革派。但是，对于卫鞅那种推倒重来的激进式变法，他还是感到吃不消。甘龙对秦孝公说，自古以来，圣人不通过移风易俗来教育民众，智者不改变已形成的法令来治理国家，不如保持原有的风俗，袭用旧有的礼制，因势利导，徐徐而进，这样老百姓能够保持安定，官吏们也容易接受。“您所说的，乃世俗之见。”卫鞅的词措甚为锋利，“平常的人自然安于旧俗，书生则拘泥于书本上的见识。这两种人，让他们奉公守法还可以，但是不能和他们谈论变法图强，因为他们根本听不懂！”甘龙勃然大怒，以手按剑，作势欲起。卫鞅神色如常，继续侃侃而谈：“敢问上大夫，夏、商、周三代的礼制难道相同吗？当然不同，而且有很大区别，可为什么它们都能治理天下？春秋五霸的法制都一样吗？也不一样，各有各的特色，可为什么他们都能称霸一方？这些问题，在座的诸位大夫想过没有？自古以来，聪明的人制定法度，愚蠢的人拘泥于成法；贤能的人变更礼制，平庸的人被礼制约束，不是吗？”甘龙听着，按剑的手不觉松开，半晌沉默不语。另一名重臣元老杜挚见状，大声说：“没有百倍的利益，就不言变法；没有十倍的功劳，就不能轻易更换旧制。遵循过去的法度，不容易犯错误！”“您想的是不犯错误？”卫鞅脸上露出一丝嘲讽的笑容，“的确，什么事情都一成不变，最不容易犯错误。可是您想，夏桀、商纣，他们因循旧制，不也是亡国了吗？商汤、周武，他们积极变革，最终还不是得到了天下？请你们睁开眼睛看看这个世界，竞争有多残酷！魏国通过变法而强大，夺取了秦国的河西，至今没有归还。如果你们还停留在不犯错误的认识上，那么接下来，魏国人就会继续蚕食秦国的土地，直到让你们走投无路！”杜挚也被说得哑口无言。甘龙、杜挚在秦国德高望重，这两个人被说服（至少表面上），意味着卫鞅变法的主要障碍被扫除。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考验卫鞅的真才实学了。但是在实施变法之前，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做。他要找一个人，一个搬得动木头的人。变法前须取信于民公元前359年的一天，秦国首都栎阳的南门人头涌动，热闹非凡。原来新上任的左庶长卫鞅发布了一则告示，全文如下：“有能将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者，赏金十两。”告示旁边确实竖着一根三丈长的木头，还派了两名卫兵把守。围观的百姓有数千人，大伙议论纷纷，就是没有人上前去搬那根木头。“这是左庶长在变着法子消遣咱们呐！”所有人都这样认为。确实，从南门搬根木头到北门，花不了一顿饭工夫，连汗都不会出，怎么可能赏金十两？赏十个铜钱就不错了。到了下午，有个文官过来，奉左庶长之命，在告示上加了个“五”字，将赏金十两提高到五十两，然后顾自摇着头笑着走了——连他也不相信这是真的。有个在栎阳城中当搬运工的小伙子，围观了半天之后，终于鼓起勇气走上前，在众人的嘲笑声中扛起了木头。按照他的想法，搬根木头嘛，就当是锻炼身体，至于有没有赏钱，那都无所谓。数千人都跟着他从南门来到北门看热闹。北门那儿，也有两个卫兵站在城墙下。看到小伙子过来，有一个卫兵便上城楼去禀报。没过多久，卫鞅便在一群官吏的簇拥之下来到城墙下边。“这根木头，是你从南门搬过来的？”卫鞅问道。小伙子腼腆地点点头。数千人都屏住了呼吸，就像是看一台精彩的舞台剧，终于等到了高潮部分一样。不用说，他们心里面比台上的演员还期盼戏剧的结果，等待着看到小伙子失望的表情，然后爆发出一阵集体狂笑。卫鞅微笑着环视了大伙儿一圈，招了招手，立即有人端着一个朱漆的盘子上前。盘子上边盖着一块红布。卫鞅亲手揭开它，并将盘子端到小伙子跟前。“这是你的了。”当天阳光灿烂，在场的所有人都被那五十两黄金反射的光芒刺得睁不开眼。小伙子差点晕厥。这件事情很快传遍了全国，听到的人无不咋舌，一方面是对这小伙子的好运气艳羡不已——五十两黄金，作为一个平民而言，几辈子都不用干活了；另一方面则是——原来左庶长是这样一个说话算数的人啊！只有一个从魏国河西地区来的老头儿，听到这件事后捶胸顿足，连声说：“为什么我不在场，为什么我不在场？”据《韩非子》记载，吴起担任西河郡守期间，秦国有个哨所靠近魏国境内。这个哨所的守军时常袭击魏国农民，但是又不值得征调部队攻打它。于是吴起就在北门外放了一根车辕，下令说：“谁能把车辕搬到南门外，就赏赐他上等田地、上等住宅。”起初没有人去搬它，最终有个人把车辕搬到南门，吴起立即按照命令行了赏。不久吴起又在东门外放了一石红豆，下令说：“谁能把红豆搬到西门，赏赐如前。”百姓们都抢着去搬。最后吴起下令道：“明天要攻打秦军哨所，能冲锋陷阵的，就任命他做大夫，赏赐上等田地和住宅。”百姓们争先恐后参战，一个早上就把哨所攻占了。卫鞅立木赏金，取信于民，自然是从吴起那里学来的。变法的重点之一：农民问题立木赏金后不久，卫鞅就正式粉墨登场，上演他的变法大戏了。他和李悝一样，认为农业是国家的基础，要想国家强大，首先必须保证粮食生产。因此，他颁布了第一条法令——《垦草令》。自古以来，农民种田，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要让农民多种田，只种田，努力开荒种田，除了种田不作他想，就需要用点特别的手段了。首先是从思想上实行愚农政策，让农民变得易于摆布。卫鞅认为，对于发展农业来说，最大的威胁来自于知识。农民的本性和可贵之处就在于无知，一旦有了知识，就必定不甘于种田，会去想其他的事。因此必须改革秦国原来那种重视学问的风气，将做学问的人排除在政权之外，不让他们有上升的空间，这样农民就不会想做学问，也就不会变质了。他特别警惕儒家学派的影响，命令各地官吏焚烧儒家的经典著作《诗》《书》等——坑儒的事他也许没有做过，但在焚书这件事上，他比秦始皇还早一百多年。他还下令取缔农村的一切休闲娱乐活动，因为那些娱乐既浪费时间，又容易导致道德败坏。他必须确保农民“意一而气不淫”，将全部精力用到农业生产上。总之，在卫鞅的理想中，农民既没有知识，也没有感情，就是一群会种田的机器。但是，仅仅通过愚农政策，还是很难达到这个目的，必须要有相应的强制手段来迫使农民就范。他规定，生产粮食布帛多的家庭，可以免除徭役。这相当于对先进生产者的奖励，也是《垦草令》中为数不多的奖励措施之一。卫鞅更擅长使用的是惩罚。紧接着这条奖励措施之后，就是对落后生产者或者不务正业者的恐吓：凡因从事工商业或不生产导致贫困破产的，连同妻子儿女收入官府为奴。农田之外的山川湖泊，一律被收归国有，农民被严格禁止进入。山上有鸟，河里有鱼，但是不许农民捕猎，由此断绝农民想在种田之外找点副业干的幻想。事实上，农民除了家里和田里，基本上哪也去不了。因为卫鞅还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流动人口管理制度，禁止百姓擅自迁徙。走亲戚也罢，逃荒也罢，必须经过官府批准。旅客住店，必须要有官府出具的介绍信。旅店如果收留无证旅客住宿，店主人与旅客同罪，一并送入收容所。但这些还不够。卫鞅算无遗策，为了保证农业生产，还针对商人、官吏和贵族制订了多项限制措施。商人首当其冲。卫鞅认为，商人不事生产而谋取重利，对社会大大不利，必须从重打击。他规定商人必须向官府登记奴隶的名字和数目，以便官府摊派徭役；对市场上流通的酒肉课以重税，比商品成本高十倍；最重要的是，不准私自贩卖粮食，防止商人垄断市场，牟取暴利。在他主政期间，秦国“商无得籴，农无得粜”，粮食生产和销售完全被国家把持，计划经济已见雏形。对于官吏的限制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精简机构和人员，减少寄生虫；二是强化廉政，不许官吏干扰农业生产。贵族是卫鞅变法中重点打击的对象。他刻意加重贵族的赋税，要求贵族子弟必须和平民百姓一样服徭役，而且解除徭役的条件比平民百姓还高。禁止贵族、官吏雇佣仆人，迫使贵族子弟必须亲自劳动。他甚至规定，公室子弟如果没有军功，不得列入宗室，不能享受贵族的特权。可想而知，《垦草令》一下，天怒人怨。贵族恨得直咬牙不说，农民也很有意见。各地百姓跑到栎阳来上访申诉的多达数千人。太子嬴驷在一帮贵族元老的撺掇下，公开对卫鞅的变法表示不满。当然嬴驷不会上访，他的抗议方式很简单——犯法。至于是犯了哪条法，正史上没有记载，本书也不能杜撰，总之这件事闹得很大，全国人都知道了。嬴驷扔给了卫鞅一个烫手的山芋。卫鞅如若视而不见，则威信扫地，变法权当笑话；如若要依法行事，太子是未来的国君，且看他如何判太子的罪。卫鞅却是一点也不为难。在征得秦孝公同意后，他下令将太子的两个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抓起来，一个判了劓刑（割鼻子），一个判了黥型（脸上刺字）。太子犯法，当然不能与民同罪，但是太子的老师可以当替罪羊。卫鞅用近乎铁腕的手段，向世人表明了变法的决心。而在这铁腕的背后，是秦孝公坚定不移的支持。《垦草令》实施三年，效果逐渐显现。秦国地广人稀，荒地众多，经过三年的强制开发，大片荒地变成农田，农业产量大幅提高，国家的仓库里堆满了粮食，老百姓的收入也有所增长，“家给人足，乡邑大治”。再加上贵族的权力被限制，知识分子被赶走，农民们很容易便获得了心理上的满足感。原来那些上访专业户现在又跑到栎阳来，敲锣打鼓给卫鞅送万民伞，感谢“左庶长的政策好”。卫鞅很高兴，问他们：“现在不觉得新法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了？”“方便得很，方便得很。”“那就好。”卫鞅回头对官吏说，“把这些人的名字都记下来，将他们全部迁到边疆去戍边。”所有人都傻了眼。“原来你们批评我，我没有出声，是因为新政推行尚未见成效，我忍住了。现在你们表扬我，我却要将你们迁去戍边，你们肯定很想不通。那我就告诉你们，国家大事不是你们这些农民应该议论的。做得不好，轮不到你们指手画脚；做得好，也不需要你们歌功颂德。希望你们以后安守本分，做好自己的工作，不该看的书不要看，不该说的话不要说，总之乖乖地照着官府的话去做就好了。”从此之后，无人再敢议论朝廷的政令。说句题外话，这个故事教育世人，任何时候给专制政府唱赞歌，都是自讨没趣。变法的重点之二：天天严打《垦草令》实施之后，一系列法令陆续出台，卫鞅变法全面铺开。可以肯定的是，卫鞅在秦国颁布的法令，基本上以李悝的《法经》为基础，但是加入了很多创新的内容，大大超越了李悝。总的来说，管得更宽了，管得更严了。前面说过，秦献公年间，秦国已经实施户籍法，按五家为一伍的方法编制全国户籍。卫鞅则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相互告发和同罪连坐的连坐制度。简而言之，一人犯法，全家有罪，邻居受牵连。对罪行知情不报者，或者藏匿罪犯者，处以腰斩之刑，全家财产充公。但是如果有人向官府告发罪行，则告发的人不仅可以免罪，还能够受到重赏，赏格等同于在战场上获得敌人的首级。连坐法一经颁布，秦国人人自危，学习法律的自觉性大幅提升，与违法犯罪现象作斗争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在“发动人民斗人民”这件事上，卫鞅无疑是始作俑者。此后两千余年，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将连坐法视为统治人民的不二法门。在量刑方面，卫鞅主张轻罪重罚，认为这样可以使得国人连轻罪也不敢犯，重罪就更不敢犯。比如说，偷盗牛马者，死刑！（因为牛马是生产资料）一步超过六尺者，重罚！（罪名是破坏度量衡）往街上倒垃圾者，黥型！（倒垃圾影响他人，容易引起争斗，而“私斗”在秦国是绝对禁止的）总之，在卫鞅的治理之下，秦国天天都是严打，每个人都是小心翼翼的，连吐口痰都要三思而后行。但是严打的成绩是显著的。新法推行后，秦国“道不拾遗，乡邑大治”“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成为当时治安最好的国家。不消说，变法的手也伸向了军队。卫鞅大刀阔斧，改革了秦国的等爵制度，将爵位分为二十个等级，由下而上分别是：第一级公士，第二级上造，第三级簪裹，第四级不更，这四级相当于原来的“士”；第五级大夫，第六级官大夫，第七级公大夫，第八级公乘，第九级五大夫，这五级相当于原来的“大夫”；第十级左庶长，第十一级右庶长，第十二级左更，第十三级中更，第十四级右更，第十五级少上造，第十六级大上造（又称为大良造），第十七级驷车庶长，第十八级大庶长，这九级相当于原来的“卿”；第十九级关内侯，第二十级列侯（或称为彻侯），是原来没有的，相当于诸侯。每一个等级都与军功挂钩，无论贵族还是平民，都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根据军功来享受爵秩。军功的计算很简单，以在战场上斩获的敌人首级多少来确定。凡是斩得敌国甲士首级一颗者，赐爵一级，赏田一顷，赏宅基地九亩，配备跟班一名；如果不要这些赏赐，想要做官的，可以当俸禄五十石的官。如果斩得五个甲士首级，不但可以升爵，还可以升官；累功做到大夫，便可以当县长，国家还赏赐六个奴隶，那就相当舒服了。当然，所谓甲士，也不是一般的敌人，至少是魏国的武卒这一级别的战士。即便如此，卫鞅定的赏格还是很具诱惑力，对于那些梦想着跻身于贵族的平民来说更是打开了一扇晋升的大门。这个政策一推行，秦国的士兵就像打了鸡血一般，在战场上突然变得活跃起来，不但想打仗，敢打仗，而且敢打硬仗，专挑敌人的精锐部队进攻，前仆后继，虽死无悔。秦国人“狠”的名声，就是从那个时候获得的。有赏就有罚，连坐法也被引入到军中。在秦国军队中，五人为一伍，由伍长统率；五十人为一屯，设有屯长；再上则有统领百人的“百将”、统领五百人的“五百主”等。一伍中如果有一个人在战场上逃跑，其余四人就要受刑罚；但是如果谁能斩得敌人首级一颗，本人可以免除刑罚。屯以上的部队都设有斩首指标。以屯为例，如果在一场战斗中得不到一颗敌人首级，屯长和百将都是要被杀头的；如果得到敌人首级三十三颗以上，则算是完成了国家下达的任务，屯长可以升爵一级。军队围攻敌人的城池，斩首级八千颗以上，或在野战中斩首级两千颗以上，整支军队统统有赏，所有军官都升爵一级。卫鞅还建立了“短兵”制度。短兵即卫队，每个五百主有短兵五十人，率千人的将领和享受千石俸禄的县令都有短兵一百人，国尉有短兵一千人，大将有短兵四千人。如果将官战死，全体短兵都要受刑罚——当然，如果某位短兵得到敌人首级一颗，本人也是可以免罪的。相对于孙武、吴起等人而言，卫鞅在军事方面显然稍逊一筹，但是他通过制度设计弥补了这一缺憾。而这些制度的核心内容只有两个字，就是“赏”与“罚”。赏要赏得令人眼红，罚要罚得让人胆寒。隐藏在秦国人身上的狼性，就这样被激发出来了。这种狼性造就了一个无比强大的秦帝国，也为它的灰飞烟灭埋下了伏笔。变法的重点之三：土地改革俗话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公元前358年，秦国对韩国发动了进攻，秦军大败韩军于西山（今河南省熊耳山）。三晋之中，韩国最弱。因此，这一战的胜利并不能充分体现卫

。我把杯子放到安全的地方，给她留了张字条：明天见，然后就逃了，心里想着她千万不要在我走之前醒过来。我现在穿着睡袍坐在电暖炉前。我应该好好整理整理这间公寓。我还真的应该洗个头。我在想，莫迪·福勒一定是有一天忽然不想打扫前厅，因为那里垃圾太多，于是这事她就一拖再拖；后来再进屋，她有时心里就想，哎，也没那么糟嘛。而与此同时，后屋和厨房她打扫得纤尘不染。就现在她还每周自己清扫一次烟囱呢。然后清理壁炉，把煤灰、煤渣扫起来——不过做得越来越马虎。她身体不舒服，于是就又懒得打扫了，一次不做，两次不做——然后房间也不怎么打扫了，只偶尔扫扫房屋正中那块地，渐渐地不去看墙角旮旯和床下。最后放弃的是她的厨房。她擦洗屋子，清洗架子，但也慢慢地每次漏掉点什么。虽然逐渐忽略了房子的清扫，她还是坚持个人卫生，站在厨房桌边，用水壶烧热水。她也保持头发干净。她有的时候去公共浴室，她和我说过她喜欢去那里。然后她两次洗头之间的间隔越来越长……然后她不洗衣服了，捡脏衣服里最干净的穿，穿脏了又放回去，直到它们又成了最干净的，再拿出来穿，如此这般，周而复始。终于，她昂首挺胸，毫不惭愧地穿一身厚厚的黑壳，短衬裤不干不净，但也还说得过去。她的脖子不大干净，不过她根本不往心里去，头发也不洗。他们送她进了医院以后，从上到下把她洗了个干净，头发也洗了。她有时会饶有兴味地想，等他们再把我打包弄去医院的时候，我就又可以好好洗一次澡了！但是她，莫迪·福勒，神志是清楚的，十分精明，神志清楚得很，躲在那老巫婆的壳子里，小心戒备。她还在，神志还清楚，周围的一切却已经坍塌，一片狼藉，那太困难、太过分。而我，简娜，正坐在这里，穿着我干净的、熏了香的睡袍，刚沐浴过。我应该再去做次指甲，还琢磨着要给我的公寓大扫除一次，或者雇一个人来做。今天我只在浴缸里待了几分钟。明年这个时候，我的生活将完全不一样。这我知道，不过我不知道我是怎么知道的。下周末我要去看乔姬，如果我敢把莫迪晾一边的话。荒唐。那么，“那个人”在哪儿呢？周五上班的路上，我弯去看她。她好一点了。自己出去买过东西。她看起来不错，相当神清气爽——因此现在我看着她时，看见的不再是那老巫婆。我说我要去看我姐姐乔姬。她听到这名字哈哈大笑。她说：“嗯，我想，哪天我也去看我姐姐。”我听懂这话了，于是说：“到时候我带你去，莫迪。”“简娜和乔姬。”她说，“我和我姐姐，我们是莫迪和波莉。以前我们出门，穿着白色的大衣，戴着小帽，简直是一幅画。”我说：“我想，乔姬和我，我们那会儿也是一幅画，我记得穿过粉红的连衣裙，还戴过贝雷帽。我星期天晚上回来后再来看你。”“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她说。我意识到我想好好甩她一巴掌，不过只是大笑着说：“到时候见。”周日晚火车进站的时候已经很迟了。我没有去看莫迪。现在已是午夜。我已经把周日晚上例行的事做完了，检查过我下周要穿的衣服是否妥当，头发，妆容，指甲。唉，这周末过得真糟。我到的时候家里只有乔姬一人，汤姆和孩子们去别的地方了。我很满意，我可受不了她那几个屁小孩。汤姆倒挺好，但是夫妇总归是夫妇。我想和乔姬聊聊。我的想法是：现在我已经长大了，也许她从此不再会把我当孩子了？好几年来，我真去成了她那儿的时候，总是把自己弄得和公主巡访似的。可爱的老乔姬和可爱的老汤姆。她从来不对她的衣着打扮和诸如此类的事情太上心。我以前总是穿上我最堪称奇装异服的衣饰，带些我们的杂志去，喜欢和她说我是怎么过日子的。她听着，不作评价，她一向如此。聪明的简娜小妹妹。不对，是简。她不会叫我简娜，以前叫我简，将来也叫我简，一直这样叫到最后。我和她说过多少次了，乔姬，没人叫我简，谁也不，我想做简娜。我记不得改口，她说。也有道理，这事就不了了之了。她觉得简娜是个时髦的名儿，配一个时髦的工作。那些周末，当我真的去看她时，我坐在那儿，一直在想她怎么这样顽固不化，当然了，她心里也在这么琢磨我。倒也不是她鄙视我，尽管她的确是觉得我做的事无足轻重。她只是没法想象哪个精神正常的人会做这样的事。以我目前的心态，我那天走进她的房子时对一切都很敏感——对比明显啊。这是因为莫迪·福勒的缘故。乔姬的房子和我父母一辈子住的房子完全一样。我管它叫乡村化城郊屋，舒服、传统、保守，从墙上的风景画到床头柜上的书都是一个风格。我现在的公寓，以及弗雷迪和我住的那套公寓，都是现代国际化的。难得乔姬在我那儿过一夜，她特意告诉我她很喜欢我的东西。它们真的有趣，她说。乔姬给我们上了冷餐，而且看上去好像不知道之后应该干什么。我们坐在她的起居室里，窗帘放下来，外面下了小雪。要按我的喜好来说，雪不够大，不过在她看来则是够大的了。她说这样就够她忙一阵的了。乔姬，她的活儿很多，打理房子、烧饭、照顾丈夫、照看四个孩子，这儿的主席，那儿的赞助人，本地读书俱乐部的秘书，做慈善工作。我坐在壁炉的一头，她坐在另一头。我试图和她聊聊妈妈的事。我需要了解她。我从来没和她谈过心，稍稍和爸爸聊过几次。但是乔姬已经把我归了类，划进了不负责任、不顾家的那一类。就这样了。我不断挑起话头，甚至有一次开口问，不知道妈妈会怎么看？最后，我谈起了我去慕尼黑出的那趟差。她喜欢这个话题。你那些光鲜绚丽的活动，她用了这么个形容词。她想知道酒店如何，我的朋友是怎样的，时装表演是怎么组织安排的，这个是怎么弄的，那个是怎么搞的。在这些问题里，我看到了我。关于风格和时尚她一个字都没问，全是它是怎么运作的。所以说到底我们还是很相像的嘛。突然，那时我已经躺在床上了，我想起一件事，坐了起来，开了灯。那件事是这样的。外婆去世前一直病着，病了两年还是三年的，记不得到底多久了（这一点本身就很说明问题）。那时她一直和妈妈待在家里，妈妈照顾她。那个时候正值杂志的第一次复兴，我工作忙得不可开交，认定外婆的病与我无关。不用我管！我记得当初听她们说过这事，但当时就把它扔到脑后了。但是妈妈把她接到家里，爸爸那会儿身体也不好。外婆有糖尿病，心脏病，视力在白内障手术后每况愈下，还有肾方面的毛病。这些情况我以前都知道，是妈妈写来的那些短信“转达”的。那些信我没留下，而且我记得当时我压根不想读它们。现在我知道照顾高龄老人和无助的人要花多大的劲。我一两个小时就筋疲力尽了，只想逃出去，跑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但是妈妈跑到哪里去了呢？谁帮了她呢？不是我！我没有去过她身边，一次都没有。周日早上，乔姬和我，两个人单独吃早餐。窗外下着些小雪。很漂亮。树木和灌木丛上盖满了雪，小鸟在吃乔姬挂在树枝上的鸟食。她说汤姆和孩子们要回来了，他们那边的天气太糟糕。我知道他们一回来，就没什么机会了，于是急切地问：“乔姬，外婆快不行了那会儿你经常回家吗？”她很惊讶地看了我一眼。她说：“不经常，我没怎么回家。那期间我怀了两次孕，凯特也还太小。”她现在有些不耐烦地看着我。“我想知道那时候的事儿。”我说，“我最近一直在想，我那时候什么忙都没帮。”她终于说道：“是的，你是什么忙都没帮。”多一个字都不肯再说。我不得不领悟到，她和汤姆对我、对我所作所为的看法已经确立，不会改变，简就是这样一个人；很有可能那也是妈妈的看法，还有爸爸的。我说：“我最近才意识到，外婆病重去世前那段时间，我一点儿忙都没帮。”“是的，你没帮忙。”她说。还是那种拒人千里之外的态度。“哎，”我说，“最近我和一个老人稍微扯上点关系，现在我知道那时候妈妈不得不面对的是什么了。”“迟知道比永远不知道要好吧。”乔姬姐姐说。这比我想象的还要糟。我的意思是，我在她心中的形象太糟，弄得我脸上火辣辣的，因为——不是，唉，不是因为羞愧，而是尴尬。真不想被人看得那么糟糕，我问她：“你能和我说说那时的事吗？”“哎呀，你到底想知道什么？”她气急败坏。这就好像她刚才拿锤子时砸到了拇指，而恰好一个小孩问她，疼不疼呀？“喏，乔姬，”我说，“好吧，我最近明白过来……我那会儿应该能够多出点力的。行了吗？你要我下跪求饶吗？迟知道的确是比永远都不知道好。我想多知道一点妈妈的事。”“她去世前可是在你那公寓里住了两年的啊。”乔姬说，口气中显得困惑不解、十分诧异。“是，我知道。但正是自那时起我才……”乔姬说：“听着，简。我很抱歉，但是……在那一切结束之后，你突然这样跑过来，说，我想好好聊一下妈妈的事。简，这根本就不成。”她说。她真是气极了，话都说不流畅了。而我，我很惊讶。我意识到这里头有积聚了多年的怒气，对小妹简的责怪。我做了最后的努力。“乔姬，”我说，“对不起。当初没有帮妈妈照顾外婆，真的对不起，不过我真的很想谈一谈当初那些事。”“我猜过几天到某个周末，我会接到你的电话，你那会儿百无聊赖，要跑到我这儿来，你身体不错，心情很好，无牵无挂，头发丝都不乱一根，然后你对我说，哦，乔姬，我很好奇，那会儿是怎么回事呢，把妈妈接到家里，一住十年，还带着四个孩子，没个帮手，她日渐衰弱……”正在这时电话铃响了，她去接电话。我坐在那里，茫然无措。就是这个词。对于妈妈一直住乔姬这儿这件事，我并不是从未感到过惭愧，但毕竟那时我是在工作，而我们，我和弗雷迪，也的确只有一套小公寓，而且……而且……而且。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周末乔姬会拒绝和我谈这些事，也许她根本就不会想谈。她当时生过我的气，现在还在生气，她一直心怀怨恨。她接完电话回来，说：“我要去火车站接汤姆和孩子们。”她对我说：“对不起，简。但是如果你终于开始产生一点责任心了，也许你应该想到，人很难接受你就这样跑来，轻描淡写地问一两个问题：谈谈外婆垂危好吗？那是怎么回事？让人痛苦吗？那一切太可怕了，简。你懂不懂？那简直恐怖。我能过去时都会过去，挺个大肚子，再不就是带着宝宝，看到妈妈忙得团团转。到最后外婆起不来了。那有几个月时间。你能想象吗？不能吧，我打赌你没法想象。成天的看医生。进出医院。所有的事都是妈妈在做。爸爸帮不了多少忙，他自己也是个病人……不管怎样吧，我得去火车站了。”于是她就走了。我差点就追上去，让她把我捎去搭火车回家，但还是留了下来。汤姆和孩子们一回来就把家里搞得乒乓乱响，自然先是打开唱片机，再开录音机，喧闹声震得房子在抖。汤姆走进房来，说了一句，你好！——然后转身又走了。我在厨房里，孩子们跌跌撞撞地闯进来，吉莉，鲍勃，贾斯珀，凯特。转着圈儿打招呼，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觉得乔姬的孩子都糟透了，都是被宠坏了的小混账，我这个观点已经根深蒂固了，不过也许他们长大以后会变好的。我则是从伦敦、从上流社会来的小姨，光彩照人。圣诞节的时候给他们寄钱作礼物。我们见面的时候，我告诉他们我觉得他们糟透了，一无是处。他们告诉我这是因为我不理解他们。这互相中伤是个开心的游戏。但是我的确觉得他们很糟糕。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们的父母允许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我没听见乔姬或者汤姆说过：不，那不行。从来没有过。整栋房子里塞满了他们的东西，衣服，玩具，设备，多半从来没有用过，或者只用过一两次。我不断想起在战争年代长大、一无所有的经历。我最近还在想，第三世界国家也一无所有。当然，乔姬会说，现在时兴想这些，但是，就像她会说的，迟想到总比永远不想好。不管怎么说吧，我坐在厨房里，听着孩子们满屋子的喧嚣。乔姬回来了，我看得出来，如果我想聊的话，她准备开口了，但不知怎么回事我突然开口说：“乔姬，你说起我来倒是想都不用想，但是你看看你那些孩子。”“是的，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她说时，把背对着我。我立即明白，这是她的痛处。“告诉我，”我对她说，“他们什么时候肯做一件自己不想做的事？你和汤姆有没有试着告诉他们，这个世界不是个仙界冰激凌店，永远都有奶昔和奶油，只要按个按钮就能出来？”“你也许是对的。我没说你不对。”她说，想要幽默一把，“现在我要准备午饭了。如果你想要帮忙，就待着。不的话，就去和汤姆聊吧。”我听了她的话，去找汤姆，但是他正忙什么呢，不想和我聊。我觉得房里实在吵得难以忍受，于是套上我的大靴子，雪中散步去了，午餐时间才回来。和往常一样，场面是四个孩子的，父母两个只是配角，父母要是胆敢引起个话题，他们会插进去打断，或者隔着他们自顾自相互聊天，根本就是把乔姬和汤姆当作有用的仆役，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如今家庭怎么都变成这个样子？在起居室里，下午，还是这个样子。吉莉，十七岁，喋喋不休地抱怨着，她原本想去一个朋友家，但是出于什么原因没能去成，于是闹脾气，惩罚全家。鲍勃，十六岁，模样不错，就是太胖了，旁若无人地练他的吉他。贾斯珀，十五岁，鬼哭狼嚎，对他爸纠缠不休，要他陪着去什么本地足球赛。凯特，十三岁，双颊通红，披头散发，穿着乔姬的衣服，从这屋走到那屋，搔首弄姿，某种强制性神经病发作，就是那种十几岁姑娘常发的毛病。这样子是做给我看的，因为她想来伦敦“做模特儿”。可怜的姑娘！汤姆坐在一个角落，想要读书，但一边还得回答孩子们的话，声音听起来心不在焉、烦躁不堪，而乔姬则在伺候所有的人，心平气和，耐心耐烦，偶尔扯起嗓子说话，好让别人听得见。嗯，好的，凯蒂。好的，吉莉，我明天弄。是的，贾斯珀，那在客房的床底下。诸如此类。我最终开口：“好啦，这个坏小姨要走了。别，不用费事，我自己去车站。”我转过身，把这快乐的现代家庭生活场景撇在身后，走出大门，好一阵轻松。乔姬送我出来。“唉，”我说，“别说啦，我是不懂小孩，我又自私又幼稚，也没有资格多嘴，但是我能说的就是……”“而且你大概没错。”她说，还是和孩子们说话时的腔调，心平气和、忘我克己。地上的雪已是泥浆一般，我踩着泥雪去火车站，在那儿稍微等了一会儿。我喜欢火车站，喜欢不为人知，喜欢独处人群之中的那份自由。我喜欢独自一人。就这样。现在我就是一个人。我应该去看莫迪。我应该，赶紧地，把这一切想清楚。但是我知道的是这一点。人们去世以后，我们最后悔的，就是从前没和他们聊够。我没有和外婆聊过天，我不了解她。我基本记不得外公。还有妈妈。我知道她认为我自私、愚蠢。（我也是这么看乔姬家那些小混账的。）除此之外，我不知道她对周围一切的看法。她怎么看汤姆？怎么看乔姬？外孙、外孙女们？照顾外婆，还有她自己的丈夫，一连忙了——我想恐怕是四年，这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她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我不知道。我现在也永远没法知道了。当然了，还有弗雷迪：有的时候我睁着眼躺在床上，我所渴望的，不是他来和我做爱，尽管我也极想要那个，但我渴望的是和他谈一谈。为什么他在的时候我不和他谈呢？我那时不想，这就是答案。我那时不想知道。周一晚今早我醒来时一阵心慌，心脏怦怦直跳，眼睛刺痛，口干舌燥。我对自己说，做了个噩梦，仅此而已；但是那可怕的感觉却一直萦绕在心头。上班的路上，我意识到我这样是因为乔伊丝很可能要去美国。除了会想念她外，工作上的事都要有所变动。他们应该会提拔我

山的另一名得力干将——在后方为北伐军提供后勤支援的邓铿被刺杀（幕后主使不详，但陈炯明嫌疑最大）。情形如此不利，孙中山不得不暂停北伐事业。孙中山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他给陈炯明下达了最后通牒：一、参加北伐。二、筹措五百万元的军费。这不是商量，是命令！如果能做到，既往不咎。陈炯明拒绝接受，说自己更愿意退休回家种地，伺候老母。他说到做到，迅即辞职。不过这家伙特不地道，他在离职滚蛋时，让亲信叶举将所有驻扎在广西的部队撤回了广东，将了孙中山一军，孙中山哪有富余的部队去防守这些空出来的地盘！陈炯明这番只图自己痛快、损人不利己的行为，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曾经的桂系借此良机在广西死灰复燃，尤其是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这个黄金三人组，“残仔明”的自残行为给了他们茁壮成长的空间和土壤。孙中山虽然很生气，但还是厚道地让陈炯明平安地回到了老家。此事也提醒了孙中山，北伐没有他想的那么容易。孙中山渐渐地冷静下来，随后召集众人开会，商量解决问题的方法。此时北伐军内部有两种意见：一是继续绕道北伐，避免各种冲突。二是暂缓北伐，干掉“陈家军”，清除内患。蒋介石就是持第二种意见的代表人物。可孙中山有些犹豫不决：陈炯明好歹也是一个革命同志，就算是不太听话，良心也不至于坏到造反破坏革命吧。退一万步讲，即使他有反心，在他没有采取实际行动的时候，我还是不忍心下手的，毕竟大家共事一场，况且我一向以德服人，说不定哪天陈炯明被感动了，浪子回头呢（竞存叛迹未彰，在桂粤军数年奋斗，犹欲保存……给以殊恩，当能感奋）？这话真把蒋介石气坏了。当然了，他这次如此生气是有理由的。原来，含辛茹苦把他一手拉扯成人、在乱世中跟他相依为命的母亲半年前去世了，按照习俗他不能出来工作，必须在家守孝。可他为了北伐，毅然放弃了小孝道来尽革命大义，没想到却落得这么个结果。孙总统既然不听我的意见，北伐必败，我又何必蹚这浑水？蒋介石盛怒之下，赌气回到浙江。算起来也不知道这是蒋介石的第几次离职出走了。蒋介石的脾气着实不小，要搁在如今，若有人动不动就撂挑子，估计不但会被炒鱿鱼，而且还会上猎头们的黑名单。但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蒋介石的意见非常正确，陈炯明确实必反。就在孙中山对于是否北伐犹豫不决之际，他的盟友们已经开战了。第一次直奉之战一想到伟大的三角联盟围攻直系的壮观场面，自信满满的张作霖就按捺不住心中的兴奋，他已经迫不及待率兵入关，他要以最快的速度入主北京，他要让所有的人都亲眼目睹他的胜利。于是，张作霖给军队取了一个威风的名字——镇威军，他要大干一场！妈拉个巴子的，老子不要憋在关外，老子要投鞭断长江流，走马观洛阳花！1922年4月10日，张作霖亲自挂帅，张学良为将，挥师十二万入关。直系这边也不含糊。曹锟为帅，在后方管理后勤。悍将吴佩孚为前敌总指挥，带着十万人马迎上了奉军。4月29日，河北，直奉两军狭路相逢。直奉大战爆发。在张作霖的亲自指挥下，奉军气势如虹，大举进攻，炮声隆隆，甚至在北京城都可以隐隐听到。自从皖系倒台之后，日本人就转而全力支持奉系，因此奉军的弹药充足，炮火压得直军抬不起头来。直军真的抬不起头了吗？非也。吴佩孚这位仁兄可不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武夫，他很善于动脑筋，深得兵不厌诈的奥妙。吴佩孚知道张作霖弹药充足，所以他替张作霖设计了一个消耗弹药的好方法——以少量部队伪装成主力在正面引诱奉军频频开炮，让张作霖浪费去吧！就在奉军专心致志地浪费弹药的时候，吴佩孚派出的军队已经绕到了奉军背后。等到炮声稀疏，吴佩孚断定对方炮弹接近用完，果断命令直军出击，奉军腹背受敌。而且吴佩孚还有一个秘密武器——曾经在溥仪复辟中崭露头角的空军。在空军炮火的掩护下，直军士气大涨，而奉军的弱势也显现出来了。直系将领大都是科班出身，而奉系将领中有不少人是绿林好汉出身，打家劫舍还行，指挥团队作战那是赶鸭子上架，没有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土匪怎么可能指挥得了几十万人的大会战？在吴佩孚诱敌深入、寻机歼敌，集中兵力迂回包抄、各个击破的灵活战术下，奉军全线溃退。五天后，战争结束。奉军死伤三万余人，被俘四万多，军费损失高达三千万元，连张作霖自己都差点被吴佩孚活捉，还好张学良够孝顺，带着亦师亦友的好兄弟郭松龄把老子给救了出去。就在吴佩孚准备挟大胜之威，冲出山海关一举将东北拿下的时候，美国、英国、日本开始出面干预，要求直系、奉系停战，他们绝不允许出现一支可能一统中国的力量。由此，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奉军大败而直军再创辉煌。吴佩孚再次以少胜多，声誉走向巅峰，一下收获了两个帅气的称号——“玉帅”（字子玉）、“吴大帅”。三角联盟呢？去哪里了？三角联盟看着人多势众，可段祺瑞已被伤了元气，根本就是有气无力，而孙中山后院起火也没办法给予支援，所以真打起来的还是直奉两家。直军驰骋中原，在北京一带根基很深，而张作霖的根据地在东北，这次劳师远征，来得快，跑得急，惨败回关外也不算稀奇。这一仗打完，从中获利的还有一个人——冯玉祥。吴佩孚在战斗开始前交给冯玉祥一个任务，让他率部监视与张作霖有勾结的河南省军区司令赵倜。这位赵倜仁兄是个蠢蛋，属于脑袋爱进水的那种类型，他可能出于“打击敌人士气，展示自我威力，博取大众同情”的目的，在战斗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急吼吼地到处宣扬：吴佩孚死了，张作霖必胜！冯玉祥觉得赵倜很搞笑：如此昏聩的家伙居然霸占着河南这块宝地，真是暴殄天物啊。冯玉祥决定，与其让河南浪费在赵倜手里，还不如由自己享受。出手吧。冯玉祥轻松地将赵倜的部队全部缴械。战后，吴佩孚按功论赏，冯玉祥由陕西督军改任河南督军。那会儿河南比陕西更加适合可持续发展，因此看似平调的冯玉祥实际上赚大发了。手中资源越来越多的冯玉祥，由此开始了扩军强兵的步伐。从此刻开始，“冯家班”走上了称雄一方的诸侯之路。徐世昌走，黎元洪来直皖战争、直奉战争都以直系获胜告终。主要竞争对手段祺瑞和张作霖被先后赶出政治中心北京，直系如日中天。最佳拍档曹锟和吴佩孚也因此信心大增。曹三爷想调整职业规划，更上一层楼，弄个总统当当。而吴佩孚也不满足于称雄中原，他要接过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大旗，一统江山，青史留名。但要实现这个目的，吴佩孚也需要更高的权力支持。所以目标一致的两人决定迅速把大总统弄到手中。然而，曹锟若要快速地爬上总统的位置，他需要解决两个障碍：一个是怎么把现任总统徐世昌弄下台，另一个则是徐世昌下台后，曹锟又以何名义上台。好在曹、吴二人权大势大，投奔过来的谋士如过江之鲫，其中一个奇人给曹三爷出了一个奇策，史称“法统重光”。这位奇人名叫吴景濂。他说：现任总统徐世昌是由段祺瑞一手操纵的、已经被咱们解散的非法产品“安福国会”选出来的伪劣次品，是不合法的，我们可以名正言顺地请他下台。而徐世昌离任后的这段空白期，我们可以把黎元洪请回来，装点下门面。理由也很充分。黎元洪是在张勋复辟的非常时期被迫离任大总统的，是不能视为自动离职的，所以应该将他迎回并补满任期，等他任期一结束我们就恢复国会和宪法，重新选举大总统。一旦重新选举大总统，您的机会不就来了吗？吴景濂的整套方案简单合理，具有极强的操作性。曹锟见猎心喜，示意吴佩孚马上开始操作。为了实现一统中国的伟大理想，吴佩孚根本不惧怕别人骂他不尊重前辈，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很是迅速地找了几个说客去试探徐世昌对“法统重光”的看法。徐世昌作为一名19世纪的50后老文人，当总统当得很憋屈，在任期内真正做过的有意义的事就是拉架。当然，这也是由于他是袁世凯的把兄弟，资格老，年龄大，正适合做中间调停人。不过随着吴佩孚、张作霖这两个19世纪的70后的崛起，他这个老朽连当和事佬的资格都没了，人家根本不把他当回事。徐世昌是谁？老油条，耍过的心眼比吴佩孚吃过的饭还多。他知道势不如人，再说也累了，很干脆地主动下台了。68岁的我也该回家了！1922年6月2日，徐世昌失落地离开了北京，推开了天津的家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退位的徐世昌从此不再过问政治，过上了诗、书、画三位一体的隐逸生活，而且老有所为，颇有成就。徐世昌被顺利地逼走，但另一个主角黎元洪却迟迟不到位。黎元洪在隐居天津的五年之中，无门无派，无牵无挂，除了投资实业获利颇丰外，每天就是喝喝茶，写写字，散散步，扒扒八卦，参加公益活动，再也不用受被人胁迫的窝囊气，日子过得十分滋润。对于曹三爷明显是让他出来过渡一下的请求，黎元洪并不想去蹚这趟浑水，因此直截了当地一口回绝。但是，曹三爷已经编好剧本，选好演员，各项工作都已筹备好，哪有主角不上台的？于是乎，“万众一心”的游说运动开始了，曹锟、吴佩孚直接派代表上门软磨硬泡，甚至黎元洪提什么条件他们就答应什么条件，温顺得像猫一样。黎元洪一看这阵势，也就知道他们非得让自己出来做那座过渡的桥。算了，从了吧，当送他们一个人情。1922年6月11日，黎元洪回到北京复职。广州危机曹三爷的总统计划步入正轨的时候，另一名大总统——孙中山正在偏离他预定的轨道。我们把时间稍微倒退一点，回到直奉大战时的那几天。孙中山看见北方打起来了，深感这是联合奉、皖军阀，夹击直系，统一中国的千载良机，自己必须立即出兵策应。他已无暇顾及解决陈炯明的问题。5月6日，孙中山在广东韶关誓师北伐，发誓要把万恶军阀、腐败官僚扫除净尽，实现真正的民主。具体分工是这样的：孙中山坐镇大本营韶关遥控战事，李烈钧和许崇智分别为北伐军总司令和总指挥。接下来的战事进行得很顺利，北伐军打进江西，直逼南昌城下，严重威胁到了吴佩孚的后方。但吴佩孚并不慌张，只是命令前线军队加强防守，他知道自己早就布下的那颗棋子该起作用了，可是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发作？那时的中国，到处上演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戏码，人人都想当黄雀，却经常变成蝉。陈炯明有耐心、有城府，他不想当蝉，所以他会耐心等待，等待孙中山给他最好的机会。而现在，陈炯明的机会终于来了。北伐军已深入江西，无法在短时间内赶回广东。5月20日，陈炯明的亲信叶举攻破广州，并公开要求孙中山将陈炯明官复原职。广州瞬间易手，情况十分危急。身在韶关的孙中山赶紧派汪精卫去陈炯明的老家惠州找陈炯明讨个说法。陈炯明向来坚持“事可以做绝，话却不能说绝”的处事原则，他在汪精卫面前拍着胸脯说：我以党性和人格担保，我是绝对不会反中山先生的，我会为部下的擅自行动负全责。真诚感人，很给面子！汪精卫遂将陈炯明的这番话转述给了孙中山，孙中山总算把心放下了几分。只要陈炯明不撕破脸，总还有回旋的余地。可几天后，孙中山就不得不赶回广州救火。因为叶举的乱兵不仅把广州城搞得鸡飞狗跳，叶举还每天都去找财政部部长廖仲恺要钱。叶举理直气壮地对廖仲恺说：大军不可一日无粮饷，而我们是政府的部队，政府必须要拨粮饷给我们！廖仲恺不胜其烦，只好给孙中山发电报求救：请大总统暂时回广州，震慑一下。但胡汉民力劝孙中山：你千万不要回去，太危险，广州城附近的部队都只听命于陈炯明，如果陈炯明和你翻脸，后果不堪设想。孙中山考虑再三后认为，从汪精卫汇报的情况看，陈炯明不会撕破脸，凭借自己大总统的身份，还是可以震慑一下无法无天的叶举，如果能将事件暂时平息下去，则可保证不影响北伐大业。因此，孙中山安排胡汉民留在韶关，自己带亲随卫队返回广州。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孙总统的胆子真大。当时孙总统的警卫团团长是陈可钰，他给手下的三个营如此分工：薛岳的第一营作为机动部队随孙中山活动，叶挺的第二营留守广州总统府，张发奎的第三营主要负责韶关大本营本部的保卫。区区一支警卫部队，居然拥有四大北伐名将——陈可钰、张发奎、叶挺和薛岳。如此奢华的阵容，在近代史上实在是无以匹敌。有意思的是，张发奎、叶挺、薛岳三人还是结拜兄弟。其中薛岳貌似名气最小，其实未必。薛岳，原名薛仰岳，字伯陵。因其作战勇猛，人送外号“老虎崽”。十多年后，薛岳这个名字成了倭寇们最可怕的噩梦，人称“抗日战神”。言归正传。孙中山返回广州前，即5月27日，下令“陈炯明以陆军总长办理两广军务，所有两广军队悉归节制调遣”，这道命令实际上恢复了陈炯明广东省军区司令的职务，命令的潜台词也很清楚：我恢复了你的权力，你应该利用你的权力命令你的手下撤军。陈炯明对这一任命不置可否，只是说：孙总统你放心吧，我已经下令让叶举退兵。孙中山、薛岳一行到达广州与叶挺会合后，安全总算是有了保障。可孙中山马上就发现自己上了陈炯明的当。乱兵根本就没有退，而且在孙中山回到广州之后的十几天里，陈炯明、叶举都避而不见他，城中的混乱局面有增无减。屋漏偏逢连夜雨。6月11日，北京政府的合法总统黎元洪出山。国会即将恢复，这样一来，孙中山去哪儿找合法的理由北伐？第二天，也就是1922年6月12日，孙中山召开记者招待会。会上，孙中山首先为自己为何要北伐进行了辩护。他解释说：我之所以要率兵北伐，就是为了打破北方的武人专制，只要武人专制不结束，我就北伐不止。接下来谈到了当前的广州危机。他说：我已经答应了陈家军的要求，钱也给了，陈炯明的职位也恢复了，可是他们依然如故，把广州搅得鸡犬不宁，希望报界诸君主持正义，督促陈家军改正。说完这些，孙中山话锋一转，开始说硬话：我下令要陈家军全数退出省城三十里之外，他若不服命令，我就以武力压服他。人家说我孙文是孙大炮，但这回大炮更是厉害，不是用实心弹，而是用开花弹，或用八英寸口径的大炮的毒气弹，不难于三小时内把他六十余营陈家军变为泥粉。残害六十余营的军人，且惊动全城的居民，不免过于暴烈，但我不如此去做，他们终不肯罢休。我只望报界诸君主持正义，十天之内做足工夫，对于陈家军加以纠正。陈家军若改变态度，即不啻如天之福，万一无效，就不能不执行我海陆军大元帅的职权制裁他们！孙中山之所以敢于发出如此威胁，并非完全虚张声势，因为他手头还有一支从护法运动一开始就听他话的部队——海军，现在就在珠江。不过恫吓起不了作用，人家成心要反你，怎会因为几句话就放弃整个行动？陈炯明反了果不其然，孙中山想和平解决此事的希望破灭了。6月13日，陈炯明终于跨出了最后的一步，指令叶举发动军事政变，驱逐孙中山，并指示叶举尽快断掉孙中山北伐的财源——抓捕财政部部长廖仲恺，锁住“孙中山的荷包”。6月15日，廖仲恺被捕。后来廖部长在老婆何香凝的全力营救下逃出生天。6月15日夜，陈家军高级将领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军事部署方案。还好孙中山甚得军心，6月16日晚上10点，有与会的军官在行动前通知总统府说：今夜陈家军恐有不轨行动，请总统速离总统府。得到密报后，孙中山在卫士的护卫下急匆匆逃离总统府，一路血战，冲破重围，辗转来到了海军“永丰”舰上。在薛岳和叶挺的保护下，已怀孕的夫人宋庆龄也冒着枪林弹雨出逃，匆忙之中夫人小产，后来竟然再也不能生育，可见当时局势多么紧张。在码头负责接应孙中山的是一位英俊的年轻军官

被强制的情况，他们也很少被束缚于土地上，或很少完全附属于主人。”同上；又见沃特森：《传统中国的世佃制和地主制度的个案研究》，第237—239页。?美杰尔：《清末的奴隶制》，第330页。这种协议的一个例证，见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55页。?在17世纪初期，主人常常随心所欲的奸淫奴仆家庭的女性成员。有时他们非法地杀害或烧死奴仆。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二章，第14页。?宣德时期（1426—1435）农奴的出现伴随着流民数量的增多。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25页。?利玛窦：《16世纪的中国》，第86页。?西村数余区别出至少五种不同的奴仆或奴隶：家奴、逃避国家徭役的人、田间劳动者、田庄工头，还有那些投靠富人以事敲诈他人者。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28—29页；又见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88页。?泽恩道弗尔《徽州的奴隶状况》随处可见。明代徽州佃奴往往是宋代佃奴的直系后代。泽恩道弗尔：《“新安名族志”和公元800—1600年中国绅士社会的发展》，第208—212页。?在徽州许多从事耕作的奴仆被派去开垦不易耕作的山地，搬石造田，大多数农民不愿意承担这样繁重的劳作。在营造梯田的过程中，奴仆们也砍伐树木，为他们的主人种植茶叶。这就生产了市场商品，促进了安徽商业的发展。叶显恩：《试论徽州商人资本的形成与发展》，第5—9页。?章有义：《从吴葆和堂庄仆条规看清代徽州庄仆制度》，第45页；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1—19页。?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91—692页。奴仆也为他们的主人经营商业。实际上，一些乡绅家庭往往以选择有经商经验者做代理人的方式投资于商业。这个代理人——他往往自己也拥有财富——作为回报同意“投靠”。虽然这个代理人自愿成为奴仆为投资者提供了一种抵押或是间接的保证，但是这种委任也给了代理人以逃避徭役的机会和有势力的主家的保护。从长远观点来看，这种情况可能会妨碍精明的事业家的出现，因为它鼓励了投资者坐吃利润的想法，而且也把管理权交给了相对乡绅的崇高社会地位而言还处于奴隶状态的中间人。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二章，第22—24页。?佐伯有一：《明末的董氏之变——关于“奴变”的性质问题》，第48页；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76—677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51—269页；佐伯有一：《明末的董氏之变——关于“奴变”的性质问题》，第50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与民众》，第19—20页。有人认为，“纪纲仆”奴仆头目由于他们的实际权力和低下的社会地位之间的矛盾，加剧了他们的心理负担。他们通过剥削他人和背叛主人来表达这种愤怒。居密：《主人与奴仆》，第57页；《16—18世纪地主与农民的关系》，第17页。也有人认为，奴仆代理人是一些比自由人更粗暴的管家和更凶残的监工。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二章，第32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70—275页；又可参见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90—691页。奴仆制实际上是重叠累积的。有大量事例说明，许多仍然依附于最初的主家的农奴，自己随后也占有了农奴。法律规定，奴仆不允许获得或购买乡绅的身份，但是据知太湖地区的奴仆代理人往往以这种方式获得乡绅身份。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一章中随处可见。?宁化地方志。引自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250页。?《古代中国的模式》，第244页。根据正德年间（1506—1512）文人们的记载，松江地区的一般情况是大户人家以家长式资格通过契约把土地租给佃户。人们把这理解为相互的扶持。就理想的情况来看，在歉收的年景地主应该救济他们的佃户。这些地主常常住在乡下，亲自征收地租，享受佃户的酒食款待，同时也回赠礼物。到了16世纪后半期许多人记载说，这种传统的合作性保护——依附关系出现了衰退。这些材料记叙了外在地主和佃户之间在日益地互相猜忌和敌对，佃户们合伙拒缴地租。居密：《主人和奴仆》，第12—15页；皮埃尔-艾蒂安·威尔：《中国水利》，第272页；佐伯有一：《明末的董氏之变——关于“奴变”的性质问题》，第28页。比如，一份1583年的材料表明，直到弘治和正德年间（1488—1521），乡绅们还是非常俭仆的，老百姓也较为富裕，而在嘉靖和隆庆（1522—1572）以后，乡绅们越来越富，而老百姓却日益穷困。1599年一份来自山西北部的大同的报告表明，在晚期的上等阶层日益奸诈蛮横，衙门里的胥吏全都在为所欲为，敲诈勒索百姓；父母与儿女之间也越来越缺少孝顺和尊敬。1609年山西太原地区的地方志说，自嘉靖和隆庆（1522—1572）以来，平民百姓变得不安分守己了，不再尊重老人；而且崇尚“左道”的人们大大地增多了。17世纪初期福建的地方志记载说，地主在遥远的地方坐吃地租，关系更为疏远，因此佃户们越来越容易拒交地租了。1619年沾化（在天津南169公里）地方志说，自从16世纪70年代以后，那个地区世风日下，权贵人家欺压贫弱，土地集中现象极为普遍。根据渭水南岸、西安东面的渭南地区的地方志记载，从16世纪六七十年代起，那里也是世风日下。森正夫：《明末社会关系秩序的变动》，第143—150页。?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127页；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四三卷，第16页，第一四七卷，第38页。许多材料说，“无赖”们聚集在城镇集市上，晚上又常常和大姓的世仆及衙门胥吏聚众赌博。在17世纪初，在集市进行赌博的情况明显增多。森正夫：《明末社会关系秩序的变动》，第143页；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43页；又可参见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很显然，生活在附近的少量自由农民的存在使得穷苦的奴仆们感到一切都被剥夺了。居密：《主人和奴仆》，第17页。?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与流贼》，第367—369页；又见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初探》，第94—95页；森正夫：《16—18世纪的荒政与地主佃户的关系》，第434—436页；小山正明：《明末清初的大土地所有制》第二部分，第61页；肖尔：《中国明代的最后朝廷》，第54页；“铲平王”也有其他写法，傅路德和房兆楹编著的《明代人名辞典》，第1275页。?永新地区地方志，引自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126页；又见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245—246页；森正夫：《明末社会关系秩序的变动》，第155页。永新在江西西部的井岗山区。?傅衣凌：《明清农民社会经济》，第130页；森正夫：《16—18世纪的荒政与地主佃户的关系》，第75页。?同上书，第128页。它与欧洲的粮食骚乱与纳税人抗议活动显然是很相似的。可对比英格兰这类运动的著名研究，见汤普森：《18世纪英国的道德经济思想》。?森正夫：《明末社会关系秩序的变动》，第136页。?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130、137页；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245页。?同上书，第137—141页。?同上书，第124页。?同上书，第136页；又见许大龄：《试论明后期的东林党人》，第3页。?沟口雄三：《东林党人的思想——近代前期中国思想的发展》，第187—188页。?同上书，第176—178页；佐藤文俊：《明末袁时中之乱》，第223页。?滨岛敦俊：《乡村社会》，第12—13页。一个外住都浙江嘉善会的地主陈龙正在1630年致信另一个乡绅，详细述说了他出借稻米给贫苦农民的方法，并且建议采取相同的慈善做法，以为这个县的公益效力。他还创立了“同善会”，在城市穷苦人中行好事；同时，他要求乡绅服徭役，不要借免役占便宜。森正夫：《明代的乡绅》，第50—51页；沟口雄三：《东林党人的思想——近代前期中国思想的发展》，第236—238页。?家族族长也要给穷苦亲属一些好处，因为他们担心失去田庄的劳动力来源。如果能使同族的贫民留居乡里而不致流入城市，那么这些管理地主就随时都有劳动力的供应了。这可能会阻碍节省劳力的技术的采纳。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二章，第42页。?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五八卷，第3页。范文正就是范仲淹，著名的宋代学者和博爱主义者，他认为对公众的施舍救济是儒家绅士的责任，特威切特：《范氏家族》，见于各章。?同上书，第1页。?同上书第一六一卷，第16页。?参见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五九卷，第9页；又见森正夫：《明末社会关系秩序的变动》，第75、87页；居密：《地主和农民》，第23—24页。?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六一卷，第16页。当一个地区的豪家试图进入邻近地区时，这一地区的联系就会得到加强。比如，在冒襄的家乡，从长江到江阴间的如皋地区，那里贫苦的渔家住在泥沙沉积而成的岛屿上。当地方上的“豪家”想占有这些冲积地时，如皋当地的乡绅、知县和岛上居民都捐出收成的一部分，用于建造船只和购买武器，进行抵制。同上书第一一五卷，第41页。?这样，在明朝统治的最后30年里，尽管安徽桐城的乡绅免除了一些农民的债务，而且尽力采取救济措施，但是这个富庶地区的乡绅仍然在滥用特权。“以前对地方公益的关心似乎已经消失在狭隘的一己和家族的利益之中了。加之他们对普通百姓日益傲慢的态度，这就足以导致各乡绅家庭及亲属间的相互疏离，并在他们和社会其他人之间形成危险的对抗”。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67—68页。?丁伯格：《贤人与社会》，第132—134页；狄百瑞：《晚明思想中的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第178—181页。?沟口雄三：《东林党人的思想——近代前期中国思想的发展》，第181页。沈定平（音译）相信，晚明时期的阶级冲突在像海瑞和张居正这样的国家官僚中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社会危机感；他也断言，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导致了在租佃关系方面的逐渐变迁，使得地租按照更加有利于种田人的方式得到调整（即变成定额租）。根据沈的看法，如果这种社会危机由于17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规模起义而得到了加强的话，这种进步是不可改变的。刘广京：《世界观和农民起义》，第366页。?狄百瑞：《晚明思想中的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第175—176页。?奥崎裕司：《中国乡绅地主的研究》，第577页；傅路德和房兆楹：《明代人名辞典》，第237—239、1632—1635页；酒井忠夫：《儒教和大众教育书籍》，第343页。?奥崎裕司：《中国乡绅地主的研究》，第578页。?1638年1000枚纯铜钱值9两银子；1640年它们只值银5两；1646年兑换率上升到17两银子换1000铜钱。艾维四：《论白银、外贸和明末经济》，第20页。?原棉的正常价格是每担棉值银3两到4两。在这个时期原棉价格降到每担只卖0.5到0.6两银子。艾维四：《论白银、外贸和明末经济》，第19页。?洪武时期（1368—1399）稻米的平均价格是一担值银0.46唡。永历时期，价格开始下降，在1460年到1490年之间降到每担0.44两。在15世纪的最后10年的对朝战争期间，通货膨胀开始出现。在17世纪20年代，米价稳步上升，达到每担白银0.927两。到30年代，米价已经翻了一番还要多，平均每担米为1.159两。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59—165页。据统计，从湖广到江南船运稻米的价格是它原价的两倍。帕金斯：《政府对工业化的阻碍》，第482页。?转引自埃尔文：《古代中国模式》，第213页；又见埃尔文：《均衡技巧》，第169页；褚华：《沪城备考》第三卷，第12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190—191页，及其《嘉定忠君》，第202—203页。?艾维四：《论白银、外贸和明末经济》，第21页。顾大任在广东任按察使，后来退休回到苏州。他的传记描写了当时这个城市的情形：“十四年，苏州大疫，饥馑载道，顾倾囊赈济，赖活甚多，家竟中落，仅存一屋，青苔满壁。”1644年顾大任曾经两次想自杀，每次都被其仆人劝阻了。两年后他得了中风，开始吐血，死前大呼：“皇帝，臣来也。”气绝而亡。钱咏：《履园丛话》，第121—122页。上海被叫做“小苏州”，因为它是过往商人的一个重要聚集地，而且也因为它的庞大人口。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106页。?彭泽益：《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第9页。那个春天白米卖到了每担5两银子。一些官员建议当地的乡绅开设粥铺，但是许多人在来此之前就死在了路边。邓斯坦：《明末流行病》，第14页；科尔森生动地描述了其他社会类似的情况，在那些地方，农民或是由于缺乏工具与知识，或是种惯了能换钱的作物，已经不能再从事基本农作物的种植了。科尔森：《丰年与荒年》，第11页。?艾维四：《陈子龙》，第113—114页。?埃尔文：《近代以前中国纺织工业技术的经济面面观》，第41页。?《罗马基督教社区档案》，日本，第122号（对开本第204—242页），第213—214页（材料由小韦尔斯提供）。在此之前，由一名佛教徒为首的一个地方教派在乡村地区招收了大量信徒，而这个地方皈依基督教的人数也是上海附近地区最多的。当地官员对基督教徒和当地教派同时加以查讯，释放了前者，对后者却加以鞭笞。见上书，第212—213页。据报告说，在1650年，上海的基督教人口总数已达1.8—2万人。邓恩：《一代伟人》，第308页。?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246页。可能因为17世纪50年代在湖北和河南也发生了“奴变”，使得农奴和奴婢赎回自由变得越来越容易了。到18世纪初，特别是1685年以后，大多数农奴契约由没有公证的“白契”变成了有公证的“红契”或“印契”。前者被认为是暂时的契约，而后者则规定了长期的义务。清初期和中期的法律条文规定，穷困潦倒的百姓可以签订“白契”，如果他们后来攒够了钱，他们就可以用从良妓女的那种方式“赎身”。到雍正时期，“红契”不再使用。不过雍正时期所谓的废奴被历史学家们过分地强调了。许多史料不仅表明，在18世纪40年代江苏等地，仍然存在着变卖儿童给富户人家、平民因与农奴结婚（这被叫做“招配”）或是因为“投靠”而变成农奴的情况，而且还表明，各地司法机关支持地主惩罚农奴，并禁止奴婢反抗主人。在18世纪还有许多奴仆在争吵中杀死主人的事例。韦庆远、吴其雁、鲁肃：《清代奴婢制度》，第7、23—27、34、45、52—53页；又见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57页；美杰尔：《清末的奴隶制》，第330页；沃特森：《人口买卖》，第223页。?森正夫：《1645年太仓州沙溪镇乌龙会的反叛》，第200页。?宋乞任命了12个武装起来的奴仆伙伴

由充足的那些内容。他大胆应对说，关键的问题是冯铨曾党附魏忠贤。然而就这一点讲，龚鼎孳本人也并非无懈可击。这位安徽诗人不仅生活不检，而且还曾称臣于李自成。冯铨当然是在场的，他立即反唇相讥，指责龚鼎孳曾降于大顺流贼，接受了李自成的北城御史之职。摄政王问龚鼎孳这是否属实，龚鼎孳承认说是，但又补充说：“岂鼎孳一人，何人不曾归顺？魏征亦曾归顺太宗。”多尔衮干脆就把唐朝那位著名的政治家撇在一边，他告诉龚鼎孳说：“人果自立忠贞，然后可以责人。鼎孳自行不正，何得侈口论人？”于是就断然地驳回了对冯铨的指责，冯铨任职如故。

满汉两头政治

指控亲王

文人关系网的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