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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美大屁股XXXXX

                      来源:无码人妻精品一区二区三区Av 发布时间:2023-12-12 14: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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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美大屁股XXXXX被强制的情况,他们也很少被束缚于土地上,或很少完全附属于主人。”同上;又见沃特森:《传统中国的世佃制和地主制度的个案研究》,第237—239页。?美杰尔:《清末的奴隶制》,第330页。这种协议的一个例证,见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55页。?在17世纪初期,主人常常随心所欲的奸淫奴仆家庭的女性成员。有时他们非法地杀害或烧死奴仆。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二章,第14页。?宣德时期(1426—1435)农奴的出现伴随着流民数量的增多。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25页。?利玛窦:《16世纪的中国》,第86页。?西村数余区别出至少五种不同的奴仆或奴隶:家奴、逃避国家徭役的人、田间劳动者、田庄工头,还有那些投靠富人以事敲诈他人者。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28—29页;又见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88页。?泽恩道弗尔《徽州的奴隶状况》随处可见。明代徽州佃奴往往是宋代佃奴的直系后代。泽恩道弗尔:《“新安名族志”和公元800—1600年中国绅士社会的发展》,第208—212页。?在徽州许多从事耕作的奴仆被派去开垦不易耕作的山地,搬石造田,大多数农民不愿意承担这样繁重的劳作。在营造梯田的过程中,奴仆们也砍伐树木,为他们的主人种植茶叶。这就生产了市场商品,促进了安徽商业的发展。叶显恩:《试论徽州商人资本的形成与发展》,第5—9页。?章有义:《从吴葆和堂庄仆条规看清代徽州庄仆制度》,第45页;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1—19页。?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91—692页。奴仆也为他们的主人经营商业。实际上,一些乡绅家庭往往以选择有经商经验者做代理人的方式投资于商业。这个代理人——他往往自己也拥有财富——作为回报同意“投靠”。虽然这个代理人自愿成为奴仆为投资者提供了一种抵押或是间接的保证,但是这种委任也给了代理人以逃避徭役的机会和有势力的主家的保护。从长远观点来看,这种情况可能会妨碍精明的事业家的出现,因为它鼓励了投资者坐吃利润的想法,而且也把管理权交给了相对乡绅的崇高社会地位而言还处于奴隶状态的中间人。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二章,第22—24页。?佐伯有一:《明末的董氏之变——关于“奴变”的性质问题》,第48页;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76—677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51—269页;佐伯有一:《明末的董氏之变——关于“奴变”的性质问题》,第50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与民众》,第19—20页。有人认为,“纪纲仆”奴仆头目由于他们的实际权力和低下的社会地位之间的矛盾,加剧了他们的心理负担。他们通过剥削他人和背叛主人来表达这种愤怒。居密:《主人与奴仆》,第57页;《16—18世纪地主与农民的关系》,第17页。也有人认为,奴仆代理人是一些比自由人更粗暴的管家和更凶残的监工。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二章,第32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70—275页;又可参见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90—691页。奴仆制实际上是重叠累积的。有大量事例说明,许多仍然依附于最初的主家的农奴,自己随后也占有了农奴。法律规定,奴仆不允许获得或购买乡绅的身份,但是据知太湖地区的奴仆代理人往往以这种方式获得乡绅身份。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一章中随处可见。?宁化地方志。引自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250页。?《古代中国的模式》,第244页。根据正德年间(1506—1512)文人们的记载,松江地区的一般情况是大户人家以家长式资格通过契约把土地租给佃户。人们把这理解为相互的扶持。就理想的情况来看,在歉收的年景地主应该救济他们的佃户。这些地主常常住在乡下,亲自征收地租,享受佃户的酒食款待,同时也回赠礼物。到了16世纪后半期许多人记载说,这种传统的合作性保护——依附关系出现了衰退。这些材料记叙了外在地主和佃户之间在日益地互相猜忌和敌对,佃户们合伙拒缴地租。居密:《主人和奴仆》,第12—15页;皮埃尔-艾蒂安·威尔:《中国水利》,第272页;佐伯有一:《明末的董氏之变——关于“奴变”的性质问题》,第28页。比如,一份1583年的材料表明,直到弘治和正德年间(1488—1521),乡绅们还是非常俭仆的,老百姓也较为富裕,而在嘉靖和隆庆(1522—1572)以后,乡绅们越来越富,而老百姓却日益穷困。1599年一份来自山西北部的大同的报告表明,在晚期的上等阶层日益奸诈蛮横,衙门里的胥吏全都在为所欲为,敲诈勒索百姓;父母与儿女之间也越来越缺少孝顺和尊敬。1609年山西太原地区的地方志说,自嘉靖和隆庆(1522—1572)以来,平民百姓变得不安分守己了,不再尊重老人;而且崇尚“左道”的人们大大地增多了。17世纪初期福建的地方志记载说,地主在遥远的地方坐吃地租,关系更为疏远,因此佃户们越来越容易拒交地租了。1619年沾化(在天津南169公里)地方志说,自从16世纪70年代以后,那个地区世风日下,权贵人家欺压贫弱,土地集中现象极为普遍。根据渭水南岸、西安东面的渭南地区的地方志记载,从16世纪六七十年代起,那里也是世风日下。森正夫:《明末社会关系秩序的变动》,第143—150页。?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127页;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四三卷,第16页,第一四七卷,第38页。许多材料说,“无赖”们聚集在城镇集市上,晚上又常常和大姓的世仆及衙门胥吏聚众赌博。在17世纪初,在集市进行赌博的情况明显增多。森正夫:《明末社会关系秩序的变动》,第143页;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43页;又可参见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很显然,生活在附近的少量自由农民的存在使得穷苦的奴仆们感到一切都被剥夺了。居密:《主人和奴仆》,第17页。?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与流贼》,第367—369页;又见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初探》,第94—95页;森正夫:《16—18世纪的荒政与地主佃户的关系》,第434—436页;小山正明:《明末清初的大土地所有制》第二部分,第61页;肖尔:《中国明代的最后朝廷》,第54页;“铲平王”也有其他写法,傅路德和房兆楹编著的《明代人名辞典》,第1275页。?永新地区地方志,引自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126页;又见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245—246页;森正夫:《明末社会关系秩序的变动》,第155页。永新在江西西部的井岗山区。?傅衣凌:《明清农民社会经济》,第130页;森正夫:《16—18世纪的荒政与地主佃户的关系》,第75页。?同上书,第128页。它与欧洲的粮食骚乱与纳税人抗议活动显然是很相似的。可对比英格兰这类运动的著名研究,见汤普森:《18世纪英国的道德经济思想》。?森正夫:《明末社会关系秩序的变动》,第136页。?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130、137页;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245页。?同上书,第137—141页。?同上书,第124页。?同上书,第136页;又见许大龄:《试论明后期的东林党人》,第3页。?沟口雄三:《东林党人的思想——近代前期中国思想的发展》,第187—188页。?同上书,第176—178页;佐藤文俊:《明末袁时中之乱》,第223页。?滨岛敦俊:《乡村社会》,第12—13页。一个外住都浙江嘉善会的地主陈龙正在1630年致信另一个乡绅,详细述说了他出借稻米给贫苦农民的方法,并且建议采取相同的慈善做法,以为这个县的公益效力。他还创立了“同善会”,在城市穷苦人中行好事;同时,他要求乡绅服徭役,不要借免役占便宜。森正夫:《明代的乡绅》,第50—51页;沟口雄三:《东林党人的思想——近代前期中国思想的发展》,第236—238页。?家族族长也要给穷苦亲属一些好处,因为他们担心失去田庄的劳动力来源。如果能使同族的贫民留居乡里而不致流入城市,那么这些管理地主就随时都有劳动力的供应了。这可能会阻碍节省劳力的技术的采纳。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二章,第42页。?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五八卷,第3页。范文正就是范仲淹,著名的宋代学者和博爱主义者,他认为对公众的施舍救济是儒家绅士的责任,特威切特:《范氏家族》,见于各章。?同上书,第1页。?同上书第一六一卷,第16页。?参见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五九卷,第9页;又见森正夫:《明末社会关系秩序的变动》,第75、87页;居密:《地主和农民》,第23—24页。?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六一卷,第16页。当一个地区的豪家试图进入邻近地区时,这一地区的联系就会得到加强。比如,在冒襄的家乡,从长江到江阴间的如皋地区,那里贫苦的渔家住在泥沙沉积而成的岛屿上。当地方上的“豪家”想占有这些冲积地时,如皋当地的乡绅、知县和岛上居民都捐出收成的一部分,用于建造船只和购买武器,进行抵制。同上书第一一五卷,第41页。?这样,在明朝统治的最后30年里,尽管安徽桐城的乡绅免除了一些农民的债务,而且尽力采取救济措施,但是这个富庶地区的乡绅仍然在滥用特权。“以前对地方公益的关心似乎已经消失在狭隘的一己和家族的利益之中了。加之他们对普通百姓日益傲慢的态度,这就足以导致各乡绅家庭及亲属间的相互疏离,并在他们和社会其他人之间形成危险的对抗”。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67—68页。?丁伯格:《贤人与社会》,第132—134页;狄百瑞:《晚明思想中的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第178—181页。?沟口雄三:《东林党人的思想——近代前期中国思想的发展》,第181页。沈定平(音译)相信,晚明时期的阶级冲突在像海瑞和张居正这样的国家官僚中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社会危机感;他也断言,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导致了在租佃关系方面的逐渐变迁,使得地租按照更加有利于种田人的方式得到调整(即变成定额租)。根据沈的看法,如果这种社会危机由于17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规模起义而得到了加强的话,这种进步是不可改变的。刘广京:《世界观和农民起义》,第366页。?狄百瑞:《晚明思想中的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第175—176页。?奥崎裕司:《中国乡绅地主的研究》,第577页;傅路德和房兆楹:《明代人名辞典》,第237—239、1632—1635页;酒井忠夫:《儒教和大众教育书籍》,第343页。?奥崎裕司:《中国乡绅地主的研究》,第578页。?1638年1000枚纯铜钱值9两银子;1640年它们只值银5两;1646年兑换率上升到17两银子换1000铜钱。艾维四:《论白银、外贸和明末经济》,第20页。?原棉的正常价格是每担棉值银3两到4两。在这个时期原棉价格降到每担只卖0.5到0.6两银子。艾维四:《论白银、外贸和明末经济》,第19页。?洪武时期(1368—1399)稻米的平均价格是一担值银0.46唡。永历时期,价格开始下降,在1460年到1490年之间降到每担0.44两。在15世纪的最后10年的对朝战争期间,通货膨胀开始出现。在17世纪20年代,米价稳步上升,达到每担白银0.927两。到30年代,米价已经翻了一番还要多,平均每担米为1.159两。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59—165页。据统计,从湖广到江南船运稻米的价格是它原价的两倍。帕金斯:《政府对工业化的阻碍》,第482页。?转引自埃尔文:《古代中国模式》,第213页;又见埃尔文:《均衡技巧》,第169页;褚华:《沪城备考》第三卷,第12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190—191页,及其《嘉定忠君》,第202—203页。?艾维四:《论白银、外贸和明末经济》,第21页。顾大任在广东任按察使,后来退休回到苏州。他的传记描写了当时这个城市的情形:“十四年,苏州大疫,饥馑载道,顾倾囊赈济,赖活甚多,家竟中落,仅存一屋,青苔满壁。”1644年顾大任曾经两次想自杀,每次都被其仆人劝阻了。两年后他得了中风,开始吐血,死前大呼:“皇帝,臣来也。”气绝而亡。钱咏:《履园丛话》,第121—122页。上海被叫做“小苏州”,因为它是过往商人的一个重要聚集地,而且也因为它的庞大人口。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106页。?彭泽益:《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第9页。那个春天白米卖到了每担5两银子。一些官员建议当地的乡绅开设粥铺,但是许多人在来此之前就死在了路边。邓斯坦:《明末流行病》,第14页;科尔森生动地描述了其他社会类似的情况,在那些地方,农民或是由于缺乏工具与知识,或是种惯了能换钱的作物,已经不能再从事基本农作物的种植了。科尔森:《丰年与荒年》,第11页。?艾维四:《陈子龙》,第113—114页。?埃尔文:《近代以前中国纺织工业技术的经济面面观》,第41页。?《罗马基督教社区档案》,日本,第122号(对开本第204—242页),第213—214页(材料由小韦尔斯提供)。在此之前,由一名佛教徒为首的一个地方教派在乡村地区招收了大量信徒,而这个地方皈依基督教的人数也是上海附近地区最多的。当地官员对基督教徒和当地教派同时加以查讯,释放了前者,对后者却加以鞭笞。见上书,第212—213页。据报告说,在1650年,上海的基督教人口总数已达1.8—2万人。邓恩:《一代伟人》,第308页。?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246页。可能因为17世纪50年代在湖北和河南也发生了“奴变”,使得农奴和奴婢赎回自由变得越来越容易了。到18世纪初,特别是1685年以后,大多数农奴契约由没有公证的“白契”变成了有公证的“红契”或“印契”。前者被认为是暂时的契约,而后者则规定了长期的义务。清初期和中期的法律条文规定,穷困潦倒的百姓可以签订“白契”,如果他们后来攒够了钱,他们就可以用从良妓女的那种方式“赎身”。到雍正时期,“红契”不再使用。不过雍正时期所谓的废奴被历史学家们过分地强调了。许多史料不仅表明,在18世纪40年代江苏等地,仍然存在着变卖儿童给富户人家、平民因与农奴结婚(这被叫做“招配”)或是因为“投靠”而变成农奴的情况,而且还表明,各地司法机关支持地主惩罚农奴,并禁止奴婢反抗主人。在18世纪还有许多奴仆在争吵中杀死主人的事例。韦庆远、吴其雁、鲁肃:《清代奴婢制度》,第7、23—27、34、45、52—53页;又见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57页;美杰尔:《清末的奴隶制》,第330页;沃特森:《人口买卖》,第223页。?森正夫:《1645年太仓州沙溪镇乌龙会的反叛》,第200页。?宋乞任命了12个武装起来的奴仆伙伴

                      有四万之众,然而到淞沪会战临近结束时,仅剩区区一千两百人而已。战场之上,胡宗南看似心坚如铁,但当他看着身边硕果仅存的这一千多个官兵,也不禁悲从中来:黄埔部队多已打完矣!曾经的“天下第一军”,就这样永远消失在了上海。话说唐司令一下子用了两个典故——韩信的背水一战、项羽的破釜沉舟,但仍不甚满意,所以他比韩信和项羽还多考虑了一步:暗中给自己留了一艘小火轮。他手下的将官们也上行下效,有能力的都给自己备好了逃命船。唐司令此招甚妙,既可逼士兵努力杀敌,又可保自己逃命!一切筹划妥当后,日军也追上来了!日军在淞沪会战中虽未伤筋动骨,但损失也很大,亟须休整,因此追过来的日军采用了“围三缺一”的战术——围困了南京城的三个方向,只给国军留了渡江北逃一条路,希望中国军队自己快些溃退,以此减少己方伤亡。如果日军对南京四面全围,会使守军的崩溃值大幅度提高,从而拼死一战。12月10日凌晨,日军对南京发动了总攻。12月12日晚,蒋介石命令南京守军撤退,可能他认为南京保卫战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了吧。三天激战中,日军伤亡多达七千余人,没能突入南京城内。蒋介石命令南京守军撤退的时候,日军尚未破城。如果此时唐生智组织好掩护,有序撤退,那么国军大部分人马当可平安脱险,毕竟城北的长江通道还在自己人手中。可唐生智实在是烂泥扶不上墙,他在匆匆下达撤退命令之后,就慌忙乘坐自己暗中留下的小艇逃之夭夭。那些之前已备好逃命船的军官,一看唐司令跑了,自然不甘落后,一个个立马也逃了。当然不是所有的军官都率先逃命了。像教导总队的邱清泉和廖耀湘就没有逃,还有七十二军军长兼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也始终和自己的部队在一起,只不过唐司令带头跑了,兵败如山倒,孙元良也没法一个人战斗。无奈之下,堂堂国军中将只得接受了德国人拉贝的帮助,化装成平民躲在了金陵女子学院的顶楼密室之中。咱们在北伐的时候说过,孙元良曾经有个外号是“飞将军”,说他打仗光知道跑。现在看来,“飞将军”已经迷途知返了,他率部参加了“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在“八·一三”淞沪会战中第一个冲入战场,而且从头打到尾,再接着率领已不足编制三分之一的残部打南京保卫战,在别的与他职位相当的人都争先恐后逃跑的时候,他一直没有脱离部队。就冲这三战,足够摘掉那顶大帽子。主将跑了,这还得了!士兵们知道长官逃跑的消息后,战斗意志立马就垮掉了,还守什么阵地?还打什么敌人?赶紧跑吧。往哪儿跑?唯一可行的逃跑路线就是渡江北逃。要想渡江北逃,就必须先出城,而出城则必须经过督战队把守的挹江门。好不容易冲破督战队的阻拦,挤过挹江门,来到长江边,才想起来先前唐司令已经将船都沉了,这会儿想跑,对着浩瀚无际的滚滚江水往哪儿跑?无奈之下,逃兵们只得返回城内,枪一扔,军装一扒,混迹于难民之中。同时,也有不愿意放下武器的国军趁机向进城的日军打黑枪。于是,后来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就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需要说明一下,下令执行“南京大屠杀”的是老鬼子载仁的侄儿朝香宫鸠彦,主犯是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等人。鬼子谷寿夫在战后被蒋介石引渡到南京,枪毙于雨花台。这也算是稍稍安息了那些逝去的人们,慰藉了那些无辜的灵魂。现在讲“南京大屠杀”的作品太多太多,如孙元良的儿子秦汉主演过的电影《南京大屠杀》等,在这里实无必要多讲细节。时至今日,我们也不必再去反复探究南京大屠杀到底死了三十万人还是二十万人,无论死亡人数多还是少,日军这种丧心病狂的做法都应该受到最最严厉的谴责和惩罚。而有骨气的中国人最应该做的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使中国更加强大,让“国货”不是在民族感情上,而是在品质上全面超越“日货”!

                      西南联合大学

                      蒋介石率领的国民政府在武汉稍做停留后,便知道武汉也不保险,于是决定迁都重庆。在国都失陷、民族危亡的千钧一刻,暗地里没少跟蒋介石在四川唱对台戏的军阀刘湘,骨子里迸发出了一名合格中国军人的血性和顽强,他不仅勒紧裤腰带出兵出钱出粮,主动上书请中央政府迁都重庆,还亲自率兵出川抗日。遗憾的是,刘湘刚走到汉口不久,即1938年1月,就因为肠胃病去世,留下了被蒋介石毒死、气死和因投日败露而自杀等穿凿附会的传言。刘湘出师未捷,临终遗嘱是: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在接下来的八年中,近四十万川军出川抗战,化身无数刘湘前仆后继,在战场上与强敌死扛到底,为国捐躯者高达六成,牺牲之大实为地方军之首(《西南民众对抗战的贡献》)。……迁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尤其是迁得如此紧张而仓促,其过程的混乱不堪是可以想象的。更糟糕的是,日军的轰炸机还随时过来捣乱。严格意义上讲,这不是捣乱,而是有预谋的战略行动。因为日本人对重庆及其周边进行了长达五年半的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目的很明显,鬼子想打击中国政府抗战的意志,瓦解中国军民抵抗的士气。效果也很明显,中国政府抗战的意志越发坚定,中国军民抵抗的士气越发高昂。可就在国民政府为了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南京保卫战和迁都忙得焦头烂额之际,他们仍做出了一个貌似不重要却对现代教育意义甚大的举动——高校内迁。随着国土的逐渐沦陷,不少高校师生成为了顺民或者汉奸,但更多的师生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与资助下,冒着纷飞的战火,踏上了内迁之路。抗战爆发前,中国共有大专以上学校一百零八所。抗战爆发后,高校内迁五十二所,迁入租界二十五所,另有十四所本就在后方,只有十七所停办。国难当头之时,国民政府亦不忘记保全教育,为山河破碎的中国保存了一息顽强的文脉,值得赞赏!内迁的高校中,最为幸运的当属原来在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它跟随中央政府一步到位迁到了重庆。不太幸运且迁徙路途最远的高校是北大、清华和南开。师生们先从北京、天津绕路辗转到长沙,接着又兵分三路。大多数教师及其家眷、部分女同学从长沙乘火车到香港,然后由香港走海路到越南河内,再转道昆明。经济条件较好的男同学和少数女同学由长沙乘火车到广西桂林,再由桂林乘汽车进入越南河内,最后转乘火车进入云南。另一路没钱的同学们,只能用最艰苦的方式——“驴行”去云南了,靠两条腿从长沙走到昆明,这可是一千三百多公里的距离!后来,这三所本来相互颇有抵触、彼此充满学术竞争的学校在昆明合并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高校内迁,十多万学生颠沛流离来到了大后方,他们要吃饭,要教材,要教舍,要老师……这些都需要钱。而国民政府有太多的现实问题亟须解决,现在政府连打仗的钱都拿不出来,更何况短期内只有投入而无产出的教育经费!教育经费的短缺,让当时的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很是头疼,怎么才能把学校办下去?无奈之下,陈立夫抓耳挠腮,终于想出了一个绝妙的解决方案——“贷金”,相当于今天的助学贷款,也就是由学生们写借条,向政府借学费,毕业之后偿还。助学贷款可是一项耗资巨大的阳光工程。需要资助的学生数量巨大不说,而且大多数贷出去的款项都无从收回。毕竟战火纷飞,朝不保夕,那些穷学生哪里还拿得出钱来。好在财政部部长孔祥熙是陈立夫的好哥们儿,在陈立夫死磨硬泡之下,总算是弄到了不少钱。在物资极端匮乏的民族危亡之际,国民政府不仅设法为学子们解决了学费问题,还为他们提供了免费食宿,创造出了一处处环境虽不优雅、配套设施也不完善却又是那么生机盎然的学术净土。下面就以中国历史上最有意思的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为例,来讲述成千上万的专家教授和莘莘学子在国难当头之际谱写出的可歌可泣的教育篇章。后来成为西南联合大学云南校友会副会长的周锦荪回忆说:当年他考上西南联大物理系时,校门简陋得不堪入目——一块油漆的长条木板横架在麻条石堆砌的两个石柱上,上写几个大字:“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学校上课的教室极其简陋。顶棚是用铁皮做的。每逢下雨,雨点打在铁皮顶上,叮当作响,老师的声音根本盖不住雨声,于是大家干脆“下课赏雨”。正所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教室如此,宿舍更不用提了。基本就是一间破茅草屋——土坯的围墙,茅草的顶,冬凉夏暖、四面通风、采光不错。每逢天下大雨,屋内就下小雨,这时候睡在上铺的同学只得取脸盆、油布四处接雨。下完雨,宿舍里就变得泥泞不堪,甚至长起了杂草,学生们的鞋子往往穿一个雨季就烂了。同学们诙谐地称鞋底磨穿了是“脚踏实地”,鞋尖鞋跟通洞叫作“空前绝后”。住得差,吃得也差。很长一段时间内,学生们每天只有两顿饭,上午十点吃稀饭,下午四点吃用劣质米做成的米饭。学生穷,老师也一样。抗战中,教授们薪水涨了六七倍,物价却涨了三四百倍,所以甭管是吴大猷、周培源、华罗庚、费孝通,还是朱自清、沈从文、闻一多、钱钟书、吴晗,就两个字:没钱。因此,教授们在教书之余也就顾不得师道尊严了。费孝通在街上卖过大碗茶;吴大猷在菜市场捡过牛骨头;一名乞丐满大街追逐朱自清,朱自清被纠缠不过,便回头道:别跟我要钱,我是教授!那位乞丐听到这句话,扭头就走。就是这样一所学校,已然是当时国内最强、最大的大学。生活差也就差了,到了后期,鬼子飞机的炸弹也来了,就这也没挡住大学继续开课。飞机来了就躲,飞机走了继续学习。匹夫不可夺志,从没有学生因为条件异常艰苦而辍学。西南联大师生也不负众望。他们中走出了邓稼先、朱光亚、赵九章等八位“两弹一星”元勋,黄昆、刘东生等四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以及近一百七十位科学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除了这些自然科学家外,钱钟书、闻一多、朱自清等文学大家也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还有两个学生需要特别提一下,一个是杨振宁,一个是李政道,他们两人联手获得了1957年的诺贝尔奖,只不过获奖时他们已经是美国人了。而费孝通、宋平、彭珮云、王汉斌等后来成为了共和国的领导人。最后,我们以联大校歌《满江红》作为本节结束语,让我们对上述为中华民族崛起做出了卓越贡献的大师们致以崇高的敬意!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城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韩复榘开会,有去无回

                      中国连战连败,日军控制了华北、华南大部,接下来自然是继续西进,控制中国当时的南北交通大动脉——津浦铁路,以将南北连成一片,进而拿下郑州和武汉,由东向西压迫国军的生存空间!津浦铁路北起天津,南至南京浦口。拿下津浦铁路上的重要据点——江苏重镇徐州,就成了日军的下一个目标。对中国来说,必须守住徐州,尽可能地拖住日军西进的脚步,缓解敌人西进的压力,为后方布防赢得时间。津浦线一带的防务划归第五战区,徐州自然也在其中,战区的司令长官是李宗仁。补充一句,战区和部队序号都很容易随着战况的实时变化而变化,所以大家不用太过关心。蒋介石给李宗仁安排的副手是中原大战的降将——山东省省主席韩复榘。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脑袋空不要紧,但千万不要进水!不幸的是,这位韩复榘,就是一个脑袋爱进水的神人。这老小子还以为现在的情势是自己人玩内战,连基本的职业操守都没有,在日军杀将过来时居然违抗军令,放弃黄河天险,不战而退,转瞬间山东大部失守。韩复榘此次学了张学良,原因也不外乎是保存实力。可这老小子也不想想,自1937年全面抗战以来,还没有哪路诸侯敢为了保存实力而擅离守地!要搁在以往,蒋介石也不会把他怎么样,可现在不同了。蒋介石说:大家来开会吧,商讨一下军事安排。这个会本是以前就安排好的,并非突然决定,因此韩复榘这个山东军政一把手也没有怎么怀疑,脸不红心不跳地来了。对于其他人来讲,这会也就是一个军事会议而已,但对于韩复榘就不一样了,是鸿门宴改成了鸿门会。在会议上,蒋介石当着与会的八十多个师长的面逮捕了韩复榘,当即押送武汉,两个星期后处决。杀一儆百,韩复榘主席把自己的脑袋主动贡献出来,为即将到来的徐州会战祭旗,也算是为抗战略表寸心!

                      血战台儿庄

                      1938年3月,日军板垣师团、矶谷师团(第十师团)从山东出发,分东西两路向南进攻,企图会师台儿庄,进而攻占徐州。与此同时,另一路从江苏南京一带北上的日军第十三师团,已经兵临池河、淮南。日军的如意算盘是从南北两面夹击徐州。徐州已如悬卵,危在旦夕。强敌环伺,而李宗仁作为屡次内战皆失败的产物——光杆司令,手头能用来抵抗日寇的军队,除了新桂系现任一把手白崇禧支援给他的李品仙第三十一军,其他都是杂牌中的杂牌。如西北军老油条庞炳勋第四十军,东北军于学忠第五十一军,川军邓锡侯第二十二集团军。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反复权衡之下,万般无奈的李宗仁用上了田忌赛马——将最精锐的李品仙部布置在南面,于学忠辅之,以阻实力稍弱的南路日军北进;将杂牌中的杂牌派去对抗日军王牌中的王牌,庞炳勋部坐镇临沂,阻击东路的板垣师团,邓锡侯部驻守滕县,对付西路的矶谷师团。战斗开始了。李品仙和于学忠不负领导厚望,血染淮河,将北进的日军牢牢地拖在了南线。而另外两路国军所面临的局面则严峻多了,强弱异势,形势十分危急。西北军庞炳勋的第四十军,说起来是一个军,实际上只有一个师。而他们的对手板垣师团的强悍野蛮程度,大家应该已经知道了。林彪以十倍于敌的兵力伏击其辎重部队还要打上大半天的时间,如今庞炳勋迎上的可是其主力部队,作战难度可想而知!西北军出了名的装备差,单兵素质差,甚至连补给都跟不上,怎么才能拖住日军呢?拼了,以命换命!可是拼了命还是抵挡不住。关键时刻,李宗仁请调的援军第五十九军赶到战场。军长是之前在沦陷的北京善后的那个西北军将领张自忠。张自忠、庞炳勋亲自上阵。一将舍命,万夫难敌,有张自忠、庞炳勋这样不怕死的主将,部下自然凶猛异常,何况凶猛本就是西北军的特色。板垣最擅长玩的迂回包抄战术“一支部队走正面,一支部队出侧面”,再也玩不转了,因为他的两支部队分别被两支杂牌军给摁住了。两支西北杂牌军用令人动容的勇敢与顽强,付出巨大的伤亡,依仗城防工事,如钉子般钉住了对手。板垣师团数日内不能越临沂一步。邓锡侯的二十二集团军,是一支典型的川军。川军的枪炮多为土造,打不远打不准不说,还经常打不响;川军吃得不饱,穿得也差,军纪就更差,甚至一手步枪一手烟枪。咱们老电影里的国民党败兵什么样,这川军就什么样。好在大家的抗日热情很高,跟日本鬼子干架不怕死!他们的对手矶谷师团是一支重装备的机械化部队,具备同空军协同作战的能力。更恐怖的是,矶谷师团是日军法西斯分子的大本营。不仅师团长矶谷廉介是一个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而且部队的骨干大多参加过确立军人在日本统治地位的“二·二六政变”。矶谷师团虽然足够疯狂,但川军的精神意志更胜一筹。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在国破家亡之际,川军所表现出的视死如归的精神,光昭日月,气贯长虹!川军第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率部坚守滕县,有死无退,最终以王铭章在内全师阵亡的代价阻敌

                      是浩土印的残块。我仔细地将书稿的记载和之前感知的情况和大家说明了一下,屋内渐渐陷入了一片寂静。“大耗子带着一窝徒子徒孙而已,配点耗子药丢进去,不出三天就能灭了它。”林岳突然冒了一句。“你当这是你家偷油拖蛋的老鼠啊?”S不屑地撇了撇嘴道,“它吃不吃都成问题,再说万一污染了水源大家都跟着完蛋?”“纯中药制剂,人畜无害啊。”林岳拧着付苦瓜脸小声嘀咕道。“S你别老说林岳了,他的方法或许可行呢?”晖儿见状劝住S的话头,转而对我道,“亦凡,你现在有什么想法了吧?”“想法不是太成熟,但现在也没有什么时间了,刚才‘拾水’感应到被封闭的地方已经开始松动开裂了。”对于这种司空见惯但又生命力顽强之极的动物还真的是一点把握都没有。“该死的耗子,打洞的本事比专业挖掘队还强!”林岳似乎将刚才承受的怨气都转嫁到了老鼠们的身上。我低头整理了一下思路,从书房拿出一张白纸铺在茶几上,简单地画了一个制冰厂的地形草图,凭着记忆标明了几个窨井盖的位置,又用红笔框出了一个方形:“这是整个封锁区域的地面简图,从窨井盖的布局和位置大致可以分析出地下的区域。我的计划是这样的……”……第三天傍晚,S如约来到我家,从电脑上向我们展示了制冰厂地下下水道的封锁区域图,并用3D模型显示了整个区域的内部格局。在讨论了一阵之后,打印机中传出了三张标明路线的平面图。S拿出一叠覆膜纸,将平面图夹在当中,让晖儿用熨斗尽数熨平。简易防水地图?看来这丫头还有点做童子军的潜质。三套连体工作服整齐地摆放在桌子上,这也是S从朋友的工程队借来的。正在我们试穿的功夫,门铃急促响起,晖儿起身应门,不一会,林岳像逃难似地大包小包的冲了进来。先是从硕大的手提袋中拿出一套俄罗斯野外步话机和电台,又丢来四套便携式支架耳麦,更夸张的是他居然掏出了两顶带着头灯的野战头盔、三把战术匕首和一个红外望远镜。看见我们吃惊的表情那家伙咧嘴笑了笑,变戏法似的从背包里又掏出了两把折叠式连发弩枪。三人彻底绝倒,这小子简直就是个军火贩子,如果他再掏出几把重型武器我也不会奇怪了。“夸张~~”S瞪大了丹凤眼,一脸的诧异,“你昨天坐飞机去俄罗斯采购去了?”“进口大片看多了吧你?有那么多钱采购我就买上几个重武器,直接去老美的中央银行干一票大的了。”林岳一脸坏笑,回手锤了锤腰部,“都是从我老乡那里租来的,他们就喜欢倒腾这些东西,也不知道是哪里的货源,总之我觉得有用的就全搬来了。老凡,一会跟你结租金,大家AA制,损坏丢失的自己负责全价赔偿。”吃惊之余倒也觉得一切齐备,这些东西确实可以让我们在胜算上更进一步。于是在那小子的催讨声中我和S付清了自己的部分。熟悉了一番器械,调试好联络工具,我们又重新了解了下地形位置和计划。昨天夜里,我和林岳伪装成送纯水的工人,将他配制的五大桶药水按S计算好的位置全数倒进了下水道。晖儿则在今早通过网络成功地潜入了市自来水公司的中央机房,获取了制冰厂区域的地下水新型排放系统的控制权,在我们进入该区域的时候,她将启动排放系统,彻底抽干封闭区域附近的地下水,以减弱奚鼠的能力并保障我们行进的畅通。在分派好器械用具后,晖儿轻轻地抱了抱我,将我手腕的香囊重新系紧,无言中充满了关切和鼓励。看了看时间,我在晖儿的脸颊上吻了一下,返身叫上了不知何时又开始拌嘴的S和林岳,趁着夜色驾车向制冰厂驶去。“嫂子什么时候变黑客了?”林岳一路嘴不停地说道,“那机房的控制系统能按计划启动不?”“放你一百八十个心吧!”S白了他一眼,一边往弩箭上套着印纸一边道,“晖儿在大学主修的是计算机网络技术,她在计算机上的造诣高着呢,别以为IT界都是你们男人的天下。”得,一句话把我一起打了进去,不过晖儿在计算机方面的天赋的确很高,早先曾有机会出国深造,但却为了结婚推去了,这也是我一直觉得亏欠她的。车子很快便到了城北的制冰厂,将车停在附近的胡同里,三人做贼似的溜到了制冰厂的南侧。循着平面图的引导,我和林岳用撬棒打开了一个窨井盖。S递过两把工兵十字镐,做了个手势便隐在墙角的阴影中监视着周围,我俩则戴上防护口罩迅速地钻入了窨井。“咯楞”一声轻响,头顶的井盖合上了。看来S还真是个适合把风的人,为了湮灭痕迹直接就把我们给关起来了。林岳拉了拉我,指着一个方向示意我前行,在顶灯的照明下两人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水道中行动了起来。不一会,眼前出现了一排金属爬架,攀到顶部则是一个两米左右直径的孔道。走过孔道,面前豁然是一个蓄满水的方形水室。我看了看地图,通过电台向晖儿发去了消息,五分钟后,伴随着一阵隆隆的震动,水室的水位迅速下降。等到水流全部散尽后,我和林岳迅速地攀上了其中一堵墙面的爬架。身后的孔道传来轧轧的机械声响,那是晖儿关闭了孔道封口。林岳摘下口罩笑了笑,却被污浊的空气呛得咳嗽起来:“咳……咳……嫂子够狠,关门都不说声保重的。”“现在别贫,我老婆没你那么唧唧歪歪。差不多了,找裂缝开始砸墙。”绝不会有人比我更清楚晖儿的心情。这堵墙面上本已遍布裂纹,在内外水压的失衡下,再加上我们十字镐的突破,终于在半小时后彻底崩溃。栖身在爬架的顶部,我观察着汹涌的流水自身下飞溅而过,里面夹杂着大批黑色的团状物,那是纠葛在一起的老鼠尸体。从数量上来看封闭部分的鼠群应该没有多少了,我对林岳比划了一下,他似乎也在计算下面的鼠尸,一脸的凝重。水流并没有持续多少时间,在灌满了石室的三分之一后,墙面上的孔道中便不再有水流出。小心翼翼地进入孔道,我抽出背后的弩枪和林岳并肩走向另一端。按平面图的绘制,孔道是直接通向当初发现鼠群的那个水室,但此刻那头却并没有传来任何的响动。我在出口前示意林岳停下脚步,想用“听风”查探一下前面的情况,可水室中仿佛遍布着孔道,频繁流动的空气使我眼前出现的全是扭曲晃动的图像。依稀间能够看到为数不多的老鼠正聚在一处死命地刨着水泥墙面。我做了个安全的手势,继续前行,在孔道的出口处终于看到了那群老鼠。水室的地面上积着浅浅地污水,黑压压的一群老鼠正篡动着身体在墙边刨挖着。虽然数目比想象的要少,但这数百只丑陋的家伙却也让我俩不寒而慄。“S,六号口。”在和我交流之后,林岳轻声地联系了地面上守候的S。不一会,从水室顶部倒下了一些液体,慢慢地漂浮在水室地下的污水上。林岳看了看水面,从防水袋里拿出一支烟花,点燃后丢进了水室。“呼”,一阵烈焰冲天而起,整个水室顿时如炼狱般赤红,一股焦臭味伴着老鼠的惨叫声扑面而来,即便是隔着口罩也把我俩熏了个半死。“靠,你……咳……你弄得什么燃料?!这么猛!”林岳呛着声问道。“咳……咳……航空汽油,高热量的。”烈焰在我俩的谈话声中渐渐退去,伸头观看间地上已遍是烧焦了的鼠尸,看样子没有一个得以幸免。“下面的家伙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赶快出来投降。”耳机里突然传来一阵官方语调,难道刚才的烈焰被发现了?S被警察逮捕了?!“包围你个大头鬼!”林岳没好气地回道,“你没事就给我好好把风,别神神道道的,有种你下来尝尝烧烤老鼠肉。”“切,该死的小林子,死精死精的!”S的声音自耳机中传来,这丫头也太会挑时间恶作剧了,“我是提醒你们快点解决那只老鼠,刚才的火焰恐怕会惊动附近的居民,报警的话你俩就说不清了。”我和林岳对视一眼,不再答话,翻身爬下水室检视起来。水室里除了方才被烧死的老鼠外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那只奚鼠难道已经逃走了?不可能,在这个混凝土结构的密闭环境下,水系的奚鼠是很难逃窜的,而且它还没有产下幼仔,更是不便行动。我看了下平面图,抬头望了望四壁的几个孔道,脱下一只手套将手浸入了地下的污水中。巨鼠,痛苦,鲜血,人骨……“哇”地一声,翻腾的画面使我呕吐了起来。“老凡,没事吧?!”林岳抢到身边一把扶住我。“没事,那家伙躲到这边的孔道里去了。”我喘息着抹去口角的污物,定了定神,指向一侧墙面的孔道。那是一面有着三个孔道的墙面,我俩沿着爬架攀到第二个孔道口,借着灯光探头张望了一下,里面空无一物,远处的另一头黑漆漆地已被封闭,奚鼠是被封在了另外一个水室了?“老凡,别愣着,进来啊!”林岳已走入孔道,见我独自发愣便转身叫道,“去那边的出口看看,那只大耗子可能在隔壁。”“看你个大头鬼!”我模仿刚才林岳的口气笑骂道,“你凿开那个封口,万一有水冲过来,咱俩都要完蛋。”“封口?这里明明是……”林岳的话语突然顿住了。那孔道中……我脑中忽地一闪,也就在同时林岳的身后亮起了两盏碗大的光茫。十、胎杀“趴下!”我猛地冲着林岳大吼一声,抬手自背后拔出了弩枪。“嗤嗤嗤”一阵破空轻响,弩箭贴着卧倒的林岳头顶飞过,尽数射向他身后。“叮叮”匆忙间没有瞄准,几支弩箭射在了石壁上,余下的发出几声扑扑的响动,有如击中败革一般。两盏碗大光芒猛然暴盛,伴着一声猛兽的吼声,孔道中顿时被一种诡异的蓝光笼罩。在吼声中硕大的鼠形生物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肥大的身体几乎撑满了整个孔道。惊异间,一条灰黑色的蛇形物夹着风声向我们身处的位置袭来,“啪”,一片碎石扬起。林岳就地闪开,身子滚出孔道,一只手牢牢拉住孔道口的爬架,整个身体吊在了石壁上。我闪身用单手勾住爬架,双脚踩稳立足点,手中的弩枪死死瞄住孔道的出口。此时悬挂在石壁上的林岳也已站稳,手中的弩枪自下而上地瞄准孔道的出口。只要那只奚鼠一冒头,裹着浩土印纸的弩箭就会全数招呼向它。“呜~~”一阵空气的流动声自水室的孔道间传来,在密闭的室内形成了一阵奇异的回响,我眼前一阵黑影乱窜,头顶孔道中的奚鼠瞬间失去了感应。该死,这家伙竟借助空气流动的干扰使自己隐形了!“那家伙会隐形。”我小声地自耳麦向林岳说道,同时集中精神搜索起奚鼠的踪迹来。“刚才我看到它的样子了。”林岳喘息道,在那一瞬间躲开奚鼠尾巴的攻击的确是惊险无比,“这里的空气流动影响了你的‘听风’能力,这下我们要抓瞎了。”“应该有办法的,如果能在这个水室里造成内部空气流动……”话音未落,突然脚下一紧,奚鼠的尾部不知何时卷住了我的双脚。随着一股大力传来,身形一晃,左手已失去勾住爬架的力量,奚鼠则面目狰狞地出现在水室底部,长着满口利齿的大嘴在等待着我掉落下去。“嗤嗤……噗……”脚上猛然剧痛,下拉的力量却倏然失去,我左手条件反射地死死扒住爬架,下落的身体终于停在了半空。身下,伴着奚鼠的惨叫,一条数米长的尾部断裂着掉入了水中。“喳……啊!”我忍痛拔下小腿上的弩箭,恨恨地装进弩枪,这该死的林岳,准头都不知道瞄到哪里去了。“别那么苦大仇深的看着我,救命也要靠你的血。”林岳满不在乎地笑道,原来这小子是故意射中我,用血激发浩土印来破坏奚鼠的尾巴。“谢谢!”自牙缝里迸出两个字,看了看痛苦咆哮的奚鼠,这家伙暂时不会有什么威胁了。我稳住身子,撕下内里的衬衣绑扎了一下伤口。“靠,这老耗子哪里来的帮手?!”林岳恼怒地吼叫着,只见地下平白多出了十来只猫一般大小长着黑色翅膀的红色老鼠,闪动着血红的眼眸正恶狠狠地盯着我俩。“黑翅血鼠?!林岳快上孔道!”脑中闪过一片文字,我心中不由一阵发寒,大叫着招呼林岳爬进孔道。“那群耗子是什么东西?”爬进孔道,林岳疑惑地问道。“奚鼠的附属品,不太出现的。书稿上就给了个编注,金性,嗜血如蝠,无坚不摧,见之速退。”我一边回答一边飞快地自袋中翻出一叠印纸,“今天撞大运了,退无可退,现在只有拼一拼了。”“该不是你的血引发的吧?”林岳一付头皮发麻的表情,“一群吸血老鼠……”“退后!把喷枪给我!”翅膀的飞扑声自下方传来,我迅速将一叠飞火印纸扎在匕首上,单手高举在面前,接过林岳递来的简易喷枪屏气等待着。“扑扑扑!”一片闪着点点红光的“血云”自孔道口鱼贯而入,在我俩的快速后退间紧逼而上。眼见那十数只黑翅血鼠尽数聚集,我举起手中的匕首,揿下了喷枪机簧。“呼”,一条急速的火舌燎向飞火印纸,瞬间化作一蓬赤红的火云呼啸着吞没了面前的黑翅血鼠。耀眼的火云在一番吱喳声中散去,满地焦灰随着空气的流动飞扬起来,那群嗜血的恶魔竟已全部葬身在方才的飞火之中。“也!老凡你真有两把刷子!”林岳自我身后欢呼着蹦了出来,重重地在我肩头拍了一下。脚下的剧痛传来,我身子一歪跌坐在了地上,右手的胀痛感缓缓传向大脑。丢掉匕首,摘下手套,右手上已满是燎泡,肿胀的像是一只烤熟了的猪蹄。林岳见状急忙自背包中拿出一瓶药水,仔细浇在我的手上,一阵清凉的感觉使伤痛减轻了不少。接着他又拿出一卷纱布,将我的右手包好,并把小腿上的包扎重新上药更换,用的还是那瓶不知什么东西的药水。“你小子药水绷带不离身。”看着他包扎伤口,我呲牙道,“是不是生怕别人不知道你是医生啊?”“切,你还能开的了玩笑,那就证明伤势不重。”林岳恶作剧地在我腿上一拍,顿时弄得我满脸扭曲,“活着出去的话,你的腿伤我包了。”“废话,你弄伤的!你要不包治好我跟你没完!”我凶狠地说道,“你当我是那只耗子啊,断了尾巴也没事……”奚鼠?!我撑着站起身形,两人只顾庆幸差点忽略了还在水室里的那只奚鼠!林岳立即扶着我冲到孔道口。伏卧在水室底部的奚鼠察觉到了孔道的变化,此刻正昂着头向我们呲牙低吼,但身形却似笨拙了许多。我忽然发现它的腹部比之前鼓胀了一倍,恍惚间粗厚的皮毛下竟似有些东西在蠕动着。“食人以精血养胎……”糟了!我的血能激发天罡七印,难道也能激发奚鼠的灵胎?!转脸向林岳交换了一下眼色,我俩同时拔出弩枪瞄准奚鼠连发起来。疾飞的弩箭大半被奚鼠的断尾打落在地下,零星的几支射中了它厚实的背部燃起点点赤红的火焰。奚鼠低吼一声,恼怒地摆动了几下臃肿的身躯,水室的地面陡然震动起来,漂浮着鼠尸的水面竟渐渐上涨了!“水!”林岳惊呼道,水室下部的排水孔道陆续有水流涌进,晖儿不是切断了所有可以供水的孔道吗?!“亦凡,亦凡。”耳机中传来晖儿急切的呼叫声。“我在。”“你们那个区域的地下水动向异常,监控系统显示有大量的地下水暗流涌向六号水室!”“是那只奚鼠想借着地下水逃避我们的攻击!”我一边切齿说着,一边继续向奚鼠射击,但逐渐上涨的水位使得原本笨拙的奚鼠开始灵活起来,水面也开始消减了弩箭的攻击。“我打开排水系统,把水抽走。”耳机中传来微弱的键盘敲击声,晖儿开始操作电脑了。“等等!”我吼道,“封死所有出路,不能让它借机逃走!”“那你们俩……”“我俩一定会消灭这只大耗子的,你放心。”我中断了通话,拉了下林岳,两人又攀回了金属爬架,接近下层继续攻击。奚鼠在水中得意地游动着,水面已渐渐漫过了它的身体,突然一股水箭射在我身边的石壁上,飞溅的水花散去,壁上竟多了一个碗大的凹坑,这家伙用水做武器开始向我们反击了!险险躲过数次攻击,我俩狼狈地逃回了原先的孔道中,但奚鼠随着上升的水势继续攻击着,孔道的出口处被打得碎石乱飞,无奈中只能择路逃向另外一个出口。“轰”地一声,在我们爬进另一个水室的同时,孔道的另一端在水箭的攻击下全然倒塌,一整烟尘弥漫呛得两人咳嗽不已。由于下部孔道连通

                      从,风风光光地离开新郑,前往京城去了,从此他被郑国人叫做“京城大叔”。这种叫法多少有些戏谑的成分。据传,段在离开新郑的时候,武姜还私下找段谈了一次心,大致是说,你哥哥寤生为人刻薄,完全不顾同胞之情,这次给你封京城,是我再三恳求,他才不得不从,心里肯定不舒服。你到了京城之后别闲着,要习武备战,一旦有机会就派兵袭击新郑,我来给你做内应,打他个措手不及。武姜还说,如果段取代寤生做了郑国的国君,她就死而无憾了。按照武姜的意思,段大张旗鼓地干起来了。他到京城之后第一件事,是命令京城附近两座边城的地方长官听命于他,又以狩猎为名举行军事演习,将两座边城的士兵编入自己的部众。有位叫公子吕的大夫,对这种情况深感不安,他对寤生说:“天无二日,国无二主,我不知道您葫芦里面卖的是什么药。如果想把国家拱手让人,那我不如直接投奔大叔好了;如果没那个想法,就赶快制止他,别让百姓三心二意,不知道谁是郑国的主人。”公子吕的担心并非多余,京城大叔的所作所为,不只是在军事上威胁中央政权,更在政治上造成了另立中央的事实,势必导致国内民心不稳定。但是寤生只是抬了抬眉毛说:“不着急,还不到时候。”没多久,段干脆将两座边城收作自己的领地,还派兵占领了鄢(yān)和廪(lǐn)延两座城池。这回动静有点大,公子吕又坐不住,跑去对寤生说:“是时候啦,再拖下去,大叔的实力越来越强大,依附他的人也会越来越多。”寤生仍然是不动声色,说起话来就像一个迂腐的老学究:“不亲不义之人,依附他的人越多,灭亡得越快。”就这样,在寤生的纵容之下,新郑和京城两个政权虽然互相戒备,竟然相安无事地并存了二十二年。郑国的百姓谈起自己的国君和京城大叔,已经习惯于用“宫中这位”和“京城那位”来代称,就连宫中最重要的几位大臣聚在一起喝酒聊天,也会不小心说漏了嘴:“京城那位前几天又举行了大规模的狩猎,宫中这位还是不当回事呢!”“宫中这位还真是沉得住气啊!”只有祭仲捏着为数不多的几根山羊胡子,半眯着眼睛说:“请不要低估宫中这位的智慧。”这一年的冬天,众臣的担心终于变成了现实。蛰伏京城二十二年之久的段终于作好充分的战争准备,发动了叛乱。他写了一封密信给武姜,要武姜作为内应,在指定的时间打开新郑城门,同时又派自己的儿子公孙滑前往邻近的卫国请求援军,许诺事成之后给予厚报。这之后,段便带着部队从京城出发,朝着新郑进军了。和当年离开新郑一样,他的心情既轻松又愉快。这位从小受到母亲溺爱的人物并非泛泛之辈,更非只知道追逐声色犬马的公子哥儿,他有思想,有口才,有组织能力,更兼武勇过人,而且还有英俊潇洒的相貌和肌肉匀称的身段,深得京城妇女界的青睐——如此之多的美德集于一身,不用来造反真是太浪费了。如果要问他有什么缺点,那就是缺乏对传统秩序的尊重与敬畏,也缺乏对他那位外表懦弱、看似无所作为的哥哥的正确认识。他没有想到,自己的那封密信在送到武姜手上之前,先被送到了寤生那里——信使既是段的亲信,也是寤生的间谍。自打段搬到京城去居住,他的一举一动,就从来没有逃脱过寤生的眼睛。寤生不止提前知道了他要起兵的消息,甚至连他抵达新郑的时间都摸得一清二楚。寤生在看到那封信之后,闭上眼睛,做了一个深呼吸,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是时候了!他把大夫们召集起来开了个简短的军事会议。令公子吕们感到惊奇的是,面对突如其来的重大事件,寤生的表现依然是不慌不忙,他井井有条地将任务分配给列位重臣,三言两语交代好必须关注的细节。寤生的态度之从容,计划之周密,只能说,对于京城大叔的反叛,他是早有准备,而且早就作好了应急预案的。按照寤生的安排,公子吕带兵车两百乘前往京城附近埋伏。等段的大部队走远了,公子吕突然杀出来,兵不血刃地占领了京城。京城被攻破的消息很快传到段的队伍里,段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继续前进,新郑已经有准备,偷袭肯定是不成的了,强攻则毫无胜算;如果打道回府,后路被抄,京城已经易手,公子吕防备周密,再夺回来几乎没有可能。就在段傻了眼的那一阵功夫,他手下的士兵发生动摇,呼呼啦啦跑了一大半。仓皇之中,段带着几名亲信逃往鄢城,又辗转逃回旧封地共城。共城只是区区小城,抵挡不了寤生的大军。眼看城门将破,段哀叹一声“老姜害我”,弃城投降。一场蓄谋已久的造反阴谋,转瞬间宣告失败。段逃到共之后,寤生有没有乘胜追击且致其于死地?这个问题在历史上有较大的分歧。在阐释《春秋》的三本传记中,《左传》只记载段逃到共城的事,没有明确的下文,但是从寤生后来的一些言行分析,段似乎没有死,而是逃到别的国家,过起了流亡的日子;而《谷梁传》和《公羊传》则都认为寤生杀死了段;《史记》对此的记载也语焉不详,只写到段逃到共城就草草收笔,没有后文。不管是何种结果,这位一心想取代自己哥哥的漂亮人物,在历史上扑腾了没几下,就灰飞烟灭了。回想起来,他的命运好像一直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推动,这只手似乎是母亲武姜的,又似乎是哥哥寤生的……寤生如愿以偿地杀死了自己的弟弟。多少年来,他一直忍耐着,等待着,就是期待这一天的到来。我们不难理解他为什么对段有这么深的仇恨。这种仇恨植根于他多年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中,植根于得不到应有母爱的失落感中。童年的阴影影响了他人格的形成。在段一步一步走向谋反的路上,他有很多机会对段进行规劝。如果段不听规劝,他还可以用强硬的手段进行制裁。然而,如果那个时候就动手,他不可能将段置于死地,社会舆论对他不利。他不怕段谋反,就怕段不谋反。他像蜘蛛一样,一动不动地趴着,看着自己猎物一步一步走进自己布下的大网。只在最后一刻,他才骤然出击,而且一招致命。段举起反旗的那一天,他在道义上获得了置段于死地的权力。没有人能指责他什么,包括武姜都无话可说。他已经一让再让,仁至义尽,无可挑剔。然而,记载历史的史官却洞若观火地看穿了他的心思。《春秋》记载这件事,只有六个字:“郑伯克段于鄢。”别以为这是平铺直述的记录,我们来听听《左传》里对这六个字的分析:第一,段以下犯上,违反了孝悌之道、君臣之义,所以直呼其名,以示警诫;第二,寤生和段两兄弟相争,如同一国二君,分庭抗礼,所以用了“克”这个字;第三,称寤生为郑伯,而不按惯例称为郑庄公(寤生死后被谥为庄公),是讽刺他没有尽到兄长的责任,不但不教育弟弟,反而养成其恶,这也说明他本来的动机就是想杀死弟弟;第四,不写段“出奔共”这部分史实,是因为如果写了,好像罪责全在段身上了,其实寤生同样有责任,只是不好下笔罢了。这就是所谓的春秋笔法,微言大义,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都有其特定的含义与价值判断;该写什么,不写什么,都有其深思熟虑。读史至此,喟然长叹,寤生固然歹毒,史官的笔触更毒!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还有一段花边。段失败后,寤生多年来积聚的对母亲的怨恨来了一次总爆发,他命武姜从新郑搬到城颖去居住,临行还叫人给武姜托了一句话:“不及黄泉,无相见也。”黄泉,就是地中之泉。他这句话的意思很明显,不到死了埋葬到地下那天,他是不愿再见到武姜了。武姜无话可说。这一切,毕竟是她亲手种下的苦果。然而没过几天,寤生就开始后悔了。这种后悔,不能排除寤生打心里边对自己的母亲仍有深厚的感情,但更多是政治上的考虑。民意调查显示,全国上下对于国君流放母亲的做法一边倒地表示反对,寤生的支持率急剧下降至历史新低。而且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其他国家也知道了这事,对此纷纷发表意见,谴责寤生的行为,友邦人士,莫名惊诧!如果不及时作出补救措施,势必动摇政权的统治基础。问题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何况是堂堂的国君?狠话既然说出去,想要收回就没那么容易了。寤生很伤脑筋。颖谷地方的小领主颖考叔前来朝觐国君。按照礼节,寤生请他吃了顿饭。每上一道菜,颖考叔先用荷叶将菜包起来,放在怀里。寤生白了他一眼:“还没开吃呢,就打包了?”颖考叔诚惶诚恐地说:“您有所不知,小人的老母亲年纪大了,这辈子只吃过小人领地的食物,还没尝过国君赏赐的食物,我想带回去给她尝尝,让她也享受享受您的恩泽。”寤生听了,长叹一声:“你还有老母亲可以服侍,我如今却没那个福气。”颖考叔故作惊讶道:“怎么可能呢?”寤生把自己的烦恼向颖考叔倾诉了一番,忍不住掉了几颗眼泪。颖考叔听了,安慰道:“这事其实好解决。”颖考叔的意见是,不妨派人挖个隧道,一直挖到有泉水的地方,把武姜接到隧道中,再由寤生亲自驾车将她接回来,这样也就算是黄泉相见了。这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掘地见母”的故事。寤生派颖考叔带了壮士五百名,跑到一个叫做牛脾山的地方,掘地数十米,直到有泉水涌出,又在泉边支起木头架子,营造了一座洞室。颖考叔将武姜接到洞室之中。寤生则在一群朝臣和外国使节的簇拥之下前往洞室迎接武姜。母子俩举行了简短的相见仪式,抱头痛哭。寤生亲自驾着马车,将武姜接回宫去。这场政治走秀获得圆满成功,一夜之间,寤生的支持率又恢复到百分之百的水平。颖考叔因此受到了寤生的重视。《左传》评价颖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说他对母亲的爱泽及君主,是大大的孝子。还用“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这样的诗句来赞扬颖考叔。据说寤生在洞室之中做了首诗:“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武姜和了一首:“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算是当时母子相见的心情写照。后人把其乐融融当做一句成语来用,最初大概就出于此。【第一个吃螃蟹的郑庄公】周朝的政治体制是分封建国的封建制。周天子是天下的共主,同时直接领有王室的土地(王畿),诸侯则受封于周王室,在各自的领地上建立国家。这种封建结构,好比一家总公司在各地开设了数十家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分公司。各诸侯国在内政方面有很强的独立性,在正常情况下,周天子基本上不予以干涉。但是,在军事和外交方面,各诸侯国均要听命于周天子,即所谓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除此之外,诸侯国还对天子负有进贡和朝觐的义务,如果不按时进贡或朝觐,天子可以“削藩”。对于不服从领导的诸侯国,周天子还可以派兵攻打,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号召其他诸侯出兵协助进攻。周朝的统治者深谙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为了确保对大大小小同姓、异姓诸侯国的统治,建立了严格的军制。按照周朝的军制,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周天子有六军,大的诸侯国有三军,中等诸侯国有二军,小诸侯国则只有一军。对于各诸侯国武装力量的规模,在制度上有明确的规定,以此保证王室相对于诸侯的军事优势。这一切的前提是周王室本身强大,具备雄厚的政治和经济实力。如果说犬戎之乱之前,周王室至少看起来仍有那么强大的话,犬戎之乱之后,周平王依靠了秦、郑、晋等诸侯之力才将都城从镐京迁到雒邑,实力就明显下降了。王室丧失了旧关中平原地区广阔而富饶的土地不说,东迁之初拥有的方圆约六百里的王畿,也随着赏赐、分封和被外敌侵夺,逐渐缩减至方圆约两百里左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这样狭窄的土地上的产出,要维持满员的六军,显然是不现实的。在这种情况下,周王室很可能还是维持了六军的编制,但形式重于实质,无论人数还是战斗力,都大打折扣。号称六军,实际上可能只有二军甚至一军的战斗力。而一些逐渐强大起来的诸侯国,即使只维持三军以下的部队编制,实际上人数和战斗力都远远超过了表面的规模。此消彼长,王室实力的下降既是经济和军事上的,同时也是政治上和心理上的。发生在公元前771年的犬戎之乱和公元前770年的周平王东迁,使得周王室在诸侯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凭什么还要咱们顶礼膜拜啊?这样的疑问开始在诸侯的心中悄悄产生。当然,传统的力量还是很强大的。这样的疑问,一开始大伙只是悄悄地埋藏在心里,带着一丝兴奋、一丝好奇、一丝不安,同时还有一丝蠢蠢欲动,脸上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不动声色地观察着王室的变化。这头自远古走来、浑身披着绿锈的青铜巨兽,难道真的不再具有那种慑人心魂的统治力量?谁,又将成为第一个手持长矛冲向巨兽的堂吉诃德?前面说过,寤生的祖父姬友在周幽王年代担任了王室司徒一职,寤生的父亲掘突则在周平王年代担任了王室卿士。所谓卿士,是王室的首席执政官,用现在的说法,叫做内阁总理大臣或是首相也未尝不可。掘突死后,寤生继承了郑国的君位,同时也继承了他在周王室的职务,成为了周天子的卿士。这里必须先了解两个信息:第一、周朝的官基本上是世袭的,子承父业,代代相传,一家子都当同一个官或同一类官,可以传几代甚至十几代。在春秋时期,如果有人说“我们家三代为官”,那不是吹牛,而是谦虚。第二、卿士是王室政治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自古以来,担任王室卿士的人,多半是周王室的同姓贵族,也就是周王室的近亲,他们作为周朝宗室的组成部分,与周天子共掌朝政,有效地扩大了周朝的统治基础。在周朝的历史上,有很多代天子的政权都由执政的卿士把持,以至于这些卿士的权势和名望甚至超过天子本人,比如:周成王时代的周公旦、召公奭(shì)。周康王时代的召公奭。周穆王时代的祭公谋父、吕侯、毛公。周厉王时代的召公、周公(他们创立了著名的“共和执政”)。周平王时代的郑武公、郑庄公。……郑庄公自然就是那位在梦中出生的寤生啦。寤生虽然也姓姬,但是作为周平王东迁后出生的一代,他对于周天子基本上没有什么畏惧之心,对王室也谈不上什么感情。所以,首席执政官的位子他占了,人却总是呆在新郑治理他的郑国,很少去打理王室的事务。他这样做,和周朝卿士的代表人物周公旦比起来,实在是差得太远了。周公旦是周朝的实际创建者周武王的弟弟,周武王去世之后,继承王位的周成王年龄很小,不能当朝执政,所以根据周武王的遗愿,王室的大权由周公旦和召公奭代为执掌,这也是周朝卿士执政的历史起源。周公旦也是双重身份的人物,一方面是王室的执政卿士,另一方面则是鲁国的第一任君主。但是,为了不辜负周武王的重托,终其一生,他都没有去鲁国享过清福,一心一意扑在王室的工作上,公务繁忙的时候,吃饭洗澡都顾不上(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说的就是他),成为勤政爱民的楷模。东汉末年著名的诗人、军事家、阴谋家曹操曾经写过一首名为《短歌行》的诗:〖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在这首诗中,曹操通过“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诗句,一方面矜夸自己不辞辛苦、平定天下的功绩,另一方面也表白了自己不想取天子而代之,只是想像周公旦一样辅佐天子罢了。毫无疑问,周公旦是周朝卿士政治的一座丰碑,周平王不能强求寤生也像周公旦那样勤于王事,也不能要求寤生像他的祖父姬友那样以死报国。他的要求很简单,寤生身为王室的卿士,郑国

                      望进入政界。另一个人虽然也是复社成员,但他属于不同地方文人的团社或是另一地区的名士。举例说,倘若你与苏州或太仓关系颇深,那么你就比来自昆山或吴江的人更有可能参加清政府或科举及第(见下表)。这样,与有势力的恩主之间的私人关系又重新建立起来。自有朋党以来即已为人所熟悉的各种现象重新出现,但是旧的控制明朝高级文官机构的政治联盟并没重建。事实上,大学士们越来越成为皇室的文学侍从,而不是代表官僚利益的典型品官。在多尔衮手下,他们丝毫不能独立于摄政王的意愿之外。1649年,即在一名前复社成员殿试中了状元的同一年,多尔衮命令负责编纂《太宗实录》的大学士们利用一切机会在他们正在撰写的编年史中为摄政王的武功粉饰润色。范文程、刚林、祁充格、洪承畴、冯铨、宁完我和宋权等大学士们并不打算维护传统认可的史馆的独立性,乖乖地照办了。苏州府复社成员表表注:吴山嘉《复社姓氏传略》一书,列有苏州府、太仓州、长洲、吴县、吴江、常熟及昆山等地复社成员共330人,其中188人事迹不明,亦无评语,另有142人有事迹及史评。本表所列即此142人,注明他们是在明朝还是在清朝取得功名,以及是否出仕清廷。

                      多尔衮的威福及其薨殁

                      迄今为止,除皇帝外,已经没有人能在任何方面与多尔衮相匹敌了。摄政王本人甚至已开始以帝王自居。1650年,他的王妃过世,多尔衮时年39岁,遂纳其侄子豪格的遗孀为妃。豪格这时早已被逼自缢身死。同时,摄政王还像天子一样,征朝鲜公主为妾。他把日常政事大多交付博洛、尼堪和满达海处理,自己则开始追求更多的优雅燕闲。1650年7月31日,下令说:京城当夏“溽暑不可堪”。北京作中国首都的历史悠久,将政府中心迁移别处是不可能的。但是,经查询辽、金、元三朝的历史,他确认它们在长城以北的边地也有都城。所以他决定在热河的某地建一座城池和宫殿,以使自己可以在燕山一带“避暑”。这个供他夏天避暑的都城规模不会太大,因为摄政王并不想使臣民负担过重。然而各省所加派的白银仍达250万两,或者说是全国一年税银总额的12%。清廷还下令从整个北方征丁兴工。这年冬天,多尔衮率大队人马出长城行猎。12月5日,在喀喇城附近,皇父摄政王病倒了。三天后,尚可喜从复明分子手中夺取了广州城,在帝国遥远的南方取得了重大胜利。当然多尔衮这时无法得知此事,他的病情每况愈下。1650年12月除夕日,这个满洲人“洪业”的主要缔造者在喀喇城溘然长逝。多尔衮过早谢世的消息传到北京时,震惊了顺治朝廷。几天后,即1月8日,多尔衮的灵柩还京,清廷迎祭以天子之礼。灵柩庄严地进了东直门,过玉河桥,穿过街道。众官沿道排列,其内眷则侍立于各府第门道内,身着素缟。许多人哭了,但几乎没有人会料到,数周之后,这个曾经权势无比的摄政王的英名会受到公开的斥责,而他的侍臣们则锒铛入狱。不过多尔衮正式下葬后不久,建造陪都的工程就草草宣布停止。诗人吴伟业写道:闻说朝廷罢上都,中原民困尚难苏。
                        《世祖实录》第三卷,第35—36页。希福为索尼的伯父。那天他因奏陈称旨,受厚赐,得鞍马一,银40两。但此后不久,他因与多尔衮主要的谋臣谭泰有隙,罢官。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63页。?同上书,第36页;参见昭梿:《啸亭杂录》第一卷,第1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32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82页。?陶晋生:《女真统治的影响》,第125页。?陶晋生:《12世纪中国女真》,第39—41、113—114页。?关于这些问题的综述,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77—379页;哈罗德·莱曼·米勒:《派系斗争》,第3页。?由于顺治皇帝登位时诸贝勒曾搞过一些阴谋,所以清政府在北京建立后,就宣布任何人试图在贵族中结党营私,都将立诛无赦。李格:《关于多尔衮拥立福临问题的考查》,第266页。?昭梿:《啸亭杂录》第四卷,第5页。?同时,清廷为贝勒确定官阶。后来贝勒事实上指第三等封爵,而前两等均称“王”。?根据吴秀良的说法,议政王大臣会议是“权力仅次于皇帝的最高审议机构”。吴秀良:《中国的交通》,第13页。?罗伯特·B·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3页;《鳖拜摄政时期的政策与制度》,第269页;吴秀良:《中国的交通》,第14—15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20页;克拉迪尼:《论清代的内院制度》,第419—420页。?吴秀良:《中国的交通》,第13页。当诸王大臣与九卿科道合议之时,卿臣欲与满洲诸王说话,则须下跪。王思治、金成基:《从清初的吏治看封建官僚政治》,第137页。?查尔斯·O·贺凯:《明朝》,第89页。?吴秀良:《中国的交通》,第10—13页。1644年,作为新政府继承明制的一部分,多尔衮建立了一个单独的翰林院,次年,并入内三院。此后,翰林院一直隶属内三院,直到1657年才恢复其行政独立性。从1662年到1670年,它又被并入内三院。“除了它的官吏职衔名称有些变动外,这种合并没有改变它的职掌。1670年,翰林院成为一个独立的机构,直到1906年被废罢为止。”吕元驄:《翰林院》,第3—4页;参见同上书第215页;劳伦斯·D·凯斯勒:《康熙和清朝统治的巩固》,第29页。?新政权也十分清楚地意识到,正是官僚政治的混乱大大地削弱了明王朝。清人所继承的明朝政府有两个特点受到人们的抨击:第一,大臣们总是想把自己的职责推诿给别人。户科给事中朱之弼对这一习俗有如下的描述:“国家之事全在六部,而今日六部之病,惟在推诿。大抵疑事畏事之念多,任劳任怨之意少。一遇事至,有才者不肯决,无才者不能决。事稍重大,则请会议,不然则迁延日月,行外察报而已,不然则卸担于人,听督抚参奏,不然则畏首畏尾,听科道指名而已,苟且塞责,无容再议而已”。王思治、金成基:《从清初的吏治看封建官僚政治》,第136页;第二个遭到指责的缺陷是各部曹间实际职能的混乱。清朝大臣们从一开始就决心分清各部曹的职责,因此,对未能将事务正确归类以送往有关部曹的官吏,规定了严厉的惩罚制度。?多尔衮刚被封为摄政王,就废除了由满洲诸王分管六部的惯例。虽然这项措施可能首先是针对多尔衮的主要对手豪格的(他当时控制着户部),但这也加强了多尔衮对官僚机构的个人控制。多尔衮为确保由他自己一派的人出任六部及内三院的要职,费尽了心机。例如,他最有力的支持者之一巩阿岱,和后来另一侍臣谭泰一样,被安置在吏部的一个要职上。鸳渊一:《清朝顺治初世的派阀抗争》,第1—2页;参见黄培:《专制制度》,第84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43页。?《世祖实录》第十五卷,第168页。?同上书第二十卷,第241页。时为1645年10月15日。?吴秀良:《中国的交通》。?鸳渊一:《清朝顺治初世的派阀抗争》,第3页。?多尔衮在呈奏盛京的顺治皇帝的章疏中,强调了北京(燕京)与君临天下之间的关系,正式要求他迁都南下。他在奏文中指出,燕京长期以来一直作为帝都,明朝也是从这里统治一个庞大帝国的。认为在北京建立一个水久性的都城,会因君主制度的加强而有损于自己的特权,也是满洲贵族的看法。许多贵族反对迁都。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10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34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2页。?清廷这时还经实测修正了历法。1644年7月29日,汤若望奉上级教会之命,多少有点勉强地上表请求,提出公历是现有最精确的历法。摄政王表示同意,认为拥有一部尽可能精确的历法,对本朝来说是很重要的。于是,汤若望按照公历,与清廷天文学家一起预报9月1日的日蚀,进行实测比较。结果汤若望的计算最为准确,1644年10月31日,清廷定制采用公历,除汤若望为钦天监监正。《世祖实录》,第六卷,第65页;傅乐淑:《中西关系文献编年》,第3—5页;乔治·H·邓恩:《一代伟人》,第324—325页;史景迁:《改变中国》,第3—4页。?关于天坛在宇宙论上的重要性,见芮沃寿:《中国城市的宇宙学》,第71页。天坛使天子自命为宇宙中心的主张得到了正式确认。关于祭拜天地典礼过程的描述,译自《大清会典》。见E.T.威廉斯:《清代国家宗教》,第12—14页。?关于这些官职以及这些受赠封的人的姓名,见布鲁纳特和哈格尔斯特龙:《当代中国政治组织》,第493—494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34页。?有人认为《实录》夸大了满人在山海关战役中的决定性作用,这是为了拔高多尔衮在征服期间的领导地位。王崇武:《吴三桂与山海关之战》,第153页。?《世祖实录》第九卷,第113页。?同上书,第114页。?汉语“叔父”这一称呼,译成满文为Ecike,但这不仅仅是一个表明亲属关系的词,它还表示高于王的一级身份。陈捷先:《清史杂笔》第一卷,第39—79页;郑天挺:《探微集》,第111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35页。?同上书第一卷,第37页;郑天挺:《探微集》,第118页。?《世祖实录》第十六卷,第190—191页。?阿巴泰1643年曾率大军伐明,克城94,俘口36万。此时,他正率部镇守山东。1644年5月7日,清廷为奖赏其攻克锦州之功,晋封他为郡王。《世祖实录》第四卷,第40—41页。1646年,阿巴泰薨,子岳乐袭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页。?《世祖实录》第十六卷,第17—18页。1646年2月10日,多尔衮以诸亲王、郡王及众大臣不尊事皇帝,而对摄政王曲意逢迎,跪拜之如真天子,感到必须加以斥责。郑天挺:《探微集》,第115页。此后不久,多尔衮谕示范文程、刚林、宁完我及其他几位从臣,说自己因患风疾,不胜跪拜。1648年1月24日,包括拜伊图、锡翰(巩阿岱之弟)在内的一群亲信便当朝上疏,谓皇叔父贵体不和,不当向皇帝行跪拜之礼。正文所述多尔衮所赞成的这一新制是苏尼、冷僧机、范文程和刚林提出的。鸳渊一:《清朝顺治初世的派阀抗争》,第6—7页。?王崇简,北京人氏,1643年进士及第。李自成攻陷北京时出逃,1645年回京,入仕清廷,多尔衮任命他为国史院学士。1658年,迁礼部尚书,1661年致仕,颇享时誉。他在北京南郊的怡园,成了一个著名的文人活动中心。此外,王崇简还以其养育了一大群有出息的子孙而出名。他的六个儿子中有五个官至高位。他家总共有四代人进入翰林院。杜登春:《社事始末》,第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15—816页。?奥克斯南:《鳌拜摄政时期的政策与制度》,第269页。?《贰臣传》第八卷,第6—7页,第九卷,第14—17、18—21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16—117页。清太祖、太宗年间,由大臣推荐的进士及第者才能参加朝考。朝考是进入翰林院的必要条件。1646年,大约有100名新进士被推荐参加朝考。主要标准是年纪、体貌和文艺。1646年,实际被选任庶吉士的为49人,1647年则为23人。吕元驄:《翰林院》,第12—13、24页。?这时期其他礼部官吏因早年供职翰林院,也有与内院保持牢固的个人联系的。例如,孙之獬(山东人)明亡前曾在翰林院供职,现在出任礼部,他屡次奏请禁止奢侈,劝告年轻儒生不要清高,鼓励适当的社会等级制,以利于规范的更新。《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25页。姚文然(安徽桐城人),李自成夺取北京时为翰林学士,也在多尔衮摄政前期供职于礼部。《安徽通志》本传载:“明亡,闭户自经,以救苏。顺治初,擢礼科给事中。”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一八○卷,第2页。康熙年间,迁刑部尚书,1678年卒于任。他的重曾孙姚鼐,即19世纪早期所谓桐城学派的创始人。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四六卷,第16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00页。?张其昀编:《清史》,第246—3786页;参见郑天挺:《多尔衮》,第8页。?同上书。孙承泽以其正直与坦率,特别受多尔衮的宠爱。有一次,孙承泽甚至发展到批评说用满洲礼仪祭天不当。虽然他明确断言汉礼优于满洲人自己的礼仪,多尔衮还是不肯处罚他。郑天挺:《多尔衮》,第9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82页。冯铨为北党之首,但这并不妨碍他与南方著名官员的交往。他与钱谦益特别亲密,有传闻说钱谦益在政治上欠着冯铨一笔人情债,因为他曾两次求助于冯铨:一次是在崇祯年间他受到弹劾,需要贿赂一个冯铨认识的太监时;另一次是钱谦益参加清政府后需要保护,以对付批评他的人时。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6页。?除前述有关陈名夏的段落外,可参见《贰臣传》第十一卷“本传”,以及计六奇《明季北略》第117页。关于陈名夏与多尔衮拥护者(谭泰、巩阿岱、锡翰等)的关系,见鸳渊一:《清朝顺治初世的派阀抗争》,第6页。?当阮大铖开始派人逮捕复社成员时,方以智乔装成郎中逃到了中国东南部。他在南方拒不参加福州的唐王政权。此后,又回到了安徽。方以智次子方中通娶的是陈名夏的三女儿。而陈名夏之子也娶了方以智弟弟的一个女儿。这个资料是威拉德·彼得森博士提供的。参见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32页;徐鼒:《小腆纪年附考》第三卷,第29页。?谈迁:《北游录》,第388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7页;参见郑天挺:《多尔衮》,第8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8页。?例如,1646年,他推荐他的同乡、同年进士金拱敬任吏部考功郎。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五○卷,第21—22页。?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六六卷,第7页。?谈迁:《北游录》,第369页。?除了学说满洲话(他天天学习满文)外,冯铨还特别注意与辽东“旧臣”拉关系,尤其是与范文程,他俩已经到了亲近融洽的地步。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8页。?因为清廷对推行剃发令极为优柔寡断,许多官员无法断定政府真正的意图何在。某些政府机构的一部分官吏则已经决定剃发蓄辫,因为他们认为这一制度最终是要被执行的。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9页。?谈迁:《北游录》,第354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二四六卷,第378页。?琴川居士编:《皇清奏议》第二卷;参见王先谦编:《东华录·顺治朝》第二卷,第15页;《世祖实录》第二十卷,第7—9页。?清初对王安石的评价是完全否定的。1663年,诏改科场条例,康熙皇帝就批评了王安石所创之八股文,予以贬责(王安石改诗赋之试为经策之试,八股文则始于明朝——译音)。吕元驄:《清初乡试条例》,第392页。?琴川居士编:《皇清奏议》第一卷,第3—7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6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2页。?《东华录·顺治朝》第

                        ,值班室和办公室就不用铺了。在直接铺上稻草的地面上值班,挺适合那帮家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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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野真理子除了羽生以外还有很多敌人。而且,除了羽生之外,其他人跟她结仇的缘由都很明确,基本上都是因为一些可笑的事。比方说,根作有一匹马。根作这男人不管什么事都喜欢逞威风,喜欢鄙视别人,尤其是他这匹马,好像有什么特别之处似的。他经常说:“老子这匹马是日本第一的马。”于是他家孩子就把根作这个骄傲劲儿完全套用到了作文里,说自己家马懂人话,会回应人,跟楠正成[2]一样尽忠职守。于是真理子就在文章末尾加了一句评语:“下次让你爸爸买只日本第一的鹿。”过了十来天,根作才来学校抗议,看来他之前都没有反应过来。他牵着马缰绳闯到学校里,站在马身边,从早到晚发了一整天的牢骚:“你说老子是日本第一的马鹿[3]呗?还是说,这匹马是日本第一的马鹿?!不管你是哪个意思……”因此学校一天没能上课。从那以后,根作就跟真理子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不管什么事都明摆着跟真理子唱反调。另外,茂七曾经因为赌博被抓过。赌博是这村子里的恶习,把赌博当成日常娱乐的人不在少数。虽然没有放贷的老大,也没有靠走赌徒这一歪门邪路维生的,但农民晚上这点乐趣就是赌博。每年都有数不清的人被抓,那年茂七就被抓了。于是那一年小学的才艺表演大会上,就表演了赌徒赌到一半,遭警察破门而入的戏。然而,演被抓之人的正是茂七家的小子,他边哭边三跪九叩还不够,手还被警察绑在身后,嗷嗷大哭着被带走。茂七自然怒了。多数村民也怒了,因为他们都是赌博的惯犯。然而班主任真理子却说,这部戏是孩子们自发创作表演的,角色也是孩子们自己决定的。人们质问茂七家小子,他不仅点头肯定,还自告奋勇要演自己爸爸——诸如此类的真相也渐渐浮出了水面。这帮跟茂七一路货色的人没想到最后会自取其辱,于是越发憎恨真理子了。以上不过是其中的几个例子而已,真理子的敌人就像这样多。有一次村里碰巧要设置消防用水,按理说应该设置在民居密集地带,由此村民们的决定出奇一致——把真理子家拆了,设置在真理子家那个位置。因为已故的小野大佐离开家里,另立了门户,所以在这村子里没有自己的房子,他的遗属在战争期间就租了一间小农房,安排逃难期间的生活。我就任村长后,拆迁的日子到了,小野的遗属不得不搬出家门。小野的遗属除了真理子,就只有她母亲和弟弟,一共只有三个人而已。她弟弟却因为患有骨疽,一直以来都卧病在床。在这山村里也不可能有多余的住处,因此真理子一家不知该搬到哪儿去。这时候她学校的同事看不过去了,就决定把一家人收留在值班室,也没有问村公所和村议会的意见就自作主张让他们搬了进来。于是村里的人们在村公所的楼上开了个紧急会议商量对策。按照村议会的意见,学校这边的做法是公然与整个村子为敌,因此我站出来说道:“学校这边虽然不应该擅自进行处理,但是眼看着自己同事一家人没地方住,只有提供学校的值班室给他们这一个办法,办法本身没什么错。他们的办法一眼看上去像是在故意跟我们作对,可话说回来,依我愚见,他们会对我们抱有敌意,也是因为我们为了设置消防用水而牺牲了小野遗属的房子,没有给他们安排住处。总之,我觉得咱村的做法也有需要反省的地方。”我话刚说完,就有人大吼道:“你说的什么话!”是马和鹿的根作,他是村议会的议员。他说道:“没有房子能怎么办,还是说村长你能用魔术变出个空屋子来?”山村里的人有种天分,在跟人争论时用的比喻都很巧妙。“再说了,学校的值班室本来就是公共房产。不忍心看着同事有难是没错,那他们怎么不敞开自家大门来收留人家?把村里的公共房产拿来自己用,这贪污可贪得真离奇。”根作一口咬定,虚张声势地说道。农民们出人意料地擅长辩论,我就任村长以来深刻体会到了这一点。我曾经再三讲述浅显的常识给他们听,却多次遭到深刻的回击。我的坏习惯是爱多嘴,论据又站不住脚。我挨了根作的回击,只好沉默。“村长没用!”“别插嘴村里的政事!”“你忘了我们怎么约定的吗?!”在众人的责骂中,我果断离席了。我自认是个无为无能的村长,所以吃了回击就该干净利落退场的这点觉悟还是有的。然而他们在我离席后,似乎达成了一个奇怪的决议。之后的那个星期日,木匠突然闯到小学里,把办公室和值班室的地板托梁给拆了,拿了一部分铺在教室当地板,而办公室和值班室就变成了泥地。接到消息,我也赶去了学校。连我这个村长都被村议会议员及其手下的村民拦着,不让进入施工现场。一部分村民身穿消防服,看样子是要毫不留情地歼灭闯入禁区的人。“下戒严令了是吧。”我嘟囔道。“放肆!说话小心点,亏你原来还是军人呢。”羽生骂我道,脸上的青筋都暴出来了。前阵子羽生不小心说漏的那些话跟今天发生的事情一模一样,因此我想,今天这事多半是他带头的。于是我对羽生说道:“你前几天把几年来的账簿给我看,硬说再怎么挤也挤不出一块地板了,那是缓兵之计对吧。今天你这行为也太不讲道理了吧!”“哈、哈、哈!今天这事我可没花村里一分经费。这还只是个开始。根作都说了,只要能把那个骚货和她的同类从村子里赶出去,把他那匹宝贝马卖了都行。”“那鹿不就没脑袋了?”“放肆!”羽生又气得青筋暴起,村民围在我们四周哈哈大笑。流言传得真是快,这事被围在学校旁边看热闹的人传来传去,就变成了根作为了垫今天这笔木匠钱,把自己那匹宝贝马都给卖了。根作一听脸色大变,跑了过来。“村长在不?!人呢?!”羽生迎了上去,说等他好久了。“村长说话太放肆了。他说你把马卖了,鹿不就没脑袋了吗?”“哟!老子正是为这事儿来的。村长到底是凭什么讲这种蠢话啊?!今天的费用是老子把马卖了筹到的?老子什么时候说过要把马卖了?村长就这么恨老子这匹马吗?!想让老子把这匹马给卖了吗?!”羽生扑了个空,很是狼狈。“不,今天这事儿跟马没关系,今天的费用我可以自己掏腰包。这是两码事,总之,你过来一下。”羽生拉着根作的手,赶紧把他拉到一个没人的角落去了。我则四下找寻真理子。已故大佐是陆军,而我是海军,所以我们只偶尔在老乡聚会上碰过几次面,并没有深交。然而,同样身为军人,我没法眼睁睁看着故人的遗属遭遇今天这样的困境而不管。我想,如果他们没有去处,我可以提供一间我家的屋子给他们住。真理子不喜欢成为众人好奇心关注的焦点,也不喜欢别人同情她,就从学校逃了出去。真理子一直在山边的禅寺避难。我刚到那边,就先碰上了前几天打过照面的男老师。他瞪着我,眼里弥漫着浓烈的憎恶,他是禅寺的房客。“小学的老师是狗吗?!要在泥地上办公,在泥地上铺上稻草值班了是吧。你见过监狱吗?哪怕是牢房,只要是人住的地方就会铺着地板的!你怎么这副表情呀?!我的话听起来很奇怪吗?!”他在示威说自己不是狗,这点我也有同感,不过他这气势汹汹的态度我就不能赞同了。这确实跟狗没什么两样。我觉得,他跟戒严令之下的消防队员和村议会的议员一样,都只是龇牙咧嘴的狗而已。我不想回答狗吠,就去找真理子了。据说真理子避开众人,爬上了后山。后山是一片墓地。真理子坐在一块墓碑上,瞪大双眼,抱着胳膊。她就这么一直盯着我走过来,于是我也露出了苦笑,道:“今天我到哪儿都被人瞪呀。”“我的烟抽完了。”真理子板着个脸,撇开眼睛念叨道。“您也知道,我是个无为无能的村长,靠村长的力量帮不了你什么忙。幸好我们夫妇二人房子非常够住,房间可以随您使用。”真理子吸了一口我递出的香烟。“我处境看起来有这么惨吗?”“看起来是挺惨的。”“看来我还是别打肿脸充胖子的好。不过,更惨的时候我也遇过,都不止十次二十次了。只要我像这样在这儿发呆,就会有人过来,大家就会给点东西,也会有人给我烟,这不算什么。”“你这还是在打肿脸充胖子吧。”“应该不算吧。我呀,还要感谢羽生助理呢。因为他教了我在泥地上铺稻草也能睡觉这一招。被褥跟榻榻米可以叠起来收到壁橱里,清扫起来也方便得多。我昨天晚上睡在榻榻米上的被窝里还是睡在泥地上的稻草里,又有谁知道呢?不光是我,就算换成皇帝也一样啊。皇帝要是拿被子蒙着脑袋睡觉,露着屁股在茅厕蹲坑,就太荒唐了。从泥土和稻草里醒过来,爬出来,这才更像皇帝嘛。”“我原来也自暴自弃过。到头来开水只能烫伤自己,不能拿来喝,也不能拿来洗澡,想活下去只能用温水。如果意识到自己无为无能,就能在榻榻米上平凡地做梦。”“大叔,您有孩子吗?”“嫁人了,还有个儿子死了。”“最近,我什么时候用过这词呢?大叔这个词,我可能是想依赖别人了。真想有骗人的本事啊。”“来我家休养吧。”“不行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得从泥土和稻草里醒过来。我会时不时找您去要烟的,聊聊我在稻草里做的梦。帮我跟阿姨问个好。”真理子伸了个懒腰,走掉了。我沿着山路从墓地回到了家里。路上我曾经后悔过没有强行把真理子和她家人领去我家。我家人听了这件事以后眼看着就要站起来去接,她说:“为什么不领他们过来呀?我去把他们带过来吧。”看见她这个样子,我心里又改了主意。“算了吧。多可悲呀,我们甚至没有资格强行拦着她。”“这种事还要什么资格吗?”“要的。我是农民之子,当了半辈子军人,却不知道可以像她那样勇敢,选择睡在稻草里。我不配给她什么忠告呀!”我竟不知不觉泪流满面。我这一生已经在愚蠢之中过去了。已经没办法挽回了。我是男人,是军人,然而我却完全没办法像真理子那样挺身而出面对事情。更可况如今我已经年老体衰,我以前哪怕要是有真理子一星半点的勇气,多半也就得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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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理子和她家人又搬回了满是泥土的值班室去住。有人说只有她患病的弟弟睡在自制的床上,铺了被褥,而真理子和她母亲则睡在壁橱里。也有人说他们在泥地上铺了稻草,在稻草里睡觉,诸说纷纭。这出乎意料的结果让羽生和根作等人吓了一跳,他们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我特地说了这样一番话:“我自认是个把村中政事都甩给大家去做的无能无为的村长,所以我也不多要求什么。不过我再怎么说也还是村长,所以希望大家有事好歹也能跟我报告一下,比如说你们的决定之类的,也征求一下我这个村长的意见。好比这次的事情,说不定也就能防患于未然。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才能,但我觉得我起码有一个长处,就是在尊崇中庸这方面不会落于人后。政治这东西要技巧,要策略,要随机应变,从某种角度来看像是非常复杂困难的东西,而换个角度来看,只要坚持中庸,就不会有什么大的过失。就这层意思来说,我觉得我这个无为无能的村长是不是多少也能有点存在价值?再说了,不征求村长的意见就实施村议会的决定,对我个人而言,我没有办法发挥自己这一点点长处,对村民而言,我也没有脸面对各位村民。在这里我想给大家提个醒,希望以后不要再发生这种事。”于是根作站起身说道:“老子也想给村长提个醒,不要每次都拿老子是个无能的村长来解决问题。您也知道,咱村的财政预算很紧张,像是预算不够就卖了根作的马来补缺这种方案何止是无能,简直是独裁,是暴君!拿无能来说事儿,不去解决困难,简直就是卑鄙!怎么样,你也该有点想法,想着老子自己要做点什么了吧?你也该有点觉悟,狠下心自己掏腰包,想着不够的预算老子来填了吧!只要投身到工作里面,人自然就会有这种心思,还是说军人即便当了村长也舍不得自己掏腰包?”“没错!没错!自己掏腰包出钱!”众人一片骚乱。其中还有人喊:“赎你当兵时候的罪!”还有人喊:“你打算当主子不成?”每一句都有如万箭穿心。我又说了不过脑子的话,才招来了这般苛责。我家里并不富裕。父母把田地留给了我,但我这种外行也种不好。幸好我当兵的时候为老父老母新盖了这间房子,如今我住上了。除此之外我也没有什么积蓄。如此想来,战争结束以来,我还是靠当村长的工资才改善了伙食。我一动不动地茫然站着,等到众人安静下来以后又开口说:“各位的话,每一句都打到了我的心坎上。各位骂的确实没错,我在这里深表歉意。如果我自己有积蓄,我也会自己掏腰包;如果我有政治家的才能,我也会四处奔走筹钱。这两样我一样都没有,我还玷污了村长的位置,全都怪我做事不够慎重。我在这里对大家深表歉意,希望辞去村长一职!”这是我发自内心的声音,然而对众人来说,好像在他们的意料之外。周围忽然安静下来,也没有人说话了。这时候羽生助理站了出来,令人想不到的是,羽生竟瞪着眼睛向众人说道:“各位议员对村长言辞太过失礼了。说起来各位当初推荐佐田海军大佐当村长的时候,是跟大佐怎么约定的?咱不是约好了,资金跟其他杂物都不用麻烦大佐吗?再说了,大佐清正廉洁,为人严谨,在军人之中也是一位堪称楷模的无比严谨正直的将军。怎么能跟这村子里自私自利、利己主义堆成的人相提并论呢!要不是世道如此,你们这帮人连爬到他脚边的资格都没有!就算死了,你们也不配跟他同坐一席!你们这帮人是堕入了畜生道的玩意儿!地狱的恶鬼会来把你们接走的!”羽生咄咄逼人的气势太可怕了,连我都下意识觉得脖颈上被泼了一盆冷水。因为出了这种事,当天的紧急会议搞得一团糟,我辞去村长这件事也就搁置了。第二天,我正犹豫着是否要去上班,羽生却特意来接我了。他说我得去上班,在村长座位上摆出一副神气十足的样子,不然这事收不了场,一边说就一边拽着我的手把我拉走了。“对他们来说,没有比自己吃亏更大的事儿了。他们不舍得为世界为他人投一分钱。”羽生还没生完气。他心境会如此转变是有原因的。这次是他带头找的事,却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所以同伙的气都撒到他头上来了。尤其这次找事还花了不少钱。这是村里预算之外的花销,说好大家一起承担。然而因为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所以首先金钱之恨就跑到了第一位。他们这么猛烈地批判羽生,也是出于不想承担费用。村里有流言说,最后费用全由羽生自己掏了。这么想来,羽生也是个不可思议的人物,或者可以说是个悲剧性的人物。他为了村子自己掏腰包东奔西跑,却少有回报,也没有人尊重他的意见。偶尔他的意见得到尊重,多半也是狡猾的村民们想把负担加在他身上。他也不像什么有钱人,先不说平时自掏腰包,就说这次的花费他是如何付账的呢?为了别人的事搞得自己都快头痛不已,可他却对他自身的损失和心痛不提半句。他下定决心,要坚持自己的本愿——把发生在他身上的苦难藏起来,忍着不对任何人说。反过来,却把那些害他遭苦受难的人想得要多坏有多坏,说他们的坏话。“既然事已至此,我就告诉您吧。小学的怪火是有人刻意放的。”他领我到村公所的途中,突然说了这么一句话。“你看见有人在现场放火了?”“我虽然没看到,不过根据种种迹象来看,犯人就是他,是根作放的火。”肯定是恨过头了,又把人想得这么阴险。他看我漠不关心,脸上露出了几分怒色,开始跟我解释道:“去年,我记得在小学发生怪火之前就起过三次火,每次都是因为用火不慎起的火。可是这村里竟然连续起了三次火,这是未曾有过的异常现象。当时根作是村里的消防队队长,他带头办的防火宣传周。他说咱村子在战争期间都没有做过防空演习,如果不在这种时候动真格的,万一着了火就不顶事了。所

                        清政府也曾试图制止衙役们的非法勒索,下令禁止征敛耗银。故宫博物院:《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第4—5页;《圣祖实录》第四卷,第2—3页,第五卷,第8—9页。?1660至1661年间任大学士的10名汉官中,有7名是直隶、山东及山西人氏。在1662到1675年间垄断了大学士职位的北方汉人,绝大多数是17世纪40年代早期的进士及第者。接着,从70年代后期开始,直至80年代末,新一代科举及第的高级官员接管了翰林院与康熙皇帝的南书房。他们主要是在陈之遴、陈名夏权力鼎盛时期通过殿试的南方人。关于康熙年间籍贯与党争的讨论,见凯斯勒:《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第31页;米勒:《派系斗争》,第117—121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208—210页。?本章的标题及结语,当然是受到了卡瓦菲名诗《盼望蛮人》的启发。见C.P.卡瓦菲:《诗集(1896—1918)》,第108页。?

                      第十五章从明至清的忠君思想中央集权易于将规则性因素强加于日常事务;它能娴熟地管理社会控制的各个细节;制止初露端倪的乱迹和微末的越轨行为;维持这种既不能称为堕落,也不能名之进步的社会现状;使社会处于一种行政官员习于称为秩序井然和社会安宁的困倦的管理状态。一句话,这种体制长于防范,而非有所作为。阿列克斯德·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第91页1660至1661年清廷发动进攻的结果,是使遭到失败与羞辱的江南士绅彻底气馁了。如今,严肃的抗清复明思想几乎烟消云散。当然,社会上的盗匪事件仍不时发生。尽管著名的张三终于在17世纪60年代被巡抚韩心康的部下抓获,但清朝苏州当局彻底剿灭太湖地区的不法分子仍需要几年时间。不过,由于一个政治上的原因,复明的旗帜落入了一些骗子和伪君子的手中。例如,1666年,清廷发现自称是明室后裔的朱光辅和朱拱橺一直在平湖(嘉兴府)和常熟(苏州府)封拜明朝的官爵。起初,这些精心封缄和空话连篇的“伪札”,使巡抚衙门想起了郑成功北伐之前到处颁发的那种委任状。但是,就连对有关明朝残余势力的阴谋的流言都高度敏感的清朝当局也很快意识到,这与其说是政治阴谋,不如说是一场骗局。二朱实际上是在通过以严君甫为首的一群学医的人和炼丹家去出卖委任状,“布散伪札伪旗”(答应复明以后授以高官厚爵),而严君甫则专门以其炼丹术行骗为生。与这些伪札一起被发现的,还有一个被这些骗子称为周代王室珍宝的精巧华丽的小玩艺。简而言之,他们的复明阴谋不过是一场闹剧,既是针对空想家的欺骗,又是迎合不识时务者的空想。

                      最后的明朝忠臣

                      由于诗人有意借此抒发情感,明室衰亡的历史已开始呈现出悲剧性的浪漫色彩。因1657年的江南科场案而辞去清朝国子监祭酒之职并被没收了大部分家产的吴伟业,曾咏颂过名妓陈圆圆,据说吴三桂是为了她才背叛明朝的。君不见馆娃初起鸳鸯宿,越女如花看不足。香迳尘生鸟自啼,屉廊人去苔空绿,换羽移宫万里愁。吴伟业毕竟归顺了清朝,因而深怀负罪之感,并使其怀旧之情罩上了一层阴影。故人慷慨多奇节,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艾灸眉头瓜喷鼻,今日须难诀绝。早患苦重来千叠。脱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人世事,几完缺。似乎是为了赎罪,吴伟业写了许多诗作来纪念殉国的忠臣。他还对佛教产生了兴趣,并在生前的最后几年里,同钱谦益的老师弘储和尚一道研习佛学。但他在一个阔绰朋友的庄园里安下新家之后,仍有大部分时间是同彭师度、吴汉槎和陈其年——“江左三才子”——等诗友一起度过的。表面上,他似乎无忧无虑,“贲园花木翳然,有林泉之胜,与四方士友觞咏其间,终日忘倦。”但他的内心却充满忧郁,而这种心情看来与1644年崇祯帝自缢时他没能做出自杀的决定有关系。1671年吴伟业在弥留之际要来纸笔,写道:吾一生遭际,万事忧危,无一刻不历艰难,无一境不尝辛苦,实为天下大苦人。吾死后,敛以僧装,葬吾于邓尉灵岩相近,墓前立一圆石,题曰:‘诗人吴梅村之墓’,勿作祠堂,勿乞铭于人。他终年63岁。在吴伟业看来,明朝的覆灭是一种古老而浪漫的原始模式的再现,迷人的名妓使政治家们忘记了自己的职守,从而导致了国家的灭亡。由此,亡国的哀伤便会激起人们对诗的兴趣,并增加其美感。正如17世纪《明末四百家遗民诗》的编者卓尔堪所言:“当天步移易之际,天之生才反独厚”。那些诗才不如吴伟业的文人通常都转而写史。这既是为了纪念1644年的事变,也是为了埋葬这段历史。黄宗羲曾写道:“予观当世,不论何人,皆好言作史。”当时,这一代明朝的忠臣对自身的历史有着强烈的羞耻感;他们以1644年为界,将自己的生活划分为截然不同的前后两个阶段。有些人,如著名的人物画家陈洪绶(1599—1652),在明亡之后更改了自己的名字,这反映出他们对自己以往那段历史的悲剧意识——即陈洪绶所谓“悔迟”。其他人,如历史学家张岱,则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张岱是绍兴一家以好善乐施著称的望族的后裔,其曾祖父是1571年的状元。1644年以前,他泰然自若地陶醉于漂亮的僮仆和娇美的侍女,以及戏剧、音乐、烟火、华服、佳肴、名茶等享乐之中。他在鲁王朱以海的小朝廷里供职时,清军征服了浙江,从此他便放弃了所有这些享乐。他舍弃了家里的山庄别墅以及他自己的书斋和稀世古玩,而归隐山林,去编撰他那部记述明朝历史的名著《石匮藏书》。当时,他写道:陶菴国破家亡,无所归止,披发入山,駴駴为野人。……因思昔人生长王、谢,颇事豪华,今日罹此果报。以笠报颅,以篑报踵,仇簪履也;以衲报裘,以苎报絺,仇轻暖也;以藿报肉,以粝报粻,仇甘旨也……。无论是否有人有痛改前非的实际行动——这种悔恨之情显然是由对明朝覆灭的负罪感而引起的——所有忠于明朝的人都不再仕进,并相应地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正如黄宗羲在自己的画像上所题写的那样:“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其为人也,盖三变而至今,岂其时为之耶?抑夫之有遐心?”。做学问当然是这些亡明遗臣的一条出路。“类皆胸蕴英奇”,卓尔堪写道,“不克见之行事,不得已而寄之于言。况既谢绝尘事,自毕力学问”。学问迫使这些抗清运动的幸存者采取一种超然态度;而历史——他们的历史——则要求客观的记述。顺便说一句,这就是康熙帝作出的于1679年举行特科(“博学鸿儒”)考试,然后邀请中试者参与编写官修《明史》的决定,是欢迎这些明朝忠臣的一种极为重要的姿态的缘故。尽管其中许多人不能公开参加编修工作,但他们至少可以通过已接受康熙帝邀请的朋友,将其记述晚明历史的著作呈交上去。通过这种编修《明史》的方式,他们自身的历史存在得到了证实,而这正是其他任何表示赏识的做法所不能达到的,于是,所有明朝忠臣和降清汉官们便在维护儒家统治的事业中形成了共同的利害关系。明朝忠臣在对历史进行反思的最后阶段,还削弱了一种关于模棱两可和相对主义的道德观的强烈意识。正像黄宗羲所指出的,明朝忠臣的最大冲动产生于东林党运动的道德和精神英雄主义。但在晚明残酷的权力争夺中,东林党运动也引发了一场激烈的党争,而这对导致明朝衰亡所起的作用决不小于其他任何因素。这些激烈的党争在南明统治时期仍在继续,先后导致了福王的南京朝廷和桂王的追随者的分裂。简言之,明朝忠臣对遥远的道义目标的追求导致了眼前政治的混乱。此外,他们在继续强烈反对入清朝为官的同时,也能注意到那些通过与满族合作来完成其士大夫之使命的汉族同胞正逐渐取得具体的成就,后者实际上正在进行晚明士大夫想进行但未能完成的财政、法律和经济改革。那么,他们所坚持的最终的善是什么呢?是作为明朝忠臣而蔑视清廷,还是那种拒绝为清朝效力但终究空虚无力的姿态?那些降清汉官在17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大规模的农民战争结束之后,为了完成重建帝国的迫切任务而抛弃了英雄主义的幻想。历史是否会因此而对他们作出更高的评价呢?这些问题不只是道德上的困惑;它们也促使王夫之等思想家对历史动因的复杂性获得了比前哲更加深刻的认识。王夫之的鲜明的历史循环论,将各种制度都放入其自身特有的历史发展系列中。一方面,这意味着旧式的复古主义在理智上是站不住脚的:人们不可能在封建制已经过时的帝国时代恢复井田制。另一方面,王夫之的历史相对论又确实消除了王朝兴衰的悲剧意味。他所看到的,不是制度与其时代的冲突(就像黄宗羲常常认为的那样),或更为天真地将此视为道德政府与暴君之间的永久冲突;相反,他指出,各种政治制度都完全适合于它们形成时的特定历史阶段。在王夫之的历史哲学中,这种观念包含着一定的进化论因素:从原始社会,经过野蛮时代,进入封建社会,最后出现高度文明的时代。但就王夫之所阐述的他那个时代的一些更为有趣的理性思潮——这些思潮盛行于前明忠臣这一代人求学的时代——而言,最富启发性的是他的功能主义。如果制度与其时代相适应,那么,任何社会现象都仅仅是其时代的表现或特征。简言之,道德观念不是一些抽象的超历史的和超验的概念。相反,道德与道德批判不得不依赖于对特定时期内人物与事件之间的必然联系的深刻而全面的考察。在对司马光《资治通鉴》这部11世纪的史学名著的评述中,王夫之说:其曰“通”者,何也?君道在焉,国是在焉,民情在焉,边防在焉,臣谊在焉,臣节在焉,士之行己以无辱者在焉,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虽扼穷独处,而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故曰“通”也。因而,王夫之坚信,一般性隐存于众多的特殊联系之中。每一种联系都有自身的要求,并按照自己的规则去运作。王夫之的历史相对论异常高妙,但其“联系论”——他反对将单一抽象的道德范畴与他们所描述的联系相分离——并非独一无二。在明朝覆灭后的最初几十年间,所有严肃的道学家都被迫想方设法对这一巨大的文化创伤作出反应。某些儒家学派有他们自己的精神生活,并很可能把17世纪10、20年代的作者同17世纪后期的哲学家密切联系起来。但这些都是道德哲学最基本层次范围内的联系。其表层在明末与清初之际被深深地切断了,而这种断裂本身又是明清两朝同这场征服战争之间的分界。为了回答那令人震惊的历史事变,许多儒家学者摆脱了“理学”或“心学”的先验唯心论。例如,哲学家惠栋(1697—1758)把新儒学的“理”简单地描述为超自然的扩张力(表现为“好”或“仁”)与收缩力(表现为“恶”或“义”)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样,朱熹的“理”——宇宙间的合理关系——便同物质紧密结合起来,精神的价值被理解为事物之间的关系。

                      公德与良知

                      王阳明的先天良知的概念也失去了说服力。在许多儒家学者看来,晚明社会世风日下主要应归咎于王阳明的这样一种幻想——即所有人,不论其学识或道德修养的水平如何,都有足够的道德控制力以形成他们自己的道德权威。因此,反对主观唯心主义的呼声更为激烈。王阳明的著作,被顾炎武轻蔑地说成是“无文之书”。陆陇其(1635—1692)则不仅斥责王阳明学派以“伪学”为基,还将晚明社会的混乱完全归咎于他的邪说的影响。陆陇其认为,王阳明及其门徒以新兴的圣人自居,反对古训,好像王阳明本人胜过所有先贤。而当王阳明的影响使学者们背离程朱之学时,“邪说”便败坏了公德。故至于启祯之际,风俗愈坏,礼义扫地,以至于不可收拾,其所从来,非一日矣。故愚以为明之天下,不亡于寇盗,不亡于朋党,而亡于学术。学术之坏,所以酿成寇盗朋党之祸也。尽管黄宗羲、李颙(1627—1705)和孙奇逢(1585—1675)等哲学家为调和王阳明和其批判者之间的矛盾,同时保留先天良知论和程朱“格物致知”论中好的内容,而作了许多努力,但知识界普遍的反王潮流已无法逆转。事实上,它甚至压倒了王夫之及后来的惠栋的精妙的功能主义。当一种新的经院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反对所有认识论)吸引了所谓朴学和汉学学派的注意力时,道学家们便回到了清教徒式的宋代理学中去了。张履祥起初可能是刘宗周的学生,但他最后抛弃了心学;并与陆陇其一样,将明朝的灭亡归咎于党争、流贼和王阳明的《传习录》。此后,张履祥又投入了重申程朱“究经穷理”之学的陆世仪(1611—1672)的门下。由于程朱学派在清初得以复兴,并得到康熙等皇帝的直接支持,曾因1644年的事变而引起争论的该学派的价值又一次体现出来。于是,作为一剂矫正道德相对论的良方,清王朝的反对者与支持者都企图恢复像忠、孝这样的绝对义务与责任。忠于明朝的人可能怀有的一切内心疑虑,都随着他们自己的历史渐渐受到清朝统治者的利用与尊崇,而被抛弃一旁。这种利用并非突如其来。清朝统治者对明朝忠臣,特别是有反满思想的人,必须忍受一种强烈的矛盾心理。作为直到1662年仍拥有一个皇帝和一支试图恢复中原的军队的南明政府的坚定支持者,这些明朝的忠臣被视为清朝的叛徒。然而,作为一种能为任何符合儒家愿望的政府服务的抽象美德的典范,这些人在道德上的贡献又应当受到表彰。清朝皇帝及其汉族大臣对一般意义上的忠君观念都持赞美态度。在“忠”被表述为对在位天子的赤胆忠诚,而清朝君主又赞赏这种政治上的坚贞的同时,他们手下的儒生官僚也意识到应使这种绝对的忠进一步抽象化为支持当今王朝的天命。比干(他的心被暴君商纣王剖出)因甘愿冒死向违背天命的无道暴君谏争而受到后世的景仰。8世纪的唐朝学者李翰认为:比干的死意味着暴君末日的来临,比干的生命是挽回天命的关键;他难道不是商代史上一位具有决定意义的人物吗?正是他那种不惜赴汤蹈火的精神,使比干成了那些在1644年的事变中幸免于难并保持了名节的人们心目中的不朽的形象。孙奇逢曾把比干的灵魂比作永远高悬太空的日月,给人以鼓舞和希望,令人景仰之至。正如比干备受敬仰是因为他的坚贞而非他的成功一样,明朝的忠臣们也愈益以其未失名节,甚至以其失败而自夸。他们的事业没能成功,他们肯定不知道他们的事迹是否为人们所传诵,但这些为明朝殉节的忠臣在顺治时期便受到称赞,而且其声名在清朝一代不断上升。康熙帝也赞扬过这些忠臣,但一个多世纪以后真正使他们获得儒士最高荣誉的是乾隆帝;而十分有趣的是,他主要是出于对早已去逝的降清汉官钱谦益的愤怒才这样做的。在1768—1769年间,乾隆帝通读了钱谦益的全部著作,发现其中有许多贬低满族及其他“夷狄”之处。乾隆帝声称,如果这些贬词出自真正的忠臣笔下,他或许会感到是可以接受的;然而,这些诽谤竟出自一个变节者之手,因此他尤为震怒。或者,像乾隆帝在1769年阴历六月颁布的一道圣谕中所解释的:夫钱谦益果终为明臣,守死不变,即以笔墨腾谤,尚在情理之中,而伊既为本朝臣仆,岂得复以从前狂吠之语,刊入集中。乾隆帝回答了自己提出的问题。他敏锐地意识到,恰恰是由于钱谦益投降了清朝,才感到如今不得不对清朝进行攻击。其意不过欲借此以掩其失节之羞,尤为可鄙可耻。钱谦益业已身死骨朽,姑免追究。但此等书籍,悖理犯义,岂可听其流传,必当早为销毁。因此,一方面

                      !汪精卫赶紧强调:此事是绝对没生还可能的,只要一下手,不成功是死,成功了照样是死。黄复生朝他翻翻眼说:我参加革命以后,什么时候想过生死的问题?接着,汪精卫还需要一个会鼓捣炸弹的帮手,他选中了革命党里面的超级炸药制作专家——“炸弹大王”喻培伦。喻培伦和黄复生一样没有任何犹豫就答应下来。这一群人,心中只有革命和理想,没有安危与生死。正当汪精卫精心准备时,一个18岁的小女生站在了他的面前:我要和你一起去!汪精卫摇头说:此一去有去无还。女孩子非常坚定:没关系,和你一起同生共死,此生足矣。汪精卫也只有苦笑了,这个女孩子是马来西亚华侨巨富陈耕基之女,叫陈璧君,原名陈冰如,乳名阿环。虽说陈小姐是巨富千金,不过算不得美女,甚至还有点丑,身材也不太好,比较胖。陈小姐在女校读书之时,就非常喜欢看《民报》,更注意到其中一个叫精卫的人。此人文章如《民族的国民》、《驳革命可以瓜分说》等,道理透彻,文风犀利,让陈小姐顿生仰慕之情,就同如今的追星族哈韩哈日毫无分别,她发誓要见一见这位奇男子。一次,在陈姑娘的老家——马来西亚的槟城,陈姑娘有机会得见风度翩翩的汪精卫在台上宣讲革命,顿陷情网。想想也是,汪精卫眉目如画,出口成章,而且工作也很有前途,确实是少女们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如果今日《百家讲坛》中有人才、见识、相貌如汪精卫者,可以想象,这个节目的收视率说不定会超过世界杯。因为陈耕基常为同盟会捐款,是同盟会的财神爷,所以陈姑娘强烈要求老爸为她引见汪精卫。后来同盟分会会长吴世荣看在她老爸的面子上,把她引见给了汪精卫。这一年汪精卫26岁,陈璧君17岁,正是男女热恋的年龄。17岁的陈大小姐为了更好地追求汪精卫,于是在马来西亚加入同盟会,成为同盟会历史上年龄最小的会员。不过汪精卫虽然相貌风流,但本质上还真是个坐怀不乱的柳下惠。对于陈大小姐的大胆追求,汪精卫又慌又乱,急忙婉拒道:我们革命家是不能结婚的,不仅没有稳定的收入,而且时刻都有生命危险,如果结婚,势必拖累妻子儿女。汪精卫这样说,绝非嫌弃陈璧君长得不好看,而是出自真心实意。他要做一个一心革命的“黄金圣斗士”。君不见晚清民国时期的一大怪事:帅哥美男身边,总伴无盐丑女。然而,这些人皆伉俪情深,数十年如一日。汪精卫越如此说,陈璧君就越爱他,坚决要她父亲陈老爹退掉原先与富家子弟的婚约,她要改嫁汪郎。陈老爹没有办法,真的退掉了婚事,谁让这个女儿这么招他疼?然陈老爹不仅为革命党贡献金钱,还得搭上唯一的女儿,估计没少被气得吐血。虽然汪精卫一直拒人于千里之外,简直酷毙了,但陈大小姐可不是知难而退的人。她是个有心计、有胆识、有魄力的奇女子:你汪精卫到哪里,我陈大小姐就跟到哪里,敢不从我,反了你!此后,陈璧君跟随汪精卫参与《民报》的工作,由于她做事雷厉风行,十分豪爽,又有钱,经常请这帮报社的穷编辑去吃大餐,还把家里给的零花钱都捐给同盟会,所以得到了大家一致的好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陈璧君更深地了解到了汪精卫这个人,不贪、不抽、不嫖、不赌、不近女色,是一个各方面都极其优秀的有为青年。因此,这次当陈璧君知道自己心爱的人要开始一段有死无生的旅程时,她没有阻止,只有一个要求:带我一起去。汪精卫被陈小姐的无敌真爱所打动,终于同意陈璧君加入刺杀团队,陪伴自己走完最后的人生。这时有人对陈璧君开玩笑说:你有大英帝国的护照,到关键时刻,你把英国护照一亮,英国领事馆自会来救你。陈璧君听完二话不说,拿出英国护照当场撕成碎片。同志们的眼珠子顿时掉落一地。同志们,你们太嫩了!1910年,在同盟会的安排之下,汪精卫、黄复生、喻培伦和陈璧君四人先后安全到达北京。陈璧君出发之前,陈母也变卖首饰相助,这样的英雄母女,真是义薄云天。这四个人,在琉璃厂那边的一个胡同内弄了间“守真照相馆”做掩护,有生意没生意他们也不放心上,只是在里面鼓捣炸弹和等待机会。不过杀谁呢?众人选来选去,最后由汪精卫决定,要弄就弄最大个的——监国摄政王载沣。如果能将载沣暗杀掉,那无疑可以造成非常轰动的效应,既可以挽救低落的革命士气,也能破坏清政府的立宪改革,甚至可以改变目前的革命态势。汪精卫几人对载沣上下朝的路线做了非常细致的考察,最后决定在载沣每日上下班都会路过的一座桥下手,炸死这小子。当时还没有发明无线引爆装置,只能靠人工引爆,注定要牺牲一人。汪精卫决定由他来引爆,牺牲自己。于是,他们计划由黄复生和喻培伦趁夜深人静之时,去桥下埋炸药、布引线,第二天由汪精卫负责引爆炸药。有资料记载,就在小汪即将舍身行刺的前夜,陈璧君很担心再也见不到情郎,要把“自己的身体当礼物”为小汪“饯行”,但遭到了小汪的断然拒绝。这样看来,小汪、陈小姐二人虽然在一起这么久了,却还是恪守礼法,犹如《天龙八部》中乔峰对阿紫说的“我对你姐姐严守礼法,好生敬重”。如此纯真的革命爱情,人世罕见。3月31日晚上,汪精卫正与陈璧君依依惜别,准备第二天慷慨赴死之际,黄复生和喻培伦跑了回来,急匆匆地说:我们埋炸弹时让人看见了,那人转身就跑了,我们也急忙躲起来,藏在暗处观察,不一会儿来了一群警察,咱们埋炸弹的事暴露了。汪精卫说:不用慌,他们只发现了炸弹,又没看见你们。咱们等等看,静观其变。结果第二天报纸就把这事给登出来了,说有人想刺杀摄政王,并认为此事源于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没人往革命党身上去想,大家终于把心搁回了肚子里。这次不行,咱下次再来。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非弄死载沣这小子不可。于是汪精卫派喻培伦去日本搞炸药,派陈璧君回南洋搞钱,打算重新弄个超级大炸弹给载沣尝尝。可就在喻培伦、陈璧君走后不久,4月16日,守真照相馆突然被大批军警包围,黄复生被捕。与此同时,汪精卫在他的出租房内被清兵抓走。原来,汪精卫这几个年轻人实在是嫩了点——在秘密战线上的工作经验不足,革命警惕性也不高,被政府耍了。警察发现炸弹后,立即想到是革命党干的,报纸上关于炸弹起因于朝廷内部权力斗争的报道,不过是政府故意放出的烟幕弹。警察仔细检查了炸弹,发现炸弹中的炸药是外国制,但几颗螺丝钉却是新近制作的。于是顺藤摸瓜,到京城各铁匠铺核对,找到了它的出处——“鸿泰永”铁匠铺。铁匠铺老板稍作回忆,就想起这是守真照相馆要求他做的。之后,警探严密监视守真照相馆,汪精卫几个人被一窝端了。神雕侠侣传奇1910年4月25日,清国最高法院(法部)按照法律程序,开庭公开审理汪精卫行刺未遂案。刺杀国家最高领导人载沣的案件,竟然得以公审,不由得让人感觉到:立宪派的温和改良主张也许还真有实现的可能性。负责审理行刺摄政王一案的是肃亲王善耆,也就是前文我们提到过的告袁世凯黑状的爱新觉罗·善耆,川岛芳子她爹,时任民政部尚书,统领全国警察机关。案件的审理过程异乎寻常的简单和顺利。炸弹、电线等物证一摆,人证铁匠铺老板一到场,黄复生就主动认罪了:这都是我做的,那个叫汪兆铭的只是我的跟班,他不知情,不关他的事!而汪精卫则是这么说的:我叫汪兆铭,我所有的政治主张都发表在《民报》上,也就不多说了。我之所以刺杀摄政王,就是为了振奋天下人心。黄复生根本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他是冤枉的。我们在一起相处月余之后,他发现我的行为诡秘,就起了疑心。所以在他的善意提醒之下,照相馆的工作人员怕受到牵连,均辞职而去。后来你们搜查照相馆的时候,我听人说照相馆出事了,急忙过去查看,这才知道事情败露。我不忍连累无辜,急忙往我租房的地方赶,准备留书证明黄复生是清白的。没想到还没走到呢,就被你们逮住了。刺杀国家领导人是什么罪名,兄弟俩当然清清楚楚,可临此大难,这二人非但不出卖同志,还都自认主谋,视死如归之心可昭日月,真英雄也!特别是汪精卫,甚至把法庭当成了自己宣讲革命道理的讲堂,他视死如归,义正词严,指出载沣所倡导的立宪不是放权于民而是巩固君权的假立宪,并大声疾呼:要想实现民主与富强,除了造反,别无他法!善耆肚子里也有几分货,自不愿让汪精卫专美于前,于是反驳道:效法西方的民主政体,并不一定非用暴力方法推翻皇权统治不可,何况现在朝廷已经预备立宪了,做什么事都有个过程,你们为什么不能看到朝廷的进步?在我看来,你们的革命主义是非常狭隘的,你们为什么非要搞民族对立、搞排满兴汉?为什么不能五族(满蒙回藏汉)共存?现在列强虎视眈眈,你们这么瞎搞,徒增国家混乱,于民何益!汪精卫是这么回应的:现在朝廷搞的这套立宪是忽悠人的,根本不是向西方民主政体过渡,反而是将更多的权力向皇族集中,因而我们革命党不能幻想着皇族会主动地交出权力,必须要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帝制重来,建立真正由人民当家做主的共和国。善耆应该说表现得很是聪明,他看出了汪精卫二人唯求一死的决心,于是向领导载沣反映了自己的判断:这俩愣头青其实就是想死,并借此来鼓舞他们革命党低落的士气,咱们坚决不能上他们的当。载沣听了善耆的话也觉得有理,便让善耆酌情宽大处理,向国人彰显朝廷的仁德之心。于是,谁也没想到的判决结果出现了——汪、黄二人“误解朝廷政策”,属于可以原谅的失足青年,朝廷格外开恩不杀了,判处二人永远监禁。在狱中,善耆出于爱才的情怀,多次试图做通汪精卫的思想工作,让汪精卫放弃反清的念头,换一个老板,但汪精卫始终不放弃他的革命理想。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直到有一天,有人给他送来了一堆鸡蛋,其中一个上面写了一个小小的“璧”字,他知道已经脱险的陈璧君又冒险回来了。百感交集中,汪精卫终于接纳了陈璧君对他毫无保留的爱。这段在战斗中结成的革命友谊,终于转化为汪陈之恋,而这段恋情竟然在最后被真爱无敌的陈璧君演绎得感天动地。当然,这是后话了。虽然这次刺杀行动失败了,但对于汪精卫来说,这次暗杀不仅使他成了名噪一时的革命英雄,奠定了他一生的政治资本,而且刺杀的目的也达成了一半。汪精卫被捕后,同盟会东京总部和世界各地的支部都发起了营救汪精卫的行动,通过营救行动,一度处于分裂的同盟会开始弥合,民众也开始恢复对革命党的信心,这为同盟会史上影响力最为深远的黄花岗起义做好了心理准备。广州黄花岗起义1910年11月13日,在汪精卫与陈璧君相识的马来西亚槟城,孙中山召开同盟会扩大会议——“庇能会议”(槟城英文penang)。除开章太炎的浙江派未到,不仅黄兴的湖南派重归革命的怀抱,新加坡的同盟会会员也远道而来,还有槟城的仁人志士也很给面子,踊跃参会。总之,各地同盟会能来的负责人全来了!孙中山开这个会的目的只有一个——继续革命!用鲜血回击同盟会领袖是“远距离革命家”的讥讽,挽回民众对革命党的信心。会上决定举行第十次起义,地点还是广州。对于举行广州起义一事,大家并无异议,勇于战斗的斗士有的是,大家都不怕死!但是有异议的地方在于,去哪里搞革命经费购买武器弹药?这些年来的数次起义,所需的经费除了靠外部赞助,也靠同志们捐款。不过,这两种曾经无往不利的方式现在都不大行得通了。一来现在革命已陷入低潮,前途未卜,愿意投资赞助革命的人是越来越少,自然很难拉到赞助;二来一次又一次地捐款,近乎竭泽而渔,已经把同志们都逼成了穷光蛋。难道弄不到钱,就让同志们赤手空拳去与清兵搏杀吗?当然不行!孙中山明白:要想解决革命经费问题,还得依靠同志们群策群力,慷慨解囊。可问题是革命家也是人,也有家人要养,总不能让大家彻底破产吧?真是情何以堪啊!孙中山思虑再三,终于狠了狠心:唉!自己姑且再做一回恶人吧。会上,孙中山噙着眼泪,哽咽着向与会的革命同志们表白:我本知道诸位同志也很困穷,但是革命有如箭之在弦,我同志责无旁贷!今日我同志如不加以帮助,还有谁来帮助我们呢!我们今日只亏一篑之成功也!万望诸同志勉为其难,热烈赞助,共完成此最后的功业。万一这次还不成功,我孙文也将隐姓埋名,匿迹空山,无面目再见诸同志,不敢再累诸同志了!孙中山一番真情告白使众人深为感动,互相勉励,当场筹得八千余元。会后孙中山亲自到华侨中筹划军饷,香港同盟会会长赵声和黄兴等人则回香港做准备工作。几个月后,经过众人的努力,最终筹得十五点七万元革命基金。有了钱,剩下的事情就好办了。孙中山下令由黄兴、胡汉民、赵声筹划起义。在此三人的组织下,一群平均年龄不及三十岁的风华正茂的青年齐聚广州。他们身份各异——或学子、或洪门会党、或军人、或农民、或白领。他们豪气冲天,踊跃报名加入敢死队(选锋队),凝碧血为刀刃,亲手把自己送往生命的终点,没有丝毫犹豫,没有半点退缩。他们慷慨赴死,却并非生无可恋,因为他们都是真正的英雄!英雄很伟大,我们也欣赏英雄的伟大。可我始终认为,一个真正的英雄他首先必须是一个凡人,而且必须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凡人。一个有血有肉的凡人可以为信仰看淡生死,却并不意味着他没有顾虑,更不意味着他可以淡漠亲情、友情和爱情。因此,在赴死前,以“炸弹大王”喻培伦、林徽因堂叔林觉民为代表的敢死队员们纷纷忍痛挥泪,愧疚地留遗书与至亲至爱诀别。尤其是少数已婚人士的代表林觉民,提笔给妻子陈意映写下了一封注满爱恋的《与妻书》。这份感天动地的《与妻书》后被收入两岸教科书,其中“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一句,在一百年后的今天读来仍荡气回肠……书毕,话完,泪干,上战场!1911年4月27日,广州起义爆发。黄兴亲自带领一百余名敢死队员直扑两广总督大楼,面对十倍于己的敌人激斗一夜,八十六人牺牲,黄兴断指,起义失败。后来收得七十二名烈士的残骸,合葬在广州黄花岗,故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明知寡不敌众,却还要飞蛾扑火,只是因为他们就是来求死的。以血肉之躯孤注一掷,唤醒民心。但他们死得太惨烈了,他们来自世界各地,全是同盟会的骨干,差不多每个人都是将相之才,却被当做冲锋陷阵的小卒牺牲了,他们的集体牺牲,一时间让同盟会的精英丧失殆尽。但是,他们的死唤醒了国人,挖掘了民族的良心,他们的死推动了历史的巨轮,因此,我们不应该嫌他们力量不够、方法不够技巧。最后,我们以汪精卫在狱中所写的《慷慨篇》中的四句作为本节结束语,让我们在这英雄的诗篇中一起回味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第十七章掘墓人与送葬者

                      掘墓者载沣

                      从孙中山成立“兴中会”算起到黄花岗起义结束,近十七年的时间里,革命党虽然四处点火,牺牲无数,费了老大的劲,却并未伤到清朝的根本。但令革命党万万没想到的是,数万革命兄弟姐妹十数年来英勇奋斗都没有完成的梦想,摄政王载沣同志凭一己之力胡搞了两年就实现了。载沣为了巩固大清帝国的统治,还真是拼了小命。一掌权就上马了一个国字号项目“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第一只手,抓军权。想当年,“庚子事变”后,载沣作为慈禧钦点的“谢罪专使”到德国转悠了一圈,别的没学到,倒是认可了德国人对他说过的一句话:皇室子弟要读军校,皇族要抓住枪杆子。是啊,要想巩固基

                      欧美大屁股XXXXX政治风浪互相间却经久不变的认同。在这层意义上,对这个群体的叙述,可以看作是本书上编对“府门儿”群体的延续和补充,二者是应该结合起来看的。那桐官服照注208张寿蓉、张寿崇为姐弟,他们的父亲绍曾是那桐的儿子。对金鱼胡同那家这个曾经煊赫一时的大宅门,我选择5人做了3份口述。这5人分别是那桐的孙子孙女、五服以内的堂孙女,以及这个堂孙女的亲戚蒋家姐妹注209。这就好像一颗石子入水泛起的涟漪,一波一波荡漾开去,观赏水纹的时候,如果能在看石子入水之余,也看看由它激起的整个水波动态,方才有趣。何况它的边缘,很有可能是另一波水纹的中心。注210张寿崇(1921—2002),生前曾任北京市政协常务委员、北京市民委副主任,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等职。其父绍曾(1892—?)一直未任过高职,与其祖父那桐共同在那家花园生活。张寿崇也在祖父家的这所花园里长大成人。在天津公学、天津新学书院读完小学、中学。1941年考入燕京大学西语系,燕京大学停课后,1942年再次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毕业后未谋职业。其间曾出资兴办福兴汽水厂,后因资金和管理问题停产,1951年转让。1955年到东城区人民委员会民政科正式参加工作。1959年东单区和东四区合并为东城区,张寿崇被任命为东城区政协的副秘书长。1981年后任政协副主席,此后在此职位上连任九届委员、四届副秘书长、四届副主席。并担任北京市政协常务委员。直至1998年退休。这样的经历在北京市各区县政协中罕见。张先生在东城区政协工作的40年间,一直致力于保护文物、收集整理文史资料和民族古籍等工作。1984年又积极筹办北京市第一个满文班,该班于1984年开课。张先生曾发表《那家花园话旧》《满族史料拾零》《有关满族的社团组织回顾》等文。编辑辑校《满族说唱文学子弟书珍本百种》,晚年整理出版祖父那桐的日记并将日记捐赠给北京市档案馆。该日记在他去世后,是由他的子女完成捐赠仪式的。我与张先生相识于1985年,在沈阳召开的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会议上。因工作上的关系,又因我母亲与他是大学同学,于公于私都有来往,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北京市民委拟编写民族志时,他指名令我加入,因此而往来频繁。我曾跟随他到北京香山的健锐营和大兴南苑的满族聚居区参观考察,可惜的是因各种原因,这些成果都未能发表。注211张寿蓉、张寿崇姐弟在清华园(图中牌坊上“清华园”三字为那桐所题)(张寿崇提供)张先生一直跟随祖父在那家花园长大,经历自非一般人可比。但我因为与他过于熟稔,因为总觉得会有很多与他长谈的机会而一次次地拖延,直至有一天听到他溘然长逝的消息,才意识到损失已经不可挽回。也是在他逝世之后,我才知道了许多他生前从未与我讲过的、令我感叹唏嘘的坎坷隐忍的经历。谨以此文表示我对他的悼念,愿他的在天之灵安息!这篇口述是本书诸篇口述中较早的一篇,本以采访张寿蓉为主,我是在张寿崇先生的陪伴下到张寿蓉女士家中做的,谈话间二人多有互相提醒互为补充之处,所以一并罗列于此。张寿蓉(以下简称蓉):我1919年出生,今年80了。我没有满族的名字,就有个小名叫“枣”,小枣。那桐是我祖父,我还很小的时候,大概五六岁,刚记点事儿吧,他就半身不遂了,我就记得他坐在一个椅子上,说话就“嘞嘞嘞”地说不清楚。我就是早起来请安去,下了学以后过去作个揖,看一眼,就出来了。张寿崇(以下简称崇):我家不算贵族,算官僚。我家的老姓是叶赫那拉,老家谱上说是从朝鲜那边过来的。我们说姓那,是因为我祖父的名字是那琴轩那桐,到我父亲就姓绍了。实际到我们这辈应该用“寿”,我家不论男女都按寿字排。姓张是民国以后改的,其实应该姓章,因为在《八旗满洲氏族通谱》里边,叶赫那拉氏第一个出名的叫章嘉,注212我们家谱里是章嘉,后来民国时期排满,汉人里姓张的不是比姓章的普遍么,就用了这个张。蓉:我母亲家里的事就不太知道了,就知道姓奚,那阵儿最出名的,反正后来自杀的那个裕禄注213不是她大爷就是她叔叔,好像是差两辈儿,不是直系下来的。崇:好像满族有个姓是喜塔腊,所以她娘家就姓奚。其实按官位说,裕禄比我祖父高,他们哥儿仨都是大官。他们是真正的八旗,不是内务府。我们家多少是内务府后来抬旗,我祖父已经做到一品大员,当然就抬旗了。蓉:这些事我都不太清楚了。我的姥爷我就没见过,他做什么官我也不知道,他庚子时候殉了,自杀了。姥姥也是我很小就病死了,那时候觉得这殉了不是什么好事,就都不提。我们也不上姥姥家去,我母亲也不常去,因为父母都没有了,就知道有一个婶儿,就是庆王的四格格,陪着慈禧的,相片里老有。她是我爷公的妹妹,从这边说是我姥姥,叫九姥姥,从那边又等于是我的姑太太。我上我母亲家去也就是去见这个九姥姥。崇:这说的就是三家儿了,四格格是我母亲娘家的婶儿,也是我三姐(指张寿蓉)结婚以后庆王府的姑太太,这三户都是一品大员。注214蓉:我祖父的前一位夫人姓赵,大概就是民人,汉人。生了四个女儿,没男孩。第二个太太就是续弦的这个,就是我祖母,姓邓,是汉军旗人,家里也是有名的,盖动物园的诚玉如那是我们的舅姥爷。注215她头一个生的是男孩,就是我父亲,跟着下边也生了四个女孩。两个都是正太太,我祖父没有姨太太。崇:我家没有姨太太,没有丫头,没有抽大烟的,所以才能延续到现在。要有就不行了,反正一抽大烟,再有姨太太,再有使唤丫头,就完了。我们家是从困境中起来的,经过一段波折,咸丰时候肃顺和柏葰相争引起的那个科场案,我曾祖父就被牵涉,所以我家就很困难,到我祖父才又起来。我祖父那时候上朝连靴子都不肯穿,先走路到那儿然后再穿靴子,生活困难到我家老姑太太在家里打带子。我们不是一帆风顺的人家。蓉:我这八个姑姑,大姑我就没怎么见过,那时我很小。注216二姑嫁给蒙古八旗人,言菊朋他们家的。三姑嫁给皇族了。注217五姑爷是我公公,五姑就是我婆婆,那时候可以亲上加亲,姑做婆婆。六姑就是我婶,姐儿俩嫁给哥儿俩。崇:那时候庆王是总理大臣,我祖父是协理大臣,在外交上是这么一个关系,在朝里最后也是这么一个关系。一个一把手,一个二把手。注218我们七姑嫁给铁良家的,注219八姑嫁给杨儒,注220到俄国当钦差的,那是汉军旗。蓉:我父亲那阵儿在中国银行做个不要紧的事儿,接电话,好像接线生似的。崇:他主要是股东,董事,中国银行就是接着大清银行,一脉承下来的,我家是大股东。注221我曾祖父哥儿好几个,就都不在一块儿了,我们家三代同堂,也算大户了吧。辛亥革命以后尤其是帝制以后变化很大。蓉:反正那些事也不让小孩儿知道,小孩儿也就是吃喝玩乐而已。那阵儿军阀打仗,是不是炸张作霖哪?我们就往外跑呗。崇:军阀混战嘛,跑过两三次。我们是天津有个家,注222北京有个家。我们家在(北京)苏州胡同也有房。苏州胡同也算是好地方,离东交民巷近,中国兵不能进,北洋政府也好,国民党也好,到苏州胡同就不能派兵进去了,外国兵放哨就放到苏州胡同。我们主要就这仨地儿,金鱼胡同假如说不安定了,就跑到苏州胡同,还不安定就奔天津,奔天津租界里住。我们是如此,北京这些个大户差不多也都是如此。上到溥仪,下到铁良,没有说天津没有家的,再往上肃王什么的就去大连、青岛了,摄政王也到天津去,都是这样。真正不进租界的那很少了,除非他没落了。蓉:我们小时候也跑过。乱了,没有客车了,就坐运兵的铁皮车,也钻过铁道。那时的房子也不算贵,家里有钱的主儿都买得起,就置一所,两边跑呗。解放以后就都卖了。我们家姐儿7个,4个男孩4个女孩,中间死了一个女孩,所以女孩是3个,都是一个妈生的。我大哥是属耗子的,比我大3岁。二哥现在还有,在天津,比我大一岁。一个弟弟属猪的,比我小4岁。大姐比大哥小两岁,大姐完了是二姐,我是女孩里最小的。没了的那个是我姐姐,两三岁时得传染病死的,什么病也不知道,可能是虎列拉什么的。1920年那桐的全家照注223我小时候也没什么,家里就跟《春》了、《家》了那种书注224里头很像,大家庭。父母都忙自己那点事,我母亲要管理家里的事,还要出去应酬红白喜事,一天见不了两次面,早上请个安,晚上说个明儿见,一天就完了。孩子多,也管不了,生下来就雇奶妈子,吃奶妈的奶,不像现在跟父母这么近。奶妈抱走就归她了。所以奶妈是太要紧了,好像就是受她们的教育。我们管奶妈叫嬷儿,就比叫老妈子强多了,府门都叫嬷儿,谁是谁的嬷儿。长辈的用人叫“达”,是宫里的叫法。我奶妈是顺义县的,她二十几岁来的,比我母亲大一两岁吧,自己的孩子让人给看着,一年也就回去一趟,十几天。她从我小时候到我结婚,一直跟着我,那阵儿叫陪房。我结完婚以后她又给我哄了3个孩子。后来得心脏病死的。她一辈子,跟我的时候比跟她丈夫多。像我这样一直到结婚生孩子还跟着的太少了。崇:像我的奶妈就不行了,反正奶妈走了以后有看妈,老有一人跟着。蓉:我虚岁6岁就念书了。那阵儿我哥哥他们上学校,也让我去,我一听就害怕就哭,家里说那就甭去了,就在家里读私塾,请老师来。哥哥是在学校念完了还得在家里念。我那阵儿也糊里糊涂的。反正按老式规矩,9点钟上学,11点半才下课,下午一点半上学,5点下课。开蒙在北京,几年后上天津,老师也跟着。念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大一点儿念“四书”。我们头一个老师是山东人,简直就是哄小孩儿。后来的高老师学问好点儿,就教点诗什么的。还学过几天英文。我父亲三十几岁就半身不遂了,我就陪着他,也没上学也没出去,一直到结婚。崇:我们中学全在天津念的,只有暑假回北京玩儿来。蓉:我13岁就订了婚了,13岁就等于12岁,我生日又小。等了这么几年,到虚岁17岁就是现在的16岁就结婚了。我先生是庆王府毓字辈的,溥字辈完了不就是毓字辈嘛,他比我大两岁,结婚时虚岁是19岁。那阵儿都是19岁就结婚了。他1984年死的。他就是上学,完了高中毕业就工作,没上大学。先在外国公司做点事,然后就在保险公司,解放以后就一直在照相机厂。我结婚时公公上头还有爷公呢,爷公就是庆王爷载振。崇:农工商部尚书,出使英国的那个。注225蓉:他们家那派头!原来好几个姨太太呢,死的死走的走,我结婚时就剩一个了。我公公哥儿仨,一个小的是姨太太生的,这哥儿俩是一个母亲的,就娶了我们家那俩姑姑。注226他二婶就是我六姑。那时候讲门当户对,没有悬殊太大的。我丈夫就哥儿一个,有俩妹妹,他们这支挺稀。那阵儿他们的王府还在北京,定阜大街,我结婚以后在那里住过一阵儿,还有宝座,就是皇上过去坐的那椅子,那时候就等于是一个摆设了。天津的那是住宅,老宅子很大,光地窨子就好几十间呢。注227我们在天津结的婚,他们的房和我娘家的房离得不远,就隔一条街,两处一说合就给了。他们家境那时候也挺好,清朝倒台了也有地,还有企业,天津劝业场有他们十分之三的股,人家十分之七。还有渤海大厦。府门跟我们普通的门不一样,他们家规矩礼数特别多,丫头也特别多。咱们这儿随便磕头不是磕仨头么,他们得磕六个头。我那阵儿是个小姑娘,16岁,什么都不懂,结婚时规矩也不懂,就找懂这种事情的一个老太太,胖赵。今日的天津庆王府(定宜庄摄于2009年)崇:就好像伴娘,她就懂这个,对于两家的情况都熟,规矩礼数她全都知道,到时候就提醒新娘子:这个应该叫什么,应该行什么礼,儿媳妇过门早上应该什么时候请安去,晚上应该什么时候回屋,都得听那胖赵的,她都给你递话儿,等于听她导演。胖赵一肚子没有别的学问,就是这个。北京有名的府第她都去,溥仪结婚她就陪着皇后。蓉:她一递话儿呢,甭管对不对,人家也就都觉得对了。她像司仪似的,在旁边搀着你,该请安的请安,该磕头的磕头。各家她都去,你可以给她钱,找她,用一个月还是多少日子。府门的规矩,普通人家的规矩,民家的规矩,她都懂。我和我大嫂都请的她。崇:长得就像电影里的胖黑奴,嘻嘻哈哈,人非常聪明,见的也多。大家门儿,你找我也找,越来越熟,她肚子里就像有本经似的。北京就有这么一伙人,有男的有女的,女的就这个胖赵是最厉害的。新娘子遇到谁捣乱,她也能给搪(搪塞)一气。她也待不了多长,也就待一个月,报酬也相当高。蓉:我结婚时还按老式规矩,坐轿子,他(指弟张寿崇)还扶着我那个轿杆儿。他和轿杆儿高矮差不了多少。注228崇:弟弟得送姐姐去,扶着轿杆儿。我就等于到我姑姑家。蓉:我婆婆就是我姑姑,多少也好点儿,怎么也有个原谅劲儿吧。不过那大家庭也够呛,磕头请安、抽烟倒茶的事特别多,还不能和他们一块儿坐,老得站着,出门也得说一声儿。虽然是姑姑也还得按规矩走。不过我那爷公对我特别好,老拿我当小孩似的,老说你下去吧,别跟这儿站着了。老头每天起得很晚,到下午三点多才起,吃饭还得递漱口水什么的。后来就好多了。第二年我就有小孩了。我4个孩子,17岁生我大女儿,我年龄太小还难产。3年以后又生了第二个,又3年以后生了第三个,俩男孩挨着。我一直也没工作,就这么样下去了。十年以后了,到1952年又有了这女儿。崇:大的变化是解放战争。天津解放和北京解放不一样,天津是战争解放,这些户在解放前已经很紧张了,国民党到处占房,这些人就都被由老宅子里撵出来,再租一间房住,我们也是这样。国民党就进驻,算是给赶出来了吧。跟着就解放了。我们家房就卖了。庆王府就没算卖,移交给共产党了。蓉:也说不清楚,房子都交了,那时候就兴这个,就像现在兴人人买,那阵儿就兴人人交。什么都没有了那是“文化大革命”。我大姐嫁给了袁世凯的十三公子袁守安,袁是燕京大学的学生,后来他们离婚了。二姐夫是内务府大臣增崇的后人。注229我大嫂是卓王的后裔,姐夫的哥哥叫贺西伊尔图墨尔根,注230就住在什锦花园,已经没什么蒙古人样儿了。二嫂是杨儒的重孙女。我姑姑嫁的那个是庶出的,杨四老爷之子杨朗之。崇:我爱人是军机大臣世续的后人,就是保溥仪的那个世续,他家姓索勒豁金,注231属朝鲜。四弟媳是汉人,大银行家岳潜斋的女儿。注232蓉:反正那时候门第是太要紧了,先要尽可能找满族,然后就是门第。那时候汉人不愿

                      就是他们如此高看我的唯一原因。”“我住在塞拉菲娜女士的家里,她的家正好在巴托罗缪大人房子的后面。如果我可以邀请您明晚来我的寓所一起用晚餐的话,我们可以详细谈论这件事。并且,有您光临晚餐,塞拉菲娜一定会十分高兴的。”提莫提欧神甫接受了邀请。马基雅维里于是打道回府。在回家的路上,他顺便拜访了一下巴托罗缪,向他借一笔钱。他解释说,为了执行他的使命,他在伊莫拉开销甚大。然而执政团方面的款子还没有到。他详细地诉说佛罗伦萨政府的悭吝,抱怨说,为了保持他作为一个使节的体面和支付买情报的代价,他有时不得不掏自己的腰包。巴托罗缪打断了他的叙述。“亲爱的尼科洛,”他用他那种快乐的方式说道,“你用不着告诉我,在这里的宫廷中一个人可以不付钱就拿到东西。为了你,也为执政团,我愿意借给你所需要的任何东西。你需要多少?”马基雅维里又惊又喜。“二十五个杜卡特。”“就这么点儿?等着,我马上给你拿来。”他走出了房间。一两分钟后带着钱回来了。马基雅维里后悔他要得太少了。“往后,你如果还有需要,尽管告诉我,”巴托罗缪笑着说道,“你必须把我看成是你的钱庄。”“笨蛋看不住他自己的财富,”马基雅维里在回自己寓所的路上这么想道。[1]萨沃那洛拉(1452—1498),意大利宗教政治改革家,多明我会宣教士,抨击罗马教廷和暴政,一四九四年领导佛罗伦萨起义,建立该城民主政权,事败后被判火刑处死。第十八章提莫提欧弟兄准时过来用晚餐。马基雅维里吩咐塞拉菲娜采购一些城里能找到的最好的食物。神甫一点也不见外,放开了肚皮大吃。马基雅维里一直注意给神甫的酒杯斟满酒。酒足饭饱之后,马基雅维里带神甫来到客厅,在那里他们可以进行不受干扰的谈话。马基雅维里吩咐一名仆人再拿一壶酒来。“现在让我们来谈正事吧。”他说道。提莫提欧神甫告诉马基雅维里,他已经仔细地考虑了马基雅维里所提出的要求,提了三个在伊莫拉城中在布道这方面有些名气的神甫的名字。他以诚恳的态度描述了这几个人各自的优点,但是他又用高度的技巧,在他对每个人的赞美中加上一两句贬评,而这些贬评有效地推翻了他所做出的推荐。他在做这些介绍和点评时的匠心独运,使马基雅维里不禁暗自钦佩。马基雅维里和蔼地笑着。“你以一种诚挚的,不偏不倚的立场介绍了这些优秀的神职人员,正如我们希望你应该去做的那样。但是,神甫大人,你却遗漏了一个人的名字,此人的才能和虔诚远远超过你提到的这些人。”“那么此人又可以是谁呢?大人?”“提莫提欧神甫。”神甫脸上露出了一副故意做出,但十分逼真的惊讶的神情。“一个不错的演员,”马基雅维里心里想道。“一个布道的人必须有表演才能。如果执政团真的委托我去找这么一个人的话,我估计也一大半就倾向于选用这个流氓神甫了。”“你开玩笑了,大人。”“是什么让你以为我会拿这么重要的事情开玩笑,神甫大人?我也没闲着。我了解到,在最近的这个封斋期内,你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如此深刻,以至于在伊莫拉的历史上没有哪个传道人能够比得上你。我了解到你雄辩过人,我也注意到,你的嗓音悦耳动听。你仪表非凡,我只是和你交谈了几句话,就发现你十分聪慧,很有策略,富于教养。我十分肯定你对于基督教先贤的知识,一点也不逊于你对古典著作的了解。”“大人,你确实把我给搞糊涂了。执政团方面要的是一个有声望的神职人员,我不过是一个贫穷的偏远小城中的穷神甫。我出身贫寒,也没有显赫的朋友。对于你慷慨的高看我从心底里表示感谢,但是我配不上你所建议的那份荣耀。”“有些时候,旁观者清,当局者迷,现在就是这种情况了。”马基雅维里心里十分受用,他尽管赞赏神甫对于小教堂的感情,但是凭他锐利的眼睛,他还是一眼看出此人的贪婪和野心。在这么一个诱饵面前,马基雅维里深信他可以让他做任何事情。“我想我应该诚实地告诉你,我在佛罗伦萨政府里面无足轻重。我只有建议权,最后还得靠执政团的大人们来定夺。”“我无法想像他们会轻飘飘地忽略他们派往罗马尼阿和瓦伦丁诺公爵处的使节的建议。”提莫提欧神甫带着谄媚的笑容说道。“确实,我们新任的终身执政官,皮埃罗·索德里尼,是我的朋友。我想我也可以不带任何虚荣地说,他的兄弟,沃尔泰拉地方的主教,对我的诚实和良好的判断力还是有点信心的。”从这个话题马基雅维里就很自然地向神甫说起了他陪同当时还是一个主教的红衣主教去厄比诺见切萨雷·博尔贾的事情,那次出使是为了向后者抗议维泰洛佐向阿雷佐发动的进攻。从这件事他又自然而然地向神甫介绍了他本人在比萨战争中的那些活动,还有他出使法国的事。他很小心地使自己在那些活动中所担当的角色显得并不那么显眼,但是仍然设法向神甫暗示,他是在背后掌控形势的人。他轻松自如,谈笑风生,用一种十分熟悉的态度谈论着国王,红衣主教,王子和将军们,就这样巧妙地,不露痕迹地让他的听众相信,他在意大利和法国有着很深的人脉,消息十分灵通。国家机密对于他而言根本不是什么机密。只有傻子才会认为他不是一个手眼通天的人。提莫提欧神甫完全被折服了。“大人,你不知道,能和你这样一位才智出众,阅历丰富的人交谈,对我而言意味着什么。这就像让我看到了一个充满希望的世界。我们生活在这个乏味的小城市中,对外界一无所知。整个伊莫拉城里找不出一个富有教养或才能出众的人。我们的智慧,如果我们还有那么一点的话,也因为长期以来缺乏使用而生锈了。一个人简直需要像约伯那样有耐心才能应付众人的愚昧,并在这群愚昧之人中间度过自己的一生。”“神甫大人,我必须承认,凭着我对你的了解,以及我听到的别人对你的评价,我认为一个有着你这样才华的人在这个地方浪费光阴,实在是万分可惜。你应该不需要我来提醒你那十锭银子的寓言给你发出的召唤。”“我也经常想起这一点。我已经把我的银子埋在地底下。如果主问我我把银子派了什么用场,我将没有什么话可以回答他。”“神甫大人,除了给予一个人一个机会,再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来帮助一个人了。这个得到机会的人一定要知道该如何使用这个机会。”“谁会给一个默默无闻的僧侣机会呢?”“我是你的朋友,神甫大人,如果我还有一点影响力的话,我这份影响力也完全供你使用。当我向沃尔泰拉主教提起你的时候,你就不会完全不为人所知了。让一个有着像你一样习惯的人毛遂自荐是不合适的。但是我认为我可以就这件事与巴托罗缪商量。我毫不怀疑,我可以说服他,让他心甘情愿地写信给他那些在佛罗伦萨的、有影响力的朋友。”提莫提欧神甫笑了。“我们亲爱的巴托罗缪!他本人就是善良的化身。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还是有些头脑简单。他还没有办法将蛇一样的策略与鸽子一样的纯洁结合起来。”就这样,马基雅维里将他们的谈话引到了他一直在瞄准的目标。他给空酒杯斟满了酒。火盆所带来的温暖让人感到很舒服。“巴托罗缪是个不错的家伙。我经常想到,商人在商场上往往很成功,但是对于世间的一些其他事物却完全没有头脑。但是我并没有因为这个原因而减少我对他的敬意。我愿意尽我所能增加他的实际收益。神甫大人,你对巴托罗缪还是有着不少影响力的。”“他还不错,还总算看得上我给他提供的一些个建议和咨询意见。”“在许多地方他展现出良好的判断力。但是一个像他那样出众和应该得到上天保佑的人物,却无法实现自己最大的愿望,真是一件令人悲哀的事情。”提莫提欧神甫用探询的眼神看着马基雅维里。“你一定像我一样,知道他如果能有一个儿子,他愿意捐出一半家产。”“这简直就成了他的心病,他整天就说这件事情,我们在神奇的圣母面前为他求情,但是毫无效果。他对我们很不满意,因为我们的祈祷没有产生他所期望的效果。但是他实际上毫无道理,因为他本人是个没有生育能力的人。”“神甫大人,我在离佛罗伦萨不远的一个叫卡西亚诺的地方有一处小小的庄园。为了补贴我从执政团那里领来的菲薄的薪水,我一直靠卖森林里的木材和耕种我的土地赚一点钱。我有一些母牛,有的时候得到一头公牛来配种,这头公牛看上去强壮而健康,但是却因为一些原因有着像我们亲爱的朋友巴托罗缪一样的毛病。在这种情况下,你能做的就只有将这头公牛宰了,将它的肉卖钱,用卖肉的钱再买一头新的公牛。”神甫提莫提欧笑了。“如果照搬照抄让人也这样干有些不太可行。”“也没有这个必要。但是话糙理不糙。”神甫愣在那里好一会才完全明白马基雅维里的意思。等他明白过来,他又笑了。“奥莱莉娅女士是个贞洁的妻子,另外她也被看得很严。看管她的包括她的母亲和丈夫,当然这两个人的动机并不一样,巴托罗缪不会傻到不明白他年轻貌美的妻子一定会招惹城里那些放荡的年轻人。而卡特琳娜女士久经贫寒,一定会小心地确保她来之不易的舒适生活不会因为她女儿不谨慎的行为而失去。”“但是一个不谨慎的行为也可能成为高度谨慎的行为。如果她可以膝下有个外孙的话,卡特琳娜女士的地位会更加安全和稳固。”“我不否认这一点。现在公爵已经将这份产业赐给了他,另外加上封号。巴托罗缪就更想有个儿子了。他家里的两位女人发现,巴托罗缪正在考虑过继他的两个外甥。他有一个守寡的姐姐住在福力,她倒是十分乐意让自己的兄弟来抚养她的两个孩子,但是她并不愿意和他们分开,所以开出了一个条件,也就是巴托罗缪必须也将她一起收留,住在一个屋檐下。”“一个母亲不想与自己的孩子分开,也是一件自然的事情。”“当然这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但是这一前景让卡特琳娜女士和奥莱莉娅女士十分沮丧。她们猜想,一旦情况真是如此,她们的处境将会变得十分艰难。奥莱莉娅嫁过来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嫁妆。康司坦扎女士,巴托罗缪养子的母亲,会严重地危害奥莱莉娅作为一个妻子的地位,因为她的地位早就不稳固了——巴托罗缪出于虚荣,一直固执地认为他的妻子生不了孩子。可以想像,不用多久,康司坦扎就会成为家里的女主人。卡特琳娜女士曾经求我劝说巴托罗缪放弃这个念头,很明显,在卡特琳娜这方面看来,这件事对于她和她女儿来说危险太大了。”“巴托罗缪问过你的意见吗?”“当然问过。”“那么你又给了他什么建议呢?”“我尽量拖延时间。他姐姐在福力地方的忏悔神甫是个多明我会的修士。如果她过来的话,她有可能会从这个教派中挑一个人做忏悔神甫。多明我会的人不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受巴托罗缪恩惠甚深,如果康司坦扎女士利用巴托罗缪对于我们为他求嗣不成而失望这件事从中作梗,让他转而宠信多明我会的修士,那就太糟糕了。”“没有人比我更能明察你的困难处境了,神甫大人。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就是我所建议的那样。”“大人,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这么做,我们会有一些罪过?”“只不过是一件小小的罪过而已。从这个罪过中将会生出许多好的事物。你可以使一个美妙的妇女得到幸福,使秉性虔诚,值得你帮助的两位妇女得到平稳的地位,更重要的是,这还能够让你保住巴托罗缪弟兄作为一个慷慨施主的不断支持。让我对着你引用《圣经》一定是件狂妄的事情,但是我还是想斗胆提醒你,那个撒马利亚的妇女如果没有触犯通奸罪的话,我们这个宗教的创始人就永远不会有机会阐述他那些关于容忍、宽恕的教义了,而这些教义对于我们这些悲惨的罪人来说有着无可估量的价值。”“真是精辟的论断,大人。”“我是一个凡人,神甫大人。我不想向你掩饰奥莱莉娅女士的美貌让我燃起了熊熊的欲望之火,我要么把她搞到手,要么我就要烧死了。”“我也从来没有想像过你如此关心巴托罗缪的利益,以及两位女士的幸福是完全出于你的一片好心。”神甫不冷不热地说道。“你的修道院并不富裕,而且无疑你也会有许多人让你出钱赞助各种事情。神甫大人,我在此奉上二十五个金杜卡特,以寻求你的善意。”马基雅维里从神甫的黑眼睛中看到一道贪婪的目光。“什么时候?”“就现在。”他从衣服里面的口袋中掏出了一袋钱币,漫不经心地扔到了桌子上。金币掉在木质桌面上的时候发出了一种令人舒服的咣啷的声音。“大人,你已经通过你充满魅力的谈吐和无比优雅的举止获得了我的善意。”神甫说道。“但是我不知道我怎么才能帮助你。”“我不会请你做任何会让你良心不安的事情。我想请你费心安排一下,我可以同卡特琳娜女士私下里见个面。”“我不认为这会带来什么坏处。但这也帮不了你什么。巴托罗缪是个傻瓜,但是他也是个精明的商人,不会冒不必要的风险。如果他有事要外出的话,他的仆人总是在那里看着奥莱莉娅,严防一些放浪和好色的男人的纠缠。”“我很清楚这一点。但是我们亲爱的巴托罗缪对你十分信任,这种信任是心照不宣的,也是完全应该的。他曾经带着奥莱莉娅去洗温泉浴,也曾经带着她去朝圣,希望那些出名的圣地能够显灵,让不孕的女人怀上孩子。我建议你对我们亲爱的巴托罗缪说,如果他能够带上他的仆人,去拉维纳一趟,在装有圣·维塔里骸骨的石棺前沉思祈祷一个晚上,你可以向他保证,奥莱莉娅女士一定会怀孕。”“圣·维塔里很明显是一个伟大的圣徒,否则教会也不会为了纪念他而建造一座教堂;但是是什么东西让你揣测他的遗骨会有如此的效力,会治愈男人的不育?”“圣徒的名字本身就明显地暗示了这一点[1]。无论巴托罗缪,或你和我,谁也不见得知道这个圣徒有没有这么大的神力。一个快淹死的人会拼命抓住任何一根稻草的。拉维纳距离伊莫拉只有二十英里,对巴托罗缪来说,做这么一次短途的旅行,却能获取他向往已久的结果,你以为他会为这事犹豫吗?”“大人,让我也问你一个问题。你有什么理由认为奥莱莉娅女士,一个贞洁而胆小的女人,会响应你对她的追求呢?你已经告诉她你的心愿了吗?”“我跟她也没有说过几句话。但是除非她和其他女人不一样,她应该能看出来我对她有那个意思。妇女们容易犯两个错误,好奇心和虚荣心。”“可以宽恕的小罪过。”“但是这些小小的罪过却常常比激情更容易让她们放弃那条坚持操守的羊肠小道。”“这种小瑕疵太多了,我一直是习惯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当你有一天因为你杰出的才能提升到一个高位后,你会认识到,你如果想获得权力,不是靠培养人们的品德,也不是纵容他们的邪恶,而是宽容他们的一些小小的缺陷。”“你的计划是具有独创性的。我毫不怀疑你将能够说服卡特琳娜女士帮助你。为了能够阻止巴托罗缪过继他的外甥,她愿意做任何事情。但是我非常了解奥莱莉娅女士,她是不会被你或她的母亲说服,来犯下一件到死才能摆脱的罪孽的。”“这确实有可能。有许多事情从远处看让人感到陌生和恐怖,但是走近了再看,这些事物对你说来就变得自然,容易和合理了。我没有理由假定奥莱莉娅女士要比那些绝大多数的女人聪明多少。你应当向她解释说,如果一件事肯定可以带来好的结果,但是会不会带来坏的结果却不能肯定,我们如果单凭这一点就恐惧恶果而不去做那件好事,一定是错误的选择。在这里,我能够肯定的好事就是,她会怀孕,会因此而诞生一个不朽的灵魂,而坏的结果就是她会被人发现。但是如果能采取一些预防措施,这些坏的结果就不可能出现了。至于说到罪过,我觉得这只是一件杞人忧天的事。因为在这里,只是人的意志产生了罪过,而不是人的肉体。只有使丈夫生气才是一个妻子的罪过,而在这

                      古风水格局中便有这个逆五行局,那是一种源自先天八卦阴阳变化的衍格局。天地为阴阳两仪,四象神兽分属木、火、金、水,而具中位的人则属土。照理水性的穷奇是会受到土的克制,这也就是为什么寻常的人类总是和穷奇格格不入互搏互杀,但如果穷奇吸取了人的精气,就等同于水吸取了土的精华。五行原理中曾有相克也相生的说法,五行中的任意一行在相克的另一行面前,自身会有一种遇强愈强的反应,倘若穷奇集合了水性与土性的精华,遵循这种“阴极阳盛,阳极而阴盛”的道理,就会在体内形成循环不断的能量,其运作原理如同现代科学中的核聚变一样。“不错,正是逆五行局。”少昊之子不失时机地说道,“穷奇不耻天下君子,却也被天下君子所不耻,循环其道岂不快哉?”“‘五行阴阳相克相生,逆转为忤自伤其身。’逆五行局导致的结果你应该比我更清楚。”面对这个疯狂的家伙我有些难以置信,“若是让穷奇吸取如此大量的精气,阴阳五行循环的力量足以让它失去控制,那么你也会受到牵连而受损甚至消失!”眼前的景象倏然消失,我依然身处在别墅之中,少昊之子以一种几乎脸贴脸的姿势凝视着我的眼睛,在他那深邃的眼中竟似燃烧起了一团幽幽的阴火。“穷奇会变成如何不会有人比我更清楚!”自他的齿间迸出一种怨毒的声音,与先前的浑厚嗓音大相径庭,“消失便消失!五千多年,我受够了外界发生的一切!世人都在做些什么道貌岸然男盗女娼的事情?!即便有那么几个看得过眼的人,不还是都被所谓的首领除掉或逼死了吗?”“难道你想效法以前的那些疯子搞什么灭世重生?!”一阵气血翻涌,我的身体无故地凭空扭曲,浑身的骨骼已在咯咯作响,他终于下手了。“灭世重生?也许是的,姑且按你的说法来定论吧。”少昊之子脸上泛出了一丝诡异的笑容,“本不想杀死你这么有趣的人,五千多年以来你是第一个和我交谈了那么久的人,但留着你只怕会坏了我的大局。”言语间身上的力量渐渐加重了,浑身的剧痛让我感到将要被捏碎的恐惧。可笑,我怀着私心做着自以为正义的事情,少昊之子同样怀着私心做着自以为正义的事情,而最终我们都将死在这种心理上!“哈哈哈哈……”痛苦中我放声狂笑,笑声中充满了嘲讽和悲伤,这世界究竟遵循的是什么样的规律!狂笑中身边突地黄光大盛,一种奇异的黄色光体在我周围蔓延开来,那股几乎要将身体捏碎的力量竟渐渐消失了。当脚踏上平稳的地面时,原本装饰的木质地板上已满是厚实的黄土。“轩辕息壤?!”少昊之子惊讶地扬了扬眉,似乎发现了什么奇怪的事情。一定是彭候附身的那块黄色精元在刚才的力量下被激发了,这东西似乎可以控制土的聚集,会不会和驭金的能力一样?意念闪动中,又是一片黄色光体凭空涌现向着墙壁蔓延,在黄土的覆盖下四壁早已辨别不出原本的样貌。“原来如此,难怪会有这种感觉……”少昊之子兀自言语着,仔细端详了片刻,“刚才几乎被我杀死却还大声狂笑,究竟是什么让你如此的发笑?”“何必问我?你不是能知道我心中所想的一切吗?”难道他也借着问话来拖延时间吗?“这些黄土掩住了你的想法,使我无法窥觑。”少昊之子倒也坦白,土克水,身为精魄的他也会受到穷奇水性的影响而受制于土。“知道与否并不重要,与其拖延时间不如来个了断!”意念随着言语波动着,整栋别墅浑然变成了一个大型的土窑,如果土壁可以阻住少昊之子的力量,那么时间的凝结便会被打破,而预先布下的风雷阵就可以生效。黄土在少昊之子的身边筑起了一个半球型的壁垒,完全将他封在其中,壁垒结成的瞬间,整个屋内似乎有了些许的变化,时间继续流动了!“噗噗”闷响连连传来,封闭的壁垒上竟出现了无数的裂缝,难道黄土的力量不足以封住他吗?继续催动下,壁垒上的黄土逐渐加厚,那些裂缝无力地消失了。暗舒一口气,脑中盘算着如何迅速发动风雷阵,厚实的壁垒却毫无征兆第从中突地碎裂开来!少昊之子的身影再度出现在面前,在他的周围浮现着一片幽蓝的光芒,光芒中离奇地生长着数十支柳条,无风自动地在那里轻轻挥摆着。十九、破环“幽潭泛波癸水生,烟柳随风乙木落。”柳枝轻摆中,少昊之子缓缓吟唱,双目精光毕现,“驭金操土固然不俗,但若要钳制住我恐怕还差些火候。”一线希望却在轻描淡写间被化解,面对这个深不可测的敌人,难道真的束手无策吗?脑中混乱的思维无法整理出任何的头绪。“现在可以告诉我,刚才那一刻你为何发笑了吧?”少昊之子继续道,占尽上风之下却追问起无关紧要的问题来。“我笑你自以为是,看不起伪君子,却做着比伪君子更不如的事情。”既然无力对抗,我索性全然不顾了。“这话倒是有趣,历来世人只会唾骂我为小人,却没人说过我是伪君子。”少昊之子饶有兴致地说道,“如果你能自圆其说,或许我可以考虑放你一条生路。”“颛顼逼死共工是一桩上古冤案,你将真相公诸天下无可厚非。舜帝自顾王权安稳杀了你和穷奇,那是他私欲作祟。穷奇只是一只怨气化成的虚兽,无思想和辨别能力,单凭对颛顼的残存意识四处吃人。”直视着他的双眼,我毫无畏惧地说道,“可你是一个有意识有思想的精魂,不去找舜帝报仇,而却在这里驱使穷奇屠戮毫无反抗能力的普通人。是非不分,恩怨不明,还天下皆醉我独醒地惺惺作态,你不是伪君子是什么?!”“那些都是该死之人!纵使千刀万剐也难抵其行之万一!”少昊之子闻言狂怒,双目蓝光大盛,“不错,我是斗不过舜帝,无法为自己报仇!但扫灭那些伪君子,也是为天下不再出现像我和穷奇那样的怨者!”“哈哈哈哈……”怒极反笑,我不无嘲讽地说道,“你看不惯王权独尊,却在那里自诩正义地左右天下人的生杀大权,你和那些你所憎恨的人有什么区别?!你只不过是找了一个足以麻痹自己的理由罢了!你比那些伪君子更加令人不齿!”“那你这些时日奔波冒险与我为敌的目的又是什么?为天下正义?流芳百世?”少昊之子身边的柳条倏然狂舞起来,屋内半数黄土早已消失殆尽,“你不也是为了一己私欲?不也是为了保全妻子朋友的性命吗?”“没错,我的确是为了妻子和朋友的性命安危,相比之下我并不是很在乎其余人的生死。”我一付豁出去的架势,“但我还是要救天下人,没有天下人,我们即便活着也无法继续安定地生存下去。”“私心如此之重,还敢在这里大放厥词!”少昊之子狂怒间迫近了面前,短短几句话的功夫黄土的束缚已完全失效,“原本以为你会有如何有趣的高见,却也不过是那些君子之流的虚伪言辞罢了。”“虚伪?哈哈,何来虚伪?我敢说敢当,做了就不给自己找借口。”也许之后等待我的便是死亡,也许更糟,但此刻已顾不了这许多了,“我从未想当君子,也不齿于去做小人,更不以申冤救助为由去利用那可怜的穷奇,让它永世生活在痛苦之中!”“利用……永世痛苦……”激烈的话语下,少昊之子的神色一下黯淡了,原本逼人的气势荡然无存,身旁的蓝光与柳条渐渐地消失,整个身形跌坐在了地上,口中无力地喃喃道,“我没有利用穷奇,只如它所愿地让它去除尽恶人……”同穷奇相比,眼前的这个精魂至少可以讲理,也许这便是我唯一的胜算所在:“穷奇本不想吃人,只是误把那些人当作颛顼,每每懊悔之时便弃尸而去。它一直重复着怨恨和痛苦,并在这些的伴随之下永生不死。你一再地让它去吃人杀戮,这不是生不如死吗?!”“而我也一直在这种生不如死的境遇下支撑着,找着理由让自己感觉存在。”少昊之子脸上满是落寞悲怆,口中像似自语般地说道,“就算天下恶人除尽,人世毁灭重生,又能如何?”“如果你觉得我是巧言辩驳,在这里周旋时间,现在便可以杀了我。”我坦然地坐下望着他,心中不由一阵悲悯,“但我还是要告诉你,放过自己,放过穷奇。”少昊之子奇怪地打量了我一下,似乎在思索着什么。良久,长叹一声,胸前聚起一团奇异的七色光球,整个人形渐渐地隐入了光球之中。光球闪动着在眼前飘忽,在我身边绕行几圈后怦然击向我的头部。没有任何的过渡和征兆,周围的一切立刻凭空消失在黑暗之中。一阵奇异的感觉传来,我已置身于天空,低头可俯瞰广阔的地面。“你可看见那可怜的穷奇正伏在苍茫大地之上?它并未沉睡,这许多年以来,它一直静静地注视着这肮脏的人世间。”少昊之子的话音自脑中响起,刚才那光球变化应该是将自己附在了我的身上,让我从他的视角去观察一切。“它一定很痛苦。”我静静地说道。眼中所见的是城市的全部,但此时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只巨兽正蜷伏在那里,身躯若有若无地在整座城市间闪动。那便是穷奇,它似乎十分安静地伏在那里,只有头部不时地左顾右盼着。但仔细看去,那猛虎般的头颅上竟似人一般地呈现着痛苦的表情。每隔一段时间,它便忿忿地抬起头,张开大口作猛吸状,大片的光点自城市各处飘出,聚入口中。在穷奇吞吸间,我甚至能感觉到一种莫名的愤怨遍布周围,而在这之后便又弥漫起沉沉的痛苦。“想来你说的的确有理……”观察时少昊之子并没有多话,直到此时才传来他幽幽的话语,“穷奇原本只是愤怨,但自从禁锢渐脱,我设局吸魂之后,它便处于现在的这个状态了。总觉得它的痛苦是源自世人,却不曾想过那是心中的纠葛。”“共工本是为民造福的神,只因死后心中积怨才使得穷奇如此凶恶丑陋。穷奇身上也沿袭了他的爱民之心,怨怒杀人知错而悔恨,周而复始之下岂有不痛苦的道理?”望着穷奇的表情,感受着那交织的愤怨与痛苦,一阵酸涩涌上心头。“纵视数千年,唾骂追杀穷奇者无数,为其心伤酸楚者却唯有你一人。”少昊之子的声音不无感叹,“枉我自诩为其知音,而今看来不及你之万一,也罢……”眼前景象变幻,一沉之下视角换作仰望,穷奇庞大的身躯悬浮在头顶不远处,这一变竟已是令我自地下探视了。看着隐现得有些虚无的穷奇,一处光亮吸引了我的注意,那是一个奇异的光环,半数聚集着被它吸入的光点,而另一半则是一种蓝色的光晕。两者互相扭挤碰撞,在交替作用的力量下,巧妙地形成了一团旋转的态势。“己土癸水五行冲撞,却又化作阴阳两仪相辅相承,这便是穷奇不灭的根源所在。”这话语仿佛在点拨着什么,逆五行局与穷奇的微妙联系被一语道破,这简单古朴的上古风水局会不会是用最简单的办法就可以破解?“说来简单,穷奇不灭的原因在于它吃人时吸入了人的土性,与体内的水性互搏故而生生不息。”少昊之子继续道,“你原本效法舜帝的做法固然可以令水性大增反噬穷奇,但却只能使得它去吸噬更多人的精气。”“你是在教我……”硬生生地打住话头,我意识到将要脱口而出的是一句废话,少昊之子显然是在讲述灭除穷奇的方法。“丁火勃旺癸水分神,己土兴盛元胎必焚。”清晰的语声深深地印入了脑中,眼前回复到了别墅屋内,少昊之子的身影淡淡地在空中飘动着,“还有三日穷奇便可聚精气而成形变化,它的冤苦与你所在乎的人命都要看你的造化了。”“那你……”这又是一句废话,少昊之子的精魂已是淡化得近乎飘渺,他应该已作出了选择。“拂袖忘忧吾去兮,世事皆已矣。”轻声的吟唱如梦如幻地传来,手中一沉,竟是那把硕长的铜锥,“流连世间数千年而苦闷至今,得你提醒也该是我休息的时候了。这铜锥今后会对你有用,愿自珍重……”身影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已丝毫无法感觉到他的存在,少昊之子静静地自世间离去。没有胜者的喜悦,也没有死而复生的庆幸,唯有一股浓浓的惆怅萦绕在了我的心头。如果不是那柄铜锥在手中沉沉地提醒,或许真会将发生的一切当作南柯一梦。站立许久,我终于自方才的情绪中解脱出来,拨通了家里的电话。“亦凡,怎么没有按计划通知我?”晖儿在电话中满是焦急的声音叩打着我的心弦,“那边解决了?你有没有受伤?”“没事,已经结束了~~”我轻声答道,平静的生活会伴随着穷奇的解脱接踵而至,三天时间虽不多,却是充满了希望,“回来再细说吧,我这就出发。”将别墅内部稍事修整后,我收拾起一箱的东西走回车子。皎洁的月光下,手中的铜锥泛着微光,这来自上古的器物真能如少昊之子所言吗?忽地脑中闪过一个灰影,此刻会是什么东西滞留在这里?!我缓缓地转过身,心下早已做好了应付突变的准备,而映入眼帘的却是一个刻板的中年男子。那男子衣着朴素,灰色夹克,浆洗得干净却很老旧的水磨牛仔裤,一双登山靴满是灰土。方正的国字脸上没有任何的表情,紧盯着我手中的铜锥,那双白多黑少的眼睛中流露出几分诧异。“呃,我是这别墅的……”我下意识地解释起来,深夜搬东西,手拿利器,这很难不让人误解我是从事某些特殊职业的。“看来是我低估了你,听风这一派也倒没有断根。”柔和的语声很难与他的外表联系起来,但他的话语则确实地表露着他的某种身份。“听意思你似乎知道我的能力,这时候出现应该不会只是想告诉我这些吧?”老话说的“来者不善”应该就是指这种不速之客,但他想干什么?“没那闲功夫,我就是想得到这把铜锥而已。”中年男子冷冷道,声音却依旧柔和,那感觉令我有些忽冷忽热的错觉,“不过,真的没想到你能灭了少昊的精魂,把舜帝铜锥据为己有。”“你是……”中年男子的身上所散放出的感觉令我有些熟悉,脑中一阵搜索间忽地激起了某处的记忆,“那只夫诸的主人?!”“嗯,夫诸是我豢养的神兽之一。”中年人走近一步,面无表情地伸出右手,“我叫莫炎,饲虚一派的传人。”饲虚?顾名思义就是饲养虚灵了。他口中说到我是听风一派,那么他应该就是专门饲养虚灵的一派,难道我们之间有什么渊源故交吗?脑中思考着我握了一下他的手,触摸之处竟然柔如无骨,那手仿佛胶质一般。“你先别疑神疑鬼,听风、饲虚同为一脉,如果想对你下手的话我也不会等到今天。”莫炎的话语中露出了一丝友好,脸上还是那样毫无表情,“既然你拿到了舜帝铜锥,也不必浪费时间了,这城市下面藏着的穷奇必须尽快解决,这方面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先前的土、金两只虚灵也是你收服的吧?”虽然不是太确定莫炎的用意,但至少他不是敌对的,联想起之前的事情,也的确是他在暗中帮忙,“有你的帮助,应该可以很快将穷奇解脱。”“不过,你必须先答应我一件事。”莫炎点头默认了我的问话,“作为之前的回报也好,当成同门的求助也行,随便你怎么权衡。”“什么事情?礼尚往来,能力所及的我可以帮你。”莫炎的要求带着一种无法拒绝的口吻,但我的确欠他一个人情,而且还是一个很大的人情。“我就当你答应了,这个事情以后再说,当务之急是先解决穷奇。”这人古怪的厉害,先前逼人的语气现在竟转作了轻描淡写。“现在说不行吗?”我有些奇怪,难道他要求的事情是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抑或是……“反正不会让你伤天害理、自寻短见,到时再说也不迟,先回你家去商量一下对付穷奇的事情。”莫炎挥手打断了我,自顾转身坐进了车内,见我还在发愣便探头道,“上车出发,别傻站在那里发愣。”车子在公路上飞驰,身边坐着这位神秘的莫炎,我就这么莫名地把一个奇怪的突来者带回了家中。在一段介绍和描述后,家里的三人大致了解了今晚发生的一切,也好奇地偷偷打量起这个莫炎来。“莫……莫先生。”林岳轻咳了一下,找了个心中比较合适的称谓,“那个夫诸是你养的?”“嗯,没错。”莫炎干脆地答道,挥手间那只夫诸便奇迹般地出现在林岳的身边,“它可还记得你上次说的话,小心别被它踢到。”林岳条件反射地跳了起来,乖乖地躲

                      依赖于稻米的输入。如万历时期的一份地方志所言:县不产米,仰食四方,夏麦方熟,秋禾既登,商人载米而来者,舳舻相衔也。中人之家,朝炊夕爨,负米而入者,项背相望也。倘令金鼓一震,矢石交加,城门十日不启,饥人号呼,得不自乱乎?由于苏州陷入了当时的经济危机,许多私人房屋或是空了出来,或是被卖掉;上海地区——它常常被称为小苏州——也出现了可怕的饥荒景象。1641年一个上海的学者写道,这个地区的百姓易子而食,或是挖尸蒸吃。自从棉布商人绝迹以后,松江的百姓只能坐以待毙。

                      农奴暴动

                      在1643年到1644年之间的秋冬时分,由于在湖广和江西的张献忠部队切断了向长江下游的稻米航运,局势变得更为严重了。接踵而来的春季和夏季又遭到干旱的蹂躏,松江地区的所有水井都干涸了。当崇祯皇帝遇难和北京被李自成攻陷的消息传到长江下游地区时,米价几乎上涨了四倍。神父安东尼奥·古维(AntonioGouvea)在他给大主教的年信中讲述了随后在上海附近地区发生的事情:这个城市的农民全是或几乎全是那些致仕官僚和社会地位很高的文人们的农奴,他们耕种其土地以获得一份粮食。在城里和乡下有千万这样的人。现在他们知道,皇帝没有了。由于南京当时还没有人称帝,他们便组成一支几千人的队伍,向他们的主人索要自己的奴契。因为中央政府已经陷落,他们也解放了。在乡下,他们拿起兵器冲向地主,杀死主人,抢劫财产,肆意侮辱,无所不为。没有任何士兵来弹压他们,因为城市里的长官已经结束了他的使命,而新的官员还没有到来。在农村举行起义后,他们又派人对那些官吏和文人们说,他们应该立即给他们废奴为良的证明,否则,他们就会在7月18日那一天破城而入,毫不留情地杀尽一切。尽管在城里有几千人和最有权势的致仕官僚,但是没有人挺身出来进行防守,他们只是简单地等待进攻——这就是中国的政治。到了预定的那一天,起义者从敞开的城门进入城市,捣毁大户的房屋,砸烂大门,蜂涌而入,鞭打脚踢,拿走他们想要的东西。那些斥责或劝说他们的人也受到鞭打和侮辱,在他们中间有我们保罗·克劳(即徐光启)的记忆力非凡的二儿子。上海的农奴起义,是长江下游地区众多暴动中的一个典型事件。在长江下游,富户的家仆和佃农们联合起来,进攻他们主人的房院,要求归还他们的奴契佃约,并且抢夺粮食。明王朝的陷落,似乎预示着社会秩序的变动——或者至少是生活的暂时更新,一个新的开始,因而也是一个清扫社会的时机。就像1645年在黟县(安徽)的农奴起义中宋乞的追随者们说的那样:“君主已变,主人当变仆人;主仆当兄弟相称。”从进攻富人宅院索回“卖身文约”开始,农奴的起义联合了“佃兵”一道用暴力打击乡绅权贵。当乡绅逃进了城镇时,农村的贫苦百姓就去焚烧富人的园舍,打开了他们的仓库。在这个时期,许多佃农逃离了土地,加入了那些活跃在中国中部和南部的啸聚而成的军队。因为江南东部的起义从一个村庄蔓延到另一个村庄,当地的乡绅转向南明政权请求帮助,镇压暴动。因为新的政府很快在南京建立起来,因此那些忠君的官僚们眼下就可以把各种社会力量组织在一起。苏松地区的军事将领在一个叫做南翔的地方镇压了20股或者更多的起义军。兵备道祁彪佳要求村长们严格执行“保甲”制度,同时撤换了那些软弱无能的当地官员,加强当地的保卫措施,在1644年到1645年间的冬季,难得的安宁又降临到这个地区,佃农和农奴停止了骚动。但是就在上海北面的崇明岛上,麻子顾三领导的海盗人数增加了,当地的土匪变得更为猖獗,因而乡绅们加强了他们的卫兵。然而,乡绅们的“看门狗”又反过来咬他们的主人。太仓地区一个姓名不详的乡绅描述了沿海城镇沙溪流氓“乡兵”的情况:吾镇即有乡兵,即“无赖子”之“乌龙会”也,自崇祯帝晏驾北都信确,里有黠桀者数人,收集党羽,名“乌龙会”。虽市井卖菜佣人奴不肖,但有拳勇斗狠,即收名庑下,衣食之;遇孱弱,即啮之,必见骨。这些“乡兵”确实有点正规军的样子。但是大多数真正的士兵属于乡村劳动力中最贫穷的阶层,再加上城镇的茶叶店员们。乌龙会并没有广泛的社会联系,但这个无法无天的军事团伙的几个头目是乡绅最害怕的那种人。其头目之一俞伯祥,是一个世代依附于王氏家族的农奴。另一个首领陈孟调是徐氏家族的一个家仆,他与几个家人都加入了这个组织,起因则是与另一个家族的婚姻纠纷。对于江南安分守己的百姓来说,这是些很难令人放心的组织。当南明军队崩溃的消息传来时,太仓的农奴再次造反,乌龙会的领导人俞伯祥宣布说,他将要废除世袭为奴的制度,农奴应该只让自愿投靠的人去做。随着抢劫和暴力行为的蔓延,随着太仓东部乡民聚众千人掠杀主人,这种混乱甚至也波及到了一些城市。大兵渡江,锋焰遂起。五月十二日(6月7日)闻信,十四日即数百人执兵,其魁装束如天神,鸣锣呐喊,铳声四起,游行街中,民惶怖伏,竟夜不安枕。翌日,即要诸大姓金帛,诸大姓不即应,以危言相撼,声言某日劫某姓,先舣舟自匿其妻子,借此煽人。十七夜三鼓,民方寝息,忽号于市曰:“东有数百人至矣!各执兵,欲焚市矣!”于是人人各从梦中惊起,抱儿女,携囊袱,啼哭四奔。这次进攻原来是一场虚惊。但是两天以后,数百强徒真的进攻了沙溪,杀死不少富裕人家,这使此地乡绅和亚麻富商相信,任何秩序都要强于这种社会混乱。当清朝官员来到这里索取州县人口和赋税籍簿时,这些账簿便被交了出来,而且新的地方长官受到了欢迎。在由于与李自成合作而被南明政府定为逆罪的前都御史时敏的帮助下,沙溪的富户人家得以平定乌龙会,逮捕并绞死了它的几个领导人。

                      合作恢复秩序

                      在无锡和苏州地区,“与人为善”的城市头面人物与清政府之间的类似合作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在无锡,东林党的一位创始人的侄子顾杲,曾因为阮大铖的命令而被逮捕,刚刚从南京监禁中跑了回来,尽管他想招募乡兵抵抗清人,但是城市的长老和乡绅们已经先走了一步,收集了所有的赋税和人口账簿,交给在常州新掌权的清朝当局。当顾杲沿途招募合作者时,他们告诉周围那些不知真情的乡军头目说,他是一个强盗。农民当即杀死了这位著名的文人。尽管他们很快就知道他们杀死的是怎样一个英烈之士,并为此而后悔,但是,这时这座城市已经处于清政府的严厉统治之下了。在苏州,一个叫做张悌的下层地主确实组织了一支复明的“叛党”,但是当有传闻说太湖的匪寇要攻城时,富有的城镇乡绅领袖和乡兵头目叶茂华便把这座城市交给了新王朝的代表,并且因为“倡言百姓归顺”而受到了官方的褒奖。受理叶茂华投降事务的清朝官吏是钱谦益的朋友黄家鼒,当他入城时,受到了所有“大姓”的烧香欢迎。就像清朝的其他招抚大员一样,黄家鼒的任务是解决当地乡绅投降问题,并且作为交换,允许他们对这个地区维持控制,并允诺对此地提供新朝满汉军队的保护而不是进攻。这是1645年7月2日在嘉兴以南的地区发生的事情。当时恰好是多铎的军队通过嘉兴直奔杭州之时。尽管军队将领自杀了,但是地方官却交出了他的账簿,城中长者们领着居民在城门和城墙上写上“顺民”两个巨大的汉字。在都会周围的大多数地区都效法了这一做法。尽管和平受降的政策是由多铎在南京批准的,但是在他被任命为“平南大将军”之后,这个政策就留给了他的侄子勒克德浑(1652年封为顺承王)来执行。努尔哈赤的曾孙勒克德浑在1645年的夏季受命去南京。他的主要幕僚不是别人,正是前明的“英雄”洪承畴——他拥有内院大学士、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等等荣衔。自从崇祯皇帝因为洪承畴对北京政权的贡献而为他举行葬礼以后,洪承畴就被认为已经光荣战死在北方前线了。他在南京的再次出现,引起了公众百姓的巨大震动。人们对洪承畴的态度,常常使洪承畴怀着最为羞愧耻辱的心情,回忆起他没有为他的君主殉节,一点也不配得到那些公开表示忠于明君的高尚文人们的尊敬。摆脱他的耻辱而又能够有效地用“招抚”手法完成他平定江南使命的一个办法,就是广泛吸收前明官吏加入清政府。洪承畴到南京以后,不断推荐那些前明官僚担任清政府的官员,并向朝廷解释说,没有他们的帮助,他就不能够平定这个地区。任使为惧,窃思各省事繁,职才短力弱,欲以一人之身,每日历办大小诸务,恐致迟缓错误。职受命之时,内院臣冯铨、刚林等常催职将中国军官旗鼓官堪随用者,俱题请备用……职即先行,沿途及南中有人,皆可举用。像钱谦益一样,洪承畴相信,由前明官僚担任中央和本地政府官员将有助于加强对这个地区的行政控制,防止军事事变的发生。不过,尽管洪承畴和钱谦益做了极大努力,士大夫们并没有全都响应这种呼吁。就像我们看到的一样,合作立场取决于士绅们的社会利益。可虽然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却并非所有的人都愿意响应这种对法律和秩序的冠冕堂皇的呼吁——即使是用钱谦益的话来说,投降新王朝并巩固它的统治,对平民百姓更有好处。在士大夫当中,有一些人感到对更高的道德要求负有义务,这些人常来自被视为最高层的绅士阶层——也就是那种造就了都市官僚的士绅家庭。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认为自己在士大夫阶层中属于精华部分,具有负责维护古代崇高道德与文化准则的贵族意识。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他们是国家的“领土”。他们的父亲和叔父们可能参加过早期东林党运动,而自己可能是某个与复社有联系的文人团体的成员。他们是国家的富有激情的理想主义者——甚至达到过威胁政治稳定的程度。当个人名节与政治妥协相矛盾时,他们中的大多数极端分子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随后,清政府以一种避免冲突的巧妙方式,向那些站在公共秩序和政府法纪一边的乡绅中的社会保守势力发出了呼吁。这些乡绅受到了逢迎,但也不是露骨的诱惑。如果这种逢迎过于粗俗的话,这些社会上层名流就会被迫拒绝合作,以避免公众的指责。逐渐地,江南的士绅家族找到了一些办法,既可以与清政府官员合作,以保护他们自己的社会利益,又可以满足清政府控制那个地区丰富的经济资源的要求。不过,在17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康熙皇帝在位而这种妥协已成为可能之前,双方还需要更多的了解。这个时候,也就是1645年,新的统治者是过于粗暴了。比如,在嘉定,清政府的地方官张维熙粗鲁地命令当地的乡绅来与之相商,他们就拒绝了。而在松江,那些已经同意合作的人被要求向新的地方长官推荐一些“人物”,但是这位地方长官生硬地命令被推荐的那些“领士”到当地衙门参拜,否则即被视为叛党。著名作家、松江的几社成员之一夏允彝在此后简短地写道:“譬有贞妇,或欲嫁之,妇不可,则语之曰:尔即勿从,姑出其面。妇将搴帷以出乎,抑以死自蔽乎?”就像我们即将看到的一样,夏允彝本人实际上选择了道德上的清白,而不是政治上的同流合污。因此,从清人占领江南的最初几天开始,就有一些优秀的年轻士大夫强烈地反对与清人合作。他们所以要挺身而出,部分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政治立场,这种立场时常可以上溯到为东林英雄进行的辩护。然而,就像我们在苏州和太仓看到的情况一样,当地的城市领袖们往往很快地同意归顺,把他们的赋税簿册交给了钱谦益的部下,或是投降了清朝的军队将领。而且一旦当地富有斗争激情的人想采取行动反对合作时,他们——像张岱——便受到了抵制,或是被他们的城市领袖杀死。然而,清廷政策的一个戏剧性变化,使情势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改变了。

                      剃发令

                      最初,在占领南京时,清统治者采取了在北方已经确定了的政策,即命令只有军人才必须遵从满人的风俗,剃去他们的头发。这份在1645年6月19日豫王多铎发布的法令写道:剃头一事,本国相沿成俗。今大兵所到,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尔等毋得不遵法度,自行剃之。前有无耻官员先剃求见,本国已经唾骂。特示。但是,对于那些以主动剃发为耻的南方儒士来说,这个让步很快就取消了,因为就在这个时期,有两个“无耻”官僚建议清廷改变它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由于北京的那些想借满族排外主义扩大一己私利的汉人归顺者提出的这个诌媚的建议,多尔衮在1645年7月决定改变他停止剃发的命令。于是在清人统治之处,所有汉人都接到命令:士兵和市民们必须剃去他们前额的头发,把他们的头发按照满人的辫式编扎起来。根据满人的看法,“留发不留头”的命令不仅能使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外表相同,而且也提供给他们一个很好的忠诚考验。从此,就像我们在前线战斗中看到的一样,归顺者们的合作,就要用部落的辫子发式来做为标志了。“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这样,当清中央政府在1645年7月21日正式宣布普遍赦免江南前明军队的政策时,它所说的是,只要这些官兵悔过自新,并且用剃发来表明他们的归顺,才能够得到“宽恕”。亦差官赍诏招徕抚慰,若遵制剃发,幡然来归,许与新顺将帅一体优叙。不过,在汉人官员看来,这是一种奇耻大辱。明朝人让头发长得很长,精心梳理,并且戴冠帽。长发和对长发的小心保护成为文人官僚形象与风度的一部分。剃发确实被看成是一种野蛮的行为,一种对文明的亵渎。而且对一个文人来说,剃发是儒者尊严的堕落。这部分是因为它有悖于孟子关于受之父母的发肤不可毁伤的主张。剃发近乎于阉割——几乎是一个名节扫地的象征,在某种意义上远甚于身体的死亡。顾杲的朋友、著名儒师杨廷枢,在阮大铖清洗政府时,从南京逃到了洞庭,当他因为怀疑涉嫌1647年松江起义而遭逮捕时,审判官讲得很清楚,如果他剃发的话,他就可以不因政治罪行而受到指控,并且会享受到完全不同的待遇。杨廷枢断然拒绝了。他说:“杀头事小,剃发事大”。当然,杨廷枢因此就义了。剃发命令不仅冒犯了儒士——或者说是那些有历史意识的人,他们记得女真金朝也曾把同样的暴虐行为强加在汉人头上——而且也激怒了一般老百姓,他们视失去头发如同遭到阉割。当这个新的政策宣布时,一些煽动宣传告诉那些农民说,如果他们剃发的话,他们就会失去老婆,这样就激怒了那些农民百姓。几个世纪以后,农民已经将梳辫子和剪去额发看作是他们自己的装束。但是在1645年当这个政策推广到全中国时,它代表一种对汉族英雄气概的背叛,而且尤其是对长江下游的农民百姓的一种侮辱。就是说,剃发令对于“领士”之下的百姓,类似于以参拜地方长官衙门来公开表明归顺的要求对待文人。远离都市的农民容易接受新的统治者。但是,在这些“夷狄”命令之下改变汉人习俗,却是一种耻辱,因此他们许多人发誓拒绝接受。这样,统治者使满汉融为一体的努力,首先就使中国中部和南部的社会上下层阶级在反对外来者上融为一体。社会上下层之间的冲突被暂时放到了一边;这一次文化贵族和下层江南老百姓站到了一起反对清廷,甚至反对那些愿意接受清廷和平合作要求的耆老、商人和致仕官僚们。在几天或几星期前,一些乡村和城市本已顺从地投降了,然而现在它们的百姓再次起来反对新的政府。

                      地方抵抗运动

                      在许多城市里,当地与清朝合作的人接管了政权,并且在清朝官员的帮助下进行着统治,但是这些城市的领导人发现,在他们服从

                      你们家入股的?看来都得求着你们家是吧?刘:……可能也有这么点关系。他就仗着他们认识的买卖人,能做买卖的。你不了解他们那些清朝的大官僚,内务府的旗人。据我的观察,他们什么也不会干。就只是知道吃,喝,玩,没有别的。周总理讲得对,千万不要学八旗子弟。但是现在比较起来,这是我的观点啊,这八旗子弟没能耐,没本事,到现在还能有口饭吃,他毕竟都有文化。他都念过书,就仗着能写几个字能画几笔,就那也比现在的高干子弟强,实在不行不就变成画家了么,到时候卖字也能挣钱,他不就指着这吃饭了嘛。定:增家和那家的关系怎么样?刘:当然是在一个皇帝的统治之下,都是皇帝的臣子。要说和,全和,但究竟是面和还是心和?也都是互相利用。增家和那桐家也不是特别过密。我见着庆王府的人,说那家呀,比庆王府还阔哪。见着那家的人,又说我们哪儿比得了庆王府啊。你想就这样关系。两个姑太太一个姑奶奶,三个女儿都嫁给庆王府了,这种关系他还那么说。总而言之,那家跟增家这两家为什么这么有名啊?因为他们败落得晚,太长了。北池子袁家,那名气可太大了,比那家、增家的名气还大,为什么有人不知道呢?比他们完得早啊,当然最后还是“文化大革命”才完的,可是已经名气就不行了。谁都知道金鱼胡同那家,也是沾了金鱼胡同的光,谁不知道和平宾馆那儿是他们家呀。其实那桐官不是最大的,可就是因为他确实底儿太厚了,换句话说就是搂的民财太多了。庆王府为什么说那家比我们还阔呢。那家最后败落是到“文革”。定:您说这王府,跟增崇家、那家,还不是一回事儿吧?他们的区别是什么?刘:他们的区别啊,也是派别。毛泽东有话,“党内有党,党外有派”,一样。定:您毛选还学得不错。刘:一样。甭管什么时期都是,内务府内部的斗争相当激烈。定:你家什么时候去的天津,是北京政变以后吗?刘:那倒不是,因为我们解放前在天津有一个别墅,我父亲在那儿养老以后,把所有的财权和掌家全都交给我大哥,让他管理北京的家,就带着我到天津住了,我在天津住了7年,一直住到我父亲死在天津。注304我父亲在天津养老,跟铁良离得近,他们也串门,一块儿打牌呀,聊天呀,老是这几个人。满清完了以后,这些个清朝的遗老遗少,都在天津的租界里边,保险哪,都在天津呢。住在天津这七年期间,我经常去的是铁良家,铁良的大儿子穆伯实是我的开蒙老师,那时候我正好还不认字呢,字号,一包一包的一百张,这边有画,那边有字,人之初,性本善,是他教我的。定:还有谁家?刘:还有的就都提不上喽,我说得上来的也都没落了。

                      3.我们家全变成旗派了

                      刘:我不是旗人,我是汉族。定:您不是说您在旗人里头有好多亲戚关系吗?刘:过去这个社会,像我们这个年岁呀,最有意思的是,最讲究门当户对,门当户对的结果全都是什么姻亲呀,联姻哪。老在那个堆儿里头,有的还是骨肉还家,这个姓又回去了,他就不愿意找外边的人,几代一下来,可不全是亲戚?我大哥活到82岁死的,我跟我大哥相差30岁。梁夫人那是嫡母,不是我的生母,是我大哥的母亲,哎呀这梁家了不起,可以说是北京六里屯最大的地主,地也多也有钱也开买卖,六里屯在朝阳区。他们家不是旗人。我是属于庶出。我的母亲姓郭,是我父亲的一个侧室,二太太,这叫庶母,所以我小啊。过去老家庭嫡庶的关系可太大了。我描写我母亲呢,她得侍候我大哥的母亲,这是她的本分,侍候我父亲更是天经地义了。反正比使唤丫头强一些,她有个名分就是了,在下人面前她还是主人。但是她在主人里头,在主人与下人之间。同时,她并不是净侍候这老二位,包括我四个姐姐,都得她侍候,还都专有奶妈看妈,都有下人。她还不如我大嫂,我大嫂是长门长媳,她是执掌家政的。(我母亲)只是不侍候晚辈,比如我大嫂生的我这个侄子侄女,那她不管,到她生日他们照样得给她拜寿给她磕头。但是到她自己本人生日,给老爷太太都得磕头。这就是旗人的规矩。我们就哥儿俩。我大哥是老大,我是老五,我是最小的,还有五个姐姐,死了一个,就剩四个姐姐了。我姐姐现在都没有了。我这辈现在我是最大的了。满汉许可结亲以后,我四个姐姐有两个都嫁的是旗人。还有我的侄女,我的大哥的二女儿,是嫁给庆王府载振的儿子。所以说我的二侄女是庆亲王载振的小儿媳妇。郭松义:你们刘家同满族结亲是在民国以前还是以后?刘:民国以后。你像我二侄女跟我同岁。去年我这二侄女,就是庆王府载振的小儿媳妇八十整寿,我去了,带着我的老大,和这个姑爷,碰上庆王府的好多人,都去给这四太太做生日去了。定:去年(即2000年)?刘:去年啊。定:去年这些人还这么活跃哪?刘:那!都去了。金莉珊注305的儿子给办的。载振的弟弟叫载伦,伦五爷早就死了,伦五爷的夫人还活着呢,也是天下绝色的美女,也八十多了。满汉能通婚是由宣统出宫才开始。没有明文,皇帝一逊位……注306我大姐是没出阁就死了,二姐给的是一个姓王的,不是旗人,搞金钱业的,是我祖父的同伙吧,他们合资开过买卖。我二姐出阁的时候他们已经败落了。三姐给的是汉军旗,金店李家,他是开金店的。定:金店李家也挺有名的是吧?刘:也是比较,在北京提起来跟我们家差不多。现在我那外甥是他家唯一的一个啦,在台北,我们四十多年没见了。他现在每年回来一次,他七十八,比我大,我还得陪着他玩去。他们一直就是汉族,满清不是完了么,好多满族都改汉族了。现在爱新觉罗一吃香,把汉族又改了满族了,改了满族还不同意,能改爱新觉罗又改爱新觉罗。所以我最佩服启功,启功完全是凭人家是书法家,谁知道启功是皇室呀,是爱新觉罗呀。他就凭本事。我四姐给了同仁堂乐家。给了他(乐曙青)五大爷。他父亲行六。我的四姐是他(乐曙青)的大妈。我四姐夫叫笃周,乐笃周。他们也不是旗人。最后我的五姐。我五姐给的是真正在旗的。北京有名的金王家。北京有三王,金王银王老醯儿王,这个你要究根,我讲不出来。金王是给皇上看金库的,他们这个金厂子,好家伙36亩地,我这个五姐夫在奉先殿当差,内务府的,注307他们一直住在东不压桥那个福祥寺,注308那是他的铺面。王府井饭店知道吗,首都剧场对过儿?这是金王家最大的棺材铺,叫元顺木厂,七间门脸儿。注309当初不知道怎么来的,房子并不多,它就为的是放木料啊。解放以后改成汽车修理。乐曙青(以下简称乐):他们管他外号叫金大头,这主儿脑袋大。刘:老醯儿王是山西人,在北京有几十家银号。山西人什么买卖他都能开,山西人最能理财,到现在也是这样,有钱哪。那是在我们家晚期了,北京银号都是山西人来的。定:可是没你们家大?刘:对对对对。我五姐比我大十几岁,解放以后七几年死的,活到快八十岁了。现在只有她儿媳妇还活着。我也是满汉联姻。我爱人也是旗人,伊尔根觉罗氏,老姓姓赵。当时也是黄带子,皇室的,有战功,进关的时候,八个铁帽子王之一。北京鼎鼎大名的仓赵家,没有人不知道的。注310为什么叫仓赵家呢,他们虽然属于铁帽子王了,但是革过带子,后来又恢复了他的官,但是不承认他是铁帽子王了,没有世袭罔替了,所以就给找个差事,是管皇上的粮仓,也是内务府,结果就叫出名了,叫仓赵家。到我结婚的时候已经民国了,到民国北京的粮店差不多都是他们的,公字号粮店,北京是公和昌,公和通,公和经,全是他们的,不算外县,内城里头十八家。我结婚的真正的媒人是我五姐,就是金王家,因为金王家跟他们都是内务府的。还得说这跟满洲的结亲,我还是借了满洲人的光。所以像我结婚哪,一直到我侄子,娶的都是旗人,我们家里干脆全变成旗派了。定:您哥哥是几个孩子?刘: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大女儿死得早。二儿媳妇是奚啸伯的侄女。奚啸伯又是个北京旗人,是满洲人,下海(唱戏)了。我们家跟那桐家有亲戚关系是属于下一代了,是我侄女嫁了庆王府的关系。可是我们跟那桐的关系不是因为这个,起先我们就跟那家有来往。那家一直跟庆王府是换婚,是不解之缘,一直解不开,庆王府是专门娶那家的女儿。由姑姑带侄女,全过去。定:他们家两个女儿都嫁给庆王府的儿子。刘:岂止两个,是老辈儿的两个姑太太。一个给的是载振的大儿子,叫溥钟,他们是溥字辈儿的嘛。第二个是溥锐,二儿子,娶的也是那家的姑太太,这是姐儿俩嫁哥儿俩。这个老四叫溥铨,可不是现在北京这个溥佺,这是立人儿,他们是金字边。现在也没人了,前年故去的,是我的侄女婿,亲侄女婿。现在还挺好,在天津的那个,有时候笔会的时候还过来呢,恭王府那儿。这是一个,他的侄女,那家小一辈的老大,又嫁给钟大爷的儿子,姑做婆。这个人还在,并且我们还见得着。她叫金莉珊。增家跟那家也是亲戚,那桐的女儿给的秦老胡同增家,是增崇的儿媳妇,他们结的亲。到解放后也是藕断丝连,增鹤峯(察奎垣)的媳妇,是那家的二姑娘,那桐的二孙女儿,也七十多了。定:岳效鹏跟张寿崇家什么关系?乐:张寿崇的弟妹,是岳效鹏的女儿,叫岳维珍,我叫她岳大姐。不是我们的乐,是山岳的岳,岳效鹏是岳潜斋的儿子,唯一的儿子,岳潜斋是盐业银行的总经理,岳效鹏是张寿崇弟弟的岳父。注311岳家就在金鱼胡同后头,差不多半条胡同都是他的房子。定:原来金鱼胡同是不是也差不多都是那桐家的房子?乐:应该是从西口到东口都是他的房子。刘:特别解不开的原因就是,他特别讲究门当户对,尤其他们王府。王府的规矩太大呀,一般的家庭不可能,礼节他都不懂,他也不适合。至于儿女联亲的原因,还是为了自己。自己的女儿也好儿子也好,不愿招个不知根不知底儿的儿媳妇,或者嫁出去给一个不知根不知底的女婿。他还是为他的地位。这些子女也都是牺牲品。我这侄女为什么一来就哭,也是哭了半辈子,她就认为是为了结交庆王府,为了扩大你们自己的势力,就把我给了庆王府,当然一说跟庆王府结亲别人都认为了不起呀。注312定:她过得并不愉快?刘:那当然是呀,王府的规矩跟皇宫里差不多。原来我那侄女不能随便回娘家,王爷还活着哪,王爷不发话你能随便回娘家么,就是整个儿圈到深宫院不能自由哇。虽然是吃喝不愁,使奴唤婢,但她心情不一样。都是封建制度的牺牲品。到解放以后就好多了,到时候随便回娘家,说走就走了。庆亲王最小的一个亲孙女,现在就在北京,住在丽泽桥那儿,她管我侄女叫四婶,我都比她长两辈儿。她嫁给了钟寿民。钟家也是旗人,也是我们的老亲,书法家。字写得不错。我们还有来往。定:那你们家那时候是不是也跟他们一样,都学了一套满族的规矩?刘:唉,对,我们家基本上就是半汉半满。一般的办事完全是按着清朝的规矩。穿衣服也差不多。所有认识的这些人,到这儿来行人情的也好,都是满人多。满人得占百分之七十,除了这些我们买卖的同人是汉人多,做买卖的、朋友,汉人有,亲戚里边全是旗人。定:那你们家汉族的规矩还留的有什么呀?刘:……唉,现在还真说不上来了。我们就等于完全按旗礼了,因为我们跟旗人的关系太多了。每天反正老接触这个旗人,到我们这儿来的也是旗人。还是围绕着刚才我说的,我们圈里这些人是盘根错节,关系网,这网你撞不破,这么多代都撞不破,一直到现在,虽然社会变更,制度也变更了,但还是盘根错节,观念也改不了。我们盘根错节的原因就是这一个原因。所以现在我看电视剧,尤其是爱新觉罗的电视剧,个个我瞧着不顺眼,没有一个真像的,有好多明显就不对。导演权力最大了,导演是外行,他不听你的,你看现在一来就大喊“喳”,没有,宫里没有说“喳”的,都是zhe,那么答应。我们都亲耳(听)到过的,还不能太大声儿。另外两把头梳得不对,旗装嘛,好多讲究,比如说老有这么一个围巾,这一个条儿,这掖过来,这一个人寿字,有的是燕字虎,都有讲究,只有慈禧太后能够有万寿字儿,你宫女不能戴这个,包括建筑,房脊,都有讲究,不够品级不能用那种脊。对于这个,我去旗人家里太多我都懂得,御史他真参哪,不符合你的品级你不能用。定:你们家就不回宁波那边去了?刘:我就没回过老家。定:您一口北京话了。刘:地地道道的北京话。什锦花园——北洋军阀吴佩孚住过的明成国公适景园旧址(定宜庄摄于2006年)

                      4.乐家跟我们不对派儿注313

                      刘:我们跟乐家的关系就是我四姐的关系。我们住在马大人胡同,他们住在什锦花园,前后胡同,中间由扁担胡同穿起来。他们乐府上的人,我经过三代,都是少白头,我姐夫也是少白头。乐:笃周(刘的四姐夫)他是留法的,洋派,他从法国回来以后跟您(指刘)的四姐结婚。结婚完了以后他就到祁州去买药,祁州药市。结婚就三个月,一百天,我大妈(指刘的四姐)就故去了。得什么病我也不知道。刘:为什么跟乐家结亲,这个他(指乐曙青)都不知道。这得讲我们家里的事儿。我四姐比我五姐大两岁,我五姐是最小的,她不是给了金王家么,这金王家原先要的是我四姐,就是他(指乐)的大妈。为什么后来要了我五姐呢,金王家这个老头相亲的时候,看中了我这个五姐了,看中这个妹妹了,因为我四姐有一个龅牙,这嘴唇上头有点鼓,有一个牙长到上边了,就看不中。这么样就跟媒人说,我瞧这妹妹好,不要姐姐,这媒人就为难了,就说哪儿有妹妹先出阁,不好跟我父亲说呀。老头非说,你要是能够说,我就娶他这个妹妹,结果没辙,金王家又有钱又有势。介绍人我估计也是在北京挺有名的,跟我父亲一提,说我跟金老说了,瞧中了您这五姑娘了,您这四姑娘他说有个龅牙。我父亲说那不行,哪儿有先把妹妹嫁出去的,北京这封建家庭就这样吧,姐姐得先走,不能让妹妹先出阁。第一次不同意。这金老头不干,跟媒人说你非得把这事给我办了,我非要他那个小五不可。这样媒人没办法,媒人当然也是有点关系吧,有点压力吧,就磨烦我们这个老头儿,就是我父亲,说您真要答应哪,四姑娘包在我身上,我给您找一个比这金王家还得有名的,他全包上了。弄得我们老头没辙,勉勉强强答应了,很勉强这门亲事。为什么我写这东西不能往出拿呢,有好多后人还在,我怕引起麻烦,实际我讲的啊都是事实。最后妹妹先出阁,可是姐姐心里很不高兴,虽然那时候是封建婚姻,也没见面,但是都知道。她由小时候就喜欢在旗的,就愿意跟王府啊,内务府的这些旗人打交道,愿意梳两把头啊,请大安哪,她就喜欢这个,所以她眼瞧着妹妹坐花轿走了,就不高兴。妹妹走了没有一年,果然媒人真做到了,说我给您这四姑娘找的比金王家还出名,是同仁堂乐家,同仁堂乐家跟您刘家比起来,名望不小吧,完全是门当户对,您还有什么说的,您给不给吧?我父亲当然挺高兴,但是就有一个顾虑,乐家跟我们不对派儿。我们结交的全是内务府的、清朝的这些官僚和旧家庭。乐家那时候比较新,他(指乐曙青)五大爷那时候留法。(对乐)包括你那个二大妈注314,你那二大妈还跟我跳过舞呢。最后是一条命啊,把我这四姐命要了。她一听说给乐家,她也有耳闻,说乐家跟咱们不对派儿。据说我父亲一跟她说她就不乐意,那天起就哭,一直哭到

                      己太没自信,因此她下意识想为丈夫的暴行找借口;“谁能怪他”——言下之意是“这是我自找的”。她哭了起来,她很难过,因为自己的问题让全家人付出极大的代价。我无话可说,无论我说什么都无法挽回或减少她的损失;我只能表示我了解这让她有多难受。卡伦离去前,我请她下次尽可能记得把霍尔顿的东西带来给我。她点点头,泪眼婆娑地望着我。※※※※卡伦再次来到我的办公室。这次她带了一幅画;画中的她在‘新窝’里——心灵之屋前院的大树。天空湛蓝,阳光灿亮,每一根树枝上都有一个分身的名字。她还交给我一封信。我立刻打开与她一同阅读。1998年3月22日亲爱的贝尔医生:我们即将融合我的最后一个分身,但我发现,我害怕自己没办法在失去多重人格的状况下继续生活。在霍尔顿融入我之前,我必须让你明白我的想法——我认为这很重要,如此你才能了解融合后的我可能会有什么感觉。融合后的我将变成什么样?我应该被称为什么?是“融合康复后的多重人格障碍”患者还是别的类似的名称?我的心智支撑我度过这么多年的日子,并且总是很努力想保护我、治愈我。如果可以选择,我当然不想生病;但既然我病了,我就必须想办法活下来。虽然我已融合17个人格中的16个,但是以“未分离”的方式经历每一天,这感觉仍令我相当恐惧。这种恐惧是正常的吗?我会害怕吗?我们该如何进行霍尔顿的融合?我已经不太想回到那个小房间了,感觉不舒服。我为什么会这么想?我的内在世界出了什么问题吗?我的言行举止会不会变得像男人一样?谁又该负责开车载我们回家?卡伦“我发现一件有趣的事。”匆匆阅读她的信之后,我对卡伦说。“你还是用‘我们’而非‘我’来思考。等你与霍尔顿完成融合回到家,你就得用‘我’而不再是‘我们’了。说不定你就是在担心这个:只剩下一个‘你’了。”“我害怕未来,”她说,“我不曾考虑过将来。从以前到现在,我只想着该怎么熬过每一天。”我告诉她,我能了解她对未知的恐惧,但我认为她有能力应付一切。进入催眠状态后,我跟霍尔顿说话。“我想,今天卡伦应该把录音带带来了吧?”我对霍尔顿说。三番两次的拖延已令我不耐烦。“噢,抱歉。”霍尔顿闻言弯下腰,打开卡伦的手提袋。他捧着袋子的模样颇不自在,仿佛他不曾拿过女用手提袋,并为此感到尴尬。他拿出两盒微型卡式录音带,递给我。“希望这能对你有所帮助。”※※※※当天稍晚,我在家听霍尔顿的录音带。录音时间是1998年2月12日至18日。第一盒带子并不长,大概只录了15分钟,结束得有些唐突。他说他不习惯对着麦克风说话,感觉很奇怪。他告诉我他自己的最新状况,并表示之前融入的人格尚未混合完全;他觉得卡伦急着想在最后一次融合前将其他人格混合完毕。他向我保证,卡伦完全不需要这么做,因为混合可能得历时数月才会完成。但快速涌现的记忆已经让卡伦大感吃不消了。我想起卡伦形容过这种感觉:“关不掉的水龙头。”霍尔顿也叙述了因为他们的人格分裂系统带来的经济上的问题,以及他准备在融合之前把这些账单分类整理好。我边听边思考;或许,我可能永远都无法搞清楚多重人格障碍及其操作方式,但凯瑟琳曾说过,他们没有一个叫“卡伦”的核心人格,只有17个人格组成的集合体。大多时候——诚如霍尔顿在录音带里所叙述的——“卡伦”是其他人格呵护、照料的对象。或许他们之间如何区隔并不重要,或许霍尔顿和其他人对这个系统如何组织运作也缺乏完整、客观的认识。不过,我常不免纳闷,他们口中的“卡伦”究竟是哪一个?说不定是“肉体”的卡伦,那个承载所有人格的卡伦。最后几分钟,霍尔顿再次强调他会让卡伦自己应付所有场合,他只会在需要时现身。他说,他们都是卡伦痛苦的化身。如果她童年所受的痛苦是正常的,她理应能自己承担;无奈她的痛苦并不正常,所以他们这群分身只好尽力而为。第二盒录音带内容比较长,大概有50分钟。从第18分钟开始,霍尔顿特别提到他为完成最后一次融合(也就是他自己)所做的暂时规划。完成融合后,他建议卡伦先找个汽车旅馆住一晚。他说他会耐心等候,直到我下达“释放记忆”的指令,他才会开始把他的一生放进卡伦的脑子里。显然,霍尔顿可以压制或不压制部分想法。他不希望卡伦在设法应付融合的影响之余,还得忍受丈夫骚扰。他认为她丈夫是目前最大的问题,她迟早有一天会离婚。霍尔顿要我密切关注卡伦。他担心失去分身会令卡伦情绪低落,甚至可能有自杀的危险。他说,他总是勉力而为,尽力照顾这一大家子,他真的累坏了;不过他也感受到一股宁静祥和,因为他终于可以把担子交给我了。霍尔顿说我必须在融合完成后,立刻询问卡伦得到哪些记忆;因为她的记忆必须借由我的提问激活,她才会开始想起来。他知道这并非我的惯用模式,但他向我保证这绝对不会影响她的记忆。咱们看着办吧,霍尔顿。“要放下一切真的好难。”霍尔顿在录音带中说道,但他准备好了。换个角度想,这就像孩子长大,翅膀硬了,父母必须放手任其飞翔。他认为卡伦和我将会继续这趟艰难又折磨的旅程,但是当我们来到终点,一切都是值得的。他将这个内在系统看作是神的赐予,是一套任何人皆无法想象的系统;能成为这群人格的头儿,并且被选为他们的保护人,霍尔顿深感幸运,也十分骄傲。最近他常常在想自己该用什么方式融合。他已关闭心灵之屋内的所有房间,也会在自己融合前关闭位于心灵之屋外属于他的个人空间。我想我应该可以邀请他来我的办公室,在这儿进行,不知行不行得通?录音即将进入尾声,霍尔顿说他很享受我们的每一次对话,还说我是他这辈子认识最有价值,也最重要的男人。虽然他永远都会是卡伦的一部分,但卡伦已不再需要他。回顾这一生,他活得既痛苦又悲哀,而现在该是重新开始的时候了。※※※※“从以前到现在,我一直有其他可以遗失时间的对象,”卡伦皱着眉头说,“等最后一个分身融入我,我想我一定会心脏病发作。万一我变了怎么办?万一我不认识自己了怎么办?”“你不会因为霍尔顿融入而失去任何东西的,”我再次向她保证。“他会加入你,就像其他人一样。现在可以让我跟霍尔顿谈一谈吗?”卡伦的视线穿过我。片刻后,她微微撑起腰杆,坐姿挺直了些。“我来了,贝尔医生,”霍尔顿说。“不用催眠!”我大叫。“是的。现在我都跟她一块儿出来,但她并不喜欢共享时间,也会排斥,不过她自己并不知道。照这个状况看来,假如不进行催眠,我想我也没办法跟她融合。她似乎比较喜欢她的小房间,但我已经关闭它了。”“是这样啊……”咱俩都想了好一会儿。“我们可以在院子里进行。在她的树下,”我提议。霍尔顿沉思片刻,“应该行得通,”他说。“好极了,”我说,“就这么办吧!对了,最近卡伦倾向改用左手,莫非是受到你的影响?”“对,她为此有些不愉快。她会用左手拿餐叉,想也不想就吃了起来。跟我一起出来,对她来说果真是很大的折磨。我不知道她会这么辛苦。”“你觉得现在还有必要跟她共享时间吗?”我问。“嗯,应该不需要了,”说完,霍尔顿叹了口气,“说真的,共享时间给我的压力也很大。融合之前,我不会再干扰她了。”“好,”我说,“我们会依照以往的方式为你进行融合,但地点改在树下。”“好的。”1998年4月15日亲爱的贝尔医生:我对我自己感到失望。我以为我已经操作得比以前好,以为我什么都知道,并因此心情变好,实则不然。我仔细思索自己为何心烦意乱,这才明白恐惧早已像毯子般裹住我、控制我。我对人生感到恐惧,对未来的我感到恐惧。我完全不知道什么叫“完整”。你瞧,比方说,在霍尔顿融入我之后,我理当变得完整,处于最佳状态。我会变得更完美,但我却不这么认为。我认为,迈向“完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绝大多数的人一辈子只有一趟旅程,他们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向前迈进,最后成为他们有能力胜任的那种人。但我不一样。我必须走两趟——第一趟先自我融合,然后才是第二趟——跟其他人一样——发现自我。如果不先走完前面那一趟,我就无法展开第二趟旅程。然而到时候,我必须跟其他人一样,充分发挥我的力量,经营我的人生——这就是我的恐惧。我有力量重新开始吗?此时此刻,我只觉得精疲力竭、全身无力,失去了方向。我相信天主已为我准备好第二次机会,一个全新的开始。我怕我会搞砸,但我不会放弃。长期以来,我都是别人的受害者;如今我要在任何人胆敢伤害我之前,全力为自己奋斗。卡伦1998年4月29日,卡伦来到我的办公室。她看来有些紧张和疲倦,但很开心。她给我一本霍尔顿整理的剪贴簿,名为“我们的相簿”;相簿里尽是卡伦童年时期的照片,霍尔顿——在照片底下注明拍照当时现身的人格。霍尔顿还写了封信给我,描述他今天早上——赶在卡伦出发前——为她做了哪些重要工作,今晚在汽车旅馆过夜的手续也办好了。他说他的最后几个动作将是“到旅馆柜台登记,进房,洗最后一次热水澡,写信,摆好食物和饮料”。他在信的末尾写道:“我挑了二楼的房间,房间号码是218,在电梯和制冰机旁边,位置很好找。现在是下午3:59,我得回到里头,让卡伦准备一下,然后开车到你办公室进行融合。待会儿见。”“如果能嫁给这么有条理的人,应该很不错,”卡伦说。“他为自己的融合做了一大堆准备,”我说,“显然,他想照顾你到最后一刻。”卡伦并未注意我说了什么,她凝视窗外。“这将是我此生第一次,独自一个人,”她近似自言自语地说。她转头看我,“我害怕,却又觉得很开心。我准备好了。”我展开例行催眠仪式。这次我并未引导她进入特别房间,而是依照我先前和霍尔顿讨论好的,来到心灵之屋前院的那棵大树下,请她欣赏这个充满生气、色彩缤纷的世界。待她进入深度催眠状态后,我请霍尔顿出来。“你现在感觉如何?”我问。“我准备好了,”霍尔顿摇头长叹,“我累坏了。”“卡伦也是。”霍尔顿点点头。“我设法在她浅眠时出来,而非她熟睡的时候,”他解释道。“如果我等到她熟睡,我自己也会被关在她的睡眠中。”“你怎么出来?”我问。“我试着不打断她的睡眠,”他继续解释。看得出来,他绞尽脑汁想找到正确字句描述这个过程。“等她睡着约10到15分钟,或是做了一场梦以后,我再伺机行动……我想大家都知道做梦很重要。然后我出来,办完事再回到里头躺下。卡伦醒来后,她会以为自己睡了一场好觉。”“直到她发现那天晚上车子多跑了200英里?”我说。霍尔顿摇摇头笑了起来,然后点点头。“那是我最能好好思考的时刻。”“我想告诉你,在整个融合过程中,谢谢你一直帮助我们,”我说,“如果没有你一步一步地指示,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办法应付,从而走到今天。”“我很高兴能跟你合作,贝尔医生。我一个人无力完成这些,我需要你的协助。从以前到现在,保护大家一直是我的职责;最初决定让你知道其他分身的人,其实是我。”“你是说克莱尔的那封信?”“对。她常出来,也常观察你。她迷上你了。她问我,你什么时候才会知道我们的存在?她想写信给你,我说好,然后帮她把信寄了。治疗过程中,我们一直都在,也一直在观察。”霍尔顿点头对我笑了笑,我顿时领悟:这些年来,他的影响力果真无所不在。“你准备好了吗?”“嗯。”我请霍尔顿先退一步,待会儿再请他过来。我确认卡伦还在树下,再次加强她的催眠深度。我告诉她,我会跟她一起待在草地上,等她见着我了,我再请霍尔顿加入我们。“你能形容一下霍尔顿的模样吗?”我问她。这一刻,我情绪激动,但仍设法控制声音和稳定度。卡伦坐在椅子上,眉头深锁,专注于她内心的场景。“他很高,”她说,声音听起来好遥远,“他穿白衬衫、黑西装,打了领带。头发是褐色的……”“他说了什么吗?”我问。“他说他很高兴终于见到我了。”她停顿一下,身体向前倾,“他要我站起来。”“噢,请便,你喜欢怎么样都可以,”我说。她并未真的站起来,只是一直往前倾。我猜她应该是在心里完成这个动作。“他看起来好高,”卡伦描述当下的体验,“他说,这么多年来,他总是设法为我做最好的选择,尽力保护我。”卡伦停下来,侧头聆听。“他说他已经跟你成为好朋友了,他会很想念这段时光;但是为了我好,他最好还是与我融合,让我变得完整。”她再度倾听。“他叫我不要害怕,不要担心。我跟他说我已经准备好了。他点头,对我微笑。他说,等他融入我,我会想起全部事情,也会像过去一样感觉到其他人的存在。他说我需要进行最后这一次的融合,让自己变得完整。”“那么,你准备好了吗?”我问。“他也这样问我!”她回答。“他会跨进我,就这样。现在他把手摆在我的肩膀上。他说,这个星期他过度使用手臂,也知道我会不舒服,所以他在行李箱里放了一个冰袋。他问你可以继续了吗?”“可以啊,请便。”我尽力控制声音,维持镇静与信心。“他说,他将会在‘另一边’看着我。”卡伦不再说话。她微微移动身体。“一切开始改变了……我可以感觉它正在发生……”卡伦停下来,表情扭曲,看得出来她正在努力接受霍尔顿。时间一分一秒慢慢溜走,感觉过了好久好久。“他完全融入了,”卡伦终于开口。她捂住耳朵,弯下腰,轻轻地前后来回摇动,然后哭了出来。泪水滑下她的脸庞。“怎么了?”我问卡伦。她没搭腔,仍自顾自哭泣着。“他走了,你很伤心吗?”卡伦点点头,仍哭个不停。我陪她坐了好一会儿,陪她吸收霍尔顿的记忆,她经历的一切,还有他留在她心里的感觉。“你想回来了吗?”卡伦渐渐止住啜泣,我赶紧问她。她点头。我必须让她准备好进行下一个步骤。“等你到达旅馆,霍尔顿才会开始融入,”我说,“你会清醒地开车,并且安全抵达。”我带她离开催眠状态,她遮住眼睛,阻挡光线,然后抹去脸颊上的泪水。“好奇怪……”她说。“恭喜你,”我说,“不过,未来几个礼拜你会很辛苦哟。”卡伦点头,再次哭了起来。“以前我有个内在大家庭,”她说,“现在他们都不见了。他们一辈子都在照顾我,为我付出那么多……我觉得他们好像都死掉了。这么多年来,总是有人陪着我……”卡伦止不住抽咽,然后又说,“我的听觉变得非常敏锐,可是现在我只觉得好安静。”“你的脑子里安静下来了?”“对……我只听到一些普通、正常的声音。”她看看屋里,仿佛正以全新的眼光注视一切。“你开车应该不会有问题,”我说,“你知道怎么去那个旅馆吗?”她点头。“明天打电话给我,让我知道你的状况。”她再次点头。我目送她离开办公室,一股深深的失落感袭上心头。我想起过去这段日子,以及她带来的种种混乱与骚动;我还想起那些消失的分身们,尤其是克莱尔和迈尔斯。我会想念他们的,可爱的克莱尔和勇敢的迈尔斯。现在,这些特质全部藏在卡伦体内,但我却再也无法看见他们独立展现了。治疗卡伦是我职业生涯中最重要,也最令我着迷的一次经验。我想卡伦和我都会怀念这段时光。※※※※隔天早上,卡伦从旅馆打电话给我。她说,昨晚她彻夜辗转难眠。记忆如洪水般冲向她,但她没事,她很好。卡伦不想说话,她太累了。她试着将回想起的记忆写下来,但回忆来得太快,她完全跟不上速度。我请她尽力而为,希望她两天后打电话给我。她答应了。两天后,我接到她的电话。卡伦说,记忆涌出的速度慢下来了。她说,从上次见面到

                      表示大公,粤军将领,一致赞同,诸色人等,安业勿恐。”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简单地讲,就是这样。梳理了这个事件的前前后后,我们理清了这件事发展的基本逻辑如下:1.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正当理由闹革命,并放出承诺——只要独裁者下台,他就不再革命。2.不料独裁者果真下台,不但如此,孙中山一直宣言维护的《临时约法》,竟然被曹锟恢复,换言之,国家似乎有恢复宪政的迹象。3.孙中山不理会一些社会人士的呼吁,拒绝辞职,并主张坚持武力颠覆北洋政府以建立革命执政。4.孙中山出人意料的行为,令他的部下陈炯明大为不满,陈炯明开始公开反对自己昔日的领袖——孙中山。5.孙中山对背叛自己的部下陈炯明发出武力威胁。陈炯明决定先发制人,用武力将孙中山驱逐出广州。这才是“陈炯明炮击孙中山”事件比较接近事实的版本。那么,讲到这里,又一个问题来了:当时的广州,在粤军的控制之中,如果粤军真的有心杀死孙中山,能那么容易就让他给跑了?粤军部署这次行动的机密军事会议,有谁会知道?又是谁,会将这个军事机密泄露出去的呢?于是,我们就有了合理的怀疑,在这次的“六一六事变”当中,陈炯明真的要杀死孙中山吗?对于这一点,恐怕不少的朋友会被一些历史读物误导,认为“是”。我却认为陈炯明的粤军在1922年6月16日发动兵变,志在“逮捕”或者“驱逐”孙中山,而并没有要杀死孙中山的意思。那么,我这样说,有什么依据呢?下面,请您跟从我,去听听这个事件亲历者的一些证人证言,事情自然就有分晓。大家先跟我来看看林廷华的证言。林廷华的证言,收录在《孙中山三次在广东建立政权》这册史料当中。林廷华是谁?林廷华是粤军总部参谋处的一员参谋,是陈炯明的心腹之一,他参与了此次(“六一六”)军事行动的决策会议。林廷华的证言表明:粤军仅仅是想要“活捉”或者“赶跑”孙中山,而并不是要杀死他。林廷华的证言,原文是这样的:“……陈炯明当时人在惠州百花洲……我于1922年6月15日晚上七点钟,参加了在广州(粤军)叶举总指挥部旅长以上的军事会议,到会人员有翁式亮、军长熊略、师长陈炯光(陈炯明的弟弟)等一系列粤军要人,我和其他从惠州百花洲赶来的陈炯明的参谋也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是由叶举主持的,叶举说:‘必须除掉孙中山这个民贼,否则国无宁日。’在会上,主张炮击孙中山总统府声音最大的,是洪兆麟、钟秀南、陈炯光三位。而军长熊略的意见则是:‘不一定要杀死孙中山,只要把孙中山赶跑,让他去北伐,对我们粤军也有好处。经过讨论,后来作出了决议如下:推举熊略为此次军事行动的总指挥,炮击孙中山总统府,活捉孙中山……但是,熊略被推举为总指挥之后,他一面作军事部署,一面却派他的亲信连长去通知孙中山的侍卫长陆志云:请立即转报总统(孙中山),6月16日凌晨三点钟,我们粤军即将炮击总统府,请孙总统迅速出走……”此外,林廷华还回忆说:“……事后,(孙中山的亲信)陈策告诉我:熊略6月15日晚上给孙中山的密报,孙中山的确收到了,但是孙中山当时不相信,他以为仅仅是陈炯明的恐吓手段而已……”我们梳理林廷华的这份证言,可以得知,这次军事行动的内幕,其实是这样的:1.陈炯明当时人不在广州,因而,陈炯明并没有参加广州这次“倒孙”军事行动的现场实际指挥工作。2.是陈炯明的部下叶举开会具体策划指挥的“倒孙”军事行动。其中,陈炯明的弟弟陈炯光以及陈炯明的一批亲信参谋等人参加了会议。3.这次会议的决议,并不是要杀死孙中山,而是要活捉孙中山,或者驱逐他也行。4.会后,这次行动的具体执行指挥官熊略,故意将这个情报通报了孙中山,并故意放孙中山一马。总之是一句话:作为事件亲历者和参与人的林廷华认为,陈炯明的粤军,并不想杀死孙中山。当然,我们探讨历史,不能仅仅听林廷华的一面之词。好,让我们来看看孙中山这边人员的证言。首先,我们来看看马湘的证词。马湘是谁?马湘是跟随了孙中山十几年的一名贴身卫士。马湘在其所著《跟随孙中山先生十余年的回忆》一文中,对这件事,给出了与敌方的资料相互吻合的证言:粤军的确有不少的人,将这个机密提前通报了孙中山,故意放孙中山一条生路。马湘的证词,原文是这样的:“……(6月14日下午)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来报告孙中山先生:陈炯明的确要叛乱了,请先生好好准备对付……(6月15日)陈策又向孙先生报告陈炯明谋反的事情……接着,海军陆战队司令孙祥夫、总统府秘书长谢持先后到来,报告陈炯明准备叛变的事情……夜里十一点,陈策、魏邦平再次连续用电话报告:陈炯明谋叛,情况十分危急……这时又有各方面的电话来,告知了同一情报,这些电话都是我亲自接听并转告给孙先生的……到了夜里十二点,林直勉、林树巍和陆志云三人,十万火急地赶来向孙先生报告,陆志云说:他有个在(粤军)熊略部下当连长的同乡,告知了陈炯明军队即将在凌晨一点钟开始攻击总统府的消息……”以上可见,马湘的证言和林廷华的证言,恰好是十分吻合的:正是粤军高级将领熊略,派他的亲信连长,把即将攻击总统府的消息,提前告知了孙中山的侍卫长陆志云。在孙中山的阵营中,除了马湘之外,蒋介石也有相关的证词。我们也来看看孙中山的心腹蒋介石,对于此事,又是怎么说的。蒋介石在他所写的《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一文中,也有相同的说法:粤军有人提前通报了孙中山,故意放孙中山走的。蒋介石的证词,关键文字摘录如下:“……(6月15日)是夜十时,有某军官以电话报告总统,言今晚粤军恐有不轨行动,务请总统离府。总统以为谣传,不信之……少顷,各处连来电话报告,皆言今夜粤军必乱,务请总统远离,总统不信,迨至二时许,有某军官,自粤军营中潜出,特来报告,言各军各营,炊事已毕,约定二时出发……”蒋介石的证言,白纸黑字,也很清楚地记载了粤军有人向孙中山提前通报炮击行动计划。蒋介石的这个证言,和林廷华、马湘上述的证言,也是能够互相吻合的。而且,马湘、蒋介石的证言还显示:粤军内部其实并不止一派人通知了孙中山,而是有好几派人先后各自通过各种渠道,通知了孙中山同一个情报,其目的只有一个:放孙中山一马,请他出走。我们再来看看陈定炎是怎么说的。陈定炎是谁?陈定炎是陈炯明的儿子。陈定炎对于此事的说法,与前述几个证人的说法,也是一致的:是粤军的高层,提前将情报通知了孙中山,故意放孙中山一马,不想杀他的。陈定炎在他的著作《陈炯明研究》里,有这样的记录:“……《华字日报》1922年6月29日版,9月20日版均披露,报道了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受叶举秘密指使,提前把粤军即将捉拿孙中山的消息泄漏给了孙中山……”这个在陈定炎的笔下出现的告密者“魏邦平”,在当时是一个立场较为中立的人员。那么,陈定炎所说的“叶举”又是谁?前文已经交代过了:叶举是陈炯明的核心心腹人员之一,是部署这次“倒孙”军事行动的重要指挥人员。还有一个证人,名叫李洁之,他是(孙中山)大本营警卫团第二营的一个连长。这个李洁之,在《广东文史资料》第二十五辑里,写下了名为《陈炯明叛变炮击总统府的经过》的一篇证词。在这篇证词里,李洁之写下了同一件事:粤军有人提前通报了孙中山,叫他出走,不想杀他。李洁之的这篇回忆,摘录如下:“我回到总统府第五连不久,大约是傍晚七时左右,有一个驻在后楼坊陈家军罗献祥统领部的士兵——我的朋友叫作何云生的,急急忙忙地来找我说:‘排长,你们警卫团第二营是不是明天早上开往西村,乘粤汉铁路火车出发韶关?’我说:‘是的,一切都已准备好了。’他说:‘事情不好了!听说我们统领部已经接到粤军总指挥叶举的命令,明早要派部队往西村去围缴你们的军械,请你好好注意!’”史料的举证,暂且就举到这里吧,其实已经够了。我们大家一起梳理以上林廷华、马湘、蒋介石、陈定炎、李洁之等人互相基本吻合的证言,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基本的事实:1.“六一六”炮击观音山(越秀山)总统府一案前后,陈炯明人不在广州,他没有参与这次军事行动的实际指挥和策划。2.这次军事行动的目标,是要“活捉”或者“驱逐”孙中山,并非是要杀死孙中山。3.事前,粤军高层人员已通过多种渠道,通知孙中山,故意放孙中山一马,使孙中山及时得以脱身。读到这里,也许有的读者会纳闷了:粤军一边下令部下进攻孙中山总统府,一边却暗中派人通知孙中山逃走,然后又真枪实弹地攻击总统府,这一连串自我矛盾的行为,难道不会觉得怪诞吗?其实,一点也不怪诞。请看我的分析如下:1.粤军必须下达正式的作战令,演一场戏,而且必须要演得真,否则,无法对孙中山形成心理上的压力。2.在形成军事压力的同时,以假装泄密的方式通知孙中山,不杀他,不把事情做绝,放他一马,为今后留有余地。3.无论孙中山有没有跑,炮击总统府的实际战斗都必须要进行,如果孙中山跑了,可以清除他的余部;而如果孙中山没跑,则可以活捉他。所以,粤军在这一事件前前后后的一连串怪诞行为,从逻辑上来讲,其实是前后相通的,也是成立的。综合以上所有的证人证言和梳理分析,我认为“陈炯明粤军集团图谋杀死孙中山”一说,恐怕是很难成立的。关于陈炯明和孙中山的恩恩怨怨,暂时就谈到这里吧,有机会再谈。

                      “九一八事变”,是谁下令不抵抗

                      关于“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期的“不抵抗政策”,长期以来,在学界,曾经普遍认为:“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对日本关东军的进攻未予抵抗,是蒋介石向东北军发出了“不抵抗”的命令,张学良只是“忍痛”执行命令,而当了“替罪羔羊”……可是,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1931年9月18日晚22点30分左右,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道”在沈阳柳条湖的一小段铁轨,嫁祸中国人并突然攻击中国东北军的军营——“北大营”。当时在北平(1928年之后,“北京”改称“北平”)养病的东北军将领张学良,通过电话得知这个突发事件之后,命令部下不准抵抗。于是,日本关东军火速占领了东北三省的广阔大地。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一直都说:是蒋介石下令张学良不准抵抗。可是,近些年,开始有不少人在互联网上为蒋介石喊冤,说“不抵抗”的命令,是张学良下的,与蒋介石无关。到底哪一种说法正确呢?蒋介石和张学良,到底是谁下令不抵抗的呢?事实上,我认为将上述两种说法糅合到一起,事实的真相,也就差不多了。请大家跟我来,通过第一手史料来看看在“九一八事变”的前夕,到底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依据郭廷以所著《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这册史料,原来,早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前的一两个月内,中日关系已经非常紧张。《中华民国史事日志》中记载:1931年7月12日当天,蒋介石拍发了这样的一份电报给当时统治东北的张学良:“……现非对日作战之时……”请大家注意时间:这份电报发出来的时间,是1931年7月12日,也就是“九一八事变”爆发的两个多月之前。蒋介石给张学良发的这个电报,用现代中文来说,是这个意思:“现在还不是和日本打仗的时候”。可见,关于对日本“打不打”的问题,蒋介石老早就给张学良定过调子了,那就是,不打,至少现在不能打。接到“最高领袖”的指示,张学良经过考虑之后,开始着手在东北基层,统一布置思想——上情下达。依据史料《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的记载,1931年9月6日,张学良从北平拍发了一份电报回东北,给部下臧式毅和荣臻。张学良在这份电报里面,是这样指示他们的:“……查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分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妥……”张学良的这份电报说明:张学良在假设日本挑事的时候,我们“抵抗不抵抗”这个问题,也老早就想好了,那就是和蒋介石的意见是一致的——不打,至少现在不能打。在那段时间里,东北发生了诸如“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等外交纠纷,日本军队摩拳擦掌,当时的中日关系以及东北的局势,是一天比一天紧张。《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一辑,有这样的记录:“受张作相(此人系张学良的部下)的指派,东北军将领李济川于1931年9月15日,来到北平协和医院当面请示正在住院养病的张学良。李济川问:‘……日本人也许要动手了,怎么办?抵抗?还是?’张学良当时是这样指示他的:‘蒋委员长告诉过我,东北外交,总的方针是和平解决,不能酿成军事行动。你叫张作相见机行事,灵活处理吧!’”而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前的几天,全东北的军警机关,曾经群发过多份电报到东北大地的各个分局和派出机构,电文的内容是这样说的:“……日人一旦挑衅,应尽量忍让……”关于这个对设想中的日本军人可能的挑衅行为进行忍让的电报,还有许多的旁证。例如,依据1949年9月23日和29日伪满洲国战犯于芷山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里面的口供,在“九一八事变”前后的那段时间里,他作为东北军的将领之一,曾经先后一共收到过八封至九封的电报,都是东北军副司令发过来的,内容都是一样的:“对于日军的挑衅,不许抵抗。”果然,1931年9月18日晚上,日本关东军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东北军遵命未予抵抗,全线退让。东北大地,迅速沦陷。9月23日,蒋介石对中国国民,发表了这样的演说,被收录在了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八卷这册资料里:蒋介石说:“……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暂时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以等待国联公理之判决……”蒋介石于“九一八事变”爆发五天之后所发表的这个演说表明:蒋介石无论在事前、事后,对日本的态度始终未变——暂时不抵抗。史料列举了这么多,想必读者至此应该很明白了“九一八事变”到底是谁下令不抵抗?对于这个问题,比较客观的看法,应该是这样的:1.蒋介石不想和日本打仗,“九一八事变”事前是如此,事后也是如此,并且,蒋介石给张学良发过“妥协忍让”的总指导方针。2.张学良依据蒋介石的“指导方针”以及自己个人的利害判断,事前、事后的态度也都是明确一致的:不抵抗,至少暂时不能抵抗。总而言之,“不抵抗”,是当时蒋介石和张学良两个人共同的看法、共同的方针、共同的做法。也就是说:即便是换了蒋介石坐镇东北,遇到“九一八事变”这种发生在家门口的事情,蒋介石采取暂时忍让的政策,应该也是大概率事件。事实上,早在三年前(1928年)的“济南惨案”当中,蒋介石的表现,就已经证明了在没有做好充分的军事准备之前,蒋介石暂时是不会对日本进行抵抗的。所以说,我们争论在“九一八事变”当中“到底是蒋介石还是张学良下令不抵抗”这个问题,其意义其实是不大的。第四章识破讹传谣言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信息的不公开和不对称;而讹传才是让谣言四起的最大助力。我们只有带着钻研史料的态度和刨根问底的耐性,让历史亲历者站出来说话,用他们的日记、信件、电报、自传等史料去多方印证,还原历史,才能戳穿一直误导我们的讹传。

                      是谁烧毁了圆明园

                      在中国,曾经有不少的作家、编剧,犯过“八国联军火烧

                      秀了,名声在外,人们都争着买她。”秦惠王不禁点点头,似乎明白了点什么。陈轸又说:“有个楚国人,他有两个妾。他不在家的时候,有人勾引年长的那位,遭到大骂;勾引年轻的那位,年轻的就表示愿意。后来那个楚国人死了,有人问那个勾引的人愿意娶哪个,您认为他会怎么回答?”秦惠王想了想说:“年长的那个。”“对了!”陈轸说,“勾引别人老婆的时候,当然希望女人风骚放荡,可是到自己娶老婆的时候,又希望女人保守贞洁。楚王也不是傻瓜,如果我常把秦国的秘密泄露给楚国,您认为他会重用我吗?”秦惠王恍然大悟,赶紧向陈轸赔礼道歉,而且将张仪大骂了一通。可是,经过这件事后,陈轸对秦惠王的态度也变了。等到秦惠王任命张仪当了相国,陈轸便真的离开秦国,投靠了楚国,从此受命于楚王,来往齐、楚之间办理外交事务。公元322年,张仪相魏,曾经派人以魏惠王的名义到楚国去邀请陈轸,许诺委以重任,想引诱陈轸到魏国来就范。陈轸差点上当,幸好其子看出了端倪,极力劝阻,陈轸才没有自投罗网。这件事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张仪对陈轸是颇为忌惮的。无论是作为同僚还是作为敌人,他都不希望看到陈轸这样一个人存在。如果把张仪在这世上的敌人排个队,排在前三位的必定是苏秦、公孙衍和陈轸。公元前315年,当楚怀王把当前的形势介绍给陈轸听,陈轸捋了捋下巴下面几根稀疏的胡须思索了片刻,慢条斯理地说道:“秦国想攻打楚国,蓄谋已久了。现在又将得到韩国的一座大城,很快就要与韩国一道挥师南下,其威胁不可小觑。您听我一句话,马上命令全国警戒,动员所有的武装力量,把战车都摆到道路上来……”话未说完,楚怀王心急火燎地打断道:“先生的意思,是要寡人全力一战吗?”他心里想,如果是那样,还要你来出个鸟主意,让将军们准备就是了!“非也!”陈轸颇为不屑地看了楚怀王一眼,“做好这些工作之后,派使者到各国去放风,宣称楚国要全力救援韩国。特别是对韩国,一定要多派人手、多带钱财去做工作,务必使韩王相信您的诚意。这样的话,韩国至少不好意思充当进攻楚国的先锋,楚国面临的危险就小多了。更大的可能是,韩国听信了我们,认为我们必定发兵相救,不再向秦国求和,而是死扛到底,我们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楚怀王听了,先是一愣,继而“嘿嘿”地笑起来,连说“你坏,你坏”,同意了陈轸的建议。于是楚国全国动员,将战车摆满了夏路(从楚国方城通往中原的大路),摆出一副北上救韩的架势。与此同时,楚怀王的亲信使臣来到韩国首都新郑,对韩宣王说:“楚国虽小,但已经做好准备与韩国共存亡,请韩国也全力以赴,共同抗击残暴的秦国。”战国时期开出的众多空头支票之中,楚怀王的这张最让人感到踏实——毕竟,楚国的军队已经整装待发,太像那么回事了!不由得韩宣王不信。楚国的使臣离开后,韩宣王赶紧让公仲朋停止活动。公仲朋大吃一惊,对韩宣王说:“侵略我们的是秦国,欺骗我们的是楚国。因为楚王的一句空话,就轻率地决定与秦国抗争到底,恐怕被天下诸侯嘲笑。再说,楚国和韩国又不是兄弟之国,互相之间也没有攻守同盟。肯定是楚国觉察到秦国的动向,才说要出兵救援韩国。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一定是陈轸的计谋。而且,大王已经派人向秦国表露过求和之心,楚国一鼓动,您又改变主意。秦王本来志在楚国,现在感觉受了韩国的欺骗,必然将全部怒火都撒到韩国身上。请您一定要考虑清楚再作决定。”韩宣王说:“你别再说了,我意已决。”命令加派人马,支援公孙衍抗战。公元前314年,秦军发动了一场攻势,在岸门(今河南省许昌)大败韩军,斩首一万,打得公孙衍弃甲而逃。与此同时,秦将樗里疾麾兵攻魏,再度攻取了魏国的焦(今河南省三门峡市东南)和曲沃(今山西省闻喜县西)。而传说中的楚国大军,仍然停留在夏路上,丝毫没有北上的动向。韩宣王撑不住了,赶紧派人向秦惠王求和,并将太子韩仓送到咸阳去当人质。公元前313年,魏襄王和秦惠王在临晋相会。按照秦惠王的意思,魏襄王立亲秦的公子魏政为太子,赶走了田文这个徒有其名的外来和尚,还是让田需当了相国。同年,秦军伐赵,攻取蔺城(今山西省离石),俘虏赵将赵庄。至此,三晋两降一败,秦国控制了魏、韩,踢开了赵国,成功地在关东(函谷关和武关以东)地区站稳了脚跟,获得了进攻中原的前进基地。当年张仪提出的“以秦、韩与魏之势伐齐、楚”的连横战略构想,正在一步一步得到实现。张仪戏耍楚怀王由于共同感受到来自秦国的压力越来越强大,齐宣王和楚怀王频频互送秋波。通过陈轸的穿针引线,两国之间的交往变得频密起来。为了威慑秦国,楚怀王还派大将景翠率领大军北上,驻扎在魏、韩以南一线;又派三位大夫(姓名不详)率领九支部队直逼曲沃和於中(今河南省西峡),而且在齐国的帮助下,一举攻占了曲沃。曲沃的失陷,给秦惠王敲响了一记警钟。他突然意识到,同时将齐、楚两大强国列为敌人是不明智的,必须先想办法分化瓦解齐、楚同盟,再各个击破。在这种情况下,张仪决定赤膊上阵,前往楚国游说。楚怀王见到张仪,倒也十分客气,安排他住最高档的宾馆,还亲自前去探望,问道:“先生不远千里来到这蛮荒之地,敢问有什么指教?”张仪说:“不敢。我是来为大王分析天下形势的。”楚怀王如果当场操起一根棍子打晕张仪,就清静了。要知道,所有的阴谋家、政客、传销者、基金经理、保险推销员跟你说的第一句话都是:“我来为您分析一下形势。”如果你不想上当,最好的办法就是先一棍子打晕他。楚怀王显然不懂江湖险恶,颇有兴致地听张仪讲了下去。张仪说:“秦国,现在是天下最强大的国家,它的土地占了天下的一半(吹牛!欺负楚怀王没有地理知识,天下最大的国家其实是楚国),兵力足以抗衡周围的国家,山河险固,地势易守难攻。秦王拥有雄兵百万,战车千乘,战马万匹,粮食堆积如山。秦军法令严明,士卒甘愿赴死(这确是秦国的可怕之处),将帅有勇有谋,不出兵则已,一出兵就会席卷常山,折断天下的脊梁。天下诸国,凡是不服者都将灭亡。那些主张与秦国对着干的人,就像是驱赶着羊群去斗猛虎。现在大王不结交猛虎却结交群羊,我是暗地里替您着急啊!”楚怀王真个耳根软,被张仪这么一吓,脑门就开始冒汗了。张仪偷偷瞟了楚怀王一眼,看到这副情状,心下便知道已经有三分成算,接着说道:“天下的强国,除了秦国就是楚国,除了楚国就是秦国。两虎相争,其势不两立。大王现在派兵北上与秦国争利,不知道有没有想过后果?”“哦?”楚怀王眉头扬了一下。“秦国坐拥巴蜀之地,用大船装载士兵和粮食,每条船能够装载五十名士兵和三个月的口粮,顺长江而下,日行三百余里。到楚国三千余里,十日可至扜(yū)关。扜关一旦受到攻击,黔中、巫郡从此就不得安宁。秦国再挥师从武关出发,南下攻击楚国,楚国北部地区就会被隔断。可以这样说,秦国如果攻楚,不出三个月,楚国就会面临危难。齐国就算发兵相救,至少需要半年时间。我以为,您依靠齐国来对抗秦国,实在是大大的不明智。”如果是公元前316年之前,张仪绝对不敢说这样的话,但是现在可以说得理直气壮。这一切,要归功于司马迁的那位老祖宗司马错。楚怀王不禁“啊”了一声,眉头紧锁,略有所思。张仪紧接着问道:“大王可知道,秦王最钦佩的人是谁?”“谁?”“就是大王您啊!”“怎么会呢?”楚怀王连连摆手,脸竟然红了。“千真万确。”张仪说,“秦王最钦佩的人是您,最痛恨的人是齐王。他常说,楚王为人正直厚道,气度不凡,堪为天下诸侯之楷模。而齐王不过是个乘人之危的小人。他正打算派樗里疾将军讨伐齐国,救燕国于危亡,可是楚国正与齐国交好,让他十分为难呐!”“这……”楚怀王搓搓手,意思是,“我也很为难啊!”张仪觉得火候已到,抛出最后一颗重磅炸弹:“大王不是正在兴兵进攻於中吗?如果大王能够与齐国绝交,我马上回去向秦王请求,将於中……啊不,将商、於方圆六百里的土地统统献给楚国,还让秦王将女儿嫁给大王为妾,秦、楚两国互为婚姻,互派人质,永远成为兄弟之邦。不知您意下如何?”这颗炸弹将楚怀王所有的纠结都炸到了九霄云外,他赶紧问道:“此话当真?”张仪说:“在大王面前,怎敢有半句虚言!”楚怀王大喜。第二天上朝,他便对群臣说:“你们祝贺我吧,我刚刚得到了商、於之地六百里。”群臣听他讲完事情的经过,都向他表示祝贺。只有陈轸仰头望天,一言不发。楚怀王觉得很不爽,下朝之后将陈轸单独留下来,问道:“我不动一兵一卒就得到了商、於之地,你难道不觉得高兴吗?”陈轸说:“我只怕大王拿不到商、於之地,反而招来祸患,所以不敢高兴。”楚怀王说:“为什么这样说?”陈轸说:“秦王看重大王,不过是因为大王与齐王交好。现在您为了张仪的一个空口许诺,就要与齐国绝交,我没法不担心。张仪这个人,我太了解他了。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含血喷人,也可以信口开河。他的话,基本上不可信。您如果实在要听他的,也要先让秦国交出商、於之地,再与齐国绝交。否则的话,楚国西有秦国为患,东与齐国绝交,马上大祸临头……”“你别再说了!”楚怀王打断他的话,“我意已决,你等着看我把好事办成吧!”又意味深地说了一句,“看来,你对当年和张仪之间的恩恩怨怨,还是念念不忘啊!”陈轸长叹一声,没有再说什么。楚怀王说做便做,马上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绝交信,派人送给齐宣王。使者尚未返回,他又写了第二封绝交信,再派人加急送往临淄。张仪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他带着楚怀王送给他的几车礼物和一名楚国将军回到了秦国。而这位将军的使命,当然就是代表楚国接收商、於之地。没想到张仪回到咸阳的第二天,就从马车上摔下来,躺在家里养伤,一连三个月没有出门。楚国将军看到这种状况,也不好催他办理土地移交,只得派人将情况汇报给楚怀王。楚怀王的第一反应是,张仪该不会是以为我与齐国绝交的事办得还不够彻底吧?他不假思索地又派了第三名使者前往齐国。不过这回没有绝交信了。使者就是信。在齐宣王殿上,使者当着齐国文武百官和各国使节的面,操着抑扬顿挫的楚地方言,将齐宣王以及其祖宗十八代骂了个遍。然后,他就被一拥而上的齐国武士拖到殿外,剁成了肉酱。这件事很快传遍了天下,当然也传到了咸阳。张仪听到这个消息,病马上就好了,主动约见了那位已经在咸阳休息了半年的楚国将军。他小心翼翼地拿出一张羊皮,羊皮上绘着一幅地图。张仪指着地图说:“从这里,到这里,方圆六里,是秦王赐给张某人的私人领地,本来想修个宅子养老的,现在我把它献给楚王了。”楚国将军大吃一惊:“我听说是六百里,怎么会是六里呢?”“什么六百里?”张仪摆出一副更吃惊的样子,“我只是一个小人物,怎么可能献给楚王六百里地呢?是您听错了吧?要不就是楚王听错了。”楚国将军交涉未果,只得拿着那张地图回到了郢都。楚怀王气得火冒三丈,一下子丧失了所有的理智。他当即下令景翠准备进攻秦国,又命将军屈匄(gài)率军北上支援景翠。大臣们都被楚怀王那张气得扭曲的脸吓坏了,谁也不敢劝谏。只有陈轸站出来说了一句话:“现在我可以说话了吗?”楚怀王说:“可以。”陈轸说:“事情到了这一步,进攻秦国不是一个好办法。您不如干脆送给秦国一座大城,与秦国联合攻齐。这样的话,我们虽然失去一座大城,却可以从齐国那里得到补偿。最重要的是,天下人不会因此而笑话楚国。”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既然已经上了秦国的当,不如因势利导,化被动为主动,寻求一个体面的方式来借坡下驴。但是楚怀王第二次拒绝了陈轸的建议。他现在心里想的,只有“复仇”两个字。郑袖的枕边风公元前312年,楚国兵分两路,大举北伐。一路由柱国景翠率军,围攻韩国雍氏(今河南省禹县);一路由将军屈匄率领,攻打商、於。秦国兵分三路反击。东路由名将樗里疾率领,兵出函谷关,进入到韩国的三川郡,协同魏、韩两军对围攻雍氏的景翠军进行反包围作战。中路由庶长魏章率领,从蓝田出武关,进驻商、於之地,以对抗屈匄军。西路则由后起之秀甘茂率领,兵出南郑,进攻楚国的汉水流域。三路军中,中路军兵力最强,但是总揽全局的灵魂人物还是有“智囊”之称的樗里疾。樗里疾的东路军一路疾进,与魏、韩两军会合,先是攻克曲沃,然后经过东周地界,在东周获得粮食补给后,便直扑景翠军,与守卫雍氏的韩军形成掎角之势。景翠严阵以待,准备与秦军大战一场。双方发生了小规模的接触,在感觉到对手实力不弱之后,又不约而同地开始构筑防御工事,囤积军粮,准备打持久战。但这只是樗里疾的虚晃一枪。他让魏、韩二军打着他的旗号继续与楚军对峙,自己却率领秦军主力星夜南下,与中路的魏章军一道,在丹阳(今河南省西峡)前后夹击屈匄军,获得斩首八万的空前战绩,还俘虏了屈匄、逢侯丑等楚军将佐七十余人。这一战,史称丹阳之战。丹阳之战后,秦军士气大振。樗里疾借势杀回雍氏,又与魏、韩两军一道击破景翠军,取得了雍氏之战的胜利。现在可以解释本章开头提出的问题,为什么韩、魏两国会跟着秦国去攻打齐国了——雍氏之战后,樗里疾意气风发,率领秦、魏、韩三国联军继续东进,大败齐军于濮水。魏章也没浪费时间。樗里疾向东救援雍氏,他便向西配合甘茂的进军。两军联合作战,一举夺得楚国汉中的六百里地,并在那里设置了汉中郡。至此,秦军一气呵成,连续在丹阳、雍氏、濮水、汉中四个战场上获得全胜。樗里疾因此声震华夏,被秦惠王封为严君。楚怀王输红了眼,干脆孤注一掷,增兵袭击秦国的关中地区。应该说,楚怀王这一招很漂亮。此时秦军樗里疾在齐,魏章、甘茂在汉中,战线拉得太长,国内相对空虚。而且秦国上下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当中,完全没有料到楚怀王会来这么一下子。楚军迅速攻克武关,直逼咸阳,一直打到蓝田。这里离咸阳只有不到一百里地了。但就是在这里,楚军也成为强弩之末,遭到了秦军的有力阻击,惨遭失败。魏、韩两国抓住机会主动南下出击,一路攻到了邓城(今湖北省襄樊)。而魏章也配合韩军攻楚,连克召陵(今河南省漯河)和上蔡(今河南省上蔡)两城。就在这个时候,秦惠王主动伸出了橄榄枝。他派人对楚怀王说:咱们别打了,有事好商量。您想要秦国的商、於之地,没问题,可以拿楚国的黔中郡(今湖南省洞庭湖以西至四川省黔江流域一带)来交换。楚怀王一听“商、於”两个字就心里发麻,感觉那是个诱饵,碰一碰都会有危险。他明确表示:我不希望换地,但是如果秦国可以将张仪交给我,我宁愿把黔中郡白送给秦国。一个郡换一个人,怎么样,干不干?秦惠王马上就动心了。他把楚怀王的话当作一个笑话讲给张仪听,然后说:“楚王也不想想,先生乃是寡人的肱股之臣,休说一个黔中郡,就算把宛郡、巫郡、新城郡统统给了寡人,寡人也不会拿先生去交换啊!”秦惠王言毕,发出一阵不自然的大笑。一丝悲凉掠过张仪的心头。他认真地说:“那就让我去吧!”“不行。”秦惠王说,“楚王最恨你拿商、於之地戏弄他,岂能轻易放过你?”张仪说:“秦强楚弱,只要有大王为我撑腰,想必楚王也不敢拿我怎么样。退一万步说,即便楚王杀了我,能够为秦国获得黔中之地,我也心甘情愿啊。”话说到这个份上,秦惠王只能“勉强”同意了张仪的请求

                      因为君王后有私心。什么私心呢?君王后死后,她的弟弟后胜为相,掌握了齐国的实权。君王后之所以最终不说出可以重用的大臣,就是因为她料到死后她的弟弟后胜会掌握齐国国政,她不愿意毁掉后胜的专权。君王后慧眼识人,不仅看出落难公子非寻常之人,而且还看出大臣中谁可堪重用;在“玉连环”事件中又表现出她的果敢机智。但是,君王后私心太重。国家大政只能由既有才能又有忠心的大臣掌管,但是,出于私心,她却把权力移交给了她的弟弟。同样,在处理六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时,她的局限也暴露无遗。君王后的视野也仅限于此,在秦国统一天下的大势中,她不知道齐国应当怎样做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齐王建三年(前262),秦、赵长平之战爆发。当时,齐、楚两国都要救援赵国。秦国盘算,齐、楚如果是真心援赵,我们就必须退兵;如果他们不是真心救赵,我们就和赵国作生死决战。长平之战打了三年,赵国军粮匮乏,向齐国请求援助,齐王建坐视不救。有人劝说齐王建援助赵国,使秦国退兵。这人说,如果我们坐视不管,秦国一旦灭赵得逞,齐、楚两国就危险了。对齐、楚来说,赵国是屏障啊,齐国援赵也是保护自己,因为唇亡齿寒。今天赵国灭亡,明天就该齐、楚灭亡了(且赵之于齐楚,杆蔽也。犹齿之有唇也,唇亡则齿寒。今日亡赵,明日患及齐楚)。救赵是义举,退秦显威名。这种事不做,还能做什么?但是,齐王建不听。结果赵国大败于长平。长平之战爆发之时,在齐国执掌大权的是君王后。君王后对秦国采取的策略是“事秦谨,与诸侯信”。但是,君王后“事秦谨”是真,“与诸侯信”则假。因为君王后历经秦昭襄王、孝文王、庄襄王三代秦国国君,这正是秦国逐渐称雄天下之时,秦国不断地对六国发动兼并战争。如果君王后“事秦谨”,那么就不可能对其他诸侯“信”。“与诸侯信”必然会激怒秦,怎么再“事秦谨”?因为这二者本身就是相互矛盾的。在这对矛盾之间,君王后选择的只能是“事秦谨”。长平之战齐国拒绝向赵国提供粮食即是明证。齐王建毫无治国能力,齐国的整个大权都掌握在相国后胜的手中。后胜非常贪婪,秦国对此了如指掌,便对贪婪的后胜重金行贿。秦国行贿不计成本,不仅对后胜大肆行贿,而且对后胜的门客也大肆行贿。接受了秦国大量金钱的后胜和他的门客们,都劝齐王建不要与秦国开战,不要帮助其他五国(君王后死,后胜相齐,多受秦间金,多使宾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为反间,劝王去从朝秦,不修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攻秦)。齐王建整天处在这批人的包围之中,毫无建树和主见。在投降派的极力怂恿下,齐王建甚至想去朝见秦王。这件事被一位雍门司马知道了,他问齐王建,大家拥立你当齐王,是为了国家社稷呢,还是仅仅为了立王呢?齐王建听后回答,当然是为了江山社稷。这位官员继续发问,既然是为了江山社稷,为什么大王要离开自己的国家而去秦国呢?齐主建听了这句话,立即调转车头返回齐国(齐王将入朝,雍门司马前曰:所为立王者为社稷邪,为王邪王?曰:为社稷。司马曰:为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齐王还车而反)。齐主建虽然在臣子的劝说下未去秦国朝拜秦王,但是,他的国策并没有变,仍然是明哲保身,事奉秦国。即墨大夫听说齐王建听从了雍门司马的劝告,以为国策发生了变化,非常兴奋,立即求见齐王建。他对齐王建说,齐地有数千里之广,雄兵数十万之多,韩、赵、魏虽然已经灭亡,但是,不愿亡国的三晋大夫还有数百人聚集在齐地,如果大王给他们十万军队,他们就可以收复韩、赵、魏三国的故地。楚国虽然亡国,但是,不愿亡国的楚国大夫聚集在齐地的也有数百人,假如大王给他们十万军队,他们也可以收复楚地。如果韩、赵、魏、楚各国纷纷复国,齐国的势力立即可以强大起来,我们齐国就可以灭了秦国。即墨大夫的话显然有夸张的成分,但是,这是一位齐国官员在秦兵压境的情况下不愿亡国的义举。当然,齐王建根本不会听从即墨大夫的这番话。从君王后开始,齐国一直奉行“事秦谨”的国策。“事秦谨”说白了就是不和秦国对抗。比如秦、赵长平之战,赵国向齐国求助,齐国袖手旁观,见死不救。那么,君王后与齐王建为什么要采取这种国策呢?首先是不愿得罪秦国。与齐国“事秦谨”国策相匹配的是秦国的“远交近攻”。范雎入秦之后,秦国开始施行“远交近攻”的策略。齐国和秦国并不搭界,自然成为秦国“远交”之国。“远交”的好处是不受秦国攻击,但是,“远交”的代价是三晋受到的“近攻”。当三晋在秦国的连年蚕食下苦苦挣扎之时,齐国倒是相安无事。但是,表面上的安宁实际上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当三晋灭亡之后,这个代价立刻就显露出来。秦国的“远交”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让齐国不要援助三晋,让秦国放手削弱并灭亡三晋,但是,到三晋真正灭亡之日,齐国末日也就来临了。其次是秦国的金钱战略。齐国“事秦谨”的国策能够执行数十年之久,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秦国的金钱战略。秦国用重金收买权臣后胜和他的门客,这些拿了好处的蛀虫当然主张“事秦谨”。这样,秦国贿赂了齐国权臣,误导了齐王建。秦国用于贿赂的这点金钱和得到一个偌大的齐国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就是这么一点钱却让后胜及其同党出卖了齐国。再次是五国伐齐的误导。公元前284年,五国伐齐,赵国是参与国之一,齐国对此耿耿于怀,而且汲取了教训。五国既然可以联手灭齐,齐国凭什么还管三晋之事?齐王建不懂得,五国伐齐之后,齐国尽管复国,但是实力已大不如前。此时只有赵国以一国之力在抵抗秦国的东进,如果赵国再惨败于秦,秦国就无人可挡了。并非没有人看到这一点,有人向齐王建讲明唇亡齿寒的道理,齐王建为什么还不救赵呢?只能说明齐王建和执政的君王后完全不懂大局。长平之战由手赵国指挥失误,加之军粮严重不足,最终四十五万大军全军覆灭。从此,齐国再也不能安享赵国抗秦所带来的短暂安宁与和平了。齐王建的“事秦谨”政策非常愚蠢。秦国灭了五国之后,兵临齐境,齐王建还幻想当一个五百里地的封君。由于心存幻想,所以,齐王建到死都不愿抵抗。耽于安乐腐败亡国我们可以看到,齐国中期和晚期的国策,对齐国的生存都是不利的。齐国中期,齐愍王滥用武力,给齐国带来了灾难,导致五国伐齐,齐国从此衰落下去。而齐国晚期,执政的君王后和齐主建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完全不用武力,奉行“事秦谨”的国策,眼睁睁地看着别的国家一个个被秦国消灭,自己直接暴露在强秦的铁蹄之下,加速了齐国的灭亡。可以说齐国灭亡的原因之一就是国策失误。那么,齐国灭亡还有其他原因吗?还有一个原因是政治腐败。齐国和三晋不同。三晋独立之后,都谋求改革,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魏文侯的李悝变法,韩国的申不害变法,都是为了图强。三晋改革的原因都非常现实,为了生存。三晋分封为诸侯之后,都处在激烈的争斗之中,韩、赵、魏三家本身就是晋国六卿之中相互斗争的胜出者,而且,韩、赵、魏三国也都没有齐国广袤的国土、优越的自然条件,这些因素促使韩、赵、魏兰国希望通过变法图强获得生存。秦国地处西陲,不受中原诸国重视,只有变法图强,才能东进中原。所以,齐国和秦国也不相同。生存的艰难使七雄之中的韩、赵、魏、秦相继变法,唯独齐国,历花史悠久,地大物博,生存条件的优越使齐国毫无忧患意识。所议,齐国尽管有名相名将,也有雄才大略的君王,但是,没有秦国奖励士兵的军功爵制,不能用制度保障立功者的利益。即使在五国伐齐之后,齐国重新复国,仍然不思进取。君王后和齐王建更是把政治腐败推向极致。后胜专权,受金误国,这样的政治局面怎么可能应对强秦呢?秦王嬴政灭齐是统一战争中的经典战例:不战而屈人之兵。尚有数十万雄兵的齐王建不战而降,使秦王嬴政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统一天下。齐国军事家孙武写过一部著名的兵书《孙子兵法》,该书《谋攻篇》有句名言:“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齐国以自己的灭亡印证了孙武的这两句名言,真是历史莫大的讽刺。本书分别讲述了秦王嬴政统一天下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用一个成语来概括:势如破竹。“秦皇扫六”、“诸侯尽西来”、“六王毕,四海一”的局面终于形成。秦王嬴政统一天下为什么如此顺利迅捷呢?嬴政又是如何洽理这幅员辽阔的统一国家的呢?请看下部。秦兵马俑他们先朝那个白人姑娘开了枪。对剩下的人他们可以从容下手。没必要匆忙离开这里。他们离镇子有十七英里,而那座镇子离别的城镇都有九十英里之遥。在这座女修道院中有的是藏身之处,这一天才刚开始,还有时间。他们一共九个人,比他们奉命要蹂躏或杀掉的女人多一倍,何况他们还随身携带着可满足任何需求的用具:绳索、一个棕榈叶十字架、手铐、催泪瓦斯和墨镜,当然还有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枪支。他们从来没进入过这座女修道院的深处。其中一些人曾把雪佛兰汽车停在前廊附近,摘下一串胡椒,或者走进厨房取一加仑的烤肉调味汁;只有少数几个人看到过厅堂、祈祷室、教室和卧室。现在他们都要去见识见识。而且他们最终会看到那个地下室,并将其肮脏暴露在即将照亮俄克拉荷马天空的光亮之下。与此同时,他们为自己身上的衣着吃了一惊——突然意识到穿着的不合宜。因为在七月的清晨,他们如何猜得到里面会这么冷呢?他们的短袖衫、工装服和花哨上衣吸进寒气,让人觉得像是发烧。那些穿着工作鞋的人,更是因为踩在石面地板上的巨大声响而心慌意乱,而穿波罗-凯兹牌软底帆布鞋的人则踏地无声。还有这组建筑物的宏伟壮观,只有两个系领带的人似乎才配得上在此出入,他们先后想起来,这里在用作女修道院之前,本是一个贪官好大喜功修建的住宅。这座大宅邸淡褐和玫瑰红色调的大理石地面连接着柚木地板。白云母薄片保持着昔日的光泽,而镶嵌了图案的墙壁五十年前就已经剥落并刷上了白色。至于让修女们感到恶心的装修华丽的卫生间里的饰物,已经被优质又平庸的管道和龙头所取代,不过,颇具王公气概的浴缸和水池更换起来太费工本,只好听凭其锈蚀。那个贪官当年乐趣所在之处,现今已被消除痕迹,餐厅被修女们改装成教室,一度用来让阿拉巴霍族(北美印第安人的一支,现居美国怀俄明州和俄克拉荷马州。)的女孩们静坐其中,学会忘掉一切。此时,武装的男人们搜寻着这些房间,房间里流苏花边装饰的篮子飘摇在佛兰芒式枝状大烛台旁边,基督和圣母在葡萄藤花边围绕的壁龛里闪闪发光。圣十字女修道院的修女们凿掉了所有山林水泽女神的雕像,但她们的大理石发卷却仍然缠绕着葡萄叶,戏弄着果实。那伙人不慌不忙地深入到大宅的深处,寒意也随之越来越强烈。他们眼观耳听,警惕着藏身在此的女人的怨怒和发面团的发酵味及黄油气味。他们当中最年轻的那个人回头看着,强迫自己弄清身处的梦境将如何进展。那个被枪击中的女人别别扭扭地躺在石面地板上,向他摆着手指—或许只是看似如此。所以他的梦做得还不坏,只可惜色彩不够鲜明。他以前的梦中从来没有这样的色彩:黝黑突变成大片的红色,然后是浓烈、狂热的黄色,如同一个轻易得手的女人的衣服。领头的男人停下来,举起左手止住身后的一个个侧影。那些人便站住脚步,调整好呼吸,把手中的长短枪支换成随意的握法。领头的男人转过身来,用手势给大家分工:你们两个到那边的厨房;另两个上楼去;其余两个到小教堂。他留下三个人——他自己、他弟弟和那个认为自己正做着梦的人去地下室。他们一言不发、郑重其事、不慌不忙地分头离去了。早些时候,他们砸开女修道院大门之时,此行使命的本质让他们有些晕眩。但他们的目标毕竟是分散的:被赶出大门的人有时会闯回房间。因此现在怨愤的情绪受到了控制。把第一个女人(那个白人)射倒之后,那情绪已经像黄油一样清晰了:表层是仇恨的纯油,底部凝固的是硬心肠。屋外,薄雾齐到腰高。很快雾气就会变成银色,在太阳将露水晒干之前,草叶上闪现的彩虹会低得足以让小孩子做游戏。太阳会照出数英亩须芒草,说不定还会暴露出“女巫”的踪迹。厨房的面积超过了他们每个人出生时的住房,带椽的顶棚很高,里面的架子比爱斯杂货店里的还要多。餐桌差不多有十四英尺长。可以轻易地看出,他们正在追捕的女人全都没有料到会发生突变。厨房的一头立着一满罐牛奶,旁边是四碗碎麦;另一头是切到半截的菜:一堆像是一把绿纸花似的大葱紧挨着亮闪闪的胡萝卜圆片,削过皮还没切的土豆白花花的,精湿鲜脆。灶上炖着没沸的汤。这间厨房有餐馆的灶间那么大,有八个灶眼,巨大钢顶下的一个架子上排列着十几条鼓胀胀的面包。一条凳子翻倒在地。四周没有窗户。一个人示意另一个打开食品间,他自己则向后门走去。后门关着但没有锁。他朝外望去,看到一只老母鸡,他揣测它那肿胀带淤血的鸡屁股准是下过变异的蛋——双黄的、三黄的特大畸形蛋。从外面的鸡窝里传来轻柔的咕咕声;小雏鸡自信地扑腾着翅膀进到院中忽现忽散的雾霭中,它们呆滞的眼睛只盯着早间的食物,无视其他。石阶周围的泥地上不见脚印。那人关上后门,与食品间的同伴会合。他们俩一起察看着积尘的瓦罐和陈年罐头食品:西红柿、青豆、桃子。他们想,日子过得真稀松。八月份已经临近,可这些女人都没有整理过这些瓶瓶罐罐,更别说洗刷了。他把炖汤的火熄掉了。当初他妈妈给他洗澡用的锅都不如这个汤锅大,那在她出生的草泥堆砌的房子里可是个奢侈的享受。他现在住的房子又大又舒服,而这座镇子与他的出生地相比算得上豪华繁荣,其发展之路走了足足五十年。从俄克拉荷马领地上的一座梦幻之城黑文变成了俄克拉荷马州的一座鬼蜮之城黑文;在一八八九年挺身而立的自由人到一九三四年就跪到了地上,到一九四八年干脆在地上爬了。所以他们才来到这座女修道院,确保此事绝不再次发生,使其里里外外没有任何东西腐蚀一座黑人城镇,让它遭此苦难。他知道和听说过的所有的人都曾屈从或融入了白人的城镇;要不,就像在黑文,他们都皱缩到了花格窗里面:房基的外缘由那里长着的青草标出,壁纸在没有玻璃的窗户后面变得像照片底片,校舍被向钟楼长去的老树挤到了一边。一九○五年时的一千居民到一九三四年变成了五百,然后成了两百,后来随着棉花价格暴跌和铁路公司到处铺轨,又减到了八十人。作为一个大家庭生计所需的唯一补助农业津贴,随着每个成婚的儿子分得他那一小份而变成了仅仅是鸡零狗碎的耕作,而那一小份又得给那个儿子的孩子们分成许多份,直到最后,没有出走但拥有小而又小的一份的人只好心怀厌恶地欢迎白人投机者提供的任何条件,因为他们已经迫不及待要离开家园到别处去碰运气了。到这种时刻,无论大城还是小镇——只要是已经建成的就行。但他和另外几个人全都是退伍老兵,有不同的想法。他们热爱原先的黑文——那里的观念和那里的地域——他们怀着并且时时抚育着这样的情愫,从巴丹(菲律宾吕宋岛一省。)到关岛,从硫磺岛到斯图加特,决心从头做起。他触摸着炉灶的抽风罩,对其结构和功能暗羡不已。那尺寸和一度在他家乡中部安置的砖砌大炉灶一样。他们返回美国时,人们已经把那砖灶拆了,把砌灶的砖、炉石和铁件都搬到向西两百四十英里的地方——远离很久很久以前被明智的政府称作“未分配的土地”的古老“小溪部落”。他记得把大炉灶上的铁边重新胶合

                      ,别的好说,比如各路兵马的任务,由谁去抄后路,由谁来打埋伏,由谁肃清开封周边的金军游骑等等军事调配,这是正常的军事任务,下令就是了。比较伤脑筋的是,哪天开始行动呢?要选一个良辰吉日才行,选……谁有资格选,谁懂呢,最后大家一致认定,要找专业人才。于是,一个江湖术士光荣中奖,由他来定这个无比重要的日子是哪天。术士说,二月六日好。嗯,宋朝官方全体同意,就那天了。时间还早,大家要耐心。在等待中,一个人越等越怒,越怒越急,越急越觉得命运对他实在太不公平了。这人是姚平仲。姚平仲,字希晏,西军大将。翻开他的履历就是一部郁闷史。他很神勇,十八岁时参加了臧底河之战,杀敌无数,在军中声望鹊起,被称为“小太尉”,也就是无冕的节度使。这样了不起当然引起了上层注意,童贯一时高兴召见了他。本以为这会是一次愉快的、成功的、父慈子孝一样的见面,没想到姚平仲典型的恃才傲物,不把太监当回事。童贯大怒,能打是吧,有功是吧,资金扣发,赏一双小鞋穿穿。方腊起义,童贯率西军南下,他特意带上了姚平仲。这人是不识好歹,但真是能打,所谓光干活儿不给钱才是小鞋的王道,姚平仲不上前线谁上。战争打完,姚平仲的战绩再一次辉煌,童贯想了想,有点不忍心了。他把小姚叫来,摆出大笔金银,说都赏给你了。姚平仲却仍然冷冷地说他不要赏钱,他只想见皇帝一面。童贯大怒,给脸不要,你小子想报复是吧,想当面向皇帝诉苦是吧,偏不让你如愿。让王渊、刘光世等乖宝宝进京面圣出头露脸,姚平仲,你回边疆上继续为国立功!这次金军入侵,姚平仲积极响应勤王号召,带兵杀到开封城下,满以为立功的机会来了,却不料李纲定下的计策简直是量身定做一样的压抑他。这也太有针对性了吧,数遍开封城内外的宋朝主将,王宗楚是禁军大头领,金殿上的摆设而已,只配欺负平民;李纲纸上谈兵,再怎样也别想率军出战;种师道老得牙都掉了,据说来的路上还躺过一阵担架,只有他姚平仲战功赫赫,是主战型的、年富力强的战将。可李纲的计划偏偏就没有决战的环节,让他没有用武之地。尤其是最后一步,在黄河岸边解决完颜宗望,那时金军已经耗尽了锐气军力,宋朝二十多万兵马一拥而上,是个乱刀砍人的局面。他再神勇,能显出什么?不行,这太不公平了!姚平仲决定,无论如何都要把自己摆上历史舞台的最中央,让闪光灯照耀自己,只照耀自己,把之前所有的亏欠不平都补回来!姚平仲在二月初一日夜间率领一万步骑出城偷袭金营。他想得很好,比如生擒完颜宗望,救回康亲王,这些都是不世大功,他必将从此登上宋朝军人之巅。这巅峰会高到何处,以“复燕云者王”为例,童贯一个太监都能做到郡王,他这时解京城之围,救亲王、解帝危,到论功行赏时只有一个可能——胙土分茅。当异姓王。他这样激动地冲了出去,迎接他的是等了很久的金军。完颜宗望居然早就派人在半路上截杀他了,他的一举一动都在金军的掌握之中!消息走漏了,只有这一个可能。那么内奸是谁,隔着城里城外二十多万宋朝正规军,消息都能如此准确及时地送过去,这是怎样的手段……这个内奸又是个什么样的等级?这些在历史中没有记载,所以只能去猜,去愤怒,却无法分析得出。而当时姚平仲的命运也是这样,一万步骑去偷袭还勉强,夜间被对方反偷袭,只有迅速崩溃这一个结局。姚平仲没死,他逃跑了,这个逃跑是传奇级的,足以载入世界史册。他当晚马都丢了,骑着一匹青色的骡子狂奔,一昼夜间居然跑出去了七百五十里,到达了邓州,到这儿才吃着早饭。之后入武关、到长安,想进华山里隐居,但是想了想,华山太小了,不安全。他骑上骡子继续跑,跑进了四川,到了青城山的上清宫,到这儿他已经远离中原,没人认识他了。可他还是觉得不够远。继续跑,跑进了大面山,深入二百七十余里,连采药的人都见不着了,他才把那匹骡子放了,找个山洞开始以后的生活。这人活得挺好,过了几十年,到八十多岁时才从深山里走出来,他“紫髯郁然,长数尺,面奕奕有光,行不择崖堑荆棘,其速若奔马。亦时为人作草书,颇奇伟”。有传说,他在山里年久得道,是个仙人了。呸,说他是仙人,不如说那头骡子才是神骡。回到公元1126年二月一日的夜晚,姚平仲率军出击时,城里的人有知道的有不知道的。不知道的人是李纲,他按照惯例在巡视城防。知道的人是皇帝赵桓,他得到消息后不是派人去追回姚平仲,而是紧急派人通知李纲,说姚平仲已经出击了,肯定成功,你马上亲自带人去封丘门外接应。李纲呆了,这是哪儿跟哪儿,他是城防司令,大将带人冲出去了,居然没有事先通知他。看命令,是钦宗亲笔写的,想犹豫吗,这样的命令一口气连下了三道,不容他不照办。于是,李纲率兵出城,事后证明这还是很必要的。金军在击败姚平仲后,立即向开封城推进,想在黑夜中乘乱攻城。李纲刚好在城外幕天坡附近迎上了金军,一通乱战,他在城外把金军打了回去。这一夜终于过去了,当他在黎明拂晓时分回到城里后,发觉城里比城外乱得还厉害。大宰相李邦彦怒了。首相大人暴跳如雷,什么偷营、截击、救人、救国,在他的心里都是犯罪,这会激怒金军,害了他的性命!他早就说过不能打,现在好了吧,谁说能赢的,输得人都跑光了。李纲也很紧张,姚平仲打乱了计划,让他的全盘布置都落空了,现在这样,怎样为继?关键时刻,种师道站了出来。老将的经验是无与伦比的,他根据这时的局面,提出了一个新的打法。——劫寨是个失误,但也可以转化为胜机。昨晚失败了,那么今晚再去劫,还失败的话,连续劫十天。十次之后金军必将疲惫,无法支撑,只有退兵一途。那时,李纲计划的后半部分仍然可以实施,黄河两岸仍然是金军的覆灭之地。这个计策好不好,相信只要脑子里稍微有点皱褶的人都能分辨出来,可惜的是,这时宋朝的当家宰相就是个没皱褶的……李邦彦拂袖而去。他下决心再也不跟这帮疯子混在一起了,为了身家性命的安全,这次必须把局面牢牢地握在自己的手里。毕竟,我才是首宰!李邦彦发怒的同时,牟驼冈上的完颜宗望也爆炸了。他跳到张邦昌、赵构的面前一通吼叫,痛骂宋朝背信弃义,一边说讲和一边来偷营,你们宋朝能不能更无耻一些?!为什么骗人呢?面对咆哮的完颜宗望,张邦昌、赵构的反应截然不同。张邦昌吓坏了,一摊泥一样倒在了地上,痛哭流涕请求原谅,再三向女真人保证,他是一个诚实的、柔软的、百依百顺的宋朝人。完颜宗望一见此景心情大好,提起全身功力加倍吼叫之后,决定把张邦昌牢牢地记住,以后当做重点培养对象使用。赵构却不动声色,任凭完颜宗望声情并茂哪怕飙出恐龙音都无动于衷。这让完颜宗望惊奇之余很怀疑,这是宋朝皇室的亲王吗?这和普遍意义上的宋朝上层人物反差太大了……不会是宋朝舍不得亲王,随便派了个小青年来冒充吧。完颜宗望决定退货,不管赵构是不是康亲王,都要求换人。让宋朝派个别的亲王来,换走这个表情痴呆症患者。张邦昌、赵构的命运就在这时决定,之所以两人以后的遭遇天差地别,说到底,完全是自己的胆识修养决定的,半点都不用怨天尤人。赵构被送回开封城里,这时开封城正在沸腾中,是千年以来,哪怕开封还叫大梁城以来,都没有过的新鲜热辣。北宋一代,最激动人心的一幕正在上演。民变!事情是李邦彦挑起来的,这位抓狂的首相很神勇,说到做到,真的在这种局面下的都城里搞事了。他以军事失利为由,把李纲、种师道罢免,全盘接收军权,废除了李、种之前的军事安排,全心全意纯洁剔透地向金军投降。赵桓麻木中,对李首相的举动不予置评不予支持不予反对。他只是希望再别有人去打扰他了,让他安静一小会儿就好。就在这时,金军使者送赵构回城,顺便要求宋朝解释。李邦彦立即就解释了,这和他没有关系,全是李纲、种师道干的,什么,你们愤怒,那好,我可以把李纲绑上交给你们,带回金营去好了。金军使者傻掉了,这个世界太疯狂了,宋朝人是不是在拿我开涮?面对此情此景,该使者决定镇静、淡定、从容,绝对不给宋朝人开涮的机会。他拒绝。李纲你们自己留着吧,想打想杀是你们自己的事。他留下了赵构,带走了越王赵偲,回营交差了事。金国人走了,李邦彦长出一口气,觉得还是不安全,他想到了之前被李纲扣下的三镇割让诏书,这是金军着重要求的,怎么能忘了呢?他派专人去金营交割这三镇的归属。这位专人在历史里还是很有名的,姓秦,叫秦桧。做完了这些,李邦彦才感觉应该休息一下了,他累得要死又轻松得要命地走出了宫门,刚要回家,迎头撞上了陈东。一千多名太学生在陈东的率领下向政府请愿,在他们的身后是十多万的开封军民。他们要求罢免李邦彦,恢复李纲、种师道的职务,一致对外,停止内耗,给宋朝的百姓们一条生路。十多万人走上街头,相当于开封城里十分之一的居民总数了。他们忍无可忍,根本没必要再忍了,因为号称全世界最富裕最文明最平安的都市开封居民们已经一无所有,变成了赤贫。这根本不是城外的异族人害的,都出自于城里宋朝自己的官员之手。李邦彦、王孝迪甚至是新皇帝赵桓,他们一道道的命令,把他们的身家财产全都充公了!现在李纲、种师道也被罢免,这等于毁掉了他们最后的一丝生存的希望。到此地步,只有反抗!面对汹涌的开封市民,李邦彦的第一反应是可笑,这些贱民们真是发癫,这样有用吗,我是官你是民,只有被领导的命运!可是他错了,这个只会唱曲子耍把戏的无赖忘了这再不是蔡京、童贯的时代,他一个弄臣一个小丑的本质,再也没法压制民意。老百姓们一拥而上,板砖石块像雨点一样砸了过去,十多万人怒喝,你一个浪子怎么配做宰相?!李邦彦抱头鼠窜逃回皇宫。民变了,这个消息像飓风一样刮向开封官场,官方迅速做出反应,派开封市长去弹压。开封府尹王时雍赶到现场,他抓住重点,对太学生们说,你们这是在要挟天子,是在犯罪知道吗……王时雍迅速逃离,后面是无数的板砖石块。新任宰执吴敏出面,觉得自己是册立新君的有功之臣,有面子有影响,结果一样被赶跑。民潮进一步汹涌,他们到了皇宫门前,敲响了登闻鼓,要皇帝出宫来见面。出来的是十多个太监,都是些平时作威作福有头有脸的,他们想用皇帝的名义往外赶人,因为实在太不成体统了,连登闻鼓都敲破了……一会儿之后,这十多个太监成了一堆血肉模糊的碎肉。杀人了,局势升级,马上就要不可控制。军方终于出面,禁军殿帅王宗楚进宫面见赵桓,请示任务,是杀人还是妥协,哪个您快点选。赵桓选妥协。于是,以官方文件对外宣布李纲恢复原职。这个文件写得很快,派专人送出皇宫传达给李纲。到这步,民意胜利了,政府的危机也算过去了,可事情居然还是出了岔子。问题出在送信的“专人”身上,这是个叫朱拱之的大胖子太监。事隔几百年我都可以肯定,这一定是有人故意恶搞,皇宫里太监无数个,这样的急事居然派出个大胖子。只见这位巨胖,在万众瞩目下走出了皇宫,一步一颤一寸一挪,无比艰难缓慢地向李纲家的大门前进……直娘贼,腌臜泼才,忒煞欺负人!十万人一拥而上,朱胖子也碎了。官方被进一步震撼了,这次快马加鞭再没有半点阻碍,去宣召李纲上任,第一个任务是立即赶到事发现场,安抚百姓。读史到这里,要注意。这不是什么胜利,更不是件好事。在民意来说,在看客来说,这很过瘾,真是出了口恶气。但对当事人来说,比如陈东,就危险之极了。官方的人不是白杀的,当时就有人劝陈东逃跑。陈东哈哈一笑,跑什么?现在我的头已经掉在地上了!只是为国为民,必须把这件事做彻底了,别的根本不去考虑,也没法考虑。对李纲来说更是这样,不说他在东京保卫战中得罪了整个官场,光是这时的民变就让他万劫不复。民心向李纲,致皇家于何地?!当李纲来到现场,接受百姓欢呼时,不知他是什么心情。李纲出现了,百姓们没有满足,还有种师道。大敌当前,他们最看重的是军方人物。官方百依百顺,派专车接来了种师道。当车帘掀起,露出种师道的满头白发时,开封城的市民们才放心满意。他们散了。这次民变的作用是伟大的,不仅一举让腐烂怯懦卑鄙无耻的宋朝上层屈服,连城外的金军也怕了。当李纲、种师道重新上任的消息传到牟驼冈时,完颜宗望下令撤退。宋朝终于爆发出了一个超级大国应有的气势,仅仅是气势,并且是民间的,金军就怕了。他们带着千万两白银,百万两黄金,数不清的珍玩玉器,向北方撤退。东京保卫战至此结束。但事情并没完。金军还在宋朝的境内,这一点在不同人的眼里意味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后果。第一种,是首相李邦彦。这浪子还是首相,开封市民们太善良了,至少要让这个败类罢官才能散嘛。可是百密一疏,这人还是宋朝的顶级高官。金军在境内,他寝食难安,时刻紧张。他觉得无论再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也要送走这批凶神;第二种是种师道。老种将军觉得这是机遇。他说,李纲的计划仍然是可以执行的,立即运动兵力到黄河两岸,无论在哪一端展开围攻,仍然可以全歼来敌。这事没有展开讨论。种师道被勒令回西北老家去,隐居还是当兵随他便,国家的事不必他操心。至于黄河两岸,李邦彦派人送了两面大旗过去,上面写着“有擅出兵者,并依军法”。军法,杀无赦。这样两面大旗在黄河两岸迎风招展,保佑着完颜宗望率领六万金军,拖拖拉拉带着无数辎重渡过大河,踏上了回家的道路。至此可以总结一下了,这一次所谓的东京保卫战的本质是什么。抛开一切的细节,看最主要的脉络,我们会发现,金军只是打了两次毫无效果损失惨重的强攻战,一次连开封城门都没能摸到的反偷袭,就得到了千万两白银、百万两黄金、亲王为人质、割让北方三镇的空前胜利。怎么得到的呢?全是宋朝自己拱手送上来的,不仅一定要金军收下,连回家上路时的安全都单方面保证了!这就是这次战争的本质。根本不是什么战胜战败,而是媾和!第二十一章钦宗式沉沦尽管是“媾”,宋朝的上层也很满意。金军围城长达四十余天,这时雨过天晴,怎一个舒爽了得!安心之后,大佬们开工,去收拾乱摊子。在这个过程里,宋朝上层显示出了非同凡响的行政能力,把想干的事有条不紊地一件件完成。第一件,清理开封城。这段日子实在太乱了,开封城自从姓赵以来,近一百八十年一直安静祥和,现在居然闹民变了。追究责任,都是太学生闹的。很好,秋后算账。其实,事发当天李邦彦等人就已经动手了,在李纲、种师道露面,开封市民逐渐散去之后,官方突然集结人力,抓捕了几十个“暴徒”,不经审问,直接斩首。这就是宋朝当局对民变事件的处理态度。这时金军退走,宋朝没有了外患,可以全力以赴地处理内忧了。李邦彦、李棁提议,把陈东等太学生领袖抓捕,擒贼擒王,直接快当。王时雍反对,开封市长认为这样太幼稚了,杀了一个陈东,还会有张东王东,这是不解决问题的,应该出兵包围太学,把所有的学生一网打尽,全部处死。这个提议太彪悍了,立即震动官场,万人传扬。想想连姚平仲夜袭都能泄密,这样的事能不飞出皇宫,传遍开封城里的大街小巷吗?太学院里一半的学生立即消失闪人,离校出走。这让王时雍非常扫兴,这样就没法做到规模宏大血流成河了。不行,太学院的官方要立即出面,去召集学生们回校等刀。国子司业,也就是现在的教育部副部长黄哲马上赶到了太学里,把剩下的一半控制住,并通过种种渠道向没走远的学生们讲话,快回来吧,再不回来的

                      在这些将领身上如法炮制了一遍,而且还不用让他花钱置办个宴会来达到目的。帕格洛·渥西尼抗议公爵背信弃义,大声叫公爵回来,但是他已经离开了宫殿,他下令这四位将领的部队必须全部解除武装。奥利维洛托的部队就驻扎在附近,听到消息后大吃一惊,有些人反抗拒捕,于是给当场处决了。但是驻扎在稍远一些地方的部队就幸运一些,他们听到风声,知道他们的主公遭了大难,于是联合起来,杀开一条血路,蒙受了惨重损失之后逃了出去。结果公爵只好将维泰洛佐和渥西尼两人的亲随处决,聊以自慰。然而公爵的士兵并不满足于劫掠奥利维洛托的士兵,他们于是开始在城里大肆劫掠。如果不是公爵下了严峻的命令,他们可能会把整个城市洗劫一空。公爵不愿意毁坏这个城市,他要的是一个繁荣的城市来为他创造财富,于是他把抢劫的士兵判处绞刑,整个城市一片混乱,店铺老板们早早地关了门,竖起了栅栏门,诚实的老百姓躲在上了锁的屋子里面瑟瑟发抖。士兵们闯入卖酒的铺子,用剑威逼店主给他们拿出酒来。街上躺着死人的尸首,一些野狗在舐着尸身上的血。第二十九章马基雅维里是跟着公爵来到西尼加利亚的。他度过了心急如焚的一天。独自一个人或不带武器出门是很危险的。如果实在是需要他暂时离开他栖身的寒酸的客栈,他也很小心地带上皮埃罗和他的仆人。他不想被那些容易激动的加斯孔战士杀死,或者更糟糕地,被喝醉了酒的士兵杀死。当天晚上八点钟,公爵召见他。在此之前,每次马基雅维里面见公爵的时候,都有公爵方面其他的人员随侍在侧,或是秘书,神职人员,或是公爵幕僚班子的人。但是这一次,出乎他的预料,带他面见公爵的官员把他领进公爵所在的房间以后,立即退了下去。于是他和公爵头一次单独在一起了。公爵兴致很高。顶着一头深褐色的秀发,带着修剪整齐的络腮胡,红润的面孔,炯炯有神的目光,在马基雅维里看来,他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英俊。他也许不过是一个狡诈的神甫的私生子,但是他却有着像一个国王一样的仪容举止。像往常那样,他直奔主题。“现在,我帮了你的那些主公一个大忙,把他们的敌人除掉了,”他说道。“我希望你给他们写上一封信,请他们将步兵召集起来,然后和他们的骑兵结合起来,派到我这里来,我们可以一起向卡斯泰洛或佩鲁贾进军。”“佩鲁贾?”公爵脸上浮现出了愉快的笑容。“巴利昂尼拒绝和那些人一道签署协议,在离开他们的时候他说:‘如果切萨雷·博尔贾想要找我的话,他可以带着部队到佩鲁贾来找我’。这就是我现在要做的。”马基雅维里心里想,那些个签了协议的人不也没有落个好下场吗。但是他克制住自己没有说话,只是微笑着。“摧毁维泰洛佐和渥西尼会耗费执政团一大笔钱,并且他们远远不能做得像我这样干净利落。我想他们可不能忘恩负义。”“我敢确信,他们没有半点这样的意思,阁下。”公爵面带微笑,但是一双狡诈的眼睛,死死地盯住马基雅维里。“既然如此,就请他们拿出诚意来。他们到目前为止连手指头都没有动一下。我为他们做的这一切对他们来说也应该值上个十万杜卡特了。他们的义务并没有什么法律规定,只是默契而已,我看他们最好现在就开始履行这些个义务。”马基雅维里很清楚,执政团对于这样一个诉求一定会勃然大怒。他可不想让自己来传递这么一个要求。他很高兴自己早就想好了脱身的办法。“我想我应该告诉阁下,我已经要求我的政府将我召回。我向他们指出,他们在此地应该有一位地位更崇高,授权比我更大的使节。我想,阁下若能够与我的继任谈论这件事,将会更有收获。”“你说对了,我对你们政府拖延时间的做法实在是厌烦透了。现在该是时候请他们下个决心,是和我站在一起,还是与我为敌。我本来应该离开这座城市,但是如果我那样做了,这座城市会陷入一场浩劫。安德利亚·多利亚明天早上就会献出城堡,完事之后我就会向卡斯泰洛和佩鲁贾开拔。我在那里办完事之后,我会将注意力转向锡耶纳。”“法国国王会同意你去占领那些处于他保护之下的城市吗?”“他不会的,我也没有蠢到认为他会同意。我的建议是将它们召集统一在教会的旗帜下。我自己想要的不过就是我的城邦罗马尼阿。”马基雅维里叹了一口气。他不得不佩服此人斗志之旺盛和他确信自己一旦下定决心就攻无不克的高度自信。“没有人会怀疑您得到了命运的垂青,阁下。”他开口道。“命运垂青那些懂得如何抓住机会的人。难道你以为,城堡的主人只愿意向我献出城堡,是一个偶然的,碰巧又是对我有利的巧合,结果让我占了点便宜吗?”“我不会那样认为,这对阁下您会很不公平。看到今天发生的事,我猜想您是早有准备的。”公爵大笑起来。“我喜欢你,书记官大人。你是一个可以与之对话的人。我会想念你的。”他停顿了看上去是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然后带着探询的目光看着马基雅维里:“我差不多真的希望你是在我手下效力。”“阁下真的很有心。但是我对于向佛罗伦萨共和国效力觉得十分满意。”“给他们效力给你带来了什么好处?他们给你的薪水是如此的菲薄,以至于你为了维持你的开支,要向朋友开口借贷。”马基雅维里刚刚觉得来了一个机会可以反驳一下,猛然间他想起了巴托罗缪借给他的二十五个杜卡特。“我不善理财,又性好奢侈,”他带着愉快的笑容回答道,“如果说我时不时入不敷出,实在是我自己的过错。”“你要是为我服务,就绝不会是这个样子。能给一个漂亮的女士找一只戒指,一个手镯或一只胸针是非常令人愉快的,当一个人要讨这位女士欢心的时候。”“我的原则是只找那些随和的和不事招摇的女人来满足我的愿望。”“这个原则只有在一个人可以控制自己欲望的时候才是好的原则。谁又能预料爱情可以在一个男人身上施展多大的魔力呢?书记官大人,难道你就从来没有发现,当一个男人爱上一个佳人时,会是多么地费钱?”公爵用一种嘲弄的眼神看着马基雅维里。有那么一瞬间,马基雅维里不禁不自在地暗中问自己,公爵有没有可能了解到他对于奥莱莉娅的欲望没有能够得到满足呢?但是这个念头一上来,就被他打发走了。公爵要操心的事太多了,犯不着去关心一个佛罗伦萨共和国使节的风流韵事。“我还是宁愿相信我的原则是可行的,愿意让别人去拥有那些快乐,以及为了这些快乐要付出的代价。”公爵若有所思地注视着马基雅维里。你也许可以猜想,公爵正在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这个疑问只是出于无聊的好奇,而非什么隐藏的动机。这就好像是当你一个人和另一个陌生人在办公室的会客厅一同坐等的时候,你会试图从对方的样子来判断他从事什么行业,职业,他有什么样的习惯和性格一样。“其实我应该想到,你如此敏锐,是不会愿意在余下的岁月中屈为人臣的。”公爵说道。“我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学到,只有上等的智慧才会使人培养出中庸的处世之道。”“难道说你一点野心都没有?”“完全不是这样,阁下。”马基雅维里笑着回答。“我的野心是尽自己最大的力量为我的国家效力。”“这正是你所不能获得支持去从事的事情。你比任何人都清楚,在一个共和体制里,一个有才能的人是不会受到信任的。一个人能够身居高位,靠的是他的平庸无能,因为只有平庸无能才会使他的同僚不觉得受到威胁。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民主政体并不是由那些称职干练的人在领导和统治,而是由一帮子微不足道,不会引起众人恐慌的人们在统治的原因之所在。你知道是什么腐蚀了民主政体的心脏吗?”他看着马基雅维里,似乎在等马基雅维里的回答,但是马基雅维里没有回答他。“妒嫉和害怕。衙门里的那些小人们妒嫉他们的同僚。他们不愿意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获得声望,而是宁可阻止某个人采取某项措施,即使这项措施对于国家的存亡兴废是至关重要的。另外他们也是恐惧的,他们知道他们身边有许多人,正准备用一切手段,包括撒谎和使用诡计来取代他们。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这些人恐惧做错事情的程度要远远大于他们热心去做正确的事情。有人说狗不咬狗,发明这句谚语的人从来没有在一个民主政府中生活过。”马基雅维里保持着沉默。公爵的一番话中有多少真理,他自己是最清楚不过了。他清楚地记得,他目前所拥有的这个官位的竞选过程是如何地激烈,他又是如何惨胜对手,夺取了这个位置。他也很清楚他的那些同僚是如何虎视眈眈地看着他的每个步骤,时刻准备逮住他一不小心犯下的过错,以便让执政团将他解雇的。公爵继续说了下去。“一个像我这样的君主是可以自由地任人唯贤的。他不需要因为要获取一个人的影响力,或者酬谢某个人身后的某个集团的支持,而将职位授予一个不能胜任的人。他不惧怕任何竞争,因为他超然于竞争之上。因此相对于垂青和提拔庸才,他追求的是才能、能量、主动性和智慧。难怪在你的共和国里情况愈来愈坏。衡量一个人是否应该升迁至某个职务要看的是他的才能是否能够称职。”马基雅维里浅浅地笑了。“阁下如果允许的话,我想提醒一下阁下,一个君主的青睐是臭名昭著地不可靠的。君主的意愿可以将一个人捧上天,也可以将一个人踩在地上。”公爵不禁也给逗乐了,坦率地笑了起来。“你在想拉米洛·德·罗尔卡这个人了。一个君主必须懂得如何奖赏及如何惩罚。他的赏赐必须是慷慨的,惩罚则是严厉的。拉米洛犯了可憎的罪行,他死有余辜。如果他在佛罗伦萨的话又会怎么样呢?肯定有一些人会对他被判处死刑不满,也肯定有一些人会出来为他说情,因为他们从他的恶行中获得了利益。执政团最后会犹豫不决,到了最后他们会把他当作一个使节派遣到我这里或法国国王那里。”马基雅维里大笑。“相信我,阁下,执政团方面要派遣到您这里的使节人品上无可挑剔。”“他也许会让我无聊厌烦到极点。毫无疑问,我会想念你的,书记官大人。”说到这里,好像是有个念头突然浮上心头那样,他对马基雅维里露出温暖的笑容:“你为什么不加入我的团队?我会委托你去做一些用得着你敏捷思维和宽广阅历的工作,并且,你会发现我会慷慨地酬谢你。”“对于一个为了钱而背叛自己国家的人,你又可以多放心呢?”“我没有要求你去背叛自己的国家。通过为我服务你可以更好地为佛罗伦萨服务,你所能够做的事要比作为第二厅的秘书能做的多得多。不少佛罗伦萨人为我服务,我相信没有人是后悔的。”“美第奇的追随者们在他们的主公被逐的时候,为了谋生,他们愿意做任何事情。”“也不完全是。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也没有高傲到不接受我的聘请的地步。”“艺术家。他们愿意为任何一位赞助人服务。他们不是负责任的人。”公爵回答马基雅维里的时候,盯着马基雅维里的眼神中还是带着一片笑意。“我在伊莫拉近郊有一处庄园,那里有葡萄园,有可以耕种的农地,草场和林地。我愿意将它送给你,我想这处庄园为你带来的收入,可以是你在圣·卡西亚诺那几英亩可怜兮兮的土地能够产出的十倍。”伊莫拉?为什么切萨雷会想到这个地方,而不是其他地方?马基雅维里的心头又一次飘过一片疑云,莫非公爵已经知道了他那对奥莱莉娅徒劳无功的追求?“圣·卡西亚诺那几英亩可怜兮兮的土地在我们家庭里面传承了有三百年,”他尖酸地回答道,“伊莫拉边上的庄园对我来说又有什么用处呢?”“别墅是新的,非常漂亮,盖得也结实。在夏天的时候,可以成为一个理想的避暑山庄。”“阁下,我不知道您要说什么。”“我准备把阿加皮托派往厄比诺去当总督。我知道依你的才能你是最适合接替阿加皮托成为我的首席秘书的人。但是我如果如此安排的话,你就会与佛罗伦萨派来接替你的人展开谈判,那会是一个令人尴尬的局面。我准备派你去担任伊莫拉的总督。”马基雅维里一下子觉得心脏停止了跳动。这可是个重要的职位,一个他从来想都不敢想的职位。时不时地佛罗伦萨也会兼并一些城邦,但是共和国派去管理这些城市的人都是出自豪门,或是有着广泛和深入的人脉,如果他担任了伊莫拉的总督,奥莱莉娅会自豪地成为他的情人,另外,在那样的情况下,他可以很容易地找出一个借口将巴托罗缪打发到别的地方去。现在看来,公爵做出这样一个许诺,如果他完全不知道前些时间围绕着他和奥莱莉娅的那些事,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他又是如何知道这一切的呢?马基雅维里面对着当下的双重诱惑,但是内心还是无比坚定,不为所动,想到这一点,他也不禁为自己叫好。“我热爱自己的国家,胜于自己的灵魂,阁下。”瓦伦丁诺公爵是不习惯于碰钉子的,马基雅维里心想,公爵应该会生气地挥一下手,让他走人了。出乎预料,公爵无聊地玩弄着胸前的圣·米歇尔勋章,仍然沉思着看着他。当公爵再次开口讲话时,好像时间过去了很久。“我一直是和你开诚布公的,书记官大人,”公爵最后开口说话了。“我知道你不是一个容易被欺骗的人,我也不会浪费我的时间企图去欺骗你。我会把所有的牌都放在桌上。一旦我向你透露了我的计划,我也不会要求你为我保密;另一方面,你也不会辜负我对你的信任,因为没人会相信我告诉了你这些。执政团会认为你只不过是想通过呈送你自己的臆想而非事实来提高你自己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公爵只是停顿了一小会儿。“我对于罗马尼阿和厄比诺的掌控是牢固的。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会掌握卡斯泰洛、佩鲁贾和锡耶纳。比萨对于我来说完全是唾手可得。我要是想拿下卢卡,卢卡也会是我的。如果佛罗伦萨周围的城邦全部被我控制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无疑是危险的,但是我们还有和法国的条约。”马基雅维里的回答看上去逗乐了公爵。“一个条约是两个国家为了共同利益而签订的。在条约的某些条款不再是有利的情况下,一个谨慎和明智的政府应当摒弃这个条约。如果我向法国国王建议,如果他默许我夺取佛罗伦萨,我拿到佛罗伦萨之后,我会愿意与他一起进攻威尼斯,你觉得他会怎么说?”马基雅维里不禁打了一个冷战。他心里太清楚了,路易十二为了利益是不会犹豫牺牲自己的荣誉的。他用了一些时间去思考,然后回答公爵。他回答时带着慎重的态度。“阁下如果认为佛罗伦萨可以用很小的代价攻取,那么你就犯了一个错误。我们将为了捍卫我们的自由战斗到死。”“你们可以凭借什么呢?你们的公民一向忙于挣钱,从不愿意训练自己去保家卫国。你们一直是用雇佣军来为你们打仗,以便于你们都可以不受干扰地从事你们的事业。这是愚蠢的!雇佣军上战场打仗,不为别的,就是为了那些个钱。但那些钱不足以让他们为你牺牲生命。一个国家如果不能保卫自己就注定要灭亡。而要做到具备自卫能力,唯一的方法就是在自己的公民中间招募士兵,建立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部队。但是你们这些佛罗伦萨人已经做好准备去承担这些牺牲和责任了吗?我不这么认为。你们是由一帮子生意人来治理的,一个生意人的想法永远是不惜代价达成协议。他们要的是短期的利润和回报,现时的和平,即使蒙受耻辱和冒日后大灾难的风险也在所不惜。你的李维教导你,一个共和国的安危系于组成它的人们的诚实和正直。你们的人民软弱无能,你们的政府是腐败的,就应该灭亡。”马基雅维里的神色变得凝重起来。他无话可说。公爵把道理讲得非常透彻。“当前西班牙已经统一,法国人也已经摆脱了英国人。小国家可以维持他们独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们的独立是个假象。因为这些独立不是建立在武力的基础上。他们之所以还算拥有独立,是因为维持它们的独立暂时还符合各个大

                      欧美大屁股XXXXX领导出头,既尽本分又献忠心,实在是为自己的工作表现加分的不二法门。黎总统身边也有这样的人物——总统府秘书长丁世峄(丁佛言)。丁秘书虽然不是太监,却比太监更着急。见总统如此受辱,丁秘书便联合敌人的敌人——跟徐树铮不对付的内务总长孙洪伊,正式向国会提出划分总统府与国务院权限。这一提议踩痛了段总理的尾巴。反了你们,居然想削弱我的权力,敢给我段祺瑞下绊子,我先把你们给免了!于是段总理把丁世峄、孙洪伊的罢免令送到了黎元洪面前,意思是让他签字。黎总统好歹是一名军人,保护自己的人自是义不容辞,于是强硬回复段总理:“这么做不好吧!这个字我不能签。”段总理可不是善茬,见黎元洪不上道,便公然撕破了脸:“要不罢免那两个人,要不我辞职!”尴尬时刻,和事佬徐世昌、王士珍出现了。在此二人的建议下,双方各打五十大板,同时免去丁世峄、孙洪伊和徐树铮的职务。这之后,事情才告一段落,其实还是黎总统吃亏。不过通过此事,我们看到了制度的好处。段祺瑞是兵强马壮,但只要他不明着推翻共和政体,那就得按照程序走。一波刚平,一波又起。话说袁大头死后,日本人就搭上了貌似最强大的段祺瑞,他们想把段祺瑞扶植成自己在中国的代言人,而段祺瑞也急于寻找一个强援,于是干柴烈火,你情我愿,双方立即结合了。段祺瑞和日本人凑在一起后要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对德宣战。日本起初是反对中国参战的,但后来事情出现了变化。随着战局的发展,英、法两国迫切地希望中国参战,因为中国可以提供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去解放他们的劳动力,以此解决两国兵源不足的问题。英、法的面子,当时的日本还是要卖的。但更重要的是,日本通过利益交换,已经在背地里与四大协约国(英、俄、法、意)达成了共识:一战结束后,一旦废除中德之间关于山东问题的条约,就由日本来继承这个条约里的内容。再加上袁世凯在《民四条约》中也同意了这一点,因此中国参战与否不会影响日本把好处吃到嘴里。由此,日本改变了主意,同意中国参战,顺便踩着德国人的脑袋和段祺瑞的肩膀捞些其他的好处。而段总理也曾以秘书给领导代笔写报告时的严谨态度细心琢磨过参战对己对国有啥好处,经过反复思考,他认为协约国一方获胜已成定局,此时中国加入协约国阵营对德宣战会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减少一部分《辛丑条约》赔款,因为德国和奥匈帝国打了败仗,中国作为战胜国,自然可以借机终止赔款。二是可以借此讨好日本,借些钱花花。于国,应付政府财政危机;于己,搞军备竞赛提升武力值以统一中国。因此,段总理决定按照日本人的意思,向德国宣战。而黎总统自从上次略输一筹之后,也打定主意给自己找一个强援。放眼天下,能跟段祺瑞唱对台戏的唯有一人,此人就是现在北洋系统的二号人物、副总统(国会不久前补选的)、江苏督军兼直系掌门——冯国璋。黎总统联系上了冯国璋,开门见山地表示了他对冯掌门的仰慕之情和对段总理的不满。冯国璋对黎元洪的示好非常开心:虽说被国会选作了副总统,但自己不能放弃地盘去北京就职。而段祺瑞又太强势,自己若想不被段祺瑞欺负,就得中央有人照应自己。现在黎总统送货上门服务,自己有什么理由拒绝。于是,冯副总统迅速回应黎总统——高度赞扬完两人之间的友谊源远流长,就表明了愿与对方穿一条裤子的严正立场。此二人首先就“向德国宣战”一事达成了共识。冯国璋的后台老板之一是美国。在中国对德宣战的问题上,美国态度暧昧,时而支持,时而反对。这倒不是美国人脑子有问题,而是因为决定政治动向的最终标准是利益以及利益的平衡,而获取利益的条件是随时机变化的。不过此时正逢美日争夺对中国的控制权,若由日本领导段祺瑞政府参战,不利于美国争夺山东半岛尤其是青岛的主导权,因此美国此时反对中国对德宣战。既然如此,黎总统也只能反对宣战。这下矛盾就来了,黎总统反对宣战,而段总理要宣战。两人谁也不愿相让,最后只好将“对德宣战”案提交国会表决。段总理为了让提案顺利通过,又打起了军人干政的主意。在他的指示下,由徐树铮同志出面策划,皖系门下以及不敢不卖段祺瑞面子的十几位督军(如阎锡山先生)迅速赶赴北京,组成“督军团”,公开威胁国会:如若反对宣战,后果自负。来完硬的,段总理决定亲自出马,来些软的。现在,段总理正用一种胜利者的姿态,耐心地向国会解释对德宣战一事:第一,德国现已转攻为守,没有取得最后胜利的可能,又不用咱们出兵去真打,比画比画做做样子,就有可能拿到那么多好处,不做就是傻子。第二,否认舆论所说的他与日本之间存在秘密外交。应该说段总理的政治眼光不错,对一个欺负我们多年的流氓落井下石,也算天经地义。可惜他的一番表演全白费了,首先国会议员们对督军们的嚣张霸道很不满意,再加上黎总统在国会议员当中的影响力,这个提案表决没过半数。屋漏偏逢连夜雨。此时,一条毁灭性的新闻给了段总理致命的打击。《京报》披露:中日正在秘密议定价值不菲的军事借款,段祺瑞在国会所做关于中日之间绝无秘密外交的承诺完全是一个谎言!虽说这一新闻于己不利,但段祺瑞也没有专业的宣传部门对媒体进行新闻封锁、舆论导向,甚至加以封杀,所以一时间舆论哗然。好啊,你段祺瑞嘴里冠冕堂皇地说打德国是为了争回本属于我们的利益,原来是受日本人指使!更令人意外的是,一向软弱可欺的黎总统突然挺直了腰杆,下令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和陆军总长的职务。一向争强好胜的段总理居然被人狠狠地鱼肉了一番,他是绝不会心服的,当即放下狠话:黎元洪这么干是违法的,我不承认这个免职令!随后,他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北京,说是去天津度假,其实是找一个舒服的地方看黎元洪的好戏。现任皖系掌门段祺瑞先生发飙之后,皖系门下的各省督军纷纷公开响应老大,指责黎总统是个“奸人”,要誓师北伐。老骗子张勋一直被段总理和徐树铮随意捏来捏去的软柿子黎总统,这次为何有了豹子胆,居然敢免去段祺瑞的职务?原来,黎元洪意外地得到了一位实力派人物的支持。这位实力派就是“督军团”的名誉团长——大名鼎鼎的“辫帅”张勋。大家不要以为督军团是段祺瑞先生的创造性发明,其实专利权属于张勋先生。话说在北洋系老大哥袁世凯挂了之后,张勋站出来搞了好几次拉帮结派的“徐州会议”,参会人士都是手握枪杆子的实力派,几乎都是各省督军,这就是“督军团”的由来。张勋这么做自然是为了抱团,更准确地说,是为他策划的一项“伟大”事业寻找合作伙伴。可是效果令他很失望,不但没人看好他的这份事业,反倒为别人做了嫁衣裳——“督军团”被段祺瑞先生拿着当枪使了。好在张勋吃苦耐劳有韧劲,懂得“上帝不相信眼泪,不到黄河心不死”的不服输精神,他决定为成功冒一次险。于是,把戏开始上演。张大帅明确向黎总统表示:段祺瑞胆敢卖国,我头一个不答应!黎总统放心,我时刻准备着奉命率兵入京,维护首都治安。黎总统得此许诺,顿时信心大增,觉得可以凭此与段总理斗法,于是便出现了上面的精彩一幕。然而,更精彩的还在后头。张勋在给黎大总统灌迷魂汤的同时,也在对段祺瑞表忠心:“老段啊,黎元洪太不上道,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兄弟我来帮你收拾他,我不怕背这个恶名!”也许是段祺瑞相信了张勋这个“督军团”名誉团长的鬼话,也许是段祺瑞想看看张勋这个老骗子想玩什么把戏。总之,他决定放任辫子军入京。皇帝又诈尸了段祺瑞离开北京后,北京局势似乎更加动荡不安。各国使节纷纷表示忧虑,黎总统如坐针毡,无奈之下,急调张勋入京。或许是被欺负了太久,黎总统终于失去了一名成熟政客的稳重,冲动地向张勋求救,拿对方当救命的稻草,以至于没有好好思考清楚:人家张勋为什么要支持你?张勋此番可真没有安什么好心。这个老小子是坚定的保皇派,对共和是一百个看不上,觉得只要有皇帝就是好的,所以他连辫子都没剪,不光他没剪,他还不许手下剪,于是在民国初年就有了这么一支特殊的辫子军。张勋的政治立场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可他为什么要掺和这次政治斗争?这一切都要从1916年9月27日讲起,在那一天,张勋会见了一个特殊的人。此人就是康有为。在日本流浪了近十五年的康有为于1913年回国,之后一直打着支援文化建设的幌子,暗地里图谋拥护溥仪复辟。十多年过去后,康有为的思想硬是一点都没有得到解放,连徒弟梁启超都思想转弯支持共和了,他还是那么保守,誓将保皇事业进行到底。同是保皇党的张勋与康有为接上头了,能有什么好事?也就是说,他们最早在八个月之前,就已经制订好了拥护溥仪复辟的计划,之后所有的行动都是为了这一计划。1917年7月1日,张勋率五千辫子军(有说六千也有说三千的)穿过皖系的地盘,长驱直入北京,复辟闹剧正式上演。当时还是11岁孩子的溥仪成为共和之后皇帝第二次诈尸案的主角,不过一个玩得稀里糊涂的孩子懂什么?所有的事情还得靠他最大的两座靠山——康有为与张勋来解决。进京之后,康有为与张勋便开始幸福地忙碌各自的事业。康有为加班加点,忙着摆平社会舆论——主要是跟学生打嘴仗。当年的保皇派梁启超再次坚定地站在了共和的立场上,站在了老师的对立面,他起草了一篇檄文,和康有为展开了精彩的骂战。在康有为跟学生互喷口水的同时,张勋也忙碌非凡。他解散国会、遣散议员,忙得不亦乐乎。当然,总统也是不能要的,于是张勋对黎元洪说:“你自己主动辞职吧!我让皇上给你封一个一等公,你就哪儿凉快哪儿歇着去,这里没你的事。”黎元洪已然知道被张勋给耍了,既然已经铸下大错,当亡羊补牢,又怎么可能答应张勋主动辞职?他知道此时抱怨无益,跑路为上,遂抱着总统印信跑去日本使馆避难。搞出复辟闹剧的张康二人,见识着实有些短,因为他们看不见“势”——只有站在大势一边,顺势而为的人才能成功。而现在,民主共和乃人心所向,时代潮流所趋,逆历史潮流搞专制主义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远比他们强大的北洋大哥大袁世凯便是反面典型。因此别看黎元洪、段祺瑞之前闹得水火不容,但张勋一复辟,两人马上结成统一战线。黎元洪仍然以总统身份致电段祺瑞,恢复其总理职务,请他组织“讨逆军”讨伐张勋。躲在一边看够了好戏的段祺瑞,也不再砸黎元洪的场子,欣然领命。尽管段祺瑞和黎元洪如此积极,可第一个义不容辞地举起反复辟义旗的人,却是孙中山先生。7月3日,孙中山便在上海联系好了军队,甚至把在法国浪漫的汪精卫都叫了回来,打算组成讨逆军,收拾张勋去。但是,孙中山的军队刚出发,便收到了张勋已被段祺瑞搞定的消息。孙中山很郁闷:护国战争没赶上,反复辟又没自己的戏,世界怎么变化得这么快?这主要因为张勋太不争气,太不禁打,倒台的速度比袁世凯快了七倍,根本没给孙先生机会。7月4日,也就是溥仪重新登基的第三天,段祺瑞就在天津组成了讨逆军。讨逆军不到一天就开到了北京。战斗过程不值一提。张勋十个营,还没打就被策反了六个,剩下的四个营在讨逆军吴佩孚部、冯玉祥部的攻击之下迅速崩溃。战斗还未结束,张勋、康有为就已经逃得没影儿了。人心向背,千古功罪!这场战争规模小,时间短,参与人数少,实在没什么可说。但有一件事必须要提,北京南苑航空学校校长秦国镛主动向段祺瑞请战,独自驾驶飞机向紫禁城投了三颗小炸弹,这算是中国空军的首演。张勋的复辟大计只坚持了十二天,就彻底失败。好在张作霖替儿女亲家张勋说情,众人也就给了他一个面子,饶张勋不死,令其在天津度过残生。至于皇帝溥仪,自然是又退位了,重新回到了紫禁城这个大笼子里。而康有为先生,既没有张勋的人脉,又没有溥仪的血统,只好自称“纵情山水、不问时事”,开始了新一轮的逃亡生涯。“打倒张勋”让段祺瑞一手搞定,他十分得意,在功劳簿上又给自己写下了重重的一笔——“三造共和”,“二造”是逼袁世凯退位,“一造”是逼清帝退位。西原借款7月14日,段祺瑞风光回京,重掌大权,对德宣战。中国要参战,要加入协约国,总得有些表示。于是段总理说:“我们前期以工代兵,提供劳动力给友军保障军需后勤当炮灰。至于后期军队参战的事,走一步看一步吧。”由此,中国前后输送约二十余万劳工赴欧助战,这些廉价的劳动力终以数万条生命为代价,为祖国赢得了战胜国的地位。段总理对德宣战后不久,就收到了一个令他心情畅快异常的好消息:日本内阁决定今后以段祺瑞为唯一援助对象,供给借款及兵器,拒绝支援孙中山代表的南方。这么轻飘飘的一句话,完全说明不了“好消息”的珍贵程度,还是用数据来说话吧。光日本借款的金额,就非常了不得。日本人在大概一年的时间里借给段祺瑞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含超过四千万日元的军事借款)。那时候日元还没有贬值成今天这样,按照当时的汇率:1.1日元=1美元来计算,日本人大概借给段祺瑞一点三亿美元。大家心里应该清楚,以当时的购买力,这笔巨款究竟可以做多少事情。这个借款就是著名的“西原借款”,以日方经手人的名字西原龟三命名,中方这边的经手人是从外交次长升任交通总长的曹汝霖、刚卸任驻日大使的陆宗舆以及新任驻日大使章宗祥。贷款自然不是白来的。作为交换,段总理在日本人的暗示下,指示上述三位先生:虱子多了不怕痒,日本早晚都会得到德国人在山东的权益,我们不妨答应日本人的要求,再给他们一些好处,多弄些贷款来花,记得多砍价!中国要砍价,日本就得还价,双方讨价还价(谈判)的结果就是:一、原本驻军胶济铁路沿线的日军,除一小部分留在济南,其他全部调集到青岛。二、胶济铁路沿线的治安交由中国巡警负责,但中国巡警必须聘请日本人做警官。待胶济铁路归属权确认后,改由中日无限期合办。三、中方以多处重要矿产的开采权作为向日方借款的抵押。对于第一条,日本人担心中方不肯同意,遂开了一张空头支票:我们只是暂时驻军青岛,只要“一战”一结束,就会撤军。段祺瑞、章宗祥、曹汝霖和陆宗舆一看,日本人提供的借款条件挺优惠,这可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好事!这样的条件,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同意?口说无凭,这些内容全部都以白纸黑字的“换文”(合同)明确规定了下来,就跟现在买房抵押借贷时跟银行签的那些合同差不多,明确告诉你别想不认账,否则有的是办法收拾你。章宗祥先生觉得自己干了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于是十分愉快地在换文上写下一行漂亮的大字:中国政府对于日本上列之建议,欣然同意。但他不会想到,在马上就要到来的“五四运动”中,这一行字差点要了他的小命。这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看上去是好事,实际上不是,比如这件事。段祺瑞这些人想不到,日本人之所以提供这些看似优惠的条件,是因为这根本就是一个以退为进的阴谋。尽管之前日本击败德国后在事实上控制了青岛和胶济铁路,但毕竟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正式承认。而你现在“欣然同意”日军从胶济铁路撤回济南和青岛,岂不就是说,日本占领青岛和驻军济南得到了中国的正式认可吗?可段祺瑞先生压根没空关心这个,他把所有心思都放在“武力统一中国”的伟大理想上。新领导班子的蜜月期段祺瑞回来了,有一个人却要离开了,他就是黎元洪。黎元洪在躲到日本使馆的那些天里,彻底想明白了:一个没兵没地盘的总统,干事业是没指望的,受欺负却是一定

                      那儿——我是你儿子约翰尼,他说——我们成了朋友,因为我们彼此有好感。然后就打仗了。战争期间他干得不错,他是个工程师,娶了个意大利姑娘,不过那段婚姻没有好结果,她跟另一个男人跑了。你知道我那天晚上梦到了什么吗?啊,那真是个哀伤的梦,让人很心烦,情绪低落。我梦到有一棵美丽的樱桃树,就像这里后院本来有的那棵樱桃树,不过那棵树后来被风暴吹断了。硕大、黝黑的樱桃,可爱、肉肉的、亮晶晶的。我站在树的一边,可怜的约翰尼站在另一边,我们靠在树上,拼命去够树上的樱桃,我们试了又试,但是不管我们怎么把树枝往下拽,它又会弹回去,樱桃就是够不到……于是我们站在那儿,我和约翰尼,我们都哭了。”约翰尼成年后去了美国,从此杳无音信。很久以后,距劳里偷走她的孩子、离开她已经四十年了,莫迪给她丈夫写了封信,提出要见面。他们在摄政公园的一条长椅上会面。“呃,你想要什么?”他说。“我在想,也许我们可以给约翰尼建一个家。”她对他说。她解释说他们可以找一栋房子——她知道他从不缺钱,他会投机倒把——把它装修得漂漂亮亮的,然后在美国的报纸上登启事。“因为约翰尼从来没有过温馨的家。”她向丈夫解释。“他说什么了?”“他给我买了炸鱼和薯条。接下来五年我都没再见过他。”湛蓝炎热美好的一天我对菲丽丝说:“你守老营。”然后我冲出办公室,叫工作见鬼去吧。我去找莫迪,她慢吞吞、慢吞吞地过来开门,还没好气,我对她说:“我要带你去公园里好好乐一乐。”她瞪着我,怒火万丈。“哦,别这样,”我对她说,“哦,亲爱的莫迪,别这样,拜托了,别让自己发火啊,来吧。”“但是我怎么去?”她说,“看看我!”然后她盯着我脑袋后面的蓝天。天是那么蓝、那么可爱,她说:“但是……但是……但是……”突然,她露出了笑容。她穿上了她那件蟑螂黑的厚外套,戴上夏天用的黑草帽,我们出门去玫瑰园饭店。我给她找了一张偏僻的桌子,身边有玫瑰丛。我装了满满一盘奶油蛋糕,然后我们在那儿坐了一下午。她吃了又吃,慢吞吞地吃得精光,那吃法的意思是,既然有,我就要把它们都塞肚里去!——然后她坐在那儿,她只是坐在那儿,看着,看着。她脸上有微笑,很开心。哦,小可爱,小可爱,她一直喃喃自语,对着麻雀、玫瑰花,还有附近婴儿车里的一个宝宝。看得出来,她胸中有一种强烈,甚至是狂暴的喜悦,让她不能自已,这个炎热、鲜艳、明媚的世界就像是一份华丽的礼物。因为她久已忘却了这一切,成天圈在她那阴森可怕的地下室里,在那沉闷街道那边。我担心她穿着那个黑色的厚壳子,受不住这一切,天很热,周围也很吵。但是她不想走,一直在那儿坐到打烊。我送她回家的时候,她出神地自个儿唱着歌。我把她带到门口,她说:“不用了,你走吧,走吧,我想在这儿坐着,回想这一切。哦,有多么美好的东西可以回想。”我看到她坐在灿烂的阳光下时,最强烈的感觉是:她的肤色多么黄。明亮的蓝眼睛镶在一张看上去像涂了黄颜料的脸上。三天之后又是一个灿烂的下午。我去了莫迪家,说:“和我去公园吧。”她没好气地说:“不了,不了,你去吧,我不行。”“哎呀,来嘛,”我说,“你知道你到了那儿会喜欢的。”她站在那儿,握着门把手不放,苦恼、愤怒、衣冠不整。然后她说:“不,哦,恐怖,恐怖,恐怖。”然后她甩上门,把我撂在外面。我火冒三丈。我开车来她这儿的时候,一直在回想她坐在玫瑰园里,欣喜地喃喃自语的样子。我回到办公室,怒气冲冲。一直工作到很晚。没有去莫迪家。当我在热水中翻滚,使自己焕然一新时,又感到愧疚:不断看到她站在那里,支撑住自己,听到她的低语,恐怖,恐怖……一周过去了,天气又阴冷起来。夏天结束了?莫迪看上去可能真的病了?……我对老人知道得太少了!在我看来,这一切都很正常吧!我总留出时间来想她的事,但我实在是太忙了,太忙了,太忙了。我的探望不再有固定时间,我冲到她家,对她说,对不起,莫迪,我要做的活儿太多了。昨天晚上我去得迟,坐在她的椅子上就睡着了。今天早上我给杂志社打电话说我身体不舒服。工作这么多年来,我记得我只生过两次病,从来没有请过假。菲丽丝说:“没事儿。我来守老营。”莫迪的一天醒来时,她被压在黑乎乎一团沉重、令人窒息的重物之下,无法呼吸,动弹不得。他们把我活埋了,她想着,挣扎着。那重物挪了位置。啊,是猫,是我漂亮的小可爱,她想,使劲推了推。重物又挪了一下,她听到一身闷响,是猫掉到了地板上。小家伙?她问道,她不确定,房间里这么暗,她的四肢这么僵硬。她听到猫在房里四处走动,知道自己还活着。而且温暖……窝在被子里……哦,哦,她说出声来,我得去上厕所,不然又要尿在床上了。惊慌!我是不是已经尿在床上了?她伸手在床上四处摸着。她喃喃道,糟糕,糟糕,糟糕,糟糕,心里想着几天前她才尿了一次床,折腾了多大一通才把床上的东西弄干,费了多大劲。但是她的手好像消失了,她根本感觉不到手的存在。她不断把左手握成拳头,又展开,好确认她是有手的,然后等着右手出现刺痛感。这花了很长时间,然后她把半僵的右手从被子下拖出来,用左手按摩唤醒它。她还是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尿床。她几乎要重新倒进黑乎乎的床里,重新陷入黑乎乎的沉睡,但是她的肠子在蠕动,她闻到一股难闻的味道。哦,不,不,不,她呜咽着,坐在黑暗之中。不,糟糕,她觉得自己大概是拉在床上了。终于,做了好大努力,费了好大的劲,她爬下床,站在床边,在床上摸来摸去,想看看到底有什么。她不确定。她小心地转过身,试图找到电灯开关。她床边是有一个手电筒的,但是电池不够了,她是想叫简娜买新电池的,但是忘了。她想,简娜自己当然该记得看看的啊,她知道那手电对我有多重要!她找到了开关,房里有了亮光……她紧张地检查床,是干的。但是她得去厕所。她最多只在便桶里撒尿。她一定得去外头的厕所去。但是她的肠子里有什么热乎乎、湿漉漉的东西在推着挤着,她连忙坐上便桶,正是时候。她坐在那儿,摇晃着身子,哀号着。糟糕,糟糕,她现在得去倒痰盂了,她感觉无比沮丧,心情坏透了。她在那儿坐了很久,没有力气站起来。她甚至还打了个盹儿。她的屁股麻了。她费力地站起来,找纸。没有手纸,因为她平常不在这里用手纸的。她找不到任何可以用的……终于,她踉跄地走到壁橱前,她的屁股湿透了,恶心得很,她找到一件旧衬裙,扯下来一小块,用它擦,然后拿盖子盖住那臭气——更糟的是,尽管她允许自己胆战心惊地朝里面瞥了一眼,她的大脑却拒绝承认自己的大便不对劲。糟糕,她嘟囔,这指的是如今她肠子里排出来的东西。然后她打开窗帘。外面天已经亮了。但如今是夏天,现在搞不好还是半夜呢。想到要是重新上床,到时候再爬起来要费的那个劲,她就受不了。她的小钟背对着她,她不想穿过房间到它正面去。她裹上一条旧披肩,蜷成一团坐在炉边的椅子上,炉中只有死灰。鸟儿还没出动,她想着:黎明的合唱是已经过去了呢,还是我该等着它开始?她回想孩提时代,夏天的时候,和姐妹们躺在那位老妇人的木屋里,被鸟儿嘹亮而嘈杂的黎明合唱吵醒,然后又睡了过去,心中想着接下来火热美好的一天,无穷无尽的一天,整天都是玩耍、欢乐,以及丰富的美食。于是莫迪又慢慢沉入梦乡,醒过来,又睡过去,再醒过来几个小时,每次醒过来的时候都记着动一动手,免得它们又变得过分僵硬。终于,猫绕着她的腿蹭着、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时,她彻底醒了过来。她的腿也僵硬,她试了试双手。右手又不见了。她用左手抚摸猫,漂亮、漂亮、漂亮的小家伙。她不断弯曲、伸开右手的手指,直到自己又完整了为止。早晨……哦,早晨的各种麻烦,要面对接下来的一天……每一项任务都那么沉重……她坐在那里,想,我得喂猫,我得……我得……终于,她拖着身子起来,焦虑不安,因为她的肠子又威胁着要闹事了。她一路扶着门把手、椅子背,挪到了厨房里。厨房里有半罐猫粮。她试图把它倒进盘子里,但是倒不出来。这意味着她得拿勺子。远处,水池里,是她的勺子和叉子,她好几天没洗碗了。她用食指把猫粮抠出来,皱着脸——是不是馊了?盘子离地面还有一小段距离的时候,她就撒了手,因为弯腰让她感到眩晕。猫闻了闻就走开了,轻轻地喵了一声。莫迪看到桌子底下有好几个盘子,都是空的、干的。猫儿需要牛奶,她需要水。莫迪慢吞吞地,慢吞吞地挪到水池边,从里面拽出一个脏盘子,没有力气洗,放水冲了冲。她找到半瓶牛奶。坏了没?她闻了闻。没有。她想方设法把盘子放到了地板上,扶着桌子,差点跌倒。猫把牛奶舔了个精光,莫迪知道她饿了。桌底下不仅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盘子,还有一堆猫屎。这提醒了莫迪,她得放猫出去。她挣扎着到了门边,开门放猫,然后背对着门站着,思考。莫迪和自己的虚弱以及可怕的疲惫感做斗争,以智取胜,将军制订作战计划也用不着这等聪明才智。她已经在后门了:离厕所只有五步之遥;如果她现在去的话,就省了以后的一趟……莫迪挪进厕所,解了手,在那里想起房里还有一个又脏又臭的便桶,想方设法沿着走道回到房间,想方设法把那罐儿从圆外壳里取出来,好歹端着便桶挪回厕所。倒的时候泼出来了一点,看着,闻着,她的理智必须承认是有什么很不对劲。但是她想,只要她(指的是简娜)看不到我拉的是什么,就没人知道了。他们别想把我弄走……等这些事处理完,她感觉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不过她知道现在时间还早,因为楼上的混蛋爱尔兰人还没开始闹腾。她十分需要喝杯茶,她所有的力气都耗在猫身上了。她站在厨房桌边,手扶着桌子,心里琢磨着如何把恢复精力用的热茶端到隔壁房间去。但是热茶会让你拉肚子,不了,还是喝冷牛奶吧。她把冷牛奶倒进玻璃杯里。牛奶这就用完了。她需要:牛奶、手纸、猫粮、火柴、茶叶,大概还有不少其他东西,如果她能想起来的话。也许简娜马上就要来了,然后……她板着脸盯着猫屎,在她看来那儿真低,离她真远,脑子里斟酌着需不需要弯腰,心里想,简娜会……她端着牛奶挪到隔壁房间。坐下来。但是她现在发冷,是夏天也不管用。她坐在自己那把旧椅子上,坐在冷冰冰的炉边,觉得身上的热气在一点点地外泄。她得生起火来。她要不要把电暖炉插上?但是那东西太耗电了。她的养老金不过刚好够应付生活必需而已。最后,她还是挣扎着爬起来,插上插头。开了电暖炉,房里染上一抹温暖的红色,她的腿好像慢慢松弛下来,恢复了正常。她坐在那儿,啜着牛奶,念叨着,糟糕,糟糕,糟糕。然后她又慢慢沉入那个梦中,简娜把她带回自己家照顾。她对这个梦有强烈的占有欲,对它骄纵宠爱,只要一个人坐着,就会把它拿出来,往里面再添些什么,不过她知道这梦是不会实现的。不可能实现。但是为什么不可能?简娜就这样飞进了她的生活,这原本也是不可能的,谁会想得到呢?她在她家进进出出,带来笑话、鲜花、蛋糕还有别的东西,她还讲自己办公室里的故事,但说不定是她编的,毕竟,如果简娜想要添油加醋,自己这个可怜的老太太哪能分辨得出来?所以说,为什么另一件不可能的事就一定不会发生:她被带去一套漂亮温暖的公寓里,在那里受人照抚,事事有人料理……或者简娜会来这里住。隔壁还有一间房呢……这是莫迪真正想要的。她不想离开这里。找到自己的地方,抓住不松手:每次莫迪动心——就像现在——憧憬离开这儿去和简娜住的时候,她就向自己不断重复这话。不,不,她嘟哝,得她到这里来。于是她坐在那儿,有时睡意蒙眬,想着简娜住在这儿照顾自己的情形,她半夜醒来,孤身一人,害怕自己已经被埋在坟里的时候,她可以大喊,听到简娜的回应。但是没多久,她的肚子又让她不得不起身。尽管她倒了痰盂,但是没涮它,现在那东西对她来说恶心得很。于是她出门去厕所,顺便放猫进来,猫就等在门口,进门就向盛着馊猫粮的盘子走去,还是嫌弃它,然后耐心地陪莫迪回到房间。莫迪既然已经起身了,就打算把火生起来。这事情花了她一个多小时,她费劲地移动着,慢吞吞地沿着走廊去取煤,再慢吞吞地挪回来,把炉里的灰扒出来,点火。她朝炉火吹气,小口小口的,气很浅,因为她会发晕,把炉子生上花了好长时间。然后她又坐下来,很渴望能喝上一杯茶,但是自己拒绝了自己,因为比起别的,她最怕的是她的膀胱、肚子闹事。她想,送餐的就快来了……可其实才十一点。也许他们今天会早点来?她肚子饿了,饿得很,她都无法分辨她是饿得肚子疼,还是可能又得上厕所了。在那个活泼的送餐姑娘乒乒乓乓地开门关门(她有钥匙)进来,喊着,你好,福勒太太,你还好吗之前——在此之前,她一定得再出去上一次厕所。时间还早。才十二点半。莫迪一把抓过桌上的两个小锡纸盒子,看都不看一眼里面有什么,就把它们都吃了。她感觉好多了。她想,哦,如果简娜现在就到,如果她说,和我去公园吧,我不会对她叫唤,埋怨她,我很乐意去。但是她看看窗外,正在下雨。好一个夏天,她嘟囔。猫在桌上,嗅着空盒子。莫迪为自己的贪婪而难过,她知道猫饿了,她应该分一点给她的。她出门去了冰冷发臭的厨房,四处翻找——好极了,真开心,有一个没开盖的罐头。莫迪太高兴了,甚至当场小小地手舞足蹈了一番,握紧罐头紧紧贴在胸前。哦,小家伙,小家伙,她喊,我有东西喂你了。罐头终于打开了,不过莫迪的食指被开罐器划破了。猫把东西吃了个精光。莫迪想,她现在应该出去了,省得我等会儿还得再放她出去……但是猫不肯出去,她钻回生了火的房间,爬上莫迪的床睡觉去了。莫迪的被子还没叠。莫迪应该叠被子——她想,这事让简娜做可不好。但她没动,依旧坐在火边的椅子上,身子向前欠了欠,给炉里加上煤,然后沉沉地睡去,睡了三个小时。不过她醒来的时候不知道时间,她的钟停了,是下午五点。猫还在打盹,火已经熄了……她又把它生起来。她想吃点和喝点什么。她必须喝杯茶。她煮了一整壶,拿了饼干,在桌上摆了个小小的盛宴。喝了茶,感觉真好,她都可以忽视之后她得再去一次、两次、三次厕所这个事实。她的肚子像是个愤怒的敌人,绞着、闹着。你到底怎么了啊?她喊道,一边用手一遍一遍地揉自己那鼓鼓的小腹。你就不能让我消停会儿?她应该洗个澡……她应该……她应该……但是简娜马上要来了,简娜会……莫迪坐在那儿,等待着,但是简娜没来,于是莫迪起身,把急着要出去的猫放走,莫迪去取煤,莫迪把火弄旺,然后莫迪四处找看有没有一点白兰地,因为她突然感觉不好,她有点发抖,她可能会瘫倒在地上,躺在那里爬不起来,她饥肠辘辘、疲惫不堪……没有白兰地,什么都没有。她可以去酒品外卖店?不行,不行,她绝对没法爬上台阶。简娜还没有来,夜幕降临。这说明一定快十点了。简娜不来了……家里没有牛奶,没有茶,没有给可怜的小家伙吃的东西,什么都没有。莫迪坐在怒烧的炉火边,恨恨地想着简娜,简娜不在乎,无情、残酷的坏简娜……正想着,传来敲门声,莫迪松了口气,快慰化作粗哑的一声大吼:哦,好吧,好吧,我来了。她跌跌撞撞地走过走道,和螃蟹似的横着走,去开门,生怕自己还没到门口简娜就跑了。糟糕,糟糕,她嘟囔着。开门时,她的表情恶狠狠的,满脸的指责。“哦,我的老天,莫迪,”简娜嚷着,“让我进去,我要死了。这一天真够

                      墓,是李家山发现的所有女性墓里边规格最高的一座。那些纺织贮贝器,还有播种贮贝器、四个舞俑、镏金铜鼓,都是在这里出土的。纺织贮贝器此次发掘共清理墓葬60座,出土青铜器近3000件,铁器及铜铁合金制器340余件,另有大量金器、玉石、玛瑙等随葬品和装饰物。这其中,在包括纺织场面贮贝器在内的诸多器型中,女性贵族的身影屡屡出现,并且均雕装精美,仪态悠然,女性在古滇国的社会地位由此可见。王鲁湘:滇王是一夫一妻,还是一夫多妻?马文斗:这个还真研究不出来。王鲁湘:但可以推测,当时在整个云贵高原,滇王的势力最强大,而且他经常会劫掠别的民族。我估计他肯定有很多的妻妾,而且在这些妻妾里头,有些人可能来自异族的女俘虏。马文斗:抢俘虏用来做劳动力,应该是当时战争的主要目的。因为当时俘虏不是只俘虏一个男人,而是把整家整家的都俘虏过来,这里边应该有女俘虏作他的妻妾、宫女、佣人等。但是因为宫廷遗址还没找到,所以我们无法确认他的后宫到底有多大。王鲁湘:这里还出土了一批漆器的祖是吧,那么这批祖仅仅是一种观念上的生殖崇拜呢,还是某种实用器呢?马文斗:这是目前争论比较大的一块。国内的学者过去普遍认为,那几十件种祖是一种生殖崇拜的器物,主要用于祭祀和舞蹈。但有些外国学者,像大英博物馆的学者很早就提出,这些祖有一部分应该是实用的性工具。王鲁湘:就是后宫里头有一部分低级一点的妻妾在性寂寞的时候,拿来做安慰器的。马文斗:对,他们是对比了阿拉伯国家的后宫情况来做这个研究的。在云南,目前我们还不好说有太多的证据。不过在性关系上,云南的很多少数民族还是比较自由的。即使是现在的少数民族,也有用生殖器做舞蹈的,像彝族的播火节,男性用自己的生殖器裸体来显示他的勇猛。牛虎搏斗扣饰牛虎博斗扣饰马文斗:我觉得滇文化的动物雕塑非常有趣。它的雕刻一方面很写实、很生动自然,但另一方面,它又把很多奇怪的东西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来表示一种崇拜意识或其他思想状态。云南的蛇很多,所以多数的器具上都有蛇存在。我们现在认为,当时云南崇拜的图腾是蛇、牛和老虎这三个动物,不同的部落崇拜不同,当时的滇国就把这些图案组合起来了,这件牛虎博斗扣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张新宁:整个滇文化发现的所有动物形象当中,最多的是牛。牛是财富的象征。为什么呢?其一,古代在祭祀的时候,没有牛不能祭天。如果用羊头、猪头,只能是祭等级比较低的神,要祭最高的神就必须用牛。祭祀是什么?实际上就是一个贿赂神的过程,也是统治者实现自己意愿的过程,通过祭祀,他把自己的意愿升华成神的意志,再传达给民众。这样一来,君主的真理就变成了神的真理。王鲁湘:所谓“替天行道”。张新宁:所以祭祀过程本身就是统治者进行统治的一个环节。王鲁湘:“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嘛,祭祀被摆在第一位。张新宁:只有拥有牛,才能在统辖范围内实行最高的行政领导。而且只有拥有的牛多,才能进行多次祭祀,所以说牛本身就是财富。其二,牛本身也是食用、耕种的资源,它本来就具有直接的财富价值。然后再赋予它一定的政权、神权等象征意义,这个形式就可以一直保存到现代。今天云南的一些少数民族盖房子,房子的两端都要悬挂牛头。虎呢,我认为它应该是滇民族的图腾,一种民族精神的象征。现在居住在云南的彝族,也是以虎作为图腾。王鲁湘:他们自称罗罗,罗罗就是虎的意思。张新宁:如果说牛是财富和权力的象征,那么虎就是人和民族精神的象征。王鲁湘:所以你看这个扣饰的造型,一头猛虎从一头健壮硕大的牛臀部后面跳上来抓住它,好像就隐喻着人应该像猛虎抓牛一样,紧紧抓住和控制财富。云南青铜器的主要特征,就是崇尚自然、生动,写实、逼真。除此,它还有一个更鲜明的特色:那就是粗犷,崇尚力量。它经常表现人类社会中间的一些杀戮、征伐场面,比如把尸体的头割下来,在手里提着等,这即是某种力量的显现。而表现在动物世界里头,古人也是崇尚同一种丛林规则:弱肉强食。马文斗:我们古人类生存的基本原则就是适者生存。王鲁湘:当时人类在世界上是个少数物种嘛,生活的环境很险恶,所有野兽在某一方面都比人类要强大。马文斗:在动物里面,人不是最有力的,但是人比较聪明,他会劳动。在云南这种大自然的环境里,力量,即动物的凶猛和强壮程度往往起着主导的作用,是它们借以生存的主要根基。王鲁湘:所以人类社会也要学习丛林原则。马文斗:古滇国人其实并不崇尚后来儒家的那些学说。王鲁湘:什么仁义道德、温文尔雅,至少在这些青铜器上,我们看不出来。马文斗:他们的生产力和文化还没发展到这个高度,他们的生存环境和整个物质基础也达不到这个条件。在当时,他们必须卖力地狩猎、战斗才能生存下去,生存是第一要义。四、石寨山第五次抢救性发掘上个世纪末叶,改革开放的篝火点燃了衰落已久的文物市场,盗墓业死灰复燃。于是,李家山、石寨山这些埋藏着大量宝贝的滇国墓地就成了盗墓贼不辞辛劳的作案现场。为了及时抢救和保护这批地下文物,1995年,石寨山考古工地上再一次搭起了工棚,开始了第五次抢救性发掘。这次发掘历时40多天,先后共清理墓葬36座。蒋志龙:当时选择被盗非常严重的区域进行清理,我们把表土揭开以后,这些墓葬很快就露出来了。王鲁湘:埋的很浅?蒋志龙:非常浅。于是我们就面临一个问题:发现有墓葬了,到底清还是不清?王鲁湘:那肯定得清了。蒋志龙:我们马上对这块三百平米的墓葬区进行清理,这才有了1995年石寨山的第五次抢救性发掘。我们发现了时代更早的墓葬,可以早到春秋时期。通过对小墓的随葬品,包括整个墓葬的叠压、打破关系进行分析,我们把它定到春秋时代,这是第一个收获。第二个收获是,我们发现一座规模非常大的墓葬,就是七十一号墓。这次发现是非常偶然的。那天我们差不多快清完了,准备收工了,突然看到有个地方露出一个青铜状的棍,后来我们发现那是伞把,就是执伞铜俑的伞把。我们把伞把挖出以后,再往下面清了大约二三十公分,那个铜俑螺髻就出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赶紧扩方,于是发现了七十一号墓。从随葬品的组合,还有随葬品的丰富程度来看,它可能是某一代滇王的墓葬,而且是比石寨山六号墓时代更早的某一代滇王。牛虎搏斗贮贝器在这片至今仍然存留着大量滇国秘密的地层之下,考古人员历经五次发掘,共清理滇文化墓葬86座,出土文物难以计数。马文斗:这件牛虎搏斗贮贝器是1995年在石寨山进行第五次发掘时发现的。你看,牛和老虎的搏斗场面非常逼真。老虎围着树跑,用树作掩体,牛不断紧逼,可见搏斗非常激烈。最难能可贵的是,这场搏斗的激烈程度,并不全是直接表现,它还从树上面的动物来表现——小猴子在惊叫奔跑,鸟在惊飞。这说明创造者的构图和美术思维非常细腻,牛和老虎如果在这里单独搏斗,就会显得单调,而用树上的动物一衬托,整个场景就完全不一样了。王鲁湘:气氛就出来了。牛虎博斗贮贝器马文斗:所以上面的动物都在惊飞、惊叫,这应该是目前发现的贮贝器中场景造型和美术构图最好的一件,可谓是典范之作。因为古人很少有这种立体思想,很少想到把整个纹饰作为整体场景导演出来。王鲁湘:这些滇人工匠,观察生活很细,正如前面所说,这些场景应该都是他们亲自见过的。像这样高超的雕塑写实能力,不可能是一下子就达到的。五、追溯滇族之源从发现滇王之印到现在,神秘的古滇国依然被笼罩在重重迷雾之中。它来自哪里是个谜,到哪里去的又是个谜。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在这中间的几百年,它却在滇池附近给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王鲁湘:奇怪的是,在滇国的青铜器时代之前,我们似乎看不到有一个过渡,在这几百年的时间里,好像它突然就达到了这样的高峰,然后又突然消失了,怎么理解这个现象呢?马文斗:这也是目前滇国留给世人的最大谜团。一般的部族,发生发展都有考古资料的印证。但滇国没有文字,它早期的发生发展也没有记载,所以没有考古材料的旁证,这是很罕见的。中国这几年的考古是比较兴旺的,我们还动用了很多新设备,比如卫星勘测,航模拍摄等等,还是没有发现过多的滇文化早期遗址。王鲁湘:有一种解释就说,它如果没有本土文明一级一级发展的佐证的话,那就只能说它是横向移植,也就是说,它是从另一个地域移植过来的某种文化。如果这种说法成立,滇文化最有可能从哪里过来?马文斗:这种解释也很难自圆其说。因为在滇文化周边,甚至整个世界的青铜文化里边,并没有发现和滇文化青铜器相同类型的文化。王鲁湘:完全相同的没有,但找得出联系的却有,比如草原上的斯基泰文化、鄂尔多斯文化。马文斗:我们发现,只有斯基泰文化、鄂尔多斯青铜器和云南青铜器有相近的联系。根据人类学的文化流向研究来看,云南的民族多数是草原文化民族迁徙过来的。王鲁湘:草原民族的后裔?马文斗:就是从甘肃、宁夏沿着三江并流这个文化通道,流到这里的。既然民族学上是这样的,文化人类学上这种流传也是存在的,因此我们推测,有一个草原部落在当地留下来以后,结合当地的一些土著文化,创造出了另外一个新的不同的文化类型,这就是滇文化类型。滇民族的族源,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了,就是甘肃的草原文化的后裔。王鲁湘:到了西汉后期以后,滇文化就逐渐没有了。它是真的没有了,还是化整为零,到了我们云南更边远的地方呢?比如说到了三江流域,变成了云南现在的彝族啊、佤族啊、独龙族啊,化到这些民族里头去了。马文斗:就人种来讲,就目前当地部族的人种来讲,滇文化后来确实演化为彝族等现在的民族了。但是我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滇文化的文化现象却没有保留下来?我们都知道,任何民族的源流都是和它的整个人种与文化一起传下来的,但为什么滇文化人种演变成了其他民族,但它文化的东西却没留下来?你看这些精美的青铜器,它的纹饰习惯、器物形状等,都没有传承下来。这在其他文化类型里是很少见的,这也是一个谜。滇人留下的谜团无时无刻不在敲打着考古队员的身心。在云南滇中地区,大量青铜墓地的主人是从哪来的?族群的痕迹何在,生活区是什么样子的?2006年2月6日,考古专家接到消息,距离澄江县城大约三公里的金莲山发现墓葬被盗,考古队随即介入。蒋志龙:我们这几年把重点转移到了寻找滇王国时期的一些聚落上,2006年,我们发现了大量同时期的遗址,而且墓地周边也都有相对应的遗址。王鲁湘:也就是说,他生活的地方和死后埋葬的地方离得并不远。蒋志龙:而且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墓主人棺材的方向,很多是朝着他生活的这个遗址的,有这么一个对应关系。王鲁湘:他是想死了以后仍然能看着后人在这里继续生活。这样的发现,让考古专家兴奋不已,金莲山墓葬群保存完好的人体遗骸将成为研究滇人族群的基因库,这似乎给古滇国神秘的大门找到了另一把可能发挥作用的钥匙。然而,金莲山是否就是滇民族的生存聚落?那些腰坑里出现的累累白骨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没有得到确凿的证据之前,一切都还是未知数。20世纪末叶,就在考古专家的小铲子持续翻动的时候,又有人传出抚仙湖底惊现一处类似城墙的石砌建筑。有人大胆猜测,这些“石埂子”该不会就是遭受巨大自然灾害后陷落在湖底的滇王宫吧?一时间媒体蜂拥,群众哗然。新一轮的争论开始了,而那个曾经辉煌灿烂的青铜时代,那个至今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青铜王国的故事,还将在云南的大地上不断传说。发现阖闾古城苏州城西,太湖之滨,有一座江南古镇,名叫木渎。相传春秋末年,吴王夫差专宠西施,特地为她在秀逸的灵岩山顶建造馆娃宫,源源而来的木材堵塞了山下的河流港渎,史书记载“木塞于渎”,木渎之名便由此而来。2010年的一天,木渎镇上来了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专家,在此后的日子里,一系列的惊人发现,让这个千年古镇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当地人豁然醒悟,祖祖辈辈流传着的那些传说故事,原来都是真实的。也许,当尘封多年的秘密逐一解开之后,木渎将重新定位自己所承载的历史。2011年1月,中国社科院公布的2010年六大考古新发现中,苏州木渎春秋都邑赫然位列其中,一座可能改写江南历史的古城遗址,渐渐浮出水面。一、真山大墓苏州自古就是春秋吴文化的中心地区。近年来,在苏州市周边发现过很多春秋时期的墓葬,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92年出土的真山大墓。考古工作者打开墓室之后,发现墓主人身穿一件精美的玉甲,显得十分高贵。在苏州春秋时期发掘的墓葬中,这个墓葬的级别显然是首屈一指的。钱公麟37:这是由玉面饰、珠襦、玉甲,加阳具饰所组成的一件衣饰。大家都知道著名的金缕玉衣,而它可以说是金缕玉衣的前身。这件东西显然不是一般身份的人所能拥有的,它特别精美,我们认为,它出土的时代应当是春秋中晚期。综合它的级别和年代,我们认为这是第一代吴王寿梦墓葬所拥有的,这个墓葬也就是寿梦的墓。真山大墓玉甲衣苏州当地专家认为,真山大墓的墓主人就是吴王寿梦。不过,这种观点在学术界是存在争议的。因为在1996年,浙江省的考古工作者在距离苏州仅仅200多公里的古越国都城绍兴,发现了印山越国王陵,其规模显然比真山大墓宏大许多。也就是说,作为吴王的墓葬,真山大墓的等级至少也应该与此相当。更何况,在第一代吴王寿梦的时代,吴国国力已经不容小觑,其强盛程度,直接奠定了吴国在阖闾时代走向鼎盛的基础。王卫平38:吴王阖闾在上台以前叫公子光,他的祖父是吴国历史上一个非常有名的国王,叫寿梦。寿梦有四个儿子,老大叫诸樊,老二叫余祭,老三叫余昧,老四叫季札。季札这个人非常有才华,深得寿梦喜爱,所以寿梦很想把王位传给季札。季札是吴国最懂得礼仪制度的人,所以当他父亲想把王位传给他时,他认为这违反了祖宗的嫡长子继承制这样一个规定,坚决不肯继承王位。寿梦在临死以前,采取了一个变通的办法:和几个儿子讲好,王位兄终弟及,就是哥哥老大先当国王,他死了以后传给老二,老二传给老三,老三传给老四。这样一来,季札就没有可以推辞的理由了吧。老三余昧去世以后,按道理应该是季札继承王位,但季札还是不肯,于是就逃出去了。大家没有办法,最后就拥立老三余昧的儿子僚当了国王。僚当上国王以后,引起了公子光的强烈不满,他想: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我的父亲是寿梦的嫡长子,而我又是诸樊的儿子,那这个王位应该通过我的父亲传到我的身上,僚怎么可以当这个国王呢?他暗地里招兵买马,想找一个机会通过暴力手段来夺取政权,这时候,伍子胥从楚国逃亡到了吴国,就向公子光推荐了一个著名的勇士——春秋时期三大剑客之一的专诸,最后

                      》丙册,5613页。注144《爱新觉罗宗谱》丙册,5579页。注145《爱新觉罗宗谱》丙册,5615页。注146阿济格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12子。多尔衮之胞兄,母为大妃阿巴亥。生于明万历三十九年(1605年),顺治元年(1644年)从摄政王多尔衮在山海关之战中大败李自成大顺军,封和硕英亲王《清史稿》卷217“列传四”。注147大同是伪满洲国年号,大同元年为公元1932年。注148爱新觉罗近支宗室的行辈字,先有“弘永绵奕载”,后有“溥毓恒启”。注149清廷规定,只有近支宗室才能按照乾隆等诸帝所定行辈字命名,“其支派稍远者,命名好难不得依此行辈”。所以,有资格按皇帝钦定行字辈命名的,不仅表示他属于天潢贵胄,而且标志他是宗室的亲支近派。而阿济格的后人显然不在此列。参见刘小萌《爱新觉罗家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173页。注150马熙运先生(已故),是满族书法家,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委员。注151摄政王多尔衮病重时,阿济格因参与密谋欲承袭摄政王位之事泄露而遭到了幽禁。阿济格的家人和手下都受牵连获罪,不少人被处死、抄家或是鞭责、革职,并由此兴起一场大狱之灾。顺治八年(1651年)10月16日,诸王以阿济格悖乱已极,留之恐贻后患,应立即处死。奏入,顺治帝令其自尽。阿济格杀敌英勇、战绩显赫,为大清朝初期平定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最后被顺治皇帝赐死。是他头脑简单,性格暴虐,待人狂妄所致,故后人评价英亲王阿济格“剽悍少谋”。《清史稿》卷217“列传四”。注152多尔衮,清太祖努尔哈赤第14子,阿巴亥第2子。天命十一年(1626年)封贝勒;天聪二年(1628年),17岁的多尔衮随皇太极出征,征讨蒙古察哈尔部。因为军功被赐号“墨尔根戴青”,成为正白旗旗主。在崇德六年(1641年)至七年(1642年)的松锦之战中立下卓越战功。皇太极死后,多尔衮和济尔哈朗以辅政王身份辅佐皇太极第9子福临即帝位,称摄政王;顺治元年(1644年)指挥清军入关,清朝入主中原,先后封叔父摄政王、皇叔父摄政王、皇父摄政王。顺治七年(1650年)冬死于塞北狩猎途中,年39岁。多尔衮死后不久,其政敌便纷纷出来翻案,揭发他的大逆之罪,首先议了阿济格的罪,然后正式宣布多尔衮罪状,追夺一切封典,毁墓掘尸。多尔衮多年培植的势力顷刻瓦解。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帝为其平反,下令为他修复坟茔,恢复睿亲王封号,评价其“定国开基,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追谥曰忠,补入玉牒”。如此铁案又再度被翻了过来。注153民国与抗战时期北京的干鲜果业分零售、批发两种。批发商主要为德胜门及大蒋家胡同南两处果市。前者范围小。后者比较繁盛,北平干鲜果十之六七集中于此。各行皆为货栈性质,主要为代客买卖,也有自办自销者。参见《北平工商业概况》,载《北京档案史料》1987年第2期,31页。注154檀营地处北京市密云县城东,距县城中心5华里。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清廷在此处建立八旗驻防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建成,为清代畿辅诸驻防点中级别最高(副都统)的单位,额兵最高时,满洲蒙古旗兵连同家口达9000人。1987年撤乡建镇后从穆家峪乡分离出来,设立檀营满族蒙古族乡。是北京市5个少数民族乡之一,也是北京市唯一的一个满族蒙古族少数民族乡。2001年我去檀营乡时,村里的旧营遗迹虽已荡然无存,但驻防营格局仍存。2008年再度去时,却拆毁得只剩下几尺长的一段北墙。营房拆光了,在后面的北山上修一个假的满族风情园。注155喇叭沟门乡是北京市最北的一个乡,位于怀柔区北90公里,距北京市区150公里。出怀柔区向北到青龙峡就是长城,长城在这里有一个关口,叫河防口,这一带人们所说的“口”就是指此。出“口”有一条河名汤河,沿汤河往北,在称为汤河川的一百多华里的土地上,依次分布着汤河口镇、长哨营满族乡、七道河满族乡(现已与长哨营合并为长哨营满族乡)、喇叭沟门满族乡等3乡一镇。据1990年全国第4次人口普查统计,3乡一镇共有满族人口8276人,其中以喇叭沟门为最多。汤河川这3乡满族中的彭氏,原是跟随清军入关并被编入内务府镶黄旗的汉人,入关之后,他们被安置在密云、怀柔的深山中,平时承担缴纳野鸡的贡赋,皇帝到热河出巡时也承担沿途扈从的任务。千总与鹰手享受八旗正式甲兵的饷银与岁米,同时也靠耕地为生。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要远低于密云檀营的八旗驻防甲兵,更与如今宣传中提到的何和礼、董鄂妃以及朋春等人全然无关,而且即使在清朝,他们也没有正身旗人的身份,而且不讲满语。详见定宜庄、胡鸿保:《鹰手三旗的后裔:对汤河川彭姓满族的调查与思考》,载《民族研究》2005年第4期。事实上,除了密云檀营的八旗驻防营之外,今天北京北部山区并无八旗兵丁驻扎,更多的都是如汤河川的彭姓一样,是属于内务府的汉姓人。注156引自《北京旧影》,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142张。注157绦儿胡同,旧称西绦儿胡同(北城根、北药王胡同并入),东直门内与鼓楼大街西以北处于城根之下,多城市贫民,其西部还流传有“穷果子市,烂绦儿巷”之说。注158该谱原文是:“存海,光绪四年(1878年)戊寅八月十七日寅时生。嫡母希密勒氏,珠尔松额之女。嫡妻白佳氏,文林之女。”又“铁光,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十二月十六日未时生,嫡母白佳氏,文林之女。嫡妻张佳氏,张全之女。”注159敦敏(雍正七年1729年生,卒年不详)、敦诚(雍正十二年1734年生,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卒)是兄弟俩,均为阿济格的5世孙,即金励衡的先祖。二人生前为《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好友,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因从敦敏的《懋斋诗钞》中找到与曹雪芹相关的重要史料,从此研究《红楼梦》并一发而不可收。注160即辅仁大学附中。位于西城区什刹海畔柳荫街。该处原为清朝康熙帝第15子愉郡王府邸,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醇贤亲王奕第7子载涛过继给钟郡王奕詥为嗣,承袭贝勒爵,迁居愉王府,从此称涛贝勒府。1929年辅仁大学附中即设于此府,校长由陈垣兼任。该校1952年改为北京第13中学。注161阿济格本是努尔哈赤第12子,但却通称为八王,按大多数人的说法,这指的是他在清初开国诸王排序中列为第8位。阿济格被赐死后,其骨灰埋葬于通惠河畔一处荒凉之地,即今日北京东四环四惠桥西南侧的通惠河北岸,后世称此地为“八王坟”。乾隆十一年(1746年)重修,占地一顷数十亩,规模宏大。辛亥革命后受到严重破坏,多次被盗,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已经破败不堪。而今的八王坟,位于长安街东延长线上,以大望桥(立交桥)为核心,西接建国路,东启京通快速路,南北纵贯西大望路;地铁1号线横穿于此,几十条公交线路在此设站,八王坟长途汽车站也是赫赫有名,使八王坟成为京东近郊地区极其重要的交通枢纽。注162胡图礼即敦诚、敦敏的祖父,阿济格的重孙。注163百子湾村南是百子湾路,原为土路,多曲折。村亦随之为称。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北平市图已有其称。百子湾西部的深沟村,原有一条自西向东的深沟。百子湾东部的水南庄,原有黄带子坟,是敦敏家的坟地。注164张寿崇是清末军机大臣那桐之后,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市民委副主任等职。关于张寿崇,详见本书下文张寿蓉、张寿崇口述。注165敦诚15岁时过继给九叔祖经照为嗣孙。关于绰克都及其孙存耀,可参照冯其利在《寻访京城清王府》中所述:“清末民初,盛京将军绰克都第7子追封辅国公兴绶、后裔奉恩将军存耀(字震亭)住在西铁匠胡同”(75—76页),金励衡先生对于敦敏、敦诚之事的了解,很可能有些就源于冯先生。但金先生这里所述存耀后来的情况,在冯著中则未见涉及。注166据《当代北京大事记》:1950年5月,北京市7500多人赴绥远、察哈尔等省参加农业生产。(30页)注167为慈禧代笔的画家叫缪素筠(1841—1918),名嘉蕙,云南昆明人,是慈禧款绘画的最重要的代笔者。缪素筠入宫后,因惯于官场世故,又加之她唯诺承上,和气对下,故博得上至后妃、下至宫监的一致赞赏,尊称她为“女画师”“缪先生”。而清末宫廷画家屈兆麟则为慈禧代笔画松、鹤、灵芝等。注168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以整版的篇幅,原文刊登了由新华社转发的12月8日《甘肃日报》的消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并加了编者按。据说“城”字后面那个“市”字,是毛泽东亲自修改时加上去的。与此同时,《人民日报》还在与报头平行的右上角《毛主席语录》一栏里,发表了毛泽东为推动上山下乡运动所做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这场本来是动员城市居民到农村去的宣传,转化成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当然在知青上山下乡的同时,城市居民也未能幸免。注169这里说的是正觉寺旧址,位于西城区新街口正觉胡同甲4号。注170虎列拉,即霍乱,为英文Cholera的日文音译。霍乱与鼠疫一起被列为甲种传染病,曾在中国多次流行,1932年的这次流行是迄今为止最后也是最严重的一次。本书很多被访者对此都有提到。注171《爱新觉罗宗谱》乙册,3153页。注172《爱新觉罗宗谱》乙册,3673页。注173《爱新觉罗宗谱》乙册,3683页。注174杰二爷,即末代皇帝溥仪的二弟溥杰,生于1907年4月16日,故于1994年2月28日。注175何先生这里所说的摄政王府,指的就是醇亲王府。该府位于后海北沿。前身是清初大学士明珠的宅第。乾隆五十四年封其11子永瑆为成亲王,并将明珠府赐永瑆。随即按王府规制改建。此府传至毓橚时,被赐予醇亲王奕。奕的原王府在西城区太平湖东里。因光绪帝生于此府,成为潜邸,故光绪继位后醇王必须迁出。为区别,醇王原在太平湖的王府称南府,后海北沿的新王府称北府。醇亲王府一共有两代醇亲王。第一代醇亲王奕,是清朝道光皇帝的第七子,于咸丰十一年9月被封为醇亲王。第二代醇亲王载沣,是第一代醇亲王的儿子,光绪皇帝的弟弟,末代皇帝溥仪的父亲,宣统朝任摄政王,便是何先生将其称为摄政王府的由来。注176代善(1583—1648),清太祖努尔哈赤次子。曾因作战英勇赐号古英巴图鲁,天命元年(1616年)被封为和硕贝勒,参与国政,为四大贝勒之首,以序称大贝勒。代善领两红旗,即正红旗、镶红旗。崇德元年(1636年),代善受封“和硕礼亲王”,世袭罔替。代善薨,康熙十年(1671年),追谥烈。乾隆四十三年(1704年),配飨太庙。是为“礼烈亲王”。爵位世袭共传10世,有15人袭爵,3人被夺爵。位居12位铁帽子王之首。代善子8,有爵者7:岳讬、硕讬、萨哈璘、瓦克达、玛占、满达海、祜塞。祜塞,初封镇国公,追封惠顺亲王,而满达海袭爵。注177瓦克达是代善的第4子,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生,顺治九年(1652年)薨,年47岁。母继福晋叶赫那拉氏,布齐贝勒之女。顺治元年(1644年),瓦克达随清军入关,顺治三年(1646年)封三等镇国将军。顺治四年(1647年)晋封镇国公。顺治五年(1648年)晋封郡王,加号曰谦,即多罗谦襄郡王。旋代满达海为征西大将军,平定山西反清势力。师还掌工部,预议政。顺治九年(1652年)薨,谥曰襄。瓦克达后人到清末共传袭10代,第十代恩厚袭镇国将军,弟恩荣袭奉恩将军。注178Kūwaran,满语,原义为围的围子,后引申为营地、坟地。Kūwaranida,为营地的首领之义,可译为营长。注179清代满洲旧俗,包衣(满语,booi,即家的)人的子女,如未得主人准许开户,即不得离开主家,只能仍为包衣,往往世代相袭,称为家生子。《红楼梦》与《儿女英雄传》对此都有描写。注180南苑是元、明、清3代的皇家苑囿,因苑内有永定河故道穿过,地势低洼,泉源密布,形成大片湖泊沼泽,草木繁茂,禽兽、麋鹿聚集,又称“南海子”。清朝入关后,将南海子称为南苑,修建4处行宫、若干庙宇。南苑为禁苑,苑内几乎不住人,不耕种,只有一些维护的人称为海户。南苑一部分作为操兵练武之所,筑晾鹰台,作为检阅台,清帝多次在此校阅八旗军队。平时严禁平民进入,同治年间又于此设神机营。注181乐部:清朝雍正、乾隆时期,对宫廷典乐机构进行了大幅度调整。乾隆七年(1742年)将神乐署、和声署、掌仪司、銮仪卫析出,组建了乐部。其中和声署:雍正元年(1723年)4月废除乐户贱籍,豁贱为良,此后又采用民间精通音乐之人充当宫廷教坊乐工。雍正七年(1729年)改教坊司为和声署。乾隆七年设置乐部,和声署归之,司殿廷朝会燕飨之乐,归内务府及礼部管辖。太常寺:掌典守坛壝庙社祭祀,其中郊庙祠祭大乐部分,协助神乐署管理,主要分管礼典赞礼、读祝等事宜。乾隆十四年(1749年)定礼部满洲尚书兼管太常寺入衔。至于清雍正、乾隆年间何以要改教坊司之名而创建乐部,有学者认为,建立乐部,不仅打破了入关初期延续明制的做法,对前朝各代逐步形成的宫廷典乐制度也做了诸多改变,是清代礼乐复古性改制中的重要环节,形成了成熟、完备的皇家礼乐体系。参见邱源媛:《清前期宫廷礼乐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96—146页。注182惇亲王,即奕誴(1831—1889),是道光帝第五子,过继给惇恪亲王绵恺,为惇勤亲王,母祥妃,钮祜禄氏。生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辛卯6月15日辰时,仅比咸丰帝奕(道光十一年六月初九日生)晚出生6天。京城民间称为小五爷。同治四年任宗人府宗令。光绪十五年正月十九卒,谥勤。清华大学驻地原是奕誴王府,民间称小五爷府。据说五爷赋性粗犷,不中绳墨,对外不摆王爷的架子,故民间有很多关于他的传说。注183鬼子六即道光帝第六子、恭亲王奕訢(1833—1898),咸丰年间任领班军机大臣。辛酉政变后被授予议政王之衔。始终身处权力中心。道光帝第七子、醇贤亲王奕(1840—1

                      军主力遂退回到庙湾。几天之后赶来的援军因此感到形势远不像他们所担心的那样险恶。清军在杨声远统帅下开向庙湾,接着去摧毁复明军,夺回了该城,杀死了许多落到他们手中的抵抗者。虽然张华山成了他们的刀下鬼,义王却削发扮成和尚,设法逃出了庙湾城。杨声远于是下令大规模搜捕下落不明的义王,悬赏招贴布满整个苏北地区。在衙吏俘获并审讯了一个认识义王的和尚后,官府搞清楚了义王的长相,画图招贴四方。经过逮捕审讯其他几名和尚,盯住了一个名叫孙胜宇的匪首,此人是道士,所谓义王可能就躲在他的家里。孙胜宇住在淮安以南如皋城附近一个叫“双店”的村子里。从扬州派出的捕快和一队士卒在1月18日深夜,包围了双店,突然搜查孙胜宇宅邸。孙胜宇被捕,在他的家当中搜出南明小帖一个。次日捕快彻底搜查村庄,逮捕了另外三名也藏有明朝公文的当地复明分子。这三人中有一人在审讯中招架不住,供认说那个他们称作义王的人早先是躲在村里,但就在捕快到来之前逃到附近的村庄去了。捕快迫使犯人供出了义王逃去藏匿的那家住户的姓名,然后包围那个小村子,袭击了这位反叛者最后的避难所。与义王一起被捕的还有他儿子。杨声远在如皋建立了一个临时督府监督审讯,俘虏押到后,经审讯发现,他们是前明低级贵族,原属河南周王世系。杨声远认定他们无足轻重,遂下令处死,义王父子于是立即被处决了。这一地区的其他复明分子也在对义王的追捕中被发现了。其中某些人完全是单枪匹马、毫无危害的。但是,此刻清廷神经过敏,认为在漕粮船只聚集地这样敏感的地区,任何复明分子活动的迹象都需要加以最为审慎的对待。清朝当局这时对关于单枪匹马者——尤其是文人——情况的报告,特别感到烦扰不堪。这些人本来已经剃发,归顺新朝,后来却又恢复明朝发式,或主张复明。例如,当奉命前去逮捕义王的清兵返回双店村时,一个军官注意到当地关帝庙墙上写着几个字,向一名“可疑的客人”发出警告。此人是在一个名叫吴心田的人家中被发现的。这些字引起了这位军官的好奇心,他便来到吴宅。吴宅的塾师十分无礼,使他颇感意外,就将这位塾师拘留起来。此人名叫许元博。经再三审问,原来他的父亲许之卿在明朝曾出仕为官。不过,1645年8月第一支清军进入双店地区时,他父亲告诉儿子必须剃发服从清人统治。许元博顺从地照做了。此后不久,这个年轻的士子应聘为吴家塾师,得以读到吴家的藏书,了解到中国战乱时期一些英雄的事迹。许元博为这些英雄的气概和儒家的忠义气节所激励,悄悄地在自己身上刺了三条复明口号:胸前是“无愧我朝”,右臂上有“生为明人”,左臂上为“死为明鬼”。为了向雇主隐瞒对复明事业的赞许态度,他身上的纹字,从来都秘不示人。可是,就在淮安被攻之前,他在脱衣洗澡时,被吴家几个在暗地窥探的孩子看见了。塾师身上刺有复明口号的消息在这个家院中从孩子传到大人耳中。于是就有人——也许是一个妒忌的仆人——在关帝庙写了那些引起清朝军官警觉的短语。负责办理此案的清朝按察使特别关心许元博与其他复明分子的联系。他是否暗中与这一地区的其他复明分子有过接触?许元博坚持说没有,于是审讯人员向扬州做了报告。但按察使十分关心,便赶到如皋来亲自审问这个嫌疑犯。他有一肚子疑惑,比如他身上刺的这些文字,许元博怎么能自己纹身呢?难道他确实没请别人帮助吗?只是在看到纹字刺得极其笨拙之后,按察使才相信许元博确实是独自干的。不过担忧一消除,按察使仍然感到许元博的罪行必须予以严惩。他这样上奏北京:自本朝立国,尽除暴虐,万民感德归心。逆贼许元博妄为,自绝于治世,背弃皇恩。初剃发以匿其心,后复以此等文字纹身,尽露叛逆之意。欲赦其罪,得否?其妻朱氏当赐功臣之家为婢,没入家产。其父虽居别所,不谙此事,然逆谋不当以地异赦之,国法无贷。所以,由于许元博的罪行实属十恶不赦,就是他那与此毫无牵连的父亲,也应受到惩罚。

                      清廷的猜疑

                      于是,在1647—1648年间的冬季,清朝的一些大臣疑心越来越重。他们怀疑原来的一些归附者也暗中怀有叛逆之心。这种猜疑甚至扩及到负责镇压复明活动的高级官员身上,例如杨声远(他不久就因“疏于防务”而被撤职)和洪承畴(他已经由于那封截取的黄斌卿的信件而引起嫌疑)。不久,洪承畴受到的连累就更为严重了。1647年10月,大约就在叛军进攻淮安的同时,南京城门卫兵拦住了一个想离城的和尚,要看他的文牌。这和尚出示了一份由洪承畴签印的文牌,其条文约束甚严。也许是由于文牌有许多约束性条文,卫兵命令和尚打开行李。行李打开后,卫兵发现几份看上去十分可疑的文件。经检查,原来是弘光皇帝给阮大铖的一封信,以及表明远在南方的复明分子与南京洪承畴总督接触的通信。这和尚法名函可。第一个“函”字表明他是由南康(江西)归宗寺著名的住持道独剃度的。道独也是广州和尚函是的老师。函是的许多弟子都是广东复明分子。函是与函可在小时候是密友。函可俗名韩宗騋,他一家为反清事业牺牲了许多人,函可的一个叔叔和三个兄弟为反清复明而死。将洪承畴与南方复明分子联系起来的信件本身,并不说明总督是南明事业的秘密代理人。然而,南京首要的降清大员与广东复明分子之间有来往,是十分可能的。这一点,尤其在这一时刻,不禁使清廷不寒而栗。1647年8月初,广东两个重要的复明军领袖陈自壮和陈邦彦,合谋在珠江三角洲同时发动了几起暴动,旨在把清军主帅李成栋引出广州。李成栋果然离开广州去守卫新安,陈自壮随后就向防卫虚弱的广州发动了进攻。这时,陈邦彦将自己的部队和战船精心布置在新安与广州之间一个叫鱼珠州的地方,李成栋的兵船一到,战斗就打响了。遭遇战的第一阶段是复明军占上风,陈邦彦的火船开入李成栋舰队,使许多战船燃烧起来,李军伤亡惨重。接着,一阵暴风雨袭击了双方的船队。尽管陈邦彦自称船术高明,但是李成栋的水手们却扭转了战局,他们将战船重新编队,顺风扑向已在他们面前转身逃跑的明军。这是一场决定性的战斗。尽管陈邦彦一直逃到清远(广州西北大约60公里处),李成栋却穷追不舍,一路消灭小股部队,攻城夺寨。1647年11月25日,陈自壮在高明被俘,押回广州,于12月1日被处决。此时,李成栋已包围清远,用火药炸开城墙,率2万兵马攻入城中。陈邦彦到死都是一个英雄,他三次负伤,在一个朋友的幽静的花园里写下了他的墓志铭:无拳无勇,何饷何兵。联络山海,喋血会城。天命不祐,祸患是撄。千秋而下,鉴此孤贞。然后他试图在一个池塘里投水自尽,但是水太浅了。他昏倒在那儿,被清军抓到,五天之后被凌迟处死。1647年起义就此终结了。然而,当函可两个多月之前在南京城门被俘之时,上述这些事件尚全无预兆。函可携带的文件又向巴山和多尔衮暗示:洪承畴一直与广州复明分子有联系,也许江南文人与南方抵抗分子之间正在形成一个新的联盟。当然,这种信件也极有可能是为引起猜疑而伪造的。尽管如此,函可的父亲为前明礼部尚书韩日缵,这一点很快就真相大白了。而韩日缵,众所周知,曾是洪承畴的主考官。所以,在审问了函可的四个弟子后(结果他们都是相当清白的),总督洪承畴上奏皇帝,承认了他与这个和尚之间的私人关系,供认为他签发过文牌:犯僧函可,系故明礼部尚书韩日缵之子。日缵乃臣会试房师。函可出家多年,于顺治二年正月内,函可自广东来江宁,刷印藏经,值大兵平定江南,粤路阻,未回,久住省城。臣在江南,从不一见。今以广东路通四里,向臣请牌。臣给印牌,约束甚严。因出城门盘验,经笥中有福王答阮大铖书稿,字失避忌。又有《变纪》一书,干预时事,函可不行焚毁,自取愆尤。臣与函可有世谊,理应避嫌,情罪轻重,不敢拟议。洪承畴最后说,他将把发给函可的文牌送到北京内院,并将函可案件移交有关部门。北京有司毫不怀疑问题的严重性。函可在巴山人马护送下一到北京,他的案件就受到仔细复查。虽然没有证据表明函可是密谋分子,但他的日记里有好些反清文字,为此他被判处终身流放,发配辽东。同时,皇帝下诏:“洪承畴偏袒其师,擅用职权,授予文牌。极为失当,有司皆应记取。”于是各部讨论此案,一致认为洪承畴应受严惩,提议褫夺其一切功名爵位,削职为民。任何其他官员都会为此立刻受到惩罚,但洪承畴却不同于其他人,他象征着南方归附者对现政权始终不渝的效忠。这样明显地罢免他,就意味着公开怀疑朝廷最高级汉族大臣中有人怀有贰心。所以多尔衮决定暂时不理睬吏部的提议,饶恕洪承畴。几乎同时,洪承畴母亲患病,他马上申请休假去照顾母亲,得到恩准后,勒克德浑接任了他的南京总督职位,洪承畴暂时退出了清朝政府。

                      复明党希望的复萌与破灭

                      1647年秋季和初冬,清政府继续平定江南。像中国北方一样,长江下游地区也暂时安定了一段时间。1648年初,当清政府所依仗统治南方的两个前明官员先后于2月和5月举兵造反时,形势急转直下了。首先起义的是替清朝征服了江西的前明将领金声桓。金声桓希望能封官晋爵,总揽一省权柄,所以当他只被授予江西提督一职,并被置于一个满人总督的监管之下时,就心猿意马起来。在一名道士以及一个原是李自成部下、绰号叫“王杂毛”(实际就是王得仁)的怂恿下,金声桓于1648年2月22日反叛,杀死清朝大臣,宣布自己效忠永历皇帝。他很快就得到了几个最主要的南明人士的支持,例如姜曰广、邱祖德,控制了江西北部,同时围攻该省南部的赣州。广东征服者李成栋被任命为提督,处于两广总督佟养甲的监视之下,他也被惹恼了。与金声桓一样,李成栋不满于清廷将满人或汉军旗人安置在可以控制这些新依附者的职位上这种方法。佟养甲也未采取任何措施,以稍稍缓和清廷的这种人事安排。因为作为一个“旧臣”,以及作为像博洛这样的满族主要亲王的知己,佟养甲认为自己有资格轻慢李成栋。李成栋则因暗中受到他的一个宠妾的煽动,傲慢的自尊心更加强烈。这个女人原是陈自壮之妾,为李成栋所获,强迫与之成亲,但她对明朝的忠心却始终不渝。所以,1648年5月,当佟养甲命李成栋率军北进为赣州解围时,李成栋遂举兵造反。佟养甲开始被强迫穿上明装,接着,五个月之后,他企图暗中与清政府联系,就被处死了。在南宁避难的永历皇帝应邀回到肇庆,1648年9月20日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朝廷,封李成栋为国公。这时,湖广南部的其他永历将领受到鼓舞,在何腾蛟率领下,夺回了许多重要城镇。到1648年10月,南明政权控制了南方的绝大部分地区,清政府仅在广东和赣南,主要是赣州,还占有几块土地。然而,南明的复兴只是昙花一现。赣州并没有落到复明军手中。清廷却在中原迅速聚集了兵力,遣大军分两路南下。一支由蒙、满、汉人组成,共3万人,在孔有德、济尔哈朗和勒克德浑的率领下,逼向湖广。另一支由谭泰、何洛会、尚可喜和耿仲明率领,从江西扑向南昌的金声桓和广东南部的李成栋。1649年3月1日,南昌陷落。金声桓身负重伤,自溺而死。次日,不断损兵折将的李成栋在徒步涉过新丰附近的一条河时意外淹死。同时,在湖广,孔有德率部逼近何腾蛟,俘获了他,并将其处死在湘潭。到1649年11月,湖广再度牢牢地处于清朝控制之下。在1650年的头几个月里,广东南部大部分地区都被占领了,永历皇帝和他的小朝廷向西逃到梧州,最终经由南宁到了贵州。最后,1650年11月24日,经过10个月残酷的围攻,包括筑垒相逼,以楼车攻城,及动用荷兰炮手,尚可喜占领了广州。此后10天里,广州城惨遭洗劫,7万多人被杀。尸体在东门外焚烧了好几天。直至19世纪,仍可看见一堆积结成块的骨灰。这个焚尸的火堆,在许多复明分子的心目中,标志着明朝复辟希望的真正破灭。然而,东南沿海鲁王的军事支持者,继续努力与参加过悲惨的1647年起义的江南复明党残部建立联系。这一活动主要是由海上豪强张名振领导的。1647年北伐失败后,张名振重建了他的海军,在闽浙边境的沙城建立基地。它成了监国鲁王政权的总部,从此出发袭击沿海一带,远至江南。1649年7月,张名振决定从他的活动中心进一步向北发展。到8月,他和鲁王已安坐在浙江海门与宁波之间的健跳所了。在那里,张名振又开始计划与岸上的起义相配合,从海路进攻江南。在1647年,许多缙绅复明分子曾期望发动一场与之类似的联合进攻,现在他们不是死了,就是被流放了。所以,鲁王政权人士不得不求助于那些下层社会中的人物:低级士绅、冒险家、僧人,甚至盗匪。鲁王政权把印信官告授予江南复明分子。将这些使者作为秘密代理人遣回清人占领区,联络其他同情者,准备起义。如果被联络的人证明是经得起检验的,就由使者本人颁给官告,授予军衔。对复明分子来说,不幸的是,这并非一种可靠的组织武装起义的方法。当一个名叫罗光耀的人在苏北海州联络到许多地方权贵和匪首,准备在1649年夏天联合发起对天津的海陆进攻时,阴谋被发现了,罗光耀被捕。他的被捕以及此后兵部官员对他的审讯,暴露了长江南北地区其他阴谋分子。关于这个阴谋的消息一定使北京的清廷感到惊恐,但它也大大延迟了鲁王政权从海上北伐的计划。南明从海上进攻的希望还因张名振和黄斌卿这两个对手之间的内讧而暂时受挫。黄斌卿控制着舟山岛,1649年10月,最终被一个将领出卖给张名振,因而自杀了。不过这一斗争刚结束,张名振就再度计划在北方煽动起义。11月23日,张名振把他的帅府以及鲁王都迁到舟山岛,再次怂恿江南的反清分子计划起义。这次的联系主要是由嘉兴一个名叫毛远斋的和尚负责的。1650年3月13日,在一个名叫韩功树的明朝遗臣的庄园空楼里,毛远斋和其他六名复明分子聚会。会上他们举行宗教仪式,然后一起宣誓造反。10天以后,其中两人,毛远斋和吴庸之,动身到舟山,受到鲁王的召见,被任命为南明官员。吴庸之留了下来,毛远斋则携带特别官告文书返回大陆,进一步与他最初的那伙复明分子联系,并与其他人讨论起义计划。与此同时,张名振向苏南发动了一场海上远征,并携鲁王同往。十分凑巧,陈锦这时正率领一支清军扫荡四明山,清除浙东的复明武装。1651年10月15日,有几个黄斌卿旧部叛变,陈锦兵马遂占领了舟山岛的主要防御工事。张名振家人大多遇害。丢失了据点的张名振不得不与鲁王到了厦门,去寻求郑成功的保护。同时在北面的江南,一个曾被毛远斋授予鲁王政权文书的人叛变,并向苏州官府出卖了所有密谋者名单。此人交给清朝官员的那封文书包括有进攻南京并发动一场对北京的北伐的计划,上面盖有张名振的官印。到1652年4月,所有密谋分子都遭围捕,复明分子被彻底挫败了。

                      万寿祺和顾炎武

                      随着江南江北恢复了和平,当地居民慢慢开始重建他们的生活。1648年,画家万寿祺决定迁出他的“陋巷”,把家搬到距洪泽湖附近的淮安大约35里的浦西。在那里他为自己盖了一个画室,称“隰西草堂”,四周环水。迁到浦西后不到一年,万寿祺暂返江南,谒拜明太祖的陵墓。他还访问了密友、归附清朝的黄家瑞的后嗣。黄家瑞是在1645年松江起义期间被杀的。万寿祺乘船从徐州返

                      他们陈家几十载。在陈其美的指点下,蒋志清踏上了军旅生涯。1906年,进入保定军校速成科炮科,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在年末大考中,拿下保送去日本读书的资格。1907年,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振武学校。1908年,由陈其美引荐加入中国同盟会。看来朝廷白保送了他。1910年冬,蒋介石从振武学校毕业,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候补生的身份进入日本高田陆军第十三师团野炮兵第十九联队实习。1911年,晋升为上等兵,秋末回国参加辛亥革命。蒋志清拥有近四年的日本留学经历,熟练掌握了小语种日语,专业还是当时热门的炮兵专业,表面上看起来十分光鲜。但实际上,蒋志清留学日本四年,有三年是在学预科,剩下的不到一年全在实习,甚至因为老请假(如回国参加革命),使得他的候补生身份没有转正。换句话说,他根本没上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至于蒋志清在炮兵联队的实习经历,着实不堪回首。由于日军内部等级森严,实习地点也不理想(气候寒冷),所以他有两项工作要做:一是做男保姆——为大大小小的“上级”们洗衣服、补衣服、擦皮靴;二是为军马服务——洗马、刷马和喂马(雪深丈余,朝操刷马,夕归刷鞋)。只干脏活累活也就罢了,更要命的是,稍有不慎,就会招来长官一顿粗暴的打骂,甚至被吊起来饿饭。场景十分凄惨。但蒋志清咬牙忍耐:“娘希匹,有朝一日,老子一定能学到真才实学!”内心是火热的,现实是残酷的。蒋志清在联队当了十个月的兵,几乎一直在打杂,连摸一下大炮这样小小的事情对他来说都是奢望。虽然压迫重重,日子过得苦不堪言,但蒋志清韧性超强,愣是没被整趴下,他要用顽强的意志去战胜这些欺负他的日本人。在遭受过无数次的凌辱后,蒋志清成长了。他从日本军队的生活以及训练内容中学到了五个可以改变命运的秘诀:重视细节、严格纪律、苦练意志、不怕牺牲、团体至上。这五个秘诀令他具备了一名优秀将领的素质,后来被他在黄埔军校发挥到了极致。选对老板,跟对人蒋志清在刚刚加入同盟会的时候,只是负责一些不重要的事情,平平无奇,跟班打杂,仅是一个小角色,算是最基层的革命干部。武昌起义后,他迎来了一个机会。陈其美安排他加入敢死队参与光复杭州的战斗。战斗胜利后,蒋志清来到陈其美身边协助其整编军队,训练新兵,担任沪军第五团团长。在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里,好色的蒋志清除了偶尔憋不住了去趟花街柳巷,还干了三件比较正经的事情。第一件,他跟另外两位浙江人——亦师亦兄的陈其美、同学黄郛结盟为兄弟。算上已经结拜过的以及将来要结拜的,蒋志清同志一生共有约三十位结义兄弟,数量着实惊人。没办法,蒋志清表达感情的主要方式就是发誓生死与共,与对方结拜为兄弟。因为他以“忠孝节义”为人生信条,很讲义气,讲究以人为本。这一点后来被他在黄埔军校升华为校训“亲爱精诚”。第二件,替大哥陈其美干掉了眼中钉陶成章,随即躲去日本。第三件,他再次改了名字,毕竟都反清多年了,蒋志清岂能再用,遂改为蒋介石。做完这几件事,刚好赶上“二次革命”,大领导、小领导统统逃往日本。在这期间,大哥陈其美将27岁的蒋介石引见给了孙中山。蒋介石外形不错,身上颇有几分潇洒气质,而且他的眼睛又大又漂亮,目光很具穿透力。后来,八卦人士把蒋介石、汪精卫、周恩来和张学良放在一起,合称“民国四大美男子”。潇洒之余,蒋介石平时待人接物谦恭有礼,江湖习气和浪子情怀一般只在某些暗夜时分才会显露。这次见面比较完美,孙中山对这个英姿勃发的年轻人很有好感。临别之际,孙中山说:“你是不可多得的革命人才,你将来必成革命之栋梁,革命之英雄……”如此种种,弄得蒋介石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只能说孙先生口才太好了,瞬间就多了一个可以为革命赴死的小兄弟。不过孙先生还真是没有忘记他,后来还给他指派任务,命他去东三省建立革命组织,从这时开始,蒋介石算正式被孙中山惦记上了。由于孙中山对陈其美的倚重,致使陈其美死后孙中山开始看重蒋介石。孙中山知道他在日本学习过军事,并且跟随陈其美多年,有胆有识,尤其是他在陈其美遇刺后的表现,让孙中山觉得此人有情有义。就在跟孙中山交往越来越密切时,蒋介石给自己取了表字——中正。这是一个精明的决定。中正与中山很接近,让人觉得他俩关系密切。而且中正还有正直、公正、正统的意思,给人的印象似乎他就是孙中山先生的继承人。短命的中华革命党话题切换到蒋介石的党组织——中华革命党身上。经过一年的努力,中华革命党党员从几个人发展到了几百人,数量虽然不多,但他们都是孙中山的死士。正式建党的时机成熟了,1914年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举行成立大会,孙中山宣誓就任总理。孙中山一生有过很多职务:临时大总统、非常大总统、大元帅等,但他真正倾心的还是总理这个称呼,以至于了解他的人都以总理称之。到1915年年底时,中华革命党已经有了五十七个支部、近万名党员,但只有少部分党员在国内——如未来的共和国元帅刘伯承,大部分党员都在国外。他们大都是精英分子,有知识、有闯劲、有理想、肯献身,还有经济能力,他们在国外的一切努力,只不过是要回到自己的祖国去当反政府的“乱党”,如被抓住则性命不保,可为了理想中的国富民强,他们无怨无悔。但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华革命党和国内普通百姓很少接触,他们的主张根本不为普通百姓所知。然而,在没有群众基础、没有广大群众支持的情况下,孙中山毅然举起了反袁大旗,决定发动起义“倒袁”,重建民国。明知不能成功,明知必死无疑,依然慷慨而行。一般说来这种行为有着很多称呼,比如,愚蠢、不自量力等。但这种行为还有一个更恰当的名称: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正是中华民族可称之为伟大的魂魄。从1914年6月至1915年12月,一年半的时间里,中华革命党在湖南、江苏、广东、江西、上海等地先后发动大小武装起义四十多次,平均一个月两次多,死伤甚巨,影响不小,却无一成功。虽说起义全部失败,但这一切都明白无误地传达着一个信号:大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反袁的青天白日旗还没有倒下,伟大的民主共和领袖孙中山还在继续战斗。这种潜移默化的精神鼓舞确实是海内外反袁力量的信心源泉。在这一年多以失败为主色调的时间里,蒋介石展现出了他的军事天分,无论是工作构想还是作战计划又或是执行细节,都基本上得到了孙中山的认可。再加上他是陈其美的旧部,孙中山很自然地就把爱屋及乌之情用在了这个可造之材身上:“小蒋,好好干,我很看好你哦!”就在革命起义陷入低潮这会儿,袁世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居然掉头搞君主立宪,接着就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护国战争”。可是,此时孙中山等中华革命党人大都在国外,如何“倒袁”一下子成了难题。好在孙中山利用自己的号召力,不断站出来讲话,从精神层面上有力地支持了反袁大业。当然,孙中山不是光说不做的那种人,譬如李烈钧、许崇智等人就被他派回国内组织讨袁大军,虽然不是讨袁的军事主力,但绝对称得上为反袁护国发光发热。话说袁世凯称帝只折腾了八十多天就彻底完蛋。这在大部分人看来,是一件天大的好事,民国又要共和了。可如此一来,以反袁为己任的中华革命党该何去何从?革命党还能革谁的命?1916年7月,孙中山宣布:中华革命党停止一切党务。之后,孙中山回到上海,同时也将革命党总部从日本迁了回来。孙中山在这种时刻作出这种选择,说明了一个问题:中华革命党确实失去了前进的方向。世纪之恋心若没有栖息的地方,到哪里都是在流浪。回到上海的孙中山是落寞的。世间一如既往的喧嚣,但与他似乎没了关系。年过半百的他终于暂时告别了漂泊不定的生活,没有了那么多令他心力交瘁的事,没有了那么多令他爱恨交加的人,他终于可以享受一下安宁的、普通人的生活。这期间,陪伴他的只有年轻的新夫人。要说清楚这位新夫人的来历,还得从新夫人的姐姐宋霭龄讲起。之前提过宋霭龄是孙中山的秘书,确切地说,是英文秘书。后来宋霭龄要嫁为人妇,只能中断这份工作。宋霭龄要嫁的人,是孙中山的重要财务顾问孔祥熙。此人是山西人,出身比较高贵,是孔子的后人,但他家道中落,小时候吃了不少苦,幸好他身上流淌着孔子的基因,懂得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在庚子事变中,孔祥熙创造了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自发帮助被义和团摧毁的美国教会进行善后工作。教会对他的表现十分赞赏,于是资助他到美国留学。多年后,孔祥熙拿到了美国耶鲁大学的理化硕士学位。这种学历在百年后的中国依然是职场稀缺资源,何况当年?此人学习能力不错,经商也很有一套,赚钱对于他来说总是轻而易举,尽管后来他把这种能力用到了以权谋私、贪污公款上面。因此,尽管孔祥熙大宋霭龄九岁又是鳏夫(他的结发妻子韩玉梅已病逝),那又有何妨?孔祥熙的综合条件征服了野心勃勃、独立霸气的宋霭龄。于是,在嫁给孔祥熙之前,也就是1914年9月,宋霭龄推荐亲妹妹接替自己的工作。宋霭龄的妹妹叫宋庆龄。但凡非一般的人物,其爱情经历似乎也是非一般的精彩。孙中山自然是个不一般的男人,而宋庆龄也正好不是个一般的女人。因此,惊天动地的爱情故事发生了。在宋庆龄和孙中山的工作接触中,孙先生散发出的成熟男人的儒雅与稳重,契合了宋庆龄这位情窦初开的少女的英雄情怀,相差27岁的两个人竟然相爱了。不过,他们的爱情得不到家人的祝福。孙中山和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是有着二十多年交情的朋友,也就是说,孙中山是宋庆龄的叔伯辈。他二人的恋情当然让宋耀如十分气恼。宋庆龄的母亲也劝女儿:孙中山已经有一个老婆(卢慕贞),人家二人都二十多年的夫妻了,儿子孙科都比你大,你现在嫁过去当妾,算怎么回事?于是,父亲母亲就把女儿给软禁了起来,不让她再见孙中山。孙中山那边日子也不好过。孙中山和妻子卢慕贞结婚的二十余年间,他四处漂泊,今天这儿起义,明天那儿革命,今天在这里被通缉,明天在那里被驱逐,居无定所,颠沛流离,夫妻二人聚少离多。可人家卢慕贞没有任何怨言地跟着他,守妇道、敬公婆、抚养子女,做得样样没得挑。而宋庆龄是受西方教育的现代女性,也根本不可能接受妾的地位。为情所困的孙中山,思虑再三,最后选择跟卢慕贞协议离婚。这边被软禁在家里的宋庆龄也没有停止抗争,10月里的一个夜晚,在女佣的帮助下,宋庆龄跳窗而逃。1915年10月25日,两人在日本东京踏入了婚姻的殿堂。婚礼很简朴,很寒酸,基本上就是“裸婚”——什么都没有。不过20世纪许许多多大人物的结合都是因陋就简的,只要感情是真的,婚礼有与没有又有什么关系?!但遗憾的是,这段婚姻终究没能得到宋庆龄父母的祝福。宋耀如发现女儿逃走后,带着妻子一路追到东京,先是将孙中山臭骂一通,然后以女儿少不更事未征得双亲同意为由,要求孙中山与宋庆龄解除婚约,但被二人拒绝。气愤至极的宋耀如当即宣布与孙中山绝交,与宋庆龄脱离父女关系。这之后,宋耀如身体越来越差,不到三年就离开了人世。宋庆龄晚年提及当初违抗父命与孙中山结婚时说:“我爱父亲,也爱孙文,今天想起来还难过,心中十分沉痛。”后来宋庆龄没有选择与孙中山合葬或附葬于中山陵,而是决定安葬于上海万国公墓与父母作伴,与此事不无关系。从此,宋庆龄开始了陪伴孙中山的十年历程。在上海的日子恬静得很,没有了鸡飞狗跳,没有了是是非非。如果之后不再发生什么大事,也许孙中山真的会退出政坛,就像当初卸任临时大总统一样,去做他的铁路救国之梦。可是,身处乱世,连寻一张可以安睡的床都不易,做梦就更别想了。第二章武林大会

                      乱七八糟的民国

                      要说民国这接下来的十二年(1916—1928),用一个词就可以完美地概括和形容:乱七八糟。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这是前两任“武林盟主”留下来的烂摊子。话说慈禧盟主当年为朝廷的安危着想,发令编练新军,可效果十分惨淡。有能力的,如袁世凯和张之洞,确实把兵练成了,但朝廷控制不了这两支军队。但是,大多数人都没有完成任务。前面讲过,原本计划练成三十六镇,但只有袁世凯练成了六镇,张之洞练成了一镇一协,其余近三十万的“新军”全都是样子货。慈禧盟主归天后,“新军”之中那些精明的野心家们,遂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战争以及即将爆发的护法战争中趁势而起,四处割据,就此奠定民国时期的军阀乱局。所谓乱世出英雄,不过是一群精明的野心家风云际会而已。而慈禧之后的下任武林盟主袁世凯,则死得过于匆忙。他固然是有实力威慑地方各省,可他没有培养出一个强力的接班人,害得一帮小弟群龙无首。偏偏这些小弟心气还很高,都觉得自己可以胜任盟主一职。但他们没有注意到,游戏规则已经改变。当时,影响中国政治的主要势力——俄、美、英、法、德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欧洲战场,无法抽身前来,但它们又担心中国取得独立地位,会损害到它们的在华利益,只好勉为其难地支持地方上的强力人物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既然是支持,那就得提供经济、武器、技术甚至人力支援,如此也就助长了地方势力快速膨胀。这样一来,前朝武林盟主朱元璋制定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就过时了,现在流行“高筑墙、抢积粮、速称王”。在这种情况下,民国年间的局势顿时乱作一团,不但不团结抵御外侮,还因为各自之间的不信任造成互相倾轧,弄得民不聊生,让整体形势更加糟糕。众人以割据地盘和扩充军队为第一要务,不忠不孝不仁不义都是达到目的的“犀利”武器。面对中原这块沃土,人人皆想分一杯羹,花招层出不穷,犯规屡禁不止,就看谁的手段最高、计谋最巧!门派划分这十二年的江湖着实太乱,光武林盟主(大总统和实际控制中华民国北京政府者)就换了好几位,黎元洪、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曹锟、张作霖轮番登场,至于盟主之下的“首席护法”(内阁总理),换了三十余位,能编一个加强排。你方唱罢我登场,台上的演员都还没唱完,观众连角儿都没看清楚,就换人了。这么乱,还怎么划分门派?是的,确实很难精确划分,只能简单区分,方法如下:首先判断各自为政的各省督军跟着哪位带头大哥混,然后就把这位督军以及督军能控制的地盘划分到那位带头大哥门下,这样便能组成一个松散的门派。带头大哥就是掌门,那些督军就是核心弟子,地盘就是势力范围。只不过这些弟子并不如何坚贞,大部分都是墙头草,有奶就是娘,谁强就跟谁。即便如此划分,那些屡屡混战的大小门派还是不下一百个,它们忽聚忽散,朝秦暮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因此在筛选时还得加上两个限制条件:一、控制的地盘有限制。最好在中原,当然能决定中原大势的西南、西北、东北、东南也在考虑之中。二、实力有限制。门派必须要有实力控制中央政府,实力超群的独行侠也可以考虑,影响力小的帮派或个人还是不要过来捣乱了,当当看客就好。好了,下面我们开始介绍参加武林大会的各大门派,按照立派时间顺序排名,请注意,这个时间不是很精确。主宰中原的三大门派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三大派,是未来十二年中主宰中原的三大力量,他们都与北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巧合的是,他们像商量好了似的,包括袁盟主在内,都是四年一换上台执政,轮流做武林盟主,其顺序排列如下:袁氏

                      假如是一百斤,你会不会觉得有些沉重?假如是一百里,你会不会觉得稍显漫长?假如是一百年,你会不会觉得太过遥远?假如只用读一本书的时间,就能让1840年到1945年这一百多年的遥远,真实地回归你面前,你会不会觉得这很精彩、很有趣?……这是最乱的一百年。乱过三国,乱过五胡十六国,乱过五代十国。将军拔剑、壮士扼腕、文人投戎、学子弃医,连妓女们都深明大义、柔肠侠骨,愿化长风绕战旗。这是最凄惨的一百年。中国转眼间就从比尔·盖茨变成了杨白劳,一无所有。杀人越货是家常便饭,上山落草是时髦的职业,到城乡结合部当农民工是最幸福的生活。这是最八卦的一百年。个性无比解放,婚姻无比自由,名人之间的情爱更是剪不断理还乱。这是信仰最五光十色的一百年。唐生智信佛,洪秀全、孙中山、蒋介石信基督,刘湘信神仙,还有人信法西斯主义可以救中国……这是最迷信武力的一百年。无论是袁世凯、段祺瑞还是吴佩孚,甚至包括孙中山,都喜欢用武力统一。但小一点的人物却想分治,学美国搞联邦、联省自治,比如陈炯明和赵恒惕。可惜,想统一的,统一不了;想分治的,也分治不成。这是最自由的一百年,普通人可以办报纸、办出版社,可以结社;草根可以骂政府、骂官员,甚至还可以骂国家最高领导人。这是真相埋藏得最多的一百年——辛亥革命原来只是一场意外接着一场意外?民国第一疑案,到底是谁杀死了宋教仁?热血男儿袁世凯,毕生的追求就是君主立宪,可他为什么要七搞八搞,去做那短命的皇帝,让一世英名尽付东流?公车上书根本没发生过?谭嗣同临终时的诗是假的?光绪压根儿没有给维新党密诏?日本人救了维新党?李鸿章坚决支持变法?为何康有为要忙着制造伪证,还要谎话连篇?究竟是谁出卖了戊戌变法?生平未尝一胜的孙中山、曾落魄到美国刷盘子的孙中山,为什么能成为一代革命领袖?中国同盟会与日本黑龙会之间是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超级阳光美男汪精卫拥有一段神雕侠侣般传奇的爱情,却为何做了人人不齿的大汉奸?中国获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靠美国人的原子弹和苏联出兵东北吗?中国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是靠捡漏吗?……现在,我们将站在史实的角度还原一个真实、惊险、复杂、曲折、有趣的民国。这将是一本填补民国历史空白的书。在这本书里,你将会了解一个被你遗忘的民国;认识一个你所不知道的民国;修正一个被你误解的民国;看清一个被你模糊的民国;读懂一个被你轻看的民国……故事的开始本人把故事的起点设在了道光、咸丰当政的晚清。很多人会问,明明是要讲民国史,为什么从晚清说起?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反问大家一个问题:民国是怎么来的?晚清怎么就突然走向了民国?也许有人会回答,民国的开创者都是天生的英雄,他们天生就对清朝的腐朽和麻木极度愤恨,于是顺应历史潮流,高举反清大旗,表现出了彻底的革命性,等等。如果你也如此认为的话,必须得说,你所知道的并不是事情的全部真相。如果你想弄清楚全部的真相,弄明白民国的来龙去脉,那咱们还得从晚清说起。首先,民国的开创者成长自晚清,民国的力量格局来自晚清,甚至连民国的病根也是从晚清带过来的。其次,一个朝代的灭亡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也不是一句两句能交代清楚的事。而且,晚清并不是一直走下坡路,其间还有“同光中兴”这种回光返照似的雄起。此外,晚清在走下坡路的时候,也不是没有挣扎过,它也在绕弯子地改革自救,只是数次改革如戊戌变法、晚清立宪全都以失败告终。危机已积重难返,改革已无法解决问题,革命成为唯一方案!因此,立宪派、各种各样的革命派,还有江湖豪侠,各路人马,轮番上阵,都想用自己的主张拯救中国。只可惜大家伙儿的功力不足,最终走火入魔。就在这样一种稀里糊涂的状态下,各方合力,才折腾出一个如此有趣儿的民国。第一章不为鸦片的鸦片战争

                      羊群凶猛

                      咸丰这个清朝的第九任皇帝,实在是有点特殊,他虽然是个窝囊废,但是他周遭的人却很强大。他的大臣曾国藩和李鸿章、他的老婆慈禧,算上后来他侄子辈儿的光绪,再加上下面即将出场的这一位,一共五名与他或多或少有些关系的“属羊人士”(你没看错,这些人全都属羊),组成来势凶猛的“羊群”,主宰了未来半个多世纪的中国。相信大家都不太喜欢干巴巴的传记,幸好即将出场的这位男主角,其历史档案还算有趣,请大家先看一份档案。姓名:袁世凯,字慰庭,又称袁项城外貌:身高165厘米,体重90公斤,脖子粗,脑袋大学历:中考落榜生,“不学有术”的社会大学毕业生星座:外表冷漠而内心好幻想的处女座。这与他很相符,大人物多半有臆想倾向初恋年龄:这个不太好考证,仅知道其比较早熟,十多岁就开始调戏家里的丫鬟主要行迹:建立中国第一支近代化陆军;废科举;搞改革开放;建立民国;做立宪皇帝经典流行语:他最爱说的一句话:“浑蛋加三级!”偶像:幼时为东晋帅哥将军谢玄,希望像对方一样做花花公子中的将军,将军中的花花公子。过了而立之年,厚黑段位提高,偶像变成曹操1859年9月16日,河南省项城县袁家寨。袁家大公子袁保中的第二任老婆小刘夫人给他生下了第四个儿子。这是一个大胖小子,属羊,处女座。此人就是后来搅乱了中国半个世纪格局的“袁大头”袁世凯。大头属羊,但他的脾性可一点儿也不像一只羊,反倒像一匹狼,当然这是后话。大头出生时,袁保中的心情并不像今天医院产房外的那些父亲一样焦急中夹杂着欣喜。作为有了四个儿子、在乱世中挣扎求存的父亲而言,首先要考虑的是生存问题。不过,在考虑生存问题之前,袁保中还必须解决另外一个问题:为孩子起个名字。袁保中文化水平不太高,学历是附贡(大概介于秀才与举人之间)。就这个附贡,还是他花高价钱买来的(纳捐)。他之所以肯花这么多钱,就是因为想买一个身份,提高社会地位。袁保中买来附贡学历之后,就可以在拜见县长大人时不下跪,甚至还可以和县长大人就农村建设等问题进行深入交流……身份真是个好东西!有身份、有地位的袁保中,为儿子起名犯了难,胸无点墨的他想来想去,决定暂时先给孩子起个小名:袁小四。不过,孩子他妈小刘夫人有些不高兴:在咱们这个高干家庭里,这小名儿也太儿戏了点吧!这时,一封信的到来帮袁保中解决了这个燃眉之急,信是袁保中的叔叔袁甲三写来的。信的内容很简单,叔叔我在刚刚结束的战争中大败反政府武装捻军,即将凯旋。袁保中大喜过望,“凯”字信手拈来。再按照家族“保世克家企文绍武”的排行,“袁世凯”的大名新鲜出炉。好名字是有了,好的生活呢?袁小四出生的时候还真不是什么好光景,国家最高领导人咸丰皇帝正被放在火上烤,清王朝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动荡岁月,所以袁小四的未来注定了不会平安喜乐,但却足够精彩!袁小四再次出场之前,让我们先将目光转向袁小四生活的那个时代,穿插介绍几个影响中国近代史的大事件。“节俭癖”道光此时当政的咸丰皇帝算是一个苦命孩子,他从老爹道光手中接过皇位时,大清帝国已是危急存亡之秋。咸丰的接班局面如此糟糕,跟道光的治国能力偏低很有关系。说起这个道光皇帝,可能大部分人都对他没什么印象,其实这也怪不了别人,怪就怪道光自己与有清一代的同行们相比,名气实在太小——开国的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不用多说,有史书为其扬名。入关后的第一任皇帝顺治由于媳妇儿董鄂妃和老妈孝庄皇后(野史称之为“大玉儿”)的原因,几乎家喻户晓。康熙、雍正、乾隆三代都被影视剧拍烂了。尤其是乾隆这位自封“十全武功”的“大清作协主席”,这位仁兄的“十全武功”似乎无人认可,倒是他毕生吟过的近四万首诗作令他成为史上当之无愧的吟诗高产冠军,只可惜吟了这么多诗,却没有一首被后人传诵。嘉庆皇帝的知名度相对黯淡一点,不过他干掉超级大贪官和珅的事迹还是比较拉风的,不仅如此,其执政后期发生的白莲教造反、天理教攻破紫禁城事件也是相当出彩。咸丰皇帝作为大名人慈禧的老公,凭借在位期间爆发的太平天国战争以及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弃城逃跑的事迹,也使得自己的人气扶摇直上。同治皇帝虽然短命,不过他那厉害的老妈慈禧和死于花柳病的传说让他的曝光度急剧增加。光绪皇帝有珍妃,有甲午战争,有戊戌变法。末代皇帝溥仪的皇后婉容和妃子文秀的黑白照片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而且他从清朝的皇帝到日本人的傀儡再到共和国阶下囚的人生经历,给一部电影提供了素材,使得这部以他为主人公的电影《末代皇帝》获得了奥斯卡九项大奖。为什么独独道光这么没名气?一来他身上缺乏被人们八卦的元素,二来他的执政成绩实在是太糟糕,很是拿不出手。对于道光皇帝,后人只是隐约记得他是个简朴的皇帝。道光刚接他爸嘉庆的班,就决心打造“节约型”社会,后世著名的《御制声色货利谕》就是道光刚当家那会儿的作品,该文件重点阐述了大清国目前施行节俭的必要性和实现节俭的具体操作办法。道光在文件中说,百姓不穷,我这个皇帝能穷吗?百姓不富,我这个皇帝能富吗?(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但是,怎样才能使百姓富起来?道光说,办法只有一个,省,为国家省、为天下省、为百姓省,从我省起。《御制声色货利谕》颁发全国,各级官员认真学习,热烈讨论,深入领会,但行动的没有,该腐败的依旧腐败。与这些腐败的手下相比,道光的言行还是一致的,在位的几十年间,他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颁布这份节俭宣言并不只是为了作秀,也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史书说道光“衣非三浣不易”,也就是说道光一个月才换一套衣服,不仅如此,道光裤子破了也不舍得扔,补补接着穿,也不怕跌份。皇帝爱补丁,众爱卿也体贴圣意,个个都把自己好好的官服打上几个补丁,道光无意间引领起穿补丁衣服的社会潮流。道光心里这个美:举朝上下崇尚节俭,反对奢华,我的榜样作用大大的啊!道光心里一美嘴上就把不住门,于是逮了个大臣拉起家常:你这补丁打得不错,花了多少钱?该大臣脑袋灵光,知道伺候皇帝的内务府常把皇帝当冤大头狠宰,要是说少了免不了被内务府的那帮人穿小鞋,于是一咬牙眼睛眨都不眨就回答了一句:三两银子!道光老兄一听又气又急:内务府那帮人给我打个补丁报了五两!以后还是把补丁交给后宫的嫔妃打吧,反正她们闲着也是闲着,手艺差点儿不打紧,关键是不用花自己一分钱。这还不是最夸张的,据某些史料反映,道光连片儿汤都不敢喝,烧饼也省着吃……道光怎么会把皇帝做得如此寒酸?不是他天生吝啬,也不是他脑细胞不够用,真正的原因在这里——没钱,国家没钱,财政赤字太多,挣的没有花的多。有人不禁要问,皇帝怎么会没钱?!钱都花哪儿去了?穷光蛋皇帝是怎么炼成的历朝历代,国家财政总是避免不了走向崩溃,与其说这是一个魔咒,不如说这个现象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历史发展规律。要解释这个现象,我们不妨看看清朝皇帝把钱都花到了哪里。第一,皇帝的日子过得没有大家想象得那么轻松。皇帝除了给大大小小的官吏们支付薪水,自己也要花钱,皇帝有自己的房子、老婆和孩子,休闲娱乐设施一应俱全,数千勤务人员(太监、宫女等)随时待命,这些人都得靠皇帝发工资。此外,还有一大群人帮皇帝花钱。他们不需要上班,也不需要付出任何劳动,但皇帝每年还得给他们一笔钱,给少了还不行,因为他们都是皇帝的亲戚,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皇族。一个朝代建国之初,皇族人口不会太多,皇帝的压力不会太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皇族人口日益增多,皇帝的负担也越来越重。顺治初年,皇族不过几千人,至道光时期已好几万人,所以道光每年都得花几百万两银子才能摆平这帮亲戚。第二,腐败。历朝历代最不缺的就是贪官污吏,这帮人存在的最大意义就是挖封建主义的墙脚——他们让朝廷的行政成本高居不下,朝廷拨下来的钱,大部分都进了他们的肚子和腰包,至于剩多少钱用于百姓那得看他们的心情。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如此放肆?答案是犯罪成本太低,简单来说也就是,与腐败官员的总数比起来,被发现和惩处者不到百分之一。腐败收益高,腐败风险低,这可真是贪官污吏们的福利。而给这些贪污犯送福利的人不是别人,正是皇帝自己!皇帝用“人治”这个神奇的武器为腐败保驾护航。历朝历代,皇帝执政的手段主要靠人治,没有民主、没有法治的人治。监察制度不完善,官员任期没有限制,导致官员手中的权力太大,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和限制。谁的权势大,谁的官阶高,谁就说了算,官员的个人意愿可以决定一切。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这么好的贪污条件,谁不贪谁傻!因此,贪污不是皇帝弄几次反腐倡廉运动就能消灭的,譬如嘉庆皇帝杀掉巨贪和珅都没能刹住官员们的贪腐热情。第三,天灾。封建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政府的抗灾能力。譬如黄河泛滥,治理办法就是一个——堵决口。嘉庆年间,黄河堵一个决口要花掉上千万两银子。治河费用如此高昂,天知道有多少钱真正用到了治河上。反正连工带料都扔到了黄河里,你查都没处查。黄河泛滥,官员贪腐,豆腐渣工程导致黄河更加容易泛滥,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第四,镇压农民起义。怎么历朝历代都有农民起义?虽说农民的奋斗目标并不高——农夫(妇)、山泉、有点田。只要有一口吃的,就能活下去,只要能活下去,就绝不会想到造反。但现实是残酷的,到了每个朝代的末期,他们总是会吃不上饭,因为他们有一个几乎无法战胜的敌人:土地兼并。“土地兼并”是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地主、官僚、商人掌握了越来越多的财富,他们将赚来的或剥削来的钱财用于购买土地。如此一来,土地越来越多地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皇族一般都是最大的地主),而农民则失去越来越多的土地。最终的结果就是农民没有土地种,没有土地种就只能给地主种地打工(佃户),地主的地不是白种的,你得交租,可交完租,还能剩下多少?若赶上天灾人祸,连租都交不起,遑论吃饭?饭都吃不上了,那还不反吗?那就反了吧!只有造反才有自己的地种,才有饭吃!说到底,农民两千年的起义就是为了一块土地!从乾隆末年至嘉庆初年,白莲教成功地团结到广大种不上地吃不上饭的农民朋友们随之起事!清政府为镇压白莲教起义,花费军费近两亿两,几乎耗尽康乾盛世所积攒的家底。钱就是这么花没的。国家,其实就是公司,公司没钱要破产,国家没钱就完蛋。道光也隐隐约约地懂这个道理,但他接班时的清朝是农业社会,还不具备实施资本主义的条件,财源有限,发财无门。既然生财无道,便只有在节俭上下功夫。但道光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勤俭了一辈子,却把国家治理得更加贪污腐化。公正地说,就个人品德而言,道光带头克勤克俭、从我做起扭转浮华奢靡社会风气的行为是值得理解和赞扬的,但对国家而言,“节俭”行为背后的国库空虚意味着这个由马上民族建立的清王朝,在立国近二百年后,国家机器已经腐朽到了不堪承受的地步,犹如一匹苟延残喘的骆驼,只等终结它生命的那最后一根稻草。很快,这根稻草就到了。这根稻草就是已步入工业化社会的英国。真正的起因1840年,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因为清朝出大事了!清朝以前也不是没出过事,只是这次不一样。因为一场决定清朝国运的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了!这场战争的结果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清朝完败。不过我们还得重

                      是高拱、张居正掌权后,对于顶头上司们,他都倾心结交。要结交,自然要舍得花钱,所以也就时常有人弹劾戚继光“经济上不干净”。根据明朝人王世贞《史乘考误》里的记录:戚继光最早和张居正结交,是在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台州大捷后,戚继光奉命进京述职,由老上级谭纶牵线认识张居正。此时的张居正是国子监司业兼裕王府(朱载垕)侍读,官职尚小但前途远大,认识后两人书信往来不断。戚家军每次大捷,都缴获大量物资财物,除一部分上交外,大部分都用来赏赐部下和给上司送礼。随着张居正节节升迁,二人关系也越发亲密。到隆庆皇帝在位时,内阁主政的两位阁老高拱与张居正,皆有自己的亲信边将,高拱有宣大总督王崇古以及宣府总兵马芳,张居正有蓟辽总督谭纶,而戚继光的北调,既为加强北方边防的需要,也是张居正加强个人权力的需要。戚继光入京后,先在京城负责练兵,被任命为神机营副将。上任伊始,戚继光就把满朝文武“雷”了一把。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正月,戚继光上《请兵破掳四事疏》,提出由他亲自训练10万大军,然后主动出击平灭鞑靼,彻底消除北患。此疏在朝野中引起轩然大波,竟有言官弹劾戚继光“居心叵测”。毕竟在封建社会,又是重文轻武的明朝,由武将独立训练10万大军,不遭忌讳是不可能的。两个月后,戚继光再次上奏,重申练兵意义。最后在张居正的调解下,戚继光被调离京城,官升为蓟州总兵。为安抚戚继光,明朝给了戚继光“总理蓟州、昌平、辽东、保定练兵事宜”的权力,名义上的威权和蓟辽总督相当,但当时辽东、保定、昌平各有总兵,根本不受戚继光节制,所谓“总理”,其实只是个虚衔,戚继光“练兵十万”的愿望还是无法实现。今人说起戚继光,大多都是说他东南抗倭的战功,而事实上,戚继光镇守北方的功业,丝毫不亚于南方抗倭,无论是在他生前还是身后,对于明王朝的历史,都起到了重要的影响。戚继光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顿,此时的蓟州,虽是边防要冲,但多年来蒙古骑兵持续骚扰,败仗连连,正是士气低落战斗力低下时。戚继光先是裁撤冗兵,淘汰大量老弱残兵,继而在蓟州当地募军。蓟州募兵不同于浙江,戚家军招募最多时,也不过几千人,而蓟州一次性却要招募数万人,戚继光的方法是:将新兵先分散到地方训练,进行层层考核淘汰,最后选拔优秀士兵编入队伍。当然戚继光也知道,短期的练兵,根本无法成就一支虎师。蓟州边境绵延两千多里,战线远比东南抗倭要长,蒙古骑兵来去迅速,也远比倭寇快得多,要加强防御,练兵是不够的,还要铸城。明朝一直是凭借长城抵挡蒙古人进犯,戚继光调任蓟州时,蓟州的城墙年久失修,边防城墙许多都已塌陷,蒙古人来了挡不住,城破后也没人修,就这样恶性循环。因此戚继光建议,要在蓟州加修3000座敌台,明王朝同意了他的看法,但是因经费问题,把3000敌台改成了1000座。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这场浩大的工程开始了,所修的城防,叫“空心敌台”,这是戚继光的又一发明创造。这种城防与明王朝原先的城墙不同,它高3到5丈,宽12至18丈,共分3层,因中间一层是空的,故得名“空心敌台”。这种工事上面设有垛口,工事里设有射击空,下层设有重炮,每个工事里有士兵10人,工事与工事之间有士兵60人,工事与工事之间相隔200步,互相声援。如果说鸳鸯阵是这个时代无懈可击的野战组合,那么空心敌台,就是这个时代无懈可击的防御组合,它的火力配置,是弓弩、火枪、重炮相结合,火力打击可以覆盖射程所及的整个区域,加上工事之间相互呼应,基本不留“射击死角”。日本军事思想家石原莞尔曾认为,戚继光的空心敌台,是近代“立体防御思想”的前身。到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这个东起山海关,西至昌平的防御体系终于竣工了,两千里的防线上,坐落着1017坐“空心敌台”,原本是蒙古骑兵抢掠首选的蓟州,而今成了他们越不过去的天堑。值得一提的是,整个工事的花费,由于戚继光的合理调度,竟然比原计划节省了一倍。除了铸城,这两年里戚继光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练兵,虽然他有所准备,但实施起来才知道困难很大。比起义乌戚家军对军令的绝对服从,蓟州当地的士兵只能用“败坏”来形容,打仗怕死,纪律糜烂,违反军法的事时有发生,另外当地原来的将领,也有很多人不服从戚继光的调度,对戚继光阳奉阴违。为此张居正曾多次撤换当地守将,但这种方式治标不治本。为树立军威,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春天,戚继光从浙江调来了3000戚家军驻守长城,部队抵达当天,正赶上蓟州大雨,戚继光在雨中训话,整整一天,部队在大雨中肃立,军容齐整。此情此景把蓟州当地将士镇住了,纷纷感叹“今始知军法之严也”。这以后,以3000北调的戚家军为核心,戚继光放手实施他的蓟州练兵计划,之后裁撤冗兵,惩办军官,阻力就小了很多。他一面严格训练,一面借着修筑空心敌台的机会,将新招募的士兵分批派到“空心敌台”驻守,名为“分操”,让战士们“在实战中锻炼”。与江南抗倭时期的鸳鸯阵不同,为对付迅疾的蒙古骑兵,戚继光独创了“步、骑、车”协同作战的新阵法,将鸳鸯阵的经验移植到多兵种大兵团作战中。具体的操作方法是:遇到敌人,先以“车兵”装载火枪火炮的战车对敌,用火器打乱敌阵,然后步兵从中路出击,骑兵两翼包抄截断敌退路,借此重创敌人。美国华裔学者黄仁宇说:“戚继光的这个新思路,因为蒙古部落与明王朝的和解,并没有得到实战的检验,不能不说是个遗憾。”“空心敌台”落成两年后,一场大的“检验”降临了。镇守蓟州的戚继光,面临的对手有两个,一个是蒙古朵颜部落。所谓朵颜部落,就是明朝初期招降蒙古人,为抵御鞑靼而设立的“朵颜三卫”,但到此时,朵颜部已和蒙古土蛮部勾结,成为明朝边防的大敌。另一个,就是“黄金家族”的土蛮,土蛮的侵扰对象主要是辽东,但也常和朵颜合兵南攻蓟州。戚继光刚刚到任蓟州时,即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十二月,朵颜部就曾给了戚继光一个“下马威”,他率军屯兵蓟州北面的青山口,企图南下。戚继光得到消息后立刻主动出击,在青山口击败朵颜部酋长董狐狸的前哨部队,迫使董狐狸退兵。此战虽未能重创敌人,却也使朵颜部一时不敢南下,为加强蓟州防御争取了时间。此后几年里,朵颜部多次小规模骚扰蓟州,皆被击退。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空心敌台全线竣工后,蒙古人破关南下更是难上加难。但不甘心的朵颜部却另有打算:你的空心敌台厉害,那就把你引出来打。明朝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春,朵颜部再次大规模南下,比起之前几年的骚扰来,这次他们集中了数万人,包括朵颜部名义上的首领长秃,实际首领董狐狸,董狐狸的侄子长昂,可以说是动了血本。朵颜军先在喜峰口外借口“邀赏”,然后在周边大肆烧杀抢掠,企图诱明军出塞,可他们显然低估了明军的战斗力,戚继光闻讯后立刻出兵,在喜峰口外重创朵颜部前哨。一计不成,朵颜部索性集中重兵攻打董家山要塞,这次戚继光也集中重兵,命令董家山守军主动出击,又让北面榆木要塞守军从后路夹击,硬碰硬地和朵颜骑兵打一场野战。明军先以战车阻遏蒙古骑兵,再以火炮轰击,朵颜骑兵在炮火下大乱,明军步兵冲锋,骑兵两翼包抄迅速冲乱了蒙古骑兵军阵,朵颜部苦心筹谋的“引出来打”,很快就成了崩溃屠杀。明军一路追杀150多里,不但重创敌人,更活捉了朵颜部首领长秃。朵颜部下血本的进犯,却以完败告终。长秃被俘,整个朵颜部上下炸了锅,群龙无首的朵颜部无奈,只得由董狐狸率亲族240多人,向戚继光叩关求降,明王朝顺水推舟,接纳了朵颜部,随后释放了长秃。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起,与明王朝相斗数十年的朵颜部,恢复了和明王朝之前的朝贡关系,原本是蓟州北部边防的一大威胁,从此成为屏障。朵颜服了,土蛮却还嚣张,就在戚继光痛击朵颜时,朵颜北部的土蛮也大肆入寇辽东。辽东总兵李成梁虽多次重创土蛮,但战火却始终不熄。对土蛮的威胁,戚继光多次上奏明朝,要求主动出击,打垮土蛮。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十月,土蛮部集中5万人大肆攻掠辽东,明王朝命戚继光驰援,戚继光火速集中3万兵马北进,先在狗儿河击败土蛮,继而进军狗儿敦,再次大破土蛮。土蛮自知不敌,仓皇退却。戚继光与李成梁合兵,连续追杀百里。此战在明朝辽东历史上有重要意义,因此战伤亡惨重,土蛮部对辽东的侵扰渐熄,而辽东原本不起眼的女真部落,渐成坐大之势。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戚继光进封正一品左都督,加封太子太保。这位戎马一生的名将,达到了人生的顶峰期。他镇守蓟州16年,原本是蒙古骑兵侵扰重灾区的蓟州,从此“烽火渐稀,边备修饬,蓟门宴然”。他着力修筑的“空心敌台”,也由最初的1000多座增加到3000多座,“练兵十万”的愿望虽未实现,但其12防区,也打造出了精兵近4万人,蓟门精兵,已是大明王朝劲旅。有如此成就,除了戚继光本人的能力外,也与戚继光的“后台”张居正分不开。从戚继光执掌蓟州兵权之初,张居正就大力照顾,凡所需的军饷器械经费,皆是优先供应,此举甚至引发了其他军镇总兵的不满。戚继光就任后,凡是与戚继光为难的同僚官员,大多被张居正找借口调任降职,原任的蓟辽总兵戚继光的“老战友”谭纶去世后,张居正特意安排自己的心腹梁梦龙接任,并向戚继光保证梁梦龙会“谅不相负”。张居正待戚继光不薄,戚继光也知恩图报,张居正父亲去世后回家奔丧,戚继光特意选派了火枪兵随行护送,两人之间的“经济往来”,坊间也一直议论不断。但正处人生顶峰的戚继光不会想到:他的荣耀拜张居正所赐,他人生的低谷,也因此而来。五戚继光,乃至戚家军人生的再次转变,发生在明朝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这一年,辅政十年的内阁大学士张居正去世,戚继光的“靠山”轰然倒台。接着万历皇帝开始清算张居正,追夺了张居正生前的所有封号赏赐,更以“追赃”为名,将张居正全家收押拷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戚继光也未能幸免,弹劾他的各类奏章云集,特别是戚继光曾派兵护送张居正回乡的旧事,更被御史严齐斥为“图谋不轨,危害社稷”。幸好此时担任内阁首辅的申时行赏识戚继光,在申时行的力保下,戚继光最终落了个“平级调动”,调任广东总兵。深知官场险恶的戚继光从此心灰意冷,就任广东后多次请求告退,终于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年退休还乡,比起张居正诸多亲信好友的悲惨下场,戚继光尚能全身而退,殊为不易。戚继光最后的去职,后人皆说因他是张居正的亲信,但人比人气死人,同样是张居正亲信的辽东总兵李成梁依然得到重用,且子孙加官晋爵,风光无限。相比之下,戚继光的下场,无外乎“利用价值”四个字。戚继光建戚家军,志在打造一支凭完备严格的制度,长期保持强悍战斗力的虎师,他做到了,但利用价值也到头了。特别是经过戚继光几次打击,朵颜部落投降,土蛮部落视蓟州为死地,蓟州边防早已太平,反观李成梁,他镇守的辽东连年有战事,他的“李家军”除了他谁也指挥不动,自然就离不得他。归乡后的戚继光,晚年寄情于著书立说,修缮宗庙,今天的蓬莱阁就是他出资修缮的。而他的两部军事著作《纪效新书》和《练兵纪实》,也是在这一时期刊刻出版。明朝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十二月七日,这位战功卓著的名将在家乡病逝,享年60岁。为戚继光写墓志铭的,是在福建剿倭时的戚继光“老上级”汪道昆,墓志铭中称戚继光的去世是“鸡三号,将星陨”,痛惜之情溢于言表。但直到戚继光去世两年后,明王朝才下诏祭葬,而一直到了明神宗去世前的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明王朝才追赠戚继光谥号为“武庄”。比起他生前的战功,可谓刻薄。戚继光离去了,但戚家军的赫赫战功并没有结束。戚继光离开后,戚家军成了“后娘的孩儿”,特别是在赫赫有名的“万历三大征”里,基本是当“炮灰团”。万历十九年(公元1592年),宁夏爆发了“哱拜叛乱”,驻守蓟州的原戚家军4000人奉命开赴平叛,提督李如松命他们负责打援,结果戚家军以伤亡过半的代价,成功粉碎了土蛮蒙古援救宁夏的企图,宁夏叛乱终被平定。同年,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抗倭援朝战争爆发,由吴惟忠统领的3000戚家军奉命参战。平壤会战中,为保证主力部队顺利攻城,戚家军被辽东提督李如松派去攻打日军要塞牡丹峰。这是日军平壤防线的第一要塞,3000戚家军面对5000日本守军前仆后继,最终成功牵制了日军主力,成就了歼敌数万的“平壤大捷”。后来的稷山之战,也正是由戚继光亲手打造的蓟镇军死守,击退数万日军进攻,终为明军大反击赢得了时间。围歼日军加藤清正部的蔚山之战,最早担任攻坚的,是陈寅率领的戚家军,戚家军势如破竹,连破日军两座大营,眼看可以取得全胜,然而统帅杨镐为了抢功,竟下令戚家军停止攻击,让自己的嫡系辽东军来打扫战场,谁想辽东军不争气,反被日军击溃,大好战机由此丧失。随后日军援兵杀到,明军溃退,又是陈寅的戚家军奉命阻击,方保证主力全身而退。抗倭援朝战争的末段,也是戚家军担任攻坚,攻破了日军在朝鲜的最后据点顺天郡,全歼日军小西行长部。抗倭援朝战争结束后不久,陈寅部的戚家军又奉命开赴播州,参加平定杨应龙叛乱。在整个万历朝的后半段,戚继光苦心练就的强军,就这样一点一点被拆分,投入到各个战场,分属于不同的军镇总兵。有历史记录的戚家军最后一场血战,当属明朝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的浑河之战。此时努尔哈赤进犯沈阳,明将童仲揆率领的3000浙军(戚继光留守在浙江的戚家军)在沈阳城南的浑河阻击努尔哈赤的八旗军主力。努尔哈赤集中了4万主力发起进攻,战斗从早晨打到深夜,八旗军始终不能前进一步,时任明朝辽东经略的袁应泰吓破了胆,拒绝救援,导致明军孤军奋战,至傍晚时阵地被八旗军突破。童仲揆抱定必死之心,率全军发动了最后一次反冲锋,全军3000余人壮烈殉难,将领童仲揆、袁起龙等120人殉国。此次战斗,八旗军也付出了惨重代价,清朝人魏源感叹此战是“辽左用兵第一血战”。努尔哈赤的白旗军、黄旗军等精锐在战斗中多次攻击失败,伤亡数千,为安抚军心,努尔哈赤在战后开了祭灵大会,祭奠浑河之战的死难者。这是戚家军有历史记录的唯一一场失败,也是悲壮的谢幕。第十八章万历其实『四大征』说起明朝万历皇帝朱翊钧(公元1573—1619年在位)在位时期的战争,除了晚年时期与辽东女真的战争外,今人耳熟能详的就是“万历三大征”。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2年)开始,经过“张居正改革”承平日久的明王朝,连续经历了3场大规模的战争:宁夏平定哱拜叛乱,抗倭援朝战争,播州平定杨应龙之战,3场大战的胜利,让亲征的万历皇帝找到了“君临天下”的感觉,“万历中兴”的文治武功,因此达到了顶点。然而事实上,在明王朝正全力进行“三大征”时,在中国西北的青藏地区,还发生了“第四大征”——郑洛平定青藏之战。这场战争之所以今天提及不多,主要因为他不似“三大征”那般波澜起伏,但是对于维护明王朝在西北的统治,其重要意义,却不亚于前面3个。关于万历时期这些征战的是是非非,今人说法甚多,清

                      人全部接回国。福建巡抚许孚远将此事奏明万历皇帝,万历下令将华人接回,但有些华人不愿离开自己经营多年的菲律宾,所以只接回一部分。西班牙人见岛上华人依然比自己多很多,为对付华人,想出条毒计,先扬言要出征他国,高价收购华人的武器,华人不知是计,将武器卖光,然后西班牙人勒令华人登记,每三百人进一个院子,进去后就被杀,华人见势不妙,发动起义,随即西班牙人炮轰华人,华人共两万人遇难,此年为1603年。西班牙人由于杀人太多,诚惶诚恐,派人向明朝请罪,此时的福建巡抚徐学聚说:“西班牙人杀华人一事不必看得太重,中国皇帝宽怀大度,对于此事,绝不兴师问罪,尔等西班牙人一贯聪慧,对于此事别害怕,在菲律宾的华人许多都不是良民,不必姑息。”西班牙人悬着的心终于落下,此事就这样结束。三十六年后,1639年,菲律宾的华侨又达到三万三千人,西班牙殖民者对华侨极为苛刻,规定华人的商品除了跟其他居民一样缴纳3%的商税外,还要每年缴纳六十四里尔(西班牙货币单位)的居留税,五里尔的贡税,十二里尔的国库税,此外华人每年还要到菲律宾的加伦巴做苦力。于是菲律宾的华人忍无可忍,发动起义,与西班牙人血战,最终三万三千名华人中的两万余人被杀害,而此时大明风雨飘摇,崇祯无暇顾及,最终只得作罢,无法为华人复仇。被辛亥革命直接改变了命运的首先是清廷皇族。他们本是天朝贵胄,国家统治集团,但辛亥之后,他们只能退出历史舞台,忘情于江湖,寄情于山水,或者逐渐解脱了皇族的身份束缚,更姓易名,过着平民生活。溥仪与载沣按皇室优待条例,民国政权同意大清国继续存在,而且就住在北京的宫中,因此进入民国之后的中国,有一道亮丽的风景:民国政治家或在议会中进行和平辩论,或在疆场上继续厮杀,唯在北京那片紫禁城中,大清国依然存在着,宣统帝溥仪依然在那里称孤道寡,继续宣统纪年,仍有内务府、宗人府、慎刑司等机构,许多遗老也依然以受到皇上的封赏为荣誉。民国政府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对清廷给予礼遇和尊重,无奈溥仪不甘寂寞,1917年他在张勋挟持下宣布复辟,仅12天就被再造共和的英雄段祺瑞给赶下台。以此理由,冯玉祥于1924年11月将废帝溥仪赶出紫禁城,一个皇朝就这样凄惨终结。溥仪后来还主动或被动介入一些政治运动,1931年被日本人扶持就任“伪满洲国”总统。1945年被苏联红军抓获,被定性为战犯,在苏联被监禁了五年。1950年被押解回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被改造了10年,1959年底被特赦,恢复公民权利,被安置在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园工作。1967年因尿毒症病逝。溥仪一生结过四次婚,有五个女人,但由于身体原因,溥仪并没有留下任何“龙种”。大清皇族中最重要的一支就这样无疾而终。宣统小皇帝是因为光绪帝无所出而过继继位的,隆裕皇太后去世后,光绪帝这一支其实也就结束了,剩下血脉最近的皇族当然是光绪帝的弟弟,即宣统帝的父亲摄政王载沣。1908年11月,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在一天之内相继去世,他们在弥留之际将大清国交给了载沣和他的嫂子隆裕皇太后。载沣的儿子溥仪继位为宣统帝,而王朝的实际权力由载沣以摄政王监国的名义代为处理。根据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安排,隆裕皇太后拥有最后否决权,而摄政王监国拥有日常事务处置权。武昌起义爆发后,载沣在各方面压力下请辞摄政王监国,以醇亲王名义退归藩邸。清帝退位后,载沣更为低调,从不参与复辟活动,只求民国政府遵守皇室优待条例,以保全清皇室的完整与安全。所以他不愿参与张勋复辟,也反对溥仪后来跟着日本人混。与政治上低调不同,载沣在生活上还是比较潮的。他是清朝遗老遗少中最先剪去辫子的人,最先穿西装用电话、电灯,用汽车的人,他为此受到一些守旧者的抱怨或谩骂,但皇族后裔受他的影响,许多人的思想发生了积极改变,从原来五谷不分四体不勤的贵族逐渐变成融入社会的人。载沣儿子一系载沣1928年起幽居于天津,后来迁居东北,1951年初病逝。载沣有三个福晋,生有四个儿子七个女儿,长子溥仪、次子溥杰、三子溥倛、四子溥任;长女韫媖、次女韫和、三女韫颖、四女韫娴、五女韫馨、六女韫娱、七女韫欢。溥杰生于1907年,为溥仪的同母弟。或许是因为皇族的原因,溥杰虽然成长于政治动荡年代,但仍多才多艺,精习书法、诗词,为海内外知名书法大家,自成一体。其少年时代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35年回东北,任“伪满洲国”宫内府侍从武官。1945年二战结束,被苏联俘获。1950年被移交回国,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60年获特赦。20世纪80年代任全国人大常委等,是其一生最风光的时候。按照乃兄溥仪的规划,溥杰应该与一个满洲女子结婚,以保持皇族血统纯正,但这一点并没有实现。1937年,溥杰与日本皇族姻亲、嵯峨家的女儿结婚,生有两个女儿。长女慧生因感情问题于1957年自杀于日本。次女嫮生1941年出生,现居日本,其夫福永健治,他们共育有五个子女。溥倛是载沣第三子,1915年出生,三岁时早逝。载沣第四子溥任,又名金友之。生于1918年,自幼习旧学,1947年在乃父载沣支持下,利用醇亲王府旧宅开办了一所学校,自任校长。1949年后将学校捐给政府,自己以教师身份继续为这所学校服务,直至1988年退职。后从事清史研究,著述甚多。溥任有两次婚姻,第一任妻子金毓庭1971年病逝,育有三子二女,长子金毓嶂,次子金毓峑,三子金毓岚;长女金毓琨,次女金毓珵。1975年,鳏居的溥任与张茂滢结婚。张茂滢出身名门,其祖父为张翼,张翼因开平矿权纠纷而成为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金毓嶂算是载沣的长孙,生于1942年,1968年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分配至青海省地矿局第二地质队工作。1985年回京,后因其身份担任北京市政协常委等。金毓嶂有一个女儿金鑫,生于1976年,大学毕业后从事电子产品方面的工作。金毓峑也是专业人才出身,为北京工业大学环境科学、大气污染治理方面的专家。金毓岚为中学语文教师,教书只是他的副业,他的人生兴趣据自述就是收藏,藏有大量字画、瓷器、文房四宝等。金毓琨为北京市二十四中化学老师;金毓珵为北京市第二毛纺厂退休工人。载沣女儿一系载沣的大格格韫媖,生于1908年,成人后嫁给郭布罗?润良为妻,1925年不幸患上急性阑尾炎,因家人不信西医,耽误诊治而不幸病逝。二格格韫和生于1911年,其哥哥溥仪为她挑中的夫君,就是其师傅郑孝胥的孙子郑广元。他们一直跟随溥仪在东北生活,二战结束后,二格格一家狼狈逃回北平。1949年后,郑广元就业于北京邮政局,任建筑师,后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二格格当上幼儿园负责人,1973年退休,2001年去世。三格格韫颖的婚姻由其父母包办,嫁给了婉容的弟弟润麒。韫颖后来当上了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常委,其夫君为全国政协委员。四格格韫娴由溥仪做主嫁给了其同学赵琪。赵琪在1949年前后去了台湾,他们在长达34年的时间里没有任何联系。1982年,赵琪方才有机会回到北京团聚。五格格韫馨由兄妹介绍,与万嘉熙结婚。万嘉熙为清廷故臣万绳之子。万嘉熙1949年之后被安排在北京翻译所工作,1972年病逝。五格格自食其力,在西直门义和饭店当出纳,1973年退休,1998年去世。六格格韫娱生于1920年,自幼爱好绘画,且有机会临摹宋元名画,对清代恽南田的没骨花卉尤为欣赏,后专攻恽派技法,有所创造,自成一系,设色淡雅,富有生意。她于1982年病逝。七格格韫欢生于1921年,她自己走出了另外一条路。七格格先是在竞业学校当办事员,后为教师。她还是皇府中第一个自由恋爱的公主,其夫君乔宏志为中学老师,于1960年心脏病突发病逝。七格格后为崇文区政协常委,2005年去世。庆亲王一系清廷皇族1911年之后,另外比较重要的一支应该算庆亲王一系。庆亲王虽然是皇族中比较远的一支,但在晚清政局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是恭亲王之后最有权势的王爷,也是最具国际视野的人物,深得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信任。庚子国变后,庆亲王继续掌管大清国的外交。几年后,当光绪帝即将大行时,这个庆亲王又被指派去视察皇陵修建工程,等庆亲王出差归来,小皇上又继位了,一切都结束了。庆亲王被排除在皇族重大决策之外,然而或许庆亲王真的是一个实力派,所以清廷对他的使用好像并不歧视。摄政王筹组第一届责任内阁时,还是很坦然地将庆亲王推到前台,出任内阁总理大臣。不过,最蹊跷的是,庆亲王对这个信任似乎有所保留,他除了一再请辞,还在后来的御前会议上坦然建议朝廷接受南方要求,主动退位,赞成共和,化被动为主动,为朝廷赢得体面尊严和实在利益。清帝退位,大局已定,庆亲王避居天津租界当寓公,1917年病逝。庆亲王一生共有七个福晋,生了六个儿子。三、四、六,三个儿子早殁。稍有出息的就是长子载振、次子载搏及五子载伦。载振生于1876年,1902年出使英、法、美等国,翌年赴日考察第五届劝业博览会。归国后奏请设商部,任尚书。商部后更名为农工商部,载振仍任尚书。此时不过三十岁,可谓少年得志。或许因为其风头太健,所以到了1907年,闹出了与女伶杨翠喜的绯闻,被迫辞职。辛亥后居天津为寓公,远离政治,偶尔从事一些金融商业活动,1947年底病逝。载振的大弟弟为载搏,生于1887年,封镇国将军,其与乃兄载振一样,也是一个喜欢拈花惹草的主。五弟载伦,其妻子为山东巡抚孙宝琦的女儿。载泽及善耆一系辛亥后清宗室中值得一说的还有载泽。载泽生于1876年,后袭辅国公,进镇国公,加贝子衔。娶慈禧太后二弟桂祥长女静荣为妻,而静荣的妹妹就是光绪帝的皇后,也就是宣统时代的隆裕皇太后。当清廷开始政治改革时,载泽正当盛年,是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之一,态度积极,贡献良多,以宗室重臣身份上奏宣布立宪密折,对后来的仿行立宪、预备立宪影响甚大。宣统元年任筹办海军大臣,翌年任纂拟宪法大臣。皇族内阁发布时,任度支大臣。从载泽的政治立场看,他在晚清属于倾向于改革的开明皇族,但在武昌起义发生后,载泽的态度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坚决反对向南方革命党让步,力主杀袁世凯以谢天下。所以到了民国,载泽不是一般的政治反对派,而是暗中参与宗社党的活动。待张勋复辟,载泽更是深度介入。晚年穷困潦倒,郁郁而终。与镇国公经历相似结局相似的皇族还有肃亲王善耆,善耆生于1866年,在晚清政治变革中也是比较积极的王爷,参与创建了近代中国的警察制度,赞成立宪,甚至出面赦免了试图刺杀摄政王的汪精卫死刑,但他坚决反对清帝逊位,所以当历史进入民国,善耆并不死心,以宗社党重要领袖的身份策动叛乱,鼓吹满蒙独立,甚至期待在日本人的帮助下使清帝复辟。或许基于这种考虑,善耆将自己的女儿金璧辉过继给了日本人川岛浪速,金璧辉的日本名字就是川岛芳子。川岛芳子是后来最有名的日本特务,参与了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伪满洲国”独立等一系列重大活动,1948年被枪毙。川岛芳子只是善耆38个子女中的一个,其他的子女,后来也都被善耆严格管束,不许他们做中国的官,也不许他们为中国的民,所以这些孩子除了三个儿子分别去了英、德、比三国外,其余的都进入日本人的学校,因而也就与日本有关联,“伪满洲国”时,善耆第七子金璧东任“黑龙江省长”等高官,善耆一支也就成为溥仪的基本队伍。晚清皇族中的著名人物还有很多,像载涛、毓朗、载洵、铁良、良弼、溥伦、绍昌、那桐、荫昌、寿耆等人在那时都很活跃,各人思想倾向也不一致,他们在辛亥后所走的路也不太相同,大致上说,有以遗老遗少身份坐吃山空的,有以复辟清朝为职志继续奋斗的,有忘情于江湖寄情于山水不再过问世事的,更多的则逐渐解脱了皇族的身份束缚,更姓易名,过着平民生活。晚清司法改革在晚清司法改革运动中,沈家本、伍廷芳是两位最值得注意的专家型人物,正是他们的智慧、知识、贡献,方才使中国司法体制能够在很短时间里转向现代,构建一个全新体制。列强的建议,各位封疆大吏的敦促,使清廷很快意识到司法改革的必要性,因而在1902年5月13日任命刑部右侍郎沈家本、四品京堂候补伍廷芳负责修法,责成他们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朝廷这个判断本身就已承认中国传统法律中有与国际规则脱轨的内容,已不能适合于国际规则。所谓参酌各国法律,其实就是要将中国现行法律制度根本改造,使之与国际接轨,与世界同步,通行中外。沈家本与伍廷芳,一中一西,是当时中国最有名也最有成绩的法学专家。沈家本出生于律学世家,他的父亲长时期任职刑部,是受人尊重的法律权威。沈家本早年孜孜不倦于科举考试,同时也在乃父影响下钻研法律问题,精通中国古典法律,著有《历代刑法考》等专门著作,是中国传统律学向现代法学转变的关键人物,当然,也就是中国法律现代化的重要先驱者之一。伍廷芳的出身与沈家本大相径庭,他祖籍广东新会,生于新加坡,后留学英国攻读法学,获大律师资格,为近代中国第一个法学博士,也是香港立法局第一位华人议员,后被李鸿章招揽幕中。伍廷芳对东西各国近代政治制度、司法体制高度认同,对东西各国法律条文乃至其立法背景格外娴熟。自19世纪80年代起,他先后追随李鸿章参与中法谈判、中日谈判,1896年被清政府任命为驻美国、西班牙和秘鲁三国公使。伍廷芳是当时中国极为罕见的法律人才,以他对东西方法律制度的理解,协助沈家本修订法律,其价值趋向不言而喻。对清廷而言,修订法律或许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只是对列强的应付,只是使中国法律怎样更好地与西方接轨,不至于直接冲突,屡屡吃亏。然而当沈家本、伍廷芳等人对大清王朝现行法律条文进行全面清理之后,发现问题相当复杂,深切认识到所谓独树一帜的中华法系确实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在他们看来,这种改革,不可能是一种在原有基础上的小修小补,而必须通过对原有法律的清理,参照东西各国现行法律条文,另起炉灶,重建中国现代法律体制。经过几年精心准备,沈家本等人主持的重要机构“修订法律馆”于1904年5月15日正式开张,这个普普通通的机构在袁世凯等督抚大力支持下,高薪聘请日本法律专家参与中国新法律条文的制定。在日本专家的帮助下,修订法律馆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对大清帝国现行法律进行了全面清理,对未来可能需要的法律法案进行了系统规划,尽最大可能翻译和研究东西方各国法律,酌定名词,考辨文义,以东西各国法律为参照,大规模、大幅度对中国法律中与东西各国法律相抵触的内容、不适应的内容进行删减、修改,主要参照日本的法律建构重新规范了中国的法律制度。中国当时之所以愿意参照日本的法律体系重构自己的法律架构,一方面因为中国和日本同文同种,语言文字上比较容易沟通,另一方面毫无疑问是中国此时发自内心佩服日本这个民族先走了一步。日本通过脱亚入欧已经在远东建立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西方国家,即便在法律制度这个层面上,日本人也已经将许多西方各国行之有效的法律条款译成日

                      暐曾无比艳羡地评价王越的发迹——天赐富贵。可看看王越的出身和科举路,却是既不“富”,也不“贵”,相反,运气很坏。王越,字世昌,河南人,明宣宗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出生在河南浚县钜桥镇冈坡村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出身贫农,家穷,条件苦,吃穿住行和他人没得比,真要说“天赐”了什么的话,或许只有一样东西——天赋。相貌的天赋好——《明史》说他“相貌奇伟”,标准的美男子;读书的天赋好,再生涩的文章也过目不忘,业余还爱好读各类兵书;射箭也准,《罪惟录》里说他“多力善射”,至于拳脚兵器,没有记载,但从他后来时常身先士卒阵斩顽敌的表现看,应该不差。后来王越在其文集里回忆:“寒窗苦读之岁,手不释卷,感两宋之亡,胡虏入侵之恨,时常愤懑于胸,故苦读兵书,以期有所为。”金戈铁马的梦想,应该是从那时起生根。带着上天赐予的这一切,王越走上了科举这条独木桥,代宗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中乡试第三名(举人),会试第三十三名,这些《儒林外史》里的范进们闯了一辈子的关口,一次性通过。然后就是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长长独木桥的最后一关——廷试。可坏运气,在这时候来了。这就是黄暐艳羡无比的那件“奇事”:静得掉一根针都能听见的廷试现场,忽然一阵狂风刮过,偏偏把正在奋笔疾书的王越的考卷刮得无影无踪,眼见考试时间所剩无几,十年寒窗即将功亏一篑,却见王越不慌不忙,向考官重要一张空白试卷,竟在剩余的时间里从容答完。一时间,满座皆惊。这件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见录于黄暐的文集《蓬轩杂记》,他感叹道:“盖天生富贵,飞腾之兆,已足见于廷试也。”天生富贵吗?说运气,这样的运气,对于考试中的学子来说,可谓要多坏有多坏,可王越却处乱不惊,正是这超越了常人的冷静,为他后来官场生涯里的无数时刻埋下了伏笔。飞腾之兆呢?明朝进士的工作分配,首先是要看考试成绩。状元、榜眼、探花直接进入翰林院,二甲和三甲中选拔精英人才成为庶吉士,这工作是帮助皇帝讲解经史子集,起草诏书,组织上的“重点培养对象”。明朝中期以后,更形成了非翰林庶吉士不能入阁为相的规矩,前途远大着呢。可这远大前途是和王越不沾边的,他是二甲进士,名次各类史料没有讲,应该不靠前,不是庶吉士,也就接近不了帝国权力的心脏部位。当然,官场提拔更要看师承关系,身份背景,家庭出身,轮到王越身上,照样哪条都不沾边。无权无势无后台,不上不下十三不靠,这就是金榜题名的王越,在步入官场后面对的真实情景,这运气,比考场里卷子被风刮跑好不到哪去。十三不靠的王越,于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得到了他官场上的第一份工作——陕西监察御史。监察御史,正七品,这个官在当时,只有两个字可以概括——穷、险。说穷,月俸七石五斗米,每年的年薪约45两,对照今天的物价做下换算,每月的收入大概相当于2478元人民币,养家糊口,着实不易。不过权力大:巡视地方官员,检举核查不法,小事独断,大事奏裁,被称“代天子巡狩”,又称“巡按御史”,但凡地方官都要惧怕三分。可责任压力同样大,大事小情繁琐,处处得罪人,错漏的后果可能非常严重。宣德年间御史谢瑶在奏折上写错了一个字,当即被贬官到安南土蛮县做知县,政治前途尽毁。这工作,如履薄冰。风险还有“站队”问题,权力斗争从来都拿御史当枪。跟对一个人升得快,可跟错人,怕就是大祸临头,没一双火眼金睛,谁能看得清楚?何况,此时的陕西并不太平,蒙古骑兵时来骚扰,凶险万分。王越到陕西就任1年,无意外,无政绩也无过,熬着。但就是这看似不起眼的1年岁月,对于王越的未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梦余录》记载,后来王越官至兵部尚书后,同僚余子俊一次请教他这一身韬略从何而来,王越答:从陕西来。然后王越就解释,他在陕西任职期间,凡是到边关巡视,都要详细考察当地的城关、军备,甚至几次亲历了边关蒙古骑兵侵扰的情景,“刀箭肉搏之景,件件刻骨于心”。如果说学堂里的王越,只是隐隐怀着一个梦想的话,陕西的1年,却让这个梦想渐渐清晰起来,他第一次开始认识思考战争。兵法韬略,不再是纸上谈兵,却是铁马金戈入梦来的图景。1年以后,一纸调令改变了王越的命运,让这位当时籍籍无名的小人物,第一次有了知名度——调任浙江监察御史。前任的浙江监察御史张进,被弹劾是王振的余党,罢官归乡了,在陕西恪尽职守的王越接替了这个职务。论各方面条件,浙江远比陕西好得多,对王越来说,这也是一个干出业绩的最好机会,怀着一颗踌躇满志的心,他来到了浙江。来浙江的路上,就碰到了喊冤的,开展工作以后,接到几箩筐的投诉信,告状的内容只有一件事——官员敲诈勒索。涉嫌的官员,有县令,有知府,有布政司,都是监察御史督查的对象,受害的民众,既有普通的乡民,也有当地的士绅,甚至还有当地颇有声望的士人举子,经查实,都很冤!年轻气盛的王越愤怒了,清平世界,怎容如此胡作非为。但是王越没有想到,这不是一般的官员贪暴事件,贪暴的背后有一个大背景——清算。这时明朝正处于明代宗景泰年间,关于景泰皇帝的来历,许多人都不陌生:土木堡之败,明英宗朱祁镇被蒙古人俘虏,其弟朱祁钰接替皇位,改元景泰。而后经过交涉,蒙古人放回了明英宗,被尊奉为“太上皇”。景泰皇帝的这个皇位并不牢靠,“太上皇”还在,要树立威信,就要纠正哥哥在位时候的“污点”,直接批“太上皇”不行,那就挑当年导致明英宗被俘的罪魁——大太监王振下手。王振在土木堡之败里死在乱军中了,可是余党还在,一条条清算,所以从景泰元年开始,先查余党,从在职的查到退休的,再查逆产,从朝廷查到民间。这一查可不得了,有矛盾的官员借这机会相互攻击揭发,更有的地方官借清查之名,在地方上敲诈勒索,有过分的,还跟着进去添柴点火……王越的前任,原浙江监察御史张进,就是因为被人揭发曾是王振爪牙,一道圣旨罢职丢官。王越此时却不顾这个,他读圣贤书到今天,知道民以食为天,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年少气盛的王越卷袖子“纠偏”:他遍访浙江各府县,严查借“清算”为名的横暴之事,勒令有关官员限期退还非法侵占的土地,并释放无辜遭拷打的百姓,对其中情节严重的官员,更是大胆检举弹劾。这下惹了麻烦,浙江膏腴之地,但凡是个职位,都是“肥差”。当“肥差”的,是和重臣们勾搭连环的亲信们,王越这一闹,全得罪。此时的王越得意得很,对待犯事官员,说情的人,经常当众高声怒斥,出够别人的丑。对百姓也好得很,工作风风火火,办事雷厉风行,还经常巡视县学,和学子们高谈阔论,指点江山,好一派意气风发。京城里当然有很多人不满意,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御史,竟敢太岁头上动土?立刻就有人指示言官上奏弹劾了,罪名“五花八门”,比如“滥施刑罚,危害地方”,又比如“横暴无忌,中伤陷害”,还有生拉硬扯,把王越和王振扯成本家兄弟的,荒唐不要紧,整你才是真。所以王越很快发现,贪占行动虽然部分叫停,可是他重点弹劾的几位违法官员,却最终不了了之。倒是他高谈阔论的一些话,被人当成“证据”,列进了弹劾他的黑材料里。当地的同僚也开始排挤他,处处“不合作”,表面上对你客客气气的,其实却没人理。折腾半天,给受冤者的许诺,大多数都打了水漂,而京城要好的同年也捎话来了:下次京察小心了……可王越是倔脾气,不让干,偏要干。顶着压力,憋闷的干了一年,虽然有重重反对,他却知难而上,硬顶压力,总算惩处了几个贪官,平反了几个小冤案,有了一点小工作成绩,就在这时,一声晴天霹雳硬生生砸下来——父亲去世了。王越对父亲有深厚的感情,谁知自己刚刚小有所成,父亲却魂归西去。王越悲痛万分,悲痛以后,毅然做了一个决定:扔下工作,归家服丧。在当时,身为朝廷命官,这种事情理当先通报上级,等到上级派来了新官,交接完工作后方可归家,王越的行为在当时,等于“渎职”。这件事,或许还有另一个原因,浙江的事情,干得憋屈。王越这一走,招来了官场生涯里第一次要命的弹劾,弹劾的罪名是“身为御史,擅离职守,目无国法纲常,视朝廷法度如草芥”。罪名还不是最要命的,要命的是弹劾他的人——顶头上司,大明朝都察院左都御史——陈循。在明朝的官场上,御史弹劾官员,是司空见惯的,然而御史中的最高领导——左都御史,弹劾自己下属却是罕见。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信号:你的直接领导都看不惯你,哪里还有你的容身之地。陈循在历史上名声不错,是有口碑的清官,开始对王越很赏识,可他是景泰皇帝的亲信,清算一事,本来他是坚决的执行者,派王越去,是让他推波助澜的,谁知他唱反调,现在弹一把,顺便向皇帝表忠心,这才是重要的。景泰三年,王越父亲去世,归家丁忧,27岁的年纪,在官场的第一步,抬腿溅了一脚泥之后,黯然离去。留在浙江的,是一段史书上有口皆碑的称赞:警慑贪污,激浊扬清,意气风发,见事风生,众皆佩服。这是一个曾经壮志满怀的青年,官场青春岁月的见证。三河南浚县的田园风光间,丁忧的王越习武、读书、奉养老母,与同年书信往来,打发时光。当然,做的最多的还是写文,《王襄敏公集》的多部诗篇都写于这3年,“落日青山暮,西风百草新”,壮年之岁,倒有了几分垂垂老人的哀叹。可这百草怎么才能新呢,西风在哪里呢?不到30岁的年纪,却已经暮了?就在王越苦苦思索的这几年,大明景泰七年(公元1456年),发生了一件震撼朝野的大事——夺门之变。被瓦剌放回并遭幽禁的太上皇朱祁镇,趁景泰帝朱祁钰病重之际发动政变重夺皇位,次年改年号为“天顺”,同时大清洗。景泰帝时期的重臣统统遭到排斥甚至治罪,北京保卫战的功臣于谦等人惨遭杀害……这是王越丁忧的第三年,大明王朝发生了惊天动地的政治地震,这场地震,却为王越的前途震开了一扇门。多年前,王越在浙江得罪的重臣们,这一下统统被清理了,当年弹劾王越的陈循,被发配辽东充军了。王越没有“清算”的前科,当年的“站错队”,现在倒成了“站对队”,前途大着呢。果然,到天顺元年,王越被重新启用了,这次的官职是京城监察御史,遇见了新上司,都察院左都御史寇深。寇深在历史上的口碑并不好,善于打击陷害,于谦被杀,陈循被贬,都是他在罗织罪名。这样一个上司,自然要难相处得多。然后他见到了王越,一个听话的御史,在他面前俯首贴耳极其恭顺的人,他判断,这是一个听话的人。4年丁忧的生活,让王越改变了很多,他是一个不甘心现状的人,4年的时间,他一直在苦苦思索改变的办法,而思索的结果,就是这个。所以寇深看到了一个这样的王越,工作踏实认真,从不乱说话,事事都先请示领导,甚至有同僚们说自己坏话的,他也会第一时间向上反映,为人处事方面,虽听人说很桀骜不驯,恃才傲物,但是在他面前,却是很老实。这更加坚定了寇深的判断,从此坚定地把王越看成自己人。所以,王越得到一项看似不起眼,实则非常重要的工作:起掌诸道奏牍,就是审定各地御史送交中央的弹劾奏章,官不大,权不小。因为地方御史的弹劾,都要经由都察院向上报告,而都察院的处理意见,对皇帝批复奏章有着重要影响,王越做得很认真,每道弹章都认真审核,拿出最完整的处理意见,他过目不忘的本事也发挥了作用,办事效率高得很,前任几天才能审完的奏章,他1天就能审完。既有效率又有质量,寇深很满意。更重要的是,这项工作使王越有了官场最重要的东西——人脉。起掌奏牍,肩负审核御史弹章的工作,因此,提前知道谁弹劾你,弹劾的什么内容,这宝贵的“信息资源”,早一分迟一秒,都是决定胜败的关键。所以王越这个芝麻官一下子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大大小小的朝臣们都有来拉拢关系的,徐有贞的人,曹吉祥的人,石亨的人,王翱的人,都是朝廷的权臣,王越保持了一样的客气,一样的距离,交朋友欢迎,走得太近免谈。徐有贞、曹吉祥、石亨这3个拥立明英宗复辟的权臣而今窝里反,各个都有一派势力,可王越敏锐地看到,石亨一介武夫,徐有贞小聪明,曹吉祥宦官急功近利。他看清这几个人,都靠不住。他需要找到一个稳固的,能给自己最大帮助,助自己实现理想的人。那个理想不是做御史,不是取代寇深做监察御史,而是像自己这些年诗篇里所咏叹的那样:横刀立马,笑傲沙场。在各色的面孔里,王越注意到一个人,这人此时只是个礼部侍郎,在3个权臣之间左右逢源,城府深得很。但他心忧国事,权谋只是他的生存方式,现在他的地位是不高,但是前途无量。就是他了——李贤。王越和李贤走得很近,特别是在和徐有贞以及石亨两次博弈的关键时刻,都是王越向李贤透了风,让李贤早早做了应对,从而反败为胜,将两个政敌送上了绝路。对此,李贤很感激。感激了就继续交朋友,谈朝局,聊兵法,李贤惊叹,这个不起眼的御史竟然满腹锦绣,胸藏百万兵!钦佩之情,油然而生。油然而生的结果就是官位高升,由于尽责的表现和寇深的举荐,天顺四年王越被任命为山东按察史,这是掌管一省司法审判大权的最高官职,正三品。4年,一次性连升3级,戏文里才有的好运气,王越熬到了。四大明天顺七年春(公元1463年),草青马肥之时,一封加急快报送抵山东省按察司,急召山东省按察使王越进京面圣。原来渗入河套草原的蒙古鞑靼部连续对大明边境发动侵扰,北方军事重镇大同,从天顺六年至天顺七年,连续遭侵扰达5次,损失惨重。明英宗朱祁镇急召已是百官之首的李贤商议,谁能承担大同防御重任呢。李贤犹豫、思考,说出了那句改变王越一生的话:越可为之。急召、面见,王越“伟服短袂,进止便利”。满意,授都察院右都御史,巡抚大同。这是掌握大同一地军政大权的要职,封疆大吏。河南农村的贫寒孩子,浙江任上的莽撞御史,京城里老实巴交的小公务员,谨小慎微的山东按察使,权震一方的封疆大吏,13年,39岁。监察御史只是一个过场,按察使也只是一个过场,从此刻开始,金戈铁马不再入梦,而是贯穿他之后所有的生命。怀着久违的梦想,王越来到了目的地——山西大同,映入眼帘的,是面黄肌瘦的士兵,破败失修的城墙,冷清荒凉的城市,骨瘦如柴的战马,惶惶不安的边民,是一个几任守将留下来的烂摊子。是烂摊子就要收拾,武器好办,李贤很照顾,装备全都给新的。边民的情绪要安抚,主要是要恢复生产,把逃难的难民都吸引回来。垦荒,战马稀缺?买马,想办法从蒙古人手里买,拿我们的粮食换。部队士气低落?训话没用,士兵们都是粗人,四书五经听不懂,校场演武,亲执强弓,全军欢呼,都服了……苦心经营3年,新城墙修起来了,新的骑兵部队组建了,新的士气高涨了,新的大同,商旅云集,往来繁荣。接着又一个晴天霹雳,明朝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王越母亲病逝,按规矩,再次“丁忧”。刚刚干出事业,又一次无官一身轻了。但这次不一样,上次是伸腿一脚泥,这次是顶着头上的光环:戍边良臣王越。果然丁忧期满后,成化三年,王越再次被重用,回任都察院右都御史,赞理抚宁侯朱永军务,征讨盘踞延绥地区的蒙古部落。这是一个相当于三军参谋长的职务,铁马金戈梦半生,而今终于亲临战阵。得到这个机会,还是拜王越的老友李贤所赐。成化皇帝登基后,身为内阁首辅的李贤,提出了一个完整的边境作战计划——搜套

                      文绉绉地说:“寡君派我们来为鲁、卫两国请命,说‘不要让部队踏进齐国的土地’。末将不幸,正好在这支部队中服役,不能逃避自己的职责;也不敢躲开您,因为那样既侮辱了寡君也侮辱了您。末将勉强当了一回战士,谨向您报告我的无能。本来我是不配俘虏您的,但是这里也没有其他人,所以只好由我来办了。”——话虽然说得很客气,但人还是要抓的,不含糊。后人也许会笑韩厥的迂腐。但是在春秋时期,贵族之间这种互相尊重的风气十分普遍。只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才越来越不懂得尊重敌人,甚至不懂得尊重自己人,所谓尊严也就变得非常稀缺了。逢丑父知道韩厥将自己当做齐侯,故意对齐顷公说:“我渴了,你去打点水来给我喝!”韩厥恭恭敬敬地站在一边,没有干涉。齐顷公下车去打水,走到密林中,趁机逃跑。正好遇到齐军将领郑周父和宛伐来寻找他,欢天喜地地将他接走了。逢丑父被韩厥带回了晋军大营。《西游记》中写道,银角大王将猪八戒当做唐僧抓回洞中,对金角大王说:“哥哥啊,拿将一个来了。”金角大王一看,说:“兄弟,错拿了,这个和尚没用!”猪八戒马上说:“大王,没用的和尚,放他出去吧,不当人质!”公元前589年,当郤克看到韩厥将“齐顷公”带回中军大营,估计也是说的这句话——“兄弟,错拿了!”接下来便是:“刀斧手,给我推出去,斩了!”逢丑父的嘴也不比猪八戒迟钝,马上说:“自古以来,还没有代替国君受难的人。现在这里就有一个,您难道要杀了他吗?”郤克想了想,说:“罢了,这个人不惜以死来让国君免于祸患,我如果杀了他,不吉祥。不如赦免了他,用来勉励忠君报国的人吧!”于是放了逢丑父。前面说过,齐顷公最大的优点就是对下属很好。不是一般的好,而是真心实意的好。逢丑父被擒之后,他三次亲自率领部队进出敌军阵营,企图将逢丑父救回来。每次从敌军阵营冲出,齐军将士都簇拥着保护他。这种爱护下属的行为甚至感染了敌人。齐顷公第一次进入晋军阵营,晋军没有伤害他;第二次进入晋军中的狄人部队,狄人反而举起长戈和盾牌保护他;第三次进入卫国军中,卫军也没有追逐他。如此三次之后,齐顷公才放弃努力,带领部队向临淄撤退。失败的齐军一路经过齐国城镇,齐顷公向这些城镇的守卫者发表演讲,说:“你们努力吧!齐军已经被打败了!”有一个女人拦在齐顷公的车队前问道:“国君免于患难了吗?”有人回答说:“已经安全了。”她又问:“锐司徒(主管武器的军官)免于患难了吗?”锐司徒就是率领持矛部队的军官。有人回答说:“也回来啦!”她说:“国君和我父亲都幸免于难了,还要怎么样呢?”才避开车队。按照周礼的规定,诸侯出行,行人必须避开,女人尤其不能挡道。齐顷公的待卫想抓住那个女人问罪,被齐顷公制止了,他说:“先问君,后问父,谁说她不懂礼呢?”后来还派人打听那女人的来历,原来是辟司徒(率领守垒部队的军官)的妻子,因此认为辟司徒是个有德之人,便将石窌(地名)赏赐给了他。晋国人没有满足于鞍之战的胜利,尾随着齐军,从丘舆(地名)进入齐国,攻击了军事要塞马陉。齐顷公派上卿国佐去与晋国人谈判,要他将一批国宝送给郤克,同时主动提出归还鲁国和卫国被齐国占领的土地,而且交待说:“如果对方不答应,那就随便他们怎么办吧!”言下之意,让步就让到这里,不用讨价还价了。郤克果然不答应齐顷公提出的条件,他开出了自己的谈判价码:第一,齐国将萧同叔子派到晋国当人质;第二,齐国所有田陇向东改建。萧同叔子就是齐顷公的母亲萧夫人。很显然,郤克对当年受辱一事仍然念念不忘,难以释怀。至于田陇向东,则是出于战略考虑。农民修建田陇,本来是按照水势与地形来确定方向,既有东西向、也有南北向,沟壑纵横,不利于战车通行。晋国在西,齐国在东,如果齐国将田陇都改向东方,晋军进入齐国就方便多了。郤克提出的两个要求,一个带有侮辱性,一个严重危害了齐国的安全,国佐都不能答应。他不卑不亢地回复说:“萧同叔子不是别人,是寡君的母亲。如果按地位对等来说,相当于晋侯的母亲。您向诸侯发布重大命令,而要求人家一定要以母亲为人质来取得信任,又打算如何对待天子的命令呢?这是以不孝来号令诸侯,恐怕不是有德之士所为吧?”顿了顿,他接着又说:“先王划分天下的土地,根据地形地势,而作有利的布置。所以诗上说,‘我疆我理,南东其亩(我划定疆界,划分地形,向东向南开辟田亩)。’现在您给诸侯划定疆界,却说‘田陇一律向东!’这是只顾您的戎车行驶方便,不顾地势之利,这难道不是违背了先王的成命吗?违背先王就是不义,凭什么当盟主呢?当年尧、舜、禹、汤四位先王之所以成为天下的共主,是因为注重德行而关注诸侯的共同利益;夏朝的昆吾、商朝的大彭、豕韦和我周朝的齐桓公、晋文公之所以领袖群伦,是因为他们以身作则,安抚诸侯,使他们努力为天子工作。现在您也想号令诸侯,以满足无尽的欲望,又不肯宽容待人,我作为寡君的使者,只能这样回答您——我们将收拾残余部队,背靠城墙,决一死战!”当时鲁国的季孙行父和卫国的孙良夫在场,都劝郤克:“答应他吧!齐国人已经很恨我们了,战场上死去的将士,都是他们的同胞兄弟,您如果不答应,他们将更加恨我们。以现在的形势,就算是您,难道还有更多的要求吗?您得到齐国的国宝,我们则要回我们的土地,而战争带来的灾难也可以停息,这是多好的事啊!齐国和晋国都得到上天的眷顾,难道上天一定就要选择晋国吗?”郤克从来不是不分轻重的人,他和士燮、栾书商量了一下,决定见好就收,答应齐国人的请求。士燮回复国佐说:“我们这些做臣子的奉命带兵出征,为鲁、卫两国请命,只要给个说法让我们回去向国君复命,就是贵国国君的恩惠了,臣等敢不从命?”算是给了齐国一个面子。同年秋天,郤克和国佐在齐国的爰娄举行了会盟。在晋国的要求下,齐国将在战争中取得的土地归还给鲁国和卫国。此举为晋国赢得了莫大的尊敬。当晋国大军得胜回朝,经过卫国的上鄍的时候,鲁成公带着重臣们从曲阜赶来慰问,并举行了盛大的“赐命”仪式,赏赐给郤克、士燮、栾书三位统帅华丽的马车和相应的礼服。自韩厥以下,晋军中级以上的军官也都得到奖赏。同年九月,晋国大军经过卫国的首都朝歌,受到卫国军民的夹道欢迎。但是卫穆公还没来得及给晋军将领赠送车服,就突然一命呜呼了。郤克带着士燮、栾书前往吊唁。按照周礼的规定,如果奉国君之命前往他国吊唁死者,应当进到灵堂内致以悲切之意。但是卫穆公死得突然,郤克等人没有得到晋景公的命令就来了,只能站在大门外哭吊,卫穆公的遗孀们则站在门内回礼和相送。郤克这样做,自然是谦逊守礼的表现。为了表示对晋国的感激,卫国便改变了规矩,要求其他国家的使臣也一律站在门外哭吊。由此可见,郤克的这次出征,不仅是战争的胜利,同时也在外交上为晋国赢得了各国的尊重。晋军回到绛都,又受到绛都居民的热烈欢迎。因为这次胜利,所有晋国人的爱国热情都被激发出来了,大家纷纷跑到街上,给归来的勇士献上家乡的酒水和鲜花。满城欢庆中,只有士燮一人默默地避开众人,等到庆典结束才悄然入城,回到自己家中。这个时候,士会已经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了。看到满脸沧桑的儿子,他不禁老泪纵横,责备道:“燮啊!你也知道我在等着你回来吗?”言下之意,怪士燮不体谅父母的担心,没有早早回家。士燮回答得很稳妥:“战争获得胜利,国人都欢天喜地迎接部队归来。我如果先回来,必定受到万众瞩目,这是抢了主帅的风头啊!所以不敢先回。”士会大为欣慰,说:“这我就放心了,保持这种谦逊的态度,你就可以免于祸患。”据《左传》记载,晋军回国后,郤克去觐见晋景公。晋景公拍着他的肩膀说:“我军大获全胜,都是因为你的功劳啊!”郤克诚惶诚恐地说:“这是因为您指挥得当,众将拼死杀敌,我哪里有什么功劳?”后来士燮觐见,晋景公同样表扬了他一番。士燮说:“我不过是听命于荀庚,受制于郤克,哪里有什么功劳?”士燮是上军副帅,荀庚是上军主帅。这次战争中,上军只出动一部分,荀庚并未出动,但是士燮仍然将功劳让给了荀庚——说句题外话,任何时候不忘记自己的顶头上司,是很聪明的做法。再后来栾书觐见,也受到了表扬。栾书同样很谦虚:“这都是因为士燮指示明确,士兵们努力奋战,我哪有功劳?”战场上英勇无畏,战场下互相谦让,也许是晋军获得胜利的重要原因吧。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场战争还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据西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记载,自鞍之战后,齐顷公一改往日的荒唐,变得小心谨慎,不再沉迷于音乐,不喝酒,不吃肉,对内爱护百姓,问寒问暖,对外敬重诸侯,积极参与会盟,终其一生,齐国基本平安无事。【风水轮流转,楚晋优势再次易位】再回头来“八一八”那位绝世美人——夏姬的风流事儿。前面说过,楚庄王占领陈国之后,本来想将夏姬纳为小妾,因为听了巫臣的劝告,转而将她许配给了连尹襄老。但襄老无福消受,在第二年的邲之战中被晋国下军大夫荀首射死,连尸体都被荀首带回晋国去,作为交换儿子的筹码。巫臣力劝楚庄王不娶夏姬,是因为他自己对夏姬垂涎三尺,怕她宫门一入深似海,从此没有机会染指。襄老死后,夏姬再度成为寡妇,当然,仅仅是名义上的寡妇,身体并不寡——襄老的儿子黑要很快就将丧父之痛转化为于飞之乐,把夏姬给“烝”了。巫臣虽然恨得直咬牙,但是不敢发表任何意见,只是派人偷偷地给夏姬送了一封信,信上面只写了一句话:“回郑国去,我娶你!”夏姬是何等聪明的女人!当她第一次看到巫臣,就从这个男人的眼神中读到了火辣辣的欲望。她从来不缺男人,甚至曾经同时拥有三个情人;她不对爱情抱有任何幻想,也很少受到亲情和伦理的困扰。对于她来说,男人不过是玩物,用过之后就可以扔掉,没什么大不了。可是,巫臣那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仍然让她觉得有一丝触动,而“我娶你”三个字更给她带来满足感——要知道,她毕竟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在那个年代,这都已经是女人的更年期了,又嫁过几任丈夫,而且声名狼藉;而巫臣乃是楚国的名门之后,堂堂的申县县公,竟然为了她……没有太多的思考,夏姬给巫臣回了一个字:“好!”这个“好”字让巫臣欢喜得一夜没睡好,他紧锣密鼓地策划了一个方案。数日之后,夏姬的弟弟郑襄公的宫中来了一位客人。此人从晋国而来,自称是荀首的族人,奉荀首之命来跟郑襄公谈点私事。荀首是中军元帅荀林父的幼弟,荀首的族人,自然也就是荀林父的族人。“一个月前,晋楚两国大战于邲,我家少主人荀罃不幸被楚军俘虏。主人爱子心切,在兵败如山倒的情况下,不退反进,又杀回楚军阵中寻找少主人,结果射杀了楚将襄老,俘虏了公子谷臣。”来人说。郑襄公点点头,表示听说过这事。“大战之后,晋楚两国互无来往。我家主人想以襄老的尸体和公子谷臣跟楚国交换少主人,苦于没有门路。他听说襄老的夫人,乃是君侯的姐姐,现在居住在楚国。因此特派我前来,有一事相求。”“请讲。”郑襄公很客气地说。“恳请您从中斡旋,安排襄老夫人回到郑国,而我们也将襄老的尸体送到郑国,当面移交给她,以示诚意。楚国人得到了襄老的尸体,想必也会同意以荀罃交换公子谷臣吧。”夏姬是郑襄公的姐姐,安排夏姬到郑国来接收襄老的遗体,自然合情合理。郑襄公看不出任何问题,也没有想到会有任何问题,他只是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寡人为什么要帮助荀首?有什么好处?”“您将得到荀氏一族的特别尊重。别的我就不说了,您懂的。”来人笑笑,给了这样一个回答。郑襄公也笑了:“那么,请您回去禀报,荀家的事即是寡人的事,责无旁贷,一定办好。”来人一揖到地,表示感谢。荀首的使者走后,郑襄公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到楚国去交给夏姬。信上写道:“襄老的尸体有门路了,但是不方便直接送到楚国来,请务必亲自来迎接。”夏姬心里暗笑,就在一天前,她收到巫臣的密信,上面说:“近日郑国必有来使,如有所请,你一定要答应。”当时她还狐疑,现在一切都清楚了,那是巫臣在暗中操作,给她创造一个回郑国的机会。这个其貌不扬的男人,竟然有如此手段,能够驱使郑襄公为他服务。无意中,夏姬对巫臣的好感又多了一分。当下带着郑襄公的信,跑到宫中求见楚庄王,向他汇报了这件事,并将郑襄公的信拿给他看。“请大王恩准妾身去郑国将襄老的遗体带回楚国,好让他叶落归根,葬于故土。”夏姬说着,掉下两滴眼泪,模样儿楚楚动人。楚庄王心里大概在想,这娘们儿哭起来倒是好看,难怪这么多人为之神魂颠倒。但他很快告诫自己不要胡思乱想,问堂上的群臣:“你们也发表一下意见,郑伯说的这事可信吗?”半晌无人回答。巫臣暗自吸了一口气,站出来缓缓道:“可以相信。荀罃的父亲荀首,深受晋成公(晋襄公的父亲)的宠爱,又是现任中军元帅荀林的幼弟。荀首素来与郑国大夫皇戌交情笃深,他爱子心切,想通过郑国的关系,归还襄老的遗体与谷臣,以换取荀罃的自由。而郑国人对邲之战心存恐惧,害怕晋国人报复,也想讨好晋国,必定会答应荀首的要求。”听到巫臣这么说,楚庄王也就答应了夏姬的请求,命她回郑国去迎接襄老的遗体。夏姬临别的时候,特别对送行的人(当然也包括黑要)说:“如果不得到遗体,我就不回来了!”谁也猜不透她心里在想什么,只是觉得她对襄老的深情厚意来得有点突然。夏姬在郑国一住就是八年,襄老的遗体却杳无音讯。久而久之,楚国人便也将这个女人淡忘了。在那个没有网络,没有电话,没有电报,没有邮政系统,交通也不方便的年代,八年对于一个等待情人的女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当然,以夏姬的风流性格,八年应该也不至于缺少入幕之宾。只是当她仰望星空之际,恐怕难免轻叹一声:“巫臣那个死鬼,莫非忘了他对我许下的诺言么?”突然有一天,有人从楚国带着财礼来见郑襄公,说是替申公巫臣前来求婚。郑襄公开始吓了一跳,以为他看上了自己的哪个女儿。打开聘书一看,不禁莞尔。他叫人将聘书送到夏姬那里,征求夏姬的意见。这一年,夏姬已经快五十岁了。即便天生丽质,即便保养良好,皱纹仍然不可遏止地爬满了额头。看完聘书,她轻佻一笑,对使者说:“我一介妇人,哪有什么主见,回去禀报国君,凡事由他做主。”使者走后,她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眼泪不可收拾地流了一下午。郑襄公收到回报,知道夏姬这就是默认了。他还能有什么意见?一个老女人,谁爱谁要呗!答应了巫臣的求婚。但这纸婚约并不意味着巫臣马上可以登上夏姬的牙床。他还必须忍耐和等待,不敢让楚国人知道他的心思。直到楚庄王去世,楚共王即位,他才找到一个机会——公元前589年,晋、鲁、卫三国联军与齐军在靡笄相遇,后来又在鞍地展开会战。楚国为了支援齐国,打击晋国,也策划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准备与齐国联手,南北夹击鲁国。为此,楚共王派巫臣为特使,前往齐国通报楚军出动的日期,沟通两国协同作战的有关事宜。巫臣领受命令,自郢都出发前往临淄,同时命心腹带着他的家眷和所有财产偷偷前往郑国。这一切做得很秘密,但是当他经过郢都的城门的时候,被正好路过的申叔时的儿子申叔跪看出了端倪。申叔跪当时就说:“奇怪了,那位老先生脸上既有军情在身的警惧之色,又有按捺不住的桑中之喜,恐

                      主任吃了一惊,这么说你也失明了,他问;完全失明了;不过,还可能是巧合,可能实际上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传染;我同意,还没有证实确有传染,但现在的情况不是我和他分别在自己家里失明,我们并不是没有见过面,他失明了,来到我的诊所,我几个小时以后也失明了;我们怎样才能找到那个人呢;诊所里有他的姓名和地址;我立即派人去;派一位医生;对,一位同事,当然;你不觉得我们应当把正在发生的情况向卫生部报告吗;我觉得目前时机还不成熟,你想想,这个消息会在公众中造成多么大的恐慌,活见鬼,失明症是不传染的呀;死亡也不传染,但我们所有人都会死;好,你先留在家里,这事由我来处理,之后我派人去接你,我想为你检查一下;不要忘记,我是为一个失明症患者做了检查而得了失明症的;还不能肯定;可以肯定,至少是相当可靠的因果关系的设想;不错,但是,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两个孤立的病例在统计学上没有意义;如果现在患者人数已多于两个;你的精神状态我理解,但我们不应当被事后可能证明为毫无根据的悲观情绪所左右;谢谢;我会再和你谈的;再见。半小时以后,医生刚刚在妻子的帮助下笨拙地刮完脸,电话铃响了。是医疗部主任打来的,但现在他声音变了,我们这里有个小男孩,也是突然失明,说眼前一片白色,他母亲说昨天带儿子到你的诊所去过;我猜那男孩左眼斜视;对;毫无疑问,就是他;我现在开始担心,情况确实严重;卫生部呢;对,当然,我立即与医院领导谈话。三个多小时以后,医生和妻子正在默默不语地吃着午饭,医生用餐叉摸索着被妻子切成小块的肉,这时候电话铃又响起来。妻子走过去接,马上又回来了,得你去接,卫生部打来的。妻子扶着他站起身,把他领到书房,把话筒递到他手里。交谈时间很短。卫生部想知道头一天到他的诊所看过病的患者都是哪些人,医生回答说,病历上有那些人的姓名,年龄,婚姻状况,职业,住址等全部资料,他最后还表示愿意陪同有关人员去取病历。对方的回答非常刺耳,我们不需要。接着,对方换了人,电话里的声音变了,下午好,是部长在说话,我代表政府感谢你的热心帮助,我相信,由于你及时提供情况,我们能控制局势,但请你留在家里。最后这几个字的口气表面听来很客气,但显然是在下达命令,不容置疑。医生回答说,好,部长先生,可是对方已经把电话挂了。几分钟以后,电话又响了。是医疗部主任打来的,他说话声音有些紧张,结结巴巴,我刚刚知道,警察得到消息,有两个人突然失明;是警察失明吗;不是,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警察在街上遇到那个男人时他正大声喊着他瞎了,女人是在一家酒店失明的,好像与床上的风流事有关;应当了解一下他们是否也是我的病人,你知道他们的名字吗;警察没有告诉我;卫生部已经和我谈过了,他们要去我的诊所取病历;情况真复杂;谁说不是呢。医生放下电话,举起手捂住眼睛,仿佛想保护它们不受更厉害的疾病侵袭,最后他瓮声瓮气地叹息一声,我真累啊;睡一会儿吧,我带你到床上去,妻子说;没有用,我睡不着,再说,今天还没有结束,一定还会出事。快到六点钟的时候,电话铃最后一次响了。医生正坐在旁边,他拿起话筒,喂,是我,他聚精会神地听着对方说话,直到挂断电话时才轻轻点了点头。是谁呀,妻子问道;卫生部,半小时之内有辆救护车来接我;你已经料到会这样吧;对,大概如此;他们要把你送到哪里去呢;不知道,估计是医院吧;我去给你准备箱子,挑出要带的衣服和内衣;这不是去旅行;我们还不知道去干什么。妻子小心地把他扶到卧室,让他坐在床上,你安静一会儿,其他事我来做。他能听见妻子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的声音,打开又关上抽屉和衣柜的声音,拿出衣服叠好装进放在地板上的箱子里的声音,但他看不见,除了他的衣服,妻子还往箱子里装了几条裙子和几件女式衬衫,两条裤子,一件连衣裙和一双只有女人才能穿的鞋子。医生曾模模糊糊地想到,用不着带那么多东西,但他没有说什么,因为现在不是谈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的时候。传来锁箱子的声音,随后妻子说,准备好了,救护车该来了。她把箱子搬到靠近楼梯的门口,丈夫要帮忙,说,让我来帮你搬,这事我还做得了,还没有残废到那种程度,但妻子不让他动手。之后两个人就坐到沙发上等着。他们手拉着手,医生说;不知道我们要分开多长时间;她回答说,你不用担心。等了近一个小时,门铃响了,妻子站起来去开门,但楼道里一个人也没有。她又去接楼内对讲机,很好,他马上下去;接着她转身对丈夫说,他们在楼下等着,得到明确命令不准上楼;看样子卫生部真的害怕了;走吧。两人乘电梯下去以后,她帮助丈夫走下最后几级台阶,把他扶上救护车,又回到台阶上把箱子取来,独自搬上救护车,往里边推了推,最后自己也上了车,坐在丈夫旁边。坐在驾驶座上的救护车司机表示不满,我只能把他带走,这是命令,请太太下车。妻子不动声色地回答说,把我也带走吧,我刚刚失明了。4这个建议是由卫生部长本人提出的。虽说它并非无可挑剔,但从各个方面来看都是个好主意,既考虑到了单纯的卫生问题,也考虑到了复杂的社会影响和政治后果。在没有弄清原因之前,或者更恰当地说,在没有弄清白色眼疾的病理学原理之前,多亏一位助手以其丰富的想象力用白色眼疾的说法代替了难听的失明症,在找到处理和治疗方法之前,但愿有一种疫苗能防止这种病例继续出现,在这之前,把所有失明者,包括与其有肉体接触或直接联系的人,通通收容起来并加以隔离,以防进一步传染,而传染一旦出现,病例就会成倍增加,类似于数学上常说的,按几何级数递增。Quoderatdemostrandum,卫生部长总结说。用所有人都能听懂的话来说,就是对那些人强制执行隔离检疫,这是从霍乱和黄热病时代流传下来的古老做法,即感染者或者受传染者的船只必须远离海岸四十天,以观后效。以观后效,这是部长的原话,听起来用意深刻,其实是因为一时找不到其他词而显得故弄玄虚,后来他更准确地解释了自己的想法。他的意思是说,既可以是四十天,也可以是四十个星期,或者四十个月,甚或四十年,重要的是那些人不得从隔离区离开。部长先生,现在该决定把他们关在什么地方了,为此事专门任命的后勤及安保委员会主席说;这个委员会负责运输和隔离那些患者并为他们提供给养;眼下我们有哪些地方可供选择,部长问道;有一所精神病院空着,正等着派用场,有几座军事设施因为最近的军队整编而弃置不用,有一个工业品市场已经提前竣工,还有一个不知道什么原因正处于破产的超市;你的意见呢,这之中哪一个更符合我们的需要;就安全性而言,兵营条件最好;那当然了;但有一点不合适,就是军营太大,看管关进去的人既困难又费钱;我注意到了这一点;至于超市,可能会出现种种法律方面的障碍,有合法不合法的问题需要考虑;那么,工业品市场呢;部长先生,至于这个市场,我认为最好不予考虑;为什么;因为工业界肯定不会高兴,他们在那里的投资数以百万计;这么说就只有精神病院了;对,部长先生,精神病院;那么,就定在精神病院吧;另外,从各方面看,精神病院条件最好,除了四周有围墙围得水泄不通之外,还有一个有利之处,就是它由两排房子组成,一排供真正的失明者居住,另一排可以住被怀疑受感染者,两排房子中间有块地方,姑且称为无人地带,那些在被看管期间失明的人可以穿过无人地带和已经失明的人住到一起;我看这里有个问题;什么问题,部长先生;那样的话我们必须派人指挥他们转移,而我想我们难以找到志愿者去做这种事;部长先生,我想没有这个必要,你说说看;如果一个被怀疑受感染者失明了,当然,这迟早会发生,那么请部长先生相信,其他人,就是那些还能看得见的人,马上就会把他赶出去;说得对;同样,如果一个已经失明的人想换地方,他们也绝不会让他进去;想得好;谢谢,部长先生,那么我们可以开始行动了吗;好,你可以放手去干了。委员会立即全速高效地运作起来。天黑之前,他们已经找到了已知的全部失明者,还有一些可能的受感染者,至少是在这次特别对失明者所在家庭和行业进行跟踪调查的闪电行动中确定并找到的可能受感染者。首先被送到闲置的精神病院的是医生和他的妻子。精神病院由士兵守卫,大门开了一条缝,放他们进去之后立即关上。从院子的大门到房子的正门拉上了一条粗绳子作为扶手。你们往右边走走,那里有条绳子,用手扶着绳子往前走,一直往前,走到台阶,台阶共六级,一位士兵告诉他们。进了建筑物内之后绳子一分为二,一股往左,另一股往右,军士大声喊着,注意,你们在右边。医生的妻子一面拖着箱子一面领着丈夫朝离门口最近的那间集体宿舍走去。这间屋子很长,像古代的病房一样,里边放着两排床,床本来上了一层灰色油漆,但现在早已开始剥落。被子床单和毯子也是灰色的。妻子把丈夫领到宿舍最里边的一张床上坐下,对他说,你不要离开,我出去看一看。还有几间宿舍,又窄又长的走廊,大概是原来医生们用的一些办公室,一个劣等饭食的气味尚未散尽的厨房,一个摆放着锌面桌子的大食堂,另外还有三个单人间,离地两米高的墙面从下及上塞了一层棉絮,再往上直到屋顶钉上了一层软木板。房子后面有一道废弃的围栅,围栅旁边的树木早已无人照料,树干的皮仿佛被人剥掉了。到处垃圾狼藉。医生的妻子回到宿舍里,看到一个半敞着的衣柜中有几件精神病患者穿的拘束衣。她来到丈夫身边,问道,你能想象他们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来了吗;我想象不出来;她刚要说是一座精神病院,丈夫却先开口了,你没有失明,我不能让你留在这里;对,说得对,我没有失明;我要请求他们把你送回家,告诉他们你欺骗了他们,为了和我在一起而欺骗了他们;没有用,他们听不见你说话,即便听到了也不会理你;可是你看得见呀;暂时看得见,但完全可以相信,说不定哪一天我也会失明,也许在一分钟之内;你走吧,求求你了;不要再固执己见了,再说,士兵们也不会让我迈下台阶一步;我不能强迫你;是啊,亲爱的,不能强迫我,我留下来帮助你,帮助以后进来的其他人,可是你不能告诉他们我看得见;其他人,什么其他人;你肯定不会认为只有我们是这样的吧;这简直太疯狂了;大概是吧,我们这不是在精神病院吗。其他失明者是一起到的。他们在各自的家里一个接一个地被抓到,头一个是丢了汽车的人,随后是偷汽车的人,还有戴墨镜的姑娘,斜眼男孩有所不同,母亲带他去医院,他是从医院被带走的。母亲没有和他一起来,因为那女人不像医生的妻子那样机灵,没有失明也说自己瞎了,她是个普普通通的女人,不会说谎,即便谎话对自己有利。他们跌跌撞撞地走进宿舍,这里没有绳子可扶,手便在空中摸索着,他们必须以痛苦为代价学会生活。小男孩一边哭一边喊妈妈,戴墨镜的姑娘在安慰他,你妈妈很快就来,很快就来。因为戴着墨镜,那姑娘可能失明了,也可能没有。其他人的眼睛东张西望,但什么也看不见,而姑娘戴着那副眼镜,嘴里还说着很快就来,很快就来,仿佛她真的看见那失魂落魄的母亲正从门外走进来。医生的妻子把嘴凑到丈夫耳边小声说,进来了四个人,一个女人,两个男人,还有一个小男孩;两个男人长得什么样子,医生低声问;妻子把他们描绘了一番;医生说,这个我不认识,另一个嘛,根据你说的长相,完全像到诊所去过的失明者;小男孩是斜眼,那女人戴着墨镜,好像长得还算漂亮;这两个都去过诊所。因为各自都在忙着寻找自己认为安全的地方,盲人们没有听见医生夫妇的谈话,大概以为除了他们便没有别人,再说刚刚失明不久,听觉还没有灵敏到超过正常人的程度。最后,好像谁都不肯舍弃一个有把握的地方而另找一个心里没有底的地方,于是都坐到自己撞到的床上,结果两个男人挨得很近,但他们并不知道。姑娘还在小声安慰男孩,不要哭,你会看到的,妈妈不会耽搁太久。随后是一阵寂静,这时候医生的妻子说话了,声音很大,宿舍最外边的大门旁也能听到,我们这里是两个人,你们呢,几个人。忽然冒出的喊声让刚到的人们吓了一跳,但两个男人都没有吱声,那个姑娘答话了,我想我们一共是四个,这里有我和这个小男孩;还有谁,其他人为什么不说话呀,医生的妻子问道;我在这儿,一个男人嘟嘟嚷嚷的声音,好像费了很大劲才说出口;还有我,又是个男声,满心不快的样子;医生的妻子心里暗想,看样子他们似乎害怕互相认识。她看到此时这两个人眉头紧皱,神情紧张,伸长了脖子,好像在闻什么气味,但奇怪的是,他们的表情相似,威胁中都带有恐惧,只是一个人的恐惧和另一个人不同,威胁的神色也各异。他们之间发生过什么事情吗,她想。这时候传来一个响亮而生硬的声音,听口气出自惯于发号施令的人之口。原来声音来自他们进屋时经过的门上的一个扩音器。注意,这个词一连重复了三遍,然后开始讲话,政府为不得不强行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感到遗憾,此举是为了全面保护公众,因为眼下我们似乎正在经历一场类似失明症的瘟疫,我们暂且称之为白色眼疾,鉴于它可能是一种传染病,鉴于我们遇到的不仅仅是一系列无法解释的巧合,为了制止传染蔓延,政府希望所有公民表现出爱国之心,与政府配合。已经患病的人住在一起,与患病者有过接触的人住在另一个地方,虽然分开来住,但相距很近,这一决定是经过慎重考虑之后才作出的。政府完全意识到所负的责任,也希望这一通知的受众都是守法的公民,同样担负起应负的责任,抛弃一切个人考虑,你们要认识到自己被隔离是一种支援全国的行动。现在,我们要求大家注意听以下规定。第一,电灯会一直开着,任何按开关的企图都无济于事,开关不起任何作用,第二,在事先未获允许的情况下离开所在的大楼意味着立即被击毙,第三,每个宿舍都有一部电话,只用于向外面要求补充卫生和清洁用品,第四,住宿者手洗各自的衣物,第五,建议每个宿舍选举其负责人,这一项只是建议,不是命令,住宿者可以按其认为最好的方式组织起来,只要遵守以上规定和我们以后陆续公布的规定,第六,每天三次我们会把饭盒送到门口,放在门的左右两边,分别给患者和受传染者,第七,所有剩余物品应通通焚烧,除了剩饭之外,这里所说的剩余物品还包括饭盒盘子和刀叉勺等餐具,这些都是用可燃材料制造的,第八,焚烧应在该大楼的天井或者围栅旁边进行,第九,焚烧产生的一切不良后果由住宿者自行承担,第十,如若发生火灾,不论是偶然起火还是有人故意纵火,消防人员皆不予救援,十一,如若内部出现疾病骚乱或者殴斗,住宿者不应指望任何外界介入,十二,如若有人死亡,不论死因为何,均由住宿者在围栅旁掩埋尸体,不举行任何仪式,十三,患者们所住房子与受传染者们所住房子之间的联系必须在大楼中间地带进行,就是你们进去时走过的地方,十四,受传染者一旦失明,必须立即转移到失明者所住的房子里去,十五,本通告在每天同一时间播送一遍,以便让新来的人知道。政府和全体国民都希望你们履行自己的义务。晚安。刚刚安静下来,就听到小男孩那清脆的声音,我要妈妈,但这句话说得毫无表情,活像一台自动复读机一句话说了一半后停止运转,现在剩下的又不合时宜地冒了出来。医生说,我们刚才听到的命令说得清楚明白,我们被隔离

                      进行教育改良。《世祖实录》第七卷,第79页;《贰臣传》第六卷,第17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6—57页。孙上书的时间是1644年8月30日。?《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4页。?清政府深刻地认识到重建驿递制度的重要性。驿传使各个城市联结为一个网络,而统治者正是通过它来统治帝国的。至晚明,驿递制度实际上被私商所控制了(至1629年,只有20%的交通是官办的)。1647年,多尔衮警告了那些利用国家驿传谋私的人。同时,他调拨了地方的一部分人力、物力以资助这一体制的建设。但是,这只是恢复瘫痪的交通管理和复杂的地方税收体制的艰巨计划的一个开端。文献对此的详细记载,参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七辑,第1—60页。关于明代驿递制度的衰败,参见星斌夫:《明代的运输》,第28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7页。皇太极与多尔衮都赋予御史以很大的进谏之责,但当给事中或监察官员直言抨击皇帝的过失时,他们却也常常为之恼怒。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3页;罗思·李:《早期满族国家的兴起》,第135页。1644与1647年间,御史们31次上疏陈述改进行政管理之策,多尔衮(勿论他性格如何)只反对过其中的三项建议。然而,他却驳回了他们的许多通常是缺乏证据的告发、检举。吕元驄:《清初的御史、摄政王和皇帝》,第83—84页。孙承泽在这一事件中并没有受到惩罚,事实上,1647年他又被擢为兵部侍郎了。《贰臣传》第十二卷,第28—29页。?张若麒,山东人,1631年进士。1642年与满洲人作战中国谎报战绩,遭人检举,论死系狱。后为李自成所释,并委以御史,负责山海关军事重镇。此后,降于多尔衮,任为顺天府丞。《贰臣传》第十二卷,第6—8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4页。然而,霸州县在1647与1649年间一直屡遭“贼匪”的袭击。《贰臣传》第八卷和《世祖实录》;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4—55页。从该世纪60年代初开始,沿大路和运河两岸植了树,但是茂密森林已不复存在,至少是天津与北京之间的铁路线两侧是如此,只有清东陵周围仍有森林?《贰臣传》第十卷,第29—31页。在接受清廷的宽赦之前,唐通在一片石被图赖这位攻陷过松山的英雄所战败,《清代著名政治家评述》,第98页。?《世祖实录》第七卷,第81页。信送出之日为1644年9月6日。?同上书第八卷,第96页。1644年10月15日,唐通投降的消息传到了北京。?《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4页。?金砺和雷兴的事迹见《清史稿》本传和《文献丛编》第三辑,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2—53页。?《贰臣传》第九卷,第27页。?同上书第一卷,第16页。?方大猷,浙江人,1637年进士,也是曾为李自成效过力的明朝官员之一,南明因此将他定入逆案。所以,他不可能返回本省,只得留在北京,加入了多尔衮的政府。他被授任盐法道,然后随侍郎王鳌永招抚山东,8月被擢为该省巡抚。《贰臣传》第十二卷,第9—11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9页。正如方对他的上司所解释的那样,山东的离心倾向是如此之强,以致官兵刚从一个“平定了的”地区转移到另一地区,原地区便又爆发了动乱。除非向该省多派兵力,否则要控制该省是不可能的。?《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上奏的时间是1644年10月1日,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4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上奏的时间是1644年9月23日,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8页。?为了避免北京出现与主抚派意见对立的主剿派,杨允诺“贼匪”,只要他们“纳马匹、纳器械、塞其洞穴、毁寨撤营”,即可招安。尽管清兵设法让那些放归故里的战俘充当传声筒,广为传播朝廷的赦免允诺,但“招抚”仍然只是一个动摇不定的政策。杨方兴坚信,任何起义军都不能赦免。他认为,“屡抚屡叛,视若儿戏……必非一抚所能收拾者也。职一莅任,即思先剿后抚”。《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上书的时间为1644年10月1日,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5页。?《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5—77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0页。?《世祖实录》第八卷,第96页。李率泰是李永芳的二儿子,与清朝公主结婚,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84—485页。?《世祖实录》第十一卷,第136页,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页。?同上书第十三卷,第148页。满旗与汉旗人派往山东与河南驻防,标志着前述八旗驻防制度的开始,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4页。多尔衮主要依赖汉军旗人充当山东文官人选。1644与1649年间,有14人被委以该省的按察使和税使,其中有9人是汉旗旗人。在济南府,1644与1648年间的五任府丞中,有3人是旗人。该府6县的24名县官中至少有6名是汉旗旗人。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93页。?这也许是“高等级行政区划分”的结果。根据施坚雅所说:“将直隶的一部分远伸向这一中心地区的南部,其后果之一,是割裂了位于两省之间的开封和东昌两府的都会与区镇贸易体系,并把大名府(直隶之南部)的乡绅豪强的利益与直辖省而不是与河南或山东紧密联系起来。该省是大名商人的利益之所在。”施坚雅:《城市和地方等级体系》,第343页。?1640年,“土贼”袁时中起事于饥民之中,即是突出的一例。袁本人来自大名,但是他率领的“土贼”劫掠了整个河南北部,并参加了尔后杀死他的李自成的部队。佐藤文俊:《明末袁时中之乱》。?程定恒:《大名县志》第十二卷,第16页,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5页。赵二良是一个土匪,他的忠明思想是后来产生的。在他举起弘光旗帜起兵不久,即杀死了一名乡绅领袖和100多名县官属吏。于是,清丰知县组织了乡勇以抵击赵的进攻。起义后来被总兵土国宝所镇压。关于大顺军的进攻,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7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8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时间是1644年10月1日,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5—66页。?《明清史料》丙编,时间是1644年9月9日,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9页。?《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时间为1644年9月23日,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9—70页。?《世祖实录》第八卷,第95页,时间是1644年10月8日。?《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6页。?同上书,第67页。?沈文奎的传记见《清史稿》列传第二十六,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1页。?《世祖实录》第二十卷,第8页。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1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3—64页。“绿林”指土匪或歹徒。?例如,1648年秋,鲁国南的官军消灭了一支打着明王朝旗号的起义军,见《世祖实录》第四十六卷,第461页。上奏时间是1648年9月23日,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7页。?《世祖实录》第八卷,第95页。?直至1656年,顺德地区始终没能得到清的完全控制。本府官军“掘壕挖沟,周围七里,弭盗安民,地方赖之”。乾隆版《顺德府志》,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0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0页。?爱松古的事迹见《清史稿》。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46页。?《贰臣传》第二卷,第12—14页。?《世祖实录》第八卷,第97页。北京收到奏书的日期是1644年10月20日。又据上书第十卷,第118页,北京收到奏书的日期是1644年11月11日。据叶臣言:在后一次出兵中,招抚了太原附近地方的居民,并将5州、20县纳入了清朝统治之下。陈永福在保护李自成撤退中牺牲。张:《陈永福》,第65页。?《世祖实录》第十一卷,第127页。北京收到奏书的日期为1644年12月6日。石还接受了几名明朝军官和3000名士兵的投诚。?《世祖实录》第十一卷,第128—129页。北京收到奏书的日期为1644年12月12日。?同上书第十二卷,第138—139页。北京收到奏书的日期是1645年1月3日。朝廷给军队的训谕是:“如遇流寇,宜云尔等见明政紊乱,激而成变。我国来征,亦正在此,以言抚慰之,申戒将士,勿误杀彼一二人,致与交恶。”谢国桢:《南明史略》,第41页。像在辽东一样,一个前明官员的投降往往是他以前的将领和朋友推荐的结果。例如董学礼,降于李自成时是明朝的一个副将。大顺军首领命令他驻防于河南怀庆府,它近于山西南界。当多铎的人马经过山西,南下至河南北部时,董防守失败了。1644年10月下旬,他迅速撤至潼关。然而,在他再次进入大顺军的中枢地区之前,他收到了一封清廷的邀降书。他接受了这一邀请。董的降清举动大大地鼓动了其他前明将领的投降。例如,董的一位老友陈之龙(江西举人),在董学礼的推荐下被授以御史之职。当起义军攻占陕西之时,像其他众人一样,陈投降了李自成,并担任了宁夏节度使。在董学礼投降清朝后,陈收到了这位他以前上司的来信:解释归附后的情形,并请他也参加新朝。陈欣然应允,随即向阿济格表示归降之意;陈被清廷委以三边总督的重任(三边包括陕西北部的榆林,陕西中部与西部的固原以及宁夏与甘肃)。次年,陈之龙进京陛见,正式任为御史,被授以安徽凤阳总督大权。《贰臣传》第十二卷,第1—2页。关于董学礼之降,见《世祖实录》第八卷,第97页。?《世祖实录》第十一卷,第128—129页。?《贰臣传》第十卷,第32页。后来唐通被召至北京,隶汉军正黄旗,晋封定西侯。?阿济格的进军如此之快,是与西北几位军事将领的迅速投降分不开的。由于这里的穆斯林、藏人和蒙古人的影响是那样的大,因而他们甘愿降清也就并不奇怪。这里可以说是操各种语言的不同民族的大熔炉。例如,南一魁,原明朝官员,陕西人,曾归顺李自成并被授以参将之职。在他认识到李自成不可能再成为皇帝后,便弃李而去,投奔蒙古的鄂尔多斯部。当阿济格从陕西北向进军延安时,南一魁甘愿为清效劳;并同另一明降将杨镇邦一道,在南击延安时与满、蒙、汉旗军协同作战。最后,南成了汉军镶红旗人。《贰臣传》第十卷,第10—12页。?《世祖实录》第十四卷,第155页。李过是在陕西进攻中幸免于难的少数重要的大顺军人物之一。后来,他仍然与南明抗清。据当时人记载,李自成的谋臣、算命先生宋献策,在延安被捕入狱。由于一位捕俘他的满人对他的神奇才干十分赏识,这个矮子成了一名旗人,卒于1662年。谈迁:《北游录》,第386页;查慎行:《人海集》第一卷,第4页。?同上书第十四卷,第155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42页。但是,直至1645年1月19日,多铎的前锋同潼关守兵已经有过不止一次的小规模战斗。而此时,李自成正在从西安调兵加强此关的防御。?《世祖实录》第十四卷,第155—156页。?同上书第十四卷,第155页。?李命令田见秀殿后,并要他在与后卫撤离时毁掉此城。但西安居民很幸运,因为田没有这样做。帕森斯:《明代农民起义》,第165页。?根据一种详细记述,李自成部还有13万人。斯特鲁弗:《南明》,第27页。?顾山贞:《客滇述》,第92页。?图赖是一个极卖力的追击者,策马日夜兼程。《清代著名政治家评述》,第98—99页。河南的明朝官员,如曾与张献忠部和地方“贼匪”作战多年的徐起元,迅速地接受了清朝统治,并为清军装备船只以待长江作战之需。然而,直至1647年5月12日,长沙才纳入了清朝统治之下。30名官员、3500名士兵投降湖广巡抚高士俊。《贰臣传》第六卷,第1—2页;《世祖实录》,第370页。?采取这一决定是在1645年5月30日。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7页。?《世祖实录》第十八卷,第210页。?帕森斯:《明代农民起义》,第165—166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42页;汪宗衍:《读〈清史稿〉札记》,第207—209、496—498页。?《世祖实录》第十四卷,第157页。?同上书第十四卷,第161页。?第七章南京的陷落渔樵同话旧繁华,短梦寥寥记不差。曾恨红笺衔燕子,偏怜素扇染桃花。笙歌西第留何客,烟雨南朝换几家。传得伤心临去语,年年寒食哭天涯。孔尚任:《桃花扇》,第312页1644年12月,多铎派遣图赖和他的远程骑兵部队去试探南明在睢州的防卫情况。在那里有4万到5万明军,其指挥官是以镇压了1622年山东白莲教而闻名于世的许定国。这时,他听说那个省的许多官吏和绅士已经归顺了满族政权,而且还得知,那些前明官吏在他们死心塌地地投降以后得到了清政府的礼敬,遂暗中与多铎通款,表示愿意与睢州将领李际遇一起投降,以换取恩赦。多铎小心翼翼地作出了反应,坚持要许定国在进一步谈判之前,把他的儿子送来作人质。这样,许定国转而决定就地对满族人进行进攻。1645年1月初,在丢失了宿迁一带的黄河北岸之后,史可法命令高杰收复归德和开封附近的地区,并保卫开封和洛阳之间的虎牢关。在那里,高杰不仅能够阻止满族人,而且可以进而越过黄河,实现光复中原的民族愿望。根据这个计划,高杰驱马北上,渡过淮河,赶到睢州。然而当他接近许定国的营部时,却听到风传,说许定国的儿子已经被当作人质送往多铎的军营。由于怀疑不定,高杰派遣了几名使者,要求许定国立即亲自来解释这些事情。高杰和许定国之间素无好感。当高杰还是一个起义军的时候,他的部队曾经进攻过太康,并且杀死了许定国一家老小。所以当任命高杰为“四镇”之一的命令宣布时,许定国曾痛骂高杰,并且上书弘光皇帝,说高杰仍然不过是一个强盗。如今高杰的部队已接近睢州,许定国很担心以前那封信的后果。于是,许定国在城外10里的地方跪见了这位前叛军首领。他解释说,他本不识字,写给弘光皇帝的那封信实际上是由一个文吏起草的,那个文吏已经逃跑了。高杰释然,便接受了许定国请他们进城的邀请,并且受到了盛情款待——依照迎接明朝将帅和显贵的礼仪。1645年1月8日,高杰和他的卫队来到了许定国的营部,并且受到热情的欢迎。他似乎毫不怀疑地接受了许将军的宴请。然而,当他们坐到宴会桌旁时,他和他的卫队突然遭到了许定国士兵的袭击,并被杀得

                      寨山的考古发掘成果公布以后,引起了世界注意,当时的日本学者也在研究“滇王之印”。根据西汉的典章制度,印的称谓是很讲究的。在中原地区封的这些王,应该是叫做“什么王之玺”;内地的侯,就叫做“什么侯之印”,而中原周边的这些藩国的王,一般就叫“什么王之章”。只有滇王这个很奇怪,它既不叫做玺,也不叫做章,而是用了一个相当于内地的侯的称谓,叫做“滇王之印”。这应该很特殊吧?马文斗:所以当时我们觉得这个滇国很奇怪,而且滇国和汉朝的关系也是非常特殊的。王鲁湘:到底是什么关系?马文斗:早些时候,汉朝想通过这个地方去印度。张骞出使西域,就听说这边有条路可以通向印度。后来,汉朝就派使者去西南,想打通这条道,结果没有走通,因为滇国有一定的势力。于是汉朝就派兵打,打了几次都不成功。一直到了元封二年,才把滇国打败,然后开进去。有学者认为,这个印是应急性质的。换句话说,平抚的汉朝官员不一定会提前想到带着汉王朝印,可是这边的使节通过各种渠道和汉朝通了气以后,可能就在四川单独制了一个印来安抚这边的民众。而且我们现在发现,滇王之印的制作也并不是那么细致工整。王鲁湘:好像有点草草而成。马文斗:所以也有学者认为,这个印可能是汉朝官员受汉王朝委托,在附近找了家金店做的,用来安抚当地民族。当时任何人都不敢私铸印章,因为私铸印章要砍头的。这个“滇王之印”的铸造或许是得到朝廷许可的,不过,这也只是我们的猜测而已。可以肯定的是,他既然铸造,肯定有依据,但是最后做得怎么样,这个也不为人知了。对我们的考古工作来说,“滇王之印”的出现,最多相当于打开了一扇了解滇国的大门。尽管金印的出现将传说中的滇国拉回了现实,但更多的问题也随之摆在考古学家面前。滇国既然是“国”,那么它的都城设在哪里,怎么才能找到它?王鲁湘:它的国都到底在哪?马文斗:目前还没有找到。我们在石寨山附近做了很多考古勘察,没有发现大型的建筑遗迹。作为一个都城的话,它起码要有一定的城池,要有居民居住的地方,要有皇宫等等,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些都没有找到。直到去年,我们进行航空勘测,才发现在现在的晋宁县老县城附近,有一块城池遗址,但还没有经过最后确认。虽然如此,我们也没有发现其他的墓地规模有这个墓这么大。也没有发现有任何遗迹表明,除了这个滇王以外,还有其他比较大型的滇王遗迹存在。王鲁湘:应该有好几代滇王吧?但是目前我们只找到一个滇王。马文斗:只找到一个滇王墓,就是尝羌这个墓。很奇怪的是,它前后延续了将近五百年,我们对它的整个王朝、它的典章制度、它的王位沿袭什么的,却都不清楚。王鲁湘:因为没有文字嘛。马文斗:对,所以只能靠一些零散的记载和不多的发掘去推断,比如,通过反映战争场面的一些雕塑,一些贮贝器上面的器盖和纹饰来确定它的历史。由于资料的匮乏,所以到现在为止,滇王的世系还是滇国的一个大谜。二、李家山初次发掘在此后的几年里,这批精美的青铜器被文博人员不断地翻来看去,然而,渴望找到更多蛛丝马迹的专家们却迟迟未能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正在他们为此困惑不已的时候,有人忽然间联想起距离此处只有几十公里的江川县李家山。李家山早期零星出现的青铜器此时不断地提醒专家们,如果这里同样埋藏着滇国的秘密,那么摸摸李家山的底,会不会就能找到更多想要的答案呢?然而,期待才刚刚萌芽,云南省的考古工作便因为“文革”的到来被迫中断。王鲁湘:江川的李家山和晋宁的石寨山,它们的距离有多远?张新宁35:如果我们沿公路走,两个地方大概相距四五十公里。王鲁湘:这两个地方,都是我们云南人所称的“坝子”吧?就是两个比较大的盆地。张新宁:云贵高原处于青藏高原的东南边缘,在这个高原上边,由于自然的地质变化等原因,形成了很多大大小小不同的山间盆地。这些山间盆地,咱们云南人叫做坝子。如果坝子里还有那么一汪湖水,那这个坝子就是上天恩赐的宝地了。王鲁湘:也就是说,这样的坝子最适宜人居住了。张新宁:最适合人生产、生活、居住和繁衍。王鲁湘:那就是鱼米之乡啊。张新宁:在云南的中部滇中,这种坝子有好几个。北面的是滇池盆地或昆明盆地,有滇池;往南是澄江盆地,有抚仙湖;抚仙湖往南是江川盆地,有星云湖。王鲁湘:就是说,这块地方是最好的地方。张新宁:在古代云南,它是农业经济最发达的地方。李家山的第一次考古发掘是在1972年。那时,中断已久的云南文物考古工作逐渐恢复,专家们再也坐不住了。从1960年代中期打算试掘李家山时起到1972年,一晃就是十几年,原本存放在早街村生产队仓库里的那批青铜器据说装满了整整18麻袋,卖给了供销社当废铜处理了,这让文物工作者心急如焚。1972年一开年,考古队员就拿着工具到了李家山。起初,当地“革委会”的“军代表”以为这一群人是来收缴武斗期间散落在民间的枪支弹药的,还不大配合,声称“县里的武器早就交完了,没有铜了。”几番解释过后,军代表们终于把他们安排在了生产队的一间破仓库里。条件是窘迫了点,可队员们却兴致勃勃。在工地上搭起临时“工棚”的那一天,大家还颇有信心地开玩笑说,一定要抱个“大金娃娃”,不然绝不回去。王鲁湘:实际上当时已经有风水的概念了。你看贵族选的这个地方,是不是整个坝子里头风水最好的地方?张新宁:从风水的角度来说,它有两个比较奇特的地方:一个是山脚下有温泉冒出来,大概是三十五六度。这样的话,就不需要再勾兑凉水了,可以直接用。由于温泉的原因,早街村栽种的节令比周围的节令要早,它的庄稼也比别地的早熟。再一个,每到冬天,这个低海拔高原地区要么大雾弥漫,要么青霜铺地,但因为有了温泉地热,这个山和它周围的耕地既没有雾也没有霜。这种奇特的景观,可能是当时贵族选择这个地方当墓地的一个原因。王鲁湘:好像是上帝或者神特别眷顾的一个地方。从元月十八号开始,挖掘工作进行得颇为顺利,清理十八号大墓的时候,一个女俑杖头铜饰露出头来,考古队员见其长发披肩,随口就说:“呀,这还是个女的”。这一喊不要紧,早街村一下炸开了锅,到处哄传李家山墓地挖出来个大姑娘,于是,附近的村民像赶庙会一样把考古工地围了个水泄不通。在逐一理清星罗棋布的墓葬时,考古队员惊讶地发现,躺在李家山上的墓主人身体均不约而同地指向远处豁口里裸露出来的抚仙湖。然而,随即出现的大批青铜器,让此时的他们来不及思考这一奇特的现象。王鲁湘:那一次考古发现,出土的东西和晋宁石寨山的东西有很惊人的类似是吗?张新宁:对,它们在埋葬习俗、出土器物上都是一致的。比如说他们都用贮贝覆盖在身上,都有贮贝器36,都有铜鼓、葫芦笙等等,都有一些动物形象的扣饰和铜杖头饰。这是同时代的其他古文化里面没有,而云南滇文化里所特有的东西。王鲁湘:还有执伞俑是吧?张新宁:对,执伞俑,男执伞俑、女执伞俑都有。所以当时就能判定,江川李家山跟晋宁石寨山应该是属于同一个古代文化,也就是说,它们同样属于古代的滇文化。然而因为没有文字,这些贮贝器、铜鼓和青铜兵器主人的身份无法得到证实。这让考古队员多少有些失望,就在他们流连惆怅之际,李家山二十四号墓给了他们一个意外惊喜。日后,几乎成为云南象征之物的青铜重器牛虎铜案出土了。当时,附近老百姓盛传,墓地里挖出来一头活牛,还会叫。1972年5月初,首次发掘结束。云南省考古队共发掘滇国墓葬27座,出土青铜器1700多件,特别是牛虎铜案,带给李家山乃至云南文博界的震撼不言而喻。随着越来越多的滇国青铜器浮出水面,那些奇特的器形,写实的场面,正在透露出越来越多的信息……然而,裸露出来的真相却依然扑朔迷离。既然滇国实实在在地存在过,滇人的主体民族是什么?他们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又如何?由于滇国没有文字,考古学家把目光转向了这些已经出土的青铜器上。牛虎铜案牛虎铜案牛虎铜案是由青铜材料铸成的案祭礼器。其造型由二牛一虎巧妙组合而成。以一头体壮的大牛为主体,牛四脚为案足,呈反弓的牛背作椭圆形的案盘面,一只猛虎扑于牛尾,四爪紧蹬于牛身上咬住牛尾,虎视眈眈于案盘面。大牛腹下立一条悠然自得的小牛,首尾稍露出大牛腹外,寓意了大牛牺牲自己对小牛犊的保护以及维系种族繁衍的努力。这个铜案是滇国青铜器中较大的一件,其特殊的组合造型使整个铜案重心平稳,大小和谐,动静均衡统一。它既有中原地区四足案的特征,又具有浓郁的地方特点和民族风格,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稀世珍品。张新宁:整个李家山等级最高的应该是五十一号墓,但五十一号墓是西汉中期的墓葬;而出土著名的牛虎重器的二十四号墓是战国时候的。王鲁湘:差不多比五十一号墓早了一两百年。滇国标志性的东西就是这个牛虎铜案?张新宁:对。出土的时候已经压碎了,有三百多个碎片,所以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也认不出究竟是干啥用的。回来再整理的时候,有些变形了,就把它矫形,焊接,缺的地方用新的铜片去补,修复之后,才知道它的器形。祭祀铜鼓马文斗:目前我们发现的滇文化最主要的代表性墓地有三个,出土的文物大概有四万多件,它们印证了整个滇王国的存在,而且它是作为一个文化区域存在的。这是一个祭铜鼓的场景,那时的滇国人认为铜鼓是神,在每次使用之前要祭祀,要用人血在上面泼洒。王鲁湘:等于把几个铜鼓摞起来了。祭祀铜鼓祭祀铜鼓内景马文斗:对,把这些铜鼓摞起来再祭祀,我们叫做祭铜鼓贮贝器。你看旁边有很多人在跪拜,旁边的柱子上面杀了一个人,有的人头都被砍掉了,就是为了祭祀这个铜鼓。你再看,贵族富人坐着一个轿子,旁边的人看见以后要下跪,这就有很多和汉文化接近的东西了。这表明,当时滇国有完整的礼仪和礼制。如果没有的话,人不用看见贵人就下跪的,这和当时官府出来以后鸣锣开道,要回避、肃静,是一样的意思。还有很多场景,你看,这个卖东西的拿着东西在卖。王鲁湘:对,这个人蹲在地下挎着篮子,篮子里头肯定有什么东西。马文斗:所以它反映的生活信息和留给我们的历史信息非常多,这就是活生生的史书啊。这些青铜器,特别是它的立体雕塑和纹饰,给我们提供了历史的证据。它的内容和题材囊括了社会的各个方面,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部分滇国的历史,比如它的舞蹈、文化;服装、家庭用品;典章制度、等级制度;宗教信仰、图腾崇拜;战争场面等等。但因为它没有文字,所以没法记载下当时发生的事情,没法记载历史进程的层次、规程和整个场景,因而转用实物来表现。王鲁湘:等于是以图记史了。马文斗:他们企图把这个东西留下来,告诉后人,过去的战争是什么样子的,祭祀应该怎么做,织布、生产活动是什么样子的。可能当时它的题材也有限,艺人在做这些工艺品和器物的时候,用的题材多数是自然的题材。他们毕竟要表现一些他见过的东西,不然是做不出来的。这个工匠可能见过祭祀场面,他觉得很有意义,所以就把它记下来了。战争贮贝器战争贮贝器两千多年前,精通青铜制造技术的滇人在富庶的滇池岸边择湖而居,他们的青铜铸造工艺,尽管在操作技术和器材设备上并未发现有何特殊,但浇铸如此庞大的青铜铸件,所需工序之复杂,所费心力之深,可见一斑。在这个既写实又灵活的圆雕战争场面中,我们似乎可以寻到些许两千年前滇人实际生存的痕迹。马文斗:过去我们对古代西南民族的衣冠都有争论:他们梳什么头发,穿什么衣服。大批文物出土以后就不用争论了,那个贮贝器上面直接就有。根据研究,这个贮贝器表现的是当时滇国人和昆明人打仗的场景。滇人在昆明区域,昆明人反而在大理区域,两个部族在打仗,他们的发型是不一样的。有一些很好玩的事情,比如说滇人即便穿金盔金甲什么的,他们也是没有鞋子的。王鲁湘:都打赤脚。滇国墓地共出土贮贝器60余件,这些以丰富圆雕著称的古代“存钱罐”,是滇国青铜器中独有的器型,也是使滇国青铜器享誉世界的功臣之一。在那个遥远的青铜时代,这些形象生动的贮贝器,正是主人身份与财富的象征和见证。王鲁湘:古代的时候,贝在有些地区是作货币来使用的。那么当时在滇国,贝也是作货币使用的吗?马文斗:对。云南很特殊,由于环境相对封闭,而且离大海很远,它在很长一段时间,据我们目前所知是从西周一直到明代,都在使用贝币,这在全国是很少有的。按理说,云南是产铜的地方,应该用铜币,但是因为中央把钱发给地方的速度很慢,整个运输过程又非常艰难;同时,海贝在此地是一种稀有物品,可以作为衡量价值的一种体现,所以以贝为币的风俗在这里沿袭的时间非常长。王鲁湘:有点类似于贵金属。在滇国发现的贮贝器里头的这些贝,数量多吗?马文斗:大概有二十多万枚,几百公斤重。我们通过和日本合作研究后认为,这些海贝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印度洋的,一个是太平洋的,以印度洋的为主。太平洋的运输应该需要长途跋涉,到印度洋反而近一些。因为印度过去和云南是接壤的,后来有缅甸就不直接接壤了。应该说,从印度这边运输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但是云南自己不生产,所以这就为它作为货币提供了可能。王鲁湘:对,至少不会引起通货膨胀。三、李家山二次发掘滇国青铜器流露出来的信息证明,在两千多年前的滇池岸边,滇人在这片富庶的坝子里持续繁衍了五六个世纪,他们的农业、畜牧业发达,冶金业繁盛,族群之间、坝子与坝子之间的交往却并不频繁。由于地理位置和土壤的关系,这些墓主人的骨骼大多成了碎片或粉末,这给辨认他们的身份和葬式等增加了难度。为了摸清滇国埋藏于地下的更多秘密,1991年,云南省考古队的专家们再次进驻李家山。那时,为了给李家山脚下的磷肥厂找到更多硅矿石,地质部门率先对李家山进行了勘探。张新宁:因为矿石埋藏比较浅,地质部门采用的是槽探法,就是从山顶向下,顺着山的垂直纵深方向,开了几十条探槽。其中有一条探槽在接近山顶部的时候发现了一座大型墓葬,这座墓葬在勘探的过程当中肯定被破坏了。为了使它不再遭到破坏,在1991年的12月至1992年的5月这一段时间,省、市、县三级的文物部门共同组成考古发掘队,对李家山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并将试掘范围定在了上次发掘的周边区域。女性贵族的身影这一年冬天很怪,冬天打雷、刮大风,天气特别冷,江川也出现了多年不遇的下雪天。一天下午,考古队正在工作,一阵滚雷伴着大风而来,把他们的帐篷给吹倒了,支撑帐篷的铁杆子都被吹断了。那一年的李家山工地上,艰难的发掘工作随着大量陪葬品的出土变得轻松起来。在李家山古墓群的西南侧,一个不同于其他墓葬的女性墓葬坑被考古队员一铲子挖了出来。张新宁:这座69号欧美大屁股XXXXX

                      军进入幽州城,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景象:燕云已经被洗白白了,至于西京,金国收了钱,却根本没还。赖账是小事,快乐最重要。宋朝把西京先放过一边,第一时间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庆祝活动。先是对有功人员的封赏。全体参与光复燕云行动的干部里,除了刘延庆之外都升官。如身临前线的蔡攸,升为少师;坐镇后方的宰相王黼由少师进位太傅,赏玉带;四方奔走的赵良嗣为延康殿学士。最大的一份功劳留给了伟大的武装太监童贯。宋神宗有言,“复燕云者王。”这句话是有效的,哪怕这个人是太监,也必须兑现。童贯先封为豫国公,紧接着升为广阳郡王。郡王,在亲王之下,是次一档的王爵。但一来王爵仅亲、郡两级,二来宋朝立国近一百七十年以来,太监封王者仅此一例,无论从哪方面讲,童贯都登峰造极,达到了不可思议的高度。他的计划完成了,他真的通过联金灭辽达到了他人生、仕途的最高峰。接下来是赵佶的盛宴。时间凝固在公元1123年的四五月份之间,当时赵佶踌躇满志,他回望历史,仿佛看到了从太祖赵匡胤以来,直到他的兄长宋哲宗赵煦,宋朝所有的列祖列宗,他们终生努力的,他们无奈叹息的,那些始终像是梦幻泡影一样的事情,他都完成了。灭吐蕃、破西夏、平内乱、复燕云……这些功绩他都做到了,连带着他史无前例的丹青文采,这样的人物不要说是宋朝,环顾汉人三千年历史,谁能与他比肩?!斯人斯事,必须铭刻碑石,传之万代。精心准备了四个月之后,赵佶命王安中作《复燕云碑》记此盛事。到这里,燕云战役告一段落,我们也可以稍微总结一下了。总结无非是经过、结果两方面。说经过,相信每个人都看得抑郁,宋朝什么都输光了,从国力到西军,从钱财到脸面,前所未有的丢人!但是,国家事务是政治,政治永远都只看结果。结果好,一切都好。所以,我们具体看结局问题。结局是宋朝联金灭辽大获成功,不管燕云十六州是不是全体收回,至少辽国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从此宋、金两国成了邻居,其亲密的程度比之前的宋、辽还要紧点。宋、辽两国之间有白沟界河,河两岸各有足够广阔的无人带,双方不驻军不设防不修战备,足以避免不必要的摩擦。宋、金不一样,燕云十六州,宋得其六,金国得九,目前还有一个自治待定。如此参差不齐犬牙交错拧在了一起,哪一方想挑事,立即就会擦枪走火。而且,辽国再不好,也是南北两院共治,是历史上唯一一个给汉人同等身份地位的异族国家,在国家性格上基本汉化,一百多年的老邻居,安稳妥帖,实在是找不出第二家。反观金国才刚刚开化,哪懂什么礼仪,甚至在最初的反抗精神下取得重大胜利之后,还能残存下来多少的良知还不一定。强大的武力,加上未知的性格,实在是太凶险了。所以联金灭辽是错误的。这是一种论调,由于不久之后发生的事,它被认为是正解。真的吗?这要延伸一下才能求证。比如说,不联金了,不灭辽了。那么宋朝做什么,不外乎两种。一,坐山观虎斗。这样的话,任由金国把辽国灭了,燕云十六州变成金国的属地。这样好吗?以金国实力,一马平川地冲下来,宋朝拿什么抵挡?只怕死得更快更难看。有人会说,宋朝一直置身事外,和金国没宿怨,金国怎么会平白无故地打过来呢?……这话不予置评,实在是没常识没知识甚至没脑子。众所周知,国与国之间只存在着吞并与反吞并,打压与反打压,就连宋、辽之间,也是在澶渊大战之后互相无可奈何才结的友好同盟。想让金国只因为宋朝跟它没旧仇,就放过这样一块可口美味的肥肉,简直是痴人说梦。二,辽既然打不过金,宋朝又不想和金为邻,那么应该怎么做呢?思前想后,只有一种办法,即助辽灭金。集合两国兵力,把最精锐的西军派到辽国境内去,把金国这个灭世之患消灭在萌芽状态里。这样好不好呢?先不要说宋、辽合兵能不能搞定完颜阿骨打,就算战力足够,谁能在事先预料到事态会发展到这一步呢?所以,综上所述,结局都和已经出现的现实一样,宋、金之间绝无和平的可能。那么,为什么不抢先出手,不惜一切代价把燕云得到?这样还可以巩固哪怕残缺的北方防线,为未来的大战做前期准备。以上做法,有前例证明是理智的。三国时蜀汉伐魏,诸葛亮自己都说,以弱伐强,难保必胜。但“伐亦亡,不伐亦亡,何若伐之”。只要努力,总归是有希望的,而坐以待毙,就死定了!想通了这一点,之后赵佶的行为才有可理解的思路,不然的话,实在是让人觉得他蠢得可笑、疯得可怜。在这一年的八月,《复燕云碑》树立之后,宋朝做了两件事。一,招降张觉。张觉何许人也?此人大有来头,他是辽国的进士,战前任燕云十六州里平州的节度副使。本来身为二把手,他无足轻重。但是战争爆发前,他的上司平州节度使萧谛里猪头症发作,对百姓态度粗暴,结果群众的力量很震撼,一拥而上,把萧谛里砍了。张觉接班,成了大领导。他在两次宋辽战争、一次辽金战争中非常理智保持观望,一方面静等结果,一方面扩充实力,达到了五万军队,一千匹战马的实力。他的平州,就是前面提到的燕云十六州里宋六金九,一州独立的那个存在。区区一州之地,夹在两国之间,谁都看得出来他实在是前途暗淡,但是张觉本人居然活得很滋润,在八月之前,无论是宋还是金,都没答理他。为什么呢?在金国来说,他只是个小跳蚤,有太多的更加重要的事得去办。比如追捕天祚帝,比如……金军从燕云撤退时掠走的那些燕云佳丽。那是一批此前女真人从来没见过的美女。与她们相比,别说深山老林里生活的女真妇女,就连辽国的贵妇们也是黯然失色。她们是燕云人,是与宋接壤,时尚温柔典雅漂亮,从哪一方面看,都是空前的美人。女真人着迷了,完颜阿骨打带头迷了进去,他无法自拔越陷越深,直到精尽而亡,死在了从燕云回老家的路上。伟大的完颜阿骨打就是这样死的。这可不是我乱讲的,他因为这个得病,迅速病死,是金国的官方史书记载的,不信的人去翻《金太祖武元皇帝本纪》。阿骨打死了,他的死和他的崛起一样迅速、突然、震撼。关于他的一生,很多史书归纳成两个字——完美。完颜阿骨打在不到十年之间,算无遗策,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联宋灭辽,底定大业。他不仅是军事上的大天才,更是杰出的政治家,非常伟大。说得都对,但不完全。完颜阿骨打之所以在现代人的心目中也是英雄,更动人心魄的是他的反抗精神。与之相比,他后来坐拥天下最强兵力所向披靡,的确很威风,但也没什么。历史强者谁没有横扫一切的时候?而他在冰封千里的松花江上,在头鱼宴上面对辽国皇帝的淫威保持了尊严的时候,才更让人佩服。这一点,哪怕是街头混混,都会伸出大拇指,叫一声爷们。抛开这些,完颜阿骨打还迅速创立了金国的军制,创造了女真人的文字,这些都对女真人的未来极其重要。他一生的功绩可以归纳成两句话:他没有亲手灭亡辽国,但已经彻底奠定了胜局;他没有完成金国的建立,但已经铺好了道路。女真人从氏族部落向一个封建文明国家迈进,完全是他一个人的功劳。好了,上边说的貌似已经很全部了。但我仔细想了想,还没有。完颜阿骨打的一生是为女真人奉献的一生,除了生前,哪怕是死,也死得时机适当。在公元1123年的八月份以后,如果他还活着,历史一定不会是后来的样子。该发生的事哪怕发生了,也不会那样残暴得丑陋。他是开国的皇帝,这种人有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强大中饱含着恢弘、凶狠里保持着人性。他们杀人,杀很多的人,他们抢夺,抢最好的土地、最美的女人,可不惹人恨。因为他们的心里,或多或少的,都充满着阳光、充满着不屈,他们是反抗者,是梦想者,是建设者。而他们的继任者是不同的,一世祖和二世祖的区别很明显,看赵匡胤、赵光义兄弟俩就全明白了,不看全盘的总结,只看行事作风。南唐李后主在赵匡胤的手下活得有起码的尊严,在赵光义的手下,生命、女人哪一点都保证不了。回到女真人,完颜阿骨打这时死,一个时代终结了,随着他的弟弟完颜吴乞买继任,女真人变得残忍刻毒、贪得无厌,本应是个伟大的新兴民族,结果变成了一群只知破坏不懂建设的抢劫团伙。这是后话,在当时宋朝只能根据形势,做出适合眼前局势的决定。局势一,完颜阿骨打死了;局势二,宋、金两国在燕云十六州里犬牙交错。那么决定只能是——趁此时机,尽量多地侵吞燕云区域。得到燕云,才有生命线。招降张觉提到了日程上,非常巧,这时金国帮了宋朝一把。完颜吴乞买继位,他做出的第一个决定是防守,各条战线都急剧收缩,在燕云方面,他下令辽国的降臣、燕地居民,都迁徙到东北,到女真人的老家,眼皮子底下生活。这样可以迅速集中财富,不经过时间的衍变,硬生生地在边远的东北制造出一个繁华昌盛的女真国度,同时也把各殖民区的活力全部抽走,让他们想反叛搞事也没办法。想得周全,如果真能达到的话,的确会从根子上一劳永逸。从这时起,完颜吴乞买走上了历史舞台,上面的这个办法是他一生坚守的建国之本。他不要辽国的模式,不想复制出燕云十六州胡汉交融制造出来的繁华,他要的是一家独大。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女真人建国的内核,只有一个字——抢。把能看到的好东西都抢到身边来,抢不到的就全毁了,也不给别人留下。燕云居民们上路了,不管愿不愿意,都在刀枪的逼迫下向寒冷边远贫瘠的东北迁徙。这时,他们心里还残存着一点点的希望,那就是张觉。他们会路过张觉所在的平州,也许那里会带来变数。变数真的发生了,张觉公开和金国决裂,一边派人去西方寻找耶律延禧的儿子们,一边向宋朝求援。他声称,只要宋朝出兵帮助他,他可以献出平州。消息传来,赵佶很兴奋。对宋朝来说,终极目标是得到完整的燕云十六州,现在有送上门来的,为什么不要?他立即派人去和张觉洽谈,不仅如此,还向金国派出了使臣。这一回,宋朝的要求是,把山后九州都还给宋朝!这个要求是之前不可想象的,也是后来不敢想象的,但在当时宋朝做出来了,而金国居然没有愤怒、没有拒绝。为什么呢,只因为完颜阿骨打死了。宋朝任命宦官谭稹为两河燕云府宣抚使,全权负责收回山后九州。他上任之后,朔(今山西朔县)、应(今山西应县)、蔚(今河北蔚县)的守将都向宋朝投降,加上平州,宋朝迅速地收回了四州之地。在此期间,宋朝做了第二件事。招降张觉之外,赵佶招降耶律延禧。耶律延禧……辽国的皇帝,貌似他是当时最大的丧家之犬,被金国人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死定了的角色。宋朝招降他有什么用?从前翻史书,第一眼看到这里时,我也很疑惑,宋朝在西军大败,明知金军强到不可抵敌的情况下,还招惹这样的烫手山芋做什么?纯粹找死嘛,但是综合上面罗列出来的局势和进程之后,招降这个过气皇帝的原因就很清楚了。赵佶要趁热打铁,对其余的燕云各州下手。这时燕云各州的守将基本上都是原辽国的人,正在彷徨无助,面临马上要被集体迁移的命运,如果宋朝及时伸手拉一把,再打出耶律延禧的亲情牌,情况会变成什么样呢?没有例外,都会向宋朝投降。如此一来,燕云十六州就都得手了。招降耶律延禧的事紧锣密鼓地展开了,宋朝动用各种关系各个渠道向西边找人。当然,这个活儿难度太大了,从概率上讲,基本没有成功的可能性。耶律延禧是当时号称消失得最彻底的人,金国动用了精锐部队长年驻守西方,在深山老林里拉网式搜索都挖不出来他,宋朝一边找还得一边遮人耳目,拿什么成功?但是事在人为,世间事只有不敢想的,没有做不到的,就像宋朝对金国龇牙,索要燕云十六州一样,谁看都是往虎口里伸脑袋,除了死得加倍难看之外,还能有别的结果吗?结果是,当年的十一月份,金国割让了朔(已被宋占领)、武(今山西神池)两州给宋朝。第十八章欢呼,灭亡耶律延禧,这位曾经的东亚老大,一不小心又成了世界的焦点。宋、金两国各用渠道,不遗余力地寻找他,可惜都找不着。唯一找到他的人,是耶律大石。这首先是他藏的地点太隐蔽了,夹山,在史书里有这样一段记载:“夹山在沙漠之北,有泥潦六十里,独契丹能到达,他国所不能至。”看来这是契丹人祖辈打猎探险留下来的一块世外桃源,具体地点一直流传在辽国皇室之中。这才可以解释,为什么从燕云地区逃走的辽军能准确地寻找到耶律延禧。这时的耶律延禧很神奇,他不像是位亡国之君,反而显得斗志昂扬神采焕发。他好运连连,先是得到了好消息,完颜阿骨打死了;另一方面得到了援军,阴山室韦谟葛失部落给了他足足五万多人的部队。室韦,是蒙古族的前身,他们的强悍地球人都知道。这两样综合起来,让耶律延禧觉得复国有望,可以反击了。就在这时,耶律大石找到了他。时机明显不对,耶律延禧手握重兵,又有了皇帝的尊严。一见面,他就对耶律大石严厉质问:“我在,你们怎么敢立耶律淳?”这是在问罪,罪名比蓄意谋反都重,是已经谋反。耶律大石很平静,他说:“你以全国之势,不能拒敌。就算立十个耶律淳也都是太祖的子孙,不算便宜敌人,难道不比只知逃命强吗?”耶律延禧被问得哑口无言。但是,亡国之君就是与众不同,没话说了不等于没事可做,对于燕云地区曾经出过辽国的皇帝这件事,一定要有个说法,必须杀个人。杀掉耶律淳的老婆!于是,那位在宋军攻进幽州内城都冷静坚定,主持打退刘延庆的女士,就这样死在了自己人的手里。这还不算完,耶律大石也有别的任务执行。命令,耶律大石率军攻击金军。这个命令其实也有点靠谱,当时金国的政策是收缩,为了确立新领导的权威,各占区的大佬们都往老家赶,向完颜吴乞买表忠心,这其中就有主持原辽西京区域军务的完颜宗翰,也就是粘罕。粘罕走了,辽军正好乘虚作战。想法不错,按说也应该像宋朝一样得着些好处,但要命的是他们遇到的人不对。这次粘罕虽然走了,但是金军里还有个更牛的人物,这人叫完颜娄室。按战绩排名,他在金军第一代战将里面遥遥领先,号称“常胜”,其实,另一个头衔才更准确——皇帝收割机。此人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抓皇帝不止一个,不管是现任的曾经的未来的,只要叫他盯上了,全都跑不了。于是,耶律大石悲剧了,他被生擒活捉。这种时刻,一般的正面人物应该只有一个命运了,自杀,或者被杀,只有死才能化被动成正面典型。可是耶律大石不一样,这个人忠于的不是哪一个特定的人,而是他的民族。死,太简单了,在整个民族都面临灭亡时,真正有勇气的人要活下去,要找到绝境中的那缕阳光。耶律大石投降了,他文武全才相貌堂堂,到哪里都让人喜欢。金国人不仅饶了他,还给了他官位,又给他重新配置了一个妻子,按照当时的投降标准来说,是非常到位的规格了。对此,耶律大石很感动,主动要求为金国工作。金国正中下怀,正不知道耶律延禧躲在哪儿呢,大石你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带着金军去抓耶律延禧。很好,这也正中耶律大石下怀,他料定会有这个任务,借此机会,他成功逃出了金军的手掌。自由之后,他回到夹山大本营。他变了,不再是耶律延禧的忠实臣子,他对这个颠三倒四莫名其妙的皇帝彻底厌恶了,为了契丹种族,他做出了一个划时代的决定——离开眼前的一切。他带着两百铁骑北上,三天之后过黑水(今内蒙古艾卜盖河),再向西北,到达可敦城。之后,他的生命是史诗级的,他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白手起家,创立了一个在面积上与辽国全盛时期都不相上下的庞大帝国。有此根基之后,他回来了,哪怕有了皇帝宝座、富贵的生活,他仍旧要与金国一决高下。耶律大石

                      ,都不是魏国和赵国的意愿。可是,事情就这么发生了,两国可着劲儿互相攻击的时候,难道就没有想过后果吗?”对于魏国来说,后果还不仅仅是这些。前面说过,魏国和中山之间隔着赵国,当年魏文侯进攻中山还得从赵国借道。魏、赵交恶后,赵国断绝了中山与魏国本土的交通,魏国便失去了对中山的控制。中山的原住民狄人趁机起事,赶走魏国官吏,史称“中山复国”。魏、赵两国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韩国保持了中立的态度,抓紧时间扩张自己的地盘。公元前385年,韩国攻郑,取阳城(今河南省登封);又攻宋至彭城,俘虏了宋君。公元前375年,魏国伐楚,双方交战于榆关。韩国乘机入侵郑国,将郑国灭掉,并迁都于新郑。赵国继续向东北扩张。公元前377年,赵攻中山,战于房子(今河北省高邑)。公元前376年,赵又攻中山,战于中人,获得了中山的大片土地。公元前372年,赵国再度入侵卫国,攻取七十三个乡镇。魏武侯伐赵救卫,在蔺地(今山西省离石)大败赵军。公元前370年,魏武侯去世了。魏武侯即位的时候,接手的是一个当世第一强国。但是他用人失察,逼走吴起在先,外交失误,得罪赵国在后,以至于楚国有机可乘,差点陷魏国于危亡。魏武侯死的时候,尚未指定继承人,他的两个儿子魏罃(yīng)和魏缓争夺君位,又陷魏国于分裂。当时赵国的国君是赵成侯(赵敬侯之子),韩国的国君是韩懿侯(韩文侯之孙)。有人对韩懿侯说:“魏国的两位公子争夺君位,您难道没听说吗?现在魏罃得王错之助,占据上党,拥有了半个魏国,与魏缓打得不亦乐乎。您如果现在出兵,就能将魏国置于您的控制之下,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韩懿侯听了很高兴,于是联络赵成侯,两国联合出兵,在浊泽打败魏军,将魏罃包围。在下一步如何处置魏国的问题上,赵成侯和韩懿侯发生了分歧。赵成侯的意思是杀掉魏罃,以割地为条件,立魏缓为君。韩懿侯则想让魏罃和魏缓分治魏国,“魏分为两,不强于宋、卫,则我终无魏之患矣!”两人各持己见,都不能说服对方。韩懿侯一怒之下,引兵退去。魏罃趁机反攻,将赵军赶出了魏国,并且杀死了魏缓,自立为国君,即历史上的魏惠王(为什么不是魏惠侯而是魏惠王,以后会讲到)。司马迁写到这段历史,不禁替魏国捏了一把汗:“魏惠王之所以幸免于难,魏国没有被分裂,完全是因为赵、韩两家意见不统一。如果采用任何一家的策略,魏国必分。所以说,国君至死不指定嗣君,这个国家就很危险了!”经历了这件事之后,三晋同盟就彻底解散了。公元前362年,魏相公叔痤讨伐赵、韩,在浍北大败两国联军,生擒赵将乐祚,取得赵国的皮牢(今山西省翼城)、列人、肥(均在今河北省肥乡),报了当年浊泽之仇。魏惠王十分高兴,亲自到城外迎接公叔痤,要赏他良田百万亩。公叔痤拜谢了魏惠王的好意,却坚持不要赏赐,说:“这一战的胜利,完全是因为士卒用命,勇往直前,视死如归。下臣只是趁着敌人有所疏忽,猛击战鼓,不敢懈怠而已。”魏惠王说:“士卒们表现好,是因为您平时训练得好,那也是您的功劳。”公叔痤起身离座,正色道:“能够把士卒训练成这个样子,非下臣所能为,而是另外一个人的功劳。”“谁?”“吴起。”公叔痤接着说:“如果不是吴起当年打好基础,制订了一整套治军方略,魏国怎么可能有今天的胜利呢?下臣不过是站在吴起的肩膀上,稍微尽了一点力而已。您要赏,就赏给吴起吧!”魏惠王点头称善。这时候,离吴起在楚国被杀都已经有十九年了。魏惠王命人遍访魏国,找到吴起的后人,硬是赏了二十万亩土地给他们。如果吴起泉下有知,多少会觉得是个安慰吧。第四章商鞅变法公元前362年,公叔痤在浍北大败赵、韩联军,回到安邑,未及休息,又被魏惠王派到少梁去迎战秦国人。原来,秦国自公元前408年实行“初租禾”以来,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公元前384年,秦献公宣布“止从死”,废除了实行三百多年的殉葬制度。公元前375年,改革户籍制度,将农民按五家为一伍的编制,编入国家户籍。同时推行县制,先后建立了栎阳、蓝田、蒲等县,以加强中央集权。秦国逐渐强大后,又忍不住打起了魏国的主意。公元前366年,魏惠王命人在武都(今陕西省华县)筑城,被秦国派兵破坏。接着秦国又在洛阴(今陕西省大荔)大败魏军,这也是自吴起镇守河西以来,秦国人首次在河西获得胜利。公元前364年,秦国更是攻入河东,在石门(今山西省运城)大败魏军,斩首六万。公元前362年,魏国和赵、韩战于浍北,秦国便乘机讨伐魏国的少梁。这种局面,在魏文侯时期是不可想象的。魏惠王寄希望于公叔痤挟浍北大捷之威,将秦国人赶回西方去。然而事与愿违,少梁一战,魏军大败,连公叔痤都被秦军俘虏(战后被放回)。秦军乘胜追击,攻占了庞城。这样一来,魏国的河东地区被秦、赵、韩三国包围,只有上党一线可与河内连通。一旦赵、韩联合攻魏,切断上党交通,再加上秦国的进攻,河东就危险了。魏国的首都安邑,正在河东。公元前361年,魏惠王作了一个正确的决定,将首都从安邑迁到了大梁(今河南开封)。从此,魏国又被世人称为梁国,魏惠王也常被称为梁惠王。“要么重用卫鞅,要么杀了他”就在这一年,魏国的相国公叔痤去世了。公叔痤去世前,魏惠王亲自到相府去探望。对于这位两朝老臣,魏惠王是充满了尊敬和感激之情的。所谓探望,既是为了告别,也是为了听他的政治遗言。或者更直接一点说,就是想知道谁可以接他的班,成为魏国的下一任相国。公叔痤向魏惠王推荐了一个人:“下臣的中庶子卫鞅(即商鞅)可当大任。”所谓中庶子,即相国的侍从秘书。魏惠王见公叔痤提出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不禁有些失望,说:“卫鞅吗?寡人怎么从未听过这个名字?”言下之意,如果是个人才,多少会有些名气,怎么可能一直埋没在相府,连他这个国君都没听说过呢?公叔痤抓住魏惠王的手:“此人博古通今,勤奋务实,有经天纬地之才,又熟读先相国李悝的著作,了解魏国的各项规章制度,名为相府中庶子,实则是下臣的主心骨。国家的大事,有很多都是他替下臣出主意。下臣多次想将他推荐给您,但始终因为一己私念,最终还是将他留在了身边,所以他才没什么名气。他的才能,下臣是最清楚的,您如果重用他,必成霸业!”魏惠王沉默不语。公叔痤长叹一声,示意屋子里其他人都退下,压低了嗓门对魏惠王说:“您如果实在不想用他,就杀了他吧!”“啊!为什么?”魏惠王大吃一惊。“下臣一生之憾事,就在于当年让吴起活着离开魏国,以至于让楚军横断河东,饮马黄河,几陷魏国于危亡。卫鞅的本事不在吴起之下。对于这样的人,您要不就予以重用,要不就一刀杀掉,以免为他国所用,后患无穷!”公叔痤说着,本来已经失神的眼中突然露出一道凶光。魏惠王不禁打了一个冷战,心想这老头子病得不轻,开始说胡话了。区区一个卫鞅,翻得起那么大的风浪?再说了,无缘无故杀掉一个中庶子,国人会怎么看待这件事?不会说他滥杀无辜吗?他安慰了公叔痤几句,便离开了。魏惠王走后,公叔痤马上命人将卫鞅找来。卫鞅和吴起一样,是卫国人,而且是卫国公室的后代,所以在某些史书上又被称为公孙鞅。公元前361年,卫鞅不过二十九岁,是个消瘦的年轻人,却已经担任公叔痤的中庶子多年。由于长期与位高权重者打交道,他养成了一种谨言慎行的习惯,脸上鲜有喜怒哀乐,让人很难捉摸得到他在想什么。公叔痤见到卫鞅便说:“刚刚国君来过,问我有谁能够继任相国,我向他推荐了你。”卫鞅面无喜色,只是向公叔痤拱了拱手,表示感谢。公叔痤说:“想必你也猜得到,国君没有同意我的意见。”卫鞅说:“是。”“所以,我又向他建议,如果不能重用你,便把你杀掉。知道我为什么这样说吗?因为你太有才了,我怕你日后为他国所用,对我魏国不利。”卫鞅没说什么,只是眼神闪烁了一下,很快便恢复正常。公叔痤接着说:“你为我服务那么多年,到我临死的时候,却不能给你一个前途,反而要陷你于险境,真是很对不住。但我必须那样说,因为我深受魏国的恩惠,又是两朝相国,必须站在魏国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卫鞅说:“既然是那样,您为何又要告诉我?”公叔痤说:“于公,我建议国君杀死你;于私,我却不能看着你这样白白死掉。赶紧收拾东西离开魏国吧,越快越好!”卫鞅摇摇头,说:“我不走。”“为什么?你难道要在这里等死吗?”“国君不会杀我的。”卫鞅平静地说,“他既然不听您的建议重用我,就是不相信我的才能,自然也用不着杀死我。”这次谈话之后没几天,公叔痤便去世了。果然如卫鞅所料,魏惠王根本忘记了有这么一个人物存在。公叔痤死后,他必须亲自打理国家事务,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作为迁都大梁的后续战略,他极力图谋在中原开拓领土,为此频频出访和发动战争。公元前361年,魏、赵两国达成协议,魏国将榆次和阳邑(今山西省太谷)交给赵国,同时取得赵国的泫氏(今山西省高平)。不久赵国又将旧都中牟交给魏国,以此获得魏国的繁阳(今河南省内黄)、浮水。公元前357年,魏军包围韩国的宅阳,迫使韩昭侯(韩懿侯之子)与魏惠王结盟,韩国将平丘、户牖、首垣等地割让给魏国。魏国还从韩国获得了轵道(今河南省济源)和郑鹿(今河南省浚县),从此打通太行山的交通。这样一来,魏国在中原的土地就连成了一大片,形成了十分有利的局面。在国内,魏惠王继续深化改革,励精图治。一是兴修水利,开发良田。在他的统治时期,魏国开始开凿著名的鸿沟,即从黄河开凿运河通向圃田泽(当时中牟附近的大湖),又从大梁城外开凿渠道从圃田泽引水灌溉农田,大大改良了河内的生产条件。二是加强军备,强化武卒制度。三是派将军龙贾在大梁以西修筑长城,用于防备秦国的入侵。通过这一系列举措,魏国逐渐走出低谷,再度立于强国之林。公元前356年,魏惠王迎来了事业的第一个高潮。这一年春天,鲁、宋、卫、韩四国国君联袂来到大梁朝觐了魏惠王,承认他是中原的霸主。春风得意马蹄疾的魏惠王根本没有注意到,那个名叫卫鞅的前任相府中庶子,已于三年前悄悄离开了魏国。最大的难题:变法还是不变卫鞅是听到秦孝公的《求贤令》,才携带着李悝的《法经》从大梁动身前往秦国的首都栎阳(今陕西省西安)的。公元前362年,秦军攻占魏国的庞城之后,秦献公便去世了,继承君位的是年仅二十一岁的太子渠梁,也就是秦孝公。秦国在春秋时期,有过一段短暂的辉煌,那就是秦穆公称霸的年代。然而自秦穆公死后两百余年,由于晋国持续强大,秦国基本上被晋国隔断了与中原的联系,只能偏安西陲,久而久之,竟然被中原各国视为狄夷。进入战国后,晋国解体,秦国趁机向东扩张,侵夺魏国的领地,又遭到吴起的迎头痛击,反而丢失了富庶的河西地区,可谓得不偿失。秦献公上台后,秦国经过一系列改革,国力有所增强,几次对魏战争都取得胜利,并迫使魏国迁都大梁。然而,和东方列强相比,秦国仍然十分闭塞落后,几次局部战争的胜利,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秦、魏之间力量的对比。魏国仍然控制着河西地区,而且在魏惠王的领导下,又在中原获得了广阔的战略空间,对秦国形成了强大的压力。秦孝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布了《求贤令》:“当年我秦国的先君穆公自岐山、雍城兴起,施行德政,振奋士气,向东平定晋国之乱,饮马黄河;向西称霸于戎狄,辟地千里。天子赐予霸主称号,诸侯各国都来朝贺,为后世开创了基业,何等光大辉煌!然而到了厉公、躁公、简公年代,接连几世不得安宁,国家内忧外患,被三晋夺去了河西的土地,诸侯也都看不起秦国,没有比这更大的耻辱了。献公即位后,安定边境,迁都栎阳,就是为了东伐三晋,收复失地,恢复我大秦的光荣。寡人每念及此,便深感痛心。如果有谁能够献出富国强兵之策,我必封官加爵,列茅分土!”一时间,天下英雄纷纷涌入秦国,身形消瘦的卫鞅混迹于其中,并不显得特别引人注目。他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见到了秦孝公。第一次见面,谈了不到十分钟,秦孝公便哈欠连天,将卫鞅打发走了,而且责怪景监:“你推荐的人狂妄无知,胡说八道,有个屁用!”景监很郁闷,回来之后便问卫鞅:“你都跟主上说什么了?”“帝道。”卫鞅说,“不过看来他根本听不明白,没说几句就打哈欠了。”景监说:“什么天道地道,我一概不懂。但我要告诉你,别在主上面前故弄玄虚,要说就说点实在的,他最不喜欢别人夸大其辞、信口开河了。”卫鞅想笑又不敢笑,说:“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给他说点实在的。”景监倒也耐烦,过了五天,又安排卫鞅和秦孝公见了一面。没想到,两人聊了没几句,卫鞅又被赶出来了。不消说,景监又挨了秦孝公一通批,回来问卫鞅:“这次你又说什么了?怎么又被赶出来了?”卫鞅说:“这次我说的是王道,还是不对他的胃口。”景监说:“那咋整?”卫鞅说:“请您再给我争取一次机会,相信我,一定会让主上满意的。”过了些日子,景监果然又安排卫鞅见到了秦孝公。会见结束后,秦孝公对景监说:“你的这位客人,原来倒也有些学问,今天聊得挺开心,你让他过几天再来找我。”景监松了一口气,回来告诉卫鞅。卫鞅不觉莞尔一笑,说:“我已经摸到主上的脉搏了。”景监问:“你都说啥了?”卫鞅说:“霸道。您有所不知,帝道王道,都是长治久安之策,然而须假以时日,不可急于求成。霸道则有如猛药,药力强,见效快,然而急功近利,恐留后患。主上是个性急的人,这次我给他下了点猛药,下次再加码,直接给他说强国之道,必成大事。”几天之后,卫鞅和秦孝公进行了一次长谈。据《史记》记载,这一次,秦孝公完全被卫鞅吸引住了,听得出了神,习惯性地想用手肘撑住席前的小方几,却撑了个空,摔倒在卫鞅面前。卫鞅给秦孝公开的药,其实就是魏国李悝变法加楚国吴起变法的升级版,大而言之,有四项内容:一、重视农耕,发展经济;二、奖励军功,提升军队战斗力;三、剥夺贵族特权,强化中央集权;四、废除人治,推行法治。但是,光说服秦孝公还不行。长久以来,秦国的政治把持在贵族元老手中,国家大事,甚至包括国君的废立,都是由他们说了算。例如秦怀公本来是流亡的公子,就是被贵族们从晋国迎回来当国君的,后来又被他们抛弃,遭到围困而自杀。秦简公也是从晋国迎入的。秦孝公的父亲秦献公,原来也是流亡在魏国,长达二十多年,目睹了魏国的变法与强大。后来被秦国的贵族迎立为君,才将魏国的政治理念引入秦国,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可想而知,公元前359年,秦孝公准备任用卫鞅变法,必须先过国内的贵族元老这一关,而他们,对于一个从魏国来的卫国人主持大局,并且一上来就叫嚷着要剥夺他们的特权,无疑是强烈反对的。交锋在朝堂上直接展开。秦孝公说了一段开场白,大概意思是,国君的责任是守护社稷,臣子的责任是维护国君。今天我找你们来,是想告诉你们,如果秦国要强大,必须要变法,但是变法是大事,我怕天下人议论,所以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卫鞅马上说,怕这怕那,什么事都干不了,主上既然决心要变法,就不要管天下人怎么议论。而且高人行事,本来就容易遭到世俗非议;有真知灼见者,一定会受人嘲笑。蠢人等到事情发生后都弄不明白是什么道理,智者却能预见将要发生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不可以和

                      态之中。这种不安定,不单是楚穆王去世而引起的。早在楚穆王去世的前一年,楚国就因为令尹成大心的去世而发生动荡,当时楚穆王任命成大心的弟弟成嘉(字子孔)继任令尹,楚国的属国舒国及其附庸宗、巢等国背叛楚国,于是成嘉率军讨伐舒国,俘虏了舒、宗两国国君,并且包围了巢国。楚庄王即位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13年,成嘉、潘崇决心彻底消灭叛乱势力,率军再次出征,而派公子燮(xiè)与斗克镇守国都。斗克曾经是秦军的俘虏。公元前635年,秦穆公和晋文公联合讨伐鄀国,楚成王派斗克、屈御寇带兵援鄀,二人均被秦军俘获。后来秦国在殽之战中败给晋国,急于与楚国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才将斗克等人释放回国。斗克回国之后一直郁郁不得志,而公子燮一心想当楚国的令尹却败给了成嘉,两个人凑到一起,发发牢骚,吹吹牛皮,久而久之就有了谋反之心。公元前613年秋天,公子燮、斗克宣布首都戒严,又派刺客前去袭杀令尹成嘉,结果失败。成嘉和潘崇迅速回师围攻郢都。八月,公子燮和斗克挟持楚庄王从郢都突围,准备逃到商密去另立中央。经过庐(楚地名)的时候,二人被庐大夫戢梁诱杀,楚庄王才得以获救。但楚国的动荡并未就此结束。公元前611年,楚国发生了百年一遇的大饥荒。居住在今天四川东部的山戎族趁机袭扰楚国西南边境,一直打到阜山(今天的湖北房县一带)。楚国人组织防御,派部队在大林一带布防。东方的夷、越之族也趁机作乱,派兵入侵楚国的东南边境,攻占了阳丘,直接威胁訾(zī)枝(今天湖北钟祥一带)。一直臣服于楚国的庸国也发动各蛮族部落造反,而前不久才被楚国征服的麇国人也带领各夷族部落在选地(楚国地名)集结,准备进攻郢都。一时间,各地的告急文书雪片般飞往郢都,各城各地都开始戒严,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紧张的气氛。自楚国崛起以来,这是最困难的时刻。当年齐桓公率领八国联军大兵压境,楚国人应付得游刃有余;晋文公在城濮之战中大败楚军,楚国的实力也没有被削弱。但是现在,数年的国内动荡加上饥荒,却使得楚国几乎陷入崩溃。而那位少不经事的楚庄王,却一如继往地躲在深宫之中,日夜饮酒为乐,并且向国人发布了一道命令,说:“有谁敢劝谏,杀无赦!”听到这一命令,大夫们无不摇头叹息。在楚文王年代,鬻拳为了劝谏楚文王,敢拿着刀子威胁他,楚文王也不曾将鬻拳治罪,反而给了他极高的待遇和荣誉。敢于直谏,已经成为楚国大夫的优良传统,在及时纠正国君的错误、确保政令无误方面,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现在,这个曾经被人像傻瓜一样带出郢都的楚庄王,却以死来威胁众大夫,封住他们的口,不让他们自由地发表意见,实在令人感到心寒。楚国的前途,大概就要葬送在这个傻瓜手上了吧。众人都这样暗自思忖。某一天,大夫伍举觐见楚庄王。正好楚庄王在饮酒作乐,左抱郑姬,右抱越女,穿着一件松松垮垮的衣裳,歪戴着帽子,坐在钟鼓之间,已经喝得七歪八倒了。“伍举,你难道没有听到我的命令吗?敢劝谏我的人,都得死!”楚庄王用一双充满血丝的眼睛狠狠地瞪着他。乐师们停止了演奏,低着头大气也不敢出。伍举愣了一下,随即爽朗地笑道:“我这把老骨头还想多享享清福呢,哪里敢违抗主公的命令?我今天来,一是为了陪大王喝杯酒,助助兴,二来是为了告诉大王楚国发生的一件怪事。”“哦?”楚庄王来了兴趣。“三年之前,有一只大鸟从南方飞来,身披五色羽毛,眼睛大于铜铃。这鸟一来就栖息在郢都西南的高山之上,整整三年了,既不飞走,也不鸣叫,百姓们都不知道这是什么鸟,大王您知道么?”“这鸟啊……我当然知道。”楚庄王轻描淡抹说,“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你退下吧,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说这话的时候,楚庄王看都没看伍举一下,眼睛出神地望着门外的天空。一行大雁正从天边飞过,时值深秋,它们一路南下,很快就要抵达过冬的栖息之地了。然而,接下来的日子里,王宫中依然是歌舞升平。大夫苏从忍不住直闯进王宫,对楚庄王说:“楚国就要灭亡了,主公难道就这样得过且过吗?”“大夫难道没有听过我的命令吗?”楚庄王反问道。“如果臣能以一死让主公明白事理,臣愿意!”楚庄王和他对视了一阵,说:“你别说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他命令乐师和舞女退下,嫔妃们回到后宫,又命令内侍将众大臣召集起来开会。行动之迅速,就好像电影导演换一块背景幕布一般。关于楚庄王何以在一夜之间由顽劣少年转变成有道明君,史料上罕有记载,亦无人细考。浪子回头金不换自然是一种说法,但更合理的解释是:他的顽劣只是表面现象,用来麻痹那些有野心的人和不足以担当本职工作的人,好让他们不在意他的存在,充分暴露自己的本来面目。而他将这些人的所作所为都暗暗记在心上,同时也将有德有能之士的所作所为记在心上。据《史记》记载,楚庄王第一次听政,便拿出一份长长的名单,有数百人受到各种惩罚,同时也有数百人得到擢升,于是“国人大悦”——这是典型的扮猪吃老虎。楚庄王一边整理内政,一边应付外敌。他及时下达了一道命令,派人加强申县和息县的守备,并且宣布无限期关闭申、息两县的北门,直至中央政府认为可以解除警报。申、息两县是楚国进出中原的门户。加强两县的防务,关闭两县的北门,是为了防备晋国趁火打劫,动员中原诸国的部队讨伐楚国。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庸、麇、蛮、夷的叛乱已经令这个国家疲于应付,如果赵盾闻到风声,嗅出味道,率领大军南下,楚国人只有凭借申、息两县的防备,将敌人拒于国门之外了。楚庄王这一招,看似对解决叛乱没有直接作用,但是对稳定楚国的人心、断绝中原各国的绮念,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楚国解决叛乱打下了基础。当时楚国朝中有一种议论,认为形势逼人,为了避开叛军的锋芒,最好迁都到阪高。阪高是楚国境内的险地。迁都阪高,自然是为了中央政府自身的安全着想。但是,国都迁动,必定导致民心涣散,蒍贾马上站出来反对,他说:“迁守阪高,看似保险,其实不然。我们能前往,贼寇也能前往,同样免不了一场恶斗。依我之见,打蛇先打蛇头,不如出动出击,讨伐庸国。麇人与百濮之人因为我国闹饥荒,以为我们不能动员军队作战,所以才敢侵略我国。如果我们出兵讨伐庸国,他们必定认为自己判断失误,产生畏惧之心而退兵。百濮之族居无定所,组织性不强,见到大事不妙就会作鸟兽散,哪里还顾得上讨伐我们?”楚庄王支持蒍贾的意见,于是组织了一支机动部队,自郢都出发,前往讨伐庸国。果然如蒍贾所料,楚国出兵不到半个月,百濮之人就乱作一盘散沙,各自回聚居之地去了。在楚庄王的领导下,楚国人的爱国热情被迅速激发出来。楚军自庐地向庸国进发,沿途各城各镇均主动打开粮仓供给部队。而部队中的袍泽之谊也被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从统帅到马夫,军官与士兵同食一灶,不分彼此。到达西部边境的句澨(地名)后,楚军在此安营扎寨,建立了大本营。曾经因诱杀公子燮和斗克立下大功的庐大夫戢梁,奉命率领所属军队出境,作为先头部队入侵庸国,抵达方城。庸国人集结大部队对付戢梁,双方在方城附近发生遭遇战,戢梁的部队根据原定计划,一触即溃,戢梁的部将子扬窗也成为了庸人的俘虏。三天之后,子扬窗趁庸人看管不力,逃回了句澨的大本营。他建议说:“庸军人多势众,又得到蛮族人相助,不如全军出击,而且派精锐的王卒(楚王亲兵)参与,集中力量打击他们。”大夫师叔反对说:“没有必要。最好的办法是派小股部队去和庸人打几仗,让他们更加骄傲轻敌。这样的话,敌人骄纵,而我方将士憋了一肚子劲,可以打败他们。”戢梁于是又带兵出去和庸国人打了七仗,七战皆败。庸国人放松了警惕,认为楚国人不堪一击,仅仅派了裨、倏、鱼三个部族的部队追逐楚军,而且主力部队的防备也开始松懈。“楚不足与战矣。”庸国人这样说。他们没有认识到,任何轻视楚国的行为都是极其危险的。当庸国人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楚庄王带领楚军的主力,偷偷集结到了临品(地名)。为了不让敌人的探子觉察,楚庄王甚至没有乘国君的戎车,而是坐普通的传车到达战场。在临品稍事休整后,楚军分为两队,一队由斗越椒率领,一队由子贝率领,分别从石溪和仞地(地名)进攻庸国。另一方面,楚国还从秦国、巴国请来了援兵,对庸国实施战略包围。多年以来,巴人与楚国人都处于一种既有合作也有斗争的关系之中。楚庄王一上台,就通过外交途径使得巴国成为楚国的盟友,对于解决楚国西部边境问题很有帮助。而秦国自殽之战后就力图与楚国搞好关系,以共同对付晋国,当楚国有难的时候,秦国人拔刀相助也是理所当然的。在楚、秦、巴三国的军事打击下,庸国的盟友——各蛮族开始见风使舵,背弃了庸人,转而与楚国结成了联盟。兵败如山倒,庸国也没能支持多久,很快就灭亡了。灭庸之役是楚庄王上台以来第一次崭露头角,事情做得干净利落,让人无可挑剔。庸国的灭亡意味着楚国内乱的结束和楚庄王政权的稳固,而对于晋国来说,这件事还意味着楚国作为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重新出现在自己眼前。自楚武王至楚穆王,楚国一直给中原各国制造各种麻烦,一次又一次给中原大地带来战栗。如果我们回顾楚国侵略中原的历程,不难发现楚庄王与他的先辈们的微妙区别:楚国的历任君主想要称霸中原,不是伐郑,就是伐陈、伐蔡,直接与中原诸国争锋;而楚庄王刚刚听政,就与秦国、巴国建立了联盟,好比在晋国背后打了一个漂亮的左勾拳,对晋国乃至周、郑等国形成了半包围态势。单从这一战略上看,楚庄王已经隐然胜出先辈一筹。公元前610年,郑穆公前往绛都朝觐晋灵公。自四年前通过鲁文公从中斡旋,郑国又重新投靠于晋国门下,郑穆公就一直小心翼翼地服侍着这位过气的霸主,不但追随于晋国左右参加了几次会盟和出征,而且时不时到绛都朝觐晋灵公,以示臣服。没想到,这次郑穆公吃了一个闭门羹,被晋国人拒之门外,理由是郑国近来又与楚国眉来眼去,暗中打得火热。为此,郑国大夫公子归生派了一名“执讯”,带着国书前往绛都求见赵盾,对晋国人的怀疑进行正面回应。所谓“执讯”,从字面上解释就是讯问之官,大概类似于今天的危机公关吧。郑国的国书上这样写道:“寡君即位的第三年,陈、蔡二国皆臣服于楚国,是寡君给蔡侯做思想工作,要他放下包袱,一心一意服侍贵国。当年九月,蔡侯到敝国,准备与寡君一同前来绛都朝觐,不料当时敝国发生内乱,寡君因此不能与蔡侯同行。到了十一月,国内的事情尚未完全解决,寡君就跟随着蔡侯的脚步来到贵国,听命于阶下。“寡君即位的第十二年,为了使陈国脱离楚国而臣服于贵国,敝国大夫公子归生辅佐大子夷来到绛都,朝见了贵国国君。“寡君即位的第十四年,又因为完成了说服陈侯的工作,再一次亲自来到绛都朝觐,以示不辱使命。而作为此事的结果,第二年五月,陈侯经过敝国,前来朝觐贵国国君。“去年正月,敝国大夫烛之武又辅佐大子夷前来贵国朝觐。八月,寡君再来朝觐。陈、蔡二国与楚国接壤,却不敢对贵国怀有异心,正是因为敝国不断从中斡旋的缘故啊。像敝国这样尽心尽力侍奉贵国,为什么还会受到责罚呢?寡君在位这些年,先朝觐了贵国先君襄公,继而又朝觐了现任君侯,大子夷与列位大夫也从来没有停止来往于绛都与新郑之间,郑国虽然弱小,在侍奉大国这件事上,没有别的国家能够超过。“现在贵国又责备说,‘你们做得还不够令我们满意。’就算要敝国灭亡,恐怕也没办法做得更好了。古人说,畏首畏尾,只剩下身体还会不畏缩吗?又说,鹿死的时候,哪里还管得了自己发出什么样的声音?小国侍奉大国,大国如果以仁德对待,小国就是人;不以仁德对待,小国就是鹿。铤而走险,是因为没有选择。大国的要求无穷无尽,我们也知道自己快要灭亡了。所以,我们已经整顿军备,在两国边境上恭候贵国大军。回想起来,当年敝国先君文公即位的第二年六月,前往齐国朝觐。两年之后,因为齐国讨伐蔡国,敝国又不得不与楚国谈和。小国居于大国之间,听命于强权,难道是小国的罪过?如果贵国不考虑这些,我们也就认命,准备灭亡了。”春秋时期,列国之间的文书来往,主要是以竹简为载体。郑国的这封国书,捧在手里估计是沉甸甸的。值得一提的是,那个年代,各国都很崇尚辞令。郑国的先君郑庄公就是善于玩弄文句的高手,以绵里藏针的外交辞令闻名于世。到了郑穆公年代,郑国的国势日益衰退,只能在齐、楚、晋、秦诸大国之间摇头摆尾,苟且偷安,但是,单从公子归生操刀的这封国书来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拒之以义,文采兼得,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好文。赵盾收到这封国书,不怒反笑,派巩朔前往郑国回访。为了加强两国之间的信任,晋国又派赵穿、公婿池二人到郑国为人质,而郑国也派大子夷和大夫石楚前往晋国为人质。一场剑拔弩张的外交纠纷,至此被化解。在对待郑国的问题上,晋国何以如此前倨后恭?往大处看,是因为楚庄王已经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晋国真切地感受到楚国造成的压力,不但不敢对郑国太过分,反而要想办法拉拢郑国,与其建立更为牢固的同盟关系。否则的话,郑国一旦投向楚国的怀抱,则楚庄王不但能通过秦国对晋国打出左勾拳,还能通过郑国打出右直拳,晋国可就难受了。往小处看,赵盾将赵穿派到郑国为质,其实是出于私心。公元前615年的河曲之役,赵穿和胥甲泄露晋国军机,致使秦军安然逃逸,赵盾一直未予治罪,成为一块心病。将赵穿派到郑国去后,赵盾终于对胥甲下手,于公元前608年发起整顿运动,追讨各级官员的渎职罪,将胥甲流放到卫国,由其子胥克继承家业,而胥甲的家臣先辛则逃亡到齐国。赵穿虽与胥甲同罪,但是因为在郑为质,“侥幸”躲过了一劫。赵盾希望通过互派人质加强与郑国的同盟,但是,这些年来晋国的所作所为实在让郑国人感到不服气。公元前610年,宋国发生弑君事件,宋文公上台,晋国纠合诸侯大军讨伐宋国,结果却收受宋国的贿赂,无功而返。齐懿公上台之后,多次入侵鲁国,晋国两次召集诸侯会盟,准备为鲁国主持公道,因为收受了齐国的贿赂,也是不了了之。通过对这些事件的观察,郑穆公得出一个结论:“晋国不值得依靠。”于是,晋郑两国互派人质的第三年,也就是公元前608年,郑国再一次背弃晋国,投向楚国的怀抱。同年秋天,楚庄王挥鞭北上,入侵陈国和宋国。赵盾连忙率领大军救援,与宋、陈、卫、曹等国诸侯在棐林会师,准备讨伐郑国,以吸引楚军前来决战。楚庄王派蒍贾带兵救援郑国,与赵盾率领的诸侯联军在郑国北部的北林发生遭遇战,楚国人取得胜利,俘虏了晋国大夫解扬。赵盾连忙回师国内,以避楚军锋芒。外交与军事的双重失利使得晋国不得不再一次反思自己的外交政策,由此做出的第一个反应是,想与秦国恢复友好关系,将秦国从楚国的身边拉过来,以解除西方边境的后顾之忧。应该说,这一战略意图是非常正确的,如果实施得当,则晋国可以解除楚庄王的“左勾拳”的威胁,放心大胆地在中原地区与楚国放手一搏。但是,主意是好的,行动却让人啼笑皆非。刚从郑国回来的赵穿急于立功,给赵盾出了一个馊主意:“如果想与秦国恢复友好,不妨进攻秦国的附庸崇国。秦国紧张崇国,必定派兵相救,我们再卖一个人情给秦国,要求消除宿怨,重修旧好,想必秦国会答应。

                      ”。这些钦定议员有军功贵族,有纳税大户,有博学鸿儒,这一部分也没有问题。据说问题主要出在那为数并不太多的各部院大臣或皇室、或亲贵这部分名额,他们担心将这一部分指标也放到各省竞选,这不仅有碍于他们的尊严,最主要的是他们有个基本判断,他们很可能无人当选,选民们仅仅出于对贵族政治的天然敌视,就不会赞成这批贵族继续当政,就会用选票将他们拉下来。所以满洲贵族就此进行殊死抗争,不再妥协,终于使原本极有希望的君主立宪功亏一篑。这当然非常可惜,许多人认为这是后来民国政治长期困扰动荡的一个根源。研究者的困惑当然不在这里。研究者的困惑在于,你和你的同僚那么聪明,既然能够软硬兼施让南方独立各省大致同意重回君宪,为什么没有为满洲贵族设置一个退出机制呢?在家天下的政治背景下,大清王朝毕竟只是人家爱新觉罗家族的天下,这些满洲贵族的祖先们毕竟是跟随爱新觉罗打天下坐江山几百年了,几百年已经习惯于政治的经济的特殊权利,你们想用君宪去换取他们的权利,为什么没有替他们设计一个替换程序,为什么没有想过一个政治上、经济上的赎买政策呢?满洲贵族没有接受正式国会召集方式,这就逼着中国政治转向,特别是在南北胶着的大半年时间里,满洲贵族不知退让不知权力分享,这应该是段祺瑞等新军将领愤怒的根源,也是放弃君宪转向共和的关键。现在研究者大致能够认同这种转变的合理性,大家不太明白的只是,段祺瑞等人带有威胁性质的共和呼吁,特别是段祺瑞等新军将领带有“黄袍加身”性质地拥戴你为新政府大首领,这在多大程度上带有你的暗示?假如没有你的暗示,段祺瑞们敢这样猖狂地向朝廷叫板吗?从现在已有文献推测,当然无法得出段祺瑞们是由你指使的结论,但是我们不会忘记,你十几年前就对谭嗣同说过,你带兵的基本原则是训练这些官兵对朝廷的忠诚,政治上的训练大于或者说不小于军事上的训练。既然如此,为什么会在你一手调教的新军中出现这样的事情,这是否意味着你在三年赋闲后,已在事实上失去了对新军系统的绝对控制呢?还是你个人也认为继续指望满洲贵族退让已经不再可能,你们那一代中国人追求和奋斗了十几年的君主立宪只有这样毁于一旦呢?当然,我也注意到段祺瑞们在将中国政治带到另外一条轨道去的同时,也为清廷、为小皇上、为皇太后作了充分考虑,因此方才使孙中山等革命党人鼓吹十几年的“驱除鞑虏”在这次政治转折中了无声息趋于消逝,“鞑虏们”没有像几百年前的“蒙古鞑子”被赶往东三省,这不仅历史主义地解决了一个王朝如何退出的重大难题,而且在不经意间达成“满汉蒙回藏”五族共和的政治共识。这一点确实为后来的现代民族国家贡献巨大,为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想象空间。假如不是你和新军将领们如此智慧地解决问题,假如真的将鞑虏们驱逐出去,那么后来固然不会有满洲国,只是东三省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会得出什么样的结果,恐怕真的很难说了。大政治家一念之间确实深刻影响历史进程,南北和谈中究竟怎样从驱除鞑虏转向五族共和,现在的研究者确实不太容易弄清了。这也是对辛亥革命研究和对你的研究中一个比较困惑也是比较吸引人的地方。南北和谈在各方妥协下终于比较完满地解决了纷争,除了大清帝国退守紫禁城略有损失外,辛亥参与各方其实大致上说各得其所,只是我们今天稍有不明白的是,你和你的新政府同僚既然如此恭维孙中山,那么为什么不在民国之后的政治架构中容纳孙中山和他的那些同志呢?从后世的眼光看,宋教仁被杀当然是一个悲剧,这件事情不管是谁干的,其实都将刚刚建构的民主共和架构打开了一个缺口。而孙中山之所以借着这件事起兵大闹,除了宋教仁血案这个直接理由外,难道没有因为你们太过于无视孙中山等人对民国的贡献?你们为什么不能将孙中山纳入体制,为什么不能劝说孙中山像宋教仁一样参与到民主政治建设进程,成为有意义的建设者呢?而且,还有一点很值得讨论,那就是当中华民国创建后,你和你的同僚们为什么在民国法统中没有为南京临时政府保留一点儿法统地位呢?孙中山十几年来自以为独创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和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论为什么根本不入你的法眼,从来不被提及呢?许多研究者在讨论1912—1916年的中国历史时,真的感慨万千,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为什么这样多灾多难,刚刚成立就走向解体,你对共和的誓言言犹在耳,为什么急不可耐地选择帝制走向独裁呢?后来的历史证明,你可以实行事实上的独裁,但你不能戴上那顶哪怕只是名义的皇冠。聪明一世的袁大总统已经做到终身总统了,而且一再重申无意于帝制,为什么到了后来还是把持不住自己呢?历史无法遗憾无法后悔。我在阅读洪宪帝制史料时,深切感觉到自从你住进紫禁城之后,直觉开始变得很迟钝,你不太知道外部世界的真相,你开始用想象代替真实,再加上权力独大和宵小恭维,使你逐渐错误地以为自己就是神,就是救世主,你先前一再宣称要做中国的华盛顿,要为中国开新局,你要是真的做到这一点,不仅你个人在中国历史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要改写,中国的历史面貌也肯定不一样。为什么一个人可以聪明一世,到了关键时刻就糊涂一时了呢?看来,制度,只有制度才能保证一个人不出错或者少出错。一个人无论有多大能耐,个人智慧、个人承诺都是靠不住的。这应该是洪宪帝制带给中国的最大教训,不知袁大总统以为然否?专此,敬颂在另一个世界安宁马勇一个专职研究你生平业绩的人2011年12月11日清晨于安阳旅次(原载于《文史参考》2012年第02期)宋教仁这样的“议会迷”今年(2013年)是宋教仁逝世一百周年纪念。适值早春,又近清明,抚今追昔,愈加真切感到宋教仁的伟大,更加佩服宋教仁那代人追求民主宪政的真诚、韧性。在过去,大多数研究者比较倾向于认为宋教仁是近代中国最坚定的宪政追求者,不惜为宪政献身。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甚至在“后阶级斗争”年代,研究者中依然有相当多的人觉得宋教仁对宪政的追求近乎迂腐,是与虎谋皮。宋教仁为宪政而死,在许多人看来,有点不值,革命党只能用实力说话,没有实力,没有枪杆子,清廷不会自动立宪;袁世凯更不会乖乖地接受宪法约束。这种基于阶级分析的观点,不能说不对,但显然还有重新研究的空间,至少还应从宋教仁本身进行分析,不要替他惋惜值还是不值。宋教仁在清末民初政治分类中,确实属于革命党人,但宋教仁又与绝对的革命党人孙中山等人略有不同。孙中山最早看出清廷政治体制不具备改革基础,不具有改革价值,因而孙中山自1894年萌发反清意识后,始终如一坚持到底。当然,孙中山即便中途有挫折,有犹豫,历史也没有给他反悔的机会,自从1895年策动第一次武装起义,孙中山就与清廷势不两立,清廷即便宣布预备立宪了,也不愿将孙中山等人赦免。这就将孙中山逼上了革命到底的道路。与孙中山的情形稍有不同。宋教仁生于1882年,是十九世纪晚期典型的“八零后”。他们成长的年代,经过大挫折、大波折,他们品尝过“同光新政”的辉煌与骄傲。紧接着就是甲午战败、马关之耻,就是维新时代,就是义和团战争,就是新政改革。这就是宋教仁那代“八零后”成长背景。1902年,新政第二年,二十岁的宋教仁前往武汉报考新式学堂。这表明他对传统士大夫成长道路已失去了兴趣,或者说传统成长道路科举制度已经意义不大,已不再对宋教仁这代青年构成多大吸引力。宋教仁在武汉如果不遇到黄兴、刘揆一、章士钊、陈天华等人,他或许应该在新学道路上前行。然而当他遇到这几个人之后,不期然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中国为什么会在1903年之后发生反清革命呢?清廷不是在1901年就宣布新政了吗,不是在政治体制、地方自治、新教育方面都有很多改革了吗?既然改革了,为什么还要革命呢?这确实是一个悖论。改革本来是为了反制革命,改革本来就是被革命逼出来的。清廷虽说宣布新政了,实行改革了,先前因种种原因而对政治极端冷漠的知识人复苏了,政治热情被再度激活。然而正因为这样,当人们的视野已打开,已经知道世界、知道东西洋立宪各国真实情形的时候,清廷已宣布的改革政策当然无法满足革命者的诉求。所以在1903年,不仅宋教仁、黄兴等人闹革命,在上海的章炳麟、邹容也在鼓吹革命,鼓吹造反,鼓吹推翻清廷。先前孙中山“一个人的革命”正在逐渐变成一个民族的觉醒。按照清廷的方案,所谓新政其实只是一场行政体制的改革,只是统治集团内部权力的调整,并不是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并不涉及统治权力的弱化或让渡。这是引起这批革命者不满的最大原因。而且,在新政改革发生前,大家经过1898年秋天“六君子”事件,经过1900年义和团战争,许多汉人知识分子对于满洲人极端失望,而新政给予稍微宽松的政治空间,遂使这些人有可能将这种失望释放出来,转化为一场运动。再从国际背景看,1900年义和团战争留下非常严重的后遗症,沙俄乘机占领东三省迟迟不愿归还,也是许多青年知识人对清廷不满的理由。稍后,日本宣布为中国索要东三省主权而与俄国开战。更重要的是,东邻日本竟然以一个小岛国打败了大俄国。不仅如此,对中国人来说,日本赢得日俄战争是一个重要指标,使中国人突然想起十年前日本也是以一个小岛国打败大中国。日本人少国小,为什么能在十年内连败中俄两个大国,日本究竟凭什么这样牛气,中国为什么不行?日俄战争,尤其是日本人的胜利,深深震撼了同文同种的中国人。正是在这样一种政治背景下,散布全球的中国反体制革命者相聚东京,他们先前或许期待过清廷“自改革”,或许是从“革政”走上革命。但在日本成功模式启发下,他们觉得中国要强盛,要雄起,就必须革命,继续指望那个不断令人失望的清廷已经没用。中国人必须自己救自己,必须推翻满洲人在中国的政治统治。这就是宋教仁这批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的重要背景。这批青年革命家组织成立同盟会,号召散布国内外的革命者联合起来,摈弃偏见,一致对着清廷,对着满洲人。同盟会成立是一个重要标志,是那些热血青年对清廷不改革、假改革的回应。清廷不改革、假改革激起了革命高潮,革命高潮反过来必然反制清廷,促使清廷走上真改革。否则就只能等着被革命,被改革。而且,革命高潮的形成得益于日俄战争,同样的道理,日俄战争也对清廷形成巨大刺激。清廷统治者先前的底牌是大俄国应该能够战胜小日本,果如此,清廷就可以缓解变革压力。现在一切都反了,俄国失败了,俄国也开始革命了,沙皇也只得宣布改革了。俄国的情形同样深刻影响着中国。清廷终于感到了变革的压力,于是在1905年派遣亲贵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一年后,宣布预备立宪,发誓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里重建国家体制。预备立宪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追随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闹革命的人中,有许多原本就不是坚定的革命者,他们之所以跟着起哄闹革命,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清廷不思进取不愿变革,现在朝廷变革了,同意以日本为蓝本君主立宪,他们还有什么理由继续革命呢?于是,同盟会领导层相当一批人,如刘师培夫妇、章炳麟等,都在考虑以怎样一种方式放弃革命,回归体制,参与变革,或者即便不参与变革,不回归体制,也不继续闹革命了,总应该给朝廷一个机会。于是,中国革命仅仅辉煌了一年多一点时间,就从高潮走到低潮。在这个过程中,宋教仁的思想也有很大变化。宋教仁在日本研究的是法政,思考的都是宪政问题,他之所以在先前那样激进地参与革命,主要是因为他遇到了黄兴一批革命党人,和他们做了好朋友,还因为清廷不改革。现在既然清廷开始宪政改革了,既然有了回归体制的机会,既然革命因预备立宪陷入低潮,宋教仁理所当然要考虑自己的前程,考虑自己能为国家做点什么。这是人之常情。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革命者,没有只知造反不知妥协的革命党。宋教仁这个转变很正常,一点儿都不让人奇怪。1908年,宋教仁机缘巧合与袁世凯等体制内大员建立了联系,袁世凯对宋教仁的才华非常欣赏,希望宋教仁回归体制,参与立宪。然因种种原因,宋教仁并没有如袁世凯所愿,回归体制。武昌起义发生后,宋教仁受湖北军政府邀请,第一时间来到武昌受命主持起草《鄂州约法》。《鄂州约法》所体现的只是近代政治必须具备的“三权分立”原则,约法规定新政府以都督为行政中心,都督与议会、司法三权共同构成最高权力中心,行政权由都督及其任命的政务员行使,立法权属于议会,司法权归属于法司。这套立宪架构的法律体制,与清廷正在进行的君主立宪一脉相承。如果要说区别的话,《鄂州约法》只是剔除了君主,权力来源属于人民,不再是君主立宪,而是人民立宪。很显然,这套思想并不是同盟会,甚至不是华兴会的政治主张,反而与袁世凯十多年来提倡、推动的君主立宪改革具有许多契合处,由此也就可预示宋教仁与袁世凯在未来具有合作的可能性。南京临时政府是“临时的”,很快就被在北京成立的中华民国袁世凯政府所取代,在政治的基本面,中华民国实际上延续了过去十年的宪政改革,只是君主不再。宋教仁热心政治,是因为他的宪政立场。他认为中华民国民主政治其实就是宪法政治,就是宪政。宪政原则在竞争,政治上的合法竞争、和平竞争是民国政治的必由之路,暴力革命必须永远完全放弃,否则不足以沿宪政。根据这样的政治理念,宋教仁进入民国更加活跃,他的理想不是阁僚,而是阁揆,所以他按照政党政治的原则努力打造议会第一大党,争取通过和平的议会竞争实现政党轮替,夺取组阁权。宋教仁的想法正大光明,他对民主宪政的忠诚与期待令人佩服。在很长一段时间,宋教仁就像我们今天能够在西方民主国家、在台湾大选中看到的那样,风尘仆仆东奔西走,纵横捭阖上下其手,既以合法手段争取议会多数,其实也像一切“民主初步”时的政治家一样,宋教仁也曾操控选举,比如在湖南选区;也曾与反对者发生肢体冲突,而且不止一次。这些其实都是民主初潮时的正常现象,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一步到位,成为成熟民主。宋教仁不论有多少不足或问题,都必须承认他仍然是中国民主初潮时代的弄潮人,是中国民主政治先驱者之一。遗憾的是,历史并没有让宋教仁的理想变成现实。当他对议会多数信心满满时,一颗罪恶的子弹击中了他。宋教仁倒下了,刚刚开启的民主政治遇到巨大挫折。“宋案”的后续故事令人唏嘘,可作多种解读。但我们看到宋教仁弥留之际依然认为中国不应放弃宪政之路,中国必须告别革命,远离暴力,相信只有宪政,才是中国应该追求的千秋大梦;只有议会,才是政治家应该去的地方。革命者惋惜宋教仁之死,有足够理由。百年后重新思索宋教仁思想,我们必须承认,中国不仅需要宪政,而且需要更多宋教仁这样的“议会迷”。中国的政治家只有被圈进议会的笼子里,他们才能凭借三寸不烂之舌辩论说理,才能不得动辄动用武力,惊扰百姓。一个宪政的中国,是宋教仁的期待。纪念宋教仁的最佳方式,就是促进宪政中国从梦想到现实,应该激励更多政治家放弃斗争理念,乐于成为宋教仁那样的“议会迷”。杨度为什么不忏悔杨度(1875—1931)原名承瓒,字皙子,后改名度,湖南湘潭姜畲石塘村人。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奇特的

                      自愿承担了这一重任。这也是本书所采纳的观点。谈迁:《国榷》,第6100页;又见文秉:《甲乙事案》,第45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74页。史可法也许还考虑到应当离开刚刚度过皇位继承危机的朝廷,因为他担心自己与马士英的矛盾会引起党争。当他动身去扬州时,曾上疏弘光帝,疏中赞扬了马士英,并特别提到在弘光帝登基的过程中,马士英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67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7页;《明史》,第3058页;文秉:《甲乙事案》,第53页。据一条史料记载,史可法为摆脱高杰的软禁,不得不扮成一名道士。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63页。?黄得功还打算护送其族人黄蜚,此人已从淮安抵达江边,担心高杰会在途中打劫其船队。顾苓:《金陵野钞》,第7页;斯特鲁弗:私人通信。?文秉:《甲乙事案》,第4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48页。史可法在竭力恢复扬州地区的秩序时,得到祁彪佳(1602—1646)的大力帮助。祁彪佳是绍兴著名藏书家的后代,曾任苏州和淞江巡抚。南京失陷后,他投河自尽。1776年被追赠官爵谥号。他的儿子也有两人是南明忠臣。?用文秉的话说:“刘孔昭无所畏。”文秉:《甲乙事案》,第45页。?南京是明朝的陪都。见盖拉德:《南京今昔》,第206页。?为取得云集南京士大夫的支持,弘光帝下令,凡被放逐或被迫致仕的官员皆恢复其原来的品秩,其中三品以下者可酌情授官。顾炎武:《圣安本纪》,第4页。?张慎言最初曾举荐赵南星为官并弹劾冯铨,1625年,张慎言又遭到冯铨的弹劾,并一度被放逐。1628年崇祯帝即位时,他官复原职,又先后出任工部侍郎、南京户部尚书和吏部尚书。《明史》,第3089—3090页。高弘图也曾因攻击魏忠贤而被迫辞官,并和张慎言一样,在崇祯时得以官复原职。高弘图不是真正的东林党人——过去有人这样攻击他——但仍被视为对东林党抱有同情的人。同上书,第3080页。姜曰广也曾因交结东林党人被魏忠贤革职。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43页。?《明史》,第3090页。刘宗周颇具盛名的原因之一在于他是著名的思想家。1621年,这位浙江绍兴人刚刚就任礼部仪制主事时,就上疏弹劾魏忠贤和臭名昭著的客氏。这又使他在东林党人中赢得了极大的声誉。他的声望极高,所以尽管他是宦官势力的劲敌,却未遭到诋毁惩罚,1623年仍被拜为太仆少卿。此后不久,他因病致仕,回到绍兴附近的蕺山讲学。他的学生中有许多后来成为名人,其中最著名的是黄宗羲。1629年,刘宗周重返仕途,被任命为顺天府尹。不久,又回到绍兴,在山阴县的石匮书院讲学。1636年出任崇祯朝的工部左侍郎。1642年,正是复社鼎盛之时,刘宗周升任左都御史。同年,因反对任命传教士汤若望为官而被革职。1644年,李自成攻打北京时,他回到浙江。杭州巡抚对其“兴兵勤王”的强烈要求置之不理,所以,年已67岁高龄的刘宗周便召集杭州士绅领袖,相约自募义兵。此后不久,崇祯殉国的消息传到南方。救援北京虽为时已晚,组建义兵以保卫南方仍是必要的。于是,刘宗周返回杭州,继续致力于战备之事。姚名达:《刘宗周年谱》,第318—319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155—158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32—533页。?6月14日,福王作为监国,起用刘宗周,官复原职。刘宗周在杭州接到任命的时间大概是6月22日。刘宗周拒绝了任命并于6月24日返回绍兴。姚名达:《刘宗周年谱》,第319页;斯特鲁弗:私人通信。?姚名达:《刘宗周年谱》,第319—320页。?此疏在他的朋友中传看,疏中指出导致明王朝衰亡的四条弊政:专任刑罚,破坏了统治艺术;朋党相争,使人才流散,得不到重用;过分奢侈,挫伤了将士之心;官员腐败,毁了百姓的希望。?姚名达:《刘宗周年谱》,第320—321页。?侯方域在北京时被誉为少年名士。1633年其父任户部尚书时,侯方域已被视为文章高手,常有人赞扬他重振韩愈文风。侯方域是倪元璐的门生,因在试卷中用字犯讳,没有步入常规仕途。但他结识了许多青年士子,1640年在其家乡商邱创建了“雪苑社”,被认为是复社的分社。侯方域:《壮悔堂集·壮悔堂文集》第二卷,第6页。该社又称“雪园社”。?侯恂曾是东林党成员。魏忠贤专权期间辞官还乡。侯方域:《壮悔堂集·壮悔堂文集》第二卷,第1页;刘得昌等:《商邱县志》第八卷,第30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4—65页。?侯恂战败后,先率众向南撤至河南南部,后又北上,进入山东曹州,寻求刘泽清的保护。但其部下与惨遭战乱之害的当地百姓发生冲突,侯恂遂于1643年被劾入狱。李自成进京后,将其释放,并以刑罚相逼,迫其同意出任大顺政府尚书之职。谈迁:《国榷》,第6060页;德·弗格斯:《中原的起义:明清之际的河南》,第22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91—292页。?侯方域:《壮悔堂集·壮悔堂文集·序》,第2页。?“方明季启、祯之间,逆阉魏忠贤徒党与正人君子各立门户,而一时才俊雄杰之士身不在位。奋然为天下持大义者,有四公于。”侯方域:《壮悔堂集·壮悔堂文集》第二章,第1页(此段引文出自《壮悔堂文集·侯朝宗公子传》中,胡介祉撰文——译者)。侯方城于1639年乡试中举后,又前往北京参加1640年的会试,当时其父侯恂国任湖广总督作战失利而被劾入狱。方以智则通过了这次会试,进士及第(他表面上说无心功名,却暗中应试),随后,他回到南方。南明政权建立后,方以智也想参加,但发现自己因与复社有染而颇受猜忌。事实证明,阮大铖一旦复出,对复社成员将十分不利。彼得森:《苦果:方以智与思想变迁的动力》,第61—62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23页。陈贞慧也试图加入南京政权,由于他与周镳过往甚密,又曾参预起草反对阮大铖的“南都防乱公揭”,所以于1644年10月14日被投入监狱。后被释放。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3页。冒襄于1644年5月下旬在家乡如皋得知北京陷落,虽然当地士绅纷纷离开了如皋(位于长江北岸,离江岸约35公里处,与江阴相对),但冒襄及其家属,包括他的爱妾董小宛却留下未走,直到听说当地驻军即将哗变时他们才离开。在南下长江的旅途中,他们几乎落入当地土匪手中,后来在一位朋友家中避难又险遭袭击。他们丢失或花费了大部分家资,好歹还是活着返回了如皋。冒辟疆:《董小宛回忆录》,第66—74页。?孔尚任:《桃花扇》,第51页。《桃花扇》之所以能抓住南明倾覆悲剧中的浪漫(“销魂”)的题材,是因为孔尚任在17世纪80年代后期曾奉命前往淮扬一带治水,其间他得以同与侯方域同时代的人冒襄、龚贤、费密以及其他人交谈。《桃花扇》完成于1699年,张春树、骆雪伦:《孔尚任与〈桃花扇〉》,第309页。?侯恂曾为左良王被劾贪污军饷一事辩护,于是被视为能驾驭这位粗鲁将领的为数不多的文官之一。刘得昌等:《商邱县志》第八卷,第30—31页。?左良玉是山东人,行武出身,没受过任何正规教育。初于辽东从军,17世纪30年代,率军镇压河南、安徽农民军主力时,声名大振。1644年,他与张献忠多次交锋,并屡屡获胜。这位明将后被封为“宁南伯”。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61页。?谢国桢指出左良玉手下有80万大军,但这一数字很难令人相信。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5页。比较可靠的估计见斯特鲁弗:《南明》,第8页。左良玉手下最著名的农民军降将是马进忠,有关他的最早记载是1637年他在河南中部之南阳的活动。他曾一度与张献忠联合,攻打中原北部,1639年降明,1643年归左良玉部。《明史》,第2950、2955、2957、3064—3065、3145页。?弘光帝确曾指派官员去攻打四川境内的张献忠。张献忠入川时,一直闲居于四川老家的原礼部右侍郎王应熊被任命为督师。王应熊又将被劾之后也一直家居的原宁夏榆林右参政樊一蘅召来相助。但实际上他们两人对保卫四川都没有起到什么作用。相反,一位名叫马乾的知州召集起乡绅,自称摄巡抚。王应熊和樊一蘅一面指责马乾,一面却被迫逃到遵义,继而又躲进深山,最后败死其间。南京政府便承认了马乾的巡抚身份。清军杀死张献忠后不久,马乾收复了成都和重庆。他自己后来也为抗击清军而战死在重庆。《明史》,第2865、3132—3133、3319页。?袁继咸,江西人,是一位出色的文官。1636年,因魏忠贤同党诬其受贿而下狱。后经太学生群起请愿而获释。1640年任湖广参议时,因未能阻挡张献忠对襄阳的进攻而被流放。其后经吴甡推荐,朝廷又将他召回,授江西、湖北、应天、安庆右佥都御史,驻九江。就在那时,他与左良玉结下了友情。袁继咸:《浔阳记事》,第1—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48—949页。?尽管皇上亲自相请,左良玉仍拒绝加入弘光政权。所以袁继咸致书左良玉,提出了上述要求。李清:《三垣笔记》下,第2页。?解学龙,扬州人。1625年作为东林党人被弹劾。崇祯即位后将他召回,但不久,又因他支持黄道周而将其投入监狱。弘光帝登基后,他同许多政治犯一道应邀参政。后来,他被马士英革职除名,回乡后,死于扬州大屠杀。《明史》,第3090—3092页。?叶廷秀(1625年进士)在北京时官至户部主事,曾经上疏,为卷入早期党争的黄道周鸣冤,并因此被贬放福建,直到北京陷落前夕才被重新召回。后来,任唐王政府中的兵部左佥都御史。南明政权灭亡后,他出家为僧。《明史》,第2892—2893页(《明史》中记其在弘光政权中任佥都御史——译者)。?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0页;刘约瑟:《史可法》,第62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0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0页。皇上及在场的大臣都大为震惊,遂取消了当日的其他议程。文秉:《甲乙事案》,第46页;顾苓;《金陵野钞》,第8页。?张慎言的辞呈于7月13日获准。由于家乡山西已被农民军占领,他无法返回,只能客居安徽,后来病死在那里。谈迁:《国榷》,第6113—6114页;《明史》,第3090页;文秉:《甲乙事案》,第53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85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7页。张慎言曾反对马士英竟召阮大铖身着官服入朝。?斯特鲁弗:《南明》,第13页;贺凯:《明朝的监察制度》,第209—210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0页。?文秉:《甲乙事案》,第50、54页。斯特鲁弗指出“正人君子”集团出于党争的目的,利用选官制度中的缺陷,排挤政敌(斯特鲁弗:私人通信)。?黎杰:《明史》,第199页;顾苓:《金陵野钞》,第10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2页。马士英因阮大铖曾向周延儒说情,让自己出任凤阳总督,故极力荐举阮大铖入朝。?温睿临:《南疆绎史》,第711—712页。?李清:《三垣笔记》下,第2页。?文秉:《甲乙事案》,第51—52页。马士英也持同样观点。7月12日他上疏称:“魏忠贤之道非闯贼可比。”计六奇:《明季南略》,第86页。?《南明野史》,引自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65页。马士英举荐阮大铖的日期有几种不同的说法:7月9日、10日、12日、13日等等。姚家积:《明季遗闻考补》,第93页。阮大铖实际上于7月11日入朝。谈迁:《国榷》,第6113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86—88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6页;谈迁:《国榷》,第6116—6117页。其中,最为直言不讳的是罗万象、尹民兴和左光先。左光先是东林党殉难者左光斗之弟,后来被阮大铖逮捕并短期监禁。《明史》,第2777页。当时一份较典型的奏章评论说(御史詹兆恒语):“忽召见大铖,还以冠带,岂不上伤在天之灵,下短忠义之气。”引自黎杰:《明史》,第200页。类似例子见《明史》,第960、3087、3318—3319页。?艾维四:《晚明士大夫陈子龙》,第131—132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6—17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7页。吕大器(此时被公开指责为不赞成拥立福王的人)于7月30日辞职。后被唐王请出,任兵部尚书和大学士。但他尚未到任,唐王政权就垮台了。于是,吕大器又前往广东,拥立永历为监国。后来病死于广东。《明史》,第3132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4页。?姜曰广于10月9日辞职。谈迁:《国榷》,第6146页;又见文秉:《甲乙事案》,第48页。姜曰广后在金声桓手下任职,1649年因抗清失败而自杀。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44页。高弘图要求去监管漕运,但却命他回内阁供职。1644年11月4日他终于辞职,由于无法返回山东老家,只好留居南京一带。南京降清后,他在一座破庙中悬梁自尽。谈迁:《国榷》,第6110—6111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44页,《明史》,第3081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2页;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41—42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3页。人们指责钱谦益,为了换取马士英让其继续任礼部尚书而支持对阮大铖的任命。邓尔麟:《嘉定忠臣》,第251页。?刘宗周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见《明史》,第2882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50页。主张收复失地的人们常将自己比作南宋的爱国之士。他们把史可法比作李纲,把马士英比作完全自愿地放弃北方失地的卖国贼秦桧。因此,他们反对“两立”之说。所谓“两立”,即指两个军事实力和政治声望大体相当,又都声称有权统治全国,因而产生的二者并存的局面。正人君子们拒绝考虑北方的清朝与南明像从前的金朝与南宋那样共存的可能性,关于“两立”,见罗伯特·克莱默:《周密和修端》,第17页。?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二卷,第1页。?赵光远于1635年被洪承畴调到汉中。他在阳平一带抵御张献忠,被南明政权任命为川陕总督。《明史》第2724、2981、3511、3513页。其他各城守将也都被赐予封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3页。张缙彦曾参预迎接李自成入京,并为大顺政权效过力。大顺政权垮台后,他逃回河南。尽管张缙彦有此污点,弘光帝还是任命他为河北、山东、河南总督,承认了他在惨遭战火蹂躏的河南的权力。这一任命曾引起争议。后来,张缙彦被列入北都从贼诸臣的名单。但马士英(他可能接受了贿赂)拒绝正式弹劾他。于是,这位总督得以逍遥法外,后经洪承畴举荐归降清朝。张缙彦为一己私利而降,1660年因在浙江任职时被指控写了一首自吹为英雄的词而被流放。后死于流放地宁古塔。顾苓:《金陵野钞》,第31页;孙甄陶:《清史述论》,第34—35页;《明史》,第3494页;德·弗格斯:《中原的起义》,第31页。?关于19世纪豫北“寨”的情况,文献中有一些精彩的描述。这些寨的墙皆用土筑成。方圆3~5里。寨内通常有一座高大的瓦房,和一座石砌的用来扼

                      然别人不能看见我,我也没有权利看他们,她想。姑娘用颤抖的手往眼里滴了几滴眼药水。这样她就可以说,眼里流出来的不是泪水。几个小时以后,扩音器又通知可以去取午饭时,第一个失明者和司机自告奋勇执行这一使命,确实,干这种事眼睛并非必不可少,有触觉就够了。饭盒离连接天井和走廊的门很远,要拿到食物不得不在地上爬着前行,伸出一只胳膊,另一只胳膊则成了第三条腿,回宿舍时之所以没有遇到困难,多亏了医生的妻子想出的主意,她费心示范证明其行之有效,把一条毯子撕成条,系成绳子状,一头绑在宿舍门外边的把手上,另一头拴在出去取食物的人的脚踝上。两个人去了,带回了盘子刀叉和勺子,但食物依然是供五个人吃的,最为可能的情况是指挥警卫小分队的中士不知道那里多了六个人,因为身处大门外,即便是警惕地注视着大楼里面的动静,也只能偶然看到阴暗的天井里有人从一侧转到了另一侧。司机主动提出去索要缺少的食物,他独自去了,不想让别人陪伴。我们不止五个人,是十一个,他朝士兵们喊;那个中士回答说,你们放心吧,以后还会多得多,司机大概觉得中士说话的口气粗鲁,我们留意一下他回到宿舍以后说的话就会明白,他说,那个人好像在嘲笑我。众人把食物分了,五个人的饭分成了十份,因为受伤的人还是不吃,只是要水喝,请给我点水,润一润嘴唇。他的皮肤烫得灼手。由于不能让毯子长时间压迫和接触伤口,他不时掀开毯子,露出伤腿,但宿舍里寒冷的空气又迫使他立刻把腿盖上,一连几个小时这样周而复始。他还不时呻吟一阵,像是积蓄力量之后定时启动,仿佛一直在顽强地折磨他的疼痛突然增强,超过了他忍耐的极限。半下午时,又进来三个被从对面房子里赶出来的盲人。其中一个是诊所的女接待员,医生的妻子马上就认出来了。另外两个,真是命中注定,是在酒店里跟戴墨镜的姑娘上床的男人和把姑娘送回家的粗鲁的警察。刚刚找到各自的床位坐下,诊所女接待员就绝望地大哭起来,两个男人则一声不吭,好像还弄不明白究竟出了什么事。突然间,外面街上传来乱哄哄的喊声和下达命令的吼叫,一片怒气冲冲的喧哗。宿舍里的盲人全都把脸转向门口,等待着。他们看不见,但知道几分钟之内将有事发生。医生的妻子坐在床上,紧挨着丈夫,小声说,必然这样,预想中的地狱生活就要开始了;他紧握她的手,小声说,你不要离开,从现在开始你什么都别做。喊叫声小了,天井里响起杂乱的脚步声,那是一群从外面被赶进来的盲人,他们你碰我,我撞你,挤在过道里,几个人迷失了方向,走进其他宿舍,但大部分人还是磕磕绊绊,相互拉扯着排成一串,或者零星地散开,双手焦急地比比画画,一副落入水中就要被淹死的样子,终于他们乱糟糟地涌进这间宿舍,酷似被一台卷扬机从外面甩进屋来。有几个人跌倒了,被踩在脚下。他们挤在两排床中间的夹道里,渐渐游走到床与床之间的空当,仿佛一条船在风暴中终于驶进港口,人人都为自己抢占停泊地,而这里的停泊地就是一张床。有人表示不满,说这里再也容不下一个人了,让后边的到其他地方去找找。医生从屋子最里边大声说,还有别的宿舍,但还没有找到床位的几个人害怕在他们想象中的迷宫里走失,一间间屋子,一扇扇关着的门,一道道走廊,还有直到最后一刻才能发现的楼梯。最后他们总算明白了,不能继续留在这里,只得艰难地找到进来时通过的屋门,到陌生的世界去冒险。第二批盲人,就是那五个人,好像为了寻找最后一个还算安全的栖身之处,早已占据了他们与第一批人之间的那几张空床。只有受伤的那个人孤立无援,他的床是左边十四号。一刻钟以后,除了哭泣声叹息声和小心翼翼地整理床铺的声音,宿舍总算又安静下来,但并非真正的心灵的安静。现在,所有的床都占满了。下午正在结束,昏暗的灯光好像亮了一些。这时候扩音器里又传来那生硬的声音。正如第一天宣布的那样,他们要重播对各宿舍的指示和住宿者必须遵守的规矩,注意,政府为不得不强行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感到遗憾,此举是为了全面保护公众,等等,等等。扩音器里话音刚落,宿舍里就响起一片愤怒的抗议声,我们被关起来了;全都会死在这里;没有任何权利;他们许诺的医生在哪里,这事新鲜,他们答应过这里有医生,给我们看病,也许还能完全治好。医生没有说,如果他们需要医生,这里有一个,有他在。他绝不会说这种话。对于一个医生来说,只有手是不够的,医生治病必须用药,用药片,麻醉剂,化合物,用这种那种手段配合治疗,而这里连这些东西的影子都没有,更没有得到它们的希望。甚至没有一双眼睛去检查患者的脸色是否苍白,观察循环系统引起的潮红,有多少次,无须再仔细检查,凭这些外部症候就能确诊,或者判断黏膜和色素的色度,可能性极高,就是这种病,你跑不了。现在旁边的床都占满了,妻子已经不能随时给他讲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但他能察觉到,自从最后一批盲人来了以后,气氛变得沉重紧张,已经出现了激烈冲突的苗头。宿舍里的空气好像变得浓密起来,恶臭在其中缓慢地滚动,不时突然袭来,令人作呕。一个星期后,这里会是什么样子呢,他暗暗自问,不敢想象今后的一个星期里他们仍然被关在里面。我猜在食物供应上不会出现困难,当然也不能肯定,例如,我怀疑外面的人是否能及时知道我们这里一共多少人,主要是如何解决卫生方面的问题,现在我指的已经不是我们这些刚刚失明几天的人,在没有人帮助的情况下如何洗澡,也不是淋浴器能不能用,还能用多长时间,我指的是废物如何处理,包括各种废物,只要大便池堵塞,只这一项就能让这里污秽横流。他用手摸了摸脸,摸到了三天没有刮的胡子。最好就这样,希望他们不要有什么给我们送刀片或者剪刀来的糟糕念头。他有刮脸所需要的一切,装在箱子里,但他意识到刮脸将是一个错误。在哪里刮呢,在哪里,不能在这宿舍里,在所有这些人中间,当然妻子会给我刮,但用不了多久别人就会发现,对我们当中有人能做这种需要小心的事感到诧异。在淋浴室里,乱糟糟的,我的上帝,我们多么需要眼睛,需要看,需要看见,即使只是一些模糊的影子,站在镜子前面,望着一个边缘模糊不清的阴影,可以说,我的脸在那里,亮的地方不属于我。抗议声渐渐平息下来,从另外一个宿舍来了几个人,问有没有剩下的食物,回答他们的是出租车司机,连面包渣也没有;为了表示善意,药店伙计设法缓和一下这种断然否决的口气,可能还会送来吧。不会了。天完全黑了。外面,既没有食物也没有人说话。旁边的宿舍里有人大喊大叫,随后安静下来,即便有人哭,声音也很低,哭声是穿不透墙壁的。医生的妻子走到病人旁边,看看情况怎么样,是我,她说,随后小心翼翼地掀起毯子。那条腿现在样子吓人,臀部以下全都肿了,伤口成了一个黑色的圆洞,比原来大了许多,里边有紫色血污,好像里面的肉被拉了出来,散发出一阵阵甜腥的臭味。您感觉怎么样,医生的妻子问;谢谢您来看我;告诉我,您感觉怎么样;不好;疼吗;疼,也不疼;说清楚一点;我觉得疼,但是,好像这条腿不是我的,好像离开了我的身体,我说不清楚,一种奇怪的感觉,我好像躺在这里看着我的腿疼;这是因为发烧;是吗;现在尽量让自己睡着。医生的妻子把手从他的前额上拿开,正转身要走,晚安二字也还没说出口,病人就一把抓住了她的胳膊,往自己身边拽,迫使她靠近自己的脸,我知道太太您看得见,他的声音非常低。医生的妻子大吃一惊,颤抖了一下,嘟嘟囔囔地说,您弄错了,您从哪里冒出这么个想法呢,我和这里所有人一样,看不见;太太,您别想骗我,我清楚地知道您看得见,不过,请您放心,我不对任何人说;睡吧,睡吧;您不相信我;我相信;您不相信一个小偷的话;我已经说过,相信您;那为什么不对我说实话呢;我们明天再谈,现在睡觉吧;好吧,明天,如果我能活到明天;我们不应当往坏处想;我是这样想,或者是发烧让我这样想的。医生的妻子回到丈夫身旁,凑到他耳边小声说,伤口样子非常可怕,会是坏死吗;时间这么短,我看不大可能;无论如何,情况很糟糕;我们在这里,医生故意提高声音,让别人听见,我们不仅双目失明,而且好像被捆住了手脚。病人从左边十四号床上说,医生先生,谁也不会来捆我。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盲人们一个接一个睡着了。有的用毯子把脑袋捂得严严实实,仿佛想让黑暗,一种真正的黑暗,黑色的黑暗,彻底熄灭他们的眼睛变成的两个模模糊糊的太阳。高高的屋顶上挂着三盏灯,它们把肮脏的黄色光亮撒在一张张床上,因为距离太远,甚至投不下一点影子。四十个人正在睡觉或者拼命想睡着,有几个人在梦中长吁短叹,喁喁低语,也许在梦中看见了梦想的东西,也许在说,如果这是一场梦,那么我不想醒过来。所有人的手表都停了,忘了上弦或者认为没有必要上弦,只有医生的妻子的手表还在走。已经过了凌晨三点。前面,偷车贼慢慢用臂肘支撑起上身。他感觉不到伤腿的存在,那里只有疼痛,除了疼痛,那条腿已经不属于他,膝关节早已僵硬。他把身体转到好腿一侧,任凭它耷拉到床外,然后两手垫在臀部下面,试图让伤腿向同一方向转动。这时候,疼痛像一群恶狼突然醒来,向四面八方狂奔,随即又回到那个阴森可怖的养活它们的火山口。他双手撑在床垫上,慢慢把身子移向两排床之间的夹道,当移到床腿挡板外时,他不得不休息一会儿,艰难地喘着气,好像患了哮喘病一样,脑袋在肩上摇来摆去,似乎难以支撑。几分钟之后,呼吸稍稍正常了一些,他开始靠那条好腿慢慢站起来。他知道,伤腿帮不了他任何忙,无论到什么地方去他都必须把它拖在后面。一阵晕眩感袭来,难以抑制的颤抖传遍全身,寒冷和发烧使他上下牙不停地打战。扶着床上的金属栏杆,像沿着一条铁链似的经过一张又一张床,在熟睡的人们中间前行,拖着那条伤腿,活像拖着个口袋。没有人发现他,也没有人问,这时候了您到哪里去呀;如果有人问,他知道该怎样回答,我去撒尿,就这样说,他最不愿意发现医生的妻子叫他,他不能欺骗医生的妻子,不能对她撒谎,只能把脑子里的想法如实告诉她,我不能继续在这里腐烂下去,我感谢您丈夫做了能做的一切,但是,当我不得不偷汽车的时候不能请求别人替我去偷,现在就是这种情况,应当去的不是别人,是我,他们看到我伤势如此严重,就会把我塞进救护车送往医院,肯定有只收留瞎子的医院,医院不会在乎多一个人,然后他们为我处理腿上的伤口,彻底治好,我听说过如何对待死刑犯,如果他们患了阑尾炎,就先给他们做阑尾切除手术,做完以后才杀他们,让他们健康地死去,对于我,他们以后可以把我送回来,我不在乎。他又往前走了几步,咬紧牙关,没有呻吟,只是到了那排床的尽头失去平衡的时候才忍不住痛苦地叹息了一声。数床的时候出了错,本以为还有一张,结果却没有了。他倒在地上,在确信没有任何人被他倒下的声音吵醒之前一动也没有动。后来他觉得现在的姿势对一个瞎子来说再合适不过了,在地上爬行更容易找到道路。他继续往前爬,到了天井,停下来,想了想下一步该怎样做好,是在门口喊呢,还是利用绳子靠近铁栅门,原先用过的那根绳子还在,扶着它肯定能到大门那里。他清楚地知道,要是从这里喊,请求帮助,他们会立即命令他回去,但是,之前有床作牢固的依靠尚且备受折磨,如今只有一根没有系紧摇摇晃晃的绳子做支撑,他开始怀疑这求救的唯一出路了。几分钟以后,他认为找到了解决办法,我爬着往前走,他想,在绳子下面爬,不时抬起手摸一摸,看是不是走对了,这和偷汽车一样,总会有办法。突然,良知出乎意料地觉醒了,声色俱厉地斥责他竟然偷一个可怜的瞎子的汽车,我现在处于这种境地,他争辩说,不是因为偷了汽车,而是由于陪他回家,这才是我犯的大错。良知不肯听他诡辩,提出了简单明确的理由,盲人是神圣的,不能偷盲人的东西;从技术上说,我没有偷他的汽车,汽车没有在他口袋里,我也没有用手枪指着他的脸,被告辩解道;不要再狡辩了,良知咕咕哝哝地说,去你该去的地方。凌晨的冷空气使他脸上感到清爽。在外面呼吸多么痛快,他想。他好像发现腿上的疼痛轻了许多,但这并不奇怪,因为在此之前同样的情况出现过不止一次。现在他已到了外面的平台,很快就能到台阶上,这会是最麻烦的,他想,要头朝下下台阶。他举起手,确信绳子还在才继续向前。正如预先估计的那样,从一层台阶下到另一层确实不容易,特别是有那条伤腿,帮不了任何忙,这一点马上就会得到证明,身处两层台阶中间,一只手滑到下面一层做支撑,身子翻向一侧,但那条该死的腿却死死拖住他。疼痛立即袭来,像锯子在锯,像钻头在钻,像锤子在敲打,连他自己也不明白怎样忍住了,没有喊出声来。在漫长的几分钟里,他一直趴着,脸伏在地上。一阵疾风贴着地面吹过,他冷得打了个寒战,身上只穿着背心和裤衩。整个伤口挨着地面,他想,这样会感染的,愚蠢的想法,从宿舍开始就是这样拖着伤口过来的。好,没关系,在伤口感染以前他们就会给我治疗,他又想到这一点,为的是让自己放心。他侧过身子,以便抓到绳子,但没有马上找到。他忘记了,从台阶上滚下来的时候身体正好与绳子垂直,但直觉使他以为还处于原来的位置。后来,经过思考,他辨清了方向,坐起身来,慢慢挪动,直到臀部碰到了第一层台阶,抬起手摸到粗糙的绳子时他感到一阵胜利的喜悦。可能正是由于这种情感,他随即发现了既能移动又不让伤口与地面摩擦的方法,坐在地上,背对着大门所在的方向,像从前的下肢残废的人那样以两只胳膊作拐杖一点一点挪动。不错,是向后走,这与其他情况下一样,拉总比推省力。这样,伤腿也不会疼得那么厉害,而且,地面微微向大门那边倾斜,也有利于挪动。至于绳子,几乎就蹭着他的脑袋,没有走丢的危险。他暗暗问自己,离大门还有多远呢,这和用脚走路不同,当然,用两只脚就更好了,现在退着挪,每次只能挪半步甚至更少。一时间他忘记自己眼睛瞎了,转过头去看还有多少路,却发现还是那层厚厚的白色。现在是白天还是黑夜呢,他问自己,嗯,要是白天他们早看见我了,还有,只吃过一次早饭,是许多小时以前的事。他发现自己思维敏捷准确,符合逻辑,反而吃了一惊,觉得与以前大不相同,几乎成了另一个人,若不是这条倒霉的腿,他一定敢发誓说,自己从来不曾感觉像现在这样好。想着想着,他的脊背碰在大门下方包着的铁皮上。已经到了。因为怕挨冻躲进了岗亭里的哨兵,这时似乎听到了轻轻的响动,但没有弄清是什么声音,他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会是里边发出来的,可能是树枝摇动,可能是风让树枝轻拂着铁栏杆。又一声响动忽然传到耳朵里,这一次和上次不同,是碰撞声,准确地说,不可能是风造成的。士兵慌了,扣着自动步枪的扳机从岗亭里走出来,朝大门方向瞭望。什么也没有看到。但是,声音又响了,这一次更大,像是用指甲在抓挠什么粗糙的表面。大门上的铁皮,他想。他朝中士睡觉的行军帐篷走了一步,但马上又停下,因为想到,发出假警报一定会遭到训斥,中士们都不喜欢被人叫醒,无论有没有原因。他又朝大门方向看去,紧张地等着还有什么动静。这时候,慢慢地,在两根竖着的铁栏杆之间出现了一张幽灵似的惨白的脸。是盲人的脸。士兵吓得血液都凝固了,正是由于害怕,他举枪瞄

                      的躯体,贯穿至未来。──三岛由纪夫凡日本无赖派作家坂口安吾的成名作《白痴》等多篇代表小说,以追求生命的救赎和人心的回复为主题,笔触生动而流畅,极具感动性和可读性。东吴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明台白痴那房子里曾经同住着人、猪、狗、鸡,还有鸭。各自的住处和吃食实在没有什么差别。有一栋十分歪斜,好似仓库的小房,楼下住着房东夫妻,阁楼则租给了一对母女,女儿怀了个来历不明的孩子。伊泽租的屋子是一间跟主屋分开的小屋,据说房东害了肺病的儿子曾在这里住过,这屋子给害了肺病的猪住也不为过,不过壁橱、厕所、柜子还是有的。房东夫妻是开裁缝店的,两人既是镇里的裁缝师傅(所以让害了肺病的儿子住在别的小屋),又是镇议会的议员。租户的女儿原本是镇议会的办事员,据说原先睡在镇议会事务所,除了镇议会的会长和做裁缝的房东以外,跟所有干事(十几人)都不偏不倚地睡过,也就在那期间珠胎暗结。于是镇议会的干事们一起凑钱,打算在阁楼里把孩子处理掉。然而万物皆有用处,干事里有一人是开豆腐店的,女人怀了孕缩在阁楼里以后,只有这个男人还过去找她,最后女人就被默认成这个男人的小妾了。其他干事知道了这件事,立马就不凑钱了,认为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应该让开豆腐店的来负担每个月的生活费,还有七八个人也都不愿意掏钱(每人五日元),有开蔬菜店的、开钟表店的、地主以及开其他店的,女人至今还气得跺脚。这个女人长着一张大嘴和两个大眼珠子,却骨瘦如柴。她嫌弃鸭子,只愿意给鸡喂点残羹剩饭,然而鸭子会从一旁抢食吃,所以她每天都怒气冲冲追着鸭子跑。她前面挺着大肚子,后面撅着大屁股,那奇妙的姿态跑起来活像一只鸭子。裁缝师说,小巷的出口是一家香烟店,里头住着一个足有五十五岁,涂着白粉的老女人。据说她把第七个还是第八个情夫赶了出来,正苦恼是找个中年和尚还是找个中年店主来补缺,因此只要年轻男人去后门买香烟,她都会卖给他们一些(然而是黑市价格),所以您(指伊泽)也可以从后门买买看。不巧伊泽工作单位那边有补助,不用麻烦那个老女人就解决了。斜对面派米处的后面住着一个寡妇,手里有点小钱,有两个孩子,一兄(工人)一妹,这对亲兄妹却有着夫妇之实。寡妇觉得这样最终更省钱一些,也就默认了,然而这期间哥哥却有了别的女人。于是寡妇就不得不把妹妹嫁出去,寡妇给妹妹找了一个远房亲戚,这个亲戚是个五六十岁的老头,妹妹就吃了老鼠药。妹妹吃完老鼠药,来了裁缝店(伊泽租的屋子)学习,随后开始难受发作,结果就这么死掉了。当时镇里的医生给开了张心脏麻痹的诊断书,这事儿就这么不了了之了。“哎?是哪个医生能给开这么管用的诊断书啊?”伊泽惊奇地问道。裁缝店家却一脸震惊,反问道:“什么?医生不都这么干吗?”这附近林立着一栋栋廉价公寓,其中有一部分屋子里住着小妾和妓女。这些女人没有孩子,又有一个共性——会把自己的屋子收拾得很干净,因此管理员也就很喜欢她们,也就从没在私生活混乱、德行败坏等方面找过她们的碴儿。公寓起码有一半都是军需工厂的宿舍,里面还住着一群女子挺身队,里面有某某部门谁谁的情人,科长阁下的战时夫人(就是说真正的夫人还在逃难呢),重要人物的二奶,怀着孕带薪休假的挺身队队员。其中还有“每人五百日元”[1]的小妾,这小妾自己建了一栋房子住着,深受众人羡慕。据说还有做着杀人营生的满洲浪人,其妹是裁缝店的学徒,浪人隔壁住着一位按摩师,按摩师隔壁住着得了裁缝师银次[2]真传的行家,再往里住着一位海军少尉,这位少尉每天吃鱼、喝咖啡、吃罐头、喝酒。这一带往下挖一尺就能冒出水来,想建防空壕也建不了,只有这位少尉用水泥造了一个比自己家还气派的防空壕。另外,伊泽上班路上有一家百货商店(木制二层小楼),一楼因为战争进不到货而歇业了,二楼则终日开着赌场,赌场的负责人占领了几处国民酒场[3],终日烂醉如泥,瞪着排队的民众们。伊泽这个男人,大学毕业后就当了报社记者,接着又成了文化电影[4]的演员,只是个见习工,并没有单独出演过电影。活到二十七岁这个年纪,理应对人生的阴暗面有一定的了解,知道一些政治家、军人、实业家、艺人的内幕,然而伊泽却没想到,这条被郊区的小工厂和公寓包围的商业街竟会是这样一种生活状况。伊泽问了问裁缝师,说是不是因为一直战争才搞得大家人心惶惶。裁缝师却用哲学家般的神态一脸平静地回答道:“没有,这个呀,这一带从以前开始就是这样啦。”然而,这里面最大的人物还要数伊泽的邻居。这邻居是个疯子。这疯子相当有钱,却特地把房子建在小巷尽头,可想而知,这也是出于疯子的考虑,好避开那些他极度厌恶的小偷和闲杂人等。要说为何,因为摸到小巷尽头,进了院门,看了一圈都找不到供人出入的门口,只能看见嵌了窗格的窗户,这房子的玄关在房子的背面,跟院门处于正相反的位置。也就是说,不围着房子绕一圈是走不到的。这样一来,无端闯入的闲杂人等就会断了念想,还能趁闯入者寻找玄关的时候摸清该人身份,起到预警和牵制的作用,因为邻居不喜欢浮世间的诸般俗物。这房子是二层小楼,房间相当多,就连无所不知的裁缝师也不大清楚这房子的内部结构。疯子三十岁上下,有个老妈,有个二十五六岁的老婆。有人说这一家子里面只有当妈的还属于正常人,但这当妈的却有相当严重的癔症,是镇上唯一一个对配给物资不服而光脚闯入镇议会的女中豪杰。疯子的老婆是个白痴。某个幸福美满的年头,疯子动了念,置办了一身白衣就踏上四国遍路[5]的旅途了。当时疯子在四国的某个地方跟白痴女人意气相投,就把女人当作遍路的纪念品娶回了家。疯子是个仪表堂堂的好男儿,白痴老婆也有着正经家庭的正经小姐该有的优雅品行,细细的双眼透着阴郁,面容如能乐面具般美艳,又宛如瓜子脸的古典人偶。两人并排站着,远远望去,看起来就是俊男美女,还是极有文化教养的一对璧人。疯子戴着度数很高的近视眼镜,时常挂着一副读破万卷诗书的忧伤面容。某一天这条小巷有场防空演习,正是太太们积极活跃的时候,这男人没穿袴服,身着便装出来参观,边参观边哈哈大笑,不久又忽然换了一身防空服装,从一人手中抢走了水桶,同时发出了“耶”“呀”“嚯嚯”等好几种奇妙的叫声,架起椅子爬上了围墙,站在屋顶上发号施令,紧接着开始了一场演讲(训话)。伊泽到了这时才发现这男人是个疯子。虽然之前这位邻居时不时就会翻墙闯进裁缝家的猪圈,把剩饭桶里的剩饭全都倒出来,顺便拿石头扔人家家养的鸭子,前一秒还一脸若无其事地喂着鸡,下一秒就突然把鸡踢飞。伊泽还以为他大有来头,因此一直安静地跟他互相行以默礼。不过,疯子和正常人是有所不同的。要说哪里不同,那就是疯子本质上比正常人更加谨言慎行。虽然疯子想笑的时候会哈哈大笑,想演讲的时候会演讲,会向家鸭扔石头,会花两个小时来戳猪的脸跟屁股,不过他们本质上非常害怕别人的眼光,一直在私生活的主要部分慎之又慎,费尽心思地要跟他人断绝关系。从院门进来绕一圈才能找到玄关也是这个道理。他们的私生活基本没什么动静,也很少跟别人说一堆没用的废话,多是思想层面的活动。小巷的一侧是座公寓,一年到头都洋溢着流水声和太太们低俗的声音,这些声音像是压在伊泽的小屋上。这座公寓里还住了一对妓女姐妹。姐姐接客的晚上,妹妹就不停在走廊里走来走去,妹妹接客的晚上,姐姐就在深夜的走廊里来回走动。只有疯子想笑就哈哈大笑,所以别人都一直当他是异类。白痴老婆特别安静老实。总是战战兢兢地在嘴里嘟囔些什么,说的是什么也听不太清,就算能听清说的是什么,也不清楚她想表达什么意思。做饭也是,连米都不会煮,如果硬叫她做,应该还是能做的,不过要是因为她犯错而冲她发火,她就会战战兢兢地犯下更多错误,就算去拿配给品,她自己也做不了什么,只会呆站着,都是由其他街坊邻居来帮忙。大家都说疯子的老婆,是个白痴也很正常嘛,不能要求她太多。而疯子老妈就大大的不愿意了,怒道:“一个女人连饭都不会煮!”平时还是一位有节制有修养的老太太,不管不顾地就大犯癔症,疯起来其凶猛程度不亚于疯子,三个疯子里,就数老太太吼叫起来最吵闹,最病态。白痴女人怯生生的,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经常都是一副战战兢兢的样子,连人的脚步声都会把她吓一跳,伊泽嗨地跟她打声招呼,她反而会愣在原地不动。白痴女人偶尔会来猪圈。疯子向来都是像进自己家门似的光明正大地闯进这里,向家鸭扔石头,来回戳猪的脸,然而白痴女人却总像影子一样,无声无息地逃到猪圈的阴暗处屏息藏身。换句话说,这里是她的避难所。这种时候,邻居家里多半就要响起老太太鸟叫般的喊声了——“治代!治代!”每当这时候,白痴的身体都会僵直或是抽搐,来来回回像虫豸一样挣扎许久后才不得不开始行动。报社记者和文化电影的演员之流都是贱业中的贱业。他们只了解时代的潮流,他们全部的生活就是不落后于时间的脚步,自我追求、个性、独创性这类东西在这个世界上则是不存在的。他们的日常对话中充斥着自我、人类、个性、独创等词汇,而极少谈到公司职员、官吏、学校的教师。然而这些只存在于口头上,他们是那种会散尽家财讨女人欢心,说出“宿醉的痛苦才是人类的烦恼”这种话的滑稽之人。啊!感谢红太阳,感谢兵士们[6],我眼眶不由得一热,咚当咚当的轰炸声,忘我地趴在地上,砰砰砰的机枪声,他们绝大多数都痴迷着那些没有思想高度,甚至没有一行能给人实际感受的虚构文章,自以为把这些文章拍成电影就是在体现战争了。也有人在军部检阅时说写不出来,然而会这么说并不是因为心里想到了其他具有真实性的文章,文章自身的真实性和实际感受跟检阅没有关系。总之,这帮人不管在什么时代都只是一群没有内容、空虚的人。他们顺着时代的潮流从右到左今朝有酒今朝醉,拿通俗小说里的表现手法当榜样,以为这就是表现时代的手法了。事实上,时代只不过是浅薄愚劣之物。这场颠覆日本两千年历史的战争和失败,跟人类的真实性究竟又有什么关系呢。整个国家的命运全系在最为稀薄的自省意志和暴民的妄行上。只要在部长和总经理面前提起什么个性、独创,他们就会背过脸去,言外之意仿佛在说蠢货。感谢兵士们,啊!感谢红太阳,我眼眶不由得一热,OK,报社记者就是这么点玩意儿,事实上,时代就是这么点玩意儿。师团长阁下训话足足花了三分钟,有必要写长一些吗?需要把职工们每天早上像祈祷似的唱了又唱的古怪歌曲一五一十地写清楚吗?当他们问部长这些问题时,部长就会唰地把脸扭过去,啧啧舌,又突然转过头来,把高级香烟噗嗤一下按灭在烟灰缸里,瞪着他们吼道:“喂!在这个动乱的时代还要什么美?艺术是无力的!只有新闻才是真实的!”演员拉拢演员,策划部门员工拉拢策划部门员工,拉帮结派,创造出一个跟德川时代的侠客一样的情谊世界,用热情世故来处理才能,创造了一套比公司职员还公司职员的排序制度,然后根据这一制度来维护各自的平庸,把艺术的个性和天才引发的争霸视为罪恶,自以为这是违反劳动工会规定的,还根据相互扶持的精神完善出了一套用于救济才能匮乏的组织体系。在内是才能匮乏的救济组织,在外却是酒精的获得组织,这伙人占领了国民酒场,每人灌下三四瓶啤酒就酩酊大醉,然后就开始谈论艺术。他们的帽子、长发、领带、上衣都是艺术家,但他们的灵魂和本质却比公司职员还公司职员。伊泽相信艺术的独创性,放弃不了个性的特殊性,不仅无法在人情世故制度中得以安歇,还无法控制自己不去憎恨该制度的平庸性和低俗卑劣的灵魂。他是这伙人中的局外人,就算向他们打了招呼,他们也不会回应他,甚至还有人会瞪他。他鼓起勇气闯进总经理办公室。“战争跟艺术性匮乏在理论上有必然性吗?还是说这是军部的意思?光拍现实的话只要有相机和两三根手指就绰绰有余了。要根据怎样的角度来对其予以裁决,将其构成艺术——我们艺术家正是为了这一特别的使命而存在……”话才说到一半,总经理就扭开了脸,非常不高兴地吐了口烟,用一脸“你为什么不辞职,难道怕被拉去当兵”的表情开始苦笑,随后又换了一种表情,仿佛在说:“你只要照着公司的计划卖力做好普通工作,能靠这份工作拿到月薪就够了,别想些多余的事儿。”他一句话也没回伊泽,做了个“滚回去”的动作。这不是贱业中的贱业又是什么呢?有时候伊泽甚至想,干脆咬咬牙去当兵算了,如果能从思想的苦楚中解脱,那么子弹和饥饿简直就像太平乐一样美好。就在伊泽的公司策划《守住拉包尔!》和《飞向拉包尔!》并制作剧本的期间,美军已经越过了拉包尔,登陆塞班了。《塞班决战!》的策划会议还没结束,塞班就失守了,美国飞机已经开始从塞班飞到人们的头顶上了。于是他们制作出了《如何扑灭燃烧弹》《天空冲撞》《土豆的种法》《一架都不能放回去》《省电和飞机》,真是不可思议的热情。一部部植入了无尽乏味的奇妙电影陆续出炉,胶片不够,能动用的相机越来越少,艺术家们的热情呈现出极度狂躁的状态,《神风敢死队》《本土决战》《唉!樱花散落了》,他们就像被什么东西附了身似的,诗情翻涌。一部部如白纸般无聊透顶的电影得以诞生,明天东京就要成为废墟了。伊泽的热情死了。早上睁开眼,一想到今天又要去公司就犯困,正迷迷糊糊呢,预警警报响了,坐起身,缠上绑腿,抽出一根烟,点着火。心里想着:唉,辞职的话,这烟也没得抽了。有一天晚上,已是深夜,伊泽好不容易赶上了末班电车,因为私人铁路已经停运了,他就走了好长一段夜路才回到了家。打开灯,惊奇地发现自己从不收拾的床铺不见了。从来没有人在他出门后给他打扫过屋子,也没有人进过他的屋子,因此他很是诧异,打开壁橱一看,发现白痴女人在叠放整齐的被褥旁藏着。女人用不安的双眼观察着伊泽的脸色,把脸埋进了被褥间。她看伊泽没有生气,于是安下心来,与伊泽亲近了许多,镇定得令人吃惊。女人嘴里一个劲儿地念叨着什么,问她在念叨什么,她又说得极为模糊简要,语言也组织得断断续续,嘴里净说一些跟伊泽毫不相干的事和一些自己介怀的事,伊泽没问就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儿,多半是女人挨骂了不知该如何是好,就逃到了这里,考虑到尽量不要吓到白痴女人,伊泽就没多问,只问女人什么时候从哪儿进来的。女人咕咕哝哝说了一堆令人费解的话,最后卷起一只袖子,摸着手臂上一处地方(那里有一块擦伤),说什么我很痛,现在还在痛,刚才也很痛,诸如此类的话,因为女人把时间分得很细,所以伊泽好歹弄清楚了她是入夜以后才从窗户进来的。女人又表示自己光脚在外面四处走,脚上沾了泥土,进来以后把房间踩脏了,对不起呀——这意思当然也是伊泽来来回回转了无数个死胡同以后,才从女人的自言自语中总结判断出来的,就连这句“对不起呀”也没法肯定是在道哪门子歉。伊泽不好大半夜把邻居敲醒,还一个惊惧至极的女人给他们,话虽如此,要是留女人住一宿,天亮了再把女人还回去,不知又会产生怎样的误会。因为对方是个疯子,所以伊泽连后果都没法想象。管他呢!伊泽心里不知怎的竟涌出了一股子勇气,虽说这股勇气的实质只不过是伊泽对白痴生活方面的感情麻木所抱有的好奇心、刺激,以及魅力诱发的产物。伊泽告诉

                      了孙中山的队伍。这就是最早期的国际纵队。民族的也是世界的,跨国际的革命友谊确实存在。虽然日本是近代对中国伤害最深的国家之一,不过宫崎寅藏、山田良政等人确实算得上中国人民的朋友,一生为中国的革命事业鞠躬尽瘁。其中,山田良政不久之后就在惠州起义中牺牲,成为日本革命志士在华殉难第一人。朋友多了,路也就多了。孙中山后来又认识了日本“黑龙会”的首领头山满和内田良平,不过这两个人不像前面的那几位日本友人那么纯真无邪。后来有人问头山满:为什么要起名黑龙会?这家伙回答:我要把黑龙江变成大日本帝国的内河!这个国际黑社会组织的邪恶可见一斑,可以预见他们结识孙中山的目的是龌龊的,不就是想借孙中山之手达到分裂中国的目的吗?还好暂时双方的目的都是一致的——推翻清朝,算是求同存异吧。不过与狼共舞终归是一件危险的事情,迟早有一天会付出惨重的代价。……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就来到了1905年。孙中山这些年一如既往地做着两件工作——拉人入伙、筹款。在黑龙会的帮助下,这两件事情都做得不错。他最大的收获应该是收服了两个广东老乡做小弟,一个叫汪兆铭,一个叫胡汉民。汪兆铭,1883年生,属于80后。他家庭清贫,祖上至少五代贫农,兄弟姐妹九人,生活着实不轻松。尤其是命运在他13岁那年开了个巨大的玩笑:父母先后永远地离开了他们兄弟姐妹。很难想象他们是怎么活下来的。不过老天总是公平的,在给你磨难的时候,又总是给你希望。老天爷给了汪兆铭两个大多数人不具备的特长:一是长得相当帅,皮肤白皙,俊眉朗目,儒雅中又闪烁着几分侠勇之气,顾盼生辉,令人一见入迷。民国时期总有好事之人非得整个“四大美男子排行榜”,虽然四大美男子有多个版本,但每个版本都是汪兆铭排第一,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二是他很有才华,18岁考中秀才,而且还是第一名。了不起!碰巧那会儿袁世凯他们正弄公费留学生的事,凭汪兆铭的本事,自然是手到擒来。1904年9月,汪兆铭挤在三等舱的乘客当中,首次踏上了日本东京的土地。同船的乘客之中,还有跟他同时被录取的好朋友兼老乡胡汉民。胡汉民,字展堂,1879年生。此人也是一个读书的好手,考秀才就跟玩儿似的。不仅如此,通过考秀才,胡汉民还琢磨出了一条生财之道:做枪手,在科举中为人代考。胡汉民在枪手生涯里枪枪命中,因此信誉好得出奇,开枪费用飙升至六千银圆!实在是价格不菲。现在代考英语四六级的那帮人跟他一比,估计要气得跳楼。钱赚得差不多了,也就意兴索然了,于是胡汉民跟汪兆铭一起登上了去往日本的轮船,公费留学去也。那时候在东京特别流行同乡会。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广东同乡会的聚会上,汪兆铭和胡汉民见到了世界闻名的孙中山,他们有没有两眼冒小星星没人知道,但他们相当的激动是肯定的。两个小屁孩被孙中山的平易近人感动得一塌糊涂,当即就表示要入伙孙中山的团队创业!孙中山自然是来者不拒,人才越多越好。除了把汪兆铭这种特别优秀的人才招入麾下外,孙中山还走出了一条特色道路——在江湖中取得了相当之高的地位。虽然距离武林盟主的地位还有点远,但是称雄一方已经没有问题。孙中山的动作如下:一是合并了好几个省的江湖门派哥老会、三合会,壮大了兴中会的队伍;二是正式在夏威夷首府檀香山加入致公堂。职位是“洪棍”——掌管刑法的内八堂当家大爷。孙中山的这一身份意义重大,从此将世界各地的洪门兄弟纳入革命的旗帜下。不过据史料记载,海外洪门准备的约二十万美元的见面礼才是孙中山先生的真正目标。要知道当时美国人民的收入平均每个月也就是几十美元而已,这笔钱是绝对的巨款!双雄等孙中山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有一个人已经在等他了,他就是黄兴。黄兴,原名黄轸,字克强,1874年出生于湖南长沙。22岁中秀才,后入张之洞的两湖书院深造,毕业后被选派去日本弘文学院留学。只不过他上的是速成班,大概相当于如今的函授班。这么说来,黄兴算是张香帅的门生。黄兴在东京弘文学院的这一年里,没有谈恋爱,也没有玩游戏,他只关注军事课程,尤其是骑马和射击。跟他一起念速成班的人之中,有一个与他同岁的年轻人叫杨度。此人才华卓绝,抱负不凡,两人常常一起讨论中国的前途。黄兴主张革命,但杨度拥护宪政。虽然黄兴老是说不过杨度,但也输得非常开心,非常佩服杨度的才学。这个叫杨度的仁兄后来差点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走向,下文再谈。这两个人不知道,在弘文学院的校园里,与他们擦身而过的人之中有个叫做周树人的,也在这里补习日语,打算学好日语之后去日本最好的医科大学学医,拯救国人。不过,此人后来弃医从文,笔名叫作“鲁迅”。除杨度之外,黄兴还结识了好几个朋友,比如蓝天蔚、吴禄贞、张绍曾、蔡锷这样优秀的人才。不过这几个人上的学校比他好,读的是最好的日本军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而且他们是三年制,不像黄兴只一年就完事儿了。这里提一下这个蓝天蔚。他是湖北人,跟吴禄贞、张绍曾合称“北洋士官三杰”,在日本留学生中的地位就是老大哥,什么阎锡山、蔡锷、唐继尧、孙传芳都是小字辈。他后来去了日本陆军联队实习,相当于在一流外企工作过的人,之后回到湖北帮助张之洞编练湖北新军。1903年春夏之交,镀完金的黄兴归国。途经武汉的时候他被母校邀请前去发表演讲,没想到一次普通的演讲,捎带着宣传了一下自己的革命主张,竟然就让一个小师弟佩服得五体投地,要跟着他出来闹革命。其实也不难理解,就像经年未见的师兄突然从国外一流大学学成归来,立于台上传授成功经验,而台下的满堂师弟师妹佩服得要命一样。不过这个小师弟不是普通人,很有才也很有名,他叫宋教仁。接下来,黄兴和宋教仁两人办了“华兴会”,为了招纳人马,黄兴又加入了兵强马壮的湖南哥老会,并在慈禧七十大寿那一年(1904年)搞了一次长沙起义,虽然小小地扫了老佛爷的兴致,但起义也失败了,跟孙中山的广州起义失败原因完全一样:消息走漏。最后,黄兴和宋教仁逃到了日本。“同盟会”宝刀屠龙在日本,黑龙会无孔不入。在他们的撮合下,黄兴见到了大名传遍宇宙的孙中山。这次见面很愉快,两位造反界的巨擘决定联合成立一个更强大的组织。1905年7月30日,兴中会与华兴会合并,“同盟会”在黑龙会东京总部成立,孙中山、黄兴分别当选头号领袖(总理)、二号领袖(执行部的庶务,地位相当于副总理)。22岁的汪兆铭当选评议部部长,分管宣传工作这一块,核心任务是负责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于是,《民报》理所当然地成了同盟会宣扬自己主张的阵地。孙中山在这个阵地上发出了第一声呐喊,在他为《民报》所写的发刊词里,他首次提出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这就是“三民主义”,全文言简意赅,深入浅出,与十年前那份写给李鸿章的信已经是天壤之别。《民报》影响力很大,汪兆铭的见识也很高,文笔也很好,风格也很有趣。连北京深宫内院的慈禧老美女在没事的时候也买两份,见识一下美男子的风范,末了,还两眼杏汪汪地感叹一句:帅!真帅!也不知道慈禧有没有考虑过把这位美男收进后宫。不过慈禧不知道他叫汪兆铭,因为他用的是笔名——精卫,我们一般都叫他汪精卫。伟大的同盟会就这么诞生了,不过为什么叫同盟会呢?它的名字本身已说明得很清楚,它是许多小革命团体再加上许多革命个体户联合组织的一个革命大拼盘。从同盟会成立起,会中就分为三大派——孙中山的广东派(兴中会)、黄兴的湖南派(华兴会)、章太炎的浙江派(光复会)。前面两位大家都知道,重点说一说这个章太炎。无论是在学问界,还是在造反界,他的地位都是相当得高,犹如金庸小说中的周伯通:功力奇高,辈分至尊,但人疯疯癫癫的,什么事情都敢做。所以他有两个外号:“神经病”、“章疯子”。按道理,这些小团体一经入盟,小团体本身就不应该继续存在了,但这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干法,咱中国知识分子是喜欢搞小圈圈的,所谓“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也。例如某人是兴中会成员,他同时也是同盟会的会员。这样一来许多会员就要发生“双重忠诚”的问题,一旦这双重忠诚发生抵触,盟内党内就要闹分裂。伟大的同盟会后来果然因为这个原因而四分五裂,不过这是后面发生的事情,同盟会暂时还是拯救神州的屠龙宝刀!接下来,不少一时之秀都被孙中山顺利地纳入彀中,如廖仲恺、章太炎、陶成章、蔡元培、胡汉民、李烈钧、程潜、阎锡山、张群、唐继尧、蓝天蔚、吴禄贞、陈其美、陈炯明、马君武、李四光、陈天华、秋瑾……这么说吧,只要后世有点名气的民国人物基本上都是同盟会会员,这里也就不再罗列了。不过孙中山的一揽子人才计划在杨度那里吃了闭门羹。话说杨度这些年靠着天才的智商、高水平的情商以及出众的宪政研究水平,在中国留日学生中人缘很好,如蔡锷就经常找他蹭饭吃。总之,杨度很是混得开,他也凭此当上了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这么一颗希望之星,孙先生哪能放过。孙先生也以为凭他和同盟会如今的声望,那是吃定了杨度。于是他亲口力邀杨度加盟。面对孙先生的美意,杨度不仅没给孙先生面子,还向前辈发起了挑战:我主张君主立宪,我的事办成了,希望您帮助我。您号召民族革命,您若成功,我将完全抛弃自己的主张,来帮助您。努力国事,就在今日,希望不要相互妨碍!你杨度虽有才学,也自信得过了头吧!居然敢跟孙先生对着干。不过你还别说,他还真不是说着玩的,他是来真的。他要跟孙先生来一场比赛,看看谁才是最后的胜者!在杨度和孙中山上擂台之前,我们得关心一下擂台上的另一名主角。第十四章袁世凯吹起立宪大泡泡

                      “梁大财神”

                      袁世凯应该不知道未来的对手孙中山都在忙些什么,或许知道了也不会在意,因为他笼络的人才毫不逊色。越接近权力的中心,朋友会越少,敌人则越来越多。所以,袁世凯必须强大自己,才能保证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有了权力和地位,才能做那些他想做的事情。显然,一个人的力量肯定不够,所以需要一些帮手。地位越高,事业越大,需要的帮手就越多。还好,官场有一个显规则,允许你请一种专业人才来帮助你。这种人才善于出点子,只要他看得上你,或者你出得起钱,又或者你有本事挖到墙脚,那么就可以无限制地拥有这种人才,我们一般把这种人才称作幕僚,也就是参谋。袁世凯的幕僚团队阵容很强大,但其中功劳最大也最忠心的,当属梁士诒和杨士琦。梁士诒,广东人,进士。这个人也很特别,他不算纯种的幕僚,可能那个时代流行把自己往全面发展培养吧。他精通西方经济学,还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尤其喜欢应酬。在人才市场上,他是能熟练运用西方现代实用经济知识的明星。不过这位兄台运气不大好。1903年,梁士诒参加朝廷新开的“经济特科”进士考试,中了状元。可惜慈禧看梁士诒不大顺眼,严格来说是他的名字有点问题——“梁头康尾”,梁启超的梁,康有为又名祖诒。慈禧是非常讨厌梁启超和康有为的,于是一下子把他的功名给撸了下去。连榜眼杨度也受到了牵连,一块儿丢了功名,仅仅是因为这个榜眼曾经听过梁启超讲课。别人都不敢用梁士诒,怕得罪了老佛爷,不过袁世凯听说了梁士诒的经济才能之后,赶紧用厚礼把他请了过来,赋予他重任。袁世凯最初让其督办铁路(铁路局局长),梁士诒由此发挥专长,一发而不可收,后来又办了交通银行(今中国交通银行的前身)。当时,西方列强的财团、民间资本都只愿意跟梁士诒的交通银行合作,可见他在金融方面的才能和做人的成功。梁士诒也基本上成了袁世凯的管家和钱袋子,人送绰号“梁大财神”。总而言之,只要有用钱的地方,袁世凯就找梁士诒。后来袁世凯把综合性人才梁士诒放到了一个更加适合他的位置上——秘书长,行政和金融一把抓。虽然梁士诒如此厉害,但我在这里真正要重点推荐的人是杨士琦,他足智多谋,深不可测,是袁世凯的参谋班子里最纯正的幕僚。“谋王”杨士琦杨士琦,字杏成,安徽人,举人。杨士琦当了十余年的试用道员(代理市长),一直没有转正,表面上是四品官员,干的却是最基层的业务员的活,没少被人排挤,这一切都一直在磨炼着杨士琦。多年的摸爬滚打,让杨士琦对人性的黑暗面有着清楚的认识,所以他掌握了相当的阴谋诡计和权谋手段。虽然杨士琦精于权谋诡计,但事实证明,他并不是一个滑头的两面派,在多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他始终坚定地站在了袁世凯一边,并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忠诚最终战胜了政治对手,为袁大官人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他还有一个叫杨士骧的哥哥,人称他俩为“杨氏双杰”,这两个人都曾经是李鸿章的幕僚。李鸿章死后,袁世凯对淮系旧人都是礼贤下士,每日都挤出一段时间在办公室约谈这些旧人,谈话完全是平等的、朋友式的,让这些老臣子们心里很舒服,觉得这新来的总督真不错,完全没有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感觉。袁世凯就这样接收了淮系的几乎全班人马,重点目标“杨氏双杰”自然也在其中。杨氏两兄弟特长各有不同,哥哥是管理型人才,弟弟是谋划型人才。袁世凯因材施用,提拔杨士骧接替自己的山东巡抚一职。对于杨士琦,因为徐世昌已被外放,所以袁世凯给杨士琦安排的角色是自己身边的首席智囊。此时的袁世凯虽然地位已经很高,但是根基还不是很稳固。毕竟他曾经的两个靠山都已经离他远去,老师李鸿章死了,欣赏他的老上司荣禄也在1903年年初去世。刚刚跳槽的杨士琦勇敢地站了出来。他对袁世凯说:要想迅速强大起来,在没有大力丸吃的时候,再寻找一位强有力的盟友也是壮大实力的好办法之一。袁世凯当然明白这个道理,但他拿不准谁才是合适的盟友。杨士琦的眼光很毒,他说:我看中了一个人选——庆亲王奕劻。一来奕劻是个没本事的家伙,而且极其贪财,容易操控;二来我认为奕劻会接替死去的荣禄成为新任领班军机大臣。荣禄虽然很忠心,但也有一个大缺点——太有个性、太有主见,这让慈禧太后有所不喜。所以慈禧太后一定会从现在的军机大臣里面挑一个肯听她话的人出任新任领班军机大臣。奕劻胆小且没主见,正是不二人选。袁世凯有一个很大的优点: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一点很少有人能够做到,但这正是袁世凯所擅长的。所以袁世凯告诉杨士琦:你办事,我放心!你全权运作此事!杨士琦带着巨额银票找到了奕劻。他把银票送到了奕劻手中,奕劻顿时眉飞色舞,表面上却假惺惺地推辞说:项城太费心了,我怎么能收他的?杨士琦的回答很巧妙,给奕劻找到了台阶下:袁大人知道王爷不久必定出任领班军机大臣,在军机处办事的人每天都得进宫伺候老佛爷,而老佛爷左右又有许多的太监和宫女,他们一定会向您道喜讨赏,而这一笔开销非常可观。这些微数目不过作为王爷到时零用而已,以后还得特别报效。于是,奕劻非常好意思地收下了银票。不久之后,奕劻果然成为领班军机大臣。一切都在杨士琦的预料之中!好在杨士琦之前的牵线搭桥令袁世凯占据了人情的制高点,毕竟雪中送炭比锦上添花要珍贵太多!从此以后,杨士琦每个月都要去奕劻家串串门,联络联络感情,当然主要是去送礼。杨士琦也没有白孝敬奕劻,因为每次朝中有什么事情,他的老大袁世凯都知道得比别人要早。好了,杨士琦同志的事迹就先介绍到这里,因为与他接下来要做的事情相比,这连牛刀小试都称不上!预

                      束动荡流浪生活。该部首领占巴黄固尔多诺赍为此与杨金太福晋商议。经杨金召集四苏木首领和札哈沁部各头目开会,形成决议,四苏木“愿将四棵树以西之古尔图地方,宽阔水草广袤土地,膏腴之山川,任其该部牧民放牲、种地”,并将此决定呈报政府。经过乌苏县县长分别向杨金福晋和札哈沁部首领核实得到确认,并在省政府备案。注414牧场,尤其是水草丰美的牧场,多被牧民视为赖以生存繁荣发展的根基,历史上为争夺牧场发生战争屡见不鲜。四苏木能够让出如此丰美草场给札哈沁人,可以想见其悲悯同族情怀与共同发展的气度。(4)捐资襄助公益事业。1941年2月7日“管理乌苏四苏木兼充护理盟长印务”的杨金福晋去世。死因是年已老迈,且患“麻木不仁病症”,虽经乌苏县诊疗所医生调治,最终无效。除了当地相关官员向塔城行政长报告,乌苏县长等官员按蒙古习俗置办祭物前去致祭。注415杨金福晋去世后,所遗家产均交给乌苏四苏木夏拉寺大喇嘛加木粗收管。遵照杨金福晋意愿,除了诵经开支,加木粗喇嘛代表杨金福晋向乌苏蒙族文化促进分会2次捐赠100只羊作为基金,并为蒙古文化促进会总会修建俱乐部,再次代杨金福晋捐出大元宝五锭、羊50只。影响所致,当地喇嘛及富裕户纷纷捐助,蒙古文化促进会得以开展活动。注416帕勒塔病逝后,所遗亲王爵位由长子敏珠策旺多尔济承袭。据说帕王生前有去西藏拜佛意愿未及完成,敏珠策旺多尔济于1932年前往西藏拜佛,代偿父愿。行前将所有印信交付其子玛尼,由他代理亲王;向省政府请假并得到批准。因此行还有本部落格根喇嘛罗宗丹巴札木苏等10名喇嘛同行,为此敏珠策旺多尔济又向省政府代为申请护照。注417敏珠策旺多尔济一行经由库尔勒,由若羌入藏。沿途地方均有他们经过的报告。注418当敏珠策旺多尔济礼佛归来,适逢马仲英入疆,返疆道路阻塞,他做出前往南京的大胆决定。在南京政府看来,“主持新政者实行封锁政策,遂使新疆蒙旗与中央关系日趋隔绝”,1934年敏珠策旺多尔济“绕道来京,备输悃诚”,受到蒙藏委员会热情招待。他的到来甚至被认为“新疆蒙旗与中央之关系,将日见密切”。根据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青阳的了解,敏王“留学旧俄贵胄军事学校,志趣卓越,人甚明达,在新疆蒙旗中,颇负资望”,当时又逢内蒙古百灵庙自治运动影响不断发酵,于是石青阳向行政院推荐敏珠策旺多尔济出任蒙疆宣慰专员,“酌给旅费前往新疆各盟旗宣达中央德意”注419。后来敏珠策旺多尔济步帕勒塔后尘,活动于北平、南京、重庆,与国民党政府保持密切关系,曾任蒙藏委员会委员,成为国民党政权中新疆蒙族代表。盛世才离开新疆以后,敏珠策旺多尔济活跃于新疆政坛。1947年11月他衔命由南京飞抵迪化,负责落实新疆盟旗组织法、恢复新疆各部盟长公署以及国大代表选举。其间他频频与省政府、南京中央机关发生联系。不过他以中央大员身份活动不免过于活跃,也招人侧目。据有人揭发,1948年1月26日在蒙文总会举行的由敏珠策旺多尔济主持的选举被认为“显有流弊”,因为未按规定投票选举,而是通过举手表决,并且还有“未经举手表决者”。举报者认为“几全为敏珠策旺多尔济一手操纵,殊失民选真意”。质疑并非空穴来风。确实在当选国大代表名单中,有长期居于北平并去德国留学的敏珠策旺多尔济的异母弟策丹多尔济注420。1949年后敏珠策旺多尔济跟随国民党去了台湾。敏珠策旺多尔济赴藏前曾向金树仁报告,将护理印务托付其子玛尼,得到金树仁批准。1945年时在吴忠信眼中,年仅24岁的代理亲王玛尼“主持游牧颇孚众望”注421。他承袭了敏珠策旺多尔济的亲王爵位,注422在祖母杨金去世后还代理东部落盟长,是乌苏四苏木区长,1945年曾向新疆蒙古文化促进会总会捐献新币伍拾万元,作为该会基金。注423帕勒塔的北京眷属在其身后也留有印迹。前述随帕勒塔去北京的侧福晋育有一子三女(两女夭折)。帕王东渡日本治病时还携带患病的老母。临终时刻侧福晋侍奉身边。注424关于帕勒塔在京府邸,据《宣统三年北京电话史料》记载,帕勒塔王府在大甜水井胡同。《燕都丛考》记载帕勒塔王府小楼在菊儿胡同。1933年9月新疆省政府给帕王侧福晋寄信地址则是北平东城干面胡同四号帕王府。这座府邸是帕王长女买给其母(侧福晋)的。该女嫁给了法国驻北平的一个领事,后来去了法国。注425据调查迪、阿、塔、伊各区巡视员李钟麟1935年5月的调查报告,帕王京邸侧福晋曾对他面诉,她从北京携儿女回四棵树帕王府,因与袭爵的敏珠策旺多尔济意见不合,于是住到乌苏县城。侧福晋请求金树仁发给护照,取道俄国回京。该专员认为,“查该福晋前因家庭交涉,几成意外之变,我帅已洞悉其情。兹该福晋既欲返京,似此祸胎,莫若遣之为快。如蒙俞允,请令饬塔城并示专员,以便转知,兼促其起程,庶免贻害蒙族,在亲王亦当铭感矣”注426。报告的坦言,说明金树仁了解帕亲王家庭矛盾,李钟麟称侧福晋为“祸胎”,并谓敏亲王会“铭感”,说明新疆当局同情或支持与侧福晋“意见不合”的敏亲王。至于帕勒塔的乌苏福晋杨金及叔叔嘉穆措喇嘛是何态度,无从知晓。只知京邸侧福晋与敏珠策旺多尔济有矛盾。1933年,京邸侧福晋为儿子策丹多尔济(敏珠策旺多尔济异母弟,生于北京)袭爵事致函新疆省政府。帕勒塔去世时,“渥蒙大总统恤赏镇国公世爵”,侧福晋希望新疆省政府代为办理承袭事宜。据交付的履历记载,当时策丹多尔济年纪20岁,震旦大学肄业。简历以汉文书写,寄给省政府。侧福晋认为蒙汉合璧才合乎规定,因此她向省主席刘文龙说明北平帕邸“档案全无”,请刘文龙查明后加入蒙文。刘文龙回信至“北平东城干面胡同四号帕王府”,称帕福晋寄来的回函及相片等收到,关于策丹多尔济袭爵事已经让德贝勒(德恩沁阿拉什)来省洽谈并办理手续。他还提到,侧福晋所转家信已经让乌苏县长转交。注4271947年国民党召开第一届中华民国国民代表大会,策丹多尔济作为北路盟选举人当选代表注428。他曾留学德国,归国后在辅仁大学教书。1949年以后,先后在北京外交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教书。作为新疆蒙古历史人物,帕勒塔留下的事迹很不完整,其参与的活动因缺乏细节而模糊,给人留下许多揣想。近年来随着档案整理刊布,相关资料陆续浮出水面,这也许有机会推动关于帕勒塔及新疆近现代史的研究。


                      后记衷心地感谢所有的被访者和为我联络这些被访者的朋友们,我在每篇访谈中都已有所交代,由于人数太多,恕不在此一一列举,敬乞原谅。还有一些朋友,多年来对我这项研究计划,一直以各种方式予以不懈的鼓励与支持,并多次为我提供访谈线索和访谈所需的各种方便,乃至陪同我一道出行,要在这里特别提出的,有郭松义、胡鸿保、姚安、张莉、杨海英、江桥、关纪新、邱源媛、佟鸿举、李南、岑大利、毕奥南、吴丽娱、郭绮纹、印红标、邢克斌、印嘉佑等人,其中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郭松义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胡鸿保教授、当年的首都博物馆副馆长姚安博士、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张莉女士、香港浸会大学阮丹青教授、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所杨原先生、橘玄雅先生等处得益尤多。另外特别要感谢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博士生苏柏玉,苏柏玉同学承担了本书大部分的校对、修订和插图等烦难琐细的工作,并且对本书的题目、编排、文字诸方面,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同时我也感谢她的导师、我的老同学牛润珍对我这项工作的理解和支持。我还要感谢北京出版集团安东、杨良志、吕克农、高立志诸位先生的积极建议、启发和资助,并感谢诸位编辑的辛勤劳动。最后,感谢我的家人多年来为我从事这项计划给予我的理解与支持。作者谨识2016年2月注释注1需要说明的是,我做的北京人访谈,尤其是深入访谈,并未被全部收入这套《北京口述历史》丛书之中。最近几年,我还与其他人合作有《宣武区消失之前》《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大历史·小人物》等围绕北京城和北京人的口述史专著,已分别由北京出版集团和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外,对常人春、常寿春兄弟的口述访谈,也正在编辑之中。注2比较有代表性的专著,如赖惠敏:《天潢贵胄:清皇族的阶层结构与经济生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专刊,1997年版;[美]李中清、郭松义主编:《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刘小萌:《爱新觉罗家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等。注3这个简述主要依据胡启松:《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宗室人口史料概述》与鞠德源:《清代皇族人口册籍》,均载李中清、郭松义:《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注4关于1935年《宗谱》介绍,见刘冰:《爱新觉罗宗谱》,载《图书馆学刊》2011年第1期。注5乌兰(女),蒙古族,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乔吉是她的丈夫。注6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满学专家爱新觉罗·启孮教授》,载《金启孮先生八十寿辰暨执教五十年纪念集》(内部刊行本),1998年版,46页。此外,金先生在《情寄第二故乡——我在内大的二十五年》一文中也提到此事,载纪念文集“附录”,140页。注7这里所说的爱新觉罗家族的行辈字,仅仅限于道光帝之子而不及其他。“溥、毓、恒、启”四字是道光帝亲选的。注8该照片选自《金启孮先生八十寿辰暨执教五十年纪念集》(内部刊行本),1998年版。注9该世系表主要根据金启孮《记荣府史的成书》、乌拉熙春《荣亲王府的文化史》(均载《爱新觉罗三代满学论集》,远方出版社1996年版)编撰。注10关于分府制度:皇子到15岁(虚岁)左右,便要搬出大内接受爵秩,称为分府。皇子授封分府后,其居室、服用、设官、俸禄给养由内务府负责,各按爵位等第拨给。因为他们得到的爵位一般都是亲王、郡王,至少也是贝勒、贝子,所以习惯上亦称为拨王制度。拨王制度开始于康熙六年(1667年)。这一年年初,顺治帝的第二子福全亦即康熙之兄被封为和硕裕亲王。经康熙帝批准,为适应新的受爵分封制度而产生的拨王制度正式出台:康熙六年奏准,凡分封皇子,各按爵秩,奏简领侍卫内大臣,内府总管,会同该旗办理。应给旗下满洲、蒙古、汉军佐领,并内府三旗佐领、内管领,应给府第,候旨指给……又定:“凡畿辅旗庄,国初颁赐已定,厥后皇子分封、公主赠嫁,皆取诸内府庄田”,这就是说,分府王公们的田地、人丁等等,都是要从内务府皇庄和各应差人丁中拨付的。而且一经拨出,相关的庄头、庄丁便由“随王之旗分佐领代管”。有关各爵位拨给的田庄、人丁数后来曾有变化,但其来源和性质始终未变。见光绪朝《大清会典事例》卷1198“亲王以下分给户丁庄园分例”。注11兆祥所,是清代皇子们的居所。皇子在受封完婚后,就会分府出宫。但兆祥所位于紫禁城,未见圆明园中也有兆祥所的记载。注12溥心畬(1896—1963),即溥儒,初字仲衡,改字心畬。溥心畬之父载滢为奕次子。其长兄过继给了伯父载澂,袭了王爵;排行老二的溥心畬与三弟溥德奉母定居北京。溥心畬曾留学德国,诗文、书画皆有成就。画工山水、兼擅人物、花卉及书法,与张大千有“南张北溥”之誉,又与吴湖帆并称“南吴北溥”。1949年10月18日,新中国成立不久,溥心畬藏在一艘小船里,从上海冒险偷渡至舟山群岛(当时舟山仍为蒋军所据),又从舟山辗转赴台,并于台湾师范大学执教。1963年11月溥心畬患鼻咽癌在台北病故,享年68岁,葬于阳明山。注13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秋,应张道藩之邀与齐白石等人到达南京,举办溥儒、齐白石联合画展。经张真夫推荐,被蒋介石指定为满族“国大代表”。1947年从南京开会后回到北平发起组织了“满族文化协进会”,城近郊区有数千人登记入会。1948年国民党在南京召开行宪“国民大会”,溥儒、唐君武和金启孮之父金光平等人当选为代表。溥儒在会上发言,阐述了满族人的悲惨处境,呼吁明文规定满族平等地位,引起广大满族同胞的强烈共鸣。注14关于八线法手卷,金先生在《怀念宗长——溥儒心畬对满族的贡献——北平满族协会怀旧》一文中有详细说明,载台湾满族协会编《满族文化》第22期,1996年版。注15该府位于今北京复兴门立交桥东南的鲍家街43号,这座昔日太平湖畔的府邸作为荣王府前后共计66年,经历了清代乾、嘉、道三朝,至道光三十年(1850年)该府邸被另赐醇亲王为醇王府。注16道光三十年荣亲王府被另赐给道光第七子、醇亲王奕,奕之子载湉即生于此府,后载湉即帝位,改元光绪,该府遂成为潜邸。按清制,光绪继位后醇亲王必须从此府迁出,所以醇亲王原在太平湖的这个王府便称为南府,后海北沿的新王府称北府。注17朝阳大学:民国时期著名法科大学。创办于1913年9月,设法、商二科,称民国大学,1916年改名为朝阳大学,校址在东直门内海运仓。是我国法学摇篮之一。享有盛誉,世称“南有东吴,北有朝阳”,1949年改建为中国政法大学,1950年2月,中央决定将中国政法大学和华北大学合并成立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为人大初建时设立的八大系科之一。注18该照片选自恒煦、启孮、乌拉熙春著:《爱新觉罗氏三代满学论集》,远方出版社1996年版。注19点校“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是新中国成立后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从1958年开始,到1978年最后一部《宋史》出版为止,历时20年,其中还跨越了“文革”十年的动荡岁月,经历了文化浩劫。数十位专家学者先后会集于北京中华书局,逐句校点,集体定稿。基本上选用了当时最好的底本,改正错字,校补遗缺,加注新式标点,划分段落,并撰写了内容翔实的校勘记,使中国数千年的悠久历史以更准确、更清晰的面目出现。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出版问世之后,各种旧版本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几乎全部被替代,成为海内外学术界最权威、最通行的版本,享有“国史”标准本的美誉。其中《金史》由傅乐焕点校,“文革”期间傅乐焕去世,1971年后改由张政烺继其事。遗憾的是,我做口述时,还未及问到金光平点校的《金史》是否留存,与傅、张二人的点校是否曾经对照。注20金启孮先生的父亲金光平于1912年袭爵镇国公。注21金先生这篇口述中多次提到民国十七年(1928年),却未明说这年发生的具体事件。这年1月蒋介石宣布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职,4月二次北伐开始,5月张作霖北京军政府召开最高紧急会议,决定下总退却令。6月北伐军第二军团进入北京城。6月21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154次会议议决,北京改名北平。注22京师图书馆是1909年9月9日由清政府批准兴建的,首任监督是四品翰林院编修缪荃孙,馆舍设在北京什刹海后海北岸广化寺。清亡后京师

                      原来的策略,诱使楚国人主动寻战。晋文公再一次采纳先轸的计谋,将楚国使者宛春拘禁在卫国,又派人与卫成公、曹共公达成秘密交易:晋国同意他们复国为君,条件是他们要与楚国断绝关系。成得臣给晋文公出这个难题,本意是想陷晋国于不义。孰料先轸看穿了他的意图,反客为主,致使楚国失去了卫国和曹国两个盟友,可谓是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遭受这个打击之后,成得臣再也沉不住气了。公元前632年四月,他发动全军自宋国出发,进攻晋国军队。成得臣这一动,宋国人立刻就松了一口气,晋文公更是欣喜若狂,他命令全军立即收拾家当,准备逃跑。晋军大营中,除了先轸等几位核心人物,几乎所有军官对于晋文公的这一命令感到不解。他们吵吵闹闹地去找狐偃,责问他说:“咱们在这里百无聊赖地等了一个多月,不就是盼着楚军主动出击吗?现在楚军送货上门了,我们却拔脚就跑,是什么道理?”有的人说得更尖锐:“成得臣不过是楚国的令尹,如果我们主公亲自挂帅的军队被他赶得到处跑,岂不是奇耻大辱?更何况楚军自去年出师伐宋,已经四个多月,师老无功,军心必然涣散,我们为什么还要躲着他们?”“非也。”狐偃捏着八字须,慢条斯理地说,“出师有名,则为壮;出师无名,则为老。并非出师的时间越久,就越疲惫。当年如果没有楚王的支持,主公也没有今天,退三舍之地以避其锋芒,是为了信守诺言,报答楚王的恩情。如果自食其言,楚国人会觉得他们受了欺骗,同仇敌忾,士气反而会大振,怎么可以说‘师老’呢?我们退让,如果楚军也就此打道回府,那也是件好事;如果楚军死咬着不放,理亏的就是他们,那才叫‘师老’,明白吗?”按狐偃的说法,打仗就是论理,谁有理,谁就会获胜。事实当然不是这样。晋军避让楚军,表面上是实践晋文公当年“退避三舍”的诺言,最根本的目的还是诱敌深入,寻找有利的战机。统一了认识后,晋军一口气退了九十里,退到了卫国的城濮。这里离宋国已经有点远了,楚军将士都不想再追下去,纷纷要求退兵回国。但是在成得臣看来,晋军的后退正是胆怯的表现,他不顾属下的强烈劝阻,坚持要在城濮与晋军展开决战。当时驻扎在城濮的,除了晋国军队,还有宋成公率领的宋国部队,国归父、崔夭率领的齐国部队,以及公子慭(yìn)率领的秦国部队。成得臣则令楚军背山扎营,与各国部队针锋相对。事到如今,一场空前的大战是不可避免了。【第一次晋楚大战:城濮之战】城濮之战是春秋时期第一场大规模的争霸战,以晋、楚两国为首,当时四个最强大的诸侯国和几乎所有二流国家都参与了这场战争。众所周知,战争的结果是楚国失败,晋国胜利。这场看似在一天之内就结束的战争,其实是一个持续长达四个月的过程。四个月中,交战双方大量使用谋略、外交、心理博弈和军事手段,经历了诸多周折,才来到城濮这个小地方,面对面地拔刀相向。孙子说:“善战者,制人而不制于人。”意思是善于用兵的人,可以调动敌人前来求战,而不会被敌人调动。城濮之战前的四个月,晋国人一直有计划地使用牵制战略,企图迫使楚国人离开宋国,北上寻求决战。而当这一天终于来临的时候,晋文公又突然感到了一丝害怕。他害怕楚军的战斗力。齐桓公纵横中原三十年,尚不敢与楚国人放手一搏;宋襄公不自量力,在泓水被楚国人打得头破血流。他,会步宋襄公的后尘,成为众人的笑柄吗?这种担忧,在他远远地观望了楚国人严整的营寨之后,变得越来越强烈。有一天,他听到自己的营寨中有人在唱:“原野之草茂而盛,我们舍故土而谋新地。”唱者无心,听者有意,晋文公把群臣召集起来,问大家这首歌究竟预示着什么。狐偃看出了他心里的犹豫,很直接地说:“开战吧,打败敌人,就可以号令诸侯。万一不能打败敌人,咱们退守晋国,有山河之险,也没什么好怕的!”晋文公低下头,问道:“那我们欠楚王的恩情呢?”这句话充分暴露了他临阵的胆怯。大敌当前,不去想怎么打败敌人,而在念叨敌人的恩情,难道不是很滑稽吗?栾枝与狐偃相互对视了一下,马上接口说:“汉水以北诸多姬姓诸侯,都已经被楚国消灭尽了,您不能因为楚王的小恩小惠而忘记这种奇耻大辱啊。别犹豫了,打吧!”晋文公很快地看了栾枝一眼,又低头抚弄着茶杯说:“我昨晚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和楚王打架,他将我打倒在地,而且伏在我身上吸我的脑髓,好可怕!”“那是好事。您以面朝天,是得天下;楚王以面朝地,是伏首认罪。”狐偃即刻高声说道,声音中满是兴奋。晋文公看看栾枝,又看看狐偃,再看看栾枝,深深吸了口气,说:“那么,准备开战吧。”晋文公这个所谓的梦,是确有其事,还是他编出来的,史学界没有过多的研究。但是,不管这梦是真是假,都说明了他在潜意识里很害怕与楚国人开战,因而找出种种理由来逃避这场战争。栾枝和狐偃及时断绝了他要逃避的念头。就在此时,对面的楚军大营中,成得臣也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梦见黄河之神突然显灵,并且对他说:“把你的马冠马缨都给我,我将赐给你孟诸之麋。”说明一下,成得臣有点小手艺,从楚国出征之前,他亲手用鹿皮和玉石打造了一套马饰,但一直没舍得用。孟诸是宋国的一个大湖的名字,麋则是湖边水草丰美之地。黄河之神要用孟诸之麋换成得臣的马饰,喻意很明白:你给我马饰,我就让你得到宋国。这笔生意实在是太划算了,但是成得臣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回复了黄河之神两个字:“不行。”醒来之后,他还将这个梦讲给属下众将听。众人面面相觑,不知道说什么好。他的儿子成大心和部将斗宜申越想越不对劲,但又不便直接劝谏他,于是请一个叫荣黄的人前去做工作。成得臣一听荣黄的来意,连忙摆摆手说:“不可能,那是我的心爱之物,谁都不给,劝也没用。”荣黄不死心劝道:“只要对国家有利的事,就算是死也应该去做,何况只是区区一套马饰?将它献给河神,军心必定大振,您又有什么好留恋的?”成得臣不耐烦道:“这里没你的事了,出去吧。”荣黄出来,对成大心和斗宜申说:“不是神要令尹失败,而是令尹自己要失败啊。”公元前632年四月,成得臣派部将斗勃前往晋军大营下战书。战书上说:“请派勇士来和我们玩玩,您凭栏观看,得臣拭目以待。”晋文公派栾枝答复说:“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楚王对寡人的恩惠,寡人一直不敢忘怀,至今铭记在心。因为对楚国怀有这种感恩之情,即便是对令尹您,寡人也十分敬畏,所以才一退再退,来到了这里。但现在实在是退无可退了,麻烦您转告手下众将,整顿好军备,认真完成楚王的使命,咱们明天一早战场上见!”话虽谦逊,然而绵里藏针,斗志昂然。第二天清早,晋军集结了兵车七百乘。晋文公检阅部队,满意地说:“井然有序,可与楚人一战。”楚国人摆出来的阵势是:成得臣自领中军,并以“若敖六卒”为中军护卫,斗宜申率领左军,斗勃率领右军。至此,成得臣对自己仍抱有必胜的信心,他的战前演讲只有六个字:“今日必无晋矣!”针对楚军的阵势,晋军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发现楚军的弱点在于斗勃率领的右军——有很大一部分人马是楚国的仆从国陈国和蔡国的部队,战斗力极其有限,而且斗志也非常薄弱。晋文公命令下军的胥臣臼季:不必理会楚军,先集中力量攻击陈、蔡两军,务必一举击破,算此战的头功。打蛇打七寸,抓住对手的弱点狠狠打击,就是兵法的精髓,一点也不深奥。胥臣臼季深知重任在肩。战斗打响后,他命人给战马蒙上虎皮,全力以赴,猛攻陈、蔡两军。陈、蔡两军一触即溃,并且波及到斗勃率领的楚军。没过多久,斗勃的部队也宣告溃散。与此同时,晋国上、中二军分别与楚国的左、中二军发生激烈的战斗。看到楚国右军崩溃,狐毛和栾枝带领晋国的上军不进反退,栾枝更命人在战车后面拖着树枝奔驰,造成晋国上军溃败的假象。斗宜申率领楚国左军穷追不舍,经过晋国中军阵地之时,先轸、郤溱率领中军的精锐——公族私卒,从中横插到楚军的队列之中,造成楚国左军极大的混乱,而晋国上军也杀了个回马枪,两面夹击,将楚国左军击溃。等了四个月的战争,居然在不到一个时辰之内便分出了胜负。成得臣不愧为一代名将,在失利的情况下仍然镇定自若,不但保持了中军的稳定,而且逐渐收拢左、右两军的溃散部队,且战且退,撤离了战场。《春秋》记载:“晋侯、齐师、宋师、秦师及楚人战于城濮,楚师败绩。”《左传》则进一步补充道:“楚师败绩,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败。”根据《左传》的补充,城濮之战虽然以楚军的失败而告终,但是由于成得臣在最后关头指挥得当,楚军并没有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但是,对于晋文公来说,这个胜利已经足够了。城濮之战后,晋军占领了楚军的营地,将楚军遗留下来的粮食大吃大喝了三天,才心满意足地班师回朝。四个月前,晋国大军自绛都出发,经过卫国和曹国去救援宋国。四个月之后,晋文公自卫国返回,却故意绕道去了郑国的衡雍,与郑文公签订了盟约。三个月前,郑文公才亲自跑到楚军大营,给成得臣送去一支郑国部队,帮助楚国人打仗。城濮大战的第二天,他又派人跑到晋军大营,请求与晋国交好,晋文公派栾枝出使郑国,同意了郑文公的请求。新郑城头的这棵墙头草,真是不管东南西北风都刮不倒。周襄王得到晋文公打败楚军的消息,亲自前往衡雍表示祝贺。虽说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但对于晋文公来说,天子的这朵花送得还真是时候。没有天子的祝贺,城濮之战仅仅是城濮之战;有了天子的祝贺,城濮之战就变成了晋文公称霸天下的标志性事件。为了迎接周襄王的到来,晋文公下了大手笔,命人在践土建造了一座王宫,以供周襄王居住。五月份,在践土王宫举行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庆祝活动:先是举行了盛大的献俘仪式。据《左传》记载,在天子面前列队经过的共计有俘获的楚军披甲战车一百乘、楚军步兵一千人。郑文公担任了献俘仪式的司仪。这一切,仿佛一百多年前的历史重演,那还是周平王东迁年代,晋文公的先祖晋文侯打败犬戎部落,曾在雒邑举行大规模的献俘仪式,当时担任司仪的是郑国的先君郑武公。可想而知,现在要郑文公担任司仪,就是为了循当年的旧例,以增加这次献俘仪式的历史使命感。另外需要再次说明的是,根据周礼,诸侯献捷于天子,只能是在有功于四夷的情况下。晋文公搞了这次献俘仪式,等于把楚国又视为蛮夷之国,开除在中国之外了。几天之后,周襄王设宴款待晋文公,不但赐给晋文公帛礼,还举行了隆重的策命仪式。王室的卿士尹氏、王子虎和内史叔兴父三人受天子之命,策命晋文公为“伯(bà)”,也就是诸侯之长。周襄王还赐给晋文公如下物品:一、大辂之服和戎辂之服(礼服和军服,相当于清朝的黄马褂);二、红弓一百张、红箭一百支、黑色弓箭一千副(仪仗,不是用来打猎的);三、御酒一缸(以黑米酿造,滋阴又壮阳的好酒);四、虎贲之士三百人(像老虎一样勇猛的战士);五、晋文公担任“伯”的委任状,上面写着:“天子委任叔父,奉天任命,维护四方稳定,消灭天子不喜欢的事物。”(这个很厉害,相当于尚方宝剑,拿着它可以上打昏君,下斩奸臣。)晋文公再三推辞,被逼不过,只得从命,他强忍着心里的兴奋,郑重其事地说:“重耳再三拜谢,谨奉天子艰巨而光荣的使命。”在践土期间,晋文公三次朝觐周襄王,以示尊崇。五月下旬,晋、鲁、齐、宋、蔡、郑、卫、莒等国在践土的王宫举行会盟,周襄王派王子虎担任主持。会议制定并公布了“践土宣言”:共同扶助王室,互不侵害。如果违背此誓,神明降罪,其军受损,国家不保,祸及后人,不分老幼。践土之盟,标志着自齐桓公之后的新一代霸主产生。这一年,晋文公已经六十六岁的高龄了。有人欢乐有人愁。城濮之战成就了晋文公的霸业,也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成得臣。在回师楚国的途中,成得臣收到了楚成王的一封短信,上面写着:“您如果回国,将如何面对申、息两县父老?”申、息本来都是诸侯国,被楚国灭掉之后,成为楚国的两个县。从这封信上来看,成得臣在城濮之战中损失的左、右两军部队,兵源主要来自申、息两县。轻飘飘的一句话,压在成得臣心上却重若千斤。楚国军法历来严酷,当年楚文王出征巴人受挫,鬻(yù)拳犹且将他拒之门外,现在成得臣不遵君令,强行要求与晋国开战,并且被打得铩羽而归,等待他的命运可想而知。成得臣将楚成王的这封信视为令他自杀的指示。成大心和斗宜申都劝阻他,要他还是等到回国见到楚王再说。但成得臣是个急性子,等了两天,没有等到楚王赦免他的命令,走到一个叫连谷的地方,趁人不备,还是自尽了。斗宜申打算追随他而去,也上吊自杀,没想到绳子不牢靠,半死不活之际,突然断掉。正在此时,楚成王的第二个信使恰好赶到,宣布赦免成得臣和斗宜申死罪,斗宜申因而捡回了一条命。对于成得臣的死,楚成王感到相当懊悔。原因之一,成得臣虽然刚愎自用,不是一个合格的帅才,但不失为一个优秀的将才,只要使用得当,仍然能够为楚国做很多事。原因之二,很久以前,曾经有一个叫矞(yù)似的巫师对楚成王说,“您、子玉和子西(斗宜申)三位都将因刚强而死。”楚成王给成得臣写过那封短信后没几天,突然回想起矞似说的话,连忙派人前去赦免成得臣和斗宜申的死罪,结果只救下斗宜申。懊悔之余,楚成王任命斗宜申做了商县的县公,没过多久又改任楚国工尹,掌管百工。他也许觉得,让斗宜申做一份没有什么危险的工作,可以避免其因刚强而死,同时也避免自己被矞似的乌鸦嘴说中吧。晋文公听到成得臣自杀的消息,喜形于色,说:“这家伙再也害不到我了!”后来晋文公听说蒍(wěi)吕臣担任了楚国的令尹,更加放心地说:“蒍吕臣只求自保,胸无大志,不足为惧。”以此看来,晋文公虽然在战场上打败了楚国人,在心理上却仍然将楚国视为最可怕的敌人。天下的霸主尚且如此害怕楚国,其他诸侯对楚国畏惧就可想而知了。城濮之战中,晋军内部也发生了一些问题。晋国的中军在一片沼泽地中遇到大风,丢失中军战旗,掌旗官祁瞒因失职之罪,被军法官当场斩首示众。回师途中,晋文公的戎车护卫舟之侨思家心切,不顾军令私自回家,被处以死刑。晋文公以其赏罚严明获得了民众的尊敬,《左传》也表扬说:“晋文公是个公正的人,处死颠颉、祁瞒、舟之侨三个人,国民都很信服。”并且用诗经中“惠此中国,以绥四方”的诗句来形容晋文公刑赏得当。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物是卫成公。城濮之战前,他就因为想与楚国合作,而被国民赶到了襄牛。城濮之战后,他连襄牛都觉得不安全了,连夜逃往楚国。经过陈国的时候,他听到晋文公在践土大会诸侯的消息,于是在陈国暂住下来,并派大夫元咺(xuān)辅佐他的弟弟叔武摄政,代表卫国参加了践土之盟。没过多久,有人跑到陈国向卫成公告状,说元咺已经奉叔武为君了。元咺的儿子元角一直跟随着卫成公,听到这个谣言后,卫成公不问青红皂白,派人把元角给杀了。元咺很伤心,但仍然尽心尽力地侍奉叔武,守卫着卫国。践土之盟后,卫国正式脱离楚国而依附晋国。晋文公根据当初的约定,允许卫成公回国复位。叔武也派人前往陈国热情邀请卫成公回国。但是卫成公是个疑心很重的人,此前被国人驱逐,又有叔武要抢夺君位的传闻,使得他很害怕这是一个圈套,担心自己回

                      ,对外宣称是向晋国借兵攻打齐国,实际上是找晋景公帮忙,希望借晋国的干涉来铲除“三桓”。然而,就在公孙归父访问晋国的时候,鲁宣公却突然无疾而终了。按照《春秋》的记载,是“公薨于路寝”,也就是死在自己的床上。这段记载给后世留下诸多猜测。毕竟,鲁宣公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死亡,想让人不产生怀疑都难。而“三桓”的表现简直就是直接指认自己是凶手。鲁宣公的葬礼还没有举行,季孙行父便急急忙忙在朝堂上发表了一番讲话,全文为:“杀嫡立庶,使得鲁国失去大援的,就是襄仲!”襄仲就是公孙归父的父亲公子遂。杀嫡立庶四个字,一方面是指责当年公子遂杀死公子恶和公子视,另一方面也是在提醒大家,鲁宣公原本无权继承君位,只不过是因为公子遂的阴谋才得以上台。至于失去大援,则是指齐国对于公子恶和公子视的死实际上一直耿耿于怀,因此对鲁国采取了表面友好、实则欺负的政策。季孙行父将矛头指向公子遂,同时又否定了鲁宣公,最终的目的却是攻击人在晋国的公孙归父。对于这种指桑骂槐的伎俩,大夫藏宣叔(藏文仲之孙)觉得很不磊落,他当面回应季孙行父:“过去发生的事情,在当时不能追究责任,后人何罪之有?你不就是想除掉归父吗?那就光明正大地派我去办嘛!”“三桓”才不会手软,命令将东门氏悉数驱逐出境。公孙归父从晋国回来,到达笙地(鲁国地名)的时候,听到了鲁宣公的死讯和自己的家族被驱逐的消息。他停下来,就在路边筑起一座土坛,用布帛围住,算是给鲁宣公设了一个灵堂;又将副手叫到跟前,请副手代替他回曲阜,到鲁宣公的棺材前复命。做完这些事,公孙归父解开衣服,袒露出左胸,用麻布系起头发,坐在土坛前放声大哭,然后站起来跺了三次脚,便驾着马车投奔齐国而去了。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一丝不苟地按照周礼的规定办理的。在危难时刻仍然保持冷静的头脑和从容不迫的态度,是当时的卿大夫和士阶层推崇的品质。《春秋》郑重其事地记载:“归父还自晋,至笙。”算是对公孙归父的一种褒扬。第二年春天,鲁宣公的儿子黑肱继位,也就是历史上的鲁成公。【晋国重振雄风】公元前590年,继“初税亩”之后,鲁国再一次进行赋税制度改革,史称“作丘甲”。丘是春秋时期的地方行政单位,一丘约有农民一百五十人。所谓作丘甲,就是每丘派出一定数量的成年男子,自备武具服兵役,成为职业军人,丘中其余男子分摊他们的耕种任务。在传统的井田制度下,农民在农忙的时候种田,农闲的时候服役,全民皆兵,战斗力相对低下。在鲁国,随着井田制度的灭亡和初税亩制度的实施,农民种田的热情明显高涨,国家税收随之提高,社会分工必然更加细化,职业军人也就应运而生。因此,作丘甲可以视为初税亩的配套改革措施,对鲁国的富国强兵起到重要作用。虽然是配套改革,鲁国在这个时候作丘甲,也是因为感受到了齐楚联盟带来的巨大压力。仅在几个月前,鲁国还试图联合楚国进攻齐国。但是随着楚庄王和鲁宣公的先后去世,两国之间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齐顷公抓住这一机会,主动与刚刚即位的楚共王进行亲密接触,齐楚两国关系急剧升温,结成了战略联盟。在这种情况下,鲁国人感觉有必要加强与晋国的友好关系,于是派大夫藏孙许前往晋国,与晋景公在赤棘(晋国地名)举行了会盟。同年冬天,臧孙许在国务会议上分析说:“现在齐国和楚国交好,而我国新近与晋国结盟,如果晋、楚两国争夺天下的领导权,齐国必定派兵入侵我国。到那时,如果晋国讨伐齐国,楚国必定救援齐国。这就意味着,齐、楚两个大国都将我国当做了敌人,形势非常危险!我们只有作好防备,才有可能免于祸患。”大家都赞同他的观点,于是加快推进“作丘甲”改革,抓紧新入营士兵的培训,重新修固城墙,鲁国上下迅速进入战备状态。在得到楚国这个盟友后,齐顷公的腰杆子硬了很多,也不把晋国放在心上了。公元年589年春天,齐顷公亲自率领部队入侵鲁国北部边境,包围了龙城(鲁国地名)。早有准备的鲁国人打得很顽强,不但多次打退齐军的进攻,还俘虏了齐顷公的心腹爱将卢蒲就。齐顷公紧张了,派人对龙城军民说:“千万不要杀他!我愿意与你们签订合约,保证不进入你们的地界。”齐顷公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对下属很关心——这一点还将在以后的故事中得到体现。当时龙城的军民听到齐顷公这么说,却对形势产生了错误判断,认为齐国人已经胆怯,所以不但杀死了卢蒲就,还将他的尸体挂在城墙之上。可想而知,齐国人十分愤怒。齐顷公亲自擂鼓,军官们身先士卒登上城墙,仅用了三日就攻陷龙城。齐军士气大振,乘胜南侵,又包围了巢丘。齐国的军事行动引起了晋国的强烈不安。在晋景公的授意下,卫穆公派孙良夫、石稷、宁相、向禽将四人带兵入侵齐国,以减轻鲁国的军事压力。齐顷公得到情报,立马回师北上,在齐卫边境截住了卫国部队。面对强大的齐军,石稷的意见是立刻撤退,避其锋芒。但是主将孙良夫不同意,他对石稷说:“我们带兵讨伐齐国,遇到齐国的部队就向后转,将如何向国君复命?如果你认为我们肯定打不过齐军,当初就不应该出兵。现在既然遇到了,哪有逃避之理,不如一战!”三年前发生在临淄的外交风波,孙良夫也是受害者之一。现在他坚持要与齐军作战,显然不是基于对形势的准确判断,而是出于对齐顷公的报复心理。同年夏天,齐卫两军在新筑(卫国地名)发生战斗。齐军人多势众,攻势迅猛,卫军势单力薄,节节败退。危急关头,石稷对孙良夫说:“失败已成定局,如果您再坚持抵挡齐军,恐怕我们都要全军覆灭了,到时拿什么回去复命?”孙良夫不置可否。石稷只好又说,“您是卫国的卿,如果被俘或被杀,都是国家的耻辱。请您带领大部队先撤,我留在这里掩护你们。”孙良夫走后,石稷带领剩下的部队坚守新筑。他鼓励大家说,晋国的援军正浩浩荡荡开赴战场,只要再坚持几天就可以了。早在公元前595年,莫须有的晋国援军就曾支撑着宋国军民抵抗楚军长达半年之久;六年之后,石稷再次打出晋国援军这张空牌,卫国将士同样士气大振,打退了齐军一次又一次进攻。齐顷公惊愕之余,命令停止进攻,将部队驻扎在鞫(jū)居,以待形势明朗。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新筑的地方贵族仲叔于奚发扬了罕见的英雄主义精神,趁这个机会率领部队进攻齐营,打了一个漂亮的防守反击,居然将齐军逼退了几十里,从而将卫国军队从危亡中挽救出来。战后论功行赏,卫穆公要奖赏仲叔于奚一座城池,被仲叔于奚拒绝了。这个乡下地主根本不稀罕土地,反倒是对政治待遇很感兴趣,他向卫穆公提出两个要求:第一是“曲县”,第二是“繁缨以朝”。按朝周朝的礼制,天子的乐器,四面悬挂,如果同宫室那样四面有墙,称为“宫县”;诸侯的乐器三面悬挂,独缺南面,称为“曲县”;卿大夫的乐器两面悬挂,称为“判县”;士的乐器仅东面悬挂,称为“特县”。仲叔于奚充其量不过是大夫身份,却想一边听着曲县的音乐一边吃饭喝酒,无疑是大大的僭越。同样,“繁缨以朝”是指以繁缨装饰马匹来朝见国君,也是享受诸侯的待遇。在当时的人看来,仲叔于奚的要求无疑是大大的“非礼”,简直就是以下犯上。孔夫子对此评价说:“与其答应这种非礼的要求,不如多给他几座城。唯有礼器和名号,是由国君持有的,不可以轻易让给别人。名号是用来体现威信的,威信是用来保持礼器的,礼器是用来体现礼制的,礼制则是用来推行道义的,道义是用来产生利益的,利益是用来治理百姓的,这可是政治生活中的大是大非问题。假如将礼器和名号给了别人,等于将政权拱手相让,国家也将随之灭亡,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卫穆公不这样想,他掰着指头一算,觉得给仲叔于奚一点政治待遇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比给他一座城池要划算得多了,于是答应了仲叔于奚的请求。公元前589年发生的龙城之战和新筑之战,可以视为新一轮中原大混战的序幕。新筑之战后,孙良夫没有回卫国,而是直接去了晋国。与此同时,鲁国的使者臧孙许也来到了绛都。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找到了晋国的中军元帅郤克,请求郤克主持公道,劝说晋景公派兵讨伐齐国。对于郤克来说,讨伐齐国自然是快意恩仇之事,也是晋国战略扩张必走的一步棋。正如前面所说的,晋国的最大敌人是楚国,必须拉拢的对象是齐国和鲁国。现在齐国和楚国搞到了一起,已经是大大的不利,如果再坐视齐国欺负鲁国和卫国,“天下”这张大饼,恐怕就轮不到晋国来啃一口了。晋景公恐怕也是这么担心的,很快同意了郤克的要求,并且很大方地说,你要攻打齐国就多带点人马,我给你兵车七百乘!郤克马上说:“那可不够!这是城濮之战的兵力,当年是因为有先君晋文公的英明和诸位先大夫的武勇,才以七百乘的兵力打败楚国。我郤克与诸位先大夫比起来,连替他们提鞋都不配,请您给我八百乘!”郤克将这一战与城濮之战相比,使得晋景公很感动。谁不想重现当年晋文公的威风,成就领袖群伦的霸业啊!这些年来韬光养晦,励精图治,不就是等着这么一天吗?晋景公点点头,答应了郤克的请求。公元前589年六月,郤克率领八百乘兵车从绛都出发,去寻找昔日的光荣。这支部队包括晋国中军的全部,由郤克直接领导;上军的一部分,由上军副帅士燮带领;下军的全部,由下军元帅栾书带领;韩厥仍旧担任军中司马。臧孙许代表鲁国政府前往边境迎接晋国大军,季孙行父则带领鲁国军队从曲阜出发,与晋军会合。晋军与鲁军会合之后,转而向北,朝着卫国进发,途中发生了一件小事:晋国军中有人不遵守军纪,被司马韩厥抓住,即将要处斩。郤克连忙驾车来救人,赶到的时候,人已经被杀了。郤克马上命令将这个人的尸体挂出去示众。他的随从很奇怪:“您不是来救他的吗?”郤克回答:“是啊,可是人既然已经死了,我就来替韩司马分担流言蜚语吧!”言下之意,此人不是非杀不可,为了避免军中将士对韩厥有非议,特别怕人们认为自己与韩厥意见相左,从而影响韩厥的威信,所以故意挂尸示众,以示自己是同意杀这个人的。这件小事说明,正如当年士会有成全郤克的雅量,郤克也有维护下属的气度,都是难得的好领导。晋鲁联军与齐军在靡笄(齐国地名)相遇。齐顷公派使者到晋军大营下战书,说:“诸位率领军队光临敝国,敝国军队虽然不强,也请明天早上一见高下。”郤克也客气地答复说:“晋国与鲁国、卫国,同为姬姓,乃兄弟之国。这两个国家派人来告诉我们说,‘齐国人不分早晚在我们的土地上发泄怒气。’我们的国君不忍心,就派我们这些人来向贵国求情,但又命令我们不要在贵国久留。我们也是能进不能退,既然您约我们明日决战,我们不能让您的愿望落空啊。”齐顷公听了使者的转述,又派人对郤克说:“大夫同意决战了,这正是我所希望的;就算您不同意,这战也还是要打的。”打完口水仗之后,双方便秣马厉兵,准备真刀真枪地战斗了。曾经在断道之会上中途逃跑的齐国上卿高固决心在战场上挽回自己的面子,亲自驾车前往晋军大营“致师”,也就是挑战。高固确实是一员猛将,他在车上装了一堆石头,突入晋军阵地之后,也不用刀枪弓箭,就拿石头砸人,打得晋军抱头逃窜(怎么有点像梁山泊的没羽箭张清?)。石头扔完了,又跳上一辆晋军战车,俘虏了一名晋军士兵,然后驾着晋军的战车跑回来。他将桑树根系在战车上,巡游齐军营地,大声宣布:“如果有谁需要勇气,可以向我购买余勇!”第二天一早,两军在鞍地(地名)列阵。齐国军中,邴夏担任齐顷公的戎车驾驶员,逢丑父担任戎车护卫;晋国军中,解张担任郤克的戎车驾驶员,郑丘缓担任戎车护卫。《左传》之所以将这些人物列出来,是因为在春秋时期,戎车驾驶员和戎右护卫是极其重要的职务,甚至要通过占卜来选择合适的人选。应该说,高固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齐军的士气。齐顷公也豪气干云,对左右说:“我姑且打败敌人再来吃早饭!”来不及给战马披上铠甲便冲了出去。国君冲锋陷阵,齐军将士也不能落后,跟随着他向晋军冲去。这场规模空前的战斗中,齐军先声夺人,一开始占了上风;而晋军的反应相对迟钝,陷入被动。由于齐军进攻的速度太快,晋军主帅郤克所在的位置也受到了冲击。混战之中,一支冷箭射中了正在击鼓的郤克,鲜血迸流,直到其脚跟。郤克怕影响士气,一边坚持击鼓,一边对身边的解张和郑丘缓说:“我受伤了!”没想到解张和郑丘缓这两个家伙一点也不心疼首长,也没有抓住机会表扬首长的英勇。戎车驾驶员解张说:“自交战开始,我就中了两箭,一支贯穿我的手掌,一支贯穿我的手肘,我都没告诉您,偷偷折断了箭杆,仍旧坚守岗位。您看,车的左轮都已经被我的鲜血染红。自古以来,大将死而鼓声不绝,车夫死而缰绳在手,这不过是尽了自己的职责,怎么好意思提受伤的事呢?请您忍住!”——这家伙放到现在,一辈子都别想进步。戎右护卫郑丘缓说:“自交战开始,只要遇到有险阻,我就下车推行,您难道留意到我的举动了吗?只不过您真是受伤很重啊!”解张说:“旗和鼓就是大军的耳目,将士们或进或退,全凭您的鼓声指引。这辆戎车只要有一人坐镇,战争就可以胜利,怎么可以因为您受伤就败坏国君的大事呢?穿着盔甲,拿着武器,本来就是去死的。现在伤口还不至于要命,请您还是尽力而为吧!”于是将缰绳交到已经受重伤的左手,右手拿过郤克的鼓槌敲,代替他击鼓。结果因为左手无力,控制不住战马,戎车朝着齐军狂奔而去。晋国士兵看到主帅如此英勇,大受鼓舞,都争先恐后地跟在戎车后面向齐军冲杀。战争的局势几乎在一瞬间被扭转,齐军全面溃败。晋军乘胜追击,像打猎一般追赶齐军,竟然绕着华不注山(现在的华山)转了三圈!据说,大战的前一天晚上,晋军司马韩厥做了一个梦,梦见他的父亲子舆对他说:“明天不要站在战车的左右两侧!”按照周朝的军制,除主帅的戎车有特别规定外,一般将领的战车都是驾驶员立于车中,将领立于车左。韩厥担任司马,本来应该站在左侧的位置,负责射箭。因为做了这个梦,第二天他便改换了位置,站在中间亲自驾车。齐军败退后,韩厥死死盯住齐顷公的戎车,紧追不舍。齐顷公的戎车驾驶员邴夏看出韩厥气度不凡,对齐顷公说:“快射那个驾车的人,他是君子。”齐顷公说:“既然知道他是君子还射他,非礼也!”于是张弓搭箭,先射其车左,将车左弓手射于车下;后射其车右,将车右护卫射死在车上。但是韩厥丝毫不为之所动,仍然紧跟着齐顷公。这时有一位晋军将领綦(qí)毋张,因为战车被毁而徒步作战,看到韩厥的战车经过,便跟着韩厥跑起来,大叫道:“带上我,带上我!”从后面跳上了车。綦毋张上车之后,想站在车左或车右,都被韩厥用手肘推开,只让他站在自己身后。韩厥又弯下身子,稳住车右护卫的尸体,不让他掉出去。趁着这个机会,齐顷公和逢丑父快速交换了位置。快跑到华泉(华不注山下的泉水)的时候,齐顷公的战马被树枝卡住,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战前一天,逢丑父在睡觉的时候被蛇咬到,小臂严重受伤,但他隐瞒着没有告诉别人。现在遇到这种情况,身为戎右的他本来应该下车排除障碍,却又有心无力。进退两难之间,韩厥和綦毋张已经赶到。见到此情此景,韩厥也跳下车来,手里仍执着马缰,走到齐顷公的车前,对着逢丑父磕头,然后从怀中掏出酒杯和玉璧献上(真难为他了,打仗还带着这些玩意儿),

                      草,也扔进了火里。火烧了好一会儿,最终她背对着灰烬,在燃烧过的薰衣草的气味中走进她的房子。在厨房的水池处,她洗了手,还把水洒到脸上。她觉得清爽些了。或许她因此才笑了起来。开始还是轻声的,后来就放开了声,她坐在桌边,头向后仰着。他们当真认为他们能这样下去吗?数目,血缘延续,谁娶了谁?八层石头的所有那几代人始终延续着,最终就是要变得像电缆那样细吗?唉,他们大概可以也应该这样生存下去,因为在鲁比没人死。她擦了擦眼睛,从托盘上拿起茶杯。茶叶在杯中聚拢。更多的开水,稍稍泡一泡,黑色的茶叶就会沏得更透了。更透。更透。直到。噢,现在。你知道什么?本是和水一样清澈的。一代代的人不仅要在种族上不受玷污,而且要保持贞洁。“上帝保佑的是纯净和圣洁的”,真的。那就是他们的纯净。那就是他们的圣洁。那就是撒迦利亚在他的喃喃祈祷中许下的密约。要怕的不是上帝的皱眉,而是他自己的,他们自己的。是不是因此,“是他皱起的眉毛”的说法才让他们发疯呢?但既然现在只有七家了,那契约就该打破或改变了。由谁呢?大概是摩根家吧。他们什么都管,他们控制着一切。这对双胞胎又会订什么新契约呢?他们当真相信鲁比没人死吗?突然之间,帕特对一切都恍然大悟了。纯粹又贞洁的八层石头只要在鲁比住下去就会把持着魔法。这就是他们的秘方。这就是他们的密约。为了不朽。帕特的微笑是扭曲的。她想,在这种情况下,让他们烦恼的一切应该都来自妇女。“亲爱的上帝,”她嗫嚅着,“亲爱的、亲爱的上帝。我把文件烧了。”康瑟蕾塔在干净的地下室那种美好的黑暗中,康瑟蕾塔醒来后,与没有在前一天夜里死去的懊悔心情争斗着。每天早晨,她的希望都要涌现;她躺在地下的一张小床上,被蝼蚁式的偷生搅扰着,每一小时都要靠从那名字好听的黑瓶子中啜饮来勉强度过。每个夜晚她躺下入睡时,都认定这是最后一夜,并且希望会有一只盘旋的巨足降下来,把她像园中害虫似的踩死。她已经身处一处狭小得仅可放下一口棺材的空间,已经献身于黑暗,早已失去了食欲,只求忘却一切,便竭力想弄明白这种拖沓。“为的是什么呢?”她自问,而她的声音却淹没在从屋檐到地板充斥着的许多声响之中。一星期之中有好几次,在夜间或光线黯淡的白天,她都到地面上去。那种时候,她都要站在菜圃里,四下走一走,仰望着天空,看看那里她能承受的仅有的光线。有一个女人,通常是玛维斯,总要坚持陪伴她。说呀,说呀,说个不停。或者另有几个女人会来。从名字好听——嘉纳克、梅多克、奥比昂和圣艾米隆——落满灰尘的瓶子里嘬吮着,便可听到她们说话,有时还可应答一声。玛维斯是在那里时间最长的,除她之外,越来越难以分辨其他人了。她对她们的了解几乎都已忘却,而记起其中的什么事似乎越来越无所谓,因为她们每个人的声音都在诉说着同一个故事:混乱失序,欺诈蒙骗,以及罗伯塔修女警告那些印第安姑娘要防范的放任自流。这三点为通向永灭的地狱铺平了道路,其中尤以放任自流为甚。她们是在过去的八年中陆续到来的。第一个来的玛维斯是在母亲长期卧病期间抵达的;第二个在她刚死之后。然后又来了两个。这两个都请求逗留几天,但实际上再也没走。不时会有这个那个打起个寒酸的小包,和大家告别,似乎就此消失了一段时间——不过仅仅是一段时间而已。她们总会再回来待下去,在一座连收税员都不想来的房子里,与一个爱恋墓地的女人一起像耗子似的生活着。康瑟蕾塔透过她各式各样古铜色、灰色或蓝色的墨镜看着她们,看到的是些心碎的姑娘、受惊吓的姑娘、孱弱的姑娘和撒谎的姑娘。她啜饮着圣艾米隆或有烟熏味的嘉纳克时,还能容忍她们,但却越来越想咬她们的脖子。想做点什么事来制止糟糕、难以消化的食物的制作,疯狂的打击音乐,打架,沙哑空洞的笑声,以及种种要求。尤其是那种放任自流。罗伯塔修女要是知道了,会砸烂她们的手。她们不仅如非必要绝不做任何事,而且没有计划做任何事。她们虽然没有计划,却有着巴望——小女孩那种愚蠢的巴望。玛维斯没完没了地讲着可靠的赚大钱的投资:蜂箱,叫作“供应住宿加早餐处”的什么东西,包办伙食和娱乐的公司,孤儿院。有一个想的是她发现了一个装着钱、珠宝或别的东西的珍宝柜,想以其内藏东西欺骗别人。另一个悄悄地割自己的大腿、手臂,巴望成为伤疤女王。她用随手拿到的任何东西,刀片、别针、削皮刀,在皮肤上划出细细的红口子。还有一个似乎渴望着过夜总会生活,在拥挤的人群中闭起眼睛唱着满怀忧伤的歌曲。康瑟蕾塔以一种浸透了葡萄酒的虚饰的沉迷聆听着这些小女孩式的梦想,因为它们激怒她的程度远远比不上她们低声悄语的爱情——在那些女人离开之后,那声音还要延续很长时间。她们总是手里拿着煤油灯或蜡烛,一个接一个地滑下楼梯,像进入殿堂或地下室的侍女似的,坐在地板上,谈论着爱情,仿佛她们对爱情无所不知。她们谈到在睡梦中到来抚爱她们的男人,在沙漠里或冷水里等候她们的男人,一度发狂地爱着她们的男人,或者本应爱恋她们、可能爱上她们或有机会爱上她们的男人。在她最糟糕的日子里,当她内心的压抑脏污了洁净的黑暗时,她真想把她们全都杀死。说不定这正是她这种蝼蚁式生活被拖延着的原因呢。除此之外的原因便是上帝以冷漠的安详表现出来的愤怒。没有他的原宥就死,对她的灵魂是一种谴责。没有玛丽·玛格纳的宽恕就死,则违背了“唯一天主,永生永王”的诫律。若是康瑟蕾塔及时向那位老妇人诉说,在她的头脑还没有衰竭到只是单调地咕哝之前就对她坦白,或许她就会随便地给出真谛了。在那最后一天,康瑟蕾塔爬上她身后的床,把枕头扔到地板上,将那轻如羽毛的躯体抬起来,用她的双臂和双腿拥着。那颗小小的白发头颅靠在康瑟蕾塔的胸间,于是老妇人便在她诱拐来的孩子长成的女人的摇晃和祈祷之下,如同出生般进入了死亡。她实际上诱拐了三个孩子,在一九二五年那是再轻易不过的事情了。玛丽·玛格纳当时还是个修女,不是嬷嬷,公然拒绝把两个孩子丢在她们坐着的街道的垃圾堆上面。她干脆把她们捡起来,带到她上班的医院,接连用欧多诺小苏打、格拉芙疥癣药水、肥皂、酒精、水银蓝油膏、肥皂、酒精给她们清洗身子,然后又把碘酒仔细涂到她们的痛处。她给她们穿戴起来,和其他修女一起带她们上了船。她们是六名美国修女,要返回被更古旧、更严厉的葡萄牙法律控制了十二年之久的几个州去。没有人质疑这些要献身于印第安人和黑人的修女为三个非白种的小顽童付减价客票。此时已有三个孩子,康瑟蕾塔是最后一刻才定下来的,因为她已经九岁了。在任何人看来,这样的劫持都是救援,因为不管这个固执的修女把她们拖进什么样的生活,也比她们在那座城市屎尿遍地的小巷中过日子强。她们抵达利蒙港(哥斯达黎加东部港口。)的时候,玛丽·玛格纳修女把两个孩子安置在一家孤儿院,因为这时她已经喜欢上了康瑟蕾塔。是因为绿眼睛吗?茶色的头发?也许是她驯顺的性格?也许是她如日暮般烟色的皮肤?她一路监护着她到达一处被指定的困难修女接收站——一所设在北美洲西部一个不毛之地、专收印第安女孩的救济院兼寄宿学校。在进口路旁的一个蓝底白字招牌上,写着“基督王学校,为本地姑娘设”。可能大家都真的想这么叫,但在康瑟蕾塔现有的记忆里,只有修女们才使用这一正式名称——大多是在祈祷的时候。虽说没有任何道理,学生、州里的官员和她们在镇上遇见的人,都叫它女修道院。三十年来,康瑟蕾塔不断努力,成为并始终作为玛丽·玛格纳的骄傲,是她终生教育、培养和照顾孩子的一个卓越成就。她任教的地点,是她父母闻所未闻、在他们女儿发出那地名的音之前念都念不出的。康瑟蕾塔崇拜她。当她被偷走并被带到医院的时候,他们在她的胳膊上扎针,说是以防得病。随后的那场大病,在她的记忆中倒是愉快的,因为她躺在儿童病房里的时候,有一张用头巾围着的漂亮的脸蛋盯着她看。那张脸上的湖蓝色眼睛,坚定、清澈,但在深处暗示着惊慌,那种担忧的眼神是康瑟蕾塔从来没见过的。在一个大人的眼睛中看到那么善良的关切,值得那么一病,甚至死了都不亏。那个围着头巾只露出脸蛋的女人不时地俯身过来,用指关节轻触康瑟蕾塔的前额,或者捋顺她打结的湿漉漉的头发。从她腰际或指间垂下的玻璃念珠闪烁着。康瑟蕾塔喜爱那双手:平直的指甲,光滑又坚实的手掌皮肤。她还喜爱那张不露笑容的嘴,它从不需要露出牙齿显示高兴或欢迎。康瑟蕾塔能够从她的长袍和罩头巾下看到一股清凉的蓝光温柔地射出。她觉得,那是来自她的心房的。康瑟蕾塔穿着一件洁净的齐踝的褐色衣裙,在修女们的陪伴下,从医院直接登上了一艘叫阿田纳斯号的船。在巴拿马短暂停留后,她们在新奥尔良上岸,从那里乘汽车、火车、长途汽车,又是汽车,一路旅行。从医院打针开始奇妙的事接二连三:用干净得可以饮用的水冲刷的马桶,包装纸里已经切成片的又软又白的面包,盛在玻璃瓶里的牛奶,还有每天都要说个不停的动人的语言,尤其是在对上帝说话的时候。“为我等罪人……我等望尔名见圣……尔旨承行于地,如于天焉……乃救我凶恶、凶恶、凶恶。”只是在她们到学校的时候,那种奇妙才放慢脚步。虽说那片土地没什么可夸耀的,但那栋宅子却像一座城堡,里面满是玛丽·玛格纳说的应该立即去掉的漂亮装饰。康瑟蕾塔的第一项任务就是砸碎那些冒犯性的大理石雕像并照看几个焚书的火堆,当赤身裸体的情侣蹿出火堆时要赶紧再投回去,做这些时,她在胸前画着十字。康瑟蕾塔睡在食品间,擦洗瓷砖、喂鸡、祈祷、削果皮、照看花园、储存食物、洗衣是她白天的工作。正是她而不是别人,发现了野生的灌木丛中有不少极辣的胡椒并加以培育。她跟罗伯塔修女学会了基础的烹饪技术,后来练得相当娴熟,把厨房的活计和花园的工作一并接了手。她和那些印第安姑娘一起上课,但不和她们有任何来往。三十年来,她把全身心都献给了圣子和圣母,其虔敬程度不亚于一个修女。对她而言,是流血的心和无底的爱。对她而言,是主佑玛利亚。对她而言,路虽狭窄却充满了百里香的芬芳。对他而言,其慈爱随处可见,足以使智者和罪人都惊得目瞪口呆。他已经变成了人,所以我们能够以最微小的方式认识他,触摸他,看见他。因为他变成了人,他的遭遇就会映照出我们的不幸,他的死才是痛苦;他的疑虑、绝望,他的失败,才会为我们代言,并会自始至终吸收我们难以对付的事物。但当她遇到那个活生生的男人时,三十年中对活生生的上帝的膜拜臣服便像小母鸡的蛋似的破裂了。那是在一九五四年。人们都在基督王学校以南十七英里的地方造房、围篱和耕地。他们还开办了一家食品店、一家杂货店和一家药房,让玛丽·玛格纳高兴的是,不必再远到九十英里之外去买药了。她可以就近买到女孩例假期间用的防腐棉布、精致的针和六十磅重的线——这样就可以让她们缝补不停了,还有莉迪亚·平克汉姆牌药物、斯坦贝克牌爽身粉和她用作除臭剂的氯化铝。一次,在这样的购物旅程中,康瑟蕾塔陪着玛丽·玛格纳乘着学校的福特水星客货两用车,她们还没来到新开辟的路上,就发现显然是出了什么事。骄阳之下,某桩令人兴奋的事情正在进行当中。她们能够听到高声欢呼,她们看到的场景不是那三十多人默默从事着建镇的工作,而是几匹马奔进院子,跑下大路,人们则大叫大笑。头发上戴着红花、紫花的小姑娘跳上跳下。一个紧紧趴在马颈上没有摔下来的男孩被人举下马,并被宣布为胜利者。青少年男子挥着帽子、揉着眼角,追逐着马匹。康瑟蕾塔看着人们纵情玩乐,听到了一种轻微但持续的沙沙声。沙,沙,沙。当时她就想起曾见过就是这种肤色的人,就是这种男人在街上与妇女们伴随着如狂乱心跳般节奏的音乐跳着舞。他们躯干不动,臀部则在腿上方转着小圈,其速度之快,你根本无法解释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放松流畅。不过,这里的这些男人并没有跳舞,他们笑着,跑着,互相叫着,也呼唤着更加欢天喜地的妇女。他们虽然在这里住着茅屋,不是身处挤满皮肤闪亮的黑人的闹市,康瑟蕾塔知道她认识他们。过了一会儿,玛丽·玛格纳才引起了药房老板的注意。最后,他离开人群,领她们走回他的住所,前廊上一处封闭的部分权充店铺。他打开了屏风门,礼貌地躬身引着玛丽·玛格纳进去。就在台阶上等候的时候,康瑟蕾塔第一次看见了他。沙,沙,沙。沙,沙,沙。一个瘦高的青年跨着一匹马,牵着另一匹。他的卡其布衬衫汗湿了,他时不时摘下宽檐帽,抹去额上的汗水。他的臀部在马鞍里前前后后地晃动。沙,沙,沙。沙,沙,沙。康瑟蕾塔看着他的侧影,胃里似乎有一只禽鸟在扑腾着翅膀。他骑马经过她身边,消失在牲畜围栏里。玛丽·玛格纳拿着买好的物品出了店门,嘴里抱怨着这个那个——价格啦,质量啦,匆匆走向汽车。康瑟蕾塔拿着蓝色包装的药棉卷,紧跟在后面。就在她打开右前方车门时,他又过来了。他这次没有骑马,而是轻快地跑着,急于回到路远端欢庆的人群中。他不经意地向她这边看了一眼。康瑟蕾塔回望着他,觉得在他的眼神中而不是步伐上看出了踟蹰。她迅速钻进被太阳晒得发烫的汽车,里面的热气似乎解释了她呼吸的困难。她有两个月没有再见到他,如同一只鸟儿挣扎着要展开翅膀那样不安。那是狂热祈祷和干更多杂活的两个月,也是紧张的两个月,因为学校已经受命关闭了。虽说创办和资助学校的有钱妇女的捐赠,使学校挺过了三十年代,但到了五十年代就已经用光了。那些亲切可爱的印第安姑娘早已离开——被她们的母亲或哥哥接走,或者毕了业开始了虔诚的生活。迄今三年来,学校一直请求州里监护:粗鲁无礼的姑娘们显然认为这里的修女在大部分时间里寻欢作乐,其余时间则阴险邪恶。有两个已经跑走了,只剩下了四个。除非修女们能够说服州里给她们派来(并且付薪)更多恶毒、不如意的印第安姑娘,否则学校就准备关门和改行了。州里当然不乏不如意的姑娘,因为所谓不如意可以指从尿床到逃学到上课时说话结巴,但当局宁可把她们送进新教的学校里去,她们在那样的学校里即使不理解教师的宗教行为,也总能懂得穿衣服的道理。天主教堂和学校在俄克拉荷马少得可怜,这正是那些女赞助人要买下这栋巨宅的首要原因。借此机会可以深入问题的核心:把上帝和英语灌输给被认为两方面都缺失的本地土著;改变他们的饮食、服装和头脑;促使他们蔑视曾经使他们活得有价值的一切,并为他们提供了解唯一的上帝从而有机会赎罪的优先条件。玛丽·玛格纳写了一封又一封信,还跑到俄克拉荷马城和更远的地方,希望能够挽救这所学校。在那种心烦意乱的气氛下,康瑟蕾塔笨手笨脚、丢三落四、没有计划地匆忙进出祈祷室,这虽然对修女们来说有些讨厌,但与她们自己的举止相比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她们问起她是怎么回事或对一些难以容忍的失误要加以处罚时,她就找些托辞或表示愠怒。她每天都要重振那种仓促的虔诚心,混乱的头脑中隐现的是唯恐被派出女修道院,再次到镇上购物的担忧。故此,每天天一亮她就做院子里的杂活,白天其余时间则待在屋内瞎忙一气。这一切都毫无助益。终于有一天,他来到了她跟前。那是一个晴朗的夏日,她正在花园里与州里来的两个阴沉着脸的看护人跪着锄草,一个男人的声音在她背后响起:“打扰了,小姐。”他只想要一

                      他做得很好,对内对外无论打谁,都没让宋朝吃亏。可这时,他只听到了一个对方增兵的消息,却立即吓傻了。他脑子里闪出的公式再简单不过,在边境线上辽军以少胜多,他手里已经没什么底牌;现在对方增兵了,他还能怎么办?向东京求援,让赵佶也给他增兵吗?举国精兵都在他的手里,根本无兵可派。那还等什么,马上撤退。他下令前线东、西两路军迅速向后方雄州方向撤退,一定要快,绝不和对方的增援部队接触。但这个命令被西军拒绝。以种师道为首,西军的将领们集体反对。理由并不是虚幻的荣誉感什么的,而是全军覆没的危机。理智告诉他们,在这种局面下,是万万不能撤退的,只要退,一百三十六年前的悲剧就将重演。童贯或许忘了,种师道等职业将军们却清楚地记得,一百三十六年前的雍熙北伐,北宋第一良将曹彬在撤退的途中被耶律休哥追击,几十万大军全军覆没,把宋朝的血本都赔了进去。而这是定律,不管时光流转多少年,只要是宋、辽两国交兵,宋军敢在这个地段撤退,结局都是同样的。因为这里是大平原,辽军是骑马的。宋朝的步兵们哪怕先跑两三天,辽军都能轻松地追上去,然后步骑混战,无险可守,任何部队都死定了。理由报上去,童贯却不在意,他严令立即后撤,这时没接战,只要动作快,让辽军追不上不就成了,哪儿来的那么多顾虑?!西军开始后撤,他们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尽管辽军火速追击,他们仍然抢先到达了指定地点——雄州城下。安全了,眼前就是东北边境上的重镇,这一道高墙比西北方面的军砦强得太多了,以西军的素质,只要住进去,哪怕来三四倍的敌人,也休想攻进去。可是关键时刻,童贯的命令又到了,他命令西军不许入城,就在城边和追击的辽军决战,把这股敢深入宋境的敌军吃掉。于是,种师道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近在咫尺的城门,转过身来,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率部杀向蜂拥而至的辽国骑兵……抛开雄州城门,这和在大平原上被辽军追上有什么区别吗?甚至那扇该死的城门还不如没有,有了它,士兵总要忍不住回头看上几眼,总觉得还有退路,没法像在大平原上身处绝境,去拼死决战。这是一场不公平的决战,西军不仅被自己的领导给玩残了,甚至还被老天爷暗算。不早不晚的,就在两军相接开始肉搏的时候,突然间天空阴霾,北风骤起,下起了冰雹,而冰雹的大小居然像人的拳头一样……可这是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的六月三日好吧,这个时令的河北大地上居然下起了这种规模的冰雹!吹的还是大北风。还有没有天理了,累得半残的西军士兵们要顶着北风,冒着冰雹,仰着脸和骑兵对抗,仗打到这种程度,要是还不败的话,这批宋朝士兵应该走出国门,走出地球,去征服宇宙。他们败了,翻阅史料,这场战斗的结果是——“自雄州之南,莫州之北,塘泊之间,及雄州之西保州、真定一带,死尸枕藉,不可胜纪。”看出名堂了吗?死了很多很多的西军士兵只是明面上的东西,真正有趣的是一连串的地名,雄州之南、莫州之北,雄州之西保州、真定一带,塘泊之间……这么多的城市啊,这么多的城墙,这么多的城门,西军一路转战逃亡,经过了这么多可以躲避的地方,却没有一扇城门是给他们开的!这些城市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国家的军队死在外面,全都见死不救。这是出于童贯的命令,还是各个城市的守军都烂掉了,胆小如鼠?千年之后不得而知,能确定的是西军声名扫地。但童贯的声誉仍然坚挺!这是一个惯例了,近二十年以来童贯的声望扶摇直上,从太监学徒到西军头领到总领全国军事长官,一路走得顺畅,表面的原因是西军长胜,真正的内幕却是黑锅换人。有道是“死道友不死贫道”,为了树立起童贯这面大旗,西军里其他的旗帜一个个地都倒了下去。比如说王厚,比如说种师道。只要打了败仗,责任总是别人的,总是最前线的战地指挥官的。作为总指挥的童贯永远光亮崭新,甚至还带有了一些悲情光环。不听话的下属,无能的下属,真是害死人啊!看到这里,不知大家是不是有些失望,一直以来武装太监显得既有魄力又有人性,是个很发光的形象嘛,怎么可以这样的堕落?对不起,这是真相,要不然他就不叫童贯了,而是童武穆……回到现实,此战过后,西军高层大动荡,名将集体下岗。种师道“天性好杀,助贼为谋”,和诜“不听节制”,侯益“探报不实,妄请兴师”,一片清洗,都到后方反省去。辽国很快发来了战后公文,一想到耶律淳他们会是怎样一副战胜的嘴脸,童贯都有心藏起来,谁也不给看了,却没想到打开一看,里边居然写得非常动情。耶律淳追忆一百多年的情谊,说女真人是叛徒,对本主辽国凶狠,也必然会危害其他邻居,现在宋朝应该做的是帮助有困难的老朋友,“……救灾恤邻,古今通谊,惟大国图之。”大国,辽国终于伏低做小,知道宋朝才是天朝上国了。这很好,但是什么救灾恤邻的,就都算了吧。经过新旧两党互殴几十年之后的宋朝官场,早就没有了半点的雍容君子风度,大家信奉的是忘记永远、只争眼前、趁你病要你命、天塌下来别人顶。只要自己眼前快活就成。于是,童贯决定执行赵佶三点要求中的最后一条——提兵巡边。他觉得辽国人的态度很软,打了胜仗都硬不起来,肯定是内部有问题,宋朝的机会多多,再等等说不定有转机。他料对了。多半个月之后,辽国皇帝耶律淳病死。这位老兄一共只当了三个多月的皇帝,什么享受也没有,很单纯地和宋朝掐了一架,可以说在任内只有责任没有权力,只有忙碌没有休息。看这时的局势,死了还真是个不错的选择。还活着的就麻烦了,一大堆的耶律、萧们互相研究了很久,查了N多的族谱,愣是没查到眼前在燕云区域内的辽国人谁有耶律延禧的直系血统。谁来当下一任的辽国皇帝,这是个没解的问题。最后,集汉人宰相李处温、契丹族状元耶律大石的脑袋一起思考,大家想出了个办法,立秦王耶律定。但是,该耶律没在燕云,据说正跟在耶律延禧的身后在夹山的深山老林里逃跑呢,都快退化成原始人了,根本没法到幽州来即位。这也没事,当初立耶律淳的时候就是遥尊耶律延禧当太上皇,现在立个新皇帝,也遥尊一次有什么大不了的?于是,燕云区域宣布新皇帝就任,至于军国大权……交给耶律淳的太太萧德妃,她成为一代新的萧太后,暂时摄政。消息传来,宋朝举国上下振奋,利好!辽国的事儿大家都知道,耶律、萧之间永远没有真正的和谐,他们就像真实的世俗夫妻一样,总是争夺财产权、支配权、继承权,尤其是衍生到下面的军界、政界里,两百多年里早就形成了两个派系。宋朝决定再等等,一定会有更利好的消息传来的。果然,再小半个月,消息传来了,燕云内乱,萧德妃把汉人宰相李处温全家砍了,理由是以权谋私,大发国难财,在短短的三个多月里居然搂了……七万贯钱。拜托,想杀人也给个差不多的理由行吗?七万贯就杀宰相,辽国人到底见过钱没有,这放在宋朝简直是天方夜谭。之后,燕云大乱,汉人、奚族、渤海族人人自危,耶律派系的官员们也很不安,这直接导致了萧姓族人更加不安。为了安全,当时萧姓里最有权的大佬萧干率领他的四族联军返回幽州,成了城防司令兼警察局局长。幽州之外,辽军的控制力下降到了有史以来最低点。这时,宋朝觉得火候到了,童贯率军第二次攻打燕云。这次出兵是个特例,和以前所有的征战都不一样。以前是纯军事行动,是刺刀见红你死我活的,这一次嘛,其实应该是个政治活动。西军的名将们,除了被贬职的,都被挤到了队伍的最后排,取代他们站在前面的,是一系列帝国的显贵。那些平时离战场越远的,这一次靠得越近。加塞的人是从东京城里跑步冲到国境线上的——蔡京之子蔡攸。这位兄弟是很不起的,按说他是帝国里排名数一数二的权二代,凭着老爹蔡京,他什么不做都能逍遥快活。但他不,不仅自主创业,直接和赵佶搞好关系,在多年以后,还把枪口指向了自家老爸。他一心一意想把蔡京搞下台,自己取而代之。关于他们父子,有个段子很经典。话说蔡京晚年有次正在客厅里和朋友聊天,突然间门帘晃动,蔡攸带着人快步而入。进来后他二话没说,一把抓住了老爹的手腕,说:“大人脉动缓滞,身体不大舒服吧?”没等蔡京回答,他立即起身,说宫里有事,走了。这期间,蔡京很平静,客人很惊讶,他实在搞不懂这对父子在搞什么。蔡京长叹一声,“老友,你不知道这是咋回事吧,这小子是在咒我得病,好让皇上罢我的官。”果然,不出几天,蔡京致仕。这件事记于正史,在蔡攸的列传里,看来是真的,或者是王安石之子王雱的翻版,还真是不好说。但小蔡的能量和胆子可见一斑,这时他坐在开封城里,触角伸到了国门之外,对燕云地区发生的事了如指掌。据他分析,这次辽国内乱,燕云动荡,西军再打一次肯定成功。成功……神宗皇帝曾经许诺,“复燕云者王”,那可是王爵!而且徽宗郑重重复过,绝不食言。为了王爵,一定要抢到这个好差使。蔡攸主动要求上前线,哪怕军职没有缺了,可以给他个监军做嘛。至于监军自古以来多是太监做的,而且这次是给太监做监军,简直是太监里的太监,这些就无关紧要了。蔡攸出征,赵佶亲自送行。在隆重热烈的场面里,诞生了帝国有史以来最荒唐的一幕。只见皇帝高高在上,身边美女如云,蔡攸突然指着其中的两个说:“如臣得胜还朝,您把这两个美人赐给臣吧。”……这是怎样的无礼放肆!在封建礼仪达到顶峰的宋朝居然出现了这一幕,真是震掉了孔夫子的下巴。君如父,那么君的女人就是妈,蔡攸居然当众调戏两个妈。史书没有记载当时在场的大臣们啥反应,所以不能乱讲,值得玩味的是赵佶本人的反应,面对空前的无礼,他只是笑了笑,就没了下文。居然是一笑了之。之后,蔡攸快马加鞭奔向边境,去抢童贯的军功章。可到了之后才发现,想抢的是大有人在啊,连一向沉稳老练一动不动的人都忍不住伸出了手。刘延庆。这位党项族高官是西军当时的二号人物,权位仅在童贯之下。一直以来,他所做的事就是端坐在大后方的中军帐里,通过通讯员和前线交流,干的是遥控指挥的高端技术。可这时不行了,眼看着辽国一碰就倒,功名利禄近在眼前,再无动于衷,怎么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呢?他要求冲到最前沿,由他带兵冲进燕京城!童贯同意了,同时大造舆论,向燕云敌占区宣传宋朝的进攻决心、利民事项以及投降后的光明前景。他坚信这次肯定有作用,不为别的,之前亲情没法感化的,现在危机临头,只要没傻透的肯定知道好歹。事实证明他想对了,这次的招降信发出去之后,简直是从者如云。燕云十六州里的易州、涿州主动投降。易州守将高凤、涿州守将郭药师主动向宋朝投降。高凤也就算了,郭药师却非同小可,前面提过,他是渤海人,他手下的军队是由辽国最北部的居民组成,这些人在女真人进攻时最先失去了家园,满腹怨恨,耶律延禧看中了这点,给他们取名叫“怨军”。怨军被女真人轻易击败,但在辽军中仍然是首屈一指的战力,郭药师以一个边缘族郡的外人,只凭着这股近八千人的军力,就做到了燕云十六州之中的一州之主,其影响可想而知。现在他主动投过来了,宋军上下顿时一片舒爽,辽国完了,这下子铁定完了!得出这个结论之后,宋军才下令出征。西军集结了十万人,刘延庆亲自上阵,郭药师的怨军作为向导,他们兴冲冲地上路,杀向了幽州城。这次出征没人再紧张了,简直是像郊游一样,不分前军,没有殿后,中军是肯定有的,但一般人找不着,十万人拥在一起上路,成一个大扇面前进,谁知道大首领在哪儿?这种局面让一些人心里没底,有人忍不住提醒了刘延庆一下,说这样会被偷袭的,不管怎样辽军仍然很能打。结果,不仅刘延庆冷笑,连郭药师都不屑一顾。你们实在太不了解情况了,辽军现在都缩在幽州城里,搞治安都来不及,拿什么来偷袭?谁敢偷袭?!尽管放心大胆地前进,只要看到了幽州城,就是成功的时候。结果,他们走到了良乡(今属北京)附近,后来据有些人说,真的隐约看到了幽州城,不过却没见着成功长啥样,倒真的被偷袭了。萧干真的离开了幽州城,在路上截着宋军,干了一票狠的。战况有点乱,把西军打了个措手不及。说实话,场面真是很丢脸,但是损失不大。西军再惨也有个底线,就像群殴一样,把萧干打出去了。战后盘点,真正的损失在刘延庆的心里。这位二当家下令停止前进,就地扎寨,往严实里扎,往结实里扎,一定要稳!他不走了,他要好好地观察,搞清楚辽国人到底现状怎样。他记得很清楚自己是为什么来的,摘桃子捡现成,要是桃子还没熟,他凑上去有什么意思?郁闷中,郭药师悄悄地接近了他,向他郑重地恭喜,“恭喜大帅,贺喜大帅,您的富贵到了。”“你说啥?”刘延庆很不解,这个郭药师不是成心来撮火的吧。却见小郭同志很诚恳,他说:“幽州城里兵力有限,现在萧干亲自出征,带来至少一万人,这样城里已经空了。现在由您坐镇西军,把萧干拴在这里,我带怨军抄小路绕过战区,直接攻打幽州城门。以怨军的实力一定可以破门而入,到时只要您再派一个可靠的人接应一下,一定可以攻下幽州城。那时里外结合,全歼萧干所部,燕云其他州城群龙无首。必定不战而降。”不世战功,唾手可得!兴奋……刘延庆一下子飞上了幸福的云端,这样也行?萧干偷袭居然偷出了刘氏的天大机遇。这样的话,派谁去接应呢?有道是肥水不流外人田,他第一时间想到了自己亲爱的儿子刘光世。刘衙内这时已经升官了,平定方腊之后,他升到了观察使、鄜延路兵马钤辖,是宋军里的高级武官。这次如果再率先攻入燕云首府,这样的功劳足以让他名垂青史,平步青云。很好,就这么定了。为了必胜,刘延庆把自己手边所有的底牌都打了出去,大将高世宣,万人敌杨可世都派给了郭药师,率领六千名怨军乘夜出发,绕小路过卢沟桥,夜袭幽州城。一夜行军,晨光熹微时他们抵达幽州的迎春门。事实证明,这真的出乎辽人意料,他们想不到宋军刚刚失败就敢于大范围穿插,躲过了萧干的部队,突然间出现在幽州城门外。一来出敌意外,二来怨军生猛,三来幽州的城防在郭药师的眼里没有秘密,他们快速发动进攻,没等辽军集结就攻克了迎春门,杀进了幽州城里。这是近两百年以来前所未有的事,汉人的军队攻进了幽州城里!幽州繁华,街埠林立,道路宽广,平时利于通商,利于流通,这时就利于怨军的进攻。郭药师等人迅速占领城内各处关键点,直逼萧太后的行宫。这时的局面,只要抓到了这个女人,就等同于攻克辽人的心理防线。幽州,乃至于燕云十六州都将随之落进汉人的手里。问题集中在一个女人的身上,事儿就好办了。郭药师们想了想,做出了个最合理的组合动作。他们一边攻打幽州城里的关键地段,一边写了封信给萧太后。之所以写信,是因为有个前因。在郭药师投降之后,萧太后也曾经投降过,她派人送来了非常专业的投降书,说只要宋朝承认辽国在燕云地区的主导地位,那么从此当宋朝的属国也可以。翻从前的文件,这是童贯第一次攻打燕云时,赵佶给出的第二点要求。童贯曾经发给过耶律淳,可惜被拒绝了。这时旧事重提,萧太后希望仍然有效。有效才怪,事实上双方这时都变了。童贯在落井下石,想的是斩草除根,把辽人都砍倒。萧太后更绝,她的投降书其实是一式两份,宋朝和金国每一方都送到了,在玩一仆二主。她想的无非是拖延些时间。但在宋朝人的心里,代表她怕了,这一点反映在战争里,就是可乘之机。想想这样一个胆怯的女人,发现敌人已经攻到了眼皮底下,只差一层内城墙就砍

                      万历四十五年还用物资赈济努尔哈赤统治下受灾的女真地区(朱诚如《论明代女真与中央王朝的关系》),可仅仅到第二年,即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就公开起兵反明。这些人绝不是用仁义就能感化的。四,谋款斩帅。指的是袁崇焕跟后金暗中议和,斩杀毛文龙。(按:这条准确地说,应该是袁崇焕并未跟后金暗中议和,杀毛文龙也并非跟后金议和的成果。这一条前文已详述,在此不多言。总之,这条的确可以看作袁崇焕的罪行。)五,纵敌长驱。是指责袁崇焕纵容后金铁骑长驱直薄京师。(按:这条不能坐实,事实证明袁崇焕为了阻截后金军,的确尽力了,绝非“纵敌”,但敌人的确长驱了。)六,顿兵不战。这是指袁崇焕在蓟州让后金军不战而越过。(按:这一条不能坐实,并不是袁崇焕不战,而是后金军绕着走,根本就没碰上。)七,援兵四集,尽行遣散。(按:这是说袁崇焕将进京勤王的各路援兵遣散,纯属污蔑。)八,潜携喇嘛,坚请入城。喇嘛的身份是僧侣,所以可自由穿梭于明清双方,在当时经常充当非官方的使节,这是指袁崇焕坚持要求入城,并暗地里潜藏能通融后金的使节,妄图将其带入北京以促成议和之局。说的是袁崇焕欺瞒朝廷,背地里力图议和。(按:这一条并不完全对,不能坐实。)综上,袁崇焕的八条罪名,成立的有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看来崇祯杀袁崇焕要比袁崇焕杀毛文龙靠谱得多,袁崇焕杀毛文龙的十二条罪名,没有一条能坐实。那么这三条大罪至于判死刑吗?其实单凭擅杀毛文龙这一条就够判死刑的了,但就当时情势而论,正是用人之际,而袁崇焕通过两次宁远之战,也可见他的确有守城的才能,应该让他戴罪立功。可是崇祯三年八月十六日(1630年9月22日),崇祯却下令在西市处死袁崇焕,刽子手将袁崇焕的肉一寸一寸割下,共割了一千五百刀,鲜血淋漓,惨不忍睹。围观的人因为都认为是袁崇焕把皇太极招来,使北京城遭遇兵灾的,所以对他恨之入骨。他们有的从刽子手那儿抢到一块肉用嘴咬,有的花钱买他的肉,有的争抢刚开膛的肠胃就烧酒喝,还有的没抢到肉的就用斧子剁碎他的骨头。(张岱《石匮书后集》)当晚,月光照在西市,空气中有一股刺鼻的血腥,地上一片片暗色,一些野狗在此闻闻嗅嗅,有一只狗正在舔木桩上已经干涸的黑褐色血迹,那是袁崇焕的血。袁崇焕死后被抄家,“家无余赀”。袁崇焕家所有的女人,包括袁崇焕的妻子,在当天晚上都遭到了明军士兵的强暴。第二天,稍微有点姿色的女人全数卖给了妓院,男人则发配到遥远的边疆充军。袁崇焕的弟弟和妻子则被发配到三千里外的崇山峻岭,给不识字的野蛮人当干粗活的奴隶。袁崇焕死后一百五十二年,被敌朝——清朝皇帝乾隆平反。《清高宗实录》第一一七零卷,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十二月初四日记载:昨披阅《明史》,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昏政暗,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袁崇焕系广东东莞人,现在有无子孙?曾否出仕?着传谕尚安,详悉查明,遇便覆奏。关于乾隆给袁崇焕平反的原因,前面写毛文龙时已详述。乾隆为了无限拔高袁崇焕,便伪造了许多“历史资料”,如《明史》中的一些资料等,而当今许多歌颂袁崇焕的学者的资料来源也就是《明史》,再加上对其他一些东西断章取义,而本书中袁崇焕、毛文龙这部分的资料来源为温体仁《明熹宗实录》、佚名《崇祯实录》、张岱《石匮书后集》、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毛承斗《东江疏揭塘报节抄》、汪汝淳《毛大将军海上情形》、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计六奇《明季北略》、朱溶《表忠录》、汪辑《崇祯长编》,这些资料大多数都是袁崇焕同时代人,或袁崇焕刚死时明末的原始资料。如今袁崇焕的所谓“文韬武略”和“战功”,主要是袁崇焕死后一百五十二年被乾隆平反后逐渐“出现”的,谁真谁假,到底应该采信哪种,不言自明。乾隆为袁崇焕平反,也就是把明朝的灭亡归咎于崇祯杀害忠良而自取灭亡,这样汉人自然会把明朝灭亡的责任都推到崇祯身上,对明朝的惋惜和依恋就会立刻淡化,甚至有人会痛恨崇祯这个自毁长城的亡国之君,如此一来,崇祯反倒成了唾骂的对象。这就是乾隆在大兴文字狱的同时却给袁崇焕平反的原因。我对袁崇焕的态度是复杂的,根据大量史料还原袁崇焕真相后,我既反对歌颂他,也反对把他贬得一文不值,网上有一副写袁崇焕的对联:上联:糜烂一炮,龟守两天,修三城堵四门不动如山,大放言平辽五年,索饷则累死六部,赴援则遣散七军,终落得传首九边,原本十分现眼。下联:顿兵十日,逼款九重,丢八魂七魄转进如风,私斩帅欺瞒六宫,纵敌便过城五里,市米便资盗四方,谁教汝议和三心两面,当真一点不冤。这副对联写得就有些过分了,真实的袁崇焕绝非“十分现眼”,他的死也并不是“当真一点不冤”。袁崇焕的一生无非就是辽东的军事,咱们就通过袁崇焕守辽东的军事战略来对袁崇焕盖棺定论吧,袁崇焕花了巨资先后两次修筑锦州,并抽调蓟门的兵力去宁锦削弱蓟镇,他的战略是以宁远、锦州为重点,修复大凌河(今辽宁凌海市)、小凌河(凌海市东南)各城,形成能互相支持的纵深防御,控制辽西走廊。那么他这套战略对吗?现在部分明清史家信誓旦旦地说袁崇焕修的这道防线努尔哈赤、皇太极两代人都没能突破,关键是用得着突破吗?由于袁崇焕擅杀毛文龙而毁东江,直接导致了后金没有东江镇这个牵制,可以远距离作战。如此一来关宁锦防线(山海关、宁远、锦州)变成了一条马其诺防线,后金军分别于1629年、1634年、1636年、1638年、1642年,先后五次绕道蒙古大规模入塞,掠地千里,横扫京畿。等于袁崇焕的战略部署完全白瞎了。袁崇焕之于锦州,使我不禁想起辽沈战役中的蒋介石,锦州问题上,袁崇焕和蒋介石很像。袁崇焕留下锦州这个巨坑害得孙承宗后来二次守辽都跟着栽了跟头,洪承畴更是在松山之战一败涂地,而蒋介石却不信这个邪还要在锦州决战,结果解放战争中辽沈战役里的那场塔山阻击战就使其失败。蒋介石当时在塔山地区的兵力和火力都占优势,其海陆空优势都发挥得淋漓尽致,可最后仍然没有突破塔山防线而增援锦州,可见松山、杏山、塔山一带的地形是多么适合阻击,锦州和宁远之间的联系是多么容易被切断,由此可见锦州确实是个易攻难守之地。因此,对于锦州,袁崇焕应该是放弃锦州,这样可以等敌人来犯宁远时,我军绕到锦州去切断敌人后路(事实上孙承宗就是这么构想的)。可袁崇焕却反其道而行之,把明军放到锦州去让后金切断后路。综上,袁崇焕的军事战略完全错误,军事战术嘛,很不错,前文两次宁远之战已说,在此不再多言。政治上嘛,居然把毛文龙都杀了,而且己巳之变的作为也充分证明他没有政治头脑。袁崇焕自己都在奏折里承认,他在跟皇太极的谋略较量中,完全陷于被动。他在蒙古闹饥荒时卖给蒙古人粮食,想让蒙古人跟自己一拨,结果蒙古在之前就倒向后金了;他希望朝鲜作为牵制后金的力量,皇太极就去打朝鲜,把朝鲜办了;他布置了关宁锦防线,看似天衣无缝,可皇太极绕着走,使他的防线全白设了。等于说,明朝有没有袁崇焕,都会灭亡,或者说正因为袁崇焕的存在,袁崇焕把毛文龙杀了,导致后金失去了东江这个牵制,于是多次大举入侵。假如没有袁崇焕,毛文龙就不会死,后金后方就会有所顾忌,而按照毛文龙的套路,后金早晚会崩溃。此外,正由于袁崇焕杀了毛文龙,其部下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带着海军和红夷大炮投奔了清廷,最终使得明朝有的清朝全有了,战争中明朝完全不占优势。由此,绝不是因为崇祯杀了袁崇焕才导致明朝灭亡的,而是袁崇焕杀了毛文龙才导致明朝灭亡的。当然,再补充一句,袁崇焕绝不是汉奸,那些所谓的暗中议和的书信,也不过跟毛文龙当初和后金“议和”的意思一样。最后再说两个问题:袁崇焕的长相和历史人物对袁崇焕的评价。袁崇焕同时代的人都记载说袁崇焕很丑,袁崇焕的朋友钱龙锡在崇祯三年的折子中称:“崇焕初次陛见时,臣见其容貌丑陋。”这个折子是《崇祯长编》里有记载的,袁崇焕的朋友都这样说,说明袁崇焕的确长得不好看。可是到了乾隆年间,袁崇焕却化身美男子,现在网上流行的袁崇焕的画像,皮肤白皙,容貌俊美,很多人都对这画像膜拜。找到像素比较大的画像,可以看清上面写明画像作于乾隆戊寅年。乾隆年间的人,如何得知袁崇焕相貌,当是乾隆给袁崇焕平反后,命人所作,意在美化袁崇焕。毕竟长得不帅是不适合做偶像的。袁崇焕其人,当时人对他的评价很低,张岱《石匮书后集》说:袁崇焕短小精悍,形如小猱(小猴子),而性极暴躁,攘臂谈天下事,多大言不惭,而终日梦梦,堕云雾中,而不知其着魔也。五年灭寇(五年复辽),寇不能灭,而自灭之矣。呜呼!秦桧力主和议缓宋亡且二百余载(实际是一百四十年),崇焕以龌龊庸才,焉可比秦桧?黄道周:“袁崇焕以七阅月之精神,仅杀一毛文龙,而欲持五年之期,坐收全胜,身卒磔死,为天下笑。”此外许多对袁崇焕的恶评,前面写毛文龙时列了许多,不再赘言。当时人大力歌颂袁崇焕的少之又少,程更生是其中之一,他在《漩声记》中说:今山海而外,一里之草莱,崇焕手辟之也;一城之垒,一堡之堞,崇焕手筑之也。试问自有辽事以来,谁不望敌于百里而逃?敢于敌人画地而守、对垒而战,使敌望风而逃者,舍崇焕其谁与归?举世皆巧人,而袁公一大痴汉也。惟其痴,故举世爱钱,而袁公不知爱也。惟其痴,故举世惜死,而袁公不知惜也。于是乎举世所不敢任之劳怨,袁公直任之而弗辞也;于是乎举世所不得不避之嫌疑,袁公不避而独行也;而且举世所不能耐之饥寒,袁公直耐之以为士卒先也;而且举世所不肯破之体貌,袁公力破之以与诸将推心置腹也。程更生如此歌颂袁崇焕,因为他是袁崇焕的部下,跟袁崇焕一起参与了北京保卫战,程更生对袁崇焕过誉了,但是他能够在袁崇焕墙倒众人推时不落井下石,也算难能可贵。由于朝鲜人恨毛文龙,袁崇焕杀了毛文龙,所以朝鲜人对袁崇焕评价很高,李晚秀《哀袁都督》写道:君不见,满洲小儿惊褫魂,大明都督身姓袁。铺冰城外呕血台,至今炮声天地掀。岳家军散黄尘涨,杜邮剑寒碧血翻。遽令皂旗长驱入,长城坏矣谁为藩?莫道一着枉拔毛,吾皇自有椎髻言。又不见熊公(熊廷弼)眼光空如炬,北来骑劫鹿豕奔。自从乾隆为袁崇焕平反后,到清末,为了弘扬汉民族的民族精神,袁崇焕被层层拔高,成了与岳飞、于谦齐名的民族英雄。《康有为全集》第十本的最后一篇《袁督师遗集序》,是康有为对袁崇焕的评价:赐白起杜邮之剑,闻淮阴钟室之囚,庶斛律凉风之杖,行武穆金牌之召,则古今人莫不垂涕。然此不过人主刻忌寡恩,于国之存亡无关焉。若吾粤袁督师之丧于谗间也,天下震动,鬼神号泣,明社遂屋,余祸烈烈,波荡至今。这段话写的是战国时秦将白起在杜邮亭被秦昭襄王赐剑自刎,西汉韩信在未央宫被囚后最终被杀,北齐名将斛律光被北周以反间计杀害,岳飞被宋高宗一天之内十二道金牌召回班师,都是中国古代最让人痛心的武将被杀的故事,但康有为认为这四个人虽然重要,但他们的死都比不上袁崇焕之死对于国家社稷存亡的关系之大。康有为还认为袁崇焕文笔极佳:“夫袁督师之雄才大略,忠烈武棱,古今寡比,其遗文虽寥落,而奋扬蹈厉,鹤立虹布,犹想见鲁阳挥戈、崆峒倚剑之神采焉。”袁崇焕的文笔是否非常好呢?我们看几首他的诗词就知道了:《山海关送季弟南还》公车犹记昔年情,万里从戎塞上征。牧圉此时犹捍御,驰驱何日慰生平。由来友爱钟吾辈,肯把须眉负此生。去住安危俱莫问,燕然曾勒古人名。弟兄于汝倍关情,此日临歧感慨生。磊落丈夫谁好剑,牢骚男子不能兵。才堪逐电三驱捷,身上飞鹏一羽轻。行矣乡邦重努力,莫耽疏懒堕时名。《偕弟煜夜坐等有作》忆到乡关百事愁,挑灯细语不能休。人心此时将何恃,予骨他日望尔收。画里青山长入梦,镜中白发已盈头。但求烽火今平息,得遂闲身及早抽。《入狱》北阙勤王日,南冠就絷时。果然尊狱吏,悔不早舆尸。执法人难恕,招犹我自知。但留清白在,粉骨亦何辞。《黄河》河水奔流去,暄腾万马声。源从天上落,性本地中行。独处真须激,清来自太平。济川吾有愿,击楫动深情。康有为以圣人自居,能被他佩服的人不多,他能如此歌颂袁崇焕的文笔,也足见袁崇焕的确文笔极佳。与康有为齐名的梁启超自然也歌颂袁崇焕,梁启超说:“若夫以一身之言动、进退、生死,关系国家之安危,民族之隆替者,(广东)于古未始有之。有之,则袁督师其人也。”现在广东的袁崇焕祠堂写有这样一副对联:“其身世系中夏存亡千秋享庙死重泰山当时乃蒙大难;闻鼙鼓思东辽将帅一夫当关隐若敌国何处更得先生”。一看这副对联就知道是根据《明史》来对袁崇焕做出的评价,这幅对联的作者叫张伯祯,他是康有为的弟子,当时有一首诗讽刺他:“华胄遥遥不可踪,督师威望溯辽东。糊涂最是张沧海,乱替人家认祖宗。”张沧海就是张伯祯。所谓“乱替人家认祖宗”指的就是张伯祯通过篡改袁氏家谱,把袁世凯写成了袁崇焕的后代。1915年2月21日,北京《亚细亚日报》的《京尘见闻录》就登载了张伯祯的成果,“迄今大总统遭际时会,肇造民国,功德茂焉。顷其宗人重修族谱。其始祖原籍广东东莞县,且有祖山,葬于宝安县属,其地名擎天一柱。缘七世祖崇煜公,于明末清初流寓河南,遂占籍为项城人,宗派遂分。渊源所自,实始东莞。闻已遣长老赴粤调抄族谱,以明宗系之所由来云云。”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袁世凯是袁崇焕后裔,袁崇焕的弟弟袁崇煜是其七世祖,袁崇焕遇害后迁至河南,几百年后河南项城出了个袁世凯。张伯桢又用“左安法隐”的笔名,发表了《袁崇焕轶闻记》,说袁崇焕死后,有一方外人过其乡说:“今日杀袁者清,他日亡清者必袁。”意思是现在用反间计杀害袁崇焕的是清朝,他日灭亡清朝的人一定姓袁,果不其然,袁世凯灭亡清朝。其实这种说法完全是胡说,袁崇焕死时清朝还叫后金,袁崇焕死了六年后才改名叫清朝。袁世凯洪宪帝制时,袁崇焕作为袁世凯祖上的名人,自然也要追封皇帝,张伯祯为袁崇焕想好了“肇祖原皇帝”的庙号。袁世凯还派专使赴东莞致祭督师,祭文落款署“十九世孙某”。等于说袁世凯自称袁崇焕的十九世孙,可见袁世凯自己也搞不清自己到底可能是袁崇焕的几代孙,前面《亚细亚日报》还说是七世孙呢,现在又十九世孙,袁崇焕1584年出生,袁世凯1859年出生,当中隔了二百七十五年,十九代意味着十四年一代,虽说古人结婚早,可连续十九代每代都十四岁当父亲,的确有些早了。当然,这一切很快随着洪宪帝制的失败而化为泡影,袁崇焕的庙号也没用上。袁世凯洪宪帝制失败后,袁崇焕的名声并没因为袁世凯而遭殃,歌颂他的人依旧很多,直至今日。比如金庸《袁崇焕评传》中说:袁崇焕是真正的英雄,大才豪气,笼盖当世,即使是他的缺点,也是英雄式的惊世骇俗,他的性格好像一柄锋利绝伦、精利无俦的宝剑,只要出剑匣就会发出弯道光芒,屠龙杀虎,终于寸寸断折。袁崇焕不是高瞻百世的哲人,不是精明能干的政治家,甚至以严格的军事观点来看,他也不是韩信、岳飞、徐达那样善于用兵的大军事家。他行事操切,性格中有重大缺点,然而他凭着永不衰竭的热诚,一

                      欧美大屁股XXXXX级水利专家的工作同样至关重要,甚至可以说,没有他的劳动,白昂与刘大夏在黄河边做的贡献,相当多的都是无用功。第三个人:徐贯。开工地点:江南。斗争对象:苏松河。三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朱祐樘又惊闻晴天霹雳:江南苏松河河道淤塞,洪水泛滥,灾情波及松江、常州、苏州、镇江等重镇,这都是中国当时最重要的产粮区!这可是后院起火。明朝北方的粮食主要靠南方供应,南方的粮食和赋税主要靠江南,所以民间有谚语说“苏湖熟,天下足”。如果苏湖不熟呢……解决办法只能是治水了。白昂最合适,可朱祐樘选择了另一个人:工部侍郎徐贯。白昂是户部侍郎,刘大夏是地方领导,只有徐贯是建设部副部长(工部侍郎),正经八百的搞工程出身,貌似专业最对口,但事实上,他和水利工作是最八竿子打不着的。徐贯,字原一,浙江淳安人,天顺元年进士,历任兵部主事,福建右参议,辽东巡抚,主要工作成绩只有一个——打仗,至于治水么,可以说是既没吃过猪肉,也没见过猪跑。但这不是乱点鸳鸯谱。首先,徐贯只做狠事,在福建的时候不经领导批准把官仓的粮食分给灾民,还差点宰了管仓库的军官。后来到辽东做巡抚,严办不法军官,将罪大恶极者脱衣游街,给予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摧残。辽东地方志记载,一提这位大爷的名号,许多老兵油子竟吓得哆嗦。狠人徐贯还有一个特点:谨慎。他不打无把握之仗,还亲笔题写了一款墨宝“百闻不如一见”以自省。治水这种高技术含量工作,没有这种调查研究的精神是万万不能的。而最重要的一条是,朱祐樘深知:南方的水患和北方的水患不一样。徐贯风尘仆仆地来到了江南,在考察灾情后他明白:不一样,确实不一样。徐贯的任务只有一个——清理淤泥。工作看似简单,实则专业技能要求更高,难度更大。苏松河,就是今天的苏州河,是太湖流域的一条支流,它的沿岸,是由苏州至松江(上海)的中国当时最富庶的经济带。直到今天,太湖流域的清淤问题,依然是当地政府头疼的大事。为啥难,这是个科学问题。上游水流带来的淤泥,到了水势平缓的地方就会沉积,形成淤积,从而引发水灾。所以,清理淤泥就像在家清理鱼缸一样,是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做的必要工作。但为什么苏松河最严重?原因在于:苏松河淤积不止天灾,还有人祸。人祸,就是苏松河沿岸甚至河道上的庄田。淤泥土质肥沃,自然被很多人盯上,在河道上修坝建圩,开垦良田。这样一来,水道的行洪泄洪能力大大下降,造成严重的洪涝灾害。这些庄田因为建在坝上所以平安无事,总之,横竖全便宜这群混球了。于是,波涛汹涌的苏松河,上游被人占坝建地,下游也被人占坝建地,用赵本山的话说,“终于从一根筋变成两头堵”。长此以往,任你怎么累死累活地挖淤清淤,也解决不了问题。但这群混球都是当地豪门,地方官知道此举的危害,可谁也管不了。别人管不了,徐贯管。到达灾区后经过考察,徐贯下令:凡是建在河道上的违章建筑,限期内必须全部拆除。消息传来,中小地主们人心惶惶,豪强大族们只是冷笑:你算什么东西,管到我们头上来了。很快他们不笑了,徐贯不仅管到他们头上,还要骑在他们头上。眼见命令石沉大海,徐贯调动兵马,对各类违章建筑进行强拆,先拿苏州的几家皇亲国戚开刀。这可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有拦的,有骂的,京城这边也不消停,官员天天上书骂徐贯,连后宫皇亲们也轮番喊冤。一开始朱祐樘只装听不见,实在受不了了,干脆下了一道诏书:谁敢再妄议徐贯,一律法办。领导撑腰,徐贯干得更欢了。所谓地主恶霸还是软骨头多,立刻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家家争着拆违章建筑。徐贯再接再厉,他选拔了一批具有专业技能的中层干部,开始了大规模的苏松河清淤工程。不到一年的时间,苏松河流域的清淤工作全面完成,生产全线恢复。事办完了,可徐贯不走,他接连给朱祐樘上书,力主对苏松河流域进行进一步整治。因为徐贯知道,清淤是一个长期工作,今天挖完了用不了多久又会堵,折腾下来又耗时又耗力,想长期解决问题,还得依照科学办事。单纯的挖掘淤泥只是笨办法。淤泥是水流冲击形成的,如果水道流量加大,流速加快,那么淤泥沉积的数量就会少很多,日常的清理维护也会省事。为了彻底解决问题,徐贯奏请朱祐樘批准,做了另一个件事:挖河。这是江南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河道整治工作,徐贯开挖了数条运河,将苏松江与附近的几条水域连接起来。为了控制水的流速和流量,他特意设计了拦水闸与蓄洪水库。如此,苏松河不仅水患解除,更为太湖几条河流的分流泄洪起到作用。今天我们去江南,依然可以找到当年建设的水利工程遗址,看到这些的时候,你一定会由衷地感叹:中国人的智慧是无穷的。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徐贯主持的江南地区水利整治工程全线完工。这是一项对大明王朝有着生命线意义的工程。占明朝财政收入大半的江南地区重现繁荣,水灾肆虐的太湖流域重如鱼米之乡的盛景。若无此举,弘治朝的盛世大局,只能是镜花水月一般的泡影。功成归京的徐贯升为工部尚书,不久退休,去世后赐谥号为康懿。这位奠定江南百年繁华的人,竟然同样在清朝人官修的《明史》中无传。关于他的记录,都是从福建、江苏、辽宁等零碎的地方志中整理得来。但我相信,他不会因为史官的偏见而被岁月遗忘,因为他倾注了无数心血的苏松河依旧奔腾不息,欣欣向荣的江南,是那段燃烧着热血的岁月的见证。徐贯是一个心系百姓的人,一个勇敢无畏的人,与弘治盛世的许多名人比,也许他从来不是一颗明星,却是一块厚重的基石,沉默地托起无数幸福的诞生。3个重灾区的改造完成,标志着弘治朝抗灾工作的全面胜利。以后的数十年,自然灾害依然时有发生,但大规模自然灾害基本绝迹了,重新爬坡的大明王朝,可以全面开始生产建设了。朱祐樘在位的时期,之所以被称为“中兴”,不仅仅因为抗灾救灾的胜利,更因为他进行的一系列大刀阔斧,几乎改变明王朝命运的经济改革。这些改革,离不开一个人——邱浚。第十五章明朝最牛经济学家邱浚一公元1487年至1505年的18年,是明孝宗朱祐樘在位的“弘治朝”,也是明王朝近3个世纪历史上又一段“黄金时代”,对内罢黜奸佞小人,整理内政,修治黄河,改革税制盐政,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修正司法条例,废除苛刑严政,整理天下典籍,减轻百姓负担,清丈土地,遏制兼并;对外整顿防线,收复哈密,阻遏鞑靼进攻。18年间文治武功良可称道,史称“弘治中兴”。这段“中兴”岁月,同样是杰出人物风云际会的时代,文臣有“两京十二部,唯有一王恕”的吏部尚书王恕,两任同样拥有卓越眼光的兵部尚书马文升、刘大夏;号称“大明最强内阁”的刘健、谢迁、李东阳三位阁老,史称“大明理财能臣”的李敏、叶淇两位户部尚书;中国杰出水利专家白昂、徐贯;边将里也有镇守边关,数次击败蒙古人入侵的王越、秦紘、陈寿、王轼等能将。文化人物同样英杰荟萃,开明王朝“前七子”诗文先河的李梦阳,中国美术史不世出的天才画家唐伯虎,王恕为代表的儒家理学“三原学派”,中国儒家杰出思想家陈白沙,均在这一时期大放异彩。诸多英杰里,后来苏联革命导师列宁只给予一个人最崇高评价——“中国十五世纪最杰出人物”及“人类中世纪最伟大经济思想家”。近现代国学大师钱穆也赞叹他“乃中国第一流人物”。这个人,就是在弘治朝早期以礼部尚书身份入阁的内阁大学士——邱浚。丘浚,字仲深,号玉峰,琼山,别号海山先生,今海南省琼山县下田村人,明朝中期著名经济思想家。在今天的海南省,他被尊称为“海南双壁”。与他并称为“双壁”的,是后来世人皆知的明朝第一清官海瑞。在朱祐樘即位的弘治朝早期,面对国库储备空虚殆尽,财政收入锐减,大江南北自然灾害四起,北部边关战火连连,大明王朝内外交困举步维艰的局面,身为重臣的丘浚以卓越的眼光,把握住治世的两个关键点——效率、税收。经呕心沥血苦心谋划,终帮助明王朝摆脱困境,重新迎来复兴的局面。其卓越贡献,不但匹配得“双壁”的名号,更堪称弘治中兴的“总设计师”。为何有此评价,还是让我们从丘浚的人生谈起。二丘浚出生于明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其命运非常坎坷,生下没多久父亲即病死,与母亲相依为命。虽家境贫寒,但丘母粗通文墨,很早便督导丘浚学业,丘浚也从小就体现出无与伦比的天赋,3岁即能识千字,更“过目成诵,出口成章”。不仅天赋惊人,治学也同样刻苦,自小就酷爱读书,家里没钱,就想尽办法借别人家书读,史载“家贫无书,尝走数百里借书,必得乃已”。有次丘浚向县里一家老学究借书,老学究不借,丘浚在老学究家“软磨硬破”半个月,吓得老学究竟然跑到县衙报官,当地县令知道后劝解道:“既有好学之心,何不成其大志?”允许丘浚借住在老学究家中翻阅。少年丘浚博览群书,不仅经史子集烂熟于心,天文地理,释道农桑,算学医学,皆有所涉猎,明史上说他“以博综闻”,恰是这段时间打的底子。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带着“以济天下”的梦想,丘浚参加广东乡试,一举拔得头筹。3年后丘浚拜别母亲,赴北京参加会试,这次却“摔了跟斗”,不但没考中,甚至连归家的路费都没有。幸好国子监祭酒萧滋赏识丘浚才华,举荐他入国子监继续学习,之后不但悉心辅导丘浚学业,更在生活上时常接济。7年之后,丘浚终于金榜题名,以一甲身份被选为“庶吉士”,入翰林院做侍讲。翰林院被后世戏称为“宰相培训班”,可谓前途大好。3年之后,丘浚的“恩人”萧兹横遭劫难,此时朱祁镇发动“夺门之变”,复辟后,本属景泰帝一派的萧兹被清算,免去内阁大学士之职,罢官回乡“永不叙用”。众人唯恐避之不及,唯独丘浚“仗义”,竟亲自在郊外相送。接着有人给朱祁镇打了“小报告”,朱祁镇闻听后却赞叹说“于己有恩尚不忘,此乃忠臣也”。非但没有难为丘浚,反而将丘浚提拔为“翰林院侍读”。天顺朝的八年间,丘浚的主要工作是为朱祁镇讲学,每次“侍讲”时,丘浚“洪亮流利,旁征博引,滔滔不绝,切中要务”,朱祁镇“大喜之”。天顺七年(公元1463年)冬天开始,朱祁镇身体每况愈下,诸多政务皆交给时任太子的朱见深处理,朱祁镇对朱见深谈起丘浚时说,丘浚“博通古今典章,虽善雄辩然治世之才稍逊,却可多听之”。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的大藤峡之乱,在震撼了明王朝的同时,也让丘浚的“治世之才”崭露头角。叛乱伊始,诸内阁大臣皆反对朝廷派兵,建议由两广地方政府“自行征剿”,唯独丘浚上书反对,言侯大苟不可轻视。之后叛乱果然越演越烈,明王朝不得已委派韩雍为将,调重兵镇压。此时的兵部尚书王复定下了“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丘浚上书反对,提出“直捣大藤峡”的建议,并详细分述步骤,第一步先占领广西荔浦,切断叛军退路,继而16万大军分三路,一路主攻,两路佯动牵制叛军,最终三路会攻大藤峡,彻底剿灭叛军。奏报送上后,兵部官员皆以为荒唐,兵部侍郎王紘(即土木之变后带头殴死马顺的那位)嘲笑说“竖子不知兵,实乃胡言”。但内阁首辅李贤和前线“总指挥”韩雍却大为赞赏,最终依计行事,一举剿灭大藤峡叛军。韩雍“直捣黄龙”的妙手,实为丘浚“运筹帷幄”。此次大捷也令丘浚声名鹊起,原本以为丘浚“治世之才稍逊”的朱见深也对他刮目相看,之后节节高升,先提升为“翰林院侍讲学士”,又以礼部侍郎身份兼任“国子监祭酒”,坐上了当年“恩人”萧滋的职务。其间丘浚还受命编纂《英宗实录》,为掩盖明英宗朱祁镇的过失,曾有同僚欲在编纂实录时给于谦妄加罪名,丘浚却坚决反对,坚持秉笔直书。因他的刚直,我们今日才看到“夺门之变”的真相。虽声名鹊起,但在明英宗、明宪宗两朝的30多年里,颇具“治世之才”的丘浚,做的多是“文化工作”。他也曾多次上奏纵论时事,比如朱见深发动的数次“搜套”战争,丘浚与兵部官员看法一样,反对草率动兵,他一句“难事不在战与否,却在战而胜之”,可谓切中要害。在用兵河套的问题上,丘浚修正了兵部尚书白昂的“赔钱论”,认为开发河套固然费钱,但“河套农桑之利,足输九边之用”,必能“解朝廷兵费之忧,熄中原流民之患”。王越在成化八年,十六年两次大破蒙古可汗,迫使鞑靼部退出河套草原,丘浚皆在“第一时间”上书,建议朝廷“速屯边兵,迁移流民,充实河套边防”。对于众多朝臣一筹莫展的“经费问题”,丘浚创造性建议出台“优惠政策”,鼓励北方商人特别是山西盐商在河套兴置产业,开垦农田。此项奏议引起骂声一片,户部尚书殷谦指责丘浚“身担礼部要职,不思本务,却妄议户部事,此渎职之行也”。刑科给事中毛弘更给丘浚扣了个“擅变成法,妄论祖制”的帽子,户科给事中丘弘更过分,甚至怀疑丘浚“私通商贾,暗收贿赂,不可不查也”。对这一切,朱见深倒是“不查”,却也“不纳”,反多次劝丘浚“汝忧心国事虽可嘉,然理财用兵皆非汝之责,朕用汝,乃用汝之长野”,还是希望丘浚做好“文化工作”。当然这期间丘浚的“文化工作”也不差,一是颁布了“擢拔之制”,即全国各县县令,每年需选拔3名本地家境困难却好学上进的14岁以下少年才俊,上报中央由国家资助完成学业。这可称是世界上最早的“义务教育法”。此外他身兼国子监祭酒(中央大学校长),多年来悉心教育,为国家培养诸多人才,弘治、正德两朝诸多英杰皆出自他门下。在编修《英宗实录》的同时,他也编写了另一部史料经典——《宋元纲目》,这部详细记录宋元时代蒙古人历史的著作,不但成为之后明王朝制定对蒙古政策的重要参考,直到今天依然是世界各国蒙古史学者的重点研究对象。虽在朱见深时代被认定“治世之才稍逊”,丘浚礼部侍郎的位置却稳如泰山,在错综复杂的官场争斗里“置身事外”,算是因祸得福。但“坐山观虎斗”的丘浚也不闲着,兵部尚书项忠骂过丘浚“纸上谈兵,神似赵括”。后来汪直陷害项忠,丘浚也让自己的门生御史杨礼“跟风”弹劾,落井下石一把。户部尚书杨鼎因河套一事同丘浚结下梁子,后也被丘浚整出了“擅用公费”的黑材料,黯然罢官回乡,至于两位曾给丘浚“扣帽子”的言官毛弘、邱弘,丘浚也一直“惦念着”,时常趁给朱见深讲课的机会“说坏话”,终令二人先后被撤职丢官。其睚眦必报的行为,也为他最后的悲剧埋下伏笔。除此以外,丘浚在成化朝的23年中,忙里偷闲,默默地做着一件事,正是这件事,不但造就了他在弘治朝初期的一鸣惊人,更奠定了他在中国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崇高地位。三明成化二十三年(公元1487年)十二月,即位仅数月的明孝宗朱祐樘,收到了丘浚送来的一份石破天惊的礼物——丘浚呕心沥血20年完成的皇皇巨著《大学衍义补》。《大学衍义》是南宋理学名家真德秀的名作,是全面继承发展朱熹理学思想的儒家经典,其内容包括儒家理学“修身”“齐家”两大内容,被此后历代学者奉为经典。身为后人的丘浚,仿照此书的体式,完成了独创性的著作——《大学衍义补》,中心思想只有一个:治天下。这部30万字的著作,全面论述了此时明王朝面临的种种问题——官风糜烂,财用枯竭,垦田锐减,天灾横行,并一针见血指出了解决问题的两大关键——效率、税制。而其中具有颠覆性思想的是一句话:食货者,生民之根本也。在重农抑商政策实行上千年的中国,第一次鲜明提出了商品经济是

                      妃。懿贵妃与八大臣特别是肃顺之间,已经是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态势,势不两立,必有一死。按理说,肃顺可以轻而易举制服懿贵妃,但他可能太轻敌了,太不把这个年轻寡妇当回事了。他根本想不到,这个年轻寡妇联络上不被咸丰帝信任的六皇叔恭亲王,他们联手之后几乎没有怎样费劲就将八大臣一网打尽,将肃顺处死。从此,大清国的政治权力就落入这对叔嫂手中。懿贵妃——此时已被尊称为皇太后拥有最终权力,六皇叔以议政王身份兼管军机处,掌握着大清国日常事务的实际权力。六皇叔恭亲王确实是一个能干的人,他在与洋人打交道的时候改变了对西方的看法,相信中国如果要改变先前的被动局面,一定要走向世界,要改革,要学习西方。从此开始,朝廷在恭亲王的建议下,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开始了洋务新政,大清国的面貌很快焕然一新,一片生机。大清国的新气象是恭亲王主持的结果。不过如是说来,重用恭亲王,那可是慈禧太后的眼力和大度。慈禧太后不仅重用恭亲王,而且大胆起用汉大臣,使大清政治气象为之一新。从1860年开始,中国确实步入一个恢复重振的轨道,正史中的所谓“同光中兴”固然有御用史学的夸张和修饰,但实事求是地说,中国经过三十年和平发展,确实使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军事力量特别是北洋海军组建成军,意味着一个比较强大的中国似乎又要在东方崛起了。中国的恢复当然不能说都是慈禧太后的功劳,但从历史主义的观点看,那三十多年毕竟只有她是始终如一的最高领导者,她可能没有主动提出过什么变革方案,但她调动起来了内外臣工的积极性,而且她能有效把握住中国这艘巨轮应该走的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慈禧太后既是一个成功女人,又确实是一个非凡女人,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明智女主。生命中的缺憾慈禧太后政治上的成功是巨大的,只是对于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女子来说,寡居的生活确实令人窒息。好在年轻的慈禧太后有自己的儿子,她看着同治帝渐渐长大,心中的寂寞、孤独也就不那么严重,何况政治本身又有那样的诱惑力。十多年的时间一晃而过。1872年,同治帝十七岁了,长大成人了,也应该亲政了。慈禧太后在经过这些年的辛劳,也准备撤帘归政,颐养天年,歇歇肩了。然而遗憾的是,仅仅三年时间,慈禧太后的这个独生子,咸丰帝的唯一龙种同治帝竟然于1875年一命呜呼,英年早逝,满打满算还不到二十周岁。这一年,慈禧太后年四十,正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女人的最大不幸是青年丧夫,中年丧子。这两件不幸都被慈禧太后遇到了。这真是慈禧太后生命中最大的缺憾,是无论多少荣华富贵也无法抵偿的。慈禧太后是个不幸的女人,也是个不幸的母亲,而且如果往更深层说,她还是一个不合格的母亲。大约是因为咸丰帝死得太早,年幼的皇子失去了父爱,显得可怜,这都是慈禧皇太后纵容娇惯同治帝的理由。在同治帝从幼年到青年的全部历史中,慈禧太后更多时候采用的是一个年轻寡妇对独子的溺爱、纵容和听之任之,使小皇帝在很小年龄就结识了许多不三不四的坏孩子比如宫中的太监,小皇帝在这些佞臣宵小诱惑下不走正道,整日里嬉戏游宴,耽溺男宠,甚至常常在几个小太监悄悄陪伴下溜出皇宫,微服冶游,整夜整夜在南城琉璃厂、八大胡同等一些茶园酒肆、青楼妓院、花街柳巷盘桓,狎邪淫乐,流连忘返,渐渐走上堕落之路,往往直至第二天早朝时方才鬼不知神不觉潜回宫中,以致有时召见军机大臣时还处在醉酒状态,言语失次,且偶尔不知不觉杂以南城猥贱之事,不堪入耳。小皇帝微服冶游是个人爱好,不过他似乎也清楚贵为皇上这样做并不好,所以他在南城狎邪淫乐时总是担心遇到熟人,尤其是担心遇到他的那些“众爱卿”。作为皇上当然有权冶游有权私访,但毕竟同治帝年龄太小,太不适当。同治帝知道这一点,所以他刻意回避那些具有同好的大臣,因为那样不是一般的丢失体面而是太过难堪,或者他也担心这些“众爱卿”中的哪个强臣一高兴到皇太后那里告他一状。同治帝这些担心从日常情理层面都容易理解,因此他冶游时为了避开众爱卿,总是在那些佞臣宵小带领下,尽量躲开那些比较高级比较讲究的著名妓院,而是尽量去那些“路边小店”或者那些躲在胡同深处的下等私娼妓馆。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天长日久,也不知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同治帝终于感染上那种不洁之病。死前数日,下部溃烂,臭不可闻,洞见腰肾而死。或曰梅毒,或曰疥疮,当然官方文书说是天花。天花,是清代皇帝多次遇到过的事情,比较好听。同治帝之死当然是慈禧太后溺爱的后果,由此可以证明慈禧太后不是一个合格的母亲。这样不合格的母亲在中国传统社会屡见不鲜。年轻寡妇总是担心自己的孩子特别是这样的独苗被人欺负被人轻视,总是尽最大限度给这样的独苗以自由,不愿用严格的常人规矩去约束,这样的母亲内心深处总觉得没有父亲的孩子已经够可怜了,为什么还要过分约束他呢?如果我们将慈禧太后放在一个常人立场去理解,就应该明白她的这一系列遭遇、选择和普通人其实并没有什么两样,只是不幸成为妃子又成为皇后,她的儿子不幸成为皇位继承人而已。另一种爱法慈禧太后的独子同治帝就这样死了,没有留下龙种,无人继承香火,而且同治帝本人又是独根独苗,无兄无弟,因此皇位继承既不能按照父死子继的原则自动继承,也无法采纳兄终弟及的特例由亲兄弟中推出一个继承人。大清国突然面对一个权力继承的难题。面对这样的难题,各种各样的方案提出来了,但在权衡利弊后,清廷还是下决心从与皇室血缘最近的血亲中选择皇位继承人,于是找到了醇亲王奕不到五岁的儿子载湉。找到载湉继承皇位当然与慈禧太后有关,是皇太后意志的体现。只是过去很长时间过于从阴谋论立场看待慈禧太后对权力的贪婪,可能并不合乎历史真相,并不合乎皇太后的想法。载湉生于1871年,他的父亲醇亲王是道光帝第七子,是咸丰帝的亲弟弟,也就是慈禧太后婆家弟弟;载湉就是皇太后的亲侄子。从与皇室血缘关系而论,已经没有自己孩子的慈禧太后只能找到这样的近亲了,不可能还有比这更亲近的人。而且,从慈禧太后娘家关系说,载湉的母亲为慈禧太后的亲妹妹,载湉也就是她的亲外甥。双层血缘近亲是载湉被慈禧太后看中的主要原因,不存在为了操纵便于控制等什么理由。1875年2月25日,年幼的载湉正式过继到宫中,接替刚刚过世的同治帝,年号光绪,是为清朝第十一位皇帝。青年丧夫、中年丧子的慈禧太后对于这个过继过来的小皇帝应该说是真情实意的,她们母子之间的感情绝非那些政治上的反对者,特别是戊戌后政治反对者所说的那样势不两立视若仇雠。果真如此,在任何一个时间段,凭借慈禧太后的权势和决断,她都可以坦然找到理由撤换这个小皇帝。当然,也正如许多领养孩子的中年妇女一样,慈禧太后和小皇帝在很多年的相处中不可能对所有问题都看法一致,正常的意见分歧即便是亲生母子也在所难免,这并不以亲生非亲生为依据。不过,如果从日常情理层面去理解他们的母子关系,由于皇上清楚知道自己是领养的,也知道自己的家、国两个方面将要担负的责任,更知道他的这一切都是皇太后给的,因而他对皇太后尊敬、敬畏、敬仰、佩服乃至感恩戴德,都是可以理解的,对于皇太后的交代乃至每一句话,皇上都会照单全收,认真执行,因而其性格或者说其生活习惯中慢慢养成了对皇太后的高度依赖,凡事总会以皇太后的意志为意志,并没有养成怎样的反叛精神。在这一点上,领养的光绪帝和亲生子同治帝,对于慈禧太后来说并没有本质差别,所谓视同己出,不过如此。作为一国最尊贵的皇太后,慈禧太后即便没有任何人提醒,她也知道在同治帝教育问题上的教训,所以当她领养了这个小皇帝之后,皇太后不可能在同一个问题上犯两次错误。为了培养这个孩子,慈禧太后请了全国最好的老师,对这个小皇帝进行最严格的道德品质教育、文化熏陶,慈禧太后内心深处绝对不能容忍小皇帝成为同治帝那样的纨绔,立志要将这个小皇帝培养成一代明君,守住大清万年基业。光绪帝是慈禧太后的养子,是大清的未来主子,也是老太太下半生的全部希望和寄托,慈禧太后不愿继续娇惯这个孩子,从人之常情很容易理解,这是任何母亲的一种本能。而且,慈禧太后也没有非常自私地处理与这位未来国家主子的关系,她在小皇帝进宫不久,就开始刻意提拔这个小皇帝的亲生父亲醇亲王,到了1884年,因中法战争等一系列问题,用醇亲王取代恭亲王,成为军机处首席军机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领班大臣,全权掌控大清国日常政务。直至1891年去世,醇亲王一直位于权力中枢,而此时光绪帝已亲政,权力过渡也没有什么波折,所以我们不必听信康有为等人在1898年后传播的故事,不要相信两宫之间不共戴天视若仇雠。再度训政光绪帝的童年教育应该说是清朝历代皇帝中最好的,他的知识素养也是这些皇帝中最棒的。到了1886年,十年苦读使小皇帝有了很大提升,一个优秀君主已经露出了迹象。这一年,五十一岁的慈禧太后找到光绪帝生身父亲醇亲王及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商量,争取让光绪帝早点亲政,当家做主。皇太后理由很简单,一是皇儿长大了,二是自己也想歇歇了,不想为大清王朝继续操劳了。五十一岁,在那个人过七十古来稀的年代确实不算小了,过了权力瘾的人,且又有把握在未来掌控权力的人,不会对权力格外眷恋。皇太后的心情应该是真诚的。慈禧太后的建议起初并没有获得相关各方认同,然而各种各样的劝说并没有改变皇太后的想法。几经周折,年轻的光绪帝终于在1887年开始亲政,慈禧太后在各方殷切要求下答应以后继续为小皇帝拿拿主意,不过帝国的日常事务处置权还是逐步向小皇帝转移。慈禧太后在这个事情上做得光明磊落,清廷的各种官方文件对此有着详尽记载,然而到了1898年秋天,或许因为六君子喋血菜市口,慈禧太后再度出院训政,各种传言开始出现,甚至怀疑皇太后先前撤帘归政并不真诚。这显然是不对的,因为假如皇太后不想让出权力,她可以有无数理由。执掌大清国朝政已经三十年之久,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青年丧夫的寡妇,慈禧太后先是辅助亲生儿子同治帝治理这个庞大帝国。亲生儿子不在了,又抱养了这个小皇帝,现在小皇帝终于可以亲政了,可以自己当家做主治理国家了,作为母亲,有什么可以去怀疑的呢?无论怎样眷恋权力的人都无法抵制岁月流逝,无法抵御生活诱惑。慈禧太后确实准备结束一个时代,确实准备颐养天年,过上几年轻松日子。这是人之常情。然而,大清国的政治现实并没有满足慈禧太后的期待。光绪帝亲政不几年,甲午战争爆发了,维新运动开始了,为了大清整体利益,慈禧太后不得不再次出山,帮助儿皇帝料理国家大事。如果仅仅从权力构成说,中国传统社会一直强调皇权至上、不可分割,皇权中心的一元化几乎是历代王朝不得不遵守的原则。晚清政局之所以出现帝后两宫共同专制的局面,完全是特殊条件所致。不过,如果我们以客观立场去观察慈禧太后在1894年后的作为,也应该承认,她对权力的使用相当克制,她并没有滥用自己的权力干预朝政,并没有越过皇上处理国家大事,她只是对皇上的决策保持最后否决权。这只是在替年轻皇帝把把关。所以,尽管经历了那么多的政治波折,大风大浪,我们从清代正史中从来没有读到皇上对皇太后的抱怨,皇上至死都是感激皇太后养育之恩和多年来的精心照料、耐心辅助。一个原本温馨的感人故事光绪帝身体不好是一个谁都知道的事实,他不仅自幼体弱多病,更重要的是作为皇上他没有完成而且永远无法完成大位传承,甚至无法对皇后对嫔妃履行一个丈夫应尽的义务。这是男人无法说出口的尴尬,也是光绪帝后来性格稍有扭曲的一个重要原因。他的肾病由来已久,奇怪的是,他不仅肾功能有问题,而且在大婚前后开始长时期遗精,据他自己说到了1907年就有二十年历史。一个长期遗精的人当然不利于夫妇生活;一个没有夫妇生活的人,当然会对性格形成某种程度的扭曲。这是现代心理学所证明的。长时期遗精和长时期肾病对皇上确实构成一个很大困扰,是他后来稍微有点抬不起头的重要原因。对于这样一个后辈,慈禧太后能够做的事情,除了安慰,除了劝勉,还能做什么呢?我们完全可以想象,慈禧太后只能从内心深处哀叹自己命太苦,为什么上帝或者说老天爷要把一切危难一切坏事都留给她呢?青年丧夫、中年丧子,也就罢了。为什么用几十年辛辛苦苦领养的这个儿子,这么听话,这么有出息,却又这样让他身体不好,让他无后,让他英年早逝呢?光绪帝的病情大约从1898年秋天逐步恶化,好在他贵为天子,享受着帝国最好的医疗条件,经过宫廷御医、天下名医精心呵护治疗,光绪帝的肾病竟然在那个没有血液透析医疗条件下存活了十年之久。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谁也没有想到1908年秋,当政治改革到了最吃紧的关头,年仅三十八岁的光绪帝病倒了,而且一病不起一命呜呼。关于光绪帝的死因,清代正史和医学专家的意见大体都是正常死亡,是长期受到肺结核、肝脏、心脏、风湿等慢性疾病的侵扰,致使免疫力严重下降严重缺失,最终造成心肺功能衰竭,合并急性感染而死亡。历史巧合之处在于,当光绪帝发病之前一段时间,七十三岁老太太慈禧皇太后也在生日庆典时因吃了一点不合适的东西拉肚子,闹了好长一段时间。拉肚子在很多时候不会置人于死地,这是对的。但拉肚子严重情况下也可以置人以死地,这也是医学常识。特别是对体弱的老人而言,更是如此。问题的蹊跷之处还在于,皇太后的痢疾既然已经好长时间了,如果不发生光绪帝死亡事件,相信皇太后大概也不至于突然不治。光绪帝的死亡对七十三岁的皇太后打击太大了,生命垂危中的老太太越想越伤心,越想越觉得自己一生太命苦,所有希望均成泡影,所以她在这个养子英年早逝不到一天时间,也就一命呜呼。这个解释来自清代官方正式文件和清宫档案,大意是说皇太后得知儿皇帝“大行”后,不禁悲从中来,不能自克,以致病势增剧,遂致死亡。这个解释合乎人道合乎人情合乎常理合乎历史合乎逻辑,唯一不合乎的是中国人最习惯最愿意接受的阴谋:一个并非亲生的儿子,怎么可能呢?清廷的官方解释见诸《清实录》及一切官方文书,然而奇怪的是,这个解释不被大清王朝政治上的反对者所认同,流亡美国的康有为在光绪帝逝世第二天就致电美国总统,要求美国政府带头不要承认大清新皇帝,理由就是慈禧太后谋杀了他们那个英明的光绪帝。康有为的说法当然没有根据,不要说当年没有互联网,即便是今天如此紧密的联系方式,谁有把握在事件发生第二天得出这样斩钉截铁的结论?康有为的说法并不被西方世界所相信,美国政府更不会根据这样的传言去抗议中国。然而奇怪的是,时间过了一百年,康有为终于在现代中国找到了知音。那么多严肃的历史学家不去相信清宫档案,反而依据康有为以及当年那些笔记小说作者的指点,论证出光绪帝死于谋杀,死于剧毒。更荒诞的情节还在于,研究者进而推论:这个谋杀光绪帝的人不是别人,就是其养母慈禧太后。阴谋论至此终于坐实,慈禧太后好像被定在了历史耻辱柱上。其实,这本身就是一个笑话,并非历史。恭亲王奕的政治遗言1898年5月29日,清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日,夜幕降临时分,位于内城什刹海西北角的恭王府内哭声一片。恭王府的主人,

                      顺治这样精明的君主去表彰殉难的明臣,而不必冒什么风险,因为这样的表彰会使那些归降者更感羞愧,但皇帝接着决定表彰1644年部分死节之士的公开理由并不在此。当时,表彰起义军占领北京期间死去的官吏、孝子、节士、贞妇的活动形成一种日趋强烈的风气,已有一段时间了。热心于此的人们中最突出的官员要数浙江的藏书家曹溶了,他曾任顺天学政。曹溶也曾拥护过多尔衮摄政前期的许多改革。自1644年以来,他成了明朝历史学家的某种保护人。他的一个幕僚是嘉兴名儒朱彝尊,此人后来作为历史学家和金石学家而驰名天下。1653—1656年间谈迁在撰写他的明史名著《国榷》时,经曹溶同意得以读到他丰富的私人藏书。1646年,曹溶在主持顺天府乡试时,因上疏荐举了几名明朝进士而受到黜责,因此在这之前的任何时候提议表彰殉节明臣,对他来说大概都是不合适的。1652年,曹溶复职,除户部侍郎。也许是觉察到皇帝也有相应的想法,他便与王崇简和另外三位官员联名上表,乞请表彰在大顺政权的动乱期间殉难的范景文、倪元璐和另外50人。8月9日,皇帝命礼部集议“褒录幽忠旷典”,这样就给其他前明官员提供了一个机会来陈述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然而,从这次集议中所产生的最深刻、最有影响的奏章并非出自在明朝赢得功名的那些人,倒是出自清朝杰出的士大夫魏裔介之手。他是1646年科举及第的。魏裔介的奏疏对顺治皇帝诏令褒录明末殉难之臣,大加称颂,认为这一诏令极合时宜。因为经过长时间的混乱之后,天下复归升平,而除不法、克弊政的最好方法之一,莫过于褒录“报国”的“烈士”以励臣节了。魏裔介从实际政治环境出发,来概括他们的气节。他首先以无比夸饰的语言,将他们的自我牺牲描绘成一种至高的义务,这使他们得以与日月争光。褒录这样的报国之士,必然会使人回想起中国历史上的其他忠臣,以及同样是在大乱之后一统天下的其他圣主。魏裔介大胆地接下去说,明太祖(1368—1398年在位)就是这样一位皇帝,他甚至对尽忠的敌臣余阙(1302—1357)尽节而死表示赞赏。余阙守卫被围困的安庆城达四年之久后被杀,但明太祖仍为他建祠赐谥。因而明太祖得以用余阙的尽节之举来维持风化,振励纲常,“俾一代之臣子知所轨范也”。国朝既已“奄有方夏”,魏裔介就强调明代开国皇帝与顺治皇帝之间的相似之处,大胆地提倡学习明制。除此之外,他还提到了古代的圣贤。明太祖谥封余阙难道不正是类似于周武王褒嘉比干之举吗?比干是被残忍的末代商王纣杀死的。当周灭商、一统天下之后,新天子周武王封比干墓。所以,要是清朝现在也这样褒录那些在明朝灭亡、李自成义军占领北京期间的殉难之臣,那么,他们所遗留的一切都应予以适当的追述,并在精神上予以嘉褒,永荐于俎豆。顺治皇帝接到魏裔介的奏章后,便下旨褒录北京的殉难者。共列举了20个人的名字,为首的是范景文、倪元璐和李邦华。皇帝后来又下旨为他们修建祠庙,赐地70亩以供祭扫。顺治对死节之士的褒彰,不啻为一些士大夫确定了新的行为标准,虽然这显然使像陈名夏一类曾事明、顺二主的归降者感到狼狈。皇帝的这一姿态与将谭泰罪状诏布天下、替张煊昭雪之举相结合,自然鼓励了像魏裔介这样的御史继续论奏吏治腐败的现象,即使事涉那些最有势力的满洲官员,也毫不畏惧。皇帝对这些论奏的反应,是在1652年12月27日召集六部诸臣到五凤楼,对他们说:有人说六部咸通贿赂,他知道诸大臣未必至此,但部属的贪污却是由于他们姑息所致。无论是“旧臣”还是“新拔”,都应“体国厚恩”而竭尽忠心。所以,他们有责任务必使这些腐败行为杜绝于后。顺便提一下,这些腐败行径并非明朝旧臣所为,相反却与满洲贵族密切相关。

                      索贿者与吏治腐败

                      此后不久,皇帝又召内三院官员集议。他告诉大学士们,他听到传闻说有个叫李三的人除了他自己居住的房子以外,还在京城附近修造或得到了许多房屋。“何也?”他问道。洪承畴回答说:“其房屋分照六部,或某人至某部有事,即入某部房内,毋敢搀越。”顺治为洪承畴这一直言不讳的揭露深感震惊。允许李三这样的“细民”对六部事务有这种影响,“是天使之败也!”皇帝立刻命济尔哈朗赶紧对李三作全面调查。李三的真名叫李应试,他的公开职业是马贩子。1653年1月23日,济尔哈朗调查结束,作了一份全面的报告,递交议政王大臣会议。根据济尔哈朗的调查,李三是北京的元凶巨盗,专一交结官府,役使衙蠹,北京南城铺行都向他交纳常例,各有定价。他又暗操生杀,死者之家不敢申诉。他所豢养的强盗都是亲信潘文学招徕的。潘文学也是个马贩,他一面以马匹接济远近盗贼,一面交通官吏,打点衙门,包揽不公不法之事。李三以其巨富大量行贿。作为北京的一个马贩大驵,他能向满洲贵族提供最好的牲畜。于是,那些感到远离权势“肺腑”的汉官认为,凭借李三这一途径,他们就能接近诸王贝勒。李三被捕时,捕快们搜到了很多缙绅名札,牵连到九位官员,除一人外,品位都不高。例外的那一位即兵科都给事中李运长。但李运长的地位,也远不如其他传闻中的常为李三宴席座上客的那些官员那么重要。例如,据说年迈的宁完我就是李三的座上客之一。这并不是十分难以置信的。宁完我嗜赌成癖,1635年,他在大凌河与一位被俘汉将赌博被人发现,被贬官10年。但自满清迁都北京后,宁完我就官复原职了。他在清朝是一名德高望重的汉人归降者(努尔哈赤时就已归降),以致两年前涉嫌刚林案时都得以释而不问。于是,当李三一案摆到议政王大臣会议上时,品位较高的旗人和满洲贵族们都未被公开列为李三的朋友和保护者。事实上提出处死李三的,就是那位据说同样受到牵连的陈之遴,这好像是为了杀人灭口,以免他说出更多人的名字。于是这位索贿者及其同党立刻被杀了。一起被杀的还有御史李运长,他由此成为其他许多未被列出姓名者的替罪羊。顺治皇帝对这一结果并不完全满意。他对自己的“耳目”没有单独向他报告有这种大规模的舞弊行为尤为恼火。在审判后的次日,他下谕所有言官,令他们解释为什么对这种“党恶”竟然默无一言,这难道不是为了有意掩饰吗?难道就没有其他大臣仍然未被举发吗?皇帝怀疑到了大学士陈之遴的头上。陈之遴提出立即处死李三,引起了人们对他本人所扮演的角色的猜疑。济尔哈朗也怀疑陈之遴,并开始对他做进一步调查。1653年3月14日,陈之遴终于供认自己与李三有一些牵连。济尔哈朗要严惩陈之遴,但皇帝对此交代表示满意,遂命令给陈之遴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于是,顺治免除了陈之遴的大学士之职,调任户部尚书。

                      考课与朋党

                      李三一案就这样导致了陈之遴从内三院被贬黜,而陈名夏则因此取代了他在内三院的位置,正如早先冯铨被罢免时陈之遴取代冯铨一样。不过,陈名夏本人也并不就与李三案毫无瓜葛。在鞫讯中,陈名夏力主赦宥李三,单是此举便使顺治觉得他有某种嫌疑。因而,皇帝在授陈名夏为大学士时,特别谕戒他必须抵制朝中非法的朋党之风:“满汉一体,毋互结党与!”这句话表明皇帝深信:不偏不倚地按正规行政程序来对待一切臣僚,而不管他们是满洲还是汉人,将使政府公正如一,从而消除产生朋党的根源。在李三案中,汉人臣僚寻求受宠的满洲贵族的支持,朋党的起因即在于此。所以,顺治一面谕诫陈名夏不要形成朋党,那会破坏臣僚的团结一致,不论满汉,他们在臣僚队伍中都应以单独的个体而非派系分子来行使职权;一面还进一步采取步骤,消除政府中的歧视现象。皇帝抱怨只准满洲尚书条奏政事的情况,要求从此以后汉人尚书也应条奏。此外,他还下令对汉官的处罚应与满人臣僚一视同仁——此前满洲臣僚受罚准与折赎,而不会被革职。不过,这又给皇帝造成了新的困难。随着顺治倾向于更为固定的、正规的官员人事管理制度,他的汉人臣僚感到这是恢复晚明官员考课制度的一个好机会。这一制度既取代了君主对臣僚的个人看法,也毋须议政王大臣会议对他们的认可。这是一种行政程序,每年由六科对各部曹臣僚进行磨勘考察。这反过来意味着以牺牲皇权为代价,加强了言官的势力,而他们大多是汉人。这一制度是由吏科都给事中魏象枢于1653年2月2日向顺治提出的。这位给事中曾在两年前建议改革财政制度。魏象枢是陈名夏的密友。陈名夏还记得,当年这种考课制度受到了控制吏科的东林党人和复社领袖们极大的关注。所以,魏象枢建议恢复明朝的“大计”之制以考察官员,并应当严格遵行下列分工:由抚按负责册报,部院负责考察,科道负责纠举。陈名夏当然是赞同的。顺治皇帝批准了这个要求,这主要是因为皇帝认为当时的问题是克服过去吏治的弊端。正如皇帝相信消除满汉之别会削弱产生朋党的一个重要根源那样,他也假定严格坚持“大计”制度会使人主更加周知下情,改善科道监督的质量。然而,由于批准了魏象枢关于实行完全明制意义上的官员考课制度的要求,皇帝就在无意之中促使一些汉官认为这个政权开始完全汉化了。1653年3月8日,皇帝收到了由詹事府少詹监事李呈祥所上的一份特别奏疏。李呈祥是山东人,明朝进士。他在给皇帝的奏疏中提议,今后在政府各部衙门中裁去满官,专用汉官。大学士洪承畴、范文程、额思黑、宁完我和陈名夏一听说这一令人惊骇的奏疏,便一起入朝去见皇帝。大学士们感到惊慌,坚决认为这份奏疏“大不合理”。皇帝龙颜大怒,说:“朕不分满汉,一体眷遇!”并气愤地补充道:“想尔等多系明季之臣,故有此妄言尔。”李呈祥立即被革职,送交刑部治罪,刑部议其死罪。皇帝有点怜悯他,改判李呈祥流放沈阳,但从此他将不会忘记在他的汉人臣僚中有那么一些人仍然认为满人没有能力统治一个文职政府。也许这就是为什么顺治此时转而求助于一名汉官的原因。这名汉官曾屡屡称颂满人的统治,虽然这是为了拍马谄媚。1653年4月25日,皇帝将冯铨召还,他说不能因过去的错误而把人看死,应该让冯铨有个机会来证明自己已经“自新”。冯铨立即介入了关于官员考评的讨论,顺治正在与他的两名最重要的汉族大学士洪承畴与陈名夏对它进行探讨。当时皇帝和他的大学士们正在检查殿试的结果。部分是出于想要赢得汉人更多的支持,皇帝为会试和殿试定的录取额很高,每次平均约为380人。他还在范文程的坚持下,于1651—1652年首次录取满洲官员的子弟们入国子监就学,他们当中在1652年和1655年进士及第的超过106人。额外赐予这些人进士及第的一个原因,是要抵销南人在殿试中日益增长的优势。1646年,在373名及第的人中,进士一甲中无南人,二甲只有5%、三甲只有1%的及第者为南人。相反,在1647年到1652年这段时间里,89%的一甲进士是南人,而平均65%的二甲进士和54%的三甲进士也均为南人。对许多观察家来说,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出生于长江下游地区的人支配一甲进士的情形。1647至1652年间,殿试中名列前三名者有2/3,不是来自江南,就是来自浙江。虽然大家都同意,一般说来南人比北人更擅长于八股文考试,但许多人还是认为在取士中有陈名夏势力的影响。据说陈名夏在评判时总有偏袒,明显地偏向他自己的门生和在政治上依附他的人,而压抑受其他大学士支持者,不过后者的文才也常常略逊一筹。当时正在京城生活的谈迁记下了陈名夏偏袒不公的故事,并尖锐地说到,大约就在这个时候,陈名夏花钱1500贯在北京造了一所房子,显然是暗示这笔钱可能来自某位词臣的应选人。顺治也许是因为听到了一些这类传闻,便在任命冯铨的那个傍晚召集了一个会议,以便他们两人与洪承畴和陈名夏一起检查翰林官之贤正与否。当顺治示意他打算亲试每位翰林官的文才时,冯铨突然插话,这段话后来很有名。他说:或有优于文而不能办事,行已弗臧者;或有短于文而优于办事,操守清廉者。南人优于文而行不符,北人短于文而行可嘉。他因此劝告皇帝不要仅仅以“文”择官,而且还要以“行”择官。同时,他提出对于南方臣僚将文才标准视为至要这一点不必过于敏感,因为他们毕竟是帝国最博学善辩的文士,唯文是取增加了他们的入仕机缘。所以,猜想顺治不顾冯铨声名狼藉让他官复原职,部分原因是由于众所周知的他接受了满人的统治,但另一部分原因还在于他体现了调整臣僚中南方集团与北方集团之间平衡的一种手段,是颇有根据的。就在那天傍晚,在冯铨讲了上面的那几句话之后,顺治果真任命他为弘文院大学士。顺治力图通过召回更多的公开倾向满人的归降者如冯铨之流,以抵消那些迫切要求全盘恢复明制的汉官的影响,因此也加深了汉族文人中地区间的矛盾。虽说并没有一个绝对标准来判断谁是南人,比如拥护明朝用人制度之类(魏象枢毕竟是山西人),但陈名夏荐引了诸多南人旧友之举,使得在选用和考察官吏的问题上,好像确乎存在着明显的南北分歧。制度化和坚持合理程序,包括日常司法程序,逐渐变成前明士大夫派系的标志,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自江南,被习惯地认为是陈名夏的同盟。这一事态发展在皇帝看来并不是过于令人心烦的,只要它不严重妨碍他与满洲贵族的关系就行。他继续致力于消除满汉之别,以避免形成派系,那会进一步分裂朝廷。但是,如果发生了这么一种情况,汉族文官立场一致,或多或少地拧成一股力量来捍卫某些规章制度,而这些规章制度又有损于满人和汉军旗人的利益,那该怎么办呢?在冯铨重新被任命为弘文院大学士后仅仅10天,就出现了这样一例司法案件。根据当时的标准看,就其罪行本身的性质而言不过是一般的事件而已。然而,此案对北京高级汉官的命运将产生前所未有的重大影响。

                      任珍案

                      1653年5月5日,顺治命九卿科道会议集议讨论一个法律案子,此案已由刑部准备好了满汉书面材料。此案涉及的是汉军旗人任珍,他曾在孟乔芳指挥下在平定陕西的军事行动中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最近,任珍与噶达浑一起出击蒙古鄂尔多斯部,在现在的宁夏与内蒙古交界处的贺兰山打了好几仗。就在这场战役后,任珍在西安擅杀“其家属淫乱”者多人。被杀的还有几个小孩。虽然任珍也许认为自己处死那几个人按边境地区的习惯说一点也没有越轨之处,但在汉族司法官看来他却是一个杀人犯。所以,为了保密,任珍向刑部和兵部的几位官员行贿,以求遮掩此案。但是,他行贿的消息泄漏了出去,任珍受到责罚,降世职为一等轻车都尉。对这个处罚谁都不满意。事后得知此案的汉人认为,这样等于对任珍完全不做追究。而对出于忠义杀了几百甚至也许是几千名朝廷的敌人的任珍说来,这则是不公正的羞辱。更糟糕的是,两个月后他家的一名婢女控告他对仆从还犯有罪行,使他愈加丢脸。任珍毫不掩饰自己的怨气,好几次被人偷听到有不轨之言。因此,顺治将此案交由刑部审讯。刑部审讯后,结论是任珍确有叛逆之辞,而因这一罪行——并非最初的杀人罪——他应被处死,他的家产则应被没收。皇帝对这一结论并不满意。显然,顺治认为处死像任珍这样的有军事才能的人很危险,会激起类似姜瓖起义那样的大规模兵变。于是他颁下两道上谕,要求九卿科道会议在实际上充当上诉的上级法院,重新审理此案。在仔细考虑了问题之后,满汉官员一致维持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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